吴某,女,1994年3月出生,重庆市荣昌区人,专科毕业后取得教师资格。2013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某幼儿园对外公开招聘教师,吴某持有效教师资格证应聘成为该园教师。2015年6月,吴某离职。2016年3月29日,吴某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重庆市荣昌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7年3月,刑满释放后的吴某发现曾经工作过的幼儿园在招聘教师,遂再次前往应聘。幼儿园进行资格审查时,吴某称教师资格证不慎遗失,幼儿园核查了吴某之前在园留存的工作档案,其中有教师资格证复印件,于是再次录用吴某,并要求其尽快补办教师资格证。
荣昌区检察院受区教委委托,于2019年9月2日对全区现有和新招录教师进行涉罪信息查询,经查询发现吴某有上述前科。荣昌区检察院于2019年9月6日将查询结果反馈至区教委,并就查询结果与教委充分沟通,由于毒品犯罪严重破坏社会安全稳定,且涉毒罪犯再犯率高,人身危险性大,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幼儿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吴某不适宜继续担任幼儿园教师,建议予以解聘。荣昌区教委于2019年9月10日将查询结果反馈至吴某所在幼儿园,该园于当日解聘吴某。
(二)查询处理
2019年7月,重庆市检察院和市教委会签《重庆市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从建立教职员工涉罪信息查询数据库、建立查询与告知制度、查询结果的应用、责任追究等多个层面预防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行为。规定全市学校新招录在校园内工作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应当进行涉罪信息查询。为确保《办法》的落实,重庆市检察院以检察机关业务办案系统为依托,开发建设全国首个省级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平台,并授权各区县检察院为区县教委提供查询服务。《办法》实施以来,查询平台共进行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3.6万人,对3名涉暴涉毒人员作出禁止招录处理;倒查已入职教职员工1.7万人,查出有故意伤害、盗窃、危险驾驶等涉罪信息21人,辞退5人,其余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和法治教育。
(三)典型意义
幼儿园是学龄前儿童除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学习生活场所,是儿童权利保障的重要执行主体,幼儿教师承担着培育祖国幼苗的重要职责,既是启蒙者,也是幼儿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引路人,对幼儿园必须依法采取最严格最稳妥的管理方式。幼儿园教师的招录,更要慎之又慎,除了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准入条件,品行师德尤为关键。本案中,吴某曾涉毒犯罪,可能给幼儿带来潜在危险,只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才能充分保障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重庆市探索开展的教职员工入职查询的范围,不限于有性侵犯罪前科人员,对未成年人有潜在危险的毒品、暴力等犯罪前科人员均禁止招录,通过“禁入一批、解聘一批、教育一批、警示一批”,有效构筑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火墙”。
四、坚持督导不替代
助力教育部门依法履职
(一)基本案情
刘某生,男,1964年4月出生,河南省焦作市人。2001年12月1日凌晨2时许,刘某生酒后回到其母家中,见其16岁的外甥女张某一人正在卧室睡觉,顿生歹意,将张某叫醒并拉到其卧室,借口张某学习不好又不听父母的话,对其进行殴打后将张某衣服扒掉,先后两次实施强奸。后张某趁刘某生睡着,跑出家门报案,公安机关将刘某生抓获。2002年4月30日,焦作市山阳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刘某生有期徒刑四年。刑满释放后,刘某生通过应聘进入焦作市某幼儿园以厨师身份留园工作。
2019年10月,焦作市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在全市启动教职员工入职查询专项行动,经查发现刘某生有以上犯罪前科,幼儿园对刘某生予以辞退处理。
(二)查询处理
2019年10月,河南省检察院会同省教育厅、公安厅等部门会签印发《河南省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建立了本省的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制度出台后,为了加大跟踪问效力度,河南省检察院会同省教育厅、公安厅等部门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全省教职员工涉罪信息排查专项行动”,重点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高发、留守儿童聚集的农村、山区的中小学校和非公立学校进行入职查询和信息筛查工作。河南省检察机关先后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筛查在校教职员工信息16000多人次,已排查发现前科或正被刑事追究人员24人,并作出开除、解聘、收缴教师资格证书或法人代表变更等处理。河南省教育厅对查询出的刘某生等涉罪教职员工情况高度重视,除了责成涉案地市教育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省内会签文件对查询发现的涉罪教职员工作出严肃处理外,还对相关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责令对涉事学校或培训机构进行督查整改或停业整顿,并对学校负责人或经营者开展训诫教育。同时,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依法治校”专项巡查,进行“以案促改”师德师风教育。
(三)典型意义
河南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发挥“一号检察建议”牵引作用,坚持督导而不替代,会同教育部门从严落实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最大范围地将各类教育机构纳入法治轨道,在制度出台后加大跟踪问效力度,为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提供及时、精准的检察服务。教育管理部门借力“一号检察建议”推进落实,切实发挥主体作用,坚持“有科必查、有责必究”,坚决拒“大灰狼”于校门之外,净化校园教职员工队伍。同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盲区,多策并举督导学校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安全隐患。河南省入职查询制度的落实,是检教联合双赢共赢的典型。
五、全方位覆盖
织密最严保护网
(一)基本案情
刘某照,男,1956年1月出生,曾因容留他人卖淫,于1998年被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处收容教养一年零六个月。2004年4月至2005年11月间,刘某照负责经营上海市某娱乐公司桑拿部后,先后招募王某、沈某等多名女子在该部二楼的按摩包房内进行卖淫活动。2006年7月5日,上海市宝山区法院以组织卖淫罪,依法判处刘某照有期徒刑五年。
刘某照刑满释放后,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入上海市某教育学院,担任工勤人员。2019年暑假期间,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落实上海市入职查询制度,排查发现刘某照的上述违法犯罪记录,刘某照被辞退。
(二)查询处理
2019年4月,上海市检察机关联合市公安局、市教委等15家单位会签《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要求全市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过程中,应当对拟录用人员进行入职查询,发现拟录用人员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前科的,不予录用。同时,对在职员工也应当进行上述核查和处理,经过对近27万人的拉网式排查后,上海全市共发现26名教育、培训从业人员曾有猥亵、介绍卖淫等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检察机关及时督促启动从业限制程序,现相关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已对上述人员全部清退或不予录用。
(三)典型意义
上海市入职查询制度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全”行业、“全”对象和“全”行为做出全方位的入职查询规定:限制行业包括所有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最大范围消除晚托班、暑托班、冬夏令营等监管盲区;限制对象既包括教师、培训师、教练、保育员、医生等直接对未成年人负有职责的工作人员,也包括行政工作人员以及保安、门卫、驾驶员、保洁员和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创办者、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成员、监事等虽不直接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便利的其他工作人员;限制行为既包括强奸、猥亵等性侵违法犯罪行为,也包括相关的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引诱幼女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全方位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扫除入职查询盲区盲点,编织起未成年人保护最严密的防护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614号(政治法律类03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614号(政治法律类03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猥亵儿童罪条款切实做好儿童保护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包括猥亵儿童在内的性侵儿童犯罪严重侵害儿童身心健康。一直以来,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立场,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探索预防减少性侵害犯罪发生的制度机制。建立信息公开网站并公开性侵儿童犯罪者的个人信息,对于加强震慑、防范性侵害犯罪发生,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注意到,域外部分国家已有类似网站平台,但又不限于建立网站,还包括要求罪犯在回归社会后有义务及时向社区登记、对重点前科劣迹人员在社区公开照片、佩戴电子脚铐、限制其进入特定场所等与公开罪犯信息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上述制度综合运用,对震慑、预防性侵犯罪方有预期成效。因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且关系到公开标准、范围、撤销程序、公众知情权与罪犯矫正融入社会的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考察域外,通常由立法机关明定相关条款。故您所反映的问题客观存在,所提建议亦颇有价值,但因所涉事项重大,在目前尚缺少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凭一己之力恐难有效推进,也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您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认真研究,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完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8]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现将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39-41号)作为第十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批指导性案例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
(检例第39号)
【关键词】
操纵证券市场 “抢帽子”交易 公开荐股
【基本案情】
被告人朱炜明,男,1982年7月出生,原系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龙华西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开证券营业部)证券经纪人,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谈股论金》节目(以下简称《谈股论金》节目)特邀嘉宾。
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26日,被告人朱炜明在任国开证券营业部证券经纪人期间,先后多次在其担任特邀嘉宾的《谈股论金》电视节目播出前,使用实际控制的三个证券账户买入多支股票,于当日或次日在《谈股论金》节目播出中,以特邀嘉宾身份对其先期买入的股票进行公开评价、预测及推介,并于节目首播后一至二个交易日内抛售相关股票,人为地影响前述股票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获取利益。经查,其买入股票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2094.22万余元,卖出股票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2169.70万余元,非法获利75.48万余元。
【要旨】
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背从业禁止规定,买卖或者持有证券,并在对相关证券作出公开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后,通过预期的市场波动反向操作,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6年1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朱炜明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朱炜明辩称:1.涉案账户系其父亲朱某实际控制,其本人并未建议和参与相关涉案股票的买卖;2.节目播出时,已隐去股票名称和代码,仅展示K线图、描述股票特征及信息,不属于公开评价、预测、推介个股;3.涉案账户资金系家庭共同财产,其本人并未从中受益。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在媒体上公开进行了股票推介行为,并且涉案账户在公开推介前后进行了涉案股票反向操作。但是,犯罪嫌疑人与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关系,公开推介是否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中的“公开荐股”以及行为能否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证。针对需要进一步查证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于2017年1月13日、3月24日二次将案件退回上海市公安局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查证犯罪嫌疑人的淘宝、网银等IP地址、MAC地址(硬件设备地址,用来定义网络设备的位置),并与涉案账户证券交易IP地址做筛选比对;将涉案账户资金出入与犯罪嫌疑人个人账户资金往来做关联比对;进一步对其父朱某在关键细节上做针对性询问,以核实朱炜明的辩解;由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公开荐股”“操纵证券市场”提出认定意见。
经补充侦查,上海市公安局进一步收集了朱炜明父亲朱某等证人证言、中国证监会对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性质的认定函、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认定函认定: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26日,朱炜明在《谈股论金》节目中通过明示股票名称或描述股票特征的方法,对15支股票进行公开评价和预测。朱炜明通过其控制的三个证券账户在节目播出前一至二个交易日或当天买入推荐的股票,交易金额2094.22万余元,并于节目播出后一至二个交易日内卖出上述股票,交易金额2169.70万余元,获利75.48万余元。朱炜明所荐股票次日交易价量明显上涨,偏离行业板块和大盘走势。其行为构成操纵证券市场,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并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
结合补充收集的证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办案人员再次提讯朱炜明,并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朱炜明在展示的证据面前,承认其在节目中公开荐股,称其明知所推荐股票价格在节目播出后会有所上升,故在公开荐股前建议其父朱某买入涉案15支股票,并在节目播出后随即卖出,以谋取利益。但对于指控其实际控制涉案账户买卖股票的事实予以否认。
针对其辩解,办案人员将相关证据向朱炜明及其辩护人出示,并一一阐明证据与朱炜明行为之间的证明关系。1.账户登录、交易IP地址大量位于朱炜明所在的办公地点,与朱炜明出行等电脑数据轨迹一致。例如,2014年7月17日、18日,涉案的朱某证券账户登录、交易IP地址在重庆,与朱炜明的出行记录一致。2.涉案三个账户之间与朱炜明个人账户资金往来频繁,初始资金有部分来自于朱炜明账户,转出资金中有部分转入朱炜明银行账户后由其消费,证明涉案账户资金由朱炜明控制。经过上述证据展示,朱炜明对自己实施“抢帽子”交易操纵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牟利的事实供认不讳。
2017年5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朱炜明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炜明违反从业禁止规定,以“抢帽子”交易的手段操纵证券市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对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
一是关于被告人朱炜明主体身份情况的证据。包括:1.国开证券公司与朱炜明签订的劳动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等工作关系书证;2.《谈股论金》节目编辑陈某等证人证言;3.户籍资料、从业资格证书等书证;4.被告人朱炜明的供述。证明:朱炜明于2013年2月至2014年8月担任国开证券营业部证券经纪人期间,先后多次受邀担任《谈股论金》节目特邀嘉宾。
二是关于涉案账户登录异常的证据。包括:1.证人朱某等证人的证言;2.朱炜明出入境及国内出行记录等书证;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搜查笔录等;4.被告人朱炜明的供述。证明:2013年2月至2014年8月,“朱某”“孙某”“张某”三个涉案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朱炜明。
三是关于涉案账户交易异常的证据。包括:1.证人陈某等证人的证言;2.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认定意见、调查报告等书证;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4.节目视频拷贝光盘、QQ群聊天记录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5.被告人朱炜明的供述。证明:朱炜明在节目中推荐的15支股票,均被其在节目播出前一至二个交易日或播出当天买入,并于节目播出后一至二个交易日内卖出。
四是关于涉案证券账户资金来源及获利的证据。包括:1.证人朱某的证言;2.证监会查询通知书等书证;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4.被告人朱炜明的供述。证明:朱炜明在公开推荐股票后,股票交易量、交易价格涨幅明显。“朱某”“孙某”“张某”三个证券账户交易初始资金大部分来自朱炜明,且与朱炜明个人账户资金往来频繁。上述账户在涉案期间累计交易金额人民币4263.92万余元,获利人民币75.48万余元。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第一,关于本案定性。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是“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属于“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严重的,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第二,关于控制他人账户的认定。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朱炜明通过实际控制的“朱某”“孙某”“张某”三个证券账户在公开荐股前买入涉案15支股票,荐股后随即卖出谋取利益,涉案股票价量均因荐股有实际影响,朱炜明实际获利75万余元。
第三,关于公开荐股的认定。结合证据,朱炜明在电视节目中,或明示股票名称,或介绍股票标识性信息、展示K线图等,投资者可以依据上述信息确定涉案股票名称,系在电视节目中对涉案股票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推介,可以认定构成公开荐股。
第四,关于本案量刑建议。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人朱炜明的行为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依法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拘役之间量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建议对被告人朱炜明酌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的罚金。
被告人朱炜明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意见没有异议,被告人当庭表示愿意退缴违法所得。辩护人提出,考虑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
法庭经审理,认定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综合考虑全案犯罪事实、情节,对朱炜明处以相应刑罚。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被告人朱炜明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6万元,其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后,对该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作出公开评价、预测或者提出投资建议,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谋取利益的,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发布投资咨询意见的机构或者证券从业人员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他们借助影响力较大的传播平台发布诱导性信息,容易对普通投资者交易决策产生影响。其在发布信息后,又利用证券价格波动实施与投资者反向交易的行为获利,破坏了证券市场管理秩序,违反了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的,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证券犯罪具有专业性、隐蔽性、间接性等特征,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时,应当根据证券犯罪案件特点,引导公安机关从证券交易记录、资金流向等问题切入,全面收集涉及犯罪的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证据,并结合案件特点开展证据审查。对书证,要重点审查涉及证券交易记录的凭据,有关交易数量、交易额、成交价格、资金走向等证据。对电子数据,要重点审查收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是否经过篡改,是否感染病毒等。对证人证言,要重点审查证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证言能否与客观证据相印证等。
办案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提出涉案账户实际控制人及操作人非其本人的辩解。对此,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为人资金往来记录,MAC地址(硬件设备地址)、IP地址与互联网访问轨迹的重合度与连贯性,身份关系和资金关系的紧密度,涉案股票买卖与公开荐股在时间及资金比例上的高度关联性,相关证人证言在细节上是否吻合等入手,构建严密证据体系,确定被告人与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关系。
非法证券活动涉嫌犯罪的案件,来源往往是证券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案件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与证券监管部门加强联系和沟通。证券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检察机关通过办理证券犯罪案件,可以建议证券监管部门针对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和相关制度建设。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三十九条
周辉集资诈骗案
(检例第40号)
【关键词】
集资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辉,男,1982年2月出生,原系浙江省衢州市中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年2月,被告人周辉注册成立中宝投资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上线运营“中宝投资”网络平台,借款人(发标人)在网络平台注册、缴纳会费后,可发布各种招标信息,吸引投资人投资。投资人在网络平台注册成为会员后可参与投标,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宝、财付通等方式将投资款汇至周辉公布在网站上的8个其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借款人可直接从周辉处取得所融资金。项目完成后,借款人返还资金,周辉将收益给予投标人。
运行前期,周辉通过网络平台为13个借款人提供总金额约170万余元的融资服务,因部分借款人未能还清借款造成公司亏损。此后,周辉除用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在公司网络平台注册2个会员外,自2011年5月至2013年12月陆续虚构34个借款人,并利用上述虚假身份自行发布大量虚假抵押标、宝石标等,以支付投资人约20%的年化收益率及额外奖励等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所募资金未进入公司账户,全部由周辉个人掌控和支配。除部分用于归还投资人到期的本金及收益外,其余主要用于购买房产、高档车辆、首饰等。这些资产绝大部分登记在周辉名下或供周辉个人使用。2011年5月至案发,周辉通过中宝投资网络平台累计向全国1586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共计10.3亿余元,除支付本金及收益回报6.91亿余元外,尚有3.56亿余元无法归还。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周辉控制的银行账户内扣押现金1.80亿余元。
【要旨】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其控制人,利用网络借贷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建立资金池募集资金,所得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用于借新还旧和个人挥霍,无法归还所募资金数额巨大,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4年7月15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以周辉涉嫌集资诈骗罪移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了全案卷宗,讯问了犯罪嫌疑人。针对该案犯罪行为涉及面广,众多集资参与人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检察机关充分听取了辩护人和部分集资参与人意见,进一步核实了非法集资金额,对扣押的房产等作出司法鉴定或价格评估。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涉案证据存在以下瑕疵:公安机关向部分证人取证时存在取证地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及个别辨认笔录缺乏见证人等情况。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公安机关作出情况说明:证人从外地赶来,经证人本人同意,取证在宾馆进行。关于此项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采信。对于缺乏见证人的个别辨认笔录,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排除。
2015年1月19日,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周辉犯集资诈骗罪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5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辉以高息为诱饵,虚构借款人和借款用途,利用网络P2P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一是被告人周辉的立案情况及基本信息;二是中宝投资公司的发标、招投标情况及相关证人证言;三是集资情况的证据,包括银行交易清单,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四是集资款的去向,包括购买车辆、房产等物证及相关证人证言。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周辉注册网络借贷信息平台,早期从事少量融资信息服务。在公司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虚构借款人和借款标的,以欺诈方式面向不特定投资人吸收资金,自建资金池。在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时,虽暂可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偿还部分旧债维持周转,但根据其所募资金主要用于还本付息和个人肆意挥霍,未投入生产经营,不可能产生利润回报的事实,可以判断其后续资金缺口势必不断扩大,无法归还所募全部资金,故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集资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
辩护人提出:一是周辉行为系单位行为;二是周辉一直在偿还集资款,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三是周辉利用互联网从事P2P借贷融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第一,中宝投资公司是由被告人周辉控制的一人公司,不具有经营实体,不具备单位意志,集资款未纳入公司财务进行核算,而是由周辉一人掌控和支配,因此周辉的行为不构成单位犯罪。第二,周辉本人主观上认识到资金不足,少量投资赚取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许诺的高额回报,没有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主观上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三,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人利用中介机构的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资金出借给资金短缺者的商业模式。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定,P2P作为新兴金融业态,必须明确其信息中介性质,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周辉吸收资金建资金池,不属于合法的P2P网络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吸收的资金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高利借款标募集资金,采取借新还旧的手段,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是典型的利用网络中介平台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本案中,周辉采用编造虚假借款人、虚假投标项目等欺骗手段集资,所融资金未投入生产经营,大量集资款被其个人肆意挥霍,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对周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及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2015年8月14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各集资参与人。
一审宣判后,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周辉非法集资10.3亿余元,属于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依法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审判决量刑过轻。2015年8月24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告人周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是量刑畸重,应判处缓刑。
本案二审期间,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一审法院判处周辉有期徒刑十五年符合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周辉具有集资诈骗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原审定性准确。2016年4月29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作出后,周辉及其父亲不服判决提出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并经审查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于2017年12月22日驳回申诉,维持原裁判。
【指导意义】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正确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围绕融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将所吸收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或供其个人肆意挥霍,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造成数额巨大的募集资金无法归还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集资诈骗罪是近年来检察机关重点打击的金融犯罪之一。对该类犯罪,检察机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强化证据审查。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参与人数多、涉及面广,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取证工作易出现瑕疵和问题。检察机关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审查案件中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需要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的,要及时退查或补查,建立起完整、牢固的证据锁链,夯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基础。二是在法庭审理中要突出指控和证明犯罪的重点。要紧紧围绕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特别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以欺骗手段非法集资的事实梳理组合证据,运用完整的证据体系对认定犯罪的关键事实予以清晰证明。三是要将办理案件与追赃挽损相结合。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追赃挽损、资产处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四是要结合办案开展以案释法,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相关犯罪的发生。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九条
叶经生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检例第41号)
【关键词】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网络传销 骗取财物
【基本案情】
被告人叶经生,男,1975年12月出生,原系上海宝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乔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叶青松,男,1973年10月出生,原系宝乔公司浙江省区域总代理。
2011年6月,被告人叶经生等人成立宝乔公司,先后开发“经销商管理系统网站”“金乔网商城网站”(以下简称金乔网)。以网络为平台,或通过招商会、论坛等形式,宣传、推广金乔网的经营模式。
金乔网的经营模式是:1.经上线经销商会员推荐并缴纳保证金成为经销商会员,无需购买商品,只需发展下线经销商,根据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数获得推荐奖金,晋升级别成为股权会员,享受股权分红。2.经销商会员或消费者在金乔网经销商会员处购物消费满120元以上,向宝乔公司支付消费金额10%的现金,即可注册成为返利会员参与消费额双倍返利,可获一倍现金返利和一倍的金乔币(虚拟电子货币)返利。3.金乔网在全国各地设立省、地区、县(市、区)三级区域运营中心,各运营中心设区域代理,由经销商会员负责本区域会员的发展和管理,享受区域范围内不同种类业绩一定比例的提成奖励。
2011年11月,被告人叶青松经他人推荐加入金乔网,缴纳三份保证金并注册了三个经销商会员号。因发展会员积极,经金乔网审批成为浙江省区域总代理,负责金乔网在浙江省的推广和发展。
截至案发,金乔网注册会员3万余人,其中注册经销商会员1.8万余人。在全国各地发展省、地区、县三级区域代理300余家,涉案金额1.5亿余元。其中,叶青松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经销商会员1886人,收取浙江省区域会员保证金、参与返利的消费额10%现金、区域代理费等共计3000余万元,通过银行转汇给叶经生。叶青松通过抽取保证金推荐奖金、股权分红、消费返利等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利70余万元。
【要旨】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利用网络发展会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以缴纳或者变相缴纳“入门费”为条件,获得提成和发展下线的资格。通过发展人员组成层级关系,并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被发展人员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2年8月28日、2012年11月9日,浙江省松阳县公安局分别以叶青松、叶经生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移送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叶经生、叶青松系共同犯罪,松阳县人民检察院作并案处理。
2013年3月11日,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叶经生、叶青松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松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松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经生、叶青松利用网络,以会员消费双倍返利为名,吸引不特定公众成为会员、经销商,组成一定层级,采取区域累计计酬方式,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与,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叶经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叶青松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叶经生辩解认为,宝乔公司系依法成立,没有组织、领导传销的故意,金乔网模式是消费模式的创新。
公诉人针对涉及传销的关键问题对被告人叶经生进行讯问:
第一,针对成为金乔网会员是否要向金乔网缴纳费用,公诉人讯问:如何成为金乔网会员,获得推荐奖金、消费返利?被告人叶经生回答:注册成为金乔网会员,需缴纳诚信保证金7200元,成为会员后发展一个经销商就可以获得奖励1250元;参与返利,消费要达到120元以上,并向公司缴纳10%的消费款。公诉人这一讯问揭示了缴纳保证金、缴纳10%的消费款才有资格获得推荐奖励、返利,保证金及10%的消费款其实质就是入门费。金乔网的经营模式符合传销组织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的组织特征。
第二,针对金乔网利润来源、计酬或返利的资金来源,公诉人讯问:除了收取的保证金和10%的消费款费用,金乔网还有无其他收入?被告人叶经生回答:收取的10%的消费款就足够天天返利了,金乔网的主要收入是保证金、10%的消费款,支出主要是天天返利及推荐奖、运营费用。公诉人讯问:公司收取消费款有多少,需返利多少?被告人叶经生回答:收到4000万左右,返利也要4000万,我们的经营模式不需要盈利。公诉人通过讯问,揭示了金乔网没有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其利润及资金的真实来源系后加入人员缴纳的费用。如果没有新的人员加入,根本不可能维持其“经营活动”的运转,符合传销活动骗取财物的本质特征。
同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四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一是宝乔公司的工商登记、资金投入、人员组成、公司财务资料、网站功能等书证。证明:宝乔公司实际投入仅300万元,没有资金实力建立与其宣传匹配的电子商务系统。
二是宝乔公司内部人员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明:公司缺乏售后服务人员、系统维护人员、市场推广及监管人员,员工主要从事虚假宣传,收取保证金及消费款,推荐佣金,发放返利。
三是宝乔公司银行明细、公司财务资料、款项开支情况等证据,证明:公司收入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保证金、消费款。技术人员的证言等证据,证明:网站功能简单,不具备第三方支付功能,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需求。
四是金乔网网站系统的电子数据及鉴定意见,并由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揭示网络数据库显示了宝乔网会员加入时间、缴纳费用数额、会员之间的推荐(发展)关系、获利数额等信息。鉴定人当庭通过对上述信息的分析,指出数据库表格中的会员账号均列明了推荐人,按照推荐人关系排列,会员层级呈金字塔状,共有68层。每个结点有左右两个分支,左右分支均有新增单数,则可获得推荐奖金,奖金实行无限代计酬。证明:金乔网会员层级呈现金字塔状,上线会员可通过下线、下下线会员发展会员获得收益。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指出金乔网的人财物及主要活动目的,在于引诱消费者缴纳保证金、消费款,并从中非法牟利。其实质是借助公司的合法形式,打着电子商务旗号进行网络传销。同时阐述了这种新型传销活动的本质和社会危害。
辩护人提出:金乔网没有入门费,所有的人员都可以在金乔网注册,不缴纳费用也可以成为金乔网的会员。金乔网没有设层级,经销商、会员、区域代理之间不存在层级关系,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层级获利。金乔网没有拉人头,没有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直接推荐才有奖金,间接推荐没有奖金,没有骗取财物,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特征。
公诉人答辩:金乔网缴纳保证金和消费款才能获得推荐佣金和返利的资格,本质系入门费。上线会员可以通过发展下线人员获取收益,并组成会员、股权会员、区域代理等层级,本质为设层级。以推荐的人数作为发放佣金的依据系直接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区域业绩及返利资金主要取决于参加人数的多少,实质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提成奖励及返利的依据,本质为拉人头。金乔网缺乏实质的经营活动,不产生利润,以后期收到的保证金、消费款支付前期的推荐佣金、返利,与所有的传销活动一样,人员不可能无限增加,资金链必然断裂。传销组织人员不断增加的过程实际也是风险不断积累和放大的过程。金乔网所谓经营活动本质是从被发展人员缴纳的费用中非法牟利,具有骗取财物的特征。
法庭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013年8月23日,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被告人叶经生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被告人叶青松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扣押和冻结的涉案财物予以没收,继续追缴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二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叶经生的上诉理由是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叶青松的上诉理由是量刑过重。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微信、语音视频聊天室等社交平台作为新的营销方式被广泛运用。传销组织在手段上借助互联网不断翻新,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以“资本运作”“消费投资”“网络理财”“众筹”“慈善互助”等为名从事传销活动。常见的表现形式有:组织者、经营者注册成立电子商务企业,以此名义建立电子商务网站。以网络营销、网络直销等名义,变相收取入门费,设置各种返利机制,激励会员发展下线,上线从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中计酬,或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酬或者返利。这类行为,不管其手段如何翻新,只要符合传销组织骗取财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本质特征的,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
检察机关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要紧扣传销活动骗取财物的本质特征和构成要件,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特别要注意针对传销网站的经营特征与其他合法经营网站的区别,重点收集涉及入门费、设层级、拉人头等传销基本特征的证据及企业资金投入、人员组成、资金来源去向、网站功能等方面的证据,揭示传销犯罪没有创造价值,经营模式难以持续,用后加入者的财物支付给先加入者,通过发展下线牟利骗取财物的本质特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4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4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大处罚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期待也越来越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成年人犯罪惩戒和预防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近几年来有所反弹,暴力、恶性犯罪有增长的趋势;二是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如今开放的网络时代中,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文化的渗透蛊惑,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被犯罪侵害;三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等犯罪逐年增加,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工作有待加强;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智能化的趋势,对这类未成年人既不能一判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如何妥善处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您提出的要完善立法,严格规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的监护人加以管教的义务,有效惩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的犯罪,以及完善量刑规则,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建议,我们认为值得认真考虑研究。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坚持立足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以少年法庭为依托,不断强化专业化审判,有效落实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政策要求。通过依法公正审判,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
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立法、司法政策的制定,依法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持零容忍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件,坚决依法判处重刑,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应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和相互配合的机制,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综合治理体系,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安全环境,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效遏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
二、坚持宽严相济政策,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严格依法办案,做到罪刑法定,量刑适度。对初犯、偶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罪犯,从轻、减轻处罚;对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惯犯、累犯,以及主观恶性大的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分子,根据犯罪情节、恶劣程度等,依法予以严惩。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分子,该重判坚决予以重判,绝不姑息。
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重点在于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惩罚,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很强,容易接受教育感化,只要干预及时、得当,完全可以矫正问题未成年人的行为或心理,预防更严重的犯罪。我们要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订的契机,设立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特殊处遇措施,完善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的干预与矫治体系,充分体现“宽容但不纵容"的原则。
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启动刑法修正工作,拟对刑法中一些涉未成年人的条款进行修订,我们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做好相关法律条文的修订及后续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
三、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及心理疏导
中小学校在对未成年人保证基本文化教育的同时,要突出强化法治教育,完善法治教育课程设置和教育形式。同时要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将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阻止在萌芽状态。对已经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实施家庭管教、送入专门学校或收容教养等干预措施的同时,还应辅以专业人员的心理干预和矫治,防止其再次犯罪。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1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17号建议的答复
高继明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联动工作机制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行政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中央政法委、最高法、司法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一项改革任务。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多元化解机制改革进入全面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您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议,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部署的具体要求,是增强司法工作方法科学性、多元性和灵活性的客观需要,对于提高行政检察效率、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推动国家法治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非常赞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完善检调对接、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等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全国检察机关在“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中,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检察化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审判调解有效衔接,积极探索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如,浙江、福建等省检察院会同省法院签订行政审判与行政检察衔接意见,建立法检联动化解争议机制。内蒙古、广东、福建等省(区)检察院会同行政机关联合出台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办法,建立案件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提升化解工作能力,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联合法院和司法局成立“昆明市行政争议调解和解及检察监督中心",建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联动协同化解行政争议长效机制。
2021年4月21日,我院第七检察厅调研组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检察院就您提交的建议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伊春市人民检察院和部分基层院介绍了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中对多元化解措施的运用,以及开展多元化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您在建议中所言,多元化解行政争议的工作模式尚无制度机制保障,检察机关在专项工作中,只能一案一议、一事一议,需在每个个案中协调争取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的支持,这种工作模式难以保证适用的全面性和实效性。目前,最高检正在研究制定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指引,其中明确提出多元化解措施,检察机关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时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律师、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第三方参与,也可以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审判调解、律师调解等对接,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您提出的建议,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推动建立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切实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一是加强探索,积累实践经验。将多元化解理念贯穿在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全过程中,在遵循规律和法理的基础上规范要求、谨慎而行,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在开展多元化解时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审慎稳妥探索,找准检察机关在多元化解纠纷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职责所在,为建立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积累实践经验。
二是深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引导行政检察人员广泛参与,争取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发挥各地行政检察研究基地作用,积极思考和谋划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就职责界定、案件范围、资源配置、工作机制和程序设置等重大问题加强研究论证,为建立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提供理论引领和支撑。
三是加强沟通,建立机制保障。加强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等单位的沟通协调,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有效保障检察机关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中既有所作为,又能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对联合促进行政争议化解的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提炼,以出台规定、联合发文、会议纪要等形式建立完善多元化解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0年8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 法释〔2020〕7号)
为正确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组分、配方、材料、样品、样式、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工艺、方法或其步骤、算法、数据、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技术信息。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
前款所称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
第二条 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三条 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不为公众所知悉。
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为公众所知悉:
(一)该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的;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的;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的;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的;
(五)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信息的。
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新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第五条 权利人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相应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一)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
(二)通过章程、培训、规章制度、书面告知等方式,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员工、前员工、供应商、客户、来访者等提出保密要求的;
(三)对涉密的厂房、车间等生产经营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进行区分管理的;
(四)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封存、限制能够接触或者获取的人员范围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区分和管理的;
(五)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软件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的;
(六)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者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继续承担保密义务的;
(七)采取其他合理保密措施的。
第七条 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具有商业价值。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该成果具有商业价值。
第八条 被诉侵权人以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所称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九条 被诉侵权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直接使用商业秘密,或者对商业秘密进行修改、改进后使用,或者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改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称的使用商业秘密。
第十条 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承担的保密义务,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所称的保密义务。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但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对其获取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一条 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劳动关系的其他人员,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所称的员工、前员工。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定员工、前员工是否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可以考虑与其有关的下列因素:
(一)职务、职责、权限;
(二)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单位分配的任务;
(三)参与和商业秘密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形;
(四)是否保管、使用、存储、复制、控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接触、获取商业秘密及其载体;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十三条 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不存在实质性区别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所称的实质上相同。
人民法院认定是否构成前款所称的实质上相同,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一)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异同程度;
(二)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是否容易想到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区别;
(三)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用途、使用方式、目的、效果等是否具有实质性差异;
(四)公有领域中与商业秘密相关信息的情况;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十四条 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获得被诉侵权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前款所称的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
被诉侵权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未侵犯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试图或者已经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会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或者将会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前款规定的情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所称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
第十六条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侵犯商业秘密,权利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主张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应当持续到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
依照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商业秘密。
第十八条 权利人请求判决侵权人返还或者销毁商业秘密载体,清除其控制的商业秘密信息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人民法院认定前款所称的商业价值,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
第二十条 权利人请求参照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
人民法院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确定赔偿数额的,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研究开发成本、创新程度、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
第二十一条 对于涉及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商业秘密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密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证据交换、质证、委托鉴定、询问、庭审等诉讼活动中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所称的保密措施的要求,擅自披露商业秘密或者在诉讼活动之外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诉讼中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时,对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证据,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
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保存的与被诉侵权行为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申请调查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可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权利人已经提供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初步证据,但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由侵权人掌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责令侵权人提供该账簿、资料。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认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以涉及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认为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人书面授权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七条 权利人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明确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仅能明确部分的,人民法院对该明确的部分进行审理。
权利人在第二审程序中另行主张其在一审中未明确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与该商业秘密具体内容有关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被诉侵权行为在法律修改之前已经发生且持续到法律修改之后的,适用修改后的法律。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已于2017年8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4次会议、2017年10月10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
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2017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4次会议、201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0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就如何对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的问题提出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0〕3号)的有关规定。
二、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在追究刑事责任时,鉴于网络云盘的特点,不应单纯考虑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数量,还应充分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行为人一贯表现以及淫秽电子信息、传播对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0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0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承担2020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研究任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0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题目及招标公告,经评审,确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33个课题组为中标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为课题管理部门,通过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预审等形式,加强课题研究管理。在课题指导单位指导下,各课题组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截至2021年10月,多数课题组提交了结项申请和调研报告。因受疫情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至12月对2020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开展书面结项验收评审。
综合各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总体表现,经课题管理部门、指导部门和评审专家综合评议并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审定,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信息网络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等12个课题研究报告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中国司法管辖权问题研究》等23个课题研究报告为合格课题研究成果(其中包括4个往年申请延期结项的课题研究报告)。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将以适当方式进行转化。
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司法研究重大课题为牵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完善调研制度、创新调研方式、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形成人人参与调研、人人善于调研的大调研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为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人民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特此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部署要求,确保人民法院干警廉洁司法、廉洁用权、廉洁齐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现将《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20日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部署要求,确保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廉洁司法、廉洁用权、廉洁齐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法官法》及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经商办企业行为相关规定,按照《关于规范政法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通知》要求,制定本清单。
第二条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经商办企业执行以下共同禁业范围:
(一)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担任其所任职法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
(二)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三)法院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与领导干部所在法院和管辖单位发生直接经济利益关系;
(四)法院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担任提供司法拍卖、司法评估等有偿中介或法律服务的营利性组织的设立人、合伙人、投资人、高级管理人员等;
(五)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其他可能影响其依法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三条 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或者为其经商办企业谋取利益。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厅局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除执行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禁业范围外,按照中央组织部《中央单位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范围(试行)》等有关规定执行。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厅局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除执行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禁业范围外,按照中央组织部《关于省区市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规定》及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本清单所称“法院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审判执行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法官及具备公务员身份的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
第六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可以根据本清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善意文明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善意文明执行典型案例
(2020年1月2日)
典型案例选编目录
1.某投资公司与某资源集团公司等财产保全案件
2.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北京某生物科技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3.许某某等申请执行莆田市某房地产公司等借款纠纷系列案件
4.左某娃申请执行左某英物权保护纠纷案件
5.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勒流支行申请执行顺德某铜铝型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6.重庆某投资公司申请执行青岛某化工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7.宝山区罗泾镇某村委会申请执行上海某园林公司等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1.某投资公司与某资源集团公司等财产保全案件
——北京法院通过“换封”方式解除对债务人持有的某上市公司股票的保全冻结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好司法环境
【摘要】
本案在执行保全裁定过程中,北京法院冻结了民营企业某资源集团公司持有的某上市公司的股票。某资源集团公司请求解除股票冻结,北京法院本着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的理念,积极与保全申请人沟通,最终通过“换封”方式解除了对某资源集团公司股票的冻结,在确保申请人实现债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了对被申请人及相关上市公司的不利影响。
【基本案情】
某投资公司与某资源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北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某投资公司申请,作出诉讼保全裁定,明确冻结某资源集团公司名下近两亿元的财产。之后,北京法院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某资源集团公司持有的某上市公司数量较大的股票。
股票冻结后,被申请人某资源集团公司、第三人某科技公司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由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以其所有的等值土地作为担保,请求解除对被申请人股票的冻结。为最大限度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既保障保全申请人实现债权不受影响,又避免对被申请人及相关上市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北京法院积极沟通协调,保全申请人某投资公司最终同意了被申请人的“换封”方案。随后,北京法院作出变更保全裁定,查封了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土地,并解除了对某资源集团公司股票的冻结。
【典型意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债权人会向人民法院提出保全查封债务人财产的申请,这对于敦促债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北京法院依保全申请人申请,冻结了被申请人在某上市公司数量较大的股票。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冻结对该上市公司融资和正常经营会有一定影响,北京法院本着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积极与保全申请人沟通,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通过“换封”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了对被申请人及相关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为保障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北京某生物科技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北京一中院积极推动对涉案不动产的分割登记、部分查封
【摘要】
本案被执行人名下一座共二十层大厦只有一个产权证,整体查封明显超过了本案执行标的额,但按照法律规定对于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整体查封。北京一中院坚持善意执行理念,协调各登记管理机关,积极推动对不动产的分割登记,解除超出执行标的额部分的查封,避免因查封影响财产效用的发挥,尽量降低对债务人的不利影响。
【基本案情】
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北京某生物科技公司、北京某投资公司、广州市某投资公司等一案,法院判决上述被执行人连带清偿申请执行人股权转让款八千万元及赔偿相关利息损失,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强制执行;与此同时,该院还执行多个涉及北京某投资公司的案件,案由有民间借贷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等,总标的额约6亿元。
执行过程中,法院查封了北京某投资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的房产,该大厦共二十层,估值在20亿左右。被执行公司提出申请,希望法院能解除对大厦的查封,表示公司会通过其他方式融资来清偿债务,但申请执行人坚决反对解除查封,担心一旦解除,自己的权利无法实现。
为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执行法官多次前往北京住建委、规土委、不动产登记中心,反复协调沟通之后,将涉案大厦原有的一个产权证分割为二十四个产权证,然后办理了整栋大楼解除查封手续,变更为查封该大厦1-10层的房产,并重新查封了以上房屋之分摊土地面积,从而避免了超执行标的查封,使得被执行人得以盘活资产、进行融资,筹得款项清偿了涉案全部债务,系列案件得以全部顺利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在执行案件中,一种常见的情形是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估值远超过执行涉案金额,但整个不动产只有一个产权证,在执行中很难做到对不动产中涉案金额部分进行精准处置,但若整体处置又可能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较大的影响,亟待人民法院采取灵活的执行措施,既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又能尽量不影响被执行人的正常经营活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本案中,在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和积极协调下,秉持善意执行理念,执行法院积极协调不动产登记机关,将涉案不动产共用的一个产权证分割为多个产权证,再查封案件标的范围内的部分不动产,使得被执行人可以对其他未查封部分房产进行正常经营、融资,使被执行人的利益免受不必要的损失,也促进了案件的顺利执结,用创新做法开创了执行工作的新局面,维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许某某等申请执行莆田市某房地产公司等借款纠纷系列案件
——莆田中院引入战略投资者帮助盘活被执行企业资产
【摘要】
本案被执行人莆田市某房地产公司是有着十几年历史的企业,员工上千人,因一时投资决策失误,资金链骤然断裂,债务缠身,债权人纷纷诉至法院。莆田中院强化府院联系,主动沟通协调,积极引入第三方战略投资者,盘活被执行人资产,依法妥善采取执行措施,推动案件执行和解。
【基本案情】
在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莆田市某房地产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未结执行案件有491件,申请执行标的本息近30亿元,法院依法查封了该公司名下的财产,但该公司某房地产项目因资金链断裂面临“烂尾”的风险,且拖欠工程款造成工人多次信访,如果简单实施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手段,不仅可能会造成系列案件无法全部受偿,购房业主利益得不到保障,且企业也会面临破产,无法清偿工人工资,给当地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莆田中院深入走访调查后发现,该房地产项目有楼盘34.78万平方米,预计销售额可达40多亿元,但被执行人因资金困难,将上述楼盘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抵押金额本金达5.75亿,相关案件已经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执行程序。鉴于被执行公司资大于债,只是资金周转暂时出现困难,莆田中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维护非公经济主体的经营稳定”的要求,积极寻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召集了市国土、规划、住建、消防、金融办、商业银行等相关部门多次研究部署,推动莆田市某投资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向被执行人分期注资5亿元用于楼盘复工。
另外,莆田中院多次与上海高院、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沟通协调,上海高院同意暂不拍卖已查封的地块,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同意把涉案房地产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分期置换为莆田市某投资集团。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与莆田市某投资集团双方签订协议,由莆田市某投资集团先行向其支付1.5亿元,有关银行则向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具为期一年的保函,置换出原抵押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土地使用权,之后以该土地使用权证书向银行融资并投入该项目建设。在此基础上,莆田中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通过以房抵债或用售房款还债等形式,消灭前期债务。目前被执行人已经完成了融资,市政府将涉案房地产项目中的三幢楼作为莆田市引进人才公寓楼盘,有力推动涉案项目的销售。在此基础上,莆田中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已陆续通过以房抵债或售房款形式有序偿还债权人,促使491件系列执行案件逐步得到妥善处理。该系列案件的解决,使得涉案房地产项目400多户购房户的房产得到交付,同时带动被执行人其它楼盘3425户业主的产权证件办理,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亿多元,顺利平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安定稳定。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房地产项目“烂尾”现象时有发生,引发拖欠借款、工程款以及商品房销售合同违约等一系列纠纷,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涉案标的巨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大,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既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又能够使房地产项目得以盘活,让商品房得以交付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本系列案件的有效化解,是莆田中院解决涉金融案件“清理与拯救并重,要当好困境企业的医院”工作思路的生动体现,也是着眼服务大局、灵活运用善意执行手段的形象展示,更是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的有效成果。莆田中院多方联动、积极协调,盘活不良资产,避免了房地产项目“烂尾”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得到了各界的肯定,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左某娃申请执行左某英物权保护纠纷案件
——南京秦淮法院帮助被执行人取回被他人强占的房屋
【摘要】
本案是年逾古稀的两位亲姐妹之间的案件,姐姐强占妹妹房屋拒不归还,妹妹申请强制腾房,执行法院秉持善意执行理念,没有机械执行,经多方努力,帮助被执行人收回被他人强占的房屋,解决了被执行人的居住问题与后顾之忧,促使本案圆满执结。
【基本案情】
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一对年逾古稀的同父异母姐妹,姐姐左某英年轻时远嫁兰州,丈夫去世后,无房无业的她靠社会保障勉强维持生活,两个亲生女儿也是生活艰难。几年前左某英回到南京,强占了妹妹左某娃位于秦淮区的房屋,引发了诉讼。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左某娃合法拥有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左某英无合法依据强占他人房屋,侵害了左某娃的合法权益,判决左某英须迁出并归还该房屋给左某娃。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左某英生活非常拮据,在南京无其他可供居住的房屋,且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晕厥史,很容易发生意外,不适宜进行强制执行,遂根据掌握的线索远赴被执行人生活地兰州调查,了解到左某英在兰州有一套住房,但是被他人强占,无法收回房屋。执行法院积极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协调,经多方努力,最终由有关部门帮助被执行人左某英收回其在兰州的房屋,并且执行法官还说服其两个女儿到南京接左某英回兰州,以彻底化解此次矛盾纠纷。被执行人在得知自己的居所已经收回且女儿亲自来接其回家后,主动迁出涉案房屋,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兰州,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腾退房屋是一种常见的执行案件类型。本案中,依法应腾退房屋的被执行人,存在与申请执行人是亲戚关系、当地无其他可供居住的房屋、年逾古稀且身患疾病等情形,如果简单地采取强制腾退措施,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激化矛盾。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执行法院秉持善意执行理念,努力帮助被执行人解决居住问题,有效平衡了执行力度与执行温度之间的关系,用柔性执法彰显了司法温度,达到了定分止争的目的,促成案结事了人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5.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勒流支行申请执行顺德某铜铝型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顺德法院允许承租人继续使用查封厂房实现财产价值
【摘要】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灵活采取查封措施,在处置涉案厂房期间,将厂房交由案外人继续占有使用并收取占用费,使查封财产能够物尽其用,避免资源浪费,并在此过程中,将占用费收取工作交由申请执行人管理,制作台账后交由法院审查备案,为进一步探索推行执行中的强制管理制度积累了经验。
【基本案情】
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勒流支行与顺德某铜铝型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人民法院判决被执行人应向银行清偿近亿元的本金及相关的利息、复利、罚息等。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被执行人名下有位于顺德某工业区的厂房。在法院拟拍卖该不动产的过程中,共有12名案外人以租赁使用涉案部分厂房为由向法院申报租赁关系。后经法院走访查明,上述厂房已分租给12名案外人使用,租户员工合计逾100人,部分租户已于2013、2014年入驻涉案厂房,因生产经营需要,大部分租户均投入了大量财物进行厂房升级改造,且因生产需要均配备大型机器设备,如强制清空,将对这12名案外人造成较大财产损失。
因涉案厂房内无证建筑物较多,需重新测量后交由国土部门入库审查,评估周期较长,法院在考虑12名案外人的实际情况后,为实现债权人权益最大化,避免查封财产的资源浪费,决定在处置涉案厂房期间,12名案外人可继续占有使用,但需参照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或市场价支付占用费。12名案外人均承诺继续使用涉案厂房至拍卖成交,如未能与新业主签订新租赁协议,将于拍卖成交之日起两个月内迁出涉案厂房。同时,顺德法院参照企业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的制度,将占用费收取工作交由申请执行的银行负责,要求案外人将每月缴款的凭证发送给申请执行人,由申请执行人及时跟进、督促案外人支付占用费,并制作台账交由法院审查备案。以上执行措施既充分实现了暂无法处置的资产的价值,维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赢得了各方好评。
【典型意义】
法院执行实务操作中,涉案房地产类型为大宗厂房或商场的,往往存在多个租客分租的情况,如何保障债权人、债务人、承租人三方的权益不受进一步损害,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认可,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本案中法院通过灵活采取查封措施的方式,在评估、处置涉案厂房期间将其交由案外人继续占有使用并收取占用费,用于偿还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使查封财产能够物尽其用,避免资源浪费,体现了善意执行的理念。同时参照相关规定,将占用费收取工作交由申请执行人管理,也为进一步探索推行执行程序中的强制管理制度积累了经验。
6.重庆某投资公司申请执行青岛某化工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重庆五中院积极化解矛盾顺利一次性执结2.9亿元大案
【摘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成功执结重庆某投资公司申请执行青岛某化工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高达2.9亿元的执行标的额一次性执行到位。本案涉案标的额大、案情复杂、涉及当事人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法院发挥司法智慧,化解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矛盾,成功执结本案,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了和谐稳定,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基本案情】
重庆某投资公司与重庆某石化公司、青岛某化工公司甲、青岛某化工公司乙、青岛某化工公司丙借款合同纠纷案,法院判决重庆某石化公司应偿还重庆某投资公司借款本金1.5亿元及相关借款利息、滞纳金;重庆某投资公司对青岛某化工公司甲提供质押的存放于青岛某化工公司乙、丙的共计5万吨抽余油在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若重庆某石化公司不能清偿判决所确定的债务,且质押物存在不足的情形,则青岛三家公司在质押物缺失的现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立案执行后,重庆五中院迅速启动查封冻结工作,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青岛三家公司在多个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并查封了青岛三家公司10余处房地产,为本案的执行工作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根据判决主文设定的“先油后款”的操作模式,本案应当先确定涉案“抽余油”现状,但是本案执行过程中,青岛三家公司以质押人青岛某化工公司甲并非本案质押物的实际所有权人、本案质权并不成立等理由进行抗辩,迟迟不愿指认涉案质押油品并明确其现状。本案执行法官及时赶赴青岛,现场核实了涉案油品的实际情况。在确定涉案5万吨抽余油不存在的情况下,重庆五中院即时进行案情研判,相应调整执行策略,探索采取对虚拟资产进行种类物现值评估的方式,对涉案5万吨抽余油的现值进行评估,为科学确定青岛三家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额度提供参考依据。
本案进入评估阶段后,执行法官协调解决了各方对于如何确定油品现值的基准日以及评估中是否应含税值评估等争议问题,同时督促评估机构规范评估程序并及时作出评估报告,从而明确了青岛三家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经执行法官多方面工作努力,被执行人青岛三家公司主动通过青岛某化工公司甲将3.2亿元汇入法院执行款账户,全额履行完毕本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重庆五中院及时将青岛三家公司被查控在案的全部财产予以解除,并在依法扣减本案执行款项后,将余款全部退回被执行人账户。
【典型意义】
本案中,执行法官“抽丝剥茧”找准矛盾焦点,及时核实涉案油品的实际情况。在确定涉案执行财产抽余油实际不存在的情况下,为推进执行工作,法院经过深入细致研判,探索采取对虚拟资产进行种类物现值评估的方式,科学确定相关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有效破解执行中的障碍,为后续执行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执行法院运用司法智慧妥善化解纷争,积极协调各方当事人,认真释法明理,坚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善意化解分歧,针对各方当事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主动提供解决方案,并督促评估机构规范评估涉案油品,最终成功促使各方当事人就履行本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达成共识并及时履行,体现了强制执行工作中加大执行力度与善意执行理念的有机结合。
7.宝山区罗泾镇某村委会申请执行上海某园林公司等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上海宝山法院多措并举化解矛盾强有力执结土地腾退案
【摘要】
本案执行法院积极争取区委、区政法委的支持,与公安机关、属地镇政府等多部门进行联动,准确掌握涉案场地的实际情况,摸排矛盾激化风险点,制定周密执行方案,多措并举,扫清执行障碍,高效完成百余亩土地的腾退工作。
【基本案情】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某村委会与上海某园林公司、上海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判决解除原告宝山区罗泾镇某村委会、被告上海某园林公司间的土地租赁协议,并判令上海某园林公司及第三人上海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司返还132.8亩租赁土地并支付拖欠的租金及相关费用。
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院查明,涉案的132.8亩土地作为第三人的驾驶员培训基地使用,有470余辆教练车,约1.3万名学员在基地学习。培训基地占用的其余159亩土地也属于违法用地,场地上存在多处违法搭建房屋和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已在巡查中发现该处违法用地,并挂牌督办该案件。另外,该驾校员工数百人曾联名信访,要求延期腾退,解决学员分流、补偿等事宜。此外,该驾校还存在大量学员因其他原因无法按期结业的情况,有矛盾激化的风险。
面对规模庞大的涉案土地、复杂的案情以及潜在的矛盾激化风险,宝山法院积极寻求宝山区委、区政府支持,在宝山区委、区政府的部署指挥下,成立了专案组,与公安机关、属地镇政府等多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群策群力。
针对驾校在涉案场地上持续招收新学员的行为,宝山法院向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发函建议暂停办理驾校招录新学员的申请。同时,宝山法院会同宝山公安分局对驾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进行约谈和法制教育,消除驾校股东的对抗情绪,督促其理性表达诉求,同时对被执行人采取了失信限消等措施,依法震慑了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为稳定驾校内部人员的情绪,宝山法院还协调由公安机关牵头,将涉案场地上的教练和学员分流安置至其他驾校进行培训活动,消除关键矛盾点。
通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强大的执行威慑力保障下,最终该驾校主动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随后,宝山法院会同宝山公安分局、宝山区规土局执法大队、宝山区城管行政执法局等多家部门,对该涉案土地腾退及违法用地问题进行联合现场执法。在执行现场,请公证人员对相关财产的清理进行了公证,并登记造册。在涉案场地全部腾退完毕后,宝山法院将被执行人支付的场地占用费发还本案申请执行人,案件至此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在本案的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占用涉案土地作为驾校培训基地,对抗法院执行的主要筹码就是驾校中万余名教练与学员的安置问题。考虑到本案执行的主要目的是将涉案土地交还申请执行人,必须妥善安置驾校基地中的人员,避免因执行行为带来更大的社会矛盾。执行法官发函至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建议暂停驾校的招生活动,又运用多部门执行联动机制,会同公安机关协调其他驾校接受分流的教练与学员,将潜在的矛盾及时化解。此外,执行法官通过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执行措施,让被执行人处处受限,对其形成高压态势。以强大的执行威慑力为后盾,做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由其配合法院的腾退,最终案件得以顺利执行完毕,充分体现了多措并举的强有力执行手段与善意执行理念的结合。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3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百色革命老区智慧法院建设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广西百色法院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系统建设、数据资源和信息化应用程度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在职干警对信息化办案系统、数字化法庭的应用能力普遍较低,离熟练运用并服务于日常审判执行工作仍存在较大差距,建议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加强法院干警信息化应用培训,加强智慧法院人才队伍建设。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对加强革命老区智慧法院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审判工作质效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的建议
近年来,全国法院不断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不断完善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推动诉讼服务和审判辅助智能化,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慧法院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按照当前我国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广西法院尚未开展省以下法院财物统管改革,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仍由同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级机关部门预算只能用于本级事项开支,不得划拨下级机关使用。广西百色两级法院的经费保障职责,按照现行管理体制规定,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部门预算资金。
2009年实施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中央财政设立了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加大对中基层法院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的保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关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人民法院的物质装备建设和经费保障。每年均积极沟通协调财政部,不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法院的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力度。2019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广西中基层法院达4.25亿元,平均每个法院投入达300余万元。
广西百色属于革命老区、边境地区,也是国家集中连片脱贫重点开发地区,地方财力相对困难,法院各项物质装备建设相对滞后。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工作指导,帮助百色两级法院做好智慧法院建设的工作规划和年度装备配备计划,加强统筹协调,切实提升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积极沟通协调财政部,进一步加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向革命老区法院的倾斜力度,共同努力不断加强革命老区智慧法院建设的经费保障水平。
二、关于加强法院干警信息化应用培训和智慧法院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提高科技应用能力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法院队伍的必然要求,作为推动智慧法院建设的有力支撑,作为法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召开第七次全国法院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均对加强法院干警科技应用能力作出部署,明确要求着眼提升法院干警科技应用能力,结合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以提高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能力为重点,广泛开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知识新技能学习培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每年在全国法官培训计划中安排“全国法院信息化培训班",在全国法院年度重点培训班次中开设信息化应用培训相关课程内容,加强对法院干警信息化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培训。
下一步,我们将一方面加强对广西百色等革命老区法官培训对口支援,在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的信息化培训班次中加大广西百色等革命老区法院法官参训的比例,在相关培训班次中适当增加信息化方面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将加强对广西百色法院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力度,针对百色两级法院智慧法院建设短板,指导广西百色法院在现有司法辅助人员编制员额范围内,对信息技术人才的招录使用给予一定的倾斜,最大限度地缓解信息化技术力量较为薄弱的现实矛盾。同时,指导帮助广西百色法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做好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定期开设信息化应用培训班次,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百色地区法院在职干警信息化办案系统、数字化法庭等智慧法院系统平台实际应用技能培训,以更好地服务和促进日常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的提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90号(政治法律类第27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90号(政治法律类第27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审慎运用司法手段,帮助企业化解债务风险的提案》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司法部门尽量促成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调解,力争促使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债务展期方案、和解方案等措施妥善解决债务纠纷的建议
近年来,全国法院积极构建民商事审判分调裁机制,有效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简案快审、难案精审。积极开展诉调对接,积极搭建与全国工商联、全国侨联等多部门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保险、道交等领域协调工作机制,强化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合力。对涉及民营企业且适宜调解或者速裁的案件,通过调解速裁方式加快办案节奏,及时维护纠纷当事人的交易关系和合法权益。与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维护民营企业家基本权益。我们也将致力于继续探索健全民营企业家权益保障的相关机制。
二、关于不能随意扩大查封冻结范围、尽量避免对企业股权强制低价拍卖等建议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完善司法政策,要求各级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对符合条件的,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有关执行和解协议或债务重组安排,通过采取分期偿债、收入抵债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产生连锁反应,既保障申请执行人利益,又兼顾被执行人利益。在财产保全、执行过程中,我们要求各级法院严格落实《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准确甄别被执行人财产,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对能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死封"“死扣"。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等程序,快速纠正超标的查封情形,使保全财产继续发挥其价值。
三、关于在执行阶段尽量避免对企业股权的强制拍卖,股权低价拍卖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在充分考虑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相关方利益,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努力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同时,我们坚决落实中央有关要求,将股权拍卖作为慎用的执行措施,在有其他更加方便、价格波动性更小的财产的情况下,优先处置其他财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的要求,充分发挥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方式的优势,保障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提高股权处置的效用。
四、关于做好类案梳理,本着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解决好民营企业债务风险问题,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利益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落实“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要求,在去年发布两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及时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强烈信号,也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树立产权司法保护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等不起、坐不得、停不了、跑起来"的良好表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第三批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同时,主动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积极为民营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8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8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19年9月11日)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Mitsui Sumitomo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诉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案外人SONY EMCS(MALAYSIA)SDN BHD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公司)运输一批液晶显示面板先经海运自马来西亚巴生港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再经铁路至斯洛伐克尼特拉。中远海运公司签发了4套不可转让已装船清洁联运海运单。货物在位于希腊境内的铁路运输区段因火车脱轨而遭受货损。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保险公司)作为涉案货物保险人,在对索尼公司进行理赔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向中远海运公司提出追偿。中远海运公司抗辩称,火车脱轨的原因是事故时段当地持续暴雨,引起地质塌陷,承运人可以免责;即使不能免责,其可依法享受承运人单位赔偿责任限制。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井保险公司注册成立于日本、运输目的地为斯洛伐克,事故发生地位于希腊,案件争议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下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对于涉案货物铁路运输区段的责任认定、责任承担方式等选择适用希腊法律,其余争议问题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对此选择予以尊重。
希腊是《国际铁路运输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ail)的成员国,《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Concerning the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ail)是《国际铁路运输公约》的附件B。希腊在批准加入该公约时未作任何保留声明,公约在希腊优先于其国内法适用。根据《国际铁路运输公约》第23.2条,若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无法避免并且无法阻止其发生的原因所造成的,承运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前虽有持续降雨,但比较事故地区历史降水数据,事故月份降水量仅处于历史中等偏上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异常。然而,本次列车脱轨并非遭受雨水直接冲击所致,而是事故区域常年频繁降雨浸蚀土壤后产生的地质作用引起地层塌陷的结果,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体何时发生非人力所能预见和控制。铁路养护是否得当或可延缓此种地质变化的进程,但并无证据表明可以准确预计、控制和绝对避免。因此,中远海运公司可以援引《国际铁路运输公约》第23.2条的规定,对货损不负赔偿责任。三井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三井保险公司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含海运在内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海运始于马来西亚,中途经希腊转铁路,目的地为斯洛伐克,是一条典型的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由地中海转铁路将货物运送至中欧内陆国家的海铁联运。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对多式联运的需求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跨越多国、涉及多种运输方式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中,对“网状责任制”与确定运输区段准据法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不统一的情况。本案中法院坚持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铁路运输区段适用希腊法律,其余争议问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根据希腊法下的法律渊源适用《国际铁路运输公约》《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统一规则》相关规定。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气候状况、地理水文条件差别很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养护水平也参差不齐,货运事故的发生又往往出现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并存的复杂局面,本案在评判风险责任承担时,较好地运用了原因力分析的方法,论证充分,说理透彻,为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借鉴思路。
【一审案号】(2016)沪72民初288号
【二审案号】(2018)沪民终140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岚山支行与天津西南海运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岚山支行(以下简称岚山中行)根据授信长期为日照广信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信公司)购买生产原料开立信用证,本案涉及岚山中行开立的3份90天远期不可撤销信用证,受益人均为发货人Marubeni Corporation(以下简称丸红公司)。鹰社海运公司代表承运人天津西南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公司)向丸红公司签发3套指示提单,均记载托运人为丸红公司,装货港韩国蔚山,卸货港中国连云港,货物品名聚合级丙烯,船名“HONG YU”轮。涉案货物于2017年3月27日运抵连云港,西南公司根据丸红公司出具的保函将货物存入广信公司指定的岸罐并由广信公司提取。岚山中行根据信用证贸易单证流程于4月14日取得涉案三套提单,三个月后因广信公司无力全额付款赎单,岚山中行垫付2033796.85美元。岚山中行后收回488086.33美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岚山中行申请法院诉前扣押“HONG YU”轮,并依据所持有的涉案提单向西南公司主张无单放货,要求赔偿信用证项下实际垫付的款项及利息。西南公司抗辩称岚山中行明知依惯例广信公司必须无单提货,融资银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提单持有人,其所遭受的损失与无单放货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西南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岚山中行享有且未放弃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提单持有人权利,可以根据提单法律关系向承运人索赔,扣除岚山中行已收回的488086.33美元款项后,判决西南公司赔偿岚山中行经济损失1545710.52美元。西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并未将跟单信用证的开证行、具有商业利益的合作方等其他经合法流转持有正本提单的主体排除在外,岚山中行主张的垫付款项的实际损失金额未超出提单项下货物装船时的价值以及法律规定的无单放货的赔偿范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涉及信用证贸易融资因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三个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从文义、目的解释角度对涉及提单持有人定义、承运人无单放货赔偿责任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进行解读,确认信用证开证行可以享有正本提单人的法律地位和索赔权利。二是在认定无单放货导致损失上有所创新。海商法第五十五条仅规定了货物灭失赔偿额的上限和一般计算方法,银行在该规定限额以下主张实际垫付款损失,符合损失填补原则。三是对规范海上货物运输秩序具有积极意义。随着银行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服务方式的变化,银行通过对提单的占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符合商业需要,承运人对无单放货仍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案号】(2017)浙72民初1601号
【二审案号】(2018)浙民终624号
曲某某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岛支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5月25日,曲某某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岛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就“鲁荣渔1813” “鲁荣渔1814”船订立两份保险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险别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责任格式远洋渔船保险条款》综合险,渔船保险价值428.57万元,保险金额300万元。涉案保险条款第二条(责任范围)载明:该保险分全损险和综合险,其中综合险承保以下3项原因造成被保险渔船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以及该3项原因所引起的救助费用等6项责任和费用:1.暴风雨、台风、雷电、流冰、地震、海啸、洪水、火山爆发、搁浅、触礁、沉没、碰撞、失火、锅炉或其他设备爆炸、油管破裂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2. 船壳和机器的潜在缺陷;3.船长、大副、船员、引水员或修船人员的疏忽。涉案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载明:保险人对所列8项损失、费用和责任不负责赔偿,其中第1项、第2项分别为:由于被保险渔船不具备适航条件所造成的损失;由于船东及其代表的疏忽,船东及其代表和船长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曲某某明确说明保险条款中除外责任条款和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两艘渔船于2011年6月1日后在山东省荣成市烟墩角北港渔码头进行维修保养。2011年6月25日,曲某某为避台风同部分船员试图单靠“鲁荣渔1814”船动力将两船(“鲁荣渔1813”主机已吊出船舱维修)驾驶至南码头,后在途中因舵机失灵,在台风大浪作用下,两船搁浅导致报废。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涉案船舶在避台风过程中全损,该原因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赔偿范围,判决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给付曲某某保险赔偿款600万元及利息;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威海支公司)对赔偿款承担补充给付责任。曲某某、大地保险威海支公司、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所涉事故,先有船舶所有人的疏忽,后有台风的影响,缺乏任何一个原因,事故均不会发生,直接、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难以确定,故大地保险威海支公司、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应按照50%的比例,向曲某某支付保险金。二审判决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给付曲某某保险赔偿款300万元及利息,大地保险威海支公司承担补充给付责任。曲某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涉案事故系由台风、船东的疏忽、船长和船员的疏忽三个原因共同造成,其中台风是主要原因。涉案保险条款已明确约定船东疏忽不属其列明的承保范围。由于保险人未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曲某某明确说明,案涉除外责任条款不生效。案涉船舶在港内移泊不属于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船舶开航”,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根据该条规定主张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在造成涉案事故的三个原因中,台风与船长船员的疏忽属于承保风险,而船东的疏忽为非承保风险。在保险事故系由承保风险和非承保风险共同作用而发生的情况下,根据各项风险(原因)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法院酌定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对涉案事故承担75%的保险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大地保险石岛支公司给付曲某某保险赔偿款450万元及其利息,大地保险威海支公司承担补充给付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该案再审判决在审理思路与实体规则适用方面均发挥了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赔偿责任的认定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合同总体上的效力、事故原因、保险承保范围、除外责任、因果关系构成等,该案再审判决明确了有关基本问题的论证层次。二是关于多因一果的损害赔偿的处理,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保险赔偿的“近因原则”,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人身保险中按相应比例确定赔付的原则看,我国保险司法实践正在倾向采纳国际上逐步发展的比例因果关系理论,该案再审判决遵循了这一司法动向。三是该案再审判决明确了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中“开航”的含义。
【一审案号】(2016)青海法商初字第240号
【二审案号】(2016)鲁民终1542号
【再审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413号
中燃航运(大连)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9日,中燃航运(大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燃公司)所有的中国籍“中燃39”轮与朝鲜籍“昆山”轮(M.V KUM SAN)在中国连云港海域发生碰撞造成损失。“中燃39”轮为沿海运输船舶,总吨2548吨,中燃公司就船舶碰撞引起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请求,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按照《关于不满300总吨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以下简称《责任限额规定》),为254508特别提款权所换算的人民币数额及其利息。“昆山”轮所有人朝鲜金山船务公司没有向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其与“昆山”轮所载货物的收货人大连欧亚贸易有限公司就设立基金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按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确定基金数额。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认为,“中燃39”轮总吨2548吨,从事中国港口之间的运输,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关于“总吨位不满300吨的船舶,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的船舶,以及从事沿海作业的船舶,其赔偿限额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的规定,“中燃39”轮的赔偿限额应适用《责任限额规定》。但根据该规定第五条,同一事故中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或者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同样适用。与“中燃39”轮发生碰撞的“昆山”轮所有人虽然没有向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但该轮总吨5852吨,从事国际运输,其海事赔偿限额应当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故“中燃39”轮作为同一事故的其他当事船舶,海事赔偿限额也应当同样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综上,法院裁定准许中燃公司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非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9016特别提款权所换算的人民币数额及其利息。一审裁定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依照国务院批准施行的《责任限额规定》,不满300总吨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为从事国际运输及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50%,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即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应适用同一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且以较高的限额规定为准。中燃公司主张,只有在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权利人均主张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或均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才能适用上述“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适用同一规定”的规则。由于“昆山”轮所有人没有向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故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则。法院认为,同一事故中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应当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情形的,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也同样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而不考虑权利人是否实际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法院正确解读“同一事故中当事船舶适用同一规定”的规则,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公正审理涉外海事案件的态度。
【案号】(2017)辽72民特104号
韩某某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基本案情】
“湘张家界货3003”轮所有人为韩某某,总吨2071吨,该轮持有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许可证、内河船舶适航证书,准予航行A级航区,作自卸砂船用。2016年5月9日,“湘张家界货3003”轮在闽江口D9浮返航进港途中,与“恩基1”轮发生碰撞,造成“恩基1”轮及船载货物受损。韩某某向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韩某某系“湘张家界货3003”轮的登记所有人,该轮虽为内河船舶,但根据其提供的《内河船舶适航证书》,该轮航行区域为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省际内河航线,而且发生涉案事故时,正航行于闽江口,属于国务院批准施行的《关于不满300总吨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以下简称《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规定的“300总吨以上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船舶”。一审裁定准许韩某某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相关利害关系人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船舶“湘张家界货3003”轮虽为内河船舶,但其在沿海海域从事航行作业属于《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所规定的从事沿海作业的船舶,依法可以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相关利害关系人不服二审裁定,提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湘张家界货3003”轮持有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许可证、内河船舶适航证书,准予航行A级航区,为内河船舶。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在福建闽江口,并非“湘张家界货3003”轮准予航行的航区。“湘张家界货3003”轮的船舶性质及准予航行航区不因该船实际航行区域而改变。“湘张家界货3003”轮作为内河船舶,不属于《责任限额规定》适用的船舶范围。再审撤销一、二审裁定,驳回韩某某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典型意义】
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仅限于海船,关于内河船舶在海上航行是否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国务院批准施行的《责任限额规定》源于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授权,其规定的“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船舶”仍应限定为海船。受利益驱动,近年来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的问题非常突出,严重威胁着人员、财产和环境的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进一步明确,内河船舶性质及准予航行航区不因该船实际航行区域而改变,对于规范航运秩序、统一类似案件裁判尺度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16)闽72民特90号
【二审案号】(2016)闽民终1587号
【再审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453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江苏华隆海运有限公司、宋某某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27日,广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公司)向案外人订购东北产玉米,拟运到湖南省进行销售。同年7月26日,海大公司委托江苏华隆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负责将案涉玉米由靖江码头分别运往湖南长沙、岳阳和汨罗。7月28日,华隆公司与宋某某所属“远东98”轮代表宋某(宋某某的女儿)约定由该轮将货物从靖江运至岳阳。8月3日,华隆公司与宋某共同签名签发相关货票(运单),载明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为海大公司。该货票注明:本运单经承托双方签认后,具有合同效力,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界限均按《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及运杂费用的有关规定办理。货物在起运港装船后准备盖帆布时突降暴雨,导致船头和货舱两侧玉米发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分公司)作为货物保险人向海大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追偿权,要求华隆公司与宋某某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运单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的表现形式。本案运单载明的托运人为海大公司,承运船舶为宋某某所属和经营的“远东98”轮,华隆公司与宋某某均在运单上盖章或者代表人签名。涉案运单上注明了关于托运人、承运人的权利、义务适用《货规》的相关规定,故《货规》的相关内容可视为华隆公司、宋某某与海大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条款。华隆公司是合同承运人。宋某某答辩时对承担涉案货物运输事实并无异议,故宋某某实际承担了涉案货物运输义务,是本案实际承运人。一审判决华隆公司与宋某某对人保上海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参照原交通部制定的《货规》,判决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是我国海事司法实践长期形成的裁判规则。2016年交通运输部宣布废止《货规》后,能否继续适用实际承运人制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统一。本案中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约定,适用《货规》中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连带责任制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对于弥补现行法律漏洞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18)鄂72民初1177号
【二审案号】(2018)鄂民终1376号
江门市浩银贸易有限公司与联泰物流(Union Logistics, Inc)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9月至10月间,江门市浩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银公司)向阿多恩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多恩公司)出售一批女裤。按照阿多恩公司的指示,浩银公司委托联泰物流(Union Logistics, Inc)将涉案货物自广东省深圳市盐田港运至美国加利福尼亚长滩港。联泰物流安排运输后,授权其代理人广州升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扬公司)向浩银公司签发了全套正本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浩银公司,承运人为联泰物流。2014年12月26日,涉案货物装船起运。2015年1月16日,涉案货物由联泰物流在目的港美国长滩交付于阿多恩公司。而浩银公司仍持有全套正本提单。2015年10月21日,浩银公司以升扬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广州海事法院审理后认为,升扬公司为联泰物流的签单代理人,并非涉案运输承运人,遂判决驳回浩银公司的诉讼请求。2016年2月24日,浩银公司以联泰物流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联泰物流赔偿其遭受的货物损失及利息。经公约送达,联泰物流到庭应诉,对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事实予以确认,但辩称浩银公司对其的起诉已超过海商法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浩银公司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应适用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提起诉讼”可中断诉讼时效,但并未明确规定“提起诉讼”涵盖的具体情形,应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界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第2款“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浩银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以升扬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该行为应被视为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提起诉讼”,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于2015年10月21日构成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浩银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联泰物流作为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违反承运人法定义务,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致使浩银公司丧失货物控制权,无法收回货款,联泰物流应赔偿损失。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我国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规定了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的特殊诉讼时效制度。在涉及海商法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应优先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在海商法没有明确规定时,应适用民法通则等一般民事法律规定。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了请求人提起诉讼方能中断诉讼时效,但该法并未明确规定“提起诉讼”的具体情形,此时应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此案对于处理海商法与一般民事法律诉讼时效制度的关系具有参考价值。
【案号】(2016)粤72民初311号
陈某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公司等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自2014年起,陈某某为其所有的“宁高鹏3368”轮连续四年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高淳支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根据陈某某的投保签发保险单,收取保险费并开具保险费发票。其中2015年的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陈某某,投保险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条件及特别约定部分第九条载明: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投保三人,每人保额10万,并列明了三名船员的姓名和公民身份号码。第十条载明:除以上特别约定外,其他条件严格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执行。该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由于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016年3月13日,“宁高鹏3368”轮在运输过程中,触碰位于长江中的中海油岳阳油库码头,造成趸船及钢引桥移位。事发时在船船员三人,均无适任证书。岳阳海事局认定该轮当班驾驶员未持有《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违规驾驶船舶,操作不当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该轮对上述事故负全部责任。陈某某就事故损失向人保高淳支公司提出保险理赔。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船员操作不当是导致发生触碰的直接原因,且船员没有适任证书、船舶未达最低配员,船舶不适航属于除外责任,故有权拒绝赔偿。陈某某遂起诉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高淳支公司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在航运实践中,船员取得适任证书是预防船舶驾驶操作不当、确保船舶安全的重要举措。根据海事行政部门的认定,船员操作不当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当班船员未持有《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违规驾驶船舶是诱使该行为最主要的实质上的原因,故应认定当班驾驶员未持有《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违规驾驶船舶对事故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涉案船舶未配备适任船员,构成船舶不适航。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第三条第一款,因船舶不适航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长期以来,很多从事内河货物运输的企业、个人为降低经营成本,雇佣不持有适任证书的船员或不按最低配员标准配备船员,给内河航行安全造成了严重隐患,损害了内河航运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展开有序良性竞争,指引港口、航运、造船企业切实增强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为平安黄金水道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支撑。在该案审理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涉案船舶未配备持有适任证书的船员属于船舶不适航,在船舶不适航与保险事故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依照保险条款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该案对于强化内河航行安全意识,促进内河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18)津72民初53号
【二审案号】(2018)津民终392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上海分公司)为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上海旺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嘉公司)签发限额为80万元的无船承运保证金责任保险单,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过程中,由于不履行承运人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当造成委托人的损失,经司法机关判决或司法机关裁定执行的仲裁机构裁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并在保险期间内要求协助执行的,保险人负责赔偿。”旺嘉公司在保险期间内经营无船承运业务过程中发生货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镇江支公司)在向托运人赔付货物损失后,向旺嘉公司等提出索赔。上海海事法院于保险期间内作出一审判决。太平洋镇江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旺嘉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30余万元,但此时已经超出保险期间。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向平安上海分公司发出执行通知,要求将旺嘉公司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限额80万元划至法院账户。平安上海分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并在异议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认为该案终审判决作出的时间及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时间均已经超出了保险期间,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其不应进行赔偿,故诉请确认其无须协助法院执行和支付保险赔款。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系平安上海分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平安上海分公司与旺嘉公司通过磋商订立合同,除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外,还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涉案合同条款中限制索赔权利人的内容,由于合同订立之时索赔权利人尚为潜在不特定对象,不具备磋商条件,应对相关条款的合理性提出更高要求,并要求合同订立人以诚实守信的原则拟定合同条款。涉案保险条款要求索赔权利人必须在保险期间内取得生效裁判并申请执行,系采取不合理方式免除保险人主要责任、加重索赔权利人责任、排除索赔权利人主要权利,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无效。据此判决驳回平安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平安上海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保险事故、保险责任的索赔和认定通常涉及多起相互关联的诉讼,前一个诉讼先确定被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后一个诉讼才就该责任确定保险公司应否偿付保险金,多个诉讼前后相继。涉案格式条款规定保险赔付要同时满足多项索赔条件,即“司法机关判决+保险期内+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协助执行”。上述情况都致使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索赔难度明显加重,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依法享有的权利,一审法院对该条款的效力认定并无不妥,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为依法确认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格式条款无效的案例。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制度,是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保证金的一种替代形式,以保险的形式替代保证金,既减轻了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现金压力,也可起到与保证金类似的效果。当前市场上很多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采用类似格式条款,在保险责任条款中规定了索赔期间,要求索赔权利人必须在保险期间内起诉被保险人,且在保险期间内取得生效裁判文书并申请执行。类似条款为保险理赔设定了明显不合理的条件,实质上免除保险人的主要责任、加重索赔权利人的责任、排除索赔权利人的主要权利。该条款与合同目的明显背离,弱化了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责任保险的应有功能。本案判决认定涉案保险条款无效,既在个案中维护索赔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发挥了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功能,对促进无船承运业务规范管理以及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产品的健康有序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17)沪72民初2203号
【二审案号】(2018)沪民终81号
申请执行人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与被执行人陈忠义等海事行政非诉执行案
【基本案情】
福建宁德三都湾湿地是福建海湾型滨海湿地的典型代表,被列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的“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宁德环三都澳湿地水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三都湾国家重要湿地的核心部分。陈某某、方某某、黄某某等多人未经海洋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擅自占用湿地海域实施围海养殖工程建设,严重侵害自然保护区,导致局部海洋生态系统遭受破坏,被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列为整改对象。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陈某某等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以罚款。陈某某等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经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催告后,陈某某等仍拒不履行义务,该局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是依法行使海域使用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确凿、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随后,厦门海事法院启动非诉案件的“裁执分离”机制,确定由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退还海域、恢复原状,同时协调福安市人民政府组织多部门参与联合执法,并参照强制迁退不动产的执行程序,指导制定了《强制退海行动工作预案》《风险防控方案》等执行方案,明确实施强制执行的流程步骤和事前公告、第三人在场见证、执行笔录制作、执法活动视频记录、现场物品(养殖物)造册、保存、移交等工作规范和工作要点。2018年7月31日至8月3日,在法院监督下,相关行政部门组织1100余人、挖掘机12台,通过四昼夜强制执行,拆除了违建的养殖管理房,在围海长堤上开挖豁口4个、拆除闸门7座、清除淤泥数万方,引入海水令352.287亩被占海域恢复自然状态。以此案为示范和带动,最终将不符合生态自然保护区规划的170公顷养殖设施全部清退,实现了滩涂内外水源的有效交换,还原湿地。经定期生态监测,退养还湿后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生态物种进一步丰富,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典型意义】
非法占海、围海、填海是近年来我国近海海洋生态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也是海洋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痛点”和“顽症”。对责令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的强制执行,由于涉及海域面积广,责任主体人数众多,构筑物拆除、土方清运工程量浩大,往往难以有效实施。人民法院从强化司法审查、严格执行程序和规范执行行为入手,统筹司法和行政资源,缜密组织实施“裁执分离”,协调各方力量强力推进执行攻坚,拆塘清淤、退养还湿,还海洋以宁静、和谐、美丽,取得良好的生态效果。本案的圆满执结,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破解涉海洋生态司法“执行难”问题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同时,通过监督支持海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健全完善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机制,指引海事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
【案号】(2018)闽72行审6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网络消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网络消费典型案例
(2023年3月15日)
目 录
案例1:不正当干预搜索结果的“负面内容压制”约定无效--某文化传播公司诉某信息技术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2:商家因“差评”擅自公布消费者个人信息构成侵权--张某等人诉某商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3:未成年人超出其年龄智力程度购买游戏点卡,监护人可依法追回充值款--张某某诉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4:提供酒店在线预订服务方应当履行协助退订等合同附随义务--熊某等诉某旅行社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5:限时免单条款约定条件成就,经营者应当依约免单--张某与周某、某购物平台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6:以盈利为目的持续性销售二手商品,应承担经营者责任--王某诉陈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7:电商经营者销售未标明生产日期的预包装食品,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彭某某诉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8:外卖平台未审核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应承担连带责任--王某与甲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案例9:在线租车公司未按照承诺足额投保三责险,应在不足范围内对消费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杨某与某租车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例10:“不支持售后维权”的霸王条款无效--张某与吴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1
不正当干预搜索结果的“负面内容压制”约定无效
--某文化传播公司诉某信息技术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化传播公司为某新能源电池品牌提供搜索引擎优化及线上传播服务。被告某信息技术公司与原告系合作关系,双方于2020年11月签订《委托合同》,该《委托合同》附件具体列明了被告应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其中“软文优化”服务项目中的“负面压制”条款约定:被告对某新能源电池品牌方指定的关键词搜索引擎优化,实现某搜索引擎前5页无明显关于该品牌的负面内容,以及负面压制期为30天等。后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完成负面压制服务为由诉请解除合同。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提供网络“负面压制”服务之约定是否有效,应当结合合同目的、行为方式、社会危害依法作出认定。从缔约目的看,负面压制目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履行方式看,负面压制实质是掩饰了部分公众本可以获取的信息,影响公众对事物的客观和全面的认知;从行为危害性来看,负面压制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及市场竞争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从社会效果来看,负面压制行为扰乱互联网空间管理秩序,影响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有序发展。综上,诉争“负面压制”条款具有违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施行)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典型意义】
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是重要流量来源以及流量分发渠道,搜索结果排序是搜索引擎最核心的部分。“负面内容压制”服务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算法技术等手段人为干预搜索结果排名,以实现正面前置,负面后置,严重影响消费者正常、客观、全面地获取信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破坏公平有序市场竞争秩序,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本案裁判对于维护网络消费者知情权及互联网空间公共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2
商家因“差评”擅自公布消费者个人信息构成侵权
--张某等人诉某商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等人因不满被告某商家的“剧本杀”游戏服务,上网发布“差评”,该商家遂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与张某等人的微信群聊记录、游戏包厢监控视频录像片段、微信个人账号信息,还称“可向公众提供全程监控录像”。张某等人认为商家上述行为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起诉要求商家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消费者在经营者提供的包间内的活动具有私密性,商家为了澄清“差评”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消费者包间内监控录像并称可提供全程录像,构成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侵害;商家未经张某等人同意公布其微信个人账号信息,侵害了张某等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千零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第十三条规定,判令商家立即停止公开监控录像,删除公众号文章中“可向公众提供全程监控录像”表述及张某等人的微信个人账号信息,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并向张某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典型意义】
评价机制在网络消费领域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消费者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应予保护。经营者对其因提供商品或服务而获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负有保护义务,经营者公开回应消费者“差评”时,应注意不得侵犯消费者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本案裁判厘清了经营者澄清消费者“差评”时的行为边界,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网络消费信用评价机制的有序运行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3
未成年人超出其年龄智力程度购买游戏点卡
监护人可依法追回充值款
--张某某诉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某的女儿张小某,出生于2011年,为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小某于2022年4月19日晚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原告的手机通过某直播平台,在主播诱导下通过原告支付宝账户支付给被告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某点卡专营店”5949.87元,用于购买游戏充值点卡,共计4笔。该4笔交易记录发生在2022年4月19日21时07分53秒至2022年4月19日21时30分00秒。原告认为,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原告手机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从被告处购买游戏充值点卡达到5949.87元,并且在当天相近时间段内向其他游戏点卡网络经营者充值及进行网络直播打赏等消费10余万元,显然已经超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宜的范围,被告应当予以返还,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返还充值款5949.87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中,原告张某某的女儿张小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小某使用其父支付宝账号分4次向被告经营的点卡专营店共支付5949.87元,该行为明显已经超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宜的程度,现原告对张小某的行为不予追认,被告应当将该款项退还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5949.87元。
【典型意义】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人上网行为日常化,未成年人网络打赏、网络充值行为时有发生。本案裁判结合原告女儿在相近时间内其他充值打赏行为等情况,认定案涉充值行为明显超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宜的程度,被告应当返还充值款,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和法治环境。
案例4
提供酒店在线预订服务方应当履行协助退订
等合同附随义务
--熊某等诉某旅行社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熊某通过某旅游APP向被告某旅行社预订了“机票+酒店”自由行产品。出行前两日,因同行人员中原告儿子患病无法出行,原告遂向被告申请退订。被告就该酒店产品联系其中间供应商,中间供应商反馈“需要扣除每间每晚200元共计违约金800元,去申请且不保证结果”。但被告未将酒店取消政策告知原告,亦未继续要求供应商取消订单,而是告知原告该订单不可取消,如未实际入住将全额收取房费。熊某后未实际出行,诉至法院。审理中,经当庭拨打酒店客服电话,确认涉案订单当时的取消政策为“如自行取消要扣除每间每晚200元的违约金,如提供相关疾病证明则除节假日外可无损取消。”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本案双方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提供服务的主要内容为通过相应渠道代原告预订其指定酒店,以使原告与酒店方顺利建立住宿服务合同关系。鉴于涉案服务合同履行的特殊性,预订等事宜并非由原告直接与相应产品提供方沟通确定,故在原告因同行人员患病需取消预订时,应当认为被告依法负有及时协助原告向酒店方申请取消订单、申请退款等合同附随义务,而非一经预订成功即视为全部义务已履行完毕。本案中,案涉酒店预订事实上可以取消,至多承担800元违约金,但被告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之规定,应认定被告未能履行附随义务导致原告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酒店等服务的情况十分常见。线上预订服务提供者上游对接各类服务商或供应商,下游对接广大消费者,中间往往涉及多个环节,容易滋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道德风险。本案裁判认定提供酒店在线预订服务方应当履行协助退订等合同附随义务,防止消费者权益被不当减损,有利于促进在线旅游平台经营模式健康发展。
案例5
限时免单条款约定条件成就,经营者应当依约免单
--张某与周某、某购物平台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周某在经营网上店铺过程中开展了“双12”限时免单活动,制定并公示了相关规则,原告张某在购买产品时参与了限时免单活动。张某在参与该次活动前向店铺客服咨询了免单的规则为付款优先者享受。但在张某付款时间在先的情况下,周某未按照规则给张某免单,张某认为周某构成违约,诉请周某退还其支付的货款。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施行)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关于限时免单的约定属于附条件履行义务的合同条款,消费者符合免单规则的要求,经营者即应当履行免单义务,否则构成违约。张某在参加活动前咨询客服获知的规则应视为此次活动的规则,双方应当遵守。张某付款时间在先,周某未按照免单规则为张某免单,构成违约,张某要求周某退还货款的行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典型意义】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促销手段层出不穷。这些促销活动活跃了市场,刺激了消费,同时也伴生了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本案裁判进一步厘清了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免单、打折等各类促销活动制定的活动规则的法律性质,引导经营者依法依约诚信经营,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6
以盈利为目的持续性销售二手商品,应承担经营者责任
--王某诉陈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原告王某为求学所需,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中被告陈某处下单购买某品牌笔记本电脑一台,收货后发现该电脑外观磨损严重,无法正常充电使用,后送至官方售后检测发现电脑内部电池鼓胀、有非官方拆改和非原厂部件,与陈某所宣传的95成新明显不符,王某联系陈某退货退款遭拒。王某认为陈某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请求陈某退款并按照价款三倍赔偿。陈某辩称,其在二手平台处理自用二手物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本次合同成立前,陈某通过其二手平台账号多次销售某品牌电脑等电子设备,非偶然、少量处理闲置物品,超过一般二手闲置物品处理的合理范畴,具有以盈利为目的持续性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意图,故陈某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者身份。根据双方联系情况看,双方是以涉案电脑为正品电脑作为交易前提,而涉案电脑经检查设备内部固态硬盘非原装部件,设备有非官方拆改痕迹,即涉案电脑并非正品二手电脑。被告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陈某退款并按照货款三倍赔偿。
【典型意义】
闲置物品交易模式是数字经济中的一种典型模式。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的出现有利于闲置物品的盘活、再利用。但在现实中,有些人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交易闲置物品的名义进行经营行为,商品出现问题后又以是自用闲置物品交易为由拒绝承担经营者责任。本案裁判综合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来源、数量、价格、频率、收入等情况,认定以盈利为目的持续性销售二手商品的销售者应承担经营者责任,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借鉴意义。
案例7
电商经营者销售未标明生产日期的预包装食品,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彭某某诉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彭某某在被告某电子商务公司开立的网络商铺购买了4份“XX压力瘦身糖果”(每份为2盒60粒),共计支付货款1475.60元后,该商铺通过快递向彭某送达货物。彭某某收到上述货物并食用部分后发现,商品包装盒上虽然注明:保质期24个月;生产商某纤瘦有限公司;生产地址XX省XX市XX区XXX号;生产日期见喷码,但是产品包装上均无相关生产日期的喷码标识,亦未查询到生产商的相关信息。彭某某遂以某电子商务公司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某电子商务公司退还货款1475.60元并支付货款金额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电子商务公司作为食品经营者,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无生产日期标识、虚构生产厂家的“XX压力瘦身糖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判决某电子商务公司退还彭某货款1475.60元,并支付货款金额十倍的赔偿金14756元。
【典型意义】
目前,大众通过网络购买食品十分普遍,同时,于消费者而言,网络食品因交易环境的虚拟化潜藏着一定的风险。预包装食品包装标签上缺少生产日期信息,消费者无法对食品安全作出判断,存在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本案裁判认定电商经营者销售未标明生产日期的预包装食品,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压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交易秩序。
案例8
外卖平台未审核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应承担连带责任
--王某与甲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甲公司运营某外卖餐饮平台,提供外卖订餐服务,并向消费者郑重承诺:我平台已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严格的实地审查,并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者名称、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有效期等许可信息合法、真实、准确、有效。原告王某在该平台上一家麻辣烫店铺购买了一份麻辣烫,后发现该麻辣烫店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与该麻辣烫店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甲公司经营的外卖餐饮平台属于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以及甲公司在外卖平台上作出的承诺,甲公司应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并审查其是否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但甲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使王某购买到了无食品经营资质商家制作的食品,合法权益受损,甲公司应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应当依法履行主体责任,尤其是涉及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外卖餐饮平台,更应加强对平台内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及经营许可资质的审核。本案裁判明确外卖餐饮平台经营者未依法尽到资质审核义务,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害。
案例9
在线租车公司未按照承诺足额投保三责险,应在不足范围内对消费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与某租车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通过某租车APP向被告某租车公司承租一辆小型客车,并按约享受“尊享服务”,租期4天。某租车公司为该租车APP的运营者。租车APP中说明:“在您购买尊享服务后,无需承担保险理赔范围内的损失以及保险理赔范围外的轮胎损失。”某租车公司在保险责任中承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但实际仅投保50000元。后杨某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不足,扣除通过保险获赔金额后,杨某被判赔偿案外人428000元。后杨某诉至法院,请求某租车公司支付其事故赔偿428000元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租车公司承诺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200000元,尊享服务说明承租人无需承担保险理赔范围内的损失,但本案中杨某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赔付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仅50000元,差额部分150000元属于杨某本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的损失,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施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被告某租车公司赔偿原告杨某150000元。
【典型意义】
网络租车平台是数字化赋能的典型商业模式。实际经营中,存在经营者为规避风险、提高利润,违背向租车人作出的承诺,为出租的汽车投保保险金额较低的商业保险的情况。本案裁判通过认定在线租赁公司承担投保不足导致的赔偿责任,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在线租赁公司诚信经营,保障租车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10
“不支持售后维权”的霸王条款无效
--张某与吴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原告张某在某网络交易平台向吴某购买了某品牌二手女款包,价款14000元,卖家保证为正品,承诺货到付款,如假包退。后张某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发现该包并非正品,遂将该包寄回给吴某,张某要求退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全额退款。被告吴某陈述,其专业从事奢侈品经营交易,与原告曾进行过多次交易,并辩称交易是货到付款,买家付款表明已认可商品质量,且平台《用户行为规范》明确:“交易成功后,不支持售后维权”,故不同意退货退款。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平台《用户行为规范》关于“交易完成,不支持售后维权”的内容,是电子商务经营者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了经营者责任,排除了消费者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典型意义】
实践中,存在电子商务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案裁判通过对网络消费格式条款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不合理地免除经营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作出否定性评价,有力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健康、清朗消费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8号建议的答复
李延萍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一站式"询问救助模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与关爱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救助机制建设情况
诚如您所言,“一站式"询问、救助工作模式对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加强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探索、大力推进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救助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积极建设“一站式"办案场所。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建设,至2020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各地检察机关主动与公安机关、医院等部门和单位沟通协调,积极推动“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建成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478个。全国333个地市级行政区中,已有155个建有“一站式"办案场所。浙江、上海、重庆、江苏等省份已达到每个地市级行政区至少有一处“一站式"办案场所的要求。
二是规范、完善“一站式"办案机制。为规范办案程序,提高案件质量,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新修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5条对“一站式"询问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扩大适用于未成年证人。同时,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专门的办案机制,如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卫生健康局制发《关于建立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的意见》,与妇幼保健院签署《龙华区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医疗救助合作协议》;江苏省淮安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出台《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工作若干规定》,并制定《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笔录参考模板》,进一步规范询问人员、时间、地点、用语、隐私保护等内容。上述“一站式"办案机制实现了一次询问到位,保障询问取证质量和效果,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二次伤害,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是主动开展多元综合救助。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救助工作。如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已在“一站式"询问场所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司法救助达50余人次;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公安局、法院等11家单位建立对受侵害未成年人先行救助联动机制,并通过市文明办、慈善机构及检察院控申部门拓宽救助资金渠道,综合救助40余人,救助资金近50万元;山东、云南等地检察机关为一些受到严重侵害的未成年人制订实施了长达五年的心理康复计划。2019年,各地检察机关共向4306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等发放救助金6200余万元。
二、关于省级行政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建设
您在建议中提出,选取3至5个试点,建立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省级办案场所的建设能够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对于推动“一站式"办案机制建设确有帮助。如重庆市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中心后,带动了所辖17个基层检察院建立“一站式"办案场所。最高人民检察院鼓励省级层面建立“一站式"办案场所,以推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一站式"办案场所的全面建设,但对此未做强制要求。目前,检察机关“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重点在基层,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案件主要在基层。“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的主要功能是在案件审查起诉前一次完成对未成年人的询问、取证和救助保护工作,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90%以上在基层,省级检察院办理一审刑事案件的数量不大。
二是管辖和诉讼便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办理既涉及侦查取证又涉及保护救助,需要办案检察机关与当地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直接沟通协作。如果由省级办案场所集中承担各市县未成年被害人取证、救助工作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对于地域分布较广的省份,其它地区案件被害人都到省级办案中心取证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诉累。当然,对于有的以省级名义建设,实际主要用于基层办案使用的,我们也给予支持。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今后,检察机关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全国“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尽快完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在地市级行政区全覆盖。二是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提升“一站式"工作质效。规范未成年被害人询问、取证工作程序,不断提高取证质量和效果。通过专业化、规范化办案,实现诉讼过程中原则上只询问一次,同步完成被害人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心理疏导等,有效降低办案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二次伤害",最大限度地发挥“一站式"办案场所在司法办案和综合救助方面的功效。三是进一步加强救助工作。在依法办理案件的同时,积极吸纳社会力量,聚集多方资源,形成由党委、政府主导,相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支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体系,确保每一个未成年被害人都能够获得及时、有效、全面的关爱和救助。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连石村,联系电话:010-65205649。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731号(政治法律类04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731号(政治法律类04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对大型困难企业制定司法保护制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精准服务“六稳”“六保”是人民法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职责。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认真落实纾困惠企政策,努力为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落实纾困惠企政策,保障复工复产。从2020年4月到6月,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发布系列《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涉疫情指导意见》)。其中《涉疫情指导意见》(一)、(二),特别强调了对合同纠纷、金融纠纷和破产案件的审理,指引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情势变更规则,合理运用诉讼调解、执行和解和破产重整等司法手段,依法公平合理解决民商事纠纷,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是依法减免费用,减轻企业负担。2020年,人民法院多措并举,积极为受疫情影响确实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依法合理减免各项诉讼费用。《涉疫情指导意见》(一)第八条明确指出,对于受疫情影响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免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及时作出相应决定。对于确实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诉讼参加人,要依据其申请,及时采取救助措施。《涉疫情指导意见》(二)专门强调要充分考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等系列金融支持政策,依法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其第八条就合理减免被执行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是强化善意文明执行,慎用查封措施。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在执行程序中贯彻落实产权保护制度。在2016年11月出台《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和《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再次强调严禁超标的查封,明确以价值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采取执行措施。需要查封的不动产整体价值明显超出债权额的,应当对该不动产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措施;不能办理分割查封的,整体查封后可以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并解除对超标的部分的查封。同年,为应对疫情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指导各地法院在涉疫情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进一步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积极引导当事人以和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2020年全年共对2.5万家企业暂缓强制执行措施,在18.1万件民商事案件中采取“活封”等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1631亿元、土地869万亩、厂房3271万平方米,帮扶3.6万家企业复工复产。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第三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案例6在综合各方因素对保全财产价值进行实质审查后,认定保全的部分财产可以满足保全需要,并解除了对超额部分财产的查封。该案例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进一步提高善意文明执行的主动性、增强产权保护的责任感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人民法院在为企业提供司法保护时始终坚持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原则,严格依照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关于大企业的司法保护问题,我们将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纳入到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一体保护中,并结合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针对遇困大企业的司法救助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关于指定集中管辖的问题,由于企业涉及的纠纷多为合同纠纷,需要依法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因此,首先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管辖协议,具有合法有效的管辖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确定管辖;没有管辖协议或者协议无效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受困企业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债权人或者受困企业可以向受困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后,跨行政辖区的众多债权人就该受困企业提起的系列民事诉讼,只能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从而为保障企业再生、防范系统风险、集中化解矛盾提供司法保障。关于统一裁判尺度的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一直在积极推进的重点工作,并于2020年7月发布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通过加强类案检索的方式确保相似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扣“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把保护产权、保护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调研起草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一,重点调研合同僵局的破解、违约金的调整等企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司法环境探索制度方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23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23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相关执行工作情况
过去三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积极探索建立财产保全担保机制和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全面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大力推进“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广泛建立联合信用惩戒机制,深入开展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稳妥推行执行体制机构改革,查人找物难得到有效缓解,抗拒执行、逃避执行问题得到明显好转,案件办理效率、质量都得到很大提高。在您提出的相关建议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关于提高工作效能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201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明确规定立案、审判、执行协调配合,确保立案、审判、执行工作有序衔接。要求立案部门在立案时,提示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或者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提示申请执行人尽可能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以便执行时能找到被执行人,查到财产。要求审判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主文应当明确具体,在民事调解中,应当审查双方意思的真实性、合法性,注重调解书的可执行性。要求立案、审判部门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后,应当及时送交立案部门立执行案件,立案后及时送交执行,压缩当事人转移财产的时间。
二是建立财产保全保险担保机制。为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财产保全中的作用,降低保全成本,提高保全率,很多法院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了财产保全保险担保机制。财产保全申请人作为投保人与保险机构订保险合同,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机构按照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方便当事人在起诉时申请财产保全,提高了财产保全率,为后续执行程序控制被执行人财产、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三是在保全中引入网络查控系统。为解决原告在申请保全时不能提供被告财产线索、按照保全裁定实施财产保全时找不到财产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诉讼保全裁定执行过程中,申请保全人可以向已经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执行法院书面申请,通过该系统查询被保全人的财产。
(二)关于加大打击力度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信用联合惩戒机制。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修改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为倒逼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据。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采取11类37大项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出行、购房、招投标、担任公职等进行限制,建立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机制,迫使很多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了义务。
二是加大强制措施的适用力度。依法适用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制定适用拒执罪司法解释,出台相关文件解决拒执罪自诉方面难题。三年来,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留50.6万人次,限制出境3.4万人次。
三是开展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针对逃避执行、抗拒执行重点突出问题,各地法院联合检察院、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铁腕重拳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震慑,充分彰显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三)关于借助现代科技方面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执行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在借助信息技术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破解被执行人财产查找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建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为主、以地方法院“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为辅的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理财产品、不动产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了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查询的覆盖。同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极与银行金融机构沟通协调,多家银行支持网络冻结、扣划功能,大大压缩了被执行人转移资金的时间。
(四)关于加强队伍建设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执行干警教育培训。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讲党性、讲纪律、讲奉献体现在解决执行难的生动实践中。通过组织全国法院执行业务骨干集中培训、举办执行大讲堂、开展干警远程视频教育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提高执行干警业务能力和整体素质。
二是建立执行单独考核机制。将执行考核从审判考核体系中分离出来,建立符合执行工作规律的执行考核机制,科学、客观考核执行干警的工作量和办案质量,激发执行干警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法院“最强执行干警"评选活动,地方人民法院组织“我最喜爱的执行干警"“最美执行干警"等评选活动,评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执行干警。通过评选先进,树立典型,表彰优秀,促使执行队伍形成依法执行、认真负责、热情为民的优良作风。
四是严惩执行领域司法腐败。坚持刀刃向内,对司法腐败“零容忍",严肃查处执行干警违法违纪问题,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执行干警,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执行队伍作风得到明显好转。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近年来,尽管我们做了艰苦努力,但执行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您建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着力予以解决。下一步,人民法院在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完善制度机制、加大执行力度、加强信息化应用、强化执行力量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老赖"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等问题。
(一)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
坚持系统思维,完善立案、审判、执行协调配合运行机制,发挥人民法院的整体优势。加大诉前保全、诉中保全力度,提高立案保全裁定、审判保全裁定移送执行实施的效率。继续推广保全保险担保机制,进一步降低保全成本,提高保全率,为后续案件执行打下坚实基础;推广建立“财产保全中心"的模式,集约化办理保全事项,简化工作流程,促进仲裁、立案、审判环节与执行环节的衔接,提高保全效率,有效避免败诉一方在当事人申请执行前转移财产。
(二)完善财产查控机制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提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能力。继续深化与有关单位合作,拓展网络查控系统查控财产的范围,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查控全覆盖。同时,重视现场调查、审计、悬赏举报等传统财产调查措施,最大程度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加强执行与审判的对接,对于被执行人怠于行使债权或者在进入执行程序之前转移财产的,告诉申请执行人及时提起代位权之诉或者撤销权之诉。
(三)进一步加大对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惩戒、打击力度
完善多部门协作机制,拓宽对被执行人的查找渠道,最大限度查找被执行人,使得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无处遁形。进一步拓展限制高消费及信用惩戒机制,切实实现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联合公安机关、检察院,加大对拒执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积极将涉嫌拒执犯罪的被执行人移送公安机关,畅通拒执罪自诉渠道。
(四)进一步加强执行队伍建设
一是进一步强化执行力量。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近期将与政治部就执行队伍、执行机构、执行体制机制共同开展调研工作,全面摸清执行队伍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革举措、加强队伍建设奠定扎实基础。在严把执行队伍入口的同时,畅通出口,将不适应执行工作发展的人员调离执行岗位,优化执行队伍年龄、学历、能力结构,提高执行队伍素质和整体战斗力。运用执行大讲堂、集中轮训、网络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执行干警培训,提高执行干警的担当作为意识和业务水平,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将组织13期全国执行干警培训。
二是进一步推进执行体制机构改革。建立健全执行实施人员、司法警察、执行工作辅助人员职业资格条件、招录、晋升、转岗等制度规范,优化执行队伍构成,提升执行队伍素质。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警察招录条件的执行实施人员转法警、符合法官任职资格的执行实施人员入额任法官等转岗、晋升机制。实施以法官为主导,“法官+(执行员)助理+法警"的执行团队化办案模式,明确各类执行人员的身份定位和职权范围,推进执行人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三是进一步提高执行干警的职业尊荣感。创新激励机制,建立执行工作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执行法官干警依法履职保护机制,依法惩处对执行法官干警进行诬告陷害、威胁恐吓等行为。健全执行法官干警职业保障制度,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保障,全面关心关爱执行法官干警,完善抚恤优待政策,落实带薪休假、调休轮休、心理疏导等机制,解决后顾之忧,提高执行干警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
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相信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监督配合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定能够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已于2020年12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1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就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有关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第四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
第五条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二、溯及适用的具体规定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第七条民法典施行前,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或者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零一条和第四百二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第十条民法典施行前,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而直接以提起诉讼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一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二条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保理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六章的规定。
第十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继承人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行为之一,对该继承人是否丧失继承权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受遗赠人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之一,对受遗赠人是否丧失受遗赠权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第十四条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其兄弟姐妹的子女请求代位继承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第十五条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第十六条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第十七条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措施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民法典施行前,因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民法典施行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
三、衔接适用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租赁期限在民法典施行后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立有公证遗嘱,民法典施行后又立有新遗嘱,其死亡后,因该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损害后果出现在民法典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解除权消灭;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以民法典施行前受胁迫结婚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婚姻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保证合同,当事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确,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至民法典施行之日不满二年,当事人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至民法典施行之日不满六个月,当事人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四、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7月29日)
案例一:
刘某某、武某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武某某,均系男性,无业。2020年12月,被告人刘某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刑满释放后,故伎重施,从互联网上购买迷彩服、作战靴、肩章、迷彩帽、迷彩包等作案工具,伙同武某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刘某某谎称自己为某部队现役军人,编造假名,通过社交软件骗取李某某等6名被害人信任,与上述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14777元。被告人武某某冒充某市人民武装部人员,帮助刘某某取得其中两名被害人信任,骗取共计人民币3150元。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9月7日以刘某某、武某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提起公诉。同年10月11日,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判处被告人武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审查发现犯罪线索,及时开展立案监督。乌拉特前旗人民检察院依托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在常态化履职过程中发现刘某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件线索。经查阅卷宗并与侦查人员沟通,检察机关认为刘某某的行为已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且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后,决定立案侦查。
2. 积极引导侦查,深挖漏罪漏犯。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可能还存在其他被害人,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发出继续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根据通话记录、资金流向等查证漏犯漏罪情况。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补充移送证据材料,追加起诉遗漏同案犯武某某及两起遗漏犯罪事实。
3. 加强类案研判,依法惩治犯罪。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中“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也没有明确的量刑指导意见。为确保案件指控有力、量刑准确,检察官查阅大量生效判决后,认为多次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且与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综合累犯、认罪认罚等情节,检察机关提出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被告人武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的确定刑量刑建议,被法院判决采纳。
(三)典型意义
1. 全面把握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精准惩治涉军犯罪。冒充军人实施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社会公众对军队和军人的信赖认同,危害国防和军队建设。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冒充军人身份进行招摇撞骗的,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被告人冒充军人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并骗取钱财,严重损害军人形象和军队威信。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准确把握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准确认定犯罪情节,依法惩治涉军招摇撞骗犯罪,维护军队和军人良好形象。
2. 强化协作配合,提升办案效果。检察机关应当以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为契机,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及早发现涉军犯罪线索,强化立案监督,形成工作合力。案件办理中,充分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作用,强化对侦查取证的引导,深挖漏罪漏犯,确保办案质效。
案例二:
吴某某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某,女,无业。2016年至2019年间,被告人吴某某在江苏省太仓市、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等地,利用网购的军官证、军服以及解放军某医院公章,冒充某部少校女军官“叶磊”,虚构其父母是部队领导干部,以帮别人介绍入伍、合伙承包部队医院保障项目为由,多次骗取丁某某等5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243万余元。
2021年7月6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以吴某某犯诈骗罪提起公诉。同年9月23日,太仓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吴某某未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主动提前介入,引导全面收集证据。鉴于该案涉军的特殊性,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侦查,根据吴某某作案手段,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固定相关证据。考虑到该案对军人权益和军队声誉的影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武装部召开案情通报会,加强沟通协作,就案件办理、普法宣传、维护军人权益等方面达成共识,确保案件依法从快从严办理。
2. 强化证据审查,深挖彻查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银行卡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结合证人证言及吴某某作案手段,认为本案可能还存在其他被害人。因此,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并案侦查,调取吴某某及其伪造的女军官身份“叶磊”名下所有银行卡交易流水,顺利锁定其余4名被害人。最终,公安机关移送犯罪事实从审查逮捕的1笔增加到审查起诉的5笔,涉案金额从36万元增至243万余元。
3. 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从严惩处。公安机关以吴某某涉嫌伪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印章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伪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印章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手段行为,前后存在牵连关系,依法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对吴某某批准逮捕,并继续引导侦查。随着深挖犯罪的推进,犯罪事实逐渐清晰,检察机关认为本案吴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两个罪存在竞合关系,应择一重罪论处,建议公安机关变更罪名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以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决予以采纳。
4. 加强军地协作,促进源头治理。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利用伪造军官证免费游玩景点博取被害人信任等问题,检察机关开展犯罪源头治理,向旅游行业主管机构发出风险提示,促进夯实监管责任、堵塞制度漏洞。同时,健全军地协作机制,走访对接太仓市人民武装部,围绕涉军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案件协调沟通等内容开展探讨交流,在军人合法权益保护领域形成合力。检察机关还积极落实普法责任,通过官方微信、宣传海报等渠道宣传反诈骗相关知识,引导居民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及“防诈金钟罩”微信小程序,引导居民提高警惕、防止受骗。
(三)典型意义
1. 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惩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诈骗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应当注重引导公安机关对资金流水、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客观证据进行全面梳理,对有关线索及时分析研判,深入挖掘犯罪事实,依法严厉惩治涉军诈骗犯罪。犯罪行为同时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应择一重罪论处。本案中吴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如果按照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论处,属于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按照诈骗罪论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量刑幅度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结合本案事实,对吴某某按照诈骗罪论处,更能准确评价其犯罪行为,更有利于惩治犯罪。
2. 依托军地协作,强化涉军案件综合治理。冒充军人身份实施的诈骗案件严重损害军队、军人形象。地方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加强军地协作,充分听取军事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队单位的意见,在案件办理、普法宣传、推进落实军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完善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同时,注重延伸职能,主动作为,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制度机制漏洞,通过风险提示、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强化涉军案件综合治理。
案例三:
李某破坏军婚、刘某重婚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女,无业。被告人刘某,男,某公司职工。2019年4月,被告人刘某与现役军人程某(女)登记结婚。2019年5月起,刘某前女友李某在明知刘某已结婚,且其配偶程某为现役军人的情况下,仍然与被告人刘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在现役军人程某怀孕期间,李某与刘某生下一子,并于2020年9月1日起在刘某所在城市以夫妻名义租房共同生活,造成程某与刘某感情破裂。
2022年1月24日,检察机关以李某犯破坏军婚罪、刘某犯重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3月3日,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九个月,以重婚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李某、刘某均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积极主动履职,依法追捕漏犯漏罪。本案办理之初,公安机关仅就李某的破坏军婚行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未对刘某的重婚行为予以追责。检察机关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后认为,刘某有配偶而与他人保持情人关系并生子,进而以夫妻名义同居,其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涉嫌重婚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考虑到本案社会影响恶劣,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并提出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建议,以刘某涉嫌重婚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 准确认定罪名,精准打击破坏军婚犯罪。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李某在明知刘某妻子程某为现役军人的情况下,仍与刘某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并生下一子,还以夫妻名义长期租房共同生活,造成程某与刘某感情破裂。李某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程某的婚姻,构成破坏军婚罪;刘某有配偶,而与李某生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属于重婚行为,构成重婚罪。办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通过释法说理,李某、刘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以李某犯破坏军婚罪、刘某犯重婚罪提起公诉,并对李某提出有期徒刑九个月、刘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定罪量刑意见均被法院采纳。
3. 传递司法温度,彰显人文关怀。审查起诉期间,程某因疫情无法及时到检察机关说明相关情况,承办检察官多次与其电话沟通,并对程某进行心理安抚,消除其负面情绪,鼓励她克服困难,积极生活。同时,鉴于程某退役后收入低且孩子幼小,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该院依法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向程某发放救助资金。
(三)典型意义
1.依法惩治破坏军婚犯罪,保护军人合法权益。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使命的特殊性,决定其婚姻家庭关系不同于普通家庭。现役军人为了保家卫国,远离家庭,艰苦奋斗。对军人婚姻家庭的破坏,严重伤害军人及其亲属的感情,影响军人安心服役,进而影响部队稳定和战斗力,因此我国法律对军婚给予特殊保护。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重发挥司法的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全面审查证据,依法追捕漏罪漏犯,坚决惩治破坏军婚犯罪,有力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合法权益,营造拥军优属的良好法治环境。
2. 把握罪名认定规则,实现精准打击犯罪。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李某与刘某生育一子,日常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已达到“结婚”的实质性要素,对他人婚姻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结婚”,刘某的行为属于“有配偶而重婚”,李某的行为则构成破坏军婚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在审查认定“同居”的基础上,要注重对重婚行为的审查,确保精准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
3. 多措并举开展帮扶,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在依法办案准确惩治犯罪的同时,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调查,主动了解当事人的实际困难,采取心理疏导、定期回访、司法救助等多元化帮扶措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
案例四:
庄某破坏军婚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庄某,男,务工人员。2010年4月,黄某某与现役军人宋某某登记结婚。2020年8月,庄某经人介绍与黄某某相识,并知悉黄某某的丈夫系现役军人。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间,庄某与黄某某多次在黄某某家中、庄某朋友家中以及宾馆等处发生性关系,并共同居住。2021年4月21日,二人在黄某某家中发生性关系,被黄某某丈夫宋某某发现并报警。被告人庄某的行为致黄某某怀孕堕胎。
2021年6月30日,检察机关以庄某犯破坏军婚罪提起公诉。同年9月27日,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判处庄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庄某未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精准惩治。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庄某明知黄某某丈夫为现役军人,仍然与黄某某发生关系、共同居住并造成黄某某怀孕的后果,依法构成破坏军婚罪。同时,虽然庄某表示认罪认罚,但鉴于情节恶劣,应当从严把握从宽的幅度。检察机关以破坏军婚罪提起公诉,并提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量刑建议,被法院判决采纳。
2. 依托军地协作,缓解军人后顾之忧。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该县人民武装部了解到,宋某某系解放军某部现役士官,部队将其作为专业技术人才重点培养,其本人也有长期留在部队服役为国奉献的意愿。为了让宋某某放下思想包袱,尽快走出阴影,安心服役,检察机关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宋某某进行心理疏导。同时,检察机关与部队联系,建议部队对宋某某同步进行思想疏导工作,消解案件给其心理造成的影响。案件判决后,检察机关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局、村委会等单位,到宋某某父母家中走访慰问,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3. 制发检察建议,以诉源治理促内生稳定。案件办结后,检察机关向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并完善奖励激励和保障措施,培育军人的职业使命感、自豪感和荣誉感,激发军人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退役军人事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联合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公室、县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开展“最美退役军人”“我为军人敬个礼”等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宣扬军人危难时刻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营造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典型意义
1. 加强对军婚的特殊保护,维护军人合法权益。军人担负着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艰巨任务,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枕戈待旦,战斗在国防岗位上。加强对军婚的特殊保护,依法办理破坏军婚案件,维护好军人的合法权益,为军人安心服役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助力服务新时代强军事业,是检察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
2. 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惩治破坏军婚犯罪。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实践中,“通奸”型的“同居”是认定的难点。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注意“通奸”与“同居”的界限与转化。如果只是偶尔通奸,不能认定为“同居”。但是如果通奸持续时间较长,具有延续性、稳定性、高频性,在经济上、生活上有密切联系,甚至造成怀孕、堕胎、生育等严重后果,则已具备同居的实质要素,应当认定为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
3. 加强军地协作,提升办案效果。地方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加强与军事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队单位的协作,在案件办理、问题研究、宣传引导方面形成合力,共同对现役军人进行思想开导和心理纾解,并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做好军人的后方稳定工作,切实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
案例五:
张某虎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张某虎,男,海军某部退役军人;张某鑫,2013年3月出生,系张某虎之子。
被告人郭某寿于2021年9月5日20时许,在太原市迎泽区柳巷南肖墙路,趁被害人沈某骑电动车不备,窃取其随身携带的手机一部。沈某发现手机被盗后,边追赶边呼喊抓小偷,张某虎听到呼喊后挺身而出,奋力追上郭某寿。为抗拒抓捕,郭某寿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张某虎捅伤。经鉴定,张某虎的膈破裂及失血性休克均构成重伤二级,心脏挫伤致心包积血及体表皮肤裂伤均构成轻伤一级,其创伤性血胸构成轻伤二级。
2021年10月9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同年10月12日,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救助决定,给予张某虎及张某鑫救助金10万元,并及时发放到位。
2021年12月8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郭某寿犯抢劫罪提起公诉。2022年6月6日,迎泽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郭某寿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发挥检察一体优势,积极能动履职。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郭某寿抢劫案过程中,经调查核实,发现张某虎是退役军人,其受伤后,家庭丧失主要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而被告人郭某寿无赔偿能力,张某虎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重点救助对象。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与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发挥检察一体优势,联合开展救助,加紧审核救助申请材料,依法从快办理,对张某虎及张某鑫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10万元。
2. 协调多方力量,实施综合帮扶。太原市两级检察机关联合实地走访张某虎工作单位、所在党支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共同研究对张某虎综合帮扶措施;联合教育局走访其子张某鑫就读学校,协调学校减免学杂费用、生活费用等,并将张某鑫纳入助学计划名单;协调太原市红十字会,给张某虎家庭送去日用品、米面、食用油等生活用品。经多方关怀施援,张某虎家庭走出困境,张某虎身体也得到完全康复。2022年4月,办案检察官再次回访了解到,张某虎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努力回馈社会。
3. 开展法治宣传,发挥见义勇为典型效应。检察机关依托办案,联合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大力弘扬退役军人见义勇为的高尚精神,倡导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让全社会感受到社会正气与司法温度。2021年12月,张某虎被太原市见义勇为协会授予“太原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2022年3月,张某虎被太原市人民政府评选为“最美退役军人”。
(三)典型意义
1. 积极主动履职,弘扬社会正气。张某虎作为退役军人,路见不平,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冲上前制服窃贼,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的道义担当和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质。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履职,通过严惩犯罪、司法救助、法治宣传,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正气,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2. 发挥检察一体作用,联动开展救助。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在办案过程中增强司法救助意识,注重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及军属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司法救助等帮扶措施。针对基层救助资金有限的情况,应当发挥检察一体作用,上下级联动开展救助,提升救助质效。
3. 构建协同救助格局,实现救助效果最大化。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宣传、社会救助团体等部门的沟通联络,汇聚各方面力量,采取多元化帮扶措施,全力帮助因案受困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庭渡过难关、走出困境,把党和国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六:
曹某明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曹某明,男,退役军人,系赵某某合同诈骗案被害人。
2020年3月至11月间,赵某某以能低价购房为由,通过签订购房协议的方式骗取33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524万余元,其中,骗取曹某明为其子曹某杰(现役军人)购置婚房钱款共计人民币39万元。赵某某将骗取的钱款用于网络赌博及日常消费。2021年5月25日,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以赵某某犯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同年8月24日,景县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并责令赵某某向各被害人退赔款项。
2021年8月26日,景县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作出司法救助决定,给予曹某明救助金3万元,并联合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对曹某明进行综合救助。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畅通衔接,主动救助。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被害人申请国家司法救助的权利及程序,并主动履职,对33名被害人具体情况逐一筛查,发现曹某明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线索。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工作专班,检察长多次带队到曹某明家实地调查,向镇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周边群众详细了解情况,查明曹某明一家两代军人,夫妻均患病,儿子长期戍边,家中有未成年女儿需要抚养,被骗款项中有20余万元是从亲友处借得,经济确有困难,曹某明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后经曹某明申请,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2. 凝聚合力,多元施救。针对曹某明一家两代军人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开辟“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办理该案,及时向曹某明发放司法救助金3万元,缓解曹某明一家“燃眉之急”。同时,还协调多方力量综合施救,联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其发放帮扶金3000元;协调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为其提供个性化帮扶拓展增收渠道,并为其小女儿争取到助学金8000元。
3. 多方配合,追赃挽损。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加大对赃款去向、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情况的调查取证,加大对可疑线索的侦查力度。最终查明,被告人赵某某与妻子刘某玲计划通过办理假离婚以转移财产逃避责任,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对75万元涉案款项予以追缴,并依法返还各被害人。判决后按比例发还曹某明5.5万元。
(三)典型意义
1. 司法救助既要照顾全面,也要突出重点。本案涉及被害人较多,各被害人家庭情况也各有不同,检察机关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的规定,在应救尽救、分类施策的基础上,依据《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将曹某明纳入重点救助对象范围,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帮助解决家庭困难,让曹某明儿子曹某杰在部队安心服役。2021年,曹某杰因表现突出晋升军衔,其所在部队得知案件办理结果后,专门向检察机关致信感谢。
2. 司法救助既要主动,也要及时。办理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对追赃挽损情况提前预判,同时对被害军人军属家庭情况主动进行调查,及时发现救助线索并启动救助程序。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合同诈骗案件时,主动筛查被害人家庭情况,及时查明曹某明作为退伍军人因案致困的情况,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开辟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及时发放救助资金,解决急难问题,取得较好效果。
3. 司法救助既要发挥“扶上马”的合力,更要突出“送一程”的耐力。检察机关应当能动履职,加强与民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沟通对接,构建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机制,形成救助帮扶工作合力。还应当与乡村振兴部门及基层乡镇政府等建立协作机制,定期开展回访,评估救助帮扶效果,将“一次救助”延伸为“长期关怀”,进一步打通司法救助“最后一公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23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235号提案答复的函
曹义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引进大学生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矫正附条件不起诉对象中的独特作用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中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即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以下徒刑,符合起诉条件,有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这是对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有益经验的总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充分体现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凸显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的社会功能,实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法律效果。为进一步掌握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确立以来的实施状况,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还专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团队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施状况进行评估,其中一项就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调查情况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确立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不断探索,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数量呈逐年不断增长趋势,有的检察机关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纳入考核范围鼓励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践表明,附条件不起诉前的社会调查、考察期内的教育矫治帮教环节是这一制度实施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一、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社会调查实施状况及工作打算。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较为充分的社会调查,是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调查工作做不好,可能导致作出错误决定,为此后的矫治工作增加难度,甚至为社会增加不安全隐患。为此,《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三章以专节和22个条文的形式对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进行了细化规定,其中第32条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实践中,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机关自行调查和委托司法局、公益组织、专业社工人员开展调查。从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实施情况看,因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对社会调查的重视不够等原因,社会调查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社会调查报告形式化、调查程序与内容缺乏规范、异地涉罪未成年人调查率低等问题。为此,2017年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对“调查方式、程序"、“心理测评"、“调查内容"再次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或者机构进行。当地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等专业机构的,应当主动与其联系,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调查交由其承担。委托调查的,应当向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发出社会调查委托函,载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案由、基本案情、调查事项、调查时限等,并要求其在社会调查完成后,将社会调查报告、原始材料包括调查笔录、调查问卷、社会调查表、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材料、书面材料、心理评估报告、录音录像资料等,一并移送委托的人民检察院。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注意事项、调查人员组成、调查程序、调查内容等。这些规定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社会调查的适用。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以该《指引》为规范,强化督促检查,指导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上述规定,积极与本地社工等专业组织开展有效合作,进一步提升社会调查的质量。
二、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察期内教育矫治的实施情况及工作打算。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察期间的矫治教育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核心工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考察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其既是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和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机关,又是考察监督机关,承担矫治和教育职责但因力量有限且并非专业的矫正机构,有效资源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矫治和教育的效果。为此,《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196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司法社工、社会观护基地、公益组织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相关机构成立考察帮教小组,明确分工及职责,定期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考察帮教小组应当为考察对象制作个人帮教档案,对考察帮教活动情况及时、如实、全面记录,并在考察期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定,出具书面报告"。实践中,监督考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形:一是由检察官监督考察,主要是要求未成年人定期到检察院报到、面谈并提交汇报材料、笔记等以了解未成年人在考察期中的情况和发展变化。二是在学校就读,即监督考察期间未成年人处于学校学习状态,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由学校管理,监护人负责其他时间的监督考察。三是观护基地考察,即监督考察期间未成年人被安置在观护基地(多为企业、社区等)工作生活,由观护基地负责日常监督考察。四是监护人监督考察,即未成年人在监督考察期间与其父母、其他监护人或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由他们负责监督考察。五是社工、公益组织监督考察。即委托社工或公益组织负责未成年人在考察期内的帮教监督。但是,这项工作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地方对学校、监护人监督考察情况不能全面掌握、参与监督考察各方主体尚未形成合力、观护基地等能够支持监督的社会力量单薄、对于未成年人在考察期内的表现缺乏明确考评标准和操作细则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强化工作指引的落实,加强对学校考察、监护人考察的跟踪监督,切实加强观护基地建设,重视和发挥社工、公益组织在帮教考察中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同时研究制定司法社工参与有关工作的标准,建立科学的考察效果评价体系,确保教育矫治质量与效果。
三、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引进大学生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参与,为此,2018年最高检和团中央签订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探索,如四川成都市检察机关与专业社工组织合作,由社工组织提供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干预等各方面支持。福建石狮市检察院与石狮市阳光抬头志愿服务队合作,将其作为“石狮市未成年人帮教中心",为未成年人提供就业、学习机会。因此,您在提案中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大学生团队"、“大学生社会组织"进行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的“矫治教育"和考核验收工作,具有充分的制度前提和实践基础。同时,大学生团队、组织具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等优势,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和团中央、教育部的沟通,推动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教育矫治"、考核验收等工作中,积极引入“大学生团队"、“大学生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1月12日)
1.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范某某挂靠江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以该劳务公司名义从某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接南昌市某项目劳务工程。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该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范某某陆续雇佣20余个农民工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建设公司支付劳务费人民币1967万余元,并转至范某某实际掌控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1月,因范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陆续向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被拖欠工资情况。为妥善支付工人工资,建设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额外结算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发放所拖欠的工人工资,但范某某收到汇票后,仍拒不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2020年10月23日,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但范某某既不提交该项目的全体员工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也不按照限期整改指令书进行整改。截至案发,范某某拒不支付220余名工人工资总计人民币623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此案,范某某得知后潜逃,同年10月19日被抓获归案,11月2日被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12月29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因范某某当庭翻供不认罪,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2022年5月7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范某某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2022年9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过程】
1.提前介入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劳务公司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高新区劳动监察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随着侦查机关取证的深入,确定范某某系挂靠劳务公司实施了本案犯罪行为,范某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
2.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追加起诉。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采取公告方式发布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部分之前未报案的被欠薪工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仍有部分被欠薪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根据新查明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通过全面依法指控,准确有力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办案效果。
3.协同化解涉案风险,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由于本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做好工作预案的同时,与区管委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应急管理局信访办等部门联动,耐心释法说理,安抚工人情绪,引导理性维权。同时,与区劳动监察局、涉案建设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建设公司积极筹得薪资441万余元垫付给欠薪工人。检察机关还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开展了国家司法救助,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农民工用工及工资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问题,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发出检察建议,从全面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加强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区管理委员会采纳检察建议,建立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动机制,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了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2.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6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柏某,陆续招用郁某某、王某某等人从事公司电子加工等工作。工作期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欠郁某某、王某某等30名员工工资共计137119元。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先后向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柏某下达四次行政指令,责令其支付所欠员工工资,逾期仍未执行,同时柏某以在外地出差为由拒不接受行政指令发放拖欠员工工资,并频繁变更联系电话,逃匿支付员工工资。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28日,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1年11月9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柏某与30名劳动者达成还款协议,并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经召开听证会,2021年12月2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审查,2022年6月1日检察机关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对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柏某提起公诉。柏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人数较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犯罪嫌疑人长期逃匿在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公安机关从外地抓获到案,鉴于其具有逃跑可能,检察机关依法对柏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释法说理,追回部分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劳动报酬对30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多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对柏某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考虑到公司经营受经济形势影响,柏某经济状况无法支付全部欠款,经与被害方代表多次沟通,最终促使柏某达成了部分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款协议。2021年12月8日,柏某委托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
3.能动履职,追加遗漏欠薪被害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被害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联系相关被害人,在补充工资明细表、向柏某核实情况等相关证据后,继续帮助追讨遗漏部分被害人工资,最终全部被害人的权益均充分得到保障。
4.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追加起诉被告单位。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拖欠工资、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均是劳动者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是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
5.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提升办案质效。在柏某与被害人达成还款协议后,检察机关召开了听证会,经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障企业继续经营,对柏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继续关注柏某的还款落实情况,发现其已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意见等,依法对柏某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本案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的刑事责任。在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后,检察机关发现本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合法单位,具备主体资格,郁某某等30名员工均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追讨回欠薪,检察机关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单位进行起诉,为欠薪企业划出红线。
3.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江苏省宜兴市某有限公司承建沛县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2020年3月至7月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从发包公司结算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合计人民币1816万余元。但其收到款项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各工程队劳务工资,共计拖欠23名工人工资67.44万元。工人多次投诉、信访反映此情况。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2月6日、12月18日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潘某某逃匿外地拒不支付。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3日,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沛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1年3月10日,检察机关对潘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稳定就业、助民企纾困等多种因素,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潘某某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取得被害人谅解后,2022年3月2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准确把握“恶意欠薪”逮捕标准,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某某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外地,引发上访,在审查逮捕阶段拒不认罪,对于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拒不交代去向,具有妨碍诉讼的可能。检察机关聚焦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详细查阅工人工资清单、企业账目往来等材料,主动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确认潘某某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且逃匿的事实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保就业促稳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批捕后的侦查阶段,潘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检察机关及时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涉案企业承揽的工程系沛县民生工程,工人达100余人,且案发正值疫情初期,经济下行,若继续羁押潘某某可能对企业发展及职工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经充分考量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及涉案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问题,检察机关对潘某某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3.开展多方协作,促成农民工工资全部清偿。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间,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工程发包方、工人代表、辩护律师进行面对面沟通。向工程发包方阐明案件事实及工人疾苦,促使发包方先行垫付工人工资30余万元;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开示全案证据,逐笔核算发包方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督促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支付剩余拖欠的30余万元工资,促成工人工资全部清偿,化解了工资拖欠矛盾;向工人代表耐心释法说理,促使工人对潘某某予以谅解。
4.深化诉源治理,督促启动企业合规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在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涉案企业表达合规意愿后,2021年10月,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启动企业合规整改,设立合规事务部,补充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规文化体系;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布用工主体的联系方式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电话;建立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加强考勤统计;设立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明确施工方、分包方具体职责,完善劳动合同、进出场登记、考勤等方面的管理。2022年1月15日,该企业合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累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5项,整改问题12个。
5.开展专项调研,制发检察建议力促行业规范。鉴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频发,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阅了近三年欠薪案件,发现存在立案调查不及时、“两法衔接”意识不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2021年6月,检察机关向该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会同公安、住建等部门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培训,督促指导20余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等制度,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依法充分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坚持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已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依法变更或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或向相关机关提出建议。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化推进,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工程发包方、犯罪嫌疑人家属等多方,必要时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经审查对依法不需要刑罚处罚、没有起诉必要的,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依法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充分考量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等多重叠加因素,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坚持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审查,推动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完善用工、薪资及财务管理各项制度。推动民营企业规范运营,以“真合规”“真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4.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该公司从贵州某建筑公司承接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某施工项目,刘某某雇佣李某、王某等18名农民工加工制作“钢筋笼”。工程结束后,刘某某仅向李某等人支付部分工资,李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于2021年9月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该情况。经调查,发包方已全额支付工程款,刘某某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拖欠李某等18人工资23.32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向刘某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限期支付。至整改期届满,刘某某仍未支付。劳动监察部门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1年11月11日刘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12日,刘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公安机关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工作,刘某某表示愿意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于2022年10月25日将该案移送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2022年11月3日,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紧扣关键节点促进矛盾化解,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被害人,发现春节将至被拖欠工资的18位农民工仍奔波在讨薪维权路上,其中王某在施工中受伤亟需治疗,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只能靠工友们捐款医治。为保障农民工在春节前能及时拿到欠薪,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某终于表示愿意筹款支付所拖欠工资。鉴于刘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捕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检察机关督促下,春节前刘某某将拖欠的23.32万元全额支付,18名农民工表示谅解刘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综合考虑刘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该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制发检察建议,引导开展小微企业合规。办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经营的劳务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混乱、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虽为小微企业,但在本市承接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农民工上百人。考虑到公司有合规意愿,检察机关遂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合规整改。该公司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通过2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检察机关及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
3.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常态化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233”工作法,即深化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两项认识,立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搭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专案查办、“诉前和解+检调对接”“行政+司法+新媒体”衔接融合三项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开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专案查办通道,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因案施策,2021年以来为70余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80余万元。检察机关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将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类案件纳入诉前矛盾调解工作范畴,促使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021年以来办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和”、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办理是“小案件、大民生”的生动写照。检察机关在拒不支付劳动案件办理中,除了发挥刑罚的打击震慑效果,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增强执法活动的实效性。本案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属涉案金额不大的“小案”,但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化工作、简单办理,而是将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救命钱始终作为根本职责与重大使命,在“小案”上下“大功夫”。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到个别多次讨薪未果的农民工面临着就医、生活等实际困境,单纯的刑事打击、就案办案并不能直接缓解被欠薪者的困难处境;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座谈,联合多部门制定追缴工资方案并督促落实到位;督促涉案人员及时筹集资金,直到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老百姓利益、弱势群体保护的“小案”当成检察机关“天大的案件”认真办理,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5.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兰某某系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海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起,海旺公司因经营不善,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截至2021年12月,海旺公司共拖欠王某、金某某等28名员工工资153万余元。
2021年10月1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兰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兰某某于同月25日核对《员工拖欠工资投诉表》并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核对员工工资后,承诺在40天左右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于10月25日向海旺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海旺公司于同年11月6日前足额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但兰某某在承诺期限内未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于同年12月8日和12月13日多次发送短信要求兰某某于当月13日之前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回复收到短信并说明其在十堰市处理欠款事宜,三日内返回鄂州。后未如期接受调查。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19日,区人社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于2022年3月4日决定对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案侦查。3月7日,兰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5月31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请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该院于同年6月13日决定对兰某某不批准逮捕。后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予以撤销。
【检察履职情况】
1.严把事实证据关,依法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兰某某辩解其离开本地并非逃匿,而是去筹集资金以支付拖欠员工的工资。因本案未查明兰某某到十堰的具体情况,也未查明兰某某及海旺公司名下资产情况,检察机关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上述证据,同时积极开展调查。经向多名员工调查得知,兰某某从2021年开始出现嗜睡不醒症状,而后返回十堰市休养,但电话、微信并未失联,经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够及时到案。经审查认为,兰某某未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区人社局调查,但其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且并未失联,因此不能认定兰某某系采取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后公安机关查明海旺公司账户和兰某某个人账户均无资金,兰某某无转移财产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据员工代表反映,大部分被欠薪员工均在海旺公司长期工作,一致认为兰某某为人仗义,公司经营不善也是客观原因所致,他们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担心兰某某转移财产,从而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2020年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检察机关经综合分析,兰某某的行为不属恶意欠薪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开展公开听证,有效化解员工心结。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劳动者通过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邀请镇党委书记共同上门释法说理,并为解决欠薪难题研究方案,最终达成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的初步意见。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刑事检察官和民事检察官联合办案团队,针对是否对兰某某批准逮捕和是否民事支持起诉召开听证会,员工代表和听证员一致同意不批准逮捕兰某某,并同意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
3.民事支持起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兰某某公司陷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支付拖欠工资的资金,但名下有土地和资质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围绕员工要回被拖欠工资这一主要诉求,决定刑民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民事检察官迅速介入,引导员工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确权,防止资产非正常转移。在征得涉案员工同意后,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支持起诉。2022年6月31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中,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能动履职,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联动作用。检察机关要通过沟通协调,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化解民事争议职能与人社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相衔接,共同推动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化办案,防范化解劳资矛盾。刑检部门发现相关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且有必要支持起诉的,要及时通报民事检察部门。同时,民事检察部门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线索的,应主动通报刑事检察部门,使检察机关助力保障民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印发《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印发《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
现将《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2021年12月22日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进一步规范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检察官在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以下统称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检察官由检察机关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兼职在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预防犯罪、安全管理、依法治理等工作。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的协调机制,统筹指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副校长的聘任、管理、培训、考核、评价、奖励等工作。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县级以上人民检察院,负责本地区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
检察机关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指导下,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协作配合,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推动形成法治合力。
第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检察机关,推动法治资源均衡发展。学校聘请多名法治副校长的,应当做好职责分工。优先保障偏远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法治副校长配置,鼓励和支持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第六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应当着力督促学校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协助学校建立完善预防性侵害、性骚扰工作制度和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等校园安全防控机制。
第七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期间,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联系学校实际,结合学生特点和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指导、帮助道德与法治等课程教师开展法治教育;
(二)指导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依法保护学生权益,协助帮扶受到违法犯罪侵害的学生,协调开展司法救助、心理疏导、身体康复、生活安置等多元综合救助;
(三)指导学校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协助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的学生或者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予以教育惩戒、管理教育或者矫治教育;
(四)会同学校、相关部门,联合司法社工等对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以及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学生实施精准帮教,根据需要对涉罪未成年学生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五)协助学校依法处理安全事故纠纷,妥善处理在校教师、学生违法犯罪案件,严肃查处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和滋扰校园的案件,参与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及时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维护学校周边社会秩序;
(六)指导、协助学校、教师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期间,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参与制定完善学校法治教育工作计划、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学生教育惩戒工作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等;
(二)以案释法,开设法治课程、举办法治讲座、专题报告会等法治教育活动;
(三)组织案例情景模拟、旁听庭审、模拟法庭、检察开放日、参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法治体验活动;
(四)协助校园网站等平台开设法治宣传教育栏目,举办主题班会、研讨会、辩论赛、知识竞赛等法治学习活动;
(五)协助开展优秀法治班级、法治模范学生创建活动,以及少年法学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等法治社团活动;
(六)畅通未成年人维权渠道,收集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法治需求和案件线索,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七)结合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社会治理,为学校、教职工、家长开展法治专题培训;
(八)其他工作方式。
第九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可以结合学校工作安排、检察机关案件办理情况,在开学季、毕业季、“六一”儿童节、国家宪法日、国际禁毒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工作。
第十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品德优秀,作风正派,责任心强;
(二)有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司法实践经验,从事司法工作三年以上;
(三)身心健康,了解教育教学规律,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四)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检察机关原则上从现任检察官中遴选、推荐法治副校长。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从熟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其他检察人员中择优遴选、推荐。
第十一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实行聘任制。
检察机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法治副校长人员库,推荐符合条件的检察人员入库并动态调整。
检察机关应当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共同协商,按照符合需求、就近就便原则,从法治副校长人员库中确定聘任人选。
第十二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任期一般为三年。
法治副校长任职期满后,根据工作考核情况、任职学校意见,以及本人意向,可以连续聘任,也可以交流到其他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
法治副校长在任职期内,因工作变动或者其他原因,不宜或者不能继续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作出调整。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检察机关应当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推广法治副校长优秀课件,研发法治副校长履职的视频教材,出版法治副校长系列图书等业务培训资料。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应当按时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法治副校长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完成规定的培训任务。
第十四条 检察机关应当保障派出的法治副校长在任职学校有必要的工作时间和条件,鼓励、支持其履职尽责。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将支持法治副校长履职纳入整体工作规划,主动向法治副校长介绍学校有关情况,定期收集教职工、学生、家长的法律服务需求并及时向法治副校长反馈,涉及法治副校长履职的会议、活动,应当事先与法治副校长沟通,并通知其参加。
学校应当结合实际,为检察官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基本情况和工作职责等,应当以适当方式在学校公示。
第十六条 检察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有关规定,为在偏远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地区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检察官给予适当的食宿、交通等经费补助。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建立法治副校长工作评价制度,以年度为单位对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工作情况作出评价。
学校应当将评价结果报送教育行政部门,由教育行政部门反馈检察机关。
第十八条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工作情况,应当纳入业绩考核。学校作出的工作评价等应当作为业绩考核、晋职、晋级和立功受奖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对本区域内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履职情况进行考评,对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联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 检察机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统计、调查和分析,发布法治副校长开展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检察官在幼儿园担任法治副园长,在高等学校担任法治辅导员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0〕17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司法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涉及工会经费和财产、工会工作人员权利的民事案件,维护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现就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2.将第六条修改为:
“根据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职工和工会工作人员因参加工会活动或者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用人单位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用人单位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  3.将第七条修改为:
“对于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工会组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4.将第八条修改为:
“工会组织就工会经费的拨缴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交纳申请费;督促程序终结后,工会组织另行起诉的,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交纳诉讼费用。”
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二条修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出让人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移交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受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未达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改正,或者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吊销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矿业权出让价款,出让人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六条修改为:
“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将第九条修改为:
“矿业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款后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在办理报批手续前请求受让人先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存在转让人将同一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矿业权人将被兼并重组等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6.将第十条修改为: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矿业权转让申请致使矿业权转让合同被解除,受让人请求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采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获得的矿产品及收益,或者探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勘查资料和勘查中回收的矿产品及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可请求扣除相关的成本费用。
当事人一方对矿业权转让申请未获批准有过错的,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7.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前,矿业权人又将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登记,受让人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矿业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8.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之抵押权自依法登记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手续,视为前款规定的登记。”  9.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因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勘查开采范围重复或者界限不清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先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10.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生态破坏,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为保护国家利益、环境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勘查开采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修改为: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  3.删除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4.将第五条修改为:
“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5.将第六条修改为: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的,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间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代为保管期间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将第七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  7.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六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按照民法典第六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8.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具体认定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限’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
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限。该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9.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为由,主张买受人放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10.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检验期限、合理期限、二年期限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以上述期限经过为由翻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1.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值或者使用效果,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2.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买受人在检验期限、质量保证期、合理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标的物后,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3.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主张以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和实际交付的标的物按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差价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价款已经支付,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后多出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4.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  15.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  16.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17.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在确定违约责任范围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九十一条、第五百九十二条、本解释第二十三条等规定进行认定。”  18.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9.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
“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限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1.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
“买卖合同存在下列约定内容之一的,不属于试用买卖。买受人主张属于试用买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符合一定要求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二)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可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三)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调换标的物;
(四)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退还标的物。”  22.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和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23.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部分标题修改为: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  3.将第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4.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5.将第五条修改为: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未及时通知出租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租赁物,造成出租人损失,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二)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明确约定,但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百分之十五以上,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三)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  7.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租赁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且出租人实施了下列行为之一,承租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百四十四条、第七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在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时,对租赁物的选定起决定作用的;
(二)出租人干预或者要求承租人按照出租人意愿选择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三)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承租人主张其系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8.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选择。
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9.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  10.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11.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删除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2.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如下解释:”  2.将第三条修改为:
“赔偿权利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由事故发生地、列车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赔偿权利人依照民法典第三编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人身损害赔偿的,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3.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一条、第八百二十二条、第八百二十三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
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侵权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3.将第二条修改为:
“两个以上侵权人共同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三条修改为: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部分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与其他侵权人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四条修改为:
“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6.将第五条修改为:
“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分别或者同时起诉侵权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侵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第三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相应赔偿责任。
侵权人以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将第六条修改为:
“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
(一)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
(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8.将第七条修改为:
“侵权人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的行为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
(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实施之前已发生的;
(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9.将第八条修改为:
“对查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  10.将第九条修改为:
“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两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污染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修复措施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未申请,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释明。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1.将第十条修改为:
“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2.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对于突发性或者持续时间较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13.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被申请人具有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或者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申请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害行为或者采取防治措施。”  14.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15.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被侵权人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判侵权人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其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时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
侵权人在生效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他人进行环境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16.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被侵权人起诉请求侵权人赔偿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7.删除第十七条。  1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美容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当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3.将第三条修改为:
“患者因缺陷医疗产品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仅起诉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机构中部分主体,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主体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患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受到损害提起侵权诉讼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4.将第四条修改为: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5.将第五条修改为: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但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6.将第六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除外。”  7.将第七条修改为: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血液合格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8.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委托鉴定书,应当有明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鉴定人应当按照委托鉴定的事项和要求进行鉴定。
下列专门性问题可以作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
(一)实施诊疗行为有无过错;
(二)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
(三)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的义务;
(四)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
(五)患者损伤残疾程度;
(六)患者的护理期、休息期、营养期;
(七)其他专门性问题。
鉴定要求包括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的组成、鉴定程序、鉴定意见、鉴定期限等。”  9.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对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10.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医务人员违反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义务,但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11.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
(一)近亲属不明的;
(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
(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
(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情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12.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或者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  13.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因医疗产品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血液受到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因医疗机构的过错使医疗产品存在缺陷或者血液不合格,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医疗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14.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缺陷医疗产品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的,应当根据诊疗行为与缺陷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定相应的数额。
输入不合格血液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15.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明知医疗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患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赔偿损失及二倍以下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6.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患者死亡后,其近亲属请求医疗损害赔偿的,适用本解释;支付患者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请求赔偿该费用的,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所称的‘医疗产品’包括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
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依法追究损害生态环境责任者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2.将第二条修改为: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规定:
(一)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损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
(二)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要求赔偿的。”  3.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被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4.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一)实施应急方案、清除污染以及为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5.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6.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一方当事人在期限内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裁判或者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需要修复生态环境的,依法由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实施。”
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
将第二段修改为: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起重新计算。”
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删除第二条、第五条、第二十条。  3.将第三条修改为: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  4.将第六条修改为: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5.将第七条修改为: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民法典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6.将第十条修改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7.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支付令;
(二)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三)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四)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五)申请强制执行;
(六)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七)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八)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8.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9.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能够认定借款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义务的,对于贷款人关于借款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0.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对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问题作以下规定:”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同一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3.将第八条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因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名称修改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3.将第一条修改为:
“依法登记取得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至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
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  4.将第二条修改为:
“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
(一)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
(二)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
(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规划上专属于特定房屋,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应当认定为前款所称的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本条第一款所称房屋,包括整栋建筑物。”  5.将第三条修改为: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
(一)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明等附属设施、设备,避难层、设备层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
(二)其他不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也不属于市政公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所及设施等。
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依法由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属于业主专有的整栋建筑物的规划占地或者城镇公共道路、绿地占地除外。”  6.将第五条修改为:
“建设单位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规定。
前款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  7.将第六条修改为:
“建筑区划内在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之外,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所称的车位。”  8.将第七条修改为:
“处分共有部分,以及业主大会依法决定或者管理规约依法确定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9.将第八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专有部分面积可以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计算;尚未进行物权登记的,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面积计算;尚未进行实测的,暂按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面积计算。”  10.将第九条修改为: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人数可以按照专有部分的数量计算,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算。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和虽已出售但尚未交付的部分,以及同一买受人拥有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按一人计算。”  11.将第十条修改为: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2.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所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应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13.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14.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擅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部分、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动,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属于前款所称擅自进行经营性活动的情形,权利人请求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为人对成本的支出及其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15.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管理规约,或者违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的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损害或者违章使用电力、燃气、消防设施,在建筑物内放置危险、放射性物品等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妨碍建筑物正常使用;
(二)违反规定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
(三)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修;
(四)违章加建、改建,侵占、挖掘公共通道、道路、场地或者其他共有部分。”
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名称修改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3.删除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4.将第四条修改为:
“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法律、法规、管理规约,实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物业服务人请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五条修改为:
“物业服务人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业主以违规收费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人退还其已经收取的违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将第九条修改为:
“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人退还已经预收,但尚未提供物业服务期间的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因物业的承租人、借用人或者其他物业使用人实施违反物业服务合同,以及法律、法规或者管理规约的行为引起的物业服务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关于业主的规定处理。”  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土地经营权侵权纠纷;
(四)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纠纷;
(五)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七)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八)土地经营权继承纠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将第二条修改为:
“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当事人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但另一方当事人接受仲裁管辖后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将第三条修改为:
“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
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组织或者个人。”  5.将第四条修改为:
“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
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
(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名的人;
(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  6.将第五条修改为:
“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7.将第八条修改为:
“承包方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或者对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发包方请求承包方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8.将第九条修改为:
“发包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收回承包地前,承包方已经以出租、入股或者其他形式将其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且流转期限尚未届满,因流转价款收取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承包方已经一次性收取了流转价款,发包方请求承包方返还剩余流转期限的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
(二)流转价款为分期支付,发包方请求第三人按照流转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  9.将第十条修改为:
“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  10.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权的,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在书面公示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
(二)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  11.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发包方胁迫承包方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承包方请求撤销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的,应予支持。
发包方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方请求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12.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13.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承包方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14.删除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  15.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当事人对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民法典第七百三十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
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  16.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擅自截留、扣缴承包收益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承包方请求返还的,应予支持。
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主张抵销的,不予支持。”  17.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承包费、承包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承包的,应予支持。但在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并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主张优先承包的,不予支持。”  18.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
(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
(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经营权的依据。”  19.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已将土地经营权以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  20.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本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十五条的纠纷案件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21.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合同。”  3.将第二条修改为: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4.将第七条修改为:
“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将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价款的合同。”  5.删除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  6.将第十条修改为: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三)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又未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先行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和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
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7.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合同。”  8.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投资数额超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对增加的投资数额的承担比例,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按照当事人的违约情况确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或者当事人的违约情况无法确定的,按照约定的投资比例确定;没有约定投资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  9.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房屋实际建筑面积少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实际建筑面积的分配比例,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按照当事人的违约情况确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或者当事人违约情况无法确定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  10.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第七条修改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中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在申请保全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后,自动转为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关于查封、扣押、冻结期限的规定。”  2.将第十条修改为:
“当事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调解书、裁决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执行。”
十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将正文第一段修改为:
“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十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旅游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三条修改为:
“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  3.将第六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旅游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旅游经营者责任、加重旅游者责任等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九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以非法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等方式处理旅游者个人信息,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删除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  6.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准许他人挂靠其名下从事旅游业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8.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为旅游者代管的行李物品损毁、灭失,旅游者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损失是由于旅游者未听从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事先声明或者提示,未将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由其随身携带而造成的;
(二)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
(三)损失是由于旅游者的过错造成的;
(四)损失是由于物品的自然属性造成的。”  9.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旅游经营者事先设计,并以确定的总价提供交通、住宿、游览等一项或者多项服务,不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由旅游者自行安排游览行程的旅游过程中,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0.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及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三条修改为: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删除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四条。  4.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解除权人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5.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期限;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6.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7.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亦未与担保权人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担保权人起诉买受人,请求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买受人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出卖人参加诉讼;担保权人同时起诉出卖人时,如果出卖人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提供保证的,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8.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但是已经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并与担保权人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请求买受人偿还贷款或者就抵押的房屋优先受偿的,不应当追加出卖人为当事人,但出卖人提供保证的除外。”  9.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删除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3.将第五条修改为:
“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本解释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4.将第六条修改为:
“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
(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
(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三)合同成立在先的。
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5.将第七条修改为:
“承租人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在出租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予恢复原状,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6.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租赁房屋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7.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在审理民事侵权案件中正确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3.将第三条修改为: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4.删除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  5.将第五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将第十条修改为: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7.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因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3.删除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  4.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5.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6.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7.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
“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残疾赔偿金、辅助器具费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和提供担保的情况,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一次性给付。”  8.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9.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3.删除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  4.将第四条修改为:
“被多次转让但是未办理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九条修改为:
“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经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者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
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6.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机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四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8.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损害。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9.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0.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1.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六条修改为:
“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认定食品是否安全,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以地方标准为依据。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3.将第八条修改为: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未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审查、检查、报告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请求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九条修改为: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药品遭受损害,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食品、药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与有效联系方式,消费者请求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要求其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十条修改为:
“未取得食品生产资质与销售资质的民事主体,挂靠具有相应资质的生产者与销售者,生产、销售食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挂靠者与被挂靠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仅起诉挂靠者或者被挂靠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6.将十一条修改为:
“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推荐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遭受损害,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他民事主体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药品,使消费者遭受损害,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其与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生产、销售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生产者与销售者需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首先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8.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依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除请求赔偿损失外,依据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消费者与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推荐者、检验机构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参照适用本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10.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的‘药品的生产者’包括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的销售者’包括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11.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删除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3.将第三条修改为:
“原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网络用户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原告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4.将第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类型和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5.将第七条修改为:
“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将第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7.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8.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9.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删除第十条。  3.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6.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船舶发生油污事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造成油污损害或者形成油污损害威胁,人民法院审理相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当事人就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提起诉讼、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由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管辖。
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引起的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造成油污损害或者形成油污损害威胁,当事人就船舶油污事故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由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第三条 两艘或者两艘以上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受损害人请求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泄漏油数量及泄漏油类对环境的危害性等因素能够合理分开各自造成的损害,由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分别承担责任;不能合理分开各自造成的损害,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泄漏油船舶所有人依法免予承担责任的除外。
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对受损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相互之间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支付超出自己应赔偿的数额,有权向其他泄漏油船舶所有人追偿。
第四条 船舶互有过失碰撞引起油类泄漏造成油污损害的,受损害人可以请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五条 油轮装载的持久性油类造成油污损害的,应依照《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确定赔偿限额。
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或者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油污损害的,应依照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确定赔偿限额。
第六条 经证明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船舶所有人主张限制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故意造成的,受损害人请求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赔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受损害人直接向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提起诉讼,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可以对受损害人主张船舶所有人的抗辩。
除船舶所有人故意造成油污损害外,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向受损害人主张其对船舶所有人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包括:
(一)为防止或者减轻船舶油污损害采取预防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者损害;
(二)船舶油污事故造成该船舶之外的财产损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
(三)因油污造成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
(四)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
第十条 对预防措施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者损害,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油类泄漏量、预防措施的合理性、参与清除油污人员及投入使用设备的费用等因素合理认定。
第十一条 对遇险船舶实施防污措施,作业开始时的主要目的仅是为防止、减轻油污损害的,所发生的费用应认定为预防措施费用。
作业具有救助遇险船舶、其他财产和防止、减轻油污损害的双重目的,应根据目的的主次比例合理划分预防措施费用与救助措施费用;无合理依据区分主次目的的,相关费用应平均分摊。但污染危险消除后发生的费用不应列为预防措施费用。
第十二条 船舶泄漏油类污染其他船舶、渔具、养殖设施等财产,受损害人请求油污责任人赔偿因清洗、修复受污染财产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污染财产无法清洗、修复,或者清洗、修复成本超过其价值的,受损害人请求油污责任人赔偿合理的更换费用,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应参照受污染财产实际使用年限与预期使用年限的比例作合理扣除。
第十三条 受损害人因其财产遭受船舶油污,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其收入损失应以财产清洗、修复或者更换所需合理期间为限进行计算。
第十四条 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及其他用海、临海经营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收入损失,具备下列全部条件,由此证明收入损失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请求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位于或者接近污染区域;
(二)请求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赖受污染资源或者海岸线;
(三)请求人难以找到其他替代资源或者商业机会;
(四)请求人的生产经营业务属于当地相对稳定的产业。
第十五条 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受损害人从事海上养殖、海洋捕捞,主张收入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请求赔偿清洗、修复、更换养殖或者捕捞设施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受损害人主张因其财产受污染或者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收入损失,应以其前三年同期平均净收入扣减受损期间的实际净收入计算,并适当考虑影响收入的其他相关因素予以合理确定。
按照前款规定无法认定收入损失的,可以参考政府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和信息,或者同区域同类生产经营者的同期平均收入合理认定。
受损害人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收入损失,请求赔偿合理措施的费用,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以其避免发生的收入损失数额为限。
第十七条 船舶油污事故造成环境损害的,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恢复措施的费用包括合理的监测、评估、研究费用。
第十八条 船舶取得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财务保证的,油污受损害人主张船舶优先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对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同一海事事故造成前款规定的油污损害和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其他损害,船舶所有人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主张在同一赔偿限额内限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为避免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油污损害,对沉没、搁浅、遇难船舶采取起浮、清除或者使之无害措施,船舶所有人对由此发生的费用主张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油污责任保险人、财务保证人主张责任限制的,应当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以现金方式设立的,基金数额为《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赔偿限额。以担保方式设立基金的,担保数额为基金数额及其在基金设立期间的利息。
第二十二条 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利害关系人对船舶所有人主张限制赔偿责任有异议的,应当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异议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但提出该异议不影响基金的设立。
第二十三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利害关系人没有在异议期内对船舶所有人主张限制赔偿责任提出异议,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海事法院应当解除对船舶所有人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或者发还为解除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
第二十四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利害关系人在异议期内对船舶所有人主张限制赔偿责任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船舶所有人有权限制赔偿责任的裁决生效后,应当解除对船舶所有人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或者发还为解除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
第二十五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受损害人提起诉讼时主张船舶所有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法院对船舶所有人是否有权限制赔偿责任的争议,可以先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第二十六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受损害人没有在规定的债权登记期间申请债权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足以清偿有关油污损害的,应根据确认的赔偿数额依法按比例分配。
第二十八条 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受损害人申请债权登记与受偿,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在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以前,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已先行赔付油污损害的,可以书面申请从基金中代位受偿。代位受偿应限于赔付的范围,并不超过接受赔付的人依法可获得的赔偿数额。
海事法院受理代位受偿申请后,应书面通知所有对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提出主张的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主张代位受偿的权利有异议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提出。
海事法院经审查认定申请人代位受偿权利成立,应裁定予以确认;申请人主张代位受偿的权利缺乏事实或者法律依据的,裁定驳回其申请。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第三十条 船舶所有人为主动防止、减轻油污损害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或者所作的合理牺牲,请求参与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比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船舶,是指非用于军事或者政府公务的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包括航行于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油轮和非油轮。其中,油轮是指为运输散装持久性货油而建造或者改建的船舶,以及实际装载散装持久性货油的其他船舶。
(二)油类,是指烃类矿物油及其残余物,限于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持久性货油、装载用于本船运行的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燃油,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久性货油。
(三)船舶油污事故,是指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或者虽未泄漏油类但形成严重和紧迫油污损害威胁的一个或者一系列事件。一系列事件因同一原因而发生的,视为同一事故。
(四)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是指海事事故中泄漏油类或者直接形成油污损害威胁的船舶一方的油污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
(五)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是指船舶所有人、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对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申请设立的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6月20日 (2018)最高法民他34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粤民他10号《关于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检察院起诉意见以及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充分证明案涉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仲裁案件所涉事实是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案件为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条规定,仲裁机构无权受理刑事案件。同意你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1月26日 (2017)粤民他1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裁决一案,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富建集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理由成立,拟撤销该裁决。鉴于目前对于涉及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仲裁机构是否有权仲裁问题未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本案较为典型,故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属于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事项,应予以撤销。因需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且本案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法释〔2017〕21号)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特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富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大街118号。
法定代表人:姜某标。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孙某欣,女,197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其他仲裁被申请人:富建林海国际饭店有限公司、上海慈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建酒店有限公司、上海江苏饭店有限公司、姜某标、姜某、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一)[2015]深仲裁字第2475号仲裁案件审理情况
1.孙某欣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裁决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建集团)偿还孙某欣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至清偿日止的利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暂计至2015年3月25日,拖欠利息651万元、违约金976.5万元);(2)裁决第二至七被申请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裁决孙某欣对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及保全费、执行费用等。  2.仲裁审理查明:2014年7月18日,孙某欣与富建集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孙某欣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给富建集团,借款期限6个月,借款利率为月息1.86%。在放款当日,由富建集团向孙某欣支付一个月的资金利息,实际借款期限满一个月的当日,支付下一个月的利息,借款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未按时归还每一期借款本息或全部借款本息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未偿还借款本息总额的0.93%向孙某欣支付违约金。2014年7月18日,富建林海国际饭店有限公司、上海慈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建酒店有限公司、上海江苏饭店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书》。2014年7月18日,姜某标、姜某向申请人出具了《担保保证书》。2014年7月18日,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签署了《抵押合同》,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提供其位于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阜城大街阜宁师范都市壹号・尚城的100套房产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4年7月25日,孙某欣将人民币5000万元转给富建集团。截止到2015年1月30日,富建集团已付息人民币1400万元。至2015年3月25日,富建集团仍欠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利息。各担保人均未承担担保责任。  3.仲裁阶段阜宁县公安局与仲裁庭函件往来情况:2015年6月13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致函给仲裁委员会,并附阜公(经)立字[2015]1703号《阜宁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称富建集团单独或以其下属子公司长期以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已于2015年6月12日以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进行刑事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请求对本案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将有关材料移交阜宁县公安局并案处理。2015年6月16日,阜宁县公安局再次致函仲裁委员会,要求将本案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将有关材料移交阜宁县公安局并案处理。2016年1月6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向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去函,要求该公安局于收到该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影响本案继续审理的情形是否已经消失。2016年1月12日,阜宁县公安局在回复深圳仲裁委员会的《复函》中,认为“申请人经他人介绍分两次借资5000万元给富建集团,月息4%,已获利息1400万元,该人作为集资参与人参与富建集团非法集资事实清楚,我局认为该案事实应涵盖于富建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事实之内。根据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请贵委员会依法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交我局并案处理。”  4.仲裁庭对案件处理意见:关于本案应否移送阜宁县公安局并案处理。仲裁案件的八被申请人认为,本案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阜宁县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移交阜宁县公安机关处理或者中止审理。仲裁庭认为:(1)本案申请人与八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意思表示真实。(2)所谓先刑后民是一种司法处理方式,而非一项司法原则。即使主张先刑后民,至少也应考虑以下条件:第一,主体关联。即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同时又是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但本案中仅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其他当事人并未必然关联。第二,事实关联。即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产生基于同一法律事实。阜宁县公安局以富建集团单独或以其下属子公司长期以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数额巨大而对其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而本案中申请人与八被申请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阜宁县公安局立案依据从庭审事实看难以认定完全基于同一事实。(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与阜宁县公安局所立案件也应基于同一事实,但如前所述,并非如此。(4)根据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从本案看,更有可能属于与刑事案件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范畴。因此,本案八被申请人的要求难以获得支持。仲裁裁决结果:(1)富建集团向孙某欣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650万元及自2015年3月1日起以本金人民币46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2)本案仲裁费人民币474000元,由富建集团承担,孙某欣已预交,富建集团径付申请人;(3)孙某欣对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提供的其位于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阜城大街阜宁师范都市壹号·尚城的100套房产(详见附件:深仲受字[2015]第472号抵押房产明细)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抵押物拍卖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4)富建林海国际饭店有限公司、上海慈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建酒店有限公司、上海江苏饭店有限公司、姜某标、姜某、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对富建集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驳回孙某欣的其他仲裁请求。
(二)申请人富建集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1.仲裁案件仲裁庭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违法。仲裁案件除富建集团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寄送的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等资料,其他被申请人均未收到上述材料。仲裁员组成情况也未书面告知其他被申请人。  2.深圳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仲裁案件是2015年4月15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立案的,6月13日、6月16日阜宁县公安局两次出函告知深圳仲裁委员会,借款人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在收到阜宁县公安局的函件后,深圳仲裁委员会对该案就没有仲裁的权力了,该案不应再由深圳仲裁委员会处理,应移交阜宁县公安局按刑事案件程序处理。而深圳仲裁委员会在仲裁案件八被申请人当庭提出移送要求的情况下,仍于2015年7月9日强行开庭审理,明显程序错误,于法无据。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月6日去函阜宁县公安局,要求告知影响仲裁案件继续审理的情形是否消失,阜宁县公安局《复函》明确答复:本案事实涵盖于富建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事实之内,要求深圳仲裁委员会依法驳回孙某欣的仲裁申请,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案处理。  3.深圳仲裁委员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六条认为其有权仲裁,是罔顾事实,有意错误适用法律以达到其枉法裁判的目的。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借贷案件和非法集资不是同一事实,阜宁县公安局在《复函》中明确告知深圳仲裁委员会“本案事实涵盖于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事实之内”,而深圳仲裁委员会在其裁决书中却认定“仲裁案件更有可能属于与刑事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范畴”。以自己认为来否定阜宁公安局作出的侦查结论,是罔顾事实。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原仲裁案件是2015年4月15日立案受理的,后延期至2016年5月10日作出裁决,而《规定》是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属《规定》施行后未审结的案件,故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引用《规定》进行仲裁是错误适用法律,于法无据。  4.仲裁裁决明显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理应予以撤销。孙某欣收取的1400万元利息,是富建集团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向不特定的公众,以高息揽储的手段吸取的,孙某欣通过富建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赚取高额利息,严重损害了广大公众的利益,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支持其以犯罪手段赚取高额利息,损害广大集资群众的利益,明显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以撤销。(三)被申请人孙某欣的答辩意见
1.本案仲裁程序合法。2.孙某欣未涉及富建集团的非法集资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存款和借款和两个不同的概念,存款是指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把资金暂时转让或储存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而借款是出借人将资金的所有权转移给借款人,出借人享有到期向借款人追偿本息的债权。本案中,孙某欣并不是将资金存入富建集团处,而是将资金出借给富建集团。双方不仅签署了规范的借款合同,并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富建集团提供了抵押担保,正是作为借款到期后孙某欣对富建集团享有的债权的担保措施。因此,孙某欣与富建集团之间是典型的借款关系,而不是存款关系,孙某欣从未涉及富建集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3.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的借款关系与富建集团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依据的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因此,与富建集团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不发生交叉。即使发生交叉,根据相关规定也应当按照先民后刑的原则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4.司法实践中涉及富建集团的大量民事案件并未移交。富建集团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至少在2015年6月18日之前已刑事立案,但在该日期之后,全国各地法院涉及富建集团的民事案件仍有许多判决,从被执行人信息网中也可以查询到许多在这段时间立案的案件,并按民事程序继续推进,充分说明各地民事案件并未移交。5.仲裁裁决并未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高息揽储是富建集团的行为,并不是孙某欣的行为。因此认为孙某欣的行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事实依据。民间借贷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四)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
阜宁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中载明:
犯罪嫌疑单位:富建集团;犯罪嫌疑人:姜某标。依法侦查查明:2008年至2015年3月,富建集团董事长姜某标明知公司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经营权的情况下,为筹集公司周转资金,以集团公司名义或下达融资任务给关联公司、职工,以旗下四十余家分公司、关联公司及单位职工名义,通过他人介绍、口口相传的形式面向社会广为宣传,并许以月息1.5%至27%不等的高息作为回报,大肆向徐某、刘某、李某、孙某欣等6741个自然人以及江苏中兴博盈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等33个法人单位,共计6774户社会不特定群体非法收存款,共吸取存款本金950052163元用于公司周转和偿还债务,其中已归还本息7698139529元,尚欠1802382101元未能归还。综上,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姜某标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应追究刑事责任。阜宁县协助富建集团债务处置及企业重组工作办公室交办及阜宁县公安局委托,阜宁县审计局对富建集团及其关联单位涉嫌非吸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其中孙某欣所出借的款项被列入了非吸资金。本案所涉100套抵押房产已被公安机关查封。
该刑事案件于2016年12月7日提起公诉,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6)苏0923刑初461号刑事判决,第三判项为:“继续追缴被告单位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中尚未退还的部分,退还相关集资参与人(详见附表)”,附表6029号集资参与人为孙某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5000万元。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深圳中院的审查意见
深圳中院经审查形成以下两种处理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本案最初是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仲裁机构有权进行仲裁。但是在公安机关对于仲裁被申请人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立案侦查后,纠纷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根据公安、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案涉仲裁纠纷所涉及的借款涵盖于富建集团的犯罪事实之内,故可以认定案涉纠纷与富建集团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同一事实。仲裁申请人与仲裁被申请人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合同纠纷,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在富建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中一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既然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那么仲裁机构就无权对该纠纷进行仲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仲裁机构无权仲裁,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少数意见认为:仲裁案件所涉纠纷是否属于犯罪事实的一部分,仲裁庭有权对此作出认定,仲裁庭经过审查认为不属于同一犯罪事实,那么仲裁庭有权决定继续审理,不移送公安机关。对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在法律未明确规定仲裁机构无权仲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纠纷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应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应驳回申请人的撤裁申请。
四、我院的审查意见
本案经我院审委会讨论,一致意见认为:根据阜宁县公安局的侦查结果、检察院的起诉意见及法院的判决结果,涉案仲裁纠纷所涉及的借款涵盖于富建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之内,故可以认定涉案借款合同纠纷与富建集团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同一事实。除富建集团作为刑事案件被告单位、姜某标作为刑事案件被告人以外,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即涉案仲裁的被申请人)上海富建酒店有限公司、上海江苏饭店有限公司、富建集团有限公司阜师分公司等也涉及该犯罪事实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因此,深圳仲裁委员会无权对孙某欣与富建集团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进行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属于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事项,故应予以撤销。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
为进一步深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妇联组织的职能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妇联,就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一、目标任务
1.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的惩治打击,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衔接,为儿童权益提供全方位司法保障。
3.促进妇女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健全完善,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合作内容
(一)构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联动机制
1.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实行案件线索及时共享。各级妇联组织发现妇女儿童被家暴、性侵或者民事、行政合法权益被侵害等线索或涉检来信来访的,应及时将案件线索或涉检信访材料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检察院应当及时处置,快速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妇联组织。对严重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应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其中,对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应当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实行“一站式”取证,保障有效惩治犯罪。
2.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妇女、未成年人被侵害需要救助的,在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的同时,及时将信息通报妇联组织,双方可以就心理辅导、经济帮扶、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联合开展救助工作。
3.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有必要撤销监护权、变更抚养权或追索抚养费的,可以委托妇联组织就监护意愿、监护条件或经济状况等开展调查或者评估工作。
4.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共同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加强在救助帮扶、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配合协作。
5.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或者涉及妇女儿童的信访工作中,可以邀请妇联组织共同参与矛盾化解工作。
6.针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组织、个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
(二)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落实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委托或者会同妇联组织或者妇联组织推荐的专业力量开展以下工作:
1.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不宜到场的,选择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2.开展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法庭教育、社会观护等工作。
3.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服务,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等缓解不良情绪,疏导心理压力,为妥善处理案件提供专业支持。
4.开展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积极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改变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环境,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创造有利条件。
(三)法治宣传与犯罪预防
1.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资源整合和项目合作,共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和知识,共同推动家庭暴力防范和性侵犯罪预防,提升妇女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共同配合,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和看护行业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度的落实与完善,加强源头管理,预防利用职业便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3.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妇联组织要畅通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网络等维权渠道,及时受理涉妇女儿童权益的家庭暴力、监护侵害、性侵害等投诉,为妇女儿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法律帮助等服务。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配合同级妇联组织的维权服务工作,提升维权工作的专业化和法治化水平。
(四)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1.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可以联合开展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疑难问题、前瞻性课题的研究合作,进一步推动与妇女儿童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公共政策的完善。
2.检察机关在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时,应当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充分考虑妇女儿童的特殊利益或可能对妇女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涉及妇女儿童权益重大问题的,应当听取妇联组织提出的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相关意见,加强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源头保障。
三、工作制度
1.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妇联建立定期会商机制。每年召开1~2次工作联席会议,通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加强工作交流,了解工作动态,形成互通共享机制。
2.建立联络员制度。各级人民检察院与妇联组织分别指定专人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和信息沟通,及时解决日常工作中涉及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问题。
3.建立培训机制。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可以通过定期培训、以案释法等方式,针对妇联组织社会调查员、家庭教育指导师、合适成年人等人员,加大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理解与适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被害人救助支持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妇女儿童司法保护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4.探索建立人员交流机制。各级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可通过建立干部交流、挂职、兼职等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提高履职能力。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19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8〕16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使命感
1.深刻认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把海南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亮点。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提升司法能力和水平,为把海南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找准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切入点、结合点。坚持法治思维,聚焦服务保障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重点领域,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制定司法政策、出台司法解释、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效。增强大局意识,建立健全统一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职能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协同、高效。完善审判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审判质效,提炼裁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切实提高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二、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推动海南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
3.加强刑事审判,严厉打击影响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各类刑事犯罪。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特别是走私、洗钱、逃税、非法集资等涉及海南改革开放重点领域的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4.加强行政审判,依法支持政府职能转变。支持海南法院探索行政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依法服务保障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依法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审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民生社保、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案件,服务建设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
5.加强民商事审判,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产权保护,依法支持政务诚信和营商环境建设。依法审理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维护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依法审理涉农垦项目和国有农场改革的案件,推动垦区集团化、农场化改革。妥善处理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的案件,服务相关改革政策落实落地。依法审理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重点开放领域的民商事案件,推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促进公平交易。依法审理公司纠纷案件,鼓励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创新创业。依法审理涉军案件,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6.加强海事审判,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探索创新海事审判机制,依法对我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管辖权。创新海洋维权审判工作,积极稳妥审理涉及航运、渔业、海上救助、海上能源储备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海事案件,加强南海维权,支持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建设。依法审理有关邮轮运输、南海岛礁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海上通道安全等案件,支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7.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法审理涉及航天科技、深海技术等领域的知识产权案件,支持海南建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和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妥善审理涉及植物新品种案件,保障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妥善审理涉及医疗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的知识产权案件,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依法审理涉及网络文化、游戏动漫、影视制作、虚拟现实、电子竞技等数字产业方面的知识产权案件,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支持海南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支持建设中国(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更好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
8.依法审理金融案件,服务防控金融风险。依法审理借款担保纠纷、票据纠纷、信托纠纷等案件,妥善处理因资产管理等引发的金融纠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规范金融创新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依法审理涉外金融案件,准确认定规避国家外汇管制政策的跨境投资行为法律效力。依法审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依法审理涉及独立保函、新型融资、跨境担保、外资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案件以及人民币业务等新型金融案件,促进投融资创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9.依法妥善处理旅游纠纷,支持海南提升旅游消费服务质量,促进旅游消费国际化。建立旅游纠纷集中审判机制,探索国际旅游纠纷速裁程序,依照法律规定,参考国际通行规则,妥善审理旅游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促进提升旅游设施和旅游要素的国际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10.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循环、低碳”理念,适应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实际需要,推动环境司法体制机制创新。依法审理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维护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规范自然资源交易流转制度。贯彻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要求,依法审理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等案件,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实施,加强国有自然资源产权保护。发挥司法的教育引导功能,加大环境司法宣传力度,培育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1.加强涉外商事审判,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创新涉外商事案件审判方式,完善送达、公证认证等诉讼程序,拓宽外国法查明途径,正确适用冲突规范,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外国法律,加强司法协助,依法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国际交易秩序,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2.加强前瞻性问题研究,妥善审理新类型案件。依法审理涉及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案件,促进新型交易模式健康发展。依法审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森林经营等新类型案件,支持海南在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等方面先行探索。依法审理涉及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信用担保、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新类型案件,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创新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13.加强执行工作,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在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执行工作长效机制,转变执行管理方式,创新执行工作方法,强化执行规范化建设。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三、支持建立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
14.支持建立国际争端调解机构,发挥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完善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等,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加强“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特别是在旅游、养老、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涉外商事等领域,发挥各类调解组织的功能,积极开展律师参与调解,充分发挥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作用。
15.支持建立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意愿。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民商事案件的主体之间约定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解决的,不宜以无涉外因素为由认定无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16.完善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机制,依法维护跨境电子商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仲裁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7.建立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判机制。集中优势资源,依法审理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提高案件审判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案件审判质效
18.全面建设智慧法院,提升司法服务保障的信息化水平。突出信息化特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支持在海南开展司法智能化建设试点,推动现代科技与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使司法服务保障能力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要求相匹配。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项改革部署落地见效
19.加强审判体系建设。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结合海南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要求,积极探索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按照优化协同高效原则,扎实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支持海上巡回法庭和岛屿审判点建设,建立符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需求、更加便捷高效的诉讼机制。
20.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完善法官员额制,健全员额法官遴选、增补、退出、交流机制,实现员额法官进出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法官培训、考核、惩戒机制,积极推进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和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和管理,全面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审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2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积极探索改革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对法官加强投资、金融、贸易、航运等专业知识的培训,着力培育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外语的高层次审判人才。
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22.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树立中国法治良好形象。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窗口作用,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官对外交流、参加涉外培训及参与相关国际会议,展示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司法工作的了解,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
(法发〔202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作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解优先,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在涉疫情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符合不可抗力法定要件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等规定妥善处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依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当事人存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得到政府部门补贴资助、税费减免或者他人资助、债务减免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等案件事实的参考因素。
四、依法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支持用人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法依规采用灵活工作方式。审理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时,要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等规定。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相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应当正确理解和参照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制定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的政策文件。
五、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经营者在经营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以及食品、药品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费者主张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六、依法中止诉讼时效。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行使请求权,权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诉讼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七、依法顺延诉讼期间。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当事人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密切接触者,在被依法隔离期间诉讼期限届满,根据该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八、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于受疫情影响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免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及时作出相应决定。对于确实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诉讼参加人,要依据其申请,及时采取救助措施。
九、灵活采取保全措施。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保全担保方式,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十、切实保障法律适用统一。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涉疫情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作用,涉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指导,确保裁判标准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2号(政治法律类037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2号(政治法律类03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存在的缺乏指导强制执行工作的专门立法,相关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等问题,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非常精准到位,所提的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建议也非常有针对性、可行性,我们完全赞同。
事实上,去年底,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就着手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启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的起草工作,今年6月,纲要正式对外发布。纲要由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组织实施三部分组成。总体要求中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三个方面内容,组织实施中规定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工作保障、加强执行机构建设、加强执行宣传等具体要求。其中,第二章主要任务,是纲要的核心内容,规定了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每个主要任务中又规定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共计53项,涵盖了执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您所提建议中的大部分内容在纲要中都有所体现。
一、关于加快强制执行法的立法进程
纲要第11条规定:推进完善强制执行法律体系及配套制度。按照立法规划,2019年底之前完成民事强制执行法调研起草工作。配合做好破产法修改相关工作,推进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将执行转破产、破产简易程序等行之有效的经验法律化。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点工作,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打下实践基础。配合公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等制度,从源头遏制转移、隐匿财产等规避执行行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时间进度,紧锣密鼓起草强制执行法,按时向立法机关提交草案。
二、关于设置专属部门和专项资金
提案中提出要加强执行力量和物质保障,对此,纲要规定:全面推行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实行以法官为主导的“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法警+书记员"团队办案模式,优化团队之间、团队内部的任务分工和职权划分,完善“人员分类、事务集约、权责清晰、配合顺畅"的执行权运行模式。推进司法警察参与执行。赋予司法警察在执行警务保障中体现执行工作要求的执法权限,发挥司法警察采取强制措施、打击拒执行为、收集证据等作用,提升执行效率和威慑力。积极引入专业力量参与执行。建立健全仲裁、公证、律师、会计、审计等专业机构和人员深度参与执行的工作机制。
关于加强工作保障内容,纲要规定: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执行机构建设的要求,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支持,加强执行力量配备。严格落实《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业务装备标准》,执行工作车辆保障单独预算列支,为执行人员配备移动办公终端、便携打印机、执行现场手机信号屏蔽器等必要的执行装备,加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应急调度服务平台在全国法院部署安装的经费保障。优化运维服务管理制度和人员保障,健全执行工作装备保障机制,构建现代化执行后勤保障体系。
三、关于强化综合治理,使协同体系制度化
纲要规定: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不断深化“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执行难综合治理工作大格局。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使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制度化、机制化,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落实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要求,由政法委牵头各协作、协助部门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把执行联动各项工作纳入各联动部门职责范围,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加强考核。促进执行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运转,切实解决“联而不动、动而乏力"的问题。
四、关于充分利用数据资源,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纲要规定:积极参与并推进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及时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及联席会议反映执行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诚信信息资源整合,促进社会诚信惩戒各系统集成,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布局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诚信体系及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工作的核心难题。
完善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坚持以全国统一的执行查控系统为主,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为补充的建设思路。进一步拓宽查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加快推进与互联网金融全面对接,将保险产品等各种理财产品纳入查控系统,实现对不动产以及车辆、船舶等特殊动产线上查封,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些财产形式上查控扣功能不齐全问题,实现所有财产形式查控扣一体化。尽快解决查控系统运行不畅、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线上线下查询不一致等突出问题。
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财政、金融监管、税务、市场监管、科技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对纲要任务的统筹协调、推进实施、督促落实,通过建立台账、挂账管理、跟踪督办、督察问责,确保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已经2021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要根据本规定进一步深化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全面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
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8日
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
(2021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监狱、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增强法律监督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看守所实行巡回检察,保障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维护监管秩序稳定,纠防冤错案件,促进监狱、看守所严格执法,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保证国家法律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正确实施。
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对监狱、看守所的巡回检察,对承担派驻检察职责的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进行检查,推动检察监督和监管执法水平的共同提升。
第三条 巡回检察可以采取常规、专门、机动、交叉等方式,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或者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根据本规定分层级组织实施。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看守所进行巡回检察,与监管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推进监管执法规范化,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统一和刑事执行的公平公正。
第五条 巡回检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准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第六条 巡回检察的任务是依法监督纠正监狱、看守所执行刑罚活动和监管执法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每次巡回检察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具体工作任务。
第七条 巡回检察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参加巡回检察的人员依法对其履职行为承担司法责任。
第二章 对监狱、看守所的检察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狱进行巡回检察,重点监督监狱刑罚执行、罪犯教育改造、监管安全等情况,注重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否合法的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进行纠正;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的,依法立案侦查或者按照规定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进行巡回检察,重点监督看守所监管执法、执行羁押期限、罪犯留所服刑等情况,注重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的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进行纠正;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的,依法立案侦查或者按照规定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负责组织实施对辖区内监狱、看守所的常规、专门、机动巡回检察。
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组织实施对辖区内监狱、看守所的交叉巡回检察,对看守所的交叉巡回检察根据情况也可以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组织实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全国的监狱、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可以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各地巡回检察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省级人民检察院进行跨省交叉巡回检察。
第十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对同一监狱的常规巡回检察每年至少一次,每次应当不少于十五日,其中现场检察的时间不少于十日。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对同一看守所的常规巡回检察每年至少一次,每次应当不少于七日,其中现场检察的时间不少于四日。
第十一条 交叉巡回检察应当对监狱、看守所执行刑罚和监管执法活动深层次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并对承担派驻检察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省级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的交叉巡回检察原则上每年不少于辖区内监狱总数的三分之一,每次检察时间应当不少于一个月,其中现场检察的时间不少于二十日。
省级人民检察院、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每年选取辖区内一定比例的看守所进行交叉巡回检察,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每次检察时间应当不少于十日,其中现场检察的时间不少于七日。
第十二条 对服刑人员、在押人员数量较少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的监狱、看守所,可以适当缩短常规、交叉巡回检察时间,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十三条 针对监狱、看守所发生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脱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事故,以及为推进相关重点任务、专项工作,可以进行专门巡回检察。
对相关事故开展专门巡回检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应当查明事故发生经过、主要事实,确定事故原因及性质,监督监狱、看守所对事故依法处置。
专门巡回检察时间根据工作内容确定,每次一般不少于三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针对监狱、看守所日常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常规、交叉巡回检察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或者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以进行机动巡回检察。
机动巡回检察应当坚持必要性、时效性原则,每次一般不少于三个工作日。
第三章 对派驻检察工作的检查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巡回检察中,应当对派驻监狱检察履职情况进行同步检查,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罪犯收监、出监、计分考核、立功奖惩等活动进行监督情况;
(二)对监狱特殊岗位罪犯选用、老病残罪犯认定等活动进行监督情况;
(三)对监狱教育改造活动进行监督情况;
(四)办理或者协助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情况;
(五)办理或者协助办理事故检察案件情况;
(六)其他派驻检察职责履行情况。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巡回检察中,应当对派驻看守所检察履职情况进行同步检查,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看守所收押、出所、提讯提解、教育管理、留所服刑等活动进行监督情况;
(二)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进行监督情况;
(三)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的重大案件在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情况;
(四)办理或者协助办理事故检察案件情况;
(五)其他派驻检察职责履行情况。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巡回检察中,应当对派驻监狱、看守所检察室工作进行同步检查,重点检查以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在监管场所工作期间,每日抽查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监控录像,重点人员、重点环节监管信息,并做好记录;
(二)每周深入监区、监舍进行实地查看,开启检察官信箱,与被监管人个别谈话;
(三)列席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评审会,监狱狱情分析会或者看守所所情分析会等有关会议;
(四)及时接收、登记、办理被监管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控告、举报和申诉;
(五)需要完成的其他相关工作。
派驻监狱、看守所检察室应当配备不少于二名检察人员,其中至少一人为检察官。派驻检察人员每月在检察室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十二个工作日,并保证每个工作日都要有检察人员在岗,每三年应当在刑事检察等部门之间轮岗交流一次。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进行巡回检察应当注重通过对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以及派驻检察人员轮岗交流等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督促派驻检察切实发挥日常监督基础作用。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进行巡回检察应当加强与派驻检察的衔接配合,派驻检察人员应当做好与巡回检察的工作对接,并在巡回检察结束后监督落实整改意见。
第四章 巡回检察组织与人员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每次巡回检察方式和内容,合理组成巡回检察组。
监狱常规、交叉巡回检察组人员分别为十人左右和十五人左右。看守所常规、交叉巡回检察组人员分别为五人左右和七人左右。监狱、看守所专门和机动巡回检察组人员不少于三人。巡回检察期间,每次进入监区、监舍等场所工作不少于二人。
第二十一条 巡回检察组主办检察官一般由组织实施巡回检察的人民检察院承担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检察官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参加巡回检察时,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担任。
第二十二条 巡回检察组成员主要由组织实施巡回检察的人民检察院承担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检察人员组成,也可以抽调下级人民检察院承担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检察人员或者安排本院其他相关部门的检察人员参加。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巡回检察工作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邀请司法行政、财会审计、消防安监、卫生防疫、法医鉴定等部门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巡回检察。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巡回检察人才库、专家人才库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根据每次巡回检察工作需要,可以从人才库中抽取部分人员参加巡回检察。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参加巡回检察工作,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司法公信力。
第五章 巡回检察工作实施
第二十六条 巡回检察前应当制定巡回检察工作方案,内容一般包括人员组成、检察对象、检察内容、检察方法、日程安排、职责分工、后勤保障等。
第二十七条 巡回检察前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巡回检察业务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一)熟悉巡回检察工作方案,明确各项工作要求;
(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执法规定;
(三)了解被巡回检察监狱、看守所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四)组织开展巡回检察实训;
(五)其他相关内容。
第二十八条 巡回检察前应当通过相关工作平台和联系制度等,收集以下狱情或者所情信息、监管执法信息:
(一)监狱、看守所关押人员构成、重点被监管人分布等情况;
(二)上一轮巡回检察情况,包括反馈意见、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以及整改落实情况;
(三)派驻检察室日常检察监督情况,包括制发的各类法律文书以及监狱、看守所采纳情况;
(四)派驻检察室处置控告、举报、申诉情况;
(五)其他监管执法工作情况。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在进行巡回检察三日前将巡回检察的时间、人员、内容、联系人等书面告知监狱或者看守所,特殊情况下可以在巡回检察当日告知。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会同监狱、看守所召开巡回检察动员部署会,向监狱、看守所通报巡回检察工作安排。
人民检察院可以在监区、监舍、会见场所以及办公场所等区域醒目位置张贴巡回检察公告,并在适当位置设置巡回检察信箱。具备条件的可以将巡回检察公告在监狱、看守所内部网络、广播站台、电子显示屏等平台上及时发布。公告内容应当包括巡回检察单位、时间、内容和联系方式等。
第三十一条 巡回检察可以采取以下工作方法:
(一)调阅、复制有关案卷材料、档案资料,包括有关账表、会议记录、计分考核、奖励材料等资料,调看监控录像和联网监管信息,复听被监管人与其亲属的亲情电话及会见录音等;
(二)实地查看监区、监舍、禁闭室、会见室、医疗场所以及被监管人生活、学习、劳动等场所;
(三)对监狱、看守所清查违禁品、危险品情况进行检查;
(四)与被监管人个别谈话,重点与即将出监或者出所人员、控告举报申诉人员、受到重大奖惩人员等进行谈话;
(五)与监管民警谈话或者召开座谈会,重点与监区民警、负责刑罚执行工作民警等进行谈话;
(六)听取监狱、看守所工作情况介绍,列席监狱狱情分析会或者看守所所情分析会等有关会议;
(七)进行问卷调查;
(八)受理被监管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的控告、举报、申诉,受理监管民警举报;
(九)需要采取的其他工作方法和措施。
第三十二条 巡回检察应当制作检察记录,记载巡回检察情况。
第三十三条 进行专门、机动巡回检察,参照适用本章之规定。进行交叉巡回检察的,应当提前与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做好沟通协调,通报有关情况。
第六章 巡回检察情况反馈与督促整改
第三十四条 巡回检察结束后,应当及时制作巡回检察报告。内容包括巡回检察工作基本情况、发现的问题、处理意见及措施、下一步工作意见或者建议等。
第三十五条 巡回检察组应当向检察长汇报巡回检察工作情况,经检察长决定,制作反馈意见。
巡回检察组应当至迟在巡回检察结束后三十日内召开巡回检察工作情况反馈会,向监狱、看守所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通报巡回检察发现的问题,送达反馈意见。
对在巡回检察中发现检察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巡回检察组应当向承担派驻检察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反馈,必要时向其上级人民检察院反馈。
第三十六条 经调查核实后,针对巡回检察发现的问题或者线索,巡回检察组应当根据情况作出以下处理:
(一)发现轻微违法情况和工作漏洞、安全隐患的,向监狱、看守所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者建议,并记录在案;
(二)发现严重违法情况或者存在可能导致执法不公和重大监管漏洞、重大安全隐患、重大事故风险等问题的,按照规定以相关人民检察院名义向监狱、看守所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并指定专人督促纠正;
(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移送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处置;
(四)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线索,按照规定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十五日后或者发出检察建议书二个月后,监狱、看守所仍未纠正整改、采纳或者回复意见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建议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督促纠正。
第三十八条 监狱、看守所对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复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九条 对巡回检察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线索,由负责组织实施巡回检察的人民检察院安排专人跟踪了解案件线索办理情况。
第四十条 常规、交叉巡回检察结束后三个月内,针对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应当进行专项督办。专项督办可以采取专门、机动巡回检察方式,参加人员主要从原巡回检察组抽选。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与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看守所的情况通报、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制度。巡回检察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党委请示报告。
第七章 巡回检察保障与纪律要求
第四十二条 优化巡回检察队伍结构,加强对巡回检察人员分类培训和专题培训,强化巡回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提高巡回检察人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第四十三条 进行巡回检察应当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巡回检察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办理。
第四十四条 司法警察可以协助巡回检察组依法履行职责。司法警察参与巡回检察工作的,按照规定办理用警手续。
第四十五条 巡回检察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办案纪律和检察职业道德,严格执行监狱、看守所相关安全管理规范,严格保守在巡回检察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依法履行检察职责,确保办案安全。
第四十六条 巡回检察人员在工作中,对监狱、看守所存在的严重违法问题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应当依据规定追究有关人员失职的责任。发现后不予报告、未依法提出整改纠正意见或者不督促整改落实的,应当依据规定追究有关人员渎职的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巡回检察工作结束后,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立卷归档,纳入组织实施巡回检察的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统一管理。
第四十八条 对社区矫正等其他刑事执行活动进行巡回检察,参照本规定执行。
未成年犯管教所巡回检察工作由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十九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五十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监狱巡回检察规定》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1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1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上述规定中“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指在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具有专门知识或经验的人。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在专门性问题上诉讼能力的不足,帮助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针对鉴定意见或者案件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与鉴定人的中立地位不同,专家辅助人属于当事人的诉讼辅助人,其居于当事人立场发表意见,在庭审中发表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专家辅助人参加诉讼完全基于当事人的信任和要求,故人民法院不需要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我们将对专家辅助人制度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积极推动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以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人民法院公正裁判。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办理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办理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各分局、直属局,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
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用砂需求不断增大,砂石价格大幅上涨,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从事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活动,形成采、运、销的黑色产业链。海砂在我国分布广泛,是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的重要海洋矿产资源。非法开采海砂不仅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还会影响海岸带和海洋地质构造,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海砂的氯离子含量超标,未经处理用作建筑材料会给建设工程质量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检察机关、海警机构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警示社会,保护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选编了“王某明等4人非法采矿案”等5件案例作为办理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2023年5月30日
案例一
王某明等4人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事前通谋 共同犯罪 海砂价值认定
【要旨】
行为人事先与非法采挖海砂的犯罪分子联系海砂交易时间、地点、价格和交易方式等,指使或者驾驶运输船前往指定海域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并运输销售的,属于事前通谋,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对于涉案海砂价值,有销赃数额的,一般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海砂市场价格和数量认定。海砂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当地价格认证机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王某明、汪某某、宋某某、王某顺等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艘运输船,欲通过从事买卖海砂的方式牟利。同年7月至8月间,王某明与非法采砂方(另案处理)事先联系订购海砂事宜,指使船员驾驶运输船先后五次前往福建闽江口附近海域购买海砂,运往江苏常熟销售。汪某某作为船长,收到王某明发出的地理坐标及高频呼号后,联系非法采砂方过驳海砂。宋某某作为财务人员,负责支付购砂款。2020年9月9日,王某明、汪某某、宋某某、王某顺等人再次以上述方式购买海砂后,返程途中被海警执法人员查获。经检测评估,被查扣的海砂属于细砂,共计12407吨。
【案件办理过程】
侦查协作。2020年9月14日,宝山海警局以王某明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立案侦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应邀同步派员介入侦查。检察人员通过梳理分析询问、讯问笔录、通讯聊天记录、记账单、银行流水及船舶识别系统轨迹等证据材料,针对涉案海砂批次、成分、数量和价值,涉案人员范围以及与采砂方是否存在事前通谋等焦点问题,提出具体的侦查建议:一是委托价格鉴定机构认定涉案海砂价值;二是进一步查明涉案人员在各个环节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及时调取船舶航行轨迹、涉案人员手机电子数据、银行转账记录、码头卸货记录等证据,进而查证既往犯罪事实,确定涉案人员与非法采砂方是否存在事前通谋。
2020年10月16日、2021年3月22日,宝山海警局先后对起主要作用的王某明、汪某某、宋某某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围绕其他涉案人员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提出继续补充侦查意见:一是核实其他运输船出资人是否参与非法采砂。对于仅有证据证明出资并参与利润分成,但无法证明其知晓船舶实际被用于海砂运输,也无法证明其参与非法采砂的运输船出资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二是核实船员是否单纯提供劳务,是否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三是对于构成犯罪的运输船出资人,应结合涉案人员的供述及电子数据等证据,区分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准确认定主犯、从犯。
审查起诉。2021年3月22日、4月19日,宝山海警局先后以王某明、汪某某、宋某某、王某顺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运砂船上多人言词证据能够证实,经部分出资人商议,由王某明与非法采砂方在出海前进行联系,商定过驳地点、重量、价格以及联系所使用的高频号,汪某某、宋某某等人按照事先约定驾船到达过驳点后,汪某某通过高频呼叫并指挥采砂方装卸现场采挖的海砂,并由宋某某根据事先约定支付购砂款。据此,可以认定王某明等人与采砂方存在事先通谋,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有无既往非法购买、运输海砂的犯罪事实。根据船舶航行记录,承办检察官发现涉案船舶还存在五次往返江苏和福建的航行轨迹,存在既往从事非法采砂的犯罪嫌疑。检察机关认为,虽然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尽一致,但有船舶航行轨迹可以证明涉案船舶到过采砂地、有账单及码头卸货记录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购买、运输海砂的事实,且能够与部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综合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检察机关追加认定犯罪嫌疑人五起非法采购海砂事实,查明其中四起的销售数额共计272.24万元,另一起海砂的购买价格为11.2万元。此外,当场查获的12407吨海砂,根据“到岸价”及有关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价值为52万余元。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在海砂订购、过驳、支付、利润分配等不同环节所起的作用大小区分主犯、从犯,综合考虑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认罪态度、主动退赔等情况,对王某明等四人提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五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对其中参与犯罪较少、出资比例较低的王某顺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四名犯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21年4月22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王某明、汪某某、宋某某、王某顺涉嫌非法采矿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2021年6月22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四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在法庭辩论阶段,汪某某的辩护人提出,其并非盗采海砂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不应认定为主犯。
公诉人当庭答辩:第一,认定主犯、从犯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还是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不应因被告人未直接参与非法开采海砂就认定为从犯。对于“以销促采”的非法采砂犯罪,虽然运砂方不是盗采海砂的直接实施者,但是订购、运输行为直接推动采砂方更频繁地实施盗采活动,购砂方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牟取暴利,是盗采海砂的参与者和获利者,不应被认定为从犯。第二,对于非法采砂案件中的运输船出资人和船长,不应以身份作为主犯、从犯的区分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主观明知、参与程度以及获利情况予以认定。本案中,四名被告人虽均为运输船出资人,但参与作用不同,王某明作为运输船实际控制人,负责事先联络采砂方订购海砂,汪某某负责在过驳点附近通过高频呼叫联络采砂方,并指挥过驳海砂,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宋某某仅负责根据王某明的指示支付购砂款,王某顺仅负责杂务,所起作用较小、所获利润分成较少,应认定为从犯。
审理结果。2021年6月22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王某明等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80000元到40000元不等;以非法采矿罪判处王某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根据有无事前通谋,准确区分非法采矿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审查案件时,应通过已查明的犯罪事实,根据行为人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具体联系交易时间、地点、数量、价格、交易方式等,认定购砂方与采砂方是否存在事前通谋。有证据证明在非法采砂行为发生前或者非法采砂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无线电、卫星电话、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联系购买海砂,指使或者驾驶运输船前往约定的海域直接从采砂现场过驳和运输、销售的,属于事前通谋,构成非法采矿罪。对于没有事前通谋,非法采砂已经完成后购买并运输销售海砂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二)根据不同环节销赃以及被查获的情况,准确认定海砂价值。对于涉案海砂价值,有销赃数额的,一般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海砂市场价格和数量认定。非法开采的海砂在不同环节销赃,非法开采、运输、保管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出,在销赃数额中不予扣除。因销售、灭失等原因导致海砂价值难以确定,但有销售记录、记账凭证、同案犯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的,可以依据当地价格认证机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相关证据作出认定。需要对海砂价值进行评估、鉴定的,一般应当以实施犯罪行为终了时当地海砂市场交易价格或者非法采砂期间当地海砂的平均市场价格为基准,犯罪行为存在明显时段连续性的,可以分别按不同时段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地海砂市场交易价格为基准。例如,在非法采砂现场、运输过程中被查获的海砂价值,以出水价格认定;完成运输、卸货尚未销售的海砂价值,以到岸价格认定。如当地县(市、区)无海砂市场交易价格,可参照周边地区海砂市场交易价格。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案例二
米某某等8人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航道清淤疏浚 共同犯罪 宽严相济
【要旨】
行为人取得疏浚工程许可,以航道清淤疏浚为名,在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出售疏浚物海砂牟利为目的抽采海砂,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办理非法采砂共同犯罪案件,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分层处理、区别对待。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米某某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挂靠某公司以每立方米1元的施工费承包了某游艇码头航道清淤疏浚工程,并办理了航道清淤疏浚工程施工手续。海南省陵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施工手续中明确要求,项目砂质疏浚物只能用于回填修复被损毁的海岸线,不得上岸、外运及转卖。2019年9月,米某某找到林某某、梁某甲、张某某等人,商定由林某某等人具体负责疏浚施工,将抽采出的海砂出售,所得钱款按事先约定分赃牟利。
2020年4月,林某某通过梁某乙联系租赁施工船舶,林某某父亲林某帮助签订租船合同并支付租金,梁某甲雇佣其弟弟梁某丙管理运作非法抽采海砂收支等。林某某通过梁某乙的介绍和帮助,联系到海砂收购方陈某,双方签订了疏浚物接收协议。2020年5月2日晚,张某某等人指挥施工船进行抽砂作业,陈某到实地查看海砂后,双方商定收购海砂的价格为每吨32元。次日,张某某指挥施工船将抽采的海砂过驳到运输船,陈某按照运输船满载量6700吨支付购砂款214400元,抽采的海砂被运往海南省澄迈县马村港后被查获。经鉴定,采挖的涉案疏浚物属于非金属矿产资源中的天然石英砂,方量为4093.51立方米,价值122805元。
【案件办理过程】
侦查协作。三亚海警局陵水工作站(简称海警陵水工作站)立案侦查后,鉴于案件较为疑难、证据比较薄弱,邀请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简称陵水县检察院)派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陵水县检察院通过查阅案件卷宗、听取海警机构介绍侦查进展情况、联合召开案件讨论会等方式,及时针对案件定性和调查取证方向、策略等提出具体意见。经过海警侦查人员和检察官的通力协作,一是查明了米某某承包该疏浚工程的营利点不是发包方的施工费,而是以疏浚为名,通过出售海砂进行牟利的事实;二是收集到内部合作协议、转账记录等证明米某某、林某某、梁某甲等人商量出售海砂的关键证据,证实了米某某等人非法采矿的主观故意;三是通过调取银行流水清单,查明了该案陈某向米某某、梁某甲支付购砂款的关键事实,使本案证据链完全闭合。海警陵水工作站于2021年6月28日提请批准逮捕米某某、张某某、梁某甲,于8月17日提请批准逮捕林某某、梁某乙、林某、梁某丙。陵水县检察院依法对共同犯罪中发挥作用较大的米某某、林某某、梁某甲、张某某批准逮捕,对共同犯罪中发挥作用较小且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梁某乙、林某、梁某丙不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2021年9月3日,海警陵水工作站以米某某、林某某、张某某、梁某甲、林某、梁某乙、梁某丙、陈某等8人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陵水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陵水县检察院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林某、梁某乙、梁某丙、陈某依法作不起诉处理,向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出给予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检察意见。2021年10月15日,陵水县检察院以米某某、林某某、梁某甲、张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米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林某某、梁某甲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张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2021年12月29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米某某、林某某、梁某甲、张某某当庭对指控事实、罪名没有异议。被告人米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一是被告人米某某承包的疏浚工程已取得合法手续,其行为系合法疏浚,未实施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采矿行为;二是抽采的海砂中存在杂质,海砂价格认定未去除杂质,如去除杂质海砂价值可能达不到犯罪标准。公诉人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是内部合作协议、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关键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米某某与林某某、梁某甲等人共谋,以疏浚为幌子,抽采海砂出售牟利的事实。陵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对该疏浚工程疏浚物处置报备的复函中,明确要求砂质疏浚物必须用于游艇码头南侧防波堤以南被损毁的海岸带回填修复,不得上岸、外运及转卖。被告人米某某等人在明知疏浚工程的砂质疏浚物相关处置要求的情况下,仍通过出售疏浚物海砂牟利,其行为的本质系抽采海砂出售牟利,疏浚工程只是幌子。二是物证海砂和鉴定意见以及支付海砂货款的银行流水清单、海砂收购方陈某的供述和辩解,足以证明涉案海砂实际出售价格达到了犯罪标准。
审理结果。2022年2月1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及量刑建议。米某某、林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及采矿许可证,以疏浚为名抽采海砂出售牟利的行为系非法采矿。近年来,非法采矿呈现犯罪手段多样化特点,由传统无证开采向披着合法外衣行盗采之实转变的趋势明显,隐蔽性更强。有的不法分子打着航道清淤疏浚工程的幌子,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及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抽采海砂并出售牟利,本质上是一种非法采矿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针对行为人提出自己是合法疏浚、没有非法采矿故意的辩解,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以出售疏浚物海砂牟利为目的抽采海砂,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确保定性准确。
(二)办理非法采砂共同犯罪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案人员分层处理、区别对待。在办理涉案人数较多、存在不同分工的非法采砂案件中,要整体把握涉案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在提前介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各办案阶段,坚持宽严相济,对犯罪作用大、对抗查办的涉案人员,依法从严处理;对认罪认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犯罪情节较轻的涉案人员,依法从宽处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案例三
林某某、高某某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受雇提供劳务的人员 共同犯罪
民事公益诉讼 连带赔偿责任 替代性修复
【要旨】
对受雇为非法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是否以犯罪论处,不能仅考虑其是否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应当结合其在整个犯罪中发挥的作用、参与犯罪的程度、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对受雇为非法采矿犯罪长期、多次提供劳务的人,应当以共犯论处。雇员与雇主共同破坏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可以请求法院判令雇员与雇主对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不能直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且一次性承担全部海洋生态损害修复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通过分期认购碳汇、劳务代偿等方式开展替代性修复。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间,林某某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指使高某某驾驶船舶,到福建省福安市湾坞镇、下白石镇“半屿”等海域非法采挖海砂,并运输至福建省宁德金蛇头工地、六都等码头,以每立方米12.5元至18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他人。林某某、高某某共盗采海砂17次,累计11295.33立方米,销售价值合计167659元。经评估认定,林某某、高某某非法开采海砂致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损害整体影响价值共计680298.19元。
【案件办理过程】
(一)刑事案件办理过程
诉讼过程和结果。本案由宁德海警局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侦查,2020年1月2日移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简称宁德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宁德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不足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将本案交由犯罪行为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福安市人民检察院(简称福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8月24日,福安市检察院以被告人林某某、高某某犯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21年1月11日,福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林某某、高某某违反矿产资源法规,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结伙擅自采挖海砂,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采矿罪。鉴于林某某具有自首、退出违法所得、缴纳部分生态修复费用等情节,综合考量其犯罪情节且悔罪表现明显,适用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适用缓刑条件,以非法采矿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鉴于高某某受雇采挖海砂,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轻,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适用缓刑条件,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5000元。判决将宁德海警局扣押的被告人林某某违法所得和海砂予以没收,对船舶上的采砂、卸砂设备予以拆除没收;其他设备及船体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二)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过程
线索发现和立案调查。福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宁德市检察院通过审阅林某某、高某某非法采矿案的刑事判决书,认为二被告人非法盗采海砂可能存在破坏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福安市检察院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根据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涉海洋公益诉讼和生态检察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宁德市检察院协调宁德海警局委托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对海洋生态损害价值进行评估,认定林某某、高某某非法盗采海砂致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损害整体影响价值680298.19元。宁德市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对林某某、高某某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遂于2021年6月25日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进行诉前公告。
提起诉讼。经诉前公告,公告期届满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宁德市检察院于2021年9月29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宁德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林某某、高某某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共计680298.19元。宁德中级法院认为本案虽系宁德市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但诉请及目的是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当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应由厦门海事法院管辖。2021年12月22日,宁德中级法院将本案移送厦门海事法院。厦门海事法院于2022年1月6日作出受理决定。
审理过程。2022年6月16日,厦门海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德市检察院通过多媒体示证的方式就被告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诉讼请求逐项进行举证、质证,并安排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专家出庭,就本案海域生态损失、海岸生态损失、滨海旅游损失、海滩修复成本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价值发表专家意见。二被告对检察机关主张的违法事实、提出的诉讼请求基本无异议。但被告高某某认为,其系被雇佣参与非法采矿,应由雇主对雇员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检察机关认为,高某某虽为雇员,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雇主所作的指示违反法律规定且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后果,仍然按照雇主指示实施违法行为,对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破坏,其违法行为与实际损害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高某某与林某某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审理结果。诉讼过程中,综合考虑本案生态修复需要、二被告的财务状态、预期收入、赔偿意愿等,宁德市检察院与二被告在厦门海事法院主持下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二被告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680298.19元,其中180000元由二被告以自愿认购海洋碳汇的方式分3年履行,每年10月需委托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一次性认购60000元的海洋碳汇;剩余赔偿款由二被告通过公益性劳务代偿方式履行,签订履约协议,承担宁德三都澳海域海洋环境治理辅助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海洋垃圾打捞、海岸维护、海洋环境保护宣传等,期限酌定为三年,期满后劳务不足以抵偿的,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厦门海事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不同意见,遂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内容依法予以确认。目前,二被告正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受雇为非法采矿犯罪提供劳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受雇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上述规定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不是“一律不以犯罪论处”,不能仅以是否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作为是否追究受雇提供劳务人员刑事责任的唯一考虑因素。对于虽然系受雇佣人员,但并非单纯提供劳务,而是在犯罪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不适用“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的规定。例如,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采挖、收购海砂犯罪,仍多次为其提供开采、装卸、运输、销售等实质性帮助行为,情节较重的;在相关犯罪活动中,承担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职责的;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为非法采挖海砂犯罪活动规避监管或者为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提供帮助的。本案中,被告人高某某虽为雇员,但其明知林某某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仍接受指使,长期、数十余次驾驶船舶至指定海域、负责操作实施采砂作业、运输过驳海砂等,是实施非法采矿犯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不符合司法解释中“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的情形,应当以非法采矿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雇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雇主所作的指示违反法律规定且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后果,仍然按照雇主指示实施相关行为并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雇员与雇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对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探索以分期给付碳汇、劳务代偿等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综合考量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修复成本和被告的经济状况、修复能力等,对由于侵权地现实条件不能进行原位同质直接修复,且被告没有能力一次性承担全部海洋生态损害修复费用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可以与被告协商通过分期给付海洋碳汇、提供公益性劳务代替金钱赔偿等方式开展替代性修复。海洋碳汇,又称“蓝碳”,是指利用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的过程、活动和机制。通过购买碳汇抵消生态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碳平衡的目的,是实现碳中和最经济的方式之一。通过劳务代偿,不仅可以修复海洋生态环境,还可以让被告亲身参与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中,增强保护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订)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二十条第一款
案例四
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等人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共同犯罪 涉案船舶处置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要旨】
运输海砂的船舶能否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结合船舶权属、主要用途和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明知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为人以非法运输海砂为业,明知是非法采挖海砂仍一年内多次实施非法运输海砂犯罪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的,涉案船舶可以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依法予以没收。检察机关应当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全面收集证明涉案船舶为作案工具的证据材料。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伙同陈某、孙某、朱某某(均另案处理)合资购买“宏运611”号船用于运输非法开采的海砂。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间,王某某、孙某某等人在明知王某等人(均另案处理)系非法开采海砂的情况下,六次向王某等人预约购买海砂,安排“宏运611”号船舶在闽江口附近海域现场等待王某等人的采砂船非法开采海砂后,再从采砂船上过驳海砂,并将海砂运至指定码头出售给陈某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前三次向王某等人转账支付购砂款合计118万元。经认定,后三次非法开采的海砂价值337.88万元。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间,王某某、孙某某等人在明知采砂船系非法开采海砂的情况下,四次接受“黄总”委托,安排“宏运611”号船舶在闽江口附近海域现场等待采砂船非法开采海砂后,再从采砂船上过驳海砂,并将海砂运至指定的码头交给指定人员。2021年3月17日,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第四次接受“黄总”委托,使用“宏远611”号船舶运输非法开采的海砂前往舟山途中,被莆田海警局当场查获,缴获海砂18506.74吨。经认定,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等人使用“宏运611”号船舶为“黄总”运载的海砂价值合计377.03万元。
【案件办理过程】
侦查协作。2021年3月17日,莆田海警局查获非法运输海砂的“宏远611”号船后,遂予以立案侦查。经传唤讯问当场查获的王某某,锁定孙某某、谢某某及孙某、陈某、朱某某五名运砂船出资人,并先后对王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执行刑事拘留。鉴于该案系有证船舶运载非法开采的海砂且案值较大,莆田海警局即主动商请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通过调取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户流水、船舶挂靠协议书、船舶登记材料等,重点就涉案船舶是否为作案工具进行全面调查,初步掌握王某某等人购买“宏运611”号船舶的主要目的系运输海砂,并在笔录中予以固定。经查证,陈某出资比例为35%,王某某出资比例为15%,同时担任“宏运611”号船船长,孙某某和谢某某出资比例各占10%,孙某和朱某某出资比例各占15%。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等人先后十次利用“宏运611”号船舶运输非法开采的海砂,从中非法获利135万元。
审查起诉。2021年6月28日,莆田海警局以王某某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莆田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该案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遂向海警机构制发详尽的补充侦查提纲,要求补充犯罪嫌疑人购买船舶的用途、提取手机内电子数据、调取关键人员的转账记录、梳理核实资金交易记录及去向等证据。海警机构根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提纲,进一步收集固定犯罪嫌疑人购买“宏远611”号船舶目的、团伙犯罪分工及查实涉案海砂价值等证据。承办检察官综合分析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同时认为该犯罪团伙为降低转移涉案海砂成本而合伙出资购买“宏远611”号船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多达十次用运砂船从事运输海砂的犯罪活动,涉案金额高达800多万元,该船舶与非法开采海砂的犯罪行为存在密切关联,应当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应当予以没收。2022年1月4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以非法采矿罪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2022年3月11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检察机关根据该团伙犯罪特点,重点围绕犯罪谋划联络、人员分工、船舶管理与使用、资金去向等问题进行举证、质证,详细出示了王某某、孙某某等人在微信“股东群”中商议倒卖非法开采的海砂后,共同出资购买“宏远611”号船舶用于转移海砂的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宏远611”号船舶的13条船舶识别系统记载的航行轨迹、船员的陈述等关键性证据,锁定“宏远611”号船舶系“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重要事实。在被告人手机内提取的电子数据证据运用上,检察机关通过出示鉴定意见、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资质证明,结合被告人供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有力指控犯罪事实。被告人王某某、孙某某、谢某某当庭对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审理结果。2022年10月24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意见,以非法采矿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谢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孙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均并处80000元至150000元不等罚金,判决没收作案工具“宏运611”号船舶及船载设备六台。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孙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被告人孙某某通过其家属退出违法所得,并主动缴纳罚金。2023年3月6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其余二人均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涉案船舶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用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没收。运输海砂的船舶能否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结合船舶权属、主要用途和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明知等因素综合判断。实践中,对于行为人以非法运输海砂为业,明知是非法采挖海砂仍一年内多次实施非法运输海砂犯罪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的,可以将运砂船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本案中,王某某等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船舶并非用于合法运输经营活动,而是为了将非法开采的海砂顺利转移,将船舶用于犯罪的主观目的明确。王某某等人不仅使用该船舶多次转移本团伙非法开采的海砂,还接受他人委托,先后四次使用该船舶协助他人转移非法开采的海砂并收取相应运输费用,该涉案船舶符合仅用于犯罪活动、没有其他合法用途的特征,应当作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依法予以没收。
(二)全面收集能证明涉案船舶为作案工具的证据材料。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全面收集能够证明涉案船舶属于专门用于运输海砂的作案工具的证据材料。在提取言词证据时,应注意查清行为人购买船舶的目的及用途,是否以非法运输海砂为业,是否存在合法经营情形等;在扣押相关物证、书证时,应注意查扣航次航图、航海日志、卫星电话及通话记录等,提取船舶识别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分析判断涉案船舶非法运输海砂的动态行驶轨迹;同时,注意向相关部门调取船证材料、进出港申报记录、行政处罚记录等,查清涉案船舶权属及以往经营情况。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案例五
陈某甲、郑某某、陈某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关键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运输无合法来源证明的海砂
推定明知 上游犯罪的查证
【要旨】
明知是他人非法采挖的海砂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行为人是否明知是非法采挖的海砂,可以通过行为人收购、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不如实填写航海日志等违反海事监管规定的行为、行为人是否曾在同一海域因实施转移、代为销售非法采矿犯罪所得海砂受过行政处罚等方面综合认定。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上游犯罪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应当查证属实。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可以根据有关部门出具的涉案海域未设置海砂矿业权、涉案海砂系从前述海域吸砂所得、查扣的涉案海砂已达非法采矿罪入罪标准等方面综合认定。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陈某甲、陈某乙在经营舟山某砂场过程中,明知福建“闽江砂”无合法来源证明,由陈某甲联系上游采砂船,并与福建籍“中港恩”船东郑某荣约定使用该船从福建闽江口海域将“闽江砂”运至其砂场。10月28日,郑某某根据郑某荣指示,指挥“中港恩”船驶往福建闽江口海域装运海砂,在陈某甲处取得装砂时间、采砂船高频频道和经纬度等信息后,即通过高频与“海盛69”船联系装砂。次日凌晨,“海盛69”船先后过驳“闽江砂”共计1.7万吨到“中港恩”船上,其间,郑某某指使“中港恩”船员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具有识别船只、协助追踪目标、简化信息交流、提供辅助信息、避免碰撞等功能。按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规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应能够在没有船上人员介入的情况下,自动地和连续地向主管当局和其他船舶提供信息。因此,船舶在航行、锚泊期间均应当不间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确保其他船舶能正确辨别本船方位,正确评估避免碰撞风险),不在航海日志中记入经纬度。装砂结束后,“中港恩”船即驶往舟山陈某甲砂场。11月2日,“中港恩”船在靠泊卸砂时被舟山海警局查获。
经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矿产资源技术鉴定,“中港恩”船涉案海砂属天然海砂,属3区细砂,符合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14684-2011)中II类砂技术指标要求。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出具《情况说明》证明福建省海域内未设置海砂矿业权,无有效的涉海砂开采的海域使用权。经舟山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查获时涉案海砂共计价值110.5万元。
【案件办理过程】
侦查协作。2019年11月2日,舟山海警局在登临检查中发现“中港恩”船所运海砂无合法来源证明手续,遂予以立案侦查,经传唤讯问郑某某,锁定犯罪嫌疑人陈某甲、陈某乙、陈某丙三名砂场股东,并先后对四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舟山海警局立案侦查后即主动商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侦查。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通过查阅案件材料、听取案件介绍、开展案情会商,提出进一步完善言词证据和客观证据,厘清“中港恩”船业务管事、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等人员罪责等多条取证意见。舟山海警局进行深入侦查取证后,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郑某某、陈某甲。同年12月17日,郑某某、陈某甲被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陈某乙、陈某丙、郑某荣于同日被舟山海警局决定取保候审。
审查起诉。2020年1月16日,舟山海警局以犯罪嫌疑人郑某某、陈某甲、陈某乙及陈某丙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2月13日将该案交由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该案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标准,遂向海警机构制发详尽的补充侦查提纲,要求补充各犯罪嫌疑人是否主观明知涉案海砂是犯罪所得而转移收购、上游非法采矿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行为人与上游吸砂船船主是否存在事前、事中犯意联络、涉案海域是否存在合法海砂采矿权以及涉案海砂矿质鉴定和价值认定等五大项20余小项的证据,并明确补强证据的目的、方式和途径。海警机构根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提纲,全面收集固定各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海砂系上游非法采矿的犯罪所得、运输过驳过程中存在故意躲避海警海事查处、犯罪嫌疑人陈某甲、郑某某曾因买卖运输非法采挖的海砂被行政处罚、砂场主和运输船管事明知海砂系违法所得的行业常识、矿产资源技术鉴定和价格认定等证据。检察机关综合分析现有证据,认为陈某甲、郑某某、陈某乙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而收购、运输,对三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陈某丙仅出资但不参与经营砂场管理,且不知砂场进砂来源,陈某丙参与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对其作不起诉处理。就郑某荣是否构成犯罪,经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分析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其在与犯罪嫌疑人陈某甲商谈租船合同时即明知运输非法海砂,且无法证实其有指使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实施故意躲避海事查处的行为,故依法监督海警机构对其作撤案处理。
指控与证明犯罪。审判阶段,被告人陈某甲、郑某某均提出本人并不知晓“中港恩”船所运载的“闽江砂”系非法采挖的海砂,辩称砂场系正常采购、“中港恩”船系正常运输行为;被告人陈某甲、郑某某的辩护人均提出上游非法采矿罪并未查证属实,故对二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公诉人答辩认为,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陈某甲为逃避执法检查,在海砂运输和倒卖过程中无论从银行走账还是运砂时间、方式选择上,均较隐蔽和谨慎,且“中港恩”船在闽江口海域处抛锚和从吸砂船装运海砂时均由其联系、指使被告人郑某某,其主观上明知系没有合法来源的海砂,为牟取利益而联系运输船非法装运海砂进行倒卖;被告人郑某某作为船上管事,指挥“中港恩”船本次航行,其间又指使船员故意关闭船舶识别系统设备、不如实填写航海日志以躲避海事监管,且“中港恩”船此前亦曾因从福建闽江口海域违规装载海砂受到行政处罚,其主观上对非法装载海砂有一定认识,但依然参与实施非法装载没有合法来源的海砂。关于本案上游犯罪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出具的证明证实本案从闽江口海域过驳而来的海砂系非法开采,且数额已达非法采矿罪构罪标准,被告人陈某甲虽未供认上游犯罪的联系人,但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成立。庭审中,针对辩护人对取证程序及海砂砂质鉴定结论提出的异议,检察机关通知海警机构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就相关侦查程序及鉴定专业性问题作出说明。
裁判结果。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认定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系主犯、被告人郑某某系从犯,被告人陈某乙有自首情节,于2021年5月19日判处被告人陈某甲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郑某某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陈某乙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四年,均并处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罚金。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某甲、郑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9月2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规范类案办理。定海区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办理,总结提炼涉海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采矿罪有关事前、事中、事后介入情况下的主观明知认定、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明知的种类方式、两罪构成必备证据种类和审查判断要点、海砂砂质鉴定和价格认定程序等20余条涉海上非法采砂刑事案件办案标准,对此后海警机构和舟山市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起到规范、指引作用。在此基础上,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舟山海警局联合制定《涉海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检察机关与海警机构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就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标准等形成共识,统一执法司法尺度。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被告人对涉案海砂系非法采挖的海砂存在主观明知。认定行为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其非法收购、运输的海砂系非法采挖的海砂。实践中,海警机构、检察机关可通过收集能够证明以下情形的相关证据材料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存在明知:故意关闭船舶识别系统或船舶上有多套船舶识别系统,故意丢弃、销毁船载卫星电话、船舶识别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及手机存储数据;故意绕行正常航线和码头、在隐蔽水域或者在明显不合理的隐蔽时间过驳和运输;使用“三无”船舶、虚假船名船舶或非法改装船舶,或者故意遮蔽船号,掩盖船体特征;虚假记录船舶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或者进出港未申报、虚假申报;无法出具合法有效海砂来源证明,拒不提供海砂真实来源证明;逃避、抗拒执法检查;等等。具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情形,除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有相反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是非法采砂的,一般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明知。本案中,在被告人运输无合法来源证明的海砂,拒不如实供述海砂供货方又辩称不知系非法采挖海砂情况下,海警机构、检察机关通过收集固定各被告人明确知晓“闽江砂”过驳海域位置以及实施的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不如实填写航海日志等一系列逃避检查行为的证据,结合福建“闽江砂”系非法海砂的“圈内”常识,推定各被告人对上游犯罪存在主观明知,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要件,获得法院支持。
(二)全面收集证明上游非法采矿犯罪事实的证据。认定非法运输、购买、代为销售海砂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上游非法采矿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由于海上犯罪环境的复杂性、特殊性,且行为人往往采取关闭船舶识别系统、不如实填写航海日志等手段逃避执法检查,采、驳、运、购各环节又采取高频电话联系难以查证上游盗采方或供货方,使得非法采运海砂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给海警机构侦查和检察机关指控证明犯罪带来困难。本案犯罪行为涉及闽、浙海域,涉案海砂来源地为福建闽江口、销售地为浙江舟山金塘,各被告人采取跨省配合作案模式,链条长且行为隐蔽。检察机关围绕非法采矿罪构罪要件,引导海警机构收集到福建海域未设置海砂矿业权、无有效的涉海砂开采的海域使用权,涉案海砂系在福建闽江口分次过驳、分次过驳间隔时间能够排除返回陆港装载的合理怀疑,涉案海砂矿质鉴定和价格认定等关键证据,从而认定本案上游吸砂船存在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七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8号)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6月26日)
案例1
施镇民、林少雄制造毒品案
--纠集多人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施镇民,男,汉族,1973年1月27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林少雄,男,汉族,1970年11月2日出生,无业。
2015年6月,被告人施镇民、林少雄密谋合伙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商定施镇民出资8万元,负责购买主要制毒原料及设备等,林少雄出资20万元,负责租赁场地和管理资金。同年7月,施镇民纠集郑大江、刘广、柯森(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参与制毒。郑大江提出参股,后通过施镇民交给林少雄42万元。施镇民自行或安排郑大江购入部分制毒原料、工具。林少雄租下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的一处厂房作为制毒工场,纠集林海滨、黄海光(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协助制毒,并购入部分制毒配料、工具。同月20日晚,施镇民以每袋7.8万元的价格向吴元木、俞天富(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购买10袋麻黄素,并通知林少雄到场支付40万元现金作为预付款。林少雄将麻黄素运至上述制毒工场后,施镇民、林少雄组织、指挥郑大江、刘广、柯森、林海滨、黄海光制造甲基苯丙胺。同月23日23时许,公安人员抓获正在制毒的施镇民、林少雄等七人,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约149千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和液体共计约621千克,以及一批制毒原料和工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施镇民、林少雄结伙制造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制造毒品罪。施镇民、林少雄分别纠集人员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均应按照其所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施镇民、林少雄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施镇民、林少雄已于2018年12月1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据统计,甲基苯丙胺已取代海洛因成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种类,国内制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的犯罪形势也较为严峻,在部分地方尤为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大量制造甲基苯丙胺犯罪案件。被告人施镇民、林少雄分别纠集人员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专门租赁场地作为制毒场所,大量购置麻黄素等制毒原料及各种制毒设备、工具,公安人员在制毒场所查获成品甲基苯丙胺约149千克,另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液体和固液混合物约621千克,所制造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制造毒品犯罪属于刑事政策上应予严惩的重点类型,人民法院根据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二人均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厉惩处,充分发挥了刑罚的威慑作用。
案例2
赵云华贩卖、运输毒品案
--跨省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且系累犯、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云华,男,汉族,1963年3月1日出生,无业。1981年10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6年5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5年3月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2015年11月28日刑满释放。
2016年11月24日早晨,陆慧琴(同案被告人,已判刑)雇车与被告人赵云华一起从上海市出发前往广东省。赵云华与严某某(在逃)联系后,严某某及其子严进鸿(同案被告人,已判刑)驾车在广东省粤东高速公路普宁市池尾出口接应赵云华等人。同月25日上午,赵云华、陆慧琴分别让他人向陆慧琴的银行卡汇款32万元、5万元。陆慧琴从银行取款后,赵云华、陆慧琴将筹集的现金共计40万元交给严某某父子。后严进鸿搭乘赵云华等人的车,指挥司机驶入返回上海市的高速公路。途中,严进鸿让司机在高速公路某处应急车道停车,事先在该处附近等待的严某某将2个装有毒品的黑色皮包交给赵云华、陆慧琴。当日23时30分许,赵云华等人驾车行至福建省武平县闽粤高速检查站入闽卡口处时,例行检查的公安人员从该车后排的2个黑色皮包中查获甲基苯丙胺(冰毒)11袋,净重10 002.6克,赵云华、陆慧琴被当场抓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云华以贩卖为目的,伙同他人非法购买并运输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赵云华联系毒品上家,积极筹集毒资且为主出资,参与支付购毒款、交接和运输毒品,起主要作用,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赵云华伙同他人跨省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10余千克,毒品数量巨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两次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不足一年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赵云华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赵云华已于2019年2月2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内地省份的犯罪分子前往广东省购买毒品后运回当地进行贩卖,已成为我国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加大了执法查缉力度,一些案件得以在运输途中被破获。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犯罪分子驾车从外省前往广东省购买毒品,携毒返程途中被查获的案件。被告人赵云华伙同他人跨省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极大,且系共同犯罪中罪责最重的主犯,又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根据赵云华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3
杨有昌贩卖、运输毒品、赵有增贩卖毒品案
--大量贩卖、运输新精神活性物质,依法从严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有昌,男,汉族,1972年3月25日出生,个体经营者。
被告人赵有增,男,汉族,1982年8月19日出生,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杨有昌、赵有增长期从事化学品研制、生产、销售及化学品出口贸易工作。2015年4月,杨有昌租用江苏省宜兴市中宇药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设备、场地进行化学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其间,杨有昌雇用他人生产包括N-(1-甲氧基羰基-2-甲基丙基)-1-(5-氟戊基)吲唑-3-甲酰胺(简称5F-AMB)在内的大量化工产品并进行销售。同年10月1日,5F-AMB被国家相关部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2016年1月,赵有增与杨有昌在明知5F-AMB已被国家相关部门列管的情况下,仍商定杨有昌以每千克2 200元左右的价格向赵有增贩卖150千克5F-AMB。同月22日,杨有昌根据赵有增的要求,安排他人将约150千克5F-AMB从宜兴市运送至浙江省义乌市,后赵有增将钱款汇给杨有昌。
2016年3月28日,被告人杨有昌用约1千克5F-AMB冒充MMBC贩卖给李某某(另案处理),后在李某某安排他人寄出的邮包中查获477.79克5F-AMB。
2016年8月和9月,被告人杨有昌、赵有增先后被抓获。公安人员从杨有昌租用的中宇药化技术有限公司冷库内查获33.92千克5F-AMB。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有昌明知5F-AMB被国家列入毒品管制仍予以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赵有增明知5F-AMB被国家列入毒品管制仍大量购买,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杨有昌贩卖、运输5F-AMB约184千克,赵有增贩卖5F-AMB约150千克,均属贩卖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有昌、赵有增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2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新精神活性物质通常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法律管制,修改被管制毒品的化学结构而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被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确定为继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之后的第三代毒品,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本案所涉毒品5F-AMB属于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于2015年10月1日被国家相关部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人民法院根据涉案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数量、危害和被告人杨有昌、赵有增犯罪的具体情节,依法对二被告人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从严惩处。
案例4
李军贩卖毒品案
--利用网络向外籍人员贩卖大麻,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军,男,汉族,1980年3月9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李军起意贩卖大麻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大麻图片,吸引他人购买。浙江省苍南县某英语培训机构的一名外籍教员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李军发布的大麻照片后点赞,李军便询问其是否需要,后二人互加微信,并联系大麻交易事宜。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间,李军先后31次卖给对方共计141克大麻,得款1.7万余元。经鉴定,查获的检材中检出四氢大麻酚、大麻二酚、大麻酚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军明知大麻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多次贩卖,属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李军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军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4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大麻属于传统毒品,我国对大麻类毒品犯罪的打击和惩处从未放松。但目前,一些国家推行所谓大麻“合法化”,这一定程度对现有国际禁毒政策产生冲击,也容易让部分外籍人员对我国的全面禁毒政策产生某种误解。本案就是一起通过网络向国内的外籍务工人员贩卖大麻的典型案件。被告人李军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大麻照片吸引买家,而购毒人员系外籍教员。在案证据显示,此人称在其本国吸食大麻并不违法。但李军明知大麻在中国系禁止贩卖、吸食的毒品,仍通过网络出售给他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属情节严重,人民法院对其依法判处了刑罚。此类案件对在中国境内的留学生、外籍务工人员以及赴外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都有警示作用。
案例5
梁力元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非法持有毒品、汪庆贩卖毒品案
--非法利用网络平台组织视频吸毒,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力元,男,汉族,1974年1月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汪庆,女,汉族,1970年10月1日出生,无业。2015年8月27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2016年底至2017年初,被告人梁力元加入名流汇、CF中国网络平台,在平台中以视频方式与他人共同吸食甲基苯丙胺(冰毒)。2017年3月,梁力元主动联系网络技术员“OV”,重新架设名流汇视频网络平台,通过名流汇的QQ群及QQ站务群对平台进行管理,交付网络维护费、服务器租赁费等,发展平台会员,并对平台内的虚拟房间进行管理。经查,该平台在此期间以虚拟房间形式组织大量吸毒人员一起视频吸毒,居住在苏州的陆某、梁某(已另案判刑)等人通过该平台达成毒品买卖意向并在线下交易毒品。
2017年5月9日,被告人梁力元在吉林省白山市被抓获,公安人员从其驾驶的汽车内查获甲基苯丙胺2包,净重11.28克。
被告人汪庆自2016年起在组织吸毒活动的名流汇视频平台等非法网络中进行活动,并结识吸毒人员刘某某。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间,汪庆先后3次通过微信收取刘某某支付的毒资共计4 500元,向刘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24克,从中获利90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梁力元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组织他人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梁力元非法持有甲基苯丙胺数量较大,其行为又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梁力元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被告人汪庆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汪庆曾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现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梁力元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对被告人汪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11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信息网络技术促进了经济发展,便利了社会生活,但网络自身的快速、大量传播等特点也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使网络平台成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和工具。近年来利用信息网络组织吸毒、交易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危害很大。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行为,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2016年4月1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也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组织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本案被告人梁力元重新架设并管理维护视频网络平台,发展平台会员人数众多(加入会员需视频吸毒验证),以虚拟房间形式组织大量吸毒人员一起视频吸毒,并间接促成线下毒品交易,已有部分会员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其犯罪行为属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情节严重”。被告人汪庆通过非法网络平台结识吸毒人员后进行线下毒品交易,贩卖毒品数量较大。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案例6
谢元庆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
--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元庆,男,汉族,1990年10月26日出生,农民。
2018年3月26日凌晨,被告人谢元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大桥镇家中,容留梁某某、吕某甲、吕某乙、王某甲及未成年人李某某、陈某、王某乙、吕某丙等8人吸食毒品。当日14时许,公安人员对该房间进行例行检查时,将谢元庆及上述8名吸毒人员抓获,当场从谢元庆的电脑台抽屉内查获1包甲基苯丙胺(冰毒),重526.5克。经依法对上述人员进行尿液检测,检测结果均呈氯胺酮阳性。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元庆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谢元庆提供场所容留多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又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谢元庆非法持有甲基苯丙胺数量大,且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对其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谢元庆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1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容留他人吸毒案件发案率较高,吸毒人员低龄化特征也较为明显。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一旦沾染毒品,极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依赖,进而诱发侵财、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危害。本案是一起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的典型案件。被告人谢元庆本身系吸毒人员,其从一名毒品受害者演变成一名毒品传播者,一次容留4名成年人、4名未成年人在其家中吸毒,且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刑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对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警示作用。
案例7
李德森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买卖邻酮,数量特别巨大,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德森,男,汉族,1982年8月3日出生,农民。
2015年冬天,边某某(已另案判刑)与王某某结识并商定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邻氯苯基环戊酮(简称邻酮),王某某负责提供部分原料、指导设备安装及生产、联系买家等,边某某负责提供厂房、设备、资金、组织人员生产等。2016年3月,边某某纠集被告人李德森等人租用山东省惠民县胡集镇一闲置厂房开始承建化工厂。其间,边某某与李德森商定,由李德森出资建厂生产,后期双方分红。同年3月至6月,李德森陆续出资25万余元,多次到工厂查看进度,并前往江苏省盐城市接送王某某。同年6月,李德森将生产出的800千克邻酮运至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由边某某等人通过物流发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后边某某给李德森25.5万元现金。同年7月12日,公安人员在上述工厂附近隐藏的车辆上查获邻酮373千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德森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邻酮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李德森明知他人非法生产、买卖邻酮而积极参与投资建厂、接送人员等,生产、买卖邻酮共计约1173千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德森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1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受制造毒品犯罪影响,我国制毒物品犯罪问题也较为突出。为遏制制毒物品犯罪的蔓延,增强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制毒物品犯罪的规定,增设了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罪。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法生产、买卖邻酮的案件。邻酮是合成羟亚胺的重要原料,而羟亚胺可用于制造毒品氯胺酮。本案被告人李德森犯罪所涉邻酮数量特别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其犯罪行为属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根据李德森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刑罚,体现了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坚决打击。
案例8
李华富故意杀人案
--有长期吸毒史,持刀杀死邻居夫妇2人,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华富,男,汉族,1981年7月9日出生,农民。2007年7月1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3年3月11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同年11月7日刑满释放;2014年4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被告人李华富住四川省安岳县护龙镇聪明村,有长期吸毒史,因琐事对邻居伍某某(被害人,男,殁年53岁)、游某某(被害人,女,殁年52岁)夫妇素有不满。2016年6月14日18时许,李华富携带尖刀到伍某某家,见伍某某夫妇在堂屋看电视,即持刀捅刺伍某某的左肩部、右胸部等处数刀,捅刺游某某的胸部、腰背部等处数刀,致伍某某、游某某二人死亡。随后李华富返回家中烧毁了作案所穿裤子、胶鞋,清洗了作案工具尖刀,并将此事告知家人。李华富之父报警后,公安人员赶到李家将李华富抓获。经鉴定,李华富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对其上述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华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李华富因琐事而起意行凶,到邻居家中杀死2名被害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大,且其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故意杀人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虽然李华富有自首情节,但综合其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华富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李华富已于2018年7月27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刺激兴奋、致幻等作用,可导致吸食者出现兴奋、狂躁、幻视、幻听、被害妄想等症状,进而导致自伤自残或对他人实施暴力犯罪。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教训十分深刻。本案就是一起因长期吸毒导致精神障碍,进而诱发故意杀人的典型案例。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李华富有长期吸毒史,出现吸毒导致的幻想等症状,并伴有行为异常。李华富因琐事对邻居夫妇不满,案发
当日持尖刀进入邻居家中杀死伍某某、游某某夫妇2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经鉴定,李华富对其实施的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李华富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不足以从轻处罚。该案充分反映出
毒品对个人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值得吸毒者深刻警醒。
案例9
姚永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妨害公务案
--吸毒后驾驶机动车任意冲撞,并撞击执行公务的警车,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永良,男,汉族,1972年10月10日出生,务工人员。
2017年5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被告人姚永良在云南省瑞丽市某公司宿舍内吸食甲基苯丙胺(冰毒)。29日5时许,姚永良和姚某某驾驶一辆皮卡车从瑞丽市行至云南省芒市。当行至芒市人民医院路边时,姚永良怀疑姚某某对其不利,遂用长刀威胁姚某某并将姚某某赶下车,自己驾车在芒市城区行驶。其间,姚永良手持长刀对着路人及路上车辆挥舞。当日7至8时许,姚永良先后在芒市阔时路菜市场门口、造纸厂环岛驾车撞击车牌号为云NC5765、云NH8977的车辆,致二车受损。处警民警在造纸厂环岛附近驾驶警车追赶姚永良所驾车辆,并通过车载扩音器多次向姚永良喊话,让其停车接受检查。姚永良拒不停车,在造纸厂环岛旁驾车撞向正在现场执行处警任务的辅警杨某某,杨某某及时躲避。后姚永良继续驾车在造纸厂环岛撞击民警杨某驾驶的车牌号为云N0475的警车,致该车受损。8时17分,姚永良驾车在造纸厂环岛撞击一辆电动车,致车上的潘某某、裴某某受伤,该车受损。民警来到姚永良驾驶的车辆旁让其停车,姚永良不听从民警指令,继续驾车前行。民警鸣枪示警无效后,开枪将姚永良击伤制服。经鉴定,潘某某、裴某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受损的3辆汽车、1辆电动车修理费共计755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芒市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姚永良吸食毒品后,在公共道路上以驾车任意冲撞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姚永良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又构成妨害公务罪。姚永良拒不听从民警指令,驾车撞向执行公务民警驾驶的警车,属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依法从重处罚。鉴于姚永良当庭自愿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对姚永良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姚永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4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甲基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致幻等作用,吸食后会产生感知错位、注意力无法集中、幻视幻听等症状,此种情形下驾驶机动车极易肇事肇祸,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本案就是一起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并妨害公务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姚永良吸毒后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驾车在市区任意冲撞,致2人受伤、多辆汽车受损、多名群众受到惊吓,还拒不听从民警指令,驾车撞向执行公务民警驾驶的警车和辅警,暴力阻碍警察执法,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人民法院根据姚永良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危害后果等具体情节,对其依法判处了刑罚。
案例10
李建贩卖毒品案
--对取证瑕疵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依法采纳相关证据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建,男,汉族,1991年4月11日出生,务工人员。2013年1月16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年5月13日刑满释放。
2017年4月5日、7日,被告人李建通过微信等方式与吸毒人员林某某商谈毒品交易事宜后,在福建省霞浦县一小区先后两次向林某某出售甲基苯丙胺(冰毒)各1包,收取毒资250元。同月8日12时许,李建在霞浦县松港街道欲再次向林某某出售甲基苯丙胺时被当场抓获。公安人员从李建身上查获2小包甲基苯丙胺,重1.59克,从李建住处卧室床头柜的抽屉内查获10小包甲基苯丙胺,共计重约28.07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本案取证程序存在一定问题,如,侦查人员搜查现场时未出示搜查证,现场勘查笔录和扣押物品清单对毒品包数和位置的记载不一致。对此,公安机关出具了工作说明,并有相关侦查人员当庭作出合理解释,再结合本案视听资料及搜查时在场的两名证人的证言,相关证据可以采纳。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李建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约30克,且其曾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建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10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依法全面、规范地收集、提取证据,确保案件证据质量,是有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基础和前提。毒品犯罪隐蔽性较强,证据收集工作有一定特殊性,对于不属于非法取证情形的证据瑕疵,通过补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依法采纳相关证据。本案侦查人员在搜查时未出示搜查证,现场勘查笔录与扣押清单中对毒品包数和查获毒品位置的记载不完全一致,但通过侦查机关出具说明、调取在场证人的证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式,使得证据瑕疵得到合理解释,能够确认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体现了审判阶段对取证规范性的严格要求,有利于确保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05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05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互联网公布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目前,按照司法体制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整体要求和结构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建成裁判文书、审判流程、执行信息、庭审活动四大公开平台,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司法公开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与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相适应,司法公开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要进一步从形式公开走向实质公开、从结果和关键节点公开走向全流程立体化公开。各项公开仍需进一步细化制度要求,完善信息化平台,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正是从形式公开走向实质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外,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涉外商事海事裁判文书写作规范》《人民法院破产程序法律文书样式(试行)》《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件文书样式》等,都已经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辩护律师和代理人发表的基本观点、诉求等内容。
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司法公开四大平台之一,经过五年建设,在全国法院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截至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裁判文书4730万余篇,访问量超过167亿人次,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进一步把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推向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对全国法院的司法公开情况进行了整体评估,下步将针对第三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整改。中国裁判文书网二期升级改造项目近期也将启动,届时将进一步提升裁判文书公开工作的常态化和自动化水平。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法释〔2018〕7号)将于2018年9月1日正式施行。按照该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答辩状等诉讼文书应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公开。该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将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实现律师代理词、答辩状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点对点公开。推进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是最高人民法院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截至今年5月31日,江苏、河北、青海、宁夏四省(自治区)的试点法院已依托统一平台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公开案件57.3万件,推送短信124.3万条。其他法院也已全面启动相关工作,以确保司法解释切实得到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不断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搭建统一平台,提升司法公开的集约化水平,并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经过全国法院的共同努力,裁判文书全面公开、流程信息主动推送、法庭审理远程可视、执行信息全程透明已初步实现。下步,依托先进信息技术,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水平还将得到全方位提升。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在于:律师辩护词、代理词属于当事人委托作品,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等一系列问题,可能并非所有案件的律师、当事人均支持将辩护词、代理词等向社会公众公开。此外,按照职能分工,还需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相关单位意见。下步,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协调、多方调研,在确保信息安全、充分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会同相关单位,探索尝试从部分典型案件入手,实现律师辩护词、代理词与庭审笔录、裁判文书等进行关联,一并向社会公众公开,更加全面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促进人民法院审判质量不断提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6日
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 2023年5月)
目 录
民事
1.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59人非法捕捞、收购长江鳗鱼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3.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与王某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4.周某某与余姚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商事
5.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6.姚某某与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某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7.周某某与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洪某某、孔某、欧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
8.陈某某与余姚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9.傅某某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10.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与赵某某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
11.段某某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12.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诉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知识产权
13.费希尔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上海雅讯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14.广州茶里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15.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件
16.北京花卷儿科技有限公司与镜湖区知桥电子产品销售部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59人非法捕捞、收购
长江鳗鱼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共同侵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
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64条
基本案情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2018年上半年,董某某等38人单独或共同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某某等13人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向高某某等7人以及董某某等38人非法贩卖或捕捞人员收购鳗鱼苗116999条。秦某某在明知王某某等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系在长江中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多次向王某某等人收购鳗鱼苗40263条。
王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1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59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一、王某某等13名非法收购者对其非法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连带赔偿人民币8589168元;二、其他收购者、捕捞者根据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某某等11名被告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苏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非法捕捞造成生态资源严重破坏,当销售是非法捕捞的唯一目的,且收购者与非法捕捞者形成了固定的买卖关系时,收购行为诱发了非法捕捞,共同损害了生态资源,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鳗鱼苗特征明显,无法直接食用,针对这一特定物种,没有大规模的收购,捕捞行为毫无价值。收购是非法捕捞鳗鱼苗实现获利的唯一渠道,缺乏收购行为,非法捕捞难以实现经济价值,也就不可能持续反复地实施,巨大的市场需求系引发非法捕捞和层层收购行为的主要原因。案涉收购鳗鱼苗行为具有日常性、经常性,在收购行为中形成高度组织化,每一个捕捞者和收购者对于自身在利益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作用以及通过非法捕捞、出售收购、加价出售、养殖出售不同方式获取利益的目的均有明确的认知。捕捞者使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方式捕捞鳗鱼苗,收购者对于鳗鱼苗的体态特征充分了解,意味着其明知捕捞体态如此细小的鳗鱼苗必然使用有别于对自然生态中其他鱼类的捕捞方式,非法捕捞者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尤其是禁渔期内,在长江干流水域采用“绝户网”大规模、多次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必将造成长江生态资源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收购者与捕捞者存在放任长江鳗鱼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损害结果出现的故意。非法捕捞与收购已经形成了固定买卖关系和完整利益链条。这一链条中,相邻环节均从非法捕捞行为中获得利益,具有高度协同性,行为与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共同导致生态资源损害。预防非法捕捞行为,应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利益链条,让非法收购、贩卖鳗鱼苗的共同侵权者付出经济代价,与非法捕捞者在各自所涉的生态资源损失范围内对长江生态资源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生态资源损失在无法准确统计时,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并参考专家意见,酌情作出判断。
综合考虑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进行捕捞,加之捕捞时间的敏感性、捕捞频率的高强度性、捕捞地点的特殊性,不仅对鳗鱼种群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还必然会造成对其他渔业生物的损害,进而破坏了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给长江生态资源带来极大的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量非法捕捞鳗鱼苗对生态资源造成的实际损害,酌定以鳗鱼资源损失价值的2.5倍确定生态资源损失。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的破坏性。捕捞者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捕捞鳗鱼苗,所使用张网的网目尺寸违反了《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实施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中不小于3毫米的规定,属于禁用网具。捕捞时必将对包括其他小型鱼类在内的水生物种造成误捕,严重破坏相应区域水生生物资源。案涉鳗鱼苗数量达116999条,捕捞次数多、捕捞网具多、捕捞区域大,必将对长江生态资源产生较大危害。
二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的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案涉的捕捞、收购行为主要发生于长江禁渔期,该时期系包括鳗鱼资源在内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干流水域,系日本鳗鲡洄游通道,在洄游通道中对幼苗进行捕捞,使其脱离自然水体后被贩卖,不仅妨碍鳗鲡种群繁衍,且同时误捕其他渔获物,会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减少,导致其他鱼类饵料不足,进而造成长江水域食物链相邻环节的破坏,进一步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
考虑到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确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款项时可以考虑被告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况,以及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如参加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长江沿岸河道管理、加固、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工作,折抵一定赔偿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建功、赵黎、臧静)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乐融致新电子科技
(天津)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民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一键关闭
裁判要旨
智能电视机开启时开机广告自动播放的,如智能电视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其有义务向消费者明确提示该产品含有开机广告功能,并告知能否即时一键关闭。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其生产销售的智能电视未提供即时一键关闭功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为维护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智能电视生产者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9、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3、44条
基本案情
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融致新公司)是“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机的经营者。2019年3月16日,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省消保委)接到南京市一名消费者的投诉,反映被告销售的智能电视存在开机广告且不能关闭。
原告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履行了下列公益性职责:1.受理投诉并进行调查。调查中,原告发现被告销售的智能电视开机时会自动播放15秒左右的开机广告,未在销售时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提示或告知存在开机广告,相关广告也不能关闭。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原告进行了问卷调查。消费者纷纷留言表示不能接受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2.根据调查结果,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并向被告发送了整改通知。2019年9月4日,原告向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发送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犯消费者权益问题的约谈函》。2019年10月10日,原告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七家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智能电视经营者,集中告知其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企业告知书》,要求被告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向消费者告知其产品存在开机广告,并且为消费者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功能,履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健全投诉处理机制等法律义务。3.提起本案公益诉讼。经过集中约谈,创维、长虹、海尔、小米、夏普、海信等智能电视生产厂商先后向原告发送整改情况回复函,原告认为上述厂商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9月20日致函原告,对约谈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于2019年10月21日再次致函原告,对电视开机服务进行承诺及保障。原告认为,多数智能电视经营者能够整改,但是被告并未积极整改。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审庭审中,被告辩称,电视在开机热机阶段完全无法播放电视内容,如果没有广告就是黑屏状态,因此待机期间的广告或其他用户自定义视频并未影响用户观看电视。
原告为证明开机广告并非智能电视必须具备的功能,提交了《测试报告》,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孙某某出庭,以证明智能电视开机时,技术上可以在播放广告同时实现一键关闭。孙某某出具《专家意见》并陈述:1.开机时播放广告不是智能电视开机的必要程序。2.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3.智能电视开机广告需要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4.从技术可行性角度看,在播放开机广告同时可以提供一键关闭功能,消费者操作关闭广告的按键后,能够立即关闭广告。
关于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具体时间,被告陈述其已经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是在15秒开机广告剩余5秒的时候出现一键关闭窗口。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在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播放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广告功能,即在开机广告播放时可以立即关闭、随时关闭。
另查明,原告江苏省消保委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17年9月13日依法成立,代替原“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公益性职责。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本案后,对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但直至开庭前,无任何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再查明,一审期间,被告对其生产的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实施了整改,在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业务进行提示,增大提示字体。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苏01民初6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机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二、驳回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乐融致新电子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3日作出(2021)苏民终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全国第一起因开机广告提起的公益诉讼,不仅直接涉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权益,也间接影响数十家智能电视机生产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对未来智能电视行业的发展产生引导作用。开机广告是智能电视的生产者通过智能电视的内置程序,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并在用户开机时自动播放的广告。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开机广告内容和播放模式具有决定权。因此,智能电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本案系因消费者购买乐融致新公司生产的电视机出现开机广告问题引发的纠纷。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是指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或拒绝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权利。鉴于乐融致新公司的双重身份,相较于传统消费纠纷,本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主选择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分为两个层面讨论。
(一)关于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问题。乐融致新公司在产品销售页面、产品说明书、乐视商城网站的购买协议和产品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进行了提示,增大了提示字体。从提示的内容来看,乐融致新公司已经表明开机时会出现开机广告,部分机型包装上还载明了可以通过设置照片、视频等方式替代开机广告。在一般情况下,尚不至于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而可以保障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因此,可以认为乐融致新公司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对其存在开机广告事项基本履行了向消费者的告知义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乐融致新公司在相关提示中关于消费者是否可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表述还不够清晰,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
(二)关于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观看开机广告的选择权问题。法律并不禁止广告经营者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送广告或者其他商业信息,但应当保证消费者的拒绝权(选择权)。消费者是否接收商业信息的选择权是基于自身意愿产生的无需说明理由的权利,通过显著方式设置一键关闭窗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法定形式,也是经营者应承担的无条件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应当是即时和彻底的,关闭窗口只有与互联网广告同时出现且能够彻底关闭广告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才能实现法律规定的“确保一键关闭”“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的规范目的。
乐融致新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为消费者提供了设置开机照片、视频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赋予了消费者选择看开机照片、视频或是开机广告的权利,并未赋予消费者拒绝观看开机广告或其它开机照片、视频的权利,不当限缩了消费者选择权的范围。因此该功能不能免除或替代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而江苏省消保委提交的《测试报告》和《专家意见》已经证明,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且在播放开机广告的同时设置一键关闭功能在技术上并无障碍。因此,即使乐融致新公司所称基于技术原因,电视开机时需要热机等待,如不播放广告会出现黑屏的事实成立,也不能作为其拒绝设置一键关闭窗口的理由。乐融致新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加载的开机广告,在直到播放最后5秒时才弹出一键关闭窗口,消费者才能选择关闭开机广告,明显降低了消费者观看电视的体验,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法院注意到当前消费市场普遍存在低价销售智能电视并通过播放开机广告营利的现实状况。法院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商业选择,深知消费市场的繁荣稳定离不开消费者、经营者、投资者等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必须依法维护各方权益,不可偏废导致利益失衡,也完全理解乐融致新公司对己方整改后竞争力下降的担忧。但是,市场允许的竞争应当是正当和公平的竞争,任何商业营利模式的创新都不能以违反法律规定,扭曲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市场普遍存在违法现象更不能作为豁免特定经营者法律责任的理由。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俞灌南、何斐、潘宾)
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与王某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用工管理/公序良俗/丧假/事假
裁判要旨
劳动者须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的限度与方式亦当善意、宽容且合理。劳动者因直系亲属病重而提交了请假手续,其上级主管虽签字同意,但用人单位未及时审批。在此期间,该直系亲属病故,劳动者的事假性质即转化为丧假、事假并存。用人单位事后以劳动者旷工天数累计达到其规章制度规定的三天以上(含三天)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但该旷工天数的计算应扣除用人单位未及时审批的事假和劳动者法定的丧假。不符合解除条件的解除,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1款、第3款、第87条
基本案情
王某某于2008年4月7日进入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公司)处从事保安工作。安盛公司员工请事假或公休需填写请假申请单,写明假别、时间、事由等。安盛公司考勤管理细则规定,员工请事假一天由主管领导审批,连续二天由行政事务部(办公室)审批,连续三天以上(含三天)由公司总裁(总经理)审批;累计旷工三天以上(含三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公司有权辞退,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某某签名确认签收并学习了上述文件。2020年1月6日,王某某因父亲生病向其主管提交请假单后回老家,请假时间为2020年1月6日至1月13日。1月7日,王某某因安盛公司未准假而返回,途中得知其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处理丧事直至其父于1月12日火化下葬。王某某于2020年1月14日返回上海,并于次日起开始上班。2020年1月6日至1月14日期间,王某某应出勤日期分别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共计6天。2020年1月31日,安盛公司向王某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王某某于2020年1月5日向公司提出1月6日-1月13日的事假申请需报集团公司领导审批,但王某某在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自1月6日起即擅自离职回安徽老家,直至1月15日才返岗,应视为旷工。即使扣除3天丧假,旷工天数也已达到累计三天以上(含三天)的标准,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行为,故依照公司规章制度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某某于2020年3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包括要求安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万余元等。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万余元。安盛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沪0118民初14509号民事判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安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沪02民终106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应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解除劳动合同系最严厉的惩戒措施,用人单位应审慎用之。王某某因父去世回老家操办丧事,既是处理突发的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安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宽容。王某某主张其父于2020年1月7日去世、于1月12日火化下葬,并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安盛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在包括王某某老家安徽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仍有停灵的丧葬习俗,上述丧葬期间在合理范围内,尊重民俗、体恤员工的具体困难与不幸亦是用人单位应有之义。王某某于1月6日早上提交了1月6日至1月13日的请假手续,其上级主管和物业经理予以签字同意,然迟至下午才报集团公司审批,次日才告知王某某未获批准,故王某某1月6日缺勤系因安盛公司未及时行使审批权所致,不应认定为旷工。1月7日王某某因公司未准假,返回上海途中得知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办理丧事,至此,事假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事假丧假并存。扣除三天丧假,王某某实际只请了两天事假,考虑到王某某老家在外地,路途时间亦耗费较多,请事假两天,属合理期间范围,安盛公司不予批准,显然不尽人情,亦有违事假制度设立之目的。至于2020年1月14日,该日不在王某某请假期间范围内,安盛公司认定该日为旷工,并无不当。因此,王某某并未达到安盛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安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罔顾事件背景缘由,机械适用规章制度,严苛施行用工管理,显然不当。故,依照王某某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并结合其工作年限,安盛公司应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皓、陈樱、姜婷)
周某某与余姚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商品房预售/违约金/实际损失/公平原则
裁判要旨
1.合同约定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完成房屋交付,仅由于买房人原因未办理验收交接手续的视为交付。买房人在办理交付验收的过程中提出质量异议,并拒绝签署房屋交接单,双方约定开发商修复后再行交付。但此后开发商一直未履行修复义务,且再未与买受人协商交付事宜,故不能认为其已经完成了房屋交付。
2.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约定、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考量,作出认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497、498、502、509、577、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0、41、44、60、107、1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第16条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22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绿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9月30日前将绿城明园锦兰苑 X 幢X 室(附属车位X1、X2)交付原告周某某使用。合同第十条约定被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逾期不超过90日,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被告应当自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房款,并按原告累计已付购房款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第十六条约定被告承诺于2016年12月30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原告,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被告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权属证书,约定日期起90日内,被告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按已付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约定日期起9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原告不退房,被告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原告周某某于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2月31日分两次共向被告绿城公司支付房款共计2193799元。
2016年6月17日,被告绿城公司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和有关单位验收,于2016年8月2日完成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2016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周某某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6年9月30日9时30分办理交房手续。
2016年9月30日交房过程中原告周某某发现(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上述问题记载在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中,并在“验收意见”这栏中记载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原告在业主签名处签名。被告工作人员在备注栏记载“重点关注”并签名。
2017年12月26日,被告绿城公司向原告周某某发送《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7年12月31日前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交房手续。截至2018年2月27日本案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尚未完成交房手续,庭审中双方表示会尽快完成交房手续并办理权属证书。后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被告工作人员表示2016年9月30日交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2016年10月维修结束,原告表示2016年11月查看时原告认为渗水还未完全修复,要求被告继续维修,后原告指出存在其他漏水问题,被告陆续在2017年间进行维修。原告在查勘时表示其认可涉案房屋目前已不存在渗漏,满足交付条件,但原告在法庭庭审结束后前往被告处要求办理交房手续时,因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自2016年9月30日起算的物业费,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故未完成交房手续。
裁判结果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931号判决:一、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某某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的房屋,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即被告办理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房屋的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所需应当由买方交纳的税费由原告承担);二、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原告周某某已付购房款2193799元的10%支付违约金219379.9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72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绿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9月30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原告周某某使用。第十二条约定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被告应当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被告应当出示合同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在签署房屋交接单前,出卖人不得拒绝买受人查验房屋。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原告对房屋及装修质量,公共设施、设备质量提出异议的,被告应当给予解释和说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检测单位提出返修意见的,被告应当按要求返修,并承担赔偿责任。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可见,双方约定也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同时仅约定由于原告原因未在《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日期内办理房屋验收交接手续的则自《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日之次日起即视为交付,以及在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情况下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2016年9月30日前往被告处办理交房手续,但在交付验收过程中原告指出房屋存在渗水,留存在被告处的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记录了相应的验收意见,并记录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故原、被告之间系在交房过程中因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处理好“(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问题后再行交付,并未变更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的合同约定。但被告直至2017年12月26日才第二次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房手续。在《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中表述“我们于2016年9月19日向您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请您于2016年9月30日9时30分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交房手续。但您至今未来办理交房手续”,上述表述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2017年12月26日第二次书面通知之前被告一直未完成修复后再次交付房屋的书面通知义务。
至于被告绿城公司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明确约定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以外的质量瑕疵,被告根据法律法规及《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原告周某某不能拒绝接受房屋交付,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抗辩,原告表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法院注意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内容并不包括附件九,且附件九中关于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内容约定系被告方提供的免除责任条款,被告虽在附件九文首作出特别提示,但特别提示内容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特别提醒,应当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至于被告认为2016年9月30日在验收过程中即使被告认可验收意见内容以及待处理好后交房的约定,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对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做出了变更,被告不存在逾期交房的辩称意见,法院认为原、被告仅是对交房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的处理意见做出了约定,原告并未作出放弃向被告主张逾期交房责任的意思表示,且质量问题的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导致原告无法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内取得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完全系被告过错,被告无须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被告绿城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要求调至每日万分之一,并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若被告逾期交房,则被告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该期限内被告不承担逾期办证的相应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的约定,原告周某某也无权要求被告同时承担逾期交付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需要调整,法院注意到,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中存在“买受人同意,出卖人逾期交房且应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相关约定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时,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的违约金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 10%”的约定。其次,在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过程中,原告认可被告在2016年10月已对验房时发现的渗水问题进行修复,在原告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也认可被告于2016年10月29日让物业工作人员通知原告渗水问题已经修复,原告也于2016年11月11日再次去查验房屋。但再次查验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对东阳台渗水的修复采取养水24小时观察,并要求被告对养水后遗留的渗漏点继续修复。后原告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11月间多次前往涉案房屋查验,并在2016年年底以及2017年后续指出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考量到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并未在2016年9月30日的验房问题清单中,即不属于原、被告关于“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的约定范围内,且双方也认可后续发现的渗水问题主要涉及譬如楼上住户装修时安装的热水器摆放位置、阳台水管皮圈的更换以及水管检修口未拧紧此类通过物业协调以及配件更换检查的问题,并不影响房屋质量,被告物业工作人员也做出了相应处理。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原告因被告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交付权属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范围,法院认为将被告承担的违约金从按日万分之五、日万分之二分别计算至交付日调整至整体按原告已付房价款的10%计算违约金较为合理。至于被告提出原告质量异议不涉及所购车位,违约金标准应按照已付房屋价款1893799元为基数计算,车位款300000元不应作为违约金计算基数的抗辩,法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相关违约金的约定中并未对“已付房价款”作出进一步限制说明,不宜作出对格式合同提供方有利的解释,且在房屋存在逾期交付的情况下原告也无法单独使用附属车位,故法院对被告上述抗辩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徐盛森、曹炜、周娜)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私募基金/差额补足
裁判要旨
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应当根据协议主体、权利义务约定等内容综合认定。差额补足义务的主体不是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的,不属于法律法规所规制的“刚性兑付”。协议双方自愿利用基金的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的方式就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的,不能仅以此否定行为效力。差额补足义务与被补足的债务本身不具有同一性、从属性等保证担保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构成独立合同关系。差额补足的条件及范围依合同约定确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58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113条)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浸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浸鑫基金),其中招商财富公司认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光大资本公司认购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千万元,光大浸辉公司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4月,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载明“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我司同意在基金成立满36个月之内,由暴风科技或我司指定的其他第三方以不少于【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基金持有的JINXIN HK LIMITED浸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我司将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我司同意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公司)系光大资本公司唯一股东,其向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关于光大跨境并购基金的回复》,载明“我司已知悉并认可光大资本公司对招商银行的补足安排”。后因收购的MPS公司濒临破产,上海浸鑫基金无法顺利退出,招商银行遂诉请光大资本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裁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19)沪74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一、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3115778630.04元;二、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以3115778630.0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宣判后,光大资本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沪民终56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效力认定问题,被告并非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制的刚性兑付行为。上海浸鑫基金系被告与暴风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原、被告分别认购上海浸鑫基金的优先级、劣后级合伙份额,被告系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自愿利用上述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函》的形式,与原告就双方的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该行为不构成法定无效情形。《差额补足函》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被告股东光大证券公司对差额补足安排明确予以同意,应认定其合法有效。
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认定,被告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原告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本案中,原告不是《合伙协议》及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中的直接债权人,被告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也不以《合伙协议》中上海浸鑫基金的债务履行为前提。被告在《差额补足函》中承诺的是就香港浸鑫公司股权转让目标价格与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承担补足义务或在MPS公司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时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与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的相关债务不具有同一性。因此,差额补足义务具有独立性。被告直接向原告承诺差额补足义务是为确保原告的理财资金能够在资管计划管理期限届满时及时退出。在未能按期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需无条件独立承担支付义务,与基金项目是否清算无关,故履行条件已成就,被告应依约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晓镍 单素华 宋晓燕)
姚某某与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某等
公司决议纠纷案
关键词:公司法/修改出资期限/资本多数决/无效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或股东出资协议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系股东之间达成的合意。除法律规定或存在其他合理、紧迫事由需要修改出资期限的情形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出资期限的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大股东滥用控股地位,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出资期限决议,损害其他股东期限利益,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2条第1款、第28条、第37条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27日,原告姚某某因与被告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大公司),第三人章某、蓝某某、何某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鸿大公司预期将取得代理Tesla在中国大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事宜的授权,姚某某拟出资700万元、蓝某某、何某某拟各出资350万元,均投资入股鸿大公司,且应在协议签署后的三日内全部实缴至鸿大公司;本协议系各方合作的初步法律文件,未来将可根据具体情况适时修改、调整、细化、充实。
2017年7月17日,被告鸿大公司形成新的公司章程,载明:第四条鸿大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姚某某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7年7月1日......;第九条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一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此后,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材料显示,姚某某和三个第三人成为鸿大公司股东,其中姚某某持股15%。
2018年10月30日,被告鸿大公司向原告姚某某发送临时股东会通知。2018年11月18日,被告鸿大公司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应到会股东4人,实际到会股东为三个第三人,占总股数85%,原告姚某某收到股东会通知后未出席股东会,也未委托其他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主持,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2.通过章程修正案;3.姚某某未按照约定缴付出资款700万元,且在鸿大公司多次催缴的情况下仍拒不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会决定限制姚某某的一切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分配权、表决权、知情权等),直至姚某某履行全部出资义务之日止。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决议所涉章程修正案,载明如下内容:将鸿大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姚某某及三个第三人作为鸿大公司股东的出资时间2037年7月1日修改为出资时间2018年12月1日;并增加以下内容:若公司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出资时间另有约定,无论这等出资约定的具体时间在本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签署之前还是签署之后,则股东的出资时间以该出资约定为准,但出资约定的最晚期限不得超过2018年12月1日......
原告姚某某认为:出资期限的提前或修改,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被告鸿大公司其他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规则修改章程关于出资期限的规定,是对资本多数决的滥用,损害了其作为股东的利益,要求判令确认鸿大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被告鸿大公司称,已经通过快递向姚某某送达了临时股东会通知,尽到了通知义务。鸿大公司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程序性问题,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且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姚某某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履行出资义务,故本案不属于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的情形。
三个第三人述称,鸿大公司通过快递向姚某某发送临时股东会通知,详细载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案等内容,经查询上述快递已被姚某某签收。2018年11月18日,鸿大公司召开股东会,三个第三人作为股东参加,并一致作出了将出资时间变更为2018年12月1日等决议内容。上述股东会依法有效。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一、确认被告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二项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无效;二、驳回原告姚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鸿大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针对修改股东出资期限的决议,不应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第一,股东出资期限利益是未出资股东具有的法定性权利。我国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允许公司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是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核心要义,系公司各股东的法定权利。如允许公司股东会以多数决的方式任意决议修改出资期限,则占资本多数的股东可随时随意修改出资期限,从而剥夺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二,股东出资期限利益是未出资股东具有的契约性权利。股东出资期限系公司设立或成为股东时,公司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合意,股东按期出资虽系各股东对公司的义务,但本质上属于各股东之间的一致约定,而非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是股东之间形成的合意,公司内部应遵守该合意。
第三,在未有明确合意情况下,股东出资期限只有特殊情形才可以加速到期。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是其法定权利,但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故在个别特殊情形下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可予以突破。主要有以下两类:其一,法律明确规定。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法律规定的破产、强制清算等情形,各股东应提前出资或出资加速到期。此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上述法定情形,而无需以资本多数决的方式变更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其二,公司存在紧急筹措资金的特殊合理情况。例如,司法实践中具有优先性质的公司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而形成的劳动债权,在公司无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又例如,公司确实存在紧急对外投资的经营行为,而公司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可以通过股东资本多数决的方式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本案不属于上述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任何一种情形。本案当事人对鸿大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持不同意见,且各方均确认《合作协议书》的合作目的已无法实现,目前也并无证据证明存在需要公司股东提前出资的必要性及正当理由,因此,法院认定本案要求股东提前出资不具有合理性且不符合常理,并无不当。章某、何某某、蓝某某等股东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剥夺了被上诉人姚某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限制了姚某某的合法权益,故该项决议无效。综上,一般而言,股东出资期限既是未出资股东的法定性权利,也是未出资股东的契约性权利,涉及到股东的根本利益,并非一般的修改公司章程事项,不能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庄龙平、李非易、杨怡鸣)
周某某与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
洪某某、孔某、欧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服务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式条款/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裁判要旨
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消费的权利。在美容美发、健身、餐饮等一些消费领域,经营者出于其营销手段的考虑,经常引导消费者选择预付储值的消费方式。而当服务场所无法保障原有服务质量和服务环境,或当特定服务提供者离职时,消费者的预期目的即无法实现。消费者以此诉请退款的,即使预付卡服务协议中有“不退还”、“不折现”等条款,人民法院也应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的诉请。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本案适用的是自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52条、9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10月25日修订)第9条、第24条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4日、2019年1月5日,原告周某某通过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内的POS机刷卡转账的方式,分五笔共向名为“南京XXX护肤造型XX路店”的支付宝账户付款42000元。上述支付宝账户经实名认证的交易主体为“南京市建邺区阿里波波美容美发店”。
2019年1月5日,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原告周某某签订《XX护肤造型服务协议书》一份,第一条约定,由周某某办理消费卡一张,支付方式为“支付宝”;第二条约定,原告“持消费卡在公司所有门店通用,直接从预付费中扣除客户消费金额”;第四条约定,该协议一经签订,周某某“即成为VIP客户”,“享有优先体验,积分折扣等权益(详见各店宣传为准),双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此卡为消费卡,不给予退还,不折现”。在上述协议第六条补充条款中,双方以手写方式约定,原告周某某当天消费金额共8000元、实际扣款3000元;该条另约定了“每年赠送中药泡澡24次”、做面部“小气泡免费”等优惠内容。
在周某某依据上述协议领取的卡号为90XXX07的“XX国际连锁机构”VIP钻石卡上,“持卡人须知”部分载明,“拥有此卡尊享本店钻石卡优惠,购买疗程及产品七折”。周某某持此卡消费除上述2019年1月5日扣款3000元外,另在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有7次扣款总计4743元,至2019年11月6日最后一次消费结束时止,卡内尚有余额34257元。
2019年5月27日,洪某某、案外人邹某与尹某某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由邹某、洪某某共同将XXX美容美发店铺转让给尹某某,该合同约定,店铺应在2019年6月1日前交接完毕,洪某某应将该店目前所有会员及顾客资料移交给尹某某,尹某某承诺接受洪某某原有顾客,尹某某有义务继续未完成的服务。
2019年12月31日,周某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服务协议,并退还剩余预付款。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19)苏0114民初7536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之间的服务合同;二、被告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某某返还款项27224元;三、驳回原告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原告与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签订的《XXX护肤造型服务协议书》上虽然载明了“双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此卡为消费卡,不给予退还,不折现”等内容,但原告周某某作为服务合同的特殊主体即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上述合同内容系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作为经营者,以格式条款方式单方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
二、合同解除后预付费会员卡内余额返还问题。其一,关于返还数额。因原告基于办卡行为享受了相关优惠服务,现其要求退卡、解除合同,故对其已经享受的优惠服务价款应予以扣除。原告现有卡内余额34257元,扣除原告已实际享受的办卡优惠7033元,对于余款27224元,原告有权要求返还。其二,关于款项返还义务主体。原告周某某以预付费充值的方式在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办理了会员卡后,其与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形成了消费服务合同关系。在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洪某某及案外人共同将店铺转让给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的经营者尹某某,转让双方约定由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继续为店铺转让前的会员提供服务,应认定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承继了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在案涉消费服务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承担款项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周某某在得知店铺实际经营者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选择持卡在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继续接受服务,应视为其对合同义务主体变更已作确认。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祝怡)
陈某某与余姚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商品房销售/固定房屋总价/增值税
裁判要旨
因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合同,在合同未对降税、退税即应调减合同价款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确已纳税,以及缴税的具体金额和种类是否发生变化,对于合同约定的固定房屋总价款不产生影响。购房人以国家税率变化为由要求开发商对合同价款予以调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12日,原告陈某某与被告余姚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购买首府X幢X商品房(预售),建筑面积88.05平方米,以建筑面积作为计价方式,单价10538.66元/平方米,总价927929元,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一般征收方式,适用税率为11%,第五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合同另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7年2月20日,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927929元。2018年9月23日,原、被告签订房屋交接书一份,双方确认该房屋的预测建筑面积为88.05平方米,实测面积为87.99平方米,总价款为927297元(退房款差额632元)。
另查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
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
涉案房屋的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8年9月5日,金额为842997.27元,税率10%,税额84299.73元,价税合计927297元。
陈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回多收增值税税费8422.93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13045号判决:驳回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对房屋总价款的影响。针对上述争议焦点,首先,原、被告在合同第五条约定,房屋的计价方式以建筑面积作为计价方式,单价10538.66元/平方米,总价927929元,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且不动产属于家庭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原、被告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一般]征收方式,适用税率为[11%],第五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被告辩称上述约定仅具有告知作用,原告主张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约定将增值税税率作为房屋总价款的计价因素,故税率下调后增值税税金减少,被告收取的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返还。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原、被告已经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降价或退税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或退税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再次,原告主张新的税收政策带来的红利应当由原告方享有。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本案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并非原告。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不影响涉案房屋的总价款,被告根据927297元的房屋总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并无不妥,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何毅)
傅某某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
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保险合同/超标电动车/格式条款
裁判要旨
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故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对机动车的认知超出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已将案涉超标两轮电动车定性为机动车,但实践中又从未将此类车辆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而且,此类车辆也并不属于工信部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机动车。故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存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免责情形而主张免责,不能得到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0条、第14条、第17条第2款
基本案情
死者蒋某某自2008年4月至2017年4月11日在位于余姚市泗门镇湖北村的余姚市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工作。死者蒋某某于2016年2月21日购买所骑行的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系死者蒋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为蒋某某等15人向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投保了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金每人200000元、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意外住院和门诊每人40000元),保险期限12个月,自2016年6月17日零时起。被告与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在特别提示中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在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B款)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如果已从其途径获得补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2017年4月11日16时20分左右,死者蒋某某下班回家驾驶两轮电瓶车(事故后被认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由北往南途经余姚市泗门镇楝树下村地段(高夹线与共济路四枝交叉路口),与由西往东被告俞某某驾驶浙BSXXXX号肇事车发生碰撞,造成蒋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花费医疗费3805.98元,后于当晚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责任认定时对蒋某某驾驶的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进行了司法鉴定,后被鉴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后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俞某某驾驶机动车驶经路口未停车瞭望,遇情况措施不及,蒋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驶经路口未停车瞭望,未让右方车辆先行,未戴安全头盔,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且作用基本相当,应各自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另,余姚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浙0281民初5548号案件中,三原告起诉俞某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请求判令:一、赔偿医疗费3805.98元、死亡赔偿金979640元、丧葬费3067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2640元、亲属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3529.26元、交通费2000元、车辆损失费2000元,合计1124286.24元;二、被告平安保险慈溪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15805.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先行赔付;三、被告俞某某在扣除交强险赔付费用后承担60%的赔付责任,即赔偿原告605088.16元;以上合计两被告应赔偿原告720894.14元,扣除被告俞某某已支付的70000元,两被告尚应实际赔偿原告650894.14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该案经调解结案。裁判结果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浙 0281民初701号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赔偿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意外伤害身故保险200000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593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投保人余姚市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与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合法有效。投保人在投保声明书和团体保险投保单上盖章的行为,可视为保险人已就保险范围、责任免除等事项向投保人作了说明,投保人的行为对被保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能否以被保险人驾驶机动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这一免责事由免除赔付义务。首先,被保险人蒋某某驾驶的电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被交警部门鉴定为“机动车”仅表明该电动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履行高于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义务;其次,审理中,原、被告对被保险人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驾驶的涉案车辆是否属于免责条款中所指的机动车存在不同解释;从死者蒋某某自身来看,其系在余姚市泗门镇农村工作的普通公司员工,虽然被告根据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鉴定报告书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但是涉案车辆的产品说明明确为电动车,被保险人蒋某某及三原告基于产品说明而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的理解,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来看,国家实行机动车登记制度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涉案的超标电动助力车未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其与机动车的使用范围和路权规则不同,购买者无法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亦无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行政机关对该类车辆的管理方式造成了社会公众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故原告陈述基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认为涉案车辆不符合免责条款中规定机动车的理解,亦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另,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据此,双方对涉案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提示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关于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内容未能明确机动车的具体类别,故该免责条款不应适用于本案所涉车辆,被告理应支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二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3805.98元的诉请是否应得到支持;在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B款)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如果已从其途径获得补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所涉意外伤害保险系补偿型保险,所涉及的3805.98元医疗费能够在(2017)浙0281民初5548号案件中所涉的交强险10000元中足额赔付,故对原告的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晖、孙长虎、樊瑞娟)
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与赵某某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追收未缴出资/让与担保/追缴出资
裁判要旨
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的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记载于受让人名下,由于该股权受让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人亦不能以发起人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转让人出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缴纳义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第1款、第3款
基本案情
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赵某某认缴出资额1650万元、持股比例为55%,股东郑某某认缴出资额1350万元、持股比例为45%,二人认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出资时间均为两年内。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7月31日,滁州市中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小贷公司)先后借给众鑫公司1650万元。为担保该债权的履行,2014年11月12日,赵某某、郑某某作为甲方,中盛小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众鑫公司的1650万元股权(占股55%)转让给乙方,转让后,赵某某占股24.75%,郑某某占股20.25%。该合同约定,乙方为支持众鑫公司项目建设,双方签订了全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乙方按照约定投入了借款1650万元,甲方考虑乙方借款风险,以不收取乙方转让金的方式转让55%股权给乙方作为借款风险保障;股权转让后乙方持有的55%股权不参与甲方收益、不承担甲方的任何风险。后众鑫公司修改了章程,该章程第五条载明全体股东于2034年11月12日前缴足注册资本。
为履行上述协议,2014年11月17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张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的55%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4年12月17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45%股权转让予天享公司,天享公司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欠款及为赵某某、郑某某担保的贷款本息后将股权全部归还给原股东等内容。股东会决议同意此次股权转让,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6月13日,天享公司、赵某某、郑某某、众鑫公司共同向中盛小贷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众鑫公司债权、债务不包括从中盛小贷公司借款的1650万元;之前众鑫公司对中盛小贷公司的相关承诺仍有效,如企业重组、转让等须优先偿还该笔借款本息;张某某持有的众鑫公司55%股权是对中盛小贷公司债权的保全。
2015年12月22日,众鑫公司因办理土地使用权的需要形成股东会决议。同年12月30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张某某、天享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登记在张某某及天享公司名下的股权变更给原股东赵某某、郑某某。
2016年1月16日,赵某某、郑某某分别与张某某、天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55%股权转让予张某某,将45%股权转让予天享公司等内容。股东会决议同意此次股权转让,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9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众鑫公司破产清算案,指定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经审计,众鑫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在应付款清查明细表载明,天享公司享有债权7674552.81元,不包括担保债权5438989.60元;资产负债审计调整表载明短期借款36296584.30元。管理人遂代表众鑫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赵某某、郑某某分别补缴出资1650万元、1350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张某某、中盛小贷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16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天享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13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皖1103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一、赵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出资1650万元;张某某对其中907.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中74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郑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出资1350万元;张某某对其中74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中607.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天享公司提出上诉。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皖11民终31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8)皖1103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二、赵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补缴出资1650万元,郑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补缴出资1350万元;赵某某、郑某某对上述3000万元出资款互负连带责任;三、驳回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人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人支付价金获得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股权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股权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股权进行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一种非典型担保。股权让与担保尽管外观上的股权过户登记与设定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但股权变更登记只是债权人保全自己权利的手段,应根据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股权让与担保中的权利人享有的是有担保的债权,而非股权。本案中,赵某某、郑某某与中盛小贷公司、张某某、天享公司签订《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中盛小贷公司、张某某。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看,股权受让人不用支付股权转让金,不参与公司收益分配,不承担任何风险,且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借款本息后,把所持有的55%股权无偿转给赵某某、郑某某。中盛小贷公司指派张某某为55%股权持有人。赵某某、郑某某与天享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明确约定,天享公司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欠款及为赵某某、郑某某担保的贷款本息后将股权全部归还给赵某某、郑某某。从上述约定看,股权转让是双方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则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为其之间的债权债务提供担保,即股权让与担保,该股权让与担保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因此,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之间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张某某、天享公司虽登记为众鑫公司股东,但实质上并不享有股东权利,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参与利润分配,仅处于担保权人的地位。张某某系代中盛小贷公司持股,实际债权人为中盛小贷公司。
(二)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根据众鑫公司章程规定,赵某某、郑某某作为公司设立发起人股东,分别认缴出资额1650万元、1350万元,应在2034年11月12日前缴足。然而,至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众鑫公司破产清算案时,经审计,众鑫公司实收资本账面数为0元,赵某某、郑某某均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其二人认缴资本的期限依法应加速到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其二人应当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并负连带责任。众鑫公司诉请赵某某、郑某某连带履行出资3000万元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持。众鑫公司主张张某某、中盛小贷公司对其中的16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天享公司对其中的13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因中盛小贷公司、天享公司是以受让股权的形式为其债权提供担保,张某某、天享公司只是名义股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受让人,不享有股东权利,故其不应承担股东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继航、王铖、邓见阁)
段某某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受益人/格式条款/民事赔偿/“众包骑手”
裁判要旨
外卖的“众包骑手”虽通过外卖平台投保商业保险并实际支付保费,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受益人都是骑手本人,而非该外卖平台。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约定,骑手在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时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以骑手在事故发生时所配送的平台订单并非代为投保的平台订单而主张免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第14条、第17条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14日,美团平台注册众包骑手叶某某从美团平台首次接单时,福建人力宝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公司)投保了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其中意外身故、残疾保额60万元,叶某某为此支付保费3元,由美团平台扣收。该险种的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出具的“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单(电子保单)”上并无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或签章。投保后,叶某某的美团APP中“保险说明”第1条载明“突发疾病身故:最高赔偿限额60万元人民币。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既往症原因除外),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附加保险合同终止”。第2条载明“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当日第一次接单开始至当日24时,如在当日24时送单尚未结束的,保险期间最长可延续至次日凌晨1时30分,最长为25.5小时”。第3条第3款载明“由既往病史导致的突发疾病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如发生猝死事故,必须由有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公安部门指定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尸检以确定死亡原因,如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导致无法确定死亡原因的,在已有证据可排除既往症原因的情况下,保险人按不超过身故限额的10%进行赔付”。
投保当日18时40分,叶某某在万春商业街晕倒,被接警民警送至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门诊诊断叶某某为脑出血。后叶某某被转往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继续救治,该院门诊病历记载处理意见为:脑干出血、双瞳散大、无自主呼吸,无手术指征、预后不良,随时有死亡可能、维持生命体征。2020年5月15日,叶某某出院,出院诊断为“脑干出血、高血压”,出院情况为“深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刺痛无反应、机械通气中,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当日,叶某某在家中死亡,原因为脑内出血。
叶某某妻子段某某、母亲季某某、儿子叶某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人保南京公司支付叶某某死亡赔偿金60万元。人保南京公司辩称,案涉事故发生时,叶某某配送的是“饿了么”平台订单,而非美团平台订单,不符合保险合同生效条件;叶某某真实死因未能查明,保险公司仅应承担不超过身故责任限额10%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皖0291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段某某、季某某、叶某死亡赔偿金60万元。人保南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0日作出(2021)皖02民终7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生效,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
关于案涉保险合同是否生效问题。外卖骑手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后者是指通过面向公众开放的外卖平台APP注册,自行决定是否接单配送的骑手。外卖平台对“众包骑手”的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等不作硬性要求。“众包骑手”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以及工作地点自由化特征,可同时选择在多个外卖平台工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归属并不唯一,人身依附性并不紧密。叶某某虽在美团平台注册,但美团平台并未对叶某某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等作出限制,其可接其他外卖平台订单配送业务,显然属于“众包骑手”。案涉保险为商业保险而非工伤保险,投保目的是为保障骑手的人身安全及分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保费出自骑手,保险受益人是骑手而非美团平台。案涉保险投保方式系电子投保,叶某某在接受第一单外卖派送时购买当天的意外险,自系统扣收骑手保费之时,保险合同生效。
关于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问题。案涉“保险说明”载明,最长保险期间是从骑手首次接单时起至次日凌晨1时30分;保险范围包括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涉保险保障的是骑手人身权益而非美团平台权益,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作为保险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知悉该类被保险人的工作特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若其基于降低自身赔付风险的考量,则需对“众包骑手”的兼职属性进行限制,并在保险条款中明确注明若“众包骑手”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予理赔,但其在保险条款中并未特别说明。故投保人叶某某在保险期间内因脑内出血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关于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问题。案涉保险单及“众包骑手”意外保险说明系格式条款,该条款由人保南京公司单方提供,供不特定投保人重复使用。人保南京公司有义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保险以电子投保的形式购买,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因既往病史导致突发身故,以及需有相关鉴定资质机构确定死因的免赔条款,显然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其应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提请对方注意,如在合同中用黑体字予以特别标记,或以颜色、大小、下划线等方式进行特别标记等。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人保南京公司并未履行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不能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丁必勇、肖珍、陈勇)
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诉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破产债权确认/取回权/共益债务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在买受人破产时,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可主张取回标的物。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明显减少给出卖人造成损失的,买受人已支付价款不足以弥补该损失的部分,可作为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但是,前述取回标的物的权利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均建立在标的物存在且能够取回的前提下。如标的物已经加工而发生了性状变化,且加工后的标的物已正常出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出卖人还要求行使取回权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8条、第42条
基本案情
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公司)与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4日、7月2日、7月26日、9月27日签订买卖合同,于2016年8月8日、8月20日签订采购订单,约定龙华公司购买信安公司的碳化重竹单板、碳化重竹等半成品原材料。买卖合同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合同生效时转移,但买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卖方所有。采购订单备注:本订单执行条款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合同及采购订单签订后,信安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货款合计12263994.33元,半成品原材料已被加工成成品予以销售。截至2019年4月28日,龙华公司尚欠信安公司货款1241127.96元。2019年5月10日,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案外人对龙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龙华公司的清算组为管理人。龙华公司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未通知信安公司是否解除或继续履行案涉合同。2019年7月4日,信安公司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019年7月25日,管理人作出审查意见,确认信安公司对龙华公司享有普通债权1241127.96元。信安公司认为,龙华公司对其造成的损害所产生的债权应属共益债权,管理人将其享有的共益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系审核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对龙华公司不能返还半成品原材料享有的1241127.96元债权依法属于共益债权。
裁判结果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皖1525民初439号民事判决:驳回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信安公司不服,上诉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皖15民终2331号民事判决:确认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对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所负1241127.96元债务属于共益债务。龙华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2021)皖民再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对共益债务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共益债务发生时间限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因此,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以前发生的债务,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外,不构成共益债务。关于取回权,《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取回权作为破产法规定的一项权利,其基础应当是民法上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以标的物客观存在为必要前提,如果标的物已不复存在,则取回权丧失,相应的物权转化为债权。本案中,合同标的为半成品原材料,在龙华公司破产清算受理前全部加工成成品售出,案涉标的物已不存在。故案涉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标的物属信安公司所有,其亦不能也无法行使取回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取回权”和“共益债务”是建立在标的物存在且能够取回的情况下,如果标的物已经加工且转让善意第三人,则丧失适用的基础。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条第一款“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已善意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无法取回该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原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规定,信安公司在本案中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只能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生效判决审判人员:洪平、卢玉和、方慧)
费希尔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上海雅讯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侵害著作权/模型作品/复制权
裁判要旨
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观测或说明物体的形状和结构制作的立体作品。构成模型作品需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在造型设计上具有独创性;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的立体造型。案涉商品以组件配以详细安装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步骤图能够搭建成与所附图样一致的立体造型,属于“以有形形式固定”,故构成模型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同样方式生产、销售商品侵害著作权人对模型作品享有的发行、复制等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7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3项
基本案情
费希尔技术公司从事“fischertechnik”创意组合模型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自2000年起,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主要用于大学生创新教育的教学实践,具有一定的知名度。2004年,费希尔技术公司推出“MECHANIC+STATIC”慧鱼创意组合模型包。2006年起,费希尔技术公司授权案外人为其代理人。
费希尔技术公司的案涉权利商品有内、外两层包装,外层包装正面含有“fischertechnik”标识,下端标注有“慧鱼创意组合模型”字样等。外包装侧面还载有“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赛区专用器材”字样等。内层包装正面印有“MECHANIC+STATIC 30 MODELS”,侧面印有“fischertechnik”等字样。内附两大盒拼装组件及安装说明书。安装说明书首页背面及第一页展示有30幅搭建完成后的不同静态模型展示图。第2-3页为102幅拼装组件的展示图,第4-5页为一些特定组件的基本拼装方式配图及说明,第6-122页则为共30种静态模型的具体搭建步骤配图详解,每一步展示有所需搭建组件的样式及数量、组装的方位和顺序,以及该搭建步骤完成后的组件拼装状态。盒内的全部拼装组件以红、黄、黑三色配色为主。
雅讯科技公司生产、东方教具公司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创意组合模型-结构与机械原理组合”,外盒展示有拼装组合完毕后的桥梁模型图片,右下角标注有“30 MODELS”,外盒表面并未注明生产厂商。内含装配手册,其中第1-2页展示有已搭建完成的30种静态模型图,第3-4页为材料清单,共展示有103幅拼装组件展示图,第5页为一些特定组件的基本拼装方式配图及说明,第6-120页为30种静态模型的具体搭建步骤配图详解。在2014年春季和秋季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等展会上,东方教具公司的参展展位多处标注了“创意组合模型系列”的文字,展会宣传册分为“创意组合模型”“教育机器人”及“工业仿真模型”三个部分,内页载有大量组件拼装模型。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还共同向一审法院提交若干种以组件拼装方式进行搭建的模型类商品,这些模型的配色多含有红、黄、黑三种配色。
费希尔技术公司认为,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权利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及发行权,且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费希尔技术公司享有的慧鱼创意组合模型之机械与结构组合包中立体作品、安装说明书中的产品图及示意图的著作权;二、立即销毁案涉“创意组合模型-结构与机械原理组合”中的全部拼装组件及装配手册;三、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四、共同赔偿费希尔技术公司经济损失并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合理开支等共计99.5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6)沪0104民初24421民事判决:一、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停止对涉案图形作品的复制、发行,停止对涉案图形作品署名权之侵害;二、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共同赔偿费希尔技术公司经济损失、财产保全申请费及合理支出合计16万元;三、驳回费希尔技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费希尔技术公司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8)沪73民终26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停止侵害费希尔技术公司30种模型作品的著作权;四、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共同赔偿费希尔技术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财产保全申请费及其他合理支出人民币7.5万元;五、驳回费希尔技术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记载在权利商品“机械与结构组合包”安装说明书中的102幅拼装组件图、30种组件拼装步骤图、30种静态立体造型图,构成图形作品。被控侵权的涉案商品“结构与机械原理组合”装配手册中记载的100幅拼装组件图、30种组件拼装步骤图、30幅搭建完成后的静态立体造型图,与相应的涉案图形作品构成实质性相同,两被上诉人复制、发行装配手册,侵害了费希尔技术公司享有的涉案图形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对此,费希尔技术公司不持异议,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未提起上诉,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涉案30种立体造型是否构成模型作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从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原意理解,构成模型作品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如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智力创作等;二是具有独创性,精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对实物进行放大、缩小或按照原尺寸制成的立体造型仅是实物的复制品,模型作品应当是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但在造型设计上必须具有独创性;三是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的立体造型。首先,30种立体造型系抽象于现实中的机械、工程结构,现实中存在与之相对应物体或者结构,但又不完全是复制实物,而能展示实物所蕴含的机械原理和物理结构。其次,设计者通过对现有机械及工程结构进行选取和提炼,抽象和简化,在创作过程中对立体结构进行了取舍、浓缩、抽象,展示科学和技术之美,在布局、结构安排、搭配组合等方面,体现了设计者的构思和安排,具有独创性。最后,运用组件,按照说明书步骤图能够搭建成与安装说明书所附图样一致的具有实物形态的30种立体造型,即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综上,涉案30种立体造型均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模型作品构成要件,并各自独立于图形作品构成模型作品,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因此,东方教具公司、雅讯科技公司未经费希尔技术公司许可,以同样方式生产、销售涉案商品,侵犯了费希尔技术公司对30种模型作品享有的复制权,但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惠珍、商建刚、杨馥宇)
广州茶里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关键词:侵害商标权/服务商标/商品商标/商品包装/赔偿数额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商标标识是作为服务商标使用还是作为商品商标使用,承载该标识的物质载体为服务工具还是商品包装、容器,是判断的重要依据。载体属于服务工具的,应当认定相应商标标识是在服务上使用;载体系商品包装或容器的,则应当认定相应商标标识是在商品上使用。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48条、第57条、第63条
基本案情
广州茶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里公司)在第32类商品上经核准注册第17051350号商标;在第30类商品上经核准注册第17792722号商标;在第43类服务上经核准注册第22777743号商标。茶里公司的业务渠道包括互联网销售,酒店、航空、企业、餐饮等大客户,商超零售,零售体验店。茶里公司开设的茶里店铺,店招、饮料杯均标注商标,在天猫商城销售袋泡茶等商品,商品外包装上分别标注有、商标。
案外人北京品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世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在第43类服务上申请注册第25228521号“茶里茶里”商标。2018年10月27日,该商标初步审定公告时核定使用服务项目为帐篷出租。2017年9月19日,品世公司将上述商标授权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博公司)招商推广使用。
燊博公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茶里茶里chali”头像、二维识别码核心部分均为“”。2018年6月原创发布2篇文章,均称全国700多家加盟店,文中配图可见店铺店招标注“”。“茶里官网”网页上方标注“”,网站展示的饮料杯上标注“”。
燊博公司特许经营项目约定名称为茶里茶里,燊博公司提供经营管理、操作流程、物品采购、设备使用等理论指导及技术实操培训。2018年6月8日,茶里公司代理人至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40号的店铺,该店铺的店招标注“”,宣传招牌、饮品单标注“”,饮料杯、包装袋标注“”,店面装潢标注“”或“”,茶里公司代理人购买了红茶拿铁、柠檬星空、春兰茉莉绿茶等7杯茶饮。2018年6月22日,茶里公司代理人至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常兴路115-14号的店铺,该店铺的店招标注“”,宣传招牌、特许加盟店标牌标注“”,饮品单、饮料杯、包装袋标注“”,店面装潢标注“”或“”,茶里公司代理人购买了黄金乌龙雪顶、台式黑糖奶茶、春兰茉莉绿等8杯茶饮。
2018年7月,另案认定上述两店铺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字母chali的行为侵害了茶里公司享有的商标专用权。
茶里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燊博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第17792722号、第17051350号和第22777743号注册商标专用权;2.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3.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500万元合理开支包含律师费39624元、公证费9000元。审理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沪0104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一、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停止侵害原告广州茶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享有的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二、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广州茶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300万元;三、驳回原告广州茶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9)沪73民终3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被诉行为侵害茶里公司享有的权利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涉案特许经营项目实际经营活动中使用被诉标识侵害了茶里公司享有的权利商标专用权。在案证据显示涉案特许经营项目对于经营场所装潢、商品包装等有统一的要求,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店招标注“”,宣传招牌、特许加盟店标牌标注“”,店面装潢、饮品单标注“”或“”,上述标识突出醒目易于识别,起到了表明提供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并且涉案特许经营项目提供的是茶馆、流动饮食供应等服务,与权利商标中第22777743号注册商标核定的服务相同。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饮料杯、包装袋均标注“”,上述标识突出醒目易于识别,起到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并且销售的红茶拿铁、柠檬星空、春兰茉莉绿茶、台式黑糖奶茶等饮料,分别与权利商标中第17051350号注册商标核定的无酒精果茶、奶茶等商品,第17792722号注册商标核定的茶饮料等商品属于相同商品。
关于被诉标识、权利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将被诉标识、权利商标在隔离状态进行比对,首先,两者标识均包含字母chali,字母排列顺序相同,相关公众对两者的呼叫相同;其次,判断两者是否近似,还应当考虑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在案证据显示茶里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经营活动使用权利商标,使权利商标具有了一定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相关公众对于茶里公司在核定的涉案相关商品、服务上使用权利商标有了一定的认知,当被诉标识使用在相同的商品、服务时,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时,易对商品、服务的提供者产生混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商标近似的规定。
燊博公司认为,饮料杯和包装袋属于服务工具,所使用的标识系对服务商标的使用,不涉及侵害涉案商品商标的专用权。茶里公司认为,饮料杯和包装袋是商品包装,标识的使用属于在商品上使用;即使从服务商标使用来考量,燊博公司主张的服务也与其商品商标注册类别构成近似。法院认为,对于被诉侵权饮料杯和包装袋上的标识是服务商标还是商品商标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对该标识物质载体系服务工具还是商品包装或容器的判断。涉案特许经营项目中的店铺在提供现制餐饮服务过程中所售卖的茶饮料是一种可以带离经营场所的商品,经营中用于点单的饮品单属于典型的服务工具。若是设有堂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非一次性使用的碗或杯也可以列入服务工具范畴,但被诉侵权饮料杯和包装袋是随所售卖茶饮料一起提供的,且该类商品外带或外卖居多,故茶里公司主张系商品包装与其作用更为匹配,饮料杯、包装袋上的标识起到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二)燊博公司运营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中使用被诉标识的行为侵害了茶里公司享有的权利商标专用权。燊博公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茶里茶里chali”“茶里chali”的头像、二维识别码核心部分,燊博公司运营微博的头像均为“”,其中的文章主要是对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宣传推广。燊博公司运营的“茶里官网”的网页上方标注“”,网站内容也主要是对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宣传推广。上述被诉标识突出醒目易于识别,起到了表明提供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并且涉案特许经营项目提供的是茶馆、流动饮食供应等服务,与权利商标中第22777743号注册商标核定的服务相同,因此与第22777743号注册商标构成相似,侵害了茶里公司享有的权利商标专用权。
(三)燊博公司主张品世公司申请第25228521号商标时涵盖茶馆、咖啡馆等服务,其经授权在涉案特许经营项目中使用被诉标识不构成侵权。法院认为,首先,行政主管机关初步审定公告时,核定该商标的使用服务项目仅有帐篷出租,故涉案特许经营项目涉及的商品、服务不在该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内;其次,该商标为“茶里茶里”文字商标,而被诉标识或单独使用拼音字母chali,或将茶里文字与拼音字母chali组合使用,与该商标核定样式存在明显差异;最后,品世公司在授权书中明确告知燊博公司未经同意不得改变该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不得超越许可的商品范围使用,故燊博公司引用该商标作为合理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被告燊博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燊博公司在运营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中使用被诉标识,通过信息网络对涉案特许经营项目推广宣传,并作为特许方许可被特许人使用被诉标识,对加盟店装潢、商品包装等使用被诉标识作出统一要求,故应就法院认定的涉案全部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应停止涉案全部侵权行为。
关于茶里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茶里公司按照燊博公司收取的涉案特许经营项目加盟费、2018年销售额等方式计算非法获益,以此主张经济损失金额。法院认为,首先,特许经营项目收取的加盟费并非简单的商标许可使用费用,还包含着特许方给予的培训、选址、指导等服务,以及特许经营项目宣传等成本的分摊;其次,法院已在证据认证部分阐述了不予采信香飘飘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利润率的理由,在此不再赘述,故法院对于茶里公司计算非法获益的方法均不予采纳。鉴于茶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涉案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以及燊博公司因此获取的非法利益,法院按照法定赔偿方式,综合考量权利商标的知名度、燊博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恶意、损害后果等因素酌定经济损失。法院注意到:1.燊博公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在2018年6月两次发布的原创文章中披露加盟店逾700家,运营的微博在同年8月发布的视频微博中披露其中逾400家加盟店的地址,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在2019年1月披露2018年全年销售奶茶逾1亿杯等信息。一审审理中,燊博公司表示上述宣传资料中表述加盟店的数量并非实际开业数量,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开业店铺的数量,法院认为,上述宣传资料特别是燊博公司发布的视频微博,披露确切地址的加盟店数量已逾400家,在燊博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信息足以证实参与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加盟店数量众多,遍及全国各地,造成的侵权后果严重。2.如前所述,燊博公司作为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特许人,将存有严重瑕疵的被诉标识作为特许经营资源许可给众多被特许人使用,在知悉茶里公司多渠道主张权利后,仍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制止涉案侵权行为,侵权恶意明显。3.燊博公司主张第22777743号注册商标未实际使用,即使侵权也无需赔偿经济损失,在案证据显示茶里公司自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开设不少于5家实体店铺,提供茶馆、流动饮食供应等服务,已在核定服务项目中使用权利商标,燊博公司主张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静、杨韡、邵勋)
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
商业诋毁纠纷案件
关键词:商业诋毁/恶意差评/竞争关系
裁判要旨
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诋毁行为,应综合考量侵权人是否与被侵权人存在竞争关系,主观上是否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等多方面因素。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即构成商业诋毁,不因行为人采取了在互联网上“恶意差评”的新形式而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第11条(本案适用的是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订)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江南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成立,经营范围系生产:酒店管理,餐饮服务:小吃店,食品零售,住宿、三棋一牌、足浴的服务。2017年12月7日21时55分,张某某登记入住驿江南公司经营的南苑e家高铁精选连锁酒店(以下简称南苑e家酒店)8511号房间。2017年12月8日凌晨2时10分左右,马某驾驶浙BRXXXX号车辆驶入该酒店停车场,当日2时13分左右进入张某某居住房间。2017年12月8日上午8时左右,张某某到前台要求驿江南公司派人送其去石浦大酒店,驿江南公司应允并开车送往。2017年12月8日上午11时15分左右,马某结账并驾驶汽车离开南苑e家酒店。2017年12月14日,马某在“大众点评网”上发表评论,“感觉欠前台钱一样,写着接送服务,既然说没车,结果等了半小时让我自己打车,早说嘛,走走都走到了!害我班车赶不上不说,早饭都没吃成!差评,建议小伙伴不要轻信说明接送服务!骗骗眼球而已!”
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程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1日,马某系其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酒店管理咨询,餐饮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一般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鲜花的批发、零售,食品经营:食品销售,住宿的服务。
驿江南公司认为马某、张某某、麦程公司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向法院起诉请求三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公开更正;支付制止侵权合理费用并赔偿经济损失共计5.88万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793号判决:一、马某、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大众点评网”诋毁页面以回复方式对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诋毁言论进行公开更正;二、马某、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0000元(含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三、驳回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马某、麦程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2018)浙02民终468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商业诋毁是指经营者针对竞争对手的营业活动、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虚假陈述而损害其商品声誉或者商业信誉的行为。认定是否构成商业诋毁,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应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故意,客观上则表现为行为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本案中,首先,麦程公司与驿江南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酒店管理,故两家公司实际为同行,且地理位置较近,显然存在竞争关系。马某系麦程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其是在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入住他人登记的驿江南公司的客房,故应认定马某并非酒店的一般住客;其次,驿江南公司有提供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接送服务,马某并无证据证明其曾要求接送服务而被拒,故马某在网站上发布“感觉欠前台钱一样,写着接送服务,既然说没车,结果等了半小时让我自己打车”、“差评,建议小伙伴不要轻信什么接送服务!骗骗眼球而已”等的言论与事实不符,其行为应认定为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再者,接送服务作为酒店吸引、招揽客户的附加增值服务,对客户选择入住酒店有一定影响。马某在公众熟悉的“大众点评网”上作虚假评价会使潜在客户对驿江南公司产生不信任的负面印象,其行为主观上有为麦程公司谋取利益的故意,客观上对驿江南公司的商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据此,马某及麦程公司存在商业诋毁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情况,驿江南公司要求马某、麦程公司停止侵权,并在“大众点评网”诋毁页面以回复方式予以公开更正,其要求合理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驿江南公司要求赔偿公证费、律师费及经济损失合计58800元,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诋毁信息的持续时间、范围、马某主观恶意程度、给驿江南公司酒店造成的商誉和声誉损害、驿江南公司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10000元(含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驿江南公司要求张某某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朱代红、龚静、祝芳)
北京花卷儿科技有限公司与镜湖区知桥电子产品销售部
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确认不侵害商标权/受理条件/侵权警告
裁判要旨
提起确认不侵害商标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下列事实:1.被告向原告发出侵权警告或者对原告进行侵权投诉;2.原告向被告发出诉权行使催告及催告时间、送达时间;3.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4.延迟行为可能对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造成损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第59条
基本案情
北京花卷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卷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22日,所创立的红人短视频电商平台“花卷”于2016年6月正式上线。花卷公司经核准注册第20865874号“花卷”文字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第9类“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程序);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等,处于注册有效期内。镜湖区知桥电子产品销售部(以下简称知桥销售部)成立于2017年8月29日,经核准注册了第33161714号“卷花”商标以及第28532845号“卷花”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为第35类广告宣传、替他人采购、替他人推销、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等,均处于注册有效期内。
2019年8月,知桥销售部认为花卷公司在应用程序“花卷-红人视频购物商场”APP上使用“花卷”的行为,属于在类似服务上使用与其“卷花”商标相近似的商标标识,构成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故向苹果公司投诉,要求下架花卷公司的“花卷”APP。花卷公司收到苹果公司发送的《控告通知书》后,多次回应苹果公司,提出其是第20865874号“花卷”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有权使用“花卷”商标,知桥销售部的控告系不当投诉,并于2019年10月16日向知桥销售部发送邮件,邮件内容为:“我司为第20865874号‘花卷’商标的合法持有人,我司在苹果应用商店设置‘花卷-红人视频购物商城’APP软件是正当行使商标权利的行为,贵方投诉严重影响了我司APP软件的正常推广使用,给我司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如果贵方坚持认为我司侵害了贵方的商标权,贵方自接收邮件后7日内应向有关法院起诉,如不起诉,贵方需即可撤回投诉”。知桥销售部回复称“近期会针对贵方第9类‘花卷’注册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然而,截至花卷公司起诉之日,知桥销售部既未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之诉,也未撤回向苹果公司的投诉,致使花卷公司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花卷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在APP上使用“花卷”的行为不侵害知桥销售部的第28532845号、第33161714号“卷花”注册商标专用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院于2020年12月27日作出(2020)皖0291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北京花卷儿科技有限公司在APP上使用“花卷”商标的行为不侵害被告知桥销售部的第28532845号、第33161714号“卷花”注册商标专用权;二、驳回原告北京花卷儿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一审裁判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一种辅助性救济手段,是被警告人遭受侵权警告、而权利人怠于行使诉权,使得被警告人处于不安状态的情形下,被警告人能够获得司法救济的一种途径,其提起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审查该起诉是否具备法定条件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即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民事案件受理条件的基础上,还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权利人已发出了警告,而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侵权;二、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三、权利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合理期限内依法提起侵权之诉;四、权利人的此种延迟行为可能对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造成损害。
本案中,知桥销售部以其持有第28532845号、第33161714号“卷花”注册商标为由在苹果商店投诉花卷公司,要求苹果公司下架花卷公司的“花卷”APP,花卷公司在收到控告后陆续向苹果公司发出了反通知,主张其不构成侵权,并向知桥销售部进行了催告,督促其及时行使诉权,因此,双方在通过苹果公司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已充分了解对方的真实意思。花卷公司明确否认侵权,但知桥销售部既不积极行使权利,也无向苹果公司撤回侵权警告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使花卷公司的侵权处于不确定状态, 不足以消除相关投诉可能对花卷公司带来的消极影响,随时可能导致花卷公司的“花卷”APP被苹果公司下架。花卷公司在经营服务受到实际影响长达半年之后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符合法律规定的确认不侵权之诉制度的立法目的,符合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的受理条件。
关于花卷公司的“花卷”APP是否侵害知桥销售部的“卷花”注册商标专用权。花卷公司注册的第20865874号“花卷”文字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第9类,而知桥销售部注册的第33161714号“卷花”商标、第28532845号“卷花”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为第35类。花卷公司的红人短视频电商平台“花卷”是依靠美妆达人和网络红人,以短视频的形式向用户推荐商品,让用户边观看边购买,其在运营“花卷”APP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与知桥销售部的第33161714号“卷花”以及第28532845号“卷花”商标的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第35类相同,已超出其第20865874号“花卷”商标所核定使用的第9类商品的范围,但是,花卷公司将其字号“花卷”在其开发运营的APP上突出使用,属于商标性使用,“花卷”APP于2016年6月即上线,时间远远早于知桥销售部的成立时间以及申请注册“卷花”商标的时间,且经过花卷公司的经营推广,“花卷”APP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虽然花卷公司未在第35类进行商标注册,但是其在APP上商标性使用“花卷”属于在先使用且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可以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据此,法院确认花卷公司在APP上使用“花卷”商标的行为不侵害知桥销售部的第28532845号、第33161714号“卷花”注册商标专用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晶晶、褚明、陈世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021年2月24日)
目 录
一、唐某三人诉俞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关键词:居住权保护、老有所居)
二、王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理财、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
三、高某诉刘某、龙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关键词:以房养老、打击“套路贷”)
四、陈某某赡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
五、刘某芽赡养纠纷案
(关键词:子女赡养义务、检察院支持起诉)
六、郗某某、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
七、贾某诉李某某继承纠纷案
(关键词:分配遗产中照顾老年人利益、优良家风家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八、于某某诉北京某旅行社及其分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团体性维权)
九、周某诉龚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强行啃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
十、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申请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案
(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监护)
案例一:
唐某三人诉俞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关键词:居住权保护;老有所居
一、基本案情
案涉房屋原系唐某三人的父亲唐某某与母亲韩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07年,韩某某去世。2008年,唐某三人通过继承遗产及唐某某的房屋产权赠与,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并出具承诺书,承诺:父亲唐某某及其续弦未离世前,有终身无偿居住该房屋的权利,但此房只能由唐某某及其续弦居住,其无权处置(出租、出售、出借等),唐某三人无权自行处置该房产。后俞某某与唐某某登记结婚,共同居住案涉房屋。2016年1月,唐某某去世,64岁的俞某某仍居住在内。同年6月,唐某离婚,其以无房居住为由要求入住该房屋,遭俞某某拒绝。唐某三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俞某某立即返还唐某三人名下的案涉房屋。
二、裁判结果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唐某三人在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时作出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俞某某依据该承诺享有继续在案涉房屋居住的权利,唐某三人应按承诺履行其义务。同时,俞某某不存在违反承诺书中对案涉房屋出租、出售、出借的行为,故对唐某三人要求俞某某立即返还其名下案涉房屋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唐某三人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物权人将房产赠与他人,受赠人承诺允许赠与人及其再婚配偶继续居住使用房屋至去世。在现行法律规定下,该承诺应视为赠与人作出赠与房产时所附的赠与义务,或称之为附条件的赠与。在房产已经转移登记至受赠人后,受赠人无权单方撤销承诺。本案纠纷发生时我国法律并未直接对居住权作出规定,在此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的裁判结果不仅符合情理,也与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居住权规定的相关精神一致,即不动产过户后,原物权人继续使用不动产,该种保留房屋居住使用权的赠与,可视为设立居住权的合同,新产权人亦无权单方撤销该合同。这一审判思路贯彻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有利于解决老年人赡养、婚姻家庭生活中涉及的房产问题,保障老有所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案例二:
王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理财;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15年,62岁的王某在北京某银行处申购HT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金额100万)和HA基金产品(金额70万),其签订的申请书载明:“......不是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风险,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该行测评王某风险承受能力为平衡型,HT为低风险,HA为高风险,HA风险级别高于王某的风险承受能力。王某签署电子风险揭示书,后收取分红收益5万元。2017年其申请赎回时份额约100万份,金额约80万元。王某起诉请求判令该行赔偿本金约23万元、利息16万元并三倍赔偿68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资产管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等均系银行依循的规范性文件或自身制定的格式合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相关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银行对王某作出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平衡型,但案涉金融产品合同中显示的风险等级并非均为低风险,该行违反提示说明义务,未证实购买该产品与王某情况及自身意愿达到充分适当匹配的程度;未能证明其已经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当面测试并向其如实告知、详尽说明金融产品内容和主要风险因素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王某有投资理财经验,应当知晓签字确认行为效力;本案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导致,王某亦应对投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判决银行赔偿王某7万元。
三、典型意义
第一,明确规则尺度,保护老年人金融消费安全,首案效应突出。本案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后首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案件之一,指出银行应就投资者的年龄、投资经验、专业能力进行审查并考虑老年消费者情况等,对老年投资者应给予特别提示,结合民商事法律、《会议纪要》精神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和金融消费者注意义务等判断标准。对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合法、安全的投资理财消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回应人民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时代发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针对老年群众的金融理财产品层出不穷。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贯彻到审判中,妥善处理和回应金融产品消费与信息化结合中产生的新问题,贯彻民法典立法精神,保护老年消费者的契约自由,为构建良好金融市场秩序、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树立典范。第三,践行司法改革,创新审理模式,助力社会治理。本案适用百姓评理团辅助审判,更好地结合法官专业性和公众的价值理念。
案例三:
高某诉刘某、龙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关键词:以房养老;打击“套路贷”
一、基本案情
2016年,高某经人介绍参加“以房养老”理财项目,与王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某出借220万元给高某。高某将案涉房屋委托龙某全权办理出售、抵押登记等,如高某不能依约归还,则龙某有权出卖案涉房屋偿还借款本息,双方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公证。后龙某作为高某的委托代理人为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并出卖给刘某。房屋转移登记至刘某名下后,龙某自称系刘某亲属,委托房屋中介机构再次寻找买家,同时,刘某为房屋办理抵押登记,登记的抵押权人为李某。王某、龙某、李某等人在本案交易期间存在大额、密集的资金往来。后高某起诉请求判决龙某代理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判令刘某将案涉房屋过户回高某名下。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龙某、李某等人存在十分密切的经济利益联系,相关五人系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案涉房屋买卖存在恶意串通。龙某以规避实现抵押权法定程序的方式取得出卖案涉房屋的委托代理权,且滥用代理权与买受人刘某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高某的合法利益,应当认定龙某代理高某与刘某就案涉房屋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判决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协助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高某名下。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以房养老”理财骗局事件频发。许多老年人为投资“以房养老”理财项目,将自有房产进行抵押,背负巨额债务,又在行为人的恶意串通之下失去自有房产,导致房财两失。此类“套路贷”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常常在法律空白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域,利用老年人性格特点以及寻求投、融资渠道的迫切心理,披上“迷惑外套”变装成“以房养老”理财项目,进而非法占有老年人房产。人民法院在对“套路贷”采取刑事手段打击的同时,亦应注重通过民事审判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保障人民群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切实享受到国家“以房养老”政策的红利。同时,也提醒老年人,还需时刻保持理性和冷静,审慎选择投、融资渠道,以免落入“请君入瓮”的“套路”之中。
案例四:
陈某某赡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
一、基本案情
陈某某与妻子1952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三女,妻子及两个儿子均已去世。现陈某某同小女儿生活。陈某某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希望女儿常回家探望照顾自己,因女儿不同意负担陈某某的医药费及赡养费,故诉请判令长女和次女每月探望其不少于一次,患病期间三女儿必须轮流看护;三女儿共同给付陈某某医疗费、赡养费。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退休收入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将父母置之不顾,这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子女对于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应根据其实际生活需要、实际负担能力、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本案陈某某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三个女儿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其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故判决长女和次女每月探望陈某某不少于一次,并给付陈某某赡养费,三女儿共同负担陈某某医疗费用。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人对子女经济供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老人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涉及“精神赡养”的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该类案件执行情况远比给付金钱的案件要难得多,且强制执行远不及主动履行效果好,希望“常回家看看”是子女们发自内心的行为,而不是强制执行的结果。“精神赡养”和“物质赡养”同样重要。老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是希望子女能够承欢膝下,符合法律规定,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应当得到支持。“百善孝为先”,对老人的赡养绝不是一纸冷冰冰的判决就可以完成的,希望所有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案例五:
刘某芽赡养纠纷案
关键词:子女赡养义务;检察院支持起诉
一、基本案情
刘某芽与妻子共生育四子女,均已成年并结婚。刘某如系其子,与刘某芽相邻而居。2010年,刘某如意外受伤,认为父母在其受伤休养期间未对其进行照料,产生矛盾,此后矛盾日益加剧,刘某如长期不支付父母的生活费,亦未照顾父母生活起居。2019年,母亲因病去世,刘某如拒绝操办丧葬事宜,亦未支付相关费用,有关丧葬事宜由刘某芽与其他三子女共同操办。经村干部调解,刘某如仍拒绝支付赡养费及照顾刘某芽的生活起居。因刘某芽年迈且患有心脏病,行动不便,新干县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起诉,认为刘某芽现年80岁,已无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仅靠其他子女接济,尚不足以负担生活及医疗费用,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刘某芽要求刘某如支付赡养费及丧葬费的诉请应得到支持。
二、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不应附加任何条件。刘某芽年事已高,身患疾病,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刘某如应依法对其承担赡养义务。同时,赡养父母的义务不仅包含给予父母经济供养及生活照料,还应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也应当在父母百年之后及时妥善地办理丧葬事宜,刘某如拒绝支付丧葬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违背伦理道德。故判决刘某如每年支付刘某芽赡养费,并支付其母亲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
三、典型意义
子女赡养父母不仅是德之根本,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虽有矛盾,但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子女应当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以及为经济困难的父母承担医疗费用等,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关心关爱老年人,让老年人感受到司法的温暖是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事诉讼在一般情况下只能由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的主体提出,无需其他组织或个人干预。在特殊情况下,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不敢或不能独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有关组织给予支持,运用社会力量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诉讼权利。支持起诉原则打破了民事主体之间的相对性,允许无利害关系的人民检察院介入到诉讼中,能够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切实为其维护权益。
案例六:
郗某某、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
一、基本案情
郗某某系周某某妻子,周某四人系郗某某与周某某子女。2017年1月17日,近80岁的周某某及其儿子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签订养老服务合同,周某某当日入住。入住评估表记载:老人刚出院,此前在家中走丢,因冻伤住院治疗合并有脑血栓,入院时手脚均存在冻伤,护理等级为半自理。2017年1月27日,周某某自居住的房屋内走出,通过未上锁的防火通道门至餐厅,从南门走出楼房,后走到养老院东侧道路。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于2017年1月28日报警,民警在凌海市大凌河桥下发现周某某已死亡。郗某某、周某四人为此诉请凌海市某老人之家赔偿经济损失199954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认为,养老院明知周某某有离家走丢的经历且安全防火通道门不允许上锁的情况下,仍未能增加安全防护措施,无提示、警示措施,虽安装有监控设施,值班人员也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防止老人在夜间走丢。养老院未能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应承担经济损失的60%责任,即116972.4元。凌海市养老院在保险公司投有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该公司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损失。故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一次性赔偿郗某某、周某四人116972.4元,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一次性返还郗某某、周某四人养老服务费用及押金合计2000元。
三、典型意义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数量增多,且老年人选择在养老院生活、居住的情况亦有增加趋势,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养老院未尽到相应的注意和照管义务,致使老人发生意外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裁判对社会上的养老机构敲响了警钟,养老机构应当尽到责任,排除危害老人生命健康的安全隐患,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护理从业人员素质和护理服务能力,充分保障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本案对于促进养老机构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全面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保证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七:
贾某诉李某某继承纠纷案
关键词:分配遗产中照顾老年人利益;优良家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系被继承人曹某某母亲,年近七十。贾某系曹某某妻子,双方于2019年6月4日登记结婚。2019年8月7日曹某某因所在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中突发疾病去世。曹某某父亲已于之前去世,曹某某无其他继承人。被继承人曹某某去世后,名下遗留房产若干、存款若干元及其生前单位赔偿金、抚恤金若干元。贾某诉请均分曹某某遗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引入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参与庭前准备工作,逐步缓解失独老人不愿应诉、拒绝沟通的心态,同时也对原告进行心理介入,疏导其与被告的对立情绪;在庭审中做了细致的心理工作,宣解中华传统优良家风,修复了双方因失去亲人造成的误解和疏远。本案虽然并未当庭达成和解,但在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多次向合议庭表达满意,并在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自行履行完毕。
二、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继承人无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结合对子女抚养的付出及贾某与被继承人结婚、共同生活时间、家庭日常贡献等因素,酌定遗产分配比例为:贾某分配20%,李某某分配80%。工亡补助金部分不属于遗产范围,被继承人单位已考虑实际情况对李某某予以充分照顾,故二人各分配50%。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继承人无遗嘱,应以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继承人母亲将其抚养长大,付出良多,痛失独子,亦失去了照顾其安度晚年的人,理应在遗产分配时予以照顾。法院在审理此类涉及保护老年人权益案件及遗产继承纠纷案件时,应注重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充分释明法律规定,宣讲优良家风,修复双方的对立关系;利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家庭矛盾,弘扬中华孝文化,体现老有所养、尊老爱幼、维护亲情的和谐家风。
案例八:
于某某诉北京某旅行社及其分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团体性维权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20位老年人与案外人张某某协商组团前往福建旅游事宜,张某某负责安排签订合同及对接,于某某作为老年人团体的代表,通过微信转账向其交付旅游费用。后收到旅行社发送的电子合同,因参团人员变动多次发生修改,旅行社数次向其发送的电子合同均带有合同专用章。次年1月,旅行社再次发送电子合同后,原告代表20人签字予以确认。合同对签约双方、旅游产品名称、旅游日期、旅游费用等进行约定,并附有游客身份信息和旅游行程单。后因疫情未能出行。于某某与张某某沟通退款事宜,张某某以公司未向其退款为由拒绝退还,20位老人均诉至法院。旅行社辩称,张某某并非其员工,与于某某沟通签约并非经其授权履行的职务行为,无权代理及收取旅游费用。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于某某所代表的20位老年人向张某某支付旅游费用及多次修改合同后,均及时收到电子合同,合同均有旅行社的签章,张某某承诺减免的旅游费用也与合同一致,于某某等人有理由相信张某某系旅行社员工,其签订旅游合同及交付旅游款项系善意且无过失。张某某的行为具有已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致使于某某等人相信其有权而支付旅游费用,应发生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效力,故判决旅行社向张某某返还上述费用。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老年人在无代理人情况下涉复杂法律问题的团体性维权类案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老龄团体追求愉悦生活的愿望强烈,退休后,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约上好友外出旅游成为常态,而在旅游中遭受损失投诉无门时只能走法律途径,维权困难成为此类案件特点。此类案件及时、妥善处理,有利于切实保护老年人权益。此案也能有效引导旅游机构依法订立合同,规范签约行为,自觉遵守市场交易秩序。同时提醒老年人在签订旅游合同时,要注意审查相对人是否有相应的代理权和签约资质,并及时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对老年人维权、规范旅游行业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案例九:
周某诉龚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强行啃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3日,龚某华及其女儿龚某将龚某华的母亲,92岁的周某,带至农村信用社某营业厅,对其账户进行挂失,取出存款24万元并存入龚某账户。周某系文盲,上述柜台业务办理均由龚某操作,银行业务员需要周某拍照确认时,龚某将坐在轮椅上的周某推到柜台摄像头前拍照,再推回等候席,将材料让周某捺完印后再交给银行业务员。龚某、业务员均未和周某进行交流。周某诉至法院称,龚某华及龚某以帮助办理银行存款为由,将其骗至银行并转走存款,周某得知后,要求龚某返还,遭到拒绝,故诉请龚某返还上述款项。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周某在龚某华将其存款取出并转移时对该项事实并不知情,龚某华在未取得周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周某的存款转移到个人账户占有,其行为侵害了周某的财产所有权,应当返还存款。关于龚某认为案涉存款系周某赠与给龚某华的抗辩,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周某的陈述,龚某华取得其存款的行为并非出于其自愿给付,故对龚某的抗辩,不予采信。该院判决龚某返还周某24万元。
三、典型意义
公民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行动能力等原因,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处分自有财产,在此情况下,子女更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父母的财产权益。本案体现了反对子女“强行啃老”的价值导向,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案件时,应当充分查明老年人的真实意愿,坚持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秉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有效定纷止争。
案例十:
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申请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案
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监护
一、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孙某某,自幼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一直随其母生活。2008年,孙某某母亲年迈卧床,其所在单位主动将母子二人送至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并办理自费入院手续。2011年母亲因病过世后,孙某某在福利院的照看下生活至今。福利院为了更好尽到监护职责,分别向民政局和孙某某所在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经多部门协商认为,在找寻孙某某亲人无果的情况下,继续由福利院照顾较好。2018年3月,福利院委托广西脑科医院对孙某某身体情况进行司法鉴定。5月,福利院向法院申请依法宣告孙某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福利院作为其合法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孙某某经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法医精神病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查明,被申请人孙某某在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居住生活了8年,无配偶、无子女;其母亲人事档案显示,孙某某的近亲属有父亲、哥哥,但无二人具体信息。孙某某长期置于无人监护的处境,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已实际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等。为更好地维护孙某某的利益,指定柳州市社会福利院作为孙某某的合法监护人。若孙某某的父亲、哥哥出现,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三、典型意义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保障其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法定顺位监护人多年缺失,无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从充分保护和落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经法律程序指定、已形成长期基本生活依赖且担负实际监护责任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监护人,是依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审理贯彻了家事案件多元化处理原则,法院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通力协作,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努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23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的总体要求
1.正确把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深刻认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司法服务和保障“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3.精准对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的目标任务。“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工作体系,围绕目标任务,压实责任,督促检查,将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入审判执行的总体工作之中,推动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
二、稳固农业发展基础,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4.依法惩处涉重要农产品违法犯罪行为,推进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坚持依法严惩方针,从严从快惩处走私大米、玉米、食糖等农产品犯罪行为,保持打击重要农产品走私犯罪活动高压态势,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卫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严厉打击超剂量超范围用药、违规使用原料药、不执行间隔期休药期等违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推动农药兽药残留治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持续推进惩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伪劣农资犯罪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保护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助推质量兴农。
5.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严厉打击破坏土地资源犯罪行为,依法认定违法占用耕地建房等合同无效,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开展土地行政执法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涉及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行为的生效裁判和行政处罚决定中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力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综合发挥刑事、民事、行政等审判职能作用,推进耕地污染管控,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6.依法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案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按照“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要求,依法审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纠纷案件,推进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涉土地经营权抵押权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等纠纷案件,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推动家庭农场培育和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助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7.加大涉农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涉农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加大对种源“卡脖子”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依法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司法理念,扩大育种创新成果法律保护范围,通过司法手段推动育种创新。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有效衔接,推进高质效合作。加大对“南繁硅谷”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助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增强种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8.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和倒逼作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地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加大黑土地司法保护力度,以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对涉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确保保护生态环境“最严密的法治”有效实施,维护农业生态安全。依法审理涉农村地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纠纷以及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化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依法审理长江、黄河等重点水域禁捕案件,充分发挥流域司法协作效能,持续推进大江、大河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三、助力乡村建设行动,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9.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乡村和谐稳定。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依法严惩宗族恶势力和“村霸”“市霸”“行霸”“路霸”等农村黑恶势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惩处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犯罪行为,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惩处力度,严厉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防止邪教向农村渗透。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工作机制,依法制止利用宗教、邪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促进稳固农村基层政权。
10.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目标,依法履职尽责,支持农村地区推进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农村地区污水、黑臭水体、垃圾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运用司法手段推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助力推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
11.妥善审理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纠纷案件,助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弱项。依法审理涉农村地区高速公路、客货共线铁路、水利、电力、机场、通讯网络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纠纷案件,持续推进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依法审理涉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等建设纠纷案件,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依法审理农村地区农产品和食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纠纷案件,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12.加大对农村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推进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依法审理破坏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文物、历史建筑以及传统村落、传统民居等农村物质文化遗产案件,加大对农村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助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利用。
13.助推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审慎审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纠纷案件,推动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助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按照国家政策及相关指导意见,区分国家确定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依法妥善处理宅基地使用权因抵押担保、转让产生的纠纷,依法保护当事人权益,助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与诉讼衔接,妥善审理涉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支持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完善要素交易规则。
14.发挥司法裁判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促进乡风文明。以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以法治大力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实现法安天下、德润民心。
四、落实惠农富农政策,保障农民富裕富足
15.依法惩处涉农业投资和农业补贴犯罪行为,确保惠农富农政策落地见效。严厉打击侵占、挪用、贪污农业投资资金犯罪行为,促进涉农资金的管理和规范使用,确保农业投资有效利用。依法惩处截留、挤占农业补贴犯罪行为,确保农业支持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农业补贴真正惠及农民。依法惩处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推动开展农村基层微腐败整治,不断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
16.积极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依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大脱贫地区公共基础建设欠薪案件的审执力度,特别是脱贫地区以工代赈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欠薪案件的审执力度,切实提高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质效。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农民工权益保护力度,保持治理欠薪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依法公正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犯罪案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17.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农民群体获得感、幸福感。依法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人民法院可通过司法手段支持保护其按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退还给集体经济组织。
18.加大民生案件审执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加大对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等案件审执力度,切实维护农民生存生活基本权益。对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面临生存生活困难的执行案件,充分利用司法救助资金,及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执行人进行司法救助。
五、坚持强基导向,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
19.增加乡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不断强化人民法庭建设。认真贯彻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把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紧抓实,推动人民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促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坚持强基导向,改革和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围绕矛盾纠纷特点因地制宜设立特色巡回法庭,为解决“三农”纠纷提供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司法服务。完善人民法庭巡回审理制度,合理设置巡回办案点和诉讼服务点,做好巡回审判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诉累。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紧扣市域、县域治理需求,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0.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的指导,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不断加强与公安、司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他基层国家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的协同配合,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切实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积极做好司法确认等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的指导,进一步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的工作质效,积极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21.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与基层党组织、政法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对接,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最大限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积极发挥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解纷功能,推动家事纠纷、相邻关系、交通事故、医疗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纠纷案件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一站式化解。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构建分层递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探索建立以人民法庭为支点,精准对接村委会等乡村社会基层治理力量的矛盾纠纷基层预防治理机制,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信息化平台各项功能,建立乡村基层矛盾纠纷采集、处理、反馈全程网上流转机制,提升信息化平台解纷实效。
22.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乡村建设法治环境。加大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力度,深入宣传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自觉。充分利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时间节点和农贸会、庙会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农民群众“学法、信法、用法”。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创作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助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积极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完善服务“三农”工作机制
23.坚持有序调整、平稳过渡原则,推动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围绕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服务政策衔接,确保工作不留空档,增强服务保障政策稳定性。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出台、优化服务保障举措,确保政策不留空白。精准对接脱贫地区人民群众司法需求,逐步实现从“两不愁三保障”转向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服务举措的转变。
24.更加注重系统观念,不断提升服务工作质效。把系统观念贯彻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聚焦目标任务,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推动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聚焦服务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紧盯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强服务举措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切实提升服务综合效能。
25.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完善便民惠民司法举措。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就涉农纠纷要积极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健全审判组织模式,探索推行电子诉讼在线审理机制,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促进司法效率提升。坚持群众需求导向,不断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使诉讼服务向农村延伸、向网上延伸,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加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让当事人到一个场所、一个平台就能一站式办理全部诉讼事项。
26.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人民法院服务“三农”工作。充分利用“十四五”时期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重大机遇,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司法工作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加强服务乡村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举措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司法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构建系统完备的在线诉讼规则体系,推动办案全流程在线支持、全过程智能辅助、全方位信息公开,提高司法解决涉农纠纷的便捷性、高效性、透明度。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法院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7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与捷讯(香港)有限公司、朱某、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与捷讯(香港)有限公司、朱某、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5日 (2016)最高法民他71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粤高法民四他字第16号《关于原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捷讯(香港)有限公司、朱某、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2014年6月1日实施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以上规定表明,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已不再将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鉴于此,《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实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判断对外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规定应不再适用,跨境担保合同不因未履行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而无效。
根据你院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保证合同》均签订于2012年1月4日,本案担保人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境内,债务人和债权人均在香港,本案争议的担保合同属于内保外贷的跨境担保合同。本案合同签订之时,《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尚未实施,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向外汇管理部门申请补登记,外汇管理部门予以补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以该合同未经批准登记而认定其无效;外汇管理部门不予补登记的,人民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捷讯(香港)有限公司、
朱某、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6年5月25日 (2015)粤高法民四他字第1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原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捷讯(香港)有限公司、朱某、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后,认为涉案对外担保合同有效,与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冲突,故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理,拟同意深圳中院处理意见,确认涉案对外担保合同有效。现就案件审理情况及请示问题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151号。
代表人:陈某明,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菲,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志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捷讯(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沙田安丽街18号技术园21楼9-10单元。
临时清盘人:何文杰、江秀慧。
被告:朱某,男,汉族,1967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苏晓鹏,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工业区。
二、当事人起诉及答辩情况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银行)起诉称:
捷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讯香港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南洋银行作为贷款银行存在长期借贷关系。2011年12月29日,捷讯香港公司与南洋银行签订“Master Agreement for Bills Transactions and Trade Finance”(《票据交易与贸易融资总协议》),双方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之后南洋银行给予捷讯香港公司定期放款(税务)额度港币2653424元、打包放款额度港币200万元、定期放款(SGS)额度港币500万元、打包放款(SFGS)及进口发票融资(SFGS)额度共港币1200万元。
就南洋银行给予捷讯香港公司的上述授信额度,朱某向南洋银行分别出具三份《担保契据》(日期分别为2011年12月29日及2012年7月4日),就捷讯香港公司对南洋银行的全部债务在港币22654000元加利息的范围内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所有本金、利息、银行费用、法律费用和支出等应收款项和费用。
就南洋银行给予捷讯香港公司的打包放款及定期放款(税务)额度,东莞捷伟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捷伟讯公司)向南洋银行出具《保证合同》(日期为2011年12月29日),就捷讯香港公司对南洋银行的相关债务在本金港币5653424元内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就南洋银行给予捷讯香港公司的定期放款(SGS)额度,东莞捷伟讯公司向南洋银行出具《保证合同》(日期为2011年12月29日),就捷讯香港公司对南洋银行的相关债务在本金港币500万元内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所有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违约利息(包括罚息)、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付出之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
由于捷讯香港公司、朱某未依约向南洋银行偿还贷款,2012年9月18日,南洋银行向捷讯香港公司、朱某致函要求支付到期应付款项,并于2012年10月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起诉捷讯香港公司及朱某。初审法庭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HCA1949/2012号《判令》,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和朱某向南洋银行偿付欠款港币7801306.57元及美元1419142.76元、相应的利息及诉讼费用。
南洋银行认为,南洋银行与三被告之间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三被告应就拖欠南洋银行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拒不还款已构成违约。由于被告在深圳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南洋银行诉请:1.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向南洋银行偿还定期放款(税务)项下贷款本金港币1649724.16元、利息港币80361.90元(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及此后至还款日按香港法院判决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向南洋银行偿还打包放款贷款项下本金港币1561532.93元、利息港币60236.67元(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及此后至还款日按香港法院判决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向南洋银行偿还定期放款(SGS)项下贷款本金港币4496684.38元、利息港币227023.13元(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及此后至还款日按香港法院判决利率计算的利息。4.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向南洋银行偿还打包放款(SFGS)及进口发票融资(SFGS)项下贷款本金美元1407850.63元、利息美元59204.05元(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及此后至还款日按香港法院判决利率计算的利息。5.判令捷讯香港公司向南洋银行偿还手续费港币2500元及港币1996.35元。6.判令朱某对捷讯香港公司拖欠南洋银行的上述全部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7.判令东莞捷伟讯公司对捷讯香港公司拖欠南洋银行的上述第1、2、3项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8.判令三被告承担南洋银行已经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香港诉讼律师费港币16950.50元、公证费港币6400元及内地查册费人民币21800元。9.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用。上述诉讼请求共计人民币15840236.45元(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
被告捷讯香港公司、朱某、东莞捷伟讯公司未答辩。
三、深圳中院查明事实
原告南洋银行诉称事实属实,深圳中院予以确认。
又查明:南洋银行与捷讯香港公司签订的《票据交易与贸易融资总协议》及朱某向南洋银行出具的三份《担保契据》均约定:发生纠纷受到香港法律的管辖并根据香港法律进行解释,由香港法院非专属管辖。南洋银行与东莞捷伟讯公司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审理与《保证合同》有关的一切诉讼,但债权人也有权将其提交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在定期放款(税务)项下,南洋银行于2012年1月13日向捷讯香港公司放款港币2653424元,后捷讯香港公司还款港币1003699.84元,尚欠港币1649724.16元。在打包放款贷款项下,南洋银行于2012年6月7日向捷讯香港公司放款港币200万元,后捷讯香港公司还款港币453803.37元,尚欠港币1561532.93元。在定期放款(SGS)项下,南洋银行于2012年1月5日向捷讯香港公司放款港币500万元,后捷讯香港公司还款港币503315.62元,尚欠港币4496684.38元。在打包放款(SFGS)项下,南洋银行向捷讯香港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放款美元38679元、于2012年8月3日放款美元12940元、于2012年8月9日放款美元129745元,捷讯香港公司尚欠三笔合计美元181364元。在进口发票融资(SFGS)项下,南洋银行向捷讯香港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5日放款美元290000元、于2012年7月26日放款美元7000元、于2012年7月27日放款美元56851.2元、于2012年7月30日放款美元244942.28元、于2012年8月1日放款美元273400元、于2012年8月7日放款美元229681.75元、于2012年8月7日放款美元100000元、于2012年8月7日放款美元24611.4元,捷讯香港公司尚欠八笔合计美元1226486.63元。
南洋银行为本案支出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公证费港币6400元、内地查册费人民币21800元、港币贷款到期手续费港币2500元、美元贷款到期手续费港币1996.35元。
再查明:南洋银行曾就本案贷款在香港起诉捷讯香港公司、朱某,请求偿还贷款并支付利息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向捷讯香港公司、朱某发出传讯令状并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终局及非正审判决》(案件编号为2012年第1949号,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捷讯香港公司、朱某向南洋银行支付:1.港币7801306.57元和美元1419142.76元或者支付之日的等值港币;2.对于港币1649724.16元的款项,从2012年10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按照11%的年利率计收利息(即日息港币497.18元),判决日以后的利息按照法院裁判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为止;3.对于港币1561532.93元的款项,从2012年10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按照11%的年利率计收利息(即日息港币470.60元),判决日以后的利息按照法院裁判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为止;4.对于港币4496684.38元的款项,从2012年10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按照11%的年利率计收利息(即日息港币1355.17元),判决日以后的利息按照法院裁判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为止;5.对于美元181364元的款项或者支付之日的等值港币,从2012年10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按照9.25%的年利率计收利息(即日息美元46.60元或者支付之日的等额港币),判决日以后的利息按照法院裁判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为止;6.对于美元1226486.63元的款项或者其等值港币,从2012年10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按照9.25%的年利率计收利息(即日息315.14美元或者支付之日的等额港币),判决日以后的利息按照法院裁判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为止;7.基于填补损失评估的由本案诉讼花费所造成的损失。该判决载明第1项港币7801306.57元和美元1419142.76元的构成如下:(1)定期放款(税务)贷款项下本金港币1649724.16元、打包贷款项下本金港币1561532.93元、定期放款(SGS)贷款项下港币4496684.38元及上述三笔港币贷款计算至2012年10月4日的利息港币88868.75元;(2)应支付的上述港币贷款到期手续费港币2500元;(3)打包贷款(SFGS)项下本金美元181364元、进口发票融资(SFGS)项下本金美元1226486.63元及上述美元贷款计算至2012年10月4日的利息11292.13美元;(4)应支付的上述美元贷款到期手续费港币1996.35元。
另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判决日即2012年11月21日起至今的“判定债项利率”(即法院裁判利率)为年利率8%。
以上事实,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判决、《票据交易与贸易融资总协议》、《担保契据》、《保证合同》、欠款清单、授信函、放款申请、放款通知、放款本票、还款通知、发票、业务收费清单、费用凭证等证据及深圳中院庭审笔录证实,足以认定。
四、深圳中院请示的问题: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
深圳中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南洋银行提交的朱某身份信息显示朱某持有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朱某提供的身份信息证明朱某仍持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因此,深圳中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票据交易与贸易融资总协议》与三份《担保契据》均约定适用香港法律,因此,本案南洋银行与捷讯香港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南洋银行与朱某之间的保证合同应适用香港法律。经查明,南洋银行在本案诉称捷讯香港公司未清偿贷款的事实属实,南洋银行亦为本案支出了相关诉讼费用。南洋银行就本案贷款在香港起诉捷讯香港公司、朱某,请求偿还贷款并支付利息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作出了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鉴于内地法院与香港法院之间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现状,为了追究另一保证人东莞捷伟讯公司的民事责任,南洋银行提起了本案诉讼。南洋银行提交了经公证转递的香港判决作为证据,该判决载明了香港法院对本案香港法律的权威理解,对该香港法律深圳中院予以采信,据此,捷讯香港公司、朱某应偿还本案贷款、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但南洋银行在香港进行诉讼的律师费港币16950.50元,不属于本案的律师费用,深圳中院不予支持。
本案主要争议的是两份《保证合同》的效力。两份《保证合同》均约定南洋银行与东莞捷伟讯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本案担保人东莞捷伟讯公司注册地在境内,债务人和债权人均在香港,属于内保外贷的跨境担保合同。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首先,本案《保证合同》是南洋银行与东莞捷伟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保证合同形式要件,其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未生效则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汇管理条例》)规定跨境担保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但包括《外汇管理条例》在内的法律、行政法规均没有规定跨境担保合同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无效,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但该规定是针对对外担保未经批准或者登记违反当时的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和政策规定、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负责规范跨境担保的政府主管部门,其发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14〕29号,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也明确说明之前规定与该规定内容不一致的,以该规定为准,并解释作出该新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尊重上位法、国际惯例和市场需求,将外汇管理与跨境担保交易合同的有效性判定脱钩;基于国际收支统计法定职责的汇兑登记,在目的和效力上均不同,行业主管部门的确认登记,不作为担保生效或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综上,深圳中院认为本案所涉《保证合同》有效,东莞捷伟讯公司应对捷讯香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本案中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存在冲突,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故请示本院。
五、本院查明事实
东莞捷伟讯公司与南洋银行签订两份《保证合同》的时间均为2012年1月4日,深圳中院查明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29日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六、本院的处理意见
本案为涉港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从深圳中院请示的内容来看,本案需要审查的主要问题为:深圳中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涉案《保证合同》的准据法如何选择;涉案《保证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一)关于深圳中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南洋银行与捷讯香港公司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南洋银行与朱某签订的三份《担保契据》均约定由香港法院非专属管辖,南洋银行与东莞捷伟讯公司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均约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但债权人也有权将纠纷提交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因此,涉案合同中的选择法院管辖条款均不具有排他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三条规定,该安排仅适用于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情况,本案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不属于这种情况,故债权人南洋银行为保障自身权利的实现,在香港对捷讯香港公司、朱某提起诉讼后,仍可以依据内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因朱某的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且涉案标的额为人民币15840236.4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我省第一审知识产权、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区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等事项的通知》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深圳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涉案《保证合同》的准据法如何选择
南洋银行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显示,东莞捷伟讯公司为内地注册登记的公司,故东莞捷伟讯公司与南洋银行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均属于对外担保合同,应当根据法律适用规范选择合同的准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涉案《保证合同》签订于2012年1月4日,当时适用的外汇管制行政法规为《外汇管理条例》。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提供对外担保,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由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续。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属于我国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直接适用于涉案《保证合同》。
(三)关于涉案《保证合同》的效力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涉案两份《保证合同》均因未办理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登记手续而无效。但2014年6月1日起施行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标志我国已不再将外汇管理的批准登记作为对外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已经明确,之前相关规定与该规定内容不一致时,以该规定为准。因此,涉案《保证合同》符合我国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不因未经审批登记而无效。
七、请示的问题
鉴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是在当时我国外汇管理政策基础上制定的,确立了未经审批登记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的裁判规则。目前我国对外担保涉及的外汇管理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外汇管理部门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备案等管理事项与要求,均不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本院认为,只有在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时,对外担保合同才被确认无效。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院拟同意深圳中院的处理意见,即确认涉案《保证合同》有效。因本案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确认涉及《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施行后《担保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故请示钧院,请予以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法[2020]10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宁夏、陕西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面促进司法公正、提升程序效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已经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字〔2019〕42号),确保重大改革措施于法有据。现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5日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现就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提出方案如下:
一、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
以全面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推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模式,不断激发制度活力,全面提升司法效能,推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切实提升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作为出发点,积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完善纠纷解决方式,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根据案件类型和复杂程度,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优质、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矛盾纠纷,努力让司法更加亲民、诉讼更加便民、改革更加惠民,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坚持依法有序推进。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法定程序推进试点工作。涉及调整适用现行法律规定的,由立法机关作出授权决定后组织实施。对于实践证明可行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推动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实现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四)坚持强化科技驱动。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改革难题、提升司法能力,促进语音识别、远程视频、智能辅助、电子卷宗等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适度扩大在线诉讼的覆盖范围,推动实现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二、主要内容
(一)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健全特邀调解制度,加强特邀调解名册管理,完善诉前委派调解与司法确认程序的衔接机制。合理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经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等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调解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要求,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完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符合级别管辖和专门管辖标准的,由对应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
(二)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加强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适当提高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额基准,明确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进一步简化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合理确定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期限。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
(三)完善简易程序规则。对需要进行公告送达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明确简易程序案件庭审和裁判文书的简化规则,完善简易程序审限规定。
(四)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探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部分民事案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具体情形。探索中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部分简单民事上诉案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和审理方式。建立独任制与合议制的转换适用机制。
(五)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明确诉讼参与人通过人民法院信息化平台在线完成诉讼行为的法律效力。当事人选择以在线方式诉讼的,可以以电子化方式提交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不再提交纸质原件。经当事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可以采取在线视频方式开庭。明确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生效标准,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三、试点范围和期限
(一)试点范围: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
(二)试点期限: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实施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四、方案实施
(一)制定印发试点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作为推进试点工作的具体依据。
(二)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各试点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试点方案和试点实施办法开展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做好试点指导工作,并适时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三)推动法律修改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和实效评估的基础上,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条文,配套完善相关司法解释。
五、组织保障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及其分工方案,试点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推进,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等作为参加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跟踪指导、实效评估和总结验收,定期与各成员单位沟通协商,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2010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商法的规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条 同一海事事故中,不同的责任人在起诉前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向不同的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后立案的海事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海事法院管辖。
第三条 责任人在诉讼中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当向受理相关海事纠纷案件的海事法院提出。
相关海事纠纷由不同海事法院受理,责任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当依据诉讼管辖协议向最先立案的海事法院提出;当事人之间未订立诉讼管辖协议的,向最先立案的海事法院提出。
第四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对海事请求人就与海事事故相关纠纷向责任人提起的诉讼具有管辖权。
海事请求人向其他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海事法院,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的除外。
第五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海事法院在十五日内作出裁定的期间,自海事法院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的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第三十日开始计算。
第六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债权登记期间的届满之日,为海事法院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的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第六十日。
第七条 债权人申请登记债权,符合有关规定的,海事法院应当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裁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未依法设立的,海事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债权登记程序。债权人已经交纳的申请费由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人负担。
第八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海事请求人基于责任人依法不能援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的海事赔偿请求,可以对责任人的财产申请保全。
第九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海事请求人就同一海事事故产生的属于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赔偿请求,以行使船舶优先权为由申请扣押船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债权人提起确权诉讼时,依据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主张责任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案件的审理不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确权诉讼程序,当事人对海事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依法提起上诉。
两个以上债权人主张责任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法院可以将相关案件合并审理。
第十一条 债权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确权诉讼后,需要判定碰撞船舶过失程度比例的,案件的审理不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确权诉讼程序,当事人对海事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依法提起上诉。
第十二条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船舶经营人是指登记的船舶经营人,或者接受船舶所有人委托实际使用和控制船舶并应当承担船舶责任的人,但不包括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第十三条 责任人未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影响其在诉讼中对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海事请求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
第十四条 责任人未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的,海事法院不应主动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进行裁判。
第十五条 责任人在一审判决作出前未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在二审、再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责任人对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海事赔偿请求未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债权人依据有关生效裁判文书或者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责任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以外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债权人以上述文书作为债权证据申请登记债权并经海事法院裁定准予的除外。
第十七条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赔偿请求不包括因沉没、遇难、搁浅或者被弃船舶的起浮、清除、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或者因船上货物的清除、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
由于船舶碰撞致使责任人遭受前款规定的索赔,责任人就因此产生的损失向对方船舶追偿时,被请求人主张依据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的“责任人”是指海事事故的责任人本人。
第十九条 海事请求人以发生海事事故的船舶不适航为由主张责任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但不能证明引起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责任人本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应当以人民币设立,其数额按法院准予设立基金的裁定生效之日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换算办法计算。
第二十一条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利息,自海事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以担保方式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基金设立期间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
(2013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依法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海牙取证公约)和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便捷、高效的原则确定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或者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对外提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
第二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适用对等原则。
第三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应当进行审查。外国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具有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拒绝提供协助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拒绝提供协助。
第四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方式办理。
请求方要求按照请求书中列明的特殊方式办理的,如果该方式与我国法律不相抵触,且在实践中不存在无法办理或者办理困难的情形,应当按照该特殊方式办理。
第五条 人民法院委托外国送达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和进行民商事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提供译文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
翻译件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但应由翻译机构或翻译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译文与原文一致。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本辖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有权受理涉外案件的专门法院,应当指定专人管理国际司法协助工作;有条件的,可以同时确定一个部门管理国际司法协助工作。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独立的国际司法协助登记制度。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国际司法协助档案制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的送达回证、送达证明在各个转递环节应当以适当方式保存。办理民商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材料应当作为档案保存。
第九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直接对外发出本辖区各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
第十条 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司法协助统一管理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办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决定,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106项。现予公布:
一、重大课题(2项)
[GJ2019A01]“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张本才
[GJ2019A02]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创新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 秦前红
二、重点课题:(18项)
[GJ2019B01]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研究:湖南大学法学院 张智辉
[GJ2019B02]非公企业保护与检察职能发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霍敏
[GJ2019B03]检察机关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研究--以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衔接与协调切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昆
[GJ2019B04]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察办案业绩考核制度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李琪林
[GJ2019B05]捕诉一体运行机制实证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叶青
[GJ2019B06]捕诉一体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闵正兵
[GJ2019B07]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四川大学法学院 万毅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孙军
[GJ2019B08]检察机关公共关系建设研究: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 叶伟忠
[GJ2019B09]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杨春雷
[GJ2019B10]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 刘辰
[GJ2019B11]巡回检察制度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 刘福谦
[GJ2019B12]民营经济发展语境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厅 张相军
[GJ2019B13]引领司法理念语境下民事抗诉标准的实证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 邵世星
[GJ2019B14]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程序立法研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刘华
[GJ2019B15]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中的“长臂管辖”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岳树梅
[GJ2019B16]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犯罪态势及治理现代化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应培礼
[GJ2019B17]跨行政区划的(黄河)环境资源检察机关设置研究: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顾雪飞
[GJ2019B18]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实证研究: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 李丽华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宋英辉
三、一般课题(40项)
[GJ2019C01]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 蒋德海
[GJ2019C02]司法办案新型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董学华
[GJ2019C03]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刘清生 湘潭大学法学院 林艺芳
[GJ2019C04]民营经济发展语境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研究:中央财经大学 刘权
[GJ2019C05]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程序立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包冰峰
[GJ2019C06]恶势力“保护伞”的刑法规制研究: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廉政研究中心 邵栋豪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侯庆奇
[GJ2019C07]民营经济司法保护中检察权能的优化:吉林大学法学院 徐岱 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 王文生
[GJ2019C08]金融领域风险防控与检察职能发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胡春健
[GJ2019C09]金融领域风险防控与检察职能发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 李勇
[GJ2019C10]大数据司法鉴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李学军
[GJ2019C11]新时代检察技术与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工作研究: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邓发强
[GJ2019C12]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中的“长臂管辖”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 郭烁
[GJ2019C13]“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建设中检察职能研究:新疆大学法学院 杨为程
[GJ2019C14]二审检察机关新增抗诉请求问题研究: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李崇涛
[GJ2019C15]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完善: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张学军
[GJ2019C16]检察官遴选制度比较研究:烟台大学法学院 危文高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凌飞
[GJ2019C17]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李文峰
[GJ2019C18]检察机关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研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李粤贵
[GJ2019C19]检察机关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 刘晖
[GJ2019C20]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监督研究: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张春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艾新平
[GJ2019C21]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厅 田力
[GJ2019C22]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俞静尧
[GJ2019C23]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宁波大学法学院 朱全宝
[GJ2019C24]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余敏
[GJ2019C25]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 杨淑雅
[GJ2019C26]环境损害公益诉讼鉴定勘验专家意见取证路径多元化研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於方
[GJ2019C27]生态环境领域刑事公诉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政府提起诉讼衔接问题研究: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高树勇
[GJ2019C28]预防与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机制研究:东南大学法学院 李川
[GJ2019C29]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办案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 张扣华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杨宇冠
[GJ2019C30]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研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潘金贵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高松林
[GJ2019C31]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 韩晓峰
[GJ2019C32]套路贷案件中涉案财产处理实证研究: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林锡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杨柳
[GJ2019C33]侵犯商业秘密罪检察实务研究: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谭滨
[GJ2019C34]网络“黑产链”的惩治与预防: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陈岑
[GJ2019C35]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侵犯财产犯罪研究: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张哲峰
[GJ2019C36]民间借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研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张登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刘伟
[GJ2019C37]醉驾犯罪实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王志祥
[GJ2019C38]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阈下醉驾犯罪实证研究: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韩雪
[GJ2019C39]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肖蓓
[GJ2019C40]新时代检察官职业伦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王志远
四、自筹经费课题(46项)
[GJ2019D01]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究:东南大学法学院 尹吉
[GJ2019D02]检察机关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研究: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梁文永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 卢焱
[GJ2019D03]“捕诉一体”与侦查监督质效问题研究: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检察院 黄胜
[GJ2019D04]捕诉一体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彭胜坤
[GJ2019D05]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检察院 许金军
[GJ2019D06]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李逸强
[GJ2019D07]宪法“民营经济条款”与新时代检察担当: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卢希起
[GJ2019D08]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关系研究:山西大学法学院 苏志强
[GJ2019D09]检察机关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机制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杨宗辉
[GJ2019D10]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高文英
[GJ2019D11]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秦海威
[GJ2019D12]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彭江辉、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罗青
[GJ2019D13]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检察院曾慧、中共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 吴卫东
[GJ2019D14]生态环境领域刑事公诉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政府提起诉讼衔接问题研究: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检察院 刘新义
[GJ2019D15]生态环境领域刑事诉讼与政府诉讼衔接:湘潭大学法学院 吴勇
[GJ2019D16]环境保护行刑衔接立法研究: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刘泽鑫
[GJ2019D17]生态环境领域刑事公诉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政府提起诉讼衔接问题研究:检察日报社 刘金林
[GJ2019D18]数据空间下监察与检察证据衔接机制问题研究: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褚尔康
[GJ2019D19]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樊学勇
[GJ2019D20]基于法益转向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检察实务研究: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李伟
[GJ2019D21]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的实证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陈耿华
[GJ2019D22]网络“黑产链”的惩治与预防研究:中南大学法学院 张新平
[GJ2019D23]网络“黑产链”中企业犯罪刑事治理体系优化研究: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 陈萍
[GJ2019D24]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侵犯财产犯罪研究: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张理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刘明祥
[GJ2019D25]醉驾附条件相对不起诉之探讨--以瑞安模式为蓝本的分析: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 宣章良
[GJ2019D26]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问题研究: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 顾玫帆
[GJ2019D27]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管理机制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陈录
[GJ2019D28]媒体融合时代的检察故事传播研究:浙江传媒学院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钟悠天
[GJ2019D29]民事裁判结果类案监督实证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 滕艳军
[GJ2019D30]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 冷建明
[GJ2019D31]境外追赃新形势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适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商浩文
[GJ2019D32]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中检察机关作用初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雄安新区分院 纪志明
[GJ2019D33]协同视角下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 崔凯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魏建文
[GJ2019D34]新媒体环境下和谐检察公共关系的构建:国家检察官学院 姜廷松
[GJ2019D35]检察机关在历史建筑保护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探索: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曾国东
[GJ2019D36]“条块关系”视域下地方检察管理体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邹东升
[GJ2019D37]司法逻辑中的实体追诉规范与检察官司法责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刘远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检察院 徐炜
[GJ2019D38]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的检察监督问题研究: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 蒋晋
[GJ2019D39]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创制演进与时代发展: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张福坤
[GJ2019D40]涉土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沈淬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学信息研究所 付玉明
[GJ2019D4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研究: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张亮
[GJ2019D42]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下构建新型诉侦诉审诉辩关系研究: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 赵智慧 国家检察官学院 岳向阳
[GJ2019D43]侵犯商业秘密罪检察实务研究:国际关系学院 李汉军
[GJ2019D44]自贸试验区税收优惠背景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办理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 江莉
[GJ2019D45]检察视角下滥用兴奋剂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东南大学法学院 苗泽一
[GJ2019D4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大检察”助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机制研究:中共商丘市委党校 冯留坡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破产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强化破产审判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在处理企业破产案件过程中,存在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难的问题,并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采取有力措施将相关规定落实到位。该建议确实反映出当前人民法院在将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工作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实规定不到位、操作不规范和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的问题。
一、现状及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两办"于2016年9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与国家发改委等59家单位签署文件,对失信被执行人出行、购房、旅游、投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让失信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自2013年确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至今,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085万例,目前处于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764万例;累计限制1144万人次购买机票,435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6.5余万人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信用惩戒措施也产生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截止目前有246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为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工作,提高规定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对《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行了修正:进一步明确了纳入名单的实质要件和救济程序,增加了纳入期限以及终本后删除失信名单的规定。《规定》出台后,失信惩戒信息化系统也进行了同步升级改造。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能够严格贯彻落实《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应纳尽纳";对符合删除条件的,确保“第一时间删除"。但实践中,由于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没有建立有效的关联机制,执行人员无法获取被执行企业的破产信息,加之个别执行人员对《规定》认识不到位、操作不及时等原因,导致部分法院失信信息删除不及时或者将破产企业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等问题发生。
二、下一步措施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监管:
一是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执行人员对《规定》理解不到位问题。新修订后的《规定》较2013年旧的《规定》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对纳入的情形、期限的把握、删除的条件等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为充分发挥失信名单“以惩促信"作用和规范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作出正确的指引。《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院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业务培训和系统培训。针对学习不到位和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也将继续加大各方面的培训力度,一方面要全体执行干警进一步领会、掌握《规定》的内容和含义并在工作中熟练运用,一方面通过加强系统操作的培训避免因误操作原因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二是通过改造和对接各信息化系统,解决移送破产与失信信息删除脱节的问题。目前全国四级法院使用统一标准的执行流程管理系统办理执行案件,包括纳入、删除失信信息的所有办案节点都在该系统中操作和记录。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信息化手段对执行工作各方面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发挥系统功能,倒逼《规定》“落地"。执行人员对案件进行“中止执行"操作时,当中止原因选择“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系统会将相关被执行人是否纳入失信、纳入原因、纳入期限以及符合删除情形的应当及时删除的提示信息自动推送到页面上,并对实际是否删除进行强制校验,符合条件但未删除的,将无法对案件进行中止执行。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正在积极将执行案件系统与破产管理平台进行对接,将破产企业清单与被执行人进行比对,发现有被执行人被移送破产的,系统将自动与相关执行案件进行匹配并提示,执行人员要及时对案件依法处理,符合删除条件的要及时予以删除。
三是全面加强管理,解决落实《规定》不到位的“死角"问题。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汇总了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所有数据,包括失信名单的信息,并在日常工作中以数据为基础对全国执行工作进行管理。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工作的监管,对不符合纳入条件而纳入或应当删除未删除的案件,及时下发督办,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核实和处理,也将定期通报督办件的办理情况。做到“发现一个,督办一个,解决一个"。
在加强体制、机制方面保障基础上,破产管理人也要积极与相关人民法院取得联系,对于符合《规定》情形的,可以依法向有关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主张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围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纳入、期限、删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论证,不合理之处也将及时跟进修改工作。一方面最大限度发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优越性,倒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实现案结事了;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失信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善意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将带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继续奋斗,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累犯如何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起始日期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累犯如何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起始日期的批复》已于2018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2月3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累犯如何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起始日期的批复
(201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2018]2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你院《关于认定累犯如何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起始日期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刑罚执行到期应予释放之日。认定累犯,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的起始日期,应当从刑满释放之日起计算。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陈凤超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陈凤超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2〕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陈凤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2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案例
(2022年2月24日)
目录
1.打破地域局限服务海外侨胞
——广东省江门市侨联在线调解涉外离婚案
2.多方联袂解纷“两个中心”发力
——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在线调解商事纠纷
3.线上多方联动协同创新多元解纷模式
——湖南省证券业协会在线调解E公司虚假陈述纠纷案
4.在线“诉调对接+司法确认”发挥1+1>2效应
——浙江省温岭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调解“六神”商标侵权纠纷案
5.远程连接解民忧诉调对接出奇效
——江西省瑞金市总工会在线调解劳务合同纠纷案
6.在线诉调对接高效化解金融消费纠纷
——吉林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线调解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7.学生受伤引纠纷依法调解促和谐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线调解校园方责任险纠纷案
8.调“课辅”价格之争促“双减”政策落地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价格认定中心在线调解校外辅导学费纠纷案
选送单位:中国侨联
打破地域局限服务海外侨胞
——广东省江门市侨联在线调解涉外离婚案
一、纠纷的基本情况
该案件的原告冯某是旅居委内瑞拉的广东江门五邑侨胞,被告人黄某是旅居美国的广东江门五邑侨胞,冯某与黄某是夫妻关系。
2018年3月28日,冯某起诉黄某请求离婚。冯某称其与黄某登记结婚后生育一儿一女,黄某带着女儿远走美国长期生活,而冯某则身处委内瑞拉,两人长期分居,夫妻感情彻底破裂。黄某已电话同意离婚,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回国办理手续。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由于上述案件涉及江门五邑籍华侨权益问题,而案件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均身处海外,受新冠疫情影响,两人均未能回国参与现场诉讼。江门市新会区法院受理后,交由江门市新会区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办理。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联合江门市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对案件进行研判,认为对于该离婚案件应根据冯某和黄某两人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夫妻生活现状及起诉离婚的原因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经与身在美国的黄某沟通,她表示因个人原因无法取得当地的公证认证,导致其无法返回中国办理离婚手续。经冯某、黄某双方同意,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邀请了涉侨多元化解特邀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e诉讼远程诉调平台对该案件进行在线调解。最终,双方均同意离婚且对子女的抚养达成一致意见,案件调解结案。
三、经验做法
传统方式的调解,法官与当事人需要共坐一堂,面对面交流。而部分案件如涉外民商事案件,部分当事人居住在国外,亲身来到法院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通过上述案例,江门市新会区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借助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远程诉调平台对案件进行调解,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移动终端进行线上交流,远在异国他乡也能及时表达意见,不受时空限制,实现便捷远程诉讼,既节省了双方当事人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又缩短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调解周期,提高了办案效率,实现共赢。
四、典型意义
江门是广东重点侨乡,是“中国侨都”和全国著名的侨乡,五邑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超过400万人,遍布全球五大洲107个国家和地区,江门市共有重点侨资企业2522家,去年全市进出口总值1428.9亿元人民币。江门市人口中归侨侨眷和港澳台属约占一半,随着世情、国情、省情、侨情带来的深刻变化,也为新时代维护侨益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侨情变化,侨胞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江门市的纠纷诉讼案件中,涉侨案件占比很高,化解涉侨纠纷、维护侨益已成为江门市各级侨联的重要工作。
近年来,江门市侨联主动与江门市中级法院等部门加强合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江门市侨联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规范(试行)》,市辖各市(区)侨联也积极与同级法院对接,市(区)、县两级多元化解涉侨矛盾纠纷机制初步形成,组织侨联信访工作者、法律顾问、资深法官共同投身维护侨益工作,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无缝对接,把涉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江门市范围内成立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8家,由在社会各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法律专家、学者及热心侨联事业的有关人士组成,无偿为符合国家规定的困难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及侨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创建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9个,组建涉侨调解员队伍,特邀调解员52人,充分调动法律专家、专业人士、社会组织、志愿者的积极性,多层次多维度化解涉侨矛盾纠纷。
与此同时,江门市侨联积极推动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创新。
一是创新探索做好涉侨纠纷跨界跨境调解工作。在跨界调解方面,探索推动与相邻城市的跨界联合调解机制,相继成立“开平市与新兴县边界联合调解室”(江门市与云浮市相邻县)和“江中跨界纠纷调解工作室”(江门市与中山市相邻区),在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司法所挂牌(江门市与中山市古镇相邻),积极推进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在跨境调解方面,依托江门市新会区法院远程视频“e诉讼”系统,与广东省侨联共同设立了侨爱南粤·云平台暨江门市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远程平台,开展远程视频调解工作。在委内瑞拉、巴西、智利3个国家侨社团设立“侨爱南粤·云平台暨江门市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远程平台”纳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办理民商事案件超过400宗,其中涉外民商事案件超过100宗。
二是创新创建海外侨胞权益维护组织。江门市依托世界江门青年大会,在海外建立了27个五邑青年联合会,及时应对形势变化,守望相助,沟通内外,抱团发展,为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生命财产、住所食物保障、行政司法等援助,在稳定侨心、保护侨益、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以来,江门市侨联联合江门市法院通过线上诉调的方式化解涉侨纠纷案件52件,处理侨界群众来信100多件,切实为侨胞“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形成具有侨乡特色的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品牌,更好依法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合法权益,不断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促进江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选送单位:全国工商联
多方联袂解纷“两个中心”发力
——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在线调解商事纠纷
一、纠纷基本情况
原告云南J集团与被告昆明C公司于2018年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就某片区项目达成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账户支付5亿元的合作诚意金,被告出具了相应收据。后原被告因合作项目未能进行,按照双方约定,被告应该退还原告所有诚意金,双方就退款事宜多次协商未果而发生纠纷。原告遂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退还合作诚意金及其利息7千余万元。因该案属商事纠纷,适宜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处理,西山法院按照“法院+工商联”诉调对接机制,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工商联商会调解服务平台无缝对接,将该案分流至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一)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调解团队。为及时有效调解此商事纠纷,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及时与西山法院对接协商,及时组建了由昆明市真元公证处公证员、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特邀调解员、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共同组成的调解团队,及时投入纠纷案件的调查研判工作。
(二)法官专业指导,迅速查找结点。应云南省工商联的邀请,“人民法院驻省工商联诉前调解中心”及时派出专业法官对调解员进行法律指导、调解指引、进展跟踪和推送指导性案例。经过法官精心指导,特邀调解员迅速熟悉了案情,找到了该项纠纷的主要矛盾结点和化解突破点。
(三)注重释法明理,线上高效解纷。在专业法官的指导下,特邀调解员分别通过视频连线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各方面临的压力和后续征信风险,并就诉求问题充分沟通、讨论,表明调解可以最快解决问题、最大限度保障双方利益,为企业节约诉讼成本。经反复沟通并达成和解意向。2021年12月,云南省工商联以“两个中心”为平台,将此商事纠纷案件交给法官和调解员进行线上调解,经向双方详细释明法律关系,认真解答双方提出的问题,按照调解程序正面疏导,双方在线达成了调解协议,成功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诉前。
(四)完善法律程序,结果双方满意。调解结束后,经接受调解双方申请,西山法院及时按照程序作出了司法确认,被告及时将案款支付到原告公司账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双方满意。工商联创新开展“商人纠纷商会解”助力企业高效解纷,让两家企业称赞不已,当事人表示通过“法院+工商联”调处模式联动化解纠纷,既实现了法院与工商联的优势互补,又展现了在线调解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服务意识,为商事纠纷化解提供了便捷途径和新的渠道。
三、经验做法
(一)创新解纷机制,实现线上调解。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工商联商会调解平台实现同步对接和深度融合是基层创新开展调解工作的有力保障。云南省工商联与人民法院通力协作,创新建立了人民法院驻省工商联诉调服务中心、云南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该调解案例是“两个中心”成立以来首次应企业对调解方式需求尝试线上渠道调解,有效开创了云南“法院+工商联”一站式多元解纷新格局。依托“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实现案件分流、调解、指导督办、司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等全流程快捷在线办理,有效推进了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二)调动各方资源,达成优势互补。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下,云南省工商联积极培育一批规范化的商会调解组织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调解员,“两个中心”加快选树和吸纳律师、公证员等专业人员进入特邀调解员名录,由法官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培训,充分发挥各方专业人才作用促进矛盾纠纷快速、高效处理,提高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认可程度。同时,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工商联商会调解平台”等智慧系统,推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有机衔接,连接多元解纷资源,合理配置共享,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跨时空、跨地域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四、典型意义
(一)实现在线调解,为企业节约了诉调成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工商联共同推进民商事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以来,云南省工商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两个中心”积极探索发挥商会调解平台线上解纷优势,会同西山法院打造“调解员现场调解+法官远程在线参与调解”的新型线上联合调解模式,推进在线诉调工作,强化线上司法确认效果。通过制定调解工作流程和对接制度机制,保障调解工作有序开展,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向工商联延伸,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切实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二)开展商会调解,为企业提供了便利渠道。商会调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大指示的具体实践,是工商联及所属商会组织参与协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商会调解,可以充分发挥工商联的组织优势,推动涉企纠纷就近就地调解,构建起更加积极有效的民营企业纠纷快速处理通道,顺应了民营企业纠纷多元化解、快速化解和有效化解的实际需求,同时发挥了中国特色商会组织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三)推进多元解纷,为企业创造了发展环境。此调解案例创设了结合实际的商会调解模式,探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推动了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坚持和发展了新时代商会调解的“枫桥经验”,是云南省工商联设立“两个中心”开展调解工作的新突破,是民商事调解依托工商联商会调解服务平台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有效对接的新实践,是云南推进“法院+工商联”一站式多元解纷的新举措。该纠纷案件的积极有效调解,发挥了司法在商会纠纷化解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
选送单位:中国证监会
线上多方联动协同创新多元解纷模式
——湖南省证券业协会在线调解E公司虚假陈述纠纷案
一、纠纷基本情况
E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公司。2018年6月,E公司收到湖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公司2015年、2016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处以行政处罚。
本次调解的45个案件是45名投资者陆续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E公司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总体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案由相同,都是针对E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民事诉讼;二是时间集中,提起和受理诉讼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21年8月;三是分布广泛,投资者分布在全国各地,45人中3人为E公司所在地投资者,其余42人分布在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广东、云南等15个省份;四是金额不大,大部分投资者的索赔金额不高,其中索赔金额5万以内的有31人,5万-50万的12人,50万以上的2人。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投资者起诉状后,先期一一沟通是否有调解意向,登记有调解意向投资者的诉求,将相关情况提前与证券期货调解组织湖南省证券业协会沟通。2021年11月12日,中国投资者网在线调解平台完成优化升级,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系统全面开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通过该系统将调解案件委派至湖南省证券业协会。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在委派调解前,湖南证监局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就E公司行政处罚中涉及的证券专业事项进行多次沟通,为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提供专业意见建议。湖南证监局安排湖南省证券业协会派员观摩庭审现场,了解庭审调解步骤,参与诉中调解笔录制作。通过深入参与E公司庭审过程,有效夯实案件调解基础准备。
本次45个案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中国投资者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调解平台对接的方式,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派至湖南省证券业协会后,协会当天即回复确认接受,并通知E公司参照先期示范判决提出和解方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交易数据逐一核算投资差额损失并与和解方案核对。通过在线视频、语音等方式组织E公司代理律师与45名投资者及其代理律师分别沟通方案内容,针对投资者及其代理律师对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三日一价”以及损失计算等核心要素的争议,结合此前观摩庭审经验,有礼有力有节加以阐述,消除投资者疑虑,最终纠纷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一是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和解金额进行赔付;二是付款方式由投资者根据个人需要确定,E公司原则上认可;三是双方确认直接根据调解笔录执行,无需另行出具调解书和司法确认。
最终,协会将45份经双方签字认可的调解记录上传至中国投资者网在线调解平台,由投资者网在线调解平台回传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调解结果予以结案。截至2021年12月23日,45名投资者的赔付款均已到账。投资者纷纷表示“第三方公益组织站在我们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想问题,既帮我们节省诉讼费用,又帮我们督促赔付款,真心感谢大家”。
三、经验做法
在本次案件调解过程中,调解组织秉承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依托便捷的在线调解平台高效进行调解服务,15天实现从接收委派到完成调解全过程,41天实现投资者赔偿款项全部到账。45名投资者足不出户,成功达成调解,实现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在缓解法院办案压力的同时,形成了“社会调解在先,法院诉讼在后”的线上证券期货多元纠纷化解新格局。
一是建立“多方联动协同”的体制机制。2016年,湖南证监局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明确建立诉调对接线下接收平台,确立诉调对接委托、委派、纠纷无争议事实记载、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工作机制,落地线下纠纷调解对接。2021年11月,湖南证监局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签署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将线下诉调对接扩展至线上,明确在线委托委派、在线视频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等操作流程,并从诉源治理、案件受理、调解流程、文书制作、理论研究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合作,构建高效便民的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二是坚定“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使命。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起投资者起诉E公司虚假陈述案开始,湖南证监局即密切关注案件审理过程,提供专业意见,指导辖区调解组织旁听法院审理,全面了解示范判例的内在逻辑。
三是坚守“细节决定成败”的工作态度。从和解方案的提出、支付方式的修改到直接使用调解笔录作为执行依据,每个环节都兼顾纠纷双方的利益,反复梳理交流案情焦点,理清调解脉络,释明调解依据,让结果“水到渠成”。
四是坚持“科技提升效率”的赋能方法。充分利用投资者网线上调解平台优势,在线移交案件信息和证据材料,简化案件委派流程,通过视频、电话、电子邮件等线上方式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5名投资者反复沟通,高效便捷达成调解协议。面对45名投资者上千条交易记录,湖南证监局指导调解组织引入自主研发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软件进行测算,测算结果与纠纷双方及法院计算结果完全一致,有力提升了调解效率。
四、典型意义
本案是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国证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总对总”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的有益实践,也是湖南证监局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签署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备忘录后首次通过“中国投资者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调解平台”接受法院系统委派调解案件,充分体现了“总对总”证券期货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服务人民群众、优质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一是切实维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投资者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诉讼带来了高昂的交通成本和律师费用,而“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打破了投资者维权的区域限制,调解组织免费调解降低了维权费用,便利了投资者依法维权。
二是全面体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证券虚假陈述类诉讼往往涉及人员众多,事实认定复杂,损失计算争议较大,审理过程历时较长。从本案例看,第一批投资者提交起诉书,到一审判决下发历时两年时间,到二审终审则历时两年半。“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从受理到调解成功用时15天,41天实现投资者赔偿款到账,缩短了投资者维权的时间成本,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解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有力体现。
三是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调解组织作为中立角色的介入,降低了双方的冲突;调解员运用娴熟的专业知识,有利于促进纠纷双方的沟通调和;调解中对后续环节的考量及调解书的司法确认,有效实现案结事了,有力维护当事人权益。
选送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线“诉调对接+司法确认”发挥1+1>2效应
——浙江省温岭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调解“六神”商标侵权纠纷案
一、纠纷基本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家化”)是中国日化行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企业之一,拥有六神、美加净、佰草集等知名商标,获评全国首批“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企业”。2019年4月,上海家化在浙江省区域内开展“六神”产品维权活动,发现数百家小超市销售假冒“六神”品牌的花露水,随后分批向各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1年8月,温岭市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以下简称在线调解平台),委派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11件“六神”商标侵权纠纷案件开展诉前调解。调解员深入仔细地研究了相关案件材料后,向承办法官了解同类型商标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上海家化的11299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进行数据筛选、统计分析,重点研究16件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案件及158件浙江省内案件的判例。随后,调解员积极联系原告律师协商和解,同时委派辖区基层所干部走访11家涉案小超市,掌握其经营状况及和解意愿。经实地确认,有1家小超市已停业并注销执照,调解员将该情况反馈给原告律师后终止调解此案,并着手对余下10件案件开展调解。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因案件原告及律师均在外市,10家被告又分散位于本市各乡镇(街道)的偏僻乡村,为了节约当事人的路途和时间成本,减轻当事人诉累,调解员采取电话、微信、线上调解室等多种方式,组织多轮调解,最终有8件案件取得和解。其中有6家被告在调解过程中存在种种顾虑,经调解员耐心劝解,双方当事人通过在线调解平台申请司法确认,随后完成6份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流程,充分保障了双方的合法权益,解除后顾之忧。在调解员的积极引导下,8份和解协议书均已自动履行完毕,原告律师通过在线服务平台向温岭市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三、经验做法
一是调解平台多元化。温岭市在全省率先成立“1+6”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即1个市级诉调对接中心和6个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基层巡回调解室,把人民调解、专业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调解机制,扎实开展知识产权案件“诉转调”“诉转裁”工作,着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
二是调解水平专业化。温岭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采用内部排摸、下基层挖掘、自荐、推荐等多种形式,精心选任的调解员不仅从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工作多年,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实践能力,而且具有丰富基层调解工作经验和调解技巧,持有国家社会工作师证书,能熟练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化解矛盾纠纷。
三是调解过程人性化。一方面发挥市场监管系统基层队伍力量相对较强的部门优势,先由辖区基层所干部向涉案当事人直接传达案件情况,适度普法答疑,再由调解员跟进调解,有助于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快速建立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本着耐心细致的态度,多方式、多频次地与双方当事人展开交流,准确把握当事人的心理预期,找准争议焦点,再有的放矢地进行化解和疏导,最终促成双方和谐共赢。
四是调解方案个性化。该系列案件的被告众多,既有经营规模小、法律意识淡薄、违法侵权不自知等共性,又有不同的个性特点。调解员想当事人之所想,急当事人之所急,一边用诚心、耐心释法说理,择选28个同类型的法院判例进行重点分析,并切实发挥“诉调对接+司法确认”工作模式优势,增强信服力,一边以真情、温情化解纠纷,从利他主义立场出发,一对一为不同的当事人量身定做调解方案。例如某位小超市的经营者家庭经济困难,独生儿子智力残疾,调解员秉持人文关怀的原则,与原告律师反复沟通,最终为该案当事人额外减免了1000元赔偿金。
四、典型意义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需求,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呈迅猛攀升态势。2021年,温岭市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268件,同比增长120%。面对如此巨大的知识产权纠纷调处压力,温岭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大力推动“总对总”在线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走深走实,以在线调解平台为支撑,建立数字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为化解矛盾纠纷装上“智慧大脑”。通过线上平台间的数据交换和互联互通,温岭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运用在线“诉调对接+司法确认”无缝衔接机制高效解决案件,实现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衔接与协调联动,有力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最多跑一地”到“一趟不用跑”。行政调解员兼具普通调解员的亲和力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诚信度,既能充分发挥“诉前调解”零收费、高效率、手续少、耗时短的优势,也能方便快捷地办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确保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终结“调解-反悔-诉讼-执行难-上访”现象,使得司法权威得到树立,调解机构更加得到社会认可,群众对立情绪因纠纷得到妥善处理而大幅缓解,真正实现了三赢格局。
选送单位:全国总工会
远程连接解民忧诉调对接出奇效
——江西省瑞金市总工会在线调解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纠纷基本情况
原告杨某和被告邱某均为江西省瑞金市人。2019年上半年,被告邱某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承包了一个项目工程,雇佣原告杨某在该项目工程中从事泥工工作。工程完工后,被告邱某仅向原告杨某支付了部分工资。原告杨某多次电话、微信等催促被告邱某付工资,但被告邱某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2021年11月5日,经原、被告结算,双方确认被告邱某尚欠工资3450元,被告邱某向原告杨某出具了一张欠条,并承诺11月30日前付给原告杨某。到期后,被告邱某仍分文未付。原告杨某遂于2021年12月15日向瑞金市人民法院城郊法庭递交民事起诉状,将被告邱某诉至法院。
瑞金市法院城郊法庭收到该案后,当场电话联系了被告邱某,被告邱某表示其人在外地,受疫情影响,当地实行管控,无法回瑞金,对于拖欠工资一事表示认可,并答应会付钱给原告。鉴于原、被告均同意进行诉前调解,瑞金市法院城郊法庭出具委派调解函,将该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委派给瑞金市总工会“三师一室”调解平台进行调解。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瑞金市总工会“三师一室”调解平台收到该委派调解案件后,迅速组织劳动关系协调师、法律援助律师等“三师”调解人员讨论案情,并联系原、被告。经初步电话沟通了解,本案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本案是否需要劳动仲裁前置?2.原告主张的欠款利息是否可以支持?3.被告在外地如何签署调解协议?针对这三个问题,瑞金市总工会“三师”调解人员咨询了瑞金市法院城郊法庭进行专业咨询。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二条之规定,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不需要劳动仲裁前置,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报酬。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虽然原、被告在欠条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是被告逾期付款的确给原告造成损失,可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3.85%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问题,如被告无法回瑞金处理,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行线上调解、线上签署调解协议。
有了法院的支持指导,瑞金市总工会“三师”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组织了原、被告双方进行线上调解。调解员询问被告关于拖欠工资的问题,被告对拖欠工资一事无异议,承诺12月30号前会付给原告,原告也表示同意该方案,并提出可以放弃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最后,原、被告双方在线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表示同意申请司法确认。
同日,瑞金市总工会“三师一室”调解平台将该案送交给瑞金市人民法院城郊法庭,并将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情况告知法庭工作人员,法院当场出具了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书。至此,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三、经验做法
第一,法院提供法律指导,工会负责具体调解。虽然瑞金市法院通过委派调解将案件委派给瑞金市总工会进行调解处理,但法院并非一派了之、一派了事,而是积极参与,提供法律指导和帮助,将案件的法律关系、涉及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后果等告诉瑞金市总工会调解人员,并耐心细致地解答瑞金市总工会调解人员提出的问题。必要的时候,法院工作人员也会参与现场调解纠纷。瑞金市法院与瑞金市总工会形成并建立了日常沟通协作机制、定期信息通报机制等机制,建了微信联络群,便于沟通联系。
第二,远程线上调解纠纷,高效便捷低成本。瑞金市法院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为瑞金市总工会开通了“三师一室”调解组织账号和工会调解员账号,瑞金市总工会可以通过该账户进行受理登记案件、指派调解员等,工会调解员可以通过该账户进行远程线上视频调解,在明确调解方案后可以自动生成调解协议,再由当事人进行线上签字确认。对于当事人而言,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用手机号码进行登录,经身份证实名验证后即可进行各项操作,不用下载APP等软件,而且不局限于地方,只要有网络即可,真正的简单方便快捷。另外,通过远程线上调解,可以极大地节省当事人维权的成本,减少人力物力,更好地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第三,“诉前调解”+“司法确认”,为调解提质增效。对需要依法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案件,瑞金市总工会既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上指导申请司法确认,也可以根据当事人实际情况,通过线下将案件材料流转给瑞金市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经畅通“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渠道,可以有效衔接工会和法院,极大地促进工会调解的积极性、实效性,当事人对此也表示非常满意。
四、典型意义
本案虽然标的额较小,案情较为简单,但却是非常常见且典型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本案的处理,对于类型化处理其他劳务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等案件具有示范作用,对于如何妥善处理受疫情影响下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无法到场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选送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在线诉调对接高效化解金融消费纠纷
——吉林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线调解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一、纠纷基本情况
汤女士于2014年携带5万元前往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汽开支行(原物流支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2021年欲提取此笔存款时却被告知5万元存款一直按照活期计息,至今仅产生1000多元孳息,汤女士认为由于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柜台工作人员过失造成其遭受经济损失,要求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赔偿其应得利息。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存款凭证表示客户未办理定期存款,损失属客户自身行为所致,为此引发纠纷。
由于纠纷双方多次交流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汤女士于2021年5月25日将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诉至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该纠纷委派至吉林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调委”)进行调解。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该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后,通过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金调委”、朝阳区人民法院三方的有效衔接,考虑到地域限制、疫情防控要求以及调解效率,决定采取“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方式开展在线调解。调解开始前,“金调委”调解员与纠纷双方进行沟通并详细了解整体案件情况以及纠纷争议点。考虑到汤女士年近六旬,家庭生活困难,调解员多方协调沟通,制定解决方案。2021年6月15日,调解员通过“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依托在线方式开展调解,成功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由九台农村商业银行向汤女士支付5000元补偿款,并线上签署调解协议书。达成调解协议后,“金调委”调解员督促双方履行协议内容,妥善、高效化解了该纠纷。
三、经验做法
在人民银行总行消保局的指导下,人民银行长春中支作为“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试点单位之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持续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沟通协调,大胆开拓创新,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在实践中做深做实在线诉调对接工作。
(一)完善制度保证,搭建诉调对接基础。一是印发指导性文件。调解组织成立伊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保监局即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吉林省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管理办法》,并将诉调对接相关内容提前规划到文件当中,为下一步推进相关工作夯实制度基础。二是成立了由人民银行长春中支分管行领导任组长,省法院、吉林银保监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省法院民二庭、立案庭,人民银行长春中支、吉林银保监局金融消保部门负责人任成员的“吉林省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小组”,搭建三部门与调解组织的日常联络机制,组建“金调委”秘书处,共同对“金调委”开展管理及业务指导,完备的调解组织建设体制、机制成为诉调对接试点工作顺利推进的基础。
(二)不断强化多方沟通协调,优化诉调对接流程。一是持续推动诉调对接相关工作落实。“金调委”自2020年11月起,与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次沟通协调建立诉调对接事宜,并于12月末与长春市朝阳区法院签订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合作备忘录,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金融管理部门、“金调委”在预防和化解金融纠纷的积极作用,从源头上减少金融类案件增量。二是建立顺畅的对接沟通机制。主动、及时与法院等部门沟通对接试点工作,有效整合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在在线诉调对接案件委派、司法确认、案件筛查等环节与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次沟通协调,形成矛盾纠纷收集与委派、按类调处、司法确认的全流程机制,为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发挥关键作用。三是加强诉调对接回访。通过对诉调双方回访,不断优化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流程,实现在线诉调对接全流程管控。
(三)深化科技赋能开拓创新,提高诉调对接效率。一是因地制宜找准切入点。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大胆创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目前互联网发展新形势,寻找到更为准确的切入点,更有实效地推进相关工作。二是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金融消费纠纷线上调解服务。发挥互联网数字技术更为便捷、高效的线上调解优势,持续发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的在线调解功能,通过系统调试、模拟调解、流程检测等环节,实践“双平台”数据交换、互联互通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实现了案件委派、委托调解、送达、材料交换等环节的全流程信息化、科技化建设,大大提升了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效率。
(四)建设专业化调解员队伍,提升诉调对接水平。一是打造专业化的调解员队伍。制定并印发《吉林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在省内建立起包括金融机构、人民法院、金融管理部门、律所等部门,涵盖金融、法律等领域的百人调解员队伍。二是定期开展调解员培训。在“金调委”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展了1次线下调解员培训,2次线上培训,有针对性的解决了调解员日常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升了调解员的调解技巧,为全方位推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四、典型意义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实现了调解程序一站化、调解效率高速化、调解过程规范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解纷需求,极大地便利人民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实现了“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在线诉调对接通过在线方式有机结合法院“最后一道防线”与调解“第一道防线”,从而打破区域、部门和层级信息壁垒,将人民法院与金融管理部门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职能协同起来,真正实现包括在线委托、在线调解和在线司法确认的“一站式”诉调对接模式,充分体现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服务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矛盾纠纷解决需求上的优势,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量。
二是构建了高效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平台数据的对接,构建更为高效的在线诉调对接案件流转机制,缩短法院委托调解和调解组织反馈调解结果所需时间,更好实现源头解纷、分流提速,有效提高调解效率,降低调解成本和人民群众诉累。
三是规范了纠纷解决流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通过“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实现线上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诉调对接工作,做到数据对接的统一以及调解的全程留痕。
四是打通金融纠纷解决“最后一公里”。在线诉调对接解决了现场调解的地域限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平台,真正打通金融纠纷解决“最后一公里”。同时也在调解过程中实现对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有效提升其金融素养,为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选送单位:中国银保监会
学生受伤引纠纷依法调解促和谐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线调解校园方责任险纠纷案
一、纠纷基本情况
4月28日,梧州市某学校四年级学生小张(化名)在操场进行体育课跳长绳的过程不慎跌倒受伤,造成脾脏破裂以及脾周积血,随后在医院做了脾脏切除手术。经鉴定,小张因本次意外造成了七级伤残。因学校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校园方责任保险,小张家长多次找学校及承保校园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索要残疾赔偿金等补偿,但双方对赔偿数额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小张家长欲通过到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经法院引导,小张家长及学校与保险公司共同到梧州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保调委)申请对该起纠纷予以调解。
保调委受理该起案件后,先对案件进行分析,并分别与小张家长及学校与保险公司进行询问,发现本案争议焦点有三点,一是在本次意外中,校方开展体育课的场地是否存在隐患;二是校方、学生家长对本次意外不愿明确责任;三是保险公司认为需在明确各方赔偿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方可进行理赔。为提高本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在线调解平台共同参与案件调解。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在正式调解前调解员告知各方当事人将各自证据材料上传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中,以便各方在调解前进行线上交换证据材料。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保调委调解员组织各方调解当事人到调解室进行调解,通过在线诉调对接系统与法院进行实时对接,让法官也参与到本案的调解工作中。
由于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前已知悉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在调解质证阶段各方均表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无异议。随后调解员向大家出示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广西校方责任保险实施细则》以及《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安全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等材料,并分别就本案的争议焦点向各方进行释明,小张的伤害是在进行体育课的过程中因自身不慎跌倒造成的,学校的各方面设施存在一定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2号文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保险公司对于《广西校方责任保险实施细则》的解释不够准确造成各方处理有分歧,细则中仅约定了死亡赔偿金按照学校应承担责任的责任比例,没有对残疾赔偿金约定按责任比例进行理赔,因此保险公司提出的需在明确各方赔偿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方可进行残疾赔偿金理赔的理据不充分。法官亦从今后孩子健康成长、学校维持秩序、家庭、社会和谐等角度入手,劝导各方能够秉承互谅互让的原则和谐解决矛盾纠纷。当事人通过在线诉调对接系统直观感受到法官真挚耐心的释法说明,均表示同意调解员与法官的调解意见。最终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在人民调解平台系统中签订了调解协议,约定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24万元给小张家长,各方当事人当场通过在线方式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三、经验做法
该案能以调解成功结案的基础是在法院对该起纠纷引导各方到保调委调解后,小张家长、校方以及保险公司均同意由保调委开展调解工作。该案能调解成功的关键,是进入调解程序后,调解员能迅速了解案情、明确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在调解前当事人将各自证据材料上传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中,通过司法区块链技术对证据进行固定,便于各方提前进行证据交换,减少了正式调解时的质证时间,也避免了当事人在线下会带有情绪导致无效沟通的情形发生,提高了调解效率。此外,通过在线诉调对接系统邀请法官共同参与调解,各方当事人通过视频对接画面可直观感受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庄严肃穆性,对调解心存敬畏,从而了提高调解的公信力,在调解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运用丰富的调解经验,向当事人解释法律法规,取得当事人的理解信任,并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调解成功后,各方在调解平台上生成的调解笔录与调解协议上在线签名,通过司法区块链技术对笔录与调解协议进行固定,如实记录整个调解过程。同时为确保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法院对调解协议在线进行司法确认,让当事人吃下“定心丸”。
四、典型意义
本案从受理到成功调解,整个过程共耗时一周,且全程不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从开始调解到最终通过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全程均在保调委调解室内通过在线诉调对接系统完成,减少了当事人来回奔波的次数、时间,真正实现了“让网络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零费用”解决纠纷,极大减轻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选送单位: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
调“课辅”价格之争促“双减”政策落地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价格认定中心在线调解校外辅导学费纠纷案
一、纠纷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陕西省勉县某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与部分学生家长因退费问题发生价格争议。部分学生家长认为:学校报名时宣传“报秋季班课时送暑假班课时”,现在秋季班不开课,暑假班只上了7课时,应全额退款。该培训机构认为:赠送课时的前提是有秋季班消费,在“双减”政策下,秋季班无法开课,退费应扣除暑假的7课时费用。屡次沟通无果后,学生家长将该培训机构诉至勉县人民法院。勉县人民法院认为该案情适合进行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将案件委派给勉县价格认定中心进行诉前调解。勉县价格认定中心依法受理后,严格按照《陕西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规定的程序、方法和要求,成立了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小组,及时安排调解人员了解情况,开展调解工作。
二、调解过程和结果
针对争议事实,勉县价格认定中心在对“双减”政策进行认真学习领悟的基础上,于2021年9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利用视频方式进行线上调解。调解会上,调解人员对价格争议调解的程序、协议的效力等进行逐一阐述,建议双方当事人本着客观、诚实、双赢的心态处理问题。
经过详细了解情况,调解人员明确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学生家长认为培训机构每次都是报秋季班免费送暑假班课程,今年已收取秋季班学费但又无法正常开课,属于培训机构违反合同约定,不应收取暑期班费用。学校则认为秋季班不开课是落实“双减”政策的要求,前期宣传的“报秋季班课时送暑假班课时”,是在收秋季班课时费前提下“买一赠一”,现在没有所谓的“买”,也就没有所谓的“赠”,学校退秋季班学费时应把暑假7课时的费用扣除掉。
由于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矛盾一触即发。调解人员灵活运用多种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先是采用线上“面对面”调解法: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向双方当事人解读国家相关政策文件,诠释了国家政策制定的初衷、目的、意义及有关要求,尽可能使价格争议双方当事人理解、接受并遵守国家政策,为下一步达成协议奠定思想基础。为防止争议双方僵持不下,片面强调各自立场,调解员及时“浇水”、“灭火”,采用“背靠背调解法”和“换位思考调解法”,分别联系双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劝说双方当事人站在对方立场换位思考,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努力寻求达成和解协议的最佳契合点。
最终,经过调解人员计算成本和专业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培训机构在退学生秋季学期培训费时,按实际缴纳金额的60%扣除暑假7课时的费用,并赠送每名学生一套“课堂习题”。对没有参与此次调解的其他家长退费也按照本次调解协议进行处理。家长们纷纷表示通过价格部门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他们了解了国家出台政策的背景、意义。同时,价格调解人员权威、专业的成本核算,积极负责的调解态度帮助快速解决纠纷,他们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争议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三、经验做法
本案例采用“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首先采用线上“面对面”调解,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在线交流沟通、查明事实、分清争议的焦点。再采用“背靠背”调解,分别在线征求双方当事人对事件的处理意见,用“矛盾根源分析法”,找准症结,适时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
调解员在开展调解工作时,要依法依规,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追根溯源、把握准矛盾症结所在。调解的本质是协调当事人自行处分民事权利,调解员的作用体现在沟通、协调与价格指导等方面。调解员要强化耐心意识,充分理解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在实践工作中,除尊重当事人的调解权利和调解方案外,调解员还应积极引导当事人分析利弊,适时提出一些符合案情的价格指导意见,供当事人参考,以缩小双方在价格赔偿方面的心理差距,直至达成调解协议。
四、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价格争议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是对“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构建起分层递进、衔接配套的纠纷解决体系,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落实。同时通过司法确认使得纠纷的解决协议具有终局性,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既节约了大量司法资源,也树立了价格争议调解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对当事人而言,在线调解成本低、效率高,有利于化解双方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
随着“双减”政策的进一步落地,类似纠纷可能高发易发,为切实解决矛盾纠纷,需要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维护群众、商家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在产生矛盾时,双方当事人无需进入复杂的诉讼程序就能经济、便捷地解决民商纠纷,将矛盾抓早抓小,化解于无形。各级价格认定机构会持续聚焦新形势下价格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继续主动作为、强化风险预警、做好舆情研判和源头治理,为国家相关政策落地贡献力量,为服务保障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工作指引(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工作指引(一)》的通知
(2021年11月11日 法〔2021〕28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工作指引(一)》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工作指引(一)
为了在民事诉讼中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一般性指引
(一)构成要素和主要表现形式
1.人民法院认定存在虚假诉讼时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
(2)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
(3)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
(4)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5)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2.人民法院在审理下列案件时,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
(1)民间借贷纠纷;
(2)买卖合同纠纷;
(3)劳务合同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4)股权转让纠纷;
(5)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7)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8)追偿权纠纷;
(9)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10)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保险理赔纠纷;
(11)租赁合同纠纷;
(12)继承纠纷;
(13)公司分立(合并)、企业破产纠纷;
(14)以物抵债纠纷;
(15)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案件。
3.当事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离婚案件,特别是被告下落不明、涉及共同财产分割或者涉及共同债务分担的案件;
(2)以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
(3)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
(4)以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为诉讼主体的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5)以同一当事人同时在多起案件中作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不符合常理,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可能;
(2)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诉讼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不符;
(3)在可能影响案外人利益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或者关联企业等共同利益关系;
(4)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和实质性诉辩对抗;
(5)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对其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不符合常理;
(6)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但双方当事人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
(7)当事人自愿以价格明显不对等的财产抵付债务;
(8)其他异常情形。
5.双方串通型虚假诉讼的主要情形:
(1)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捏造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法律关系,进行民事诉讼、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申请法院调解、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或者申请支付令;
(2)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对虚假的案件基本事实作出自认;
(3)夫妻之间利用离婚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利益;
(4)继承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故意隐瞒存在其他继承人的情形;
(5)当事人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
(6)委托代理人、共同诉讼代表人等实际实施诉讼行为的人员与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被代表人等当事人的利益;
(7)演出企业等与艺人恶意串通,利用“阴阳合同”等,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
(8)其他当事人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行为。
6.单方欺骗型虚假诉讼的主要情形:
(1)恶意利用证据,虚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2)起诉时隐瞒存在已针对同一事项的生效裁判或者相关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等事实;
(3)隐瞒债务已经清偿的事实,起诉要求他人履行债务;
(4)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他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恶意主张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
(5)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他人恶意串通,虚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侵害对方利益;
(6)当事人基于捏造的事实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
(7)一方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达成损害其他权利人利益的以物抵债协议;
(8)故意错列被告或者第三人,把与本案无关的当事人拖入诉讼;
(9)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财产权利,或者主张捏造的优先受偿权;
(10)通过伪造证据等方式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
(11)在土地、房屋征收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捏造身份关系提起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诉讼行为;
(12)当事人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13)行为人伪造代理手续或者冒充他人名义,提起诉讼;
(14)故意提供虚假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等证明材料,意图改变诉讼管辖;
(15)其他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单方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
7.执行程序中虚假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
(1)当事人基于捏造的事实获取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支付令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
(2)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
(3)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捏造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等,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4)案外人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申请被执行人破产;
(5)当事人或者他人通过捏造事实等可能导致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的其他行为。
(二)发现途径和防范措施
8.人民法院发现虚假诉讼的主要途径包括:
(1)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2)检察院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
(3)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等的举报、起诉、申诉、申请再审等;
(4)当事人主动承认;
(5)公安机关在相关案件刑事侦查发现后移送的相关线索;
(6)人民法院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大数据检索、关联案件检索等发现。
9.人民法院通过在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热线、移动微法院等平台,告知诚信诉讼义务,释明虚假诉讼法律责任,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行使诉权。
10.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通知当事人本人到庭,要求签署保证书,核实相关案件事实。
当事人本人拒绝出庭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予以处理。
11.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存在疑点的,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交原始证据和其他证据。
12.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同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要求证人签署保证书。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
13.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通知与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14.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调查收集证据。
15.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合理分配当事人举证责任,防止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
16.对于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可能存在虚假调解情形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六十条等规定予以审查。
调解协议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必要时通知第三人到庭。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三)惩治措施及案件处理
17.对于当事人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予以罚款、拘留;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18.对于当事人单方实施虚假诉讼的,以及一方当事人和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他人进行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予以罚款、拘留;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19.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等在执行中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等予以罚款、拘留;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20.人民法院决定对虚假诉讼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综合考虑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诉讼的不同阶段、当事人受到的损失以及对人民法院诉讼秩序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21.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可能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可以依法进行释明,告知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当事人意图恶意制造或者改变管辖,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将案件移送管辖,或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裁定不予受理。
22.人民法院经查明认定属于虚假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同时依法决定采取相应民事强制措施。
23.经审查后,认定当事人基于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支付令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等裁定不予执行;认定当事人以捏造事实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裁定驳回异议。
案外人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等规定采取驳回异议等措施。
24.对于以涉嫌虚假诉讼为由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依照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及时认定虚假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25.对于以涉嫌虚假诉讼为由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尤其起诉主张撤销的生效法律文书是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综合判断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通过询问、调阅案件卷宗等方式进行审查,不能简单以起诉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材料为由不作进一步审查,亦不能对主张涉虚假诉讼的起诉不作适当实质审查即予以受理。
26.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应着重增强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意识和能力,严防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利用该程序拖延和逃避执行,损害原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裁判权威。
27.对于案外人以涉嫌虚假诉讼为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进一步审查生效裁判据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必要时可以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调查核实。
28.对于因涉嫌虚假诉讼造成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但是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及案外人申请再审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29.当事人依据人民法院已经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已经生效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提起新的诉讼,该确认的事实系在之前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当事人自认的,新的诉讼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主张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30.受害人因虚假诉讼导致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受害人就下列损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1)受害人为应对虚假诉讼及索赔而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直接经济损失;
(2)受害人因虚假诉讼所造成预期利润减少等间接经济损失;
(3)虚假诉讼给受害人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
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损失与虚假诉讼的因果关系确定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受害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综合考虑提起虚假诉讼的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受害人遭受损失的严重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实施虚假诉讼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害人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31.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32.公职人员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通报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33.经审查认定诉讼代理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
(1)违规接受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给付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虚假证据而仍然向法院提交,或者指使、威胁、利诱他人向法院提交的;
(3)指使或者帮助委托人或者他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指使、威胁、利诱证人不作证或者作伪证的;
(4)明知违背事实进行虚假陈述,或者虚构法律关系和相应事实进行抗辩的;
(5)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干扰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
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前款行为的,人民法院向司法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建议视情形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执业或者吊销执业证书等处罚。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34.鉴定机构、鉴定人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可以责令退还鉴定费用,从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构备选名单中予以除名,建议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35.公证机构、公证员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对公证机构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等处罚。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36.国家机关或者其他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单位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等,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37.人民法院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公开制度,研究与社会征信平台接轨,增加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成本。
对于参与虚假诉讼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予以信用惩戒。
二、典型案件指引
(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38.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2)出借人起诉所依照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3)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可能;
(4)双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5)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6)双方当事人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7)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等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8)当事人之间属于亲友、特定关系人或者与关联企业存在利益关系,在诉讼中消极抗辩、主动要求调解或者双方无实质性争议;
(9)出借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起诉要求归还借款,借款人对出借人主张的借款事实直接予以认可;
(10)涉诉标的与其他诉讼或者执行案件相关联;
(11)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有伪造、变造、涂改等痕迹;
(12)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情形;
(13)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39.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对借贷关系的合法性、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传唤借贷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接受调查、进行质证,由借贷双方陈述借贷合意的形成、款项往来等情况;
(2)责令当事人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等原始证据或者通知具体经办人、中介人等证人出庭作证;
(3)通知担保物权人、保证人、实际出借人或者用款人等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4)主动审查明显不合常理的疑点,对被告提供线索且符合法定情形的,依职权调查取证;
(5)其他有利于查明事实排除怀疑的措施。
40.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定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
41.对于在审理中确认放贷人实施虚构法律关系、通过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意图借助诉讼手段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等“套路贷”行为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及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对于已按民间借贷纠纷审结的“套路贷”行为,应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审生效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及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二)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42.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关联关系或者具有共同利益;
(2)起诉时间距离买卖合同履行时间久远;
(3)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可能;
(4)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合常理;
(5)当事人明显不具备生产、销售、付款、使用能力;
(6)买卖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正常价格;
(7)大宗货物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交付;
(8)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或者抗拒询问,委托代理人对买卖交易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9)双方当事人对买卖交易事实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10)当事人放弃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或者自愿以明显不合理价格将财产折抵债务;
(11)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43.人民法院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通过审查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履行情况、货物来源、交割凭证、货款流向以及买卖双方的关系、经营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传唤当事人到庭接受调查、进行质证,由买卖双方陈述交易细节及货款往来等情况;
(2)责令当事人提交买卖合同、货物交接单、结算单、发票等原始证据或者通知具体经办人等证人出庭作证;
(3)通知上游供货方、下游经销商、实际用货方等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4)其他有利于查明事实排除怀疑的措施。
44.买卖合同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定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虚假诉讼。
(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45.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存在特殊关系、关联关系或者具有共同利益;
(2)涉案房屋属于拆迁区划范围内的房屋;
(3)出卖人存在其它涉及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和银行抵押权等纠纷;
(4)出卖人存在大量的债务纠纷,且涉案房屋属于其主要财产;
(5)涉案房屋买卖的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正常价格;
(6)房屋买卖合同存在伪造、变造的嫌疑;
(7)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46.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可以通过审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以及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房屋交付使用的情况、产权办理情况、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是否全面;
(2)房屋买卖价款的实际支付情况;
(3)房屋产权证及相关资料、票据的保管情况;
(4)当事人对交易细节的熟悉程度;
(5)如果存在银行贷款,还贷的实际情况;
(6)交易后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
(7)其他有利于查明事实排除怀疑的措施。
4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认定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虚假诉讼:
(1)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虚构房屋买卖关系,意图将本应抵偿给债权人的房屋过户给虚假购房人;
(2)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虚构拆迁区划内房屋买卖关系,意图增加房屋安置面积或者多得安置款获取非法拆迁利益;
(3)虚构房屋买卖关系,意图规避行政管理或者逃避缴纳法定的税费;
(4)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但未过户,为逃避履行原合同,卖方与他人恶意串通虚构签订时间在先的合同提起诉讼;
(5)虚构商品房买卖关系,以支付了大部分房款的消费者身份来对抗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和银行抵押权;
(6)被执行人和案外人串通,虚构买卖事实,由案外人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达到解除对房屋的执行措施、逃避执行目的;
(7)其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虚假诉讼的情形。
(四)“以物抵债”协议纠纷
48.“以物抵债”协议纠纷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存在特殊关系、关联关系或者具有共同利益;
(2)涉案抵债财产的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正常价格;
(3)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或者抗拒询问,委托代理人对“以物抵债”协议签订的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4)抵债人存在大量的债务纠纷,且涉案财产属于其主要财产;
(5)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发生的事实以及“以物抵债”协议签订的事实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6)主要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可能;
(7)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49.人民法院在审查“以物抵债”协议纠纷时,可以通过审查债务形成当时的情况、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款项往来过程,查清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债权债务成立时的市场经济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加以判定,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债务是否已届清偿期;
(2)抵债的财产价值与原债权额度是否相当;
(3)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客观真实;
(4)以物抵债的方式是否存在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等情形。
50.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认定属于“以物抵债”协议纠纷虚假诉讼:
(1)当事人恶意串通,将财产价值作低用以抵偿虚构债务,按照抵债财产价值计税,以达到规避国家法定税收的目的;
(2)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和申请强制执行,将涉案财产过户,以达到规避政府限购政策的目的;
(3)债务人资不抵债或者存在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与某个债权人恶意串通,以其仅有的财产抵偿该债权人的债权,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4)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关系恶意转移财产,利用法院判决、调解书的形式或者仲裁裁决等形式使该非法行为合法化,损害案外人的合法利益;
(5)其它“以物抵债”协议纠纷虚假诉讼的情形。
对于当事人以“让与担保”形式担保债务履行的“以物抵债”协议,不宜简单地以其真实意思并不包括以物抵债而认定其属于虚假诉讼,应依据其真实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五)执行异议案件
51.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案外人、利害关系人、执行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夫妻、亲属、朋友等亲近关系或者关联企业、合伙人、长期经济往来等特殊关系;
(2)申请人主张执行异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3)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嫌疑;
(4)当事人陈述前后矛盾;
(5)一方当事人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
(6)当事人本人应当出庭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7)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52.在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时,认为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听证,并从诉讼主体、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当庭询问;
(2)要求当事人提交原始证据,审查证据来源;
(3)对于可疑的关键证据,加大依法调查取证力度;
(4)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查明事实,慎重认定,查明的事实与自认的事实不符的,依法不予确认;
(5)其他有利于查明事实排除怀疑的措施。
53.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当事人通过单独或者与债务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基本事实,虚构法律关系提起执行异议,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虚假诉讼。
(六)参与分配程序案件
54.参与分配程序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申请参与分配的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夫妻、亲属、朋友等亲近关系或者关联企业、合伙人、长期经济往来等特殊关系;
(2)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或者到庭后表现异常;
(3)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4)多个债权人集中申请参与分配且执行依据均系和解后达成协议或者协议系司法确认案件;
(5)申请人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变造嫌疑;
(6)当事人就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的相关基本事实陈述前后矛盾;
(7)多个债权人集中申请参与分配且执行依据的案由均相同;
(8)一方当事人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
(9)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55.在办理参与分配程序案件时,认为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从诉讼主体、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传唤当事人到庭接受调查、进行质证;
(2)责令当事人提交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原始证据;
(3)对于关键证据,加大依法调查取证力度;
(4)其他有利于查明事实排除怀疑的措施。
5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认定属于参与分配程序中的虚假诉讼:
(1)虚设担保物权后申请参与分配;
(2)虚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或者虚增工程量提高工程价款数额申请参与分配;
(3)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受偿后仍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4)担保人虚构还款事实,向主债务人追偿;
(5)以捏造的欠条、银行流水虚构民间借贷关系;
(6)虚增债务本金,增加参与分配金额,提高分配比例;
(7)伪造工资单,虚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
(8)涉“套路贷”犯罪的案件;
(9)其他捏造事实申请参与分配的情形。
(七)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
57.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夫妻、亲属、朋友等亲近关系或者关联企业、合伙人、长期经济往来等特殊关系;
(2)仲裁裁决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3)作出仲裁裁决的主要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嫌疑;
(4)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
(5)当事人就作出仲裁裁决的相关基本事实陈述前后矛盾;
(6)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58.在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认真审查当事人、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的异议请求及相关证据,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结合当事人关系、案件事实、仲裁过程等多方面情况审查判断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存在虚假仲裁情形,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对可能存在以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虚假仲裁的,进行严格审查。
59.对于当事人基于捏造的事实取得生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申请执行,或者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认定属于仲裁裁决申请执行中的虚假诉讼。
60.案外人认为当事人通过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61.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存在虚假仲裁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
(八)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
62.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点甄别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1)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夫妻、亲属、朋友等亲近关系或者关联企业、合伙人、长期经济往来等特殊关系;
(2)公证债权文书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或者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3)作出公证债权文书的主要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嫌疑;
(4)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
(5)当事人就作出公证债权文书的相关基本事实陈述前后矛盾;
(6)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63.在办理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过程中,或者在审理债务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提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诉讼案件中,认为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从诉讼主体、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1)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
(2)公证证词是否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3)给付内容是否具体明确;
(4)被证明的债权文书是否真实、合法;
(5)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关联关系;
(6)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基础法律关系;
(7)债权债务的实际履行情况。
64.对于当事人之间通过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方式,申请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债权文书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之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申请参与分配来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认定属于申请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中的虚假诉讼。
65.发现存在虚假公证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以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裁定不予执行。
66.利害关系人认为当事人通过办理虚假公证债权文书转移财产或者逃避债务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公证债权文书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或者所依照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或者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变造嫌疑,或者当事人对案件事实陈述不清、多次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三、工作机制
67.在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实施防范虚假诉讼全流程记载提示制度,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将发现的疑点、采取的措施等有关情况记载附卷、及时报告。
68.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重点核实当事人信息,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进行必要标记,以提示审判人员进行重点审查。
69.对于涉嫌虚假诉讼的,承办法官进行关联案件检索,审查相关疑点,并在审理报告中进行记录,提交合议庭评议,合议庭将相关评议情况记入合议笔录。
70.对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独任法官在审理中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71.对于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案件,合议庭评议后,可以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必要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以有效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
72.人民法院利用大数据信息平台进行大数据检索、关联案件检索,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研判诉讼文书,统筹检索类案、关联案、参考案,获取虚假诉讼线索,提高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工作水平。
73.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畅通信息交流渠道,构建信息互通平台,建立线索移送、结果反馈机制,依法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
74.人民法院可以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建立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工作,开展预警研判,加大沟通协调,改进完善措施。
75.人民法院将涉嫌虚假诉讼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时,将可以证明存在虚假诉讼的诉讼事实等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76.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导致原判决、裁定、调解书错误,提出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处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虚假诉讼案件,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及时进行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针对生效裁判、调解提出抗诉的虚假诉讼案件,可以提审或者指定异地人民法院再审。
四、其他
77.各级人民法院加强对虚假诉讼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研究,及时提出对策,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提升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能力。
78.人民法院依托法院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协调主流媒体,采取集中宣传和常态化宣传相结合的形式,强化对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舆论引导,提升全社会防范虚假诉讼的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18年8月8日)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
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1. 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
(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3. 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4. 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
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5. 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6. 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 Mendoza 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7. 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 TransLink Llp)与
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8. 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9. 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 Owning 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10.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
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6起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6起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典型案例
(2017年6月30日)
一、系列案典型案例
1. 内蒙古草原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2. 吉林长白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3. 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活动公益诉讼系列案
4. 湖北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5. 福建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公益诉讼系列案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6.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检察院诉林西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7. 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诉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8. 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南陵县城市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9.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诉福清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
10.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诉莱西市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11.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检察院诉清新区浸潭镇人民政府公益诉讼案
12.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江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13.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诉西山区城管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14. 陕西省凤翔县人民检察院诉宝鸡市环保局凤翔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15. 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检察院诉永登县农林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16.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17.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检察院诉周克召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8.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19.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等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0. 吉林省白城市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1. 山东省高密市国土资源局与土地经营开发管理办公室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2.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3. 贵州省册亨县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4. 云南省昆明市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5. 甘肃省阿克塞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6.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对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系列案典型案例
一、
内蒙古草原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背景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全国四大天然草原中的两个,即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是建设祖国北疆生态屏障的重要保障。内蒙古的草原生态保护在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草原遭到人为因素破坏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其中草原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是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草原生态资源遭受破坏,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监督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立足区情实际,开展了“保护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专项监督活动,突出以草原生态资源保护为重点开展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确定草原生态资源集中的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及其他四个盟市作为试点地区。通过针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各类破坏草原案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强化对草原监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加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试点工作中,共发现未经批准非法开垦草原、违法采矿破坏草原、非法占用草原建设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污染草原等草原生态资源公益诉讼案件线索58件,破坏草原面积61514.3443亩,占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总数的19.21%。检察机关经审查,向草原生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督促履行职责检察建议53件,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出督促履行职责检察建议5件。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回复55件,采纳建议积极履行职责采取措施恢复草原植被,通过诉前程序恢复草原面积27982.19亩,占破坏草原总面积的47.22%。对于经检察机关诉前程序督促后,草原生态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未依法履行职责或纠正违法行为,草原生态资源仍然遭受破坏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7件。截至2017年6月26日,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破坏草原生态资源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作出判决11件,全部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被诉行政机关均接受法院裁判,积极履行法定监管职责。
办案效果:通过开展破坏草原生态资源行政公益诉讼工作,全区目前已经恢复草原面积52663.144亩,依法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73.97亩,取得了积极成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法治价值、政治效果和现实意义得到凸显。一是促进了草原生态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提升。多地党委、政府、人大及相关执法单位主要领导及部分人大代表全程旁听行政公益诉讼案庭审,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执法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二是草原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认同。在2017年自治区“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议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对公益诉讼试点工作高度肯定,499名人大代表按键表决获94.8%的赞成率,创历史新高。苏尼特左旗人民检察院诉苏尼特左旗草原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入选2016年度内蒙古十大法治事件之首。2017年5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内蒙古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时对内蒙古公益诉讼工作保护草原等生态资源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三是促进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中明确,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配合。自治区人民政府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应诉规定》明确,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二、
吉林长白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背景情况: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中国首批生态建设试点省份。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是吉林省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域,1980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世界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世界A级自然保护区,全球28个环境监测点之一。因此,保护长白山生态环境对维护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长白山区域的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分别涉及延边州、白山市、通化市、吉林市,以及长春林区、延边林区、长白山保护和开发区共7个行政区域,行政执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头执法、条块分割、责权不清等问题,导致长白山周边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长白山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形势比较严峻。
监督情况:经吉林省委同意,吉林省检察院组织延边州、白山市、通化市、吉林市及长春林区、延边林区等六个检察机关,与长白山管委会及有关行政部门协作,共同开展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监督专项行动。吉林省联合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副省长隋忠诚和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同志担任“双组长”,省政府有关部门、省检察院和长白山管委会、市州政府各确定1名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成员。截至2017年5月25日,全省检察机关通过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监督专项行动,共发现案件线索284件,发出诉前程序检察建议266件,行政机关接受检察机关建议进行整改199件,提起公益诉讼42件,全部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判决结案32件,人民法院全部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
办案效果:通过专项行动,恢复长白山区域林地42.63万亩,恢复湿地40.1万亩,恢复耕地14.7万亩,清理被污染水域3.5万亩,挽回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总案值700万元,督促关停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企业47家,督促关停和整治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31家,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地方的各类生活垃圾9000吨,占地377亩。督促回收和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21000吨。同时,促进多家企业转变了生产方式。检察机关通过追究污染者责任,倒逼企业走上持续发展之路。比如,图们市检察院对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超标排放烟尘、废水污染环境的行为,向市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促使该厂一次性投入1000余万元,对污水处理和烟尘处理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企业负责人感慨地说:“在当前形势下,企业要想长远发展,环保必须放在第一位,检察机关的介入促使我们痛下决心,弥补了污染物处理方面的漏洞,彻底避免了企业发展中的环保风险,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
三、
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活动公益诉讼系列案
背景情况:陕西秦岭作为我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既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暖温带两大气候带的分界线,是我国的国家中央公园,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秦岭的承受能力受到极大的考验,建设违法建筑、非法采矿、非法挖砂、占据河道、污染河水、侵占农田、毁林开荒等现象日益严重,也导致了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生物资源遭受破坏,一些重要的生物资源和珍稀动物数量急剧下降。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多次对秦岭生态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要求。2017年1月5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及开发和其他各类建设活动进行明确规定。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批示精神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检察院部署开展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专项监督活动。
监督情况:2017年4月10日,陕西省检察院下发《陕西省检察机关开展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专项监督活动实施方案》,西安、宝鸡、汉中等涉秦岭地区按照省检察院方案要求,在本地区部署开展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专项监督活动。目前,专项活动共发现破坏林地非法建设建筑物、构筑物,非法排污、非法采矿和非法堆放垃圾等案件线索件75件,破坏林地面积525亩,乱堆垃圾22415吨。经检察机关审查,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督促履行职责检察建议53件,其中,向林业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9件,向国土部门发出检察建议8件,向乡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6件;行政机关及时回复并整改32件,还有10件未到回复期限。对于经过诉前程序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仍未依法履职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秦岭生态环境依然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1件。
办案效果:通过专项监督活动,督促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履行法定职责,促进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有效解决了部分群众关注的秦岭生态保护问题。截至目前,共督促行政执法部门恢复被损国有林地290亩,拆除违建96处,拆除面积10760平方米,修复被损湿地面积60亩,督促行政执法部门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各类生活垃圾15825吨,使秦岭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专项监督活动还有效促进了生态保护建章立制。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与县人大法工委、政府法制办、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环保局、国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汉中市略阳县检察院与县水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县域秦岭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与区国土局、林业局等行政机关会签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联动工作机制》。
四、
湖北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背景情况: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是三峡工程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境内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有长江、汉江、清江等大江大河纵贯,水资源十分丰富。2014年,湖北省人大制定了被称为“最严水法”的《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为湖北水资源保护设立了“底线”。2017年1月,湖北省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决定》,为全省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作为水资源大省,水资源保护在湖北生态环境保护的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监督情况:在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中,湖北检察机关充分结合湖北省情,突出湖北特点,严格落实省委、省人大的要求,因地制宜,开展了水资源保护专项保护活动。湖北所确定的9个试点地区全部为长江和汉江流域辖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办理无排污许可、超标排污、无环保配套设施、向水体排放毒、油、酸物质等水污染案件,加强对长江、汉江、清江、饮用水源地、各类湖泊的保护。试点以来,共办理水资源领域案件185件,占全部公益诉讼案件的27.1%,其中涉及长江31件,涉及汉江43件,涉及饮用水源水库22件,涉及其他湖泊、河流以及地下水资源的83件,涉及湖泊和河流边的林地6件。针对水资源领域的行政违法或者不作为,共向行政机关发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158件,占检察机关发出全部诉前检察建议数的27.2%。接到检察建议书后,70%以上的行政机关积极整改或者履职。对直接侵害水资源的民事主体,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7件。
办案效果:通过开展水资源专项保护活动,有效促进了水资源行政监管部门依法行政,并保护了水资源,促进了水体污染修复。通过检察机关的努力,全省共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水源地面积8964.1亩,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46.3公里,清理被污染水域面积23607.4亩。一些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历史问题,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得到了有效解决。在办案过程中,深入企业开展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解决污染源头,实现了保护环境、保障经济、服务企业“三赢”效果。通过专项工作,与行政机关形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合力。针对有些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甚至抗拒行政机关处罚,严重侵害了社会正常管理秩序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介入后,很多行政相对人因为检察机关震慑力,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执法。
五、福建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公益诉讼系列案
背景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人防易地建设费是由社会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专项用于人民防空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收、免收和缓收。福建省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这一领域相关行政部门越权审批、违规审批易地建设人防工程以及怠于追缴易地建设费等问题比较突出。福建省检察遂组织开展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专项监督活动,加强对国有财产的保护。
监督情况:福建省检察院于2016年5月下发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专项监督活动。省检察院通过向省人防办通报开展专项监督情况,引起该办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专项自查自纠。在督促行政机关自查自纠基础上,认真审核行政机关提交的自查报告,针对存在疑问之处,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针对违法违规现象,要求行政机关先行整改;针对重点环节和难点问题,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针对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后续追缴是否完成、补救措施是否到位、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跟踪;对于经督促仍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办案效果:截至2017年6月,全省各试点地区通过开展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专项监督活动,共发现公益诉讼线索198条,办理诉前程序案件93件,相关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的65件。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提起行政公益诉讼9件,如建宁县院发现该县人防办在对某房地产开发项目、某汽车城项目等工程项目的监管中,存在越权审批、违规审批易地建设人防工程以及怠于追缴易地建设费等问题,经履行诉前程序后,依法提起3件行政公益诉讼;松溪县院、政和县院、武平县院也陆续向人民法院提起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已判决结案6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移送查办职务犯罪2件3人。督促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1.1亿元,已挽回6388万元。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六、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检察院诉林西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李殿有自1999年起与林西县隆平农场、林西县大井镇多次签订沸石开采合同,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及其他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在大井镇红星村牧场后山非法开采沸石,每年生产沸石大约2000吨,总面积为28亩,矿坑最深处达到7.8米。林西县国土资源局多次向李殿有下达了责令停产、没收非法开采矿产品并处罚金的行政处罚决定,而违法行为人李殿有上交罚款后,并未停止采矿,林西县国土资源局存在怠于履行职责行为。
诉前程序:2016年5月31日,林西县人民检察院向林西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职责。2016年6月16日,林西县国土资源局回函,称已对李殿有的采矿场采取了停电措施,但该局并未对李殿有是否彻底停止采矿监督核实。2016年10月检察机关对林西县国土资源局的履职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时发现,李殿有仍在开采沸石矿,林西县国土资源局未全面履行职责,未对此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有效监管,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为保护国家矿产资源,营造良好的矿山地质和生态环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全面履职,维护国家利益。林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9日依法向林西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林西县国土资源局对李殿有的非法采矿行为未积极履行职责违法,并判令林西县国土资源局继续履行对李殿有非法采矿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2016年12月23日,林西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查清案件事实后当庭宣判,支持林西县人民检察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林西县国土资源局未积极履行职责违法,并判令其对李殿有的非法采矿行为继续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案件意义:本案中由于行政机关的怠于履行职责,导致国家资源受到破坏,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使国家资源被侵害状态得到彻底停止和治理,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审理中突出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的地位,一审判决中明确了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启动二审。
七、
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诉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自2000年以来,在未办理规划立项、用地审批、环境评价等法定手续的情况下,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期间因机构改革曾先后负责阜南县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还有原阜南县建设委员会、原阜南县市容管理局)将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阜南县鹿城镇56.8亩农用地违法指定为生活垃圾填埋场,十六年间累计堆放生活垃圾70余万吨,造成周边环境严重污染。2014年3月18日,因该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流入谷河,造成谷河水质污染,阜南县环境保护局向原阜南县市容管理局下达环境监察通知书,责令行政机关依法整改。原阜南县市容管理局未按照通知要求采取措施,继续违法使用生活垃圾填埋场。
诉前程序:2016年4月20日,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向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该局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环境补救措施。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6年5月9日函复检察机关称已采取相关整改措施。但检察机关核查发现该局仍继续使用该填埋场堆放生活垃圾,也未对填埋场造成的环境污染采取技术性防护治理措施,渗滤液仍通过排涝渠直接流入谷河。经检察机关督促,阜南县环境保护局对填埋场渗滤液及周边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劣V类。2016年5月30日,检察机关邀请环保专家现场勘查,专家意见认为该垃圾填埋场对周边水、大气、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诉讼过程:2016年7月21日,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向阜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6年10月20日,阜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判决,确认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阜南县鹿城镇农用地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18年12月31日前对涉案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修复区域生态环境。
案件意义:检察机关决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停止向涉案垃圾填埋场倾倒垃圾,将每日新增垃圾转运至阜阳市垃圾处理厂统一处置。并对原垃圾填埋场实行关闭封场,对场地全部进行修整和新土覆盖、四周加装防护栏、设置拦网;对附近河沟内垃圾进行清理,构筑拦水坝,减少渗滤液流出污染河道,利用槽罐车将收集的垃圾渗滤液送往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降低了污染及危害。在落实过渡性应急措施的同时,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会同阜南县人民政府,向阜阳市环保局作出《关于阜南县垃圾填埋场整改方案的报告》,制定中长期治理目标和整改时限,承诺在2018年12月31日前将剩余存量垃圾全部转移完毕,作卫生填埋处置,对垃圾填埋场进行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本案的成功办理,既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八、
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南陵县城市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2年起,南陵县城管局在未经规划立项、土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将未建设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的南陵县籍山镇新河与漳河交汇处堤坝西南侧国有土地设置为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受纳辖区内建筑垃圾,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南陵县土地开发利用咨询服务站现场勘测,该建筑垃圾堆放点占地面积为34184m2(约51.27亩),南陵县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检测:涉案建筑垃圾堆放点东南侧水沟废水PH值7.56、化学需氧量(CODcr)320mg/L、氨氮44.3mg/L。2017年3月20日,南陵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说明认为,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水限值,上述监测结果化学需氧量超标7倍,氨氮超标21.15倍。
诉前程序:2016年12月30日,南陵县人民检察院向县城市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但县城市管理局一直未书面回复,也未按照相关要求采取整改措施,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准,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指定由芜湖县人民检察院管辖。
诉讼过程:2017年3月31日,芜湖县人民检察院针对南陵县城市管理局违法履行职责,向芜湖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1.确认南陵县城市管理局将南陵县籍山镇新河与漳河交汇处堤坝西南侧国有土地设置为建筑垃圾堆放点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南陵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停止组织建筑垃圾向该建筑垃圾堆放点倾倒堆放,对堆放点场内存量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芜湖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南陵县城市管理局作为南陵县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依法履行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城市管局在未经规划立项、土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涉案场地设置为建筑垃圾堆放点,受纳管辖区内建筑垃圾,给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遂判决确认南陵县城市管理局将南陵县籍山镇新河与漳河交汇处堤坝西南侧国有土地设置为建筑垃圾堆放点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南陵县城市管理局在六个月内采取无害化处理,修复区域生态环境等补救措施。南陵县城市管理局当庭表示已加快整改步伐,力争在今年十月份之前启用新的垃圾填埋场,同时对旧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封场,对堆放的垃圾进行清运。
案件意义:该案庭审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到芜湖市调研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情况,芜湖市检察院将该案作为观摩案例,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进行现场观摩。庭审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对庭审效果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此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好地展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效果和检察机关的形象,庭审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广。
九、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诉福清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2014年7月23日,经福清市人民政府批准,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交易方式出让2014工业挂-1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4年8月21日,源华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华公司)竞得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2731.887万元。同日,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融地工业挂牌[2014]05号《成交确认书》,要求竞得人源华公司应当在挂牌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应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总额的60%支付预付款,剩余出让金应在30日内交清;未按时支付的,每迟延一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出让人支付违约金,迟延支付时间超过60日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竞得人应按竞得土地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向出让人支付违约金;在挂牌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福清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按期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放弃竞得资格,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截止起诉前,该公司仅缴纳出让金人民币456万元,尚欠2275.887万元未缴纳,且至今未与福清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宗拍卖土地已被源华公司实际使用,并未经审批即已在该地块上搭建了厂房。
诉前程序:2016年4月13日,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向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尽快收回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国家利益。2016年5月23日,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函复称:该局已向源华公司发出《催收土地出让金通知书》,因该公司贷款未获批资金困难,至今尚未缴纳。此后,福清市国土资源局未再采取具体措施催缴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涉案土地也未收回,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6年11月10日,福清市人民检察院以福清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6年12月29日,福清市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对2014工业挂-11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意义:福清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具体负责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和征收土地出让金的行政机关,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土地政策,不依法履行职责,不仅造成土地出让收入流失,也不利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督促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履职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在案件判决后,举一反三,对类似案例进行梳理,依法积极履职,挽回国家损失。
十、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诉莱西市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4年6月27日,青岛广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取得莱西市日庄镇堤上村小沽河河道采砂权后,长期违法大面积超采。经鉴定,该公司堤上砂场共采砂34万余立方米,超采32万余立方米,价值高达1200余万元。对此,莱西市水利局仅于2014年12月10日认定砂场管理人员张某某超范围采砂75立方米,对其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对该公司的其他违法行为却一直未依法履行职责。
诉前程序:2015年10月28日,莱西市人民检察院向莱西市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并对非法采砂行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莱西市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纠正违法行为,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6年8月17日,莱西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莱西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撤销莱西市水利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该局对涉案非法采砂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诉讼过程中,莱西市水利局主动撤销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检察机关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017年4月11日,莱西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1日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莱西市水利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责令其对涉案非法采砂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案件意义:该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后,山东省检察机关首例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案件起诉后,莱西市水利局高度重视,在案件开庭前就已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在法院判决后更是积极作为,向全局通报了法院的判决情况,并针对判决内容研究部署了具体整改意见和措施,确保案件执行到位。此案一方面保护了国家的矿产资源,维护了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较好体现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价值和意义。
十一、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检察院诉清新区浸潭镇人民政府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04年6月起,清新区浸潭镇人民政府在没有规划审批,没有环评及工程竣工验收审批等手续的情况下,在浸潭镇白花塱旺洞口村山谷间建设使用垃圾填埋场,底部未做防渗处理和相关防污染设施,也未按标准流程长时间进行填埋垃圾,已经对周边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
诉前程序:清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23日向浸潭镇政府提出检察建议。浸潭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停止使用白花塱垃圾填埋场并作封场,但并未对之前违法填埋的垃圾进行处理。经清新区人民检察院委托环保专家进行环境评估,认为浸潭镇政府虽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但仍然存在对周边环境的污染风险。
诉讼过程:清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0月9日对浸潭镇政府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浸潭镇政府建设、使用白花塱垃圾填埋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浸潭镇政府依法履行职责,防止白花塱垃圾填埋场对周边环境继续造成污染。2017年1月10日,清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2017年3月20日,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意义:该案的成功办理对清远市行政公益诉讼乃至整个行政检察监督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一是以公益诉讼为推力,破除外部阻力,最终促进整改措施落实。清新区院对该案立案审查后,即受到来自被监督机关及一些政府部门的“软抵制”。将责任推卸给上任领导,因经济负担大不愿意彻底整改。检察机关引导镇政府从抵触到全力配合整改。镇政府最终彻底关停白花塱垃圾填埋场,投入了将近二千万元进行整改。二是持续监督与精准监督相结合,提升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效果。检察机关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随后又根据行政机关未对检察建议书完全履职提起诉讼,案件判决生效后继续赴现场督促镇政府认真执行判决。检察机关通过持续监督与精准监督相结合,修复了受损的公益,推动了政府依法履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十二、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江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1年1月20日,德江县国土资源局将位于德江县青龙镇城南社区面积分别为78134.00平方米(117.2亩)和33333.80平方米(51亩)的两块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过程中,经现场竞价后与钦正公司以28050万元的最高成交价签署《成交确认书》,当中约定:“竞得人若不在约定时间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成交价款的,视为违约,出让人可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但钦正公司之后并未依约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年5月18日,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未经重新组织招拍挂程序,直接按照之前钦正公司的竞买价又与云海公司就以上地块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德江县国土资源局直接将钦正公司之前缴纳的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转为云海公司定金计入所缴出让价款。合同签订后,县国土资源局即将部分土地交受让人开发使用,并将土地拆分违法为受让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受让人在分三次缴纳了5700万元土地出让金后就再未缴纳,拖欠金额高达2亿余元。
诉前程序:2014年4月10日,德江县人民检察院向德江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其依照法律规定和《出让合同》的约定及时收回土地出让金及利息。但该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追收,云海公司仍然拖欠巨额土地出让金。2016年3月,德江县人民检察院再次向德江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书》,令其自行纠正将钦正公司2000万元定金转作云海公司出让价款的行为,重新确定云海公司所欠出让价款数额、利息及违约金并依法追缴,并纠正为云海公司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和发证手续的行为。但县国土局收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一直未依法纠正违法行为,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6年12月9日,德江县检察院于就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依法向思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怠于收取云海公司土地出让金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德江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履行职责。德江县人民检察院就该案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德江县国土资源局高度重视,并在开庭之前采取各种措施向受让人追缴土地出让价款19509.2万元,在该案开庭后又收回1190.82万元。至该案判决时共计收缴2.07亿,受让人所欠合同价款全部追缴入库。2017年6月1日,思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对本案作出判决,支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
案件意义:本案起诉后,行政机关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将受让人所拖欠的土地出让金足额追缴,持续受到损害长达六年之久的巨额国有资产收缴入库,有效地挽回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保护了国有财产的安全。该案办理过程中,德江县人民检察院还针对德江县国土资源局在与云海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将钦正公司所交出让宗地定金2000万元计入云海公司所缴地价款的案件事实,以德江县国土局工作人员签订合同时玩忽职守导致200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向该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移送了犯罪线索。
十三、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诉西山区城管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西山区城管局于2015年9月15日对古莲弃土消纳场项目作出行政许可,批准西山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碧鸡街道办事处西华古莲小组老青山脚设立弃土消纳场,期限为一年。该消纳场经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出具植被恢复方案及设计图,批准占地37.53亩用于消纳、处置西山区建设项目产生的工程弃土,消纳场的日常监管及消纳处置工程弃土后植被恢复的过程监督均由西山区城管局负责。由于西山区城管局怠于履行日常巡查检查职责,致使该消纳场从2015年11月至今在审批范围外倾倒渣土达5000余车,同时大肆剥取面山林地表土混同渣土倾倒在审批范围以外,破坏了地表生态环境,造成新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虽然西山区城管局曾向古莲弃土消纳场发出要求整改函,但到目前为止该弃土消纳场仍未对超审批范围倾倒的渣土作出任何的整改措施,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依旧存在。
诉前程序:2016年11月10日,西山区人民检察院向区城管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西山区城管局履行法定职责。西山区城管局于2016年12月6日回复称,将对古莲弃土消纳场加强日常监管,督促其进行整改,并在下一步工作中严格执法,但该局至今仍未对涉案弃土消纳场在审批范围外倾倒渣土的行为履行法定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7年4月14日,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西山区城管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向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7年4月14日,西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判持西山区人民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意义:该案庭审后,云南省省高院组织了法院系统法官,省检察院组织了检察系统干警,西山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针对该案分组进行了座谈评议会。由于本案违法倾倒与盗采磷矿的事件侵害了滇池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使国有矿产资源、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遭到破坏,危害到了滇池流域生态自然环境。案件的办理,对于教育和宣传广大群众,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履职,推动依法行政,提升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的积极作用。
十四、
陕西省凤翔县人民检察院诉宝鸡市环保局凤翔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自2015年1月1日起,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颗粒物排放每天均超过20mg/m?的地方标准。该企业未规范化处置固体废弃物气化渣,对周围大气造成污染。作为当地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存在怠于履行职责和滥用职权的情况。
诉前程序:2015年12月3日,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向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纠正其怠于履行职责和滥用职权的行为,依法监督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物达标排放;依法监督该公司解决气化渣扬尘污染问题;并催缴该公司拖欠的罚款。但宝鸡市环保局凤翔分局并未依法履行职责。
诉讼过程:2016年5月3日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向凤翔县人民法院起诉了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宝鸡市人民法院按照指定管辖的规定,指定陈仓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2016年5月11日,陈仓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未全面履行对相对人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环境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案件意义:本案是试点以来陕西省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行政公益案件。检察机关向被告凤翔环保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乃至提起公益诉讼之后,市县两级环保部门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研究整改,积极采取措施追缴罚款,督促企业建设除尘设施设备,法院判决时,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除尘设施设备已经达标运行,检察机关起诉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要求其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十五、
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检察院诉永登县农林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1至2015年之间,永登蓝天石英砂有限公司、刘占仁、把玉丰等24人在奖俊埠林区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故意损毁林地、非法采矿,毁坏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范围内林地434.46亩,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经甘肃省价格认证中心鉴定,造成经济损失共计46972306.36元。虽然有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永登县奖俊埠林场及其行政主管单位原永登县林业局并未对被损毁林地进行修复,也未对造成的损失予以追回。
诉前程序:永登县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25日向原永登县林业局发出过检察建议,建议该局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依法挽回损失,但该局未予整改。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永登县院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发现被损毁的林地仍未修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遂于2016年3月25日决定立案审查,于3月29日再次向永登县农林局发出检察建议。但永登县农林局仍未对不履行职责行为进行纠正。
诉讼过程:2016年8月11日,永登县人民检察院根据甘肃省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向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就永登县农林局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7年1月17日,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责令被告永登县农林局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于判决生效后追回损失,恢复奖俊埠林地的受损植被。
案件意义:判决后,永登县农林局积极开展补救性异地恢复。本案是试点以来甘肃省检察机关首例环境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案件的成功办理,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都十分明显。在检察机关内部,此案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益经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明确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重视和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旁听庭审的群众认为,此案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共识,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的信心。
十六、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3年4月27日,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鸿顺公司)因偷排废水、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转等违法行为被环保部门查处。2014年4月5日至6日,鸿顺公司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600吨排入苏北堤河。2015年2月24日至25日,该公司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2000吨直接排入苏北堤河。
诉前程序:2015年8月26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鸿顺公司违法排放废水线索,遂立案进行调查,后于2015年9月25日经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先行批准并层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要求,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应当督促、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我市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三家社会组织发出了督促起诉意见书,但三家社会组织均以不具备开展公益诉讼的能力为由未能提起诉讼。
诉讼过程:2015年12月22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6年4月11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履行职务,鸿顺公司的代理人当庭发表了代理意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支持了公益诉讼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4月21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鸿顺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共计人民币105.82万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鸿顺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000元。案件受理费14320元,由鸿顺公司负担。2016年12月2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鸿顺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意义:公益诉讼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鸿顺公司委托代理人表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公司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的触动很大,在今后的工作中将高度重视环保设施的投入,切实保障环保设施的有效运行,自觉接受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旁听群众认为,此次庭审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热情,增强了社会公众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检察日报、新华日报等20余家媒体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十七、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检察院诉周克召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2年4月,周克召经郧西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在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经营日用百货和散装食品。2014年初至2015年5月,周克召在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的情况下多次以低于郧西县盐业专营价格从周协桥处购进大量规格为350克/袋(批号B20141222A4B)、500克/袋(批号CZ201401020)和100斤/袋(无批号)包装的假冒“云鹤”牌精致碘盐,批发给个体工商户王佑斌、周绍立、兰银德等人销售及用于自己商店零售。2015年5月,郧西县盐务管理局在开展全省盐业市场统一检查行动中,在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王家坪社区部分商店经营户、居民家中发现疑似假冒“云鹤”牌精致碘盐。经湖北省云鹤盐业包装有限公司鉴定,扣押的“云鹤”牌食用盐为假冒“云鹤”注册商标产品。2015年9月10日,郧西县公安局委托十堰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郧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从王佑斌、周绍立、兰银德处扣押的假冒“云鹤”牌精致碘盐产品质量进行检验,经检验所检项目中碘含量为零,氯化钠低于标准要求,均为不合格产品。2016年2月5日,周克召因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郧西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0元。周克召共计购进并销售假冒“云鹤”牌食盐34.07吨,案发后被郧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盐务管理局扣押收回12.447吨,经销售后流入市场未收回的假冒食盐有21.623吨。郧西县是湖北省碘缺乏病分布地区,根据郧西县疾控中心和湖北医药学院专家意见,长期食用缺碘食盐,足以造成人体严重食源性疾病。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11日,十堰市人民检察院向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对周克召销售假冒碘盐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既未书面回复也未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6年12月5日,十堰市人民检察院向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周克召消除危险,收回由其销售的尚未被食用的假冒碘盐并依法处置,消除食品安全隐患;2、判令被告周克召通过公开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2017年3月28日,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当庭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服从判决不上诉。
案件意义: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本案中,流入市场的假冒碘盐未及时收回,数量大,涉及范围广、人口多,存在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回收其已销售的尚未被食用的假冒碘盐并交由盐业部门处置,既能有效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要求被告通过媒介向社会大众公开赔礼道歉,能够对其他社会主体产生警示意义。
(三)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十八、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北京新航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延庆康庄分公司、北京生辉腾跃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无资质开设混凝土搅拌站并进行生产。早在2014年4月21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已经将北京新航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延庆康庄分公司、北京生辉腾跃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列入无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企业资质的搅拌站名单,并曾在2015年对其采取过关停措施。但由于关停措施执行不到位,从2016年3月起,两企业又在未办理任何资质审批与环保验收的情况下暗自恢复生产,严重污染环境。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市住建委作为关闭不符合要求混凝土搅拌站的主责机关,对已被关停的无资质搅拌站重新非法生产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
诉前程序: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14日向市住建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市住建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北京新航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延庆康庄分公司、北京生辉腾跃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依法进行查处,并在日常执法工作中加大对混凝土搅拌站的查处力度,对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通过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切实落实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为首都大气污染治理尽到应有的责任。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2016年12月14日,市住建委回函表示,收到检察建议后,市住建委领导高度重视,并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2016年工作措施》和《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混凝土搅拌站治理整合与绿色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于2016年11月23日向延庆区政府发送《关于关停无行政许可搅拌站的函》,要求对两个站点非法生产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限期关闭,确认为违法建设的,应予以拆除。两家搅拌站已于12月1日停止生产并拆除主要生产设备。
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发出检察建议,就是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从检察建议送达到行政机关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两家无资质搅拌站主要生产设备全部拆除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充分体现了诉前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
此案通过各级电视台和相关网络媒体的跟踪报道,对延庆区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推进起到了助力效果,体现了检察机关在促进首都环境治理和保护中的作用。
十九、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等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2016年10月16日,环境保护部公开通报了对北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的专项督查情况,其中明确指出通州区存在部分工地未按要求实施停工,扬尘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令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通报中涉及通州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该案作为北京市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监督活动扬尘专项监督的线索进行挂牌督办。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发现,在2016年10月14日至10月16日本市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期间,通州区七处施工工地未按规定采取抑尘措施,《通州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执行未落到实处,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28日,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通州区环境保护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区城管执法局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尽快对扬尘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要求区环保局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确保《通州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两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立即行动。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迅速启动针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程序,责令涉案工地限时整改,对施工裸露地面、易产生扬尘的沙土、水泥等物料全部加以苫布覆盖,并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共处以罚款17万元。同时,该局各执法队实行24小时值班制,不断加强巡查和盯守力度,确保扬尘污染问题的发现和查处不留死角。通州区环境保护局通过增设微信、官网、电视、报纸等渠道拓宽下达预警指令的途径,根据黄、橙、红不同预警级别设立逐级严格的检查措施,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该局加快完成对《通州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修订和《通州区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的编制工作,并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了审议通过。根据完善后的应急体系,区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范围从现有的30个部门增加至53个,应急指挥部成员级别提升至区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各相关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针对预警指令传达不到位、应急职责履行不到位、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等情形,将根据责任追究机制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问责。通过上述措施,通州区在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发生的施工扬尘等环境违法行为被有效遏制,相关应急预案的执行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力地配合了北京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维护了首都的蓝天白云。
二十、
吉林省白城市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根据省林业厅移送的航拍资料显示,莫莫格湿地保护区表层土及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大量地区出现沙化现象,存在未及时将非法取土破坏生态环境案交白城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情况。吉林省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共14.4万公顷,分布于镇赉县东部的嫩江泛洪区及洮儿河、二龙涛河流域,是吉林省最大的湿地保留地。
白城市院迅速与镇赉县院成立了专案组,开展全面调查发现,嫩江泛洪区属于莫莫格保护区的缓冲区,表层土土壤呈中性,没有污染,不易产生病虫害,非常适合水田育苗用。非法取土人员在冻土期组织专业车辆铲除地表植物后取土,用大型运输车运至保护区外囤积,直接销售或贩运倒卖到周边地区牟利。根据航拍资料和实地踏查比对,保护区内被破坏的湿地面积达39670公顷,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诉前程序:2015年11月16日,镇赉县人民检察院向镇赉县国土资源局、畜牧业管理局、芦苇湿地管理总站、农机管理总站发出4份检察建议,随后白城市院向镇赉县政府、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取土破坏湿地的行为。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接到检察建议后,镇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镇赉县开展嫩江湿地非法取土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县政府组织召开20多家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参加的现场会,落实集中整治工作任务。通过开展“雪地风暴行动”,集中打击机械推土、铲土行为。县政府针对保护区内通行路口较多及可能存在暴力冲突的情况,组织公安、交通、农机、国土、畜牧、农业、芦苇等部门近百名工作人员,成立8个组,在嫩江流域各个主要路口昼夜设卡拦截;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成立4个执法小组,在湿地内各交通要道设立7个禁土卡点,严禁运土车辆通行,切断了对外销售的途径。同时设立3个机动巡护小组,分白班和夜班轮流巡护蹲守,对重点村屯逐一排查,实现了点、线、面立体结合的保护态势。在镇赉县东部四乡镇一场及周边村屯发放宣传单3万份,设立非法取土专项整治通告牌三座。各监督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共办理案件18起,扣押涉案车辆13台,查处违法行为51人,劝阻取土行为129起,截获湿地土方近8000立方米。截止2016年3月,通过检察机关督促集中整治,莫莫格湿地保护区倒卖湿地表层土的非法行为得到了有效遏止。
二十一、
山东省高密市国土资源局与土地经营开发管理办公室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高密市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05年8月17日,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以2249万元人民币报价竞得编号为2005-2-4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日,城投公司与高密市国土资源局、土地经营开发管理办公室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城投公司应在2005年10月17日之前付清全部款项,如不能按时支付,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0.5‰缴纳滞纳金。经查,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截至2015年7月23日,城投公司仍拖欠国有土地出让金1699万元。
诉前程序:2015年8月10日,高密市检察院分别向高密市国土资源局和土地经营开发管理办公室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采取有效措施向城投公司追缴剩余1699万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及相应滞纳金,若城投公司在30日内仍未按规定交纳,建议其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高密市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高密市国土资源局和土地经营开发管理办公室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组成联合工作组,积极采取送达催缴通知书等有效措施,向城投公司追缴剩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及滞纳金。两部门分别于2015年10月15日、10月19日将出让金催缴情况回复高密市检察院。通过检察监督,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催缴,城投公司已将拖欠的1699万元国有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全部缴清,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二十二、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1999年11月26日,原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办公室与苏州市康苏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苏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位于南沙开发区深湾水库北侧面积为65993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该公司用于建设南沙永久墓园,土地出让金总额为人民币4170.7576万元。后由于该公司被依法注销,其股东决议成立清算组,清算组与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德堂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将本宗用地转让给玉德堂公司,由其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的权力和义务。经核查档案资料,康苏公司缴交给原南沙管委会国土办和国土处土地出让金915万元,至今该项目仍欠缴土地出让金3255.7576万元、滞纳金3255.7576万元,故玉德堂公司拖欠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共计6511.5152万元。此外,玉德堂公司还存在超出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四至范围修建墓地经营销售的问题。
诉前程序:2016年9月5日,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向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玉德堂公司拖欠土地出让金事宜进行清查,采取有效措施挽回国有土地资产的损失,维护国家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采纳了检察建议,并分别进行了回复。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督导下,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采取了一系列履职措施。2016年11月4日,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就玉德堂公司违规用地问题发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罚款缴款通知书》,责令玉德堂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22229.21平方米土地,没收其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21641.52平方米土地上的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对非法占地行为处以229002.30元罚款。2016年11月17日,玉德堂公司开始对不符合土规的建筑物进行拆除,229002.30元罚款也已经缴清。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上的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移交属地南沙街道办事处进行管理。对玉德堂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和滞纳金问题,也拟定解决方案并报南沙管委会和区政府审议。
该案是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要求办理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涉案标的额大,是广州地区第一个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诉前程序案件。该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引起了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督促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单位及时进行了纠正和履职,较为全面的实现了检察建议的内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十三、
贵州省册亨县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4年10月,贵州省环保厅在对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矿未按要求建设干排渣相关设施,浮选尾渣使用的原尾矿库未严格按照二类场进行整改,遂对该矿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决定书,省环保厅、公安厅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的环境违法案件。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月11日,册亨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先后两次到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华金金矿的矿区内进行查看时发现,该矿区开采面以上山岩岩石裸露,被开采的矿点已经被挖的坑坑洼洼,冶炼废渣在开采的地面上随处可见。经调查了解,该公司被省环保厅责令整改后一直停产至今,但矿区内大面积被毁损的土地并未得到及时恢复。2014年编制的《册亨县丫他华金金矿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中华金矿业被对所破坏的土地进行复垦,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治理的要求亦未得到落实,造成土地毁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诉前程序:2017年1月16日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向册亨县国土资源局发出督促履行职责的检察建议,要求县国土局督促华金金矿对所涉矿山进行恢复治理。在发出检察建议后,检察机关将该案作为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重点督查案件,加强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的监督,定期到矿区对整改情况进行核实。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册亨县国土资源局高度重视,积极落实对华金金矿的复垦工作,成立专门的矿山恢复治理工作小组负责华金金矿矿山恢复治理工作的日常监督,督促华金金矿聘请有资质的公司编制治理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具体要求对被毁损的矿山进行了全面修复。2017年3月23日,册亨县国土资源局邀请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贵州省地质矿产开发局114地质大队及贵州省地矿局109地质大队的工程师组成专家组对册亨县华金金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项目进行了合格验收。此次矿山恢复治理工程册亨县华金金矿共投入资金900余万元,完成坡面清理6000立方、采坑回填15000立方、台阶开挖5000立方、排水沟410立方,种植桉树、松等树种30000余株,攀援植物20000余株,草种3000公斤、客土运输50000立方,达到了矿山恢复治理的目的。同时为夯实、巩固矿山恢复治理效果,册亨县检察院再次与县国土资源局的主要领导进行沟通,建议县国土局继续抓好对华金金矿业主此次矿山恢复治理的后续监督,防止栽种的植物在正常的生长周期内因管护不力而死亡。
二十四、
云南省昆明市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2008年7月开始,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农公司)550亩标准化生猪养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即擅自投入使用,从事生猪养殖。该项目部分废水防治设施停运、部分养殖户将生产、生活污水管偷排进雨水管或初期雨水塘、违法将中水(沼液)用于绿化和农灌、“三防”设施不完善。经媒体报道后,2016年5月昆明市环保局对三农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6月进行行政罚款处罚,同月底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对上述环境问题向昆明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下达督办通知。但三农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直未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上述违法行为仍然持续,对周边的七里湾大龙潭水源地等地下水和地表水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污染隐患未彻底消除。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向昆明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督促三农落实三项环评对策措施,切实保证大树营村第三村民小组饮用水安全,尽快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昆明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空港管委会)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及时安排布置相关部门逐一整改,通过综合整治以及对三农公司养殖生产进一步规范,小哨片区的环境安全隐患初步得到控制,环境质量得到较大改善。另外,空港管委会采取车辆送水和新建饮用水管的方式,确保了当地村民饮用水安全,为从根本上彻底消除突出环境问题及安全隐患,同时保持昆明猪肉消费市场的稳定,空港管委会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有计划地减少三农公司的生猪存栏数,另一方面启动该片区整体拆迁改造工作。截止2017年5月2日,三农公司生猪存栏数由原来80000余头逐步削减至4000余头,为彻底关闭养殖项目奠定基础。当前,已经成立滇中临空产业园(小哨哨峰山片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筹措资金2.5亿元,与182户加盟养殖户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占98.94%,农户已交验房屋161户,拆除142户。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诉前程序既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也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本案是自2015年7月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来昆明市办理的影响较大的环境类诉前监督案件,对办理诉前程序监督案件起到了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高度重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工作,力争提出检察建议“准”和“快”,且在发出检察建议后,办案力度持续不减,继续跟进掌握行政职责履行情况,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保护取得实际效果。通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行职责,消除了污染隐患,取得了良好办案效果。
二十五、
甘肃省阿克塞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阿克塞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阿克塞宏大石棉销售有限公司“3.7”爆炸案件过程中,发现该县红柳沟石棉矿区污染事件涉及环保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矿区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该县环保部门对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17家石棉开采企业,虽多次要求限期补办环评手续并通知整改,但对逾期未补办环评手续并予整改的企业,未进一步采取有效行政监管措施,导致污染问题未予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前程序:2015年12月5日,阿克塞县人民检察院经多次到矿山调查取证后,针对该问题向县环境保护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对阿克塞县红柳沟矿区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石棉开采企业予以关停,并进一步履行监管职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阿克塞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12月17日通知各石棉矿采选企业停产整改。2016年1月30日,阿克塞县政府经研究决定,对石棉矿区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企业依法予以关停,并要求:被关停的企业从即日起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工商部门从即日起吊销被关停企业的营业执照;供电部门停止对被关停企业供电;被关停企业要恢复生产,必须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以后方可生产;环保、生产、发改、工信和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被关停企业的落实情况;对阻扰、抗阻关停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严肃处理。对产生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
二十六、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对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1年11月至2013年5月,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故意逃避环保监管,多次将在生产农药过程中产生的化工危险废物交由并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张秀娣等人非法处置,从扬州辗转运到昆山,倾倒至昆山市淀山湖镇垃圾填埋场西北角。其中2013年3月至5月,共倾倒铁桶装的化工残渣100余吨,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
支持起诉情况:检察机关先后深入上海市、扬州市、南通市、山东省、建湖县等地补充调查,深入企业调取鉴定样本。通过鉴定比对,以农药产品残渣的特征性因子为依据,锁定污染源头企业即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与中华环保联合会达成《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2016年4月27日,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其作为原告,对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张秀娣等污染环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判情况:2016年5月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受理立案。该案历经三次庭前协调会、十余次谈判、专家论证等环节,综合评定损害范围与责任,确保修复方案的科学性。由于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对扬州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以恢复性司法和预防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兼顾环境修复目的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11月17日,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案件双方达成《监管意见书》,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淀山湖镇垃圾填埋场污染事件的全部修复责任,一次性预付环境修复费用、应急处置费、生态环境补偿金等(合计52558733.7元),直至由案件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1月21日,五千余万元相关修复费用全部到账。昆山市淀山湖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环境修复工程,昆山市环境保护局选聘专业检测机构同步实施验收,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派专家全程参与环境修复和验收工作,检察机关持续跟进污染场地环境修复监督,严格确保达到生态环境修复的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公告
为全面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来访群众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等待接访过程中流动聚集,防止疫情传播,保障来访群众身体健康,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和北京市有关防控安排,即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群众来访接待场所暂时关闭,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接待场所恢复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
人民群众如有诉求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可通过以下途径:
1.邮寄。请将申诉书、身份证明、证据材料以及所有法律文书等材料邮寄至: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东街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邮政编码:100040。
2.登录网络。请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www.12309.gov.cn),根据系统提示完成注册和反映诉求操作,并将申诉书、身份证明、证据材料及法律文书等压缩后作为附件上传。也可在手机上下载“检察12309”APP或关注“12309中国检察网”微信公众号完成以上操作。
3.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2月3日起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可提供法律咨询、案件进展查询等检察服务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将严格按照“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的要求,及时认真回复答复每一件群众诉求,一如既往地努力提供优质的检察服务,尽最大可能降低疫情对工作带来的影响。因采取必要防控措施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6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3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11号)
为依法公正及时审理国际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便捷的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相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
第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下列案件:
(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二)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
(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四)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或者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
(五)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际商事案件。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事案件,可以认定为本规定所称的国际商事案件:
(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第四条 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具有丰富审判工作经验,熟悉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实务,能够同时熟练运用中文和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的资深法官中选任。
第五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由三名或者三名以上法官组成合议庭。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意见可以在裁判文书中载明。
第六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保全裁定,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争议适用的实体法律。
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选择适用法律的,应当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第八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应当适用域外法律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查明:
(一)由当事人提供;
(二)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
(三)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
(四)由国际商事专家委员提供;
(五)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
(六)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
(七)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
(八)其他合理途径。
通过上述途径提供的域外法律资料以及专家意见,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庭上出示,并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九条 当事人向国际商事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均应当在法庭上质证。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系英文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不提交中文翻译件。
第十条 国际商事法庭调查收集证据以及组织质证,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及其他信息网络方式。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并选定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商事法庭支持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第十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在受理案件后七日内,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
第十三条 经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第十四条 当事人协议选择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的,可以在申请仲裁前或者仲裁程序开始后,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财产或者行为保全。
当事人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撤销或者执行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国际商事法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受理前款规定的申请再审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均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十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执行。
第十八条 国际商事法庭通过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其他诉讼服务平台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便利,并支持通过网络方式立案、缴费、阅卷、证据交换、送达、开庭等。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第四条 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第五条 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违法记录”。
第六条 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同一原告或者不同原告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七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区域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第八条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交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章程、起诉前连续五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书或者年检报告书,以及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无违法记录的声明。
第九条 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修复生态环境等诉讼请求。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并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为由申请参加诉讼的,告知其另行起诉。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十三条 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告应当持有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而拒不提供,如果原告主张相关事实不利于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第十四条 对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应当调查收集。
对于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且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专门性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
第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十六条 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不予确认。
第十七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原告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请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请求被告承担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第二十一条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以下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一)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二)清除污染以及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原告所需承担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费用,可以酌情从上述款项中支付。
第二十五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应当公开。
第二十六条 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七条 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本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二十八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另行起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前案原告的起诉被裁定驳回的;
(二)前案原告申请撤诉被裁定准许的,但本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九条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 已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原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所作的认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举证证明。
第三十一条 被告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其他民事诉讼中均承担责任,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义务的,应当先履行其他民事诉讼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应当移送执行。
第三十三条 原告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依法申请缓交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败诉或者部分败诉的原告申请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视原告的经济状况和案件的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第三十四条 社会组织有通过诉讼违法收受财物等牟取经济利益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收缴其非法所得、予以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社会组织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发送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本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944号(政治法律类40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944号(政治法律类40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您所言,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符合我国法律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律师费用承担模式主要有当事人自己承担律师费用模式、律师费用转付模式。作为诉讼制度组成部分的诉讼费用制度,对其中的律师费用承担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在改革中兼顾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可以在保证公平与正义的条件下通过制度设计将司法成本降到最低。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一是可以使经济贫困的人们不再为律师费用的困扰而放弃权利,提高当事人诉讼能力,对侵害方、违约方起到警示、惩罚作用;二是能减少滥用诉权的现象发生,督促当事人在对待诉讼的态度更谨慎,促使当事人根据对诉讼的可预测性而采取理性的诉讼策略;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当事人和解,缓解对司法资源的占用,形成良性的诉讼环境,保障当事人享受基本的法律服务,平等地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我国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目前,我国律师费用由谁承担,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实践中我国普遍采用的是当事人自己承担的模式。而在近几年中,我国也在开展律师费用转付探索,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在部分领域把律师费视作胜诉方因这项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合理开支而列入诉讼请求的追偿范围,主要体现在: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07]1号)第13条规定:“当事人为诉讼支出的符合规定的律师费,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综合考虑必要性,全部诉讼请求的支持程度,请求赔偿额和实际判赔偿的比例等因素及合理确定,并计入赔偿范围。"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5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开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著作权法》第48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负担的合理支出,包括权利人或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6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7条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负担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六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七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第38条规定:“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的,免交案件受理费。当事人接受法院委托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解协议、故意拖延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从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来看,我国虽然在部分领域把律师费列入诉讼请求的追偿范围的做法,但是,与香港律师费用转付模式不尽相同。律师费用的转付模式在我国还没有被提到一般性的制度建构层面上来。
三、积极研究探索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改革
律师费用转付模式包括双向转付和单向转付两种模式。单向转付模式中,当被告败诉时,被告要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而当原告败诉时,则不需承担被告的律师费用。在双向转付模式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败诉,均须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用。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费的转付一般局限于当事人约定或者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中,如著作权、商标权等具有专业性强、聘请律师需求强烈的案件。在地方法院实践探索中,深圳前海法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强化法院对诚信理性诉讼的引导,制定了《关于正确裁判律师费用推进诚信理性诉讼的若干规定》,对不诚信诉讼行为及惩罚措施进行细化,允许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裁量律师费用全部或部分由败诉方承担,将律师费用作为控制诉讼进程和惩罚不当诉讼行为的手段,为法官正确裁判律师费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工作指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诉讼费制度改革,研究律师费用承担转付模式,研究适用律师费用转付模式的前提条件,对“身份诉讼"案件等不适用律师费用转付的案件进行科学界定;采用双向转付模式时的原则;合理评估律师费用转付的数额等一系列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2〕36号)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坚持突出做好稳就业工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础。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就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服务保障稳就业大局,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支持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1.推动落实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减轻用人单位用工负担。依法受理因就业优惠政策实施引发的行政案件,坚决依法支持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享受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缓缴社会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等优惠政策,切实减轻用人单位在用工、社保等方面的经营压力和负担,帮助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妥善审理用人单位因拖欠社会保险费等被责令补缴的行政案件,依法依规考虑企业复工复产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延展补缴期限等方式协调解决,平衡好为用人单位减负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法妥善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参保单位享受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劳动者主张缓缴期间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慎处理。
2.推动落实阶段性减免房产租金等助企纾困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就业规模。依法妥善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案件,推动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等政策,引导出租人减免或者缓收租金,依法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负担,稳住中小微企业就业规模。承租国有企业房屋或者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符合政策条件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请求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减免一定期限内租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承租人请求减免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政策、条件进行和解;和解不成的,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有关规定处理。
3.推动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增强服务行业就业吸纳能力。依法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充分考虑延期还本付息、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等金融支持政策,对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支持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解除合同等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服务行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因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复工复产暂时困难、无力还款,主张延期还款、分期还款、减免逾期利息、降低利率的,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纠纷;协商解决不成,借款人的主张依据充分或者符合政策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4.依法支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有效司法服务,妥善处理涉“三农”领域传统纠纷以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健康养老等农村新业态纠纷,妥善处理涉农担保融资纠纷案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提升富农产业、本地特色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有效司法服务,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依法平等保护其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权益,推动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具有落户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便捷落户。推动形成平等竞争、规范有序、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完善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快立快审快执通道,依法适用先予执行,推动完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依法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5.依法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妥善审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依法纠正用人单位因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不予招录、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破除各种不合理限制,推动高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创业。依法打击“黑职介”、虚假招聘、售卖简历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审理涉就业见习纠纷案件,妥善认定涉就业见习用工法律关系,维护高校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对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离校的应届毕业生,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要引导用人单位推迟签约时间,相应延长报到接收、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高校毕业生在试用期内因受疫情影响不能返岗的,可以引导用人单位采取灵活的试用考察方式考核其是否符合录用条件;无法采取灵活考察方式实现试用期考核目的的,无法实施考察实现试用期考核目的期间可以协商不计算在原约定试用期内,用人单位通过顺延试用期变相突破法定试用期上限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科学设置司法辅助岗位,深化落实基层法官助理规范便捷招录机制,畅通政法专业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人民法院就业渠道。
二、依法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推动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
6.准确把握新就业形态民事纠纷案件审判工作要求。推进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有关制度和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合理认定平台企业责任,支持网约配送、移动出行、网络直播等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依法支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支持用人单位依法依规灵活用工,引导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建立制度化、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适时制定司法政策,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标准,发挥个案裁判和司法政策引领作用,推动形成新就业形态用工综合治理机制。
7.依法合理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与平台企业或者用工合作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审慎予以认定。平台企业或者用工合作单位要求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请求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应认定。
8.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可以结合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有关规定,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依法保护劳动者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因不可抗力、见义勇为、紧急救助以及工作量或者劳动强度明显不合理等非主观因素,超时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受到消费者差评,主张不能因此扣减应得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推动完善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遭受损害的责任分担机制。依法认定与用工管理相关的算法规则效力,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基本合法权益;与用工管理相关的算法规则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未考虑遵守交通规则等客观因素或者其他违背公序良俗情形,劳动者主张该算法规则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请求赔偿因该算法规则不合理造成的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9.推动健全新业态用工综合治理机制。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险纠纷案件,支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办法,推动企业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社会保险。依法妥善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促进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妥善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依法合理认定各方责任,推动平台企业制定注重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秩序的算法规则和规章制度,强化外卖快递从业人员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秩序意识。配合有关部门推动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者企业代表与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开展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者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畅通裁审衔接程序,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支持各类调解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等依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
三、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依法保护双方权益
10.注重依法保护原则。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助企纾困、促稳定促发展、复工复产等政策要求,正确理解和参照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准确把握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政策,妥善处理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积极引导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确保用人单位有序复工复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用人单位稳定有序发展相结合,努力寻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最佳利益平衡点和结合点,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就业稳定,为用人单位生存发展、有序运转创造条件。
11.妥善审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困难,按照法定程序经与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或者经与工会、职工代表等民主协商,对在合理期限内延迟支付工资、轮岗轮休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除依法按协商程序降低劳动报酬外,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通过居家办公或者灵活办公等方式提供正常劳动,劳动者请求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其工资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依法妥善审理相关案件,积极引导和支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协商,采取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稳定工作岗位。
12.推动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准确适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推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有序衔接,逐步统一裁审受理范围和法律适用标准;加强与人社部门、工会、行业协会联动协作,促使劳动者与企业和解协商、共克时艰,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于群体性、突发性、敏感性、涉重大利益等劳动争议,应当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推动诉源治理,及时做好风险预警,“调、裁、审”协作发力,充分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合法权益。
四、准确适用程序法律规定,依法保障诉讼权利行使
13.准确适用期限顺延规定。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应当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条件的,依法在线开展诉讼活动。当事人受疫情影响耽误起诉期限的,对耽误的时间依法予以扣除。劳动争议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主张仲裁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14.切实提高诉讼服务水平。对于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涉及的复工复产纠纷案件,应当高度重视其立案、审理、执行工作,依法高效妥善处理。对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免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及时作出相应决定;确实需要其他司法救助的,依法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对于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依法审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依法及时纠正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保全担保方式,减轻企业负担,助力复工复产。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加强线上诉讼服务和互联网审判,持续推动案件繁简分流、简案快审,使合法权益尽快得以实现,各种争议得到依法快速解决,切实降低诉讼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20〕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文化和旅游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依法妥善化解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切实保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的基本要求
1.增强大局意识。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推动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持续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意义。新冠肺炎疫情给旅游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导致旅游合同纠纷数量激增。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妥善处理旅游合同纠纷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意识,发挥好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化解纠纷的职能作用,协同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为促进旅游业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服务和保障。
2.妥善化解纠纷。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当始终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全面、公平认定疫情在具体案件中对旅游经营者、旅游者造成的影响,在明确法律关系性质和合同双方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兼顾旅游者权益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积极、正面引导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协商和解、互谅互让、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妥善化解纠纷,争取让绝大多数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
二、建立健全多元化解和联动机制
3.建立旅游合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用,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强化诉源治理、综合治理,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对接顺畅的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文化和旅游部门、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作用,及时组织调解。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律师积极参与旅游合同纠纷调解,充分发挥律师调解专业优势。当事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委派或者委托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对调解不成的简易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速裁快审,努力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及时定分止争。
4.畅通矛盾纠纷化解的协作对接渠道。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兼顾法、理、情的基础上主动服务、创新服务。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共享信息,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对投诉、调解中反映出的新问题应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人民法院与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共同研判纠纷化解思路,确保纠纷处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
5.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作用。文化和旅游部门指导旅游经营者通过网络、电话、面谈等多种沟通方式加速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的处理,简化流程、缩短时间;指导旅游经营者对员工进行培训,有效提升处理投诉人员业务水平,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做好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的投诉处理工作,引导投诉人与被投诉人达成和解。人民调解组织可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并安排业务精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接到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或者接到当事人调解申请后,积极组织具有相应专业特长的律师调解员进行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能够即时履行的即时履行,不能即时履行的明确履行时间,并引导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司法确认等方式为非诉纠纷解决提供支持。
6.提供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人民法院开辟旅游合同纠纷诉讼绿色通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充分发挥“旅游巡回法庭”在基层一线的作用,及时调处旅游合同纠纷。充分运用在线诉讼平台,开展线上调解、线上审判活动,切实将“智慧法院”用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小额速裁程序优势,通过快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实现涉疫情旅游合同案件的快立、快审、快结。
三、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
7.严格执行法律政策。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旅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政策,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的解除、费用负担等纠纷。
8.积极引导变更旅游合同。结合纠纷产生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旅游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积极引导当事人在合理范围内调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延期履行合同、替换为其他旅游产品,或者将旅游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等合同变更和转让行为,助力旅游企业复工复产。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均同意变更旅游合同的,除双方对旅游费用分担协商一致的以外,因合同变更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给旅游者。
9.慎重解除旅游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应尽可能协商变更旅游合同。旅游经营者、旅游者未就旅游合同变更达成一致且请求解除旅游合同的,请求解除旅游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其履行合同造成的障碍,并已在合同约定的或合理的期间内通知合同相对人。旅游合同对解除条件另有约定的遵循合同约定。
10.妥善处理合同解除后的费用退还。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旅游合同解除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应就旅游费用的退还进行协商。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旅游经营者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应协调地接社和履行辅助人退费,并提供其已支付相关费用且不能退回的证据,尽力减少旅游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受到的损失。旅游经营者主张旅游者承担其他经营成本或者经营利润的,不予支持。旅游经营者应及时安排退费,因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及时退费的,应当及时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并出具退款期限书面承诺。
11.妥善处理安全措施和安置费用的负担。因疫情影响旅游者人身安全,旅游经营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用,由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分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造成旅游者滞留的,旅游经营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合理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增加的返程费用由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分担。
12.妥善认定减损和通知义务。旅游经营者、履行辅助人与旅游者均应当采取措施减轻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对合同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为防止扩大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可依公平原则予以分担。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应将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对方的损失。旅游经营者或旅游者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减损和通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四、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工作
13.主动宣传法律、政策和典型案例。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当加大对涉疫情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的解释和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及各类新媒体解答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热点问题,增强民众依法处理纠纷的自觉性,倡导旅游者理性维权。不断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案例,提升涉疫情旅游合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14.共同维护社会稳定。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牵涉面广、群体效应强,文化和旅游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密切关注各类媒体报道及投诉过程中的特殊情况,预防发生负面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努力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文化和旅游部
2020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时间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时间问题的答复
((2019)最高法行他48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时间问题的请示》(京高法〔2019〕137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当事人在行政决定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即可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行政机关既可以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届满后实施催告,也可以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届满之前实施催告。
此复
行政审判庭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3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35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民营企业游戏版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反映出当前网络游戏版权保护中的难点问题,具有针对性,对人民法院的案件审判工作具有启发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以下工作举措。
一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增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获得感和安全感。201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周强院长强调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依法处理好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与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关系,依法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促进智力成果的创作和传播。近期,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加大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
二是加强对涉民营企业游戏版权案件的调研。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腾讯、盛趣、搜狐、虎牙、斗鱼等网络游戏民营企业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四级法院的法官,共同就网络游戏中的版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了解游戏企业司法保护的最新需求和实际困难,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相关企业的意见,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三是加强对涉游戏版权案件的监督指导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出台《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就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具体的指导要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指导性案例制度,相关案例对于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效力。自2008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开展知识产权年度十大案例和50件典型案例评选工作,以案释法,统一裁判标准。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审判监督指导工作力度,着力提升版权司法保护工作水平,切实发挥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有效推动我国游戏产业的健康游戏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批)》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进一步加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现将上海Z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等5件案例作为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21日
案例一
上海Z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关键词】
数据合规 监督评估有效性 云听证 行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互联网科创企业的数据合规漏洞,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积极引导涉案企业开展数据合规。综合考虑涉案企业行业属性、技术行为合规规则,组建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组织,提升涉案企业数据合规监督评估有效性。能动创新优化合规考察模式,在疫情期间灵活运用智慧检务开展“云听证”,兼顾办案的公开与效率,助力复工复产。多措并举推动行业治理,促进互联网行业建立健全数据合规经营体系,助力构建健康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
一、基本案情
上海Z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系一家为本地商户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互联网大数据公司。Z公司现有员工1000余人,年纳税总额1000余万元,已帮助2万余家商户完成数字化转型,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0余件,2020年被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不起诉人陈某某、汤某某、王某某等人分别系该公司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
2019年至2020年,在未经上海E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系国内特大型美食外卖平台企业)授权许可的情况下,Z公司为了以提供超范围数据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户,由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某某指使汤某某等多名公司技术人员,通过“外爬”“内爬”等爬虫程序(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网上自动抓取数据的程序),非法获取E公司运营的外卖平台(以下简称“E平台”)数据。其中,汤某某技术团队实施“外爬”,以非法技术手段,或利用E平台网页漏洞,突破、绕开E公司设置的IP限制、验证码验证等网络安全措施,通过爬虫程序大量获取E公司存储的店铺信息等数据。王某某技术团队实施“内爬”,利用掌握的登录E平台商户端的账号、密码及自行设计的浏览器插件,违反E平台商户端协议,通过爬虫程序大量获取E公司存储的订单信息等数据。上述行为造成E公司存储的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海量商户信息被非法获取,同时造成E公司流量成本增加,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4万余元。
案发后,Z公司、陈某某等人均认罪认罚,Z公司积极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2020年8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提请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审查逮捕。8月21日,普陀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某等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2021年6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移送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5月,普陀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单位Z公司、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14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介入侦查,把准案件定性。因本案罪名涉及专业领域、作案手法复杂,侦查之初,普陀区检察院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明确鉴定方向。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固定Z公司爬虫程序、云服务器电子数据,以查清爬虫的运行模式、被爬取的数据属性等关键事实并加以鉴定。同时,走访被害企业,深入核实被害企业数据防护措施、直接经济损失等,为认定案件事实补充完善证据链条。另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在讯问时关注作案动机、Z公司现状及发展前景等与企业合规相关的问题,督促Z公司积极赔偿被害企业损失,消除影响,同时会同执法司法机关、监管部门、专家学者,围绕爬虫的技术原理、合法性边界、法律适用及数据合规重点、难点,深入开展研讨交流,为案件定性、开展企业合规整改奠定工作基础。
二是认真审查,启动合规考察。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普陀区检察院经实地走访Z公司查看经营现状以及会同监管部门研商公司运营情况发现,Z公司管理层及员工存在重技术开发、轻数据合规等问题,此次爬取数据出于自身拓展业务的动机,未进行二次售卖。考虑到Z公司系成长型科创企业,陈某某等14名涉案人员均认罪认罚,积极赔偿E公司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Z公司合规整改意愿强烈,提交了《适用刑事合规不起诉申请书》及企业经营情况、社会贡献度等书面证明材料,检察机关经审查对Z公司作出合规考察决定。
三是因案制宜,围绕数据合规专项计划精准“开方”,对涉案企业开展专业第三方监督评估。经走访座谈、办案调研,普陀区检察院发现,Z公司存在管理盲区、制度空白、技术滥用等合规风险,遂向Z公司制发《合规检察建议书》,从数据合规管理、数据风险识别、评估与处理、数据合规运行与保障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议。Z公司积极整改,并聘请法律顾问制定数据合规专项整改计划。同时,鉴于开展数据合规的专业性要求较高,本案第三方组织吸纳网信办、知名互联网安全企业、产业促进社会组织等的专家成员,通过询问谈话、走访调查、审查资料、召开培训会等形式,全程监督Z公司数据合规整改工作。第一,数据来源合规。Z公司与E公司达成合规数据交互约定,彻底销毁相关爬虫程序及源代码,对非法获取的涉案数据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与E平台API数据接口直连,实现数据来源合法化。第二,数据安全合规。Z公司设立数据安全官,专项负责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构建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制定、落实《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员工安全管理等级》;加入区级态势感知平台,提升安全威胁的识别、响应处置能力,分拆服务,提高云访问权限,数据及时脱敏、加密,增强网络攻击防护能力。第三,数据管理制度合规。Z公司建立数据合规委员会,制定常态化合规管理制度,开展合规年度报告。
四是“云听证”,确保监督评估考察公正透明。三个月考察期限届满,第三方组织评估认为,涉案企业与个人积极进行合规整改,建立合规组织、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技术能级,已完成数据合规建设的整改措施。2022年2月,评定Z公司合规整改合格。普陀区检察院通过听取汇报、现场验收、公开评议等方式对监督考察结果予以充分审查。为保障涉案企业及时复工复产,同年4月28日,普陀区检察院因应疫情开展“云听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第三方组织、被害单位等线上参加或旁听。经评议,参与听证各方一致同意对涉案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同年5月10日,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因本案犯罪情节轻微,Z公司及犯罪嫌疑人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积极退赔被害企业损失并取得谅解,系初犯,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且Z公司合规整改经第三方考察评估合格,依法对Z公司、陈某某等人分别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是企业合规整改见实效、显长效。为确保企业将数据合规内化为长效机制,根据检察机关不定期回访工作了解,Z公司认真落实合规整改,与E平台达成数据交互合作,通过API数据接口直连,合法合规获取平台数据。同时,Z公司将其与E平台的合作模式进行复制、移植,与3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达成数据合作。Z公司通过扎实开展企业合规,建立健全数据合规长效机制,公司实现稳步发展,分支机构在全国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员工人数比2020年底增加400余人,2021年度全年营收2亿余元,纳税总额1700余万元。
三、典型意义
1.合规准备工作前移,积极推动侦查过程中合规准备工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合规监督考察奠定基础。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利用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合规信息与材料,为后续合规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挽救企业而言,早合规优于晚合规,检察机关应当与侦查机关密切配合、相向而行,综合运用好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审查逮捕、强制性措施适用等法定职权,把促进合规的工作做在前面,推动合规改革释放出最优效果。
2.组建专业化第三方组织,提升涉案企业数据合规监督评估的有效性。检察机关立足区域内互联网产业集聚特点,推动设立涉互联网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针对涉及“网络爬虫”等数据合规专业领域情况,检察机关经社会调查认定涉案企业符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适用条件,商请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从专类名录库中抽取了由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协会人员组成的第三方组织,为第三方机制运转提供专业性、公正性、协同性支撑。检察机关依托第三方组织的专业优势,以召开评估工作现场会的形式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信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充分审查,围绕案件反映的数据获取问题开展“因罪施救”“因案明规”,督促涉案企业构建有效的数据合规整改体系,做到“真合身”“真管用”。
3.能动履职强化审查把关,多措并举保障企业有效推进合规整改。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依法适用第三方机制的基础上,一是强化主导责任,因案制宜加强合规考察的审查把关,主动听取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合规整改的考察情况,协调有关行政机关将涉案企业纳入监测平台,统筹数据专项合规与全面合规,确保企业合规整改措施全方位落实落细,避免出现“纸面合规”“形式合规”。二是延伸合规激励,秉持惩治与挽救并重,加强检企沟通对接,充分听取被害企业意见,积极推动双方企业实现和解,促成涉案企业与数据来源方达成合规数据交互协议,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化,最大限度维护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三是深化科技赋能,立足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办案要求,通过“云听证”审查方式兼顾办案公开与效率,召开由全国人大代表、第三方组织、涉案企业参加的线上座谈,听取各方意见,延伸办案效果,实现线上线下对接、场内场外联动,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4.由点及面推动行业治理,助力构建健康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促进互联网企业守法经营,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肩负的重要责任。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衍生出的数据侵权、网络犯罪问题,亟需规范引导以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案中,涉案企业与被害企业均为大型互联网科创企业,普陀区检察院深化社会综合治理,依法打击网络灰黑产业链的同时,推动促进互联网行业建立数据合规经营体系。一方面,通过案件办理、检察建议、法治宣传等方式,深入涉案企业所在园区引导广大互联网企业树立数据合规意识,从源头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以“我管”促“都管”助力营造企业合规文化,推动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及30余家区内互联网企业深入落实《普陀区互联网企业合规共识框架》,发布《互联网企业常见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提示》,为企业风险防范、合规经营提供法律支持,努力实现“办理一个案件、形成一个合规标准、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效果。
案例二
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
【关键词】
信息保密合规 证券犯罪 检察建议 第三方监督评估 量化式评估
【要旨】
办理民营企业高管涉证券犯罪案件,要兼顾惩罚个人犯罪和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激励民营企业合规建设的双重目标。积极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开展企业合规工作,突出检察机关在合规工作中的全流程主导作用,探索实践“检察建议宏观把控+检察主导第三方考察+检察听证事后监督”的企业合规路径。发挥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引导监督涉案企业落实落细合规计划中的专业化作用,以量化式评估验收标准助推企业合规工作取得实效。
一、基本案情
广东K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公司”)长期从事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制造,连续多年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创设国家级驰名商标,取得700余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018年开始打造占地30万平方米、可容纳300余家企业的产业园,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被告人王某某系K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6年12月,K公司拟向深圳市C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2017年1月15日,K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某某与C公司时任总经理张某某达成合作意向。同年2月9日,双方正式签署《收购意向协议》,同日下午C公司向深交所进行报备,于次日开始停牌。同年4月7日,C公司发布复牌公告,宣布与K公司终止资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上述收购事项在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7年1月15日至4月7日。被告人王某某作为K公司董事会秘书,自动议开始知悉重组计划,参与重组事项,系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2016年12月和2017年2月9日,被告人王某某两次向其好友被告人金某某泄露重组计划和时间进程。被告人金某某获取内幕信息后,为非法获利,于2017年2月9日紧急筹集资金,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买入C公司股票8.37万股,成交金额人民币411万余元,复牌后陆续卖出,金某某亏损合计人民币50余万元。
2021年8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王某某、金某某涉嫌内幕交易罪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市检二分院”)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市检二分院对K公司开展企业合规工作,合规考察结束后结合犯罪事实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对被告人提出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半,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与二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年12月30日,市检二分院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内幕交易罪分别对王某某、金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可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罪名,认为检察机关开展的合规工作有利于促进企业合法守规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采纳市检二分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金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强化事先审查,确保个人犯罪中企业合规开展必要性。案件办理期间,K公司提出王某某被羁押造成公司业务陷入停滞,主动作出合规经营承诺。市检二分院向K公司负责人、投资人及合作伙伴多方核实,调取企业项目资质、决策会议记录等证明材料,了解到K公司正处于从生产制造模式向产融运营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王某某长期负责战略规划、投融资等工作,因其羁押已造成多个投融资和招商项目搁浅,导致涉十亿元投资的产业园项目停滞,王某某对企业当下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确有重要作用。市检二分院综合考虑犯罪情节、案件查证情况及王某某认罪认罚意愿,及时回应企业需求,变更王某某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时,鉴于K公司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且有合规建设意愿,检察机关经审查评估犯罪行为危害、个人态度、履职影响及整改必要性等因素,于2021年9月8日启动企业合规工作。
二是找准合规风险点,精准提出检察建议。市检二分院结合案件审查情况,在K公司保密制度缺失、人员保密意识淡薄等表象问题外,挖掘出治理结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制度运行漏洞以及外部关联公司风险等多项深层次合规风险,为制发精准有效的合规整改检察建议奠定基础。2021年10月11日,针对投资参股型企业经营特点,检察机关向K公司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K公司及其必要的关联公司、子公司共同整改,同步建立资本运作信息保密专项制度,并通过调整治理结构、配备责任主体、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员工培训等管控措施保障制度落实。
三是及时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监督引导企业进行专项整改。为进一步实现检察建议具体化、可行化和专业化落地,确保企业合规整改取得实效,市检二分院决定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监督、引导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第三方组织对照检察建议,在尽职调查基础上,根据股权控制关系、业务关联程度、管理层交叉任职情况等因素筛选出三家重要子公司同步参加整改,以合规风险自查清单形式引导企业逐员、逐部门排查合规风险点并作出具体整改承诺,以监管清单形式对企业合规计划提出专业性意见。在第三方组织监督、引导下,K公司制定了涵盖组织体系、保密对象、制度重建、运行保障、意识文化以及主体延伸等多个层面的信息保密专项合规计划,并聘请专业合规团队辅导公司逐项完成,规范配置经营决策权,建立体系化信息保密管理和考核制度,新设合规管理责任部门,实现合规管理流程全覆盖,组织开展了辐射内部员工、关联公司以及产业园区企业的专项培训。
四是注重多措并施,确保合规审查结果科学公正。2021年12月20日,经过两个月合规考察,第三方组织参照检察建议和相关合规指引对K公司整改情况进行评价。针对此次专项合规整改特点,量身定制了包括检察建议完成情况、合规方案、合规文化培育等12个模块65项评价要素的评价体系,将企业合规整改工作逐项拆解评分,再累加汇总,最终第三方组织认为K公司整改效果达到良好等级,并出具了合规考察报告。2021年12月23日,市检二分院邀请多位合规领域专家学者作为听证员举行听证会进行公开验收,听证员认真听取合规工作各参与主体介绍涉案企业整改情况,追问评估考察方式、合规责任主体、合规经费投入等细节问题,并在经过闭门评议后发表听证意见,一致同意通过K公司合规整改验收。
2022年5月,K公司完成整改以来,产业园项目已顺利竣工等待验收,王某某主导的约2000万投资和基金项目均已按照新规章制度稳步推进。
三、典型意义
1.积极稳妥探索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适用合规改革的全流程办案机制。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在涉案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简单化起诉、判刑不利于涉案企业正常经营发展,且企业具有强烈的合规意愿。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与审判三个主要程序环节上均充分利用了合规工作的有效措施,通过在侦查程序中慎重采取强制措施、在审查起诉环节督促开展专项合规整改、起诉后基于合规整改情况提出宽缓的量刑建议,融通了三个主要程序环节中的合规工作,对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如何适用合规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2.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优势,探索检察机关全流程主导的合规路径。检察机关多措并举进行合理安排、科学衔接、有效配置,积极实践“检察建议宏观把控+检察主导第三方考察+检察听证事后监督”的企业合规路径。一方面借助案件审查和检察建议调查程序,深入挖掘犯罪成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合规;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检察建议与第三方监督评估相互融通,并通过第三方组织《工作周报》《定期书面报告》等联系机制动态掌握整改进程,及时解决整改问题;此外,在整改结束后向第三方组织和专家学者借智借力,以第三方组织量化式评估验收确保评价体系公开透明,以公开听证展示合规依法公正。
3.因案施治,依托专项合规推动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本案虽是针对泄露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犯罪案件开展的专项合规,但检察机关发现并通过第三方组织调查了解到,K公司存在家族式治理、关键人控制、实际决策人与职权分离等民营企业常见的内控失调现象,如脱离个案的特殊情况片面开展专项合规势必不能取得良好效果。为此,检察机关决定以内幕信息保密合规为契机,推动涉案企业向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积极转变,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牢法治根基。
4.依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强化资本市场非上市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合规管理,涵养资本市场法治生态。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加信心市场,健全内幕信息保密合规管理,是提振投资信心的重要体现。但内幕交易案件暴露出,企业内幕信息保密管理缺失会引起内幕信息泄密风险,诱发内幕交易,在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同时,侵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交易对方的非上市公司,在行政监管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强自身合规管理。该案作为全国首例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证券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坚持惩治犯罪与助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并重,依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积极推动资本市场非上市公司更新合规理念,对标上市公司健全自身合规管理体系,培养全链条合规意识,将外部监管类规定内化为自律合规要求,提高资本运作规范化水平,助力营造资本市场良好法治环境。
案例三
江苏F公司、严某某、王某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关键词】
小微企业 简式合规 中介机构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检察主导
【要旨】
针对涉案的小微企业开展合规整改,可以根据《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简化合规审查、评估、监管等程序,由检察机关主导合规监管和验收评估,并直接对涉案企业提交的合规计划和整改报告进行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和责任人,应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区分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严某某、王某某分别是江苏F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的估价师和总经理。
2019年1月,F公司接受委托为G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协议搬迁项目进行征收估价,先是采取整体收益法形成了总价为2.23亿余元的评估报告初稿。为满足G公司要求,王某某要求严某某将涉案地块评估单价提高。严某某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通过随意调整评估报告中营业收益率,将单价自2.16万元提高至2.38万元,后又经王某某许可,通过加入丈量面积与证载面积差等方式,再次将单价提高到2.4万余元,最终形成的《房屋征收分户估价报告》将房屋评估总价定为2.49亿余元。后相关部门按此评估报告进行拆迁补偿,造成国家经济损失2576万余元。
2021年5月6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F公司、严某某、王某某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6月6日,江宁区检察院依法对严某某、王某某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提起公诉。2021年9月17日,南京市江宁区法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严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罚金十万元;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八万元。2022年1月30日,江宁区检察院依法对F公司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开展办案影响评估,充分论证合规必要性、可行性。受理案件后,江宁区检察院对涉案企业开展办案影响评估,调取涉案企业工商信息、纳税、就业等材料;到涉案企业了解行业资质、业务流程、监督管理制度设置;到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征收指导中心、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等行政主管机关,了解土地、房地产征迁谈判、评估、补偿相关规定。F公司从业人员39人,曾获评市优秀估价机构、诚信单位,涉案导致公司参与的多项招投标业务停滞,经营面临困难。江宁区检察院评估后认为,涉案企业以往经营和纳税均正常,案发后企业和个人认罪认罚,且主动提交合规申请,承诺建立企业合规制度。鉴于此,江宁区检察院决定启动企业合规,确定为期6个月的合规考察期。
二是立足小微企业实际,发挥检察主导作用,探索开展简式合规。涉案企业属于小微企业,江宁区检察院决定对企业涉案的房地产估价业务开展简式合规。包括指导涉案企业开展风险自查,形成自查报告;结合案件办理中暴露出的问题,指导企业修订合规计划;围绕13个风险点,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企业查漏补缺。涉案企业依据指导设立合规部门、修订员工手册、制定《评估业务合规管理制度》、委托研发线上审批的OA系统、组织开展业务技术规范培训和合规管理制度培训。为降低合规成本、减轻企业经济负担,由江宁区检察院直接开展合规监管、评估,设置合规整改时间表,要求涉案企业明确整改节点、按时序推进。同时为确保合规监管评估的专业性和公平性,邀请三名专业人员协助检察机关开展合规监管、评估。经过6个月的合规整改,江宁区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对合规整改进行评估验收。
三是区别对待,分别处理涉案民营企业和责任人。鉴于两名责任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违法出具证明文件,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巨大,江宁区检察院于2021年6月6日依法对严某某、王某某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提起公诉。同时,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工作和监管验收,经综合审查认定F公司通过评估验收。2022年1月30日,江宁区检察院依法对F公司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典型意义
1.量身定制,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积极探索简式合规监管。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要准确把握企业合规案件适用条件与企业适用范围,因案制宜,根据企业类型的不同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企业合规工作。小微企业在治理模式、业务规模、员工数量、资金能力、风险防范等方面与大中型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小微企业的自身特点,积极探索适合小微企业的合规模式,在保证合规计划制定、实施、验收评估等基本环节的同时,通过简化程序、降低合规成本、制定与大中型企业不同的监管标准等简式合规管理,激发小微企业做实合规的积极性。
2.有的放矢,检察机关在简式合规计划的审查、监管、评估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针对小微企业的合规整改,未启动第三方机制的,可以根据《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的规定,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交的合规计划和整改报告进行审查,主导合规监管和验收评估。一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动听取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意见,建立合规监管互通机制;二是设置合规时间表,要求涉案企业明确整改节点、按时序推进;三是依据时间表,采取“定向+随机”的方式考察合规进展;四是选择专家学者、行政主管机关、侦查机关代表组成评估小组,同时组织公开听证对合规整改进行评估验收。
3.区分责任,落细落实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政策。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于确有重大过错的涉案企业责任人依法予以惩处;另一方面,对于涉案企业积极适用企业合规,针对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等问题开展合规整改,帮助企业弥补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方面的漏洞,从源头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类似违法犯罪。通过对合规考察合格的涉案企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积极落实“六稳”“六保”。
案例四
广西陆川县23家矿山企业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行业合规 非法采矿 办案模式 第三方监督评估 行业治理
【要旨】
针对非法采矿系列案涉案企业多、案发原因复杂、办案风险大的特点,依托检察机关纵向和地方各部门横向“系统化”、矿山治理“行业化”、检察队伍“专业化”、办案过程“透明化”办案模式,创新利用检察大数据赋能企业合规,推动行业整治,构建良好的企业合规文化,促进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办理一类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效果。同时,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刑事案件中,依法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一、基本案情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Y公司等23家涉案矿山企业系开采销售建筑用花岗岩、高岭土等持证矿山企业(全县当时有持证矿山企业36家)。23家涉案矿山企业共有员工2000余人,年度纳税总额6000多万元。
2019年至2020年期间,Y公司等23家涉案矿山企业在各自矿区内超深度或超范围越界开采建筑用花岗岩、高岭土等原矿,涉案价值人民币21.69万元至1447.68万元不等。2021年5月,陆川县公安局对该23家矿山企业以涉嫌非法采矿罪立案侦查,陆川县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2021年8月开始,陆川县公安局陆续将该系列案件移送陆川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案发后,涉案矿山企业陆续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缴纳罚金,相关责任人也主动投案、认罪认罚、主动提出合规意愿。2021年10月,陆川县检察院对Y公司等第一批6家涉案矿山企业启动合规工作,经第三方组织对6家涉案矿山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评估合格后,依法对Y公司等2家矿山企业及其责任人、L石场等4家矿山企业责任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2年1月,陆川县检察院对D公司等17家涉案矿山企业陆续启动合规工作,截至2022年5月底已有3家涉案企业通过第三方组织考察评估合格,拟对相关企业和责任人作不起诉处理。尚有14家涉案企业因配合全县“半边山”整治进度正在进行整改中,由于有的涉案企业涉案金额较大,且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完成全部回填、复绿等环境修复义务,待合规考察结束后,将依据考察结果和案件具体情节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截至2021年12月,陆川县检察院依法对2家涉案企业和6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其余案件正在参照已结案件的模式有序办理中。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综合审查,积极稳妥在非法采矿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陆川县检察院经调查发现,全县持证矿山企业大部分于十多年前批准设立,由于当时生产技术条件、工艺和管理要求等历史原因,矿区设置普遍不科学、不合理,如矿区范围小,划界不合理,矿区大多设置在半山腰、半边山等,且涉案企业多为小型企业,普遍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员工法律意识淡薄。如果就案办案对众多的涉案企业及相关人员予以追诉,将对全县矿产行业、地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2000余人就业。2021年10月,陆川县检察院经综合研判,并层报上级检察院同意后,决定探索对非法采矿系列案适用企业合规。
二是依托“四化”模式,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陆川县检察院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积极争取支持,并促成县政府牵头成立了县矿山企业合规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各相关单位协同开展工作,实现企业合规工作推进“系统化”。通过矿山行业风险大排查,梳理矿山企业存在的高发易发风险点,解决矿山行业普遍性问题,推动矿山治理“行业化”。由检察长牵头、抽调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和行政检察部门业务骨干组成工作专班,集中办理涉企业合规案件,确保办案团队“专业化”。利用检察大数据赋能企业合规,检察大数据同步接入全县矿山视频监控系统及部分行政机关执法数据系统,及时掌握矿山企业整改情况,并对合规计划确定、整改情况评估、拟作处理决定等关键环节举行公开听证,力求办案过程“透明化”。
三是建立以第三方组织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监督考察机制。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选任的地质、安监、测绘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第三方组织为主,相关行政机关参与,共同对全县矿山企业进行风险大排查。根据排查出的非法占用林地、环保污染、超载、爆破、安全用电、高陡边坡、职业病防治等8大类38项风险点,为矿山企业量身制定了《矿山行业企业合规管理计划编制提纲》。第三方组织实地考察企业合规整改情况时,办案检察官、行政机关代表共同参与。第三方组织形成考察评估报告后,检察机关向相关行政机关书面征求意见,并邀请派员参加听证会。
四是企业合规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同步开展,促进行业全面合规。案发后,陆川县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了解案件情况,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通过公益诉讼诉前磋商督促林业部门对7家非法占用林地的矿山企业进行查处;通过发送检察建议督促卫生健康部门对1家企业不按要求申报职业病预防情况落实监管职责,确保企业合规整改的刚性。2021年12月,第一批6家涉案矿山企业合规考察期限届满,经第三方组织评估,认为6家涉案矿山企业均已逐步建立完备的生产经营、安全防范、合规内控的管理体系,完成了回填、复绿等环境修复义务。陆川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参与听证各方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和人员作不起诉的意见。2021年12月31日,陆川县检察院依法对Y公司等2家涉案矿山企业及其责任人、L石场等4家涉案矿山企业责任人作出不起诉决定。通过企业合规整改、公益诉讼和检察建议方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和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有力推动了全县矿山行业全面合规、守法经营。
五是构建良好合规文化,推动采矿行业转型升级。陆川县检察院联合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织全县30多家持证矿山企业召开警示教育会,以案说法,激发了当地矿山行业开展合规建设的积极性。针对矿山企业矿区范围设置不科学、不合理,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等问题,以矿山企业合规整改为契机,督促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对原有不科学、不合理并具备整治条件的矿山采取予以注销,通过科学规划、踏勘,重新划定矿区范围,整治“半边山”采石场,优化矿山开发布局,推动采矿行业转型升级。涉案企业通过扎实开展合规整改,提升了相关软硬件设施,其中5家企业完成绿色矿山验收,2家企业年经营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
三、典型意义
1.依法能动履职,服务保障地方采矿行业高质量发展。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采矿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量犯罪事实和情节、案发原因背景、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和开展企业合规范围条件,既要有力打击犯罪挽回国家损失,也要充分考虑司法办案对就业、税收、行业发展的影响,努力实现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2.创新工作方式,强化对第三方组织的履职监督。该系列案中,各涉案企业的情况不一,合规建设内容专业性强,矿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动态变化多。为实现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的履职有效性监督,陆川县检察院通过对涉案矿山企业合规整改前后的情况以无人机拍摄进行3D建模,立体展现整改成效,作为评估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及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的客观依据。通过县矿山企业合规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检察机关对接全县矿山视频监控系统以及部分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数据库,实时掌握涉案矿山企业动态,积极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工具,强化对第三方组织履职监督,确保合规考察成效。
3.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实质性融合,提升检察工作质效。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职责定位,推动“四大检察”协同发力,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办案协作机制。另一方面,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阶段即可开展公益诉讼诉前磋商,针对案件反映的突出问题制发行政检察建议,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企业合规整改落实情况,加大公共利益司法保护力度。
4.启动行业合规,推动检察机关落实诉源治理责任。陆川县检察院结合当地矿山行业经济发展特点,会同主管部门研究针对行业顽瘴痼疾的整治措施,以系列案推动行业治理,助力矿山行业领域形成合规建设的法治氛围。通过矿山“行业合规”建设,当地政府加快推进“半边山”矿山整治工作。企业合规在优化当地矿山企业布局、督促矿山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有序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实现“办理一类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效果。
案例五
福建省三明市X公司、杨某某、王某某串通投标案
【关键词】
高科技民营企业合规 串通投标 第三方监督评估 跟踪回访
【要旨】
对于涉案高新技术型民营企业,围绕企业特点全面做好合规前调查,提出整改建议,使涉案企业明确合规整改方向。结合相关领域的合规标准,指导企业细化合规计划,严格督促企业逐条对照落实。综合运用多类型评估、考察机制,确保合规验收环节的质量效果。持续做好不起诉后跟踪回访,助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三明市X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系当地拥有高资质高技术的通信技术规模级设计、施工、集成企业。杨某某系X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某某系X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对外招投标、施工及结算等业务。
X公司在投标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3个智能交通系统维保项目过程中,与其它公司串通,由X公司制作标书、垫付保证金,并派遣X公司员工冒充参与串标公司的投标代理人进行竞标,最终上述3个项目均由X公司中标施工建设,中标金额共计603万余元。上述项目现已施工完毕,并通过工程验收决算。案发后杨某某、王某某主动投案。2021年4月,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以X公司、杨某某、王某某涉嫌串通投标罪向三明市三元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2年1月,检察机关依法对X公司、杨某某、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深入社会调查启动企业合规。检察机关经审查了解,X公司系具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乙级等多项资质、多项专利的高资质、发展型民营企业,企业综合实力在福建省同行业排名前20名,是三明市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累计纳税近7000余万元、企业员工100余名、拥有专利20余件。案发后,公司面临巨大危机,大量人员有失业风险,对当地经济和行业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向X公司送达《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该公司在第一时间提交了书面合规承诺以及行业地位、科研力量、纳税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等证明材料。X公司及杨某某、王某某均自愿认罪认罚,涉案项目已施工完毕,并通过竣工验收决算,无实质性危害后果。检察机关经过实地走访调研,X公司的合规承诺具有真实性、自愿性,符合企业合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在认真审查调查案件事实、听取行政机关意见以及审查企业书面承诺和证明材料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一贯表现及企业当前暴露出的经营管理机制疏漏,2021年9月启动合规考察程序,确定了3个月的合规考察期。
二是扎实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三明市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指定3名专业人员组成第三方组织,对X公司启动企业合规监督考察程序。整改期间,检察机关多次与第三方组织、企业专业律师团队会商,针对X公司在投标经营活动方面存在的风险漏洞,指导企业修订、完善《企业合规整改方案》和《企业合规工作计划》,有针对性地督促企业健全内控机制及合规管理体系。X公司积极对照实施,及时汇报进展情况。检察机关会同第三方组织对合规计划执行情况不定期开展灵活多样的跟踪检查评估。
三是公开听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2022年1月,第三方组织对X公司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及社会群众代表对X公司合规整改的意见,听证员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同月,检察机关经综合审查认为,X公司、杨某某、王某某等人主动投案、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小,相关项目业已施工完毕并通过验收,未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且X公司案发后积极开展有效合规整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确保依法经营,不断创造利税,依法对X公司、杨某某、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四是持续做好不起诉后跟踪回访。检察机关经综合考察听取各方意见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让企业“活下去”,有机会“经营好”,X公司对参与投标的13个项目均进行合规审核,最终中标2个项目,金额100多万元。检察机关开展“回头看”,要求X公司对已整改到位部分加强常态监管,较为薄弱环节持续整改。而后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监管人员围绕企业已整改问题及关联持续建设领域进行跟踪回访,继续为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提供普法服务,确保合规整改效果能够“长效长治”。
三、典型意义
1.严格把握企业合规适用标准、条件,围绕企业特点全面做好合规前调查。对于涉案高技术型民营企业,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对涉案公司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市场监管、人社、税务、工商联等平台,调查其社会贡献度、发展前景、社会评价、处罚记录等。同时研判发案原因,查找其经营风险和管理缺漏,以“合规告知书+检察建议书”形式,提出整改建议,使涉案企业“合规入脑”,督促其作出合规承诺。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时,主动审查涉案公司是否符合适用条件,及时征询涉案企业、个人的意见,与本地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提前沟通,做好合规前期准备。
2.多方协作优化合规计划,严格督促企业逐条对照落实。依托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向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借智借力”,立足X公司自身问题,结合相关领域的合规标准,指导企业优化合规计划,对合规体系运行涉及的组织架构、事项流程、内控机制、风险整改、文化培塑等进行分解细化,从提升合规意识、规范投标业务操作到健全配套内部资金流向监管审计等层面,严格按照时间表监督落实,做到点面衔接,实现“合规入心”。检察机关还会同第三方组织通过多次实地走访X公司,与律师团队等会商研讨,指导X公司对合规计划进行修订完善,为后续推进第三方监督评估创造重要前提条件。
3.综合运用多类型评估、考察机制,确保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实质化。评估程序上,坚持问题导向,逐条对照合规计划检视企业整改效果,防止走过场的“纸面合规”。考察方式上,采取灵活、有效方式,不拘泥于特定形式,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融合开展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同业参照等组合方式,推动合规建设,强化员工守法意识。企业通过评估后,检察机关接续用好公开听证、人民监督员监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等方式,以公开促公正,确保合规验收环节的质量效果,实现合规“成效入档”,避免合规建设流于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69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69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自动履行激励机制,运用法治方式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们认为,您的建议是在对法院工作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问题把握十分准确,原因分析十分到位,所提具体建议十分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人民法院失信惩戒工作的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抗拒执行,既是对国家法制的不尊重,也是对社会诚信的严重践踏。对此,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人民法院失信惩戒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注重失信惩戒工作的法治化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的指导下,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予以曝光,并联合相关部门采取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制住宿星级酒店,限制旅游、投资、参与政府招投标项目,以及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等11类37大项150项的信用惩戒措施,促使债务人主动履行义务。在具体失信惩戒工作中,强调失信惩戒措施必须具有政策和法律依据,不允许为了片面追求惩戒效果而随意扩大惩戒措施的种类与适用范围。
2.推进失信惩戒工作的信息化
人民法院推动与有关失信惩戒联动部门的信息网络联通,推动联动部门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纳入自己的业务系统,实现对失信人信息的自动推送、自动比对、自动拦截,最终达到对其自动惩戒的目的。在此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限制被执行人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正是因为民航、铁路部门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工作嵌入自身业务系统,才能及时有效地从海量购票人员中识别出失信被执行人,并自动予以拦截,由系统限制其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
3.积极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参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积极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陆续与60个部门和企业合作,实现多项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联合信用惩戒措施内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向作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总枢纽"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所有接入该平台的部门和地方信用平台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同时,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信用中国"网站,该网站是政府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窗口,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4.注重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
人民法院在采取失信惩戒措施时一直秉持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善意执行理念,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规范失信惩戒的程序,平衡保护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对被执行人的失信惩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到2020年7月31日,有656万人次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同时,有力地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一些专家学者、人大代表表示,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二、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守信激励机制的基本情况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但诚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一段时期以来,人民法院在有关执行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较为注重的是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对守信当事人的褒奖激励措施相对不足。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强调在继续依法推进失信惩戒的同时,注重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尽快补齐守信褒奖激励机制短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专门提出,要“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明确要求各地法院在依法开展失信惩戒的同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开展出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将自动履行信息向征信机构推送、对诚信债务人依法酌情降低诉讼保全担保金额等守信激励措施,营造鼓励自动履行、支持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高度关注地方法院有关守信激励的改革举措,对其予以支持鼓励,并切实加强指导。例如,对于宁波镇海法院、福建宁德中院等有关经验做法,及时予以总结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镇海法院的经验还被列入了《2020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之中。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浙江高院、宁波中院等共同在宁波参加了有关镇海法院经验的研究讨论会,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强其对相关实务工作的参考借鉴意义。
三、关于推进守信激励机制的打算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的修订工作,将充分吸收宁波镇海等地方法院经验和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增加完善守信激励相关内容。
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与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的信息共享工作,除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外,也将探索共享守信激励方面的数据信息,共同做好守信激励工作。我们也将研究探索建立全国诚信履行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及作用的发挥并非法院一家能独自完成的,需要相关单位的协助与配合。我们将在探索过程中积极做好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
我们期盼并相信,通过以上努力,将更好地引导鼓励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印发《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印发《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级农业农村、海关、市场监督管理、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各级消费者协会(委员会):
现将《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1年3月30日
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共同召开了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交流了当前办理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办案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深化实践探索、推动制度建立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形成纪要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意义
会议认为,食品安全是重大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食品安全总体形势不断好转,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以在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刑事打击、行政处罚的同时,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通过对侵权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加大其违法成本,对侵权人及潜在违法者产生震慑与警示作用。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食品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二、积极推进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实践探索
会议指出,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通过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实践探索中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积极支持地方执法、司法部门稳步推进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实践探索。
会议强调,办理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要准确把握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遏制和预防严重不法行为的功能定位,应当根据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违法次数和持续时间、受害人数、损害类型、经营状况、获利情况、财产状况、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一是侵权人主观过错严重;二是违法行为次数多、持续时间长;三是违法销售金额大、获利金额多、受害人覆盖面广;四是造成严重侵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五是具有其他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会议认为,办理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认定是否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以是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为前提,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有重大损害风险的情形,可以结合鉴定意见、专家意见、行政执法机关检验检测报告等予以认定。向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认定为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公益损害风险,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使用应坚持用之于公益的原则。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审判部门要及时移送执行部门执行。各地可以探索把惩罚性赔偿金纳入专门公益基金账户统一管理,依法统筹用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三、加强沟通,构建长效协作配合机制
会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有关部门、消费者协会应当加强沟通联系,相互配合支持,建立健全办理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的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完善案件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案件办理工作情况;适时围绕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件开展案件会商、联合调研、专项督导、联合培训等活动,加强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判。食品安全有关部门可以在检验检测、鉴定评估等方面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消费者协会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2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2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民商事诉讼文书电子送达的建议收悉,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现答复如下:
一、我院诉讼服务网正在升级改造,其中包括统一短信和邮寄送达平台,具有通知和送达的功能。我院计划进一步完善各项功能后将该诉讼服务网进一步升级为全国法院诉讼服务网。
二、为了向诉讼当事人提供更加准确、优质、便捷的诉讼服务,我院专门研发了新型“全国法院统一电子送达平台",并已于今年3月1日开始在浙江、吉林、河南等省多家法院进行试运行,运行效果良好。新型统一电子送达平台包括通过手机、电子邮箱进行查询、通知、送达等多项功能。我院正在积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移动网络运营商沟通协调,以不断完善新型统一电子送达平台的各项功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推动电信企业积极配合,给予切实支持和帮助。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180号(财税金融类38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180号(财税金融类385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律保障制度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您提出的短期内可操作的方案,即建立涉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纠纷专属管辖机制问题。中央已决定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专门管辖原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将及时出台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专门司法解释,届时,您提出的短期方案将会基本得到解决。
二、关于您提出的理想方案,即关于专门立法或在证券法修法中对业务规则效力给予明确问题。该问题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将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做好专门立法及修法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4月29日)
目录
案例一:王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拒不执行防疫措施,引发疫情传播
案例二:曹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入境时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引发疫情传播严重风险
案例三:梁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案
--伪造医院核酸检测电子专用章,制作虚假核酸检测报告对外销售
案例四:黄某袭警案
--疫苗接种过程中暴力袭击维持秩序的民警
案例五:潘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编造并在信息网络上传播虚假疫情信息
案例一:
王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拒不执行防疫措施,引发疫情传播
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某与其亲属租住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私自开办“小饭桌”,为周边村镇的中小学生提供接送上下学及午餐、看管等经营服务。2020年12月底,顺义区多地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疫情中风险地区,当地政府按照上级要求采取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村民非必要不前往人员聚集地区和场所,有发热症状需报告村委会。2021年1月初,“小饭桌”放假后,王某及其妻子马某先后出现发热等症状。二人未按疫情防控要求向村委会报告,自行到药店买药服用,并到私营诊所输液治疗三日。其间,王某还出入市场、饭店、药店、政务大厅等多处公共场所。同月8日上午,王某前往北京市昌平区某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在医护人员询问其是否到过顺义区的相关中风险地区、家中是否有其他发热人员等情况时,均未如实回答,致使医院未及时采取隔离诊疗措施。次日,王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王某确诊后,昌平、顺义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多次对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排查,王某隐瞒家中开办“小饭桌”、此前自行就医及与他人聚集等信息。经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王某密切接触者共计927人,均被采取隔离措施;王某同住家属6人中,2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4人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小饭桌”的2名学生及1名学生亲属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王某在当地出现多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仍实施多种妨碍疫情防控行为,在确诊后仍拒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导致疾控部门未能第一时间对相关人员进行排查、隔离,情节恶劣,据此,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案例二:
曹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入境时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引发疫情传播严重风险
简要案情
2021年4月,被告人曹某出境到某国期间出现发烧等症状,经购买感冒药服用体温恢复正常。后曹某得知其在该国入住的酒店有数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同月28日,曹某从该国返回,在入境口岸未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隐瞒其曾出现发热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其所住酒店存在多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前往过某国多个疫情严重省市等信息。曹某回国后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还违反隔离防疫要求,私自离开隔离房间与朋友接触。同月30日,曹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曹某的行为先后造成459人被集中或者延期隔离医学观察;另造成29名海关口岸工作人员居家隔离14天,严重影响口岸监管工作。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曹某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严重危险,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判处被告人曹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案例三:
梁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案
--伪造医院核酸检测电子专用章,制作虚假核酸检测报告对外销售
简要案情
2021年8月下旬,被告人梁某在经营某影音工作室期间,为牟取非法利益,伪造山西省岚县人民医院核酸检测电子专用章,用于制作虚假的核酸检测报告,并通过微信将伪造的核酸检测报告以每份5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用于应付疫情检查。2021年8月至10月底,梁某共为252人伪造核酸检测报告621份,非法获利3105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用于制作虚假核酸检测报告,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梁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案例四:
黄某袭警案
--疫苗接种过程中暴力袭击维持秩序的民警
简要案情
2021年5月19日上午,在重庆市万州区北山防疫站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群众为避雨纷纷涌入防疫站大厅,导致防疫站大厅人员拥挤,现场秩序混乱,疫苗接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该站工作人员遂向万州区钟鼓楼派出所报警求助。钟鼓楼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黎某某、辅警曾某某前往疫苗接种现场维持秩序。雨停后,黎某某、曾某某劝导现场群众到门诊外排队等候。被告人黄某不听劝导,拒不离开大厅,曾某某遂拉黄某左臂,欲让其离开防疫站大厅。黄某用雨伞击打曾某某头部,将其警帽击落在地。黎某某见状上前,欲夺取黄某手中雨伞,黄某又用雨伞击打黎某某头面部,致黎某某左眉弓外侧发际处受伤。黄某随即被黎某某、曾某某强行带出防疫站大厅,其间黄某不停用手抓挠黎某某和曾某某。经鉴定,黎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经构成袭警罪。黄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袭警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案例五:
潘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编造并在信息网络上传播虚假疫情信息
简要案情
2021年8月3日晚,被告人潘某为恐吓群友,在江苏省句容市编造“王某,男,22岁,镇江市润州区人,2021年8月2日晚上7点半于润州区光明新村小区出发至溧水周家山,途经句容市梅花小区拜访亲友(08:30),紧接来到帕提亚广场中心露天小吃摊(09:00-11:00),次日到溧水检查核酸检测两人均为阳性,已被隔离,若有与上述时间地点相符的群众,请积极自我居家隔离并尽快与地方医院取得联系”的虚假新冠疫情信息,并将上述信息制作成视频后发送至一个46人的QQ群。后该虚假信息被迅速传播扩散至204个微信群,涉众逾万人,造成群众恐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案发后,潘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潘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下列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
(一)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
(三)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
(四)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
第二条 下列民事案件,地方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申请的,军事法院应当受理:
(一)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二)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三)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四)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动产所在地、港口所在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营区内,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五)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的案件;
(六)申请认定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当事人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可以由军事法院管辖。
第四条 军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
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但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案件除外。
第五条 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不得再自行移送。
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六条 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七条 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军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正式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参照军人确定管辖。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营区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区域,包括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第九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现将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62-165号)作为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9月19日
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62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 抗诉
【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中的“监督管理职责”,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责,也包括行政机关为避免公益损害持续或扩大,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等对受损公益进行恢复等综合性治理职责。上级检察机关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公益诉讼裁判,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基本案情】
松花江作为吉林省的母亲河,串联起吉林省境内80%的河湖系统,相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十分重要。吉林省德惠市朝阳乡辖区内某荒地垃圾就地堆放,形成两处大规模垃圾堆放场,截至2017年已存在10余年。该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两岸堤防之间,占地面积巨大,主要为破旧衣物、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和农业固体废物,也包括部分砖瓦、石块、混凝土等建筑垃圾。该垃圾堆放场未作防渗漏、防扬散及无害化处理,常年散发刺鼻气味,影响松花江水质安全和行洪安全。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德惠市院)在开展“服务幸福德惠,保障民生民利”检察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件线索,经初步调查认为,垃圾堆放场污染环境,影响行洪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3月31日对该线索立案调查。
经聘请专业机构对垃圾堆放场进行测绘,两处垃圾堆放场总占地面积为2148.86平方米,垃圾总容量为6051.5立方米。经委托环保专家进行鉴别,垃圾堆放场堆存物属于典型的农村生活垃圾,垃圾堆放处未见防渗漏等污染防治设施,垃圾产生的渗滤液可能对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散发的含有硫、氨等的恶臭气体污染空气。环保专家及德惠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意见,建议对堆存垃圾尽快做无害化处置。
德惠市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农办等10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村〔2015〕170号)等相关规定,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乡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违法堆放的垃圾有责任进行清运处理。2017年4月18日,德惠市院向朝阳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违法堆放的垃圾进行处理。因本案同时涉及河道安全,德惠市院同步向德惠市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河道管理职责,对擅自倾倒、堆放垃圾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恢复河道原状。德惠市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案件现场进行了勘查并调取垃圾存放位置的平面图,确认两处垃圾堆放场均处于松花江两岸堤防之间,影响流域水体及河道行洪安全,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遂派员到朝阳乡进行检查督导,并责令朝阳乡政府及时组织垃圾清理。
2017年5月12日,朝阳乡政府书面回复称对检察建议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已制定垃圾堆放场整治方案。6月5日至6月23日,德惠市院对整改情况跟进调查发现,垃圾堆放场边缘地带陆续有新增的垃圾出现,朝阳乡政府在未采取防渗漏等无害化处理措施的情况下,雇佣人员、机械用沙土对堆放的垃圾进行掩埋处理,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整治,公益持续受损。
(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17年6月27日,德惠市院向德惠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朝阳乡政府对垃圾堆放处理不履行监管职责违法;2.判令朝阳乡政府立即依法履行职责,对违法形成的垃圾堆放场进行处理,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朝阳乡政府辩称,垃圾堆放场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监管主体是水利行政机关,其依法不应承担对涉案垃圾堆放场的监管职责。
2017年12月26日,德惠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行政裁定认为,本案垃圾是德惠市朝阳乡区域的生活垃圾,该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国堤内,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其监管职责应当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朝阳乡政府只对该事项负有管理职责,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裁定驳回德惠市院的起诉。
2018年1月4日,德惠市院提出上诉认为,一审裁定在认定朝阳乡政府有管理职责的前提下,认定其不是适格被告,于法无据。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行政管理职责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组织相关部门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二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应当不包括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组织相关部门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的管理职责。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检察机关引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仅宏观规定了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但没有具体明确如何负责。因此,朝阳乡政府是否履行清理垃圾的职责不受行政诉讼法调整;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2018年4月2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裁定,驳回检察机关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提出抗诉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8年6月25日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为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是现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对“监督管理职责”未做任何限定和划分,而二审法院将行政机关的法定监管职责区分为治理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二审裁定提出的“目前行政诉讼有权调整的行政行为应当限定在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范围内”,是对“监督管理职责”进行限缩解释,与立法原意不符;二是将行政机关的职责区分为治理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从省级到县级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的文件,都明确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对于辖区环境卫生的监管职责,朝阳乡政府对其乡镇辖区存在的生活垃圾处理负有监管职责。
2019年5月29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组织了听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和德惠市院、朝阳乡政府共同参加了听证会。同年12月30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再审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朝阳乡政府对其辖区范围内环境卫生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职责”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非某一行政部门或某级人民政府独有的行政职责。因此,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辖区范围内环境卫生的行为,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本案中,案涉垃圾堆放地点位于朝阳乡辖区,朝阳乡政府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德惠市院提起的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应予实体审理。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职责或行政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这其中无论是明确式规定,或者是概括式规定,都属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范畴,二审沿用“私益诉讼”思路审理“公益诉讼”案件,忽略了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乡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作出限缩解释,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裁定:支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定德惠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20年9月18日,德惠市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在此期间,朝阳乡政府对案涉垃圾堆放场进行了清理,经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三级人民检察院共同现场确认,垃圾确已彻底清理,但因朝阳乡政府对其履职尽责标准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德惠市院决定撤回第二项关于要求朝阳乡政府依法履职的诉讼请求,保留第一项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2020年12月28日,德惠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辖区内环境卫生的行为,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本案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朝阳乡政府对辖区内的环境具有监管职责,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及时履行监管职责进行治理,虽然现在已治理完毕,但德惠市院请求确认朝阳乡政府原行政行为违法,于法有据。判决:确认朝阳乡政府原不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处理职责违法。朝阳乡政府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正确理解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责,也包括行政机关为避免公益损害持续或扩大,依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关授权,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等对受损公益进行修复等综合性治理职责。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目的是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应当聚焦受损的公共利益,督促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授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对受损公益督促修复;在无法查明违法主体等特殊情形下,自行组织修复,发挥其综合性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赋予基层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的综合性管理职责,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村垃圾堆放场,基层人民政府应当主动依法履职进行环境整治,而不能将自身履职标准仅仅限缩于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行政机关认为其不负有相应履职义务,即使对受损公益完成修复或治理的,检察机关仍可以诉请判决确认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履行作为义务下适用确认违法的情形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的适用情形。据此,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认可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但若行政机关对其法定职责及其行为违法性认识违背法律规定,即使依照诉讼请求被动履行了职责,检察机关仍可以诉请判决确认违法,由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明确行政机关的行为性质,促进形成行政执法与司法共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15年修正)第六十一条(现为2022年修正后的第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九条(现为2020修订后的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年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三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施行)第九条、第六十四条
《吉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五条(2004年修正)(现为2021年实施的《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第三款)
山西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浑源矿企非法开采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63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重大公益损害 矿产资源保护 分层级监督 生态环境修复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重大公益损害案件,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在多层级多个行政机关都负有监管职责的情况下,要统筹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作用,根据同级监督原则,由不同层级检察机关督促相应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办案过程中,可以综合运用诉前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相应监督办案方式,推动形成检察监督与行政层级监督合力,促进问题解决。
【基本案情】
山西浑源A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煤业公司)、山西浑源B露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煤业公司)等32家煤矿、花岗岩矿、萤石矿等矿企,分别地处恒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恒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恒山国家森林公园及周边(以下简称恒山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上述矿企在开采和经营过程中,违反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矿产、耕地及林草资源。其中,A煤业公司矿区在未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涉及耕地面积达9305亩。B煤业公司等其他矿企也分别长期存在越界开采煤炭资源,违反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多采区同时开采,未经审批占用耕地、林地等违法行为,违法开采造成生态环境受损面积达8.4万余亩,经济损失约9.5亿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线索发现和立案调查
2017年12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山西省院)通过公益诉讼大数据信息平台收集到多条反映浑源县矿企破坏恒山风景名胜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线索,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后,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省院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统筹推进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开展立案调查。
检察机关通过调取涉案地区卫星遥感图片和无人机航拍照片,初步查实恒山风景名胜区及周边露天开采矿企底数、生态破坏面积等基本情况。经委托专门鉴定机构现场勘查测绘,针对不同矿企制作现场平面图、三维建模图等,检察机关摸清了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受破坏情况并及时固定证据。初步认定,A煤业公司、B煤业公司等矿企长期实施非法采矿、非法占地、非法排污及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使当地煤炭、花岗岩等矿产和耕地、林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2018年9月3日,浑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浑源县院)决定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办理,此后相关检察院也经指定管辖先后依法立案。
(二)督促履职
根据查明的违法情形及损害后果,并结合行政机关法定职责,检察机关研判认为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水务、市场监管部门及乡、镇政府等行政机关负有监管职责,且不同的矿产资源、林地权属及矿企的违法行为由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监管。其中,煤矿、花岗岩矿分别由省级和市级自然资源部门颁发采矿许可予以监管;矿企破坏林地的违法行为分别由市级、县级林草部门监管;矿企违法占地、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无营业执照经营等违法行为分别由县级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监管。
多年来,上述相应的行政机关对涉案矿企的违法行为曾采取过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下达停工通知和停止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通知等监管治理措施,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受损状况并未改观甚至日益加剧。2018年8月至12月,大同市两级检察机关针对花岗岩矿、萤石矿、粘土砖矿企业实施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根据同级监督的原则,分别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应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对涉案矿企违法行为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因该案涉及矿企数量众多,违法和公益损害的情形多样,涉及不同层级多个行政机关,为有效推进案件办理,大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同市院)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统筹辖区办案资源,除浑源县院外,还将该案相关具体线索分别指定辖区多个县级检察院管辖。根据大同市院的指定,云冈区检察院就A煤业公司剥离废渣石随意堆积污染环境违法情形,于2018年10月15日向浑源县生态环境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督促该矿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固废污染环境。同年12月10日,生态环境部门回复已完成对剥离废渣石等固废的整治并建立矿山监管长效机制。广灵县、左云县、平城区、天镇县检察院根据大同市院指定,先后向大同市国土资源局、林业局,浑源县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安监局以及浑源县青瓷窑乡、千佛岭乡政府等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进,相关行政机关均按期回复,查处整治、植被恢复等整改任务都已落实到位。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系A煤业公司、B煤业公司等5家涉案煤矿企业采矿许可证发证机关,对涉案煤企的违法行为负有监管职责。2019年1月21日,山西省院向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涉案煤矿企业破坏资源环境和耕地的违法行为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1月29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函复山西省院,对被非法占用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及时组织补划工作,协调开展技术评审。该厅派员赴大同市、浑源县对接查处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全程指导浑源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综合治理规划、露天采矿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制定、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程实施等工作。3月19日,该厅书面回复山西省院,已在全省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用地用矿专项行动,并组织对破坏资源的鉴定工作,建议动用5家煤矿企业预存的5500万元土地复垦费用直接用于生态修复,并联合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支持浑源县开展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鉴于相关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且损害重大公共利益,为督促相关省级行政机关加大对下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督和指导力度,2019年1月29日,山西省院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应急管理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上述机关分别针对涉案煤矿无安全生产许可证开采经营、无环评手续非法生产、擅自倾倒堆放固废、违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督促大同市、浑源县有关部门依法及时查处。上述四厅局迅即向大同市、浑源县通报情况并实地督导,在项目规划、资金筹措、技术支持、法规适用等方面跟踪指导并相互配合,确保生态修复有序推进。
鉴于案情重大复杂,山西省院在办案过程中及时就案件进展情况向最高检和山西省委请示汇报,最高检持续进行督办,山西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并成立整治浑源县露天矿山开采破坏生态环境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扎实推动相关整改工作。
(三)综合整治成效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回复,依法全面履职,整治涉案矿企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推进生态修复。通过采取注销采矿许可证、拆除、搬迁等措施,使涉案矿企违法违规开采及破坏环境资源违法行为得到全面遏制,部分花岗岩矿和粘土砖矿已完成搬迁拆除或注销,对涉案5家煤矿根据违法违规情形责令逐步分批分期退出。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根据调查核实掌握的证据,就有关公职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大面积耕地被非法占用等情况进行研判,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线索92件,其中77人受到党政纪处分,9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涉嫌犯罪线索31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5人,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0人。
当地政府制定了恒山风景名胜区及周边生态修复整治方案,提出“一年见绿,两年见树,三年见景”的生态修复目标。截至2021年底,修复工程完成矿山生态治理面积5.39万亩,其中恢复林地耕地1.1万亩,栽种各类树木348.55万株,铺设各类灌溉管网16.525万米,累计投入10亿余元。其余受损生态也在按修复整治方案因地因势治理中。
【指导意义】
(一)统分结合,分层级精准监督,推动受损生态全面修复。重大公益诉讼案件往往涉及到不同层级的多个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要统筹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作用,在全面查清公益损害事实和相应监管机关的基础上,上级检察机关加强督办指导,采取统分结合的办法立案办理,由不同层级检察机关对应监督同级行政机关,督促不同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促进受损公益得到全面修复。
(二)多措并举,综合运用诉前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上下联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四)相关单位或者部门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致使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损害危险,需要及时整改消除的。”根据上述规定,针对整改难度大、违法情形具有普遍性的重大公益损害案件,检察机关在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直接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可以向负有领导、督促和指导整改工作的上级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结合运用,推动行政机关上下联动,形成层级监督整改合力,促进受损公益尽快得到修复。
(三)综合治理,争取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协同发挥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职能作用,并与纪检监察、公安等机关有效衔接配合。检察机关办理重大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要积极向党委报告重大情况,争取政府支持,统筹推进整改工作。对发现的涉嫌犯罪或者职务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公安、纪检监察等有管辖权的机关依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等犯罪及其背后的职务犯罪,强化公益保护的整体效应。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正)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6年修正)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现为2019年修正后的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正)第十五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现为2019年修订后的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第十七条第一款(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二十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14年施行)第三条第三款、第四款
《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施行)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施行)第八条第二款、第四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2019年施行)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A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64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跨省倾倒危险废物 惩罚性赔偿 侵权企业民事责任
【要旨】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对于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果的,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提出惩罚性赔偿数额,可以以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为基数,综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3日至7月31日,位于浙江的A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生产叠氮化钠的蒸馏系统设备损坏,导致大量硫酸钠废液无法正常处理。该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甲经请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负责对硫酸钠废液进行处置。在处置过程中,A公司为吴某甲报销了两次费用。吴某甲将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乙处理。吴某乙雇请李某某,由范某某押运、董某某和周某某带路,在江西省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湘湖镇洞口村两处地块违法倾倒30车共计1124.1吨硫酸钠废液,致使周边8.08亩范围内土壤和地表水、地下水受到污染,当地3.6公里河道、6.6平方公里流域环境受影响,造成1000余名群众饮水、用水困难。经鉴定,两处地块修复的总费用为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为57135.45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浮梁县院)在办理吴某甲等6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刑事案件时,发现公益受损的线索。浮梁县院即引导侦查机关和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固定污染环境的相关证据,同时建议当地政府采取必要应急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办案过程中,委托鉴定机构对倾倒点是否存在土壤污染以及生态修复所需费用、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等进行司法鉴定。经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浮梁县两处倾倒点的土壤表层均存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中的危险废物叠氮化钠污染,八角井倾倒点水体中存在叠氮化钠且含量超标2.2至177.33倍不等,对周边约8.08亩的范围内环境造成污染;两处地块修复的总费用为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为57135.45元。
浮梁县院经审查,对吴某甲等6人提起刑事诉讼。2019年12月18日,浮梁县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吴某甲等6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三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5万元至2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吴某甲、李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7日,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发生地和损害结果地均在浮梁县,且涉及的刑事案件已由浮梁县院办理,从案件调查取证、生态环境恢复等便利性考虑,应继续由浮梁县院管辖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2020年6月22日将本案指定浮梁县院管辖,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浮梁县人民法院审理。7月1日,浮梁县院对本案立案审查并开展调查核实,同时调取了刑事案件卷宗和相关证据材料。
2020年7月2日,浮梁县院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11月17日,浮梁县院以A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污染修复费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57135.45元、应急处置费532860.11元、检测费、鉴定费95670元,共计2853665.56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浮梁县院经审查认为,A公司工作人员将公司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处理,非法倾倒在浮梁县境内,造成了当地水体、土壤等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案件审理中,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虽然案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侵权人未采取有效措施修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持续性受损,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A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甲系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处理废液,公司也两次为其报销了产生的相关费用,吴某甲污染环境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A公司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因公司工作人员违法故意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为更加有力、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A公司除应承担环境污染损失和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外,还应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2021年1月3日,浮梁县院依法变更诉讼请求,在原诉讼请求基础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A公司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的3倍承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171406.35元。
(三)案件办理结果
2021年1月4日,浮梁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并当庭依法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135.45元、应急处置费用532860.11元、检测鉴定费95670元,并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171406.35元,以上共计3025071.91元;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违法倾倒硫酸钠废液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一审宣判后,被告未上诉。判决生效后,被告主动将赔偿款缴纳到位。为修复被污染的环境,2021年9月,浮梁县人民法院将被告缴纳的环境修复费用委托第三方依法公开招标确定修复工程施工主体,并邀请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和村民进行全程监督,目前被倾倒点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已经完成。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可以依法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民法典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目的在于加大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更加有效地发挥制裁、预防功能,遏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发生。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责任的一般规定,既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也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故意污染环境侵害公共利益,损害后果往往更为严重,尤其需要发挥惩罚性赔偿的惩戒功能。检察机关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在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应当重视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二)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量具体案情提出惩罚性赔偿数额。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公益目的,检察机关在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可量化的生态环境损害作为计算基数,同时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量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生态修复成本,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对案件造成危害后果及承担责任的态度、所受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因素,提出请求判令赔偿的数额。
(三)检察机关可以要求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等民事责任。我国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承担责任的原则。危险废物产生者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将危险废物交由有处置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置,属于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行为,应对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关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企业职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实施违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因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主体不同,检察机关不能提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可以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企业对其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施行)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六条、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十三条(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2021年施行)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施行)第九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2022年施行)第十二条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对A发展基金会诉B石油化工有限公司、C化工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65号)
【关键词】
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和解协议 调查核实 书面异议
【要旨】
人民检察院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后,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履行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代表职责。发现社会组织与侵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在人民法院公告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不采纳书面异议而出具调解书,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至9月间,B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以下简称B石化公司)、C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密市,以下简称C化工公司)分别将125车5107.1吨、70车2107.2吨废硫酸交由不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违法倾倒至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台头崖村附近废弃煤井和渗坑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2017年3月1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B石化公司、C化工公司、被告人刘某等14人犯污染环境罪向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3月23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判决两被告企业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罚金1000万、600万元,其他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六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两万元至四十五万元不等。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上述刑事案件中发现B石化公司、C化工公司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已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于2018年1月26日将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淄博市院)。2018年3月20日,淄博市院依法立案并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2018年4月,A发展基金会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两被告企业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具体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以鉴定或评估报告为准,未请求其他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经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淄川分局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于2017年8月出具检验报告,评估被污染场地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14474.18万元。2019年12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查明的事实及上述检验报告,鉴于涉案环境污染系两被告以及河北省三家单位倾倒废硫酸共同造成,综合考量两被告非法倾倒污染物的数量及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作出一审判决:两被告因非法倾倒造成涉案地环境污染,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由B石化公司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6000万元,由C化工公司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3000万元,分别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
B石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A发展基金会、B石化公司、C化工公司三方达成和解协议:A发展基金会同意B石化公司、C化工公司在分别承担6000万元和3000万元生态损害赔偿金范围内自行修复所损害的生态环境。如按照修复方案完成修复工作,A发展基金会不再要求B石化公司、C化工公司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等。三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对和解协议效力予以确认,2020年10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和解协议予以公告。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淄博市院在和解协议公告期间得知协议内容,认为该和解协议未达到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目的,如被法院司法确认,社会公共利益可能受到严重损害,遂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报告。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确定了“调查核实、提出异议、跟进监督”的工作指导意见。
检察机关通过向生态环境部门调取《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办法》等文件资料,对被污染地进行现场勘验,询问当地村民,就环境修复问题咨询专业机构意见等方式调查取证,初步证明被污染地一直未修复,和解协议可能无法实现修复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会同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召开专家论证会,委托山东大学、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等单位环保领域专家实地查看被污染现场,就和解协议实质内容、修复可行性、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是否足以保护公共利益等进行论证。专家意见认为,和解协议在未对被污染地是否具有实际修复可行性论证的前提下,随意约定侵权人自行修复受损环境,并约定侵权人完成自行修复后不再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缺乏第三方有效参与和监督,从程序上不足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切实得到应有保护。
经调查核实,检察机关认为和解协议不能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受损环境是否具有实际修复的可行性应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不能由和解协议随意约定。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出具的《淄川区岭子镇台头崖村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检验报告》证明,本案污染现场的环境损害范围已无法准确估算。A发展基金会与两涉案企业约定企业自行修复受损环境,不再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案发6年多来,两涉案企业始终未出具任何修复方案,也未实际承担任何其它损害赔偿责任。和解协议未确定环境修复方案,由地处外地的侵权企业自行修复受损环境,缺乏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和被污染地村民等第三方有效参与和监管,修复时间(协议约定5年内完成修复)和修复效果无法保证。
2020年11月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淄博市院会同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指出和解协议内容达不到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的目的,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依法不应据此出具调解书;并将专家论证意见、走访当地村民以及政府工作人员调查笔录、生态环境损害结果地所在村村委会诉求书、相关刑事判决书等证据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和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在和解协议公告期间提出异议,故对和解协议效力不予确认。2020年12月10日依法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B石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并主动对接生态环境和财政部门,对已执行到账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使用跟进监督,确保用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指导意义】
对于检察机关依法立案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社会组织在公告期间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应当继续关注,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代表的相应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司法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对于社会组织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其依法行使公益诉权。对损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社会组织诉讼能力较弱等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协助调查取证、派员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起诉。对于社会组织和侵权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应从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对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协议公告期间届满前发现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未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书面异议而出具调解书,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在协议生效后发现的,应当依职权主动开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八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施行)第二百八十九条(现为2022年修正后的第二百八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二条(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5年施行)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施行)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2017年施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优秀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优秀案例
(2019年5月31日)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优秀案例目录
一、张某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
二、朱某等寻衅滋事案
三、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四、蒋某猥亵儿童案
五、马某虐待被看护人案
六、胡某诉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七、祁某猥亵儿童案
八、刘某故意伤害案
九、杨某故意杀人案
十、江某诉钟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一、张某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
——依法严惩恶势力犯罪集团针对未成年人“套路贷”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纠集李某、任某、陈某、邰某、王某等人,设立组建某财富公司,在江苏省某市区进行非法放贷活动,以喷油漆、扔油瓶、半夜上门滋扰等“软暴力”手段非法讨要债务。在放贷过程中,该组织成员还引诱、纠集褚某、朱某、姚某、王某、顾某等在校学生,利用同学、朋友关系诱骗其他未成年学生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在借款中随意扣减“服务费、中介费、认家费”等,并逼迫未成年少女拍摄裸照担保债务,部分未成年被害人被迫逃离居住地躲债,造成辍学等不良后果。该组织通过“套路贷”,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犯罪,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66000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纠集褚某、李某等11人,形成人员组织稳定,层级结构清晰的犯罪组织,该组织成员长期纠集在一起,共同实施多起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据此,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对其他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亦判处了相应刑罚。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江苏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一批挂牌督办的案件之一,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省查处并宣判的第一起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犯罪对象的黑恶势力“套路贷”犯罪案件。
该案恶势力集团的犯罪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金融秩序,还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权益。其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社会经验不足、自我保护能力弱、容易相信同学朋友等特点,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实施“套路贷”犯罪,并利用监护人护子心切,为减小影响容易选择息事宁人做法的心理,通过实施纠缠滋扰等“软暴力”行为,对相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精神压制,造成严重心理恐慌,从而逼迫被害人支付款项,不仅严重破坏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更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对本案的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司法机关重拳打击黑恶势力,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决心。对于打击针对在校学生,特别是未成年在校生的犯罪,促进平安校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朱某等寻衅滋事案
——依法惩治校园欺凌
【基本案情】
被告人朱某等五人均系北京某校在校女生(犯罪时均未满18周岁),2017年2月28日,五名被告人在女生宿舍楼内,采用辱骂、殴打、逼迫下跪等方式侮辱女生高某某(17岁),并无故殴打、辱骂女生张某某(15岁)。经鉴定,二被害人的伤情构成轻微伤,五名被告人的行为还造成被害人高某某无法正常生活、学习的严重后果。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等人随意殴打和辱骂他人,造成二人轻微伤,严重影响他人生活,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破坏社会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且系共同犯罪。据此,以寻衅滋事罪依法分别判处五名被告人十一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校园欺凌问题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牵系着每一个家庭的敏感神经,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校园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本案中,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同学伙伴之间的打闹玩笑,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而是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罚惩处的犯罪行为。对此类行为,如果仅仅因被告人系未成年人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会纵容犯罪,既不利于被告人今后的健康成长,更不利于保护同是未成年人的被害人。本案裁判法院充分考虑五名被告人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分别判处相应的实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有效维护了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给在校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本案被中央电视台“新闻1+1”等媒体栏目评论称具有“标本意义”,宣判后不久,适逢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综合整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全国首例撤销监护人资格判决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林某,女,系福建省某县村民。林某于2004年生育小龙,因小龙的生父一直身份不明,故小龙自出生后一直随林某共同生活。林某曾有过三四次不成功的婚姻,生活中不但对小龙疏于管教,经常让小龙挨饿,而且多次殴打小龙,致使小龙后背满是伤疤。自2013年8月始,当地政府、妇联、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林某仍拒不悔改。2014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划伤小龙的后背、双臂。同年6月13日,该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提出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监护人资格的申请。审理期间,法院征求小龙的意见,其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某共同生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被申请人林某作为小龙的监护人,采取打骂等手段对小龙长期虐待,经有关单位教育后仍拒不悔改,继续对小龙实施虐待,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小龙的身心健康,故不宜再担任小龙的监护人。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并依法指定该村民委员会担任小龙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本案受理后,该县人民法院主动探索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申请撤销监护失当未成年人的监护权转移工作,并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没有其他近亲属和朋友可以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成长的原则,指定当地村民委员会担任小龙的监护人,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向社会表达一种对未成年人关爱的新视角。宣判后,该院还主动与市、县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对小龙做了及时妥善安置,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于2014年12月1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该《意见》颁布之前,我国关于监护权撤销制度的规定主要是《民法通则》第18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有关规定较为笼统模糊。本案在《意见》出台之前即作出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是开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直接推动了《意见》的颁布,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本案例于2015年被全国妇联评为首届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四、蒋某猥亵儿童案
——依法严惩通过网络实施的无身体接触的猥亵犯罪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人蒋某虚构身份,谎称自己代表“星晔童星发展工作室”“长城影视”“艺然童星工作室”等单位招聘童星,在QQ聊天软件上结识女童。以检查身材比例和发育情况等为由,要求被害人在线拍摄和发送裸照,并谎称需要面试,诱骗被害人通过QQ视频裸聊并做出淫秽动作。对部分女童还以公开裸照相威胁,逼迫对方与自己继续裸聊。经查,蒋某视频裸聊猥亵儿童达到31人。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为满足自身变态欲求,以视频裸聊方式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而且,其诱骗被害人多达三十余名,遍布全国各地,多数被害人未满12周岁,最小的不到10周岁,有些被害人被猥亵两次以上,依法应当认定为“有其他恶劣情节”。据此,以犯猥亵儿童罪依法从重判处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互联网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互联网时代,不法分子运用网络技术实施犯罪的手段更为隐蔽,危害范围更为广泛。被告人以选拔童星、网友聊天、冒充老师等方式诱骗或强迫被害人进行视频裸聊或拍摄裸照,虽然没有与被害人进行身体接触,跟传统意义上的猥亵行为有所不同,但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性欲,客观上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同样构成猥亵儿童罪。类似的网络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危害性极大。本案对被告人蒋某依法从重判刑,彰显了人民法院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坚定决心。
本案同时也警示家庭和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培养、提高识别风险、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提醒广大青少年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最大限度避免网络违法犯罪的侵害,如果正在面临或者已经遭受不法侵害,要及时告知家长、老师或者报警,第一时间寻求法律的保护。
五、马某虐待被看护人案
——对幼儿园虐童行为“零容忍”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被告人马某(不具备教师资格)通过应聘到河南省某县幼儿园任小班教师。2017年4月18日下午上课期间,马某在该幼儿园小班教室内,以学生上课期间不听话、不认真读书为由,用针分别扎本班多名幼儿的手心、手背等部位。经鉴定,多名幼儿的损伤程度虽均不构成轻微伤,但体表皮肤损伤存在,损伤特点符合具有尖端物体扎刺所致。2017年4月18日,被害幼儿家长报警,当晚马某被公安人员带走,同年4月19日被刑事拘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马某及其亲属与多名被害幼儿的法定代理人均达成谅解。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身为幼儿教师,采用针刺手段对多名被看护幼儿进行虐待,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据此,以虐待被看护人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二年;禁止其五年内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同时,人民法院对该县教育局发出司法建议。
【典型意义】
近年来,保姆、幼儿园教师、养老院工作人员等具有监护或者看护职责的人员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本案中,被告人马某用针对多名幼儿进行扎刺,虽未造成轻微伤,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法定标准,但其行为对受害幼儿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对这种恶劣的虐童行为,人民法院采取“零容忍”态度,依法进行严厉打击,对其判处二年有期徒刑(本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对被告人判处从业禁止最高年限五年。
本案的判决,警示那些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履职,一切针对被监护、被看护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本案也警示幼儿园等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应严格加强管理,切实保障被监护、看护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六、胡某诉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全国第一道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被告张某于2000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女儿张某某(1996年出生)由父亲张某抚养。离婚后,张某经常酗酒、酒后打骂女儿张某某。2005年,张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张某酗酒恶习未有改变,长期对女儿张某某实施殴打、谩骂,并限制张某某人身自由,不允许其与外界接触,严重影响了张某某的身心健康。2011年3月19日深夜,张某酒后将睡眠中的张某某叫醒实施殴打,张某某左脸受伤,自此不敢回家。同月26日,不堪忍受家庭暴力的张某某选择不再沉默,向司法部门写求救信,揭露其父家暴恶行,态度坚决地表示再不愿意跟随父亲生活,要求跟随母亲胡某生活。胡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关系。鉴于被告长期存在严重家暴行为,为防止危害后果进一步扩大,经法官释明后,原告胡某向法院提出了保护张某人身安全的申请。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与其女张某某共同生活期间曾多次殴打、威胁张某某,限制张某某人身自由的情况属实,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裁定:一、禁止张某威胁、殴打张某某;二、禁止张某限制张某某的人身自由。裁定作出后,该院向市妇联、区派出所、被告所在村委会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上述单位监督被告履行裁定书确定的义务。后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张某自2011年4月28日起由胡某抚养。
【典型意义】
本案中,湖南某法院发出了全国第一道针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做了有益探索,为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写入其后的《反家庭暴力法》积累了实践素材,为少年司法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数十家媒体和电视台对该案进行了宣传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还引起联合国官员及全国妇联相关领导的关注,他们对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做出了高度评价。
本案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还邀请当地妇联干部、公安民警、村委会干部、村调解员共同参与对被告的批评教育,促使被告真诚悔悟并当庭保证不再实施家暴行为。本案是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社会联动机制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恰当运用,同时也为充分发扬“枫桥经验”处理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做出了良好示范。
七、祁某猥亵儿童案
——小学教师性侵儿童被重判
【基本案情】
被告人祁某原系浙江省某市小学教师。在执教期间,曾有学生家长于2013年1月以祁某非礼其女儿为由向学校举报,祁某因此写下书面检讨,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2016年12月,被告人祁某退休,因师资力量短缺,该校返聘祁某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8月继续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2017年以来,祁某利用教学之便,在课间活动及补课期间,多次对多名女学生进行猥亵。2017年8月30日下午,被告人祁某主动至派出所投案。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祁某利用教师身份,多次猥亵多名未满十二周岁的幼女,且部分系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严重破坏教学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应当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且,其曾因类似行为被举报,仍不思悔过致本案发生,应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猥亵儿童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祁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禁止其在三年内从事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教育职业。
案件审理期间,六名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涉事小学、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教育机构责任纠纷。后经法院主持调解,该小学分别向各原告人一次性支付30000元。宣判后,该市教育局对涉案小学校长进行了行政处分。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教师利用教学便利对未成年学生实施猥亵的恶性案件,给被害人和家人都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挑战道德法律底线,性质极其恶劣,危害后果严重,必须从严惩处。被告人祁某虽已年过六十,但裁判法院考虑其被学校返聘、补课等情况,仍从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角度出发,秉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的“零容忍”态度,依法对被告人祁某适用从业禁止。本案在审理阶段,司法机关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及时为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尽力医治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精神伤害。
此类案件反映出极个别学校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仍然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到位的现象,需要有关学校及部门引起重视。
八、刘某故意伤害案
——探索推动设立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制度
【基本案情】
2006年12月28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刘某(犯罪时15周岁)之父刘某芳酒后与同村刘某文因琐事发生口角,后二人在刘某文家门口对骂,刘某文的两个儿子到场后,与刘某芳相互扭打,继而两家发生殴斗。刘某的祖父刘某宗闻讯赶来后,与刘某文相互厮打。在两人殴斗过程中,被告人刘某闻迅赶到现场,用铁钗将刘某文叉成重伤,刘某作案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案发后,被害人刘某文与被告人刘某就附带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刘某文对刘某表示谅解。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被告人刘某因见亲人被人殴打一时愤怒,采取过激行为加入殴斗,犯罪动机尚不恶劣,社会危害尚不严重。刘某犯罪时未满16周岁,归案后能够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且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谅解。据此,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满后,刘某领取了《前科封存证明书》。
【典型意义】
1997年刑法第一百条设立了前科报告义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就未成年犯罪人而言,前科报告义务及其所带来的“犯罪标签化”是其重返社会的障碍和阻力之一。本案是山东法院实施的第一例前科封存案件,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开展有效判后帮教,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进行的有益探索。根据当地市中院牵头,公安、民政等11部门联合出台的《失足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实施意见》,刘某在缓刑考验期结束后向由该11个部门组成的前科封存领导小组提交了相关材料,领导小组考察审批后同意向刘某颁发了《前科封存证明书》,并对其犯罪档案进行封存。学校也保留他的学籍并对其犯罪信息予以保密,保证他的正常学习生活。因为这份证明书,刘某慢慢卸下了心理包袱,并心怀感恩,初中毕业后去天津打工,顺利回归融入社会。
该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经各大媒体报道及转载后,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也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山东高院因势利导,在总结部分地市经验、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在全省全面推开“前科封存”制度。该项制度的开展不仅是在少年司法领域的改革创新,更是为相关刑事立法的修改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封存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又对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作了程序衔接规定。
九、杨某故意杀人案
——全国首例对未成年被害人跨省心理救助
【基本案情】
2017年初,被告人杨某跟随同乡李某来津务工,后因工资结算问题二人产生矛盾。2017年7月25日7时许,杨某向李某索要工资时发生争吵,杨某遂从路边捡起一根三角铁用力击打李某头部,致李某头部流血倒地昏迷。后杨某来到李某居住的宿舍,持菜刀砍李某之子小欢、小旭(案发时8岁)。三名被害人被送至医院后,李某、小欢经抢救无效死亡,小旭项部损伤程度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案发后,被害人李某近亲属曾某、被害人小旭因家庭情况特别困难,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因工资结算问题与被害人李某产生矛盾,先后持三角铁、菜刀行凶,致李某及其长子小欢死亡,致李某次子小旭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予以处罚。被告人杨某罪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犯罪后果严重,虽系投案自首,不足以从轻处罚;其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据此,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杨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杨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某、周某、小旭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137,262.26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天津法院开展的全国首例对未成年被害人跨省心理救助的案例。被害人小旭案发时年龄尚小,亲眼目睹了父亲、兄长的被害过程,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有此类经历的孩子是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考虑到被害人的家庭状况和案件具体情况,法院决定对小旭开展司法救助,进行心理干预,尽力帮助其走出心理阴影,步入正常的生活、学习轨道。
由于被救助人生活的地方在四川,距离天津太远,如何开展持续、动态的跨省救助,尤其是心理救助,在全国无先例可循。按照刑事被害人救助规定,只能解决被害人的经济困难。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天津法院创新工作思路,为小旭申请了心理救助专项资金,并与四川法院共同确定了跨省司法救助与心理干预并行的工作方案。目前小旭学习生活状态良好,情绪正常,心理救助初步达到了预期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家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作为家庭成员也经常被无端地卷入家事纷争之中。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发现确有需要进行救助的困境儿童,也会积极为他们开展延伸救助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整合专业资源,联合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群团组织等让涉困儿童获得精准救助。
十、江某诉钟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基本案情】
原告人江某与被告人钟某于2009年3月10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取名江某俊。2011年9月20日,双方因感情不和,经法院调解协议离婚,约定儿子江某俊由母亲钟某抚养,江某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直到孩子独立生活为止。
离婚后,钟某将婚姻的不幸转嫁到孩子身上,以种种理由拒绝让父子相见。更为严重的是,钟某无工作,租住在廉租房内靠亲人接济为生,常年闭门不出,也不让江某俊上学读书。江某曾于2015年6月8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后撤回起诉。为了孩子的成长,2016年10月11日江某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江某俊抚养关系,后经法院主持调解,江某与钟某达成和解协议,江某俊抚养权依然归钟某,江某俊的生活、教育所需费用均由江某承担。江某按约履行了调解书约定的义务,但是钟某拒不履行调解书约定义务。江某俊年满8周岁,已达到适学年龄,经法院多次执行,钟某仍拒绝送孩子上学,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江某俊爷爷奶奶为了孩子上学,频繁越级上访,导致矛盾激化。
2018年3月,原告江某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儿子抚养关系。为了化解矛盾,法院联合该市未成年保护办公室,妇联、团委、家调委、社区、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多次上门调解,钟某仍拒绝送孩子上学。经与孩子沟通,孩子表示愿意上学读书上,未成年保护办公室和市妇联联合取证,并作为未成年保护组织出庭支持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家长的义务,根据市团委、妇联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为江某俊调取的大量证据材料,证明钟某作为法定监护人,剥夺江某俊的受教育权,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保护江某俊的受教育权,保障其健康成长,法院在事实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依法变更江某俊的抚养关系。
【典型意义】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江某俊随钟某生活期间,钟某不履行监护义务,拒绝送江某俊上学,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严重侵犯了孩子受教育权利。钟某无工作,无住房,无经济来源,无法保障孩子生活、学习所需,且侵犯孩子受教育权,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法官判决支持江某变更抚养关系的诉求。
子女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时协商或判决所依据的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可能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法律出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考虑,允许离婚夫妇以协议或诉讼的方式变更与子女的抚养关系。在抚养的过程中,不光要给予生活保障,学习教育权利更应当保障,如果一方怠于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进行抚养关系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专利行政授权确权案件裁判标准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专利行政授权确权案件裁判标准会议纪要
(2017年)
为进一步协调行政审查和司法裁判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统一裁判尺度,更加公正高效地解决专利授权确权纠纷,2017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以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北京共同召开了专利行政授权确权案件研讨会,就2016年三级法院审理的专利行政授权确权案件进行了分析和研讨。现就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予以整理,形成如下会议纪要,供审理专利案件时参考。
一、新颖性的审查
1.【关于化合物推定新颖性的证明责任】
对于现有技术文献是否已公开了某化合物,是以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该文献的启示能否制造或分离出该化合物为准。专利申请人已经认可现有技术的产品与本申请相同,即应推定缺乏新颖性。当专利申请人主张对比文件披露的技术结果公众无法获得,即该产品由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不能制造或分离出时,其应进一步举证证明。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56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
二、创造性的审查
2.【关于接受对比试验数据的前提】
在专利申请日后提交对比实验数据证明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备创造性,接受该数据的前提必须是为了证明原申请文件中明确记载的技术效果。不应仅仅因为该证据是申请日后提交而不予接受。没有在专利说明书中公开的技术方案、技术效果等,一般不得作为评价专利权是否符合法定授权确权标准的依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878号再审申请人卫材R&D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
3.【关于依职权认定常规技术手段】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常规的技术手段,该认定不以无效宣告请求人是否提出为依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字598号再审申请人高振华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浙江方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4.【关于以制备方法主张产品专利具有创造性】
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应当写入权利要求中,否则评价发明的创造性时不予考虑。制备方法特征未在产品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在判断产品权利要求创造性时一般不予考虑。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91号再审申请人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常熟三爱富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5.【关于引用的对比文件】
对从属权利要求进行创造性判断时,将请求人针对该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权利要求提交的对比文件作为证据进行审查,不违反请求原则。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50号再审申请人伦慧东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河北拓安管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三、实用性的审查
6.【关于实用性与公开充分的关系】
虽然形式上存在说明书公开不充分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够实现的情形,但由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存在本质的缺陷无法在工业上制造或使用时,则该不能够实现的技术方案与说明书是否公开了相关的具体信息已无关紧要,此时以不具备实用性予以审查评述并无不当。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789号再审申请人顾庆良、彭安玲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四、客体的审查
7.【关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对于申请专利权保护的技术方案,如果未解决技术问题,未采用技术手段,所达到的效果亦不是技术效果,则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专利保护的客体。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000号再审申请人阿浦福润特技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五、充分公开的审查
8.【关于新化合物产品的充分公开】
新化合物的充分公开要求说明书必须记载并验证其具备至少一种用途或效果,不能仅在判断创造性和实用性时考虑新化合物能够取得的治疗效果或具体用途。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52号再审申请人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六、权利要求的理解与认定
9.【关于权利要求书中词语含义的确定】
对于权利要求书中载明词语的含义的确定,以权利要求书为准,避免不恰当地引入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特征。
[参见(2016)最高法行再70号再审申请人赵洁与被申请人长春时代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2016)最高法行再14号再审申请人田晓亮、专利复审委员会与被申请人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大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4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42号建议的答复
马永胜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开展人民检察院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相关安排与您提出的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建议基本吻合。但鉴于现在正值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期间,有关制度设计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协调配合,相关监督试点工作已暂停。
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经过两年的试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6月通过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该法的修改进一步丰富了监督形式,明确了监督程序。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决定部署,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有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可以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根据掌握的办案情况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根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研究和经验总结,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4月16日)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发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网络招聘、网络交友等社交软件成了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温床,其利用网络发布高薪兼职信息,宣称“兼职技术含量不高、工作时间灵活、且报酬优厚”,极具诱惑性和误导性,网络求职者就业需求强烈,加之对国家安全知识缺乏了解,在“高报酬”的诱使下极易成为境外不法分子的“猎物”。尤其是学生、务工人员以及无业青年,他们大多在网络求职期间或者使用社交软件交友期间易被境外人员策反利用。
“门徒会”(也叫“三赎基督”)是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近年来,“门徒会”冒用基督教的宗教名义以“祷告祛病”传播伪科学;鼓励信徒向神“献爱心”、缴纳“慈慧钱”;违背常理宣称信得虔诚要涨“生命粮”;一系列歪理邪说蛊惑人心,蒙骗招徕大量信徒,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1 陈某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
被告人陈某某系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2020年2月中旬,陈某某通过“探探”APP平台结识了境外人员“涵”。陈某某在明知“涵”是境外人员的情况下,为获取报酬,于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间,按照“涵”的要求,多次前往军港等军事基地,观察、搜集、拍摄涉军装备及部队位置等信息,并通过微信、坚果云、rocket. chat等软件发送给“涵”。陈某某先后收受“涵”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报酬共计人民币1万余元以及鱼竿、卡西欧手表等财物。经密级鉴定,陈某某发送给“涵”的图片涉及1项机密级军事秘密、2项秘密级军事秘密和2项内部事项。
最终,陈某某因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2 黄某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
黄某某,案发前系婚纱摄影师。2019年7月,被告人黄某某通过微信聊天与境外人员“琪姐”结识。在“琪姐”的指示下,于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间,黄某某利用在某军港附近海滩从事婚纱摄影的便利,使用专业照相器材、手机等远景拍摄军港周边停泊的军舰,为了避免暴露自己,黄某某还采用欺骗、金钱引诱等方式委托他人为自己拍摄该军港附近海湾全景。黄某某以每周2到3次的频率,累计拍摄达90余次,其中涉及军港军舰照片384张。黄某某将拍摄的照片通过网络以共用网盘、群组共享等方式发送给境外人员“琪姐”,共收取对方提供的报酬人民币4万余元。经鉴定,涉案照片涉及绝密级秘密3项,机密级秘密2项。
最终,黄某某因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万元。
3 吴某某间谍案
被告人吴某某,男,案发前系某机场航务与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员。2020年7月,被告人吴某某通过自己及其姐姐、哥哥等人的闲鱼账号在“闲鱼”软件承接跑腿业务,某间谍组织代理人“鱼总”通过“闲鱼”软件的自动回复号码搜索添加了被告人吴某某的微信。后吴某某在金钱诱惑下被“鱼总”发展,并接受其要求吴某某提供政府机关重要人员到某机场的行程信息,被告人吴某某利用自己在该机场运行管理部担任运行指挥员的便利,多次刺探、截获政府机关重要人员的行程信息,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送给“鱼总”,共收取“鱼总”提供的间谍经费人民币2.6万余元。经鉴定,被告人吴某某为间谍组织代理人“鱼总”提供的信息涉1项机密级军事秘密,2项秘密级军事秘密。
最终,吴某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4 赵某某等5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
赵某某,女,57岁,初中文化,常年胃痛、脚痛,在小诊所长期吃药不见明显好转。2015年,其亲友告诉她,可以加入“门徒会”,在家诚心祷告,病就会好。于是她加入“门徒会”,并逐渐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成员。然而,赵某某的病却丝毫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案发后,通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耐心细致的教育转化,赵某某是最早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赵某某等人的供述,“门徒会”引诱老百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神话“季三保”,鼓吹其无所不能。“门徒会”在发展信徒的时候,会宣称“季三宝能量很大,他最后成了神,向他祷告后哑巴能开口,聋子能听见,死人能复活,大病绝症得平安”,以此蛊惑人心,拉拢信徒。二是在传播过程中主打“治病”,治病功能生效的条件就是“刚强”地信仰该教,治病治不好就是信仰不刚强。这也是此类邪教最危险之处--用“两头堵”来糊弄老百姓,症状轻的人自愈了,觉得神奇,症状重的好不了,认为是自己信仰不刚强,从而耽误治疗时间。三是“高价”的精神关怀。为营造对信徒关心关爱的假象,信徒聚会时互相倾诉家长里短及烦恼,带给彼此被关怀的满足感,让信徒误认为有“家”的感觉,从而心甘情愿“献爱心”、缴纳“慈慧钱”。
“都是让这个邪教害的!如果能早点到大医院治疗,我的病就不会这样严重。”赵某某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的法庭教育后,深深忏悔道。通过承办检察官扎实有效的教转工作,最终赵某某等5人认罪认罚,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4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高水平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使命感
1.深刻认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意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总体要求,准确把握“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高水平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坚持“川渝一盘棋”思维,紧紧围绕党中央战略决策部署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有关文件精神,加强与党政机关沟通协调,积极开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司法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互助、合作共赢。坚持法治引领,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司法问题,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增强大局意识,坚持能动司法、协同司法,创新司法理念,在协同发展中谋划人民法院工作,不断改革和完善适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司法体制机制,对涉及到的司法问题提前预判,早做研究,及时应对,妥善处理,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3.加强刑事审判,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格办案程序,精准适用刑事法律,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审理涉公共秩序、生产安全、生态环境、知识产权、金融、网络、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等重点领域刑事案件,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依法慎用刑事强制措施,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保全和处置措施,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持续深入开展反暴恐反分裂斗争,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4.加强民商事审判,助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助力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其他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建设发展,协助成渝地区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准确贯彻实施民法典,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切实提高审判质效。加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涉建设工程、就业创业、劳动争议、社会保障、产品质量、文旅产业、房地产交易等民生领域案件审理,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积极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建设。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妥善审理因科创产业融合发展、高端要素聚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承接产业转移等引发的案件,设立并充分发挥破产法庭作用,推动建立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促进两地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妥善审理涉信贷、投资、招投标领域的隐性壁垒案件,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5.加强金融审判,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紧紧围绕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和保障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作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助力两地共建西部金融中心。依法妥善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纠纷、证券、期货交易及票据纠纷等案件,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引导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依法惩治非法集资、逃汇套汇、洗钱等金融犯罪,制裁金融违法违规行为,注意从司法角度发现和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妥善审理并加强对涉及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股权众筹融资、资产证券化、跨境金融资产交易、新类型担保等新型金融案件的司法研究,明确法律界限,保护金融创新,稳定市场预期。积极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高起点高标准设立金融法院,健全金融审判体系,不断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国际化建设。
6.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推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切实保护创新成果。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新能源、新领域、知名品牌以及文化创新产业的司法保护,发挥知识产权司法对激发社会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和创业活力的独特保护、促进作用,助力西部科学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严厉制裁侵害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行为,依法制止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支持5G、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车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服务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助力“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建设。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的作用,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推动完善区域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推进区域协同创新。
7.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助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助力重庆重塑“两江四岸”国际化山水都市风貌、成都形成“一山连两翼”城市发展新格局。立足长江流域水生态核心,重点把握长江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的功能定位,依法审理水环境与水污染案件,推动重点流域、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坚决执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力度,积极稳妥审理绿色金融等新类型案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集聚有效审判资源,优化审判机制,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积极探索设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法院。推动构建适应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需要的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建立跨流域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两地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
8.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服务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加强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完善涉外经贸裁判规则,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妥善审理各类涉外民商事案件。尊重并保障中外当事人依法选择管辖法院、适用法律、纠纷解决方式等权利,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加强对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关案件的审判,强化对铁路提单等新类型案件研究,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两地自贸区法院职能作用,助力重庆、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支持天府中央法务区建设,助力国际性商事仲裁、调解、认证、鉴定权威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充分发挥武汉海事法院重庆法庭作用,依法审理长江流域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港口码头建设等海事海商案件和环境污染案件,支持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9.加强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坚持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并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避免行政诉讼程序空转,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审理涉及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市政公用、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行政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针对两地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及两地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研,提前预判,妥善化解因土地征收征用、区域利益分担、行政程序变更等引发的行政争议。建立健全与行政案件管辖改革、行政机构改革相适应的司法行政良性互动新机制,服务保障“放管服”改革。
10.加强执行工作,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推动两地执行案件信息共享,强化信息化查控及协助执行网络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跨域司法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加强跨域指挥、管理、协调的执行指挥体系建设,提升复杂环境下执行应对处置能力。加大异地执行协助力度,简化异地执行手续,统一委托执行流程,扩大委托事项范围,切实提高执行效率。完善跨区域信用联合监督、警示、惩戒机制,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管理机制,加快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11.加强诉讼服务工作,提供优质便捷高效司法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诉源治理,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促进纠纷多元化解。积极推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把握集约集成这一关键,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号通办、一次通办,完善网上立案、远程立案、集约送达等功能,将线下服务项目全部集成到线上,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便利。进一步提升跨域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实现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实现当事人诉求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三、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适应的司法工作机制
12.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司法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推进科技手段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进一步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支持两地法院加快提升信息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法院专网性能和网络安全防御能力,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跨域诉讼、在线庭审、电子送达、执行协作、审判管理等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机制,全面推进审判智能化应用。提高诉讼服务信息查询、信访接待处置、立案快速处理、在线诉讼等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推动两地法院在信息化软件开发、平台建设、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实现同城化,强化司法信息共享,提高司法信息利用效率。
13.加强区域司法协同,切实提高司法服务保障水平。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唱好“双城记”,合力打造区域司法协作的高水平样板。最高人民法院各有关部门加强条线指导,第五巡回法庭充分发挥派驻重庆区位优势,通过定期开展巡回区审判工作集中调研、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积极推动两地开展深层次、宽领域司法合作。支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推进两地法院日常沟通、协调、会商、联动等工作,重点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重大司法事项、司法需求、司法政策和重大疑难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司法裁判尺度统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参加两地党委领导或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会商机制,依法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切实增强工作合力。相关法院要根据工作实际和区位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沟通、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实现资源共用、信息互通、经验互享。
14.加大人才交流培养力度,进一步促进审判能力现代化。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司法需求,以“高精尖缺”为导向,支持和推动两地法院加大金融、破产、知识产权、环境资源、涉外商事海事等领域的审判业务培训力度,积极探索改革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司法人才。支持和推进两地建立健全以审判业务交流为基础的人才交叉培养协作机制,实现人才资源互通互融。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不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法院干部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15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15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关注专利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完善专利法律法规、支持创新发展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知识产权局,现答复如下:
首先,关于在专利确权及行政诉讼程序中启动鉴定程序的建议,客观反映了在部分技术领域,特别是医药、化学领域的专利授权确权行政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行政案件中,鉴定意见属于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为正确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关于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6月15日至7月31日,已就该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预计将于9月发布该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对实验数据的鉴定问题作出了规定。针对您关心的实验数据的真实性认定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条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关于您提出的在专利确权行政程序中启动鉴定程序的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赞同。该局认为,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对案件中涉及的技术内容和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单位进行鉴定。实践中,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启动鉴定程序的案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案件因请求人提供的实验报告的真实性或者证明力不足,没有达到启动鉴定程序的条件;部分案件因合议组基于已有证据能够做出决定,不需要启动鉴定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对于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的案件,或者不通过技术鉴定难以查明事实的案件,将依法适时启动鉴定程序。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对专利确权行政程序中的鉴定问题加强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其次,关于举证责任问题的建议,主要涉及医药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转移等问题。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确定举证责任。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十二条对实验数据的举证、鉴定等问题进行了规定。我们将结合各方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对于无效宣告请求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实验数据,合议组会重点关注医药实验的专业问题,包括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实验结果等,综合判断实验数据的证明作用,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问题的调研工作,切实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关于开放专利信息查询渠道,完善信息公开运行机制的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已试运行公共服务网(ggfw.cnipa.gov.cn:8010/PatentCMS_Center/)。在该网“数据下载"栏目,社会公众可以批量下载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相关专利基础数据,且可以查询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复审决定、无效决定等。除公共服务网,社会公众还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的“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和“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栏目中,查询已经审结的专利无效宣告案件审查决定。关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的相关文件,因考虑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尚未审结的无效案件的案卷有保密责任,且允许与案件无关的其他人查询,可能会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侵犯当事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等情形,故对查询主体作出了限制。关于第三方公众意见,《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就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出公众意见,供审查员在实质审查时考虑。考虑到保护第三方隐私,避免给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其提供公众意见的积极性,经综合考虑,尚未开放第三方公众意见的查询渠道。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积极推动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相关工作,加快构建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渠道,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开运行机制,依法及时公开知识产权审查过程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最后,关于完善专利法律法规,支持创新发展的建议,主要涉及是否在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中规定“销售、许诺销售"行为同样属于“Bolar例外",不视为侵犯专利权。鉴于该问题涉及专利法的修改,且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已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建议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修正方式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将依照法律规定,立足于相关规定的立法目的,依法妥善审理相关案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82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82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行异地执行听证健全我国执行听证制度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执行听证程序的基本情况
执行听证是由执行法官就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处理结果听取相关方意见的一种司法活动。听证程序对于增进司法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当事人程序参与权和监督权,准确查明相关事实、化解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确保执行行为和执行异议裁决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促进案件高效办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虽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对应当进行听证的事项作出原则规定,同时要求对办案过程中涉及当事人或案外人重大权益的事项,法律没有规定办理程序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灵活、方便的听证机制,举行听证。一些地方法院探索建立了当地执行听证的程序规则,并广泛运用于具体的执行工作中。执行实施阶段的听证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目前在执行实施活动方面,涉及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调查、确定执行方案、采取重大执行措施、协商推进拍卖变卖变价程序、进行执行和解、执行财产在多个债权人之间的分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一般会根据情况安排听证。
随着执行异议、复议和异议之诉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处理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问题的听证,例如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请求,主要是在进入法定的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中进行听证。有的案件还要进一步进入异议之诉审判程序,通过开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的,应当公开听证。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原则确定进行听证的案件范围。
目前实务中,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主要是参照民事审判中的开庭审理规则进行。一般由合议庭审判长或承办法官主持,实行公开原则及回避制度。参加人主要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以及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允许公众旁听。执行听证主要围绕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调查,程序包括相关事实和证据质证、认证和辩论等阶段,合议庭会就争议焦点及事实证据质证,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和辩论的权利。对一些重大案件或者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执行案件,法院会专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等人员列席听证会,使听证程序更加公开透明。对一些疑难复杂,特别是争议焦点涉及专业问题的案件,也会专门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
您在建立全国检察院、法院统一的听证员库的建议中提到关于检察机关建立的听证员制度,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相似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等情形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并在三人合议庭中可以就法律适用问题行使表决权。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若干问题的答复》,人民法院目前不能安排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执行工作。实践中不少地方法院也在探索和尝试在执行听证中引入人民陪审员参与制度。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执行听证和人民陪审员参与的实践经验,梳理已有司法解释文件,进一步完善执行听证制度和运行机制,切实规范执行听证程序,确保听证过程实质化,不走过场,促进执行案件公正、高效办理。
二、关于搭建“云听证"平台,推行异地“云"听证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利用信息化科技手段服务执法办案,以信息化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疫情期间,为提高执行案件质效,确保执行审判公开,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将疫情防控和执行听证统筹开展,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建设和推广应用“中国移动微法院",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中国移动微法院"(2022年3月更名为“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具有网上立案、网上诉前调解、远程庭审及“云听证"的服务功能,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登录“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与主审法官进行沟通,并在约定时间举行在线听证,听证后还可以立即在线阅读听证笔录、在线签字,使听证流程更加方便、快捷、公开。同时,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依托该平台搭建自己的“移动微法院",集成地方法院特色服务功能,构建地方特色服务区,也有地方法院独立开发建设“云上法庭",部分法院还利用微信视频会议等第三方平台进行网上听证,取得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连结四级法院的“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也具有远程视频功能,必要时可以请执行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等到当地法院通过该平台参加执行远程听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持续优化完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等平台,进一步整合人民法院司法服务能力,推行信息化“云"听证,提升人民群众的在线应用体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进一步实现司法公开透明,增进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4月20日)
目 录
1.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
2.谢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案
3.龚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4.张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假冒注册商标案
5.柴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案例一
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 种业安全 支持起诉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在未取得种子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将自己种植收获的“希森6号”马铃薯商品薯装袋后冒充“希森6号”马铃薯种薯向陕西省靖边县张某某等农户销售,销售金额共计8.3万余元。张某某等农户共种植129余亩土地。种植后少部分种子没有发芽,部分种子生长过程中出现植株发黄、根部发黑腐烂和地下薯块腐烂现象。经陕西省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鉴定:田块马铃薯品种为“希森6号”,感染黑胫病主要原因是种薯带菌。经靖边县农业农村局测产鉴定,张某某等农户种植的马铃薯,平均亩产1225.9千克。经靖边县物价服务中心进行价格认定,涉案种子造成每亩损失价格为3600余元,共计造成张某某等农户损失47万余元。
2022年5月26日,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对被告人王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8月30日,靖边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判决宣告后,被告人王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人员逐户走访各受害农户并听取意见,综合考虑全案事实证据,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以案释法优势,利用本案案发正值春耕备耕、农民集中选购种子的时间节点,及时在检察新媒体上发布《春耕在即,检察官提醒您:科学选种、谨慎购种》的宣传报道,结合本案介绍种子选购、储存的注意事项和发现购买到伪劣种子的维权方法。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同时,积极参与诉源治理。一是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检察机关坚持实质认定标准,全面审查专家组田间调查和现场勘验意见,结合各被害人陈述和王某某供述等证据,认定王某某系以商品薯冒充种薯销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以非种子冒充种子”,应认定为“假种子”,且涉案假种子与受害农户损失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二是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王某某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侵犯了“希森6号”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检察机关主动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依法告知其权利义务,认真听取意见并为权利人提供法律咨询。三是民事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告知农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受害农户提起民事诉讼后,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为农户提供法律咨询,向法院移送证明造成损失数额的相关证据,依法维护农户合法权益。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某向受害农户赔付部分款项。四是制发检察建议。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当地种业生产、销售行政监管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执法薄弱环节,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助推行政监管机制更为完善。
法庭审理阶段。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辩护人对受害农户因伪劣种子所遭受损失数额的认定提出异议。公诉人答辩指出,田间鉴定专家组经田间调查和现场勘验作出的鉴定报告显示受害农户种植的马铃薯感染黑胫病减产主要原因为种薯带菌;结合GPS测亩仪测量的土地亩数、靖边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马铃薯测产报告、靖边县物价服务中心作出的损失价格认定结论书、受害农户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损失数额认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检察机关在庭审现场以案释法,结合案件指出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导致受害农户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危害粮食安全,社会危害性大。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危害种业安全犯罪,为种业振兴创造良好法治环境。马铃薯作为四大主食之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为保证马铃薯种业安全,我国专门制定了马铃薯种薯的国家标准(GB18133-2012),规定马铃薯种薯的病毒、细菌、真菌、昆虫等允许率均应符合最低标准要求。以商品薯冒充种薯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通过肉眼观察予以判断,往往在种薯发芽率低、农作物收成欠佳时才被发现,危害后果已经形成,难以补救。制售伪劣种薯的行为给农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扰乱种业市场秩序,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依法严厉惩治。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通过刑事严惩、行政监督、民事支持起诉等方式综合能动履职,确保重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到位,形成对农资安全、种业创新和农民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二)治罪与治理并重,积极推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牢固树立“抓前端、治未病”理念,由“案内”审查向“案外”治理延伸,全力净化农资市场。靖边县是农业大县,又是西北地区马铃薯的主要产地,针对该地区制售伪劣种子坑农害农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检察机关系统梳理行政监管漏洞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从加大对种子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力度、完善举报投诉激励制度建设等方面建议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高度重视,制定整改方案,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制止无证经营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经营场所。通过专项检查责令整改15家,当场处罚2家,立案查处1家;督促辖区内76家种子门店完善经营台账,对镇、村种植大户、制种公司工作人员80余人开展培训,促进规范合法经营。
(三)加强行刑衔接联动履职,共促形成“都管”大格局。为提升行刑衔接质效,合力保障农资安全,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12家单位共同签发《靖边县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试行)》,在案件线索发现、线索审查、线索移送等环节加强配合、精准发力,净化农资市场。检察机关与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6部门联合制定《涉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刑衔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进一步完善涉种子违法犯罪行刑衔接机制,凝聚惩治合力,保护激励种业创新,为种业健康发展筑牢协同保护的基石。
案例二
谢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非法经营 农药 全链条打击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被告人毛某某等人利用网络平台销售百草枯原液,销售金额分别为120万余元至15万余元不等。被告人谢某某、张某某在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毛某某等人处购进百草枯原液,加工后冒充“敌草快”等除草剂农药销售,销售金额分别为54万余元、45万余元。2020年1月至2022年7月,被告人宋某某在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谢某某、张某某处购进上述农药后向他人销售,销售金额为137万余元。上述被告人均明知百草枯在我国禁止销售和使用,宋某某等人明知上述农药中含有百草枯成分。经江苏省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涉案农药中均含有百草枯成分,不含敌草快或草铵膦成分。
2022年8月9日、11月14日,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被告人谢某某、张某某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宋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毛某某等人以非法经营罪向宝应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12月16日,宝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谢某某、张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六年,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宋某某有期徒刑六年,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毛某某等人三年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宋某某、毛某某因具有立功、认罪认罚等情节被减轻处罚)。上述被告人均被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2022年1月,经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就伪劣农药认定、犯罪数额、全链条打击等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对扣押在案的农药样品及时送检,并向购买该农药的证人核实情况,查清涉案农药属性。走访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国家禁止销售百草枯的具体时间。二是重点调查涉案人员的从业经历,购买、销售伪劣农药的聊天记录、价格等证据,查清其主观明知。三是对涉案人员的微信、银行账户的资金流进行比对,查清销售金额。四是围绕伪劣农药原液提供、生产、销售等环节,结合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深挖彻查,依法追捕2名犯罪嫌疑人,确保全链条打击。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精准认定犯罪数额。检察机关采取以电子交易信息为主,言词证据为辅审查原则,通过宋某某的微信聊天、资金交易等记录,梳理出各犯罪嫌疑人具体销售明细,从而认定各犯罪嫌疑人销售金额。二是准确认定犯罪罪名。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毛某某等人通过网络销售我国禁止销售和使用的百草枯原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产、销售国家禁用农药,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毛某某等人构成非法经营罪。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宋某某辩护人认为其与上游生产者谢某某、张某某系共同犯罪且为从犯。公诉人结合证据进行答辩,宋某某与谢某某、张某某系买卖关系,上游生产者谢某某、张某某将涉案农药销售给宋某某后,宋某某继续对外销售,宋某某获取的收益系其对外销售价格扣除进货价格后部分,而非从谢某某、张某某处分得收益。谢、张二人按照宋某某要求直接发送给其客户的行为不影响其买卖关系的成立,双方亦不存在共同销售的合意,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宋某某不应认定为从犯。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意见。
【典型意义】
(一)全链条打击制售伪劣农药犯罪,保障农资安全。制售伪劣农药犯罪危及粮食安全,损害农民合法权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必须从严惩处。百草枯被列入《禁限用农药目录》,属于禁用农药。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多次开展百草枯专项整治工作。本案中,14名被告人分别实施了销售百草枯原液、使用原液生产假农药、利用网络平台全国性销售等行为,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检察机关发挥诉前主导作用,通过引导侦查固定证据,依法追捕假农药生产者,对原材料提供端、假农药生产端、销售端进行全链条打击,跨区域捣毁制假售假源头,全力保障农资安全。
(二)加强电子数据客观性审查,准确认定犯罪数额。网络销售伪劣农资类案件涉及地域范围广、消费者众多,在侦查取证、数额认定等方面存在困难。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时,应当加强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审查。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据、资金走向等信息进行比对,形成证据闭环,对行为人提出的正常交易、合法收入等合理辩解,查证属实后,依法予以扣除,综合认定销售数额。
(三)能动履职延伸检察职能,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打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需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协作配合,推进诉源治理。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通报案情,推动该部门开展农资生产执法检查,共检查农资经营店248家次,抽检农药45批次,依法对4起涉及无证生产经营农药、经营假农药等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同时,针对网络寄递销售的特点,向当地邮政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县域寄递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完善全链条治理机制,形成社会共治。
案例三
龚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农药 化肥 行刑衔接
【基本案情】
被告人龚某在河南省淮阳县注册成立河南甲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龚某为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龚某辉(龚某四弟)成立郑州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龚某辉为实际控制人。甲公司内设生产部、仓储物流部、财务部、销售部,龚某对公司实行家族式管理,各部门由龚某及其家人负责。被告人龚某龙(龚某大哥)负责生产部;被告人龚某峰(龚某二哥)负责仓储物流部;龚某负责甲公司销售部门及下属品牌销售公司;乙公司销售甲公司生产的农药、化肥,龚某辉负责乙公司销售部门及下属品牌销售公司;财务部由龚某直接负责,形成了等级严明、规模成熟、家族式生产、销售伪劣肥料、农药的团伙。甲公司生产农药、化肥的配方由龚某提供。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节省成本、牟取高额利润,龚某采用购买廉价不合格原料、少加或不加所标注的原药成分等手段进行生产。
经对甲公司被扣押的农药、化肥全部取样检测,检出不合格农药288种,不合格率70.16%,不合格化肥510种,不合格率96.22%。经对乙公司被扣押的农药、化肥全部取样检测,检出不合格农药153种,不合格率52.58%,不合格化肥225种,不合格率96.57%。经审计,认定甲公司不合格农药、化肥销售金额5900余万元,乙公司不合格农药、化肥销售金额1100余万元,总计7000余万元。
另查明,龚某还实施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
2021年5月2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对龚某、龚某辉等人提起公诉。2021年8月25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龚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一年、一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龚某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千万元。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余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针对公安机关提出的缺乏销售单据、犯罪数额难以认定的问题,检察机关建议从两个方面重点取证:一是以物流公司代收货款为突破点,查明代收货款中农药、化肥的占比;二是从生产工艺和流程上认定已销售产品存在伪劣产品;调取销售清单、收款记录等,结合所销售产品中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的品名、规格、机型、生产日期,将相应产品对应的销售记录进行审计,准确认定不合格产品已销售金额。
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罪将龚某等人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认为,龚某等人冒用其他公司农药登记证生产、销售农药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规定的“限制买卖和专营、专卖的物品”需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对于“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兜底条款适用应严格限制,且现有司法解释无明确规定冒用农药登记证生产、销售农药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故检察机关对非法经营罪未予认定,而是依据检验结果,将其中不合格产品的数额,计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数额后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龚某等人辩称,起诉书认定已销售产品系不合格产品是主观推定。公诉人答辩指出,龚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多次被行政处罚;生产过程不具备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职工不经业务培训、无原料验收制度、无生产规范、无产品验收制度;生产工人仅按龚某手写配方生产,且配方和生产方法一直未变;为降低成本,所购原材料多为无质量检验合格证和成分含量不达标的原药,综合以上证据,认定已销售产品系不合格产品。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意见。
【典型意义】
(一)严惩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制售伪劣农资违法犯罪危及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依法从严惩处。本案犯罪活动时间长、销售范围广、犯罪数额巨大、受害农户遍及全国且重点危害河南粮食主产区。经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家族式制售伪劣农资团伙被依法打击,有效净化农资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推动行刑衔接,加强诉源治理。检察机关注重延伸职能,积极能动履职,认真做好案件办理的“后半篇文章”,为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贡献检察力量。一是加强行刑衔接,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意见,建议对龚某等人冒用他人农药登记证进行无证经营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收到检察意见后,行政部门依法对甲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二是被查封扣押的大量农药、化肥及原材料具有污染环境等安全隐患,针对此种情况,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会商,并向上级检察机关汇报,推动提出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案,保证了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和环境安全。
案例四
张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假冒注册商标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化肥 假冒注册商标 全链条打击 因果关系认定
【基本案情】
2019年,被告人牟某某了解到被告人张某某经营各种肥料,遂欲在张某某处订购总养分含量为40%的化肥。为有利于销售,二人约定使用印有“ZGNZ”注册商标的包装袋,并将包装袋上化肥总养分含量标注为51%。后张某某联系被告人王某某生产包装袋,被告人赵某甲、赵某乙生产、灌装化肥。王某某在知道张某某未经“ZGNZ”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仍生产印有该商标的化肥包装袋1万余条。赵某甲、赵某乙在知道其生产的化肥养分含量等与包装袋标注不符的情况下,以92万余元的价格将生产的392余吨灌装复合肥出售给张某某。张某某又以112万余元的价格出售给牟某某。2019年2月至4月,牟某某陆续将部分化肥销售给吉林省磐石市、梅河口市等地160余户农民,销售金额达106万余元。
经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检验,涉案化肥不合格。经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查获的肥料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鉴定,受害农户耕种的玉米减产400余万公斤、水稻减产1500余公斤,经济损失共计560余万元。
2020年4月至5月,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被告人张某某等4人犯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王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6月30日,磐石市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七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其余3名被告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七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5名被告人提出上诉。2021年11月17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鉴于二审期间王某某主动退还全部违法所得、确有悔罪表现等情况,改判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对一审判决其他判项均予维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经公安机关商请介入侦查,发现该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的区分适用,关键是能否认定伪劣化肥使用与农民生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建议公安机关联系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针对农作物生长期死苗原因及时鉴定。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随即组织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等多家单位的5位农业、土壤、肥料、种子方面专家进行田间鉴定,专家结合田间实地调查,综合地块条件、种植方式、种子、农药、气候等因素,鉴定得出农作物死苗与使用涉案化肥具有因果关系。
审查逮捕阶段。受害农户对案件进展及处理结果高度关注。检察机关认真审查证据材料,依法对张某某等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做好农户生产损失鉴定工作。检察机关认真接待受害农户代表,耐心解答法律问题,得到农户的理解与肯定。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涉案注册商标授权情况、涉案化肥生产方式和成分、包装袋来源、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以及损失认定等方面证据。在农作物成熟后收割前的关键时间节点,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田间取样与调查后,鉴定出每户农民农作物损失产量。当地公安、农业、粮食、物价等四部门经过市场调查,联合对受害农户农作物进行了粮食等级认定,磐石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农作物损失价格进行认定。最终,在相关证据收集完整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某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应择一重罪处罚,对张某某等人以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提起公诉;因王某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化肥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但无证据证明其明知化肥质量不合格,因此对其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公诉人综合运用在案证据,详细论证各被告人的定罪理由、量刑情节,尤其是伪劣化肥使用与生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罚当其罪。案件审理中,共计149户受害农户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积极配合法院调解工作,尽力为受害农户挽回经济损失。经调解,大部分受害农户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并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典型意义】
(一)依法全链条严惩制售伪劣化肥犯罪,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化肥是农业生产最基础的重要物质投入之一,对农作物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伪劣化肥产品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品质,严重危害农民合法权益,影响国家农业安全和乡村振兴。本案犯罪行为涉及地域广,伪劣化肥生产地为山东,销售地为吉林省内多地,各被告人采取跨省作案模式,链条长且隐蔽,受害农户多且损失大。针对伪劣农资产品犯罪,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上挖源头、下追流向,最终实现全链条打击,5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刑罚,有力震慑了潜在不法分子,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正常有序,切实维护国家农业生产根基。
(二)加强部门联动配合,合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适用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以“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前提,损失认定及计算、使用伪劣化肥与农民生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难点,涉及检验、田间鉴定、粮食等级认定、价格认定等多个环节,需要各部门大力合作,共同推进,才能保证办案质量和效果。本案办理过程中,农业农村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互配合,专家及检验、鉴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确保案件及时准确办理。同时,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律师共同配合法院开展调解工作,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农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广大农民“放心购、安心种”的信心进一步提振。
案例五
柴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兽药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12月,被告人柴某某在明知其经营的新某药业公司仅有兽药销售资质,而无生产资质的情况下,自行生产未标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批号的青霉素钾小白包,假冒其他公司生产的氟苯尼考粉(囊杆双杀)等兽药对外销售。在此期间,被告人柴某某还向有生产兽药资质的两家公司提供配方生产兽药后,定向销售给新某药业公司。柴某某将以上自己生产和其他公司生产的兽药,以新某药业公司名义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为49万余元。经检验,相关兽药成分未检出或含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被告人柴某某生产、销售的硫酸粘菌素预混剂、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氟苯尼考粉等系假兽药或劣兽药。
2022年6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柴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7月14日,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柴某某具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缴违法所得、认罪认罚等情节,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柴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七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柴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立案后,检察机关受邀派员介入侦查。鉴于涉案兽药的检验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第一时间建议公安机关、农业农村部门规范扣押、移送、检验程序,准确查明涉案兽药性质,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查扣新某药业公司账簿等书证,确保关键客观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农业农村部门委托检验机构对涉案兽药进行检验,确认涉案兽药成分不符合兽药典规定,从而认定假劣兽药。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柴某某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其依法批准逮捕,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继续侦查意见,建议注意区分柴某某所销售兽药类型,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同时,对柴某某充分开展释法说理工作,督促其真诚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柴某某退缴违法所得15万元。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柴某某既销售涉案伪劣兽药,也销售合格兽药,涉案金额计算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办案人员以在新某药业公司查扣的账册为基础,结合检验结论、伪劣兽药销售批次、转账记录,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销售人员证言等,将合格兽药销售金额剔除后,准确确定伪劣兽药销售金额。柴某某在其辩护人的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柴某某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公诉人在法庭上全面阐述柴某某私自配方并制售伪劣兽药的社会危害,说明打击该类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进一步促使被告人真诚悔罪,实现刑罚的惩戒与教育功能,让旁听群众接受了一次法治教育。
【典型意义】
(一)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兽药犯罪,切实维护畜禽养殖安全。涉案兽药系用于提高养殖畜禽免疫力和治疗畜禽疾病的药物。使用不合格兽药,既可能导致疫病蔓延,影响畜禽养殖户的正常经营,产生经济损失,也可能造成人畜共患疾病传播,危及人体健康。柴某某具有兽药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对兽药安全的重要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但为了牟取利益,自行或委托他人生产伪劣兽药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应当依法予以惩治。
(二)多部门密切协作,促进兽药行业规范经营。该案系公安机关根据农业农村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立案侦查,并邀请检察机关派员介入。案件办理期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农业农村部门多次进行案件会商,共同提升办案质效。农业农村部门专业人员作为特邀检察官助理从介入侦查阶段即参与案件办理,就兽药管理规范、伪劣兽药检验等问题提供意见,对案件顺利办理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完善兽药行业监督执法的四项措施建议。农业农村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联合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等组织农资专项检查,广泛开展农资安全宣传,引导兽药产销主体依法生产经营,有效维护农资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人选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动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研修学者制度的规定》,经研究,接收以下10名同志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
1.研修课题:陪审案件事实审和法律审有关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刘方勇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研修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研究
研修学者:许尚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研修课题: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理论和实务研究
研修学者:刘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4.研修课题: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有关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孙邦清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5.研修课题:跨境破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张玲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6.研修课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研究
研修学者:刘长兴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7.研修课题: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韩红兴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教研室主任、教授
8.研修课题: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类案指导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罗昆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9.研修课题:司法责任制背景下办案工作内涵及考评机制研究
研修学者:涂永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10.研修课题: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研修学者:顾大松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感谢全国各高等法律院校、科研机构的组织推荐!
特此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153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153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合同法生效前租赁期限超过20年合同效力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一般而言,承租人并不想长期占有租赁物,在使用、收益目的实现后,承租人将返还租赁物,由此则产生租赁期限的问题。过长的租赁期限,对租赁物的状态易产生争议,不利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还存在可能产生租赁权金融化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做出限制。如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租赁期限超过最长期限20年、30年的,则缩短至相应20年、30年的期限。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五条亦做如上之规定,但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并无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在合同法实施前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超过20年,超出部分的效力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分歧,诚如您提案中所指出的,有观点认为合同法施行前签订的租赁合同超过20年的,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合同有效;有观点认为超过20年的,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认定超过20年的无效或部分无效。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发布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通知》指出“对合同法实施以后的合同行为,应一律使用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法实施以前的合同行为,可以参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而言,合同法施行前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超过20年,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租赁期限应适当缩短。
您的建议,我们将认真调查研究,加强指导与监督。一是对当事人之间一方出地、一方出钱的合同关系,要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认定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二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再审审查,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既要坚持有错必纠,又要注意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三是通过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案例指导、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做到类案同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与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美丽南方航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涉外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与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美丽南方航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涉外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2019年2月28日 (2019)最高法民他1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桂民他26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诉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美丽南方航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所引起的管辖权纠纷。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案涉提单记载“如果上述租约没有完全并入本提单,则本提单下的任何纠纷将根据埃克森航次租约84版本中的仲裁条款,由船东/承运人选择在伦敦或者纽约通过仲裁解决”。该提单系由承运人签发,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贵阳支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表明其不接受该提单项下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对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人保贵阳支公司不具有约束力。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以其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且该仲裁协议对保险人人保贵阳支公司有约束力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北海海事法院作为货物运输始发地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
诉被告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KSIM CO.,LTD.)、
美丽南方航运公司(Beautiful South Shipping S. A)
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请示
(2018年9月7日 (2018)桂民他2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海海事法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诉被告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KSIMCO.,LTD.)(以下简称韩国船舶公司)、美丽南方航运公司(Beautiful South Shipping S.A)(以下简称美丽南方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涉及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的问题,根据贵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现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直属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30号裙楼一层附3号。
负责人:严某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冰,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国船舶投资及管理公司(KSIMCO.,LTD.)。住所地:韩国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CENTUM中央路66,1106号(佑洞,CENTUM T TOWER)([U-DONG,CENTUM T TOWER],1106,66,CENTUMJUN-GANG-RO,HAEUNDAE -GU,BUSAN,KOREA)。
法定代表人:赵某衡(CHO JUNHYUNG)。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瑞,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美丽南方航运公司(Beautiful South Shipping S.A)。
住所地:巴拿马玛贝拉城第53街摩根&摩根集团大厦16层(53 RDE STREET,URBANIZACION MARBELLA,MMG TOWER 16TH FLOOR,PANAMA,REP.OF PANAMA)。
二、案件基本情况
北海海事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依法受理了原告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诉被告韩国船舶公司、美丽南方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诉称: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承保的一批食品级磷酸,由“金色基恩(GOLDENGION)”轮从中国北海港运至泰国曼谷,船代代表船长签发了清洁提单,2017年2月22日船舶到港后,经检测发现货物受苯酚混合物污染,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1日支付保险理赔款,取得收货人所有权益及相应代位求偿权。韩国船舶公司为案涉船舶的光船承租人和提单项下承运人,美丽南方公司为案涉船舶所有人及提供船舶的实际承运人,故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连带赔偿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货物损失6568300元(1000000美元,按照赔付日2017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65683计算)及自赔付之日起至法院判令被告应当赔偿之日的利息;2.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因诉讼产生的其他费用。
案涉提单正面记载的仲裁条款记载内容如下:“如果上述租约没有完全并入本提单,则本提单下的任何纠纷将根据埃克森航次租约84版本中的仲裁条款,由船东/承运人选择在伦敦或者纽约通过仲裁解决。”
在答辩期后,北海海事法院首次开庭前,韩国船舶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韩国船舶公司与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所代位的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该仲裁协议对作为保险人的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有约束力,案涉争议应当根据该仲裁协议的约定提交纽约仲裁,故本案不属于北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三、北海海事法院处理意见
北海海事法院认为,韩国船舶公司在首次开庭前提出管辖权异议,其应依法受理,但本案中,案涉提单仲裁条款的约定属于承运人单方意思表示,对持有提单的阿迪特亚贝拉化工(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拉化工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基于贝拉化工公司的权益转让,向承运人代位提起本案诉讼,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亦不应受提单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本案货物始发地为北海港,属于北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故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韩国船舶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应当裁定予以驳回。
四、我院对案件的处理意见
我院认为,韩国船舶公司就存在仲裁协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法院应予审查。案涉约定源自本提单项下争议交由伦敦或纽约仲裁的仲裁条款,仅是承运人单方意思表示,承运人并未与提单持有人贝拉化工公司达成合意,故提单持有人贝拉化工公司不受案涉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约束。保险人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在赔付被保险人(提单持有人)贝拉化工公司提单项下的货物损失后,依法取得向承运人韩国船舶公司、美丽南方公司请求赔偿货物损失的代位求偿权利。但保险人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仅限于提单中约定的实体权利义务,提单项下仲裁条款属于程序性条款,仲裁条款并非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除非保险人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明确表示接受该仲裁条款。本案中,保险人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作为原告已经在北海海事法院向承运人提起诉讼,表明其不接受提单项下的仲裁条款,故案涉提单仲裁条款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人在保险赔付后,依法取得被保险人向承运人就运输中的货损请求赔偿的权利,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法律关系是被保险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关系。本案货物始发地是北海港,北海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韩国船舶公司认为其与中国人保财险贵阳支公司存在有效仲裁协议,北海海事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的主张不成立。拟同意北海海事法院的处理意见。
以上意见妥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法办〔2018〕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暂行办法》(法办发〔2011〕9号)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组织开展了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全国共有28个高级人民法院选送了裁判文书参加评选。经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共有106篇裁判文书在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不同等次的奖项,其中刑事类文书25篇、民事类文书53篇、行政类文书28篇。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要载体,是衡量法院审判工作质量和司法能力的重要标尺,直接关系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此次获奖的裁判文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的专业性特点,在文书格式及构成要素、叙述事实及论述说理、引用法律及裁判主文、语言文字及标点符号、示范意义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凝聚了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法官的智慧,是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成果。希望受表彰的单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希望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及从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法官以此次优秀环境资源裁判文书评选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服务保障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切实贯彻宪法法律的要求,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公正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纠纷案件,将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不断提高司法能力水平,培养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队伍,为全面加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5月27日
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结果
一、刑事裁判文书
特等奖(1篇)  1.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7)黔0321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书
一等奖(3篇)  1.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刑初2598号刑事判决书  2.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0刑终185号刑事裁定书  3.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2016)湘0923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书
二等奖(4篇)  1.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藏25刑终4号刑事判决书  2.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3刑初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3.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2016)湘0382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  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刑初40025号刑事判决书
三等奖(7篇)  1.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3刑终89号刑事判决书  2.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刑初1615号刑事判决书  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0刑终24号刑事裁定书  4.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7刑终47号刑事裁定书  5.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5刑终123号刑事裁定书  6.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17)豫1025刑初220号刑事判决书  7.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刑终162号刑事判决书。
优秀奖(10篇)  1.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96刑终88号刑事判决书  2.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2017)湘068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  3.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2017)皖0506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  4.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刑终590号刑事判决书  5.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2016)湘0224刑初273号刑事判决书  6.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刑终1544号刑事裁定书  7.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2016)黑8104刑初47号刑事判决书  8.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6)苏1302刑初828号刑事判决书  9.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1刑终235号刑事裁定书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3刑初35号刑事判决书
二、民事裁判文书
特等奖(3篇)  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357号民事判决书  2.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2民终772号民事判决书  3.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
一等奖(7篇)  1.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书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232号民事判决书  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8972号民事判决书  4.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  5.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字第897号民事判决书  6.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终726号民事判决书  7.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民事判决书
二等奖(9篇)  1.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藏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  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12096号民事判决书  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4.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6民终403号民事判决书  5.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5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  6.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719号民事判决书  7.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环民初字第00014号民事判决书  8.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  9.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71号民事判决书
三等奖(14篇)  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293号民事判决书  2.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再210号民事判决书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220号民事判决书  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  5.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8民终946号民事判决书  6.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4民终587号民事判决书  7.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96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  8.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5575号民事判决书  9.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8民终962号民事判决书  10.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2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  11.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  12.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16)湘0603民初301号民事判决书  13.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2016)皖0222民初2563号民事判决书  14.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7民终218号民事判决书
优秀奖(20篇)  1.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民终679号民事判决书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718号民事判决书  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6706号民事判决书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终2875号民事判决书  5.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9民终1018号民事判决书  6.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2民终357号民事判决书  7.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终872号民事判决书  8.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2062号民事判决书  9.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8民终733号民事判决书  10.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75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9民终1116号民事判决书  12.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3民终2415号民事判决书  1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6民终688号民事判决书  14.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初68号民事裁定书  15.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7民终1102号民事判决书  16.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初478号民事判决书  17.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0民终549号民事判决书  18.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1民终758号民事判决书  19.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书  20.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民初5670号民事判决书
三、行政裁判文书
特等奖(2篇)  1.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7)鄂0502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86号行政裁定书
一等奖(4篇)  1.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行终281号行政判决书  2.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行初202号行政判决书  3.北海海事法院(2016)桂72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  4.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573号行政裁定书
二等奖(5篇)  1.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2016)冀0825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终1351号行政判决书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294号行政判决书  4.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行终231号行政判决书  5.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361号行政裁定书
三等奖(7篇)  1.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终6号行政判决书  2.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96行终25号行政判决书  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  4.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6)黔0321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  5.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行初字第291号行政判决书  6.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  7.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2016)陕0304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
优秀奖(10篇)  1.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5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  2.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8行初281号行政判决书  3.北海海事法院(2016)桂72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  4.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1行终94号行政判决书  5.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1行终89号行政判决书  6.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法院(2017)云3122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  7.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  8.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行初45号行政判决书  9.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5行终83号行政判决书  10.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2016)川0503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031号(政治法律类30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031号(政治法律类30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完善产权保护法律条款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建议
您在提案中提出的“我国目前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状况还不乐观:一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不平等;二是,公权力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现象仍然存在"的问题确是产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您所指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产权司法保护中也收到民营企业家的类似反映。
近年来,为解决民营企业家反映强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产权意见》)的落实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出台规范指导意见。为切实将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各项要求落地落细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法发[2016]28号),准确把握、严格执行《产权意见》的精神和要求,推进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机制建设。
二是抓住牛鼻子,力争重点工作取得突破。为做好《产权意见》的落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强调抓住做好甄别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这项重点工作的牛鼻子。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提起再审三个具有社会影响的案件:1、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案;2、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3、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案,并公开阐明再审这三个案件的重大意义,引起一定社会反响,有力提升企业家和产权人的信心。目前,张文忠已被宣告无罪,社会反响强烈,企业家投资创业的信心得到提振。
三是狠抓对下指导,发挥规范指导效应。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出台力度,指导全国法院将《产权意见》的各项具体要求细化为裁判原则和规则。2017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3号),就人民法院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围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开放型经济、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加强破产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信用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22项服务和保障意见。2017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17]16号),强化董事责任、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方便股东诉讼等规定,切实将股权与物权、债权、无形财产权并列保护的要求落到实处,强调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等基本原则,加强投资者产权利益保护。2017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法发[2017]6号),规范涉案财物管理工作,切实保护产权人利益。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以1号文件形式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2018[法]1号),就禁止以刑事手段干预正常经济活动、地方政府违约、融资难、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保护成本高、失信惩戒、虚假诉讼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切实解决企业家关心的营商环境问题,努力为企业家创新创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017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发布第16批指导性案例,释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明确信号,指导全国法院加大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保护。2017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2号),切实保护矿业权人的产权利益,促进矿业权人权益的合法流转,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四是推广已有经验,推动已有工作措施产生滚雪球效应。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强调依托规范性指导,强化标本兼治的产权司法保护方法。2014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法发〔2014〕27号),切实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力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法发〔2016〕16号),切实完善司法救助工作机制和工作措施;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切实深化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法发[2016]17号),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2016年8月2日、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切实推动执行工作公开化、科学化和财产保全工作科学化,将当事人权益保护落到实处。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强化指导全国法院落实好上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并将及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产权人的新期待,继续强化研究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措施。
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产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是确保《产权意见》落到实处的基础性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已经配合相关部门《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的拍摄宣传工作,全面展现司法审判工作依法保障产权的工作体制机制、措施和成就。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通过旗帜鲜明发布冤错案件的纠正工作和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2018[法]1号),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司法审判对产权保护的作用已经显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赖和期待更加凸显,司法权威进一步提高。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一批),向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为全国法院依托司法审判保护产权提供典型指引和参考,形成示范效应,解决影响民营企业信心的根本性问题。
通过上述落实《产权意见》的有效举措,全国法院在产权保护工作方面成效显著,依托司法审判推动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阵地。人民群众依靠司法、信赖司法的信心逐渐增强,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产权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正在加速营造中,全社会强化保护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
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就产权司法保护重点推动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产权意见》的贯彻落实力度,确保《产权意见》的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开展涉产权保护的对下督查工作,指导好全国法院进一步落实好《产权意见》的各项要求,凝聚全国法院工作合力,将司法保护产权工作推上新台阶。
二是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家重点关注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案例的出台力度。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大《关于审理刑事民事行政交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关于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行为保全申请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的起草力度,力争尽快出台。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围绕上述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搜集发布力度。
三是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与各大媒体合作,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丰富宣传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持续形成舆论声势,营造全社会重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近期,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发布第二批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典型案例,继续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为各级法院审理有关案件提供指引和参考。
二、关于提升陪审员的专业化程度的建议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选任方式、参审范围、职权行使、履职保障等内容。它的颁布施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了采取“三次随机抽取"的方式选用人民陪审员,即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审理具体案件,并根据随机抽取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人民陪审员或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库。但是,现行法律未明确分行业建立人民陪审员信息库,对是否选用专业陪审员也未作出明确规定。
您关于“分行业建立人民陪审员信息库,供法院根据案件的主要类型选择具备与案件相适应的专业分析能力和行业认知水平的人参与人民陪审"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其合理性和现实需要。虽然《人民陪审员法》暂未规定专业陪审员,但允许各地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对人民陪审员按专业进行分类,仍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另外,针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专业性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建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也可以一定程序上给予法官必要的帮助。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一步深刻认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推动包括您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增设执行部门促进知识产权法院财产保全及执行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中央决定建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此后,三家知识产权法院陆续设立。
近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知识产权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7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创新知识产权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成效显著。报告中,也一并提出了有关改革建议。
目前,各知识产权法院内设机构的设置,是按照机构精简、扁平管理、运转高效的原则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设立运行后,该种机构设置模式取得了积极效果,发挥了正面示范作用,但也存在不断改进的必要。
关于您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内部增设执行部门的建议,客观反映了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迫切需求和强烈愿望。我们亦认为应根据审判工作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知识产权法院的内设机构设置。我们将充分考虑您的建议,会同中央和省级编制部门,在下一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过程中,统筹考虑知识产权法院内设机构改革问题,系统研究独立设置执行部门的方案,确保知识产权法院机构职能精简协同高效。
最高人民法院将按照中央有关精神,继续扎实稳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0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069号建议的答复
杨洪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国家立法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计署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提案,从贯彻落实中央反腐败方针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要求出发,站在国家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我国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科学论证,而且对预防职务犯罪法立法结构提出了初步设想。提案重点突出、意见明确、论证科学,符合当前我国反腐败的社会新形势,为我们推动全国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强大支持。
加快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进程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健康、深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法治反腐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更加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才能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全国立法,实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化,一直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积极推动全国人大将预防职务犯罪法纳入立法规划,尽快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是国家廉政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全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统一,属于国家立法权,应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实施预防职务犯罪法的立法工作。近些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多次提出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的议案、提案或建议。目前,经多方努力,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法”全国立法调研和立法草案建议稿起草工作已列为中央司法改革项目和高检院检察改革规划。为增强“预防职务犯罪法”立法调研和草案建议稿的科学性,高检院正组织人员对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开展情况较好的省(市)开展专题调研,将尽快起草国家预防职务犯罪法的草案建议稿,并形成立法专项报告,呈报中央有关部门。这些工作的开展,将为推动国家层面的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工作提供基础。
二、继续推动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为全国立法提供制度基础。高检院一直注重提高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化水平,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先后出台10余项有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和规范,有力促进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和20多个有立法权的地级市制定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条例,为地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水平:一是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制度,深入推进党委统一领导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二是进一步推动各省和有立法权的市级人大常委会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决议、决定)》,配合人大常委会加强对相关条例、决议、决定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增强法律的执行力度。三是进一步推进地方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的科学化。推动各地修改已有的地方法规,提升立法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的专项调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和顶层设计,有序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法制化。
三、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创新力度,为全国立法提供实践基础。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综合运用预防咨询、预防调查、预防检察建议、惩治和预防年度报告等措施,推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综合运用个案预防、行业预防、系统预防等形式,注重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预防对策;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帮助预防对象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推动预防工作的社会化,健全预防长效机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大格局。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规范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程序,细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措施,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方法。检察机关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预防职务犯罪经验,形成了一些可操作、有效果的预防措施和方法,为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提供了坚实实践经验。同时,我们将深化预防职务犯罪理论研究工作,为全国立法提供理论基础,提高全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20年12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21〕1号)
目录
第一章 管辖
第二章 回避
第三章 辩护与代理
第四章 证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节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 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节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七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节 技术调查、侦查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九节 非法证据排除
第十节 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 强制措施
第六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七章 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 审判组织
第九章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 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 庭前会议与庭审衔接
第三节 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四节 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五节 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六节 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 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 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十四章 速裁程序
第十五章 第二审程序
第十六章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七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八章 涉案财物处理
第十九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十章 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
第一节 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
第二节 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十一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 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 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
第三节 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 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六节 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开庭准备
第三节 审判
第四节 执行
第二十三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四章 缺席审判程序
第二十五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六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十七章 附则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章 管辖
第一条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1.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3.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4.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1.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2.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3.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4.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5.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8.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第二条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
针对或者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和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
第三条 被告人的户籍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被告人被追诉前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就医的除外。
被告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登陆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在列车上的犯罪,被告人在列车运行途中被抓获的,由前方停靠站所在地负责审判铁路运输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也可以由始发站或者终点站所在地负责审判铁路运输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人不是在列车运行途中被抓获的,由负责该列车乘务的铁路公安机关对应的审判铁路运输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人在列车运行途经车站被抓获的,也可以由该车站所在地负责审判铁路运输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根据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协定确定管辖;没有协定的,由该列车始发或者前方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负责审判铁路运输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或者被告人登陆地、入境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该航空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 中国公民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内的犯罪,由其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原户籍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条 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犯罪,由其登陆地、入境地、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可以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受处罚的,由该外国人登陆地、入境地或者入境后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二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登陆地或者入境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 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由原审地人民法院管辖;由罪犯服刑地或者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罪犯服刑地或者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由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罪犯在脱逃期间又犯罪的,由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在犯罪地抓获罪犯并发现其在脱逃期间犯罪的,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应当依法审判,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五条 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或者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决定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应当向下级人民法院下达改变管辖决定书,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应当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基层人民法院对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一)重大、复杂案件;
(二)新类型的疑难案件;
(三)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需要将案件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应当在报请院长决定后,至迟于案件审理期限届满十五日以前书面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申请后十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移送的,应当下达不同意移送决定书,由请求移送的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同意移送的,应当下达同意移送决定书,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必要时,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争议的人民法院分别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十条 管辖不明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
有关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应当将指定管辖决定书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和其他有关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原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改变管辖决定书、同意移送决定书或者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的决定书后,对公诉案件,应当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并将案卷材料退回,同时书面通知当事人;对自诉案件,应当将案卷材料移送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后,又向原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的,下级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层报原第二审人民法院。原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决定将案件移送原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被起诉的,可以并案审理;涉及同种犯罪的,一般应当并案审理。
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被审查起诉、立案侦查、立案调查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协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并案处理,但可能造成审判过分迟延的除外。
根据前两款规定并案处理的案件,由最初受理地的人民法院审判。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判决的,参照前条规定处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并案审理的,应当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处理。
第二十六条 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管辖。
第二章 回避
第二十七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翻译人员的;
(四)与本案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五)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第二十八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二)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本案的;
(三)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活动的;
(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用款物的;
(六)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第二十九条 参与过本案调查、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监察、侦查、检察人员,调至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
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在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款规定的限制。
第三十条 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不得担任案件的审判人员。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并告知其合议庭组成人员、独任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人员的名单。
第三十二条 审判人员自行申请回避,或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由院长决定。
院长自行申请回避,或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院长回避的,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时,由副院长主持,院长不得参加。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和本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回避的,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第三十四条 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第三十五条 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口头或者书面作出决定,并将决定告知申请人。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被驳回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情况作出处理:
(一)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应当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尽快作出决定;
(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应当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第三十七条 本章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第三十八条 法官助理、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其回避问题由院长决定。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有关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三章 辩护与代理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一)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五)人民陪审员;
(六)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七)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八)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前款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人员,如果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准许。
第四十一条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系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系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对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第四十三条 一名被告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或者未同案处理但犯罪事实存在关联的被告人辩护。
第四十四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告知其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
第四十五条 审判期间,在押的被告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要求。被告人应当提供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有关人员无法通知的,应当告知被告人。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在押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或者法律帮助申请,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或者通知值班律师。
第四十七条 对下列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盲、聋、哑人;
(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案件,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的;
(二)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四)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五)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应当将法律援助通知书、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送达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开庭审理的,除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审理的以外,应当在开庭十五日以前将上述材料送达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通知书应当写明案由、被告人姓名、提供法律援助的理由、审判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已确定开庭审理的,应当写明开庭的时间、地点。
第五十条 被告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原因。理由正当的,应当准许,但被告人应当在五日以内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五十一条 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意见,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
第五十二条 审判期间,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委托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三日以内,将委托手续提交人民法院。
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三条 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记录以及其他依法不公开的材料不得查阅、摘抄、复制。
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便利,并保证必要的时间。
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的,适用前两款规定。
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电子数据拷贝等方式。
第五十四条 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五十五条 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对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在办案过程中获悉的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不得违反规定泄露、披露,不得用于办案以外的用途。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相关人员出具承诺书。
违反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建议给予相应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第五十七条 辩护人认为在调查、侦查、审查起诉期间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人民检察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辩护人。
第五十八条 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签发准许调查书。
第五十九条 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因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或者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
第六十条 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且不宜或者不能由辩护律师收集、调取的,应当同意。
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
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写明证据材料的名称、收到的时间、件数、页数以及是否为原件等,由书记员、法官助理或者审判人员签名。
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并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六十一条 本解释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条规定的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写明需要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的内容或者需要调查问题的提纲。
对辩护律师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以内作出是否准许、同意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决定不准许、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四条 诉讼代理人有权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六十五条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其他诉讼代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需要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第六十六条 诉讼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将委托手续或者法律援助手续提交人民法院。
第六十七条 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
第六十八条 律师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带一名助理参加庭审。律师助理参加庭审的,可以从事辅助工作,但不得发表辩护、代理意见。
第四章 证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六十九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七十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
第七十一条 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七十二条 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
(二)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存在;
(三)被指控的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四)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
(五)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案件起因等;
(六)是否系共同犯罪或者犯罪事实存在关联,以及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
(八)有关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
(九)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事实;
(十)有关管辖、回避、延期审理等的程序事实;
(十一)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第七十三条 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是否全部随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人民检察院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第七十四条 依法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相关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人民检察院未移送,导致不能排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依法排除;导致有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七十五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视为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
第七十六条 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前款规定证据的审查判断,适用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
第七十七条 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随案移送有关材料来源、提供人、提取人、提取时间等情况的说明。经人民法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提供人或者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除外;材料来源不明或者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该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我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第七十八条 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涉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附中文译本。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调查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上述人员未到场的,应当记录在案。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
第八十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见证人: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
(三)行使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组织辨认等监察调查、刑事诉讼职权的监察、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其聘用的人员。
对见证人是否属于前款规定的人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相关笔录载明的见证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联系方式以及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等材料进行审查。
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的,应当在笔录材料中注明情况,并对相关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第八十一条 公开审理案件时,公诉人、诉讼参与人提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的,法庭应当制止;确与本案有关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或者对相关证据的法庭调查不公开进行。第二节 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十二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清单,笔录、清单是否经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鉴定过程中是否受损或者改变;
(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鉴定条件的血迹、体液、毛发、指纹等生物样本、痕迹、物品,是否已作DNA鉴定、指纹鉴定等,并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特征、物品等比对;
(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八十三条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依法应当返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的,可以拍摄、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必要时,审判人员可以前往保管场所查看原物。
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对无误、经鉴定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八十四条 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使用副本、复制件。
对书证的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原件及其内容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经鉴定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八十五条 对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体液、毛发、人体组织、指纹、足迹、字迹等生物样本、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鉴定而没有鉴定,应当移送鉴定意见而没有移送,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依法补充收集、调取、移送证据。
第八十六条 在勘验、检查、搜查过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
(二)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或者无被收集、调取人签名的;
(三)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物证、书证的来源、收集程序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节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十七条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生理和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四)询问证人是否个别进行;
(五)询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是否注明询问的起止时间和地点,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证人对询问笔录是否核对确认;
(六)询问未成年证人时,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合适成年人到场,有关人员是否到场;
(七)有无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的情形;
(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存在矛盾的,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第八十八条 处于明显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状态,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八十九条 证人证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的;
(二)书面证言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的;
(三)询问聋、哑人,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而未提供的;
(四)询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证人,应当提供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九十条 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方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笔录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以及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
(二)询问地点不符合规定的;
(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
(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段,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五)询问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
第九十一条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经控辩双方质证、法庭查证属实的,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十二条 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第四节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九十三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人数以及讯问方式等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是否注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和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有关权利和法律规定,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
(三)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时,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有关人员是否到场;
(四)讯问女性未成年被告人时,是否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
(五)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的情形;
(六)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
(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全部随案移送;
(八)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
(九)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存在矛盾的,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必要时,可以结合现场执法音视频记录、讯问录音录像、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等,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审查。
第九十四条 被告人供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的;
(二)讯问聋、哑人,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而未提供的;
(三)讯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被告人,应当提供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四)讯问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
第九十五条 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地点、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有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
第九十六条 审查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
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第五节 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九十七条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
(二)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可靠;
(四)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盖章并由鉴定人签名;
(五)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六)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存在矛盾的,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无异议。
第九十八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四)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
(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
(七)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的;
(九)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九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定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延期审理或者重新鉴定。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第一百条 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前款规定的报告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
经人民法院通知,出具报告的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有关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零一条 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经法庭查证属实,且调查程序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六节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一百零二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二)勘验、检查笔录是否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现场的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情况,以及勘验、检查的过程;文字记录与实物或者绘图、照片、录像是否相符;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伪造、有无破坏;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态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
(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矛盾。
第一百零三条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零四条 对辨认笔录应当着重审查辨认的过程、方法,以及辨认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五条 辨认笔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辨认不是在调查人员、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
(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
(三)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
(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
(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六)违反有关规定,不能确定辨认笔录真实性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零六条 对侦查实验笔录应当着重审查实验的过程、方法,以及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 侦查实验的条件与事件发生时的条件有明显差异,或者存在影响实验结论科学性的其他情形的,侦查实验笔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七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一百零八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
(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
(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
(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
(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
(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第一百零九条 视听资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第一百一十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二)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三)收集、提取的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四)如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五)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第一百一十一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应当根据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相应方法进行审查、验证:
(一)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
(二)审查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查看录像;
(三)比对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
(四)与备份的电子数据进行比较;
(五)审查冻结后的访问操作日志;
(六)其他方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 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合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调查人员、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二)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调查人员、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四)采用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是否依法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五)进行电子数据检查的,检查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的;
(二)笔录或者清单上没有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三)对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格式等注明不清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第一百一十四条 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
(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
第一百一十五条 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应当审查是否移送文字抄清材料以及对绰号、暗语、俗语、方言等不易理解内容的说明。未移送的,必要时,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移送。第八节 技术调查、侦查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一百一十六条 依法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随案移送。
第一百一十七条 使用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以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一)使用化名等代替调查、侦查人员及有关人员的个人信息;
(二)不具体写明技术调查、侦查措施使用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方法;
(三)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一百一十八条 移送技术调查、侦查证据材料的,应当附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技术调查、侦查证据材料清单和有关说明材料。
移送采用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应当制作新的存储介质,并附制作说明,写明原始证据材料、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等信息,由制作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
第一百一十九条 对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除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所属的证据种类,依照本章第二节至第七节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外,还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所针对的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技术调查措施是否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技术侦查措施是否在刑事立案后,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三)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是否按照批准决定载明的内容执行;
(四)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与其他证据是否矛盾;存在矛盾的,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第一百二十条 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应当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
当庭调查技术调查、侦查证据材料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法庭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和技术调查、侦查措施使用的技术设备、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审判人员可以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一百二十一条 采用技术调查、侦查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可以表述相关证据的名称、证据种类和证明对象,但不得表述有关人员身份和技术调查、侦查措施使用的技术设备、技术方法等。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移送的技术调查、侦查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人民检察院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第九节 非法证据排除
第一百二十三条 采用下列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三)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第一百二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调查、侦查期间,监察机关、侦查机关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调查、侦查人员,其他调查、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有关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一百二十五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一百二十六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认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
第一百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一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九条 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及时将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及相关线索、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三十条 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必要时,可以通知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参加庭前会议,说明情况。
第一百三十一条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驳回申请。
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
第一百三十三条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且无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决定不再进行调查并说明理由。
第一百三十四条 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调查。
第一百三十五条 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由公诉人通过宣读调查、侦查讯问笔录、出示提讯登记、体检记录、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有关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讯问录音录像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不宜公开内容的,法庭可以决定对讯问录音录像不公开播放、质证。
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调查人员、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未经签名或者盖章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第一百三十六条 控辩双方申请法庭通知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有关人员出庭。
根据案件情况,法庭可以依职权通知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的,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
第一百三十七条 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且以该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
(二)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
(三)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第一审结束后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第十节 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一百三十九条 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第一百四十条 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三)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
(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
第一百四十一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第一百四十二条 对监察机关、侦查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签名、盖章。
对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或者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补充说明。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
第一百四十四条 证明被告人自首、坦白、立功的证据材料,没有加盖接受被告人投案、坦白、检举揭发等的单位的印章,或者接受人员没有签名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坦白、立功的事实和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或者有关机关提出被告人有自首、坦白、立功表现,但证据材料不全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有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一百四十五条 证明被告人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情节等的证据材料,应当包括前罪的裁判文书、释放证明等材料;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提供。
第一百四十六条 审查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或者审判时是否达到相应法定责任年龄,应当根据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文件、学籍卡、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判断。
证明被告人已满十二周岁、十四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或者不满七十五周岁的证据不足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第五章 强制措施
第一百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逮捕。
对被告人采取、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由院长决定;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可以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决定。
第一百四十八条 对经依法传唤拒不到庭的被告人,或者根据案件情况有必要拘传的被告人,可以拘传。
拘传被告人,应当由院长签发拘传票,由司法警察执行,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拘传被告人,应当出示拘传票。对抗拒拘传的被告人,可以使用戒具。
第一百四十九条 拘传被告人,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逮捕措施的,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被告人。应当保证被拘传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第一百五十条 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审。
对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
第一百五十一条 对下列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可以责令其提出一至二名保证人:
(一)无力交纳保证金的;
(二)未成年或者已满七十五周岁的;
(三)不宜收取保证金的其他被告人。
第一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保证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条件的,应当告知其必须履行的保证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并由其出具保证书。
第一百五十三条 对决定取保候审的被告人使用保证金保证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保证金的具体数额,并责令被告人或者为其提供保证金的单位、个人将保证金一次性存入公安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一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宣布取保候审决定后,应当将取保候审决定书等相关材料送交当地公安机关。
对被告人使用保证金保证的,应当在核实保证金已经存入公安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后,将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一并送交公安机关。
第一百五十五条 被告人被取保候审期间,保证人不愿继续履行保证义务或者丧失履行保证义务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保证人的申请或者公安机关的书面通知后三日以内,责令被告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通知公安机关。
第一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发现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一百五十七条 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认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如果系保证人协助被告人逃匿,或者保证人明知被告人藏匿地点但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对保证人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第一百五十八条 人民法院发现使用保证金保证的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人民法院收到公安机关已经没收保证金的书面通知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应当区别情形,在五日以内责令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或者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通知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依法没收保证金的被告人继续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的期限连续计算。
第一百五十九条 对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如果保证金属于其个人财产,且需要用以退赔被害人、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或者执行财产刑的,人民法院可以书面通知公安机关移交全部保证金,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剩余部分退还被告人。
第一百六十条 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监视居住。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监视居住的,应当核实其住处;没有固定住处的,应当为其指定居所。
第一百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宣布监视居住决定后,应当将监视居住决定书等相关材料送交被告人住处或者指定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执行。
对被告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监视居住的原因和处所通知其家属;确实无法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需要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应当重新办理手续,期限重新计算;继续使用保证金保证的,不再收取保证金。
第一百六十三条 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情形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决定逮捕。
第一百六十四条 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三)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打击报复、恐吓滋扰被害人、证人、鉴定人、举报人、控告人等的;
(五)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案,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的;
(六)擅自改变联系方式或者居住地,导致无法传唤,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的;
(七)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八)违反规定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活动,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或者两次违反有关规定的;
(九)依法应当决定逮捕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六十五条 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逮捕:
(一)具有前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或者通信,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的;
(四)对因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因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而未予逮捕的被告人,疾病痊愈或者哺乳期已满的;
(五)依法应当决定逮捕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六十六条 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可以决定逮捕。
第一百六十七条 人民法院作出逮捕决定后,应当将逮捕决定书等相关材料送交公安机关执行,并将逮捕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逮捕被告人后,人民法院应当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确实无法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决定逮捕的被告人,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必要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第一百六十九条 被逮捕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第一百七十条 被逮捕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释放;必要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
(二)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
(四)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决定释放被告人的,应当立即将释放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七十二条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的,在社区矫正开始后,强制措施自动解除;被单处附加刑的,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强制措施自动解除;被判处监禁刑的,在刑罚开始执行后,强制措施自动解除。
第一百七十三条 对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建议后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七十四条 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同意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应当依照本解释规定处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六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百七十五条 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第一百七十六条 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第一百七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构成犯罪,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第一百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和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
第一百七十九条 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列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一百八十条 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可以准许。
第一百八十一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仅对部分共同侵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包括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侵害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的除外。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放弃对其他共同侵害人的诉讼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相应法律后果,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其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
第一百八十二条 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是:
(一)起诉人符合法定条件;
(二)有明确的被告人;
(三)有请求赔偿的具体要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共同犯罪案件,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逃跑的同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除外。
第一百八十四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及时提起。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提交附带民事起诉状。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一百八十六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受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以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应当受理;不符合的,裁定不予受理。
第一百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当在五日以内将附带民事起诉状副本送达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将口头起诉的内容及时通知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制作笔录。
人民法院送达附带民事起诉状副本时,应当根据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确定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答辩准备时间。
第一百八十八条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八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可能因被告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附带民事判决难以执行的案件,根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申请,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未提出申请的,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保全措施。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十五日以内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至第一百零五条的有关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的规定除外。
第一百九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达成协议并即时履行完毕的,可以不制作调解书,但应当制作笔录,经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一百九十一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判决。
第一百九十二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直接向遭受损失的单位作出赔偿;遭受损失的单位已经终止,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应当判令其向继受人作出赔偿;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应当判令其向人民检察院交付赔偿款,由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第一百九十四条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第一百九十五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
刑事被告人以外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附带民事部分可以缺席判决。
刑事被告人以外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公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可能导致刑事案件审判过分迟延的,可以不将其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百九十六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与审判的,可以更换。
第一百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也可以告知附带民事原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者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百九十八条 第一审期间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第二审期间提起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百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
第二百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
第二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二百零二条 以月计算的期间,自本月某日至下月同日为一个月;期限起算日为本月最后一日的,至下月最后一日为一个月;下月同日不存在的,自本月某日至下月最后一日为一个月;半个月一律按十五日计算。
以年计算的刑期,自本年本月某日至次年同月同日的前一日为一年;次年同月同日不存在的,自本年本月某日至次年同月最后一日的前一日为一年。以月计算的刑期,自本月某日至下月同日的前一日为一个月;刑期起算日为本月最后一日的,至下月最后一日的前一日为一个月;下月同日不存在的,自本月某日至下月最后一日的前一日为一个月;半个月一律按十五日计算。
第二百零三条 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依法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前完成的诉讼活动的,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裁定准许。
第二百零四条 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收件人签收。收件人不在的,可以由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收件的人员代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代收人的住处或者单位;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处,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第二百零五条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收件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
第二百零六条 委托送达的,应当将委托函、委托送达的诉讼文书及送达回证寄送受托法院。受托法院收到后,应当登记,在十日以内送达收件人,并将送达回证寄送委托法院;无法送达的,应当告知委托法院,并将诉讼文书及送达回证退回。
第二百零七条 邮寄送达的,应当将诉讼文书、送达回证邮寄给收件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百零八条 诉讼文书的收件人是军人的,可以通过其所在部队团级以上单位的政治部门转交。
收件人正在服刑的,可以通过执行机关转交。
收件人正在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等的,可以通过相关机构转交。
由有关部门、单位代为转交诉讼文书的,应当请有关部门、单位收到后立即交收件人签收,并将送达回证及时寄送人民法院。
第二百零九条 指定管辖案件的审理期限,自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收到指定管辖决定书和案卷、证据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一十条 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案件,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次,期限为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申请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以前层报。有权决定的人民法院不同意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五日以前作出决定。
因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批准的,可以延长审理期限一至三个月。期限届满案件仍然不能审结的,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第二百一十一条 审判期间,对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第八章 审判组织
第二百一十二条 合议庭由审判员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理案件时,由其本人担任审判长。
审判员依法独任审判时,行使与审判长相同的职权。
第二百一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一)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
(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三)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
(一)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且社会影响重大的;
(二)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且社会影响重大的;
(三)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
第二百一十四条 开庭审理和评议案件,应当由同一合议庭进行。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时,应当独立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意见分歧的,应当按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但少数意见应当记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在审阅确认无误后签名。评议情况应当保密。
第二百一十五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应当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应当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审判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第二百一十六条 合议庭审理、评议后,应当及时作出判决、裁定。
对下列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以及中级人民法院拟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
(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对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以及其他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对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院长认为不必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复议一次。
独任审判的案件,审判员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百一十七条 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独任审判员应当执行;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建议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复议。
第九章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 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百一十八条 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书(一式八份,每增加一名被告人,增加起诉书五份)和案卷、证据后,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起诉书是否写明被告人的身份,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处分,被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种类、羁押地点,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有多起犯罪事实的,是否在起诉书中将事实分别列明;
(三)是否移送证明指控犯罪事实及影响量刑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
(四)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是否逾期;是否随案移送涉案财物、附涉案财物清单;是否列明涉案财物权属情况;是否就涉案财物处理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五)是否列明被害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证人、鉴定人名单;是否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需要保护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名单;
(六)当事人已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已接受法律援助的,是否列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七)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否列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
(八)监察调查、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齐全;
(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是否提出量刑建议、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十)有无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第二百一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二)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同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
(三)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但是,对人民检察院按照缺席审判程序提起公诉的,应当依照本解释第二十四章的规定作出处理;
(四)不符合前条第二项至第九项规定之一,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以内补送;
(五)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
(六)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裁定准许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七)被告人真实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七日以内审查完毕。
第二百二十条 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分案审理更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的,可以分案审理。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对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审理。
第二百二十一条 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应当进行下列工作:
(一)确定审判长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二)开庭十日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辩护人;
(三)通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开庭五日以前提供证人、鉴定人名单,以及拟当庭出示的证据;申请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应当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
(四)开庭三日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
(五)开庭三日以前将传唤当事人的传票和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出庭的通知书送达;通知有关人员出庭,也可以采取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能够确认对方收悉的方式;对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涉众型犯罪案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相关文书,通知有关人员出庭;
(六)公开审理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上述工作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百二十二条 审判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庭可以决定不公开审理。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人不得旁听,但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三条 精神病人、醉酒的人、未经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宜旁听的人不得旁听案件审理。
第二百二十四条 被害人人数众多,且案件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被害人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庭审。
第二百二十五条 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经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不影响开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
辩护人经通知未到庭,被告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但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除外。第二节 庭前会议与庭审衔接
第二百二十六条 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召开庭前会议:
(一)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的;
(三)社会影响重大的;
(四)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二十七条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提出申请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决定不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第二百二十八条 庭前会议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一)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二)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
(三)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
(四)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五)是否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七)是否申请收集、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八)是否申请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是否对出庭人员名单有异议;
(九)是否对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和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建议有异议;
(十)与审判相关的其他问题。
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可以开展附带民事调解。
对第一款规定中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后依法作出处理,并在庭审中说明处理决定和理由。控辩双方没有新的理由,在庭审中再次提出有关申请或者异议的,法庭可以在说明庭前会议情况和处理决定理由后,依法予以驳回。
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会人员核对后签名。
第二百二十九条 庭前会议中,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第二百三十条 庭前会议由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其他审判员也可以主持庭前会议。
召开庭前会议应当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庭前会议准备就非法证据排除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或者准备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的意见的,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可以根据情况确定参加庭前会议的被告人。
第二百三十一条 庭前会议一般不公开进行。
根据案件情况,庭前会议可以采用视频等方式进行。
第二百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的意见后,对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或者撤回起诉。建议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开庭审理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一般不准许撤回起诉。
第二百三十三条 对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可以在开庭时告知庭前会议情况。对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在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可以当庭予以确认;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处理。第三节 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二百三十四条 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依次进行下列工作:
(一)受审判长委托,查明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
(二)核实旁听人员中是否有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
(三)请公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入庭;
(四)宣读法庭规则;
(五)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六)审判人员就座后,向审判长报告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第二百三十五条 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
(一)姓名、出生日期、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住址,或者被告单位的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处分及其种类、时间;
(三)是否被采取留置措施及留置的时间,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种类、时间;
(四)收到起诉书副本的日期;有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附带民事起诉状的日期。
被告人较多的,可以在开庭前查明上述情况,但开庭时审判长应当作出说明。
第二百三十六条 审判长宣布案件的来源、起诉的案由、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名及是否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应当宣布理由。
第二百三十七条 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公诉人的名单,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诉讼参与人的名单。
第二百三十八条 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诉讼权利:
(一)可以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二)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三)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四)被告人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作最后陈述。
第二百三十九条 审判长应当询问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和申请回避的理由。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的,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同意或者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及复议决定,由审判长宣布,并说明理由。必要时,也可以由院长到庭宣布。
第二百四十条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应当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起诉状。
第二百四十一条 在审判长主持下,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别陈述。
第二百四十二条 在审判长主持下,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
经审判长准许,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犯罪事实补充发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就某一问题讯问、发问完毕后向被告人发问。
根据案件情况,就证据问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
第二百四十三条 讯问同案审理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
第二百四十四条 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第二百四十五条 必要时,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也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发问。
第二百四十六条 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或者出示证据。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提出申请。
在控诉方举证后,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或者出示证据。
第二百四十七条 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对方提出异议,认为有关证据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法庭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可以不予准许。
第二百四十八条 已经移送人民法院的案卷和证据材料,控辩双方需要出示的,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请,法庭可以准许。案卷和证据材料应当在质证后当庭归还。
需要播放录音录像或者需要将证据材料交由法庭、公诉人或者诉讼参与人查看的,法庭可以指令值庭法警或者相关人员予以协助。
第二百四十九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或者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应当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
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或者合法性等有异议,申请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
第二百五十条 公诉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不得超过二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可以相应增加人数。
第二百五十一条 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
第二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出庭的,可以要求控辩双方予以协助。
第二百五十三条 证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法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不出庭:
(一)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二)居所远离开庭地点且交通极为不便的;
(三)身处国外短期无法回国的;
(四)有其他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
第二百五十四条 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补助。
第二百五十五条 强制证人出庭的,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由法警执行。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
第二百五十六条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辩护律师经法庭许可,查阅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使用化名情况的,应当签署保密承诺书。
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认为确有保护必要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
第二百五十七条 决定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不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的,审判人员应当在开庭前核实其身份,对证人、鉴定人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不得公开,在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使用化名等代替其个人信息。
第二百五十八条 证人出庭的,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并告知其有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证人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第二百五十九条 证人出庭后,一般先向法庭陈述证言;其后,经审判长许可,由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一方发问,发问完毕后,对方也可以发问。
法庭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发问顺序由审判长根据案件情况确定。
第二百六十条 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的,参照适用前两条规定。
第二百六十一条 向证人发问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本案事实有关;
(二)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
(三)不得威胁证人;
(四)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
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的讯问、发问,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百六十二条 控辩双方的讯问、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本案无关的,对方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审判长制止,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对方未提出异议的,审判长也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制止。
第二百六十三条 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
第二百六十四条 向证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发问应当分别进行。
第二百六十五条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发表意见后,审判长应当告知其退庭。
第二百六十六条 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本解释第二十二章的有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七条 举证方当庭出示证据后,由对方发表质证意见。
第二百六十八条 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
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
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举证、质证可以按照庭前会议确定的方式进行。
根据案件和庭审情况,法庭可以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方式进行必要的指引。
第二百六十九条 审理过程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
第二百七十条 当庭出示的证据,尚未移送人民法院的,应当在质证后当庭移交。
第二百七十一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对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的和审判人员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非关键证据、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以及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前科的裁判文书等证据,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
有关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诉人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或者提交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
辩护方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辩护的时间。
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百七十三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基本信息、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事项,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休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延期审理。
人民法院决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及时委托鉴定,并将鉴定意见告知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第二百七十四条 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可以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
人民检察院将补充收集的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
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后,人民检察院未将补充的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在案证据作出判决、裁定。
第二百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被告人、辩护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调查、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以内移交。
第二百七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进行调查。
人民法院除应当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
(五)退赃、退赔及赔偿情况;
(六)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
(七)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
第二百七十七条 审判期间,合议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卷中没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
审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第二百七十八条 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在确认被告人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调查可以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调查应当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
第二百七十九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
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
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第四节 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二百八十条 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的,应当由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定罪、量刑、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第二百八十一条 法庭辩论应当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公诉人发言;
(二)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三)被告人自行辩护;
(四)辩护人辩护;
(五)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第二百八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建议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一般应当附有调查评估报告,或者附有委托调查函。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量刑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百八十三条 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法庭辩论时,应当指引控辩双方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辩论时,可以指引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和其他问题。
第二百八十四条 附带民事部分的辩论应当在刑事部分的辩论结束后进行,先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后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
第二百八十五条 法庭辩论过程中,审判长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对控辩双方与案件无关、重复或者指责对方的发言应当提醒、制止。
第二百八十六条 法庭辩论过程中,合议庭发现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新的事实,有必要调查的,审判长可以宣布恢复法庭调查,在对新的事实调查后,继续法庭辩论。
第二百八十七条 审判长宣布法庭辩论终结后,合议庭应当保证被告人充分行使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多次重复自己的意见的,法庭可以制止;陈述内容蔑视法庭、公诉人,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与本案无关的,应当制止。
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应当制止。
第二百八十八条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辩论。
第二百八十九条 公诉人当庭发表与起诉书不同的意见,属于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未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变更、追加、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二百九十条 辩护人应当及时将书面辩护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第五节 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二百九十一条 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进行评议。
第二百九十二条 开庭审理的全部活动,应当由书记员制作笔录;笔录经审判长审阅后,分别由审判长和书记员签名。
第二百九十三条 法庭笔录应当在庭审后交由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
法庭笔录中的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的证言、意见部分,应当在庭审后分别交由有关人员阅读或者向其宣读。
前两款所列人员认为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拒绝签名的,应当记录在案;要求改变庭审中陈述的,不予准许。
第二百九十四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应当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构成何罪,有无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应否处以刑罚、判处何种刑罚,附带民事诉讼如何解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如何处理等,并依法作出判决、裁定。
第二百九十五条 对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判决、裁定:
(一)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依据法律和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
(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四)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五)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不予认定;
(六)被告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七)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依照本解释第二十六章的规定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八)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九)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
(十)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对涉案财物,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依照本解释第十八章的规定作出处理。
具有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再次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及如何量刑进行辩论。
第二百九十六条 在开庭后、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撤回起诉的理由,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第二百九十七条 审判期间,人民法院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或者需要补查补证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由其决定是否补充、变更、追加起诉或者补充侦查。
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指定时间内未回复书面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裁定。
第二百九十八条 对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写明被告人曾被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因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宣告无罪的情况;前案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作出的判决不予撤销。
第二百九十九条 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应当在评议笔录上签名,在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上署名。
第三百条 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裁判文书可以适当简化。
第三百零一条 庭审结束后、评议前,部分合议庭成员不能继续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重新开庭审理。
评议后、宣判前,部分合议庭成员因调动、退休等正常原因不能参加宣判,在不改变原评议结论的情况下,可以由审判本案的其他审判员宣判,裁判文书上仍署审判本案的合议庭成员的姓名。
第三百零二条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送达判决书。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送达判决书。
第三百零三条 判决书应当送达人民检察院、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并可以送达被告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死亡,其近亲属申请领取判决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提供。
判决生效后,还应当送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或者户籍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告单位的注册登记机关。被告人系外国人,且在境内有居住地的,应当送达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
第三百零四条 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宣告判决结果时,法庭内全体人员应当起立。
公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未到庭的,不影响宣判的进行。第六节 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三百零五条 在押被告人出庭受审时,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
庭审期间不得对被告人使用戒具,但法庭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第三百零六条 庭审期间,全体人员应当服从法庭指挥,遵守法庭纪律,尊重司法礼仪,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鼓掌、喧哗、随意走动;
(二)吸烟、进食;
(三)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
(四)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
(五)其他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旁听人员不得进入审判活动区,不得随意站立、走动,不得发言和提问。
记者经许可实施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行为,应当在指定的时间及区域进行,不得干扰庭审活动。
第三百零七条 有关人员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情节较轻的,应当警告制止;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进行训诫;
(二)训诫无效的,责令退出法庭;拒不退出的,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
(三)情节严重的,报经院长批准后,可以对行为人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未经许可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的,可以暂扣相关设备及存储介质,删除相关内容。
有关人员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通过决定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通过决定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该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日以内,将复议申请、罚款或者拘留决定书和有关事实、证据材料一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第三百零八条 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应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并可以建议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百零九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毒害性、放射性以及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进入法庭;
(二)哄闹、冲击法庭;
(三)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
(四)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
(五)其他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第三百一十条 辩护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被告人自行辩护的,庭审继续进行;被告人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宣布休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后,具结保证书,保证服从法庭指挥、不再扰乱法庭秩序的,经法庭许可,可以继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继续担任同一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一)擅自退庭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或者不按时出庭,严重影响审判顺利进行的;
(三)被拘留或者具结保证书后再次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的。
第三百一十一条 被告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更换辩护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
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部分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
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
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重新开庭后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
第三百一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拒绝为被告人辩护,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是否继续庭审,参照适用前条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 依照前两条规定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自案件宣布休庭之日起至第十五日止,由辩护人准备辩护,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自愿缩短时间的除外。
庭审结束后、判决宣告前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不重新开庭;辩护人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应当接受。
第三百一十四条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全案中止审理;根据案件情况,也可以对该部分被告人中止审理,对其他被告人继续审理。
对中止审理的部分被告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另案处理。
第三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
第十章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三百一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二)属于本院管辖;
(三)被害人告诉;
(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第三百一十七条 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案件,如果被害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因受强制、威吓等无法告诉,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因年老、患病、盲、聋、哑等不能亲自告诉,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提供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和被害人不能亲自告诉的原因的证明。
第三百一十八条 提起自诉应当提交刑事自诉状;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
第三百一十九条 自诉状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自诉人(代为告诉人)、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住址、联系方式;
(二)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和危害后果等;
(三)具体的诉讼请求;
(四)致送的人民法院和具状时间;
(五)证据的名称、来源等;
(六)证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对两名以上被告人提出告诉的,应当按照被告人的人数提供自诉状副本。
第三百二十条 对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立案,并书面通知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案件的;
(二)缺乏罪证的;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四)被告人死亡的;
(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
(七)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行告诉的;
(八)属于本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案件,公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的;
(九)不服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或者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第三百二十一条 对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百二十二条 自诉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第三百二十三条 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告知其放弃告诉的法律后果;自诉人放弃告诉,判决宣告后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诉讼,并告知其不参加诉讼的法律后果。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视为放弃告诉。第一审宣判后,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又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受本解释限制。
第三百二十四条 被告人实施两个以上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对自诉部分的审理,适用本章的规定。
第三百二十五条 自诉案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及时调取。
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第三百二十六条 对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自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第三百二十七条 自诉案件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诉案件,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
第三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刑事调解书,由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没有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应当及时作出判决。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三百二十九条 判决宣告前,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和解、撤回自诉确属自愿的,应当裁定准许;认为系被强迫、威吓等,并非自愿的,不予准许。
第三百三十条 裁定准许撤诉的自诉案件,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
第三百三十一条 自诉人经两次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准许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按撤诉处理。
部分自诉人撤诉或者被裁定按撤诉处理的,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
第三百三十二条 被告人在自诉案件审判期间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符合条件的,可以对被告人依法决定逮捕。
第三百三十三条 对自诉案件,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和本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对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其附带民事部分可以依法进行调解或者一并作出判决,也可以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三百三十四条 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反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反诉的对象必须是本案自诉人;
(二)反诉的内容必须是与本案有关的行为;
(三)反诉的案件必须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
反诉案件适用自诉案件的规定,应当与自诉案件一并审理。自诉人撤诉的,不影响反诉案件的继续审理。
第十一章 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三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单位犯罪案件,除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一十八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外,还应当审查起诉书是否列明被告单位的名称、住所地、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以及代表被告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需要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以内补送。
第三百三十六条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应当由被告单位委托其他负责人或者职工作为诉讼代表人。但是,有关人员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或者知道案件情况、负有作证义务的除外。
依据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诉讼代表人的,可以由被告单位委托律师等单位以外的人员作为诉讼代表人。
诉讼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被告单位或者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有关人员的辩护人。
第三百三十七条 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诉讼代表人不符合前条规定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不出庭的,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诉讼代表人系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
(二)诉讼代表人系其他人员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
第三百三十八条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享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开庭时,诉讼代表人席位置于审判台前左侧,与辩护人席并列。
第三百三十九条 被告单位委托辩护人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三百四十条 对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只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单位追加起诉。人民检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按照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援引刑法分则关于追究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条款。
第三百四十一条 被告单位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尚未被依法追缴或者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追缴或者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百四十二条 为保证判决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单位的财产,或者由被告单位提出担保。
第三百四十三条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大限度降低对被告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第三百四十四条 审判期间,被告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宣告破产但尚未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应当继续审理;被告单位被撤销、注销的,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继续审理。
第三百四十五条 审判期间,被告单位合并、分立的,应当将原单位列为被告单位,并注明合并、分立情况。对被告单位所判处的罚金以其在新单位的财产及收益为限。
第三百四十六条 审理单位犯罪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章 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
第三百四十七条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
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程序上从简、实体上从宽处理。
第三百四十八条 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根据案件情况,依法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
第三百四十九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是否告知其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二)是否随案移送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的笔录;
(三)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是否随案移送调解、和解协议、被害人谅解书等相关材料;
(四)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是否随案移送具结书。
未随案移送前款规定的材料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
第三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被告人罪行较轻,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依法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第三百五十一条 对认罪认罚案件,法庭审理时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三百五十二条 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审理认定罪名的意见,依法作出判决。
第三百五十三条 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在庭前或者当庭作出调整;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继续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第三百五十四条 对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应当根据审理认定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犯罪的法定刑、类似案件的刑罚适用等作出审查判断。
第三百五十五条 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阶段早晚以及认罪认罚的主动性、稳定性、彻底性等,在从宽幅度上体现差异。
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三百五十六条 被告人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未认罪认罚,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调整量刑建议。
对前款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就定罪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和本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
第三百五十七条 对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案件,应当根据其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从宽,并依法作出裁判。确定从宽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
第三百五十八条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需要转换程序的,依照本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三百五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在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时,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其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在开庭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
对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不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第三百六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
(二)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五)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六)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七)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他情形。
第三百六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百六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也可以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
通知可以采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百六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被告人有辩护人的,应当通知其出庭。
第三百六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应当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第三百六十五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对庭审作如下简化:
(一)公诉人可以摘要宣读起诉书;
(二)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
(三)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出示,并进行质证;
(四)控辩双方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没有异议的,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罪名确定和量刑问题进行。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第三百六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过程中,发现对被告人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转由合议庭审理。
第三百六十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裁判文书可以简化。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
第三百六十八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一)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二)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的;
(三)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
(四)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五)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情形。
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作出决定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章 速裁程序
第三百六十九条 对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在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时,应当告知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的法律规定,询问其是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决定适用速裁程序,并在开庭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
对人民检察院未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决定适用速裁程序,并在开庭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速裁程序的申请。
第三百七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
(二)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三)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四)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五)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六)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
(七)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八)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
第三百七十一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也可以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
通知可以采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百七十二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可以集中开庭,逐案审理。公诉人简要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应当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事实、证据、量刑建议以及适用速裁程序的意见,核实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并核实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情况。
第三百七十三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第三百七十四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裁判文书可以简化。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第三百七十五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
(一)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案件疑难、复杂或者对适用法律有重大争议的;
(五)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
第三百七十六条 决定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作出决定之日起计算。
第三百七十七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判。
第十五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三百七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第一审判决、裁定时,应当告知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判决和准许撤回起诉、终止审理等裁定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也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
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否提出上诉,以其在上诉期满前最后一次的意思表示为准。
第三百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一般应当有上诉状正本及副本。
上诉状内容一般包括: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的文号和上诉人收到的时间,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名称,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上诉的时间。被告人的辩护人、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提出上诉的,还应当写明其与被告人的关系,并应当以被告人作为上诉人。
第三百八十条 上诉、抗诉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不服判决的上诉、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上诉、抗诉的期限,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计算。
对附带民事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应当按照刑事部分的上诉、抗诉期限确定。附带民事部分另行审判的,上诉期限也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确定。
第三百八十一条 上诉人通过第一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上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三日以内将上诉状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
第三百八十二条 上诉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后三日以内将上诉状交第一审人民法院。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上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接到上诉状后三日以内将上诉状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
第三百八十三条 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内要求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准许;认为原判确有错误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第三百八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第一审人民法院提交抗诉书。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抗诉期满后三日以内将抗诉书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
第三百八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要求撤回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满后要求撤回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但是认为原判存在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等情形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审理。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向第二审人民法院要求撤回抗诉的,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三百八十六条 在上诉、抗诉期满前撤回上诉、抗诉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在上诉、抗诉期满之日起生效。在上诉、抗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抗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应当自第二审裁定书送达上诉人或者抗诉机关之日起生效。
第三百八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的上诉、抗诉案卷、证据,应当审查是否包括下列内容:
(一)移送上诉、抗诉案件函;
(二)上诉状或者抗诉书;
(三)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八份(每增加一名被告人增加一份)及其电子文本;
(四)全部案卷、证据,包括案件审理报告和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
前款所列材料齐全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收案;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及时补送。
第三百八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
第三百八十九条 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第三百九十条 共同犯罪案件,上诉的被告人死亡,其他被告人未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死亡的被告人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第二审人民法院仍应对全案进行审查,对其他同案被告人作出判决、裁定。
第三百九十一条 对上诉、抗诉案件,应当着重审查下列内容:
(一)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二)第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
(三)在调查、侦查、审查起诉、第一审程序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四)上诉、抗诉是否提出新的事实、证据;
(五)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情况;
(六)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采纳情况;
(七)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裁定是否合法、适当;
(八)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是否正确;
(九)第一审人民法院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意见。
第三百九十二条 第二审期间,被告人除自行辩护外,还可以继续委托第一审辩护人或者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
第三百九十三条 下列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开庭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三百九十四条 对上诉、抗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需要发回重新审判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三百九十五条 第二审期间,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交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方查阅、摘抄或者复制。
第三百九十六条 开庭审理第二审公诉案件,应当在决定开庭审理后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自通知后的第二日起,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第三百九十七条 开庭审理上诉、抗诉的公诉案件,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接到开庭通知后不派员出庭,且未说明原因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按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处理。
第三百九十八条 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除参照适用第一审程序的有关规定外,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法庭调查阶段,审判人员宣读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后,上诉案件由上诉人或者辩护人先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抗诉案件由检察员先宣读抗诉书;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察员宣读抗诉书,再由上诉人或者辩护人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
(二)法庭辩论阶段,上诉案件,先由上诉人、辩护人发言,后由检察员、诉讼代理人发言;抗诉案件,先由检察员、诉讼代理人发言,后由被告人、辩护人发言;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察员、诉讼代理人发言,后由上诉人、辩护人发言。
第三百九十九条 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进行。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审理:
(一)宣读第一审判决书,可以只宣读案由、主要事实、证据名称和判决主文等;
(二)法庭调查应当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新的证据等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可以直接确认;
(三)对同案审理案件中未上诉的被告人,未被申请出庭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到庭的,可以不再传唤到庭;
(四)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案件,对其中事实清楚且无异议的犯罪,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
同案审理的案件,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对其判决提出抗诉的被告人要求出庭的,应当准许。出庭的被告人可以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
第四百条 第二审案件依法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合议庭全体成员应当阅卷,必要时应当提交书面阅卷意见。
第四百零一条 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对被告人的刑罚作出实质不利的改判,并应当执行下列规定:
(一)同案审理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既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罚,也不得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二)原判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加重刑罚或者对刑罚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三)原判认定的罪数不当的,可以改变罪数,并调整刑罚,但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或者对刑罚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四)原判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
(五)原判没有宣告职业禁止、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宣告;原判宣告职业禁止、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内容、延长期限;
(六)原判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限制减刑、决定终身监禁的,不得限制减刑、决定终身监禁;
(七)原判判处的刑罚不当、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不得直接加重刑罚、适用附加刑。原判判处的刑罚畸轻,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案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对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
第四百零三条 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后,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对前款规定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对上诉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依法作出判决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改判为重于原审人民法院第一次判处的刑罚。
第四百零四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新的犯罪事实需要追诉,且有关犯罪与其他同案被告人没有关联的,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部分被告人分案处理,将该部分被告人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后,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被告人的案件尚未作出第二审判决、裁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并案审理。
第四百零五条 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后,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裁定,不得再发回重新审判。
第四百零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原审人民法院在重新审判过程中,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违反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第四百零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抗诉,附带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发现第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部分确有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附带民事部分予以纠正。
第四百零八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上诉的,第一审刑事部分的判决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应当送监执行的第一审刑事被告人是第二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在第二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结前,可以暂缓送监执行。
第四百零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第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并无不当的,只需就附带民事部分作出处理;
(二)第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确有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刑事部分进行再审,并将附带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一并审理。
第四百一十条 第二审期间,第一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四百一十一条 对第二审自诉案件,必要时可以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第一审判决、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依照本解释第三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裁定准许撤回自诉的,应当撤销第一审判决、裁定。
第四百一十二条 第二审期间,自诉案件的当事人提出反诉的,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
第四百一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第一审人民法院代为宣判,并向当事人送达第二审判决书、裁定书。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代为宣判后五日以内将宣判笔录送交第二审人民法院,并在送达完毕后及时将送达回证送交第二审人民法院。
委托宣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送达第二审判决书、裁定书。
第二审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的,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六章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四百一十四条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被告人未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三日以内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的,应当书面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同意的,应当裁定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审;
(二)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或者改判后仍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依照前项规定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四百一十五条 对符合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四百一十六条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应当报送判决书、报请核准的报告各五份,以及全部案卷、证据。
第四百一十七条 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的,应当作出核准裁定书;不予核准的,应当作出不核准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四百一十八条 依照本解释第四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判;必须通过开庭查清事实、核实证据或者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应当开庭审理。
第四百一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复核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案件的审理期限,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第四百二十条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罪犯具有特殊情况,不受执行刑期限制的假释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假释裁定后,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同意的,应当书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同意的,应当裁定撤销中级人民法院的假释裁定;
(二)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假释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四百二十一条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罪犯具有特殊情况,不受执行刑期限制的假释案件,应当报送报请核准的报告、罪犯具有特殊情况的报告、假释裁定书各五份,以及全部案卷。
第四百二十二条 对因罪犯具有特殊情况,不受执行刑期限制的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的,应当作出核准裁定书;不予核准的,应当作出不核准裁定书,并撤销原裁定。
第十七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四百二十三条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未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十日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在作出裁定后十日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认为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的,应当在作出裁定后十日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未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应当在上诉、抗诉期满后十日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
第四百二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未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
第四百二十五条 报请复核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一案一报。报送的材料包括报请复核的报告,第一、二审裁判文书,案件综合报告各五份以及全部案卷、证据。案件综合报告,第一、二审裁判文书和审理报告应当附送电子文本。
同案审理的案件应当报送全案案卷、证据。
曾经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第一、二审案卷应当一并报送。
第四百二十六条 报请复核死刑、死刑缓期执行的报告,应当写明案由、简要案情、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
案件综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被害人的基本情况。被告人有前科或者曾受过行政处罚、处分的,应当写明;
(二)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案件曾经发回重新审判的,应当写明发回重新审判的原因、时间、案号等;
(三)案件侦破情况。通过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抓获被告人、侦破案件,以及与自首、立功认定有关的情况,应当写明;
(四)第一审审理情况。包括控辩双方意见,第一审认定的犯罪事实,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意见;
(五)第二审审理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情况。包括上诉理由、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第二审审理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认定的事实,证据采信情况及理由,控辩双方意见及采纳情况;
(六)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处理的同案犯的处理情况,案件有无重大社会影响,以及当事人的反应等情况;
(七)处理意见。写明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第四百二十七条 复核死刑、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的年龄,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是否系怀孕的妇女;
(二)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三)犯罪情节、后果及危害程度;
(四)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必须判处死刑,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五)有无法定、酌定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六)诉讼程序是否合法;
(七)应当审查的其他情况。
复核死刑、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重视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
第四百二十八条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应当裁定核准;
(二)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并无不当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三)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过重的,应当改判;
(四)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法改判;
(五)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审理后依法改判;
(六)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第四百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应当裁定核准;
(二)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三)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四)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五)原判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根据案件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依法改判;
(六)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第四百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一般不得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应当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可以直接改判;必须通过开庭查清事实、核实证据或者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应当开庭审理。
第四百三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复核程序审理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发回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第二审程序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第四百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但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九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案件除外。
第四百三十三条 依照本解释第四百三十条、第四百三十一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或者复核程序审理后,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重新审判。但是,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或者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除外。
第四百三十四条 死刑复核期间,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办公场所听取其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四百三十五条 死刑复核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将采纳情况及理由反馈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四百三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死刑案件复核结果。
第十八章 涉案财物处理
第四百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并制作清单,附卷备查;对人民检察院随案移送的实物,应当根据清单核查后妥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查封不动产、车辆、船舶、航空器等财物,应当扣押其权利证书,经拍照或者录像后原地封存,或者交持有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保管,登记并写明财物的名称、型号、权属、地址等详细信息,并通知有关财物的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查封登记手续。
扣押物品,应当登记并写明物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重量、质量、成色、纯度、颜色、新旧程度、缺损特征和来源等。扣押货币、有价证券,应当登记并写明货币、有价证券的名称、数额、面额等,货币应当存入银行专门账户,并登记银行存款凭证的名称、内容。扣押文物、金银、珠宝、名贵字画等贵重物品以及违禁品,应当拍照,需要鉴定的,应当及时鉴定。对扣押的物品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及时估价。
冻结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应当登记并写明编号、种类、面值、张数、金额等。
第四百三十八条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属明确的,应当依法及时返还,但须经拍照、鉴定、估价,并在案卷中注明返还的理由,将原物照片、清单和被害人的领取手续附卷备查;权属不明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
第四百三十九条 审判期间,对不宜长期保存、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或者有效期即将届满的票据等,经权利人申请或者同意,并经院长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处置,所得款项由人民法院保管。
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应当依法、公开、公平。
第四百四十条 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第一审判决、裁定宣告后,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证据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四百四十一条 对实物未随案移送的,应当根据情况,分别审查以下内容:
(一)大宗的、不便搬运的物品,是否随案移送查封、扣押清单,并附原物照片和封存手续,注明存放地点等;
(二)易腐烂、霉变和不易保管的物品,查封、扣押机关变卖处理后,是否随案移送原物照片、清单、变价处理的凭证(复印件)等;
(三)枪支弹药、剧毒物品、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其他违禁品、危险物品,查封、扣押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处理后,是否随案移送原物照片和清单等。
上述未随案移送的实物,应当依法鉴定、估价的,还应当审查是否附有鉴定、估价意见。
对查封、扣押的货币、有价证券等,未移送实物的,应当审查是否附有原物照片、清单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第四百四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依照本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依法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审查。
第四百四十三条 被告人将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用于投资或者置业的,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应当追缴。
被告人将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用于投资或者置业的,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涉案财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应当追缴。
第四百四十四条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名称、金额、数量、存放地点及其处理方式等。涉案财物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附清单。
判决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写明追缴、退赔的金额或者财物的名称、数量等情况;已经发还的,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
第四百四十五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经审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应当判决返还被害人,或者没收上缴国库,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判决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应当公告通知;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应当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应当返还价款。
对侵犯国有财产的案件,被害单位已经终止且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或者损失已经被核销的,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上缴国库。
第四百四十六条 第二审期间,发现第一审判决未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依法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一并作出处理。
判决生效后,发现原判未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的,由原审人民法院依法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另行作出处理。
第四百四十七条 随案移送的或者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物及其孳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负责处理。
实物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以内将执行回单送回,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完成的,应当说明原因。
第四百四十八条 对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判决没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相关金融机构和财政部门,通知相关金融机构依法上缴国库并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十五日以内,将上缴国库的凭证、执行回单送回。
第四百四十九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本案无关但已列入清单的,应当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属于被告人合法所有的,应当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及时返还被告人。
第四百五十条 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本解释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其他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百五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处理。
案外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处理。
申诉可以委托律师代为进行。
第四百五十二条 向人民法院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诉状。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以及申诉的事实与理由;
(二)原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经过人民法院复查或者再审的,应当附有驳回申诉通知书、再审决定书、再审判决书、裁定书;
(三)其他相关材料。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申诉的,应当同时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附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申诉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出具收到申诉材料的回执。申诉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申诉人补充材料;申诉人拒绝补充必要材料且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审查。
第四百五十三条 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但是,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的案件,申诉人对第一审判决提出申诉的,可以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申诉,可以告知申诉人向终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直接交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并告知申诉人;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也可以直接审查处理。
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申诉人向下级人民法院提出。
第四百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终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人民法院对申诉进行审查。被指定的人民法院审查后,应当制作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第四百五十五条 对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由原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审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人民法院审查。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层报原核准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第四百五十六条 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听取当事人和原办案单位的意见,也可以对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和新的证据进行核实。必要时,可以进行听证。
第四百五十七条 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当在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因案件疑难、复杂、重大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参照本解释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处理。
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决定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排除的;
(三)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四)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
(五)认定罪名错误的;
(六)量刑明显不当的;
(七)对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的处理确有明显错误的;
(八)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
(九)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申诉不具有上述情形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
第四百五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改变原判决、裁定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的证据,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
(一)原判决、裁定生效后新发现的证据;
(二)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发现,但未予收集的证据;
(三)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收集,但未经质证的证据;
(四)原判决、裁定所依据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等笔录被改变或者否定的;
(五)原判决、裁定所依据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发生变化,影响定罪量刑,且有合理理由的。
第四百五十九条 申诉人对驳回申诉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本解释第四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驳回或者通知不予重新审判。
第四百六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
第四百六十一条 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案件疑难、复杂、重大,或者有不宜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情形的,也可以提审。
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一般应当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纠正裁判错误的,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百六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抗诉书后一个月以内立案。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
(二)按照抗诉书提供的住址无法向被抗诉的原审被告人送达抗诉书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以内重新提供原审被告人的住址;逾期未提供的,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以有新的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但未附相关证据材料或者有关证据不是指向原起诉事实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以内补送相关材料;逾期未补送的,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
决定退回的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经补充相关材料后再次抗诉,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四百六十三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对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包括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可能有错误,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并将指令再审决定书送达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四百六十四条 对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再审决定书。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被告人可能经再审改判无罪,或者可能经再审减轻原判刑罚而致刑期届满的,可以决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必要时,可以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
第四百六十五条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针对申诉、抗诉和决定再审的理由进行审理。必要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第四百六十六条 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可以缺席审判。
第四百六十七条 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发现原审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的,一般应当并案审理,但分案审理更为适宜的,可以分案审理。
第四百六十八条 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再审决定书或者抗诉书只针对部分原审被告人,其他同案原审被告人不出庭不影响审理的,可以不出庭参加诉讼。
第四百六十九条 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再审决定书或者抗诉书只针对部分原审被告人的,不得加重其他同案原审被告人的刑罚。
第四百七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开庭审理前撤回抗诉的,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接到出庭通知后不派员出庭,且未说明原因的,可以裁定按撤回抗诉处理,并通知诉讼参与人。
人民法院审理申诉人申诉的再审案件,申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申诉的,可以裁定准许;但认为原判确有错误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再审案件审理。申诉人经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裁定按撤回申诉处理,但申诉人不是原审当事人的除外。
第四百七十一条 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系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宣读再审决定书;系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由检察员宣读抗诉书;系申诉人申诉的,由申诉人或者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陈述申诉理由。
第四百七十二条 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依法改判;
(四)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第四百七十三条 原判决、裁定认定被告人姓名等身份信息有误,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裁定对有关信息予以更正。
第四百七十四条 对再审改判宣告无罪并依法享有申请国家赔偿权利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宣判时,应当告知其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第二十章 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
第一节 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
第四百七十五条 本解释所称的涉外刑事案件是指: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对外国、外国人犯罪的案件;
(二)符合刑法第七条、第十条规定情形的我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案件;
(三)符合刑法第八条、第十条规定情形的外国人犯罪的案件;
(四)符合刑法第九条规定情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案件。
第四百七十六条 第一审涉外刑事案件,除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以外,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辖区内若干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第一审涉外刑事案件,也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审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涉外刑事案件。
第四百七十七条 外国人的国籍,根据其入境时持用的有效证件确认;国籍不明的,根据公安机关或者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出具的证明确认。
国籍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适用本章有关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国籍不明”。
第四百七十八条 在刑事诉讼中,外国籍当事人享有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第四百七十九条 涉外刑事案件审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将下列事项及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并依照有关规定通知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
(一)人民法院决定对外国籍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外国籍当事人的姓名(包括译名)、性别、入境时间、护照或者证件号码、采取的强制措施及法律依据、羁押地点等;
(二)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公开审理等事项;
(三)宣判的时间、地点。
涉外刑事案件宣判后,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
对外国籍被告人执行死刑的,死刑裁决下达后执行前,应当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
外国籍被告人在案件审理中死亡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并通知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
第四百八十条 需要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知有关事项的,应当层报高级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按照下列规定通知:
(一)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与我国签订有双边领事条约的,根据条约规定办理;未与我国签订双边领事条约,但参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根据公约规定办理;未与我国签订领事条约,也未参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可以根据外事主管部门的意见,按照互惠原则,根据有关规定和国际惯例办理;
(二)在外国驻华领馆领区内发生的涉外刑事案件,通知有关外国驻该地区的领馆;在外国领馆领区外发生的涉外刑事案件,通知有关外国驻华使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但未设使领馆的国家,可以通知其代管国家驻华使领馆;无代管国家、代管国家不明的,可以不通知;
(三)双边领事条约规定通知时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通知;没有规定的,应当根据或者参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国际惯例尽快通知,至迟不得超过七日;
(四)双边领事条约没有规定必须通知,外国籍当事人要求不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的,可以不通知,但应当由其本人出具书面声明。
高级人民法院向外国驻华使领馆通知有关事项,必要时,可以请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协助。
第四百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涉外刑事案件后,应当告知在押的外国籍被告人享有与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联系,与其监护人、近亲属会见、通信,以及请求人民法院提供翻译的权利。
第四百八十二条 涉外刑事案件审判期间,外国籍被告人在押,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要求探视的,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我国与被告人国籍国签订的双边领事条约规定的时限予以安排;没有条约规定的,应当尽快安排。必要时,可以请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协助。
涉外刑事案件审判期间,外国籍被告人在押,其监护人、近亲属申请会见的,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并依照本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提供与被告人关系的证明。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妨碍案件审判的,可以批准。
被告人拒绝接受探视、会见的,应当由其本人出具书面声明。拒绝出具书面声明的,应当记录在案;必要时,应当录音录像。
探视、会见被告人应当遵守我国法律规定。
第四百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依法不应公开审理的除外。
公开审理的涉外刑事案件,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要求旁听的,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安排。
第四百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判涉外刑事案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应当为外国籍当事人提供翻译。翻译人员应当在翻译文件上签名。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为中文本。外国籍当事人不通晓中文的,应当附有外文译本,译本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以中文本为准。
外国籍当事人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拒绝他人翻译,或者不需要诉讼文书外文译本的,应当由其本人出具书面声明。拒绝出具书面声明的,应当记录在案;必要时,应当录音录像。
第四百八十五条 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或者外国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自诉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
外国籍被告人在押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应当提供与被告人关系的有效证明。
外国籍当事人委托其监护人、近亲属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被委托人应当提供与当事人关系的有效证明。经审查,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的,应当由其出具书面声明,或者将其口头声明记录在案;必要时,应当录音录像。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依照本解释第五十条规定处理。
第四百八十六条 外国籍当事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公民的委托书,以及外国籍当事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提供的与当事人关系的证明,必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我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第四百八十七条 对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以决定限制出境;对开庭审理案件时必须到庭的证人,可以要求暂缓出境。限制外国人出境的,应当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主管部门和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
人民法院决定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的,应当书面通知被限制出境的人在案件审理终结前不得离境,并可以采取扣留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办法限制其出境;扣留证件的,应当履行必要手续,并发给本人扣留证件的证明。
需要对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在口岸采取边控措施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规定制作边控对象通知书,并附有关法律文书,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办理交控手续。紧急情况下,需要采取临时边控措施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先向有关口岸所在地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控,但应当在七日以内按照规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办理手续。
第四百八十八条 涉外刑事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经有关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审理期限。
第四百八十九条 涉外刑事案件宣判后,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要求提供裁判文书的,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可以提供。
第四百九十条 涉外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其他事项,依照法律、司法解释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第二节 刑事司法协助
第四百九十一条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我国与有关国家、地区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移管被判刑人条约和有关法律规定进行。
对请求书的签署机关、请求书及所附材料的语言文字、有关办理期限和具体程序等事项,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或者双方协商办理。
第四百九十二条 外国法院请求的事项有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的,人民法院不予协助;属于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情形的,可以不予协助。
第四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提供司法协助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同意后交由有关对外联系机关及时向外国提出请求。
外国法院请求我国提供司法协助,有关对外联系机关认为属于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同意后转有关人民法院办理。
第四百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应当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提出;没有条约或者条约没有规定的,应当载明法律规定的相关信息并附相关材料。请求书及其所附材料应当以中文制作,并附有被请求国官方文字的译本。
外国请求我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应当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提出;没有条约或者条约没有规定的,应当载明我国法律规定的相关信息并附相关材料。请求书及所附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四百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当事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根据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中国籍当事人,所在国法律允许或者经所在国同意的,可以委托我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当事人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可以向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当事人是外国单位的,可以向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允许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未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送达;
(七)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允许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第四百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受送达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所送达的文书应当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发出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交外交部主管部门转递。
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请求人民法院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由该国驻华使馆将法律文书交我国外交部主管部门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认为属于人民法院职权范围,且可以代为送达的,应当转有关人民法院办理。
第二十一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 死刑的执行
第四百九十七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犯罪的,应当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所作的判决可以上诉、抗诉。
认定故意犯罪,情节恶劣,应当执行死刑的,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不再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备案不影响判决、裁定的生效和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经备案审查,认为原判不予执行死刑错误,确需改判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第四百九十八条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或者裁定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文书宣告或者送达之日起计算。
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应当减刑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减刑。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刑期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四百九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执行。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百条 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执行前,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暂停执行,并立即将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和相关材料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一)罪犯可能有其他犯罪的;
(二)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到案,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
(三)共同犯罪的其他罪犯被暂停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
(四)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五)罪犯怀孕的;
(六)判决、裁定可能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其他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停止执行死刑;认为不影响的,应当决定继续执行死刑。
第五百零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有前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裁定停止执行死刑,并将有关材料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第五百零二条 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的裁定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停止执行死刑的事由,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第五百零三条 对下级人民法院报送的停止执行死刑的调查结果和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原作出核准死刑判决、裁定的合议庭负责审查;必要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第五百零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确认罪犯怀孕的,应当改判;
(二)确认罪犯有其他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三)确认原判决、裁定有错误或者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需要改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四)确认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罪犯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不影响原判决、裁定执行的,应当裁定继续执行死刑,并由院长重新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第五百零五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确实无法与罪犯近亲属取得联系,或者其近亲属拒绝会见的,应当告知罪犯。罪犯申请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下遗言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但罪犯拒绝会见的除外。罪犯拒绝会见的,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告知其近亲属;必要时,应当录音录像。
罪犯申请会见近亲属以外的亲友,经人民法院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准许。
罪犯申请会见未成年子女的,应当经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同意;会见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安排会见,会见时监护人应当在场。
会见一般在罪犯羁押场所进行。
会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附卷存档。
第五百零六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三日以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第五百零七条 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在指定的刑场或者羁押场所内执行。
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五百零八条 执行死刑前,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并制作笔录,再交执行人员执行死刑。
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罪犯人格的行为。
第五百零九条 执行死刑后,应当由法医验明罪犯确实死亡,在场书记员制作笔录。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死刑后十五日以内将执行情况,包括罪犯被执行死刑前后的照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第五百一十条 执行死刑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办理以下事项:
(一)对罪犯的遗书、遗言笔录,应当及时审查;涉及财产继承、债务清偿、家事嘱托等内容的,将遗书、遗言笔录交给家属,同时复制附卷备查;涉及案件线索等问题的,抄送有关机关;
(二)通知罪犯家属在限期内领取罪犯骨灰;没有火化条件或者因民族、宗教等原因不宜火化的,通知领取尸体;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并要求有关单位出具处理情况的说明;对罪犯骨灰或者尸体的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三)对外国籍罪犯执行死刑后,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程序和时限,根据有关规定办理。第二节 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
第五百一十一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起诉书副本、自诉状复印件、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第五百一十二条 同案审理的案件中,部分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对未被判处死刑的同案被告人需要羁押执行刑罚的,应当根据前条规定及时交付执行。但是,该同案被告人参与实施有关死刑之罪的,应当在复核讯问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交付执行。
第五百一十三条 执行通知书回执经看守所盖章后,应当附卷备查。
第五百一十四条 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前,因有严重疾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原因,依法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申请的,有关病情诊断、妊娠检查和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由人民法院负责组织进行。
第五百一十五条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制作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写明罪犯基本情况、判决确定的罪名和刑罚、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因、依据等。
人民法院在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不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对该决定重新核查,并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适用本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的有关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看守所或者执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自收到决定之日起十日以内将罪犯移送社区矫正机构。
第五百一十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社区矫正机构的收监执行建议书后,经审查,确认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收监执行的决定:
(一)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
(二)未经批准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经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拒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的;
(三)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仍不改正的;
(四)受到执行机关两次警告,仍不改正的;
(五)保外就医期间不按规定提交病情复查情况,经警告拒不改正的;
(六)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
(七)保证人丧失保证条件或者因不履行义务被取消保证人资格,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新的保证人的;
(八)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
第五百一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社区矫正机构的收监执行建议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决定。收监执行决定书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人民法院应当将收监执行决定书送达社区矫正机构和公安机关,并抄送人民检察院,由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执行。
第五百一十八条 被收监执行的罪犯有不计入执行刑期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作出收监决定时,确定不计入执行刑期的具体时间。第三节 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五百一十九条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社区矫正执行地为罪犯的居住地;罪犯在多个地方居住的,可以确定其经常居住地为执行地;罪犯的居住地、经常居住地无法确定或者不适宜执行社区矫正的,应当根据有利于罪犯接受矫正、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原则,确定执行地。
宣判时,应当告知罪犯自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以内到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以及不按期报到的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自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以内通知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并在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和执行地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与社区矫正执行地不在同一地方的,由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将法律文书转送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第五百二十条 对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罪犯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并抄送罪犯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检察院。第四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百二十一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中下列判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追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涉财产的判项。
第五百二十二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和附带民事裁判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
第五百二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无故不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经强制缴纳仍不能全部缴纳的,在任何时候,包括主刑执行完毕后,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应当追缴。
行政机关对被告人就同一事实已经处以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应当折抵,扣除行政处罚已执行的部分。
第五百二十四条 因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罚金确有困难,被执行人申请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准许;不符合条件的,驳回申请。
第五百二十五条 判处没收财产的,判决生效后,应当立即执行。
第五百二十六条 执行财产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
第五百二十七条 被判处财产刑,同时又承担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应当先履行民事赔偿责任。
第五百二十八条 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被执行标的书面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百二十九条 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一)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被撤销的;
(二)被执行人死亡或者被执行死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三)被判处罚金的单位终止,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四)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金的;
(五)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有被隐匿、转移等情形的,应当追缴。
第五百三十条 被执行财产在外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百三十一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全部或者部分被撤销的,已经执行的财产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被执行人;无法返还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五百三十二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刑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第五节 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五百三十三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应当裁定减刑;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尚未裁定减刑前又犯罪的,应当在依法减刑后,对其所犯新罪另行审判。
第五百三十四条 对减刑、假释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的减刑,由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建议书后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
(二)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三)对被判处有期徒刑和被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四)对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的减刑,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同级执行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建议书后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减刑,由社区矫正执行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收到社区矫正机构减刑建议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裁定。
第五百三十五条 受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审查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否包括下列内容:
(一)减刑、假释建议书;
(二)原审法院的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制件;
(三)证明罪犯确有悔改、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具体事实的书面材料;
(四)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等;
(五)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六)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履行情况;
(七)根据案件情况需要移送的其他材料。
人民检察院对报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意见的,执行机关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
经审查,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提请减刑、假释的执行机关在三日以内补送;逾期未补送的,不予立案。
第五百三十六条 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对罪犯积极履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附带民事裁判确定的义务的,可以认定有悔改表现,在减刑、假释时从宽掌握;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从严掌握。
第五百三十七条 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以内对下列事项予以公示:
(一)罪犯的姓名、年龄等个人基本情况;
(二)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
(三)罪犯历次减刑情况;
(四)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
公示应当写明公示期限和提出意见的方式。
第五百三十八条 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可以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但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
(二)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
(三)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犯或者金融诈骗罪犯的;
(四)社会影响重大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
(五)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
(六)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
(七)有必要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第五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后,应当在七日以内送达提请减刑、假释的执行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人民检察院认为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意见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以内作出裁定。
对假释的罪犯,适用本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的有关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第五百四十条 减刑、假释裁定作出前,执行机关书面提请撤回减刑、假释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准许。
第五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也可以自行组成合议庭审理。第六节 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五百四十二条 罪犯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被发现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假释的,由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裁定宣告的缓刑、假释,并书面通知原审人民法院和执行机关。
第五百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收到社区矫正机构的撤销缓刑建议书后,经审查,确认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撤销缓刑的裁定:
(一)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超过一个月的;
(三)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仍不改正的;
(四)受到执行机关二次警告,仍不改正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收到社区矫正机构的撤销假释建议书后,经审查,确认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具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情形之一,或者有其他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作出撤销假释的裁定。
第五百四十四条 被提请撤销缓刑、假释的罪犯可能逃跑或者可能发生社会危险,社区矫正机构在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的同时,提请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予以逮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决定逮捕的,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五百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社区矫正机构的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裁定。撤销缓刑、假释的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人民法院应当将撤销缓刑、假释裁定书送达社区矫正机构和公安机关,并抄送人民检察院,由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执行。执行以前被逮捕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二十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百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第五百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配合,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陪审、情况调查、安置帮教等工作的开展,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五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配合,对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
第五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
参加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可以从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关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第五百五十条 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二十周岁的案件,由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组织审理。
下列案件可以由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组织审理:
(一)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二十二周岁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
(二)强奸、猥亵、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
(三)由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组织审理更为适宜的其他案件。
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组织审理,由院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五百五十一条 对分案起诉至同一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可以由同一个审判组织审理;不宜由同一个审判组织审理的,可以分别审理。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或者不同审判组织分别审理的,有关人民法院或者审判组织应当互相了解共同犯罪被告人的审判情况,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五百五十二条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要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五百五十三条 对未成年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对被逮捕且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与教育行政部门互相配合,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
第五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无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人的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应当指定合适成年人作为保证人,必要时可以安排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接受社会观护。
第五百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开庭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除依法行使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权利外,经法庭同意,可以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等工作。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五百五十六条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前条规定。
审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五百五十七条 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到场代表的人数和范围,由法庭决定。经法庭同意,到场代表可以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工作。
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信息。
第五百五十八条 开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出庭作证;必须出庭的,应当采取保护其隐私的技术手段和心理干预等保护措施。
第五百五十九条 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
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得公开和传播。
第五百六十条 人民法院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第五百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根据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第五百六十二条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第二节 开庭准备
第五百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向未成年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向其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规定,并告知其审判程序和诉讼权利、义务。
第五百六十四条 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五百六十五条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第五百六十六条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上述人员提出异议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五百六十七条 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开庭时已满十八周岁、不满二十周岁的,人民法院开庭时,一般应当通知其近亲属到庭。经法庭同意,近亲属可以发表意见。近亲属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五百六十八条 对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关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辩护人提交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上述情况的书面材料,法庭应当接受。
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社会组织等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
第五百六十九条 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证人进行心理疏导;根据实际需要并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
心理疏导、心理测评可以委托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进行。
心理测评报告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参考。
第五百七十条 开庭前和休庭时,法庭根据情况,可以安排未成年被告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会见。第三节 审判
第五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设置席位。
审理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设置法庭席位。
第五百七十二条 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适用本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重新开庭后,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重新开庭时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的,可以准许,但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
第五百七十三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使用适合未成年人的语言表达方式。
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威胁、训斥、诱供或者讽刺等情形的,审判长应当制止。
第五百七十四条 控辩双方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等量刑建议的,应当向法庭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以及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书面材料。
第五百七十五条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法庭应当审查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上述报告和材料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参考。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作出调查报告的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
第五百七十六条 法庭辩论结束后,法庭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案件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其法定代理人以外的成年亲属或者教师、辅导员等参与有利于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邀请其参加有关活动。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五百七十七条 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法庭应当询问其法定代理人是否补充陈述。
第五百七十八条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
对依法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宣判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信息。
第五百七十九条 定期宣告判决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法庭可以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庭,并在宣判后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亲属送达判决书。第四节 执行
第五百八十条 将未成年罪犯送监执行刑罚或者送交社区矫正时,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未成年罪犯的调查报告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有关法律文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
第五百八十一条 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当封存。
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查询封存的犯罪记录的,应当提供查询的理由和依据。对查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第五百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与未成年犯管教所等服刑场所建立联系,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改造情况,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并可以对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
第五百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督促被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探视。
第五百八十四条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人民法院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制定帮教措施。
第五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可以适时走访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等的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了解未成年罪犯的管理和教育情况,引导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承担管教责任,为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创造良好环境。
第五百八十六条 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等的未成年罪犯,具备就学、就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其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附送必要的材料。
第二十三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五百八十七条 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
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亲友等参与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第五百八十八条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公诉案件,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与被告人和解。近亲属有多人的,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经处于最先继承顺序的所有近亲属同意。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五百八十九条 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依照前两款规定代为和解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应当由被告人本人履行。
第五百九十条 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主持制作的和解协议书,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予以确认,无需重新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应当认定无效。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主持制作新的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九十一条 审判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庭外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听取其意见。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九十二条 和解协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真诚悔罪;
(二)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涉及赔偿损失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方式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起诉;
(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请求或者同意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签名,但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和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法院附卷备查。
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损失内容,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第五百九十三条 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
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九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九十五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双方愿意和解,但被告人不能即时履行全部赔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附带民事调解书。
第五百九十六条 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五百九十七条 达成和解协议的,裁判文书应当叙明,并援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
第二十四章 缺席审判程序
第五百九十八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
(二)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三)是否写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明确的境外居住地、联系方式等;
(四)是否写明被告人涉嫌有关犯罪的主要事实,并附证据材料;
(五)是否写明被告人有无近亲属以及近亲属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等情况;
(六)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并附证据材料;
(七)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前款规定的材料需要翻译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一并移送。
第五百九十九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属于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二)不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不符合缺席审判程序的其他适用条件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十日以内补送;三十日以内不能补送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六百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传票应当载明被告人到案期限以及不按要求到案的法律后果等事项;应当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告知其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并通知其敦促被告人归案。
第六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或者由近亲属代为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在境外委托的,应当依照本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授权委托进行公证、认证。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辩护的,依照本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六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副本后、第一审开庭前提出,并提供与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有多名近亲属的,应当推选一至二人参加诉讼。
对被告人的近亲属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决定。
第六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参加诉讼的,可以发表意见,出示证据,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等出庭,进行辩论。
第六百零四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参照本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裁定。
作出有罪判决的,应当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经审理认定的罪名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的,应当终止审理。
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一并作出处理。
第六百零五条 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导致缺乏受审能力,无法出庭受审,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缺席审判。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被告人无法表达意愿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
第六百零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前款所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包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形。
第六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可以缺席审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虽然构成犯罪,但原判量刑畸重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第六百零八条 人民法院缺席审理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六百零九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案件,是指下列案件:
(一)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二)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相关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以及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的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案件;
(三)危害国家安全、走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组织、毒品犯罪案件;
(四)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第六百一十条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犯罪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犯罪案件,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犯罪案件”。
第六百一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人民检察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六百一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范围;
(二)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三)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情况,以及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并附证据材料;
(四)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下落不明、死亡等情况,并附证据材料;
(五)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并附证据材料;
(六)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法律手续;
(七)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及其要求等情况;
(八)是否写明申请没收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九)其他依法需要审查的内容和材料。
前款规定的材料需要翻译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一并移送。
第六百一十三条 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以内审查完毕,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属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应当受理;
(二)不属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受案范围或者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不符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标准要求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撤回申请;
(四)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七日以内补送;七日以内不能补送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尚未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即将届满,涉案财产有被隐匿、转移或者毁损、灭失危险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第六百一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发布公告。公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案件来源;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下落不明、死亡等情况;
(五)申请没收的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以及已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清单和法律手续;
(六)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
(七)申请没收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八)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期限、方式以及未按照该期限、方式申请参加诉讼可能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九)其他应当公告的情况。
公告期为六个月,公告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第六百一十五条 公告应当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信息网络媒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发布,并在人民法院公告栏发布。必要时,公告可以在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或者被申请没收财产所在地发布。最后发布的公告的日期为公告日期。发布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发布过程。
人民法院已经掌握境内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的,应当直接送达含有公告内容的通知;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代为送达、邮寄送达。经受送达人同意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告知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
人民法院已经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经受送达人同意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告知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受送达人未表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未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其所在国、地区的主管机关明确提出应当向受送达人送达含有公告内容的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送达。决定送达的,应当依照本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请求所在国、地区提供司法协助。
第六百一十六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以外的,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
第六百一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内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供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证明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
利害关系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委托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在境外委托的,应当依照本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授权委托进行公证、认证。
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满后申请参加诉讼,能够合理说明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百一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参加诉讼,且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国、地区主管机关明确提出意见予以支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依照本解释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规定行使诉讼权利。
第六百一十九条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进行审理。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应当开庭审理。没有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或者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通知书应当依照本解释第六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方式,至迟在开庭审理三日以前送达;受送达人在境外的,至迟在开庭审理三十日以前送达。
第六百二十条 开庭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由利害关系人、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
(二)法庭应当依次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并已经通缉一年不能到案,或者是否已经死亡,以及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否依法应当追缴进行调查;调查时,先由检察员出示证据,后由利害关系人、诉讼代理人出示证据,并进行质证;
(三)法庭辩论阶段,先由检察员发言,后由利害关系人、诉讼代理人发言,并进行辩论。
利害关系人接到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转为不开庭审理,但还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除外。
第六百二十一条 对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没收;
(二)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中,没有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张权利,或者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虽然主张权利但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相应证明标准的,应当视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第六百二十二条 对没收违法所得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在五日以内提出上诉、抗诉。
第六百二十三条 对不服第一审没收违法所得或者驳回申请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和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裁定;
(二)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应当改变原裁定;
(三)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变原裁定,也可以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四)第一审裁定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裁定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抗诉,应当依法作出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但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在重新审判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除外。
第六百二十四条 利害关系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第一审期间未参加诉讼,在第二审期间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六百二十五条 在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向原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可以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六百二十六条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人脱逃或者死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缺席审判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向原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可以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六百二十七条 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期限,参照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审理期限执行。
公告期间和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第六百二十八条 没收违法所得裁定生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并对没收裁定提出异议,人民检察院向原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可以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法院经审理,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裁定正确的,予以维持,不再对涉案财产作出判决;
(二)原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撤销原裁定,并在判决中对有关涉案财产一并作出处理。
人民法院生效的没收裁定确有错误的,除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第六百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六百三十条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但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第六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百三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是否写明被申请人的身份,实施暴力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所造成的损害等情况,并附证据材料;
(三)是否附有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和其他证明被申请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材料;
(四)是否列明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五)需要审查的其他事项。
第六百三十三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以内审查完毕,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属于强制医疗程序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二)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以内补送;三日以内不能补送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六百三十四条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经通知未到场的,可以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其他近亲属到场。
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自受理强制医疗申请或者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之日起三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第六百三十五条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会见被申请人,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第六百三十六条 开庭审理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由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
(二)法庭依次就被申请人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行调查;调查时,先由检察员出示证据,后由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出示证据,并进行质证;必要时,可以通知鉴定人出庭对鉴定意见作出说明;
(三)法庭辩论阶段,先由检察员发言,后由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发言,并进行辩论。
被申请人要求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出庭的被申请人,在法庭调查、辩论阶段,可以发表意见。
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无异议的,法庭调查可以简化。
第六百三十七条 对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作出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决定;
(二)被申请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被申请人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同时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三)被申请人具有完全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并退回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
第六百三十八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被告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经鉴定,被告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应当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开庭审理前款规定的案件,应当先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宣读对被告人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说明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后依次由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进行辩论。
第六百三十九条 对前条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同时作出对被告人强制医疗的决定;
(二)被告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被告人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同时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三)被告人具有完全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照普通程序继续审理。
第六百四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依照强制医疗程序对案件作出处理,也可以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六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后五日以内,向公安机关送达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
第六百四十二条 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第二日起五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强制医疗的决定。
第六百四十三条 对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以内,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复议决定:
(一)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
(二)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撤销原决定;
(三)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销原决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六百四十四条 对本解释第六百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判决、决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同时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一并处理。
第六百四十五条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当向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提出。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申请被人民法院驳回,六个月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百四十六条 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附有对被强制医疗的人的诊断评估报告。
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未附诊断评估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未提供诊断评估报告的,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鉴定。
第六百四十七条 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在一个月以内,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被强制医疗的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并可责令被强制医疗的人的家属严加看管和医疗;
(二)被强制医疗的人仍具有人身危险性,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作出继续强制医疗的决定。
对前款规定的案件,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人民法院应当在作出决定后五日以内,将决定书送达强制医疗机构、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人、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和人民检察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当通知强制医疗机构在收到决定书的当日解除强制医疗。
第六百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强制医疗决定或者解除强制医疗决定不当,在收到决定书后二十日以内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第六百四十九条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章 附则
第六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讯问被告人,宣告判决,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等,可以根据情况采取视频方式。
第六百五十一条 向人民法院提出自诉、上诉、申诉、申请等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书写有困难的,除另有规定的以外,可以口头提出,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制作笔录或者记录在案,并向口述人宣读或者交其阅读。
第六百五十二条 诉讼期间制作、形成的工作记录、告知笔录等材料,应当由制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签名、盖章。宣告或者送达裁判文书、通知书等诉讼文书的,应当由接受宣告或者送达的人在诉讼文书、送达回证上签名、盖章。
诉讼参与人未签名、盖章的,应当捺指印;刑事被告人除签名、盖章外,还应当捺指印。
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捺指印的,办案人员应当在诉讼文书或者笔录材料中注明情况,有见证人见证或者有录音录像证明的,不影响相关诉讼文书或者笔录材料的效力。
第六百五十三条 本解释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第六百五十四条 本解释有关公安机关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和监狱。
第六百五十五条 本解释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2月20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
(法〔2021〕247号 2021年10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大部署,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要求,坚持强基导向,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向基层延伸,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现就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工作目标。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主动融入地方党委政法委建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在线对接基层解纷力量,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构建分层递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2.工作载体。以调解平台作为工作载体,通过邀请人员入驻等方式,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全部集约到调解平台,做到基层解纷力量全覆盖,实现预警、分流、化解、调解、司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等全流程在线办理。
本意见中的基层治理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辖区内的综治中心、矛调中心、司法所、派出所、工会、妇联、劳动、民政、市场监管、土地管理、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单位。
3.开展主体。人民法庭负责做好本辖区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以下简称“三进”工作),未设人民法庭的村(社区)、乡镇(街道),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开展“三进”工作。
各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本地区“三进”工作的统筹指导,确保“三进”工作在辖区内实现全覆盖。
二、制度建设
4.完善入驻平台制度。调解平台增设诉源治理工作模块。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入驻诉源治理工作模块后,负责组织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将其管理的调解员、网格员、乡镇(街道)干部、村(社区)干部以及其他基层解纷人员信息录入调解平台。录入的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联系方式、擅长领域、对接的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等。
5.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根据纠纷数量、人员编制等实际情况,灵活将立案窗口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作为专(兼)职案件分流员,开展在线诉非分流、案件指派、诉调对接、督促督办等工作。
6.建立司法联络员制度。邀请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中与人民法院开展分流对接的人员作为司法联络员,负责排查上报信息、自行或者指定相关人员开展诉前调解、矛盾化解、协助送达、维护基层解纷人员信息等工作。
7.建立分类分级委派案件制度。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适宜村(社区)处理的,先行引导由辖区内的村(社区)逐级进行化解、调解;适宜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矛调中心、司法所等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由与人民法院对接的基层治理单位进行化解、调解;适宜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处理的,由与人民法院对接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化解、调解。
8.完善诉非实质化对接制度。村(社区)、乡镇(街道)等对接单位或者基层解纷人员在化解、调解过程中需要法官参与指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在线提出申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通过推送典型案例、进行法条解释、提供法律咨询、“调解员现场调解+法官远程视频参与调解”联合调解、实地参与化解、调解等方式提供法律指导。
9.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在基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人民法庭等场所或者调解平台上公开入驻的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参与化解、调解的基层解纷人员基本信息、“三进”工作流程、相关诉讼指引等,更加方便当事人参与“三进”工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三、工作开展
10.案件范围。对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为辖区内村(社区)、乡镇(街道)且适宜化解、调解的纠纷,或者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先行化解、调解的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交由基层治理单位或者基层解纷人员进行化解、调解。涉及专业性行业性领域纠纷的,可以交由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化解、调解。
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根据本地区矛盾纠纷类型特点,对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物业纠纷、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等涉及民生利益的纠纷进行重点分流。
11.案件流程。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在登记立案前,根据自愿、合法原则,通过调解平台进行指派。基层解纷人员及时登录调解平台,确认接受指派,并根据当事人意愿,采取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开展化解、调解工作。当事人经引导不同意化解、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交由基层治理单位化解、调解的纠纷,在调解平台编“纠纷化解”号。
12.与村(社区)开展分流对接。对于适宜在村(社区)、乡镇(街道)处理的纠纷,由案件分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线分流至村(社区)司法联络员,由司法联络员指定基层解纷人员开展化解、调解工作。化解、调解成功的,应当在调解平台上记录处理结果。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且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派出的人民法庭在线提出申请。化解、调解不成功的,记录不成功原因,并由村(社区)司法联络员在征得当事人意愿后,推送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再次化解、调解或者直接退回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对于退回的纠纷,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3.与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开展分流对接。对于村(社区)化解、调解不了且当事人愿意到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纠纷,以及根据纠纷类型适宜由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分流至该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员,由其指定人员进行化解、调解。化解、调解成功的,应当在调解平台上记录处理结果;对依法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在线提出申请。化解、调解不成功的,由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员记录不成功原因后,在线将案件推送至人民法院案件分流员,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4.与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开展分流对接。对于金融、证券期货、银行保险、知识产权、劳动争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专业性行业性领域矛盾纠纷,由人民法院案件分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线分流至入驻平台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引导鼓励自动履行,当事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可以在线提出;调解不成功的,由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司法联络员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5.与其他社会力量开展分流对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人员、行业协会人员等入驻调解平台,开展化解、调解工作。上述人员能够对应到村(社区)、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的,由司法联络员指派其开展化解、调解工作;无法对应到村(社区)、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的,可以以个人名义入驻,并由人民法院案件分流员根据纠纷类型,通过调解平台直接交由其开展化解、调解工作。
16.严格纠纷化解、调解期限。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指派化解、调解纠纷的,司法联络员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登录调解平台确认接收纠纷信息。化解、调解期限为30日,自司法联络员确认接受指派之日起计算。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日。由村(社区)推送乡镇(街道)继续化解、调解的,化解、调解期限计入总时长。化解、调解期间评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化解、调解期限。
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化解、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立案程序。
17.加强预警预防和联调联动工作。司法联络员对于排查出的辖区网格内涉诉矛盾隐患、苗头性问题,认为需要人民法院指导和帮助化解、调解的,应当及时通过调解平台提供给对接的人民法院。需要联动化解、调解的,由人民法院案件分流员根据纠纷类型及时安排有关人员参与工作,并在调解平台上记录处理结果。
18.强化对网格内基层解纷力量的培训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应当加强对辖区基层解纷力量的法律指导和业务培训,制作常见案件类型调解指引,推送指导性案例,探索建立双向交流机制,支持和规范基层解纷力量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19.加强对特殊群体诉讼辅导。对于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充分尊重其在线调解选择权。对于特殊群体选择线上方式化解、调解的,参与纠纷化解、调解的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基层解纷人员应当帮助、指导其操作使用调解平台,开展化解、调解活动。
20.发挥司法保障作用。推动司法确认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在线申请、快速办理。将符合条件的基层解纷人员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畅通对接渠道和司法保障途径,促进提升诉前调解吸引力和有效性。
四、配套保障
21.加强经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解决在机构、人员、硬件配置等方面的困难,建立持续性财政保障机制,对调解人员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工作的活力。
22.加强沟通联系。密切与基层治理单位、相关调解组织及基层解纷人员的沟通联系,定期召开会议,对于工作开展情况、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共同分析研判,凝聚工作合力。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协调不了的事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作为,帮助协调解决。
23.奖惩考核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三进”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考核体系,将法官指导、参与化解、调解的案件量纳入法官绩效考核,将成功化解、调解纠纷数量及质效等作为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动态管理的重要指标,进一步激发参与“三进”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4.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以及社区走访、普法讲座等活动,全面宣传“三进”工作以及基层解纷人员优秀事迹,积极培育多元解纷观念,引导人民群众主动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5日)
案例一
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医疗美容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医疗美容 违法经营
【要旨】
针对美容机构药品管理不规范,医疗器械质量不达标,违规开展医疗美容项目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医美行业规范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因医疗美容纠纷引发的一起治安案件,暴露出了辖区内医疗美容监管缺失问题,部分医疗美容、生活美容机构存在无证经营或者超范围经营,药品及医疗美容器械使用管理松懈、虚假宣传等违法情形,微整形变成“危”整形,不仅扰乱医疗美容行业管理秩序,而且对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0月,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经开区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案件线索后决定立案调查。11月5日,经开区院组织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召开听证会后,向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加强药品监督管理,对违法经营的美容机构及时查处,全面整治。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了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行动,检查美容机构120家,查处非法经营化妆品等行为10起,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医疗美容机构5家、生活美容机构11家,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
2021年12月16日,经开区院对整改进行了跟进调查,随机抽查了部分美容机构,均已完成整改。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医美行业暴露出的侵害人身健康安全问题主动作为,通过公开听证、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构建了政府负责、多部门协作联动、法治保障的医美行业综合治理格局,促进医美行业服务规范,实现人民群众对安全医美、放心医美、健康医美的美好愿望。
案例二
贵州省紫云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抑菌霜违规添加禁用物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抗(抑)菌制剂 违规添加 溯源治理
【要旨】
针对违法经营违规添加禁用成分的抗(抑)菌制剂,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抗(抑)菌制剂生产销售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基本案情】
贵州省紫云县某母婴用品连锁店,将违规添加含有强效激素的违禁物质丙酸氯倍他索酸酯的“七草两叶抑菌膏”面霜向消费者售卖,部分使用该面霜的婴幼儿出现不良反应。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10日,紫云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紫云县院”)根据媒体反映,发现该案线索后于1月13日立案调查。查明某母婴用品连锁店共开设7家分店,2019年5月以来共计销售江西某公司生产的“七草两叶抑菌膏”抑菌面霜327盒,该面霜外包装上标有“用于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的治疗功效说明。2021年1月15日,紫云县院向紫云自治县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紫云县卫健局)发出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紫云卫健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母婴用品连锁店进行检查,发现该连锁店销售的“七草两叶抑菌膏”面霜均没有《产品检验报告》。为进一步查清“七草两叶抑菌膏”面霜所含成分,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顺市院)商请涉案抑菌膏生产商所在地的江西省樟树市检察院进行协查。江西省樟树市卫生监督所对“七草两叶抑菌膏”进行了监督抽检,发现该产品添加了违禁物质丙酸氯倍他索,遂对生产企业江西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没收违法所得34800元、处货值10倍罚款442650元和吊销《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停产、召回、销毁已上市销售的涉案“抑菌霜”。紫云县卫健局对紫云县某母婴用品连锁店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七草两叶抑菌膏”面霜,下架涉案抑菌霜100盒,并处罚款4800元。
安顺市院针对当前“消”字号婴儿抗(抑)菌制剂违规添加禁用成分,销售市场缺乏有效监管、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在全市部署了婴儿抗(抑)菌制剂公益诉讼专项工作,推动卫生健康部门开展了全市婴儿抗(抑)菌制剂排查清理专项工作,对662家母婴用品店、药店和月子中心进行集中检查,不合格的婴儿抗(抑)菌制剂已被全部下架。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消”字号抗(抑)菌制剂违规添加禁用成分现象多发,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依法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销售环节进行监管的基础上推动溯源治理,依法查处违法生产企业,并通过专项整治发现监管漏洞,助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切实保护婴幼儿身体健康。
案例三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违规添加禁用物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抗(抑)菌制剂 违规添加禁用物质 技术支持
【要旨】
针对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中违规添加抗生素、抗真菌药物、激素等禁用物质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的规范管理。
【基本案情】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山市院)在履职中发现,部分生产企业为牟取私利,在抗(抑)菌制剂中添加激素、抗生素、抗真菌药物等禁用物质,在产品标签说明书标注疾病治疗效果的宣传内容,严重误导消费者。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可能产生代谢紊乱、延缓组织愈合、抑制儿童生长发育、过敏反应、二重感染等不良后果,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江山市院根据群众反映,对市场上销售的某儿童专用皮肤抑菌乳膏、某爽喷剂等23种抗(抑)菌制剂进行快速检测,发现其中21种制剂糖皮质激素、酮康唑、甲硝唑等禁用物质检测阳性,3种制剂产品标签说明书涉及疾病治疗内容。针对上述问题,江山市院依法立案,并就前期调查情况与江山市卫生健康局开展磋商。江山市卫生健康局高度重视,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但经联系省内外多家检测机构均表示无相应的资质,无法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2021年7月,江山市院依法重新组织对市场上21种抗(抑)菌制剂进行取样,并将样品委托至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进行实验室定性检测。经检测,21件样品的不合格率为71.4%,其中1件产品检出3种违禁成分,5件产品检出2种违禁成分,9件产品检出1种违禁成分,检出违禁成分分别为咪康唑、达克罗宁、特比萘芬、酮康唑、甲硝唑,另有3种样品的说明书不符合规范要求,产品涉及4个省份共13家生产企业。2021年10月,江山市院向江山市卫生健康局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14家涉嫌销售不合法消毒产品的药店、医疗机构依法查处,对辖区内抗(抑)菌类消毒产品行业进行规范整治。江山市卫生健康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制定整治工作方案,对涉案问题产品全部下架处理,并将相关线索移送相应生产企业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典型意义】
消字号抗(抑)菌制剂产品不允许添加药品等禁用物质。检察机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加强上下联动和内部协作,运用快速检测技术和实验室定性检测技术支持,保障案件证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实现精准监督,有力维护了消费者健康安全和合法权益。
案例四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师违法开具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处方药
【要旨】
针对执业医师非法开具处方药的风险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立足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推动行政监管部门整治规范医疗秩序,依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某医院医师王某在未见到病人、也未核实的情况下,违规开具精神药品处方,犯罪嫌疑人凭此处方购买氯硝西泮药品后,用于实施抢劫犯罪活动,遂逐级上报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山西省院)。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5月19日,山西省院审查发现,省卫健委作为该医院的主管部门,未对医师王某及相关人员违法开具精神类药品处方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遂对本案立案调查。2021年5月21日,该院向省卫健委送达了《行政公益诉讼事实确认书》,督促该委对王某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021年7月6日,省卫健委向山西省院反馈,对涉案的医师王某给予责令暂停6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对护士刘某、李某分别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问题排查整治专项活动,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36642家,查处各类案件425件。
【典型意义】
执业医师违规开具处方,使合理用药难以得到保证,也具有一定的用药安全隐患。检察机关针对发现的问题,通过发送事实确认书的方式,及时与行政机关进行磋商,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形成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合力,消除危害公共利益风险隐患。
案例五
浙江省湖州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成瘾性药品滥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滥用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要旨】
针对刑事案件中发现的未成年人滥用药物致瘾引发涉罪风险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用药安全。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吉县院)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中发现,13名涉案未成年人存在滥用氢溴酸右美沙芬药物(以下简称“右美沙芬”)的情形,使用后易产生暴躁不安、兴奋冲动、醉酒样等身体表现,且与引发犯罪存在一定关联。由于该药物是非处方药,价格便宜,在药店、微商等网络平台购买无限制措施,致使滥用该药物在青少年群体中有一定普遍性。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26日,安吉县院立案调查,并上报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州市院),湖州市院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右美沙芬在未成年人中容易被滥用,决定在全市范围启动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部分实体零售药店和网上平台药店存在对氢溴酸右美沙芬等疫情监测药品登记不规范、对实名制登记情况未予实质性审查,网络上存在通过微商等途径流通经营、加价销售等情形。安吉县院与湖州市院分别向对应市场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管部门逐项落实检察建议内容,将涉案药品纳入销售监测平台,落实分级预警、重点管控、跟踪戒断、心理支持等综合防治工作,并同步上报案件及工作信息,累计查处微商、抖音博主等违法售药案件8起,追踪89名滥用右美沙芬药物人员并落实重点管控。
为建立健全长效防控机制,湖州市检察机关牵头职能部门出台全省首个《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风险管控实施意见(试行)》。2021年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将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由非处方药转为处方药,按处方药管理。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滥用成瘾性药物,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易引发违法犯罪。而“微商”“博主带货”等较隐蔽的网络销售新业态容易成为成瘾性药物交易的温床,由此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健全长效防控机制,促进提升涉案药品管制级别,从源头上保障了未成年人的用药安全和合法权益。
案例六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行医卖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行医 非法销售药品
【要旨】
针对社区某些便民摊点存在的非法行医、非法销售药品、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等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具有潜在侵害风险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安北下便民市场、官塘综合农贸市场及其周边一些便民摊点长期存在非法行医、非法销售药品、非法发布药品和医疗广告等问题,扰乱了当地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兴宁区院)对本案立案调查,查明上述农贸市场及其周边存在非法行医卖药的问题。2021年4月22日,兴宁区院与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召开磋商会议,建议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对上述农贸市场实施有效监管治理。区市场监管局与区卫健局共同开展了集中检查整治,现场收缴一批违法产品,拆除了6处违法广告牌,对5家问题摊点和铺面立案处理,引导8家摊点和铺面合法经营。此后,南宁市兴宁区建立了打击非法行医长效监管机制,形成多部门联合打击非法行医卖药常态化机制,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由社区派人对农贸市场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巡查,并完善了农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出租屋、摊位的管理制度,对非法行医卖药的场所进行坚决查处。同时,加大对非法行医卖药危害结果的宣传力度,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行医卖药的违法行为。
2021年6月17日,兴宁区院跟进监督整改效果,确认上述农贸市场经行政机关联合治理监管,非法行医卖药的违法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切实维护。
【典型意义】
为获取非法利益,一些违法人员利用流动摊点和出租屋难管理等特点,从事非法行医卖药等违法行为,隐蔽性强,执法难度大,需要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督促多部门联合执法,推动当地政府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联合打击非法行医卖药违法行为的良好局面。
案例七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配备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基本药物配备 药品集中采购 百姓就医需求
【要旨】
针对公立医院必备的基本药物长期短缺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职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永定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因药企未按原中标合同约定在采购平台供应基本药物,导致龙岩市永定区某医院及某中医院长期未配备心脏病常用药速效救心丸、麝香保心丸(均为医保用药)等药品。其中,永定区某医院自2019年6月26日后不再采购麝香保心丸,自2019年10月23日后不再采购速效救心丸;某中医院自2019年7月后不再采购麝香保心丸,自2020年1月后不再采购速效救心丸。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9月23日,永定区检察院立案调查查明,2019年7月以来,因麝香保心丸、速效救心丸生产成本提高,药企未按原中标合同约定在龙岩市联合限价阳光采购平台供应上述药品,导致龙岩市永定区某医院及某中医院无法在采购平台采购到速效救心丸、麝香保心丸。麝香保心丸、速效救心丸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中成药,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和使用的基本药物。根据《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医疗机构执行入围结果、采购用药及履行合同等行为。永定区某医院、某中医院作为公立医疗单位,应及时报送短缺药品信息,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药品集中采购开展监督与管理工作。
2020年11月2日,永定区检察院与永定区卫生健康局、永定区医疗保障局、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永定管理部等进行磋商,建议分析研判药企断供基本药物成因,强化基本药物短缺预警机制,完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及时满足百姓用药需求。2021年4月,永定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相关行政机关已促成药企下调麝香保心丸、速效救心丸等基本药物价格,按原中标合同约定供应上述基本药物,相关医院已通过联合限价阳光采购平台采购、配齐速效救心丸、麝香保心丸等基本药物。
【典型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明确要求密切监测药品短缺情况,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检察机关通过磋商机制协同行政机关共同破解难题,形成公益保护合力。同时通过持续跟进监督,巩固办案效果,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健全了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八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诉邹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生产销售假药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假药的刑事犯罪,可以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自2019年1月开始,邹某等人在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在网络上投放虚假广告、假冒著名医院医生电话接诊推销等方式,将从网上购买的成分不明的粉末进行制剂、包装、冒充“清肤消痒胶囊”“百草血糖康胶囊”“脉管舒灵胶囊”等不同种类的药品,销售至全国各地。截至2020年12月2日案发,共计销售金额581万余元。经鉴定,邹某等人生产销售的42种药品均为假药。
【调查和诉讼】
2021年3月9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甘井子区院)对邹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违法行为公益诉讼立案,发布公告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2021年4月12日,甘井子区院向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邹某等人共同承担销售金额3倍惩罚性赔偿金1743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10月9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分别判处邹某等人十五年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且追缴违法所得,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后,邹某等被告提起上诉。2021年12月2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利用网络制售假药,数量大,销售范围广,严重损害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公诉和公益诉讼多元职能,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最大限度追究严重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有力震慑了犯罪,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九
河北省沧州市检察机关督促加强畜禽肉产品质量监管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瘦肉精 公开听证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畜禽养殖、屠宰、销售等环节违法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综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两种手段,通过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协同履职,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对违法者和潜在违法者进行震慑与警示,双管齐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了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存在经销商贩售“瘦肉精”羊肉问题,“瘦肉精”羊肉流向全国多地,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生命健康权造成潜在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沧州市院)与沧州市青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县院)分别立案调查。发现肉羊等养殖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屠宰场检验检疫不规范,私屠滥宰情况仍一定程度存在,销售环节没有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等违法问题。
2021年6月,沧州市院组织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青县新兴镇人民政府等召开听证会后,向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各行政部门加强畜禽养殖、屠宰、畜禽肉产品销售全流程监管,联合开展畜禽肉产品瘦肉精专项整治活动,建立健全畜禽肉产品安全长效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整改:一是加强食用农产品各环节全流程日常监管,对62家农贸市场,4437家食用农产品经营者进行了检查,责令整改123家。二是在全市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全力推进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追溯系统建设。
2021年8月,青县院陆续对6件“瘦肉精”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起诉讼。截至目前,法院已判决生效4件,判令16名被告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金54万余元、瘦肉精羊肉无害化处置费用1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综合运用行政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加强监督。既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履职,堵塞执法漏洞,又通过惩罚性赔偿对违法侵权人和潜在违法者进行震慑与警示。双管齐下切实守护百姓美好生活,保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案例十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养老机构食堂
【要旨】
针对部分养老机构食堂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协同履职,切实保障老年人群体舌尖上的安全。
【基本案情】
2021年,重庆市大足区内12家养老机构食堂不同程度存在未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管理的情况,如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使用过期食品、调味品、食堂操作间卫生脏乱差、未配置消毒设备或消毒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和使用等情况,给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7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足区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后对本案立案调查,与问题较为突出的养老机构所在镇街人民政府进行磋商,并送达《行政公益诉讼事实确认书》,要求其依法履行辖区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属地责任,支持、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2021年8月13日,大足区院分别向养老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区市场监管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各行政机关加强协作,依法履行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和相关镇街对存在问题的养老机构逐一进行检查,一是督促养老机构食堂落实主体责任,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制,实现“网络厨房全覆盖”,并保证正常使用,安装防蚊虫设施,定期对食堂进行清理,及时对餐具进行消毒;二是要求食堂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员等餐饮从业人员注册阳光餐饮APP及时上传健康证、商品信息等,工作期间穿戴整洁,定期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防范措;三是加强库存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执行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要求,规范每餐次食品留样、记录,对过期食品进行处理。
2021年9月至10月,大足区院对整改结果进行了“回头看”,存在问题的养老机构已按要求整改完毕。
【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年化社会,加强对社区养老机构食堂的食品安全监管显得十分重要。检察机关积极采用磋商和检察建议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属地政府和民政、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强化行业整治,以系统观念推动养老机构综合治理,努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案例十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诉吕某某等销售非法添加药品成分的保健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保健品 非法添加 虚假宣传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采用欺骗手段销售含有非法添加药品成分的保健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违法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让其“痛到不敢再犯”。
【基本案情】
2016年,吕某某等人合伙成立陕西某商贸公司,通过购入来源不明、含有西药成分盐酸二甲双胍的“三无”保健品,自行包装后,组织人员假冒厂家推广中心向客户寄送体验品、冒充“指导老师”跟进回访并推销等方式,虚假宣称该产品为纯中药且具有化糖疗效,诱骗众多高血糖患者购买,销售金额共计98万元。
【调查和诉讼】
2021年3月,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柯桥区院)在办理吕某某等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案件过程中,认为案涉行为可能侵犯了众多不特定高血糖病患的身体健康权,遂于3月29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柯桥区院调查过程中发现违法销售数额在卷证据不足,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和自行调查,补充调取了网上交易记录、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业绩表、作案工具等客观性证据,查明了违法销售数额。此外,柯桥区院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查明吕某某等人通过网络等途径非法获取众多高血糖病患个人信息的违法事实。
柯桥区院在发布公告且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于2021年6月28日向柯桥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吕某某等人共同支付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980万元,并就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2021年12月6日,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吕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后,2022年1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将非法添加药品成分的“三无”保健品向患者群体推销并进行虚假宣传,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全面调查,依法补充调查查明违法销售数额和食药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背后病患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事实,对此类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有效加大违法者违法成本,对其他潜在违法者形成震慑。
案例十二
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餐饮具集中消毒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餐饮具集中消毒
【要旨】
针对餐饮具集中消毒不符合消毒标准和卫生标准等违法违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基本案情】
2020年,河南省商城县内11家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存在生产区卫生不达标、生产工艺存在缺陷、卫生质量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所生产的消毒餐饮具没有消毒合格凭证,多次检测不合格,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商城县院)在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遂于2020年6月1日立案,经调查,向商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卫健委)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对辖区内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卫生监督管理职责,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县卫健委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回复,也未按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职。2021年3月10日,商城县院向县卫健委发出督促函,督促其依法履职。当月29日,县卫健委书面回复称,已于2020年7月至8月期间对在经营的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企业进行检查,对违法企业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活动。商城县院跟进调查发现,辖区内11家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企业的餐饮具不合格现象仍然存在,县卫健委并未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监管,食品安全隐患并未消除,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的状态。
【诉讼过程】
2021年6月29日,商城县院依法向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县卫健委依法履行对辖区内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督管理职责。2021年9月2日,商城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商城县院及时跟进监督判决执行情况。2021年10月,县卫健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一次性餐饮具消毒服务单位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餐饮具集中消毒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商城县11家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中,有5家因无法整改到位而关停,剩余6家已全部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集中消毒餐饮具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消毒违法违规不符合标准等问题,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对于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仍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管的,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强化监督效果,并对判决执行情况跟进监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遏制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把好餐饮市场第一道安全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38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383号提案答复的函
郑锦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对行政执法和行政强制措施法律监督试点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根据中央要求,此项改革由我院牵头,全国人大内司委(现监察和司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参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行为的督促纠正制度,探索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明确监督的效力,建立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的反馈机制。
正如您提案中指出的,虽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是这项工作在法律层面还缺少依据。我们认为,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要注重统筹谋划,既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法律依据,制定相关指导性意见,又要尊重基层创新精神,鼓励有地方法律依据的地方检察机关根据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和部署积极进行实践,推动制度创新。对此,我院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结梳理各地探索实践情况,收集了2013年以来各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部分典型监督案例。从实践看,各地这些年的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此项工作目前仍存在法律依据欠缺、探索标准不一等问题。
2017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和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6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二审稿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上述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指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应当符合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定位,同时还需处理好与各级监察机关职责的关系。对于您提案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过程中认真考虑研究。
下一步,我院将加大研究论证,积极推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完善,争取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职权进一步明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2020年5月8日)
刑事类
一、被告单位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人吴卫富等8人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人田锦芳、阮正华、吴昌顺污染环境案
三、被告人田昌蓉、罗伟等18 人走私废物案
四、被告人赵均锐、谭炽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五、被告人全小兰等6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六、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周应军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七、被告人张久长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八、被告人伍瑞华等15人盗伐林木、滥伐林木、故意毁坏财物、妨害作证、强迫交易案
九、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吴文光非法采矿案
十、被告单位福州市源顺石材有限公司、被告人黄恒游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民事类
十一、孟筠、李曰福诉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邻采光、日照纠纷案
十二、孟德玉诉天津东南新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三、兰坪三江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兰坪汇集矿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十四、连州市连州镇龙咀村民委员会湟白水村民小组诉连南瑶族自治县市政局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五、中山市围垦有限公司诉苏洪新等5人、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土壤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六、上海晟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十七、黑龙江省讷河市通江街道五一村村民委员会诉苏廷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
十八、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诉青海江源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十九、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诉四川省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威远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罗焱明服务合同纠纷案
二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山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行政类
二十一、倪恩纯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案
二十二、朱晓琛诉安阳县环境保护局履行环境保护及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
二十三、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二十四、海关总署(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诉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二十五、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行政处罚案
二十六、三沙市渔政支队申请执行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
二十七、林海等51人诉龙岩市新罗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许可案
二十八、吉林省珲春林业局诉珲春市牧业管理局草原行政登记案
二十九、盐津白水江文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诉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三十、云南得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政府地矿行政补偿案
环境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类
三十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深圳市速美环保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三十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贵州宏德置业有限公司相邻通行权纠纷案
三十三、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三十四、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十五、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诉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十六、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施圣华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十七、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诉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公益诉讼案
三十八、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诉安义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职责案
三十九、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洋行政公益诉讼案
四十、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7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案
一、被告单位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人吴卫富等8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被告单位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巨公司)将其硫酸厂产生的污泥渣拌入矿渣去湿,产生混合固体废物。被告人潘毅刚,系晋巨公司分管安全环保工作部副总经理,经环保部门约谈后,未采取整改措施。被告人吴卫富,系该公司安全环保部主管,将上述固体废物交由无资质的被告人黄石土等人处置。2018年1月,被告人黄石土、刘开友将2327.48吨混合固体废物运至浙江省江山市露天堆放。2018年2月至3月,刘开友等人将相关固体废物共计1924.48吨从浙江省衢州市运往福建省浦城县堆放、倾倒、填埋。后经应急处置,挖掘清运受污染泥土混合物共计4819.36吨,上述行为造成应急处置、监测、评估等各项费用损失共计307余万元。上述行为系2018年3月9日案发,环保部门经调查取证后,于2018年3月20日移送公安机关。
裁判结果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晋巨公司将固体废物交由无资质人处置;被告人黄石土、刘开友将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渗滤液铜和镉含量超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刘开友等人跨省运输、处置固体废物,导致公私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后果特别严重,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吴卫富系晋巨公司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一审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晋巨公司罚金55万元;判处吴卫富等8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下不等,并处罚金;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潘毅刚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省非法运输、倾倒固体废物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近年来,逃避本地监管查处,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犯罪高发频发,甚至形成犯罪利益链条。本案的审理,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有效实践。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依法加强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形成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合力。同时,注重运用财产刑,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经济制裁力度,提高跨界转移污染的违法成本。本案开庭审理时,邀请了省、市、县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局等40余人旁听,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被告人田锦芳、阮正华、吴昌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原贵州双元铝业公司环保科科长被告人田锦芳,在明知被告人阮正华无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情况下,让其帮忙处置一批废阴极块。2017年10月,被告人阮正华雇佣车辆将上述固体废物1298.28吨运至贵阳市花溪区董家堰村,卖给回收废旧物资的被告人吴昌顺。后发生退货事宜,应阮正华要求,吴昌顺将该批固体废物中的1000余吨运至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军民村,并于次日雇人将剩余固体废物倾倒。据检测、评估,花溪区董家堰村固体废物堆放地地表水洼水体内氟化物严重超标,被遗留、倾倒危险废物处置、场地生态环境修复、送检化验、后期跟踪检测费用为379.60万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田锦芳、阮正华、吴昌顺任意处置含有危险废物的工业废物1000余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达379.60万元,后果特别严重。鉴于各被告人均系初犯,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以减轻犯罪后果,依法从轻处罚。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田锦芳、阮正华、吴昌顺有期徒刑三年至二年不等,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5万元至2万元不等。禁止被告人田锦芳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活动;禁止被告人阮正华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的经营活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污染环境犯罪被告人适用环境保护禁止令的刑事案件。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国家的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本案被告人田锦芳、阮正华系在从事环境保护、废旧物资回收经营的活动中实施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有违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刑事禁止令等法律强制措施,禁止二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再从事环境保护、废旧物资回收经营的相关活动,对于防范化解风险,防止被告人在缓刑期内再次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被告人田昌蓉、罗伟等18人走私废物案
基本案情
自2016年始,被告人田昌蓉夫妇在缅甸小勐拉设立站点收购废塑料、废金属等物品,联系、安排被告人罗伟等人驾驶空货车出入境,装运其经简单清洗加工后的废物拉至指定地点,然后联系、安排边民通过边境小道将废物走私运输至境内,再驳装到罗伟等人货车上,最后由罗伟等人将上述废物送给国内买家进行销售牟利。经查证,田昌蓉、罗伟等人走私、运输、倒运、购买废塑料913.40吨、废金属122.70吨、废电瓶2.47吨。
裁判结果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田昌蓉、罗伟等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1038.57吨固体废物运输进境,从事倒运、购买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构成走私废物罪。判处被告人田昌蓉、罗伟等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60万元至2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越国边境走私废物案件。2018年1月起,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大力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仍有部分企业、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洋垃圾”非法入境问题时有发生。本案犯罪地点位于西双版纳国边境区域,被告人采取更为隐蔽的家庭小作坊式站点,通过边境小道违法走私固体废物入境后倒运、贩卖,增加了监管难度。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刑罚手段,严厉打击走私、运输、倒卖“洋垃圾”等犯罪行为,彰显了将“洋垃圾”拒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和力度,有利于强化国家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防治固体废物污染,促进国内固体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有效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四、被告人赵均锐、谭炽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被告人赵均锐在墨西哥购买鱼鳔后,欲通过不向海关申报的方式偷运入境。2018年1月,赵均锐找通晓西班牙语的被告人谭炽洪帮助携带鱼鳔回国,并提供报酬。2018年1月22日,赵均锐将其购买的63个鱼鳔放入谭炽洪行李箱内,二人乘坐航班回国,入境时被海关查获。经鉴定核算,上述鱼鳔系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鱼鳔,价值共计40.32万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赵均锐、谭炽洪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共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告人赵均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谭炽洪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赵均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被告人谭炽洪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所列野生动物制品的刑事案件,也系国家海关总署督办的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系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特有的鱼种,构成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因广被猎杀而濒危。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案涉鱼鳔同时构成我国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制品,彰显了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严厉打击濒危物种走私违法犯罪的决心。本案判决,对于惩治震慑犯罪分子,教育警示社会公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尤其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五、被告人全小兰等6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先后多次非法收购穿山甲35只,出售给被告人李叶琼、林善甲等人共31只穿山甲,违法所得19.09万元。被告人李叶琼将从全小兰、周继财处购得的穿山甲出售给被告人陈建林等人共6只,违法所得4.60万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华登福帮全小兰、周继财非法运输穿山甲9次共9只,得运费3700余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全小兰等6人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李叶琼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六个月、三年,并处罚金。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华登福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林善甲、陈建林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年,施以缓刑,并处罚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穿山甲是我国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物种之一。本案判决通过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教育功能,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意识,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球家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六、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周应军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2019年9月,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为主,被告人周应军协助,两次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坡头轮渡附近水域,采取电捕鱼方式捕鱼共800公斤。
裁判结果
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周应军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罗圣桂有期徒刑七个月、邱元妹有期徒刑六个月、周应军拘役一个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东亚候鸟重要越冬地和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节点。近年来,虽渔民上岸政策全面实施,但仍有少数人为利益驱使,在禁渔区以禁止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本案被告人罗圣桂、邱元妹作为主犯,系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缓刑考验期限期满后,再次非法捕捞水产品,无悔罪表现。人民法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原则,判处被告人实刑,对引导沿岸渔民的捕捞行为,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七、被告人张久长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初,被告人张久长以400元的价格购买重庆市梁平区明达镇某园场内的红豆杉1株。后,张久长上山采挖并雇请他人将该株红豆杉搬运并栽种在自家花园内。3月19日,张久长采挖重庆市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某处的红豆杉1株,过程中被发现。当日,张久长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案涉2株红豆杉均已死亡。经鉴定,案涉2株红豆杉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久长违反《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规定,非法采挖2株野生红豆杉,移植或准备移植至自家花园,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张久长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二审中,张久长主动申请并积极履行生态修复协议约定的修山抚育和补植复绿义务,主动缴纳罚金2万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改判张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刑事案件。案涉红豆杉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具有重要的科学、经济和观赏价值,属于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2020年3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对于非法移栽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鉴于移栽在社会危害程度上与砍伐存在一定差异,对非法移栽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植物的珍贵程度、移栽目的、移栽手段、移栽数量、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判决发生于上述批复施行之前,人民法院综合全案,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对正确理解上述批复,规范采挖、移栽珍贵野生植物的行为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警示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法律意识,杜绝非法采挖、移栽珍贵野生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较好的教育示范作用。
八、被告人伍瑞华等15人盗伐林木、滥伐林木、故意毁坏财物、妨害作证、强迫交易案
基本案情
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伍瑞华纠集被告人伍兆威、周元春,并与被告人江宇等人,形成垄断林业资源、称霸乡村山场、扰乱市场秩序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成员多次结伙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强迫交易、妨害作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共计盗伐林木117.07立方米、滥伐林木2541.39立方米、故意毁坏林木256.04立方米。此外,团伙成员伍兆威还在团伙外分别伙同被告人伍瑞春等人盗伐林木115.56立方米、滥伐林木37.05立方米、故意毁坏林木12.75立方米。
裁判结果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伍瑞华等人应定性为恶势力犯罪团伙。伍瑞华系主犯,以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迫交易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25万元。案涉的其他14名被告人亦被分别以不同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5.5万元至0.5万元不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周元春的部分犯罪、江家福的量刑处理和胡良才的执行方式作出改判,对其他原审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予以维持。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园区内盗伐、滥伐林木的刑事案件。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的风景名胜区,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已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近年来,福建武夷山茶叶的经济效益凸显,少数人为了私利铤而走险。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以“毁林种茶”严重破坏生态资源方式来达到敛财目的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各被告人多次结伙实施毁坏、盗伐、滥伐国有或集体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先后破坏林地600余亩、林木蓄积量达3100立方米,影响极为恶劣。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责任和经济制裁手段,用最严格司法保护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九、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吴文光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等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采用毁损河堤、农用地等方式非法采沙。2017年4月,湘乡市水利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2017年6月,湘乡市国土局责令其15日内自行平整被破坏的农田,恢复种植条件。彭建强、彭建平等人均未理睬。2017年10月,彭建强拉拢案涉河段新石村负责人被告人吴文光非法采沙。被告人吴文光在政府查处沙场时,多次给彭建强通风报信。非法采矿期间,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等人获利125万元。被告人彭建强、吴文光采掘沙石价值32.54万元,非法占用农用地5.96亩,造成其中4.89亩农田无法恢复,毁损河堤恢复原状工程价格经评估为177.29万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吴文光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其中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吴文光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吴文光有期徒刑七年至一年五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至5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是加大重点行业领域治乱力度,全面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化解私挖滥采各类风险,维护安全稳定社会大局的重要举措。被告人彭建强、彭建平等不仅无证开采、破坏性开采,且在有关部门多次制止,责令拆除挖沙设备、修复损坏河堤的情况下,仍置若罔闻,甚至为逃避查处拉拢基层组织负责人入伙,长期非法开采沙石,给国家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有力地震慑了犯罪,维护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对促进矿产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十、被告单位福州市源顺石材有限公司、被告人黄恒游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基本案情
2012、2013年及2017年4、5月间,被告单位福州市源顺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顺公司)、被告人黄恒游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擅自在闽侯县鸿尾乡大模村“际岭”山场占用林地138.51亩,用作超范围采矿、石料加工区等。案发后,源顺公司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向闽侯县南屿镇政府缴交生态修复款 62.33万元,聘请专家编制了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并依方案开展相应生态修复工作。同时,黄恒游自愿承诺在位于闽江湿地公园的闽江水资源生态保护司法示范点暨生态司法保护宣传长廊进行异地特色苗木公益修复,与专业园林公司签订合同,种植指定树木150棵,承诺管护一年,确保成活。被害方闽侯县鸿尾乡大模村村民委员会及鸿尾农场出具谅解书。
裁判结果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源顺公司、被告人黄恒游违反国家林业管理法规,未经审批占用农用地138.51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鉴于被告单位、被告人黄恒游有自首情节,积极进行生态修复,依法从轻处罚。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被告单位源顺公司罚金40万元,判处被告人黄恒游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被告人黄恒游在闽江湿地公园的闽江水资源生态保护司法示范点进行异地公益修复种植指定规格的特色苗木150棵。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刑事案件。林地、耕地等农用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本案中,源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恒游未经审批擅自占用林地堆放矿石渣土,对农用地用途及其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注重惩治犯罪和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的有机结合,将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履行纳入量刑情节,有效融合了生态司法的警示教育、环境治理和法治宣传等诸多功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十一、孟筠、李曰福诉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邻采光、日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孟筠、李曰福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业公司)于2011年8月取得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在该地块上建设楼盘。孟筠、李曰福诉至法院,请求铜业公司赔偿因建盖楼盘,侵害其通风、采光、日照时间而造成的损失。一审审理中,经鉴定确认,案涉建设行为对鉴定对象通风无影响;对日照、采光有影响,该影响不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J50180-93)、《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和《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版)的要求。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建筑物相邻关系制度中,判断是否构成采光、日照妨碍,应以是否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为依据。鉴定结论显示,案涉建设行为对鉴定对象通风无影响,对鉴定对象采光、日照有影响。一审判决,铜业公司赔偿孟筠、李曰福采光、日照损失16.50万元;并支付鉴定费5500元。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相邻关系中日照、采光侵权纠纷案件。在土地之上建造建筑物,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利用土地实现土地效益最为通常的形式,但日照、采光和通风,也是人类需要共同分享的资源。我国《物权法》中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本案判决按照鉴定结论,以是否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为判断依据,认定铜业公司的日照、采光、通风妨碍行为是否超出必要容忍限度,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原则,有助于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十二、孟德玉诉天津东南新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孟德玉购买天津东南新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新城公司)开发建设的住宅楼一楼住宅一套。因东南新城公司设置于该住宅楼下的地下供热管道及供热泵存在噪声,孟德玉自2015年12月1日起在外租房居住。天津市津南区环境监察支队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噪音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案涉房屋夜间室内噪声等效声级值(Leq)为:主卧37.8,小卧37.0,次卧33.6,客厅39.1。孟德玉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东南新城公司消除侵害,并赔偿其在外租房费用6.60万元。
裁判结果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南新城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能依照《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的相关规定对公共用电机房进行隔声减震处理,造成案涉房屋噪声排放标准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规定的排放限值,应对由此造成的噪声污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东南新城公司在5个月的期间内对案涉供热设备及管道进行降噪改造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标准,并赔偿孟德玉租房费用损失2.75万元。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商品房住宅楼内地下供热管道及供热泵噪声污染纠纷案件。本案参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认定住宅楼内供热管道、供热泵持续发出噪声,干扰居民正常生活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构成噪声污染,具有妥当性和合理性。本案判决东南新城公司进行降噪改造并赔偿相应损失,同时考虑改造措施及住房人居住需求,限定明确的改造期限,有利于裁判结果的有效执行,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觉承担消除住宅噪声污染的社会责任,维护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的权益。
十三、兰坪三江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兰坪汇集矿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兰坪县营盘镇清水河发生泥石流灾害。兰坪县国土资源局形成《兰坪县国土资源局关于上报兰坪县营盘镇清水河“6.07”泥石流灾害调查的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认定兰坪三江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江铜业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为233.91万元。调查报告同时指出,本次泥石流灾害为强降雨为主引发,兰坪汇集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集公司)大板登铜矿矿区生产弃渣处置不当是加剧地质灾害灾损形成的直接因素,灾损各方应共同委托具有资质条件的技术单位开展专项调查工作,经责任认定后按照责任大小协商解决。因协商未果,三江铜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汇集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33.91万元。
裁判结果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调查报告证明,案涉泥石流灾害与汇集公司大板凳铜矿矿区生产弃渣处置不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汇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免责事由或者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三江铜业公司本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鉴于各方未进行责任认定,亦不同意进行灾损司法鉴定,依据调查报告统计的灾损数据,结合财产折旧情况,确认三江铜业公司损失为222.20万元。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确定汇集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汇集公司赔偿三江铜业公司财产损失111.10万元。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整折旧比例,确定三江铜业公司损失数额为141.25万元,改判汇集公司赔偿三江铜业公司财产损失70.62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为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土部门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报告对案涉泥石流灾害的成因、财产损失以及责任认定均有相关表述。人民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依法采信调查报告作出事实认定,并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对类案审理提供了示范。
十四、连州市连州镇龙咀村民委员会湟白水村民小组诉连南瑶族自治县市政局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连州市连州镇龙咀村民委员会湟白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湟白水村民小组)等与连南瑶族自治县市政局(以下简称连南市政局)签订《租赁荒地协议书》约定,连南市政局租赁湟白水村民小组的荒地建造垃圾处理场,如因垃圾填埋场造成污染,湟白水村民小组有权要求连南市政局做好环保工作,待处理好方可继续进行工作。此后,连南市政局运送大量垃圾至上述垃圾填埋场直接倾倒,导致所涉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资源污染。湟白水村民小组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荒地协议书》,消除污染,恢复原状,赔偿损失17.21万元。一审审理中,湟白水村民小组提交村民小组会议决议,提出由连南市政局一次性赔偿8万元了结此事。
裁判结果
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连南市政局租用湟白水村民小组土地后,将大量垃圾直接倾倒到案涉垃圾填埋场,构成环境侵权。鉴于案涉垃圾填埋场对湟白水村民小组的土地、饮用水等造成的污染损害结果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结合连南市政局已投入整治,湟白水村民小组铺设水管管道入户、解决食用饮水,及湟白水村民小组诉讼中自愿要求连南市政局一次性赔偿8万元了结此事等情况,一审判决连南市政局赔偿8万元给湟白水村民小组。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农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近年来,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凸显,“垃圾围城”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城市生活,也是造成农村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案中,连南市政局租用湟白水村民小组农村荒地建造垃圾填埋场,本应严格遵循垃圾填埋场相关建设标准以及管理规程,却将生活垃圾直接倾倒堆放,造成农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严重影响了村民生产生活。案涉垃圾填埋场的污染问题成为中央环保督导组的督办案件。本案依法判决连南市政局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对于规范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和管理行为,防范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破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十五、中山市围垦有限公司与苏洪新等5人、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土壤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山市围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垦公司)系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人。2015年3月,围垦公司将案涉地块租赁给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航公司)经营使用。2016年6月,慈航公司擅自将上述地块转租给苏洪新填土。2016年8月,经万荣均介绍,胡锦勇分两次将李日祥经营的洗水场内的废弃物运输至苏洪新处用于上述填土工程。胡胜栋亦参与了上述运输行为。2017年7月,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针对上述污染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广东省广州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9月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判令李日祥等5人、慈航公司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205.21万元,修复案涉地块(原为水塘)水质至地表水第III类标准、土壤第III类标准。围垦公司于本案诉至法院,请求苏洪新等5人、慈航公司连带清偿因委托第三方清运、处理案涉违法倾倒的固体废物以及打井钻探取样、检测支付的费用共计102.87万元,并恢复案涉污染土地原状、实施案涉土地的土壤修复、周边生态环境修复和周边水体的净化处理。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围垦公司作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可就案涉土地污染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并就其实际损害获得赔偿。但围垦公司关于委托第三方清运、处理案涉违法倾倒固体废物以及打井钻探取样、检测支付费用等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污染土地恢复原状、土壤及周边环境修复的诉讼请求,已包含在另案环境公益诉讼判决范围内。一审判决驳回围垦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土壤(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其典型性在于,针对同一污染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应如何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影响同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本案中,围垦公司作为案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有权就其因案涉地块污染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害提起诉讼。但应就其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同时,受害人在私益诉讼中亦可就与其人身、财产合法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出主张。本案系因公益诉讼另案生效判决在先,该案已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和污染治理的可行性修复方案,受害人亦应受该案生效判决既判力约束,故对其已在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范围之内的诉讼请求,不再重复支持。本案的正确审理,对厘清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引导当事人进行合理化诉讼安排,具有示范意义。
十六、上海晟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罗旺斯公司)所有并由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飞公司)光船租赁的“达飞佛罗里达”轮与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克韦尔公司)所有的“舟山”轮发生碰撞,致使“达飞佛罗里达”轮泄漏燃油共计613.28吨。上海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包括上海晟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敏公司)在内的各清污单位进行清污作业。另案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达飞佛罗里达”轮与“舟山”轮对案涉碰撞事故各承担50%的责任。准许罗克韦尔公司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晟敏公司在债权登记期间就案涉费用申请债权登记并得以准许。晟敏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罗克韦尔公司连带支付应急处置费2299.53万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晟敏公司对碰撞事故引发的污染损害进行防污清污措施,有权向责任方主张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综合全案证据材料,确认该合理费用数额为923.40万元。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分别为漏油船舶的所有人和登记光船承租人,应承担上述费用。罗克韦尔公司并非漏油船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晟敏公司对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享有防污清污费923.40万元的债权,其就上述债权可参与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为案涉碰撞事故设立的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确认的船舶使用费、作业人员费用标准过低,应予调整。除本金外,晟敏公司主张的防污清污费利息亦应支持。罗克韦尔公司系具有过错的第三人,应当按照其50%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支付防污清污费人民币1580.46万元(含已预付费用人民币757.72万元)及利息;罗克韦尔公司支付防污清污费人民币790.23万元及利息。
典型意义
本案系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近年来,船舶碰撞产生的燃油泄漏事件,是造成海洋污染的重要原因,污染后果往往特别严重。传统“谁漏油,谁负责”的观点难以保障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本案判决,依法适用国际公约、国内法和司法解释,认定碰撞船舶所有人作为有过错的第三人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全面反映了对污染者与第三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内涵,即原则上污染者负全责,另有过错者相应负责。本案的审理对于厘清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中的责任主体、责任份额及责任承担方式,为具有海上船舶溢油清除服务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参与海洋污染治理提供了司法支持,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十七、黑龙江省讷河市通江街道五一村村民委员会诉苏廷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黑龙江省讷河市通江街道五一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一村委会)与苏廷祥签订一份《草原承包合同书》,将草原104亩发包给苏廷祥,期限30年,收取承包费7020元。2007年2月6日,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黑龙江省讷河市雨亭国家湿地公园被列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苏廷祥承包的草原包含在内。2019年2月1日,讷河市自然资源局对五一村委会下发通知,要求其将包含湿地的发包合同解除、迁出承包户,恢复土地原始地貌,做好湿地环境保护。五一村委会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草原承包合同书》,苏廷祥迁出湿地。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讷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草原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案涉地块被划归为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五一村委会应将剩余期限的承包费退还给苏廷祥。苏廷祥应迁出湿地,其因迁出湿地受有损失的,可另行主张。一审判决,解除《草原承包合同书》,五一村委会退还苏廷祥土地承包费2250元,苏廷祥迁出湿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草原承包合同纠纷。国家湿地公园是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开展湿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管理的特定区域,具有显著的生态、文化、美学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禁止在湿地公园内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案涉《草原承包合同》所涉草地被划入国家湿地公园范围,继续履行将违反法律规定,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人民法院在确认合同解除、发包人退还剩余承包费、承包人迁出湿地的同时,释明承包人因此受到损失的,可另行主张,兼顾了当事人合法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类案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十八、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诉青海江源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青海江源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源煤炭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上所载矿区面积是0.18平方公里,但其与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地质青海分公司)签订的勘探合同中,委托江西地质青海分公司勘探矿区外围12.20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量。后因江源煤炭公司未依约支付工程款,双方成讼。
裁判结果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江源煤炭公司在未取得野马滩探矿权的情况下擅自发包,对导致案涉合同无效及由此造成的损失负有主要过错。江西地质青海分公司明知江源煤炭公司未取得探矿权,在签订勘探合同后实施探矿行为,对案涉合同无效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亦有过错。江西地质青海分公司实际给付的施工费用已超出其应承担的责任部分,驳回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江源煤炭公司对约定勘探的矿区范围并未取得探矿权,案涉勘探合同约定的探矿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在计算具体施工费用存在认定事实不当,改判支持了江源煤炭公司部分施工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未取得探矿权的矿区范围进行勘探引发的工程款结算纠纷。根据我国现有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勘查矿产资源须经申请并取得探矿权。对于未取得探矿权的矿区范围进行勘探的行为属于无证探矿行为,案涉勘探合同约定的外围勘探面积约12.20平方公里,明显超过国家所规定的合理采矿权扩区范围,即“采矿权扩区范围原则上限于原采矿权深部及周边零星分散且不宜单独另设采矿权的资源”,应为无效。双方当事人应根据过错大小依法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但勘探方的实际施工费用应予以保障。本案重申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对于规范矿产资源勘探行为具有指引作用。
十九、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诉四川省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威远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罗焱明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012年3月,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公司)与四川省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焦化公司)分别签订《干熄焦项目节能服务合同》《发电项目节能服务合同》,约定中节能公司负责资金筹集、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及调试,为煤焦化公司建设一套干熄焦系统,以及汽轮发电站和配套循环水站,并在合同期结束后无偿转让建设项目所有权,煤焦化公司依约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2012年12月,四川省威远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公司)、罗炎明与中节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干熄焦项目节能服务合同》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案涉节能项目已竣工投产,双方亦确认2014年4月30日为项目节能效益分享起始日,但煤焦化公司未依约支付款项。中节能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煤焦化公司向其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逾期支付该款项产生的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19949.39万元,建业公司、罗焱明依约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干熄焦项目节能服务合同》《发电项目节能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应予遵守。煤焦化公司未依约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构成违约。且其未支付到期价款金额,已明显超出合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应支付全部剩余款项。中节能公司依据《保证合同》要求建业公司、罗焱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据。一审判决,煤焦化公司向中节能公司支付《干熄焦项目节能服务合同》项下节能效益分享款13823.9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和其他费用,建业公司、罗焱明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煤焦化公司向中节能公司支付《发电项目节能服务合同》项下节能效益分享款3046.4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节能服务合同纠纷,属新类型环境资源案件。煤焦化企业传统上属于重点污染企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负有升级转型重任。本案中,煤焦化公司与合同能源管理专业公司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引进资金进行项目改造,升级改进生产工艺,促进节能减排的模式,可资推广。本案判决依法支持合同能源管理方关于节能效益分享款的诉请,对于推进形成成熟、规范的合同能源管理市场,促进节能减排具有积极意义。
二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山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山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一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为具体工作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工作。2017年7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道一公司签订《山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合同书》(以下简称《赔偿合同书》),约定道一公司赔偿229.03万元。2017年8月,道一公司支付赔偿款70万元后,剩余两期赔偿款均未按约支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至法院,要求道一公司继续履行《赔偿合同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赔偿合同书》合法有效。道一公司应按约支付赔偿款及后评估费用等。一审判决,道一公司支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赔偿款本金159.03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和评估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系赔偿义务人不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可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既可经由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也可由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违约之诉予以解决。本案判决道一公司未支付全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构成违约,应向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承担违约责任,有力保障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有效履行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切实开展,是人民法院在司法确认程序之外,依法追究损害生态环境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又一路径。
二十一、倪恩纯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案
基本案情
2004年起,倪恩纯在普利司通(天津)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司通公司)放射性岗位工作。2014年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2015年2月至6月,倪恩纯要求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公开对普利司通公司无辐射安全许可证使用PT机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日常监管记录等相关信息。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于2015年4月对普利司通公司进行了处罚,但无2004年至2013年底对普利司通公司PT机的日常监查记录。倪恩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对普利司通公司未尽监督管理职责属行政不作为违法。
裁判结果
天津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作为普利司通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部门,具有相应的监督检查职责,其在2009年普利司通公司申请射线装置环境影响报告的行政许可时,即应知道该企业有安装使用射线装置的计划,但直至2015年因倪恩纯举报才对普利司通公司进行检查,在监督管理上存在疏漏。一审判决,确认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自2009年至2013年底未对普利司通公司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放射性污染中行政机关未尽监管职责引发的行政不作为案件。放射性污染会破坏生物机体,产生辐射致癌、白血病等方面的损害以及遗传效应等,对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危害极大。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本案判决认定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未就使用射线装置单位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职责,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监管,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二十二、朱晓琛诉安阳县环境保护局履行环境保护及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朱晓琛通过生态环境部12369网上平台举报安阳县环境保护局辖区内上海玉瑞生物科技(安阳)药业有限公司存在违法排放问题。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网上举报平台信息显示该举报已受理,结论为经现场检查,未发现有环境违法问题。2018年9月7日,朱晓琛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公开前述举报案件相关环境信息等。9月20日,安阳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答复,不予公开所申请信息。朱晓琛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安阳县环境保护局对所举报案件的处理结论及意见,重新调查和处理;依法公开相关环境信息。
裁判结果
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安阳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12369号网络举报平台回复结论,没有证据或主要证据不足;以未提供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为由,不予公开朱晓琛申请公开的信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支持朱晓琛申请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等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环境信息公开案件。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原则的落实,需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本案中,人民法院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符合上述原则,有助于提高行政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透明度,推进建设法治政府。2019年4月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删除了“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限制性规定。本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相对人系通过生态环境部的网络平台举报涉事企业违法排放,本案判决将有助于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机制和奖励机制,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形成崇尚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
二十三、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展公司)位于长江支流沱江流域,是内江市废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及四川省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2018年3月,四川省岷、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组会同内江市环境执法支队对鸿展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位于废水总排污口的在线监测设备未按每两小时一次开展自动取样监测采集数据,取样泵损坏已不能正常使用,固定采样管道不能采样,在线监测设备已不能实时监控排放废水水质情况,自动监控所测数据明显失真。经采样检测,当日化学需氧量、总磷的排放浓度分别超过排放限值1.61倍、1.05倍。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经立案调查和听证程序,依法对鸿展公司作出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鸿展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鸿展公司发现在线监测设备显示的化学需氧量超标、仪器无法采到水样后,未按规定及时通知运维人员检修、查找问题并向环境监管部门报告,对自动监测设备出现的异常情况持放任的态度,构成以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考量鸿展公司存在12个月内连续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从重处罚情形,污染物排放浓度非一般性超标,以及该公司能够配合执法,超标排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对鸿展公司作出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过罚相当。一审判决驳回鸿展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排污企业因违反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受到环保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监管最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排污者自我监测是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弥补政府监测机构和社会第三方监测力量不足的重要方式。本案中,鸿展公司作为重点监控企业,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自我监测履责不到位,对自我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并造成污染超标排放。环保监管部门针对鸿展公司的处罚决定,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既考虑存在从重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从重处罚,同时也考虑违法行为人的配合执法表现、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没有顶格处罚,罚过相当。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环保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和合理裁量行为,体现司法支持依法行政的力度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温度,有利于警示排污企业自我约束,诚实守信,严格执行自我监测规范和标准,不弄虚作假,确保监测过程规范和监测数据真实,同时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监管,共同促进长江流域水体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
二十四、海关总署(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诉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海淀区环境局)至海关总署(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以下简称国旅卫生保健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安装的水污染处理设施处于断电状态,医疗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市政管道。次日,海淀区环境局对国旅卫生保健中心的上述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国旅卫生保健中心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淀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国旅卫生保健中心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旅卫生保健中心的医疗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市政管道,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海淀区环境局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听证等相关程序,对国旅卫生保健中心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海淀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国旅卫生保健中心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医疗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市政管道引发的行政处罚案件。医疗废水具有特殊排放标准,其监管涉及《水污染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医疗废物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本案中,国旅卫生保健中心作为医疗机构,采取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方式,将医疗污水直接排放至市政管道,给民生安全造成恶劣影响。人民法院在法律法规竞合时,支持行政机关适用处罚较重的《水污染防治法》进行处罚,符合法律适用原则,彰显了司法规范医疗废物处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力度。
二十五、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至9月,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乃志公司)在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形下,对其租赁的海边空地(实为海滩涂)利用机械和车辆从外运来泥土、建筑废料进行场地平整,建设临时码头,形成陆域,准备建设冷冻厂。2017年10月,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北海海洋渔业局)对该围填海施工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测定乃志公司填占海域面积为0.38公顷。经听取乃志公司陈述申辩意见,召开听证会,并经两次会审,北海海洋渔业局认定乃志公司填占海域行为违法,于2018年4月作出行政处罚,责令乃志公司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使用金十五倍计256.77万元的罚款。乃志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北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北海海洋渔业局享有海洋行政处罚职权,乃志公司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实施围海、填海活动,非法占用海域0.38公顷,违反《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北海海洋渔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一审判决驳回乃志公司的诉讼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非法围填海的海洋行政处罚案件。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事海洋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的用海需求迅速增长。部分企业和个人在未获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非法围海、占海甚至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地方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我国海岸线漫长,针对非法用海行为的行政管理存在“调查难”“处罚难”“执行难”等问题。本案的处理对非法围填海的主体认定、处罚正当程序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等均具有示范作用,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国家海岸线和海洋环境生态安全的决心,对于推进依法用海、管海,服务保障海洋强国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二十六、三沙市渔政支队申请执行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海公司)所有的“椰丰616”号运输船装载250吨砗磲贝壳,过程中,被海南省海警第三支队查获,将该船押解移送至三沙市渔政支队处理。经鉴定,上述贝壳98%为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2%为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总价格为37.35万元。三沙市渔政支队于2018年2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砗磲贝壳250吨,按实物价值三倍罚款人民币112.05万元。盈海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沙市渔政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一审判决,驳回盈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7月,三沙市渔政支队在海南日报刊登《催告书》,催促盈海公司在收到该催告十日内履行义务。但盈海公司拒不履行义务。三沙市渔政支队于2019年9月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本案中,执法机关查获“椰丰616”号运输船的地点位于三沙市中建岛北面附近海域,由海口海事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案涉砗磲贝壳是国家一、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非法运输水生野生动物者施以行政处罚,并在相对人拒不履行义务时,依法准予强制执行,有力地维护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彰显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力打击非法运输国家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行为、维护三沙海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决心。
二十七、林海等51人诉龙岩市新罗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许可案
基本案情
龙岩华厦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眼科医院)拟选址龙岩市新罗区丰华商城(以下简称丰华商城)1号楼一层、二层改造建设眼科医院,并委托环评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申请环境影响评价许可。2017年6月,龙岩市新罗生态环境局(原龙岩市新罗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新罗生态环境局)公示受理该审批事项,从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审专家召开技术审查会,并于同年9月,作出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林海等51人系丰华商城的业主或经营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批复。
裁判结果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丰华商城系以居住为主要功能,在此区域建设眼科医院应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形式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价,龙岩眼科医院作为建设单位应依法征求丰华商城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龙岩眼科医院提供的《公众参与个人调查表》中公众参与材料内容不真实不可靠,新罗生态环境局未尽基本的审查注意义务,作出的批复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批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居民区建造医院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许可案件。近年来,“邻避”冲突呈现频发多发趋势。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既是环境影响评价许可的重要依据,也是避免环境“邻避”纠纷的有效途径。该案正是由于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公众意见不实,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环境影响评价亦未尽审查义务,导致当地居民提起群体性诉讼。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有利于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严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十八、吉林省珲春林业局诉珲春市牧业管理局草原行政登记案
基本案情
案涉草地为岩山沟247.50公顷草原,位于吉林省珲春市板石镇湖龙村。1992年11月,原国家林业部向吉林省珲春林业局(以下简称珲春林业局)颁发《国有林权证》,将包括案涉草原在内的林地交由其管理、占有、使用。1989年10月,珲春林业局与珲春市政府签订《牧业用地委托经营书》,同年12月,与板石乡政府签订《牧业用地委托经营书》,并依据上述两份合同给珲春市板石镇湖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湖龙村)颁发草原证,1996年换发《牧业用地使用权证》。2008年6月,珲春市牧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珲春牧业局)向湖龙村颁发面积为416.50公顷(包含案涉争议草地)的《吉林省草原使用权证》,用地范围与1996年权证一致,使用期限15+30年。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等17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将案涉岩山沟草地中162公顷纳入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珲春林业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珲春牧业局颁发给湖龙村的面积为416.50公顷的《吉林省草原使用权证》。
裁判结果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珲春林业局作为案涉林地的合法经营权人,是本案适格原告。珲春牧业局为湖龙村颁发《吉林省草原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基于《牧业用地委托经营书》而实施的行政许可,因该经营书已于2004年11月终止,颁证行为无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撤销上述草原使用权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珲春牧业局的颁证行为无事实依据,且案涉草地中162公顷已被纳入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无论牧业局颁证行为是否合法,依法都应予撤销,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自然保护区的国有林地、草原的委托经营及确权登记纠纷。本案中,湖龙村系基于委托经营合同对案涉草地享有经营使用权,其权利性质不同于依据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得依据政策或者法律规定迳行延长期限。本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案涉草地已被划入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自然保护区是维护生态多样性,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现行法律对自然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注意发挥环境资源行政审判的监督和预防功能,对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进行审查。本案判决基于委托经营合同性质效力以及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考量,对案涉行政机关颁证行为予以撤销,符合保障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安全的理念和要求。
二十九、盐津白水江文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诉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盐津白水江文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文运合作社)与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盐津县人民政府)签订《文运水产养殖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由文运合作社在白水江三级电站库区投资建设水产养殖项目。协议签订后,文运合作社于2017年2月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完成环评备案。2018年8月,盐津县人民政府函告文运合作社,以案涉养殖行为不符合盐津“生态功能县”建设及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等为由,解除《合作协议》。文运合作社提起行政诉讼,后经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同意解除《合作协议》,但要求盐津县人民政府赔偿因履行协议造成的经济损失。经鉴定,文运合作社投入的硬件设施设备价值65.72万元。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系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盐津县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单方解除《合作协议》,但应对文运合作社的投入损失予以补偿。一审判决,解除《合作协议》,盐津县人民政府补偿文运合作社因履行《合作协议》而投入的硬件设施设备损失65.72万元,鉴定费5万元,合计70.72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协议案件。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或遇法律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因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盐津县人民政府单方行使解除权,文运合作社后亦同意解除《合作协议》,具有法律依据,亦符合当地推行河长制、施行退渔还湖环境保护政策调整需要,有利于促进养殖地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本案发生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之前,但对协议性质的认定和判决结果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本案的判决,对正确认定行政协议性质,以及行政机关解除协议时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三十、云南得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政府地矿行政补偿案
基本案情
云南得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得翔公司)系“镇康县麦地河铅锌矿详查”探矿权人,该探矿权最后一次延续的有效期为2010年6月28日至2012年6月28日。2011年8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镇康县中山河水库工程建设。得翔公司探矿权所涉项目位于上述水库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康县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函告得翔公司,勘察许可证到期后,不再申报延续登记。2014年6月,双方委托鉴定机构所对案涉探矿权进行评估,鉴定意见确定该探矿权价值3053.18万元。得翔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镇康县人民政府补偿其经济损失3053.18万,勘探支出本息1363.42万元,2012年至2017年11月支出的员工工资86.05万元,鉴定费10万元。
裁判结果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镇康县人民政府函告取消水源区内所有矿业权,对得翔公司探矿权不再申报延期的行为,对得翔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得翔公司有权提起行政补偿诉讼。得翔公司主张的补偿项目中,探矿权实现后的预期收益,不属于实际损失,不予支持;为勘探支付的勘探成本及利息、人工工资等损失,结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一审判决,镇康县人民政府补偿得翔公司损失214.60万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饮用水水源地退出探矿权引发的行政补偿案件。饮用水安全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2017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重申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本案中,虽得翔公司探矿权取得在先,但其有效期届满后,镇康县人民政府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需要不再申报延续登记,符合环境公共利益。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不再延续探矿权期限决定,同时判令对得翔公司实际损失予以合理补偿,实现了保护人民群众公共饮水安全和探矿权人财产权益之间的平衡。
三十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深圳市速美环保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深圳市速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美公司)于2015年9月起在淘宝网销售汽车用品,主要销售产品为使机动车尾气年检蒙混过关的所谓“年检神器”产品,已售出3万余件,销售金额约为300余万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速美公司和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赔礼道歉;速美公司停止生产案涉非法产品;淘宝公司对速美公司停止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二者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52亿元(具体数额以评估鉴定报告为准)及绿发会就诉讼所支相关费用。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速美公司宣传产品能通过弄虚作假方式规避机动车年检,教唆或协助部分机动车主实施侵权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淘宝网已尽审查义务、及时采取删除措施,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鉴于环境污染事实客观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判决:速美公司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道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速美公司向绿发会支付律师费、差旅费、相关工作人员必要开支等15万元,并赔偿大气污染环境修复费用350万元(款项专用于我国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社会组织提起的涉大气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已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本案中,速美公司销售使机动车尾气年检蒙混过关的所谓“年检神器”,造成不特定地区大气污染物的增加,导致环境污染,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在鉴定困难的情况下,结合污染破坏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及其过程、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判决同时指出,淘宝公司作为信息平台服务提供商,应加强网络平台信息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检索及监管制度。本案的审理,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合理确定上,对类案处理具有指导意义,亦有利于在网络时代督促销售企业及网络平台确立应有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
三十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贵州宏德置业有限公司相邻通行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贵州宏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德公司)修建乐湾国际房开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高尔夫球场。该球场沿当地一条自然河流两岸建设,将河流圈入球场范围,且将球场周边封堵,妨碍当地群众生活自由通行及沿河游览观赏。绿发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宏德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并赔礼道歉。本案审理过程中,宏德公司拆除了案涉区域围栏,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了《贵阳市乐湾国际开放空间规划》,对整个片区进行了统一规划,规划方案设计了公众自由通行通道,能够沿河观赏。
裁判结果
经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绿发会尊重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同意德宏公司按照行政机关要求完成整改;德宏公司按照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划进行整改,保证案涉区域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邀请绿发会或第三方组织对上述整改情况进行监督;绿发会放弃要求德宏公司在国家级媒体向全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德宏公司自愿承担绿发会因本次诉讼支出的差旅费、专家费、调查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合计26万元;德宏公司自愿承担本案受理费5200元。上述调解协议已经依法公示、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建设项目影响公众通行、游览、观赏等环境权益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涉项目系贵州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虽存在不规范行为,但未构成根本性违法。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力促建设单位进行整改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同时,利用环境司法手段保护营商环境,在企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利益衡平,为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案的受理,解决了对侵占公共资源的司法救济路径,保护了公众享受美好生活环境的权益,为环境公益诉讼范围的扩展提供了鲜活的司法案例。
三十三、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经抽检,认定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汽车)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1月20日进口中国并在北京地区销售的全新胜达3.0车辆的排气污染数值排放超过京V标准的限值,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委托对案涉车辆超标排放的大气环境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及修复进行了鉴定。
裁判结果
经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现代汽车已经停止在北京地区销售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全新胜达3.0车辆,已经通过技术改进等方式对所有在北京地区销售的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全新胜达3.0车辆进行维修并达排放标准。现代汽车向信托受托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交付信托资金120万元,用于保护、修复大气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支持环境公益事业;现代汽车就本案所涉及销售车辆不符合排放标准一事向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支持环境公益事业等。上述调解协议已经依法公示、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将慈善信托机制引入公益诉讼专项资金制度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公益诉讼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直接关系到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本案中,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以公益诉讼赔偿金为信托财产,设立专项慈善信托,借助信托机构的资金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赔偿金的资金效用。由现代汽车出资修建充电桩从而间接实现保护大气环境的目的,亦进一步拓展了替代性修复的方式。同时,人民法院对该项信托设立由公益组织代表、环境专家、法学专家组成的信托决策委员会,作为信托监察人,切实保障信托资金真正用于“保护、修复大气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支持环境公益事业”的目的,是对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督制度的有益探索。
三十四、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上半年,董瑞山等非法捕捞者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网目尺寸小于3毫米的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小朋等非法收购者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均分非法获利。秦利兵在明知王小朋等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系在长江中非法捕捞的情况下,仍多次予以收购。2019年7月,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王小朋、董瑞山、秦利兵等59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王小朋、董瑞山、秦利兵等59人对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董瑞山等非法捕捞者于禁渔期内,在长江干流水域多次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小朋等非法收购者与非法捕捞者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共同造成生态资源的损害,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判令王小朋等13名非法收购者对其非法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连带赔偿850余万元;秦利兵、董瑞山等其他收购者、捕捞者根据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江苏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正式运行后,南京环境资源法庭立案受理、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判的第一起案件,也是自2016年1月国家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以来,全国首例判令从捕捞、收购到贩卖长江鳗鱼苗“全链条”承担生态破坏赔偿责任的案件,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力度。本案适用七人制合议庭进行审理,通过采用专家出庭接受询问的方式,综合衡量生态破坏后果,科学计算得出生态资源损失,同时明确可以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折抵部分生态损害赔偿数额,为长江生态修复提供了有效路径,对维护长江地区生态安全,全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积极意义。本案庭审由多名省、市人大代表旁听,超过1700万网民在线观看,中央电视台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并制作专题节目予以报道,人民日报等全国40余家国内主流媒体对庭审及审理进程进行跟踪报道,具有良好的宣教引导意义。
三十五、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诉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科公司)于2003年5月成立,经营范围为向南京化学工业园排污企业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系危险废物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系胜科公司总经理。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胜科公司多次采用修建暗管、篡改监测数据、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却接收其他单位化工染料类危险废物等方式,向长江违法排放高浓度废水共计284583.04立方,污泥约4362.53吨,危险废物54.06吨。经鉴定,胜科公司的前述违法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合计约4.70亿元。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胜科公司、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犯污染环境罪。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8年9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胜科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胜科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处置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胜科公司罚金5000万元;判处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200万元至5万元不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调解,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与胜科公司、第三人胜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科投资公司,系胜科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调解协议,确认胜科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现金部分2.37亿元;胜科投资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完成替代性修复项目资金投入不少于2.33亿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亦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督办案件。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重罚污染环境犯罪,不仅对被告单位,而且对直接责任人员、分管负责人员以及篡改监测数据的共同犯罪人员,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高度重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及时引导检察机关补充固定证据,建议公益诉讼起诉人根据新的事实增加诉讼请求,多次组织专家学者、环保行政部门人员论证调解方案,最终确认胜科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现金部分2.37亿元,胜科投资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完成替代性修复项目资金投入不少于2.33亿元,用于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生态环保项目的新建、升级和提标改造。本案中,胜科投资公司系基于股东社会责任等考虑,主动加入到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调解中并承担环境修复费用,为调解方案的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案的判决,充分展示了依法从严惩治向长江等重点流域区域违法排污犯罪行为的司法政策,和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救济原则,在惩治、震慑环境污染犯罪,确保长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恢复,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升级改造以及引导股东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十六、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施圣华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7日至22日,被告人施圣华非法猎捕野生鸟类647只。经鉴定,猎捕的鸟类中合计646只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一审审理中,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施圣华赔偿因侵权造成的国家资源损失19.38万元,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施圣华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数量多达646只,种类多达8种,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其犯罪行为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非法狩猎罪判处被告人施圣华有期徒刑八个月。判令施圣华赔偿国家资源损失人民币19.38万元;在盐城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赔礼道歉声明。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狩猎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涉646只鸟类属于“三有”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案涉猎捕地点位于黄海湿地范围内。黄海湿地是全球数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大量猎捕野生鸟类将会严重破坏黄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致使湿地生态失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狩猎罪判处被告人实刑的同时,判决其赔偿国家资源损失并赔礼道歉,体现了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同时,人民法院考虑本案被告人无业、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形,依法引导被告人以环境整治、林业看护等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替代履行部分国家资源损失赔偿责任,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恢复性环境司法理念。
三十七、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诉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贵州省榕江县栽麻镇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分别于2012年、2016年入列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乱搭乱建、违法占地、占用河道建房等问题突出,造成民族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贵州省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栽麻镇政府)存在怠于履行保护职责的行为。2018年5月7日,该院向栽麻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两个月后,上述问题仍未解决。2018年12月,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栽麻镇政府对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要求其继续履行对荡侗寨和归柳侗寨的监管保护职责。
裁判结果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栽麻镇政府对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依法负有监管保护职责。上述传统村落保护区范围内,出现大批农户擅自新建、改建、扩建(构)筑物,致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的传统格局和风貌受到严重破坏,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栽麻镇政府虽对部分违法违章建筑进行整治,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应继续履行其法定职责。一审判决,确认栽麻镇政府对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应继续履行其监管职责。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以保护传统村落为目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传统村落,是拥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也是农耕文化不可再生的人文遗迹,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科学艺术价值。目前,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共有426个传统苗族或侗族村落列为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因有的地方政府未落实传统村落发展规划和控制性保护措施,缺乏正确引导,导致村民翻修旧房、新建住房等行为无序,传统村落原貌遭到破坏。本案中,人民法院确认栽麻镇政府怠于履行传统村落保护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继续履行职责。有力地强化了行政机关保护传统村落的责任意识,同时督促当地群众自觉维护传统村落的风貌布局。
三十八、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诉安义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职责案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至2017年6月,徐庆明在没有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占用林地手续的情况下,雇佣他人擅自对犁头山山体进行采矿。安义县国土资源局先后六次向其下达《制止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为通知书》,要求其停止违法开采行为。2017年11月,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向安义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嗣后,安义县国土资源局虽陆续采取措施,但徐庆明未完全按照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恢复治理。所涉地区矿山地质环境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善。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安义县国土资源局全面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南昌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安义县国土资源局负有保护和监管案涉地区矿山地质环境的法定职责。其虽先后对徐庆明非法采矿行为履行了一定的监管职能,但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前,未督促徐庆明按照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恢复治理,亦未责令徐庆明缴纳土地复垦费用、代为组织复垦,案涉矿山地区至今仍土层、矿石裸露,地质环境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影响,给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带来安全隐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一审判决,责令安义县国土资源局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职责,按照恢复治理方案恢复安义县犁头山地区的生态环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非法采矿行为监管不力导致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引发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非法采矿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造成矿业权税费流失,而且极易造成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安义县国土资源局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遭受破坏后的修复治理具有监督、管理义务。尽管其已经针对案涉非法采矿行为采取相关措施,但因未继续、全面地履行监管职责,矿山地质环境仍持续受到侵害。本案判决认定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职责,维护矿山生态环境安全,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三十九、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洋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文昌市冯家湾调查时发现海域内有大量违法定置网,于2018年4月向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对非法捕捞行为进行处罚。虽然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为此开展了专项清理行动,但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跟进监督时发现文昌部分海域内仍有违法定置网,遂于2019年1月诉至海口海事法院,请求确认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对其辖区海域内的违法定置网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在六个月内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渔业监督管理部门,未尽监管职责,导致案涉海域渔业资源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一审判决,责令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在六个月内履行查处其辖区海域内违法定置网的法定职责。
典型意义
本案系海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依法查处非法捕捞行为对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明确规定,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捕捞,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的情节严重情形,是刑事追责和行政监管的重点对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促使渔业监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有力打击、遏制了非法捕捞行为的蔓延态势。本案对捕捞水产品中禁渔期、禁渔区以及禁用工具或者方法的严格遵循,亦有助于海洋休养生息,恢复或者增加种群数量,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四十、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7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间,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鹏公司)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等签署合同,运输、处置多家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收取相应的污泥处理费用。正鹏公司实际负责人李德将从多处收购来的污泥直接倾倒、与丰城市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合公司)合作倾倒或者交由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张永良、舒正峰等人倾倒至九江市区多处地块,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新公司)明知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污泥,仍放任其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置污泥。经鉴定,上述被倾倒的污泥共计1.48万吨,造成土壤、水及空气污染,所需修复费用1446.29万元。案发后,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舒正峰等6人提起刑事诉讼,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被告人舒正峰等6人犯污染环境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万元不等。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开展磋商,并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未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告履行修复生态环境义务,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正鹏公司及其实际负责人李德直接倾倒污泥或者将污泥交付张永良、舒正峰等人转运或者倾倒,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应承担相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张永良持有连新公司交付的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理案涉污泥,连新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放任张永良非法倾倒污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夏吉萍作为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因该公司与正鹏公司合作从事污泥倾倒,且其个人取得利润分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案涉污染地块中污泥已混同,无法分开进行修复,判决各被告共同承担倾倒污泥地块的修复责任以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当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共同支付环评报告编制费、风险评估费以及律师代理费。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跨省倾倒工业污泥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依法追究被告公司及各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基础上,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充分发挥磋商作用,促使部分赔偿义务人达成协议并积极履行修复和赔偿义务;对于磋商不成的,则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现了诉前磋商与提起诉讼的有效衔接。本案判决不仅明确了经营者虽没有直接实施倾倒行为,但放任他人非法处置的,应由经营者与非法处置人共同承担责任的规则;还明确了数人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在无法区分各侵权人倾倒污泥数量的情况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的规则,有效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已于2019年5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7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
(2019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8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7月20日起施行 法释〔2019〕11号)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审判实际需要,现决定废止103件司法解释(目录附后)。废止的司法解释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但此前依据这些司法解释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
本决定自2019年7月20日起施行。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部分司法解释目录
(第十三批)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和文号
理由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书的原本正本抄本如何区别问题的批复
1957年9月13日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2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
1980年6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已取消,实际已失效。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
1992年6月20日 法发〔1992〕18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代替。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3年4月21日 法办发〔1993〕3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代替。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和促进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通知
1993年8月6日
法发〔1993〕13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6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
1997年4月21日 法发〔1997〕7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
1998年11月14日 法释〔1998〕28号
民事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已规定。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2013年11月21日 法释〔2013〕26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代替。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大力支持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
1989年11月4日
法(行)发〔1989〕31号
与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冲突。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的规章的规定应如何参照问题的答复
1994年1月13日
法行复字〔1993〕第5号
依据已被《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废止,不再适用。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
2004年7月13日 法释〔2004〕6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1月14日 法释〔2008〕1号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规定。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行政主体资格及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
1995年1月15日 〔1994〕行复字第4号
依据已被《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废止,不再适用。
1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5月25日
刑事诉讼法已规定。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同一事实中对同一当事人,行政机关同时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和扣押财产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依法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受诉法院是否可以合并审理问题的答复
1993年7月9日 〔93〕行他16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2005年8月1日
法释〔2005〕9号
依据已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不再适用。
17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税务行政案件起诉期限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12月27日
依据已被税收征收管理法代替,不再适用。
18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征收水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征收水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1995年4月25日)
1995年5月10日 法办发〔1995〕1号
转发的通知已被废止,不再适用。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行政侵权赔偿案件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1993年6月16日 法函〔1993〕51号
国家赔偿法已规定。
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1996年4月2日
法复〔1996〕4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
2001年7月17日 法释〔2001〕23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2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1993年9月11日
法发〔1993〕23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代替。
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
1993年9月25日 法发〔1993〕26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2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通知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1993年12月1日 法发〔1993〕40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决定》修正。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程序问题请示的答复
1991年8月19日
法(行)函〔1991〕91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
1989年10月10日 法(行)函〔1989〕63号
依据已被废止,不再适用。
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应如何执行的问题的批复
1981年7月27日 〔1981〕法研字第18号
刑法已作规定。
28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有期徒刑罪犯减刑后又改判应如何确定执行刑期问题的答复
1994年6月14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29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又经再审改判为无期徒刑应如何确定执行刑期问题的答复
1995年12月25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拘役犯在缓刑期间发现其隐瞒余罪判处有期徒刑应如何执行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4年9月17日
刑法已作规定。
31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被判处拘役缓刑的罪犯在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应如何执行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8年3月24日
与刑法冲突。
3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无期徒刑犯减刑后原审法院发现原判决确有错误予以改判,原减刑裁定应否撤销问题的批复
1989年1月3日
法(研)复〔1989〕2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3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有期徒刑犯减刑后又改判的原减刑裁定撤销后应如何办理减刑手续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4月5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4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经减刑后又改判应如何处理减刑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1月20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5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经几次减刑后又改判原减刑裁定是否均应撤销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4月1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17日 法释〔2012〕2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代替。
3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
1981年7月6日 〔1981〕法研字第14号
劳动教养制度已废除,不再适用。
38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行政拘留日期折抵刑期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8年2月23日
行政处罚法已规定。
39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8月26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代替。
4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从业人员犯罪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2000年5月8日
法释〔2000〕10号
农村合作基金会已被国务院取消,不再适用。
41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部分由谁判决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0年11月27日
婚姻法已规定。
42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窃取技术资料转让获利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5月19日
与刑法冲突。
43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重大责任事故和玩忽职守案件造成经济损失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应否做出规定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7年10月20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代替。
4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主体问题的批复
2000年9月19日 法释〔2000〕28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已规定。
4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当事人不服治安管理处罚而提起的刑事自诉问题的批复
1993年9月3日
法复〔1993〕8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46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铁路运输高级法院撤销以后刑事申诉案件管辖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9年1月7日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4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否应为其指定辩护人问题的批复
1997年11月12日 法释〔1997〕7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48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有关问题的答复
1993年8月12日 法明传〔1993〕251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代替。
49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刑事第二审案件如何确定审判时限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12月30日
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5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第二审判决改变第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后能否加重附加刑的批复
2008年6月6日
法释〔2008〕8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5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4年8月30日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5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和处理无效经济合同适用何种法律文书问题的批复
1990年1月20日
法(经)复〔1990〕2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5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最低限额的企业法人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如何确认问题的批复
1997年2月25日 法复〔1997〕2号
与公司法冲突。
5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何种标准计算电话费滞纳金问题的批复
1998年12月29日 法释〔1998〕31号
依据已被废止,不再适用。
5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1999年12月29日 法释〔1999〕19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5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
1988年10月4日
法(研)复〔1988〕39号
合同法、担保法已规定。
5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
1981年2月21日 〔81〕法民字第4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5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的请示的复函
1981年4月13日 〔81〕法民字第5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5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而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
1994年3月26日 法复〔1994〕2号
与合同法、物权法冲突。
6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拴毛诉梁宝堂索要信息费一案的复函
1990年11月19日〔1990〕民他字第31号
依据已被废止,不再适用。
6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
1993年11月17日 法复〔1993〕10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6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
1996年3月25日 法复〔1996〕2号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冲突。
6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问题的批复
1990年8月19日
法(经)复〔1990〕11号
依据已被废止,不再适用。
6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审理专利纠纷案件第一审法院问题的批复
1988年5月14日
法(经)复〔1988〕22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代替。
6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
1994年12月22日 法发〔1994〕29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6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8年7月6日
法释〔1998〕14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6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供销社等单位与省肉食水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应否受理的复函
1990年3月6日 〔89〕民监字第600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6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因证据不足撤诉后在诉讼时效内再次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1990年3月10日
法(民)复〔1990〕3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6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
1990年11月7日 〔1990〕民他字第44号
依据已失效,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7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经营者依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
1991年8月13日
法(经)复〔1991〕4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7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要县百货公司南岸批发部和高要县百货公司诉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凰华侨农工商服务公司柳州办事处和湖南省工矿民族贸易公司购销青苎麻合同货款纠纷案与湖南省工矿民族贸易公司诉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理决定案重复受理应如何处理的复函
1993年5月22日 法经〔1993〕85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7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
1996年7月24日 法复〔1996〕12号
行政诉讼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规定。
7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1999年2月9日
法释〔1999〕4号
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7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因邮电部门电报稽延纠纷提起诉讼问题的批复
1999年6月9日
法释〔1999〕11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7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转让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的批复
1986年10月30日 法(经)复〔1986〕30号
依据已失效,且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7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向地方开放的医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赔偿纠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的复函
1990年6月4日 〔1990〕民他字第15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7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复函
1994年11月27日 法经〔1994〕307号
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7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珠海市东兴房产综合开发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侨辉房产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浙江办事处合作经营房地产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通知
1995年11月9日 法函〔1995〕143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7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
1995年12月7日 法函〔1995〕157号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冲突。
8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
1998年2月13日 法释〔1998〕3号
依据已失效,不再适用。
8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何确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2010年12月9日 法释〔2010〕16号
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8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可否担任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的批复
1984年1月11日 〔1983〕民他字第37号
已被《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8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双方不服政府对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将谁列为被告问题的批复
1986年11月7日 〔86〕民他字第46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8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商检局检验出口的商品被退回应否将商检局列为经济合同质量纠纷案件当事人问题的批复
1998年6月23日 法释〔1998〕12号
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8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外籍当事人应否委托中国律师代理诉讼问题的答复
1995年1月2日 〔1994〕民他字第29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8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1995年3月6日
法复〔1995〕2号
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8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附: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
1993年11月16日 法发〔1993〕35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8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
1993年11月16日 法发〔1993〕34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8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问题的批复
1993年3月8日 〔1993〕民他字第1号
民事诉讼法已规定。
9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超出原审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再审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8日 法释〔2002〕19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9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
2002年7月31日 法释〔2002〕24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9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2年9月16日 法释〔2002〕29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代替。
9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何时裁定中止执行和中止执行的裁定由谁署名问题的批复
1985年7月9日
法(民)复〔1985〕41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9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中严禁违法拘留人的通知
1992年8月29日 法发〔1992〕25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9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纠正和制止以扣押人质方式解决经济纠纷的通知
1994年10月28日 法〔1994〕130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9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一方当事人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人民法院可否直接追缴被骗钱物问题的复函
1994年3月26日 法函〔1994〕16号
已被《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代替。
9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依法有权查询、冻结和扣划邮政储蓄存款问题的批复
1996年2月29日 法复〔1996〕1号
依据已被修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9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必须严格控制对被执行人采取拘捕措施的通知
1996年10月9日 法〔1996〕96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代替。
9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2008年12月22日 法释〔2008〕17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替。
1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委托送达法律文书使用送达回证问题的通知
1982年10月12日 〔82〕法研字第11号
中国和日本均已经加入海牙送达公约,不再适用。
10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如何在人民法院进行离婚诉讼问题的函
1989年6月3日
法民〔89〕13号
民事诉讼法和婚姻法已规定。
10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9日 法释〔2002〕20号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冲突。
10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
1997年4月23日 法复〔1997〕5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发布十起巡回区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诉源治理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发布十起巡回区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诉源治理典型案例
(2023年5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及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将诉源治理工作提升到国家综合治理的新高度。
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关涉民生福祉及社会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做好这一领域诉源治理工作,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及巡回区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重要指示,按照最高法院党组和张军院长“通过诉源治理服务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要求,加强府院联动,汇聚治理动能,加大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纠纷诉源治理工作力度,预防和化解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矛盾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为展示巡回区人民法院在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方面的经验成效,推动诉源治理工作走向深入,第六巡回法庭今天发布十件巡回区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诉源治理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呈现出如下鲜明特征:
一是党的领导是诉源治理工作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主动将诉源治理工作纳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才能形成强大号召力、统筹力、引领力,确保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诉源治理的强大效能。如陕西省委高度重视陕西的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工作,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实施意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机构和有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建立健全纠纷排查调解处理等制度,形成了各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又如甘肃省委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集中统一领导谋划工作,甘肃法院按照省委部署,前移司法服务关口,切实发挥职能作用,为甘肃政法大学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项目提供全周期法治保障,确保项目零诉讼,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是诉源治理工作根本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一以贯之的传统和底色,开展诉源治理,将矛盾纠纷消解于未发,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各地法院多措并举,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有效提升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甘肃法院为解决房屋“办证难”这一影响群众落户、子女入学、房产买卖的“难心事”,在省委领导下,从为人民司法出发,主动认领工作任务,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合力推动解决“办证难”,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扫清办证障碍提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住房权益。
三是府院联动是诉源治理工作有效机制。各地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注重加强府院联动,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在各自职责归口的基础上,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信息共享、工作协同和联合化解的联动协同,形成反应快速、协同有力、处突有效的预防化解纠纷的最大合力。如兵团法院在“三保”项目中,坚持府院联动,会同住建、自然资源、金融监管、公安等部门,合力推动、逐一解决影响“保交楼”的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与困难,通过盘活项目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化解潜在风险,还以该案带动辖区内其他3个房地产项目妥善处理;又如新疆法院以司法建议为支撑点,加快融入府院联动治理大格局,对于完善市场监管、规范行业行为、促进房地产和建设工程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是多元共治是诉源治理工作现实路径。诉源治理是社会综合治理组成部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法院开展工作,还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诉源治理格局。巡回区法院充分推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坚持非诉机制挺前,与鉴定、公证及行业协会等机构,合力构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诉前。如陕西法院探索建立“人民法院+行业协会”联动解纷模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构建诉前委托鉴定机制,在诉前得出鉴定意见后,按照“先调解、后诉讼”的处理程序,将矛盾纠纷“层层过滤”“繁简分流”,促进案结事了,高效化解纠纷;又如宁夏法院推行“法院+公证”模式,用好公证调解模式和赋强公证执行机制,花大力气、细功夫汇聚治理合力,公证机关参与调解的房地产类、建设工程类案件化解率较高、成效明显。
五是能动司法是诉源治理工作重要保障。各地法院严格依法履职,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坚持源头预防优先,靠前构筑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发挥司法建议作用,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更好履职尽责;帮助企业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引导合规经营,达到诉源治理目标要求。如陕西法院就司法审判中发现的企业在合同签订履行、工程管理、工程款结算等常见共性问题,编制《企业合规管理十条建议》,提示企业潜在风险点,帮助企业规范管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又如宁夏法院在处理15起批量涉房地产案件时,敏锐发现潜在的诉讼风险,协调各方开展座谈协商,打牢和解基础,将治理推向更前端,以典型调解、判决为示范,将上千件潜在矛盾纠纷化于萌芽、止于未诉,起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再如新疆法院通过建立风险提示制度,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对房地产和建设工程领域企业经营中带有行业性、系统性的潜在风险进行预警提示,增强企业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
“诉源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更需要多元共治协同推进。下一步,第六巡回法庭及巡回区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审判理念现代化,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答好司法工作人民满意的时代问卷。
巡回区房地产及建设工程领域诉源治理典型案例
目录
一、坚持党的领导 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二、跟踪关注重点工程 保障建设项目零纠纷
三、齐心共抓“办证难” 解决群众难愁盼
四、协同联动盘活项目 实现“三保”化解民忧
五、拓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范围 诉前调解再添“新军”
六、创新诉前鉴定模式 促进解纷提质增效
七、司法建议落地见效 靶向施策精准治理
八、发挥裁判示范作用 促进矛盾源头化解
九、制发合规管理建议 助力企业防范纠纷
十、切实做好风险提示 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一、坚持党的领导 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陕西省委把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工作纳入全省平安建设总体工作
【典型做法】
陕西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的实施意见》,围绕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目标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履行责任、抓好落实,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陕西法院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关于诉源治理的工作要求,加强协同联动,拓宽多元解纷“朋友圈”,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无缝隙、全覆盖的诉源治理新格局。
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构建“府院联动”新格局。2023年3月14日,陕西高院与陕西住建厅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健全房地产和工程建设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动机制的意见》,对建立健全专业性行业组织,培养人才队伍,建立全省法院特邀调解员库、专家咨询库提出明确要求。延安市政府与延安中院会签《关于建立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的意见》,共同发力破解“烂尾楼”整治等市域社会治理难题。
二是健全非诉机制,凝聚多元解纷新力量。陕西高院与陕西省造价协会共同制定《关于建立建设工程造价纠纷联动解纷机制的意见》,设立工程价款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建立特邀调解员队伍,推动工程价款纠纷诉前化解;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成立建设工程纠纷调解工作室,打造“法院+建筑业协会”的行业调解联动解纷模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加大类型化纠纷诉前调解力度。
三是强化担当作为,形成能动司法新局面。陕西法院在房地产及建工类案件审理及全省房地产风险防范化解督导工作中,就382个项目所涉13类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形成详尽问题清单书,借助陕西高院与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省银保监局等单位合作机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问题进行查处和规范整改;就大型建工企业存在的管理漏洞问题进行专门分析,发送合规管理建议,帮助企业从源头上预防和防范矛盾纠纷的发生;加强协作配合,发挥司法建议引领作用。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行业领域诸多不规范问题,向相关单位及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支持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发挥示范判决引领作用,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典型意义】
推进诉源治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策部署的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陕西省委将诉源治理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充分发挥党对诉源治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确保诉源治理各项部署取得扎实成效。在党委领导下,陕西各级法院主动作为,推动形成各级相关部门既各负其责、履职担当,又凝聚合力推动工作,形成了府院联动良好局面。将诉源治理纳入平安建设,能有效推动完善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多元共治、分层递进的解纷新格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时代人民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二、跟踪关注重点工程 保障建设项目零纠纷
--甘肃高院依法保障甘肃政法大学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项目零纠纷
【典型做法】
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出台《重大项目建设协同推进》《省级领导包抓省列重大项目》等机制文件。甘肃高院作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成员单位,用实际行动践行能动司法理念,主动担当,为甘肃政法大学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项目提供全周期法治保障。该项目投资接近5亿,属于投资规模大、示范效应强、协调事项多的省列重大项目。甘肃高院坚持党建引领,注重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加强法治保障,跟踪关注甘肃政法大学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项目从规划立项、招标设计、动工建设、验收竣工、结算交付的全过程,根据审判实践中总结出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常见风险,前移司法服务关口,主动对接建设、施工、监理以及设计单位,做到风险隐患早提醒、早预防、早化解;同时积极对接政府职能部门,针对资金监管、工程验收等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提出法律意见,保障项目平稳进行。一期工程从2018年开工建设,到2022年交付使用仅用时4年,做到了快开工、快建设、快竣工、快验收、早投用、零纠纷。
在甘肃高院带头示范引领下,近五年来甘肃省各级法院为省、市、县域12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典型意义】
甘肃法院自觉发挥职能作用,为本地重点工程提供司法保障,护航建设工程项目稳定运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关注,做到风险动向第一时间获悉、解纷需求第一时间了解,及时进行风险提示,预防纠纷发生,做到服务到位“不越位”,实现了从事后治理转变为事前预防,从被动审理走向靠前指导,服务了地方经济建设,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三、齐心共抓“办证难” 解决群众难愁盼
--甘肃三级法院抓实房屋“办证难”
【典型做法】
截至2021年底,甘肃全省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共有87万套。“办证难”成为群众急难愁盼的大事。在省委领导下,甘肃省各级法院从为人民服务出发,主动认领工作任务,协力推动解决“办证难”。
一是主动担当,靠前服务。“无证”房屋只有1.5%进入法院审判执行程序,98.5%的房屋未进入法院系统,诉讼外运行的比例占绝大多数,这部分留在社会层面的房屋,处理不妥容易引发群体性诉讼。对此,各级法院主动把步子迈到院外,把工作做到案外,把纠纷处置在诉前。坚持协同发力,甘肃高院向23家审理执行法院、5家政府部门发出协调督办函,配合制定《化解“登记难”加强失信失责行为监管惩戒措施》,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依法对整改不到位、恶意欠缴税费、涉访涉诉的市场主体通过“黑榜”曝光、落实联合惩戒措施,倒逼责任主体履行合同义务。目前,未进入法院诉讼执行程序的85.6万套房屋,已有84.3万套依法消除了法律和事实层面影响不动产登记的障碍困难,依法完成了产权登记,实现了绝大部分“无证”房屋问题化解在诉前,有效避免了诉讼风险。
二是多策并举,高效解纷。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无证”房屋,甘肃高院制定《法院化解“登记难”问题实施方案》,积极融入到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的化解工作中,建立与银保监、住建、发改、财政等政府部门的联席制度,进一步甄别确定合力化解的案件范围。对于因查封导致无法办证的,积极协调开发企业、金融机构,依法通过还款、协商、追缴、置换等方式处理债务纠纷问题,及时解除抵押和查封。查封难以解除的,协助相关部门运用法治手段与债权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确定置换查封标的和依法偿债方式,达到解封条件后及时裁定解封。截至目前,全省法院成功化解案件710件,9221套房屋顺利完成了不动产登记,化解率达到97%。
【典型意义】
“办证难”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关系社会大局稳定,也关系到作为家庭主要资产的房屋能否投入生产生活,加快流转、促进交易。甘肃省各级法院从问题症结着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法治化理念,主动担当作为,延伸司法审判服务,协同其他部门运用法治手段将大量潜在风险隐患消除在诉前,减少了诉讼增量。对于进入诉讼的矛盾纠纷,加强联动配合,劲往一处使,依法推动解决“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住房权益,是人民法院开展房地产领域诉源治理的成功实践。
四、协同联动盘活项目 实现“三保”化解民忧
--兵团第六师法院化解某项目烂尾风险
【典型做法】
某旅游度假项目面临烂尾,大量购房者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涉及4栋楼422套房屋。在起诉同时,购房者到售楼部和地方党委政府群体上访,情绪激动。接到诉状后,第六师立即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第六师两级法院作为法律服务专班,紧扣“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 ”要求,做好当事人释法说理工作,妥善处理该项目引发的相关涉诉纠纷。经研判认为,盘活项目是保护购房者权益最佳方案。
第六师两级法院一是坚持府院联动,会同住建、自然资源、金融监管、公安等部门合力推动、逐一解决影响“保交楼”的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包括:协助建立项目回款政府监管账户,确保资金经审核后仅用于项目建设;参与指导银行信贷管理,避免发生抱团停贷;协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运营单位签订供应协议,制定网管和配套设施建设方案;与属地街道社区定期召开见面会通报项目工作进展等。二是坚持跨区域联动,解决管辖权问题,方便集中统一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第六师法院积极申请兵团分院协调广东高院,经与广州中院对接,最终将案件移交第六师法院管辖。
目前涉案的4栋住宅楼,1栋楼已按期达到入住使用条件,其余3栋楼将在2024年按期交付。该项目风险有效化解后,带动解决了辖区内其他3个房地产的类似纠纷。
【典型意义】
防范化解大型项目风险隐患,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任务,既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在接到涉某项目诉状后,第六师两级法院讲政治顾大局,紧紧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加强协同配合,凝聚解纷合力,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地区安全和发展的职能作用,助力解决政府各部门遇到的法律专业问题。同时树立协同思维,两地三级法院上下联动、跨区域协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协调移送管辖,保证了涉案项目购房者权利一体保护,以实际行动消除了风险隐患,牢牢兜住“三保”底线。
五、拓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范围 诉前调解再添“新军”
--宁夏兴庆区法院引入公证力量联合开展诉前调解
【典型做法】
公证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防控社会发展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兴庆区法院与银川市某公证处签署《公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合作协议》,探索扩宽公证参与诉调对接领域,发挥公证解纷职能。具体做法是:对于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争议,人民法院立案庭设公证导诉员,引导类型化纠纷先行进入公证调解环节。公证处运用公证方式对易引起纠纷的证据进行固定,在此基础上了解当事人真实需求,通过释法明理,促使争议当事人自愿选择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当日办理公证,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若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则立即转入诉讼程序,法官运用公证调解形成的阶段性成果,作为裁判参考,实现公正高效裁判。
自2021年推行公证调解以来,某公证处参与处理拟向兴庆区法院立案的房地产类、建设工程类纠纷361件次,成功化解242件,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协议公证154件。
【典型意义】
兴庆区法院立足矛盾纠纷化解,与某公证处签订合作协议,形成多元解纷合力,开拓公证在房地产及建工领域业务范围。充分利用公证员的法律专业优势,发挥公证制度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等功能作用,共同推动解决该领域涉及环节多、证据链条长、证据不易固定等难题,辅助事实认定,为双方达成和解打好基础。对于不能调解结案的,诉前公证调解环节解决的问题亦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高效裁判,推动实质性化解纠纷。
六、创新诉前鉴定模式 促进解纷提质增效
--陕西勉县法院通过诉前鉴定成功调解建设工程案
【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8日,某建设公司承接某材料公司10万吨锌合金技术改造项目土建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因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争议,某建设公司2022年8月诉至勉县法院,请求判令某材料公司支付工程款2890.4822万元。
【处理结果】
勉县法院收到某建设公司立案材料后,经法官审查、释明、与当事人沟通,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锌合金技术改造项目制酸系统室外场坪、道路、拦水坝等工程价款数额。因价款数额双方争议分歧较大,相关事实认定需要鉴定,为提高诉讼效率,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案件进入诉前鉴定程序,通过诉前鉴定确定争议内容。在完成鉴定后正式立案,由法官主持调解,促成双方就争议部分达成调解协议。最终某材料公司同意按照鉴定结论支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 2690万元,案件在立案25天内顺利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建设工程领域专业性强,隐蔽工程、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事实认定问题往往需要专业鉴定才能解决。诉前一方自行委托鉴定、咨询机构所做的工程造价评估,诉讼中通常得不到对方认可,需要另行启动鉴定程序解决,无形之中延长了审理周期,不利于当事人权益保障。勉县法院针对这一问题构建诉前委托鉴定机制,对于涉及工程价款、工程量等方面产生的争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进入诉前鉴定程序。经鉴定,对于双方矛盾不深,容易化解的案件,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调解结案;对于双方争议较大,不易化解的案件,及时转入诉讼程序,依靠诉前鉴定结论辅助依法裁判,实现了矛盾纠纷“层层过滤”“繁简分流”,促进案结事了,定分止争。
七、司法建议落地见效 靶向施策精准治理
--新疆巴州中院着力推动司法建议落实见效
【典型做法】
巴州中院注重运用好司法建议的作用,以“小建议”推动解决“大问题”。一是突出问题导向,及时制发司法建议。2023年2月,巴州中院梳理近3年本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情况,结合审判实际、行业现状、监管实情,指出问题症结、提出对策建议,呈报党委政府,受到主要领导批示。目前,已向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存在问题的房地产企业等责任单位制发强化建设竣工验收图和审批手续审查、严格验收安居富民房等13份司法建议。
二是深化府院联动,保障建议切实落地。巴州中院每季度与州政府召开联动会议,将司法建议转变为责任部门刚性工作措施,纳入法治建设考核、绩效考核,由政府督查室督办落实、追责问责。与住建、自然资源、市场监督、人社等部门建立日常专项联动机制,相关部门向法院通报司法建议落实情况,审判团队提出指导意见。
三是事后跟踪督办,推动建议落实见效。注意做好司法建议“后半篇文章”,司法建议制发承办人与驻村(社区)法官工作室联合,采取调研、回访、函询等形式了解司法建议落实情况,形成司法建议问题研究、制发、实施、通报、督办、考核闭环管理。近年来巴州建工领域矛盾纠纷呈现向好态势,受理的建工合同纠纷案件下降55%,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纠纷下降48%。
【典型意义】
司法建议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是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法将审判职能向前端延伸的重要途径,真正实现“抓前端、治未病”,促进诉源治理、综合治理。巴州中院根据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苗头性、普遍性问题,不仅深挖现象根源、研判有效措施,制发专业化、精准化司法建议,还始终坚持效果导向,强化司法建议跟踪落实,杜绝“为发而发”倾向,防止“一发了之”现象,力争做到“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实效”。对于完善市场监管、规范行业行为、促进房地产及建工领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发挥裁判示范作用 促进矛盾源头化解
--宁夏贺兰法院多方联动化解规模性逾期交房案
【基本案情】
宁夏某建设公司开发的某小镇逾期交房,涉及1000多位购房者主张违约金,在与建设公司协商未果后,共有15位业主先后起诉至贺兰法院,向宁夏某公司索赔逾期交房违约金共计56万余元。其他业主处于观望态度,随时可能提起诉讼,群体性诉讼一触即发。
【处理结果】
案件受理后,贺兰法院立刻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争取县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诉源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院里第一时间组织审判力量研判案件特点、争议焦点、可能产生的信访风险,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为妥善化解纠纷,在政法委领导下,法院、司法局、住建局共同组织涉诉购房者代表、企业代表开展多轮座谈协商,向当事人释明法理、情理和事理。涉诉15件案件,5件调撤结案,剩余10件案件贺兰法院在认定合同有效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双方均未上诉并已实际履行。判决生效后,法院张贴至涉案小区公告栏,以案释法,说明相同情形相同裁判,发挥裁判示范引领作用;请已和解当事人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向购房者释明利害关系。最终,大部分未涉诉购房者选择与宁夏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同意以“车位购买、车位租赁、物业费、储藏间、房屋面积差额”抵顶违约金;部分购房者选择参照生效判决或已达成的和解协议解决纠纷,这起涉众型矛盾得以彻底化解。
【典型意义】
房屋在居民家庭资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开发销售往往涉及千家万户,一旦出现矛盾纠纷,往往关联人数多、社会关注高、信访隐患大、化解难度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人民法院不可推卸的职责。贺兰法院在处理15起案件时,敏锐发现潜在的群体性诉讼风险,主动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协调各方开展座谈协商,打牢和解基础。对拒不调解的及时依法裁判,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案涉项目其他当事人通过和解化解矛盾纠纷,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解决了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
九、制发合规管理建议 助力企业防范纠纷
--陕西高院向大型建筑企业发送合规管理建议
【典型做法】
2023年3月14日,陕西高院、陕西省住建厅联合签署了《关于建立房地产和建设工程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根据该意见,陕西高院对辖区范围内建筑施工企业涉诉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对企业规模大、影响力强、涉案较多的建筑企业主动送法上门,加强企业合规建设。某建设公司作为在陕建筑领域的重点企业,三年来涉诉多达68件,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正常发展。为规范市场秩序,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陕西高院编制《企业合规管理十条建议》,全面提示合同签订履行、工程管理、工程款结算等常见问题存在的潜在风险点,并对该公司风控人员开展培训。该公司在内部针对《建议》开展大规模培训学习,并书面致函陕西高院表示感谢,希望能够探索建立法院-企业风控联动机制,利用法院提供的“法治体检单”一一查找风险隐患,预防和减少诉讼发生。
【典型意义】
陕西高院通过案件审理分析总结大型建筑企业合规管理风险,发送企业合规管理十条建议,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该做法因企施策,精准服务,做到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帮助企业规范管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在以审判经验指导帮助企业合规管理的同时,借助企业在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带动其他企业“照方抓药”,推动“企业当下改”与“行业长久立”相结合,实现诉源治理防患优于化解的价值追求。
十、切实做好风险提示 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新疆乌鲁木齐中院建立企业涉诉风险提示制度
【典型做法】
新疆乌鲁木齐中院在审理房地产及建工领域矛盾纠纷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注意发现总结导致矛盾纠纷发生的风险隐患,向涉案数量较多的企业开展风险提示工作,全力维护房地产及建工领域市场秩序和市场活力。
一是普遍“把脉问诊”,掌握行业发展及行业风险。通过与自治区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做到行业发展问题收集与反馈及时化;通过深入自治区房地产商会理事会调研,实现把握司法需求精准化;通过总结分析全市范围内各房地产企业涉诉原因、企业责任承担以及法律适用等情况,举办“规范交易行为,防控经营风险,为房地产企业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法律实务大讲堂,实现诉讼风险应对措施广泛化。
二是精准“开具良方”,针对重点企业进行风险提示。乌鲁木齐中院通过梳理近五年涉诉案件,从建工纠纷案件特征、常见问题、工程管理、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对某建筑企业提出对策建议,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当地某能源企业2018-2021年涉诉案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占比达到26%,反映出在企业发展中存在重视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忽视风险防控建设问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有鉴于此,乌鲁木齐中院向该公司发出司法建议,针对法律制度建设、合同履行监管、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隐患,提出了落实国企总法律顾问制度、健全法务机构建设、注重交易对象审查等意见建议,帮助该企业做好风险防控管理,促进了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典型意义】
许多涉诉市场主体存在企业风险意识不强,合规管理欠缺等问题,影响其健康发展。乌鲁木齐中院通过建立风险提示制度,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对房地产及建工领域企业经营中带有行业性、系统性的潜在风险进行预警提示。帮助涉诉较多的重点企业分析问题原因,查找管理漏洞,完善防范措施,汲取前车之鉴,以实际行动帮助企业防控风险,提升依法管理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8月24日)
目 录
1.肖开俊、陈荣集资诈骗案——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2.鲁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3.徐正等人诈骗案——以销售“养老产品”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4.沈移平集资诈骗、顾乃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5.李晓雷诈骗案——以代办“养老保险”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6.李建涛诈骗案——以开展“养老帮扶”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案例一
肖开俊、陈荣集资诈骗案
——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开俊,男,汉族,1981年11月1日出生。
被告人陈荣,男,汉族,1971年1月6日出生。
2016年6月,被告人肖开俊、陈荣与蔡新(已判刑)共谋以开展养老服务之名实施非法集资,先后成立自贡益寿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归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并在自贡市、内江市、攀枝花市等地设立分公司或营业网点。三人明知公司无融资资质,“养老基地”不可能建成使用,仍安排融资团队以养老服务名义,采取打电话、发传单、推介会、口口相传等方式,辅以发礼品、参观“养老基地”等手段,在自贡市等地公开集资,承诺支付每月1%-3%的固定收益、享有养老基地优先居住权和折扣及期满后返还本金,与集资参与人签订《预存消费协议》《预存合同》等,收取预存消费款,共吸收189名老年人562万余元。融资团队从集资款中提成45%-50%,其余除用于公司运转外,被肖开俊、陈荣和蔡新等人分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开俊、陈荣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肖开俊、陈荣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二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肖开俊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陈荣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肖开俊、陈荣退赔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等名义,通过办理会员卡、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手段,诈骗老年人钱财。被告人肖开俊、陈荣利用老年人寻求养老保障的心理,承诺高息回报、享受床位优先居住权、入住打折等,诱骗老年人大额预存消费投资,实施非法集资。二被告人明知“养老基地”不可能建成使用,将集资款的45%-50%用于融资团队提成,并按比例分赃,集资款未用于投资建设“养老基地”,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一、二审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对二被告人定罪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提示广大老年人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现犯罪分子以“养老服务”进行非法集资的,要不听、不信、不参与,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同时,相关部门要规范养老服务行业准入,加强行业监管,保障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环境。
案例二
鲁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鲁鹏,男,汉族,1993年1月13日出生。
2016年4月,被告人鲁鹏和鲁光明(另案处理)注册成立乐平市太阳山老年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山老年公司”),鲁鹏为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鲁鹏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借用太阳山老年公司名义,通过发放宣传单、召开推介会等方式,公开宣传交费后可以享受老年公寓住房优惠,并承诺以高额福利消费卡、货币等方式返本付息,非法吸收51名老年人165万余元。所吸收资金被鲁鹏、鲁光明用于消费支出、提现支取或挪作他用。案发后,涉案公司账上余款、委托其他公司代管资金及老年公寓内物品折价转让费共56万余元退还集资参与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鲁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通过发宣传单、开推介会等途径公开宣传,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老年对象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鲁鹏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退缴了部分赃款,可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据此,依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鲁鹏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鲁鹏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退赔各集资参与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以开办养老院、购买养老公寓、入股养生基地等为由,以售后定期返点、高额分红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参与投资。开办养老院、养老公寓等“养老项目”关系到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国家出台政策予以扶持,但一些“养老项目”监管还存在滞后,犯罪分子打着投资养老公寓、入股养生基地等幌子,诱骗老年人投资,骗取老年人钱财。被告人鲁鹏以承诺高额福利消费卡、货币等返本付息为幌子,引诱老年人投资太阳山老年公司“养老公寓”项目,实施非法集资,最终造成51名老年人的“养老钱”遭受损失,部分老年人因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而经常懊恼自责,诱发了各种疾病,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破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人民法院针对发现的行业监管漏洞和风险隐患,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营业执照办理和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监管,有力促进行业源头治理。人民法院提示老年人要谨慎投资高额返利项目,多与子女沟通商量,投资“养老项目”时要“三看一抵制”:一看“养老项目”是否有登记、备案,二看“养老项目”是否真实合法,三看“养老项目”收益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抵制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捂紧“钱袋子”。
案例三
徐正等人诈骗案
——以销售“养老产品”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正,男,汉族,1981年10月21日出生。
被告人周金鹏,男,汉族,1988年5月8日出生。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2018年初,被告人徐正、周金鹏与他人购买富乾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徐正、周金鹏安排沈燕娟等14人,在公司销售所谓的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派发传单进行广告宣传,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吸引不特定人到公司后,虚假宣传公司系国有企业授权销售方,谎称购买“藏品”可享有国家补贴,虚构“藏品”系限量供应、在市场上具有稀缺性、具有较高的价值及短期升值空间、“藏品”升值后由公司提供途径帮助销售实现盈利等事实,隐瞒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实际价值及并无稀缺性的真相,欺骗被害人购买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向被害人开具虚假“收藏品全国统一专用收藏票”。截止案发,徐正等人骗取46名被害人(大部分为老年人)37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正、周金鹏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徐正、周金鹏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周金鹏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徐正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周金鹏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其他判项略)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销售“养老产品”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通过提供免费或低价旅游观光、情感陪护、虚假宣传等手段,采取免费发放礼品、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会议营销、养生讲座等方式,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收藏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等。我国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犯罪分子瞄准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实施养老诈骗。被告人徐正等人谎称公司系国有企业授权销售方,获取老年人信任,抓住老年人识别鉴定能力较弱的特点,鼓吹收藏品增值空间大、投资利润丰厚,使老年人相信收藏品投资能够提供养老保障、消除养老后顾之忧,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廉价批发的收藏品,骗取钱财。人民法院提示老年人投资消费要冷静,绷紧防范意识这根弦,不轻信电话、网络、电视推销,认准正规的收藏投资渠道,特别是要谨防所谓“高额返利”“高价回购”等宣传,防止陷入骗子的套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案例四
沈移平集资诈骗、顾乃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沈移平,男,汉族,1967年3月9日出生。
被告人顾乃祥,男,汉族,1958年7月25日出生。
2015年1月至2017年11月,被告人沈移平先后成立、收购上海俐煜金融服务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俐煜公司”)、上海灿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宏公司”),以投资经营德国米拉山奶粉、长青发公司等项目为幌子,以承诺高息回报为诱饵,通过借款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2016年下半年,沈移平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引诱投资客户将房产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获取抵押款,再将抵押款转投灿宏公司。被告人顾乃祥为获取好处费,明知沈移平通过俐煜公司、灿宏公司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而引诱并帮助老年客户将房产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获取抵押款,再将抵押款转借给沈移平。截止案发,沈移平共计吸收资金2.98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1.68亿余元。顾乃祥参与房产抵押17套,帮助沈移平吸收资金5450万元,未兑付总额5006万余元。顾乃祥投案后家属退缴2954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被告人沈移平集资诈骗案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顾乃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沈移平与他人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顾乃祥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顾乃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顾乃祥虽自动投案,但未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不构成自首。顾乃祥家属退出2954万余元,可对顾乃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沈移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顾乃祥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顾乃祥退赔违法所得,连同已冻结的钱款,按比例发还各集资参与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以“房本在家无用”“不耽误自住或出租”等类似话术为借口,诱骗老年人签订房产抵押担保的借贷合同或相关协议,将抵押房屋获得的资金购买其推介的所谓理财产品,借助诉讼、仲裁、公证等手段,非法占有老年人房屋。“以房养老”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社会及家庭养老压力的可行方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很多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政策的旗号,营造“养老恐慌”,利用老年人金融防范意识较差的特点,恶意设套,借“以房养老”实施非法集资。被告人沈移平、顾乃祥诱使老年人抵押房屋以获得资金,再购买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最终因理财公司资金链断裂,房屋被行使抵押权,老年人落得“钱房两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情节以及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沈移平、顾乃祥定罪处罚,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罚当其罪。人民法院提示老年人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投资理财时不要盲目被高收益诱惑,同时子女也要关心、照顾老人,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联动起来,最大限度挤压犯罪分子“行骗空间”,让养老诈骗无处遁形,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案例五
李晓雷诈骗案
——以代办“养老保险”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晓雷,男,汉族,1988年9月12日出生。
被告人李晓雷原系乡镇社保部门临时工作人员,后被开除。2018年,李晓雷结识王飞(另案处理),王飞得知李晓雷曾在社保部门工作,提出帮忙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请求。李晓雷明知无能力帮助他人办理补交职工养老保险,仍谎称可通过挂靠企业的方式办理,并通过王飞介绍,以帮助他人办理职工养老保险、可领取职工养老保险金等为名,先后骗取包括多名老年人在内的8名被害人107万余元,所骗钱款除极少数为被害人缴纳灵活就业保险以获取被害人信任外,其余均用于个人挥霍。案发后,王飞退赔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晓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李晓雷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当庭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罚。部分被害人损失已得到挽回,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李晓雷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李晓雷继续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代办“养老保险”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谎称认识社保局等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冒充银行、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可以代办“提前退休”“养老保险”等,骗取老年人的保险费、材料费、好处费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符合我国国情,保障社会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和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制度。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老年人不了解相关政策规定,以有关系代办、违规办理“养老保险”为名,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犯罪。本案中,被害人本应通过当地人社部门咨询了解相关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条件,但其认为“找关系”更加顺利和省钱,将保险费交由被告人代办,最终导致钱款被骗、个人养老保险断缴的后果。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相关部门在养老保险政策宣传以及业务办理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先后向当地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加大社会保障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险代缴业务管理。人民法院提示老年人在办理养老、医疗保险时,应通过相关部门、网站、社区、村委会等了解国家和当地政策规定,到相关部门按照程序依规办理,不要轻易相信他人能代办养老保险而把费用交给他人;明知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不要企图通过“找关系”“走后门”方式违规办理,不要轻信通过熟人可以省钱等谎言,避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案例六
李建涛诈骗案
——以开展“养老帮扶”为名实施诈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建涛,男,汉族,1972年8月17日出生。
2017年2月底至10月,被告人李建涛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天康通健心脑血管疾病研究所有限公司为依托,伙同杨琳、贾文山、王伟、张玫、苏秀荣等人(均另案处理)为实施诈骗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丰台区等地,引诱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免费健康咨询”活动,谎称贾文山、张玫、苏秀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知名医院的专家,骗取被害人信任,并以现场看病、开药的方式,将低价购进的保健品“百邦牌天元胶囊”“百邦牌银杏丹葛胶囊”当作特效药品高价销售给被害人。杨琳、贾文山、王伟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取翟宝才等124名被害人93.74万元。李建涛家属代为退缴40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李建涛伙同杨琳、贾文山、王伟、张玫等十余人,为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李建涛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李建涛等人诈骗老年人的财物,酌情从重处罚;李建涛主动退缴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李建涛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在案扣押的人民币四十万元,按比例分别发还各被害人;责令李建涛继续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开展“养老帮扶”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犯罪案件,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假借义务诊疗、心理关爱、直播陪护、慈善捐助、志愿服务、组织文化活动等形式获得老年人的信任,对老年人实施诈骗。被告人李建涛等人为实施犯罪专门成立公司,在互联网低价购进保健品,招募大量业务员,以免费医疗咨询、义务诊疗等噱头拉拢老年人参加讲座,冒充知名三甲医院的名医在讲座中为老年人“号脉”“看病”等,将通过拉家常、聊天方式提前了解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及病情记录,伪装成通过“号脉”得知,获取老年人信任后夸大病情、虚构保健品为特效药品,高价出售给老年人,骗取老年人钱款。该犯罪集团流窜作案,犯罪时间长、手段隐蔽,社会危害巨大,部分老年人因听信所谓名医建议中断原本服用的正常药物,延误正常治疗,造成严重后果。李建涛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该犯罪集团针对老年人实施犯罪,人民法院按照犯罪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对李建涛从重处罚,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养老诈骗犯罪的精神。人民法院提示老年人就医需到正规医院,切莫病急乱投医,不要轻信所谓免费讲座、免费诊疗,更不要高价购买非正规药品、保健品,避免上当受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垄断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垄断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法〔2021〕1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依法公正、及时审理垄断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就垄断行政案件管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涉及反垄断的行政行为依法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二、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反垄断执法机构涉及反垄断的行政行为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反垄断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具有垄断民事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知识产权审判部门审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由其管辖。
三、高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管辖本通知第一、二条所称第一审行政案件的,由知识产权审判部门审理。
四、不服本通知所称第一审行政案件判决、裁定而提起上诉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
五、本通知施行前已受理、未审结的垄断行政案件,由审理法院继续审理;本通知施行以后受理的垄断第一审行政案件,按本通知执行。
六、本通知自2021年6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检察机关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检察机关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典型案例
(2021年6月3日)
6月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大运河公益诉讼检察论坛在江苏扬州召开。会议通报了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情况,并发布检察机关大运河公益诉讼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2月,最高检针对大运河存在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文物受损等情况作为第一批直接办理案件进行立案调查。立案后,最高检加强对下督办指导,部署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在沿大运河8省(市)检察机关开展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活动。沿河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监督办案,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通报,专案活动共排查线索542件,立案464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77件,起诉27件;清理固体废物、杂物垃圾18100余吨,拆除违法建筑物7万平方米,保护历史文化古迹83处,拆除废弃水塔、修复航道隐患点70处,清理地笼渔网1500余个,销毁渔船300艘,清除外来物种福寿螺7万余公斤,投放鱼苗35吨,追缴生态修复费用9400余万元,有效改善了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
为确保专案办理顺利开展,最高检办案组积极与信息技术公司开展合作,采用大数据爬虫技术,挖掘企业排污、黑臭水体线索509条,非法占用河道线索145条,文物保护线索1079条,着力解决案件线索少、发现难等问题。同时,及时将这些线索交办,各地据此排查立案172件,提升大运河沿线整体保护成效。
办案期间,最高检办案组五次深入到8省20个地市32个县区,走访文物、环保等部门,对河道及两岸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实地勘察,掌握了运河保护的基本情况。一系列多方联动机制由此形成:北京、江苏等地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搭建河湖长、检察长、网格长“三长”联动的工作模式,形成联席会议、联合巡访、联动督查的“三联”工作机制。浙江6家基层院签订协议,为浙东运河全线保护提供司法保障。本次会议还签订了《大运河沿线八省(直辖市)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跨区域管辖协作意见》。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表示,专项办案活动仅是大运河公益保护的阶段性工作,沿河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融入国家大局,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可持续利用提供法治保障;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进协同治理系统保护;突出重点加强督导,提升办案质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为“让古运河重生”,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的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1.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 江苏省沛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京杭大运河违建码头行政公益诉讼案
3.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大运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4.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沿岸谢馥春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5.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淮北段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6.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金口新河故道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7.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谢家坝行政公益诉讼案
8.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大运河国家重点文物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9.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隋唐大运河陈留段文物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10.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水工遗存“斗门老闸”行政公益诉讼案
公共安全保护
11.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其他
12.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督促综合保护浙东运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13.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督促综合整治大运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源头治理 一体化办案
【要旨】
检察机关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时将案件办理与服务企业相统一,督促企业加快排污处理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源头解决水污染问题,保护大运河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下旬至2019年4月2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某公司污水处理站负责人沈某某为降低该公司排放污水中污染物总氮浓度,以逃避环保部门监管,指使污泥操作工王某某、佘某某等人采用轮流定时关闭或打开污水站标排口的污水出水口阀门以及清水管道阀门的方式,干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自动取水样,并排放总氮等污染物浓度超标的污水2万余吨至厂区北侧河道中,该河道直通京杭大运河。经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评估,某公司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595155元至618130元之间,鉴定评估费用90000元。
【调查核实】
浙江省德清县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线索后,立即向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移送。湖州市检察院经过分析研判,认为该案案情重大疑难复杂,遂启动两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机制,围绕某公司的污染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等方面展开调查、核实、取证工作。检察机关于2019年8月15日对某公司环境污染案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程序,2019年8月29日在《检察日报》上刊登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督促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公告期满后,无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
2019年11月25日,湖州市检察院就某公司环境污染案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州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95155元,并承担评估鉴定费用90000元,两项费用合计685155元。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太湖法院)作为湖州市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基层法院,接受湖州中院指定管辖审理本案。2020年3月5日,南太湖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州市检察院指派德清县检察院出席法庭。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和最后陈述,合议庭在查明某公司排放污水致使厂区北侧河道河水污染、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事实后,对该案进行当庭宣判。
南太湖法院审理认为,某公司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为促进源头治理,案件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主动对接涉案企业,联系专家对涉案企业排污设备改造进行科学指导,督促污染企业投入1000余万元整改污水处理设备,及时淘汰落后产能。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监督职能,把影响大运河发展的环境问题作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检察机关启动两级院一体化办案机制。在办案过程中,两级检察机关紧密配合,从服务企业角度出发,寓服务于办案之中,帮助企业整改污水处理设备,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污染大运河生态环境事件的再次发生,实现公益保护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统一。
江苏省沛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京杭大运河违建码头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跨区域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督促大运河流域管理机构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促使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配合,并针对跨区域监管难题,协调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实现长效治理。
【基本案情】
2012年以来,江苏省沛县三家公司在未经有权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违法在京杭大运河南四湖段湖西大堤建设三座码头用于生产经营,占地面积49200平方米,年吞吐量超过500万吨;码头没有任何环境保护设施,长期堆积大量沙石、煤炭等物资,生产生活污水直排入河,严重影响运河生态环境、行洪安全和航运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10日,江苏省沛县检察院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巡查时发现该案线索,遂依法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走访,并调阅行政机关执法记录,查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南四湖水利管理局下级湖水利管理局(以下简称南四湖下级湖管理局)是本流域法定监督管理部门。
早在2019年5月27日,南四湖下级湖管理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责令三家公司在限期内自行拆除违建码头,否则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三家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均未履行该决定,亦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截至案发,该局仍怠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造成违建码头长期非法运营,京杭大运河生态环境持续受到破坏。
2020年7月13日,沛县检察院向南四湖下级湖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拆除违建码头。该局回复表示因人员力量和机械设备不足,难以完成强制拆除工作。
2020年7月24日,沛县检察院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告,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牵头县水务局、公安局和属地镇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磋商,共同研究制定强制拆除方案,决定从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等方面,协助南四湖下级湖管理局开展拆除工作。
2020年7月27日,沛县检察院协助县政府组织水务、生态环境、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南四湖下级湖管理局将三座违建码头彻底拆除。同时,沛县检察院督促违建码头所在地镇政府,在码头原址覆土复绿,栽种树木6000余株,防止违建码头反弹,有效修复生态环境。
2020年7月28日,沛县检察院在成功办理本案的基础上,与南四湖水利管理局和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检察院、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会签《京杭大运河(台儿庄—微山段)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工作协议》,建立跨地区、跨系统加强京杭大运河保护的长效机制。
【典型意义】
在跨区域运河保护中,既需要上下游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协作,也需要主管部门与流域管理机构互相配合。检察机关督促流域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同时,应当打破地区和系统限制,督促协调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支持配合,共同完成监督管理职责,合力实现公益保护目的。同时,检察机关延伸办案效果,协调建立跨区域、跨流域协作机制,实现大运河保护长效治理。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大运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保护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回头看”
【要旨】
检察机关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协同履职,并通过“回头看”强化督导落实,确保大运河保护成效。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天津市静海区检察院在京杭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大运河静海段内长期存在个别住户在河堤两旁私搭乱建,堆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情况,损害河堤安全,影响生态环境。一旦遇到下雨或者泄洪,垃圾被冲入河道,不仅污染水源,还会造成河道阻塞,影响行洪安全。同时,个别住户将生活污水通过自挖的排污沟直接向大运河排放,造成河水污染,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针对发现的问题,静海区检察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调查。该院沿大运河静海段的流向进行实地踏查,认真核实每处环境损害的事实,及时固定证据,建立问题台账。同时该院专程前往区生态环保局、水务局河道所等相关单位进行走访调研,确定监督履职责任主体。经调查核实,静海区生态环境局、独流镇人民政府、陈官屯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监管职责。静海区检察院于2020年1月23日依法向上述三家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切实保护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
收到检察建议后,静海区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与独流镇、陈官屯镇人民政府进行对接,成立调查组前往运河沿岸进行全面排查,并建立了整改任务清单、明确整改内容、整改要求和职责分工。独流镇人民政府封堵南运河违法排污口,拆除河堤内违建彩钢房,并对周边居民开展宣传引导,确保违法现象不再发生。陈官屯镇人民政府出动挖掘机、运输车清整运河沿岸各类垃圾8吨,并提供封闭式垃圾桶,安排保洁公司每日进行垃圾清运,保证日产日清。经过三家行政机关的合力协作,京杭大运河静海段内河道周边违法问题被全部清理整治完毕。同时,三家行政机关共同加强日常巡视,确保形成环境保护常态化机制。
行政机关回复整改后,为确保公共利益切实得到保障,静海区检察院积极开展“回头看”工作,继续做好检察建议“后半篇”文章。在行政机关整改完毕后的一年时间内,多次前往大运河沿岸进行复查,确保检察监督取得实效,公益保护形成常态化。同时,静海区检察院还多次前往运河沿岸居民聚集地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保护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良好氛围。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运用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监管部门和运河沿岸属地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联合开展整治工作;同时,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完善制度机制,构建大运河长效保护模式。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沿岸谢馥春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公开听证 “回头看”
【要旨】
检察机关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后,持续跟踪监督,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并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引入第三方评议,确保大运河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以个案监督为抓手,实现对辖区内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基本案情】
谢馥春旧址坐落于大运河畔,位于大运河江苏省扬州段东关古渡边,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2012年被扬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因运河的发展而产生,也因运河兴盛而壮大,东关古渡和谢馥春旧址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因其紧邻扬州东关街景点,每日有大量旅游生活垃圾在谢馥春旧址和东关古渡附近中转站堆积。因管理不善,中转站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混杂,环境脏乱差,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谢馥春旧址及运河古渡的文化遗产价值。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9月,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接到群众电话反映,大运河文化遗产谢馥春旧址旁垃圾处理站脏乱差,影响周边环境。广陵区检察院于同年9月25日决定立案调查,通过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走访游客及当地居民等方式,固定中华老字号谢馥春旧址及运河古渡周边环境受损、影响谢馥春旧址文物价值的事实;与区文旅局等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进行磋商,了解相关部门关于该垃圾中转站的规划设计、管理运行情况;厘清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明确履职依据后,分别向区文旅局、东关街道、区城管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开展立体整治,恢复中华老字号谢馥春旧址及运河古渡周边环境。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多次与负责管理公司沟通,并于同年10月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增设围挡、建设安全围墙,由半封闭到全封闭管理,增加垃圾清运次数、定期冲洗消毒、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等方式降低对文物价值的影响。
案件办结后,广陵区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在派员现场核查是否按照检察建议要求整改的基础上,于2021年3月组织公开听证会,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区群众对该案整改效果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涉案问题不反弹、运河公益保护切实到位。
广陵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地走访辖区大运河沿线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176处,绘制“大运河文物保护线路图”,该线路图对176处文物进行明确标明,为检察机关按图索骥式的地毯式巡查提供方便。针对发现的大运河周边国家级文物普哈丁墓园内堆放建筑材料、小虹桥等古桥桥梁损毁、普照寺存在主体垮塌风险、贾氏盐商游客步道年久失修等问题,向区民宗局、属地街道等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积极推动大运河沿岸文物和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稳妥探索公益诉讼新领域的工作部署要求,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具有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履职后,持续跟踪检察建议落地落实,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通过组织公开听证,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延伸办案效果,绘制“大运河文物保护线路图”,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方位文化遗产保护,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淮北段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遗址保护 遥感调查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在大运河文化遗迹上进行违法建设等问题,检察机关引入定量遥感技术进行调查核实,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依法向多家职能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形成保护合力,切实推进大运河历史文化遗迹保护落实落地。
【基本案情】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遗留、疏于管理等原因,大运河淮北段遗址存在违法建设、基础设施配置不达标、群众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大运河遗址保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在大运河保护专项活动中,淮北市检察机关经初步调查,大运河淮北段遗址2013年被评为国务院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长41.5公里,全部为地下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带共约1850公顷。
鉴于大运河遗址非显性、大跨度等特点以及区域城镇化迅速发展等形势,淮北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委托该院信息技术部门采用现代测绘领域的3S(RS、GIS、GPS)技术以及地表污染物快速检测技术对大运河淮北段全区域开展遥感调查和抽样核实。技术人员在遗址专题图中提取运河保护区域范围的地理矢量文件,对各时期监测区域影像按照遥感内业处理标准流程进行校正,针对这一区域内植被、水体、道路、构筑物四类主要地物,利用最大似然性算法进行分类,形成分类专题图,估算出不同年份构筑物的总面积,通过比对发现近七年来遗址保护区域内的违法建筑存在逐年扩张趋势。为进一步佐证这一事实,技术人员随机抽样七种类型的构筑物,采用现场调查固定+目视解译+影像叠加,直观证明了各类构筑物破土建设的演进过程。另外,针对区域内地表水污染、现代坟占压、非法取土等其他威胁遗址保护的现象均做了采样固定。
2021年1月29日,濉溪县检察院对该案立案调查。2月3日,市、县检察院联合召开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听证会,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向怠于履行大运河遗址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2月5日,濉溪县检察院向该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百善镇人民政府等九家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并上门送达,督促其依法履职,切实保护大运河遗址。
九家单位立足职责,依照检察建议要求,积极开展大运河遗址保护工作,主动邀请检察机关监督,并出台相关长效保护机制。对大运河遗址保护区内违法用地行为依法查处,保护面积60余亩;清理遗址沿线生产生活垃圾50余吨,增加沿线村镇垃圾运送班次;设立大运河遗址保护、警示设施20余处;加大宣传力度,创作文艺作品,提升群众保护意识,吸收30余名群众自愿参与大运河遗址保护工作;建立健全日常巡查机制,发挥好乡镇文保员作用等。
对九家单位的整改情况,市、县检察院协同原听证员、文物专家等现场验收,认定检察公益目的全部实现,濉溪县检察院依法对该案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将科技元素融入检察工作,引入定量遥感技术固定长周期、大跨度、非显性社会公益客体受损事实,全面高效排查大运河淮北段遗址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召开听证会方式与有关行政机关达成大运河遗址保护一致意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运河遗址保护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盘考虑,向相关行政单位一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各司其职的同时加强协调配合,协同做好运河遗址保护工作。被监督单位根据检察建议要求,有效解决了当前大运河遗址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构建完善了长效工作机制,将其纳入长期重点工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金口新河故道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遗址保护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大运河遗址遭受破坏的问题,检察机关积极组织召开圆桌会议、启动多方磋商,督促多家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促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发展协调推进。
【基本案情】
金口新河故道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东石村,系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故道遗址附近无文物标志说明,周边杂草丛生,各种电缆无序穿过,并且堆放各种建筑垃圾,遗址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通过对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信息进行筛查发现该线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调查。办案人员通过数次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调取文物档案、与相关行政机关座谈等方式,查明金口新河故道遗址系元代为解决大都至大运河北端通州之间水运问题开凿的新支运河,曾为解决大运河北端水运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河道大部分被填塞,今仅余东石村中故道遗址。经查,该故道遗址于2007年被核定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附近居民几乎无人知晓此处有文物遗存,遗址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均被严重破坏。
由于该案涉及文物保护、城乡环境整治等问题,多家行政机关负有监管职责,且存在部分职能交叉。为加强沟通、密切协作,通州区检察院与文物保护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属地镇政府共同召开圆桌会议进行磋商,充分了解遗址保护工作在经费、人力、科技手段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单个行政机关履职有限等方面的困难,共同协商破解难题,并邀请行政机关前往现场勘查,共同研究加强遗址保护利用的最佳方案。2020年9月10日,通州区检察院向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台湖镇政府、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分别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尽快启动对金口新河故道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按规定对文物作出标志说明,共同履行保护、管理责任,全面整治故道遗址及周边环境。
收到检察建议后,三家行政机关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主管领导亲自带队,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现场调度,核查故道现状、确定遗址范围,在遗址四周安装保护栅栏,并设立文物保护单位说明标识,使几近销匿的金口新河故道重新被人们所认知;对遗址周边杂草、建筑垃圾、架空线等进行清理,使遗址风貌及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结合对遗址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开展,行政机关还将调整遗址附近的公园规划建设方案,围绕金口新河故道打造蕴含运河文化的群众休闲场所,凸显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同时,文物保护部门也将根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需要,统筹规划全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逐步开展全面拉网巡查,并在五年内完成区级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
【典型意义】
大运河故道遗址,是记录城市发展、传承运河历史的重要载体。检察机关针对遗址保护利用不善问题,通过多方磋商、协同勘查等方式,督促多家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让被湮没的故道遗址得到保护、焕发新机。在有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和居住环境,促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谢家坝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公开听证 完善长效机制
【要旨】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优势,以公开听证的方式,推动多部门协调联动,形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谢家坝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境内大运河之上,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保护措施不力,日常管理不到位,致使游客随意攀扒,影响坝体的整体安全和保护,造成部分坝体出现裂缝,周边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相关职能部门怠于履行文物保护职责,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17日,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接到河北省检察院转交的最高检交办线索。沧州市检察院当天赴现场踏看取证,并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了解问题形成的原因。由于该案涉及多个行政部门,沧州市检察院于2021年3月25日组织召开“大运河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听证会,市、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沧州市河湖长制办公室、市大运河办等相关单位代表以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文物专家等参加听证会,共同协商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谢家坝的相关事宜。听证会上,各方对于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谢家坝发表了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目前的保护措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说明,并对下一步依法履职作了表态发言。2021年4月2日,沧州市检察院根据听证会收集的意见建议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河湖长制办公室进行了磋商。
磋商后,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对谢家坝保护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依据磋商内容在谢家坝竖立警示牌,在坝体周边安装监控系统,对坝体附近道路进行重新美化修整,制定文明游览行为规范,聘请专职巡查人员,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针对坝体裂缝及脱落问题组织专家现场检测论证,分析原因,研究对策。经分析认为属正常现象,在可控范围内。通过办理此案,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沧州段大运河文物保护实施方案》和《沧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加快推进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建设进度,并整合周边相关文化元素,厚植大运河文化底蕴,分阶段开展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沧州市检察院根据上述方案和规划,市生态环境部门、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湖长制办公室和属地政府积极有效履职,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形成了协同推进大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公开听证和诉前磋商的方式强化行政机关文物保护意识,提升职能部门和人民群众对大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推动对国家重点文物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同时,通过办案,督促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建立完善长效协作机制,促进大运河保护及其文物保护工作落地落实。
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大运河国家重点文物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文物保护 协同保护机制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大运河沿线重点文物存在的文物污损、旅游安全隐患等问题,坚持将诉前程序作为保护公益的最佳状态,尊重行政机关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执法裁量权,及时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全面强化大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舍利宝塔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是大运河沿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旅游景点对公众开放。该塔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建筑,通体近乎垂直,游客可沿塔内陡峭的梯道旋转攀爬至塔顶层。塔内外壁及塔内碑文多处被刻划污损,未设置相关安全警示标志。因建成时间久远,该塔木质构件承载力较弱,没有游客人数控制措施,存在超载、跌滑、坠落等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该案线索系最高检、山东省检察院、聊城市检察院联合临清市人民政府实地调研大运河临清段保护工作中发现。经现场核实,发现临清舍利宝塔存在的隐患问题,在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典型性,临清市检察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查等方式,查明该塔碑文等文物污损较为严重,并排查出易跌滑、坠落等安全隐患点11处。同时发现,个别时段游客人数较多,可能超出塔身承载能力。
经调查核实,沿线部分文物也存在类似问题。2019年12月20日,临清市检察院向文旅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检察建议发出后,临清市检察院主动加强与文旅局的工作沟通,督促该局悬挂警示标牌,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制止破坏文物的行为;提示该局合理设置同时段登塔人数上限,完善消防安全等措施。同时,强化对沿线11处全国重点文物的巡查力度。
因大运河临清段文物点多线长,临清市检察院与文旅局召开联席会议,建立“线索移送、专项调研、一体宣传”三项机制。针对市域大运河保护执法巡查与行政处罚分属不同部门的情况,积极与市政府、相关行政机关沟通联系,进一步明确职权边界;完善线索双向移送程序,确保文物保护执法司法有效衔接;健全“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每半年开展一次联合巡查。在沿线重点文物周边设置宣传牌,与文旅局共同设立大运河专项保护法治长廊,合力开展系列宣传工作。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强化保护优先意识,一体解决重点文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文物污损、建筑本体和游客人身安全问题,通过与行政机关主动全程沟通、发挥检察机关内部一体化办案优势、建立长效机制等手段,注重个案总结提升,实现系列综合整治。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隋唐大运河陈留段文物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文物遗迹保护 运河故道
【要旨】
检察机关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对文物遗迹保护情况进行排查整治,从加强源头治理出发,推动地方政府出台文物保护规划文件。
【基本案情】
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主干,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封陈留段是通济渠河南段唯一保存呈现在地面上的运河故道。该段河道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变迁史、运河史、漕运史、农业灌溉史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于2016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封陈留段河道两侧被周边村民任意侵占,挖砂取土、施肥耕种、倾倒垃圾现象突出,河道、河堤及历史遗存提灌站存在不同程度损坏,运河文物价值严重受损,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检察院按照最高检和河南省检察院关于全面排查大运河公益保护案件线索的要求,开展专项调查,通过走访相关行政机关及专家学者,联合文物保护部门实地查看运河故道保存现状,并对运河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依法查明:大运河(通济渠)开封陈留段长约6.8公里,地跨3个乡镇8个村庄,由于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该段运河故道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河道两侧河堤、驳岸和内滩被村民擅自占用耕种,总面积约5220亩,多处河堤存在挖砂取土现象,堤岸内层土质裸露在外;河道北侧3处历史遗存提灌站,风沙侵蚀严重;陈留镇赵寨村南段和仇楼镇徐庄村北段河道水质较差,漂浮大量生活垃圾。
2020年6月,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明确监管责任的基础上,祥符区检察院向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强化文物监管措施,对大运河陈留段的河道、河堤及历史遗存提灌站实施保护修复,切实改善文物遗址周边环境,实现文物、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
检察建议发出后,祥符区检察院多次与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行政机关沟通磋商,推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封陈留段综合整治。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环保部门部署河道清理工作,及时清除河道内垃圾杂物;联合公安机关对河堤挖砂取土行为开展专项打击治理活动;向沿段村民普及和宣传文物保护法。经过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努力,目前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封陈留段河道垃圾已得到全部清理,沿线3个乡镇村民已退还占用河道两侧土地。
为从根本上解决大运河陈留段文物遗迹保护问题,祥符区检察院积极督促协助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报请编制《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以及《大运河保护利用规划》,目前正在积极组织实施。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主动服务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开展大运河陈留段遗址保护情况排查。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运河文物遗址保护措施滞后的情形,及时跟进监督,把短期整改与长期规划有机结合,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出台大运河保护规划,为本地文物管理和执法工作补强依据和标准,推动运河文化遗址保护规范化、制度化。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水工遗存“斗门老闸”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整治 保护规划
【要旨】
检察机关发挥诉前程序统筹协调、督促多个职能部门综合治理的独特优势,推动联合整治,即时整改和长期保护统筹推进,以个案监督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整体和长效保护。
【基本案情】
“浙东运河-虞余运河余姚段”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运河水工遗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马渚镇斗门村的“斗门老闸”是浙东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和水工设施,是运河水工遗存重要遗产要素,体现运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传承意义。因保护不到位,“斗门老闸”所在河道水域被占用违章搭建,大运河遗产保护标识标志被拆除,周边环境又脏又乱,严重影响了“斗门老闸”保护,也降低了其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和人文价值。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浙江宁波余姚市检察院在开展大运河保护专项检察公益诉讼活动中,发现浙东运河-虞余运河余姚段的“斗门老闸”遗产保护点未得到有效保护。2020年6月3日,余姚市检察院立案办理该案。经实地勘察、走访调查、咨询专家,查明:“斗门老闸”由水闸、厢式船闸及水闸与厢式船闸之间的分水墩组成,后分水墩地块成为村民芦某某的宅基地,厢式船闸被改建为原马渚自来水厂取水口,浙东运河申遗资源调查和保护整治期间,分水墩和厢式船闸未能恢复原形制。目前,“斗门老闸”闸厢式船闸东侧闸门上砌有围墙遮挡厢式船闸整体风貌,西侧原闸门位置4.2米宽的河道被侵占,其覆盖水域建有平房及钢棚,均系申遗后违法搭建,严重破坏大运河世界遗产历史风貌。调查还发现,基层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存在专门性工作机构和地方性法规缺失、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增违法行为交织、大运河活态遗产多部门联合保护不到位等问题。2020年8月11日,余姚市检察院向市文广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时履职,有效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
检察建议发出后,余姚市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机关统筹协调、督促行政机关的独特优势,组织市文广局、马渚镇人民政府召开圆桌会议,对现存违法行为整治和大运河遗产保护问题进行磋商,明确由马渚镇人民政府协助余姚市文广局进行违法建筑拆除,重新启动分水墩农户拆迁安置工作,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和管理,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制定厢式船闸修复方案;市文广局提供专业支持,做好修复方案审定、备案和资金争取,完成《大运河(宁波段)保护管理规划——余姚分册》编制。
2020年10月9日,市文广局书面回复整改情况。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大运河遗产保护长效机制,成立了大运河余姚段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加强部门联动和日常管护。根据大运河浙东运河宁波段保护规划,对包括“斗门老闸”在内的部分大运河遗产分阶段实施整治、提升。其中“斗门老闸”遗产点远期的景观及水利航运设施展示项目已在规划设计中,待完成报批流程后推进实施。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余姚市检察院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推动《宁波市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列入2021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2021年5月,立法调研座谈会在余姚召开。
【典型意义】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充分发挥文保部门职能作用的同时,需要多个部门协调推进。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统筹协调优势,通过诉前磋商、圆桌会议以及行政、检察联席会议等机制,调动更多行政力量,形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合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人大常委会立法、成立专门性保护机构、编制大运河保护管理及遗产点远期的景观和水利航运设施展示项目规划等,以法治化、制度化、长效化保护,凸显检察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保护 水上交通安全 联防联控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京杭大运河水系河道上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在厘清监管职责的情况下,通过诉前磋商深入分析问题、共同研究整治方案,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凝聚共识、加强联动,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治理。
【基本案情】
京杭大运河水系河道上的桥梁存在桥墩受损、桥梁底部有撞痕、钢筋外露、桥面栏杆毁损、桥体有裂缝等情况,桥梁承重能力降低,且桥梁普遍没有防撞设施,易被过往船只碰撞受损,一旦再次碰撞,或桥面负荷过重,极易引发桥面坍塌,严重影响水上交通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初,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通过无人机巡航,发现此案线索,并及时开展调查核实。该院通过无人机巡航、实地勘查等方式,查明辖区大运河水系河道上多处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容易造成水上安全事故。通过公益诉讼智能研判平台分析比对行政执法数据,调取大数据中心内河交通安全、桥梁管理等方面多项法律法规及责任部门的职权清单,确定市城郊地方海事处为内河通航水域、港口水上交通安全监督责任主体;遂启动公益诉讼磋商程序,通过圆桌会议先后多次与市城郊地方海事处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同时,围绕勘查摸排、防撞能力评估、安装防撞设施、部门联动等难点问题提出建议,共同商定桥梁安全整治方案。
2020年6月18日,锡山区检察院向市城郊地方海事处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对内河通航桥梁开展大排查,采取加装防撞设施等举措,消除安全隐患。
2020年8月12日,市城郊地方海事处书面回复锡山区检察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建议,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落实桥梁安全监管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桥梁勘查及船舶检查,并发函督促桥梁权属单位实施防撞能力评估,提升桥梁防撞能力,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桥梁尽快改建,确保安全。同时,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就高等级船舶进入低等级航道、桥梁防船舶碰撞应对措施等水上安全工作开展联防联控。
【典型意义】
桥梁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通行通道,桥梁安全是确保大运河通航安全、保证群众通行利益的重要事项。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应结合大运河保护与群众利益保护,找准新领域办案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实现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同时,坚持保护公共利益和护航经济发展并重,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目的。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督促综合保护浙东运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综合性保护 跨区域司法协作 外来生物
【要旨】
检察机关主动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为抓手,积极推动行政机关系统保护,综合治理。同时,注重建立上下游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实现运河保护长效治理。
【基本案情】
浙东运河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贯通于西晋,兴盛于唐代,于南宋时成为重要的航运河道。浙东运河河面、河堤处违章搭建以及垃圾非法倾倒严重;沿岸居民污水直排屡屡发生;沿线古纤道、太平桥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受毁损未及时修缮;沿河古树受白蚁蛀蚀未进行除害;电捕鱼、“地笼”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以及外来生物福寿螺泛滥成灾,已严重破坏水系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2月,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针对浙东运河文化遗产、生态环境、航运及行洪安全等情况,依托绍兴河长通APP信息联动平台、12345政务信息平台,结合网格化管理机制,实时收集相关线索,并借助水上执法艇巡查、无人机巡航等方式进一步排查核实,共发现线索57条。为实现浙东运河的上下游跨区域司法协作,2020年4月6日,柯桥区检察院牵头,杭绍甬共六地检察机关签订《关于建立萧柯越虞余江检察机关保护浙东运河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六地检察机关在各交接区域联合巡查11次,发现和相互移送线索30余条。
2020年1月至10月,柯桥区检察院针对垃圾倾倒、违建、污水直排、非法捕捞的线索调查情况,以提出检察建议、磋商、圆桌会议等方式督促职能单位履职。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市柯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柯桥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各镇街积极履职,共计清除沿河各类垃圾7600余吨,设置监控6个,查处非法倾倒垃圾9起,作出行政处罚5起;拆除企业不当取水管构筑物、废弃水塔、沙运设备、自建房等违建37处,涉及面积8500多平方米;修复沿岸居民破损污水管11处;收缴电捕工具3套、各类“地笼”378个,增殖放流180余万尾。
2020年3月27日,柯桥区检察院针对古纤道等文物受损的调查情况,向市柯桥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检察建议。该局立即组织专家勘察现场,针对石板断裂、塌陷等问题多次研讨修缮方案层报上级部门。经反复论证,最终对浙东运河受损的6处文物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并对5处附属设施进行提档升级。4月1日,柯桥区检察院针对巡查中发现的沿岸古树保护不善问题,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提出检察建议。该局联合白蚁防治部门对古树进行除蚁、复壮,使得运河沿岸9棵古树焕发新颜,养有所依。
2020年6月17日,柯桥区检察院针对外来生物福寿螺破坏水系生态环境的调查情况,依托行政和检察机关联席会议,开展了“守护‘美丽河湖’暨福寿螺专项清剿启动宣传会”,镇街、职能单位、“微动力”等志愿者组织共300余人参加了宣传会。2020年10月底,累计清除福寿螺(卵)七万余公斤。
2020年11月,柯桥区检察院经与市柯桥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柯桥区旅游发展集团协调沟通,并聘请文物、水利、环保等专家,在太平桥公园建成浙东运河保护公益诉讼创新实践基地,成为浙江省检察院首批认定的创新实践基地,为全面深入宣传大运河公益保护提供了有效物质载体。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依托河长通APP等智慧科技手段,结合水上执法艇巡查等方式摸排核实线索,以不同方式分类督促各个职能单位有效履职,加强对大运河的协同全方位保护。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始终秉承系统保护理念,紧紧围绕大运河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有效地开展综合性保护,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同时,通过建设公益诉讼创新实践基地,提升公众对大运河保护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督促综合整治大运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运河保护 综合整治 公开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圆桌磋商、向党委政府专题报告督促多个行政机关形成协作合力,履职尽责。积极运用公开听证,现场查看验收整改情况,全面提升综合整治成效,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贡献检察智慧。
【基本案情】
浒墅关古镇是运河沿线名镇,也是苏州“运河十景”之一,古镇建设契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并列入省重大项目。虎丘区检察院在大运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中排查出河道水质、堤防维护、岸坡绿化、沿岸农贸市场安全隐患、文物遗迹保护等七大方面问题,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虎丘区检察院开展大运河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专项工作,综合运用水面巡查、无人机航拍、快速巡回检测、实地查勘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一是通过水面巡查发现多处堤坝破损,影响通航安全和防汛工作;二是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运河沿岸堤坝有长约20余米的建筑垃圾堆放以及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三里亭和十里亭保护情况堪忧;三是通过公益诉讼巡回工作站实现对支流污染水质快速检测,发现水质不符合苏州市对京杭运河支流支浜水质III类的要求;四是通过实地查勘发现沿河农贸市场火灾安全隐患。虎丘区检察院于2020年6月立案办理。
虎丘区检察院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结合区政府机构职责汇编,确定环保、河道、城管、消防、应急管理、市场监督以及属地街道等均负有运河环境整治监督管理职责,但由于存在职能交叉,职责边界不清晰,相关部门缺少协作配合,未能形成监管合力,存在怠于履职情形。
2020年10月,虎丘区检察院向属地街道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乡发展局、城市管理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住建局等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共计12件,督促其依法履行各自监管职责,对大运河及周边的水质保护、河道岸坡维护、违章拆除、文物保护、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隐患开展综合治理。
各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主动加强与检察机关对接协商,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开展联合整治,拆除清理砖瓦房等违建34间面积1500余平方米,清理各类垃圾11吨,平整土地8000平方米,恢复岸坡绿化2500平方米,破损堤坝纳入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工程,并已完成加固。对运河沿岸各餐饮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和排污许可开展联合专项排查,对违法排污、未取得未公示食品经营证照的行为依法处罚。召开文物保护工作现场协调会,通过设置隔离围栏、安装监控及巡更打点设施,对三里亭、十里亭文物保护措施进行升级优化。
虎丘区检察院针对运河沿岸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形成书面调研向地方党委专题报告,得到区党工委书记批示,迅速成立由区委常委、副区长担任双组长的整治小组,在检察机关监督参与下,多个行政部门组成执法队对该市场进行突击检查,通过逐户约谈整改、选址新建,彻底根治多年安全隐患。
为加强对行政机关整改情况的监督,虎丘区检察院邀请代表委员及人民群众参与公开听证,现场实地查看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情况,增强公开听证亲历性,实现人民群众、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三方良性互动,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参与度和影响力。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围绕河道水质、岸坡环境、文物遗产、安全生产等方面开展多维、立体保护,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查取证,针对发现问题严重程度不同、职能边界清晰程度不同、解决问题难易程度不同,采用分级、分层方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实现保护成效最大化。同时,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向党委政府专题报告等方式,多方借力,整合力量,强化监督,既争取党委个案支持,也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实现诉前程序作用最大化,提升人民群众对检察公益诉讼认同感。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1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18号提案答复的函
孟孝忠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我院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最高检把试点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及立法工作。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7月18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第一,关于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国务院法制办认为,国家高度重视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制度建设,已经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规范。同时,食品安全法等200多部法律、旅行社条例等700多部行政法规也对各自执法领域的行政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革任务,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初印发《关于印发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天津市、河北省、国土资源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等32个地方和部门开展试点,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试点结束后,国务院法制办将研究提出全面推行的意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并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进一步提供便利。
第二,关于制定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决定填补了行政诉讼法中缺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空白,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相对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更是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诉前程序案件7903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7676件,约占全部诉前案件的97.13%。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1150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029件、行政公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件,约占全部起诉案件的89.65%。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比较集中的涉及国土、环保、林业、水利水务、人民防空、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财政等八个行政管理部门,涉及案件占全部案件量的74%。结合您提出的具体建议,下一步,高检院将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充分吸纳试点经验,共同制定检察机关提起、人民法院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解释,并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以及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管辖、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权利义务、案件流程中所有涉及到的法律期限、二审和再审程序、执行程序及执行方式等关键问题,建立调查核实、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配套保障机制,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益诉讼程序。高检院和各地检察机关还将积极与各专业机构联系,建立环境损害和修复的鉴定评估机制。
第三,关于适度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决定后,高检院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修法决定进行解读、发布试点工作情况总结、典型案例。下一步,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权威报刊上发表系列报道和理论成果;评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邀请专家学者点评;适时组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成果展览;宣传试点工作中的典型事迹,树立榜样人物,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方便社会各界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争取人民群众更广泛支持,营造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加强对行政机关及企业的法治宣传活动,为环境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配置专业化公益诉讼办案人员,提高办案业务能力和水平,为公益诉讼全面开展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一是结合司法责任制和员额制检察官改革工作,建立健全行政检察机构或办案组织,充实办案力量,保证人员配备与公益诉讼职能拓展和业务增长相适应。二是加大公益诉讼培训力度。对全国检察干警开展公益诉讼全员培训,完成四期以上的持续培训,举办示范班和非试点地区公益诉讼办案巡讲,不断提升全国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线索发现、调查核实、出庭应对等业务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月30日)
目录
1. 北鹏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2. 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3. 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等合同纠纷案
4. 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案
5. 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6. 彭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
7. 某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记纠纷案
北鹏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根据举报线索,组成专案组对沈阳市于洪区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波等人涉黑犯罪立案侦查。侦查期间,除发现黄波等人犯罪行为外,还发现与该村联合进行村屯改造的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鹏公司)涉嫌毁损财务文件、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行为,辽宁省公安厅遂扣押、调取了北鹏公司100余册财务文件,并扣押其人民币2000万元。此案经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黄波等人分别被以贪污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北鹏公司2名财务人员被以隐匿会计凭证罪定罪处罚,北鹏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对前述扣押财物,刑事判决未作出认定和处理。
刑事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辽宁省公安厅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北鹏公司向公安部申请复议。公安部复议认为,北鹏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定赔偿情形,遂责令辽宁省公安厅限期作出赔偿决定。辽宁省公安厅没有履行该决定。北鹏公司遂向我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由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务文件和20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86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赔偿请求人沈阳北鹏公司涉案土地属于镉污染地且后期已补办相关手续,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北鹏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此后,辽宁省公安厅继续扣押北鹏公司有关款项及财务账册,就丧失了法律依据。
经合议庭主持协商,赔偿请求人北鹏公司与赔偿义务机关辽宁省公安厅先就返还案涉财务文件达成协议,并于2015年12月1日实际履行完毕;此后又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30日内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决定:一、辽宁省公安厅向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调取的该公司财务文件;二、辽宁省公安厅于本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
(三)典型意义: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大法官巡回办案公开质证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依法保护产权,应当历史、辩证地看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北鹏案的圆满审结,生动展示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突出展示了国家赔偿在监督和倒逼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恢复和提升司法机关公信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国家赔偿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另外,本案的程序意义也很突出。本案案情重大复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均在沈阳,主要证据也在沈阳,为方便当事人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决定亲自担任审判长并与合议庭全体成员远赴设在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质证、组织协商。公安部对本案高度重视,在刑事赔偿复议阶段即明确认定辽宁省公安厅的刑事扣押行为违法,为最高人民法院后续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充分体现了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在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上的共识。此外,本案当事人当庭达成赔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运用远程视频手段组织讨论、作出决定并由合议庭当庭宣布决定,保证了上百本账册及2000余万元扣押款本息得以及时返还,解决了北鹏公司的燃眉之急,公司经营逐步回到正常轨道,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向最高人民法院赠送了“青天有鉴”等感谢字幅,代理律师亦专门撰文赞扬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公正审理。北鹏案圆满审结,应该说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赔偿请求人通力合作的结果,突出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办案的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有助于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
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7月,因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后溪街西区地块改造及“两街”整合区块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原金华市房地产管理局向金华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许某某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的房屋被纳入上述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红线范围。但拆迁人在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一直未实施拆迁。2014年8月31日,婺城区政府发布《婺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明确对二七区块范围实施改造,公布了房屋征收范围图,许某某房屋所在的迎宾巷区块位于征收范围内。2014年10月26日,婺城区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 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决定范围。但该房屋于婺城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折除。许某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出包括房屋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物品损失在内的三项行政赔偿请求。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许某某未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也未明确同意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在此情形下,婺城区政府依法应对许某某作出补偿决定后,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强制搬迁,而不能直接将案涉房屋拆除。婺城区政府主张案涉房屋系案外人“误拆”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鉴于案涉房屋已纳入征收范围内,房屋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宜由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出赔偿。遂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婺城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参照《婺城区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某某作出赔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房屋虽被婺城区政府违法拆除,但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后,仍可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获得补偿,许某某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案涉房屋被违法拆除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许某某提出要求赔偿每月2万元停产停业损失的请求,属于房屋征收补偿范围,可以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至于许某某提出的赔偿财产损失 6万元,因其没有提供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不予支持。遂判决维持一审有关确认违法判项,撤销一审有关责令赔偿判项,驳回许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虽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动承认“误拆”,但许某某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证据均能证实强制拆除系政府主导下进行,婺城区政府主张强拆系民事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科学决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应当获得、也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但国家赔偿与行政补偿相同的项目不得重复计付。具体而言,对于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问题,婺城区政府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计付赔偿款。鉴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根据婺城区政府与许某某提供的原始资料,本着疑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评估报告。对于停产停业损失赔偿标准问题,如果许某某提供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符合法律法规和当地规范性文件所确定的经营用房条件,则婺城区政府应当依法合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的金额并予以赔偿。对于屋内物品损失赔偿金额确定方式问题,婺城区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许某某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及其所提供的现场照片、物品损失清单等,按照有利于许某某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遂判决维持原审关于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某某房屋行政行为违法的判项;撤销一审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补偿方案》对许某某作出赔偿的判项;撤销二审驳回赔偿请求的判项;改判责令婺城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许某某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三)典型意义:保护被征收人产权 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为解决征收拆迁中的行政纠纷,实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领域的“善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被征收人与市、县级政府通过平等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后自愿搬迁已经成为常态,需要强制搬迁的越来越少。在婺城区政府分期分批对二七区块房屋进行征收补偿中,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在得到公平合理补偿及搬迁奖励后自愿搬迁,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在因建设快速公交等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案涉区块包括许某某等22户1184平方米房屋,少数住户对补偿不满未自愿搬迁的情况下,婺城区政府本应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补偿决定,遵循先补偿、后搬迁原则,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实现强制搬迁。但在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均未依法作出的情况下,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即委托婺城建筑公司在拆除已签订补偿协议的邻居房屋时一并拆除了许某某房屋,侵犯了许某某的房屋产权。这样的事例具有一定普遍性,暴露了一些基层政府的法治意识不强,不善于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同时也说明一些基层政府在征收补偿中未能做到效率与法治的统一,更多考虑行政效能,而忽视程序正义。婺城区政府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个月之后才作出征收决定,至今未作出补偿决定,未给予许某某任何补偿,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由于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是婺城区政府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临时机构,其违法侵权的责任应由婺城区政府承担。由于许某某在人民法院审理中始终主张应以在改建地段提供房屋的方式赔偿损失,故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责令婺城区政府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或者以作出赔偿决定时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同时对许某某在合法的征收补偿程序中应当获得、也可以获得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并予以赔偿。
本案再审判决,充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所规定的及时补偿、合理补偿和公平补偿的原则精神,体现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明确宣示产权人因行政机关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不能低于依合法征收程序应得到的补偿。与此同时,本案再审判决充分发挥司法的评价、引导功能,加大对侵犯产权行为的监督力度,防范市、县级政府在违法强拆后利用补偿程序回避国家赔偿责任,从而促进行政机关自觉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既顺利推进公共利益建设,也确保房屋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补偿。
附:相关法律条文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四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第二十二条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
第二十三条 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3.《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九条 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 。补偿的标准不低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 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县 (市) 人民政府规定。
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生产经营者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
生产经营者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十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鉴定撤销原评估结果的,鉴定费用由原评估机构承担。
4.《国有土地上房屋价值评估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房屋征收评估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或者被征收人不配合、不提供相关资料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
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等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通过公开招商,与民营企业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投资公司)订立一系列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由该投资公司投资3.2亿元对该区两块土地实施土地整理。协议订立后,该投资公司陆续投入1亿余元资金用于该项目。2014年,区政府向某某投资公司发函称,以上协议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审计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终止履行以上协议。某某投资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区政府终止履行协议的函无效,并要求区政府继续履行协议。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区政府解除行为是否产生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区政府所提及两份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且未对本案所涉协议明令禁止,区政府以政策变化为由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发出的终止履行协议的函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遂作出(2014)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某某区政府继续履行与某某投资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有约必守 依法保护企业合同权益
诚信守约是民事合同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作为一方民事主体的更应带头守约践诺。明确在民事合同的履行中作为合同主体的的基本规则,对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投资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平等对待涉案企业与区政府,准确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支持了企业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请求,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本案的裁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对于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践诺守信,具有积极指引作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与被告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人民法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裁定查封了案外人济南万全啤酒原料有限公司名下的长清国有(2014)第0700038号土地(11524.7平方米)一宗,冻结了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六个银行账号。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不服,认为上述财产保全行为影响了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业务,损害了购房者的利益,提出书面异议,请求变更为查封该公司名下的两处商铺,解除对公司多个账户的冻结。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鲁0124民初3078号之二变更保全裁定,查封了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商业房产,解除了对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
(三)典型意义:依法慎用保全措施 维护企业正常经营
财产保全是诉讼中依法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确保债权实现的重要制度。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需要,对经营暂时困难的企业债务人人民法院要慎用冻结、划拨流动资金等保全手段,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变更保全措施,解冻了债务企业的部分银行账号,保障了债务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附:相关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七条 财产保全的被保全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全标的物为被保全人提供的担保财产。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
(一)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二)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准许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
(三)仲裁申请或者请求被仲裁裁决驳回的;
(四)其他人民法院对起诉不予受理、准许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
(五)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其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驳回的;
(六)申请保全人应当申请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收到解除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裁定解除保全;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裁定解除保全。
申请保全人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保全,应当赔偿被保全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被保全人申请解除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内裁定解除保全。
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范围包括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等的生产、销售。屠某某曾出资设立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经人民法院判决,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被判令变更企业字号、赔偿损失等。2009年,屠某某与案外人又共同投资设立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某某中山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屠某某;2011年6月,屠某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某某卫厨公司。上述公司,屠某某均占股90%。2011年12月,余某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某某集成厨卫公司,其中余某某占股90%。屠某某、余某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从事厨房电器、燃气用具等与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相近的业务,不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使用与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相近似的广告宣传语,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苏州某某公司等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在法院已经判决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足以认定屠某某与余某某在明知某某卫厨(中国)公司“某某”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新设立的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侵权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侵权公司所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民事判决,判令苏州某某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某某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某某卫厨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某某”作为其企业字号;停止侵害某某卫厨(中国)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屠某某、余某某与上述侵权公司连带赔偿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200万元。
(三)典型意义:保护知识产权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当前,知识产权侵权易发多发,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发展。本案中,在法院已经判决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及停止使用有关字号等的情况下,侵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某某、余某某仍然通过设立若干新公司继续对该商标实施侵权行为,法院认定屠某某、余某某恶意设立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判令屠某某、余某某与其设立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判决,充分体现了司法审判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人加大惩治力度,对于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六条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彭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
(一)基本案情
贵阳某科技公司在研发、生产、销售反渗透膜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商业秘密,并制定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明确对商品供销渠道、客户名单、价格等经营秘密及配方、工艺流程、图纸等技术秘密进行保护。公司高管叶某掌握供销渠道、客户名单、价格等经营秘密;赵某作为工艺研究工程师,是技术秘密PS溶液及LP/ULPPVA配制配方、工艺参数及配制作业流程的编制人;宋某任电气工程师,掌握刮膜、复膜图纸等技术秘密。三人均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被告人彭某为公司的供应商,在得知公司的生产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三人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情况下,与三人串通共同成立公司,依靠三人掌握的公司技术、配制配方、工艺参数、配制作业流程及客户渠道等商业秘密生产相关产品,造成贵阳某科技公司375.468万元的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彭某伙同叶某等三人共同实施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重大经济损失,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决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彭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6)黔刑终59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保护商业秘密 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重要财产权利,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致关重要,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依法制裁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保护企业产权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护公平竞争,保障企业投资、创新、创业的重要措施。本案被告人恶意串通,违反保密义务,获取、使用企业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造成了权利人的重大损失,不仅构成民事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且因造成了严重后果,已经构成刑法规定的侵害商业秘密罪。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有力保护,有利于促进诚信经营,公平竞争,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附:
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 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2.《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某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记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原告依据合同的约定缴纳了全部的土地出让金7085054.35元,并向被告申请办理土地权属登记。被告以原告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由拒绝为原告颁发土地权属证书。为此,原告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定: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办理土地权属证明时,需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法律法规未规定办理土地登记必须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要求原告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方能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无法律依据。遂作出(2015)崂行初字第145号判决,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依原告的申请事项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三)典型意义:依法规范政府行为 保护企业财产权利
《城乡规划法》只是将规划条件作为出让土地的前置条件,并没有要求土地登记需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出让土地之前应当确定规划条件,否则不得出让;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已经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审查函意见书》,同时原、被告也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三条中对规划条件进行了约定。在原告已经付清全部国有土地出让价款后,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符合法律规定条件,遂判决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案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企业合法财产权益具有示范作用。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2.《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
第九条 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应当持出让合同,依法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属证明。
3.《土地登记办法》
第六条 土地登记应当依照申请进行,但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程东方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程东方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1〕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1年4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2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25号提案答复的函
皮剑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工作法律监督机制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检察机关推进“两法衔接”情况
多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推进“两法衔接”机制建设,在履行监督职责、推进网上衔接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建设信息平台,推进网上衔接。检察机关和全国各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双打办”)密切配合,已建成众多不同层级的信息共享平台并投入使用。目前全国省级打击侵权假冒领域信息共享平台建成30个,其中10个由检察机关主导建设完成。全国“双打办”和我院还联合印发“信息共享系统管理使用办法”,初步实现了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此外,检察机关还主导建设了覆盖众多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我院机关和北京、安徽等15个省(区、市)全省或大部分地市的“两法衔接”信息研判系统已经建成,上海、宁夏等8个省(区、市)已实现省、市、县三级连通。
(二)开展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实现衔接目标。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开展“两法衔接”、促进公正司法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以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为载体,带动“两法衔接”机制的建立健全。2015年3月至2016年底,我院部署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2017年1月,我院继续部署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专项活动的开展既推进了相关领域两法衔接机制建设,又维护了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和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2017年,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环境资源、食品药品领域涉嫌犯罪案件5015件6165人,案件数、人数同比分别上升39%、40%;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案件3839件4693人,案件数、人数同比分别上升37%、38%。
(三)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工作合力。为逐步解决食药、环保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中遇到的难题,我院与最高法、公安部、原食药监总局及原环保部反复磋商,于2015年12月和2017年1月分别会签下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两个《办法》的出台,是“两法衔接”长效机制建设在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为下一步制定统一的“两法衔接”规范性文件奠定了基础。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同公安、法院和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共同研究“两法衔接”中遇到的问题,细化制度,在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行政、工商管理、农林牧渔、烟草等执法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工作办法、协作机制、会议纪要等文件,形成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合力。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如您所言,我们在当前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少、对构成犯罪的案件不备案、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程序不规范、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到位等,涉及法律规范体系、组织领导关系、移送标准体系、信息平台建设等多方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存在怕追责的思想顾虑,不愿公开执法信息、不愿接受监督;个别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受部门利益驱动甚至徇私舞弊,对涉嫌犯罪行为不移送公安机关,而是以罚代刑,降格处理。二是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立案标准存在认识分歧,没有统一规范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标准。三是已建立的信息通报机制落实不够,检察机关监督线索来源渠道不通畅,不少地区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之间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结合您提出的建议,我们将围绕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号),重点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健全“两法衔接”信息平台。着力推动已建成的“两法衔接”信息研判系统与政府部门电子政务内网相关信息数据对接,构建一个集法律法规、法院判决、行政处罚、网络舆情、学术资料、信用信息以及12309检察热线信息等诸多来源为一体的平台工作模式,最终实现相关行政执法信息的网络互连、数据互通与信息共享。
二是完善“两法衔接”相关立法。继续向有关部门提出完善“两法衔接”机制的立法建议,明确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通过提高“两法衔接”法律位阶,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是探索建立提前介入制度。在现有模式下,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应公安机关邀请或认为有必要而主动派员提前介入侦查,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并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我们将适时探索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及时通报案件进展及工作情况,建立针对行政机关的检察监督格局。对于重大典型案件,适当探索介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定性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并同步监督案件的立案及后续相关工作情况。
四是逐步开展考核考评和问责机制。积极推动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考核标准、考核程序,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促进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纳入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年度考核。同时针对未在法定期限内上传案件信息的行政机关相关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及时向监察委通报,建议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现就有关问题作出以下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技术成果,是指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经验作出的涉及产品、工艺、材料及其改进等的技术方案,包括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
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第二条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任务”,包括:
(一)履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岗位职责或者承担其交付的其他技术开发任务;
(二)离职后一年内继续从事与其原所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岗位职责或者交付的任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工作,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与其职工就职工在职期间或者离职以后所完成的技术成果的权益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约定确认。
第三条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资金、设备、器材、原材料、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等。
第四条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职工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利用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资金、设备、器材或者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并且这些物质条件对形成该技术成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还包括该技术成果实质性内容是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尚未公开的技术成果、阶段性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情形。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对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约定返还资金或者交纳使用费的;
(二)在技术成果完成后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测试的。
第五条 个人完成的技术成果,属于执行原所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任务,又主要利用了现所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应当按照该自然人原所在和现所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达成的协议确认权益。不能达成协议的,根据对完成该项技术成果的贡献大小由双方合理分享。
第六条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所称“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第八百四十八条所称“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包括对技术成果单独或者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也即技术成果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人民法院在对创造性贡献进行认定时,应当分解所涉及技术成果的实质性技术构成。提出实质性技术构成并由此实现技术方案的人,是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
提供资金、设备、材料、试验条件,进行组织管理,协助绘制图纸、整理资料、翻译文献等人员,不属于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
第七条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科研组织订立的技术合同,经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授权或者认可的,视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订立的合同,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未经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授权或者认可的,由该科研组织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因该合同受益的,应当在其受益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前款所称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科研组织,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设立的从事技术研究开发、转让等活动的课题组、工作室等。
第八条 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依法须经有关部门审批或者取得行政许可,而未经审批或者许可的,不影响当事人订立的相关技术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对办理前款所称审批或者许可的义务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实施技术的一方负责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当事人一方采取欺诈手段,就其现有技术成果作为研究开发标的与他人订立委托开发合同收取研究开发费用,或者就同一研究开发课题先后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分别订立委托开发合同重复收取研究开发费用,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请求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民法典第八百五十条所称的“非法垄断技术”:
(一)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或者双方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包括要求一方将其自行改进的技术无偿提供给对方、非互惠性转让给对方、无偿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二)限制当事人一方从其他来源获得与技术提供方类似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三)阻碍当事人一方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合理方式充分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包括明显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实施合同标的技术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
(四)要求技术接受方接受并非实施技术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服务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员等;
(五)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等的渠道或者来源;
(六)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技术开发合同研究开发人、技术转让合同让与人、技术许可合同许可人、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并且造成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过错在对方的,对其已履行部分应当收取的研究开发经费、技术使用费、提供咨询服务的报酬,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因对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给其造成的损失。
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履行合同所完成新的技术成果或者在他人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当事人不能重新协议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完成技术成果的一方享有。
第十二条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五十条的规定,侵害他人技术秘密的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善意取得该技术秘密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其取得时的范围内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但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并承担保密义务。
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或者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侵权仍与其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属于共同侵权,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保密义务,因此取得技术秘密的当事人不得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
第十三条 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继续使用技术秘密的人与权利人就使用费支付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处理。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但又拒不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判令使用人停止使用。
人民法院在确定使用费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通常对外许可该技术秘密的使用费或者使用人取得该技术秘密所支付的使用费,并考虑该技术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成果转化和应用程度以及使用人的使用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合理确定。
不论使用人是否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人民法院均应当判令其向权利人支付已使用期间的使用费。使用人已向无效合同的让与人或者许可人支付的使用费应当由让与人或者许可人负责返还。
第十四条 对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对于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根据有关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成本、先进性、实施转化和应用的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以及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二)对于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根据有关咨询服务工作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数量,以及已经产生和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使用费中包含非技术性款项的,应当分项计算。
第十五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30日内仍未履行,另一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催告通知中附有履行期限且该期限超过30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履行期限为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合理期限。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技术成果向企业出资但未明确约定权属,接受出资的企业主张该技术成果归其享有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该技术成果价值与该技术成果所占出资额比例明显不合理损害出资人利益的除外。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权属约定有比例的,视为共同所有,其权利使用和利益分配,按共有技术成果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使用权约定有比例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当事人对实施该项技术成果所获收益的分配比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技术开发合同
第十七条民法典第八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所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品种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包括当事人在订立技术合同时尚未掌握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技术方案,但对技术上没有创新的现有产品的改型、工艺变更、材料配方调整以及对技术成果的验证、测试和使用除外。
第十八条民法典第八百五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就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的”技术转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具有实用价值但尚未实现工业化应用的科技成果包括阶段性技术成果,以实现该科技成果工业化应用为目标,约定后续试验、开发和应用等内容的合同。
第十九条民法典第八百五十五条所称“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包括当事人按照约定的计划和分工,共同或者分别承担设计、工艺、试验、试制等工作。
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一方仅提供资金、设备、材料等物质条件或者承担辅助协作事项,另一方进行研究开发工作的,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第二十条民法典第八百六十一条所称“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包括当事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当事人一方将技术秘密成果的转让权让与他人,或者以独占或者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追认的,应当认定该让与或者许可行为无效。
第二十一条 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或者约定自行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但因其不具备独立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许。
三、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
第二十二条 就尚待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或者不涉及专利、专利申请或者技术秘密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所订立的合同,不属于民法典第八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中关于让与人向受让人提供实施技术的专用设备、原材料或者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约定,属于技术转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发生的纠纷,按照技术转让合同处理。
当事人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联营合同,但技术入股人不参与联营体的经营管理,并且以保底条款形式约定联营体或者联营对方支付其技术价款或者使用费的,视为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许可合同。
第二十三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以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被视为撤回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该事实发生在依照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专利申请权转让登记之前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发生在转让登记之后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专利申请因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成立时即存在尚未公开的同样发明创造的在先专利申请被驳回,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 订立专利权转让合同或者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前,让与人自己已经实施发明创造,在合同生效后,受让人要求让与人停止实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让与人与受让人订立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不影响在合同成立前让与人与他人订立的相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或者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五条 专利实施许可包括以下方式:
(一)独占实施许可,是指许可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实施,许可人依约定不得实施该专利;
(二)排他实施许可,是指许可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实施,但许可人依约定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
(三)普通实施许可,是指许可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并且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
当事人对专利实施许可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认定为普通实施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被许可人可以再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认定该再许可为普通实施许可,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技术秘密的许可使用方式,参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许可人负有在合同有效期内维持专利权有效的义务,包括依法缴纳专利年费和积极应对他人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许可人不具备独立实施其专利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许可人自己实施专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民法典第八百六十四条所称“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包括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期限、地域、方式以及接触技术秘密的人员等。
当事人对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受让人、被许可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不受期限限制。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之间就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所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专利申请公开以前,适用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以后、授权以前,参照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授权以后,原合同即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不以当事人就已经申请专利但尚未授权的技术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由,认定合同无效。
四、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十条民法典第八百七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特定技术项目”,包括有关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促进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调查、分析、论证、评价、预测的专业性技术项目。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技术咨询合同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或者受托人提出的咨询报告和意见未约定保密义务,当事人一方引用、发表或者向第三人提供的,不认定为违约行为,但侵害对方当事人对此享有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等有明显错误或者缺陷,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等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民法典第八百七十八条第二款所称“特定技术问题”,包括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和信息解决的有关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源能耗、保护资源环境、实现安全操作、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专业技术问题。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以技术转让或者技术许可的名义提供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技术,或者在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标的技术进入公有领域,但是技术提供方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符合约定条件的,按照技术服务合同处理,约定的技术转让费、使用费可以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技术转让费或者使用费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合理确定。
第三十五条 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样品、材料、场地等工作条件不符合约定,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工作条件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民法典第八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学员进行特定项目的专业技术训练和技术指导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职业培训、文化学习和按照行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计划进行的职工业余教育。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技术培训必需的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等工作条件的提供和管理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委托人负责提供和管理。
技术培训合同委托人派出的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的,由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受托人配备的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或者受托人未按照计划和项目进行培训,导致不能实现约定培训目标的,应当减收或者免收报酬。
受托人发现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或者委托人发现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或者接到通知的一方未在合理期限内按约定改派的,应当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民法典第八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以及对履行合同提供专门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第三十九条 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是指中介人在委托人和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前,进行联系、介绍活动所支出的通信、交通和必要的调查研究等费用。中介人的报酬,是指中介人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以及对履行该合同提供服务应当得到的收益。
当事人对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中介人承担。当事人约定该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但未约定具体数额或者计算方法的,由委托人支付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当事人对中介人的报酬数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根据中介人所进行的劳务合理确定,并由委托人承担。仅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技术合同中约定中介条款,但未约定给付中介人报酬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支付的报酬由委托人和第三人平均承担。
第四十条 中介人未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成立的,其要求支付报酬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委托人支付其从事中介活动必要费用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介人隐瞒与订立技术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侵害委托人利益的,应当根据情况免收报酬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中介人对造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没有过错,并且该技术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影响有关中介条款或者技术中介合同继续有效,中介人要求按照约定或者本解释的有关规定给付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中介人收取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不应当被视为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的损失。
五、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有关的程序问题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将技术合同和其他合同内容或者将不同类型的技术合同内容订立在一个合同中的,应当根据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案件的性质和案由。
技术合同名称与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和案由。
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许可合同中约定让与人或者许可人负责包销或者回购受让人、被许可人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制造的产品,仅因让与人或者许可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全部履行包销或者回购义务引起纠纷,不涉及技术问题的,应当按照包销或者回购条款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案由。
第四十三条 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一般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技术合同纠纷案件。
其他司法解释对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同中既有技术合同内容,又有其他合同内容,当事人就技术合同内容和其他合同内容均发生争议的,由具有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第四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以诉讼争议的技术合同侵害他人技术成果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中发现可能存在该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有关利害关系人,其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利害关系人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不提起诉讼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第四十五条 第三人向受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合同标的技术提出权属或者侵权请求时,受诉人民法院对此也有管辖权的,可以将权属或者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受诉人民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或者将已经受理的权属或者侵权纠纷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权属或者侵权纠纷另案受理后,合同纠纷应当中止诉讼。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诉讼中,被许可人或者第三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按照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六、其他
第四十六条 计算机软件开发等合同争议,著作权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一分编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编第二分编第二十章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本解释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依照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民事赔偿的,应当以公证机构为被告,人民法院应作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受理。
第二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
第三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
第四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
(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
(二)毁损、篡改公证书或者公证档案的;
(三)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
(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
(六)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第五条 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而仍然使用造成自己损失,请求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本规定施行后,涉及公证活动的民事案件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12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7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20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投资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投资合同,是指外国投资者即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而形成的相关协议,包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股份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合同、新建项目合同等协议。
外国投资者因赠与、财产分割、企业合并、企业分立等方式取得相应权益所产生的合同纠纷,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对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指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
第三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当事人以违反限制性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由,主张投资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当事人主张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有效的,应予支持。
第五条 在生效裁判作出前,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调整,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再属于禁止或者限制投资的领域,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产生的相关纠纷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
第七条 本解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28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28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从立法层面保护英雄先烈荣誉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侵害英雄先烈荣誉诉讼能否纳入公益诉讼范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死者的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近亲属的范围首先是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现行法和司法解释将提起诉讼的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鉴于英雄烈士有的生于革命年代,均和一定历史事件相关联,有些英雄烈士并无近亲属,或近亲属已经离世,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保护将面临无适格诉讼主体的尴尬。这种情况下,将此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可以解决诉讼主体的问题,也延长了主张权利的期限。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只有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将侵害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需要立法部门作出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再进一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实现对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充分保护。
关于涉及英雄烈士人格权益一律公开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关于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案件,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不存在上述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形的应当公开审理。
维护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一贯坚持的立场。各级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通过司法审判,依法保护英雄人物包括去世英雄人物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已经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3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2018]1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促进人民检察院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参与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协助解决专门性问题或者提出意见的人,但不包括以鉴定人身份参与办案的人。
本规定所称“专门知识”,是指特定领域内的人员理解和掌握的、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认识和经验等。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聘请有鉴定资格的人员,或者经本院审查具备专业能力的其他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
(一)因违反职业道德,被主管部门注销鉴定资格、撤销鉴定人登记,或者吊销其他执业资格、近三年以内被处以停止执业处罚的;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近三年以内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的;
(四)以办案人员等身份参与过本案办理工作的;
(五)不宜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聘请检察机关以外的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应当核实其有效身份证件和能够证明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要求的材料。
第五条 具备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建立有专门知识的人推荐名单库。
第六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回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中有关鉴定人回避的规定。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收集证据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开展下列工作:
(一)在检察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或者检查;
(二)就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鉴定机构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
(三)其他必要的工作。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
(三)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的;
(四)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
(五)其他必要的情形。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公诉人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掌握涉及专门性问题证据材料的情况;
(二)补充审判中可能涉及的专门知识;
(三)拟定讯问被告人和询问证人、鉴定人、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计划;
(四)拟定出示、播放、演示涉及专门性问题证据材料的计划;
(五)制定质证方案;
(六)其他必要的工作。
第十条 刑事案件法庭审理中,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第十一条 刑事案件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出示、播放、演示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协助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操作。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对公益诉讼案件决定立案和调查收集证据时,就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或者专业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开展下列工作:
(一)对专业问题进行回答、解释、说明;
(二)对涉案专门性问题进行评估、审计;
(三)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的鉴定事项提出意见;
(四)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勘验物证或者现场;
(五)对行政执法卷宗材料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
(六)其他必要的工作。
第十三条 公益诉讼案件法庭审理中,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下列办案活动中,需要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可以适用本规定:
(一)办理控告、申诉、国家赔偿或者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二)办理监管场所发生的被监管人重伤、死亡案件;
(三)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四)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五)需要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其他办案活动。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提供下列必要条件:
(一)介绍与涉案专门性问题有关的情况;
(二)提供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等案卷材料;
(三)明确要求协助或者提出意见的问题;
(四)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所必需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接受指派、聘请参与办案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等,构成违法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第十七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因参与办案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对于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给予适当报酬。
上述费用从人民检察院办案业务经费中列支。
第十八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应当遵守法律规定,遵循技术标准和规范,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第十九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保守参与办案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
第二十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并及时退还参与办案中所接触的证据等案卷材料。
第二十一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在同一案件中同时接受刑事诉讼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民事、行政诉讼对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人民法院的委托。
第二十二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出现重大过错,影响正常办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停止其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并从推荐名单库中除名。必要时,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分。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2020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2020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1年8月17日)
案例1
莆田市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与加斯佩罗船贸有限公司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22日,希腊加斯佩罗船贸有限公司(Jaspero Shiptrade S.A.,以下简称加斯佩罗公司)所有的巴拿马籍“正利洛杉矶”轮从福州市江阴港出港航行过程中触礁搁浅,船体破损造成燃油泄漏,致该海域的养殖业、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遭受损害。加斯佩罗公司在厦门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莆田市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遭受油污损害的905名渔民另案提起诉讼,索赔养殖设施和养殖收入损失。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受理后,组织莆田市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加斯佩罗公司、渔民进行调解,促成三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加斯佩罗公司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渔民养殖设施和养殖收入损失等进行赔偿。厦门海事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后,作出民事调解书。加斯佩罗公司已依约支付赔款。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中国海洋行政机关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海事法院依法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邀请生态环境技术专家参与调解、公告案件的受理情况和调解协议的内容,同步扩大司法民主、保障促进公众对海洋环境治理的参与和推进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提高了海洋生态审判的公信力,全面提升、优化和夯实了对海洋生态的司法保护。本案的依法妥善处理,一方面使海洋行政机关及时获得合理的生态环境损失和修复费用的赔偿,为开展事故海域的生态环境、渔业资源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守护了美丽海洋;另一方面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中国海洋生态司法保护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向国际业界充分展示、传播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国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成效。
【一审案号】(2019)闽72民初969号
案例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扬州润航船务有限公司、
成某某、朱某某、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船舶触碰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14日,“润航88”轮在长江上游四川泸州龙船碛水域航行过程中,因操纵不当,触碰设置在长江右岸的“泸江养殖5号”养殖设施,导致该养殖设施内驯养、繁育的圆口铜鱼严重受损。案涉圆口铜鱼的科研项目责任方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润航88”轮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以及船舶保险人就事故损失及责任承担产生纠纷。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润航88”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案涉事故导致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科研损失巨大。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案涉圆口铜鱼价值的鉴定评估结果,一审判决“润航88”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向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赔偿经济损失3567316元。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近年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等经营活动的影响,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严峻,水域生态修复任务异常艰巨。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拓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已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本案的审理,明晰了生态环境保护科研项目的价值认定标准,对于通过司法手段有效挽救处于极危等级状态的鱼类物种,全面加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长江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一审案号】(2018)鄂72民初102号
案例3
李某某、林某某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25日,李某某、林某某所有的“温妮”号游艇参加大帆船场地赛后,返回三亚途中触礁搁浅。施救过程中连续遭受台风影响,导致游艇翻沉灭失,构成全损。李某某、林某某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索赔被拒后,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次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案涉游艇持有有效的适航证书,驾驶人具有相应驾驶资格,事发当时已配备最新的电子海图。保险人关于案涉游艇未配备纸质海图属于不适航、违反保证义务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保险人向李某某、林某某支付案涉保险赔偿款。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游艇经济作为海南的特色产业,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本案是游艇触礁沉没引发的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严格区分事故原因和保险责任,综合保险责任范围、是否属于除外责任情形等因素,判定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二审法院加大调解力度,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本案的审理充分保护了游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振游艇旅游市场信心,激发游艇旅游消费潜力,为推进海南游艇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审案号】(2020)琼72民初66号
【二审案号】(2020)琼民终431号
案例4
益利船务有限公司与施某某等光船租赁担保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施某某等人作为连带保证人与船东益利船务有限公司签订《个人担保书》,其中管辖权条款约定,担保人同意香港法院拥有排他管辖权,同时还约定并不限制船东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益利船务有限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施某某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施某某以香港法院对本案具有专属管辖权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个人担保书》有关管辖权的约定为非对称排他管辖权条款,即仅在债权人选择香港法院起诉时,香港法院享有排他管辖权,但不排除债权人选择向香港以外的其他法院起诉的权利。该条款应认定为有效。益利船务有限公司未选择香港法院起诉,而是选择厦门海事法院起诉,符合合同约定和内地法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施某某的管辖权异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施某某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典型意义】
协议确定管辖法院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体现,当事人达成的管辖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应认定有效。非对称管辖权条款(asymmetric jurisdiction clause)允许一方(通常是债权人方)在多于一个司法管辖区内提起诉讼,但规定另一方(通常是债务人方)只可以在一个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认定非对称管辖权条款有效,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符合国际商事海事交往的发展趋势和实践需求。本案的香港当事人主动选择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充分体现了对内地海事司法的信任,也彰显了海事审判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营商环境的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审案号】(2020)闽72民初239号
【二审案号】(2020)闽民辖终114号
案例5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与SPV萨姆莱恩有限公司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30日以来,先后有德国、瑞典等7家外国当事人和1家香港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利比里亚籍“SAM LION”轮,船东未在法定时间内提供担保,并最终弃船。德国航运贷款银行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拍卖船舶,上述8家当事人和“SAM LION”轮21名外籍船员,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债权登记并提起诉讼,涉案标的超过2000万美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萨姆莱恩有限公司偿还德国航运贷款银行欠款本金、利息、罚息共计17134455.69美元;确认德国航运贷款银行对“SAM LION”轮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从该轮拍卖变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其余涉及保险合同、船舶物料与备品供应合同和21名船员工资确权案件,均依法进行了债权确认。21名船员的工资属于船舶优先权,有权从船舶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案涉船舶通过司法拍卖网成功溢价拍卖。
【典型意义】
该系列案的所有当事人均为外国或者香港当事人,案件争议本身与中国内地亦没有连结点,但所有的原告方均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扣押船舶申请并提起诉讼。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发展对全球航运业和船员群体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排船员换班或遣返成为航运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SAM LION”轮系列案件的妥善处理,得到乌克兰和菲律宾两国使馆的高度评价,充分体现外方当事人对我国海事司法的认可和信任。海事法院对21名外籍船员积极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在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合理可行措施将外籍船员安全、高效遣返,既充分保障了船员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船舶买受人尽快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本案的处理体现了我国作为船舶和船员大国的担当,为妥善处置疫情期间全球性海员换班或遣返难题、帮助航运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审案号】(2020)鲁72民初1845号
案例6
BOA BARGES AS与南京奕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挪威籍船东BOA BARGES AS与南京奕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淳公司)就三份总价款近5000万美元的《半潜重型甲板货驳造船合同》发生争议。案涉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向伦敦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并适用英国法。双方于2020年5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将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由南京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6月,BOA BARGES AS 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奕淳公司返还预付款。
【裁判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通过互联网办案方式组织调解,仅用时27天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我国是造船大国,但当前涉外船舶建造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一般约定为伦敦仲裁并适用英国法律。本案船舶建造合同的外国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协议变更争议解决方式和适用法律的约定,主动选择向南京海事法院起诉并适用中国法律,既是基于对中国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优选地的信任,也是对中国海事法院专业司法能力的充分认可。本案发生正值疫情期间,海事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的规定,优化立案及调解过程,允许外国当事人延期提交授权委托公证、认证文书,积极运用互联网办案方式组织多轮在线协商,并始终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高效、圆满地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一审案号】(2020)苏72民初611号
案例7
蒋某某与林某某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26日,蒋某某所有的“华伦67”轮与林某某所有的“浙奉渔26011”轮在浙江舟山朱家尖岛东侧水域发生碰撞,“华伦67”轮倾覆沉没。事故经舟山沈家门海事处调查认定,“华伦67”轮和“浙奉渔26011”轮各负事故主、次责任,双方均未配备足够且满足要求的合格船员。蒋某某起诉请求判令林某某赔偿损失。林某某抗辩其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比较两船碰撞过失程度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华伦67”轮承担80%的责任、“浙奉渔26011”轮承担20%的责任。“浙奉渔26011”轮的六名船员仅有两人持有船员职务证书,但均不适任,其余四人,尤其是履行船长、大副职责的当班人员均为无证驾驶,严重危及航行安全。林某某作为船舶所有人,未尽到船舶经营安全管理义务,配备船员不足且船员不适任,其对船员不适任等可能发生的危险和造成的危害理应预见,构成“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无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一审判决林某某赔偿蒋某某船舶损失177.2万元。双方均未上诉,林某某已主动履行判决。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国内一些船舶存在配员不足、船员不适任、超航区航行等问题,极易发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对国内水路通航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本案一方面依法认定内河船超航区航行、未遵守避碰规则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判令“华伦67”轮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将船员无证驾驶导致事故发生认定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情形,明确了裁判标准,警示违规航行风险与责任承担,引导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培养安全航行意识、强化船舶安全管理,对遏制内河船违规入海、船员无证驾驶现象,进一步规范水上交通秩序,维护船舶航行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19)浙72民初1036号
案例8
福建省中江石化有限公司与利比里亚籍“GAS PRODIGY”轮船舶所有人等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10日,福建省中江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石化公司)紧急从某国进口2400吨丙烯用于制作防疫用口罩、防护服。承运船舶利比里亚籍“GAS PRODIGY”轮在福清江阴港卸货时,货泵出口焊接处出现裂纹,造成丙烯泄漏。2020年3月10日,中江石化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GAS PRODIGY”轮,并责令被申请人提供1258.82万元的担保。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受理海事保全申请后,快速促成中江石化公司与“GAS PRODIGY”轮船东达成和解。被申请人向中江石化公司出具保函,厦门海事法院裁定准许中江石化公司撤回诉前海事保全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生在疫情期间的具有涉外因素和海事保全特色的典型海事案件。海事法院从疫情防控的紧迫性出发,克服困难,仅用24小时即迅速化解纠纷,使船舶运送的防护物料顺利卸货投入生产,充实国内防疫物资供给市场,为纾解疫情期间防护物资供给紧张的困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支持,生动践行了司法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大局。同时,海事法院坚持防疫期间司法服务“不打烊”,充分发挥“互联网+审判”的功效,高效审理海事保全请求,在保全程序中展开调解,妥善快速解决纠纷,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效率与智慧,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中国海事法院的司法能力和良好形象,提升了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也体现了中国法院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大国司法担当。
【一审案号】(2020)闽72财保2号
案例9
樊某某、郭某某与黄某某、周某某、罗某某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珠香1746”渔船的船籍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船舶所有人周某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2019年4月18日,“珠香1746”渔船在广东省珠海大万山岛南面作业时失去联系。经搜救,2021年4月21日确认该渔船沉没,船上包括周某某、周某某的哥嫂以及5名内地渔工无一生还。樊某某为遇难的内地渔工之一,其近亲属樊某某、郭某某,诉请船舶所有人周某某的继承人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借助与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合作平台,顺利解决了三名澳门当事人的送达问题,并选定澳门籍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联合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协会开展调解工作,最终调解成功,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目前,被告已主动履行全部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港澳渔民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海事法院强化诉讼服务能力,探索适用网上授权委托见证,便利送达和庭审,实现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提高了涉港澳海事纠纷的诉讼效率,让当事人切实体会到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的便捷、灵活和高效;深化审判资源的融合引入,完善港澳人士担任陪审员制度,便利港澳法律的查明与适用;推动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发挥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协会广泛联系港澳流动渔民的优势,通过联合调解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并促成当事人自愿履行,平等保护了内地和澳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案的成功处理,为推进粤港澳法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粤港澳法治深度合作,提供了新理念、新途径和新方式,对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审案号】(2020)粤72民初89号
案例10
胜船海事公司与中海工业有限公司、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佣金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2日,中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中远公司)与案外人TTI公司签订《造船合同》,约定中海公司、扬州中远公司为TTI公司建造三艘船舶。2015年7月20日,中海公司、扬州中远公司与胜船海事公司(Winship Maritime Inc.,以下简称胜船公司)针对前述《造船合同》签署了《佣金协议》,约定该协议受英国法律约束并须依英国法律予以解释。后TTI公司在美国法院进入破产重整,TTI公司将《造船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出售给新的买方。中海公司、扬州中远公司从新买方处获得全额船款。胜船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海公司、扬州中远公司支付佣金及利息。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佣金协议》约定适用英国法。在英国法下,经纪人获得佣金应以达成《佣金协议》中约定的条件为前提。案涉《造船合同》转让后,胜船公司获得佣金的条件并未成就,中海公司、扬州中远公司并无过错,无须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遂判决驳回胜船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适用英国法审理的船舶建造佣金合同纠纷案。案件的审理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中外国判例法的查明与适用提供了实践样本。庭审中经法院释明,本案采取当事人各自提供英国法相关判例、声明检索穷尽和共同确认的方式,框定可能需要适用于本案的相关判例数十件,再由海事法院根据判例的位阶和时间效力以及与本案的匹配度,归纳出英国法下可用于解决本案纠纷的裁判规则。这些规则涉及英国法(普通法)下合同解释、缔约自由、诚实信用等原则以及佣金合同的具体处理,准确回应了当事人在选择法律适用时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合理预期。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现准确适用外国判例法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彰显中国海事司法能力,是助推我国成为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有益探索。
【一审案号】(2019)沪72民初256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已于2017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2017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
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5号)
为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规范庭审活动,提高庭审效率,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庭内配备固定或者移动的录音录像设备。
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法庭安装使用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文字系统。
第三条 庭审录音录像应当自宣布开庭时开始,至闭庭时结束。除下列情形外,庭审录音录像不得人为中断:
(一)休庭;
(二)公开庭审中的不公开举证、质证活动;
(三)不宜录制的调解活动。
负责录音录像的人员应当对录音录像的起止时间、有无中断等情况进行记录并附卷。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叠加同步录制时间或者其他措施保证庭审录音录像的真实和完整。
因设备故障或技术原因导致录音录像不真实、不完整的,负责录音录像的人员应当作出书面说明,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核签字后附卷。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使用专门设备在线或离线存储、备份庭审录音录像。因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录音录像,应当一并存储。
庭审录音录像的归档,按照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六条 人民法院通过使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同步转换生成的庭审文字记录,经审判人员、书记员、诉讼参与人核对签字后,作为法庭笔录管理和使用。
第七条 诉讼参与人对法庭笔录有异议并申请补正的,书记员可以播放庭审录音录像进行核对、补正;不予补正的,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第八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经当事人同意的,可以替代法庭笔录。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替代法庭笔录的庭审录音录像同步保存在服务器或者刻录成光盘,并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其完整性校验值签字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进行确认。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诉讼服务平台以及其他便民诉讼服务平台,为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依法查阅庭审录音录像提供便利。
对提供查阅的录音录像,人民法院应当设置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可以依照规定复制录音或者誊录庭审录音录像,必要时人民法院应当配备相应设施。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播放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
第十三条 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或者有关法律规定,危害法庭安全、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审录音录像进行调查核实,并将其作为追究法律责任的证据。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诉讼参与人认为庭审活动不规范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庭审录音录像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五条 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不得对庭审录音录像进行拍录、复制、删除和迁移。
行为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十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庭审活动的录制,以及对庭审录音录像的存储、查阅、复制、誊录等,应当符合保密管理等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庭审录音录像涉及的相关技术保障、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由最高人民法院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从事其他审判活动或者进行执行、听证、接访等活动需要进行录音录像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找准司法服务保障扩大对外开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1.增强司法服务保障扩大对外开放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合作共赢开放体系的必然趋势;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新阶段,对市场法治环境和司法服务保障提出更高需求。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准确把握司法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大局、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际合作,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以更高水平的司法服务保障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找准司法服务保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外案件,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要以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重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海洋强国建设。要创新审判机制,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问题,完善法律适用规则,推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二、坚持涉外诉讼基本原则,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3.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坚持把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于司法工作全过程各环节,确保中外当事人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保护平等,努力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司法服务,营造各类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4.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充分尊重并保障中外当事人依法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依法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以及选择调解、仲裁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提高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自治性。
5.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依据我国法律,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司法主权,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坚定维护我国司法管辖权的同时,妥善解决涉外司法管辖的国际冲突和国际间平行诉讼问题。
三、深入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体系现代化建设,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6.推动完善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建设。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中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准据法,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发挥法院裁判规则的指引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在涉外交易中加强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及时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准确适用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其司法解释,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严格限定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无效的标准,依法维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国际条约和规则的制定,推动仲裁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的修法进程,促进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跨国铁路运输单证等国际运输规则的完善。支持我国参与融资、贸易、能源、知识产权、数字信息、农业、环保、水电等领域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推动形成和完善全球性商事法律规则。多语言发布中国法院裁判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为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国法提供基础,增强国际商事主体对中国法律的了解和信任,扩大中国法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域外法查明平台功能,规范完善域外法查明和适用规则,推动域外法查明法律资源及案例数据库建设,提高人民法院在涉外案件中查明和适用域外法的能力。
7.发挥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服务保障跨境贸易的专业优势。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依法妥善审理国际货物买卖、跨境投资并购、融资担保、电子商务等纠纷,积极推动跨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新兴贸易形式的发展,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及时妥善审理相关的港口建设、船舶建造、航运金融、海上货物运输、邮轮运输、海洋生态保护等海事案件。探索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国际公路运输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机制,为推进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道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提高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审判效率,精准服务保障稳外资、稳外贸基本盘和航运市场健康发展。
8.推动涉外审判与互联网司法的深度融合。适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求,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前沿技术在涉外审判领域应用。建设域外当事人诉讼服务平台,为域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司法服务。完善涉外案件在线立案、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等机制,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运用信息化手段,最大限度为中外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探索完善涉外案件在线诉讼规则,提升涉外审判信息化水平。鼓励和支持互联网法院以及其他信息化建设基础较好的法院创新司法服务方式和载体,在涉外案件审理、平台建设、诉讼规则、技术运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创新规则。
9.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优化办案程序和工作机制,完善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信息化建设。鼓励并尊重当事人将国际商事纠纷协议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最大限度发挥协议管辖的积极作用。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的遴选范围,充分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职能作用。在“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适当引入域外知名商事仲裁机构、商事调解机构,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支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加强国际商事审判力量建设,充分发挥专业审判职能,为自贸区(港)创新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司法保障。支持境外仲裁机构经登记备案后在特定区域内设立的业务机构,根据仲裁协议受理国际仲裁案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联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支持港澳律师以调解员的身份参与纠纷解决。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支持边境地区、重要节点城市、核心区域依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探索区域性的双边、多边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建立联合纠纷解决平台。
四、加大对外开放各领域的司法保护力度,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10.支持政府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依法审理涉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出入境管理、海关监管等方面的行政案件,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依法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以及其他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推动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职能,推动形成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供司法保障。
11.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威慑效应。加强商业秘密保护,依法规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健全技术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加大对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加强对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的研究和应对,打造当事人信赖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纠纷解决优选地。严格执行外商投资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妥善审理涉外技术转让案件,保障中外企业依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国际区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坚决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2.妥善处理跨境破产、金融、执行案件。坚持同类债权平等保护原则,积极参与和推动跨境破产国际条约的制定,完善跨境破产协调机制,依法保护债权人和投资人权益。提升涉及跨境投融资、证券、保险等金融纠纷的审判专业化水平。依法妥善审理跨境金融纠纷,准确认定规避国家外汇管制政策的跨境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进一步规范和统一跨境金融法律适用。加强与金融管理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协作配合,深入推进银行业纠纷、证券期货纠纷、保险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大涉外案件执行力度,深化跨境执行国际合作,依法平等保障胜诉中外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
五、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稳定的发展环境
13.健全重大案件风险防控机制。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清醒认识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风险挑战,健全重大案件风险识别和防控机制,妥善审理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严格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坚决捍卫我国司法主权和国家安全。
14.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深入参与反渗透反间谍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斗争,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间谍、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合作,合力打击跨境犯罪。依法惩处投资、贸易、金融、电信网络、知识产权等领域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犯罪,积极参与海外安全保护体系建设,有力维护我国发展利益和海外机构、人员安全。切实依法严惩涉及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贩卖毒品、贩卖人口等危害人民群众安全、扰乱社会管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制度建设,共同打击跨国跨地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强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六、深化国际司法协助和司法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15.加强国际司法协助。积极参与缔结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协助条约,严格依照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据互惠原则,采取积极举措,及时办理司法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法院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等国际司法协助请求。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程序规则和审查标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司法态度认定互惠关系,推动各国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加强跨境司法合作,参与健全完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网络,构建有利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司法环境。
16.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宽国际司法交流渠道,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法规则制定,促进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协调统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秩序。通过与各国家或地区最高法院商签备忘录等形式,在信息化建设、司法改革、案例研究、法律查明、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等重点领域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法治合作。加强对中国司法制度、司法文化、司法改革、智慧法院建设等方面的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17.大力培养高素质涉外审判人才队伍。适应经贸、金融、科技、知识产权、环保、海洋等领域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和涉外审判的需要,健全涉外审判人才引进、选拔、使用、管理机制,加强以实践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开展人民法院与高等院校涉外法律人才的互聘交流和共同培养工作,培养和储备涉外法治人才。与有关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国际商事法庭建立常态交流机制,积极支持涉外审判法官参加国际交流,参与相关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熟悉外国法律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进一步提高涉外审判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732号(政治法律类24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732号(政治法律类24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事诉讼调解前置制度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针对民事诉讼调解前置制度,在深入分析调解前置制度必要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同时建议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明确设立调解前置制度,并对适用范围、调解程序、惩治机制等内容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一、调解前置的有关规定和工作现状
调解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等条款均是关于调解的重要规定。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自愿原则是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立法上尚未规定调解前置制度,仅对一些特定类的纠纷规定了适用先行调解。
对于是否建立法定的前置调解制度,一直有不同意见,还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积极探索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特邀调解等机制,不断总结调解工作经验,推进民事调解制度走向法制化、规范化。为落实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第八条“拓展司法调解范围"和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27条“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各地法院结合工作实际,贯彻先行调解理念、依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将调解前置程序与诉调对接、立案各环节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管理、统筹推进,让更多矛盾纠纷在诉讼外得以解决。
二、关于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调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推动先行调解、委派调解走向精细化,逐步形成体系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体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对适宜调解的纠纷,指导当事人选择名册中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先行调解。特邀调解制度是人民法院关于多样化调解的基础制度,依托特邀调解制度,人民法院不断扩宽调解渠道、扩大调解范围、增强调解实效,加强调解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多样化的调解机制。
为了进一步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完善“分调裁审"改革。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关于完善委派调解机制座谈会,全面开展“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积极促进适合调解的案件优先调解。
为了实现案件合理分流、保障诉前分流精准化,人民法院通过设立程序分流员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途径,大大减轻了法院的案件压力。
为了提高调解质效、加强资源整合,人民法院不断加强信息共享、整合调解资源的力度,依靠大数据,与执法机关、人民调解、公证机关建立起无缝数据对接,构建起一个以法院为终端、漏斗型的矛盾纠纷化解大平台。
从具体的机制、举措、做法上来讲,主要有以下方面:拓展调解机制改革的思路和举措;规范调解前置程序的制度机制;发挥诉前调解与诉讼程序有效衔接作用;推动完善“分调裁审"改革,设立程序分流员保障诉前分流精准化;推动中立评估、无争议事实记载、无异议方案认可机制建设;完善统计制度,量化考核指标;提高调解前置程序信息化管理水平。
截至2018年底,全国法院诉前化解案件171万件,立案后调解案件120万件。
三、关于提高诉前调解的质量水平,完善和推行要素式调解方法方面
提高诉前调解的质量水平需要多点发力、多方联动。一是以信息化建设推进案件管理机制。通过建设一体化调解平台实现对调解工作的全面管理,一体化调解平台全面应用于信息共享、在线调解、纠纷分流、诉调对接、统计量化、考核培训,以及为法官、调解员、当事人提供案例索引、智能评估等方面。二是加强对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业务指导。不断完善特邀调解员、专职调解员的培训机制,通过指派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采取多种方式对人民调解员、行政调解人员开展培训,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提高案件调解质量。三是夯实完善类案指导机制、要素式审判机制,探索要素式调解。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类型化调解机制,建立相应的调解模式,提高调解同类案件的工作效率和成功率,实现“调解一案、带动一片"的效果。另一方面借鉴要素式审判机制,研究探索要素式调解。通过指导当事人填写《案件情况登记表》,固定案件要素信息,在及时查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争执点和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准确合理确定当事人利益关系的平衡点,维持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基本均衡,确保调解结果的正当性,为专业调解科学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四、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第一,积极参与、巩固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与中央司改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探索推进先行调解、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制度改革。并将持续关注改革试点的新进展,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在试点先行探索实践效果良好后再推动立法。第二,完善机制,落实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特邀调解制度,适时督察全国法院特邀调解落实情况。在特邀调解员名册管理上,力争将特邀调解员管理做小做精,将特邀调解组织管理做大做强。进一步完善纠纷分流程序,将纠纷分流做细做专。依托繁简分流改革,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挥程序分流员的作用,科学分流纠纷,真正做到“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通过加大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引导当事人纠纷通过立案前先行调解,将纠纷委派至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第三,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试点中出现的各地情况差异、当事人的诉权保护、调解组织平衡发展、先行调解案件范围、诉讼调解机制的衔接、诉讼阶段认可情况等方面的问题;正在研究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落实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婚姻家庭继承、相邻关系、消费者权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保险、医疗损害赔偿、物业服务、小额债务等类型案件开展诉前委派调解,积极从建立制度、完善机制、优化流程等方面积累更多好的经验,为修改完善法律制度提供参考借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354号(政治法律类30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354号(政治法律类300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煤矿企业涉法涉诉不应影响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由于煤矿企业涉诉情况较多,因煤矿企业暂时履行不了法院判决,相关证照及财产被查封,导致企业难以提供兼并重组手续,重组受阻。因此您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扣押、冻结规定》)中增加规定:有利于实现债权人债权的情形,法院限制被执行人利润分配权,直到完全履行判决义务,法院应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但法院强制措施不影响被执行人财产整合重组。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涉及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等重大问题,对于优化煤矿企业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保护煤矿从业人员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促进煤矿企业更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在执行以煤矿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支持,尽量避免和减少查控和处置行为对兼并重组的影响。对有利于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兼并重组工作,更应予以支持。但衡量和判定兼并重组行为是否有利于债权实现,并非简单工作,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慎重研究,妥善处理。对此,人民法院也应当积极与行政主管机关沟通协调。
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可以有多种形式,人民法院对原企业财产的查控,对于不同形式的兼并重组影响不一。如作为被执行人的煤矿企业与其他企业合并,成立新的企业或者留存其中一个企业的,合并后存续的企业当然承继了煤矿企业的财产及其债务,可不涉及对已经查控的财产单独处分的问题,也可不涉及对已经查控的采矿权等财产进行转移登记等问题。只要合并各方就合并形成一致意见,法院对煤矿企业财产的查控不会影响兼并重组。合并后的企业当然取得被查封财产的权利,但同时其应被变更为被执行人。法院对相应财产的查控效力也不受影响,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并未受到损害。其他企业向作为被执行人的煤矿企业注入资金入股的,煤矿企业的主体未变,被查控财产的权属也没有变化,不涉及对已经查控的财产处分等问题,法院的查控不会影响兼并重组。兼并重组完成后,被执行人并未发生变化,查控效力也不受影响,申请执行人的权益也未受到损害。
您的建议所针对的同时也存在较多问题的情况是,作为被执行人的煤矿企业将其主要资产作价入股其他企业或与其他主体共同投资成立新的企业,其他企业或新的企业取得采矿权并负责经营,煤矿企业取得收益权的情况。这种情况由于需要对煤矿企业已被查控的采矿权等财产的处分,将涉及到投资入股行为的完成与法院查封之前关系的协调处理。
解决此问题,需要首先明确查封行为的法律效力。《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对此基本的理解是,对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被执行人不得作出与申请执行人利益相悖的处分行为;被执行人处分、转移查封财产的,虽不当然无效,但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即处分之后,查封继续有效,人民法院仍然可以依法处分查封财产以保证申请执行人受偿。这是保障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处置查封财产以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防止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非法处置、转移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导致法院执行行为落空,解决执行难的重要制度。同时,作为不动产物权的采矿权,其处分行为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查封登记之后,被执行人处分采矿权时,登记机关一般不会办理转移登记。因此,实践中一旦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煤矿企业采矿权及其他财产,相关财产将无法转移登记和移交至被投资的企业。
煤矿企业在兼并重组后,以自身财产投资入股取得在新设企业中的收益权的,该收益权与煤矿企业原财产权并非同一种权利,不能简单等同置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以冻结收益权替代对原财产的查控,虽利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但不一定能确保清偿判决确定的债务,具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因此能否直接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冻结煤矿企业在兼并后企业中的收益权替代对煤矿企业相关财产的查控,有待进一步研究。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执行中积极推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签订和解协议,由各利益相关方同意以冻结收益权替代对煤矿企业财产的查控,并以取得的收益抵偿债务,必要时也可处分该收益权以履行债务。二是在相关各方均认同兼并重组对实现债权更为有利的情况下,允许煤矿企业处分被查封的采矿权等财产以投资入股其他企业;并明确,采矿权等财产转移至被投资企业后,不影响查封效力,基于处分行为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的规定,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在必要时对该采矿权等财产执行。
此外,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确保严格规范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我们将进一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上述意见,同时,还可以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维护作为被执行人的煤矿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是合理选择执行财产。煤矿企业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选择对企业生产特别是兼并重组等解困举措影响最小的财产执行。在不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被执行企业请求先执行某项财产的,应当准许。采矿权作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兼并重组的主要投入资产,能不查封的尽量不查封。同时严格禁止超标的查封。
二是灵活采取查封措施。对企业财产,能“活封"的尽量不进行“死封"。查封煤矿企业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以及采矿权,继续使用上述财产对财产价值无重大影响,或者可以保证控制企业经营收益的,可以允许企业继续使用生产资料或者继续进行生产作业和经营,执行其收益。
三是充分利用执行和解、执行担保、暂缓执行等制度。在对煤矿企业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注重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和方法。对于存在发展潜力、救治可能的煤矿企业,积极推动双方当事人和解,配合兼并重组、引入第三方资金等方式盘活企业。被执行企业提供担保的,依法暂缓采取执行措施,给予企业自我拯救、摆脱困境的机会。
2020年11月9日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八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八批)
(2020年4月3日)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增加。党中央要求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措施,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司法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国门安全意识,严格执法,严肃司法,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妨害传染病防治等违法犯罪行为,筑牢国境卫生检疫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加强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涉境外输入型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并教育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出入境检疫以及疫情防控的有关法律规定,震慑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编发了依法惩治涉境外输入型疫情防控的3起典型案例。
关于涉境外输入型疫情防控刑事案件,主要涉及我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2个罪名。截至4月1日,全国公安机关查办此类案件近200起,其中,大部分情节较轻的作了行政处罚;情节较重的,予以刑事立案侦查,启动刑事追诉。
一、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法律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2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对以下六种行为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追诉:一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等卫生检疫措施,或者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等卫生处理措施的;二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的;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实施审批管理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可能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未经审批仍逃避检疫,携运、寄递出入境的;四是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五是来自检疫传染病流行国家、地区的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出现非意外伤害死亡且死因不明的人员,交通工具负责人故意隐瞒情况的;六是其他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检疫措施的。
案例一:宁夏回族自治区丁某某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犯罪嫌疑人丁某某,男,1996年7月出生,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县人。疫情发生之前,丁某某在伊朗库姆市穆斯塔法大学学习语言。2020年2月19日13时30分(当地时间,下同),丁某某从伊朗机场乘坐SU513航班于17时到达莫斯科机场,期间佩戴N95口罩。在莫斯科机场附近的胶囊宾馆停留16小时。2月20日9时,丁某某从莫斯科机场乘坐SU206航班于23时05分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机场后乘坐出租车到达某酒店入住。2月22日18时36分,丁某某从上海火车站乘坐Z216次列车,于23日17时20分到达兰州火车站。2月23日20时,丁某某从兰州乘坐K9664次列车于2月24日1时19分到达中卫火车站,根据中卫市疫情防控规定,被送至中卫大酒店隔离。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丁某某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及有关医疗记录均显示,根据丁某某自述,其2月19日下午自伊朗出发时自感乏力、畏寒;20日加重,出现间断性发热、咳嗽、咳痰,咳嗽呈阵发性。而其于2月20日在上海入境填写《入境健康申明卡》时,并未如实申报,隐瞒自身已出现咳嗽、乏力等症状,致使上海海关在其入境时未能及时采取管控措施。2月26日,经检测丁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由于丁某某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隐瞒病情,入境后于2月20日至2月24日期间,又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引起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严重风险,造成了上海、兰州、中卫等地共200余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的严重后果。
3月14日,某县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对犯罪嫌疑人丁某某立案侦查。3月18日,该县公安局主动听取县检察院对收集完善证据提出的意见建议。3月31日,公安机关对丁某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丁某某处于愈后隔离观察期。下一步,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追诉。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法律要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根据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不符合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案例二:河南省郭某鹏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被告人郭某鹏,男,1990年7月出生,某公司劳务派遣人员,住郑州市二七区。2020年2月29日,郭某鹏从郑州乘火车至北京;3月1日,从北京首都机场乘飞机经阿联酋阿布扎比中转,于3月2日到达意大利米兰彭萨机场;3月3日,乘飞机从意大利米兰到达法国巴黎;3月4日,乘飞机从法国巴黎回到意大利米兰;3月6日,乘飞机从意大利米兰中转阿布扎比,于3月7日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当日下午,乘坐火车返回郑州,回到家中。3月8日、3月9日两天乘坐地铁到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单位上班并在单位就餐,下班乘坐地铁回家。3月9日下班后,郭某鹏出现发热、咽痛等症状,自行至中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附近的仟禧堂大药房买药,步行回家后服用。当晚,其母亲郭某玲得知郭某鹏发烧后,熬制了罗汉果和甘草给郭某鹏喝。
3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发布《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第21号》,规定境外入郑人员严格落实“隔离观察”和“如实申报”措施。3月10日8时许,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郭某鹏近期存在出入境情况,打电话给郭某鹏核实,郭未接电话。后拨打其母亲郭某玲电话,郭某玲否认郭某鹏去过国外。而后又拨打郭某玲电话要求郭某鹏下楼。在公安民警明确告知大数据显示其去过国外后,郭某鹏承认有过出境史。在调查、核实其出入境轨迹后,郭某鹏被送至二七区集中隔离点进行观察,随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经排查,与郭某鹏密切接触的40余名人员均已被隔离观察。
3月11日,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对郭某鹏、郭某玲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主动听取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建议。3月27日,郭某鹏被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3月30日,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侦查终结,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的量刑建议。4月3日,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郭某鹏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郭某鹏表示认罪认罚。
案例三:甘肃省胡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男,1995年1月出生,2015年赴埃及留学,在爱资哈尔大学高中部(预科)学习语言。新冠疫情爆发后,甘肃省临夏州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临夏州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应急指挥部公告(第2号)》,明确规定所有外省来临返临人员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主动委托家属或亲朋到居住地村委会、居委会登记报备,并将公告内容在居民区张贴公告。3月6日18时50分(当地时间,下同),胡某某从埃及开罗机场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EK9244航班,于3月7日0点25分到达阿联酋迪拜;3月7日3点20分转乘阿联酋航空公司EK306航班,于3月7日16时到达北京;3月8日13时,乘机到达兰州中川机场。其父驾车将胡某某接回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某县家中(家中有5名家属),并告知胡某某要按照规定进行隔离。但是胡某某未听从其父亲的劝告,未登记报备,也没有进行隔离。3月8日至12日,胡某某随意外出购物、走访亲戚,并于3月10日驾车带妻子马某某赴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做产检。3月10日,县公安机关将胡某某从国外回境情况通报县防疫指挥部。3月11日,临夏州防疫指挥部发布疫情防控9号公告,要求“所有境外来临人员将健康情况等信息向乡镇、社区、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疫情防控工作。”3月12日,该县城关卫生院工作人员到胡某某家中对其进行身体检查,发放告知书,明确提出必须居家隔离不得外出、并每日报告体温检测情况的要求,胡某某隐瞒自己从埃及、迪拜入境的事实,谎称自己从北京归来没有出入境,未执行居家隔离的要求,先后去岳父家、参加同学婚礼、上坟等。3月13日,胡某某被集中隔离。3月14日,确诊患新冠肺炎。因胡某某及其亲属未向居住地所在的乡镇、村(社区)进行报备登记,未遵守隔离规定,故意隐瞒从境外归来的事实,导致45人被定点隔离、88人被居家隔离。
3月16日,某县公安局对胡某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并主动听取县检察院对案件证据取证意见建议。近日,公安机关对胡某某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目前,胡某某已治愈出院,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现在当地集中隔离观察。下一步,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追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2021年1月24日)
目录
1 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首起公益诉讼案件,守护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
2 浙江义乌检察机关办理全国首例防疫期间“问题口罩”批捕案件,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制假售假犯罪;
3 检察机关提出无罪意见,江西张玉环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改判无罪;
4 检察机关对“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提出检察建议,浙江杭州警方对两名涉案人作为公诉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5 最高检联合公安部督导调查,认定鲍某某与“养女”间的非法关系不构成性侵犯罪;
6 医院发现女童遭家暴果断报案,北京门头沟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结一起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
7 最高检联合三部门挂牌督办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推动行业协会提出建立“代位追偿制度”立法建议;
8 检察机关派员调查山东任城监狱涉疫防控事件,依法追究高墙内失职渎职犯罪;
9 云南昆明检察机关介入监督大学生李心草溺亡案,被告人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刑;
10 检察机关以受贿罪提起公诉,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一审被判死缓。
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1.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首起公益诉讼案件,守护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
2020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案视频调度会,听取案件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这是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
万峰湖因“万峰”环绕而得名,属珠江源头南盘江水系,迂回盘绕着黔、滇、桂三省(区)五县(市),是云贵高原上的一颗平湖明珠,更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水源供给地。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在黔西南调研期间根据当地反映赴实地查看发现,部分水域不同程度存在违法网箱养殖、搭建浮房等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部分水域存在水质严重不达标的情形。
2019年12月11日,最高检决定对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情况立案调查,成立由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任组长,第八检察厅及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四级检察机关骨干共同组成的专案组。
立案以来,专案组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办案,按照工作方案有序推进各项办案工作。在最高检的统一指挥下,三地检察机关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工作,得到大力支持,三省(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均明确批示支持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
据统计,专案组共摸排案件线索28件,以挂牌交办方式交三地检察机关26件,地方检察机关立案20件,磋商解决问题9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件。不到一年,万峰湖湖面上可见的污染全部消灭,干支流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染得到有效遏制。三地检察机关会签了协作意见,沿湖五县会签了“河(湖)长+检察长”机制,三地人大形成共识,万峰湖保护统一立法有序推进。
“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第17条的规定,我代表最高检宣布:‘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结案!’”2020年12月24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专案组针对办案成效和如何发展万峰湖生态养殖举行检察听证,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会议上宣布“万峰湖专案”画下句号。2.浙江义乌检察机关办理全国首例防疫期间“问题口罩”批捕案件,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制假售假犯罪
2020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首批十个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浙江义乌邵某某、毛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列入该批典型案例,这是全国首例防疫期间“问题口罩”批捕案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医用口罩严重不足,部分不法人员浑水摸鱼、借机销售“假口罩”的现象突出。犯罪嫌疑人邵某某系外贸从业人员,得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市场急需口罩,便到义乌寻找货源转手卖出以赚取差价。2020年1月25日,邵某某先后两次从田某某(另案处理)处购置劣质仿冒“3M”口罩共计2万个,并将上述口罩销售给犯罪嫌疑人毛某某,销售金额达18万余元。毛某某通过微信又将该批口罩出售给他人,销售金额20万余元。
案发后,涉案劣质仿冒“3M”口罩在运输途中被截获。经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检验,涉案口罩的标识、头带、过滤效率均不符合标准要求,系不合格产品。
2020年1月25日晚,义乌市公安局经群众举报及舆情监控,在义乌市江北下朱查获涉嫌销售劣质仿冒“3M”防护口罩的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1月27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刑事拘留。义乌市检察院在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被刑拘当天即主动对接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28日提前介入该案,提出完善证据、后续侦查和追诉上家的意见,上家田某某于1月29日被抓获到案。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30日将该案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义乌市检察院同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后期,义乌市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对邵某某、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完善证据。3月13日,经义乌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邵某某、毛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14万元。6月9日,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该案向社会发布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相关短视频在正义网抖音、快手等平台播放2.5亿次、转发1.25亿次,微博热搜阅读1.4亿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有力震慑犯罪分子,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3.检察机关提出无罪意见,江西张玉环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改判无罪
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龄乡张家村两名男童失踪,一名6岁、一名4岁,男童失踪后其伯父向当地警方报警,次日两名孩子的遗体被从村附近的下马塘水库打捞出来。法医鉴定两名男童非溺水死亡,而是被人掐死和勒死后抛尸水库。经过警方走访调查,在男童伯父报案后的第三天,两名男童的邻居、当时只有26岁的张玉环被认定具有重大犯罪嫌疑,被警方带走调查。
1995年1月,南昌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张玉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张玉环提出上诉。
六年后的2001年,江西省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当年11月,南昌市中级法院就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再审开庭,维持一审原判。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张玉环继续回到南昌监狱服刑。此后,张玉环及其亲属、代理人持续申诉。
2019年3月1日,江西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决定。2020年7月9日,该案公开开庭再审。法庭上,江西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审裁判认定张玉环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玉环无罪。对张玉环及其辩护人、江西省检察院提出的应当改判张玉环无罪的意见,江西省高级法院予以采纳。
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张玉环无罪。4.检察机关对“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提出检察建议,浙江杭州警方对两名涉案人作为公诉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2020年12月25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有新进展: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建议下,此前已被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诉的郎某、何某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涉嫌诽谤立案侦查。12月26日,得知司法机关的这一决定后,谷女士当天就在微博平台@当地公安、法院和检察院,表达感谢。专家学者认为,将可耻的、有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诽谤、侮辱行为纳入公诉案件范围,拓宽了网络暴力维权的路径,不仅是对网络施暴者强有力的威慑,也体现了对人格权保护的升级。
2020年7月,谷女士到余杭某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开玩笑”,编造“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随后谣言通过不断转发,在互联网发酵。谷女士人格受到严重损害,还为此丢了工作、找新工作被拒,并患上抑郁症,于是向警方报警。
2020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余杭区法院于12月14日决定立案,并依法要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供协助。
检察机关认为,在此期间,相关视频材料进一步在网络上传播、发酵,案件情势发生了变化,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经网络社会这个特定社会领域和区域得以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款之规定,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2020年12月25日,根据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
该案从自诉转公诉,是司法机关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也是司法机关通过办案让法律的原则规定得到体现,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一位网友评论:“对法定自诉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立案追诉,体现了法治自觉。新时代,网络社会,诽谤犯罪成本必须加大,公民维权成本必须降低。点赞公安、点赞检察!”5.最高检联合公安部督导调查,认定鲍某某与“养女”间的非法关系不构成性侵犯罪
2020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韩某某案调查情况。经全面深入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某某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
2020年4月以来,媒体网络报道鲍某某性侵“养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山东及江苏、北京、天津、安徽等涉案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韩某某指控鲍某某性侵和媒体网络反映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最高检、公安部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彻查该案工作进行全程督导。调查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讯问、询问当事人,走访相关证人,固定提取各类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数据,开展现场勘验、检查和检验鉴定。
2020年6月以来,联合督导组又对案件调查工作进行了全面复查。调查发现,2015年3月,韩某某和其父亲提供虚假出生证明和证人证言,申请更改了出生日期。经查阅韩某某学籍材料和历史档案,询问相关当事人和韩某某亲属、同学、邻居等知情人,并结合韩某某骨龄鉴定结果,查明韩某某真实出生日期为1997年10月。
经深入调查,未发现鲍某某违背韩某某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韩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证据。韩某某与鲍某某见面时已年满十八周岁,不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
综合本案查证情况,鲍某某和韩某某存在同居行为和两性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某某违背韩某某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能认定鲍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鲍某某明知其本人和韩某某的情况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养和被收养条件,且在自认为韩某某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韩某某交往且与其发生性关系,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应当受到社会谴责。
调查中发现的鲍某某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情况,已移交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处理。6.医院发现女童遭家暴果断报案,北京门头沟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结一起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
“我不知道打孩子也犯法,直到医生报案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2020年6月30日,刚从法院办完社区矫正交付手续的姜杰(化名)反复搓着手。就在十天前,经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是门头沟区检察院2020年办理的一起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
2020年2月27日上午,一名抽搐伴有昏迷的3岁女童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经过多科室的专家会诊,北京儿童医院作出专业判断,认为女童受伤可能是家庭暴力导致。随即,该院通过保卫处向驻院公安民警报了案。
女童父亲姜杰坦承他和妻子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吵,一气之下把女儿重重摔在地上。2020年3月初,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捕决定。
门头沟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刘玉霞介绍说,姜杰明知道孩子身体娇嫩,仍将孩子头朝下摔在水泥地上,具有间接的故意,同时被害人的伤情并不是虐待累积造成。“姜杰因冲动致孩子重伤,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4条第二款规定,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0年5月初,姜杰涉嫌故意伤害女儿一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走访调查了解到,姜杰的妻子属于智力残疾三级,对周围环境辨别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有限,日常只能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养家的重担压在姜杰一人身上。
鉴于被害女童身体恢复较好,2020年5月25日,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在办案的同时,门头沟区检察院还为被害人申请了小额爱心基金和社会救助,并对被害人的母亲实施了心理疏导。而这种救助工作,还将会在一定时间内持续。
“本案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典型案件。”刘玉霞介绍说,我国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均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报案举报作出了相应规定,近年来的实践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也建立了案件通报机制。
在积累各地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强制报告”写进了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7.最高检联合三部门挂牌督办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推动行业协会提出建立“代位追偿制度”立法建议
2020年10月26日,由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安部、最高检四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经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当庭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9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40万元;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8万元。
杨某、宋某利用自动化采集工具,将《鬼吹灯》《庆余年》《盗墓笔记》等众多知名网络小说批量采集上传到杨某经营的盗版网站上,供他人免费阅读。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杨某又搭建了6个盗版网站,其经营的菠萝小说网、笔趣阁在盗版市场做得风生水起,引起了被侵权人阅文集团的关注。
阅文集团旗下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玄霆公司”)及其徐州分公司发现菠萝小说网盗版后,及时收集证据,并于2018年7月向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报案。同年11月,该分局对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立案侦查,锁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杨某、宋某,并于2019年4月将二人抓获归案。
公安机关查明:2018年以来,杨某、宋某通过菠萝小说网、笔趣阁等盗版网站,非法采集传播玄霆公司享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网络小说作品7500余部,非法牟利110余万元。2019年7月,杨某、宋某涉嫌侵犯著作权案被移送云龙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因该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属市级院管辖,同年8月,云龙区检察院将该案报送徐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0年1月7日,徐州市检察院向阅文集团代表当面递交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该案的其他被侵权人,由于无法联系上,只能公告送达。据此,徐州市检察院找到了“红袖添香”“网文欣阅”等5家单位权利人,查明全案实际被侵权小说40余万部,点击量21亿余次,涉案金额177万余元,仅阅文集团就有12万余部,点击量7亿余次。
2020年7月8日,该案公告告知期满后,徐州市检察院探索让权利方参与认罪认罚量刑协商。7月28日,双方达成了《关于杨某、宋某暨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刑事、民事纠纷处置方案》:杨某赔偿权利人200万元、宋某赔偿权利人16万元,二人取得了权利人的谅解,权利人不经过民事诉讼就及时实现了维权的经济利益。
鉴于有20万部小说无人主张民事权利,徐州市检察院会同该市版权局、该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该市中级法院,向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发出《关于建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江苏徐州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中部分权利人维权和提出法律意见的函》,商请其提出增设公告告知权利人制度、“代位追偿权”制度等立法建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的著作权法草案座谈会时建议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时引入代位追偿制度。8.检察机关派员调查山东任城监狱涉疫防控事件,依法追究高墙内失职渎职犯罪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加强监管场所涉疫情况法律监督。2月,山东任城监狱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参与中央政法委调查组赴山东开展调查,回应社会关切。
在最高检指导下,2020年3月4日,山东省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文杰以涉嫌玩忽职守等罪名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同日,济宁市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任城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任城监狱原党委委员、副监狱长邓体贺以涉嫌玩忽职守等罪名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20年11月4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文杰玩忽职守一案,济南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同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法院通过视频系统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刘葆善玩忽职守一案,济宁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开庭审理邓体贺玩忽职守一案,济宁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济南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文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思想麻痹大意,对监狱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没有将监狱与疾控部门的联防联控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予以督导落实;不认真履行职责,对监狱医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管理漏洞失察失职;不正确履行职责,对任城监狱上报的干警发热个案未调查核实,处置不当。
济宁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葆善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未严格落实对干警职工的排查措施,对排查结果审查不严,排查工作严重流于形式;对监狱疫情防控工作的敏感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干警出现疑似症状后本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却不正确履行职责,盲目处置;明知板块移动管教模式对监狱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但对罪犯跨监舍、跨楼层活动、交叉聚集等现象管控不力;思想麻痹大意,对监狱内出现疑似症状的罪犯诊疗工作认识不足,领导不力、部署不周。
济宁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体贺思想麻痹大意,对监狱内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对出现疑似症状的干警处置不力;疏于职守,对狱内疫情防控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没能按要求对多名发热罪犯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正确履行职责,对罪犯跨监舍、跨楼层活动、交叉聚集等现象管控不力。
检察机关认为,王文杰、刘葆善、邓体贺的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导致任城监狱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三名被告人均进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上述三案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9.云南昆明检察机关介入监督大学生李心草溺亡案,被告人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刑
2020年9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罗秉乾过失致人死亡案、附带民事诉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罗秉乾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令罗秉乾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3万余元。日前,昆明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罗秉乾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9月8日,就读于昆明理工大学物联网专业的大二女生李心草,跟室友任某某和男子罗秉乾、李某某一同晚餐后辗转3个酒吧消费。9日凌晨2时许,醉酒状态的李心草冲出酒吧坠入盘龙江溺亡。15日,李心草的亲属到事发的桃源街热度酒吧观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与李心草一同饮酒的男子罗秉乾压在醉酒的李心草身上,监控视频中还有罗秉乾打李心草耳光的镜头,家属怀疑李心草生前遭猥亵。10月12日,李心草的母亲将女儿的遭遇通过微博向外界发布,希望查出真相,迅速引发了网友对该案的关注和质疑。10月14日,昆明市公安局提级成立由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任组长的专案组,对李心草的死亡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同步介入监督。
2020年8月12日,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依法对罗秉乾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向盘龙区法院提起公诉。9月19日,盘龙区法院对此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盘龙区检察院出示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意见、被告人陈述,被告人罗秉乾及辩护人对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盘龙区检察院指控,2019年9月8日,被告人罗秉乾与任某某、李心草、李某某聚会时,李心草在醉酒状态后期的一个多小时内,罗秉乾只是采取劝说等一般安抚行为,采用打耳光的粗暴方式为李心草醒酒,致使李心草情绪更加不稳,最终造成李心草翻越江边护栏坠江溺亡的危害后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罗秉乾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依法惩处。鉴于罗秉乾犯罪情节较轻、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罗秉乾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可以依法从宽处罚。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适当,法院予以采纳,依法作出上述判决。10.检察机关以受贿罪提起公诉,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一审被判死缓
2020年7月31日,经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赵正永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2020年5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赵正永受贿案。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赵正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工作调动、企业经营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妻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17亿余元。其中2.91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赵正永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赵正永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证券、期货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证券、期货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9月24日)
目录
1.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欺诈发行股票,数额巨大;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严重损害股东利益
2.唐汉博等操纵证券市场案
——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3.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
——非法利用技术优势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4.周文伟内幕交易案
——证券交易所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5.顾立安内幕交易案
——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6.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
7.齐蕾、乔卫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案例一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欺诈发行股票,数额巨大;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严重损害股东利益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泰电气公司)。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八百三十二万元罚款。
被告人温德乙,男,汉族,1961年3月30日出生,原系欣泰电气公司董事长。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八百九十二万元罚款。
被告人刘明胜,男,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原系欣泰电气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六十万元罚款。
2011年3月30日,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提出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因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条件而被证监会驳回。2011年至2013年6月,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合谋决定采取虚减应收账款、少计提坏账准备等手段,虚构有关财务数据,并在向证监会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定期财务报告中载入重大虚假内容。2014年1月3日,证监会核准欣泰电气公司在创业板上市。随后欣泰电气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亦载入了具有重大虚假内容的财务报告。2014年1月27日,欣泰电气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首次以每股发行价16.31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1577.8万股,共募集资金2.57亿元。
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上市后,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继续沿用前述手段进行财务造假,向公众披露了具有重大虚假内容的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等重要信息。2017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欣泰电气公司退市、摘牌,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行赔付1万余名投资人的损失共计2.36亿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的行为均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的行为还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温德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刘明胜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被告单位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八百三十二万元(已缴纳);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温德乙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刘明胜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已履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前后连续财务造假而受到刑事处罚并被依法强制退市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事关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挑战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是证券市场的“毒瘤”,必须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本案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对当前从严惩处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欺诈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条文进行修改,进一步加大对这两类犯罪的惩罚力度,为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案例二
唐汉博等操纵证券市场案
——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唐汉博,男,汉族,1973年12月25日出生。
被告人唐园子,男,汉族,1978年1月15日出生。
被告人唐渊琦,男,汉族,1982年4月24日出生。
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被告人唐汉博伙同被告人唐园子、唐渊琦,利用实际控制的账户组,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大额申报、撤单,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其间,先后利用控制账户组大额撤回申报买入“华资实业”“京投银泰”股票,撤回买入量分别占各股票当日总申报买入量的50%以上,撤回申报额为0.9亿余元至3.5亿余元;撤回申报卖出“银基发展”股票,撤回卖出量占该股票当日总申报卖出量的50%以上,撤回申报额1.1亿余元,并通过实施与虚假申报相反的交易行为,违法所得共计2581.21万余元。唐渊琦在明知唐汉博存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情况下,仍接受唐汉博的安排多次从事涉案股票交易。案发后,唐汉博、唐园子、唐渊琦分别向公安机关投案。一审期间,唐汉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唐汉博、唐园子、唐渊琦的行为均已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其中:唐汉博、唐园子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唐渊琦属于“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唐汉博系主犯,唐园子、唐渊琦系从犯。唐汉博、唐园子、唐渊琦均具有自首情节,唐汉博具有立功表现。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对唐汉博、唐园子减轻处罚;对唐渊琦从轻处罚,并依法适用缓刑。据此,依法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被告人唐汉博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四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唐园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唐渊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恍骗交易操纵”(也称虚假申报操纵)的典型案例。“恍骗交易操纵”是指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了“恍骗交易操纵”属于“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情形,并明确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被告人唐汉博、唐园子利用控制账户组,共同实施“恍骗交易操纵”,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本案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
案例三
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
——非法利用技术优势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世顿公司)。
被告人金文献,男,汉族,1968年5月13日出生,原系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被告人高燕,女,汉族,1981年6月16日出生,原系伊世顿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人梁泽中(美国国籍),男,1971年7月5日出生,原系伊世顿公司业务拓展经理。
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于2012年9月成立,后通过被告人金文献在华鑫期货有限公司开设期货账户。2013年6月起至2015年7月间,伊世顿公司为逃避证券期货监管,通过被告人高燕、金文献介绍,以租借或者收购方式,实际控制了19名自然人和7个法人期货账户,与伊世顿公司自有账户组成账户组,采用高频程序化交易方式从事股指期货合约交易。其间,伊世顿公司隐瞒实际控制伊世顿账户组、大量账户从事高频程序化交易等情况,规避中金所的监管措施,从而取得不正当交易优势;还伙同金文献等人,将自行研发的报单交易系统非法接入中金所交易系统,直接进行交易,从而非法取得额外交易速度优势。2015年6月1日至7月6日间,伊世顿公司及被告人高燕、梁泽中伙同金文献,利用以逃避期货公司资金和持仓验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交易速度优势,大量交易中证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合计377.44万手,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3.893亿余元。
被告人金文献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华鑫期货有限公司资金1348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被告人高燕、梁泽中、金文献的行为均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金文献的行为还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伊世顿公司能认罪悔罪,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高燕、梁泽中具有自首情节,能认罪悔罪,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金文献两罪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分别减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罚金人民币三亿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亿八千九百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高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梁泽中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对被告人金文献以操纵期货市场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新型操纵期货市场的典型案例,法律、司法解释对本案中操纵方法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被告人金文献等人违反有关规定,隐瞒实际控制伊世顿账户组、大量账户从事高频程序化交易等情况,规避中金所对风险控制的监管措施,将自行研发的报单交易系统非法接入中金所交易系统,利用以逃避期货公司资金和持仓验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交易速度优势,大量操纵股指期货交易,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其行为符合操纵期货市场罪的构成要件。伊世顿公司的操纵行为严重破坏了股指期货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和原则,与刑法规定的连续交易、自买自卖等操纵行为的本质相同,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情形。本案的正确处理,既符合刑法规定,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四
周文伟内幕交易案
——证券交易所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文伟,男,汉族,1973年7月14日出生,原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副总监。
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被告人周文伟利用其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总监助理的职务便利,使用自己的工作账号和密码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浏览并获取上市公司提交审核的有关业绩增长、分红、重大合同等利好信息后,用办公室外网电脑,登录其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并买入相关股票15只,买入总金额共计852万余元,卖出总金额871万余元,非法获利17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文伟利用其职务便利,作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涉及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于次日信息公告披露后卖出该证券,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周文伟案发后坦白罪行,积极退赃,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以内幕交易罪判处周文伟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内幕交易违反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交易原则,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本案被告人周文伟作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利用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证券交易成交额特别巨大,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本案的正确处理,体现了从严惩处的精神,对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人员从事内幕交易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案例五
顾立安内幕交易案
——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顾立安,男,汉族,1973年2月22日出生,原系江苏天腾文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聪网)的法定代表人郭江(另案处理)与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钢联)董事长朱军红就上海钢联收购北京知行锐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行锐景)有关“中关村在线”网站优质资产进行商议并达成初步意向,后又进行了多次磋商。2016年2月25日,上海钢联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同年4月27日,上海钢联发布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知行锐景100%股权。郭江作为上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于2015年底至2016年1月初,将“上海钢联拟收购慧聪网优质资产”等内幕信息泄露给被告人顾立安。2016年1月至2月,顾立安通过潘冬梅证券账户买入上海钢联股票18余万股,成交金额766万余元,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26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顾立安作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考虑顾立安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宽处罚。据此,依法以内幕交易罪判处被告人顾立安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的范围,并明确了内幕交易“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本案中,顾立安作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证券交易成交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均已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本案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的精神,警示广大股民从中汲取教训,千万不要打探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
案例六
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海啸,男,汉族,1971年5月6日出生,原系安徽皖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进行重组事宜。2014年4月1日东源电器股票停牌,同年9月10日东源电器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薛荣年(时任金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另案处理)系东源电器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2013年11月中旬至2014年3月31日,被告人陈海啸多次联络、接触薛荣年,并使用本人证券账户共买入东源电器股票1022万余股,成交金额6919万余元。2014年9月19日和24日,陈海啸将东源电器股票全部抛售,非法获利1.03亿余元。在前述东源电器重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海啸还将该信息泄露给同事明进、石勇,明进买入东源电器股票2900股,在股票停牌之前卖出,亏损2983.26元;石勇买入东源电器247100股,成交金额167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76万余元。
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东股份)进行重组事宜。薛荣年为巢东股份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2014年9月20日,被告人陈海啸在合肥徐同泰酒店宴请薛荣年等人时,获知巢东股份和浙江顾家家居合作的内幕信息,并于2014年9月22日、25日、26日买入巢东股份239万余股,成交金额2673万余元。2014年9月29日,巢东股份股票停牌。2015年2月6日巢东股份复牌,陈海啸于复牌当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巢东股份股票全部卖出,亏损4万余元。在巢东股份重组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海啸将该信息泄露给明进、石勇,明进买入巢东股份8万余股,成交金额99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08万余元;石勇买入巢东股份11万股,成交金额121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14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海啸系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陈海啸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其行为已经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据此,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陈海啸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5亿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典型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获取证券、期货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三类:一是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二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获取内幕信息的;三是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并获取内幕信息的。本案中,被告人陈海啸为了牟取非法利益,积极联系、接触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并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案例七
齐蕾、乔卫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齐蕾,女,汉族,1971年5月22日出生,原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
被告人乔卫平(被告人齐蕾的丈夫),汉族,1964年2月22日出生,原系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督导。
2009年2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齐蕾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利用其负责东方证券自营的11001和11002资金账户管理和股票投资决策的职务便利,掌握了上述账户股票投资决策、股票名称、交易时点、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伙同被告人乔卫平利用控制的证券账户,先于、同期于或稍晚于齐蕾管理的东方证券上述自营资金账户买卖“永新股份”“三爱富”“金地集团”等相同股票197只,成交金额累计达6.35亿余元,非法获利累计1657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齐蕾、乔卫平的行为均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齐蕾系主犯,乔卫平系从犯。齐蕾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乔卫平系从犯,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依法以利用未公开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齐蕾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一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五十四元七角八分;判处被告人乔卫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九十七万三千五百零九元一角九分。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俗称“老鼠仓”)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在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某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金融机构股票投资等未公开信息,以自己名义,或假借他人名义,或者告知其亲属、朋友、关系户,先于、同期于或者稍晚于公司账户交易,然后用客户资金拉升到高位后自己率先卖出获得巨额非法利益,不仅对其任职单位的财产利益造成损害,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期货市场原则,对资产管理和基金、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应依法惩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本案审理期间,上述司法解释尚未施行。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犯罪事实和刑法规定,认定被告人齐蕾、乔卫平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并依法作出判决,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老鼠仓”犯罪的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7〕30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促进“十三五”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全面实施,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现就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重要意义
1.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司法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中央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代又惠长远的重要决策部署,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意义,按照“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大力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推动构建环境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2.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的内在要求。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流域经济是我国经济重心、活力所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基本内涵,将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作为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助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3.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积极回应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求、保障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的环境要素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依托和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离不开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可承载的自然资源作为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充分认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意义,依法维护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走廊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准确把握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基本理念
4.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长江流域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特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河流演变规律。要遵循流域的自然统一性,协调好江河湖泊、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水中岸上的关系,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服务功能。要遵循流域的要素复合性,根据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在流域整体范围内统筹协调多元环境要素。要遵循流域的功能整体性,维护好流域的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尤其是要维护流域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完整。
5.坚持保护优先。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宝库。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准确理解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保护和修复水生态,保护和合理使用水资源,有序利用长江岸线资源。
6.促进绿色发展。要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基本内涵,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落实将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优先选项的要求,保障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要围绕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立体交通走廊、优化产业布局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总体要求,为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和协调发展带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7.注重区域协同。长江流域江河湖泊、干支流、上中下游、左右岸区域之间联动性及互补性强,流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特征明显。要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树立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壁垒,推动全流域联动,构建区域互动合作的司法保障新机制,统筹考虑污染产生地、污染防治地、生态受益地、生态保护地的利益平衡。
三、立足流域水生态核心,依法审理水环境与水资源案件
8.依法审理水污染防治案件,推动水污染防控和治理。依法审理工业污染、船舶污染等点源污染案件,农业污染、城市径流污染等面源污染案件以及流域跨界水污染案件,坚持最严格的水污染损害赔偿和生态补偿、修复标准,将生态环境损害及修复情况作为刑事处罚的重要量刑情节,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职责。加强对航电枢纽、船闸、港口、码头、出海口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引发的水污染案件的审理,保障长江干支流水体生态环境安全。加强对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和丹江口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的司法保护,及时受理和审理水源地的水污染案件,坚决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排污口,保障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9.依法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案件,促进长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依法审理调水纠纷案件,妥善处理好水源区、调水工程途经地以及受水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水资源调度和配置的安全顺畅。依法审理水电基地和输送通道建设中的环境污染和损害赔偿案件,统筹保护上游地区水电开发利用和下游地区的供水、通航、灌溉、养殖等权益。依法审理能源纠纷案件,支持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强对长江流域节能服务产业的司法保障,支持培育全流域合同能源管理市场。
10.依法审理水权交易纠纷案件,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保护。积极稳妥审理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纠纷案件,合理界定水资源使用权,引导通过水权交易平台进行水权交易,充分尊重交易各方的协商定价或者竞价结果, 保护水资源使用权有序流转。
11.依法审理涉航道、河道案件,保障长江水域水运安全。依法打击侵占河道、乱占滥用河道等非法行为,恢复河道水域岸线生态功能和河道通航功能。依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非法采矿罪进行处罚。依法审理违反长江航运秩序、破坏航道及航道设施案件,全面保护长江航道安全。依法审理因航道河道监管引发的行政案件,支持和监督监管机关依法维护航道、河道秩序。
12.依法审理涉河湖水域岸线保护案件,强化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依法打击非法围湖造地和围垦河道等侵占水域空间的行为,保护河湖水域和岸线资源等水生态系统。妥善审理涉及岸线取水、排污、工程建设等案件,促进岸线资源有偿使用,强化岸线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沿江风景名胜和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司法保护,促进岸线资源合理开发,维护岸线原始风貌。
13.依法审理涉蓄洪区、洲滩开发利用案件,维护蓄洪区及洲滩的安全。妥善审理流域蓄洪区的开发利用与建设保护案件,保障蓄洪区的堤防安全和蓄洪区内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妥善审理流域洲滩开发、利用与保护案件,促进洲滩开发利用,维护洲滩生态环境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依法审理涉江河湖泊治理案件,推进全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依法审理涉江河湖泊治理刑事案件,依法打击侵害自然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的行为;依法审理涉江河湖泊治理民事案件,促进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修复,保障人民群众涉水产权益;依法审理涉江河湖泊治理的行政及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推动、规范和保障河长制的执行,促进水环境治理。
15.依法审理涉长江防护林和天然林草资源案件,促进长江岸线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依法打击盗伐、滥伐长江防护林的犯罪行为,维护长江岸线的生态安全。妥善审理林业资源确权、承包和流转案件,依法维护林农的合法权益,保障长江防护林、生态林和公益林的生态功能。妥善审理因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引发的行政案件,保障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顺利实施。
16.依法审理涉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案件,促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依法打击侵占、破坏湿地的行为,强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司法保护,提高自然湿地面积和保护率。充分发挥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加大破坏湿地环境及自然资源的生态修复责任。充分利用长江湿地保护基金,及时督促、跟踪、评估恢复原状责任的执行。妥善审理湿地资源确权、开发许可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推进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等全流域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17.依法审理其他涉水刑事、行政案件,维护水环境和水生态安全。依法审理其他危害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刑事案件以及各类涉水资源和水环境的行政许可、规划和项目审批、政府信息公开等行政案件,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维护流域水环境和水生态安全。
四、立足上中下游生态环境特点,依法审理各区段重点案件
18.长江上游各级人民法院要重点把握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的功能定位。依法审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及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将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
依法审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案件,坚决打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采矿、砍伐、狩猎、捕捞、取土、取水以及擅自采集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促进三江源地区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和永续利用。妥善处理江河源头和生态核心区内工矿企业和居民搬迁引发的纠纷,引导工矿企业和居民有序迁出。妥善审理因建设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推行统一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引发的行政案件,保障重点区域实现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的重要目标。
加大对三峡库区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力度,积极探索三峡库区环境资源案件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保障三峡生态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依法审理金沙江、乌江、嘉陵江、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案件,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长江中下游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工业污染、城镇和农村污染案件,保障江河湖泊生态环境安全。依法审理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重化工、重金属、工业固体废弃物等工业污染案件,做到及时立案、审理和执行,充分利用保全措施,避免无法修复的损害发生。妥善审理因造纸、印染、化工、有色金属等严重污染水体企业的关闭或者搬迁改造,以及因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等税费征收引发的行政案件,推动污染企业的达标治理或者依法退出。
依法审理涉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案件,推动长江干支流沿线城镇污水、垃圾全收集全处理。依法审理农村农业禽畜、水产养殖污染物排放和农村生活垃圾排放案件,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防止农村水源污染。依法审理工业和农业生产引发的土壤污染案件,防止有毒有害污染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通过地下水循环系统进入长江水体。
加强对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等淡水湖水污染防控的司法保护,依法打击破坏淡水湖生态环境的行为;加强对鄱阳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司法保护,保障鄱阳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加强对流域渔业资源的保护,依法打击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妥善审理涉及渔业承包、养殖、销售案件,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0.沿江海事法院要充分利用跨行政区划管辖的优势,妥善审理长江流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依法审理长江水域的船舶碰撞、触碰案件,加强对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污水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水域污染案件的审理,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安全。
五、立足绿色发展要求,依法审理其他环境资源案件
21.依法审理大气污染防治案件。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综合防治为重点,依法惩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妥善审理相关行政案件,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职责,推动四川盆地、中下游地区的区域性雾霾、酸雨态势扭转,促进沿江城市和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打赢蓝天保卫战。
22.依法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依法打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及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行为,加大对大熊猫、红豆杉、扬子鳄等长江流域特有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妥善审理涉及植物新品种、生物遗传资源和基因案件,有效保护长江流域生物基因资源库。加强长江物种及其栖息繁衍场所保护,妥善审理工业污染对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破坏案件。依法打击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动植物的行为,严防外来物种入侵。
23.依法审理环境公益诉讼和省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依法受理和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强化公众参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充分落实修复理念和补偿机制,形成公益诉讼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指引和政策形成功能,切实维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推动建立长江流域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制度,保障长江流域环境公益诉讼健康发展。总结长江流域试点地区审判经验,依法审理省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依法追究责任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24.积极稳妥审理生态补偿案件。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推动形成生态损害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工作机制。妥善处理流域内因补偿主体、补偿数额、资金监管等产生的纠纷,激发全流域各区段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推动建立独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25.积极稳妥审理绿色金融等新类型案件。深入研究绿色金融发展中的特殊法律问题,妥善审理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新类型案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保障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依法保护有偿取得的排污权及其使用、转让和抵押等权利。充分运用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准确判断排放配额的权利主体,合理确定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依法保护用能权交易主体在合法交易场所买卖用能权指标的行为,参照试点地区制定的交易管理办法、交易规则及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审理用能权纠纷案件。
26.依法办理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积极探索符合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需要的行政非诉案件执行的新方法新思路,依法审查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按照“裁执分离”的模式,加大对环境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力度,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环境违法行为。
六、健全体制机制,适应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新要求
27.优化审判机制。推进流域内环境公益诉讼、跨行政区划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的集中管辖机制。推进流域内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三合一”或者“二合一”归口审理模式。推进构建重大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专门管辖机制。
28.构建协同机制。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立案、执行等部门的协同审判机制。构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平台,形成全流域法院之间委托送达、委托取证、委托执行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区域内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信息报送机制。
29.完善联动机制。加强与流域内政府法制部门、行政执法机关、流域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积极搭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联席会议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等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共同维护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2021年2月23日)
目 录
1.杨某某与云南省昆明市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检察监督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2.徐某某与贵州省某县政府辞退决定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3.曾某某与江西省某县政府房屋行政征收决定检察监督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4.某水泥公司与新疆自治区某市人民政府、某房地产公司土地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5.吴某与河北省某市人社局、省人社厅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抗诉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6.方某与湖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某行政处罚抗诉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7.韩某与河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抗诉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8.张某与四川省某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劳动和社会保障检察监督案——四川省某市人民检察院
9.宋某与浙江省温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检察监督案——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10.张某某与广西自治区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11.刘某青、谢某梅与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任某土地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察院
12.江苏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某市人社局、沈某庆等五人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江苏省某市人民检察院
案例一:
杨某某与云南省昆明市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解决人民群众合法诉求作为做实行政检察的落脚点。坚持检察长带头办案,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本案中,检察长带头办案,通过卓有成效的调查核实查明事实,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促成双方达成补偿协议,维护了杨某某的合法权益,解决了持续6年的行政争议。
【案例简介】
自2014年3月起,杨某某多次向行政部门信访反映政府修路造成其花地被淹问题。2016年4月1日,杨某某提起行政诉讼称,其租赁的花地由于附近市政道路建设及其他共三条公路的建设,使花地大棚成为洼地,无法排水,致多次被淹,无法种植,诉请法院确认某县(现为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其损失。昆明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告诉称的“修路行为”并非被告某县政府所为、“政府修路行为”致其遭受损害无相应事实根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杨某某申请再审,亦被驳回。2019年2月25日,杨某某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两次到涉案花地现场核查,调取《中共昆明市委编制办公室关于某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调取涉案花地11份卫星遥感测绘图等,经调查查明,公路建设单位某工业园区管委会系某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某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杨某某起诉修路造成损害的事实确实存在。法院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提请抗诉。考虑到杨某某提起行政诉讼的实质诉求是获得补偿,2019年6月21日云南省检察院检委会决定对该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光辉领衔办案,多次听取案件汇报,审阅案件材料,对案件提出具体办理意见。为使补偿数额有据可依,云南省院参考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所出具的《2013年-2014年百合种植收益情况调查》,结合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关于杨某某反映水淹地的情况报告》提供的受损土地面积,明晰相对科学合理的标准,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打牢基础。
云南省、昆明市和某县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先后与双方当事人11次面对面沟通、协商;为使杨某某尽快拿到补偿款,2020年春节前,云南省院在抓疫情防控同时,持续推进办案工作。2月21日,某区(原某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在人大代表、律师、村委会代表的见证下,签订《补偿协议书》,杨某某拿到补偿款,当场撤回监督申请。
案例二:
徐某某与贵州省某县政府辞退决定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超过复议期限、法院没有实体审理的案件,应当综合采取调查核实、释法说理等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本案中,检察长带头办案,经调查核实查明相关单位未发放辞退费,徐某某被辞退前有22年工龄未办理养老保险等事实,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维护徐某某合法权益,同时释法说理,引导徐某某提出合理诉求,促成持续12年的行政争议得到解决,赢得人民群众和行政机关共同认可。
【案例简介】
贵州某县中学教师徐某某,2008年7月请假外出,逾期15天不归,经学校催告仍未返回,经该中学决定,教育局、人社局审批,县人社局作出《关于辞退徐某某同志的决定》(以下简称《辞退决定》)。徐某某不服,不断上访。2014年10月,某县人社局作出了《关于徐某某要求撤销某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辞退决定立即恢复工作的紧急请求书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徐某某不服《辞退决定》和《答复》,于2014年11月27日向某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5年8月,徐某某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市中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徐某某的起诉,徐某某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该中院继续审理。该市中院以某县政府已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为由,判决该县政府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某县政府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复议决定驳回徐某某的复议申请,徐某某不服,再次向某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市中院以徐某某诉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复议机关驳回其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为由驳回徐某某诉讼请求。二审、再审法院均以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且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驳回徐某某上诉和再审申请。
徐某某不服,申请检察机关监督。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辞退决定并无不当;经调查核实,根据事业单位辞退人员暂行规定以及贵州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辞退人员视同缴费年限认定问题的规定,该县中学应当发放辞退费,徐某某22年工龄可以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该案经过复议、6次诉讼和多次信访,12年间经司法行政、审判、信访等多机关处理,矛盾大,处理棘手。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傅信平带头办案,作为主办检察官分析研判案情,推动案件化解。检察机关说服徐某某放弃恢复工作等不合理诉求,引导其诉求转向获取养老保障,同时向行政机关建议依法依规发放辞退费并为徐某某办理养老保险。行政机关接受检察机关建议,为徐某某发放辞退费并办理养老保险。徐某某养老得到保障,自愿撤回监督申请、息诉罢访。
案例三:
曾某某与江西省某县政府房屋行政征收决定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要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发现、解决诉求背后的问题矛盾。本案是挂牌督办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认定房屋征收决定和行政裁判正确的情况下,没有简单地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方式结案,而是将重点放在促成当事人达成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为当事人建立沟通渠道,在法律范围内帮助解决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引导其放弃不合理要求,促成双方达成共识,并持续跟进,根本性解决诉讼背后的实体性权益问题,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案例简介】
2017年3月,某县政府决定对县城的老城区实施棚户区改造,对纳入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征收一律实行货币补偿,曾某某的房屋位于征收红线范围内。2017年8月,曾某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某县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一审法院以撤销征收决定会损害公共利益为由,判决驳回曾某某的诉讼请求。曾某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征收补偿方案中“对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征收一律实行货币补偿”内容违法,并责令某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驳回曾某某的其他诉求。曾某某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专项活动中,此案被列为最高检第二批挂牌督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二审法院确认征收补偿方案剥夺被征收人产权调换的选择权违法并责令某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判决并无不当。承办检察官在多次沟通中了解到曾某某虽起诉要求撤销征收决定,但实际是对征收补偿方案、补偿标准有异议及对征收部门的工作方式不认可。为此,承办检察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释法说理,增强申请人对征收决定的认同。二是积极与行政机关协调,依法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针对曾某某反映房屋测绘面积比入户摸底调查时测量的面积少算的问题,及时督促某县政府依法准确认定。三是坚守依法底线,引导申请人放弃不合理请求。针对申请人过高补偿要求,通过邀请某县政府解读补偿政策、耐心解释法律、心理疏导等方式,引导其换位思考,促使其接受了原补偿标准。四是跟进协调促成补偿协议签订。两次到申请人所在地,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案涉房屋第一层按经营用房补偿经营损失的正当要求与县政府沟通协调。在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后,继续跟进协调促进解决协议签订、补偿款支付、房屋腾退等事宜。2020年3月,曾某某与某县政府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
案例四:
某水泥公司与新疆自治区某市人民政府、某房地产公司土地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对于难啃的“硬骨头”案,检察机关强化责任担当,组成专案组集中攻坚克难,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本案因土地权属问题无法推进引发行政诉讼,国企职工搬进新居的愿望遥遥无期,检察机关经多方评估论证,将其纳入实质性化解范围持续化解,并作为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专案组进驻当地经31天不懈努力,最终12年的土地争议得到解决,使125个家庭住有所居,同时维护了各方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多赢共赢。
【案例简介】
2008年,某市政府为解决水泥公司国企职工住房安置问题,将划拨用地34.76亩挂牌出让,某房产公司取得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公司对于该宗土地按规定进行了开发,但在具体施工时,却在挂牌出让土地毗邻的16.37亩土地上实际开发建设,引起水泥公司不满并发生纠纷,施工陷于停滞,安置住房问题久拖未决。后因水泥公司职工不断上访,某市政府在房产公司不同意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证予以注销。房产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7月,某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和注销须有法定事由并依法进行,市政府撤销房产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程序违法,遂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市政府、水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6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水泥公司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向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自治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终审判决并无不当,但同时发现本案中政府在被法院撤销行政行为后,再未实际处理,矛盾被长期搁置,因此本案有实质性化解的必要性。遂将此案作为重大案件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被列为第一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挂牌督办案件。
自治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进驻当地办理此案,在31天的办案过程中,专案组进行了扎实的调查取证,经与市政府多次对接协调后,促成召开协调会,经过多轮讨论,最终达成解决方案,由房产公司继续开发建设后续的125户国企职工老房改造安置项目,州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对于项目开发过程中房产公司欠缴的费用应收尽收,并提出先安置后开发,确保工程质量等要求,三方达成一致。2020年11月23日水泥公司撤回监督申请并向自治区检察院赠送写有“人民检察为人民,实质化解解民忧”的锦旗。
案例五:
吴某与河北省某市人社局、省人社厅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抗诉案
【典型意义】
根据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当用工单位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等情形时,不应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认定工伤。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准确认定“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认定工伤”的特殊情形,通过抗诉监督法院纠正错误行政判决,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信力。
【案例简介】
2012年7月,吴某在河北某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承建的某大楼工程拆除三楼模板时摔下受伤。吴某向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某市人社局以其与建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为由,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吴某向河北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某市人社局的不予受理决定书。后吴某向某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和河北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年2月,某区法院判决支持吴某的诉讼请求。某市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某市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吴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6月,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吴某的再审申请。
吴某不服,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检察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某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河北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一款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了补充规定,即当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形时,用工单位承担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建筑公司将某大楼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周某等人,吴某受周某聘用,在拆除模板时因工受伤,建筑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吴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2020年3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法院于2020年11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某市中级法院的行政判决,维持某区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
案例六:
方某与湖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某行政处罚抗诉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本案中通过抗诉促使行政机关进一步明晰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区分,规范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树立了相邻权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坚持全面审查的原则,秉持穿透式监督理念,发挥“一手托两家”的作用,注重个案监督和类案监督相结合,解决了城乡规划领域用行政处罚代替行政命令的共性问题。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实际出发,依法保障第三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政和。
【案例简介】
方某与向某系邻居,所居住区域被划定为“严控规划地区”。2016年4月向某未经批准擅自改建房屋,方某认为影响其通风采光,投诉至某市规划局,该局作出责令向某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方某不服,起诉至某区法院。该院2017年12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方某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该院2018年4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方某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法院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审,该院再审后仍予以维持。方某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湖南省检察院抗诉。期间,某市规划局变更为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湖南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某市规划局责令向某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处罚;未对向某的违建行为处以罚款,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且与方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据此,2020年3月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8月30日,该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撤销某市规划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针对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执法中存在大量混淆行政处罚和行政命令的现象,湖南省检察院经与湖南省高级法院商议,由省高法向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其依法区分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规范执法行为;根据向某家庭经济困难、原有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对房屋进行改造确有必要等现实情况,建议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向某补办审批手续,消除向某所建房屋违法状态。该局对上述建议均予以采纳。
案例七:
韩某与河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抗诉案
【典型意义】
工伤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受到职业伤害后获得救济的权利。本案中,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厘清“工作岗位”等法律概念,通过依法提出抗诉,监督法院纠正错误行政判决。同时,对于用人单位否认工伤而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依法监督法院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充分保障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突发疾病时能够获得相应医疗救济、经济补偿。
【案例简介】
韩某的丈夫薛某生前系某市保洁中心职工,其清洁打扫区域在该市河雍大道东段。2008年2月21日上午9时许,薛某在该市距离河雍大道3公里以外的缑村三街晕倒,经“120”抢救无效死亡。后韩某申请工伤认定,某市人社局不予认定。韩某不服,提起诉讼。法院于2011年3月4日作出判决,认为薛某的死亡地点不在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的情形,判决维持市人社局所作决定。韩某提出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某申请再审,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市中级法院再审后,以相同理由维持原判决。韩某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能否认定“视同工伤”,取决于职工受到伤害时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作岗位”不等于“工作场所”。本案中,薛某在工作期间因身体不适,选择离开工作场所前去就医,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和合理行为,劳动者的自救行为不能成为其丧失劳动权益保护和救济的不利因素,应当认定其是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同时,市保洁中心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保管考勤表及签到簿的责任,其主张薛某死亡当天未上班,但不能提供当天的考勤表及签到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判决支持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遂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7月7日,省高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撤销原审判决和市人社局处理决定,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20年9月17日,市人社局作出决定,认定薛某为“视同工伤”。
案例八:
张某与四川省某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劳动和社会保障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枫桥经验”化解矛盾。本案中,检察机关以公开听证促公正、赢公信,推动长达7年的行政争议解决。同时,向社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加强和规范社会养老保险稽核管理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促进社会治理。
【案例简介】
张某认为用人单位某汽运公司少报其缴费工资基数,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投诉,市社保局于2013年6月8日作出稽核整改意见书,要求某汽运公司补缴相关费用。因缴费涉及张某和公司各自负担部分,双方因劳动人事争议,稽核整改意见书未履行。2018年,张某认为市社保局未履行法定职责责令某汽运公司补缴,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区法院一审行政判决认为社保局作出稽核整改意见书属于履职,判决驳回张某诉讼请求。张某不服向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张某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申请某市检察院监督。
某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虽无不当,但张某主张稽核整改意见书应得到有效执行的请求合法合理。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一揽子解决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争议,检察机关多次与社保部门、张某及汽运公司对接,厘清各自权利义务。考虑汽运公司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市检察院协调人社、社保等部门到企业召开服务座谈会,为企业在社保费减免、疫情补贴上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2020年4月16日,某市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三方达成补缴养老保险协议,张某与汽运公司当场握手言和、消除积怨,当场撤回了监督申请。2020年4月27日,市检察院就社会养老保险稽核管理工作向市社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社保局全部采纳,推动对2011年以来1832份稽核整改意见书全面清理整改。
案例九:
宋某与浙江省温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从抗诉必要性出发,对于再审也无法解决实质诉求的,权衡抗诉监督与争议化解的利弊,着眼于解决当事人实际诉求,促成当事人和解。考虑当事人因疫情防控等客观原因无法参与现场调处、签署书面材料,检察机关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举行公开听证会。同时,对于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
【案例简介】
2013年4月,湖北籍工人宋某在浙江省温州市某建设公司(注册地在温州市甲区,以下简称某公司)位于乙区的工地工作期间受伤。宋某向乙区人社局投诉某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同年9月,乙区人社局书面回复称已立案进行处罚。2014年,宋某与某公司达成接受1.2万元工资补偿后放弃工伤补偿等权利并解除劳动关系的民事和解。同年12月,宋某被鉴定为八级伤残。2015年至2019年间,宋某分别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撤销和解协议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均被驳回。2016年8月,宋某向甲区人社局提出劳动保障监察申请,要求责令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甲区人社局认为违法行为发生超过2年,且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决定撤销立案。宋某提起行政诉讼。甲区法院于2016年12月判决维持甲区人社局的决定,驳回诉讼请求。宋某先后提起上诉和再审,均被驳回。
2019年10月,宋某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温州市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补缴社会保险费2年查处时效的适用规定,结合宋某已经提供材料初步证明企业存在违法事实,判决责令劳动保障监察行政部门履行相应职责,故原审判决不当;乙区人社局既未责令某公司为宋某缴纳社保,亦未移送甲区人社局处理,而甲区人社局未依法全面审查事实即径行决定撤销立案,其行为均存在不当。由于某公司已破产,宋某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相应补偿,温州市检察院引导宋某将诉求转到解决生活需要上来,以实质性化解本案争议;商请乙区、甲区人社局达成给予宋某一定救济的化解方案。2020年4月2日,温州市检察院根据宋某远在湖北新冠肺炎疫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全国检察机关视频通讯平台,连线湖北省某县检察院召开远程视频听证会,辩明是非,分清责任,宋某撤回监督申请。温州市检察院与两区人社局发放救助金共计7万元。
案例十:
张某某与广西自治区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予以救助,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因案加重贫困,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民生利益。本案中,检察机关经审查,退役军人张某某申请工伤认定因超过申请期限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法院的裁判并无不当。同时,鉴于张某某因工伤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检察机关为其申请司法救助,提供了有效的司法帮助,让因案加重贫困家庭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和力度,并将“关爱退役军人”的要求落到实处。
【案例简介】
张某某系某县某单位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聘用职工。2010年4月5日,张某某在门卫值班室拆饮水机时,因用力不当摔倒,碰到凳子边沿,导致胸部受伤,当日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被医院诊断为“食管破裂并破入左侧胸腔,右侧胸腔积液”。2011年4月28日,张某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1年5月17日,某市人社局以张某某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限为由,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随后,张某某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张某某因不服法院裁判,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张某某的监督申请后,通过调阅审判卷宗和工伤认定档案材料、咨询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向张某某及其工作单位、人社局等核实了有关情况,认为张某某上班时间在工作岗位上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伤,应当属于工伤,但其申请工伤认定确已超过法定期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某市人社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支持其诉求并无不当。同时,张某某是一名退役军人、其家庭是低保户,在本案的实体诉求有正当性、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同时,给予张某某进行了司法救助。
案例十一:
刘某青、谢某梅与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任某土地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本案过程中,站在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坚持法治、德治相统一,综合采取走访调查、公开听证等方式,厘清个案中的法律关系,注重与行政机关沟通,增强社会参与,以民事纠纷的解决促成行政争议的化解,引导各方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达成和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的良好效果。
【案例简介】
1988年,刘某青与谢某梅的父亲(已故)共同与安徽省某县某村某生产队(现已拆并)签订一份用地协议,刘某青、谢某梅现存的土地使用权证系根据该用地协议为两户合一颁发。2004年某县国土局依第三人任某申请,将双方宅基地交界处的隔巷登记在任某名下。刘某青、谢某梅认为该隔巷使用权属其所有,于2018年9月起诉请求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撤销任某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判令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其重新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一审法院认为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任某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行为不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亦不存在程序违法,对其要求重新颁发不动产登记证的诉求,以未提供证据证实为由不予支持。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亦驳回申请。2020年5月,刘某青、谢某梅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经调阅卷宗材料、咨询专业人员、实地测量,查明:1988年,某生产队将本案争议中约1米宽不规则的梯形隔巷分别转让给谢某梅父亲和任某两户,2004年某县国土局根据任某申请,将该隔巷登记在任某名下,导致该行政纠纷的产生。后承办检察官通过调查查明,刘某青对土地登记一直未提出异议,直到2015年提出变更登记申请,但任某不同意重新指界,变更登记无法完成。另查明,行政机关在登记过程中未履行公告程序,界址调查表、地籍调查表中部分签名非本人所签,行政确认程序存在瑕疵。检察机关在了解行政机关前期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决定牵头协调行政机关和双方所在的社区,通过发挥地方基层组织力量,发挥检察工作优势,共同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在前期协调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在双方所在社区举行公开听证会,挑选经验丰富的人民监督员、律师担任听证员,到现场查看并测量争议隔巷,在听证会上厘清矛盾根源,讲述“六尺巷”故事,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2020年10月12日双方完成了变更登记。
案例十二:
江苏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某市人社局、沈某庆等五人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典型意义】
工伤行政认定及工伤赔偿既关乎职工合法权益,又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检察机关没有就案办案,抓住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通过调查核实、释法说理和与各方当事人多次协调,推动关联民事案件调解,就争议问题一揽子解决,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谅解,化解了长达6年之久的行政争议。
【案例简介】
2016年3月,沈某和在江苏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沈某庆(系沈某和的父亲)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某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沈某庆遂向法院提起工伤认定行政诉讼。
2018年3月23日,一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某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其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某公司和某市人社局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该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2018年9月24日,某市人社局依据二审判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被驳回,又对某市人社局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至2021年期间,某公司、某市人社局、沈某庆对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工伤赔偿等先后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仲裁各2件。
2020年12月14日,某公司向该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市人民检察院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法院调取原审卷宗以及关联的行政、民事仲裁案件卷宗,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审查,就争议焦点进行研判。二是听取原承办法官、涉案三方当事人以及有关单位的意见,厘清来龙去脉。了解到双方从“对话”转向“对立”,对抗情绪严重。三是针对工伤赔偿问题与民事案件承办法官沟通,核实关联民事案件工伤赔偿情况,掌握双方实质诉求。
该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某市人社局依据生效判决变更工伤认定结果于法有据;本案关联行政、民事、仲裁案件6件,诉讼关系复杂,沈某庆和某公司曾有和解合意,但多次诉讼导致矛盾不断累积。经研判,市检察院决定通过推动关联民事案件调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承办检察官多次与申请人某公司沟通,就两次工伤认定的依据、程序、救济途径以及法院调查的合法性等进行释法说理,并邀请人社部门同志详细讲解工伤认定政策;针对双方在赔偿数额方面的分歧,与双方及代理律师十余次面对面沟通,最终促成双方对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某公司同意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意见,撤回监督申请;市检察院加强与法院衔接,推动某公司与沈某庆签订和解协议,沈某庆提起工伤赔偿民事诉讼自愿调解结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307号(政治法律类22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307号(政治法律类225号)提案的答复
贵党派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挥破产法作用促进“僵尸企业"出清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破产是解决企业产业深层次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产业质效的重要法治途径,破产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
人民法院切实将破产审判置于服务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中谋划和开展。2015年底中央提出处置僵尸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座谈会,研究部署破产审判服务僵尸企业处置工作。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开展破产案件审理积极稳妥推进破产企业救治和清算工作的通知》,就分类处置僵尸企业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指导。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广东、甘肃等10余个高级法院及时制定司法指导意见,积极协同、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建立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在优化企业破产法治环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正如贵党派所言,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企业破产法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贵党派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已经开始逐步加以解决。
一、关于解决破产立案的问题
破产程序需要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实践中,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企业破产制度在化解企业危机、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清偿债务方面的强大作用。所以,很多债权人、债务人宁愿采用普通执行手段实现部分权利,也不愿运用破产制度来实现各方利益共赢。同时,由于企业破产涉及面广、问题点多,一些地方法院对企业破产也存在畏难心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企业破产启动难。最高人民法院聚焦破产启动难这一顽疾,采取有关措施先在人民法院内部解决阻碍破产启动的问题。
一是规范破产立案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印发《关于破产案件立案受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类型划分的通知》,明确规定自2016年8月1日起对当事人提出的破产申请,立案部门应一律接收并出具书面凭证。上述文件进一步理顺了破产案件立案审查流程和规则,为企业尽快进入司法程序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大力推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1月发布《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后,全年狠抓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相当一批不具有运营价值的企业退出了市场。
三是强化上级法院审判监督功能。2017年人民法院审结破产上诉案件153件,经审查后指令受理、审理的案件53件,占比为34.6%。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人民法院受理审理的破产案件数量大幅上升。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企业破产申请审查、破产案件9542件,同比上升68.4%;审结6257件,同比上升73.7%。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进破产案件的依法受理工作。
二、关于建立完善破产相关配套制度和机制问题
目前,包括信用修复在内的一系列破产配套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破产案件审理进程和破产制度功能发挥。最高人民法院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着力补齐企业破产制度机制短板。
一是推动地方法院与政府建立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企业破产中职工安置、维护稳定、企业征信恢复等问题。如福建省在省、市、县三级建立企业破产和信贷风险处置工作统一协调机制;广东佛山、惠州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政府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与破产审判工作直接对接,有力推动了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
二是推动建立破产费用保障制度。很多地方法院结合实际建立破产费用保障资金,解决破产案件中管理人报酬等破产费用不足的问题。四川高院协调省级财政注资500万元建立了省级管理人援助基金,实行专户管理。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向有关部委积极呼吁建立完善的破产配套制度。下一步,我们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推进从制度上解决相关问题,推动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
三是关于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推动破产法修改的问题。关于破产实践面临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我们规范和调研的重要课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始终积极调研,推动破产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的制定,并以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进行业务指导。为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召开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深刻分析破产审判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困难,总结、推广有益经验和成果,形成《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于2018年3月发布,共计50条,强调了破产审判的重要意义,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破产审判工作的总体要求,为解决破产审判重大性、普遍性、瓶颈性问题指明方向,提供路径。此外,2016年和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发布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为审判实践提供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破产重整、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管理人制度等进一步作出规定,统一司法实践。此外,面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将适时组织开展调研,进行总结评估,有序推进破产法的修改完善工作。
感谢贵党派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九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九批)
(2022年11月1日)
案例一
颜某某滥伐林木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滥伐林木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28日,颜某某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他人在位于乌江干流流域的贵州省某县某村茶林坡砍伐35株柳杉、蓄积为6.5057立方米,折合材积为4.2287立方米,林木价值2960.09元。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一款“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皆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之规定,对乌江流域的林木资源、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造成损害。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经调查于2019年11月2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颜某某作出行政处罚:1.责令在6个月内补种树木175株;2.处罚款11840.36元。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后,颜某某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缴纳部分罚款后拒不缴纳剩余部分罚款。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0年7月14日向该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颜某某缴纳罚款项。县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颜某某以县法院执行裁定程序违法为由,向该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调查核实 县检察院受理该监督申请后,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取审阅行政非诉执行卷宗材料,对县法院对该案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依法进行了全面审查。经审查,申请人颜某某履行补种处罚后未足额缴纳罚款,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就罚款处罚项内容向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罚款项及加处罚款部分准予强制执行并无不当;二是经询问颜某某了解到其砍伐行为属实,但县综合执法局要求其栽种175棵树木的行政处罚未载明补栽树种、补种时间、地点等具体事项,而执行时又要求颜某某补种价值较高的桂花树,而不是砍伐的柳杉。颜某某已按照要求补种了直径5厘米、苗高2米的桂花树175株,后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并缴纳部分罚款,剩余罚款无力缴纳,希望以补种不同树种超出的价值折抵剩余部分罚款;三是为进一步了解此案的补植复绿情况,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林业局召开了座谈会,两单位均表示该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未载明补种树木的具体要求,并且目前辖区内也没有制定补植复绿具体的补种要求和规范,在进行验收时无具体参照标准。同时,检察机关对辖区补植复绿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发现行政处罚中确实存在对补种树木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验收及验收标准不统一等情况。
公开听证 围绕县法院执行裁定的合法性问题,办案人员组织双方到颜某某居住地的村委会举行公开听证。听证过程中,针对颜某某认为县法院执行裁定违法问题,检察官进行释法说理,向其阐明县法院超期作出执行裁定虽属程序违法,但未对其实体权利造成损害。针对补植复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也认识到,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载明补种树种,让颜某某补种价值较高的桂花树的确有不合理之处。听证员一致认为,该案暴露出辖区内对补植复绿的时间、地块、树种、密度、苗木规格、等级等,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亟需制定恢复植被、补种树木和验收的具体标准。会后,颜某某对听证结果表示认可并自愿撤回监督申请。
制发检察建议 针对县法院执行裁定超期的违法行为,县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监督纠正。同时,为解决听证会上提到的该县域内补种复绿工作缺乏细化的规范机制问题,县检察院依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分别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林业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送达,建议其严格按照《贵州省林业局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对补种树木执行验收,并联合相关部门完善验收工作机制;对近三年内的树木补种案件进行全面“回头看”。
处理结果 2022年3月30日,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并作出回复,严格规范执行行为。针对本案颜某某未缴纳的部分罚款,县法院在确认其无可供执行财产后,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2年4月1日,县检察院推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林业局,在《贵州省林业局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本县域实际,制定了《某县被毁林地恢复植被、补种树木标准和验收办法(试行)》,就补种树种、栽种时间段、验收程序、各单位分工等内容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该办法实施后,行政机关对2019年以来办理的121件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开展“回头看”,已在辖区内重新补种树木270株,复绿山林4.13亩。
【典型意义】
乌江系贵州第一大河,是长江上游南岸的最大支流,流域内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林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延续了林木采伐许可制度。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种树木,并处罚款。检察机关通过个案监督,严格贯彻落实林木采伐许可制度,并拓展至被毁林地的补植复绿制度机制完善,推动本地行政机关依据地方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补种树木履行方式、期限、标准和验收办法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确保补植复绿工作有章可循,共筑生态环境保护屏障,对于深入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案例二
王某某违法占用黄河滩地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违法建设 黄河滩地保护
【基本案情】
2017年,村民王某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山东省某县某村544平方米黄河滩地进行房屋建设。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内容为:1.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2.该宗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限十五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3.并处罚款(每平方米30元)共16320元。王某某在规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又未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行政处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8年3月26日向该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县法院以王某某缴纳罚款、作出待滩区迁建房屋建好后拆除违法建设的书面保证为由裁定终结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调查核实 2022年2月25日,该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工作中发现,县法院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终结执行的情形,遂依职权监督。经查,县法院确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裁定,扣划被执行人王某某银行存款16465元后终结本案执行,但违法建设一直未予拆除。
制发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县法院裁定终结执行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经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全部执行完毕,或者是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可以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之规定,遂于2022年3月28日向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处罚内容执行到位,违法建设及时拆除。
处理结果 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及时恢复执行,并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地乡政府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做好被执行人的释法说理工作,被执行人同意配合拆除违法建设,目前该违法建设正有序拆除。
【典型意义】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由于河流中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黄河下游近千公里因此成为“悬河”,给行洪、防汛带来困难。山东省某县位于黄河下游,县域内黄河流长67千米均为“悬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应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三节明确提出,推进滩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滩区水源和优质土地保护修复,严格限制自发修建生产堤等无序活动,依法打击私搭乱建等行为。案涉违法占用黄河滩地,不仅违反上述规定,损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还给行洪安全带来隐患,危及滩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在依法监督人民法院准确、全面履行执行职责的同时,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参与共同保护黄河滩地,以实际行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三
罗某某非法采矿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非法采矿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罗某某在江西省某县某地段无证开采建筑用硅质岩矿,累计达5363.25立方米。2018年10月18日,该县国土资源局(现为县自然资源局)认定罗某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一、责令停止无证开采的行为,并对无证开采矿点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二、没收无证开采的建筑用硅质岩矿5363.25立方米违法所得,计人民币96538.5元,并处按违法所得25%罚款,计人民币24134.62元,罚没款合计人民币120673.12元。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罗某某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相关义务,经县自然资源局催告后仍未履行。
2019年7月5日,县自然资源局向该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中第二项没收违法所得和并处罚款内容。2019年7月24日,县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2019年10月30日,县自然资源局与罗某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经双方协商确定罗某某缴纳非法所得96538.5元,缴纳罚款19307.7元;二、县自然资源局放弃对罗某某的加处罚款;三、本案的执行费用由罗某某承担;四、罗某某按期履行义务,违法所得和罚款共计115846.2元,从2019年11月开始,于每月30日之前缴纳6000元,最后一个月缴纳1846.2元。和解协议达成后,县法院终结执行,但罗某某未履行和解协议。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发现,县自然资源局和县法院均存在违法情形。县自然资源局的违法情形为:1.对未履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中第一项“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没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罗某某非法采矿破坏自然资源,且逾期不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义务,县自然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项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2.执行和解违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县自然资源局与罗某某的和解协议约定减免罚款本金,违反上述法律规定;3.未依法申请恢复执行或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罗某某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县自然资源局未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怠于履行职责。县法院的违法情形为:1.未依法审查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性而错误终结执行;2.法律文书送达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实施)第四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本案中,法院对被执行人罗某某的执行通知书于2019年7月31日已生成,但直到同年10月30日才予以送达。同时,县法院未向罗某某送达终结执行裁定书。
制发检察建议 针对上述违法情形,县检察院于2021年7月26日分别向县法院、县自然资源局制发检察建议。县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向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并督促罗某某对被破坏采矿现场进行修复。县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受理恢复执行申请,并予以强制执行。
处理结果 目前罗某某对被破坏的采矿现场洒下草籽,进行了植草复绿,同时已先行缴纳罚款4万元,剩余部分罚款分期缴纳并由其家人提供担保。法院已针对文书送达等不规范问题组织专项整改予以规范。
【典型意义】
江西省某县濒临鄱阳湖,北通长江,地处“五水汇一湖”要冲,县域内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直接影响鄱阳湖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耕地、草地、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因此,对长江流域内无证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更应当严格执法,责令停止开采,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等,并且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作用,督促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履职的同时,确保被执行人切实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义务,推动实现对矿产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合力保护、全面保护。
案例四
某体育文化旅游公司
违法占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
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检察建议 违法建设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基本案情】
2017年,某体育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育文化旅游公司)采取私下租赁方式擅自占用湖北省某县级市1972.93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滑雪场项目,并修建5栋钢棚和1处水池,所占土地均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部分设施位于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该市国土资源局(现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调查认为,体育文化旅游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属于非法占地,于2018年7月31日对体育文化旅游公司非法占地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退还占用的集体土地,并处以16684.45元罚款。
该公司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1月31日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市法院当日立案后于同年3月14日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相关应诉材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应诉材料后,直至次月16日才向市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的规定。法院认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逾期答辩及提交证据未提出合理理由,也未事先提交延期申请,视为行政处罚没有证据支持,遂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判决。处罚被撤销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继续依法履职。直至2021年8月,该公司非法占地行为仍在持续。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市法院办案中违反法律规定送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行政处罚被撤销后未继续依法履行职责,致使非法占地“搁浅”四年未处理,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未得到修复,遂根据《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启动依职权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市人民检察院调取审判卷宗、执法卷宗,开展现场勘查,询问当事人,走访附近村民及村委会,经调查认为:一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超期答辩、未依法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交答辩状。本案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时隔32天后才向市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超出法定期限且未说明理由,致使处罚被撤销。此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继续履职,非法占地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二是市法院送达不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本案中,市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予以立案,立案后于同年3月14日才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送达起诉状副本,超出法定期限。
制发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认为,体育文化旅游公司滑雪场项目建设所占土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部分设施位于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准。行政机关虽作出处罚,但因逾期举证、消极应诉致使行政处罚被撤销后,仍有查处违法行为的职责和义务。2021年8月25日,市检察院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督促涉案土地恢复农用地功能;规范行政应诉工作,加强辖区内土地管理和监督力度,严格耕地保护。同年11月16日,市检察院向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加强管理,规范行政诉讼文书送达。
处理结果 检察建议发出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9月2日对本案恢复调查,收集相关证据,认定体育文化旅游公司在未取得用地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占用2546.98平方米修建厂房及其他设施,于10月21日对体育文化旅游公司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退还占用的集体土地,并处以38204.70元罚款。新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体育文化旅游公司仍未自动履行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2022年1月18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年2月26日,市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目前违法建设已基本拆除到位。针对诉讼文书送达问题,市法院主动开展专项自查并予以规范,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清江源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对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源头实行严格保护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九条和《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本案中,某体育文化旅游公司在清江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占地建设滑雪场项目,违反上述规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三条、《湖北省清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一条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对此,检察机关立足行政检察职能,在监督生效行政裁判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怠于履职情形,对此一并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搁浅”四年未被处理的非法建设得以拆除,以实际行动助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案例五
某物资公司等5家企业
未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基本案情】
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企业在地处黄河上游重要产流区(在降雨过程中,流域上产生径流的部分)的甘肃省某市域内进行生产建设。2019年4月至5月,甘肃省某市某区水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规定向该5家企业作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决定。该5家企业既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区水务局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区法院审查后,于2020年1月17日至3月4日分别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但未移送本院执行部门。2020年7月3日至6日,区水务局再次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审查期间,区水务局与其中4家企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延期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据此,区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但4家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和解协议,区水务局也未及时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另,未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某市某采石场也一直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上述公司共涉及78.2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未能依法及时征收。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调查核实 该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遂开展调查核实,发现区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要求行政机关“二次申请”强制执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关于由法院内部移送执行部门的规定。同时,区水务局在征收决定书中未依法列明加收滞纳金及滞纳金起算时间、计算标准等问题,未依法及时申请法院恢复执行。
制发检察建议 2022年4月,区检察院向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规范执行案件流转程序,避免行政机关“二次”申请强制执行。向区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水务局规范行政决定书中加收滞纳金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积极跟踪法院执行情况,确保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处理结果 检察建议发出后,区法院已全面恢复执行,同时表示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作出准予执行裁定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直接移交执行局执行。区水务局对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迅速整改落实,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征收决定书中滞纳金的适用。
【典型意义】
水土保持和植被保护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是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的有力措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第二章第五节明确将陇中陇东划为水土保持区。案涉甘肃某市地处陇中地区,境内分布大通河、金强河等黄河主要支流,水土、植被等生态保护任务艰巨,检察机关通过开展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专项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推动水土保持补偿费及时征缴和使用,为区域内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六
某金属制品厂等
32家企业环境违法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未经环评投产 大数据赋能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基本案情】
2016年底,江苏省泰州市某县级市环境保护局(现为市生态环境局)发现,某金属制品厂等32家沿江电镀企业在产项目未获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保部门组织验收,即开始从事电镀生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市环保局经调查对该32家企业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内容均为罚款并“停止电镀生产线的生产”。此后,32家企业只缴纳了罚款,未停止生产。2017年初,市环保局向泰州市某区人民法院(该地区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32家电镀企业作出的“停止电镀生产线的生产”行政处罚决定。
区法院经审理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后,市环保局以“企业环保设施改造项目正接受泰州审批中心审批”等为由申请撤回强制执行。2017年10月14日,区法院对32件案件裁定终结执行。2018年2月,市环保局向区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区法院未予立案并恢复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开展“长江沿岸环保案件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专项活动”,运用检察大数据,发现濒临长江的电镀产业园区存在系列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线索。经初步调查了解,案涉企业仍未完成行政审批手续办理,环保部门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与其执法目的不相符,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组织成立专案组,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核实办理环评手续情况。赴行政审批中心调查核实涉案企业环评手续办理情况,发现案涉32家企业尚未通过环评验收;二是调查案涉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赴案涉企业实地查看,发现32家企业均未停止电镀生产;三是核实强制执行情况。赴市环保局核实撤销强制执行申请的原因、有无申请恢复执行,发现环保部门申请撤案时企业并未停止生产,且申请恢复执行后,法院未予立案并恢复执行。
制发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执行措施,对环保部门撤回强制执行申请的事由未尽审查义务,且在环保部门申请恢复执行后未立案恢复执行。遂于2018年4月28日向法院发出类案检察建议,建议其立即恢复对该系列案件的执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执行到位。
监督结果 区法院回复采纳检察建议,并组织开展“蓝盾”专项行动,对被执行企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不配合执行的违法企业采取查封生产设备措施等强制执行措施,督促企业停止环境违法行为。该系列案件执行结束后,检察机关联合市环保局为32家企业开展“法律体检”和“政策上门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截至2020年11月,32家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上线环保设施、完善环评手续等方式全部恢复生产。目前,检察机关已连续五年定期赴电镀园区开展环保法治宣传,发出“绿色电镀、清洁生产”倡议。
【典型意义】
电镀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重金属的废水废渣,是我国列入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专项整治的重点行业。做好长江流域电镀企业的污染防治,实现清洁生产,对于防治重金属污染以及生态保护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长江流域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应当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该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包括电镀产业在内的9类企业实施清洁化改造,通过技术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检察机关立足当地产业布局特点,借助大数据赋能,透过个案发现多个电镀企业有同类环境违法行为,监督法院纠正终结执行裁定、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停止环境违法行为”的系列行政处罚集中执行到位;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开展长江生态保护法治宣传,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企业绿色经营、规范经营。
案例七
上海市检察机关
推动规范船舶经营社会治理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参与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非法航运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起,陈某某等人伪造我国多地海事部门及公司印章,制作100余份虚假舱单并出售给船方,帮助船方从海上非法开采海砂“洗白”运至长江上海崇明段报港卸货,后被长江航运公安机关查获,以陈某某等五人伪造公司印章罪移送起诉。2020年3月,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依法对上述人员审查起诉时发现,本案不仅存在伪造印章行为,还存在挂靠船舶监管问题。遂借助检察一体化机制,将该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依法处理。
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初步审查发现,案涉船舶系某海运有限公司名下挂靠船舶,有关闭船舶自动定位系统、虚假报备航次计划、运输信息等违规行为,海事监管部门存在行政监管不力问题。同时发现该案并非个例,同类违规挂靠行为已经引发多起诉讼,甚至刑事犯罪;被挂靠船舶企业收取挂靠费后即“挂而不管”;部分挂靠和“三无”船舶采用关闭AIS系统行驶、“幽灵船”“马甲船”等形式,违法从事危险品、禁止进出口货物运输,甚至“河船入江、江船入海”非法从事海上运输,危及长江航运安全,并且肆意排放燃油及污染物,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调查核实 鉴于船舶经营管理衍生出的一系列违法及生态保护问题,因涉及上海海事监管部门在上海段辖区的行政执法问题,区检察院即报告市检察院,两级院联合开展调查核实。区检察院先后到海事、航运、交通执法、行业协会及涉海公安、法院等多家单位调研走访,了解船舶经营现状与问题成因。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水路运输经营者不得出租、出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检察机关调查认为,具有经营资格的企业吸收无证船舶“挂靠”而不进行实际有效管理,本质上属于变相转让、转租经营资格的违法行为。海事监管部门作为监管机关对辖内船舶营运单位存在监管缺失缺位。
制发检察建议 区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由市检察院转送上海海事监管部门。建议内容:一是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开展自查自纠;二是以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污染为目标探索建立长江一体化船舶诚信体系;三是建立联动机制,形成保护长江流域的监管合力。此后,上海海事监管部门回函,就规范船舶管理、加强长江保护,从专项治理、违法行为处罚、合规意识、诚信积分等方面回复治理方案。
此后,市检察院牵头,两级院两次与上海海事监管部门座谈,区检察院前往船舶工作一线督促落实。上海海事监管部门为落实检察建议,联合多家单位启动“保护长江口”专项治理活动,集中调查处理内河船舶非法排污、涉海运输、非法捕捞、走私等违法行为,三个月内查处违规船舶500余艘,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00余人。2022年3月,基于检察机关提出的完善技术监管建议,上海海事监管部门修订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船舶AIS系统提出了及时更新的管理要求,涵盖上海港约3000艘各类船舶。同时,上海海事监管部门根据建议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禁止在长江上海段运输剧毒化学品,建立船舶、船上人员信息及专项安全检查情况核查机制,采用电子比对和现场核查,对AIS配置重点排查;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与江浙执法机关开展水陆联合整治,重点查扣无证驾驶船只,就燃油检测和废弃物排放进行检测和执法,有力保障长江生态联动保护。
【典型意义】
长江是我国水路运输的黄金通道。做好长江交通运输船舶的监管工作,对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保障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挂靠船舶出现“挂而不管”、违规航运等,不仅影响水路运输安全,还对江河水域环境造成危害。《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均明确禁止水路运输经营者出租、出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禁止船舶在划定的禁止航行区域内航行,避免和减少对重要水生生物的干扰。鉴于对挂靠船舶“挂而不管”、监管不力具有一定普遍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上下一体联动,向有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船舶经营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有效消除挂靠船舶对长江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助力长江水路运输领域问题的溯源治理、生态环境系统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的通知
(高检发诉字[20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已经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2月14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
(2017年7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通过刑事抗诉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为规范刑事抗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抗诉案件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坚持依法、准确、及时、有效的基本要求。提出或者支持抗诉的案件,应当充分考虑抗诉的必要性。
涉及未成年人的,应当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作为抗诉重点。
第四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确定的办案、审批机制运行。
第二章 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受理申诉等活动,监督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规定》等规定。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尚未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
(一)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后,人民检察院通过指定专人审查发现错误;
(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在法定抗诉期限内提出是否抗诉的意见;
(三)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由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作出一审判决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
(四)其他途径。
第七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未能及时提出抗诉的,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
(一)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后,人民检察院通过指定专人审查发现错误;
(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提出申诉,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经复查发现错误;
(三)根据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转送的材料和反映的意见,对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审查后发现错误;
(四)在办案质量检查和案件复查等工作中,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五)出现新的证据,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错误;
(六)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其他案件已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七)其他途径。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指令作出生效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三章 抗诉情形与不抗诉情形
第九条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一)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导致定罪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1.刑事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一致的;
2.认定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有矛盾的;
3.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或裁定采信证据确有错误,导致定罪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1.刑事判决、裁定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的;
2.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或者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结论之间缺乏必然联系的;
3.据以定案的证据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未被排除的;
4.不应当排除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或者不予采信的;
5.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
6.因被告人翻供、证人改变证言而不采纳依法收集并经庭审质证为合法、有效的其他证据,判决无罪或者改变事实认定的;
7.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或者改变事实认定的。
(三)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1.定罪错误,即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时发生错误:
(1)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2)混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或者在司法实践中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
2.量刑错误,即适用刑罚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不相适应,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1)不具有法定量刑情节而超出法定刑幅度量刑的;
(2)认定或者适用法定量刑情节错误,导致未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3)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量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不相适应或者不均衡的;
(4)适用主刑刑种错误的;
(5)适用附加刑错误的;
(6)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缓刑错误的;
(7)适用刑事禁止令、限制减刑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有下列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
1.违反有关公开审判规定的;
2.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3.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5.除另有规定的以外,证据材料未经庭审质证直接采纳作为定案根据,或者人民法院依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和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质证而直接采纳作为定案根据的;
6.由合议庭进行审判的案件未经过合议庭评议直接宣判的;
7.违反审判管辖规定的;
8.其他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的。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所作判决、裁定明显不当的。
(六)人民法院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审判的。
第十条 下列案件一般不提出抗诉:
(一)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被告人提出罪轻、无罪辩解或者翻供后,认定犯罪性质、情节或者有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导致人民法院未认定起诉指控罪名或者相关犯罪事实的;
2.刑事判决改变起诉指控罪名,导致量刑差异较大,但没有足够证据或者法律依据证明人民法院改变罪名错误的;
3.案件定罪事实清楚,因有关量刑情节难以查清,人民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的;
4.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明部分或者全部案件事实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人民法院不予认定该部分案件事实或者判决无罪的。
(二)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法律规定不明确、存有争议,抗诉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的;
2.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偏轻的;
3.被告人系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量刑偏轻的;
4.被告人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量刑偏轻的。
(三)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或者判决书、裁定书存在技术性差错,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一般不提出抗诉。必要时以纠正审理违法意见书形式监督人民法院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或者以检察建议书等形式要求人民法院更正法律文书中的差错。
(四)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或者社会反响强烈的以外,一般不提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
1.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2.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主要证据存有疑问的;
3.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被告人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方谅解的;
4.罪犯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后,认罪服法,狱中表现较好,且死缓考验期限将满的。
(五)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的刑罚虽与法律规定有偏差,但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社会认同的。
(六)未成年人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
第四章 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
第十一条 审查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坚持全案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原则,并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重点审查抗诉主张在事实、法律上的依据以及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第十二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全面、细致地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以及诉讼程序,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准确分析认定人民法院原审裁判是否确有错误,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决定是否提出(请)抗诉。
(一)对刑事抗诉案件的事实,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犯罪动机、目的是否明确;
2.犯罪手段是否清楚;
3.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是否查明;
4.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否查明;
5.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对刑事抗诉案件的证据,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认定犯罪主体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2.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3.涉及犯罪性质、认定罪名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4.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5.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支持抗诉意见的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6.抗诉证据之间、抗诉意见与抗诉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7.抗诉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三)对刑事抗诉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适用法律和引用法律条文是否正确;
2.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是否正确;
3.具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4.适用刑种和量刑幅度是否正确;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十三条 审查抗诉案件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认真研究抗诉书或提请抗诉报告书,熟悉案件的基本情况、重点了解不同诉讼阶段认定案件事实的差异,公诉意见、历次判决或裁定结论有何差异,将判决或裁定理由与抗诉理由或提请抗诉的理由进行对比,初步分析案件分歧的焦点所在;
(二)审阅起诉书、判决书或裁定书,核对抗诉书或提请抗诉报告书所列举的公诉意见、判决或裁定结论、判决或裁定理由等内容是否存在错误;
(三)审阅卷中证据材料。在全面审阅的基础上,重点审查判决、裁定认定案件事实所采信的证据,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提请抗诉所认定的证据,特别是对认定事实有分歧的,应当仔细审查各分歧意见所认定、采信的证据;
(四)根据卷中证据情况,提出对案件事实的初步认定意见,注意与判决、裁定的认定意见有无不同;
(五)初步列出案件分歧的焦点问题,包括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的分歧意见等;
(六)分析判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提出抗诉或提请抗诉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疏漏,研判是否支持抗诉或决定抗诉;
(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必要时可以到案发地复核主要证据,对尚不清楚的事实和情节提取新的证据;
(八)根据复核证据的情况,进一步提出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分析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抗诉理由是否充分,最后提出是否支持抗诉或者决定抗诉的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并根据案件需要复核或者补充相关证据。
需要原侦查机关补充收集证据的,可以要求原侦查机关补充收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自首、立功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管辖规定交侦查机关调查核实,也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发现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侦查。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人员调查了解原案的发破案、侦查取证活动等情况。
在对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时,可以委托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文证审查,或者请其提供咨询意见。检察技术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具的审查意见或者咨询意见应当附卷,并在案件审查报告中说明。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抗诉案件,除依照本指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审查外,还应当重点开展下列工作:
(一)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原审被告人的辩解;
(二)必要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三)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询问证人;
(四)必要时补充收集证据;
(五)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对案件线索逐件登记、审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办理。
第十七条 承办人审查后,应当制作刑事抗诉案件审查报告,阐明是否提出抗诉或者是否支持抗诉的意见。
刑事抗诉案件审查报告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格式,并重点把握以下要求:
(一)充分认识审查报告制作质量直接影响对案件的审核和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
(二)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可以根据案件汇报的需要及案件本身的特点作适当的调整;
(三)事实叙写应当清晰、完整、客观,不遗漏关键的事实、情节;
(四)证据摘录一般按照先客观性证据后主观性证据的顺序进行列举,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础构建证据体系,对客观性证据优先审查、充分挖掘、科学解释、全面验证;同时,要防止唯客观性证据论的倾向,防止忽视口供,对口供在做到依法审查、客观验证基础上充分合理使用;
(五)引用判决或裁定的理由和结论应当全面客观,分析判决或裁定是否错误应当有理有据;
(六)审查意见应当注重层次性、针对性、逻辑性和说理性;
(七)对存在舆情等风险的案件,应当提出风险评估和预案处置意见。
第五章 按照第二审程序抗诉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落实对人民法院判决、裁定逐案审查工作机制。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应当及时审查,承办检察官应当填写刑事判决、裁定审查表,提出处理意见。
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中遇到干扰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协调和排除干扰工作,以保证抗诉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当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以内提出;对裁定的抗诉,应当在接到裁定书后的第二日起五日以内提出。提出抗诉应当以抗诉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为准,不得采取口头通知抗诉的方式。
第二十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制作抗诉请求答复书,在收到请求后五日以内答复请求人。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收到人民法院判决书五日以后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一条 办理职务犯罪抗诉案件,应当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一步加强同步审查监督工作的通知》等要求,重点解决职务犯罪案件重罪轻判问题。
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依法提出抗诉,并且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下级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在二日以内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不应当抗诉的,应当将不抗诉的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意见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调卷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经调卷审查认为确有抗诉必要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抗诉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已经同步审查的,上一级人民法院针对同一案件作出的第二审裁判,收到第二审裁判书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及时审查,一般不再报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
第二十二条 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刑事抗诉书。刑事抗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原判决、裁定情况;
(二)审查意见;
(三)抗诉理由。
刑事抗诉书应当充分阐述抗诉理由。
第二十三条 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刑事抗诉书和检察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一并报送本院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
第二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意见的,可以变更、补充抗诉理由,及时制作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阐明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的意见和理由,在同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送达人民法院,同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五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支持抗诉的,承办部门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在同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送达人民法院,同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并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撤回抗诉理由。
第二十六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的,可以提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复议,并另行指派专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报告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同意后,将复议结果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按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重新审判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
第六章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
第二十八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包括: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
(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第三十条 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原则上应当自人民法院作出裁判之日起二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需要复核主要证据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属于冤错可能等事实证据有重大变化的案件,可以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提请抗诉的,一般应当在收到生效判决、裁定后三个月以内提出,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于人民法院第一审宣判后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抗诉,或者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未提出抗诉的案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一般不得为加重被告人刑罚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被害人提出申诉或上级人民检察院指令抗诉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依次写明原审被告人基本情况,诉讼经过,审查认定后的犯罪事实,一审人民法院、二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情况,判决、裁定错误之处,提请抗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情况等。
第三十二条 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提请抗诉报告书一式十份和侦查卷、检察卷、人民法院审判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一并报送本院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
调阅人民法院的案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原则上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一个半月以内作出决定;需要复核主要证据或者侦查卷宗在十五册以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需要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的,可以再延长半个月。
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属于冤错可能等事实证据有重大变化的案件,可以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再自行缩短办案期限;对原判死缓而抗诉要求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延长期限。
第三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后,应当制作刑事抗诉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出的抗诉,提出抗诉时应向人民法院移送新证据。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应当将抗诉书副本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需要对原审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
第三十六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抗诉的,应当向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做好不抗诉理由的解释说明工作,一般采用书面方式。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审查提请抗诉通知书,通知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 出席刑事抗诉案件法庭
第三十七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法院决定召开庭前会议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依法履行职责。
第三十八条 检察员出席刑事抗诉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抗诉,对原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进行监督;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三十九条 收到刑事抗诉案件开庭通知书后,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熟悉案情和证据情况,了解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是否发生变化;
(二)深入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三)制作出庭预案;
(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决定支持抗诉的,应当制作支持抗诉意见书,并在开庭前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第四十条 出庭预案一般应当包括:
(一)讯问原审被告人提纲;
(二)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侦查人员提纲;
(三)出示物证,宣读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播放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举证和质证方案;
(四)支持抗诉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意见;
(五)对原审被告人、辩护人辩护内容的预测和答辩要点;
(六)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的预测和相应的对策。
第四十一条 庭审开始前,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应当做好以下预备工作:
(一)了解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应当到庭的诉讼参与人是否已经到庭;
(二)审查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刑事抗诉书副本等诉讼文书的送达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是否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审查到庭被告人的身份材料与刑事抗诉书中原审被告人的情况是否相符;审判长告知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清楚、完整;审判长对回避申请的处理是否正确、合法。法庭准备工作结束,审判长征求检察员对法庭准备工作有无意见时,出庭的检察员应当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请审判长予以纠正,或者表明没有意见。
第四十二条 审判长或者审判员宣读原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由检察员宣读刑事抗诉书。宣读刑事抗诉书时应当起立,文号及正文括号内的内容不宣读,结尾读至“此致某某人民法院”止。
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出庭检察员应当在宣读刑事抗诉书后宣读支持抗诉意见书,引导法庭调查围绕抗诉重点进行。
第四十三条 检察员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讯问被告人。讯问应当围绕抗诉理由以及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不再全面讯问。
讯问时应当先就原审被告人过去所作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属实进行讯问。如果被告人回答不属实,应当讯问哪些不属实。针对翻供,可以讯问翻供理由,利用被告人供述的前后矛盾进行讯问,或者适时举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
讯问时应当注意方式、方法,讲究技巧和策略。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不清、不全、前后矛盾,或者供述和辩解明显不合情理,或者供述和辩解与已查证属实的证据相矛盾的问题,应当讯问。与案件无关、被告人已经供述清楚或者无争议的问题,不再讯问。
讯问被告人应当有针对性,语言准确、简练、严密。
对辩护人已经发问而被告人作出客观回答的问题,一般不进行重复讯问。辩护人发问后,被告人翻供或者回答含糊不清的,如果涉及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或者影响量刑的,检察员必须有针对性再讯问。辩护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或者采取不适当的发问语言和态度的,检察员应当及时请求合议庭予以制止。
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检察员可以根据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审判长(审判员)发问的情况,进行补充讯问。
第四十四条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需要出庭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并安排出庭作证。
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笔录,检察员应当当庭宣读。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存在疑问、确实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且可以强制其到庭的,检察员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和接受质证。
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通知的一方进行;发问时可以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陈述,也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
检察员对证人发问,应当针对证言中有遗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内容,并着重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做到简洁清楚。
证人进行虚假陈述的,应当通过发问澄清事实,必要时还应当出示、宣读证据配合发问。
询问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照询问证人的规定进行。
第四十五条 需要出示、宣读、播放原审期间已移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的,出庭的检察员可以申请法庭出示、宣读、播放。
需要移送证据材料的,在审判长宣布休庭后,检察员应当与审判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后三日以内移交。
第四十六条 审判人员通过调查核实取得并当庭出示的新证据,检察员应当进行质证。
第四十七条 检察员对辩护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应当积极参与质证。质证时既要对辩护人所出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也要注意辩护人的举证意图。如果辩护人运用该证据材料所说明的观点不能成立,应当及时予以反驳。对辩护人、当事人、原审被告人出示的新的证据材料,检察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讯问、质证,并就该证据材料的合法性、证明力提出意见。
第四十八条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进行法庭辩论时,检察员应当发表抗诉案件出庭检察员意见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论证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证据错误之处;
(二)指明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严重程度,评析抗诉理由;
(三)论证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是否正确,有误的,应提出改判的建议。
第四十九条 检察员对原审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需要答辩的,应当在法庭上进行答辩。答辩应当抓住重点,主次分明。与案件无关或者已经辩论过的观点和内容,不再答辩。
第五十条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二审程序审判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由派员出席法庭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第八章 刑事抗诉工作机制
第五十一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拟抗诉的重大案件,应当在决定抗诉前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汇报。上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工作情况通报、工作经验推广、案件剖析评查、优秀案件评选、典型案例评析、业务研讨培训、庭审观摩交流等活动,推动刑事抗诉工作发展。
第五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刑事抗诉个案和类案专项指导,主动帮助下级人民检察院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排除阻力和干扰。对于重大普通刑事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的案件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抗诉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抗诉前工作指导,必要时可以同步审查,确保抗诉质量。
第五十三条 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应当依法列席。列席人员应当在会前熟悉案情、准备意见和预案,在会上充分阐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和理由。承办检察官应当按照列席要求,为检察长或者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做好准备工作。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与同级人民法院有关审判庭加强经常性的工作联系,就办理抗诉案件中认识分歧、法律政策适用等问题充分沟通交流。
第五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引起媒体关注的敏感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建立快速反应工作机制,依法查明事实真相,适时公开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树立人民检察院维护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2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2021年3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1〕3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结合国家赔偿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公民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本解释。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公民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未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或者未同时请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经释明后不变更请求,案件审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依法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可以同时认定该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但是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该公民不存在精神损害,或者认定精神损害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第四条 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应当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同时,视案件具体情形,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赔礼道歉,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并应当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组织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作出决定的,应当采用下列方式:
(一)在受害人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发布相关信息;
(二)在侵权行为直接影响范围内的媒体上予以报道;
(三)赔偿义务机关有关负责人向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
第六条 决定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的,应当载入决定主文。
赔偿义务机关在决定作出前已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或者原侵权案件的纠正被媒体广泛报道,客观上已经起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作用,且符合本解释规定的,可以在决定书中予以说明。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一)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
(二)受害人经鉴定为轻伤以上或者残疾;
(三)受害人经诊断、鉴定为精神障碍或者精神残疾,且与侵权行为存在关联;
(四)受害人名誉、荣誉、家庭、职业、教育等方面遭受严重损害,且与侵权行为存在关联。
受害人无罪被羁押十年以上;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经鉴定为重伤或者残疾一至四级,且生活不能自理;受害人经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或者精神残疾一至二级,生活不能自理,且与侵权行为存在关联的,可以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第八条 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应当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包括本数)酌定;后果特别严重,或者虽然不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但是确有证据证明前述标准不足以抚慰的,可以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酌定。
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应当在兼顾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同时,参考下列因素合理确定:
(一)精神受到损害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原因力比例;
(四)原错判罪名、刑罚轻重、羁押时间;
(五)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
(六)纠错的事由以及过程;
(七)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第十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一般不少于一千元;数额在一千元以上的,以千为计数单位。
赔偿请求人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少于一千元,且其请求事由符合本解释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情形,经释明不予变更的,按照其请求数额支付。
第十一条 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二条 决定中载明的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其他责任承担方式,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履行。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所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审查处理国家赔偿案件,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参照本解释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的其他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16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权利要求书有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权利人应当在起诉状中载明据以起诉被诉侵权人侵犯其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起诉状对此未记载或者记载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权利人明确。经释明,权利人仍不予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条 权利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被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无效的,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权利人基于该无效权利要求的起诉。
有证据证明宣告上述权利要求无效的决定被生效的行政判决撤销的,权利人可以另行起诉。
专利权人另行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本条第二款所称行政判决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第三条 因明显违反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导致说明书无法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且不属于本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专利权因此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在合理期限内专利权未被请求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要求的记载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四条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中的语法、文字、标点、图形、符号等存有歧义,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唯一理解予以认定。
第五条 在人民法院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特征部分以及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限定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均有限定作用。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可以运用与涉案专利存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及其专利审查档案、生效的专利授权确权裁判文书解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专利审查档案,包括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中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作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会晤记录、口头审理记录、生效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书和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等。
第七条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但该增加的技术特征属于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的除外。
前款所称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不包括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
第八条 功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
与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前款所称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相比,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相应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
第九条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能适用于权利要求中使用环境特征所限定的使用环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条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制备方法界定产品的技术特征,被诉侵权产品的制备方法与其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一条 方法权利要求未明确记载技术步骤的先后顺序,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后直接、明确地认为该技术步骤应当按照特定顺序实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步骤顺序对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
第十二条 权利要求采用“至少”“不超过”等用语对数值特征进行界定,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后认为专利技术方案特别强调该用语对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权利人主张与其不相同的数值特征属于等同特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权利人证明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的限缩性修改或者陈述被明确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修改或者陈述未导致技术方案的放弃。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时,一般应当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空间。设计空间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第十五条 对于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设计与其一项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六条 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设计与其组合状态下的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对于各构件之间无组装关系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设计与其全部单个构件的外观设计均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设计缺少其单个构件的外观设计或者与之不相同也不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七条 对于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设计与变化状态图所示各种使用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设计缺少其一种使用状态下的外观设计或者与之不相同也不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八条 权利人依据专利法第十三条诉请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公告日期间实施该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有关专利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时申请人请求保护的范围与发明专利公告授权时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不一致,被诉技术方案均落入上述两种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告在前款所称期间内实施了该发明;被诉技术方案仅落入其中一种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告在前款所称期间内未实施该发明。
发明专利公告授权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在本条第一款所称期间内已由他人制造、销售、进口的产品,且该他人已支付或者书面承诺支付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适当费用的,对于权利人关于上述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侵犯专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产品买卖合同依法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
第二十条 对于将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的后续产品,进行再加工、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二十一条 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专利的材料、设备、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该产品提供给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主张该提供者的行为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明知有关产品、方法被授予专利权,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主张该诱导者的行为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对于被诉侵权人主张的现有技术抗辩或者现有设计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专利申请日时施行的专利法界定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
第二十三条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或者外观设计落入在先的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人以其技术方案或者外观设计被授予专利权为由抗辩不侵犯涉案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被诉侵权人以实施该标准无需专利权人许可为由抗辩不侵犯该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本条第二款所称实施许可条件,应当由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确定。经充分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上述实施许可条件时,应当根据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综合考虑专利的创新程度及其在标准中的作用、标准所属的技术领域、标准的性质、标准实施的范围和相关的许可条件等因素。
法律、行政法规对实施标准中的专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且举证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上述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者举证证明其已支付该产品的合理对价的除外。
本条第一款所称不知道,是指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
本条第一款所称合法来源,是指通过合法的销售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产品。对于合法来源,使用者、许诺销售者或者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
第二十六条 被告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权利人请求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量,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被告停止被诉行为,而判令其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权利人对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举证;在权利人已经提供侵权人所获利益的初步证据,而与专利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该账簿、资料;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认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第二十八条 权利人、侵权人依法约定专利侵权的赔偿数额或者赔偿计算方法,并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依据该约定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作出后,当事人根据该决定依法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专利权无效宣告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再审审查,并中止原判决、调解书的执行。
专利权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前款所称判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执行;侵权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反担保,请求中止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未撤销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的,专利权人应当赔偿因继续执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撤销,专利权仍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前款所称判决、调解书直接执行上述反担保财产。
第三十条 在法定期限内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起诉后生效裁判未撤销该决定,当事人根据该决定依法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当事人根据该决定,依法申请终结执行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解释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19]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为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新规定,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保严格公正司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具体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认罪认罚从宽是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站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制度对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强化责任担当,敢于积极作为,深入推进制度贯彻实施,确保制度效用有效发挥。
二、加强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重要工作来落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指导意见》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或实施细则,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备案。要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培训,明确工作原则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能力。要加强业务指导,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本地区推进情况,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三、加强协调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涉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个部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要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建立绿色通道、专人联络、定期通报、联席会议等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形成贯彻实施合力。对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紧缺、经费保障困难等问题,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支持,将值班律师补贴纳入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范围并合理确定补贴标准。
四、加强监督制约。加强监督制约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适用和公正运行,防止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切实防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筑牢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篱笆。要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情况的监督,将具有从宽幅度较大、程序互相转换、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有反映等情形的案件作为监督评查的重点,促进提升案件质量和效果,确保制度统一正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19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有效实施,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原则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要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办理,探索相适应的处理原则和办案方式;对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真诚悔罪并取得谅解、达成和解、尚未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对其中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体现从宽;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重把握从宽,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2.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既要考虑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又要考虑其所犯罪行的轻重、应负刑事责任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量刑建议,准确裁量刑罚,确保罚当其罪,避免罪刑失衡。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主犯认罪认罚,从犯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注意两者之间的量刑平衡,防止因量刑失当严重偏离一般的司法认知。
3.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证据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有罪裁判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宣告无罪。
4.坚持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推进从宽落实。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对自身执法司法办案活动的监督,防止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
二、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5.适用阶段和适用案件范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不能因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6.“认罪”的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数罪,仅如实供述其中一罪或部分罪名事实的,全案不作“认罪”的认定,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如实供述的部分,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从宽处罚。
7.“认罚”的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认罚”,在侦查阶段表现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接受人民检察院拟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认可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审判阶段表现为当庭确认自愿签署具结书,愿意接受刑罚处罚。
“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表示“认罚”,却暗中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隐匿、转移财产,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
三、认罪认罚后“从宽”的把握
8.“从宽”的理解。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可以从宽”,是指一般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但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免予刑事处罚。
9.从宽幅度的把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
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
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特别是初犯、偶犯,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
10.获得法律帮助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符合通知辩护条件的,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并为其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11.派驻值班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为派驻值班律师提供必要办公场所和设施。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的法律帮助需求和当地法律服务资源,合理安排值班律师。值班律师可以定期值班或轮流值班,律师资源短缺的地区可以通过探索现场值班和电话、网络值班相结合,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毗邻设置联合工作站,省内和市内统筹调配律师资源,以及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服务机制等方式,保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有序开展。
12.值班律师的职责。值班律师应当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充分了解认罪认罚性质和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自愿认罪认罚。值班律师应当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下列法律帮助:
(一)提供法律咨询,包括告知涉嫌或指控的罪名、相关法律规定,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等;
(二)提出程序适用的建议;
(三)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四)对人民检察院认定罪名、量刑建议提出意见;
(五)就案件处理,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提出意见;
(六)引导、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值班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为值班律师会见提供便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侦查期间值班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值班律师可以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便利。
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查阅案卷材料、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出书面意见等法律帮助活动的相关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
13.法律帮助的衔接。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诉讼阶段,可以由派驻看守所的同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前一诉讼阶段的值班律师可以在后续诉讼阶段继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14.拒绝法律帮助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委托辩护人,拒绝值班律师帮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允许,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但是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
15.辩护人职责。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辩护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并就定罪量刑、诉讼程序适用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
五、被害方权益保障
16.听取意见。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听取意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
17.促进和解谅解。对符合当事人和解程序适用条件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积极促进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对其他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向被害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谅解,被害方出具的谅解意见应当随案移送。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促进当事人和解谅解过程中,应当向被害方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适用程序等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听取被害方意见,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积极协调办理。
18.被害方异议的处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同意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没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从宽时应当予以酌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
六、强制措施的适用
19.社会危险性评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罪行较轻、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犯罪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依法可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
20.逮捕的适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公安机关认为罪行较轻、没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不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对提请逮捕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没有社会危险性不需要逮捕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1.逮捕的变更。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羁押的必要性,经审查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七、侦查机关的职责
22.权利告知和听取意见。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
对在非讯问时间、办案人员不在场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工作人员或者辩护人、值班律师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有关人员应当及时告知办案单位。
23.认罪教育。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应当同步开展认罪教育工作,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认罪,不得作出具体的从宽承诺。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处罚的,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
24.起诉意见。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情况。认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在起诉意见书中建议人民检察院适用速裁程序办理,并简要说明理由。
对可能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快速办理,对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的,可以集中移送审查起诉,但不得为集中移送拖延案件办理。
对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期间或者重大案件听取意见中提出的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公安机关应当认真听取,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25.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探索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设置速裁法庭,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进行快速办理。
八、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的职责
26.权利告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选择权。告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必要时应当充分释明。
27.听取意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下列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未采纳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
28.自愿性、合法性审查。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二)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三)犯罪嫌疑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四)侦查机关是否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听取意见;
(五)起诉意见书中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
(六)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是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重新开展认罪认罚工作。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29.证据开示。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
30.不起诉的适用。完善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不起诉的审前分流和过滤作用,逐步扩大相对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对认罪认罚后没有争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案件量刑的预判,对其中可能判处免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认罪认罚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31.签署具结书。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看守所应当为签署具结书提供场所。具结书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内容,由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签名。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上述情形犯罪嫌疑人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32.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应当在起诉书中写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提出量刑建议,并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量刑建议书可以另行制作,也可以在起诉书中写明。
33.量刑建议的提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提出量刑建议,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没有其他法定量刑情节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等,在基准刑基础上适当减让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其他法定量刑情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综合认罪认罚和其他法定量刑情节,参照相关量刑规范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主刑从宽的幅度可以在前款基础上适当放宽;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在前款基础上可以适当缩减。建议判处罚金刑的,参照主刑的从宽幅度提出确定的数额。
34.速裁程序的办案期限。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在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
九、社会调查评估
35.侦查阶段的社会调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可能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公安机关可以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社区矫正机构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完成调查评估的,应当及时将评估意见提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并抄送公安机关。
36.审查起诉阶段的社会调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拟提出缓刑或者管制量刑建议的,可以及时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已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将材料一并移送,未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将委托文书随案移送;在提起公诉后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法院。
37.审判阶段的社会调查。被告人认罪认罚,人民法院拟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可以及时委托被告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
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是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重要参考。对没有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或者判决前未收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报告的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符合管制、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判处管制、宣告缓刑。
38.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受委托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
十、审判程序和人民法院的职责
39.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审查。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庭审中应当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二)被告人认罪认罚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三)被告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四)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是否履行告知义务并听取意见;
(五)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否与人民检察院进行沟通,提供了有效法律帮助或者辩护,并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
庭审中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围绕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等进行发问,确认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是否真诚悔罪。
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或者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依法需要转换程序的,应当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40.量刑建议的采纳。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采纳: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对于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量刑建议适当,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听取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审理认定罪名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人民法院不采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41.量刑建议的调整。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且有理有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法院认为调整后的量刑建议适当的,应当予以采纳;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应当在庭前或者当庭提出。调整量刑建议后,被告人同意继续适用速裁程序的,不需要转换程序处理。
42.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办理: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办理的案件。
43.速裁程序的审理期限。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审结。
44.速裁案件的审理程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时一并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并核实被告人自然信息等情况。根据需要,可以集中送达。
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可以集中开庭,逐案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公诉人集中出庭支持公诉。公诉人简要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应当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事实、证据、量刑建议以及适用速裁程序的意见,核实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并核实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情况。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集中审理的,可以集中当庭宣判。宣判时,根据案件需要,可以由审判员进行法庭教育。裁判文书可以简化。
45.速裁案件的二审程序。被告人不服适用速裁程序作出的第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现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重新审理,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
(二)发现被告人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的,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量刑不当的,经审理后依法改判。
46.简易程序的适用。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公诉人可以简要宣读起诉书,审判人员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量刑建议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核实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法庭调查可以简化,但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应当进行调查、质证,法庭辩论可以仅围绕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裁判文书可以简化。
47.普通程序的适用。适用普通程序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适当简化法庭调查、辩论程序。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合议庭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量刑建议的意见,核实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名称及证明内容进行说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出示并进行质证。法庭辩论主要围绕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裁判文书可以适当简化。
48.程序转换。人民法院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情形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发现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但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转为简易程序重新审理。
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情形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情形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重新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情形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49.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但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就定罪和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50.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审理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认罪认罚的价值、作用决定是否从宽,并依法作出裁判。确定从宽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
十一、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
51.不起诉后反悔的处理。因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不积极履行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等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区分下列情形依法作出处理:
(一)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法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认为犯罪嫌疑人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三)排除认罪认罚因素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法提起公诉。
52.起诉前反悔的处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反悔的,具结书失效,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法提起公诉。
53.审判阶段反悔的处理。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需要转换程序的,依照本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54.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和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办理全过程的监督,规范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工作,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处罚。
十二、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
55.听取意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应当听取合适成年人的意见,但受案时犯罪嫌疑人已经成年的除外。
56.具结书签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场并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到场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57.程序适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不适用速裁程序,但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从快从宽原则,确保案件及时办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58.法治教育。办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服法、悔过教育工作,实现惩教结合目的。
十三、附则
59.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意见的有关规定。
60.本指导意见由会签单位协商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
(2023年4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办理
第三章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
第四章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责,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服务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办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支持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严格保护、协同保护、平等保护、公正合理保护原则。坚持激励、保护创新,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质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第四条 本指引所指的知识产权案件,主要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方式,履行知识产权刑事检察职能;通过提起抗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式,履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根据案件需要,可以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检察技术人员参加听证会。
涉及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案件听证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听证的,可以不公开听证。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为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依法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指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出具意见。
前款人员出具的意见,经审查可以作为办案部门、检察官判断运用证据或者作出相关决定的依据。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委托具备法定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
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进行过鉴定的,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委托鉴定。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情形,应当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书面申请,审查决定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对秘密信息进行技术处理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相关行政部门等沟通交流,建立健全工作联络机制,推进执法司法办案动态信息互通和共享,确保执法与司法有效衔接。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或者其他违法线索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相关线索及材料移送本院相关检察业务部门或者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行政机关。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中,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向同级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并将有关材料抄送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有关单位和部门在履行知识产权管理监督职责方面存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一般应当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进行类案检索。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时,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应当检索涉及同一当事人、同一知识产权权利的已生效知识产权案件。
第二章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办理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非法经营等犯罪存在竞合或者数罪并罚的案件,由负责管辖处罚较重罪名或者主罪的办案部门或者办案组织办理。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应当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通过审查证据材料等方式对重大、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审查和发现上下游关联犯罪线索,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通过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表示真诚悔罪,且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的,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依法积极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对权利人作出合理赔偿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对于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案件范围和条件的,依法依规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机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结合企业合规整改效果,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作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的涉企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可以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召开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等到会发表意见。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或者人民检察院正在办理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系同一事实或者存在牵连关系,或者案件办理结果以另一案件审理或者办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及时将刑事案件受理情况告知相关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依法向同级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自不起诉决定作出之日起三日以内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送达。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条 侵害国家、集体享有的知识产权或者侵害行为致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对在案全部被告人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侵害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但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的或者已经赔偿损失的除外。在逃的同案犯到案后,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对于被害人以外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需要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内告知。
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
(一)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
(二)商标注册证上载明的商标注册人;
(三)专利证书上载明的专利权人;
(四)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五)其他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第三章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一审案件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申请监督,按照相关规定此类案件应以最高人民法院为第二审人民法院的,由作出该第一审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经审查符合监督条件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
前款规定的案件,当事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存在明显错误的,可以在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一次。
第二十四条 根据本指引第二十三条受理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在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时,应当将《提请抗诉报告书》和案件卷宗等材料直接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时将相关法律文书抄送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分别具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之情形,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适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时,一般考虑如下因素:
(一)涉及地域广、利益群体众多的;
(二)涉及医药、食品、环境等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涉及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等影响产业发展的;
(四)其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范围包括:
(一)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企业名称(商号)权、特殊标志专有权、网络域名、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等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二)著作权、商标、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网络域名、企业名称(商号)、特殊标志、技术合同、特许经营等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
(三)仿冒、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害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四)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垄断纠纷案件;
(五)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事案件。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应当围绕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权利效力、权利归属、侵权行为、抗辩事由、法律责任等裁判、调解结果,审判人员违法行为以及执行活动进行全面审查。申请人或者其他当事人对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材料。
第二十八条 知识产权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经有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依法履职后合法权益仍未能得到维护,具有起诉维权意愿,但因诉讼能力较弱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等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发现当事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或者其他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著作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审查诉讼的案由、主体是否适格、著作权权利基础及范围、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抗辩事由是否成立、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等。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商标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审查主体是否为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注册商标保护范围、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或者误导公众、抗辩事由是否成立、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等。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专利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审查诉讼的专利类型、主体是否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行为、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抗辩事由是否成立、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等。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反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准确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总则第二条与第二章之间的关系,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第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审查合同所涉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合同效力、合同约定、履行行为、合同无效的缔约过错、违约行为、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
第三十五条 由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行政诉讼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一)有关各级行政机关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政行为的案件;
(二)有关国务院部门所作的涉及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行为的案件;
(三)有关国务院部门所作的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强制许可决定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或者报酬裁决的案件;
(四)其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发现的其他违法情形,综合考虑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法律法规等,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全面审查。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依法履行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机关的认定存在明显不当,人民法院在听取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的,人民检察院应一并进行审查。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简易案件:
(一)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对各级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专利、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
(三)对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授权确权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
(四)对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强制许可决定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或者报酬的裁决提起诉讼的;
(五)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地域广或者利益群体众多的情形。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发现存在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处理结果的,应当依法向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四章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负有知识产权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涉及知识产权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四十二条 对于适格主体提起的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协助调查取证、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起诉。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过程中,应当注重发现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负责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检察的部门或者办案组织办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履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能应当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和本指引等相关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法〔2020〕138号 2020年5月18日)
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建议的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建议的回复
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款下面增加一个条款,即:申请保全人在本案中对被保全人提供的房产、土地等有形资产优先受偿权,能够足额保证申请保全人的判决执行的,人民法院优先对该资产进行财产保全。
答:抵押权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债务人仅在抵押财产范围内对债权人负清偿义务,债务人的全部财产除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豁免执行之外,都应当是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申请执行人既可以申请执行已抵押财产,也有权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未抵押财产。因此,债权人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并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机构根据债权人提供或依职权查明的财产线索,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采取控制性执行措施,只要基本与执行债权及其执行费用相当,就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执行程序不仅要依法及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也应当保障债务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三条再次重申: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在不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被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先执行某项财产的,应当准许;未准许的,应当有合理正当理由。因此,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均已对保障债务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作出比较充分的考虑。
以上意见供参考。
执行局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已于2021年3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6日起施行。
2021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法释〔2021〕7号)
为服务和保障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具体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北京金融法院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一)证券、期货交易、营业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独立保函、保理、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储蓄存款合同、典当、银行结算合同等金融民商事纠纷;
(二)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私募基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销售和适当性管理、征信业务、支付业务及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纠纷;
(三)涉金融机构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四)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五)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六)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以及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第二条 下列金融纠纷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一)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第三条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公司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纠纷以及证券推荐保荐和持续督导合同、证券挂牌合同引起的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第四条 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场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第五条 以住所地在北京市并依法设立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第六条 北京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国务院组成部门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第七条 当事人对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涉及本规定第一条第一至三项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审理。
第八条 北京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再审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审理。
第九条 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生效裁判,以及北京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涉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裁决,由北京金融法院执行。
北京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以及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复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上诉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审理。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国务院组成部门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为申请人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审查和执行。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十二条 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在北京金融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1年3月16日起施行。
最高法公布10起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10起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2017年6月20日)
目录
1.李怀愉贩卖、运输毒品案
2. 蔡志雄贩卖、制造毒品案
3. 杨开水运输毒品案
4. 肖胜故意杀人案
5. 臧吉喆贩卖毒品案
6. 於国军贩卖毒品案
7. 杨洪贩卖毒品案
8. 利慧青等容留他人吸毒案
9. 鲁福平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
10. 张沛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案例1
李怀愉贩卖、运输毒品案--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且系累犯和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怀愉,男,汉族,1968年12月15日出生,无业。1996年8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4年3月2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2012年6月20日刑满释放。
2014年4月和5月,被告人李怀愉电话联系孙少东(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后,先后2次指使李想才(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到广东省惠东县,从孙少东处分别购买1 00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和1 000克氯胺酮(俗称“K粉”)后运回湖南省益阳市,由李怀愉贩卖。同年5月22日,李怀愉电话联系孙少东后,于次日与李想才携带购毒款到达惠东县。经孙少东介绍,李怀愉向他人购得氯胺酮3 000克及甲基苯丙胺5 000克。24日5时许,李怀愉与李想才携带毒品乘车回到益阳市,李怀愉将部分毒品放在某公司楼上203室。6时30分许,李怀愉携带毒品到益阳市龙洲路一餐馆与他人见面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李怀愉处查获甲基苯丙胺105.9克、氯胺酮  1 580.4克。当日13时许,公安人员在上述203室内查获甲基苯丙胺4 960.8克、氯胺酮2 030.2克。综上,李怀愉运输、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6 066.7克、氯胺酮共计4 610.6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怀愉明知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是毒品,而伙同他人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在贩卖、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李怀愉提供全部购毒款,联系毒品上家或者直接向上家购买毒品,亲自或者指使同案被告人李想才到广东省惠东县接取毒品,并负责保管、销售毒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怀愉多次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系累犯和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怀愉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李怀愉已于2017年4月26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在广东省制造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的情况较为突出,所制毒品流向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甚至更远地区。湖南籍贩毒人员前往广东购买毒品运回当地进行贩卖,是当前湖南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从广东购买毒品后运回湖南进行贩卖的案件。被告人李怀愉伙同他人在短期内多次从广东省惠东县购买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运回湖南省益阳市进行贩卖,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且李怀愉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重刑,属累犯和毒品再犯,并具有盗窃前科,主观恶性深。人民法院根据李怀愉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2
蔡志雄贩卖、制造毒品案--伙同他人制造、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志雄,男,汉族,1973年8月2日出生,农民。
2013年7月,被告人蔡志雄以办厂生产胶水为名,租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闸口镇内的一处养猪场,并出资在此秘密建造制毒窝点。同年9月至12月间,蔡志雄先后组织周育强、廖林生、翁火胜、陈建文(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在该窝点内制造毒品氯胺酮(俗称“K粉”),并将制成的部分氯胺酮在合浦县进行贩卖。同年11月底,在制造出最后一批氯胺酮后,陈建文将氯胺酮运至合浦县廉州镇某小区3栋1B3车库存放。同年12月15日20时许,陈建文受蔡志雄指使,伙同廖林生向他人贩卖氯胺酮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陈建文驾驶的面包车内查扣氯胺酮19 862克。随后,公安人员在该小区2栋1单元102室抓获周育强、翁火胜,在该室陈建文居住的房间内查扣氯胺酮861克,在上述车库内查扣氯胺酮125827克,在上述养猪场等处查扣一批制毒设备和原料。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蔡志雄明知氯胺酮是毒品,而伙同他人制造、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蔡志雄出资租赁制毒场地,购买制毒设备和原料,纠集人员制造毒品,并指使他人将制造出的部分毒品予以贩卖,起主要作用,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蔡志雄制造、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蔡志雄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蔡志雄已于2017年5月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氯胺酮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麻醉作用,滥用氯胺酮会产生认知障碍、引起幻觉,危害很大。近年来,滥用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的人数呈上升之势,制造氯胺酮犯罪多发,个别地区较为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制造、贩卖氯胺酮犯罪案件。被告人蔡志雄系广东籍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广西纠集多人制造出大量氯胺酮并进行贩卖,案发后查获的成品数量达140余千克,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根据蔡志雄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制造毒品这类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惩政策。
案例3
杨开水运输毒品案--假释考验期内组织怀孕妇女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开水,男,汉族,1986年1月20日出生,农民。2004年11月18日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2年4月3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4年3月18日止。
2013年11月,被告人杨开水在缅甸老街经莫某某(在逃)介绍,商定为一毒贩运输一批毒品到云南省昆明市,运费为43万元。后杨开水又与马某某(怀孕妇女,另案处理)商定运输另一批毒品到昆明市,运费为40万元。杨开水与卢家忠(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商议后,确定驾驶两辆轿车共同运输毒品,所得报酬均分。同月24日,杨开水与黄明乔(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和杨某甲(怀孕妇女,另案处理)驾乘一辆起亚牌轿车,卢家忠与字某某(怀孕妇女,另案处理)等人驾乘一辆英伦牌轿车在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先后接应受莫某某指使参与运毒的杨某乙(怀孕妇女,另案处理)和马某某,以及二人携带的装有毒品的行李。杨开水、卢家忠将装有毒品的行李放入英伦牌轿车的后备箱内,杨开水、黄明乔等人驾车在前探路,卢家忠、杨某乙等人驾车在后行驶,前往昆明市。行至云南省龙陵县勐糯镇时,因卢家忠驾驶的轿车出现故障,上述人员分别在该镇两家酒店住宿。次日10时许,公安人员在酒店抓获杨开水、卢家忠、黄明乔等人,查获海洛因共计37 140克、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 共计10 467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开水明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片剂是毒品,而伙同他人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杨开水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在共同犯罪中,杨开水负责洽谈运输毒品,安排行程,并邀约同案被告人卢家忠等人共同运输,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杨开水曾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刑,又实施运输毒品犯罪,系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重处罚。杨开水在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应撤销假释,予以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开水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杨开水已于2016年7月20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为牟取高额报酬而组织他人运输毒品,不同于为挣取少量运费而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情形,对前者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尤其是组织怀孕妇女、病残人员等特殊群体运输毒品的,明显具有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体现了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在政策把握上更应当体现严厉性。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组织多名怀孕妇女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参与人员多,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约定的非法报酬数额巨大。被告人杨开水系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的组织者、直接实施者,罪责最为突出。杨开水曾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重刑,被假释后却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运输毒品罪,系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极深,应依法从重处罚。人民法院根据杨开水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政策。
案例4
肖胜故意杀人案--吸毒后交通肇事,持刀捅刺执行公务的民警,致1人死亡、1人轻伤,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胜,男,汉族,1977年4月29日出生,原系湖南省武冈市卫生局水浸坪卫生院工作人员。
被告人肖胜自2007年开始吸食毒品,2008年7月25日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2013年10月底至11月初,肖胜多次吸食毒品。同年11月9日14时许,肖胜驾驶一辆黑色起亚轿车途经湖南省武冈市铜宝路与北门闸二巷岔路口时,与同向行驶的杨某丙驾驶的越野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双方分别报警。肖胜将随身携带的折叠式弹簧刀丢入附近的“人人电脑维修中心”店内垃圾桶里。武冈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区中队副中队长杨某丁(被害人,殁年37岁)和协警周某(被害人,时年23岁)接警后驾车赶到现场,决定将肇事车辆拖离,将肖胜、杨某丙及同车人员带往交警大队调查处理。肖胜声称口渴再次到“人人电脑维修中心”店内喝水,周某下车跟随。肖胜从店内垃圾桶里捡起其先前丢弃的弹簧刀,周某见状询问,肖胜即持刀捅刺周某左前臂。周某跑至店外,肖胜从店内找到一把单柄手锯追打,周某朝警车方向跑,肖胜又持弹簧刀追赶。杨某丁见状上前阻止,肖胜持弹簧刀朝杨某丁胸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周某与在场群众共同将肖胜手中的弹簧刀夺下,并将肖胜制服。杨某丁因被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致心脏破裂在被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周某的损伤构成轻伤。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肖胜交通肇事后,持械对依法执行公务的交通警务人员行凶,致1人死亡、1人轻伤,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肖胜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肖胜已于2016年2月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抑制或者致幻作用,会使吸毒者出现兴奋、狂躁、抑郁,甚至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等症状,进而导致其自伤自残或实施暴力犯罪。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屡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有的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就是一起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肖胜自2007年开始吸食毒品,2008年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案发前肖胜又多次吸食毒品,并出现吸毒导致的幻觉、被害幻想等症状。据肖胜供述,其吸食的毒品包括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片剂和氯胺酮。由于吸毒违法,也是自陷行为,故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吸毒后作案者通常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肖胜在交通肇事后,持刀对执行公务的交通民警和协警行凶,致1人死亡、1人轻伤,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该案充分反映出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值得吸毒者警醒。
案例5
臧吉喆贩卖毒品案--通过互联网贩卖毒品数量大,且系毒品再犯,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臧吉喆,男,汉族,1993年12月15日出生,农民。2013年9月23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被告人臧吉喆与赵某、徐某某(均另案处理)通过QQ或者微信联系后,假借淘宝购物或者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别向二人购买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250克用于贩卖。其中,臧吉喆假借淘宝购物的方式,3次向赵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180克;假借淘宝购物及直接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2次向徐某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70克。2016年1月15日,公安人员抓获臧吉喆,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4.53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臧吉喆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臧吉喆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此次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臧吉喆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臧吉喆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4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支付、物流配送等配套服务越来越便捷,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覆盖面广、易隐瞒真实身份等特点,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散布涉毒信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毒品交易,形成毒品犯罪的一个新特点。本案就是一起通过互联网获取涉毒信息,再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跨地域购买毒品转卖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臧吉喆根据QQ群中发布的售毒信息,与上家通过淘宝购物或互联网支付的方式完成毒品交易,5次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250克,贩卖毒品数量大。臧吉喆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仍不知悔改,又贩卖毒品,主观恶性较大。人民法院根据臧吉喆犯罪的事实及其系毒品再犯等情节,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从严惩处。
案例6
於国军贩卖毒品案--多次零包贩卖毒品,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於国军,男,汉族,1969年12月11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於国军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15.4克。其中,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间,於国军先后17次向陈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13克;2016年3月,於国军先后2次向吕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4克。2016年4月14日,公安人员在於国军家中将其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12.09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於国军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於国军贩卖甲基苯丙胺数量较大,且多次贩卖,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於国军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6年12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零包贩毒(一般指贩毒数量10克以下)作为末端毒品犯罪,是吸毒者获得毒品的直接渠道。由于我国吸毒人数庞大,零包贩毒案件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社会危害不容忽视。要有效遏制毒品蔓延,控制毒品犯罪增长,在严厉打击大宗毒品犯罪的同时,也必须依法打击零包贩毒犯罪。本案被告人於国军每次贩卖甲基苯丙胺仅1克左右,但其贩卖毒品近20次,共计15.4克,同时,从其家中查获12.09克毒品,亦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贩卖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法院根据於国军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7.49克的事实,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体现了对此类末端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7
杨洪贩卖毒品案--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依法从重处罚
(一)基本案情
杨洪,男,汉族,1993年7月2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杨洪和蒲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均系吸毒人员。2016年6月中旬以来,蒲某暂住在杨洪租住的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一出租房内。二人同住期间,杨洪向许某、罗某、李某及杨某某(未成年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10次,约4克,其中9次指使蒲某送货。2016年7月21日,公安人员在杨洪租住处将其与蒲某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6.9克。综上,杨洪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10.9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洪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杨洪贩卖毒品数量较大,且多次、向多人贩卖,应依法惩处。杨洪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且贩毒对象部分为未成年人,应依法从重处罚。杨洪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5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涉毒比例较高是当前毒品滥用与毒品犯罪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好奇心强、容易受到毒品诱惑的特点,控制、指使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本案就是一起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并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洪通过为未成年人蒲某提供食宿等方式拉拢、控制蒲某,多次指使蒲某为其向购毒人员送毒品,还向未成年人杨某某出售毒品。人民法院根据杨洪犯罪的事实和具体情节,对其从重判处刑罚,较好地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案例8
利慧青等容留他人吸毒案--租赁娱乐场所容留多人吸毒,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利惠青,男,汉族,1974年7月14日出生,农民。2005年11月29日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8月18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蔡映堂,男,汉族,1983年8月24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邬林泉,男,汉族,1971年1月19日出生,农民。
2016年1月,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等人出资租赁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一KTV的2间包房用于容留他人吸毒,被告人邬林泉等人负责包房的收费、记账等工作。同年2月29日18时许,陈某等数人来到上述包房吸食氯胺酮(俗称“K粉”),次日19时许公安人员到场抓获利惠青、蔡映堂、邬林泉、陈某等十余人,当场缴获氯胺酮0.58克。经现场检测,利惠青、蔡映堂、陈某等15人均吸食了毒品。至案发时,上述2间包房营业约15天,收入约8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邬林泉结伙容留他人吸毒,其行为均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利惠青、蔡映堂伙同他人出资租赁包房,负责经营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二人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邬林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三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娱乐场所容留他人吸毒,人数众多,可酌情从重处罚。蔡映堂、邬林泉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利惠青当庭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和邬林泉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一年八个月和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一万元和三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2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聚众吸毒是当前毒品滥用方面较为突出的一种现象。娱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为招揽生意而容留他人吸毒的案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而将娱乐场所专门用于容留他人吸毒甚至聚众吸毒,犯罪性质较一般的容留吸毒行为更为严重。本案就是一起利用娱乐场所容留他人吸毒以牟取非法利益的案例。被告人利慧青等人为容留他人吸毒赚取利润而租赁KTV的2间包房,安排人员为吸毒者提供服务,容留行为持续时间长,案发时一次性容留十余人吸毒,犯罪情节恶劣。人民法院根据利慧青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了刑罚。
案例9
鲁福平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非法生产邻氯苯基环戊酮,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鲁福平,男,汉族,1965年11月22日出生,无业。2005年11月15日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2014年1月23日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2015年1月24日刑满释放。
2016年5月,被告人鲁福平与周某(另案处理)共谋生产邻氯苯基环戊酮(以下简称邻酮),商定由周某提供资金,鲁福平负责联系工厂、组织人员。同年6月,鲁福平选定河南省平顶山市一生化公司车间作为生产邻酮的地点,并安排王某某(另案处理)做技术员。周某向王某某支付10万元定金,并安排蔡某某、陈某某参与生产邻酮。至同年7月25日被查获时,鲁福平等人利用该公司设备、人员生产邻酮4批次,共计231.5千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鲁福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国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邻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鲁福平参与共谋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选定生产场所,纠集、指挥他人进行生产,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鲁福平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鲁福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1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国内制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犯罪案件的增长,作为制造合成毒品原料的麻黄碱、羟亚胺、邻酮等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形势较为严峻。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件频发。为从源头上遏制制毒物品犯罪,国家在立法、司法层面均加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打击力度。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制毒物品犯罪的规定,增加了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罪,并提高了法定刑。2016年4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调了制毒物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法生产邻酮的案件。邻酮是生产羟亚胺的原料,而羟亚胺又可用于制造毒品氯胺酮。被告人鲁福平明知邻酮属于被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为牟取暴利伙同他人非法进行生产,至案发时产量达230余千克,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据鲁福平犯罪的事实及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了刑罚。
案例10
张沛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并连续冲撞,系累犯,投案自首,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沛生,男,汉族,1979年8月31日出生,农民。2014年9月30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5年9月18日刑满释放。
2016年2月2日12时许,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大道超速行驶。其闯红灯直行时,与一辆马自达轿车发生碰撞。张沛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又接连与4辆汽车及1辆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乘坐三轮摩托车的吴某某、罗某某等6人受伤,多车损坏,其中吴某某、罗某某均受重伤。事发后张沛生留在现场,后被到场的公安人员抓获。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沛生承担连续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张沛生血样中检出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违章行驶,肇事后逃离途中又与多车相撞,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沛生的行为致2人重伤、多车损坏,犯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张沛生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张沛生作案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沛生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4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多具有兴奋、致幻作用,吸食后会产生感知错位、注意力无法集中、幻视幻听等症状。因此,吸毒后驾驶机动车极易因上述症状而肇事肇祸,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本案就是一起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张沛生吸食毒品后驾车在市区超速行驶并闯红灯,说明吸毒已导致其驾驶能力异常。在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后,张沛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又连续撞击多辆汽车和三轮摩托车,造成2人重伤、多车损坏的严重后果。人民法院根据张沛生犯罪的事实、性质及其投案自首、又系累犯等具体情节,依法判处刑罚,较好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289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289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庭审方式改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人民法院紧紧抓住网络强国战略、数字中国建设、智慧社会建设等重大机遇,主动顺应审判实践变化的新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新期待,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诉讼服务融合,积极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取得显著成绩。
一、关于推进互联网庭审工作常态化
人民法院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等信息化平台,推动从立案到执行的各个诉讼环节网上运行,确保审判执行工作有序开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特别是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通过推行在线诉讼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互联网庭审全面推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中国移动微法院和跨域立案建设应用,目前全国3516个法院已全部对接中国移动微法院,具备网上立案和跨域立案服务功能,当事人和法官可以利用人脸识别、远程音视频、电子签名等技术,通过手机在线办理诉讼事务,充分感受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正如您所指出,“互联网庭审并非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权宜之举,而是顺应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趋势、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的长远之策",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和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更加多元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将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及时总结疫情期间各地在线诉讼的实践经验,加快完善在线诉讼规则,优化在线诉讼应用体验,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多元的线上和线下诉讼服务。
二、关于修改完善互联网庭审相关法律规定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在线诉讼规则的发展完善。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了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和上诉机制,明确了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在线诉讼规则。今年1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健全电子诉讼规则"作为重要改革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在线诉讼活动法律效力,构建了电子化材料提交、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重要电子规则。下一步,我们将在总结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经验成效基础上,加快研究制定适用于全国法院的在线诉讼司法解释,形成涵盖立案、庭审、送达、电子证据质证认证等一整套在线诉讼程序规则,推动立法部门适时制定出台电子诉讼法。
三、关于扩大互联网庭审方式改革试点范围
互联网法院作为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主要实行“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在案件审理、平台建设、诉讼规则、技术运用、网络治理等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9年,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5456件,审结10545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为99.8%,全流程在线审结97196件,在线庭审和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73.1%和57.1%,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呈现良好态势。除此之外,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安排,全国15个省份20个城市正在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健全电子诉讼规则"。试点以来,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办案模式,大力推进在线诉讼,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第一季度,试点法院在线庭审适用率达30.7%,在线庭审总次数50663次,庭审平均时长33.1分钟,在线庭审高效便捷的优势凸显。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鼓励没有纳入试点的法院在不突破现有法律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开展在线诉讼。各地法院积极通过移动微法院等线上平台开展在线诉讼,取得显著成效。今年1月到5月,全国法院网上立案136万件、开庭25万次、调解59万次,电子送达446万次,对于方便民众在疫情期间安全、便利诉讼起到了重大作用。上述举措都将有力推动在线诉讼的发展,但发展在线诉讼也必须遵循案件审理的客观规律,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同时具备在线诉讼的技术条件,不需要把所有案件都搬到线上审理。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法院审判的专业性和专门化程度,推动互联网法院从审理批量简单案件向审理技术性强、复杂性高、类型新颖、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互联网案件转变;同时,继续鼓励并推动各级法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展在线诉讼。
四、关于加强互联网庭审方式改革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科技创新,深入推进以“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为重点的法院信息化建设,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特别是在加强互联网庭审方面,全面建成服务所有法官、覆盖所有案件、打通所有流程的网上办案系统;全国建成3万多个科技法庭,实现多媒体证据展示、远程审判、庭审录音录像、庭审语音自动识别等功能;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有效提升法官审判质效;建成并启用智慧法院实验室,打造集展示、实验、研发于一体的智慧法院实验科研基地;加强区块链技术在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应用,建成涵盖27个互联网节点、7个法院内网节点的全国统一“司法链"平台;等等。正如您提到的,“技术进步是互联网庭审发展重要支撑,是深入推进互联网庭审工作的重要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规划和实施,持续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不断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0月18日 (2019)最高法民他196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核报告》收悉。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并查阅案卷,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一、关于仲裁程序问题
《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鉴定事项即发电功率是否达到不低于9000kW的验收标准和8000kW免赔标准给出了明确具体的结论,即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源博公司)承建的云南建水锰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发电功率具备达到8000kW和9000kW的能力,也对补充鉴定的事项进行了勘验分析,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迈公司)质证认可《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和意见。在案涉鉴定结论明确、依据充分的情况下,仲裁庭不准许重新鉴定并无不当。本案不符合《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条规定的重新鉴定条件,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
二、关于证据问题
(一)关于是否存在伪造证据的问题
根据你院陈述的事实,案涉仲裁裁决书所根据的世纪源博公司提交的可研报告中的数据不真实,关于“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的描述与鉴定机构的勘验不相符,但经审查昆明仲裁委员会卷宗中的证据目录及仲裁裁决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在仲裁庭审质证证据之列,也未作为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即使《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鉴定资料提交给了鉴定机构,云迈公司所主张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数据和描述不属实,正是与《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内容不符,而《司法鉴定意见书》才是仲裁裁决的定案依据。案涉仲裁不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隐瞒证据的问题
根据你院陈述的事实,世纪源博公司隐瞒了其测量的烟气流量及温度原始数据和烟气成分化验记录这一作为鉴定依据的重要鉴定材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需要同时满足“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三项条件,本案云迈公司主张的“测量的烟气流量及温度原始数据和烟气成分化验记录”并不满足云迈公司要求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世纪源博公司提交、仅为世纪源博公司掌握和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项条件。
综上,云迈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此复
附: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核报告
(2019年6月4日	(2019)云民他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2019)云民他12号申请人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撤销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仲裁裁决,根据规定向我院报核。我院于2019年2月27日受理后,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核。经审核,拟同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意见。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向你院报请审核。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云南云迈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迈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45号世博大厦18楼1806063室。法定代表人:彭某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福,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泽,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博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0206房间。
法定代表人:周某钧,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静婷,云南兴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二、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
申请人云迈公司申请请求:1.撤销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1.程序违法,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第三项之规定,应予撤销。(1)鉴定书结论不完整、不明确,不符合《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的条件,无法被仲裁庭正确采信。(2)仲裁庭对申请人提交的新的鉴定申请未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剥夺了申请人的权利,导致案件关键事实未能进一步查清。(3)在鉴定存在前述问题的情况下,仲裁庭未能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条之规定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而是擅自抽取部分鉴定内容进行错误和片面的认定,程序严重违法,并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4)前述程序错误对本案的公正审理有影响。2.被申请人涉嫌违法多次伪造了一系列证据,导致鉴定机构和仲裁庭作出错误判断,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第四项之规定,裁决应予撤销。(1)被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伪造了四份重要函件作为证据提交。(2)被申请人伪造EMC合同技术附件并作为证据和鉴定依据提交。(3)本涉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系被申请人冒名编写。3.被申请人隐瞒关键证据,导致案件事实未能进一步查清,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第五项之规定,裁决应予撤销。综上所述,本案系新能源领域的新类型案件,涉及专业的技术问题须依靠专业鉴定意见才能作出正确判断。但在仲裁及司法鉴定中均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导致仲裁庭断章取义,并严重影响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被申请人伪造证据、隐瞒重要证据,影响了本案的公正裁决,故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特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书。
被申请人源博公司辩称:1.仲裁裁决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否完整、明确,是仲裁庭审查的事项,不属于云迈公司主张仲裁程序违法的情形。云迈公司主张2018年2月26日提交了《司法鉴定说明》进一步明确了鉴定申请范围,但仲裁庭未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剥夺其权利,程序严重违法。而事实上,云迈公司从未否认过《司法鉴定意见书》委托鉴定事项内容。同时,云迈公司主张仲裁庭未能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条之规定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但依据上述规定,云迈公司无权主张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2.源博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云迈公司提出的源博公司伪造四份函件,并非事实,仲裁庭也未采纳这四份证据,云迈公司无权据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EMC合同技术附件并非伪造,系红河案件证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非冒名编写,更不是伪造证据。3.源博公司并未隐瞒关键证据,鉴定机构通过座谈会和现场勘验搜集筛选和确认获得鉴定资料。综上,云迈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确认的案件基本事实
申请人云迈公司与被申请人源博公司分别于2009年9月签订《云南建水锭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2009年10月22日签订《云南建水镒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合同》《云南建水镒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合同》及《云南建水锭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技术服务合同》,并约定了仲裁条款,后因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源博公司向昆明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审理,昆明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裁决:由云迈公司在裁决作出十日内向源博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8449600元、违约金18900元及律师费400000元。云迈公司对该裁决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仲裁裁决书。
四、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拟裁判意见及主要理由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存在以下不当之处:
(一)仲裁程序中确定的鉴定事项与范围不当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所争议事项为新能源领域的专业技术问题,对履行锭矿电炉余热发电合同过程中双方是否存在违约情形的判断须以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在鉴定程序中,申请人曾向昆明仲裁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并于2018年2月26日向仲裁庭提交了《司法鉴定说明》,最终明确要求鉴定包含“发电功率是否达到不低于9000kW的验收标准和8000kW免赔标准”“余热锅炉严重积灰的原因及影响、鉴定后期锅炉实际改造和改造效果”“安全隐患的鉴定”等项目,上述项目均为判断合同双方是否违约的重要依据,但昆明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的昆仲决(2018)42号决定书最终确定准许鉴定的事项仅为“发电功率是否达到不低于9000KW的验收标准和8000KW免赔标准”显系不当。
(二)被申请人源博公司隐瞒涉案的主要证据
在鉴定程序中,鉴定机构书面要求涉案双方当事人提供设计依据、工艺系统图、业主与设计方技术交流记录、运行记录、余热锅炉入炉烟气量、烟气温度、排烟温度、发电机功率、汽机真空度烟气风机流量功率等数据资料。经审查,被申请人源博公司仅提交了初步设计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及EMC合同技术附件,对于设计方应当持有的包含工艺系统图在内的相关资料数据并未提供给鉴定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第4.2.2条载明“北京世纪源博公司对铁合金电炉进行了测量工作,采用毕托管和热电偶等工具测量了烟气流量及温度,其中摘取一组测量数据”。被申请人隐瞒了测量的烟气流量及温度原始数据和烟气成分化验记录。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第4.2.2条中图4-1和图4-2分别显示了25000kVA电炉2h烟气流量和烟气温度,而报告中却载明“(2)1台50000kVA电炉总烟气量45×1O4Nm3/h,烟气温度350°C”。被申请人隐瞒了50000kVA电炉的测量数据或数据来源。
被申请人2010年2月9日《项目联系单》的附件一“交互文件列表”中载明被申请人与南非共有三次文件交互,被申请人隐瞒了该三次交互的文件,只在2010年5月24日传真附件中给出了部分且模糊不清的参数表。
《初步设计说明书》中第2.1条载明“根据《云南建水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炉余热电站热源确定报告》”,被申请人隐瞒了该《云南建水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炉余热电站热源确定报告》。
被申请人因立项和设计所需,持有上述基础性资料,但在仲裁程序中拒绝提交。在此基础上,鉴定机构邯郸电力工程司法鉴定中心最终出具了“实际烟气量未能达到设计值,是造成入炉热量不足、锅炉出力不足、日平均发电功率达不到8000kW以上的主要原因”“对建水镒矿炉产生的烟气成分未经检测化验,设计依据不足,导致清灰工艺设计失败,运行后锅炉受热面积灰,造成换热功率降低”等不确定的鉴定结论,存在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情形。
(三)被申请人源博公司存在伪造关键证据的情形
被申请人源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可研报告中“作为基础设计依据”的50000kVA电炉烟气量450000Nm3/h和烟气成分“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的描述不实。
1.源博公司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描述基础设计依据是“源博公司对铁合金电炉进行了测量工作,采用毕托管和热电偶等工具测量了烟气的流量及温度,根据所有测量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取算术平均值”所得,但其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业主方50000kVA电炉尚未建成,不具有实际测量条件。建成后,申请人云迈公司提供的真实烟气量仅为123500Nm3/h,因此被申请人源博公司确定“作为基础设计依据”的450000Nm3/h不真实。
2.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在业主工厂采集到的参数已认定“电炉烟气中的烟尘含量较高,粒度微小,且粘结性较强”,亦与上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陈述的“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不相符。
在此基础上,鉴定机构邯郸电力工程司法鉴定中心最终出具了“实际烟气量未能达到设计值,是造成入炉热量不足、锅炉出力不足、日平均发电功率达不到8000kW以上的主要原因”“对建水镒矿炉产生的烟气成分未经检测化验,设计依据不足,导致清灰工艺设计失败,运行后锅炉受热面积灰,造成换热功率降低”等不确定的鉴定结论。昆明仲裁委员会因司法鉴定机构对委托鉴定事项没有作出明确地肯定性或否定性意见,据此认为合同双方都无过错而应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定不当。综上,云迈公司所提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处理意见是:撤销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仲裁裁决。
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合议庭拟处理意见及理由
经审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有证据证实,应予确认。审核合议庭审核认为,本案应当审查问题是:1.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2.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所根据的证据是否为伪造的;3.源博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对于以上问题,审核合议庭认为:
(一)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
首先,《司法鉴定意见书》未对鉴定事项给出明确具体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当事人选择了《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仲裁庭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在本案中,就本请求部分而言,云迈公司主张,源博公司至今仍拖欠工程款2844.96万元;云迈公司则抗辩称源博公司所承包建设的工程项目未能通过验收合格,按照合同约定尚未达到款项支付的条件。审核合议庭认为,涉案云南建水镒业电炉余热发电项目是否符合《云南建水镒业电炉余热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第11.3.1条、第12.7条约定的验收标准和免赔标准,即发电功率是否达到不低于9000kW的验收标准和8000kW免赔标准,鉴定书必须给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意见,因为这是本案本请求部分的争议焦点。很显然,这是一个技术事实问题,只有委托专业的机构和人员经过鉴定才能给出明确科学的回答。但承担这一使命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并未直接针对上述技术事实给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意见。以上事实说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明确,不符合《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其次,《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完整。《司法鉴定意见书》表述了两个层面的技术事实:其一,“2012年8月11日、8月13日三台锅炉正常运行记录(锅炉DCS数据),瞬时最大发电量达到8641kW,瞬时最低发电量为3789kW,数据说明锅炉及汽机有能力达到8000kW和9000kW”;其二,“通过锅炉DCS历史数据显示,三台电炉供给烟气量、烟气温度波动、稳定情况,具有一定规律,日均发电量只能达到5000kW-6000kW。烟气量、烟气温度、烟气含尘量等参数以及烟气对锅炉管的粘连封堵作用,对锅炉热交换效率、蒸汽温度、蒸汽压力以及汽机发电效率影响较大”。《司法鉴定意见书》阐述了该余热发电项目日均发电量只能达到5000kW-6000kW,并基于以上两个层面技术事实给出结论认为:“1.三台电炉满负荷生产过程中,进入三台余热锅炉的烟气平均温度超过或接近设计烟气温度,但实际烟气量未能达到设计值(即三台电炉实际运行时烟气量与采集原始数据差距较大,实际烟气量约为设计烟气量的60%),是造成入炉热量不足、锅炉出力不足,日平均发电功率达不到8000kW的主要原因。2.对建水镒矿炉产生的烟气成分未经检测化验,设计依据不足,导致清灰工艺设计失败,运行后锅炉受热面积灰,造成换热效率降低。尤其1号、2号锅炉受热面管束采用翅片管,链矿电炉烟气烟尘具有较强的粘结性,容易在翅片管外表面粘结,增大了换热热阻,导致换热效率降低,是造成入炉热量不足、锅炉出力不足,日平均发电功率达不到8000kW重要影响因素。”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重述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源博公司承建的云南建水镒矿电炉余热发电项目发电功率本应可以达到8000kW和9000kW的能力,而正式投运中未达到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烟气量不能达到设计值,未达到的次要原因是项目设计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之后,进一步推导认为,根据本案的客观具体情况,该系统电炉余热发电的实际烟气量供应来源于业主方云南建水镒业有限责任公司,烟气量达不到设计值要求取决于业主方的实际生产状况所导致的供应不足,而非应归责于源博公司或云迈公司的过错。审核合议庭认为,查明涉案合同项目日平均发电功率达不到8000kW的原因,是解决本案纠纷必须查明的十分重要的技术事实,但司法鉴定程序中在委托和受托书上均没有对该原因鉴定这项内容;若要查明该技术事实,应当进行专门的司法鉴定。以上事实说明,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不完整,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据此支持源博公司的请求,裁决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再次,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对案件重要事实的认定缺乏足够根据。裁决书认为,电炉余热发电的实际烟气量供应来源于业主方云南建水镒业有限责任公司,烟气量达不到设计值要求取决于业主方的实际生产状况所导致的供应不足。审核合议庭认为,这是仲裁庭对涉案合同履约情况及责任的认定,因该责任的认定涉及案外人云南建水镒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还事关对双方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认识问题,因此对所述责任的认定,必须以原因为前提;而原因的认定在本案当中同样也是技术事实问题,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方可完成。仲裁庭在没有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以推导方式认定案件重要的技术事实,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
对于裁决书是否存在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省高级法院审核合议庭审核后,形成两种意见:多数意见认为,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少数意见认为,仲裁庭对鉴定意见书是否有明确的鉴定结论的审查,不属于程序问题,而是实体问题,司法不应对此进行审查;况且,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明确的,因此,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不存在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
(二)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所根据的证据是否为伪造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省高级法院审核合议庭的要求再次进行审查,查明以下事实:
源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可研报告中“作为基础设计依据”的50000kVA电炉烟气量450000Nm3/h和烟气成分“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的描述不实。
源博公司在可研报告中描述基础设计依据是“源博公司对铁合金电炉进行了测量工作,采用毕托管和热电偶等工具测量了烟气的流量及温度,根据所有测量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取算术平均值”所得,但其编写可研报告时,业主方50000kVA电炉尚未建成,不具有实际测量条件。建成后,云迈公司提供的真实烟气量仅为123500Nm3/h,因此源博公司确定“作为基础设计依据”的450000Nm3/h数据不真实。
《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在业主工厂采集到的参数已认定“电炉烟气中的烟尘含量较高,粒度微小,且粘结性较强”,亦与上述可研报告中陈述的“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不相符。
最终,昆明仲裁委员会因司法鉴定机构对委托鉴定事项没有做出明确的肯定性或否定性意见,据此认为合同双方都无过错而应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定。
(三)关于源博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合议庭的要求再次进行审查,查明以下事实:
在鉴定程序中,鉴定机构书面要求涉案双方提供设计依据、工艺系统图、业主与设计方技术交流记录、运行记录、余热锅炉入炉烟气量、烟气温度、排烟温度、发电机功率、汽机真空度烟气风机流量功率等数据资料。经审查,源博公司仅提交了初步设计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及EMC合同技术附件,对于设计方应当持有的包括工艺系统图在内的相关资料数据并未提供给鉴定机构。具体情况为:
1.《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第4.2.2条载明“北京世纪源博公司对铁合金电炉进行了测量工作,采用毕托管和热电偶等工具测量了烟气流量及温度,其中摘取一组测量数据”。源博公司隐瞒了测量的烟气流量及温度原始数据和烟气成分化验记录。
2.《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第4.2.2条图4-1和图4-2分别显示了25000kVA电炉2h烟气流量和烟气温度,而报告中却载明“(2)一台50000kVA-电炉总烟气量45×104Nm3/h,烟气温度350°C”。源博公司隐瞒了50000kVA电炉的测量数据或数据来源。
3.源博公司2010年2月9日《项目联系单》附件1“交互文件列表”中载明源博公司与南非设计公司共有三次文件交互,源博公司隐瞒了该三次交互的文件,只在2010年5月24日传真附件中给出了部分且模糊不清的参数表。
4.《初步设计说明书》中第2.1条载明“根据《云南建水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炉余热电站热源确定报告》”,源博公司隐瞒了该《云南建水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炉余热电站热源确定报告》。
对以上两个方面问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合议庭经过审核一致认为,第一,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所根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鉴定依据的重要鉴定材料,即源博公司制作的建水链矿余热电站设计资料中,“作为基础设计依据”的50000kVA电炉烟气量450000Nm3/h和烟气成分“灰尘较粗、粘结性不高”的数据系伪造。第二,源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隐瞒了以下重要证据:(1)经自己测量所获得的烟气流量及温度原始数据和烟气成分化验记录;(2)50000kVA电炉的测量数据或数据来源;(3)源博公司与南非设计公司三次交互文件;(4)《云南建水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炉余热电站热源确定报告》。源博公司以上伪造数据和隐瞒重要证据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司法鉴定,更是影响了公正裁决。
综上所述,审核合议庭认为,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昆仲裁(2018)351号裁决书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所根据的证据中重要的基础数据系源博公司伪造、并且该公司隐瞒了重要证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第五项和《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拟处理意见如下:
同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处理意见,即撤销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裁(2018)351号仲裁裁决。
以上意见当否,请予审核。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2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
2022年4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12号)
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一)未经批准擅自进出口列入经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二)未经批准擅自出口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第二条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条 在内陆水域,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千元以上的;
(三)在禁渔区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四)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对水生生物资源或者水域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四)纠集多条船只非法捕捞的;
(五)以非法捕捞为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渔获物的数量、价值和捕捞方法、工具等,认为对水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
(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
第五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收购”“运输”“出售”,是指以食用为目的,实施前款规定的相应行为。
第六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科研工作的;
(四)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七条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三)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对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栖息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猎获物的数量、价值和狩猎方法、工具等,认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猎捕的动机、目的、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八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五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狩猎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是非法捕捞犯罪所得的水产品、非法狩猎犯罪所得的猎获物而收购、贩卖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负有野生动物保护和进出口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负有查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于“以食用为目的”,应当综合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特征,被查获的地点,加工、包装情况,以及可以证明来源、用途的标识、证明等证据作出认定。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食用为目的”:
(一)将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餐饮单位、饮食摊点、超市等场所作为食品销售或者运往上述场所的;
(二)通过包装、说明书、广告等介绍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食用价值或者方法的;
(三)其他足以认定以食用为目的的情形。
第十二条 二次以上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数量、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三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一)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二)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第十四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对于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方法确定:
(一)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二)对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格核算,必要时,也可以参照相关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第十六条 根据本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难以确定涉案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或者海关总署等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
(三)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或者直属海关等出具的报告。
第十七条 对于涉案动物的种属类别、是否系人工繁育,非法捕捞、狩猎的工具、方法,以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本解释第十六条所列机构出具的报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十八条 餐饮公司、渔业公司等单位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九条 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捕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6〕17号)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202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事诉讼需要,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规定,合理定位四级法院民事审判职能,现就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或者均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三、战区军事法院、总直属军事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四、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由其审理,或者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决定由其审理。
五、本通知调整的级别管辖标准不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六、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本通知自2021年10月1日起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25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25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单位,是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线,是推进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最前沿,也是人民法院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不断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对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顺利实施,促进人民法院工作长远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将人民法庭工作作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人民法庭工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庭建设管理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把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纳入“五五"改革纲要,强化了人民法庭顶层制度设计。目前,全国32个高级人民法院(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共设有人民法庭10759个,近三年收案约1350万余件,占基层人民法院收案的四分之一左右,近五年引进特邀调解组织27000多家,通过委派调解、委托调解调处案件98万余件,司法确认案件数39万余件。整体来看,各级法院把人民法庭工作摆在十分重要位置,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优化区域布局,人民法庭办案质效不断提高,一站式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物质装备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人民法庭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能力和水平稳步增强,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保定市法院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加强与各类主体的广泛合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全力推进诉前调解、指导民调、司法确认工作,同时加强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工作,拓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预防诉讼案件的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成功经验,应予充分肯定,值得各地法院学习借鉴。
您的建议从“坚持党委领导,推动构建市域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坚持科技引领,推动司法服务模式拓展创新"“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人民法院参与市域治理的制度体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诉前调解、指导民调、司法确认、法律咨询、法治宣传、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六大职能,完全符合当前人民法庭的工作形势和工作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实际,认真吸收、采纳您的建议,部署和推进全国人民法庭工作,更好地发挥人民法庭的职能作用。一是狠抓案件质效,进一步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妥善处理各类涉民生案件,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完善好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立足法定职责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三是坚持司法为民,全面推进人民法庭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诉讼服务机制建设。强化人民法庭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功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诉讼服务。四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到位。落实法官员额制改革要求,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干部培养、人员分流、审判专业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五是坚持严管厚爱,深入推进人民法庭队伍建设。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人民法庭干警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人民法庭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六是坚持多措并举,切实提高人民法庭建设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大对人民法庭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人民法庭经费保障的政策倾斜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法庭的办公办案条件。将人民法庭信息化纳入智慧法院建设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切实提高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应用水平。
关于您提到的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乡镇(街道)行政规划设立人民法庭的建议,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基层法院普遍存在员额法官数量较少,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十分紧缺,而与此时同时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案多人少"问题十分突出,故目前尚不具备在全国范围推广落实的条件。从各地实践经验来看,经多年探索并不断调整而形成的“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人民法庭布局形式,基本符合当前阶段人民法庭工作的客观需要。各地法院在中心法庭辖区内广泛设立巡回审判点、便民联系点,形成由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和巡回审判点组成的点线面结合、城乡全覆盖的司法服务网络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务。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对人民法庭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不断对人民法庭布局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健全人民法庭工作机制,提升人民法庭工作整体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60号(政治法律类292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60号(政治法律类292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有效治理“老赖"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保障和法治环境。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完善工作措施,“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18年6月8日,汪洋主席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就“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协商座谈,广泛凝聚各界共识,营造破解执行难的社会环境,充分体现了全国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一直以来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一、加强司法部门协同工作、畅通办案渠道
(一)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共同研究解决协同问题
在落实《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基础上,各地党委、政法委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专题研究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绝大多数党委、人大、政府出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文件或签署相关备忘录,成立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司法部门协同工作等问题,确保联动机制顺利进行。对于刑事、民事交叉的重大案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将通过健全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完善办案协调、信息共享等相应工作机制,保障各司法部门能够按照相应法律程序协调配合,避免办案“冲突"问题。
(二)联合制定适用法律意见,规范类型案件办理程序
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相关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往往涉及集资参与人较多,同时也是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交叉较多的领域,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为解决司法部门之间就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问题,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规定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申请、裁定中止执行的情形,并且严格规定相关材料的移交问题,减少司法部门针对同一事实的重复调查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大指导力度,有效解决各级法院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涉刑事犯罪案件处理的问题,避免不符合法律规定迫使财产处置、案款发还受阻的情况,保障执行工作依法正常开展。
二、关于强化法律责任及社会责任、加大惩处力度
(一)推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建设,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失信联合惩戒工作,是当前全社会共同解决执行难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的纲领性文件,为联合惩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抓住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力推进的历史机遇,积极联合推动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1.出台、完善司法解释,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首创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并于2017年1月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规范明确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的行为构成要件、失信认定程序、信用惩戒措施等内容。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适时汇集各级法院报送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向社会公开,与联合惩戒单位共享。截至目前,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11万例,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呈下降趋势。当前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社会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基础。
2.加强部际联动,共同推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建设。201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共同签署“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新开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截至目前,已累计限制1212万人次购买机票,455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2014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原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2016年1月20日,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与44家国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推出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同联合惩戒单位一道,依托信息化手段不断拓展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已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用惩戒格局,不断压缩失信企业生存空间,让失信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3.扩大失信惩戒宣传力度,及时总结失信联合惩戒经验。各级法院不断加大失信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微博、微信、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方式、渠道以及具体内容,宣传失信典型案例,对失信被执行人因不诚信而受到的“惩罚"进行有效宣传,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优势,扩大失信惩戒的影响,争取人民群众对失信惩戒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江西高院联合江西日报、江西广播电视台等媒体、10多家金融机构,搭建集中曝光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网络平台,各家银行在业务办理中,都能够通过“法媒银"平台,对企业的征信及有关信息进一步查询,社会公众可通过此平台举报“老赖"。2017年6月,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现场交流会上,重点推介和总结了江西法院“法媒银"曝光台工作经验,为法院、媒体、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此外,按照法律规定,对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企业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随着2017年人民法院限制消费系统的上线运行,对企业上述“四类人员"的强制影响日益显现,促使企业“背后"的相关人员主动协调企业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按照关于联合惩戒的相关文件内容,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各项惩戒措施落实到位,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和工作合力,进一步促进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完善不敢逃债、不能逃债、不愿逃债的制度体系。
(二)加大强制措施采取力度,进一步彰显司法权威
各级法院在加强信用惩戒的同时,注重用好用足强制措施,对抗拒执行行为予以坚决打击。2016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拒执罪7590件,拘留15.5万人次,限制出境1.24万人次。
1.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拒执罪审理法律适用问题。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拒执罪的追诉模式由以往的单一公诉模式改为公诉、自诉并行模式,对拒执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进行明确,并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了进一步解释,其中明确规定了“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属于“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为拒执罪的审理提供明确指引的同时,加大了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打击力度。
2.开展集中惩治拒执罪专项行动,建立完善公检法协同打击机制。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建立落实公检法协同打击工作机制,保持打击拒执罪高压态势。此外,为规范人民法院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印发《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范、畅通自诉立案渠道,确保对拒执罪精准高效打击,自诉案件比重呈现逐年增加态势。
3.适时发布拒执罪典型案例,营造惩治拒执罪舆论氛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定期公布打击拒执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拒执罪构成要件与量刑标准,为人民法院打击拒执罪提供示范和指导。各级法院通过各种形式对打击拒执罪成果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有效扩大了惩处拒执犯罪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充分发挥刑罚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教育被执行人及社会公众,促进当事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始终将依法打击拒执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结合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严厉打击被执行人或者其他参与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行为,对抗拒执行、规避执行、干预执行“零容忍",切实提升执行威慑力。最高人民法院将依法惩治拒执犯罪,进一步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充分发挥刑事制裁措施及强制手段,在提升执行工作权威、推动解决执行难、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关于建立信息化平台、扩大财产保全范围
(一)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财产保全案件办理程序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财产保全申请、具体办理程序、保全担保、权利救济等内容,进一步畅通财产保全办理流程,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同时,也为后续执行案件的快速办理提供了保障。此外,为促进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的顺利衔接和高效运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印发《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更为详细地规定了财产保全案件办理过程中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案件办理的内部工作机制。
(二)完善网络查控系统,扩大财产保全范围、提高财产保全效率
地方各级法院在执行保全案件办理过程中,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进行财产查控,运行信息化系统扩大财产保全的范围,降低了债权人提供债务人财产线索的难度,不断提高财产保全效率,有效防止“老赖"转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自2014年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以来,系统功能逐步完善,查控范围从当初的20家银行发展为3800多家银行,联网部门由商业银行扩展到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进一步扩大查控范围,形成了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此外,关于取消轮候查封参与分配机制、延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除斥期间的建议。目前,各级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执行情况,严格适用参与分配程序法律规定,对于轮候查封涉及的债权人,严格审查其参与分配条件,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分配行为异议、分配方案异议及异议之诉的处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债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延长撤销权行使除斥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击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将在确保法律关系稳定性及各方利益保护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积极调研并适时向立法部门反馈情况。
四、关于建立案件繁简分流配套制度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2017年5月,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确立了繁简分流机制,规定了繁简划分标准。2017年2月、6月、7月,最高人民法院三次召开全国法院改革推进会和工作培训会,对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案件繁简分流、调解和速裁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切实将“分调裁"机制改革落到实处。
改革要求建立健全四项机制,包含了您提出的“明确案件繁简划分标准和完善程序衔接"的建议。其中构建科学高效的分流机制要求以案为要素,以案件类型、特点、繁简程度为依据开展分流,实现类案集约化办理。对物业、供暖、道交、民间借贷等人数众多、诉求一致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关联性案件交由同一审判团队审理。在立案阶段加强分流引导,释明不同诉讼程序的优势特点,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速裁等简易纠纷解决方式。提高分流效率,做到导入快速、流转高效、衔接顺畅,防止简单案件办不快,复杂案件办不精。优化程序衔接机制要求对立案后适宜调解的,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开展调解。对调解不成但能够速裁的案件,转入速裁程序审理。对已进入速裁程序,但因特殊原因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严格把关避免程序随意适用。另外两项机制是健全简案快调速裁机制和完善综合配套改革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400多家法院设立程序分流员开展繁简分流。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级法院设置专门的诉调对接中心3320个,配备专门工作人员15432名。调解案件数量,速裁程序审结案件比例均大幅提升。2017年,全国法院专职调解员调解案件111万件,调解成功54.7万件,同比分别增长52%和43.6%;北京通州区法院四个速裁团队解决全院占80%的民商事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9.19%,已结案件无一发回、改判;山东潍坊高密法院开发自动分流软件,通过调解速裁化解70%左右案件等。改革成效初现,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以及案件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的认知度、接受度、参与度不断提高。
近五年来,法院系统受理执行案件急剧增长,各类执行案件达2500万件,仅去年一年就有790万件,新案件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加之执行积案,案件执行压力持续增大,充分应用执行信息化技术、创新团队化执行模式、探索执行案件繁简分流等工作势在必行。各级法院纷纷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实践案件繁简分流工作,结合团队化执行模式,创新执行案件办理思路,构建执行财产集约化查询、小额快速执行、关联案件优化处理、疑难复杂案件团队长负责等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下半年通过全国法院执行大讲堂,推广北京、吉林的团队化执行、案件繁简分流等实践经验,下一步将积极调研各地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指导各地法院开展执行模式创新工作,为建立案件繁简分流配套制度打下基础。此外,关于简化案件流程、缩短办案期限的建议,目前对于案件办理流程关键节点、办理期限等均有相应明确的法律规定,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的开展情况,对相关案件流程适时调研,出台相应规定繁简分流的配套制度。
五、关于对滥提管辖权异议的行为,设立相应的处罚机制
滥提管辖权异议与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同属权利滥用行为。对于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印发的《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对虚假诉讼的构成要素、防范措施、法律后果及处罚措施等作出规定。同时规定,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将虚假诉讼参与人列入失信人名单,逐步开展与现有相关信息平台和社会信用体系接轨工作,加大制裁力度。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起草了《关于防范和惩治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拟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尽快下发,进一步防止滥用诉权等扰乱正常立案秩序的行为。
目前滥提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尚未被列入上述文件,考虑因素有二:一是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期限较短(一审15天、二审30天),一般不会影响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二是法律规定了诉讼保全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通过滥提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转移财产的行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就滥提管辖权异议行为的发生概率、危害程度、认定标准等问题加强调研,适时纳入恶意诉讼的范围予以处罚。
六、关于确实落实立案登记制度,解决立案难
人民法院自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各地创新方式,积极构建全覆盖、立体式、多元化的登记立案新模式。进一步畅通大厅立案、预约立案等常规立案渠道,不断提升当场立案效率,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您提出的“网上立案"的建议,目前人民法院已全面推行网上立案。全国已有2605家法院开通网上预约立案和网上立案,让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立案手续。江苏在全省积极推行网上立案,自2017年至今,接受网上立案申请15万余件。您所建议的“自助立案"方式亦被积极倡导。全国1098家法院在诉讼服务大厅建设自助立案室,大大缩短了当事人排队立案的时间。自实行改革以来,截至2017年8月31日,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900万件,同比上升41.23%。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上海、重庆、宁夏等地超过98%。立案渠道全面畅通,“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问题基本根除。
七、关于扩大司法队伍、提供人员保障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又是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各级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工作,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求,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执行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人员数量比例要求,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力度,充实执行力量;面对案多人少的诸多压力,积极依靠信息化执行管理新模式,增强执行效能。
当前,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以信息化为支撑,形成了执行查控、信用惩戒、财产变现、执行管理等长效机制,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实际执行效果明显提升。但受相关制度不健全、社会法制意识淡薄、市场主体风险防范意识欠缺等因素制约,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如全社会对执行工作的理解认识不统一、社会诚信体系仍不够健全、执行制度有待一步完善等。最高人民法院将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严格督导,精准攻坚,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切实补齐工作短板,并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推进执行工作常态化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提升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质效,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3年5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规范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则
第一条 本意见所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
第二条 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依法从严惩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在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时,也要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漏洞的,依法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及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进行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应当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二、案件办理
第五条 公安机关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报案、控告、举报,应当及时受理,迅速审查。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应当立即立案侦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七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安机关应当在受理后直接立案侦查:
(一)精神发育明显迟滞的未成年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怀孕、妊娠终止或者分娩的;
(二)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明显非正常损伤的;
(三)未成年人被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
(四)其他有证据证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
第六条 公安机关发现可能有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或者接报相关线索的,无论案件是否属于本单位管辖,都应当及时采取制止侵害行为、保护被害人、保护现场等紧急措施。必要时,应当通报有关部门对被害人予以临时安置、救助。
第七条 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因犯罪地、犯罪嫌疑人无法确定,管辖权不明的,受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先立案侦查,经过侦查明确管辖后,及时将案件及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健全完善信息双向共享机制,形成合力。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商请人民检察院就案件定性、证据收集、法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要求等提出意见建议。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据此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经审查其诉求合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十条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严把握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依法追诉,从严惩处。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时,案卷材料中应当包含证明案件来源与案发过程的有关材料和犯罪嫌疑人归案(抓获)情况的说明等。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有权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有碍案件办理的情形外,应当将案件进展情况、案件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确定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出庭作证。确有必要出庭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或者采取视频等方式播放询问未成年人的录音录像,播放视频亦应当采取技术处理等保护措施。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庭发问的方式或者内容不当,可能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造成身心伤害的,审判长应当及时制止。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在庭审中出现恐慌、紧张、激动、抗拒等影响庭审正常进行的情形的,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并采取相应的情绪安抚疏导措施,评估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继续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第十六条 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身份信息的资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细节等内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律师及参与诉讼、知晓案情的相关人员应当保密。
对外公开的诉讼文书,不得披露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身份信息的其他资料,对性侵害的事实必须以适当方式叙述。
办案人员到未成年人及其亲属所在学校、单位、住所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未成年人身份、影响未成年人名誉、隐私的方式。
第十七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第十八条 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学生集体宿舍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猥亵。
第十九条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在依法判处刑罚时,可以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对于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适宜在境内继续停留居留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第二十条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严格把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纳入社区矫正的,应当严管严控。
三、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等及时进行勘验、检查,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生物样本;及时调取与案件有关的住宿、通行、银行交易记录等书证,现场监控录像等视听资料,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记录、社交软件记录、手机支付记录、音视频、网盘资料等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因保管不善灭失的,应当向原始数据存储单位重新调取,或者提交专业机构进行技术性恢复、修复。
第二十二条 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未成年证人证言中提到其他犯罪线索,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属于其他机关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
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便利条件的人员涉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注意摸排犯罪嫌疑人可能接触到的其他未成年人,以便全面查清犯罪事实。
对于发生在犯罪嫌疑人住所周边或者相同、类似场所且犯罪手法雷同的性侵害案件,符合并案条件的,应当及时并案侦查,防止遗漏犯罪事实。
第二十三条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选择“一站式”取证场所、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不宜到场的,应当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和缓的方式,以未成年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进行。坚持一次询问原则,尽可能避免多次反复询问,造成次生伤害。确有必要再次询问的,应当针对确有疑问需要核实的内容进行。
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二十四条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接、删改。录音录像声音、图像应当清晰稳定,被询问人面部应当清楚可辨,能够真实反映未成年被害人回答询问的状态。录音录像应当随案移送。
第二十五条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问明与性侵害犯罪有关的事实及情节,包括被害人的年龄等身份信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往情况、侵害方式、时间、地点、次数、后果等。
询问尽量让被害人自由陈述,不得诱导,并将提问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回答记录清楚。记录应当保持未成年人的语言特点,不得随意加工或者归纳。
第二十六条 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中具有特殊性、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包括身体特征、行为特征和环境特征等,办案机关应当及时通过人身检查、现场勘查等调查取证方法固定证据。
第二十七条 能够证实未成年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识交往、矛盾纠纷及其异常表现、特殊癖好等情况,对完善证据链条、查清全部案情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应当全面收集。
第二十八条 能够证实未成年人被性侵害后心理状况或者行为表现的证据,应当全面收集。未成年被害人出现心理创伤、精神抑郁或者自杀、自残等伤害后果的,应当及时检查、鉴定。
第二十九条 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立足证据,结合经验常识,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准确理解和把握证明标准。
第三十条 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应当着重审查陈述形成的时间、背景,被害人年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生理和精神状态是否影响陈述的自愿性、完整性,陈述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低龄未成年人对被侵害细节前后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综合判断其陈述的主要事实是否客观、真实。
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性侵害事实相关的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询问同步录音录像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应当结合同步录音录像记载准确客观认定。
对未成年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依照本条前四款规定进行。
第三十一条 对十四周岁以上未成年被害人真实意志的判断,不以其明确表示反对或者同意为唯一证据,应当结合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身体状况、被侵害前后表现以及双方关系、案发环境、案发过程等进行综合判断。
四、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救助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害人的实际需要及当地情况,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疏导、临时照料、医疗救治、转学安置、经济帮扶等救助保护措施。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办案人员应当第一时间了解其有无艾滋病,发现犯罪嫌疑人患有艾滋病的,在征得未成年被害人监护人同意后,应当及时配合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害人采取阻断治疗等保护措施。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以训诫,并书面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可以责令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三十五条 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性侵害,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员、民政部门等有关单位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有关个人和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对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人身损害,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会同有关部门,优先考虑予以救助。
五、其他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相关行业依法建立完善准入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协助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开展信息查询工作。
第三十九条 办案机关应当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通过设立专门场所、配置专用设备、完善工作流程和引入专业社会力量等方式,尽可能一次性完成询问、人身检查、生物样本采集、侦查辨认等取证工作,同步开展救助保护工作。
六、附则
第四十条 本意见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本意见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法发〔2013〕12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各刑事审判庭管辖案件区域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各刑事审判庭管辖案件区域的通知
(法〔2018〕3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工作惯例,我院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对五个刑事审判庭管辖刑事案件的区域进行轮换。
轮换后,刑一庭管辖河北、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海南的刑事案件;刑二庭管辖的案件范围不变;刑三庭管辖北京、天津、山西、辽宁、河南、湖北、湖南、青海的刑事案件;刑四庭管辖内蒙古、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陕西、甘肃、宁夏的刑事案件;刑五庭管辖上海、江苏、江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的刑事案件。
本次轮换期限为三年。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法〔2019〕2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13日
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培养锻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法院队伍,根据《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部署,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司法能力为重点,坚持政治统领、服务大局,坚持按需施教、精准培训,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坚持严格管理、统一规范,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全面深化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教育培训质量,全面提高法院干警能力素质,加快推进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主要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更加深入,使之系统权威进教材、生动有效进课堂、刻骨铭心进头脑,广大干警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四个意识”显著增强,“四个自信”进一步坚定,“两个维护”成为普遍思想和行动自觉,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不断增强。
--党性教育更加扎实。广大干警理想信念、党性观念、宗旨意识进一步强化,思想觉悟、职业道德进一步提高,司法作风持续改进,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意识进一步牢固。
--司法能力明显提升。广大干警适应司法改革要求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不断增强,履职必备的基本知识、综合素养不断完善,与审判执行工作相适应的人才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培训体系更加科学完善。培训内容方式更加精准科学,培训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等各环节配套衔接的制度机制运行更加高效,教材建设得到加强,培训管理更加规范,培训质效持续提升,干警素质培养的系统性、持续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增强。
(三)重要指标
1.各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5年内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法官培训机构以及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培训累计不少于3个月或者550学时。
2.高级法官5年内参加培训累计不少于3个月或者550学时,其他法官每年参加培训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每年达到一定的调训率、参训率和人均脱产培训、网络培训学时数(见附件)。
3.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5年内至少参加1次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脱产培训,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5年内至少参加1次省级以上法院组织的脱产培训;各级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应当至少参加1次地方组织部门或法院系统组织的集中轮训;各级法院每年组织干警进行政治轮训。
4.各级法官培训机构的所有培训班次均设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重点培训班次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不低于总课时的20%。
5.各级法官培训机构的法官业务培训中法官教学的比重原则上不少于70%,运用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辩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的课程比重不低于30%。
二、全面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法院教育培训最突出的位置,作为各级法院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作为法院各级培训机构、各类培训班次的必修课程,作为党员干警学习的中心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学深悟透做实、真学真信真用。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严格落实政治轮训制度,结合不同岗位干警实际,分期分批开展集中轮训。积极运用“三会一课”、主题宣讲、专题培训、研讨交流等形式,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常态化学习,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做到融入日常、坚持经常,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培训,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法院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及时开展针对性培训。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警头脑,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确保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三、完善培训内容体系
(一)政治能力培训。开展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组织干警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特别要开展好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强化廉政教育,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引导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引导干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影响,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开展宗旨作风教育。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党的性质宗旨、党的群众路线、党史国情、形势政策和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引导干警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强化政治能力历练。采取学习中央重要文件、举办形势报告会、观看时事政策专题片、开展社会实践调研、运用重大敏感案件进行案例分析等方式增强政治意识,结合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加强政治历练,帮助干警积累政治经验,增进政治智慧,强化政治担当。
(二)职业精神培育。结合法院审判职能,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引导干警深刻理解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审判执行工作各方面。强化职业道德和司法良知教育,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为基础,系统开展司法职业道德、职业操守、职业良知教育,引导干警坚定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严格执法、公正廉洁为最高准则,自觉秉持司法良知、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院干警良好的司法形象。强化司法作风教育,引导干警强化司法为民意识,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强化廉洁司法教育,加强对“五个严禁”规定、防止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学习教育,引导干警在审判执行中始终保持廉洁操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提高抵御腐败风险的能力。
(三)司法能力培训。根据司法责任制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要求,着力抓好审判执行规范化、诉讼调解、类案检索、统一裁判尺度、裁判文书说理等培训,提高干警案件审理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聚焦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以及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及时开展务实管用的专题培训,提高法院干警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围绕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海洋强国、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进一步加强金融、破产、知识产权、环境资源、涉外商事海事等审判领域法律人才培养,提高法院干警国际化、专业化裁判水平。
(四)综合素质培训。着眼提升法院干警防控风险能力,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民族宗教、安全保密、危机管理等方面学习培训。着眼提升法院干警群众工作能力,加强审判执行中释法说理、调解协商、情绪疏导等方面学习培训。着眼提升法院干警科技应用能力,结合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以提高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能力为重点,广泛开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知识新技能学习培训。着眼提升法院干警舆论引导能力,强化媒介素养培训,加大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形势下舆情应对处置的学习培训力度。着眼提升法院干警综合素养,积极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培训,提高广大干警心理调适能力。
四、分类分级实施培训
(一)领导班子成员
建立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定期轮训机制,以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为根本,以提升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审判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能力为重点,加强各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的培训。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每年培训450名左右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700名左右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2.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新任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任职培训班,确保新任院长任职1年内应训尽训。3.高级人民法院每年组织不少于1/5的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到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参加专题培训,全面提高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把方向、带队伍的能力水平。
(二)法官
围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健全完善法官分类分级培训制度措施,下大力抓好法官培训。
主要措施:1.适应司法改革要求修订《法官培训条例》,完善与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相适应的培训制度。2. 落实国家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根据司法部、中央政法委研究出台的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的意见,研究制定法官职前培训实施办法,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统一职前培训。3.恢复开展法官晋高培训,研究完善法官晋高培训制度,组织符合条件的法官及时参加晋高培训。4.各级法院围绕审判执行工作需求,区分不同专业类别,采取脱产培训、网络教学、巡回授课、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法官的在职培训。5.加强基层法官培训,2020-2022年组织开展新一轮基层法官全员轮训工作。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人民法庭庭长组织管理能力的培训。最高人民法院对轮训作出统一部署安排,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分级负责组织实施。
(三)高层次审判人才
健全完善人民法院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以审判业务专家为重点,兼顾信息技术等专门人才,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梯次培养。
主要措施:1.修订完善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管理办法,建立合理的增补和退出机制,适时组织开展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活动,确保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在职在岗人数不少于200人。各高级人民法院有计划地推进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培养评选工作,规划期内构建起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高层次审判人才队伍。2.广泛采取授课教学、课题研究、专题研讨、经验交流等形式,发挥高层次审判人才在案件审理、政策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和智库作用。3.加大急需审判人才培训力度,积极探索与高等院校、相关单位联合培训等途径和方式,突出抓好知识产权、国际商事、涉外海事海商、环境资源、互联网、金融、破产等急需领域审判业务培训,努力打造一支满足形势发展需要的国际化专业化急需审判人才队伍。4.各级法院进一步健全完善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定期选派一定数量审判业务专家到法学院校挂职锻炼。最高人民法院与相关高校联合实施应用型法学博士、硕士培养项目。5.注重加强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聚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积极利用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等资源优势,加强对信息技术等领域专门人才的培训培养。
(四)优秀年轻干部
贯彻落实《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加强人民法院优秀年轻干部政治训练和业务培训。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全国法院中青年法官培训班,以政治能力和综合素质为重点,每年组织80名左右优秀中青年法官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各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实际,组织举办本地优秀中青年法官培训班,加强对辖区优秀中青年法官的培训。2.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地方党委组织部门要求,积极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接受系统理论教育和严格党性教育。3.有计划地选派优秀年轻干警到艰苦地区基层岗位交流挂职,参加援藏援疆援青或扶贫等任务,让他们在办大案、处急事、破难题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五)审判辅助人员
研究建立各类司法辅助人员素质能力基本标准,以提高职业素养、专业能力为重点,抓好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等审判辅助人员培训。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法官助理、书记员培训实施办法,组织编写培训大纲或教材,通过举办示范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工作指导。2.及时组织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执行员、书记员进行岗前培训,积极采取集中培训、分级培训、委托培训等方式,定期开展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执行员、书记员在职培训。3.全面落实司法警察执法资格考试制度,按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要求,定期开展司法警察业务培训,及时组织司法警察初任培训和警衔晋升培训。初任培训时间不少于45个训练日,警衔晋升培训时间不少于30个训练日。
(六)司法行政人员
准确把握法院党务干部、司法政务、综合管理等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特点和不同需求,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为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主要措施:1.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区分政工党务、政务管理、政策调研、新闻宣传、行政装备、信息化建设等业务类别,定期组织开展司法行政人员业务培训。2.最高人民法院定期举办全国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各级法院每年组织专兼职党务干部进行1次集中学习培训。3.围绕法院工作职能、纪律要求、公文写作、安全保密、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等应知应会知识,及时组织新录(聘)用司法行政人员入职培训。
(七)西部地区法官和民族地区双语法官
加强对西部地区法官的培训帮扶和对口支援,深化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完成双语法官培养“千人计划”。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在各类培训班中加大西部地区法院法官参训比例,每年专门面向西部地区法院领导干部、法官举办培训班,对西部地区法院教育培训进行支援帮扶。2.最高人民法院每2年组织1次讲师团赴西部和民族地区法院进行巡回授课活动。中东部地区对口支援法院通过代为培训、送教上门、挂职锻炼等形式,对西部地区法院教育培训给予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依托相关民族院校举办双语法官培训示范班,健全完善双语法官培训师资库;各民族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深入开展双语法官培训。4.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双语法官评定工作,确保2020年前保质保量完成双语法官“千人计划”总体目标。5.建立双语法官人才库和后备人才库,有计划地组织双语法官到发达地区法院跟班学习、挂职锻炼,提高双语审判实务能力和水平。
(八)人民陪审员
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有关要求,以政治理论、陪审职责、法官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和法律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人民陪审员岗前培训和任职期间培训。人民陪审员培训以脱产集中培训与在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岗前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40学时,任职期间的培训时间由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合理确定。各级法院要按照《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制定培训大纲、编写培训教材、制定培训方案、组织实施培训、提供培训保障等各项工作。
五、健全培训保障体系
(一)培训机构建设。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建设,构建完善以国家法官学院为龙头、以省级法官培训机构为主体、地(市)级法官培训机构为补充的法官培训组织体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培训条件,扩大承训能力,努力满足干警学习培训需求。加强各地法官培训机构交流协作,采取合作办学、师资共享、异地办班、远程授课等方式,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共享共用。加强对省级法官培训机构的工作指导,定期对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织管理、学风建设、基础设施等进行评估和督导。加强对现场教学基地的动态管理,按照择优入选、布局合理、特色突出、便捷实用的原则,更新完善全国法院法官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二)师资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合格、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要求,建设一支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高素质法院教育培训师资队伍。注重加强专职教师知识更新和实践锻炼,有计划安排专职教师参加学习培训、调查研究。加大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更新充实全国和省级法官培训师资库、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积极推进各地优秀师资共享,加强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审判业务专家返聘任教。健全完善“法官教法官”激励机制,实施法官培训名师工程,组织全国和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先进典型法官、优秀资深法官积极承担培训教学授课任务。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各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授课。
(三)课程教材建设。实施精品教材和精品课程工程,重点开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材和课程,组织编写各审判业务领域专业审判教材,以及法官职前培训和法官助理、书记员业务培训等培训大纲和教材。深入推进“双语法律文化出版工程”,规划期内编辑出版能够基本满足双语法官培训工作需要的各类培训教材。针对司法礼仪、庭审规程、接访规范、调解技巧、心理调适等内容,编发指导性培训手册。根据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制定实施情况,及时更新完善相关教材和课程内容。组织开展全国法院法官培训精品课程评选活动,建立完善全国法院共享的精品课程课件库。
(四)培训方式方法创新。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广泛推行法官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积极运用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辩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加大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案例教学的力度,抓好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案例库建设,使教育培训精准对接审判执行工作需要。以全国法院现场教学基地为基础,广泛开展现场观摩、模拟审判等形式的现场教学,10天以上的培训班次原则上至少安排1次现场教学。鼓励支持干警运用网络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定期组织优秀庭审、优秀裁判文书、岗位能手评选和审判实务技能竞赛等活动,把丰富生动的审判实践转化为深化教育培训、提高素质能力的教学资源。
(五)教育培训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远程视频培训、网络在线学习等信息化培训方式。加强中国法官培训网建设,进一步丰富干警在线学习精品课程库,研发应用人民法院移动客户端学习平台,探索利用“两微一端”在线推送微课程、微讲座,提升在线学习的互动性、体验性。加强网络培训课程的审核,严把网络培训内容的政治关、质量关。结合“智慧法院”建设,积极推进国家法官学院和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智慧校园”建设。积极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学习培训管理,依托全国法院人事管理系统,建立统一规范、分级管理的干警培训信息数据库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及时记录干警的学习培训情况。
(六)学风建设。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知行合一,深入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法院培训机构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严格教师管理,严肃教师讲课、参加会议、接受采访、发表文章等纪律要求,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加强学员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认真开展学风督查。
六、健全培训制度体系
(一)完善需求调研制度。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理念,突出组织需求和岗位需求,兼顾干警个性化需求,健全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计划生成机制和培训内容更新机制,把需求调研贯穿训前、训中、训后全过程。
(二)健全组织调训制度。加强统筹协调,提高调训计划的科学性和透明性,避免和防止多头调训、重复培训、长期不训等问题。严肃调训纪律,建立健全调训情况通报制度。对5年内没有参加法院系统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训的领导干部,及时进行补训。探索推行“错峰”调训和分段式培训,缓解工学矛盾。
(三)健全教学组织管理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推行培训项目负责制。建立健全培训机构教学督导、评价反馈等制度。建立健全跟班管理制度,完善培训情况登记、反馈、跟踪管理等制度。注重发挥学员党支部和班委会作用,强化学员自我管理。加强培训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培训管理者培训制度。
(四)完善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建立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质量评估制度,健全由学员、跟班管理人员、教学管理部门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加强对法官培训机构办学质量、培训项目质量、培训课程质量考核评估。开展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办学质量评估活动,规划期内对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评估一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领导职责,将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法院工作整体部署和建设规划。各级法院主要领导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政治部门要将学习培训情况纳入干警考核任用体系,作为任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要加强对教育培训的经费保障,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将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认真落实相关规定要求,确保专款专用。
各级法院政治部门和法官培训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能,紧贴实际研究制定本级法院教育培训规划,坚持分类分级,精准抓好贯彻落实,真正形成统一协调、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有序运行的工作机制。要紧密结合司法体制改革新要求,加强人民法院教育培训重大问题研究,积极创新实践,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将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开展中期和5年总结评估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要每年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各项任务计划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附件:法院干警教育培训量化指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0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02号提案答复的函
雷后兴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检察环保公益诉讼责任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建议。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并全面实行。2018年3月2日,我院和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公益诉讼相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基本规定。3月12日,我院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就公益诉讼工作相关具体程序以及适用等问题进行细化。下一步,我院将继续不断总结有益的实践经验,探索、完善公益诉讼工作机制,适时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建议,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一是出台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案件管辖、立案标准、诉前程序、起诉标准等内容作出规定。与最高法沟通,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二是完善公益诉讼办案机制。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的意见》,建立符合检察公益诉讼特点规律的线索管理、调查取证、办案指挥、力量调配等一体化办案机制。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督办案件办法》,明确督办案件的内涵、形式与相关要求,规范督办案件的办理程序,确保督办案件取得实效。三是建立公正、客观的公益诉讼业务评价体系。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以有效保护公益为导向,把案件质量作为考核体系重要因素,强化指标引领,提高案件质量所占考核分值。通过考核机制,调动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性,达到提升办案质量的效果。
二、关于建立健全工作机构的建议。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为推动建立专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内设机构,更好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提供组织保障。各地检察机关对检察公益诉讼机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市院专设了公益诉讼部。湖南34个林检机构更名或加挂生态环境资源检察机构牌子,履行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等职责。下一步,我院将积极推动各级检察机关与编制部门沟通协调,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合理增加公益诉讼人员编制;结合地区、层次、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招录选拔一批精通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诉讼法等专业型人才,充实公益诉讼队伍;积极与环境执法部门沟通联系,探索在自然保护区设立派驻检察室,形成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
三、关于完善沟通协作机制的建议。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积极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公益团体进行深入沟通交流,探索建立了相应制度机制,形成保护公益合力。2017年12月27日,我院与原国土资源部会签《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就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促进法治国土建设,达成广泛协作意见。广西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法制办、高级法院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推进依法行政联动机制的工作规则》。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贵州等省级检察院均与省高级法院会签了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相关文件。辽宁省检察院还分别与省国土厅、食药监督管理局、环保厅、水利厅、工商局、住房和建设厅就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加强协作会签了文件。四川省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法制办会签《关于深入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意见》,与省消协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消费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下一步,我院将积极与行政机关联系沟通,使其充分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推动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健全完善与公安、环保、国土、林业、农业等行政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四、关于提升检察人员诉讼业务能力的建议。检察队伍建设是做好各项检察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各地以检察公益诉讼机构设置为切入点,抓好公益诉讼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加大专业素质培训,通过联合高校开展专业知识培训、业务巡讲、典型案例教学、组织旁听庭审、岗位练兵、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方法,夯实公益诉讼专业知识,提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能力。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专业优势。7月29日,我院成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聘请103名专家学者作为“外脑”顾问,有力提高公益诉讼案件和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的办案专业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各地检察机关成立公益诉讼人才库,加强对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的集中培养、管理和调配使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加强与环保、国土等相关单位的业务交流、学习,不断提升公益诉讼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平。
五、关于强化公益诉讼案件责任追究的建议。2018年5月,我院与中央纪委监察委相关部门就如何衔接配合进行交流座谈,推动建立与纪委监察委沟通协作机制。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纪委、监察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对公益诉讼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尽快移送检察机关办理。同时,探索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制度,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6年12月1日 法办〔2016〕184号)
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海事法院: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经院领导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安徽、四川6个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海事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工作。各试点法院要建立完善在线调解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诉调对接方式,促进依法、公正、便捷、高效地化解纠纷,引领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向现代纠纷解决方式“升级换代”。现就试点工作要求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省级统一的在线调解平台。平台建设应当遵循面向群众、面向实际、面向基层的原则,建立纠纷受理、分流、调解、反馈等流程的全覆盖,处理当事人申请在线调解、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在线司法确认、诉讼调解等案件;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要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机制的对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纠纷。
2.各试点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在线调解平台的功能。在线调解平台应具有纠纷解决的裁判规则引导、纠纷案例预判、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诉调对接、调解资源整合等功能。加强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与法院诉讼服务网、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的深度融合、互通互联、信息共享,在保证审判信息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做好大数据的挖掘应用,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3.各试点人民法院应当规范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管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要求,制定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选聘标准,通过一定程序选聘熟悉法律知识、热心调解工作、熟悉网络技术操作的特邀调解员或者法院专职调解员担任在线调解员。建立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据库,加强对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指导、监督、管理和考评。加强在线调解员的业务培训,规范调解员职业道德。
4.各试点人民法院应当规范在线调解机制的制度建设和程序安排。根据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试点法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在线调解机制的相关制度,探索适合在线调解的案件范围,完善在线调解的程序设计,因地制宜,锐意创新,积极稳妥地开展在线调解试点工作。
5.各试点人民法院应当规范在线调解案件的管理。试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或者诉调对接部门要指派调解法官或者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在线调解案件的管理和数据统计工作。试点法院应当加强与在线调解平台运营主体的沟通合作,确保在线调解平台稳定持续运行,为数据传输、存储使用提供安全保障。对在线调解平台建设的程序问题、理论问题以及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6.各试点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在线调解试点工作,积极向当地党委政法委汇报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保障在线调解平台的运行,根据实际情况向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发放相关补贴,对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或调解员予以奖励。
7.各试点人民法院应当对在线调解平台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在线调解平台的应用程度和适用范围,充分发挥其阳光、智能、快捷、开放的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对在线调解平台的认同感。
8.试点地区上级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确保试点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推动试点工作不断深入。试点法院应当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反馈试点效果,完善配套措施,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必要时将试点开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5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5日起施行。
2021年7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13号)
为正确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提起的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的第一审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第二条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相关的专利,是指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关于药品上市许可审批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以下简称衔接办法)的专利。
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前款所称专利的被许可人、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第三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起诉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交下列材料:
(一)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依据衔接办法所设平台中登记的相关专利信息,包括专利名称、专利号、相关的权利要求等;
(二)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依据衔接办法所设平台中公示的申请注册药品的相关信息,包括药品名称、药品类型、注册类别以及申请注册药品与所涉及的上市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等;
(三)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依据衔接办法作出的四类声明及声明依据。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申报的、与认定是否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对应的必要技术资料副本。
第四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衔接办法规定的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申请注册药品未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
第五条 当事人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已经受理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行政裁决请求为由,主张不应当受理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或者申请中止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当事人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起诉后,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已经受理宣告相关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为由,申请中止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第七条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主张具有专利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第二项等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可以判决确认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未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
第八条 当事人对其在诉讼中获取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擅自披露或者在该诉讼活动之外使用、允许他人使用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处理。
第九条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与其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申报的技术资料明显不符,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请求禁止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在相关专利权有效期内实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的,人民法院依照专利法、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处理;请求禁止药品上市申请行为或者审评审批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在针对同一专利权和申请注册药品的侵害专利权或者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当事人主张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的生效判决认定涉案药品技术方案是否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一般予以支持。但是,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药品技术方案与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不一致或者新主张的事由成立的除外。
第十二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主张的专利权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申请注册药品的相关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仍提起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或者请求行政裁决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可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依法向当事人在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依据衔接办法所设平台登载的联系人、通讯地址、电子邮件等进行的送达,视为有效送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送达地址确认书后,人民法院也可以向该确认书载明的送达地址送达。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1年7月5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法释〔2020〕23号)
为正确审理继承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时开始。
宣告死亡的,根据民法典第四十八条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为继承开始的时间。
第二条 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以将死者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增值和孳息,由发包单位或者接续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价、补偿。其价额作为遗产。
第三条 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
第四条 遗嘱继承人依遗嘱取得遗产后,仍有权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取得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第五条 在遗产继承中,继承人之间因是否丧失继承权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其是否丧失继承权。
第六条 继承人是否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可以从实施虐待行为的时间、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认定。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不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均可确认其丧失继承权。
第七条 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均应当确认其丧失继承权。
第八条 继承人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列之行为,而被继承人以遗嘱将遗产指定由该继承人继承的,可以确认遗嘱无效,并确认该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第九条 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侵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难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二、法定继承
第十条 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适当的遗产。
第十一条 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
第十二条 养子女与生子女之间、养子女与养子女之间,系养兄弟姐妹,可以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被收养人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第十三条 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权,因继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没有扶养关系的,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继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继承了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亲兄弟姐妹的遗产。
第十四条 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
第十五条 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
第十六条 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第十七条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如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可以适当分给遗产。
第十八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
第十九条 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
第二十条 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分给他们遗产时,按具体情况可以多于或者少于继承人。
第二十一条 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本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愿意尽扶养义务,但被继承人因有固定收入和劳动能力,明确表示不要求其扶养的,分配遗产时,一般不应因此而影响其继承份额。
第二十三条 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三、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二十四条 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第二十五条 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当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二十六条 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认定该部分遗嘱无效。
第二十七条 自然人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
第二十八条 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第二十九条 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者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
四、遗产的处理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
第三十一条 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
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十二条 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第三十三条 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遗产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示。
第三十四条 在诉讼中,继承人向人民法院以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的,要制作笔录,由放弃继承的人签名。
第三十五条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
第三十六条 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不予承认。
第三十七条 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第三十八条 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
第三十九条 由国家或者集体组织供给生活费用的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的自然人,其遗产仍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第四十条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自然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当偿还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支付的供养费用。
第四十一条 遗产因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时,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应当依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需要,兼顾各继承人的利益进行处理。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第四十四条 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当追加为共同原告;继承人已书面表示放弃继承、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表示放弃受遗赠或者到期没有表示的,不再列为当事人。
五、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59号(科学技术类02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59号(科学技术类028号)提案的答复
贵党派提出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提案收悉,经商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现答复如下:
关于加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力度的问题。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基本计算方法。基本的原则是首先应当按照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额,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获利确定赔偿额。无法确定侵权获利的,可以参照许可费的合理倍数确定。以上方式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法定限额内酌情确定赔偿(即法定赔偿)。尽管在赔偿的计算方法上,以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进行计算,能够更加充分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但实践中,权利人需要进行举证,往往存在权利人未对其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进行举证,或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其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也未能提交许可费的证据,导致案件中适用了法定赔偿。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构建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为导向的侵权赔偿制度,在努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近公布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中明确提出,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为导向,以有利于激励创新为出发点,严格执行法律,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在重点举措中进一步提出,构建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为导向的侵权赔偿制度。建立公平合理、比例协调的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让权利人利益得到赔偿,侵权人无利可图,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针对贵党派提出的赔偿低的问题,《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中明确了推动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的建议,即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引入惩罚性赔偿等法律制度,尚需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对于贵党派提出的建立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协调的损害赔偿机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通过引入专业评估方法,合理把握证明责任,完善损害赔偿计算机制。实务中,不少案件保证了权利人获得充分赔偿,损害赔偿数额较之以往不断提高。同时也注重了加重假冒盗版、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以侵权为业的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依法运用民事制裁手段惩处侵权行为人,有力遏制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贵党派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提高赔偿以及建立多层次责任体系的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通过认真总结专利、商标、著作权及竞争领域案件的审理经验,努力为知识产权各专门性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贡献智慧与经验,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水平、维护知识产权司法统一。
关于通过简化程序等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效能的问题。关于贵党派提出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积极采取措施,按照知识产权案件适当集中、布局合理、审判模式“三合一"的原则,统筹确定知识产权案件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门管辖。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知识产权法院及法庭等跨行政区划专门管辖专利等技术类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级别管辖主要按照案件类型划分,逐步实现技术类案件集中管辖。同时还提出,在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原则上指定一个基层人民法院跨区划集中管辖,案件数量多的地区可以适当增加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数量少的地区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可由上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
贵党派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以及民事程序优先,非常重要。为解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侦查、批捕、公诉、审判等各个环节的协调配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议高级人民法院建立辖区内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联络机制,协调公安、检察机关做好刑事案件的侦查和移送起诉工作。在上述司法保护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提出,高、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相应的协调组织,负责指导监督辖区内的“三合一"工作。同时还要求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相关决定适时开展“三合一"审判。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配审判力量,加大培训力度,努力造就一支能够驾驭三大诉讼的复合型法官群体。
贵党派提出的完善鉴定、专家辅助人以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方面的建议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的工作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不断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积极有效构建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和中立性。对于辅助法官形成心证、与裁判结果有重要关联性的技术调查意见,通过释明等方式向当事人适度公开。各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制定实施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暂行办法以及回避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文件,明确技术调查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规范技术调查报告的撰写格式和采信机制。强化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中的主导作用,规范技术调查主体提供的各种技术审查意见的法律定位。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了《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暂行办法》,并正在制定技术调查官选任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技术案件裁判标准,提出研究构建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针对举证难问题,提出开展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专题调研,积极推动制定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的特别程序法,通过特别程序法确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制度、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据保全制度,明确在专利和商标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对专利和注册商标效力进行审查,明确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技术咨询专家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与责任。
对于贵党派提出的放宽临时保护措施的审查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将以积极慎重、合理有效的原则采取诉前停止侵权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权后果扩大。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提高保护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作为工作重点,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和效率,进一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和期待。
感谢贵党派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担保,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执行担保,是指担保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为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
第二条 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财产担保或者保证。
第三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担保书,并将担保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
第四条 担保书中应当载明担保人的基本信息、暂缓执行期限、担保期间、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及数额、担保范围、担保方式、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承诺等内容。
提供财产担保的,担保书中还应当载明担保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等内容。
第五条 公司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提交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公司章程、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第六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执行担保,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同意意见,也可以由执行人员将其同意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申请执行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可以依照民法典规定办理登记等担保物权公示手续;已经办理公示手续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主张优先受偿权。
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担保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担保书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可以暂缓全部执行措施的实施,但担保书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担保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且对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
第十条 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书约定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一条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被执行人有便于执行的现金、银行存款的,应当优先执行该现金、银行存款。
第十二条 担保期间自暂缓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担保书中没有记载担保期间或者记载不明的,担保期间为一年。
第十三条 担保期间届满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其申请解除对担保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四条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提起诉讼向被执行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五条 被执行人申请变更、解除全部或者部分执行措施,并担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成立的执行担保,不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年2月25日)
一、被告人李绪根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被告人赵成春等6人非法采矿案
三、被告人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欧祖明诉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行为案
五、宣城市恒泰金属铸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行政补偿职责案
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七、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诉阳新网湖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江西省新余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被告人李绪根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人李绪根在明知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禁渔期、电鱼为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情况下,驾驶快艇,利用电磁波高频逆变器、带导线的抄网等工具组成电捕工具采用电鱼方法在夹江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60余次,捕获鲢鱼、鳊鱼等野生鱼类900余斤并出售,获利9000元。经扬州市江都区渔政监督大队认定,李绪根使用的电捕工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通告[2017]6号《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资料汇编》,明确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施行全面禁捕,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上述禁渔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审理中,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与李绪根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和解协议:一、李绪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二、李绪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十日内增殖放流价值25000元的鱼苗(已履行);三、李绪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二年内再行增殖放流价值22500元的鱼苗。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绪根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李绪根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已退缴违法所得,且采取增殖放流修复生态环境,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判决李绪根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没收违法所得9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长江十年禁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决策。本案中,案发地位于四大家鱼种质资源区的长江流域扬州段,是鱼类的重要洄游通道,也是鱼类育肥产卵和越冬的最佳场所。李绪根电鱼的行为对自然水域的水生生物产生极大杀伤力,严重威胁生态资源和水环境,故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捕捞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李绪根仍需承担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责任,确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制定了《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对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确保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顺利实施。
二、被告人赵成春等6人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3年春节后,被告人赵成春与被告人赵来喜共谋,由赵成春负责在长江镇江段采砂,赵来喜以小船每船1500元、大船每船2400元的价格予以收购。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间,赵成春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在长江镇江段119号黑浮下游锚地附近水域使用吸砂船将江砂直接吸到赵来喜货船。赵来喜雇佣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等将江砂运输至其事先联系好的砂库予以销售。经鉴定,赵成春、赵来喜、李兆海、李永祥非法采砂38万余吨,造成国家矿产资源破坏价值152万余元。赵加龙参与非法采砂22万余吨,价值90万余元;徐培金参与非法采砂15万余吨,价值6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赵成春、赵来喜等6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赵成春、赵来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李兆海、李永祥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2万元;赵加龙罚金1.8万元、徐培金罚金1.6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并没收吸砂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河道非法采砂引发的刑事案件。长江河道砂石资源具有维持河道潜流、稳定河道形态、提供生物栖息地、过滤河流水质等重要功能,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矿产资源的流失,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加大对非法采砂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对六名被告人依法予以严惩,斩断“盗采、运输、销售”一条龙犯罪产业链条,有力震慑了非法采砂行为,彰显了人民法院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维护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决心。
三、被告人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秦家学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位于保靖县毛沟镇卧当村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自己承包山上的杉木进行砍伐,其中核心区内面积117.5亩,核心区外面积15.46亩,并雇佣他人将砍伐的杉木运出并销售。经鉴定,秦家学共砍伐林木1010株,林木蓄积为153.36立方米。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秦家学滥伐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公益林,林木蓄积153.36立方米,数量巨大,构成滥伐林木罪。鉴于秦家学系初犯、认罪,积极交纳补植复绿的保证金66025元,有悔罪表现,应从轻判处。保靖县人民检察院要求秦家学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秦家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秦家学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在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栽植一年生杉树苗5050株,存活率达到90%以上。
【典型意义】
本案系滥伐林木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陵山区,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沅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该地区的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本案中,秦家学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销售自然保护区内公益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责任方式,有效确立“伐树要许可、毁树须担责”,并支持检察机关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对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欧祖明诉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行为案
【基本案情】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于2015年10月作出《关于涪江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的通告》(以下简称被诉通告)。被诉通告按照经批复的方案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规定在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泊船、采砂、放养家禽、网箱养殖等活动;在一级保护区内,还须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等行为;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或个人,由环保、农业、水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欧祖明长期从事渔业养殖的水域被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被禁止继续从事渔业养殖活动。欧祖明认为被诉通告侵犯其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通告。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区政府作出被诉通告的行政目的是为了防止饮用水水源污染,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且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故被诉通告合法。欧祖明虽曾依法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行政机关可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遂判决驳回欧祖明的诉讼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引发的行政诉讼。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长江保护法亦规定,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本案中,虽然欧祖明曾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区政府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实际需要作出被诉通告,进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符合环境公共利益。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案不属于行政权力擅自专断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的整治举措,有力保障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制度的功效实现。
五、宣城市恒泰金属铸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行政补偿职责案
【基本案情】
宣城市恒泰金属铸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黄渡乡杨林村,属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及“绿盾2018”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工作要求,向恒泰公司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责令恒泰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前将其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自行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并向恒泰公司出具《承诺书》,就拆迁原则、存疑评估处理以及付款方式进行了承诺。恒泰公司自行拆除了建筑物后,黄渡乡政府向其支付补偿款400万元。因双方对剩余补偿数额有异议,区政府一直未支付剩余补偿款,恒泰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恒泰公司虽已取得经营、用地、建设等各项行政许可,但因公司位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区政府基于环保整改工作要求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拆除不动产,并无不当。但对于恒泰公司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补偿,区政府在向恒泰公司支付400万元补偿款后,以双方就剩余补偿数额不能达成一致为由一直未作补偿决定,系部分行政不作为。故判决责令区政府对恒泰公司作出补偿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企业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区引发的行政案件。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自然保护区众多。自然保护区是各种生态系统及生物物种的天然贮存库,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区政府责令恒泰公司退出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政行为,有利于保持完好的天然生态系统,切实维护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平衡。同时,人民法院判令区政府在依法作出正式评估报告后对恒泰公司实际损失予以合理补偿,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平衡。
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化工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直接堆放在长江边长达18年,覆盖面积达700多亩,最深处达125米,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损害严重,并对长江生态安全产生重大威胁。经媒体曝光后,涪陵化工公司立即制定环境问题整改处置方案,并报请重庆市环保监管部门批准。2017年1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以涪陵化工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行为违法,给当地环境带来极大破坏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涪陵化工公司立即停止环境侵害行为,赔偿相应的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或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依法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涪陵化工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是涪陵化工公司承诺严格贯彻落实重庆市及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批复同意的环境问题整改处置方案,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封场、覆土、复绿等环境整治工作;二是涪陵化工公司支付803700.80元,用于本案或者本地区大气环境、水环境修复或替代性修复等公益用途。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在一审法院监督下,涪陵化工公司已完成调解书确定的各项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长江边磷石膏尾矿库引发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总磷是长江首要超标污染因子,磷石膏尾矿库通过渗滤液渗漏等方式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长江构成巨大威胁。本案中,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以法院为主导的案件执行机制,充分延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形成监督合力,确保涪陵化工公司按时按约履行调解书。同时,积极构建生态环境修复协调联动机制,邀请检察机关、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生态环境修复评估标准,对修复工作进行联合巡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本案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创新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机制,充分体现出人民法院在服务和保障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动担当作为。
七、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开发建设云南红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所示,案涉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重点保护物种。2017年7月,生态环境部责令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之后,新平公司即停止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以案涉水电站一旦蓄水将导致绿孔雀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存在灭绝可能,并危害生长在该区域陈氏苏铁、破坏当地珍贵的干热河谷季雨林生态系统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同时,案涉水电站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涉及陈氏苏铁的保护,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故判决新平公司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待其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工作后,再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预防性公益诉讼是环境资源审判落实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体现,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本案中,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势必导致国家I级重点保护动物绿孔雀和国家I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导致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遭受直观预测且不可逆转的损害。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判定新平公司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责令完善相关手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雅砻江上的牙根梯级电站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现处于项目预可研阶段,水电站及其辅助工程(公路等)尚未开工建设。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认为,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音译)附近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当今世界上残存最大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唯一还有自然繁衍能力的种群。牙根梯级电站即将修建,根据五小叶槭雅江种群的分布区海拔高度和水电站水位高度对比数值,牙根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公路建设将直接威胁到五小叶槭的生存,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绿发会遂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鉴于五小叶槭在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及牙根梯级电站建成后可能存在对案涉地五小叶槭原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到牙根梯级电站现处在项目预可研阶段,故判决雅砻江公司应当将五小叶槭的生存环境作为牙根梯级电站项目可研阶段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才能继续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针对珍稀野生植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长江上游是我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也是自然环境良好、生物物种丰富、地质条件脆弱的生态功能区。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生态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水电规划开发的全过程,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充分尊重五小叶槭的生存环境,成功避免了环境安全与效益价值的冲突。同时,五小叶槭虽未列入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将其评估为“极度濒危”、列入红色名录,人民法院判令雅砻江公司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五小叶槭生存环境,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和担当。
九、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诉阳新网湖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
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网湖大湖为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主要湖泊,并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阳新网湖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殖公司)与黄石市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合同,约定由其承包网湖大湖进行生态渔业养殖。2014年至2016年,养殖公司先后向网湖大湖违法投放磷肥约1000吨、氮肥约2000吨、有机肥约1000吨,豆渣、啤酒糟等约46000吨。网湖整体水质类别由2013年的III类逐渐降至2016年的V类,水质恶化,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水质呈中富营养状态级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武汉铁路运输分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网湖大湖水质总磷超标的损害后果,与养殖公司进行渔业养殖过程中违法过度投放肥料和饲料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养殖公司作为污染者,应承担侵权责任。故依据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判决养殖公司赔偿网湖大湖水体环境损害费1946776元,支付至阳新县财政局非税财政专户,用于网湖大湖水体的整体治理与恢复工作;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渔业养殖引发的水污染纠纷案件。长江流域湿地、湖泊分布广泛,类型多样齐全,在维护淡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湖湿地位于长江一级支流富水河下游,是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被专家誉为“湿地水禽遗传基因保存库”。本案中,养殖公司虽然依据合同享有在案涉区域进行生态渔业养殖的权利,但同时也负有不得投肥(粪)养殖、采取措施避免水体污染的义务。人民法院判决养殖公司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款用于网湖大湖水体的整体治理与恢复工作,为改善和恢复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十、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江西省新余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江西省新余市水务局(以下简称市水务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赖鹏杰在河下镇袁河划江段非法采砂,遂先后两次向其送达责令停止违法通知书。经立案调查后,作出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9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区检察院)发现涉案线索,向市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市水务局对赖鹏杰进行约谈,赖鹏杰缴纳了罚款20000元。后市水务局将检察建议落实情况书面回复区检察院。区检察院进行回访调查,发现赖鹏杰堆放的砂石及废弃采砂设备并未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环境未得到改善、修复。区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市水务局作为市级河道主管部门,具有履行河道监管的法定职责,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具有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对于赖鹏杰多次非法采砂的行为,市水务局虽然履行了一定职责,在两次责令赖鹏杰停止违法行为后对其作出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但现场堆放的砂石及废弃采砂设备并未清除,河道未得到修复。市水务局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严格全面履职,致使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确认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市水务局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河道管理安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对非法采砂行为监管不力危害河道管理安全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非法采砂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构筑物、堆放砂石及废弃设备,影响河道管理和行洪安全,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市水务局作为具有河道监管职责的机关,应当积极履行行政职责,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处罚、对非法建筑进行拆除、恢复河道原状。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市水务局怠于履职行为违法,同时责令其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于合理界定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认定标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具有示范性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总体要求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刻认识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方针,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有力震慑恶势力违法犯罪分子,有效打击和预防恶势力违法犯罪。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要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罪责,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严格执行“三项规程”,不断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有效加强法律监督,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
4.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5.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6.恶势力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纠集者,是指在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违法犯罪分子。成员较为固定且符合恶势力其他认定条件,但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由不同的成员组织、策划、指挥,也可以认定为恶势力,有前述行为的成员均可以认定为纠集者。
恶势力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人员,以及因法定情形不予追究法律责任,或者因参与实施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已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人员。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7.“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2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于“纠集在一起”时间明显较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刚刚达到“多次”标准,且尚不足以造成较为恶劣影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8.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但也包括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恶势力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但仅有前述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能认定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9.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至少应包括1次犯罪活动。对于反复实施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单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单次情节、数额尚不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累加后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在认定是否属于“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可将已用于累加的违法行为计为1次犯罪活动,其他违法行为单独计算违法活动的次数。
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但不符合法定情形的,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
10.认定“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结合侵害对象及其数量、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
11.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指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指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仍接受首要分子领导、管理、指挥,并参与该组织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恶势力犯罪集团应当有组织地实施多次犯罪活动,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违法活动。恶势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参照《指导意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
12.全部成员或者首要分子、纠集者以及其他重要成员均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时应当特别慎重。
三、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关要求
13.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以及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要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惩处力度,对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同时要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严格掌握不起诉,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严格掌握保外就医适用条件,充分利用资格刑、财产刑等法律手段全方位从严惩处。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可以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
对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认罪认罚或者仅参与实施少量的犯罪活动且只起次要、辅助作用,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14.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检举揭发与该犯罪集团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其他犯罪线索,如果在认定立功的问题上存在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应当严格把握。依法应认定为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应当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如果能够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有提供线索、帮助收集证据或者其他协助行为,并在侦破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查处“保护伞”等方面起到较大作用的,即使依法不能认定立功,一般也应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1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时要根据所犯具体罪行的严重程度,结合被告人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整体把握。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严。对于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且能够真诚认罪悔罪的其他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宽。
16.恶势力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认罪认罚,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不适用该制度。
四、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其他问题
17.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的案件事实部分明确表述,列明恶势力的纠集者、其他成员、违法犯罪事实以及据以认定的证据;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当在上述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性,列明首要分子、其他成员、违法犯罪事实以及据以认定的证据,并引用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集团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恶势力定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评析回应。
恶势力刑事案件的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可以在案件事实部分先概述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概括事实,再分述具体的恶势力违法犯罪事实。
18.对于公安机关未在起诉意见书中明确认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构成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且相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在起诉书中明确认定为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人民检察院认为恶势力相关违法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恶势力违法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对于人民检察院未在起诉书中明确认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期间发现构成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人民法院不应主动认定,可仅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相关规定作出判决、裁定。
审理被告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时,一审判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有误的,二审法院应当纠正,符合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应当作出相应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有误的,应当纠正,但不得升格认定;一审判决未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不得增加认定。
19.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以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裁判文书所明确的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作为相关数据的统计依据。
20.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2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运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性案例196-201号),作为第36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27日
指导性案例196号
运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仲裁条款成立
裁判要点
1.当事人以仲裁条款未成立为由请求确认仲裁协议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予以审查。
2.仲裁条款独立存在,其成立、效力与合同其他条款是独立、可分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仲裁条款进行磋商并就提交仲裁达成合意的,合同成立与否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成立、效力。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6条、第19条、第20条第1款
基本案情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公司),原名为中国旅游集团公司、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旅公司)是中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香港。运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裕公司)是香港中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劲公司是运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亦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
2016年3月24日,中旅公司作出《关于同意挂牌转让NEWPOWERENTERPRISESINC.100%股权的批复》,同意运裕公司依法合规转让其所持有的新劲公司100%的股权。2017年3月29日,运裕公司通过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新劲公司100%的股权。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苑城公司)作为意向受让人与运裕公司等就签订案涉项目的产权交易合同等事宜开展磋商。
2017年5月9日,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中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张欣发送电子邮件给深圳市泰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苑城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风控法务张瑞瑞。电子邮件的附件《产权交易合同》,系北交所提供的标准文本,载明甲方为运裕公司,乙方为中苑城公司,双方根据合同法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运裕公司向中苑城公司转让其拥有的新劲公司100%股权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第十六条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16.1本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16.2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上述电子邮件的附件《债权清偿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仲裁方式解决。
2017年5月10日,张瑞瑞发送电子邮件给张欣、刘祯,内容为:“附件为我们公司对合同的一个修改意见,请贵公司在基于平等、公平的原则及合同签订后的有效原则慎重考虑加以确认”。在该邮件的附件中,《产权交易合同》文本第十六条“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修改为“16.1本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16.2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债权清偿协议》文本第十二条修改为“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以仲裁方式解决”。
2017年5月11日13时42分,张欣发送电子邮件给张瑞瑞和中苑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俊,针对中苑城公司对两个合同文本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回应,并表示“现将修订后的合同草签版发送给贵司,请接到附件内容后尽快回复意见。贵方与我司确认后的合同将被提交至北交所及我司内部审批流程,经北交所及我司集团公司最终确认后方可签署(如有修改我司会再与贵司确认)”。该邮件附件《产权交易合同》(草签版)第十六条“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与《债权清偿协议》(草签版)第十二条和上述5月10日张瑞瑞发送给张欣、刘祯的电子邮件附件中的有关内容相同。同日18时39分,张瑞瑞发送电子邮件给张欣,内容为“附件为我司签署完毕的《产权交易合同》(草签版)及《债权清偿协议》(草签版)、项目签约说明函等扫描件,请查收并回复”。该邮件附件《产权交易合同》(草签版)和《债权清偿协议》(草签版)的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的内容与张欣在同日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中的有关内容相同。中苑城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并将该文本送达运裕公司。
2017年5月17日,张欣发送电子邮件给李俊,载明:“深圳项目我司集团最终审批流程目前正进行中,如审批顺利计划可在本周五上午在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举办签约仪式,具体情况待我司确认后通知贵司。现将《产权交易合同》及《债权清偿协议》拟签署版本提前发送给贵司以便核对。”该邮件附件1为《股权转让项目产权交易合同》(拟签署版),附件2为《股权转让项目债权清偿协议》(拟签署版)。上述两个合同文本中的仲裁条款仍与草签版相同。
2017年10月27日,运裕公司发函中苑城公司取消交易。2018年4月4日,中苑城公司根据《产权交易合同》(草签版)第16.2条及《债权清偿协议》(草签版)第十二条的约定,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将运裕公司等列为共同被申请人。在仲裁庭开庭前,运裕公司等分别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仲裁协议不存在。该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形成了本案和另外两个关联案件。在该院审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及关联案件有重大法律意义,由国际商事法庭审查有利于统一适用法律,且有利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审查。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特1号民事裁定,驳回运裕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运裕公司在中苑城公司申请仲裁后,以仲裁条款未成立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虽然这不同于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但是仲裁协议是否存在与是否有效同样直接影响到纠纷解决方式,同样属于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因而要求确认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也属于广义的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据此,当事人以仲裁条款未成立为由要求确认仲裁协议不存在的,属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人民法院应予立案审查。”
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首先要确定准据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在法庭询问时,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确定案涉仲裁协议效力。因此,本案仲裁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独立的仲裁协议这两种类型,都属于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的成立和效力的认定也适用关于仲裁协议的法律规定。
仲裁协议独立性是广泛认可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是指仲裁协议与主合同是可分的,互相独立,它们的存在与效力,以及适用于它们的准据法都是可分的。由于仲裁条款是仲裁协议的主要类型,仲裁条款与合同其他条款出现在同一文件中,赋予仲裁条款独立性,比强调独立的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更有实践意义,甚至可以说仲裁协议独立性主要是指仲裁条款和主合同是可分的。对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有规定。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从上下文关系看,该条是在仲裁法第十六条明确了仲裁条款属于仲裁协议之后,规定了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因此,仲裁条款独立于合同。对于仲裁条款能否完全独立于合同而成立,仲裁法的规定似乎不是特别清晰,不如已成立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那么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是否成立与其中的仲裁条款是否成立这两个问题常常纠缠不清。但是,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开头部分“仲裁协议独立存在”,是概括性、总领性的表述,应当涵盖仲裁协议是否存在即是否成立的问题,之后的表述则是进一步强调列举的几类情形也不能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在确定仲裁条款效力包括仲裁条款是否成立时,可以先行确定仲裁条款本身的效力;在确有必要时,才考虑对整个合同的效力包括合同是否成立进行认定。本案亦依此规则,先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来确定仲裁条款是否成立。
仲裁条款是否成立,主要是指当事人双方是否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即是否达成了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一种合同,判断双方是否就仲裁达成合意,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从本案磋商情况看,当事人双方一直共同认可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本案最早的《产权交易合同》,系北交所提供的标准文本,连同《债权清偿协议》由运裕公司等一方发给中苑城公司,两份合同均包含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条款。之后,当事人就仲裁机构进行了磋商。运裕公司等一方发出的合同草签版的仲裁条款,已将仲裁机构确定为深圳国际仲裁院。就仲裁条款而言,这是运裕公司等发出的要约。中苑城公司在合同草签版上盖章,表示同意,并于2017年5月11日将盖章合同文本送达运裕公司,这是中苑城公司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产权交易合同》《债权清偿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于2017年5月11日分别在两个合同的各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之后,当事人就合同某些其他事项进行交涉,但从未对仲裁条款有过争议。鉴于运裕公司等并未主张仲裁条款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故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双方争议应由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虽然运裕公司等没有在最后的合同文本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也未在文本上签字,不符合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的要求,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使合同未成立,仲裁条款的效力也不受影响。在当事人已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对于本案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无需再行认定,该问题应在仲裁中解决。综上,运裕公司的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人民法院驳回其申请。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勇健、高晓力、奚向阳、丁广宇、沈红雨)
指导性案例197号
深圳市实正共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首次开庭/重新仲裁
裁判要点
当事人未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应当认定当事人接受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虽然案件重新进入仲裁程序,但仍是对同一纠纷进行的仲裁程序,当事人在重新仲裁开庭前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0条第2款
基本案情
深圳市实正共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正共盈公司)诉称:实正共盈公司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纠纷由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重新裁决的决定,该案目前尚未重新组庭,处于首次开庭前的阶段。两个案件程序相互独立,现在提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时间应当被认定为首次开庭前,一审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广东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辩称:案涉仲裁案件于2017年8月18日首次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实正共盈公司当庭确认其对仲裁庭已经进行的程序没有异议,实正共盈公司已认可深圳国际仲裁院对案涉仲裁案件的管辖,其无权因案件进入重新仲裁程序而获得之前放弃的权利。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
法院经审理查明: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名深圳国际仲裁院,曾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于2016年受理本案所涉仲裁案件。2017年8月18日,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在仲裁申请人陈述和固定仲裁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前,仲裁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已经进行的程序,是否有异议”,本案申请人回答“没有异议”;在庭审结束时,本案申请人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对于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没有异议。2018年3月29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该裁决作出后,实正共盈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由于仲裁庭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已同意重新仲裁,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程序应予终结。2020年2月26日,法院裁定终结该案审查程序。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日作出(2020)粤03民特249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请人实正共盈公司的申请。实正共盈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20)粤民终221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当事人未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视为当事人接受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本案虽然进入重新仲裁程序,但仍为同一纠纷,实正共盈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并确认对仲裁程序无异议,其行为在重新仲裁过程中仍具有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一审法院不应受理实正共盈公司提出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裁定驳回实正共盈公司的申请,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辜恩臻、潘晓璇、贺伟)
指导性案例198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与刘友良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仲裁协议/实际施工人
裁判要点
实际施工人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亦未与发包人、承包人订立有效仲裁协议,不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约束。实际施工人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发包人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岳阳分行)与湖南巴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公司)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工行岳阳分行将其办公大楼整体装修改造内部装饰项目发包给巴陵公司,同时在合同第15.11条约定“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岳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2012年9月10日,巴陵公司与刘友良签订《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书》,巴陵公司将工行岳阳分行办公大楼整体装修改造内部装饰项目的工程内容及保修以大包干方式承包给刘友良,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及相关保证金。2013年7月23日,工行岳阳分行与巴陵公司又签订了《装饰安装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工行岳阳分行将其八楼主机房碳纤维加固、防水、基层装饰、外屏管道整修、室内拆旧及未进入决算的相关工程发包给巴陵公司。由于工行岳阳分行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2017年7月4日,刘友良以工行岳阳分行为被申请人向岳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8月7日,工行岳阳分行以其与刘友良未达成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管辖异议。2017年8月8日,岳阳仲裁委员会以岳仲决字〔2017〕8号决定驳回了工行岳阳分行的仲裁管辖异议。2017年12月22日,岳阳仲裁委员会作出岳仲决字〔2017〕696号裁决,裁定工行岳阳分行向刘友良支付到期应付工程价款及违约金。工行岳阳分行遂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湘06民特1号民事裁定,撤销岳阳仲裁委员会岳仲决字〔2017〕696号裁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仲裁协议是当事人达成的自愿将他们之间业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有关特定的无论是契约性还是非契约性的法律争议的全部或特定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依据,是仲裁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其集中体现了仲裁自愿原则和协议仲裁制度。本案中,工行岳阳分行与巴陵公司签订的《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第15.11条约定“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岳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工行岳阳分行与巴陵公司之间因工程款结算及支付引起的争议应当通过仲裁解决。但刘友良作为实际施工人,其并非工行岳阳分行与巴陵公司签订的《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刘友良与工行岳阳分行及巴陵公司之间均未达成仲裁合意,不受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除非另有约定,刘友良无权援引工行岳阳分行与巴陵公司之间《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合同当事方主张权利。刘友良以巴陵公司的名义施工,巴陵公司作为《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仍然存在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案件当事人之间并未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合同仲裁条款“承继”情形,亦不构成上述解释第九条规定的合同主体变更情形。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虽然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且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上述内容仅规定了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诉权以及发包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视为实际施工人援引《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依据。综上,工行岳阳分行与刘友良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岳阳仲裁委员会基于刘友良的申请以仲裁方式解决工行岳阳分行与刘友良之间的工程款争议无法律依据。实际施工人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发包人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闾开海、宋红燕、苏洁)
指导性案例199号
高哲宇与深圳市云丝路创新发展基金企业、李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比特币/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点
仲裁裁决裁定被申请人赔偿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属于变相支持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违反了国家对虚拟货币金融监管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仲裁裁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2日,深圳市云丝路创新发展基金企业(以下简称云丝路企业)、高哲宇、李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云丝路企业将其持有的深圳极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驱公司)5%股权以55万元转让给高哲宇;李斌同意代替高哲宇向云丝路企业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高哲宇直接向云丝路企业支付25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高哲宇将李斌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比特币全部归还至李斌的电子钱包。该协议签订后,高哲宇未履行合同义务。
云丝路企业、李斌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要请求为:变更云丝路企业持有的极驱公司5%股权到高哲宇名下,高哲宇向云丝路企业支付股权款25万元,高哲宇向李斌归还与比特币资产相等价值的美金493158.40美元及利息,高哲宇支付李斌违约金10万元。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高哲宇未依照案涉合同的约定交付双方共同约定并视为有财产意义的比特币等,构成违约,应予赔偿。仲裁庭参考李斌提供的okcoin.com网站公布的合同约定履行时点有关比特币收盘价的公开信息,估算应赔偿的财产损失为401780美元。仲裁庭裁决,变更云丝路企业持有的极驱公司5%股权至高哲宇名下;高哲宇向云丝路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高哲宇向李斌支付401780美元(按裁决作出之日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结算为人民币);高哲宇向李斌支付违约金10万元。
高哲宇认为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18)粤03民特719号民事裁定,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8)深仲裁字第64号仲裁裁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明确规定,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重申了上述规定,同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上述文件实质上禁止了比特币的兑付、交易及流通,炒作比特币等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扰乱金融秩序,影响金融稳定。涉案仲裁裁决高哲宇赔偿李斌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与上述文件精神不符,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该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朱萍、梁乐乐、赵雪琳)
指导性案例200号
斯万斯克蜂蜜加工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快速仲裁/临时仲裁
裁判要点
仲裁协议仅约定通过快速仲裁解决争议,未明确约定仲裁机构的,由临时仲裁庭作出裁决,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以采用临时仲裁不符合仲裁协议约定为由,主张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临时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3条)
2.《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5条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17日,卖方南京常力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力蜂业公司)与买方斯万斯克蜂蜜加工公司(SvenskHonungsfora--dlingAB)(以下简称斯万斯克公司)签订了编号为NJRS13001的英文版蜂蜜销售《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为“in case of disputes governed by Swedish law and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settled by Expedited Arbitration in Sweden.”(中文直译为:“在受瑞典法律管辖的情况下,争议应在瑞典通过快速仲裁解决。”)。另《合同》约定了相应的质量标准:蜂蜜其他参数符合欧洲(2001/112/EC,2001年12月20日),无美国污仔病、微粒子虫、瓦螨病等。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蜂蜜品质问题发生纠纷。2015年2月23日,斯万斯克公司以常力蜂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就案涉《合同》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常力蜂业公司赔偿。该仲裁院于2015年12月18日以其无管辖权为由作出SCCF2015/023仲裁裁决,驳回了斯万斯克公司的申请。
2016年3月22日,斯万斯克公司再次以常力蜂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就案涉《合同》在瑞典申请临时仲裁。在仲裁审查期间,临时仲裁庭及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向常力蜂业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邮寄了相应材料,但截止2017年5月4日,临时仲裁庭除了收到常力蜂业公司关于陈述《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不应适用瑞典法的两份电子邮件外,未收到其他任何意见。此后临时仲裁庭收到常力蜂业公司代理律师提交的关于反对仲裁庭管辖权及延长提交答辩书的意见书。2018年3月5日、6日,临时仲裁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听证。听证中,常力蜂业公司的代理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不再持异议,常力蜂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上生也未提出相应异议。该临时仲裁庭于2018年6月9日依据瑞典仲裁法作出仲裁裁决:1.常力蜂业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向斯万斯克公司支付286230美元及相应利息;2.常力蜂业公司应向斯万斯克公司赔偿781614瑞典克朗、1021718.45港元。
2018年11月22日,斯万斯克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法院审查期间,双方均认为应当按照瑞典法律来理解《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斯万斯克公司认为争议解决条款的中文意思是“如发生任何争议,应适用瑞典法律并在瑞典通过快速仲裁解决。”而常力蜂业公司则认为上述条款的中文意思是“为瑞典法律管辖下的争议在瑞典进行快速仲裁解决。”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8)苏01协外认8号民事裁定,承认和执行由PeterThorp、StureLarsson和NilsEliasson组成的临时仲裁庭于2018年6月9日针对斯万斯克公司与常力蜂业公司关于NJRS13001《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据查明及认定的事实,由PeterThorp、StureLarsson和NilsEliasson组成的临时仲裁庭作出的案涉仲裁裁决不具有《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丙、丁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也不违反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出的保留性声明条款,或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或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情形,故对该裁决应当予以承认和执行。
关于临时仲裁裁决的程序是否存在与仲裁协议不符的情形。该项争议系双方对《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in case of disputes governed by Swedish law and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settled by Expedited Arbitration in Sweden.”的理解问题。从双方对该条款中文意思的表述看,双方对在瑞典通过快速仲裁解决争端并无异议,仅对快速仲裁是否可以通过临时仲裁解决发生争议。快速仲裁相对于普通仲裁而言,更加高效、便捷、经济,其核心在于简化了仲裁程序、缩短了仲裁时间、降低了仲裁费用等,从而使当事人的争议以较为高效和经济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临时仲裁庭相对于常设的仲裁机构而言,也具有高效、便捷、经济的特点。具体到本案,双方同意通过快速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但该快速仲裁并未排除通过临时仲裁的方式解决,当事人在仲裁听证过程中也没有对临时仲裁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由临时仲裁庭作出裁决,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故应认定案涉争议通过临时仲裁庭处理,并不存在与仲裁协议不符的情形。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姜欣、蔡晓文、吴勇)
指导性案例201号
德拉甘·可可托维奇诉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吕恩劳务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7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务合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仲裁协议效力
裁判要点
1.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
2.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后提交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解决,如果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该约定不存在准据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实际行使了管辖权,涉案争议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提起仲裁条件的,人民法院对涉案争议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8条
2.《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23日,上海聚运动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运动公司)与原告塞尔维亚籍教练员DraganKokotovic(中文名: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签订《职业教练工作合同》,约定德拉甘·可可托维奇作为职业教练为聚运动公司名下的足球俱乐部提供教练方面的劳务。2017年7月1日,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约定《职业教练工作合同》自当日终止,聚运动公司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关于争议解决,《解除合同协议》第5.1条约定,“与本解除合同协议相关,或由此产生的任何争议或诉讼,应当受限于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FIFAPlayers’StatusCommittee,以下简称球员身份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国际足联有权机构的管理。”第5.2条约定,“如果国际足联对于任何争议不享有司法管辖权的,协议方应当将上述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与体育相关的仲裁规则》予以受理。相关仲裁程序应当在瑞士洛桑举行。”
因聚运动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德拉甘·可可托维奇向球员身份委员会申请解决案涉争议。球员身份委员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单一法官裁决》,要求聚运动公司自收到该裁决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单一法官裁决》另载明,如果当事人对裁决结果有异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否则《单一法官裁决》将成为终局性、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后双方均未就《单一法官裁决》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
之后,聚运动公司变更为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渥公司),吕恩为其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因恩渥公司未按照《单一法官裁决》支付款项,且因聚运动俱乐部已解散并不再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上述裁决无法通过足球行业自治机制获得执行,德拉甘·可可托维奇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恩渥公司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二、吕恩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恩渥公司和吕恩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认为根据《解除合同协议》第5.2条约定,案涉争议应当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人民法院无管辖权,请求裁定对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的起诉不予受理。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沪0104民初1814号民事裁定,驳回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的起诉。德拉甘·可可托维奇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层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0)沪01民终334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81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是否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第二,案涉仲裁条款是否可以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首先,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涉案《单一法官裁决》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目的、宗旨及规定,《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是指常设仲裁机关或专案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对当事人提交的争议作出的终局性、有约束力的裁决,而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与上述界定并不相符。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的决定程序并非仲裁程序,而是行业自治解决纠纷的内部程序。第一,球员身份委员会系依据内部条例和规则受理并处理争议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设的自治纠纷解决机构,并非具有独立性的仲裁机构;第二,球员身份委员会仅就其会员单位和成员之间的争议进行调处,其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系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内部决定,主要依靠行业内部自治机制获得执行,不具有普遍、严格的约束力,故不符合仲裁裁决的本质特征;第三,依据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管理条例》第22条、第23条第4款之规定,国际足联处理相关争议并不影响球员或俱乐部就该争议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当事人亦可就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上述规定明确了国际足联的处理决定不具有终局性,不排除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综上,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界定不符,不宜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
其次,案涉仲裁条款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案涉当事人在《解除合同协议》第5条约定,发生纠纷后应当首先提交球员身份委员会或者国际足联的其他内设机构解决,如果国际足联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既已明确球员身份委员会及国际足联其他内设机构的纠纷解决程序不属于仲裁程序,则相关约定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但当事人约定应将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本质系有关仲裁主管的约定,故需进一步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是否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因案涉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并未明确约定相应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有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应为瑞士法。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审核案涉仲裁协议效力问题期间查明,瑞士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规定为《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78条。该条就仲裁协议效力规定如下:“(一)在形式上,仲裁协议如果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作出,即为有效。(二)在实质上,仲裁协议如果符合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或支配争议标的的法律尤其是适用于主合同的法律或瑞士的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即为有效。(三)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不得以主合同可能无效或仲裁协议是针对尚未发生的争议为理由而提出异议。”结合查明的事实分析,《解除合同协议》第5.2条的约定符合上述瑞士法律的规定,故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但依据该仲裁条款约定,只有在满足“国际足联不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形下,才可将案涉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现球员身份委员会已经受理案涉争议并作出《单一法官裁决》,即本案争议已由国际足联行使了管辖权。因此,本案不符合案涉仲裁条款所约定的将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条件,该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本案,不能排除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乔林、赵鹃、侯晓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和解,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
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
(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
(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第三条 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四条 委托代理人代为执行和解,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第五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执行和解协议,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变更后的协议,或者由执行人员将变更后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条 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第七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条规定情形的,债务人可以依法向有关机构申请提存;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给付金钱的,债务人也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提存。
第八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第九条 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
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间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 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恢复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恢复执行:
(一)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恢复执行的;
(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
(四)其他不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情形。
第十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恢复执行或者不予恢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十三条 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执行法院受理后,可以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自动转为诉讼中的保全措施。
第十五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
被执行人以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为由提起诉讼的,不影响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
第十七条 恢复执行后,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部分应当依法扣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人民法院的扣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十八条 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
第十九条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3月29日 (2019)最高法民他3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鲁执他8号《关于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报核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案涉仲裁裁决对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案外人“间接使用”或“变相录用”案涉技术人员的认定,只是对仲裁事项予以裁决的事实依据和理由,并未对案外人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认定,亦未在裁决主文部分裁决案外人承担相应责任,裁决事项并未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
同意你院少数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报核报告
(2018年12月4日 (2018)鲁执他8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天津日拓汽车电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日拓)与被执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京仲裁字第0155号仲裁裁决书已生效。天津日拓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威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泓淋公司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异议。威海中院拟对该案不予执行,我院经研究决定,以威海中院的意见作为倾向性意见向钧院报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向钧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异议人(被执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技区浦东路9-10。
法定代表人:迟某林,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天津日拓汽车电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红日南路42号202室(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
二、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的理由
泓淋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如下:1.(2018)京仲裁字第015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协议的约定范围,签订仲裁协议的主体为泓淋公司与天津日拓,北京仲裁委员会将天津锦城汽车电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锦城)、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锦城)的行为作为仲裁案件事实强加给泓淋公司,在仲裁主体和内容上均超越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2.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枉法裁决,其无视合同相对性原则,并在泓淋公司与天津日拓无约定技术人员名单及标准的前提下径行推定技术人员;3.北京仲裁委员会未根据双方胜诉比例分担仲裁费用,仲裁程序不合法。
三、案件基本情况
2012年11月20日,天津日拓(甲方)与泓淋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天津日拓将其持有的天津市日拓高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泓淋公司,并在该协议第九条“争议解决方式”中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2012年11月20日,天津日拓(甲方)、泓淋公司(乙方)、王某(丙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另签订《补充协议书》,在该协议第一条第六项约定:“乙方同意支付甲方第一年时间(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技术服务费600万元,一年后,若乙方需要甲方的技术支持,则乙方需要在2013年9月30日前提前支付次年技术服务费300万元。若乙方未及时支付甲方技术服务费,甲方有权拒绝提供服务。同时乙方还承诺,乙方直接或间接使用日拓技术人员(凡曾经在甲方或目标公司工作过以及天津津住汽车线束有限公司派驻甲方或目标公司人员),都视同甲方提供乙方技术支援,需向甲方支付每年300万元的技术支援费。”第四条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017年8月2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据天津日拓向其提供的仲裁申请书及天津日拓与泓淋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及相关法律规定,受理了天津日拓与泓淋公司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引起的争议仲裁案。天津日拓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如下请求:1.泓淋公司向天津日拓支付技术服务(技术支援)费600万元;2.泓淋公司向天津日拓支付因其违约给天津日拓造成的损失200万元;3.本案仲裁费用、律师费由泓淋公司承担。
2018年1月1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该案作出仲裁裁决,认定泓淋公司通过天津锦城、德州锦城、德州荣众电子有限公司“间接使用”或“变相录用”了案涉技术人员,并据此裁决:1.泓淋公司向天津日拓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技术服务费600万元;2.泓淋公司承担天津日拓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96000元;3.本案的仲裁费81270元,由天津日拓承担20%,即16254元,泓淋公司承担80%,即65016元。
四、威海中院的审查意见
威海中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一)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本案中,德州锦城、天津锦城系有限责任公司,聘任高管或技术人员系该公司经营自主权,泓淋公司作为股东虽然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权利,德州锦城、天津锦城亦有执行股东会决议的权利,但天津日拓无证据证实德州锦城、天津锦城使用了天津日托技术人员系泓淋公司的授意或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限制的泓淋公司而不能限制德州锦城、天津锦城,仲裁条款限制的是泓淋公司和天津日拓,故仲裁超出了双方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故,拟对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京仲裁字第0155号仲裁裁决书不予执行。
五、我院的意见
我院研究中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同意威海中院不予执行的意见,予以核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理由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既应包括客体范围,也应包括主体范围。涉案仲裁裁决的认定围绕的是德州锦城和天津锦城是否使用了涉案技术人员,并得出了泓淋公司间接使用的结论,认定事实的方法和路径上有问题。德州锦城和天津锦城并非合同主体和仲裁协议主体,仲裁裁决超出了合同的相对性,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应当不予执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仲裁裁决书裁决的事项是泓淋公司应否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应技术服务费,而仲裁裁决书对泓淋公司通过案外人德州锦城、天津锦城等“间接使用”或“变相录用”案涉技术人员的认定,只是对上述仲裁事项予以裁决的事实依据和理由。威海中院以仲裁条款限制的是泓淋公司和天津日拓,不能限制德州锦城、天津锦城为由,认定仲裁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并以此为由拟裁定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我院经研究决定,以同意威海中院不予执行的意见作为倾向性意见报钧院审核。
当否,请审批。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3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现将《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7年12月15日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中办发[2017]31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民法院法治宣传教育机制,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普法工作创新发展,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深刻领会《意见》精神,不断提高新形势下落实普法责任制重要意义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进一步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强调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把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对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重要性的认识,全面落实普法主体责任,健全工作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注重分工配合,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形成“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二、紧密结合《意见》要求,不断创新人民法院普法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
(一)明确人民法院普法工作内容。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领会和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让人民法院干警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诚信仰者、自觉践行者和坚定捍卫者;要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要深入学习宣传党章、党内法规,增强人民法院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教育引导人民法院党员干部尊崇党章,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决维护党章权威。
(二)建立普法整体联动机制。人民法院的普法工作要与司法公开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推动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借助“人民法院‘在线通’交流平台”,实现四级法院上下联动、有效反馈的沟通协调体系。
(三)实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明确宣传的重点法律法规和责任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制定普法责任清单 (模板附后),拟定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年度计划要及时向上级法院报备。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总结开展普法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实行普法工作年度报告制度。每年12月下旬前,把本年度落实普法责任的工作情况报送上级法院。
(四)健全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健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不断提升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决策的意识和能力。每年各级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原则上不少于2次,可通过确定议题、重点发言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五)完善人民法院干警日常学法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健全日常学法制度,推进法院干警学法经常化。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法官学院地方分院等平台,加强对干警学习宪法法律、党内法规的考核,将考核成绩作为评估年度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
(六)建立普法工作新闻策划和议题设置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针对媒体宣传特点和信息采集角度,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向社会开展普法工作。加强议题设置,把法院普法工作与媒体、公众的兴趣点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媒体策划会、新闻联络人例会等形式,策划新闻宣传亮点。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树立法治意识,大力宣传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法治理念,充分发挥法治理念的价值引领和精神熏陶作用,确保普法工作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七)利用起草和解读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开展普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司法解释或者制定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对社会关注度高、涉及利益面广的事项,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动员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增强社会公众对拟出台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和认可。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出台后,要利用形式多样的平台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公众进行解释和说明,要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过程变成普法过程。各级人民法院要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司法热点问题,积极开展权威解读,组织开展宣传讲解,达到普及法律知识和引导价值观念的效果。
(八)运用新闻发布会加大普法工作力度。各级人民法院要利用新闻发布会制度进一步加大司法政策、司法改革进展、有关案件审理情况的发布力度,针对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分门别类,各有侧重,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全媒体手段进一步扩大新闻发布对普法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九)大力开展以案释法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诉讼活动中,根据案件情况,在保守审判秘密和遵守审判纪律的前提下,利用办案的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解读,及时释疑解惑,使案件审判、纠纷调解和法律服务成为向人民群众普法的过程;建立法官以案释法制度,使热点案例的依法审理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及时按照规定将裁判文书上传裁判文书网;要通过巡回审判、庭审直播、专家解读、宣讲团等形式开展以案释法;要加强典型案例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布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召开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进一步加大与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合作,着重提高普法栏目中讲述司法案例的比重,对典型案例进行跟踪拍摄,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普法。
(十)建立法治宣传教育资源库。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法治宣传教育案例资源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规范、预防和教育功能。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季度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5个以上辖区内具有典型普法意义的案例或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案例(模板附后)。
(十一)不断创新公众开放日活动形式。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法律法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时间节点,积极组织开展富有特色、形式多样、生动有效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加强与相关单位合作,拍摄反映人民法院审判或执行的纪录片或电视剧。各级人民法院可采用拍摄微电影或公益广告等形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十二)建好用好人民法院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各级人民法院要不断探索普法理念、内容、体裁、形式创新,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将研究确定人民法院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培育普法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作为示范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推进普法责任制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加强组织领导,不断促进人民法院普法责任制的落实
(一)明确普法责任。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普法责任制,要把普法工作作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融入到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中去,纳人工作整体布局,要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各级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全员参与、人人有责的理念,建立健全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
(二)建立考核标准。各级人民法院要把普法工作纳入机关工作目标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纳入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将参照全国法治宣传教育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办法制定考核标准,对责任落实到位、普法工作成效显著的地方、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普法目标未完成的地方、部门和个人予以通报。要把法治观念强不强、法治素养好不好、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三)强化工作指导。上级法院要强化对本辖区法院的指导检查。要根据所辖地区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对象的法律需求,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断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加强督导力度,积极解决问题,努力推进工作。
(四)加强工作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研究普法工作的重大问题,加强人员、经费、物质保障,为普法工作创造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通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通报》的通知
(法办〔2018〕30号 2018年2月9日)
关于印发《2017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通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天心区人民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天心区人民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法[2019]88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申请恢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天心区人民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一审普通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并实行跨区域管辖的请示》(湘高法报[2019]44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指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区、宁乡市辖区内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二、同意指定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区、雨花区辖区内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三、同意指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开福区、浏阳市辖区内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四、同意指定长沙知识产权法庭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湖南省辖区内的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不服长沙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不服长沙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2019年4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202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战战果,推进开展并有效规范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0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工作,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能,促进国家惠民利民政策落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涉案财物,是指办案机关办理有关刑事案件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扶贫有关的财物及孳息,以及由上述财物转化而来的财产。
第三条 对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涉案财物,应当依法快速返还有关个人、单位或组织:
(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涉案财物权属关系已经查明;
(三)有明确的权益被侵害的个人、单位或组织;
(四)返还涉案财物不损害其他被害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五)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或者案件公正处理;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没有异议。
第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扶贫领域刑事案件,应当依法积极追缴涉案财物,对于本办案环节具备快速返还条件的,应当及时快速返还。
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追缴到案的涉案财物,应当及时调查、审查权属关系。
对于权属关系未查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通知前一办案环节补充查证,或者由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
第六条 公安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财物刑事案件期间,可以就涉案财物处理等问题听取人民检察院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相关意见。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为涉案财物符合快速返还条件的,应当在作出返还决定五个工作日内返还有关个人、单位或组织。
办案机关返还涉案财物时,应当制作返还财物清单,注明返还理由,由接受个人、单位或组织在返还财物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将清单、照片附卷。
第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返还涉案财物的,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时,应当将返还财物清单随案移送,说明返还的理由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未快速返还而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移送机关应当列明权属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九条 对涉案财物中易损毁、灭失、变质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易贬值的汽车等物品,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汇票、本票、支票等,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并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及时依法出售、变现或者先行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依照本规定快速返还,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跟踪了解有关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等组织对返还涉案财物管理发放情况,跟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对于管理环节存在漏洞的,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确保扶贫款物依法正确使用。
第十一条 发现快速返还存在错误的,应当由决定快速返还的机关及时纠正,依法追回返还财物;侵犯财产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及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78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78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建筑业实际施工人司法解释及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法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问题
2004年10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所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作如此规定,是为了保护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按照司法解释,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相对应。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规定,转包与违法分包有明确的界定。因而,司法解释中的实际施工人范围应是确定的,仅指与依《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认定的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对应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不应当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内部项目经济责任制承包”(即内部承包)的人。虽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建筑业内部承包未作直接规定,但既然称内部承包,则内部承包人应属于建筑企业的工作人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86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第2款第2项中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的解释,建筑企业的工作人员应指与建筑企业“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如何判断与认定“内部承包人”与建筑企业是否存在合法劳动关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文件。只有如此,才能依法保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并防止一些建筑企业以“内部承包”之名行转包、出借资质(挂靠)之实。当然,“内部承包”人与普通员工的认定标准是否应当有所区别以及如何区别,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并与行业主管部门协调。
二、关于完善司法解释涉及“实际施工人”内容以及依法保障建筑企业“内部承包”经营模式问题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就实际施工人权益保护问题所作规定,切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这一司法解释在保护建筑业领域农民工权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诚如您所言,“建筑业及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作为一部专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行政法规,就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作了特别规定,除了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有满足施工所需要的资金安排”“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外,其第30条针对分包和转包情形下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明确规定由分包单位负直接责任、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清偿。同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还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要求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等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部门以及财政、司法行政、自然资源、人民银行、审计、国有资产管理、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做好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的工作。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实施的背景下,有必要就涉及“实际施工人”的司法解释内容予以完善,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合同法律制度,研究如何衔接好司法解释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从而依法保护建筑企业及建筑工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提出明确要求,为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注入强大动力。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将切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对各类市场主体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我们同样赞同,“建筑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有权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经营模式”。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宜直接就规范和保障建筑企业“内部项目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问题作出规定。至于建筑企业“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制合法化”问题,似可适用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该法第65条与第66条分别规定:“本法的原则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企业。”“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除遵守本法规定外,发包方和承包方、出租方和承租方的权利、义务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国务院2011年修订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就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了具体规定,而且该条例参照适用于建筑企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2022年12月5日)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内容简介及全文如下。
中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生态资源丰富,壮美多彩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万物生灵,成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专章论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专门部署“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指明了方向。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自身生存并发展的基础所在,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寄托所在,更是人民法院以司法之力造福人类、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职责所在。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充分肯定“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为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引。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坚持公正司法、守正创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道路,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司法实践。
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服务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治和教育功能、民事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行政审判监督和预防功能,以法治手段有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013年以来,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18.2万件,涉及中华鲟、藏羚羊、红豆杉等中国典型、独有野生物种,和穿山甲、噬人鲨、珊瑚等全球珍稀、濒危物种,保护要素涵盖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渔业及林业资源、动植物检验检疫、植物新品种等不同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与时俱进,及时发布或更新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领域司法解释,明确危害生物多样性犯罪新形态打击路径。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危害陆生生物物种违法犯罪行为,明确细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认定规则,司法守护野生动植物群落安全。从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或方法等不同角度出发,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保护水生生物物种安全。
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司法保护。探索建立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司法保护长效机制,助力珍稀野生动植物种回归自然,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效恢复,零距离守护大自然种质资源和基因宝库安全。加大对走私、贩运境外动植物种违法犯罪打击力度,筑牢守护本土自然生态系统、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司法长城。司法保障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使动植物检验检疫机制成为刚性防线。持续推进湿地、森林、海洋三大生态系统司法保护,以生物栖息空间载体司法保护为着力点,守护候鸟迁徙驿站和湿地生物繁衍家园;保障推动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助力实现森林资源宝库永续利用;司法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二、秉持绿色司法理念,织严织密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网
人民法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践行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损害担责、系统保护等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着力构建严格严密、务实管用的环境资源裁判规则体系,丰富完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司法政策文件15部,制定《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21部,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资源专题指导性案例26件、典型案例26批280件,丰富绿色裁判规则,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导向。各级法院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服务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助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人民法院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充分考量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现实风险,依法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适用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制度,及时叫停侵害生物多样性行为,把损害消灭在源头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坚持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科学认定破坏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实现从单一要素保护到整体系统保护的升级。细化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加大对故意侵害生物多样性行为惩处力度。完善系统保护举措,有效促进惩治犯罪、赔偿损失和修复环境的协调统一。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探索创新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技改抵扣、认购碳汇等多种环境资源审判独有裁判执行方式,为不同生态系统提供全方位修复选项。建立集生态理念传播、生态成果展示、生态法治教育、生态文化推广、生态保护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司法修复基地,形成多层次修复、立体化保护的生态环境司法平台。
三、完善专门审判体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以推动机构运转实质化、集中管辖协同化、环境司法智慧化、司法协作常态化、纠纷解决多元化为重点,构建完善中国特色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推动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共治格局,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法院结合特殊生态区域保护需求,扎实推进以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管辖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全国法院累计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或组织2426个。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建立以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打造掌握多领域专业知识的审判队伍,覆盖四级法院的专门审判体系不断强化,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建成覆盖全国各层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体系的国家。
各级法院结合生态环境要素特点,组建技术专家库和人民陪审员数据库,依法公开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案件,让热点案件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保障人民群众司法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形成“六五环境日”等集中宣传普法品牌,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司法的社会指引、评价、教育作用,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构建多层次跨域司法协作机制,服务流域区域系统化保护和一体化发展。深化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服务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保障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强诉源治理,统筹涉生物多样性矛盾纠纷的磋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高效便捷满足群众多元化环境司法需求。
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规则
人民法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依法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推进司法经验交流互鉴、成果惠益分享,以法治力量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迈向昆明系列活动之一。起草并推动通过《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系统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生态环境三大危机,提出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损害担责原则“三大法治原则”,倡导积极适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措施、公益诉讼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持续推动环境司法专业化、信息化、国际化,为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司法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法院在司法案件中依法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环境条约义务,强调重视国际法规则的司法立场,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庄严承诺。携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开发银行、欧洲环保协会等国际组织合作召开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气候变化司法应对等国际会议,拓展国际合作广度深度,共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专门设立中国裁判板块,收录两批20件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4部年度工作报告,以“绿孔雀保护案”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度高、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环境司法案例获得国际社会积极评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在双语版《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环境资源案例》序言中评价:“中国在推进环境法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成就”“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处于引领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要求“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确立了战略路径。新时代新征程上,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担当的历史责任之重前所未有,承载的历史使命之大也前所未有。人民法院将全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始终做万物和谐美丽家园的坚定推动者、维护者,以司法呵护灵动生命,用规则守护优美环境,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目 录
前 言
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一)全面加强物种多样性保护
(二)全面加强遗传多样性保护
(三)全面加强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二、秉持绿色司法理念,织严织密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网
(一)坚持保护优先方针
(二)筑牢预防为主防线
(三)落实损害担责原则
(四)完善系统保护举措
三、完善专门审判体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一)专业审判体系日益完善
(二)多元共治格局不断健全
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规则
(一)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二)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
展 望
前  言
中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生态资源丰富,壮美多彩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万物生灵,成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专章论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专门部署“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指明了方向。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自身生存并发展的基础所在,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寄托所在,更是人民法院以司法之力造福人类、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职责所在。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充分肯定“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为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引。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坚持公正司法、守正创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道路,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司法实践。
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服务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治和教育功能,通过依法判处实刑、慎用缓刑、强化罚金刑等手段,精准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发挥民事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落实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面追究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人的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发挥行政审判监督和预防功能,综合运用诉讼指引、非诉执行、司法建议等方式,支持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行政执法。2013年以来,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18.2万件,涉及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保护、渔业及林业资源保护、动植物检验检疫、植物新品种等不同案件类型,涵盖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领域,以法治手段有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一)全面加强物种多样性保护
强化动植物资源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走私珍贵动植物及其制品犯罪刑事制裁规范和定罪量刑标准,明确危害生物多样性犯罪新形态打击路径和方式;共同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加强古树名木刑事司法保护力度;联合修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定罪量刑基本标准从数量调整为价值,全面考量涉案动物是否人工繁育、物种濒危程度等情节,更好体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特点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切实回应社会关切。
强化陆生生物物种司法保护。强化对藏羚羊、红豆杉等我国典型、独有野生动植物种司法保护力度,守护野生动植物群落安全。通过司法案例明确猎捕、杀害、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的任一行为实施地均为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实现对危害野生动物行为的拉网式跨域打击。青海法院对潜逃26年的非法猎捕藏羚羊被告人追诉审判,司法守护青藏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广东法院审理非法出售蚯蚓电捕工具案,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利用自然资源行为予以否定评价。湖北法院审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案,促进物种回归自然。甘肃法院严厉打击黄河流域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类犯罪,筑牢生物多样性旗舰物种保护防线。
强化水生生物物种司法保护。严惩危害水生态系统代表性物种犯罪,从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或方法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保护水生生物物种安全。上海法院审理非法猎捕、杀害中华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保护有长江鱼王之称的中华鲟及其栖息环境。重庆法院审理以绝户网非法捕捞致中国特有淡水物种胭脂鱼死亡案,依法择重罪定罪处罚,体现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和保护特有淡水鱼种鲜明导向。江苏法院审理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案,判令鳗鱼苗收购者、贩卖者与捕捞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全链条打击危害长江生态安全行为。湖南法院审理洞庭湖非法捕捞螺蛳案,促使数吨螺蛳回归自然,保持水体食物链安全和生态平衡。福建法院审理非法收购、出售噬人鲨牙齿制品案、红珊瑚制品案,为珍贵、濒危海洋物种提供有力司法保护。
(二)全面加强遗传多样性保护
保障种质资源基因安全。严惩危害种质资源安全违法犯罪,通过建立重点巡查、救护和常态化宣传机制、生物及栖息地保护合作机制、生态保护法律服务站等方式,全力守护大自然种质资源和基因宝库安全。辽宁法院严惩重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案,解救斑海豹幼崽近百只,有效维护中国独有海洋物种分支种群安全。湖南法院审理滥捕昭觉林蛙、黑斑蛙公益诉讼案,依法保护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陆生野生动物种群遗传多样性安全。福建法院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共建厦门中华白海豚及栖息地保护合作机制,云南法院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山村打造中国犀鸟谷生态保护法律服务站,零距离守护种质资源宝库。
严密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服务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立法宗旨,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规定,强化环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探索推进“预防预警、检测监测、扑灭拦截、联控减灾”机制,加大对走私、贩运境外动植物品种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筑牢守护本土自然生态系统、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司法长城。山东法院审理通过网络平台非法贩卖境外稀有野生动物物种案,严厉打击无序买卖外来物种犯罪行为,有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筑牢动植物检验检疫防线。司法保障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依法严惩买卖、运输涉疫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使动植物检验检疫机制成为刚性防线。四川法院审理林木疫区转运木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案,查获携带有松树“癌症”之称的松材线虫病原体松木并予销毁,拆除“生态炸弹”。云南法院审理种羊输入引发疫情案,对未依法申报检疫接种疫苗的种羊提供者定罪处罚,警醒从业者提高生物安全守法意识。山东法院审理贩卖死因不明禽类产品案,斩断产值千吨非法利益链,消除动物疫病风险。多地法院审理违法贩运涉境外猪瘟病猪及死体案,严防疫病蔓延国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三)全面加强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强化湿地生态系统司法保护。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作为与森林、海洋并列的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致辞中提出珍爱湿地,要求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要求,加大对破坏湿地自然环境案件审理力度,以生物栖息空间载体为保护重点,守护候鸟迁徙驿站和生物繁衍家园,保障湿地生态功能安全稳定。江西法院在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域设立环境资源法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全面保护珍稀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重庆法院打造长江三峡库区“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基地、汉丰湖湿地与鸟类司法保护基地等司法修复基地。江苏法院审理在湿地公园猎取夜鹭鸟蛋案,追究非法狩猎者刑事责任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责任,维护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完整。河南法院审理强制拆除黄河湿地非法扩建鱼塘案,重拳出击黄河湿地乱占、乱采、乱堆现象,有效恢复湿地功能,维护母亲河生态安全。
强化森林生态系统司法保护。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人民法院服务推动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诉讼中森林修复方案的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司法保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助力实现森林资源宝库永续利用。黑龙江法院、海南法院联合多部门制发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意见,加大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追责力度。浙江法院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探索“一镇(乡、街道)一庭一法官”网格化治理模式,点对点配备基层村社“森林法官”,全天候守护森林竹海。江苏法院审理清明祭扫致山林失火案、四川法院审理扔烟头致草原失火案,严肃追究肇事者法律责任,弘扬生态祭祀、文明用火良好风尚,提高全民森林、草原防火意识。
强化海洋生态系统司法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人民法院充分关注海洋生态安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依法打击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广西法院审理北部湾非法围填海行政处罚案,准确认定违法主体未经批准实施围填海行为性质,切实保护天然海岸线原真性、完整性,有力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福建法院开展“海丝蓝屏”保护行动,联合行政职能部门制定蓝色海洋公约并在沿海县市区渔船增挂公约牌,宣示海洋资源保护、海岸线环境保护等内容,发动沿海渔民船民自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洋生态经济健康发展。
二、秉持绿色司法理念,织严织密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网
人民法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统筹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平衡点,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立足司法实践,不断深化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规律性把握,树立践行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损害担责、系统保护等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着力构建严格严密、务实管用的环境资源裁判规则体系,丰富完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措施,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提供清晰裁判指引和鲜明价值导向。
(一)坚持保护优先方针
树立生态优先司法理念。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司法政策文件15部,指导各级法院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犯罪,依法审理涉濒危物种、生态破坏和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等案件,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科学准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摒弃单纯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促进两者的互鉴交融,共享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地球家园。
服务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人民法院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依法审理涉绿色金融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案件,助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妥善处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引发的纠纷,推动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助力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服务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保障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助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依法审理涉气候变化案件,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全社会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助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丰富完善绿色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审判实践经验总结,制定《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21部,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资源专题指导性案例26件、典型案例26批280件,强化裁判指引,保护对象涵盖各类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依法妥善审理涉及矿藏、森林、河湖、湿地等自然资源案件,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起草司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及绿色金融等新型案件裁判规则研究,保障新业态健康发展。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司法保护,落实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将生物群落及其栖息地安全作为案件审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法叫停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经营活动,通过司法裁判为万物繁衍生息加装安全护栏。
(二)筑牢预防为主防线
贯彻落实风险预防原则。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根据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特点,充分考量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现实风险,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治已病”到“治未病”转变。云南法院审理“绿孔雀保护案”,突破“无损害即无救济”传统理念,综合考虑被保护物种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可能性、损害后果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因素,及时叫停相关工程建设,依法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四川法院审理“五小叶槭保护案”,依据风险预防原则,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开展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推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明确对于损害尚未发生,但有证据证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可以依法提起预防性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建立健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省、市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为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适用禁止令遏制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特殊需求,以民事行为保全制度为依据,出台《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和有力司法工具。各地法院严守生态功能区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根据生物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的紧迫性、必要性,以禁止令司法措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把损害消灭在源头或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实发挥刑事审判矫正行为和预防再犯功能,在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犯罪案件中,依法对有关被告人适用刑事禁止令或从业禁止,为生物多样性安全筑牢预防性保护防线。
(三)落实损害担责原则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律责任。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等原则。人民法院坚持法律底线、生态红线不可触碰的理念,以宪法为遵循,准确适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统领、涵盖各类污染要素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严格追究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成为“长出牙齿”的严规铁律。坚持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被告人因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行政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和优先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全面赔偿生态环境损失。准确把握生态要素相互影响规律,科学认定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实现从单一环境要素保护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升级,量化赔偿责任数额。江苏法院审理长江沿岸非法露天采矿案,根据山体、林草、水土、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各生态环境要素受损情况,整体认定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由侵权人全面赔偿。上海法院审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非法捕捞案,判令侵权人承担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有力保护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生长繁育区域水生生态。重庆法院审理三峡库区特有物种“荷叶铁线蕨保护”案,在受损生态环境已经修复情况下,基于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客观存在,依法判令侵权人予以赔偿。
依法适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突破传统的损害填平原则,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判令故意实施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的不法行为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责任,达到充分救济受损权益、制裁恶意侵权人的效果,切实提高违法行为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细化惩罚性赔偿申请程序、适用条件。山东法院审理以食用为目的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依法追究违法餐饮服务经营者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切实加大对故意侵害生物多样性行为的惩处力度。
(四)完善系统保护举措
坚持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必须统筹考虑,以司法裁判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增强环保意识,推动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和充分修复的现代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推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一体摧毁“捕、购、销”利益链条,斩断黑色交易链。有机衔接对同一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的刑事制裁、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有效促进惩治犯罪、赔偿损失和修复环境的协调统一。湖南法院审理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将被告人自愿交纳修复保证金纳入量刑情节,督促违法行为人积极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法律、社会和生态四个效果统一。
开展全方位修复行动。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立足不同生态要素特点,探索创新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技改抵扣、认购碳汇等多种环境资源审判独有裁判执行方式,修复范围涵盖森林、河湖、滩涂等领域,为不同类型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提供全方位修复选项。建立执行回访机制,对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判罚-修复-监督”完整闭环。浙江法院审理破坏国家级公益林案,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修复的时效性、季节性、紧迫性,裁定侵权人先予执行补植苗木,保障森林生态环境及时修复。
打造多功能修复基地。创新工作方法,建立集生态理念传播、生态成果展示、生态法治教育、生态文化推广、生态保护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司法修复基地,形成多层次修复、立体化保护的生态环境司法平台,推动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江苏法院在动物园设立生物多样性司法实践基地,以动物救护医院专业力量为支撑,为野生动物实施科学救助。重庆法院在长江三峡库区铺设人工鱼巢、候鸟司法保护基地、收容救护中心,加强珍稀特有物种针对性保护。福建法院构建海洋蓝碳资源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机制,将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修复与增强海洋碳汇能力深入结合。
三、完善专门审判体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按照司法体制改革、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以及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以推动机构运转实质化、集中管辖协同化、环境司法智慧化、司法协作常态化、纠纷解决多元化为重点,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构建完善中国特色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一)专业审判体系日益完善
专门审判机构全面建立。结合特殊生态区域保护需求,扎实推进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最高人民法院、30个高级人民法院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南京、兰州、昆明、郑州、长春环境资源法庭相继设立,全国法院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或组织2426个,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建成覆盖全国各层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体系的国家。四川法院设立大熊猫生态法庭,云南法院设立绿孔雀家园法律保护巡回审判点,浙江法院建立古樟树群司法保护站,为加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归口审理机制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及28个高级人民法院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归口至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或组织,整合发挥刑事审判惩治和教育功能、民事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行政审判监督和预防功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标准统一。云南、江西、浙江、四川等地法院探索涵盖执行职能的“四合一”归口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贯穿到审判执行全领域、全过程。着力培养既精通环境法专业领域又熟悉相关经济、社会及环境科学知识的专家型法官,打造适应“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掌握刑事民事行政专业法律知识的专业审判队伍。
案件集中管辖持续推进。以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位,对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推进生物所属食物链和生态圈一体化保护,破解生物多样性保护“主客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地法院根据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环境资源案件特点,充分考虑重要生物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类型的完整性,探索以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江苏法院推行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为核心、9个生态功能区法庭为依托的“9+1”集中管辖机制,江西法院建立长江、鄱阳湖等省内“一江一湖五河”流域集中管辖法庭,有效推进系统保护、整体治理。
(二)多元共治格局不断健全
加强内外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特点,构建多层次跨域司法协作机制。长江流域11+1省市、黄河流域9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分别签署环境资源审判协作协议,京津冀、长三角、大运河、南水北调沿线等法院共建多层次司法协作机制,服务流域区域系统化保护和一体化发展。强化外部协调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涉生物多样性案件中专业性问题评估、鉴定,涉案物品保管、移送和处理,案件信息共享等问题,增强保护合力。服务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保障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吉林法院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和研究基地,福建法院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体建立生态环境司法集中管辖区和协作区,海南法院配合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保障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深化全流程司法公开。坚持专业审判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组建技术专家库和人民陪审员数据库,黑龙江法院制定专项办法选任涉林人民陪审员。加强诉源治理,统筹涉生物多样性矛盾纠纷的磋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高效便捷满足群众多元化环境司法需求。结合生物繁育栖息地、自然公园等区域,打造生物多样性司法示范基地、宣教场馆等便民亲民法治平台。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探索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对接金融行业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理赔。云南法院设立“人象和谐法律服务点”,对接乡镇政府、行政职能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搭建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护航亚洲象平安“北上南归”。福建法院探索“生态司法+保险”机制,为古树名木投保财产损失险、公众责任险,破解古树名木受损修复难题。江苏法院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建立全国首个法院主导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馆,有效提升司法辐射力和引领力。
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司法的社会指引、评价、教育作用,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扭转食用野生动物、使用珍贵动植物制品等落后观念和做法,推动向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形成“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普法品牌,充分利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世界湿地日、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特色案例图文,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使更多群众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员”和“行动者”。江苏法院探索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线索举报奖励机制,将生态损失赔偿费接入“110涉野生动物犯罪举报平台”。重庆法院制作微视频,用生动诙谐的方言讲述鱼儿历险故事和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知识,数万网友线上点赞,有效激发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积极性。
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规则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人民法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依法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推进司法经验交流互鉴、成果惠益分享,以法治力量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2021年5月,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迈向昆明系列活动之一,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功合作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来自27个国家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或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以及地方法院法官,国际组织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共计16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期间,云南境内的一群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沿途受到严格保护,其在人工引导下平安南归的过程成为世界热议话题,中国政府的护象行动深受国际社会好评。
系统应对世界三大环境危机。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三大环境危机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应当以系统方法论指导应对行动路径。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并推动通过《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系统应对全球生态环境三大危机,提出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损害担责原则“三大法治原则”,倡导积极适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措施、公益诉讼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持续推动环境司法专业化、信息化、国际化,达成国际环境司法的“最大公约数”。
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庄严承诺。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充分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中专门明确国际条约适用问题,强调重视国际法规则的司法立场。四川法院审理“五小叶槭保护案”,在裁判理由中引用《生物多样性公约》阐释了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依法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极度濒危”植物物种生存环境。海南法院审理某船务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通过适用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的涉案物种砗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的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有力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江苏法院审理特大走私象牙案,对被告人严惩重罚,彰显了人民法院积极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厉打击濒危物种走私违法犯罪的鲜明态度。
(二)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
深化国际环境司法交流合作。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博鳌亚洲论坛环境司法分论坛、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并会签《三亚声明》,携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开发银行、欧洲环保协会等国际组织合作召开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气候变化司法应对等多场国际会议,形成《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北京共识》等重要成果,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文明论坛、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高级别圆桌会议等研讨活动,讲好中国环境司法故事,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广度深度,共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
贡献中国环境司法案例智慧。推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专门设立中国裁判板块,收录两批20件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4部年度工作报告,一批知名度高、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环境司法案例获得国际社会积极评价。“绿孔雀保护案”入选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五条“陆地生物”典型案例,相关举措有力推进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物种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任务的完成。出版双语《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环境资源案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在该书序言中评价:“中国在推进环境法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成就”“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处于引领地位”。通过国际交流,用案例这一世界各国均“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展示中国环境司法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
展  望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哲理思想,充分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与情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好追求,是全社会共同向往的美好愿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要求“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确立了战略路径。新时代新征程上,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担当的历史责任之重前所未有,承载的历史使命之大也前所未有。人民法院将全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始终做万物和谐美丽家园的坚定推动者、维护者,以司法呵护灵动生命,用规则守护优美环境,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040号(政治法律类09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040号(政治法律类090号)提案答复的函
张韵声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改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也面临一些新的情况与问题。比如,您提到的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成人化、暴力化趋势,一些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多发,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连年上升等问题,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愤慨。这些形势判断和分析,与我们今年“六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大体一致。同时,您结合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中担负的重要职责,提出了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建议。您的建议非常重要,而且比较具体,对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近年来检察机关的努力方向。今年初,我们召开了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张军检察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各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今年4月,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从九个方面部署和推进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方面不断努力,取得一定成效。
一、推进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建设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工作,先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专门规定,颁布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制度,并加快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法律的修改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一是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法律的修改完善工作。比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过程中,分别就专家稿、一审稿、二审稿多次研究提出书面意见,多次参加修法座谈,并围绕一些重点条款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建议。二是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工作。比如,积极参与《家庭教育法》立法工作,将四川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开展的强制亲职教育等一些好的做法提炼,提供立法机关参考;就《社区矫正法》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研提意见被采纳;配合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制定工作。三是组织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未成年人司法法(建议稿)》课题研究,拟以建议稿的形式供立法机关参考,以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相关法律不断完善。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完善等工作,积极推动建构与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双向保护的理念、制度、方式、手段等相适应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形成统一、规范、严密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
二、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建设
对于您提出的推进专业化建设的建议,我们非常赞同。未成年人检察的司法理念、内在规律、职责任务与其他检察工作有显著区别,实现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是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一届党组的领导下,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建设快速发展,除您提到的设立第九检察厅外,我们还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专门办案组织。截至2019年底,全国四级共有1566个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独立机构及检察官办案组,占检察院总数的45.4%。其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均设立独立机构,246个市级检察院和390个基层检察院设立了独立机构。二是打造专业队伍。举办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评选出10名业务标兵、40名业务能手;用心打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涌现出重庆“莎姐",湖北“大手拉小手",四川“亮晶晶",浙江“西子姐姐",河南“贝蕾关爱课堂"等一批优秀团队。三是健全专门工作机制。以工作质量、帮教效果为核心,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与指标体系。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受案范围,要求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原则上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或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办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检察案件质量评查,有效降低“案-件比",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几点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组织体系建设。特别是没有专设独立机构的检察院,要设立专门的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办案组实行对内单独考核管理,对外可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二是抓好抓实业绩考评工作。坚持质量、效率、效果相统一,完善未检检察官业绩考评指标规则,强化结果运用,倒逼专业水平提升。三是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按照精于办案、长于帮教、善于沟通、敢于创新等要求,培养一批未成年人检察优秀团队及个人。保持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相对稳定,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条线的先进模范、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标兵能手、“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成员、《守护明天》主讲人等“传帮带"作用。
三、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建设
正如您所言,经过30多年的探索发展,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并成为重要发展方向。近年来,检察机关大力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延伸至刑事执行环节,把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保护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部署开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集中办理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一是纵向“捕、诉、监、防、教"一体化模式逐渐成熟。明确同一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犯罪预防、教育挽救工作依法由同一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负责。二是开展全方位司法救助。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形成了全方位的救助工作模式。如,2019年检察机关共向4306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发放救助金6200余万元。三是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一体化逐步完善。自2018年1月起,在北京、辽宁等13个省份部署开展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推动各地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强化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试点范围已扩大至全国。试点期间,各地建立了很好的工作机制,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典型案件。比如,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从办理的三起“黑校车"危险驾驶案中发现线索,调查发现辖区有16所幼儿园未经审批擅自开班办学,在园幼儿约1500名,而且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遂依法发出检察建议,监督有关部门及时清理、整顿,保障了幼儿安全。再比如,针对互联网平台违法涉毒品音视频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落实网络监管责任。不到一天时间,各大网络平台共清理涉毒音视频、文章(评论)1927条,下线7名歌手46首歌曲,技术处理或查封账号88个。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继续巩固和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建设。在抓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同时,注重从所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线索,突出统一集中办理工作重点,推出一批体现未成年人检察特色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争取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化建设
诚如您所言,未成年人保护及犯罪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近年来,检察机关大力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化建设,注重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一是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201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共青团中央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目标与任务。目前,全国29个省级检察院、团委签署了省级层面的合作协议。2019年4月,双方又共同召开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事例,部署在40个地方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2019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妇联制发《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推动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衔接。各地在推进中涌现出不少好的做法与经验。比如,北京、浙江、云南等省级检察院争取财政、民政部门支持,将购买社会服务、培育社会力量等项目纳入办案经费,确保经费保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再比如,重庆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莎姐"品牌效应,组建包括律师、心理咨询师、教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在内的1000多名“莎姐"志愿者服务队伍,提升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保护效果。二是积极推动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规范。为进一步推动解决服务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团中央共同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研制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准》,今年8月,组织召开了专门的培训班,部署在江苏等7个省份开展试行工作,推动提升帮教、观护等工作水平。三是深入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教育。注重加强检教合作、检校合作,201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共开展巡讲9.65万次,覆盖10.8万所学校和8050万名师生。为进一步推动法治校园建设,2018年9月,张军检察长担任北京市第二中学法治副校长,连续三年到校讲授法治课。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万余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包括3100余名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各地灵活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犯罪预防教育,受到广泛欢迎。比如,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在全省“扫黄打非•新风"集中行动启动仪式上,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出了《莫让网事不堪回首,网络安全不失守》法治教育节目,收看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再比如,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路志强检察长以《加强家庭法治教育为自贸港建设培育守法新人》为题,通过电视直播方式,向全省300万中小学生和家长讲授了“开学第一课"。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建议,加强与教育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和部门的协作配合,争取社会力量支持,总结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以及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标准试行等工作经验做法,探索完善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路径和机制,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专业化水平,努力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您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范向利,联系电话:010-6520568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2〕15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深入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结合工作实际,就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为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重大意义。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将进一步增加。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3.目标任务。新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工作体系,将服务和保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纳入审判执行的总体工作之中。推动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法规体系,涉及老年人利益司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要充分征求老年人意见,推动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4.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依法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加强老年人精神赡养类案件调解力度,增进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注重法院的职权调查,强化依法裁量,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对于老年人同居析产纠纷,要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各自付出等因素,兼顾双方利益,实现公平公正。
5.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继承纠纷案件。落实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依法确定遗产管理人,保障遗产妥善管理、顺利分割。要依法保护各类遗嘱形式,切实尊重老年人立遗嘱时的真实意愿,保障老年人遗产处分权。依法认定各类遗赠扶养协议效力,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
6.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保护老年家庭成员人身、财产安全。推动完善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反家暴宏观体系。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老年人举证的指导,加大心理疏导和帮扶力度。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加强与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部门协作配合,充分利用协助执行制度,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切实发挥作用。建立定期回访、跟踪机制,拓展反家暴延伸服务范围。
7.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妥善审理监护权纠纷案件,最大程度尊重老年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依法认定老年人通过意定监护协议确定的监护人,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对于侵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为老年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保护老年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8.依法妥善审理涉养老纠纷案件,促进老有所养。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依法审理涉老年人居住权益保护案件,满足老年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为“以房养老”模式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依法妥善审理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确保养老机构提供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的养老服务,推动机构养老规范化发展。
9.推动农村养老保障服务发展。依法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纠纷案件,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人赡养、扶养的老年村民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10.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促进老有所医。依法认定家庭病床、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合同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妥善审理老年人医疗、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等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发挥审判职能,保障医养结合政策的贯彻实施,为老年人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11.加强老年人劳动权益保护,促进老有所为。依法审理涉老年人劳动争议案件,助力老年人就业、维护老年人再就业权益。助推“银龄行动”,引导具有一定经验和专业技术的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积极参与民事调解等活动。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探索建立退休法官专家库,鼓励有意愿的退休法官积极参与诉前调解、调查研究等。
12.依法妥善审理老年人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相关案件,促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妥善审理涉老年人旅游合同纠纷等案件,督促、引导服务机构充分、合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3.依法加大对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虐待、遗弃、伤害老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借用“以房养老”之名实施的“套路贷”,依法惩处家庭成员盗窃、诈骗、抢夺、侵占、勒索、故意损毁老年人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消费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为老年人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消费环境。
14.加大涉老年人权益案件执行力度。各地人民法院要加大涉老年人居住权案件执行力度,依法及时维护老年人居住权益,保障老年人住有所居。加大对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案件的先予执行力度。创新涉老年人精神赡养纠纷案件执行方式,督促、引导赡养人积极主动履行赡养义务。
三、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便老惠老司法服务机制
15.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涉老年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建立完善涉老年人婚姻家庭、侵权等矛盾纠纷的预警、排查、调解机制。构建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促进涉老年人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向基层延伸,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加强巡回审判,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坚持服务老年人需求导向,建设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16.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在涉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护、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要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涉老年人权益案件中的导向作用,切实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7.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树立人性化审判理念,注重将对老年当事人的保护从身份利益、财产利益全面延伸到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提供和睦稳定的家庭环境。
18.加强法律宣传。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法律进社区、巡回审判、推广学习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普法宣传。提高老年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在全社会树立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形成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19.加大法律援助协作和司法救助力度。加强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配合,依法及时转交老年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对于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老年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救助。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对受害老年人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的帮扶力度,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推动建立多层次救助体系。
20.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为便利老年人参与诉讼活动提供保障。聚焦涉老年人案件类型和特点,探索建立涉老年人民事案件专业化审判机制。依法准许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老年人口头起诉,有效给予老年人诉讼服务指导和帮助。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通上门立案、电话立案等绿色通道,实现快速、便捷立案。开展网上立案、电子诉讼的同时,保留老年人易于接受的传统司法服务方式。完善无障碍诉讼设施及服务,方便老年人参加诉讼。根据案件情况,允许相关辅助、陪护人员陪同老年当事人出庭。依法妥善处理老年人涉诉信访案件,对于老年当事人应当予以特别关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3月2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关于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健全法律监督方式的要求,发挥类案监督在统一法律适用、增强精准监督质效方面的优势,现将涉公民代理类案监督案等4件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9月27日
1.涉公民代理类案监督案
【关键词】
公民代理 社会治理 类案检察建议
【类案问题】
2021年1月,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依托“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对柯桥区法院历年来的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文本解构,通过提取每份裁判文书中的委托代理人相关信息,筛选出涉公民代理的案件,再以相关公民代理人的姓名为关键词,针对性检索出每个公民代理人代理的民事案件,发现2008年至2020年期间,有24人在柯桥区法院以公民代理人身份接受委托代理了2065件民事案件。随后,柯桥区检察院对2015年至2020年的案件进行抽样分析,共抽取了130件案件进行逐案评查。
经评查发现,公民代理案件分别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案件,存在未向法院提交或未规范提交可以证明代理人与当事人系近亲属关系的书面证明材料,由非近亲属担任公民代理人的问题。二是当事人的工作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案件,存在未向法院提交或未规范提交证明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的书面材料,伪造劳动合同规避法院审查的问题。三是有关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案件,存在无推荐材料或未向法院提交规范的推荐材料、推荐主体不适格,伪造当事人与代理人系同事关系等问题。同时,经对比审查三类公民代理案件,发现柯桥区法院未按照浙江省高级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依法规范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的若干规定》出具《准予担任诉讼代理人决定书》,对公民代理人提交的材料审查不规范不统一及公民代理人职业化倾向明显等共性问题。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3月,柯桥区检察院向柯桥区法院制发绍柯检民违建〔2021〕33062100001号检察建议,并同步抄送柯桥区司法局和柯桥区律师协会。建议内容为:一是进一步加强审查意识,引导审判人员将公民代理实质审查的理念落实到具体案件中,建议将公民代理审查纳入案件质量评查的重要组成指标。二是进一步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推进公民代理审查工作规范化,建议落实公民代理人和当事人告知制度,确保当事人了解公民代理的范围、无偿性原则及违规公民代理的法律风险。加强公民代理审查机制,制定审查标准和审查要求,制作公民代理提交材料手册,规范三类公民代理中的材料提交。落实公民代理人备案制度,对案件中涉及公民代理的代理人做到“一案一备案”,对代理人的信息、公民代理类型、证明材料信息等逐一登记,确保代理信息可备查。三是进一步加强违规公民代理治理中的跨部门联动,发挥部门协同效应。建议联合司法局、律师协会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违规公民代理人“黑名单”制度,将办案中发现的违规公民代理人列入“黑名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加强司法机关联合普法宣传,利用协同效应提升普法宣传质效。联合多部门完善法律援助、支持起诉等司法保障机制。
2021年4月,柯桥区法院函复柯桥区检察院,认为检察建议对规范公民代理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予以充分采纳,已经制作《公民代理法律指引手册》向立案的当事人进行发放,包括《公民代理六问》《公民代理推荐函》《受委托人在诉讼中不收取任何报酬承诺书》。同时,该院也制作了《公民代理审查指引手册》,组织审判人员专题学习,明确了公民代理审查的责任部门和审查要点,同时明确落实公民代理备案制度和建立违规公民代理人“黑名单”制度。
2021年5月,柯桥区司法局函复柯桥区检察院,表示该局已根据检察建议开展了公民代理专项整治工作。一是充分调研,摸排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以公民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行为;二是以“律动纺都”品牌为引领,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引导当事人选择合法代理,并征集违法违规线索;三是部门联动,联合区卫健委、区总工会等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保障正规服务触手可及。
【典型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公民代理的范围和条件,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公民代理人审查资质不规范等问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公民代理职业化等异化现象。违规公民代理人因缺乏约束,多以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行为主旨,易滋生虚假诉讼、违规信访等行为,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检察机关以违规公民代理的表象为切入点,对公民代理案件进行全面排查,通过整体监督,发现了个案审查时难以发现的公民代理的共性问题,向法院提出了加强公民代理审查的具体建议,促进法院出台了公民代理审查的审查细则,通过加强审查来防范违规公民代理。同时,该院以违规公民代理的根源治理为重点,在检察建议中贯穿社会治理的理念,将检察建议抄送司法行政、律师协会等部门机构,推动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公民代理专项整治工作,通过社会协同治理,有效规范了违规公民代理现象,促进社会法律服务健康发展。
2.涉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类案监督案
【关键词】
终结本次执行 协作整改 类案检察建议
【类案问题】
2020年3月始,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终结本次执行专项监督活动,对全市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滥用终本程序等问题开展专项法律监督,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司法公开平台主动发现线索,共办理执行监督案件49件,其中涉及终结本次执行案件32件。
2021年4月,抚州市检察院对2020年办理的终结本次执行监督案件进行汇总梳理,发现法院终本执行中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对终本执行程序的适用条件把握不准确。部分法院对“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的标准执行不严,部分案件对发现的财产未采取有效的查封处置措施,部分法院还存在对当事人提供的财产线索没有及时核实处理,随意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适用终本执行程序不规范。部分法院在终本执行前未听取申请执行人意见,部分法院终本执行后没有依法将网络查控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造成执行款项未能及时进行执行划扣。三是制作终本执行法律文书不规范。部分案件终本执行文书内容过于简略,遗漏了执行经过及结案理由、依据等内容;甚至个别案件存在法条援引错误、适用失效法律等情形。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4月,抚州市检察院向抚州市中级法院制发抚检建〔2021〕Z1号检察建议:一是开展一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专题培训,压实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的司法责任,提高执行人员准确把握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实体条件和程序规定的能力。二是制定一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书范本,持续强化执行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的制作。三是组织一次终结本次执行案件质量评查活动,加强对本辖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的梳理和总结,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改,对于共性问题建章立制,堵塞程序漏洞,进一步督促基层法院规范执行。
2021年6月,抚州市中级法院函复抚州市检察院,表示已经根据检察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整改落实措施。一是组织全市法院执行干警学习终本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推动终本执行程序规范化管理,严格按照程序性要件和实质性要件的要求执行,规范执行行为,穷尽调查措施,严把认定标准,统一执法尺度,提升执行效果,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调度会,重点对2020年全市法院终本执行案件情况进行分析,加强对执行节点操作及系统流程使用的讲解、交流,为规范系统使用、提高案件质量、提升业务素质奠定基础。三是邀请抚州市检察院联合开展全市法院终本执行案件督导巡查,抽取基层法院近两年部分终本执行案件进行检查,对联合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总结整改,形成整改报告,立查立改,严抓落实。四是制定了《抚州市中级法院关于依法正确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及加强终本案件单独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终本条件及程序,切实加强终本执行案件管理,规范和统一终本执行案件裁定书的写作标准,提高终本执行裁定书质量。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存在滥用、错用终本程序的情况,如不积极调查财产线索、随意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终本前不听取申请人意见,终本后不跟踪反馈执行进展情况等,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终本执行类案监督活动结合个案监督情况开展专题分析,运用系统治理思维从中发现深层次、普遍性问题,积极开展类案监督工作,制发类案检察建议,以合作促落实,以跟进促整改。终本类案检察建议促使法院出台对终本案件的单独规范管理机制,帮助法院填补执行漏洞,统一了终本执行的标准和尺度,也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执行利益。
3.涉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类案监督案
【关键词】
农村“三资” 虚假诉讼 类案检察建议
【类案问题】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任。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村村集体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恶意串通或者单方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事实,虚构与农村集体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通过虚假诉讼非法牟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农村“三资”)。针对当地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恶性蔓延滋长的态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检察机关主动开展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对齐齐哈尔两级法院近5年涉农村“三资”纠纷诉讼案件进行集中审查,建立台账,逐案跟踪,特别是对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立、审、执过于迅速,诉讼均由代理人操办,缺席判决等反常现象案件,进行重点审查。齐齐哈尔市两级检察机关共调阅涉农村“三资”领域案件卷宗1917册,确定重点排查案件1283件。
经对齐齐哈尔市涉农村“三资”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全面系统梳理,发现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部分法院对单方谋利型案件防范意识不强。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伪造证据等手段,提起民事诉讼侵害村集体利益的案件,部分法院防范、规制意识不强。二是部分法院存在审查不充分的问题。部分案件未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就以调解形式结案。三是部分法院审判、执行程序不规范。部分案件不严格执行法定送达程序、条件,留置送达、公告送达不规范;部分案件缺席判决;部分执行案件不当划扣村委会资金。四是部分法院惩戒力度不够。部分法院对发现的涉农村“三资”虚假诉讼裁定准予撤回起诉,不作出否定性评价,未依法采取民事制裁措施,较少移送违法犯罪线索。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齐齐哈尔市检察机关共梳理出涉农村“三资”管理类不规范问题57个,审判人员违法情形9类26个。齐齐哈尔市检察机关就农村“三资”虚假诉讼案件分别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6件、审判程序违法检察建议10件、执行违法检察建议4件。
2021年1月,齐齐哈尔市两级检察机关分别与同级法院召开系列座谈会,建议法院采取完善涉农村“三资”案件审查流程、对涉农村“三资”案件强化证据实质性审查、建立诉讼失信人档案、对曾参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从严审查等措施,切实防范、规制虚假诉讼。
对齐齐哈尔市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采取措施,加大防范和打击农村“三资”虚假诉讼案件力度,完善流程、规范机制。一是建立涉农村“三资”案件立案后通报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制度,引导、协助进行诉讼外化解纠纷;二是实行诉讼当事人签订诚信诉讼承诺书制度;三是涉农村“三资”案件村委会负责人拒签传票、不出庭应诉、不答辩等不履职行为的,实行通告乡镇政府负责人制度;四是要求法官审理涉农村“三资”案件必须进行实质性审查;五是要求法官对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典型意义】
开展农村“三资”领域民事虚假诉讼类案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神的重要体现。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案件多为诉讼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极少侵犯个体利益,举报线索模糊,发现和查处难度大。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树立服务大局意识,针对当地存在的农村“三资”问题,以民事检察监督部门为主导,防范和制裁农村“三资”领域违法行为,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贡献检察智慧、检察力量。检察机关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工作,集中时间和力量进行突破,系统梳理、排查、纠正农村“三资”虚假诉讼,积极支持法院完善机制、加强管理,促使法官提高甄别、规制虚假诉讼的意识和能力,促进法院加强对农村“三资”虚假诉讼的防范和惩治,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秩序。通过开展专项类案监督活动,深化类案监督效果,给农民群众一本“明白账”,让农民群众吃上“安心丸”,有利于促进农村矛盾化解,密切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4.涉道路交通事故伤情鉴定类案监督案
【关键词】
伤情鉴定 人身损害赔偿 类案检察建议
【类案问题】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检察院对近三年办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监督案件进行分析,发现伤情鉴定不规范问题突出,遂部署对全市该类案件开展集中评查。2019年7月初,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的支持与合作下,上海市检察院从全市20家法院抽取约700件同类案件进行评查。
经评查发现,该类案件审判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鉴定人出庭、鉴定意见当庭质证制度未严格执行。部分案件法院未通知应出庭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或对当事人的申请未予答复;部分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对鉴定检材、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但庭审笔录未有组织质证的记载。二是依法审查鉴定意见的审判职责未履行到位。部分案件鉴定检材如伤情照片等与当事人提交法院的证据材料不一致,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存疑,相关法院未严格进行审查即判决采信;部分案件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另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意见并申请鉴定的,法院未予准许。三是涉鉴定期间计算等诉讼程序标准未规范统一。法院对鉴定期间的起算和终结时间标准把握不一,部分法院从当事人申请鉴定时计算起点,部分法院则从委托鉴定时起算,且终结时间的计算各院也不统一。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4月,上海市检察院向上海市高级法院制发沪检建〔2020〕3号检察建议:一是推进鉴定人出庭作证,落实对鉴定意见当庭质证制度。利用视频出庭等便利方式,切实提升鉴定人实际出庭率;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合作,保障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权益,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出庭义务等情形依法予以规制。二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认真审查鉴定意见。加强对鉴定检材的质证和审查,主动调查核实、辨明真伪;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依法及时启动重新鉴定,确保鉴定结论客观公允。三是进一步加强对鉴定周期的管理,并出台相关办案规定,统一全市法院扣除鉴定期间的起算和终结时间标准,使当事人权利得到及时救济。
2020年6月,上海市高级法院以沪高法函〔2020〕21号函复上海市检察院:一是进一步推进鉴定人出庭工作,加强对质证程序的管理。依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权益,并对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出庭义务、出庭作证过程中行为失当等情形依法进行处理;杜绝未经质证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通过庭审录音录像及同步音质转化庭审笔录等方式复原庭审全部过程,防止因庭审笔录不完整,遗漏鉴定意见的质证经过。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重新鉴定标准,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且有充分理由或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及时启动重新鉴定程序,防止因鉴定问题影响判决结果;对于有一定缺陷的鉴定意见,充分运用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在尽量缩减重复鉴定次数和范围的同时,实现案件审判的公平公正。三是统一鉴定周期的起算和终结节点,规范审判流程管理。对于超过委托期限仍不能完成鉴定事项的相关鉴定机构,及时进行沟通,必要时根据各院汇总情况向鉴定机构主管行政部门进行反馈,以督促司法鉴定机构提高鉴定效率;同时将鉴定质量、鉴定效率等作为法院委托送鉴定的重要参考标准。
【典型意义】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伤情鉴定意见的应用较为普遍。鉴定意见作为主要证据之一,须经当事人质证、法院审查后方可作为定案依据。然而在审判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现象较为常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难以进行,损害当事人诉权;部分法院仅对鉴定意见进行形式审查,存在“以鉴代审”现象,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妥当性存疑;部分法院鉴定周期的计算标准不统一,有损诉讼效率和当事人期限利益。本次类案监督意见在推进鉴定人出庭、强化鉴定意见实质审查、规范鉴定程序等方面与法院达成共识,有助于共同保障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严格执行,促进审判职责全面履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34号)
为认真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服务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紧扣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深刻认识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意义,准确把握中部地区功能定位和区位优势,主动对接中部地区司法需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和保障。
2.聚焦主要目标,准确把握服务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2025年和2035年主要目标依法履职、精准发力。着力加强对种源种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及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保障创新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保障协调发展。着力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强化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共保联治,保障绿色发展。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内陆高水平开放,保障开放发展。着力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保障共享发展。着力完善中部地区法院联动协作机制,推动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发展,满足中部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服务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准性、协同性。增强大局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注重协同配合,统筹立审执各领域各环节,以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中部地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升民商事审判质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维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注重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严格公正高效规范执行,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推动社会诚信建设。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二、服务创新发展,推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4.激励自主创新,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优化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机制,加大知识产权民事侵权判赔力度,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大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方法和植物新品种权司法保护力度,助推巩固提升中部地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地位。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创新的司法保护力度,支持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高水平发展。加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助力提升中部地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实力。
5.支持转型升级,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审理涉及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促进承接产业转移园区建设。依法加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产业和新兴产业司法保护力度,促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服务保障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依法审慎处理涉企业转型案件,保护市场主体合法取得、使用、处分财产等权利和转型过程中的职工权益。依法审慎处理因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引发的企业重组、破产等案件,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帮助有挽救价值的企业重焕生机。探索破产案件简易审理机制,及时通过破产清算淘汰落后产能,服务中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和提升产业链水平。
6.推动产业融合,引导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支持金融服务领域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妥善审理涉融资、理财等风险高发领域案件,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妥善审理电子商务、在线服务等新业态领域以及大数据与交通运输、文旅餐饮等融合引发的新类型案件,助力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新优势。依法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妥善审理技术转化、创新应用中的各类纠纷,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三、服务协调发展,促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
7.服务城镇建设,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依法审理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省际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各类案件,保障重大项目有序高效推进,服务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建设。依法审理城市更新、城市生态修复、城市功能区建设、市政公用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特色小镇、居住社区建设等引发的民事、行政案件,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服务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民自愿有序进城落户。
8.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贯彻粮食安全战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违法占用耕地案件审判执行力度,促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依法治理,严惩重要农产品走私、制售伪劣农资等犯罪,保障河南等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服务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妥善化解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纠纷,平等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农户、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妥善化解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健康养老等新业态纠纷,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妥善化解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等产生的纠纷,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9.加强司法联动,保障区域协同发展。健全中部地区司法联动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协调指导作用,及时分析研判重大司法事项和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积极推动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促进跨域立案服务、执行信息共享、失信联合惩戒、涉诉信访会商。深度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加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法院与其他沿长江法院工作协调,共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山西、河南法院深度参与黄河流域司法协作,更好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四、服务绿色发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
10.强化生态修复,推动构筑生态安全屏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法服务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预防性、恢复性司法措施,积极运用禁止令、诉前保全等多样化措施,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贯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性开发自然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促进长江、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生态保护和治理,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以司法手段推动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等防洪减灾、防止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服务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司法保障,落实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保护。妥善处理在建设江河生态廊道、推进环境准入和退出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推动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保障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国土绿化行动顺利进行。
11.加强污染防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责任方式,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法稳妥审理合同资源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等节能服务类案件,促进生产领域资源物耗减量化及清洁生产。积极开展碳汇交易、生态保护补偿等新兴领域法律适用研究,稳妥审理环境资源税费、环境容量利用权、绿色金融等新类型案件,支持中部地区法院与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构建协作机制。积极稳妥审理新能源、新业态相关案件,推动生产、消费、流通、回收等环节绿色化。
五、服务开放发展,促进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
12.强化涉外审判,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外案件,完善服务举措,创新司法规则,发挥促进制度型开放重要作用,支持中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推动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加强诉讼与调解、仲裁的有机衔接。支持商事仲裁机构开展国际商事仲裁,鼓励商事调解机构参与调解国际贸易、投资等纠纷,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支持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及边境口岸合作,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提高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水平。加强涉通道工程、仓储物流等案件审理,服务保障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完善航运金融、保税油供应等新类型案件审理规则,加强对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综合保税区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及时制定完善司法政策,服务中部地区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3.坚持平等保护,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注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促进公司治理规范化。加强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严格规范“查、扣、冻”措施,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能“活封”的不“死封”,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支持、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妥善审理涉及政府招商引资、特许经营、财产征收征用案件。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健全涉企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引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助力中部地区建设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中外当事人依法选择管辖法院、适用法律、纠纷解决方式等权利,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六、服务共享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14.切实保障民生,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牢牢坚持人民至上,正确贯彻实施民法典,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妥善化解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纠纷,加大弱势群体司法保护力度。深入推进少年法庭建设,加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健全与学校、社区联动机制,加大对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等的司法保护力度。坚持和发展涉军维权“信阳模式”“鄂豫皖模式”,加大对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对革命老区、脱贫地区的司法支持力度。依法妥善化解涉疫矛盾,严惩涉疫犯罪,精准服务“六稳”“六保”,加大对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司法支持力度。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违法犯罪,严惩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套路贷”、“黄赌毒”等犯罪,努力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15.提升服务水平,增加高品质诉讼服务供给。完善“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加强司法便民利民服务,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打官司”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便利群众诉讼。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与应用,准确适用在线诉讼规则,升级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和基层司法能力。深化案件繁简分流,准确运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等,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司法质量效率。推广执行事务中心建设,搭建一站式执行事务服务窗口,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16.多元化解纠纷,协同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寻乌经验”“法官进网格”等有益做法,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性化解。充分运用平安建设考核和创建“无讼”乡村(社区)等政策制度,加强与基层单位、社会团体、调解组织、行业组织等衔接,有针对性开展矛盾风险排查化解,从源头减少涉诉矛盾隐患。推进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和法院信息共享,推进执行联动机制常态化,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执行工作,积极营造崇法尚德的社会氛围。充分运用巡回审判、以案说法、送法下乡等方式加强法治宣传,增强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七、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7.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整体合力。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中部地区法院要积极参加党委领导或政府主导的协作会商机制,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加强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通联络,积极争取监督支持,广泛凝聚推动工作的合力。最高人民法院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条线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完善司法政策,发布典型案例,推动服务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中部六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准确贯彻落实本意见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发挥好指导协调、组织实施作用。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要因地制宜提出具体工作举措,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18.锻造过硬队伍,增强服务大局的司法能力水平。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巩固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决筑牢政治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向李庆军、胡国运、周春梅、魏晶晶、杨军等法院英模典型学习活动。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联合培训和业务交流,大力培养符合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司法人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努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为服务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典型案例
(2019年6月5日)
人民法院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典型案例目录
一、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山东金诚重油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弘聚新能源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二、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三、贵州省人民政府、息烽诚诚劳务有限公司、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四、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五、贵阳市生态环境局诉贵州省六盘水双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阮正华、田锦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一、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山东金诚重油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弘聚新能源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弘聚公司委托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人员将其生产的640吨废酸液倾倒至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办上皋村的一个废弃煤井内。2015年10月20日,金诚公司采取相同手段将其生产的23.7吨废碱液倾倒至同一煤井内,因废酸、废碱发生剧烈化学反应,4名涉嫌非法排放危险废物人员当场中毒身亡。经监测,废液对井壁、井底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事件发生后,原章丘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应急处置,并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为具体工作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工作。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金诚公司、弘聚公司磋商未能达成一致,遂根据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出具的《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等共计2.3亿余元,两被告对上述各项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并请求判令两被告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弘聚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和金诚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导致案涉场地生态环境损害,应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请求的赔偿金额,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提交了《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参与制作的相关评估及审核人员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专家也出庭对此给出说明,金诚公司、弘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环境损害评估报告》,故对鉴定评估意见依法予以采信。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张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和帷幕注浆范围内受污染的土壤、地下水修复费及鉴定费和律师代理费,均是因弘聚公司的废酸液和金诚公司的废碱液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引起的,故应由该两公司承担。因废酸液和废碱液属不同种类危险废液,二者在案涉场地的排放量不同,对两种危险废液的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损害后果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污染修复成本等,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弘聚公司、金诚公司、专家辅助人、咨询专家之间意见不一,《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对此也未明确区分。综合专家辅助人和咨询专家的意见,酌定弘聚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金诚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据此确定二被告应予赔偿的各项费用。弘聚公司、金诚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液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警示和教育环境污染者,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依法支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要求弘聚公司、金诚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污染事件发生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因二被告排放污染物的时间、种类、数量不同,认定二被告各自行为所造成的污染范围、损害后果及相应的治理费用存在较大困难。人民法院充分借助专家专业技术优势,在查明专业技术相关事实,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划分污染者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由原、被告分别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从专业技术角度对案件事实涉及的专业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二是由参与《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的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并接受质询;三是由人民法院另行聘请三位咨询专家参加庭审,并在庭审后出具《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的专家咨询意见》;四是在评估报告基础上,综合专家辅助人和咨询专家的意见,根据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分配二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还针对金诚公司应支付的赔偿款项,确定金诚公司可申请分期赔付,教育引导企业依法开展生产经营,在保障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的同时,维护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妥善处理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同时,人民法院在受理就同一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先行中止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完毕后,就环境公益诉讼中未被前案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对妥善协调两类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
【点评专家】吕忠梅,清华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因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致生态环境损害,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的较为典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此案后,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是本案在技术事实查明方面突出由多方专家参与,为事实认定提供了技术支撑。此案中的二被告先后倾倒污染物种类、数量和含量均不相同的危险废物,因不同物质相互作用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发生。对此,原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和被告金诚公司分别向法院提交了两份不同的鉴定意见,法院如何认定和采信进而合理分配二被告的责任承担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受案法院充分发挥技术专家在查明专业事实上的功能和作用,除通知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出庭说明外,还依职权聘请了三位咨询专家参加庭审并出具咨询意见,较为全面的调查了本案所涉专业技术问题,为鉴定意见的采信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鉴定的专业事实和司法认定的法律事实并非完全相同。法院应运用以证据判断事实的规则,对鉴定意见是否采信及其理由进行充分阐释,在由技术判断到法律判断的转化过程中加强释法说理,制作格式统一、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繁简得当、逻辑严密、用语准确的规范化环境司法裁判文书。
二是本案在对责任的认定和分担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法院基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根据二被告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分配二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上,考虑到金诚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确定金诚公司可申请分期赔付,这种妥善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力争“共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对如何分期赔付以及怎样监督该企业所应支付的每期费用足额到位,为后续执行留下了较大“悬念”。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因与生态环境损害恢复的技术性、系统性、长周期性直接相关,在裁判文书中认定责任承担方式的同时制作生态环境恢复方案、明确履行方式对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至为重要,可参考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有益经验,创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附生态恢复方案的判决书”方式。
此外,本案在诉讼程序上也进行了有益探索。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社会组织和本案原告先后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分别立案受理并中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本案审理裁判后再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法作出裁判,是衔接两类诉讼程序和规则的一种新探索。
二、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基本案情】
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设施负责处理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园区入驻企业产生的废水。2013年12月,藏金阁与首旭公司签订为期4年的《委托运行协议》,由首旭公司承接废水处理项目,使用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设备处理废水。2014年8月,藏金阁公司将原废酸收集池改造为废水调节池,改造时未封闭池壁120mm口径管网,该未封闭管网系埋于地下的暗管。首旭公司自2014年9月起,在明知池中有管网可以连通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放至外部环境。2016年4月、5月,执法人员在两次现场检查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时发现,重金属超标的生产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外部环境。经测算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145624吨。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以虚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评估,二被告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量化数额为1441.6776万元。
2016年6月30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以藏金阁公司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将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入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为由,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12月29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首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关责任人员构成污染环境罪。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对二被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重庆市人民政府针对同一污染事实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将两案分别立案,在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对两案合并审理。
【判决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具备合法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基于不同的规定而享有各自的诉权,对两案分别立案受理并无不当。二被告违法排污的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确认,本案在性质上属于环境侵权民事案件,其与刑事犯罪、行政违法案件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存在差异,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在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不同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认定的事实。鉴于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对于违法排污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遂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6776万元,由二原告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复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第三方治理模式下出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藏金阁公司是承担其所在的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区废水处置责任的法人,亦是排污许可证的申领主体。首旭公司通过与藏金阁公司签订《委托运行协议》,成为负责前述废水处理站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的主体。人民法院依据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行为的违法性、客观上的相互配合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判定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之间具有共同故意,应当对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教育和规范企业切实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本案还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和责任构成要件,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并不当然免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对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依法处理三类案件诉讼衔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点评专家】张梓太,复旦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是重庆市首例、全国第二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对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有益的制度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本案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效衔接。两种诉讼制度在诉讼主体、适用范围上都有差别,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道难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其合并审理,既支持了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又鼓励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表达了人民法院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决心,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次,本案明确了第三方治理模式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排污主体取得排污许可证后,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排污,但排污主体监督第三方的法律责任并不因民事合同约定而免除。如果排污主体未尽法定监督义务,其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后,本案还指明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不同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免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可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司法实践探索。
三、贵州省人民政府、息烽诚诚劳务有限公司、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开磷化肥公司委托息烽劳务公司承担废石膏渣的清运工作。按要求,污泥渣应被运送至正规磷石膏渣场集中处置。但从2012年底开始息烽劳务公司便将污泥渣运往大鹰田地块内非法倾倒,形成长360米,宽100米,堆填厚度最大50米,占地约100亩,堆存量约8万立方米的堆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检查时发现上述情况。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显示,此次事件前期产生应急处置费用134.2万元,后期废渣开挖转运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为757.42万元。2017年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指定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作为代表人,在贵州省律师协会指定律师的主持下,就大鹰田废渣倾倒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宜,与息烽劳务公司、开磷化肥公司进行磋商并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2017年1月22日,上述各方向清镇市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清镇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在贵州省法院门户网站将各方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满后,清镇市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进行了审查并依法裁定确认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息烽劳务公司、开磷化肥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在贵州省律师协会主持下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开展后,全国首例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该案对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人民法院在受理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及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了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一旦发生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赔偿协议情形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力保障了赔偿协议的有效履行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切实开展。本案的实践探索已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所认可和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作出明确规定。
【点评专家】肖建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的亮点在于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规则,化解了试点阶段磋商协议的达成及其司法确认的若干法律难题,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提供了实践素材。贵州法院的这一实践样本彰显了法院的司法智慧。一方面,首创了由第三方主持磋商的制度,即由省律师协会主持、赔偿权利人与义务人展开磋商程序,并促成赔偿协议的达成。双方磋商过程中的第三方介入,有助于维持程序中立、促进当事人沟通、协助当事人发现其利益需求。另一方面,首创了法院作出司法确认裁定前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公告的制度。鉴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及损害事实和程度、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和期限、修复启动时间与期限等内容,不仅涉及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之间利益的调整,也会波及到不特定公众环境权益的保护问题,人民法院将赔偿协议内容公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11日,诸暨市环境保护局会同诸暨市公安局对上峰建材公司联合突击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存在采用在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监测取样管上套装管子并喷吹石灰中和后的气体等方式,达到干扰自动监测数据目的。上峰建材公司超标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对周边大气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经绍兴市环保科技服务中心鉴定评估,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110.4143万元,鉴定评估费用12万元 ,合计122.4143万元。上峰建材公司违法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已通过周边次坞镇大气生态环境稀释自净,无须实施现场修复。
绍兴市环境保护局经与上峰建材公司、次坞镇人民政府进行磋商,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各方同意上峰建材公司以替代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上峰建材公司在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数额110.4143万元的基础上,自愿追加资金投入175.5857万元,合计总额286万元用于生态工程修复,并于2018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修复工程。二、次坞镇人民政府对修复工程进行组织、监督管理、资金决算审计,修复后移交大院里村。三、修复工程完成后,由绍兴市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验收评估,提交验收评估意见。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验收鉴定评估费由上峰建材公司承担,并于工程验收通过后7日内支付给鉴定评估单位。五、如上峰建材公司中止修复工程,或者不按约定时间、约定内容完成修复的,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有权向上峰建材公司追缴全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或意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审查后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遂裁定确认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大气污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大气污染是人民群众感受最为直接、反映最为强烈的环境问题,打赢蓝天保卫战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聚焦空气污染防治,提出“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的口号,显示了中国政府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本案中,上峰建材公司以在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监测取样管上套装管子并喷吹石灰中和后的气体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虽然污染物已通过周边大气生态环境稀释自净,无须实施现场修复,但是大气经过扩散等途径仍会污染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能因此免除污染者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对案涉赔偿协议予以司法确认,明确由上峰建材公司以替代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的积极探索。本案体现了环境司法对大气污染的“零容忍”,有利于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此外,经磋商,上峰建材公司在依法承担110.4143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基础上,自愿追加资金投入175.5857万元用于生态环境替代修复,体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推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点评专家】王树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因大气污染致生态环境损害的案件,均会碰到两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其一,排污者排入大气环境的污染物质,因空气的流动,通常在案发后已检测不出,或检测不到污染损害结果。怎么办?排污者有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要不要修复?其二,若要修复,如何修复,是否一定要在案发地修复?本案较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首先,上峰公司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虽然通过周边次坞镇大气环境本身的自净已经稀释、飘散,但并不等于大气环境没有受到损害。损害是存在的,只不过损害没有在当时当地显现出来。上峰公司排放的污染物飘散到其他地方,势必会对其他地方的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故此,上峰公司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其次,由于大气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特殊性,对大气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往往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来实现的。但问题是,案发后上峰公司排入周边次坞镇大气环境的污染物客观上已经自然稀释、飘散,再对其修复已无实质意义。由此产生了上峰公司以替代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对大气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五、贵阳市生态环境局诉贵州省六盘水双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阮正华、田锦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基本案情】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诉称:2017年以来,双元铝业公司、田锦芳、阮正华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解铝固体废物运输至贵阳市花溪区溪董家堰村塘边寨旁进行倾倒,现场未采取防雨防渗措施。2018年4月10日,又发现花溪区查获的疑似危险废物被被告转移至修文县龙场镇营关村一废弃洗煤厂进行非法填埋。事发后环保部门及时对该批固体废物及堆场周边水体进行采样送检,检测结果表明,送检样品中含有大量的水溶性氟化物,极易对土壤、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该批固体废物为疑似危险废物。经委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显示,该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场地生态修复费用、送检化验费用、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后期跟踪检测费用、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监督及修复评估费合计413.78万元。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与三赔偿义务人多次磋商未果,遂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裁判结果】
案件审理过程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一、涉及边寨违法倾倒场地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送检化验费用、鉴定费用、场地生态修复费用及后期跟踪监测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二、涉及修文县龙场镇营关村废弃洗煤厂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送检化验费用、鉴定费用、场地生态修复费用、后期跟踪监测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三、由赔偿权利人的代表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6月1日前牵头组织启动案涉两宗被污染地块后期修复及监测等工作。三被告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后,应于支付之日起十日内将相关单据提供给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依法制作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现双元铝业公司、阮正华、田锦芳已按调解书内容履行了支付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由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直接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格遵循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多次主持调解,力促各方当事人在充分考虑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并在调解书中明确了被污染地块修复的牵头单位、启动时限等,确保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同时,人民法院考虑到生态环境修复的长期性,在调解书中明确将后期修复工作的实际情况纳入法院的监管范围,要求三被告及时向法院报送相关履行单据,最大限度保障生态修复目标的实现。
【点评专家】汪劲,北京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系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在于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为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了主动磋商、司法保障的原则,目的在于让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尽早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尽快启动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在职权范围内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案,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除了可以顺应当事人双方希望尽快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达成一致的基本愿望外,还提高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效率,保护了亟待修复的生态环境损害。
此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圆满解决还涉及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实际执行,其结果具有很强的延时性。为此,人民法院在主持调解的基础上,就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所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包括实施费用、修复工作的行为监督与资金管理以及修复效果保障等内容都作出具体安排,并调动参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各方主体认真履行义务,充分体现了调解方式的优越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职务侵占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职务侵占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S保险公司业务总监徐某乙、“保险黑产”犯罪团伙徐某甲、朱某某等7人职务侵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等6件案例作为职务侵占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4月19日
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案例
S保险公司业务总监徐某乙、“保险黑产”犯罪团伙徐某甲、朱某某等7人职务侵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挂单” “保险黑产” 法律监督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源治理
【要旨】
保险公司员工内外勾结形成黑色产业链,以“挂单”形式骗取公司钱款,构成职务侵占罪。对于多区域多层级团伙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立案监督、追捕追诉等方式,深挖彻查漏犯漏罪。对于在刑事案件中侵犯众多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在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可以通过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普法宣传等方式,有效推动行业治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一、基本案情
中国S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系上海保险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徐某乙系S公司现代部业务总监,张某某、顾某某等9人系S公司现代部业务主任。
徐某甲、朱某某组织“保险黑产”犯罪团伙,2020年4月至6月,徐某甲与徐某乙合谋,由徐某乙指使张某某、顾某某等人收集并控制S公司新进保险业务员账号。徐某甲、朱某某利用从他人处购买的包含保单号、投保日期、保险险种、保单金额、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内容的1万余条保单信息,冒充S公司员工联系投保人,以“产品升级”“原保单全额退保”等为名,诱骗投保人将原保单退保后购买新保单,将新保单“挂单”在新进保险业务员账号下,获取S公司支付给新进业务员的新人训练津贴、增员奖等额外奖励184.8万余元。同时,还查明刘某某、徐某丙等2个团伙(另案处理),以相同手段进行“保险黑产”犯罪活动,上述3个团伙共骗取S公司新进业务人员津贴800余万元。此外,“保险黑产”犯罪活动还造成S公司大量保单退保、投保人投诉,严重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直接涉及保单3000余张、保单金额达1000余万元,使部分投保人保单权益遭受侵害。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6月至12月,以职务侵占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案对徐某甲、朱某某、刘某某、徐某丙等4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同年9月至12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先后对徐某甲、朱某某、徐某乙等被告人以职务侵占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五年不等刑罚,并处相应罚金。其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分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徐某乙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以职务侵占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徐某甲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朱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引导侦查取证,准确定性案件。2020年8月起,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立案多起保险公司被骗新进保险代理人佣金的报案,涉案金额数百万元。案发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围绕嫌疑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等关键事实,深入分析研判并准确认定:一是保单具有真实性;二是“保险黑产”犯罪团伙将保单“挂单”在新进保险业务员名下目的是骗取新人奖励,这一“挂单”行为本质上利用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三是通过“挂单”行为多获取的新人训练津贴、增员奖金额为职务侵占金额。同时,要求侦查机关针对涉案金额进行取证和审计,为案件顺利查办奠定扎实基础。
2. 加强案件审查,深挖漏犯漏案。针对案件人数多、层级多,以及犯罪呈现黑灰利益链、产业链的特点,对案件开展全面审查,梳理犯罪团伙人员架构,区分涉案人员层级作用,加大讯问力度,发现S公司业务总监徐某乙不仅与徐某甲共谋实施犯罪,还与其手下9名业务主任共同实施犯罪,遂对上述9人及时提出追捕、追诉意见,并全部追捕追诉到案。同时发现S公司另一个营业部也涉及“保险黑产”犯罪,涉案金额300余万元,遂对涉案的刘某某犯罪团伙监督立案,先后立案5件25人,其中23人已判决。
3. 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信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被告人涉嫌非法买卖保险投保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遂对该线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在进一步调取相关证据后,对4名相关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6月15日,法院判决相关被告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永久删除存储在电脑中的公民个人信息、赔偿公共利益损失共计人民币32.5万余元。
4. 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业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保险公司未严格审核保险销售人员身份、投保人信息未加密等问题,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企业切实整改、严格管理、合规经营。同时,就行业中暴露出的问题,向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制发检察建议,就投保人信息管控、业务账号使用管理、从业人员身份审核、投诉退保件处理等8个方面提出建议,均被采纳。此外,联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相关保险企业,精准对接行业实际需求,以线下培训交流、线上直播授课的形式开展系列普法讲座,为长三角地区的5万余名保险从业人员开展警示教育直播培训。
三、典型意义
1. 坚持办案与监督并重,在依法查处企业内外涉案人员的同时,提升监督质效。“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司法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融合发展的体现。检察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一要积极开展立案监督,在办案中及时发现和纠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违法情形,提高线索发现处理能力。二要推进侦查活动监督,就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侦查机关会商研判,提高侦查取证活动有效性、针对性。三要依法追诉漏犯,针对团伙犯罪案件开展分区分级精准化审查,厘清案情与人员组织架构,及时纠正遗漏起诉同案犯,全链条摧毁犯罪网络。
2. 刑事与公益诉讼业务实质性融合,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职责定位,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线索移送制度,完善办案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刑事案件中侵犯众多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全面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加大公共利益司法保护力度,以求极致的标准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3. 惩治犯罪与诉源治理结合,多措并举,更好发挥法治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检察机关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能动履职,做深做实做细诉源治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结合办理的案件,要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查找行业领域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及时向案发单位、有关部门提出加强管理、建章立制的建议,通过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考察评估、检察建议、普法宣传等手段,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达到办理一批案件、解决一类问题、治理一个行业的效果,实现更高层面、更高水平的源头治理。
Y电商企业运营人员雷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虚拟物品采购 引导取证 合规经营 电商平台反腐败
【要旨】
在办理涉电商企业职务侵占案件中,要结合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特性,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厘清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犯罪的界限,严惩电商企业内部腐败。针对电商职务犯罪案件中虚拟物品电子数据取证难、查处难、易灭失等问题,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企业内部腐败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合规经营,同时提出建议督促电商平台优化规则,完善反腐败机制制度,为电商企业与行业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被告人雷某某担任经营墙布的浙江某公司(以下简称Y电商企业)品牌运营期间,利用帮公司线上推广品牌、采购直播设备、申请某电商平台店铺等职务便利,编造将钱款用于向公司某直播平台刷礼物、找就职于电商平台的朋友公关等事由,向公司申领备用金、公关费等共计人民币180295.05元并占为己有,用于个人挥霍。
2020年12月14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雷某某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5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雷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引导侦查,把准案件定性。公安机关以雷某某涉嫌挪用资金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为查明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调查雷某某挪用钱款去向、个人经济情况、公司财务管理规定及向雷某某的催讨记录等,查明雷某某存在使用虚假收据报销的侵吞行为,挥霍购买奢侈品的钱款处置事实,自身及家庭无力偿还的经济状况,最终明确雷某某非法占有公司钱款的主观故意,将案件准确定性为职务侵占,依法保护企业财产。
2. 加强核实,查找管理漏洞。传统企业员工报销的财务管理制度一般是员工凭发票、销售单据经层层审批后报销,员工购买的物品、服务有发票单据可予证明,物品、服务在公司一定范围内公开可见。但电商企业中如充礼物、提热度等虚拟物品并非有形可见,企业若不跟进监督核实,不容易察觉,易造成经济损失。本案为核实雷某某是否将钱款用于为公司在某直播平台的账户刷礼物以提升热度,检察机关通过了解该直播平台刷礼物的操作方式,引导公安机关从雷某某手机中查找平台币的购买记录,从而证实其辩解的虚假性。
3. 主动作为,助力企业反腐。涉案电商企业申请在某电商平台开设旗舰店,其符合条件却未通过,转而寻求非正规渠道。雷某某谎称认识该电商平台工作人员可帮助企业公关,向公司申领公关费后供自己消费挥霍。案件审结后,检察机关向涉案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引导企业端正思想认识,杜绝“走偏门”的侥幸心理,促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店铺申请环节准入门槛不透明、信息告示不明晰、易造成廉洁风险等问题向电商平台提出建议,督促平台改善反腐败管理机制,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堵塞监管漏洞,加强平台反腐败信息公示,不断完善平台反腐败机制。
三、典型意义
1. 依法严惩企业内部腐败,有力维护电商企业合法权益。电商企业作为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引领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其商业活动多具有推广行为线上化、虚拟化、电子化特点,犯罪隐蔽性逐步增强,案件查办难度进一步增大。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本案,从还款能力、钱款去向、有否作假行为等方面准确认定被告人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厘清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精准把握案件罪名,促进法律正确适用,依法严惩电商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 深挖彻查电子证据,积极引导电商职务犯罪取证。对电商企业员工在品牌推广中“刷礼物”、“买流量”等采购虚拟物品的行为,检察机关抓住“付款记录”这一关键电子数据证据,有效破解了电商职务犯罪中虚拟物品电子数据取证难、查处难、易灭失等问题,为企业监督虚拟物品采购、侦查机关提取电子数据提供指引。同时检察机关深入调查被告人经济状况、企业违规经营等情况,对认定被告人主观故意的证据予以补强,挖掘出电商企业存在的风险隐患,提升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3. 充分延伸检察职能,深入推进电商企业合规经营。及时排查发现电商企业案件背后的社会风险隐患,主动提出对策建议,促进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解决影响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运用鲜活的案例加强警示教育,提升企业和员工法律意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助推诉源治理,防范企业内部刑事犯罪风险。另一方面,对容易引起大众误解的电商平台腐败问题提出建议,推动平台及时优化规则,着力提升平台与商家沟通成效,努力为电商企业与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
D科技公司营销中心总监张某某、经理罗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虚增交易环节 立案监督 追赃挽损 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在履行民营经济保护职能过程中,要主动“走出去”,通过搭建检企交流平台、开展立案监督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面对虚增中间交易环节等新型疑难案件,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要坚持目标导向,多措并举追赃挽损,守护好民营企业的“钱袋子”,同时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企业合规经营社会治理。
一、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某某先后担任广州D公司西南区域营销中心云南办事处高级经理和西南区域营销中心总监,被告人罗某某先后担任上述办事处经理和高级经理。期间,二人利用负责和主管“某交互智能平板产品及配件”(以下简称:某产品)在云南区域的销售业务,指使该公司销售人员分别向广州公司及客户故意隐瞒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真相,虚构必须通过云南区域总经销才能进行交易的事实,以此虚增二人参股的昆明A公司、云南B公司作为总经销的中间交易环节;后二人再利用负责审核及审批某产品销售价格的职务便利,帮助A公司、B公司以较低价格从广州公司购入某产品,随后以较高价格转卖给客户,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方式侵占D公司的财产共计人民币155万余元,最终二人以A公司和B公司股东分红的名义从中获取个人利益。
2021年7月23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二人提起公诉。2021年9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犯职务侵占罪,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的刑罚。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搭建平台掌握信息,依法监督立案。2016年9月,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工商联共同搭建“黄小明之非公经济法律服务平台”(黄小明系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的昵称,寓意公开透明),该平台旨在为企业提供涉法涉诉需求反馈渠道及定制法律服务,企业可一键直通检察机关。2020年初,广州D公司通过该平台向检察机关反映,该公司多次以云南办事处工作人员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以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外地,且证据不足为由未受理D公司报案,也未出具不立案文书。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经查认定,被害单位广州公司位于黄埔区,而犯罪结果发生地的司法机关具有管辖权。随后,黄埔检察院依法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从法律适用、证据采信等多方面进行释法说理,得到了公安机关认同和支持;同时对案件初查提出侦查取证建议,引导公安机关赴云南调取关键证据。2020年7月21日,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
2. 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提高办案质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二被告人拒不供述犯罪事实,与被害单位各执一词,双方说法均缺乏证据予以印证。由于本案犯罪行为地远在云南,且当时正值云南多地接连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迟迟调取不到重要证据,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办案检察官果断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前往云南等地询问证人,自行调取销售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查明了二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增中间交易环节,以二人暗中参股的A公司、B公司“低买高卖”方式从中截取广州D公司利益的犯罪事实。
3. 精准施策开展教育转化,促成退赔、取得谅解。一方面,围绕自行补充侦查的新证据讯问二被告人,并有针对性地出示证据,彻底驳斥无罪辩解,打消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充分阐明认定职务侵占罪的理由、法律依据和认罪认罚、退赔与否将面临的不同量刑建议幅度,促使二人转变态度,自愿认罪认罚并退赃退赔,争取从宽量刑建议。随后,二被告人经与广州D公司协商,退还了认定的职务侵占金额及其他不当经营行为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共计900余万元,补偿了公司的损失,取得了公司的谅解,检察机关也对二被告人提出了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并被法院采纳。
4. 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案件办理后,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全面梳理检视广州D公司管理制度方面的不足,发现公司存在权限下放过于集中、内部核查跟踪不到位、监察机制运行不健全等内生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向广州D公司发出检察建议,指明该公司存在问题,提出合理配置人员权限、完善内部监察机制的有效建议,督促公司积极整改,进一步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广州D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整改落实。
三、典型意义
1. 创新工作方式,搭建检企交流平台,积极开展立案监督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涉企业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存在案情复杂、民刑交织、跨地域犯罪、企业掌握证据较薄弱等特点,为企业报案顺利启动立案程序带来一定障碍。检察机关为更好履行民营经济保护职责,可以通过与工商联紧密联系、共建检企交流平台等方式畅通企业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更好倾听企业声音。在掌握企业权益受到侵犯的线索后,检察机关要积极向企业提供证据搜集指引,在必要时依法及时开展立案监督,确保刑事案件顺利从企业内部调查进入司法程序,使企业合法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
2. 强化诉前主导,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并举破解办案难题,为新型疑难案件夯实证据体系。在办理作案手法新型隐蔽、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等疑难复杂的职务侵占案件时,检察机关要强化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能力,把准案件定性、取证方向,开列切实可行的引导侦查提纲,必要时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补强关键证据。对虚增交易环节类型的职务侵占案件,要注重从被害单位查实行为人职权内容、与客户的正常交易模式、成交价格等证据,从涉案交易对象查实虚增交易环节后的异常交易模式、成交价格等证据,并锁定行为人在异常交易中发挥的作用、“低买高卖”价差利得的流向,综合认定职务侵占犯罪事实,精准认定犯罪数额。
3. 坚持目标导向,多措并举追赃挽损,守护好民营企业的“钱袋子”。检察机关在查办企业产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时,要将追赃挽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充分利用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法律制度和手段,将退赃退赔情况作为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和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对积极退赃退赔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变更强制措施、提出宽缓量刑建议,最大程度促使犯罪嫌疑人退赃退赔,挽回企业损失,维护企业合法权利,保障企业的经营发展。
4. 延伸检察职能,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推进源头治理。优质的检察建议是诉源治理的宝藏。对于企业而言,既需要在权益被侵犯后得到及时救济,也迫切希望能预知风险、堵塞漏洞。因此,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侵犯企业权益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剖析案发成因,通过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指导、帮助涉案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增强刑事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封堵职务侵占等侵犯企业利益行为的生存空间。
A商业银行下属支行主办会计王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 业务系统漏洞 抗诉改判 追赃挽损 防范金融风险
【要旨】
该案系金融系统管理人员利用银行柜面业务系统(以下简称业务系统)漏洞侵占银行巨额资金的案件,检察机关厘清资金去向,结合套取资金数额、资金用途和偿还能力等客观行为,综合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精准抗诉并成功改判。检察机关在夯实证据基础的同时注重为企业追赃挽损,结合案件特点和资金流向,联合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在第一时间找准追赃挽损的最佳路径,积极为企业挽回损失。积极延伸检察职能,主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以案释法对金融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制发检察建议助推金融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堵塞金融系统漏洞。
一、基本案情
2020年3月4日,被告人王某某调任贵州A商业银行下属支行主办会计,协助支行行长负责对银行柜员、柜面业务、资金调拨、内部操作风险等进行管理,权限高于一般柜员。工作期间,王某某发现该银行业务系统存在10万元以下个人无卡存款业务不需要经过审批即可办理的漏洞,为筹集网络赌博资金,于2020年4月15日至19日,利用该业务系统漏洞及主办会计的职务便利,在没有存入资金的情况下伪造现金存款凭证虚增聂某某等2人账户资金,再从聂某某等2人账户将资金转移,套取银行资金7笔共计59.34万元,其中49.99万元用于网络赌博。同月19日,王某某将款项全部归还。2020年6月23日至6月25日,被告人再次采用相同手段,利用吴某某等4人账户套取银行资金135笔共计1223.84万元,其中1203.79万余元用于网络赌博,20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同年6月25日,王某某销毁现金存款客户联,将银行联带出单位藏匿家中。同年6月26日上午,王某某向其父亲王某讲明实情后驾车逃匿至贵阳家中,在明知其父亲向银行反映情况后,仍先后两次转账400万元至网络赌博平台。当晚23时许,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局在贵阳市将其抓获归案。案发后,王某某退赃58万余元。
2020年10月28日,贵州省思南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某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同年11月26日,思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王某某的行为属于挪用单位资金从事非法活动,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且具有自首情节,以挪用资金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七年。思南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王某某对套取的1223万元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审法院改变定性为挪用资金不当,且认定自首系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据此提出抗诉。2021年3月25日,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且认定王某某不构成自首,改判王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区别明晰犯罪行为性质,在精准抗诉上下功夫,有效开展监督。思南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某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依法提起公诉,思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王某某采用同一作案方式将单位资金转出后用于网络赌博,是同一性质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资金不归还的主观故意,属于挪用单位资金从事非法活动,构成挪用资金罪,认为王某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思南县人民检察院提请铜仁市人民检察院进行抗前审查,一致认为王某某前后套取的资金方式、资金用途一致,但在资金数额、偿还能力、主观心态上并不相同。对于王某某“空存实转”套取的59万元,数额较小且已及时归还,故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能认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对于王某某“空存实转”套取且未归还的1223万余元,在短短4天内将巨额资金全部用于风险性极高的网络赌博非法活动,且销毁、隐匿相关业务凭证并事后逃匿,不具有偿还可能性,故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造成1223万余元无法归还。且王某某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银行系统的资金安全,还会带来巨大金融风险,依法认定职务侵占罪符合罪责刑相适用原则,更能对其行为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案虽系王某某如实告知其父亲套取巨额资金而案发,但案发后潜逃贵阳,公安机关主动开展工作后将其抓获归案。王某某主观上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不构成自首,仅可认定为坦白。思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思南县人民检察院据此提出抗诉,抗诉意见均获二审法院支持。
2. 精准把脉扣准关键节点,在协作配合上强力度,及时追赃挽损。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重点引导公安机关逐条查清王某某套取142笔资金的去向,对用于套取资金的全部账户逐一进行核实,收集银行相关业务凭证及审批手续,核实相关人员是否涉嫌犯罪的证据。紧扣王某某被抓获前几个小时仍向赌博平台转账的细节,第一时间与思南县公安局进行座谈分析,认为追赃挽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要求思南县公安局对网络赌博平台进行依法打击,迅速冻结赌博平台有关银行账户予以追赃挽损。公安机关随即成立打击网络赌博犯罪专班,通过资金查控平台冻结涉案账户37个、涉案款688.65万元。同时,王某某退赃58万余元。
3. 同频共振防范金融风险,在社会治理上谋实效,延伸检察职能。为加强金融系统自律监管,推动源头治理、行业共治,铜仁市县两级检察院组织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观摩庭审开展警示教育。针对本案所暴露出的某银行存在柜面业务系统漏洞,资金监管风险防控机制不足,查库、卡把等内控制度形同虚设,重点岗位和人员管理不到位等金融风险监管问题,分别向涉案银行、铜仁市银保监局制发检察建议,相关金融机构及时整改完善内控机制,调低业务系统远程授权额度和个人无卡存款授权额度,建立个人累计现金存款授权和现金存款累计金额预警机制堵塞业务系统漏洞,建立分层级、分工种的合规组织架构,强化制度落实,加强重点岗位管理。铜仁市银保监会进行责任倒查,对涉案银行予以罚款,对负有责任的行长、分管副行长给予罚款及处分。针对预防企业职务犯罪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进行剖析,为铜仁市多家银行进行专题授课,为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建言献策。
三、典型意义
1. 积极运用抗诉手段,有力维护金融安全。对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企业巨额资金,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应结合行为手段、资金数额、资金用途、偿还能力等客观行为,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以准确区分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对法院判决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均有错误,且判决结果对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或者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精准履行抗诉职责。通过检察监督,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性问题,有效惩治犯罪与维护企业权益并重,警示金融从业人员合法合规执业,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2. 坚持应追尽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损失。经济犯罪案件全面追赃挽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方案之一,也是服务保障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职务侵占案件中,有的行为人将套取的企业资金用于网络赌博,若错失最佳追赃时机则再无挽损可能性,检察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执行力和办案敏锐性,把追赃挽损放在与打击犯罪同等重要的位置,迅速与侦查机关、金融部门协作配合,有效形成内外合力,第一时间查清涉案资金流向,迅速冻结查封涉案账户,共同处置网络赌博平台资金,尽最大可能挽回企业资金。
3. 采取多种有效途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系统是经营管理货币和融通资金的职能部门,金融工作人员接触钱、账、有价单证、印章等重要物品范围广、机会多,具有行业特殊性,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作案的工作条件,一旦监管不力、内控机制失控,将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后果。检察机关应秉持防微杜渐、堵塞漏洞的原则,在办理金融领域职务侵占案件时,要注重结合案件特点,从案发原因着手,探查涉案企业及相关岗位是否存在经营管理问题或漏洞。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专家,加强对金融领域暴露出的共性问题进行研判、预警、处置。并通过检察建议、观摩庭审、专题授课等方式,帮助企业构建和完善刑事风险防控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M、N全国连锁饮品企业运营经理常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蚂蚁搬家” 电子数据筛选 追赃挽损 快消行业合规
【要旨】
“蚂蚁搬家”式职务侵占利用快消品行业消费频率高、使用时限短、消费群体广的特点,增加了取证和定性难度。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自行补充侦查并行,完善证据链条,运用数字化分层思维制定电子数据筛选标准。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依托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同时,通过检察监督和普法回访,推动企业筑牢防火墙,合规有序发展。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2020年7月,被告人常某某先后入职深圳M公司、北京N公司(均为全国知名连锁饮品店所属民营企业),担任华北区运营经理并负责北京区域60余家门店的人事、财物管理。2019年5月至案发,被告人常某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指使其下属区域经理、门店经理在北京市西城区多家店铺于21点后的非高峰时间段以店铺结算系统故障为由要求客户将消费款项扫码支付至常某某的微信、支付宝账户,收到消费者店内消费款项261,319.5元。2019年8月至案发,被告人常某某借用张某某、闫某等8人身份证、银行卡办理了5家“X茶”门店入职手续,并指使各店面店长用专用手机为上述不上班员工代打卡,虚报、冒领薪酬,上述8人将每月工资打到常某某指定账户,虚报、冒领薪酬共211,651.36元。2020年8月至案发,常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部门门店的奶盖机、打杯机等设备通过向公司报损的方式挪运到亲戚的F饮品店经营使用,设备经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为人民币27923元。经司法会计鉴定,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常某某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先后侵占公司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
2021年5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常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6月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院确定量刑建议,认定被告人常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介入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并行,全面取证准确认定犯罪数额。本案常某某采取虚报、冒领薪酬,“公费私收”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属于典型的“蚂蚁搬家”式职务侵占案件。因饮品类连锁店属于快消品行业,具有单笔消费金额小、消费频次高、消费群体广,涉案账户的单笔数额少、数据体量大、转账收入来源多等特点,导致犯罪数额的认定成为审查起诉的难点。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引导侦查机关在交叉比对嫌犯供述与证人证言关键信息的基础上,确定了区分收款时间、区分收款频次、区分收款金额的司法会计审计原则,从几万条转账流水中筛选出与侵占行为疑似关联的上千条记录,检方主动向被害单位关键证人调研取证茶饮门店消费高低峰时间点与消费占比,确立了分层处理的原则,在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合理辩解的基础上,制定各方均认可的电子数据筛选标准,由此确定了本案的犯罪数额。
2. 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追赃挽损实效。鉴于常某某不认可案发前与被害单位达成的赔偿协议中认定的侵占数额,检察机关通过调研确定了新司法审计计算标准,并委托价格鉴定中心对被侵占物料按被侵占时间客观估价,经过细致的逻辑论证与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最终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联系家属退赔。此外,办案过程中发现,常某某下属多名区域经理有“上行下效”挂空饷的行为,行为人虽非法获利,但金额尚未达到入刑标准,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主动联系涉事人员退赔。
3. 全面发挥检察监督职责,助快消企业堵漏建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X茶”品牌所隶属的企业在快速扩张连锁经营规模过程中暴露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及时向该品牌所属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员工警示教育、考勤及物料监管、收银操作规范和店铺备付金使用等方面的整改方案。M、N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认真研究落实,搭建全国门店销售低峰数据预警系统、设备异常数据响应系统,升级公司监控设置、考勤软件,优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门店现金管理制度》,同步开展案件警示教育和员工法治教育,通过后期回访门店落实情况,实现犯罪预防与法律监督双管齐下,引导企业进一步完善刑事风险防控机制。
三、典型意义
1. 数字化办案引导侦查,为同类案件提供指引。本案中,检察机关联合被害企业风控和技术部搭建北京市涉案门店经营收入高低峰的大数据模型,实现企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四方数据共享。利用客观数据模型与主观供述证言相结合,制定四方均认可的数据分层化处理标准,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支付宝、微信收付款大数据筛选提高司法审计可行性和证明力,为开展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工作打好根基。该案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为快消品行业的犯罪认定和预防提供了有益借鉴。
2. 延伸检察监督职能,精准保护快消企业产权。检察机关在查办企业产权受侵害案件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将追赃挽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法律制度手段,将退赃退赔情节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对积极退赃退赔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宽缓量刑建议。同时能动履职,利用案件中发现的“违规不违法”追赃线索,最大程度促使犯罪嫌疑人和企业违规人员退赔,积极挽回企业损失,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提高民营企业获得感。
3. 调研与建议相结合,护航快消品企业合规发展。近年来,快消品行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创造了巨大的产值,但同时本案也暴露出快消品行业快速扩张时管理滞后的短板。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公款私用、公物私挪”的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办案检察机关通过“调研、监督、落实、普法”四步监督工作法,有针对性地发出检察建议,不仅帮助企业净化内部职场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将无序生长的企业拉回合规发展的道路,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一方的良好社会效果。
Z公司技术服务部门陶某及代理商等46人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
职务侵占 虚假售后理赔 内外勾结  法律风险防范
【要旨】
对于企业员工与代理商内外勾结的职务侵占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考虑多方证据,准确认定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人数众多的涉企案件,要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分情节分区域分层级精准化审查处理。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以教育转化为主,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合理运用不起诉权,充分保障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同时,结合企业特点和区域特点,查找制度漏洞,引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陶某等14人在江苏Z公司技术服务科工作期间,伙同四川S公司等全国25家代理商的负责人江某某等32人,在Z公司品牌轮胎售后理赔过程中,内外勾结,由代理商使用废弃轮胎申请虚假理赔,陶某等技术服务科内部人员利用负责轮胎理赔判定等职务便利,进行虚假判定,将代理商不符合理赔条件的轮胎判定成符合Z公司“三包”理赔的情形,致使该公司做出理赔,造成该公司损失2400余万元,代理商取得理赔收益后将其中约50%回流给陶某等人。陶某等14人参与职务侵占金额在148万元至2400余万元不等;代理商负责人江某某、林某某等32人参与职务侵占金额在9万元至322万元不等。
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于2018年6月至10月先后以职务侵占罪对陶某等14名Z公司内部人员和江某某等12名涉案金额巨大的代理商负责人提起公诉;同时,对林某某等20名情节较轻的负责人决定相对不起诉。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至12月先后以被告人陶某等14人犯职务侵占罪判处二年九个月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没收财产;对被告人江某某等12人判处二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二、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确保案件准确定性。因案件中Z公司的代理商属于公司内部技术服务科工作人员的业务对象,客观上存在外部代理商转账给公司内部成员的情形,也有代理商辩解称陶某等人在虚假理赔过程中向代理商索要回扣。为此,检察机关对案件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还是职务侵占罪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了公司内部部门和员工职权分工、公司代理商和技术服务部门工作关系方面的证据。最终,结合犯意由谁提起、钱款的支付计算依据、钱款的来源等关键事实,认定套取理赔款的犯意最初是Z公司内部人员提起,每次混杂在正常理赔中的虚假理赔数量是由内部人员给定“指标”,转账给内部人员的钱款大部分在虚假理赔收益到账后支付,且以虚假理赔收益为计算依据。因此,本案行为性质系Z公司内部人员勾结代理商,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判定理赔的方式,共同侵占公司理赔款,代理商转账给公司内部成员的钱款系企业的财产,转账属于共犯之间的分赃行为,本案应整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
2. 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审慎适用强制措施,进行分层处理。本案所涉及的25家代理商运营着Z公司全国80%的销售网络,如果对涉案代理商的负责人全部逮捕、起诉,可能会导致该企业销售网络瘫痪的严重后果,Z公司多次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理。在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充分听取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在确保无串供及影响侦查可能的前提下,除对2名涉案金额巨大、犯罪行为暂未全部查清的负责人暂行逮捕外,对其余30名代理商负责人均不批准逮捕,或建议公安机关直接取保候审;且在查明案情、明确定性后,主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公安机关变更上述2名负责人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合理运用不起诉权,准确区分犯罪情节,按照宽严相济原则,对不同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层处理,对20名情节较轻的负责人决定相对不起诉,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也按犯罪情节分别建议适用缓刑或实刑。既稳定了外资企业投资信心,也保障了Z公司及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3. 结合企业特点和区域特点,引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Z公司对长期存在的理赔“行业潜规则”缺乏有效惩戒措施、对员工和代理商内外勾结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缺乏针对性培训导致部分员工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向Z公司发出检察建议,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并公开理赔标准、完善内部监管制度、加强法治教育等建议,并对Z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进行了刑事犯罪风险与防范教育培训,得到Z公司充分认可。在此案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联合属地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常熟市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密集地区共建常熟市非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教育基地,面向辖区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法律风险防范教育。
三、典型意义
1. 根据事实证据充分论证,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职务侵占案件时,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收集、审查、认定证据。同时依法能动履职,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本案中,针对不同主体的辩解,检察机关通过充分论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最终,结合犯意由谁提起、获取钱款的手段、钱款的来源等多个方面证据,认定应整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
2. 对涉案人数众多的涉企犯罪案件,区别对待、分层处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合理运用不起诉权,防止“一捕了之”、“一诉了之”。对于涉案企业相关人员,不唯“数额”论,而是综合考虑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退赃、认罪悔罪等情节进行区别对待,既体现教育挽救的方针,也充分保障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3. 综合运用检察建议、法治教育等方式,引导企业构建和完善刑事风险防控机制。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中,除了查明事实、追诉犯罪外,还应注重结合案件特点,从发案原因着手,探查涉案企业存在的经营问题或管理漏洞。要加强与各级工商联协作,共同联合其他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专家力量,研讨涉案民营企业暴露出的共性问题,研判预测刑事风险点。可以通过检察建议、开展犯罪预防法治教育、在企业密集地区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教育基地等方式,帮助企业构建和完善刑事风险防控机制,促进企业合规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18年7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5次会议、2018年10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18年7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5次会议、2018年10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19号)
根据司法实践情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解释》原第六条修改为:“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有证据证明持卡人确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除外: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申领信用卡后透支,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通过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情形。”
二、增加一条,作为《解释》第七条:“催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认定为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有效催收’:
“(一)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后进行;
“(二)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
“(三)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
“(四)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
“对于是否属于有效催收,应当根据发卡银行提供的电话录音、信息送达记录、信函送达回执、电子邮件送达记录、持卡人或者其家属签字以及其他催收原始证据材料作出判断。
“发卡银行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应当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和银行公章。”
三、增加一条,作为《解释》第八条:“恶意透支,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四、增加一条,作为《解释》第九条:“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尚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不包括利息、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归还或者支付的数额,应当认定为归还实际透支的本金。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根据发卡银行提供的交易明细、分类账单(透支账单、还款账单)等证据材料,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审查认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恶意透支的数额难以确定的,应当依据司法会计、审计报告,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审查认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在对上述证据材料查证属实的基础上,对恶意透支的数额作出认定。
“发卡银行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应当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和银行公章。”
五、增加一条,作为《解释》第十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诉;在一审判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次以上处罚的除外。”
六、增加一条,作为《解释》第十一条:“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的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七、将《解释》原第七条改为修改后《解释》第十二条。
八、将《解释》原第八条改为修改后《解释》第十三条,修改为:“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适用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本决定,对《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申请承认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申请承认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2005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59次会议通过,根据2008年12月1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报送的粤高法民一他字〔2004〕9号“关于当事人申请承认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当事人持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和第二百八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依法作出承认或者不予承认的裁定。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6月26日)
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1.张胜川走私、运输毒品案——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挥数十人走私、运输毒品,罪行极其严重
2.严荣柱贩卖、制造毒品、董胜震贩卖、运输毒品案——组织多人制造新型毒品甲卡西酮,向社会大肆贩卖,罪行极其严重
3.阮新华贩卖、运输毒品案——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4.蔡泽雄、林小波贩卖、运输毒品案——积极响应敦促投案自首通告,主动自境外回国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5.吴纪剡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组织多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情节特别严重
6.韩敏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强奸、传授犯罪方法、张淼淼走私毒品、强奸案——采用非接触式手段走私、贩运精神药品,情节严重;利用精神药品迷奸他人,依法数罪并罚
7.马扎根等贩卖毒品案——伪造资质骗购大量麻醉药品出售给贩毒人员,依法惩处
8.夏继欢贩卖毒品案——医务人员多次向吸贩毒人员贩卖精神药品牟利,情节严重
9.纪家林贩卖毒品案——违规购买精神药品出售给吸毒人员,依法严惩
10.韦颖故意杀人案——吸毒致幻杀害无辜群众,致三人死伤,罪行极其严重
案例一
张胜川走私、运输毒品案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挥数十人走私、运输毒品,罪行极其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胜川,男,汉族,1989年6月1日出生,无业。
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以被告人张胜川为首,田爱攀、易德金(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为骨干,多人参与的毒品犯罪集团盘踞在境外。该犯罪集团通过网络招募数十名人员,采取统一安排食宿、拍摄自愿运毒视频等方式控制其人身自由,组织、指挥上述人员走私毒品入境后,采用乘车携带、物流寄递等方式,运往重庆市、辽宁省鞍山市、四川省遂宁市及云南省普洱市、昭通市等地,共计实施犯罪十余次。公安机关共计查获涉案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下同)58694.14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下同)7473.14克、海洛因7423.40克。
裁判结果
本案由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胜川组织、指挥他人走私、运输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张胜川组织、领导多名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走私、运输毒品,通过网络招募数十名人员,控制其人身自由,指挥、安排上述人员探路、邮寄或携带运输毒品,系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张胜川组织、指挥他人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张胜川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一名运毒人员,提供线索使得公安机关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2593克,均已构成一般立功。虽然张胜川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有立功情节,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胜川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张胜川已于2022年4月1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走私毒品属于源头性毒品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始终严格贯彻从严惩处的政策要求,并将走私毒品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作为严惩重点,对于其中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犯罪集团将大量毒品走私入境的跨国毒品犯罪案件。该案参与人员众多,涉案毒品数量巨大,仅查获在案的甲基苯丙胺片剂就达数万克、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均达数千克。以被告人张胜川为首要分子的毒品犯罪集团盘踞在境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网络招募人员,组织、指挥数十人将大量、多种毒品走私入境后运往全国多个省份。虽然张胜川具有坦白、一般立功情节,但根据其犯罪性质、具体情节、危害后果、毒品数量及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结合立功的类型、价值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其功不足以抵罪,故依法不予从宽。人民法院对张胜川判处死刑,体现了对走私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严厉惩治,充分发挥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同时,提醒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不要为挣“快钱”“大钱”铤而走险,应通过正规招聘渠道求职,自觉增强防范意识。
案例二
严荣柱贩卖、制造毒品、董胜震贩卖、运输毒品案
——组织多人制造新型毒品甲卡西酮,向社会大肆贩卖,罪行极其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严荣柱,男,汉族,1960年1月7日出生,无业。2002年4月2日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2009年7月1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董胜震,男,汉族,1981年11月20日出生,无业。
2016年春节后,被告人严荣柱、董胜震密谋由严荣柱制造甲卡西酮,董胜震负责收购。严荣柱将制毒工艺流程交予潘付明(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指使潘付明制造甲卡西酮。潘付明与谭如兆、王息梅(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试验后成功制出甲卡西酮。同年10月初,潘付明与李金文(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商定在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李金文处制造甲卡西酮。同年12月底,李金文等人将制毒地点转移至该镇另一处所,直至2017年3月9日案发。制毒期间,严荣柱提供主要原料,李金文购买辅料并负责日常管理,谭如兆、王息梅指导工人制毒。严荣柱等人共制造甲卡西酮5126.4千克,其中451.4千克被公安机关在制毒现场查获。
2016年10月13日至2017年3月9日,被告人严荣柱联系潘付明,将制造的甲卡西酮贩卖给被告人董胜震九次,共计4675千克。毒品交易期间,董胜震指使何华强(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向严荣柱支付毒资,指使何华强、侯圣利(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驾驶车辆接运毒品,后由董胜震之弟董胜磊(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安排董胜波、葛会师(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将毒品转卖给他人。2017年3月9日,最后一次交易的1000千克甲卡西酮被当场查获。
裁判结果
本案由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严荣柱明知甲卡西酮是毒品而制造并出售,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告人董胜震明知甲卡西酮是毒品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严荣柱提起犯意,组织他人制造毒品并提供主要原料,负责贩卖制出的毒品,董胜震指挥他人支付毒资、接运并销售毒品,二人在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应按照二人各自所参与和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严荣柱制造、贩卖、董胜震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严荣柱、董胜震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严荣柱、董胜震已于2022年8月1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甲卡西酮于2005年在我国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但在国内不存在合法生产、经营,也没有任何合法用途。甲卡西酮作为新型毒品,对人体健康可产生较为严重的伤害,能导致急性健康问题和毒品依赖,过量使用易造成不可逆的永久脑部损伤甚至死亡。本案是一起大量制造、贩卖甲卡西酮的典型案例。被告人严荣柱组织多人大量制造甲卡西酮,不仅提供制毒工艺和主要原料,还负责贩卖;被告人董胜震出资购毒,指挥多人接运和交易毒品,并组织向外贩卖。二人在毒品制售链条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关键作用,致使3600余千克毒品流入社会,另查获甲卡西酮1400余千克,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属于源头性毒品犯罪,历来是我国禁毒斗争的打击重点。人民法院依法对严荣柱、董胜震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大的新型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不断加大。
案例三
阮新华贩卖、运输毒品案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阮新华,男,汉族,1984年2月6日出生,农民。2007年8月7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6年2月4日刑满释放。
2019年2月,吴江(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经他人介绍,得知被告人阮新华有低价甲基苯丙胺出售及阮的联系方式,遂将上述信息告诉唐四凡(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后阮新华与吴江、唐四凡约定交易甲基苯丙胺1000克,唐四凡向阮新华微信转账5000元。同月18日,阮新华将藏有约1000克甲基苯丙胺的包裹从云南省瑞丽市邮寄至湖南省平江县虹桥镇一超市,并通知吴江领取。同月21日,吴江伙同他人前往签收包裹并送至唐四凡处,后吴、唐二人向阮新华支付部分购毒款。
2019年3月下旬,被告人阮新华与吴江、唐四凡再次约定交易甲基苯丙胺,唐四凡等人向阮新华支付定金2万元。同年4月22日,阮新华将藏有甲基苯丙胺的包裹从瑞丽市邮寄至江西省修水县一小区侧门商铺。同月24日、25日,阮新华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阮某(时年17岁,另案处理)代收上述毒品,并让阮某准备透明塑料袋、电子秤分装毒品。后因阮某未买到上述物品,阮新华安排吴江前去取货。同月26日上午,唐四凡伙同他人来到修水县城,在该县一宾馆房间与吴江及其同伙会合。阮新华指使阮某到该宾馆,对当日进出人员进行拍照、录像以确认毒品买家情况。当日11时许,吴江与唐四凡到快递点签收包裹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包裹内查获甲基苯丙胺1992.19克。同年8月18日,阮新华被抓获。
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阮新华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阮新华采用物流寄递方式跨省贩运甲基苯丙胺,并指使他人进行监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阮新华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近3000克,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阮新华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且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实施本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阮新华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阮新华已于2022年10月28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好奇心强,容易受到不良周边环境的影响,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或者成为被引诱、教唆、欺骗吸食毒品以及出售毒品的对象。本案是一起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参与贩卖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阮新华指使未成年人阮某代收毒品、准备工具分装毒品未果,后又指使阮某到宾馆拍照、录像确认毒品买家情况,将阮某引上歧途。阮新华曾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重刑,刑满释放之后五年内又实施严重毒品犯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对阮新华依法从重处罚并适用死刑,突出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亦较好地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案例四
蔡泽雄、林小波贩卖、运输毒品案
——积极响应敦促投案自首通告,主动自境外回国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泽雄,男,汉族,1984年4月30日出生,务工人员。
被告人林小波,男,汉族,1985年4月24日出生,务工人员。
2017年5月,游志文(已另案判刑)联系被告人林小波购买毒品,林小波联系被告人蔡泽雄,约定由蔡泽雄向游志文提供甲基苯丙胺20千克。后游志文伙同李雨时、徐源昌(均已另案判刑)来到广东省陆丰市,与林小波、蔡泽雄商谈毒品交易事宜。同月27日上午,蔡泽雄驾驶装有毒品的车辆与林小波到游志文所住酒店房间,蔡泽雄将补齐重量的149.3克甲基苯丙胺交给游志文、李雨时。后林小波驾驶上述车辆与李雨时、徐源昌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交接毒品。游志文确认毒品交接完成后,将60万元毒资交付给蔡泽雄。当日20时,游志文、李雨时、徐源昌在福建省泉州市一酒店房间被抓获,公安人员从游志文所租车辆后备箱及后备箱左侧夹层内查获甲基苯丙胺共计20.02千克。蔡泽雄、林小波案发后潜逃境外,后于2020年12月1日主动到云南省孟连县孟连口岸向陆丰市公安局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蔡泽雄、林小波结伙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蔡泽雄、林小波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罪行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蔡泽雄是毒品卖主,决定毒品交易的价格、方式,收取毒资;林小波在毒品交易、运输过程中行为积极,二人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林小波的作用相对小于蔡泽雄。二人从境外自动回国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罪行,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对蔡泽雄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对林小波的量刑应与蔡泽雄有所区别。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蔡泽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林小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二审刑事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在坚持整体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突出打击重点的同时,也注重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以严为主、宽以济严、罚当其罪。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体现区别对待,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达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的效果。本案是一起犯罪分子自境外回国投案构成自首的重大毒品案件。二被告人系当地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向社会发布的《关于敦促涉毒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中所列在逃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看到该追逃通告后通过亲属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主动要求投案,并在投案过程中克服地域、语言、交通等困难,投案意愿坚定,反映其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二被告人积极响应司法机关发布的敦促投案自首通告,主动自境外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情节,对二人予以从宽处罚,对其他在逃人员具有示范感召意义,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五
吴纪剡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
——组织多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情节特别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纪剡,男,汉族,1982年3月2日出生,务工人员。
被告人吴小雄,男,汉族,1970年12月28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黄曜昌,男,汉族,1978年11月4日出生,务工人员。
被告人吴辰凯,男,汉族,1995年12月11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林有泉,男,汉族,1994年2月28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黄兆祥,男,汉族,1973年8月6日出生,务工人员。2010年4月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22年4月底5月初,被告人吴纪剡、吴小雄兄弟二人共谋生产麻黄碱并出售牟利。吴小雄联系被告人黄曜昌,准备在福建省连城县黄曜昌的养猪场生产麻黄碱,黄曜昌同意,并以2万元出资和场地租金1万元入股。吴纪剡联系他人购买约500千克含有麻黄碱成分的药片,并购买辅料及防腐手套等,委托他人运至连城县交接给吴小雄、黄曜昌,再由黄曜昌运至养猪场。吴纪剡、吴小雄联系被告人吴辰凯生产麻黄碱,吴辰凯邀约被告人林有泉参与。同年5月12日,吴小雄驾车将吴辰凯、林有泉送至连城县,再由黄曜昌驾车将二人载至养猪场。吴辰凯、林有泉用粉碎机将含有麻黄碱成分的药片碾碎,加入辅料,采用化学方法加工、提炼麻黄碱。其间,黄曜昌帮忙碾碎药片等,吴小雄安排被告人黄兆祥帮其和黄曜昌运送含有麻黄碱成分的药片,黄兆祥还负责送饭及购买容器等。同月18日,公安人员现场查获含麻黄碱75844.37克的粉末等物质及生产麻黄碱的工具。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纪剡、吴小雄、黄曜昌、吴辰凯、林有泉、黄兆祥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麻黄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在共同犯罪中,吴纪剡、吴小雄共谋生产麻黄碱并联系生产人员,吴纪剡购买、运送主料和辅料,吴小雄联系生产场地,运送生产人员,指使他人运送主料;黄曜昌出资入股,提供生产场地,参与运送主料、辅料及生产人员,在生产麻黄碱过程中提供帮助,三人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黄曜昌的地位、作用相对较小。吴辰凯、林有泉、黄兆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六被告人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吴辰凯、林有泉、黄兆祥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吴纪剡有吸毒劣迹,黄兆祥有故意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吴纪剡、吴小雄、黄曜昌、吴辰凯、林有泉、黄兆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年八个月、七年、三年十个月、三年七个月、三年二个月,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制毒物品犯罪属于制造毒品的上游犯罪。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我国不断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不但在立法层面加大惩治力度,且始终坚持“打防并举、综合施治”方针,持续严格管控制毒物品。麻黄碱被列为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是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主要原料。在利益驱使下,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购买可用于合成麻黄碱的化学品或者含麻黄碱成分的药品,非法生产麻黄碱贩卖以牟取暴利,导致制造毒品等犯罪的蔓延。本案系一起犯罪团伙组织生产麻黄碱的典型案例。涉案麻黄碱数量达75千克以上,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已达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对三名主犯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三名从犯依法从宽处罚,既体现了人民法院从严惩处制毒物品犯罪的鲜明立场,也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案例六
韩敏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强奸、传授犯罪方法、张淼淼走私毒品、强奸案
——采用非接触式手段走私、贩运精神药品,情节严重;利用精神药品迷奸他人,依法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敏华,男,汉族,1992年3月30日出生,KTV服务人员。2012年1月12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5年4月28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张淼淼,男,汉族,2000年6月2日出生,餐饮服务人员。
2021年7月至10月,被告人韩敏华明知三唑仑、溴替唑仑、咪达唑仑等为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且他人系出于犯罪目的而购买,仍通过互联网联系境外卖家购买,通过支付宝转账或网络虚拟货币等方式支付钱款,采用改换包装等手段从境外寄递入境贩卖给全国多地买家,其中部分系韩敏华收取后又联系他人在境内邮寄贩卖。韩敏华走私、贩卖、运输精神药品20余次,共计三唑仑150片、溴替唑仑120片、咪达唑仑针剂92支。韩敏华还以微信聊天、发送视频等方式,向买家传授使用上述精神药品致人昏迷的具体操作方法,以及迷奸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内容。
被告人张淼淼明知上述精神药品系从境外发货,仍向被告人韩敏华购买,并提供境内收货地址,共计走私溴替唑仑20片、咪达唑仑针剂15支。张淼淼购买三唑仑等后,欲对被害人梁某实施迷奸,于2021年10月9日欺骗梁某喝下溶解有三唑仑的奶茶,但梁某未完全昏迷。韩敏华明知张淼淼正在实施强奸行为,仍实时指导张淼淼如何使用相关精神药品,张淼淼根据韩敏华的指导再次欺骗梁某服用三唑仑、注射咪达唑仑等,致梁某失去意识,进而对梁某实施奸淫。次日,张淼淼与他人经预谋,欺骗被害人于某某服下三唑仑,又对失去意识的于某某注射咪达唑仑,后张淼淼等二人轮流对于某某实施奸淫。
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韩敏华明知是毒品而从境外购买并走私入境后贩卖、运输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通过网络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其行为已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明知他人正在实施强奸犯罪,仍实时传授迷奸手段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张淼淼明知是毒品而走私,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采用药物迷晕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实施奸淫,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且具有轮奸情节。对韩敏华、张淼淼所犯数罪,均应依法并罚。韩敏华多次走私毒品入境并向多人贩卖,情节严重。韩敏华有故意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在强奸共同犯罪中,张淼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韩敏华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韩敏华、张淼淼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韩敏华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对被告人张淼淼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三唑仑、溴替唑仑、咪达唑仑均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具有镇静催眠等作用,长期服用易产生身体和心理依赖,在被作为成瘾替代物滥用或者被用于实施抢劫、强奸等犯罪时,均应认定为毒品。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三唑仑等物质的催眠作用,诱骗女性服用,趁女性昏迷之际实施奸淫。因国内严管,犯罪分子难以购得,遂通过互联网联络境外卖家购买,经电子支付手段或者利用虚拟货币付款,伪装后利用国际快递走私入境并在境内贩卖扩散,有的引发严重次生犯罪。本案是一起利用走私入境的精神药品迷奸他人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韩敏华以“迷奸药”作为售卖宣传点,采用“互联网+物流寄递+电子支付”手段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20余次,贩卖对象涉及全国多个省份,向买家传授具体使用方法,甚至实时指导他人用药实施迷奸,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大。被告人张淼淼购买走私入境的毒品,并用于实施迷奸,其强奸二人且有轮奸情节,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本案表明,毒品不仅给吸食者本人带来严重危害,还可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对本案被告人依法严惩,彰显了坚决打击此类涉麻精药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的严正立场。同时,提醒社会公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于不熟识的人给予的食品、饮品等应提高警惕。
案例七
马扎根等贩卖毒品案
——伪造资质骗购大量麻醉药品出售给贩毒人员,依法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扎根,男,汉族,1977年7月1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段红霞,女,汉族,1984年8月8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石艳艳,女,汉族,1985年4月6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方文娟,女,汉族,1988年5月14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沈富成,男,汉族,1985年4月27日出生,农民。
2017年2月,被告人马扎根经与贩毒人员共谋,通过伪造癌症病人住院病案首页、身份证件等资料,在多家医院办理多张麻醉卡。马扎根持麻醉卡以每片0.4元的价格从医院骗购哌替啶片(度冷丁),再以每片13元的价格出售给贩毒人员,并以给予一定报酬为诱惑,将麻醉卡提供给被告人段红霞,让段红霞为其到医院骗购哌替啶片及发展下线。2017年2月至2018年9月间,马扎根及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被告人段红霞、石艳艳、方文娟、沈富成,多次采用同样手段从医院骗购哌替啶片,均被马扎根加价出售给贩毒人员。各被告人贩卖哌替啶的数量分别为:马扎根744克、段红霞328.4克、石艳艳124.6克、方文娟36.7克、沈富成26克。
裁判结果
本案由甘肃省合水县人民法院一审,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扎根、段红霞、石艳艳、方文娟、沈富成明知哌替啶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而骗购获取后出售给贩毒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马扎根、段红霞贩卖毒品数量大,石艳艳贩卖毒品数量较大;方文娟、沈富成多次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马扎根与贩毒人员共谋,伪造资料办理麻醉卡从医院骗购哌替啶片,积极发展、指使下线使用其提供的麻醉卡从医院骗购哌替啶片,并出售给贩毒人员牟利,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和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段红霞、石艳艳、方文娟、沈富成直接或间接受马扎根指使从医院骗购哌替啶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段红霞、方文娟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段红霞、方文娟、沈富成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方文娟、沈富成积极退赃,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马扎根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对被告人段红霞、石艳艳、方文娟、沈富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七年、二年、一年九个月,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患者病历资料从医院套取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并贩卖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系一起持伪造资料办理麻醉卡从医院骗购哌替啶出售给贩毒人员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马扎根经与贩毒人员共谋,伪造多份癌症患者资料,在多家医院办理麻醉卡骗购麻醉药品,发展多名下线采用同样手段实施犯罪,并将骗购的麻醉药品加价数倍出售给贩毒人员牟利,不但导致大量医疗用麻醉药品流入涉毒渠道,还严重扰乱了药品经营管理秩序。人民法院一体打击骗购麻精药品并向贩毒人员出售的犯罪团伙,认定马扎根为团伙主犯并依法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体现了严惩此类犯罪及其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的主犯的坚定态度;同时,对本案中具有从犯、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其他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体现了区别对待、宽以济严。
案例八
夏继欢贩卖毒品案
——医务人员多次向吸贩毒人员贩卖精神药品牟利,情节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夏继欢,男,汉族,1988年3月30日出生,医务人员。
被告人夏继欢系重庆市某营利性戒毒医院医生,具有开具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处方资格。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夏继欢冒用他人名义开具虚假处方,以每盒170元的价格从医院骗购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明知购买者系吸贩毒人员,仍多次以每盒350元至450元不等的价格向多人贩卖,且均未开具相应处方,共计出售422盒(10片/盒)。
裁判结果
本案由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夏继欢身为依法从事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人员,向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夏继欢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向多名吸贩毒人员贩卖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情节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夏继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强,部分常见毒品逐渐较难获得,一些吸毒人员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医疗用麻精药品作为替代物滥用,以满足吸毒瘾癖,具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系一起戒毒医院医生向吸贩毒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牟利的典型案例。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医疗用途,但被滥用极易形成瘾癖,兼具药品与毒品双重属性。被告人夏继欢身为戒毒医院执业医师,利用职业便利,冒用患者名义虚开处方套取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多次加价贩卖给多名吸贩毒人员牟利,犯罪情节严重。“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夏继欢的行为违背职业操守,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导致医疗用精神药品流入涉毒渠道,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依法对夏继欢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刑,并处以高额罚金,彰显了严惩此类犯罪的严正立场。对于推动强化麻精药品源头管控,促进加强相关机构和人员管理,严防医疗用麻精药品流入涉毒渠道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
纪家林贩卖毒品案
——违规购买精神药品出售给吸毒人员,依法严惩
基本案情
被告人纪家林,男,汉族,1988年3月20日出生,跑腿代购员。
2020年至2021年,被告人纪家林在辽宁省辽阳市某医院使用多人多张就诊卡购买阿普唑仑片。2021年11月17日11时许,纪家林在该医院以11元的价格购买1盒阿普唑仑片后,明知陈某某系吸毒人员,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给陈,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阿普唑仑片1盒(40片/盒)被查获。公安人员另从纪家林身上查扣阿普唑仑片1盒和就诊卡12张。
裁判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纪家林明知阿普唑仑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仍贩卖给吸毒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纪家林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纪家林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阿普唑仑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长期服用易成瘾,突然减药或停用易出现戒断反应,严重时可危及生命。一些犯罪分子以牟利为目的,明知他人为滥用而购买,仍套购此类药品非法出售。本案是一起违规购买阿普唑仑后贩卖给吸毒人员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纪家林明知阿普唑仑是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且他人购买系作为毒品滥用,仍加价近10倍向吸毒人员出售,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在案证据显示,纪家林还曾使用多人多张就诊卡违规购买阿普唑仑片。纪家林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关于麻精药品的管理规定,还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依法应予严惩。人民法院根据纪家林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定罪处刑,体现了“涉毒必惩”的态度立场。同时,提醒广大公众切勿随意将自己的就诊凭证借予他人,防止被他人违法利用。
案例十
韦颖故意杀人案
——吸毒致幻杀害无辜群众,致三人死伤,罪行极其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韦颖,男,汉族,1987年5月1日出生,无业。
2020年6月4日7时许,被告人韦颖与他人一起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携带尖刀至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湘江北路河畔。韦颖认为在此活动的被害人刘某(男,殁年19岁)对其生命有威胁,遂持刀捅刺刘某颈、胸部等处数刀,致刘某死亡;后持刀砍向正在附近跑步的被害人吴某某(男,时年49岁),吴某某避过;认为被害人许某(女,时年20岁)是“女杀手”,又持刀捅刺许某背部多刀致其轻微伤。被害人肖某某(男,时年52岁)见状喝止,韦颖持刀捅刺肖某某背部致其受重伤。
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韦颖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韦颖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后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无辜群众,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微伤,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韦颖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韦颖已于2023年6月21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抑制或者致幻作用,会导致吸毒者狂躁、抑郁甚至出现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症状,进而导致其自伤自残或实施暴力犯罪。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本案是一起因吸毒致幻而故意杀人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韦颖吸毒后产生被害幻觉,在公共场所杀害无辜群众,致三人死伤,另有一名群众因躲避及时得以幸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该案充分反映出毒品对个人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值得吸毒者深刻警醒。人民法院在严惩韦颖罪行的同时,也警示社会公众自觉抵制毒品,切莫以身试毒。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篇
(2022年11月10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庭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创建“E解纷”平台、村社配置专属解纷二维码、类案“填空式”调解协议模板、“一企一联系人”制度、企业风险“防火墙”、搭建“法企之桥”“区域发展”服务智囊团、和谐家庭建设“服务样板”、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和顺茶馆”综合治理品牌,以人民法庭自身建设为支撑点,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以新型业态为核心点,多点并进、多措并举,建立一体化联动纠纷解决机制,助推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张家湾法庭
构建“4×3”服务体系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案例点评:张家湾法庭紧扣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立足实际,对内优化职能,对外延伸服务,积极拓展参与基层治理深度、拓宽多元解纷广度、提升诉讼服务温度,构建“4×3”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体系,有效激发社会各参与主体的能动性,不断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融合发展需求。
张家湾法庭地处北京市通州区腹地,案件管辖地域承载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综合交通枢纽、三大建筑、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古镇等多项重点功能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快,城乡融合发展任务重,司法保障需求突出。今年以来,张家湾法庭构建“4×3”工作体系服务辖区发展,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京津冀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法庭。
一、“三优化”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一是重心下移,优化法庭工作职能。将立案、诉讼服务、诉前财产保全、多元调解、案件速裁精审等职能整合,并开展集约送达和集中排期工作,让矛盾纠纷高效化解不出辖区。1-8月,张家湾法庭审查立案1774件,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咨询156次,诉前调解收案2545件。二是力量下沉,优化解纷队伍建设。增设1名立案员和诉服员,方便群众就近立案、就近咨询。增设2名速裁法官和5名特邀调解员,简单纠纷诉前调解,类型纠纷快审速裁,疑难纠纷精审细判。1-8月,调解员诉前调解成功284件,法官速裁1013件,后端精审918件。三是服务下倾,优化服务保障功能。打造“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治理链,服务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项目获区十佳基层社会治理品牌,工作模式在《北京改革情况交流》上推介。
二、“三层级”铺设一站式解纷网络
一是一站通办,设立多元解纷中心。在两镇两街设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选派党员干部、员额法官、特邀调解员、行政调解力量等入驻,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诉前调解、立案登记、案件查询等一站式服务。二是服务到家,铺设村社解纷站点。在村居社区设立解纷联络站,常驻解纷联络员,负责村级矛盾排查上报、纠纷调处化解等工作。依托本院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下沉诉讼服务到村居社区。已汇集村社解纷联络员130人。三是数字赋能,构筑智慧解纷平台。建设“E解纷”平台,村社配置专属解纷二维码。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覆盖率100%。自“E解纷”平台运行以来,群众提交解纷需求97起,多元化解70余起。
三、“三助力”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府院联动,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庭长讲法”促进党政领导“会前学法”。参与镇街重大决策事项、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法律论证咨询,以司法建议、白皮书等方式,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今年以来,参与镇街联席会商20次,提供法律参考意见54项,发送司法建议7份。二是多元共治,助力“接诉即办”工作。主动融入北京市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与属地党委政府建立双向联络,定期通报重点工作进展,对接司法保障需求。信息共享,审判数据与市民热线数据定期比对,“E解纷”与“湾事通”“文明银行”等在线治理平台对接。紧扣镇街考核中涉法涉诉问题,常态化联席会商。3-8月,以会商指导、联合调解等方式参与辖区12345重难点工单办理759件。三是服务保障,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以服务保障“两区”建设,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关注产业培育、项目引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司法需求,积极推动将司法服务纳入产业功能区公共服务标配清单。
四、“三同步”稳妥化解新型城镇化建设衍生纠纷
一是重点研讨,保障试点稳步推进。结合通州区作为北京市撤村建居改革试点,重点关注村转居中集体土地和资产处置、农转非等法律问题,及时研讨,统一裁判尺度。上半年,妥善审理涉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交通枢纽建设定向安置房系列案件,依法保护农民房产权益,确立三定三限三结合安置房裁判规则。二是协调联动,健全纠纷化解机制。加强“法官普法”,推动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出庭应诉。围绕物业管理、邻里矛盾等涉宜居生活事项,加大普法宣传、座谈交流,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村社群众自治能力。三是分类施策,化解城镇化衍生纠纷。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问题,部门联动,调判结合。对城镇化衍生家庭纠纷,适用“一户一宅”“成员平等”的基础上,参照乡风村俗。密切关注老年人居住权问题,贯彻民法典规定,保障“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李七庄法庭
多点并进多措并举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案例点评:李七庄法庭将区域优势与战略机遇相融合,以加强法庭自身建设为支撑点,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以服务新型业态为核心点,以多元解纷为突破点,以家事审判为创新点,积极探索城区人民法庭在城市地区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径,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司法服务效能。
西青区人民法院李七庄法庭辖区为李七庄及津门湖两个街道,位于天津市外环城市发展带,该区域先行先试宅基地置换楼房、撤村建居,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一直探索在城市化建设的最前沿,是西青区乃至天津市城市化建设的典范。今年4月25日,李七庄法庭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京津冀三地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法庭。
一、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管源头治未病
一是系统治理体现新担当。主动融入街道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乡村振兴工作,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水平。从近年来涉辖区村、居、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案件入手,分析高发多发深层次原因,主动与街道党委沟通,提出8条针对性的司法对策,推动开展问题合同专项整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今年上述单位成诉量仅为21件,同期相比减少60%。二是综合治理体现新作为。加强与派出所、司法所、矛调中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共建联建,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召开碰头会8次,推进基层党建创新与基层治理创新相结合,邀请社区村队干部到法庭参与纠纷调解、庭审观摩和座谈交流,促进基层干部依法解纷能力和法官群众工作能力共同提升,零距离融入综治网格。三是依法治理体现新成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司法裁判树立行为规则,以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明,立足审判职能,加强裁判说理,在公正裁判中传递法治力量,建树法治权威,发挥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二、以多元解纷为突破点,延伸服务触角
一是多元解纷展现新理念。坚持把非诉解纷机制挺在前面,积极回应群众司法需求和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推动更多力量向疏导端用力,着力减少诉讼增量,在诉讼服务、法治宣传中提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前置指引,弘扬非诉解纷理念,积极回应,将纠纷化解在矛盾对抗发展的初期。二是诉前调解跑出加速度。围绕诉前调解聚合力,今年7月初步形成以法庭为联络基站,组建由李七庄司法所、派出所、商事调解组织组成的解纷联盟,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优势,激发商事调解的积极性,引领打造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二道防线,法官与调解员一对一结对子,通过线上、线下开展调解工作,1+3+N诉前调解模式初见成效。今年7、8两个月调解各类纠纷27件,均已全部履行。三是延伸触角融入同心圆。辖区村、居、合作社并存的现实仍带有熟人社会印迹,从乡村到城市,多数村居的调解组织作用不再显著。积极落实调解平台“三进”工作要求,让调解组织重新焕发活力,目前已走访对接村居15家,在重构“一社区一法律调解员”机制上发力,定期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借力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及警务室,构建法律网格员体系,将服务触角向基层再延伸,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有序重构“调解优先”格局。
三、以新型业态为核心点,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关注集体资产保护,保护城乡居民合法权益。股份经济合作社系西青区城市化建设的新探索,围绕集体资产流转、村转居,股东权益保护等事项开展调研后,在王兰庄、邓店股份经济合作社设立法官联络室,为集体企业发展建言献策,为村转居的身份和权益保护提供法律支撑,平等保护城乡居民合法权益,上述两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了零诉讼,邓店社区被评为天津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二是关注楼宇经济发展,提升司法保障效能。辖区楼宇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中小型企业较多,围绕楼宇经济发展制定重点企业、重点商圈、重点项目清单,组建服务楼宇经济专业团队,形成一楼宇、一团队工作模式,统一裁判尺度,优化诉讼流程管理,通过法官上门坐诊,诉前介入调解,诉中联动化解,判后答疑回访等方式,对接司法需求,努力将法庭职能与都市楼宇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微信办案、在线诉讼,及时化解纠纷,加快审判节奏。三是关注行业特色,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辖区有王兰庄汽车城、商贸城等特色产业,针对汽车产业发展特点,研判涉汽车买卖及上下游产业的案件类型,重点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
四、以家事审判为创新点,打造和谐社区
一是强化改革创新,打造特色品牌。以城市法庭建设试点为契机,创新审判理念,探索圆桌审判方式,引进家事、邻里纠纷观察员机制,引导当事人用更积极、更包容的心态化解家庭、邻里纠纷,着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强化法治温度,引领社会新风尚。辖区有天津市人口超密集的富丽津门湖社区,家事、邻里纠纷突出。从实质性化解家事纠纷为出发点,联合村居及妇联组织,加大调解力度,对矛盾纠纷分层过滤,形成化解合力,适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用好家庭教育指导令,坚决打击家庭暴力、高价彩礼等不良习气,引领社会新风尚,促使居民生活水平及法治意识双双城市化。今年5月发出西青法院第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三是强化一站式标准,坚持司法便民举措。对于涉少、涉老、涉困、涉残等家事邻里纠纷案件,考虑当事人特殊情况,依旧坚持做好巡回审判,开通绿色通道,通过一次性告知等便民机制,一次庭审解决率达95%以上,让群众少跑路,同时开展庭长接待日及判后回访,为弱势群体纾难解困,提供即时诉讼服务。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柳泉法庭
创新“1321”工作方法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案例点评:柳泉法庭聚焦新时代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向城镇转型中突显的类型化社会矛盾特点和突出问题,创新制定“1321”工作法,服务农村产业发展和资产管理改革,突出农村生态保护,优化诉权保障和诉源治理,不断推进司法民主,探索司法护航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径。
柳泉法庭地处“京南明珠”--廊坊市固安县中部,辖55个行政村。辖区正由以农业为主向产业配套、旅游服务为主的宜居宜业产业新城进行转型,高铁新区、城南新区正在筹备建设中。柳泉法庭以今年5月份被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为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为契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新“1321”工作法,依托党委政府,携手地方,联合社会力量,谋求多向共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档加速,产生积极效果。
一、强化一体领导,掌舵定向推动创新发展
一是强化法院系统领导。省、市法院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扑下身子,深入法庭、村庄,一竿子插到底,开展蹲点调研,问需于驻地党委、政府,献计于法庭建设,在加强充实调整法庭工作机制等方面想办法、出点子。二是强化党委属地领导。县委书记挂帅,吸纳发改、财政、农业农村、柳泉镇等单位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建立人民法庭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联席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磋商,既谋建设又谋发展,推动试点工作走深走实。三是强化统筹协调领导。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统筹乡村振兴,法庭先行,将司法工作放进全县经济发展大盘中找定位,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中谋出路,共力发挥基层法庭效能“最大值”。党委牵头,法庭与政府部门良性互动,积极在重大项目、重大活动启动前进行法律“质检”,让惠民利民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二、聚焦三项服务,突出主题发挥工作职能
一是服务特色产业发展。紧盯乡村发展、企业需求、人民期盼,开展暖企助企行动,建立“健康体检”台账,完善“一企一联系人”制度,对辖区23家企业提供“诊疗式”服务,提出意见建议80余条,构筑企业风险“防火墙”。多次深入调研国家民委命名挂牌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韩寨民族村,就羊肠衣加工出口、产业升级“把脉问诊”,促进村寨经济健康发展。二是服务集体资产管理改革。法庭与各村委“共学共建”,多次入村推动“三资”清理工作,协助55个村街清查资金2563.33万元;重点审查涉村集体资源的各类合同契约,促进重新签订合同1735户。三是服务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研学环境资源案件专业知识,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助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把司法服务产业发展、农村改革和生态保护主题谋深做细。
三、优化两个端口,固本强基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强化乡村普法宣传,发挥法治指引功能。把好诉权保护“端口”,开展“法治副校长在行动”“以案说法”等活动,选取典型案件开展巡回审判,组织干警深入村庄社区,宣讲婚姻家庭、劳务纠纷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千方百计保护群众合法权益,该做法被学习强国、河北长安网转发。二是凝聚多元解纷力量,深化涉农诉源治理。延深诉源治理“端口”,对辖区142名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推出“菜单式”服务,确保学习内容入脑入心、培训知识真学真用。推进村街建立“红黄绿”纠纷隐患分级预警机制,采取矛盾苗头半月报备、突发即报的互通共解工作模式,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今日我当值”活动,辖区调委会轮流到法庭值班,参与案件诉前化解和诉中调解。三是拓展法庭服务职能,引导文明乡风建设。借助辖区南房上村清代名臣于成龙孝廉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和睦温馨的人伦文化,倡导崇德求同理念,激励村民自律,指导辖区55个村庄制定村规民约,推动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
四、巩固一线阵地,创建示范法庭提升质效
一是夯实基础建设。紧扣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主题,组建三个审判团队,派驻一个执行工作组,大力弘扬“四有法官”冯国生同志的英模事迹,提振精神风貌。借鉴“枫桥人民法庭”等优秀国内先进法庭建设成果,升级诉讼服务中心、家事调解室装备,推动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二是优化便民流程。推进“立调审执”一体化工作体系运转,制作便民提示牌,精简工作流程,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判决后调解+执行前劝导”等做法,获得当事人点赞。三是推进司法民主。深入推进司法全过程民主,让群众参与、感受、评价和监督基层法庭全部司法活动,聘请兼职民主监督员,匿名评价打分,以百姓口碑擦亮“廊坊经验”。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河西法庭
创建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助推新型城镇化法治改革
案例点评:河西法庭形成以法庭为联动核心,村(社区)委员会、司法所、派出所、网格员、道德协调员、法律帮扶员以及心理咨询员为联络站,探索创建“老梁工作室”“综治协调站”“心理疏导站”“法律帮扶站”以及“道德协调站”为翼的一体化联动纠纷解决机制,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河西法庭地处临汾市尧都区经济发展重地河西工业区,所辖五镇两乡一办事处,全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里汇集,二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来自这里。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矛盾和纠纷的数量也迅速上升,城乡融合发展任务重,司法保障需求突出。近年来,河西法庭坚持以党组领导为核心、群众工作为根本、公平正义为首要、“枫桥经验”为基石,探索形成一核多元的纠纷化解机制。
一、推动党建与审判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
一是以党建“领航”。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在系统内率先召开党建工作会议,持续提升党员修养的同时增强干警业务能力,明确法院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融入纠纷解决中。二是以党建“筑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运用“四联四促”党支部工作法,把党支部打造成推动强核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党建与审判“双促进、双提升”。三是以党建“解纷”。与所辖五镇两乡一办事处中的部分经济发展重点村落、社区、景区和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党委、支部进行结对子,深入乡镇、社区,认真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更好地化解矛盾。
二、搭建一核多元化联动纠纷解决机制
河西法庭聚合社会力量,以群众工作为基石,创办“一室四站”。成立以来,案件判决率逐年下降,调撤率逐年上升,获得辖区百姓的一致好评。收案由2020年的989件下降至21年的749件,2022年至今的464件,收案率下降15.14%,其中家事由2020年的265件降至2021年的210件,2022年至今的165件。一是老梁工作室。法庭“老梁们”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经验,深入走访辖区,走村访户,带案下乡现场巡诊,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解民忧,矛盾发现在萌芽状态,纠纷化解在隐患之中。二是综治联调站。法庭协同辖区派出所、司法所、村联络员,利用他们对乡土村规民约更为了解的优势,配合法庭联调巡诊人员先行处理矛盾纠纷,将化解纠纷的关口前移,将法治的触角延伸在基层,法治的眼睛关注在基层,法治的耳朵倾听在基层,法治的堵点化解在基层。三是“三老”道德协调站。邀请省人大代表、省工商联副会长、山西省劳模以及扎根在基层几十年的老党员、老英模、老模范现身纠纷调解,以品德修养指引人,以德育力量感化人。四是法律帮扶站。邀请资深律师现身说理,参与调解,帮扶弱者指导诉讼,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让专业精准高效的法律服务普惠乡民。五是心理疏导站。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开展心理疏导,对症下药,让纠纷化解更彻底,案件了结不反弹。
三、发挥司法能动作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不断延伸司法职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主动融入当地党委领导的治理体系,将“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法治中,重点关注征地拆迁纠纷、集体资产处置等法律问题,及时研讨,统一裁判尺度。目前,法庭年巡诊量达300余起,化解纠纷100余件。二是加快信息化建设。创建“互联网+”的一站式诉讼中心,全面实现网上立案、网上送达、远程视频调解开庭等功能,提升法庭处理案件的速度和效率,提升法庭办公办案场所的信息化能力,不断增强法庭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三是主动下沉解纷力量。针对较难解决的征地拆迁纠纷,组织法官到纠纷现场进行现场调解与释理,提供法律帮助,解答征地拆迁纠纷等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2020年调解人员与法官巡回乡镇,共化解诉前纠纷362件,2021年458件,2022年396件。
四、全方位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一是优化调解场所。设置各具特色的调解工作室,通过圆桌布局,悬挂调解标语等环境布局,确保案件当事人在调解室中充分感受到温馨,从而拉近双方当事人的距离,为案件成功调解奠定良好基础。仅家事案件调撤率由43.8%上升至63.07%。二是创新审判模式。对事关民生的各类案件,特别是涉及农资、赡养、抚养费、抚恤金、劳务报酬的案件,建立民生案件甄别制度。要求立案工作人员在立案审批中,对此类案件进行甄别,符合条件的,建立快立、快审和快结的绿色诉讼通道。三是宣讲法律知识。组织干警利用法庭“下乡巡诊”、巡回审判、主题党日活动等时机,结合相关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积极宣讲法律知识,并就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一对一”精准答疑解惑,使广大群众了解如何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田师付法庭
“点线面”结合构建解纷体系大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案例点评:田师付法庭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主动履职尽责,抓前端,治源头,积极参与构建党委统领、对接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群众广泛参与的非诉解纷服务体系,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田师付镇地处辽东半岛东部,是辽宁工业重镇,住建部等7部委公布的全国重点镇。田师付人民法庭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主动履职尽责,抓前端,治源头,积极参与构建党委统领、对接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群众广泛参与的非诉解纷服务体系,辖区内矛盾纠纷成讼率明显降低,上半年人民法庭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近20%,没有出现一件信访案件。
一、以诉讼联络员为点,延伸基层治理触角
在辖区乡镇党委的支持下,田师付法庭邀请辖区15个村、社区工作人员担任诉讼联络员,镇党委下发文件确定人员,法庭颁发聘书,将服务职能触角通过15名“编外法官”纵向延伸到矛盾纠纷最末端。按照目标管理职责,对村、社区中出现的矛盾纠纷,法庭指导诉讼联络员入村、社区进行化解;对已经成讼的矛盾纠纷,法庭和诉讼联络员同步开展调解,努力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同时,借助诉讼联络员协助法庭入村(社区)入户送达法律文书、现场勘验等,宣传诉讼联络员便民、惠民的服务形式和宗旨;并在各村、社区设立固定便民服务点,公示诉讼联络员联系方式,接受群众咨询,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讲法等法治宣传活动。上半年,诉讼联络员通过非诉化解纠纷52起,参与法庭案件调解42件,协助入户送达法律文书32次,提供、查询当事人信息25份。
二、以“一庭两所”为线,搭建基层治理框架
田师付法庭联合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联动机制,对深入村、社区发现的矛盾纠纷,能化解的第一时间由驻村、社区民警进行调解,不能当场化解的,联合村、社区人民调解员、诉讼联络员进行调解;对涉法类、经济类和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由法庭和司法所提供法律支撑,三方联合调解;对法庭、司法所在日常工作发现有潜在性、苗头性的矛盾纠纷,经分析适合公安机关调解的,转交公安派出所进行调解,适合其他单位进行处理的,可由公安派出所转递移交。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三方配备专职联络员,建立微信工作群,负责日常工作衔接、沟通;定期召开联席会,分析工作,总结经验。同时,加强对辖区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以及辖区涉及企事业单位改制、环境保护、征地拆迁、涉众型利益受损、涉校园、医疗、婚恋家庭等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建立风险预警模式,第一时间共享信息,及时开展研判应对和前端化解工作。上半年联动调处矛盾突出、多人纠纷10件次,均妥善化解。辖区本桓铁路田师付路段施工单位临时占用土地未予复垦,村民堵道阻止施工;该起纠纷影响较大,且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田师付法庭及时启动联动工作机制,精准发力,将矛盾纠纷依法妥善化解。
三、以群众参与为面,实现基层治理全覆盖
田师付法庭与辖区村委会签订“以自治、德治为根本,以努力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就地、就近解决不出村,推动少讼乃至无讼为目标”的无讼村共建协议,通过邀请村干部、村代表走进法庭观摩庭审,发动群众共同调解涉本村村民诉讼案件,法官定期入村进行法治宣传等共建工作形式,合力推动村民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并在辖区15个村、社区的“评理说事点”设立便民联络点,为群众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引和法律指导,夯实打造非诉解纷机制的群众基础。建立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督促机制,通过向当事人发出《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释法明理,激励、督促当事人兑现承诺,自动履行率近20%,提高群众对非诉解纷机制的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络,让更多社会力量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线下线上联动,促使诉前调解成功率达到30%以上,对引导群众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产生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青东法庭
深化四大工作机制打造和谐劳动用工环境
案例点评:青东法庭立足辖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实际情况,发挥地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区位优势,紧扣国家战略,铸造联调共治体系,优化诉讼服务模式,加强跨域协作,丰富法治宣传载体,多措并举营造和谐劳动用工环境,助力示范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青东法庭地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工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紧邻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辖区经济活跃、产研互动、新业态发展迅速,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为践行“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为核心的诉源治理工作理念,法庭立足区域实际,集中管辖全区劳动争议案件,探索构建“四大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打造和谐稳定的劳动用工环境,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
一、建立“二二一”诉调机制,形成多点联调新格局
一是搭建“两个平台”,共享资源信息,开辟多元解纷通道。与区总工会搭建“微信云平台”,确保信息共享、多方联动,及时对接工作,切实提高对苗头性问题的预测预判能力和疑难复杂问题的应对处置能力,并联合成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平台,推进“3+2+X”预防和化解劳资纠纷工作,开辟司法确认绿色通道,至今已妥善化解劳资纠纷3,000余件。二是成立“两个站点”,前移解纷端口,健全行业调解机制。立足辖区大型物流企业集中这一特色,与区总工会、人社局联合指导推进快递物流行业“圆通工作站”“韵达工作站”站点建设,发挥行业调解优势,提升企业内部自主协商解纷能力。2021年进入诉讼程序的快递企业劳资争议案件同比下降达84.35%,将大量群体性纠纷化解在源头。三是构建“一个体系”,加强人民调解,推动诉源治理工作。与辖区街镇司法所共同构建人民调解工作培训体系,定期指派专职调解员至法庭跟班学习,培养专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提升人民调解群众认可度,发挥好法庭诉源治理、化解基层矛盾的重要作用。
二、落实“便民利民”解纷机制,满足群众司法新需求
一是设立劳动巡回法庭,延伸司法服务窗口。为服务两大国家战略,根据与区总工会、人社局、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浦区劳动争议调裁审对接工作的方案》,分别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的徐泾及工业园区设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至今成功化解纠纷176件。二是巧用智慧法庭平台,破解传统诉讼难题。推动全流程网上办案工作模式,坚持便民原则,利用午休、晚间进行在线或异步庭审,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就劳资纠纷案件共开展线上庭审91件次,在线签发文书56份,保障诉讼活动不因疫情“绊住脚”。三是强化类案集中审理,优化司法审判质效。针对类案形成“集中送达、集中排庭、集中审结”审理模式,优化审判质效。6月复工以来,集中审理的案件调撤率近76.8%,包括4批次共计36起群体性纠纷。
三、加强“示范区一体化”协作机制,促进跨域共治新发展
一是建立跨域裁审例会机制,保障适法统一。与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两地法院及仲裁委视频连线召开劳资纠纷裁审情况例会,推进裁审衔接,统一裁审口径,提升示范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质效。二是建立跨域法律培训机制,服务基层治理。与两地法院通过“共享法庭”联合开展劳资纠纷化解系列法律培训,邀请三地企业代表参与,引导企业遵循合理、有限、善意原则行使用工管理权,深入拓展诉源治理。三是建立跨域研商交流机制,实现博采众长。与两地法院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法庭跨域司法协作制度的实施意见》,覆盖示范区12家人民法庭,合力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
四、拓展“以案释法”长效机制,建设文明和谐新城镇
一是挖掘“小案件”示范效应,引领社会风尚。连续三年出台《青浦区审裁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撰写法宣案例21篇,其中“为父奔丧”“微信群调侃领导”“高温津贴”等相继被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转载。二是主动走进企业,规范用工管理。针对企业用工不规范问题三年共发送司法建议7份,多次开展公众开放日、“送法进企业”系列活动,引导企业构建和谐劳动文化。三是下沉基层调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新就业形态等问题走访调研,发布审判白皮书、精品案例等合计14篇。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花桥法庭
多元协同跨域联动绘就基层善治同心圆
案例点评:花桥法庭立足“江苏东大门、沿沪第一线”区位特点和经济发展新趋势,建立起以凝聚非诉解纷力量、培育特色工作品牌、加强跨域一体协调为支撑的“立体化诉源治理”模式,服务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
江苏昆山市连续17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辖区花桥镇对接上海的“东大门”。花桥法庭辖区经济社会发达,跨域交流活跃,基层治理要求、纠纷化解需求也相应较高。近年来,法庭立足辖区实际,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大格局、诉源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提升司法效能和群众解纷体验、基层治理成效。2021年至2022年6月,新收案件同比减少24.2%。
一、凝聚基层解纷力量,织密诉前调解“过滤网”
依托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加强与多元解纷力量的衔接,推动纠纷化解从法庭“单打独斗”向基层“协同发力”转变。2021年以来,引导诉前解纷2537件,相当于同期审结案件的71.44%。一是完善特邀调解队伍。选聘4名曾任镇工会主席、村书记等职的退休干部,2名曾获江苏省法院系统二等功、“江西省法院调解能手”称号的外地退休法官,形成既熟悉本地社情民意也了解外来人口特点的特邀调解队伍。2021年以来,6名特邀调解员诉前成功解纷1816件。二是扩大专业调解队伍。争取司法行政机关派驻人民调解员,并设立调解工作室。2021年以来,委托调解612件,成功化解721件。三是加大调解指导力度。编写调解辅导手册,常态化开展“审务进基层、法官进网格”“社区干部进法庭”等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纷指导。2021年以来,培训人民调解员104人次,邀请社区干部参与调解、观摩庭审107人次。
二、延伸司法工作半径,建强参与治理“桥头堡”
紧扣县域、镇域治理需求,坚持重心前移、内外衔接,促进法庭工作从“单纯办案”向“注重治理”转变。一是夯实助推基层治理“前沿阵地”。在陆家镇设立巡回法庭、“无讼村居”示范点,并联合该镇党委政府,在全国率先建立镇域治理法治服务中心,吸收基层干部、村(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分批轮流进驻一个月,由资深法官进行法治能力教学,并指导开展矛盾纠纷调处、“援法议事”引导、风险隐患排查、村规民约论证完善等服务,在服务群众、企业和基层组织过程中,提升基层治理协同度和法治化水平。二是打造和谐家庭建设“服务样板”。联合昆山妇联,在法庭设立包括学法堂、反家暴庇护室等功能区的“昆山婚姻家庭建设指导中心”,并成立以女性干警、特邀调解员为主的志愿团队,形成集普法、调解、审判、庇护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三是推出护航发展和安全“量身服务”。加强司法大数据挖掘,定期向党委政府报送《工作季报》,推动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消除风险。立足辖区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趋势,创立“助企法律超市”品牌,深入调研企业法律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出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常用品”,政策解读、精准建议等“特需品”。
三、融入一体发展格局,架起区域共治“连心桥”
立足辖区毗邻上海的特点,积极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和治理协同,推动自身角色从“小法庭”向“大平台”转变。一是创新“党建+”司法协作机制。与上海嘉定法院安亭法庭、青浦法院青东法庭构建“沿沪党建互融共创区域法治‘红三角’”党建服务品牌,并在花桥法庭开辟三庭协作办公场所,互派干警锻炼学习,共同开展毗邻区域企业走访、纠纷化解等工作。二是搭建跨域人大代表联络平台。主动对接花桥镇人大和上海安亭镇、白鹤镇人大,在全国率先设立跨省域的法庭“人大代表联络站”,并聘请5名昆山人大代表和5名安亭、白鹤人大代表为矛盾调解员,参与纠纷化解79件。异地人大代表还以花桥法庭为窗口,积极调研“打通断头路”“飞地治理”等问题并提出有效建议。三是完善跨域案件参审陪审工作。推动选任8名在花桥居住、在上海工作的人员为人民陪审员,发挥其熟悉“双城化”生活现实的优势,有效参与涉沪案件审理,并促进其成为熟悉依法解纷方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的法律“明白人”。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望春法庭
激活村镇共治“一池春水”绘好基层治理三篇文章
案例点评:海曙望春法庭针对乡镇转型发展实际,探索设立24小时“小纠纷化解微信群”及“法+司+警”调解联盟等多层次治理网络,形成了“主动靠前治理、联动化解纠纷、共享法治资源”的村镇共治新模式,实现基层治理纵横交贯的良好效果。
海曙法院望春法庭位于宁波城市“西客厅”集士港镇,现辖3个乡镇,6000余家企业及1个省级工业园区。近年来,望春法庭坚持高站位服务发展、高品质服务群众、高质效办理案件,积极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收案连续三年下降,2021年以来诉前化解矛盾纠纷1500余件;先后荣获全省法院集体二等功、宁波市青年文明号等荣誉,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到法庭考察调研并予以肯定。
一、主动靠前治理,做好城乡融合的共建文章
一是设立“24小时”纠纷化解群。当前,法庭辖区多个乡镇处于由“镇”转“城”关键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多、基层干部找法急、村社到法庭路远。2018年,望春法庭专设“小纠纷化解微信群”,邀请村书记、乡镇干部入群,并组建由“法官+司法员+民警+特约律师+调解员”的调解团队入群解答,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累计答复约1020余次,解决纠纷940余件。该项工作获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充分肯定,认为是新时代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二是组建“法+司+警”调解联盟。为群众提供“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便利,整合辖区三大解纷资源。通过与乡镇签订辖区矛盾综合治理协议、与司法所建立诉前调解案件委派属地司法所调解机制、与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高桥派出所建立司法警情直通车,成功打造“平安共同体”。在一起涉众房地产纠纷中,以示范判决化解400余户业主的期房延迟交付纠纷。2022年以来,望春法庭案件调撤率达71%,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服判息诉率达90.82%。三是打造“区域发展”服务智囊团。助力宁波重塑都市空间,与行政法官组成专业服务团队,先后参与宁波西枢纽、机场四期建设等重大枢纽性工程法律研讨,为多个征迁项目启动提供法治保障,化解涉及上千户居民的桃源心境小区、联升佳苑小区拆迁安置纠纷。
二、融入乡村建设,做强乡村善治的法治文章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依托“春雨先锋”特色党建品牌,与集士港镇山下庄村等基层党组织围绕政治理论联学、组织生活联建、阵地资源联享、重点工作联动、党建品牌联创开展“五个一”党日活动。将5个审判团队下沉到39个村社,进一步夯实乡村治理根基。二是厚植文明乡风。以公正裁判引领弘扬传统美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入“田间地头”,2021年以来开展巡回审判18次。一起94岁老人与五子女的赡养纠纷在村中开庭,吸引大批村民旁听,促成众子女主动履行赡养义务。以法官进网格为带动,就农村常见纠纷与村民、村干部在大礼堂、家风馆开展丰富多彩的话家常、聊法治互动,共同推进9个“无讼村”创建。三是规范治理方式。在镇党委牵头下与国家级民主法治村民乐村结对,大力开展移风易俗、送法下乡活动。突出“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帮助完善村规民约,培育村民自治素养,向乡镇村社发送司法建议,从源头减少征地拆迁纠纷。
三、培养法治人才,做优崇德尚法的引领文章
一是精选一批“青春宣讲员”。选优配强法庭力量,12名法庭干警平均年龄34.8岁,研究生比例达到75%。联合高桥司法所等单位共建法律宣讲团,以“案”说法、以“事”说理,在社区开展消费者权益维护、老年人防诈骗讲座活动8场,受众累计1600人次。二是带好一批“法律明白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制定乡镇调解员入驻暨能力提升培养计划,由三个乡镇选送网格员、调解员在法庭接受专题培训,以点带面、教化并用,提升依法解纷能力。三是培育一批“法治未来星”。打造“沉浸式”法治体验,与高校和中小学搭建不同形式的普法平台。以案例讲解、庭审观摩等法律研学为主题,联合宁波财经学院建立法治教育导师机制,法官与师生走进社区现场解纷;以趣味、萌新、小小法官为主题,开展“张小花普法系列活动”,在孩子心中种下法治梦想。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沙河法庭
延伸司法服务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法治高地
案例点评:沙河法庭以“一室两员”建设为抓手,搭建跨部门联动格局,聚力法治宣传教育,助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法治高地。
沙河法庭地处庐山北麓,辖区两乡一镇两街道,管辖面积、人口均占柴桑区1/3以上。法庭立足城郊法庭定位,延伸司法服务,深化诉源治理、优化部门联动、强化宣传教育,法治护航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深化诉源治理,打通综治最后一公里
一是设立法官工作室。在帮扶村设立法官工作室,就邻里纠纷、家事纠纷等开展巡回审判、属地调解,通过邀请乡贤参与、运用方言乡音等贴近群众的调审方式,达到寓教于审、释法明理、实质解纷的效果。同时,依托工作室提供上门立案、法律咨询等服务。自2021年3月工作室成立以来,共开展巡回审判8次,就地调解纠纷18起,上门立案5起,提供法律咨询40余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二是选派干警进网格。选派法庭业务骨干进驻综治网格,建立挂点干警和网格员名册,实行周走访制度。在走访中摸清网格基本社情、重点人员、社会治理难点;收集群众涉法诉求和意见建议,调处矛盾纠纷;开展防诈、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等。三是选好人民陪审员。结合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从村、社区干部及热心公共事业人员中,选任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其熟悉村情、社情和乡土人情关系网络作用,为公正审理案件、妥善化解矛盾提供帮助。2021年人民陪审员参审率56.7%,同比提升3.6个百分点。
二、依托党委领导,构建社会治理联动格局
一是融入基层治理联席会机制。积极参与基层党委领导下的“一庭两所”(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社会治理联席会机制,在基层党委分管领导的召集下,定期召开会议,报告辖区案件办理情况、涉诉信访情况,会商重大矛盾纠纷的化解处置等。每季度召开平安建设工作群众报告会,通报平安建设工作举措、工作动态及工作成效,联席会运行情况纳入地方平安建设考核指标。二是凝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合力。联合公安、检察、妇联、民政、未保站等部门,设立“妇女儿童维权岗”,发挥各单位专业优势,建立维权协作机制,开展联合家访、回访帮教等。2021年以来,维权岗举办心理教育课堂2期,开展联合家访3次,回访帮教1人,心理咨询2人。2021年,沙河法庭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三是联合打造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在市关工委指导下,设立九江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发挥“五老”余热,常态化地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坚持社会治理从娃娃抓起,引导青少年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听党话、跟党走的下一代中国梦实践者。
三、落实普法责任,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一是领导做示范。院长担任辖区学校法治副校长,推动建立“院校共建法护未来”审教结合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联动机制,提升青少年学生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二是主动走出去。在3·15、六一、宪法宣传周等时间节点走进辖区学校、企业、村组及社区,宣传民法典、反有组织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新近实施的法律法规,进行防校园欺凌、防性侵、防校园贷等校园自护教育,开展防养老诈骗、电信诈骗,扫黑除恶等专项宣传,增强居民依法维权意识。三是积极请进来。充分发挥“青年文明号”桥梁纽带作用,在“青年文明号”开放周,举行法庭开放日活动,邀请中、小学生走进法庭,旁听、模拟庭审,近距离体验司法活动,教育学生树立法治信仰。2021年以来,沙河法庭开展法治宣传20次,发放宣传册3000余份,惠及辖区居民4000余人。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石岩法庭
立足城区法庭职能定位探索市域治理新路径
案例点评:石岩法庭立足辖区工业重镇实际,紧扣市域治理需求,推动建成街道级“一站式”多元调处平台,精准培育工会、商会等社会调解组织,推进“无诉”社区标准化创建,有力服务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石岩法庭司法管辖区为石岩街道,辖区常住人口近70万,企业70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600余家,是典型的工业重镇。石岩法庭立足城区法庭职能定位,深度融入辖区市域治理,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1-7月,辖区内基层调解纠纷量同比上升23.4%,诉前委派调解量同比上升11.5%,诉讼案件量同比下降15.6%。
一、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打造基层综合治理大格局
一是依靠党委领导优势,搭建多元调处平台。在街道党工委支持下,推动建成街道多元调处中心,将街道综治信访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庭诉调对接中心以及行政执法服务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搭建“一站式”多元调处平台。2021年,街道多元调处中心共接待群众4927人,调处纠纷3579件,完成司法确认311件。二是借助人大代表影响力,化解重大矛盾纠纷。法庭“诉调对接站”入驻基层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与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建立对接关系,借助人大代表力量成功化解了一批涉历史遗留、重大市政建设工程的群体性纠纷,“人大代表+法官”纠纷化解模式被《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三是发挥法庭专业优势,精准服务党委决策。出台《加强人民法庭诉源治理工作规程》,以年度诉讼案件白皮书、专题报告等形式反映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的社会问题、潜在风险,为辖区党委社会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实行诉前、诉中、诉后、执行全链条调解工作模式,促进“案结事了”。近三年,辖区街道信访量持续下降,进京非访、重大群体性事件“零发生”,党委领导下多元共治的工作模式得到省、市两级党委高度认可。
二、聚焦多发矛盾纠纷,积极培育社会治理新力量
针对辖区内企业众多,劳动争议和商事纠纷占纠纷总量超60%的特点,石岩法庭积极引导工会和商会参与纠纷调解。一是打造培育基地,为调解组织提供成长平台。引导工会、商会组建调解工作室并入驻法庭诉调对接中心,分别开展劳动争议、商事纠纷调解工作。两年来,工作室共调解劳资纠纷1115件、商事纠纷272件,调解成功率分别为64.4%和48.9%,2021年辖区街道劳动争议诉讼案件首次下降,且下降幅度达24.7%,工作室在辖区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二是实行结对辅导,提升调解队伍的专业性。为入驻诉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配备“法官辅导员”,借助法官专业优势对调解员进行“一对一”辅导,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解纷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三是优化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的履行率。为调解组织提供类案“填空式”调解协议模板,简化司法确认申请程序,实现调解和司法确认程序一体化运行,高效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2020年石岩法庭办理的“胡某等31人劳动争议申请司法确认案件”入选全省法院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报》以“打好司法确认和调解组合拳”为题对石岩法庭工作经验进行了报道。
三、首创无讼社区标准,筑牢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
一是制定“无讼”社区标准,为无讼创建提供指引。与辖区街道办联合在全省率先出台“一个平台、五项机制、五个指标”系统化的“无讼”社区创建标准,为“无讼”社区创建提供了指引,让传统“无讼”模式适应城市化转变,成为市域治理的重要抓手。二是下沉司法力量,实现社区对接全覆盖。在辖区10个社区均建立“诉调对接站”,各配备1名社区法官开展调解指导、司法确认办理等工作,助力社区在源头化解纠纷。2022年上半年,社区法官共指导基层调解23次,各社区成功调解纠纷2013件,同比上升20.5%。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让“无讼”文化深入人心。通过巡回审判、“无讼”文化课等方式,广泛宣传“无讼”文化和多元解纷理念,让“有纠纷、到社区、先调解”成为群众的解纷习惯。《人民法院报》以“服务前移,让无讼社区落地开花”为题对石岩法庭推进“无讼”社区创建工作进行了报道。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家桥法庭
共创“和顺茶馆”亮点品牌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陈家桥法庭聚焦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将法院服务基层治理工作与川渝茶馆文化深度结合,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共识,与街镇政府等单位共同创建“和顺茶馆”社会综合治理品牌,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安置区社会治理难题。
陈家桥法庭是城乡结合法庭,司法辖区内的回龙坝镇正处于大征地大拆迁大建设的转型期,农转非人员被集中安置,但安置区内矛盾纠纷频发,传统的治理手段收效甚微。陈家桥法庭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于2019年底与回龙坝镇政府等单位在聚龙城社区共同首创“和顺茶馆”社会综合治理品牌,推动诉源治理实质化。该镇涉诉案件呈下降趋势,从2019年的452件下降到2021年的227件。“和顺茶馆”已入选重庆市市域综合治理优秀典型事例,并入围2022年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现沙坪坝区已建成16家“和顺茶馆”,年底将实现全域覆盖。
一、打造三大特色功能区,提供安置区社会治理空间载体
利用川渝民众喜欢聚集在茶馆饮茶、摆“龙门阵”的特点,在茶馆内部打造三大特色功能区。一是打造和顺解纷工作室,提供问诊式服务。由茶馆工作人员日常收集安置区纠纷信息并制作台账,对接法官及助理每周到工作室分类施策地化解纠纷。对外公布法官及助理的联系方式,方便人民群众法律咨询。现已累计化解纠纷300余件,提供法律咨询200余次。二是打造和顺巡回审判庭,推进情景式普法。融合“和则顺”的茶馆文化,将原、被告席设为条桌条凳,并配备专业庭审设备。每月选取安置房买卖、物业纠纷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力争达到“诉讼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现已累计开展巡回审判40余次,“点对点”地推送典型案例11期。三是打造和顺堂,满足多元化需求。为普法宣讲、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展特色联络活动、安置区居民议事等提供空间。现已累计开展法律宣讲20余次、特色联络活动8次。
二、建立四个融合工作机制,助推安置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将“党建联席会议”“一街镇一法官”“一庭两所”“一站式多元解纷”等机制与“和顺茶馆”建设深度融合,建立四个融合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主动报告机制。每月主动向回龙坝镇党委、政府报告安置区涉诉案件情况,为回龙坝镇推进安置区社会治理提供决策参考。现已累计报告18次,发出专项报告1份、司法建议5件。二是建立干警下沉机制。要求对接法官及助理下沉至安置区,加入社区工作微信群,指导社区完善管理制度,积极参与各项治理活动。三是建立群体事件会商机制。发现存在群体事件风险时立即向回龙坝镇党委、政府提出预警;群体事件已发生时立即启动会商处置机制,由人民法庭牵头,派出所和司法所参与纠纷化解。现已累计提出预警5次,诉前牵头化解群体事件10起,涉及群众500余人。四是建立定期法治培训机制。通过法律文本解读、法官示范调解、指导调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等进行专题法律培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参与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力争矛盾不出街镇,纠纷就地化解。现已累计开展法治培训16次,共参训300余人次。
三、采取五项保障措施,强化安置区社会治理资源供给
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成立茶馆工作推进小组,由分管副院长任组长,法庭庭长任副组长,法庭副庭长、对接法官及助理为组员,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二是争取共建资金,就参与茶馆建设经费问题向院党组专项汇报,争取到资金10万元,建立了数字化的巡回审判庭。对调解员调解成功且司法确认的案件予以经费补贴。三是保持新闻宣传热度,对法庭参与茶馆建设及运行的举措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传,联系人民网、新华网、法制日报及重庆日报等媒体持续跟踪报道。四是提供大数据支撑,通过对接派出所数据系统,运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匹配当事人身份信息,对民事案件进行属地识别、划分类别,精准指导诉源治理。五是落实绩效考核,将地方党委、政府及人民群众对法庭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效果的评价、安置区涉诉案件量的增减情况及司法确认案件数量纳入法院对接法官及助理的绩效考核范围。
四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法庭
赋能优势产业发展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四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法庭积极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聚焦白酒产业生态链全链条治理,推动集约化办案、一体化执行提升司法治理效能,搭建“法企之桥”提供精准司法服务,赋能优势产业健康发展。
四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法庭作为全国首个以白酒产业命名的法庭,聚焦白酒知识产权保护,以专业化审判为抓手,延伸司法服务职能,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赋能优势产业发展,服务经济建设大局,深入推进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立足专业审判,提升司法治理效能
一是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推进“三合一”审判模式。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法庭任职、聘请白酒行业专家担任“技术调查官”、邀请法学专家咨询指导,提高专业化审判水平。建成白酒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和典型案例。联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发布《酒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完善白酒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二是全区涉酒类民商事案件集中审理,全面掌握白酒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涉诉动态。运用大数据分析研判300余家酒类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法律风险,及时提出针对性法律建议,护航白酒产业生态链健康发展。三是“调立审执”一体化。专设法庭执行团队,建立审执一体化考核台账,将一体化理念贯穿全流程。引导诉前调解和财产保全,倡导调解当庭履行,提高判决可执行性,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判决,执行到位率提升至90%以上,切实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
二、搭建“法企之桥”,加强法治保障力度
一是以案释法破难题。针对案件反映出的突出问题,园区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配送、售后服务、人力管理等环节的潜在法律风险问题,制作“问诊式”司法服务台账。针对公司治理、小微企业发展、知名品牌保护、酒窖价值评估等疑难问题,提出精准化、专业化法律建议。建立酒类企业涉诉信息数据库,有针对性提高司法效率和服务保障力度,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指数,提升法治化治理水平。
二是以“法企之桥”微信群为载体,通过涉企法规政策、典型案例、e推送”,线上“微培训”,线下“小座谈”,让企业及时精准掌握相关法规,提升其依法治企能力。与园区36家规模以上企业共建“法治专员”机制,提供“一企一策”精准司法服务,把司法服务工作纳入法庭单独考核项目。三是开设“泸法麒麟”法治讲堂,做实法治文化品牌建设。通过公开庭审、巡回审判、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送法进园区、进企业,为企业经营者、职工普法,成果显著,荣获“2016-2020年四川省普法先进单位”称号。
三、构建联动机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联动,形成“党政主导、法庭主推、部门主责、基层主抓、群众主体”的治理工作格局。法庭干警入驻综治中心,主动参与辖区内矛盾纠纷化解。与园区管委会、派出所、司法所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参与辖区企业案件纠纷化解“碰头会”,及时给予法律指导,尽最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阶段。二是法庭与镇、街道、园区网格深度融合,通过“小网格”带动“大治理”。加强与网格员联动,充分运用网格员信息资源协助送达、调解、执行。法庭干警入驻网格,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统筹力量提前介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三是完善特邀调解工作机制,切实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白酒行业协会等为特邀调解组织,选任退休法官、检察官为调解员驻庭调解。对矛盾纠纷进行繁简分流,将标的10万元以下的案件交由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2020年以来成功调处矛盾纠纷500余件。通过示范性判决机制减少案件增量,2022年案件同比下降23%。法庭申报的“服务园区知识产权保护”试点项目先后被确立为完善农村司法体系改革专项工作试点项目、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工作创新项目、2021年度泸州市依法治市特色创新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
(2018年10月30日)
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目录
一、徐云英诉山东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案
二、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
三、袁西北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一案
四、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
六、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资质行政许可案
七、孙桂花诉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环保行政许可案
八、成都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科技项目资助行政许可案
九、毛爱梅、祝洪兴诉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一、徐云英诉山东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案
(一)基本案情
徐云英的丈夫刘焕喜患肺癌晚期并发脑转移,先后于2014年4月8日、2014年6月3日两次入住淄博万杰肿瘤医院治疗,2014年7月8日医治无效去世。在淄博万杰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医疗费用105014.48元。2014年7月21日,徐云英申请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给予办理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关于对申请人徐云英合作医疗报销申请的书面答复》(以下简称《书面答复》),依据五莲县卫生局、五莲县财政局莲卫字〔2014〕2号《2014年五莲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刘焕喜就诊的医疗机构不属于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决定不予报销。徐云英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所依据的政策规定不符合省、市相应政策规定的精神,侵犯其合法权益,为此向五莲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五莲县人民政府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的《书面答复》符合规定,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莲政复决字〔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徐云英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同时,对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所依据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参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该款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作出了限缩性规定,不符合上位法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书面答复》应予撤销。对于徐云英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依据上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否报销,需由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据此,二审法院撤销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并责令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徐云英的申请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增加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条款。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以上位法为依据,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条款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本案涉及到的上位依据包括:《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暂行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参合农民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非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费用不得纳入新农合基金补偿。”山东省卫生厅、民政厅、财政厅、农业厅《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完善省内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制度,凡经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三级以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在全省范围内互认;统筹地区根据参合农民就医流向,通过签订协议互认一、二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当地规定的同级别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补偿比例。”《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参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定,限缩了行政相对人选择就医的权利,不符合上位依据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二、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月,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以下简称城区派出所)和淳安县公安消防大队(以下简称淳安消防大队)曾多次对方才女经营的坐落于淳安县千岛湖镇龙门路53弄11号出租房进行消防检查。同年2月11日,城区派出所和淳安消防大队再次对方才女的出租房进行消防检查。同年2月13日,城区派出所向方才女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同日,淳安消防大队也向方才女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其中认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与淳安县公安局认定的基本相同,并责令方才女于2015年3月11日前改正。3月13日,城区派出所和淳安消防大队民警对涉案出租房进行复查,发现方才女对“四、五、六、七层缺少一部疏散楼梯,未按要求配置逃生用口罩、报警哨、手电筒、逃生绳等”违法行为未予改正。同年3月16日,城区派出所决定立案调查,次日,城区派出所民警向方才女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同日,淳安县公安局作出淳公行罚决字[2015]第1-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方才女的行为构成违反安全规定致使场所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决定行政拘留三日,并送淳安县拘留所执行。方才女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并对被诉处罚决定作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即行政程序中适用的《浙江省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要求》(以下简称《消防安全要求》)《关于解决消防监督执法工作若干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关于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整治中若干问题的法律适用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合法性进行一并审查。
(二)裁判理由
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方才女的出租房屋虽被确定为征迁范围,但其在征迁程序中仍用于出租,且出租房内未按要求配置逃生用口罩、报警哨、手电筒、逃生绳等消防设施。淳安县公安局根据《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的规定,认定方才女的行为构成违反安全规定致使场所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违法事实清楚。《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均属于合法的规范性文件,淳安县公安局在行政程序中应参照适用。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方才女的诉讼请求。方才女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对《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的审查,淳安县公安局认定案涉居住出租房屋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定性准确。方才女提供的证据以及询问笔录均显示其负责案涉出租房屋日常管理,系案涉出租房屋的经营管理人员,依法应对案涉出租经营的房屋消防安全承担责任。方才女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人申请附带审查的《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是否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进行了扩大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适用的对象是“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对案涉规范性文件条文的审查,明确了对居住的出租房屋能否视为“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这一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容与范围并不固定。本案中,居住的出租房物理上将毗邻的多幢、多间(套)房屋集中用于向不特定多数人出租,并且承租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已与一般的居住房屋只关涉公民私人领域有质的区别,已经构成了与旅馆类似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公共活动场所。对于此类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出租获利的同时理应承担更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因此,《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所规定的内容并不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相抵触。
三、袁西北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一案
(一)基本案情
袁西北的住房属江西省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于都县政府)委托于都县自来水公司,根据袁西北户从2010年2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的自来水使用情况,征收了袁西北户的污水处理费共计1273.2元。袁西北以于都县政府对其征收污水处理费违法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于都县政府全部退还已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依法对《于都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裁判结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以及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江西省发改委赣发改收费字[2010]135号《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赣州市物价局赣市价费字[2010]15号《关于核定于都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批复》确定的征收范围均明确是“在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区范围内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达标污水的所有用水单位和个人”。但《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却扩大至“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不能作为于都县政府征收袁西北污水处理费的合法性依据。在袁西北未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情况下,于都县政府向其征收污水处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返还。故判决撤销于都县政府征收袁西北城市污水处理费的行为,责令于都县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袁西北返还1273.2元污水处理费。此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于都县政府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其对涉案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予以修改。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及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范围由征收对象和征收对象实施的行为确定。征收对象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区范围所有用水单位和个人,且征收对象需实施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行为。但《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却扩大至“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征收范围后,于都县政府在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扩大征收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修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司法建议作为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在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后向有关机关发出司法建议,可以促进执法质量、扩展审判效果。
四、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案情介绍
2015年1月,刘振杰通过“12331”投诉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79号华堂商场一层超市销售的进口食品吉百利巧克力饼干中英文营养成分表数值不一致,要求进行调查,并提供了购物小票及涉案产品外包装,产品外包装显示涉案产品的中国经销商为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
2015年2月2日,北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丰台食药局)对华糖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华堂商场丰台北路店(以下简称华堂丰北路店)进行现场检查,于2015年2月9日予以立案。2015年5月11日,丰台食药局作出(京丰)食药监食罚[2015]27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及责令改正通知书并送达华堂丰北路店。被诉处罚决定书认为华堂丰北路店经营上述食品营养成分表中的中英文数值不一致,不符合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以下简称《通则》)3.2的规定,属于经营标签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行为,违反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原《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依据原《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华堂丰北路店没收违法所得153.6元,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
大昌公司认为《通则》3.2项违背了原《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超越了食品安全的适用范围以及食品安全的定义范畴。食品营养成分要求作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仅仅涉及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要求。本案所涉产品为普通食品,因此《通则》并不适用于本案。同时被诉处罚决定书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处罚程序方面均违法,故请求法院撤销丰台食药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同时对《通则》3.2项附带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通则》的制定符合原《食品安全法》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的立法目的,并为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内容之一,其3.2项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不抵触,丰台食药局作为被诉处罚决定书的依据并无不妥。丰台食药局以此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大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大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至二审法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其原诉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通则》3.2项的规定与立法目的并不相悖,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即《通则》3.2项的规定合法,且应当作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书的适用依据,且大昌公司的标签标注行为构成了对《通则》3.2项的违反,被诉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请求附带审查的权利。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本案中,案涉《通则》3.2项规定: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应使用中文。如同时使用外文标示的,其内容应当与中文相对应,外文字号不得大于中文字号。本案的裁判理由部分从立法目的、上位法的具体法律规定等角度详细阐明了《通则》3.2项合法,应当在本案中作为法律依据予以适用的理由。二审法院更是将案件的争议焦点固定在《通则》3.2项的法律适用方面,通过对《通则》3.2项合法性的确认、《通则》3.2项应作为本案的法律适用依据、大昌公司的行为构成对《通则》3.2项的违反这三个焦点问题的深入说理,有理有据的驳回了大昌公司的主张。通过这一案件中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确保原《食品安全法》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立法宗旨的进一步落实。
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
(一)基本案情
郑晓琴与其父母郑福兴、张菊香同户,均系浙江省温岭市西城街道某村村民。1997年8月,郑福兴户在个人建设用地补办申请中将郑晓琴列为在册人口。2013年3月,郑福兴因拆迁复建提交个人建房用地申请时,在册人口中无郑晓琴。温岭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温岭市政府)根据《温岭市个人建房用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用地管理办法》)有关“申请个人建房用地的有效人口计算:(一)本户在册人口(不包括应迁出未迁出的人口)”,以及《温岭市工业城二期用地范围房屋迁建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安置补偿办法》)有关“有下列情形不计入安置人口:(一)......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含粮户应迁未迁)只能在男方计算家庭人口”之规定,认为郑晓琴虽系郑福兴之女,其户口登记在郑福兴名下,但业已出嫁,属于应迁未迁人口,遂于2014年7月确认郑福兴户有效人口为2人,并审批同意郑福兴的个人建房用地申请。郑晓琴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温岭市政府的审批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附带审查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并确认不合法。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郑福兴申请建造住宅用地的申报材料,虽由所在村委会统一上报,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温岭市政府作为批准机关,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村集体讨论通过并予以公布的程序合法性等仍负有审查职责。温岭市政府在作出被诉审批行为时,未对村委会上报的温岭市个人建房用地审批表中村委会的公布程序等相关事实进行认真审查,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用地管理办法》与《补偿安置办法》系温岭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郑晓琴。据此,判决撤销温岭市政府2014年7月25日作出的温政个许字(2014)585号《温岭市个人建房用地审批表》中同意郑福兴户新建房屋的审批行为,责令温岭市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郑福兴户的建房用地重新作出审批。郑晓琴和温岭市政府不服均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用地管理办法》与《补偿安置办法》相关规定不作为认定被诉审批行为合法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对郑晓琴不适用的表述有所不当,予以指正。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后,人民法院向温岭市政府发送司法建议,该府及时启动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工作,并表示将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审查工作。
(三)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认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时,可附带请求法院审查该文件合法性的权利。本案中,温岭市政府制定的两个涉案规范性文件,将“应迁出未迁出的人口”及“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排除在申请个人建房用地和安置人口之外,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上位法规定精神不符。人民法院通过裁判,一方面维护了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行政机关及时纠正错误,对于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从更大范围内对“外嫁女”等群体的合法权益予以有力保护。
六、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资质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2日,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市房管局)受理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华公司)向其提出的新设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申请,苏华公司提交了其聘用的王子文等人具备专业管理资质和技术资质的证书,及苏华公司为其缴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证明。后原市房管局经调查发现,苏华公司聘用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于同年5月起作为苏华公司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但于次月即停止缴费。故原市房管局认定苏华公司的申请不符合有关规定,继而于同年7月9日作出不予批准决定。苏华公司不服,于同年8月25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申请行政复议。住建部于11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苏华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市房管局2015年7月9日作出的《不予批准决定书》及住建部作出的建复决字[2015]4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制定的沪房地资物[2007]69号《新设立物业资质通知》(以下简称《新设立物业资质通知》)进行附带审查。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明确,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物业服务企业中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且满足相应的人数标准。为了更好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人员除具备职业资质以外,还应当具备服务的稳定性。因此《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中从事物业管理的专业人员应当是“专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作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主管机关,根据上位法规定制定《新设立物业资质通知》,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专职人员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解释和细化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冲突,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制定过程符合规范,并无明显违法情形。结合该通知第1条的规定和相关证据,苏华公司聘用的相关专业人员社保缴纳记录仅持续一个月,显然不符合物业服务企业中专业人员的专职性要求,进而不符专职人员的人数要求。据此,法院判决驳回苏华公司的诉讼请求。苏华公司不服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法规已经设定行政许可的,下级行政机关可以依法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许可所具备的条件。行政相对人对该规范性文件提起附带审查的,法院围绕该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冲突,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制定过程是否符合规范,是否明显违法等情形进行审查。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认可,并在该案中进行适用。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明确了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的制度,物业服务企业中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且满足相应的人数标准。同时明确为了更好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人员除具备职业资质以外,还应当具备服务的稳定性。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作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主管机关,根据上位法规定制定《新设立物业资质通知》,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专职人员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解释和细化规定,与《行政许可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冲突。
七、孙桂花诉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环保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7日,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以下简称原浙江省环保厅)向孙桂花所有的小型越野客车核发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至2015年6月。同年11月12日,孙桂花起诉要求撤销该标志,并对原中华人民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原环保部)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发[2009]87号)进行合法性审查。同年11月19日,孙桂花提交机动车排放鉴定申请,次日该车经排气污染物检测,结论为合格,原浙江省环保厅为其核发了绿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浙江省环保厅核发环保标志的职权来自《行政许可法》和《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而非环发[2009]87号文件。孙桂花提出原浙江省环保厅依据该规范性文件增设标志管理的主张,不能成立。环发[2009]87号文件系由原环保部颁发,内容关于统一全国环保标志标准,其中对核发绿色或黄色环保标志明确了一些技术标准,并未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孙桂花提出其不合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案涉车辆属于在国家环保部门发布的《环保达标车型公告》目录中无记录的车型,根据《浙江省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办法》及环发[2009]87号文件,应按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间或采用技术鉴别方式核发环保标志。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核发黄色环保标志相较于绿色环保标志属于不利的行政许可,将受到相关区域通行限制。事后,案涉车辆经技术鉴别,实际符合核发绿色环保标志的条件,原浙江省环保厅核发黄色环保标志与事实不符。且原浙江省环保厅未告知孙桂花也可采用技术鉴别方式核发,有违正当程序。因案涉标志已于2015年6月到期,原浙江省环保厅也于2015年11月就案涉车辆核发了绿色环保标志,判决撤销被诉核发黄色环保标志的行为已无实际意义,遂判决确认违法。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时应正确把握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征求制定机关的意见。为防治大气污染,全国各地逐步对黄标车进行治理淘汰,案涉机动车环保标志的核发及对原环保部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进行的附带审查,不仅关系到车主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大气污染防治的民生大计。原环保部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专业性和政策性较强,为更好地理解该文件的制定目的、依据及出台背景等,法院向原环保部发函了解情况,原环保部复函详细作了介绍。法院在听取了诉讼双方的主张及制定机关的意见,充分掌握信息后,作出审慎的审查结论。本案对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予以适用,并对违反正当程序的环保标志核发行为确认违法,在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推动了环保标志的规范化管理。
八、成都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科技项目资助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牌天使公司)就已获得专利授权的雾霾治理机向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成都市科技局)申报科技项目资助。2014年6月29日,成都市科技局根据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认为金牌天使公司的申报中缺少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和专项研发费用报表,对该申报作出退回修改的决定。金牌天使公司认为,其申报项目已成功申报四川省科技厅2015年科技支撑计划重点新产品研发项目,应自然具备成都市战略新兴产品的申报和资助条件,故成都市科技局退回补充修改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其认为成都市科技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法,故诉请法院对其予以审查,并确认成都市科技局于2014年6月29日作出的退回修改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金牌天使公司所诉的行政行为,是成都市科技局因金牌天使公司未完整提交申请所需材料而无法进入实质审查程序的一项告知行为,可视为一种程序性行政行为。本案行政程序尚未进入对金牌天使公司申请事项的实体认定阶段,成都市科技局作出的审核告知行为并未产生是否给予金牌天使公司项目资助的法律后果,该程序性告知行为不属于实体上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影响金牌天使公司的实体权益。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相关规定可知,当事人直接就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当依附于案涉行政行为的审理而进行。因此,如果所诉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提起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请求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金牌天使公司所诉审核告知退回修改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其请求审查并确认成都市科技局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请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金牌天使公司的起诉。金牌天使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在促进公民权益保护、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以及促进法治政府“科学立法”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本案的审理中,人民法院明确,原告提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需符合“附带性”的原则。首先,审查对象的附带性,只有直接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才可能成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其次,审查模式的附带性,即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能在针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中附带提出;最后,审查结果的附带性,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为了确认诉争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是否合法进而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经审查后确认该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处理方式为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而不就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做单独判定。本案中,由于被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原告一并提起要求确认被告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请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九、毛爱梅、祝洪兴诉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毛爱梅与其夫祝洪兴系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生猪养殖户。2015年5月31日,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贺村镇政府)与祝洪兴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约定祝洪兴关停其生猪养殖场,不得在原址上再从事生猪养殖,彻底拆除占地374.3m2的养殖设施,由镇政府给予其10元/平方米奖励。当日,贺村镇政府对拆除养殖设施完成验收,并于2015年7月23日将退养补助款3473元转账支付至祝洪兴个人账户。2015年8月30日,贺村镇政府发现祝洪兴夫妇存在恢复生猪养殖的行为,向其发送《责令关停退养通知书》,责令其于当日无偿关停退养,并拆除栏舍。2015年9月1日上午,贺村镇政府发现仍存在生猪养殖情形,遂于当日下午组织对养猪场建筑进行强制拆除。祝洪兴夫妇因对贺村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贺村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赔偿其各项损失408230元,并申请对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进行附带审查。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祝洪兴与贺村镇政府签订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中仅就拆除养殖场设施约定双方义务,并未就养猪场建筑的拆除进行约定,且随后双方义务均已履行完毕,故贺村镇政府在2015年9月1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履行协议内容。贺村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未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履行催告、告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等程序,属程序违法。但祝洪兴所主张的损失或非合法财产、或与强制拆除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情形,故不予赔偿。另,祝洪兴请求一并审查的江政办发[2014]29号规范性文件,经其当庭明确系认为该文件第三条第三款不合法,而该条款内容系对生猪退养相关补助的政策规定,非本案贺村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法律依据,故决定不予审查。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再次明确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中审查对象的附带性,即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才可能成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如果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将不予审查。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开展的“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活动,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对于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生猪养殖业开展整治提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行政案件中,一方面要依法审查行政主体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和执法程序,对强制拆除等行为应严格审查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涉及赔偿的内容要依照国家赔偿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中“合法权益”、直接损失、行为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等要素进行严格审查。本案中规范性文件并非行政行为作出依据,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予审查,明确了可以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限。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5件公益诉讼检察服务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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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4日)
1.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2.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箬阳茶质量与品牌行政公益诉讼案
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废弃农资包装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一师检察机关督促整治农业残膜污染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5.黑龙江省红兴隆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黑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6.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占用耕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7.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垃圾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8.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灌溉渠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9.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村旱厕行政公益诉讼案
10.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2.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3.江西省鹰潭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农村饮水安全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14.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萨吾尔山冰川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精准识贫扶贫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贫困人口赡养
【要旨】
针对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实施中存在的监管漏洞,检察机关督促乡镇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取消不符合政策条件人员的申领资格。通过释法说理、签订承诺书、劝诫、调解、支持起诉等方式,督促赡养义务人履行赡养义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案情】
河北省沽源县原是国家级贫困县,该县有的乡(镇)在落实国家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中,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负有赡养义务子女的供养能力等情况未尽到严格审查核实职责,导致部分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影响精准扶贫,损害了国家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沽源县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西辛营乡在落实国家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中履行职责不到位,存在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享受了此项政策的情况,遂于2020年5月25日决定立案调查。办案人员通过询问该乡民政部门负责人、走访申请人和部分村民及村干部等方式,对105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申报审批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有的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填报不真实,乡政府在核查工作中,未严格履行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民主评议、结果公示等程序。同时发现个别具备赡养能力和条件的子女,将赡养父母的义务推给社会,既损害国家利益,又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0年6月20日,沽源县院依据《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向西辛营乡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全乡已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人员进行重新审核,严格落实申请审批程序,全面核实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对不符合政策条件和处于贫困人口渐退期的居民,区分不同情况,落实应退尽退、应保尽保政策;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强化依法履职,确保国家扶贫惠民政策正确实施。
西辛营乡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行立改,组织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迅速对全乡23个村已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1819户进行重新审核,取消了3户不符合政策条件人员的申领资格。对13户处于贫困渐退期的家庭完善了档案,落实了动态管理。
沽源县院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辖区内其他乡(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遂于同年8月19日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全县已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人员进行重新审核。
该县民政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排,督促指导全县其他14个乡(镇)对已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19550户重新进行审核,取消了60户不符合政策条件人员的申领资格。同时,完善了救助对象基础信息,建立了《有供养能力子女名单》《子女供养能力及供养情况备案表》《赡养承诺书》等信息台账共计3000余份。沽源县院还针对个别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依法支持起诉3件。
针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指导下辖17个基层院主动与当地民政部门和乡(镇)对接,对全市31万户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情况进行重新调查核实。各基层院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取消了479户不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申领资格。
【典型意义】
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兜底手段。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该领域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促进相关部门严格依法行政,确保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落地。同时以点及面,部署开展专项活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得到全面整治,服务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箬阳茶质量与品牌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产品质量安全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要旨】
针对假冒劣质农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影响农产品品牌声誉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产品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形成标准化品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基本案情】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地处高山,茶业种植历史悠久,因其得天独厚的水质和气候条件,种植箬阳茶一直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20年以来,一些商户使用质次价低的劣质茶叶冒充箬阳茶,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而且严重破坏箬阳茶的品牌声誉,侵害广大消费者和茶农、茶企的合法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婺城区院)在箬阳乡开展帮扶调研时发现本案线索。同年4月8日,婺城区院决定立案调查,成立办案组,将当地茶叶经销商比较集中的金华市农贸市场作为重点调查场所。在前期摸排基础上,检察机关对相关对象深入开展调查询问,调取在售茶叶标识、进销货凭证等书证。查清部分商户存在从外地低价购进其他品种的茶叶,并使用伪造的箬阳茶标签在茶叶外包装上贴标后高价销售等违法行为。为提升监督精准度,检察机关还聘请资深茶农和技术人员对抽样样品的外观品相及口感进行评判,并出具专业意见。同时,在婺城区院快速检测实验室进行初检后,又将涉案茶叶委托金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做进一步检测,证实涉案茶叶的铅含量超标三倍,不符合GB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020年4月29日,婺城区院向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违法商户作出处理,进一步规范对茶叶市场的管理,加强对箬阳茶这一地方特色农产品的质量监管和品牌保护。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全面清查问题茶叶,抽查茶叶经营户83家,茶叶产品240余批次,查扣问题茶叶220余公斤,对9家违法主体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婺城区院积极向区委、区政府汇报案件情况,推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和公安等职能部门联合开展箬阳茶产业专项治理行动,有效净化了茶叶市场环境。
2020年5月,在跟踪督促检察建议落实的过程中,婺城区院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箬阳茶品牌保护意识欠缺、生产管理体系散乱、质量标准缺失等问题,向政府部门提出加大茶产业规范保护,提升箬阳茶商标品牌价值的对策建议。有关部门经深入研讨,将箬阳茶中的名品“箬阳龙珍”向农业农村部申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2020年9月22日,“箬阳龙珍”顺利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评审。该地理标志拟保护面积1300公顷,惠及54个行政村的3000多户茶农,当年人均增收可达20%以上。
【典型意义】
培育提升乡村产业品牌,有利于增强乡村持续增长力,推进质量兴农。检察机关聚焦当地乡镇特色茶产业发展问题,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一手抓办案,一手抓帮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制约茶产业发展的症结,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整治制约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寓治理于监督,推动箬阳茶品牌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进一步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废弃农资包装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废弃农资包装物 农业生态保护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基层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体系不健全、行政协同不足等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通过办案,推动探索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闭环管理模式,建立长效综合治理机制。
【基本案情】
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将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处置列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安排专项资金,明确牵头单位及相关责任部门,推进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处置体系建设,确保回收处置任务达标。但因事项涉多个部门,职责不清,协同共治不够。截至2020年4月,各镇废弃物回收中转站等硬件设施建设不达标;回收公司、农资店、农户等回收义务主体责任未落实,收处链条未形成闭环管理;含有农药残留的农药包装瓶袋等废弃物仍随意丢弃,污染生态环境,成为公众健康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良庆区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经现场核实,遂决定于4月8日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专案组向农户、村委干部、农资店经营者发放调查问卷,核实相关部门履职情况;走访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回收公司代表了解此项工作存在的问题;运用无人机航拍、现场勘查、询问等方式,收集固定废弃农资包装物随意丢弃田间地头、与其他垃圾混同处理等相关证据。经以上工作查明,区农业农村局、各镇人民政府未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在已有专项公共资金保障下,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处置工作未落到实处;大量内含毒性的废弃农资包装物随意丢弃在田间或与其他垃圾混同处理,农村土壤、水源持续存在受污染风险,破坏农村人居环境,侵害了社会公众利益。
同年4月24日至30日,良庆区院依法向区农业农村居民和有关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农业农村局依法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压实生产、经营者对售出农药追踪溯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的法定义务,督促城区供销联社立即整改增建废弃物防渗漏凹槽和消毒池,保证废弃物集中存贮标准规范;各镇人民政府加强与回收公司对接,督促村委干部发动农户主动回收废弃物;各部门协同共治,加大政策法规宣传,推动完善城区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处置体系建设,引导各责任主体主动参与废弃农资包装物污染防治工作。
检察建议发出后,良庆区院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报告案件办理情况。区党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认领责任,合力整治,并邀请检察机关同步监督落实。随后,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督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检察建议落实。良庆区院持续跟进监督,及时跟进推动回收处置工作情况。截至2020年12月底,城区共投入40多万元在4个回收中转站增建了防渗漏凹槽和消毒池,累计回收废弃农资包装物300余万件,总重量75.94吨,并全部交专业机构外运处置,回收处置率达100%。
办案过程中,良庆区院积极延伸检察服务,推动相关部门共同建立健全“农户自行收集—回收企业集中—中转站分类—专业机构处理”的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处置闭环管理模式,形成长效机制。目前,区政府已将此事项列入2021年重点工作。
【典型意义】
乡村振兴、治理为先。检察机关从解决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行政监管协力不足问题入手,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系统综合治理,既解决了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难、处置难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难题,又协同推动把废弃农资包装物的回收处置体系建成无害化处理并持续高效运行的废弃农资包装物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废弃农资综合长效治理,保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一师检察机关督促整治农业残膜污染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业残膜污染 土地保护 一体化办案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农业残膜污染问题,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
【基本案情】
农业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产业,地处南疆的第一师是棉花、水稻的主产区。因农用薄膜具有的保温、保墒、增肥、除草等作用,被大量使用于农业生产。第一师辖区各团镇、连队未及时回收农用残膜,致使其大量堆积在田间地头。残留在土壤中的塑料薄膜难以降解,形成大面积“白色污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一师分院在开展农田塑料薄膜严重污染土壤领域专项行动中发现土壤中的农用残膜严重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分别交由阿拉尔垦区检察院、阿克苏垦区检察院、沙井子垦区检察院立案办理。
三个基层院经调查,辖区团镇连队的田地、排碱渠、林带散落着大量的农用薄膜、农药包装物等在农耕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这些农业废弃物不仅破坏了土壤结构,降低了机械播种质量,导致农作物减产。同时,残膜中的塑化剂释放到土壤中,对农作物也造成了污染。经兵团农业局抽样检测结果为土地残膜四级严重污染(30公斤以上/亩),严重违反了农业、土壤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19年4月,三个基层院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三个团镇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辖区内田间地头堆放的废弃农用薄膜、农药包装物等废弃物进行有效清理;履行监管职责严格禁止在春耕春播时期,对回收的耕层残膜掩埋或焚烧;合理布局回收网点,通过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指导,帮助其科学处置农业废弃物,从根本上解决农田“白色污染”问题,保护农业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免受破坏。
收到检察建议后,三个团镇党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残膜治理进行了安排部署,制定整改方案,采取了源头控制降低回收难度、健全网点保证回收率、强化行政监管保证捡拾率等务实举措。经过整改,共投入人力23000人次,设立残膜回收站6个,回收废旧残膜360余吨,治理被污染耕地197400亩,地膜回收率达到90%。整改期间,检察机关深入田间地头跟进监督,通过面对面讲解、印发宣传手册、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等方式,宣传残膜的危害和使用者的义务,提升了职工群众环保和绿色发展意识。
【典型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在办理农业面源污染系列案中,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调查证据为基础,努力消除污染源头,形成了促进依法行政、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益的良好局面。同时,对检察建议整改情况和集中整治活动跟进监督,主动参与整治,及时派员了解整改工作。尤其在集中清理回收残膜工作中,办案检察官深入田间地头,加大宣传,有效督促整治工作的全面落实。
黑龙江省红兴隆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黑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采煤塌陷区 黑土地保护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煤矿开采导致土地塌陷、黑土地损毁的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由点及面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区域综合治理,有效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基本案情】
二九一农场隶属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红兴隆分公司,地处广袤的黑土地带,耕地面积62万亩,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位于该农场内的龙煤矿业集团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鸭山矿业公司)下属企业东荣二矿、三矿(以下简称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二矿、三矿)经过三十余年的开采,造成该农场土地塌陷23205亩,其中耕地面积18585亩,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利益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5日,黑龙江省红兴隆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红兴隆院)通过走访摸排发现该公益损害线索。经层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后,8月10日红兴隆院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经调取地籍资料、勘测图标、复垦方案、卫星图片等证据材料查明,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二矿未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也未缴纳土地复垦费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三矿虽已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建立了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但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2020年需缴纳土地复垦费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共计1247.39万元。截至2020年8月底,尚余647.39万元未缴纳。集贤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县域土地复垦的监督管理行政机关,对双鸭山矿业公司的上述行为,既未依法催缴,也未作出行政处罚,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害国家利益。
2020年9月17日,红兴隆院向集贤县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二矿补充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依据方案要求缴纳相应土地复垦费用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督促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三矿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缴纳复垦费,清理矸石山超占的耕地。集贤县自然资源局接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下发了《催缴土地复垦费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通知书》。
目前,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二矿的土地复垦方案已编制完成,同时双鸭山矿业公司对其所属其他缺少复垦方案的煤矿也一并编制了复垦方案,正在上报审核中。双鸭山矿业公司所属三矿土地复垦费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1247.39万元全部缴纳完毕,并与自然资源局、银行共同签订了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在银行建立三方监管账户;投入100余万元对轻度塌陷区内的沟渠、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修复,以满足正常的农业生产;投入300余万元将矸石山巷道改道,对矸石山堆放点重新选址,清理超占煤矸石10.2万立方米,预计矸石山清理后将恢复耕地28余亩。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黑土地是耕地里的大熊猫”,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黑龙江垦区地处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承载着我国商品粮生产的重要使命。检察机关督促自然资源部门征收土地复垦费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推动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解决了多年来形成的采煤区土地塌陷问题。树立“边开采边治理”的生态综合治理新理念,为土地塌陷治理复垦修复提供有益探索,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国家生态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担当。
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占用耕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耕地保护 违章建筑 依法全面履职
【要旨】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机关经检察建议督促后,违法行为持续存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随县齐心石材厂(以下简称齐心石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随县唐县镇双丰村五组1.2万平方米耕地及其他农用地,用于建设厂房、办公楼、堆料场及附属设施,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年12月16日,随县原国土资源局责令齐心石材限期拆除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以罚款7万元,齐心石材缴纳罚款后,并未实施拆除行为。2018年6月,随县原国土资源局向随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申请逾期,被随县人民法院驳回。
2019年3月,因机构改革,随县原国土资源局、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职责整合,组建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针对齐心石材前期非法占用耕地及其他农用地行为,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取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措施,将齐心石材生产车间非法占用的5537平方米土地转为建设用地,但齐心石材办公楼及大部分石材堆场不在城市建设用地批复方案之内,且涉案土地均未办理供地手续。2019年以来,齐心石材另非法占用3783平方米耕地及其他农用地。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上半年,随县人民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石材行业专项清理。随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随县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随县原国土资源局未依法履职的案件线索,遂立案调查。经调阅行政执法卷宗、实地走访、现场勘查,查明了齐心石材非法占用耕地及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的事实。
2019年8月28日,随县院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送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齐心石材限期拆除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退还土地、恢复土地原状。
2019年9月16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复随县院: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作出上述处理决定,正在督促整改;对新增违法占地行为正在调查处理。同年12月24日,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齐心石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齐心石材新增违法占地3783平方米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但对齐心石材2013年非法占地行为未重新作出行政处理,齐心石材非法占地行为持续存在,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20年6月1日,随县院向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撤销随县原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同年7月17日,随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审理过程中,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齐心石材系唐县镇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存在“边建设、边办理用地手续”情况,因调整产业布局等原因未能完成供地手续;将按照法院判决,重新对齐心石材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已对新增违法占地行为进行处理。
随县院向法院提交了涉案行政执法材料、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省人民政府关于随县2018年度第9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土地征收公告与补偿方案》等证据。同时提出辩论意见: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有辖区内土地违法行为监管职责,其对齐心石材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占用土地违法行为,未依法责令齐心石材退还土地、恢复土地原状,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在申请强制执行逾期后,没有采取向县政府和向上级国土部门报告、停止办理与本案有关的许可、审批等手续,没有穷尽行政管理手段;其采取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措施,既与生效的行政决定相悖,也违反《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等规定;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当依法继续履行监管职责,强化耕地保护。
2020年7月23日,随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判决生效六十日内,重新对齐心石材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同时责令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案件判决后,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履行职责,依法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齐心石材将非法占用的11483平方米土地退还给随县唐县镇双丰村村委会,没收4215.8平方米的建筑物,处以罚款122369元。截至目前,齐心石材已缴纳罚款122369元,涉案土地已经全部退还至村委会。同时,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5689平方米耕地上的附着物已全部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典型意义】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是土地资源保护的基本国策。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首先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对于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全面履职的,依法提起诉讼,彰显“耕地红线不能碰”的底线。
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全面履职的判断和认定,应当以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法定职责为依据,以是否全面运用行政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为标准。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垃圾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态环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履职不尽责等执法难题,检察机关应厘清行政机关的职责,分别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相应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美丽乡村建设。
【基本案情】
洛阳市老城区井沟村属丘陵地形,位于城乡接合部,紧邻黄河支流瀍河岸边。自2010年以来,李某等人在租赁井沟村吕祖庙附近土地期间,收取费用后由他人长期在租赁的土地上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形成巨大垃圾山,近80亩土地种植条件遭到毁坏,污染周边环境,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随着倾倒的垃圾不断增多,垃圾山逐渐逼近村民住宅,夏季散发阵阵恶臭,群众向相关部门反映多年,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20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件线索后,逐级交由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老城区院)办理。2019年4月1日,老城区院立案调查。该院公益诉讼、技术、法警等部门干警密切配合,多次到现场勘查,使用无人机航拍取证,并联系环境鉴定评估机构针对环境污染损害程度等问题进行咨询、鉴定。经调查发现,大量的垃圾因长期倾倒堆积,已经将井沟村吕祖庙附近几十米深的山沟填平,形成巨大的垃圾山并且绵延至瀍河周边,严重破坏土地种植条件,一旦发生滑坡,将堵塞瀍河河道,造成河水污染,进而威胁洛河、黄河水质安全。
垃圾山位于城乡接合部,情况复杂,整治工作涉及多个行政部门,行政机关管理职能存在交叉。老城区院主动向区委领导汇报,得到老城区区委的大力支持。经进一步深入调查,在全面厘清各行政机关职责后,老城区院于2019年6月,分别向区环保局、国土局、洛浦办事处、城管局及应急管理局发送检察建议,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其各自的行政监管职责,相互配合,督促李某等人尽快清理垃圾,修复土地和受损环境,恢复土地原貌和种植条件。公安机关已对涉及刑事部分立案调查。
检察建议发出后,老城区院持续跟进监督,多次推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整改标准、整改进度等问题,督促各方开展垃圾山综合整治工作。经过各方的深入工作和释法说理,李某等人深刻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及危害性,按照环境修复标准积极配合,开展整改工作。此次整改活动,共清理违法堆放建筑垃圾20余万立方米,生活垃圾400余吨,并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复垦土地200余亩,覆土平整绿化被占土地植树2万余株。李某等人在限定期限内将垃圾清运完毕,昔日垃圾山变成环境优美的特色游园。
【典型意义】
乡村垃圾堆积涉及土地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破坏了乡村生态环境,有碍美丽乡村建设。面临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导致生态环境难以得到有效治理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厘清有关行政部门责任,主动争取党委支持,形成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合力,共同推动环境污染问题扎实有效整改,破解了行政执法难题。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辅助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使用无人机航拍取证,科学测算垃圾占地情况及污染程度,为案件办理提供扎实的证据基础。
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灌溉渠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灌溉渠污染 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农村灌溉渠污染影响人居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并持续跟进监督,确保实际效果,助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经济社会发展。
【基本案情】
广东省廉江市安铺镇南灌渠支渠流经茂桂路村及欧家村,全长约3000米。灌溉渠附近禽畜养殖户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部分村民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废弃农作物,未进行任何处置,直接排入该灌溉渠。造成渠道堵塞,水体发黑发臭,严重影响两村几百亩农田灌溉以及居住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2月,廉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廉江市院)接到茂桂路村委会反映的欧茂灌溉渠污染公益线索后,决定由该院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立案办理。办案组通过沿途查看污染情况,询问村委干部、向当地村民了解农田灌溉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情况,询问安铺镇人民政府相关履职情况,开展调查取证,查明多种因素造成欧茂灌溉渠污染、灌溉功能丧失的事实。当地村委和村民多次向镇政府书面请求帮助解决清理疏通欧茂灌溉渠、加强畜禽养殖户的管理,村民也曾自发筹资聘请挖掘机对灌溉渠进行了部分清理,但污染源尚未消除,灌溉渠的情况没有得到较好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安铺镇人民政府对欧茂灌溉渠污染负有行政监管职责。2020年3月17日,廉江市院向安铺镇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区域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修复并保护相关区域的生态环境。
安铺镇人民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协同各个部门、各个村委会、自然村开展欧茂灌溉渠流域综合治理行动:一是筹集资金实施疏通欧茂灌排渠的生态工程项目;二是加强“散乱污”畜禽养殖场管理,对禁养区范围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予以关闭搬迁和取缔,责令限养区、适养区范围内所有畜禽养殖场建设配套粪污处理设施;三是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推进垃圾焚烧设施与垃圾中转站配合使用;四是合理布局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设置警示牌,严控生活污水乱排放行为;五是实行河道常态化管理和长效养护,加强辖区内网格员和保洁员对河道的管护,定期巡查和清洁;六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村民环保意识。
廉江市院于2020年5月收到安铺镇人民政府复函后,积极组织开展“回头看”,不定期实地回访跟进调查。截至2020年12月,该灌溉渠河道清淤、护岸、绿化等工程全长1750米,总预算164多万元,工期分两期,第一期已全面完成,渠道清淤扩挖宽4米、深2米。镇政府为沿岸村民安装生活污水排放管道,沿线每个自然村庄均设立一个标准垃圾收集点(垃圾池),各村也按需求合理配置保洁员,负责上门上户收集生活垃圾,村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欧茂灌溉渠综合整治工作有序开展,灌溉功能基本恢复。
【典型意义】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廉江市院在开展“守护美丽乡村”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检察长带头办案,迅速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责任,有针对性地向属地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实施“减少外源污染,控制内源污染”的综合治理工程,切实发挥了服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积极作用。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村旱厕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态环境 公共安全 农村旱厕
【要旨】
针对农村废弃旱厕污染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职责,推进辖区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
【基本案情】
2017年以来,惠安县以卫生城镇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厕所革命”,但村民“以厕保地”的心理、整治资金缺口大等问题给工作推进带来了一定难度。惠安县涂寨镇等多个乡(镇)的旱厕设施简陋,大多以条石或砖头砌成,部分旱厕墙体出现倾斜或已倒塌,露天旱厕没有进行围护、设置警示标志,被掩盖在周边的杂草之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部分旱厕废弃物未被填埋,裸露在外,未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存在传播疾病风险,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1月上旬,惠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惠安县院)在履职中发现,涂寨镇多个旱厕长期未使用、维护,留存大量淤泥和积水,个别深达两三米,存在安全隐患、污染农村生态环境。2019年12月11日,惠安县院决定立案。经调查查明,多个乡(镇)的诸多旱厕没有得到有效整治,存在旱厕设施简陋、未设置警示标志、卫生状况较差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有关乡(镇)政府怠于履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人民群众安全保障职责。
惠安县院与相关行政机关磋商沟通后,于2020年1月11日先后向9个乡(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继续加大旱厕整治力度,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避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状态。有关乡(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立即加大对旱厕的整治力度,有序推动农村旱厕问题解决。
为确保切实解决有关问题,惠安县院持续跟进监督,同年3月中旬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召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形成了整改方案。提出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策、分类分段进行整治,同步推进农村公厕建设。该院还推动县政府部署开展乡村振兴旱厕整治专项行动,对全县207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排查处置,并拨付专项资金补贴鼓励群众填埋旱厕,切实消除农村旱厕带来的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惠安县农村旱厕整治数量达1.4万余个,整改率达99.7%,取得良好的整改效果。
【典型意义】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问题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惠安县院聚焦人民群众关注、社会舆论关切的严重公益受损问题,以整治农村旱厕作为“小切口”,以点带面,推动农村旱厕问题“一篮子”解决,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戈壁生态农业 农产品质量 行业规范
【要旨】
针对农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准确把握依法履职与服务大局的契合点,以地区特色产业戈壁农业作为监督重点,督促多个行政机关协同履行监管职责,推动戈壁生态农业规范发展。
【基本案情】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是全国最大的戈壁日光温室基地和有机蔬菜无土栽培示范区。域内建成东洞、总寨、银达、西洞四个戈壁生态农业示范园区,日光温室面积达2.63万亩,形成大规模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由于园区检测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未实现全覆盖,存在追溯体系不健全、检测效率不高等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因缺乏有效监管,出现因农药残留超标蔬菜被退市后,重新流向市场问题,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肃州区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该案线索并立案调查。办案组通过深入园区走访调查、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四个戈壁生态农业园区农产品质量检测配套设施、检测效率、追溯体系、蔬菜尾菜处置等不能满足戈壁生态农业大规模发展需要。区农业农村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园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2019年3月28日,肃州区院在总寨镇戈壁园区召开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向区农业农村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戈壁园区及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健全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同时向戈壁园区属地乡镇及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的12个乡镇发出检察建议,配合农业农村局共同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接到检察建议后,肃州区农业农村局部署开展“农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实施方案》,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与辖区15个乡镇签订农产品目标责任书。各乡镇共制定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制度44项,与村委会签订目标责任书68份,与企业、合作社签订承诺书73份。四个园区均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点,新增8个农产品检测追溯点,15个乡镇均成立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建成农产品质量检测室,配备专职检测、监管人员45人,81个行政村配备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47个行政村配备农残速测仪等设备,并对检测人员进行培训。自检察建议发出至回复之日,检测站共对农民自产及集贸市场蔬菜开展农残检测1800余次,均在合格范围内。
该案办结后,肃州区院牵头制定《服务戈壁农业生态产业园公益保护监督管理办法》,联合区生态环境局等八部门会签《关于在戈壁生态农业建设中运用检察资源加强公益保护促进绿色发展的协作机制》,将该项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出台《关于在戈壁生态农业建设中运用检察资源加强公益保护促进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五项服务措施。区委区政府充分肯定了该意见,并将其向全区印发,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建立肃州区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数据库,有效杜绝不合格农产品上市销售。
【典型意义】
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监管体系,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肃州区院以戈壁农业园区生态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切入点,通过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召开工作推进会、建立工作机制等方式,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履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大限度凝聚保护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的合力,为戈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用农产品安全 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制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要旨】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落实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制度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制度的问题,检察机关督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消除食用农产品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
【基本案情】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使用了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但未如实记载其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等情况,生产的农产品在销售前也没有依法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检测,导致食用农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初,张家界市人大代表向检察机关反映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未经检测将农产品投入市场的质量安全问题。慈利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慈利县院)经研判分析,决定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调查,并确定由该院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办案组对全县15个乡镇13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投入品以及食用农产品入市前的检测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重点调查内容包括:是否建立了农产品生产记录;台账是否如实记载了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等;是否依法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及落实安全间隔期、休药期规定情况;是否使用了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是否在销售前检测了食用农产品质量状况。经调查,发现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记载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销售前进行农产品质量检测,致使流入市场的农产品存在食品安全的隐患。慈利县院于2019年7月4日向慈利县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对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予以处理。
慈利县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同时就抓好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作配合、加大抽样检测、加强体系建设四个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该局于2019年8月8日书面回复其履职情况。慈利县院经“回头看”核查确认,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均完善了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并如实记载了农业投入品购进、使用的全过程,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推动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走绿色健康发展之路,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本案中,检察机关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监督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顺应人民群众需求。一方面有效督促农业主管部门严格执法、压实责任、建章立制,从源头堵塞管理漏洞;另一方面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认识农产品生产记录和检测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依法生产经营,从源头把好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的第一道安全关,守护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餐桌子”的安全。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村食品安全保障 专项整治
【要旨】
针对农村集市存在销售过期食品、“山寨食品”“三无食品”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基本案情】
贵州省清镇市麦格乡、暗流乡、红枫湖镇等地农村集市摊贩,存在着销售外包装标识不规范,与“奥利奥”“可口可乐”等知名品牌高度相似、以假乱真的“山寨食品”,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生产许可的“三无食品”和过期食品等情况,形成食品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贵州省清镇市农村地区存在“山寨食品”“三无食品”问题线索交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调查。贵州省院经对案件线索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发现清镇市农村集市确实存在着销售“山寨食品”“三无食品”以及过期食品的问题,决定逐级转交清镇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镇市院)办理。
清镇市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赴清镇市麦格乡、暗流乡、红枫湖镇等地乡镇集市,逐摊逐点摸排核实,共走访乡镇集市8个,暗访摊点、摊贩100余次,巡查品种200余种,实物取证14次。经以上工作,查明清镇市部分乡镇农村集市摊贩销售过期食品、“山寨食品”“三无食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清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同年11月30日,清镇市院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向清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清镇市农村集市食品安全问题全面排查清理和查处,并加强源头监管力度,规范食品市场。
清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主动联系清镇市院,磋商排查整改相关事宜。2020年12月11日,部署开展“清镇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并同步推进常态化监管治理,从源头上消除盲区。
截至2020年12月29日,清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相关部门集中检查农村集市35个(次)、批发市场1个,食品生产主体116家,食品经营主体1486家;出动执法人员577人次,接处投诉5件,立案查处4件,收缴假冒伪劣食品137公斤,罚没2.91万元;移送涉嫌刑事犯罪线索1件,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举办食品生产经营者培训7次。同时,将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外省线索向当地相关部门移送。
案件办结后,贵州省院及时下发通知,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农村食品安全专项监督工作,共受理农村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41件,立案55件,发出检察建议52件。
【典型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滞后,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检察机关聚焦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成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加强源头监管力度,规范农村食品市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江西省鹰潭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农村饮用水安全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村饮用水安全 一体化办案 专项监督
【要旨】
针对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一体化办案方式,集中力量开展专项监督,依法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并可以向政府提交专项调查报告,推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基本案情】
鹰潭市辖区内32个乡镇实行农村集中式供水,有28家农村集中式供水自来水厂存在水源选址不科学、未办理饮水卫生行政许可、从业人员未办理健康证、未建立水质监测室,未运行消毒设备,未按规定使用水质快速检测设备进行日常水质监测等经营方式和制度管理方面的问题,18家农村集中式供水自来水厂存在生活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侵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与生活质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鹰潭市贵溪市检察院收到群众反映农村饮用水安全隐患的举报后,同步上报鹰潭市检察院。鹰潭市检察院经分析研判,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监督活动。依托公益诉讼指挥中心,抽调市、县两级院18名检察干警组成专班集中办案,对鹰潭市实行集中式供水的32个农村自来水厂开展拉网式调查,逐一查明农村自来水厂在运营、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围绕水质是否达标这一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该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抽取水样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部分水厂水质细菌超标、PH值偏低,锰含量超标,不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准确查明公益损害问题,该院联合卫生健康委员会、水利部门、鉴定机构以及研究机构领域专家等召开水质安全论证会,明确鉴定结果显示的水质问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卫生健康委员会、水利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对农村饮用水设施运行管理及供水水质安全具有监督管理职责,以上行政机关存在履行行政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形。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鹰潭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向卫生健康委员会、水利局、相关乡镇先后发出19份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饮用水卫生监测、督促农村自来水厂做好水质净化消毒和日常检验、依法查处未办理取水许可的水厂、划定水源地保护范围、加强对农村自来水厂监管。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全市农村自来水厂存在的共性问题和监管薄弱环节,鹰潭市两级检察机关分别向市、县(区)两级政府呈报《关于农村集中式供水饮水安全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鹰潭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根据调查情况和检察建议,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保障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安全,让百姓喝上放心水、干净水。
在市、县(区)两级政府的统筹部署与大力支持下,相关部门积极落实检察建议,推动问题整改。卫生健康委员会、水利局等行政机关依法对6个农村自来水厂给予罚款;责令19个农村自来水厂补办卫生许可证、取水证、健康证等证照;专门设置饮用水源地围栏及警示牌,加强水源地保护,并开展联合执法,加大巡查力度;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100多名农村自来水厂从业人员开展制水、日常检测等专业化培训。鹰潭市政府投入4700多万元对全市农村自来水厂进行改造提升。其中新建、改建农村自来水厂19个,新建取水口4个,废弃1个农村自来水厂并接入鹰潭城区自来水。
2020年6月,鹰潭市检察院组织开展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监督整改“回头看”活动。针对部分农村自来水厂存在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制发检察建议3份。截至目前,所有案件均已办结,相关部门均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水质达标检测报告。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饮水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农村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针对群众反映的农村自来水厂运行不规范、水质不达标、行政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组织优势,统筹精干力量开展集中监督。通过水质鉴定、专家论证,深入调查公益受损问题,为公益诉讼精准监督提供了技术支撑、智慧借助。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监管薄弱环节,主动向人民政府提交专项调查报告,争取重视支持,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农村供水设施升级改造,完善长效管护机制,促进提升农村供水标准和质量。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饮用水源地保护 服务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攻坚战
【要旨】
对于扶贫项目造成饮用水源地污染隐患的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办案中,不搞一律关停、搬迁等“一刀切”做法,既消除饮用水源地污染隐患,又确保贫困户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实现了服务精准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双重保障。
【基本案情】
兴文县毓秀苗族乡迎春村一组的毓秀河饮用水源地是周边3000余名群众的饮用水保障。在该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有四川省级财政资产扶贫试点项目——毓秀苗乡林下散养黑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合作社的养殖场有65户社员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场主要经营“满山跑”林下散养黑猪,年均出栏黑猪400头以上,每年能为每户贫困户增加收入12万元。因该养殖场存在干湿分离不到位、雨污分流不彻底、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不规范、散养场地围栏破损等问题,对毓秀河饮用水源形成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毓秀苗族乡迎春村是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兴文县院”)的对口帮扶贫困村。2018年6月,兴文县院开展对口扶贫时,发现位于毓秀苗族乡迎春村一组的合作社养殖场存在污染问题,决定立案调查。经实地勘查、询问相关人员后查明,合作社的养殖场及散养场地均在毓秀河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违反相关规定。合作社虽修建有雨污分流沟等污水处理设施,但仍对饮用水源产生安全隐患。县环保局、水务局和毓秀苗族乡人民政府履职监管不到位。
2018年9月11日,兴文县院依法向县水务局、县环保局和毓秀苗族乡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安全。考虑到合作社养殖场是扶贫项目,无论是搬迁,还是停业,都会对65名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拖缓毓秀苗族乡脱贫工作进度。兴文县院多次与县水务局、县环保局、毓秀苗族乡人民政府召开座谈会,提出采取上移取水口的方式保护饮用水源以确保65户贫困户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的建议,得到行政机关的一致认同。
县水务局、县环保局、毓秀苗族乡人民政府利用新建集镇供水项目契机共同争取财政资金30万元,将饮用水取水点上移1公里,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不再因合作社养殖污染而受影响。同时兴文县人民政府将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从迎春村一组调整为迎春村四组。县环保局牵头成立合作社养殖污染整改领导小组全面整治合作社养殖污染问题,县水务局为毓秀苗族乡新建了集镇供水站,确保了毓秀苗族乡3000多名群众饮用水安全。
2018年底,毓秀苗族乡迎春村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3月5日,兴文县院经实地回访调查,确认毓秀苗族乡饮用水源存在的污染隐患已全面消除。
【典型意义】
四川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兴文县位于四川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乌蒙山区。针对扶贫项目存在污染饮用水源地的问题,兴文县院认真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摒弃就案办案、机械办案的思维。在督促治理合作社养殖污染、保护饮用水源地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合法权益出发,推动行政机关采取将取水点上移1公里的方式保护饮用水源安全,避免65名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因养殖场搬迁、关停而受到影响,确保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体现了司法温度和检察担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萨吾尔山冰川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冰川水域环境保护 饮用水源地安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要旨】
针对破坏冰川水域生态环境,污染乡村饮用水源问题,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推动多部门协同履职,综合治理,有效维护饮水源地安全。
【基本案情】
塔斯特河发源于吉木乃县萨吾尔山脉,主要由泉水和融冰雪水汇集而成,是吉木乃县托斯特乡主要水源。塔斯特水库、塔斯特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公示牌附近围栏破损,牛羊牲畜随意进入河床放养,水源保护区及周边散布大量粪便,有的病死牲畜尸体抛弃在河道及周边,病原体造成水污染风险较大;水库、河道附近牧民随意向河道及河岸斜坡内倾倒生活垃圾,河流上游3处牧家乐经营场所,彩钢板房、毡房及设施建在河道两侧,附近水坑内积满了大量酒瓶、塑料瓶、垃圾袋等,造成固体废物污染和水污染。
【调查和督促履职情况】
2020年4月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阿勒泰分院在参与脱贫攻坚督查中发现该案线索,遂交由吉木乃县检察院(以下简称吉木乃县院)办理。同年5月6日,吉木乃县院决定立案调查。办案人员沿河道、水库周边实地查看水源设施建设、围栏防护、水源管护、生态环境卫生等现状,并使用无人机拍摄固定证据。6月11日,两级检察院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再次实地勘查冰川周边环境、水源分布、牲畜承载量、人为因素对冰川环境影响等情况,了解雪山冰川变化动态,掌握冰川水源地保护情况。
2020年8月27日,吉木乃县院向该县冰川水资源管委会、水利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托斯特乡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进行综合治理,依法清理与水源地保护无关的一切生产和开发活动,加强农牧民生态环境保护引导宣传,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检察建议发出后,吉木乃县院向县委县政府专题报告冰川水源保护情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在萨吾尔冰川塔斯特流域召开现场办公会。县政府督察室向相关职能部门下发《关于萨吾尔山冰川水资源(塔斯特河流域)水源地保护的督办通知》,要求托斯特乡人民政府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明晰职责,积极整改。
2020年9月25日,被建议单位向吉木乃县院回复了整改情况。吉木乃县院对整改情况进行实地查看。沿河各村已按照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和标准,对所属区域内的垃圾堆、牧道和沿河粪便进行集中清理,共清理垃圾和牲畜粪便130余吨;卫生部门对水库和河道周边死亡牲畜尸体已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定期检查水质,排查周边环境;河流上游经营的“牧家乐”已关停,河道两侧彩钢板房、毡房等与水源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已进行清理;塔斯特河水库周边破损围栏已经修复加固;河道显著位置设置了保护水源相关法律政策宣传板。
【典型意义】
“三山夹两盆”的特殊地貌使雪山冰川成为新疆独特的生态资源,冰雪融水是城乡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水资源。检察机关切实发挥公益诉讼职责,针对萨吾尔山冰川水资源(塔斯特河流域)保护不到位问题,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检察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上下贯通、协调联动,形成冰川水源保护齐抓共管共治格局,确保吉木乃县城乡居民饮水安全,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第五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六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第七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第九条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三条 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第十五条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8〕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我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现将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以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对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和《意见》精神,自觉承担人民法院肩负的神圣职责和重要使命,切实增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自觉性、主动性,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党的“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意见》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的实际,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工作重点。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意见》精神,在司法审判执行工作中深入贯彻新时期党的“三农”理论和工作政策。
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在保障粮食安全、供给农业产品、提供生态屏障、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顶层设计,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原则,把振兴乡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抓牢把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依法妥善处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中书写人民司法的精彩一页。
二、准确把握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断推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向纵深发展
4.各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开展涉“三农”司法审判、服务和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增加乡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通过发挥人民法院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促进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5.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坚持服务和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对乡村地区司法资源投入力度,提高乡村司法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维护农村基本制度稳定,依法依规支持农村试点地区改革试点工作;坚持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保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尊重农民意愿,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积极服务和保障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依法破除城乡交易壁垒,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助推乡村绿色发展;坚持聚焦审判、因地制宜,立足于发挥审判职能开展服务和保障工作,因地施策,对症下药,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三、助推农村改革发展,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6.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依法保护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促进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按照“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要求保护农村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序流转。按照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规定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法定权利。在充分尊重农民真实意愿的基础上,合理有序促进农业市场化、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7.依法依规调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纠纷,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护农村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的基础上,依法保护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农村住宅、农业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设,大力支持改革试点地区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于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行为,依法认定无效。
8.依法妥善审理耕地保护纠纷案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贯彻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占用耕地特别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违法违规建设非农设施,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的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维护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确保实现“用途管制、节约利用、严格管理”的耕地保护目标。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污染或破坏耕地、将基本农田改作他用的,依法判令责任人采取污染治理、复垦等恢复性补救措施,坚守耕地红线。
9.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案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和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农田水利工程、防洪工程等建设工程的犯罪行为,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建设项目投资者利益的保障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纠纷案件,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10.依法打击制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依法惩治生产销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或安全标准的农业生产资料、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农业生产经营秩序,促进农产品从有到优转变、农业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维护市场秩序,引导农村生产经营者树立质量第一、诚信经营的理念。
11.依法保护乡村投资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依法保护农户间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等新型农村市场主体的保护力度,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依法保护乡村投资人权益,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乡村,补齐乡村发展面临的资金短板。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资源转变为资产、资金转变为股金、农民转变为股东而形成的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应依法依规予以保护。
12.依法妥善审理农村产权保护以及各类合同纠纷案件,筑牢乡村良好营商环境的市场基础。加大对乡村非公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激发产权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法保护人才、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司法审判中弘扬严守合同、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发挥市场在乡村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生产要素市场、产品服务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
13.依法保护农业农村知识产权,助力农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涉农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村经济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道路,补齐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科技短板。严厉打击涉农知识产权犯罪,严格依法审判涉农知识产权侵权和违约行为,加大对涉农知识产权、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和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加强对农产品商标、地理标志或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保护,推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14.依法规范各类金融行为,促进金融服务农村实体经济。依法保护资金互助等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适合农民需求、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模式,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助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严厉打击“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严格依法限制高利贷,加大对变相收取高息行为的审查力度,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依法保护农业信贷、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
15.依法妥善审理“三农”领域涉外案件,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国门。加强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服务贸易、农业国际投融资领域民商事案件审判。加大打击走私动植物新品种等涉农产品、动植物新品种贸易犯罪行为的力度,维护农业进出口市场秩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交流和司法协作,不断完善服务和保障农产品贸易、农业国际投融资的司法政策。
16.依法惩治破坏农村经济秩序犯罪,维护安全有序的生产环境。加强对涉“三农”非法集资犯罪的惩治力度,在农村地区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村群众的防风险意识,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依法惩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严格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切实维护乡村生产经营安全、建设工程安全和教育设施安全。
17.依法加大涉农案件执行力度,及时实现农民合法权利。乡村涉民生案件,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用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解决涉农案件查人找物难题。用好失信联合惩戒系统,有效震慑和阻遏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行为。用好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解决涉农案件被执行财产特别是农产品、鲜活物品变现难等问题。依托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实现执行工作有效联动,形成攻克涉农案件执行难的合力。积极开展涉农执行积案清理专项活动,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急盼解决的执行难题。
四、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助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18.准确理解和把握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和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促进乡村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围绕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总体要求,助推农业生产方式由过度消耗资源型向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型转变,实现社会生产良性循环。
19.依法妥善审理环境资源民事案件,引导树立良好的环境保护理念。依法妥善审理涉及乡村土壤、水源污染等环境侵权案件,准确认定责任主体,严格追究民事责任,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纠纷案件中的适用,积极营造不敢污染、不愿污染的法治环境。积极稳妥审理乡村生态补偿案件,推动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的工作机制。依法妥善审理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合同纠纷和人身、财产损害等侵权纠纷案件,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20.依法妥善审理环境资源行政案件,促进环境行政执法的法治化、规范化。依法审理涉及乡村土地、森林、山岭、草原、滩涂等行政确权案件,加强对乡村自然资源的保护。依法妥善审理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和生态补偿等相关行政案件,推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实。依法妥善审理因乡村环境监管、污染物排放许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禁牧轮休以及环境保护税等税费征收引发的行政案件,支持和监督环境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
21.依法妥善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其他新型环境资源案件。及时受理和审理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的乡村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程序和配套机制。依法妥善审理法定机关提起的乡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追究责任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22.依法妥善审理污染乡村环境、破坏乡村生态刑事案件。依法严惩环境监管失职犯罪和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等犯罪行为,筑牢乡村生态环境安全司法保护屏障。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审理中探索将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失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对因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损害的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保护其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23.优化协同审判机制,提升乡村绿色发展司法服务保障水平。强化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机构配置和审判人员培养。建立与公安、检察和环境资源保护相关主管部门的执法协调联动机制,积极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推动构建乡村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实现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方位保护。
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明和谐平安乡村建设
24.大力弘扬社会美德,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依法妥善处理乡村邻里纠纷,弘扬守望相助、崇德修睦的乡邻美德,维护熟人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宗缘、地缘关系建立的情感和道德纽带。注意甄别地方风俗、民族习惯,通过司法审判引导农村摒弃高额彩礼、干预婚姻自由、不赡养老人等不良风气。通过司法审判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移风易俗行动中依法行使职权,推动乡风文明新气象的形成。
25.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促进乡村和谐家庭建设。对于陷入危机的婚姻,要加强救治,大力弘扬家庭美德,着力维护家庭稳定。对于感情确已破裂的婚姻,要注意钝化家庭矛盾,预防因家庭纠纷导致恶性伤害事件发生。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行为规范,弘扬优良传统道德,培育家庭美德。积极巩固有利于家庭稳定的财产制度和情感基础,着力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6.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增强农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把持农村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黑恶势力“保护伞”。
27.依法惩治危害农村社会安全的犯罪,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依法妥善审理因婚恋纠纷、邻里纠纷、土地权属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引发的刑事案件,做好调解工作,争取案结事了。充分尊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风俗和生活习惯,审慎审理因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引发的刑事案件。将依法惩处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有机结合,从源头上防范农村各类犯罪,维护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
28.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力度,在涉农案件执行领域树立褒奖诚信、惩戒失信的价值导向。注重发挥乡村干部、司法协理员、人民调解员等基层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加强执行和解,增进邻里和睦,促进乡村稳定。将执行过程与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对接,与乡规民约、善风美俗建设有效对接,不断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六、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理念,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9.准确把握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关系,积极搭建法治与德治的桥梁,促进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充分保护村民的自治权利,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地位,审慎把握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之间的边界。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坚持寓德治于法治,用法治促德治,让柔性的道德获得有力的推行,使道德与法律相得益彰。通过发挥司法审判的道德引导、行为规范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依法打击农村基层“微腐败”“蝇贪”,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
30.坚持政教分离政策,严禁宗教干预国家司法职能的实施。禁止邀请宗教人士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来处理农村矛盾纠纷。正确把握宗教教义与民族习惯、社会道德的边界,依法惩处打着宗教旗号侵害广大信教群众、农村群众的婚姻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信仰与不信仰宗教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通过巡回审理、以案说法等方式,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
31.建立健全涉农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增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整体合力。加强人民法院与农村农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妇联等政权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健全乡村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司法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等综合服务平台,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积极推广“寻乌经验”。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相结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在农业以及乡村交通、环境、市场监管、文化等领域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提高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同能力,不断完善乡村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乡村法治建设的合力。
32.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做好人民法庭工作。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切实开展好人民法庭工作。加强人民法庭管理,建立完善案件审判质量、效率考评体系和法庭综合监督评价体系。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着力解决农村人民法庭人员配备、职级待遇、安全保卫、经费和物质装备保障等问题,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顺利开展。坚持和完善人民法庭巡回审理制度,不断提高巡回审理的效果和水平。
33.深入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坚持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审作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司法专业化判断与老百姓朴素认知的有机统一。积极履行对人民陪审员的指引、提示等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大力宣传人民陪审员制度,着力提升人民陪审员的履职保障水平,推动形成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人民群众理解支持、人民陪审员积极有序参审的良好局面。
34.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深入挖掘涉“三农”案例资源,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加强农村法治宣传。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开庭审判进村入校活动,对于具有“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效果的案件,积极开展巡回审理。积极与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法治节目等方式宣传法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广大农村群众接受法治教育。
七、加强权益保护,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5.依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要以农民权利保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农民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农村生产经营秩序。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集体资产不流失、农民权利不受损的原则,依法妥善处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依法妥善审理非法截留、扣缴农民承包收益案件,保护农民承包经营收益。通过加强农民权利的司法保护,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36.依法保护农民人格权,加大乡村地区人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惩处为追讨债务而侵害农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行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工单位或个人非法拘禁、强迫农民工从事危重劳动,非法收买和使用被拐骗儿童劳动、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妥善审理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权。依法惩处虐待、遗弃等犯罪行为,着力保护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依法督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保障适龄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保护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
37.依法妥善处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保护农民基本财产权利。充分认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基本财产权利的重要意义,审慎处理尊重村民自治和保护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关系,防止简单以村民自治为由剥夺村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不断加强与农村农业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等单位的沟通协作,依法依规保护农村外嫁女、入赘婿的合法权益。
38.依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发挥农民工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以及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保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返乡创业农民工合法权益。着力保护在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让农民工既入得了城、扎得下根,又回得了村、稳得住心。
39.依法妥善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农民房屋拆迁及安置补偿纠纷案件,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征地用途和目的,将是否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予以合理补偿,是否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是否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为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40.依法惩治侵害农民权益犯罪,保护农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严惩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实施的强奸、猥亵、拐卖、收买、诈骗等犯罪,积极探索老人、妇女、儿童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校、社会保护衔接机制,推进联动机制试点工作。依法妥善处理校园霸凌等案件,通过司法审判、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农村青少年健康成长,督促学校加强管理。积极参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工作,着力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进农村、进基层活动,有效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案件发生。
41.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和司法公开,提升农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获得感。建设智慧法院、网上司法社区,涵盖涉农案件的网上立案、网上信访、进度查询、材料收转、在线庭审等功能模块,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键理赔”等在线司法服务,让“信息多跑路,农民少跑腿”。坚持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方便农村群众观看庭审、查阅文书,实现看得见的公正司法。
42.将党的群众路线与司法专业化相结合,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采用“群众说理、法官说法”等方式,将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与司法专业化相结合,以农村群众能够理解、感受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尊重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村规民约、乡风民俗,妥善把握民事审判对习惯的适用。完善人民法院网络涉执申诉平台,拓展乡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43.完善司法为民便民利民措施,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三农”的能力。推行上门立案、电话立案、预约立案等工作方式,畅通司法便民“最后一公里”。在交通不便、人员稀少的偏远地区,就地开展法律咨询、代写诉讼文书、调解纠纷,就地立案、开庭、调解,当庭裁判,增强诉讼服务的可得性、易得性。深入推进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建设,开辟涉农维权案件绿色通道,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加强释明工作,做好对农村群众的诉讼引导和帮助。
44.积极助力精准扶贫,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依法妥善处理农村劳动争议案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务报酬等类型案件做到快立快审快执,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依法妥善审理扶贫搬迁相关案件以及贫困人口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纠纷案件,保护贫困人口生活安定。依法审理挪用、贪污扶贫款等案件,严厉惩处扶贫领域的腐败行为。
45.加强农村司法救助,保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与标准,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人身损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群众,依法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措施。加大刑事司法救助力度,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依法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做好执行司法救助工作,细化救助标准,推进救助公开,将司法救助款项精准发放到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民群众手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20]1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正确审理因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和交易所引发的合同、侵权和破产民商事案件,统一法律适用,保护债券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经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现将会议纪要印发。
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培训,使审判人员尽快准确理解掌握纪要的相关内容,在案件审理中正确理解适用。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5日
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债券市场在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少数债券发行人因经营不善、盲目扩张、违规担保等原因而不能按期还本付息,以及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事件,严重损害了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正确审理因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和交易所引发的合同、侵权和破产民商事案件,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相关案件座谈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主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庭室的负责同志,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市场自律监管机构、市场中介机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经认真讨论,就案件审理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会议认为,当前债券市场风险形势总体稳定。债券市场风险的有序释放和平稳化解,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此类案件,并在审理中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原则。民商事审判工作是国家维护经济秩序、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全国法院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国家工作大局,以民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公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破产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将法律规则的适用与中央监管政策目标的实现相结合,将个案风险化解与国家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相结合,本着规范债券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宗旨,依法公正审理此类纠纷案件,妥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国家经济秩序稳定和金融安全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坚持依法公正原则。目前,债券发行和交易市场的规则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构成。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要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原理,对具有还本付息这一共同属性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适用相同的法律标准。正确处理好保护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强化对发行人的信用约束、保障债券市场风险处置的平稳有序和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公募与私募、场内与场外等不同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妥善合理弥补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自律监管规则的模糊地带,确保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3.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债券依法发行后,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依法应当由投资人自行负责。但是,“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对于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要立足法律和相关监管规则,依法确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增信机构,债券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以下简称债券服务机构),受托管理人或者具有同等职责的机构(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等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注意能力和过错程度相结合,将民事责任追究的损失填补与震慑违法两个功能相结合,切实保护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
4.坚持纠纷多元化解原则。债券纠纷案件涉及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发行和交易方式复杂、责任主体多元,要充分发挥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事平台作用,保障受托管理人和其他债券代表人能够履行参与诉讼、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债券持有人会议赋予的职责。要进一步加强与债券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债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协调好诉讼、调解、委托调解、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多种司法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形成纠纷化解合力,构建债券纠纷排查预警机制,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充分尊重投资者的程序选择权,着眼于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纠纷化解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尽可能便利投资者,降低解决纠纷成本。
二、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会议认为,同期发行债券的持有人利益诉求高度同质化且往往人数众多,采用共同诉讼的方式能够切实降低债券持有人的维权成本,最大限度地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提高案件审理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协议约定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承认债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推选的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受托管理人、诉讼代表人履行统一行使诉权的职能。对于债券违约合同纠纷案件,应当以债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推选的代表人集中起诉为原则,以债券持有人个别起诉为补充。
5.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债券发行人不能如约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出现债券募集文件约定的违约情形时,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募集文件、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者申请发行人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受托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符合债券募集文件、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授权文件。
6.债券持有人自行或者共同提起诉讼。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授权受托管理人或者推选代表人代表部分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他债券持有人另行单独或者共同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者申请发行人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债券持有人会议以受托管理人怠于行使职责为由作出自行主张权利的有效决议后,债券持有人根据决议单独、共同或者代表其他债券持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发行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7.资产管理产品管理人的诉讼地位。通过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债券的,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人根据相关规定或者资产管理文件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8.债券交易对诉讼地位的影响。债券持有人以债券质押式回购、融券交易、债券收益权转让等不改变债券持有人身份的方式融资的,不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三、关于案件的受理、管辖与诉讼方式
会议认为,对债券纠纷案件实施相对集中管辖,有利于债券纠纷的及时、有序化解和裁判尺度的统一。在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自行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受诉法院也要选择适当的共同诉讼方式,实现案件审理的集约化。同时,为切实降低诉讼维权成本,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以自身信用作为财产保全的担保方式。
9.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以自己受到欺诈发行、虚假陈述侵害为由,对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以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主张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未经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由请求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债券违约案件的管辖。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以发行人或者增信机构为被告提起的要求依约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履行增信义务的合同纠纷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券募集文件与受托管理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债券募集文件与受托管理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能确定管辖法院的,由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纪要发布之前,人民法院以原告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的,应当移送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审理;已经生效尚未申请执行的案件,应当向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经执行尚未执结的案件,应当交由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继续执行。
11.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案件的管辖。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以发行人、债券承销机构、债券服务机构等为被告提起的要求承担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侵权纠纷案件,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多个被告中有发行人的,由发行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12.破产案件的管辖。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申请发行人重整、破产清算的破产案件,以及发行人申请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的破产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3.允许金融机构以自身信用提供财产保全担保。诉讼中,对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偿付债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以其自身财产作为信用担保的方式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2号)第九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准许。
14.案件的集中审理。为节约司法资源,对于由债券持有人自行主张权利的债券违约纠纷案件,以及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依法提起的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受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券发行和交易的方式等案件具体情况,以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证券法第九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诉讼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
四、关于债券持有人权利保护的特别规定
会议认为,债券持有人会议是强化债券持有人权利主体地位、统一债券持有人立场的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也是债券持有人指挥和监督受托管理人勤勉履职的专门制度安排。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事平台作用,尊重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法依规所作出决议的效力,保障受托管理人和诉讼代表人能够履行参与诉讼、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债券持有人会议赋予的职责。对可能减损、让渡债券持有人利益的相关协议内容的表决,受托管理人和诉讼代表人必须忠实表达债券持有人的意愿。支持受托管理人开展代债券持有人行使担保物权、统一受领案件执行款等工作,切实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1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效力。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募集文件规定的决议范围、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所作出的决议,除非存在法定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除本纪要第5条、第6条和第16条规定的事项外,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约束力。
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过程中,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对决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的债券持有人应当回避表决。
16.债券持有人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保留。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受托管理人或者推选的代表人作出可能减损、让渡债券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在案件审理中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在破产程序中就发行人重整计划草案、和解协议进行表决时,如未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特别授权的,应当事先征求各债券持有人的意见或者由各债券持有人自行决定。
17.破产程序中受托管理人和代表人的债委会成员资格。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受托管理人或者推选的代表人参与破产重整、清算、和解程序的,人民法院在确定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时,应当将其作为债权人代表人选。
债券持有人自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在破产重整、清算、和解程序中确定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时,可以责成自行主张权利的债券持有人通过自行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推选出代表人,并吸收该代表人进入债权人委员会,以体现和代表多数债券持有人的意志和利益。
18.登记在受托管理人名下的担保物权行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征求为公司债券持有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意见函〉的答复》精神,为债券设定的担保物权可登记在受托管理人名下,受托管理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或者通过普通程序主张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应在裁判文书主文中明确由此所得权益归属于全体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仅代表部分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还应当根据其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人份额占当期发行债券的比例明确其相应的份额。
19.受托管理人所获利益归属于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提起诉讼或者参与破产程序的,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及于其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人。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所得款项由受托管理人受领后在十个工作日内分配给各债券持有人。
20.共益费用的分担。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受托管理人或者推选的代表人在诉讼中垫付的合理律师费等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所必要的共益费用,可以直接从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受领的款项中扣除,将剩余款项按比例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五、关于发行人的民事责任
会议认为,民事责任追究是强化债券发行人信用约束的重要手段,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严格落实债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债券兑付和信息披露责任,依法打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随意支配发行人资产,甚至恶意转移资产等“逃废债”的行为。对于债券违约案件,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依法确定发行人的违约责任;对于债券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侵权民事案件,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损失确定发行人的赔偿责任,依法提高债券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21.发行人的违约责任范围。债券发行人未能如约偿付债券当期利息或者到期本息的,债券持有人请求发行人支付当期利息或者到期本息,并支付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债券持有人以发行人出现债券募集文件约定的违约情形为由,要求发行人提前还本付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债券募集文件关于预期违约、交叉违约等的具体约定以及发生事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债券持有人以发行人存在其他证券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为由,请求提前解除合同并要求发行人承担还本付息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其他证券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行为是否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因素,判断是否符合提前解除合同的条件。
22.债券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就发行人财务业务信息等与其偿付能力相关的重要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欺诈发行的债券认购人或者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及之后、揭露日之前在交易市场上买入该债券的投资者,其损失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1)在起诉日之前已经卖出债券,或者在起诉时虽然持有债券,但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已经卖出的,本金损失按投资人购买该债券所支付的加权平均价格扣减持有该债券期间收取的本金偿付(如有),与卖出该债券的加权平均价格的差额计算,并可加计实际损失确定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分段计算,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
(2)在一审判决作出前仍然持有该债券的,债券持有人请求按照本纪要第21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损失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债券持有人请求赔偿虚假陈述行为所导致的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综合考量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虚假陈述内容被揭露后的发行人真实信用状况所对应的债券发行利率或者债券估值,确定合理的利率赔偿标准。
23.损失赔偿后债券的交还与注销。依照本纪要第21条、第22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发行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向债券登记结算机构调取本案当事人的债券交易情况,并通知债券登记结算机构冻结本案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相关债券。
人民法院判令发行人依照本纪要第21条、第22条第二项的规定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无论债券持有人是否提出了由发行人赎回债券的诉讼请求,均应当在判项中明确债券持有人交回债券的义务,以及发行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注销该债券的权利。
24.因果关系抗辩。债券持有人在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的虚假陈述内容被揭露后在交易市场买入债券的,对其依据本纪要第22条规定要求发行人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债券投资人在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的虚假陈述内容被揭露后在交易市场买入该债券,其后又因发行人的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其信用风险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按照本纪要第22条的规定计算。
人民法院在认定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的虚假陈述内容对债券投资人交易损失的影响时,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能够证明投资者通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方式卖出债券,导致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卖出时的债券市场公允价值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之后的十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交易价格或前三十个交易日的市场估值确定该债券的市场公允价格,并以此计算债券投资者的交易损失。
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能够证明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于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变化(以同期限国债利率为参考)、政策风险等与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损失赔偿范围时,应当根据原因力的大小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可以委托市场投资者认可的专业机构确定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对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损失的影响。
六、关于其他责任主体的责任
会议认为,对于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要按照证券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债券承销机构和债券服务机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核查把关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债券承销机构和债券服务机构对各自专业相关的业务事项未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未履行普通注意义务的,应当判令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5.受托管理人的赔偿责任。受托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损害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债券持有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26.债券发行增信机构与发行人的共同责任。债券发行人不能如约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出现债券募集文件约定的违约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相关增信文件约定的内容,判令增信机构向债券持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监管文件中规定或者增信文件中约定增信机构的增信范围包括损失赔偿内容的,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要求增信机构对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而应负的赔偿责任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增信机构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发行人等侵权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27.发行人与其他责任主体的连带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对其制作、出具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判断的,应当与发行人共同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28.发行人内部人的过错认定。对发行人的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监事、职工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以及参与信息披露文件制作的责任人员所提出的其主观上没有过错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前述人员在公司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在信息披露文件的制作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及其为核验相关信息所做的努力等实际情况,审查、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
29.债券承销机构的过错认定。债券承销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导致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关于发行人偿付能力相关的重要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判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
(1)协助发行人制作虚假、误导性信息,或者明知发行人存在上述行为而故意隐瞒的;
(2)未按照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原则开展尽职调查,随意改变尽职调查工作计划或者不适当地省略工作计划中规定的步骤;
(3)故意隐瞒所知悉的有关发行人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和意愿等重大信息;
(4)对信息披露文件中相关债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重要内容已经产生了合理怀疑,但未进行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工作;
(5)其他严重违反规范性文件、执业规范和自律监管规则中关于尽职调查要求的行为。
30.债券承销机构的免责抗辩。债券承销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发行人偿付能力的相关内容,能够提交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尽职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1)已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债券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执业规范和自律监管规则要求,通过查阅、访谈、列席会议、实地调查、印证和讨论等方法,对债券发行相关情况进行了合理尽职调查;
(2)对信息披露文件中没有债券服务机构专业意见支持的重要内容,经过尽职调查和独立判断,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部分信息披露内容与真实情况相符;
(3)对信息披露文件中相关债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重要内容,在履行了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工作的基础上,排除了原先的合理怀疑;
(4)尽职调查工作虽然存在瑕疵,但即使完整履行了相关程序也难以发现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1.债券服务机构的过错认定。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发行人偿付能力的相关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付能力的判断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债券服务机构不能证明其已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规定的勤勉义务谨慎执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债券服务机构的注意义务和应负责任范围,限于各自的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应当按照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考量其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区分故意、过失等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32.责任追偿。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债券承销机构以及债券服务机构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按照先行赔付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对超出其责任范围的部分,向发行人及其他相关责任主体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七、关于发行人破产管理人的责任
会议认为,对于债券发行人破产案件的审理,要坚持企业拯救、市场出清、债权人利益保护和维护社会稳定并重,在发行人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程序中,应当进一步明确破产管理人及时确认债权、持续信息披露等义务,确保诉讼程序能够及时进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化解风险,理顺关系,安定人心,维护秩序。
33.发行人破产管理人的债券信息披露责任。债券发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发行人的债券信息披露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承担,但发行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除外。破产管理人应当按照证券法及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及时、公平地履行披露义务,所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破产管理人就接管破产企业后的相关事项所披露的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付能力的判断的,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主张依法判令其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34.破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确认债权的赔偿责任。债券发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募集文件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依照债券登记机关出具的债券持仓登记文件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所申报的破产债权,破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及时予以确认。因破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确认而导致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合理支出以及由此导致债权迟延清偿期间的利息损失,受托管理人另行向破产管理人主张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1月19日 (2018)最高法民他176号)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晋执他1号《关于拟不予执行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中,应当适用的仲裁规则--《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2015年版)第八十条“送达”第二款规定:“向一方当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有关仲裁的文书、通知、材料等,如经当面递交或投递至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秘书处以挂号信或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住所地、惯常居所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仲裁被申请人大同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的注册地址以及其与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大同金地豪生大酒店委托管理合同》中载明的法定地址均为“大同市城区御河北路甲1号雁北宾馆”,没有证据证明“大同市平城街88号”是大同公司的营业地、住所地、惯常居所地或通讯地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在第一次向“大同市城区御河北路甲1号雁北宾馆”地址邮寄仲裁相关材料被退回后,改向“大同市平城街88号”地址邮寄送达,不符合上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根据法释〔2018〕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可以认定本案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6)沪贸仲裁字第267号仲裁裁决。同意你院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拟不予执行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8年8月6日 (2018)晋执他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同中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申请执行大同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委托管理纠纷一案,大同中院经审查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拟裁定不予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向本院报核。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仲裁委)在仲裁上海公司与大同公司一案中,上海仲裁委秘书处以“大同市城区御河北路甲1号雁北宾馆”(以下简称原址)向大同公司送达《仲裁通知》《SHIAC仲裁规则》《自贸区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调解员名册》及上海公司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和证据材料时因“无此单位”被退回,之后变更地址为“大同市平城街88号”(以下简称新址)后妥投,但变更后的联系人身份不明;在此之后,上海仲裁委按照新址在送达《开庭通知》《取消开庭通知》及延迟开庭的《开庭通知》等文书时因“迁移新址不明”被退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八十条“送达”第(二)项规定:“向一方当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有关仲裁的文书、通知、材料等,如经当面递交或投递至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意地点,秘书处以挂号信或者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住所地、惯常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本案中,大同公司的住所地在工商登记中一直未变更,应视“大同市城区御河北路甲1号雁北宾馆”为大同公司“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联系地点。而且上海公司与大同公司履行涉案合同多年,应当知道大同公司的准确的营业地、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通讯地址,上海公司显然没有进行合理查询。仲裁委秘书处在第一次邮寄材料被退回后,再没有向大同公司该“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联系地址进行送达,不符合《仲裁规则》第八十条“送达”的规定,不能视为已经送达。综上,上海仲裁委未能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导致大同公司未能参与仲裁,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对仲裁裁决应当不予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拟同意大同中院不予执行的裁定。因本案申请执行人上海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现向你院申请报核。
以上意见,请予审核。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5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5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在建议中所言,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范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它的颁布施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选任方式、参审范围、职权行使、履职保障等内容。您关心的有关问题,人民陪审员法大多也作了相应规定:
一是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实行“三次随机",即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随机抽取参加个案审理的人民陪审员,这是保障人民陪审员来源广泛性和参审公平性的重要手段。根据人民陪审员法,今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将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再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二是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与以往不同,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除了可以和法官组成三人合议庭,还可以由陪审员四人和法官三人组成七人合议庭,同时,对三人陪审合议庭与七人陪审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也作出了区分。在三人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在七人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行使表决权,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在审判实践中,人民陪审员享有调查取证权、庭前阅卷权、庭中发问权、庭后评议权以及调解权、表决权等审判权利。关于人民陪审员庭审期间的权利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为人民陪审员查阅案卷、参加审判活动提供工作便利和条件;第14条规定:审判长应当指导、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行使权利。案件审理中,经审判长同意,人民陪审员可以参与案件共同调查、在庭审中直接发问、独立进行案件调解等。在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的上述参审权利。
三是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培训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人民陪审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人民陪审员应当按照要求参加培训。我们将根据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变化和新的履职要求,对人民陪审员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等形式,切实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
四是人民陪审员法首次明确规定,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要求切实强化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指引、提示义务,明确法官对案件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责任,努力增强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合理引导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其“民间智慧"促进案结事了。
今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认真做好人民陪审员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和明确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社会各界意见,认真学习领会立法精神,加大贯彻落实力度,确保将人民陪审员法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不断取得新进步。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4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定,现将江苏某银行申请执行监督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108-110号)作为第二十八批指导性案例(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4月27日
江苏某银行申请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108号)
【关键词】
执行案件案外人 保证责任 执行行为异议 程序指引错误 执行监督
【要旨】
质权人为实现约定债权申请执行法院解除对质物的冻结措施,向法院承诺对申请解除冻结错误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该承诺不是对出质人债务的保证,人民法院不应裁定执行其财产。对人民法院错误裁定执行其财产的行为不服提出的异议是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对该异议裁定不服的救济途径为复议程序而非执行异议之诉。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9日,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最高额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约定承兑最高限额不超过1000万元。同日,毛某芹与某银行签订《质押合同》,约定毛某芹以其名下某银行开具的2张存单共计1000万元对前述承兑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约定若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某银行有权实现质权;质押期限为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1月9日。当日,毛某芹向某银行交付上述质押存单2张并签订《权利质押清单》。某银行依约向某公司开具2张共计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承兑付款,但某公司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将应付票据款交存某银行。
2014年11月10日,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某小额贷款公司诉借款人杨某娥、连带保证人毛某芹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根据某小额贷款公司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了毛某芹已质押给某银行的500万元的存单。
2015年1月7日,某银行以涉案存单到期为由向扬中市人民法院提出解除冻结的书面申请,未获批准。同年4月28日,某银行根据法院要求,出具《承诺》一份,载明:“现我单位申请解除对该质押存单的冻结,若申请解除冻结的行为存在错误导致损失的,我单位提供反担保,对上述存单的申请解除冻结行为承担责任。”次日,法院解除冻结。
2015年6月8日,扬中市人民法院对某小额贷款公司诉杨某娥、毛某芹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判令杨某娥偿还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200万元本息,毛某芹等人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同年12月29日,某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扬中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扬执字第1614号裁定,以某银行出具的《承诺》系自愿为毛某芹提供保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85条规定,裁定某银行在保证责任范围内对某小额贷款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某银行不服,向扬中市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因行使质权需要,申请对涉案存单解除冻结并无过错,法院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依据。扬中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7日作出(2016)苏1182执异5号裁定,认为某银行自愿为毛某芹提供保证,法院裁定执行其财产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驳回异议,并告之如不服可在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某银行遂根据法院指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某银行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其出具的《承诺》不构成保证;撤销扬中市人民法院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及驳回异议裁定。2016年7月28日,扬中市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裁定驳回起诉。某银行不服提起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银行可通过普通确权诉讼另行主张质权,驳回上诉。
2016年底,某银行按照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引,以毛某芹为被告、某小额贷款公司为第三人,向扬中市人民法院提起质押合同诉讼。2017年11月14日,该院作出(2016)苏1182民初4094号判决,确认某银行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其提供的《承诺》不构成对毛某芹债务的担保。某小额贷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5月24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来源 2017年3月初,某银行向扬中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其对毛某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承诺》不构成担保,扬中市人民法院据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违法。
调查核实 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某银行的监督申请后,查明以下事实:一是对涉案合同进行了审查,确认某银行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因某公司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将应付票据款1000万元交存某银行,某银行有权根据《质押合同》约定对毛某芹质押的1000万元存单行使优先受偿权。二是本案执行期间,执行法院同时执行的另案,即毛某芹与王某龙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审判及执行情况。该案一审中,法院依王某龙申请冻结了毛某芹在某银行的12张存单共计6400万元,某银行同样以其对12张存单享有质权为由申请法院解除冻结,并向法院出具书面承诺,内容与本案《承诺》基本一致。法院解除对上述存单的冻结后,王某龙不服,先后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认为某银行对该12张存单享有质权,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对王某龙提出的诉求未予支持。
监督意见 2017年3月14日,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向扬中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指出某银行出具的《承诺》不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法院裁定由其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某银行提出的异议予以驳回且引导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执行异议之诉被驳回后又告之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导致某银行饱受诉累,建议法院依法纠正错误执行行为。
2017年7月28日,扬中市人民法院回函以某银行提起质权确认之诉为由,未采纳检察建议。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持续跟进监督,发现在质押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期间,法院根据某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已强行划扣某银行260万元。在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确认某银行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承诺》不构成对毛某芹债务的担保后,法院亦未将划转的260万元执行回转。扬中市人民检察院遂于2018年8月1日,再次向扬中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某银行与毛某芹、某小额贷款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全部审理完毕,原复函中提出的“某银行正在提起质权确认之诉”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建议法院依法纠错并进行执行回转。
监督结果 2019年1月25日,扬中市人民法院向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复函称,该院作出的(2015)扬执字第1614号裁定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对检察建议予以采纳。该院已于2018年9月6日裁定执行回转,某小额贷款公司已将260万元执行款返还某银行。
【指导意义】
(一)质权人为申请解除对质物的冻结,向法院承诺对申请解除冻结错误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不是对出质人债务的保证,法院裁定执行其财产错误。《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人民法院据此解除保全措施的,案件审结后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人民法院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执行程序中将案外人认定为保证人,意味着直接使得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将产生无法律依据的不当影响,因此关于保证责任的认定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规定,根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慎重审查认定。本案中,某银行作为案外人,只有在向法院明确其愿意为被执行人毛某芹的债务提供保证时,法院才可裁定执行某银行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某银行出具的《承诺》虽然有“反担保”一词,但反担保是指债务人为保证人提供的担保,某银行与毛某芹并非债务人与保证人的关系,某银行也未作出为毛某芹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不构成反担保。《承诺》是某银行应法院要求出具,内容是愿对其申请解除冻结错误可能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并非为毛某芹对某小额贷款公司的担保债务提供保证,因此不属于《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85条规定的“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据此裁定执行某银行的财产错误。
(二)执行程序中应正确区分对执行行为的异议与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准确适用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及第二百二十七条对执行行为异议和执行标的异议规定了不同的救济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异议裁定不服的,可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对执行标的异议裁定不服的,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某银行是对法院认定《承诺》系对毛某芹担保的债务提供保证,并据此裁定执行其财产的行为不服,属于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而非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对该异议裁定不服的救济途径为复议程序,人民法院引导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程序指引有误。在某银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驳回起诉亦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某银行就涉案存单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理,并对其提出的确权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判,而不应指引其另行提起普通确权诉讼主张质权。
(三)对已经设立质权的标的物,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某银行作为涉案存单的质权人,有权请求法院解除冻结,法院在某银行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存单享有质权的情况下,应解除对涉案存单的冻结。此时申请诉讼保全的权利人若有异议,可以向法院提出,若在执行异议程序中仍不能解决双方争议,则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法院在解除对涉案存单冻结后,诉讼保全申请人某小额贷款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裁定执行该存单财产并指引某银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及质权确权之诉,事实上混淆了本案争议焦点,适用法律及程序指引均存在错误。
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履行民事执行法律监督职责时,经调查核实,发现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存在上述违反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对于人民法院已错误划扣的财产应当建议法院进行执行回转。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
湖北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109号)
【关键词】
鉴定材料 评估结果明显失实 评估异议 执行人员违法 执行监督
【要旨】
对于民事执行监督中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执行标的物评估结果失实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围绕影响评估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调查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查明违法情形属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纠正;对于发现的执行人员和相关人员违纪、违法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单位或部门处理。
【基本案情】
2004年9月,某银行与某娱乐公司、某房地产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娱乐公司向某银行偿还贷款本息共计3590.45万元,某银行对担保人某房地产公司抵押的财产优先受偿。裁决生效后,某银行于2004年11月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某银行以当时拍卖变现抵押物会对该行造成较大损失为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暂缓拍卖,该院于2005年10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债权凭证。2013年1月,某银行申请恢复执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作出(2004)武执字第428号执行裁定,对某房地产公司唯一资产--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某地块1.3万余平方米的土地进行为期两年的查封,并于2015年1月作出(2004)武执字第00428-1号执行裁定,对上述土地续查封一年。上述两份执行裁定均未向某房地产公司和某银行送达。2014年7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为5778.57万元。某房地产公司对上述评估结果不服,提出执行异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对评估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进行审查,亦未交评估机构对异议内容进行复核。
2015年2月25日,涉案土地公开拍卖,某置业公司经两轮竞价,以5798.57万元的价格竞买成交。2016年6月,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为竞买人办理变更使用权人登记时,为确定税费对涉案土地再次委托评估,确定总地价为21300.7万元。后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来源 2018年3月,某房地产公司认为本案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向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主要理由是执行程序中涉案土地的容积率明显有误,土地价值严重低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调查核实查明以下事实:一是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保存的原始地籍资料显示,涉案土地出让时容积率为4.16。二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曾于委托评估前调取该地籍资料并入卷,但委托评估时未向评估机构提供。三是本案土地价格评估时,评估人员未查实涉案土地容积率,自行依据周边情况设定容积率为2.0。四是某房地产公司及本案其他债权人曾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提出执行异议,法院未予处理。五是竞买后,某置业公司变更权属登记时,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经核算确定涉案土地的容积率为4.61,并依此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公示;为确定土地交易税费,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委托三家评估机构分别进行价值评估,其中估价为21300.7万元的结果居中,该交易中心按21300.7万元的总地价确定交易税费。六是某置业公司后已在涉案土地上开发“盛世公馆”项目并销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面积13214.19平方米,建设规模60969.75平方米,据此计算容积率为4.61。
监督意见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存在下列违法情形:第一,在已调取地籍资料的情况下,未将地籍资料移交给评估公司,未对委托评估资料的完整性负责,致使涉案土地评估价格5778.57万元明显低于实际市场价格;第二,未依法对某房地产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第三,未依法送达法律文书。2018年4月13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纠正错误执行行为;采取有效措施,统筹解决执行纠错及某房地产公司破产问题,维护某房地产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执行人员的失职行为按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另,本案在启动监督程序后,对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已移送有关部门。
监督结果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审查;2018年11月8日,该院复函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确认执行人员委托鉴定时未依法移交调取的鉴定资料,未能保证鉴定资料的充分性、完整性,导致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评估结果失实,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且存在其他程序违法问题;2018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2018)鄂01执监9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对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网络司法拍卖;2019年1月1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复函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确认竞买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严重扰乱司法拍卖秩序。
就本案造成的财产损害,某房地产公司以某置业公司为被告,提起财产损害赔偿之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二审判决,判令某置业公司赔偿某房地产公司财产损失11760.09万元及相应利息;就该判决的履行,双方已达成具体的履行协议。
另,对本案移送的犯罪线索,有关部门已分别对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翟某、某评估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某、估价师黄某4人立案。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洪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翟某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退出拍卖,导致翟某所控制的公司拍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远低于实际价值,以翟某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决现已生效。贾某、黄某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指导意义】
(一)对于可能存在的执行标的物评估结果失实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应着重围绕影响评估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调查核实。执行标的物评估结果失实,特别是评估结果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损害财产权利人利益,是执行监督中当事人反映比较集中的一类问题,尤以土地、房产和重大设备价值评估为多发领域。评估结果失实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的线索来源,人民检察院应据此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导致评估结果失实,查明违法情形属实的,应当依法监督。土地作为执行标的物时,其市场价格与土地容积率、地段、周边配套等因素密切相关,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违法情形时应当重点围绕决定土地价格的密切相关因素进行。以土地容积率为例,可以查实地块出让时确定的容积率、执行人员对容积率的查明掌握情况、评估鉴定机构确定容积率的方法、权属变更登记公示时的容积率和确定土地交易税费时的容积率,遇有容积率的确定存在前后明显差异的情形,应重点查实确定容积率的方法、途径和变化因素等。
(二)查实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予以监督纠正,对于相关人员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和犯罪线索,应当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人民检察院开展执行监督工作,对确有错误的执行案件,应当建议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发现执行人员违纪违法的,应建议人民法院予以处理;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依法移送有关单位或部门。办理涉及评估鉴定的执行监督案件时,应当注意查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鉴定是否向评估鉴定机构提供了真实、完整、充分的评估鉴定材料,是否将已掌握的相关情况全部告知评估鉴定机构,从中发现委托评估鉴定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三条
黑龙江何某申请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110号)
【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执行依据 违法追加被执行人 程序违法 跟进监督
【要旨】
执行程序应当按照生效判决等确定的执行依据进行,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和程序,不得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之外或者未经依法改判的情况下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对于执行程序中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张某与何某系夫妻关系。2009年至2010年,张某因销售燃煤急需资金,向魏某借款共计35万元,到期未偿还。魏某以张某为被告向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2月27日,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铁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张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魏某本金35万元”。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6日,魏某向铁力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1月22日,张某与何某协议离婚。
2015年7月30日,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铁执字167-2号执行裁定,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裁定追加何某为被执行人,并冻结何某工资。
何某向铁力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2015年12月28日,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铁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外,都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裁定驳回何某的异议。何某不服该裁定,向黑龙江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6年4月11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7执复2号执行裁定,驳回何某的复议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来源 2017年5月31日,何某向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认为铁力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违法。铁力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
监督意见 2017年6月28日,铁力市人民检察院向铁力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铁力市人民法院裁定追加何某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建议纠正。7月26日,铁力市人民法院复函,认为追加何某为被执行人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且上级法院已作出执行异议复议裁定,故不予采纳检察建议。铁力市人民检察院提请伊春市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11月8日,伊春市人民检察院向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生效判决并未确认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执行环节不应直接改变执行依据,在未经法院改判的情况下不应直接将判决确认的个人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何某为被执行人,既影响判决的既判力,又剥夺何某诉讼权利,使得何某未经审判程序即需承担义务,建议纠正。
监督结果 2018年3月22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7民监1号回复函,认为铁力市人民法院不应追加何某为被执行人,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采纳伊春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4月16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7执监3号执行裁定,撤销铁力市人民法院(2012)铁执字167-2号执行裁定。后铁力市人民法院解除对何某工资账户的冻结。
【指导意义】
(一)违法追加被执行人,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审判和执行程序分工不同,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应由审判程序予以确定,执行程序通常不应直接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只能依照执行依据予以执行。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对于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情形之外的,不能变更、追加,否则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虽然是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才明确表述的,但是,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基本原则、程序一直是确定的,这一规定只是对确定夫妻共同债务既有规则的重申。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违法追加被执行人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二)办理可能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既要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又要注重保护未共同举债的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利。涉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事关交易安全、社会诚信和家庭稳定,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既要注意到可能存在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也要注意到可能存在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的情形,特别是要防止简单化地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严格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要严守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如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经由审判程序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而非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处理结果错误,可以提请上级院跟进监督。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发现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以及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或者提请上级院监督。
【相关规定】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一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围绕事关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现将2021年度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申报,鼓励检校之间、东西部检察机关之间联合申报。
二、申报限制  1.已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尚未结题的,没有申报资格。  2.已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等项目的课题组不得以相似题目重复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3.重大课题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厅级以上行政职务;其他课题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相关职业经历或法学博士学位。
三、立项原则
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应着眼于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力求具有原创性和针对性,贴近检察实践。自拟题目与参考选题同等对待。课题评审将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论证质量择优立项。
四、项目类型
本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经费课题。重大课题资助经费10万元,重点课题资助经费5万元,一般课题资助经费2万元。鼓励自筹经费申报课题。
五、申报要求  1.课题申请人须填写并书面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2份(课题申请书表格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www.spp.gov.cn中的“理论研究”目录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文档结尾处点击下载)。  2.课题申请表电子版须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应包括以下内容:2021年课题申报:申报课题名称-单位-申请人姓名。  3.申报的课题名称表述应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课题申请书须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财务章。  4.具体申报和评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六、申报材料受理
今年受理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4月30日。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检察理论研究所科硏管理部,邮编:100144
联系人:许慧君
联系电话:(010)86423807
申报材料接收邮箱:jiancha3@163.com
七、参考选题
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如下(共50项):
一、重大课题(2项)  1.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二、重点课题(17项)  1.民法典实施与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2.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平安中国建设研究  3.健全检察环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惩防机制研究  4.犯罪结构变化与“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贯彻落实  5.检察办案监督的司法政策研究  6.法治监督体系中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关系研究  7.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立法研究  8.扫黑除恶常态化长效机制研究  9.涉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追诉标准研究  10.网络犯罪涉外法治研究  11.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研究  12.行政检察办案监督促进诉源治理研究  13.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  14.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15.域外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16.域外检侦关系比较研究  17.以“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为核心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研究
三、一般课题(31项)  1.检察机关打击洗钱犯罪研究  2.知识产权检察新型办案组织与办案机制研究  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研究  4.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规范化研究  5.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规范化研究  6.非羁押智能监管措施应用研究  7.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研究  8.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9.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10.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个人信息责任边界研究  11.流量造假行为的刑法规制  12.网络犯罪证明模式研究  13.新型技术应用于司法实践的证据效力和规则  14.新型网络黑灰产活动的犯罪化研究  15.网络技术服务行为的刑事风险研究  16.网络直播平台推广活动的刑事风险研究  17.自动驾驶的刑事风险研究  18.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背景  19.民法典实施与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机制研究  20.民事检察支持起诉与弱势群体保护研究  21.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22.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23.检察公开听证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  24.健全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研究  25.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监控智能化机制研究  26.检察官逐级遴选配套机制研究  27.检察案例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28.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置和职能配置研究  29.新时期检察区域协作机制研究  30.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实证研究  31.军事检察院办案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21年2月8日
最高检发布推动加强和创新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
最高检发布推动加强和创新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
(2019年5月27日)
目 录
案(事)例一 出台省级层面强制报告制度 多部门联合搭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
案(事)例二 推动构建校园内外“防火墙” 阻断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渗透
案(事)例三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保障困境流动儿童合法权益
案(事)例四 共建“未成年人110指挥中心”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事)例五 推动幼托行业治理 协力填补幼儿权利保护漏洞
案(事)例六 “三位一体”联动监督 纠正不当执行儿童门票优惠政策
案(事)例七 推动成立未成年人帮教救助基金 实现社会司法多元化救助
案(事)例八 构建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监管机制 呵护未成年人全面发展
案(事)例九 上下联动保障学生舌尖安全 多部门共筑食品安全屏障
案(事)例十 建立“童模”保护机制 落实涉众未成年人权益检察监督
案(事)例一
出台省级层面强制报告制度多部门联合搭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
一、基本情况
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存在发现难、报告难、干预难、联动难、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2019年3月,湖北省检察院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实施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试行)》,在全省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该《办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遵循的原则、适用情形、报告主体、报告程序以及违反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要求教育、医疗、福利救助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本部门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备案,由主管行政机关向同级检察院通报情况,不得瞒报、漏报、迟报,以确保部门之间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共享。强制报告制度下发不久,湖北省某市检察院根据某中学教师报告的一条案件线索,及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了一起强奸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
二、典型意义
为了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的问题,湖北省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经过多次协商,制定出台了首个省级层面多部门联动的强制报告制度,强化了相关人员的报告责任,形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搭建 “防护网”。
案(事)例二
推动构建校园内外“防火墙”阻断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渗透
一、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重庆市检察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渗透趋势明显。黑恶势力通过在网络平台传播帮派结义、刀具耍酷等江湖文化,夸大、歪曲兄弟义气,并以辍学、无业未成年人和遭受校园欺凌的在校生为重点发展对象,招募、引诱、威逼未成年人加入黑恶势力团伙,在网吧、宾馆、KTV等娱乐场所结伙作案,社会影响恶劣。针对上述情况,重庆市检察院分别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发出检察建议,推动构建校园内外立体防控机制,阻断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渗透:建立健全网上巡查机制,由市公安局开展网络专项巡查,及时处置614条有害信息;建立健全校园周边综合治理机制,由市公安局联合市文化旅游委、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园周边网吧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网吧5400次,查处违法经营网吧69家,取缔“黑网吧”及违规网吧20家;建立健全防范辍学机制和校园欺凌监管预警机制,由市教委劝返失学辍学学生1569人,并与市检察院共同开展了“防性侵、防欺凌、防诈骗”法治宣传月等活动。
二、典型意义
黑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差的弱点,拉拢、引诱甚至威逼他们加入黑恶团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既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又会毁掉众多孩子的一生。重庆市检察机关利用检察建议推动加强网吧、宾馆、娱乐场所违法接待未成年人等突出问题的治理,加强对失学、闲散等重点未成年人群体的管理和保护,从源头上防止他们被黑恶势力拉拢,对于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预期目标,意义重大。
案(事)例三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保障困境流动儿童合法权益
一、基本情况
2018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在办理杨某杀害幼子一案中,发现未成年被害人杨某某父亲下落不明,其常年跟随患有精神疾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母亲杨某外出流动打工,时常陷入生活困境,直至被母亲杀死。为此,吴江区检察院结合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开展类案调研,发现困境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存在发现难、协调难、救助难等问题,因此向区民政局制发困境流动儿童网格化排查、应急响应、积极干预、各部门联动救助、开展分类保护的检察建议,推动民政局落实辖区内困境流动儿童的筛查和帮扶工作。该院撰写了《当前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仍比较薄弱》的情况反映,引起当地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主动联系检察院共同商讨困境流动儿童权益保护。2018年5月,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协调区公安、司法、民政、网格化治理联动指挥中心、精神病防控办公室、妇联等单位,建立了多部门联动救助及困境流动儿童保护区、镇、村三级网络全覆盖机制。截至目前,已有2名困境流动儿童依托该机制被及时发现,得到心理帮扶、监护干预等有效救助。
二、典型意义
在社会保障机制发展完善过程中,困境流动儿童因其流动性,成为发现难、救助难的特殊群体。检察机关结合办案,深挖案件背后的困境流动儿童权益保障机制问题,针对性提出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相互配合,探索建立了困境流动儿童权益多部门联动保护机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案(事)例四
共建“未成年人110指挥中心”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基本情况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共享难、衔接难、保护难的现状,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检察院主动作为,牵头与区政府法制办、团区委会签《雨城区构建“行政与司法无缝对接,建立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社会支持体系”制度实施意见》,共建“未成年人110指挥中心”。该中心设在雨城区检察院,具有收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线索、及时介入调查核实、召集联席会议、指导联动处置和保护效果评估5大职能。由检察院依托派驻检察官、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两法衔接”平台等5种途径,全面收集监护侵害、监护缺失、食药品安全、违规允许进入不适宜场所等14类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信息线索。经指挥中心核实后,通知相关行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拟定工作方案,并将具体处置事项交由担负职责的行政机关办理,由检察机关对处置过程和保护效果进行监督。该指挥中心运行以来,共收集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线索95条,从中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9件。
二、典型意义
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均担负重要职责,实践中信息共享难、衔接难、保护难的问题严重影响工作成效。“未成年人110指挥中心”是由检察机关牵头建立的线索共享和联动处置指挥平台,通过履行五大核心职能,确保各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线索都能得到全面收集和高效处置。该指挥中心的建立,起到了监督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作用,并促进各履责主体在工作中形成合力,是检察机关创新参与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
案(事)例五
推动幼托行业治理协力填补幼儿权利保护漏洞
一、基本情况
2018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在办理社会高度关注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一案中,发现负责携程亲子园日常运营的相关公司均无幼托经营资质。针对此类幼儿托育机构没有明确的设立标准,也无明确监管部门等管理漏洞的问题,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形成专项报告,推动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卫计委等16家职能部门又联合制定《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明确类似幼儿托育机构的设立标准和监管单位。上述规定出台后,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梳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为全区40余家幼托机构及幼儿园的近80名老师及保育员开展“呵护无忧童年”法治教育,以案释法,强化其未成年人保护意识。
二、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典型个案,在确保案件依法办理的前提下,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针对案件中暴露的问题,积极推动强化相关未成年人服务行业管理,预防类似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是检察机关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案(事)例六
“三位一体”联动监督纠正不当执行儿童门票优惠政策
一、基本情况
2018年5月,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检察院在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时,发现辖区内景区仅以身高为标准对1.2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违反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该院遂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并将上述信息通报区监察委和区法制办,阐明景区做法与国家政策不符,区物价局未严格履行监管职责,致使青少年未能享受本该享有的门票价格优惠政策,同时商请三部门协作开展专项监督,得到区监察委和区法制办的支持和认同。2018年6月5日,区检察院联合区监察委、区法制办共同向区物价局发出要求严格执行儿童门票优惠政策的书面建议,后又组织“圆桌会议”多次与区物价局进行沟通。区物价局及时规范辖区相关景点落实6周岁以下“超高”儿童免票政策。与此同时,区检察院及时跟踪回访,对景区网络售票渠道未同步调整提出口头纠正意见,促使线上线下儿童门票优惠政策得到全面落实。
二、典型意义
景区仅以身高作为未成年人享受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唯一标准长期存在且十分普遍。检察机关结合社会热点和群众关切,敏锐发现监督线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依托检察监督、政府法制监督、监察监督“三位一体”监督体系,切实提升监督刚性和实效,有效纠正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规陋习,展现了检察机关在推动社会治理、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案(事)例七
推动成立未成年人帮教救助基金实现社会司法多元化救助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江门市检察院在办理叶某某故意杀人案时发现,当前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范围有限,不能囊括所有的涉案未成年人,而且需要经过多层审批,耗时较长,救助金额有限,导致救助效果不够显著,于是尝试吸收社会力量,推动多部门参与未成年人救助工作。2018年4月,在市政协和市民政局支持下,江门市检察院推动成立了广东省首个由市慈善会管理的涉检未成年人帮教救助基金--“护苗帮教基金”。该基金成立初期,募集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善款50余万元。为严格管理基金使用和充分发挥基金作用,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参与制定了《江门市慈善会护苗帮教基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申请主体、申请程序、申请额度等内容,规定除对涉检未成年人发放救助金外,还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购买服务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矫治、技能培训、继续学业以及创业资助等资金帮扶,由“输血式”救助变“造血式”救助。目前,该基金会已发向8名未成年人发放救助金近5万元。
二、典型意义
仅仅由检察机关通过司法救助未成年人,力量始终有限。检察机关推动多部门成立涉检未成年人帮教救助基金--护苗帮教基金,将社会资源引入未成年人救助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及时全面提供多元化帮助举措,进一步拓宽了未成年人救助的渠道及思路,以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
案(事)例八
构建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监管机制呵护未成年人全面发展
一、基本情况
2018年,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检察院在办理某校外培训机构老师性侵儿童案时发现,本地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无证经营、设施简陋安全隐患多、培训人员无教师资格等严重问题,同时行政职能部门监管缺位。该区检察院即向区教育局发出落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建立校外培训辅导安全风险提示制度和对培训机构的评价退出机制等内容的检察建议。区教育局立即采取行动,联合相关单位和部门对254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检查,要求6家有证照机构暂停办学、限期整改,责令关停79家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机构,并向检察院书面回复整改情况。随后,该区检察院与区教育局会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学生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防性侵害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并以专项报告推动区委区政府两办印发《未成年学生校外培训托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托管机构的准入、人员资质、安全投入、与110联网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在区检察院的监督下,目前该区已经形成了对校外培训、托管机构的长效监督管理格局。
二、典型意义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患突出,培训机构老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案件时有发生的“乱象”,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能,全面调查后以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清理整治,消除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隐患。在此基础上,推动党委、司法、教育等部门共同构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效监管机制,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
案(事)例九
上下联动保障学生舌尖安全多部门共筑食品安全屏障
一、基本情况
2018年,江苏省南通市检察院在指导办理王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案中,发现多家学校存在食材采购人员鉴别能力不足、学校把关不严、校外培训辅导机构无食品加工餐饮服务许可、无餐饮加工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等问题。为此,南通市检察院向市食安办通报相关调研情况,并联合食安办出台了《关于开展“保障舌尖安全,呵护祖国花朵”学校及学校周边食品安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2018年6月,南通市县两级检察院联合食药局、教育局、公安局、城管局等部门,共对44家中小学、幼儿园及学校周边沿街商铺进行了飞行检查,当场提出整改意见20余条。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全市检察机关向教育局、市监局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份,办理涉未行政公益诉讼案1件。工作中,南通检察机关先后联合市监局制定《关于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领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与教育局、市监局、卫计委等部门制定《2019年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共同建立健全校园内外食品监管体系。
二、典型意义
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曝,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南通市检察机关对校园食品安全犯罪保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又不止步于惩治犯罪,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携手多部门加大对食品监管的执法力度,进一步规范学校及周边商铺、校外培训机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推动形成长期有效合理良性的学校食品监管体系,努力为广大学生筑起食品安全屏障。
案(事)例十
建立“童模”保护机制落实涉众未成年人权益检察监督
一、基本情况
2019年4月,“童模妞妞被踹视频”在网上流传,童模群体权益保护问题迅速引发社会关注,童模辍学、超时拍摄、遭受辱骂殴打、违法代言等问题凸显。“妞妞事件”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在省、市两级院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涉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监督,多次对辖区内“童模妞妞被踹”事发拍摄基地进行走访调查,听取各方意见,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滨江区委会商研判,并于2019年5月会签《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该《意见》明确童模活动范围,对活动场所、内容、强度等作出详细规定,如规定不得让儿童穿戴有违公序良俗的服饰进行拍摄,不得因童模活动使儿童辍学或变相辍学等。同时明确童模行业从业人员及监护人的责任,突出强调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童工,不得实施殴打、辱骂等虐待行为等。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必要时,检察机关可通过公益诉讼等形式对童模进行司法保护。
二、典型意义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使儿童模特成为新兴产业,同时也暴露出儿童权益保护相关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主动与行政执法机关和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密切协作,推动建立检察机关牵头的童模保护机制,共同对童模行业中存在的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规范,给童模穿上“法律保护服”,携手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供坚实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通知
(法发〔201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已经中央批准,现予以印发,作为《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贯彻实施。贯彻落实中的重大事项,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九大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高度,作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战略部署。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机构设置、管理体制、队伍建设和履职保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立法层面巩固了司法体制改革成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人民法院各项改革,现制定《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并将之作为《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贯彻实施。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党中央部署的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在更高站位、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深化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司法效能和司法公信,推动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主义法治环境,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司法改革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群众路线,确保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司法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适应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问题,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织密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准确把握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特征和中央事权属性,完善符合审判权力运行规律的配套监督和保障机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坚持用改革思维和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力、盘活资源、激发活力。
--坚持服务保障大局。立足人民法院司法职能,正确认识大局、精准把握大局、全力服务大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坚持依法有序推进。坚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到以法治引领改革、用改革完善法治。制定改革方案时,同步研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确有必要修改法律,确保改革于法有据。重大改革试点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坚持加强系统集成。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抓落实、补短板、强弱项,又谋长远、破难题、克难关。加强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厘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层次结构性、先后时序性,确保改革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不断提升改革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坚持鼓励基层创新。既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又发挥基层探索的探路作用,统筹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尊重和保护基层首创精神,完善落实容错机制,鼓励基层探索实践,激励基层积极作为,推动将有益经验上升为普遍长远的制度设计,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坚持强化科技驱动。贯彻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全面建设智慧法院。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改革难题、提升司法效能,推动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与智能化、信息化建设两翼发力,为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三)总体目标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国家法律统一起来,确保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统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全领域、贯穿司法改革全过程,推动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审判执行工作基本单元,构建人民法院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更高层次、更高站位上找准切入点、着力点,通过依法履行职能、锐意改革创新,推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构建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大局制度体系。
--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作为人民法院工作基本导向,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动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司法救助和涉诉信访制度,努力实现司法更加亲民、诉讼更加便民、改革更加惠民,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诉讼服务制度体系。
--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不断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全面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健全司法公开形式,畅通当事人和律师获取司法信息渠道,构建更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健全司法履职保障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机制,让法官集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推动实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失职必问责、滥权必追责,构建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和审级设置,健全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和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完善司法经费保障配套机制,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
--推动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改革法律文书送达机制,推动实现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司法效能全面提升,构建顺应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诉讼制度体系。
--全面推进执行信息化、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深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工作,推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执行制度,构建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制度体系。
--全面推进人民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完善法官培养、选任和培训机制,强化干警政治训练、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努力提升队伍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司法能力和专业水平,确保各类人员职能分工明晰、职业保障到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体系。
--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建立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语音识别、远程视频、智能辅助、电子卷宗等科技创新手段深度运用,有序扩大电子诉讼覆盖范围,推动实现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智慧法院应用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人民法院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1.全面加强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政法机关党组织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规定。严格落实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党组责任清单、党组议事规则、党组成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重大业务工作督查反馈等制度,发挥好党组把握政策取向、改革方向、办案导向的作用,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中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健全人民法院配合参与巡视巡察机制,切实增强政治督察。
2.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工作。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优化组织设置,严格组织生活,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切实加强审判执行机构、人民法庭、审判执行团队的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提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完善党的政治建设工作机制。完善人民法院理论教育、政治轮训制度,教育引导法院干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审判执行工作的配套机制,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裁判规则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促进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院文化建设,健全司法职业精神培育机制,激励法院干警坚定法治信仰、忠诚司法事业。
4.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在法官遴选任命、考核评价、监督管理、培养锻炼、奖励惩戒等工作中全面加强政治把关。严格落实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法院队伍。结合人民法院实际,建立干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体系,健全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机制,健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机制。
5.加强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健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完善内部巡视、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制度,整合监督力量。加强关键岗位定期轮换交流。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二)健全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大局制度体系
6.健全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围绕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强化审判指导,完善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完善金融审判领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金融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健全金融风险防范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回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司法需求,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适应特定区域、流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现实需要,完善重大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机制。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7.健全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积极创新司法协同机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自贸区建设等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完善与港澳特区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健全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机制。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提供有力司法支持。
8.健全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规划。进一步优化与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相关的诉讼服务和程序保障,探索构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接轨国际标准的法治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在全国法院推广实施。
9.健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推动调解、仲裁机构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机制。完善外国法查明机制。推动建立域外送达网络平台。
10.健全产权司法保护配套机制。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完善产权司法保护政策,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推动建立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健全涉企业错案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进一步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
11.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更好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案件管辖、证据规则、审理方式等诉讼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全面审查和深度审查,切实推动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标准、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相一致。
(三)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诉讼服务制度体系
12.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健全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集约化诉讼服务机制。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诉讼服务工作,提升诉讼服务社会化水平。普遍推行“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健全相应信息系统,促进纠纷及时快速解决。加快推进跨域立案改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完善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服务相结合的便民立案机制,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推进智慧诉讼服务建设,研发智能辅助软件,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自助查询咨询、业务网上办理等服务,切实减轻人民群众诉累。
13.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加大对行业专业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健全完善律师调解机制,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对具备调解基础的案件,按照自愿、合法原则,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工作机制,引导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推动建立统一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分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司法确认模式,促进调解成果当场固定、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14.健全司法救助制度。进一步研究细化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救助范围、标准程序等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15.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健全涉诉信访终结移交机制。强化涉诉信访源头治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全面推进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完善社会第三方参与化解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化解合力。提升涉诉信访信息化应用水平。完善执行申诉信访系统,与网上申诉平台、执行案件办理系统、全国法院涉诉信访系统互联互通,实现对执行申诉信访案件的常态化监管。加大对违法信访行为的制裁力度,促进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四)健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
16.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工作机制。贯彻主动、依法、全面、及时、实质公开原则,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拓宽司法公开范围、健全公开形式、畅通公开渠道、加强平台建设、强化技术支撑。深入推进裁判文书、庭审活动、审判流程、执行工作、诉讼服务、司法改革、司法行政事务等方面信息公开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准确划分向当事人公开和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标准,研究出台相关业务指引、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明确司法公开责任主体。加大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整合力度,优化平台功能,更加突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特点,促进平台从单向披露转为多向互动,让诉讼活动更加透明、诉讼结果更可预期。
17.深化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建设,全面落实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完善相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推进网上办案数据自动采集,推动实现全国法院依托统一平台自动、同步向案件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18.深化庭审活动公开。进一步健全庭审公开的范围、流程和保障机制。完善中国庭审公开网功能,扩大庭审公开范围,以有典型意义、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为重点,充分运用网络直播、视频录播、图文直播等形式,实现庭审公开常态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提升司法能力,深入开展法治教育。
19.深化裁判文书公开。加大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力度,严格不上网核准机制,杜绝选择性上网问题。升级中国裁判文书网,提升上网裁判文书技术处理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着力提升用户体验。加强裁判文书数据资源研究利用,探索建立与政法机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共享合作的长效工作机制,为规范诉讼活动、统一裁判尺度、繁荣理论研究、促进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20.深化执行信息公开。优化整合各类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功能,拓展执行信息公开范围,推动实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被执行人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网络司法拍卖信息等在同一平台集中统一公开。加强与社会征信体系的对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机制,推动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
(五)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21.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全面贯彻“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强化独任庭、合议庭的法定审判组织地位,依法确定职责权限,确保权责一致。全面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团队建设。理顺审判机构、审判组织、审判团队的关系,完善内部组织架构,优化审判资源配置。进一步健全“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机制。根据审判领域类别和繁简分流安排,完善承办法官与合议庭审判长确定机制。
22.健全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坚持法官入额必须办案原则,合理确定院长、庭长办案工作量,推动减少其非审判事务负担。科学确定院长、庭长审理的案件类型,配套完善分案机制和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确保院长、庭长通过审理案件,及时发现、解决审判监督管理、统一法律适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对院长、庭长办案情况的考核监督机制,配套建立内部公示、定期通报机制,促进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
23.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研究讨论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健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机制。建立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审核、筛选机制。深化审判委员会事务公开,建立委员履职情况和讨论事项在办公内网公开机制。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依法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组成,完善资深法官出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机制。规范列席审判委员会的人员范围和工作程序。
24.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明确院长、庭长的权力清单和监督管理职责,健全履职指引和案件监管的全程留痕制度。完善对信访申诉、长期未结、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抗诉再审案件的审判监督机制。通过信息化办案平台自动识别、审判组织主动提交、院长和庭长履行职责发现、专门审判管理机构案件质量评查、人民法院主动接受当事人监督和社会监督等途径,推动建立全面覆盖、科学规范、符合规律的审判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25.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编制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等专业领域的审判流程标准。规范案件报结、归档标准,优化卷宗移送流程。推动将从立案到结案归档各个节点的工作要点、时限要求、流程标准、岗位指引和文书样式嵌入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对已完成事项的全程留痕、待完成事项的提示催办、将到期事项的定时提醒、有瑕疵事项的实时预警、违规性事项的及时冻结等自动化、静默化辅助功能。
26.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工作,健全司法解释的调研、立项、起草、论证、审核、发布、清理和废止机制,完善归口管理和报备审查机制。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健全案例报送、筛选、发布、评估和应用机制。建立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的备案机制。健全主审法官会议与合议庭评议、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工作衔接机制。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
27.强化司法履职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审判执行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受到侵害救济保障机制和不实举报澄清机制,研究完善法院干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制度,强化履职保障设施建设,保障和维护法院干警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对坚持原则、秉公办案、严格执法的法院干警,坚决予以保护支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审判绩效考核办法。进一步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指标,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干警减压。
28.健全完善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推动在省一级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工作相关规定,健全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衔接机制,完善保障当事法官陈述、举证、辩解、异议、复议和申诉权利的工作机制。
(六)完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
29.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完善审级制度,充分发挥其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强化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监督指导、统一法律适用的职能。健全完善案件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机制,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推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推动完善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构建规范公正透明的审判监督制度。
30.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改革。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职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健全综合配套保障措施。
31.规范专门法院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完善专门法院的设立标准、职能定位和配套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完善专利等案件审判机制。加强金融法院建设,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加强海事法院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海事司法国际地位。
32.深化互联网法院改革。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审判制度。结合互联网法院业务特色和技术特点,改造优化电子诉讼平台,完善与国家机关、相关机构和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对接方式。
33.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科学界定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范围和标准,推动形成有利于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的新型诉讼格局。配合人民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推动整合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农垦法院等机构,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34.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执行组织建设。规范基层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数量、职责、名称和规格,优化工作流程,提高运行质效。根据政工党务、司法政务、经费管理、辅助事务等职能,综合设置相应机构。合理利用原有领导职数,妥善分流使用干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结合审级职能、案件数量、人员编制等情况,优化内设机构设置,建立职能划分明确、运行高效顺畅的内设机构体系。完善人民法院综合业务机构职能定位。
35.加强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规则。加强金融、清算与破产审判机制建设,加大审判队伍培训力度,全面提升专业化水平。强化家事审判机制建设,健全完善家事调解、心理疏导、回访帮扶等制度,研究完善家事诉讼程序。探索家事审判与未成年人审判统筹推进、协同发展。
36.加强人民法庭建设。进一步优化城乡人民法庭布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和便利群众诉讼、便利法院审判的优势,依法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人民法庭领导职数设置,加强人民法庭人员配备,合理保障人民法庭正常履职所需经费。坚持和完善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制度,不断提高巡回审判的效果和水平。
37.推动部分事务集约化、社会化管理。配合内设机构改革,在人民法院内部推行文书送达、财产保全、执行查控、网络公告等事务集约化管理。充分利用市场化、社会化资源,探索实施网拍辅助、文书上网、案款发放等审判辅助事务和部分行政综合事务外包。健全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确保公开竞标、质量评估、运营监督、保密协议、业务培训等各类行为合法合规、外包机制公平公开。
38.加强人民法院政务标准化建设。加强会议组织、公文处理、机要收发、后勤保障等司法政务工作标准化建设,促进政务标准化与信息化应用融合,切实提升司法政务工作效率和水平,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保障。
39.稳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编制、人事管理改革。推动完善省以下地方法院机构编制由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为主,高级人民法院协同管理的体制。配合有关部门健全完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管理体制。
40.研究完善人民法院司法经费保障机制。研究完善财物管理机制,研究建立经费动态调整机制。
(七)健全顺应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诉讼制度体系
41.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健全完善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探索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进一步简化简易程序,完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探索推动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管辖规则、诉讼规则,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深入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
42.推进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围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改革完善行政审判工作机制,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服务和保障“放管服”改革。规范行政案件管辖机制,完善案件管辖标准及类型,优化行政审判资源配置。
43.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落实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法庭调查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落实和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随案移送和法庭调查规则,确保庭审发挥实质性作用。规范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严格落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制度,细化相关操作性规定。推广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将其嵌入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进一步支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完善工作衔接机制,充分保障刑事辩护律师依法执业权利。探索建立死刑复核案件通知辩护制度,健全相关工作程序。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动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推动完善“病残孕”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机制,解决判前未羁押罪犯交付执行难问题。完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移送执行机制和退出执行机制。全面推进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信息平台系统在全国法院上线运行,完善相关数据汇聚上传机制。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审查标准,完善审查刑事申诉案件的程序和要求。
44.健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文书送达机制。在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工作中,综合运用电子送达、委托送达、约定送达等方式,探索完善送达新模式,推动完善相关规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进一步扩大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推动落实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推广集约化、分段化送达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利用社会化服务方式开展送达工作。
(八)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制度体系
45.推动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持续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推动将执行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和法治建设重要内容,强化目标责任考核。推动建立基层协助执行网络,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基层组织和网格员作用。
46.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源头治理机制。推动制定强制执行法。强化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性、可执行性,建立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执行转破产机制,大力推进信息化应用,完善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推进“执转破”案件的快速审理,促进执行积案化解。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针对个人的执行不能案件。推动完善公司法律制度,限制随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强化公司账簿管理,健全公司交易全程留痕制度,防止随意抽逃公司资产。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合机制。
47.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优化执行权配置。推行以法官为核心的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完善执行警务保障机制,细化执行程序中各类人员职责权限。强化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机制。完善执行指挥中心运行机制。推进执行案件和执行事务的繁简分流、分权实施,打破“一人包案到底”的办案模式,切实提升执行工作的集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完善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的协调运行机制。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完善保全和执行协调配合机制,鼓励财产保全保险担保,完善保全申请与执行网络查控有序衔接工作机制,以保全促调解、促和解、促执行。
48.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积极应用各种新型技术手段,坚持边开发、边运用、边完善,优化升级各类执行信息化系统平台,进一步完善执行指挥系统、流程节点管理系统、网络查控系统、信用惩戒系统、款物管理系统、终结本次执行案件单独动态管理系统、执行信访办理系统。深化以网络司法拍卖为中心的资产定价和处置模式改革,完善网络评估拍卖系统,建立在线询价评估系统。完善四级法院一体化的执行案件办案平台,强化节点管控,实现案件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符合执行实施工作特点的移动办案平台,切实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推进智能辅助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减轻执行人员工作负担。
49.加强执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建立完善以操作规程为核心的执行行为规范体系,完善各类程序节点、执行行为的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完善协同执行、委托执行机制,规范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异地交叉执行的提起和审批程序。严格规范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结案、恢复和退出程序,全面推行终结本次执行案件集中、动态管理。
50.进一步加大强制执行力度。不断扩大网络查控范围,强化冻结、扣划功能,推动实现网络查控系统对各类财产的全覆盖。进一步完善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加大对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健全委托审计、委托调查、悬赏举报等工作机制,加强对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人重大资产处置和重要事项变更等事项的监督。密切与有关方面协作,全面推进信息共享,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推动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用惩戒工作新常态。依法充分适用罚款、拘留、限制出境等强制执行措施,加大对抗拒执行、阻碍执行、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反规避执行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
(九)健全人民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体系
51.完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完善政法专项编制的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推动由省级机构编制部门会同高级人民法院将政法专项编制向人案矛盾突出地区和基层人民法院倾斜。调整优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的布局结构。
52.完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员额管理制度,完善法官交流和退出机制,明确退出的情形、程序、相应后果及救济办法等,实现员额进出常态化、制度化。完善人民法院综合业务部门人员交流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培训考核、培养选拔等机制,建设专业化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根据人民法院职能特点,结合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建立健全内部岗位交流机制,拓宽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
53.完善法官选任机制。配合有关部门统一规范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置、职能。推动强化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职能,适当增加法律专业人士比重,规范遴选标准、程序,推动建立常态性和机动性相结合的遴选机制,确保空缺员额及时增补。完善从符合条件的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的选任标准和工作机制,配套健全分别适应地方法院、专门法院职能特点的初任法官培养机制。健全法官逐级遴选制度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从律师、专家学者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中公开选拔法官的工作机制。
54.完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举措。研究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法官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和法官等级升降办法,推动形成法官等级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的常态化机制,落实向基层人民法院倾斜的政策导向。健全完善从符合条件的法官中选拔产生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的工作机制。协调相关部门明确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对应的配套生活待遇保障制度。
55.健全法院人员待遇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健全与法官工作实绩紧密联系的薪酬分配机制。推动落实法官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其他公务员调整基本工资标准时相应调整法官基本工资标准。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职业保障政策。
56.健全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机制。完善不同层级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的配备模式和标准。在坚持规范招录、严格把关的同时,探索适合市、县两级法院招录法官助理的有效措施,把党中央对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招考的倾斜政策落到实处。探索建立下级人民法院法官到上级人民法院交流担任短期法官助理工作机制。健全完善聘用制书记员的招录、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法学院校学生到人民法院实习的常态化机制。
57.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编队管理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警务工作特点的管理体制。推动完善司法警察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警察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改革,进一步推动建立司法警察便捷招录机制、警务督察制度。健全完善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机制。积极推进司法警务信息化建设。
58.完善法院人员教育培训机制。完善人民法院各类人员教育培训体系,着力提高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建立覆盖职业生涯的终身学习制度。完善法官定期培训机制,确保每名法官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脱产业务培训、每年参加业务培训不少于10天。完善法官教育培训师资库建设。坚持网络视频培训常态化、开放性,推进“云课堂”建设,建好在线精品课程库,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健全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机制。完善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双向交流制度。
59.完善人民陪审员管理配套制度。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细化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庭审程序、评议规则等问题。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奖惩管理办法。健全制度规定,推动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经费保障体制。
60.完善全国法院组织人事系统。建立统一、高效、标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支持与人民法院各业务平台的数据共享互用,实现人事、案件、政务信息共享,推动全国法院人事管理系统化、专业化。
(十)建设现代化智慧法院应用体系
61.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云计算为支撑的全要素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全国法院信息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法院专网性能和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优化整合各类办公办案平台,避免重复建设、闲置浪费。推动建立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实现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数据自动推送、资源共享共用。建立人民法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分层级的安全防护体系。
62.推动科技创新手段深度运用。全面提升语音识别技术在庭审语音同步转录中的应用效能,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实现全国法院语音识别的模型共享和统一管理。加强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办案在途时间。加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完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瑕疵提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等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机制。
63.有序扩大电子诉讼覆盖范围。充分利用我国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的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电子诉讼在全国法院的覆盖范围、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逐步实现在线立案、在线缴费、电子送达三类应用覆盖全国法院,打造世界领先的移动诉讼服务体系。
64.完善电子卷宗生成和归档机制。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上传办案系统、电子卷宗自动编目、原审卷宗远程调阅、诉讼文书辅助生成和类案智能推送应用覆盖全国法院。逐步推动实行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65.完善司法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机制。丰富扩展司法数据资源,深入开展司法大数据研究,不断提升数据汇聚、分析、应用水平。加强大数据在司法管理、廉洁司法中的应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探索构建司法社会治理指数,深刻揭示审判执行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三、组织实施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科学周密部署、做好舆论引导和思想工作,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全面落实到位。各级人民法院要把讲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实际行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把坚决执行党中央改革部署作为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试金石,把推进改革是否坚实有力作为检验“四个意识”强不强的重要标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抓细改革措施的落地见效,确保改革蹄疾步稳、久久为功,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加强组织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对本纲要任务的统筹协调、推进实施、督促落实、总结评估,通过建立台账、挂账管理、跟踪督办、督察问责,确保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要健全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察指导作用。拟就重大改革项目开展试点的,试点方案须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同意,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方案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报中央审批同意方可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健全完善司法改革重大问题、重大事项报批备案和请示报告制度,及时总结改革经验、报告工作进展、反映问题困难。
--强化主体责任。要把提高方案质量、按时完成任务、抓好工作落实作为重中之重,加强改革任务分解,逐项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任务书,确保每项任务有人盯、有人抓。要加强对改革落实情况的督察问效,推动改革督察扩点拓面、究根探底。要拓宽政策解读渠道,通过印发问题口径、编写政策读本、组织专题培训,讲明说清改革政策,引导法院干警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科学周密部署。要充分把握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的关系,在逻辑上注重有序衔接,在成效上注重巩固提升,在配套上注重系统集成,既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紧密相嵌,又努力做到改革效果压茬拓展,最大程度凸显改革的制度效应和整体效果。要按照“老试点带新试点”“好典型做好教员”的路径,梳理先做先行者的经验方法,发挥善作善成者的示范效应,定期编印司法改革案例,积极推广基层创新举措,推动改革举措持续发展。
--加强舆论引导。要坚持改革方案与宣传舆论工作方案同步制定,改革实施和宣传舆论引导同步推进。要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深入宣传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好经验好成效,通过优化宣传平台、创新宣传方式,讲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故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的通知(2017)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的通知
(2017年1月16日 法办〔2017〕11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修订稿)已经本院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
(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50次会议修订)
为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申请再审权,方便当事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第一条 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二审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下列情形不得申请再审:
(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
(二)当事人将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案件;
(三)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四)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案件;
(五)再审判决、裁定;
(六)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的案件。
第二条 当事人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不予受理的裁定;
(二)驳回起诉的裁定。
第三条 再审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判决、裁定、调解书列明的当事人;
(二)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所提出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的案外人;
(三)上述当事人或案外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
第四条 再审申请书列明的再审事由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
再审申请书列明的再审事由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情形的,应当改正;再审申请书未列明再审事由的,应当补充。
第五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
第六条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可以下列方式提出:
(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
第七条 再审申请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第八条 再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列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所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二)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名称,判决、裁定、调解文书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须列明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项)及具体事实、理由;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明确表述;
(六)再审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条 再审申请人除应提交符合规定的再审申请书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二)委托他人代为申请,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函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应提交基层法律服务所函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以及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隶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
(三)申请再审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判决、裁定、调解书系二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四)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五)支持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和再审请求的证据材料;
(六)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的,应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新证据。
第十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应使用A4型纸,同时应当附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可编辑的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文本(WORD文本),并提供所有纸质文件的便携式格式文本(PDF文本),将上述两种格式的电子文本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中,与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第十一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或者有人身攻击等内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应当补充或改正。
四、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及巡回法庭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申诉立案大厅及巡回法庭设立专门窗口负责审查接受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第十三条 再审申请人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及巡回法庭提交申请再审材料的,应当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按照提交登记表的顺序,由接谈法官审查其再审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以及材料是否齐备。
第十四条 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且材料齐备的,应填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一式两份,签名并注明日期,由接谈法官加盖最高人民法院收取诉讼材料专用章后返还一份清单。
再审申请人应同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十五条 再审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指南第七条至第十一条的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材料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及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二)在信封上注明提交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在信封上注明来信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第十六条 再审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出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但申请再审案件材料不齐备或需要改正的,应当按要求予以补充或改正。
六、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十七条 再审申请人可通过登录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通过预约方式立案,通过诉讼服务网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指南第七条至第十一条的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材料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及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二)上传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可编辑的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文本(WORD文本),并提供所有纸质文件的便携式格式文本(PDF文本);
(三)填写送达方式、送达地址确认书。
当事人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网上审核通过的要求和地址,向最高人民法院及巡回法庭邮寄书面申请再审材料,也可凭预约立案通知书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及巡回法庭现场确认立案。
第十八条 再审申请人通过诉讼服务网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立案受理。但申请再审案件材料不齐备或需要补正的,应当按要求予以补正。
七、涉外民事案件申请再审的特别规定
第十九条 涉外民事案件中的外国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人为外国人的,应当提交其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护照复印件,或能证明其身份信息的其他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外国企业或组织的,应当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及代表人身份证明。上述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代表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在人民法院法官见证下签署,或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机构的公证书。
八、其 他
第二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可供查询民事申请再审相关规定和诉讼文书样式,网址为WWW.court.gov.cn。中国法院诉讼服务网可以提交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网址为WWW.susong.chinacourt.org。也可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查询。
第二十一条 申请再审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登记四室,邮政编码:100062。如需实地查询请到北京市朝阳区南四环肖村桥南顶路红寺村316号最高法院申诉信访大厅办理。
附件:1.再审申请书参考样式(略)
2.最高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决定,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检例第166号)作为第四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9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66号)
【关键词】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跨区划公益损害 以事立案 一体化办案 检察听证 诉源治理
【要旨】
对于公益损害严重,且违法主体较多、行政机关层级复杂,难以确定具体监督对象的,检察机关可以基于公益损害事实立案。
对于跨两个以上省或者市、县级行政区划的生态环境公益损害,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采用检察一体化办案模式,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组成办案组,可同时在下级检察机关设立办案分组,统一工作方案,明确办案目标任务,统一研判案件线索,以交办或指定管辖等方式统一分配办案任务。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督办或者提办重点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将办案中的重要问题逐级请示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包括需要上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协调解决的相关问题。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拟采取的公益损害救济方案或者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治理成效,包括涉及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或者涉及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利益主体,特别是涉及不特定多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民众,可以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进行客观评估,或者征询对相关问题的治理对策和意见。
对于因跨行政区划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等根源性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建立健全跨区划协同履职机制,在保护受损公益的同时,推动有关行政机关和相关地方政府统一监管执法,协同强化经济社会管理,促进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万峰湖地处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接合部,属于珠江源头南盘江水系,水面达816平方公里,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水源,其水质事关沿岸5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珠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多年来,湖区污染防治工作滞后,网箱养殖无序发展,水质不断恶化,水体富营养化严重,部分水域呈劣V类水质,远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相关项目标准限值。
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第一批第六督察组在广西督察时发现:“2015年全区11个重点湖库中有5个水质下降明显”,其中包括万峰湖的广西水域。2017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第一批第七督察组在贵州督察时发现:“珠江流域万峰湖库区网箱面积7072亩,超过规划养殖面积2.48倍”。贵州省黔西南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政府就督察发现的问题分别组织了整改,但相关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此外,万峰湖流域还存在干支流工业废水直排、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也直接影响着万峰湖水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一)非法网箱养殖污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县、西林县辖区内水域违法网箱养殖面积达53.6万平方米,日均投放饲料达上百吨,导致网箱养鱼库湾及其附近水域水质总氮超标,投饵后部分水域水质为劣V类水。云南省师宗县辖区内也有非法网箱养殖情况,对万峰湖库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水面浮房、钓台等污染。隆林县、西林县辖区分别有水面浮房397个、289个,浮房大多设置厨房、卫生间、休息室等;云南省罗平县辖区有钓台等水上浮动设施154个、总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浮房、钓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水直排入湖。云南省曲靖市多依河沿岸周边有多个鱼塘,养鱼产生的废水直排多依河后注入万峰湖。
(三)船舶污染。西林县辖区内,有按照浮房模式进行改装的船舶约50艘,配备住宿床位4到12张不等,均无污水集中收集装置或过滤、净化设施,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厨余油污、厨余垃圾以及生活污水,均直接排入湖中或倾倒岸边。罗平县A航运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有7艘船舶检验不合格、22艘船舶废机油收集后未按规定进行处置造成污染。
(四)沿岸垃圾污染。水域及沿岸有多条垃圾带,主要包括塑料瓶、塑料袋、泡沫、废弃油桶、浮房拆解残余物等,随水体流动漂浮到湖面并滞留。贵州省兴义市辖区某地长期堆放大量垃圾,未配套建设防渗漏等设施,导致汇入万峰湖的河流受到污染。
(五)生活和养殖污水直排。兴义市辖区两处居民安置区总占地面积637.76亩,安置户总数为1509户,安置区房屋多为自建,导致雨污混流,污水最终汇入万峰湖。
(六)企业偷排、乱排废水。贵州省普安县辖区两处小煤窑废弃矿井每天产生约90余吨的酸性废水,沿坡梗、沟渠、河道汇入万峰湖。普安县B能源有限公司C洗煤厂(简称B公司C洗煤厂)在建设生产过程中未严格按照“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需要配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未落实“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导致大量煤矸石、煤泥及煤渣中的有害物质经雨水冲刷后渗漏造成土壤污染,汇入万峰湖污染水体。
(七)破坏水文地质环境。隆林县辖区D渔港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在780水位线下施工,改变水文情况,造成岸坡泥土松动,可能存在引发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依法立案
2019年11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反映了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最高检初步调查查明,万峰湖流域污染问题由来已久,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南州部署开展了“清源、清网、清岸、清违”专项活动,云南省、广西自治区所辖湖区也陆续开展了治理行动,但由于三省(区)水域分割管理、治理标准、步调不一等原因,流域污染问题未能根治,此起彼伏,不时反弹蔓延。
最高检认为,万峰湖流域污染问题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流域生态环境受损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在于地跨三省(区),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主张和执行标准不统一,仅由一省(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督促治理难以奏效。为根治污染,有必要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鉴于该案违法主体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行政机关,数量较多,如采取依监督对象立案的方式,不仅形成一事多案,且重复劳动、延时低效,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保护。综合考虑本案实际,2019年12月11日,最高检决定基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事实直接进行公益诉讼立案。
(二)一体化办案
最高检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组建由大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从本院及三省(区)检察机关抽调办案骨干作为办案组成员;三省(区)分别组建办案分组,负责摸排污染源线索、办理最高检交办和指定管辖的案件。由此整合四级检察机关办案力量,充分发挥不同层级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
2020年1月13日,最高检向三省(区)人民检察院印发《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工作方案》,确定了“统分结合、因案施策、一体推进”的办案模式。最高检办案组统一研判案件线索,以交办、指定管辖等方式统一分配办案任务、调配办案力量,以案件审批、备案审查等方式把控办案质量,以下发通知、提示等方式统一开展指导,助力各办案分组破解办案困难和阻力,统筹全案办理进度。
统一研判案件线索。在办案过程中,各办案分组摸排并上报案件线索61条,主要包括非法网箱养殖、水面浮房和钓台、船舶、垃圾、违法排放废(污)水等污染和破坏水文地质环境等问题,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运输等行政机关。因万峰湖流域污染问题涉及的行政机关多为基层,地方检察机关更熟悉本辖区情况,开展调查更及时、更便利,最高检办案组依据公益诉讼相关管辖规定,对案件线索统一研判并分类处置,统一分配办案任务。
对一般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交可能未依法履职的行政机关所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办理;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交违法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的市级检察院或者基层检察院办理;对两个检察院都有管辖权的,或存在管辖争议的,以指定管辖方式交最有利于公益保护的检察院办理。2020年4月和8月,最高检以交办、指定管辖等方式,将47条案件线索分两批交地方检察机关办理。鉴于该案是最高检立案的公益诉讼案件,最高检根据相关财务规定,对于地方检察机关的相关办案工作,给予了办案经费支持。
统一办案目标。鉴于非法网箱养殖是导致万峰湖流域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万峰湖污染攻坚战中拖延多年想解决仍未解决的“硬骨头”,最高检立案后将全面清理万峰湖湖区非法养殖网箱明确为首要办案目标,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让违法主体承担恢复原状等相应民事责任。2020年9月,非法养殖网箱已全部被拆除。办案进程中,为强化并落实诉源治理,最高检办案组将治理干支流污染、工矿企业污染、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新增为办案重点任务。
统一办案要求。为规范案件办理,最高检办案组下发有关立案、调查、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关键环节的办案提示,把好办案质效标准。为确保办案节奏一致,最高检办案组先后五次召开办案推进会和案情分析会,了解问题困难,听取意见建议,提出工作要求。为确保办案质量、统一结案标准,2020年12月,最高检办案组对各办案分组办理的案件逐一进行结案审查。
凝聚保护合力。为营造良好的办案环境,有力推进案件依法办理,最高检在立案后指导三省(区)相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向地方党委和政法委报告有关情况。三省(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办案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明确要求辖区水域所在市(州)和县(市)政府以及有关行政机关积极配合办案工作,依法解决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沿湖三市(州)党委政府认真落实省(区)党委政府的指示要求,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形成协同保护合力。沿湖五县(市)党委政府和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切实履职,协同解决辖区内污染问题。沿湖三市(州)人大常委会为解决万峰湖生态环境保护因跨行政区划带来的执法差异问题,共同签署了《跨区域协同立法合作协议》,推动实现市域间立法资源共享、执法守法统一、规范。
破解办案阻力。对各分组办案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以及法律问题,最高检办案组要求逐级上报,由上级院履职推进问题解决。广西E集团旗下的F渔业有限公司是隆林县招商引资的龙头企业,其非法养殖的网箱面积达到24万平方米,每天投入饵料约为30吨左右,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针对发展与保护的矛盾问题,2020年2月17日,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基于某些环节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报请最高检明确下步办案方向和要求。2月26日,最高检明确批复,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但对待经济发展中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不改变清理违法网箱的办案目标,但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鲜鱼市场的影响,允许在不再投放饵料前提下适当延缓拆除网箱时限,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8月25日,最高检办案组深入督导发现,该公司约8800余平方米网箱仍在持续投料喂养,直接向涉案企业阐明法律责任,向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严肃指出存在问题,督促从严依法履职。9月13日,涉案企业自行拆除全部网箱。
(三)监督整改
最高检将非法网箱养殖污染等七类问题线索经由省(区)院交沿湖市(州)、县(市)两级检察院具体办理。相关检察机关在收到交办和指定管辖的案件线索后,经进一步调查,共依法立案45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4件,民事公益诉讼1件。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地方检察机关严格落实“诉前实现公益保护是最佳司法状态”的办案要求,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理念,优先与有关行政机关就其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后果、整改方案等事项进行磋商。在磋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44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均在诉前程序中得到解决,其中通过磋商解决8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解决36件。
1.非法网箱养殖污染问题
针对广西隆林县辖区的非法网箱养殖污染问题,2020年2月,隆林县政府成立万峰湖库区环保专项整治指挥部,清理万峰湖隆林县辖区的非法养殖网箱和水面浮房。因鲜鱼存量大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原因,拆除非法养殖网箱进度缓慢,截至同年5月,仍有25.4万平方米网箱未拆除。5月27日,隆林县检察院就此对隆林县生态环境局和县农业农村局立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6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召开万峰湖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坚决清理万峰湖污染源。百色市政府明确下达网箱、浮房拆除的最后期限,隆林县政府组织责任单位及相关部门集中开展整治行动。9月1日,隆林县检察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向隆林县生态环境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彻底清理万峰湖隆林县辖区剩余非法网箱。9月13日,万峰湖隆林县辖区前述非法养殖网箱全部拆除。
针对广西西林县辖区的非法网箱养殖污染问题,2020年1月21日,西林县检察院与县政府进行磋商,确定由县政府立即成立整治工作指挥部,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对万峰湖西林水域生态环境开展综合整治。1月24日,西林县政府组织农业、生态环境、水利、林业、沿湖乡镇等部门深入库区开展整治工作。历时近3个月,西林县累计投入231.9万元,出动人员4370人次,拆除了辖区全部非法养殖网箱6.3万平方米。
针对云南师宗县辖区的非法网箱养殖污染问题,2020年10月15日,师宗县检察院对师宗县农业农村局立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并多次与该局就非法网箱养殖的现状、执法情况和治理方案等进行磋商。11月2日,师宗县检察院向县农业农村局发送检察建议,要求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该局的工作职责和“三定”方案等规定依法履职,取缔南盘江干流龙庆乡凤凰谷电站附近以及干流的非法养殖网箱,并依法处理网箱养殖造成损害生态环境的遗留问题。11月3日,师宗县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县水务局、交通局、龙庆乡政府召开南盘江师宗段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严格按照程序依法依规拆除网箱。截至2020年11月14日,共拆除2175平方米非法养殖网箱。
办案成效。为评估非法网箱养殖整治效果,2020年9月23日至25日,隆林县、西林县检察院分别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到万峰湖隆林县、西林县辖区水域实地巡湖检查,听证员一致认为相关辖区非法养殖网箱污染问题整治成效明显,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共督促有关行政机关拆除非法养殖网箱53.6万平方米,彻底解决该类污染。
2.水面浮房、钓台等污染问题
针对水面浮房、钓台等污染问题,2020年1月,广西西林县检察院与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磋商并促进整改。罗平县政府发布万峰湖流域罗平段治理通告,组织水务、环保、农业农村、鲁布革乡政府等部门单位开展联合整治,共拆除水面浮房、钓台等水上浮动设施120个。
办案成效。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督促有关行政机关拆除水面浮房、钓台等设施899个,劝返万峰湖垂钓人员500余人,彻底清理浮房、钓台问题。
3.船舶污染问题
针对为钓客提供食宿服务的改装船生活污水直排和垃圾污染问题,2020年10月16日,广西百色市检察院对百色海事局立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经磋商,双方就海事局是否负有监管职责未达成一致意见。百色市检察院认为,本案改装船舶的用途系供钓客住宿以及从事其他活动,性质上应为农(自)用船舶,不属于渔业船舶,根据法律等相关规定,由海事部门对船舶污染负总监管责任,农(自)用船舶和“三无”船舶的污染应由海事部门监管。而百色海事局认为,根据2020年6月30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布的《休闲渔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本案改装船“是为了向钓客提供食宿”,符合上述休闲渔船的定义,其涉渔导致的污染应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监管。
为推进案件依法办理,百色市检察院举行专家论证会、听证会,一致意见认为,海事部门负有船舶排污监管职责。百色市检察院据此再次与百色海事局磋商,仍未达成共识。根据一体化办案要求,广西自治区检察院接到报告后开展跟进监督,与广西海事局沟通协商达成共识,进而督促百色海事局对违法改装船舶造成水体污染情况进行整治,拆除了船舶违法改装设施,消除了污染源。
针对罗平县辖区A公司船舶污染问题,2020年4月,罗平县检察院与县政府开展磋商。4月15日,县政府发布整改公告,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对万峰湖水上客船和农(自)用船进行定期检查,督促废旧机油依法依规处置,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办案成效。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依法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对万峰湖流域的船舶加强监管,违法违规生产经营造成污染问题得到实质性整改。
4.垃圾污染问题
针对西林县、兴义市辖区内湖面存在的漂浮垃圾难以确定管辖问题,2020年9月27日,最高检通过指定管辖交广西西林县检察院办理。9月30日,西林县检察院立案;10月19日向西林县生态环境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清理湖面垃圾。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行动,落实检察建议要求。11月19日,经办案分组实地查验,原有漂浮垃圾已全部清理,受损公益已得到恢复。
针对万峰湖流域干支流河道及沿岸的垃圾问题,办案组统一部署相关检察机关属地管辖办理案件。云南陆良县检察院对辖区内的南盘江干流和支流进行全线巡查,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经与县水务局进行磋商,确认违法事实。11月2日,向县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对本辖区内河道的监督管理职责,做好日常水面漂浮物的清理打捞工作。截至11月9日,县水利局协同相关乡镇政府累计组织出动人员2000余人次,清理河道漂浮垃圾2929.8吨。同时以清运漂浮垃圾为契机,在全县境内南盘江流域范围593个自然村建立了垃圾清运制度,建立健全河道保洁长效机制,组织开展河道日常保洁工作。
贵州兴义市检察院于2020年5月26日和6月1日分别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兴义市城市管理局)、洛万乡政府立案调查。6月5日、10日分别向两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对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监督管理,对污染的土地进行治理,恢复该地块原状。贵州安龙县检察院摸排发现辖区内万峰湖流域沿岸存在游湖、垂钓等产生的生活垃圾违法倾倒问题,依法对万峰湖镇政府公益诉讼立案,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辖区内万峰湖流域的污染物进行清理,同时加强宣传,引导群众文明游湖、垂钓,妥善处理废弃垃圾。上述案件中被监督单位都认真落实了整改要求。
办案成效。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督促有关行政机关清理湖面8.1平方千米、垃圾22万吨,干支流沿岸垃圾污染问题得以全面解决。
5.生活污水直排问题
针对兴义市部分安置区雨污未分流污水直排问题,2020年5月21日,兴义市检察院向市委专题汇报。兴义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住建、水务、环保及兴义市十个街道办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组织普查发现全市存在问题的雨污管网总计669公里。就未有效整改违法问题,7月8日,兴义市检察院以公开宣告的方式,向市水务局、桔山街道办事处送达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整改。收到检察建议后,兴义市水务局、兴义市桔山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以积极姿态开展整改,投入必要财政资金启动城市雨污分流工程,完善雨污分流设施,解决支管错搭乱接问题等,修复了污水收集系统。
6.沿湖(河)工矿企业废水污染问题
针对贵州普安县楼下镇废弃矿井水污染问题,2020年6月23日,普安县检察院立案调查,7月8日向普安县楼下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两处历史遗留废弃小煤窑矿井废水污染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同时,黔西南州检察院授权普安县检察院向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该局依法履行环境污染治理法定监管职责。收到检察建议后,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楼下镇政府投入资金20余万元,对案涉两处矿井废水污染环境问题进行初步治理和修复。普安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治措施,邀请专家现场勘查,并编制废弃小煤窑矿井废水污染环境问题的治理技术方案。截至目前,共投资830万元,已修建完毕5个沉淀池,污水经过多级沉淀已实现达标排放,废弃矿井水污染的问题已得到有效治理。
针对普安县B公司C洗煤厂污水直排问题,2020年6月20日,普安县检察院立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8月10日向楼下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镇政府依法履行环境污染治理主体职责,对普安县B公司C洗煤厂直排马别河的污染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同时针对洗煤厂直排废水污染土地问题,2020年11月9日,黔西南州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2021年9月2日,该院依法向州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B公司对污染的土地进行修复治理,并从源头消除污染隐患,直至验收通过;承担本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费用26万元;就其污染行为在黔西南州州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2月17日,经法院主持,黔西南州院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B公司对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认可,现已履行完毕。
办案成效。通过公益诉讼办案,共推动完善、新建流域辖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压缩中转站等53个,干支流工业废水直排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7.破坏水文地质环境问题
针对隆林县D公司破坏沿岸水土问题,2020年6月23日,隆林县检察院立案调查。6月26日,该院分别与县水利局、天生桥镇政府进行磋商,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9月23日,隆林县水利局、天生桥镇政府答复整改情况:已依法处置在780水位线下弃置固体废弃物;及时对在780线下施工可能造成的岸坡水土流失问题采取防护措施。经办案组实地查看,受损公益确已得到恢复。
办案成效。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共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组织拆除占用河堤的违章建筑1144平方米。
(四)公开听证问效求计
由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涉及三省(区)五县(市),管理主体分散、利益诉求多元,各方认识不一,为了评估整改效果、凝聚治理共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2020年12月24日,最高检办案组对该案公开听证,沿湖三市(州)政府和五县(市)政府负责人以及群众代表作为案件当事人;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专业人员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邀请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相关代表列席听证会。听证会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案件是否取得整治网箱养殖污染等成效;二是探讨开展渔业生态养殖保护生态的可行性,以及如何通过统一管理等方式实现依法规范治理。
听证员和其他听证会参加人员充分肯定了案件办理取得的成效,形成了下一步沿湖五县(市)统一开展生态养殖、协同规范治理、推动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共识。最高检办案组结合听证意见,综合考虑受损社会公共利益经整治得到有效保护的实际情况,对该案作出了终结案件决定,同时推动五县(市)联合执法监管和统一生态养殖,守好沿岸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造福沿湖人民群众。
通过办案督促整治,万峰湖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改,湖面非法养殖、沿湖岸线及干支流污染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水质持续好转。2020年12月,三省(区)共用自动检测设备对万峰湖库区国控断面监督点每月1次的断面水质检测结果表明,万峰湖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质;2022年二季度,万峰湖水质均达到II类以上,多数监测点水质已为I类。
(五)诉源治理
为从源头预防污染问题发生,形成跨区划保护合力,推动解决万峰湖流域统一执法、统一生态养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2021年1月,最高检办案组指导三省(区)检察机关对案件办理效果开展“回头看”工作,跟踪了解整改落实情况,并指导沿湖三市(州)检察院共同签署了《关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机制(试行)》,强化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对万峰湖的生态保护作用。2021年6月、8月和9月,最高检办案组三次赴沿湖五县(市)调研,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坚定绿色发展理念,消除分歧,统一执法监管、统一生态养殖,形成共管、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发展格局。2021年12月,五县(市)检察机关就建立黔桂滇三省(区)五县(市)万峰湖联合检察机制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制定《关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跨区划管辖暂行办法(试行)》。2022年3月,五县(市)党委政府决定成立联合执法指挥部,并会签《关于成立黔桂滇三省(区)五县(市)万峰湖联合执法指挥部的通知》,对湖区实行统一联合执法监管。2022年6月,五县(市)党委政府就万峰湖大水面生态养殖项目达成共识,并会签《黔桂滇三省(区)五县(市)万峰湖产业发展框架协议》,合作成立“黔桂滇万峰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携手走上万峰湖流域长效保护、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之路。
【指导意义】
1.对于案情复杂、一时难以确定监督对象的公益损害线索,可以基于公益损害事实立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中的重大公益受损问题往往涉及多个侵权违法主体,还可能涉及多地多层级多个行政机关,一时难以确定具体监督对象,如果查证清楚再行立案,难免迁延时日,使公益损害继续扩大,影响公益保护的及时性、有效性。人民检察院即使尚未查明具体违法履职的行政机关,或者实施具体侵害公益的民事违法主体,也可以基于公益损害事实及时立案。《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二十九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2.对于江河湖泊流域性生态环境治理或者跨行政区划重大公益损害案件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直接立案。跨两个以上省、市、县级行政区划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公益损害,被公认为是治理难题,各地执法标准不一,治理进度和力度不同,由具有管辖权的各个基层人民检察院直接办案难度较大,对此,所涉行政区划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
3.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上、下级人民检察院统分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采用检察一体化办案模式,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组成办案组,或者在下级人民检察院设立办案分组。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制定办案方案,明确办案目标、办案形式、办案步骤、办案要求等内容,统一把握案件进度、标准,通过案件审批、备案审查等方式把关具体案件立案、调查、磋商、制发检察建议、听证、提起诉讼等关键办案环节,统筹指挥开展办案活动。对于具体的违法和公益损害线索,基于下级人民检察院更熟悉本辖区情况,监督同级行政机关更直接、具体等办案实际,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以交办或者指定管辖等方式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办案中发现并难以处理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上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协调解决的相关问题,可逐级请示交办和指定管辖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直接立案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案件办理中的重大问题承担兜底统筹的主体责任。从而形成上级人民检察院以事立案为主案,下级人民检察院以监督对象立案为从案,主案与从案统分结合、因案施策、一体推进的办案模式。
4.发挥检察听证作用,评估办案成效,凝聚治理共识,提升办案效果。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往往关系到行政执法监管、经济社会管理的主要事项,具体涉及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多元利益主体,包括行政管理对象,特别是可能涉及不特定多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民众,或者涉及不同区域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等。对于公益诉讼的阶段性治理成效,通过公开听证会等方式征询相关主体代表的意见,对公益损害救济状况、办案成效进行评估,有利于形成共识,提升公益保护的实效;对于尚未付诸实践或者具有探索性质的治理对策,也有必要借助公开听证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治理措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更好践行公益保护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更好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影响社会面”的良好办案效果。
5.以跨区划流域治理问题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公益保护机制,推进诉源治理。“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等流域治理问题的根源在于跨行政区划管理制度机制的供给不足或者不完善,导致公益损害现象在取得治理成效后仍存在反弹隐患。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建立健全跨区划协同履职机制,在保护受损公益的同时,协调、推动有关行政机关和相关地方政府统一监管执法,协同强化经济社会管理,促进诉源治理。万峰湖流域因为多头管理、难以管理、都不管理现象突出,导致养殖污染严重,只有通过沿湖五县(市)统一、严格规范下的生态养殖,统一联合执法和检察协同督促,才可能有效根治违法养殖导致污染,守住一湖碧水,才可能通过科学利用湖泊资源,助力脱贫区域乡镇振兴,造福一方百姓,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样板。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六条、第十条、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十一条、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第十七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施行)第五条、第七条、第八十七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4年施行)第五条、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施行)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2020年施行)第四条、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04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045号建议的答复
哈明江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活动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行政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与我们制定的“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相关考虑完全一致。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解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专项活动期间,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300余件,集中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揪心事。正如您建议中所提到的,全国检察机关在开展专项活动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重视和回应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保护其合法权益,专项活动中化解10年以上的陈年争议350余件,化解涉民营企业行政争议390余件;向行政机关发送改进工作、促进社会治理的检察建议1300余件。同时,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典型性案例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2020年共发布三批20件典型性案例,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将发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指导性案例,指导各地检察机关更加深入、规范地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
二、加大公开听证力度促争议化解。您建议检察机关“采用公开听证的形式,给争议双方提供一个充分阐明意见并听取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听证员意见的平台,能够使双方当事人从更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行政行为的是否合理能够从第三方的角度得到更客观的评价,从而有助于找到弥合分歧、化解争议的办法。"我们非常赞同。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中作出安排,要求全面推开检察听证,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对行政争议持续时间长、化解难度大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学者、社区居民等参与公开听证,让当事人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期间,检察机关通过举行公开听证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1100余件。
三、推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多发,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特点,需要健全和完善信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功能互补、相互衔接配合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检察机关近年来积极探索参与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将检察化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审判调解有效衔接,促进诉源治理。如,浙江、福建等省检察院会同省高级法院签订行政审判与行政检察衔接意见,建立法检联动化解争议机制。内蒙古、广东、福建等省(区)检察院会同行政机关联合出台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办法,建立案件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提升化解工作能力。
下一步,各级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加大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力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一是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全面总结专项活动经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常态化开展。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牢记人民检察为人民,把深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将心比心办好每一件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以检察官业绩考评为抓手,通过考评压实行政争议化解责任,增强化解意识,在每一起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中都注意审查评估有无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可能性,把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必经程序。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做到“一案三查":即审查法院的裁判有无错误,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有无违法,审查行政争议化解有无可能,坚决避免就案办案。
二是加强化解行政争议规范化法治化建设。为规范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研究制定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指引,进一步明确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的性质、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化解方式、工作机制等,进一步推动化解工作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化解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始终聚焦主责主业,重点做好行政裁判结果监督、行政审判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裁判执行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的行政争议化解工作;同时,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依法治理与源头治理相结合,争取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配合,构建联动协调机制,确保化解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凝聚化解合力。
三是推动诉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您建议“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及时总结出有普遍规律的经验做法,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实践看,有的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格、不规范是行政争议产生的源头。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践行穿透式监督理念,发挥行政检察既监督公正司法又促进依法行政的“一手托两家"作用,在审查法院行政裁判的同时,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于法院裁判没有错误但行政行为不当,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促进依法履职,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我们在修订的《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和正在研究制定的《人民检察院行政类案监督工作指引》中,对此作出规范和明确。
四是持续做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开听证工作。进一步重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开听证工作,优化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对下指导与培训工作,努力做到案件“应听尽听"。不断增强公开听证透明度,提高检察监督效能,打消当事人疑虑,提高各方参与度,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印发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印发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禁不止,特别是不少在校学生被蛊惑利用向不法人员提供个人手机卡、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工具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各地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坚持教育、挽救、惩戒、警示相结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妥善处理在校学生涉电信网络诈骗及“两卡”犯罪问题,取得积极效果。为进一步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揭示犯罪危害,加强警示教育,努力为在校学生营造更加良好的成长成才环境,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编写了5个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工作中参考借鉴。同时,就抓好典型案例的学习、运用,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是坚持惩治和教育挽救相结合,依法妥善处理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问题。对于涉“两卡”犯罪的在校学生,要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一贯表现等情况,认真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给予其悔过自新的机会。各级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配合,对非法买卖“两卡”的学生,加强批评教育和监督管理,促使其深刻认识错误、悔过自新。
二是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深入开展校园法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各级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要把反电信网络诈骗和防止成为办卡“工具人”作为当前校园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法治进校园、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长等途径,结合典型案例,联合开展法治宣传。要结合案件所反映的学生奋斗观、价值观、消费观偏离、扭曲等问题,持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三是坚持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共同督促学校加强日常管理。各地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结合发案情况,深入开展对校园周边、校园内非法组织收购“两卡”情况的综合治理。要重视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法治教育,及时揭露就业兼职“陷阱”和违法就业平台,引导学生增强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学校日常教育管理的漏洞,要及时督促整改提升,共同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校园防线。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2021年6月17日
案例1 涂某通、万某玲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涂某通,1998年8月出生,系某大学在校学生。
万某玲,1998年9月出生,作案时系某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案发时系某医院员工。
2018年起,涂某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牟取非法利益,长期收购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2018年,涂某通与万某玲通过兼职认识后,涂某通先后收购了万某玲的3套银行卡(含银行卡、U盾/K宝、身份证照片、手机卡),并让万某玲帮助其收购银行卡。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万某玲为牟利,在明知银行卡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况下,以亲属开淘宝店需要用卡等理由,从4名同学处收购8套新注册的银行卡提供给涂某通,涂某通将银行卡出售给他人,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经查,共有21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向万某玲出售的上述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207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11月3日,四川省江油市公安局以涂某通、万某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同年12月3日,江油市人民检察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涂某通、万某玲提起公诉。鉴于万某玲犯罪时系在校大学生,因找兼职误入歧途而收购、贩卖银行卡,主动认罪认罚,江油市人民检察院对其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涂某通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认罪,也不供述银行卡销售去向、获利数额等情况。2020年12月31日,江油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涂某通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万某玲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涂某通、万某玲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教育治理
针对在校大学生违法收购、贩卖银行卡被用于网络犯罪的情况,江油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学校所在地检察院,向涉案学生所在高校制发检察建议,提示在校学生涉“两卡”违法犯罪风险。相关学校积极开展法治宣传,通过以案释法,加强对全校学生的教育引导。江油市人民检察院还会同本辖区内学校开展“断卡”宣传进校园活动,将包括本案在内的多个真实案例纳入宣讲;制作“断卡”普法小漫画进行推送宣传,着力提高在校学生学法懂法、遵法守法的意识。
四、典型意义
从近年来的办案情况看,手机卡、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转移赃款的重要工具。为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出租、出售“两卡”违法犯罪活动,2020年10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以斩断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信息流和资金链。
工作中发现,部分在校学生由于社会阅历不足、法治观念淡薄,已成为非法买卖“两卡”的重要群体之一。在利益诱惑面前,有的学生迷失方向,一步步陷入违法犯罪泥潭,从办卡、卖卡发展到组织收卡、贩卡,成为潜伏在校园中的“卡商”。本案被告人即是这样的“卡商”,他们不仅出售自己的银行卡,还在学校里招揽同学出售银行卡。这些银行卡经过层层周转,落入到诈骗人员等犯罪分子手中,用于流转非法资金,危害不容小觑。对于从“工具人”转变为“卡商”的在校学生,应当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和认罪态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在校学生涉电信网络诈骗以及“两卡”犯罪风险点,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要加强以案释法,深入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对于案件相对多发的学校,要共同研究加强教育管理的意见,提升在校学生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避免成为犯罪“工具人”。办案地和学校所在地检察机关要加强沟通衔接,及时通报情况,积极提供协助,共同推动做好社会治理工作。
案例2 郭某凯、刘某学、耿某雲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郭某凯,1997年10月出生,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
刘某学,1999年5月出生,系某学院在校学生。
耿某雲,2000年6月出生,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
2020年8月,刘某学办理休学手续后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工,在网上看到收购手机卡的信息后,办理多张手机卡出售给郭某凯所在的贩卡团伙。后为尽快挣钱,刘某学主动加入该团伙成为“收卡人”。该团伙长期在北京、石家庄等地收购手机卡,贩卖给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团伙使用。经统计,郭某凯通过自己及其下线收购、贩卖手机卡3700张,获利人民币5.7万余元;刘某学收购、贩卖手机卡871张,获利人民币1.5万余元。
2020年8月23日,耿某雲在微信兼职群内看到郭某凯团伙发布的收购手机卡信息后,用自己身份证办理9张手机卡并按照郭某凯要求交给刘某学,由刘某学验卡、拍照后通过快递寄出,耿某雲获利人民币450元。其中一张手机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导致河北省井陉县一名被害人被骗人民币35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9日和11月1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公安局以郭某凯、刘某学、耿某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请批准逮捕。井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郭某凯、刘某学,不批准逮捕耿某雲。2021年3月10日,井陉县公安局对耿某雲终止侦查,进行训诫。同年3月25日,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对耿某雲作出惩戒决定,2年内停止新入网业务,各基础运营商只保留1个手机号码。
2020年12月15日,井陉县公安局以郭某凯、刘某学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2021年1月12日,井陉县人民检察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郭某凯、刘某学提起公诉。2021年3月16日,井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郭某凯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处刘某学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郭某凯、刘某学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教育治理
井陉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向刘某学所在学校制发检察建议,提示校方加强学生网络法治教育、严格日常管理,积极推动形成预防网络犯罪检校合力。校方高度重视,根据检察建议内容,立即下发通知,要求各系部、任课教师、辅导员强化对学生(包括因休学、实习等原因暂时不在学校的学生)的监督管理,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动态;结合案例情况,完善思想政治、法律常识公共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积极对接当地司法机关,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通过张贴海报、开展讲座、组织公开课等方式,推动法治教育走深走实。
四、典型意义
当前,手机卡是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工具。随着网络实名制要求的落实,办理银行卡、注册网络账号等基本都需要绑定实名制手机卡。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往往非法收购他人手机卡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绕过实名制监管要求,成为网络黑灰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收购、贩卖他人手机卡的“卡头”“卡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仅出售自己手机卡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需要同步进行信用惩戒,强化教育管理。
在深入推进“断卡”行动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综合运用好行政和刑事措施,加强行刑衔接,多管齐下,实现罚当其罪,发挥综合效应。对于涉案情节较轻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要督促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及时给予惩戒。既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受到警示教育;也向社会传递依法从严惩治涉“两卡”违法犯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势头的立场,推动社会共治。
教育部门和大中专、高职院校,要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关心、关怀、关爱。对于休学和因各种原因未在校学生,密切与家长、学生、实习单位的沟通,详细了解休学原因、生活近况、工作实习情况等,共同加强对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
案例3 吴某豪等9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一、基本案情
吴某豪等9人,2000年至2001年出生,分别系某高校或中专在校学生。
候某,1993年出生,无固定职业。
杨某辉,1993年出生,某网络公司员工。
2019年10月至12月,候某、杨某辉伙同他人,通过在朋友圈发布付费交友的虚假信息,引诱被害人扫描二维码付款,并利用事先植入的“百倍跳转”软件,将实际扣款金额扩增至百倍,以此方式实施诈骗。为便于接收、转移赃款,杨某辉以人民币600元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他人成套银行卡资料(含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手机号),用于注册微信商户号,并生成收款二维码,供诈骗团伙使用。其中,吴某豪等9人向杨某辉各出售一套银行卡资料。被害人扫描候某提供的二维码付款后,资金转入对应的微信商户号,并根据后台设置于次日凌晨自动转入该商户号绑定的吴某豪等人的银行账户内。
吴某豪等9人明知本人银行账户内转入资金系他人犯罪所得,仍按照杨某辉的要求通过手机银行转入指定账户,转移诈骗资金分别为人民币2.45万元至29.16万元不等。
二、诉讼过程
2020年3月19日、6月30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分别以候某、杨某辉涉嫌诈骗罪,吴某豪等9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起诉。同年8月3日,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候某、杨某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吴某豪等9人提起公诉。2020年9月14日,上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候某、杨某辉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和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和二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吴某豪等9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至三千元不等。各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教育治理
在办案过程中,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与涉案学生所在的外省学校加强联系,共同开展协同帮教等工作,通过了解学生在校表现材料、安排心理辅导老师谈心谈话等方式,对涉案学生行为危害、悔罪表现、能否继续接受教育等情况进行评估。同时,校方还制定罪错学生后续在校学习监督管理预案,并向当地教育部门汇报。最终,经三方反复沟通和教育部门同意后,所在学校对其中7名涉案学生保留学籍,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目前,有3名涉案中专生顺利升为大专生。
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持续加强与校方跨省联系,通过微信公众号云分享“两卡”犯罪典型案例及“反诈”主题宣传视频等素材。同时,面向本地多所大学、高中近万名师生开展以防范“两卡”犯罪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宣讲活动,通过搭建检校协作平台,形成了“打击-协作-预防-宣传”于一体的社会综治型办案机制。
四、典型意义
从“断卡”行动情况看,犯罪分子大量收购银行卡、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绕过金融监管,导致诈骗资金迅速流转、拆解、混同,极大地增加了打击犯罪和追赃挽损的难度,社会危害巨大。对于非法出租、出售包括银行卡在内的“两卡”行为,检察机关要坚持源头打击、全链条惩治。既要依法打击涉“两卡”犯罪行为,又要深挖上下游犯罪线索,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团伙,努力铲除整个犯罪链条。
对于涉“两卡”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检察机关要坚持惩治与挽救相结合,全面、准确评价起诉必要性,依法、精准提出量刑建议。对于依法需要提起公诉,但被告人具有从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从宽情节的,可以提出轻缓的量刑建议。要注重做好办案“后半篇文章”,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相关学校要加强沟通联系,根据涉案学生的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在校一贯表现等情况,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犯罪情节较轻的涉案学生以继续留校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时,加强思想工作和批评教育,使其真正认识错误,悔过自新,努力成为合格守法公民。
案例4 许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不起诉案
一、基本案情
许某,2001年3月出生,系某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
2020年6月,许某高考后为寻找暑期兼职,联系朋友程某(另案处理)帮忙介绍工作,程某介绍许某办理银行卡出售给他人使用,每张卡价格人民币100元。许某按程某要求先自行办理了一张手机卡,后在程某带领下在7家银行各办理了1张银行卡,并将上述7张银行卡和手机卡交给程某,程某向许某转账人民币200元(另有人民币500元尚未实际支付)。交付银行卡后,程某告知许某银行卡系用于为他人转移赃款。许某为了赚钱,未采取补救措施。经查,上述7张银行卡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转入资金共计人民币22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以许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肥东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到许某所在学校调取相关资料。当地教育部门积极配合,提供了许某的在校证明和日常表现。经工作了解,许某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无其他前科劣迹。许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2020年11月11日,肥东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许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收卡人程某因涉嫌其他犯罪事实被另案处理。
三、教育治理
结合本案办理,肥东县人民检察院到许某所在高中及相关学校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和防范“两卡”犯罪宣讲。通过检察官讲述典型案例、揭示犯罪手法,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地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高度重视,积极提供宣讲平台,加强检校合作,共同将“保护学生权益、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落实到日常教学管理中。
四、典型意义
实践中,在校学生容易被贩卡团伙拉拢、利诱,成为犯罪“工具人”。这之中,有的由于不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为了金钱利益,非法开办、出售“两卡”;有的在寻找实习机会、社会兼职过程中,由于法治观念淡薄,被犯罪团伙所利用,步入犯罪陷阱;有的交友不慎、识人不明,在所谓“朋友”“老乡”的引诱、教唆下出租、出售“两卡”。
办理涉“两卡”案件,对涉案学生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努力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教育部门、相关学校的沟通联系,充分了解其学习情况、在校表现,是否具有帮教条件,综合评判起诉必要性。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会同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加强教育管理,帮助学生迷途知返、走上正途。
要坚持预防为先的理念,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相关学校要共同深入推动反电信网络诈骗和防范“两卡”违法犯罪校园宣传活动,发挥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防止在校学生成为犯罪“工具人”。
案例5 郭某、张某诈骗不起诉案
一、基本案情
郭某,2000年6月出生,系某师范学校在校学生。
张某,2000年1月出生,系某师范学校在校学生。
赵某强、丁某、邵某飞、郭某立,1994年至2001年出生,均无固定职业。
2019年10月至12月,赵某强、丁某注册“古宝在线”“兴源在线”微信公众号,伙同邵某飞、郭某立,冒充古玩交易平台,以帮助被害人出售古董收藏品,需要缴纳“平台入驻费”“专家评估费”的方式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并招募郭某、张某等人作为财务人员提供微信二维码收取诈骗资金。郭某、张某明知郭某立等人从事诈骗犯罪,仍然按照授意将微信昵称和头像改为与诈骗平台同名的“古宝在线”,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收取诈骗资金。郭某、张某收款后,立即将被害人拉黑,并通过微信、支付宝全额转账给郭某立,郭某立给予郭某、张某每笔转账10元到30元不等的提成。
经查,郭某、张某参与诈骗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6万余元和5800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1月15日,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以赵某强、丁某、邵某飞、郭某立、郭某、张某等6人涉嫌诈骗罪提请批准逮捕。同年1月22日,太仓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赵某强、丁某、邵某飞、郭某立等4人批准逮捕。鉴于郭某、张某系在校大学生,参与诈骗犯罪数额不大,获利较少,有自首情节,太仓市人民检察院主动联系二人所在的外省学校,开展社会危险性评估。综合二人的犯罪情节、悔罪态度,以及在校表现、校方帮教等因素,依法以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考虑到郭某、张某二人生活、学习均在外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太仓市公安局与当地公安机关、社区及所在学校建立联系,采用远程视频、微信、电话等方式加强日常沟通,了解二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2020年3月20日,太仓市公安局以诈骗罪对赵某强等6人移送起诉。2020年6月20日,太仓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赵某强、丁某、邵某飞、郭某立等4人提起公诉。鉴于郭某、张某犯罪情节轻微,自首并认罪悔罪,在取保候审期间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积极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办案,综合全案情况,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2020年8月17日,太仓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强、丁某、邵某飞、郭某立等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至一万元不等。各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教育治理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在校大学生提供收款二维码参与诈骗犯罪的问题,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向涉案学生所在学校发出《风险提示函》,提醒学校加强学生兼职就业风险防范教育,提高学生辨别防范能力。该校以此案为契机,针对风险提示内容,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全校学生大会、家长座谈会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太仓市人民检察院积极通过法治进课堂、模拟法庭等举措,在本地学校开展以案释法,提升在校学生的法律意识。郭某、张某被不起诉后,二人已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四、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要贯彻“少捕慎押”理念,全面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对于学校和居住地不在本地的学生,要加强与所在学校联系,综合评估其犯罪行为、社会危害、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因素,充分考虑所在学校、社区管理教育能力,从能够保障诉讼办案、有利于学生完成学业的角度出发,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依法不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后,检察机关要会同公安机关,保持与涉案学生所在学校、居住社区和家长的联系,跟踪了解学生日常表现。相关学校和学生家长要共同承担起监督管理职责,加强教育挽救,促使涉案学生真诚悔过,督促其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要加强对学生兼职就业的教育引导,规范学校内的兼职就业活动,及时提示风险,帮助学生提高辨别违法犯罪的能力,防止在兼职就业过程中落入违法犯罪“陷阱”。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法〔2021〕3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21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
为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切实保障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通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法律援助通知书应当写明被告人姓名、案由、提供法律援助的理由和依据、案件审判庭和联系方式,并附二审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审裁判文书。
第二条 高级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送达依法作出的死刑裁判文书时,应当书面告知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阶段可以委托辩护律师,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在十日内提出,法律援助申请书应当随案移送。
第三条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援助通知书后,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
第四条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援助通知书后,应当在三日内指派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并函告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出具的法律援助公函应当写明接受指派的辩护律师的姓名、所属律师事务所及联系方式。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或者委托高级人民法院告知被告人为其指派的辩护律师的情况。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条 被告人在死刑复核期间自行委托辩护律师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及时函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函告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七条 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指派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传真或者寄送等方式,将法律援助手续提交最高人民法院。
第八条 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提供便利。
第九条 辩护律师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协调解决,切实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第十条 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指派之日起一个半月内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或者当面反映辩护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第十一条 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辩护律师姓名及所属律师事务所,并表述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受委托宣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宣判后五日内将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送达辩护律师。
第十二条 司法部指导、监督全国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和实施。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
(2002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2002〕158号《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以及有关抵押效力认定等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破产财产,在企业破产时,有关人民政府可以予以收回,并依法处置。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其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二、企业对其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处分权,以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未经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或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不影响抵押合同效力;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续,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以抵押标的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缴纳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项后,对剩余部分方可享有优先受偿权。但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其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三、国有企业以关键设备、成套设备、建筑物设定抵押的,如无其他法定的无效情形,不应当仅以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本批复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正在审理或者尚未审理的案件,适用本批复,但对提起再审的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外。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3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民事案件管辖权下沉后完善审判配套措施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分析了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调整后可能产生的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加剧、案件质量难以保证、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提出根据地域差异设定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案标准、推动法官员额向基层倾斜、上级法院法官到下级法院挂职办理重大疑难案件等具体建议。您所提问题中肯、建议合理,对于缓解基层人民法院人案矛盾,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办案质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调整四级法院案件结构,推动审判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实现四级法院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审级监督体系,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其中,调整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职能的关键举措。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标准调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常态化的工作报告和数据反馈机制,密切关注基层人民法院案件数量结构变化,通过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激活提级管辖案件机制、督促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加强条线监督、指导优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配置等方式,切实加强审判质效的跟踪督导,推动实现案件“有上有下,良性运行”。截至目前,各基层人民法院普遍反映并未出现案件数量激增、审判质量下滑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审判工作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履行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的审级职能,通过召开本条线全国会议、发布座谈会纪要、举办专题培训、开展专项调研等形式,加大对下审判指导力度;完善跨审判机构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规范类案检索,推动建立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推动实现裁判尺度统一;制定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进一步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导审判的示范作用。
二是加强审判条线业务监督指导。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高度关注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大标的额、新类型民事案件的质效问题,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出台业务指导文件、完善沟通衔接机制等方式,健全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下指导力度,提升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如浙江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下沉案件办理专题培训,印发类案办理指导手册,明确对下沉的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由院庭长承办或担任审判长,并成立专门团队指定专人负责对下指导,确保基层人民法院办案质量;山东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业务指导组,加强上下级法院沟通交流;天津各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破产强制清算、民间借贷等案件,出台类案办理指引,统一裁量标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大标的额案件要求探索跨部门合议庭审理。
三是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机制,指导各高、中级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提级管辖工作要求,制定实施细则,规范指引基层人民法院报请案件提级管辖,明确对于可能存在诉讼主客场、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案件属于“特殊类型案件”范围,应予提级管辖审理,充分发挥较高层级法院抵御地方干预、促进审判公平正义的优势,强化较高层级法院提级管辖案件的示范、指导意义。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各中、高级人民法院共依职权提级管辖案件23件,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案件268件,被上一级法院提级管辖83件。
四是推动审判资源向一线下沉。根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运行情况反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试点法院结合改革后案件结构、审判态势、审级职能变化情况,调整审判资源配备,确保审判资源向一线倾斜。目前吉林、辽宁、广东、新疆、云南、福建、江苏等地都已开展人员编制动态调整,加大基层人民法院法官配备力度,其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动态下放机动编制294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跨地域调整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员额98名,核增员额的86%分配至基层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为9个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调整编制50个。
五是建立常态化法官挂职交流机制。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人民法院人员内部交流机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定期交流机制和挂职交流入额政策,有效推动法院内部交流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人员交流有关规定,加强上下级法院挂职交流,高、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到基层人民法院挂职办案,加强案件办理业务指导,有效促进提升了基层人民法院办案能力和水平。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密切关注基层人民法院整体运行情况,及时收集了解级别管辖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通过系统集成诉源治理、诉讼繁简分流、智慧法院建设等改革举措,进一步深化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加强基层人民法院的保障性建设,提升基层人民法院整体审判能力和水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22年7月1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七)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七)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
目录
【案例116】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构建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案例117】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搭建“四类案件”信息化监管平台提升审判质效
【案例118】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审判委员会听证制度
【案例119】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健全以法官员额制为核心的法官管理制度
【案例120】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突出审判质量具象个体考核完善审判绩效考核机制
【案例121】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聚焦“智简快优” 打造智慧型诉讼服务中心
【案例122】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全流程智能送达模式破解“送达难”
【案例123】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实施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
【案例124】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嵌入式整合集约化服务打造两个“一站式”建设新模式
【案例125】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案例12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民汉融合审判新机制助力双语法官司法能力提升
改革案例第116号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构建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为妥善处理企业破产中的系列问题,推动破产审判工作顺利进行,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完善破产配套制度,构建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2019年该院审理的破产案件审理周期缩短54%,破产重整成功率达40%,为破产企业纾困债务资金43亿元。
一、联动搭建信息交互平台,推动破产程序依法启动
企业破产制度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有力抓手。实践中,由于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方对破产制度的认识仍存有一定误区,存在逃避、阻碍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对此,昌平法院加强府院信息沟通,推动问题企业依法有序进入破产程序。一是建立破产企业风险预警机制。现有法律和制度多着眼对正常经营状态下企业的调整,缺乏对处于债务困境的非常态企业的识别。昌平法院积极推动,由区政府牵头,定期监测企业纳税、工资发放、银行贷款偿付、涉诉等风险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如在北京昌东顺燃气有限公司破产案中,鉴于破产企业为正在经营中的管道燃气供应特许行业企业,处置工作涉及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隐患,该院与区委政法委、区政府多部门联动会商处置办法,实现破产审理过程中同步接管、稳妥推进,确保近十万燃气用户生产经营不受影响。二是建立破产企业甄别沟通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在破产程序初期对企业整体情况开展精细化甄别工作。与政府相关部门就涉诉集中的辖区内企业运行情况、发展前景、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沟通,确定企业是否进入破产程序。对于辖区内上市公司、国有公司及对辖区社会经济稳定具有较大影响的企业破产工作,定期向区委政法委、发改委汇报、沟通案件工作进展。三是建立破产管理人信息共享机制。在破产案件审理中,破产管理人是程序的主要推动者。而实践中社会对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认知不足,导致管理人在前往相关部门查询企业信息及办理相关手续时常常受阻。昌平法院在全市首创以公开竞争方式确定破产管理人,并与市场监管、税务、社保、国资委、住建委等政府部门会签纪要,有效畅通管理人信息查询渠道,保障其依法履职。
二、探索适用预重整程序,促进企业价值最大释放
按照中央“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尽可能进行重整救治”要求,贯彻以市场化方式推动破产审判的理念,探索适用预重整程序,法院、政府共同参与协商,实现重整程序识别、债务人价值评估、金融服务合作及投资平台搭建的整体推进。一是建立重整可行性识别机制,判断破产企业重整价值。法院牵头召开预重整听证会,邀请政府相关部门、债权人代表、行业专家、法学学者、券商及潜在投资机构等多方主体参与,各方在信息充分交流共享的基础上客观判断企业重整价值,将识别审查工作具体、全面和深入化。如在国内新三板上市企业新能源板块龙头股中海阳公司破产案件中,该院与区金融办、科技园区管委会等政府部门多方会谈,对该公司重整价值作出准确评估,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二是引入金融顾问服务,贯彻全程市场招募。促成破产管理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专项金融顾问服务协议,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渠道和专业优势,为破产企业提供重整价值判断、推荐股权投资人或资产买受人,协助设计交易结构和框架方案等金融服务。深入精准对接投资人,为破产企业与市场之间搭建信息交换平台。三是做好破产企业税务征收、行政处罚等调整工作,推动资产市场化处置。加强与税务征收等部门的协助执行和联动工作,对企业破产处置过程中涉及税务征收和行政处罚问题进行会商研究和合理调整,对个别企业的特殊问题协商解决。对破产企业如房地产等资产的处置问题,由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确保通过灵活、合规的操作保障破产企业财产价值,减少交易变现费用,从而提高债权清偿率。
三、建立健全协调处置机制,推动多方问题一体解决
为避免破产的负面效应溢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成立由法院、公安、财政、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部门参加的企业破产协调处置工作小组,形成“法院是破产程序主导者,政府是破产案件协调者和风险处置组织者”的府院良性互动模式。一是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依法妥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合理处置企业职工社保关系的转出,对破产企业社会保险费缴纳提供政策支持。二是协调保障企业破产处置费用。在债务人无财产或其财产变现最终清偿财产价值总额过低等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履职缺乏物质保障,面临无报酬可支付或报酬过低问题,影响履职积极性。探索建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由区财政拨款,用于无财产可破案件所必需的破产费用周转及管理人合理报酬等费用。三是切实推进涉案责任人查控、债权和流失资产核查。破产企业法人、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责任人员需要查控的,债权人涉及刑事案件债权需要核查的,及破产企业流失资产需要追查的情况,由公安机关予以协助。四是积极修复重整企业信用。企业破产重整成功后,法院及时通报银行破产企业重整进展信息,由银行判定、调整企业信贷分类。与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会商,将债务人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和减免涉税处罚,尽快修复信用,重返市场。
改革案例第117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搭建“四类案件”信息化监管平台提升审判质效
有效发挥院庭长监管职责是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9年初,河北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院庭长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意见(试行)》,明确院庭长法官审判权力和责任,使院庭长依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责任制要求,在其职权范围内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确保独任法官、合议庭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河北高院研发“四类案件”监管平台,制定“‘四类案件’识别规则”,通过对“四类案件”具体监督管理,有效实现院庭长监管自动标识、领导监管、主审反馈、流程公开。
一、统一监管规则实现大数据有序监管
“四类案件”监管平台实现对重大敏感案件进行数据分析,建立结构化识别规则库,将“四类案件”细化为4条涉众涉稳案件识别规则、15条疑难复杂案件识别规则、6条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案件识别规则、以及2条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识别规则,每一项又逐级细分,形成229项涵盖了重大敏感、合议分歧、发回改判、长期未结、破产涉外、信访申诉、纪检投诉、“两委”关注、媒体关注、关联案件、涉众系列案、疑似虚假诉讼、涉及特殊主体等案件,全省各法院还可结合自身实际,添加自定义识别规则,实现了识别规则本地化、具体化、统一化,促使院庭长监管有序开展。
二、完善自动标记系统实现人机对话模式强制监管
构建“以自动识别为主、以人工甄别为辅”的“四类案件”人机对话监管模式。一是自动标记提请监管。将“四类案件识别规则库”嵌入监管平台,凡匹配规则库中自动识别规则的案件,系统自动提起监管。二是引入第三方标记。即引入纪检、信访、办公室等非办案部门,分别根据工作中接到的违纪举报、涉诉信访、大法官留言等外部线索在监管平台上标记案件,提请监管。三是多系统融合对接。按照易操作、易管理原则,监管平台和立案、办案、电子卷宗、信访等平台无缝对接,在监管平台即可实现查看案件详情和电子卷宗,在线发表监管意见。以石家庄中院为例,2019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共有1024件案件被标记提请监管,其中862件系平台自动标记监管,占全部标记监管数的84.2%;63件系院庭长发现并提起监管,占比6.2%;82件系承办法官主动标记提起监管,占比8%;2件系立案庭提请监管,占比0.2%;15件系第三方(非办案部门)发现并提请监管,占比1.5%。
三、推行监管过程全面留痕实现有效流程管控
为了使审判活动责任明确,以石家庄中院为试点,推行监管过程留痕。一是明确多角色责任。平台设置院长、庭长、立案、办案、审管办、纪检、信访、宣传、办公室等九种角色,可对“四类案件”进行立、审、执全流程和全方位的监管。二是监管过程留痕。建立监管痕迹库,将识别标记、提出意见、反馈结果、流程审批等每一步操作的主体、内容、时间都记录在库,并予以公示,全程留痕,公开透明。三是结案扎口管理。被标记监管的案件只有院庭长发表了监管意见,承办法官反馈了监管意见,才能通过结案申请,保证“每一件被监管案件有人管,每一条监管意见有回音”。
四、打造监管平台提升全省审判质效
2015年“四类案件”监管平台由沧州中院试点研发应用,被列为当年十大司法改革案例,后经石家庄中院等进行功能完善、系统升级,目前正在全省法院推广应用,在加强院庭长监督管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以石家庄为例,2019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共有1024件案件被标记提请监管,该院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率从去年同期的17.57%降至5.43%,下降了12.14个百分点;三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全部清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显著上升;促进了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运行,全市法院上半年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研究案件594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7.07%。
对“四类案件”的有效监督发挥了提升全省法院审判质效的作用。2019年前三季度,河北高院结收比从全国第22名上升到14名,上升八名;一审服判息诉率从全国第31名上升为第5名,上升26名;特别是发回重审率从2018的11.16%下降到5.03%,从全国第30名上升为第12名,上升了18名。
改革案例第118号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积极探索审判委员会听证制度
为健全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工作衔接,规范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权力运行机制,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委员会运行实际,积极探索在法官向审委会汇报案件事实阶段引入当事人听证程序。
一、遵循司法规律,科学设置程序
审判实践中,提交审委会讨论的许多疑难复杂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纠缠不清,审委会委员在缺乏对案件事实直接认识的前提下,很难准确发表法律适用意见。因此,直接听取合议庭汇报和双方当事人陈述,并对关键事实进行询问,有利于委员在有限时间内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案情,避免遗漏关键信息、导致理解偏差,还能打消当事人疑虑,增进社会理解,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阳光司法机制。为此,晋城中院积极探索审委会听证制度,具体包括:
一是听证原则。各方当事人均有平等参加诉讼的权利,听证应对各方当事人公开,不得仅通知一方当事人参加听证。
二是听证范围。包括下列情形: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事实疑难、复杂,且对法律准确适用存在直接影响的;案情涉及案外人重大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裁判结果在本辖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再审案件;院长认为应当在审委会进行听证的。要求听证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审委会可以直接听取合议庭汇报,然后讨论法律适用问题并发表意见。
三是听证阶段。审委会听证分为“两个阶段”,听取“三方意见”。当事人仅在审委会委员讨论案件事实阶段参加听证。首先,由合议庭汇报案件事实,但不发表处理意见。其次,由当事人就争议事实进行陈述,并阐述诉求。最后,审委会委员可以向合议庭及当事人进行询问。听证结束后,当事人退出会场,审委会进一步讨论案件。
四是程序组织。关于启动方式:案件承办法官认为案件事实疑难复杂,符合听证范围,拟提请相关当事人列席审委会听证的,应在申请案件上会前一并说明,并报院长批准;院长在审核议题时认为应当举行听证的其它案件,可以要求承办法官汇报案件时设立听证环节。关于通知当事人:案件承办人负责联系相关当事人参加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事宜。关于听证程序:承办法官向审委会分别汇报案件无争议事实、有争议事实及双方诉求,但不能在听证过程中发表处理意见;当事人就争议事实和诉辩主张进行陈述;审委会委员可就关键事实向相关当事人提问;听证结束后,双方当事人退场。
二、加强系统集成,明确配套措施
一是明确审委会听证制度定位。审委会听证并非法定必经诉讼程序,且只适用于疑难复杂且事实认定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
二是明确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界限。审委会听证目的在于对影响法律适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直接听取陈述并发问,以便准确发表意见并作出决定,查清事实的责任仍由合议庭承担。
三是明确听证案件的时间和覆盖范围。晋城中院审委会讨论案件数量总体较少,增加听证时间完全可以接受。其他法院适用审委会听证制度时,也应当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审委会工作实际合理安排。
四是明确当事人听证与检察院列席区别。在刑事案件听证阶段,检察机关作为控方与辩方共同参加听证,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检察长按照法院组织法规定列席会议属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行为,而参加审委会听证属于履行公诉职责的行为。
改革案例第119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健全以法官员额制为核心的法官管理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为统领,步稳蹄疾,多点突破,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以法官员额制为核心的法官管理制度体系。
一、创新员额增补机制,实现员额选任退出机制常态化
法官选任有序衔接,空缺员额及时增补,是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内蒙古高院创新增补措施,明确退出机制,实现了员额选任退出常态化。2016年6月至2019年,组织开展4次入额工作,4557名干警进入员额,平均9个月1次,形成常态化、机动性相结合的增补机制。
一是创新建立递补机制,提升员额增补效率。创造性地建立员额递补机制。即在员额增补工作中,除了增补现有空额外,根据一年以内退休员额数,测算出预期空额数。根据现空额和预期空额总数确定候选名单,提交遴选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除了正式入额法官外,还产生了与预期空额数相等的递补员额法官,所在法院出现空额时,经高院审批直接入额。2018年11月,在首次员额增补中引入递补机制,2019年10月,73名法官经递补入额,显著提高增补效率,防止员额空置。
二是设置成绩有效期,避免增补重复考试。在充分认识补额规律基础上,将入额考试成绩保留一年。一年内,可以在有效成绩基础上直接考核,提交审议。既提高效率,又避免干警面临反复考试压力。2019年11月,对去年笔试面试成绩合格的326名干警中,符合新《法官法》条件的142名干警进行考核,增补30个员额。
三是建立退出机制,实现员额进退良性循环。制定《法官退出员额实施办法》,明确退出员额事由和程序。对未完成最低办案任务、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违法违纪原因不能继续任职的,提请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退出员额。员额制改革以来,因退休、工作调整、个人自愿等原因退出员额321人。对工作质效较差的法官,根据考核办法进行诫勉谈话,实现督促和进退常态化。
二、健全职业保障体系,实现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化
职业保障是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内蒙古高院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法官等级、工资绩效奖金、交通补助、养老保险、差旅待遇等配套措施全部兑现。
一是充分释放政策红利,通畅法官等级晋升渠道,对重大典型开展特别选升。同党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内蒙古法官等级升降暂行办法》,细化等级晋升方式、权限和步骤,明确责任单位。2017年7月,首次按期晋升法官等级2913人,择优选升751人,晋升一级、二级高级法官48人。目前,全区各级法院形成按期晋升随时启动,择优晋升按需进行的顺畅局面。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了对长期在基层法院任职,工作特别优秀的,可以特别选升。为用好用足政策,2019年5月,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批准,对全区重大典型那顺、荣萍二名同志特别选升为四级高级法官,体现政策、典型引路的良好导向。
二是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出台工资待遇和职级对应政策,确保法官等级改革实质性落地。与人社厅下发《关于员额法官工资制度改革后参加养老保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实施四级高级法官以上参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副处级以上退休政策,四级高级以上女法官延迟60岁退休。与财政厅印发《关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差旅待遇适用政策的函》。将一级、二级高级法官比照“厅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差旅费标准。与党委组织部印发《关于退出员额的法官交流转任其他类别公务员职级确定意见的函》,明确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对应关系。
三是打造集约化辅助保障机制,使法官集中精力办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协调自治区编办,在所有基层院保留法警队建制。针对再审审查案件快速增长情况,2019年4月,高院成立快审团队。截至10月底,快审团队3名法官收案1889件,审结1452件,实现审查案件高效运转,三个审判监督庭结案率同比上升23%,成效显著。协调人社厅、财政厅、政法委等部门,印发《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实施方案》。2019年9-10月,通过内部转任和公开招考等方式,转任招录书记员3842人,与员额法官配比达到1:1。确定“一次办好”的集约化目标,将送达、调卷、保全、鉴定、扫描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为案件提质增效提供有力保障。
三、强化培养培训工作,实现双语法官评定机制标准化
内蒙古高院把尊重和保障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作为落实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有效手段。
一是强化双语法官培训基础建设。建立全国蒙汉双语法官培训基地,在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库伦旗等双语案件集中地区设立现场教学点。与内蒙古大学等7所院校合作,发挥审判业务专家作用,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师资库。
二是入额给予政策倾斜。在员额选任和增补工作中,对双语案件集中地区,采取适当降低标准的方式,保障双语法官优先入额。目前,全区共有双语法官353人,占员额法官的9.5%。
三是以标准化程序评定双语法官资格。制定《蒙汉双语法官评定实施细则》,成立双语法官评定委员会,通过双语水平等级测试、庭审考核和裁判文书评查等方式,对蒙汉双语法官进行评定,提升双语法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改革案例第120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突出审判质量具象个体考核完善审判绩效考核机制
审判绩效考核制度,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支撑和抓手,是法院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日常审判管理中具有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2019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施行新版《审判绩效考核与管理实施办法》,深化推进改革探索。
一、考核理念:凸显质量优先,落实考核到人
审判绩效考核目的在于,围绕司法公正与效率主题,激励所有法官和干警,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实现人人履职、人人尽责的鞭策和监督功效,并由此设定三项基本理念。
一是质量优先、兼顾效率。司法公信力的获得主要源自人民群众对于审判质量的认可,法官职业尊荣感和高品质审判团队的成就,亦主要来自审判质量的不断提升。因此,此次绩效考核改变了以往着重强调审判效率的考核导向,将提升审判质量作为改革首要目标,且兼顾审判质量与审判效率张力,在绩效考核中寻求合理平衡。因此审判绩效考核于效率中明确法官办案底线要求,同时坚持质量优先,探索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
二是分类考核、尊重差异。科学考核的基础应以遵循司法审判规律,尊重考评对象合理差异为前提。法院组织内部由不同岗位及人员构成,尤其在人员分类改革背景下,三类人员职级职责有别,不同岗位业务内容有异,乃至个体间知识素养及体力状态亦有较大差异。“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考核模式,虽能发挥择优拔尖效果,却不能起到兼顾差异和激励全体的效果。因此我院改变原有“一刀切”评价模式。根据员额法官、审判辅助及司法行政三类人员工作性质差异,以及同类人员在年资及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分别设置相应考核标准与要求,以实现激励全员、各尽其能的考核目标。
三是考核到人、全员覆盖。考核效果的取得应以实现个体考评、呈现日常工作成效为抓手,缺乏具象化履职评价必然会在工作中滋生懈怠与惰性。为实现对全体干警日常工作个性化评价,此次考核从原先仅考核到部门转变为主要考核到个人,并将员额法官、审判辅助和司法行政三类人员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在激励整体目标导向下,就不同层级的各类人员进行个体化考评。就领导层级而言,注重对德行标准、工作作风和业务能力的考察,就普通干警而言,则侧重工作尽责与贡献程度的考评。同时,对于因刑、民、行等案件类型客观差异造成的考核分值不同,仅作为调整优良等级比例参考,不作案件分值折算。
二、考核方法:遵循司法规律,科学考评质量
审判质量优先考核导向需要对质量考评方法进行合理设定。由于审判质量难以进行数据精准测算的考核,审判绩效考核机制选定以下评价方式作为质量评价的具体路径。
一是类型化评价。审判效率与审判质量分属绩效考核两端,且各自具有不同性质品格。对于审判效率,因其具有物质属性,可以采用即时生成的司法数据进行精准测量,实现有效流程进度管理。但对于审判质量而言,裁判公正与否主要体现为公众心理感受,属于主观价值判断范畴,无法完全依案件上诉率及改发率等指标评定。对此,应采用类型化评价路径,以优良、合格等等次形成对案件质量评价的最大共识。
二是贴近式评价。鉴于对审判质量评判的主观属性,应当在操作路径中注重考评直观性和贴近感。审判质量的重点环节主要集中于庭审与文书。对于法官庭审质量的评判,应于观摩庭审或阅看录像中实现;对于法官裁判文书的评判,则应在亲自阅读中获得。通过评价主体对庭审与文书亲身体验,从中区分出不同等次,进而实现对审判质量的合理评定。
三是抽样式评价。在贴近式评价具体实施中无法穷尽对每个庭审及文书的考评,权衡考评成本与效果,则采取抽样式评价。即在质量考评中,由法官自荐优秀庭审与文书,体现质量考核的代表性;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兼顾考评覆盖范围。在考评周期方面,鉴于审判质量相对稳定的特点,设定每年进行两次质量评查,通过阶段性考核稳固提升案件审判质量。
三、考核要点:构建系统架构,形成机制闭环
在考核要点方面,审判绩效考核重点围绕考核机构配置、考核内容设定以及相应机制衔接等方面,进行精细而系统的安排。
一是完善考核机构。分设院及部门两级考核小组。院级考核小组由院长任组长,一名副院长、政治部主任为副组长,负责全院审判绩效考核与管理工作。部门考核小组由部门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两级考核小组均吸纳员额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及司法行政人员参与。
二是明晰考核内容。针对员额法官,审判效率方面主要考核其底线办案量的完成情况,底线标准按其所在岗位近三年案件收结情况确定,并兼顾案件难易差异及收案数量的波动;审判质量方面则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对庭审和文书进行考评。针对审判辅助人员,根据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工作分工,分别就其参与合议庭工作及协助法官办案等情况进行考核。针对司法行政人员,则通过建立具体岗位职责来逐项考评其日常履职成效。
三是注重机制衔接。对于绩效考核结果,除用于季度、年度奖金分配外,还与干警年度公务员考核、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等工作相衔接,并重视各专业领域领军人才培养,作为全院人才培养与资源调配的重要依据。审判绩效考核作为我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要环节,将与案件质量评查、差错责任认定、案件繁简分流等工作机制形成合力,并全程依托信息化技术,真正做到“口说不为凭,举手见高低,业绩非标榜,功夫见平常”。
改革案例第121号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聚焦“智简快优” 打造智慧型诉讼服务中心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按照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要求,以“四个聚焦”积极打造“智简快优阳光窗口”品牌工程,切实提升“两个一站式”建设水平。
一、聚焦互联网+,强化“智能化”服务
以信息化建设为内在动力,全面推进“智服、智审、智查、智执”体系化建设,打造智慧法院。一是流程标准化。以服务流程标准化为目标,强化各个节点精准高效。诉前,配置智慧分类叫号机,对咨询、民商事、执行立案等进行分流,设立金融专窗、鉴定专窗等特色专窗,通过窗口“扫一扫”记录案件流转信息;诉中,建立“一站式案件流转跟踪查询平台”,各个诉讼节点全程监管,当事人“刷一刷”就能查询办案进程;诉后,卷宗“智能云柜”流转,电子编目自动归档,全程留痕,当事人“点一点”,即可菜单式阅看卷宗材料。二是系统一体化。打造智慧系统网络,利用电子卷宗平台深度链接立案诉服、审判业务、执行信息和档案管理四大系统。推进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设置“网上立案”专区,开设“跨域立案”窗口,实现“就近能办、异地通办”,提供全流程、全业务、全功能网上线下诉讼服务。三是服务自助化。配置自助立案机、自助复印打印机、自助查询机等设备,方便立案人员审核材料、录入信息,方便当事人打印文件、支付费用,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办公无纸化。以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和深度运用为主线,串联立案、审判流程,开展无纸化办公试点。添置智能中间柜、电子质证系统,试点法庭进行庭审全程无纸化、笔录生成自动化探索。
二、聚焦社会集约,强化“简便化”服务
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强化外部资源整合,不断提高中心集约化建设水平。一是集中材料收发扫描,确保流转留痕。将原分散于各部门的材料收寄集中于诉讼服务中心,通过云柜进行流转。外包诉讼材料同步数字化扫描,确保电子卷宗生成质量。二是深化文书送达机制,提高送达效果。与中国邮政EMS公司合作,在中心派员设窗,负责法院专递收发工作,创新“拍照加贴单”模式,送达率显著提升。三是引入保险服务专窗,便利群众诉讼。与中国平安保险合作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立便民服务点,专门提供财产保险咨询,办理财产保全保险、执行悬赏保险等业务。四是整合鉴定评估工作,集中调度办理。将鉴定评估集中于诉讼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委托鉴定、检验等工作,加快鉴定进程,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三、聚焦分调裁审,强化“快速化”服务
一是人性化诉前调解。落实“调解前置实质化运行”,根据当事人诉求确定婚姻家事、相邻关系、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等八大类纠纷,分流至诉前调解,进行快速化解。二是科学化繁简分流。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按案由确立繁简分流标准,将道赔、信用卡、金融借款等四大类传统案件转入速裁团队办理,其余案件分流至各业务庭。三是精细化要素审判。速裁类案件采用要素式审理,通过类案同审、多案连审方式,撰写要素式裁判文书,加速案件审理进程。四是高效率审判团队。组建复合型审判团队。速裁中心配备6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12名书记员、3名人民调解员。今年1-8月,速裁团队新收案件2899件,审结案件2695件,收结案占全院民商事案件比例分别为50.9%、52.2%,消化全院过半的民商事案件。
四、聚焦多元解纷,强化“优质化”服务
一是积极搭建大调解格局,着力定分止争。搭建工作平台。挂牌设立“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心”、“非诉讼服务分中心”,构建新型多元化解“府院联动”机制,统一将人民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公证对接等整合到“非诉讼服务分中心”,实现纠纷化解资源整合和有效衔接。做强人民调解。天宁区法院现有人民调解员6名,在发挥他们丰富调解经验的基础上,辅以经常性法律培训,调解纠纷化解率超50%。做优律师调解。设立律师工作站,根据律师专业特长分类调解相应案件。工作站成立一个月以来,已经成功调处纠纷8件,平均化解周期5天,有效发挥了律师的专业和实践优势。拓展行业调解。聘请保险公司人员作为特邀调解员,负责调解道赔案件。全面畅通道赔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实现调解前置、数据互通,做到纠纷全程可视化处理,全市首例交通事故网上一键理赔案在天宁法院顺利结案。对接公证机构。在全省率先创立家事审判与公证对接工作机制,现已拓展至全部诉讼领域,通过公证前端分流,减轻审判压力。
二是不断完善多元化解机制,畅通平台衔接。经天宁法院积极推动,2019年天宁区已将“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纳入地方平安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全面推进“一乡(镇、街道)一站(审务工作站)、法官进社区进网格”,审务工作站实现了7个街道(镇)全覆盖,132个社区(村)法官对接全覆盖,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开展“少讼无讼社区、企业”建设活动,将新丰社区、北环南村社区,常州天晟新材料有限公司、黑牡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示范点开展“少讼无讼”创建活动。推进诉讼服务品牌创建工程,强化智能化、简便化、快速化、优质化的一站式服务,切实做到让群众“走进一扇门,事项全办成”。2019年1-8月,诉讼服务中心接待群众咨询、立案等25000余人次,民商事案件的新收数量相比去年,增幅得到了减少,群体性案件如物业纠纷、金融借款纠纷同比下降近30%。
改革案例第122号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打造全流程智能送达模式破解“送达难”
为有效破解制约司法质效的“送达难”问题,嘉兴法院在浙江高院指导下,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与送达机制创新的结合点,建立全流程无人工介入的智能送达平台,提供了“大数据集成、全流程智能、多平台互联”的浙江方案和嘉兴模式。平台于2019年7月上线运行后,累计线上发起送达133000余件次,综合送达成功率95%以上。
一、突出大数据集成,送达地址检索从“被动查找”向“主动推送”转变
嘉兴法院依托浙江高院大数据平台,发挥其海量数据规模、快速数据流转、精准数据提取等优势,构建起最完整的送达地址库。一是对内囊括海量历史送达数据。平台深度嵌入审判执行信息系统,智能导入全省法院历史送达数据,精准建立当事人送达地址数据库,并实时更新数据信息,有效解决因送达地址更迭频繁而产生的“找人难”问题。二是对外联接各大平台数据。与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部门、机构密切协作,突破“信息壁垒”,目前已对接各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安户籍及交警部门相关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三大电信运营商登记信息、律所及银行保险行业预先登记信息、诉讼服务平台验证信息等。三是智能配置优先送达地址。采用送达地址确认前移的管理模式,立案后抓取受送达人地址信息,按照优先级顺序,先向受送达人活跃手机号发送地址确认信息、规范告知权利义务。在发起送达任务时,有效避免重复发起、无效发起,显著提升了送达准确性和合理性。
二、突出全流程智能,送达任务推进从“人工介入”向“自动触发”转变
嘉兴法院通过智能化技术运用,实现送达全流程“机器换人”,减负增效效果明显。一是智能识别送达任务。在案件周期的每一个送达节点,均自动发起送达任务,并实现“三个精准”。首先,精准识别当事人诉讼代理情况,从业务逻辑角度出发,对有代理人的当事人,向其代理人发起文书送达;其次,精准识别是否为智能送达反向清单,智能过滤保全案件和不予受理案件的推送,避免产生因文书送达不当,导致当事人转移财产等风险;再次,精准识别节点文书,对每一个案件节点,提取并整合打包相应文书,防止过多打扰当事人。智能送达上线后,文书送达时效由原来的3至10天变为瞬时可达,直接带动各审执环节提速增效:2019年1-11月,嘉兴法院同期结案率99.84%,自动履行率、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等质效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成功的线上送达接近零成本,极大降低了财政支出。二是智能选择送达方式。平台自动检索受送达人属性并选择送达方式,对已确认地址的受送达人,直接向确认地址发起送达;对标记规避情形的受送达人,按照法律效力级别向推定地址发起送达;对一般受送达人,则按地址活跃度发起送达。三是智能判断送达结果。完善“送达-反馈”逻辑回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确认地址、规避情形设置特别效力判断规则,由平台自动验证各流程的送达反馈信息,判断送达成功则将送达回证反馈至法官办案系统,判断送达失败则进入下一流程,直至公告送达。
三、突出多平台互联,送达工作模式由“单线推进”向“多管齐下”转变
智能送达平台实现与邮政平台、公告送达平台、律师办案平台等多平台互联互通,构建线上与线下立体融合、送达端与接收端有序互动的工作模式。一是联通邮政、公告送达平台,发挥线下兜底作用。线上送达穷尽后,先自动推送至邮政邮寄平台进行线下送达,并按照智能送达平台预设的规则反馈邮寄结果。浙江高院与省邮政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授予邮政人员留置送达权限,采取“特投”服务,有效提升送达效果,送达人员可通过移动终端反馈送达现场照片、定位等信息,按规范反馈结果。相应的电子材料反馈至智能送达平台后同步推送至法院案件管理系统,法院干警足不出户即可掌握送达一手信息,并直接将电子材料整理入卷。目前,平台已自动转递至邮政送达24000余次。此外,邮政反馈三次投递未成功后,平台自动生成公告送达内容,由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自动推送至浙江法院网、“浙江公告”公众号等公告送达平台刊登。二是联通“律师镖局”,提高律师参与度。智能送达平台与律师办案系统“律师镖局”直接对接,自动将电子诉讼文书推送至律师镖局,律师可阅读、下载,相关接收信息自动生成并反馈至法院办案系统。律师还可依托平台进行网上立案、远程阅卷,极大便利了执业活动,嘉兴全市1200余名律师对此给予一致好评。三是对接司法区块链,为智能送达规范性背书。智能送达模式对地址的获取更加主动,需要对当事人通过各种途径提供送达地址的行为进行认证固定。同时,也需要防范送达流程中可能发生的法院工作人员不当干预、邮政等社会服务不规范等问题。通过对接司法区块链,利用该技术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的高可信度,对当事人行为和送达全流程上链存证,倡导诚实守信的诉讼风气。
改革案例第123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实施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
20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通过《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8月7日出台《关于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助力执源治理的意见》,建立当事人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自实施以来,每月当事人自动履行的案件数比上半年实现了翻番。
一、加强自动履行引导督促,从源头上治理执行难
镇海法院坚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解纷思路,转变法院一味强压硬执、当事人被动履行的工作理念,在继续保持强制执行高压态势的同时,制定《督促当事人自动履行工作规范》,积极开展自动履行引导督促工作。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强化履行引导。在诉讼各环节向当事人发放自动履行告知书、催告书、证明书、诚信履行红利清单、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须知,释明自动履行的好处和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时,加强判前说理,提高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结受程度。并根据案件标的、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合理确定履行期限,提高当事人自动履行的现实可行性。二是强化履行督促。对缺乏履行诚意和不具备履行能力的审慎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原则上要求当庭即时履行。实行“谁办理、谁督促”制度,做到每案必提醒、每案必督促。三是强化履行保障。引导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打消债务人逃避履行债务的侥幸心理,今年财产保全率达12.9%,位列全省法院前列。对不能即时履行的调解协议,原则上要求增设违约限制条款或担保履行条款。四是强化审破衔接。率先全省建立审破衍接机制。尽量引导资不抵债的企业及时提出破产申请,集约统一处置企业债务,并为平等保护债权提供保障。日前引导一家资不抵债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减少了审判和执行案件80余件。五是强化履行考核。将诉前化解案件自动履行情况纳入调解工作考核,作为“以奖代补”依据。对于促成自动履行的诉讼案件,折算一定工作量,激励法官自觉提升案件自动履行率。六是加强社会宣讲。定期到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对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进行宣传,并建立村、社区、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等基层社会组织的履行劝导制度。同时,跟区委宣传部合作,在农村文化礼堂上墙诚信履行名单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出台自动履行激励举措,让诚信履行有红利
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在履行法院裁判后,由于案件尚未进入执行阶段,无法证明已履行义务,导致其在前往银行贷款时因为有涉诉信息而受限。针对老百姓的司法新需求,镇海法院大胆探索,不仅给已经履行裁判义务的当事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还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无被执行案件的当事人纳入“诚信履行名单库”,并实行动态调整。截至2019年11月,共发放自动履行证明书554份,发布诚信履行名单3批,共计276个诚信履行主体。法院联合其他相关单位,对名单库中的人员给予一系列激励举措,主要包括:一是依法减免案件受理费。对于自动履行完毕的案件,符合条件的,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可依法减免案件受理费。二是发放自动履行证明。对于自动履行完毕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三是提供诉讼服务便利。法院为诚信履行名单库成员设置诉讼服务绿色通道和诉讼服务专窗。四是降低诉讼保全成本。诚信履行名单库成员申请诉讼保全的,法院可依法免予提供担保或降低其保证金比例。五是开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行政机关为诚信履行名单库成员提供“先行受理”“承诺办件”等便利服务,依法优先办理行政审批、资质审批、资质审核、备案等手续。六是纳入招投标项目评审。在政府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将诚信履行情况纳入评审范围,对诚信履行库成员实行同等条件下择优赋分等待遇。七是给予财政性资金扶持。在实施财政性资金扶持项目和政府采购时,将诚信履行情况作为重要参考。八是纳入企业评定和纳税信用评价。将诚信履行情况作为推荐“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重要参考,同时纳入纳税信用评价,并为其开通绿色通道。九是纳入相关信用平台。将诚信履行名单纳入“信用宁波”网站守信名单和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十是给予授信融资支持。针对“诚信履行名单库”成员,镇海农商银行专门推出“诚信履行贷”产品,目前已对四家企业分别贷款1800万、1500万、1190万和1000万元,数十家企业正在申请审核中。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均在积极筹备推出类似金融产品。
三、加快完善诚信体系建设,打造信用建设高地
镇海法院推出自动履行正向激励举措,赋予守法诚信的当事人诸多政策红利,意在培育广大公民和企业的诚信意识,营造“守法诚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用法治的力量塑造诚信文化,让“失信受罚”和“守信获益”真正成为社会共识,让信用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硬通货”,成为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镇海区委区政府对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工作非常重视,区有关部门迅速出台《关于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助推“信用镇海”建设的意见》,将促进自动履行作为建设“信用镇海”的重大举措,努力加以推进。2019年11月14日,一家企业在了解了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后,在判决履行期限内一次性主动履行6676万余元,为全社会树立了诚信履行的标杆。多家外地当事企业在镇海法院打完官司后,了解了诚信履行正向激励举措,认为这是镇海营商环境一流的重要表现,对在镇海投资创业充满信心。
改革案例第124号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嵌入式整合集约化服务
打造两个“一站式”建设新模式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的工作理念,不断整合内部资源,完善机构设置,创新工作机制,一方面重塑解纷格局,大力拓宽诉调对接工作覆盖面,促进诉调对接实质化开展。另一方面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集约审判事务性工作,整合服务功能,实现诉讼服务平台一站式运行。截至2019年11月12日,全院新收案件37343件,结案34587件,结案率为83.66%。
一、一体整合推进,形成多元解纷新格局
一是在立案阶段进行全方位过滤。强化诉源治理,将矛盾调解关口主动前移,通过“诉调对接系统”完成对案件的两次对接。立案时对符合诉前调解的案件,将电子卷宗从收案收转系统直接推送至调解平台相应的审判团队名下,调解程序随之启动,完成第一次对接。调解完毕后当事人无需返回立案系统立案,而是由法官团队在系统中一键转入立案,当场出具司法确认书或调解书并完成送达;调解不成的,以相同方式转入立案,调解过程中生成的笔录等材料同步转为诉讼电子卷宗,完成第二次对接。大力推广“道交一体化平台”应用,过滤全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在网上立案平台选择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由时,系统自动跳转至该平台,便于人民调解员和保险公司组织调解。2019年7月以来,进入诉讼程序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同比下降约30%。
二是将调解组织嵌入审判团队。协调司法局,增派17名人民调解员进驻法院。打破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壁垒,为相关审判团队固定1至2名人民调解员,将调解组织与审判团队进行嵌入式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这一模式建立了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人民调解员组成的紧密型调解速裁团队,实现“办案团队”一体化,促进了法官和人民调解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方便法官对调解过程适时指导,也便于对调解结果予以司法确认,及时固定调解成果。今年以来,诉前调解共对接各类纠纷8千余起,调解成功近4千起,全院民商事案件收案数量同比下降12%。
三是实行程序性事项前置。诉前调解过程中,对调解不能的案件,由相应团队的法官助理与调解员共同完成送达地址确认、要素梳理、庭前会议、证据交换、诉前鉴定及争议焦点归纳等程序性事项。立案后,主审法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直接予以确认,仅需就双方争议的证据和焦点进行审理,进一步缩短了审理期限,重塑了审调流程,确保案件“分而不散”、程序“流而不失”,使调解成果在审判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调解权威不断增强。
二、坚持集约便捷,全面提升诉讼服务质效
一是服务事项一体集成。全面推进诉讼服务实质化运行,诉讼服务中心由立案大厅、诉访大厅、执行大厅和诉调对接中心四个部分组成,承担立案登记分流、辅助事务整合、诉调对接、信访接待四大功能,履行诉讼引导、立案登记、管辖权异议审查、诉讼保全、材料收转、文书送达、24小时法院、12368热线平台等二十项职责,除庭审之外的其他诉讼事务均由诉讼服务中心承担。人民法庭和外派工作室均设立诉讼服务站,提升诉讼服务中心软硬件建设水平,为诉讼群众提供舒适的服务环境。
二是服务内容一网通办。全面推行网上立案,除刑事案件外,其它案件均开通网上立案功能;同时在院机关及各法庭、法官工作室设立自助立案区,在24小时法院设立自助立案终端,为当事人提供全天候立案服务,网上立案占比超过95%。网上和线下均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联三种自助缴费方式,进一步提升便捷化程度。2015年开通“兰山法院公共服务网”,近期又改版完善兰山法院门户网站,提供网上立案、网上阅卷、网上交费、电子送达、案件查询、庭审直播、司法拍卖等10大服务功能模块,真正实现群众足不出户,一网获得全方位、优质高效的诉讼服务体验。
三是辅助事务一站统揽。将原本分散于审判执行不同环节的送达、保全、评估鉴定、管辖权异议审查、卷宗扫描、材料收转等事务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办理,保障法官专司审判执行工作。持续深化全流程网上办案,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中间库”,将审执团队从纸质材料中解放出来,今年以来,全院共生成电子卷宗270余万页。诉讼服务中心以信息系统为依托,对案件材料即时扫描上传,实现诉讼流程各节点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材料流转无缝对接。送达、保全、开庭排期、管辖权异议、司法鉴定、文书制作和签章、电子归档等任务,均由法官发起、法官跟踪、法官确认,既有分工协同,又有相互制约,确保辅助事务“剥离”而不“脱离”,充分体现了“以法官为中心”的建设理念。
改革案例第125号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狠抓院庭长带头办案,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形成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2014年以来,该院院、庭长共审执结各类案件40859件,占全院结案数的42%,年均结案率高达99.32%,案件发改率从2.75%降低到1.52%,审理周期平均缩短9天。2019年,该院院庭长审执结各类案件9347件,结案率为97.11%,案件发改率仅0.03%,2019年上半年综合质效排名位列湖南一类基层法院第二名。
一、科学厘定办案数量,缓解人案矛盾
2013年初,该院开始探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2014年底,对前三年办案质效和院庭长行政事务量测评后,在湖南省率先出台《关于入额法官办理案件的暂行规定》,硬性要求院长、副院长年办案数应分别达到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30%,院机关庭长、人民法庭庭长应分别达到所在审判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0%、85%。同时,规定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协调督办、接待来访、指挥执行等不能充抵办案,也不得挂名办案,未完成办案任务的依规退出员额。该规定实施以来,该院入额院庭长均按质按量完成办案任务。2018年,院庭长年办案量最多的达708件,2019年,院庭长年办案量最多的达580件,极大地调动了其他法官办案积极性,有效缓解人案矛盾。
二、合理明确办案类型,促进质效提升
对审委会讨论案件和发回重审、再审以及超审限案件进行分析后,划分出十类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建立立案环节甄别分流机制,确保十类案件自动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办理。对于发回重审、申诉复查、再审案件在院庭长之间轮流分案,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院庭长组成合议庭审理。五年来,院庭长共办理疑难复杂案件近3500件,解决了部分法官敏感案件不敢办、疑难案件不愿办、复杂案件办不好的问题。“宇家军”恶势力犯罪集团案、“75”桩基协会恶势力犯罪团伙案、湖南首例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远赴哈尔滨两省三级六家法院协同执行大型工程机械案、湖南三星机床等三家公司破产案件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均由该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带头领办,得到了最高法院和省高院领导充分肯定。
三、制定详细权力清单,做到权责统一
根据审判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向,出台《审判职责规定》等制度文件,厘清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职责分工,集约化处理日常性辅助事务,让员额法官聚焦开庭审判等核心环节。同时,彻底摒弃院庭长审批签发旧模式,将院庭长全部编入审判团队,让其回归“资深法官”角色,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要求。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文书签发权限下放,廉洁风险点扩散新情况,下大力气解决院庭长“不敢管、不愿管、不能管”问题,明确要求对重大、敏感、重审、再审四类案件进行监管。
四、严格落实考核机制,降低发改比例
发挥数字法院系统优势,将相关指标作为院庭长办案考评依据,纳入《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实现考评制度化、格式化、程序化、精细化。建立实时高效的审判管理模式,定期通报全院办案情况,将司法绩效和质量问题量化为分值予以扣罚,实现责、权、利一致的目标管理。对质效不达标的副院长、庭长或副庭长,视情况予以警示或由院长约谈,对违纪违法等问题一律严肃问责。五年来,院庭长承办案件平均发改率仅0.02%,院领导承办案件无一被发回重审或重大改判。
五、强化办案支持保障,激发办案活力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争取地方党政支持,精简会议、文件,压缩行政管理流程,从时间上为院庭长行政减负,庭长、副庭长的行政工作量较以前减少50%。以办案绩效考核作为评优评先、提拔任用的重要指标,给能办案、办好案的员额法官和正副庭长以政治空间。连续三年办案量在350件以上的1名副庭长被提拔为庭长,提拔35周岁以下政治立场坚定、办案业务突出的副庭长6人。按照专业化审判要求,组建新型审判团队,设置办案能手、调解能手、工作能手等奖项,通过季度考核、半年度考核、年度考核予以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办案团队内生活力,确保案件高质效化解。
改革案例第1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民汉融合审判新机制助力双语法官司法能力提升
昌吉回族自治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23.9%。为保障各族群众的诉讼权利,统一各民族案件裁判尺度,昌吉州两级法院主动打破庭室壁垒、语言阻隔及原有审判团队模式的窠臼,积极探索各民族法官融合办案的新形式与新机制,融合办案取得初步实效。
一、选育融合,提升队伍素质
一是拓宽人才来源。公开招录与定向选调相结合,设置岗位时,少数民族比例不少于30%。对少数民族考生,条件适当放宽,采取先招录后培训的方式培养民族审判人才。在选调中,注重选拔懂双语的优秀人才。近三年来,两级法院共招录人员49名,其中有双语基础人员25人;向全区选调人员58人,懂双语人员15人。二是加强选拔机制。注重在复杂环境和反分裂斗争第一线培养考验选拔各民族法官,大胆把优秀少数民族法官选拔到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在员额选任、公开选拔时,划出适当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法官。近三年来,两级法院59名少数民族干部被任命为员额法官,占法官总数的23%;中院7名民族干部被任命为中层或解决职级待遇,占到新任职干部的24.1%。三是加大培养力度。采取挂职锻炼、交流学习、业务指导、定期召开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培训。充分利用法官讲坛、专业法官会议等平台,结合具体案件开展经常性业务学习、案件讨论。利用干警结亲住户、定期赴南疆法院挂职锻炼等,不断加强法官对民语民俗的学习了解。通过“访惠聚”及南疆挂职锻炼,已有23名法官初步具备了双语沟通能力。
二、纵深融合,确保案件质效
一是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合并民语审判庭。各基层法院根据上级法院工作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将原来专门审理民语类案件的审判庭与其他部门进行合并,将少数民族法官,根据其专业特长、办案能力、知识结构、年龄经历等因素,分别编入各个合议庭,确保合议庭融合办案形成优势互补。二是科学设置审判团队,促进各民族法官融合办案。两级法院以审判团队建设为主线,充分考虑各族群众司法需求,以各民族法官混合搭配的形式,建立融合办案审判团队31个、执行团队17个,实现全面融合办案。今年以来,两级法院审判团队融合办案2901件,占审结案件的8.38%。三是促进融合办案与专业会议衔接运行。将民族法官融入专业法官会议、专家组会议、审判委员会议,成立由院领导和各民族资深法官组成的重大疑难案件审判专家组,群策群力,切实提升审判质效。今年以来,两级法院融合办案与专业法官会议相结合召开会议170余次,商讨案件218件。四是院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开展融合办案。对于新类型的或者社会影响大的民语系案件或者涉及多种语言的案件,院领导亲自挂帅,与民族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今年以来,两级法院院庭长与民语法官联合办理案件共计1073件,占双语案件的35.8%。
三、创新机制,打造特色融合
针对地域文化特点及民语法官现状,以保障各族群众诉讼权利为原则,深入探索创新特色双语审判模式。一是深化少数民族案件诉调机制。设立赵瑞琴法官工作室,将少数民族中层干部及业务骨干纳入工作室,以“重亲情、促和睦、讲礼仪”为主题,实现矛盾纠纷“短平快”的精准调处。今年1-8月,两级法院涉少数民族案件诉前成功调解328件,调解成功率达62.1%;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涉少数民族案件967件,速裁程序适用率达27.4%。二是打通服务各族群众“最后一公里”。各民族法官深入乡村牧区、田间地头,将调解现场送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充分了解各族群众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工作,做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逐步增强各族群众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识,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三是打造“盖碗茶”特色调解室。昌吉市法院大西渠法庭针对辖区回族群众居多及家庭邻里纠纷占多数的特点,创设“盖碗茶”调解室,增配回族法官,将19名熟悉民情的多民族司法所和村两委干部聘为“调解员”。充分发挥回族法官和民族调解员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人情往来的特点,注重应用群众重视血缘亲情的伦理观念进行亲情解调。近三年来,“盖碗茶”调解室共调解案件991件,案件调解率达69.26%。
四、融合办案持续深化成效初现
一是以融合办案有效落实司法为民。注重将融合办案落实到多元解纷及诉讼服务中心运行,通过重视辖区文化特色,吸纳当地风俗习惯,以融合办案整合各方力量,满足了群众多元司法需求。近年来,案件调解率不断攀升,近三年平均调解率达到54.7%,人民群众对法院认可度持续提高。二是案件质量持续向好。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增强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注重总结适合少数民族纠纷的化解机制,把法律适用、民族习惯有机结合起来,认真探索、精心打造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的特色司法审判模式。今年来,昌吉中院刑事审判一审案件实现零发改,审判质效指标持续向好,人民满意度不断提升。三是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主动将审判执行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有效载体,在融合办案中,坚持与各族群众互动交流,解难帮困暖心,持续凝聚各族群众稳定发展共识。充分发挥“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平台作用,累计为亲戚办实事好事182件,个人捐物1300余件,捐款救助16万余元,访惠聚工作队积极争取人居环境整治、安居富民房改造等各类惠民项目投入1648.2万元。昌吉州中院于2019年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
--2017年11月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曹建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请审议。
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司法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系列重大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审议司法改革重大议题,确定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作出授权决定、审议改革情况报告、及时制定修改法律,全国人大内司委加强改革调研,为深化司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央政法委加强领导和指导,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形成了改革合力。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司法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明显增强。
一、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改革各项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制定实施深化检察改革五年规划。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下,勇于啃硬骨头、闯难关,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至今年9月,中央部署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检察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82项已出台改革意见或结项。
(一)全国检察机关面上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初步建立了权责明晰、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检察权运行新机制。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是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2014年以来,在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下,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检察机关分3批开展试点。201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各省级检察院普遍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今年6月正式启动司法责任制改革,10月起全面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一是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201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组织部共同发布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将检察人员明确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2015年10月,与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等共同发布试点方案,建立符合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的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2016年5月,与中央组织部共同发布建立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2016年6月,与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等又共同发布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建立健全检察人员职务序列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检察机关分类定岗、规范管理。今年5月,与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布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省级统筹配备聘用制书记员,书记员原则上不再占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
二是推行员额制改革,择优遴选检察官承担办案任务,促使检察官回归办案本位。改革前,检察官数量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近三分之二,一些检察官不在办案岗位或不能办案。中央明确提出对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管理,以省为单位,检察官员额比例不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我们坚持“以案定额”和“以职能定额”相结合,明确将员额配备给办案部门,配备给必须由检察官行使职能的岗位,并向基层一线倾斜。严格掌握入额标准和条件,真正让愿办案、能办案的检察官入额。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以及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等组成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把关。经严格考试考核、遴选委员会审议、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等程序,全国检察机关遴选出员额内检察官84444名,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2.78%。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首批遴选228名员额内检察官,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1.89%。建立员额动态调整机制,上海等地检察机关探索“跨院遴选”,引导检察官向办案任务重的检察院有序流动。建立员额退出机制,不办案、不胜任办案工作或离开办案岗位的,及时退出员额。通过这项改革,基层检察院85%以上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办案力量增加20%以上。
三是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变过去“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审批办案模式,赋予员额内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对案件作出决定的权力,并明确相应司法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强调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与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工作相统一、明确检察官权力与强化监督制约相统一,确保放权不放任、有权不任性。各省级检察院统一制定辖区内检察官权力清单,明确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的职责权限。根据案件类型、复杂难易程度,实行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两种基本办案组织形式,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根据办案需要,组建未成年人、知识产权、金融、网络、环境资源案件等专门办案组。完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以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新类型案件制度。建立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提供专业参考意见。建立检察官惩戒制度,完善司法责任体系,检察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四是推动建立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提高职业尊荣感。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和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建立并落实与检察官职务序列相配套的职业保障制度,建立与办案数量、质量直接挂钩的绩效考核办法。出台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实施办法,建立检察官履行职务受到侵害保障救济机制。
五是以基层检察院为重点,稳步开展内设机构改革。针对一些基层检察院案多人少、机构臃肿的问题,201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编办联合发布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综合机构与业务机构同步改革,机构精简与职能优化统筹推进。至今年9月,全国1854个检察院开展内设机构改革,内设机构大幅精简,大批业务骨干回归办案一线。吉林省97个检察院同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海南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由平均14.7个减少至7.8个。
六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会同中央司改办深入调研,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2014年12月,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先后挂牌成立,着力探索跨行政区划管辖范围和办案机制,至今年9月共办理跨地区案件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资源保护、知识产权、海事等特殊类型案件1137件。
七是积极稳步推进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市、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可委托市级党委管理。政法专项编制收归省级统一管理,根据人均办案量,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吉林、湖北、广东、安徽等16个省份实现省级财物统一管理,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落实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与各政法机关共同推进刑事诉讼领域各项改革。
一是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共同研究制定相关改革意见。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公诉标准化,严格证据标准。2015年7月发布常见50个罪名的审查逮捕指引、公诉案件证据指引,今年6月又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制定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3年以来,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2624人、不起诉870人。重视发挥检察机关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与公安部共同推进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制度改革;落实中央司改要求,探索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适应庭审实质化要求,制定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推动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重视利用庭前会议有效解决程序性争议,着力提高庭审效率和当庭指控犯罪能力。
二是高度重视律师在促进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015年9月,“两高三部”发布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016年11月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检查;今年6月,部署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今年8月,“两高三部”又联合出台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201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对有关机关及其办案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监督纠正6542件。
三是积极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2014年6月起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为期二年的试点,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轻微刑事案件,适当简化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试点期间,212个试点检察院共对5.6万余件案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周期由过去平均20天缩短至5天。
四是积极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2016年11月与最高人民法院等共同发布试点办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依法从宽处理。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认真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又加强对主要证据的实质审查,防止被迫认罪、替人顶罪、以钱赎罪。至今年9月,276个试点检察院共对6.36万件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占同期办结刑事案件总数的34.7%。
五是健全冤错案件防范、纠正机制。针对已发现、纠正的冤错案件,检察机关全面总结分析,深刻吸取教训。201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建立重大冤错案件发现报告、指导办理、异地审查、监督纠正、依法赔偿工作机制。重视加强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从源头上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环节。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办理每一起申诉案件,2014年10月颁布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对有冤错可能的重大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2015年2月发布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对长年坚持申诉、拒绝减刑以及因对裁判不服而自残的罪犯,注意听取其申诉,及时调查处理。2013年以来,检察机关对从办案或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王玉雷故意杀人案”“陈满故意杀人案”“沈六斤故意杀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案”“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谭新善故意杀人案”“丁国勤故意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依法启动纠错、监督程序,与有关部门共同纠错。
(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道路。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策部署,推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完整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进五个阶段,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一是以党中央顶层设计为引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专门就此作了说明,为改革导航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起草改革试点方案,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二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授权为前提。为确保改革于法有据,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二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就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审理程序等共同探索研究,构建了完整的试点工作制度。三是以部分检察机关试点先行为基础。各试点省级检察院组织87个市级检察院和759个县级检察院扎实开展试点工作,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突出加强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的保护,两年试点期间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全覆盖、多样化的试点探索使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顶层设计得到全面检验。四是以立法保障为支撑。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修改法律的议案。今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不仅是党中央重大改革举措法制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五是以全面推进为新起点。各级检察机关认真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主动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报告,组织全员培训,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今年7-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935件。
(四)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不断健全,自身司法活动监督更加有力。各级检察机关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一是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从人民群众中聘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重大制度设计。2014年9月,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共同在北京、吉林等10个省市开展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试点,2015年12月制定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规定,2016年7月制定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为增强这个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实行“四个一律”:人民监督员一律由市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和管理,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独立选任人民监督员21492名;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各关键环节一律接受监督,监督情形扩大至11项,涵盖立案、羁押、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起诉等环节;参加监督评议的人民监督员一律由司法行政机关随机抽选产生;市、县两级检察院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一律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监督。2016年7月全面深化这项改革以来,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案件5148件。二是完善规范司法行为长效机制。紧紧围绕检察权运行重点环节,编制并修订检察机关司法工作基本规范,推进精细司法、精细管理。健全案例指导制度,发布9批38个在审查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司法尺度。自2014年12月起,持续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6次组织对各省区市检察院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对193起司法不规范案件挂牌督办,对32起典型案例向社会集中公开通报。针对发现的问题,先后颁布加强执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防止说情干扰、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同步录音录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和“八项公开”等制度规定。三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案件管理部门对司法办案活动的集中统一管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流程监控、案后评查、数据分析、业绩考核,构建了全程、同步、动态监管机制。强化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检察环节羁押犯罪嫌疑人情况的监督。强化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其他办案部门的纠错功能。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制约,健全省级以下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逮捕报上一级检察院决定,撤案、不起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制度。四是完善纪检监察机构监督机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从严治检,层层落实主体责任,严明纪律。落实中央要求,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系统内巡视制度。健全检务督察制度。推进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领导干部及办案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完善问责制度,对自身腐败行为“零容忍”,2013年以来共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1833人。(五)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保障人民参与,接受人民监督。全国检察机关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坚持以案件信息公开为重点,建立完善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司法公开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意见、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全国四级检察机关3662个检察院已实现“六个全覆盖”:一是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全覆盖。2014年开通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运行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公开、重要案件信息发布、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四个平台”,已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603万余条、重要案件信息30万余条、法律文书224万余份,接受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13万余人次。2016年全面运行案件信息公开微信服务平台,主动向当事人和律师告知案件进展情况,实现从被动查询到主动推送、“网上公开”向“掌上公开”转变。二是电子卷宗系统全覆盖。2015年全面部署电子卷宗系统,将纸质案卷材料转换为电子文档,方便律师查阅复制,已提供服务16万余件次。三是远程视频接访全覆盖。2016年建成四级检察机关全联通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已通过视频同步接访1.8万余次。四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全覆盖。2016年6月,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全部开通“两微一端”。目前,检察新媒体总数达1.3万余个,发布信息2300万余条,总粉丝数近1.2亿。五是新闻发言人全覆盖。今年1月,向社会公布全国四级检察机关4473名新闻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六是检察开放日活动全覆盖。广泛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检察机关,了解监督检察工作。今年5月,四级检察机关统一组织“防治校园欺凌”检察开放日活动。
(六)把深化司法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智慧检务建设迈上新台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实施全国检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科技强检规划纲要等指导性文件,推动检察工作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一是深入推进电子检务工程建设。今年底将全面建成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与服务的“六大平台”。二是全面推进网上办案。部署融办案、管理、监督、统计、查询、评查等功能于一体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14年起,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已实现各类案件一个平台、一个标准、一个程序,所有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办案数据网上生成。今年又适应改革要求,对该系统进行结构性、功能性升级,以软件的“硬制约”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地。上海、贵州等地检察机关研发运行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由计算机初步处理简单案件中的证据筛选、相关案例、法律适用条款、法律文书草拟、量刑建议等,办案效率大大提升。江苏省检察院研发“案管机器人”,整合优化内部控制、智能辅助、决策分析、绩效考核等功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研发运行“量刑建议”“量刑比对”“文件纠错”等系统。三是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检察工作中的深度运用。发布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推进“一中心、四体系”建设,即建设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建设检察大数据标准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科技支撑体系,依托大数据提升司法质量和效率。探索“人工智能+检察工作”新模式,制定检察人工智能创新指南。与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化科技合作,共同建设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智能语音云平台建设指导方案,推进讯(询)问和会议语音同步转录,在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开展办案和教育培训智能语音双语应用。
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同时,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拥护、坚定支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传达贯彻党中央改革部署,全力配合中央纪委和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严明组织纪律,做好案件线索清理、结案与移交,顺利完成机构、职能、人员转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党组会、全院干部大会、全国检察长会议、全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和专门部署,明确要求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坚持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为改革创造良好氛围和环境。2017年1-9月,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43614人,同比上升21.2%。
二、检察机关深化司法改革的体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检察机关司法改革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迈进。我们深切体会到,深化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和对公平正义的满意度;必须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既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又遵循司法活动客观规律,突出检察职业特点,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增强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抓思路、抓调研、抓推进、抓落实,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充分发挥改革表率作用;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始终,坚持改革每推进一步,改革宣传和政策解读就跟进一步,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我们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地方没有将深化改革与思想教育同步推进,后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不如前期。一些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改革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政策解读和改革宣传不到位,人民群众改革认同感、获得感仍需增强。二是有的改革尚未全面落地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检察职业保障等改革难度较大。新的办案模式和制度运行需要“磨合”,有的入额检察官不能适应改革要求,“授权不敢用”。一些地方入额检察官人均办案量大幅上升,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有的未入额人员仍继续独立办案,有的入额领导干部不办案或办简单案、挂名案。一些地方对整合内设机构顾虑较多,内设机构改革力度不大且标准不统一。新型办案团队尚未完全建立,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配备严重不足。三是一些配套改革措施有待跟进,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放权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对入额检察官和案件质量的双重监督,亟需健全新机制。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相关配套政策亟需明确,员额退出、检察官交流任职、司法行政人员转任等机制有待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关配套制度需要完善。四是体制机制创新与现代科技应用有待深度融合。不少检察人员对信息化发展趋势把握不准、认识不清,运用信息化实现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弱。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平衡,各类信息系统跨领域共享共用不够。五是一些领导干部运用改革创新办法破解难题的意识和能力不够强,改革担当不够,存在“等靠要”思想。一些检察人员司法观念、素质能力、工作方式不适应改革发展。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三、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打算和建议
当前,深化司法改革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全国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好满足人民在执法司法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要保持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高改革整体效能。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按司法规律办事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相结合,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化改革。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肩负起推进改革的政治责任,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切实把中央部署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落到基层。加大改革落实力度,加大改革督察力度,健全改革监督评估体系,确保改革措施落地生根。严格执行员额内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畅通员额进出渠道。妥善解决未入额人员分流使用、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等问题。重视检察辅助人员的配备,构建以检察官为中心的专业化新型办案团队。完善和落实检察官权力清单,抓住关键节点强化监督制约,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健全各类检察人员职务序列,完善和落实薪酬待遇、职级晋升等保障机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探索司法辅助事务外包,推动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推动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加快推进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规范内设机构数量、职责和名称。积极稳妥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深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改革。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构建新型检警、检法、检律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权威。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诉讼体系。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
三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助推司法改革。充分认识现代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司法改革和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推进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检察人工智能创新指南落地实施,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与相关部门共同运用现代科技实现基本证据标准数据化、模型化。加快推进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提升司法办案现代化水平。推进12309检察服务平台建设,打造集信访举报、检察宣传、监督评议等于一体的检察为民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
四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加强政策解读和改革宣传,凝聚各方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共识。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做好未入额人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思想工作。加强对改革政策正面解读,把改革精神讲清楚,把改革目标讲透彻,引导检察人员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及时宣传改革进展和成效、基层改革创新和先进典型,讲好改革故事,增强人民群众和全体检察人员改革获得感。
五要深化研究论证,为推动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做好准备。加强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完善检察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前瞻性研究,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推动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司法改革情况报告,是对司法改革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对检察工作的有力监督和关心支持。借此机会提几点建议:一是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议在认真总结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推动改革成果法制化,确保改革蹄疾步稳、行稳致远。二是建议适时组织专题调研或代表视察活动,加大对司法改革的监督力度,重点监督推进缓慢、涉及单位多的改革项目。三是认真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在制定国家监察法、修改刑事诉讼法等立法过程中,完善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四是加强对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行为的立法保护,明确对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全国检察机关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公民代理制度是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律师代理制度的补充,弥补了律师代理资源配给的不足,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促进矛盾化解和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公民代理制度主要是满足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但也要保证正常的诉讼秩序。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限定为两类: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在规范公民诉讼代理人准入条件方面上进行了细化。
一是明确了以当事人近亲属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二是明确了当事人的工作人员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条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三是明确了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条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社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者依法免于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二)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三)代理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在专利纠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
四是明确了担任委托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相关材料。《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第四项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五项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第六项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公民可以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民事诉讼的现实需求。公民代理能够缓解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利于纠纷的解决。《民事诉讼法解释》从公民担任委托代理人的资格、范围、条件等方面细化了公民代理诉讼的内容,对公民代理诉讼活动进行了必要的规范。
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司法部建立登记备案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等建议,据我们了解,司法部将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司法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完善公民代理有关规定的制定。推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有关诉讼法律修改过程中,完善公民代理的有关规定,严格限定公民代理的资格条件,明确对职业公民代理人、公民有偿代理等的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依法规范公民代理。二是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法治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让法治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围绕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主题法治宣传。三是推动执法过程中的实时普法。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制度,系统加强以案普法制度,搭建典型案例推送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展示典型案例视频。结合热点案件进行法治解读,形成以案普法品牌,充分运用报、网、端、微、屏,把热点案件依法处理的过程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工作场所英译文》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工作场所英译文》的通知
(法〔2021〕1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司法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修订完成后,一些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英译文亟待确定。随着更高层次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日益深入,涉外案件和司法协助业务稳步增长,更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组织结构、职务名称、工作场所的英译文。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推进对外法治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完善新时代人民法院的国际交流合作、涉外案件审判机制,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最高人民法院经广泛征求意见,就人民法院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工作场所的英译文作出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国际交流合作、涉外案件审理、双语标识制作中结合实际遵照执行。《关于规范法院名称及法院工作人员职务英译文的通知》(法外〔2004〕230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7月19日
人民法院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工作场所英译文
一、法院名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简称: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P.R.C. (SPC)
(二)高级人民法院
例: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The High People's Cour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简称:Beijing High People's Court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The High People's Court of Hebei Province
简称:Hebei High People's Court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The High People's Court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简称:Inner Mongolia High People's Court
(三)中级人民法院
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简称:Shanghai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ainan Province
简称:Hainan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Xi'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简称:Xi'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haanxi
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Xiong'an New Area of Hebei Province
简称:Xiong'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ebei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Xiangx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nan Province
简称:Xiangxi Tujia and Miao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unan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Hanjia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bei Province
简称:Hanjia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ubei
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Liao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Liaoning Province
简称:Liao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Liaoning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The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te Court of Taiyuan
简称:Taiyua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te Court
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Changchun Forest Area of Jilin Province
简称:Changchun Forest Area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Jilin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Gansu Mining Area
简称:Gansu Mining Area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The Intermediate Court of the Reclamation Area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简称: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Intermediate Court
(四)基层人民法院
例: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简称:Haidian Primary People's Court, Beijing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简称:Jianghan Primary People's Court, Wuhan, Hubei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Cixi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简称:Cixi Primary People's Court, Zhejiang
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Luanxian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简称:Luanxian Primary People's Court, Hebei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The First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Donggua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简称:Dongguan First Primary People's Court, Guangdong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Weining Yi, Hui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简称:Weining Yi, Hui and Miao Primary People's Court, Guizhou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Tianjin Pilot Free Trade Zone
简称:Tianjin Pilot Free Trade Zone Primary People's Court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Pingta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of Fujian Province
简称:Pingta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Primary People's Court, Fujian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Nanchang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of Jiangxi Province
简称:Nanchang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Primary People's Court, Jiangxi
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Chongqing Liangjiang New Area
简称:Chongqing Liangjiang New Area Primary People's Court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Tianfu New Area (Chengdu) of Sichuan Province
简称:Tianfu New Area (Chengdu) Primary People's Court, Sichuan
广东省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of Shenzhe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简称: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Primary People's Court, Shenzhen, Guangdong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of Shenzhe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简称: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Primary People's Court, Shenzhen, Guangdong
杭州互联网法院
Hangzhou Internet Court
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The Railway Transportation Primary Court of Hefei
简称:Hefei Railway Transportation Primary Court
吉林省白石山林区基层法院
The Primary Court of Baishishan Forest Area of Jilin Province
简称:Baishishan Forest Area Primary Court, Jilin
(五)新疆兵团法院
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Branch of the High People's Court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简称: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Branch High People's Court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中级人民法院
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the Fourteenth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简称: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Fourteenth Divisio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
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Kumul Reclamation Area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简称: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Kumul Reclamation Area Primary People's Court
(六)专门人民法院
1. 军事法院
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The Military Cou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The PLA Military Court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军事法院
The Military Court of the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The PLA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Military Court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法院
The First Military Court of the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The PLA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First Military Court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法院
The Military Court of Shanghai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The PLA Shanghai Military Court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军事法院
The Military Cou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ong Kong Garrison
简称:The PLA Hongkong Garrison Military Court
2. 海事法院
例:
大连海事法院
Dalian Maritime Court
3. 知识产权法院
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4. 金融法院
例:
上海金融法院
Shanghai Financial Court
二、法院内设机构
(一)审判机构
立案庭
Case-Filing Division
立案一庭
The First Case-Filing Division
诉讼服务中心
Litigation Service Center
诉调对接中心
Mediation-Litigation Coordination Center
刑事审判庭
Criminal Division
刑事审判第一庭
The First Criminal Division
民事审判庭
Civil Division
民事审判第一庭
The First Civil Division
环境资源审判庭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Division
行政审判庭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综合审判庭
Comprehensive Division
房产审判庭
Real Estate Division
劳动争议审判庭
Labor Disputes Division
家事审判庭
Family Division
商事审判庭
Commercial Division
金融审判庭
Financial Division
破产及清算审判庭
Bankruptcy and Liquidation Division
知识产权审判庭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sion
少年审判庭
Juvenile Division
互联网案件审判庭
Internet Disputes Division
审判监督庭
Judicial Supervision Division
赔偿委员会办公室
State Compensation Division
执行局
Enforcement Department
执行裁决庭
Enforcement Disputes Division
执行一庭
The First Enforcement Division
执行指挥中心
Enforcement Command Center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
The First Circuit Court of the SPC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 the SPC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of the SPC
(二)人民法庭、专门法庭
人民法庭
Dispatched People's Tribunal
上海破产法庭
Shanghai Bankruptcy Tribunal
深圳金融法庭
Shenzhen Financial Tribunal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
Hangzhou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bunal
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
Hainan First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bunal
苏州国际商事法庭
Suzhou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ibunal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
Nanjing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ribunal
成都互联网法庭
Chengdu Internet Tribunal
青岛海事法院石岛法庭
Shidao Tribunal of Qingdao Maritime Court
(三)其他内设机构
办公厅/办公室/综合办公室
General Office
政治部
Political Department
组织人事部/处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 Division
干部处
Personnel Division
法官管理部/处
Judges Management Division
宣传教育部/处
Publicity and Training Division
教育培训处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ivision
司法警察管理局
Judicial Poli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司法警察总队
Judicial Police Corps
司法警察支队
Judicial Police Branch
司法警察大队
Judicial Police Group
研究室
Research Office
审判管理办公室
Adjudication Management Office
督察局
Discipline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国际合作局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外事处
Foreign Affairs Division
外事科、外事办公室
Foreign Affairs Office
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Division
机关党委
Party-Related Affairs Department
离退休干部局
Retirees'Affairs Department
离退休干部处
Retirees' Affairs Division
司法改革办公室
Judicial Reform Office
新闻局
Information Department
宣传处/法宣处
Information Division
新闻办公室
Information Office
国家法官学院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中国司法案例研究院
China Judicial Cases Institute
国家法官学院地方分院
例:
国家法官学院北京分院
Beijing Branch of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China Applied Jurisprudence Institute
中国法院博物馆
China Court Museum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People's Court News and Media Agency
人民法院出版社
People's Court Press
机关服务中心
Logistic Service Center
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of People's Court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China Judicial Big Data Institute
信息管理处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技术室
Technology Office
司法技术处
Forensic Science Management Division
中国法官协会
China Judges Association
省市法官协会
例:北京市法官协会
Judges Association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四川省法官协会
Judges Associ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中国女法官协会
China Women Judges Association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fice of the CCDI and the NCS at the SPC
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
Judges 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ittee
法官考评委员会
Judges Assessment Committee
三、法院审判组织、审判团队和工作机制
审判委员会
Adjudication Committee
赔偿委员会
The State Compensation Committee
合议庭
Collegial Bench
独任庭
Sole Judge
审判团队
Judge Team
专业法官会议
Judges Conference
四、法官
(一)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
(二)大法官
Justice
(三)高级法官、法官
Judge
(注:对外交流中,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原则上不再细分级别,中英文均不标出。)
五、法院工作职务和人员类别
院长
President
主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副院长
Vice President
政治部主任
Head of Political Department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Chief Inspector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fice of the CCDI and the NCS at the SPC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Standing Member of 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
(注:以英文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职务时,前面必须加Justice。)
审判委员会委员
Member of 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
庭长
Chief Judge
副庭长
Deputy Chief Judge
审判长
Presiding Judge
局长、副局长(局级主任、副主任)
Director General,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处长、副处长(处级主任、副主任)
Director, Deputy Director
科长、副科长(科级主任、副主任)
Section Chief, Deputy Section Chief
司法警察
Judicial Police
法官助理
Judge Assistant
(注:对外交流中,法官助理原则上不再细分级别,中英文均不标出。)
书记员
Clerk
人民陪审员
People's Assessor
技术调查官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ficer
速录员
Court Recorder
六、法院工作场所和区域名称
审判法庭
Courtroom
科技法庭
e-Courtroom
第一法庭
The First Courtroom
电子卷宗阅览室
e-File Room
律师工作室
Lawyers' Room
远程接访室
Remote Reception Room
接谈室
Reception Room
院长接待室
President's Reception Room
听证室
Hearing Room
调解室
Mediation Room
12368 热线服务室
12368 Hotline Service Room
诉讼综合服务室
Litigation Service Room
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DDR Center)
申诉信访服务大厅
Complaint and Petition Service Hall
诉讼服务大厅
Litigation Service Hall
自助诉讼服务台
Self-Service Litigation Counter
电子阅卷终端
e-File Reading Terminal
七、法庭指示牌
审判长
Presiding Judge
审判员
Judge
人民陪审员
People's Assessor
调解员
Mediator
法官助理
Judge Assistant
技术调查官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ficer
书记员
Clerk
原告
Plaintiff
公益诉讼起诉人
Plaintiff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被告
Defendant
第三人
Third Party
公诉人
Prosecutor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Plaintiff of Collateral Civil Action
被告人
The Accused
辩护人
Defender
上诉人
Appellant
被上诉人
Appellee
原审原告
Plaintiff of First Instance
原审被告
Defendant of First Instance
原审第三人
Third Party of First Instance
再审申请人
Applicant for Retrial
被申请人
Respondent
申请执行人
Applicant for Enforcement
被执行人
Party Subject to Enforcement
请求人
Claimant
被请求人
Respondent
专利权人
Patentee
商标权人
Trademark Holder
著作权人
Copyright Holder
无效宣告请求人
Invalidation Petitioner
被诉侵权人
The Accused Infringer
证人
Witness
鉴定人、专家辅助人
Expert Witness
旁听席
Public Gallery
媒体席
Media
司法警察
Judicial Police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40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40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企业破产程序中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破产审判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人民法院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导向,强化依法审查受理破产案件,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推进破产审判配套机制优化完善,人民法院服务大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司法保障能力稳步提升。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在工作原则、条件与管辖,执行法院的征询、决定程序,移送材料及受移送法院的接收义务,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与受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等方面均进行了指导。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中债权人权利行使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意见的出台,将极大地推动破产工作规范化发展。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调研,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破产审判领域的制度措施更加完善。
首先,推动设立破产审判相关专项经费,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切实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问题。其次,广泛开展简易破产程序调研,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建立企业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模式,对资产数额不大、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的破产案件探索试行简易破产程序。简易破产程序有助于提高破产程序实施效率,减少当事人对于破产处置效率低的顾虑。再次,推动在条件成熟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破产法庭,在中院推广设立破产审判庭,或设立审理破产案件的专门合议庭,提高法官审理专业化水准。第四,支持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最后,针对实践中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破产管理费用过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调研小组,开展破产管理费用方面的调研,待酝酿成熟后适时推出相关破产管理人报酬办法,规范破产管理费用的收取。
您提到的“拓宽法院审查范围"问题、“健全完善管理人制度"等工作,我们将积极研究,确保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制度规范完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广泛征求地方各级法院、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48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48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推进诉前调解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指出,台州法院加强机制创新,将法院调解工作主动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积极构建“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解纷模式,运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探索出诉源治理的台州新模式,实现受案数连续三年持续大幅下降,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成效的取得,得益于台州党委坚强领导,得益于各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密不可分。
201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立为人民法院一项重点和亮点工程。两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前移解纷端口,下沉解纷力量,凝聚社会解纷合力,构建源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为人民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前端。随着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用日益发挥,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越来越多,使得更多的纠纷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就在诉前得以化解,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诉累,充分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台州法院的经验做法,可以说是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的生动实践,值得进一步推广。您提出加强诉前调解工作,特别是类型化纠纷诉前调解工作,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
一、加强线上线下诉前调解工作,建立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线上,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加强线上委派调解工作。一方面,各级人民法院邀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律师调解等入驻调解平台;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形成多元解纷“菜单库",方便人民群众在一个平台就能高效率、低成本、一站式地解决全部诉求,多元解纷圈已覆盖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议、知识产权等纠纷领域。2020年底,3.3万家调解组织、16.5万名调解员入驻平台,去年全年调解成功案件519.88万件,调解成功率达65%,平均调解时长18天。现在,工作日内平均每分钟就有66件矛盾纠纷在平台上进行调解,每天有1.7万件,也就是不到2秒钟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线下,在诉讼服务大厅建立类型化调解工作室,邀请社会各方力量入驻。对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引导到调解室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立案后进行繁简分流,简单快办,繁简精审,一站式化解纠纷。
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一是进一步扩大多元解纷圈,推动与教育部、司法部、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中小企业协会在线诉调对接,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各类解纷资源,形成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主干,道路交通、商事纠纷、证券期货、银行保险、劳动争议、网络交易、社会民生等类型化纠纷解决平台为支干,联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体系。二是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强基层导向,将诉讼调解向纠纷发生的初始端口延伸,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构建基层就地解纷网格,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三是探索在商事等专业性强的领域探索开展市场化调解,形成公益性调解与市场化调解并行机制。通过市场化调解促进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提升调解服务的专业性水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调解需求。四是加强一站式多元解纷宣传工作,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内容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调解平台的知悉度和认可度,充分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五是联合各合作对接中央单位,组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大力支持各合作对接单位大力培育调解力量,充实调解队伍。
二、积极探索特定类型纠纷诉前调解工作
近年来,人民法院一直在加强类型化纠纷诉前调解工作,完善相应对接机制。2017年,针对道交纠纷多发易发情况,建立“道交一体化"平台。自上线以来,实现了法院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人民调解机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的数据共享和一体办理,统一赔偿标准并向社会公开。目前,3000多家基层法院全部应用该平台,累计调解成功案件47.8万件,成功率达69%,效果很好。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应用“道交一体化"平台,并在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加强与全国总工会、国家卫健委、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对接,建立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打通仲裁、鉴定、调解、诉讼等流程,实现一站式化解。目前,天津、福建、江西三地已经开展医疗纠纷一体化调解试点工作,探索医疗纠纷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机制。对未经医调委调解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医疗纠纷,由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医调委的职能、特点和优势,建议当事人先行将纠纷交由医调委进行调解。当事人接受建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和医调委联系,商定调解事宜。当事人不接受建议,坚持要求起诉的,依法进行立案。
关于您提出的诉前强制调解立法建议。鉴于我国现在立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调解自愿,在尚未有强制调解立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在坚持调解自愿前提下,加强诉讼引导辅导,充分释明诉前调解的优势特点,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鼓励和支持培育市场调解,为推动相关立法提供实践基础。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1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0次会议通过,根据2013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专利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合同纠纷案件;  4.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8.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纠纷案件;  9.诉前申请财产保全纠纷案件;  10.因申请行为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1.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2.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纠纷案件;  13.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4.专利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案件;  15.因恶意提起专利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6.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案件;  17.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案件;  18.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案件;  19.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案件;  20.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案件;  21.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22.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其他行政决定案件;  23.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24.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件;  25.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第二条 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三条 原告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销售者是制造者分支机构,原告在销售地起诉侵权产品制造者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四条 对申请日在2009年10月1日前(不含该日)的实用新型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对申请日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的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提交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原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或者判令原告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
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的被告请求中止诉讼的,应当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的请求。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一)原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事由的;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中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诉讼的除外。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或者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
第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中止诉讼,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或者采取其他制止侵权损害继续扩大的措施,并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在裁定中止诉讼的同时一并作出有关裁定。
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以及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六个月,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如果仍然需要对该专利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另行送达继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期限届满前未送达的,视为自动解除对该专利权的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出质的专利权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受保全措施的影响;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已经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专利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
第十条 2001年7月1日以前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涉及权利冲突的,应当保护在先依法享有权利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所称的合法权利,包括就作品、商标、地理标志、姓名、企业名称、肖像,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享有的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第十三条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第十四条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第十五条 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第十六条 权利人主张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确定的赔偿数额之外另行计算。
第十七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三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
第十八条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九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第二十条 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加强经验交流,现发布江苏省苏州市倪炳松、周文松等9人污染环境案等4个全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案例,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0月27日
全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案例
【法律要旨】
污染环境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与第三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对跨区域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不断加强区域间检察协作配合,同时推进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的有效衔接,构建环境司法保护合力。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因时空隔离导致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发挥诉前主导作用,全面收集能够客观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联系的证据。要依法规范开展鉴定活动,善于借助“外脑”提升指控证明污染环境犯罪的效果。对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和公安机关不依法立案的涉嫌犯罪案件,要依托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案件,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坚决纠正公安机关有案不立等违法情形。
案例一:江苏省苏州市倪炳松、周文松等9人污染环境案
2016年4月下旬,天顺垃圾清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公司”)与浙江省海盐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签订协议,约定由天顺公司将生活垃圾从海盐县运至正规焚烧厂处置,垃圾处置费用为277元/吨。为谋取非法利益,被告人倪炳松、周文松等天顺公司股东,明知被告人张根、洪小勇等人无生活垃圾处置资质,仍以明显低于合法处置成本的价格将从海盐县黄桥码头运出的42921.72吨生活垃圾交由张根、洪小勇等人处置,后张根、洪小勇等人将4万多吨垃圾分别抛入长江或运至浙江湖州、安徽当涂等地填埋。其中20088.89吨生活垃圾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位于江苏省太仓市两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致使太仓市2016年12月19日启动供水突发重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该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第二水厂长江取水口取水中断48小时45分钟,第三水厂长江取水口取水中断55小时。其余22832.83吨生活垃圾被运至浙江湖州、安徽当涂等地非法填埋,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经鉴定,天顺公司非法处置的生活垃圾为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废物。上述抛江及填埋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及环境修复费用逾千万元。
苏州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要求提前介入侦查后,就案件管辖、公私财产损失计算方式和范围、垃圾属性及同一性认定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根据当地有关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相关规定,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于2017年3月23日将案件移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中,检察机关发现部分同案人员因在浙江等地倾倒涉案垃圾,已被浙江警方移送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案件证据调取尚不完全,天顺公司在各地倾倒、填埋垃圾的数量,非法处置垃圾的利益链条,非法处置垃圾的方式和地点等尚未完全查清。为此,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三次派员赴浙江检察机关协调对接,并引导公安机关补充案件证据共35卷。从补充的证据看,涉案人员不仅有将生活垃圾抛入长江的行为,还有将生活垃圾非法填埋的行为。最终,检察机关追加认定非法倾倒垃圾数量17000余吨,非法填埋垃圾数量22000余吨。2017年9月15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对倪炳松等9人以污染环境罪向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12月21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倪炳松等9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0万元至5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3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办理跨区域污染环境案,应注重不同地域办案单位间的协同配合,构建司法保护合力。当前,跨区域的污染环境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此类犯罪链条长、涉案人员多、犯罪行为地广、污染物数量及损害认定难。检察机关要发挥诉前主导作用,在办案中对跨区域重大环境污染案件的审查起诉范围,不要囿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在卷证据和犯罪事实,而是要整体把握全案,致力于查清犯罪的全链条。在办理跨区域污染环境案件时,检察机关要与外省、市检察机关加强案件信息互通,全面收集证据,最大限度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精准指控犯罪,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屏障。
(二)全面取证、科学论证,准确认定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确定已灭失垃圾的性质,可由有资质的机构对与涉案垃圾同源的垃圾抽样取证,作出同一性认定后出具认定意见。可参考的同源垃圾包括但不限于同一案件中查获的尚未处置的同一来源地垃圾及渗滤液、同一案件中以其他方式处置的同一来源地垃圾及渗滤液、同一来源地同类垃圾中转站等处采集的垃圾及渗滤液。为解决已灭失垃圾的数量测算难题,可根据案件证据情况,采用科学测算与合理推定相结合的方式,认定非法处置、倾倒垃圾的数量。在涉案生活垃圾已灭失的情况下,由符合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公式,参照案发地生活垃圾处理费用,计算得出的已灭失垃圾造成损害的虚拟治理成本可作为认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据。
案例二:四川省成都市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吕顺体等16人污染环境案
2017年9月至12月期间,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正公司”)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被告人肖志伟等人介绍,先后从成都温江爱斯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斯特公司”)、成都晨光亚克力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被告人唐刚、刘健处承接工业废水处置业务。益正公司负责人、被告人吕顺体安排公司员工或伙同被告人蔡伟利,用环卫罐车运输工业废水至四川省彭州市南部新城等地后,将废水直接排放至城市污水井内。经查,共非法运输并排放工业废水443.685吨。经鉴定,涉案工业废水含有甲苯、甲基丙烯酸甲酯等挥发性危险化学物质,系危险废物。排放至彭州市南部新城污水井的危险废物沿污水管网进入青白江,造成下游水体污染,青白江水业有限公司地表水生产停产172小时,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上述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给彭州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570.8万元。
2017年11月30日,彭州市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12月18日,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应公安机关要求,提前介入侦查并就本案因时空隔离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难、证明难等问题,提出解决意见。2018年1月,公安机关以吕顺体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审查逮捕。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并追加逮捕爱斯特公司环保专员张杰。2018年3月6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彭州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案件证据25卷并追加益正公司和晨光公司为单位犯罪。2018年9月6日,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起诉至彭州市人民法院。庭审中,部分被告人和辩护人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导致成都市青白江区自来水厂停产和损失提出质疑,提出不排除其他介入因素导致危害后果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认为,现有证据证实案发时间段被告单位(人)曾先后7次向彭州市南部新城污水井内排放工业废水,而彭州市南部新城地下污水管道与青白江上游连通,工业废水系沿管道到达自来水公司取水口。自来水公司的实时记录证实了每次水样异常的时间与排污的时间,以及受污染情况与排污情况均能吻合。在对上游沿岸进行排查后,侦查员没有发现其他污染源。因此,被告单位(人)的非法排污行为与自来水厂因水污染停产的结果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休庭期间,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与赔偿义务人之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并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建议结合刑事案件认定的排污数量、非法获利和相关企业、人员的经济条件确定赔偿金额。二是建议将未构成单位犯罪但涉案的有关企业纳入赔偿主体。三是建议将被告单位(人)履行赔偿协议的情况作为认罪悔罪的情节,供法院量刑时考量。最终,被告单位(人)共支付赔偿金359.6万元,其他有关涉案企业也主动支付了150万元。2019年5月13日,彭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益正公司、晨光公司的行为构成单位犯罪,判处被告单位益正公司、晨光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处罚金120万元和80万元;对被告人吕顺体、追捕到案的张杰等被告人分别判处五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9年8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定。
【典型意义】
(一)发挥诉前主导作用,有效引导侦查。因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来源不明、去向复杂,以及生产、销售、运输、储存、处置等阶段关联人员众多,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取证甄别工作较为复杂。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联系,适时介入侦查,在确立侦查方向、收集固定证据、适用法律规范等方面发挥切实有效的引导作用。污染环境案件多发生于工业生产等经营性领域,单位犯罪的可能性较高,但实践中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追究下游具体排放、倾倒、处置人员多,追究中上游产废者、中介人少。办理此类案件,应注意全面收集与整个产业链有关的单位、人员实施犯罪的证据;侦查初期,要以客观性证据为抓手突破侦查取证的瓶颈,确保依法及时提取、封存、送检涉案污染物;要及时固定书证、电子数据等能够证明污染物数量、交易对象和金额的证据,防止因取证不及时导致证据灭失。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要引导公安机关不断强化侦查取证的全面性和精细度,确保收集到的证据能全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二)运用证据规则认定污染环境案的因果关系。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往往因时空隔离而导致认定复杂。对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因果关系作出认定时,一是要全面收集能够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客观存在的证据;二是要全面收集能够证实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存在高度盖然性的证据;三是有证据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联系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规律;四是要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辩解是否不能成立或不合逻辑。
(三)通过检察办案,积极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过程中,应注重刑事检察与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内部配合,以及与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间的协作,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磋商期间,刑事案件认定的犯罪事实可作为划分相关企业、人员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参考依据。要准确把握刑事责任与赔偿责任的区别,准确确定赔偿义务人。凡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个人均可作为赔偿责任单位、赔偿责任人。被告单位、被告人签订的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及履行赔偿义务的情况,可作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的参考依据。
案例三:广东省中山市彭伟权等4人污染环境案
2016年7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四人共谋,由彭伟权联系雇佣船舶分三次将1200立方废弃胶纸(其中含纸屑、碎布和碎塑料等)运至广东省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l2号灯标北堤围垦(指在海滩上建造圈筑的堤坝),由何伟生、何桂森提供钩机并雇请司机,将废弃胶纸倾倒至围垦内。同年8月26日,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第三次向围垦内倾倒废弃胶纸时,被行政执法机关当场查获。经查,四名被告人非法获利6万元。经鉴定,倾倒的废弃胶纸为含镉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混合废弃物,已对土壤和周边地表水造成严重污染,经济损失达386万余元。
2016年8月,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从媒体报道中获悉东莞船只在中山市附近海域倾倒垃圾的情况后,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及时与渔政、城管、住建、航道等行政执法部门取得联系。该院发现案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案件涉及东莞、广州、深圳、中山等多个地区,案件存在地域管辖不清等问题;二是案件的处置涉及多个行政执法机关的管理职责,案件存在职权管辖争议;三是当地没有将类似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先例。与此同时,中山市公安局主动将了解到的案件情况向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作了通报,并就案件是否已达追诉标准征求意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经研究认为,案件已涉嫌犯罪,建议立案侦查。为保证案件依法处理,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该市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测机构多次召开案件分析会,就准确认定污染源、合理确定取样范围、规范送检鉴定操作规程等进行深入研究。介入侦查取证的同时,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涉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处理。2017年6月5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对彭伟权等4人以污染环境罪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部分辩护人对倾倒垃圾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提出质疑,并申请评估人出庭阐述认定经济损失的原理和依据。评估人出庭后,对倾倒垃圾总重量的计算方法,污染土壤修复费用的核算标准,镉离子的物理、化学特性等对土壤环境的影响等专业问题进行了解释,并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询问。公诉人根据庭前的准备,结合在案证据和评估人当庭的陈述,详细阐述了证明排污行为与污染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及认定理由。同年7月3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诉讼。同年8月17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四名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三年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6万元至8万元不等。判决后,被告人冯喜林、何桂森、何伟生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7年12月28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6月26日,广州海事法院判决四名被告人连带赔偿环境修复费、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及鉴定评估费等合计780余万元。
【典型意义】
(一)充分依托“两法衔接”工作机制查处污染海洋犯罪案件。污染海洋犯罪案件存在线索发现难、刑事立案争议多、办案取证难、物证鉴定路径少、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分歧大等难题。强化污染海洋犯罪的防控、惩治力度,需要检察机关不断加强海洋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着力深化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侦查机关的沟通联系。对已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移送案件的建议,督促侦查机关及时立案侦查。对重大、复杂的污染海洋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配合,适时介入侦查,引导、收集固定证据。
(二)依法规范开展海洋污染案件的鉴定活动。目前,对海洋污染损害司法鉴定,虽有一些部门规范和地方性规范,但鉴定标准繁杂。为确保鉴定程序合法规范,结论客观,检察机关应与鉴定机构保持充分沟通,详细阐明鉴定需求和鉴定目的。审查鉴定意见时,要结合在案证据,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详细了解鉴定意见的形成过程和依据。对鉴定事项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争议较大的,应先对其鉴定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没有科学可靠性的,相关鉴定意见应不予采信。
(三)善于借助“外脑”提升指控证明犯罪的效果。污染海洋犯罪案件存在专业性、技术性强,相关专业标准不明确的特点。为提高指控犯罪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充分借助“外脑”做好知识储备,有针对性地做好庭前准备,以便庭审中准确应对,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和庭审效果。
案例四:河北省承德市赵利冬等4人污染环境案
2017年2月初,被告人赵利冬、石良喜、李宗义、王金梅等四人共谋处置电子废物牟利。其中,石良喜出资,赵利冬联系购买电子废物,王金梅、李宗义提供场所并负责焚烧处置。同年2月27日,赵利冬从天津市静海区两家废旧电线电缆拆解加工厂大量购买了铜粒加工后形成的池底泥,运输至河北省平泉市某矿业公司闲置的堆料场进行焚烧,计划焚烧完毕后将电子废物灰卖给金属冶炼厂。因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刺鼻烟雾,群众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举报。经查,现场的电子废物及焚烧产生的电子废物灰总重量为196.22吨。电子废物为浸出毒性的危险废物。3月17日,河北省平泉市环保局拟对涉案人员作行政处罚。平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发现该信息后,认为涉案电子废物极有可能为国家严禁私自处置的危险废物。平泉市人民检察院遂联系市环保局共赴现场再作核实。经现场核查确认,焚烧的物品为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于案件已经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办理,平泉市人民检察院于3月24日建议平泉市环保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线索移送后,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平泉市公安局回复称,不立案的理由是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电子废物系危险废物,涉案人员主观明知焚烧的电子废物系危险废物的证据亦欠缺。平泉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遂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确保依法准确办案,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就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向承德市人民检察院作了汇报,请求加强办案指导。同年10月7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全案证据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2018年1月25日,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对赵利冬等四人以污染环境罪向平泉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4月24日,平泉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赵利冬、石良喜、李宗义、王金梅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各2万元。四名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8年7月19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为遏制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加大了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但司法实践中,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仍面临发现难、立案处罚难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不畅,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取证困难。为此,检察机关要充分利用“两法衔接”信息平台,收集分析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对处理存在疑问的案例进行追踪核实。发现涉嫌犯罪的,要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由于行政执法的取证要求低于刑事侦查,其在证据的规范性、完整性等方面往往达不到刑事证据的标准,公安机关往往以污染环境行为达不到立案标准为由不予立案。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的分析研究,在作出立案监督决定的同时,加强立案监督的说理性。要提升立案监督后引导侦查工作的监督质效,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立而不侦的,检察机关要及时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监督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的,下级检察院要及时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报告以取得工作支持,上级检察院要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和协调,确保立案监督工作有序开展。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25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25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降低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底限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明确了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的改革要求,提出要完善审级制度,充分发挥其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为贯彻落实司法改革部署,进一步促进矛盾纠纷化解重心下移,让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更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重大案件,树立裁判规则,在更广范围内发挥对下指导作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将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的下限提高到50亿元。通过此次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更好地发挥通过二审、再审审查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民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
关于您提到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数量多、办案压力大等问题。我们通过对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数的大数据分析,将原由高级人民法院办理的部分一审民事案件分散调整到各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压力不会明显增加。此外,随着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新型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初步形成,中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司法环境更加公正透明,因地方干预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中基层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审理好大量一审案件。这也符合当前国际上由地区基层的法院办理绝大多数一审案件的通行做法。应当看到,调整级别管辖后,大量矛盾纠纷集中到中基层法院。为确保及时高效公正处理这些矛盾纠纷,一方面,我们认真落实将非诉讼方式挺在前面的改革部署,全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通过诉源治理、多元化解让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方便、高效、低成本得到解决,部分简单案件通过速裁、快审方式在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决。2019年,中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比一审民事案件缩短49.2%,有16.6%的中基层法院案件量出现下降。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下监督指导职能,本部和六个巡回法庭通过指导案例、培训交流等方式加强辖区内案件监督指导工作,统一裁判标准,更好地指导地方实践。
关于您提到重大案件受地方影响的问题,这并非调整级别管辖标准后新产生的问题。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中始终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全面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正如您所提到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个别法院受到地方的干扰,诸如以刑事手段处理民商事纠纷、争管辖、漠视民商事审判中的平等保护原则等,侵害个人、企业合法权益。对此,我们高度重视,通过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出台有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级别管辖标准调整对四级法院职能定位的影响,研究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提级审理机制,探索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1〕2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七个案例(指导案例172-178号),作为第31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日
指导案例172号
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滥伐林木罪/生态修复/补植复绿/专家意见/保证金
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确定被告人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时,可以参考专家意见及林业规划设计单位、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等出具的专业意见,明确履行修复义务的树种、树龄、地点、数量、存活率及完成时间等具体要求。
2.被告人自愿交纳保证金作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56条、第57条、第7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2条、第39条)
基本案情
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秦家学犯滥伐林木罪向保靖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保靖县人民检察院以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又向保靖县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保靖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被告人秦家学刑事责任。同时,被告人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致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到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补植复绿,向公众赔礼道歉。被告人秦家学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但辩称,其是林木的实际经营者和所有权人,且积极交纳补植复绿的保证金,请求从轻判处。
保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湖南省保靖县以1958年成立的保靖县国营白云山林场为核心,于1998年成立白云山县级自然保护区。后该保护区于2005年评定为白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并完成了公益林区划界定;又于2013年评定为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间,被告人秦家学于1998年承包了位于该县毛沟镇卧当村白云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土地坳”(地名)的山林,次年起开始有计划地植造杉木林,该林地位于公益林范围内,属于公益林地。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秦家学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下,违反森林法,擅自采伐其承包该林地上的杉木林并销售,所采伐区域位于该保护区核心区域内面积为117.5亩,核心区外面积为15.46亩。经鉴定,秦家学共砍伐林木1010株,林木蓄积为153.3675立方米。后保靖县林业勘测规划设计队出具补植补造作业设计说明证明,该受损公益林补植复绿的人工苗等费用为人民币66025元。
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保靖县林业勘测规划设计队及保靖县林业局、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对该受损公益林补植复绿提出了具体建议和专业要求。秦家学预交补植复绿保证金66025元,保证履行补植复绿义务。
裁判结果
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湘3125刑初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秦家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并于判决生效后两年内在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土地坳”栽植一年生杉树苗5050株,存活率达到90%以上。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依照判决,在原砍伐林地等处栽植一年生杉树苗5050株,且存活率达到100%。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秦家学违反森林法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许可,无证滥伐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公益林,数量巨大,构成滥伐林木罪。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认罪,积极交纳补植补绿的保证金66025元到法院的执行账户,有悔罪表现,应当从轻判处的辩护意见,予以采信。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十七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的武陵山区及酉水流域,是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至雪峰山区、湘中丘陵之间动植物资源自然流动通道的重要节点,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沅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其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重要作用。被告人所承包、栽植并管理的树木,已经成为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无证滥伐该树木且数量巨大,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危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害,性质上属于一种侵权行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受害人。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人承担恢复原状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保靖县林业勘测规划设计队出具的“土地坳”补植补造作业设计说明以及白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靖县林业局等部门专家提供的专业资料和建议,参照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被告人应补种树木的诉讼请求,应认为有科学、合理的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作为林地承包者的经营权利也应当依法保护的意见,有其合理之处,在具体确定被告人法律责任时予以考虑。遂作出上述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龙鸥玲、徐岩松、向福生、彭菲、彭举忠、彭大江、贾长金)
指导案例173号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濒危野生动植物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5条
基本案情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程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开发建设,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设计院)是该工程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单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新平县境内,下游距新平县水塘镇约6.5千米,电站采用堤坝式开发,坝型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175.5米,水库正常蓄水位675米,淹没区域涉及红河上游的戛洒江、石羊江及支流绿汁江、小江河。水库淹没影响和建设征地涉及新平县和双柏县8个乡(镇)。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项目建设自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土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多个相关主管部门关于用地、环评、建设等批复和同意。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向新平公司发出《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以下简称《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2017年8月至今,新平公司主动停止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按工程进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现已完成“三通一平”工程并修建了导流洞。
绿孔雀为典型热带、亚热带林栖鸟类,主要在河谷地带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针阔混合林中活动,杂食类,为稀有种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濒危”物种。就绿孔雀相关问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4月4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进行了函复。此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向该局调取了其编制的《元江中上游绿孔雀种群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蓄水水库将淹没海拔680米以下河谷地区,将对绿孔雀目前利用的沙浴地、河滩求偶场等适宜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淹没区公路将改造重修,也会破坏绿孔雀等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对暂停建设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评估停建影响,保护和恢复绿孔雀栖息地措施等。2018年6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对外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所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其中一种重点保护物种。
陈氏苏铁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015年后被列入《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为极危物种。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研究所)提交了其在绿汁江、石羊江河谷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拍摄到的陈氏苏铁照片。证人刘某(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出庭作证,陈氏苏铁仅在我国红河流域分布。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价标准,陈氏苏铁应为濒危。
自然之友研究所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新平公司及昆明设计院共同消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危险,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不得截留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7)云0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一、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二、由新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自然之友研究所支付因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 8 万元;三、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自然之友研究所以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当永久性停建为由,新平公司以水电站已经停建且划入生态红线,应当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诉讼请求为由,分别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云民终8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规定中“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法定情形,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的诉讼救济理念,是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要素是具有重大风险,重大风险是指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危险的一系列行为。本案中,自然之友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则案涉工程淹没区势必导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的栖息地及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生物生境面临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毋庸置疑。此外,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来看,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下游淹没区动植物种类丰富,生物多样性价值及遗传资源价值可观,该区域不仅是绿孔雀及陈氏苏铁等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各类生物与大面积原始雨林、热带雨林片段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若水电站继续建设所产生的损害将是可以直观估计预测且不可逆转的。而针对该现实上的重大风险,新平公司并未就其不存在的主张加以有效证实,而仅以《环境影响报告书》加以反驳,缺乏足够证明力。因此,结合生态环境部责成新平公司对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的情况及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未对绿孔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等事实,可以认定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继续建设将对绿孔雀栖息地、陈氏苏铁生境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的规定,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针对本案建设项目,向新平公司发出《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目前,案涉电站已经处于停建状态,新平公司业已向其上级主管单位申请停建案涉项目并获批复同意,绿孔雀生态栖息地存在的重大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新平公司对案涉项目申请停建但未向相关行政部门备案并通过审批的情况下,鉴于生态环境部已经责成新平公司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且对于尚不明确的事实状态的重大风险程度,案涉水电站是否继续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需经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决定后,才能确定案涉项目今后能否继续建设或是永久性停建,因此,案涉项目应在新平公司作出环境影响后评价后由行政主管机关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向凯、苏静巍、田奇慧)
指导案例174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潜在风险/预防性措施/濒危野生植物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5条
基本案情
雅砻江上的牙根梯级水电站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现处于项目预可研阶段,水电站及其辅助工程(公路等)尚未开工建设。
2013年9月2日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五小叶槭被评定为“极危”。2016年2月9日,五小叶槭列入《四川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2018年8月10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其红色名录中将五小叶槭评估为“极度濒危”。当时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无五小叶槭。2016年9月26日,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五小叶槭播种育苗技术规程》。案涉五小叶槭种群位于四川省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当地林业部门已在就近的通乡公路堡坎上设立保护牌。
2006年6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成勘院)完成《四川省雅砻江中游(两河口至卡拉河段)水电规划报告》,报告中将牙根梯级水电站列入规划,该规划报告于2006年8月通过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的审查。2008年1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2008〕368号文批复同意该规划。2010年3月,成勘院根据牙根梯级水库淹没区最新情况将原规划的牙根梯级调整为牙根一级(正常蓄水位2602m)、牙根二级(正常蓄水位2560m)两级开发,形成《四川省雅砻江两河口至牙根河段水电开发方案研究报告》,该报告于2010年8月经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审查通过。
2013年1月6日、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批复:同意牙根二级水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由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按照项目核准的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水电站的各项前期工作。待有关前期工作落实、具备核准条件后,再分别将牙根梯级水电站项目申请报告上报我委。对项目建设的意见,以我委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为准。未经核准不得开工建设。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认为,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附近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当今世界上残存最大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唯一还有自然繁衍能力的种群。牙根梯级水电站即将修建,根据五小叶槭雅江种群的分布区海拔高度和水电站水位高度对比数值,牙根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公路建设将直接威胁到五小叶槭的生存,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绿发会遂提起本案预防性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雅砻江公司应当将五小叶槭的生存作为牙根梯级水电站项目可研阶段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才能继续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二、原告绿发会为本案诉讼产生的必要费用4万元、合理的律师费1万元,合计5万元,上述款项在本院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等费用(环境公益诉讼资金)中支付(待本院有其他环境公益诉讼资金后执行);三、驳回原告绿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我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应该遵守其约定。《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我们在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各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并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采取适当程序,要求就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这种影响。因此,我国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同时,《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根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四条“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规定,可再生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在满足能源要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水能资源是最具规模开发效益、技术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开发建设水电站,将水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利用丰富的水能资源,合理开发水电符合我国国情。但是,我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环境良好、生态功能重要、生物物种丰富和地质条件脆弱的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且环境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之前和实施之中,采取政治、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防止环境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现象发生。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带来的可能的环境危害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的发生;二是在科学技术水平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评价风险,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尚未明确或者无法具体确定的环境危害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和评价,以促使开发决策避免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出现。因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生态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水电规划开发的全过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如果造成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被污染的环境、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很多时候难以恢复,单纯事后的经济补偿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故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应注重防范于未然,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具体到本案中,鉴于五小叶槭在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及案涉牙根梯级水电站建成后可能存在对案涉地五小叶槭原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我国水电项目核准流程的规定,水电项目分为项目规划、项目预可研、项目可研、项目核准四个阶段,考虑到案涉牙根梯级水电站现处在项目预可研阶段,因此责令被告在项目可研阶段,加强对案涉五小叶槭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履行法定审批手续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尽可能避免出现危及野生五小叶槭生存的风险是必要和合理的。故绿发会作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在牙根梯级水电站建设可能存在损害环境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情况下,提出“依法判令被告立即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不因雅砻江水电梯级开发计划的实施而破坏珍贵濒危野生植物五小叶槭的生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鉴于案涉水电站尚未开工建设,故绿发会提出“依法判令被告在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消除对五小叶槭的生存威胁之前,暂停牙根梯级水电站及其辅助设施(含配套道路)的一切建设工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犁、王彤、吴杰、姜莉、魏康清、薛斌、龚先彬)
指导案例175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等
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共同侵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当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64条
基本案情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2018年上半年,董瑞山等38人单独或共同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小朋等13人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向高锦初等7人以及董瑞山等38人非法贩卖或捕捞人员收购鳗鱼苗116999条。秦利兵在明知王小朋等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系在长江中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多次向王小朋等人收购鳗鱼苗40263条。
王小朋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1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王小朋等59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一、王小朋等13名非法收购者对其非法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连带赔偿人民币8589168元;二、其他收购者、捕捞者根据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小朋等11名被告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苏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非法捕捞造成生态资源严重破坏,当销售是非法捕捞的唯一目的,且收购者与非法捕捞者形成了固定的买卖关系时,收购行为诱发了非法捕捞,共同损害了生态资源,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鳗鱼苗于2014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也属于江苏省重点保护鱼类。鳗鱼苗特征明显,无法直接食用,针对这一特定物种,没有大规模的收购,捕捞行为毫无价值。收购是非法捕捞鳗鱼苗实现获利的唯一渠道,缺乏收购行为,非法捕捞难以实现经济价值,也就不可能持续反复地实施,巨大的市场需求系引发非法捕捞和层层收购行为的主要原因。案涉收购鳗鱼苗行为具有日常性、经常性,在收购行为中形成高度组织化,每一个捕捞者和收购者对于自身在利益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作用以及通过非法捕捞、出售收购、加价出售、养殖出售不同方式获取利益的目的均有明确的认知。捕捞者使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方式捕捞鳗鱼苗,收购者对于鳗鱼苗的体态特征充分了解,意味着其明知捕捞体态如此细小的鳗鱼苗必然使用有别于对自然生态中其他鱼类的捕捞方式,非法捕捞者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尤其是禁渔期内,在长江干流水域采用“绝户网”大规模、多次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必将造成长江生态资源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收购者与捕捞者存在放任长江鳗鱼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损害结果出现的故意。非法捕捞与收购已经形成了固定买卖关系和完整利益链条。这一链条中,相邻环节均从非法捕捞行为中获得利益,具有高度协同性,行为与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共同导致生态资源损害。预防非法捕捞行为,应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利益链条,让非法收购、贩卖鳗鱼苗的共同侵权者付出经济代价,与非法捕捞者在各自所涉的生态资源损失范围内对长江生态资源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生态资源损失在无法准确统计时,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并参考专家意见,酌情作出判断。
综合考虑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进行捕捞,加之捕捞时间的敏感性、捕捞频率的高强度性、捕捞地点的特殊性,不仅对鳗鱼种群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还必然会造成对其他渔业生物的损害,进而破坏了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给长江生态资源带来极大的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量非法捕捞鳗鱼苗对生态资源造成的实际损害,酌定以鳗鱼资源损失价值的2.5倍确定生态资源损失。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的破坏性。捕捞者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捕捞鳗鱼苗,所使用张网的网目尺寸违反了《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实施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中不小于3毫米的规定,属于禁用网具。捕捞时必将对包括其他小型鱼类在内的水生物种造成误捕,严重破坏相应区域水生生物资源。案涉鳗鱼苗数量达116999条,捕捞次数多、捕捞网具多、捕捞区域大,必将对长江生态资源产生较大危害。
二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的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案涉的捕捞、收购行为主要发生于长江禁渔期,该时期系包括鳗鱼资源在内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干流水域,系日本鳗鲡洄游通道,在洄游通道中对幼苗进行捕捞,使其脱离自然水体后被贩卖,不仅妨碍鳗鲡种群繁衍,且同时误捕其他渔获物,会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减少,导致其他鱼类饵料不足,进而造成长江水域食物链相邻环节的破坏,进一步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
考虑到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确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款项时可以考虑被告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况,以及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如参加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长江沿岸河道管理、加固、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工作,折抵一定赔偿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建功、赵黎、臧静)
指导案例176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15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损害担责/全面赔偿/非法采砂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对于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认定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损失时,应当根据水环境质量、河床结构、水源涵养、水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合理认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11月,夏顺安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驾驶九江采158号、湘沅江采1168号、江苏籍999号等采砂船至洞庭湖下塞湖区域非规划区非法采砂,非法获利2243.333万元。夏顺安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被相关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夏顺安等人对其非法采砂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经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夏顺安等15人非法采砂行为对非法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分为水环境质量受损、河床结构受损、水源涵养受损和水生生物资源受损,所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空间范围共计约9.9万平方米,其中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失为2.653万元,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受损和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受损所需的费用分别为7.969万元和865.61万元,合计873.579万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湘09民初94号民事判决:一、夏顺安等15人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其非法采砂行为严重破坏了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判决被告夏顺安对非法采砂造成的采砂水域河床原始结构、水源涵养量修复费用865.61万元、水生生物资源修复费用7.969万元,共计873.579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赔偿责任;二、其他14名被告依据其具体侵权行为分别在824万元至3.8万元不等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夏顺安等15人就非法采矿行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被告王德贵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湘民终1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我国相关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夏顺安等15人在下塞湖区域挖取的砂石系国家矿产资源。根据沅江市砂石资源开采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证明、益阳市水务局《情况说明》、湘阴县河道砂石综合执法局证明、岳阳市河道砂石服务中心证明,并结合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各被告当庭陈述,可证明被告未依法获得许可,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应认定为非法采砂。
非法采砂行为不仅造成国家资源损失,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矿产资源兼具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不能仅重视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保护,而忽视矿产资源生态价值救济。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还要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担责的原则,依法追究非法采砂行为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
本案中,夏顺安等15人的非法采砂生态破坏行为,导致了洞庭湖生态系统的损害,具体包括丰富的鱼类、虾蟹类和螺蚌等软体动物生物资源的损失,并严重威胁洞庭湖河床的稳定性及防洪安全,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存环境。为确保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认定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合理性,人民法院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司法鉴定,通过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合理确定生态破坏行为所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本案中,人民法院指导鉴定专家按照全面赔偿原则,对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采砂区域河床、水源涵养、生物栖息地、鱼虾生物资源、水环境质量等遭受的破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根据抽取砂土总量、膨胀系数、水中松散沙土的密度、含水比例,以及洞庭湖平均鱼类资源产量等指标量化了各类损失程度。被告虽主张公共利益受损与其无关联,但本案各被告当庭陈述均认可实施了采砂行为,根据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各被告实施的采砂行为非法,且鉴定意见书明确了采砂行为造成生态环境受损,故认定被告的采砂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各被告未提交反驳证据推翻案涉鉴定意见,经审查,对鉴定意见载明的各项损失及修复费用予以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夏顺安等15人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构成共同侵权,应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伍胜、闫伟、曾志燕)
指导案例177
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非法运输/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珊瑚、砗磲
裁判要点
我国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对于列入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的所有种,无论活体、死体,还是相关制品,均应依法给予保护。行为人非法运输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行政机关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第3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年12月7日修订)第2条、第20条、第28条、第48条
基本案情
砗磲是一种主要生活在热带海域的珍贵贝类,在我国及世界范围内均为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砗磲全部9个种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其中的大砗磲(又名库氏砗磲)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4年8月21日,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在三沙海域开展巡逻管控过程中,发现原告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海公司)所属的“椰丰616”号船违法装载大量砗磲贝壳,遂将其查获,并将该案交由三沙市综合执法局先行查处。后因该案属于被告三沙市渔政支队的职权范围,三沙市综合执法局将该案转交被告具体办理。经查实,原告未持有《水生野生动物特许运输许可证》,涉案船舶共装载砗磲贝壳250吨,经专业机构鉴定和评估,该250吨砗磲贝壳中98%为大砗磲,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为砗蠔(属于砗磲科),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涉案砗磲贝壳总价值为373500元。据此,被告作出琼三沙渔政罚字〔2018〕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的“椰丰616”号船未持有《水生野生动物特许运输许可证》擅自运输砗磲贝壳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对原告处以没收砗磲贝壳250吨及按照实物价值3倍罚款人民币11205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琼72行初14号行政判决,认为三沙市渔政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原告盈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盈海公司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琼行终12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应当严格、全面履行公约义务,对已列入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的所有种,无论活体、死体,还是相关制品,均应依法给予保护。砗磲属受保护的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砗磲贝壳为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产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国家一、二级保护的,以及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所有水生野生动物物种,无论属于活体、死体,还是相关制品(水生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品),均受到法律保护。案涉大砗磲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蠔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二者均受法律保护。盈海公司运输行为的客体虽然是砗磲贝壳,但作为双壳纲动物,砗磲的贝壳属于其作为动物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将砗磲贝壳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应受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产品;盈海公司关于其运输的砗磲为死体,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抗辩不能成立。
二、非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产业链”中所涉及的非法采捕、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均构成违法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是非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根据案发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8月27日修订)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并取得相应许可证明。本案中,盈海公司未经批准并取得相关许可证明,就将案涉砗磲贝壳从三沙市向海南岛运输,已构成违法,故三沙市渔政支队对其处以罚款具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峻、张爽、冯坤)
指导案例178
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2月1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非法围海、填海/海岸线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共同违法认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裁判要点
1.行为人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在海岸线向海一侧以平整场地及围堰护岸等方式,实施筑堤围割海域,将海域填成土地并形成有效岸线,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可以认定为构成非法围海、填海。
2.同一海域内,行为人在无共同违法意思联络的情形下,先后各自以其独立的行为进行围海、填海,并造成不同损害后果的,不属于共同违法的情形。行政机关认定各行为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对各行为人进行相互独立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同一海域内先后存在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非法围海、填海行为,行为人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在后的违法行为不因在先的违法行为适用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3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9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2条
基本案情
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乃志公司)诉称:其未实施围海、填海行为,实施该行为的主体是北海市渔沣海水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沣公司)。即使认定其存在非法围海、填海行为,因其与渔沣公司在同一海域内实施了占用海域行为,应由所有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海洋渔业局)以乃志公司非法占用并实施围海、填海0.38公顷海域,作出缴纳海域使用金十五倍罚款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从重处罚,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海洋渔业局辩称:现场调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证实乃志公司实施了围海造地的行为,其分别对乃志公司和渔沣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确定乃志公司缴纳罚款数额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日,渔沣公司与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石头埠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石头埠村小组将位于石头埠村海边的空地租给渔沣公司管理使用,该地块位于石头埠村海边左邻避风港右靠北林码头,与海堤公路平齐,沿街边100米,沿海上进深145米,共21.78亩,作为海产品冷冻场地。合同涉及租用的海边空地实际位置在海岸线之外。同年7至9月间,渔沣公司雇请他人抽取海沙填到涉案海域,形成沙堆。2016年5月12日,乃志公司与渔沣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乃志公司取得渔沣公司在原合同中的权利。同年7月至9月间,乃志公司在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对其租赁的海边空地(实为海滩涂)利用机械和车辆从外运来泥土、建筑废料进行场地平整,建设临时码头,形成陆域,准备建设冷冻厂。
2017年10月,海洋渔业局对该围海、填海施工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测定乃志公司填占海域面积为0.38公顷。经听取乃志公司陈述申辩意见,召开听证会,并经两次会审,海洋渔业局作出北海渔处罚〔2017〕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乃志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使用金十五倍计人民币256.77万元的罚款。乃志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北海海事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桂72行初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乃志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乃志公司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8)桂行终116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乃志公司占用的海边空地在海岸线(天然岸线)之外向海一侧,实为海滩涂。其公司使用自有铲车、勾机等机械,从外运来泥土和建筑废料对渔沣公司吹填形成的沙堆进行平整、充实,形成临时码头,并在临时码头西南面新填了部分海域,建造了临时码头北面靠海一侧的沙袋围堰和护岸设施。上述平整填充场地以及围堰护岸等行为,导致海域自然属性改变,形成有效岸线,属于围海、填海行为。乃志公司未取得案涉0.38公顷海域的合法使用权,在该区域内进行围海、填海,构成非法围海、填海。
渔沣公司与乃志公司均在案涉海域进行了一定的围海、填海活动,但二者的违法行为具有可分性和独立性,并非共同违法行为。首先,渔沣公司与乃志公司既无共同违法的意思联络,亦非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从时间上分析,渔沣公司系于2013年7月至9月间雇请他人抽取海沙填到涉案海域,形成沙堆。而乃志公司系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签订转让协议的方式取得渔沣公司在原合同中的权利,并于2016年7月至9月期间对涉案海域进行场地平整,建设临时码头,形成陆域。二者进行围海、填海活动的时间间隔较远,相互独立,并无彼此配合的情形。其次,渔沣公司与乃志公司的违法性质不同。渔沣公司仅是抽取海沙填入涉案海域,形成沙堆,其行为违法程度较轻。而乃志公司已对涉案海域进行了围堰和场地平整,并建设临时码头,形成了陆域,其行为违法情节更严重,性质更为恶劣。再次,渔沣公司与乃志公司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渔沣公司的行为尚未完全改变涉案海域的海洋环境,而乃志公司对涉案海域进行围堰及场地平整,设立临时码头,形成了陆域,其行为已完全改变了涉案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了非法围海、填海,损害后果更为严重。海洋渔业局认定乃志公司与渔沣公司的违法行为相互独立并分别立案查处,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乃志公司主张海洋渔业局存在选择性执法,以及渔沣公司应当与其共同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乃志公司被查处后并未主动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其围海、填海造地的危害后果,不存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故乃志公司主张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乃志公司平整和围填涉案海域,占填海域面积为0.38公顷,其行为改变了该海域的自然属性,形成陆域,对近海生态造成不利的影响。海洋渔业局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决定按十五倍处罚,未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适用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海监总队《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若干意见》对于行政处罚幅度中的一般处罚,并非从重处罚,作出罚款人民币256.77万元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辉、蒋新江、熊梅)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三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三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2021年2月2日)
2020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亿人,病毒变异带来更强的传染性。去年入冬以来,特别是近一段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又呈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传染交织叠加态势,“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十分艰巨繁重。随着春节临近,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境内人员流动增大,聚集性活动多,进口冷链食品和货物物流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疫情传播风险,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有效应对。但是在疫情防控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遵法守制,扰乱甚至严重破坏防疫秩序的现象。自去年4月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涉及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不同于疫情暴发初期的新变化、新特点,从刚开始阶段因不服从防控法令暴力伤医、闯卡冲关、隐匿湖北、武汉旅行史造成传播或者传播严重风险,到因防控物资暂时紧缺诱发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趁火打劫、借机诈骗等违法犯罪,逐渐转变为现阶段常态下以核酸检测、出入境检验检疫、冷链运输、流行病学调查等为重点环节的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行为,出现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妨害核酸检测秩序、破坏物流进口检验检疫制度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既需要各级政府在现代科技、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组织开展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遵从法律、遵守政令,从而保障疫情防控更加精准,把疫情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威胁和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疫情防控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为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有关法律规定,指导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编发了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的5起典型案例。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法律要旨】
根据刑法第330条和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符合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这里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既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也包括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台的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行为,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不得人员聚集、提供核酸检测报告、如实报告流调轨迹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如果违反规定,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则涉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一:北京顺义王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王某,男,51岁。
王某及其家庭成员租住在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通过开办小饭桌提供学生看护、接送和用餐等服务,共招收赵全营镇、高丽营镇等周边村镇的学龄前儿童、小学生20余人,由王某负责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2020年12月25日,北京市顺义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月26日,赵全营镇政府工作人员通知各村联络人要求村民非必要不出村,有发热症状的人要第一时间报告村委会。
王某自述于2021年1月2日晨起出现咽干、咽痛、头疼症状,无发热及其他症状,1月6日中午自测体温37.4°C,在家自行服用999感冒灵后退烧,未按要求向村委会报告。1月8日9时30分许,王某在儿子陪同下从顺义到昌平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其间,护士、出诊医生询问其是否到过顺义高丽营镇等中、高风险地区,王某均予以否认,仅承认自己有发热症状。后医院工作人员未将其作为中、高风险区病人进行隔离就诊,让其与其他发热病人共同在候诊区等待,就诊时间长达7个小时。当日经该医院筛查,王某新冠肺炎核酸结果阳性,1月9日9时30分,王某被转至地坛医院隔离治疗。
自2021年1月9日起,昌平区、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对王某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接排查工作,王某向流调人员隐瞒真实行程,称自己从12月中旬开始待业在家,仅于2020年12月27日到顺义区高丽营市场做核酸检测,2021年1月7日到怀柔区桥梓镇乡政府税保业务窗口开证明,以及到某加油站加油等少量行程,否认于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1月3日期间到顺义区北石槽镇、高丽营镇、后沙峪镇等多个村庄接送孩子、家庭经营小饭桌、到附近小诊所就医等情况,导致昌平区、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未能及时全面掌握其活动轨迹并确认密接人员。后经疾控部门开展工作,确认王某密接人员共计926人,其中包括经营小饭桌涉及儿童21人,儿童家长23人。截至目前,王某6名家庭成员中,有2名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普通型,其余4名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他密接人员中,有3人(2名儿童,1名儿童亲属)确诊为阳性。
2021年1月11日,顺义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王某立案侦查。侦查期间,经公安机关商请,顺义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共同研究,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依法固定完善相关证据。目前王某正在隔离治疗中,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追诉。
案例二:黑龙江李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李某,男,47岁,在黑龙江省密山市某经贸公司工作。
2020年4月以来,黑龙江省、密山市陆续发布《关于对俄口岸货车定点换装货场实施严格防疫管理的通知》《关于对密山口岸入境人员实行紧急防疫措施的通知》《关于海关监管场所实施严格防疫管理的通知》《关于成立密山口岸防控疫情输入工作专班的通知》等口岸防控疫情输入工作的有关规定,要求所有进入口岸工作区和货场作业区人员严格执行二级防护标准,不得与俄罗斯方司机接触,并实行集中隔离居住和行动闭环管控。李某与俄罗斯司机安德烈此前在业务往来中熟识。2020年11月10日12时许,李某明知俄罗斯系疫情国,按照防疫要求不得与境外人员私自接触,仍与前来口岸运送货物的俄罗斯货运司机安德烈联系,约定在密山口岸大华海关仓库场地附近栅栏旁私下见面,转交替安德烈购买的汽车配件,并受高某某委托从安德烈处接收鞋盒、首饰盒、蜂蜜等物品,伴有直接交付现金等行为。李某将物品放置其驾驶的车辆内,先后到达密山市连珠山草蒸堂面馆、明泽木业公司、国酒茅台商店、贵宾北花园快递驿站、俄罗斯大串商店、共和果品商店、大勇烧烤店等地就餐、工作、搭载他人、寄发快递、购物、聚餐等。期间,大部分时间未采取戴口罩、手套等防护措施。11月10日21时许,俄罗斯司机安德烈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1月11日,安德烈交给李某的鞋盒外表面核酸检测结果为双靶标弱阳性。李某的行为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传播危险,致使自身及其42名接触者被密山疾控部门集中隔离管控、多家商铺暂时停业封闭进行消杀处理。
李某于2020年11月26日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密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10日被密山市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批准逮捕。2021年1月11日,李某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提起公诉。李某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1月17日,密山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
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法律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2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对以下六种行为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追诉:一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等卫生检疫措施,或者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等卫生处理措施的;二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的;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实施审批管理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可能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未经审批仍逃避检疫,携运、寄递出入境的;四是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五是来自检疫传染病流行国家、地区的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出现非意外伤害死亡且死因不明的人员,交通工具负责人故意隐瞒情况的;六是其他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检疫措施的。因此,对于在人员入境、货物进口过程中,违反有关提供检疫报告、按规定入关、对货物消杀等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三:上海余某、唐某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余某,男,23岁;唐某,男,23岁,2人均为我国赴菲律宾务工人员。
2020年8月27日,为有效预防输入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通知,要求自菲律宾回国中国公民需持乘机日3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领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后登机。为回国躲避菲律宾疫情,余某、唐某于8月30日、9月3日先后2次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为了违规搭乘飞机回国,9月7日,2人联系中介,分别以1.7万元价格购买伪造的菲律宾圣卢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以伪造证明向使馆隐瞒疫情,申领了绿色健康码。9月9日,2人乘坐东方航空MU212航班抵达浦东国际机场,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随即被送往隔离点隔离观察。9月10日,2人确诊患新冠病毒肺炎后被送往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疗。10月4日,余某、唐某被松江公安分局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立案侦查,同日决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2021年1月21日,松江公安分局以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将余某、唐某移送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追诉。
案例四:江苏刘某等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
刘某,男,47岁,江苏某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经理。袁某,男,21岁,青岛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员工。周某,女,31岁,江苏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质检部员工。
2020年9月14日,江苏某农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向连云港海关申报进口一票冻尖吻平鲉,共计4个冷冻集装箱。在进口过程中,该农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甲公司对进口货物进行储存并办理进入连云港综合保税区的申报手续。委托乙公司作为港口代理,办理进口通关及物流手续。委托犯罪嫌疑人刘某作为收货人与乙公司货代对接,操作处理进口通关事务。
9月15日,连云港海关对该票货物下达检查通知,决定抽取其中的1、2号集装箱进行检疫检验。9月18日,乙公司将该票4个集装箱分流到丙公司。丙公司作为海关监管场站,负责在海关检查期间存放货物、配合海关查验、监管涉案货物。被监管货物需待海关检查结束、下达放行指令后,方能交由货主及其代理人运走。
9月18日上午,连云港海关对1、2号集装箱货物取样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当天下午,丙公司员工周某在明知该票货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尚未作出,海关尚未下达放行指令,不得向货主及其代理人交付涉案货物的情况下,擅自开具作为提货唯一凭证的出门证,将之交付给犯罪嫌疑人袁某。
犯罪嫌疑人刘某、袁某在明知该票货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尚未作出,海关尚未下达放行指令,不得提取涉案货物的情况下,使用违法开具的出门证,安排司机将未取样送检的3、4号集装箱提走,并拆箱在甲公司冷库堆放。最终该票货物因新冠病毒抽检结果呈阳性被全部销毁。司机、搬运工等多人因接触该批货物被隔离,后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该案于2020年11月2日由连云港海关移送连云港海关缉私分局,连云港海关缉私分局于11月3日以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刑事立案,并分别于11月10日、23日和12月29日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2021年1月14日,连云港海关缉私分局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下一步,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追诉。
三、妨害公务案
【法律要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严格落实各项措施要求,保障检测秩序,维护人员流动监控、医护人员保护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是及时阻断疫情传播、确保防控秩序有条不紊的关键。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等措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和“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对于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袭警行为的预防、惩治,在全社会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即将于3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修改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五:辽宁林某彬、林某祥妨害公务案
林某彬,男,68岁;林某祥,男43岁,系林某彬之子。
2021年1月1日,按照沈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开展相关地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沈阳市皇姑区某社区设置核酸检测点对该社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皇姑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宋某某在该核酸检测点执勤。当日8时20分许,该社区居民林某彬在排队等候检测时因插队引起其他群众不满,双方发生口角。民警宋某某上前劝阻时,林某彬非但不听劝阻,反而与其子林某祥在明知宋某某系执勤民警的情况下,一同对宋某某进行殴打、撕扯、谩骂,致宋某某左面部挫伤、右肩外伤、左手拇指挫伤,防护服被撕坏。
当日,林某彬、林某祥被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分局刑事拘留。1月6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皇姑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查依法对二人批准逮捕。1月7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经检察官批评教育,林某彬、林某祥表示认罪悔罪,检察机关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于当日将该案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月8日,皇姑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方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以二人犯妨害公务罪,分别判处林某祥有期徒刑一年,判处林某彬有期徒刑十个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20年2月24日 (2019)最高法民他52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执他268号《关于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一案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案外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案外人系权利或者利益的主体;(二)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四)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在公司股东之一作为被执行人,其持有的股权因执行仲裁裁决被冻结的情况下,股权的权利主体是该股东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因执行股权而引起公司股东或者股权比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及其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造成的影响,是公司作为民事主体所固有的特点,应当通过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公司和其他股东不是被冻结股权的利益主体。案涉执行标的为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49%股权,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不是该执行标的的权利主体。综上,不同意你院提出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一案的报告
(2019年3月4日 (2018)鄂执他268号)
最高人民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在办理(2018)鄂01执异399号案外人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一案过程中,经审查拟对清远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清远仲裁委)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的(2013)清仲字第210号裁决不予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规定,本院应层报钧院审核。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案外人):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麻城市黄金桥开发区金桥大道。
法定代表人:程某翔,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人:程某翔,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马鞍山市,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股东。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孙某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弥敦道557-559号永旺行6楼B室。
法定代表人:林某瑞,该公司董事。
二、案件由来
武汉中院在执行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与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科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案外人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公司)、程某翔申请不予执行清远仲裁委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的(2013)清仲字第210号裁决(以下简称第210号裁决)。武汉中院经审查拟裁定不予执行,层报至本院。
三、审查查明的事实
(一)仲裁裁决情况
武汉中院查明,凤凰公司因其与药科公司、白云山公司的借款纠纷向清远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被申请人立即偿还人民币18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承担凤凰公司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用。2013年6月17日,清远仲裁委受理该仲裁申请。2013年9月11日,白云山公司就仲裁协议效力向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冈中院)起诉,清远仲裁委于次日中止仲裁审理程序。同年9月23日,凤凰公司向清远仲裁委申请撤回对白云山公司的仲裁申请,该会审查决定后同意该申请。2013年11月5日,白云山公司申请撤回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起诉,黄冈中院于次日作出(2013)鄂黄冈中民二申确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0月11日,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凤凰公司代理人陈伟善,药科公司代理人何干林到庭参加仲裁(药科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第210号裁决记载“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2014年1月10日,清远仲裁委就该借款案件作出第210号裁决,该裁决书事实认定部分记载:“2009年5月2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关于偿还债务的备忘录》(以下简称5.28备忘录),确认截至签署日,被申请人一共差欠申请人2300万元人民币,将按照以下办法进行偿还......签订备忘录时,申请人的名称是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申请人的名称是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双方在备忘录上加盖公章。后因双方名称变更,申请人名称变更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名称变更为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双方再次加盖各自名称变更后的新公章。经查明,白云山公司系被申请人在中国大陆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北威尔曼生物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系被申请人在中国大陆的另一家子公司。此外,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系凤凰公司控股股东。2002年7月28日,被申请人委托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垫付300万元投资款,设立湖北邦宇药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白云山公司)。2003年11月18日,被申请人在此委托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垫付2000万元投资款,设立湖北威尔曼生物食品开发有限公司。2009年,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出于清理债权债务以备上市的需要,将该2300万元的总债权(本金)让与申请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等具体签署了案涉备忘录,备忘录所涉2300万元款项来源于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代被申请人垫付的投资款。2011年3月4日、4月14日,白云山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合计还款200万元。”
第210号裁决结果为药科公司偿还凤凰公司欠款本金18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以1300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另以500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药科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凤凰公司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2014年1月13日,清远仲裁委出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证明凤凰公司于2014年1月13日签收第210号裁决,药科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签收该裁决,上述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执行情况及程某翔另案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情况
在第210号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凤凰公司依据该裁决于2014年6月3日向武汉中院申请执行。2014年9月1日,武汉中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执第005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药科公司在白云山公司享有的49%股权。
程某翔则以药科公司名义向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远中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申请撤销第210号裁决,其申请撤销理由为该仲裁案仲裁程序严重违法、裁决所依据的5.28备忘录系伪造和虚构等事项。2014年10月13日,清远中院作出(2014)清中法民二仲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以药科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交经公证、认证或其他证明手续证明其授权程某翔提起诉讼,也未能提交文件证明程某翔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致使法院无法确认药科公司是否授权程某翔提起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药科公司的申请。上述裁定查明:药科公司函告清远中院称其未提任何诉讼,程某翔冒充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程某翔与药科公司另一股东林某瑞的股权纠纷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诉讼(2014年1371号)。药科公司提交的撤销仲裁申请书上盖章与该公司从香港法定注册地址邮寄函告上所盖公章并非同一公章。
(三)备忘录内容
签订5.28备忘录的三方为甲方“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甲方全资子公司(担保方)“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上述备忘录主要内容有:1.甲方为在内地投资经营之需曾多次向乙方筹集资金,截至本件签署之日,甲方累计从乙方借调资金人民币2300万元(含乙方委托第三方代付款以及乙方代为甲方偿还的其他债务款项)。2.甲方承诺:对于差欠乙方的人民币2300万元,将按照以下办法进行偿还:(1)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1300万元;(2)2012年6月30日前偿还1000万元。如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则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3.甲方确认:白云山公司系甲方在湖北省麻城市独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为104万美金元,甲方拥有该公司100%的股权。4.甲方现决定且白云山公司也愿意为甲方履行其本协议中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甲方向乙方偿付清全部债务为止。5.如甲方至2012年6月30日时仍未能偿还全部债务的,则剩余债务由甲方及其子公司白云山公司共同负责偿还(母子公司内部之间如何处理与乙方无关)。6.各方确认:无论各方的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住所、股东结构、股权比例、负责人是否发生变化,均不影响其享有本件中的权利承担本件中的义务。7.本协议如有争议,首先应当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的,则提交清远仲裁委员会由该会按照其仲裁规则并适用简易程序予以依法裁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及其子公司持有两份,乙方持有一份,经签署后生效执行。备忘录签字盖章处注明“本件于2009年5月28日在深圳市签署”,甲方“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处加盖“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公章一处,乙方“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处加盖有“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公章一处,甲方担保方“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处有“孙某杰”手写签名及手写时间“09.5.28”。
(四)相关协议情况
2009年6月15日,孙某杰代表“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程某翔代表“北京安汀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称因白云山公司进行GMP工程改造需大量资金,且至2009年1月1日欠湘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曼公司)债务1000万元需清偿,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由乙方投入现金600万元对白云山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双方各持有白云山公司50%股份(各相当于600万元人民币);乙方增资的600万元应在协议签订日起5日内先汇100万元到白云山公司账号,剩余500万元在协议签订日起30日内汇入白云山公司账号,第一笔增资款到账后协议即时生效;乙方投入白云山公司的600万元属增资款,不是乙方对该公司的债权,如有任何纠纷各方均同意按增资纠纷处理;协议生效后,由乙方派人出任白云山公司总经理职务,并同时派人出任白云山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对外投资、贷款、关联交易等重大资金调度需由白云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最后审批协议甲方签章处盖有“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并有孙某杰签名及签约时间“2009年6月15日”;乙方签章处加盖有安汀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程雪翔签名及签约时间“2009年6月12日”。
2009年11月12日,程某翔代表安汀公司作为乙方,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某宇作为甲方、白云山公司债权方苏州工业园区华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就乙方向白云山公司进行增资及乙方在目标公司“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所占股权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以下简称11.12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按协议投资白云山公司并获得其控制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保持白云山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对目标公司即白云山公司在香港的控股母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并对目标公司和白云山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做出调整,甲、乙双方分阶段的股权变化将体现在目标公司。第一阶段:乙方向白云山公司增资600万元人民币,以获得目标公司50%股权。甲、乙双方目前共同确认白云山公司欠丙方债务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数据以白云山公司实际账目为准)。甲方确认目标公司除白云山公司股权外没有其他资产或债务,如乙方入股后发现目标公司存在其他负债,该等负债将由甲方承担。第二阶段......”协议第3条还约定:“乙方入股目标公司后,乙方和白云山公司将于2009年11月30日前偿还丙方200万元,然后在2009年12月30日前更换法人为程某翔,对于丙方剩余800万元债务,乙方和白云山公司将以商业贷款或自有现金逐步偿还。”协议甲、丙方签章处盖有甲、丙方各自公章并有“孙某宇”签名,乙方签章处盖有安汀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程某翔签名;协议骑缝处有“原甲丙方代表:孙某杰”的签字。
2017年8月23日,安汀公司出具《关于委托程某翔代持股权的说明》一份,称该公司决定由程某翔先生全权代表该公司持有白云山公司的相应股权。(本段事实来自第00008号判决)
(五)相关公司登记信息
凤凰公司原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9年7月24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该公司,已于2009年7月17日核准其变更企业名称为现名称“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杰。另据凤凰公司在深圳市公安局备案的印鉴卡记载,该公司所使用的“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启用日期为2009年8月18日。
药科公司于2000年1月31日在香港登记注册,注册编号为703703,其最初使用的名称为“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11月3日变更名称为“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8月26日变更名称为现名称“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2009年11月16日,药科公司董事孙某杰及其妻陈某峰分别将所持药科公司股份转让给孙某宇、程某翔。另据药科公司2013年1月31日的《周年申报表》之记载,该公司至该次申报时的董事变更为程某翔和林某瑞,所持股份数分别为5100股和4900股,已发行股份总面值10000港元。
白云山公司注册成立于2002年,原系“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出资的港资独资企业,原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杰。2009年11月26日,白云山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程某翔,并于随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据白云山公司工商档案中一份时间为“2012年8月6日”、标题为“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文件记载:“二、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同意将其在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中所持有的51%股权,按其在香港母公司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股份比例,在大陆的子公司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的51%股份比例转让给程某翔(乙方)”“三、香港母公司已在2011年完成股权变更,甲乙双方协定在大陆的独资公司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进行股份的同比例变更”“七、此协议经股权转让双方正式签署后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协议甲方处有‘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盖章,乙方处有‘程某翔’签名。该股权变更事项于2012年12月25日获得湖北省黄冈市商务局批准,白云山公司随后于2013年2月26日获得新换发营业执照,登记企业性质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白云山公司股东为程某翔(股权比例51%)、药科公司(股权比例49%)。[本段8.6股权转让协议之内容来自第00008号判决,有(2016)鄂01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印证]
(六)相关案件裁定、判决内容
异议人程某翔曾作为利害关系人对武汉中院(2014)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3号案件执行提出异议,认为凤凰公司与药科公司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侵害了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其已对第210号裁决申请撤裁,请求中止执行。
武汉中院(2015)鄂武汉中执异字第44号执行裁定认为,异议人程某翔以白云山公司的控股股东身份,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未征得其同意,应为无效的异议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异议人对执行依据第210号裁决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据此,本院驳回程某翔异议。程某翔不服上述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被驳回。
白云山公司、程某翔曾向武汉中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该院(2016)鄂01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白云山公司、程某翔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阻却对诉争股权(药科公司在白云山公司的49%股权)的冻结和强制执行。该冻结股权为药科公司所有,并不为白云山公司所有,程某翔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股份拥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其他民事权益。原告提出的对第210号裁决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凤凰公司诉药科公司、第三人程某翔、白云山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武汉中院于2015年2月25日立案,凤凰公司请求撤销药科公司向程某翔转让其所持白云山公司51%股权的财产转让行为,确认该财产转让行为自始无效。程某翔认为凤凰公司对药科公司不享有债权。武汉中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驳回凤凰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民事判决认为:程某翔对凤凰公司债权真实性的抗辩能够成立;即使认定凤凰公司所主张的债权真实有效,通过凤凰公司庭审陈述及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认定药科公司主动实施了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凤凰公司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期限。
(七)其他事实
白云山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向清远仲裁委去函称5.28备忘录述虚假不存在。同日,程某翔向清远仲裁委提交书面质疑称:其作为药科公司董事会主席暨公司执行董事(占股51%)至今未收到涉及仲裁案件的任何材料,且药科公司亦未提交答辩状;仲裁委收到的药科公司署名的答辩状(2013年7月20日)等文件皆属无效;5.28备忘录属虚假捏造。
仲裁案件开庭之时,仲裁员曾注意到2009年5月28日后启用的“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出现在5.28备忘录上。仲裁当事人均称:双方名称变更后,再次加盖各自名称变更后的新公章。随后,仲裁员问备忘录初始原件在哪里,凤凰公司、药科公司均称:需要核实。
四、武汉中院审查和报请意见
武汉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案外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案外人系权利或者利益的主体;(二)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四)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之规定,案外人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且符合上述情形的,应当裁定不予执行。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本案申请人是否具备上述规定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以及本案是否具备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针对上述问题,武汉中院意见如下:
首先,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主体资格的问题。
白云山公司具备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案件执行过程中,武汉中院冻结了药科公司在白云山公司享有的49%股权。强制执行股权必然引起公司内部持股人或持股比例等实质性变化,对公司(尤其是人合性质)造成影响。白云山公司系案件协助执行义务人,与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与仲裁裁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白云山公司已提交证据以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申请仲裁或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故其具备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对其申请应予审查。
程某翔不具备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本案执行的标的为药科公司在白云山公司的49%股权,程某翔作为白云山公司持股51%股权的股东与仲裁案件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提起不予执行申请。另,药科公司已参与仲裁程序,白云山公司已参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程某翔无论作为白云山公司股东还是药科公司股东,均与执行行为、仲裁案件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提起不予执行申请。
另,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外人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指案外人内涵外延不一样,此处案外人指与仲裁裁决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类似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执行异议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分属法律规定的不同救济途径,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提交的(2015)鄂武汉中执异字第44号、(2016)鄂执复14号执行裁定和(2016)鄂01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等法律文书均未涉及第210号裁决是否具备裁定不予执行法定情形的审查,执行异议裁定所列当事人主体身份及裁定结果均与本案无涉,对此该院不予审查。
其次,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之情形,损害了案外人合法权益。
第一,从案涉5.28备忘录加盖印章和落款时间分析,该备忘录存在签署主体与加盖印章不符,签字时间系事后倒签等重大疑点。凤凰公司主张其对药科公司享有债权的依据为5.28备忘录,该备忘录为三方协议,协议甲方为“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丙方为白云山公司,但备忘录甲方处加盖的印章为“中国药科大学世界校友总会有限公司”,乙方处加盖的印章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丙方处未盖章,可见备忘录上甲方、乙方印章与备忘录签订主体名称明显不符。根据凤凰公司工商登记及刻制“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印章档案记载,凤凰公司系2009年7月17日才经核准变更名称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而启用“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印章的时间2009年8月18日,上述时间均在5.28备忘录注明的签署时间2009年5月28日之后,可见该备忘录明显属事后倒签。第210号裁决书对凤凰公司和药科公司何时在备忘录上再次加盖印章,以及白云山公司事后是否也在备忘录上盖章确认等关键事实未予查明,未能确认备忘录所载债权的具体形成时间,也未能确认备忘录所载债权是否获得协议丙方的白云山公司之同意,该备忘录所载债权真实性存疑。  第二,从5.28备忘录标注签署时间及有关当事方的利益关系上分析,该备忘录所载债权存在事后编造并损害案外人利益的可能。5.28备忘录注明的签署时间正值孙某杰代表“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与程某翔代表安汀公司商议由安汀公司对白云山公司增资并占“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50%股权之前,而在2009年11月16日之前,孙某杰及其妻陈某峰系备忘录甲方“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孙某杰同时还系备忘录乙方“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丙方“白云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存在通过关联公司之间协议安排使“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债务之便利条件。同时,按孙某杰与程某翔的前述协商结果,在安汀公司对白云山公司增资后,安汀公司将持有“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50%的股份。孙某杰通过上述协议安排使“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认可对凤凰公司负有债务,显然符合其自身利益。  第三,从5.28备忘录的有关约定及后续仲裁过程判断,有关当事方存在通过仲裁方式对不实债权加以确认的行为。当事人虽有协议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之权利与自由,但在本案中,依5.28备忘录第八条之约定,有关当事方约定将高达2300万元的债务纠纷提交仲裁机构适用简易程序解决,显然与通常商业纠纷解决方式约定不符。同时,在白云山公司对5.28备忘录中所载仲裁条款有效性提出异议后,凤凰公司又立即撤回对共同债务人白云山公司的仲裁申请,使已变更由程某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白云山公司未能参与该案仲裁程序,进而使白云山公司等相关方不能在仲裁程序中对债权真实性提出异议,凤凰公司通过仲裁方式使债权合法化以规避第三方抗辩及法院审查的意图明显。第四,在案其他证据亦可以佐证5.28备忘录所载债权存在虚假。根据程某翔代表安汀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华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签订的11.12协议第一条之约定,甲方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某宇确认目标公司“中国医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除白云山公司股权外没有其他资产或债务,如安汀公司入股后发现目标公司存在其他负债,该等负债将由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某宇承担。孙某杰作为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工业园区华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在该协议上也进行了签署。倘若5.28备忘录所载债权真实存在,则必然与凤凰公司确认真实的11.12协议第一条之约定相悖,同时也意味着孙某杰在11.12协议上签字时有隐瞒“中国邮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行为。
综上,武汉中院对第210号裁决书所涉债权债务真实性不予确认,第210号裁决书结果损害了白云山公司合法权益。本案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之裁定不予执行情形,案外人白云山公司所提第一项请求应予支持。白云山公司所提第二项、第三项请求不属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不予执行清远仲裁委员会(2013)清仲字第210号裁决。
五、本院审核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1.白云山公司系案件协助执行义务人,与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与仲裁裁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2.武汉中院冻结了药科公司在白云山公司享有的49%股权。强制执行股权必然引起公司内部持股人或持股比例等实质性变化,对公司造成影响。白云山公司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3.从案涉5.28备忘录的有关约定、加盖印章和落款时间和有关当事方的利益关系等方面看,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之情形。4.清远仲裁委员会(2013)清仲字第210号裁决损害案外人白云山公司合法权益。
综上,本院拟同意武汉中院的报请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办理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予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当向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报核;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同意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之规定,层报钧院审核。
特此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8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875号建议的答复
罗卫红、姒健敏、李书福、周忠莲、陈玮、沈满洪、崔巍、于跃敏、周慧、陈宗年、胡少先、杨金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科学界定职能定位,强化基层指导
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也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在特定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当前,制度供给不到位仍是制约公益诉讼工作进一步开展的短板。但国家层面的立法往往周期较长,对于是制定专门的公益诉讼法,还是通过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或者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对公益诉讼加以具体规定,目前也还有较大争论。因此,从制度发展现状看,再次修法非一时可为。就法律修订和制度完善问题,我们拟分步骤分层次推进法律修订和制度完善工作:一是将办案规范体系建设纳入2019年最高检公益诉讼工作计划要点,尽快修订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两个办案指南,研究制定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规定。二是加强与最高法院的沟通协作,推动检法两家就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实施中的新问题尽快达成更多共识。三是积极推进地方层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如,2019年1月7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落实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专项决议,为解决检察公益诉讼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地方性制度依据,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级检察院以机构改革特别是公益诉讼检察机构单设为契机,争取党委、人大的重视支持,推动出台地方人大专项决议,并在其中对辖区内各级检察院公益诉讼履职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
检察公益诉讼是一项新的工作,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尤为重要。在部分地区,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从立案起就需报上级院审批,起诉案件都需报省级院审批或备案。最高检及省级院视案件情况,直接参加案件的办理或者指导办案。如洪泽湖污染环境案,最高检第八检察厅直接参与协调相关流域省级检察机关推动案件办理。要求上级检察机关强化业务督导指导,坚持全面督导与重点督导相结合,日常督导与专题督导相结合,在案件办理、工作机制建设、对外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对下督导力度。一是强化案例指导,围绕年度工作重点、难点,编发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试点以来,已通过最高检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发布了几十件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实务指引》已通过检察出版社出版发行。二是强化工作指导,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检察专网等形式总结推广各地具有示范意义的规范化工作机制和创新制度举措。三是强化“检答网"日常答复,及时解决各地办案中遇到的理论、政策、实践问题。四是强化基层联系点工作,推行动态管理,发挥其窗口纽带与辐射带动作用。五是编发编印公益诉讼业务指导书籍等。
二、关于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当前,检察队伍专业化水平不够高仍是制约公益诉讼工作开展的短板之一,专业人才普遍缺乏,既精通法律业务又熟悉环保专业的检察官更少,办案的专业化水平亟需提高。对此,一是强化机构和队伍建设。最高检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设立了第八检察厅,专门负责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各级检察机关也正在利用机构改革的契机,省级检察院都设立了专门的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地市和基层院不能做到单独设立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地区,均设立了专门的公益诉讼办案组或指定安排了专门的检察官负责公益诉讼工作。二是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增强培训针对性与实效性,围绕检察公益诉讼各领域实践中的新问题开发特色课程。今年,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联合组织2期培训班,旨在提高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水平。同时,创新培训方式,引导各地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实训,探索与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培训,组织开展远程视频培训,丰富网络培训内容和形式,推进手机微课程学习等。三是广泛开展交流学习。积极推进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食品药品等行政机关互派业务骨干挂职工作。构建公益诉讼专家库,建立重大典型案件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加强与公益组织的交流合作,引入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支持,实现良性互动。按照最高检援藏援疆援青援赣工作要求,着力提高对口援助针对性、精准度。
三、关于加快建立协作机制,助力调查取证推动形成合力
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打好“组合拳"。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创立之初,便十分重视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向生态环境部等有关职能部门了解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发现案件线索,有针对性地加强顶层设计、方向引领,在案件来源、司法鉴定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最高检从不同层面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就加强协作配合、办案指导、解决鉴定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如最高检会同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明确破坏环境资源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移送条件、法律监督等问题,从顶层设计完善环保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林草局、食药监局等相关行政机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通,达成了互派干部双向挂职锻炼交流、加强协作配合等意向。最高检与最高法多次沟通协调,共同出台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最高检与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各地检察机关也与相关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监察委等建立了沟通、协调和配合的机制。
2018年10月,最高检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召开了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座谈会,签署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制机制、健全协作配合、深化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衔接、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建立人员交流和培训机制等达成了共识。今后,最高检将在该此指导性文件基础上,进一步与环境资源调查研究机构加大沟通交流,增强协作配合,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方面进一步畅通渠道,共同推进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目前,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也存在专业人才短缺、“本领恐慌"等问题,需要借助“外脑"促进司法办案。构建公益诉讼专家库,建立重大典型案件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已纳入2019年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计划要点。工作中,我们鼓励各级检察院积极借助“外脑"办理专业案件,同时也非常欢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社会组织和各方人员积极建言献策。一方面,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委已建立干部双向挂职交流机制,探索设立特约检察官助理制度,邀请聘请具有司法从业资格的行政人员作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任期制,参与相关专业案件的办理,帮助检察人员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促进检察机关提升办案质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邀请专家学者、专职律师、退休法官、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监督办案,帮助提升办理专业案件的素质和能力。
四、关于完善司法鉴定机制,强化配套保障
针对公益诉讼工作机制不完善、普遍存在的鉴定难、鉴定贵、鉴定周期长等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努力,探索建立符合生态环境损害特点的鉴定机制。2018年底,与九部委召开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座谈会,达成共识。加强与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下属鉴定机构的沟通协调,严格审查鉴定机构的专业资质,明确准入标准,针对司法实践中鉴定评估存在的专业空白,有序扩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名录。加强对鉴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有效促进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依法规范履行职责。推进鉴定经费保障工作,探索将鉴定评估费用列入财政保障,减少诉讼压力。依法合理使用鉴定结论,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关键专门性问题难以鉴定或者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可以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并参考行政执法机关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认定。
2019年,司法部加速开展符合公益诉讼鉴定要求的鉴定机构的准入工作,相关司法鉴定的数量已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今年6月5日,司法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先鉴定、后收费"进行了规定,鼓励引导综合实力强、高资质高水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受理检察机关委托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法依规开展鉴定活动,出具鉴定意见,未预先收取的鉴定费待人民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报送1家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同时,《通知》全面规范了案件委托受理工作,要求鉴定机构对涉及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关键专门性问题,比如公私财产损失的数额、超过排放标准的倍数、污染物性质判断等,只要办案机关委托进行鉴定,且鉴定事项在机构执业范围内的,应当接受委托进行鉴定,出具鉴定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516号(经济发展类04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516号(经济发展类041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疫情背景下为中小企业危困救助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新冠疫情发生后,为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民事案件指导意见(一)》)《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执行案件指导意见》)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民事案件指导意见(二)》),对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纠纷案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关于对因疫情原因致使资金流动性不足而无法支付执行款的中小企业纳入失信名单或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前宽限期问题
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这两项措施,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和建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被执行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也很大,人民法院在坚持依法适用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同时畅通失信惩戒的救济渠道。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中,要求各地法院要严格按照目前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采取这两项措施,既不能随意扩大,也不能违背法定程序适用,要避免因扩大适用、随意适用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明确各地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于决定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可以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暂不发布其失信或者限制消费信息;期限届满,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再发布其信息并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要精准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将信用惩戒的着力点聚焦到打击少数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上来,推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和营商环境改善。明确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依法审慎采取惩戒措施,给予宽限期,及时采取信用修复措施,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供应,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二、关于对被执行企业采取善意保全、柔性执行方式的问题
针对保全问题,《民事案件指导意见(一)》对此专门作出规定,要灵活采取保全措施,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保全担保方式,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执行案件指导意见》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坚持依法执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实招硬招,帮扶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渡过难关,为提高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的生存发展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关于善意文明执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强调善意文明执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依法保护产权、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等有关文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善意文明执行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使其在执行工作中切实得到贯彻落实。具体到查封被执行人财产,对其查封措施的采取,一定要与债权的实现相适应,不能过度执行,严格禁止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随着工作机制越来越完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愈加深入人心,查封等强制措施也必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合理、越来越人性化。
关于执行和解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和解工作,要求各地法院在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期间,要妥善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对暂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或者被执行人缺乏履行能力的,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为被执行人缓解债务压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特别是在债权人众多的情况下,尽量引导债权人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通过分期履行或者引入第三方资金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以待将来东山再起。并严格防止被执行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逃避债务,依法保障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关于在已有经验基础上,于全国范围内推广破产审理简易程序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民事案件指导意见(二)》及《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中,关于疫情期间破产案件审理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不仅有利于积极提高破产审判效率、努力降低破产程序成本,对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及助推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对于构建简单案件快速审理机制专门作出了规定,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快速审理机制,为将来企业破产法修订时设立破产案件简易程序提供了有益的制度探索和实践支撑。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充分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对于中小企业危困救助的重点难点问题继续深入调研,积极稳妥推进各项立法措施,以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王洪祥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王洪祥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7】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王洪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曹建明
2017年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2021)最高法民他271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苏高法〔2021〕13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指定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第五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2021年6月10日陶凯元副院长在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对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作用,经研究,答复如下:
指定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和水平,你院应加强调查研究,指导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或者指定专门合议庭,配备专业审判力量审理相关案件,并加强人员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定,现将某材料公司诉重庆市某区安监局、市安监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等六件案例(检例第116-121号)作为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2021年8月17日
某材料公司诉重庆市某区安监局、市安监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16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行政处罚 释法说理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人民检察院化解行政争议应当注重释法说理,有效回应当事人诉求,解心结、释法结。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重庆某防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材料公司)与重庆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材料公司向建设公司承建的某项目提供防火卷帘门,并负责安装调试。2017年8月18日,材料公司职工程某到现场对车库防火卷帘门进行安装调试时,承担其他施工任务的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设计公司)职工苟某因施工放线需要,按动卷帘门起升启动按钮,导致程某卷入卷帘门窒息死亡。
2017年9月26日,重庆市某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依据《重庆市建筑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对建设公司作出责令停止施工和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1月26日,重庆市某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安监局)认为材料公司没有按照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在调试防火卷帘门时未在开关处设置警示标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材料公司罚款28万元;依据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分别对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罚款1万余元、对建设公司项目经理罚款2万余元;依据《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监理公司经理罚款1万余元。材料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市安监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5月10日,市安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区安监局行政处罚决定。
2018年5月25日,材料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区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材料公司派员到现场配合购货方完成产品消防自检属于生产经营活动,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的义务,材料公司的违法行为系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的直接原因,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区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市安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遂于2018年11月19日判决驳回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
材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材料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9月2日裁定驳回材料公司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材料公司以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以及原审法院判决不当为由,于2019年10月23日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受理,并由副检察长作为承办检察官办理。
调查核实。为查明原审判决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在阅卷审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对区安监局所作行政处罚进行调卷审查;二是听取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申请监督意见和理由,询问了解案涉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详细过程及材料公司职工程某工伤死亡赔偿情况。检察机关查明,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防火卷帘门调试作业属于材料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材料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应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程某违章操作、未设置警示标志,间接原因系材料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建设公司项目经理履职不到位、监理单位现场协调不到位,某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依法对建设公司作出了处理,法院判决认定材料公司违法行为系事故发生直接原因,应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在社会保险机构支付工伤死亡赔偿金的基础上,材料公司补助死亡职工家属24万元。
释法说理。面对承办检察官,冯某坚持认为行政处罚不公,案涉事故的生产经营组织者系建设公司,事故发生系第三方(设计公司)违规操作直接导致,与材料公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材料公司也是受害者,所受处罚过重。鉴于此案涉及民营企业和多方责任,经过行政复议、一审、二审、再审多次处理,材料公司始终不服,申请监督后,对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仍然不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经审阅案卷后赴重庆与承办检察官共同接待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及委托代理人邹某。在当面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和诉求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析了行政处罚和人民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指出安装调试防火卷帘门是材料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生产经营活动,材料公司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该事故属于综合责任事故,相关行政机关在裁量范围内依法对材料公司、建设公司、监理方都作了处罚,事故各方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程序上基本公正,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还站在民营企业长远发展和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说法理、谈情理、讲道理,对材料公司积极认同社会责任给予死亡员工家属抚恤金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表示,解决好企业的烦心事和揪心事,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对于涉及民企的案件格外重视,依法予以平等保护,希望材料公司辩证看待安全事故,从中汲取教训,将更多精力投入生产经营,让企业走得更稳、更远。针对材料公司反映的行政执法不规范、案件处理不平衡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表示检察机关可在深入调查核实后,提出相应的检察建议。
争议化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释法说理,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对检察机关所作的工作和提出的意见表示认可。2019年12月5日,冯某向检察机关提交撤回监督申请书,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本案行政争议成功化解。
诉源治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调查核实,建议区应急管理局(因机构改革原安监局职能并入应急管理局)全面调查是否遗漏相关责任主体,针对区安监局超期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等执法不规范问题,建议规范行政执法办案程序,提高行政执法办案效率,在个案处理中加强释法说理,减少行政争议,增强行政执法公信力。区应急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原事故调查组进行补充调查,将设计公司生产安全管理不合规问题移交行业主管部门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依法处理;为促进今后规范执法,建立案件审核委员会制度,加强对事故调查及作出行政处罚的审核把关,确保行政执法规范严谨。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坚持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重要职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理念,全面贯彻行政诉讼法确定的立法目的,在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着眼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加强调查核实,针对行政争议产生的基础事实和申请人在诉讼中的实质诉求,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式,促使行政争议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人民检察院化解行政争议,应当加强释法说理,有效回应当事人诉求。围绕案件事实和证据,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为当事人解心结、释法结,既体现法的力度,又体现法理情交融的温度,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监督的公正性、透明度。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陈某诉江苏省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17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行政赔偿 赔偿义务机关 促成和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的行政赔偿监督案件,依据行政委托关系确定行政机关为赔偿责任主体的,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法定补偿和赔偿标准幅度内达成和解。对于疑难复杂行政争议,应当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凝聚化解行政争议合力。
【基本案情】
2013年,陈某位于某村民小组的房屋被损毁,陈某向江苏省某市某区公安局报警要求处理,公安局认为该案属于政府征地拆迁,不属于公安机关受案范围,未予立案。2015年8月18日,陈某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区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及厂房(与房屋一体)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决赔偿其损失。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系区政府拆除,故裁定驳回起诉。陈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陈某提出再审申请,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陈某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经审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陈某的房屋是否在被拆迁范围内、区人民政府是否是拆除案涉房屋的责任主体、案涉被拆除房屋是否为合法建筑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调取案涉拆迁地块用地红线图、拆迁补偿档案等书证,询问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参与拆迁的某建筑拆除公司负责人、拆迁小组成员以及陈某等。检察机关查明,案涉拆迁地块系用于区人民政府2012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菜市场建设项目,征收拆迁由区人民政府主导、推动和组织实施,区人民政府为此专门成立城市建设指挥部,全面负责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区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表区人民政府作为拆迁人,委托某房屋拆迁公司具体实施。房屋拆迁公司与菜市场拆迁户签订协议并组织实施拆迁。陈某被拆除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总面积330.82m2,其中合法应补偿面积176.52m2。陈某诉请所称厂房系违法建筑,不能按规定给予补偿安置,主张停工停产损失因其未能提供工厂经营的证据材料,不能得到支持。陈某对补偿的期望值与区人民政府的补偿方案差距悬殊,双方始终未能就拆迁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房屋拆迁公司指派实施专项拆除的某建筑拆除公司对陈某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案涉强制拆除行为系因行政征收拆迁引起,区人民政府作为最初委托主体和征收行为主体,其委托的公司在未与陈某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强制拆除,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受委托公司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原审人民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起诉不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了解到陈某的实质诉求是得到赔偿,陈某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区人民政府曾多次与陈某协商,表示作为征收主体愿意承担补偿责任。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办案过程中也曾促双方和解。最高人民检察院经研究后认为,本案系以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案件,即使通过抗诉解决了主体适格问题,实现陈某合法诉求,仍需经历行政确认和赔偿诉讼,促成双方和解更有利于及时实现陈某的实质诉求。鉴于双方均有和解意愿,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推动区人民政府与陈某达成和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争议化解。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由分管院领导担任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与江苏省三级检察机关联动,共同开展化解工作。2019年12月18日,办案组赴江苏陈某居住地面对面沟通,通过释法说理促其放弃超出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不合理诉求;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意见并强调人民政府应当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对受委托主体的违法行为依法承担责任。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加强与区政府对接,检察机关多次接待陈某,协调区司法局为陈某推荐法律援助律师;推动行政机关召开有陈某、法律援助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街道办、司法局参加的听证会。在四级检察院合力推动和各方积极参与下,双方按照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和相关利率达成补偿赔偿协议。
2020年7月31日,陈某向检察机关提交撤回监督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持续7年的行政争议最终化解。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的行政赔偿监督案件,可以促使应当担责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补偿标准幅度内承担赔偿责任,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征收拆迁等行政事务的公司从事受委托的行为违法,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强制拆除引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监督案件,在查清案件事实、厘清各方责任的基础上,兼顾监督公权和保障私权双重目标,既要促使行政机关对其委托事务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违法后果承担责任,又要将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限定在法定范围和幅度内,确保公平合法地解决行政赔偿争议。
(二)检察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凝聚合力,促进疑难复杂行政争议的化解。检察机关对于久拖未结的疑难复杂行政争议,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多级联动,上级检察机关通过交办、督办、参与调处等方式,发挥协调指导作用,争议所在地检察机关充分调查、走访,发挥熟悉当地情况、就近开展工作的优势,齐心协力做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十三条、第二十条
魏某等19人诉山西省某市发展和改革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18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履行法定职责 抗诉 公开听证 解决同类问题
【要旨】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行政案件,为保障申请人及时实现合法诉求,维护未提起行政诉讼的同等情况的其他主体合法权益,可以继续跟进推动行政争议化解,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促成解决同类问题。对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为由履职不到位导致的行政争议,应当协调有关部门予以明确,推动行政争议解决,促进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2013年,山西省某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该市某小区实施整体拆迁改造,于同年10月与魏某等被征收人签订《某小区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协议书》。2014年3月,该市某街道办事处某居委会与山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签订《小区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由房地产公司对案涉小区进行开发改造。2015年3月,案涉小区拆迁改造被确定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回迁安置过程中,房地产公司委托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向回迁安置户收取了供水、供气、供热等设施建设费。2017年6月30日,魏某等19人投诉至某市发展和改革局,要求对物业公司乱收费行为进行查处,7月10日,该局予以受理并立案,在查处案件过程中,该局认为《山西省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第十四条的规定不明确,遂于8月11日向某市人民政府作出请示。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提出协调处理指导意见,未就该局提出的问题给出明确答复。11月20日该局将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后未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
2017年9月5日,魏某等19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发展和改革局行政不作为违法,并判令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辖区内的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属于发展和改革局的法定职责。魏某等19人就物业公司收费问题投诉后,发展和改革局及时立案,并进行了一系列检查、调查和协调工作,又因法规依据适用问题向上请示,虽然尚未作出行政行为,但案件仍在办理之中,被告不构成行政不作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某等人的诉讼请求。魏某等19人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3月27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发展和改革局在立案查处过程中,因法律依据不明确,政策界限不清晰,且在全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特向上级行政机关请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虽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为,但其理由具有一定正当性,因此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某等19人提出再审申请,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魏某等19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经审查,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为查明物业公司向魏某等人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是否合法,发展和改革局是否已经依法履职,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函,商请制定机关对《山西省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第十四条“......棚户区改造新建安置小区有线电视和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通讯、道路等市政公用设施,由各相关单位出资配套建设,不得收取入网、管网增容等经营性收费,有线电视初装费减半收取”进行解释。二是与山西省住房和建设厅进行座谈,了解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政策。三是对案涉小区所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机构改革,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职能划入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供热、供水、供气等公司有关负责人员以及当事人进行询问。
检察机关查明,根据山西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和山西省住房和建设厅对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函复意见,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设施产生的费用,由市政公用设施的相应主管部门或责任单位承担。案涉小区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司等相关单位向房地产公司收取回迁安置小区供水、供气、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安装费用,因此房地产公司委托物业公司向魏某等回迁安置户收取自来水入网费、供热二次管网材料费和安装费。
监督意见。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发展和改革局虽然对魏某等19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立案、调查,针对法律适用和政策界限问题向市政府请示,市政府提出了协调处理指导意见,但发展和改革局未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发展和改革局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发展和改革局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20年6月8日,依法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争议化解。抗诉后双方当事人均向检察机关表达和解意愿,鉴于申请人魏某等19人虽然提起的是履行职责之诉,但实质诉求是退还已缴纳的供水、供气、供暖初装费,即使在抗诉再审后赢得诉讼,实现实质诉求仍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乃至提起给付之诉,同时,案涉小区还有未提出诉讼的189户安置户存在同类问题,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在与法院沟通后,决定跟进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020年6月17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邀请某市政府主要领导、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和供水、供气、供热公司负责人等进行沟通对接,初步形成“承建方(房地产公司)收费无依据”的一致意见;6月23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召开魏某等19人申请检察监督案公开听证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某市人大代表,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参加听证会。听证会围绕市场监督局是否履职到位、案涉小区回迁户可否享受棚户区改造政策、《山西省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第十四条如何理解适用、房地产公司是否应退款等四方面焦点问题,听取各方意见,促成房地产公司与魏某等19人对争议处理意见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议。行政主管部门在充分了解法律政策及安置户权益受损后,认同对案涉小区同等情况的其他189户安置户的权利参照协议确定的方案予以保障。某市财政支付房地产公司150万元,房地产公司自行承担94万余元,由房地产公司将违规收取的费用统一退还至魏某等19人及其他189户回迁安置户。本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机关依法撤回抗诉。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为及时实现申请人合法诉求和维护具有同等情况但未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提出抗诉后可以继续跟进推动行政争议化解,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促成解决同类问题。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从有效解决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减少诉累出发,对于与案件相关的同类问题,除抗诉之外,注重采取跟进督促、沟通协调、公开听证等方式,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二)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为由履职不到位导致的行政争议,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作出解释。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是依法公正解决争议的基本前提,也是精准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必然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政策界限不清晰为由执行相关规定不到位的情况,可以商请政策制定机关进行解释,明确规则,解决分歧,促进争议解决的同时推进系统治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九条
《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2014.5.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十条、第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2001.10.1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一十四条
山东省某包装公司及魏某安全生产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19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非诉执行监督 公开听证 检察建议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当事人申请监督并提出合法正当诉求的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可以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人民检察院通过监督人民法院非诉执行活动,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发现人民法院执行活动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山东省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是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纳税信用A级、残疾人职工占41.2%、获评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扶贫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的福利性民营企业。2018年7月,包装公司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经调解,累计向安全事故受害人赔偿100万元。2018年10月22日,山东省某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安监局)认为该公司未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发生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该公司作出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认为公司负责人魏某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魏某作出罚款4.68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经该公司及魏某申请,2018年11月8日县安监局出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同意该公司及魏某延期至2019年3月30日前缴纳罚款。
2019年3月,公司及魏某因经济困难再次提出延期缴纳罚款请求。经公司驻地乡政府协调,2019年4月22日县应急管理局(机构改革后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并入县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应急局)同意该公司及魏某延期至2019年7月31日前缴纳罚款,但未出具书面意见。2019年4月30日,在经营资金紧张情况下,包装公司缴纳10万元罚款。
2019年7月12日,县应急局认为包装公司未及时全额缴纳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对包装公司及魏某分别作出35万元、4.68万元加处罚款决定。
经催告,2019年8月5日,县应急局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处罚款剩余的25万元及魏某的4.68万元个人原处罚款,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2019年10月,魏某缴纳个人4.68万元原处罚款。2020年3月6日、10日,县应急局分别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包装公司及魏某的加处罚款决定,某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期间,包装公司及魏某对原行政处罚、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向行政机关提出异议,并多次向市、县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2020年4月9日,魏某认为处罚对象错误,不服人民法院准予强制执行县安监局处罚决定的行政裁定,包装公司及魏某不服人民法院准予强制执行县应急局加处罚款决定的行政裁定,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调查核实。受理案件后,县人民检察院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阅案卷材料,审查行政处罚及法院受理审查情况;二是向县应急局时任主要负责人、相关执法人员了解公司及魏某行政处罚、加处罚款执法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情况;三是到包装公司实地查看,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四是到公司驻地乡政府了解其协调延期缴纳的情况。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并向县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了解情况,查明:包装公司发生安全事故时,原总经理于某已因股权纠纷、挪用资金等原因离开公司,由魏某实际负责;乡政府出具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陈某证实,县应急局亦认可2019年4月22日经乡政府协调同意包装公司及魏某延期至2019年7月31日前缴纳、未出具书面意见的事实;包装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进行整改。
公开听证。县人民检察院多次与包装公司、县应急局沟通,争议双方对加处罚款是否适当、加处罚款决定是否应当撤销等存在重大分歧。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统一对法律适用的认识,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县人民检察院邀请法律专家、人大代表等为听证员,组织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对魏某的原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适当;对包装公司及魏某作出加处罚款明显不当,应予纠正。
监督意见。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1. 对魏某的原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适当;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加处罚款,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向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纠正对包装公司及魏某准予强制执行加处罚款的行政裁定。2.县应急局实际已同意包装公司和魏某延期缴纳罚款,其在延期缴纳罚款期间对包装公司及魏某作出加处罚款决定明显不当。向县应急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重新审查对公司及魏某作出的加处罚款决定,规范执法行为,同时建议县应急局依法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推动企业规范发展。3.建议包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规范企业经营,重视安全生产,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争议化解。收到检察建议后,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对包装公司及魏某的准予强制执行加处罚款行政裁定书;县应急局撤销了对包装公司及魏某的加处罚款决定,表示今后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指导意义】
(一)行政相对人未就行政决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在行政非诉执行阶段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提出合法正当诉求的,检察机关可以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决定及行政裁定违法,侵犯其正当权益,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可以通过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和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查清案件事实,明晰权责,凝聚共识,推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得到实质性处理,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通过监督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强制执行是否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提出,检察机关要加强对行政执行包括非诉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推动依法执行、规范执行。人民检察院监督人民法院非诉执行活动,应当审查准予执行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发现人民法院执行活动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人民法院公正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九条
王某凤等45人诉北京市某区某镇政府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检察监督系列案
(检例第120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民事纠纷与行政争议交织 一并化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监督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对与行政争议直接相关的民事纠纷应一并审查,促进各方达成和解,通过解决民事纠纷促进行政争议的一并化解,及时有效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1年,北京市某区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确定本市郊区中心镇的通知》,在案涉地块以加快小城镇步伐发展文艺事业为由报建文化艺术园,该文化艺术园项目最终由山西省某集团公司组建的北京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进行建设。镇政府与文化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镇政府向文化公司提供土地160亩,由后者出资在文化艺术园区建大学一所及相关配套的运动场所、娱乐、休闲设施和教职工公寓,协议有效期为70年。协议签订后,文化公司在案涉地块建设教学楼等设施10栋和家属楼5栋,于2004年起将5栋家属楼共计238套房屋陆续出售给某集团公司职工,并完成了物业交割。
2008年3月,因文化公司一直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且经营不善导致教学楼闲置,镇政府将案涉地块转让给北京市某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培训学校)用于大学城建设,同时,要求培训学校对地上建筑物妥善回购。2009年1月,培训学校与文化公司就10栋教学楼达成转让协议,同时签订《家属楼转让委托协议》,培训学校出资,委托文化公司以购房价格的1.6倍回购已出售家属楼。2017年6月,因案涉建筑未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镇政府在调查后,向培训学校下达限期拆除通知、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于2018年2月将案涉房屋强制拆除。
王某凤等45名购房者认为其是案涉被拆除房屋的实际居住人,镇政府所作的限期拆除通知、限期拆除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侵害了45名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于2018年10月先后提起144件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限期拆除决定违法,并依法给予行政赔偿。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45名申请人并非限期拆除通知、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该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以45名申请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据此驳回申请人后续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45名申请人的上诉和再审申请被上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理由裁定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2020年1月至6月,王某凤等45人对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不服,就该系列案件中的127件(限期拆除通知类38件、强制拆除类44件、行政赔偿类45件)陆续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依法予以受理。
调查核实。为查清事实,厘清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审查了审判卷宗,并对王某凤等申请人、北京市某区政府、某镇政府和案涉企业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取案涉房屋建设的有关文件,核实申请人提交的《文化公司教工住宅楼内部销售合同》、文化公司所制《住房所有权证》,文化公司作为物业管理方与申请人签订的《小区管理协议书》以及《购房付款收据》等书证。检察机关查明,案涉房屋系由文化公司出资建设,并在2006年与申请人签订《教工住宅楼内部销售合同》,申请人缴纳了房款,文化公司交付了房屋,并向申请人颁发了文化公司自制的《住房所有权证》。销售合同约定,“如由于房屋造成的一切问题均由甲方(注:文化公司)负责,如因产权造成乙方(注:购房者)无法居住的问题时乙方提出退房,甲方按房屋购买原价加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来归还乙方”。培训学校与文化公司《家属楼转让委托协议》签订后,案涉家属楼部分住户与文化公司解除购房合同并领取补偿款。2018年2月,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时,本案45名申请人在内的部分购房者未能与文化公司达成回购协议。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王某凤等45名申请人虽然未取得产权证明,但其作为房屋的实际购买者和使用人,直接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应当享有对案涉房屋相关处理决定的知情权和申辩权。镇政府在拆除案涉房屋的过程中仅将培训学校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剥夺了申请人应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法定权利。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并非限期拆除通知的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以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申请人对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提起的诉讼,并据此驳回申请人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检察机关经分析研究,认为案涉房屋被认定为“违建”属实,但申请人支付了房屋价款享有居住和使用利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根源在于房屋建设者即文化公司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案件的关键问题是房屋购买者民事权益的保护与赔偿问题。鉴于文化公司与购房者就因产权造成无法居住的责任承担在购房合同中已有约定,且双方有民事和解意愿,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行政、民事案件分别机械处理导致循环诉讼,检察机关决定通过推动45名申请人与文化公司达成民事和解,促进本案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争议化解。本案中,从案涉房屋建设立项到被认定为违建拆除,18年间市域治理政策不断调整,政策变迁等历史原因也是引发诉讼的因素之一。检察机关与镇政府沟通联系,促其出面协调文化公司、培训学校,同时依托镇政府促成案涉各方历经9轮磋商,最终达成以2010年补偿数额为基础,以屋内物品、装修损失赔偿金额为补充的和解方案,落实和解资金2044.5万元。2020年6月,45名申请人先后与文化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并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作出终结审查决定,127件行政诉讼系列案件得以一并化解。
促进社会治理。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该系列案件,发现镇政府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存在执法不规范、缺乏工作合力、方式方法单一等问题,既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也容易形成矛盾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检察机关向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提升行政管理能力,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进一步创新群众工作思路方法,努力提升执法服务水平。收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后,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并部署落实整改,2020年12月27日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反馈了整改情况。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系列案件,应当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监督权力”与“保障权利”的结合点,促进各方达成和解。涉众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申请人人数众多,处理不当可能影响社会大局稳定。检察机关办理行政检察系列案件,应当在查清案件事实、明晰法律关系、厘清是非责任基础上,秉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理念,恪守客观公正立场,依托基层政府搭建各方磋商平台,畅通群众表达渠道,回应当事人诉求,促进各方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实现和解。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与民事纠纷相互交织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加强分析研判,通过推动民事纠纷的解决促进行政争议一并化解。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增设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制度,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司法效率。检察机关办理涉民事纠纷的行政检察案件,通过查明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申请人的真实诉求,综合研判民事纠纷解决对行政争议解决的作用,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民事和解,进而推动民事纠纷行政争议一并化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十三条、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姚某诉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21号)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超过起诉期限 调查核实 公开听证 撤销冒名婚姻登记 刑事立案监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未能实现正当诉求的行政案件,应当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综合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专家论证、检察建议、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人民检察院办理婚姻登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确属冒名婚姻登记的应当建议民政部门依法撤销,发现有关个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监督有关部门立案侦查。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1日,一女子使用广西“莫某某”的姓名和身份证明与姚某登记结婚,并收取礼金7万余元。登记次日,该女子失踪。姚某向福建省某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婚姻登记,民政局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受胁迫登记的才予以撤销,但姚某与“莫某某”的婚姻登记不存在胁迫情形,故未予受理。2019年5月24日,姚某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莫某某于2010年7月26日已与戚某登记结婚,该莫某某非2013年与姚某登记结婚的“莫某某”,在人民法院释明后,姚某撤回起诉。2019年8月21日,姚某再次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其与“莫某某”的婚姻无效。莫某某本人出庭应诉,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并非该莫某某,莫某某并未与姚某办理结婚登记,故姚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人民法院遂裁定驳回姚某的起诉。
2020年1月3日,姚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某县民政局于2013年12月颁发的结婚证。法院审查后认为,该结婚证系2013年12月11日登记颁发,姚某于2020年1月3日就此提起诉讼,已逾5年起诉期限,不符合立案条件,依法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不服,随后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未获得支持。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福州检察机关视频接访姚某某。
案件来源。2020年7月,姚某向福建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初步审查后认为,姚某的起诉确已超过起诉期限,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姚某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诉求合法合理,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均未获人民法院裁判支持,行政机关又表示无权主动撤销,姚某的正当诉求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检察机关决定对此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调查核实。为查明案涉婚姻是否应当被撤销,检察机关重点围绕案涉婚姻是否存在冒名登记开展调查核实。一是向某县民政局调取《婚姻登记档案》及婚姻登记信息等材料,查明与姚某登记合影照片中的“莫某某”与身份证上的莫某某长相出入较大。且“莫某某”名下共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同时存续,依次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五省份。二是多次询问姚某及相关证人了解案情和诉讼过程,初步查明“莫某某”收取姚某7万元彩礼,冒用他人身份登记结婚并于次日出走等事实。三是福建省三级检察机关组成办案组赴山西跨省开展调查,走访多个相关单位和当事人,查明“莫某某”在山西省某县婚姻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签名及照片与在福建省某县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的“莫某某”高度相似;山西某县同“莫某某”办理结婚登记的张某陈述其亦受骗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检察机关同时查明,姚某撤销婚姻登记的诉求持续7年未能得到解决,致使姚某不能与未婚妻登记结婚,两个子女难以落户就学。
公开听证与专家论证。为进一步厘清案件事实、统一认识分歧,检察机关决定进行公开听证。2020年9月16日,检察机关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政府法律顾问等参与公开听证。听证会重点围绕县民政局是否应当撤销姚某的婚姻登记展开,姚某和行政机关发表了意见,听证员对案涉有关问题进行询问并发表评议意见,多数意见认为县民政局应主动撤销婚姻登记。针对“冒名登记婚姻”应否撤销的法律适用问题,检察机关又邀请法学专家召开论证会。与会专家认为,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发现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并宣布婚姻无效。虽然此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未再将“冒名结婚”“假结婚”等明确规定为当事人可请求撤销婚姻的情形,但在检察机关充分调查核实认定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主动纠正错误的颁证行为符合立法精神。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的规定,进行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于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县民政局在“莫某某”系冒名的情况下为其与姚某办理结婚登记,缺乏婚姻登记的合法要件。基于已查明的事实,婚姻登记行为存在错误且对姚某造成重大影响,县民政局应予以纠正。2020年9月1日,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重新审查姚某的婚姻登记程序,并及时作出相关处理决定。针对“莫某某”冒用他人身份证明结婚、骗取财物涉嫌犯罪的行为,福建省某县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通知县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目前“莫某某”已被抓获,该案正在侦办中。
争议化解。2020年10月10日,某县民政局注销了姚某与“莫某某”的婚姻登记,姚某的诉求得以实现,持续7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同年10月14日,某县民政局为姚某和其未婚妻岳某某办理了婚姻登记。鉴于因撤销婚姻登记一案,姚某长期奔波申诉,生活陷入困境,某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给予姚某司法救助4万元,并帮助姚某解决子女就学等实际困难。
【指导意义】
(一)对于因超过起诉期限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难以维护合法权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的行政案件,并不意味着被诉行政行为当然合法。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不能简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而应当从促进依法行政、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角度,进一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加大调查核实、公开听证、专家论证、司法救助力度,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不少行政争议持续时间长、当事人双方矛盾深。化解行政争议应当以精准化为导向,加强精细化审查,通过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方式查明案件事实,辨明是非,为化解争议奠定基础。针对法律适用的争议,可以邀请专家参与分析论证,统一法律适用分歧。对于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瑕疵的,应当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促使行政争议从根本上解决。对于当事人因多年诉讼确有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检察机关应积极协调司法救助,纾解当事人的生活窘困,体现司法温暖,促进社会和谐。
(三)人民检察院办理婚姻登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确属冒名婚姻登记的应当建议民政部门依法撤销,发现有关个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规定冒名登记结婚、假结婚可撤销情形,但结婚自愿是婚姻法的最基本原则,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的一方当事人不具备缔结婚姻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基本的结婚合意要件。人民检察院办理婚姻登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经调查核实有证据证明婚姻登记一方当事人确属“骗婚”的,应当建议婚姻登记机关依法撤销婚姻登记。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监督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
《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888、896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888、8964号建议的答复
杨景海代表、买世蕊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执行落实相关问题立法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8年10月26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根据司法改革的部署和法律修改的要求,全面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工作,不断健全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机制,使此项制度在全国检察机关落地见效。您的建议对全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案件的具体适用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司法机关办理认罪罚从宽案件有很强指导意义。
一、关于明确值班律师定位和职责问题
值班律师制度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大进步。2018年10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明确值班律师权利义务及公检法等办案机关的协助义务等内容。2017年8月,“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专门就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职责、运行模式、监督管理、工作保障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值班律师作为一种“急诊性律师",主要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尽快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弥补其没有辩护人的缺陷。值班律师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为其提供相关法律帮助或法律服务,也可以与其建立委托关系,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另外,《刑事诉讼法》也对值班律师履职保障作了一系列规定,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包括安排值班律师查阅案卷;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表示,将密切关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情况,及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在检察机关设立值班律师工作站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意见时明确,这里规定的“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包括人民检察院。2019年2月,司法部发布《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检察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实践中,部分地方已陆续在人民检察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并派驻值班律师,为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特别是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18个地区,在检察院设立工作站的实践更为广泛,例如北京等地已经实现了检察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
三、关于明确被告人知悉案件的证据渠道问题
您的建议非常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初衷,能够有效保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适用法律、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程序以及其他需要听取的事项的意见。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为律师提供必要的便利就包括据以量刑的事实和证据。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会见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
四、关于细化速裁程序案件的审判程序问题
您的建议立足实践,针对性强,对于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速裁程序是新生事物,涉及面广,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细化规范、总结完善。该程序是针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创设的审判程序,是认罪认罚程序适用的前提条件,而认罪认罚自愿性原则是速裁庭审的审查重点,是以往诉讼程序中没有规定的环节。前期试点中,一些法院针对速裁案件特点,通过当庭告知权利、当面询问核实等方式,从知悉性、自愿性、事实基础等方面进行审查,确认被告人知悉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选择速裁程序后,结合庭前阅卷情况,当庭作出判决,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抓紧修改刑事诉讼配套司法解释,总结试点经验,明确速裁程序庭审要求,细化操作规程,确保繁简得当,有效发挥庭审功能。
五、关于明确检察人员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相关问题
您的建议非常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繁简分流、从快处置案件的司法理念。但司法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社会调查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更符合司法实际,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案件,认为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适用缓刑的,通常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社会调查评估作为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基本形成了社会调查的规范,在移送社区矫正时也方便掌握第一手材料,社会调查与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社区矫正。
六、关于进一步细化常见罪名量刑标准问题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为更好地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们非常赞同您提出的“两高"进一步细化常见罪名量刑标准的建议。近日,“两高"就进一步细化常见罪名的量刑标准进行了初步沟通,拟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将23种常见罪名及罚金、缓刑纳入规范范围,同时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情节的适用和调节幅度,并以“两高"名义联合出台量刑指导意见,为规范、准确量刑提供依据。为进一步规范庭审量刑程序,拟对“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规范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程序,为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程序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2021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铁路运输企业在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与铁路运输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形成劳动关系的铁路职工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人身损害,依照有关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条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
第三条 赔偿权利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由事故发生地、列车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的地区没有铁路运输法院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造成的;
(二)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
(三)法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造成的。
第六条 因受害人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
(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十以内承担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劝阻强行通过铁路平交道口、人行过道,或者明知危险后果仍然无视警示规定沿铁路线路纵向行走、坐卧故意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并非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除外。
第七条 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或者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人身损害的,按照本解释第四条至第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在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口管理单位有过错的,铁路运输企业对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
第十条 对于铁路桥梁、涵洞等设施负有管理、维护等职责的单位,因未尽职责使该铁路桥梁、涵洞等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导致行人、车辆穿越铁路线路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该单位追偿。
第十一条 有权作出事故认定的组织依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作的事故认定书,经庭审质证,对于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十二条 在专用铁路及铁路专用线上因运输造成人身损害,依法应当由肇事工具或者设备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释。
第十三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2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2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现答复如下:
您指出在执行工作中要继续加大执行信息化建设、落实司法拘留措施、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恢复执行机制、提高年底执行立案效率等具体建议,非常切合实际,很有针对性,十分中肯和宝贵。
一、关于继续加大执行信息化建设
诚如您所言,执行信息化既是解决执行工作诸多难题的重要抓手,也是从根本上破解执行难的有效途径。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高度重视执行信息化工作,其中重中之重就是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建设。网络查控系统是信息化时代“足不出户"查人找物的新模式,有效改变了传统“登门临柜"方式覆盖面小、效率低的瑕弊。自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通“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从无到有,从有至全,目前已经与3500多家银行(其中的2012家银行开通了网络冻结功能),以及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4类18项不同形式的财产信息。此外,多数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形成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益补充。我们正加强与中国银监会的合作,下一步力争早日实现对所有银行的查询、冻结、扣划的“一体化"功能。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几项查控措施:一是与公安部联网对车辆通过交警进行查控;二是与银行、保险公司开发软件,实现对金融理财产品及保险理财产品的查控;三是与中国人民银行协商,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所掌握的款项进行查控;四是利用各种大数据,分析被执行人的踪迹和资产流动态势,达到查控财产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执行查控系统最薄弱的环节是不动产。由于全国不动产登记系统尚未统一建立,尚不具备全国范围内的“总对总"查控条件。为在现有条件下达到网上查控不动产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土资源部于2016年10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支持和督促各地积极建设不动产“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并积极推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14个沿海、旅游城市实现不动产点对点的网络查控功能。目前,济南、威海、厦门等11个城市已经上线试运行。接下来,将进一步拓宽范围,进一步升级系统功能。
二、关于司法拘留措施
司法拘留措施是执行工作“一性两化"中“强制性"的重要、直接体现。近年来,各级法院将罚款、拘留等传统强制措施与失信惩戒等新手段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执行工作的威慑力。近三年来,全国法院累计拘留14.7万余人次。接下来,我们仍会着重要求和督促各级法院既要用足罚款、拘留以及纳入失信名单等执行措施,也要用好上述手段,重点打击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等违反财产申报制度,以及违反消费令进行高消费的行为。
对于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申请执行人的举证义务,社会上认识不同,应当逐步改变观念。我们认为,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执行工作并非法院一家之责,更非“家长式"的包揽,除法院有依职权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途径外,申请执行人也有“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义务,多管齐下,才能推动查控、惩戒工作开展。当然也不能否认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的客观现实,不能排除极少数干警推诿或者不作为的因素。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大力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流程化管理,以及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也力求重点解决包括法院内部存在的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的问题。此外,随着信息化、网络系统建设的逐步推进,与公安部、旅游局等单位的合作机制进一步健全,我们有理由相信,被执行人相关消费记录可期“触鼠标可得",举证义务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亦得迎刃而解。
三、关于失信行为的惩戒
(一)关于被执行人利用护照等其他证照乘坐飞机、高铁等问题,2016年12月起,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联手,把当事人的身份证与出入境证照一起绑定,彻底限制被执行人通过出入境证照来购买机票和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统计,截至2017年5月15日,已拒绝持临时身份证、护照等非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购票请求76917人次。
(二)关于“禁止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上高速路"的建议,交通运输部表示,现因法律、法规层面没有相关规定,大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入口设施、设备技术无法快速准确识别车牌信息,全国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未与“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开展联网工作,无法实现并网查询比对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等客观条件,故目前难以实现。
关于“协助扣押车辆"的建议,从2014年7月始,浙江等地法院和高速交警部门在协助法院扣押被执行人车辆机制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先期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6年1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44部委联合签署的《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公安部“协助查封、扣押车辆"作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据此与公安部已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接下来将继续推进,加强网络布控,帮助破解查人找物难题。交通运输部也对此表示总体赞同和支持,表示将继续协助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门在具备条件的收费站,广泛开展对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进行车牌比对、扣押车辆等相关工作,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三)关于“限制出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的建议。限制出境的期限短,继续限制的手续复杂,不仅为当事人所关注,也被法院执行人员经常反映。但囿于期限已先行规定,不能改变。下一步,将依托全国四级法院建立起来的执行指挥中心平台,以及与公安部建立的“协助限制出境"机制,立足于手续的简化,以及向当事人告知的程序规范,积极发挥限制出境措施在执行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案标准、入罪情形"的建议。关于建议中所述第一种情形,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其中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根据该条款规定,对被执行人“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的拒不执行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需要先行对上述行为予以认定并采取罚款或者拘留措施,此后仍有拒不执行的情形,依法予以追究。
关于第二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发布了第71号指导案例“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裁判要点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该指导案例根据立法本意,确立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起算时间确定为“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的裁判规则,故不能根据判决生效前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对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
毋庸置疑,刑罚在遏制部分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逃避执行、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改善执行环境等方面,有着民事制裁手段所没有的优势。最高人民法院非常重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打击。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织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一大批抗拒执行的行为人被判处了刑罚,有效遏制了各种抗拒和规避执行现象。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公安、检察部门的长效联动机制,常态化打击拒执犯罪。此外,我们还通过修改司法解释,规定除采取公诉方式追究拒执罪外,还允许申请执行人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自诉,拓宽拒执罪的启动渠道。各地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新闻平台,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惩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此外,各地法院也经常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本地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社会反响良好。今后,我们将持续打击拒执犯罪,保持对被执行人的高压态势。
四、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恢复执行制度
诚如您所言,实践中对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恢复执行制度原较为混乱,不仅给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也带来管理上的混乱。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规范问题,严格规范该制度,防止为片面追求结案率滥用该制度,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专门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于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严格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要件,从程序和实质两方面严格控制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认定标准,穷尽各种程序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才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确保该程序不被滥用;二是建立终本案件动态管理库。对穷尽手段仍不能执行的案件,建立专门模块进行管理,每半年对库里的案件进行一次网络查询,发现有财产的,立即恢复,避免一终了事;三是建立全国法院终本案件公布与查询平台,将终本案件向社会公开,接受外界监督;四是对终本案件的被执行人常态化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形成一整套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各级法院以终本方式结案案件的管理。对于2016年11月15日系统上线后的终本案件,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院两级督查督办。今后,重点将以上述规范为基础,健全系统配套,加强管理督办,促使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恢复执行机制良性科学运转。
五、关于年底执行立案的问题
“年底不立案"缘于对结案率存在考核要求,故有些法院存在年底“多结少收"“不立案"的问题,违背司法规律,影响当事人诉权,损害司法公信,为社会各界诟病。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极为重视,2014年底决定,除保留若干必要的约束性指标外,其他设定的评估指标一律作为统计分析的参考性指标,仅作为分析审判运行态势的数据参考,并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取消本地区不合理的考核指标。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工作的紧急通知》,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坚决贯彻登记立案的规定,杜绝年底前关门不收案、强迫撤诉、虚假报结等现象发生。通过历年强调督查,该现象已基本得以遏制。
形成包括“强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年底不立案"等不正常现象的根源,是考核的导向走偏。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拟建立单独的执行考核体系及信息化执行监督体系。在设置考核指标时,主要是考核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和到位金额,引导各级法院在执行中注重实效,注重社会及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整体评价。在信息化执行监督体系中,形成对执行案件运行情况的实时动态监督。根据当事人的来信来访随时督查纠偏,对不及时立案的可采取网上督办措施。
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关心、社会各界推动下,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尤其是在信息化和规范化的建设上,在执行体制的改革上,取得了显著直观的成果,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找不足,补短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98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981号提案答复的函
巩富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工作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高检院会同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和财政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高检院与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采取切实措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积极加强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
一、关于精准打击问题
高检院一直高度重视查办和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近年来,先后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2016年初,与国务院扶贫办决定自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共同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以下简称“专项工作"),依法严肃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保证专项工作与脱贫攻坚同步部署、同步推进,为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全国检察机关结合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案件、重点地区,严肃查办发生在“五个一批"工程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关键环节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职务犯罪案件。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92人,与2015年同比上升102.8%。今年第一季度,又立案侦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453人,同比增长57.3%。
国务院扶贫办配合财政部开展涉农资金专项整治,与财政部共同开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集中自查、部署专项检查,实现审计与专项检查对重点县全覆盖。对挪用和贪污扶贫款项等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视频会议,要求督促开展对扶贫等民生领域资金问题的监督检查,加大对“小官大贪"、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查处力度,加大扶贫领域反腐工作力度。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并报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0号),对符合低保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确保2020年现行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部署开展农村低保政策落实与兜底脱贫情况全面排查工作。针对排查中发现的优亲厚友、吃拿卡要等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协助有关部门从严从重处理低保管理中违法乱纪的乡镇(街道)、村(居)干部,坚决遏制群众身边的腐败。
二、关于精准预防问题
各级检察机关立足检察预防职能,与扶贫部门紧密协作,推动扶贫资金项目县级向各乡镇、乡镇向各村社、各村社向农户“三公开",并监督其向对应的派驻检察院、乡镇检察联络室、村组检察联络员“三报备",确保扶贫资金阳光化、规范化运行。结合查办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积极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的检察建议,配合发案单位整改落实,有力推动了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制度的完善。高检院在全国检察系统组织开展“精准扶贫、廉洁为民"专题警示宣传教育基层行活动,深入基层,积极宣传扶贫政策,开展警示教育,极大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扶贫、监督扶贫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
高检院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编印《扶贫领域违法案件警示录》,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宣传扶贫行和扶贫系统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案例释纪释法。民政部指导督促各级民政部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微博等媒介向社会公众宣传社会救助政策,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的关注度和知晓度。
三、关于精准监督问题
为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大局的职能作用,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顺利实施,今年2月份,高检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对第一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预防监督项目挂牌督办的通知》,决定对69个“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共同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办。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已经按照上述通知要求,紧紧围绕本地第一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准确把脉项目涉及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风险漏洞,对症采取堵漏建制的措施;紧盯易地扶贫搬迁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突出环节,聚焦关键部位,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搬迁项目中涉及的的职务犯罪,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国务院扶贫办设立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全面推行扶贫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公告公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接受各方面监督。配合财政部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指导地方加强精准脱贫规划编制和项目储备,制定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保证资金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精准使用。配合中纪委做好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加大通报曝光和问责力度,压实省里责任,层层传动压力。2017年3月财政部等六部委修订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支出等。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启动《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的修订工作。民政部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的意见》。健全完善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将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分别纳入脱贫攻坚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社会救助领域违规违纪问题通报制度,指导地方健全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近亲属享受社会救助备案制度,健全社会救助投诉举报核查制度,公开监督咨询电话,做好来信来访工作等。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与国家扶贫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结合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大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扶贫开发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一是深入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继续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地区,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依法从快从严查办破坏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职务犯罪、发生在贫困群众身边特别是“小官大贪"、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贫困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和扶贫资金项目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加强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线索的系统排查、集中研判、统一管理,在扶贫重点省份检察院建立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信息库,定期组织对线索进行排查清理,确保有案必办、有腐必肃。结合实际,在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整村推进、土地整理、危房改造、义务教育、资金补贴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继续组织开展专项查案行动,带动扶贫领域办案工作深入开展。健全典型案件通报制度,适时向社会公开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形成持续威慑,发挥查办案件的特殊警示作用。二是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警示宣传教育基层行活动。把警示教育和法治宣传纳入扶贫开发人员培训计划,力争在今年实现对扶贫工作人员警示教育的全覆盖。组织开展优秀警示宣传作品巡展和示范观摩活动,拍摄警示教育片,提高警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警示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三是组织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继续推进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预防监督、挂牌督办工作,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顺利实施。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的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实现对扶贫资金项目监督的全覆盖,消除监督空白领域、空白地带,切实使专项工作与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同实施,协调推进。四是深入剖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拟对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深入分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手段、方法和易发多发的环节,查找当前扶贫领域资金项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制度性漏洞,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实行标本兼治,构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
高检院将进一步加强对专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对专项工作的主体责任,强化工作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工作经验。选择扶贫开发重点地区进行联合督查,指导和推动专项工作深入有效开展。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将与高检院继续深入推进专项工作,将警示教育活动纳入各级扶贫工作培训课程;创新完善贫困地区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民政部表示,在继续将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纳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社会救助工作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财政部表示,结合近年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按照聚焦精准、完善程序、全面覆盖的思路,尽快修订出台《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已于2021年6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7日起施行。
202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法释〔2021〕14号)
为正确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简称品种权)或者植物新品种申请权的共有人对权利行使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共有人主张其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共有人单独实施该品种权,其他共有人主张该实施收益在共有人之间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其他共有人有证据证明其不具备实施能力或者实施条件的除外。
共有人之一许可他人实施该品种权,其他共有人主张收取的许可费在共有人之间分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品种权转让未经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登记、公告,受让人以品种权人名义提起侵害品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条 受品种权保护的繁殖材料应当具有繁殖能力,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
前款所称的繁殖材料不限于以品种权申请文件所描述的繁殖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
第四条 以广告、展陈等方式作出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销售行为认定处理。
第五条 种植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生产、繁殖行为认定处理。
第六条 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下合称权利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证据证明不属于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构成假冒品种行为,并参照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有关规定确定民事责任。
第七条 受托人、被许可人超出与品种权人约定的规模或者区域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超出与品种权人约定的规模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品种权人请求判令受托人、被许可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八条 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侵害品种权的行为,仍然提供收购、存储、运输、以繁殖为目的的加工处理等服务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为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第九条 被诉侵权物既可以作为繁殖材料又可以作为收获材料,被诉侵权人主张被诉侵权物系作为收获材料用于消费而非用于生产、繁殖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第十条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经品种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权利人主张他人生产、繁殖、销售该繁殖材料构成侵权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对该繁殖材料生产、繁殖后获得的繁殖材料进行生产、繁殖、销售;
(二)为生产、繁殖目的将该繁殖材料出口到不保护该品种所属植物属或者种的国家或者地区。
第十一条 被诉侵权人主张对授权品种进行的下列生产、繁殖行为属于科研活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利用授权品种培育新品种;
(二)利用授权品种培育形成新品种后,为品种权申请、品种审定、品种登记需要而重复利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十二条 农民在其家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土地范围内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权利人对此主张构成侵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行为,被诉侵权人主张其行为属于种子法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目的、规模、是否营利等因素予以认定。
第十三条 销售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而售出的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且举证证明具有合法来源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判令其停止销售并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对于前款所称合法来源,销售者一般应当举证证明购货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存在实际的具体供货方、销售行为符合相关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等。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已经查明侵害品种权的事实,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先行判决停止侵害,并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责令采取消灭活性等阻止被诉侵权物扩散、繁殖的措施。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被诉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被诉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第十六条 被诉侵权人有抗拒保全或者擅自拆封、转移、毁损被保全物等举证妨碍行为,致使案件相关事实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权利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除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以外,以下情形也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
(二)以侵害品种权为业;
(三)伪造品种权证书;
(四)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授权品种;
(五)违反种子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
(六)拒不提供被诉侵权物的生产、繁殖、销售和储存地点。
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的,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可以按照计算基数的二倍以上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
第十八条 品种权终止后依法恢复权利,权利人要求实施品种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终止期间实施品种权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有关品种权实施许可费,结合品种类型、种植时间、经营规模、当时的市场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
第十九条 他人未经许可,自品种权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权利人对此主张追偿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处理,并参照有关品种权实施许可费,结合品种类型、种植时间、经营规模、当时的市场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该使用费数额。
前款规定的被诉行为延续到品种授权之后,权利人对品种权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权损害赔偿均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但应当分别计算处理。
第二十条 侵害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当事人在相关领域鉴定人名录或者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推荐的鉴定人中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从中指定。
第二十一条 对于没有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品种,可以采用行业通用方法对授权品种与被诉侵权物的特征、特性进行同一性判断。
第二十二条 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复检、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未提出合理理由和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二十三条 通过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的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被诉侵权人主张二者特征、特性不同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或者提取授权品种标准样品进行测定等方法,并结合其他相关因素作出认定。
第二十四条 田间观察检测与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的结论不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以田间观察检测结论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1年7月7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3月26日 (2018)最高法民他2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鲁民他3号《关于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合同中约定的“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山东东营仲裁机构”为东营仲裁委员会,但双方就仲裁机构的选定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本案山东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在合同中并未约定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鉴于双方约定的两个仲裁机构“所在地”均在中国内地,因此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上述规定,蓝海公司与金鹰公司所签订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且双方当事人无法就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综上,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2月9日 (2018)鲁民他3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营中院)受理后,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我院拟同意该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将该案基本情况及审查意见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山东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辛河路以西,生产路以北100米处。
法定代表人:肖某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Golden Eagle Farms ( HK)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云咸街40至44号云咸商业中心6楼。
法定代表人:理查德•布凯南(Richard Buchanan),该公司执行董事。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2016年10月15日,山东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公司)与金鹰水产(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签订《合同》一份,约定双方在山东省东营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经营企业(东营艾格蓝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该合同对合资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和规模、投资与注册资本等内容作出了约定。《合同》第五十四条约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第五十五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或,应提交中国山东东营仲裁机构根据该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或,仲裁在被诉人所在国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在仲裁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2017年11月29日,东营中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合同约定的“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山东东营仲裁机构”系东营仲裁委员会;对仲裁机构的选择问题,蓝海公司坚持选择东营仲裁委员会,金鹰公司坚持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双方在仲裁机构的选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三、东营中院的审查意见
东营中院审查认为,金鹰公司系香港公司,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系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纠纷。关于涉案仲裁条款效力准据法的确定问题。虽然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认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但双方约定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者东营仲裁委员会两个仲裁机构,仲裁地均在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应当根据仲裁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认定涉案仲裁条款的效力。
关于涉案仲裁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中,虽然蓝海公司与金鹰公司在签订涉案仲裁条款时有明确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但因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且事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涉案仲裁条款无效。
东营中院拟认定涉案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四、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因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故确定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应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均在我国内地,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是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仲裁条款中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东营仲裁委员会,蓝海公司坚持选择后者,金鹰公司选择前者。在东营中院询问意见时,双方当事人仍不能就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该仲裁协议无效。
本院拟同意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当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2019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依法追究损害生态环境责任者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一)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二)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
(三)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前款规定的市地级人民政府包括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县人民政府。
第二条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规定:
(一)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损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
(二)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要求赔偿的。
第三条 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或者指定的专门法庭审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应当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第五条 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规定并提交下列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一)证明具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材料;
(二)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证明材料;
(三)与被告进行磋商但未达成一致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与被告进行磋商的说明;
(四)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第六条 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一)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情形;
(二)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
(三)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 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主张具有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情形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 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对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第九条 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条 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一条 被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第十三条 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者无法完全修复,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第十四条 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一)实施应急方案、清除污染以及为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资金、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赔偿资金,以及被告不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时所应承担的修复费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予以缴纳、管理和使用。
第十六条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又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受理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先中止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后,就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
第十八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九条 实际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机关提起诉讼主张该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且该案原告已经主张应急处置费用的除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原告未主张应急处置费用,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实际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机关提起诉讼主张该费用的,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受理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二十条 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公告协议内容,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确认协议有效。裁定书应当写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在期限内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裁判或者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需要修复生态环境的,依法由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9年6月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会〔201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现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9年1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非法集资的“非法性”认定依据问题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定非法集资的“非法性”,应当以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对于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仅作原则性规定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予以认定。
二、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
个人为进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判断单位是否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应当根据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资金规模、资金流向、投入人力物力情况、单位进行正当经营的状况以及犯罪活动的影响、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
三、关于涉案下属单位的处理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全面查清涉案单位,包括上级单位(总公司、母公司)和下属单位(分公司、子公司)的主体资格、层级、关系、地位、作用、资金流向等,区分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且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下属单位所有的,对该下属单位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上级单位和下属单位构成共同犯罪的,应当根据犯罪单位的地位、作用,确定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
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但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上级单位所有的,对下属单位不单独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中涉嫌犯罪的人员,可以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级单位未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对上级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一般可以与下属单位按照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处理。
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均未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一般以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中承担组织、领导、管理、协调职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人员作为主犯,以其他积极参加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作为从犯,按照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
四、关于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
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以及吸收资金方式、宣传推广、合同资料、业务流程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办案机关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注意收集运用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证据:是否使用虚假身份信息对外开展业务;是否虚假订立合同、协议;是否虚假宣传,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或者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能力;是否吸收资金后隐匿、销毁合同、协议、账目;是否传授或者接受规避法律、逃避监管的方法,等等。
五、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的资金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吸收的资金一并计入犯罪数额:
(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三)向社会公开宣传,同时向不特定对象、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集资参与人收回本金或者获得回报后又重复投资的数额不予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六、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综合运用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处置和化解风险,做到惩处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及其地位、作用、层级、职务等情况,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按照区别对待原则分类处理涉案人员,做到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
重点惩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包括单位犯罪中的上级单位(总公司、母公司)的核心层、管理层和骨干人员,下属单位(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层和骨干人员,以及其他发挥主要作用的人员。
对于涉案人员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赃退赔、真诚认罪悔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七、关于管辖问题
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59号)确定的工作原则办理。如果合并侦查、诉讼更为适宜的,可以合并办理。
办理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如果多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立案侦查的,一般由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作为案件主办地,对主要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和移送审查起诉;由其他犯罪地公安机关作为案件分办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本地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和移送审查起诉。
管辖不明或者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其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协调确定或者指定有关公安机关作为案件主办地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分别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在协调确定或者指定案件主办地立案侦查的同时,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参照前款规定,确定主要犯罪地作为案件主办地,其他犯罪地作为案件分办地,由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负责起诉、审判。
本条规定的“主要犯罪地”,包括非法集资活动的主要组织、策划、实施地,集资行为人的注册地、主要营业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集资参与人的主要所在地等。
八、关于办案工作机制问题
案件主办地和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应当密切沟通协调,协同推进侦查、起诉、审判、资产处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应当统一负责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非法集资全部犯罪事实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防止遗漏犯罪事实;并应就全案处理政策、追诉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要求及诉讼时限、追赃挽损、资产处置等工作要求,向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进行通报。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应当对本地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及时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积极协助主办地处置涉案资产。
案件主办地和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证据交换共享机制。对涉及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一般由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负责收集,其他涉案地提供协助。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应当及时通报接收涉及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的程序及要求。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需要案件主办地提供证据材料的,应当向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提出证据需求,由案件主办地收集并依法移送。无法移送证据原件的,应当在移送复制件的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作出说明。
九、关于涉案财物追缴处置问题
办理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归集涉案财物,为统一资产处置做好基础性工作。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应当及时查明涉案财物,明确其来源、去向、用途、流转情况,依法办理查封、扣押、冻结手续,并制作详细清单,对扣押款项应当设立明细账,在扣押后立即存入办案机关唯一合规账户,并将有关情况提供案件主办地办案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移送、审查、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对审判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应当予以配合。
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依法作出判决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在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下,切实履行协作义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资金清退等工作,确保最大限度减少实际损失。
根据有关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
十、关于集资参与人权利保障问题
集资参与人,是指向非法集资活动投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帮助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单位和个人除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及时公布案件进展、涉案资产处置情况等方式,依法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集资参与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集资参与人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对集资参与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请求不予受理。
十一、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
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非法集资行为或者行政执法过程中,认为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就追诉标准、证据固定等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过程中,可商请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指派专业人员配合开展工作,协助查阅、复制有关专业资料,就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出具认定意见。涉及需要行政处理的事项,应当及时移交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十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相关法律责任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明知单位和个人所申请机构或者业务涉嫌非法集资,仍为其办理行政许可或者注册手续的;
(二)明知所主管、监管的单位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未依法及时处理或者移送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的;
(三)查处非法集资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四)徇私舞弊不向司法机关移交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
(五)其他通过职务行为或者利用职务影响,支持、帮助、纵容非法集资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09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09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专门法制保障和执行体系,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三角债"和“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三角债"问题成因复杂,危害较大,是近年来日益突出的问题。受“三角债"问题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面临考验。您提出的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惩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措施建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具体,针对性强,对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具有借鉴意义,为解决“三角债"及“执行难"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一、关于加大联合执法力度,解决“三角债"及“执行难"问题
解决“三角债"及“执行难"问题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有关机构、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近年来,我院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我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于2014年12月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加大了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对解决因“三角债"引发的欠薪问题起到了有效作用。
二是我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共同开展了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活动,要求人民法院排查相关执行案件情况,将涉案线索移送公安机关集中打击处理。该专项活动加大了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的打击制裁力度,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因“三角债"而导致的债务无法履行的现象。
三是我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开展了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工作,有效解决了执行案款底数不清、管理混乱、长期滞留等问题,基本完成了执行案款和其他暂存款的剥离工作,并发放了相应案款。此外,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建立案款规范管理长效机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执行案款的精细化管理,堵塞案款管理漏洞,防止执行案款形成新的沉淀。目前,北京、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已经对“一案一账户"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我院将在进一步调研基础上,制定利用信息化方式管理案款的制度规范,同时,将结合推进“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对新收案款收发情况进行考核、通报。
特别是,除了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之外,我院近年来不断推进各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全面整合网络查控、案件管理、信息公开、信用惩戒、绩效考核等功能,将全国四级法院信访督办、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案款发放、事项委托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纳入信息化管理平台。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中,全国3519个法院的执行案件均在一个平台上立案、办理和管理。也就是说,全部执行案件的全部运行轨迹均以数据形式在“一张网"上呈现。那么,对于一个被执行主体涉及多个纠纷以及多个地域案件的,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各执行法院均可以查询到相应信息,通过协调配合、统一执行,“三角债"引发的执行难题也能够得以有效化解。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检察、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协作,探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不断加大执法力度,持续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有力破解“三角债"及“执行难"问题。
二、关于严惩失信被执行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难是长期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为坚决打赢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我院经多次专题研究,制定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既在宏观上提出了解决执行难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也对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作了全面具体部署,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就是要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对于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现象,首先,我们坚持不懈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推动传统执行模式向现代执行模式转变,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基本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有效破解了查人找物难题,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工商登记、证券等14类18项信息均实现在线查询。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系统、网络查控系统,目前已对1025万余件案件进行查询冻结,共冻结资金867亿元,查询到车辆1987万辆、证券208亿股、船舶21.23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75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规避及逃避执行的空间大大缩小。
其次,我们大力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制度,不断拓展联合信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实现查控与惩戒两手抓、两手硬。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部署了11类100余项惩戒措施,涉及出行、旅游、投资、消费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联合惩戒大格局,有效破解规避执行难题;我院联合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涉金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日常监管、社会公布等事项作了规定;下发《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建立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备案制,依法督促其解决欠债问题,履行法律义务;加强信息公开和共享,通过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有关网站、移动客户端、户外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特别是充分利用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协助执行部门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基本实现信息推送的网络化、自动化。截至2017年7月,各级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49万人次,全国法院共限制7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74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全国超百万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针对您指出的失信惩戒制度还不够完善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确保与国家发改委等多家单位达成的联合惩戒失信合作协议落地生根,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的生动局面。
三、关于财产保全措施的问题
您提出应加强财产保全措施,加大惩戒措施等,对此,民事诉讼法就诉讼保全措施、诉前保全措施以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财产保全制度在保证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缓解执行难、维护司法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践中,因财产保全设置的要求偏高、司法实践中执法尺度难以统一、操作不规范等引发的保全难和保全乱问题比较突出,难以保障债权,难以有效遏制债务人隐匿、转移财产。为充分发挥保全制度应有的作用,以保全促和解、以保全促执行,从源头上缓解执行难,我院在总结审判执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2016年10月17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规定体现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重要转变是回应实践需求降低了财产保全门槛,力求保全“成"。此前,财产保全担保门槛过高,导致民事诉讼中保全率较低,不利于裁判生效后通过执行程序实现权利。新规定从三个方面降低保全门槛,畅通担保渠道,创造有利于申请人适用财产保全的条件。首先,保全数额作了统一规定,申请保全人提供担保不超过保全请求的百分之三十;其次,对于特殊类型案件,申请保全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不提供担保;再次,申请人提供担保形式多样化,既可以是申请人自己提供担保,也可是第三人为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还可以是符合条件的第三人为申请人提供保证担保,同时,还引入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创新的保全担保形式确定下来。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以制度规范为根本,明确了解决保全乱的各项措施。新规定对此做了四个方面的合理安排:一是在确保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依法保护债务人产权。二是禁止超标的保全。三是合理分配解除保全责任,解决恶意延期解保问题。四是保障权利救济,防止保全违法错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对被保全财产主张实体权利的案外人,可以最终通过诉讼进行救济。
同时,新规定明确了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在保全实施阶段的应用,回应了人民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已经建成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通过互联网查控被执行人遍布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等主要财产。鉴于保全的实施也是执行工作的主要内容,依法应当可以适用该系统,而且该系统的运用有助于降低对当事人提供财产信息的要求,提高查控财产效率,防止债务人在诉讼阶段隐匿、转移财产,促进保全制度效用的充分发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能够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制度,促进财产保全功能的发挥,不断规范财产保全运行机制,提高诉讼程序效率,维护司法公信力,为解决执行难奠定制度基础。今后,我们也将继续结合司法实践,有针对性地加强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并积极引导相关当事人有效利用财产保全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问题
您还提到了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建议取消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直至其受偿。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法谚有云:“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诉讼时效制度是各国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唤醒“休眠的权利"。
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较短,在实践中对债权人往往产生不利后果。因此,刚刚颁布的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制度作出了部分调整,将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将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明确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并明确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四类请求权。这些调整适应了社会生活中新情况不断出现,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司法实践,也考虑到了我国老百姓现有对法律的认知情况,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更好地平衡个人权利保护与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充分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在相关案件处理中,我们也将准确理解立法精神,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推崇诚实信用,弘扬社会正气,传播正能量。而案件依法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则将持续采取有效执行措施,依法保障权利人权利实现。
此外,您提到的债权债务纠纷案件由债权人住所地法院管辖有利于避免和排除干扰的问题,涉及到民事诉讼法管辖制度的修改完善,我们也将继续积极调研,并与相关立法部门沟通,推进相应法律条文修改完善。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针对借款纠纷的特殊情况,规定借款纠纷可以由借出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一定程度解决了债权人住所地法院管辖的问题。同时,随着审判、执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息化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各地法院正在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实现对审判、执行程序各环节、各节点的精细化管理和监控,将权力关进量身定做的“制度铁笼",地方保护、执法标准不一等不规范行为难以再有生存空间,您所担忧的人情案、地方保护等现象也将逐步消除。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7年10月27日 法〔2017〕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各保监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司法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运用大数据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努力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公正高效处理,及时维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在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四川、重庆等14个省市联合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以下简称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新发展理念,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预防和化解中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分析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积极回应人民关切,充分保障人民权益,让数据多跑腿、人民少跑路,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深化综合治理,凝聚多元力量,运用大数据构建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与人民法院预防和化解纠纷的协同工作格局、信息共享机制及纠纷解决合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4.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审判为中心,统一业务流程,加强诉讼与调解的衔接,统一证据规则和赔偿标准,探索电子送达,建立公开透明的委托鉴定机制,实施一键快速理赔,实现纠纷的全程可视化、阳光化快速处理与化解,提升纠纷解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试点工作主要内容
5.网上一体化处理包括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在线鉴定、在线诉讼、一键理赔等流程。
6.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应建立和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按照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建立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努力实现责任认定、理赔计算、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一键理赔、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及追偿、法律咨询等业务的在线处理与信息共享,有关部门及保险行业应予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在线作出司法裁判并送达当事人后,应及时上传有关裁判文书等诉讼信息。
7.试点地区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促进人民群众和有关单位对网上一体化处理的了解及认识,主动引导当事人通过网上一体化处理解决纠纷。
8.是否适用网上一体化处理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当事人选择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前,应按照《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工作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建设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开展诉前调解、一键快速理赔。网上一体化处理进行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等相关规定,经网上一体化处理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信守。有关调解组织应实时上传调解协议等调解信息。双方当事人可以就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裁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
10.以司法为引导,创新工作机制,加强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拓展理赔计算器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保险理赔中的运用,统一赔偿标准与证据规则,实现调解、裁判以及保险理赔的流程化、标准化和高效化,不断实现纠纷解决的公开公平公正。
11.试点地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应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网上一体化处理,并及时将相关当事人、事故车辆、责任认定等信息传递至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一致书面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
12.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需要申请鉴定的,受理纠纷的调解组织可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在调解阶段在线启动鉴定程序、选定鉴定机构并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缴纳鉴定费用、传输鉴定检材、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鉴定、形成鉴定意见及逐案对鉴定意见进行评价,并向司法行政机关反馈评价结果。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应予准许。
13.试点地区的保险监管机构应引导各保险公司积极通过网上一体化处理进行理赔,凡在平台上调解或裁判结案的案件,当事人在线发起一键理赔请求的,保险公司应在期限内进行快速赔付。
三、试点工作要求
14.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确定联系部门和联系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15.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做好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庭审和有关业务指导工作,认真听取各参与方的意见建议,优化网上一体化处理的功能模块和业务规范,充分发挥网上一体化处理的优势,实现纠纷的公正,高效、透明处理;组建专门的网络审判小组或改革联络办公室,负责各相关部门之间协作交流、联席会议等具体事宜的落实及日常联络工作。
16.试点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应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积极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注重选聘退休法官、交警、司法行政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以及保险行业从业人员、律师、仲裁员等担任人民调解员,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积极配合、支持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调解员选聘和培训工作,协调解决人民调解组织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17.试点地区保险监管机构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保险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和调解员的选聘管理工作,提高相关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指导其参与涉保险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工作。
18.使用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的有关部门、机构和组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有关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平台中的信息安全,严禁将获得的有关信息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以及用于商业目的。
19.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对改革的支持,将试点工作纳入当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经费保障范围,确保试点工作有序进行。
20.非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可参照本通知精神,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自主实施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
21.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为期两年,分步实施,本阶段暂只适用于涉保险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未参保的有关纠纷可参照执行。各试点地区应层报具体实施方案,试点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经验及时向上级业务或主管部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共同加强指导,适时组织阶段性检查总结,并待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推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
(法发〔2018〕20号)
加强司法公开是落实宪法法律原则、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将推进司法公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推进司法公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司法公开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全面建成运行,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在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能力以及弘扬法治精神、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司法公开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已经成为我国在开展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任务,并对深化权力运行公开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司法公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司法公开工作经验,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工作取得的成果,推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促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现对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机制体系,优化升级司法公开平台载体,大幅提升司法公开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推进建设更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形成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新格局,促进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2.基本原则。
(1)坚持主动公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重要指示要求,充分认识深化司法公开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主动接受监督意识,真正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继续健全完善阳光司法机制,努力让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2)坚持依法公开。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职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权利。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公开范围,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同时要严守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保护当事人信息安全。尊重司法规律,明确司法公开的内容、范围、方式和程序,确保司法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3)坚持及时公开。严格遵循司法公开的时效性要求,凡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均应及时公开,不得无故延迟。有明确公开时限规定的,严格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没有明确公开时限要求的,根据相关信息性质特点,在合理时间内公开。
(4)坚持全面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推动司法公开覆盖人民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坚持程序事项公开与实体内容公开相结合、审判执行信息公开与司法行政信息公开相结合、通过传统方式公开与运用新媒体方式公开相结合,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5)坚持实质公开。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依法及时公开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最关注、最希望了解的司法信息,切实将司法公开重心聚焦到服务群众需求和保障公众参与上来。不断完善司法公开平台的互动功能、服务功能和便民功能,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把深化司法公开变成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司法公开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二、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3.全面拓展司法公开范围。尊重司法活动规律,根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对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司法信息,应当纳入司法公开范围,根据其性质特点,区分向当事人公开或向社会公众公开。对于人民法院基本情况、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司法改革、司法行政事务、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队伍建设等方面信息,除依照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予公开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外,应当采取适当形式主动公开。
4.深化人民法院基本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基本信息,坚持动态更新,保证准确、清晰、易获取,方便人民群众及时、准确了解掌握。
(1)机构设置;
(2)司法解释;
(3)指导性案例;
(4)规范性文件;
(5)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6)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等动态信息;
(7)其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基本信息。
5.深化审判执行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审判执行信息,逐步推进公开范围覆盖审判执行各领域,健全完善审判执行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促进统一公开流程标准,确保审判执行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1)司法统计信息;
(2)审判执行流程信息;
(3)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庭审活动;
(4)裁判文书;
(5)重大案件审判情况;
(6)执行工作信息;
(7)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
(8)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9)各审判执行领域年度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
(10)司法大数据研究报告;
(11)审判执行理论研究、司法案例研究成果;
(12)其他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审判执行信息。
6.深化诉讼服务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诉讼服务信息,着力提升诉讼服务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提高诉讼服务水平,切实方便当事人诉讼。
(1)诉讼指南;
(2)人民法院公告;
(3)司法拍卖和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相关信息;
(4)司法鉴定、评估、检验、审计等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信息,破产管理人信息,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工作信息,专家库信息;
(5)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驻点值班律师、参与诉讼服务的专家志愿者等信息;
(6)申诉信访渠道;
(7)其他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诉讼服务信息。
7.深化司法改革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司法改革信息,提高司法改革工作透明度,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的获得感。
(1)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文件;
(2)人民法院重大司法改革任务进展情况;
(3)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典型案例;
(4)其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司法改革信息。
8.深化司法行政事务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司法行政事务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提高司法行政事务办理的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
(1)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关切的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
(2)部门预算、决算公开说明;
(3)人民法院信息化技术标准;
(4)其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司法行政事务信息。
9.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信息,加强司法文明交流互鉴,充分展示中国法院良好国际形象,促进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1)人民法院开展的重要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活动情况;
(2)人民法院举办和参与重要国际司法会议情况;
(3)其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信息。
10.深化队伍建设信息公开。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公开以下队伍建设信息,为社会公众知晓、参与和监督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提供便利。
(1)党的建设情况;
(2)人事工作情况;
(3)纪检监察信息;
(4)先进典型信息;
(5)教育培训工作情况;
(6)司法警察工作情况;
(7)法院文化建设情况;
(8)其他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队伍建设情况。
11.建立完善司法公开内容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社会公众关切和人民法院实际,按年度明确司法公开工作重点,动态调整更新司法公开内容,稳步有序拓展司法公开范围。
12.推进司法公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要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规范体系,围绕人民法院工作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要司法信息,总结各地法院工作经验,加强司法公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积极研究出台相关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强化对下监督和分类指导,不断提升司法公开质效。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推进本辖区司法公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工作。
三、完善和规范司法公开程序
13.健全司法公开形式。司法公开形式应当因地制宜、因事而定、权威规范、注重实效,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取,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最高人民法院就司法公开形式有统一要求的,应当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开。鼓励基层人民法院探索行之有效、群众喜闻乐见的司法公开形式。结合实际,可以通过以下载体进行公开:
(1)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
(2)依照《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开放旁听或报道庭审活动;
(3)人民法院公报、公告、规范性文件或其他正式出版物;
(4)人民法院政务网站或其他权威网站平台;
(5)新闻发布会、听证会、论证会等;
(6)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
(7)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移动微法院等诉讼服务平台;
(8)其他便于及时准确获取的方式。
14.畅通当事人和律师获取司法信息渠道。仅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公开的信息,必须严格依照相关诉讼法及有关规定公开,不得向社会公开发布。在确保信息安全前提下,可以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获取司法信息提供便利。大力加强律师服务平台建设,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更好发挥律师在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中的重要作用。
15.明确司法公开责任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各项司法公开内容的责任主体,负责办理司法公开事项、管理公开内容,并对其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安全性负责。建立健全司法公开协调机制,公开内容涉及多个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多个内设机构或者其他单位的,应当经协调一致后予以公开,确保司法公开信息准确完整。
16.完善司法公开流程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明确管理责任,规范有序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各部门提出拟公开事项,应对具体公开内容进行核实把关,需要审批的经履行审批程序后予以公开。建立健全公开重大敏感事项前的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关注热点的跟踪回应机制,加强司法公开政策解读工作,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司法需求。对于社会舆论因不了解情况产生模糊认识或错误看法的,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释疑解惑。司法公开平台载体的管理者、运营者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主体,依职权对拟在其平台载体上公开的事项,履行好编辑把关责任和日常监测管理责任。
17.严格落实司法公开保密审查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保密审查机制。承办司法公开事项时应当同步进行保密审查,加强对国家秘密、审判秘密、商业秘密、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实现依法公开与保守秘密的有机统一。属于司法公开内容范围的,严格按照人民法院工作国家秘密范围或已定密事项开展定密工作,不得随意扩大定密范围。
四、加强司法公开平台载体建设管理
18.加强人民法院公报、白皮书工作。充分发挥公报作为各类重要司法信息标准文本和权威载体的作用,及时准确刊登重要法律文献、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统计、典型案例等重要司法信息。积极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建立完善覆盖全面的人民法院公报数据库,提供开放在线服务。重点围绕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司法政策、重大司法举措以及重要审判工作情况,扎实做好白皮书编写、制作、发布和宣传工作,切实增强白皮书权威性、规范性和可读性。对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白皮书,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进多语言译制工作,提高人民法院白皮书的传播力、影响力。
19.加强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建设管理。主动适应信息技术发展、传播方式变革趋势,提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服务司法公开、回应社会关切、弘扬法治精神的能力,努力将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建设成为及时、准确、规范、高效的司法公开平台、互动交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政务网站内容建设和规范管理,强化信息发布更新,及时归并或关闭内容更新没有保障的栏目版块,避免因内容更新不及时、信息发布不准确、意见建议不回应影响司法公开效果。
20.加强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统筹。编制完善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发展指引,明确四级法院政务网站功能定位和内容建设要求,分级统一相关技术标准。推进全国法院政务网站集约化建设,将确实缺乏可靠人力、财力和机制保障的基层人民法院网站迁移到上级人民法院网站技术平台统一运营或向安全可控的云服务平台迁移,避免重复建设,保证技术安全。加强各级人民法院政务网站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全国法院政务网站群建设,促进资源整合共享,形成一体化司法公开服务网络,增强人民法院政务网站传播效果。
21.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深化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建设,全面落实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完善相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推进网上办案数据自动采集,推动实现审判流程信息精准推送。扩大庭审公开范围,推进庭审网络直播工作,通过对更多案件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进行网络直播,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提升司法能力,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加大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力度,严格不上网核准机制,杜绝选择性上网问题,规范上网裁判文书管理,加强裁判文书数据资源研究利用。加大执行信息公开力度,拓展执行信息公开范围,推动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大格局,强化公开、透明、规范执行,促进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加大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整合力度,注重用户体验,优化平台功能,完善程序制度,更加重视移动互联时代新特点,促进平台从单向披露转为多向互动,让诉讼活动更加透明、诉讼结果更可预期。
22.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司法公开作用。全力推动智慧法院由初步形成向全面建设迈进,逐步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司法公开中的深度应用,推动实现司法信息自动生成、智能分析、全程留痕、永久可追溯等功能,进一步提高司法公开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深入开展司法大数据挖掘研究和拓展应用,推进全国法院全面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加强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建设,深化司法大数据研究成果转化利用。大力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切实维护人民法院信息数据安全。
23.增强司法公开平台服务民族地区群众和对外宣传功能。加强最高人民法院、民族地区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和其他重要司法公开平台的民族语言版块建设,积极推进重要司法公开内容的民族语言译制工作,切实保障民族地区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权利,更好满足民族地区群众司法需求。加强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国际商事法庭网站等司法公开平台的外文版建设,强化对外宣传服务功能。海事法院和对外交往频繁、涉外案件较多的法院根据自身条件,推进司法公开平台外文版或外文版块建设,开展多语言译制和对外宣传推介工作。
24.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畅通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渠道,充分运用新闻媒体资源,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强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工作,建立完善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优秀新闻发言人培养选拔机制。逐步建立覆盖全国法院的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完善和规范新闻发布流程标准,及时权威发布人民法院工作重大举措和社会关注热点案件等重要司法信息。
25.加强人民法院自有媒体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加强人民法院自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的建设管理,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各类新媒体平台,拓宽司法公开渠道,提升司法公开效果。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新闻舆论宣传工作,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展现法治中国建设和司法事业发展重大成就,广泛传播社会正能量。
五、强化组织保障
26.落实司法公开工作责任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司法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司法公开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进一步提升司法公开保障水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承担本单位司法公开领导责任,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司法公开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深化司法公开重点工作。细化实化各责任部门工作职责,严格按照职责权限落实具体责任,推动司法公开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27.完善评估督导和示范引领机制。健全司法公开工作成效评估机制,纳入人民法院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司法公开准确性及时性全面性、平台载体建设、制度落实情况、群众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估。完善司法公开工作督导制度,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监督指导力度,督促落实司法公开工作责任制,确保深化司法公开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发挥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典型引领作用,逐步扩大示范法院范围,总结推广示范法院先进经验,引领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作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
28.加强司法公开业务培训。坚持需求导向,开展司法公开培训交流,加强司法公开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能力锻炼。将司法公开业务培训纳入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分院等培训规划和常态化培训课程。人民法院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司法公开新部署新要求,切实提高站位,及时更新理念,增强运用司法公开推动法院工作的本领,提高在信息时代背景下解读司法政策、回应社会关切能力。
29.加强司法公开调查研究。扎实开展司法公开实践调研和理论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注重总结司法公开实践好经验好做法,提炼规律性认识,促进形成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和制度转化成果。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司法公开优化升级的深层次问题,立足中国司法实际积极吸收借鉴域外司法公开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30.健全司法公开监督体系。拓宽司法公开监督渠道,畅通民意沟通表达机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充分发挥司法公开平台的监督和互动功能,建立健全意见建议、监督投诉的收集、分析、转化和反馈机制,认真汲取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解决反映的重大问题,主动公布采纳建议、解决问题等情况,更好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31.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司法公开工作宣传,引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司法公开,更好掌握获取司法公开信息的途径方法,确保人民法院深化司法公开的政策、举措、成效为公众知悉、受公众检验、被公众认可。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通过多种形式的司法公开工作,进一步传播宪法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本意见要求,进一步明确本辖区本单位司法公开重点任务,制定实施办法,细化具体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形成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新格局,奋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好发挥检察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危害国防利益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共同营造拥军优属、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高检院编选了七起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7月28日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典型案例
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保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维护国防利益,我国刑法规定对严重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构成破坏军婚罪。又如,为加大对危害国防利益犯罪的惩治,刑法设专章(第七章)对危害国防利益类犯罪予以规定。近年来,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的刑事案件有所上升。全国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履行检察职能,强化案件办理,依法惩治侵害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危害国防利益相关犯罪,积极开展涉军司法救助,在震慑涉军违法犯罪、缓解军人后顾之忧、维护部队稳定、促进军地军民和谐、维护国防利益等方面贡献了检察力量。这次选编的7件典型案例,涉及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不同方面,较好地实现了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组织学习、参考适用。
一、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案例一:李某某、葛某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某、葛某某,均系女性,无业。2017年2月,李某某购置军用床、军服、军被等物品,将租住房间仿照军队营房宿舍进行布置,伙同葛某某冒充军人实施招摇撞骗。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李某某和葛某某共同或者单独作案,编造现役军人的虚假身份,选择适龄现役或退役军人为侵害目标,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与被害人联络,假意建立恋爱关系,在取得对方信任后,编造家庭成员生病等理由,先后骗取9名被害人钱款共计25万余元。
2019年1月1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某、葛某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提起公诉。同年3月1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李某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葛某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积极引导取证,搭建完整证据体系。本案两名被告人为骗取财物精心准备,利用被害人对军人群体的认同感,伪装成现役军人博得被害人信任,作案手段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害人陈述、微信往来情况、钱款转付记录等详细审查,全面梳理在案证据。针对证据体系存在的薄弱点,从控制赃物、提取物证等切入,引导公安机关补强完善客观证据,夯实指控证明体系。
2. 反复研究论证,精准适用法律。本案中被告人冒充军人身份,侵害的对象多为现役军人,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损害了军队威信,干扰了部队正常活动,符合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处罚。对此,检察机关进行了充分说理论证,法院判决予以采纳。
3. 加强军地协作,增强办案效果。针对社会不法人员冒充军人以网恋为名骗取男性现役军人钱财等问题,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加强军地协作,以点带面,在依法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促进军地双方进一步关心适龄现役军人的交友恋爱问题,普及婚恋相关知识,给予及时的帮助和疏导,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
(三)典型意义
1. 全面把握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确保对涉军犯罪的精准打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影响了社会对军人、军队的信任,进而对国防利益和军事安全产生危害。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冒充军人身份进行招摇撞骗的,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被告人冒充现役军人身份,以现役适龄军人为目标,通过网络恋爱骗取钱财,严重侵害了军人的合法权益,对人民军队的威信产生不良影响。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准确适用法律,综合考虑作案次数、犯罪金额等情节,合理提出量刑建议,确保对涉军犯罪的精准打击。
2. 依托军地协作机制,增强涉军案件办理效果。检察机关办理涉军案件,要充分依托军地协作机制,延伸检察职能,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加强军地协作,落实普法责任,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军地双方共同关心并解决现役军人后顾之忧,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维护国防利益。
二、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
案例二:朱某某阻碍军人执行职务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朱某某,男,无业。2020年5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辖区组织军事演习,并安排士官薛某某在某偏远的乡镇路口临时布防,执行安全警戒任务。被告人朱某某与同伴刘某某酒后骑电动车路经该地时,不顾薛某某劝阻,强行要求通过路口。朱某某趁薛某某与刘某某交涉之际,突然下车用手掐住薛某某脖子,将其推倒在路旁一条深约4米的水沟内,造成薛某某头部、脚部、肘部受伤,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当晚朱某某被抓获归案。刘某某被另案处理。
2020年7月27日,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检察院以朱某某犯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年8月14日,信丰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判处被告人朱某某有期徒刑一年。朱某某未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及时介入侦查,开展引导取证。鉴于军地互涉案件的特殊性,信丰县人民检察院在案发当晚即派员会同侦查人员赶赴案发现场,引导做好现场勘查、调取监控、查找现场目击证人等工作,为后续案件办理打牢基础。
2. 发挥机制优势,加强军地协作。信丰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启动军地协作机制,通过县人民武装部与被伤害军人及所在部队取得联系,畅通沟通协作渠道。办案过程中,信丰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告知被害人相关权利义务,及时向部队通报案件办理情况;通过部队调取军人身份认定、被害人系正在履行军事演习职责等证据,核实朱某某阻碍行为对演习造成的影响等事实;认真听取部队的意见,并邀请部队代表旁听案件庭审活动。
3. 加强释法说理,促进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朱某某提出辩解,认为自己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承办检察官向朱某某阐释法理,说明醉酒并非免责的法定事由;播放现场监控视频,部分开示证据,核清案件事实,并强调军事演习事关国防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此过程中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的行为性质严重;阐明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后果,敦促朱某某及时悔悟,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经教育转化,朱某某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自愿认罪,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4. 积极开展法庭教育,提升法治宣传效果。庭审中,检察机关在发表公诉意见时,以案释法开展法庭教育,被告人当庭表示自责和忏悔,对被伤害军人及所在部队致歉,取得较好的庭审效果。
(三)典型意义
1. 依法惩治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犯罪,切实维护国防利益。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军人执行演习演训等军事任务及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受到法律保护。检察机关应当加大对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军事利益和国防利益。
2. 坚持惩教结合,加强认罪悔罪教育。办理阻碍军人执行职务案件,要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做好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对没有造成阻碍军事演习继续进行等严重危害后果的,要通过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自愿认罪悔罪。同时,通过庭审观摩、以案释法等手段,强化法治宣讲,营造维护军人合法权益和国防利益的良好氛围。
3. 加强沟通配合,密切军地协作。办理军地互涉刑事案件,检察机关要注重在涉案证据收集、诉讼流程推进、普法教育宣讲等环节,加强军地协作配合。本案中,检察机关与部队密切沟通,依法收集被害军人主体身份、执行职务的过程、阻碍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等证据,完善定罪量刑证明体系;充分听取被害军人及所在部队的意见,及时向部队通报案件办理进程,并结合办案开展法治宣讲,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
案例三:张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个体经营者。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张某在未取得武装部队制式服装销售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各类渠道大量采购仿制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并在淘宝网上向社会公众销售。经查,张某共计售出07式迷彩大衣、07式迷彩作训服等仿制军服400余件(套),获利3万余元。2019年12月2日,公安机关在张某租赁处现场查扣各类迷彩作训服、迷彩大衣、迷彩帽等2000余件(套),各类部队肩章、领章、胸标等400余件(副)。经鉴定,上述扣押物均属于现行军服仿制品和仿制军服标志服饰。
2021年1月21日,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检察院以张某犯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依法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3月9日,汉川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检察机关定罪量刑意见。张某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准确查明犯罪事实。审查起诉阶段,汉川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该案部分证据存在瑕疵,及时制定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就涉案物品来源、去向、交易金额、扣押程序、鉴定意见等提出15条补充侦查意见,引导侦查机关及时搜集完善相关证据材料,为后期准确认定犯罪奠定坚实基础。
2. 加强军地协作,解决关键证据鉴定难题。该案中,涉案物品是否属于仿制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是定案的关键。检察机关依托军地协作机制,协调部队相关部门对该案关键证据出具鉴定意见,依法认定涉案物品属于现行军服仿制品和仿制军服标志服饰,解决了本案定性中的最大争议问题。
3. 精准指控犯罪,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汉川市人民检察院结合张某涉嫌的犯罪性质、数额、情节,提出了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张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三)典型意义
1. 依法惩治非法买卖部队制式服装犯罪。武装部队的制式服装、配饰,是武装部队实行管理活动的重要物资,也是军人形象的重要标志。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行为,严重危害国防利益。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切实履行批捕起诉职能,积极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完善证据,依法准确定性,维护武装部队正常管理秩序和军人良好形象。
2. 加强军地协作,及时解决影响案件办理的疑难问题。在办理案件中,要依托军地协作机制,畅通沟通联系渠道,及时解决涉军案件的关键证据鉴定等问题,确保准确有力惩治犯罪。
3. 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精确提出量刑建议。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一般都是为了牟利,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结合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情况,依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四、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例四:赵某某、刘某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某,男,某航摄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刘某某,男,某航摄公司飞行员。
2018年9月,某勘测研究院与某航摄公司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对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某地实施航空拍摄及测量,但未约定负责飞行报备的主体。该航摄公司负责人赵某某安排公司飞机驾驶员刘某某与研究院联系,确定航测作业具体事项。同年9月29日,在未核实飞行审批、备案手续情况下,刘某某驾驶该公司A2C轻型运动飞机对合同约定目标地进行航拍测绘。当日12时08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发现该空情(飞机高度2100米,时速110公里/小时),并通过航空管制部门查询到该飞行未申报飞行任务、未申请飞行计划,遂出动军用飞机进行查证处置。13时30分,刘某某驾驶的飞机被逼停迫降。该飞机未经报备擅自飞行,扰乱了空中管制区管理秩序,干扰了部队空中训练,并造成民航联合航空某航班和南方航空某航班延误。
2019年5月17日,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以赵某某、刘某某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同年6月11日,靖边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赵某某、刘某某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启动绿色通道,有效惩治犯罪。该案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和国防利益,为及时有效惩治犯罪,靖边县人民检察院启动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加强与公安机关和部队的沟通联系,通过联席会议、案件协商、联合调查等形式,依法规范、及时高效地完成了案件移送、调查取证、补充侦查等工作。
2. 开展调查研究,准确认定罪名。靖边县人民检察院经充分征求部队和专业人士意见,认为赵某某和刘某某作为长期从事飞行测绘工作的人员,明知飞行活动需要履行审批、报备手续,在疏于确认核实报备手续是否完备的情况下开展航测活动,导致违规飞行,干扰部队正常训练,威胁防空安全,并造成国防资源损耗和两起航班延误。二人对违飞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应当承担过失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应当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3. 听取部队意见,优化量刑建议。考虑到该案涉及军事利益,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与相关部队会商研究。部队方面表示,鉴于被告人主观方面为过失、认罪态度好,建议从宽处理。靖边县人民检察院结合被告人自首、坦白等法定、酌定情节,综合全案证据提出了较为轻缓的量刑建议。
(三)典型意义
1. “黑飞”“违飞”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予以追诉。检察机关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黑飞”“违飞”行为是否危害国防利益和公共安全、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行为人未严格核实审批、报备手续,擅自驾驶飞机飞行,对国防安全和利益产生威胁,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社会危害程度明显增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为确保罪责刑相一致,检察机关应当对被告人主观方面进行重点审查,没有危害公共安全故意的不以故意犯罪论。
2. 军地携手,破解办案难题。办理军地互涉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落实六部委《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的要求,坚持相互配合的原则,加强军地协作,借助部队专业优势,为案件办理提供有效参考,确保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3. 主动担当,助力航空国防。实践中,“黑飞”“违飞”现象时有发生。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强化检察履职,通过办案形成警示效果和宣传氛围,促使社会公众知悉并严格遵守航空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各界自觉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
五、破坏军婚罪
案例五:孙某破坏军婚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男,个体经营。2016年11月,王某与现役军人郭某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郭某某。2020年9月,被告人孙某与王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相识并逐渐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同年10月至12月案发,孙某在明知王某为现役军人配偶的情况下,仍与其在自己家中同居,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同居期间,王某每天下班到幼儿园接其女儿郭某某至孙某经营的二手车行吃饭,并一起回到孙某家中居住和生活。同年11月8日,郭某休假回家后发现王某经常彻夜不归,不接听电话,遂产生怀疑,后发现王某带着女儿郭某某经常出入于孙某经营的车行及其住所,晚上也于孙某家中居住。郭某打电话与孙某交涉,规劝孙某不要破坏其家庭,孙某未予理会。11月17日,郭某向公安机关报案。12月18日,郭某与王某因感情破裂离婚。
2021年1月5日,吉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孙某犯破坏军婚罪提起公诉。1月15日,该县人民法院采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破坏军婚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孙某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依法认定犯罪。孙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既不承认与王某发生性关系,也否认明知王某系现役军人配偶。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依据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和相关视听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孙某明知王某系现役军人配偶仍与之共同生活的事实。同时,针对“同居”认定这一难点,检察机关经反复研究论证,认为王某每天到幼儿园接女儿郭某某放学后到孙某住处生活,孙某偶尔也接送郭某某,王某称孙某为“老公”,孙某称王某为“宝贝”,并持续较长时间,已达到认定“同居”所要求的“持续、稳定”的程度,依法构成破坏军婚罪。
2. 客观评价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孙某主观恶性较深,在现役军人郭某对其规劝后仍不思悔改,客观上致使郭某与妻子王某感情破裂离婚,给郭某造成很大伤害,严重影响其安心服役,给部队管理带来一定隐患。为充分保护军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对孙某批准逮捕。
3. 认真开展教育转化工作,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通过证据开示、释法说理、政策解读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认罪教育,同时注重发挥值班律师作用,做好被告人思想工作。被告人孙某从最开始的拒不认罪,到真诚悔罪,再到自愿认罪认罚。其认罪态度得到被害人认可,基于此,检察机关提出了相对从宽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4. 加强军地协作,实现效果延伸。为了最大限度减小因婚姻家庭破裂给军人带来的影响,检察机关依托军地协作机制,共同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抚慰,努力消解因案件给现役军人心理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依法保护军人合法权益。
(三)典型意义
1. 依法惩治破坏军婚行为,保护军人合法权益。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使命的特殊性,决定其婚姻家庭关系不同于普通家庭。现役军人为了保家卫国,远离家庭,艰苦奋斗,对军人婚姻家庭的破坏,严重伤害军人及其家属的感情,影响部队安全稳定和战斗力。我国法律对军婚给予特殊保护,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构成破坏军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依法惩治破坏军婚行为,给现役军人履职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稳“小家”为“大家”,是检察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也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服务保障军队和国防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2. 综合考量事实证据,正确认定同居关系。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就“同居”的概念作出明确定义,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同居关系是难点。一般情况下,同居关系具有稳定性、持续性、日常性等特征,但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情形。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军婚案件时,应综合考虑全案证据,对被告人与现役军人配偶是否构成同居关系进行妥善认定。本案中,被告人与现役军人配偶存在共同生活事实,双方交往密切,被告甚至帮助接送女方孩子,女方也清楚表达了要与被告共同生活的意愿,在丈夫回家后仍居住于被告人家中,夜不归宿,已经具备了稳定性、持续性、日常性等特征,应认定为同居关系。
六、司法救助
案例六:王某德、王某彪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坤,男,无业。
被害人王某德,男,退役军人。
被害人王某彪,男,退役军人。
被告人王某坤与被害人王某德、王某彪均系同村村民。2020年10月22日,王某坤因未收到同村村民王某国家举办的葬礼的邀请,产生不满,将菜刀和剪刀藏于腰间,前往王某国家滋事。当日12时20分许,王某坤来到王某国家门前,王某德对其进行劝阻,王某坤遂持携带的菜刀连续多次向王某德挥砍,致王某德背部、左臂等多处受伤。为制止王某坤行凶,王某彪帮助王某德对王某坤进行拦阻、控制。在此过程中,王某坤持剪刀猛刺王某德右胸部致其死亡,又将王某彪右胸部及左腋刺伤。王某坤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经鉴定:被害人王某德系锐性物体作用于躯干及左侧上肢,心包腔内积满不凝血及凝血块,心包填塞死亡;被害人王某彪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2021年1月27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组织公开听证进行研究。2月3日,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救助决定,给予王某德家属救助金人民币8万元,给予王某彪救助金人民币2万元,并均于次日发放到位。
2021年1月28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坤犯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6月25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创新方法、迅速反应,实施“命案受害家庭关怀行动”。受案后,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一嵌入、两同步”工作,将救助告知“嵌入”办案程序,在受理审查起诉当日即联系王某德家属和王某彪,告知相应权利义务;第一时间对该案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启动审查程序,将刑事案件办理与司法救助案件办理同步进行,将审查起诉工作与救助前期审查工作同步推进。
2. 实地走访、公开听证,及时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承办检察官及时前往被害人住所地、村民委员会进行实地走访,主动了解当事人的家庭生活情况、收入来源情况,充分听取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做好矛盾化解、心理疏导和释法说理工作,并及时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为提高办案透明度,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两名熟悉涉军法律工作的律师和一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担任听证员。经过集中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该起案件的申请人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赞同检察机关给予申请人国家司法救助。
3. 加快进度、多元救助,帮助受害家庭解决燃眉之急。听证会结束后,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申请加快司法救助金的审批进度。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检察机关在作出司法救助决定的次日,便将10万元司法救助金送到王某德家属和王某彪手中。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还秉持“一次救助、长期关怀”的工作思路,主动对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救助申请人的信息纳入全国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系统,为其申请了困难援助资金。王某德的儿子是沈阳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来自沈阳某律师事务所的听证员与其结成帮扶对子,进行长期爱心资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
(三)典型意义
1.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的安置、生活和权益保障等工作。2021年初,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既对司法办案过程中做好困难退役军人救助工作作出安排并提出要求,也为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政策指引。检察机关应当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作为担当拥军优属政治责任的重要方式,作为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军政军民团结的具体举措,用好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拥军优属。本案中,考虑到被害人系退役军人,面对危险,不改军人本色,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并因此致死、致伤,家庭生活困难,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有效保障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既彰显检察机关惩治犯罪的力度,也体现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温度。
2. 积极推动形成辐射广、多元化、综合性的救助工作格局。司法救助具有一次性、救急性特点。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多元、长效救助,推动搭建或参与由政法各单位、政府相关部门乃至社会力量组成的工作机制,通过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救助帮扶合力。本案中,检察机关除司法救助金外,还通过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被救助退役军人申请了困难援助资金,通过第三方社会力量对其家属进行长期爱心资助,切实保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案例七:张某兵、张某军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张某军,男,现役军人,系陈某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张某月之子。
救助申请人张某兵,男,系陈某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张某月的丈夫。
2019年5月9日,陈某某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在省道公路行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翻,造成乘车人张某月当场死亡,经认定陈某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20年5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民检察院以陈某某犯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同年8月14日,同心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2020年5月12日,经张某兵、张某军申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民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后该院作出给予张某兵、张某军国家司法救助金4万元的决定,并及时发放到位。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主动开展司法调查,及时发现救助线索。承办检察官在全面审查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实地走访被害人所在村组,进行司法救助调查,了解到被害人张某月的儿子张某军在新疆服兵役,其丈夫张某兵身患重度残疾,家中还有93岁高龄的婆婆,家庭主要收入均依靠被害人张某月。现张某月死亡,张某军又远在边疆服役,张某兵及家中老人无人照顾,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而被告人陈某某无赔偿能力,被害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2. 依法启动救助程序,确保救助及时到位。承办检察官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告知张某兵、张某军国家司法救助相关规定。张某兵、张某军全面了解国家政策后,向检察机关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同心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争取更多社会支持,同心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村民代表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定对申请人予以司法救助,并于听证会后快速办理,及时发放救助金4万元。
3. 协调多方力量,延伸检察职能。同心县人民检察院实施综合救助措施,主动对接扶贫办、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积极向民政部门通报反映被害人家庭困难情况,把检察机关的“独角戏”,变成多方参与的“大合唱”。经沟通协调,张某兵被纳入农村低保保障人员范围。
(三)典型意义
1. 发现线索要“主动”。军人军属是检察机关开展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之一,在军人军属遭受不法侵害时,检察机关应详细审查案件材料,对被害人家庭状况、被告人赔偿能力等情况进行重点审查,及时走访慰问,主动发现救助线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将司法救助工作与拥军优属工作紧密衔接,让军人军属切实感受到司法温暖。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发现相关线索,并通过多方调查,最终核实了被害人之子长期戍边、其丈夫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家中还有高龄老人需要赡养等符合开展司法救助的情况。
2. 开展救助要“从速”。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案致贫,救助款早一日到达,就能早一日帮助被救助人缓解困境,渡过难关。本案中,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落实救助资金,让为国家驻守边疆的军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爱,真正解决其后顾之忧。
3. 救助手段要“多元”。检察机关在办理司法救助案件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开展实地走访调查、完善救助档案、公开听证审查等工作,并主动与民政、扶贫、社保等有关部门沟通联络,落实心理疏导、定期回访、持续跟进等帮扶措施,确保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
--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请审议。
民事案件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人身和财产关系发生的纠纷案件,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传统民事案件,公司、金融、票据、破产等商事案件,以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和涉外商事、海事、环境资源、竞争等案件。民事案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民事权利、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做好民事审判工作,事关经济行稳致远,事关社会安定和谐,事关人民美好生活,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在2000年人民法院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后,民事审判与刑事、行政审判构成审判工作三大主干。近年来,民事案件占到人民法院诉讼案件总量的85%以上,是司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民事审判工作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案件增长快。民事一审新收案件从2013年的778.2万件增长到2019年的1385.2万件,年均增长10.1%,这既是我国经济活跃的反映,也是全球民商事案件的普遍趋势。二是新型案件多。伴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变迁、技术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因素以各种形式反映到民事案件中。尤其在网络信息、知识产权、金融、破产、环境资源、涉外商事、海事等领域,出现大量新类型案件,需要民事审判明晰交易规则、划定行为界限、平衡各方利益。三是审理难度大。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多样,权利义务内容十分广泛,诉讼与非诉讼程序交织其中,一些民事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矛盾尖锐,加上类型新颖带来的挑战,导致民事审判专业、复杂、难度大。四是涉及利益广。从2013年至2020年6月,全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结案标的额达21.6万亿元,年均增长23.7%,涉及各类中外民事主体,涵盖国计民生各个方面。正是基于民事审判这些特点,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完善破产审判制度机制,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深化家事审判等改革,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努力锻造过硬民事审判队伍。在制度、科技、队伍多个层面同向发力,从民事诉讼前端快速分流化解案件,从中端破除制约民事审判质效的“中梗阻”,从末端打通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让各类资源要素高效流转的“最后一公里”。立足司法职能促进解决国家治理的难点、经济循环的堵点、民生保障的痛点,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事审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并就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作出明确部署,为人民法院做好民事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三大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对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历来高度重视民事立法司法工作,编纂民法典,制定完善相关民事法律,为民事审判提供了坚实立法保障,栗战书委员长就贯彻实施民法典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加强对民事司法的监督,大力推动民事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授权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深入开展民事审判专项调研,有力促进了民事审判工作发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民事案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司法制度。2013年至2020年6月,全国法院受理民事案件9202万件,审结8920.3万件。制定民事司法解释71件,发布民事指导性案例67个,完成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民事司法相关改革任务25项。通过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民事审判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做法和成效
(一)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制定司法应对举措。认真落实政法机关依法保障复工复产意见,围绕涉疫情民商事、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等出台5个指导意见,下发4个通知指导做好疫情期间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工作,精准服务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会同人社部、司法部和文旅部等出台文件,依法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旅游合同等纠纷。发布三批31个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发挥案例示范指导作用,促进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指导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落实国家纾困惠企政策,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合同违约、企业债务等案件,为企业恢复生产、持续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困境企业救治力度,引导当事人通过重组、重整、和解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保住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助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严格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坚决杜绝超标的查封,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尽可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线高效化解纠纷。疫情期间,全国法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办理案件、化解纠纷,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畅通网上诉讼服务渠道,提供立案、交费、开庭、调解、送达等全方位服务,努力克服疫情对审判执行工作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2月3日以来,全国法院网上立案506万件、网上开庭66万次、网上调解234万次,同比分别增长58%、753%和267%,电子送达1432万次,实现了“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助力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人民法院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制定关于适用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严格规范民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透明度,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职责。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等意见,废除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发布保护产权典型案例,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出台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裁判标准,促进市场交易更加透明高效有序。依法规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妥善审理华为公司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维护公平竞争。出台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指导意见,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依法规制虚假诉讼行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人民合法权益。
(三)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出台专门意见,加强区域司法协作和资源共享,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出台服务保障意见,推动建立商事纠纷跨境解决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护航。完善司法服务政策举措,为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破产制度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会同多部门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执行转破产”等4个指导性意见,健全破产企业识别、府院联动、执破衔接等机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促进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制度。各级法院审结企业清算、破产等案件2.4万件。妥善审理重庆钢铁、东北特钢、青岛造船厂等破产重整案件,让困境企业脱困重生。开通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推动建立破产费用保障制度,支持引导各地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推进破产制度实施。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促进创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出台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意见,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42.8万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统一裁判标准。加强对数字版权、数字内容的保护,助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问题。我国已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11.3万件,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出台外商投资法司法解释,严格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出台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指导意见,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定2个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见,发布6个指导性案例和18个典型案例,开通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为国际社会提供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发布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指导意见,服务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暨2015博鳌亚洲论坛环境司法分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活动,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得到多个国家和地区法院承认和执行,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国法院解决纠纷。
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加强海事审判工作,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海事案件10.9万件。发布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案件系列司法解释,依法审理涉钓鱼岛、黄岩岛海域案件,在西沙晋卿岛挂牌“海上巡回法庭岛屿审判点”,对我国管辖海域全面行使司法管辖权。参与和推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关于承认船舶外国司法出售的“北京草案”,增强我国在国际航运贸易规则方面话语权。建设中国海事审判工作平台,推动建立跨部门执法协同机制,法官足不出户即可实时查询船舶登记信息、位置状态,便利船舶扣押与监管。依法妥善审理“中威”租船合同及侵权赔偿案、“加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尼莉莎”轮扣押案、“康菲”溢油事故系列案,彰显中国海事司法水平和良好法治形象。
(四)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
服务脱贫攻坚战。制定服务乡村振兴45条意见、服务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26条意见,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规定,依法审理农村土地流转、林权转让、股份合作、金融扶贫、产业发展等案件,服务保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依法审理涉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就业、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案件,强化权益保障和救济。妥善处理涉“三权分置”纠纷,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加大追讨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依法适用先予执行、小额速裁等程序,快立快审快执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出台金融审判工作意见,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规范国有企业贷款通道业务,引导回归实体经济。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下调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平稳发展。依法审理企业借贷、股权质押、互联互保等案件,准确把握新类型担保效力,促进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围绕设立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制定司法保障意见,服务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发布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提升债券风险处置机制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创新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出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探索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新路径。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妥善处理“e租宝”等涉互联网金融案件,及时防范化解金融领域矛盾纠纷。
服务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制定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服务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92.6万件。出台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服务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发布18批195个环境资源典型案例,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依法审理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系列公益诉讼案、自然之友大气污染案、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案等一批标志性案件,探索多样化生态修复方式,推动环境治理法治化进程。青海玉树法院设立三江源法庭,倾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方网站刊登,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决捍卫英烈尊严荣光。认真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发布5个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营造尊崇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良好风尚。依法审理侵害狼牙山五壮士、方志敏、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英烈权益案件,对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严肃追究法律责任,狠刹历史虚无主义歪风。依法审理侮辱消防烈士公益诉讼案件,以法律正义捍卫英烈荣光。
加强以案释法。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发布10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审理“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让维护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审理“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让见义勇为者更有敢为的勇气和底气。审理“未拴狗链致人伤害承担侵权责任案”,引导公众尊重社会公德,营造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审理“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案”,旗帜鲜明跟“和稀泥”说不。通过一系列案件依法审理,彻底破解长期困扰人们的“扶不扶”“劝不劝”“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道德和法律风险,让社会充满正气正义。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准确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根据受害人请求,责令散发诽谤他人言论的网络平台删除相关信息,净化网络空间。审理“微信群主踢群第一案”,支持群组内正当管理行为,不让网络社区成为法外之地。审理网络众筹退款等案件,引导网络公益健康有序发展。坚持鼓励与规范并重,依法审理网络约车、金融消费、快递服务、新型旅游、网络购物等“互联网+”新型消费纠纷,为各类网络交易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促进消费升级。
(六)加强民事权益保护
加强人格权保护。依法保护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加大网络侵权行为制裁力度,坚决制止网络暴力。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依法审理女工怀孕被解雇、毕业生求职遭地域歧视以及性骚扰等案件,畅通救济渠道,维护人格权益。江苏法院依法审理国内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案,确认失独老人对已故子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被誉为“标志人情与伦理胜诉”的“最温情判决”。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各级法院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住房、社会保障等各类民生案件2578.6万件。制定涉及食品药品民事案件司法解释,明确生产销售环节主体民事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针尖上的安全。制定一系列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工伤认定标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会同公安部等推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实现道交案件一网办理、一键理赔。依法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348万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实现内地与香港民商事领域司法协助全覆盖,建成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出台司法惠台36项举措,会同中国侨联出台意见促进涉侨纠纷有效化解,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积极稳妥推进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试点,促进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会同人社部等发布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规范性文件,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境。会同中国残联出台意见,为残疾人参加诉讼提供便利,加大援助救助涉诉残疾人力度。会同民政部等出台意见,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能够得到及时救济和帮助。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
(七)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会同全国妇联等14个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弘扬文明进步的家庭伦理观念,促进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累计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649份。加大反家暴延伸服务力度,一些法院探索设立临时庇护所,解决家暴受害人临时生活困难,努力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安全“隔离墙”。健全家事调解、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心理测评疏导、案后跟踪回访等制度,依法妥善审理离婚纠纷1011.6万件。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对婚姻关系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尽可能让感情尚未破裂的夫妻重归于好,让孩子能够享受完整家庭的温暖;对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及时依法解除婚姻,避免酿成家庭悲剧。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避免不知情且未受益的夫妻一方承担“被负债”风险。各级法院家事法庭兼顾法理情,巧断家务事,让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代代相传,让家庭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港湾。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秉持“特殊、优先保护”理念,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民事案件73.8万件。会同教育部等出台防治校园欺凌意见,坚决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积极探索适用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等制度,开展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让祖国花朵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
(八)构建便民高效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畅通群众纠纷解决渠道。公正高效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民事审判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从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民事纠纷登记立案6156万件,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千百年来老百姓“告状难”问题真正成为历史。全面推行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在全国中级、基层和海事法院实现跨域立案服务全覆盖,群众异地诉讼不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普遍推行案件网上立、自助立,全国95%的法院实现网上立案,93%的法院在诉讼服务大厅提供自助立案服务,让群众“家门口能立案”“一次不用跑可立案”。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积极入驻地方党委建立的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努力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完善委托调解、委派调解、司法确认等制度和程序,通过非诉讼方式高效化解矛盾。会同司法部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在诉讼服务中心为律师调解搭建平台、提供保障,充分发挥律师优势,形成矛盾纠纷化解合力。浙江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加强诉前矛盾化解,2019年新收民事一审案件首次同比下降11.1%。全国法院信访总量、涉诉进京访数量自2016年以来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纠纷解决机制、诉讼服务手段向一站式集约集成,努力让人民群众办理诉讼事务“只进一个门,最多跑一次”。全国98%的法院初步建成立体化、集约化、信息化的诉讼服务中心,可以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的诉讼服务。建立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与各类纠纷解决平台互联互通,目前已有3331个法院使用调解平台,3.3万个调解组织、11.9万名调解员入驻参与调解,累计汇聚调解案件743万件。建立律师服务平台,为律师提供“一次核验、全国通用”“线下快办、线上通办”的诉讼服务。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类型化调解室,配备速裁快审团队,形成调解、速裁、快审一站式解纷模式,努力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2019年全国法院40%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在诉讼服务中心得到一站式快速解决。
立足城乡基层化解纠纷。全国3122个基层法院和10759个人民法庭审理绝大多数一审民事案件。坚持“两便”原则,构建既有村镇综合性便民法庭,又有家事、劳动争议、金融等专门法庭的人民法庭新布局,积极参与市域、县域治理。指导各地法院巩固发展“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等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巡回审判、矛盾调处和法治宣传工作,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建成“人民法庭工作平台”“人民法庭信息平台”,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供科技支撑。民族地区法院加强双语法官培养,更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司法需求。“马背法庭”“背篓法官”“溜索法官”带着国徽跋山涉水,深入田间地头、牧场林区,努力做到哪里有司法需求,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九)深化民事领域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民事审判组织专业化布局。推进民事审判专业化建设,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与案件类型相匹配的民事审判组织体系。在知识产权领域,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外,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各地设立21个知识产权法庭,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日益完善。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各地设立513个环境资源审判庭、749个合议庭、91个人民法庭,江苏南京、甘肃兰州设立环境资源法庭,积极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在金融审判领域,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推进金融法治建设。在破产审判领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温州等地设立12个破产法庭,部分中级法院设立98个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破产审判能力明显提升。
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诉讼制度。出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细化保障当事人诉权、完善证据规则、提高审判效率等规定。出台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推动完善中国特色公益司法保护制度。修改民事证据规定,完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民事审判程序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面推行类案强制检索,完善裁判规则指引平台,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制定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规范自由裁量权。
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全国15个省(市)的20个城市中级、基层法院开展改革试点。今年前三季度,试点法院诉前委派调解化解率达25%以上,司法确认有效率达87.6%。适用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审结案件占比分别为11.7%、57.5%,平均审理周期分别为31.9天、51.6天,仅占法定审限一半左右。一审独任制适用率67.9%,二审独任制适用率8.4%,独任制适用有序扩大。
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推广“网上案件网上审理”,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让群众享受在线诉讼便利。三个互联网法院在线庭审平均用时29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42天,比传统模式分别节约73.1%和57.1%。全面推广中国移动微法院,支持网上立案、多元调解、移动庭审等功能,引领世界移动电子诉讼发展潮流。推广庭审语音识别、“法信”、类案智能推送、裁判偏离度风险预警等系统应用,为法官办案和群众诉讼提供便利。2019年,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通过《乌镇宣言》,2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对中国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给予高度评价。
推行阳光司法。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基本形成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依托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不断拓展司法公开广度深度,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1.02亿份、访问量超过492亿人次,是全球最大裁判文书网站,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一律依法公开,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大法官开庭》等节目,与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创办《法治天下》栏目,让法官走进演播室讲述司法案件背后的故事,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力量。
(十)认真做好民法典配合编纂和贯彻实施工作
人民法院是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重要力量,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是民事审判的职责使命。配合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参与部门,认真总结审判经验,主动配合立法机关开展工作,加强研究论证,积极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和典型案例。抓紧做好司法解释清理和制定工作。对目前有效的591件司法解释、139件指导性案例进行清理,有序推进新的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指导各高级法院清理规范性文件,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做好民法典学习培训工作。通过创办“人民法院大讲堂”、组建民法典讲师团开展巡回授课等方式,迅速兴起学习贯彻民法典热潮,开展民法典全员培训,努力提升干警民事司法能力和水平。
二、当前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事审判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是民事案件数量长期高位运行导致审判压力较大。民事案件基数庞大,总体仍呈增长趋势,给审判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一些法院人案矛盾仍然突出,部分法官办案数量居高不下、常年超负荷工作,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存在隐患。
二是民事审判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有的法院大局意识不强,对民事审判功能认识不到位,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思路不多、力度不够。同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相比,一些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理念、制度机制上还有较大差距。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涉外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三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任务存在落实不到位情况。有的地方在人员工资、职务序列、员额与编制动态调整、职业保障等方面,尚未实现协同配套、有序衔接。审判辅助队伍稳定性不足。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再审申请门槛较低,再审程序的纠错和统一法律适用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薄弱环节,院庭长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情况仍然存在。
四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需要深入推进。一些法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解纷力量的专业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各类专业调解委员会力量配备不均衡。多元解纷工作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经费保障不足、市场化纠纷化解组织培育力度不够等困难。
五是民事审判队伍建设存在差距。少数法官政治意识不强,机械司法、就案办案,案件办理效果不佳。一些法官理念观念、知识结构没有跟上新时代,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研究,办理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的水平较低。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涉外商事等领域高素质专业化审判人才短缺,人才培养机制有待改进。有的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滞后,制约了工作发展。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司法作风不正、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
三、下一步的措施和建议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对民事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准确把握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实施“十四五”规划,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牢牢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民事审判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民事审判中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坚决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决议,及时报告工作情况,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民事审判工作。
二是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做好司法应对,完善服务保障举措,依法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的作用。坚持审慎善意文明司法,充分运用调解、破产重整等程序,合理平衡利益,引导当事人共担风险。巩固拓展疫情期间智慧法院建设应用成果,充分运用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平台,高效便捷化解涉疫矛盾纠纷。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抗疫法治合作,服务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涉农、金融、环境资源等审判工作,着力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依法妥善化解投资消费、新型基建等领域纠纷,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服务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四是依法保护人民权益。认真贯彻实施民法典,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以人民呼声为第一信号,妥善审理涉及人民权益的各类案件。依法纠正就业歧视,妥善审理农民工欠薪纠纷案件,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和获得劳动报酬等民事权利。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依法规制各类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法治乡村建设。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全覆盖。
五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切实提高对民事审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民事司法能力建设作为人民法院“十四五”时期重要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来谋划和推进。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完善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处理好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的关系。加强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工作,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模式,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六是建设过硬民事审判队伍。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民事审判队伍。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加强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涉外商事等领域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任职回避等铁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以廉洁司法保障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针对当前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相关立法。修改完善民法典相关法律,为贯彻实施好民法典提供法律保障。制定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促进法,适时修改民事诉讼法,为多元纠纷化解、繁简分流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对伴随科技发展出现的胚胎法律地位、数据权利、无人驾驶、机器人创作著作权归属、数字货币等新问题作出立法规定。推动建立再审申请案件收费或者预收费制度,发挥诉讼收费制度的杠杆调节作用。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破产法,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二是加大对民事审判的保障力度。对民事审判任务较重的法院,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法院,推动在人员、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关心支持,稳定基层民事审判队伍。三是加强对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推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民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对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推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公正司法。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民事审判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努力把民事审判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典型案例
(2018年12月13日)
目 录
1. 禁止向公众提供中超联赛摄影作品案
2. 杨季康申请责令停止拍卖钱钟书书信手稿案
3. 美国礼来公司等与黄某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诉中行为保全案
4. “网易云音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诉前行为保全案
5. 许赞有因申请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禁止向公众提供中超联赛摄影作品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结合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映脉公司)提交的其与中超公司签订的《2017-2019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官方图片合作协议》相关条款、中超公司出具的《确认书》以及《通知》第十一条内容,映脉公司系唯一有权在2018年中超赛场位置拍摄摄影作品的商业图片机构。在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体娱公司)认可其在全体育网上展示、提供下载和对外销售2018年中超联赛前十一轮赛事摄影作品的情形下,结合(2017)京0108民初第14964号判决认定的体娱公司在全体育网上展示、提供下载和对外销售2017年中超联赛赛事摄影作品系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之行为等事实,尽管该判决尚未生效,但体娱公司在本案中将被判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仍较大。同时,体育赛事摄影作品具有时效强的特点,加之中超联赛系中国大陆地区受关注较高的足球赛事,2018年赛季仍有多轮比赛尚未进行,之后的赛事摄影作品也会得到体育赛事图片市场的较高关注,为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责令体娱公司立即停止在全体育网中继续向相关公众提供2018年中超联赛赛事摄影作品,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据此,法院对映脉公司提出的要求体娱公司立即停止在全体育网上展示、提供下载和对外销售2018年中超联赛赛事摄影作品的申请,依法予以支持。
二、杨季康申请责令停止拍卖钱钟书书信手稿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贸圣佳公司在涉案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权利人杨季康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书信手稿的情况下,即将实施公开预展、公开拍卖的行为构成对著作权人发表权的侵犯。如不及时制止,将给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此外,发表权是著作权人行使和保护其他权利的基础,一旦作品被非法发表,极易导致权利人对其他复制、发行等行为难以控制。
三、美国礼来公司等与黄某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诉中行为保全案
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申请称:2013年1月,被申请人黄某某从礼来(中国)研发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了48个申请人所拥有的文件(其中21个为核心机密商业文件)并私自存储。2013年2月,被申请人签署同意函,承认下载了公司保密文件,并承诺删除,但后来拒绝履行,致使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处于随时可能因被申请人披露、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而处于被外泄的危险境地,对申请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黄某某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主张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21个文件。
四、“网易云音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诉前行为保全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对涉案623首音乐作品依法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五被申请人以互联网络、移动手机“网易云音乐”畅听流量包、内置“网易云音乐”移动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向公众大量提供涉案音乐作品,该行为涉嫌侵犯腾讯公司对涉案音乐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且被申请人向公众提供的音乐作品数量较大。在网络环境下,该行为如不及时禁止,将会使广州网易不当利用他人权利获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快速增长,损害了腾讯公司的利益,且这种损害将难以弥补,理应禁止各被申请人通过网络传播623首音乐作品涉嫌侵权部分的行为。
五、许赞有因申请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申请人最终败诉应当是申请错误的认定标准之一。专利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一项有效的专利权随时都存在被宣告无效的可能,许赞有关于其不可能预见到会败诉的主张不予以支持。此外,先行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是在认定侵权成立的判决作出之前对被申请人的权利采取的限制措施,必然会给被申请人造成一定的损失。鉴于此,法律并未将申请先行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规定为申请人维权必须要采取的措施,是否提出申请由申请人自行决定。同时,为了有效弥补错误申请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法律规定申请人在申请先行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的同时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据此,对其申请先行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的风险,申请人也应当是明知的。因此,许赞有在其申请先行责令江苏拜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苏省淮安市康拜特地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时,应充分意识到其提出该申请的风险。许赞有关于其申请没有过错因而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7〕3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职能,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就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8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陕西、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4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本辖区级别管辖标准,除于2011年1月后经我院批复同意的外,不再作为确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
二、下列案件由涉外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审理:
(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或者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民商事案件;
(二)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民商事案件;
(三)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出资、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合并、分立、解散等与该企业有关的民商事案件;
(四)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民商事案件;
(五)信用证、保函纠纷案件,包括申请止付保全案件;
(六)对第一项至第五项案件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七)对第一项至第五项案件的生效裁判申请再审的案件,但当事人依法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
(八)跨境破产协助案件;
(九)民商事司法协助案件;
(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前款规定的民商事案件不包括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及环境公益诉讼。
三、海事海商及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不适用本通知。
四、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参照适用本通知。
五、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之前已经受理的案件不适用本通知。
本通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355号(政治法律类11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355号(政治法律类11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法官慎用公平原则和自由裁量权的提案》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出台案例指导及司法解释
(一)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自2013年底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作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促进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高效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逐步扩大量刑规范化罪名和刑种试点工作,将危险驾驶等八种罪名纳入规范范围,设置独立的量刑辩论程序,确保规范量刑、罪刑相适、罚当其罪。
(二)建立案例指导和类案检索报告等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案例指导工作实施细则,截至2018年底,共发布20批106件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并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各地法院普遍建立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制度,部分法院建立了类案参考信息库,制作关联案件和检索报告,有效地减少了“类案不同判"现象。
二、关于建立法官职业道德以及业务能力的评价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和政治素质培养,近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突出抓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切实做到学懂弄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二是着眼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今年5月初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加强政治能力培训,强化干警政治品德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深入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行为规范教育。三是开展先进典型教育。通过举行报告会、研讨会、演讲比赛以及出版纪念文集等方式,宣传表彰邹碧华、方金刚、黄志丽等重大先进典型,联合中央媒体开展“最美基层法官"“我最喜爱的好法官"等评选活动,对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表现突出的干警给予及时表彰,为广大干警树立标杆榜样,激励引领广大干警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进一步抓好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和政治素养培养工作。
(一)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司法良知、职业道德教育。在各类各级法官培训中,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司法良知、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必修内容,引导法官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理念、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以公开促公正的理念,解决好执法办案的指导思想问题。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为基础,引导干警自觉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本职工作和业外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
(二)着重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重点围绕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以及审判执行各业务领域的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开展培训,帮助法官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庭审驾驭、证据认定、裁判文书制作、调解工作、司法礼仪、执法规范化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规范化水平。积极引导法官准确把握社情民意,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众工作能力。
(三)进一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顺应“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趋势,加强法官信息化应用和舆情应对能力的培训。加强社会知识、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帮助基层法官拓宽视野,善于从法律视角和社会视角通盘考虑法理、事理、情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三、关于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机制
(一)加强审判管理监督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审判监督平台的功能,明确院庭长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程序、权限等。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健全信息化全流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细化落实院庭长权责清单等7项举措。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会同中央改革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开展了五轮改革督察,其中重点督察了各地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制度机制建设、院庭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等情况,积极指导各级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有效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建立法官惩戒制度
根据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及新修订的《法官法》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法官惩戒运行机制构建工作。今年,要推动各省(区、市)全部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及惩戒工作办公室,并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及惩戒工作办公室的工作规则。对各地开展法官惩戒工作加强指导、监督,并对惩戒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调研,及时发现惩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惩戒工作中产生的好经验、好做法。
(三)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旁听案件
开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庭审工作是人民法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开展旁听案件庭审工作的范围、内容和基本形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与同级人大、政协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工作。
(四)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法院外部监督机制,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基层群众中聘请对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以及队伍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员。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聘任新一届189位特邀监督员,继续开展特邀监督员、特约咨询员、专家学者调研座谈、列席审委会等活动。
(五)加强检察监督
各级检察院高度重视当事人投诉案件的受理审查和办理工作,对于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案件,确保件件回复,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监督案件,依法受理、依法审查、及时办理,通过调阅卷宗、询问当事人、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多种监督方法和手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执法不严、裁判不公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借助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官和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帮助检察机关提升办案素质和能力。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聘请了103名专家组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出台《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咨询论证工作办法》。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按照“五五改革纲要"部署,坚持司法为民,不断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发挥裁判示范作用,加强法治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相得益彰。二是完善有关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三是加强审判监督。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完善人民法院审判职责清单指导意见、审判监督指导意见等,进一步指导各地法院细化落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和法官审判责任。此外,通过类案推送、系统识别、全程留痕等手段,重点加强对信访申诉、长期未结、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抗诉再审等案件的审判监督机制,切实提升审判监督质效。四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健全案例报送、筛选、发布、评估和应用机制。建立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的备案机制。健全主审法官会议与合议庭评议、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工作衔接机制。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林某申请撤销北海国际仲裁院(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林某申请撤销北海国际仲裁院(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复函
(2019年8月30日 (2019)最高法民他15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桂民特5号《关于林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债权人人人行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人行公司)通过借贷宝平台将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内容以发送系统消息及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给林峰,让其在三日内告知是否有异议,否则视为同意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本案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可以单方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人人行公司该通知系该公司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因林某没有提出异议就视为其默认双方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本案《借出协议》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争议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本案争议解决方式的变更达成一致意见,也无证据证明人人行公司单方通知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应视为本案争议解决的方式未变更,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
综上,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没有仲裁协议的”情形,同意你院关于撤销(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仲裁裁决的意见。
此复
附: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林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9年5月8日 (2019)桂民特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海中院)受理了林某申请撤销北海国际仲裁院(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裁决一案,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拟撤销该裁决。经研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本信息
申请人:林某,女,199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74号中国瑞达大厦7层F707房。
法定代表人:王某。
二、申请人的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林某称:请求撤销北海国际仲裁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的(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主要是:1.仲裁程序违法。申请人在仲裁整个过程中从未收到任何通知以及仲裁裁决书,仲裁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交证据、答辩等法律规定的基本程序权利;仲裁机构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审理纠纷或者主持调解,径行根据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签订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2.北海国际仲裁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1)被申请人提交的《借款协议》第九条约定,如果发生纠纷由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受理,协议没有提及仲裁的解决方式,没有形成仲裁协议,北海国际仲裁院没有管辖权;(2)被申请人自称已经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建议程序书面审理”,并在平台内发送通知,视为已经送达申请人。根据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行公司)借贷宝平台《用户注册协议》第10.3条,申请人在2016年9月左右已经与借贷宝处理完所有借贷关系(包括陈某香的借贷关系),不再使用借贷宝服务,即使变更纠纷解决方式,也应视为申请人不曾同意人人行公司对最初协议的修改,修改后的协议也不对申请人产生法律效力。因此,申请人对人人行公司修改后的解决方式不知情也不同意,该仲裁协议应属无效;(3)表面上人人行公司修改的解决方式已经明确仲裁机构,但审理本案的为华南庭审中心,北海国际仲裁院有多个庭审中心,华南庭审中心就有7个分理处,根据《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具体明确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无效。3.仲裁裁决认定法律事实错误。本案已经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里面涉及的利息和借款方式已经构成“套路贷”的范畴,存在恶意垒高借款额度,形成虚高借款。综上所述,北海国际仲裁院未查明事实,仲裁裁决违反程序和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该仲裁裁决。4.被申请人在提交的证据“转账交易记录”和“还款明细”并不全面,存在可以隐瞒实际情况的行为,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三、北海中院查明的事实
“借贷宝”系熟人间单向匿名借贷的互联网社交金融平台,由人人行公司开发运营,为借贷宝平台上的注册用户之间的借款交易提供居间服务,注册用户可在自己的好友间相互达成借款协议。林某与出借人陈某香均为借贷宝实名注册用户,在注册时签署了《用户注册协议》。《用户注册协议》第8.2条约定:“具有专属性的通知将由借贷宝向所注册的手机号发送手机短信等方式确认,一经发送即视为送达。”第10.3条约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人人行公司可根据情况对本协议进行修改,一旦本协议的内容发生变动,人人行公司将通过借贷宝公布最新的协议,不再向您作个别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人人行公司对本协议所做的修改,您有权停止使用借贷宝服务。如果您继续使用借贷宝服务,则视为您接受人人行公司对本协议所做的修改,并应遵照修改后的协议执行。”
2016年7月28日,林某通过借贷宝平台从陈某香处借款,借贷宝平台显示双方签订了 4份标准格式的《借出协议》,且截至2018年5月21日,平台显示林某待还本金总额80000元及相应利息。《借出协议》约定:“为了使借贷宝平台借贷交易,您应当事先阅读并同时遵守《借出协议》及您与人人行签署的相关服务协议(包括但不限于《用户注册协议》。)”该协议第八条约定出借人与人人行公司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出借人对借款人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人人行公司,人人行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约定通过平台推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借款人。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陈某香将其对林某的债权转让给人人行公司,随后人人行公司将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简易程序书面审理”,并声称已通过短信方式通知林峰,但林某否认该说法。
2018年5月25日,人人行向北海国际仲裁院提起了本案仲裁,请求:1.裁决林某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期内利息368.2元及宽限期限利息52.6元;2.林某支付暂计至2018年5月21日的逾期利息34400.4元及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自2018年5月22日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罚息;3.案件仲裁费及律师费由林某全部承担。
2018年6月20日,北海国际仲裁院作出(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裁决:1.林峰应在本裁决书送达后10日内向人人行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期内利息368.2元及宽限期利息52.6元、逾期利息[逾期利息:(1)计至2018年5月21日的逾期利息34400.4元;(2)从2018年5月22日起的逾期利息,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罚息]。2.本案仲裁费用800元由林某承担,人人行公司已垫付,林某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人人行。
另查明,北海国际仲裁院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6月21日按林某借贷宝平台所留个人住址、手机号码邮寄了应仲通知、决定书、裁定书等相关材料,经查,上述材料未给当事人林某邮寄送达到就退回。
四、北海中院拟处理意见
在仲裁程序中,林某未到庭应仲,亦未提出答辩意见。仲裁期间人人行公司主张其已经根据《用户注册协议》及《借出协议》的约定,将《借出协议》的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以简易程序书面审理裁决,并通过借贷宝平台、短信及电子邮箱等方式告知林某,林某并未提出异议。在该院审查程序中,经合法传唤,人人行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而林某在本案中主张,本案争议的解决方式从未约定由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仍为提交人民法院解决,人人行公司在仲裁中主张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以简易程序书面审理裁决未经双方协商确定,单方决定不能视为存在仲裁协议。该法院认为,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的规定,在纠纷发生前后,合同双方均可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的形式达成仲裁协议,本案争议解决的方式是否已经变更为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取决于合同双方是否达成变更的一致意见。涉案《借款协议》约定双方应遵守《用户注册协议》的相关条款,而相关条款虽然约定具有专属性的通知由借贷宝向用户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站内信息、App远程推送信息,发送的电子数据成功到达即视为成功送达,但该《用户注册协议》约定的是送达方式的有效性,并没有明确约定出借人可以单方面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本案中借贷宝平台将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内容以发送系统消息及手机短信的方式让林峰在三日内告知异议,否则视为同意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该做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默示情形,因为民事行为的默认系法定权利,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故本案不能视为林某已经默认双方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综上,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涉及合同双方的重大权利,在林某与人人行公司就本案争议解决方式在《借出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为人民法院管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林某与人人行公司就本案争议解决方式的变更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视为本案争议解决的方式并未变更,本案未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北海国际仲裁院不具有管辖权。同时,经查仲裁庭未依法送达应仲通知等材料给林某,仅依据人人行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便作出涉案仲裁裁决,剥夺了当事人林峰的仲裁权利,属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据此,林某请求撤销仲裁的理由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情形,对其申请应予支持。拟依照《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撤销北海国际仲裁院(2018)北国仲字第8465号裁决。五、我院拟处理意见
经审查、研究,我院认为,本案审查的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程序启动的前提,是仲裁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仲裁协议作为一种意思表示,应是以一种契约的形式存在。人人行公司通过借贷宝平台将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内容以发送系统消息及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林某,该通知的内容应为人人行公司一方提请仲裁意思表示的邀约,其载明如三日内无异议则视为同意通知内容的约定,并不能因此构成接收方林某的承诺,故不能视为双方已经达成提请仲裁的合意,也就是该通知并不构成有效的仲裁协议。此外,北海国际仲裁院依据人人行公司的申请对管辖作出决定,并不影响林某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依法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因此,林某的申请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没有仲裁协议的”的规定,同意北海中院拟撤销裁决的处理意见。
关于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北海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规定不适用公告送达,如以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寄方式送达的,可以邮寄至受送达人确认送达地、双方约定送达地、合同注明联系地、注册登记或备案地、营业地、惯常住所地、新发现所在地、身份证载明地、户籍所在地或者通讯地址,以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如北海国际仲裁院或者对方当事人经合理查询仍不能找到受送达人的营业地点、惯常住所或者通信地址而以挂号信或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他任何手段送达给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通信地址或身份证载明地、户籍所在地,即视为已经送达。受送达人拒绝签收邮寄的仲裁文书的,从文书退回之日起视为已经送达。仲裁院通过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寄方式将仲裁文书送达受送达人的身份证载明地的,视为已经送达。经查仲裁案卷,仲裁庭曾在2018年5月25日向林某邮寄了案涉相关仲裁文书及证据材料,2018年6月21日向林某送达了仲裁决定书及裁决书。经网上查阅两份EMS特快专递物流信息,显示邮件退回。但根据《用户协议》的规定,双方在协议已经明确了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的有效性,如仲裁庭系依据《用户协议》上的地址向林某送达了相关仲裁材料,应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于人人行公司是否存在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因该证据林某作为还款人,自己即持有该证据,不存在对方隐瞒的问题,故其该项请求不能成立。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高检诉[2017]14号 2017年6月2日)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机构、业态偏离了正确方向,有些甚至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16 年4 月,国务院部署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整治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专项整治工作,依法办理进入检察环节的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针对办案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检院公诉厅先后在昆明、上海、福州召开座谈会,对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行为性质、法律适用、证据审查、追诉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纪要如下:
一、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基本要求
促进和保障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充分认识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有效预防、依法惩治涉互联网金融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1 准确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要依据现有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判断各类金融活动、金融业态的法律性质,准确界定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界限。在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时,判断是否符合"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有关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等要件时,应当以现行刑事法律和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各种类型互联网金融活动,要深入剖析行为实质并据此判断其性质,从而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打击与保护的界限,不能机械地被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表象所迷惑。
2 妥善把握刑事追诉的范围和边界。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涉案人员众多,要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分类处理,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和非刑事手段处置和化解风险,打击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作用、涉案数额、危害结果、主观过错等主客观情节,综合判断责任轻重及刑事追诉的必要性,做到罪责适应、罚当其罪。对犯罪情节严重、主观恶性大、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特别是核心管理层人员和骨干人员,依法从严打击;对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
3 注重案件统筹协调推进。涉互联网金融犯罪跨区域特征明显,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按照"统一办案协调、统一案件指挥、统一资产处置、分别侦查诉讼、分别落实维稳"(下称"三统两分")的要求分别处理好辖区内案件,加强横向、纵向联系,在上级检察机关特别是省级检察院的指导下统一协调推进办案工作,确保辖区内案件处理结果相对平衡统一。跨区县案件由地市级检察院统筹协调,跨地市案件由省级检察院统一协调,跨省案件由高检院公诉厅统一协调。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办等相关单位以及检察机关内部侦监、控申等部门的联系,建立健全案件信息通报机制,及时掌握重大案件的立案、侦查、批捕、信访等情况,适时开展提前介入侦查等工作,并及时上报上级检察院。省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要发挥工作主动性,主动掌握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统筹协调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重大、疑难、复杂问题要及时向高检院报告。
4 坚持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涉互联网金融犯罪影响广泛,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人群体十分关注案件处理。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从有利于全案依法妥善处置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各个阶段的工作,依法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不能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同时,要把办案工作与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紧密结合起来,同步做好释法说理、风险防控、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等工作,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
二、准确界定涉互联网金融行为法律性质
5 互联网金融涉及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以及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等多个金融领域,行为方式多样,所涉法律关系复杂。违法犯罪行为隐蔽性、迷惑性强,波及面广,社会影响大,要根据犯罪行为的实质特征和社会危害,准确界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刑法适用的罪名。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认定
6 涉互联网金融活动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形下,公开宣传并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应重点审查互联网金融活动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归集资金、沉淀资金,致使投资人资金存在被挪用、侵占等重大风险等情形。
7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判断其是否属于"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即行为是否具有非法性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 号)等现行有效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8 对以下网络借贷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
(1)中介机构以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等行为,应当依法追究中介机构的刑事责任。特别要注意识别变相自融行为,如中介机构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自己吸收资金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或者明知借款人存在违规情形,仍为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采取向出借人提供信用担保、通过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开展借贷业务等违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2双方合谋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借款人吸收资金的。在对中介机构、借款人进行追诉时,应根据各自在非法集资中的地位、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中介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吸收资金,但是通过大肆组织借款人开展非法集资并从中收取费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可以认定为主犯。
(3)借款人故意隐瞒事实,违反规定,以自己名义或借用他人名义利用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发布借款信息,借款总额超过规定的最高限额,或将吸收资金用于明确禁止的投资股票、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等高风险行业,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借款人将借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不作为犯罪处理。
9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原则上认定主观故意并不要求以明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要件。特别是具备一定涉金融活动相关从业经历、专业背景或在犯罪活动中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知晓相关金融法律管理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实际从事的行为应当批准而未经批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非法性,原则上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在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时,可以收集运用犯罪嫌疑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此前任职单位或者其本人因从事同类行为受到处罚情况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不知道相关行为被法律所禁止,故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等辩解不能成立。除此之外,还可以收集运用以下证据进一步印证犯罪嫌疑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所从事行为具有非法性,比如犯罪嫌疑人故意规避法律以逃避监管的相关证据:自己或要求下属与投资人签订虚假的亲友关系确认书,频繁更换宣传用语逃避监管,实际推介内容与宣传用语、实际经营状况不一致,刻意向投资人夸大公司兑付能力,在培训课程中传授或接受规避法律的方法,等等。
10 对于无相关职业经历、专业背景,且从业时间短暂,在单位犯罪中层级较低,纯属执行单位领导指令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辩解的,如确实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具有主观故意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另外,实践中还存在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而陷入错误认识的辩解。如果上述辩解确有证据证明,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但应当对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及其出具过程进行查证,如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仍应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
(1)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所涉及的行为与犯罪嫌疑人实际从事的行为不一致的;
(2)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未对是否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仅对其他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的;
(3)犯罪嫌疑人在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时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
(4)犯罪嫌疑人与出具意见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存在利益输送行为的;
(5)犯罪嫌疑人存在其他影响和干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公正性的情形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赖专家学者、律师等专业人士、主流新闻媒体宣传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而陷入错误认识的辩解,不能作为犯罪嫌疑人判断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根据和排除主观故意的理由。
11 负责或从事吸收资金行为的犯罪嫌疑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根据其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认定。但以下金额不应计入该犯罪嫌疑人的吸收金额:
(1)犯罪嫌疑人自身及其近亲属所投资的资金金额;
(2)记录在犯罪嫌疑人名下,但其未实际参与吸收且未从中收取任何形式好处的资金。
吸收金额经过司法会计鉴定的,可以将前述不计入部分直接扣除。但是,前述两项所涉金额仍应计入相对应的上一级负责人及所在单位的吸收金额。
12 投资人在每期投资结束后,利用投资账户中的资金(包括每期投资结束后归还的本金、利息)进行反复投资的金额应当累计计算,但对反复投资的数额应当作出说明。对负责或从事行政管理、财务会计、技术服务等辅助工作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其参与的犯罪事实,结合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确定刑事责任范围。
13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吸收金额时,应当重点审查、运用以下证据:(1)涉案主体自身的服务器或第三方服务器上存储的交易记录等电子数据;(2)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3)银行账户交易记录、POS 机支付记录;(4)资金收付凭证、书面合同等书证。仅凭投资人报案数据不能认定吸收金额。
(二)集资诈骗行为的认定
14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是集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要件,对此要重点围绕融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大部分资金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的;
(2)资金使用成本过高,生产经营活动的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全部本息的现实可能性的;
(3)对资金使用的决策极度不负责任或肆意挥霍造成资金缺口较大的;
(4)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的;
(5)其他依照有关司法解释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15 对于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案件中,不同层级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犯罪目的发生转化或者犯罪目的明显不同的,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分别认定。
(1)注意区分犯罪目的发生转变的时间节点。犯罪嫌疑人在初始阶段仅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发生经营失败、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仍然继续吸收公众存款的,这一时间节点之后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此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注意区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的差异。在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由于层级、职责分工、获取收益方式、对全部犯罪事实的知情程度等不同,其犯罪目的也存在不同。在非法集资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的则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应当分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6 证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重点收集、运用以下客观证据:
(1)与实施集资诈骗整体行为模式相关的证据:投资合同、宣传资料、培训内容等;
(2)与资金使用相关的证据:资金往来记录、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资金使用成本(包括利息和佣金等)、资金决策使用过程、资金主要用途、财产转移情况等;
(3)与归还能力相关的证据:吸收资金所投资项目内容、投资实际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归还本息资金的主要来源、负债情况、是否存在虚构业绩等虚假宣传行为等;
(4)其他涉及欺诈等方面的证据:虚构融资项目进行宣传、隐瞒资金实际用途、隐匿销毁账簿;等等。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对相关数据进行鉴定时,办案部门可以根据查证犯罪事实的需要提出重点鉴定的项目,保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与待证的构成要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17 集资诈骗的数额,应当以犯罪嫌疑人实际骗取的金额计算。犯罪嫌疑人为吸收公众资金制造还本付息的假象,在诈骗的同时对部分投资人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的金额以案发时实际未兑付的金额计算。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还集资款项的,不能从集资诈骗的金额中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三)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算行为的认定
18 支付结算业务(也称支付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从事该业务的行为,违反《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破坏了支付结算业务许可制度,危害支付市场秩序和安全,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情形:
(1)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经营基于客户支付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无证网络支付机构为客户非法开立支付账户,客户先把资金支付到该支付账户,再由无证机构根据订单信息从支付账户平台将资金结算到收款人银行账户。
(2)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经营多用途预付卡业务。无证发卡机构非法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聚集大量的预付卡销售资金,并根据客户订单信息向商户划转结算资金。
19 在具体办案时,要深入剖析相关行为是否具备资金支付结算的实质特征,准确区分支付工具的正常商业流转与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区分单用途预付卡与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充分考虑具体行为与"地下钱庄"等同类犯罪在社会危害方面的相当性以及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严格把握入罪和出罪标准。
三、依法认定单位犯罪及其责任人员
20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多以单位形式组织实施,所涉单位数量众多、层级复杂,其中还包括大量分支机构和关联单位,集团化特征明显。有的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既有具备法人资格的,又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既有受总公司直接领导的,又有受总公司的下属单位领导的。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做法不一,有的对单位立案,有的不对单位立案,有的被立案的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的仅对最上层的单位立案而不对分支机构立案。对此,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时,应当从能够全面揭示犯罪行为基本特征、全面覆盖犯罪活动、准确界定区分各层级人员的地位作用、有利于有力指控犯罪、有利于追缴违法所得等方面依法具体把握,确定是否以单位犯罪追究。
21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所涉罪名中,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可以以单位犯罪追究:
(1)犯罪活动经单位决策实施;
(2)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
(3)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经单位决策使用,收益亦归单位所有。但是,单位设立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22 对参与涉互联网金融犯罪,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区分两种情形处理:
(1)全部或部分违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并支配,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
(2)违法所得完全归分支机构上级单位所有并支配的,不能对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对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符合单位犯罪主体资格)追究刑事责任。
23 分支机构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应当作为该分支机构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仅将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可以作为该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24 对符合追诉条件的分支机构(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其所属单位,公安机关均没有作为犯罪嫌疑单位移送审查起诉,仅将其所属单位的上级单位作为犯罪嫌疑单位移送审查起诉的,对相关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区分以下情形处理:
(1)有证据证明被立案的上级单位(比如总公司)在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对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实际控制,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作为被移送审查起诉的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在证明实际控制关系时,应当收集、运用公司决策、管理、考核等相关文件,OA 系统等电子数据,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对不同地区同一单位的分支机构涉案人员起诉时,证明实际控制关系的证据体系、证明标准应基本一致。
(2)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立案的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对符合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下属单位或分支机构应当补充起诉,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已不具备补充起诉条件的,可以将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涉案犯罪嫌疑人直接起诉。
四、综合运用定罪量刑情节
25 在办理跨区域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时,在追诉标准、追诉范围以及量刑建议等方面应当注意统一平衡。对于同一单位在多个地区分别设立分支机构的,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应当保持基本一致。分支机构所涉犯罪嫌疑人与上级单位主要犯罪嫌疑人之间应当保持适度平衡,防止出现责任轻重"倒挂"的现象。
26 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存在明显差别的,可以区分主犯和从犯。对起组织领导作用的总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认定为全案的主犯,其他人员可以认定为从犯。
27 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实际损失是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特别是非法集资案件的重要工作。在决定是否起诉、提出量刑建议时,要重视对是否具有认罪认罚、主动退赃退赔等情节的考察。分支机构涉案人员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还违法所得、真诚认罪悔罪的,应当依法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其中,对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
五、证据的收集、审查与运用
28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证据种类复杂、数量庞大、且分散于各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难度大。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紧紧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加强证据的审查、运用,确保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9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依法提前介入侦查,围绕指控犯罪的需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必要时与公安机关共同会商,提出完善侦查思路、侦查提纲的意见建议。加强对侦查取证合法性的监督,对应当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对应当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及时提出意见。
30 电子数据在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证据体系中地位重要,对于指控证实相关犯罪事实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的形式、载体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对电子数据的勘验、提取、审查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处理不当会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问题的若干规定》(法发〔2016〕22 号),加强对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程序和技术标准的审查,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云存储电子数据等新类型电子数据进行提取、审查时,要高度重视程序合法性、数据完整性等问题,必要时主动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在提取前会同公安机关、云存储服务提供商制定科学合法的提取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31 落实"三统两分"要求,健全证据交换共享机制,协调推进跨区域案件办理。对涉及主案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一般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负责收集,其他地区提供协助。其他地区办案机构需要主案侦办地提供证据材料的,应当向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提出证据需求,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收集并依法移送。无法移送证据原件的,应当在移送复制件的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作出说明。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督促本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地区公安机关做好证据交换共享相关工作。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可以根据案件需要,直接向其他地区检察机关调取证据,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积极协助。此外,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对其他地区案件办理有重要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通知相应检察机关,做好依法移送工作。
六、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32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投资人诉求复杂多样,矛盾化解和维护稳定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要坚持刑事追诉和权益保护并重,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保证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把追赃挽损等工作贯穿到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配合公安、法院等部门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实际损失,加强与本院控申部门、公安机关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涉案动态信息,认真开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周密制定处置预案,并落实责任到位,避免因部门之间衔接不畅、处置不当造成工作被动。发现重大风险隐患的,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必要时逐级上报高检院。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涉互联网金融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将不断出现,各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按照会议纪要的精神,结合各地办案实际,依法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在办好案件的同时,要不断总结办案经验,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努力提高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的,要及时层报高检院公诉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11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5次会议通过,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21号)
为正确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及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中的知识产权纠纷是指《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
第二条 知识产权纠纷的当事人在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申请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申请诉前责令停止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权利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提出申请;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权利人明确授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的,可以单独提出申请。
第三条 申请诉前行为保全,应当向被申请人住所地具有相应知识产权纠纷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当事人约定仲裁的,应当向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
第四条 向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应当递交申请书和相应证据。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身份、送达地址、联系方式;
(二)申请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内容和期限;
(三)申请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包括被申请人的行为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的具体说明;
(四)为行为保全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资信证明,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
(五)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五条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前,应当询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因情况紧急或者询问可能影响保全措施执行等情形除外。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或者裁定驳回申请的,应当向申请人、被申请人送达裁定书。向被申请人送达裁定书可能影响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后及时向被申请人送达裁定书,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申请行为保全的,应当通过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或者裁定驳回申请的,应当将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并通知仲裁机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不立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即足以损害申请人利益的,应当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况紧急”:
(一)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即将被非法披露;
(二)申请人的发表权、隐私权等人身权利即将受到侵害;
(三)诉争的知识产权即将被非法处分;
(四)申请人的知识产权在展销会等时效性较强的场合正在或者即将受到侵害;
(五)时效性较强的热播节目正在或者即将受到侵害;
(六)其他需要立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情况。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行为保全申请,应当综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包括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力是否稳定;
(二)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
(三)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
(四)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其他应当考量的因素。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查判断申请人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力是否稳定,应当综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所涉权利的类型或者属性;
(二)所涉权利是否经过实质审查;
(三)所涉权利是否处于宣告无效或者撤销程序中以及被宣告无效或者撤销的可能性;
(四)所涉权利是否存在权属争议;
(五)其他可能导致所涉权利效力不稳定的因素。
第九条 申请人以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为依据申请行为保全的,应当提交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该专利权有效的决定。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申请。
第十条 在知识产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被申请人的行为将会侵害申请人享有的商誉或者发表权、隐私权等人身性质的权利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二)被申请人的行为将会导致侵权行为难以控制且显著增加申请人损害;
(三)被申请人的侵害行为将会导致申请人的相关市场份额明显减少;
(四)对申请人造成其他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为保全的,应当依法提供担保。
申请人提供的担保数额,应当相当于被申请人可能因执行行为保全措施所遭受的损失,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所涉产品的销售收益、保管费用等合理损失。
在执行行为保全措施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此遭受的损失超过申请人担保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拒不追加的,可以裁定解除或者部分解除保全措施。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采取的行为保全措施,一般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但是申请人同意的除外。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或者案件具体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保全措施的期限。
裁定停止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效力,一般应当维持至案件裁判生效时止。
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请求、追加担保等情况,可以裁定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请求续行保全措施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七日内提出。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不服行为保全裁定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并作出裁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采取行为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有错误”:
(一)申请人在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二)行为保全措施因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等原因自始不当;
(三)申请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或者不正当竞争,但生效裁判认定不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
(四)其他属于申请有错误的情形。
第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解除行为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的,应当在五日内裁定解除。
申请人撤回行为保全申请或者申请解除行为保全措施的,不因此免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被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赔偿诉讼,申请人申请诉前行为保全后没有起诉或者当事人约定仲裁的,由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人已经起诉的,由受理起诉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申请人同时申请行为保全、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分别审查不同类型保全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并作出裁定。
为避免被申请人实施转移财产、毁灭证据等行为致使保全目的无法实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不同类型保全措施的执行顺序。
第二十条 申请人申请行为保全,应当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申请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规定交纳申请费。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510号(政治法律类32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510号(政治法律类328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包括行政、民事、刑事保护在内的,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方面,1997年修改刑法时在分则中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犯罪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一、关于进一步科学设置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量刑规定的建议
您提到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量刑偏轻、缓刑适用率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些年来,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也注意明确犯罪情节对于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作用,努力构建更合理的入罪标准。
关于从重、从轻处罚情形。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制裁力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的要求,其中,第二十条专门提出,对于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在特定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以及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第二十一条提出,依法严格追缴违法所得,加强罚金刑的适用,加大从业禁止、禁止令的适用,剥夺犯罪分子再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条件。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20年《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规定了三项从重处罚的情形:(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二)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的;(三)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侵犯商业秘密的。第十二条规定了四项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情形:(一)认罪认罚的;(二)积极赔偿权利人因被侵犯知识产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且取得权利人谅解的;(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四)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申请为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标等,相关知识产权已经归属权利人的。
关于设置更具操作指引性的缓刑限制性条件。上面提到的2020年《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既是从重处罚的情形,也是新增加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此前,200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2007年《解释二》)第三条在刑法第四章第五节关于缓刑具体运用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有: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不具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条件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为:“(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关于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200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又对前述规定做了进一步补充规定,二年内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不受前述二年的限制。该条款对多次侵权的行为具有一定威慑。上述2007年《解释二》第三条关于“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一般不适用缓刑的规定,2020年《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关于对“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被告人的处置,亦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于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人的严厉惩处态度。
关于设置从业禁止规定。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对从业禁止作了规定,并将从业禁止明确为一种预防再犯罪的措施,同时规定了违反从业禁止的法律后果,以提高从业禁止规定的执行力和对相关犯罪的预防作用。2020年《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的第十四条对从业禁止作了进一步规定,即:对于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至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对于被判处管制或者适用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或者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经营活动。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做好2020年《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的后续工作,进一步总结全国法院相关审判经验,指导全国法院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二、关于完善对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规制的建议
关于增加对新型网络侵权行为犯罪构成的规定。近些年,新技术发展迅速,涌现许多新的客体形态,以及新的运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网络侵权行为,特别是作品电子化带来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从司法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必须以确认知识产权权利、认定是否侵权等事实为基础,而基础事实的认定需要借助民事审判规则和经验。侵犯知识产权罪通常以构成民事侵权为前提条件,无民事侵权一般无法认定刑事犯罪。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判中,对于某些新类型的侵权行为,在符合民事法律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辨法析理判定构成侵权,承担民事责任,从而实现个案之中的利益平衡。但是,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刑事法律没有规定给予刑罚保护的权利类型,没有规定给予刑罚制裁的行为形态,司法机关不能突破刑法规定进行定罪处刑。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结合司法实践,对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型侵权行为及时研究,继续总结研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相关概念及其意义的一致性,通过司法文件或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法律修改,增强不同法律部门之间规则的协同性,确保刑罚适用于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关于修改原有司法解释中涉信息网络的“点击用户量"等不恰当表述和用语。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数量标准,包括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次数达到5万次以上的等等。实践中,对于点击次数的认定的确存在您提到的争议问题,即点击次数如何统计计算,是以纯粹的鼠标点击次数计算,还是将一个人点击一部作品认定为一次点击,这在司法实践中已引起了注意。您的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问题确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需要结合司法实践特别是综合考虑取证技术条件等因素,在司法解释修订中予以考虑。
关于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侵犯著作权罪"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条件。您提出修改刑法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前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形势要求。下一步,人民法院需结合审判实践进行充分调研评估,积极提出对策,结合今后的刑法修改完善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认真研究,适时提出立法建议。需要说明的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司法机关须把握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之间的关系,秉承刑罚谦抑理念,有时需慎重将边界模糊的权益、新型、复杂、存有争议的行为纳入刑事法律保护的范畴,避免将应保留的创新空间变成刑法禁地,但对于已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坚决严厉打击。
三、关于统一、细化与知识产权案件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管辖规定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8年的《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特定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发明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管辖等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的《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发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开始推进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效果。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特别程序法"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已将“知识产权特别程序研究"列入2018年度开展的司法研究重大课题。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以此为契机,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经验,积极贡献司法经验、智慧,努力推进立法调研工作,及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
(1994年3月26日,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鲁高法〈1992〉70号请示收悉。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起重新计算。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33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已经2020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开展检察听证活动,是检察机关在办理疑难复杂、有影响性案件中,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深化检务公开、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案件得到依法正确处理而采取的一种办案方式。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把统一设置检察听证室作为一项庄重的程序设计,通过统一规范设置检察听证室,充分体现人民检察院案件听证活动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要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各项规定,除遇特殊类型案件或者根据不同案件具体情况对相关当事人席位名称、数量作个别调整外,不得擅自改变听证室整体布局和席位设置。如确需作规范性、制度性调整和改变,应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定;不具备检察听证室设置条件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临时变通。检察听证室设置要遵循因地制宜、厉行节约、适用可行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办公用房和原有可用设施,严禁脱离实际大兴土木、过度装修。
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4月26日
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
为充分体现人民检察院案件听证的庄重性、严肃性、规范性,在总结各地案件听证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作以下规范。
一、名称和标识
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置专门的案件听证场所,用于案件听证活动。案件听证场所统一称“检察听证室”。检察听证室门外适当位置悬挂“检察听证室”标识牌,标识牌的材质、大小、字体、颜色等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做到规范、醒目、美观。
二、基本设置
检察听证室应当立足本院现有办公用房情况,充分利用原有可用设施,合理规划设计。听证室原则上设在地上一层,房间面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庄重、宽敞,能够正常开展案件听证活动为原则。同时,参照《检察机关听证室建设技术指引》,确保满足听证网接入及音视频采集处理、示证展示、存储等设备的布置和使用需求。
1.房间整体色调。检察听证室天花板及四周墙壁漆乳白色,以显轩敞、庄严。
2.背景墙。背景墙尺寸规格根据房间面积、层高综合设计。颜色为标准蓝色背景,选用不反光、不透明的金属烤漆板、亚克力板、人造石、布艺硬包以及烤漆玻璃等适合做蓝色(检察蓝)背景的材质。背景墙上方正中处悬挂国徽。国徽下方居中标注“检察听证”字样,使用“大黑”字体;最下方居中标注检察院名称,使用“大标宋”字体,统一采用金黄色金属悬挂方式。有条件的地方,背景墙可加射灯照明。国徽规格、字体大小与背景墙大小相协调。
3.桌椅规格。检察听证室采用长条桌,造型应庄重、大方,宽度不少于50cm。桌椅数量视听证室大小和听证人员情况确定,颜色以褐色或原木色为宜,与听证室总体色调相适应。
4.桌椅摆放形式。听证会场不设主席台,在同一水平地面上,用长条桌围成不封闭的四边形会场,相对间距不少于2米。视听证室空间大小设置旁听席位,有条件的可设置媒体记者席位。
三、席位设置
听证会席位设置应当符合平等参与、统一规范、办案安全的原则。
1.主办检察官或独任检察官席位:在检察听证室背景墙一侧居中设置主办检察官或独任检察官席位,名牌为“主办检察官”或者“检察官”。检察长主持听证的,名牌为“检察长”。
2.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席位: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席位在主办检察官或独任检察官席位同侧左右设置,名牌为“检察官”或“检察官助理”。检察长主持听证时,办案团队人员参加听证的,名牌为其在办案团队中的实际称谓,即“主办检察官”“检察官”或“检察官助理”。
3.书记员席位:书记员席位在主办检察官或独任检察官同侧末端设置,名牌为“书记员”。
4.听证员席位:听证员席位面对背景墙设置,名牌为“听证员”。
5.案件当事人席位:案件当事人席位分两侧相对设置,不同类型案件听证会当事人的名牌,按相应法律规定的称谓标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席位图》中的“行政机关”“相关主体或者代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席位图》中的“涉嫌侵害公益的主体”“相关主体或者代表”,名牌分别为行政机关或者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名称。
6.旁听人员席位:听证会可以设置旁听人员席位,位于听证员席位后排,在适当位置摆放“旁听席”名牌。
7.司法警察席位:根据听证会现场及安全风险情况,灵活设置司法警察席位的数量和位置。有犯罪嫌疑人参加听证的,司法警察席位设在犯罪嫌疑人席位后排。
附件:1.人民检察院案件听证会席位设置图(略)
2.检察听证室背景墙样式图(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11月19日 (2018)最高法民他187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民他120号《关于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泰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没有仲裁协议以及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为由申请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7)武仲裁字第000001241号仲裁裁决。昊泰公司虽然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提出异议,但其在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冶公司)申请仲裁后,不仅参加了仲裁程序且明确表示同意将案涉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昊泰公司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案件进行审查期间,昊泰公司再次明确表示同意武汉仲裁委员会就《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项下争议进行仲裁。其行为应当认为是在《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之外与一冶公司另行达成仲裁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真实性是否为仲裁庭认可不影响当事人另行达成的争议解决方式的效力。
一冶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昊泰公司退还一冶公司工程款人民币4006830.06元及利息人民币285486.6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20日)并由昊泰公司承担仲裁费。武汉仲裁委员会驳回一冶公司的仲裁请求并就仲裁费的分担作出裁决不构成“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但仲裁裁决认定一冶公司支付给昊泰公司的款项人民币188万元构成昊泰公司的不当得利,鉴于上述款项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项下争议事项,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昊泰公司返还一冶公司上述款项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以仲裁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中的超裁部分。但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因仲裁裁决第一项与其他裁决事项可分,本案可只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第一项内容。同意你院请示报告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8月31日 (2018)鄂民他12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院作出(2018)鄂01民特152号请示报告。该院拟作出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我院不同意该院的处理意见。现按照钧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岷江里16-4-102。
法定代表人:陈某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映霞,天津津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忠,天津津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36街坊。
法定代表人:宋某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良洲,公司员工。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意见
2017年4月11日,武汉市仲裁委根据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冶公司)与天津昊泰土木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泰公司)于2010年6月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一冶公司提交的仲裁申请受理了双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案。
一冶公司在仲裁中称:2010年一冶公司与秦皇岛市蓝色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承建该公司的戴河庭院二期D区工程,并为工程施工成立了中国一冶秦皇岛戴河庭院工程项目经理部。2010年6月,一冶公司与昊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上述工程分包昊泰公司施工,工程完工后一冶公司与昊泰公司办理结算,昊泰公司施工的工程结算值为17637750元。在施工过程中一冶公司支付昊泰公司工程款及各类费用17330089.06元;另昊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伪造一冶公司下属项目部印章与北京信宇达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北京信宇达商贸有限公司的钢材后拖欠钢材款,导致一冶公司被法院扣划3552027元;工程完工后,因昊泰公司施工的工程质量存在问题,且昊泰公司拒不维修,由业主秦皇岛市蓝色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派维修,直至2015年8月15日才维修完毕,花费762464元,至此一冶公司共支付昊泰公司21644580.06元,超付4006830.06元。一冶公司多次要求昊泰公司退还超领的工程款,但昊泰公司拒不偿还。据此一冶公司请求:(一)裁决昊泰公司退还一冶公司工程款人民币4006830.06元及利息285486.6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20日);(二)本案仲裁费由昊泰公司承担。2017年9月12日本案第二次庭审时,一冶公司将上述第一项请求修正为“请求昊泰公司返还一冶公司款项4006830.06元及利息285486.6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20日)”。
昊泰公司在仲裁中答辩称:昊泰公司未曾分包过一冶公司承包的工程,也未曾授权过任何人分包一冶公司承包的工程,一冶公司未向昊泰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昊泰公司认真核对了一冶公司向仲裁委提供的证据,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的公章、合同章与法定代表人名章及《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均为他人伪造,不是昊泰公司的印鉴,昊泰公司可以提供工商部门预留的印鉴予以核对,如有必要,可以委托相关部门对印鉴的真伪进行鉴定。另外一冶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等证照均为昊泰公司宣传册中的图片,不是昊泰公司的正式证照。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冶公司的损失应另行向他人主张,应驳回一冶公司的仲裁请求。
昊泰公司在仲裁中还主张,2009年在沈阳三一新天地项目双方有合作,2010年4月28日支付的188万,是一冶公司支付给昊泰公司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该笔款项188万元是2010年4月2日支付,而本案合同是2010年6月10日签订,签订合同前就支付百分之四十预付款不符合工程惯例,且合同第4.4条约定无预付款。且不存在劳务承包人承担材料款,所以北京法院判决的3552027元不应由昊泰公司承担,且判决书判决该款项由一冶公司自行承担,不牵扯昊泰公司。
经审查,仲裁庭对一冶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一冶公司关于被法院扣划3522027元钢材款,以及业主单位委派他人维修所花费的762464元应由昊泰公司承担的主张,仲裁庭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但仲裁庭另认定,昊泰公司在仲裁中主张的,一冶公司于2010年4月28日向其支付的188万,系为沈阳三一新天地项目双方合作所支付,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因此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据此裁决:(一)昊泰公司返还一冶公司款项188万元;(二)驳回一冶公司其他仲裁请求;(三)本案仲裁费31341元,由一冶公司承担17550.96元,由昊泰公司承担13790.04元。
昊泰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7)武仲裁字第000001241号仲裁裁决。其理由为:(一)双方没有仲裁协议。一冶公司申请仲裁的依据是所谓的于2010年6月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仲裁条款,但昊泰公司提出该合同加盖的申请人的公章系伪造的,后仲裁庭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既然该合同不是真实的,那么,双方就不存在仲裁协议之说。(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裁决要求昊泰公司退还的款项,是2010年4月28日被申请人打入申请人账户,仲裁庭认为是不当得利,而包含仲裁条款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系2010年6月才签订的,上述款项并不在该合同时间范围内,因此,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
被申请人一冶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昊泰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一)双方存在仲裁协议,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二)一冶公司工程款进入昊泰公司账户,也证明合同生效且履行,因此双方争议属于仲裁裁决范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昊泰公司主张的裁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审查,昊泰公司虽认为双方并无仲裁协议,但在仲裁委2017年7月26日的庭审中,昊泰公司同意将该案所涉争议提交仲裁委仲裁,在本案调查中,昊泰公司也明确当时同意的是仲裁委对于涉及劳务分包合同的争议的仲裁,并非最终裁判的不当得利。因此,昊泰公司不能仅以仲裁庭未认可合同真实性,因而双方没有仲裁协议为由要求撤销仲裁裁决。
关于昊泰公司主张的裁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应当裁定撤销。本案中,一冶公司主张权利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即便认可真实性,也仅约定履行该合同时发生的争议,可提交仲裁。且一冶公司的仲裁申请,主张的是昊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因伪造一冶公司下属项目部印章购买钢材后拖欠钢材款,以及因工程质量导致维修支出,从而造成一冶公司超付相应款项应当予以返还。仲裁庭在驳回一冶公司上述主张后,却认定发生于合同签订前的一笔188万的款项来往系不当得利,并据此作出裁决,既超出一冶公司申请仲裁的事实理由范围,也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
综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讨论认为,(2017)武仲裁字第000001241号仲裁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应当予以撤销。
三、我院审查意见
昊泰公司申请撤裁有两项理由:第一是双方不具有有效的仲裁协议;第二是超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关于有无有效仲裁协议的问题。昊泰公司虽提出仲裁协议无效,但该公司在仲裁庭审时明确同意通过仲裁解决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故昊泰公司以仲裁协议无效申请撤裁,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关于超裁的问题。一冶公司申请仲裁,请求的是劳务分包合同项下的款项。仲裁裁决第二项驳回了一冶公司关于劳务分包合同的请求,不存在超裁的问题,不应撤销。裁决第三项是仲裁费用的分担问题,不应撤销。但是裁决第一项系昊泰公司返还一冶公司188万元。仲裁庭认为:一冶公司不能举证证实其系秦皇岛戴河庭院D区二期工程项目向昊泰公司支付,昊泰公司也不能举证证实其系沈阳三一新天地一期工程项目尾款由一冶公司支付,但本案证据证实,双方确认昊泰公司收到一冶公司支付的该笔188万元。仲裁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裁决昊泰公司返还一冶公司188万元。对此,我院认为,昊泰公司同意仲裁,系同意就案涉劳务分包合同进行仲裁。该188万元的支付发生在案涉合同订立之前,一冶公司不能证实该188万元系秦皇岛戴河庭院D区二期工程项目的款项,也就是不能证实是案涉合同项下的款项,昊泰公司亦不认可该款项是案涉合同项下的款项,故而该款项上的权利义务问题不属于昊泰公司同意仲裁的范围。仲裁庭此项裁决构成超裁,应予撤销。
我院认为,本案仲裁裁决是可以分割的,处理的是不同法律关系下的款项,不可因其第一项裁决超裁而撤销整个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否部分撤销问题的批复》亦规定,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如果裁决事项超出当事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或者不属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与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其他事项是可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基于当事人的申请,在查清事实后裁定撤销该超裁部分。该批复虽已失效,但对本案的处理仍具有参考意义。故同意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第一项,不同意撤销该裁决第二项、第三项。
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14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14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家事审判工作专业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确定118个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级法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形成了家事审判的良好工作局面。三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诉前调解、离婚证明书、案后回访等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2018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上述制度予以总结推广。2019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加大家事审判中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往纵深发展。
家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应当是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在前期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过程中,很多地方法院成立了专业的审判庭或合议庭,有力地推动了该项工作的进展。但受到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影响,目前有所缩减。您在建议中所提的引入家事调解员参与家事纠纷的解决,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也是我院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的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人民法院将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支持,积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找准问题,克服困难,勇于担当,推动形成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合力,全面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四年多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构建反家庭暴力的宏观格局,在有效保护家庭成员权益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于您建议中所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我院民一庭今年已将其作为重点调研课题,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标准不统一、执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拟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制定指导意见等方式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域名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对于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条 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涉外域名纠纷案件包括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国际组织,或者域名注册地在外国的域名纠纷案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涉外域名纠纷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三条 域名纠纷案件的案由,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并在其前冠以计算机网络域名;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难以确定的,可以通称为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对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应当认定被告注册、使用域名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
(一)原告请求保护的民事权益合法有效;
(二)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或者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
(三)被告对该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权益,也无注册、使用该域名的正当理由;
(四)被告对该域名的注册、使用具有恶意。
第五条 被告的行为被证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恶意:
(一)为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
(二)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
(三)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四)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
(五)具有其他恶意情形的。
被告举证证明在纠纷发生前其所持有的域名已经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且能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区别,或者具有其他情形足以证明其不具有恶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认定被告具有恶意。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
第七条 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依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害的,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
侵权人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惩罚性赔偿。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6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6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9日)
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6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覆盖了当前多发、常见的洗钱罪上游犯罪类型,不仅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对司法办案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社会公众具有警示意义。
6个典型案例分别是: 曾某洗钱案,雷某、李某洗钱案,陈某枝洗钱案,张某洗钱案,林某娜、林某吟等人洗钱案,赵某洗钱案。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检察机关、人民银行对洗钱犯罪不放纵、从严惩治的司法态度。
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洗钱犯罪惩治力度。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洗钱犯罪221人,提起公诉707人,较2019年分别上升106.5%和368.2%。最高检还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加强对办理洗钱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等方面问题的调研,研究作出指导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切实提高办案质效。人民银行积极发挥反洗钱监管职能,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紧密衔接。2020年,人民银行对614家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开展了专项和综合执法检查,依法对537家义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处罚金额5.26亿元,处罚违规个人1000人,处罚金额2468万元。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自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的规定,为贯彻新规定,最高检正在会同最高法研究修改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解释,对长期存在的法律适用难点和争议点予以明确,对不适应执法司法实际情况的部分规定进行调整。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反洗钱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金融立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司法保障等多方面的努力与配合,检察机关将以办案为中心,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持续加大追诉洗钱犯罪力度,加强与人民银行、监委、法院、公安等执法司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检察履职,根据办理洗钱案件发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并积极探索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努力从全方位多层次发挥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职能。
曾某洗钱案
——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及收益,严惩洗钱犯罪助力“打财断血”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曾某,系江西省众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上游犯罪
2009年至2016年,熊某(另案处理)在担任江西省南昌市生米镇山某村党支部书记期间,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依仗宗族势力长期把持村基层政权,垄断村周边工程攫取高额利润,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严重扰乱当地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熊某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洗钱犯罪
2014年,南昌市银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某公司”)为低价取得山某村157.475亩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多次向熊某行贿,曾某以提供银行账户、转账、取现等方式,帮助熊某转移受贿款共计3700万元。其中,2014年1月29日,曾某受熊某指使,利用众某公司银行账户接收银某公司行贿款500万元,然后转账至其侄女曾某琴银行账户,再拆分转账至熊某妻子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他成员银行账户。2月13日,在熊某帮助下,银某公司独家参与网上竞拍,并以起拍价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4月至12月,熊某利用其实际控制的江西雅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银行账户,接收银某公司以工程款名义分4次转入的行贿款,共计3200万元。后曾某受熊某指使,多次在雅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陪同下,通过银行柜台取现、直接转账或者利用曾某个人银行账户中转等方式,将上述3200万元转移给熊某及其妻子、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他成员。上述3700万元全部用于以熊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日常开支和发展壮大。
2016年11月16日,熊某因另案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曾某担心其利用众某公司帮助熊某接收、转移500万元受贿款的事实暴露,以众某公司名义与银某公司签订虚假土方平整及填砂工程施工合同,将上述500万元受贿款伪装为银某公司支付给众某公司的项目工程款。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28日,南昌市公安局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六个罪名将熊某等18人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在案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规模严重不符,大量犯罪所得去向不明,随即依法向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调取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涉账户资金去向相关证据材料,并联同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对本案所涉大额取现、频繁划转、使用关联人账户等情况进行追查、分析,查明曾某及其关联账户与熊某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账户之间有大额频繁的异常资金转移。2019年3月30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向南昌市公安局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要求对曾某以涉嫌洗钱罪补充移送起诉。南昌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于5月13日移送起诉。
曾某到案后,辩称对熊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知情,不具有洗钱犯罪主观故意。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曾某协助转移资金的主观心态:一是收集曾某、熊某二人关系的证据,结合曾某对二人交往情况的相关供述,证明曾某、熊某二人同是生米镇本地人,交往频繁,是好友关系,曾某知道熊某在当地称霸并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收集曾某身份及专业背景的证据,结合曾某对工程建设的相关供述,证明曾某长期从事工程承揽、项目建设等业务,知道银某公司在工程未开工的情况下付给熊某3700万元工程款不符合工程建设常规,实际上是在拿地、拆迁等事项上有求于熊某。根据上述证据,东湖区人民检察院认定曾某主观上应当知道其帮助熊某转移的3700万元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于2019年6月28日以洗钱罪对曾某提起公诉。东湖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5日作出判决,认定曾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万元。曾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涉黑案件时,要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财产进行深入审查,深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转移、隐匿财产的洗钱犯罪线索,打财断血,摧毁其死灰复燃的经济基础。发现洗钱犯罪线索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发现遗漏应当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直接提起公诉。
2.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及组织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全部财物、财产性权益及其孳息、收益。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各种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可以从涉案财产是否为该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行为获取、是否系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影响力和控制力获取、是否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日常开支和发展壮大等方面综合判断。
3.对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认识,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检察机关办理涉黑洗钱案件,要注意审查洗钱犯罪嫌疑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交往细节、密切程度、身份背景、从业经历等证据,补强其了解、知悉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具体犯罪行为的证据;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称霸一方实施违法犯罪的事实知情,辩称对相关行为的法律定性不知情的,不影响对主观故意的认定。
4.发挥行政、司法职能作用,做好行刑衔接与配合。人民银行是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的收集分析监测,发现重大嫌疑主动开展反洗钱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洗钱犯罪线索和侦查协助。人民检察院办案中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可以主动向人民银行调取所涉账户资金来源、去向的证据,对大额取现、频繁划转、使用关联人账户等异常资金流转情况可以联同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等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固定洗钱犯罪主要证据。
雷某、李某洗钱案
——准确认定以隐匿资金流转痕迹为目的的多种洗钱手段,行刑双罚共促洗钱犯罪惩治和预防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雷某、李某,均系杭州瑞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某公司”)员工。
(一)上游犯罪
2013年至2018年6月,朱某(另案处理)为杭州腾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口口相传、参展推广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ACH外汇交易平台,以腾某公司名义向1899名集资参与人非法集资14.49亿余元。截至案发,造成1279名集资参与人损失共计8.46亿余元。2020年3月31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朱某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朱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朱某提出上诉。
(二)洗钱犯罪
2016年年底,朱某出资成立瑞某公司,聘用雷某、李某为该公司员工,并让李某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为其他公司提供商业背景调查服务。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雷某、李某除从事瑞某公司自身业务外,应朱某要求,明知腾某公司以外汇理财业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仍向朱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接收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之后,雷某、李某配合腾某公司财务人员罗某(另案处理)等人,通过银行大额取现、大额转账、同柜存取等方式将上述非法集资款转移给朱某。其中,大额取现2404万余元,交给朱某及其保镖;大额转账940万余元,转入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及房地产公司账户用于买房;银行柜台先取后存6299万余元,存入朱某本人账户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其中,雷某转移资金共计6362万余元,李某转移资金共计3281万余元。二人除工资收入外,自2017年6月起收取每月1万元的好处费。
二、诉讼和处罚过程
2019年7月16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以雷某、李某涉嫌洗钱罪将案件移送起诉。2019年8月29日,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雷某、李某提起公诉。2019年11月19日,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雷某、李某犯洗钱罪,分别判处雷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6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7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宣判后,雷某提出上诉,李某未上诉。2020年6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发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启动对经办银行的行政调查程序,认定经办银行重业绩轻合规,银行柜台网点未按规定对客户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了解与核实验证;银行柜台网点对客户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多次触发反洗钱系统预警等情况,均未向内部反洗钱岗位或上级行对应的管理部门报告;银行可疑交易分析人员对显而易见的疑点不深纠、不追查,并以不合理理由排除疑点,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经办银行在反洗钱履职环节的上述违法行为,导致本案被告人长期利用该行渠道实施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经办银行罚款400万元。
三、典型意义
1.在非法集资等犯罪持续期间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罪。非法集资等犯罪存在较长期的持续状态,在犯罪持续期间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符合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洗钱行为在上游犯罪实施终了前着手实施的,可以认定洗钱罪。
2.洗钱犯罪手段多样,变化频繁,本质都是通过隐匿资金流转关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本案被告人为隐匿资金真实去向,大额取现或者将大额赃款在多个账户间进行频繁划转;为避免直接转账留下痕迹,将转账拆分为先取现后存款,人为割裂交易链条,利用银行支付结算业务采取了多种手段实施洗钱犯罪。实践中除上述方式外,还有利用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或者开立票据、信用证以及利用第三方支付、第四方支付等互联网支付业务实施的洗钱犯罪,资金转移方式更专业,洗钱手段更隐蔽。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透过资金往来表象,认识行为本质,准确识别各类洗钱手段。
3.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反洗钱工作合力,共同落实反洗钱义务和责任。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客户尽职调查义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充分发挥反洗钱“第一防线”的作用。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管,对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活动进行反洗钱调查,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履职不力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和刑事诉讼中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准确追诉犯罪,发现金融机构涉嫌行政违法的,及时移送人民银行调查处理,促进行业治理。
陈某枝洗钱案
——准确认定利用虚拟货币洗钱新手段,上游犯罪查证属实未判决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枝,无业,系陈某波(另案处理)前妻。
(一)上游犯罪
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间,陈某波注册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公司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自行决定涨跌幅,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和个人挥霍,后期拒绝兑付;开设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行虚拟币,通过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在该平台充值、交易,虚构平台交易数据,并通过限制大额提现提币、谎称黑客盗币等方式掩盖资金缺口,拖延甚至拒绝投资者提现。2018年11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陈某波潜逃境外。
(二)洗钱犯罪
2018年年中,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中的300万元转账至陈某枝个人银行账户。2018年8月,为转移财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陈某枝、陈某波二人离婚。2018年10月底至11月底,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调查、立案侦查并逃往境外,仍将上述300万元转至陈某波个人银行账户,供陈某波在境外使用。另外,陈某枝按照陈某波指示,将陈某波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车辆以90余万元的低价出售,随后在陈某波组建的微信群中联系比特币“矿工”,将卖车钱款全部转账给“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并将密钥发送给陈某波,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陈某波目前仍未到案。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查办陈某波集资诈骗案中发现陈某枝洗钱犯罪线索,经立案侦查,于2019年4月3日以陈某枝涉嫌洗钱罪将案件移送起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根据要求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取证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指导商业银行等反洗钱义务机构排查可疑交易,通过穿透资金链、分析研判可疑点,向公安机关移交了相关证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枝以银行转账、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构成洗钱罪;陈某波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可以确认,其潜逃境外不影响对陈某枝洗钱犯罪的认定,于2019年10月9日以洗钱罪对陈某枝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陈某枝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陈某枝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办案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提示虚拟货币领域洗钱犯罪风险,建议加强新领域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将本案作为中国打击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成功案例提供给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验。
三、典型意义
1.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及收益转换成境外法定货币或者财产,是洗钱犯罪新手段,洗钱数额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虽然我国监管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交易所,可实现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自由兑换,虚拟货币被利用成为跨境清洗资金的新手段。
2.根据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交易特点收集运用证据,查清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转换过程。要按照虚拟货币交易流程,收集行为人将赃款转换为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或者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记录等证据,包括比特币地址、密钥,行为人与比特币持有者的联络信息和资金流向数据等。
3.上游犯罪查证属实,尚未依法裁判,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和起诉。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存在上游犯罪与洗钱犯罪的侦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不同步的情形,或者因上游犯罪嫌疑人潜逃、死亡、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出现暂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洗钱罪虽是下游犯罪,但是仍然是独立的犯罪,从惩治犯罪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考虑,存在上述情形时,可以将上游犯罪作为洗钱犯罪的案内事实进行审查,根据相关证据能够认定上游犯罪的,上游犯罪未经刑事判决确认不影响对洗钱罪的认定。
4.人民检察院对办案当中发现的洗钱犯罪新手段新类型新情况,要及时向人民银行通报反馈,提示犯罪风险、提出意见建议,帮助丰富反洗钱监测模型、完善监管措施。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反洗钱国际合作职能,向国际反洗钱组织主动提供成功案例,通报新型洗钱手段和应对措施,深度参与反洗钱国际治理,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反洗钱工作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张某洗钱案
——开展“一案双查”,自行侦查深挖洗钱犯罪线索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原系江苏某机关工作人员。
(一)上游犯罪
2007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张某的前夫陈某(另案处理)以个人或者徐州泰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名义,以投资生产蓄电池、硅导体等需要大量资金为由,通过虚构专利产品、夸大生产规模和效益等手段,在南京、徐州地区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10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7亿余元。陈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洗钱犯罪
2007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张某明知陈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先后开立6个银行账户,提供给陈某使用,共接收陈某从其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亲友银行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6.6亿余元。张某前往银行柜台将其中的67万余元转账至陈某控制的其他银行账户,1156万元以开具本票的方式支取并汇入陈某控制的其他银行账户、取现给陈某或者用于购物付款;张某还将网银U盾提供给陈某,由陈某及其公司会计将其余6.5亿余元使用U盾陆续转出。另外,2009年3月至2011年8月间,张某将工资卡账户提供给陈某,接受陈某转入的非法集资款共计307万元,张某将转入资金与工资混用,用于消费、信用卡还款、取现等。
二、诉讼过程
在陈某集资诈骗案审查起诉过程中,集资参与人返还投资款诉求强烈。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有部分集资诈骗资金去向不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自行侦查,并依法向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调取证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通过监测分析相关人员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发现陈某本人及关联账户巨额资金流入其前妻张某账户。经传讯,张某辩称其名下银行卡由陈某开立并实际使用,且已与陈某离婚多年,对陈某非法集资并不知情。针对张某辩解,检察机关进一步调取相关证据:一是调取银行卡开户申请、本票申请书、转账凭证等书证,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确认签名系张某书写,证明全部涉案银行卡、本票以及柜台转账均为张某本人前往银行办理。二是询问陈某亲属、公司工作人员证实,张某与陈某离婚不离家,仍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外交往,公司员工曾告知张某协助陈某吸储的工作职责,张某曾向公司负责集资的员工表示将及时归还借款。上述证据证明张某应当知道陈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查明了陈某非法集资款的部分去向,同时发现张某明知陈某汇入其银行账户的资金来源于非法集资犯罪,仍然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非法集资款转换为金融票证,协助转移资金,涉嫌洗钱罪。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将张某涉嫌洗钱罪的线索和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立案侦查,于2016年3月21日对张某以涉嫌洗钱罪移送起诉。2016年9月26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张某提起公诉。2017年8月9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4000万元。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2017年12月2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对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特别是对经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未按补充侦查要求补充收集证据,关键证据存在灭失风险,需要及时收集固定,侦查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自行侦查,并将自行侦查的结果向公安机关通报,对侦查人员怠于侦查的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2.检察机关对洗钱罪上游犯罪开展自行侦查的,应当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在自行侦查、同步审查时,应当注意全面收集、审查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去向相关证据,如资金转账、交易记录等。发现洗钱犯罪线索的,应当将犯罪线索和收集的证据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做好跟踪监督工作,依法惩治洗钱犯罪。
3.有效运用自行侦查追缴违法所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非法集资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各种违法手段转移非法集资款,集资参与人损失惨重。以追踪资金为导向,严惩转移非法集资款的洗钱犯罪,有利于及时查清资金去向,有效截断资金转移链条,提高追缴犯罪所得的效率效果。在依法查办陈某集资诈骗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依法自行侦查、立案监督、追诉张某洗钱罪,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查清、查封涉案资产,追缴犯罪所得,返还集资参与人,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林某娜、林某吟等人洗钱案
——严厉惩治家族化洗钱犯罪,斩断毒品犯罪资金链条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某娜,系深圳市菲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某公司”)及广州市永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林某吟,系深圳市雅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黄某平,系深圳市通某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陈某真,无业。
(一)上游犯罪
2011年,林某永贩卖1875千克麻黄素给蔡某璇等多人,供其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180千克。2009年至2011年,蔡某璇多次伙同他人共同贩卖、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20余千克。
(二)洗钱犯罪
2010年至2014年,林某娜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哥哥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购房、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743万余元。其中,2010年至2011年,林某娜多次接收林某永交予的现金共165万元,用于购买广东省陆丰市房产一套;2011年,林某娜购买深圳市瑞某花园房产一套,实际由林某永一次性现金支付239万余元购房款。以上房产均为林某娜为林某永代持。2011年至2013年,林某娜提供本人及丈夫的银行账户多次接收林某永转入资金共289万余元,之后以提现、转账等方式交给林某永、黄某平。2011年至2014年,林某娜使用林某永提供的1050万元,注册成立菲某公司和永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另外,2011年至2014年,林某娜三次为林某永窝藏毒赃,其中两次在其住处为林某永保管现金,一次从林某永的住处将现金转移至其住处并保管,保管、转移毒赃共约2460万元。
2011年至2014年,林某吟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哥哥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150万元。其中,2013年至2014年,林某吟使用林某永提供的350万元,注册成立雅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至2014年,林某吟提供本人银行账户多次接收林某永转入资金共800万元,之后按林某永指示转账给他人7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发放雅某公司员工工资共计100万元。
2011年至2013年,黄某平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男友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购房、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719万余元。其中,2011年至2012年,黄某平使用林某永提供的200万元,注册成立通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至2013年,黄某平提供本人及通某公司银行账户接收林某永转账或将林某永交予的现金存入上述账户,共计1519万余元,之后转账至双方亲友账户、用于消费支出、购买理财产品,以及支付以黄某平名义购买的深圳市荔某花园一套房产的首付款。
2010年至2011年,陈某真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丈夫蔡某璇用于购买房地产,共计730余万元。其中,2010年9月,陈某真使用蔡某璇交予的现金60余万元,以其子蔡某胜的名义购买陆丰市房产一套;2011年5月,陈某真使用蔡某璇交予的现金670万元,与林某永合伙,以蔡某璇弟弟蔡某墙的名义,购买陆丰市某建材经营部名下468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二、诉讼过程
2014年8月19日,广东省公安厅将本案移送起诉。2014年9月2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林某娜、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明知林某永、蔡某璇提供的资金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使用上述资金购买房产、土地使用权,投资经营酒行、车行,提供本人和他人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符合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构成洗钱罪。同时,林某娜帮助林某永保管、转移毒品犯罪所得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49条的规定,构成窝藏、转移毒赃罪。
2015年3月30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林某娜以洗钱罪,窝藏、转移毒赃罪,对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以洗钱罪提起公诉。2016年10月27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林某娜犯洗钱罪,窝藏、转移毒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0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犯洗钱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4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没收违法所得。宣判后,被告人均提出上诉。2019年1月2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案件时,应当深挖毒资毒赃,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针对毒资毒赃清洗家族化、团伙化的特点,要重点审查家族成员、团伙成员之间资金来往情况,斩断毒品犯罪恶性循环的资金链条。对涉毒品洗钱犯罪提起公诉的,应当提出涉毒资产处理意见和财产刑量刑建议,并加强对适用财产刑的审判监督。
2.广义的洗钱犯罪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应当准确区分适用。第一,洗钱犯罪是故意犯罪,三罪都要求对上游犯罪有认识、知悉。第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般规定,洗钱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是特别规定,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否来自于特定的上游犯罪,两个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改变资金、财物的性质。第三,适用具体罪名时要能够全面准确地概括评价洗钱行为,一个行为同时构成数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数个行为分别构成数罪的,数罪并罚。
3.穿透隐匿表象,准确识别利用现金和“投资”清洗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本质。毒品犯罪现金交易频繁,下游洗钱犯罪也大量使用现金,留痕少、隐匿性强。将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用于公司注册、公司运营、投资房地产等使资金直接“合法化”,是上游毒品犯罪分子试图漂白资金的惯用手法。办案当中要通过审查与涉案现金持有、转移、使用过程相关的证据,查清毒资毒赃的来源和去向,同步惩治上下游犯罪。
赵某洗钱案
——退回补充侦查追加认定遗漏犯罪事实,综合其他证据“零口供”定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原系国有独资企业天津市某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影集团”)金融部职员。
(一)上游犯罪
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武某(另案处理)利用担任电影集团金融部副部长、部长、金融顾问等职务便利,伙同王某(另案处理)等人非法侵占公款5587万余元,索取收受他人贿赂680余万元,向他人行贿356万元。武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二)洗钱犯罪
2012年开始,赵某长期与武某保持情人关系。2013年至2018年6月,赵某向武某提供个人银行账户,多次接收从武某本人银行账户或者武某贪污罪共犯王某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转入的武某贪污、受贿款项,共计1200余万元。其中,2013年至2014年,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6笔汇款270余万元,后赵某将上述款项转入天津中某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某公司”)账户,以本人名义购买天津市河西区君某小区一处房产及车位。2015年7月至11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60万元,接收王某通过其母亲李某的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00万元,并从武某处得知该100万元系王某所给。后赵某将其中20万元转入天津市多家家具公司账户,为此前购买的君某小区房产购置家具,其余140万元以本人名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016年8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70万元,后赵某全部转入中某公司账户,以本人名义购买君某小区的另一处房产。2017年1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00万元,并从武某处得知系王某所给,后以本人名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018年6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500万元,后将其中300万元转入本人其他银行账户,其余200万元仍存于原银行账户。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12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以赵某涉嫌洗钱200万元将案件移送起诉。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公安机关认定洗钱数额200万元,系武某明确告知赵某钱款来源的数额;在此前后,武某另有多次向赵某转账,共计1000余万元,武某虽然没有对赵某明示钱款来源,但是资金来源、转账方式、用途与上述200万元一致,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由于赵某否认是武某的密切关系人,否认知悉钱款性质,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要求公安机关查证赵某和武某的真实关系,赵某对上述1000余万元资金来源和性质的认知情况。公安机关调取了武某的工资收入、个人房产情况,查明武某财产状况和工资收入水平;调取了武某、赵某任职经历证据,查明二人多年同在电影集团金融部工作且长期为上下级关系;讯问武某、王某,二人供述赵某与武某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武某与王某谈业务从不回避赵某,赵某、武某二人长期同居。检察机关认为,补充侦查获取的证据证明,赵某是武某的密切关系人,对武某通过贪污贿赂犯罪获取非法利益应当有概括性认识,应当知道其银行账户接收的1000余万元明显超过武某的合法收入,系其贪污受贿所得。2019年5月16日,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对赵某以洗钱罪提起公诉,认定犯罪金额1200余万元。
2019年9月4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赵某犯洗钱罪,犯罪数额12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70万元。宣判后,赵某提出上诉。2020年6月8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同步审查贪污贿赂款物的去向及转移过程,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人员的近亲属、密切关系人等是洗钱犯罪的高发人群,虽然没有参与实施贪污贿赂犯罪,但是提供资金账户接收、转移犯罪所得,以投资、理财、购买贵重物品等方式掩饰、隐瞒赃款来源和性质,符合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应当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
2.重证据,不依赖口供。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可以通过审查犯罪嫌疑人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职业、合法收入了解情况,双方交往、共同工作、生活情况,双方资金、财产往来情况,接收资金、财产后转移、投资情况,以及接受、转移的资产与其职业、收入是否相符等情况,综合认定犯罪嫌疑人对上游犯罪的了解、知悉状态。
3.检察机关审查洗钱犯罪案件,要对上游犯罪中相关的涉案财物全面审查,不能局限于移送的犯罪事实。发现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补充移送起诉。要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的沟通配合、工作引导,在严厉查办上游犯罪的同时,重视转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等洗钱犯罪的查办,并通过查办洗钱犯罪,追缴犯罪所得,有效遏制上游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乡村振兴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的职能作用和协作优势,进一步加大检察办案过程中对农村地区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帮扶力度,防止因案返贫致贫,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决定联合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活动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019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和乡村振兴部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的农村地区因案致贫当事人做到应救助尽救助,救助理念、机制持续优化,救助人数、金额显著增加,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既是对标对表新时代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现实需要,也是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各级检察机关和乡村振兴部门要深刻认识开展专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全面总结前期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经验成效,进一步健全协作配合机制,突出救助重点,加大救助力度,完善救助方式,提升救助效果,持续精准落实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全力防范化解因案返贫致贫风险,合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二、准确把握专项活动的工作重点
“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从今年2月开始,到2025年底结束。
(一)明确救助重点对象
认真执行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等规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拓展救助对象范围,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有因案返贫致贫风险的以下六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和扶困帮扶工作力度:一是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二是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三是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四是生活困难的妇女;五是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六是生活困难的涉法涉诉信访人。
(二)明确主要工作目标
1.有效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农村辖区的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每年协作办理2件以上司法救助案件。无农村辖区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上下级院联合救助、跨地域救助等方式,积极会同乡村振兴部门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2.稳步扩大司法救助案件规模。检察机关要继续保持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稳定增长态势,办理司法救助案件数应当与本地办理的各类案件数相匹配,完善本院司法救助线索发现和移送工作机制,每年度应当消灭司法救助空白点。乡村振兴部门建立司法救助线索摸排审查机制,积极向同级检察机关移送司法救助线索。
3.优化提升司法救助效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救急解困、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又立足被救助人实际生活困难,强化政策支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精准帮扶,增强被救助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扎实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专项活动
(一)健全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平台
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应当指定专人作为联络员,密切联系和配合。已经建立救助协作机制的地方,共同更新工作平台,积极借助大数据,强化救助线索移送、联合回访等工作,实现信息共享、工作联动、效果互促。尚未建立救助协作机制的地方,加强协作会商,尽快搭建工作平台,形成推进专项活动的合力。省级检察院与乡村振兴部门共同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
(二)常态化推进年度消灭司法救助空白点
检察机关将消灭司法救助空白点作为推进专项活动、积极履行司法救助职能的重要抓手,上级检察机关每月对本地区救助空白院情况进行梳理,加强工作督导,持续压实责任,逐一跟进指导司法救助工作相对薄弱检察院,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乡村振兴部门依靠乡村干部、驻村干部等基层力量,加强司法救助宣传,提高司法救助知晓度,常态化排查移送救助线索,做到早发现、早救助、早帮扶,切实防止因案返贫致贫。
(三)全面落实司法救助和针对性帮扶措施
检察机关构建全院“一盘棋”司法救助工作格局,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各责任部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的积极性,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均应当按程序及时提供救助。进一步探索完善联合救助工作机制,将救助难度大、被救助人数多、一级救助难以满足需求以及需跨地域协调开展多元救助帮扶等情形,纳入检察机关联合救助范围。对乡村振兴部门移送的救助线索,检察机关在办结后应当向乡村振兴部门反馈案件办理情况。检察机关发现救助申请人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应当建议乡村振兴部门进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识别。乡村振兴部门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应当一户一策落实帮扶措施,并告知检察机关。
(四)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衔接机制
贯彻落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依托本次专项活动,积极将司法救助更好融入社会救助格局。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主动加强与民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对接妇联、残联、工会、律协等群团组织以及医院、社区、乡镇、村组等相关单位,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以多元救助帮扶共同筑牢社会底线安全网。
四、相关工作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要将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作为融入和服务大局的有力抓手,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精心做好组织、督导、协调和宣传等各项工作。一是及时汇报,争取支持。各地要向同级党委政府专题汇报专项活动工作部署,并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强化救助资金保障和政策供给。二是开展研商,推进协作。要举行启动专项活动的专题座谈会,共同研究深入推进专项活动工作安排,围绕重点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确保专项活动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强领导,做好督导。检察机关、乡村振兴部门领导要经常听取专项活动汇报,持续跟进了解专项活动推进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上级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对突出问题及早督促整改,积极稳妥开展宣传,择优发布典型案例。四是强化通报,按期总结。各省级检察院每季度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专项活动工作情况季度报表和季度情况通报(见附件),每年12月15日前报送年度专项活动总结,2025年11月30日前报送专项活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按季度、年度通报各地开展专项活动工作情况。
联系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彭赞清,杜雪
联系电话:010 - 65200350,010 - 65200882
检察内网邮箱:duxue@gj. pro
联系人: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 余津舟
联系电话:010-84419965
附件:1.“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工作情况季度报表(略)
2.XXX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专项活动工作情况季度通报(参考体例)(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3年2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二批)
(2023年6月11日)
案例一
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污水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超标排放污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基本案情】
河南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污水处理公司)负责处理河南省某县级市产业集聚区企业污水和生活废水,处理后的废水直接排入黄河。2018年12月,该地所在的地级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在线监测发现该公司排放的废水水质超标,随即委托下属生态环境分局向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019年2月13日,市生态环境局环境执法人员对某污水处理公司外排废水总排口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总磷1.42mg/L、总氮23.4mg/L,超过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A标准(TP≦0.5mg/L,TN≦15mg/L),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2019年2月22日,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超标排放污水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同年4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罚款80万元,并以此为标准按日计罚处以罚款4880万元。某污水处理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4月16日向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0月15日,市生态环境局向该公司送达《履行催告书》。经催告,该公司仍未履行相关义务。2020年1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向该市某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因省生态环境厅尚未作出复议决定,市生态环境局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区法院裁定准予撤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 该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区检察院)在开展“行政非诉执行专项监督”中发现本案线索,遂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区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发现:自2018年12月中旬开始,某污水处理公司发现进水水质情况恶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分析化验显示TP浓度高达72.7mg/L,超出公司进水标准20倍;CD浓度高达3455mg/L,超出公司进水标准9倍。该公司虽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但处理后排放的废水水质仍超标。后该公司多次向该县级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产业区管委会)及环保部门报告,请求排查入管网企业排污情况,之后进水水质未见改善。该公司两次向当地人民政府请求紧急停产,未获批准。市生态环境局在线监测发现该公司排放的废水水质自2018年12月中旬开始持续超标,于2019年2月13日前往该公司进行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超标。对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一是某污水处理公司超标排放污水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依法应当接受处罚及按日计罚。作为污水处理企业应当承担起维护当地经济发展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社会责任。二是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超标排放污水处罚标准为“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本案虽然对污水处理公司罚款80万元符合处罚幅度,但该公司发现进水水质超标后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并多次主动向环保部门报告,尽到了应急处理和报告义务,因此罚款存在过罚不相当的情形。
监督意见 2021年6月24日,区检察院向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法院加强案件受理,并提升相关人员业务素能;向市生态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重新审查,依法作出处理;向产业区管委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集聚区内企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集中清查及日常巡查,维护生态环境。
监督结果 检察建议发出后,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再次调查核实,于2021年12月20日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违法排污行为罚款10万元,并以此为标准对无争议的违法排污31天实施按日计罚罚款310万元,合计罚款320万元。某污水处理公司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并缴纳了罚款。区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案促改”、强化业务素能培训,规范司法活动,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产业区管委会采纳检察建议,联合属地生态环境分局在辖区内开展集中排查及日常巡查,规范企业管网排污,之后未再发生超标排污情况。
【典型意义】
污水处理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水污染防治要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本案某污水处理公司处理后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其处理质量直接关系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检察机关在办理超标排放污水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中,不仅要依法审查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合理,还要详细了解行政相对人不愿履行或不能履行处罚决定的真实原因,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职能作用,一方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防止企业因承担不合理罚款而陷入经营困境,另一方面督促污水处理企业严格履行相关责任,依法承担超标排放的法律后果。
案例二
某矿业公司未履行矿山恢复治理责任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矿山恢复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
【基本案情】
内蒙古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矿业公司)在铁矿采矿许可证到期且停止开采后未履行矿山恢复治理责任。内蒙古自治区某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自然资源局)多次向某矿业公司下达责令履行恢复治理行政决定书,但该公司逾期未履行。区自然资源局以代履行的方式强制执行,该代履行工程项目评审后决算金额为1815万元。2018年9月,区自然资源局作出国土告〔2018〕2号《责令限期履行催告书》和国土决〔2018〕2号《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责令某矿业公司缴纳一期代履行费用700万元。某矿业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该盟某旗法院以区自然资源局代履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其《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之后,区自然资源局再次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向某矿业公司发出自然资告〔2020〕1号《责令限期履行催告书》和自然资决〔2021〕1号《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责令某矿业公司缴纳全部代履行费用1815万元。某矿业公司拒绝履行,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区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7月21日向某矿业公司送达《催告书》,某矿业公司仍未履行。2021年9月,区自然资源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旗法院以区自然资源局代履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作出行政裁定,裁定不准予执行自然资决〔2021〕1号《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 2021年10月11日,区自然资源局向该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该院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盟检察分院调阅区自然资源局执法卷宗、法院诉讼卷宗和执行卷宗,重点审查了以下问题:一是关于代履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某矿业公司系铁矿的采矿权人,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某矿业公司未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履行矿山恢复治理责任。经区自然资源局多次行政责令后仍拒不履行。区自然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通过代履行方式强制执行了责令恢复治理的行政决定,并通过验收,代履行产生的费用依法应由采矿权人某矿业公司承担。另外,法律没有赋予自然资源部门代履行费用的强制执行权,区自然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关于审查对象。区自然资源代履行和责令限期履行决定系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法院审查的对象应是《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并且代履行行政行为已经生效,作出程序也没有达到明显且重大违法,某旗法院以代履行程序违法为由,裁定不准予执行,显然不当。
监督意见 因本案涉案金额较大,盟检察分院认为确有必要提级办理,联合盟中级法院召开公开听证会,详细听取区自然资源局和某矿业公司的意见。2021年12月10日,盟检察分院依据上述理由向盟中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监督结果 盟中级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作出行政裁定书,撤销某旗法院作出的裁定,并准予执行自然资决〔2021〕1号《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
【典型意义】
矿产开采及修复治理涉及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矿产开发实行许可制,并且相关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开展复垦利用、补植复绿等修复治理义务。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应当充分开展调查核实,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依法支持代履行制度的应用,以高质量检察履职助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案例三
某糠醛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大气污染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基本案情】
山东菏泽市某糠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糠醛公司)违法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21年1月7日,该市生态环境局某县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法对某糠醛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二十万元整;依法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检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监控设备联网。因某糠醛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亦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某县生态环境局向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法院立案后,以某糠醛公司否认收到县生态环境分局的行政处罚文书为由,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 该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某糠醛公司可能存在逃避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县检察院经调阅卷宗、询问有关当事人等,初步查明县生态环境分局在执法过程中,未完整留存该公司未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检测设备的影像等证据材料,也未留存法律文书已送达的证据,执法程序存在瑕疵但未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程度。对此,县法院作出不予强制执行裁定错误。
公开听证 为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及涉案公司负责人、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进行公开听证。听证过程中,某糠醛公司对其存在环境违法情形、已收到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予以认可,同时指出其他企业也存在类似环境违法情形,但未被处罚。县检察院遂调取行政执法案件卷宗材料,发现自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另有5家化工企业、4家商砼企业存在类似情况,其中6家企业涉及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均被法院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监督意见 2022年5月8日,县检察院向县法院制发检察建议,指出法院没有按照“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标准尽到依法审查义务、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建议撤销原不予执行裁定,同时纠正相关类似案件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向县生态环境分局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指出其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执法不规范、漏检漏罚、执法不到位等情形,建议其规范执法程序,公平公正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监督结果 检察建议发出后,县法院回函采纳检察建议,并称已撤销原裁定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另对法院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了整改。县生态环境分局回函采纳检察建议,称已敦促某糠醛公司全额缴纳了罚款,安装了大气污染物自动检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监控设备联网,同时对环保执法人员开展执法规范集中培训,提升执法能力。
2022年9月,县检察院就此类案件向县委政法委报告,县政法委牵头邀请县法院、县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就防止企业逃避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执行、规范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完善行政非诉执行程序等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从源头有效推进环境治理。
【典型意义】
大气污染防治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百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否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本案中,部分企业未依据规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企图逃避环保监管。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中,积极能动履职,通过制发个案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纠正违法行为,督促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规范环保执法行为,推动企业筑牢绿色发展底线。
案例四
某市检察机关推动规范闲置土地及收储土地管理社会治理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参与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闲置土地及收储土地管理 土地资源保护
【基本案情】
江西省某地级市自然资源局从该市某区交通局处收储一块土地后,委托该土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进行管理,但该块土地一直处于未有效保护管理的闲置状态。2013年8月,董某未经依法批准,利用该块土地堆放砂石、办理砂厂长达六年。2019年7月,市自然资源局发现董某违法占用该收储土地,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堆放的砂石,恢复土地原状;2.对非法占用的44.8亩国有建设用地,按照每平方米9元处以罚款,罚款共计人民币268821元。董某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董某的诉讼请求。董某仍不服,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 2022年3月,董某向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市检察院受理后,在审查案卷、实地调查走访时,发现该市对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的管理存在薄弱环节。2022年4月,市检察院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管理行政行为专项监督活动。
调查核实 市检察院走访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等行政机关,了解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管理流程,收集梳理全市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困难等,并调阅全市辖区内土地管理档案、闲置土地处罚卷宗等材料,结合发现的问题,实地走访11宗土地。经调查核实认为:全市范围内存在多宗土地闲置问题尚未解决、一宗收储土地界限不清晰、委托管护的一宗收储土地长时间被非法占用、对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线索及时分析研判不够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局在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的管理方面履职不到位。
监督意见 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董某的监督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裁判并无不当,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针对闲置土地及收储土地管理问题,市检察院于2022年10月9日向市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加强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的日常管护;加强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征用土地、收储土地被闲置、被侵占、被滥用等隐患或者问题并及时查处,防范发生次生行政纠纷;梳理全市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的管理情况,发现问题妥善处置。
监督结果 市自然资源局采纳检察建议,并在全市开展土地出让、土地储备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土地出让方面存在的“净地出让规定执行不到位、出让合同履约和开发利用监管不到位”问题,以及土地储备方面存在的“决算清算不力、储备土地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制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某市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及动态巡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全市储备土地管护的通知》等机制,要求全市两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切实履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职责,持续保护土地生态健康稳定。
【典型意义】
土地资源,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是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其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对城市发展、国有资产保护及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第5号令)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对闲置土地进行认定和处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第十三条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应对纳入储备的土地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保护管理。检察机关办理涉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管理的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要注重以点带面,就监管漏洞或监管不规范的普遍性问题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助力实现闲置土地、收储土地的规范、统一管理,有效消除潜在危害。
案例五
某村民委员会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生态环境保护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福建省平潭县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未经批准,擅自改变3054平方米林地用途进行农业种植项目建设。2021年2月19日,某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区自然与生态局,根据机构改革,该局具有林业管理职责)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某村委会限期一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并处罚款67188元。某村委会在规定期限内仅缴纳了罚款,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责令其限期一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决定未履行到位。2021年12月2日,区自然与生态局向该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12月29日,县法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责令其限期一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裁定,某村委会逾期不履行的,由区自然与生态局上报上级政府组织实施。截至2022年9月某村委会仍未主动履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义务。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 2022年8月10日,区自然与生态局向县检察院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县检察院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2022年9月20日,县检察院经实地现场调查,确认某村委会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仍在持续。区自然与生态局亦未采取有效措施执行法院生效裁定。
公开听证 2022年10月21日,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邀请社区代表、律师担任听证员,区自然与生态局、某村委会均派人参加,当事人双方均承认案涉林地尚未恢复原状,同时某村委会表示在履行恢复义务过程中确实存在困难。经听证后,县检察院主动协调区自然与生态局,合力解决执行过程中的资金保障问题,有效破解执行难、执行慢等问题。
监督意见 2022年10月31日,县检察院向区自然与生态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督促被执行人依法及时履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义务。
监督结果 区自然与生态局采纳检察建议,安排专人指导某村委会开展整改复绿工作,并持续跟进后续进展,督促某村委会在适宜季节恢复植被。目前已核算恢复植被林地面积计4151平方米,并已达成修植复绿协议。
【典型意义】
林地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更是水土保持的关键一环。检察机关要积极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紧扣涉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重点和“裁执分离”模式下的执行难问题,坚持打击与修复并重,通过公开听证为双方当事人搭建沟通交流平台,邀请听证员参加,借助智慧外脑,共同协商解决修植复绿难题,着力保障受损生态环境资源修复常态化,在守护青山绿水中践行检察使命担当。
案例六
某光伏发电公司擅自占用毁坏林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擅自占用毁坏林地 林地资源保护
【基本案情】
湖北某县级市光伏发电公司(以下简称光伏公司)系该市招商引进的工业项目。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光伏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在施工红线范围外的山场占用林地68646平方米安装光伏发电阵列。2019年4月20日,针对上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市林业局向光伏公司送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光伏公司恢复林地原状,并处罚款227330元。光伏公司缴纳了罚款。2020年5月14日,市林业局再次向光伏公司送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中光伏面板下支架水泥基座毁林面积74平方米处以罚款3700元,并责令光伏公司补办永久性占用林地手续。对此,光伏公司也仅缴纳了罚款。经层报审批,湖北省林业厅于2020年7月审核同意光伏公司光伏发电项目(二期)使用村集体林地,补办了光伏公司建设项目超红线使用林地的审核许可。另外,光伏公司以租赁形式流转两处永久性占地,也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同时引发了部分村民对租地补偿的不满。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来源 市检察院在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活动中发现涉案线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市检察院收集整理该市上一级政府关于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留言办理情况的复函,调取了光伏公司建设使用林地行政卷宗、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政处罚卷宗,并依法询问相关人员,经审查认为:一方面光伏公司擅自占用林地,受到处罚后,未履行“恢复林地原状”义务,其中永久性占用林地也未补办相关用地手续;另一方面光伏公司建设项目另两处以租赁形式流转永久性占地,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相关补偿费以租赁标准计算,不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和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此,市林业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自规局)均存在监管缺失和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导致违法状态迟迟未能消除。
监督意见 2021年4月19日,市检察院分别向市林业局、市自规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两单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强化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监管,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光伏公司对建设项目永久性占地给予土地所有者、承包经营者公平合理足额的补偿。
监督结果 2021年5月6日,市林业局经集体研究决定,鉴于光伏公司已足额缴纳罚款,且补办了使用林地许可手续,为支持企业发展,同意光伏公司不再执行恢复原状行政处罚的内容。关于该建设项目永久性占地的补偿问题也已落实。
【典型意义】
光伏发电项目用地包括光伏方阵用地和配套设施用地,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得改变地表形态。本案中,光伏公司擅自占用施工红线范围外的山场林地安装光伏发电阵列,且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鉴于光伏发电项目的公益性质,且对于优化农村能源供给结构,推进农村能源消费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全方位考虑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民生民利,聚焦案件争议焦点,多次与行政机关、属地政府沟通协调,形成攻坚合力,既防止涉案企业因土地违法行为“带病”运行,又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民利保障三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2019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有关债权人权利行使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此前债务人尚未支付的公司强制清算费用、未终结的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公告费、保管费等执行费用,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费用的规定,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此前债务人尚未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费,可以作为破产债权清偿。
第二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提供借款的债权人主张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其主张优先于此前已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的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前述借款设定抵押担保,抵押物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抵押的,债权人主张按照民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四条 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
主债务未到期的,保证债权在保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主张行使先诉抗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在一般保证人破产程序中的分配额应予提存,待一般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确定后再按照破产清偿比例予以分配。
保证人被确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的管理人可以就保证人实际承担的清偿额向主债务人或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第五条 债务人、保证人均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申报债权。
债权人向债务人、保证人均申报全部债权的,从一方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后,其对另一方的债权额不作调整,但债权人的受偿额不得超出其债权总额。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不再享有求偿权。
第六条 管理人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所申报的债权进行登记造册,详尽记载申报人的姓名、单位、代理人、申报债权额、担保情况、证据、联系方式等事项,形成债权申报登记册。
管理人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债权的性质、数额、担保财产、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超过强制执行期间等情况进行审查、编制债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权表、债权申报登记册及债权申报材料在破产期间由管理人保管,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职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
第七条 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
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公证文书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后,重新确定债权。
第八条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第九条 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
对同一笔债权存在多个异议人,其他异议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十条 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
上述信息资料涉及商业秘密的,债权人应当依法承担保密义务或者签署保密协议;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除现场表决外,可以由管理人事先将相关决议事项告知债权人,采取通信、网络投票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采取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的,管理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召开后的三日内,以信函、电子邮件、公告等方式将表决结果告知参与表决的债权人。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第十二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具有以下情形之一,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申请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债权人会议的召开违反法定程序;
(二)债权人会议的表决违反法定程序;
(三)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内容违法;
(四)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超出债权人会议的职权范围。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全部或者部分事项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
债权人申请撤销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债权人会议采取通信、网络投票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的,债权人申请撤销的期限自债权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算。
第十三条 债权人会议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委托债权人委员会行使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三、五项规定的债权人会议职权。债权人会议不得作出概括性授权,委托其行使债权人会议所有职权。
第十四条 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所议事项应获得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并作成议事记录。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对所议事项的决议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记录中载明。
债权人委员会行使职权应当接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以适当的方式向债权人会议及时汇报工作,并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导。
第十五条 管理人处分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务人重大财产的,应当事先制作财产管理或者变价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不得处分。
管理人实施处分前,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提前十日书面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债权人委员会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管理人对处分行为作出相应说明或者提供有关文件依据。
债权人委员会认为管理人实施的处分行为不符合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财产管理或变价方案的,有权要求管理人纠正。管理人拒绝纠正的,债权人委员会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实施的处分行为不符合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财产管理或变价方案的,应当责令管理人停止处分行为。管理人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提交债权人会议重新表决通过后实施。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9年3月28日起实施。
实施前本院发布的有关企业破产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法〔2018〕2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内涵丰富、语重心长,是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廓清了当前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错误认识,深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坚定信心。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主持召开党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讨论有关审判业务部门提出的具体措施,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根据会议精神,现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树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司法理念,找准工作结合点、切入点,把党中央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进一步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狠抓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法发〔2014〕27号)、《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法〔2018〕1号)等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工作安排,认真总结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经验,查找差距和不足,准确把握司法政策,强化司法为民意识,不断提高诉讼效率,提升司法工作水平,妥善审理各类涉民营企业案件,以实际行动增强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感和干事创业信心。
三、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妥善审理各类涉产权案件,进一步加大涉民营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力度。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反垄断案件、公平竞争案件的审理工作力度,依法制止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滥用垄断地位,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妥善审理民营企业破产案件,积极发挥破产重整程序的特殊功能,帮助民营企业压缩和合并过剩产能,推动转型升级,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配置,帮助和支持民营企业恢复生机、重返市场。进一步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和好做法、好经验,推动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四、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和水平,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加大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综合运用各种强制执行措施,保障民营企业胜诉债权利益及时兑现。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法委,深入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判决。强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五、加强调查研究,健全完善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加大对民营企业股权质押、三角债、互联互保等引发纠纷所涉法律问题的研究力度,合理和准确把握资金借贷的裁判尺度,立足司法职能促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全面清理、完善司法政策和司法文件,凡是有悖于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要及时废止或调整完善。
六、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求,确保公正廉洁司法。教育引导广大法院干警将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各项要求落实到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着力查纠审判执行工作中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问题,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确保党中央关于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辖区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发布典型案例、加强法治宣传等多种形式,积极推进在司法审判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治轨道上明规则、破难题、扬正气、树新风,使司法审判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全国法院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工作,公正审理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纠纷案,董存瑞、黄继光英雄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等一大批典型案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已蔚然成风。2017年至2021年5年间,全国法院在法律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一审民事案件超过100万件,年均增长率达24.31%,广布于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等132类民事案件,公正、法治、自由、平等、和谐、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充分发挥了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示范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
图为2017年-2021年间,人民法院在法律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分布情况
图为2017年-2021年间,人民法院在法律框架内运用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分布情况
本次发布的案例是继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5月发布第一批典型案例后发布的第二批典型案例,涉及老人赠与孙子房产后还能不能住、父母对成年子女“啃老”能否说不、垫资照顾“空巢”老人费用由谁来担、对劳动者就业实施地域歧视精神抚慰金要不要赔、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不能拦、享受对口支援政策入学深造后毁约违约金应不应赔、助人为乐担不担责、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侵不侵权、好意同乘致人损害赔偿责任能不能减等紧系人民生活、关乎群众利益、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贴民法典实施的问题。此次发布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大力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为行善者撑腰,让失德者失利,积极引领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案例目录
案例一 祖母赠与孙子房产后有权继续居住
--何某玮诉杜某妹物权保护纠纷案;
案例二 父母有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
--杨某顺诉杨某洪、吴某春居住权纠纷案;
案例三 村民委员会垫资照顾“空巢”老人有权请求子女补偿
--某村民委员会诉王某平等六人追索赡养费纠纷案;
案例四 遭遇就业地域歧视可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
--闫某某诉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案例五 经民主决策以合理方式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受法律保护
--方某某、黄某某诉周某、陈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案例六 通过享受对口支援政策入学深造,学成违约拒回原单位工作,应承担违约责任
--新疆某大学诉谢某人事争议案;
案例七 乐于助人且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某诉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案例八 媒体如实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不属于侵权行为
--某卤菜厂诉某省广播电视总台名誉权纠纷案;
案例九 好意同乘期间驾驶员致同乘人损害可依法减轻赔偿责任
--沈某某诉徐某、蒋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案例一
祖母赠与孙子房产后有权继续居住
--何某玮诉杜某妹物权保护纠纷案
核心价值:家庭和谐、孝敬老人
一、基本案情
何某玮通过其祖父何某新的遗赠和祖母杜某妹的赠与取得某房屋所有权。后何某玮的父母离婚,何某玮由其母亲伍某抚养。何某玮及其法定代理人伍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某妹腾空交还其赠与的房屋,并支付租金损失。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何某玮受遗赠、赠与取得房屋产权时年仅4岁,根据生活常理,何某新、杜某妹将二人的家庭重要资产全部赠给何某玮显然是基于双方存在祖孙关系。此种源于血缘关系的房屋赠与即便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赠与人有继续居住的权利,基于人民群众朴素的价值观和善良风俗考虑,在杜某妹年逾60岁且已丧偶的情况下,何某玮取得房屋所有权后不足一年即要求杜某妹迁出房屋,明显有违社会伦理和家庭道德。何某玮虽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但杜某妹在该房屋内居住是基于双方存在赠与关系、祖孙关系以及长期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如以所有权人享有的物权请求权而剥夺六旬老人的居住权益,显然有违人之常情和社会伦理,故杜某妹的居住行为不属于无权占有的侵权行为。何某玮要求杜某妹腾退房屋,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故判决驳回何某玮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晚辈对长辈的关爱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自然情感,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祖母在将房屋赠与孙子之后,是否仍有权在该房屋继续居住,需要衡量的不仅是法律的尺度,还包括伦理的限度和情理的温度。本案判决充分考虑孙子的房屋权属来源、居住使用状况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等因素,作出合情、合法、合理的裁判,弘扬了和谐、友善、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法律对人善良本性的尊重和保护,彰显了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更表达了司法为民的“温度”,对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案例二
父母有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
--杨某顺诉杨某洪、吴某春居住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独立自强、家风文明
一、基本案情
杨某顺系杨某洪、吴某春夫妇的儿子。杨某顺出生后一直随其父母在农村同一房屋中居住生活。杨某顺成年后,长期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债。后该房屋被列入平改范围,经拆迁征收补偿后置换楼房三套。三套楼房交付后,其中一套房屋出售他人,所得款项用于帮助杨某顺偿还赌债;剩余两套一套出租给他人,一套供三人共同居住生活。后因产生家庭矛盾,杨某洪、吴某春夫妇不再允许杨某顺在二人的房屋内居住。杨某顺遂以自出生以来一直与父母在一起居住生活,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共同居住关系,从而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为由,将杨某洪、吴某春夫妇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其对用于出租的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杨某顺成年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应当为了自身及家庭的美好生活自力更生,而非依靠父母。杨某洪、吴某春夫妇虽为父母,但对成年子女已没有法定抚养义务。案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杨某洪、吴某春夫妇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和处分该房屋,其他人无权干涉。杨某顺虽然自出生就与杨某洪、吴某春夫妇共同生活,但并不因此当然享有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无权要求继续居住在父母所有的房屋中。故判决驳回杨某顺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青年自立自强是家庭和睦、国家兴旺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独立自强、不懈奋斗,才有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父母不再负担抚养义务。如果父母自愿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这是父母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子女强行“啃老”,就侵害了父母的民事权利,父母有权拒绝。司法裁判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引导人们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本案的裁判明确了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下无权继续居住父母所有的房屋,对于成年子女自己“躺平”却让父母负重前行的行为予以了否定,体现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引导青年人摒弃“啃老”的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鼓励青年人用勤劳的汗水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有助于引导社会形成正确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养成良好家德家风,传递社会正能量。
案例三
村民委员会垫资照顾“空巢”老人有权请求子女补偿
--某村民委员会诉王某平等六人追索赡养费纠纷案
核心价值:扶弱济困、乡风文明
一、基本案情
杜某先系王某平等六子女的生母,独自居住在某村。2020年2月19日,杜某先在家中不慎摔倒导致下肢骨折,因无人送其就医,某村民委员会将杜某先送至某县人民医院救治,出院后某村民委员会又将杜某先送至某老年公寓。截止到2021年3月20日,某村民委员会为杜某先垫付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费等各类费用共计41700元。某村民委员会认为其垫付的费用应由杜某先子女承担,但其子女均拒绝支付。某村民委员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王某平等六子女支付其垫付的41700元费用。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案中,某村民委员会对杜某先无法定的扶养义务。某村民委员会在杜某先的赡养义务人未能履行其法定赡养义务时,及时将杜某先送至医院就医,在杜某先出院后又将其送至某老年公寓照顾,并支付了住院期间和居住在老年公寓期间的相关费用,承担了本应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有权向杜某先子女追索垫付费用。故判决支持某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人终有一老!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年轻人到外地成家立业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留下年迈的老人独自在农村居住。家庭养老育幼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空心村”中“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值得社会关注。本案将司法裁判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充分肯定了某村民委员会助人为乐、帮扶村民的善举,支持某村民委员会向未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追索垫付费用,既弘扬了中华民族“孝顺”文化和守望相助的善良风俗,也充分体现了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助推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教育年轻人尊老、爱老、亲老,依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四
遭遇就业地域歧视可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
--闫某某诉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就业平等、文明用工
一、基本案情
某公司通过某招聘平台向社会发布了一批公司人员招聘信息。闫某某投递了求职简历,其投递的求职简历中,户籍所在地填写为“XX省XX市”。某公司查阅其投递的简历后,认为闫某某不适合招聘岗位,原因为闫某某系XX省人。闫某某认为,某公司上述地域歧视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犯了其人格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公司向其口头道歉、登报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6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权。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会损害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受害人有权依照民事法律规定,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理由地差别对待劳动者。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实施就业歧视。本案中,某公司在案涉招聘活动中因“XX省人”这一地域事由对闫某某实施了不合理差别对待,损害了闫某某平等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的权利,构成对闫某某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故判令某公司向闫某某支付精神抚慰金9000元,由某公司向闫某某口头道歉并在国家级媒体登报道歉。
三、典型意义
平等就业权是每个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本案通过厘清权利的边界,依法对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予以规范,旗帜鲜明地否定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歧视行为,对遭受侵害的劳动者给予及时和充分救济,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文明、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助力形成公平、高效的用工秩序和市场环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五
经民主决策以合理方式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受法律保护
--方某某、黄某某诉周某、陈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核心价值:睦邻友善、社区文明
一、基本案情
某老旧小区业主打算加装电梯。经业主讨论后,绝大多数业主签字同意加装电梯。同意安装电梯的业主占比和其所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均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根据该小区业主的申请,有关部门于2020年10月22日对该小区加装电梯进行了批前公示并按照相关要求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年6月,该小区加装的电梯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2单元102号房的业主方某某、黄某某以建设电梯未有效公示,建设电梯造成其住宅的通风、采光、日照、隐私等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某、陈某某等人停止使用电梯、拆除电梯设施、恢复原状,并向其赔偿损失10万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案涉电梯的加装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基于现场查看情况,案涉电梯与2单元房屋之间留有足够的距离,对该单元业主的通行并没有造成妨碍;案涉电梯正对2单元楼道的中部,长度为2.9米,超过楼道两侧的距离分别只有0.4米,而面对电梯的阳台长度达到5.7米,电梯对2单元房屋的采光和通风没有造成妨碍,且电梯运行声响很小,未产生明显噪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涉及广大群众的出行方便,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即便加装电梯确实给低层住户的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不妨碍采光、通行、通风等相应权利的情况下,低层住户对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故判决驳回方某某、黄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崇德修睦、包容互让是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的重要条件。人们生活的距离越近,越需要包容和体谅。城市化让建筑物区分所有成为房屋所有权的常见形式。在多户同住一栋楼的情况下,无论是使用专有部分还是管理共有部分,都需要考虑其他业主的利益,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方便住在高层的住户出行,尤其是老年人出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各地政府亦纷纷出台政策支持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由该问题引发楼上楼下的纠纷,不仅涉及每栋住宅中住户的权益,亦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安装电梯的决定经过绝大部分住户同意,未明显影响低层住户利益。在个别低层住户反对时,人民法院通过明确低层住户对加装电梯的适度容忍义务,既保障了高楼层住户的通行方便,体现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彰显了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对于维护团结互助的社区环境,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六
通过享受对口支援政策入学深造,学成违约拒回原单位工作,应承担违约责任
--新疆某大学诉谢某人事争议案
核心价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一、基本案情
谢某于2005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作为人才引进到新疆某大学担任讲师。2011年5月,谢某享受国家对口支援政策由新疆某大学推荐到浙江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浙江某大学、新疆某大学、谢某签订《对口支援高等学校定向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约定谢某毕业后服务期8年。8月,谢某与新疆某大学签订《新疆某大学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约定学习期限为4年(2011年6月至2015年7月),毕业后工作不少于8年;如违约则需支付违约金。谢某读博期间,新疆某大学仍向其发放基本工资。四年后,谢某顺利取得浙江某大学博士毕业证、学位证。2017年3月,谢某毕业后向新疆某大学提出辞职,5月到另一高校任教。2019年11月20日,新疆某大学起诉谢某,要求其承担提前离职的违约金2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家政策,在为对口支援高校单独招生、定向培养人才的同时约定最低服务期,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不相悖。谢某系利用国家对西部的倾斜照顾政策由新疆某大学推荐录取,应受其读博前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所约束。其提前离职行为不仅违反了培养协议的约定,也明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判令谢某支付新疆某大学违约金29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培养各类人才。人才培养,树德为先。在国家大力扶持西部偏远、落后、民族地区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很多知名高校在入学考试、人才培养等方面向对口支援地区的考生给予政策优惠。受支援地区的高校推荐学生入学后,相应地也要求考生在取得学位后为其服务一定年限。但有的考生毕业即违约,既要享受对口支援政策红利,又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不诚信行为,不值得提倡。本案对弘扬诚信、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案例七
乐于助人且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某诉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助人为乐、社风文明
一、基本案情
2019年初,徐某某与李某某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陪护各自家人。2019年3月1日晚上8时许,徐某某见骨科病房开水房附近走道上有积水,就使用拖把对医院开水房进行清理,又使用该拖把对楼道走廊进行了擦拭,导致所涉地面潮湿。当晚,李某某步行至上述位置时,因地面湿滑摔倒在地。该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由受医院委托的保洁人员负责,保洁人员的保洁时间为每天05:30-9:30、13:00-17:00。李某某于晚上8时10分摔伤,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处于非保洁时间,案涉公共区域无人进行卫生保洁。李某某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经诊断,其右锁骨粉碎性骨折,构成十级伤残,经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18136.27元。李某某遂起诉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徐某某,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26585.87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摔伤的时间段内,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开水房及走廊等公共区域处于无人保洁的状态。李某某摔伤前,开水房有积水,开水房附近的走廊有点状或片状的水渍,经过此处的行人有滑倒摔伤的危险,具有安全隐患。某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对走廊等公共区域的水渍进行保洁清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跌倒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李某某行走时疏于注意,应自担部分损失。徐某某出于好意,用保洁人员放在走廊里的拖把清理开水房的积水及附近走廊里的水渍,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故判令某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李某某各项损失69599.02元。
三、典型意义
乐于助人、善意施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热议。一度出现了公众担心承担法律责任不敢扶、不愿扶的现象,影响了人们实施善意行为的积极性。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徐某某助人为乐的行为不具有过错,不但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反而应予提倡和鼓励,旗帜鲜明为助人为乐者撑腰,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温度、法律的温情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本案免除了乐于助人的后顾之忧,对于弘扬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我为人人、人人向善的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八
媒体如实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不属于侵权行为
--某卤菜厂诉某省广播电视总台名誉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求实敬业、诚信经营
一、基本案情
2018年,朱某云经营的熟菜作坊因卫生问题被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曝光,后被相关部门取缔。两年后朱某云易地重开,以其女儿名义成立某卤菜厂。某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暗访发现,某卤菜厂生产环境堪忧,遂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某卤菜厂涉嫌经营腐败变质食品,且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报道了这一事实,报道中指出:记者在某卤菜厂实地拍摄,地上血水污水混流,绿头苍蝇随处可见,包装袋上爬有白色蛆虫,工人没有任何防护直接在脏地板上操作。同时,案涉报道中插播了记者2018年在朱某云经营的熟菜作坊拍摄的视频,视频右上角标注了时间“2018年6月”。某卤菜厂以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混淆事实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撤回报道、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报道食品卫生问题、揭露食品安全隐患是职责所系,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无侵犯他人名誉权之故意。案涉报道反映出某卤菜厂卫生环境恶劣,且工人操作极不规范,对此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调查核实,并对某卤菜厂作出行政处罚。报道内容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记者实地拍摄的视频可相互印证,故某省广播电视总台不存在捏造、歪曲事实之情形。案涉新闻系实地拍摄后经剪辑形成,内容来源准确可靠。某省广播电视总台已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报道中的评论性用语较为公正客观,不存在恶意贬损和侮辱诽谤的情形。某省广播电视总台插播朱某云2018年违规经营的视频,一方面是出于讲述新闻事实前因后果的需要,另一方面意在回顾朱某云的违法行为,倡导监管机制常态化。案涉报道中对于插播的2018年视频进行了时间标注,并未混淆事实、误导观众。综上,某省广播电视总台实施的新闻报道并未侵犯某卤菜厂的名誉权,判令驳回某卤菜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依法报道新闻事件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加强对问题食品的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案系媒体实施新闻报道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在法律层面,涉及到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在社会层面,涉及到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在道德层面,涉及到企业商家诚实守信的经营准则问题。食品卫生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舌尖上的安全”不容侵犯。本案通过对朱某云一再违规生产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明确了新闻舆论监督权与经营者名誉权的边界,鼓励新闻媒体通过合法合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共利益。本案对于引导商户诚信经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不仅弘扬了敬业、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彰显了人民法院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依法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态度和决心。
案例九
好意同乘期间驾驶员致同乘人损害可依法减轻赔偿责任
--沈某某诉徐某、蒋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核心价值:好意同乘、善意施惠
一、基本案情
2019年3月29日,徐某驾驶非营运的小型汽车在某县建设西路与某大道交叉路口,与蒋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致两车损坏,沈某某受伤。事故发生时,沈某某无偿搭乘徐某驾驶的车辆。该事故经公安局交警部门认定:蒋某某、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沈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沈某某住院治疗18天,后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蒋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沈某某起诉请求判令徐某、蒋某某和某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各项费用369477.34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纠纷,蒋某某、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沈某某无责任,蒋某某、徐某应向沈某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蒋某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某的损失由某保险公司首先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50%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某无偿搭乘同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沈某某受伤,徐某在事故中虽有责任,但与沈某某系好意搭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70%比例予以赔偿。故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
三、典型意义
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如果在好意同乘过程中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让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通过溯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既保护了无偿搭乘人的合法权益,也弘扬了我国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有利于倡导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近期执行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近期执行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8]1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推进“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整体目标的实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合近期执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相关问题
(一)执行法院应当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7]7号,以下简称《失信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审查被执行人是否符合纳入名单的法定情形,严禁将不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
(二)具有《失信规定》第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不得依据《失信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已经纳入的,应当撤销,纳入后才具有《失信规定》第三条第(一)、(二)项情形之一的,应当屏蔽。
(三)对于有失信期限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的,应当依照《失信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具体操作按我院“法明传[2018]33号”通知要求进行。
(四)案件已经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报结,执行法院按照我院“法明传[2017]699号”通知要求,已将案件标注为实结,尚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处于发布状态的,应当屏蔽;如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错误的,应当撤销。
二、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相关问题
(一)原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已发出限制消费令的恢复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再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可无须再根据《终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发出限制消费令。
(二)在严格按照《终本规定》的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完成必要的执行措施后,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不受《终本规定》第一条第四项三个月期限的限制。同时,要严格杜绝随立随结、违规报结等滥用终结本次程序的行为。立案后不满三个月即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将作为日常考核和本次巡查、评估工作中重点抽查的案件。
(三)执行法院通过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的,必须完成对所有已开通查询功能的财产项目的查询,仅查询部分财产项目的,不符合完成网络调查事项的要求。拟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时距完成前次总对总网络查控已超过三个月的,还应在终结本次程序之前再次通过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
(四)根据《终本规定》第五条征求申请执行人意见时,可以采取面谈、电话、邮件、传真、短信、微信等方式,必须将征求意见情况记录入卷为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再征求申请执行人意见:
1.执行内容仅为追缴诉讼费或罚款的;
2.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3.刑事财产刑执行案件;
4.申请执行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
(五)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积极采取现场调查等方式,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能力,一般应当完成下列调查事项:
1.对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必须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记录入卷;
2.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时,应及时传唤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3.住房公积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类保险、股息红利等未实现网络查控的财产,应前往现场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附卷为凭;
4.被执行人是自然人的,向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周边群众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生活居住、劳动就业、收入、债权、股权等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附卷为凭;
5.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对其住所地、经营场所进行现场调查;全面核查被执行人企业性质及设立、合并分立、投资经营、债权债务、变更终止等情况,并可依申请进行审计调查。
(六)本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机构发生调整的,对此前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及时指定相关法院负责后续管理。
三、关于和解长期履行案件的报结问题
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选择“和解长期履行”情形)报结。执行案件流程系统须进行相应改造,在终结执行内增加“和解长期履行”作为终结执行的一种情形;同时,对该种情形终结执行的案件在报结时可以不作必须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要求。因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以恢复执行方式立案。对接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的执行法院,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改造系统;直接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的执行法院,由我院负责改造系统并进行远程升级。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执转破”有关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执转破”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8年6月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服务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僵尸企业清理,建立顺畅有序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促进执行积案化解,现就加强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和高效联动、进一步做好“执转破”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执行案件定期通报制度。即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每两个月将各省法院执行案件化解情况包括终结本次执行案件数量向全国法院通报,通报材料一并报送各高院院长。
二、将“执转破”纳入专项巡查范围。鉴于“执转破”案件数量已被纳入“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下一步专项巡查中,最高人民法院将把“执转破”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重点巡查内容进行检查监督。
三、严肃查处无故拒绝移送、拒绝接收“执转破”案件的责任人。对于符合移送破产审查条件的案件,执行部门不得拒绝、拖延移送;对于执行部门移送的符合“执转破”条件、材料齐备的案件,破产审判部门不得推脱、拒绝接受。违反上述要求的,一经发现,将在全国通报,并建议相关法院对直接责任人员作出处理。
四、建立“执转破”案件快速审理机制。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简单、财产状况明晰的“执转破”案件,受理法院可以建立快速审理机制,通过简化债权人会议、简化送达方式、简化财产审计、压缩公告期限等方法,高效及时审结。
五、加强专业力量配备。各级法院要统一调配审判执行资源,合理配备办理“执转破”案件的专业力量,优化审判组织的人员构成,为“执转破”工作规范化、常态化、专业化开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员保障。
六、强化信息配套保障。各级法院要建立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执行部门应向破产法官开放执行查控系统的使用权限,建立“点对点”查询机制。科技信息部门要加快落实系统配套升级改造,及时对接执行查控系统和破产重整工作平台,实现执行与破产数据互通和信息共享。
七、建立破产费用保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正与相关部委协调,争取政策支持解决无产可破案件的经费保障问题。各地法院也要抓住清理僵尸企业的有利机遇,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尽快建立破产费用保障机制。
八、表彰激励绩效突出单位和个人。各地法院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执转破”考核机制,科学设置考核指标,适当加大考核权重,对工作开展情况较好的法院和个人及时表彰奖励。
九、集中清理一批执行积案。最高人民法院将对2018年以前以终本方式报结、被执行人为企业的案件进行全面清理,形成清单分批下发。此次先将近期重点推动的两批“执转破”案件清单通过电子版下发。执行法院要根据清单逐一约谈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充分释明政策规定,推动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破产法院受理后,应集中力量审理,尽快清理一批执行积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民事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已于今年5月1日实施,为认真贯彻实施《英烈保护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英雄烈士保护方面的职能作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强化政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英烈保护法》,坚定“四个自信”,讲政治,顾大局,主动担当,切实履行职责。
要充分认识到加强英烈法律保护,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
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的公益诉讼制度,是践行“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检察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重大论断的重要举措,是检察公益诉讼理论和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重要创新。
二、摸排线索,夯实履职基础。检察机关是办案机关,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都是办案。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深入摸排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线索,夯实检察机关履行检察公益监督职能的基础。
一是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其他内设机构的联系,着力在履行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职责中发现案件线索。
二是要重视从新闻媒体上发现案件线索。要保持对新闻媒体的敏感性,及时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发现案件线索。
三是要注重从群众举报中获取案件线索。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控告举报职能,加强宣传,鼓励群众举报案件线索。
三、注重协同,形成保护合力。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不仅需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行使各自职权进行保护,也需要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加强与相关主体联系,建立完善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一是要与公安、民政、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市场监管及其他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建立日常联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线索发现、调查取证、技术支持等协同配合。
二是要发挥好检察一体化优势,充分运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平台等工作机制,增强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在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上的合力。
三是要主动与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实时协调法律适用、诉讼程序、司法援助等问题,提高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四、严格程序,办理典型案件。《英烈保护法》的实施,必将在全社会营造缅怀、崇尚、学习英雄烈士的正气和浓厚氛围。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抓住机遇,通过办理一批典型案件,实现起诉一起,警示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一是要正确适用法律。根据《英烈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按照《英烈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要求,准确把握侵权行为人、网络运营者的责任承担方式,提出有针对性诉讼请求,确保法律适用正确。
二是要全面调查收集证据。要充分运用各种调查手段,根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全面调查案件事实,及时收集固定涉案证据。需要保全证据的,及时建议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三是要确保庭审质量和效果。要扎实准备庭审预案,善于运用多媒体等技术手段示证质证,牢牢抓住庭审环节,实现民事追责和普法教育的有机统一。
五、积极探索,完善制度设计。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仍处于改革完善的过程中。各级民行检察部门在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
要注意加强与人民法院沟通,按照“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要求,在遵循诉讼基本原则和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努力实践,进一步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延伸和拓展检察公益监督职能。
要充分运用支持起诉等职能,依法支持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要注意督促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于属于国有文物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相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六、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在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各级民行检察部门要加强宣传工作,争取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营造检察机关履职监督的良好氛围。
一是要主动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检察机关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公益诉讼案件的新进展、新成效,争取重视和支持。
二是要着力抓好典型案件的宣传。发挥好“两微一端”新媒体的作用,善于捕捉基层的首创意识、成功经验,突出宣传检察机关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公益诉讼案件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宣传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例和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适时向社会发布典型案例。
三是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利用12309检察服务公共平台、检察开放日、组织庭审观摩等方式,提升检察公开力度。对于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案件,要及时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公开案件信息,回应社会公众关切。
请各省级院民行检察部门加强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办案工作的指导、督办,及时向最高检民行厅上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典型案件及经验做法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
2018年5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最高法院尽快制定以指导案例为核心的案例适用规定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人民法院受理的疑难复杂案件、新类型案件数量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民法院审判领域的迅速拓展,以及审判工作难度的不断增大。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成文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及人们对于新类型法律适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不能得到相对一致判决"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对于审判、执行工作进行类案指导,以促进裁判尺度的统一。案例指导制度与其他审判指导方式相比,承载着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审判经验、提高司法能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诸多功能。指导性案例是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有效手段,能够更好促进人民法院统一、平等、公正地适用法律,因其所具有的解释性、示范性和确定性等特点,已成为补充、完善法律规范的重要方法。对于您提出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案例指导相关制度,实现裁判标准统一的观点,我们深表赞同。
一、案例指导工作的现状与问题
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案例指导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通过案例指导审判工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正式确立。201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依照规定公开发布第一批4个指导性案例,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已经实际开始运作,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实践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是党中央文献中首次对案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案例指导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正式发布了17批共92个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和运用不仅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统一了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也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有利于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尚处于初步建立,逐步发展完善的阶段,对案例指导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相应工作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加之由于过去法学教育和业务培训在案例指导方面的缺失,部分法官案例意识不强,参照案例规则缺乏,类案指导对于审判应发挥的作用还有需要长足进步的空间。客观上,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案例指导工作的不足,正逐步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完善。
二、不断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新的工作举措,不断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其配套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负责指导性案例的推荐、审查等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辖区内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推荐、调研、监督等工作。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并指定专人负责案例指导工作。另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案例,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提出推荐建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制订审判业务文件、发布参考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组织法官培训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全国各中级人民法院也普遍采取编发典型案例的形式,以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业务工作。目前,已初步建立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和指引,以参考性案例为基础和补充的案例工作体系和机制。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力求类案指导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这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上述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指导性案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且对于控诉辩各方引述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予以回应,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说明是否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上述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的明确,强化了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促进了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指导性案例的运用,对规范法官裁量权、统一裁判标准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参考性案例和公报案例等典型案例依据现行相关规定尚不能直接作为审判工作的参照进行适用,但是其对于审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这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案例指导工作高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及其他典型案例的发现、编选、推荐和审查机制不断完善加强,不仅在广大法官审理各类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繁荣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人民法院已逐步建立以指导性案例为审判工作提供参照指引,以参考性案例和其他典型案例为审判工作总结积累经验的案例指导工作体系,通过案例指导工作统一裁判标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您所提出的指导性案例适用方面需进一步加强的建议。目前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确实还相对薄弱,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司法案例对司法活动影响的持续深化,社会公众对案例指导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期待。为了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部署,认真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中,也十分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
四、加强大数据分析运用,助推案例指导工作
关于您所提出的应充分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源的建议。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我国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案例指导工作可以充分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平台,实现飞跃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如何充分运用当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司法案例研究网以及司法大数据平台等加强大数据分析运用,助推案例指导工作的方案。
近年来,案例指导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通过各种措施,不断完善案例指导的工作机制、运行机制和考评机制,适应信息化时代特点和要求,与时俱进运用大数据思维、工具、方法开展平台建设、推进案例研究,为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和社会各界查阅、检索、使用案例资源提供便利。相信通过不断努力,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体系必将不断完善,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的司法案例工作也将进一步加强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2017年10月以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和陕西8个省(直辖市)积极探索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各试点地区创新工作模式、组建律师队伍、加强经费保障、提高工作效率等有益尝试和成熟做法,值得肯定与推广。但试点过程中,也发现部分地方存在律师资源相对不足、经费保障还不到位、工作机制不够健全、案件质量尚需提高等困难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完善。为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深入开展,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经研究,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举措。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保障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目的就在于让每一件刑事案件都有律师辩护和提供法律帮助,通过律师发挥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认真做好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举措。提高律师辩护率,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强化律师辩护权,是实现证据出示在法庭、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等的重要保障。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有利于控辩双方有效开展平等对抗,审判发挥居中职能作用,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
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际举措。全面依法治国对律师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律师队伍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执业水平,要求律师辩护代理工作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为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提供律师辩护及法律帮助,丰富了刑辩律师的工作内容,提升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际步骤。
二、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要求
第一批试点的8个省(直辖市)要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辖区。要探索建设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实现公检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律师管理部门之间信息系统对接,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快法律文书流转、及时传递工作信息,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探索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有效途径,确保试出经验,试出效果,在全国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其他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加快各项准备工作,于2019年1月正式启动试点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要借鉴前期试点省(直辖市)的有益做法,研究制定本地试点工作方案。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试点范围,可以先在律师资源充足、经费保障到位的地方进行试点,以点带面、分步实施,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到2019年底,天津、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直辖市)基本实现整个辖区全覆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省会城市和一半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基本实现全覆盖。要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加强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等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及时有效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各地在试点过程中,要进一步落实办案机关告知义务,办案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要告知其享有免费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的权利;有条件的可以使用专门告知单,口头告知的要在笔录里记录并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字;应当告知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要加强监督,严肃追责,真正把告知义务落到实处。要注重衔接配合,人民法院要注意了解被告人及其家属是否委托辩护人以及是否同意指派律师的情况,及时决定是否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法律援助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指派律师,被告人明确拒绝的要书面记录;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及其家属已经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即时把有关情况反馈给法律援助机构,避免浪费资源。
三、加强对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努力实现各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广大律师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确保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
要统筹调配律师资源,落实经费保障。各地要针对刑事辩护律师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原则上以地市州为单位,统筹调配律师资源,解决律师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要积极联系协调财政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增加法律援助经费,逐步提高律师办案补贴标准,同时要探索建立办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律师办理案件难易程度、服务质量等发放办案补贴,体现差异性,提高律师工作积极性。
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情况统计,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要深入广泛调研,对试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代理辩护案件质量,严格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建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跟踪制度,综合运用旁听庭审、回访受援人等方式,全面掌握律师办理案件质量情况,不断提高试点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要加强对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宣传,灵活采取多种形式,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宣传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要适时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新闻媒体上推广各地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扩大影响,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附件:《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司发通〔2017〕106号)(略)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8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
为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净化校园环境,保护未成年人,根据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2022年1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净化校园环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等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的规定,教职员工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属于前款规定的法律,《教师资格条例》属于前款规定的行政法规。
二、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依照《教师法》第十四条、《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且不能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三、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教职员工实施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或者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适用禁止令。
四、对有必要禁止教职员工从事相关职业或者适用禁止令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相应建议。
五、教职员工犯罪的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被告人单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裁判文书转送有关主管部门。
因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等原因,不宜送达裁判文书的,可以送达载明被告人的自然情况、罪名及刑期的相关证明材料。
六、教职员工犯罪,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所在单位、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理、处分和处罚。
符合丧失教师资格或者撤销教师资格情形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
七、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从业禁止和禁止令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单位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议。
九、本意见所称教职员工,是指在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工作的教师、教育教学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犯罪,参照本意见执行。
十、本意见自2022年11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23〕4号)
为进一步完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办理程序,推动法律正确统一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的要求,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立案,但法律、司法解释或者本意见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依法应当提出执行异议而未提出,直接向异议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异议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申请人依法应当申请复议而未申请,直接向复议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复议法院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
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申诉信访过程中,发现信访诉求符合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按照前两款规定处理。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认为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执行措施而未采取,向执行法院请求采取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处理,一般不立执行异议案件。
执行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执行,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责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立案办理。
第三条 当事人对执行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向其释明法律规定或者法定救济途径,一般不作为执行复议或者执行监督案件受理: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异议裁定不服,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处理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的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
(三)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五)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不通过执行复议程序进行救济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针对人民法院就复议裁定作出的执行监督裁定提出执行监督申请的;
(二)在人民检察院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后又提出执行监督申请的。
前款第一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而作出执行监督裁定的除外。
第五条 申请人对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应当在执行复议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申请人因超过提出执行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应当在提出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申请人超过上述期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终结审查。
第六条 申请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的,应当向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申请人对执行复议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审查程序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有错误的;
(二)执行复议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第七条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执行监督申请书除依法必须载明的事项外,还应当声明对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适用的审查程序没有异议,同时载明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焦点、论证裁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理由和依据。
申请人提交的执行监督申请书不符合前款规定要求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一次性全面告知其在十日内予以补正;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予补正的,按撤回监督申请处理。
第八条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立执行监督案件:
(一)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不同高级人民法院之间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查时仍未解决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立执行监督案件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且符合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立案监督。
第九条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的执行监督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一)案件可能存在基本事实不清、审查程序违法、遗漏异议请求情形的;
(二)原执行复议裁定适用法律可能存在错误,但不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第十条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本意见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之一,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的,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前款规定提出的报请后,认为有必要由本院审查的,应当立案审查;认为没有必要的,不予立案,并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执行监督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由本院或者作出执行复议裁定的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执行监督申请书和相关材料交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结案方式外,执行监督案件还可采用以下方式结案:
(一)撤销执行异议裁定和执行复议裁定,发回异议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撤销执行复议裁定,发回复议法院重新审查;
(二)按撤回执行监督申请处理;
(三)终结审查。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查执行监督案件,一般应当作出执行裁定,但不支持申诉请求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驳回通知书。
第十四条 本意见自2023年2月1日起施行。本意见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之前有关意见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于本意见施行之前受理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施行当日尚未审查完毕的,应当继续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
(2017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统一裁判尺度,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仲裁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二)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三)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四)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
(六)其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第二条 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办理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予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当向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报核;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同意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办理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报核;待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高级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第三条 本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同意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第四条 依据本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作出审核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备。
第五条 下级人民法院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应当将书面报告和案件卷宗材料一并上报。书面报告应当写明审查意见及具体理由。
第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的报核申请后,认为案件相关事实不清的,可以询问当事人或者退回下级人民法院补充查明事实后再报。
第七条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以复函的形式将审核意见答复下级人民法院。
第八条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人民法院因涉及仲裁协议效力而作出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须按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逐级报核,待上级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上级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禁止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变相买卖判决书行为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债权转让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从严限制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主体、严格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登报公告适用主体和条件的审查、禁止强制执行阶段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后直接变更申请执行人等三项建议。您的建议明确具体、针对性强,对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一、关于对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主体的限制问题
为了实现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同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秩序,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法律对权利转让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即依债权的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人不得转让其权利。因此,权利人转让债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均应允许。您提出的“买卖法院判决书"的问题,实质上只是对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进行转让。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权利与未通过判决确认的权利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判决的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从权利的性质而言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对于债务人而言,无论向原权利主体履行,还是向受让人履行,所履行的义务应当说是相同的,因此债权转让本身并不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人民法院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贯彻落实法律的规定,首先是坚持意思自治、平等保护原则,尊重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市场性和交易行为的自治性。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合法权益均应受到平等保护。债权受让人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集体还是个人,在法律上一律受到平等保护,这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也是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的价值取向。
同时,人民法院在办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也贯彻落实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限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一是对受让主体作了限制性规定,即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以及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债务人可以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对于明显存在上述主体违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的,执行程序同样不予支持。二是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订有禁止转售、禁止转让给特定第三人等要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条款有效。因此,相关主管部门和有关金融债权人对受让主体作出限制的,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中均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时,要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标的、转让程序以及相关证据的审查,尤其是对受让人权利范围、受让人身份合法性以及证据真实性的审查。
二、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登报公告适用主体和条件的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转让债权不需经债务人同意,但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通知为债权转让事实的告知,是否通知债务人决定了转让行为是否对债务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并进一步决定债务人应向谁履行义务等,一方面尊重了债权人对权利处分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债务人的利益。目前的法律规定对通知仅有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对于通知的主体、通知的方式等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也产生一些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债权人可以口头、书面、电子及其他能够证明已履行通知义务的相关方式来履行通知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通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受让不良债权的普通民事主体原则上不适用公告方式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但实践中也不应排除在债务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通知的情况下,参照民事送达的有关规定,以公告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当然,在当事人因为通知发生争议时,通知人应当对是否已履行通知义务进行举证。按照上述纪要的规定,在诉讼案件和申请变更执行人的审查案件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具体向原债权银行、原申请执行人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原申请执行人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司法实践中,也认可原告起诉状的送达一定意义上作为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因此,对通知的形式,最核心的还是要从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的目的角度来把握。从债务人的角度看,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的通知,只是对债务人发生履行的效力,可以以其实际知道债权转让之日起负履行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着手研究起草有关不良资产转让的司法解释,对登报公告等方式的限制也予以了着重考虑,拟对公告方式设置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在限制和允许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三、关于强制执行阶段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后直接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问题
债权转让行为在债权存续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还是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中,都可能发生。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后,权利主体发生变动的,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人,是较早就确立并运行多年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该条中的“权利承受人",包含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承受债权的人。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项规定变更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的法理考量是:因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除了特殊情况对债权转让、债务履行情况可以提出异议外,在判决确定的债权实现阶段,债务人对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在法律上已经不能再行争执。而债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也没有争议。因此,在判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应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义务,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再通过诉讼进行确认。如果受让人受让权利后只能通过再行诉讼获得判决才能执行,必然影响权利实现的效率。因此,理论和实务上,都支持在执行程序开始后,实体权利主体发生变更时,可以通过执行程序变更权利主体的方式解决,使受让人在获得受让的实体权利的同时,便获得相应的强制执行的申请权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变更为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而对债务人可能存在的抗辩事由,通过相关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确有争议的特殊情况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人民法院对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充分保护,包括支持其在执行阶段申请变更权利主体,也是基于对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支持,有利于促进这一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使国家维护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风险的金融体制改革政策得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合同以及受让人或者转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主体或者执行主体。最高人民法院(2009)执他字第1号请示答复函指出:依法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的受让人将债权再行转让给其他普通受让人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依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受让人或者转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条虽只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金融不良债权环节可以变更申请执行主体作了专门规定,但并未排除普通受让人再行转让给其他普通受让人时变更申请执行主体。此种情况下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也符合该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中关于支持金融不良资产债权处置工作的司法政策。
四、关于办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
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事关国家金融安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人民法院要坚持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局服务,从中央和国务院实施金融不良债权剥离和处置战略上统筹考虑,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正确处理好涉及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审判及执行案件,既要注重防止出现不公平及国有资产流失等情形,又要注重充分保障受让人的合法权益,由此促进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减少不良资产、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实力和兑付能力、应对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提供司法支持。
您在建议中指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规范的债权转让可能侵害被执行人利益,不利于被执行人行使抗辩权维护自身权益;二是原债权人在放弃债权或者已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的情况下,仍将债权转让,导致债权受让人的利益无法实现;三是批发转手倒卖处置方式,层层加码,追求利益简单粗暴,不利于债务企业盘活,不能为处于困境的债务企业提供重整方案和服务,导致债务企业倒闭或破产;四是个别案件存在虚假转让债权逃避执行等非法目的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也关注到了一些案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对这些问题,人民法院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下,有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诉讼中,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并参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的适格性以及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防止通过债权转让牟取不当利益。同时,如存在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或者存在其他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等转让情形的,人民法院对该债权转让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被执行人行使抗辩权的问题,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了执行异议、复议和执行监督制度,能够保障债权转让后债务人的抗辩权。在存在原债权人已放弃债权,或与债务人达成执行和解后仍转让债权等情形的,当事人由此对履行数额产生争议,或者存在其他相关抗辩等事由的,被执行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债务人异议以及诉讼等程序主张权利。经审查原债权人确实已经放弃债权,或者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对受让人的继续执行申请将不予支持。此外,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债权受让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要求必须经转让人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人民法院也通过被执行人异议、其他债权人异议审查程序,加强对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审查。经审查认定存在虚假转让债权、逃避执行等情形的,将不予支持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即使已经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人,通过异议复议审查,也可以撤销原裁定。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相关当事人依法予以制裁。
第三,强化善意执行理念,进一步规范执行措施,切实维护债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等文件均强调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要求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要合理选择查封财产,灵活采取查封措施,严禁超标的查封,充分发挥查封财产融资功能,依法适当采取财产变价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财产真实价值。同时,特别强调依法用好执行和解和破产重整等相关制度。要在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妥善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协商,以和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对资金链暂时断裂,但仍有发展潜力、存在救治可能的企业,可以通过和解分期履行、兼并重组、引入第三方资金等方式盘活企业资产。要加大破产保护理念宣传,通过强化释明等方式引导执行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同意依法将案件转入破产程序。对具有营运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解决债务危机,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拯救功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关注和梳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执行经验,与有关监管机构加强沟通,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并在强制执行立法以及制定相应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时研究吸收您所提出的有益建议,促进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1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21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17日
检察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更好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加强检察案例库的建设和使用管理,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案例库是供检察人员查询、使用、学习、研究案例的智能辅助办案资源库。
第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强化案例意识,注重在办案中发现、培育、选编、报送案例。
检察官应当积极运用案例库检索案例,参照或者参考相关案例办理类似案件,提升办案质量效果。
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统筹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等工作;各业务部门负责本业务条线案例的审核、推荐入库和应用指导等工作;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案例库与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等工作;检察理论研究所(司法案例研究院)协助各检察厅、法律政策研究室做好推荐案例入库以及拟入库案例审核等工作,并对案例库建设和使用管理提供理论支持;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负责对案例库的运行维护等提供技术支持。
第五条 案例库主要收录: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业务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遴选、推荐的案例;
(四)其他对检察机关办案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
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承办部门应当在案例发布后5个工作日以内录入案例库。
第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部门应当积极拓展渠道,收集编研案例,审核推荐入库。推荐入库案例既可以是直接办理的案件,也可以是下级人民检察院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案例。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鼓励下级人民检察院积极研究、编写、报送案例,并及时推荐本地区入库备选案例,按业务条线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和参考案例,应当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备案,作为入库备选案例。
第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推荐入库的案例,案件处理结果一般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体现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案件办理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办案程序等方面具有参考意义。
第九条 入库案例一般包括标题、关键词、要旨、基本案情、检察机关履职过程、指导意义或者典型意义、相关规定等组成部分,同时应当提炼、标注检索标签,明确案例所属检察业务类别、案例主题、案由及其他反映案例特征的重点信息。
入库案例应当注明承办案件检察院、办案人、推荐单位、编写人、审核人等。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推荐入库的案例,应当报分管副检察长审核同意并由推荐部门录入案例库,经法律政策研究室审核后予以发布。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鼓励、引导、督促检察官在办案中应用案例库检索案例。检察官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案例库中检索案例:
(一)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相关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为依据提出辩护意见、诉讼主张的;
(二)拟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的;
(三)拟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的;
(四)拟提请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检索的。
第十二条 检察官在案例库中检索到与在办案件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相类似的案例,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适用:
(一)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适用;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应当参考适用;
(三)其他案例可以参考适用。
检察官应当在案件审查报告中对案例检索和参照、参考适用情况予以说明。
第十三条 已经入库的指导性案例与新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具有其他应当宣告失效情形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商法律政策研究室提出意见,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宣告失效。
已经入库的典型案例或者其他案例需要清理出库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提出不再具有参考意义的意见,报分管副检察长审核同意后,书面通知法律政策研究室,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清理出库。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入库案例应当失效或者清理出库的,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应业务部门审核。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例推荐、编写、审核、入选、使用等情况纳入检察人员工作业绩考核。相关工作成绩突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公务员奖励规定》等予以奖励。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入库案例的学习、应用和研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本地区使用案例库情况定期分析,加强案例库使用培训工作,积极运用案例库提高办案质量。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8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8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9年4月25日)
2018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以办案为核心,积极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持续释放检察机关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权利人主体的信号,集中办理了一批法律效果好、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这十四件典型案例就是其中的缩影,有的纠正案件定性,有的追捕追诉遗漏同案犯、增加认定犯罪事实,有的对确有错误的法院裁判提出抗诉,有的提出检察建议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有的主动服务民营经济,等等,客观反映了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品质取得的突出成绩,也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新时代检察官风采。
目 录
案例1:山东祁玉康等五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2:浙江宁波市镇海祥天轴承有限公司、史烈明等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例3:浙江张大伟、义乌市楚菲化妆品有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4:广东宋飞等二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5:北京李满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例6:河北孟宪辉等三人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7:上海陈卫堂等十三人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系列案
案例8:广东广州卡门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监督撤案案件
案例9:北京赵春广等七人侵犯著作权、窝藏案
案例10:上海李海雁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1:广东龙小卫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2:江西北京中艺首藏文化有限公司、胡丽泉等三人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3:湖南彭国成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14: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抗诉案
案例1
山东祁玉康等五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祁玉康在被告人王学印教授下,掌握了制作假酒方法,后又经王学印介绍,多次从被告人邢光志处购买洋河大曲青瓷、海之蓝、泸州老窖等假冒包装材料,后在德州市武城县其父祁由国住处、德州市德城区其家中自行灌装假酒,祁由国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酒水仍帮助灌装。被告人王学印明知被告人祁玉康系自行灌装假冒注册商标的酒水而教授其制作方法,还帮助其运输相关假冒包装材料。在此期间,祁玉康等人共生产假冒洋河大曲青瓷、海之蓝、泸州老窖等酒水价值17万余元,累计销售共计10万余元。
另查明,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张士平生产假冒牛栏山二锅头、海之蓝、泸州老窖、五粮液、剑南春等白酒,被告人王学印明知被告人张士平生产的各类酒水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居间介绍。张士平出售给祁玉康上述白酒总销售金额达3.5万余元。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邢光志多次将洋河大曲青瓷、海之蓝、泸州老窖和五粮液等白酒的假冒包装材料1100余箱出售给被告人祁玉康,销售金额达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7年12月16日,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立案。2018年1月至3月,祁玉康等五人先后被刑事拘留、逮捕。2018年6月11日,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被告人祁玉康、王学印、张士平、祁由国四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邢光志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提起公诉。9月7日,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祁玉康、王学印、张士平、祁由国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到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5万元至5000元不等;被告人邢光志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判决没收扣押在案的工具、假酒等物品。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注册商标数量多、涉及面广、取证难度大,为确保既打击生产、销售者,又打击提供假冒包装材料者,检察官积极全面引导证据收集,着力解决取证方向、法律适用等疑难复杂问题,增强了指控力度,保护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还主动向食品安全领域延伸监督触角,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引导侦查取证,夯实定罪细节。检察官在审查逮捕中发现,虽然张士平与祁玉康供述互相印证,但因缺少客观证据,认定张士平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官提出从“泸州老窖”制作时间、包装颜色、胶带粘贴方式等方面取证的思路,来证明从祁玉康处扣押的假酒中是否有张士平提供的假酒。后侦查人员查实了部分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系张士平制作,涉案金额达3万余元。
(二)细致审查研判,纠正提捕不当罪名。侦查机关对邢光志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请逮捕,检察官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邢光志直接将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用在商品上,证实邢光志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邢光志明知是非法制造的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却仍然故意销售,存在主观故意;邢光志仅向祁玉康销售的假冒包装材料涉案价值已达6万余元,且涉及多种商标标识,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检察机关后以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提起公诉,得到法院判决采纳。
(三)延伸检察职能,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办案中,检察官发现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执法监管范围仅限于大中型生产企业,对小作坊监管不力,遂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监管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白酒安全实行全程监管,一是查处隐蔽的小作坊;二是加强与质检、公安、卫生防疫等部门协调配合,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该部采纳检察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在生产、流通领域加大巡查力度,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活动,实现监管全覆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案例2
浙江宁波市镇海祥天轴承有限公司、史烈明等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被告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祥天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烈明,在明知未经RUWH注册商标所有人宁波人和机械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和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带有RUWH商标的轴承,并销售给被告单位宁波市鄞州德菱电梯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菱公司”),销售数量共计80万余个,销售金额为97万余元。2017年5月27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从祥天公司仓库内查获尚未销售的假冒轴承6000余个,货值金额7000余元。2017年2月至5月间,德菱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大海在明知祥天公司向其供货的轴承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情况下,仍向祥天公司购买轴承共计29万余个,并由德菱公司二次加工成铁挂轮后销售给上海盼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云鹤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共计销售24万余个,销售金额30万余元。2017年5月25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从德菱公司内查获尚未销售的假冒轴承5万余个,货值金额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于2017年6月14日对本案立案侦查。8月27日,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以祥天公司、史烈明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德菱公司、杜大海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11月26日,宁波市鄞州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祥天公司、史烈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祥天公司罚金20万元、史烈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德菱公司、杜大海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德菱公司罚金15万元、杜大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决扣押在案的轴承等均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一些不法企业通过仿冒手段,减省了相对较高的研发投入、市场推广费用等,从而获得不该得的利益,但该低端复制模式不仅不利于被告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给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严重冲击,直接侵害了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阻碍了民族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依法予以严惩。此案的成功办理在行业领域内起到了警示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普法宣传效果。
(一)发挥监督职能,依法追诉单位犯罪。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官经审查认为祥天公司、德菱公司均系依法设立,上述轴承业务均以公司名义开展,相关单据、发票均以两家公司名义开具,相应货款均打入对应的对公账户内,系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应评价为单位犯罪,两家公司的行为已分别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遂对上述单位进行追诉,后得到法院判决认可。
(二)促使涉案双方矛盾化解,确保办案整体效果。检察官在办案中注重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对被告人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说理,使被告人摒弃了避重就轻的侥幸心理,深刻意识到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及给被侵权单位带来的严重影响,表现出了较好的认罪、悔罪态度,并最终与被侵权单位就民事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如约向被侵权单位赔偿了48万元,获得了被侵权单位谅解。
(三)延伸司法触角展现司法温度,引导非公经济良性发展。两家被告单位均系成立时间不长、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为做好企业扶持工作,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在本案判决之后走访被告单位,积极引导鼓励被告单位负责人树立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并帮助被告单位咨询商标注册事项。通过多方努力,被告单位祥天公司最终注册了自有轴承品牌,企业竞争力得以提升,公司迈进良性发展轨道。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了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案例3
浙江张大伟、义乌市楚菲化妆品有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底以来,被告单位浙江省义乌市楚菲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菲公司”)经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大伟决定,伙同他人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生产假冒第990446号“Vaseline”、第212780号“MAYBELLINE”、第834258号“M.A.C”等商标的化妆品牟取非法利益,后被查获。经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及化妆艺术有限公司鉴定,由该公司生产的标有“Vaseline”“MAYBELLINE”“M.A.C”商标字样的化妆品均属假冒。经认定,被查扣的标有上述商标字样的化妆品涉案价格总计40万余元。
同期,被告人张大伟还伙同他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楚菲公司内生产出售带有“LAKME”美术作品图样的化妆品谋取非法利益。经认定,被查扣的标有“LAKME”美术作品图样的化妆品涉案价格总计39万余元,被查扣的化妆品数量为18万余个。
二、诉讼过程
2017年8月30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接举报对该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17日,义乌市公安局会同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往楚菲公司查获大量假冒侵权商品,并于同日将张大伟刑事拘留,后义乌市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义乌市检察院于同年2月9日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对张大伟、楚菲公司提起公诉。同年3月19日,义乌市法院认定被告单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21万元;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2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41万元;认定被告人张大伟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1万元;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一起长期通过电商平台等途径接受海外订单生产假冒化妆品的案件,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依托阿里巴巴诚信网、义乌小商品市场等平台接单,生产假冒“Vaseline”“MAYBELLINE”“M.A.C”“LAKME”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化妆品,不但给被侵权人造成了损失,也损害了义乌作为国际商贸城市的声誉。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将数十万件侵权产品拦截在国门之内,护航“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经济秩序,维护了我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形象。
(一)彰显法律监督,全面评价侵权行为。侦查机关以张大伟、楚菲公司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经审查发现涉案品牌“LAKME”在中国境内未申请注册商标,但“LAKME”标识作为美术作品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了美术作品登记。因此,尽管该部分事实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张大伟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该美术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将该美术作品使用在化妆品外包装上进行复制、出售,非法经营额达39万余元,涉嫌侵犯著作权罪。义乌市检察院遂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最终将该部分事实提起公诉,并获得法院判决认可。
(二)完善部门衔接,形成打击合力。为研究如何更好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营商环境,义乌市检察院多次以联席会议的形式与法院、公安、市场监管局、海关等多家单位进行交流探讨,形成统一意见,制定了《关于建立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联合保护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形成知识产权联合保护的长效机制。
(三)拓展宣传途径,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义乌市检察院以护航、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犯罪预防等方面的法治宣传。检察官先后前往义务国际商贸城、“中国网店第一村”青岩刘村等地开展犯罪预防现场宣传活动,联合多个执法部门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月活动,依托本土“义乌购”电商平台开通“检察官说法”版块,以案例评析的方式向市场经营户剖析身边的真实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目前,义乌市检察院已初步形成一套立体化、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同时,检察官针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互联网犯罪多、涉罪外国人追究难等特点,撰写《刑事检察白皮书--知识产权专辑》,对保护知识产权提出针对性分析和建议,受到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一致认可。
案例4
广东宋飞等二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被告人宋飞于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未经“恒洁”“HEGLL”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在其位于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的中洁洁具厂内生产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卫浴产品,并先后销售给俞某某、张某某、段某某等人,销售金额为6.3万元。其间,被告人卢咏明知宋飞在工厂内生产假冒上述产品,仍接受宋飞的雇请,负责安排生产、发货等工作。2017年5月25日,侦查人员将被告人宋飞、卢咏抓获,还查获一批假冒“恒洁”“HEGLL”注册商标的水龙头、花洒、地漏等卫浴产品成品、配件及包装箱等,经鉴定价值22万余元。经审查认定,被告人宋飞、卢咏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28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侦查,后被告人宋飞、卢咏被逮捕。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于同年11月27日以二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江门市新会区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判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宋飞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8万元;判处被告人卢咏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判决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物予以没收、销毁,但未对宋飞、卢咏的违法所得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
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及时提出抗诉,江门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判决,采纳了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增加追缴宋飞、卢咏违法所得6.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评析意见
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不仅要体现在对行为人判处应有的刑罚,还要综合运用涉案财物、违法所得的追缴没收、责令退赔等财产处置手段,切实提高其犯罪成本和刑罚震慑力。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通过积极履行审判监督职能,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漏判追缴违法所得的判决提出抗诉,纠正了错误判决,在严惩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一)细致审查判决结果,及时发现漏判。一审判决后,检察官立即对判决进行全面审查,发现该判决没有追缴二人的违法所得。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认为应当追缴违法所得,遂决定通过抗诉手段对法院漏判予以纠正。
(二)严格对照法律规定,找准提抗依据。针对法院漏判追缴违法所得是否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能否作为提抗理由等问题,检察官仔细对照法律规定,明确提抗依据:一是刑法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二是司法解释规定“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检察官随即以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存在错误等建议提请抗诉。该抗诉意见得到了上级检察院的支持,并被江门市中级法院采纳。
(三)准确贯彻立法精神,实现足额追缴。二审中,辩护人提出的违法所得数额应当在销售金额基础上扣除成本的辩护意见,检察官依据现有立法规定和精神予以反驳,明确指出刑法规定的追缴对象是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立法原意是“不让犯罪分子通过实施犯罪获得任何收益”。最终,检察官的意见得到江门市中级法院采纳,将销售金额认定为违法所得并足额追缴。
案例5
北京李满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北京索吉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吉瑞公司”)系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李满仓系实际控制人。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李满仓担任索吉瑞公司总经理期间,先后从他人处购进假冒“GYRUS”牌高频电刀附件114支,并以公司名义对外销售,销售金额14万余元,库存金额近3万元。李满仓于2018年7月9日接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二、诉讼过程
李满仓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8年7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10月22日,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以索吉瑞公司、李满仓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同年11月9日,通州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索吉瑞公司、李满仓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索吉瑞公司罚金15万元;判处李满仓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GYRUS”是英国乃至世界知名商标,其产品是全球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耗材。为体现平等保护,通州区检察院积极履职,多措并举,为案件成功办理发挥重要作用。
(一)通过两法衔接机制开展立案监督。该案最初由通州区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并承办,由于售出的产品不具备鉴定条件,执法人员欲将其作为行政违法案件处理,并已对李满仓行政罚款65万元。通州区检察院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开展立案监督,成功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向侦查机关移送该涉嫌犯罪案件,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予以刑事立案。
(二)察微析疑,追究单位犯罪。本案最初仅移送李满仓一人涉嫌犯罪,但检察官发现李满仓经营的索吉瑞公司有合法业务,售假行为源于正品购物渠道出现问题,为维护客源,开始购置假货用于销售,且获利金额用于单位运营,遂认定销售假货的行为体现了单位意志,追诉索吉瑞公司构成单位犯罪。
(三)以货源审查确定犯罪数额,解决认定难题。本案最大的难题是销售数额认定问题。这类案件由于销售数额难以查实,实践中往往以查扣的数额进行认定,打击力度大打折扣。检察官确立了将非法来源的货品均认定为假货的基本思路,认为本案中查扣的假冒电切环均来源于北京华康友联廖某某和北京国邦互利王某某处,而这两处均非授权销售点,故通过调取索吉瑞公司的电子销售记录,最终确定其销售假货的金额。
(四)延伸服务保障职能,促进检企良性互动。通州区检察院没有就案办案,而是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打造优质、高效、开放的营商环境,结合办案积极拓宽涉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渠道和形式,如依法保障公司知情权、研究解决案件办理关键问题、促进公司提高自身的证据意识等,为后续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提供范本。
案例6
河北孟宪辉等三人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6月初至7月,被告人孟宪辉在未经“hp”(惠普)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提供电子模板,委托被告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丰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带有注册商标“hp”商标标识的包装盒面纸及不干胶防伪标,该公司经营厂长、业务负责人被告人潘希坡安排公司车间进行制版并印刷。尔后,被告人孟宪辉先后通过物流公司将部分伪造的商标标识发往广州等地。同年6月,被告单位廊坊市海赫荣达印刷有限公司受被告人孟宪辉委托,由该公司业务员被告人李梦君安排,将上述印刷带有注册商标“hp”商标标识的包装盒面纸制作成包装盒。
经审查,被告人孟宪辉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共计111万余件;被告单位廊坊市丰彩印刷有限公司、被告人潘希坡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103万余件;被告单位廊坊市海赫荣达印刷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梦君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3万余件。
二、诉讼过程
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分局于2017年6月22日对孟宪辉等人立案侦查,后孟宪辉等人被采取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2018年4月9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廊坊市海赫荣达印刷有限公司、廊坊市丰彩印刷有限公司、被告人孟宪辉、李梦君、潘希坡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提起公诉。同年9月19日,安次区法院以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被告人孟宪辉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希坡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李梦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执行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廊坊市丰彩印刷有限公司罚金10万元、判处廊坊市海赫荣达印刷有限公司罚金2万元。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案商标标识数量特别巨大,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惠普公司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在侦查机关移送的犯罪事实基础上,严把质量关口,经过全面细致审查最终增加认定犯罪事实、追诉遗漏犯罪单位,展现了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决心和力度。案件的成功办理,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改善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营商环境。
(一)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优化投资环境。中国惠普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检察机关坚持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平等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检察机关严格审查每一起犯罪事实,全力查清侵权产品的全部去向,最大限度地挽回惠普公司的损失。
(二)严把案件质量关,确保案件质效。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不限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认定的犯罪事实,而是揪住多个疑点不放,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查清被告人孟宪辉的上线和下线、销售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数量等。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全面厘清了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和涉案商标数量等,为之后开庭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庭时,被告人均当庭认罪,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全面细致审查,让漏犯无处遁形。针对此类案件中容易发生漏犯的特点,检察官加大审查力度,特别是做好讯问被告人、询问涉案人工作,从被告人供述、关键证人证言中发现疑点和线索,确定追诉漏犯的突破口,经审查认为潘希坡所在的廊坊市丰彩印刷有限公司、李梦君所在的廊坊市海赫荣达印刷有限公司涉嫌单位犯罪,后依法予以追加起诉,做到不枉不纵。
案例7
上海陈卫堂等十三人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系列案
一、案件事实
“Dole”“SWEETIO”“Zespri”“Zespri 4030”均系在我国依法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新鲜水果、新鲜蔬菜等,且均在有效期内。被告人陈卫堂等人明知系假冒上述品牌的水果贴标,仍大量购入并分别在上海市沪南路2000号上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龙吴路3188号华新镇西郊国际农产品教育中心等地的水果店内以及网络上销售。丁立建、祝奀良、季志伟等人也分别按此作案手法销售大量上述品牌的水果贴标。
2017年5月25日,公安机关捣毁涉案的六个窝点,抓获上述十三名被告人,查获印有上述品牌商标的贴标近120万件。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先后将陈卫堂等十三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并于9月11日提起公诉。2018年1月11日,浦东新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上述十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被告人丁立建、祝奀良、陈卫堂、季志伟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000元至1000元不等;判处其余九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并处缓刑、罚金4000元至1000元不等。上述判决均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上海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的重要成果,形成了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的刑事司法新模式。
(一)有效的案件线索发现机制。浦东新区检察院在该区知识产权局派驻检察官办案组,将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检察保护延伸至行政执法前端。派驻检察官在日常值班中得知“Zespri”权利人前来反映上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农贸市场上出现大量冒牌“Zespri”品牌的猕猴桃,对权利人造成了很大损失。此类案件往往因为取证难、案值小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而行政处罚对侵权人的打击力度和震慑作用有限,检察官遂立即与行政执法人员一同听取权利人诉求,发现冒牌猕猴桃的数量和金额难以达到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追诉标准,但是大量的商标标识可能构成注册商标标识类犯罪,于是检察官迅速会同浦东公安分局侦查人员确定侦查方向。
(二)准确的案件引导取证。为更好地指控犯罪,检察官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侦查人员围绕定罪的关键环节进行侦查取证。一是该案涉及多种商标,需收集固定每种商标的权利人证明、商标真伪鉴定证明、鉴定人授权委托书等证据。通过反复与权利人沟通,确定商标真假的甄别标准,完善商标权属证明。二是妥善解决管辖问题。检察官发现部分涉案店铺的地址不在辖区内,但上述店铺有通过网络销售的行为,遂引导侦查人员通过网络销售记录查找辖区内的买家,解决案件管辖权问题。三是查明网络销售数量。检察官在批捕过程中发现根据网络销售记录可以查明涉案人已销售数额,故要求侦查人员在继续侦查过程中进一步固定网络销售记录,查明全部销售金额。四是追诉上游犯罪,瓦解非法产业链条。检察官通过细致审查,在案件中发现非法产业链条上家的线索,立即向公安机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要求追诉相关人员,增强了打击力度。
(三)高效的案件诉讼进程。检察机关的前期工作夯实了全案证据,提升了诉讼效率。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在细致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充分听取辩护人意见后,在一个月内将六起案件十三名被告人全部审查终结,并向法院提起集中公诉。庭审前,公诉人制作详细的出庭预案;庭审中,公诉人紧紧围绕犯罪事实,对案件量刑情节、数额认定以及文字商标“相同性”的判断等庭审焦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力指控。所有被告人均当庭自愿认罪,并均被判有罪。
(四)全面的案件办理效果。浦东新区检察院着力推动创新社会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某些网络平台在结案后仍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网络平台运营商未及时处理售假商户等问题,及时与有关部门及电商平台沟通,督促遏制售假行为,以进一步扩大工作成效。该系列案件的办理,对相关农贸市场商户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增强了商户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同时,也获得了权利人的高度认可,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权利人公司事务总监等一行专程至浦东新区检察院致谢。
案例8
广东广州卡门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监督撤案案件
一、案件事实
广东省广州市卡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门公司”)自2013年3月开始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并于2014年10月30日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该商标在服装、帽子等范围内使用,被驳回后,于2016年6月14日再次申请在服装、帽子等范围内使用“KM”商标,2017年2月14日仅被核准在睡眠用眼罩类别使用。卡门公司继续在服装、帽子等产品上使用“KM”商标,并逐渐发展为行业内较有名气的企业。
北京锦衣堂企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衣堂公司”)在2015年11月20日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KM”商标,使用在服装等类别范围,被驳回后于2016年11月22日再次申请在服装等范围内使用“KM”商标,2018年1月7日被核准,后锦衣堂公司授权北京京津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津联行公司”)使用该商标。2018年5月,京津联行公司向全国多地工商部门举报卡门公司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并以卡门公司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报案,南海分局于同年5月31日立案,经侦查发现卡门公司在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卡门物流仓库存放约9万件涉嫌假冒“KM”商标的服装。
二、诉讼过程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于2018年5月31日以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卡门公司于同年6月8日向佛山市南海区检察院提出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撤案。南海区检察院于同年6月11日立案,于6月13日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同年6月18日,南海区检察院收到《立案理由说明书》,经审查,认为卡门公司对商标具有在先使用权,本案属于经济纠纷,不构成犯罪。同年8月3日,南海区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并将扣押的货物发还卡门公司。2018年8月10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撤销立案,并将扣押的货物发还卡门公司。
三、评析意见
对于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检察机关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根据涉案企业的经营模式及产品特点,把握办案时效和工作节奏,督促公安机关及时将不当扣押的货物发还民营企业,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办案不偏不倚,主动多方听取意见。一是南海区检察院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还多次听取了涉案单位卡门公司及其律师的申诉意见,并积极联系锦衣堂公司征询意见,全面了解“KM”商标争议的始末。二是主动联系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局(工商)的行政执法人员,听取对卡门公司“KM”商标使用权的意见。三是借用“外脑”,破解办案难点。本案的难点在于认定卡门公司对“KM”商标是否具有在先使用权。南海区检察院咨询资深民事法律专家,详细了解商标的认定、近似商标的区分、如何判断在先使用权等,对本案认真研判,最终认定卡门公司在锦衣堂公司取得“KM”注册商标之前已开始使用“KM”商标,并一直沿用“KM”商标,且卡门公司在全国各地有近600家门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符合《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KM”商标具有在先使用权。
(二)探索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改“关门监督”为“公开监督”。南海区检察院通过两次召开公开听证会,让办案民警、行政执法人员及卡门公司代理律师等充分表达各自看法,并听取了京津联行公司的意见,这种方式受到各方一致好评,提升了法律监督的实效,增强了法律监督的刚性,树立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南海区检察院在会议召集、会场布置、议题讨论方面亦作了积极探索,令流程具有仪式感,为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三)与时间赛跑,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检察官考虑到卡门公司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商业模式及扣押服装应季性的特点,加快审查,把握时效,仅用53天即办结本案,使扣押的服装仍能应季出售,避免了卡门公司上千万元的损失。
案例9
北京赵春广等七人侵犯著作权、窝藏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初至2016年9月,被告人赵春广伙同赵树本、邢丽彬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文字作品批发零售到北京市朝阳区等多地。其中分别批发给图书经销商张雨辰和王芬霞2万册、1.6万册。2016年9月,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在北京市通州区和朝阳区共查获八个存书仓库,现场起获涉案书籍共计360多万册,其中赵春广五个仓库,涉案书籍356万余册;张雨辰和王芬霞各一个仓库,涉案书籍分别为1万余册、4000余册。经鉴定,起获书籍中,328万余册为非法出版物,9000余册为侵权复制品。
2016年11月,被告人苏进学、张瑞明二人在赵树本的联系下,明知赵春广被公安机关追捕,仍然将赵春广藏匿于河南省开封市某地。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于2016年9月对赵春广、赵树本、王芬霞、张雨辰以非法经营案立案侦查,于同年11月19日对张瑞明、苏进学以窝藏案立案侦查,后视不同情况对上述人员适用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于2017年1月10日将赵春广、赵树本、邢丽彬、王芬霞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张雨辰涉嫌非法经营罪,赵树本、张瑞明、苏进学涉嫌窝藏罪一案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4日,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春广、赵树本、邢丽彬、张雨辰、王芬霞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苏进学、张瑞明涉嫌窝藏罪提起公诉。2018年1月30日,通州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春广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0万元;被告人赵树本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张雨辰、王芬霞、邢丽彬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三年、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苏进学、张瑞明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同时,判决扣押在案的非法出版物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赵春广、赵树本、王芬霞提出上诉,2018年4月24日,二审维持原判。
三、评析意见
本案系全国最大盗版儿童绘本案,是全国扫黄打非办等多部门联合督办案件。涉及国内外著作权人100多万人,出版社50多家,盗版书360多万本,系建国以来涉案书籍数量最多、码洋最高、范围最广、著作权人最多的盗版儿童绘本案,且绘本的印刷质量和安全性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在办案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一)积极引导取证,完善证据体系。本案系家族犯罪,通过嫌疑人互相指认固定证据难度较大,通州区检察院通过引导侦查机关向房东、聘请的员工取证,调取涉案人员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弥补证据缺陷,还拟制了72项补充侦查提纲,起获盗版书籍新增160多万本。本案是定非法经营罪还是侵犯著作权罪,零口供的赵树本是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还是窝藏罪,参与作案人员是从犯还是主犯等问题存在争议,通州区检察院充分发挥自身业务优势,引导侦查机关紧扣犯罪的法律特征、法定情节收集证据,为检察机关下一步对三名被告人改变定性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合理鉴定,破解犯罪认定难题。一是通过抽样取证对众多涉案图书进行鉴定。本案涉案图书众多,经依法采取抽样方法进行鉴定,通州区检察院认为涉案图书系批量包装、同类存放,且上述抽样取证进行鉴定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遂将42万余册未鉴定书籍一并计入涉案书籍数量。二是在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情况下认定涉案图书“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本案涉及国内外50多家出版社、上百万名著作权人,其中包括大量国外的著作权人,在穷尽手段无法逐一查找著作权人的情况下,调取了侵权图书均为非法出版物的鉴定意见及部分著作权证明材料,以此认定犯罪事实。
(三)充分运用专家智库,凸显专业化办案优势。针对抽样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等关键问题,办案检察官依托北京市检察院搭建的专家智库平台,咨询法学专家及相关图书行业专业人员,查阅北京、上海两地数百件案例及相关资料,将学术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最终将上述疑难问题妥善解决,有效加强了案件审查的专业理论深度。
(四)依托信息技术,保障庭审指控有力。针对本案中涉案侵权物数量多、种类多、权利人多的特点,办案检察官充分利用统计软件,将涉案侵权物的数量、种类、权利人等信息进行整理,利用专案组成员的技术背景,建立数据比对模型,对涉案八个仓库的侵权出版物进行充分比对,有力反驳被告人辩解,并将上述成果在出庭时以可视化的方式向合议庭展示,有效地指控犯罪,促使主犯当庭认罪,取得良好庭审效果。
(五)推动类案办理,全面发挥案件效果。针对该类案件中反映出参与人员多、作案时间长、通州区印刷厂较为集中的现象,通州区检察院督促相关部门对通州区所有印刷厂、装订厂进行大排查,排查出舒某某等人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6件8人,目前已有5件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10
上海李海雁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机动战士高达》系日本株式会社万代创作的作品,后株式会社万代又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立体的高达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上销售。2016年至2017年9月,被告人李海雁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采用拆分权利人销售的《雪崩能天使》《蓝异端》等高达玩具原作品并仿制模板、图纸的方式,在广东省汕头市海达玩具厂内生产、复制上述高达玩具,并冠以“龙桃子”品牌销售给林应达(另案处理)。被告人李海雁共生产《雪崩能天使》玩具2.8万余个(单价111.8元)、《蓝异端》玩具3000余个(单价73元)、《独角兽》玩具2000个(单价165.2元),非法经营数额合计379万余元。2017年9月28日,侦查机关从上述玩具厂内扣押《蓝异端》玩具3000余个、生产模具3套。经鉴定,被告人李海雁生产的上述玩具与株式会社万代的作品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于2017年9月14日接报案后立案侦查,后对李海雁采取逮捕强制措施。2018年5月28日,奉贤区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海雁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提起公诉。同年6月26日,闵行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海雁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90万元。同时判决没收查获的侵犯著作权的玩具商品及模型、模具,追缴违法所得。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10月10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意见
本案专业性强,涉及立体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被告人作案手段隐蔽,在生产的玩具产品中夹杂一些自己设计的内部零件、拼接方法等来掩盖侵权事实。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该新类型案件,由奉贤区检察院检察长带领办案骨干组成办案组办理,充分运用专家力量,着力解决是否构成复制关系等疑难问题,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销售”的区别,与法院在立体作品从保留原作品的基本表达、与权利人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等方面来认定复制行为方面形成共识。
(一)借助“外脑”会商论证,精准解决案件疑难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发现被告人李海雁反复辩解称其“龙桃子”玩具内部零件及拼接方法与高达系列玩具有差异,不构成复制关系。被告人李海雁的辩护人亦提出类似观点。因此,“龙桃子”玩具产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与权利人的高达系列玩具产品是否构成复制关系成为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奉贤区检察院邀请专家、学者共同会商,经过论证,一致认为李海雁的“龙桃子”玩具未脱离《机动战士高达》系列拼装玩具作品躯干结构、整体造型的基本特征,虽然在武器、背包上存在细微差别,但并没有体现行为人创作的个性化特征,保留原作品的基本表达,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内部零件及拼接方法不影响体现在外部的立体艺术造型,故属于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行为。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也认为“龙桃子”玩具与权利人作品呈现的差异性不足以体现行为人的美学智慧创造,不属于新的作品。
(二)聚焦庭审核心问题,有效指控犯罪。在庭审阶段,检察官聚焦庭审核心问题,通过多媒体示证以及现场对比出示李海雁复制的玩具与正品高达玩具模型,直观地向法庭展示了被告人李海雁的“龙桃子”玩具在肢体设计、结构比例安排、整体形象呈现以及视觉效果等方面与《机动战士高达》系列拼装玩具基本无差别,有力反驳了被告人李海雁关于其在产品中有新的创作等辩解,有效地指控犯罪。在庭审结束后,权利人代表对于检察机关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涉外知识产权平等保护等给予高度评价。
(三)复盘总结典型案例,形成指导性的认定规则。在二审阶段,检察机关围绕上述核心问题进行有效应对,最终获得法院终审裁决的支持。案件生效后,检察机关又邀请政法院校的学者、司法机关承办人员等对该案进行复盘总结,对本案中涉及的作品独创性的判断、刑法意义上“复制发行权”的认定等疑难问题再次研讨,由专家进行深入点评,并形成典型案例刊发于《人民检察》,对类似案件的办理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断标准、认定规则。
案例11
广东龙小卫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6月始,被告人龙小卫受雇于他人(另案处理),在未经著作权人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到泰国协助他人架设、运营私服游戏《歪歪神武》。2017年9月,被告人李勃加入《歪歪神武》的运营。期间,二人负责通过QQ与玩家沟通,进行游戏推广,并联系游戏充值平台管理员将玩家充值金额转至指定银行账户。
2017年9月始,被告单位机械牛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和被告人程刚,在明知《歪歪神武》运营方利用互联网运维私服游戏的情况下,仍通过“派爱支付”平台与《歪歪神武》私服网站进行连接,为《歪歪神武》提供玩家充值通道和支付结算,并按比例收取手续费。经鉴定,《歪歪神武》游戏程序对著作权人自主研发的《神武》游戏程序进行了非法复制。经核算,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1月23日,被告单位机械牛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为《歪歪神武》支付结算玩家充值金额共计362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侦查终结,于2018年6月15日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2月5日,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龙小卫、李勃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告单位机械牛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被告人程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25日,黄埔区法院判决,被告人龙小卫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李勃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单位机械牛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罚金3万元;被告人程刚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系一起跨国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具有手法隐蔽、跨境作案、产业化经营等特点。办案过程中,黄埔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灵活运用电子证据,有效严惩犯罪,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建设广东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试验区注入一剂司法“强心针”。
(一)走访挖掘侵权线索,破解侵权发现难。《歪歪神武》运营者组建多个QQ群用于和玩家交流、发布游戏动态,形成相对封闭的“圈子”,外人难以发现,涉案人反侦查意识强,频繁通过变换游戏网站域名逃避侦查。黄埔区检察院对驻区企业进行“全覆盖式”走访服务时获悉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神武》游戏源代码被盗,检察官遂提醒该公司可能存在被侵犯著作权的情况。该公司随即发现网络上出现与《神武》极其相似的《歪歪神武》。在检察官的引导下,该公司通过安排员工试玩《歪歪神武》、触发代码访问充值地址、对比游戏连续运行图、源代码等方式,将被侵权的事实予以固定,并将相关证据移交侦查机关。
(二)向专业人员借力,破解网络犯罪侦破难。《歪歪神武》运营者刻意将私服架设、游戏运维、玩家充值、结算等各个环节隔断,相互间以虚拟身份联络,侦查一度陷入困境。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充分运用专家智库,向相关专业人士咨询源代码应用、内测修复等问题,扫除技术盲点,同时,会同侦查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从聊天记录中获知《歪歪神武》整体运作流程、资金流向以及人物关系。
(三)巧妙运用关联证据,破解跨境取证难。《歪歪神武》运营者至泰国租用位于韩国的服务器用于架设、运维私服游戏,又通过远程控制软件TeamViewer经香港、台湾服务器跳转实现后台控制。案发后,该私服游戏停止运营,涉案的电脑等设备被丢弃在境外。针对实物证据难以收集的问题,检察官从大量电子证据入手,通过其他关联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结合被告人供述、酒店订单、论坛广告等证据,论证被告人的主观犯意。串联QQ群信息、域名回访、玩家证言等证据,核实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从数千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中锁定违法所得,明确犯罪数额。最终本案在境内完成了取证工作,破解了跨境取证难题,有力指控了犯罪。
(四)准确适用法律,破解链条打击难。一是追诉关联犯罪。在办理被告人龙小卫、李勃涉嫌侵犯著作权案过程中,检察官细致审查《歪歪神武》上下游产业的证据,发现被告人程刚有帮助《歪歪神武》完成支付结算的行为,遂向侦查机关制发《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通知书》,对涉嫌单位犯罪的机械牛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也及时进行追诉。同时,检察官通过筛查交易记录,确认本案的犯罪数额为362万余元,比最初认定的犯罪数额增加了300多万元,做到了罚当其罪。二是依法准确定性。检察官认为本案被告人龙小卫、李勃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通过境外服务器传播网络游戏,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复制发行行为。而被告人程刚及其公司虽然明知运维私服游戏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对运维游戏私服具体是否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非法经营或其他信息网络类犯罪并不明确,认定程刚及其公司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更为准确。检察官的上述意见获得法院认可。三是善用认罪认罚规定。本案如被告人认罪,将有利于庭审顺利推进,取得较好的庭审效果。为此,检察官在讯问被告人时向被告人开示案件证据、宣讲法律政策,促使被告人当庭认罪伏法。
案例12
江西北京中艺首藏文化有限公司、胡丽泉等三人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起,北京传承匠心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承匠心公司”)先后得到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生产、销售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作的三顾茅庐等陶瓷美术作品衍生品。期间,传承匠心公司委托被告人胡丽泉为其生产,传承匠心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人王旭、王铜负责销售。2017年前后,被告人王旭、王铜先后从传承匠心公司离职,共同出资成立了被告单位北京中艺首藏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艺首藏公司”),王旭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铜为公司股东并负责销售。在未得到任何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王旭委托被告人胡丽泉生产仿冒张松茂的陶瓷美术作品。2017年3月至6月,中艺首藏公司从胡丽泉处购进署名为“张松茂”的三顾茅庐系列瓷板画、西厢记瓷板画等作品,并向胡丽泉支付购货款25万余元,其中牡丹荷花宝月瓶1件(进货价为8000元)、三顾茅庐系列瓷板画1件(进货价为6500元)胡丽泉尚未进行生产和发货。
期间,被告人王旭、王铜利用从传承匠心公司获取的客户信息,对外销售上述署名为“张松茂”的陶瓷美术作品,销售额合计82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于2017年8月11日接报案后立案侦查,后对三名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2018年8月22日,景德镇市珠山区检察院以被告人胡丽泉、王旭、王铜,被告单位北京中艺首藏文化有限公司涉嫌侵犯著作权犯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28日,珠山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胡丽泉、王旭、王铜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认定被告单位中艺首藏公司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42万元。
三、评析意见
本案系“瓷都”景德镇市近年来首例侵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美术作品著作权案件。张松茂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其作品价值不菲,也正因如此,不法分子企图仿制其作品牟取利益。本案涉案金额高,假冒作品流向市场对以艺术陶瓷为支柱产业的景德镇市场影响重大,严重扰乱了陶瓷市场经济秩序。
(一)厘清控辩双方争议,准确认定涉案罪名。司法实践中,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有诸多争议。本案中,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胡丽泉以张松茂原作为蓝本,组织描图工、填色工、填字工流水线作业进行临摹,落款有张松茂监制、设计字样。临摹不属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印刷、复印、拓印、录像、翻录、翻拍”等复制形式之一,因此被告人制作、销售的陶瓷美术作品不能认定为复制品,而是属于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不能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检察机关对本案定性的观点最终被法院采纳。
(二)全面细致审查案件,追加起诉单位犯罪。本案在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只认定被告人王旭、王铜个人销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数额达70多万元,但是未对两被告人成立的中艺首藏公司的侵权行为同时予以追究。为全面、准确指控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该公司对外销售的其他100多万元作品进行核实,最终确定该部分作品为非侵权作品。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旭、王铜并不是为专门从事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而成立公司,且该公司成立后不是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应当追加认定中艺首藏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将王旭、王铜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针对性引导取证,确保出庭指控有力。一是被侵权人报案所称的被侵权的陶瓷作品类别众多,但原作创作年限较长,被侵权人仅能提供部分作品的原始图片或作品登记证书,而被告人中艺首藏公司从被告人胡丽泉处购进、对外销售的作品名称与原作者标注的内容、名称差异较大。为确定被告人制作、销售的作品为被侵权人创作的美术作品,检察机关多次联系被侵权人及相关部门,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后,最终找到全部作品的原始图片。同时,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找到作品买家,提取已销售作品的画面、署名等证据,认定被告人、被告单位制作、销售的作品为假冒张松茂原作画面、署名的美术作品,为出庭指控犯罪打下扎实基础。二是被告人胡丽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始终拒不认罪,辩解不知王旭、王铜离开原任职的传承匠心公司,自己只是按照一贯模式销售瓷器作品给传承匠心公司的采购代表王旭。而被告人王铜只负责公司销售,从不与被告人胡丽泉直接发生往来,无法证明胡丽泉明知二人离开原任职公司、无著作权人的授权。为此,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调取到传承匠心公司工作人员证言、胡丽泉给传承匠心公司供货的作品类别、单价、收货人等证据,查明被告人胡丽泉给传承匠心公司、中艺首藏公司的供货价格、类别、交货方式等存在巨大差异,足以认定胡丽泉明知或应当知道二人离开原公司、且无授权。检察机关在被告人胡丽泉零口供的情况下对其提起公诉。最终,在大量证据面前,胡丽泉当庭认罪。
案例13
湖南彭国成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初,时任三一集团下属的三一港口公司智能研究院院长彭国成、副院长张学文与三一集团负责港口设备销售的营销人员刘某某、方某某等人商量成立一家公司,生产、销售集装箱正面吊运机、堆高机等三一港口公司同类港口设备,并邀请技术人员蒋新强等人作为股东参加。2015年4月2日,湖南智上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智上”)注册成立,被告人彭国成为实际控制人;被告人张学文任技术负责人;被告人蒋新强为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集装箱正面吊运机的总体设计。
2015年初,张学文违反公司规定,安排蒋新强等技术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从服务器上下载三一港口公司采取了保护措施的包括涉案正面吊运机整套技术图纸在内的相关文件,并安排蒋新强利用业余时间,对上述拷贝的图纸通过简单修改,更换图纸编号和“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标志,以掩盖使用三一港口公司图纸的痕迹。期间,彭国成对蒋新强修改图纸进行技术指导。2015年4月,“湖南智上”成立后,蒋新强即将修改后的图纸交“湖南智上”用于生产正面吊运机。同年7月初,被告人蒋新强从三一港口公司离职后入职“湖南智上”,正式作为设计吊运机的核心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工作。同年12月,“湖南智上”正式生产出正面吊运机用于销售,至案发,共销售12台,获取净利润264万余元,给三一港口公司造成损失384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6年8月23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依法对彭国成等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后彭国成、张学文被批准逮捕,蒋新强被取保候审。2017年3月20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将彭国成、张学文、蒋新强移送长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沙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局成立后,对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同年9月20日,长沙市检察院将本案移交长沙县检察院办理。10月20日,长沙县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被告人彭国成、张学文、蒋新强提起公诉。2018年4月20日,长沙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彭国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判处被告人张学文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判处被告人蒋新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禁止被告人蒋新强在缓刑考验期内到研发、生产、销售集装箱正面吊运机等与三一港口公司2015年4月前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工作。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彭国成、张学文、蒋新强提出上诉,并提交了认罪认罚申请。2018年11月22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对本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鉴于二审期间彭国成、张学文、蒋新强认罪态度好,认罪认罚,并当庭向权利人三一集团公司道歉,以及对于三名上诉人有关自首情节的重新考量,二审对彭国成、张学文、蒋新强三人减轻处罚,以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彭国成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判处张学文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5万元;判处蒋新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三、评析意见
三一集团作为国内机械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民营企业,其产品享誉世界,一些核心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都得益于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案系其单位员工离职后对其商业秘密的侵犯,不仅损害了三一集团的市场占有量,更是对企业创新动力的严重挫伤。而技术类商业秘密案件由于存在先进技术的复杂性、审查认定时分歧大等情况,使得权利人在维权时常常遭遇困难。检察机关采取专业化案件专业化办理的方式,及时全面引导侦查,筑牢案件证据基础;以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为目的,提升办案效果。
(一)构建“大控方”工作格局,多举措完善证据体系。一是以审判为中心,倡导“大控方”的构建。长沙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局从本案立案开始即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围绕鉴定意见的审查、证据链条的完善、辩护理由的反驳等,多方位向侦查机关提出侦查取证要求,确保了案件的顺利办结。二是向专业领域汲取力量,提升出庭效果。为确保案件质量,检察官从介入案件开始,就广泛查阅与涉案相关技术信息文献资料,实地查看权利人生产涉案产品的过程和实物,向权利人单位的有关技术人员了解被侵权产品的研发过程及相关技术信息,并向同行业相关技术人员了解其行业内该技术信息的整体状况。针对侵权人就有关商业秘密认定关键点和同一性鉴定提出的异议,检察官向鉴定人员一一请教。正是对涉案技术秘密的深入了解,才使得检察官能够对侵权人的辩解作出准确预判和从容应对。三是以自行补充侦查为抓手,主动弥补指控证据薄弱环节。检察官在详细制定退回补充侦查提纲的同时,进行“亲历性”审查,围绕犯罪构成要件,主动听取涉案人员的意见,自行补充与商业秘密认定及合法来源等方面相关的关键证据,为指控提供有力支撑。
(二)正视损失认定分歧,择优适用计算方法。“侵权损失数额”既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直接关系到量刑幅度,又是司法认定的难点。检察官结合本案侵权人的侵权手段、同一性鉴定意见、侵权人的销售人员系来自于权利人的销售团队等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客观公正地选取从权利人损失的角度予以计算,该计算方式得到法院采纳,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经验。
(三)创新出庭方法,注重审判质效。一是一审围绕举证、质证做文章,确保庭审效果。虽三被告人对基本犯罪事实予以供述,但对于有关情节细节、各自所起作用,以及行为性质,彭国成始终存在辩解,其辩护人也为其进行无罪辩护。检察官抓住争议焦点,制作详细的预案,并进行视频示证,不但提高了庭审效率,也让合议庭更好地了解案件症结。同时,检察官申请鉴定人员出庭,对被告人及辩护人针对技术信息及相关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作出专业的答辩和解释,为审判人员提供判断依据。最终,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被法院全部采信。二是积极面对二审新情况,注重社会关系修复。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二审开庭前,适逢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了认罪认罚制度,上诉人提交了认罪认罚申请。关于是否允许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认罪认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检察官认为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只是在有关自首及量刑问题上存在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认罪认罚申请既是其权利,也是其悔罪表现。检察官及时将三名上诉人的悔罪表现向权利人单位予以通报,三名上诉人当庭向权利人单位赔礼道歉,权利人单位对二审判决结果亦无异议。案件的办理,取得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14
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百变大咖秀》《我们约会吧》《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制作播出的综艺节目。经授权,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公司”)取得了上述综艺节目的独家开发经营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2013年12月31日,快乐阳光公司就上述综艺节目分别出具《授权书》,将2014年度湖南卫视电视播出的上述综艺节目的视频内容独家授权给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艺公司”),授权性质为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含转授权和维权权利。授权期限为二年,即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013年6月30日,快乐阳光公司与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公司”)签订《许可协议》,约定快乐阳光公司将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湖南卫视电视节目内容,以非独家方式授予风行公司使用,授权内容为2013年湖南卫视播出的自有版权节目,授权期限一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协议签订生效后,风行公司向快乐阳光公司支付全部合作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快乐阳光公司须向风行公司提供快乐阳光公司签字盖章的授权书原件,授权风行公司使用协议约定之节目内容。协议附有一份附件《授权书》(以下简称“空白、骑缝授权书”),内容为快乐阳光公司授予风行公司通过其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软件对湖南卫视在本授权期限内制作播出的自有版权节目进行互联网点播,授权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该授权书落款处无签字、无盖章、日期空白,但与《许可协议》连在一起、盖有快乐阳光公司和风行公司的骑缝章。“空白、骑缝授权书”后另附有一份内容一样的《授权书》,该授权书为复印件,落款处盖有快乐阳光公司公章,日期空白,不带快乐阳光公司和风行公司的骑缝章。2014年1月起,风行公司在其经营的风行网及风行PC客户端、IPAD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分别转播上述综艺节目的不同期数,播放页面未见他人上传的痕迹。
2014年1月10日,快乐阳光公司将风行公司起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要求确认上述《许可协议》已解除。长沙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日,快乐阳光公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风行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及删除节目视频的通知函》,函中载明风行公司第一次、第二次付款均出现迟延情形,且第二次付款迟延超过30日,依据协议约定,快乐阳光公司通知风行公司自2013年12月31日起解除《许可协议》。长沙中级法院认定,因风行公司迟延付款,快乐阳光公司享有解除权,于2015年3月17日判决确认快乐阳光公司与风行公司的《许可协议》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风行公司不服并上诉至湖南省高级法院,湖南省高级法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诉讼过程
2014年1月、5月,奇艺公司分别就上述综艺节目先后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了十件案件,请求判令风行公司停止播放相关节目并予以赔偿。海淀区法院经审查认为,风行公司提交的《许可协议》的授权内容仅包括2013年度涉案节目,不包括2014年度涉案节目,奇艺公司是2014年度涉案综艺节目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人,风行公司未经许可提供涉案综艺节目的在线播放服务,侵犯了奇艺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2014年7至8月分别对该十案作出判决,判决风行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风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风行公司获得授权内容的期限应为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故风行公司播放涉案综艺节目并未超出其获得授权的范围。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有误,故该院于2015年1至2月对十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奇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奇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15年12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奇艺公司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提请北京市检察院抗诉。
2017年6月30日,北京市检察院审查后以“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经过审理,完全采纳了北京市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于2018年6月27日对该十案作出再审判决,依法改判了奇艺公司与风行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十件案件。
三、评析意见
该系列案件是著作权民事侵权领域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后予以改判的典型案例,是检察机关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专业化办案工作,实现精准监督和类案监督,积极履行知识产权检察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彰显了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考虑到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办理具有专业性强、权属情况复杂、媒体关注度高等特点,检察机关多管齐下、扎实工作,确保了监督实效。
(一)对事实证据“全问诊”,将“另案情况”作为审查本案新的争议焦点。该系列案件中,由于《许可协议》及附件《授权书》对授权内容约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将其作为案件焦点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应以合同正文确定授权内容,二审法院认为授权书对于理解和解释合同条款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故作出了不同的事实认定,最终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检察官受理该系列案件后,通过向当事人调查核实案件情况、上下级院一体联动等多种方式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对风行公司的授权内容作出了全面判断,进一步厘清了案件事实。检察官发现,快乐阳光公司在2014年1月已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起诉风行公司,要求确认《许可协议》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该案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但《许可协议》是否解除将直接影响到风行公司是否取得合法授权,影响到奇艺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实现。鉴于此,检察官及时调整了思路,认为案件的焦点不在于《许可协议》及附件《授权书》对授权内容约定应如何认定,而是应首先查明长沙市中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结果,判断《许可协议》的效力。
(二)经联席会议“共把脉”,以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作为本案“再审新证据”。经审查,长沙市中级法院判决确认《许可协议》已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湖南省高级法院判决予以维持,且风行公司未在六个月内向法院申请再审。因此,风行公司在2014年播放涉案节目没有合法授权,本案二审判决结果与之相悖。如何正确认定“新的证据”是准确启动再审程序、确保监督实效的关键。针对另案生效判决能否作为“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检察机关通过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形式,聚焦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深入研判,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一是当事人提供的新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二是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该系列案件中,湖南省高级法院2015年8月27日民事判决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后,判决确认的《许可协议》是否已解除将直接影响到风行公司是否取得合法授权,影响到奇艺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实现。因此,该民事判决符合本案再审新证据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予以采纳。
(三)为程序与实体“双开方”,另案情况应当作为本案“中止审理”必要条件。检察机关在办理监督案件过程中,不仅对生效裁判结果进行实体审查,还充分尊重程序的独立价值,对审判程序进行了审查。在该系列案件二审判决作出时,快乐阳光公司起诉风行公司,要求确认《许可协议》解除一案尚未作出生效判决,而《许可协议》的法律效力对该系列案判决结果将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该系列案的审理应以另案情况对《许可协议》效力的认定为依据,符合应当中止审理的条件。该系列案中,二审法院明知存在上述情况却未予中止审理,直接依据法律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许可协议》作出了二审判决,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并直接导致了该系列案实体处理结果的错误。检察机关一方面在对该系列案件的抗诉书中明确指出了“应中止而未中止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程序问题,另一方面还将该问题纳入了向北京市高级法院发送的年度诉讼监督通报中,建议对需要中止的案件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树立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并重的理念,实现了个案和类案监督并举的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加强军地法院协作 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加强军地法院协作 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法〔2017〕232号 2017年7月28日)
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加强军地法院协作 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八号检察建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八号检察建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助力提升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2月向应急管理部制发了“八号检察建议”,并抄送11个相关部门。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推动落实,取得明显成效,并涌现出一批好做法好案例。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进一步推进“八号检察建议”落细落实,现将“辽宁省东港市于某香等人危险作业案”等5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各地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抓前端、治未病”理念,依法能动履职,加强溯源治理,着力在抓早抓小抓苗头、抓制度规范不折不扣落实、追责落在未然上下功夫,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检察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6月21日
案例一:
辽宁省东港市于某香等人危险作业案
【基本案情】
于某香,女,1954年9月出生,渔船船主。
于某明等13人均系渔船船主或船长,基本情况略。
为加强对海洋渔业作业船只生产安全的监管,辽宁省东港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2021年休渔期对辖区内中型及以上渔业生产船舶安装北斗船载终端设备(以下简称“北斗”),该设备具有天气预报、导航、船只落水自动报警等功能,以保障渔船生产安全和监测渔船依法依规捕捞。2021年9月开渔期间,于某香等捕捞渔船船主、船长为追求高额经济利益,私自拆卸捕捞渔船上的“北斗”,指使渔船趁大风恶劣天气出海进行非法捕捞作业。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11月11日,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检察院以危险作业罪对于某香等14人提起公诉。同年11月29日,东港市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当庭宣判,以危险作业罪判处被告人于某香等14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拘役二个月不等的刑罚。于某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1月4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于某香因在二审期间认罪认罚,刑期从有期徒刑十个月改为九个月,其他被告人维持原判。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夯实案件证据基础。2021年9月18日,东港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本案侦查。经全面阅卷并与侦查人员两次召开案件研判会议,办案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围绕“北斗”在渔业生产安全方面的作用、拆卸“北斗”可能发生的“现实危险”以及当事人主观明知等方面继续补强证据。公安机关据此完善了相关证据,证实“北斗”具有“一键报警”“船只颠覆入水自动报警”等救助功能,渔民私拆“北斗”是为了趁恶劣天气执法船只无法出海巡查,到渔业资源丰富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渔船拆卸“北斗”后,出现风险无法保证被及时救援。与此同时,检察官还到东港市渔业渔民渔船管理局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海上交通安全和渔船、渔港、海洋渔业安全管理等法律法规;联系“北斗”生产厂家和售后服务部门,咨询“北斗”在海上救援中起到的作用等,以准确认定“北斗”作用以及行为人拆卸“北斗”的行为是否“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二)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准确把握案件定性。本案是辽宁地区首例海上渔业生产领域危险作业案,东港市检察院成立专案专班,第一时间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丹东市检察院安排专人负责同步审查,指导东港市院办案检察官制作案件证据指引,有效引导取证,实现快捕快诉。丹东市检察院还组织两级院检察官召开联席会议,专门就“现实危险”的判断标准和拆卸渔船“北斗”是否构成危险作业罪的“现实危险”进行研判。经研究认为,渔业生产、矿山、危险化学品等行业属八大高危行业,其生产作业具有高度危险性。本案涉案渔船选择在恶劣天气规避监管出海从事渔业生产,该行为明显超出渔船自身抗风险能力,行为人又将具有“一键报警”“船只颠覆入水自动报警”等功能的“北斗”拆除,致使船只不能接受相关部门风险提示,出现风险无法保证被及时救援,符合刑法134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构成危险作业罪。此外,检察机关还区分不同情节、不同人员类别,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审阶段除被告人于某香外,其余13人均认罪认罚,经检察官在庭审中开展法庭教育、释法说理,于某香亦在二审中认罪认罚,并得到法院从轻判处,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三)推进溯源治理,确保最高人民检察院“八号检察建议”落到实处。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该市渔业作业中的风险隐患及监管漏洞,2022年3月,检察机关向主管部门东港市渔业渔民渔船管理局通报了本案处理情况,宣讲“八号检察建议”精神,建议该局进一步强化渔业生产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提高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加强与公安、海警、边境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联合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渔业行政执法力度。该局随即开展整改行动,通过“北斗”发送短信、建立微信群发送提示方式向渔船主宣传拆卸“北斗”的危害及处罚规定,“点对点”全覆盖向渔船主发放《致广大渔民一封信》等宣传材料4000余份,开展普法宣传;对执法人员开展涉渔行政执法业务培训;并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海上执法打击合力。
【典型意义】
危险作业罪的依法准确适用,可以有效防患于未然,避免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认定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作业罪,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是关键。“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一般是指现实存在的、紧迫的危险,如果这种危险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应当结合行业属性、行为对象、现场环境、违规行为严重程度、纠正整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专业性强、认定难度大的,可委托有关监管部门或有关机构出具是否存在“现实危险”的评估意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认定本罪要把握好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力促进涉案企业认真整治风险隐患。同时,要注重以案促治,提高敏锐性,针对案件反映出的相关行业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推动相关部门进行排查整改,切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
案例二: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飞线充电”安全隐患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2日,徐某某放火案案发,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承办检察官在实地勘查现场时发现,小区居民在楼外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并占用消防通道现象突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月11日,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将上述问题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后两部门联合对辖区内居民小区“飞线充电”问题进行调查核实。3月9日,甘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甘南县应急管理局怠于履行“飞线充电”监督管理职责问题立案调查。4月18日,甘南县人民检察院向甘南县应急管理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5月12日,甘南县应急管理局作出书面回复,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建议内容并落实整改。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发挥刑事公益联动优势,开展调查核实。甘南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在辖区内开展联合调查取证,通过深入多个小区实地查看,走访小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发现“飞线充电”风险隐患23处,其中电线老化、占用消防通道问题突出,极易引发火灾、造成触电,同时影响应急救援。上述问题的发生与县应急管理局履行综合监督管理职能不到位有关,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条件,检察机关决定对本案立案调查。
(二)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推进落实整改。甘南县人民检察院专门就“飞线充电”对社会公益造成的危害及问题整改方案与甘南县应急管理局进行会谈,提出意见建议,县应急管理局制发了《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消防安全责任。为实现溯源治理,甘南县人民检察院正式向甘南县应急管理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列明调查走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消除安全隐患。甘南县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积极组织社区、物业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联合住建、消防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活动,协调有关部门对在居民小区建设集中充电设备进行部署,从根源上解决“飞线充电”问题。
(三)持续跟进监督,确保治理成果。收到检察建议回复后,检察机关依法对甘南县应急管理局履行职责情况跟踪回访,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多次联合开展“回头看”,走访居民小区15个,实地查看整改情况,确保检察建议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避免问题反复,经检察机关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住建局、消防大队等部门着手建立“飞线充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防控机制,形成多部门协同共治良好格局。
【典型意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检察机关应树立“风险即危险,隐患即事故”意识,保持高度敏感,在办案过程中注重线索挖掘,见微知著,抓早抓小。刑事检察部门办案中发现安全生产方面公益诉讼线索要及时移送,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联动协作,以刑事诉讼惩犯罪,以公益诉讼促整改,凝聚法律监督合力,确保案件不漏、治理不落。发现安全生产工作行业监管漏洞后,要积极能动履职,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整治等工作,切实解决监督不力、无人监管问题。同时,对于制发的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持续跟踪回访,监督行政机关真履职、真整改,实现长治长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三:
浙江省湖州市王某钦受贿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钦,男,1975年5月出生,浙江省湖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和造价管理服务中心原工作人员。
2014年至2020年,被告人王某钦在湖州市建设培训中心、湖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和造价管理服务中心等单位工作期间,利用其负责、经办全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建筑工人培训考试、复检换证等职务便利,通过为未参加体检、未参加安全技术理论考试、考试成绩不合格等人员违规发放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2.92万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3月23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王某钦提起公诉。同年7月21日,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某钦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判决已生效。
(一)提前介入调查,补强完善证据。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王某钦受贿案,全面审查证据材料后,认为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单薄,提出补充证据的意见,并阐明补证目的和方向。经过监察机关补充调取办证申请材料、财务收款明细、系统录入和证书打印数据、聊天记录等客观性证据,完善了王某钦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链条,为案件的顺利起诉、审判奠定了证据基础。
(二)发现行业隐患,督促整改管理漏洞。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王某钦利用负责经办全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和建筑工人培训考试、复检换证及继续教育等职务便利,通过修改理论考试成绩、未经申请延期复检即直接登录系统打印新证等方式违规发放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4000余本,作案时间长达7年,违规发放的证书涉及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等岗位,导致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进入建筑行业关键生产作业环节,具有严重安全隐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案发单位内部管理中存在的岗位监管缺位、核查机制缺失、财务制度缺漏等问题,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向案发单位指出问题所在,提出整改意见建议。案发单位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修订《湖州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技能现场考核实施安全守则》《建设类人员计算机网络考试考场规则》,修改完善了考试、取证、延期、注销各项制度及内部流程;落实多人多岗位监督机制,同时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核发、延期、注销和遗失补办全部纳入政务网办理,确保留痕。通过系列措施,完善了内部工作管理制度。
(三)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共建安全监管体系。针对被告人违规发放证书带来的安全隐患,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向案发单位制发检察建议,要求案发单位倒查追溯,收回整改。案发单位通过对2013年至2020年期间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发放名单进行全面梳理,发现通过修改考试成绩违规发放证书136本,违规发放延期换证3726本(占同期发放延期换证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上述相关证书均由案发单位予以收回,并要求涉及的相关人员重新参与考试。另检察机关排查出中介人员涉及买卖证件线索34条,已移送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为推进全市范围内特种作业证书规范发放,检察机关联合应急管理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出台《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形成安全生产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优势互补,进行专项整治,有力推动了全市建筑行业规范化、系统化治理。区应急管理局针对特种人员持证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排查企业73家,其中15家企业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行为,无证操作人员17人,另排查出2人存在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后移送侦查机关办理,目前案件正在审查起诉。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抓前端、治未病”理念,由“案内”审查向“案外”治理延伸,注重发现案件背后的行业风险隐患。在依法办理涉安全生产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时,要深入剖析案件成因和失职渎职行为造成的衍生影响,深挖行业管理漏洞以及由此造成的安全生产隐患,及时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健全工作管理制度,堵塞监管漏洞、扫除监管盲区,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度查摆整改。要注重不断强化安全生产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深挖监督线索,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共同织密安全生产网。
案例四:
安徽省青阳县钟某平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钟某平,男,1968年11月出生,安徽省S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2019年5月,被告人钟某平与徐某、张某梅共同出资成立S公司,该公司主营石灰石生产和精细化加工,钟某平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卢某根受聘为S公司生产厂长(窑师),分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2021年春节前,钟某平、徐某等人商定于同年2月15日在新建的1#窑进行石灰窑试生产。2月16日上午8时许,卢某根带领机修工陈某刚、普工查某发等人对1#窑进行点火开窑试生产。因未能生产出石灰石,卢某根判断系窑体堵塞。2月17日上午8时许,卢某根、查某发未携带必要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窑底集灰腔进行疏通工作时,中毒窒息昏厥;陈某刚未做好自身安全防护情况下开展施救,随后也晕倒在集灰腔口作业平台。发现该情况后,S公司员工立即联系当地医院,医护人员到场后判定卢某根、查某发死亡,陈某刚受轻伤被紧急送医治疗。
案发后,S公司与被害人卢某根、查某发二人的近亲属、被害人陈某刚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
【诉讼及履职情况】
2021年12月28日,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钟某平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30日,青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钟某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决已生效。
(一)严格审查,准确确定刑事追责范围。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作业人员卢某根、查某发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进入窑底集灰腔进行疏通作业,导致中毒窒息死亡;间接原因是企业管理人员钟某平未经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擅自下令实施点火作业,进行生产调试。钟某平作为S公司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其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违反有关安全管理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发生,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本案中徐某、张某梅二出资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检察机关经补充证据查明,该二人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不负组织、指挥或管理职责,因此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二)主动作为,精准开展企业合规考察。S公司在当地税收、解决劳工就业、助力社会公益事业、企业环保提升等方面表现突出,检察机关综合考虑企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社会综合评价等情况,以及该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决定对该企业进行合规考察。在征询钟某平的意见后,其向检察机关作出合规承诺并提交初步合规计划。青阳县人民检察院针对S公司暴露出的安全生产漏洞,建议该公司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培训、劳动用工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治理等方面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并全程跟进建设进程。S公司围绕合规要求建立并完善了相关安全制度。后青阳县人民检察院联合青阳县应急管理局持续跟踪该企业的安全生产建设情况,邀请安全服务专业机构人员对企业进行全面系统检查指导,促进企业考核达标,通过验收。
(三)充分评估,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考察期限届满,检察机关结合多方验收结果,经充分评估认为,涉案企业整改到位,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和事故防范能力明显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责任感明显提升。虽然钟某平的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后果严重,但事故发生后其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结合企业合规考察情况,检察机关认为,可对其适用缓刑,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四)个案延伸,促进重点行业综合治理。在检察机关建议下,青阳县应急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针对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共检查全县各类生产经营单位384次,下达执法文书369次,发现问题和隐患737项,行政处罚23起,罚款290余万元。为进一步解决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多次与青阳县应急管理局座谈交流,提出安全生产治理的意见建议。目前,青阳县应急管理局已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建立一套“专家查隐患、企业抓落实、部门抓监管”的“安全管家”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典型意义】
对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要根据事故原因、职责界限、过错大小等主客观因素准确划定刑事追责范围,确保不枉不纵。检察机关办理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时,要注重发现深层次安全生产社会治理问题,延伸职能,积极对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机制,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加强与应急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作,共同引导企业结合自身特点构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
案例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吴某玉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玉,男,1985年11月出生,原B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实际负责人。
2021年3月初,A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B公司签订《锦兴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B公司完成克拉玛依区九公里别墅区锦绣路排水管道清淤、管道疏通工作。施工期间,B公司实际负责人吴某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安全生产培训,未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施工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2021年3月30日14时30分许,施工人员姜某安、胡某、邹某枫、陈某平四人受吴某玉指派,在开展管道清淤、管道疏通作业时,现场指挥员姜某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安排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陈某平下井作业,陈某平在井内吸入有毒气体中毒,姜某安、胡某二人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依次下井施救,最终陈某平、姜某安、胡某三人先后吸入有毒气体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4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某玉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4月18日,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及量刑建议,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吴某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决已生效。
(一)应邀积极参与事故调查,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顺畅衔接,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在调查中就证据收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并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查明事故原因、事故性质、危害后果的基础上,准确区分A、B公司及政府监管部门责任人员责任,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被事故调查组采纳。针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的A公司生产总工程师兼工程部部长吴某友、项目经理张某祥、项目现场负责人沈某胜及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B公司,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针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的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中心副主任岳某新、该单位工程管理科副科长陈某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某、排水管理处副处长林某、排水管理处管道巡查养护中心主任郝某、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杨某,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于涉嫌犯罪的吴某玉,督促行政执法部门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在取证方向、证据收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力求将问题解决在事故调查和侦查阶段,为案件后续诉讼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二)全面审查事故原因,准确界定追诉范围。检察机关通过全面审查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岗位职责、主观过错、履职情况及现场施工条件等,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现场施工人员未按照操作规程、未采取防护措施作业,导致中毒后溺水死亡,施救人员盲目违规施救进一步扩大伤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是B公司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安全生产培训,未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A公司违规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B公司。同时,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履行存在不到位。综合考虑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等情节,检察机关依法对B公司负责人吴某玉提起公诉,并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三)以案促治、以案促改,积极推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整治。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调研、走访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与企业座谈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调查核实工作,针对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分别向应急管理局、城市管理局、A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完善安全监管及风险防范机制。建议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厘清安全生产监管权力清单,落实落细监管责任,开展行业集中整治,引导企业构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人员素质。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根据检察机关建议认真整改落实。
【典型意义】
影响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要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证据收集、法律适用、人员追责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对应当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党政纪处分的,建议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于涉嫌犯罪的,督促移交侦查(调查)机关查处,为后续案件办理奠定良好基础。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多因一果,涉及主体众多,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注意厘清企业管理人员责任和一线作业人员责任、区分企业主体责任与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准确界定刑事追责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7号提案答复的函
黄廉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我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环境保护部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严格执行层报审批制度,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其中诉前程序案件7903件、提起诉讼案件1150件。诉前程序案件中,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5162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35件。起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结案437件,全部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9亿余元;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2.9万公顷;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180余平方公里,督促1700余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
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7月18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认真研究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问题,完善公益诉讼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依法严惩污染环境行为。加强与环保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充分发挥和提升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二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二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通知
(法办〔2022〕3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有关精神,建立了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更好发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作用,根据相关机构自主申报,经综合考虑各机构受理国际商事纠纷案件的数量、国际影响力、信息化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实效等因素,最高人民法院研究,确定广州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厦门仲裁委员会、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为第二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仲裁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2年6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6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65号建议的答复
朱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涉及“公益"以外行政行为直接进行监督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机关对涉及“公益"以外行政行为直接进行监督,关系到对人民检察院职责定位的重大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行政机关应当配合。"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和不作为的监督职权。这些都是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行政权既是一种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国家权力,又是一种动态、容易被违法使用或滥用的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不仅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进一步完善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机制,是确保行政权在法治轨道内行使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您提出的检察机关对涉及“公益"以外行政行为直接进行监督的建议,主要涉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是依法认真履行检察职责。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二)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三)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四)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五)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六)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七)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八)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据此,检察机关既可以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根据掌握的办案情况提出检察建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在2018年底进行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推进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作出了战略布局,这为加强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提供了组织和人力保障。全国检察机关将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以及结合办案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切实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二是进一步加强行政检察理论研究。重点围绕行政检察在行政权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监督原则,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行政强制措施监督的关系,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公益诉讼检察的关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特点、对象、范围及方式等重大问题,加强理论研究,为完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三是进一步推动法律修改完善。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央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联合相关部委制定的“规定"和“意见"等,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有相关的决定或者决议。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授予,上述规范性文件要么属于政策性文件,要么法律位阶不高,均难以作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合法依据。我们将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做好有关立法研究工作,适时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贺小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贺小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8〕2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贺小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8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积极发挥典型案例作用,更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现将“曹某铭集资诈骗案”等6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结合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际,依法能动履职,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推动专项行动向纵深开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6月8日
曹某铭集资诈骗案
--以投资养老产业为名集资诈骗
【关键词】
投资养老产业 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洗钱 追赃挽损
【基本案情】
2012年底以来,曹某铭设立江苏爱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系列公司(以下简称“爱晚系”公司),未经依法批准,以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进行艺术品投资等“老龄产业”为幌子,由组建的负责集资的团队向有养老服务需求的不特定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进行虚假宣传,夸大经营规模、投资价值,并许诺给付年化收益率为8%-36%的高额回报。为了诱骗老年人参与投资,“爱晚系”公司集资团队成员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如,免费发放鸡蛋、米、油等生活用品;吸引养老群体参加公司活动,向老年人宣讲老龄健康、老龄金融、老龄文化等公司六大老龄板块,夸大宣传养老产业前景、规模;使用极少数集资款设立根本不具备养老条件的养老社区、打造居家服务项目等,组织老年人参观、试住;邀请影视明星广告代言,等等。骗取宣传对象的信任后,“爱晚系”公司通过与其签订“居家服务合同”“艺术品交易合同”等方式收取集资款。
至2018年4月,“爱晚系”公司累计向11万余人吸收资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32.07亿余元。曹某铭将集资款主要用于支付集资参与人的本息,支付高管高额薪酬、奖金及销售团队薪酬、提成,个人支配使用、挥霍消费等,少部分用于对外投资。2018年5月,曹某铭因担心资金链断裂,大量转移、隐匿资产,销毁、掩藏证据后逃往国外。案发时,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46.98亿余元。
2019年11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曹某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曹某铭上诉,2020年6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5月14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对“爱晚系”公司非法集资案立案侦查。同年6月3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对曹某铭作出批准逮捕决定,6月12日,国际刑警组织对曹某铭及其前妻徐某玲发出红色通报;同年9月15日,曹某铭、徐某玲被抓获归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市、区两级检察机关联动机制,成立办案组,介入侦查活动引导取证,并建议公安机关将下游洗钱犯罪列为重要侦查方向之一。
2018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起诉。2019年6月24日,因曹某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将本案上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曹某铭在非法集资过程中宣称的“老龄产业”均为吸引投资的噱头,吸收资金主要用于还本付息、支付高额薪酬和个人挥霍使用等,未实际投向所谓的“老龄产业”建设,曹某铭明知无法归还集资款,仍编造传播旗下公司国外上市等虚假信息进一步扩大吸收资金规模,“资金链”断裂后又携款潜逃,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2019年8月6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曹某铭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办案过程中,为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对洗钱犯罪线索开展同步审查,发现徐某玲使用个人账户帮助曹某铭将赃款1990万元转至境外,金某海使用公司账户接收“爱晚系”公司赃款3400万元,并以转账、取现方式帮助曹某铭控制该款,获利25万元。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徐某玲、金某海二人提起公诉,二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提起公诉时,依法追缴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7.2亿余元。目前,资产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同时,对其他积极组织、参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69名集资团队主要成员,因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上述人员均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一)严格把握金融活动特许经营的基本原则,依法惩治以投资养老产业为名进行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文件,部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着力构建和完善兜底型、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但是涉及养老产业金融活动同样必须遵守金融法律规定,坚持金融活动特许经营原则。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吸收存款,必须取得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相关行政许可,否则便构成非法集资。对于非法集资行为人,根据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分别以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根据其在非法集资中的层级、职责分工、获取收益方式、是否参与对资金处置以及对资金实际用途知情程度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
(二)办理非法集资案件必须同步审查洗钱犯罪线索,最大限度做好追赃挽损工作。追赃挽损工作关系到参与集资的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检察机关应当把追赃挽损作为办理非法集资案件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往往因非法集资人将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个人挥霍或者不负责任的投资,导致案发时资金链断裂,给追赃挽损带来诸多客观困难。检察机关在追赃挽损中要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做到应追尽追。要注意同步审查洗钱犯罪线索,依法追究洗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从中发现、追缴涉案财物,提升追赃挽损的实际效果。
(三)投资养老产业时注意辨识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依法理性开展金融投资活动。社会公众投资养老产业时,要根据公司企业经营状况、宣传项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许诺回报或分红、许诺的回报或分红是否超出合理范围、是否具有给付所承诺回报的盈利能力等方面,分辨融资活动是否属于吸收公众存款、公开发行证券等公开募集资金行为甚至诈骗行为。对于公开募集资金行为,还要进一步了解相关公司企业是否具有相应金融业务许可,判断是合法融资还是非法集资。没有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许可,以入股、投资、预定等名义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其他投资回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吸收资金的,就是非法集资,不能因其以养老产业政策、公司前景、承诺高额回报等为噱头,就误以为是合法业务,不顾风险进行投资。
戴某平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预定养老公寓床位为名向老年人非法集资
【关键词】
预定养老公寓 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非法占有目的 从严惩治
【基本案情】
2010年,戴某平开始对外经营夕阳红老年公寓,收取费用作为日常经营资金。戴某平还通过民间借贷和银行贷款融资经营其他工程项目,但因经营不善而背负债务。为偿还上述民间借贷、银行贷款本息,戴某平与魏某升、徐某强、徐某刚、戴某擎分别设立夕阳红老年公寓市场部、夕阳红孝德广场、夕阳红旅行社,自2013年1月起开始非法集资。魏某升、徐某强、徐某刚、戴某擎等人分别组织营销团队,通过发放“投资养老”传单、开展讲座、组织聚餐等方式,宣传其名下养老公寓等项目,推广所谓“投资高回报+优惠享受养老服务”投资项目,即签订床位预定合同、缴纳预定金能够获得年化7%-12%的利息,后期入住可享受优惠价格,吸引中老年人签订预定养老服务合同、缴纳预定金。
至2018年3月,戴某平与魏某升、徐某强、徐某刚、戴某擎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共向2100余人吸收资金1.36亿余元。上述资金中,绝大部分被戴某平个人任意支配使用,仅有744万元用于养老公寓等日常经营活动,其余资金用于支付集资参与人本息、归还所欠的民间债务和银行贷款、销售团队提成以及个人挥霍使用,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9300万余元。
2021年2月1日,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戴某平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魏某升等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十一个月至二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2021年7月6日,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12月29日,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并建议公安机关发布公告,通知未报案登记的集资参与人,查明非法集资金额及损失情况。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对1700余名集资参与人的报案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核对,核实赃款去向,查询、冻结涉案人员及单位的财产,聘请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报告。2019年6月28日,公安机关以戴某平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从主观目的、赃款去向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收集相关证据。2019年12月25日,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戴某平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戴某平等人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后,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继续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提供涉案资金去向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最终补充提供了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戴某平个人实际控制集资款并将绝大部分集资款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民间借贷本息、支付集资参与人本息等,只有极少部分投入夕阳红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与所筹集资款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足以证明戴某平在非法集资过程中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其余被告人主要负责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参与集资款的使用,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20年11月23日,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对戴某平变更起诉为集资诈骗罪。法庭审理中,检察机关发表公诉意见指出,本案犯罪对象是老年人,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建议法院对戴某平等人酌情从重处罚,法院予以采纳。
【典型意义】
(一)注重对非法集资款实际去向的引导取证和全面审查,准确判断非法集资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非法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关系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进而影响其刑罚轻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意引导公安机关加强对集资款实际去向相关证据进行全面侦查取证,通过对集资款实际去向的审查,准确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仍然以非法集资方式吸收资金,集资款主要用于归还个人债务、还本付息、业务员提成等非经营用途的,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对于以老年人为犯罪对象的非法集资案件,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老年人的积蓄是老年人幸福生活、安度晚年的重要保障,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犯罪性质恶劣,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案件时,应当坚持依法从严的主基调。专门以老年人为犯罪对象的,可以结合犯罪手段恶劣程度、追赃挽损情况等,提出酌情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此外,还要注意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界限,对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提起公诉的案件,经过认真审查和补充侦查等工作发现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应当及时变更罪名,做到不枉不纵。
(三)养老服务行业要依法规范经营,老年人要防范以缴纳预定金享受养老服务的推销陷阱。养老公寓、养老旅游等养老服务行业关系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文件和扶持政策,从业者应当依法规范经营。以享受定期高额回报,或者若干年后返还全部预定金并享受免费入住、免费度假旅游等为幌子,收取预定金、投资款等养老“促销”,实际是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活动,没有取得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不能擅自开展。对于此类非法营销,老年人要抵制诱惑、谨防受骗,否则这些预先缴纳的资金因不受任何监管,可能被经营者随意支配使用,给资金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隐患,容易遭受巨大损失。
许某燕集资诈骗案
--以亲情关怀、溢价回购手段向老年人集资诈骗
【关键词】
亲情关怀 溢价回购 集资诈骗 认罪认罚 追赃挽损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许某燕冒用他人名义,注册成立博某商贸有限公司,专门以“退休、有闲钱”的老年群体为对象,组织员工将低价购买的纪念币、邮票等物品渲染成具有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的收藏品,诱骗老年群体购买并承诺一年后溢价20%回购。为骗取老年群体对公司的信任,许某燕等人采取了诸多包装手段:一是租赁、装修经营场所,统一员工着装,并虚假宣传“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全国连锁经营,产品合法合规”,伪装成正规经营的假象。二是频繁组织公司员工到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小区、公园、菜市场等场所,以免费分发鸡蛋、洗衣液等方式,配合虚假宣传,获取老年人关注并拉近关系。三是对有购买可能的老年人,组织公司员工帮助老人打扫卫生、照顾老伴、陪同聊天,甚至以认“干亲”等骗取老年人信任。四是定期组织老年人参加公司的“拍卖会”“交易会”,导演“拍卖”“交易”公司收藏品的骗局,虚假宣传“早投资早受益、多投资多受益”。为防止老年人的家人发现,许某燕等人在销售时将所谓“收藏品”装入黑色袋子密封,以“防光防潮”“影响回购”等理由叮嘱老人不得打开。案发时,许某燕共非法吸收资金192万余元,仅向部分老年人返还本金及收益18万余元,未兑付本金173万余元。
2021年3月22日,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许某燕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许某燕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9年5月10日,山东省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以许某燕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9年6月25日,邹城市公安局商请邹城市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邹城市人民检察院研判后认为,许某燕通过发放传单、举办讲座、赠送礼品等方式向不特定老年群体公开销售所谓“收藏品”,并承诺到期后溢价回购,涉嫌集资诈骗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围绕经营模式、宣传方式、资金去向等进行侦查取证,以查明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犯罪。
2019年8月20日,公安机关以许某燕涉嫌集资诈骗罪移送起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许某燕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2020年2月18日,邹城市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许某燕提起公诉,并依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邹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认罪认罚工作过程中,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将追赃挽损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督促引导许某燕及其家属自愿退赔房产一套、汽车一辆,为老年人挽回经济损失120万余元。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妥善区分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当前,以销售收藏品等名目骗取老年人钱财的案件增多,有的构成诈骗罪,有的则构成集资诈骗罪,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应当根据刑法规定的两罪的构成要件准确认定。通过承诺溢价回购等方式销售商品,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实际上销售商品不是主要目的、吸收资金才是主要目的,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金融法律规定,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属于非法集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主要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掩盖商品的真实价值,使购买者陷入“物有所值”的错误认识,并以虚高价格出售获取非法利益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注重把追赃挽损融入认罪认罚工作,根据退赃退赔情况确定从宽幅度。非法集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退赃退赔,是评价其是否真诚认罪认罚的重要因素之一。检察机关对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认罪认罚工作时,要将追赃挽损工作融入其中,督促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退赃退赔。提出量刑建议时,要把退赃退赔表现、老年人损失挽回情况等作为从宽幅度的重要因素。
(三)谨防陌生人亲情关怀陷阱,避免“关怀”变“伤害”。现代社会老年人与子女各自生活逐渐成为常态。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需要亲情关怀、缺乏投资专业知识等特点,通过嘘寒问暖、上门服务等方式发起“亲情”攻势,骗取老年人的信任,灌输各种错误投资理财、健康养生等观念,以实现骗取老年人财物的最终目的。对于这种虚假伪善的“亲情关怀”,老年人要注意识别防范,不能轻易将养老钱托付他人。同时,为人子女,要更多地关心老年人的生活近况,勤联系、多关注、善提醒,让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不要让“伪亲情”成为养老诈骗的温床。
叶某亚、纪某波等人诈骗案
--假借中医专家诊疗之名诈骗医药费
【关键词】
中医诊疗 诈骗 自行侦查 法治宣传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起,叶某亚伙同纪某波、孟某坤、平某要、张某连等人,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上海参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开设艾灸馆,在不具备中医医疗机构资质的情况下,由未取得国家执业医师资格的纪某波假冒中医专家坐诊为老年人看病。为精准诈骗,叶某亚等人以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消费习惯等条件,对艾灸馆经营过程中获取的老年人信息进行筛选,选择年龄大、家境殷实、曾有过大额消费记录、子女不在身边等特点的“病人”作为诈骗目标,并通过设计话术、反复电话联系、安排上门接送等,将老年人骗至诊所。然后,纪某波根据预先获悉的老年人信息进行虚假“问诊、把脉、开方”,叶某亚将普通中药材制作的“中成药”谎称是含有名贵药材的中成药,根据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和消费能力确定价格,高价卖给老年人。至案发,共骗取9名老年人31.9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被告人退缴了全部赃款,已发还各被害人。
2021年9月28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叶某亚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纪某波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判处孟某坤等三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1年4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叶某亚等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本案涉及中医诊疗专业问题,纪某波具有一定中医知识,辩解其行为不是诈骗。针对被告人的辩解,检察机关开展自行侦查查明,叶某亚公司不具备中医医疗机构资格,聘请的“专家”纪某波未取得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艾灸馆筛选“病患”问诊后,便向其大量出售私自研制的谎称含有名贵中药材成分的“制剂”,一次开具药量达3至6个月不等,并根据被害人经济实力定价。检察机关认为,上述事实表明叶某亚等人的行为根本不具有诊疗的目的和实质,系假借中医诊疗名义实施诈骗犯罪。2021年6月11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叶某亚等五人提起公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通过邀请人大代表及社区涉老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向社会发布该诈骗案例,走进街道、社区开展老年人法治宣传讲座,在微信公众号普法栏目“法律课堂”推送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网课等多种方式,向老年群体开展普法工作,警示此类诈骗风险。
【典型意义】
(一)依法能动履职,开展自行侦查,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开设中医诊所,以民间专家中医诊疗为名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案件时有发生,不仅侵害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还可能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对这种诈骗手段的定性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检察机关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方式、主观目的等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准确区分诈骗罪与非法行医罪等罪名。对于假借行医之名,通过虚假宣传以高价销售不具有实际价值的药材骗取钱财的,应当透过行医表象看到诈骗本质,依法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围绕是否以行医之名行诈骗之实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通过自行侦查夯实相关证据,邀请相关行业专家进行辅助审查。
(二)结合办案创新开展法治宣传,让“检察蓝”护佑“夕阳红”。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要注重通过以案释法深化法治宣传效果,推动法治宣传进社区、进超市、进公园、进广场、进家庭、进老年人活动场所。发挥各类新媒体平台的作用,通过发布相关典型案例、举办网络法律课堂等开展普法宣传。要发挥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的作用,通过邀请人大代表及社区涉老工作人员旁听庭审等形式,促进普法宣传工作。
夏某等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老年人个人信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办理“养老抚恤金”等诈骗老年人
【关键词】
养老抚恤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诈骗 全链条惩治 释法说理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夏某指使董某松通过互联网购买老年人个人信息98000余条。获取个人信息后,夏某指使其雇佣的董某松、刘某慧、孙某旭、高某、郭某峰、闫某风等人,分工负责,冒充国家扶贫办、药监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给老年人打电话,了解其身体、家庭、收入情况,逐步取得其信任,再以帮助办理“养老抚恤金”“慢性病补贴”“扶贫款”等虚假名目,收取材料费、保证金、异地转让金等费用,骗取老年人钱财。至2019年7月案发,夏某等人共骗得41名老年人人民币共计498万余元。诈骗所得被夏某用于发放员工工资、个人挥霍等。
2020年6月28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对夏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董某松等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至二年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后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9年12月11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以夏某等人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系不法人员冒充国家扶贫办、药监局等工作人员实施的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依法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夏某、董某松为了实施诈骗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20年4月7日,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夏某、董某松、刘某慧、孙某旭、高某、郭某峰、闫某风提起公诉。
因本案犯罪对象均系老年人,其中部分被害老年人多次被骗,且被骗钱款有的系其毕生积蓄,心理受到较大打击。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会同法院、公安机关核实被害人具体身份、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信息,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心理安抚工作。同时,针对案件中反映的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频发情况,系统梳理了三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问题成因,提出源头治理的意见建议,制发《检察白皮书》,联合公安机关、电信网络公司等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典型意义】
(一)全面从严惩治涉养老电信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促进全链条治理。涉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较为高发,该类案件往往时间跨度较长,被害人分布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要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查清犯罪事实。对于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在养老诈骗犯罪中,提供老年人个人信息成为“精准”诈骗的帮凶,在依法追究诈骗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注意查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关联犯罪,坚决斩断针对老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条。对于在诈骗过程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二)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做实做细释法说理工作,更好体现司法人文关怀。养老诈骗犯罪不仅侵害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而且还会给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检察机关在办好案件的同时,要主动听取老年人的合理合法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释法说理、心理安抚等工作,对因诈骗陷入生活困境的老年人主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最大限度维护老年人的生活安宁。
许某桥、鲍某康等人诈骗案
--销售虚假藏品诈骗老年人
【关键词】
销售虚假藏品 犯罪集团 诈骗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许某桥注册成立瀚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等数个连锁公司,招募鲍某康等员工组成诈骗犯罪集团,将从集散批发市场廉价批发的工艺品、字画包装成所谓的“藏品”,通过电话邀约、发放传单、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引诱缺乏收藏品专业知识的老年人购买,并谎称“藏品”具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升值空间。为打消老年人购买“藏品”后无从出售的顾虑,许某桥等人谎称升值后可以代为拍卖或者销售,甚至表示公司可以兜底回购。为制造“藏品”稀缺交易活跃的假象打消购买者顾虑,许某桥等人组织员工向老年人展示虚假的“藏品”拍卖、销售记录,第三人求购、征集“藏品”函件、文件,已投资客户收益表等,甚至编造部分藏品因属于“一带一路”政策鼓励购买可享受财政补贴返还等信息,使老年人误认为所购“藏品”物有所值甚至超值,从而诱使老年人购买。当老年人要求代为拍卖、销售时,许某桥等人又设置需进一步购买更多“藏品”等附加条件,在老年人无力购买时,引诱其以借款、信用卡消费、网络贷款等方式继续购买“藏品”。至案发,许某桥等人诈骗集团从160余名老年人处骗得人民币2071万余元。诈骗所得被许某桥等人用于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发放人员工资及分红、日常消费及购买房产、车辆。
2020年5月2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许某桥、鲍某康等人为共同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许某桥系首要分子,鲍某康系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其余15名被告人系从犯,以诈骗罪判处许某桥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判处鲍某康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其余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许某桥、鲍某康提出上诉。2020年8月8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办案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了被告人的存款、房产、汽车等涉案财物若干,资产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10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立案后,商请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2019年1月25日,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依据涉案80余名人员的地位、作用、明知程度、参与时间及非法获利等情况,将人员分为4个层次,依法对其中17人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对公司领导层和中层人员共16人依法批准逮捕。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鲍某康未在案,依法追加逮捕该漏犯。
2019年4月25日,公安机关以许某桥、鲍某康等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了系列欺骗性手段设置各种陷阱,销售的商品均为低价购进的工艺品而非具有收藏价值的收藏品,采用“套路”致众多老年人受骗持续购买“藏品”,构成诈骗罪。2019年11月1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对许某桥等17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针对案件办理中发现的文化市场中的问题,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强市场监管,对文化市场及相关市场存在的欺骗性营销进行专项整治。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治和落实,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一)办理养老诈骗犯罪集团案件,要注意区分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对首要分子要依法从重惩治。为实施养老诈骗形成犯罪集团,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打击。检察机关要发挥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等作用,会同公安机关做好案情研判,对符合逮捕条件的,依法及时批准逮捕;发现遗漏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督促公安机关追加逮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要结合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情况、参与时间、主观明知程度等因素,全面考量评价,依法准确区分主从犯。提出量刑建议时,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要充分体现依法从重惩治。
(二)结合办案制发检察建议,协同整治规范收藏品文化市场。利用“书画收藏”“艺术品收藏”等名目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诈骗,对老年人迷惑性强,不但扰乱文化市场秩序,还骗取众多老年人的养老钱,社会危害性很大,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文化市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要注重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结合办案推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项整治规范工作,有效防范同类案件的发生。同时,结合案件办理和整治规范,有针对性地开展从业人员预防犯罪警示教育,通过以案释法,教育引导相关市场主体合法、诚信经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1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工商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工商联: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精神,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工商联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工商联。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019年2月28日
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精神,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检察产品和法治保障,提出如下意见。
一、健全日常联系机制
1.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工商联每半年举行一次双方主要领导出席的高层会商,围绕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交流,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诉求,研究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有关举措。
2.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工商联在加强沟通联系的同时,共同推动省级检察院与省级工商联参照建立沟通联系机制。省级检察院和省级工商联加强对下指导,推动地市级、县区级检察院和工商联结合本地实际,建立能够满足需求的交流沟通机制。
二、建立联合调研机制
3.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工商联每年初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保障,确定一至两个调研主题,联合开展调研。地方检察机关和工商联可结合本地实际,联合开展调研。
4.针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检察机关和工商联可共同组织开展专项调研。检察机关和工商联在日常调研活动中,涉及民营企业发展、产权等司法保护的,可邀请对方参加,共享调研成果。
三、健全民主监督机制
5.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外人士和工商联、商会工作人员担任特约检察员,在出台司法解释、制定司法政策、研究重大检察决策和改革举措时充分听取工商联意见。地方各级检察院聘任特约检察员优先考虑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外人士和工商联、商会工作人员。全国工商联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开展专项调研,收集意见建议,提高意见建议质量。
6.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案件中,应坚持“三个没有变”,注重倾听企业诉求,认真核查案件线索,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依法准确适用、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保护好民营企业财产权及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7.检察机关和工商联应及时互相通报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
四、推动双方信息互通共享
8.积极发挥全国工商联企业维权服务平台的作用,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涉民营企业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
9.检察机关及时通过信息平台与工商联共享涉民营企业保护的典型案例、执法司法标准以及调研成果,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规范发展,工商联有针对性地推进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对于工商联反馈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诉求,特别是涉及案件办理的有关问题,检察机关要认真督办,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工商联。
10.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民营企业管理漏洞和经营不规范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找准管理风险点和制度缺陷,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工商联应当有效运用检察建议,积极促进民营企业认真开展风险排查、法律“体检”,共同帮助民营企业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合法经营,健康发展。
11.推动检察机关与行业商会、行业调解组织搭建非诉调解平台,建立健全衔接联动机制。对涉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检察机关可邀请行业商会或者行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并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处理情况通报工商联。工商联及所属商会要积极促进依法治企工作,做好商会调解,主动反映企业合法诉求,推动企业诉求依法得到公正有效解决。
五、联合开展宣传培训
12.检察机关会同工商联积极开展民营企业法治培训和宣传工作,主动到民营企业了解司法诉求,帮助民营企业家提高法治意识和法律思维,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六、明确责任部门
13.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全国工商联法律部具体负责日常沟通联系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其他各相关业务部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地方检察机关、工商联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工商联,确定负责日常沟通联系的责任部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5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59号建议的答复
黄超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探索开展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们赞成您在建议中关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未来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的论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民事侵权制度为基础,民事侵权制度以损害为中心的特征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防功能难以实现;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所有诉讼事项范围,都是以已经发生且造成损害后果作为起诉前提,是一种为了防止出现滥诉现象的典型事后救济制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亦受其约束。
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述,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加大预防性公益诉讼探索拓展力度。"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已将“研究联合出台司法解释,探索建立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纳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实施规划,正在积极推进中。关于您提出的三个方面建议,现向您汇报初步进展和下一步措施。
一、关于探索拓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完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7月出台《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中发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遭受严重损害的风险,或者发现其他普遍性问题的,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增强检察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和治理效能。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将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纳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改革项目,争取办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影响力案件。
(一)探索将未批先建或违法审批建设项目等直接影响环境的行为作为典型的预防性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生态环境部在《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中细化了“未批先建"情形,强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依法予以处罚,并规范了对“未批先建"建设项目违法行为的处罚要求,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提供了制度支撑。同时,为强化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发布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未批先建"建设项目列为不予发证情形,并督促“未批先建"的建设项目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支持。检察机关积极完善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中行政不作为的标准,并充分研究如何协调好环评的源头预防作用和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关系;积极支持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机制、细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序推进并拓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更好地维护国家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未批先建或违法审批建设项目等直接影响环境的行为,是存在环境危害行为或潜在环境危害行为的典型情形,适宜开展检察预防性公益诉讼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的协同协作,指导各地重点探索办理“未批先建"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慎办理违法审批建设项目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尽可能通过磋商、检察建议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违法审批行为,确有必要的,在法院的支持下探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二)加强对信息公开环节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检察监督。信息公开环节间接影响环境的行为,是存在环境危害行为甚至是潜在环境危害行为的典型情形,适宜开展检察预防性公益诉讼探索。检察机关将重点针对长江生态环境污染警示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大气、土壤、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企业,在当地有关行政机关的配合支持下加强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发现恶意隐瞒、弄虚作假,致使生态环境处于重大危险的,积极稳妥探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三)加强对环评审批等具体行政决策及相关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生态环境部建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制,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进行合法性审核,避免“红头文件"和行政处罚的任性、不合理,切实保护企业和公众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也赞成将环评审批等具体行政决策及相关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作为探索拓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认为适宜开展检察预防性公益诉讼探索。检察机关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行政检察、民事检察的衔接协作,并注重从新闻媒体监督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交的问题线索中发现应当加强合法性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四)探索安全生产领域预防性公益诉讼。应急管理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均赞成将安全生产领域预防性公益诉讼作为探索拓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支持检察机关开展探索。检察机关将在认真总结高铁线下安全检察公益诉讼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铁路安全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同时,指导长江流域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积极稳妥探索开展危化、尾矿、交通等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注重预防和源头治理,切实加强化工污染治理、尾矿整治、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安全生产等司法保障工作,推动长江流域综合治理。
二、关于修改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释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均可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民法典的贯彻实施,拟修订相关司法解释,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抓紧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拟将损害公益的重大风险纳入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在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案件时突出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
三、关于修改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立法,明确规定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一)关于制定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法。7月16日,全国人大监司委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办理涉公益诉讼代表建议进行工作层面沟通,认为单独制定公益诉讼法更符合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发展的实际和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考虑也比在诉讼法中设立检察公益诉讼专章更可行易行。我们将继续协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单独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作为实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特别法,突出公益诉讼检察作为“四大检察"之一的职权属性。
(二)关于修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行法律依据。在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中,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标准类规制,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责令停业、关闭、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等命令类规制,均体现了预防理念。因此,可以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将预防性环境监管措施用于判断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具有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适用规则。
(三)关于在环境单行法中先行建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认为,未来的后续环境单行立法中可以加入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条款,以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的法理为基础,在部分环境保护领域先行探索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我们将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在制定、修订相应环境单行法时,提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八检察厅,承办人李元泽,联系电话:010-65200258。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套路贷”违法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套路贷”违法犯罪分子,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1.“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2.“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
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3.实践中,“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传,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继而以“保证金”“行规”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会以被害人先前借贷违约等理由,迫使对方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
(2)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虚高的“借贷”协议金额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制造已将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银行流水痕迹,随后便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收回,被害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借贷”协议、银行流水上显示的钱款。
(3)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会以设置违约陷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4)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
(5)软硬兼施“索债”。在被害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
二、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
4.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
5.多人共同实施“套路贷”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参与的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对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
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但刑法和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1)组织发送“贷款”信息、广告,吸引、介绍被害人“借款”的;
(2)提供资金、场所、银行卡、账号、交通工具等帮助的;
(3)出售、提供、帮助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4)协助制造走账记录等虚假给付事实的;
(5)协助办理公证的;
(6)协助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
(7)协助套现、取现、办理动产或不动产过户等,转移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
(8)其他符合共同犯罪规定的情形。
上述规定中的“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同案人、被害人的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套路贷”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查处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认定。
6.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
已经着手实施“套路贷”,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可以根据相关罪名所涉及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定,按照已着手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认定犯罪未遂。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赔偿被害人损失后如有剩余,应依法予以没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将违法所得的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所得财物而接受的;
(2)第三人无偿取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
(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
(4)其他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
8.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真诚悔罪或者具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9.对于“套路贷”犯罪分子,应当根据其所触犯的具体罪名,依法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可以依法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10.三人以上为实施“套路贷”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对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
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三、依法确定“套路贷”刑事案件管辖
11.“套路贷”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侦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为实施“套路贷”所设立的公司所在地、“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签订地、非法讨债行为实施地、为实施“套路贷”而进行诉讼、仲裁、公证的受案法院、仲裁委员会、公证机构所在地,以及“套路贷”行为的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
“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违法所得财物的支付地、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等。
除犯罪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外,其他地方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套路贷”犯罪案件,都应当立即受理,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黑恶势力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案件,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1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侦查: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存在直接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13.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8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8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法〔2019〕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5月14日发布的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标准为82461(元)÷12(月)÷21.75(月计薪天数)=315.94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笫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自2019年5月15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应为315.94元。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5日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布10起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典型案例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布10起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典型案例
(2020年11月27日)
内地人民法院案例目录
一、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二、美国意艾德建筑师事务所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三、大卫戴恩咨询有限公司、布拉姆利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四、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五、宾士奈设计集团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一、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号:(2018)粤72认港1号之一号、(2019)粤72认港1号
(一)基本案情
2012年2月1日,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与东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公司)签订包运合同,约定由东海公司运载华夏公司货物,因该包运合同产生的所有争议提交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同年4月21日,华夏公司向东海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确认双方在前述包运合同的基础上达成补充合同,约定新增一批货物运输,其他条款和条件适用包运合同。后双方就补充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华夏公司于2016年2月16日在香港提起仲裁。香港仲裁庭分别作出首次终局裁决和费用终局裁决,裁决东海公司支付相应赔偿款项及相关仲裁费用。
仲裁裁决生效后,华夏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上述两份仲裁裁决。东海公司答辩认为,华夏公司提交的仲裁协议未经公证认证,也未提交经过正式证明的中文译本;涉案货物运输系补充合同约定内容,补充合同是当事人双方通过电话形式口头达成的,未约定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东海公司亦从未认可仲裁庭具有管辖权;执行仲裁裁决将违反内地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必须明示的要求以及民法总则关于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二)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第一,华夏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文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关于形式要件的要求。第二,仲裁协议成立与否属于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范围,并且,因双方当事人未对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作出约定,根据《安排》第七条第(一)项,应依据仲裁地法律即香港法律对涉案仲裁协议是否成立进行审查。而依据香港法律有关规定,涉案电子邮件记载的合同并入条款构成有效成立的仲裁协议。第三,违反内地法律有关规定,并不能等同于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除非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将造成严重损害内地法律基本原则的后果。内地仲裁法对仲裁协议的明示要求和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的要求,不属于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范围。基于以上理由,裁定认可和执行涉案两份仲裁裁决。另,根据华夏公司的申请,广州海事法院于作出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前,对东海公司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存款予以冻结。
(三)典型意义
第一,明确仲裁协议成立与否属于仲裁协议效力审查范围。仲裁协议是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时必须提交的文书,其直接关系到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是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为此,《安排》第七条第(一)项明确规定仲裁协议无效的,裁定不予执行。但是,仲裁协议无效作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是否包括仲裁协议不成立的情形,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本案没有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从条文本意出发,认为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属于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范畴。仲裁协议无效应包括仲裁协议不成立的情形。
第二,在作出认可和执行裁定前,依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法院在受理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否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安排》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理解也不一致。本案参照《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依当事人申请,分别在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前,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在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后、法院作出认可和执行裁定之前,采取诉中保全措施。审理法院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促进裁决顺利执行,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美国意艾德建筑师事务所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号:(2016)苏01认港1号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29日、5月15日,美国意艾德建筑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意艾德事务所)与富力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公司)签订有关地块设计合同,并约定了仲裁条款,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香港特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2015年2月,意艾德事务所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以下简称贸仲香港中心)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富力公司支付所欠设计费并承担违约责任等。
贸仲香港中心根据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受理本案,并于2015年11月28日作出(2015)中国贸仲港裁字第0003号仲裁裁决。2016年6月7日,意艾德事务所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第3项,即支付利息部分。富力公司未提出异议。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富力公司对涉案仲裁裁决无异议,并已经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设计费本金部分,仅对第3项逾期利息部分未予支付。涉案仲裁裁决亦不存在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裁定执行该仲裁裁决第3 项。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内地仲裁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分支机构以香港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获得内地法院执行的首案,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案明确,确认仲裁裁决籍属的标准为仲裁地,并据此认定涉案仲裁裁决系香港仲裁裁决,符合《安排》的适用条件。
内地法律对不同类型仲裁裁决规定了不同审查标准,且一般以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对于在香港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以及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这实际上明确了以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判断仲裁裁决籍属的标准。但是,《通知》并未明确规定内地仲裁机构以香港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否属于香港仲裁裁决的问题。本案依仲裁地认定内地仲裁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分支机构作出仲裁裁决的籍属,符合《通知》精神,也符合国际通行标准。
三、大卫戴恩咨询有限公司、布拉姆利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号:(2016)苏01认港1号
(一)基本案情
大卫戴恩咨询有限公司(DAVID DEIN CONSULTANCY LIMITED)(以下简称大卫戴恩公司)、布拉姆利有限公司(BRAMLEY CORPORATION LTD)(以下简称布拉姆利公司)分别与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安俱乐部)于2018年8月24日签署了相同的《顾问协议》各一份,约定将争议提交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仲裁方式解决,准据法为英格兰法律。2018年11月21日,国安俱乐部据此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仲裁通知。后大卫戴恩公司、布拉姆利公司提出反请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此于2020年3月5日作出了案号为HKIAC/A18211的裁决:国安俱乐部对《顾问协议》构成了毁约性违约;国安俱乐部应向大卫戴恩公司、布拉姆利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及利息。
仲裁裁决生效后,大卫戴恩公司、布拉姆利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被申请人国安俱乐部答辩称,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提出涉案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符、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金额不予认可等理由。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本案当事人仅约定合同的准据法为英格兰实体法,未明确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应适用的法律,因仲裁机构所在地和仲裁地均在香港,故应适用香港《仲裁条例》进行审查,依规定该协议有效。第二,依据仲裁时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有效的2018年版港仲规则,仲裁庭的组成并不违反该规则。仲裁员与二公司的董事均在英国足协任职,并不必然表明仲裁员与二公司之间具有利益关系或者利害关系。仲裁庭的公开事项当事人已知情,并不需要披露和认定程序违法。第三,申请人提供的部分仲裁文书抄送、账单费用支出并不证明存在仲裁程序与协议不符,上述情况属于在仲裁程序中公开事项,并不违反保密条款。第四,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虽然国安俱乐部的部分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但不能将与其有关的所有事项均认定为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C18211号仲裁裁决。
(三)典型意义
1.本案明确了当事人援引《安排》第七条中“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条款,提出仲裁员存在披露、回避等程序问题时,法院应依据仲裁规则,结合社会生活经验合理判断,以是否足以影响仲裁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为原则进行审查。本案中,仲裁员因工作、生活、学习等社会活动需要而与人接触、交往,以及在同一组织任职等情况并不一定构成回避规则中规定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影响公正仲裁的关系,对于与仲裁员独立性以及与公正仲裁无关的内容,可以不予披露。
2.本案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了阐释,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涉案仲裁处理的争议为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虽然本案被申请人国安俱乐部的部分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但不能将与其有关的所有事项均认定为社会公共利益。
四、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号:(2016)津01认港1号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月15日,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佛士公司)与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公司)就“莱佛士”标志和商标使用事宜达成《许可合同》。同日,莱佛士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系莱佛士公司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莱佛士北京)与海航公司就酒店管理运营合作事宜签订《酒店管理合同》。《许可合同》约定由该合同产生的或与该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申请仲裁时仲裁庭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最终仲裁解决,仲裁地点为香港,同时约定,如果《酒店管理合同》或任何其他交易合同因任何原因终止,该合同立即终止。《酒店管理合同》约定有关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裁决。
2012年1月20日,莱佛士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就《许可合同》所涉争议进行仲裁。2012年1月29日,莱佛士北京向上海贸仲申请就《酒店管理合同》所涉争议进行仲裁。此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仲裁裁决(案件编号HKIAC/A12016),裁决海航公司向莱佛士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及利息。莱佛士公司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海航公司以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等理由认为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七条的规定,应不予执行。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层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第一,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涉及《酒店管理合同》的情形不构成超裁,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第二,仲裁庭对管辖问题的处理并未违反当事人的协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第三,海航公司所提出的质疑,不属于对仲裁员公正性或独立性的质疑,而是对管辖权的质疑,仲裁庭有权予以决定,无需由仲裁中心理事会决定,故不属于《仲裁裁决执行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综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安排》第一条、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裁定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11月19日、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编号为HKIAC/A12016的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在仲裁裁决是否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超裁”情形方面,明确了以下规则:仲裁庭仅在裁决理由的事实认定和说理部分对非属其管辖的争议进行评判,并未在裁决主文中涉及其他合同争议的,不构成“超裁”。
本案中,莱佛士公司提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的事项是有关《许可合同》履行的相关争议。因《许可合同》和《酒店管理合同》关系密切,故仲裁裁决在查明事实和说理部分涉及了《酒店管理合同》的有关情况。该分析认定是仲裁庭审理《许可合同》纠纷所无法避免的。仲裁庭最终仅围绕仲裁请求就《许可合同》所涉争议作出了相应的裁决结果,并未对《酒店管理合同》所涉争议作出具体的裁决项。有关争议属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交付仲裁的范围,涉案仲裁裁决不存在《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超裁”情形。
五、宾士奈设计集团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号:(2019)川01认港1号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13日,宾士奈设计集团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士奈公司)与成都门里望江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门里公司)、成都晨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川公司)签订《中国成都文华东方酒店景观设计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服务协议》约定,由本合同或本合同违约、终止或无效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权利主张应根据届时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在香港通过仲裁解决。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2018年3月5日,宾士奈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2019年5月5日,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支持了宾士奈公司所有仲裁请求。2019年6月4日,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之更正》,对《最终裁决》进行了更正和更新。后宾士奈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门里公司、晨川公司共同答辩认为:第一,仲裁员的选任未依据《仲裁规则》第8条的规定采取名单法先行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而是径行指定独任仲裁员,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第二,仲裁员未按司法部令第69号《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规定向被申请人送达相关仲裁文书,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情形。故请求驳回申请。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关于涉案仲裁庭的组成。双方在《服务协议》中约定适用《仲裁规则》。案涉仲裁程序中,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行使裁量权指定独任仲裁员符合以上规定。第二,关于仲裁庭是否以适当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涉案仲裁程序中仲裁员按照双方《服务协议》约定的地址送达相关文书,且被申请人也表明确实收到,符合《仲裁规则》第二条关于送达的规定,不存在仲裁员未适当通知被申请人的问题。被申请人主张应按《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规定向被申请人送达相关仲裁文书,与《仲裁规则》规定不符,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判断送达是否成功的依据应当是仲裁程序适用的仲裁规则。“未经依法送达”,是被申请人较常提出的不予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理由。判断是否依法有效送达,首先应当明确送达程序所依据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本合同或本合同违约、终止或无效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权利主张应根据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据此,本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依据《仲裁规则》有关规定,并按照双方《服务协议》约定的地址送达相关文书,且被申请人也表明确实收到,不存在仲裁员未适当通知被申请人的问题。被申请人主张应按《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规定向被申请人送达相关仲裁文书,与《仲裁规则》规定不符。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案例目录
一、CL 诉 SCG案
二、高海燕诉建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案
三、厦门新景地集团有限公司诉裕景兴业有限公司案
四、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石油国际事业(香港)有限公司案
五、郭顺开诉永成化工有限公司案
一、CL 诉 SCG案
[2019] 2 HKLRD 144
HCCT 9/2018
I. 基本案情
这是答辩人提出的作为一个初步问题的聆讯。聆讯涉及的问题是关于针对答辩人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是否受到香港法例第347章《时效条例》(“《时效条例》”)第4(1)(c)条的限制而丧失时效。
申请人与答辩人进行香港某仲裁中心管理之仲裁,申请人获胜诉,裁决命令答辩人需立即向申请人支付美金 2,173,000 元、利息及因仲裁而产生之费用。
2011年3月,申请人向答辩人先后就仲裁裁决确定所需付的款项及仲裁所产生之费用作出追讨,但并不成功。申请人遂于2011年7月7日向内地某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但被该法院驳回。申请人随后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及作出从审申请,2016年3月1日被驳回。
2018年2月6日,申请人根据香港法例第341章《仲裁条例》(已废除) (“《仲裁条例》”)第2GG条单方面向香港法庭提交有关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的许可申请并成功取得该许可及有关之法庭命令(“命令”)。在2018年6月6日,答辩人申请双方面聆讯以搁置仲裁裁决,并以多项理据支持其申请。所提出的理据包括在《时效条例》第4(1)(c)条下,申请人就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已丧失时效。在2018年7月24日,法庭命令审讯有关丧失时效的初步争议。
II.争议
1.有关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诉讼因由从何时累算?(“争议1”)
2.鉴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安排》”)的第二条,从申请人于2011年7月7日向内地某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至2016年3月1日上一级人民法院驳回其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期间,诉讼因由及《时效条例》第4(1)(c)条下的时效作用是否暂停? (“争议2”)
III.分析
争议1
答辩人认为,时效期限是由仲裁裁决颁发之日起3个月,即2011年5月17日开始。此日期被辩称为答辩人支付和履行裁决的合理时间,这意味着时效期限应于2017年5月18日到期。另外,答辩人辩称诉讼因由的替代开始累算时间最迟为2011年7月8日,即申请人向内地某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之日。从此日推算出来的时效期限于2017年7月9日结束。
另一方面,申请人认为,时效期限仅始于答辩人提交陈词反对申请人在内地某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请的日期,即2012年3月11日。申请人辩称,尽管答辩人未有按申请人在2011年3月向答辩人提出付款的要求付款,从这行为的基础上无法推论出答辩人是否就仲裁裁决提出争议。申请人表示,答辩人仅在提出前述反对陈词时展示了其清楚明确不受裁决约束的意图。因此,申请人认为,诉讼因由在2012年3月11日才开始累算。
鉴于法庭在International Bulk Shipping and Services Ltd 诉Minerals and Metals Trading Corp of India [1996] 1 All ER 1017一案里拒绝接受类近于前述有关诉讼因由的累算和意图的论点,法庭不接受诉讼因由仅在一方展示了其清楚明确不受裁决约束的意图才开始累算。法庭解释,接受这论点意味着允许仲裁裁决债务人可以无限期延迟和押后裁决债权人因诉讼因由而产生的累算,从而拖延其强制执行裁决下的权利。随法庭在International Bulk Shipping and Services Ltd 诉Minerals and Metals Trading Corp of India [1996] 1 All ER 1017一案及Agromet Motoimport Ltd 诉Moulden Engineering Ltd[1985] 1 WLR 762一案里的判决,法庭认为当“答辩人未能在被追讨时履行仲裁裁决中的承诺”,诉讼因由就开始累算。因此,时效期限在履行裁决的隐含承诺被违反时开始。
法庭进一步指出,当答辩人在公布仲裁裁决及展开追讨后的合理时间内未能付款时,诉讼因由便产生。何为“合理的时间”则取决于裁决的条款及案情。在本案中,由于答辩人被命令“立即”向申请人支付仲裁裁决下的款项,本案的最迟合理付款时间为2011年4月8日,即申请人要求付款后的21天。因此,时效期限于2017年4月8日结束。
争议2
申请人辩称,其诉讼因由累算在2011年7月7日至2016年3月1日期间暂停,即申请人向内地某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日期至该申请最终被上一级人民法院驳回之日。申请人提及《安排》的第2条和仲裁条例的40C条,该条例禁止在内地和香港同时提出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并指出该限制的目标是堵塞双重强制执行和双重追讨的漏洞(Shenzhen Kai Loong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Co Ltd 诉CEC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1-2003] HKCLRT 649)。因此,申请人认为法庭不应仅因为其曾试图在内地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在《时效条例》第4(1)(c)条下被禁止在香港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
可是,法庭认为,纵使“不能同时执行规则”可能造成不公平的后果,在《安排》或《仲裁条例》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即使在内地的强制执行申请程序在进行中,《时效条例》第4(1)(c)条下的时效累算不应暂停。因此,法庭拒绝接受申请人有关诉讼因由的累算应该在内地的强制执行申请程序的进行期间暂停的论点。
鉴基于上述有关争议1和争议2的分析,法庭认为,在《时效条例》第4(1)(c)条下,于2018年2月6日在香港提起的强制执行仲裁裁决许可的申请程序应该被禁止。
IV.裁决
答辩人的撤销命令的申请予以允许。
V.典型意义
(a)诉讼时效于违反履行仲裁裁决的隐含承诺的那日开始。此日为裁决债务人未能于颁下裁决及被追讨后的合理时限内履行裁决。裁决中合理的付款和履行时间取决于裁决的条款以及案件的事实和情况。
(b)此案显示,纵使《安排》的第二条规定仲裁裁决债权人必须在一地法院获得的偿还不足够的情况下,才能于另一地法院就不足部分寻求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时效条例》的时效会在仲裁裁决债权人在另一地寻求强制执行裁决期间继续累算。这所可能导致的不公平情况,例如本案申请人所面对的困苦,突出了原《安排》的缺陷及针对其第二条禁止于两地同时进行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改革的必要性。
二、高海燕诉建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案
[2012] 1 HKLRD 627
CACV 79/2011
I.基本案情
申请人通过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将一家香港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答辩人。该香港公司在一家位于中国内地的合资企业煤生意中拥有实质权益。该协议受中国内地法律管辖并规定在内地某仲裁委进行仲裁。
根据该仲裁委《仲裁规则》第37条,调解-仲裁应由仲裁庭或首席仲裁员进行,或在仲裁双方同意下,由任何第三方进行。仲裁庭进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聆讯后,仲裁庭主动向仲裁双方建议,由答辩人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2.5亿元以解决此案。
在第二次聆讯前,在答辩人委任的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申请人委任的仲裁员及答辩人的关系人在该仲裁委秘书长的邀请下出席了非正式会议,该会议被声称为调解仲裁的会议。该仲裁委秘书长不是由双方协议任命的。据称,他是主持非正式会议的人,并要求答辩人的关系人说服答辩人接受仲裁庭的建议。
仲裁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和解。仲裁庭颁下了对申请人有利的裁决。该裁决建议(但并不是要求)赔偿额人民币5,000万元。答辩人从来没有就仲裁庭的举止投诉过,因为担心这样做会与仲裁庭产生对抗。答辩人遂向该仲裁委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并指称该仲裁委秘书长操纵了仲裁结果,因而违反了法律和仲裁规则。结果,被驳回。
后来,申请人根据香港法例第341章《仲裁条例》(已废除)第2GG条和第40B条,获得许可在香港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答辩人在申请搁置该许可时辩称,由于裁决受到偏颇或表面偏颇的影响,强制执行裁决会与公共政策相抵触。答辩人辩称,申请人委任的仲裁员 、仲裁委秘书长和答辩人的关系人企图透过他们之间晚饭期间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向答辩人施加压力,使答辩人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2.5亿元,以换取一个对答辩人有利的裁决。原讼庭法官裁定该仲裁裁决受到表面偏颇的影响。该法官亦裁定,答辩人在所谓的非正式会议事件后继续进行第二次聆讯并不代表放弃了对偏颇提出申诉的权利。申请人遂提出上诉。
II.争议
1.适用于强制执行公约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理据是否适用于内地仲裁裁决?有关门槛有多高?(“争议1”)
2.答辩人是否放弃了就违反仲裁委规则的情况进行申诉的权利?(“争议2”)
3.表面偏颇(相对于实际偏颇)是否足以构成拒绝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理据?(“争议3”)
4.基于案件的事实情况,所指称的表面偏颇是否构成拒绝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理据?(“争议4”)
III.分析
争议1
法庭裁定,基于公共政策理据拒绝强制执行公约仲裁裁决的法律哲学亦适用于内地仲裁裁决。相关的门槛很高,理由是国际礼节原则必须被“编织”到公共政策的概念中,亦因此必须在涉及外地(包括内地)的仲裁裁决的情况下予以实施。在这一点上,法庭援引了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诉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1999)2 HKCFAR 111一案的判词。法庭在该案指出,为使国际礼节原则予以实施,除非强制执行外地仲裁裁决会与香港的道德和公正的基本概念相抵触,否则法庭不会拒绝强制执行;而得出这结论需要非常充分的理由。
争议2
法庭裁定如果仲裁一方希望以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况作为依据,其应即时提出相关依据;不应等待并得悉其申索的结果为如何后,才决定作出申诉;亦不应犹如没有违规情况般让仲裁继续进行。因此,答辩人不应在非正式会议事件后仅向法庭提交补充意见,亦不应在没有作出申诉的情况下出席第二次仲裁聆讯。法庭还指出,答辩人对申请人的诚信作出的攻击并不能替代对仲裁庭或仲裁委秘书长有关其任何偏颇或不当行为所作出的申诉。基于上述原因,答辩人在法律上被视为放弃了就偏颇情况进行申诉。
法庭解释,如果当初作出了有关申诉,仲裁庭或仲裁委所在地人民法院可能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而两者都更有能力就案件的事实裁定偏颇是否存在。法庭认为,尽管仲裁委所在地人民法院拒绝以偏颇为由搁置仲裁裁决的决定对香港法庭没有约束力,亦即使不容反悔原则并没有因为前述法院的决定而在本案适用,香港法庭有权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时,慎重考虑仲裁委所在地人民法院的决定。
争议3
经对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诉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一案中所表达的观点进行仔细诠释后,法庭认为法庭可以仅因为表面偏颇而拒绝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可是,如果仲裁一方希望以表面偏颇作为依据,它要达到的门槛比以实际偏颇作为依据时所适用的门槛高,而法庭在行使有关的酌情权应该审慎。
争议4
法庭按其对相关事实的评估,认为不存在“客观持平的观察者”恐怕表面偏颇的情况。法院裁定,虽然一般人可能会与原讼庭法官一样对调解进行的方式感到不安,因为香港的调解通常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是否会引起表面的偏见可能取决于对调解地点通常如何进行调解的理解。有关这方面,法庭表示必须充分考虑仲裁委所在地人民法院拒绝搁置仲裁裁决的决定。
法庭重申,法庭只会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会与执行地(在本案里为香港)的道德和公正的基本概念相抵触的情况下拒绝强制执行裁决。因此,法庭不应仅因为非正式会议的形式在香港可能会引起看似表面偏颇而拒绝在香港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
IV.裁决
上诉得直。
V.典型意义
如果仲裁一方希望以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况作为依据,其应即时提出相关依据;不应等待并得悉其申索的结果为如何后,才决定作出申诉;亦不应犹如没有违规情况般让仲裁继续进行。
法庭只会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会与执行地的道德和公正的基本概念相抵触的情况下拒绝强制执行裁决。法庭尊重在进行调解地惯常的调解形式,不会仅因形式和本地不一样而轻易引用违反公共政策。
三、厦门新景地集团有限公司诉裕景兴业有限公司案
[2009] 4 HKLRD 353;
CACV 106/2008 & CACV 197/2008
I.基本案情
第一和第二上诉人是两家香港公司,亦是利景兴业(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利景”)的唯一股东,同时是裕景集团的成员之一。香港利景全资拥有一家内地公司,该公司在厦门拥有一块土地(“该物业”)。
申请人(一家内地公司)同意向上诉人支付1.2亿元人民币,以获取开发、经营该物业的权利并从中获得利润。上诉人亦同意将其在香港利景中的股份转让给申请人,并将该物业交付给申请人(“该协议”)。该协议包含一项仲裁条款。
上诉人没有将该物业交付给申请人,并以履行该协议违反中国内地法律为由宣称终止该协议。因此,申请人于北京展开仲裁程序( “第一次仲裁”),并获得了对其有利的裁决(“该裁决”),当中命令上诉人要继续履行该协议。申请人随后在香港单方面获得了强制执行该裁决的命令(“ 该命令”)。
上诉人申请了搁置该命令,认为根据香港法例第341章《仲裁条例》(“《仲裁条例》》”),强制执行该命令应该因为无法履行该协议致使强制执行该命令会与公共政策相抵触为理由被拒绝,其中原因包括:(a)有关该物业的施工已经展开;(b)裕景集团的重组已于第一次仲裁期间落实,而香港利景股份已在过程中被摊薄,当中部份已被转让了给其母公司。法官拒绝搁置该命令。
同时,上诉人向仲裁委寻求就该协议双方在协议下的责任是否已被解除的问题做出裁定(“第二次仲裁”)。仲裁委裁定上诉人败诉。
在本次聆讯以处理上诉人提出的有关法官拒绝搁置该命令的上诉之时,该物业的开发已经完成,而当中99% 落成的单位亦已出售给第三方。上诉人认为,由于无法履行该协议,因此申请人实际上是申请“更进一步”的补救措施,例如损害赔偿或交出所得利润,而不是有关该物业本身的任何权益。上诉人亦承诺他们将展开下一轮的仲裁委仲裁,让仲裁庭决定采取什么替代补救措施(“该承诺”)。此外,上诉人提出法庭亦可以将此案发还仲裁委,以便得到其指示,或将上诉押后至仲裁委颁下其指示后。
II.争议
1.上诉人是否无法履行该协议?(“争议1”)
2.鉴于争议1,是否有充分理由按公共政策理据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争议2”)
3.法庭是否有司法管辖权把案件发还仲裁委?(“争议3”)
III.分析
争议1
法庭指出,上诉人有充分机会向仲裁委直接提出无法履行该协议的问题,但上诉人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法庭认为该承诺毫无意义。由于有关的做法没有合理解释,法庭因此认为此做法很明显是上诉人刻意的决定。法庭拒绝接受上诉人以下论点:即该物业的施工已经展开;因裕景集团的重组导致香港利景股份在过程中被摊薄;以及大部分该物业的单位亦已出售给第三方,致使其无法履行该协议。法庭认为这都是上诉人计算过的风险,并且是其一手造成的,因此上诉人须承担后果。法庭亦指出,由于该命令没有规定任何强制执行时间,而且真正无法执行该命令的人不会干犯蔑视法庭罪,因此,因蔑视法庭而被判监禁的风险全属虚构。
争议2
法庭指出,法庭在考虑是否按公共政策理据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时,不会考虑案件的是非曲直或案情所建基于的交易。法庭的角色仅限于决定是否存在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拒绝强制执行裁决的理据。法庭在处理此问题的角色应尽可能为机械式。因此,法庭认为在注册该裁决的阶段,是否无法履行该协议并非有关的因素,亦并不是作为在公共政策理据上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的充分理由。
争议3
法庭裁定法庭没有司法管辖权把案件发还仲裁委。根据《仲裁条例》, 法庭有权强制执行该裁决(或拒绝这样做),但没有司法管辖权发还案件。
IV.裁决
上诉被驳回。
V.典型意义
法庭在考虑是否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时,不会考虑案件的是非曲直或有关案情的交易。法庭的角色仅限于就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的理据是否存在着问题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法庭裁定无法履行协议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注册或认可阶段并非有关的考虑因素。因此,它并不构成基于违反公共政策的理据而拒绝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充分理由。
四、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石油国际事业(香港)有限公司案
[2011] 4 HKLRD 604
CACV 31/2011
I.基本案情
作为买方的上诉人跟作为供应商的答辩人订立了合同,以获得3,937.448吨硫的供应,并以购买价3,051,522.20美元为交换条件。上诉人拒绝接收3,810,578吨硫,原因是所提供的硫的规格不正确。 因此,上诉人要求就该批硫退还一共为2,953,198美元购买价余额。
双方就争议进行了由内地某仲裁委在内地的一个仲裁庭审理的仲裁。仲裁庭作出了对上诉人有利的裁决,当中裁定:
(a)上诉人须向答辩人退还3,810.578吨的硫;
(b)答辩人须向上诉人退还2,953,198美元(即就交易已收取的支付款项);
(c)答辩人须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杂项费用及上诉人的成本支出,加上利息(如有逾期支付情况);
(d)答辩人对裁决的诠释则是,根据上述第(b)及(c)项,退还已收取之交易支付款项余额和支付其他款项的先决条件是,上诉人必须先退还拒绝接收的硫,且退还的硫的品质须要相等于供应予上诉人时的“状况和质量”。
为回应答辩人的书面申请和询问,仲裁委发出了3封信函(“仲裁委信函”)。前两封信函由仲裁委确认答辩人对裁决的诠释。第3封信函陈述了仲裁庭认为前述的两封信函是对裁决的“补充说明”,并构成该裁决的一部分观点。
答辩人发出的有关要求澄清以至颁发补充仲裁裁决的信函,以及仲裁委信函中的两封所载的回复都没有被抄送给上诉人。上诉人不同意答辩人对裁决的诠释, 并申请了许可在香港强制执行裁决第(b)及(c)项。答辩人反对其申请,并申请了许可强制执行裁决的第(a)项。法庭裁定答辩人胜诉。 随后,上诉人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II.争议
1.鉴于香港法例第341章《仲裁条例》(已废除)(“《仲裁条例》”)第2GG(1)条,法庭应否“按仲裁裁决、命令或指示的条款而作出法庭判决”。(“争议1”)
2.鉴于仲裁裁决的措辞和强制执行法庭的义务,上述仲裁裁决第(b)及(c)项所提及的义务是否取决于上述仲裁裁决的第(a)项?(“争议2”)
3.基于归还原则适用的情况,上述仲裁裁决第(a)项下的义务是否独立于其第(b)项下的义务?(“争议3”)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仲裁法”)第56条及/或内地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有关条款,仲裁委信函是否构成补充或附加仲裁裁决,即构成裁决的一部分?(“争议4”)
5.有关仲裁委信函的有效性应否由内地有关法院,而不是香港的强制执行法庭处理?(“争议5”)
III.分析
争议1
法庭援引了权威判决,指出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应“几乎是行政程序的事宜”;而基于重要的政策因素,法庭需要确保仲裁裁决能被有效且迅速地强制执行。法庭认为,法庭应该尊重仲裁裁决背后的清晰意图, 而无权摸索裁决背后的理由或猜测其意图。根据《仲裁条例》第2GG(1)条,法庭应在裁决的认受阶段“按仲裁裁决的条款”登录法庭判决。
争议2
法庭认为,撇开仲裁委信函的事宜,该仲裁裁决明显地没有指出上述裁决第(b)及(c)项下的付款义务取决于第(a)项。因此,在根据仲裁裁决作出的法庭判决以强制执行第(b) 至 (c)项的情况下,不应施加条件。否则,仲裁裁决将会被改变而不是被强制执行。按这道理,法庭没有理由对硫的状态和质量施加进一步的条件。
争议3
基于3个原因,法庭拒绝接纳答辩人有关上述仲裁裁决第(a)和第(b)项下的义务因为归还原则适用的情况而不会彼此独立的论点:首先,法庭不应猜测裁决背后的意图;此外,归还原则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有所不同,有关的法律应该由仲裁庭应用;其次,即使假设仲裁裁决有关退还已付款项和退还货品的义务并不是彼此独立,法庭亦不能因此而断定有关的裁决必须取决于彼此。归还法下的权利和义务,不可以与为了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给予实效所作的裁决和命令相混淆。
争议4
根据仲裁法第56条及/或 内地某仲裁委仲裁规则相关条款,仲裁委信函并不构成补充或附加裁决。因此,在香港的强制执行程序中,仲裁庭或仲裁委信函所表达的观点不可被接纳。
争议5
基于3个理由,法庭拒绝接纳答辩人有关应该由内地有关法院,而不是香港的强制执行法庭来处理仲裁委信函作为补充或附加裁决的有效性的论点:首先,如果法庭发现在所谓的仲裁裁决或补充裁决与相关法律或规则下的仲裁裁决或补充裁决之间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强制执行法庭无须接受被描述为仲裁裁决或补充裁决的所有文件;此外,强制执行法庭有权考虑其有关强制执行外国或内地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在本案里,仲裁委信函其中的第2和第3封的事宜涉及到公共政策中的自然公义规则。
IV.裁决
上诉得直。
V.典型意义
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应“几乎是机械式的程序”。强制执行法庭无权亦无须摸索有关仲裁裁决背后的理由或猜测其意图。作为强制执行法庭,香港法庭有权判断一份文件是否仲裁裁决或补充仲裁裁决,或其中的一部分。法庭亦有权按其有关强制执行外国或内地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决定是否拒绝强制执行仲裁裁决。自然公义规则是否被恪守的问题(此乃本案的仲裁委信函涉及到的事宜)会被法庭纳入其考虑当中。
五、郭顺开诉永成化工有限公司案
[2013] 3 HKLRD 484
HCCT 35/2012
I. 基本案情
根据申请人与答辩人在内地某仲裁委员会管理的仲裁,仲裁庭作出了裁决,裁定答辩人败诉(“该裁决”)。该裁决要求答辩人向申请人支付:(1)人民币29,195,470.58元的经济损失赔偿及相关利息人民币12,293,716.33元; (2)人民币500,000元的法律费用;及 (3)人民币675,473元的仲裁程序费用,以及人民币134,574元的仲裁员费用。
随后,申请人获得法庭发出的命令及许可,容许该裁决在香港予以强制执行(“该命令”)。
答辩人以该裁决超出了交付仲裁的范围,及仲裁程序与法律相抵触为理由,向内地某人民法院申请了搁置或撤销该裁决。香港法庭认为此申请的性质并非以案件所建基的争议的是非曲直为由提出上诉。
随后,答辩人根据香港法例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73号命令第10(6)条规则(“高院规则”)的规定,发出传票(“该传票”)以搁置或更改该命令。这正是本案中法庭要解决的问题。
II.争议
1.有关强制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案件,法庭是否有司法管辖权押后程序?(“争议1”)
2.法庭在押后有关申请搁置或更改该命令的聆讯时,一方申请保证时应考虑哪些因素?(“争议2”)
III.分析
争议1
法庭指出,即使《仲裁条例》在强制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程序的部分并没有提及有关押后程序的条文,即等同于押后有关强制执行普通仲裁裁决或公约仲裁裁决程序的条文,并不代表法庭没有司法管辖权押后有关强制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程序。法庭认为其有一般及固有权力去管制其程序,包括押后程序;此权力已隐含在高院规则第73号命令第10A条规则当中。
争议2
法庭引述并参考了英国法庭在Soleh Boneh International Ltd 诉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Uganda [1993] 2 LLR 208一案中所列出的原则。在该案中,英国法庭决定押后聆讯,同时要求与讼的有关方提供相当于仲裁裁决金额的保证以待瑞典法庭裁定仲裁裁决是否具约束力。在该案上诉的程序中,法庭考虑了两项因素 – 经法庭简短审议,有关仲裁裁决无效的论点的可取性,以及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难易程度,以及如果执行有延误,执行会否因为资产转移或不经意的交易而变得困难。有关仲裁裁决无效的论点越有力,或强制执行的困难程度会因为执行被延误而提升的情况越明显,法庭越有可能会命令与讼的有关方提供保证。
根据上述原则,法庭考虑了一系列与本案有关的因素,包括答辩人未有提供任何文件以列明它向内地某人民法院所提出的有关搁置或撤销该裁决的申请的是非曲直,从而支持它有关该裁决是“明显无效”的论点;答辩人更改了其注册办事处,答辩人出售了其工业物业,答辩人的财政状况在变差,而且答辩人公司股份(被形容为过时资产)被母公司于该裁决被颁下后的短时间内出售;还有,已公布的总资产(约4,504万港元)及未经审计的净负债(约1.435亿港元)。
IV. 裁决
基于上述因素,及在没有有关特定保证金额会超出答辩人能力范围的陈词的情况下,法庭押后该传票聆讯以待内地某人民法院裁定该裁决应否被搁置或撤销,及命令答辩人提供2,000万港元作为保证金,以保障该裁决在聆讯被押后的情况下能在香港成功予以强制执行的机会。
V. 典型意义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有权押后有关强制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程序的聆讯并要求答辩人提供保证金。
关于应否命令答辩人提供保证以履行裁决,法院的考虑因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裁决无效的论点。如果裁决明显无效,则应押后聆讯并不应发出命令要求提供保证;但是,如果该裁决明显有效,则应该立即发出强制执行命令或发出命令要求提供大量保证。其次,法院应考虑执行的难易程度以及任何延迟执行的影响,例如透过资产的转移或不经意的交易。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22〕23号)
为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现就办理此类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范围
1.本意见所称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包括:
(1)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案件;
(2)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案件;
(3)主要行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诈骗、赌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其他犯罪案件。
二、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
2.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
涉及多个环节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其犯罪地、居住地或者被帮助对象的犯罪地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侦查。
3.有多个犯罪地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全部案件事实的。
对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程序开发、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涉嫌犯罪的,可以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并案侦查。
有关公安机关依照前两款规定并案侦查的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5.并案侦查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公安机关可以分案移送审查起诉。分案移送审查起诉的,应当对并案侦查的依据、分案移送审查起诉的理由作出说明。
对于前款规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分案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可以分案审理。
分案处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诉讼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并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6.依照前条规定分案处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分案前有管辖权的,分案后对相关案件的管辖权不受影响。根据具体情况,分案处理的相关案件可以由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
7.对于共同犯罪或者已并案侦查的关联犯罪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未到案,但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先行追究已到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之前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可以由原办案机关所在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其所涉及的案件。
8.对于具有特殊情况,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指定异地公安机关侦查更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保证案件公正处理的重大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以及在境外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公安部可以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侦查管辖。
9.人民检察院对于审查起诉的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认为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同级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并通知移送起诉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应当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10.犯罪嫌疑人被多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有关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协商并案处理,并依法移送案件。协商不成的,可以报请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人民检察院对于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有犯罪被异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应当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被审查起诉、立案侦查的,可以协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并案处理,但可能造成审判过分迟延的除外。决定对有关犯罪并案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
三、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调查核实
11.公安机关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在审查中发现案件事实或者线索不明,需要经过调查才能够确认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调查核实;经过调查核实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应当及时立案。
12.调查核实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13.公安机关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电子数据等材料,可以根据有关规定作为证据使用。
调查核实过程中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随案移送,并附批准调查核实的相关材料。
调查核实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要求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四、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取证
14.公安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的,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注明需要调取的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调取证据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可以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跨地域调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信息化系统传输相关数据电文。
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安机关提供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数据电文形式。采用数据电文形式提供电子数据的,应当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并制作电子证明文件,载明调证法律文书编号、单位电子公章、完整性校验值等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方法的说明等信息。
数据电文形式的法律文书和电子证明文件,应当使用电子签名、数字水印等方式保证完整性。
15.询(讯)问异地证人、被害人以及与案件有关联的犯罪嫌疑人的,可以由办案地公安机关通过远程网络视频等方式进行并制作笔录。
远程询(讯)问的,应当由协作地公安机关事先核实被询(讯)问人的身份。办案地公安机关应当将询(讯)问笔录传输至协作地公安机关。询(讯)问笔录经被询(讯)问人确认并逐页签名、捺指印后,由协作地公安机关协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将原件提供给办案地公安机关。询(讯)问人员收到笔录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并签名或者盖章。
远程询(讯)问的,应当对询(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并随案移送。
异地证人、被害人以及与案件有关联的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证词、供词的,参照执行本条第二款规定。
16.人民检察院依法自行侦查、补充侦查,或者人民法院调查核实相关证据的,适用本意见第14条、第15条的有关规定。
17.对于依照本意见第14条的规定调取的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核验电子签名、数字水印、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及调证法律文书编号是否与证明文件相一致等方式,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判断。
对调取的电子数据有疑问的,由公安机关、提供电子数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出说明,或者由原调取机关补充收集相关证据。
五、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其他问题
18.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随案移送,并附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证据材料清单和有关说明材料。
移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应当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制作复制件,并附制作说明,写明原始证据材料、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等信息,由制作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
19.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应当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
当庭调查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法庭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和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技术设备、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审判人员可以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20.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对于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的,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并对选取情况作出说明和论证。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取证方法、过程是否科学。经审查认为取证不科学的,应当由原取证机关作出补充说明或者重新取证。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审查认定取得的证据。经审查,对相关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定。
21.对于涉案人数特别众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但根据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可以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案外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依法审查。
22.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督促涉案人员退赃退赔,及时追赃挽损。
公安机关应当全面收集证明涉案财物性质、权属情况、依法应予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的证据材料,在移送审查起诉时随案移送并作出说明。其中,涉案财物需要返还被害人的,应当尽可能查明被害人损失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
对应当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属明确的,应当依法及时返还;权属不明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
23.本意见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0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2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21〕3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现将会议纪要印发。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会议纪要,在案件审理中正确理解适用。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
引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在河北省沧州市召开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黄河流域九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看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把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贯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原则,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坚守生态保护红线,严守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意识,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聚焦黄河水“跑冒滴漏”、盲目上马高耗能高耗水项目、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文物古迹破坏、违法成本低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助力打好环境问题整治、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谋划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统筹推进上中下游、干流支流、左右两岸的保护和治理,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确保黄河长久安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持续拓展在信息资源共享、纠纷调处化解、证据收集固定、判决监督执行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做好诉讼与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有效融入黄河流域环境治理体系,形成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强大合力。
会议对当前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突出、疑难法律适用问题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形成纪要如下:
一、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
1.依法惩治违规取水用水行为。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取水、超量取水、筑坝截(蓄)水、破坏性取水,造成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水资源衰减、河湖生态破坏等损害后果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保障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对于侵权人违法实施占用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环境用水进行生产经营,地方政府违规挖湖造景等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第二十一条等规定,考虑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并兼顾生态环境用水等需要,依法确定其承担相应责任。
3.依法审理取水权纠纷案件。当事人通过民事合同约定取水权转让,或者变更取水许可证确定的取水期限、取水量、取水用途、水源类型等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认定合同是否有效。
4.依法审理涉水沙关系调节案件,助力三江源等国家公园建设,推动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审理黄河流域水沙调控行政许可、水功能区管理等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依照《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规定,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二、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5.依法严惩水污染犯罪。对于发生在黄河流域九省(自治区)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存在直接向黄河干流、重要支流及骨干水库库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等情形的,应当作为从重处罚的考虑因素。
6.依法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罚金数额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污染环境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环境危害后果、被污染环境修复的可能性和难度、污染情节恶劣程度、污染环境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对于未发生实际危害后果的,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污染行为的恶劣程度、潜在危害等因素。
7.准确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被侵权人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程度,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8.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救济原则。对于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侵权人停止侵害、采取预防措施、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三、推动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弘扬
9.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妥善审理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古河道、古堤防、古灌区、古渡口、重大决口堵口遗迹等水文化遗产和农耕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相关案件,助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进黄河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
10.依法保护围绕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风土民情、发展成就、时代风貌等创作的文艺作品,加大对反映黄河流域地方特色、体现黄河文化精神的传统技艺、医药、戏剧、曲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保护好黄河流域丰富灿烂的红色资源,推动黄河文化价值弘扬延续,筑牢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11.依法严惩妨害文物管理犯罪。加大对损毁文物,损毁名胜古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等刑事案件的审判力度,严厉惩治破坏黄河流域人文遗迹、自然遗迹的犯罪。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犯罪行为,依法不得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
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2.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当把握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适用《民法典》绿色条款,引导民事主体遵循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从事民事活动,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3.贯彻落实黄河流域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项目布局建设的国家政策。人民法院审理涉“两高”企业破产重整、和解或者清算案件,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促进市场主体救治和出清,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事人约定在黄河流域生态敏感区、脆弱区新建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两高”项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等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14.贯彻落实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国家政策。人民法院审理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依法促成合同生效和全面履行,同时避免当事人从其不诚信行为中获益,推动完善环境权益市场交易机制。
15.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农村地区污水、黑臭水体、垃圾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支持农业节水改造,助力农业生产方式由过度消耗资源型向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型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与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与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30日 (2018)最高法民他178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苏民他32号《关于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与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南通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亦作出与前述法律相同的规定。本案中,首席仲裁员朱震私自会见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炎,属于必须回避的情形。朱震未回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涉案仲裁裁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同意你院关于撤销(2018)通仲裁字第28号仲裁裁决的意见。
此复
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与长沙
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的请示
(2018年8月17日 (2018)苏民他32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公司)与被申请人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电机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经审查,拟撤销涉案仲裁裁决,并就此报送我院审查。我院经审查后拟同意南通中院的处理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向贵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南通市宏大风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女,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法定代表人:唐某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女,该公司职员。
二、当事人的诉辩主张
宏大公司请求撤销南通仲裁委员会(2018)通仲裁字第28号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宏大公司与长沙电机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南通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首席仲裁员朱震,仲裁员顾琼、吴建新组成仲裁庭,于 2017年8月22日开庭审理该案。该案首席仲裁员朱震于2017年10月私下与宏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案进行了交流,依照仲裁规则的规定,朱震的行为依法应当回避,但朱震未向仲裁委员会汇报也未申请回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朱震的行为已经构成程序违法,案涉裁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长沙电机公司称,宏大公司申请撤销裁决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仲裁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仲裁裁决的情形,宏大公司仅以首席仲裁员的案件咨询行为就认定构成了程序违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宏大公司提出的撤销申请不符合法院受理的条件。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事由确实存在。从宏大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行为时间上在2017年8月22日仲裁庭开庭之后,内容上不涉及本案,首席仲裁员是被动而非主动的私自行为,地点是在办公室而非在私下场合,不能证明首席仲裁员有回避和程序违法的事由存在。请求驳回宏大公司的申请。
三、案件的基本情况
南通中院经审查查明:
2007年5月16日,宏大公司(买方)与长沙电机公司(卖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宏大公司向长沙电机公司购买高低压电机,总货款为301万元。其中高压电机23台,价款为289.18万元;价格包括运费、17%增值税,且为闭口价;质量标准:按国家行业先进标准,具体详见技术协议;出卖人对质量负责条件及期限:质保期内三包,质保期为正常运转12个月。同日,双方签订《风机配套设备(电机)技术协议》一份,约定:在设备安装、试运转、热负荷试车中如发现由于设备安装不符合要求,需要返修、更换、补充时,卖方负责及时进行无偿处理,买方给予积极配合;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自设备热负荷试车成功备忘录签署之日起12个月,或指最后一批设备交到目的地后18个月。以上两种保证期以先到期的为准。卖方质保期内对设备质量问题免费维修。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长沙电机公司交付了全部高低压电机,完成了设备的安装,并开具了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宏大公司,宏大公司亦如实入账抵扣。
因长沙电机公司交付的高压电机发生质量问题,宏大公司于2013年 11月19日向南通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长沙电机公司则在该程序中提起仲裁反请求,要求宏大公司为长沙电机公司办理人民币289.18万元电机退货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申报办理手续。南通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 5月24日作出(2016)通仲裁字第51号裁决书,裁决:1.长沙电机公司返还宏大公司货款301100元;2.长沙电机公司支付宏大公司利息损失人民币137927元;3.长沙电机公司向宏大公司支付因退换货产生的损失人民币22375元;4.长沙电机公司向宏大公司支付因产品质量造成长沙电机公司的损失人民币20000元;5.驳回长沙电机公司的仲裁反请求。
双方因配合开具红字发票事宜发生争议,长沙电机公司于2017年7月 12日向南通仲裁委员会提起本案仲裁申请,要求宏大公司赔偿长沙电机公司税款损失总计人民币470597.2元及其利息损失人民币250460.48元。宏大公司则于2017年8月16日提出仲裁反请求,要求长沙电机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408200元。仲裁庭于2017年8月22日开庭审理了该案,并于 2018年3月8日作出(2018)通仲裁字第28号裁决书,裁决:1.宏大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沙电机公司赔偿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损失,共计人民币462193.67元;2.驳回长沙电机公司的其他仲裁本请求;3.驳回宏大公司的仲裁反请求申请。
2018年6月8日,涉案仲裁裁决首席仲裁员朱震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其内容为:“2017年10月份某日,宏大公司法人代表王某炎到我办公室咨询宏大公司与长沙电机公司纠纷一案,我与他对案件进行了交流。后未将相关情况向南通仲裁委员会汇报,也未申请回避。特此说明。”宏大公司另向南通中院提交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炎与朱震通话的录音资料,朱震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对王某炎所述吃饭一事未予否认。
另查明,《南通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4年10月31日南通仲裁委员会修订,自2014年12月1日施行)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第七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南通中院的处理意见
《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本案中,首席仲裁员在仲裁案件首次开庭后、作出裁决前单独与涉案一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接触并交流案情,属于私自会见当事人的情形,必须回避。但该仲裁员此后未主动要求回避,且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对案件作出裁决,案涉仲裁裁决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的规定,拟裁定如下:撤销南通仲裁委员会(2018)通仲裁字第28号仲裁裁决。申请费400元,由宏大公司负担。
五、本院的审查意见
拟同意南通中院的处理意见,应裁定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主要理由如下:
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仲裁裁决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裁定撤销。本案中,首席仲裁员朱震在仲裁案件首次开庭后,作出裁决前单独与一方当事人宏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炎私下会面,交流仲裁案件案情。首席仲裁员朱震此后未向南通仲裁委员会报告,也未主动要求回避,还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对案件作出裁决。根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必须回避。首席仲裁员朱震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了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涉案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
因本案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特向贵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2018年12月25日)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重庆市石柱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2、湖北省黄石市磁湖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3、北京市海淀区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4、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5、福建省闽侯县食用油虚假非转基因标识公益诉讼案
6、湖南省湘阴县虚假医药广告整治公益诉讼案
7、浙江省宁波市“骚扰电话”整治公益诉讼案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8、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检察院诉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行政公益诉讼案
9、江西赣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郭某某等人生产、销售硫磺熏制辣椒民事公益诉讼案
10、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检察院诉李某等人跨省倾倒固体废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
重庆市石柱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 省级院提办 大检察官承办
【要旨】
在自然保护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地方政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对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承担修复责任。
【基本案情】
2009年4月7日,重庆市石柱县政府批复建立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环保部将该保护区列入了《2011年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2011年6月2日,石柱县政府批复同意《西沱镇总体规划》,规划并开工建设西沱工业园区。监督检查中发现,工业园区一至三期规划共重叠湿地保护区面积336.285公顷,占湿地保护区总面积比例为20.85%,工业园区的建设和运营占用部分滩涂,较大程度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工业园区与保护区重叠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质与功能,对湿地生态系统和保护区内动物有一定影响。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该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各界普遍关注,社会影响较大。为办理好挂牌督办案件,重庆市检察院决定提办该案,检察长亲自承办,带领专案组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清案件事实,拟定监督方案。并在检察机关作出监督意见后,亲自到石柱县政府现场送达检察建议书,公开宣告,进行释法说理,提出修复整改的具体要求。
石柱县政府按照检察建议的要求,迅速开展修复整改工作。当前,保护区内须拆除、退出的38个项目已拆除并覆土完毕37个,另1个项目已签订厂房收购协议,于今年12月底前整体搬迁。
【指导意义】
保护好石柱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是重庆市检察机关开展“保护长江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更是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具体举措。作为重庆市检察机关参与和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负责人,检察长带头办案,对检察建议当场公开宣告,并进行释法说理,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积极整改。石柱县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行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职责,科学制定整改和修复方案,集中力量迅速推进整改修复工作。目前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工作按照整改计划有序推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社会公共利益得以维护。该案也成为检察长带头办案,把公益诉讼做成“一把手工程”的范例。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切实加强与被监督对象的沟通交流,严格跟踪落实反馈机制,有力督促被监督对象依法履行职责,并主动为相关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企业搬迁及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实现了保护生态环境、服务民营企业、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双赢共赢多赢效果。
2、
湖北省黄石市磁湖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行政机关主动要求监督 行政机关职能交叉
【要旨】
对于多个行政机关因职能交叉导致权限不清的执法难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推动问题解决,实现多赢共赢。
【基本案情】
磁湖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市区,水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1997年,磁湖风景区经省政府批准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2004年,为改善和美化磁湖风景区建设,黄石市政府依法征收了位于磁湖西岸团城山公园教堂附近的15.5亩鱼塘和1.6亩菜地,并对相关人员作出了征地补偿。杭州东路社区居民张某,在未取得规划审批和用地手续的情况下,仍持续在已被征收的土地上擅自搭建建筑物,并在鱼塘中围栏投肥养殖。该违法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仍未被有效制止,严重破坏了磁湖风景区的整体规划,对磁湖的水质造成了污染,破坏了磁湖水域的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黄石市检察院发现该线索后,指定西塞山区检察院管辖。经调查,要拆除违法建筑和收回被占用的鱼塘涉及的行政机关众多,包括黄石市园林局、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水利水产局、下陆区城管局等,而且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管理权限不清、多头难管的问题。2018年5月,黄石市国土局和下陆区城管局主动与市检察院对接,请求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介入,促成行政机关形成执法合力,彻底破解这一困扰多年的执法难题。5月中下旬,西塞山区检察院向市园林局等五家行政单位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对张某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采取治理措施消除对磁湖和风景区的不利影响。
收到检察建议后,五家行政机关召开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制定联合执法行动。7月26日,下陆区城管局联合黄石市国土局、规划局、园林局以及水利水产局开展联合执法,经过150余名执法人员连续5个多小时的作业,存续14年之久的违法建筑和投肥养鱼用的渔网全部被依法拆除。
【指导意义】
自被确定为公益诉讼试点地区后,黄石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公益诉讼的推进和宣传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大力认可和支持。行政机关在充分认识到公益诉讼的职能作用后,主动要求检察机关介入。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的发挥,向五家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促成了行政机关的联合执法,打破了持续了14年之久的“五龙治水”的僵局,破解了行政执法难题。
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工作,不仅消除了磁湖生态环境问题的沉疴顽疾,而且让行政机关深刻地体会到,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行为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公益诉讼既是监督,也是助力,是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公益多赢、共赢的有效途径,对市政府全面开展长江大保护“碧水、绿岸、洁产、畅流”四大行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赏。
3、
北京市海淀区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网络餐饮服务监管 专项整治 制度化建设
【要旨】
对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经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管理制度不严格、行政机关对网络平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可通过发挥公益诉讼诉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净化网络餐饮环境。
【基本案情】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经营地位于海淀区的“百度外卖”“美团”“百度糯米”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提供网络餐饮服务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违反我国《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从事无许可经营行为、不具有实体经营门店、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和更新等。同时,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对上述违法行为未履行审查、监测义务,以及公示、及时更新信息义务。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以上问题存在监管漏洞,依法履职有待加强。
【调查和督促履职】
海淀区检察院分别针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并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向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督促违法平台及商家尽快整改。该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迅速组织核查处置工作,并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通过召开专题部署会、约谈网络订餐平台负责人、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核查处置、对网络餐饮平台进行全面整改等方式,共下线问题商户3218家,规范各种信息公示问题5203家、立案14件(网络订餐平台未落实主体责任的违法行为5件,未按规定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7件,无证经营1件,网络超范围经营1件)。在办案过程中,海淀区检察院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着眼于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推进第三方平台“阳光餐饮”进程,此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出台了全市首份《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办理办法(试行)》,确保办理程序规范化、制度化。
【指导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餐饮服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增长。网络餐饮服务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其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和管理漏洞不容忽视。在公益诉讼工作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目标一致,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两者能够形成合力,共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作为“百度外卖”“美团”“百度糯米”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的经营地之一,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任重大,在收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后,其积极采取措施,下线问题商户3000余家,成效显著。海淀区检察院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建设的“阳光餐饮”第三方平台,对于切实维护全区乃至全国网络餐饮服务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4、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全面整治
【要旨】
针对校园周边商店、小卖部售卖“三无”食品及相关食品卫生安全隐患等顽疾,检察机关可通过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基本案情】
中宁县某小学学生因购买校园周边小商店的食品而引发中毒事件引发社会关切。中宁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全县40余所中、小学校附近60家商店、小卖部,不同程度存在销售超保质期、无生产日期、来源不清的食品、饮料等问题,一些商店还存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部分商店经营者未办理健康证或健康证过期等情况。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校园周边食品卫生安全依法具有监督管理责任。
【调查和督促履职】
通过实地检查、调查询问调查取证,中宁县检察院于2018年6月向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该局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杜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出现在校园周围及全县其它地区,及时督促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及健康证的经营者办理相关证照,对检察院发现的问题饮料查清后依法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行动,开展城乡结合部、学校食堂、校园周边等专项整治活动,重点对粮、油、奶制品、豆制品、饮品等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治理。先后检查食品经营单位2348户(次),检查食品加工单位292家,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16家经营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查获、没收23个品种的过期、无标签标识等不合格食品1325袋153公斤;对843家餐饮单位、72所供餐学校、35所幼儿园、4659名从业人员进行了检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24份。对中宁检察院发现的问题饮料,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按照饮料包装物上标识的生产地址,查到了该饮料的生产加工点,发现该加工店负责人在未办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从事饮料生产、加工活动,且生产的产品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识标签,执法人员现场对已生产的问题饮料及用于制作饮料的原料、包装物进行了扣押,并将该加工点予以查封,对此加工点的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本案的办理有效督促了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县食品生产、零售、批发行业的日常监管。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中宁县市场监管局对此次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开展的专项整治,不仅注重规范食品经营单位和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还注重加强对从业者健康状况的监管、对线索问题深入摸排打击,实现了全方位整治和净化,营造了安全、可靠的校园周边食品经营环境。
【指导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青少年缺乏判断能力的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有效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全面依法履职,严防“三无”食品对青少年造成的健康威胁。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所指出的问题覆盖全面、线索明确清晰,对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的监督指导作用,最终取得了全面整改、全员整顿的良好成效,真正达到了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一面的办案效果。
5、
福建省闽侯县食用油虚假非转基因标识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用油虚假非转基因标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食用油安全、偷工减料、非转基因虚假标识等问题,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促成问题整改。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闽侯县域内四家食用调和油生产商存在偷工减料、非转基因虚假标识等现象。这些食用调和油生产商通过在普通植物油勾兑出的低端油中添加低价大豆油等方式降低成本,以低价油冒充高价油,并在产品标签中虚假标注原料配比、虚假标识非转基因,以转基因原料冒充非转基因原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央媒曝光后,闽侯县人民检察院立即深入闽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州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监督其对涉案企业开展检查。2018年4月,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食用油安全、偷工减料、非转基因虚假标识等问题,分别向闽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州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涉事企业违法生产经营依法予以查处,依法采取没收涉案企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用油及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等措施。
闽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州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行动,成立专案组;对涉案产品展开调查,对涉事企业从原料采购、生产过程、购销台帐、库存产品和未使用的标签等进行全面清查;对涉案企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食用油问题整改。目前,央媒曝光闽侯县内的四家涉嫌生产标签不合格食用油的生产企业现已基本整改完毕,共没收封存约9700瓶、召回销毁46箱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油,涉案金额累计26万余元,共处罚款224.8万元。
【指导意义】
食用油是百姓关注的重点食品类型,转基因食品更是关系民生的敏感话题,检察机关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食用油安全、偷工减料、非转基因虚假标识等问题及时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应有担当。本案是全国率先通过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案例,通过规范标识,使转基因食用油信息更透明,有助于提升市场监管质量,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
6、
湖南省湘阴县虚假医药广告整治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虚假医药广告
【要旨】
虚假医药广告不仅误导观众消费,更有可能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同时对合格正规医药制品也起到恶意竞争和排挤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职能,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湘阴县电视台自2017年以来持续播放“鼻清堂”“九千堂五色灵芝胶囊”“百寿安益康胶囊”“苗老八远红外磁疗巴布贴”“腰息痛胶囊”等药品广告。该系列药品广告时长6-12分钟不等,在广告中变相使用国家领导人名义推荐产品,使用“当天服用,当天见效,只需90天,从头好到脚”“同时治疗80多种疾病”等宣传用语,称能有效应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腰椎病风湿骨病等多种疾病,聘请了本地多位慢性腰腿病患者、前列腺炎患者、中风患者、风湿患者作代言人推荐上述药品。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系列药品广告的播放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关于不得在广告中使用国家领导人形象,不得以专家、患者形象作疗效证明,不得以任何节目的形式发布,单条广告时长不得超过一分钟,广告播出内容不得与审核内容不一致等禁止性规定,存在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湘阴县检察院立案审查后分别向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以罚款。建议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责令县电视台停止播放违法广告,给予警告或并处罚款。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立即责令湘阴县电视台停播违法广告,湘阴县电视台于2018年4月30日停止播放此类广告。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对湘阴县电视台作出行政处罚,对广告主的行政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指导意义】
虚假医药广告多存在任意扩大产品适应症范围、绝对化夸大药品疗效等情形,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轻则致使消费者财产受损,重则导致消费者延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职能,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力整治了医药用品虚假宣传,有利于防止行政部门监管缺位现象的发生,维护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和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7、
浙江省宁波市“骚扰电话”整治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骚扰电话 公益侵害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干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骚扰电话”(广告推销电话),通过调查研究、多样取证等方式及时对具有监管责任的通信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对这一现象进行打击遏制,取得良好成效,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电话推销因成本低,成为房产销售、金融保险等领域常用营销方式,针对不特定的手机用户强行推送各类广告,数量多,频度高,干扰了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已成为“骚扰电话”。2018年上半年,宁波市发生120热线被骚扰事件。截至5月下旬,120急救电话累计接到楼盘推销电话1600余个,其中最多一天接到90多个,均为“0574— 2”开头的联通电话号码,严重影响宁波市急救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广告推销电话扰民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明确界定广告推销电话对公众的骚扰程度,海曙区检察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90%的受访者认为广告推销电话已成为“骚扰电话”,对居民正常生活和工作产生较大或很大影响,侵犯了公众利益,希望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约束和监管。同时,该院向海曙区40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放实名调查问卷,反馈结果与公众调查结果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相关规定,宁波市通信管理局依法应当对宁波市电信和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实行监管,对本区域内的广告推销电话扰民行为加以约束。但通信管理部门认为“骚扰电话”定义不明,缺乏法律处罚依据,没有积极履职。对于“骚扰电话”是否属于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的范围,海曙区检察院邀请浙江省内多位法学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一致认为“骚扰电话”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侵害,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为此,海曙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进行了调查,收集了逾2000个骚扰电话号码,查清了通信运营商—营销公司—群呼平台三者之间的利益链,并于2018年7月向宁波市通信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该局组织力量对当前“骚扰电话”扰民的现实情况、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立法机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改进和完善现行的电信业务管理办法。
2018年7底,宁波市通信管理局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法规处工作人员带领三大运营商宁波分公司的负责人到海曙区检察院,就检察建议作了回复。宁波市通信管理局制定了专项整改方案,通过加强电信业务和通信资源管理、增强技术防范力量、控制“骚扰电话”传播渠道、清理骚扰性硬件对“骚扰电话”进行整治。三大运营商宁波分公司也根据各自的业务情况采取了暂停经营性外呼业务、严控中继线业务、对无法提供安全承诺的平台停止服务等措施加以整改。2018年11月,海曙区检察院再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骚扰电话治理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800名受访者中,81.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有84.8%的受访者表示,前阶段呈泛滥之势的2和5固定电话号段骚扰电话已基本消失,治理效果明显,治理工作亦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办案过程中,海曙区检察院主动向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汇报本案工作开展情况,得到了省委书记、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的批示支持认可。《检察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相关栏目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本案的办理还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10余家国家级网络媒体、新浪、搜狐等各大综合门户网站的刊登转载,得到众多网民好评、点赞。
【指导意义】
针对“骚扰电话”治理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领域之内的问题,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均存在不同理解。海曙区检察院通过委托第三方开展社会调查,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名调查等形式,广泛征求民意,以具体的数据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有效证明了“骚扰电话”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检察职能,针对侵害不特定对象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行为,积极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切实维护公共利益,符合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也是检察机关的应尽职责。
在与通信管理部门沟通过程中,海曙区检察院始终强调,检察监督不是刁难挑错,而是为了共同推动解决骚扰电话这个难题,共同努力回应民生关切。行政机关通过积极回应检察监督,依法履职、有效保障人民权益,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树立政府公信力才。最终,通信管理部门和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根据检察建议要求,积极采取整改措施,促使宁波“骚扰电话”治理取得较好成效,宁波市民满意度显著提升,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
“骚扰电话”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继续研究完善部门之间的配合、联动机制,通过法律监督、行政监管多管齐下,实现综合治理、案件会商等制度化、长效化,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共同推进,让全国人民群众都能尽快享受到骚扰电话治理成效,享有一个清朗的通讯空间。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8、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检察院诉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要旨】
对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应当依法依规。地方政府通过补充协议、会议纪要等方式允许土地出让金暂缓缴纳的期限不可突破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丹东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达公司”)以66万元竞得北府花园地块,2013年8月,丹东市城乡规划局调整该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将总用地面积由40.48万平方米调整为32.24万平方米,规划容积率由1.24调整为1.96。因调整后实际建筑面积增加,经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与俊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需补缴土地出让金2884.4万元,2015年7月16日,丹东市政府会议纪要明确同意俊达公司缓缴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在内的各项费用。但直至2018年1月,俊达公司未依法缴纳出让金,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也未依法收缴。
【调查和督促履职情况】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月17日向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向俊达公司追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违约金。国土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仅向俊达公司发出了催缴通知书,并以执行市政府会议纪要为由,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2018年11月7日,振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和适用市政府会议纪要。本案的会议纪要是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之后作出,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在期限届满前并未依规履职,属于违法。同时,根据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缓缴的最长期限为一年,但本案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一年内,丹东市国土资源局既没有作出相应的履职行为,也没有另外与俊达公司签订变更、补充协议,针对缓缴问题作进一步约定。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后,丹东市国土资源局积极表达对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解和支持,并表明积极履行职责,争取早日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追缴到位。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工作中,对政府会议纪要的理解和适用,直接影响对行政机关是否全面正当履职的判断标准。行政机关在以政府会议纪要等地方性文件作为履职依据时,应当从依法的角度落实,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在效力和层级上都不可突破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章等的规定。
9、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郭某某等人生产、销售硫磺熏制辣椒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非食用添加剂 惩罚性赔偿金 多方协调
【要旨】
侵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或侵害危险的,检察机关可以在履行公告程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可主张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信丰县大阿镇民主村郭某从事辣椒生意期间,采用添加剂硫磺熏制辣椒以达到防霉、耐存储的目的。2017年8月18日,信丰县公安局、大阿工商分局在郭某家中查获14943.8斤辣椒,现场扣押辣椒5780斤,同时对剩余的9163.8斤辣椒采取现场查封的方式贴封条封存在郭某家中的仓库内。后郭某私自撕去封条将封存在其仓库的9163.8斤辣椒销售流入市场。经信丰县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在郭某家中提取的辣椒样品中,半干辣椒和湿辣椒中二氧化硫含量分别达到4.40g/kg、4.65g/kg,均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0.2g/kg的上限20多倍。
【调查和督促履职】
经调查核实,郭某将被查封在其仓库的6862.8市斤半干辣椒和2301市斤湿辣辣椒私自变卖,其将硫磺严重超标的辣椒销售给他人,足以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侵害危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对案涉干辣椒是否对不特定消费者造成侵害的关键问题,赣州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行政机关提供的已有证据“三性”存疑的情形下,积极引导侦查,制定调查提纲,先后多次直接到案发地调查,询问当事人、证人,补充完善相关证据,确保了案件基本事实证据到位。同时,根据本案的案件推进状况,赣州市检察院对发现的线索价值、事实认定难点、证据转化和成案情况反复研究,推敲诉讼请求、庭审预判等。此外,赣州市检察院注重多方沟通,及时请示汇报,争取上级检察机关支持;与法院密切沟通,就案件受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诉讼请求、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等方面的问题反复磋商,达成一致意见,确保案件顺利进入诉讼程序。
赣州市检察院于2017年10月在《新法制报》上刊登公告,依法公告督促有权提起诉讼的适格主体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无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8年6月,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郭某支付其所生产、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硫磺熏制食用辣椒价款十倍的赔偿金;2.判令被告承担现场扣押的5780斤硫磺熏制辣椒销毁费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3.判令被告在《赣南日报》或赣州广播电视台等市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赣州市中级法院院受理后于2018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是否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等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围绕被告侵权行为及危害性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发表意见,出示了五组证据逐项进行了举证、质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陈述和辩论。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委主任委员,部分省、市人大代表,省检察副检察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中级法院院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员、全省三级检察人员、媒体记者旁听,庭审全程网络直播,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此外,检察机关在走访市场、政府的过程中,积极宣讲检察公益诉讼重大意义和具体职能,赣州市院还结合本案专门制作了一期微信广泛宣传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公益诉讼开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指导意义】
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对消费者个人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作出明确规定,但对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是否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没有明确。惩罚性赔偿有利于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减少其再违法犯罪的机会,也能对其他的违法者起到警示作用。赣州市检察院深入研究公益诉讼职能,在引导办案、固定证据、多方协调方面做出大量努力和尝试,注重做好前期工作,克服多重阻力困难,最终使各方争议达成一致,取得案件的胜诉结果,为当地公益诉讼工作打开了局面。
10、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检察院诉李某等人跨省倾倒固体废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 跨省倾倒固体废物 生态环境修复
【要旨】
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污染环境犯罪的同时,可以运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刑事被告人及相关侵权行为人履行治理、赔偿等义务,促进生态环境的及时修复。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李某在无固体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成立某环保服务公司,与黄某、张某等人共同实施工业污泥的跨省非法转移和处置。2017年10月中下旬,李某从江苏、浙江等9家企业收集工业污泥共计2500余吨,黄某通过联系运输船主高某、沈某、张某,先后两次将污泥运至安徽铜陵长江边,吴某、林某、朱某、查某联系浮吊老板潘某,将污泥直接倾倒于铜陵市江滨村江滩边,造成长江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经鉴定,倾倒的污泥等固体废物中含有重金属、石油溶剂等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区域的地表水、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介质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造成包括应急监测、应急清运和应急处置等公私财产损失共计790余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310余万元。此外,被告人李某、黄某、张某等人还涉嫌非法倾倒4410余吨工业污泥未遂。
【调查和督促履职】
案件发生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此案,完善固定了长江生态环境受污染、破坏的证据。同时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有力证实了涉案企业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2018年7月16日,芜湖市镜湖区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等12人犯污染环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对上述被告人及9家源头企业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共同赔偿因非法倾倒污泥造成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应急处置、环境损害修复、鉴定评估费用等各项赔偿共计人民币1302万余元。2018年10月15日,芜湖市镜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万元不等。判处涉案9家源头企业与各被告人在各自非法处置污泥的数量范围内承担相应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在省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目前,涉案9家企业赔偿金1302万元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指导意义】
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工作服务和保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当前长江沿线破坏生态环境类型多样,跨省市倾倒固体废物案件时有发生,行为手段隐蔽,危害后果严重。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综合发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多元职能作用,既依法严惩危害长江生态环境犯罪,又充分履行了公益诉讼职能,加强了长江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同时通过责令涉事企业和个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金,为生态修复提供了保障。通过办案实现了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纠正违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相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已于2020年8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2020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法释〔202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来,有关方面就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也向本院提出了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张其权利受到侵害并提出保全申请,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迅速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裁定。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发出的通知后,应当及时将权利人的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平台内经营者,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权利人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三、在依法转送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因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等权利人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导致的延迟,不计入上述期限,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四、因恶意提交声明导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终止必要措施并造成知识产权权利人损害,权利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请求相应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五、知识产权权利人发出的通知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但其在诉讼中主张该通知系善意提交并请求免责,且能够举证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属实后应当予以支持。
六、本批复作出时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批复;本批复作出时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13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13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理量的建议收悉,经商环境保护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察机关试点提起公益诉讼授权决定施行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各级人民法院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有序开展,稳步推进,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诉讼制度,进一步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一、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
通过两年多的审判实践,人民法院探索、完善、细化了一系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规则。一是拓展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环境公益诉讼类型从传统侵害大气、水、土壤等常见环境要素的诉讼类型逐步拓展到湿地、自然保护区、濒危动植物等其他环境要素的诉讼类型;从自然环境范畴的公益诉讼拓展到人工环境范畴的公益诉讼;从实际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产生的公益诉讼拓展到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产生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逐步扩大。二是细化了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了社会组织起诉资格要件,结合审判实践遇到的问题,通过腾格里沙漠系列公益诉讼案和南平破坏生态公益诉讼案的审理,在现有公益组织起诉积极性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公益活动时限,明确依法运行并具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能力的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权,推动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三是发挥了支持起诉制度功能。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支持起诉制度,明确支持起诉人列入裁判文书,扩大支持起诉机关的类型,鼓励建立多元化支持起诉模式,推动支持起诉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为相对弱势的社会组织提供法律咨询、调查取证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使支持起诉制度真正在诉讼中得以广泛运用。四是着力解决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人民法院着力解决环境损害鉴定中存在的鉴定难、鉴定贵问题,肯定审判实践中由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就鉴定意见或者因果关系进行专门性陈述的做法,探索人民法院聘请技术专家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广技术专家对取证技术、损害事实、损失数额、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的评估和咨询,广泛发挥技术专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五是探索了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衔接。人民法院通过部分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明确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审查标准,明确对原告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案件的处理,明确行政监管过程中形成的证据移送方式,督促负有环境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推动建立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六是明确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责任体系。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创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和修复费用支付方式,以自行修复为原则,替代性修复为补充,广泛运用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推动环保设施投入,承担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以修复为核心的环境责任体系的建立。
二、关于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的问题
环境保护部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惩处力度。自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974件,实施查封扣押案件9622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5211件,移送行政拘留案件3968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963件,同比分别上升36%、130%、68%、91%、16%。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安徽、河南、山东等7省案件数量达1000件以上,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宁夏等各省(区、市)积极查办大案要案,取得积极成效。
此外,各级环保部门积极推动执法信息公开。各省级、地市级环保部门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环境违法曝光台"等信息公开专栏。环境保护部按季向社会公布严重超标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6年前三季度共169家次;地方环保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限产39家次、停产19家次、罚款101家次约1.52亿元,严重超标企业数量明显减少。
下一步,环境保护部将继续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厉责任追究,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让企业为环境污染付出应有的代价。
三、关于推进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
自全国人大授权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以来至2017年4月,各地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7013件,其中诉前程序案件6203件,提起诉讼案件810件。诉前程序案件中,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3830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30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多次召开试点工作会议,加大监督指导力度,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底,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和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954件、审结462件。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219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735件,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对于督促和加强环境行政执法,预防生态环境损害,追究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的法律责任,发挥了积极作用。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和的决定》,明确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障力度,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将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受理和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环保部门的。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中,就有诉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环保局、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环保局两起行政公益诉讼案。对此,环境保护部坚决支持,对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地方环保部门,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非常有效的监督手段。环境保护部还将积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全力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在诉讼主体、适用范围、衔接配合等方面,认真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继续加大工作力度,配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开展各项工作,确保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落到实处。
四、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专业辅导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是新类型案件,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在职责范围内,继续大力支持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适时加大对环保组织辅导和培训力度,共同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7月19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
送达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事项,是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民事案件、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提高,送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瓶颈之一。为此,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改进和加强送达工作,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全面推进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统一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规范送达地址确认书内容,提升民事送达的质量和效率,将司法为民切实落到实处。
一、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基础。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当包括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告知事项、当事人对送达地址的确认、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和变更方式等内容。
二、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应当包括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接收民事诉讼文书的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三、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告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以及拒绝提供送达地址、提供虚假地址或者提供地址不准确的法律后果。
四、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对其填写的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等事项进行确认。当事人确认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已知晓人民法院告知的事项及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法律后果,保证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同意人民法院通过其确认的地址送达诉讼文书等,并由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签名、盖章或者捺印。
五、人民法院应当在登记立案时要求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笫七条的规定处理。
六、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当事人变更送达地址,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当事人未书面变更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七、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八、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
(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枓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
九、依第八条规定仍不能确认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住址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十、在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电子送达适用条件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探索电子送达及送达凭证保全的有效方式、方法,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专门的电子送达平台,或以诉讼服务平台为依托进行电子送达,或者采取与大型门户网站、通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通过专门的电子邮箱、特定的通信号码、信息公众号等方式进行送达。
十一、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传真发送和接收号码、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邮箱、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打印传真发送确认单、电子邮件发送成功网页,存卷备查。
十二、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査。
十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探索提高送达质量和效率的工作机制,确定由专门的送达机构或者由各审判、执行部门进行送达。在不违反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可以积极探索创新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十四、对于移动通信工具能够接通但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外,可以采取电话送达的方式,由送达人员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书内容,并记录拨打、接听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内容,通话过程应当录音以存卷备査。
十五、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笫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
十六、在送达工作中,可以借助基层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力量,加强与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做好送达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要求基层组织协助送达,并可适当支付费用。
十七、要树立全国法院一盘棋意识,对于其他法院委托送达的诉讼文书,要认真、及时进行送达。鼓励法院之间建立委托送达协作机制,节约送达成本,提高送达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73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73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处理好“放权”与“监督”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细化界定裁判者和监督管理者各自的职责边界,在原有基础上健全完善与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配套监督和管理机制,努力实现“有序放权,规范用权,监督有度,严格限权”,加快推进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确保执法司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政法委指导下,围绕这一主题,面向全国法院开展书面调研,并赴江苏、湖北法院开展实地调研。经认真研究,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客观中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对人民法院健全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坚持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制定印发3个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框架性文件,并围绕健全完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审判权责清单制度、完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健全统一法律适用机制、推进法官惩戒制度改革、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制定印发10多个基础性改革文件,推动审判监督管理制度体系涵盖全面、结构清晰、指向明确、相互协调。
一是重塑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取消案件审批制,确立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全国法院98%以上案件的裁判文件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建立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作为法官办案专业咨询平台、院庭长监督管理平台、统一法律适用平台,不断强化对审判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管理。
二是健全完善审判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各类人员审判权责行使界限。制定印发适用于全国法院的审判权责清单指导意见,下发通知要求各高院制定完善本院审判权责清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并督促指导辖区各级法院制定本院清单报上级法院备案,明确院庭长、审判组织和法官依法行使职权的边界和责任,确保审判权、监督权界限清晰、规范行使。
三是加强院庭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机制建设,推动由盯人盯案向全流程信息化监督管理转变。以抓“关键少数”作为加强监督工作力量的突破口,推动建立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要求院庭长对“四类案件”(主要包括重大疑难复杂等情形)实行重点监督,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构建全院全员全流程的监督管理机制。院庭长从审批个案实体性裁决事项,转变为依法审核程序性事项、综合指导审判工作、督促统一法律适用、全程监管审判质效、有效排除案外干扰。
四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推动构建科学的办案问责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意见,建立法官惩戒机制,切实提高法官惩戒制度公信力,实现依法及时惩戒与强化履职保障相统一,为促进审判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落实办案责任制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全国省级层面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督促指导各地法院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辽宁、山西、云南2020年对26名法官采取了惩戒措施。
五是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为防止司法审判活动受到外部不当干预,中办、国办印发了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司法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交往等情形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简称“三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判断标准、记录流程、例外情形、报送程序和特别事项等,建立四级法院违规干预过问案件直报系统,严格执行每月报告制度,从源头上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当前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中还存在制度落实不到位、重点案件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类案不同判”等问题,不利于保障案件公正高效审理。如有的同志认为强调审判监督管理是要走回个案审批的“老路”,有的院庭长不敢、不会、不愿监督管理现象仍然存在,个别法官排斥、抵触监督管理,案件评查工作机制不够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尚不健全等。
针对这些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等重点工作,充分吸纳您的建议,不断强化监督意识,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平台,提升监督效能,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提供有力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在各级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下,落实法院党组党内监督主体责任,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二是加强司法责任制政策宣传解读。编写出版《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读本》,讲清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的内在统一性,营造主动接受制约监督的良好氛围,使广大干警强化行使权力必受制约监督的思想观念,习惯于在受制约、受监督环境中行使审判权力。
三是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指导各级法院进一步完善审判权责清单制度,明确裁判权和监督权行使边界。坚持事中监督、全程留痕、组织化行权原则,研究制定院庭长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工作规程,进一步明确“四类案件”的识别发现、启动监督、结果运用等工作程序。
四是强化上级法院审级监督职能。落实二审终审制,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重点评查讲评,充分发挥第二审程序在统一法律适用和确立裁判尺度上的作用。
五是提升监督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对地方法院平台建设的指导支持,依托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推动将需要提起监督程序的案件标准更好嵌入办案系统,实现信息化提取分析、自动触发提示、操作全程留痕。进一步完善类案强制检索机制,确保裁判尺度正确、统一。推动建立统一类案检索数据平台,不断完善平台功能,逐步实现类案快速检索、报告自动生成、类案精准推送。
六是完善制约监督配套机制。完善法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确保法官不因正常履行审判职责而受不当追究。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提高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专业性、权威性,加强评查结果与绩效考评体系的有机衔接,探索案件质量评查与法官惩戒机制有机融合。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社会监督等各类主体外部制约监督机制,不断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指南
(2021年)
为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申请再审权,方便当事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第一条 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二审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二条 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二审民事判决、裁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再审申请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主要证据和诉讼程序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有错误的;
(二)原判决、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第三条 下列情形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最高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
(二)当事人将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案件;
(三)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四)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案件;
(五)再审判决、裁定;
(六)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的案件。
(七)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第四条 当事人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且符合本指南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下列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不予受理的裁定;
(二)驳回起诉的裁定。
第五条 再审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判决、裁定、调解书列明的当事人;
(二)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所提出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的案外人;
(三)上述当事人或案外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
第六条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一般应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委托律师有困难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七条 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告知后十日内予以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予补正的,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第八条 当事人根据本指南第二条第一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第八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
第九条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可以下列方式提出:
(一)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中国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人民法院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在线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
第十条 再审申请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第十一条 再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列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所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二)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名称,判决、裁定、调解文书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须列明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项)及具体事实、理由。当事人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再审申请书列明的再审事由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不服高级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的,再审申请书列明再审事由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并在再审申请书中声明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适用的诉讼程序没有异议,同时载明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焦点、生效裁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论证理由和依据。再审申请书未列明再审事由的,应当补充;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明确表述;
(六)再审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二条 再审申请人除应提交符合规定的再审申请书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二)委托他人代为申请,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函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应提交基层法律服务所函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以及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隶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
(三)申请再审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判决、裁定、调解书系二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四)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五)支持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和再审请求的证据材料;
(六)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的,应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新证据副本。
第十三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应使用A4型纸,同时可以附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可编辑的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文本(WORD文本),并提供所有纸质文件的便携式格式文本(PDF文本),将上述两种格式的电子文本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中,与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第十四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或者有人身攻击等内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应当补充或改正。
四、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部、各巡回法庭及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窗口负责审查接受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第十六条 再审申请人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再审材料的,应当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按照提交登记表的顺序,由接谈法官审查其再审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以及材料是否齐备。
第十七条 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且材料齐备的,应填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一式两份,签名并注明日期,由接谈法官加盖最高人民法院收取诉讼材料专用章后返还一份清单。
再审申请人应同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十八条 再审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指南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的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材料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及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二)在信封上注明提交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在信封上注明来信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第十九条 再审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出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但申请再审案件材料不齐备或需要改正的,应当按要求予以补充或改正。
六、在线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
第二十条 当事人在线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指南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的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材料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及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二)上传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可编辑的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文本(WORD文本),并提供所有纸质文件的便携式格式文本(PDF文本);
(三)填写送达方式、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二十一条 再审申请人在线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立案受理。但申请再审案件材料不齐备或需要补正的,应当按要求予以补正。
七、涉外民事案件申请再审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二条 涉外民事案件中的外国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人为外国人的,应当提交其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护照复印件,或能证明其身份信息的其他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外国企业或组织的,应当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及代表人身份证明。上述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代表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在人民法院法官见证下签署,或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机构的公证书。
八、其他
第二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可供查询民事申请再审相关规定和诉讼文书样式,提交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网址为ssfw.court.gov.cn。也可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查询。
第二十四条 申请再审材料邮寄地址:
最高人民法院本部 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登记四室,邮政编码:100062。如需实地查询请到北京市朝阳区南四环肖村桥南顶路红寺村316号最高法院申诉信访大厅办理。
第一巡回法庭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518000。
第二巡回法庭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110179。
第三巡回法庭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珠北路88号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210031。
第四巡回法庭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33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430070。
第五巡回法庭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06-9号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400021。
第六巡回法庭 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港兴二路6116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71003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高检发〔2019〕10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已经2019年8月 20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七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法规文件特别是“三个规定”,顺应作风建设新要求,坚持执纪从严,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落实办法和措施。特别是各级院党组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各地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8月23日
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强化对检察人员行使权力的监督,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规范行使,根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政策和检察纪律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检察人员,是指在检察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的干部职工。退(离)休人员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适用本实施办法。
本实施办法所称重大事项,是指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干部选拔任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监督执纪等活动。
第三条 检察人员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为民宗旨,坚守初心使命,依法履行职责,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不得违反规定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利害关系人说情打招呼。领导干部不得授意、纵容、默许身边工作人员、近亲属违反规定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正常进行。
因履行法定职责需要,向承办人员了解正在办理的重大事项有关情况的,或者对正在办理的重大事项提出指导性意见的,应当依照法律程序或工作程序正式提出。仅以口头或者短信、微信、电话等形式私下提出的,由承办人员作为日常工作记录在案后,依程序办理。
第四条 对下列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行为,检察人员应当全面、如实、及时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适时报告。
(一)在司法办案中,直接或者请托他人过问案情,转递涉案材料,打招呼说情,或者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直接或者请托他人过问酝酿动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讨论决定干部等情况,谋求关照,或者干预、插手干部选拔任用的;
(三)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中,直接或者请托他人过问有关项目、工程的投资决策、承发包、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情况,要求提供便利,或者干预、插手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的;
(四)在监督执纪中,直接或者请托他人过问内部监督、巡视巡察和信访受理、线索处置、初核立案、性质认定、审查调查组组成等情况,帮助被审查人传递材料、信息,或者施加影响干预的;
(五)其他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情形。
第五条 对来自熟人、亲友、同学、战友等各方请托,违反规定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属于本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均应记录报告。
第六条 以下因工作职责了解过问重大事项的,不适用本实施办法。
(一)领导干部在主管或分管工作范围内通过正常工作程序收到群众来信、舆情信息后作出批示的;
(二)领导干部在主管或分管工作范围内对反映检察机关的情况和问题要求核查和反馈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正常渠道交办转办的案件。
第七条 承办人员对于过问了解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行为,一时难以判定是否违反相关纪律规定的,或者对本单位以外人员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均应当记录在案。
第八条 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实行零报告制度。
承办人员记录的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的情况,应当在每月3日前向驻院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务督察部门汇总报告上个月记录情况,重大紧急情况应当及时报告。
第九条 检察人员依规按程序报告记录事项的,应当严格遵守保密方面制度规定。
第十条 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到或者发现的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的情况,根据其性质和程度,进行综合分析与研判后,依职权按程序作出处理,并督促落实治理预防措施。
第十一条 承办人员对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的情况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视情采取约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等措施;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和检察纪律规定等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有关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
第十二条 承办人员如实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情况,受法律和组织保护。
对如实记录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情况的承办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和检察纪律规定等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各级党组织应当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记录报告制度落到实处。对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经审查构成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和检察纪律规定等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人员过问或干预、插手重大事项的情况和承办人员相应的记录情况,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工作业绩考核体系,作为考察检察人员是否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表
过问或干预、插手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时间
方式
□电话□来信□来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转递材料□其它
内容
要求
重大事项名称
□司法办案□干部选拔任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监督执纪
你认为对方是
□反映情况□过问了解□干预□插手
填报人
签名:年 月 日
所附材料
备注
注:1 “方式”、“重大事项名称”和“你认为对方是”栏中,请结合实际,在相应“□”中填“√”。
2 未明确表达意图或意图不好判别的,“要求”一栏可不填写。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2日)
目 录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检察院诉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镇羌堡行政公益诉讼案
3、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敦煌莫高窟行政公益诉讼案
4、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安平桥文物和文化遗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薛福成墓及坟堂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6、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7、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客家围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8、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德邻公寓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检察院诉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盗掘古墓葬 委托评估 回填修复
【要旨】
违法行为人构成妨害文物管理罪相关罪名,并对文物造成实际损害,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文物修复责任并公开赔礼道歉。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谢某某提供作案工具及车辆,与杨某某、李某某等8人共同盗掘乌图布拉格土墩墓(第六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因盗洞塌方渗水,盗掘行动被迫停止。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认定,盗掘人员采用掏挖盗洞的方式进行盗掘,盗洞深处已达墓葬封堆下中部位置,接近墓室,盗掘行为已对墓葬本体造成了严重破坏。
【调查和诉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博乐市院)在审查谢某某等9人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案时,发现上述9人盗掘古墓葬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该案线索移送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审查。
为确定盗掘行为对古墓葬造成的损害价值,博乐市院委托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现场勘察、评估修复费用,该所出具《关于博乐市乌图布拉格1号墓群(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被盗墓葬现场勘察报告》,确定墓葬盗洞深处已达墓葬封堆下中部位置,已接近墓室,盗掘行为已对墓葬本体造成了严重破坏;结合新疆伊犁地区同类型土墩墓的发掘工作,初步判断被盗乌图布拉格土墩墓所属年代为战国至汉代时期,从墓葬规模来看,其体量巨大,等级较高;依据国家文物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盗挖区域盗洞回填修复费用为人民币44592.24元。
2020年5月22日,博乐市院决定对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违法行为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并于同日在国家级媒体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同年6月22日,博乐市院向博乐市文旅局发出征询函,征询其是否对谢某某等9人提起诉讼。该局书面回复尚不具备起诉能力,请博乐市院按照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职责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9月7日,博乐市院向博乐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承担乌图布拉格1号墓盗洞回填修复费用44592.24元,并通过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20年9月9日,博乐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公诉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宣读了本案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自治区文物考古所出具的《关于博乐市乌图布拉格1号墓群(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被盗墓葬现场勘察报告》等证据,证明了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破坏了古墓葬的完整性,改变了古墓葬内文物的原有保存环境,不利于古墓葬内文物的继续保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当庭认罪悔罪,并将44592.24元盗洞回填修复费用交至博乐市人民法院账户。9月10日,9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发布赔礼道歉公告。9月24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谢某某等9名被告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2020年10月13日至16日,博乐市文旅局使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缴纳的盗洞回填修复费用,在自治区考古所专家现场指导下,对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进行回填修复,并在古墓葬周围立起围栏及标识。
【典型意义】
盗掘古墓葬严重危害文物安全。本案中,违法行为人盗掘古墓葬致使墓葬受到严重破坏,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委托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出具勘察报告,准确确定其修复责任和费用,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保证被破坏文物得以有效、专业的修复,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有益样本。
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镇羌堡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城遗址保护 政府主体责任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政府组织的工程施工导致的文物受损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注重对文物的依法保护。
【基本案情】
镇羌堡位于陕西省府谷县新民镇新民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是府谷长城线上最南端的一个军事战略防御重镇。2019年4月,府谷县新民镇政府未经文物管理部门审批,经招标投标,由榆林市汇泉盛建设公司在镇羌堡内进行5段步行道路混凝土基础和4条防洪排污管网铺设的施工建设。该路基和防洪排污管线建设同时穿过了镇羌堡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因施工单位未对镇羌堡鼓楼周围采取围挡措施,致使鼓楼墙体被水泥泥浆污染,墙角部分砖块脱落,城墙下堆积了大量的建筑垃圾。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6月,府谷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府谷县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和照片,称“镇羌堡遭到破坏”。该院经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取证,调取文物档案,以及询问镇羌堡内居民、施工工人、新民镇政府工作人员后查明了公益受损事实。2019年7月4日,府谷县院依法分别向新民镇政府、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以下简称县文旅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在明长城镇羌堡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施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护文物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新民镇政府立即停止施工,撤出所有施工机具,清理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对文物本体采取围挡保护措施,成立了镇文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辖区内文物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府谷县文旅局发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对停工后路面留下的检查井口、排污口和管涵(注:埋在地下的排污、排洪、自来水管道)采取了临时防护措施;委托文物勘探工作队等部门编制了《文物保护方案》《文物影响评估》等,邀请专家评审论证,现已按照陕西省文物局批准方案完成整改。同时,府谷县文旅局对全县文物和长城遗址点段进行排查摸底,梳理出隐患点段16处;与新民镇政府对镇羌堡城墙附近、堡内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为进一步加强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府谷县政府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建立由县文旅局包片、文管办包镇、长城保护工作站包线、群众文保员包点、镇政府包辖区的网格化文物安全和长城保护管理体系。确立了长城保护政府主导和“属地管理”,文物行政部门承担监管责任,基层文管所等长城点段实际管理者承担直接责任的常态化文保管理机制。同时建立长城巡查保护长效机制,一方面加大文物巡查保护经费投入,加强长城巡查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加强文物保护执法力度,与基层派出所在重要节点处设立文物保护警务室。
2019年10月份,府谷县院对案件开展跟进监督,确认镇羌堡鼓楼和镇羌堡城墙墙体被污染的部分已恢复原貌,堡内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已清理干净。2020年5月,府谷县院与县文旅局联合开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就辖区内长城遗址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存在的垃圾堆放、违建房屋、电力移动等部门在长城红线内设立的信号塔、煤矿采空导致长城塌陷、铺设开挖高位水池排水管道、未设立保护标志和界碑等问题共发出检察建议14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安装长城保护标志石碑45块、保护说明牌80块、石质界桩120根,拆除长城红线内违建房屋5间,厕所1处,对需要抢险加固维修的镇羌堡、守口墩烽火台立项申报,对因煤矿采空影响长城遗址安全的2个煤矿采取地面监测、留设保安煤柱等方式监测,以保护长城遗址安全。
【典型意义】
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系中国首批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本案中,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过程中,未依法对长城遗址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导致文物受损,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促进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利用协调发展。
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敦煌莫高窟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圆桌会议 协同多部门履职
【要旨】
文物保护需要与环境、资源、安全等相关领域系统治理。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协同优势,以召开圆桌会议等形式,推动多部门共同履职,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促进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协调推进。
【基本案情】
甘肃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至今,敦煌三危山下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敦煌市敦盛石业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石料厂和砂矿违反文物保护禁止性规定,在作业过程中炸山采石,乱挖乱堆,破坏山体形貌,生产作业产生的粉尘对莫高窟的生态环境、景观形象和文物安全造成危害隐患,同时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也造成极大困扰。其中4家石料厂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环评手续齐全,且完成环保自主验收。另1家建筑用砂矿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完成环保自主验收。
2016年以来,甘肃省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针对4家石料厂未采取有效控制、减少粉尘排放措施,未安装污染防治措施和破碎生产线等问题,多次督促整改,并作出行政罚款、责令停止生产等行政措施。敦煌市应急管理局对4家石料厂未按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使用淘汰工艺等不符合安全生产的行为,亦多次采取下达安全生产执法文书、作出行政罚款、责令限期整改等行政措施,但违法行为始终未得到有效遏制。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1月,酒泉市人民检察院将群众举报的该案线索交敦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敦煌市院)办理。敦煌市院通过走访调查、征询意见、调取证据、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涉案4家石料厂及1家砂矿均设在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之内,石料厂和砂矿在长期生产作业过程中对莫高窟及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严重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该案涉及负有行政监管职责的部门多且存在职能交叉,敦煌市院于2020年1月15日采取公开宣告的方式分别向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敦煌市自然资源局、敦煌市应急管理局、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等4家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各单位依据职责对敦煌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设置的石料厂和砂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石料厂采用的爆破、挖掘作业等活动责令停止,并进行限期治理和拆迁整改,尽快消除文物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确保莫高窟文物安全及周边环境和山体形貌免遭破坏。
2020年3月13日,4家行政单位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由敦煌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敦煌市三危山下石料厂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在2020年8月31日之前对石料厂全面停工停产,12月31日之前完成拆除搬迁和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恢复治理。各相关行政单位在整改期间,依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监管工作,按期完成石料厂关闭退出工作。为进一步督促各行政单位依法履职,严格按照方案的目标要求、完成时限和具体措施整改落实到位,2020年4月25日,敦煌市院组织召开落实整改圆桌会议,省、市文物部门、敦煌市政府、敦煌研究院和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单位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余人参加,共同协商解决石料厂关闭退出相关事宜,助力莫高窟文物和三危山景区环境保护。8月底,4家石料厂已全部停工停产,如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整改任务。截至2020年11月,酒泉市自然资源局已委托第三方对石料厂剩余矿产资源量进行核实,重新划定了矿权范围,正在依法办理出让手续。目前,1家石料厂的设施已搬迁完毕,3家石料厂已联系好搬迁地点,搬迁的相关事宜正在协调当中,其他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敦煌市文物资源丰富,有“千佛洞”之誉的莫高窟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指示,要加强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本案是全省检察机关与文物部门联合开展“国有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取得的成果。本案文物安全隐患形成原因复杂,所涉监管部门多、职责不清,且涉及多家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协同多部门出台共同遵循和执行的文物保护方案,在推动国有重点文物保护的同时也保障了地方民营经济的绿色发展。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安平桥文物和文化遗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非遗活态传承 诉前圆桌会议 跨域协作
【要 旨】
保护文物应当同时加强对文物承载或关联的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检察机关回应华侨、台胞关切,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作用,推动多部门联动执法、协同治理,破解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难题。
【基本案情】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2020年中国唯一申遗项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是该申遗项目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安平桥横跨泉州晋江、南安两地,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石桥。因经年累月风沙侵蚀,桥墩、桥板、渡头石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邻近村民擅排污水,致安平桥周边污水横流、水体发臭,传统风貌遭到破坏。当地“嗦啰嗹”“掠鸭”非遗项目与民众生活融合不够,导致闽南民俗文化面临传承危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1月,台湾团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安平桥时,呼吁对该文物及其周边生态文化环境开展综合治理、协同保护。为此,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依托“驻安平桥景区检察工作室”加强对安平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巡查,发现安平桥部分桥墩下沉,存在塌陷风险;当地“嗦啰嗹”“掠鸭”等非遗项目与民众生活融合较少,传统文化面临传承危机;安平桥周边水体发臭等问题,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督促解决这些问题,该院决定立案审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本案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涉及到晋江、南安两地多部门跨域协作问题。为此,晋江市院联合侨台外事、文旅部门、属地政府等部门召开诉前圆桌会议3次,邀请人大代表、侨联代表列席6人次,邀请文保专家、环保专家到场指导10人次,现场巡查督促5次,多次深入安平桥周边村镇,走访非遗项目传承人,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经过对安平桥的文物修缮、周边污水整治、非遗项目传承等方面充分论证,2019年5月,晋江市院向该市文化和旅游局、安海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各相关监管部门按照检察建议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晋江市文旅部门组织编制安平桥等文物的修缮方案并积极向上申报;安海镇政府将“嗦啰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当地的元宵、端午、中秋民俗完美结合,在安平桥生态公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增进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水利、生态等部门联合推进安平桥周边污水管网纳入市政管理工作。目前,晋江市投入200余万元对安平桥涉危桥墩抢险加固,投入300万元对黑臭水体进行整治,并预算追加2200万元用于安平桥地质资料勘探监测和主体修缮、周边城市管网铺设和安海湾水域整治及开展“嗦啰嗹”等非遗项目传承活动。
经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截至2020年11月,安平桥桥墩已完成加固,渡头石周边垃圾全部清理,水体监测COD值持续下降,安平桥主体修缮项目稳步推进,三大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开展如火如荼,被妥善保护的古桥与碧海相映成趣,呈现出鸥鸟群嬉、海天一色的美好景象,获得了人大代表、海内外乡贤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典型意义】
安平桥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灿烂的海丝文化,寄托着两岸民间守望相助的情怀。检察机关回应公众关切,通过诉前圆桌会议推动多部门联动执法、协同治理,不仅注重保护文物本身,还督促治理文物周边生态环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深度挖掘安平桥及其周边立体、多元、丰富的人文、生态、产业、公益价值,营造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薛福成墓及坟堂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古建筑保护 无人机取证  长效机制
【要旨】
检察机关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修复被毁坏的古建筑,同时加强类案监督和源头治理,发挥检察一体化职能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加强文物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为防控同类侵害危险提供依据。
【基本案情】
薛福成墓及坟堂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军嶂山东麓的龙寺生态园内,属于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无锡梅梁湖核心景区,2003年6月被核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薛福成墓坟堂屋内,部分场地杂草丛生,堆放有大量树枝、草杆及其他废旧物品,屋顶已损毁缺失约四分之一,并压有类似彩钢瓦的大块杂物;坟堂屋保护范围内南面第一排建筑被改建为茶叶加工厂,厂房内放置有加工设备,厂房后侧有三根排污烟囱;厂房将薛福成墓与坟堂屋完全隔断,并将坟堂屋完全封闭在厂房后侧,文物原状及历史风貌受损严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滨湖区院)接到文物保护爱好者举报后立案审查。承办检察官多次前往现场实地勘察,对照文物基本资料,确定文物保护单位遭到损毁的实际情况。运用无人机技术对被封闭的坟堂屋整体状况及内部情况进行了拍摄,固定其遭受破坏的证据。对比谷歌地图历史图像以及航拍图片,发现茶叶加工厂房为2013年下半年占用部分庭院新建,该行为发生在坟堂屋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经调查核实确定了两方面问题:一是该茶叶加工厂厂房建设未经审核,违反了太湖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二是在坟堂屋保护范围内擅自建造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厂房,违反了文物保护法律规定。
为切实保护薛福成墓及坟堂屋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区,滨湖区院于2018年7月17日、20日分别向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单位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处理,并建议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在全区范围内排查、整改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即组织人员开展现场调查,核实薛福成墓及坟堂屋建筑全部位于梅梁湖景观规划核心景区范围内,茶叶加工厂属无锡龙寺生态园有限公司的违法建设,违反了《江苏省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遂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二十万元并责令其在六个月内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2019年6月,无锡龙寺生态园有限公司按要求缴纳了罚款并拆除了违法建设。
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会同市局有关专家、设计单位人员赴当地街道现场实地查看情况,结合目前使用情况及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委托具有文物修缮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了修缮设计方案,报上级单位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2020年8月,坟堂屋修缮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坟堂屋重新向社会公众展现其历史风貌。
在本案基础上,滨湖区院开展了类案排查,发现无锡市人民政府自1983年至2016年陆续公布了五批379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一直未公布实际已划定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两线”(保护范围及控制地带)范围,导致文物部门执法缺少关键依据,滨湖区院遂提请无锡市检察院向无锡市人民政府进行书面报告。最终,促成无锡市人民政府2018年12月10日出台《关于公布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对全市275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了具体、明确划分,并形成图纸,在全市公布。
【典型意义】
薛福成墓及坟堂屋是无锡著名历史名人墓地,是反映地方历史文化习俗的重要文物。检察机关针对文物受损情况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使破坏风景名胜区的违法建筑得以拆除,受损文物得以修缮。在个案办理中注重挖掘文物保护中存在的根本性、源头性问题,并利用科技手段发现了辖区内大量文物的“两线危机”,发挥检察一体化机制优势,推动市级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为本地文物管理和执法工作补强了依据和标准。
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文物保护 脱贫攻坚 跟进监督
【要旨】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拆迁灭失风险,检察机关积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保护好文物安全。
【基本案情】
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位于左权县芹泉镇芹泉村杨家庄自然村,该兵工厂始建于1937年底,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较早建立的兵工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罗瑞卿等曾亲临此处指导工作,是左权县迄今保存形制较为完整的革命遗址。2019年9月,兵工厂旧址被左权县文物局确定为“左权县不可移动文物”。按照2018年12月制定的扶贫方案,杨家庄村作为深度贫困村被左权县确定为32个脱贫攻坚整体搬迁村之一,定于2019年底前实施搬迁、拆除,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也在拆除范围,该革命遗址面临重大灭失危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1月,杨家庄村民向左权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左权县院)反映,该村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即将被拆除。左权县院经初步调查核实,于11月11日作出立案决定。通过调取有关脱贫攻坚文件、杨家庄兵工厂史志研究资料和文物确定资料,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认定。鉴于该案涉及脱贫攻坚工作,影响较大,左权县院及时向县委汇报,与县政府沟通,并请示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两级检察机关会同县委、县政府有关人员共同赴杨家庄实地察看,详细听取县文物部门、镇政府及村民代表意见,聘请省级文物专家对该处革命遗址进行了保护必要性论证。2019年11月14日,左权县院向该县文旅部门依法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其采取措施,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进行有效保护。
发出检察建议后,左权县院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形成“文物保护范围内人走房留、移民搬迁政策继续享受”的解决方案。在落实整改过程中,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保护方案,并向上级文物部门申报文物保护单位,申请专项维护修缮经费,聘请专家组对杨家庄村发展红色旅游进行整体规划。2020年6月,山西省文物局确定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为山西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700万元专项修缮资金中的100万元已先期到位,文物保护修缮一期工程开工实施,已有4处院落完成修缮。同时,左权县文旅部门以“杨家庄八路军兵工厂旧址”为依托,集中打造德育教育基地和太行军工研学基地。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文物是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和我国军工发展的重要见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服务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积极助力文物部门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不仅使文物免于拆除灭失的命运,还与文物部门共同推动将其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发挥其在红色文化传承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客家围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传统建筑保护 文化传承 综合治理 长效机制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传统建筑安全问题,以地方性法规为监督依据,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并以个案监督推动对辖区内该类传统建筑的整体和长效保护。
【基本案情】
赣南客家围屋是赣南客家人聚族而居建设的特色民居,是“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汉晋坞堡的活化石”。然而,龙南围屋多为土木结构建筑,除得到旅游开发保护的关西新围外,其他围屋均年久失修,保护现状堪忧,不同程度存在自然破损和人为破坏情况,有较大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一是围屋部分墙体倒塌、梁架塌陷;二是围屋周边堆放柴火,电线乱搭乱接,且使用明火生产生活,消防安全设施不齐全、过期或报废;三是文物保护标志被损毁、移动或掩盖;四是文物保护范围内或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存在违规建房、破坏围屋历史风貌等现象。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南市院)以贯彻落实《赣南客家围屋保护条例》为契机,针对地方人大代表交办的“里仁镇渔仔潭围和沙坝围无人管理,有安全隐患,希望检察院加强公益保护”线索,对客家围屋保护公益诉讼案立案调查,组织对渔仔潭围、沙坝围、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五座具有代表性的围屋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实地勘查,调取围屋普查、维修、开发、利用资料等方式,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梳理出龙南境内围屋基本情况以及保护监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于2019年7月向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并以公开宣告的方式送达,建议其依法履行赣南客家围屋保护监管职责,及时制止破坏、损毁赣南客家围屋的违法违规行为,限期维修,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检察建议发出后,龙南市院主动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多次到围屋维修整改现场,协商落实具体整改措施,并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周边群众等参与整改成效评估。同时,龙南市院向龙南市委、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案件情况,引起市委书记高度重视,促成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题调研,推动围屋保护工作。龙南市院还结合当地“全域旅游”战略,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将多座具有保护和利用价值的客家围屋纳入旅游规划,争取维修资金,加强文物保护。2019年8月,龙南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了渔仔潭围、沙坝围的旅游综合开发投资计划,维修整改进入施工阶段。
本案的办理推动了行政机关对境内围屋的整体维修、保护、规划、利用工作,创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治理新路径,加快推进了龙南境内47座客家围屋保护三年维修计划。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出台了客家围屋综合安全保护制度和围屋保护针对性管理办法,9处被列入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围屋所在乡镇、村均成立了文物管理理事会、安全巡查自治组织等围屋保护民间组织,实现了对围屋保护的社会化、常态化。龙南市社会各届对客家围屋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并于2019年9月成功举办了龙南市第三届旅游文化节“客家围屋高峰论坛”,客家文化得以更好传承和传播。
【典型意义】
赣南客家围屋是研究和见证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渊源,在中国建筑发展史和传统民间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检察机关针对客家围屋存在的诸多安全问题,以督促落实地方性法规为契机,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推动解决客家围屋保护的方法、标准、资金等难题,完善长效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检察机关在个案案例基础上,主动参与客家围屋保护的综合治理和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当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贡献了检察智慧。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德邻公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私有产权 修复整改
【要旨】
优秀历史建筑因违法施工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协同促成所有权人依法履行修缮职责,保护城市历史风貌。
【基本案情】
德邻公寓原产权人为上海鸿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锳公司),2015年6月18日,鸿锳公司将其名下的德邻公寓一至二层、三至六层分别租赁给上海鸣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屹公司)、上海箐悠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箐悠舍公司)。随后,鸣屹公司和箐悠舍公司在未经依法申报审批的情况下违法施工,对德邻公寓重点保护部位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房管局)曾在2015年8月25日对产权人鸿锳公司、承租人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开展修复整改工作。此外,鸿锳公司与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因该违法施工行为发生了房屋租赁纠纷并诉诸法院。二审裁判确认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系违法施工,鸿锳公司与两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因此被解除。2017年7月,德邻公寓产权人变更为上海摩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硕公司)。鸿锳公司与摩硕公司均为私有企业。但产权人、承租人均未对受损的公益进行修复。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虹口区院)从网络新闻媒体报道中得知该线索后,于2018年8月17日对该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查明:德邻公寓系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属三类保护类别。《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了各方主体的保护责任。德邻公寓在2015年装修过程中,无论是产权人,还是承租人均未履行审批手续。在事实上对德邻公寓的重点保护部位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后,产权人、承租人以及之后的房屋受让人均没有按照规定或承诺对德邻公寓进行修复,从违法行为被发现并确认已经长达3年时间,优秀历史建筑始终处于受损状态。
虹口区院于2018年8月29日向虹口房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督促相关责任单位立即启动德邻公寓修复整改方案的编制及审核批准程序,并对修复整改全程进行有效监管,恢复优秀历史建筑原状。虹口房管局收到建议后,即召开专题会议布置整改工作,督促所有权人履行修缮职责及编制修缮方案,完善管理措施。2019年5月2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虹口区院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至德邻公寓施工现场,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跟进监督,了解修缮工程的修复方案及施工进度。2019年7月10日,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组织竣工验收现场会,虹口区院派员参加,确认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优秀历史建筑得到有效恢复。
【典型意义】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德邻公寓作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之一,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人文价值。然而,私有产权优秀历史建筑往往容易由于所有人保护意识不足,出现违法施工、擅自修缮等情形,针对该类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中的高风险与行政监管滞后缺位之间的矛盾,检察机关督促并助力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兜底和补充作用,加强对城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旧址保护 私有产权文物 修缮协议
【要旨】
对于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私有产权革命旧址、传统建筑,检察机关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与文物所有人签订履行修缮协议,既妥善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公共利益,也有效维护产权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8年1月将办公地点设于浙江省嵊县太平乡(今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即现省工委唯一旧址),同年2月,改名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同年5月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省工委驻地成为新的中共宁绍特委机关办公场所,直至1940年2月。
省工委旧址始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坐北朝南,四合院式庭院,建筑面积1296平方米,受自然、人为等多重因素影响,多处大木构件如柱、梁、桁、枋槽腐朽霉变;屋面走样,局部渗漏;墙体粉层空鼓、剥落;门窗、雕花件残破缺失;部分楼板霉腐和残缺,整体建筑破损情况较为严重,原有的建筑结构与风貌受到严重影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7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嵊州市院)在开展革命旧址保护专项检察公益诉讼活动中,发现省工委旧址整体建筑损毁程度严重,存在随时倒塌的危险。经调查核实发现,省工委旧址属于古建筑,因建设年代早、体量大,且保存状况较好,又是中共浙江省工委驻地,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2年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旧址部分产权经过交易,现属于十户产权人私人所有。虽然嵊州市文物管理处曾于2015年10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完成省工委旧址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并发函要求嵊州市长乐镇人民政府予以修缮,但该镇政府因产权人修缮意见不统一、修缮资金紧缺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难以平衡等原因,未能组织实施修缮工作。
2018年11月14日,嵊州市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一同前往长乐镇政府公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镇政府尽快与产权人签订修缮协议,组织实施省工委旧址修缮项目,协调文物和民政等部门共同落实修缮资金补助,切实保护文物安全。
2019年1月15日,嵊州市长乐镇政府书面回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该镇已与全部十户产权人达成修缮协议,由长乐镇人民政府出资修缮、以修缮资金置换房屋租金的方式,达成使用权置换方案,镇政府可使用省工委旧址二十年。修缮协议签订后,为助力费用尽快落实,嵊州市院主动争取乡村振兴办、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现嵊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民政局、财政局等多方支持,并向市委市政府专项汇报,获得市委重视,最终促成修缮经费得以落实。截至2020年10月,浙江省工委旧址修缮项目已完成现场施工,现处于竣工验收阶段。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传统建筑、革命旧址产权虽属私人所有,但其历史文化价值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依据法律规定该类不可移动文物一般由所有人负责修缮,政府可以给予帮助。针对实践中所有人修缮不及时或无力修缮导致的文物损毁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与文物所有人签订修缮协议,破解保护公益与尊重私有产权人处分权可能冲突等难题。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传统村落保护 协同多部门履职
【要旨】
传统村落保护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能,容易出现“九龙治水”难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并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系统推进传统村落总体保护。
【基本案情】
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原滚龙坝村(现为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以古建筑群、古墓葬而著名。该村2007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滚龙坝古建筑群还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该传统村落民居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古墓葬群被多次非法盗掘,养殖污染破坏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恩施市院)接到村民举报称滚龙坝村传统民居和古墓葬未得到依法有效保护,遂于2020年5月6日立案调查。办案人员经多次走访当地村民、现场查勘、向行政机关调取证据材料,发现滚龙坝村存在古墓葬破坏、水泥砖房取代民族传统木质瓦房、养殖场直排污水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情形。恩施市院于5月28日以公开送达的方式向崔家坝镇政府、恩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恩施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职,保护好历史文化名村。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行政机关按照检察建议的内容积极履职。崔家坝镇政府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文物的安全巡查和防护,严格控制违法建房,组织对破损古宅进行专业维护和修缮,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加强辖区内污水规范处置,整治环境卫生。恩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召集相关乡镇传达学习文件精神,编制了滚龙坝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并积极争取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争取到专项资金用于解决污水管网的建设。恩施市文化和旅游局加大了文物保护项目和资金的申请力度,积极争取了2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滚龙坝古建筑群文物进行维修保护,配备了消防、安防设施,同时加强对滚龙坝村古建筑群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和指导,编制滚龙坝古建筑群文物保护规划。
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恩施市相关部门开展了统一行动,对全市的历史名村、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制定了保护措施和方案,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典型意义】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保护好传统村落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针对本地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主动协同住建、文旅、镇政府多部门共同履职,统筹解决了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的政策、资金、环境、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促成解决个案问题的同时,还推动了对本地区传统村落的总体保护,守护了当地群众的美丽乡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冯军、金银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冯军、金银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2〕4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冯军、金银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22年1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已于2020年8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20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0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 法释〔2020〕8号)
为正确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授权行政案件,是指专利申请人因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专利确权行政案件,是指专利权人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人因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被诉决定,是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后所理解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权利要求的用语在说明书及附图中有明确定义或者说明的,按照其界定。
依照前款规定不能界定的,可以结合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采用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界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专利确权行政案件中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时,可以参考已被专利侵权民事案件生效裁判采纳的专利权人的相关陈述。
第四条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中的语法、文字、数字、标点、图形、符号等有明显错误或者歧义,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唯一理解作出认定。
第五条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虚构、编造说明书及附图中的具体实施方式、技术效果以及数据、图表等有关技术内容,并据此主张相关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说明书未充分公开特定技术内容,导致在专利申请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说明书及与该特定技术内容相关的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一)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不能实施的;
(二)实施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
(三)确认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能够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需要付出过度劳动的。
当事人仅依据前款规定的未充分公开的特定技术内容,主张与该特定技术内容相关的权利要求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及附图,认为权利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清楚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的规定:
(一)限定的发明主题类型不明确的;
(二)不能合理确定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含义的;
(三)技术特征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的。
第八条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在申请日不能得到或者合理概括得出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规定。
第九条 以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等技术特征或者技术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仅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
对于前款规定的以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未公开能够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任何具体实施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说明书和具有该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十条 药品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日以后提交补充实验数据,主张依赖该数据证明专利申请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等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实验数据的真实性产生争议的,提交实验数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实验数据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实验负责人到庭,就实验原料、步骤、条件、环境或者参数以及完成实验的人员、机构等作出说明。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确定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技术领域,应当综合考虑主题名称等权利要求的全部内容、说明书关于技术领域和背景技术的记载,以及该技术方案所实现的功能和用途等。
第十三条 说明书及附图未明确记载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根据区别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中其他技术特征的关系,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中的作用等,认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能确定的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被诉决定对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未认定或者认定错误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权利要求的创造性依法作出认定。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应当考虑申请日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设计空间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对于前款所称设计空间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产品的功能、用途;
(二)现有设计的整体状况;
(三)惯常设计;
(四)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五)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六)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十五条 外观设计的图片、照片存在矛盾、缺失或者模糊不清等情形,导致一般消费者无法根据图片、照片及简要说明确定所要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规定。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当综合判断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
为实现特定技术功能必须具备或者仅有有限选择的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专利视觉效果的整体观察和综合判断不具有显著影响。
第十七条 外观设计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现有设计相比,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属于仅具有局部细微区别等实质相同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属于现有设计”。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外观设计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现有设计相比,二者的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区别”。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确定产品的用途,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外观设计产品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第十八条 外观设计专利与相同种类产品上同日申请的另一项外观设计专利相比,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属于仅具有局部细微区别等实质相同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
第十九条 外观设计与申请日以前提出申请、申请日以后公告,且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另一项外观设计相比,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属于仅具有局部细微区别等实质相同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同样的外观设计”。
第二十条 根据现有设计整体上给出的设计启示,以一般消费者容易想到的设计特征转用、拼合或者替换等方式,获得与外观设计专利的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者仅具有局部细微区别等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且不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外观设计专利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区别”。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存在前款所称的设计启示:
(一)将相同种类产品上不同部分的设计特征进行拼合或者替换的;
(二)现有设计公开了将特定种类产品的设计特征转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三)现有设计公开了将不同的特定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特征进行拼合的;
(四)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直接或者仅做细微改变后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五)将单一自然物的特征转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六)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仅做细微改变后得到外观设计的;
(七)使用一般消费者公知的建筑物、作品、标识等的全部或者部分设计的。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本规定第二十条所称的独特视觉效果时,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
(二)产品种类的关联度;
(三)转用、拼合、替换的设计特征的数量和难易程度;
(四)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二十二条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所称的“合法权利”,包括就作品、商标、地理标志、姓名、企业名称、肖像,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享有的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主张专利复审、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的下列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遗漏当事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且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二)未依法通知应当参加审查程序的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及无效宣告请求人等,对其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三)未向当事人告知合议组组成人员,且合议组组成人员存在法定回避事由而未回避的;
(四)未给予被诉决定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针对被诉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实陈述意见的机会的;
(五)主动引入当事人未主张的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计,未听取当事人意见且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六)其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第二十四条 被诉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部分撤销:
(一)被诉决定对于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权利要求的认定错误,其余正确的;
(二)被诉决定对于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部分外观设计认定错误,其余正确的;
(三)其他可以判决部分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被诉决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全部无效理由和证据均已评述并宣告权利要求无效,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决定认定该权利要求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的,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决定,并可视情判决被告就该权利要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第二十六条 审查决定系直接依据生效裁判重新作出且未引入新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对该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十七条 被诉决定查明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但对专利授权确权的认定结论正确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纠正相关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主张有关技术内容属于公知常识或者有关设计特征属于惯常设计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作出说明。
第二十九条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供新的证据,用于证明专利申请不应当被驳回或者专利权应当维持有效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审查。
第三十条 无效宣告请求人在专利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供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但下列证据除外:
(一)证明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已主张的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计的;
(二)证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或者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
(三)证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或者现有设计的整体状况的;
(四)补强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已被采信证据的证明力的;
(五)反驳其他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的。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新的证据。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其在专利复审、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被依法要求提供但无正当理由未提供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法发[2017]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同意,现将《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实施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8月8日
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为规范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加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技术调查官是审判辅助人员,负责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技术问题进行调查、询问、分析、判断等,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意见。
二、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以合同形式聘任技术调查官。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利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到知识产权法院挂职交流1至2年,在交流期间担任技术调查官。担任技术调查官的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交流人员应为现职审查员。
其他符合技术调查官资格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经行业协会、有关单位推荐和知识产权法院审核,可兼职担任技术调查官。
三、选任技术调查官,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业内认可、以用为本,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并突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专业特点。
四、技术调查官主要从机械、化工、光学、材料、电子信息、计算机、医药、生物等领域从事生产、管理、审查或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聘。
五、担任技术调查官应符合以下资格条件:
(一)具有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三)具有5年以上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生产、管理、审查或研究工作经验。
应聘技术调查官的人员除应符合上述资格条件外,还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条件。
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技术调查官: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或者因违纪违法被解除聘用合同和聘任合同的;
(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五)其他不适宜担任技术调查官的情形。
七、聘任技术调查官的程序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知识产权法院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技术调查官人选的专业水平进行评审。
九、知识产权法院与聘任的技术调查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聘任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聘任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职位及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等条款。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聘任合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聘任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知识产权法院须出具解除或者终止聘任合同的书面证明,按规定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相关手续后,聘任的技术调查官不再具有聘任制公务员身份,须按要求进行公务交接。
聘任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应当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十、聘任合同期限为1至3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相应为1至6个月。
聘任的技术调查官,工资待遇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以挂职交流或兼职形式担任技术调查官的人员,在担任技术调查官期间,不改变与原单位的人事、工资关系。
十二、知识产权法院应对技术调查官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考评,及时调整不称职或不能继续履职的技术调查官。
十三、其他具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经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后,可以参照本意见选任技术调查官。
十四、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十五、本意见自2017年8月1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2022年3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2〕10号)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赔偿义务,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实质化解行政赔偿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受案范围
第一条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
(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作出的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事实上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条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其劳动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三条 赔偿请求人不服赔偿义务机关下列行为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一)确定赔偿方式、项目、数额的行政赔偿决定;
(二)不予赔偿决定;
(三)逾期不作出赔偿决定;
(四)其他有关行政赔偿的行为。
第四条 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赔偿请求人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诉讼当事人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按照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确定,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当事人不一致的除外。
第七条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提供该公民死亡证明、赔偿请求人与死亡公民之间的关系证明。
受害的公民死亡,支付受害公民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八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实施侵权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共同侵权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赔偿请求人坚持对其中一个或者几个侵权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以被起诉的机关为被告,未被起诉的机关追加为第三人。
第九条 原行政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损害,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机关为共同被告。赔偿请求人坚持对作出原行政行为机关或者复议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以被起诉的机关为被告,未被起诉的机关追加为第三人。
第十条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因据以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违法而发生行政赔偿诉讼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三、证据
第十一条 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对于原告主张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物品的合理损失,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超出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他贵重物品、现金损失,可以结合案件相关证据予以认定。
第十二条 原告主张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受到身体伤害,被告否认相关损害事实或者损害与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被告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四、起诉与受理
第十三条 行政行为未被确认为违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一)原告具有行政赔偿请求资格;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
(四)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
(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六)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未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可能存在行政赔偿的,应当告知原告可以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告在第一审庭审终结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告在第一审庭审终结后、宣判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原告在第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中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各方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其另行起诉。
第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之日起两年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未作出赔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请求行政赔偿的,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对行政复议决定中的行政赔偿部分有异议,自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作出有赔偿内容的行政复议决定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复议决定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八条 行政行为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无效,或者实施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该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或监察机关政务处分确认为渎职、滥用职权的,属于本规定所称的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的情形。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对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十条 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案件中,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有关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五、审理和判决
第二十一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实际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对于超出其应当承担部分,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第二十二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实施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各个行政机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实施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违法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各自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由于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导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违法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由于第三人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的,应当由第三人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行政机关又未尽保护、监管、救助等法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机关未尽法定义务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由于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拖延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未能及时止损或者损害扩大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拖延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一)受害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超过六个月;
(二)受害人经鉴定为轻伤以上或者残疾;
(三)受害人经诊断、鉴定为精神障碍或者精神残疾,且与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关联;
(四)受害人名誉、荣誉、家庭、职业、教育等方面遭受严重损害,且与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关联。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受害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十年以上;
(二)受害人死亡;
(三)受害人经鉴定为重伤或者残疾一至四级,且生活不能自理;
(四)受害人经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或者精神残疾一至二级,生活不能自理,且与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关联。
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害,不能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发生时该财产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市场价格无法确定,或者该价格不足以弥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违法征收征用土地、房屋,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赔偿,不得少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获得的安置补偿权益。
第二十八条 下列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的“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一)必要留守职工的工资;
(二)必须缴纳的税款、社会保险费;
(三)应当缴纳的水电费、保管费、仓储费、承包费;
(四)合理的房屋场地租金、设备租金、设备折旧费;
(五)维系停产停业期间运营所需的其他基本开支。
第二十九条 下列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
(一)存款利息、贷款利息、现金利息;
(二)机动车停运期间的营运损失;
(三)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法应当获得的奖励、补贴等;
(四)对财产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第三十条 被告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其在违法行政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的履行方式,可以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告以适当的方式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判决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判决被告限期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无法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的,判决被告限期支付赔偿金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可以对行政机关赔偿的方式、项目、标准等予以明确,赔偿内容确定的,应当作出具有赔偿金额等给付内容的判决;行政赔偿决定对赔偿数额的确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判决予以变更。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
(一)原告主张的损害没有事实根据的;
(二)原告主张的损害与违法行政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
(三)原告的损失已经通过行政补偿等其他途径获得充分救济的;
(四)原告请求行政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其他情形。
六、其他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7〕10号)同时废止。
本规定实施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权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权的规定》已于2020年6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权的规定
(法释〔2020〕4号)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权,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安全,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责:
(一)维护审判执行秩序,预防、制止、处置妨害审判执行秩序的行为;
(二)在刑事审判中,押解、看管被告人或者罪犯,传带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传递、展示证据,执行强制证人出庭令;
(三)在民事、行政审判中,押解、看管被羁押或者正在服刑的当事人;
(四)在强制执行中,配合实施被执行人身份、财产、处所的调查、搜查、查封、冻结、扣押、划拨、强制迁出等执行措施;
(五)执行死刑;
(六)执行扣押物品、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拘传、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七)查验进入审判区域人员的身份证件,对其人身及携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八)协助人民法院机关安全和涉诉信访应急处置工作;
(九)保护正在履行审判执行职务的司法工作人员人身安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条 对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应当依照审判长或者独任法官的指令,予以劝阻、制止、控制,执行扣押物品、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出现危及法庭内人员人身安全,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告人、罪犯、被羁押或者正在服刑的当事人自杀、自伤、脱逃等紧急情况时,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直接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第三条 对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和在人民法院内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采取制止、控制、带离等强制手段,根据需要进行询问,提取、固定、保存相关证据,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处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对由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根据需要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先期询问,提取、固定、保存相关证据,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四条 对强行进入审判区域的行为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采取制止、控制、带离等强制手段,根据需要进行询问,提取、固定、保存相关证据,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处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对由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机关安全和涉诉信访应急处置工作时,对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以及人民法院财产安全的行为人,可以采取制止、控制等处置措施,保存相关证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实施自杀、自伤等行为时,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协助救治,对无法制止或有其他暴力行为的,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并视情节移送公安机关。
第七条 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16]32号 2016年12月20日实施)
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近年来,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持续高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上下游关联犯罪不断蔓延。此类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电信网络秩序,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特点,坚持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坚持最大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坚决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二、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二年内多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未经处理,诈骗数额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从重处罚:
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2.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4.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5.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
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
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的;
8.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
9.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
10.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
(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前述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上述规定的“接近”,一般应掌握在相应数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四)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骗得财物的,以诈骗罪(既遂)定罪处罚。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1.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2.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
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上述“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拨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
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五)电信网络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六)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裁量刑罚,在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时,一般应就高选择。确定宣告刑时,应当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准确把握从重、从轻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保证罪责刑相适应。
(七)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严格控制适用缓刑的范围,严格掌握适用缓刑的条件。
(八)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应当更加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加大经济上的惩罚力度,最大限度剥夺被告人再犯的能力。
三、全面惩处关联犯罪
(一)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非法使用“伪基站”“黑广播”,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以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构成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构成数罪的,应当依法予以并罚。
(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没有证据证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符合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
(五)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1.通过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刷卡套现等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2.帮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
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
5.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手机充值、交易游戏点卡等方式套现的。
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实施上述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或案件尚未依法裁判,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该犯罪行为确实存在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实施上述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诈骗信息大量传播,或者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构成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七)实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之行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金融机构、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业务经营者等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使他人遭受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与主观故意
(一)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犯罪集团中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依法从严惩处。
对犯罪集团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特别是在规定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协助抓获主犯、积极协助追赃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全部犯罪包括能够查明具体诈骗数额的事实和能够查明发送诈骗信息条数、拨打诈骗电话人次数、诈骗信息网页浏览次数的事实。
(二)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从犯。
上述规定的“参与期间”,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开始起算。
(三)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1.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的;
2.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3.制作、销售、提供“木马”程序和“钓鱼软件”等恶意程序的;
4.提供“伪基站”设备或相关服务的;
5.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
6.在提供改号软件、通话线路等技术服务时,发现主叫号码被修改为国内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号码,或者境外用户改为境内号码,仍提供服务的;
7.提供资金、场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帮助的;
8.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
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四)负责招募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或者制作、提供诈骗方案、术语清单、语音包、信息等的,以诈骗共同犯罪论处。
(五)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但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依法先行追究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五、依法确定案件管辖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诈骗电话、短信息、电子邮件等的拨打地、发送地、到达地、接受地,以及诈骗行为持续发生的实施地、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
“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被害人被骗时所在地,以及诈骗所得财物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等。
(二)电信网络诈骗最初发现地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诈骗数额当时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后续累计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可由最初发现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侦查: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存在直接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四)对因网络交易、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关系形成多层级链条、跨区域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案件,可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五)多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立案侦查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六)在境外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案件,可由公安部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七)公安机关立案、并案侦查,或因有争议,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境外案件,公安机关应在指定立案侦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报。
(八)已确定管辖的电信诈骗共同犯罪案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一般由原管辖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
六、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
(一)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二)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案件证明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随案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并对其来源等作出书面说明。
(三)依照国际条约、刑事司法协助、互助协议或平等互助原则,请求证据材料所在地司法机关收集,或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国际刑警组织启动合作取证程序收集的境外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公安机关应对其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保管移交的过程等作出说明。
对其他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应当对其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进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七、涉案财物的处理
(一)公安机关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当随案移送涉案赃款赃物,并附清单。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一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同时就涉案赃款赃物的处理提出意见。
(二)涉案银行账户或者涉案第三方支付账户内的款项,对权属明确的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全部被害人,但有证据证明该账户系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被告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的,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三)被告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2.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3.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4.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6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6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6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联动工作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矛盾纠纷大量涌现,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和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及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以来,行政案件收案数大幅增长。由于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比例很低,而行政诉讼专业性较强,诉讼中原告所列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错列被告且不同意变更、原告常年信访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等情况频发,大量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因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导致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请再审率及信访率居高不下,当事人息诉服判率相对较低。在此情形之下,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以法治方式和制度安排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最高人民法院已将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诉源治理机制,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建立由党委统筹、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解行政争议新格局,推动行政争议的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2020年12月,经周强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东北三省行政争议化解联动工作机制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贺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重要改革举措,是新发展阶段聚焦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探索,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不断完善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继续总结优秀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法院进行推广。
您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会签文件,将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化、制度化,明确规定适用范围、有关机关的协作配合义务和具体工作要求,切实完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联动工作机制",我们完全赞同。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是多元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检察监督与审判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的联动机制,能够有效形成化解行政争议合力,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法检合力,努力促成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4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建设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法治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关注保险、证券、银行等金融领域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与有关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建立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理顺机制,凝聚司法机关和金融管理部门合力,强化科技赋能,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规划、统筹协调与信息共享。先后发布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并定期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推进工作,对各地开展金融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进行摸底调查,组织各地交流相关工作经验,不断完善金融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和金融需求,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
积极构建“总对总”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2020年8月,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与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截至目前,508家人民银行调解组织、3841名行业调解员入驻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合作开展在线诉调对接案件2.21万件。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开发上线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在线调解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在线调解,“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截至目前,510家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5673名行业调解员入驻该系统,2022年一季度接受各地法院委派诉前调解案件3万余件。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力量建设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打破调解服务地域限制,让各地调解组织、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共享调解资源。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线上方式调解纠纷3.9万余件,是2020年全年在线调解量的16倍;2022年1-4月,指导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线上方式调解纠纷2.65万件,是2021年全年在线调解量的67.9%。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继续密切沟通合作,加强科技赋能,优化完善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在线办理工作流程,加强对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的指导,鼓励调解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推动提升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水平。
一是用好“总对总”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落实调解组织入驻调解平台各项工作,加强各层级人民银行、各地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合作,积极推广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模式,提升诉调对接工作效率,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二是积极优化金融纠纷在线调解平台各项功能。中国人民银行将组织力量对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开展常态化评估,进一步理顺全流程在线调解流程,重点优化线上调解案例库建设、电子案件存档等重要功能,打造让调解员满意、让消费者放心的多功能解纷平台。
三是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建设工作。此次办理您所提建议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承办人还与你行法律部负责同志就你行与北京、浙江等地开展省级层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建设的经验进行深入交流。我们后续将持续跟进先行地区研发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系统进展情况,会同相关金融机构适时开展现场调研座谈,共同研究系统拓展应用场景。
二、关于建立类型化的金融贷款纠纷证据标准的建议
建立类型化的金融贷款纠纷证据标准,既可以使金融机构在参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时严格按照清单准备证据材料,提高证据材料准备效率,减轻解纷机构审核压力,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对照证据清单,在前端规范贷款业务行为,及时固定相关证据,减少后续争议。
此次办理您所提建议的过程中,针对金融贷款纠纷证据标准化的问题,我们与你行法律部负责同志进行探讨,调研了解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类业务诉讼所需证据清单,结合审判实务对证据标准化、规范化的可行性进行评估。近年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各地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的指导,鼓励各地及时总结金融调解实践经验,加强案件梳理,对具有典型性、类型化的案件,总结形成调解证据清单和示范案例,推动调解工作规范化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前期调研了解的情况,会同相关金融机构共同研究制定针对标准化贷款及信用卡业务的诉讼证据清单,在进一步征求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及基层人民法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诉讼证据标准化、规范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三、关于建立高效批量化解小额金融纠纷机制的建议
小额信用类贷款、小额信用卡透支等小额金融纠纷具有案情相对简单、诉求集中、数量多等特点,适合运用简易化、标准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建立小额金融纠纷批量化解机制,有利于缩短纠纷化解时长,降低各方当事人解纷成本,提高解纷效率。
此次办理您所提建议的过程中,针对批量化解小额金融纠纷的问题,我们与你行法律部负责同志进行交流,结合北京等地拟试点线上批量诉讼立案的系统研发方案,对批量诉讼立案的具体操作模式、所需证据材料及诉讼要素表等进行评估分析。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与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系统对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开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在线调解系统为小额诉讼案件批量化解决搭建了有效的线上途径,为调解工作和当事人及时有效履行提供了便利条件。近年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积极推动行业调解组织针对不同类型的纠纷细化优化调解流程,形成类型化调解思路和调解模式,并通过与银行保险机构签订协议,或者由相关行业社团组织成员机构签订自律公约等形式,探索建立银行业保险业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四、关于探索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区块链存证平台的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发布《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等行业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深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参与主体多、验真成本高、交易流程长的金融场景应用。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支持有利于提升调解质效、减轻调解各方负担的新技术的应用,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调研分析,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应用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2)
(2023年)
(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提案件,除个别案件裁判文书因当事人主张涉及其商业秘密等需作进一步审核处理外,有关案件裁判文书均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公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03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031号提案答复的函
磨长英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完善产权保护法律条款 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指出,“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为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产权的刑法保护,我院积极推动修改刑法条文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指导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侵害民营企业财产权的职务犯罪案件,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重视开展宣传普法工作。
一、重视刑法保护的平等性和一致性,积极推动关于产权平等保护的刑法修改。2018年4月,我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报送了《关于建议修改刑法有关条文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报告》,建议将修改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不平等保护的条款列入立法规划项目,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抓紧开展工作,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积极推动和配合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建议、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保护非公经济的法律制度。
二、帮助民营企业打击内部贪腐,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常生产经营。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院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办理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侵害民营企业财产权的职务犯罪案件,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研究起草了检察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提高办案人员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公正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能力水平。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涉企犯罪案件中的试点,减少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三、惩防并举,在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中营造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加强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工作联系,推动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共同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同国家发改委的联系沟通,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及时通报落实《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的工作进展情况,共同营造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在全国检察系统推广湖北“鄂检十条”、湖南“除虫护花”、安徽“问需解难”、福建泉州“亲清护企”等经验,以惩防并举的模式营造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司法环境。
四、积极开展涉产权保护的司法宣传工作,重视典型案例的宣传普法意义,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产权保护氛围。近年来,我院召开多次关于产权保护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产权保护相关检察工作情况,发布了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涉产权刑事申诉典型案例等多起涉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普法和教育的效果。我院将继续高度重视开展涉产权保护的司法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不同渠道开展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产权保护氛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634号(政治法律类361)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634号(政治法律类361)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鼓励和支持公民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法官在确定污染行为是否发生,判断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选择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时往往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撑。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除法学专家外,专门聘任了20位来自科学技术界的专家。江苏、福建、广西、重庆等高级人民法院也相继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办法。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提请这些技术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努力提升技术专家在人民陪审员中的比例,依法保障专家陪审员的权利,扩大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特别是,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一)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正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陪审制,为技术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诉讼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必将推动专家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除了鼓励、支持技术专家参与诉讼外,我们还着力完善生态环境鉴定制度建设,化解“鉴定难、鉴定贵"问题。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环境损害成为继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之外第四类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类别。自2015年以来,司法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不断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评审、登记和管理工作。自2014年起,原环境保护部先后向社会推荐了两批共29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成立了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向社会公告了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名单,为环境损害鉴定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做好专家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时的权利保障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地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太航业有限公司与安顺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太航业有限公司与安顺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答复
(2016年12月2日 (2016)最高法民他90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粤民他118号《关于原告华太航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顺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涉外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为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在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如果在此租船协议下引起争议,在北京仲裁,适用中国法律。”航次租船合同中并未约定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准据法,本案应当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对仲裁机构作出约定,而北京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等多家仲裁机构,均可以受理海事仲裁案件。双方当事人就仲裁机构的确定并未达成补充协议,应当认定案涉仲裁条款无效。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华太航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安顺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涉外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
(2016年8月9日 (2016)粤民他118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原告华太航业有限公司(China Pacific Maritime Inc.)与被告安顺船务有限公司(Saf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广州海事法院审查后认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该仲裁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第一条的规定,广州海事法院报请我院审查。经审查,我院倾向于同意广州海事法院的意见,拟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无效,故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华太航业有限公司(China Pacific Maritime Inc.)。住所地:塞舌尔共和国马埃岛维多利亚区弗朗西斯瑞秋街欧利亚吉贸易大厦一楼13室(Suite 13,First Floor,Oliaji Trade Centre,Francis Rachel Street,Victoria,Mahe,Republic of Seychelles)。
代表人:李某军,该公司董事。
被告:安顺船务有限公司(Saf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6号爱宝商业大厦1001-2室。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原告华太航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太公司)与被告安顺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于2013年6月3日签订了编号为E-B-20140603-001的航次租船合同,合同内容以中英对照的形式体现,其中第20条的内容为:“Arbitration,if any,in Beijing and Chinese law to apply.如果在此租船协议下引起争议,在北京仲裁,中国法律适用。”
涉案航次的起运港广东虎门港位于广州海事法院的辖区范围内。北京有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等三家仲裁机构。
2016年4月19日,原告华太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称:其与被告安顺公司于2013年6月3日签订编号为E-B-20140603-001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原告华太公司作为船东,将期租的“MinRui”轮程租给被告安顺公司,用以将一批钢结构货物自中国运往巴西。在运输过程中,被告安顺公司未能对所装载的货物进行妥善绑扎、焊接与加固,致使船载货物在2014年7月31日发生倒塌、滑落及落海的事故,船舶及货物为此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还导致原告华太公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受了严重的迟延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安顺公司向原告华太公司支付延期损失、劳务费、租金损失、燃油损耗费用、修理费用等共计491473.04美元(按2016年1月20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暂折合人民币3228977.87元)。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原告华太公司的起诉后,被告安顺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涉案航次租船合同存在有效的仲裁约定,本案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原告华太公司无权提起诉讼。针对被告安顺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原告华太公司提出以下答辩意见:1.目前在北京有三家仲裁机构,仅凭双方之间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法确定所指的仲裁委员会,应视作该仲裁条款对仲裁委员会未约定或约定不明;航次租船合同签订之后,双方未就仲裁机构问题达成过任何补充协议,且原告华太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再有提起仲裁的意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双方之间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2.本案为原告华太公司基于被告安顺公司未依约履行航次租船合同而提起的诉讼,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管辖案件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由运输始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涉案运输始发地为中国广东虎门港,故广州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三、广州海事法院的审查处理意见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华太公司为外国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本案为涉外海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合同约定仲裁地为北京,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仲裁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如发生纠纷在北京仲裁,但该约定未明确仲裁机构的名称,而北京存在多家仲裁机构,该约定属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而事后双方亦未能就仲裁机构的选定达成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该仲裁条款应认定为无效,被告安顺公司关于原告华太公司应当依照该仲裁条款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四、我院的处理意见
我院认为:本案原告华太公司为外国企业、被告安顺公司为中国香港企业,双方因所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为涉外、涉港的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被告安顺公司于一审认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有关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故需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对该仲裁条款的效力予以审查。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所适用的法律为中国法,但未约定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准据法,在合同约定仲裁地点为北京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对涉案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应依据仲裁地法律即中国法进行。由于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仅有关于仲裁地的约定,而未就仲裁机构作出约定,仅凭对该仲裁地的约定不能推断双方约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被告安顺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以其他方式对仲裁机构的选定达成了一致意见,且原告华太公司已经以提起诉讼的实际行为表明其不愿仲裁的立场,故可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未对仲裁机构作出约定且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此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我院倾向认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仲裁条款无效。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现将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42-44号)作为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1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
(检例第42号)
【关键词】
强奸罪 猥亵儿童罪 情节恶劣 公共场所当众
【基本案情】
被告人齐某,男,1969年1月出生,原系某县某小学班主任。
2011年夏天至2012年10月,被告人齐某在担任班主任期间,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洗澡堂、男生宿舍等处多次对被害女童 A(10岁)、B(10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带A女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带回家中强奸。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等地多次猥亵被害女童C(11岁)、D(11岁)、E(10岁),猥亵被害女童F(11岁)、G(11岁)各一次。
【要旨】
1.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被告人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生活经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能够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2.奸淫幼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的从严处罚情节,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至四项规定的情形相当的,可以认定为该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3.行为人在教室、集体宿舍等场所实施猥亵行为,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提起公诉及原审判决情况
2013年4月14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以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其提起公诉。5月9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9月23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未上诉,判决生效后,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2013年12月24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4年11月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作出判决,认定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齐某不服提出上诉。
2016年1月20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及再审改判情况
某省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终审判决确有错误,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案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应予纠正。2017年3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7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席法庭,辩护人出庭为原审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庭调查阶段,针对原审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检察员着重就齐某辩解与在案证据是否存在矛盾,以及有无其他证据或线索支持其辩解进行发问和举证,重点核实以下问题:案发前齐某与被害人及其家长关系如何,是否到女生宿舍查寝,是否多次单独将女生叫出教室,是否带女生回家过夜。齐某当庭供述与被害人及其家长没有矛盾,承认曾到女生宿舍查寝,为女生揉肚子,单独将女生叫出教室问话,带女生外出看病以及回家过夜。通过当庭讯问,进一步印证了被害人陈述细节的真实性、客观性。
法庭辩论阶段,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
首先,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各被害人及其家长和齐某在案发前没有矛盾。报案及时,无其他介入因素,可以排除诬告的可能。2.各被害人陈述内容自然合理,可信度高,且有同学的证言予以印证。被害人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如齐某实施性侵害的大致时间、地点、方式、次数等内容基本一致。因被害人年幼、报案及作证距案发时间较长等客观情况,具体表达存在不尽一致之处,完全正常。3.各被害人陈述的基本事实得到本案其他证据印证,如齐某卧室勘验笔录、被害人辨认现场的笔录、现场照片、被害人生理状况诊断证明等。
其次,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奸罪情节恶劣,且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对此不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1.齐某奸淫幼女“情节恶劣”。齐某利用教师身份,多次强奸二名幼女,犯罪时间跨度长。本案发生在校园内,对被害人及其家人伤害非常大,对其他学生造成了恐惧。齐某的行为具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多项“更要依法从严惩处”的情节,综合评判应认定为“情节恶劣”,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本案中齐某的行为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公共场所系供社会上多数人从事工作、学习、文化、娱乐、体育、社交、参观、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具备由多数人进出、使用的特征。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三条明确将“校园”这种除师生外,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出的场所认定为公共场所。司法实践中也已将教室这种相对封闭的场所认定为公共场所。本案中女生宿舍是20多人的集体宿舍,和教室一样属于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涉众性、公开性,应当是公共场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认定为当众猥亵。本案中齐某在熄灯后进入女生集体宿舍,当时就寝人数较多,床铺之间没有遮挡,其猥亵行为易被同寝他人所感知,符合上述规定“当众”的要求。
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坚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理由是:一是认定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齐某始终不认罪,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没有物证,证据链条不完整。二是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且其中一个被害人在第一次陈述中只讲到被猥亵,第二次又讲到被强奸,前后有重大矛盾。
针对辩护意见,检察员答辩:一是被害人陈述的一些细节,如强奸的地点、姿势等,结合被害人年龄及认知能力,不亲身经历,难以编造。二是齐某性侵次数多、时间跨度长,被害人年龄小,前后陈述有些细节上的差异和模糊是正常的,恰恰符合被害人的记忆特征。且被害人对基本事实和情节的描述是稳定的。有的被害人虽然在第一次询问时没有陈述被强奸,但在此后对没有陈述的原因作了解释,即当时学校老师在场,不敢讲。这一理由符合孩子的心理。三是被害人同学证言虽然是传来证据,但其是在犯罪发生之后即得知有关情况,因此证明力较强。四是齐某及其辩护人对其辩解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线索的支持。
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审议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书认定的齐某犯罪事实、情节符合客观实际。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少,被告人往往不认罪等特点。本案中,被害人家长与原审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发过程自然。被害人陈述及同学证言符合案发实际和儿童心理,证明力强。综合全案证据看,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能够认定原审被告人强奸、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二是原审被告人在女生宿舍猥亵儿童的犯罪行为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考虑本案具体情节,原审被告人猥亵儿童的犯罪行为应当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三是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确有错误,依法应当改判。
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二)准确适用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规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更要依法从严惩处”的七种情形。实践中,奸淫幼女具有从严惩处情形,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至四项相当的,可以认为属于该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例如,该款第二项规定的“奸淫幼女多人”,一般是指奸淫幼女三人以上。本案中,被告人具备教师的特殊身份,奸淫二名幼女,且分别奸淫多次,其危害性并不低于奸淫幼女三人的行为,据此可以认定符合“情节恶劣”的规定。
(三)准确适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
刑法对“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适用这一规定,是否属于“当众”实施犯罪至为关键。对在规定列举之外的场所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场所具有相对公开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场,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表明:学校中的教室、集体宿舍、公共厕所、集体洗澡间等,是不特定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在这些场所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
骆某猥亵儿童案
(检例第43号)
【关键词】
猥亵儿童罪 网络猥亵 犯罪既遂
【基本案情】
被告人骆某,男,1993年7月出生,无业。
2017年1月,被告人骆某使用化名,通过QQ软件将13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聊天中得知小羽系初二学生后,骆某仍通过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在被害人拒绝并在QQ好友中将其删除后,骆某又通过小羽的校友周某对其施加压力,再次将小羽加为好友。同时骆某还虚构“李某”的身份,注册另一QQ号并添加小羽为好友。之后,骆某利用“李某”的身份在QQ聊天中对小羽进行威胁恐吓,同时利用周某继续施压。小羽被迫按照要求自拍裸照十张,通过QQ软件传送给骆某观看。后骆某又以在网络上公布小羽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企图实施猥亵行为。因小羽向公安机关报案,骆某在依约前往宾馆途中被抓获。
【要旨】
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视频等供其观看,严重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构成猥亵儿童罪。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提起、支持公诉和一审判决情况
2017年6月5日,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骆某犯猥亵儿童罪对其提起公诉。7月20日,该区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了指控犯罪的证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证明骆某对小羽实施了威胁恐吓,强迫其自拍裸照的行为;QQ聊天记录截图、小羽自拍裸体照片、身份信息等,证明骆某明知小羽系儿童及强迫其拍摄裸照的事实等。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骆某为满足性刺激,通过网络对不满14周岁的女童进行威胁恐吓,强迫被害人按照要求的动作、姿势拍摄裸照供其观看,并以公布裸照相威胁欲进一步实施猥亵,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猥亵儿童罪对其定罪处罚。
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是认定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的证据不足。二是认定被告人利用小羽的校友周某对小羽施压、威胁并获取裸照的证据不足。三是被告人猥亵儿童的行为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四是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
针对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一是被告人骆某供述在QQ聊天中已知小羽系初二学生,可能不满14周岁,看过其生活照、小视频,了解其身体发育状况,通过周某了解过小羽的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骆某应当知道小羽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二是证人周某二次证言均证实其被迫帮助骆某威胁小羽,能够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同时有相关聊天记录等予以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骆某通过周某对小羽施压、威胁的事实。三是被告人骆某前后实施两类猥亵儿童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1.骆某强迫小羽自拍裸照通过网络传输供其观看。该行为虽未直接接触被害人,但实质上已使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受到严重侵害。骆某已获得裸照并观看,应认定为犯罪既遂。2.骆某利用公开裸照威胁小羽,要求与其见面在宾馆开房,并供述意欲实施猥亵行为。因小羽报案,该猥亵行为未及实施,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一审判决情况:法庭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骆某强迫被害女童拍摄裸照,并通过QQ软件获得裸照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但被告人骆某以公开裸照相威胁,要求与被害女童见面,准备对其实施猥亵,因被害人报案未能得逞,该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系犯罪未遂。2017年8月14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骆某犯猥亵儿童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二)抗诉及终审判决情况
一审宣判后,某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并导致量刑偏轻。被告人骆某利用网络强迫儿童拍摄裸照并观看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犯罪形态为犯罪既遂。2017年8月18日,该院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某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支持某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
2017年11月15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检察员认为:1.关于本案的定性。一审判决认定骆某强迫被害人拍摄裸照并传输观看的行为不是猥亵行为,系对猥亵儿童罪犯罪本质的错误理解。一审判决未从猥亵儿童罪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实质要件进行判断,导致法律适用错误。2.关于本案的犯罪形态。骆某获得并观看了儿童裸照,猥亵行为已经实施终了,应认定为犯罪既遂。3.关于本案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采取胁迫手段猥亵儿童的,依法从严惩处。一审判决除法律适用错误外,还遗漏了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导致量刑偏轻。
原审被告人骆某的辩护人认为,骆某与被害人没有身体接触,该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骆某以寻求性刺激为目的,通过网络聊天对不满14周岁的女童进行言语威胁,强迫被害人按照要求自拍裸照供其观看,已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对于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予以采纳。2017年12月11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骆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指导意义】
猥亵儿童罪是指以淫秽下流的手段猥亵不满14周岁儿童的行为。刑法没有对猥亵儿童的具体方式作出列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认定。实践中,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猥亵儿童的行为,侵害了特定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
网络环境下,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虽未直接与被害儿童进行身体接触,但是通过QQ、微信等网络软件,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
检察机关办理利用网络对儿童实施猥亵行为的案件,要及时固定电子数据,证明行为人出于满足性刺激的目的,利用网络,采取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被害人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供其观看的事实。要准确把握猥亵儿童罪的本质特征,全面收集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通过网络不接触被害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与直接接触被害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相同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
于某虐待案
(检例第44号)
【关键词】
虐待罪 告诉能力 支持变更抚养权
【基本案情】
被告人于某,女,1986年5月出生,无业。
2016年9月以来,因父母离婚,父亲丁某常年在外地工作,被害人小田(女,11岁)一直与继母于某共同生活。于某以小田学习及生活习惯有问题为由,长期、多次对其实施殴打。2017年11月21日,于某又因小田咬手指甲等问题,用衣服撑、挠痒工具等对其实施殴打,致小田离家出走。小田被爷爷找回后,经鉴定,其头部、四肢等多处软组织挫伤,身体损伤程度达到轻微伤等级。
【要旨】
1.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因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形,应当按照公诉案件处理,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可以依法提出适用禁止令的建议。
2.抚养人对未成年人未尽抚养义务,实施虐待或者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适宜继续担任抚养人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监护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7年11月22日,网络披露11岁女童小田被继母虐待的信息,引起舆论关注。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检察人员得知信息后,会同公安机关和心理咨询机构的人员对被害人小田进行询问和心理疏导。通过调查发现,其继母于某存在长期、多次殴打小田的行为,涉嫌虐待罪。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没有向人民法院告诉的能力,也没有近亲属代为告诉。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于某以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11月24日,公安机关作出立案决定。次日,犯罪嫌疑人于某投案自首。2018年4月26日,公安机关以于某涉嫌虐待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核实了案件事实与证据。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并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证言证实,能够证明于某长期、多次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致被害人轻微伤,属于情节恶劣,其行为涉嫌构成虐待罪。
2018年5月16日,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于某犯虐待罪对其提起公诉。5月31日,该区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应当以虐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于某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虐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某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综合法定、酌定情节,建议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之间量刑。考虑到被告人可能被宣告缓刑,公诉人向法庭提出应适用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
最后陈述阶段,于某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并当庭认罪。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成立,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支持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本案中发现,2015年9月,小田的亲生父母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其随父亲生活。小田的父亲丁某于2015年12月再婚。丁某长期在外地工作,没有能力亲自抚养被害人。检察人员征求小田生母武某的意见,武某愿意抚养小田。检察人员支持武某到人民法院起诉变更抚养权。2018年1月15日,小田生母武某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诉讼。法庭经过调解,裁定变更小田的抚养权,改由生母武某抚养,生父丁某给付抚养费至其独立生活为止。
【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没有能力告诉,应按照公诉案件处理,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可能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可以建议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对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成员虐待的案件,结合犯罪情节,检察机关可以在提出量刑建议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禁止令的建议,禁止被告人再次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督促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认真改造。
夫妻离婚后,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虐待或者其他严重侵害合法权益的行为,不适宜继续担任抚养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监护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百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九条、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22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22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集中时间加快纠正一批错案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对于已经发生的冤错案件坚决依法及时纠正,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力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五年来人民法院共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45件91人,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00多件。与此同时,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等司法文件,从司法理念、证明标准、诉讼程序、职责把关等几个方面确立了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在法院系统全面铺开,员额制改革成功落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正逐步成为现实。虽然要绝对避免冤错案件发生可能难以做到,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程序制度的不断完善,冤假错案的发生会越来越少。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是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构筑起了加强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2016年1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保护的意见》和《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两个文件,确立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司法政策,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决定依法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再次庄严宣布,要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做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
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物美集团行贿,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张伟春诈骗再审一案作出判决,撤销该案原一、二审判决,改判张文中、张伟春和物美集团无罪。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不久将进行宣判。这些涉产权冤错案件的再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涉企业家产权申诉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对于涉企业家产权申诉案件,将畅通申诉渠道,加大审查力度,逐一进行甄别,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充分发挥审判监督在司法救济、倒逼防错中的功能作用,加快建立健全涉产权错案防范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对确实存在违法审判情形的,将依法依纪严肃问责。加强对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监督指导下级法院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不断丰富和积累产权保护司法经验。强化法治宣传,利用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平台,结合案件审判,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总结宣传一批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00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00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激活"证券集体诉讼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是强化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追究,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推动代表人诉讼制度落地生根,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去年就开始谋划的一项重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去年6月发布的《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都对逐步展开试点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去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代表人诉讼方式的试点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法院选择案例,开展代表人诉讼案件审理的试点工作,以积累审判经验,为新证券法的施行和司法解释的制定做好实践准备。今年4月以来,上海金融法院、深圳中院、南京中院已经就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审理流程制定了规范性文件。杭州中院在“五洋债"虚假陈述案件、南京中院在“怡球资源"、“辉丰生物"、“澄星化工"、“蓝丰生化"等四家公司股票虚假陈述案件中,已经采用了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开始审理。
为全面落实“零容忍"工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证券法规定,于7月30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各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依据。总体上看,司法解释所设计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一、细化和完善制度供给,为投资者维权提供更为多元化的程序选择。司法解释将证券集体诉讼分为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和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包括起诉时当事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起诉时当事人人数不确定“明示加入"的代表人诉讼两种类型,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是指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诉讼,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代表人诉讼程序,司法解释就三种集体诉讼程序的启动条件、代表人职责、不到庭投资者的程序保障、审理和调解程序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安排,为诉讼程序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制度依据,丰富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范围。
二、建立“投资者放权、法院监督"的代表权运行机制,切实守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确保代表人能够切实维护被代表的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代表人的资格,第十七条规定了代表人不能忠实履职时法院可以依申请撤换代表人。为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案件审理程序的顺利进行,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代表人取得特别授权的制度安排,但“放权不等于放任,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代表人行使特别授权必须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公益职能和专业优势,切实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抑制“滥诉"。司法解释吸取了一些国家证券纠纷滥诉的深刻教训,有效防止“职业原告"“名义原告"把持证券集体诉讼的“滥诉"现象发生,司法解释将提起诉讼、推选代表人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由投资者本人行使。为了切实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更好地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专业优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普通的集体诉讼程序中,如果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或者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作为代理人参与案件审理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或者将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代理诉讼的案件当事人指定为代表人。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权利登记公告前已就相同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且符合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已经收取的诉讼费用予以退还。
四、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形成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立体化格局,实现纠纷的多元化解。“调解制度"作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纠纷化解方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借鉴。在总结证券纠纷多元化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的功能,按照自愿、合法原则,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证券纠纷。同时,为了避免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诉前置"现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当事人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应当及时立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着重调解。通过努力拓宽投资者索赔的司法路径,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依托信息化技术,打造透明、高效、便捷、低成本的集体诉讼程序。在总结先行赔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便利当事人参与诉讼,及时了解案件审理进展,便利人民法院化解纠纷和审理案件,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提出了搭建一个“非诉与诉讼一站式、立审执一体化"的审判辅助平台,打造高效、透明、便捷、低成本的集体诉讼模式的工作要求,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投资者少跑腿",“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等工作目标。
为配套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中国证监会已经就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行使特别代表人权进行证券民事诉讼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为中证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者保护机构参与案件审理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的适用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已经于8月18日受理了34名投资者针对飞乐音响提起的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践中的情况,依法积极稳妥推进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审理工作,以震慑资本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良好的示范和震慑效应,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和良好生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
2020年9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
(2023年3月)
为集中展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的司法理念、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法庭从2022年审结的3468件案件中,精选61个典型案例,提炼75条裁判要旨,形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现予发布,供社会各界研究和参考。
一、专利行政案件
1.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382号
【裁判要旨】判断一项涉及商业方法的解决方案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方案,应当整体考虑权利要求限定的全部内容,从方案所解决的是否是技术问题、方案是否通过实现特定技术效果来解决问题、方案中手段的集合是依靠自然规律还是人为设定的规则获得足以解决问题的效果等方面综合评估。
2.专利申请权利要求新增专利申请文件隐含公开内容的修改超范围判断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40号
【裁判要旨】专利授权程序中,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时,增加的内容在原专利申请文件中虽未予明确记载,但已为原专利申请文件隐含公开,则该修改不违反专利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得到允许。
3.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判断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987号
【裁判要旨】判断独立权利要求是否缺少必要技术特征,需要结合说明书中记载的发明目的等内容,基于对权利要求的合理解释得出结论。只有当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合理解释后,仍认为其不能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时,才能认定独立权利要求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4.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选取
【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235号
【裁判要旨】选取最接近现有技术的核心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是否针对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问题、拥有相同或者近似的技术目标;优选考虑因素是,该现有技术与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是否足够接近。关于技术方案是否接近的判断,一般可以考虑发明构思、技术手段等因素。其中技术手段的近似度可以主要考虑现有技术公开技术特征的数量。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特定现有技术方案是否具有获得发明创造的合理成功预期,通常并非确定本专利最接近现有技术的要件因素或者优选因素。
5.“合理的成功预期”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
【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235号
【裁判要旨】“合理的成功预期”可以作为判断发明创造是否显而易见时的考虑因素。综合考虑专利申请日的现有技术状况、技术演进特点、创新模式及条件、平均创新成本、整体创新成功率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尝试从最接近现有技术出发并合理预期能够获得专利技术方案的,可以认定该专利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合理的成功预期”仅要求达到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有“尝试的必要”的程度,不需要具有“成功的确定性”或者“成功的高度盖然性”。
6.发明构思差异对改进动机及技术启示的影响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316号
【裁判要旨】在采用“三步法”判断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过程中,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产生改进动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相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有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现有技术不存在将上述对比文件结合以得到本发明的技术启示。
7.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588号
【裁判要旨】专利法关于新颖性宽限期中的“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规定,核心在于他人违背申请人意愿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具体判断时,可以综合考虑申请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即申请人主观上是否愿意公开或者是否放任公开行为的发生,客观上是否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使其发明创造不易被公众所知晓。他人违反明示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根据社会观念、商业习惯所应承担的默示保密义务,擅自公开发明创造内容的,构成违背申请人意愿,属于“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8.具有一定缺陷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实用性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68号
【裁判要旨】实用性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但不要求其毫无缺陷;只要存在的缺陷没有严重到使有关技术方案无法实施或者无法实现其发明目的的程度,就不能仅以此为由否认该技术方案具备实用性。
9.零部件外观设计一般消费者的判断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64号
【裁判要旨】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通常包括在产品交易、使用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或者会关注产品外观的人。如果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决定了其只能被作为组装产品的部件使用,该组装产品的最终用户在正常使用组装产品的过程中无法观察到部件的外观设计,则一般消费者主要包括该部件的直接购买者、安装者。
10.兼具功能性和美观性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64号
【裁判要旨】当产品某个部位的设计非为功能唯一限定时,该部位设计对于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取决于一般消费者对其关注主要出于功能考虑还是美感考虑。如果一般消费者在产品正常使用时对该部位的关注主要出于相关功能而非视觉美感的考虑,则可以认定该部位的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难以产生显著影响。
11.专利权期限届满通知的可诉性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54号
【裁判要旨】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专利权已因权利期限届满而终止的既定法律事实作出的专利权终止通知,并未对专利权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未实际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一般属于不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12.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51号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人销售产品的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具体时,即可以认定其存在专利法所规定的许诺销售行为;该意思表示缺少有关价格、供货量以及产品批号等可能影响合同成立的内容,并不影响对许诺销售行为的认定。
13.针对不确定第三人的许诺销售行为不属于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51号
【裁判要旨】专利法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的侵权例外仅适用于为了获得仿制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而实施专利的行为人以及为前述行为人获得行政审批而实施专利的行为人。后一主体以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为由提出抗辩时,应当以前一主体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和条件。后一主体针对不确定的第三人而非实际存在且已与其建立特定交易联系的前一主体许诺销售专利产品的,不具备适用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侵权例外的前提和条件。
二、专利民事案件
14.说明书中技术用语特别界定和具体实施方式的区分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580号
【裁判要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需要准确识别说明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属于对权利要求用语的特别界定还是该权利要求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书对此有明确表述的,以其表述为准;没有明确表述的,应当综合考量发明目的、发明构思、相关用语所属权利要求意图保护的技术方案等因素,从整体上予以考量。
15.权利要求解释中外部证据使用规则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580号
【裁判要旨】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没有作出特别界定的,应当首先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该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而非直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可以结合有关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公知常识性证据,并可优选与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相近程度更高的证据予以确定。
16.主题名称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469号
【裁判要旨】专利主题名称本身构成或隐含了具体技术特征,或者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所在的,其对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17.背景技术、发明目的在等同侵权判断中的考量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860号
【裁判要旨】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后认为,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克服某项背景技术的技术缺陷,且其系以摒弃该背景技术方案的方式来克服该技术缺陷,则不应再通过认定等同侵权将含有该技术缺陷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18.同日申请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衔接保护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738号
【裁判要旨】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于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为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而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其就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循以下途径请求救济:一是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日至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以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二是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日期间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可选择以支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或者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请求救济。
19.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784、1840号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产品上标识有真实且指向明确的经营主体信息(企业名称、企业地址、销售热线、注册商标等),被诉侵权人不能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该标识指向的经营主体构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20.涉及多物理实体的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判定中所谓的“全面覆盖原则”,是指同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应当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而不必然要求同一主体的行为覆盖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对于需借助多个物理实体才能完成的通信领域的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而言,不应因为任何一方制造者未完整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而使其都得以免除侵权责任。关于制造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认定,仍然应当判断该制造者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且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
21.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9号
【裁判要旨】专利权人主动向被诉侵权人提供并意图使其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但未披露其专利权,直至被诉侵权人实施完毕方才请求侵权救济,被诉侵权人主张其已获得专利权人默示许可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22.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568号
【裁判要旨】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益。被诉侵权人或者其授意的第三人违反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义务公开专利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人依据该非法公开的事实状态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3.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434号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对象限于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具体包括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权产品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专利侵权产品的情形,原则上不包括使用专利方法的情形。
24.“三无产品”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138号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产品无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标识,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25.使用租赁产品的合法来源抗辩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118号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使用者能够证明其使用的侵权产品系付费租赁而来,租赁价格合理且符合商业惯例,专利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使用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26.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93号
【裁判要旨】是否守法规范经营和谨慎理性交易可以作为合法来源抗辩主观要件审查的重要考量因素。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使用者曾向权利人购买使用涉案技术制造的产品并且依约负有相关技术保密义务,后又于专利授权后以明显低于权利人专利产品售价的价格向他人购买相同产品的,其对产品的权利瑕疵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使用者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注意义务的,对其合法来源抗辩可不予支持。
27.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禁令救济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裁判要旨】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断是否判令停止侵害时,除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考虑涉案专利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涉案专利权的权利状态和判令附条件停止侵害的必要性,以及专利权人的利益保障方式等因素。当涉案专利在性质上属于实施强制性标准所无法避开的必要专利时,判令被诉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应当更为审慎,更应重点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失衡、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充分弥补专利权人损失、停止侵害是否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
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停止侵害判决附加条件。如,在判令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停止侵害的同时,可以给予其修改技术方案的合理宽限期,或者可以明确其停止侵害的义务至其实际支付充分的损害赔偿或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时止。
28.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选择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589号
【裁判要旨】侵害零部件产品专利权的损害赔偿计算基础,可以根据产品零部件与使用该零部件的产品整体的销售模式、零部件对于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程度、零部件与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产品整体是否存在多项专利技术方案以及相关的价格、销量、利润等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确定以零部件或者该零部件所属的产品整体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若有关侵权零部件产品为耗材且通常向终端用户单独销售,在产品整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相对独立、与产品其他部件的协同作用不显著,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利润率等证据较为充分的,宜选择零部件产品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29.侵权人对外宣称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依据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066号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以侵权人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侵权人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并非经营实绩,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
30.侵权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871号
【裁判要旨】侵权人与专利权利人就有关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纠纷达成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专利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主张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31.专利权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支出一般不属于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维权合理开支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165号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专利权人请求将涉案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列为维权合理开支的,一般不予支持。
32.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仍可判令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406号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主张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产品使用者负担维权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视情予以支持。该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侵权使用者与其他侵权行为实施者同为被告时,维权合理开支的分担可以综合考虑其各自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或者关联程度、对专利权利人维权行为的顺利开展是否造成阻碍、是否导致维权费用增加等因素来确定。
33.专利无效后对调解书已履行部分显失公平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986号
【裁判要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已经支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与许可使用费总额之比,明显高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前的许可期间与整个许可期限之比,当事人以不予返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34.专利侵权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22号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主张专利权利人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以违法方式取证的,可以结合专利权利人是否并无其他更为合适的取证途径、证据是否存在可能灭失的紧急情况、证据是否属于专利权救济的关键证据、他人权益因取证行为的受损是否明显小于专利权利人因取证行为的获益等因素综合判断。
35.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时可引导当事人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24号
【裁判要旨】专利侵权案件中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者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视情采取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中止诉讼、裁定驳回起诉等不同处理方式,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涉案专利权稳定性程度的初步判断。为有效促进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基于公平与诚信之考虑,自愿作出双方双向或者单方单向的利益补偿承诺或者声明,即:专利权利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放弃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享有的不予执行回转利益;被诉侵权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经确权程序被维持有效则赔偿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利息。当事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之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后续审理程序处理方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36.假冒专利行为的侵权定性及损害赔偿法律依据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380号
【裁判要旨】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害专利权行为虽然均属于与专利相关的侵权行为,但其侵权行为样态、所侵害的法益、责任承担方式均有所不同。单纯假冒他人专利而未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侵害专利权行为,有关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37.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审理范围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696号
【裁判要旨】确认不侵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专利权利人明确其侵权警告所主张的具体权利要求;专利权利人主张多个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对原告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每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予以审理。原告以实施现有技术为由请求确认不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对争议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予以审理。
38.确认不侵权之诉中“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460号
【裁判要旨】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所谓“合理期限”应当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及性质、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量侵权行为证据发现的难易程度和诉讼准备所需合理时间等予以确定;所谓“诉讼”包括可以实质解决双方争议、消除被警告人不安状态的各种类型诉讼,如侵权诉讼、确权诉讼等。
39.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的善良管理义务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0号
【裁判要旨】PCT申请权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PCT申请效力终止的,应当对实际权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实际权利人亦有过错的,可以酌减赔偿数额。
40.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纠纷中发明人确认之诉和权属之诉的并案审理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146号
【裁判要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的原告同时提出确认发明人之诉,有关发明人均参与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一案中一并审理,也可以分立两案但作合并审理。
41.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奖励报酬支付主体的确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172号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请求支付奖励、报酬的权利,不应当因用人单位对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处分而受到损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不影响用人单位承担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义务。
42.仿制药申请人4.2类声明与药品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性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
【裁判要旨】仿制药申请人依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其申请的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被仿制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声明的,原则上应当针对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保护范围最大的权利要求作出声明,以保证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了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时,仿制药申请人应当针对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权利要求作出声明。
43.药品专利链接诉讼中确定仿制药技术方案的依据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
【裁判要旨】在药品专利链接诉讼中,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仿制药申请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申报资料是否相同,一般不属于药品专利链接诉讼的审查范围。
44.药品专利链接诉讼参照适用“先行裁驳、另行起诉”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177号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提起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后,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但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45.审批机关未保存标准样品的无性繁殖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确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782号
【裁判要旨】对于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的果树作物,授予植物新品种权时审批机关并未保存其标准样品的,品种权授权审查过程中作为授权机关现场考察对象的母树,以及该母树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所得的其他个体,均可以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
46.杂交玉米品种与其亲本品种的亲子关系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号
【裁判要旨】在玉米育种生产实践中,使用不同的亲本通过杂交选育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的几率通常很小。如果品种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与使用授权品种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杂交选育的杂交种构成基因型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的可能性较大。
47.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已知品种的确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53号
【裁判要旨】在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确定在先的已知品种的目的是固定比对对象,即比较该申请品种与递交申请日以前的已知品种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区别。因此,特异性判断中的已知品种,不能是申请授权品种自身。与特异性的判断标准不同,新颖性判断则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自身作为考察对象,判断其销售推广时间是否已超规定时间。
48.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号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生产者销售其生产所得繁殖材料的行为,系其侵权生产行为的自然延伸,势必导致侵权生产行为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品种权人请求判令侵权生产者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品种权人能够证明生产者之外的销售者明知所售繁殖材料系由他人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所得,请求判令其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销售者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停止销售。
49.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行为的侵权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435号
【裁判要旨】品种权人主张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构成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行为目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被诉侵权人以育种、育苗为业,种植种苗并实施了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可以认定其种植行为系为获取商业利益而非出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该种植行为构成生产、繁殖行为。
50.品种权人请求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处理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11号
【裁判要旨】多年生果树品种权人请求以给付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害的,既有利于避免资源浪费,又有利于实现果树种植的经济效益,应予肯定和鼓励。在确定许可使用费时,一般可以考虑同时期的可比许可使用费情况,妥善平衡品种权人合法权益和种植者合理预期利益。
51.杂交品种亲本植物新品种权对侵权获利的贡献率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783、789号
【裁判要旨】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生产其他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获利计算,应当考虑授权品种对于侵权利润的贡献率。亲本均为授权品种的,贡献率一般可以平均分配;部分亲本为授权品种,其他亲本不受品种权保护的,授权品种的贡献率可以视情酌定为100%。
52.侵权繁殖材料灭活处理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105号
【裁判要旨】责令采取灭活措施与赔偿损失均为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二者并非排斥适用的关系。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在效果上能够减少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生产侵权繁殖材料的行为本身即已构成对品种权的侵害,势必会挤占品种权人的市场空间,即便侵权繁殖材料因被灭活处理最终没有流入市场,也不意味着品种权人没有因其市场被挤占而遭受损失,侵权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技术秘密案件
53.杂交种的亲本构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
【裁判要旨】作物育种过程中形成的育种中间材料、自交系亲本等,不同于自然界发现的植物材料,是育种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承载有育种者对自然界的植物材料选择驯化或者对已有品种的性状进行选择而形成的特定遗传基因,该育种材料具有技术信息和载体实物兼而有之的特点,且二者不可分离。通过育种创新活动获得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育种材料,在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条件下,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
54.以图纸作为技术秘密载体时技术秘密内容的确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
【裁判要旨】图纸可以作为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人民法院不能简单以原告未明确图纸中的哪些具体信息属于技术秘密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
55.作为技术秘密保护的技术方案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889号
【裁判要旨】当权利人所主张的技术秘密是技术方案时,其既可以是在一份技术文件中记载的完整技术方案,也可以是在图纸、工艺规程、质量标准、操作指南、实验数据等多份不同技术文件中记载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总结、概括与提炼的技术方案。
56.育种材料保密性的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
【裁判要旨】育种材料生长依赖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需要田间管理,权利人对于育种作物材料采取的保密措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有关保密措施是否合理,需要考虑育种材料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制订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扩散、对繁殖材料以代号称之等,在合适情况下均可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
57.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的三种主要情形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从主观过错角度,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其一,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其二,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其三,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结合实施的行为,即数个行为人虽主观过错程度不一,但各自行为相结合而实施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具备其一,即可认定构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5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共同故意侵权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不以各参与者事前共谋、事后协同行动为限,各参与者彼此之间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先后参与、相互协作,亦可构成共同故意实施被诉侵权行为。各被诉侵权人具有侵害技术秘密的意思联络,主观上彼此明知,各自先后实施相应的侵权行为形成完整的技术秘密侵权行为链,客观上分工协作的,属共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应当判令各被诉侵权人对全部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59.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制造者的停止销售责任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当制造者使用的技术秘密为制造特定产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且该产品为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因其销售该产品的行为显属同一侵权主体实施制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权利人主张该制造者停止销售使用该技术秘密所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60.技术秘密侵权人销毁技术秘密载体的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在权利人证明相应技术秘密载体存在的情况下,对权利人提出的要求侵权人销毁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载体的性质、技术秘密的内容等情况对侵权人销毁其持有的技术秘密载体的具体方式以及履行期予以指明。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承载技术秘密的重要载体,也是侵权人可能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重要工具,销毁承载有该技术秘密的被诉侵权生产系统既是停止侵害的应有之义,亦可有效预防侵权人继续使用其上所承载的技术秘密以及在该生产系统上使用该技术秘密中的生产工艺。销毁有关设备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
61.侵害技术秘密赔偿约定的认定与处理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687号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权利人与职工经协商在保守商业秘密条款中就侵权责任的方式、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作出的约定,属于双方就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达成的事前约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侵害技术秘密赔偿数额时可以将之作为重要参考。
62.技术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确定中的商业机会因素考量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363号
【裁判要旨】对于侵权人存在明显过错且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或者根据具体案情可以推定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直接决定了侵权人商业机会的获得或者权利人商业机会的丧失的,原则上可以将侵权人的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
五、垄断案件
63.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298号
【裁判要旨】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如与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缺乏实质关联,所涉产品超出涉嫌侵权的产品范围,其核心并不在于保护和行使专利权,而是以行使专利权为掩护,实际上追求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和销售数量、固定价格等效果的,可以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
64.反垄断行政处罚决定在后继民事赔偿诉讼中的证明力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137号
【裁判要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原告在相关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据此主张该垄断行为成立的,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65.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市场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463号
【裁判要旨】基于在竞争主体、服务对象和内容、佣金收取方式、行业规范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无论从需求替代还是从供给替代的角度分析,对于存量住房买卖经纪服务相关市场而言,存量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存量非住房买卖经纪服务、新建住房买卖经纪服务、存量房买卖自行成交等,一般对其不构成紧密替代。
66.中介服务市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463号
【裁判要旨】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可以根据被诉垄断行为发生时经营者一定时期内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生产能力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确定。就中介服务市场而言,经营者实际撮合交易的数量,及其所掌握的潜在交易者信息,一般是评价其市场力量的恰当指标。经营者本身的机构规模、雇员数量等仅仅能够反映其服务规模,可以作为经营者财力和技术条件等的考量指标,但原则上不宜直接作为市场份额的评价指标。
67.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29号
【裁判要旨】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存在一致性市场行为,且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共谋的,可以推定其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协同行为,但经营者能够对一致性市场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证明其系根据市场和竞争状况独立作出有关市场行为的除外。
68.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行为一致性的考量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977号
【裁判要旨】认定共同市场支配地位时,除考察市场份额外,还应当考察多个经营者是否就相关商品或者服务采取相同行为,体现出行为一致性。
69.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
【裁判要旨】体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其组织赛事、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取得的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民事权利所呈现的独家性和排他性属于权利自身的内在属性。由该权利内在的排他属性所形成的“垄断状态”本身,并非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体育赛事组织者行使其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权利时进行公开招标投标,其他经营者据此取得该独家经营的授权,实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原则上不宜认定该经营权的独家授予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70.公用事业经营者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为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经营者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对于市场竞争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其在相关交易中只推荐特定交易对象或者只公开特定交易对象的信息,交易相对人基于上述情势难以自由选择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的,通常可以初步认定其实质上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
71.限定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纵向垄断协议的损害赔偿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137号
【裁判要旨】消费者因经营者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赔偿金额一般可以以经营者之间限定的最低转售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为依据计算。
72.限定交易行为造成损失的认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主张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的,应当证明限定交易情形下的实际价格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合理交易价格的差额。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差额,亦未能提出具体差额计算方法,或者不存在或难以确定可供对比的合理交易价格,导致具体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酌定赔偿数额。
73.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020号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和促进竞争。其对消费者的保护着眼于竞争行为是否损害了保障消费者福利的竞争机制,既不以某一行为是否为消费者所满意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刻意保护某一具体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认为因经营者销售相关商品违反价格法等相关规定,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原则上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74.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上一年度”的确定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29号
【裁判要旨】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的“上一年度”,通常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启动调查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垄断行为在启动调查时已经停止的,“上一年度”则通常为垄断行为停止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如果垄断行为实施后于当年内停止,则垄断行为实施的会计年度可以作为该“上一年度”。即,原则上“上一年度”应当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
六、诉讼程序
75.诉讼过程中对专门性问题是否需要进行鉴定的考量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并不必然启动鉴定程序,人民法院仍应当根据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需要作出是否启动鉴定程序的决定。对此一般应当着重从以下四方面予以审查:一是关联性,即申请鉴定的事项与案件有待查明的事实是否具有关联;二是必要性,即是否必须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或者专门方法才能查明相应的专门性问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的举证、质证手段仍然对专门性问题无法查明;三是可行性,即对于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否有较为权威的鉴定方法和相应有资质的鉴定人,是否有明确充分的鉴定材料;四是正当性,即鉴定申请的提出是否遵循了相应的民事诉讼规则,在启动鉴定之前是否已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以确保程序上的正当性。
(特别说明:除个别案件裁判文书因当事人主张涉及其商业秘密等需作进一步审核处理外,有关案件裁判文书均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下基层法院的自身应对与政策纾困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积极关注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背景下基层人民法院试点工作情况,对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内外机制改革两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相关意见立足实际、针对性强,十分中肯和宝贵,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推进基层试点工作、提升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调整案件分布格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审级监督体系,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其中调整民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推动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多元解纷、化解矛盾职能作用是改革试点重要任务之一。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推进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贯通四级法院的组织实施体系,建立了常态化的工作报告与数据反馈机制,强化中、高级人民法院主体责任,密切关注基层人民法院试点推进和整体工作情况,尤其在案件受理、人员配置、审判质效方面加强跟踪督导。同时,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改革举措,注重纵横两面和内外结合,强化改革系统集成,突出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改革试点成效。
一、推动基层人民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任务有效落实
一是加强案件审判监督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指导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出台业务指导文件、完善沟通衔接机制等方式,不断完善审判监督管理举措,加大对下指导力度,特别是对试点后不同区域基层人民法院收案变化情况和趋势加强统计分析,密切关注下沉后大标的额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质效和社会效果,突出条线指导,加强规范指引,确保案件质效。从反馈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沉案件”数量可控、增幅合理、质量稳定。行政案件方面,12个试点省份基层人民法院共受理“四类行政案件”9439件,占试点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案件比例7.23%,较试点前三个月提升1.73个百分点,案件增幅相对合理,审结“四类行政案件”5192件,二审改发率2.18%,提起再审率0.23%,较试点前三个月分别下降1.01和0.13个百分点,审判质量稳中向好;民事案件方面,绝大多数基层人民法院“下沉”案件数量增幅不大,整体上未出现审判负担异常增大的情形。
二是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机制,指导各高、中级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提级管辖工作要求,制定实施细则,明确“特殊类型案件”的指导性标准,完善报请程序,强化较高层级法院提级管辖案件的示范、指导意义,推动案件“有上有下、良性运行”,为基层人民法院有效落实提级管辖试点任务提供明确标准、完善指引。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各中、高级人民法院共依职权提级管辖案件23件,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案件268件,被上一级法院提级管辖83件。
三是健全改革试点制度配套。强化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人财物的省级统筹和协调配置,指导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结合改革后案件结构、审判态势、审级职能变化情况,积极依托党委政府,协调优化基层人民法院机构编制和员额配备,推动审判资源向一线倾斜,确保“人案均衡”,切实避免人案矛盾。
二、深化诉讼制度改革,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
根据中央改革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20年1月15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启动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推动形成繁简分流的程序体系,使司法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审判质效明显提升,权利保障更加充分。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充分吸收社会各方意见基础上,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试点探索的有益经验做法上升为立法规范,实现了制度转化,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经过上述改革,基层人民法院强化了内部审判机制改革,完善了案件分流程序,激活了基层诉讼制度活力,进一步优化了人案资源的科学配置。
三、推动诉源治理,协同社会各方力量促进纠纷源头化解
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深化诉源治理是基层人民法院强化纠纷化解职能的必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社会纠纷多元化解,推动共建共治,突出源头治理。通过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合理配置社会解纷资源,以完善委派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等为抓手,加强与社会综治部门、行政机关、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律师协会等单位的协调配合,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等全覆盖的诉调对接机制,提供线上线下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构建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格局,努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2021年,人民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610.68万件,同比增长43.86%;速裁快审案件871.51万件,同比增长25.7%,推动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源头化解。
四、强化信息技术支撑,以科技应用促进审判提质增效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互联网司法建设,总结推广互联网法院和移动微法院成功实践,进一步完善推广在线诉讼模式,推动实现司法工作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加强在线司法制度建设,先后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在线调解规则、在线法院运行规则,构建完善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强化办案智能辅助,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深度嵌入各审理环节,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期限预警、文书生成等服务,大大提升了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在下一步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将立足基层人民法院整体工作和法院发展宏观大局,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任务,完善诉源治理机制,推动诉讼制度创新,细化规则规范,激活程序效能,构建完善协同高效、运行顺畅协调的司法职能体系,促进基层人民法院人案平衡,保障案件审判质效,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发挥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审判职能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46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46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自主科技创新的保障、激励和推动作用,不断加大对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重要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释放创新驱动原动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新能源产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发展迅速,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更高要求。针对建议中涉及的锂电池专利技术“专利维权取证难、费用高”“案件维权周期长”“商业秘密监管难”等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以下工作措施:
一是完善技术类案件专业化审判体系。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全国技术类案件二审裁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以来审理的涉及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案件不断增加,多起案件对相关行业知识产权司法具有“标杆”意义。知识产权法庭实施了“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探索行政和民事案件同步审理模式,优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同时,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龙头,以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以包括福州、厦门知识产权法庭在内的22家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以高级、中级法院及部分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格局已经形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专业化审判经验,为深化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是先后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商业秘密侵权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惩罚性赔偿解释》)等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聚焦方便举证问题,为权利人依法取证提供制度保障,降低取证成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有权以裁定等法律文书责令被告提交其控制的证据,同时规定了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保全措施、妨害证据保全后果等作出相应规定,促进通过证据保全方式获取证据。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建议中涉及的“锂电池技术侵权须从市场上购买整车才能获取被诉侵权产品”“侵权电动汽车往往需要跨省购买,给维权带来不便”等问题,可以更多通过证据提出令、证据保全、举证妨碍制度等方式解决,降低权利人的举证成本。强化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制定《商业秘密侵权规定》,针对商业秘密纠纷案件难以取证的特点,合理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有效遏制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重点规制员工、前员工离职产生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明确相关裁判规则。同时,“两高”联合出台《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不断加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充分发挥刑罚威慑、预防和矫正功能,形成有效震慑。制定《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公布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显著提升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
三是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机制。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工作,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和程序集约化。完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衔接,确保裁判结果内在协调统一。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促进知识产权民行交叉案件协同办理。不断探索健全有利于专利纠纷实质性解决的审理机制,防止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缩短专利审理周期。
今后,人民法院将持续发挥专利等技术类案件集中审理优势,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切实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实效。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带动技术和产业升级。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知识产权执法司法程序上的衔接,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感谢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贺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贺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0〕122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等有关规定,贺荣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 强
2020年4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8年10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检察机关加强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鲜明特色。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内容,将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活动和调解书等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并新增检察建议、调查核实等监督方式和措施,规范了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条件,对加强民事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贯彻民事诉讼法,忠实履行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取得积极进展
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案件量大、涉及面广。民事检察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不仅体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更多体现在民事案件里。近年来,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信访案件持续高位运行,超过刑事申诉信访案件量,在信访案件总量中的占比上升趋势明显。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涉法涉诉信访172万件次,其中民事申诉信访65万件次,占37.8%;刑事申诉信访59.7万件次,占34.7%。2018年1-9月,受理民事申诉信访9.5万件次,占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40.4%,比2012年高出18.6个百分点。
各级检察机关牢记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全面加强对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和审判、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构建起多元化民事检察监督格局。2013年1月至2018年9月,共办结各类民事申请监督案件57.9万件,其中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提出监督意见27.1万件。
一是主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实施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保障健康中国建设、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等司法办案指导意见,召开长江经济带检察工作座谈会,引导全国检察机关发挥民事检察等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针对司法实践中有的刑事案件审结后,对侵犯涉案产权的民事责任追究、执行不到位,相关民事错误生效裁判难以纠正等问题,2018年6月专门发出《关于充分发挥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能推动解决刑事案件牵连产权保护问题的通知》,重点审查办理刑事案件被告人、被告单位所涉股权转让、民间借贷、担保物权、买卖合同等民事申诉案件。强化对知识产权类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探索建立专业化办案机制,保障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加强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共支持农民工、残疾人等提起民事诉讼68911件。2018年春节前,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专项监督,支持5566名农民工提起民事诉讼,帮助追回劳动报酬4605万余元。
二是着力加大对生效裁判、调解书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抗诉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功能,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21795件,法院已审结15922件,其中改判、调解、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解撤诉12113件,再审改变率为76.1%。为促进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各级检察机关重视用好更加高效便捷的检察建议,对一些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申请监督案件,建议同级法院依法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共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5958件,法院采纳16742件,采纳率为64.5%。
三是扎实开展对虚假诉讼的监督。针对民间借贷、以物抵债、企业破产等领域为获取非法利益而虚构事实打“假官司”的问题,2015年起部署开展民事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重点监督涉案人员众多的“规模性造假”和中介服务机构“居间造假”,共对5178件虚假诉讼向法院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着力维护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对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及时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起诉799人。黑龙江省林口县检察院办理128件虚构债务、套取620万余元公积金的系列案,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湖北省宜昌市检察机关在办理“以房抵债”系列虚假诉讼案中发现,3名审判人员套用其他案件案号或虚设案号,制作民事调解书78份、民事判决书13份、执行裁定书13份,帮助他人规避限购政策、办理房屋登记,事后收受贿赂,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今年9月27日,“两高”又专门发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惩治力度。
四是切实加强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对明显超标的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违法处置被执行财产等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135145件,法院采纳123914件,采纳率为91.7%。四川一基层法院将案外人的房产违法查封变卖,省市县三级检察院接力监督,先后发出检察建议,最终上级法院认定执行活动违法,给予国家赔偿。2016年4月起,针对一些地方执行案款滞留、执行款物管理混乱等问题,“两高”联合部署集中清理,促进一大批滞留在法院账户上的执行案款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法检“两院”联合开展专项活动,共同解决“小标的大查封大扣押”、“高值低估贱卖”等问题。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部署开展民事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重点监督民事非诉法律文书执行中的违法情形,并以此为切入点,从源头上促进仲裁和公证严格依法规范进行。
坚决支持法院依法执行。对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不能执行到位的,配合法院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并对生活陷入困境、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开展司法救助。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批准逮捕6594人,呈逐年上升趋势。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执行监督案件中,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财产、逃避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已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五是不断强化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坚持从裁判结果监督向诉讼过程监督延伸,从实体违法监督向程序违法监督拓展,对民事审判中违法送达、违法采取保全措施、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等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86104件,法院采纳77662件,采纳率为90.2%。2017年以来,对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191人。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时,从主审法官在调解中违反回避相关规定、篡改法律文书入手调查,发现此案系其父亲(该法院原副院长)为兑现办理其他案件所获“好处费”,以其母亲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撤销虚假调解的检察建议,并对相关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在深入调查该“案中案”过程中,又发现其他5名审判人员违法审判问题,移送相关部门追究党政纪责任。
六是强化民事检察环节矛盾化解工作。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中,确有错误、依法须以监督程序纠正的是少数,裁判正确或没有突出问题、需要做好息诉工作的占多数。各级检察机关把化解矛盾纠纷落实到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全过程,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既维护司法权威又减轻当事人讼累。2013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终结审查、审查后不支持监督的15.3万件案件,充分说明理由和依据,耐心释疑解惑,加强心理疏导,切实做好检察普法工作,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云南省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申诉案时,认为案件不符合监督条件,但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已长达7年,遂结合案情制定引导和解的方案,并充分了解案件执行进展和存在的困难,与法院共同做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妥善化解了矛盾。
七是持续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制定深入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意见,颁布实施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组织开展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推进年活动,细化实化民事检察监督措施。完善办案配套制度,统一规范办案文书格式。案件办理全部纳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网上录入、网上审批、网上管理、网上监督。全面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针对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特点细化案件承办、集体讨论、审批权限等规定,做实对监督者的监督。专门制定民事行政检察人员廉洁规范司法行为准则,加强廉政教育和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严明办案纪律,严格规范检察人员与代理律师、案件当事人和中介机构的关系,严肃查处利用民事行政检察权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11人。
各级法院积极支持、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依法审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充分重视检察建议。“两高”会签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共同促进依法执行和规范监督;“两高”有关部门会签关于办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再审检察建议、出席再审法庭、对裁定的监督方式等问题,建立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民事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
二、坚持问题导向,以理念变革引领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近年来,民事检察工作扎实开展,但与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和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更高的期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是民事检察监督力度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不相适应。有的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担心影响法检“两院”关系,畏难监督。对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监督不够,执行活动监督总体上比较薄弱,不善监督。有的抗诉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不好,或者超过法定办理期限。有的检察建议停留于纠正表面问题和工作瑕疵,发现和纠正深层次违法问题不够。多数案件限于个案办理、就事说事,跟进监督、类案监督不够。有的办案中不注重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满足于程序正确,“按下葫芦浮起瓢”。二是民事检察工作与刑事检察工作相比发展不平衡。在检察机关整体法律监督格局中,无论从办案数量、监督效果还是社会影响看,民事检察工作都还有很大潜力。一些同志片面认为民事诉讼法涉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比较原则,对民事检察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重刑轻民”观念仍然存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存在“短板”。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例,刑事检察机构设有5个厅,编制142人;而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三项重大职责并合一起,仅设一个厅,编制32人。一些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很少研究民事监督案件,有的基层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只有一两个人,甚至无专人负责民事检察工作。三是民事检察队伍素质能力亟待加强。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监督需要很强的民事法律素养、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但现有民事检察队伍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民商法专业的人员比例不高,有的对民事审判和民事法律不熟悉,把握法律政策、办理新型案件、释法说理、群众工作等能力不强,高层次、专家型人才匮乏。四是上级检察院对下指导不够有力,基层民事检察工作总体薄弱。市级以上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精力用在自身办案上,对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政策把握及对下指导虚化、弱化。有的基层检察院认为不能提出抗诉就无案可办,对民事检察多元化监督缺乏认识和践行。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明确提出“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要求,以理念变革引领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第一,树立全面平衡充分发展的理念。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整个诉讼领域以及与诉讼相关领域全方位的法律监督。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要全面、平衡、充分履行。我们在深入研究论证、反复征求意见基础上,从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持续上升等实际出发,提出以内设机构改革为突破口,突出专业化建设,拟将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分设为民事检察厅、行政检察厅,增设公益诉讼检察厅已获中央深改委同意,正在组建中。省市两级检察院则要视情单独设立民事检察部门或办案组,基层检察院确定专门办案组或专人负责民事检察工作,切实解决“重刑轻民”问题。
第二,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实质上是启动纠错程序,促进法院重新审视并自我纠错。监督不是你错我对的零和博弈,也不是高人一等。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责任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赢则共赢,损则同损。我们反复强调要与法院形成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使法律监督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发挥促进法院更全面依法规范司法的作用,共同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各级检察机关以会签文件、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案例研讨等方式,与法院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不断增进互信。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6月11日,我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分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一同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参与讨论一起民事抗诉案件并发表意见。今年以来,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讨论民事案件385件次。
第三,树立精准监督的理念。监督必须考虑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个案的公平正义来引领司法进步、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强调要在精准监督上下功夫,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不搞粗放式办案,防止片面追求监督数量。民事抗诉不是越多越好,要优先选择在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抗诉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发挥对类案的案例指导作用。尤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要着重对适用法律错误的特别重大典型案件提出抗诉,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发挥对各级法院的裁判引领作用。同时,对那些不具有典型性的、确有错误的个案也不放任,以再审检察建议方式促请法院纠正。对类案背后反映的审判管理等问题,建议法院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司法。今年1-9月,全国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2333件,同比上升7.4%;提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2219件,同比上升14.8%。
第四,树立智慧借助的理念。智慧借助既是工作方法,也是工作理念。我们鼓励各级检察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官,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作用,借助他们的实践经验、法律和政治智慧,帮助我们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能力。制定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工作办法,邀请民事法律专家对民事申请监督案件涉及的法律理论问题、监督的社会效果、案件对司法价值判断的引领作用等进行深入论证,作为检察监督审查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聘请103名专家组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已举行两次论证会,对8起民事申请监督案件提出了专家意见。
第五,树立统筹发展的理念。按照民事诉讼监督规律,不同层级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侧重点应有所不同,我们引导省级和市级检察院以裁判结果监督为重点、基层检察院以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执行监督为重点,构建各级检察院各有侧重、密切配合、全面履职的民事检察监督格局。今年1-9月,省、市两级检察院办理的民事抗诉案件占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总数的98.1%;基层检察院办理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民事执行监督案件,占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此两类案件总数的97.2%。修改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对当事人一审后未上诉,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提出申诉的,依法予以受理,构建符合基层实际的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受理、办案规范、内外协调等工作机制。上级检察院依据本院受理的申诉案件、了解的全局性情况和办理个案反映出的倾向性问题,加大对下指导力度。落实领导干部办案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为一线检察官办案提供范例。
三、努力在新起点上开创民事检察工作新局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事法律监督需求,民事检察工作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新的更大挑战。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标对表人民群众新期待,从组织领导、理念更新、工作部署、机构建设、力量配备等方面,将民事检察监督做得更实、富有成效,支持、监督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努力为人民群众、为社会提供更好更优更实在的民事检察产品。
(一)以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为重点,主动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民事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重点围绕党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部署履职尽责,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积极投入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专项行动,贯彻新时期“枫桥经验”,畅通群众申诉渠道,依法公正处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维护好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深入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立足民事诉讼监督,促进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密切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企业融资互联互保案件和产权纠纷案件,加大监督力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民营企业规范发展,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对黑恶势力强迫交易、高利放贷、“套路贷”、恶意逃债、虚假诉讼等非法活动,综合运用刑事、民事等手段加强法律监督。结合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依法惩治恶意欠薪,把司法救助、农民工权益保障等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针对互联网领域微信、支付宝交易纠纷多发,一些当事人因被告身份信息不明等无法通过诉讼进行救济的问题,监督和支持法院依法规范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活动,促进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诉讼难问题。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强化以案释法和法律文书说理,引导群众依法解决纠纷、理性表达诉求。重视发挥律师等“社会第三方”作用,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二)充分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加大民事审判监督力度。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监督方式是多元的。要以当事人、社会公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目标,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监督智慧,办好不同类型的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探索与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相衔接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机制,与法院共同防范和制裁审判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诉讼违法行为。修改完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提高检察建议质量,规范提出程序。建立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向上一级检察院、法院备案机制。落实检察建议跟进监督制度,及时掌握采纳、落实情况以及未被采纳的原因,对该采纳不采纳的,上级检察院接力监督,努力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我们将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完善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办理程序: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更换原合议庭组成人员或承办人办理;经检委会决定提出的检察建议,法院不予采纳的,应当经审委会决定。同时,我们还将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对“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
(三)坚持不懈强化民事执行监督,推动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我国现阶段带有综合性的司法与社会治理问题。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促进解决执行难,不能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单纯执行阶段的方法和力度上,必须把民事审判和执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支持、促进法院从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反向审视审判活动中的源头问题,使法官裁判的时候就要适当考虑促进执行、执行的效果等因素,取得综合的、更好的司法效果。同时,解决执行难也不单纯是法院的责任。各级法院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苦并富有成效的努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发力、形成合力。检察机关要立足职能、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大监督、支持法院依法执行的力度。推动建立全国执行与监督信息法检共享平台,加强动态支持与监督。重点监督纠正违法拍卖、超标的查封、错误分配财产、变相变更裁判结果等突出问题,推动执行规范化。加大对“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的监督力度,促进依法穷尽执行手段,防止滥用“程序结案”、实体久拖不决。深入推进民事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加大对执行工作的支持力度,依法强化办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犯罪案件,并注意工作方法,促进有效执行。
(四)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着力提升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监督质效。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和形势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严格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案效率,让司法正义尽早到达。完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咨询制度,借助“外脑”加强专业化审查,增强民事检察监督对司法理念的引领性和塑造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选编、发布民事检察监督指导性案例,突出检察特色,统一司法标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指导作用。推行一体化办案机制,以线索集中管理、力量统一调配为基础,通过指定管辖、协同办案、异地交办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基层检察院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强化检察权运行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完善案件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办案绩效考评等机制,不断提高监督公信力。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监督情况,客观反映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加强与法院沟通联系,共同把公正司法、为民司法落到实处。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对巡回法庭、海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监督全覆盖。
(五)下大气力加强民事检察队伍政治和业务建设,切实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能力。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在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民事检察机构和办案组织建设,改革创新司法人才引进、使用机制,通过招录、选调、遴选等途径充实民事检察办案力量,优化队伍专业结构。完善全国和省级民事检察人才库,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敏感于自己的不足和短板,力求实效开展好分类培训和岗位练兵,培养综合型办案能手。研发虚假诉讼案件、刑事案件牵连产权保护民事案件线索智能发现技术,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应用好新建成的“检答网”,加强检察业务咨询交流,拓宽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研讨渠道,促进办案能力的提升。继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民事检察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大多存在各方当事人“利益博弈”,办案人员面临被腐蚀利诱的风险。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从严治检,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确保民事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检察机关加强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汇报,充分体现了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人民检察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新时代民事检察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少年司法制度创新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少年司法制度创新典型案例
(2019年7月26日)
案例1
法院委托开展判后社会观护 督促父母尽职履行抚养义务
--宋某诉高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宋某与高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协议离婚,约定双方所生之子小兵由母亲宋某抚养。离婚后,宋某与高某均另组建家庭并生育子女。小兵在随宋某共同生活期间,与其他家庭成员矛盾逐渐升级,一度达到用刀致家人受伤、家人多次报警的程度,尤其在小兵出现偷窃等行为后,家庭矛盾更是不可调和。宋某多次与高某沟通变更小兵的抚养权,均协商无果,遂起诉到法院。
受理此案后,法官询问高某意见,高某表示其主要精力都在照顾现在的家庭,压力较大,无暇顾及小兵,小兵则表示愿意跟随父亲高某共同生活。法院了解到,小兵曾面临被退学风险,也曾有因手机被没收而去偷手机的情形。鉴于小兵越轨行为与家庭抚养现状有密切关系,法官积极开展调解工作,数次与当事人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小兵由高某抚养。由于小兵已出现学业不良、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抚养人是否尽到抚养义务将直接影响小兵行为方式的矫治,在案件审结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观护员开展判后社会观护工作,由观护员对小兵开展指导帮扶,并督促小兵父母尽职履行抚养义务。
观护员接受委托后,对小兵进行跟踪追访,全面了解他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以及父母工作、家庭状况对小兵的影响。由于父母对小兵教育方式未有改观,小兵状况令人堪忧,他被学校勒令退学,数次被送至行为矫治学校,从矫治学校脱逃后四处流浪,期间有偷窃行为。在小兵被接回家后,观护员及时介入,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持续与小兵及其父母电话、微信联系,并面对面沟通12次。观护员一方面着力开展亲职教育,为宋某提供心理支持,引导宋某和高某树立正确的亲子观念,改变不当的教养方式,促进与小兵的正向沟通,强化良好亲子关系在家庭教育中的积极影响;一方面运用心理访谈技巧帮助小兵敞开心扉,让小兵了解到父母的爱;另一方面引导他正视自身问题,树立规则意识,并对未来生活有了期待。最终在观护员的不懈努力下,小兵与父母关系得到改善,对生活更加自信,并重归校园,步入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
【典型意义】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属于家庭纠纷,其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案结未必事了,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更多依靠的是父母自觉。社会观护为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打开了“一扇窗”。本案审结后,法院委托观护员开展判后社会观护工作,由观护员深入到家庭中考察生效裁判文书履行情况,督促父母尽职履行抚养义务,使涉诉未成年人利益得到切实有效保护,偏差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其未成年人保护的判后延伸工作经验值得推广。
案例2
创新适用委托第三方监管 妥当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财产
--姜某某、孟某某与乔某某申请变更监护人案
【基本案情】
两申请人姜某某、孟某某系夫妻关系,也系被监护人乔某某的外祖父母。被监护人乔某某于2002年5月15日出生,其母亲孟某于2010年9月3日病故,父亲乔某强于2012年7月23日病故。经亲属间协商,某人民居民委员会于2012年10月10日指定被申请人乔某伟(系被监护人叔叔)担任监护人。2012年10月起,乔某某随被申请人乔某伟共同生活,直至2016年7月。2016年8月起,乔某某随两申请人共同生活。
庭审中,乔某某本人到庭,表示其愿意随两申请人共同生活。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庭审中对乔某某的经济款项达成一致意见,被申请人乔某伟将300,000元交付给乔某某,就此结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表示,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希望属于乔某某的300,000元钱款由双方共同信任的案外人韩某桃代为监管。法院听取了案外人韩某桃(系乔某某表舅)本人意见,其表示乔某某系孤儿,愿意承担监管责任,由其保管该款项的银行卡或存折。法院对被监护人乔某某进行了心理观护,乔某某身体健康,但性格较弱,其已走出父母早逝的阴影。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争执让乔某某心灵受到不小冲击,望各方亲属能看在乔某某年纪尚小、失去父母的情况下,减少争执,尽可能在乔某某成长之路上给予帮助。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现被监护人乔某某的父母皆已过世,居民委员会指定了被申请人乔某伟成为乔某某的监护人,乔某伟尽到了监护责任。然乔某某在生活中难免与亲属有矛盾,其本人希望由两申请人担任监护人,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一致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关于财产监管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有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财产的义务。被申请人乔某伟作为原监护人出于保护被监护人乔某某合法权益出发,提议由可信任的案外人暂时保管乔某某的银行卡,符合情理。两申请人同意该提议,案外人韩某桃也愿意承担监管义务,法院考虑到两申请人文化水平不高,年近七旬,乔某某也尚未成年,其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该笔钱款对乔某某来说是已离世的父母留给她的最后财产,需要慎重保管和处理,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一致意见,案外人韩某桃同意担任监管人,于法不悖,予以准许。
监护人有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财产的义务。财产监管是为防止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相冲突下,监护人无法合理有效管理未成年人财产并损害未成年人财产利益或者监护人出于自身管理财产能力等因素,自愿将未成年人财产交由他人代为监管。财产监管人并非未成年人财产的所有权人,财产监管人侵犯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未成年人或者监护人可以追究财产监管人的法律责任。
法院判决:一、被监护人乔某某的监护人变更为姜某某、孟某某。二、被申请人乔某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300,000元交付给被监护人乔某某,该款的银行卡(存折)在乔某某18周岁前由财产监管人韩某桃负责代为保管。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典型意义】
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财产是监护人的重要职责。在监护人没有能力或者因利益冲突等原因不能履行财产监护职责的情况下,将被监护人财产委托给第三方(人)监管较为现实。本案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法律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明确了第三方(人)财产监管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对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3
首创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 代表未成年人直接参与诉讼
--李某诉沈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男)与被告沈某某(女)于2012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2014年5月5日生育一女李某某。双方婚后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又因婚生女李某某患有遗传代谢病,并伴有脑萎缩、癫痫等,双方在对待孩子治疗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故原告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沈某某离婚,并要求女儿李某某由被告抚养。被告沈某某同意离婚,但拒绝一人抚养女儿。
在该起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均同意离婚,但对女儿的抚养权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涉案儿童李某某不是案件的诉讼当事人,难以在庭审中表达诉求,加之其患有疾病,更加无法为自己发声。在此类未成年人不作为当事人,但案件结果与其利益紧密相关的案件中,法院首创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聘请区妇儿工委办的妇儿干部以及团区委的青少年社工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由儿童权益代表人代表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直接参与诉讼。儿童权益代表人先后开展庭前调查、全程参与庭审,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该纠纷得以妥善化解,涉案儿童得到了来自父母的完整关爱。
【典型意义】
该案系全国首例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的案件。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的设置契合了家事审判改革的基本目标。该机制适当突破了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探索了第三人担任儿童权益代表人在诉讼中维护儿童独立地位和权利的可能性,是家事审判改革的成功实践。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将进一步促进家事审判改革深入化,推进家事立法专门化,最终探索出符合家事审判规律的特殊程序,保障更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4
法院对罪犯宣告“从业禁止令” 严惩并预防校园性侵事件
--林某强制猥亵案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13日9时30分许,被告人林某在其住处给被害人王某某(女,事发时年满15岁)补课后,强行抱住王某某并不顾其反抗,对其实施猥亵。案发后,王某某向母亲黄某某反映该事,黄某某与被告人林某交涉未果后,于7月28日报警。8月2日,被告人林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该案件审查过程中,承办法官注重案件的发、破案经过。虽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是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缺乏客观物证的情况下,如果发、破案经过自然、正常、及时,有助于承办法官形成内心确认。被告人林某原系被害人王某某老师,其应被害人母亲要求,私自给被害人补课,可见被害人一家与被告人林某较为熟悉,且相互信任,并无冤仇。被害人在事发后即将其受到林猥亵的情况告诉母亲,事发当天下午其母亲等人即与林交涉,在交涉未果情况下报警案发,告发时间与案发时间的间隔较短,案发经过自然、正常。其次,本案注重对被告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存在的矛盾的审查认定。被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大多年幼,认知水平、记忆及表达能力较成年被害人而言往往不能对受性侵害行为进行全面的理解和科学的表述。而被告人因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存在避重就轻的侥幸心理,其供述和便捷在很多情况下有虚假性。在本案中被害人王某某作为年满15岁的中学生,其与被告人供述有所不同,但对事实的辨别已经能够符合此年龄段少女的认知,其对细节描述也并无刻意捏造之嫌,可予以确认。
关于对被告人宣告“从业禁止令”问题。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5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监护人、教师、保姆、医生、救助人等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罪,严重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同时该类人员具有接触未成年人的便利条件,实施性侵害行为更为隐蔽,一般难以发现,未成年被害人更难以抗拒和向有关部门揭露,社会危害更大。《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新增了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本案被告人林某利用其教师职业的便利、借为学生补课之机实施猥亵犯罪,违背教师职业要求和道德,考虑到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且根据《教师法》相关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因此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包括从事家教、课外辅导培训等工作。
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林某为满足性刺激而猥亵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林某违背教师职业要求和道德,利用补课便利对未成年学生实施猥亵,可对其处以从业禁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林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被告人林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特点与未成年被害人自身特点,注重从间接证据上寻找突破。在审理结果上注重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对被告人宣告禁止其从事教育相关工作,待刑罚结束后尽可能避免其接触未成年人,降低其作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风险,彰显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治精神。本案系全国首例性侵类宣告从业禁止案件,对于构建涉性侵人员信息库、推动加强相关行业入职审查管理具有积极的首创意义。
案例5
聘用的“色狼教师”猥亵儿童 培训机构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李某与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13日至10月18日期间,李某在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办学中心学习书法。赵某是该中心聘请的书法老师。赵某利用教授李某练习书法之机,贴近李某,用右手搂着李某,对李某进行多次、长时间猥亵,事后,赵某哄骗李某不要将此事告诉父母。法院判决赵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且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李某认为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违反《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等规定,聘用有劣迹、无资质的赵某,是猥亵儿童的帮凶,应对赵某的犯罪行为向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此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招生培训时未取得教育培训资质,系重大瑕疵。出于对学生的保护,被告仍然有教育和管理的义务。事发时,原告年仅八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对原告在其处遭受猥亵行为侵害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本案中,被告对原告遭受赵某猥亵行为侵害存在过错。面试过程中未要求赵某填写全部工作经历,未调查审核赵某已经填写的经历,致使其未发现赵某曾有猥亵儿童的前科。安装监控并不等于被告已完全履行管理职责。被告对学生举报赵某的猥亵行为处理不及时,是对赵某猥亵行为的放纵。故判决被告用人“失察”,放纵猥亵发生,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3万元。二审法院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它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遭受性侵害,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据此向法院起诉要求有关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单位存在侵权过错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性侵案件中,不仅会导致被害人身体受损,而且会导致其心理和精神受到严重伤害。因此,未成年被害人的康复费用既包括身体康复费用,也包括精神康复费用。法院判令本案培训机构赔偿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对于警示相关单位雇人管人、履行职责,防范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6
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等违法活动 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赵某等人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被告人赵某、谭某、谭某某等人预谋组织甲籍少女到乙市的KTV当陪唱。赵某以到丙市卖化妆品,月薪两、三千元为由,诱骗少女同意后先让她们到甲市,后由谭某及其弟某某、弟媳蔡某(另案处理)将被骗少女运送至乙市,组织她们在该市文化宫内的KTV从事有偿陪酒、陪唱。赵某在甲市还让他人帮忙为其找女孩到KTV当陪唱。
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被告人赵某、谭某、谭某某先后组织少女甲(女,时年13周岁)、少女乙(女,时年14周岁)、少女丙(女,时年16周岁)在KTV进行有偿陪酒、陪唱。其中,2018年1月1日,赵某明知少女甲不满十四周岁,仍以到丙市卖化妆品为名,诱骗其到KTV陪酒、陪唱,致其脱离家庭、监护人。
2018年4月30日,被告人赵某到少女丁(女,时年15周岁)住宿的宾馆,欲诱使其到乙市从事有偿陪酒、陪唱,少女丁警觉并电话告知其母亲,其父母闻讯到宾馆解救谢某婷时,与赵某发生争执,赵某将少女丁父母抓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赵某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人,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被告人赵某、谭某、谭某某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和健康成长,使未成年人在陪侍过程中面临人身被侵害的现实风险,其行为应按照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处罚,遂对三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
【典型意义】
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不成熟弱点,组织其从事谋利性违法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管理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仅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健康权,而且会诱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定罪。本案依法对三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和人身健康权。
案例7
依法适用宣告失踪制度 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体系
--薛某某诉张某宣告公民失踪案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7日法院受理申请人薛某某诉被申请人张某宣告公民失踪一案,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薛某某系被申请人张某与薛某之女。2008年申请人的父亲薛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某于2009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申请人薛某某一直跟其随其祖父、祖母共同生活,后申请人祖父又身患重病,经医治无效去世,村委会指定申请人的祖母为其监护人,申请人祖母年迈且无劳动能力,申请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村委会、被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辖区派出所均出具证明证实被申请人离家出走的时间和具体情况。根据申请人薛某某的申请,法院在报纸上刊登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限期张某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同时要求凡是知悉张某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情况向法院报告。但自公告发出至今,张某没有向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也没有知悉其情况的人向法院报告,现张某仍处于下落不明状态。
被申请人张某于2009年12月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已超过两年,经法院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后至今仍下落不明,符合宣告失踪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判决宣告被申请人张某失踪。
【典型意义】
该案审理法院在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司法调研的基础上,协助其亲属依法提起申请宣告未成年人父母失踪或宣告死亡的诉讼程序,对于穷尽各种查询手段确实下落不明的被申请人及时宣告其失踪。此举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提供了司法依据,解决了此类困境儿童无法获得救助的程序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扶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案例8
宽严相济审理校园暴力案件 挽救教育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被告人甲等12人“校园暴力伤害致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被告人甲(14岁,学生)因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同学与被害人丁某(14岁,学生)关系亲密便心生怨恨,纠集社会青年乙某及另外11名同年级在校学生意欲殴打丁某。被告人甲等12人将被害人丁某哄骗至某篮球场附近,众人先后冲上去对被害人拳打脚踢进行围殴,造成被害人死亡。案发后,被告人甲等11名学生在老师做工作后,由家属主动带至学校或公安局投案,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甲等12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到三年不等的刑期。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甲等12人聚众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甲提出犯意、纠集同案人、积极实施殴打行为,乙某作为成年人最先殴打被害人,并打击要害部位,二人都是主犯。被告人丙等10人所起作用较小,为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甲等11人犯罪时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甲等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据此,认定被告人甲等7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三个月不等的刑期。根据被告人丙等5人属于被邀跟风打架、事后积极施救的事实和情节,结合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对被告人丙等5人犯故意伤害罪,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典型意义】
本案因出现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法院坚持宽严相济,做到该打击的打击、能挽救的挽救,对纠集者、成年主犯均依法处以重刑。同时,积极延伸司法职能,注重矛盾化解,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修复社会关系裂痕。根据被告人丙等5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悔罪表现、返校学习的强烈意愿,结合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法院判处缓刑,督促家长加强管教。本案的审理,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促使其回归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9
指定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 保护被监护人健康成长
--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基本案情】
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并经常让小龙挨饿。自2013年8月始,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丽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林某拒不悔改。2014年1月,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林某依然我行我素。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为此,县公安局对林某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一千元。6月13日,申请人某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该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在法院审理期间,法院征求小龙的意见,其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某共同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被申请人林某作为小龙的监护人,未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小龙进行教育引导,而是采取打骂等手段对小龙长期虐待,经有关单位教育后仍拒不悔改,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小龙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小龙的监护人。依照民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撤销被申请人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某村民委员会担任小龙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此案为全国首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本案审理法院主动探索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申请撤销监护失当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根据法律规定,在没有其他近亲属和朋友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成长的原则,指定当地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对通过司法干预解决监护人资格撤销及撤销后的未成年人安置问题,贡献了司法智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0年2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根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控时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意义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排,按照中央政法委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一)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
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二)依法严惩暴力伤医犯罪。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重后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以侮辱罪或者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三)依法严惩制假售假犯罪。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假药、劣药,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
(四)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五)依法严惩诈骗、聚众哄抢犯罪。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规定,假借疫情防控的名义,利用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特别是疫情防控和保障物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虚假疫情信息或者其他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对虚假疫情信息案件,要依法、精准、恰当处置。对恶意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制造社会恐慌,挑动社会情绪,扰乱公共秩序,特别是恶意攻击党和政府,借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依法严惩。对于因轻信而传播虚假信息,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七)依法严惩疫情防控失职渎职、贪污挪用犯罪。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防治监管职责,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传染病毒种扩散罪定罪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截留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款物,或者挪用上述款物归个人使用,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挪用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八)依法严惩破坏交通设施犯罪。在疫情防控期间,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
办理破坏交通设施案件,要区分具体情况,依法审慎处理。对于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未经批准擅自封路阻碍交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由主管部门予以纠正。
(九)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十)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实施上述(一)至(九)规定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单位秩序、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阻碍执行职务,冲闯警戒带、警戒区,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他人,诈骗,在铁路沿线非法挖掘坑穴、采石取沙,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损毁铁路设施设备,故意损毁财物、哄抢公私财物等规定,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办案效果和安全
(一)及时查处案件。公安机关对于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案件,要依法及时立案查处,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于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人员,公安机关要依法协助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强化沟通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案件顺利侦查、起诉、审判、交付执行。对重大、敏感、复杂案件,公安机关要及时听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建议。对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要求,及时向社会通报案件进展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三)保障诉讼权利。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要按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要求,积极组织律师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依法提供辩护或者法律帮助。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律师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引导广大律师依法依规履行辩护代理职责,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四)加强宣传教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合案件办理深入细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选取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加大警示教育,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充分展示坚决依法严惩此类违法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决心。要引导广大群众遵纪守法,不信谣、不传谣,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五)注重办案安全。在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案件,办案人员要注重自身安全,提升防范意识,增强在履行接处警、抓捕、羁押、讯问、审判、执行等职能时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能力。除依法必须当面接触的情形外,可以尽量采取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人民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审理相关案件的,在坚持依法公开审理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旁听群众、法院干警的安全和健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等重点救助对象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等重点救助对象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军人军属、残疾人、未成年人等重点救助对象司法救助工作,不断巩固优化提升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质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现将“章某龙国家司法救助案”等8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8日
案例一
章某龙国家司法救助案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
湾沚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脱贫不稳定户 刑事被害人 联合救助 多元救助帮扶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章某龙,男,1966年12月出生,系章某青、王某前过失致人重伤案被害人。
2020年5月5日,章某龙在与章某青、王某前三人共同砍伐树木时,被章某青和王某前砍倒的一棵树木砸伤,致胸椎、腰椎、肋骨骨折,脊髓断裂,经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一级,伤残等级为一级。2021年4月27日,芜湖市公安局湾沚分局将章某青、王某前涉嫌过失致人重伤案移送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7月30日,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向湾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0月29日,湾沚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章某青、王某前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可能因案返贫的脱贫不稳定户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后,及时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针对救助申请人受害后果严重且未获得任何赔偿,可能因案返贫的实际情况,两级检察院决定联合救助以加大救助力度,提升救助效果。芜湖市检察机关还主动对接乡村振兴部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协调落实多元救助帮扶措施,及时帮助被救助人家庭走出急迫生活困境,充分发挥了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职能作用。
案例二
嵇某琴国家司法救助案
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检察院
萨尔图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军人军属 线索排查 联合救助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嵇某琴,女,1937年9月出生,系魏某平交通肇事案被害人王某锋的母亲。
2016年10月7日,魏某平酒后驾驶面包车搭载王某锋等4人,行驶途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致被害人王某锋当场死亡、其他乘车人受伤或抢救无效死亡。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魏某平对此次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2017年1月6日,大庆市公安局会战分局以魏某平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2月27日,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锋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年5月22日,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魏某平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赔偿王某锋家属35万余元,但魏某平无赔偿能力。王某锋的母亲嵇某琴仅获得保险公司赔偿款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主动排查发现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军人军属依职权进行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检察院主动告知救助申请人司法救助政策,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考虑到被救助对象系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困难军人军属等一系列特殊情况,为解决本级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标准偏低问题,提请大庆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积极协调该市司法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救助金审批进度,通过“云发放”的方式,在春节前及时将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彰显了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大局、落实拥军优属责任的政治担当。
案例三
张某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刑事被害人家属 未成年人 多元救助帮扶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张某,女,1978年5月出生;乔某豪,男,2003年4月出生;朱某晴,女,2014年8月出生;朱某涵,女,2017年6月出生;朱某辰,男,2020年4月出生。五人分别系刘某江故意伤害案被害人朱某贵的妻子、子女,其中乔某豪系朱某贵继子。
2019年10月29日中午,被害人朱某贵在刘某江家中聚餐,期间二人发生口角争执,继而厮打在一起。刘某江持刀将朱某贵捅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11月1日,刘某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4日被批准逮捕。2020年4月30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对刘某江提起公诉。同年5月20日,槐荫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发现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对可能因案致贫的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刑事被害人家属进行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强化司法救助意识,发现救助线索及时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审查办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决定救助后及早发放救助金,缓解了被救助人家庭的燃眉之急。槐荫区人民检察院还主动协调教育、民政、人社等相关部门,由一次性救助延伸为持续性帮扶,实现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无缝对接,有效解决了被救助人家庭的长远生活困难。
案例四
茆某凤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
灌云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边缘易致贫户 残疾人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平台 联合救助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茆某凤,女,1957年4月出生;张某付,男,1955年7月出生;张某亮,男,1991年5月出生。三人分别系孔某明交通肇事案的被害人及被害人的丈夫、儿子。
2021年2月10日,孔某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顾某伟,与前方同向行人茆某凤发生碰撞,致茆某凤重伤(二级),案发后孔某明驾车逃逸。经交警部门认定,孔某明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灌云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孔某明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7月2日,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向灌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8月10日,灌云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孔某明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运用“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平台”,积极救助农村地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灌云县人民检察院通过该院在全省率先建成的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平台,对救助申请人家庭进行精准识别并同步开展监测和帮扶。考虑救助申请人家庭的特殊困难,报请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强化救助力度,优化救助效果。该院还通过与相关部门建立的“1+20+N”多元救助机制,以“社会救助建议函”等形式,进一步促进落实扶贫边缘户管理、解决低保待遇、开展法律援助以及残疾人康复治疗等多元化救助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促进了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案例五
刘某运国家司法救助案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低保兜底户 刑事被害人 独居老人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刘某运,男,1933年11月出生,湖北省丹江口市某村人,系闫某林涉嫌故意伤害案被害人。
2021年3月10日,闫某林与刘某运因卖菜摊位发生争执,后闫某林推了刘某运一下,导致刘某运倒地,左侧腿部受伤。经司法鉴定,刘某运左侧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损伤程度轻伤一级。2021年4月1日,丹江口市公安局对闫某林刑事拘留。2021年5月13日,丹江口市公安局对闫某林监视居住,同年6月1日以闫某林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低保兜底户刑事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针对救助申请人系农村独居老人、听力二级残疾、通过低保兜底脱贫后因案再度坠入贫困边缘等实际情况,协调各部门共同发力,快速作出救助决定,及时将救助金发放到位,并开展司法救助回访,协调有关部门跟踪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切实帮助被救助人摆脱生活困境。
案例六
邹某、邹某涵国家司法救助案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生活困难未成年人 退役伤残军人军属 多元救助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邹某,女,2006年3月出生;邹某涵,女,2015年2月出生。二人均系江西省丰城市某镇某村人,邹某良交通肇事案被害人朱某华的女儿。
2020年3月10日,邹某良驾驶三轮摩托车搭载妻子朱某华,途中邹某良因身体不适导致操作失误,摩托车撞到树木,造成朱某华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邹某良负事故全部责任。2020年3月12日,邹某良出院后到丰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投案自首。2020年3月16日,丰城市公安局对邹某良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2020年10月16日移送丰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丰城市人民检察院受案后,决定对邹某良取保候审。期间,朱某华的亲属对邹某良表示谅解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2020年12月20日,邹某良因病救治无效死亡。2021年2月5日,丰城市人民检察院对邹某良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未成年人、退役军人子女进行重点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丰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强化司法救助意识,主动向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移送救助线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针对本案救助申请人的父亲为退役军人、家庭原系建档立卡贫困户、发生交通事故后成为孤儿、可能因案返贫等情形,实行优先、特殊救助,快速发放司法救助金,并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协调落实多元救助帮扶措施,有效提升救助效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案例七
赵某凤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生活困难信访人 边缘易致贫户 依职权救助 多元救助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赵某凤,女,1955年7月出生;孙某山,男,1949年7月出生;孙某彤,女,2004年12月出生。三人分别系那某苏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孙某的母亲、父亲和女儿。
2011年7月20日,那某苏无证驾驶无牌照三轮车搭载孙某,行驶途中因车速过快驶入公路北侧沟内,那某苏、孙某受伤,后孙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8月2日,凤城市公安局以那某苏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2011年8月22日移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1年9月23日,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孙某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年10月22日,凤城市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那某苏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判令其赔偿被害人家属248165元。法院判决生效后,孙某的母亲赵某凤不服,多年来向其他部门信访,并于2021年5月向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信访人、边缘易致贫户进行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及时发放救助金的同时,依托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建立的司法救助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与市乡村振兴局、民政局等部门共同对被救助人进行救助帮扶,充分发挥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协同作用,既化解了信访矛盾,又切实解决了被害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被救助人家庭切身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实现了“一次救助、长期关怀”的效果,充分彰显了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司法保障作用。
案例八
阿某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申诉人 特殊被害人 发放救助金 消除犯罪记录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阿某某,男,1976年7月出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某村人。
2020年12月14日,阿某某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反映其身份被他人冒用犯罪,西城区人民法院2008年的一份刑事判决将其错列为被告人,请求检察机关监督纠正。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经与西城区公安分局协作,审查认定阿某某本人指纹信息和原盗窃案中留存的指纹信息并非同一,且原案中被告人尿检结果呈阳性而阿某某本人并无吸毒史,原案被告人身份信息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2021年4月2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向西城区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6月11日,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0102刑再1号裁定,将原判涉及的阿某某更正为被告人沙某某,并当场为阿某某恢复名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在刑事申诉检察办案环节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申诉人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救助申请人因身份被他人冒用而被错误列为刑事犯罪被告人、外出打工受阻影响收入、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况,既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监督纠正被冒名的错误判决,又对救助申请人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救助金,减轻因办案工作失误对其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同时还积极协调推动公安机关消除救助申请人的犯罪记录,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担当和司法温度,促进了检察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林少钦受贿请示一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林少钦受贿请示一案的答复
([2016]最高法刑他5934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闽高法[2016]250号《关于立案追诉后因法律司法解释修改导致追诉时效发生变化的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追诉时效是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贪污贿赂案件,应当依据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认定追诉时效。依据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未过时效,且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新的法律规定生效后应当继续审理。
此复。
二○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64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定,现将无锡F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81-84号)作为第二十二批指导性案例(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1月24日
无锡F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检例第81号)
【关键词】
单位认罪认罚 不起诉 移送行政处罚 合规经营
【要旨】
民营企业违规经营触犯刑法情节较轻,认罪认罚的,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检察机关应当督促认罪认罚的民营企业合法规范经营。拟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听取意见。对被不起诉人(单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单位,无锡F警用器材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警用器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
被不起诉人乌某某,男,F警用器材公司董事长。
被不起诉人陈某某,女,F警用器材公司总监。
被不起诉人倪某,男,F警用器材公司采购员。
被不起诉人杜某某,女,无锡B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5年12月间,乌某某、陈某某为了F警用器材公司少缴税款,商议在没有货物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从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并指使倪某通过公司供应商杜某某等人介绍,采用伪造合同、虚构交易、支付开票费等手段,从王某某(另案处理)实际控制的商贸公司、电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税额计人民币377344.79元,后F警用器材公司从税务机关抵扣了税款。
乌某某、陈某某、倪某、杜某某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23日至公安机关投案,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11月23日,公安机关对乌某某等四人依法取保候审。案发后,F警用器材公司补缴全部税款并缴纳滞纳金。2019年11月8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以F警用器材公司及乌某某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综合案件情况拟作出不起诉处理,举行了公开听证。该公司及乌某某等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0年3月6日,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该公司及乌某某等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没收被不起诉人违法所得及对被不起诉单位予以行政处罚向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分别提出检察意见。后公安机关对倪某、杜某某没收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5503元,税务机关对该公司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466131.8元。
【检察履职情况】
1.开展释法说理,促使被不起诉单位和被不起诉人认罪认罚。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向F警用器材公司及乌某某等四人送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结合案情进行释法说理,并依法听取意见。乌某某等四人均表示认罪认罚,该公司提交了书面意见,表示对本案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愿意认罪认罚,请求检察机关从宽处理。
2. 了解企业状况,评估案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检察机关为全面评估案件的处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查明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系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无违法经营处罚记录,近三年销售额人民币7000余万元,纳税额人民币692万余元。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省级以上科学技术成果,曾参与制定10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在业内有较好的技术创新影响力。审查起诉期间,公司参与研发的项目获某创新大赛金奖。
3. 提出检察建议,考察涉罪企业改进合规经营情况。该企业发案前有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但公司治理制度尚不健全。在评估案件情况后,检察机关围绕如何推动企业合法规范经营提出具体的检察建议,督促涉罪企业健全完善公司管理制度。该公司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制定合规经营方案,修订公司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对员工开展合法合规管理培训,并努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该企业上述改进情况,根据单位犯罪特点,在检察机关主持下,由单位诉讼代表人签字、企业盖章,在律师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4. 举行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提出检察意见。考虑到本案犯罪情节较轻且涉罪企业和直接责任人员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及有关人员作出不起诉处理。为提升不起诉决定的公信力和公正性,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侦查机关代表、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参加听证,通知涉罪企业法定代表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到场听证。经听取各方意见,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依法向公安机关、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公安机关、税务机关对该公司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
【指导意义】
1. 对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认罚的涉罪民营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应当依法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办理涉罪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应当充分考虑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职工就业,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积极做好涉罪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认罪认罚工作,促使涉罪企业退缴违法所得、赔偿损失、修复损害、挽回影响,从而将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对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认罚、积极整改的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符合不捕、不诉条件的,坚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要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
2. 把建章立制落实合法规范经营要求,作为悔罪表现和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涉罪案件过程中,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民营企业进行走访、调查,查明企业犯罪的诱发因素、制度漏洞、刑事风险等,提出检察建议。企业通过主动整改、建章立制落实合法规范经营要求体现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协助和督促企业执行,帮助企业增强风险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有效预防犯罪并据此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3. 依法做好刑事不起诉与行政处罚、处分有效衔接。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要执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有关主管机关未及时通知处理结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督促。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七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
钱某故意伤害案
(检例第82号)
【关键词】
认罪认罚 律师参与协商 量刑建议说理 司法救助
【要旨】
检察机关应当健全量刑协商机制,规范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过程。依法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通过出示有关证据、释法说理等方式,结合案件事实和情节开展量刑协商,促进协商一致。注重运用司法救助等制度措施化解矛盾,提升办案质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钱某,1982年5月生,浙江嵊州人,嵊州市某工厂工人。
2019年9月28日晚,钱某应朋友邀请在嵊州市长乐镇某餐馆与被害人马某某等人一起吃饭。其间,钱某与马某某因敬酒发生争吵,马某某不满钱某喝酒态度持玻璃酒杯用力砸向钱某头部,致其额头受伤流血。钱某随后从餐馆门口其电瓶车内取出一把折叠刀,在厮打过程中刺中马某某胸部、腹部。马某某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27日死亡。案发后,钱某即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钱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辩护人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案发后,被告人钱某向被害人亲属进行了民事赔偿,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钱某犯故意伤害罪于2020年5月15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提出有期徒刑十二年的量刑建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当庭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履职情况】
1. 依法听取意见,开展量刑协商。本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在依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基础上,围绕如何确定量刑建议开展了听取意见、量刑协商等工作。根据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检察机关初步拟定有期徒刑十五年的量刑建议。针对辩护人提出钱某有正当防卫性质,属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结合证据阐明被告人激愤之下报复伤害的犯罪故意明显,不属于针对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行为,辩护人表示认同,同时提交了钱某与被害人亲属达成的调解协议及被害人亲属出具的谅解书。检察机关审查并听取被害方意见后予以采纳,经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沟通协商,将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十二年,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2. 量刑建议说理。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前,检察机关向被告人和辩护人详细阐释了本案拟起诉认定的事实、罪名、情节,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自首、认罪认罚、赔偿损失及取得谅解等情节的量刑从宽幅度等。被告人表示接受,并在辩护人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随案移送《量刑建议说理书》。
3. 开展司法救助。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检察官多次到被害人家中慰问,了解到被害人家中仅有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二人,无力支付被害人医疗费和丧葬费,被告人也家境困难,虽然尽力赔付但不足以弥补被害方的损失。检察机关积极为被害人家属申请了司法救助金,帮助其解决困难,促进双方矛盾化解。
【指导意义】
1. 有效保障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协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与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进行充分有效的量刑协商。检察机关组织开展量刑协商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向被告人出示证据、释法说理等形式,说明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保障协商的充分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提出新的证据材料或者不同意见的,应当重视并认真审查,及时反馈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需要核实或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在充分准备后再开展协商。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被害方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促进和解谅解,并作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重要因素。
2. 运用司法救助促进矛盾化解。对于因民间矛盾纠纷引发,致人伤亡的案件,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有限,而被害方又需要救助的,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促使被告人尽力赔偿被害方损失,争取被害方谅解,促进矛盾化解。同时要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落实帮扶措施,切实为被害方纾解困难提供帮助,做实做细化解矛盾等社会治理工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
琚某忠盗窃案
(检例第83号)
【关键词】
认罪认罚 无正当理由上诉 抗诉 取消从宽量刑
【要旨】
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一审法院采纳从宽量刑建议判决的案件,因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上诉而不再具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条件,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建议法院取消因认罪认罚给予被告人的从宽量刑。
【基本案情】
被告人琚某忠,男,1985年11月生,浙江省常山县人,农民。
2017年11月16日下午,被告人琚某忠以爬窗入室的方式,潜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某小区502室,盗取被害人张某、阮某某贵金属制品9件(共计价值人民币28213元)、现金人民币400余元、港币600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上述9件贵金属制品,并已发还被害人。
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被告人琚某忠诉讼权利义务、认罪认罚的具体规定,向琚某忠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并出示监控录像等证据后,之前认罪态度反复的被告人琚某忠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经与值班律师沟通、听取意见,并在值班律师见证下,检察官向琚某忠详细说明本案量刑情节和量刑依据,提出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的量刑建议,琚某忠表示认可和接受,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18年3月6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琚某忠犯盗窃罪提起公诉。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理该案,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同年3月19日,琚某忠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琚某忠不服原判量刑提出上诉,导致原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已不存在,为保障案件公正审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下城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维持原判认定的被告人琚某忠犯盗窃罪的事实和定性,改判琚某忠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决后,琚某忠未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1. 全面了解上诉原因。琚某忠上诉后,检察机关再次阅卷审查,了解上诉原因,核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确认本案不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量刑不当等情形;确认权利告知规范、量刑建议准确适当、具结协商依法进行。被告人提出上诉并无正当理由,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具结承诺。
2. 依法提出抗诉。琚某忠无正当理由上诉表明其认罪不认罚的主观心态,其因认罪认罚而获得从宽量刑的条件已不存在,由此导致一审判决罪责刑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以“被告人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导致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再具备,并致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并在抗诉书中就审查起诉和一审期间依法开展认罪认罚工作情况作出详细阐述。
【指导意义】
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获得量刑从宽后,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违背具结承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无正当理由引起二审程序,消耗国家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一审判决量刑适当、自愿性保障充分,因为认罪认罚后反悔上诉导致量刑不当的案件,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有利于促使被告人遵守协商承诺,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稳定运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时,应当建议法院取消基于认罪认罚给予被告人的从宽量刑,但不能因被告人反悔行为对其加重处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林某彬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检例第84号)
【关键词】
认罪认罚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宽严相济 追赃挽损
【要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检察机关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主导责任,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查明案件事实、提升指控效果、有效追赃挽损等方面的作用。
【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某彬,男,1983年8月生,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胡某某等其他51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被告人林某彬自2013年9月至2018年10月,以实际控制的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某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通过招募股东、吸收业务员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以林某彬为核心,被告人增某、胡某凯等9人为骨干,被告人林某强、杨某明等9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老年人群体为主要目标,专门针对房产实施系列“套路贷”犯罪活动,勾结个别公安民警、公证员、律师以及暴力清房团伙,先后实施了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11个区、72名被害人、74套房产,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8亿余元。
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公安民警被告人庞某天入股,利用其身份查询被害人信息,利用其专业知识为暴力清房人员谋划支招。拉拢律师被告人李某杰以法律顾问身份帮助林某彬犯罪组织修改“套路贷”合同模板、代为应诉,并实施虚假诉讼处置房产。公证员被告人王某等人为获得费用提成或收受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给予的财物,出具虚假公证文书。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主持下,全案52名被告人中先后有36名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19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林某彬等人上诉后,2020年7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1. 通过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教育转化同案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梳理全案证据基础上,引导侦查机关根据先认罪的胡某凯负责公司财务、熟悉公司全部运作的情况,向其讲明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促使其全面供述,查清了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诈骗被害人房产所实施的多个步骤,证实了林某彬等人以房产抵押借款并非民间借贷,而是为骗取被害人房产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行为,推动了全案取证工作。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胡某凯认罪认罚以及根据其供述调取的微信股东群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对股东韩某军、庞某天等被告人进行教育转化。同时开展对公司业务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后业务人员白某金、吴某等被告人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共有12名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及据此补充完善的相关证据,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结构、运作模式、资金分配等事实更加清晰。庭前会议阶段,围绕定罪量刑重点,展示全案证据,释明认定犯罪依据,促成14名被告人认罪认罚,在庭前会议结束后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开庭前,又有10名被告人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 根据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认罪认罚的阶段,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一是将被告人划分为“三类三档”。“三类”分别是公司股东及业务员、暴力清房人员、公证人员,“三档”是根据每一类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三档量刑范围,为精细化提出量刑建议提供基础。二是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坚持区别对待。一方面,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林某彬从严惩处,建议法庭依法不予从宽;对积极参加者,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时间先后、对查明案件事实所起的作用、认罪悔罪表现、退赃退赔等不同情况,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量刑建议。
3. 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作用,提升出庭公诉效果。出庭公诉人通过讯问和举证质证,继续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取得良好庭审效果。首要分子林某彬当庭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暴力清房首犯万某春当庭否认知晓“套路贷”运作流程的情况下,林某彬主动向法庭指证万某春的犯罪事实,使万某春的辩解不攻自破。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不认罪的被告人受到触动,也向被害人表达了歉意。
4. 运用认罪认罚做好追赃挽损,最大限度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强化对认罪认罚被告人的讯问,及时发现涉案房产因多次过户、抵押而涉及多起民事诉讼,已被法院查封或执行的关键线索,查清涉案财产走向。审判阶段,通过继续推动认罪认罚,不断扩大追赃挽损的效果。在庭前会议阶段,林某彬等多名被告人表示愿意退赃退赔;在庭审阶段,针对当庭认罪态度较好,部分退赔已落实到位或者明确表示退赔的被告人,公诉人向法庭建议在退赔到位时可以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幅度以下判处适当的刑罚,促使被告人退赃退赔。全案在起诉时已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的基础上,一审宣判前,被告人又主动退赃退赔人民币400余万元。
【指导意义】
1.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提升指控犯罪质效。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流程适用,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有针对性地收集、完善和固定证据,同时以点带面促使其他被告人认罪认罚,完善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涉案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案件,通过对被告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组织,提升指控犯罪的效果。
2. 将认罪认罚与追赃挽损有机结合,彻底清除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尽力挽回被害人损失。检察机关应当运用认罪认罚深挖涉案财产线索,将退赃退赔情况作为是否认罚的考察重点,灵活运用量刑建议从宽幅度激励被告人退赃退赔,通过认罪认罚成果巩固和扩大追赃挽损的效果。
3. 区别对待,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案件,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要根据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具体情况,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的犯罪分子,即使认罪认罚也不足以从宽处罚的,依法可不予以从宽处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2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已于2021年3月1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4次会议通过。为便于进一步学习领会和正确适用《会议纪要》,现作如下通知:
一、充分认识《会议纪要》出台的意义
《会议纪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就当前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有关工作机制完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对于确保民法典正确实施,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把握、准确理解《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二、认真组织学习培训
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培训,做好宣传工作,帮助广大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准确理解《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在案件审理中正确适用。
三、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
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得作为裁判依据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对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
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4月6日
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4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召开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贺荣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同志就《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院长、主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商事审判庭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江苏、广东、河南三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了专题汇报和经验交流。
会议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民法典的责任感使命感。会议指出,贯彻实施好民法典,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将党的领导和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是服务保障“十四五”时期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会议研究了当前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有关内容的具体适用,民法典施行后有关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等内容,以及有关工作机制的完善问题。现纪要如下:
一、正确适用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的相关制度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将民法典的贯彻实施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要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会议研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废止后,新的司法解释颁布前,依法适用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1.申请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是,为了确保各方当事人权益的平衡保护,对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通过申请宣告失踪足以保护其权利,其申请宣告死亡违背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关于不得滥用民事权利的规定的,不予支持。
2.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3.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4.以给自然人及其亲友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荣誉、隐私、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5.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后,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出现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中断事由,可以认定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6.当事人对于合同是否成立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本着尊重合同自由,鼓励和促进交易的精神依法处理。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等规定予以确定。
7.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8.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相对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情况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9.对于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或者高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认定。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当事人对于其所主张的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承担举证责任。
10.当事人一方违反民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规定的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11.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损失范围应当按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确定,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确定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12.除上述内容外,对于民通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的实体性规定所体现的精神,与民法典及有关法律不冲突且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如民通意见第2条关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认定规则等,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说理时阐述。上述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如合同法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等,人民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
二、准确把握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新旧衔接适用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把系统观念落实到贯彻实施工作各方面,全面准确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要准确把握民法典施行后的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等7件新制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以下简称《废止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等5个修改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的基本精神,在审判中准确把握适用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既彰显民法典的制度价值,又不背离当事人基于原有法律所形成的合理预期,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
13.正确适用《时间效力规定》,处理好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时间效力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包括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规定废止的法律,根据《废止决定》废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修改决定》所涉及的修改前的司法解释。
14.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时间效力规定》应当适用民法典的,同时适用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但是该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15.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引用已废止的司法解释条文作为裁判依据时,先列明《时间效力规定》相关条文,后列明该废止的司法解释条文。需要同时引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确定引用条文顺序。
16.人民法院需要引用《修改决定》涉及的修改前的司法解释条文作为裁判依据时,先列明《时间效力规定》相关条文,后列明修改前司法解释名称、相应文号和具体条文。人民法院需要引用修改后的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时,可以在相应名称后以括号形式注明该司法解释的修改时间。
17.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时间效力规定》应当适用民法典的,同时列明民法典的具体条文和《时间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文。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引用法律、司法解释时,不必引用《时间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文。
18.从严把握溯及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情形,确保法律适用统一。除《时间效力规定》第二部分所列具体规定外,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民事纠纷案件时,认为符合《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溯及适用民法典情形的,应当做好类案检索,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符合《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规定的“三个更有利于”标准,应当溯及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加强对下指导。
三、切实加强适用民法典的审判指导和调查研究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把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做好审判指导监督,扎实抓好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建立健全保障民法典贯彻实施的长效机制,确保民法典在全国法院统一正确实施。
19.要结合民法典立法精神和规定,将权利保护理念融入审判执行工作各环节,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20.要牢固树立法典化思维,确立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事实体法律适用理念。准确把握民法典各编之间关系,充分认识“总则与分则”“原则与规则”“一般与特殊”的逻辑体系,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全面、准确理解民法典核心要义,避免断章取义。全面认识各编的衔接配合关系,比如合同编通则中关于债权债务的规定,发挥了债法总则的功能作用,对于合同之债以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同样具有适用效力。
21.要加强对民法典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加强对民法典的新增规定或者对原有民事法律制度有重大修改的规定适用情况的调查研究,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有关民法典适用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等相关司法解释提供有力实践支撑。要特别注重发挥民法典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的民事纠纷案件积累司法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促进信息网络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第三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
第四条 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
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未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
第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
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
(一)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
(二)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
(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对侵权通知作出合理的反应;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十一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特定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投放广告获取收益,或者获取与其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存在其他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而收取一般性广告费、服务费等,不属于本款规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将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或者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感知的位置的;
(二)对热播影视作品等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的;
(三)其他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未经许可提供,仍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形。
第十三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未及时根据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知相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通知、采取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网络服务的性质,所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十五条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第十六条 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1号)同时废止。
本规定施行之后尚未终审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2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诉李岑、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等三个案例(指导案例189-191号),作为第34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8日
指导案例189号
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诉李岑、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合同纠纷/违约金调整/网络主播
裁判要点
网络主播违反约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未经直播平台同意在其他平台从事类似业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网络主播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网络直播行业特点,以网络主播从平台中获取的实际收益为参考基础,结合平台前期投入、平台流量、主播个体商业价值等因素合理酌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5条(本案适用的是自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
基本案情
被告李岑原为原告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公司)创办的熊猫直播平台游戏主播,被告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播爱游公司)为李岑的经纪公司。2018年2月28日,熊猫公司、播爱游公司及李岑签订《主播独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李岑在熊猫直播平台独家进行“绝地求生游戏”的第一视角游戏直播和游戏解说。该协议违约条款中约定,协议有效期内,播爱游公司或李岑未经熊猫公司同意,擅自终止本协议或在直播竞品平台上进行相同或类似合作,或将已在熊猫直播上发布的直播视频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使用的,构成根本性违约,播爱游公司应向熊猫直播平台支付如下赔偿金:(1)本协议及本协议签订前李岑因与熊猫直播平台开展直播合作熊猫公司累计支付的合作费用;(2)5000万元人民币;(3)熊猫公司为李岑投入的培训费和推广资源费。主播李岑对此向熊猫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一年,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
2018年6月1日,播爱游公司向熊猫公司发出主播催款单,催讨欠付李岑的两个月合作费用。截至2018年6月4日,熊猫公司为李岑直播累计支付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的合作费用1111661元。
2018年6月27日,李岑发布微博称其将带领所在直播团队至斗鱼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并公布了直播时间及房间号。2018年6月29日,李岑在斗鱼直播平台进行首播。播爱游公司也于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李岑在斗鱼直播平台的直播间链接。根据“腾讯游戏”微博新闻公开报道:“BIU雷哥(李岑)是全国主机游戏直播节目的开创者,也是全国著名网游直播明星主播,此外也是一位优酷游戏频道的原创达人,在优酷视频拥有超过20万的粉丝和5000万的点击......”
2018年8月24日,熊猫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独家合作协议、立即停止在其他平台的直播活动并支付相应违约金。一审审理中,熊猫公司调整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00万元。播爱游公司不同意熊猫公司请求,并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熊猫公司、播爱游公司、李岑三方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6月28日解除;2.判令熊猫公司向播爱游公司支付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之间的合作费用224923.32元;3.判令熊猫公司向播爱游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 (2018)沪0106民初31513号民事判决:一、播爱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熊猫公司违约金2600000元;二、李岑对播爱游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熊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播爱游公司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的合作费用186640.10元;四、驳回播爱游公司其他反诉请求。李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沪02民终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第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熊猫公司与播爱游公司、李岑签订《合作协议》,自愿建立合同法律关系,而非李岑主张的劳动合同关系。《合作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各方理应依约恪守。从《合作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来看,该协议对合作三方的权利义务都进行了详细约定,主播未经熊猫公司同意在竞争平台直播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熊猫公司虽然存在履行瑕疵但并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播爱游公司、李岑并不能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作协议》。且即便从解除的方式来看,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也应当按照法定或约定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向合同相对方发出,李岑在微博平台上向不特定对象发布的所谓“官宣”或直接至其他平台直播的行为,均不能认定为向熊猫公司发出明确的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因此,李岑、播爱游公司在二审中提出因熊猫公司违约而已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于公平、诚信原则的适用尺度,与因违约所受损失的准确界定,应当充分考虑网络直播这一新兴行业的特点。网络直播平台是以互联网为必要媒介、以主播为核心资源的企业,在平台运营中通常需要在带宽、主播上投入较多的前期成本,而主播违反合同在第三方平台进行直播的行为给直播平台造成损失的具体金额实际难以量化,如对网络直播平台苛求过重的举证责任,则有违公平原则。故本案违约金的调整应当考虑网络直播平台的特点以及签订合同时对熊猫公司成本及收益的预见性。本案中,考虑主播李岑在游戏直播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的实际情况,结合其收益情况、合同剩余履行期间、双方违约及各自过错大小、熊猫公司能够量化的损失、熊猫公司已对约定违约金作出的减让、熊猫公司平台的现状等情形,根据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直播平台与主播个人的利益平衡,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260万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何云、张明良、邵美琳)
指导案例190号
王山诉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竞业限制/审查标准/营业范围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时,审查劳动者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不应仅从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进行认定,还应当结合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进行综合判断。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的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不相同,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4条
基本案情
王山于2018年7月2日进入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8年7月2日至2021年8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王山就职智能数据分析工作岗位,月基本工资4500元、岗位津贴15500元,合计20000元。
2019年7月23日,王山、万得公司又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对竞业行为、竞业限制期限、竞业限制补偿金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20年7月27日,王山填写《辞职申请表》,以个人原因为由解除与万得公司的劳动合同。
2020年8月5日,万得公司向王山发出《关于竞业限制的提醒函》,载明“......您(即王山)从离职之日2020年7月27日起须承担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到竞业企业范围内工作或任职。从本月起我们将向您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请您在收到竞业限制补偿金的10日内,提供新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记录,若为无业状态的请由所在街道办事处等国家机关出具您的从业情况证明。若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或其他义务,请于10日内予以改正,继续违反竞业协议约定的,则公司有权再次要求您按《竞业限制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20万元以上,并应将公司在离职后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全部返还......”。
2020年10月12日,万得公司向王山发出《法务函》,再次要求王山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另查明,万得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王山于2020年8月6日加入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哔哩哔哩公司),按照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王山、万得公司一致确认:王山竞业限制期限为2020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7日;万得公司已支付王山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92元。
2020年11月13日,万得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山:1.按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履行竞业限制义务;2.返还2020年8月、9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3.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2021年2月25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山按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王山返还万得公司2020年8月、9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王山支付万得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王山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 (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一、王山与万得公司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二、王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万得公司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三、王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万得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40000元。王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6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228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上诉人王山无需向被上诉人万得公司返还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四、上诉人王山无需向被上诉人万得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王山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所谓竞业限制是指对原用人单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于离职后在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生产、自营或为他人生产、经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及业务,不得在与原用人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置系为了防止劳动者利用其所掌握的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为自己或为他人谋利,从而抢占了原用人单位的市场份额,给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所以考量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最为核心的是应评判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营或者入职的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竞业限制制度在保护用人单位权益的同时对劳动者的就业权利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审查劳动者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劳动者自营或入职公司与原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一方面考虑到实践中往往存在企业登记经营事项和实际经营事项不相一致的情形,另一方面考虑到经营范围登记类别是工商部门划分的大类,所以这种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应拘泥于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范围,否则对劳动者抑或对用人单位都可能造成不公平。故在具体案件中,还可以从两家企业实际经营的内容是否重合、服务对象或者所生产产品的受众是否重合、所对应的市场是否重合等多角度进行审查,以还原事实之真相,从而能兼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以达到最终的平衡。
本案中,万得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而哔哩哔哩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对比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确实存在一定的重合。但互联网企业往往在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都包含了软硬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若仅以此为据,显然会对互联网就业人员尤其是软件工程师再就业造成极大障碍,对社会人力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也有悖于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本意。故在判断是否构成竞争关系时,还应当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内容及受众等因素加以综合评判。
本案中,王山举证证明万得公司在其Wind金融手机终端上宣称Wind金融终端是数十万金融专业人士的选择、最佳的中国金融业生产工具和平台。而万得公司的官网亦介绍,“万得公司(下称Wind)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在国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众多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投资公司、媒体等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中,Wind同样受到了众多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青睐。此外,知名的金融学术研究机构和权威的监管机构同样是Wind的客户;权威的中英文媒体、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也经常引用Wind提供的数据......”由此可见,万得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其主要的受众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学术研究机构。而反观哔哩哔哩公司,众所周知其主营业务是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即提供网络空间供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交流。其受众更广,尤其年轻人对其青睐有加。两者对比,不论是经营模式、对应市场还是受众,都存在显著差别。即使普通百姓,也能轻易判断两者之差异。虽然哔哩哔哩公司还涉猎游戏、音乐、影视等领域,但尚无证据显示其与万得公司经营的金融信息服务存在重合之处。在此前提下,万得公司仅以双方所登记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主张两家企业形成竞争关系,尚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且万得公司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所附录的重点限制企业均为金融信息行业,足以表明万得公司自己也认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应为金融信息服务企业。故一审法院仅以万得公司与哔哩哔哩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认定王山入职哔哩哔哩公司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继而判决王山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有欠妥当。
关于王山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王山与万得公司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因协议中约定双方竞业限制期限为2020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7日,目前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故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无不当。王山主张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没有法律依据。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双方的竞业限制协议,王山应当按时向万得公司报备工作情况,以供万得公司判断其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本案即是因为王山不履行报备义务导致万得公司产生合理怀疑,进而产生了纠纷。王山在今后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时,应恪守约定义务,诚信履行协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茜、周寅、郑东和)
指导案例191号
刘彩丽诉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8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认定/工伤保险责任
裁判要点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自己承包的工程交由自然人实际施工,该自然人因工伤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认定建筑施工企业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31日,朱展雄与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就朱展雄商住楼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发包人为朱展雄,承包人为建安公司。补充协议约定由建安公司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户名为陆海峰。随后,朱展雄商住楼工程以建安公司为施工单位办理了工程报建手续。案涉工程由梁某某组织工人施工,陆海峰亦在现场参与管理。施工现场大门、施工标志牌等多处设施的醒目位置,均标注该工程的承建单位为建安公司。另查明,建安公司为案涉工程投保了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30人,未附人员名单。2017年6月9日,梁某某与陆海峰接到英德市住建部门的检查通知,二人与工地其他人员在出租屋内等待检查。该出租屋系梁某某承租,用于工地开会布置工作和发放工资。当日15时许,梁某某被发现躺在出租屋内,死亡原因为猝死。
梁某某妻子刘彩丽向广东省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英德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英德市人社局作出《关于梁某某视同工亡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梁某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视同因工死亡。建安公司不服,向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英德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英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程序违法为由,予以撤销。刘彩丽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恢复《视同工亡认定书》的效力。
裁判结果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粤18行初42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彩丽的诉讼请求。刘彩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彩丽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585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2021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1)最高法行再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8行初42号行政判决;三、撤销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英府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恢复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英人社工认〔2017〕194号《视同工亡认定书》的效力。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建安公司应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既然享有承包单位的权利,也应当履行承包单位的义务。在工伤保险责任承担方面,建安公司与梁某某之间虽未直接签订转包合同,但其允许梁某某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以下简称《人社部工伤保险条例意见》)第七点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精神,可由建安公司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二、建安公司应承担梁某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英德市政府和建安公司认为,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梁某某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并非其招用的劳动者或聘用的职工,梁某某因工伤亡不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将因工伤亡的“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赋予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
首先,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或事实上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人社部工伤保险条例意见》第七点规定、《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三条规定,为保障建筑行业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对违法转包、分包单位的惩戒,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因工伤亡职工与承包单位之间推定形成拟制劳动关系的规则,即直接将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视为用工主体,并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其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发展方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7〕53号)等规范性文件精神,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即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为包括“包工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向。
再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工伤保险条例》关于“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的规定,并未排除个体工商户、“包工头”等特殊的用工主体自身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易言之,无论是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的法律责任,与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之间并不冲突。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违反建筑领域法律规范,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承包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和资质承包建设项目,又由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主体实际施工,从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中获取利益,由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当然,承包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耿宝建、宋楚潇、刘艾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17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17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改革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审判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简易程序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诉讼程序,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对妥善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易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您提出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级范围扩大到中级人民法院的建议,对整合审判资源、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有积极意义。但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级范围属于立法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畴。对此,我们将根据审判实践需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关建议,促进简易程序制度的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7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放宽破产企业部分先予执行适用条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破产重整企业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阶段问题
先予执行是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而言的,即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为及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解决部分困难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使其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不至于陷入完全停顿状态,所采取的特殊救济措施。先予执行的基本特点是,案件仍在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尚未作出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生效法律文书,仅有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裁定这一临时性执行依据。基于该特性,先予执行的内容存在与人民法院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内容不一致的可能性。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的案件类型、应当符合的条件、采取时间等均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以防止该制度的滥用,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使其扶危济困的功能得到真正有效发挥。
就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的期限、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九条有明确规定,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先予执行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根据该法条规定,一是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的期限,应严格限定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二是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应严格限定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急需为限。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在二审阶段仍可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同时,目前并未其他条文禁止当事人在二审阶段提出先予执行申请。您提出“应当允许破产重整企业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提出先予执行申请",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二、关于破产重整企业提出先予执行申请是否需要债权人同意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便丧失对自身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转而由破产管理人全面接管债务人,并依法享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等权利。同时,该法也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应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务,并接受三个方面的监督,即:一是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二是向债权人委员会报告工作;三是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报告相关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管理人在实施不动产权益转让、借款、设定财产担保等行为前,应当事先制作财产管理或者变价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并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前书面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所针对的通常是破产管理人实施的财产处分行为,及可能对债务人财产设定权利负担的行为。而破产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追索债权的诉讼,向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虽然同样会对债权人利益产生影响,但该行为可以及时增加破产财产或使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于债权人利益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值得肯定。此情形下,允许破产管理人无须经债权人同意而提出先予执行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您建议的“破产重整企业提供适当担保,就应当支持其提出的先予执行申请",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与您电话进行沟通过程中,您反映部分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申请先予执行时,需要征得被申请人同意才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一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二是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即法律并未将被申请人同意作为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之一。换言之,只要申请人提出的先予执行申请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不需要征得被申请人同意。当然,在不将被申请人同意作为采取先予执行前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听取被申请人关于先予执行的意见,也有助于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三、关于先予执行费用在执行款中扣除或缓交的问题
在人民法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将该裁定付诸实施,属于执行范畴。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是否需要交纳执行申请费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依照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项、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申请费由申请人预交,但执行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该费用待执行后交纳。2007年4月20日,为贯彻落实《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范诉讼费用的交纳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执行申请费和破产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执行申请费执行后交纳,破产申请费清算后交纳。自2007年4月1日起,执行申请费由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之外直接向被执行人收取,破产申请费由人民法院在破产清算后,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结合上述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虽应当交纳执行申请费,但该费用由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之外直接向被执行人收取,而不是由申请人预交,因此,也不存在预先交纳情况下的缓交问题。您提到的“从执行款中扣除",从执行之后再予以收取的意义上,与上述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按照上述规定,严格说不是指从法律文书确定的申请人应当得到的执行款中扣除。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研究确保先予执行制度功能有效发挥的措施,推动先予执行和破产审判相关制度更加规范和完善,及时充分保护包括破产重整企业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监督指导各地法院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的要求,做好诉讼费用的收取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更好服务保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鹰某公司、游某、游某棋侵犯商业秘密案”等11件案例作为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4月20日
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典型案例
案例一
鹰某公司、游某、游某棋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条码设备解码库 禁止令 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要旨】
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追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建议对缓刑人员适用禁止令、建立服务企业联系清单机制、推进追赃挽损等工作,护航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一、基本案情
新某陆自动识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陆公司)主要经营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条码设备、自动识别设备,研究、开发、销售高科技产品等业务。游某、游某棋原系新某陆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员工,二人分别于2005年、2011年离职,后创办了上海鹰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某公司),主要经营与新某陆公司类似的条码扫描设备的生产、销售等业务。游某系鹰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游某棋系鹰某公司股东、董事长。
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游某、游某棋明知他人非法获取新某陆公司UIMG解码库,仍使用他人提供的UIMG解码库生产与新某陆公司类似的条码扫描设备产品,并销售至全国各地,造成新某陆公司损失共计人民币614万余元。经鉴定,新某陆公司的UIMG解码库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新某陆公司已对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属于新某陆公司的商业秘密。2021年1月6日,游某、游某棋向公安机关投案。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3月5日,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以游某、游某棋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3月12日,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鼓楼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有效解决商业秘密非公知性鉴定和同一性鉴定问题,完善证据链条,为指控犯罪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向新某陆公司送达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建议其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作为与鼓楼区检察院的固定联系人,以方便本案办理和后续提供知识产权检察服务。三是加强释法说理,促使游某赔偿新某陆公司人民币100万元并取得谅解。四是依法追诉追漏,鉴于该案侵犯商业秘密的经营决策由鹰某公司股东共同作出,违法所得进入公司账户,符合单位犯罪特征,依法追加鹰某公司为被告单位。同时,检察机关深挖上下游犯罪,成功追诉五名涉案人员。
2021年4月12日,鼓楼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被告单位鹰某公司和被告人游某、游某棋提起公诉,对游某棋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并建议适用禁止令。同年11月19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鹰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零五万元;判处被告人游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游某棋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同时适用禁止令,禁止被告人游某棋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条码扫描设备、条码扫描芯片、条码解码库的生产、经营活动。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加强企业商业秘密综合司法保护,护航企业创新发展。当前,条码扫描设备广泛应用于众多行业,新某陆公司运用其自主研发的UIMG解码库生产的条码扫描设备具有识别准、反应快的竞争优势,成为条码扫描设备行业的领军企业。若该商业秘密被侵害将严重威胁新某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本案中,检察机关加大对涉新业态新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追加被告单位,深挖上下游犯罪。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被告人进行赔偿,尽量挽回权利人损失。
(二)依法建议适用禁止令,防止企业合法权益再次受损。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对于涉知识产权犯罪,通过依法有效运用从业禁止令,防止企业合法权益再次受损,修复受损的社会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被告人游某棋系投案自首,年龄较大,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在提出缓刑量刑建议的同时,一并建议适用禁止令,具有借鉴意义。
(三)建立服务企业联系清单,为权利人提供定制式知识产权服务。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落实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及时向新某陆公司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确保权利人深度参与诉讼活动,提升维权质效。检察机关不局限于就案办案,将权利人纳入服务企业联系清单,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为企业提供定制式法律服务,帮助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内控机制,定期组织法律培训、讲座宣传等,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案例二
蔡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经营信息 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
【要旨】
作为商业秘密的经营信息,能够促进权利人的经营活动,带来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商业价值,应予严格保护。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获取、利用经营信息,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为营造创新发展良好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一、基本案情
耐克商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克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整合了商品的价格信息和库存(在库和拟到库)信息等经营信息用于商业运营,并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约定所有关于耐克公司的项目和内部信息均属保密信息。蔡某于2018年起设立并经营“折扣店扫货”微信小程序,明知他人违规从耐克公司内部网盘下载上述经营信息,仍然付费购买,并在其经营的微信小程序上使用,同时收取相应会员费营利。经鉴定,耐克公司商品的价格信息和库存(在库和拟到库)信息,均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折扣店扫货”微信小程序、蔡某手机内相关电子数据等,与耐克公司经营信息实质相同。截至2020年12月,蔡某违法所得数额共计人民币9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1月26日,经权利人耐克公司报案,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对蔡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杨浦区检察院)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从扣押的电脑、硬盘、手机内,提取微信小程序中的会员费收取记录、微信交易明细等电子数据,及时固定第一手客观证据。严格落实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要求权利人补充提供采取保密措施情况、涉案信息商业价值等方面证据材料,充分听取其意见建议。引导公安机关将从涉案存储设备中提取的电子数据与蔡某使用的数据进行逐项还原分析比对,查明经营信息被非法使用牟利的情况。2021年1月29日,杨浦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蔡某批准逮捕。
2021年3月29日,公安机关以蔡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杨浦区检察院移送起诉。杨浦区检察院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委托专门鉴定机构对蔡某使用的经营信息与权利人的经营信息进行同一性比对。二是准确认定涉案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本案中,商品的价格和库存信息直接影响经营者的原料采购数量、进货价格、生产进度安排、产品销售方案等,竞争对手在获知上述信息后可以相应调整经营策略,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营者采取了保密措施,相关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综上,本案经营信息具有价值性、保密性、秘密性,应当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三是加强释法说理,督促蔡某积极退赔,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21年4月26日,杨浦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被告人蔡某提起公诉。2021年7月23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六万元。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侵犯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犯罪,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经营信息是商业秘密的重要形式,其种类包括客户名单、交易价格、货源信息、营销策略等内容,对于市场主体获得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检察机关在保护技术信息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经营信息的严格保护。近年来,高端球鞋市场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部分“球鞋黄牛”群体利用非法获取的权利人经营信息,囤积居奇、投机炒作,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动履职,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精准出击,营造规范有序的营商环境,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厘清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明确经营信息商业秘密认定方法。办理经营信息类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应当首先认定涉案经营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本案中的库存信息、价格信息等是权利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是经营者进行市场决策的依据,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企业采取了保密措施予以保护。检察机关综合分析本案经营信息的具体内容、形成过程、保密措施、非公知性、商业价值等方面证据,认定属于商业秘密。
(三)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注重积极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鼓励权利人对涉案专业性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本案中,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实地走访企业,介绍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证据标准等内容,要求权利人客观陈述经营信息的知悉范围、存储方式、保密措施等,补充提供保密协议、经营信息原始数据等证明经营信息商业价值的证据,补强了商业秘密认定及侵权情况的关键性证据,为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
案例三
国某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许某、陶某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侵犯著作权罪 计算机软件 二进制代码 抽样鉴定
【要旨】
在办理涉芯片类侵犯著作权案件中,检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重拳出击,形成震慑,激励科技创新,维护公平竞争。通过对芯片中固化二进制代码、GDS文件中固化二进制代码的鉴定比对,综合全案证据,依法认定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充分考虑企业保密诉求,创新完善对涉核心技术证据的取证、审查、质证方法。
一、基本案情
权利单位沁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某公司)享有沁某微USB转串并口芯片CH340内置固件程序软件V3.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计算机软件应用于沁某公司生产并对外销售的CH340芯片中。CH340芯片广泛应用于导航仪、扫码枪、3D打印机、教育机器人、POS机等领域。
国某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于2003年成立。2016年,陶某作为国某公司销售人员,在市场调研和推广中发现沁某公司的CH340芯片销量大、市场占有率高,遂从市场获取正版CH340芯片用于复制。许某作为国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等全部事务,在明知国某公司未获得沁某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委托其他公司对CH340芯片进行破解,提取GDS文件,再委托其他公司生产掩模工具、晶圆并封装,以国某公司GC9034型号芯片对外销售,谋取不法利益。
2016年9月至2019年12月,国某公司销售侵犯沁某公司著作权的GC9034芯片共计830余万个,销售金额人民币730余万元,上述收益均归单位所有。其中,陶某对外销售侵权芯片780余万个,销售金额人民币680余万元。
经抽样鉴定,国某公司的GC9034芯片中的固化二进制代码与沁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源代码经编译转换生成的固化二进制代码相同,相似度100%。国某公司的GDS文件ROM层二进制代码与沁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源代码经编译转换生成的固化二进制代码相同,相似度100%,与沁某公司的GDS文件ROM层二进制代码相同,相似度100%。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以许某、陶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请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雨花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雨花台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国某公司销售的侵权芯片并未使用沁某公司的注册商标,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决定不批准逮捕许某、陶某。同时,雨花台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CH340芯片中的固化二进制代码属于目标程序。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该案可能涉嫌侵犯权利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建议公安机关以侵犯著作权罪为方向侦查取证。
2020年12月4日,公安机关以许某、陶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审查起诉。办案过程中,雨花台区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全面听取权利单位保密诉求。鉴于芯片源代码可复制、易泄露的属性,创新采用“厂内勘验、同步审查、厂内封存、厂内质证”取证和审查方法。侦查人员在公司内勘验提取源代码时,检察机关同步审查证据,公司人员全程在场见证,提取的源代码由公司人员加密、刻盘,放置于24小时监控的保险柜中,检察机关和公司分别掌管钥匙和密码,确保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庭审质证阶段,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被告人及辩护人到沁某公司当场开箱、解密并质证,确保芯片源代码在司法办案过程中未离开公司场所。同时,雨花台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用以制造芯片销售牟利系国某公司的单位行为,违法所得也归国某公司所有,依法追加国某公司为被告单位。
2021年4月26日,雨花台区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单位国某公司、被告人许某、陶某提起公诉。2021年7月14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国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陶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10月2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加强芯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检察机关应当强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案被告公司和被告人通过复制他人芯片中的计算机软件,大量生产、销售侵权芯片,给权利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初以侵犯商标权案件侦查报捕,检察机关严格审查认定不构成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同时,根据案件情况,建议公安机关调整侦查方向,最终全案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二)准确认定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精准适用法律。该案中,被告人生产的侵权芯片并未直接复制权利人芯片内置固件程序软件源代码,而是通过提取芯片ROM层的二进制代码,继而实施侵权犯罪行为。检察机关经认真研究并咨询专家意见,不仅要求公安机关通过抽样方式对国某公司的GC9034芯片中的固化二进制代码进行比对,得到鉴定意见支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模板”唯一不变的相关证据,并到晶圆生产厂家调取制造CH340芯片和侵权芯片的“模版”即GDS文件,比对其固化二进制代码,相似度均为100%。综合审查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权利人陈述等全案证据,依法认定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行为。
(三)兼顾办案需求与企业诉求,全方位护航企业经营发展。芯片知识产权是高新技术型企业创新发展的立身之本,具有重大商业价值。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如果接触到芯片源代码等企业核心技术信息,可以根据取证对象的特性及时调整固证和审查思路,全方位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实现最佳办案效果。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考虑权利人保护知识产权和经营成果的现实需求,会同相关部门,兼顾办案法定要求与企业实际诉求,创新涉芯片源代码的电子数据取证、审查、封存、质证方法,在避免涉案技术可能遭受“二次侵害”的同时,确保案件证据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推动案件顺利办理,为检察办案提供有益借鉴。
案例四
韦某升等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涉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全链条打击
【要旨】
依法打击涉冬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强涉冬奥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体现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也体现我国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各项义务的坚定决心。检察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及时惩治侵犯冬奥吉祥物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彰显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服务保障冬奥的责任担当。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至12月间,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在浙江省义乌市等地,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假冒权利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注册商标的奥运吉祥物玩偶、钥匙链等商品。其中,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共同销售侵权商品玩偶,销售金额人民币9万余元;韦某升、韦某泽共同销售侵权商品钥匙链,销售金额人民币2万余元。公安机关查获待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玩偶369个,货值人民币1.4万余元;查获待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钥匙链60个,货值人民币700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11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幕在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石景山区检察院)作为北京冬奥组委住所地的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某网络平台上存在销售涉冬奥侵权产品的违法线索,及时向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移送该线索。公安机关立案后,石景山区检察院适时介入侦查,列明详细侦查取证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赴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取证,完善证据链条。2022年1月11日,石景山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批准逮捕。
2022年1月11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石景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石景山区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继续深挖案件线索,根据已到案人员的网络平台销售记录、快递记录等证据,进一步查证侵权商品的上游生产者;在初步掌握相关证据线索后,向公安机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引导其继续开展抓捕、取证等侦查活动,成功将生产侵权商品的两名上游人员顾某军、顾某旗追诉到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2年1月14日,石景山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提起公诉,三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同年1月2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均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三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生产、销售侵权奥运商品的上游人员顾某军、顾某旗被另案判处刑罚。
结合案件办理情况,检察机关联合市公安局、市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督促涉案网络平台和综合市场下架侵权商品并进行整改,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力度,通过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提升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依法保护涉奥知识产权的意识。
三、典型意义
(一)加强涉冬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保障北京冬奥。办好北京冬奥会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检察机关应当心怀“国之大者”,围绕国家工作大局,以检察履职护航北京冬奥盛会。北京市检察机关作为主场单位,高度重视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出台《北京市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方案》,为冬奥活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组建全市检察机关涉奥知识产权保障团队,凝聚全市检察智慧,主动对接北京冬奥组委相关部门,建立涉奥商品真伪鉴别、移送侵权行为线索等工作机制,共同惩治侵犯涉冬奥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二)依法能动履职,努力提升司法办案质效。该案系北京市检察机关涉奥知识产权保障团队在专项工作中主动发现网络平台存在销售涉冬奥侵权产品的情况,并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引导侦查,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建立涉奥知识产权案件“绿色通道”,共同快速推进侦查取证和证据审查工作,保障案件依法及时高效办理。
(三)深挖上游犯罪,实现全链条打击和源头治理。该案侦查初期到案的韦某升等三人均系侵权商品的销售者,处于侵权链条的末端。检察机关为落实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全链条打击的工作要求,注重引导公安机关继续深挖线索,成功将生产环节的两名上游人员追诉到案,实现了对生产、销售环节上下游犯罪的全链条打击。延伸办案效果,结合案件督促涉案网络平台和相关市场进行整改,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综合效果。加强释法说理,为冬奥顺利举办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
案例五
上海赤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姚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服务商标 同一种服务
【要旨】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服务商标纳入刑事保护范围,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刑法要求,严厉打击假冒服务商标犯罪,以“物理载体呈现+服务内容固定”认定“同一种服务”及商标使用行为,为依法打击假冒服务商标犯罪提供参考借鉴。
一、基本案情
“图片”“图片”“乐高教育”等商标系乐高博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高公司)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1类,包括教育、培训、娱乐竞赛等。上海赤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某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实际经营者为姚某。
2017年7月起,赤某公司在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商场内租赁店铺经营“LC乐高机器人中心”,从事教育科技领域服务。2021年3月至6月,姚某将从他人处购得的假冒“图片”“图片”“乐高教育”商标的《授权书》《乐高教育教练资格证书》等文件在店铺内展示,并将“图片”等商标用于店铺招牌、店内装潢、海报宣传、员工服装、商场指示牌等处,假冒乐高公司正规授权门店,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经审计,2021年3月至案发,赤某公司共收取培训课时费人民币51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经权利人举报发现侵犯服务商标犯罪线索并立案侦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上海市检三分院)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经检察机关研判,涉案公司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经营数额与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且情节严重,已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同时提出侦查取证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2021年8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以姚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上海市检三分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补强相关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一是要求服务商标权利人识别合法授权门店与侵权门店之间的差异,着重对店铺招牌、海报宣传、室内装潢、培训课件等假冒乐高商标标识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比对,明确假冒服务商标的事实。二是对涉案店铺资金去向进行补充鉴定。经鉴定,店铺大部分收入用于单位经营,且涉案店铺的经营主体以及伪造乐高教育授权书中授权对象均为赤某公司,属于单位犯罪,故依法追加赤某公司为被告单位。三是依法认定犯罪数额。服务商标的价值附随于服务活动实现,教育培训课程应视为提供服务,将该种服务的销售金额即课时费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符合经营活动的一般认知,也与假冒商品商标案件中将涉案商品的销售金额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的逻辑相同。四是积极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姚某认罪态度,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认罪认罚具结全程录音录像。
2021年9月30日,上海市检三分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被告单位赤某公司、被告人姚某提起公诉。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单位赤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姚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侵犯服务商标犯罪,彰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决心。服务商标作为服务品牌价值浓缩体现,具有承载服务质量和声誉、表明服务来源的作用,其重要性不亚于商品商标。近年来,假冒知名教育培训服务的行为时有发生,侵害了权利人和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服务商标纳入刑法保护范围的背景下,本案作为全国首例侵犯服务商标刑事案件,其成功办理彰显了检察机关对注册商标专用权“快保护”“严保护”的司法理念。
(二)探索服务商标案件认定规则,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借鉴。服务商标区别于商品商标的特点在于其指向的对象具有无形性,决定了服务商标无法直接附着于服务上,必须借助于实物载体体现。如何准确认定“同一种服务”和服务商标的“使用”问题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检察机关在审查服务分类的基础上,探索采用“物理载体呈现+服务内容固定”分别比较的方法。一方面,将被告单位在侵权店铺招牌、室内装潢、授权材料等处使用的商标与权利人商标进行对比;另一方面,通过权利人认定、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多种证据形式,比较两者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方面是否重合。经综合比较和审查判断,认定本案行为人与权利人提供的服务属于“同一种服务”。
(三)深化权利人权益保障,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向商标权利人送达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听取意见建议,为权利人调阅卷宗提供便利。建议法院通知权利人出席法庭,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实现对中外权利人的平等保护。在向被告人充分释法说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对认罪认罚具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约束检察机关履职行为,充分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
案例六
中某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某余等五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督评估 不起诉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积极开展企业合规建设,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与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深度协作,做好合规建设前的衔接协调、合规建设中的监督配合、合规建设后的评估审查等工作,确保涉案企业“真整改”“真合规”,促进行业规范,服务创新发展。
一、基本案情
中某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是一家生产起重机零部件的重工制造公司,刘某余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9月,中某公司为增加业务来源,经刘某余、骆某、罗某、王某、杨某等五名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在未获得权利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生产标注有该公司注册商标的塔式起重机标准节。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中某公司将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塔式起重机标准节销售给下游客户,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27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6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以刘某余、骆某、罗某、王某、杨某等五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9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岳麓区检察院)办理。
岳麓区检察院审查认为,中某公司涉嫌单位犯罪。中某公司属于中小微企业,专注于起重机零部件生产,产品有较高质量和技术含量,具有“专精特新”的特点,为当地50余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涉案企业和人员短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犯罪行为,且均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取得权利人谅解,中某公司能够继续生产经营,承诺建立企业合规制度,具备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的基本条件,遂启动企业合规建设。
2021年9月3日,岳麓区检察院通过充分调研,向中某公司制发检察建议,指出中某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合规整改目标,同时商请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从知识产权、税务会计、工程机械等领域选出六名专家组成第三方监管组织,对中某公司进行考察。期间,检察机关多次赴涉案企业考察调研,就评估人员选配、考察模式等方面与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交换意见,细化考察流程。检察机关通过不定期走访企业,跟踪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以实地检验的方式确保第三方监管组织履职的真实性、有效性。同年10月30日,中某公司整改完毕,第三方监管组织评估认为中某公司的合规整改合格。
2021年12月28日,岳麓区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中某公司整改效果较好,建议对企业从宽处理。同年12月31日,岳麓区检察院对中某公司及刘某余、骆某、罗某、王某、杨某等五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工程机械行业企业合规问题,延伸检察职能,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用好座谈会商、公开听证、进企宣传等方式,提高工程机械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以个案合规促行业合规,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能动履职,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开展企业合规建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适用的案件类型,包括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各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对于公司、企业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单位和个人认罪认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承诺建立或者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符合启动企业合规建设条件的,应及时启动企业合规程序,积极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创新发展的支撑和保护作用,通过开展企业合规建设,量身定制合规计划,督促企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针对个案办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行业合规建设,加强诉源治理。
(二)强化审查把关,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科学精准评估。本案中,检察机关加强与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的协同联动,紧密结合涉案企业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特点,有针对性选择知识产权、工程机械等领域专家组成第三方监管组织。合规整改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不定期走访企业,跟踪涉案企业合规建设情况。合规整改后,组织检察听证听取相关各方意见,加强对合规计划执行、第三方合规考察报告的审查把关,防止“虚假合规”“纸面合规”。最终,检察机关综合考量中某公司及刘某余等五人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且中某公司经合规整改合格,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例七
马某等六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种业保护 诉源治理
【要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检察机关从国家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大局出发,加大对种业领域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为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法律指引,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落实。结合办案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
一、基本案情
“德美亚”是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丰种业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植物种子等。2018年10月,马某、黄某发在甘肃省武威市和酒泉市购进61吨散装玉米种子并发往吉林省公主岭市,由马某完成精选、包衣后,再发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期间,马某向杨某祝支付人民币10万元,用于在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等地农户手中收购“德美亚®3号”玉米种子包装袋,同时教授杨某祝拆除包装方法,并强调不得损坏包装。杨某祝找到战某生帮忙,同时告知战某生上述事项。杨某祝共收购“德美亚®3号”玉米种子包装袋1106条,获利人民币1.8万元,其中约500条包装袋为战某生收购,战某生同时还帮助杨某祝拆除200条包装袋,共获利人民币1.7万元。黄某发取得包装袋后,未经垦丰种业公司授权许可,伙同陈某霞在佳木斯市雇佣人员进行灌装并对外销售。马某、黄某发、陈某霞共销售假冒“德美亚®3号”玉米种子2598袋,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187万余元。
2019年3月,李某向马某、黄某发购买假冒的“德美亚®3号”玉米种子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149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9年9月27日,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宝泉岭分局以马某、黄某发、陈某霞、李某、杨某祝、战某生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黑龙江省宝泉岭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泉岭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0年3月9日,宝泉岭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马某等六人提起公诉。2021年3月22日,黑龙江省宝泉岭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黄某发、陈某霞、杨某祝、战某生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至十五万元不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分析发现,种子经销商户违反种子法相关规定,未严格落实种子追溯制度,购进、销售种子时未建立经营档案,是导致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宝泉岭检察院针对该问题向农业农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严格落实种子追溯制度,建立经营档案。同时,向权利人提出重新设计涉案产品包装、加强技术防伪等建议,防止侵权风险。
为依法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加大对侵权人的追责力度,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落实,黑龙江省检察院农垦分院告知垦丰种业公司有提起民事惩罚性赔偿之诉的权利,并在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方面提供指引。2021年2月19日,垦丰种业公司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起民事惩罚性赔偿之诉,同年10月15日,法院一审认定垦丰种业公司损失人民币159万余元,并以此为基数,判决六名被告承担人民币3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六名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基石。近年来,我国种业市场秩序不断规范,但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种子坑农害农现象仍屡禁不止,给国家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带来隐患,损害了权利人合法权利,严重影响种业创新环境。黑龙江是农业大省,承担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任。农垦检察机关聚焦国家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大局,对种业领域套牌侵权突出问题重拳出击,充分发挥刑事追诉和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力震慑作用,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全面提升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为民族种业发展、维护粮食安全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积极开展诉源治理,促进行业监管和企业风险防范。检察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应当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源头端口前移,贯彻“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的工作要求。对种子市场的治理,需要司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共同努力、联动履职,保障市场经营规范有序。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加强监管,推动源头治理。同时,针对种子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提出预防侵权法律建议,建立与种子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促进企业提升保护种业知识产权能力。
案例八
彭某雪、王某恒等七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标权犯罪 跨区域协作 全链条打击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注重构建跨区域案件办理协作机制,创新履职模式,全链条打击上下游犯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合力。积极开展综合治理,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相关行业健康发展。
一、基本案情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四川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湖北劲牌有限公司分别系“江小白”“小郎酒”“劲酒”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
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彭某雪从四川省成都市购买大量假冒“江小白”“小郎酒”“劲酒”注册商标的白酒,并以低价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40余万元。2019年9月起,彭某雪从成都市购买大量废弃“小郎酒”等品牌酒瓶,从山东省某包装公司订购含有“小郎酒”等注册商标标识的瓶盖和包装纸等材料。彭某雪还向袁某求购假冒“小郎酒”等注册商标标识的瓶盖,袁某将从王某恒处购得的假冒“小郎酒”商标标识瓶盖3万余个转卖给彭某雪。随后,彭某雪邀约李某勇共同出资扩建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的厂房,并雇请刘某洪等人在该厂房内生产、灌装假冒“小郎酒”等品牌白酒,向他人低价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50万余元。
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卫某波从彭某雪处购买假冒“江小白”“小郎酒”“劲酒”注册商标的白酒,加价销往重庆市和四川省等多地,销售金额人民币26万余元。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胡某兵从卫某波处购买假冒“小郎酒”“江小白”注册商标的白酒,销售给重庆市云阳县多个乡镇副食店,销售金额人民币5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4月8日,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以彭某雪、李某勇等五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云阳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根据重庆市公安机关移送的线索,成都市公安机关,成都市公安机关抓获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瓶盖的王某恒、袁某。云阳县检察院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天府新区检察院)加强协作,就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电子数据等关键证据共通共享,协查取证,确定涉案瓶盖与上下游买卖关系的对应性,就侵权产品数量、犯罪金额等问题统一事实认定;就上下游犯罪人员的地位作用、量刑情节等问题加强沟通,确保法律适用和刑事政策协调一致,实现对侵权假冒产品生产源头和销售终端全链条打击。
2021年8月27日,云阳县检察院以被告人彭某雪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李某勇、刘某洪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卫某波、胡某兵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2021年12月9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彭某雪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勇、刘某洪、卫某波、胡某兵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至五万元不等,部分人员适用缓刑。五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2021年9月18日,天府新区检察院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被告人王某恒、袁某提起公诉。2021年12月15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恒、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和一年五个月,均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二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加强跨区域检察协作,协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跨区域、链条化、产业化的特点,为更好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检察机签署多份协作意见,重点推进完善跨区域知识产权快速协作保护机制。本案中,重庆、四川检察机关依托上述机制,强化两地检察办案协作,就案件协查取证、信息资源和证据共享方面积极衔接,引导侦查机关深挖制假链条,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全链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确保法律适用和刑事政策协调一致,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合力。
(二)积极开展源头治理,以检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该案权利人为重庆、四川等地知名白酒企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多起案件假酒来源于白酒原酒重要产区四川省邛崃市。成都市检察机关就原酒基酒易被灌装后假冒名酒以及白酒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走访邛崃市工商联、邛崃市酿酒协会以及本土白酒企业,了解企业在商标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诉求,就加强商标保护、地理标志保护等听取意见,从服务保障创新、企业合规建设等多维度提出具体建议和改进举措。重庆、成都检察机关组织开展白酒商标品牌保护讲座,共同推动区域白酒品牌建设,护航川渝地区白酒行业有序发展。
案例九
广州指某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某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迅某商贸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抗诉案
【关键词】
侵害商标权 商标权无效 溯及力 恶意注册
【要旨】
恶意取得商标注册并利用注册商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受法律保护。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应当注重对关联案件和类案的检索,尤其应注重对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检索,提升监督质效。
一、基本案情
广州指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指某公司)、广州中某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享有第10619071号“图片”注册商标专用权,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等。2014年1月,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发现迅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某公司)及其深圳花园城商业中心店(以下简称花园城店)将“图片”字样标识用于羽绒服的吊牌、收纳袋、互联网广告、展架装潢上,并被突出使用。指某公司、中某公司以被控侵权标识与图片注册商标易造成混淆误认,构成对指某公司、中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为由,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迅某公司及花园城店使用被控侵权标识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判决迅某公司、花园城店停止侵害,赔偿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迅某公司、花园城店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迅某公司、花园城店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现无证据证明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已将注册商标投入实际使用并因被控侵权行为造成经济利益上的减损,改判迅某公司及花园城店除停止侵害外,向指某公司、中某公司支付维权开支人民币13999元。
迅某公司、花园城店不服再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审查后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迅某公司、花园城店不服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东省检察院)申请复查。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广东省检察院全面调查核实,通过调阅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相关案件材料、对关联案件进行大数据检索,并向关联案件受理法院核实情况等方式,补充查明两项事实。一是本案及相关案件的裁判情况。指某公司、中某公司于2014年以涉案注册商标享有专用权为由,以相同诉讼请求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地针对迅某公司及其下属各门店或其关联公司提起42件商标侵权诉讼。迅某公司对深圳发生的3件案件已向广东省检察院申请复查,本案即为其中之一。至广东省检察院复查期间,已有12件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2015年,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在广州、中山、北京三地起诉的15件案件,法院生效判决也均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在深圳、佛山、东莞三地起诉的8件案件,至广东省检察院复查期间,均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民事判决确有错误为由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在深圳另外起诉的7件案件中有4件撤诉,另外3件即为广东省检察院办理的复查案件。二是涉案注册商标的权利状态。2018年8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发布第1610期商标公告,第10619071号注册商标在全部商品上宣告无效。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注册商标在被宣告无效前的权利保护。中某公司、指某公司超出经营范围,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无合理或正当理由申请注册并囤积大量商标,在网上公开出售包括涉案注册商标在内的商标牟利。指某公司、中某公司在向迅某公司提出高价转让涉案注册商标未果后,在全国范围内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大量诉讼,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中某公司、指某公司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应当获得保护。
2020年4月13日,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2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指某公司和中某公司不仅存在此前三年未实际使用涉案注册商标的事实,且在商标的注册和使用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观恶意明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涉案注册商标无效之前已经作出判令迅某公司、花园城店连带赔偿维权合理开支损失的再审判决,且已经执行完毕。但如将该维权合理开支损失判定由迅某公司和花园城店承担,既损害迅某公司和花园城店合法权益,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又有违人民法院维护诚实信用民法原则、反对不正当注册和使用商标行为的司法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广东省检察院同时启动抗诉程序的另外两件案件,也同期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该系列案件得到整体改判。
三、典型意义
(一)恶意取得商标注册并利用注册商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商标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或者裁定不具有追溯力,但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因商标注册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商标侵权赔偿金、商标转让费、商标使用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该规定明确了上述“不具有追溯力”原则的例外情形。因此,恶意取得商标注册并利用商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这也是商标法第七条诚实信用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检察机关在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应注意审查注册商标权利人是否存在恶意注册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本案对遏制利用恶意注册商标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二)注重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提升监督质效。本案是通过上级检察机关的民事复查监督程序发现下级检察机关监督不到位的案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主动通过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已对指某公司、中某公司起诉的部分案件进行了再审改判,相关案件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年度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再审判决形成前,指某公司、中某公司2015年后提起诉讼的多件案件,均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因此,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应当注重对关联案件和类案的检索,尤其应注重对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检索,准确适用法律,提升监督质效。
案例十
陈某与佛山市亮某厨卫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
【关键词】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依职权启动监督 再审检察建议
【要旨】
除当事人申请监督外,依职权启动监督也是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重要来源。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专利产品系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案件事实
佛山市荣某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某公司)股东梁某是ZL201030263816.6“水槽(5)”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人。2013年2月,梁某将涉案专利排他许可陈某实施,并约定陈某有权作为诉讼主体对侵权人进行起诉。2015年4月,陈某从佛山市亮某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某公司)处购买涉案水槽产品。后陈某以亮某公司侵害专利权为由,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亮某公司未经陈某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涉案专利产品,侵害了陈某享有的专利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在诉讼中,法院向亮某公司工商登记地址邮寄送达未能成功后,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进行缺席审判。至2018年7月,亮某公司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才获悉判决结果。2018年8月,亮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认为亮某公司的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裁定驳回亮某公司的再审申请。之后,亮某公司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月16日将该案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广铁检察分院)审查,广铁检察分院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主动依职权启动监督。亮某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时,当时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检察机关考虑本案判决存在确有错误的可能,且法院在向亮某公司工商登记地址邮寄送达未能成功后,未再通过陈某提交证据材料中亮某公司的联系方式进行送达,导致亮某公司无法参加诉讼并进行答辩。基于上述原因,依据保护民营经济的司法政策,检察机关主动依职权启动对该案的监督。
二是认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亮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荣某公司购买涉案产品后再转售给陈某。但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广铁检察分院调查核实了2014年至2018年间亮某公司与荣某公司之间交易往来的情况,同时对本案关键证人即涉案产品专利权人梁某及荣某公司客户联系人姜某英等进行询问,并补充调查了亮某公司成立至今的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等情况。姜某英关于亮某公司与荣某公司的购销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等陈述,与亮某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同时姜某英还确认了亮某公司与荣某公司签订的涉案《水槽订购合同书》、订购单等证据的真实性。上述调查核实工作为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提供了充分依据。
广铁检察分院认为本案有新的证据证明涉案产品系亮某公司直接向荣某公司购买后再转售给陈某,依据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亮某公司从正规合法渠道以正常合理价格直接向荣某公司采购涉案产品,再销售给陈某,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2019年9月10日,广铁检察分院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并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判决,认定亮某公司的涉案行为未侵害陈某的专利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一)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应注意审查是否存在不视为侵权的情形。专利权作为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赋予专利权人的一种专有权,专利权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自己独占实施专利及排除他人未经授权实施专利。但在赋予专利权人专有权的同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专利权行使也被附加限制。现行专利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五种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如权利用尽抗辩、先用权抗辩、临时过境抗辩等。在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检察机关应注意审查是否存在法定的不视为侵权的情形。
(二)充分认识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对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案件应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积极构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多元化监督格局,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实行有效监督。除当事人申请监督外,依职权启动监督也是民事诉讼监督案件重要来源。检察机关应按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等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案件,可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纠正错误判决,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案例十一
王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篁园支行侵害著作权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著作权侵权 民间艺术作品 独创性
【要旨】
涉及民间艺术作品独创性的判断,要全面分析在案证据,依法保护民间艺术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当事人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过程及公开发表证明等,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以作为判断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据。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王某以著作权权利人的身份向浙江省版权局申请对剪纸图案“剪纸-《大福狗》”进行作品登记。2018年,王某发现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篁园支行(以下简称篁园支行)在营业场所门窗外张贴多幅新春贴纸,其上有福狗剪纸图案。王某认为该图案侵犯了“剪纸-《大福狗》”的著作权,于2018年3月26日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具有独创性。篁园支行举证证明在王某涉案剪纸作品登记之前,他人已于2007年将“狗的剪纸图片”上传到网络,该图案与涉案作品同为剪纸图案,在整体构图、线条与表达等方面高度一致。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在“狗的剪纸图片”上传前,其已将涉案作品“剪纸-《大福狗》”公开发表。涉案作品相比于在先作品不具有独创性,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之后,王某向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华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补充查明案件事实。2020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民再24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243号判决)。该案查明:2006年2月,孙某在网站上已发布福狗图片,该图片与涉案作品“剪纸-《大福狗》”基本相同,且孙某出具说明证明该图片系来源于网络,并非其本人原创。《中国剪纸艺术人名大典》(2007年10月第1版)中登载了涉案作品“剪纸-《大福狗》”。第243号判决认定王某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电子创作稿、2005年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材料以及公开出版物等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证明王某享有涉案作品“剪纸-《大福狗》”的著作权。
二是全面搜索查找关联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浙江裁判文书检索系统和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除本案外,王某就涉案作品向多家法院起诉银行。其中一案法院虽已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但在第243号判决作出后,法院又认为有新证据推翻原判决,已启动再审程序。
2021年4月25日,金华市检察院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检察机关认为,在篁园支行提出反证的2007年“狗的剪纸图片”上传到网络之前,涉案作品相关图案已于2006年在网络上传播。王某提供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过程文件、参展2005年博览会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王某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在篁园支行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下,王某对涉案作品主张著作权应予以支持。
2021年5月19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6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21年12月10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王某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篁园支行使用的侵权产品与王某享有著作权的“剪纸-《大福狗》”作品实质性相似,构成侵权。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篁园支行赔偿王某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币1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一)强化证据调查核实,坚持精准监督。相比小说、歌曲等具有明显原创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剪纸作品等民间艺术作品的独创性证明难度较高。特别是创作时间较早、广泛传播的作品,创作者知识产权认知和证据留存意识还不强,独创性证明难度更大。在案件办理中,涉及独创性的判断,要全面分析在案证据,综合当事人提供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过程及公开发表证明等证据,对证据能否形成高度盖然性进行判断,依法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
(二)注重把握宣传节点,推动传统文化司法保护。剪纸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被广泛运用于传统节庆场合,本案涉及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检察机关敏锐洞悉本案成功办理所蕴含的普法价值,积极开展以案说法等普法工作。先后通过多家媒体,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元旦春节前夕等关键节点,宣传本案办理相关情况,提醒著作权人注重留存创作资料。通过有力适时的宣传,进一步提升办案效果和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扩大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社会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9〕2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等十三个案例(指导案例127-139号),作为第24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6日
指导案例127号
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海上污染损害责任/污染物排放标准
裁判要点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海洋环境污染中的“污染物”不限于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明确列举的物质。污染者向海水水域排放未纳入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的含有铁物质等成分的污水,造成渔业生产者养殖物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修正)第94条第1项(本案适用的是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第1项)
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日上午,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东海域海水出现异常。当日11时30分,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接到举报,安排环境监察、监测人员,协同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渤海乡副书记、纪委书记等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对海岸情况进行巡查。根据现场巡查情况,海水呈红褐色、浑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海水进行取样监测,并于8月3日作出《监测报告》对海水水质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海水pH值8.28、悬浮物24mg/L、石油类0.082mg/L、化学需氧量2.4mg/L、亚硝酸盐氮0.032mg/L、氨氮0.018mg/L、硝酸盐氮0.223mg/L、无机氮0.273mg/L、活性磷酸盐0.006mg/L、铁13.1mg/L。
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法院委托,就涉案海域污染状况以及污染造成的养殖损失等问题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的主要内容:(一)关于海域污染鉴定。1、鉴定人采取卫星遥感技术,选取NOAA卫星2010年8月2日北京时间5时44分和9时51分两幅图像,其中5时44分图像显示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船重工公司)附近海域存在一片污染海水异常区,面积约5平方千米;9时51分图像显示距山船重工公司以南约4千米海域存在污染海水异常区,面积约10平方千米。2、对污染源进行分析,通过排除赤潮、大面积的海洋溢油等污染事故,确定卫星图像上污染海水异常区应由大型企业污水排放或泄漏引起。根据山船重工公司系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修造船舶会产生大量污水,船坞刨锈污水中铁含量很高,一旦泄漏将严重污染附近海域,推测出污染海水源地系山船重工公司,泄漏时间约在2010年8月2日北京时间00时至04时之间。3、对养殖区受污染海水进行分析,确定了王丽荣等21人的养殖区地理坐标,并将上述当事人的养殖区地理坐标和污染水域的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得出污染水域覆盖了全部养殖区的结论。(二)关于养殖损失分析。鉴定人对水质环境进行评价,得出涉案海域水质中悬浮物、铁及石油类含量较高,已远远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铁,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同时,确定吕金国等人存在养殖损失。
山船重工公司对《鉴定意见》养殖损失部分发表质证意见,主要内容为认定海水存在铁含量超标的污染无任何事实根据和鉴定依据。1、鉴定人评价养殖区水质环境的唯一依据是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监测报告》,而该报告在格式和内容上均不符合《海洋监测规范》的要求,分析铁含量所采用的标准是针对地面水、地下水及工业废水的规定,《监测报告》对污染事实无任何证明力;2、《鉴定意见》采用的《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中,不存在对海水中铁含量的规定和限制,故铁含量不是判断海洋渔业水质标准的指标。即使铁含量是指标之一,其达到多少才能构成污染损害,亦无相关标准。
又查明,《鉴定意见》鉴定人之一在法院审理期间提交《分析报告》,主要内容:(一)介绍分析方法。(二)对涉案海域污水污染事故进行分析。1、对山海关老龙头海域卫星图像分析和解译。2、污染海水漂移扩散分析。3、污染源分析。因卫星图像上污染海水异常区灰度值比周围海水稍低,故排除海洋赤潮可能;因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无油井平台,且8月2日前后未发生大型船舶碰撞、触礁搁浅事故,故排除海洋溢油可能。据此,推测污染海水区应由大型企业污水排放或泄漏引起,山船重工公司为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修造船舶会产生大量污水,船坞刨锈污水中铁含量较高,向外泄漏将造成附近海域严重污染。4、养殖区受污染海水分析。将养殖区地理坐标和污染水域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得出污染水域覆盖全部养殖区的结论。
吕金奎等79人诉至法院,以山船重工公司排放的大量红色污水造成扇贝大量死亡,使其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为由,请求判令山船重工公司赔偿。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1)津海法事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一、驳回原告吕金奎等50人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吕金国等29人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吕金奎等79人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津高民四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1)津海法事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二、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丽荣等21人养殖损失共计1377696元;三、驳回吕金奎等79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吕金奎等79人应当就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污染行为、该行为使自己受到了损害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交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山船重工公司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山船重工公司是否实施污染行为。吕金奎等79人为证明污染事实发生,提交了《鉴定意见》《分析报告》《监测报告》以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件等予以证明。关于上述证据对涉案污染事实的证明力,原审法院依据吕金奎等79人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业务范围包含海事类司法鉴定,三位鉴定人均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对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资质予以确认。而且,《分析报告》能够与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件相互佐证,上述证据可以证实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海域在2010年8月2日发生污染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鉴定意见》根据污染海水异常区灰度值比周围海水稍低的现象,排除海洋赤潮的可能;通过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无油井平台以及2010年8月2日未发生大型船舶碰撞、触礁搁浅等事实,排除海洋溢油的可能;进而,根据《监测报告》中海水呈红褐色、浑浊,铁含量为13.1mg/L的监测结果,得出涉案污染事故系严重污水排放或泄漏导致的推论。同时,根据山船重工公司为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以及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船舶修造的事实,得出污染系山船重工公司在修造大型船舶过程中泄漏含铁量较高的刨锈污水导致的结论。山船重工公司虽不认可《鉴定意见》的上述结论,但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故对《鉴定意见》中关于污染源分析部分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向海水中泄漏含铁量较高污水的污染行为。
关于吕金奎等79人是否受到损害。《鉴定意见》中海域污染鉴定部分在确定了王丽荣等21人养殖区域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将养殖区地理坐标与污染海水区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的方式,得出污染海水区全部覆盖养殖区的结论。据此,认定王丽荣等21人从事养殖且养殖区域受到了污染。
关于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王丽荣等21人在完成上述证明责任的基础上,还应提交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鉴定意见》对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水质进行分析,其依据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监测报告》将该海域水质评价为悬浮物、铁物质及石油含量较高,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铁,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至此,王丽荣等21人已完成海上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山船重工公司主张其非侵权行为人,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山船重工公司主张因《鉴定意见》采用的评价标准中不存在对海水中铁含量的规定和限制,故铁不是评价海水水质的标准;且即使铁含量是标准之一,其达到多少才能构成污染损害亦无相关指标。对此,人民法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只要行为人将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造成损害,即视为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亦未将环境污染责任限定为排污超过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故,无论国家或地方标准中是否规定了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或排污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我国现行有效评价海水水质的《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实施后长期未进行修订,其中列举的项目已不足以涵盖当今可能造成污染的全部物质。据此,《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并非判断某类物质是否造成污染损害的唯一依据。第三,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亦在《秦皇岛市环保局复核意见》中表示,因国家对海水中铁物质含量未明确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故是否影响海水养殖需相关部门专家进一步论证。本案中,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具备海洋污染鉴定的专业知识,其通过对相关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作出涉案海域水质中铁物质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的评价,具有科学性,应当作为认定涉案海域被铁物质污染的依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耿小宁、唐娜、李善川)
指导案例128号
李劲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光污染/损害认定/可容忍度
裁判要点
由于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个体差异性等特点,人民法院认定光污染损害,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超出公众可容忍度等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公众可容忍度,可以根据周边居民的反应情况、现场的实际感受及专家意见等判断。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原告李劲购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小区×幢×-×-×的住宅一套,并从2005年入住至今。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万象城购物中心与原告住宅相隔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双向六车道中间为轻轨线路。万象城购物中心与原告住宅之间无其他遮挡物。在正对原告住宅的万象城购物中心外墙上安装有一块LED显示屏用于播放广告等,该LED显示屏广告位从2014年建成后开始投入运营,每天播放宣传资料及视频广告等,其产生强光直射入原告住宅房间,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2014年5月,原告小区的业主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从5月3日开始,谢家湾华润二十四城的万象城的巨型LED屏幕开始工作,LED巨屏的强光直射进其房间,造成严重的光污染,并且宣传片的音量巨大,影响了其日常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让万象城减小音量并且调低LED屏幕亮度。2014年9月,黄杨路×小区居民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万象城有块巨型LED屏幕通宵播放资料广告,产生太强光线,导致夜间无法睡眠,无法正常休息。万象城大屏夜间光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小区高层住户,请相关部门解决,禁止夜间播放,或者禁止通宵播放,只能在晚上八点前播放,并调低亮度。2018年2月,原告小区的住户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万象城户外广告大屏就是住户的噩梦,该广告屏每天播放视频广告,光线极强还频繁闪动,住在对面的业主家里夜间如同白昼,严重影响老人和小孩的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对其进行整改。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1日晚到现场进行了查看,正对原告住宅的一块LED显示屏正在播放广告视频,产生的光线较强,可直射入原告住宅居室,当晚该LED显示屏播放广告视频至20时58分关闭。被告公司员工称该LED显示屏面积为160m2。
就案涉光污染问题是否能进行环境监测的问题,人民法院向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咨询,该站负责人表示,国家与重庆市均无光污染环境监测方面的规范及技术指标,所以监测站无法对光污染问题开展环境监测。重庆法院参与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专家、重庆市永川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也表示从环保方面光污染没有具体的标准,但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可以综合其余证据判断是否造成光污染。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看,万象城电子显示屏对原告的损害客观存在,主要体现为影响原告的正常休息。就LED显示屏产生的光辐射相关问题,法院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以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照明学会理事等专家作了咨询,专家表示,LED的光辐射一是对人有视觉影响,其中失能眩光和不舒适眩光对人的眼睛有影响;另一方面是生物影响:人到晚上随着光照强度下降,渐渐入睡,是褪黑素和皮质醇两种激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褪黑素晚上上升、白天下降,皮质醇相反。如果光辐射太强,使人生物钟紊乱,长期就会有影响。另外LED的白光中有蓝光成分,蓝光对人的视网膜有损害,而且不可修复。但户外蓝光危害很难检测,时间、强度的标准是多少,有待标准出台确定。关于光照亮度对人的影响,有研究结论认为一般在400cd/m2以下对人的影响会小一点,但动态广告屏很难适用。对于亮度的规范,不同部门编制的规范对亮度的限值不同,但LED显示屏与直射的照明灯光还是有区别,以LED显示屏的相关国家标准来认定比较合适。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渝0116民初6093号判决:一、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其在运行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万象城购物中心正对原告李劲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小区×幢住宅外墙上的一块LED显示屏时对原告李劲的光污染侵害:1.前述LED显示屏在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2:00之前;在10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1:50之前。2.前述LED显示屏在每日19:00后的亮度值不得高于600cd/m2。二、驳回原告李劲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属特殊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污染者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二是被侵权人有损害事实;三是污染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与被侵权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一、关于被告是否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建设方和经营管理方,其在正对原告住宅的购物中心外墙上设置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产生的强光直射进入原告的住宅居室。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以及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使用LED显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就大众的认知规律和切身感受而言,该强光会严重影响相邻人群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干扰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和休息,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造成光污染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的行为。
二、关于被侵权人的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主要包含了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当事人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以及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环境污染侵权的损害后果不同于一般侵权的损害后果,不仅包括症状明显并可计量的损害结果,还包括那些症状不明显或者暂时无症状且暂时无法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本案系光污染纠纷,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被侵权人往往在开始受害时显露不出明显的受损害症状,其所遭受的损害往往暂时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来反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参考本案专家意见,光污染对人的影响除了能够感知的对视觉的影响外,太强的光辐射会造成人生物钟紊乱,短时间看不出影响,但长期会带来影响。本案中,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影响了相邻居住的原告等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被告运行LED显示屏产生的光污染势必会给原告等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这也为公众普遍认可。综上,被告运行LED显示屏产生的光污染已致使原告居住的环境权益受损,并导致原告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三、被告是否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已举证证明被告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及原告的损害事实。被告需对其在本案中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或被告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对前述情形予以证实,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污染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环境侵权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对侵权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有其独特的要求。由于环境侵权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侵害到一定地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而且一旦出现可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其后果往往已无法弥补和消除。因此在环境侵权中,侵权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即使还未出现可计量的损害后果,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从市民的投诉反映看,被告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经营管理者,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理应认识到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发出的强光会对居住在对面以及周围住宅小区的原告等人造成影响,并负有采取必要措施以减少对原告等人影响的义务。但被告仍然一直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其产生的强光明显超出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构成光污染,严重干扰了周边人群的正常生活,对原告等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进而损害了原告等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即使原告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光污染侵扰、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被告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姜玲、罗静、张志贵)
指导案例129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分期支付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处置,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在责任人提供有效担保后判决其分期支付赔偿费用。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8日,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营销部经理杨峰将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29.1吨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孙志才处置。2014年4月30日,孙志才等人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2014年5月7日,杨峰将海德公司的20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孙志才处置。孙志才等人于2014年5月7日及同年6月17日,分两次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江苏省靖江市城区5月9日至11日集中式饮用水源中断取水40多个小时。2014年5月8日至9日,杨峰将53.34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丁卫东处置。丁卫东等人于2014年5月14日将该废碱液倾倒进新通扬运河,导致江苏省兴化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中断取水超过14小时。上述污染事件发生后,靖江市环境保护局和靖江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对污染损害进行评估。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经调查、评估,于2015年6月作出了《评估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818.95万元,承担评估费用26万元及诉讼费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二、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818.95万元;三、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用26万元。宣判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苏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赔偿款项5482.85万元支付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二、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上述款项的20%(1096.57万元),并于2019年12月4日、2020年12月4日、2021年12月4日、2022年12月4日前各支付上述款项的20%(每期1096.57万元)。如有一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海德公司作为化工企业,对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碱液,负有防止污染环境的义务。海德公司放任该公司营销部负责人杨峰将废碱液交给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进行处置,导致废碱液被倾倒进长江和新通扬运河,严重污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确定为承担责任的方式。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评估费等均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海德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海德公司以企业负担过重、资金紧张,如短期内全部支付赔偿将导致企业破产为由,申请分期支付赔偿费用。为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庭后表示,在海德公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能够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在有效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海德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分五期支付赔偿款。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迎、赵黎、吴晓玲)
指导案例13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委托排污/共同侵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本法
裁判要点
1.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负有确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定义务,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对受托单位履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单位违法排污不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的,应当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2.污染者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关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根据违法排污的污染物种类、排污量及污染源排他性等因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基本案情
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又称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内,是该工业园区内唯一的电镀工业园,园区内有若干电镀企业入驻。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阁公司)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负责处理企业产生的废水。藏金阁公司领取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拥有废水处理的设施设备。2013年12月5日,藏金阁公司与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旭公司)签订为期4年的《电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以下简称《委托运行协议》),首旭公司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该电镀工业中心的废水由藏金阁公司交给首旭公司使用藏金阁公司所有的废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2016年4月21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在对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废水处理站中两个总铬反应器和一个综合反应器设施均未运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外环境。2016年4月22日至26日期间,经执法人员采样监测分析发现外排废水重金属超标,违法排放废水总铬浓度为55.5mg/L,总锌浓度为2.85x102mg/L,总铜浓度为27.2mg/L,总镍浓度为41mg/L,分别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的规定标准54.5倍、189倍、53.4倍、81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害。2016年5月4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藏金阁废水处理站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含重金属废水通过池壁上的120mm口径管网未经正常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并流入港城园区市政管网再进入长江。经监测,1号池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6.10mg/L,总铬浓度为10.9mg/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29.5倍、9.9倍。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145624吨。还查明,2014年8月,藏金阁公司将原废酸收集池改造为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传送废水也由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该池池壁上原有110mm和120mm口径管网各一根,改造时只封闭了110mm口径管网,而未封闭120mm口径管网,该未封闭管网系埋于地下的暗管。首旭公司自2014年9月起,在明知池中有一根120mm管网可以连通外环境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
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违法排放超标废水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于2017年4月出具《鉴定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载明:本事件污染行为明确,污染物迁移路径合理,污染源与违法排放至外环境的废水中污染物具有同源性,且污染源具有排他性。污染行为发生持续时间为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共计145624吨,其主要污染因子为六价铬、总铬、总锌、总镍等,对长江水体造成严重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推荐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按22元/吨的实际治理费用作为单位虚拟治理成本,再乘以违法排放废水数量,计算出虚拟治理成本为320.3728万元。违法排放废水点为长江干流主城区段水域,适用功能类别属III类水体,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III类水体的倍数范围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本次评估选取最低倍数4.5倍,最终评估出二被告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量化数额为1441.6776万元(即320.3728万元×4.5=1441.6776万元)。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认的鉴定评估机构。
2016年6月30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以藏金阁公司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通过1号综合调节池内的120mm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废水未经废水处理站总排口便直接排入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藏金阁公司罚款580.72万元。藏金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后藏金阁公司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渝0112行初324号行政判决,驳回藏金阁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藏金阁公司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11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首旭公司、程龙(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渝0112刑初1615号刑事判决,判决首旭公司、程龙等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决后,未提起抗诉和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渝01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6776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至重庆市财政局专用账户,由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复;二、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鉴定费5万元,律师费19.8万元;四、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律师费8万元;五、驳回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市人民政府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具备合法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基于不同的规定而享有各自的诉权,均应依法予以保护。鉴于两案原告基于同一污染事实与相同被告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基本相同,故将两案合并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违法排放废水计量以及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
首先,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和违法排放废水计量是否准确的问题。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及违法排放废水计量均已被(2016)渝0112行初324号行政判决直接或者间接确认,本案中二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原判决,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依据的上述环境污染事实予以确认。具体而言,一是关于污染物种类的问题。除了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总铬和六价铬之外,二被告违法排放的废水中还含有重金属物质如总锌、总镍等,该事实得到了江北区环境监测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以及(2016)渝0112行初324号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也得到了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在调查询问中的确认。二是关于污染源排他性的问题。二被告辩称,江北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江环(监)字〔2016〕第JD009号分析报告单确定的取样点W4、W6位置高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因而该两处检出污染物超标不可能由二被告的行为所致。由于被污染水域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和自净功能,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鉴定机构在鉴定时客观上已无法再在废水处理站周围提取到违法排放废水行为持续时所流出的废水样本,故只能依据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二被告违法行为时通过取样所固定的违法排放废水样本进行鉴定。在对藏金阁废水处理情况进行环保执法的过程中,先后在多个取样点进行过数次监测取样,除江环(监)字〔2016〕第JD009号分析报告单以外,江北区环境监测站与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还出具了数份监测报告,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复议决定是在对上述监测报告进行综合评定的基础上作出的,并非单独依据其中一份分析报告书或者监测报告作出。环保部门在整个行政执法包括取样等前期执法过程中,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已经得到了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同时,上述监测分析结果显示废水中的污染物系电镀行业排放的重金属废水,在案证据证实涉案区域唯有藏金阁一家电镀工业园,而且环境监测结果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违法排放废水种类一致,以上事实证明上述取水点排出的废水来源仅可能来自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故可以认定污染物来源具有排他性。三是关于违法排污计量的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的确认,并结合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认定铬调节池的废水进入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利用1号池安装的120mm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的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并进入市政管网这一基本事实。经庭审查明,《鉴定评估报告书》综合证据,采用用水总量减去消耗量、污泥含水量、在线排水量、节假日排水量的方式计算出违法排放废水量,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或者已得到被告方认可或生效判决确认,或者相关行政行为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综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提出的污染物种类、违法排放废水量和污染源排他性认定有误的异议不能成立。其次,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原告方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就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了《鉴定评估报告书》,该报告确定二被告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1441.6776万元。经查,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立的鉴定评估机构,委托其进行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符合司法解释之规定,其具备相应鉴定资格。根据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鉴定评估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量化结果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鉴于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时间长、违法排放数量大,且长江水体处于流动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故《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结果进行量化并无不当。《鉴定评估报告书》将22元/吨确定为单位实际治理费用,系根据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核查藏金阁公司财务凭证,并结合对藏金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启良的调查询问笔录而确定。《鉴定评估报告书》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III类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结合本案污染事实,取最小倍数即4.5倍计算得出损害量化数额为320.3728万元×4.5=1441.6776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鉴定评估报告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评估人资质合格,鉴定评估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评估项目负责人亦应法庭要求出庭接受质询,鉴定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有生效法律文书支撑,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科学有据,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及所依据的相关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首旭公司是明知1号废水调节池池壁上存在120mm口径管网并故意利用其违法排污的直接实施主体,其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应无疑义。本争议焦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藏金阁公司的行为,其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法院认为,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我国实行排污许可制,该制度是国家对排污者进行有效管理的手段,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即是排污单位,负有依法排污的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藏金阁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必须确保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和要求排放。藏金阁公司以委托运行协议的形式将废水处理交由专门从事环境治理业务(含工业废水运营)的首旭公司作业,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是,无论是自行排放还是委托他人排放,藏金阁公司都必须确保其废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并确保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这是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的法定责任,该责任不能通过民事约定来解除。申言之,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具有监督首旭公司合法排污的法定责任,依照《委托运行协议》其也具有监督首旭公司日常排污情况的义务,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了1年8个月的时间,藏金阁公司显然未尽监管义务。
第二,无论是作为排污设备产权人和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还是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藏金阁公司均应确保废水处理设施设备正常、完好。2014年8月藏金阁公司将废酸池改造为1号废水调节池并将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时,未按照正常处理方式对池中的120mm口径暗管进行封闭,藏金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不封闭暗管的合理合法性,而首旭公司正是通过该暗管实施违法排放,也就是说,藏金阁公司明知为首旭公司提供的废水处理设备留有可以实施违法排放的管网,据此可以认定其具有违法故意,且客观上为违法排放行为的完成提供了条件。
第三,待处理的废水是由藏金阁公司提供给首旭公司的,那么藏金阁公司知道需处理的废水数量,同时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负责向环保部门缴纳排污费,其也知道合法排放的废水数量,加之作为物业管理部门,其对于园区企业产生的实际用水量亦是清楚的,而这几个数据结合起来,即可确知违法排放行为的存在,因此可以认定藏金阁公司知道首旭公司在实施违法排污行为,但其却放任首旭公司违法排放废水,同时还继续将废水交由首旭公司处理,可以视为其与首旭公司形成了默契,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并共同造成了污染后果。
第四,环境侵权案件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其证明难度尤其是对于排污企业违法排污主观故意的证明难度较高,且本案又涉及到对环境公益的侵害,故应充分考虑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通过准确把握举证证明责任和归责原则来避免责任逃避和公益受损。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对于违法排污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裘晓音、贾科、张力)
指导案例131号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气污染责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成立于2000年,经营范围包括电力生产、平板玻璃、玻璃空心砖、玻璃深加工、玻璃制品制造等。2002年12月,该公司600T/D优质超厚玻璃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2003年11月,通过“三同时”验收。2007年11月,该公司高档优质汽车原片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2009年2月,通过“三同时”验收。
根据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的监测,2012年3月、5月、8月、12月,2013年1月、5月、8月,振华公司废气排放均能达标。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6月、11月,2015年2月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分别于2013年12月、2014年9月、2014年11月、2015年2月对振华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均为10万元。2014年12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10万元。2015年3月23日,德州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振华公司立即停产整治,2015年4月1日之前全部停产,停止超标排放废气污染物。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之后,2015年3月27日,振华公司生产线全部放水停产,并于德城区天衢工业园以北养马村新选厂址,原厂区准备搬迁。
本案审理阶段,为证明被告振华公司超标排放造成的损失,2015年12月,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订立技术咨询合同,委托其对振华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致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包括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坏、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鉴定。2016年5月,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根据已经双方质证的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作出评估意见,鉴定结果为:振华公司位于德州市德城区市区内,周围多为居民小区,原有浮法玻璃生产线三条,1#浮法玻璃生产线已于2011年10月全面停产,2#生产线600t/d优质超厚玻璃生产线和3#生产线400t/d高档优质汽车玻璃原片生产线仍在生产。1、污染物性质,主要为烟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根据《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关于落实整改工作的情况汇报》有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3月17日,振华公司浮法二线未安装或未运行脱硫和脱硝治理设施;浮法三线除尘、脱硫设施已于2014年9月投入运行;2、污染物超标排放时段的确认,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时段为2014年6月10日-2014年8月17日,共计68天,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时段为2013年11月5日-2014年6月23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1月27日,共计327天,烟粉尘超标排放时段为2013年11月5日-2014年6月23日,共计230天;3、污染物排放量,在鉴定时段内,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硫设施造成二氧化硫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超标排放量为255吨,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硝设施造成氮氧化物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排放量为589吨,由于企业未安装除尘设施或除尘设施处理能力不够造成烟粉尘部分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排放量为19吨;4、单位污染物处理成本,根据数据库资料,二氧化硫单位治理成本为0.56万元/吨,氮氧化物单位治理成本为0.68万元/吨,烟粉尘单位治理成本为0.33万元/吨;5、虚拟治理成本,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本案项目处环境功能二类区,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本报告取参数5,二氧化硫虚拟治理成本共计713万元,氮氧化物虚拟治理成本2002万元,烟粉尘虚拟治理成本31万元。鉴定结论:被告企业在鉴定期间超标向空气排放二氧化硫共计255吨、氮氧化物共计589吨、烟粉尘共计19吨,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0.56万元/吨、0.68万元/吨、0.33万元/吨计算,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713万元、2002万元、31万元,共计2746万元。裁判结果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支付至德州市专项基金账户,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二、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所支出的评估费10万元;四、驳回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认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以视为是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被告振华公司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会影响大气的服务价值功能。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是酸雨的前导物,超量排放可至酸雨从而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烟粉尘的超量排放将影响大气能见度及清洁度,亦会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被告振华公司自2013年11月起,多次超标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经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多次行政处罚仍未改正,其行为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故被告振华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立兵、张小雪、高晓敏)
指导案例132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气污染责任/降低环境风险/减轻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间,污染者主动改进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有效措施等因素,适当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
基本案情
被告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系主要从事各种玻璃包装瓶生产加工的企业,现拥有玻璃窑炉四座。在生产过程中,因超标排污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海港区环保局)多次作出行政处罚。2015年2月12日,方圆公司与无锡格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方圆公司的四座窑炉进行脱硝脱硫除尘改造,合同总金额3617万元。
2016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对方圆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脱硝脱硫除尘改造提升进程。2016年6月15日,方圆公司通过了海港区环保局的环保验收。2016年7月22日,中国绿发会组织相关专家对方圆公司脱硝脱硫除尘设备运行状况进行了考查,并提出相关建议。2016年6月17日、2017年6月17日,环保部门为方圆公司颁发《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6年12月2日,方圆公司再次投入1965万元,为四座窑炉增设脱硝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
方圆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缴纳行政罚款8万元。中国绿发会2016年提起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23日止,分24次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1万元。
2017年7月25日,中国绿发会向法院提交《关于诉讼请求及证据说明》,确认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期间从行政处罚认定发生损害时起至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为止。法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方圆公司因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及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所需费用进行鉴定,起止日期为2015年10月28日(行政处罚认定损害发生日)至2016年6月15日(环保达标日)。
2017年11月,鉴定机构作出《方圆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环境损害鉴定意见》,按照虚拟成本法计算方圆公司在鉴定时间段内向大气超标排放颗粒物总量约为2.06t,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总量约为33.45t,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总量约为75.33t,方圆公司所在秦皇岛地区为空气功能区II类。按照规定,环境空气II类区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鉴定报告中取3倍计算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数额分别约为0.74万元、27.10万元和127.12万元,共计154.96万元。
另查明,2015年3月,河北广播网、燕赵都市网的网页显示,因被上诉人方圆公司未安装除尘脱硝脱硫设施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按日连续处罚200多万。对于该网页显示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方圆公司予以认可,故对其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存在超标排污的事实予以确认。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6)冀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一、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的损失154.96万元,上述费用分3期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每期51.65万元,第一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第二、三期分别于判决生效后第二、第三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用于秦皇岛地区的环境修复。二、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因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致歉声明(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核后发布)。如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判决书内容在全国性的媒体公布,相关费用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承担。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四、驳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15万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支付)。宣判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冀民终7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防止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污染企业因侵权行为所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方圆公司于2015年2月与无锡市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其四座窑炉配备的环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合同总金额3617万元,体现了企业防污整改的守法意识。方圆公司在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过程中出现超标排污行为,虽然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在超标排污受到行政处罚后,方圆公司积极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0余万元,其超标排污行为受到行政制裁。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在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再次投资1965万元建造一套备用排污设备,是秦皇岛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环保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第四条规定了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保护与发展并重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在强调环境损害救济的同时,亦应兼顾预防原则。本案诉讼过程中,方圆公司加快环保设施的整改进度,积极承担行政责任,并在其安装的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出资近2000万元再行配备一套环保设施,以确保生产过程中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大大降低了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与可能性。方圆公司自愿投入巨资进行污染防治,是在中国绿发会一审提出“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之外实施的维护公益行为,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立法意图,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风险预防功能,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方圆公司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积极措施等因素,对于方圆公司在一审鉴定环境损害时间段之前的超标排污造成的损害予以折抵,维持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环境损害赔偿及修复费用的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窦淑霞 、李学境、邢会丽)
指导案例133号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水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自净功能
裁判要点
污染者违反国家规定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以被污染水域有自净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免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款、第8条、第65条、第66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至4月期间,王振殿、马群凯在未办理任何注册、安检、环评等手续的情况下,在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沙场大院北侧车间从事盐酸清洗长石颗粒项目,王振殿提供场地、人员和部分资金,马群凯出资建设反应池、传授技术、提供设备、购进原料、出售成品。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约60吨的废酸液,该废酸液被王振殿先储存于厂院北墙外的废水池内。废酸液储存于废水池期间存在明显的渗漏迹象,渗漏的废酸液对废水池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废酸液又被通过厂院东墙和西墙外的排水沟排入村北的消水河,对消水河内水体造成污染。2014年4月底,王振殿、马群凯盐酸清洗长石颗粒作业被莱州市公安局查获关停后,盐酸清洗长石颗粒剩余的20余吨废酸液被王振殿填埋在反应池内。该废酸液经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和莱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监测PH值小于2,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危险废物鉴定标准和鉴别方法,属于废物类别为“HW34废酸中代码为900-300-34”的危险废物。2016年6月1日,被告人马群凯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所判罚金已缴纳);被告人王振殿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所判罚金已缴纳)。
莱州市公安局办理王振殿污染环境刑事一案中,莱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中记载“中心现场位于消水沙场院内北侧一废弃车间内。车间内西侧南北方向排列有两个长20m、宽6m、平均深1.5m的反应池,反应池底部为斜坡。车间北侧见一夹道,夹道内见三个长15m、宽2.6m、深2m的水泥池。”现车间内西侧的北池废酸液被沙土填埋,受污染沙土总重为223吨。
2015年11月27日,莱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对莱州市王振殿、马群凯污染环境案造成的环境损害程度及数额进行鉴定评估。该机构于2016年2月作出莱州市王振殿、马群凯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检验报告,认定:本次评估可量化的环境损害为应急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应急处置费用为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的处置费用5.6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偷排酸洗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72万元,合计为77.6万元。
2016年4月6日,莱州市人民检察院向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出莱检民(行)行政违监〔2016〕37068300001号检察建议,“建议对消水河流域的其他企业、小车间等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看是否还存在向消水河流域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莱州市环境保护局于同年5月3日回复称,“我局在收到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消水河流域的企业、小车间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经严格执法,未发现有向消水河流域排放废酸等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2017年2月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公益诉讼人及王振殿、马群凯、烟台市环保局、莱州市环保局、消水庄村委对王振殿、马群凯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污染区域包括酸洗池内的沙土和周边居民区的部分居民家中水井地下水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取样监测,取证现场拍摄照片22张。环保部门向人民法院提交了2017年2月13日水质监测达标报告(8个监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均为达标)及其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2017年2月14日酸洗池固体废物检测报告(酸洗反应南池-40cm PH值=9.02, -70cm PH值=9.18 ,北池-40cm PH值=2.85, -70cm PH值=2.52)。公益诉讼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2017年3月3日由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王振殿酸洗池废池的检测报告,载明:反应池南池-1.2m PH值=9.7 ,北池-1.2m PH值<2 。公益诉讼人认为,《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规定, PH值≥12.5或者≤2.0时为具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HW34废酸一项900-300-34类为“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HW49其他废物一项900-041-49类为“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涉案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属于危险废物,酸洗池内的受污染沙土总量都应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公益诉讼人提交的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水工环高级工程师刘炜金就地下水污染演变过程所做的咨询报告专家意见,载明:一、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发展过程。1.污染因子通过地表入渗进入饱和带(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位以上至地表的地层),通过渗漏达到地下水水位进入含水层。2.进入含水层,初始在水头压力作用下向四周扩散形成一个沿地下水流向展布的似圆状污染区。3.当污染物持续入渗,在地下水水动力的作用下,污染因子随着地下水径流,向下游扩散,一般沿地下水流向以初始形成的污染区为起点呈扇形或椭圆形向下流拓展扩大。4.随着地下水径流形成的污染区不断拓展,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因子的浓度不断增大,造成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在污染源没有切断的情况下,污染区将沿着地下水径流方向不断拓展。二、污染区域的演变过程、地下水污染的演变过程,主要受污染的持续性,包气带的渗漏性,含水层的渗透性,土壤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性,地下水径流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1.长期污染演变过程。在污染因子进入地表通过饱和带向下渗漏的过程中,部分被饱和带岩土吸附,污染包气带的岩土层;初始进入含水层的污染因子浓度较低,当经过一段时间渗漏途经吸附达到饱和后,进入含水层的污染因子浓度将逐渐接近或达到污水的浓度。进入含水层向下游拓展过程中,通过地下水的稀释和含水层的吸附,开始会逐渐降低。达到饱和后,随着污染因子的不断注入,达到一定浓度的污染区将不断向下游拓展,污染区域面积将不断扩大。2.短期污染演变过程。短期污染是指污水进入地下水环境经过一定时期,消除污染源,已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因子和污染区域的变化过程。1污染因子的演变过程。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随着上游地下水径流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大区域的地下水的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作用,污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降低,水质逐渐好转。2污染区域的变化。在消除污染源,污水阻止进入含水层后,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作用下,整个污染区将逐渐向下游移动扩大,随着污染区扩大、岩土吸附作用的加强,含水层中地下水水质将逐渐好转,在经过一定时间后,污染因子将吸附于岩土层和稀释于地下水中,改善污染区地下水环境,最终使原污染区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鲁06民初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振殿、马群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烟台市环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223吨进行处置,消除危险;如不能自行处置,则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置,被告王振殿、马群凯赔偿酸洗危险废物处置费用5.6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帐户。二、被告王振殿、马群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对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沙场大院北侧车间周边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内水体的污染治理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者修复未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赔偿因其偷排酸洗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72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帐户。该案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王振殿、马群凯侵权行为认定问题
(一)关于涉案危险废物数量及处置费用的认定问题
审理中,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指出涉案酸洗反应南池-40cm、-70cm及-1.2m深度的ph值均在正常值范围内;北池-1.2m ph值<2属于危险废物。涉案酸洗池的北池内原为王振殿、马群凯使用盐酸进行长石颗粒清洗产生的废酸液,后其用沙土进行了填埋,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HW34废酸900-300-34和HW49其他废物一项900-041-49类规定,现整个池中填埋的沙土吸附池中的废酸液,成为含有或沾染腐蚀性毒性的危险废物。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中将酸洗池北池内受污染沙土总量223吨作为危险废物量,参照《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中给出的“土地资源参照单位修复治理成本”清洗法的单位治理成本250-800元/吨,本案取值250元/吨予以计算处置费用5.6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予以采信。(具体计算方法为:20m×6m×平均深度1.3m×密度1.3t/ m3=203t沙土+20t废酸=223t×250元/t=5.6万元)
(二)关于涉案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生态损害修复费用的认定问题
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废水池内残留废水的PH值<2,属于强酸性废水。王振殿、马群凯通过废水池、排水沟排放的酸洗废水系危险废物亦为有毒物质污染环境,致部分居民家中水井颜色变黄,味道呛人,无法饮用。监测发现部分居民家中井水的PH值低于背景值,氯化物、总硬度远高于背景值,且明显超标。储存于废水池期间渗漏的废水渗透至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排入沟内的废水流入消水河。涉案污染区域周边没有其他类似污染源,可以确定受污染地下水系黄色、具有刺鼻气味,且氯化物浓度较高的污染物,即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
2017年2月13日水质监测报告显示,在原水质监测范围内的部分监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达标。根据地质环境监测专家出具的意见,可知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随着上游地下水径流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大区域的地下水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作用,污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降低,水质逐渐好转。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作用下,整个污染区将逐渐向下游移动扩大。经过一定时间,原污染区可能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生态环境好转或已修复。王振殿、马群凯仍应当承担其污染区域的环境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在被告不能自行修复的情况下,根据《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的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估算王振殿、马群凯偷排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等量的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1.5-10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本案受污染区域的土壤、III类地下水及消水河V类地表水生态损害修复费用,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中取虚拟治理成本的6倍,按照已生效的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偷排酸洗废水60吨的数额计算,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为72万元,即单位虚拟治理成本2000元/t×60t×6倍=72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侵权责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68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振殿、马群凯对此没有异议,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王振殿、马群凯应当对其污染环境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曲振涛、鲁晓辉、孙波)
指导案例134号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停止侵害/恢复生产/附条件/环境影响评价
裁判要点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的,可以责令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审查批准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之前,污染者不得恢复生产。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4条第1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17条第3款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重庆绿联会)对被告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始县交界地带。水库设计库容405万立方米,2008年开始建设,2013年12月6日被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供应周边5万余人的生活饮用和生产用水。湖北省建始县毗邻重庆市巫山县,被告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位于建始县业州镇郭家淌国有高岩子林场,距离巫山县千丈岩水库直线距离约2.6公里,该地区属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下裂缝纵横,暗河较多。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硫铁矿选矿项目于2009年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2010年4月23日取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2010年7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1年5月16日取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批复。2012年开工建设,2014年6月基本完成,但水污染防治设施等未建成。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硫铁矿生产中因有废水和尾矿排放,属于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其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中明确指出尾矿库库区为自然成库的岩溶洼地,库区岩溶表现为岩溶裂隙和溶洞。同时,尾矿库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载明:“建议评价报告做下列修改和补充:1.对库区渗漏分单元进行评价,提出对策措施;2.对尾矿库运行后可能存在的排洪排水问题进行补充评价”。但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实际并未履行修改和补充措施。
2014年8月10日,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使用硫铁矿原矿约500吨、乙基钠黄药、2号油进行违法生产,产生的废水、尾矿未经处理就排入临近有溶洞漏斗发育的自然洼地。2014年8月12日,巫山县红椿乡村民反映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取水口水质出现异常,巫山县启动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监测结果表明,被污染水体无重金属毒性,但具有有机物毒性,COD(化学需氧量)、Fe(铁)分别超标0.25倍、30.3倍,悬浮物高达260mg/L。重庆市相关部门将污染水体封存在水库内,对受污染水体实施药物净化等应急措施。
千丈岩水库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环境保护部明确该起事件已构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作出《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千丈岩水库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本次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质、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本次污染对水库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等进行评估。并判断该次事件对水库的水生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进一步的中长期损害评估。湖北省环保厅于2014年9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磺厂坪矿业公司硫铁矿选矿项目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擅自投入生产,非法将生产产生的废水和尾矿排放、倾倒至厂房下方的洼地内,造成废水和废渣经洼地底部裂隙渗漏,导致千丈岩水库水体污染。责令停止生产直至验收合格,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并处罚款1000000元。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仅缴纳了罚款1000000元,但并未采取有效消除污染的治理措施。
2015年4月26日,法院依原告申请,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对千丈岩环境污染事件的生态修复及其费用予以鉴定,北京师范大学鉴定认为:1、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系此次千丈岩水库生态环境损害的唯一污染源,责任主体清楚,环境损害因果关系清晰。2、对《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千丈岩水库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评价的对水库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中长期损害评估的结论予以认可。3、本次污染土壤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认定:经过9个月后,事发区域土壤中的乙基钠黄药已得到降解,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再次带来损害,但洼地土壤中的Fe污染物未发生自然降解,超出当地生态基线,短期内不能自然恢复,将对千丈岩水库及周边生态环境带来潜在污染风险,需采取人工干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洼地土壤生态修复费用约需991000元。4、建议后续进一步制定详细的生态修复方案,开展事故区域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并做好后期监管工作,确保千丈岩水库的饮水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安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重庆绿联会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就生态修复接受质询并提出意见。鉴定人王金生教授认为,土壤元素本身不是控制性指标,就饮用水安全而言,洼地土壤中的Fe高于饮用水安全标准;被告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所处位置地下暗河众多,地区降水量大,污染饮用水的风险较高。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2014)万法环公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一、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对巫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的侵害,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二、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80日内,对位于恩施自治州建始县业州镇郭家淌国有高岩子林场选矿厂洼地土壤制定修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由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修复费用991000元支付至指定的账号;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四、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为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及律师费共计150000元;五、驳回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渝02民终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否需判令停止侵害并重新作出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侵权行为对环境的污染、生态资源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被污染的环境、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很多时候难以恢复,单纯事后的经济赔偿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故对于环境侵权行为应注重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案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只是暂时停止了生产行为,其“三同时”工作严重滞后、环保设施未建成等违法情形并未实际消除,随时可能恢复违法生产。由于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先前的污染行为,导致相关区域土壤中部分生态指标超过生态基线,因当地降水量大,又地处喀斯特地貌山区,裂隙和溶洞较多,暗河纵横,而其中的暗河水源正是千丈岩水库的聚水来源,污染风险明显存在。考虑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的违法情形尚未消除、项目所处区域地质地理条件复杂特殊,在不能确保恢复生产不会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应当禁止其恢复生产,才能有效避免当地生态环境再次遭受污染破坏,亦可避免在今后发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重新恢复违法生产后需另行诉讼的风险,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故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虽在起诉之前已停止生产,仍应判令其对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停止侵害。
此外,千丈岩水库开始建设于2008年,而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于2010年7月,并于2011年5月16日才取得当地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考虑到该项目的性质、与水库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当地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本应在当时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着重考虑对千丈岩水库的影响,但由于两者分处不同省级行政区域,导致当时的环境影响评价并未涉及千丈岩水库,可见该次环境影响评价是不全面且有着明显不足的。由于新增加了千丈岩水库这一需要重点考量的环境保护目标,导致原有的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发生变化,在已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实情况下,涉案项目在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方面显然也需要作出重大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鉴于千丈岩水库的重要性、作为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敏感性及涉案项目对水库潜在的巨大污染风险,在应当作为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能纳入且客观上已经造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下,考虑到原有的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已经发生变化,出于对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的保护及公共利益的维护,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应在考虑对千丈岩水库环境影响的基础上重新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履行法定审批手续,未经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剑波、杨超、沈平)
指导案例135号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信息/不利推定
裁判要点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产生危险废物并实施了污染物处置行为,被告拒不提供其处置污染物情况等环境信息,导致无法查明污染物去向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环境污染事实成立。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第57条、第59条
基本案情
2015年5、6月份,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安公司)将其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83桶硫酸废液,以每桶1300-3600元不等的价格,交由黄克峰处置。黄克峰将上述硫酸废液运至苏州市区其租用的场院内,后以每桶2000元的价格委托何传义处置,何传义又以每桶1000元的价格委托王克义处置。王克义到物流园马路边等处随机联系外地牌号货车车主或司机,分多次将上述83桶硫酸废液直接从黄克峰存放处运出,要求他们带出苏州后随意处置,共支出运费43000元。其中,魏以东将15桶硫酸废液从苏州运至沛县经济开发区后,在农地里倾倒3桶,余下12桶被丢弃在某工地上。除以上15桶之外,其余68桶硫酸废液王克义无法说明去向。2015年12月,沛县环保部门巡查时发现12桶硫酸废液。经鉴定,确定该硫酸废液是危险废物。2016年10月,其安公司将12桶硫酸废液合法处置,支付费用116740.08元。
2017年8月2日,江苏省沛县人民检察院对其安公司、江晓鸣、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等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该案经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终审判决认定其安公司、江晓鸣、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等构成污染环境罪。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以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后,依法公告了准备提起本案诉讼的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18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连带赔偿倾倒3桶硫酸废液和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支付其为本案支付的专家辅助人咨询费、公告费,要求五被告共同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苏03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一、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因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04415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二、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因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630852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支付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3800元;四、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在省级媒体上就非法处置硫酸废液行为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各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在沛县经济开发区倾倒3桶硫酸废液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五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第五十七条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本案中,其安公司明知黄克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将危险废物硫酸废液交由其处置;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明知自己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接收其安公司的硫酸废液并非法处置。其安公司与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分别实施违法行为,层层获取非法利益,最终导致危险废物被非法处置,对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的行为均系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必要条件,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在各自参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倾倒3桶硫酸废液污染土壤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污染发生至今长达三年有余,且倾倒地已进行工业建设,目前已无法将受损的土壤完全恢复。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和原环境保护部《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以下简称《虚拟治理成本法说明》),对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予以确定,其计算公式为: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受损害环境敏感系数。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的技术专家提出的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致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204415元(4.28×6822.92×7)的意见,理据充分,应予采纳。该项生态环境损害系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五被告的共同违法行为所致,五被告应连带承担204415元的赔偿责任。
二、关于五被告应否就其余68桶硫酸废液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根据固体废物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实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申报登记危险废物的流向、处置情况等,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法定义务;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的来源、去向、处置情况等,是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均有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其安公司对硫酸废液未履行申报登记义务,未依法申请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三被告非法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没有记录硫酸废液的流向及处置情况等,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四被告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危险废物,不能说明68桶硫酸废液的处置情况,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硫酸废液污染环境,且68桶硫酸废液均没有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而容器上又留有出水口,即使运出苏州后被整体丢弃,也存在液体流出污染环境甚至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极大风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告应当持有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而拒不提供,如果原告主张相关事实不利于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本案应当推定其余68桶硫酸废液被非法处置并污染了环境的事实成立。
关于该项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说明》,该项损害的具体情况不明确,其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予以确定。如前所述,68桶硫酸废液的重量仍应以每桶1.426吨计算,共计96.96吨;单位治理成本仍应确定为6822.92元。关于受损害环境敏感系数。本案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实际损害的环境介质及环境功能区类别不明,可能损害的环境介质包括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中的一种或多种。而不同的环境介质、不同的环境功能区类别,其所对应的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不同,存在2-11等多种可能。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适用的系数7,处于环境敏感系数的中位,对应II类地表水、II类土壤、III类地下水,而且本案中已经查明的3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的环境介质即为II类土壤。同时,四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68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了敏感系数更低的环境介质。因此,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同时体现了对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违法行为的适度惩罚,应予采纳。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4630852元(96.96×6822.92×7),应予支持。同时,如果今后查明68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了敏感系数更高的环境介质,以上修复费用尚不足以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仍可以就新发现的事实向被告另行主张。该项生态环境损害系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四被告的共同违法行为所致,四被告应连带承担4630852元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切实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废物对环境的污染。被告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没有履行法律义务,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任由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对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马荣、李娟、张演亮、陈虎、费艳、韩正娟、吴德恩)
指导案例136号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立案/一并审理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对人民检察院就同一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采取分别立案、一并审理、分别判决的方式处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
基本案情
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新建综合楼时,未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污水处理设施即投入使用。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发现该线索后,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通过渗井、渗坑排放医疗污水。经对其排放的医疗污水及渗井周边土壤取样检验,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余氯等均超过国家标准。还发现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对其《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校验为合格,且对其违法排放医疗污水的行为未及时制止,存在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履行了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后,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5月18日为第三人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违法;2.判令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责令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限期对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的医疗污水净化处理设施进行整改;3.判令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
裁判结果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5日以(2016)吉06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5月18日对第三人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合格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履行监管职责,监督第三人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在三个月内完成医疗污水处理设施的整改。同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06民初1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一审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及第四十条的规定,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具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吉林省医疗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申请校验时应提交校验申请、执业登记项目变更情况、接受整改情况、环评合格报告等材料。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对其《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校验为合格,违反上述规定,该校验行为违法。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导致周边地下水及土壤存在重大污染风险。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未及时制止,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通过渗井、渗坑违法排放医疗污水,且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工及环评验收需要一定的时间,故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应当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及时完工,达到环评要求并投入使用,符合《吉林省医疗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公益诉讼人的举证和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确定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未安装符合环保要求的污水处理设备,通过渗井、渗坑实施了排放医疗污水的行为。从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及检测意见可知,其排放的医疗污水,对附近地下水及周边土壤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虽辩称其未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排污设备系因政府对公办医院投入建设资金不足所致,但该理由不能否定其客观上实施了排污行为,产生了周边地下水及土壤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损害结果,以及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基本事实。且环境污染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故作出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的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文宽、王辉、历彦飞)
指导案例137号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
裁判要点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及时、有效采取法定监管措施,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标准。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3条、第20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43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4条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剑川县居民王寿全受玉鑫公司的委托在国有林区开挖公路,被剑川县红旗林业局护林人员发现并制止,剑川县林业局接报后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进行查处。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于2013年2月20日向王寿全送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并于同年2月27日向王寿全送达了剑川县林业局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玉鑫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的林地征占用手续的情况下,委托王寿全于2013年1月13日至19日期间,在13林班21、22小班之间用挖掘机开挖公路长度为494.8米、平均宽度为4.5米、面积为2226.6平方米,共计3.34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王寿全及玉鑫公司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限期恢复原状;2.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即22266.00元。2013年3月29日玉鑫公司交纳了罚款后,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即对该案予以结案。其后直到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义务,所破坏的森林植被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2016年11月9日, 剑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职责,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2016年12月8日, 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回复称自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即刻进行认真研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派民警到王寿全家对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处罚决定第一项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进行催告,鉴于王寿全死亡,执行终止。对玉鑫公司,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向其发出催告书。
另查明,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为剑川县林业局所属的正科级机构,2013年年初,剑川县林业局向其授权委托办理本县境内的所有涉及林业、林地处罚的林政处罚案件。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林业部门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的批复》,授权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同年11月20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授权,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对森林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单位及执法权限进行了公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也是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执法权限的单位之一,同年12月11日,云南省林业厅发出通知,决定自2014年1月1日起,各级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行使省政府批准的62项林业行政处罚权和11项行政强制权。
裁判结果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 (2017)云2931行初1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处罚决定第一项内容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宣判后,当事人服判息诉,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也积极履行了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益诉讼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林业部门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的批复》授权各级森林公安机关相对集中行使林业行政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因此,根据规定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行使原来由剑川县林业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是适格的被告主体。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查明玉鑫公司及王寿全擅自改变林地的事实后,以剑川县林业局名义作出对玉鑫公司和王寿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和罚款22266.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对破坏的林地恢复原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玉鑫公司和王寿全擅自改变的林地至今没有恢复原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相关合法、合理的事由,其行为显然不当,是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执行完毕,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应该继续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行政相对人限期恢复被改变林地的原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新科、白灿山、张吉元)
指导案例138号
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环境保护/私设暗管/逃避监管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污染者以其排放的水污染物达标、没有对环境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应受到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39条、第8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22条第2款、第75条第2款)
基本案情
陈德龙系个体工商户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办德龙加工厂业主,自2011年3月开始加工生产钢化玻璃。2012年11月2日,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成华区环保局)在德龙加工厂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天鹅社区一组B-10号的厂房检查时,发现该厂涉嫌私自设置暗管偷排污水。成华区环保局经立案调查后,依照相关法定程序,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成华环保罚字〔2012〕1130-0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陈德龙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遂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作出责令立即拆除暗管,并处罚款10万元的处罚决定。陈德龙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2014年5月21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华行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陈德龙的诉讼请求。陈德龙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8月2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行终字第3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陈德龙的诉讼请求。2014年10月21日,陈德龙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该院作出(2014)成行监字第131号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陈德龙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德龙加工厂工商登记注册地虽然在成都市龙泉驿区,但其生产加工形成环境违法事实的具体地点在成都市成华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成华区环保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虽然成都市成华区环境监测站于2012年5月22日出具的《检测报告》,认为德龙加工厂排放的废水符合排放污水的相关标准,但德龙加工厂私设暗管排放的仍旧属于污水,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德龙加工厂曾因实施“未办理环评手续、环保设施未验收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本案违法行为系二次违法行为,成华区环保局在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幅度内,综合考虑德龙加工厂系二次违法等事实,对德龙加工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伟东、喻小岷、邱方丽)
指导案例139号
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律适用/超过排放标准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处理固体废物产生的臭气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适用处罚较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其进行处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主张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其进行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0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8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晶山公司)不服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金山环保局)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诉称:金山环保局以其厂区堆放污泥的臭气浓度超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处罚不当,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处罚,请求予以撤销。
法院经审理查明:因群众举报,2016年8月17日,被告金山环保局执法人员前往鑫晶山公司进行检查,并由金山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公司厂界臭气和废气排放口进行气体采样。同月26日,金山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编号为XF26-2016的《测试报告》,该报告中的《监测报告》显示,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臭气浓度厂界标准值二级为20,经对原告厂界四个监测点位各采集三次样品进行检测,3#监测点位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2016年9月5日,被告收到前述《测试报告》,遂于当日进行立案。经调查,被告于2016年11月9日制作了金环保改字〔2016〕第224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应原告要求,被告于2016年11月23日组织了听证。2016年12月2日,被告作出第202016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8月17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无组织排放恶臭污染物进行检查、监测,在原告厂界采样后,经金山环境监测站检测,3#监测点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超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20,该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罚款25万元。
另查明,2009年11月13日,被告审批通过了原告上报的《多规格环保型淤泥烧结多孔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2年12月5日前述技术改造项目通过被告竣工验收。同时,2015年以来,原告被群众投诉数十起,反映该公司排放刺激性臭气等环境问题。2015年9月9日,因原告同年7月20日厂界两采样点臭气浓度最大测定值超标,被告对该公司作出金环保改字〔2015〕第47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于同年9月18日作出第20201504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罚款35,000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 (2017)沪0116行初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服判息诉,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原告涉案行为进行处罚是否正确。其中涉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之间的选择适用问题。前者规定,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后者规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前者规制的是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行为,后者规制的是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前者有未采取防范措施的行为并具备一定环境污染后果即可构成,后者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必须超过排放标准或者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才可构成。本案并无证据可证实臭气是否来源于任何工业固体废物,且被告接到群众有关原告排放臭气的投诉后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监测对象是原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适用对象方面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更为匹配;《监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为后果方面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更为准确,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徐跃、许颖、崔胜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201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2019年12月19日)
目 录
体现产权保护的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1.徐万斗申请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违法查封、冻结国家赔偿案
2.北京比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3.重庆英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申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违法查封国家赔偿案
4.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魏振国申请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追缴国家赔偿案
5.孙夕庆申请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体现民生关怀的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6.吴振永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7.王素芳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8.汪忠友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9.吴波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10.张国良等26人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体现产权保护的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1.徐万斗申请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违法查封、冻结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5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和刑初字第683号刑事判决,以徐万斗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上缴国库;侦查机关追缴扣押的涉案财产及违法所得,依法返还投资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13年7月19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和刑初字第683号刑事裁定,认定有关资产属于非法集资款或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资产,裁定将认定的资产依法追缴,并交付给沈阳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法返还投资者。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和平公安分局)在该案侦查过程中,除查封、冻结(2012)和刑初字第683号刑事裁定中依法追缴的财产外,还查封了前述刑事判决、裁定追缴财产范围以外的4套房产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3份保险合同。其中的一份保险合同于2018年8月31日被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2012)和刑初字第683号查封令冻结了保单权益及孳息。徐万斗刑满释放后,向和平公安分局申请刑事赔偿。
裁判结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徐万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所判处的刑罚及依法追缴财产已执行完毕。徐万斗要求返还的4套房产及3份保险合同均不在刑事生效刑事裁决范围内。且和平公安分局不能证明该财产属于违法所得或者应当返还被害人的财产。据此,侦查机关在生效裁决确定范围以外继续查封、扣押的房产及保险合同,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侵犯财产权的情形,应依法解除查封、冻结措施。因案涉的一份保险合同现已被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冻结,故对该合同相关事宜,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处理。遂决定由和平公安分局对不在刑事判决、裁定追缴财产范围内的4套房产以及两份保险合同予以解除查封、冻结。
典型意义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涉案财物采取扣押、冻结措施并无不当,但在被告人已被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且对涉案财物已作出明确认定之后,公权力机关应对涉案财物及时作出相应处置。如对生效刑事裁判未予认定的涉案财物继续查封、冻结,则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刑事违法扣押、冻结赔偿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通过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产权,依法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处置,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官民关系”、调和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一方面救济了受损的合法产权,一方面也对于公权力机关依法正当行使职权,提出了反向的参照标准,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示范作用。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2.北京比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北京比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特公司)于2000年6月成立。2004年4月至 2006年11月,曲铁良任比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比特公司自主研发了《彩票大赢家》《双色球大赢家》《3D大赢家》《足彩大赢家》等分析软件,为彩民提供服务。2007年5月18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望城区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对曲铁良立案侦查,后该局扣押了比特公司电脑主机4台、服务器6台、笔记本电脑1台、银行卡12张及账本、会议记录本等,责令比特公司汇款27.32万元至望城区公安局账户暂扣。6月1日,曲铁良被刑事拘留。6月28日,望城区公安局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7月7日,曲铁良被取保候审。从7月 6日起,望城区公安局陆续将扣押的财物退还比特公司。8月9日至11月6日期间,望城区公安局共退还比特公司服务器6台、笔记本电脑1台,银行卡12张。2008年4月23日,望城区检察院以曲铁良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其批准逮捕,并于4月25日执行逮捕。因其患有心脏疾病,于4月30日经批准取保候审。2010年11月18日,望城区检察院认为曲铁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12月8日,望城区公安局将扣押的电脑主机4台退还比特公司,同月23日将暂扣款 27.32万元退还比特公司。2011年12月,曲铁良、比特公司以望城区公安局错拘错捕、扣押公司及私人财产造成损失为由,向望城区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第一,望城区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扣押了比特公司用于经营的电脑主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银行卡、现金及帐本等物品,导致比特公司无法经营,实质上造成了比特公司的停产停业,应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房屋租金、水电费、留守职工工资。第二,望城区公安局无法举证证明退还时电脑能正常使用,故从有利于赔偿请求人的角度出发,望城区公安局应赔偿比特公司电脑维修和数据恢复费用。第三,望城区公安局于2007年5月31日扣押比特公司27.32万元,于2010年12月23日退还,应支付相应利息。据此决定由望城区公安局赔偿比特公司房屋租金165000元、电费4590.02元、职工经济补偿80000元、留守职工工资20000元、电脑维修费24800元、被扣押款利息14593.43元,合计308983.45元。
典型意义
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虽有权利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但也应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其他合法权益予以保护,避免由于措施的不当导致涉案企业、人员造成额外的损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明确强调,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亦明确指出,应准确把握、严格执行产权保护的司法政策,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各类诉讼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要提倡做到依法公正办案和审慎保护产权的司法执法平衡。本案中,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对企业用于经营的设备等物品予以查封,导致企业无法经营,并造成相关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审理思路和法律适用,对于产权保护类案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3.重庆英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申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违法查封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1日,重庆英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广公司)分别与重庆鼎利茂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利公司)、广东邦家健康产业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家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九龙坡区某商业用房负一层、一层出租给前述两公司。因两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以下简称九龙坡区公安局)于2012年5月15日决定立案侦查,同日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查处,并对该两公司相关承租场地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进行就地扣押。因涉案物品不宜移动,九龙坡区公安局将其置于该两公司承租场地内。自2013年5月22日起,九龙坡区公安局将腾退的物资置于英广公司、重庆亚城房屋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城公司)车位内。九龙坡区公安局在使用英广公司、亚城公司物业期间,造成物业管理费、车位租金、水电费等损失。因九龙坡区公安局分别对英广公司、亚城公司的申请作出决定,对其损失不便计算,后经英广公司、亚城公司协商同意,将此部分损失的主张权利单独归为英广公司享有。英广公司遂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九龙坡区公安局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九龙坡区公安局在决定对鼎利公司、邦家公司立案侦查后,对上述公司相关承租场地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进行就地扣押,并将其置于承租场地内的保管,虽然九龙坡区公安局未对上述物业进行查封,但客观上占用该物业,且在查明英广公司与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下,未及时将案涉物业移交给英广公司,给英广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由九龙坡区公安局赔偿英广公司1083300元。
典型意义
公权力的行使,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依法运行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行使则可能损害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本案即是一起因刑事扣押措施不当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侦查机关虽未直接查封、扣押赔偿请求人的财产,但客观上占用了其物业,且在查明该公司与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下,未及时将案涉物业移交,属于采取扣押措施不当,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于促进公权力机关严格规范办案程序,依法审慎采取措施,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注意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产权等,均具有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4.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魏振国申请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追缴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魏振国原系泸州市无线电监测站服务部(以下简称无线电服务部)经理,该服务部于2002年8月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劳服企业,即天新公司,魏振国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无线电服务部自1993年起建立账外账(即小金库)资金,1998年起小金库的收入由魏振国掌管使用。2006年4月,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收到纪检部门移送的魏振国涉嫌犯罪线索后,交由该市江阳区人民检察院管辖。根据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06)江阳刑初字第18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魏振国于2004年11月擅自将其保管的本单位资金20万元借给他人从事房地产开发,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据此判决被告人魏振国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被告人魏振国不服,提出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收到纪检部门移送的魏振国涉嫌犯罪线索后,于2006年7月14日收取了魏振国退交的20万元赃款,另于同年4月29日、6月21日、7月3日向天新公司出具《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分别扣押天新公司资金121.20万元、15万元、25万元。2006年7月18日、19日,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将上述扣押款项分161.20万元、20万元两笔交至四川省泸州市财政局,该局《四川省行政罚没收据》处罚摘要注明为“罚没款”。嗣后,天新公司以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查封、扣押、冻结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扣押的天新公司资金181.20万元,可分为魏振国退交的20万元赃款和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0万元两部分。就20万元资金而言,天新公司系魏振国挪用资金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该20万元资金属于天新公司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就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0万元而言,其中虽包含魏振国个人保管的账外账(小金库)资金,可能带来违规违法管理资金的相应法律责任,但该资金所有权并未转移,仍然属于天新公司所有,故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扣押该资金系错误扣押案外人财产,应予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据此决定由泸州市人民检察院返还天新公司扣押资金181.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18万余元。
典型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区分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对于合法保护企业财产权,完善企业产权保护,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魏振国个人行为虽构成犯罪,但其对企业相关涉案资金仅为保管,该笔资金所有权并未转移,也不存在视为其违法所得的情形,故检察机关对企业合法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并予追缴,应认定为追缴案外人的合法财产,应当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本案的审理,对于在司法过程中如何确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如何正确区分企业法人和公民个人财产,如何更加注重企业的产权保护,同时规范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具有积极意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5.孙夕庆申请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潍坊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接群众举报,对孙夕庆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一案立案侦查,于2015年2月3日对其刑事拘留。2015年3月12日,孙夕庆被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检察院)批准逮捕,后被提起公诉。2017年7月11日,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以孙夕庆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孙夕庆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提出抗诉。2017年11月22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高新法院重新审理。该案重审期间,高新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决定对孙夕庆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期限为2018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1日。2019年5月9日,高新检察院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高新法院申请撤回对孙夕庆的起诉。同日高新法院作出刑事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孙夕庆不服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7月18日,高新法院决定对孙夕庆解除取保候审。2019年8月12日,高新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孙夕庆不起诉。孙夕庆自被刑事拘留至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共被羁押1277天。2019年8月21日,孙夕庆向高新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高新法院经审查认为,孙夕庆因被该院一审错判有罪,后在该院重审期间,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及嗣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孙夕庆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依照国家赔偿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该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应当向孙夕庆支付被羁押期间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孙夕庆因长期被羁押,精神受到损害,且因其被判决有罪,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社会评价降低,应当认定其精神受到损害且造成严重后果。该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据此决定向孙夕庆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403455.38元;为孙夕庆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41000 元。该赔偿决定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实践中,有的民营企业家因经济纠纷被羁押,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也引发了一些企业家对于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本案中,孙夕庆为高级科研人才,在家乡创办科技企业,因涉及经济犯罪被羁押、判刑,后经司法机关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法院依法纠错,主动对给民营企业家造成的人身自由及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并在相关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其赔礼道歉。其典型意义在于,司法机关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依法纠错的明确态度;对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应当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在司法的全过程,始终注重实施和传递党和政府关于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明确信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体现民生关怀的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6.吴振永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刑事被告人张尚芝于2011年因犯有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在该案中,吴振永是证实张尚芝存在犯罪事实的证人之一。后张尚芝因不满吴振永作证,对吴振永进行殴打,并致其轻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2014)顺刑初字第2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张尚芝犯打击报复证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二、被告人张尚芝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吴振永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3793.38元。该判决生效后,吴振永于2014年7月14日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时被执行人张尚芝尚在服刑期间。经查询,张尚芝名下无存款,无房产信息,唯一一辆小货车达到报废条件。经向张尚芝服刑的监狱调查,张尚芝入狱后即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张尚芝出狱后,将其名下小货车予以报废,并将部分报废款5000元交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余款1000元留作其生活费,并表示已无财产可供履行。
裁判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剩余执行标的为38793.38元,但张尚芝患有脑血栓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工作能力,无收入,案件已不具备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条件。吴振永已76岁,无劳动能力,原无工作单位,无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窘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的应予救助情形,遂决定给予吴振永国家司法救助金38793元。
典型意义
依法保障证人权益,解除其后顾之忧,是公民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如实反映案件事实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给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失,也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吴振永作为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其在证明被告人存在犯罪事实后遭受打击报复致身体伤害,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法院在对打击报复人判处刑罚的同时,积极对受到伤害的证人给予司法救助,既让证人真切地感受到法律对其因作证受到伤害,而表现出的惩罚犯罪和抚慰伤痛并重的正当价值取向,也向全社会传递了人民法院力求全方位保障证人合法权益的决心。另外,本案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联动救助的案件,有效缓解了基层法院救助资金不足的困难,体现了司法救助的及时性。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7.王素芳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4日晚,王素芳家着火。火灾导致王素芳被烧伤,其丈夫王彦文死亡,七间房屋被烧毁。经山西省和顺县公安局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排除电路故障,排除遗留火种,不排除人为放火。犯罪嫌疑人刘建明因涉嫌放火罪被逮捕。2017年5月24日,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刘建明犯放火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判决被告人刘建明无罪,同时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素芳等人的诉讼请求。王素芳及其家庭,因被人放火导致七间房屋毁坏,丈夫王彦文死亡,王素芳本人被烧成重伤一级,治疗三年,生活仍不能自理,依靠其女王晶晶全程陪护,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其子王凯务工所得,但王凯因无固定工作,收入微薄,居无定所,且已负债累累,无力承受家庭重负。因刑事案件无法侦破,王素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极度困难。
裁判结果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救助申请人王素芳受到犯罪侵害致严重残疾,现因刑事案件无法侦破,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的应予救助情形,遂决定给予王素芳司法救助金50000元。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赔偿,不仅无法弥补被害人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且加重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创伤,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案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极度困难的典型案例。因案件无法侦破,申请人王素芳受犯罪行为侵害致严重残疾,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难。人民法院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的救急难、扶危困的重要功能,既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8.汪忠友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汪忠友系带病回乡的退役军人。2016年8月12日,两个孩子在汪忠友家屋前玩火,不慎将汪忠友的房屋烧毁。法院判决两个孩子的监护人赔偿汪忠友被烧毁房屋损失108800元。在执行和解时,监护人偿付了61000元。该案尚有47800元难以执行到位,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终结。汪忠友自己失去住房、患有胃癌且没有收入,妻子染病,两个小孩正在读书,家庭生活陷入急迫困难。
裁判结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汪忠友因民事侵权案件所面临的上述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的应予救助情形,遂决定给予汪忠友国家司法救助金共47800元。
典型意义
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的安置和权益保障。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军政军民团结,通过司法审判活动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本案中,申请人汪忠友系带病回乡的退役军人,因居住房屋被烧毁,只能借住在亲戚家,其自身及妻子亦患有疾病,无法正常工作,且医疗费用开支较大,生活陷入急迫困难。人民法院决定对其给予司法救助,将司法的人文关怀及时送到退役军人及军属身边,既有效救济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也让他们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具有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9.吴波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日17时20分许,被告人杨小海驾驶农用运输车与行人吴波(2008年1月1日出生)相撞,吴波被碾压受伤。经鉴定,吴波属重伤一级,杨小海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小海交通肇事一案,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杨小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90025.4元。执行中查明,被告人杨小海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15年7月26日出狱,目前无工作,除筹借的20000元已偿还给吴波之外,经调查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该案执行不能。本案申请人吴波因车祸失去右臂和左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辍学在家,因经济困难装不上假肢,且因申请人需要专人照顾,其父无法从事其他工作,全家人只有每月210元低保维持生计。吴波家庭生活因此陷入急迫困难,其父吴顶国向罗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20000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吴波因车祸致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被执行人杨小海无银行存款,无履行能力,赔偿款无法执行到位,以致吴波及其家庭生活陷入急迫困难。因罗山县人民法院救助资金不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罗山县人民法院启动联动救助机制,分别作出决定,分别给予吴波救助3万元、1万元、1.5万元。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对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本案中,申请人吴波系未成年人,因车祸失去右臂和左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因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赔偿款无法执行到位,以致吴波及其家庭生活陷入急迫困难。为有效缓解未成年人吴波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三级法院联动救助,为未成年人吴波提供司法救助金,帮助其暂渡难关,也让其家庭体会到司法的温度和国家的温暖。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10.张国良等26人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李绪山于2014年将自用小型面包车出售并交付给王安兵,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6月2日9时许,因车辆严重超员和驾驶员王安兵操作不当等原因,致乘坐在车上的张明文、程开喜等8人死亡,王安兵、李初军受轻伤。经交管部门认定王安兵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安兵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王安兵和李绪山分别赔偿26名申请人1320540.77元、565946.03元,合计1886486.8元。王安兵和李绪山连带赔偿以上损失。该民事判决生效后,穷尽执行措施仍不能执结案款致各申请人家庭生活困难。26名申请人于2018年8月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王安兵因交通肇事致7个农户中的多位青壮年劳动力死亡,依靠这些劳动力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7个农户中26名近亲属无法通过执行获得赔偿,生活陷入老无所养,幼无所依,基本生活无保障的困难。26名申请人的司法救助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的应予救助条件。因一级法院司法救助金额有限,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镇巴县人民法院启动联动救助机制,决定由三级法院共同给予张国良等26人司法救助金共计1603616元。
典型意义
老人与儿童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缺乏正常的劳动能力和稳定的生活来源,更加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本案中,26名司法救助申请人大多为交通肇事案件受害人的父母或子女,受害人父母多为古稀之年以上的多病老人,受害人子女多为从婴儿到上初、高中年龄不等的少年儿童。每个家庭中唯一劳动力的丧生,致使这些受受害人赡养和抚养的老人与儿童失去了生活依靠和经济来源,且案件经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执结案款,申请人的基本生活难以维系。人民法院及时启动联动救助措施,合力筹措资金160多万元,短期内为多个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还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救助后续延伸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温暖情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5042号(政治法律类51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5042号(政治法律类51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预防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法律风险为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保驾护航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对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已经或可能引发的大量法律风险予以高度关注,对企业劳动关系等方面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并针对性地从制度机制多个层面提出了有效解决该类法律风险的具体建议,体现了您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纠纷化解、社会各类主体生存风险等的关注与重视,也体现了您对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建设性,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相关改革工作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分析和借鉴。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维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具有重要意义。周强院长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受今年疫情影响,当前企业劳动关系面临诸多法律风险。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就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试点工作,将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产生积极影响。
一、前期开展工作情况
2019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第一版刊登《广东高院与省总工会联合印发通知构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新模式》一文,周强批示该做法和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全国总工会相关领导也就此作出批示。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会同全国总工会先后赴广东、四川实地调研,并共同研究协商推进此项工作的方案。根据调研情况和双方达成的共识起草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基础上,于今年2月20日正式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劳动争议案件量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工会工作基础扎实、诉调对接效果较好、改革试点意愿突出"的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陕西西安市、浙江宁波、广西北海等3市开展试点(即“8+3")。《意见》印发后,我们在《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刊登新闻稿、试点文件和记者问答稿;全国总工会也同步在《工人日报》等主流媒体发布相关新闻,为试点工作平稳启动做好政策解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当前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文件印发以来,11个试点地区高院和省级总工会积极落实试点举措,如吉林高院会同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了试点工作方案。广州法院、佛山法院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职工之家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协调律所派驻值班律师,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风险预警、诉讼代理等服务,妥善化解了大量重大敏感纠纷。成都法院、广元法院积极争取党政支持,由党委政法委牵头,法院、人社、司法行政、工会、工商联、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单位参加,建立劳动争议“一站式"联调机制,将纠纷解决端口前移,通过协商、调解有效减少了进入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海浦东法院设立上海首家基层劳动争议巡回办案点,同时也是全市首个基层“调裁审"三合一劳动争议解决平台,为构建张江科学城区域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西安碑林区法院为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调解员和合作律所的律师调解员开展培训,在劳动争议领域大力推广适用“互联网+调解"线上平台。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总工会就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加快推进试点工作进行座谈,商定以劳动争议在线调解为切入点,带动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的各项举措尽快落地见效;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全面推广试点做法,指导、督促其他地方尽快接入在线调解平台。
三、下步工作计划与措施
您在提案中建议,扩大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范围,将试点地区扩展至全国各省市劳动争议纠纷突出的地区,加大劳企矛盾预防和调处力度。上述建议契合了当前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际发展和现实需求,也与我们拟准备开展的下步工作不谋而合。
我们将坚持“深化试点"和“全面推开"同步推进,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挥“8+3"试点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劳动争议在线调解“全覆盖"。充分利用“8+3"地区各方面工作基础较好的有利条件,首先在“8+3"地区稳定运行在线调解平台;同时总结推广“8+3"经验,督促、指导其他地区完善对接机制并接入在线调解平台,尽早实现劳动争议在线调解的全国各地“全覆盖"。
二是同步推进劳动争议案件裁审衔接。优化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机制,将调解贯穿于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会同人社部、司法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单位推动调解、仲裁、审判有机贯通、相互衔接,为劳资双方提供更加多元、更加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三是强化改革系统集成。加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资源整合,将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等工作紧密结合,切实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性侵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性侵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7月24日)
目录
1.韦明辉强奸案
2.张宝站猥亵儿童案
3.蒋成飞猥亵儿童案
4.李堉林猥亵儿童案
一
韦明辉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2月9日20时许,被告人韦明辉酒后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某县自家新房门外遇到同村的A某(被害人,女,殁年5岁)在玩耍,遂以取鞭炮为由将A某某骗至自家老房门口,双手掐A某颈部致其昏迷后抱到自家责任田内的红薯洞旁,又去老房拿来柴刀、锄头,先对A某实施奸淫,后将其放入红薯洞内,用柴刀切割A某的喉咙并用锄头挖泥土将A某掩埋。经法医鉴定,A某系被他人掐、扼颈部导致窒息死亡,被性侵时为活体,被切割颈部前已死亡。
(二)裁判结果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韦明辉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提起公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韦明辉无视国家法律,酒后掐扼被害人颈部,对被害人实施奸淫,并致被害人死亡。韦明辉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予以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韦明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人韦明辉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韦明辉死刑。韦明辉已于近期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的立场,对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本案中,被告人韦明辉强奸5岁幼女并致其死亡,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并对韦明辉执行死刑,彰显了司法机关从严打击性侵害儿童犯罪、最大限度保护儿童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决心和态度。
二
张宝战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宝战系天津市某区小学数学教师。自2017年至2018年10月间,张宝战多次在学校教室对被害人B某等8名女学生(时年10至11岁)采取搂抱、亲吻、抚摸嘴部、胸部、臀部及阴部等方式进行猥亵。
(二)裁判结果
天津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宝战犯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宝战身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教师,多次在校园内猥亵多名女童,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张宝战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校园猥亵儿童的典型案件。被告人张宝战身为人民教师,竟背弃教师职责,长期在学校教室对多名年幼学生进行猥亵,不仅触犯了国法,更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底线,严重侵害学生身心健康,犯罪性质、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坏,故人民法院对其依法从重处罚。但是,被告人在长达一年多时间内在学校教室猥亵多名女学生,却未被及时发现、举报,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由此警示,学校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教职工职业道德和操守的监管,也提醒学校及家长应当重视对儿童的性安全防范教育,减少和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三
蒋成飞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间,被告人蒋成飞虚构身份,谎称代表影视公司招聘童星,在QQ聊天软件上结识31名女童(年龄在10-13岁之间),以检查身材比例和发育状况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在线拍摄和发送裸照;并谎称需要面试,诱骗被害人通过QQ视频聊天裸体做出淫秽动作;对部分女童还以公开裸照相威胁,逼迫对方与其继续裸聊。蒋成飞还将被害人的裸聊视频刻录留存。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蒋成飞犯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蒋成飞为满足淫欲,虚构身份,采取哄骗、引诱等手段,借助网络通信手段,诱使众多女童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做出淫秽动作,严重侵害了儿童身心健康,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蒋成飞有期徒刑十一年。
宣判后,被告人蒋成飞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构成猥亵儿童罪,既包括行为人主动对儿童实施猥亵,也包括迫使或诱骗儿童做出淫秽动作;既包括在同一物理空间内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进行猥亵,也包括通过网络在虚拟空间内对被害人实施猥亵。网络性侵害儿童犯罪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犯罪,与传统猥亵行为相比,犯罪分子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被害人年幼、心智不成熟、缺少自我防范意识等条件,对儿童施以诱惑甚至威胁,更易达到犯罪目的;被害目标具有随机性,涉及人数多;犯罪分子所获取的淫秽视频、图片等一旦通过网络传播,危害后果具有扩散性,增加了儿童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本案中,被告人蒋成飞利用社会上一些人崇拜明星、想一夜成名等心态,对30余名女童实施猥亵。本案的审理反映出,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以及学校、家庭如何帮助儿童提高识别网络不良信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从而更好地防范网络儿童性侵害已迫在眉睫。
四
李堉林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3月,被告人李堉林(32岁)通过手机同性交友软件结识被害人C某(男,时年13岁),后李堉林通过网络聊天得知C某系未成年人、初二学生。同月17日下午,李堉林到四川省某酒店房间登记入住,并邀约C某到该房间见面与其发生了同性性行为。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堉林犯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四川省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堉林为满足性欲,采用进行同性性行为的方式对不满十四周岁的男性儿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李堉林有期徒刑三年。
宣判后,被告人李堉林提出上诉。四川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性侵害男童的一起典型案例。儿童处于生理发育初期,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欠缺足够的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法律对儿童群体的身心健康应给予特殊、优先保护。本案中,被告人李堉林作为成年男性,引诱男童与其发生性行为,严重伤害儿童身心健康,人民法院判决其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依法对其从重处罚,向社会公众传递出依法平等保护男童的明确导向,也希望学校和家庭对男童的性安全教育给予同等重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某与胡某、肖某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某与胡某、肖某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18日 (2018)最高法民他292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粤民他96号《关于王某与胡某、肖某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王某与胡某、肖某英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方式解决(由双方在本合同第七章贷款信息与附则中选择确定);......A.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进行网络仲裁。网络仲裁适用简易程序,并由独任仲裁员______进行裁决。”《借款合同》第七章约定:“争议解决方式选项:A”,合同中画线部分出现手写的“史维亮”字样。
案件审查过程中,胡某承认双方并未就独任仲裁员的选定协商一致,《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条A项中的独任仲裁员姓名系其单方填写。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于争议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本案,在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独任仲裁,但双方当事人应当“共同选定仲裁员”,只有在逾期未能共同选定的情况下,方可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本案当事人并未就独任仲裁员的选择形成合意,亦不存在逾期未能选定而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情形。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某、肖某英授权胡某单方确定独任仲裁员人选,广州仲裁委员会以胡某单方选定的仲裁员审理本案与仲裁规则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广州仲裁委员会(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
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某与胡某、肖某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10月17日 (2018)粤民他96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胡某、肖某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审查后,认为应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仲裁裁决或者重新仲裁。因本案当事人跨省级行政区域,广州中院将拟处理意见层报我院请示。我院审查认为应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特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王某,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被申请人:胡某,女,198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被申请人:肖某英,女,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二、申请撤裁的理由及答辩意见
王某请求撤销广州仲裁委(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裁决书。事实与理由:1.王某与胡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庭违法仲裁。王某与胡某之间的借款依据是发生在2017年12月22日晚上8点,在东莞东城万达广场29楼民贷天下(即广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办公室,王某签的一张借条,该借条中没有仲裁条款。王某与胡某之间也没有达成任何的仲裁协议,因此仲裁庭属违法仲裁,裁决书应予撤销。2.胡某伪造本案《借款合同》进行虚假仲裁。2017年6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王某与肖某英夫妇在东莞市莞城房管所向民贷天下借款人民币230万元时,按民贷天下工作人员的要求,签订了数份空白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上面均有王某及肖某英的签名及手印。该空白合同的甲方贷款人打印为胡某,此时胡某为民贷天下的工作人员,是职务行为,与本案胡某作为贷款人是两个不同的借款法律关系。上述四份空白《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均交给民贷天下。2017年12月,对于民贷天下的借款,王某已经全部还清,上述空白《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理应归于无效。但胡某竟然盗用该空白合同,自己填上仲裁员姓名及其他一些内容,到广州仲裁委进行虚假仲裁。3.仲裁庭混淆王某与民贷天下及王某与胡某之间的两次借贷。王某当庭出示足够的证据,并且胡某的代理人也当庭承认本案《借款合同》就是原民贷天下的四份空白合同之一的情形下,仲裁庭仍认为本案借款合同有效,明显故意混淆事实,违法仲裁。4.仲裁庭开庭前,王某调取手机中的民贷天下的业务员廖某眉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廖某眉在2017年7月24日早上10时58分21秒将王某夫妻所签的四份空白的民贷天下《借款合同》中的一份发给王某,王某及时将这些证据提交给仲裁庭,该借款合同显示的合同编号与胡某伪造的《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庭审质证时,胡某的代理人也明确承认胡某提供的《借款合同》与廖某眉出示的民贷天下的空白《借款合同》是同一份合同。在如此确凿的证据下,仲裁庭还在裁决书中故意混淆这两次《借款合同》,否认胡某伪造《借款合同》的事实,存在违法仲裁。
被申请人胡某答辩认为,仲裁协议和借款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案涉借款不存在王某所称的虚假伪造情形,请求驳回申请。
被申请人肖某英未发表答辩意见。
三、广州中院查明的相关事实
广州中院查明:胡某作为贷款人,与王某、肖某英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DG0110号),其中第二十三条关于争议解决的A项约定为:“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选择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进行网络仲裁。网络仲裁适用简易程序,并由独任仲裁员史维亮进行裁决。”其中“史维亮”为手写添加的内容。
2018年1月17日,广州仲裁委受理胡某与王某、肖某英的借款纠纷。在审理过程中,王某抗辩称胡某盗取其与肖某英在民贷天下的空白《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并在空白处填上内容,伪造本案《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其认为双方不存在合意的仲裁条款。
2018年4月22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1.王某、肖某英向胡某偿还借款本金233万元及利息;2.王某、肖某英补偿胡某因为办理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11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3.对胡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4.本案仲裁费28302元,由王某、肖某英承担。其中,该裁决书显示:“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共同选定独任仲裁员史维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二条、《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网络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经本会主任批准,独任仲裁员史维亮于2018年1月23日成立本案仲裁庭。根据《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条的约定,双方明确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且共同约定了适用程序即共同选定了仲裁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及第三十二条、《网络仲裁规则》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属于本会管辖,且仲裁庭组成程序合法,不存在重新选定仲裁员的情形。”
2018年7月3日,在接受广州中院询问时,王某称其在签署《借款合同》时第二十三条A项中的独任仲裁员一栏为空白,是胡某私下填写“史维亮”三个字。胡某承认“史维亮”是其单方填写的,没有与王某沟通,但是其认为由于是王某先签名,空白处没有填写,故其认为是王某授权其自行填写的。
四、广州中院审查意见和理由
广州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合诉争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仲裁庭的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仲裁庭的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争议金额在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仲裁案件,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的,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本案中,《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各方当事人选择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进行网络仲裁,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仲裁员进行裁决。可见,虽然本案的争议金额在50万元以上,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已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合意选择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该约定符合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但就仲裁员人选问题,王某称其并未与胡某协商一致,胡某亦自认独任仲裁员的人选是其自行填写的,并未与王某、肖某英进行协商,故应对王某的主张予以采信。至于胡某抗辩称王某、肖某英留下空白即是授权其自行选定独任仲裁员人选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因此,因各方当事人并未共同选定仲裁员的人选,仅凭胡某单方填写的仲裁员史维亮而成立仲裁庭,且不同意王某在仲裁时提出重新选择仲裁员的意见,违反法定程序。王某据此要求撤销该仲裁裁决的理由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的规定,本案符合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另外,经与仲裁庭沟通,仲裁庭也口头表示同意对本案进行重新仲裁。故本案拟重新仲裁,如仲裁庭最后未能书面同意重新仲裁,则将撤销本案仲裁裁决。
五、本院拟处理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本案中,胡某已经确认,双方并未就独任仲裁员的选定协商一致,《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条A项中的独任仲裁员系其单方填写,故王某与胡某之间并未共同选定仲裁员,也未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胡某抗辩称王某、肖某英在仲裁条款中留下空白即是授权其自行选定独任仲裁员人选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涉案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王某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重新仲裁的情形,且当事人也未达成重新仲裁的合意,仅仲裁庭口头表示同意对本案进行重新仲裁,不宜对本案纠纷进行重新仲裁。本院认为应撤销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5474号仲裁裁决。
当否,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法[2019]70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指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和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一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请示》(豫高法[2018]352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指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郑州市二七区、高新区、航空港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二、同意指定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上街区,巩义市、荥阳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此复。
2019年3月18日
最高法发布5起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5起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2017年2月23日)
案例1
卢德坤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卢德坤,男,汉族,1982年8月6日出生,农民。
2011年1月,被告人卢德坤因面肌痉挛先后三次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就诊。同月30日,卢德坤再次到长安医院就诊,该医院医生刘某某(被害人,殁年53岁)为卢德坤诊断开药。卢德坤服药后自认为病情恶化,又到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卢德坤主观认为,系刘某某的诊治错误导致其花费数万元,且妻子为此与其离婚,遂决定报复刘某某。同年8月16日14时许,卢德坤携带菜刀来到长安医院三楼,趁刘某某在诊室为他人看病不备之机,拿出菜刀猛砍刘某某的头部、颈部等处。在旁边诊室接诊的医生伊某某(被害人,时年55岁)听到声响出来查看,卢德坤又持菜刀追砍伊某某头部、躯干等处数刀,后被闻讯赶到的医院保安人员控制。刘某某因被锐器砍劈头部致颅脑损伤合并全身多处创口失血性休克死亡;伊某某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七级伤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卢德坤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卢德坤仅凭个人主观臆测,认为系医生的诊治错误加重其病情,导致其花费数万元且妻子与其离婚,经预谋在医院公然持刀砍击两名医生,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卢德坤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卢德坤已于2017年1月10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总有一些疾病当下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或者无法阻止其恶化,正因这一局限性,不是所有的医疗效果都能满足患者的期待。患者不能仅因病情恶化就无端怀疑医生诊治错误,更不应该将病情恶化带来的一切后果都归咎于医生,进而报复杀害医生。本案就是一起患者因无端怀疑医生诊治错误而报复杀害医生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卢德坤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杀医犯罪坚决从严惩处的立场。
案例2
贺正平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贺正平,男,汉族,1962年9月25日出生,务工。
2016年5月中旬,被告人贺正平因患肺气肿等疾病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区管医院岳家桥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其间,贺正平要求到市管医院益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根据其病情认为不需要。后贺正平办理出院手续,自行到益阳市中心医院住院。因属跨区住院,贺正平无转诊证明,且未事先申报,其在益阳市中心医院的住院治疗费用报销比例下降10%。贺正平认为此系岳家桥镇卫生院未为其开具转诊证明所致,要求该卫生院补偿,被卫生院拒绝。贺正平欲搬走卫生院医生办公室电脑,被卫生院工作人员孔某出面制止。后贺正平以孔某的行为致其病情加重为由,在卫生院又住院数日,要求孔某赔礼道歉并进行经济补偿。同年6月12日,卫生院院长徐某等与贺正平再次协商未果,贺正平决意杀人泄愤。次日5时30分许,贺正平携带事先购买的尖刀到卫生院附近蹲守,伺机杀害徐某或孔某。6时许,贺正平见孔某年仅10岁的儿子孔某某走出卫生院去上学,决定改变目标对孔某某下手,即跟随孔某某上了公交车,持尖刀连续捅刺孔某某头颈部、胸部等处。孔某某用手臂护住头部大声呼救。公交车司机立即停车,夺下贺正平的尖刀并将其拖下车。孔某某右上臂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全身多处软组织裂创,构成轻伤一级;失血性休克,构成轻伤二级。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贺正平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贺正平因医疗费报销问题无理纠缠医院工作人员,未达目的即预谋泄愤杀人,在伺机杀害医院工作人员时,竟改变目标对医院工作人员亲属行凶,持刀连续捅刺年仅10岁的无辜儿童致重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惩处。贺正平已着手故意杀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据此,判处被告人贺正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审裁定已于2017年2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医患矛盾多起因于患者对医生的诊疗效果或者诊疗方案不满,但也有因对医疗保障力度、医疗费用等不满而迁怒于医务人员,甚至向医务人员的亲属泄愤。本案就是一起患者因医疗费报销问题无理纠缠医院及医务人员未果,进而报复医务人员未成年亲属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贺正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体现了对此类报复医务人员亲属犯罪的严惩。
案例3
王兴臣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兴臣,男,汉族,1958年3月13日出生,农民。
2016年5月,被告人王兴臣因身体不适先后到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医院、集贤人民康泰门诊部就诊。数日后王兴臣仍感不适,遂认为集贤县人民医院医生刘某、集贤人民康泰门诊部医生张某某没有为其认真诊治,产生报复之念,购买铁锤、刀具伺机作案。同年6月2日11时许,王兴臣持铁锤尾随刘某至县人民医院住宅楼门洞,趁刘某不备,持铁锤击打刘某头部三下,致刘某倒地后逃离现场。随后,王兴臣来到集贤人民康泰门诊部张某某办公室,持铁锤击打张某某头部,后逃离现场。当日,王兴臣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刘某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八级伤残;张某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兴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王兴臣自认为被害人刘某、张某某未对其认真诊治,报复行凶,先后持铁锤击打二被害人头部,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王兴臣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王兴臣已着手故意杀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杀人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兴臣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宣判后,刑事部分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已于2017年1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就医人数持续增长,201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已达79亿。面对持续增长的就医人数,医务人员诊疗压力不断加大,客观上导致单位人次的诊疗时间缩短,与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患者的就医感受。在医务人员改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患者也应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不能简单地因诊疗时间较短、治疗效果未达预期就推断医生的诊治态度不认真,更不能因此就报复医生。本案就是一起患者因主观推断医生医疗态度不认真而杀害医生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后果,并考虑被告人王兴臣有自首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案例4
向冰豪等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向冰豪,男,土家族,1997年4月20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曹某,男,土家族,1998年7月21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刘林,男,土家族,1998年3月13日出生,务工。
2016年5月10日凌晨,被告人向冰豪与他人发生纠纷,恼怒之下用手砸玻璃致手指受伤。当日2时许,被告人曹某、刘林陪同向冰豪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诊治。医生汪某某查看后告诉向冰豪伤口需缝合,向冰豪要求仅包扎伤口,不同意缝合,双方为此发生口角。向冰豪、曹某、刘林遂上前殴打汪某某,向冰豪持跳刀捅刺汪某某背部,曹某持跳刀划刺汪某某面部,刘林用拳脚踢打汪某某,后三人逃离现场。汪某某面部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背部刺伤导致开放性血胸、胸腔贯通伤,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肋骨骨折,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向冰豪、曹某、刘林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共同犯罪中,向冰豪、曹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刘林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曹某作案时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向冰豪、曹某、刘林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向冰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对被告人曹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对被告人刘林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16年12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医患双方,信则两利,疑则两伤,唯有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战胜疾病,实现共赢。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基于医学知识作出的专业判断,患者既然选择到医疗机构就医,就应选择信任医生,即便对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有不同意见,也应通过合理方式、正当渠道进行沟通解决,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本案就是一起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治疗方案与医务人员发生口角,进而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三名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曹某系未成年人、刘林系从犯等情节,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对三名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实刑,体现了对此类动辄暴力伤医犯罪的严惩。
案例5
宋全喜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全喜,男,汉族,1961年8月4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宋胖胖,男,汉族,1993年9月10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宋全喜的女儿宋某某自2016年1月6日起先后在山西省洪洞县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住院治疗,同年3月31日再次住入洪洞县人民医院时,已处于昏迷状态。同年4月1日17时许,宋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该院急诊科主任立即向医务科主任汇报情况,该院副院长、医务科主任、办公室主任及时去病房了解情况,并与宋全喜等死者亲属见面,建议先将死者尸体放置在太平间,之后根据规定协商相关事宜,宋全喜等人不同意。该院立即将情况通报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当日19时50分许,该调解委员会临汾工作站副主任到现场了解情况,并告知宋全喜等人先将死者尸体妥善安置,尽快恢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之后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被宋全喜等人拒绝。随后,宋全喜及其子被告人宋胖胖纠集亲属将死者尸体从病房推出,停放在医院急诊大厅内,又带领亲属将租赁的冷冻棺搬放到急诊大厅,将尸体放入冷冻棺内并设置灵堂,宋全喜还将候诊座椅搬至冷冻棺旁摆放遗像、香案、祭品等物,造成急诊大厅秩序严重混乱。次日10时许,调解委员会临汾工作站主任再次与宋全喜等人调解,仍无果。下午,公安人员接到洪洞县人民医院报警后当即赶到医院劝解宋全喜等人,宋全喜等不听劝阻。20时许,宋全喜指使宋胖胖与其一起将死者尸体从冷冻棺内抱出放在急诊大厅分诊台上,后又将尸体抱回冷冻棺内。同月5日10时许,公安人员将宋全喜、宋胖胖等人带离急诊大厅。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宋全喜、宋胖胖纠集多人在医院急诊大厅停放尸体、私设灵堂,烧香祭拜数日,还将死者尸体摆放于分诊台,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宋全喜、宋胖胖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宋胖胖作用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对被告人宋全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被告人宋胖胖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16年11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无法阻止死亡,有时也难以延缓死亡。面对亲人医治无效死亡,死者亲属难免悲痛,但不能将这种悲痛的情绪转化为愤怒和仇恨,发泄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死者亲属即便认为医生治疗不当,也应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解决,而不是在医疗机构违规停尸、私设灵堂、悬挂横幅、堵塞大门。这样既于事无补,更是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影响其他患者的就诊权益。本案就是一起情节严重的在医院急诊大厅聚众扰序,影响急危病人抢救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宋全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体现了对此类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犯罪的严惩。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9年10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也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对建立这一制度作了说明,突出强调“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深刻指出:“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公益诉讼检察立法保障,2015年7月作出决定,授权在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2016年11月审议试点工作中期报告;2017年6月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正式建立这一制度;2018年10月、2019年4月又将公益诉讼检察职权写进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健康发展,形成了公益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受到广泛关注。
一、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以来的主要情况
2017年7月1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全国检察机关牢记党和人民嘱托,把公益诉讼检察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并列为“四大检察”统筹推进,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14740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187565件、提起诉讼6353件。其中,2017年7月至12月立案9170件;2018年立案113160件;今年1月至9月立案92410件,同比上升68.98%。
(一)服务大局,立足办案发挥公益保护职能作用。全国检察机关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立法精神,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紧盯损害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依法履职、狠抓办案,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专门对公益诉讼检察参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作出部署。2017年7月以来,共立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18012件,占立案总数的54.96%。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损毁的耕地、湿地、林地、草原321万亩,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3104万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34.5亿元。
合力推进长江大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10项检察举措”,重点办理涉及违法排污、跨省倾倒固体废物、非法码头、非法采砂等公益诉讼案件,推动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对38起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挂牌督办。组织长江流域11省市检察机关探索区域协作,建立“上管一段”等流域治理检察机制,促进“一条长江、共同保护”。湖北省武汉市某公司将大量尾渣直接堆放在距离长江岸线不到200米的堤外滩地,占地60余亩,严重破坏岸线环境。该市青山区检察院向区水务局、环境保护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监管职责。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统一部署,检察机关协调推进,相关行政机关将约5万吨尾渣迅速清除,并对涉事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院还联合相关部门对临近岸线区域深入摸排,接续发现19个尾渣堆放现场,清除固体废物17万余吨。
针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损害黄河生态环境、威胁河道行洪安全等问题,会同水利部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自2018年12月起,黄河流域9省区检察机关与河长制办公室协作,共受理水利部门移交“四乱”问题线索2339件,立案公益诉讼案件1097件,督促清理污染水域1707亩、清理生活和建筑垃圾138.7万吨、拆除违法建筑80.8万平方米。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两公司违法占地660余亩经营养殖场10余年,严重破坏湿地生态环境。中央环保督察通报后,检察机关查清事实,向河南省灵宝市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并与市政府和涉案公司反复沟通、协调,推动完善整治方案。经共同努力,违法养殖场1.8万余头牲畜得到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全部拆除,被侵占湿地恢复宁静。
为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2019年2月部署沿海11省区市检察机关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围绕入海排污口设置、陆源污染防治、海上污染防控等,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已立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873件。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检察院针对辖区内违法使用海域、非法捕捞、海岸带违法建设等问题,向区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监管职责。相关部门认真整改,组织海上专项执法,督促拆除违章建筑192处、完成退渔还海477亩。
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列举了部分黑臭水体整治滞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明显等6类问题57件线索。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反思检察职能履行严重缺位问题,迅速跟进,集中挂牌督办,检察长、副检察长带队实地调研,督导相关地方检察机关认真履职,促进问题整改到位。现已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8件。其他地区检察机关正在同步排查,推进类似问题妥善解决。
二是突出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各级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在依法惩治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的同时,立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71464件,占立案总数的33.28%。2018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专门部署“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坚决捍卫食品药品安全底线。针对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问题,紧盯学校、校外托管培训机构食堂及周边商店、“小饭桌”、“流动餐车”等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加大线索排查和检察办案力度,促进做到学生吃得放心、家长安心。湖南省检察院与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9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检察院针对履职中发现的校园周边商店售卖“三无”食品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专项整治。针对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农贸市场、超市食品安全问题,排查监管部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线索,依法予以监督,共同守护“菜篮子”安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针对辖区数十家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抽样检测不到位等问题,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该局组织专项整改,对全区农贸市场进行摸底排查,设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或检测箱,全面加强入场农产品抽样检测。针对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饮水安全问题,部署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公益保护专项行动。江西省检察院组织开展“五河一湖一江”水环境及饮用水水源保护集中监督,鹰潭市检察机关向市、区两级政府提交农村集中式供水安全调查报告,并针对部分自来水厂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开展二次供水、现场制售饮用水、自来水供水管质量安全等专项监督。针对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保健食品药品虚假宣传问题,部署开展专项监督,立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1139件。针对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配送餐品保管不善等问题,督促市场监管部门严格监管,督促网络平台加强行业自律,近6万家不合格网络餐饮店铺得到整改。
三是认真办理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加强对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性奖励、补贴,社保金、养老金等专项资金的监督,防止国有财产流失。立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20363件,督促职能部门追偿受损国有财产84.84亿元。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两家民营医院骗取国家医疗保险基金3115万余元,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所骗医保金未及时追缴。区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监管部门全部追回。
四是认真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针对非法占用国有土地、拖欠土地出让金、违法储备土地“炒地皮”等问题,立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4826件。通过办案督促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290.2亿元,督促行政机关收回被非法占用国有土地3.79万亩、没收地上建筑物66.22万平方米。青海省茫崖市21户居民在公路两侧非法占地修建违章建筑7万余平方米,检察机关向国土、城建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有关部门仅对4处新增院落进行拆除,其他违章建筑未予处理。检察机关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起诉意见。
五是认真办理英烈权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侵害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职权。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立案该领域公益诉讼案件75件。对符合起诉条件的53件,征询英烈近亲属意见;英烈近亲属不能起诉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5件。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对在微信群侮辱消防烈士名誉的行为提起全国首例英烈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得到裁判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开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3月,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30名扑火人员不幸壮烈牺牲,举国同悲。有网民却公开发表侮辱烈士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浙江、福建等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7起公益诉讼,用法律捍卫英烈尊严。各地检察机关还围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不力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581件,均获纠正。
六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探索拓展公益诉讼办案范围。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指出,损害公益问题涉及面广、危害大,希望检察机关拓展工作范围、加大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研究,提出“稳妥、积极”的原则,要求首先把法律明确赋权领域的案件办好、办扎实,在此基础上努力尝试办理问题突出的其他领域案件,但立案前需层报省级检察院审核,必要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生产、互联网、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扶贫以及国防、军事等领域公益损害问题,积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慎重履职、担当作为。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针对部分商户违法向未成年人售烟问题,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监管职责。相关单位迅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对违规经营者立案查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针对一段时期骚扰电话泛滥甚至影响“120”等特种电话服务的问题,向市民发放调查问卷,对骚扰电话背后利益链进行调查取证,并听取专家学者意见,负责地向通信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通信管理部门集中整治,效果明显。上海检察机关从守卫城市公共安全出发,开展电梯运行、消防安全、危险品运输、网约车运营等专项监督,深受群众欢迎。
(二)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引领,创新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理念。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全新职能,检察机关从零起步,摸着石头过河。各级检察机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念变革引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拓创新。至2018年11月,全国基层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已实现全覆盖。
一是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公益诉讼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政府履职,因有阻力、有担心,有畏难观望情绪,不少检察机关不仅不会,也不敢、不愿办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充分调研、换位思考,明确提出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虽分工不同,但工作目标、追求效果完全一致,并非“零和博弈”。公益诉讼检察的本质是助力依法行政,共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各级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监督智慧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当好党委的法治参谋,一定会得到理解、信任和支持。具体工作中,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把与行政机关磋商作为提出检察建议的必经程序,不单纯追求办案数量,更注重办理政府及其部门遇到阻力或者需要几家单位协同解决的难案。湖北省黄石市磁湖风景区内,一居民擅自搭建房屋,生活污水直排湖中,并在湖中围栏投肥养殖,破坏磁湖生态环境,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管理权责不清,持续14年未能解决。市国土资源局主动上门请求监督。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向5家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联合执法,携手破解了这个难题。该案成功办理后,区政府主动将另一湖泊投肥养殖污染案线索转至检察机关,邀请介入监督、助推整改。区检察院向环境保护、水利水产、行政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同时与养殖户沟通、释法说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困扰区政府多年的顽症得到解决。
二是树立“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理念。公益诉讼推开之初,不少同志认为公益诉讼就是要诉诸法庭。办案实践表明,检察机关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绝大多数行政机关积极行动、依法履职。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出现“九龙治水”疏漏,或者必须齐抓共管的“老大难”问题,诉前程序具有统筹协调、督促多个职能部门综合治理的独特优势,保护公益效果十分明显,以最小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会效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解决违法行为不必诉至法庭,这是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重要不同之处。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获得的案件线索,主动与政府主管领导沟通,听取政府部门意见。检察建议发出后接续协调促进落实,推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依法行政,绝大多数问题在这个环节得以解决。检察机关不仅审慎提起诉讼,即使案件起诉后,行政机关在判决前整改落实的,还主动撤诉。两年多来,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82802件,行政机关回复整改率达97.37%。极少数检察建议不能落实,必须提起诉讼的,则努力将案件办成法治教育样本,达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社会面的效果。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995件。呼和浩特市一违法堆放建筑垃圾场所占地120余亩,渣土堆高近10米,存续近10年。2015年,涉案地块划入城区范围。市检察院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行职责。该局回复称,渣土堆形成时该地块尚未划入城区,因此不属于其监管职责。检察机关认为“新官也要理旧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开展专项整治。此案开庭时,40余名分管行政执法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旁听了这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三是树立“持续跟进监督”理念。公益诉讼问题复杂、牵涉面广,有的旷日持久,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效解决往往没那么简单,持续跟进监督是必要的。今年4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对2018年办理的10万余件诉前检察建议持续落实情况进行评查,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整改、事后反弹回潮及检察建议制发不规范等问题,切实做好“后半篇文章”。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6个督查组,并组织省级检察院分片区交叉检查,各地检察机关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通过查阅案卷、现场勘验、听取相关单位意见等方式,发现行政机关逾期未回复的1973件、实际未整改的909件、整改不彻底的5403件、事后反弹回潮的466件。目前已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整改4138件,依法提起诉讼59件,跟进监督、督促整改工作还在推进中。
(三)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建设,确保检察监督规范运行。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全新法律制度,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到有章可循、规范推进。一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案件类型、办案程序等作出规定。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印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规范线索受理、立案条件和办理程序等。二是会同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制定《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完善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对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立案管辖、调查取证、联合督办等予以规范,着力解决涉案管辖、法律适用及履职尽责具体标准等问题。三是为解决鉴定难、费用高的问题,商司法部给予大力支持,增加了专业鉴定机构。今年5月,司法部发出通知,部署推出一批检察公益诉讼中不预收鉴定费的鉴定机构,目前已有58家鉴定机构承诺先鉴定后收费。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与中国科学院成立生态环境鉴定联合实验室,部分地方检察机关与本地环境检测中心合作建立检测或鉴定机构。四是探索建立区域协作、内部协同工作机制。针对破坏生态环境案件往往跨区域的特点,最高人民检察院跨省交办或移送案件线索,着力破解“上下游不同行、左右岸不同步”的治理难题。重庆、四川、云南、贵州4省市检察机关建立赤水河、乌江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制。四川省古蔺县某酒厂向赤水河违法排污,邻近的贵州省习水县检察院向古蔺县检察院移送案件线索,古蔺县检察院向县生态环境局提出检察建议,共同保护两省界河生态安全。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建立内部纵向联动、横向配合的协同办案机制。广西检察机关建立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研判监督策略、统一指定案件管辖、统一调配办案力量等一体化公益诉讼办案机制。
(四)加强机构和能力建设,以过硬本领迎接新的挑战。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成立第八检察厅专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地方检察机关结合内设机构改革同步落实,截至今年9月,已有25个省级检察院单设了公益诉讼检察机构,市、县两级检察院组建了专门机构或专门办案组。
公益诉讼检察涉及线索发现、调查取证、诉前程序、起诉审查、出席庭审、裁判和执行监督等环节,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需运用的法律法规、掌握的专业知识点多面广,对检察人员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能要求极高。为此,我们注重政治性极强的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培训,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举办专题培训班13期,要求各地在检察官培训中增加公益诉讼课程和班次。通过贯通四级检察机关的“检答网”及时答疑解惑。发布8批65个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为一线办案提供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互派干部挂职交流,黑龙江、江苏、山东、重庆、宁夏、新疆等省级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建立干部交流长效机制,通过借力借智,携手推进公益保护。上海、河南、湖南等地检察机关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发起成立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不少地方检察机关还将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无人机取证等科技手段运用到办案实践中,提升公益诉讼线索发现和调查取证能力。
(五)主动争取重视和支持,为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营造良好环境。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向党委、人大常委会报告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发挥情况,24个省区市党委、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作出批示,26个省区市党委、政府发文支持、促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2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听取专项报告,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决定。一些市州和县级党委、政府出台文件,将公益诉讼工作纳入地方目标督查和绩效考核。这项工作特别得到全国人大代表热情关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二次会议期间,435位全国人大代表对加强和改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其中137位代表提出46件书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18件。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268位全国人大代表对11个省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进行专题视察,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接受监督。
二、存在的问题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以来,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一是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省区市检察机关以及省区市内检察机关之间,公益诉讼职能发挥作用不平衡。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担当不够、创新不足。不少基层检察院办案类型单一,工作还未完全打开局面。
二是案件结构不合理。起诉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77.82%,民事公益诉讼占6.52%,行政公益诉讼占15.66%。起诉案件“搭顺风车”多、“啃硬骨头”少,更多借助刑事追诉已锁定的对象、固定的证据拓展公益诉讼效果,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偏少。支持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仅87件。
三是办案质效待提升。有的检察机关片面追求办案数量,存在滥发诉前检察建议、办凑数案问题。比如“类案群发”,针对一个行政执法机关涉及同类多个行政违法行为,在同一时期发出多份检察建议,影响监督实效与公信。有的检察建议质量不高,对违法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阐述不严谨、不充分,说理性不足、操作性不强。有的检察建议一发了之,或仅看是否回复,不关注实际整改成效。
四是素质能力不适应。一些检察人员司法理念跟不上,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庭审应对能力欠缺,尚不适应公益诉讼业务带来的新挑战。办案力量总体薄弱,有的基层检察院专门办案组不“专”,适应不同领域案件特点的专业化人才储备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检察院直接办案少,对下指导还跟不上。对公益诉讼检察基础理论、运行规律研究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要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既有广阔舞台,也面临更大挑战。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提供更精准、优质的公益诉讼检察产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更好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一)坚持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和落实到公益诉讼办案全过程。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落实好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重大部署、重大问题及时向党委、人大常委会请示报告,争取更多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促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专项决定并有效贯彻落实。更加主动接受监督,从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中汲取加强和改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智慧与力量。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司法办案风险防控,绝不允许以维护公益为名谋取私利,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二)主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打好解决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持久战。紧紧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探索全流域、跨区划环境治理公益诉讼检察模式。深入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聚焦黑臭水体、固体废物和尾矿污染,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持续跟进监督。深化“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加大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保护力度,重点深化保健食品、校园周边、农贸市场三个专项监督,持续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细化公益诉讼检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举措。
(三)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整体质效。总结公益诉讼检察“回头看”经验,把针对诉前程序、提起诉讼及判决执行全流程“回头看”作为“规定动作”,找准问题、精准施策、及时纠偏,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做得更实更规范。研究制定诉前检察建议指导性意见,提升精准性、规范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完善交办、督办、参办、提办制度,探索异地管辖制度,破除干扰和阻力,着力解决基层检察院“起诉难”问题。注重分领域分类型总结、筛选案例,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完善案例解读、参照适用制度。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办案一体化机制,整合办案力量、技术装备等检察资源。尽快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办案规则,加强、优化对下指导。建立符合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质量评价体系,严把立案关、证据关、检察建议关、整改落实关和起诉关,不搞粗放式办案,绝不允许办凑数案。
(四)协同推进配套制度机制建设。主动与监察机关衔接,及时移送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线索。与最高人民法院会商,完善有关诉讼程序规定,优化案件级别管辖。通过制发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探索拓展公益诉讼办案范围。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健全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完善信息资源共享、案件线索移送、配合调查取证等工作机制。加强公益诉讼检察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协同。加快建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管理使用制度。深化保护国防和军事利益军地协作,推进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实践。
(五)下大气力加强公益诉讼检察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作用,加强对公益诉讼检察基础理论、司法规律及办案实务的研究,为完善制度提供理论支撑。进一步优化专业化办案组织,配齐配强一线办案力量。探索建立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制度。加强专业培训,通过检察官教检察官、与行政机关双向干部交流等举措,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深化智慧借助,筹建公益诉讼检察专家咨询委员会,充实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为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指导。
(六)凝聚公益保护共识,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强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协作联动,支持社会组织有序有效发挥公益保护作用。探索建立公益律师咨询服务机制,为检察办案提供专业参考。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用鲜活案例讲好法治故事,扩大公众对公益诉讼检察的知晓度、参与度。开展公益诉讼检察进校园活动,培育热爱公益事业、热心公益保护的新时代小公民。加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既借鉴国外公益诉讼成功经验,又大力宣传中国样本、中国智慧。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和建功必定有我的担当,奋力开创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规范量刑程序,确保量刑公开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对“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行了修改完善,现联合印发“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对于施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20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规范量刑程序,确保量刑公开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中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应当规范量刑建议。
第二条 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审查、移送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的证据。
对于法律规定并处或者单处财产刑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并向人民检察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并向人民法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发现侦查机关应当收集而未收集量刑证据的,可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侦查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提纲的要求及时收集相关证据。
第三条 对于可能判处管制、缓刑的案件,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进行调查评估,提出意见,供判处管制、缓刑时参考。
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收到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评估的委托后,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依法进行调查,形成评估意见,并及时提交委托机关。
对于没有委托进行调查评估或者判决前没有收到调查评估报告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符合管制、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
第四条 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情况,就宣告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出宣告禁止令和从业禁止的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就是否对被告人宣告禁止令和从业禁止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
人民法院宣告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段、悔罪表现、个人一贯表现等,充分考虑与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有针对性地决定禁止从事特定的职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等。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
(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提出量刑建议所依据的法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已查清;
(三)提出量刑建议所依据的酌定从重、从轻处罚等量刑情节已查清。
第六条 量刑建议包括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主刑可以具有一定的幅度,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出确定刑期的量刑建议。建议判处财产刑的,可以提出确定的数额。
第七条 对常见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量刑指导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可以参照相关量刑规范提出量刑建议。提出量刑建议,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有数罪的,应当对指控的个罪分别提出量刑建议,并依法提出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的量刑建议。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提出量刑建议。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可以制作量刑建议书,与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案情简单、量刑情节简单的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也可以在起诉书中写明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书中应当写明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被告人处以的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及其理由和依据。
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
第十条 在刑事诉讼中,自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法律帮助。
第十二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后,一般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第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确认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量刑进行,不再区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
第十四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在确认被告人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审理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可以适当简化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
第十五条 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分别进行。
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当庭发表质证意见。
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者意见,并说明依据和理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量刑问题的调查的,不影响作无罪辩解或者辩护。
第十六条 在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种类、特点和庭审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和调整举证顺序。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分开出示的,应当先出示定罪证据,后出示量刑证据。
对于有数起犯罪事实的案件的量刑证据,可以在对每起犯罪事实举证时分别出示,也可以对同类犯罪事实一并出示;涉及全案综合量刑情节的证据,一般应当在举证阶段最后出示。
第十七条 在法庭调查中,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对被告人适用具体法定刑幅度的犯罪事实以及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进行质证。
第十九条 在法庭审理中,审判人员对量刑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也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
对于控辩双方补充的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
第二十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收集的量刑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法调取;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调取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在法庭辩论中,量刑辩论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一)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或者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量刑意见;
(二)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量刑意见;
(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量刑意见。
第二十二条 在法庭辩论中,出现新的量刑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待事实查清后继续法庭辩论。
第二十三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不当的,可以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在法庭审理结束前提出。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调整后的量刑建议适当的,应当予以采纳;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就定罪和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一)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但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量刑建议的;
(二)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没有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
(四)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不同意量刑建议的。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量刑说理主要包括:
(一)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
(二)是否采纳公诉人、自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及理由;
(三)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对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量刑说理。
第二十六条 开庭审理的二审、再审案件的量刑程序,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本意见进行。
对于不开庭审理的二审、再审案件,审判人员在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自诉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时,应当注意审查量刑事实和证据。
第二十七条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采纳与调整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意见自2020年11月6日起施行。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2010〕35号)同时废止。
最高检发布首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首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
(2021年2月5日)
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首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直面当前辩护律师执业的难点痛点,旨在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5件,分别是律师鲁某某申请知情权监督案、律师王某某申请会见权监督案、律师陈某某申请会见权监督案、律师朱某某申请律师助理协助会见监督案、律师侯某某申请发表意见权监督案。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介绍,本批5件典型案例涉及面广、类型丰富,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等办案主体,涵盖会见权、知情权等律师执业权利,囊括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程序。5件案例的发布,对于各级政法机关规范行使权利,依法保障律师执业,及时开展阻权救济等工作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和规范意义。
据统计,2020年1月至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计审查办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告申诉案件2000余件。其中,已办结1600余件。从受理案件情况看,反映“限制律师会见通信”的,共计600余件;反映“未送达文书或告知移送情况”的,共计300余件;反映“不允许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共计200余件。各地在办案中,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查实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案件1200余件。在查实的案件中,通知纠正700余件,发出检察建议500件。
徐向春介绍,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持续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工作,各地认真履职,依法监督纠正了一批律师控告申诉案件,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从中选取的这5件典型案例,是检察机关发布的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第一批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工作成效。
据悉,正在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评比工作,已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对未设置律师“绿色通道”,未成立专门办案组或有专门检察官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参加评比申报;对认真办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优先作为评比表彰对象。
全国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
案例一:律师鲁某某申请知情权监督案
【关键词】
重大程序性决定 律师知情权 类案监督
【要旨】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重大程序性决定,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检察机关应依法进行监督。对于诉讼环节重大程序性决定,办案机关可通过信息化手段,通过发送短信、网上自助查询等形式切实保障律师的知情权。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20日,戴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某侦查机关刑事拘留。同日,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鲁某某接受犯罪嫌疑人戴某某家属委托,担任戴某某等人寻衅滋事案中戴某某的辩护人。2019年11月25日,律师鲁某某将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等相关材料送交侦查机关。2019年11月29日,戴某某被某市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12月16日,侦查机关将该案移送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未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戴某某的辩护人律师鲁某某。2019年12月20日,某市检察院决定对戴某某取保候审。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受理 2019年12月25日,律师鲁某某向某市检察院申诉称,某侦查机关未依法告知其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信息,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某市检察院于当日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某市检察院对该案启动调查程序,听取律师鲁某某意见和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意见,询问侦查人员,查阅案件相关材料。此外,某市检察院对2019年12月以来移送该院有辩护律师的案件进行专项排查,有三位律师亦反映其知情权受阻碍。经调查核实,以上律师反映的情况均属实。
监督意见 某市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移送审查起诉这一重大程序性信息未依法告知辩护律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关于“诉讼中的重大程序信息,办案机关应当通知辩护律师”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律师的知情权。2020年1月19日,某市检察院向侦查机关发出类案问题《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侦查机关对多次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整改。
监督效果 2020年2月1日,侦查机关书面回复,表示要加强对办案民警的教育培训,同时要求各办案单位及时将案件重大程序性决定书面告知辩护律师,进一步规范办案,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某市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整改情况继续跟进监督,发现仍存在个别案件移送信息未告知的情况。调查发现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意识不强。为此,某市检察院牵头,会同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于2020年4月30日联合制定了《保障律师知情权暂行办法》,就办案部门与律师衔接的关键环节、渠道、方式、信息化平台应用等作了详细规定。同日,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联动处置办法(试行)》,提高办理阻权案件效率。会商期间,侦查机关积极探索在“侦查机关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中开发新功能。辩护律师信息规范录入该系统后,系统会自动以短信方式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情况、羁押地点、案件移送等信息发送给辩护律师,有效保障了律师知情权。
【指导意义】
1.检察机关应当对刑事诉讼中办案机关未依法告知辩护人重大程序性决定等问题,开展法律监督并依法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等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向律师履行告知义务,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2.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善于发现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案件线索,加强类案监督,深化办案效果。通过座谈、走访、专项检查等形式,主动排查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案件线索。建立内部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对于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及时依法办理。以个案办理为突破口,梳理类案,就普遍性问题提出纠正意见,并依法持续跟进监督,督促、协助整改落实,增强监督实效。
3.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要争取各方支持,创新监督方式,优化监督效果。侵犯律师知情权类案件,除了办案机关自身执法不规范、办案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还存在律师与办案人员沟通不畅、信息对接不及时等问题。检察机关要注重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对需要多方配合解决的问题,以牵头会商研究、联合制定系列规范性文件等方式,从制度上加强防范。善于运用智能化手段,加强信息化建设,致力破解信息沟通不畅等难题,高效及时保障律师知情权,努力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二百八十九条
案例二:律师王某某申请会见权监督案
【关键词】
职务犯罪 强制措施执行 律师会见权
【要旨】
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等部门的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涉及刑事诉讼法、监察法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运用,对于因对相关法律理解适用不准确等问题导致律师会见障碍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沟通协调,充分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28日,郎某某涉嫌受贿一案由某市某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1月4日,某区检察院对郎某某决定逮捕,并交由某侦查机关执行。2019年1月7日,律师王某某要求会见郎某某。某侦查机关以逮捕证上标注“会见需经办案部门许可”为由拒绝王某某的会见要求。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受理 2019年1月7日,律师王某某向某区检察院申诉称,某侦查机关以会见需经办案部门许可为由,阻碍其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某区检察院当日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某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听取律师王某某的诉求及理由,并与承办检察官、办案民警沟通,核实王某某会见受阻的原因。经走访核查、调阅案卷查明:某侦查机关在执行逮捕时,办案民警由于未掌握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在未与承办检察官核实的情况下,即在逮捕证上标注该案为限制会见案件,导致律师王某某携“三证”会见时受阻。
监督意见 某区检察院调查核实后认为,某侦查机关在执行逮捕期间,扩大了限制会见案件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等规定,侵犯了律师会见权。2019年1月7日,某区检察院督促侦查机关及时保障律师王某某行使会见权。1月14日,为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某区检察院向侦查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要求对随意扩大限制会见案件范围、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等行为依法纠正和整改。
监督效果 本案中,律师王某某在权利受阻的当日向某区检察院申诉,某区检察院当日受理、当日调查、当日监督,并于当日解决律师会见问题。办案后,为充分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某区检察院召开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专题座谈会,梳理职务犯罪案件拘留、逮捕等环节中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容易忽视或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问题,研究管用措施,切实加大类案监督力度,做到移送执行与监督同步进行。
【指导意义】
1.针对法律、司法解释修订对律师履职产生新变化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保障律师相关执业权利。会见权是律师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限制律师会见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犯罪,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事先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不再列入限制会见案件范围。针对办案机关对新修改的法律理解不准确,导致扩大限制律师会见范围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监督纠正。
2.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沟通协作与监督制约工作,为全面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创造条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有了重大调整,检察机关受理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后,需要及时办理强制措施手续,并协调侦查机关执行,案件办理涉及多部门协作配合。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职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办案机关切实增强权利保障意识,共同维护律师依法执业环境,全面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
案例三:律师陈某某申请会见权监督案
【关键词】
直接受理侦查 监视居住 律师会见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依法决定监视居住后,辩护律师申请会见的,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会见不受时长和次数限制。人民检察院对自身执法办案中影响律师执业权利的不当行为,应当加强内部监督。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20日,某区检察院决定对钱某某涉嫌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立案侦查,2019年7月23日决定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7月24日,钱某某家属委托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某某担任钱某某的辩护律师。同年7月24日、7月29日,律师陈某某申请会见钱某某;区检察院侦查部门分别于同年7月26日、7月31日安排会见,每次会见时长30分钟左右。同年7月31日,律师陈某某再次申请会见,区检察院侦查部门未安排会见。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受理 2019年8月5日,律师陈某某向区检察院反映,该院侦查部门不安排其第三次会见钱某某,前两次会见被限制时长,且会见时有工作人员进出。某区检察院依法受理陈某某控告该院侦查部门侵犯会见权一案。
调查核实 某区检察院经调查了解后查明:侦查部门已安排陈某某会见钱某某两次,每次会见时间限定30分钟左右。第二次会见期间,确有工作人员出入一次。2019年7月31日会见结束后,陈某某立即申请第三次会见。侦查部门因陈某某连续申请会见,故未安排其第三次会见。
监督意见 某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院侦查部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违法、不规范情形:一是现行法律并未对辩护律师会见时长和次数进行限制,侦查部门安排陈某某两次会见时,限制30分钟时长,且以影响侦查工作等为由未安排第三次会见,属于变相侵犯辩护律师会见权。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侦查部门在陈某某第二次会见期间,有工作人员出入会见场所,存在执法办案不规范问题。
监督效果 经某区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向侦查部门提出明确监督意见后,该院侦查部门于2019年8月6日下午安排律师陈某某第三次会见,并对会见期间干警随意出入等不规范行为予以整改。律师陈某某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为进一步深化监督效果,某区检察院对此类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监视居住案件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存在侵犯或变相限制辩护律师会见权的情形。2020年3月20日,某区检察院联合相关政法机关共同会签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监视居住期间会见权的规定》,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在收到辩护律师会见申请后,及时规范安排会见,并不得限制辩护律师会见的时长和次数。
【指导意义】
1.辩护律师申请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办案机关存在限制会见时长和次数等有碍会见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监督纠正。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根据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对人身自由的强制程度低于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辩护律师申请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办案机关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安排会见。对限制会见时长和次数等侵犯或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或者会见期间有办案人员出入等不规范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监督纠正,统一执法标准。
2.对于检察人员存在影响律师依法执业等违法或不当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加强内部监督。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应牢固树立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理念,用更严格的标准做好自身监督。对于检察人员存在影响律师依法执业等不当行为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不回避、不遮掩问题,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督促办案部门严格规范执法。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九条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
案例四:律师朱某某申请律师助理协助会见监督案
【关键词】
律师助理  协助会见 联动保障
【要旨】
办案机关以律师助理身份不符合规定为由变相限制、阻碍其协助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应积极推动与人民法院、侦查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建立和完善维护律师及其助理执业权利联动处理机制,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12日,周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某侦查机关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律师朱某某接受在押犯罪嫌疑人周某父亲委托,为周某提供法律服务。次日,律师朱某某与律师助理曹某某至某区看守所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周某,看守所工作人员提出律师助理入所协助会见须经办案机关核实身份。2019年7月19日,律师朱某某电话联系某侦查机关,要求核实律师助理曹某某身份。办案人员以未办理过相关手续、也不知核实律师助理身份的具体方式为由拒绝。同日,朱某某、曹某某向某市律师协会维权中心提出维权和协助申请。2019年9月2日,朱某某、曹某某至某侦查机关办理了律师助理身份核实手续,并于同月23日共同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周某。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受理 201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移交的律师维权案件线索,其中涉及某市某区律师朱某某、律师助理曹某某维权案。同年9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件线索移交某市检察院办理。
调查核实 某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向律师朱某某了解维权情况,约谈原案侦查人员,听取其意见,并就律师会见情况,听取了犯罪嫌疑人周某的意见。
监督意见 某区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原办案机关拒绝核实律师助理身份处理不当。鉴于本案在检察机关监督前办案机关已完成相关核实工作,且控告人表示维权申请已得到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以口头方式向某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2019年10月25日,某区检察院书面答复控告人,并将案件的监督处理决定通报了律师协会。
监督效果 某侦查机关收到检察监督意见后,表示要举一反三,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变相限制、阻碍律师助理诉讼权利的行为。为了全面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2019年12月5日,某区检察院以此案为契机会同该区政法机关及律师协会召开依法保障律师(助理)会见权研讨会,就不同环节承担律师助理身份审核责任的具体部门、审核方式和救济渠道等达成共识。2020年1月3日,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和区司法局联合会签了《关于律师助理协助会见和诉讼权利保障的办法》,对律师助理身份一次核实、多次有效作出明确规定。区检察院通过“两微一端”,公布了区域内各办案机关的办公地点、联系方式和律师助理诉讼权利行使及救济规程。区检察院还与区司法局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搭建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平台,由专人负责维护律师及其助理执业权利的投诉、控告或申诉。
【指导意义】
1.办案机关变相限制、阻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受理、调查处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规定,律师助理是辩护、代理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和申请律师执业的实习人员,律师助理协助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律师执业权利之一,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助理协助会见是法律监督工作的应有之义,应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依法及时处理对律师助理执业权利受到妨碍后的控告申诉。
2.人民检察院办理律师维权案件,既要保证监督的精准性,又要注重监督的常态化,建立健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变相限制、阻碍律师助理会见,是保障律师依法会见的新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调研、座谈、研讨,会签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加强与办案机关的沟通协作,对办案中出现的阻碍律师助理执业权利情形,及时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此类问题。同时,进一步畅通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与职能机关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信息技术应用平台,推动保障律师助理执业权利的落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百五十二条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
案例五:律师侯某某申请发表意见权监督案
【关键词】
二审上诉案件 不开庭审理 听取律师意见 知情权
【要旨】
二审上诉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依法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针对辩护律师上诉时已提交书面意见,在二审决定不开庭审理后不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限制或剥夺律师发表意见权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纠正。对辩护律师提出二审上诉不开庭审理环节存在侵犯律师发表意见权等执业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全面调查核实,依法监督,促进二审程序依法进行。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31日,谢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某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2019年11月6日,谢某某提出上诉。同年11月24日,谢某某委托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侯某某担任二审辩护人。同年12月3日,某市中级法院依法讯问了谢某某。同年12月19日,某市中级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并于次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受理 2020年3月11日,谢某某刑事上诉案件辩护律师侯某某致信某市检察院,控告某市中级法院在二审过程中存在应当开庭而未开庭、在决定不开庭审理后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而未听取、对上诉人提交的取保候审申请超期未作回复等违法行为。某市检察院收到来信当日即依法受理。
调查核实 某市检察院经查阅原案卷宗、询问侯某某、并两次与某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进行沟通后查明:一是提交新证据情况。2019年12月16日,辩护律师侯某某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并附有自行提取的三名证人的电话录音材料。某市中级法院审查了侯某某提出的辩护理由和依据,决定对其中一名证人进行当面调查核实,并制作了笔录,该证人当场指称电话录音中有些话是碍于情面说的。对另外两名证人通过电话进行了调查核实,该两名证人亦明确拒绝为上诉人出庭作证,表示以侦查阶段所作证言为准。二是关于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情况。侯某某提出,向法庭申请二审开庭审理,但某市中级法院未听取其意见。经了解,某市中级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后,确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另查明,上诉期间辩护人书面申请取保候审,某市中级法院未作出处理决定,也未书面说明理由。
监督意见 某市检察院审查认为,一是辩护律师控告某市中级法院存在应当开庭而未开庭问题不属实。辩护律师提交的三份录音材料经法庭调查核实后,相关证人否认录音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某市中级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决定不开庭审理并无不当。二是某市中级法院存在违法情形。在办理上诉案件过程中,某市中级法院作出不开庭决定后,未听取律师意见,未对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作出处理决定且未书面说明理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的规定,侵犯了辩护律师知情权、发表意见权等诉讼权利。
监督效果 2020年3月20日,某市检察院口头向某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提出了纠正意见。同日,某市检察院书面回复侯某某,并电话告知将针对二审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环节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问题继续跟踪监督。同年5月18日,某市检察院就上述问题向某市中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某市检察院牵头召集某市中级法院、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召开专题座谈会,联合制定《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联动处理办法》。同年8月20日,某市中级法院书面回复,将严格落实法律规定要求,针对二审不开庭审理中存在的未告知不开庭决定、未充分听取律师意见、未书面说明理由等问题加强整改,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与某市检察院共同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指导意义】
1.二审上诉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但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属于程序违法,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纠正。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对二审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的,应当依法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是法定必经程序。人民法院不得以辩护律师在上诉时已提交书面意见为由,而在决定不开庭审理时不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针对类似限制或剥夺律师发表意见权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纠正,确保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得到保障,确保二审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程序合法。
2.二审上诉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辩护律师知情权等执业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障。对于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应当充分听取律师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此类控告申诉案件时,应当针对未予告知不开庭审理决定而径行作出驳回上诉裁定,未就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予以告知并书面说明理由等侵犯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进行全面调查核实,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督意见,充分保障律师在二审诉讼程序中的合法权利,共同维护司法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92号(政治法律类05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92号(政治法律类05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智能化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智能化司法的能力"以及“架起司法数据的信息桥,防止信息阻断等"建议,对于更好地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智能化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坚持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人民法院工作呈现出服务便捷化、审判智能化、执行高效化、公开常态化、管理科学化、决策精准化等趋势和特征。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国大力推进智慧法院的建设。
一、提高智能化司法能力,不断促进司法审判效率提升
通过智能化手段,辅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是人民法院信息化发展的基本主线,也是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和司法管理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各类信息化系统的开发运用,先后建成了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审判支持系统、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等多个软件系统。
一是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审判活动主要流程节点信息和卷宗的数字化管理,帮助法官高效开展法庭预定、开庭公告、文书生成、庭审辅助等工作,实现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及案卷的归档、移送等环节的全部网上管理,以信息化建设提升审判效率。
二是审判支持系统。为法官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查询、典型案例指导、量刑辅助参考、一键自动排版、文书智能纠错等服务,很大程度上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的压力,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三是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现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审查、证据链和全案证据审查判断、社会危险性评估、庭审示证、类案推送、量刑参考、知识索引、文书生成、办案程序合法性监督、电子卷宗移送等11项核心功能,运用现代科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国推动“智审"系统的部署,并与办案平台进行对接,将通过电子卷宗结构化、司法文书辅助生成等功能辅助法官办案,还具有关联案件、法条和类案案例的自动推送等功能,确保准确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减少司法裁判和司法决策形成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今后,我们将会更加关注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司法能力,指导全国法院开发出更多智能辅助类系统,促进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司法能力。
二、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加强信息联动和业务协同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海量司法数据资源进行整合,不断拓展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对于在执行财产查控、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政法部门之间统一证据和裁判标准、纠纷一体化解决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执行信息化建设。为破解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建设一系列执行信息化系统。目前,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已全面完成各地法院的部署应用或对接联动,支持全国执行干警网上统一办案,为强化内部监督、破解执行难题提供有力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总对总"执行查控系统,支持全国各级法院查询人民银行、公安部、证监会、工商总局等13个单位、3500余家银行的14类18项信息,对执行过程中需要查询的主要财产类型做到“一网打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与中铁总、中航信、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合作,利用信息系统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信用惩戒。
二是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的建设。根据两院一部《关于共同开展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实施方案》以及周强院长在安徽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推进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实现了监测分析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办案平台的使用情况、监控掌握全国减刑假释工作态势、开展减刑假释大数据分析、减刑假释案件自动立案等功能,极大推动了减刑假释案件业务协同的一体化进程。
三是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建设。积极探索“互联网+交通审判"和“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新模式,通过与公安交警、司法行政、司法鉴定部门以及保险公司进行业务协同,努力让各单位在参与交通执法与事故处理中形成的数据能够“一次形成,综合利用",进而有效破除部门壁垒,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有效提升办事效率,切实方便群众纠纷处理。目前,已初步实现了案件预判、案件调解、审判管理和诉讼管理等功能,并且推动与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一起进行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赔付标准统一的探讨,各方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实现系统互联互通,并使用统一的赔付标准。
三、围绕司法便民和司法公开,利用智能化提升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人民法院尤其重视司法便民利民和司法公开,各级法院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功能多元、资源融合、平台开放的诉讼服务机制,加强审判执行全流程要素依法公开,构建阳光化法院,以便民利民和司法公开提高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促进司法公正。
2016年9月27日,随着中国庭审公开网正式上线开通,人民法院建成了中国审判流程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四大公开平台,使人民群众可以更加全面、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人民法院的阳光化进程。截至今年7月中旬,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公开裁判文书3100多万份,包含蒙、藏、维、朝、哈等五种民族语言,累计访问总量突破95亿余次。在四大公开平台之外,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线运行并全方位公开破产企业信息,体现了阳光司法理念,为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平台。
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在司法便民利民的信息化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充分运用互联网+诉讼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吉林电子法院、浙江网上电子商务法庭等新型电子诉讼方式逐步由点向面推广,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诉累,更提高了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覆盖各级法院的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作为阳光司法的重要窗口,更好地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人民法院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功能多元、资源融合、平台开放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院干警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满腔热忱。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案件的大数据分析,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诉讼策略和解决纠纷的方法方式,促进司法公正性的进一步提升,充分运用智能化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加快法院信息化建设,助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审判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主体"工作,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是推动这一主体工作科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轮双翼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信息化为司法改革提供科技支撑,司法改革需求引领信息化发展。近年来,人民法院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深化司法公开、推进执行改革等诸多改革任务,都得到了信息化的强有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充分发挥智能化司法对司法改革的助推器作用,积极回应司法改革所引起的体制、机制调整,将其在法治化轨道予以推进和发展,使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不断改进和优化。
五、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为进一步明确智慧法院建设思路,加快建设步伐,今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法发〔2017〕12号)》,您所提五点建议的主要内容已在该《意见》中有所体现。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建议,特别是高度关注智能化司法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加快智慧法院建设。
一是利用司法大数据,进一步提供司法便民服务。根据您提出的“处理好智能化司法的管理性与便民性的关系",我们将利用司法大数据,不断分析相似诉讼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的诉讼和普法服务,挖掘利用海量司法案件资源,提供面向各类诉讼需求的相似案例推送、诉讼风险分析、诉讼结果预判、诉前调解建议等服务,为减少不必要诉讼、降低当事人诉累提供有力支持;拓宽司法服务渠道,探索基于法律知识自主学习和个性化交流互动的智能普法服务装备,提升诉讼和普法服务质效;深度分析用户诉讼行为,挖掘用户个性化需求,精准推送司法公开信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是加强信息联动,促进司法“一张网"构建。根据您提出的“架起司法数据的信息桥,防止信息阻断",我们将不断促进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使人民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得以拓展和延伸,促进各司法机关更有效地进行司法审判、法律监督、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刑事执行等,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我们将结合您的具体建议和法官工作实际需要,进一步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民政部等国家机关进行沟通,引接“商标注册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婚姻登记信息"、“个人低保信息"等外部数据资源,切实服务审判执行,提升司法效率。我们也将积极依法为其他单位提供中国司法审判大数据,与社会管理部门的数据对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综合治理提供数据服务,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完善保障机制,为司法智能化建设提供支撑。在您的提案中,还特别提到了要强化保障,提供支撑,智能化司法需要国家大量投入,不断完善和强化保障的体制机制。我们对此也尤为重视,为了保障人民法院信息化健康发展,我们构建了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人才队伍三个保障体系,并将其作为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支撑。当前,我们正在指导全国法院构建全要素集约化信息网络体系,提升各类基础设施配置水平,实现网间信息共享,保持基础设施和专网带宽建设的前瞻性和数据资源的冗余性,提升诉讼服务大厅、执行指挥中心、科技法庭等执法办案场所的信息化水平;推动实施《人民法院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总体建设方案》,确保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体系同步发展。建立全国法院年度信息安全检查机制,增强安全意识,保障网络安全,同步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接入工作;落实《关于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管理的意见》,督促贯彻实施,按要求配齐配强各类信息化建设专业人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做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做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2017年7月18日 法〔2017〕2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为保证统一正确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规定,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意义。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认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对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二、认真领会立法精神,依法受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非试点地区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贯彻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遵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和规律,按照试点期间探索的做法和经验,及时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符合法定条件的公益诉讼案件,确保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总结交流试点工作经验,加强业务培训,认真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审判能力和水平,做好审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的充分准备。
三、认真领会立法修改内容,确保审判质效。各级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过程中,如遇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仍无法解决的问题,要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等司法解释和规定的要求,受理、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平等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四、保障修改后法律的有效实施,健全监督指导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依法受理、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如遇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相矛盾的情形及问题,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已于202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1次会议、2020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2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1次会议、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法释〔2020〕10号)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现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第二条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制作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者录音制品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的除外。
第三条 采取非法复制、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
以贿赂、欺诈、电子侵入等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
(三)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其他重大损失的。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六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案外人书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注册商标标识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可以在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予以销毁。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三)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的;
(四)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一)认罪认罚的;
(二)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具有悔罪表现的;
(四)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第十条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无法查清的,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十一条 本解释发布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决定,现将陈某某刑事申诉公开听证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58-161号)作为第三十九批指导性案例(刑事申诉公开听证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21日
陈某某刑事申诉公开听证案
(检例第158号)
【关键词】
刑事申诉 大检察官主持听证 刑民交叉 释法说理 矛盾化解 应听证尽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疑难复杂和争议较大的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做到厘清案情、释明法理、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听证,重在释法说理,解开“心结”,引导当事人理解、认同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主办检察官主持听证,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可当场宣布处理决定并阐明理由。在听证员评议时,主办检察官可结合听证情况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一步沟通交流,做针对性更强、更为具体的矛盾化解和释法说理工作。听证员评议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检察机关要保障听证员独立和充分发表意见。
【基本案情】
申诉人陈某某,系王某某、吕某某涉嫌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
2010年至2013年,福建省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铝业公司)连续三年为福建省某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胶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泉州分行)贷款提供担保,塑胶公司均按期还贷。2014年4月10日,塑胶公司与泉州分行签订有效期一年、最高授信额度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铝业公司及王某某、吕某某(均为铝业公司股东)为塑胶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期为塑胶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在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届满前二日,即2015年4月8日,塑胶公司利用南安市政府转贷“过桥”资金归还上述2000万元贷款,并于当日续贷2000万元,贷款期限至2015年10月6日。
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陈某某得知铝业公司欲转让,遂多次到铝业公司实地考察。2015年5月12日,铝业公司股东王某某、吕某某与陈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铝业公司100%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陈某某,并出具《保证书》,承诺铝业公司股权转让前对外不存在任何债务纠纷,股权转让后若铝业公司被第三方追讨债务,保证人愿意承担一切保证责任,所有债务及造成铝业公司或陈某某的损失,均由保证人承担。铝业公司总经理陈某钊作为该保证书的担保人。另约定,陈某某支付铝业公司库存材料款14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直接由陈某某代偿铝业公司贷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陈某某先后向铝业公司账户转款1000万元,向吕某某转款1800万元。
2015年10月6日,塑胶公司2000万元贷款到期后未能如期归还贷款及利息。2016年1月7日,泉州分行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塑胶公司和担保人铝业公司及股东王某某、吕某某归还贷款本息。2016年12月12日,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判决铝业公司和王某某、吕某某对塑胶公司2000万元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因铝业公司被诉,陈某某于2016年2月5日以王某某、吕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连城县公安局报案,连城县公安局遂立案侦查。同年5月2日,陈某某又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之诉,要求王某某、吕某某返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
2017年4月24日,连城县公安局以王某某、吕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移送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1月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某某因王某某、吕某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向连城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相关司法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受理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故裁定予以驳回。陈某某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3日,连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王某某、吕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同年7月2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鉴于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针对王某某、吕某某的刑事程序已经终结,遂指令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陈某某诉王某某、吕某某等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2018年12月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某、吕某某等人未如实告知陈某某铝业公司的担保事实,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判决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王某某、吕某某返还陈某某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陈某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某钊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9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陈某某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王某某、吕某某、陈某钊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陈某某不服连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王某某、吕某某涉嫌合同诈骗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提出申诉。龙岩市人民检察院经复查,维持原不起诉决定。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申诉人陈某某的申诉理由不成立,不予立案复查。申诉人陈某某仍不服,以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吕某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当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为由,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后,根据“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制度,于七日内回复申诉人陈某某受理情况,并经初步审查,认为本案系民营企业之间股权转让纠纷引发,刑事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疑难复杂,属于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嫌经济犯罪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典型案件。为依法妥善处理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以大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研究制定工作预案,调阅全案卷宗,全面梳理刑事、民事各诉讼阶段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争议焦点,制作案发前后涉案贷款担保明细和资金交易去向图表,参考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和司法实务案例,深入分析涉案行为性质,厘清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提出依法解决路径。办案组检察官两次赴案发地,了解案发背景、涉案企业经营状况,当面听取申诉人陈某某的申诉理由和请求,核实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吕某某及家族企业经营情况,通过当地工商联与涉案企业原法定代表人(被不起诉人亲属)联系,走访相关人民法院等。经研判认为此类案件在检察机关办理的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涉嫌经济犯罪案件中较为典型,为全面查证案情,释法说理,维护申诉人、原案被不起诉人合法权益,增强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透明度,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经征得申诉人、被不起诉人同意,办案组决定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此案。
公开听证。听证会于2020年10月22日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举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检察官作为办案组主办检察官主持。申诉人陈某某,被不起诉人吕某某(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因病无法参加)及其代理律师张某某,四级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全国人大代表、法学专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的人民监督员等五名听证员参加听证,被不起诉人亲属、当地民营企业家代表等现场旁听。
围绕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这一争议焦点,办案组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原案承办检察官阐述了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故意、行为目的等方面的区别,逐一展示证人证言、书证等在案证据,围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存在故意转嫁担保责任等问题,详细说明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及审查维持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和依据。申诉人陈某某充分陈述了申诉理由和请求,认为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在转让公司股权时隐瞒负有担保责任的行为,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求检察机关追究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的刑事责任。当主办检察官询问申诉人陈某某在受让铝业公司股份前是否做了尽职调查时,申诉人陈某某承认未做尽职调查,表示如果再有同样情形绝不会轻易签合同。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则表示其在转让铝业公司股份前并不知道塑胶公司资金链断裂以及续贷等情况,造成现在的结果并非其本意。因为其未能执行民事判决,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生产、个人生活均受到很大影响,愿意与申诉人陈某某和解,尽早脱困。
听证员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和原案承办检察官提问。有听证员提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铝业公司已经在为塑胶公司提供担保,而铝业公司最终因担保问题不能正常经营,且吕某某存在恶意取现转让资金行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原案承办检察官回应,铝业公司自2010年至2013年连续四年先后八次为塑胶公司提供合计1亿元贷款的担保,塑胶公司均如期如数归还贷款,均未产生担保之债。铝业公司股权转让磋商、协议签订过程持续一年之久,陈某某实地考察和当面洽谈后,委托其妻子公司的法律顾问起草《股权转让协议书》《保证书》,由王某某、吕某某签字后生效。现无证据证实王某某、吕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时即明知塑胶公司资金链断裂,必将产生担保之债,恶意将债务转嫁给陈某某。在担保之债产生后,陈某某无法向银行贷款,经营困难时,吕某某还给予协助,积极帮助其渡过难关。从双方股权转让过程看,不存在明显不正常交易情形,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吕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预谋。针对股权转让款去向问题,原案承办检察官再次展示了证人证言,其中吕某某到案后有过数次供述,其供述与证人黄某春、黄某电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即吕某某取得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交由黄某春,用以偿还其先前购买铝业公司股权时向黄某电的借款。原案承办检察官通过详细客观的证据,再现了案发前后细节,充分回应了听证员的疑问。
听证员提问后,主办检察官宣布休会,由听证员对本案进行讨论评议。一名听证员认为,王某某、吕某某未如实告知陈某某铝业公司的担保事实,隐瞒真实情况,获取股权转让款予以转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多数听证员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短缺,是一件疑罪案件,检察机关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是适当的。建议检察机关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依法均衡保护,为涉案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及时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同时,期待被不起诉人吕某某、王某某积极履行法院民事裁判,实现和解。
听证员评议期间,主办检察官结合听证情况,分别与申诉人和被不起诉人及代理律师、亲属交谈,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释法说理,充分阐释了妥处本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使双方当事人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矛盾调处和化解工作。指出被不起诉人及其亲属应当真诚、全力执行法院判决,早日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解脱,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向申诉人进一步解释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希望申诉人吸取教训,今后在签订合同前做好尽职调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申诉人和被不起诉人及代理律师、亲属均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作出的处理决定。
主办检察官宣布复会后,听证员代表发表了多数听证员的意见。结合听证意见,办案组讨论认为,王某某、吕某某确有隐瞒铝业公司负有担保责任的欺诈行为,但从签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整个过程及客观行为分析判断,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证实王某某、吕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非法占有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观故意,也不足以证实王某某、吕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实施了故意隐匿财产的行为,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某、吕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理由如下: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某、吕某某于2015年5月12日与申诉人陈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非法占有1400万元转让款的故意。经查,铝业公司转让磋商、协议签订过程持续一年之久,陈某某自愿实地考察和当面洽谈,并委托其妻公司法律顾问起草《股权转让协议书》《保证书》,最终由王某某、吕某某签字后生效。从双方合同协商、订立的过程看,不存在明显不正常交易情形,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吕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预谋。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受让方在订立合同和收购过程中应当对目标企业做尽职调查,但本案申诉人陈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未做尽职调查。
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某、吕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转嫁铝业公司担保责任的故意。申诉人陈某某称,王某某、吕某某在明知自身无财产可供偿债的情况下,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以保证书形式承诺铝业公司股权转让前不存在任何债务纠纷,并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属于故意隐瞒并转嫁担保责任。在案证据及公开听证情况表明,王某某、吕某某确有隐瞒铝业公司负有担保责任的欺诈行为,但这一行为并不必然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犯罪。本案中,从塑胶公司在泉州分行2010年至2013年贷款情况看,铝业公司连续三年先后八次为塑胶公司提供合计1亿元贷款的担保,塑胶公司均如期如数归还贷款,均未产生担保之债。认定王某某、吕某某二人是否存在故意转嫁铝业公司担保责任的故意,应当首先判断王某某、吕某某是否明知塑胶公司资金链断裂,必将产生担保之债,以及塑胶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某某、吕某某明知塑胶公司在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届满前二日续贷及还贷不能情况,故不能形成认定王某某、吕某某故意转嫁担保责任的证据链。
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某、吕某某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实施了故意隐匿财产的行为。经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即开始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陈某某积极履行支付义务,王某某、吕某某委托陈某钊协助陈某某办理资产清算、过户等手续;在陈某某无法贷款时,吕某某、陈某钊还给予协助。关于申诉人提出的支付履约现金去向问题,吕某某到案后有过数次供述,后期供述与证人黄某春、黄某电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即吕某某取出现金交由黄某春,用以偿还其先行购买铝业公司时向黄某电的借款。由此不能得出吕某某故意隐匿转让款的结论。
四、铝业公司转让申诉人陈某某前的实际控制人存疑。申诉人称,铝业公司以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发铝业)为背景,铝业公司与闽发铝业存在关联。在案证据显示,铝业公司系家族企业,自2001年成立后至2011年期间共有三次股权变更,均系在亲属间流转,无现金交易记录;塑胶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华等人证言证实,在铝业公司为塑胶公司提供担保、铝业公司股权转让谈判和协议签订等重大事项中,黄某电均不同程度地参与甚至起决策作用,且黄某电是铝业公司在泉州分行业务的指定联系人。作为商事合同,转让方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有证据指向并归责一定实力的合同标的实际所有人,往往不必然导致受让方财产灭失,故难以认定王某某、吕某某具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
五、从法律后果看,担保责任一方提供担保并不必然导致担保人财产损失。本案中,铝业公司为塑胶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在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该担保只是一种“或然债务”,并不必然发生担保债务。虽然之后塑胶公司被法院判决返还银行欠款,铝业公司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从发生担保之债时企业经营情况看,塑胶公司在正常经营,铝业公司并不必然要实际履行担保债务,或履行该担保债务后无法向主债务人追偿,即铝业公司为塑胶公司提供担保并不必然导致铝业公司受让人陈某某财产损失。
主办检察官当场宣布了审查结论,申诉人陈某某表示无不同意见,被不起诉人吕某某及代理律师张某某明确表示,将尽快以实际行动与申诉人就民事判决的执行达成和解。
后续工作。听证会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组指导福建省检察机关继续做好案件后续工作。福建省三级检察院积极落实听证会对本案的处理决定,督促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吕某某尽快履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为申诉人挽回经济损失。2020年11月2日,双方当事人自愿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由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吕某某以1200万元收回涉案企业铝业公司。2021年3月10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指导意义】
(一)办理疑难复杂和争议较大的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应听证尽听证”,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促进矛盾化解。检察听证既是深化案件审查、查明案件事实的有效方式,又是做好释法说理、矛盾化解工作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受理、首办疑难复杂、争议较大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以听证方式审查,依法准确定性处理。对于拟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矛盾冲突尖锐,或者属有影响性案件的,检察机关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就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听取当事人、听证员及其他参加人的意见。对于诉求强烈、矛盾突出的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也应当通过听证方式当面听取申诉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充分释法说理,达到消除疑虑、增进理解、化解矛盾、促进案结事了的目的。
(二)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直接主持重大疑难复杂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听证。检察长、副检察长主持听证,要在全面阅卷、掌握案情和申诉争议焦点的基础上,结合听证过程,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化解工作。特别是在听证员进行评议的暂时休会期间,要不失时机地结合听证情况,分别与当事人进一步沟通交流,从人民检察院拟作出决定考虑,做更为具体的矛盾化解和释法说理工作,为当事人理解、接受将要作出的处理决定奠定基础。
(三)要充分尊重听证员的独立评议地位,听证员评议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听证员受邀参加听证,其职责主要是听取当事人、案件承办人及其他参加人就案件争议焦点等问题作出陈述和说明,独立进行评议,并发表评议意见。要保障所有听证员独立和充分发表意见。评议完毕,可以推举一名听证员代表全体听证员发表意见。听证员之间有意见分歧的,听证员代表阐述完多数听证员共同意见后,也要对少数听证员的不同意见予以适当表述。听证员的意见应当作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拟不采纳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当层报检察长作出决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14日修正)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现为2018年10月26日修正后的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第一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年1月1日施行)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三条、第四百一十七条(现为2019年12月30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八条、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2020年9月22日施行)第十八条、第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2020年9月14日施行)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吴某某、杨某某刑事申诉公开听证案
(检例第159号)
【关键词】
刑事申诉 刑事责任年龄 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监督 司法救助 反向审视
【要旨】
对于因司法机关依法改变原处理决定,但未对当事人释法说理引起刑事申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做好释法说理,必要时组织检察听证,弥补原案办理中的缺陷,促进案结事了。要认真做好检察听证前的准备工作。出现申诉人不信任、不配合等抵触情形的,要做好情绪疏导工作,必要时争取当地有关部门支持配合,共同解开“心结”,确保听证顺利举行。办案过程中发现申诉人因案致困,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给予救助帮扶。对于反向审视发现的原案办理中履职不到位或者不规范司法等问题,应当促使相关检察机关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基本案情】
申诉人吴某某、杨某某,系吴某坚抢劫案被害人吴某辉的近亲属。
2008年1月28日12时许,原审被告人吴某坚携带匕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大将客运中心乘坐被害人吴某辉的二轮摩托车,谎称去平南县官成镇横岭村。当摩托车行驶至平金公路转入横岭村的村级道路时,吴某坚用匕首连续捅刺吴某辉数刀。随后,吴某坚搜吴某辉的身体,抢走吴某辉的诺基亚牌手机1部、现金2元,并抢走吴某辉的二轮摩托车,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吴某辉系颈动脉离断大出血死亡。2008年10月17日,贵港市人民检察院以吴某坚涉嫌抢劫罪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8月20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吴某坚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吴某坚以其犯罪时不满14周岁为由提出上诉。2010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同年12月28日,贵港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年12月31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2012年1月19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由吴某某、杨某某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赔偿被告人吴某某、杨某某经济损失141075元。吴某某、杨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5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某某、杨某某仍不服,以原审被告人吴某坚案发时已年满14周岁,构成抢劫罪为由,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审查结案。申诉人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经初步审查,本案是否为未成年人作案,存在罪与非罪的重大争议。案件办理过程中未向申诉人充分释法说理,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长期“挂案”,原审被告人未赔礼道歉、未充分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申诉人生活非常困难,未能及时获得司法救助,导致申诉人长年信访申诉,不接受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由大检察官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认真审查申诉材料,调阅了原案全部卷宗,核实相关证据,听取原案承办人意见,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即原审被告人吴某坚作案时是否年满14周岁进行重点调查核实。鉴于本案疑难复杂,办案组决定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此案。
听证会前,办案组检察官两赴案发地,当面听取申诉人意见,实地了解申诉人家庭情况,耐心引导申诉人依法理性维权。在听证会前一天,申诉人突然提出不参加听证会,办案组及时协调当地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共同对申诉人开展心理疏导,确保听证会如期召开。针对原审被告人吴某坚案发后未被教育惩戒,未认错悔过等情形,办案组要求当地检察机关找到已经成家立业的吴某坚,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吴某坚表示认错悔过,将尽自己所能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公开听证。2021年6月18日,吴某某、杨某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听证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举行,办案组主办检察官主持听证会。申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充分阐述申诉理由,原案一审公诉人就审查起诉情况、二审承办检察官就建议法院发回重审情况、二审主审法官就法院决定发回重审情况、重审案件公诉人就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申诉案件的检察官就申诉案件审查情况等详尽阐述和举证、示证,认真回应申诉人的诉求,并围绕争议焦点逐一释法说理。
听证会上,办案组检察官就吴某坚作案时是否年满14周岁,存在两组证据的情况向申诉人充分予以展示。一组认定吴某坚出生于1993年6月24日(农历端午节),作案时已年满14周岁的证据,有吴某坚的供述、嫌疑人信息登记表、在校学生名册、学籍卡、相关证人证言和公安部骨龄鉴定意见等。吴某坚供述系听其母亲讲出生于农历1993年5月5日,但该供述与其母亲的证言相矛盾;嫌疑人信息登记表所载吴某坚出生时间,为犯罪嫌疑人自述时间;在校学生名册、学籍卡所记载吴某坚的出生时间亦为其本人自行填报;一些证人证言表示,不知道吴某坚的具体出生日期;公安部骨龄鉴定意见证实吴某坚年龄为17±1岁,即使采信该骨龄鉴定意见认定吴某坚作案时16周岁,也与其他证据证实吴某坚作案时不满15周岁有较大差距。另一组证实吴某坚出生于1994年6月13日(农历端午节),作案时未满14周岁的证据,有证人柯某某(接生吴某坚的人)、王某、吴某成等人证言以及《未落实常住人口登记表》、水文资料等。其中,柯某某证言证实吴某坚是其唯一接生的孩子,因此印象深刻。之所以记得吴某坚出生于1994年,是因为当年是其嫁到江口镇以来洪水最大的一年,家里的房子都被洪水冲塌了。贵港市防汛办《贵港市浔江、郁江历次洪水记录》证实,1994年7月该市贵港站经历建国后第一大洪水,该书证与柯某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人王某证言证实,其与吴某坚之母同年怀孕,且在吴某坚出生三四个月后其子于1994年10月出生;证人吴某成证言证实,之所以记得其子与吴某坚同岁(1994年出生)是因为“我们同祠堂,得男丁的要在清明节的时候抓阉鸡拜祖,所以记得很清楚”;《未落实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2007年12月人口普查时吴某坚登记出生日期为1994年。
五名听证员在充分听取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经认真评议,形成听证意见,一致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吴某坚作案时已满14周岁,骨龄鉴定意见也未能准确确定案发时吴某坚的真实年龄,而吴某坚在作案时的真实年龄是其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因此不能简单依骨龄鉴定意见认定,而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故认定原审被告人吴某坚作案时已满14周岁的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鉴于被害人吴某辉死亡后,其妻子外出打工,下落不明;申诉人吴某某、杨某某以及被害人吴某辉的儿子吴某林祖孙三人目前仅靠每月870元左右的低保和养老金维持生活,无其他经济收入,加上申诉人吴某某、杨某某体弱多病,吴某林目前就读初中,尚未成年,祖孙三人的生活极为困难,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建议检察机关给予其国家司法救助。
办案组在全面审查案件的基础上,参考听证意见,在听证会上向申诉人说明,由于原审被告人吴某坚未在医院出生,没有出生证明,出生时其父母未向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户口,吴某坚的出生年龄无法通过出生证明、户籍证明等材料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推定吴某坚犯罪时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故原办案机关综合全案证据所做处理决定,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办案组还当场播放了当地检察机关录制的吴某坚认错悔过和主动表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视频。申诉人表示服从检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承诺息诉罢访。
后续工作。2021年8月9日,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撤销案件的检察建议书。8月10日,平南县公安局决定撤销此案。当地检察机关还依职权启动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执行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督促原审被告人吴某坚支付赔偿款。后吴某坚将3万元赔偿款汇至人民法院执行账户,并承诺今后每月履行3300元剩余赔偿款。为解决申诉人实际困难,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检察院联合给予申诉人国家司法救助金,会同当地党委政法委、教委、妇联等部门,给予吴某林相应的民政救助,并开展心理辅导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区范围就本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长期“挂案”,检察机关既没有依法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也没有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未对法院发回重审以及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具体理由和依据作出说明;未对被害人家属进行必要的释法说理,并给予帮扶救助;未对原审被告人吴某坚进行帮教,并移送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管束措施;未对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执行情况跟进监督,导致赔偿款一直未执行到位,案未结、事未了等办案中的问题,开展专题反向审视,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检察机关通报该案办理情况,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压实首办责任,建立常态化重复信访治理机制。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组织检察听证,应当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对决定举行检察听证的刑事申诉案件,承办检察官在听证前要全面阅卷,充分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及焦点问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矛盾激化、诉求强烈的申诉案件,应当做好申诉人情绪引导和安抚工作,使其理解和自愿参加听证。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发现申诉人因案致困,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给予救助帮扶。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申诉人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经调查核实其经济收入、生活状况后,认为其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主动告知其申请救助的方式,及时按程序提供救助。要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多渠道、更大力度解决申诉人的实际困难,给予申诉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帮扶救济,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的办理中不仅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三)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通过反向审视,对原案办理中的问题和瑕疵进行针对性整改。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具有检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独特优势。要通过全面审查案件和公开听证,反向审视检察环节存在的履职不到位或者司法不规范等问题和瑕疵,促使相关检察机关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认真落实。要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司法责任,促进规范司法行为、严格依法办案,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增强司法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施行)第一百七十七条(现为2021年3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1月23日施行)第四条第一款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3年11月18日施行)第四十一条第三项(现为2021年8月1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七条第五项)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2020年9月14日施行)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
董某某刑事申诉公开听证案
(检例第160号)
【关键词】
刑事申诉 检察听证 引导和解 检察建议 能动履职 综合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因民间矛盾、邻里纠纷等引发的复杂、疑难刑事申诉案件,应当举行检察听证,消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误会和积怨,引导双方当事人和解。对于刑事申诉案件反映出的社会治理不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能动履职,推动主管部门予以完善。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检察听证,就有效化解矛盾、妥善处理案件等提出意见建议,促进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申诉人董某某,江西省供销储运公司退休职工,系徐某某涉嫌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
被不起诉人徐某某,系南昌铁路局南昌供电段退休职工。
2017年7月6日晚18时40分许,董某某和徐某某在南昌铁路文化宫门口台阶处因跳广场舞发生口角,进而互相拉扯。多名广场舞队成员上前劝阻,场面一度混乱,董某某、徐某某等人在拉扯过程中摔下台阶。后经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董某某右锁骨肩峰端粉碎性骨折,右侧第2至第6根肋骨骨折,符合轻伤二级标准。2017年9月19日,徐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2019年1月17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以徐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经审查并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认为徐某某与被害人董某某二人相互拉扯,摔下台阶导致董某某轻伤,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系徐某某将董某某推下台阶或者击打董某某导致董某某轻伤,认定徐某某故意伤害董某某的证据不足,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于2019年7月23日决定对徐某某不起诉。申诉人董某某不服,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南昌铁路运输分院提出申诉,要求以故意伤害罪对徐某某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南昌铁路运输分院经审查认为董某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于2019年12月12日审查结案。申诉人董某某仍不服,于2020年4月24日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听证情况】
听证前准备。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组成了以副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调取了该案全部案卷材料,多次听取申诉人董某某及其委托代理律师的意见,详细了解申诉人诉求,对董某某伤情鉴定进行文证审查,询问被不起诉人徐某某,到案发地调查,核实相关证人证言。经调查了解,董某某申诉的主要原因是其受到伤害后没有得到徐某某的道歉和赔偿,徐某某虽然表示愿意赔偿,但由于双方对赔偿金额分歧过大,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双方的矛盾一直没有化解。
公开听证。申诉人董某某和被不起诉人徐某某均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并同意检察机关组织公开听证。2020年6月12日,办案组就该案举行公开听证,由主办检察官主持听证会。
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咨询委员、律师共五名听证员参加。听证会上,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申诉人董某某及其代理律师充分表达了申诉请求和理由,被不起诉人徐某某也表达了意见。三级检察机关承办检察官分别就案件办理经过、事实认定和证据情况以及作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向申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了阐述和说明:一是认定徐某某实施伤害行为的证据存在疑问。董某某对于伤害过程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在案多个证人证言内容相互矛盾,客观证据无法调取,徐某某是否实施了伤害行为存有疑问。二是认定徐某某主观上具有伤害故意存在疑问。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双方互有拉扯,徐某某未使用工具,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徐某某有踢、打、推等伤害行为,证实徐某某主观上具有伤害董某某故意的证据不足。三是认定徐某某与他人共同犯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本案系突发性事件,没有证据显示徐某某与他人存在事先预谋、意思联络及共同行为。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经审查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徐某某故意伤害董某某的证据不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
五名听证员分别就有关问题向承办检察官、申诉人、被不起诉人进行了提问。经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该案事发突然,徐某某是否殴打董某某,证人证言与董某某的陈述并不一致,徐某某坚决否认殴打董某某,侦查机关未提取到监控视频,依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徐某某具有伤害董某某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检察机关对徐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正确,希望双方当事人推己及人、互让互敬,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申诉人董某某和被不起诉人徐某某均表示接受听证员意见。
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组调查了解到,本案的起因系广场舞队活动场地纠纷引发。同时在该广场活动的广场舞队有铁路队、社区队。因场地、音乐声量等问题,两队纠纷不断,多次发生争斗事件,严重影响当地治安。为此,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曾向南站街道办制发检察建议书,针对其在规范管理、宣传引导和调解疏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后又积极协助南站街道办落实检察建议,指派检察官支持配合南站街道办的调解工作。本着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动办案,诉源治理,举行听证会时,办案组还邀请了南站街道办、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治安支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政法办公室及退休管理科等部门的负责人,一并参加听证。听证会上,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介绍了检察建议的制发和督促落实情况,南站街道办、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治安支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政法办公室及退休管理科等部门的负责人就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说明了情况。
后续工作。听证会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继续做双方当事人和广场舞队场地纠纷调解工作,跟进落实检察建议。2020年6月28日,承办检察官向申诉人董某某送达了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认为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徐某某作不起诉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申诉人董某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在检察机关的见证下,董某某和徐某某签署《和解协议》,徐某某向董某某支付15000元补偿款,董某某不再就其人身损害问题申请追究徐某某的刑事责任,息诉罢访。2020年8月4日,两支广场舞队决定自主划分活动场地,邀请检察机关、南站街道办、南昌铁路文化宫等负责同志到场见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再次对两支广场舞队代表进行法制教育,劝说她们和气共处、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做好自我管理,自觉接受南昌铁路文化宫、社区、街道办等单位的管理。目前,两支广场舞队均在各自的场地划分区域开展活动,广场呈现安定平和景象。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之间积怨较深、难解的“小案”,应当通过检察听证消除误会积怨,引导双方和解。因民间矛盾、邻里纠纷等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常见多发,许多是典型的“小案”,但当事人申诉比例很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案件简单“依法”办理,走完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多元化解、释法说理等工作没有做到位,致矛盾激化,甚至存在诱发严重刑事案件的可能。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拟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应当举行检察听证,向当事人充分释法说理,将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处理意见阐述清楚,引导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为当事人接受不起诉决定奠定基础。对于因释法说理和矛盾化解不到位导致反复申诉的“小案”,人民检察院也应当通过检察听证搭建沟通化解的平台,让申诉人有理能讲、有怨能诉、有惑得释,在摆事实、讲证据、释法理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双方达成谅解,从而化解矛盾纠纷。
(二)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办案依法能动履职,积极促进社会治理。不少久诉不息的刑事申诉案件背后,都存在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要自觉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于法律监督定位,依法能动履职,对申诉案件反映出的社会治理不完善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解决。对于与案件处理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可以邀请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听证会,就案件处理和完善治理,就地化解矛盾、防范同类案事件发生等发表意见建议,协助案件的妥善处理。听证会后,要督促落实检察建议,积极促进综合治理,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第一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年12月30日施行)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八条、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2020年9月22日施行)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2020年9月14日施行)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董某娟刑事申诉简易公开听证案
(检例第161号)
【关键词】
刑事申诉 自诉案件 简易公开听证 现场释惑 心理疏导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申诉人走访申诉的案件,可以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等申诉案件办理场所举行简易公开听证,由检察官和听证员现场解答申诉人关于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疑问。心理咨询师可以作为听证员或者辅助人员,参与检察听证,有针对性地给予申诉人专业化的心理疏导,纾解其心结,增强释法说理效果,促进矛盾化解、案结事了。
【基本案情】
申诉人董某娟,系王某某故意伤害案的自诉人。
2014年9月16日,董某娟因家庭矛盾与刘某甲(董某娟之嫂)、刘某乙(刘某甲之妹)发生口角和推搡。途经案发地并与刘某甲相熟的王某某见状,用拳数次击打董某娟鼻部,导致董某娟先后住院治疗21天,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5841.08元。经鉴定,董某娟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十级伤残。董某娟以刘某甲、刘某乙、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向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2015年12月31日,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无罪;被告人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赔偿董某娟15841.08元。董某娟不服,认为刘某甲、刘某乙、王某某系共同犯罪,不应当只追究王某某的刑事责任,也应当追究刘某甲、刘某乙的刑事责任,提出上诉。2016年4月28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娟仍不服,先后向四平市人民检察院和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两级检察院经审查,均认为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申诉人申诉理由不成立,予以结案。申诉人仍不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走访申诉。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信访接待检察官受理案件后,初步审查并与申诉人沟通交流后认为,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处理适当。两级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正确。本案系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矛盾纠纷案件,案情简单,申诉人之所以不服原审裁判及检察机关处理结论持续申诉的原因是,原案办理时未充分和清晰播放现场监控录像,没有就关键视频影像逐一进行说明质证,也未对申诉人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两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本案时,亦未对申诉人充分释法说理。因此,申诉人不信任司法机关的处理结论,不断信访申诉。
为回应申诉人的疑问,解开其“心结”,检察官在征得董某娟本人同意后,决定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举行简易公开听证。为依法有据向申诉人释法说理,检察官委托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到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录像,查阅相关案例,为公开听证做好准备。由于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录像需要时间,检察官与申诉人约定了简易公开听证的时间。
公开听证。2021年6月9日,董某娟刑事申诉案简易公开听证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召开,由当天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值班的律师、心理咨询师和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中邀请的一名刑事律师,共三人担任听证员。为纾解申诉人的对立情绪和消极心态,听证会前,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心理咨询师与申诉人进行了沟通交流,给予心理疏导。
听证会上,检察官播放了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就申诉人申诉的关键环节逐帧播放,向申诉人详细分析讲解案发时的情况。监控录像证实,董某娟与刘某甲、刘某乙发生口角,进而相互撕扯、踢踹,但并未伤及董某娟鼻子部位;随后,王某某来到案发现场,用拳击打董某娟,致董某娟鼻子受伤。检察官指出,刘某甲、刘某乙与董某娟之间因家庭矛盾引发争执,进而发生撕扯、踢踹等行为,双方在冲突过程中没有使用凶器,能够保持一定的克制,均不具备伤害对方的主观故意,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行为。王某某路过案发现场后,用拳击打董某娟头面部,其击打力度、击打部位和损害后果已经达到了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程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行为。没有证据证实王某某与刘某甲、刘某乙事先、事中有通谋。检察官还结合原审裁判文书中被告人王某某供述、申诉人董某娟的陈述以及现场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逐一回应申诉人的疑问。
听证员围绕案发起因、共同犯罪认定、诉讼程序适用等焦点问题发表了专业、客观的意见,一致认为,原审裁判并无不当,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并对申诉人进行了劝慰。
听证会让申诉人多年的疑惑得以明晰,打开了心结,主动表示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息诉罢访。
后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决定,委托申诉人所在地检察机关上门向董某娟送达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并再次向其释法说理。同时,结合其家庭困难等因素,由申诉人所在地检察机关给予其适当的司法救助。董某娟主动签订了息诉息访协议,一起申诉6年的案件圆满化解。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对于申诉人走访申诉的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举行简易公开听证。简易公开听证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创新。承办检察官经审查申诉材料、相关法律文书等,认为司法机关对原案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只是未对申诉人充分释法说理的,可以采取即时或者预约的方式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等申诉案件办理场所举行简易公开听证,由听证员和检察官向申诉人充分释法说理,消除申诉人对司法机关处理决定的疑惑。简易公开听证是对普通听证程序的简化,一般不需要制定听证方案、发布听证会公告等,通常也无需邀请被申诉人、原案承办人员等参加听证会。出席简易公开听证的主要是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官、申诉人和听证员。听证员可由当天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值班的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一般为3人。听证过程中,听证员可以休会评议,也可以直接发表意见。
(二)对于因原案办理时释法说理不充分,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化解而导致长年申诉、对立情绪和消极心态比较强烈的申诉人,可以邀请心理咨询师介入,做好申诉人的心理疏导工作。心理咨询师作为听证员参加检察听证,或者作为辅助人员参与听证过程,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可以有效平复申诉人的心态,增强释法说理效果,促进矛盾化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2020年9月14日施行)第二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9〕2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案例113-116号),作为第22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4日
指导案例113号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商标争议/姓名权/诚实信用
裁判要点
1.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人身权,姓名权可以构成商标法规定的在先权利。外国自然人外文姓名的中文译名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主张作为特定名称按照姓名权的有关规定予以保护。
2.外国自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的,该特定名称应当符合以下三项条件:(1)该特定名称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2)相关公众使用该特定名称指代该自然人;(3)该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3.使用是姓名权人享有的权利内容之一,并非姓名权人主张保护其姓名权的法定前提条件。特定名称按照姓名权受法律保护的,即使自然人并未主动使用,也不影响姓名权人按照商标法关于在先权利的规定主张权利。
4.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申请注册商标,侵犯他人现有在先权利的“商标权人”,以该商标的宣传、使用、获奖、被保护等情况形成了“市场秩序”或者“商业成功”为由,主张该注册商标合法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年修正)第3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31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99条第1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7条、第110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
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以下简称迈克尔·乔丹)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中,涉及乔丹公司的第6020569号“乔丹”商标(即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在国际分类第28类的体育活动器械、游泳池(娱乐用)、旱冰鞋、圣诞树装饰品(灯饰和糖果除外)。再审申请人主张该商标含有其英文姓名的中文译名“乔丹”,属于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情形,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申请。
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涉案商标“乔丹”与“Michael Jordan”及其中文译名“迈克尔·乔丹”存在一定区别,并且“乔丹”为英美普通姓氏,难以认定这一姓氏与迈克尔·乔丹之间存在当然的对应关系,故裁定维持涉案商标。再审申请人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9163号行政判决,驳回迈克尔·杰弗里·乔丹的诉讼请求。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2015)高行(知)终字第1915号行政判决,驳回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上诉,维持原判。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最高法行再27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916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915号行政判决;三、撤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14〕第052058号关于第6020569号“乔丹”商标争议裁定;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对第6020569号“乔丹”商标重新作出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了再审申请人就“乔丹”主张的姓名权,违反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关于“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规定。判决主要认定如下:
一、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保护姓名权的法律依据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对于商标法已有特别规定的在先权利,应当根据商标法的特别规定予以保护。对于商标法虽无特别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应予保护,并且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已由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民事权益,应当根据该概括性规定给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姓名权。故姓名权可以构成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他人在先姓名权的,应当认定该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姓名被用于指代、称呼、区分特定的自然人,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重要人身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然人将其姓名进行商业化利用,通过合同等方式为特定商品、服务代言并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已经日益普遍。在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他人的在先姓名权予以保护时,不仅涉及对自然人人格尊严的保护,而且涉及对自然人姓名,尤其是知名人物姓名所蕴含的经济利益的保护。未经许可擅自将他人享有在先姓名权的姓名注册为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与该自然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该商标的注册损害他人的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二、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姓名权所保护的具体内容
自然人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时,应当满足必要的条件。
其一,该特定名称应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并用于指代该自然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是针对“擅自使用他人的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作出的司法解释,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也是损害他人姓名权的侵权行为。认定该行为时所涉及的“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与本案中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本案中可参照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自然人姓名权保护的条件。
其二,该特定名称应与该自然人之间已建立稳定的对应关系。在解决本案涉及的在先姓名权与注册商标权的权利冲突时,应合理确定在先姓名权的保护标准,平衡在先姓名权人与商标权人的利益。既不能由于争议商标标志中使用或包含有仅为部分人所知悉或临时性使用的自然人“姓名”,即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该自然人的姓名权;也不能如商标评审委员会所主张的那样,以自然人主张的“姓名”与该自然人形成“唯一”对应为前提,对自然人主张姓名权的保护提出过苛的标准。自然人所主张的特定名称与该自然人已经建立稳定的对应关系时,即使该对应关系达不到“唯一”的程度,也可以依法获得姓名权的保护。综上,在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规定时,自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的,该特定名称应当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一是该特定名称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二是相关公众使用该特定名称指代该自然人;三是该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判断外国人能否就其外文姓名的部分中文译名主张姓名权保护时,需要考虑我国相关公众对外国人的称谓习惯。中文译名符合前述三项条件的,可以依法主张姓名权的保护。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乔丹”在我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我国相关公众通常以“乔丹”指代再审申请人,并且“乔丹”已经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故再审申请人就“乔丹”享有姓名权。
三、关于再审申请人及其授权的耐克公司是否主动使用“乔丹”,其是否主动使用的事实对于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姓名权有何影响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使用”是姓名权人享有的权利内容之一,并非其承担的义务,更不是姓名权人“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主张保护其姓名权的法定前提条件。
其次,在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护他人在先姓名权时,相关公众是否容易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与该自然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是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该自然人姓名权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符合前述有关姓名权保护的三项条件的情况下,自然人有权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就其并未主动使用的特定名称获得姓名权的保护。
最后,对于在我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国人,其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能并未在我国境内主动使用其姓名;或者由于便于称呼、语言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我国相关公众、新闻媒体所熟悉和使用的“姓名”与其主动使用的姓名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本案中,我国相关公众、新闻媒体普遍以“乔丹”指代再审申请人,而再审申请人、耐克公司则主要使用“迈克尔·乔丹”。但不论是“迈克尔·乔丹”还是“乔丹”,在相关公众中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均被相关公众普遍用于指代再审申请人,且再审申请人并未提出异议或者反对。故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公司关于再审申请人、耐克公司未主动使用“乔丹”,再审申请人对“乔丹”不享有姓名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乔丹公司对于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
本案中,乔丹公司申请注册争议商标时是否存在主观恶意,是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再审申请人姓名权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证据足以证明乔丹公司是在明知再审申请人及其姓名“乔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并未与再审申请人协商、谈判以获得其许可或授权,而是擅自注册了包括争议商标在内的大量与再审申请人密切相关的商标,放任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与再审申请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损害结果,使得乔丹公司无需付出过多成本,即可实现由再审申请人为其“代言”等效果。乔丹公司的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对于争议商标的注册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
五、关于乔丹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乔丹公司对其企业名称、有关商标的宣传、使用、获奖、被保护等情况,对本案具有何种影响
乔丹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乔丹公司对其企业名称、有关商标的宣传、使用、获奖、被保护等情况,均不足以使争议商标的注册具有合法性。
其一,从权利的性质以及损害在先姓名权的构成要件来看,姓名被用于指代、称呼、区分特定的自然人,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人身权。而商标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属于财产权,与姓名权是性质不同的权利。在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他人在先姓名权时,关键在于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姓名权人之间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其构成要件与侵害商标权的认定不同。因此,即使乔丹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宣传和使用,使得乔丹公司及其“乔丹”商标在特定商品类别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相关公众能够认识到标记有“乔丹”商标的商品来源于乔丹公司,也不足以据此认定相关公众不容易误认为标记有“乔丹”商标的商品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
其二,乔丹公司恶意申请注册争议商标,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在先姓名权,明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公司主张的市场秩序或者商业成功并不完全是乔丹公司诚信经营的合法成果,而是一定程度上建立于相关公众误认的基础之上。维护此种市场秩序或者商业成功,不仅不利于保护姓名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更不利于净化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凯元、王闯、夏君丽、王艳芳、杜微科)
指导案例114号
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商标申请驳回/国际注册/领土延伸保护
裁判要点
1.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完成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其议定书规定的申请商标的国际注册程序,申请商标国际注册信息中记载了申请商标指定的商标类型为三维立体商标的,应当视为申请人提出了申请商标为三维立体商标的声明。因国际注册商标的申请人无需在指定国家再次提出注册申请,故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向中国商标局转送的申请商标信息,应当是中国商标局据以审查、决定申请商标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能否获得支持的事实依据。
2.在申请商标国际注册信息仅欠缺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部分视图等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应当秉承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精神,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正机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13条、第52条
基本案情
涉案申请商标为国际注册第1221382号商标(见下图),申请人为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以下简称迪奥尔公司)。申请商标的原属国为法国,核准注册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国际注册日期为2014年8月8日,国际注册所有人为迪奥尔公司,指定使用商品为香水、浓香水等。
申请商标
申请商标经国际注册后,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迪奥尔公司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以下简称国际局),向澳大利亚、丹麦、芬兰、英国、中国等提出领土延伸保护申请。2015年7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向国际局发出申请商标的驳回通知书,以申请商标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全部指定商品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在法定期限内,迪奥尔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申请商标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性,遂以第13584号决定,驳回申请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迪奥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迪奥尔公司认为,首先,申请商标为指定颜色的三维立体商标,迪奥尔公司已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申请商标的三面视图,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却将申请商标作为普通商标进行审查,决定作出的事实基础有误。其次,申请商标设计独特,并通过迪奥尔公司长期的宣传推广,具有了较强的显著性,其领土延伸保护申请应当获得支持。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京73行初304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的诉讼请求。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7)京行终744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796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26号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复审决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申请商标国际注册信息中明确记载,申请商标指定的商标类型为“三维立体商标”,且对三维形式进行了具体描述。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申请商标国际注册信息中关于商标具体类型的记载,应当视为迪奥尔公司关于申请商标为三维标志的声明形式。也可合理推定,在申请商标指定中国进行领土延伸保护的过程中,国际局向商标局转送的申请信息与之相符,商标局应知晓上述信息。因国际注册商标的申请人无需在指定国家再次提出注册申请,故由国际局向商标局转送的申请商标信息,应当是商标局据以审查、决定申请商标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能否获得支持的事实依据。根据现有证据,申请商标请求在中国获得注册的商标类型为“三维立体商标”,而非记载于商标局档案并作为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基础的“普通商标”。迪奥尔公司已经在评审程序中明确了申请商标的具体类型为三维立体商标,并通过补充三面视图的方式提出了补正要求。对此,商标评审委员会既未在第13584号决定中予以如实记载,也未针对迪奥尔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对商标局驳回决定依据的相关事实是否有误予以核实,而仍将申请商标作为“图形商标”进行审查并迳行驳回迪奥尔公司复审申请的作法,违反法定程序,并可能损及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应当予以纠正。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根据复审程序的规定,以三维立体商标为基础,重新对申请商标是否具备显著特征等问题予以审查。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制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确立和完善商标国际注册程序,减少和简化注册手续,便利申请人以最低成本在所需国家获得商标保护。结合本案事实,申请商标作为指定中国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有关申请材料应当以国际局向商标局转送的内容为准。现有证据可以合理推定,迪奥尔公司已经在商标国际注册程序中对申请商标为三维立体商标这一事实作出声明,说明了申请商标的具体使用方式并提供了申请商标的一面视图。在申请材料仅欠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部分视图等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应当秉承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精神,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正机会。本案中,商标局并未如实记载迪奥尔公司在国际注册程序中对商标类型作出的声明,且在未给予迪奥尔公司合理补正机会,并欠缺当事人请求与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迳行将申请商标类型变更为普通商标并作出不利于迪奥尔公司的审查结论,商标评审委员会对此未予纠正的作法,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合理的期待利益,对此应予纠正。
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基于迪奥尔公司在复审程序中提出的与商标类型有关的复审理由,纠正商标局的不当认定,并根据三维标志是否具备显著特征的评判标准,对申请商标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是否应予准许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审查认定时应重点考量如下因素:一是申请商标的显著性与经过使用取得的显著性,特别是申请商标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实际使用与宣传推广的情况,以及申请商标因此而产生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可能性;二是审查标准一致性的原则。商标评审及司法审查程序虽然要考虑个案情况,但审查的基本依据均为商标法及其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不能以个案审查为由忽视执法标准的统一性问题。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凯元、王闯、佟姝)
指导案例115号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诉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发明专利权/功能性特征/先行判决/行为保全
裁判要点
1.如果专利权利要求的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
2.在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中,责令停止被诉侵权行为的行为保全具有独立价值。当事人既申请责令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又申请先行判决停止侵害,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作出停止侵害先行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行为保全申请予以审查;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定。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9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
基本案情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以下简称瓦莱奥公司)是涉案“机动车辆的刮水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仍在保护期内。瓦莱奥公司于2016年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称,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卡斯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可公司)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陈少强未经许可制造、销售的雨刮器产品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瓦莱奥公司请求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和陈少强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暂计600万元,并请求人民法院先行判决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和陈少强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此外,瓦莱奥公司还提出了临时行为保全申请,请求法院裁定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裁判结果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先行判决,判令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侵害。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民事判决,并当庭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在所述关闭位置,所述安全搭扣面对所述锁定元件延伸,用于防止所述锁定元件的弹性变形,并锁定所述连接器”的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以及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上述特征的问题
第一,关于上述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的问题。功能性特征是指不直接限定发明技术方案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而是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对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如果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发明技术方案的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还同时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原则上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不应作为功能性特征进行侵权比对。前述技术特征实际上限定了安全搭扣与锁定元件之间的方位关系并隐含了特定结构--“安全搭扣面对所述锁定元件延伸”,该方位和结构所起到的作用是“防止所述锁定元件的弹性变形,并锁定所述连接器”。根据这一方位和结构关系,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及其附图,特别是说明书第【0056】段关于“连接器的锁定由搭扣的垂直侧壁的内表面保证,内表面沿爪外侧表面延伸,因此,搭扣阻止爪向连接器外横向变形,因此连接器不能从钩形端解脱出来”的记载,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安全搭扣面对所述锁定元件延伸”,在延伸部分与锁定元件外表面的距离足够小的情况下,就可以起到防止锁定元件弹性变形并锁定连接器的效果。可见,前述技术特征的特点是,既限定了特定的方位和结构,又限定了该方位和结构的功能,且只有将该方位和结构及其所起到的功能结合起来理解,才能清晰地确定该方位和结构的具体内容。这种“方位或者结构+功能性描述”的技术特征虽有对功能的描述,但是本质上仍是方位或者结构特征,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意义上的功能性特征。
第二,关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前述技术特征的问题。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前述技术特征既限定了安全搭扣与锁定元件的方位和结构关系,又描述了安全搭扣所起到的功能,该功能对于确定安全搭扣与锁定元件的方位和结构关系具有限定作用。前述技术特征并非功能性特征,其方位、结构关系的限定和功能限定在侵权判定时均应予以考虑。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的安全搭扣两侧壁内表面设有一对垂直于侧壁的凸起,当安全搭扣处于关闭位置时,其侧壁内的凸起朝向弹性元件的外表面,可以起到限制弹性元件变形张开、锁定弹性元件并防止刮水器臂从弹性元件中脱出的效果。被诉侵权产品在安全搭扣处于关闭位置时,安全搭扣两侧壁内表面垂直于侧壁的凸起朝向弹性元件的外表面,属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称的“所述安全搭扣面对所述锁定元件延伸”的一种形式,且同样能够实现“防止所述锁定元件的弹性变形,并锁定所述连接器”的功能。因此,被诉侵权产品具备前述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在认定上述特征属于功能性特征的基础上,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与上述特征等同的技术特征,比对方法及结论虽有偏差,但并未影响本案侵权判定结果。
二、关于本案诉中行为保全申请的具体处理问题
本案需要考虑的特殊情况是,原审法院虽已作出关于责令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先行判决,但并未生效,专利权人继续坚持其在一审程序中的行为保全申请。此时,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停止侵害专利权的行为保全申请,可以考虑如下情况,分别予以处理:如果情况紧急或者可能造成其他损害,专利权人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而第二审人民法院无法在行为保全申请处理期限内作出终审判决的,应当对行为保全申请单独处理,依法及时作出裁定;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此时,由于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侵权成立,第二审人民法院可根据案情对该行为保全申请进行审查,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担保。如果第二审人民法院能够在行为保全申请处理期限内作出终审判决的,可以及时作出判决并驳回行为保全申请。本案中,瓦莱奥公司坚持其责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诉中行为保全申请,但是其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给其造成损害的紧急情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当庭作出判决,本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行作出责令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保全裁定已无必要。对于瓦莱奥公司的诉中行为保全申请,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罗东川、王闯、朱理、徐卓斌、任晓兰)
指导案例116号
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国家赔偿/错误执行/执行终结/无清偿能力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害,因被执行人无清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而终结本次执行的,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0条
基本案情
1997年11月7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丹东轮胎厂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后者从前者借款422万元,月利率7.92‰。2004年6月7日,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后经转手由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公司)购得。2007年5月10日,益阳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丹东轮胎厂还款。5月23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东中院)根据益阳公司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07)丹民三初字第32-1号民事裁定:冻结丹东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次日,丹东中院向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事项为:查封丹东轮胎厂位于丹东市振兴区振七街134号土地六宗,并注明了各宗地的土地证号和面积。2007年6月29日,丹东中院作出(2007)丹民三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利息暂计至2006年12月20日)。判决生效后,丹东轮胎厂没有自动履行,益阳公司向丹东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2007年11月19日,丹东市人民政府第51次市长办公会议议定,“关于丹东轮胎厂变现资产安置职工和偿还债务有关事宜”,“责成市国资委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按照会议确定的原则对丹东轮胎厂所在地块土地挂牌工作形成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保该地块顺利出让”。11月21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12月28日,丹东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布将丹东轮胎厂锅炉房、托儿所土地挂牌出让公告。2008年1月30日,丹东中院作出(2007)丹立执字第53-1号、53-2号民事裁定:解除对丹东轮胎厂位于丹东市振兴区振七街134号三宗土地的查封。随后,前述六宗土地被一并出让给太平湾电厂,出让款4680万元被丹东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
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中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丹东中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出决定。益阳公司遂于2015年7月16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过程中,丹东中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执行案于2016年3月1日作出(2016)辽06执15号执行裁定,认为丹东轮胎厂现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2007)丹民三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2015)辽法委赔字第29号决定,驳回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最高法委赔监236号决定,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委赔提3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辽法委赔字第29号决定;二、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决定生效后5日内,支付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国家赔偿款300万元;三、准许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放弃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申诉双方并无实质争议。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三个法律适用问题:第一,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保全行为还是执行行为?第二,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是否构成错误执行,相应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第三,丹东中院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益阳公司认为,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不是该院的执行行为,而是该院在案件之外独立实施的一次违法保全行为。对此,丹东中院认为属于执行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丹东中院在审理益阳公司诉丹东轮胎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丹东轮胎厂的有关土地。在民事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诉讼中的保全查封措施已经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措施。因此,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益阳公司称,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未经益阳公司同意且最终造成益阳公司巨额债权落空,存在违法。丹东中院辩称,其解封行为是在市政府要求下进行的,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政策精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丹东中院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必须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定顺位分配该笔款项,以确保生效判决的执行。但丹东中院在实施解封行为后,并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错误执行行为。
至于错误执行的具体法律依据,因丹东中院解封行为发生在2008年,故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即200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由于丹东中院的行为发生在民事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属于擅自解封致使民事判决得不到执行的错误行为,故应当适用该解释第四条第七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执行错误情形。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益阳公司认为,被执行人丹东轮胎厂并非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执行程序不应长期保持“终本”状态,而应实质终结,故本案应予受理并作出由丹东中院赔偿益阳公司落空债权本金、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的决定。丹东中院辩称,案涉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被执行人丹东轮胎厂尚有财产可供执行,益阳公司的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受案条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执行程序终结不是国家赔偿程序启动的绝对标准。一般来讲,执行程序只有终结以后,才能确定错误执行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数额,才能避免执行程序和赔偿程序之间的并存交叉,也才能对赔偿案件在穷尽其他救济措施后进行终局性的审查处理。但是,这种理解不应当绝对化和形式化,应当从实质意义上进行理解。在人民法院执行行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否则,有错误执行行为的法院只要不作出执行程序终结的结论,国家赔偿程序就不能启动,这样理解与国家赔偿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本案中,丹东中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以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为由决定驳回益阳公司的赔偿申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至于具体损害情况和赔偿金额,经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进行协商,双方就丹东中院(2007)丹民三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丹东中院于本决定书生效后5日内,支付益阳公司国家赔偿款300万元;(二)益阳公司自愿放弃其他国家赔偿请求;(三)益阳公司自愿放弃对该民事判决的执行,由丹东中院裁定该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丹东中院错误执行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驳回益阳公司的申请错误,应予纠正;益阳公司与丹东中院达成的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遂作出上述决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凯元、祝二军、黄金龙、高珂、梁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推进司法责任体系建设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推进司法责任体系建设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改革部署和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推进司法责任体系建设”为主题,选编了6件检察改革典型案例,以集中反映各地检察机关在强化司法办案责任体系、健全司法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7月19日
检察机关推进司法责任体系建设典型案例
(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改革典型案例 第二批)
案例1
江苏省检察机关细化办案责任 推动检察权管理全方位、立体式、信息化
【关键词】
司法办案责任 全覆盖 全流程 信息化
【改革情况】
江苏省检察机关紧抓落实司法责任的关键环节,以三个明晰、三个重点、三个保障,进一步细化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责任体系,做到放权与监督相结合、制度与科技相结合、惩处与预防相结合,实现检察权运行管理全方位、立体式、信息化。
一、“三个明晰”,为司法办案科学定责
(一)明晰检察官的职责权限。综合考虑检察权属性的多样性、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和检察权运行的一体性,司法责任制改革伊始即制定三级院检察官职权清单,对每一个司法办案环节的职权进行界定、配置和规范,科学划分检察官权力边界,明确169项职权,实现三级院、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有效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要求。随着改革深入和刑诉规则的修改,对职权清单进行修订,进一步细化明确检察长、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理职责,特别是强调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检察官办案活动的监督权限,切实扎紧检察官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出台《江苏省检察机关办案团队评价标准》,科学界定办案组中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职责。制定《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明确应当提交检委会审议的七类案件、八类事项,强化检委会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管理。
(二)明晰各主体的监督职责。制定工作办法,明确相关部门监督职责。案件管理部门以“案”为主体,通过对案件全流程监管、开展质量评查等,侧重于发现案件本身的质量或程序性问题;检务督察部门以“人”为对象,围绕案件背后检察官是否正确履职、是否存在廉政风险、是否应追究司法责任开展工作,主动就某方面重大检察业务的质量效果和违反检察职责的类案线索进行督察,对确有问题的开展责任追究;控告申诉部门以“信”为来源,承担涉检人员信访举报、控告案件办理等,动态掌握情况,为监督提供线索;机关纪委以“纪”为重点,主要承担廉政警示教育等职责。
(三)明晰各部门的衔接配合。各部门监督职责衔接顺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机关纪委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日常警示教育;案件管理部门、控告申诉部门实时将履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移送检务督察部门;检务督察部门在加强对信访举报、类案线索、案件评查等情况的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院领导召集,检务督察、案件管理、控告申诉、机关纪委和其他相关部门定期会商,汇总研判、分类处置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三个重点”,确保检察官规范履责
(一)以风险源头把控为重点。强化经常性教育提醒。组织拍摄《全面从严治检永远在路上》教育片,出台《江苏检察机关十条禁令》,编印《警示教育读本》《顽瘴痼疾整治教育读本》等,开展经常性廉政警示教育,明确各项办案纪律。强化廉政风险防控排查。梳理出司法办案相关职权190余项,排查出廉政风险点550个,建立相应防控措施1000余条,做法被最高检领导批示肯定,并在全国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针对大量认罪认罚案件检察官裁量权较大现象,制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廉政风险防控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廉政风险防控重点和检察官、部门负责人、检察长职责,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监督,将六类认罪认罚案件列为案件评查必查案件,保障案件质量。强化案件备案审查。对涉黑、挂牌督办的涉恶、重大分歧等3类案件,实行省市县三级院把关,对其他所有涉恶案件实行两级备案审查,并延伸至涉疫情案件、涉民营企业案件。
(二)以案件全程监督为重点。加强部门负责人过程监督。部门负责人通过业务系统实时了解和掌握检察官办案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检察官办案中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并有权对重点案件、疑难复杂案件提出审核意见、视情况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建议提交检察长或检委会审议等,确保本部门案件办理质量。加强案件全流程监督。自主研发案管大数据应用平台,事先梳理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规则写入平台,平台实时抽取、自动比对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的办案数据。每日对全省案件质量流程监控、电子卷宗制作、律师权利保障、涉案财务管理、案件信息公开等工作实行全面实时监管,对检察官办案不规范的情况,如超期、未按规定发送权利告知书或其他程序遗漏等,实时亮灯预警,直接通报到具体院具体案件,直至检察官按要求整改,规范按期办结案件,实现案件从进到出全流程、全留痕自动实时监管。加强业务数据定期研判会商。建立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工作机制,每双月研判会商检察业务发展态势、办案质量、效率效果,分析业务数据反映的办案问题,及时提醒预警相关业务部门和检察官重点关注,并为党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建立检察官联席会议、重点案件监督管理、重大事项记录报告等制度,切实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事中监督。
(三)以定期评查督察为重点。坚持“专项评查+随机评查”,会诊案件质量。针对重点案件开展专项评查,常态化开展随机评查。2020年在全省推广网上异地专业化评查,异地评查案件共8673件,形成问题清单,督促相关业务部门整改,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通报,评查问题整改率98.65%,同比上升6.38%,把牢办案质量“生命线”。坚持“常规督察+专项督察”,推动解决易发多发问题。案件质量评查、类案分析研判基础上,常态化开展集中整治、专项督察活动。2020年开展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反任职回避制度集中整治,对全省三级院18865名检察人员(含劳务派遣等编外人员)逐人排查,对排查出涉嫌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38人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组织开展因不捕不诉申请复议复核、撤回起诉、被判决无罪、被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等四类案件的专项督察,对735件四类案件进行全面排查,查找出29个方面的问题。
三、“三个保障”,确保有效追责
(一)业绩考评保障正确导向。研发“江苏检察机关考核平台”,制定《江苏检察机关检察官业绩考评实施办法(试行)》《江苏检察官业绩考评指标和计分规则(试行)》,围绕案件办理质效,以省院“标准库”+各级院“本地库”的形式,细化完善检察官业绩考评体系。突出办案质量,“标准库”302个指标中,办案质量指标144个,占比47.7%。同时,坚持将司法监督结果纳入检察官绩效考核指标,并记入个人司法档案,考核结果与个人年度考核、评先树优、司法绩效奖金挂钩,倒逼检察官规范高效履责,有效保障规范司法正确导向。
(二)智能监督保障运行高效。创设智能化精准化案件质量评查机制。依托案件管理智能辅助应用平台和电子卷宗系统,在全国首创市内跨县区案件质量网上交叉评查、全省跨市指定罪名网上专项评查机制,每日、每月、每季、每年动态比对、筛查、通报全省司法办案质量情况。推行大异地专业网上评查后,发现的问题逐渐由程序向实体转变,发现的问题也更加精准,对检察官办案监督指导也更加精准。建成使用视讯综合应用管理平台。整合全省三级检察院司法办案、信访接待、机关周边安防等重要场所16000余路监控视频,实现远程监督全覆盖,办案场所使用规范率上升至98%、检察人员办案行为规范率上升至99%、办案安全率实现100%。
(三)严肃追责保障监督刚性。加强检察官惩戒。出台《江苏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和《惩戒办法》,明确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程序,对检察人员因故意违反法律规定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司法责任。如对某市检察机关1名构成重大过失、1名构成一般过失、3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的检察人员,依规定进行处理处分。常态化检视案件。对存在瑕疵、造成较大影响的案件,认真开展检视剖析。省院先后召开2次案件检视会、对6个案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自我检视,并责成7个单位召开案件剖析会进行检视剖析;组织对2018至2020年40件国家赔偿案开展专题剖析,逐案分析原因、总结反思教训。强化追责问责。对存在重大过失、一般过失、监督失责或违反办案程序和相关规定等情况的责任人,分别采取不规范司法行为约谈、提醒谈话、批评教育等方式问责,在全省检察机关形成震慑。对在执法督察中发现问题的4名责任人进行追责,对4名责任人进行不规范司法行为约谈,对39名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或批评教育。
【典型意义】
自立体构建检察办案责任体系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四大检察”案件质量指标持续向好。2020年无罪案件数量、撤回起诉、法院退回案件数量下降,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抗诉改变率与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率位列全国前列,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数大幅上升,采纳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公益诉讼案件受理数同比显著上升。通过构建定责、明责、履责、考责、追责的有效闭环、环环相扣,确保“放权不放任”,有效防止了案件质量风险和廉政风险。
案例2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统筹办案与管理 建立市分院检察长差异化考评规则
【关键词】
市分院检察长 业绩考评 差异化
【改革情况】
针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的考评,如何区别建立符合该类主体的考评模式,是推行业绩考评工作中的难点。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按照最高检对于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业绩考评的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市分院检察长业绩考评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在市分院检察长业绩考评的创新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
一、考评内容上,统筹考虑办案成果和管理成效
一方面,业绩考评的专业性,决定了业务工作仍要作为检察长考评的重点内容,所以在制定《实施细则》时,将检察长自身办案情况作为效率指标的主要评价内容,并鼓励其重点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系数设置和分值权重上对实体案件、疑难案件予以倾斜。另一方面,考虑到检察长工作中业务指导与管理内容占比较大的特点,为更好发挥其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头雁作用,带动整个地区检察工作有序开展,将能够体现其领导能力的辖区两级院检察业务实绩,也纳入检察长考评范围。比如,辖区两级院办理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由于在案件类型上、办理方式上、法律适用上均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意义,体现了检察长站位较高的指引、审核、把关工作,凸显了检察长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因此,《实施细则》将该部分工作内容,纳入检察长考评的质量指标范围。又如,《实施细则》将“以上看下”(系黑龙江省检察院对各市分院考核评价机制)业务类考核结果中,被评定为优秀的业务工作,确定为质量考评指标加分标准。这主要是考虑“以上看下”评价的业务类工作,能够集中反映当地检察机关的整体成绩,是检察长在某一方面、某一条线业务工作中付出努力的成果折射。通过这种方式,从省级院视角,既可以对重点工作内容予以肯定评价,又可节约考核资源和评价成本,促使两种考评制度相互补充,使《实施细则》内容更加全面合理。
二、考评体例上,遵循既有框架又有适度创新
市分院检察长业绩考评是检察官业绩考评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在考评制度的体例设计上仍沿用最高检对检察官业绩考评的质量、效率、效果三类指标的模式。但是在整体指标类别不变的前提下,在具体考评内容设置上,省检察院结合检察长工作涉及业务面广、内容繁杂的特点,认为不宜在检察长考评实践探索初期过多地设置指标内容,应抽取有代表性的工作内容,以点带面地评价检察长的业务把控和统筹领导能力,为考评中结合问题实时调整留出空间。有鉴于此,选择了部分能够集中反映检察长工作情况以及具有引导作用的工作内容,进行考评指标设置。比如,对于效果指标的考评,着重通过工作经验或成果等获上级单位、主要领导的肯定情况,重点突出评价工作成果,以点带面地反映所在地区检察工作情况。又如,贯彻落实张军检察长在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院领导应当主要办信访申诉案,每办一案,都是更深入广泛调研,可从中发现、解决许多监督办案和检务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的要求,引导检察长办理信访申诉案件,主持公开听证,在效率指标的考评内容中,单独设立分值予以评价,发挥业绩考评指挥棒作用。
三、考评规则上,充分考虑检察长换届、调任等实际情况
相对于一般检察官业绩考评而言,检察长业绩考评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科学处理检察长调任、换届等特殊情况,既不让业绩考评“缺位”,又保持客观公正。在2020年度业绩考评中即存在一些市分院检察长新任、转任、退休等特殊情况,使得考评规则在检察长办案基础数量的确定、检察长工作业绩所属地区的认定等方面产生分歧。经过研讨论证并提交省检察院党组会审议,确定新任、转任检察长以考评周期内任期超过半年的地区为考评业绩所属地;新任职检察长任期不足半年的,由考评委员会结合其在原单位工作情况对其考评等次予以认定,但不参与考评排名。这一做法弥补了检察长调任、换届等特殊情况下的考评“缺位”问题,较好地把握住了业绩考评全覆盖的效度,赢得了检察干警的普遍认可。
【典型意义】
建立区别于普通员额检察官考评制度的市分院检察长考评规则,是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合理化、精细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考评“指挥棒”作用,有针对性地引领这类考评主体的工作侧重,以更好地发挥领导干部在检察工作中的带头、示范作用。
案例3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优化层级责任 构建基层院综合评价体系
【关键词】
业绩考评 综合评价 一体化管理
【改革情况】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在建立健全检察官业绩考评体系的同时,对原有层级化评价体系进行重构,坚持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检察业务与检察管理、静态考评与动态监测四个维度的融合,构建了与检察官业绩考评体系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综合评价体系,有力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综合评价体系的目标、方法与导向
(一)评价目的。综合评价的目的是引领全市各级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最高检、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持续促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
(二)评价主体。综合评价体系的评价主体为天津市院,评价对象为各分院和各区院,市院成立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制定评价方案,组织、协调评价具体工作事项,市院各职能部门负责本条线具体考评。
(三)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主要由队伍建设、检察业务、政务综合三大项组成,其中,队伍建设指标主要包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决策和最高检、市委部署要求情况,抓党建带队建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检察业务评价指标以最高检《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为主要依据,围绕“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及天津市特色检察工作进行“本地化”设置。政务综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综合办公、新闻宣传、信息化建设、技术办案、检务督察等。考评指标设置在数量上严格限制,从原来基层院考核设置的580项指标精简到138项,同时保持指标体系的动态开放,根据工作需要每年进行动态调整。
(四)评价方法。突出评价的客观性,对队伍建设、政务综合评价,可量化或者确实有客观依据的纳入评价。对检察业务评价,主要依据业务数据进行量化评价,重点对能够反映办案力度、办案质量和效果的指标数据进行评价。评价周期为全年,1-6月进行一次半年评价。建立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机制弥补动态监测功能。考评体系还设置异议复核机制,确保考评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效避免了原有基层院考评中结果过度量化、分值配比难以平衡、指标设置不科学、考评程序过于繁杂等问题。
(五)评价导向。突出办案质效,依据客观数据或客观事例,以述评形式开展正负向评价,既有正向的分析评价,以激励先进,也注重横向对比,坚持问题导向,点名道姓点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鞭策相对薄弱的工作加以改进。同时辅之以具体数据分析,不再单纯以数据论成败,不再进行分值量化,不再进行划档排名。
二、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优势
与以往的基层院考核体系相比,综合评价体系具有指标清晰、导向鲜明、简便易行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模式上更加注重激发各级院发展内生动力。重构后的综合评价体系不再像以往是为了进行考核、评比,落脚点在于传导压力、激励引导,有效推动各院的工作,对各下级院的具体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公示,精准画像,把脉问诊。指标设定主要是围绕最高检通报的核心数据和应当落实中央、市委和高检要求的重点工作,同时明确各项指标的定义,便于各级院正确把握理解。评价过程中,对指标的完成情况原则上按照正向不多于5个院,负向不少于2个院的评价原则开展评价,只计个数不计权重分值,不再设定具体的分值,也不进行累计叠加、排名排序。主要目的就是让各级院对于自身重点核心业务数据的工作情况予以掌握,对负向评价项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断加以改进。
(二)考评对象上更加突出各级院的整体工作。重构前的考核对象为基层院的具体工作部门,由市院各个条线负责本条线的考评工作,事前公布方案,考核后计算分值进行排名。重构后更加强化“强基导向”,突出各基层院的整体工作,不再分具体是哪个部门,不会再出现“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的现象。同时将分院和铁检院也都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实施有效管理,进行工作压力传导,以各项评价指标的持续改进,推动各条线、各院工作整体提升,进而带动全市检察工作整体进阶上位、高质量发展。
(三)评价方法上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重构前的考评主要是年初制定考评指标,年底向各院的具体部门要各指标的完成情况,后汇总计分。重构后的评价体系主要是根据检察业务核心数据,在各院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与全国相应数据对标对表,数据统计更顺畅准确,不再“难产”。改变了原来年底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向各院的具体部门要数据,再进行逐一核实汇总统计的现象。既减少了工作的繁杂与负累,又增加了评价的客观与公正。同时,对各项指标不打分,只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进行正负向评价,强化对各院各项指标数据的“述”和“评”,各院每项工作的优劣在评价报告中一目了然。
(四)评价结果上更加注重客观权威。市院综合评价办公室汇总形成初步评价意见后,由担负综合评价职能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比对,不再为某项工作赋分值、配比评分,然后提交院党组会议审议后在全市检察系统公开。公开后组织各院结合工作实际,围绕综合评价指标确定的工作导向,对综合评价情况逐项分析研判,进一步巩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市院各职能部门根据评价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各分院、基层院加强指导,督促对口条线负向指标的改进推动,特别是对本条线对标最高检指标相对落后的项目、负向指标相对较多的基层院,主动、靠前指导,并定期通报整改进度,增强综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
三、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系统观念,实现评价精准化。注重提前谋划,在每个评价年之初便进行制定,并结合年度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指标设置和指标定义,有效强化办案指标导向作用。突出办案质效,将“案—件比”作为刑事检察核心指标,对能够直接评价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质量的无罪判决数等6个刚性指标,只要发生即给予负向评价。加强系统集成,在确保评价体系相对稳定情况下,对已经形成定式的指标适当瘦身。如原来在刑事检察工作指标体系中对综合治理类检察建议工作单独评价,在2020年度综合评价时对各类检察建议一并整合总体评价。使评价指标导向性更加明显,评价契合度更高,为各院抓好工作提供了遵循。
(二)预留发展空间,实现评价本土化。注重发挥评价的整体作用,不打分、不设权重,点面结合,提升评价质量。针对各院情况不同,除了规定硬性指标外,不搞一刀切,给基层院特色工作留下自主的空间,鼓励各基层院根据具体情况,打造本土自身的特色亮点。各基层院勇于探索实践、自觉争创一流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截至目前,全市各基层院凝炼形成了晨曦未检、西青检察KPI(关键绩效指标)等21个工作品牌。
(三)完善指标体系,实现评价动态化。随着司法理念、工作部署、工作重点等的变化而进行实行动态调整,与时俱进“增、减 、调”。“增”就是需要落实中央、市委和最高检新的要求或举措,及时添加指标,确保落实。“减”就是当有些考核项目已经发生变化或不合时宜,应从评价中及时剔除。“调”就是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业务工作的侧重点可能有所调整,评价项目标准也相应调整,使靶向性更加精准。对全市检察机关运行态势普遍良好的指标,比如全市各级院复议复核改变率均为0,统一不作正负向评价;又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不再以适用比率排名,不再对绝大多数院作出正向评价,只对适用率低于85%的院进行负向评价,进一步突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导向作用。而对全市检察工作中较为突出的短板弱项,比如民事检察,负向评价涉及的院就比较多,目的就是要增强危机意识,不断改进工作。
(四)借助科技手段,实现评价信息化。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明确考评“数据以案管为准,案管以系统为准”的原则,检察业务数据通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提取,改变以往考评指标涉及项目多、分数计算比较繁杂,靠人力挨个去统计、筛选、填录,再逐人、逐案去核对的局面。对于非检察业务的综合性评价指标坚持瘦身减项,不必要的、没有客观依据的一律不作为评价指标,纳入评价指标的也要以日常掌握的数据为准,不再为了评价而向各院要报表、要台账、要数据,增加无谓的工作负担。研发《检察信息直报系统》《案例报送应用平台》等软件系统,实现了各项数据直接抓取、自动导入、考核项目灵活配置、评价结果自动产生的功能,数据更加科学、准确、客观。
【典型意义】
天津市检察机关的综合评价体系运行两年多来,与检察官绩效考评形成了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原有基层院考核体系的弊端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在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监督效果上发挥了“风向标”“指挥棒”作用,增强了上下层级监督指导责任落实力度,提升了检察工作整体质效。
案例4
云南省检察机关压实领导干部带头办案责任 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领导干部 带头办案 引领示范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改革情况】
近年来,云南省检察机关着力健全工作制度、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监督机制,落实领导干部直接办案、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要求,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办案质效提升、管理水平提高。
一、规范领导干部带头办案、亲历办案职责,健全领导干部常态化办案机制。2016年制定出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入额院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直接办理案件暂行规定》,2018年、2019年先后制定《关于全面落实检察长带头办案和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要求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办理案件工作的通知》,规范领导干部办案工作。一是细化办案责任系数。要求将各级检察院副检察长、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全部配置在公诉、侦查监督等一线业务岗位,同时将市县两级院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直接纳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参与轮案,并对院领导直接办理案件数量的占比系数作出明确规定。二是明确亲历办案事项,防止走过场。详细规定阅卷、提审、审查、出庭等员额检察官必须亲历的事项,杜绝全程代为办案的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领导干部办案中看纸质材料多、听汇报多,审阅卷宗少、面对当事人少的情况。三是严格执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人确定机制。明确通过升级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将领导干部以检察官身份确定为直接承办人,按规定编入固定办案组织参与轮案,并独立负责办理案件,避免发生干预分案、挑案办理等情况。四是实行院领导直接轮案机制。怒江州检察机关针对入额院领导占员额检察官比例较高的实际,院领导直接轮办案件,全州4个基层院检察长均在各自案件中出庭支持公诉,2020年贡山县检察院的院领导直接办案数占全院案件数的80%。2019年、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办案数连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办案数达40308件,领导干部人均办案49.64件,占同期全省员额检察官人均办案数的39.09%。
二、强化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责任,充分发挥办案示范引领效应。全省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严格落实相关制度,主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影响性案件,不断提高司法办案能力,带动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整体提升。一是检察长带头办理影响性案件。如,省检察院检察长包案化解申诉长达10余年的谭某某申诉案,亲自接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亲自阅卷,在作出维持存疑不起诉决定后,充分考虑被害人家庭实际困难,协调各方给予被害人司法救助,面对面倾听被害人心声,深入释法说理,推动案件息诉罢访、案结事了。二是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推动办案质量效果提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省三级检察院入额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省检察院及州市检察院领导认真落实涉黑涉恶犯罪挂牌督办包案制度,从审查案卷做起,加强对案件的直接办理、部署、全程指挥,严控案件质量,确保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三是案件类型全覆盖,带动业务条线办案工作上台阶。从案件类型来看,2021年上半年,各级检察院领导直接办理的案件覆盖“四大检察”,其中,刑事(含刑事执行、未检、控申)、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分别占70.02%、15.64%、10.26%。昆明铁检分院检察长直接承办公益诉讼案件,会同中国铁路昆明局、大理州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实地调查祥云县沙龙镇谢官营村委会楚大铁路线K128+800左侧村民私打水井危害铁路安全问题,审慎采取磋商方式推动祥云县先后解决高铁线下重点安全隐患点25处,带动同类案件办理,保障高铁线下安全。
三、加强领导干部带头办案监管,防止领导干部办挂名案、简单案、凑数案。领导干部办了多少案?有没有办挂名案、简单案、凑数案?所办案件是否发挥出精品案件的引领示范作用?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的这些痛点、堵点,云南省检察院多措并举完善监督机制,确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检察权运行模式。一是实行逐月通报制度。建立并实行领导干部直接办案通报制度,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以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为基础,对入额院领导干部直接办理案件的数量、办案所占比例、参加检察官办案组的情况、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情况及审批审核案件情况分别统计,实行月通报,推动入额院领导办案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透明化,将入额院领导办案情况置于上级检察院和全体检察人员监督之下。二是强化抽查督导。依托司改督查机制,对全省17个分州市检察院及部分基层检察院落实领导干部办案制度情况进行督查,把亲历性作为入额院领导办理案件的主要标准,从严审核所办案件,不仅抽查卷宗查看办案痕迹,而且对承办院领导进行个别谈话、现场提问,一旦发现只办简单案件、办案痕迹不明显、检察官联席会议记录不全面、不了解案情等问题,立即督促整改。三是建立对院领导办理案件的流程监控制度。明确对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下刑事案件的各办案环节、节点的办理期限、诉讼权利保障、文书制作等流程进行重点监管,对重点案件、办案流程中的重要节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廉政风险点,通过发送流程监控提示函、流程监控通知书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实时监督。2019年以来,全省三级院检察长严格落实亲自阅卷、亲自提审、亲自审查、亲自出庭等要求,直接办理案件9119件。
四、推动领导干部在亲自办案中发现问题,提升检察办案和管理能力。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在亲自办案中,注重发现问题、探索创新,不仅有效提升办案质效,而且对开展法律监督、探索改革路径、提升队伍素质起到了助推作用。一是精准深挖线索,推动社会治理。如,德宏州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直接担任陈某等10人涉黑犯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通过办案发现犯罪线索,推动打掉跨国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5个,破获相关案件510起,提起公诉173人,跨国黑恶势力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又如,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主办刘某某等47人涉黑案,追诉遗漏犯罪事实15起,对不涉黑的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分案处理,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4份,有力推动深挖根治、行业整治、长效常治。二是探索和总结检察工作经验。在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地落实的过程中,各级检察院领导通过办案带头探索符合本院实际的措施办法,稳步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如,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带头办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积极探索“三集中三简化”办案模式,该院首创的在羁押场所滚动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宣讲动漫视频的做法被最高检推广。三是发现和解决检察管理深层次问题。各级检察院领导在亲历式办案中不仅注重对重大案件的质量把控,而且注重发现案件质量管控、检察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探索解决问题之道,推动解决司法办案、队伍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推动办案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如,2019年12月,省检察院检察长在阅卷的基础上,就孙小果案列席省高院审委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省高院经审议全部采纳检察长列席意见;同时,通过亲自办案发现检察环节监督责任无感、履职不到位、监督虚化弱化等问题,对12名检察人员进行问责,并牵头对案件进行剖析,下发通报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入查摆并整改检察监督责任不落实等问题,推动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监督责任不断压实。
【典型意义】
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办案责任,目的是要让领导干部通过办案了解情况、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总结办案经验,预防、解决检察管理、司法办案中的问题,带动整个队伍提升办案能力水平。云南省检察机关多措并举,狠抓入额领导办案工作,解决了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办案、办什么案、办多少案、怎么办案及办案责任问题,工作成效明显,具有较好的示范、推广价值。
案例5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 规范羁押措施裁量权
【关键词】
社会危险性 量化评估 逮捕必要性 裁量权
【改革情况】
社会危险性是审查逮捕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有利于规范行使检察裁量权,减少逮捕必要性判断中的主观性,提升司法透明度,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积极落实“少捕慎押慎诉”司法理念,根据《广东省检察机关降低审前羁押率工作指导意见》,结合司法实践数据分析,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对落实司法责任、强化司法人权保障、降低审查羁押率具有重要意义。
一、紧贴司法实践,科学构建量化评估模型
通过对社会危险性评估方法的研究,借鉴罪犯再犯风险评估模型,结合司法实践数据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和统计学分析,明确社会危险性包含的人身危险性要素和诉讼可控性要素,构建系统化、可操作、可量化的评估机制。一是创造性构建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型。将量化评估因素分为人身因素、犯罪因素和妨碍诉讼因素三类,细化评估项目43项,确定各类因素在社会危险性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召开专家评估咨询会议,邀请法学专家参与项目评估改进,借助“外脑”提升项目科学性。二是研发评估系统。根据已成型的模型建构与量化表格,引入信息化手段,研发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系统,实现便捷操作。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诉讼可控性等量化情况分类代入,通过特定算法,既可得出是否应予逮捕的基准判断,还可将量化评估结论形成审查报告结论性文字,以及系统使用情况统计、查询等,切实提高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效率和量化评估精准度。三是通过数据分析优化评估认定机制。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数据验算工作,对该院2019年以来审查逮捕案件进行对照检验,发现影响逮捕准确率的15项因素重新赋予适当的分值,规范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据收集、审查认定,提高适用逮捕的准确性。
二、细化司法责任,完善量化评估配套机制
为确保量化评估机制在审查逮捕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环节得到正确适用,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体系,进一步细化了司法审查责任体系。2020年12月,制定实施涵盖实施原则、调研考察、深化逮捕标准、提高提前介入、完善捕前分流、跟踪羁押审查、探索替代性非羁押措施、沟通公法联动、监督评查等十四个方面内容的降低审前羁押率实施意见,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提供了方向和前期制度保障。2021年2月,出台《刑事诉讼流程异常案件强制研判制度》,明确对捕后不诉、捕后轻缓的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进行强制分析研判,以了解刑事诉讼流程异常出现的原因,从而及时发现制度与个案匹配时存在的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创新探索替代型非羁押措施的适用、“犯罪数额+罚金”的保证金缴纳制度、弃保潜逃后追逃工作衔接等工作,保障在适用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判断后,控制各种诉讼风险,完善羁押替代措施,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据统计,2021年1月至5月,该院审前羁押率为48.48%,同比降低17.5个百分点。
三、统一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降低呈捕率
在初步完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后,南沙区检察院将该系统与公安机关共享,与公安机关统一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标准,从源头上减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案件移送审查逮捕。该院在前期探索中发现,公安机关严格把握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减少案件呈捕率,通过其自行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直接起诉,可以更加高效地降低审前羁押率。为此,该院正在结合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系统的运作状况,收集公安机关的使用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后,同步与公安机关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将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等情形予以固定,完善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捕前分流,减少呈捕案件,逐步推动非羁押式移送审查起诉常态化机制。
【典型意义】
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审查逮捕决策的客观性,降低审查逮捕中的恣意,规范检察裁量,落实司法责任,增强司法人权保障。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运用大数据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型,组织研发出自动计算的评估系统,不断优化各要素分值权重,评估结果的精准度高,对降低审前羁押率产生了显著成效,对其他检察机关推进降低审前羁押率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案例6
甘肃省天水市检察机关推行办案瑕疵累计积分处置机制 压实检察办案监管责任
【关键词】
办案瑕疵 累计积分 办案责任
【改革情况】
为进一步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检察官履职权责统一的要求,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制定《天水市检察机关检察官办案瑕疵累计积分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形成一套具有特色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体系,较好地发挥了提升案件质量的“助推器”、压实办案责任的“紧箍咒”作用。
一、定标准建机制,监督管理有据可依。一是明确积分标准。《办法》对检察官在办案期限、强制措施、文书制作等9个方面可能出现的58种情形和在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32类问题确定了办案瑕疵扣分标准,对不同问题依其严重程度扣1-10分,以一年为一个办案瑕疵累计积分管理周期,全面涵盖了各类案件办理流程中常出现、易出现的问题。二是制定处理措施。凡检察官办理的公诉案件瑕疵累计积分40分以上,其他案件瑕疵累计积分30分以上及在省、市检察院组织开展的案件质量评查中被评定为不合格的案件,因事实和证据原因形成捕后绝对不起诉、撤回起诉和无罪案件,记入检察官司法档案,作为年终评定绩效等次及启动退出员额机制的重要依据。三是建立倒追机制。对连续出现瑕疵累计积分达到一定标准的办案单位,取消评先选优资格,相关主要负责人要作出检讨,同一年度出现多件不合格案件的,对相关部门及基层院负责人进行约谈,对相关人员依规作出处理,自上而下传导压力,层层压实办案责任。
二、重落实强配套,制度落实保障有力。一是建立“晒案”机制。每季度将检察官办案扣分情况以问题清单形式在全市检察机关通报,对办案瑕疵根源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办案人员在规范意识、责任意识、专业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促使检察官主动认领,逐项整改落实。二是强化制度衔接配套。将《办法》落实与案件质量评查、绩效考核和案件流程监督等制度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办法》的落实效力。三是严肃处理。《办法》施行以来,已对6件不合格案件的11名责任人(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部门负责人2人、其他检察官7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将其年度绩效考核评定为四等次,并扣发年终绩效考核奖金,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考核年度不计入检察官等级晋升年限。
三、出成果见实效,案件质量全面提升。一是检察官办案“三个意识”显著增强。通过对《办法》的严格执行,检察官多办案、办好案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实现了从“要我改”向“我要改”的态度转变,程序意识、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了明显增强,履职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二是案件办理不规范的问题明显改观。不合格案件数量从2018年的5件下降为2020年的0件,不规范问题数从2018年的1554处下降为2020年的310处,以《办法》运行促案件质量提升的目标基本实现。三是优质案件不断涌现。改革以来,2件刑事执行监督案件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精品案件,1件行政检察案件被最高检评为优秀案件,9件案件或司法文书入选“全省十大未成年人工作典型案例”“全省十佳法律监督案件”“全省十大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全省十佳民事检察典型案例”“全省十佳民事检察优秀法律文书”等。另外还有3件案件在省、市院案件评查中被评为优质案件,予以通报表扬,使改革成效得以充分体现,切实落实了司法责任,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典型意义】
案件质量是检察司法办案的生命线,确保案件质量是检察机关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最核心的内容。天水市检察院紧抓司法责任制落实的关键环节,探索检察官办案瑕疵累计积分处置制度,为检察官办案质量评价和管理提供了可量化、易操作的制度样本,进一步深化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真正体现了“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对提高检察官办案水平起到了较好推动作用,具有很好的示范、推广价值。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定,现将卢某诉福建省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46-149号)作为第三十六批指导性案例(行政检察类案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3月3日
卢某诉福建省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46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定罪量刑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抗诉 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要旨】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行为人持有的所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存在适用法律不一致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个案监督和类案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推动有关机关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1日21时许,卢某酒后无证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碰撞路边行人吴某珍,致其轻微伤。经鉴定,卢某的血液酒精浓度为255mg/100ml,已达醉酒驾驶标准;经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某大队交通事故认定,卢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市交警支队某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卢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的行为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该市某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卢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决已生效,300元罚款已折抵)。此后,市交警支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卢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卢某不服该处罚决定,以其持有的小型汽车驾驶证与涉案交通事故无关为由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维持市交警支队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卢某不服,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卢某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因醉酒无证驾驶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又因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受到罚款的行政处罚。现市交警支队再以卢某醉酒驾驶而吊销其小型汽车驾驶证,该行政处罚与卢某已经受到的刑事处罚和行政罚款处罚存在矛盾,故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二审判决:一、撤销区人民法院所作的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市交警支队所作的吊销卢某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市交警支队不服二审判决,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后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遂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不予再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卢某醉酒无证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分别受到刑事处罚和吊销驾驶证、罚款的行政处罚,三者之间不存在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各类型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资格的处罚,不是只剥夺驾驶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基于行为人实施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认为允许其继续驾驶机动车或将危及公共安全,由此作出终止其驾驶许可的决定。这是对违法行为人道路交通安全和法律意识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与违法行为人实际持有驾驶证的准驾车型无关,也与其实施违法行为时实际驾驶的机动车类型无关。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2019年,本省公安机关作出吊销驾驶证行政处罚案件中有32件被法院裁判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在这些案件中,公安机关认为吊销驾驶证是指对违法行为人所有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一并吊销;法院认为一并吊销依据不足,且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通常判决撤销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执法和司法中对法律理解和适用不一致。
监督结果。2019年9月30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中“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非可选择的处罚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第四条第二款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市交警支队在卢某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对其处以吊销所有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5月2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一、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二审判决;二、维持区人民法院所作的一审判决。
类案监督。鉴于类似案件社会影响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存在认识分歧,影响执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主动加强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沟通协调,围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问题进行座谈研讨,就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诉讼案件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问题达成共识。2021年3月19日,福建省公安厅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案件办理的通知》,要求加强源头管理,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相关规定内容纳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题库;同时,鉴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减损被处罚人权益,对被处罚人影响重大,要求规范办案程序,严格事实认定,综合考量违法驾驶者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体现过罚相当。2021年4月30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会议纪要,就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案件提出具体要求,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截至目前,该省未再出现涉吊销驾驶证行政案件执法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指导意义】
(一)对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醉酒驾驶等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吊销驾驶人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对构成犯罪的,刑事处罚与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并不互相排斥,司法机关依法追究驾驶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鉴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属于减损被处罚人行为能力的行政处罚,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定情形,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要综合考量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决定是否吊销,确保过罚相当。
(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是一种资格罚,旨在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类型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格。法律规定对驾驶机动车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要求持证驾驶,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公共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吊销持证人所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并非吊销某一准驾车型的驾驶证。行政执法、司法活动中须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法规,符合立法目的和社会管理目标,实现行政处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治理功能。
(三)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行政裁判和执法决定存在适用法律不一致的共性问题,应当开展类案监督。检察机关在依法监督纠正个案错误的同时,应当与行政机关、人民法院进行磋商,促进形成共识,解决执法司法办案中认识不一致、标准不统一等共性问题,推动统一执法司法标准,正确执行法律。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修正)第四条第二款(现为2021年修订后的第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修订)第四十八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五十条)
湖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对市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47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行政诉讼执行活动 程序违法 异地管辖
【要旨】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应当对执行立案、采取执行措施、执行结案全过程进行监督,促进行政裁判确定的内容得以依法及时实现。发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存在同类违法问题的,可以就纠正同类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督促落实,促进依法执行。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原则上由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同级对应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责。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湖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李某某申请执行某县公安局返还强制扣押财产一案,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行政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某县公安局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李某某向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该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书,但该裁定书没有依法写明当事人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对终结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救济权利和期限。
市人民检察院在监督办案中还发现另有申请人苏某某申请某镇政府履行行政判决、申请人蒋某某申请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行政判决两个案件,市人民法院作出了终结执行的裁定,亦没有写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及异议期限等权利救济的内容。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不规范问题在当地并非个别,影响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正当权利,损害司法裁判公正性,决定对该市人民法院2017年至2020年的行政诉讼执行案件开展专项监督。
审查核实。市人民检察院在对市人民法院20件行政诉讼执行案件进行审查、调查及类案比对后发现,该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存在以下违法情形:一是立案程序不规范。20件案件中有13件未在七日内立案,存在立案超期问题。二是送达、告知、执行和解等程序不规范。有7件案件存在未送达、超期送达或留置送达不符合规定等问题;有11件案件送达终结执行裁定书未告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和期限;有1件执行和解案件被执行人未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三是结案程序不规范。有1件案件违反非财产类执行案件不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的规定,对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行政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2件案件,行政机关仅出具了暂缓的说明,并未实际履行,而以终结执行、执行完毕方式变通结案。
类案监督。针对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市人民检察院研究认为,这20件案件中多件案件存在相同违法情形,分别进行个案监督内容重复、效率不高,应当进行类案监督。2020年9月10日,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改进行政诉讼执行工作:一是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在法定期限内对当事人申请的行政诉讼执行案件予以受理。二是规范送达、告知、执行和解等程序,送达法律文书应当严格按照法定方式和期限送达,并依法告知救济权利和期限;对于执行和解案件,严格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必须签字确认。三是规范结案程序,作出终结执行或终结本次执行裁定需具备司法解释规定的前置条件。
监督结果。市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从五个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并回复市人民检察院:1.严格执行立案登记制度,加快审查申请立案材料速度,规范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行为,确保在接收材料后七日内完成立案。2.安排专人负责送达,接收案件材料后立即通过湖南省政务外网短信平台和法院特快专递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等材料,相关执行措施作出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送达法律文书。3.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签署的相关要求,对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并存卷;达成口头和解协议的,由执行人员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4.对执行结案不规范问题进行整改,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终结执行、终结本次执行、执行结案等不同适用条件,根据执行实际结果,规范适用不同执行结案方式。5.对终结执行案件,依法告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将告知情况附卷,规范对当事人执行异议权利的告知程序。
对在专项监督中发现的终结本次执行不符合条件和变通结案的案件,市人民检察院跟踪督促人民法院及时采取法定措施执行到位。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行政诉讼执行监督,促进人民法院依法及时执行生效行政裁判。行政诉讼执行直接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有不依法受理执行申请、不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不依法采取执行措施,错误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终结执行,以及其他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执行职责情形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二)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诉讼执行中存在多发的同类违法情形,可以进行类案监督。通过比对人民法院同类案件的处理情况,发现多起案件存在同类错误或者违法行为,实施个案监督内容重复、效率不高的,可以对同类案件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归类,分析研判案件所反映的共性问题,依法提出针对性的类案监督检察建议,跟踪督促落实,促进一类问题的集中解决,提升监督质效。
(三)人民检察院办理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应当践行便民理念,以对应监督管辖为原则,以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指定管辖为补充。集中管辖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原则上由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管辖并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责。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需要,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异地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涉诉行政机关所在地检察机关应当提供协助。当事人向涉诉行政机关所在地检察院申请行政诉讼监督的,涉诉行政机关所在地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其向集中管辖所在地对应的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必要时可以将相关材料直接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八十六条、第二百三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八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八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施行)第四百八十二条、第五百一十九条(现为2020年修正后的第四百八十二条、第五百一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终结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期限问题的批复》(2016年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2015年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2016年施行)第五条
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强制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48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违法占地 非诉执行 不予受理 法律适用错误
【要旨】
人民检察院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对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在多个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存在同类法律适用错误的,可以通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进行监督,解决一类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法律监督效果。
【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20年,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某县国土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辖区内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后,先后作出多个包含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等内容的处罚决定。部分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其中的64个处罚决定先后以直接提交、邮寄申请书等方式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县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2018年12月,某县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发现该类案件线索,对其中3起典型案件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根据案件情况,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了解近年来拆除违法建筑物行政处罚决定的自动履行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情况;实地查看违法占地现场;向人民法院了解相关情况。检察机关查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县人民法院对2018年以来该类执行申请均不予受理。
监督意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法院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强制执行申请既不受理又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无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既无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无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进行救济,案件被搁置,被非法占用的土地得不到恢复,土地管理秩序不能有效维护。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2月向县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受理并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
回复意见。县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回复县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法释〔2013〕5号)赋予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强制执行权,土地管理法与行政强制法存在冲突,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强制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正在与县政府、国土部门协商,妥善解决违法建筑物的强拆问题,对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跟进监督。县人民检察院提请市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强制执行应当由法律明确授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分两章作出规定。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条规定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一章,是对“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所作的程序性规定,不是对某一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法律授权。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均系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出,该法未授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的执行权。该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针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行为作出责令强制拆除的处罚决定,行政相对人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是就城乡规划领域的违法建设强制拆除所作的司法解释,即依据城乡规划法,乡镇人民政府有权对违反乡村规划的违法建筑物强制拆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有权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本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均系依据土地管理法作出,依法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违反法律规定。
2019年6月,市人民检察院就上述3起案件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监督县人民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规定期限内回复,已建议县人民法院自行纠正。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并均已执行。
建立长效机制。县人民检察院就案涉问题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并与县政府座谈交流。在各方共同推动下,2020年5月,县人民政府制发《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违法违规用地防控治理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行政执法部门就拆除非法占地违法建筑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由县政府安排属地乡镇政府实施。此后,县人民法院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类案件的强制执行申请均予以受理并裁定准予执行。同时县、乡两级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属地管理、拆控并重、综合治理”的原则,建立健全网格巡查、快速反应、联合执行、联席会议等八项工作机制,确保对违法违规用地执行到位,有效遏制了土地违法行为。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对于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实现的行政管理目的不同,关于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也有区别。土地管理法主要针对的是违法占地行为,城乡规划法主要针对的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土地管理法未授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强制拆除违法占地建筑物的执行权,因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适用土地管理法作出责令强制拆除违法占地建筑物的处罚决定后,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逾期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无权自行强制执行。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对应当受理的强制执行申请不予受理的,应当依法监督纠正。
(二)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同类案件法律适用错误,可以选择其中几个典型案件进行类案监督,促进同一类案件正确适用法律,并针对影响法律适用的难点问题建立长效机制。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应当根据法律适用原则和法律解释方法,准确识别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厘清法律适用争议,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法律适用错误。对一定数量性质相同、适用法律相同的个案存在同类错误的,可以选择几件典型案件作为突破口进行监督;对不采纳监督意见的,可以提请上级检察机关跟进监督,通过纠正典型案件错误为同一类案件纠错确定标准,提升监督效果和效率。加强类案监督成果的运用,主动向党委、人大报告,争取政府支持,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各方凝聚共识,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一条(现为2021年修订后的第七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2年施行)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八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2013年施行)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6年施行)第九条、第三十一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
糜某诉浙江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某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49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送达日期 有效送达 诉源治理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因对送达日期存在争议引发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法律文书送达不规范、影响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等普遍性问题,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督促人民法院规范送达程序,促使邮政机构加强管理,确保有效送达。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1日,糜某向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申请查询位于该市某路段的一间中式平房房地产原始登记凭证。2017年2月9日,市住建局作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并向糜某提供其申请公开的房地产所有权证复印件一份。2月16日,糜某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人民政府认为,除其中一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外,市住建局已向糜某提供了其申请公开的信息,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职责,遂于4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按照糜某预留的送达地址某市×苑×幢×室,交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某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某邮政公司)专递送达。同年4月18日,某邮政公司投递员因电话联系糜某未果,遂将该邮件交由糜某预留送达地址所在小区普通快递代收点某副食品商店代收,并短信告知糜某,但未确认糜某已收到告知短信。因糜某未查看短信中的通知信息,其于同年5月10日才实际收到该邮件。
2017年5月12日,糜某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市住建局作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糜某于2017年4月18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5月12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十五日起诉期限,裁定不予立案。糜某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糜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糜某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2018年5月,糜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称自其实际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日期起算,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调查核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糜某反映的情况,在审查案卷的基础上进行调查核实:一是向邮政公司、副食品商店等单位调取收件时间相关证据;二是调查了解糜某是否存在指定代收人等情况。查明:涉案法律文书专递邮件跟踪查询单显示该邮件的处理情况为:2017年4月18日,妥投(他人收),证明糜某本人并未签收该邮件;副食品商店并非糜某的指定代收人,商店经营者钟某也不是糜某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诉讼代理人,其不具有代收权限;糜某实际收到邮件的日期确为2017年5月10日。
监督意见。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一、二审行政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在无证据证明副食品商店系糜某的指定代收人或者钟某为糜某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糜某于2017年4月18日收到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不足。邮政公司将复议决定书送达至副食品商店,并由该商店签收,不能视为有效送达。第二,钟某及邮政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证明糜某收到复议决定的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为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糜某5月10日实际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其于5月12日向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2018年12月4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于2019年9月5日依法作出再审行政裁定,撤销原一、二审不予受理裁定,指令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同年10月15日,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经依法审理于2020年4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
类案监督。针对法院对类似案件认定送达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与市中级人民法院磋商,督促法院进一步明确邮寄送达的审查认定标准,严格把握指定代收的送达认定,防止因送达标准把握不准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落实立案登记制和规范送达程序的八项措施》,对文书送达程序予以规范。
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本案后,对法律文书专递送达开展专题调研,听取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及邮政部门的意见,发现法律文书送达中,邮政公司部分投递员存在将邮件随意交由不具有代收权限的商店、物业公司或农村基层组织代为签收等送达程序不符合规定情形,导致当事人诉讼权利受损。据此,市人民检察院向邮政公司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投递人员业务培训,规范法律文书邮件专递业务处理流程,以有效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邮政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在检察机关推动下开展专项整改,对全市邮政115个网点1399名投递人员开展法律文书送达业务培训,同时成立政务邮件特投队伍,落实奖惩制度,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流程监督,有效提升了法律文书送达水平。
【指导意义】
(一)送达法律文书属于重要的法律行为,执法司法机关应当确保法律文书有效送达。送达具有权利保障与程序推进的双重作用。送达日期是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重要时间节点。送达不规范导致当事人未收到或者未及时收到法律文书,不仅影响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纠纷乃至关联性案件。执法司法机关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落实到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提高对送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遵守法定要求,确保有效送达,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发现执法司法机关存在法律文书不能依法有效送达问题,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依法送达工作。如,2018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人民法院民事公告送达存在送达方式、送达内容、送达程序等不规范问题,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制发“二号检察建议书”,建议降低当事人诉讼负担,提升公告效率;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强化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当事人送达地址的工作力度,实现公告送达的电子推送以提高送达率等,促进普遍性问题的改进解决。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人民法院错误认定法律文书送达日期,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送达日期直接关系起诉期限的计算,行政起诉如无正当事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法院将不再受理。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中认定有效送达日期错误,导致确定起诉期限起算点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督促人民法院纠正错误。
(三)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针对一类案件发现深层次社会治理问题的,应当通过类案监督促进诉源治理。人民检察院可以办理个案为切入点,开展专题调研,分析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发现有关单位工作制度、管理方法、工作程序不完善,或特定行业存在监管漏洞或者监管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完善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责任主体改进工作、规范管理,从源头上减少内生、次生案件发生。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四十五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正)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八十五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2005年施行)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6年施行)第十三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五条
国家邮政局《法院法律文书特快专递业务处理办法(试行)》(2005年执行)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6月10日)
近年来,过度捕捞带来的鱼类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不仅对渔业资源造成直接损害,也导致水生生物减少,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影响了生态平衡。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四大海域、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全面实施休禁渔制度。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有效保护我国渔业资源。
2020年以来,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部署开展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发《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不断完善渔业资源保护法律政策。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检部署要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着力加强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检察机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此次发布的6件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努力,彰显了司法维护渔业资源、守护生态安全边界的坚定决心,对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案例一:广东省清远市陈某华等3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珠江流域 行刑衔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主动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形成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执法司法合力;在依法惩治破坏渔业资源犯罪的同时,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让犯罪分子承担恢复生态、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提高犯罪成本。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至2021年1月,被告人陈某华、陈某明等24人以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关系为组合纽带,在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至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禁渔河段,长期采用电拖网船电鱼的方式,大肆非法捕捞草鱼、鲢鱼、鲫鱼等河鱼后销售得款195万余元。被告人林某华、王某志等6人明知陈某华等人售卖的水产品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予以收购。经鉴定,本案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损失3260余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本案为跨区域、大规模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涉案人员长期在禁渔河段大肆非法捕捞,甚至以冲撞执法船只等方式暴力抗法,不但严重破坏珠江流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而且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群众反映强烈。2020年7月,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城区检察院”)通过“行刑衔接”工作机制,联合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以下简称“清城公安分局”)和区渔政部门部署专项打击行动,先后三次召开联席会议,重点针对犯罪分子熟悉水路、装备好、船速快以及深夜作案、流窜作案带来的抓捕难、取证难、执法风险大等突出困难,提出以“收鱼人”为切入点,逆向查找“捕鱼人”的引导侦查意见。清城公安分局采纳了清城区检察院的意见,于2021年1月组织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8人,扣押大型电鱼船9艘,冻结涉案资金756万元。为进一步夯实证据,清城区检察院在清远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远市检察院”)的指导下,就案件管辖、共犯人数、犯罪数额、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的计算等问题,向清城公安分局进一步提出引导取证意见。
为准确认定生态损害赔偿数额,清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介入,引导公安机关查实作案时间段(区分禁渔期和非禁渔期)、渔获种类、作案渔船马达的功率、作案区域、实际交易金额等证据后提交鉴定机构,作为鉴定生态损害赔偿数额的重要依据。清城公安分局按照清城区检察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全案证据。2021年2月,清城公安分局提请清城区检察院对28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清城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过程中,敦促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2021年5月,公安机关将该批案件分成13个案件陆续移送清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清城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积极开展认罪认罚工作,促使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动退出赃款合计72万余元。经审查,2021年6月至8月,清城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华等22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林某华等6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清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城区法院”)提起公诉;对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陈某华等22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22名被告承担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及鉴定评估等费用3322万余元;对犯罪情节轻微的陈某妹、陈某娣2人依法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并督促被不起诉人以增殖放流方式,投放1.2万尾鱼苗用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2021年11月至12月,清城区法院先后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陈某华等22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至七个月不等,支持检察机关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处陈某华等22人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及鉴定评估等费用合计3322万余元;判决林某华等6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合计21万元。一审判决后,林某志、何某杰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林某智、陈某权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判决赔偿数额过高为由提出上诉,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了对林某志和何某杰的量刑,对林某智、陈某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数额作了少许下调。
针对本案暴露出北江河段非法捕捞猖獗、监管不力的问题,清城区检察院依法向区农业农村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堵塞执法监管漏洞。清城区农业农村局采纳了检察建议,对全体执法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对执法装备进行了升级,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巡查力度和宣传教育力度。为进一步养护当地水生生物资源,清远市农业农村部门在6月6日全国“放鱼日”开展了大型增殖放流活动,邀请清远市检察机关到场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和普法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北江是珠江的第二大水系,渔业资源丰富,生态功能突出。为保护北江流域渔业生态资源,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横向联动,努力打破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融合发展的壁垒。刑事检察部门在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提出取证意见的同时,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共享案件线索,为全方位、大力度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全面修复被损害的渔业资源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区域生态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注重与行政主管部门协同履职。通过个案办理挖掘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促进源头治理,提升珠江流域渔业资源保护综合治理水平。
案例二:辽宁省大连市王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黄海海域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追诉漏犯
【要旨】
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往往涉案人数多,涉及金额大,现场难以固定和取证。检察机关强化与海警等部门的衔接配合,就线索互通、信息共享、案件办理、涉案渔业资源处理等方面加强协作,确保证据充分固定,准确认定犯罪。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被告人王某明知我国黄海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仍多次驾驶船只进入上述海域实施非法捕捞作业。其间,王某通过王某刚、林某云雇佣殷某明等人(均另案处理),使用快艇运输非法捕捞的各类螃蟹2898.9公斤和海螺11487.5公斤。经鉴定,上述渔获物合计价值145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5月30日,大连海警局庄河工作站(以下简称“庄河海警”)对本案立案侦查。庄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庄河市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就捕捞海域、非法网具的认定,渔获物价值、犯罪嫌疑人主观认知等证据的收集等问题向庄河海警提出引导取证的意见。2021年7月9日,庄河海警提请庄河市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批准逮捕王某。庄河市检察院依法对王某作出批捕决定。8月31日,庄河海警就本案向庄河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审查中,庄河市检察院根据运输上岸的渔获物曾被装在标有“苗”等字样的渔筐内这一细节,联系当地人有“字样代表所有人”的渔业捕捞习惯,引导庄河海警进一步收集调取相关证据后,依法追诉到非法捕捞人员王某财和苗某敏,并另行追加认定王某还有非法捕捞海螺4490公斤(价值372670元)的犯罪事实。
2022年1月,庄河市检察院根据大连市关于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先后对王某、王某财和苗某敏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沙河口区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沙河口区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对王某财和苗某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和单处罚金3万元的刑罚。宣判后,王某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典型意义】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对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为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检察机关聚焦关键海域,坚持最严格法治,从严惩治违反海洋伏季休渔规定的非法捕捞犯罪。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协作,对在办案中遇到的司法难点堵点问题认真研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客观收集固定证据;对证明捕捞、收购、销售等上下游犯罪的证据全面梳理,引导侦查机关全链条打击、全方位精准惩治犯罪,确保海洋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案例三:浙江省杭州市张某等4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钱塘江水域 宽严相济 检察协同履职 行刑衔接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既依法严厉打击,又区分不同情形分类处理,注重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履职,以有力办案促有效治理,达到“办一案,治一方”的办案效果。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至5月,被告人张某等人明知钱塘江干流处于禁渔期,仍在钱塘江水域使用直径为3.8mm的渔网非法捕捞鳗鱼苗3900余尾。经鉴定,张某等人使用的渔网直径均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属于国家禁止使用的渔具。
被不起诉人王某某等明知他人实施前述行为,仍提供作案工具并从中获利1700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2年3月至5月,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以下简称“钱塘公安分局”)陆续抓获涉嫌非法捕捞鳗鱼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等38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钱塘区检察院”)应钱塘公安分局邀请介入侦查,对案件的证据固定、人员分类处理和上下游犯罪的查处提出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除涉及累犯等特殊情形外,可对犯罪嫌疑人采用数字化非羁押措施。按照检察机关的引导取证意见,公安机关又陆续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并对7名情节显著轻微,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作了撤案处理。
2022年5月至7月,钱塘公安分局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张某等37人陆续移送钱塘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钱塘区检察院审查认为,张某等3人曾因非法捕捞水产品有犯罪前科或曾受行政处罚,主观恶性较大,应予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涉嫌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33人均系初犯、偶犯,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可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2022年8月12日至15日,钱塘区检察院先后对张某等3人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8月31日,钱塘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张某等3人拘役四个月至二个月不等。为加强警示教育,钱塘区检察院在对被不起诉人进行不起诉公开宣告的同时,向周边群众进行现场普法教育;并邀请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到场,通过现场送达检察意见书的方式,建议对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采纳了检察意见,对被不起诉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处罚。
考虑到本案对钱塘江生态环境的损害,钱塘区检察院按照浙江省检察院关于融合运用检察审查、调查、侦查权的工作规定,将本案公益诉讼线索同步移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检察院”)审查办理。目前,杭州市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4件,涉案人员已依法缴纳了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款合计29000元。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问题,钱塘区检察院深入钱塘江干流沿岸村社、企业园区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制作宣传册,拍摄普法短视频,组建法治宣讲团,向群众宣讲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危害。杭州市检察机关以本系列案件办理为切入点,联合市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钱塘江干流水域非法捕捞专项治理,推动钱塘江干流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典型意义】
鳗鱼,因经济价值、营养价值高、无法进行人工繁殖,是珍贵的鱼类资源,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钱塘江干流因水域宽阔、水质优良等地理因素,成为鳗鱼栖息繁殖的主要水域之一。近年来,一些人为追逐经济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单独或结伙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鳗鱼苗,对钱塘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针对此类涉众犯罪多发态势,检察机关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准确区分罪责,分类处理,对于需要追诉的,及时以典型案例等形式做好社会面宣传教育警示工作,以案释法提升民众法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例四:上海市高某愿等22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长江流域 全链条打击 引导取证
【要旨】
检察机关惩治非法捕捞犯罪,要立足案件办理,深入追查非法捕捞人员历次作业情况、渔获物去向,对非法捕捞、收购、运输和销售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打掉职业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违法犯罪团伙。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高某愿、王某飞等人明知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政策,仍组织被告人周某明等14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大治河以北长江滩涂捕捞蛸蜞,并以每公斤12至14元的价格收购,再打包运至江苏省江阴等地销售。被告人徐某、严某兰、黄某成等5人明知高某愿、王某飞等人销售的蛸蜞系非法捕捞,仍事前商定好交易方式,以每公斤18至30元的价格购进,摘取大螯出售,售价约每公斤400元。至案发,高某愿、王某飞组织非法捕捞蛸蜞合计19525.25公斤(价值352454.5元)。此外,高某愿、王某飞、代某福等三人还多次收购王某付等人从上述水域捕捞的蛸蜞(共计2800余公斤),加价销售至江苏省南通等地,交易金额达73000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2月17日、3月14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高某愿、王某飞后,根据上海市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邀请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微信记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等客观性证据,引导公安机关另行追捕到高某愿、王某飞的5名同伙。2021年6月至2022年7月,公安机关先后将高某愿等22人移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全案作了进一步补充侦查,查明各涉案人员在捕捞、收购、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中的地位作用,夯实了以高某愿、王某飞为首的,集捕捞、收购、运输、销售于一体的非法捕捞水产品全链条犯罪团伙的犯罪证据。在此基础上,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追加认定该团伙另有非法捕捞3万余斤蛸蜞销售至江阴的犯罪事实;引导公安机关根据高某愿、王某飞犯罪团伙成员的供述,打掉了同在该水域非法捕捞青蟹、弹涂鱼的另一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3名。
2021年7月2日、7月30日、2022年8月12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先后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高某愿、王某飞等20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在认罪认罚并自愿购买鱼苗进行增殖放流的前提下,对未直接实施非法捕捞行为,仅帮助收账和从事劳务的2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经开庭审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高某愿、王某飞等20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未上诉。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长江口滩涂非法捕捞行为较多的问题,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联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至案件高发地进行普法宣传。上海检察机关会同上海海事局、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等单位会签《关于加强长江流域上海段渔业资源保护协作工作备忘录》,凝聚共同保护长江口生态资源合力。
【典型意义】
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本案中的犯罪团伙以长江滩涂湿地上的底栖动物蛸蜞为非法捕捞对象,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为作案地点,以老乡、亲戚关系为纽带,捕捞人员与收购、运输、销售人员长期勾结,形成“一体化产业链”。该犯罪团伙常采用“即捕即卖”方式,将渔获物迅速运输销往长三角地区,给侦查取证带来较大困难。检察机关聚焦非法捕捞“捕、收、运、销”全链条,坚持深挖线索、整合多案证据材料、全方位精准打击上下游犯罪;坚持打深打透、厘清交叉犯罪事实、从源头斩断利益链条。持续探索检察办案与生态修复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持续推进认罪认罚从宽与增殖放流等生态修复有效衔接,加大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力度,对重点地域、重点人群加强法治宣传,彰显了检察机关从严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坚定决心。
案例五:江苏省常州市陈某龙等1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长江流域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源治理
【要旨】
为有效打击非法捕捞犯罪,检察机关紧盯非法捕捞“捕、运、销”全链条,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可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要求上下游犯罪被告人承担连带赔偿的民事责任并分别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建立政协委员提案与检察建议衔接转化机制,形成政协民主监督与检察法律监督工作合力,有效提升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效能。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至9月,被告人陈某龙、王某等11人组成4个团伙,在常州市金坛区长荡湖水域,使用由电瓶、逆变器、抄网等组成的“电捕鱼”工具,多次非法捕捞白条鱼等水产品。被告人张某康、王某华等5人明知陈某龙、王某等人所售水产品系非法捕捞所得,仍然予以收购。经评估,陈某龙等团伙非法捕捞的白条鱼等水产品价值50余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本案为公安部督办的“长江禁渔2021行动”案件。2021年9月28日,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以下简称“金坛公安分局”)邀请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坛区检察院”)介入侦查。金坛区检察院就行为人主观故意,非法捕捞时间、数量,销赃数额等问题,向金坛公安分局提出引导取证意见。金坛公安分局按照意见进一步夯实了全案证据。同年10月25日,金坛公安分局提请金坛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金坛区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的同时,立足食药环资专业化办案团队“四检融合”优势,同步开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
2021年11月25日,金坛公安分局将本案移送金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金坛区检察院积极对犯罪嫌疑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和释法说理,促使全部犯罪嫌疑人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主动缴纳渔业资源损害赔偿款合计45万余元。经审查,金坛区检察院对其中1名情节较轻的收赃人员龚某福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意见,后公安机关对龚某福依法进行了治安处罚。
2021年12月,金坛区检察院根据江苏省环境资源审判集中管辖的规定,以陈某龙等11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张某康等4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江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阴市法院”)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15名被告人和已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的龚某福共同承担渔业资源损失费156万余元。鉴于15名被告人和被不起诉人龚某福的行为给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金坛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对该16人判处额外承担5000元至10000元不等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2022年7月5日,江阴市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某龙等11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张某康等4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对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4名被告人判处罚金共计24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共计46万余元;支持检察机关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针对本案暴露出长荡湖渔业资源被破坏的问题,金坛区检察院牵头长荡湖管理办公室、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召开辖区重点水域生态资源保护联席会议,结合近年来的办案情况,向与会单位通报了全区生态资源保护状况、渔业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与会单位在辖区重点水域加强“机防+人防”建设,确保监管“全覆盖、无死角”。2023年1月,金坛区检察院依托本案办理中发现的涉渔犯罪频发、资源受损修复力度不够、职能单位联动不多等问题,推动政协委员在区“两会”上提出政协提案,加强全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2023年4月,金坛区检察院与长荡湖管理办公室达成协议,合作建成长荡湖生态修复基地1个,生物多样性监测点2个,推动出台长荡湖渔业资源管理相关规定,切实增强了区域内渔业资源司法保护。
【典型意义】
长荡湖地处太湖流域上游,属于长江流域重要水域所在湖泊,为保护长江主动脉的“小血管”。检察机关对非法“捕、运、销”等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诉请法院判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者和非法捕捞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成本,实现有效震慑。检察机关健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做实不起诉后半篇文章。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推动生态资源保护转化为政协委员提案,促使形成多部门打防管控常态化保护格局,以更大力度共抓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
案例六:天津市赵某强等1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不起诉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 海河流域 公开听证 相对不起诉 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危害后果等情节,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用好相对不起诉制度,做到教育惩处相结合,达到“防治结合”的效果。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2021年7月,被不起诉人赵某强在天津市武清区北运河、龙凤河及蓟州区西干渠等禁渔区内,先后数次利用拖网等工具捕捞野生田螺,后予以贩卖销赃得款1万余元。
在此禁渔期内,另有被不起诉人姚某新等15人在上述水域禁渔区内,采用同样手法非法捕捞野生田螺,贩卖销赃得款4000元至2.6万元不等。
【检察履职情况】
2022年7月至9月间,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先后将赵某强、姚某新等11件共1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移送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清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武清区检察院审查发现,这些案件具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犯罪嫌疑人对非法捕捞行为的违法性均存在一定认识,但对危害程度的认知水平不高,到案后均认罪认罚;二是行为人平时表现良好,此前均没有违法犯罪前科;三是每起案件涉案田螺数量和价值均刚过立案追诉标准。为依法妥善办理案件,武清区检察院前往犯罪地、行为人居住地、禁渔区周边地区走访调查,重点围绕生态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等方面详细了解情况。同时,武清区检察院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水务部门等执法单位开展联合专题会议,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及法律适用进行了认真研究。综合在案证据和犯罪情节,武清区检察院经认真研究,拟以情节轻微为由,对赵某强等16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彰显司法办案的社会效果,武清区检察院于2022年11月4日对这批案件开展集中听证。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和律师界代表担任听证员,公安侦查人员应邀参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案件基本情况和拟作出不起诉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听证人员经充分讨论,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按照“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对赵某强等16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会后,承办检察官依法向赵某强等16人公开宣布了不起诉决定,并对其进行了训诫和法治教育。经教育,被不起诉人赵某强等人表示非常懊悔和自责,对自身行为给当地环境资源造成的危害深表歉意,决定积极改正,回报社会。赵某强等人因无力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自愿以劳务方式替代性承担生态修复义务,主动向周边群众宣传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危害性和违法性。
根据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武清区检察院向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大巡查力度,动态监督最新治理效果。针对当地居民对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水产品的危害性及法律后果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武清区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在运河周边组织了禁渔普法宣传系列活动,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武清区检察院还在本院微信公众号上开设“野生动物保护月”专栏,发布典型案例科普漫画,提升公众保护运河生态意识。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认真梳理案件事实证据基础上,用足用好法律规定,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一类案件不起诉标准。对主观恶性不深、危害较小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人员,综合考虑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犯罪数额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的人员做好释法说理工作,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案件办理效果。同时,全面分析此类案件成因,深入开展针对沿岸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的法治宣传,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案件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32号)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服务和保障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1.正确认识人民法院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但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新时代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西部地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始终坚持人民法院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思想。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在审判执行全过程,以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保驾护航。
3.准确把握人民法院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出位置。坚持绿色原则,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保护好西部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坚持需求导向,锚定西部地区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强化司法服务保障举措,满足西部地区司法需求。
二、抓好大保护,服务和保障西部地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先行的新路子
4.依法严惩破坏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海岸带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推动布局在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5.依法审理重点区域因建设自然保护地、推行统一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推进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及封禁保护沙化土地等引发的民事、行政案件,推动重点区域综合治理。
6.依法审理向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环境介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损害环境介质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导致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损害而产生涉及环境介质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能量污染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7.依法审理因西南地区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及西北地区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留、收集、纳管引发的民事、行政案件,推动西部地区城市水系整体治理。
8.依法审理涉土地、矿产、林业、草原、河流、湖泊、滩涂、海洋等各类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权益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推动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根据西部不同地区能源结构特点,通过依法审理案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9.依法审理涉碳排放案件。梳理碳排放领域出现的新业态、新权属、新问题,研究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明确碳配额分配方式能否诉讼、涉碳排放案件应否专属管辖等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0.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改革。保障社会组织公益诉权。注重审查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及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履行情况,结合检察机关公益诉权行使后置性特点,妥善处理适格社会组织加入诉讼、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及相关联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一并审理的衔接问题。鼓励预防性公益诉讼。
11.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鼓励探索利于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的审判执行方式。发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诉前磋商、司法确认等制度优势,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机制。支持检察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时一并追究损害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责任。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责任承担方式多样化建设。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
12.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依法审理案件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义务关系,解决主体虚置、归属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支持、监督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职,推动建立健全统一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和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分配制度。
13.根据西部不同地区人民法院工作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组织机构建设。建立适应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
三、抓好大开放,服务和保障西部地区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14.依法审理涉产权案件、企业家权益保护案件,依法纠正涉企冤错案件。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机会、规则平等,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市场主体的各种合法财产性权利。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完善涉企产权案件申诉、复核、重审等保护机制,推动涉企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完善防范冤错案件的制度机制,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15.依法审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规范西部地区市场竞争秩序。妥善审理数据确权、交易、隐私保护等案件,探索完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遏制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
16.依法审理西部地区因运输通道、资源能源开发地干线通道、出海和扶贫通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川藏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铁路、西(宁)成(都)铁路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引发的民事、行政案件,服务和保障西部地区夯实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17.依法审理涉客货运输、仓储物流及多式联运等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完善规则标准,积极参与涉“一带一路”国际条约和规则制定,促进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跨国铁路运输单证等国际运输规则的完善。加强司法服务优化中欧班列组织运营模式力度,探索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国际公路运输案件专业化审判机制,服务和保障西部地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陆海联运、空铁联运、中欧班列等结合的联运服务模式和物流大通道。
18.依法审理涉港口建设、船舶建设、航运金融、海上货物运输、邮轮运输等海事海商案件,加大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记、国际航权开放等制度改革司法保障力度,支持北部湾发展。
19.依法审理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案件。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依法选择适用法律和解决纠纷途径的权利。依法审理国际货物买卖、涉外融资担保、跨境投资并购等案件,加大司法服务和保障跨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新兴贸易形式发展力度,支持西部地区商品、资金、技术、人员自由流通,推动西部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20.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探索扩大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范围,优化办案程序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和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与域外国际商事法庭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增强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了解与互信。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吸引力。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和保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21.依法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深入开展反恐怖反分裂斗争,依法严惩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切实筑牢西部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严厉打击渗透破坏颠覆、间谍、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犯罪,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深化反奸防谍斗争,依法严惩间谍窃密犯罪。深化反邪教斗争,依法严惩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犯罪。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隐瞒旅居史致多人隔离等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维护常态化疫情防控秩序。依法严惩腐败犯罪。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依法严惩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涉枪涉爆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涉众型经济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重大责任事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高空抛物等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2.扎实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高压态势。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完善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智能公开的举报奖励机制、打早打小的依法惩处机制、精准有效的督导督办机制、激励约束的考核评价机制、持续推进的组织领导机制,持续提高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实现常治长效。
23.依法审理破产案件。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落实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制度,适用破产清算程序,促使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和产能及时退出市场。完善市场主体救济机制,落实破产重整制度,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衔接,保护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推进破产信息全方位登记与公开。根据西部不同地区人民法院工作需求,加强破产审判组织机构建设。
24.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依法妥善审理因科技成果权属确认、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利益分配等引发的案件,推动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做好对科技创新成果、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商业标志等的司法保护工作,加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准确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索依当事人申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推进统一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根据西部不同地区人民法院工作需求,加强知识产权审判组织机构建设。
25.依法审理涉金融案件。依法惩治金融犯罪行为,制裁违法违规金融行为。妥善审理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案件,避免引发区域性风险和群体性事件。依法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支持、监督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职。根据西部不同地区人民法院工作需求,加强金融审判组织机构建设。
26.依法审理涉乡村振兴案件。依法惩治危害乡村社会安全犯罪、涉农产品犯罪、“三农”领域涉公共财产犯罪,维护西部地区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依法审理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房屋和生产设施搬迁及安置补偿等案件,夯实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基础。依法妥善审理涉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健康养老等新业态纠纷,促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依法妥善审理涉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城乡经济循环、征用征收等案件,保障农业农村改革,促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依法审理耕地保护案件,积极参加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确保粮食安全。依法审理涉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环境资源案件,助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依法保护乡村居民人格权,维护乡村居民合法权益。回应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司法保护需求,加强对具有地域和民族特点的乡村文化产业和品牌司法保护力度。
27.依法审理涉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劳动争议、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
28.依法审理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惩治力度,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抑制恶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经营行为。
29.依法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强化司法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反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风气,避免不良风气导致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30.依法审理涉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力度。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坚持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全面保护,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推动未成年人审判和家事审判融合。完善未成年人审判档案管理制度。
31.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处理“碰瓷”、制假售假、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接社会信用评价及管理需求,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管理机制,完善失信修复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32.加大案件执行力度。妥善处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根据西部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加大异地执行协助力度,充分利用事项委托等手段,完善跨区域司法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推动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33.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完善、创新、健全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方法路径及工作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衍生案件。推进诉讼服务大厅建设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提档升级,提高跨域诉讼服务能力,用好“一窗通办”诉讼服务模式,用好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为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智慧精准、低成本、多样化、一站式的诉讼服务。
五、保障措施
34.立足人民法院职能,促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宗教领域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促进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35.拓展东西部地区人民法院之间和西部不同地区人民法院之间的互动合作,形成服务和保障工作合力。加强西部地区人民法院与其他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联动,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参与、推动、规范、保障作用。
36.探索符合西部地区实地实情实际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一批“高精尖缺”的专业人才。鼓励东西部地区人民法院之间健全完善在人才培养、智力支持、交流锻炼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支持西部地区面向全国选配领导干部、遴选优秀法官、引进专业人才。鼓励培养培训双语法官,支持运用信息化双语翻译手段。建立跨区域专业人才库,创新跨区域专业人才库管理使用方法。
37.注重司法大数据收集、整理、联通、运用,关切数据反馈灵敏度和及时性。推进智慧法院现有建设成果融合集成,做好智慧法院现有建设成果归档保存,加强电子卷宗、音视频等电子文件合规转化成电子档案,建设集约型电子档案归档、查阅体系。
38.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根据西部诉讼不便地区需求,依托“车载法庭、马背法庭、背包法庭”等方式,在人民群众和矛盾纠纷相对集中地区开展巡回审判,完善就地立案、开庭、调解、审理、结案、执行工作方式。
39.建立健全重大敏感案件管理机制,以案件甄别、防控、化解、处置为重点,做好敏感性强、关注度高、裁判结果影响面大案件的审判管理。
40.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注重以案释法、以案施教。按照“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要求,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加强国际司法交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法[2020]24号)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执行局:
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要求,现就做好防控疫情期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严峻复杂形势,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依法审慎开展执行工作,增强决心,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各级法院要尽可能减少集中执行行动和外出办案,确有必要组织开展集中执行和外出办案的,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充分做好预案,确保执行过程中执行对象及执行干警 自身防护安全。联系、接待当事人等工作事项,也要尽可能通过移动执行平台、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办 理;确需约见当事人的,必须确保当事人身体状况许可并妥 善做好相应防护措施。有关执行听证原则上应在征求当事人意见后暂停或视情况延期举行。
三、各级法院要充分运用“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执 行查控系统开展保全查控和执行查控工作,尽可能减少线下查控。财产查控等执行措施涉及疾控相关企业和人员的,原则上应暂缓进行。
四、有关案件需要跨区域执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原则上应通过执行指挥管理平台事项委托系统,委托当地法院协助办理;执行法院确需派员赴异地办理的,应层报执行法院所在地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备案。受托法院因疫情防控原因表示不宜受理事项委托的,委托法院应及时撤销委托。
五、防控疫情期间,各级法院对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要慎重采取拘留措施。确需拘留的,送拘时应遵从拘留所的防疫要求。拘留所明确告知因疫情原因无法收拘的,执行法院应在确认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无感染症状的情况下解除拘留措施。
六、各级法院因防控、抗击疫情导致暂停、暂缓实施相关执行措施或事项的,要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及时办理案件期限顺延手续。
七、各级法院要切实保障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确保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在防控疫情期间做到统一管理、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要建立执行系统防控疫情值班报告制度,畅 通信息报送渠道。各级法院每日通过执行指挥管理平台,限时向上级法院报告本院及辖区法院执行干警健康状况,以及可能发生的涉执行突发事件。要强化执行应急指挥系统功能应用,保证所有执行干警24小时联系渠道畅通;已装备执行指挥互联网应急系统的执行干警,要保持移动执行平台24小时开机运行。
八、各级法院要切实关心、爱护执行干警,加强对执行干警防范疫情的宣传、教育,强化执行干警特别是外出办案干警的自身安全防护。如发现执行干警或家属有确诊或疑似感染情况,应立即向当地防疫部门报告,第一时间协调送医救治,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九、各级法院要严格对执行干警的管理,严禁执行干警组织或参与群体性聚会,教育执行干警不得编造或转发与疫情相关的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
十、各级法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上述通知要求。凡因工作不力或者执行指挥系统运行不畅贻误时机,或者不守纪律,不规范执行,影响防控疫情工作大局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37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37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未成年人司法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过去几年,人民法院由于受案多人少矛盾和内设机构改革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少年审判专业化建设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应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负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这是对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为少年审判专业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少年法庭的专业化建设,通过机构专业化、队伍职业化建设,不断强化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的专业化、规范化。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未成年人审判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加强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加强审判专业化、队伍职业化建设。今年3月,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负责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六个巡回法庭同时成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的成立,是人民法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两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5月19日,周强院长为北京法院少年法庭授牌并发表讲话。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引领、示范、推动下,各地法院也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改建或加挂少年法庭牌子等多种方式积极努力推动少年法庭工作的发展,积极推进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专业化发展。截至5月底,全国共成立少年法庭1823个,其中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海南、江西、安徽、广西、北京、福建、云南等地实现了基层法院全覆盖。我国少年法庭建设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您建议大力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专门机构的建设,加强未成年人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要由专门的司法人员负责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落实对未成年人的帮教措施;对涉罪未成年人在其接受帮教的阶段实施法治教育、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等特殊司法制度。同时,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争取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构建设问题,切实维护未成人合法权益。我们认为,您的建议抓住了少年法庭改革的“牛鼻子",指出了少年法庭发展的症结,有力推动了全国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改革和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继续加强研究、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强化少年法庭专业化、队伍职业化建设,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21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216号提案答复的函
李大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基层检察院司法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和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检察机关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牛鼻子",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立了“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改变了以往层层审批的办案模式,建立以“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为主体的办案单元,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各类主体的职责权限和权力清单,员额检察官独立办案并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遇重大疑难案件,充分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作用,使其成为办理重大疑难案件的常态机制,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
最高检始终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督促基层检察院改进工作。目前,正在抓紧落实《关于推进省以下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早日完成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截止目前,28个省级院,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院顺利完成内设机构改革。普遍对内设机构进行了优化整合,根据案件类型确立内设机构,实行捕诉一体,坚持一个员额检察官对一个案件负责到底,一个部门对一类案件负责到底,形成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新局面。为适应新形势,各地基层检察院全面落实“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理念,不断提升素质能力。有的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理念的教育,引导检察官高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学习借鉴,通过打造精品案例,提升办案质效。有的着力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针对知识产权、网络安全、金融犯罪等办案力量相对薄弱的领域,有计划进行培训引导。有的基层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作用,在办理疑难案件方面对员额检察官进行有效指引。有的采用一对一“传帮带",有效提升员额检察官办案能力。特别是各地基层检察院直面民事、行政办案力量相对薄弱的现状,将行政检察监督与公益诉讼密切结合,通过行政诉讼发现公益诉讼线索,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推动依法行政,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有的基层检察院积极探索与行政机关信息共享、人员互派等新机制,不断优化行政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模式。有的积极做强民事检察,以类案监督为重点,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示范作用。
正如您所关注和建议的,检察机关始终高度重视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内部监督,重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各地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内部监督模式,坚持放权不任权,比如大力推进案件监管信息化,探索实现案件流程监督自动提醒和预警机制等;用多种方式完善案件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反向审查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认真梳理岗位职责,研究确定能够提升办案质效的核心考核数据,完善质效评价体系,客观公正地对员额检察官办案情况进行考核评价,严格实行员额检察官奖优汰劣。
关于建立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工作,检察机关正在以铁路运输检察院为基础,开展改革试点,主要从案件集中办理、机构设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比如,河南省检察机关结合实际,在省内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现有建制基础上,积极探索在黄河、海河、南水北调水源地建立跨流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检察新机制,由河南省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统一办理河南省境内涉及流域的环境资源类案件。江苏省检察机关在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和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进行试点,分别集中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检察工作和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运行状况良好。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在“跨"字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理制度,更好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是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必然要求。最高检院党组一直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强调既要在“两会"期间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自觉接受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同时,要注重把联络工作做在平时。各地检察机关普遍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日常联系,广泛采取主动走访和邀请视察检察工作等形式,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沟通交流,让代表委员深入了解检察工作。并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经常性联系。通过网络平台、专用信箱、手机报以及“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积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宣传检察工作,依法主动接受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1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5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准确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的企业所发生的债务纠纷案件和破产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作如下规定:
一、移交、撤销、脱钩企业债务纠纷的处理
第一条 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和党政机关开办的企业(以下简称被开办企业)具备法人条件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根据民法典第六十条的规定,应当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条 被开办企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虽然实际投入的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但已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数额的,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开办单位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条 被开办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投入的资金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数额的,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单位承担。
第四条 开办单位抽逃、转移资金或者隐匿财产以逃避被开办企业债务的,应当将所抽逃、转移的资金或者隐匿的财产退回,用以清偿被开办企业的债务。
第五条 开办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在被开办企业撤销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证明文件,自愿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应当按照承诺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条 开办单位已经在被开办企业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应视为开办单位的注册资金已经足额到位,不再继续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责任。
二、移交、撤销、脱钩企业破产案件的处理
第七条 被开办企业或者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不论开办单位的注册资金是否足额到位,人民法院均应当受理。
第八条 被开办企业被宣告破产的,开办单位对其没有投足的注册资金、收取的资金和实物、转移的资金或者隐匿的财产,都应当由清算组负责收回。
第九条 被开办企业向社会或者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未清偿的,在破产财产分配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清偿。
三、财产保全和执行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移交、撤销、脱钩的企业的案件时,认定开办单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得对开办单位的国库款、军费、财政经费账户、办公用房、车辆等其他办公必需品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保全和执行措施。
四、适用范围
第十一条 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此次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的企业所发生的债务纠纷案件和破产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2年10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情况,请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全面加强新时代涉外法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涉外执法司法质效持续提升,涉外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工作成效明显,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开创了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新局面,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审理当事人、标的物、法律事实等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涵盖刑事、民商事、海事、知识产权、行政等各审判领域,以及外国法院判决、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国际司法协助案件。因涉港澳台案件一般参照涉外审判程序处理,故这次一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涉外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涉外审判工作呈现以下新特点:一是案件数量大幅攀升。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从2013年的1.48万件,增长到2021年的2.73万件。二是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际分工日益深化,涉跨境电商、跨境破产、企业和资产跨境并购、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中欧班列运单等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亟需明晰交易规则、规范行为界限、平衡各方权益。三是案件审理难度加大。因同一争议涉及多国平行诉讼而产生的管辖权国际冲突案件增多,案件审理涉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准据法适用的情形增多,司法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愈加复杂。四是案件影响力日益提升。涉及当事人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际关注度显著上升,对我外交工作大局和国际形象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法院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我国涉外审判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不断扩大,境外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日益增多,我国法院判决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的作用更加凸显,涉外司法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有力传递出新时代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决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外审判工作情况及成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外案件,深入推进涉外审判机制改革,加强涉外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涉外审判质效。2013年至2022年6月,各级法院审结各类涉外、涉港澳台案件38.4万件。通过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作用,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司法服务。
(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将涉外审判工作置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中谋划和推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依法严惩涉外犯罪。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依法严惩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严厉打击跨国跨境毒品、电信网络诈骗、偷运人口、赌博和洗钱等犯罪。积极配合做好境外追逃追赃,出台司法解释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违法所得无处隐匿。严格规范涉外刑事审判工作,实行外籍被告人律师辩护全覆盖,切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依法保护我海外投资利益。依法审理我国“走出去”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产业投资、货物运输等方面涉外民商事案件,准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服务应对海外利益风险挑战。制定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统一独立保函交易规则,保障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二)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始终做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和坚定践行者,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确保中外当事人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保护平等,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全面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完善配套司法解释,外商投资企业纠纷审理进入以“一法一条例两解释”为主干规范体系的新阶段。建立外商投资企业纠纷集中审理机制,以专业化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依法审理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等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助力稳定中外投资者市场预期。
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定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临港新片区、北京“两区”建设等意见,发布10个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和12项亮点举措,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各地法院积极探索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门审判机构或审判组织,推出多项改革创新成果。福建平潭法院“企业送达信息共享机制”、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创新涉外商事诉讼、仲裁与调解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分别入选国务院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北京法院“金融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多元化解机制”入选商务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最佳实践案例”。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出台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司法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高起点高标准设立上海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成渝金融法院,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贯彻新证券法域外适用条款规定,对在境外上市公司及境外其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供者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证券、期货纠纷及其他金融纠纷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
服务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发布审理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服务稳外贸、稳外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航运市场健康发展,被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法数据库收录。南京海事法院开通立案和调解“绿色通道”,用时27天在线成功调解一起持续5年的国际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大连海事法院运用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多地海事法院在扣押拍卖外籍船舶过程中,对外籍船员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并安全、高效遣返,为妥善处置疫情期间全球性海员换班或遣返难题、助力航运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中国方案。
恪守国际条约、尊重国际惯例。制定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司法解释,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审结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国际影响重大、推动法治进程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国蒂森克虏伯冶金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清晰阐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准据法的关系,在“加百利”轮海难救助案中首次明确《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相关国内法条款的适用,在哥斯达黎加东方置业公司保函欺诈纠纷再审案中准确适用《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我国司法案例已经成为丰富国际法实践的重要来源,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法数据库已收录我国司法案例36件。
准确适用准据法。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定准据法。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在542件案件中准确适用域外法,涉及六大洲4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新加坡中华环保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准确适用新加坡法律认定外方股东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助力优化外商投资法治环境。江苏苏州中院审理的中钢钢铁有限公司股权代持纠纷案适用埃塞俄比亚法律认定股权变更登记事项,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大宇株式会社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适用巴拿马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效力,北京海淀法院审理的沃尔特股权转让纠纷案适用芬兰法律认定预约合同效力。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马来西亚联昌银行新加坡分行涉外担保纠纷案,在查明新加坡法律的基础上,通过调解实现一揽子解决纠纷的多赢效果。
推进判决的跨境承认和执行。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审结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案件7313件,涉及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近40个国家。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通过《南宁声明》,就中方倡导的“推定互惠”达成共识,实质推动区域内各国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江苏南京中院审理的高尔集团案首次适用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有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开展相关领域司法合作。我国涉外民商事判决得到德国、美国、新加坡、以色列、韩国等多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浙江海宁法院作出的尖山光电公司破产重整裁定效力得到美国法院承认,使在美1.5亿元资产纳入中国法院破产重整程序。
(三)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作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施
我国是海洋大国、贸易大国、航运大国,海事审判工作直接服务于外贸航运、海洋开发,事关维护国家司法主权、海洋权益。
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制定海事诉讼管辖、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和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案件系列司法解释,对我国管辖海域全面行使司法管辖权。
服务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制定扣押与拍卖船舶、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规定,发布海事审判典型案例89件,促进统一裁判尺度。天津、青岛、大连海事法院依法妥善审理1743件“康菲”溢油事故系列案,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上海海事法院依法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货轮,促使其履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顺利执结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威”执行案,为这起跨世纪的涉外纠纷画上圆满句号。青岛海事法院妥善化解外籍“尼莉莎”轮扣押案,避免涉事各方巨额损失,外国当事人特意将船舶更名为“尊重”,向中国法治致敬。
大力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新设南京海事法院,形成包括11家海事法院、42个派出法庭在内的全国海事审判组织体系,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齐全、受理海事案件最多的国家。常态化发布中英文版海事审判白皮书,上线中国海事审判网,服务海事审判工作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传播中国法治声音。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建国际海事司法研究基地,推动海事司法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朝鲜、韩国两国货船在非我国管辖海域发生碰撞后协议选择上海海事法院管辖,德国、瑞典等国当事人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利比里亚籍“狮子”轮并提起诉讼,越来越多与我国没有管辖连接点的案件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海事法院管辖,充分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国际公信力与影响力。
(四)不断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新路径,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司法服务。
扎实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西安分别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上线国际商事法庭中英文双语网站,总访问量已突破378万人次,覆盖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首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聘任来自22个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47名专家委员,着力建设国际一流法律智库。出台2个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见,发布3批28件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完善相关法律适用规则。在苏州、北京、成都、长春、泉州、厦门、无锡、南宁等地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努力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高地。
创新“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立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成立案、调解、证据交换等全流程线上纠纷解决服务平台,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法律服务。先后分两批确定10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2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加入平台,首次实现和境外仲裁机构的机制衔接。北京四中院、苏州国际商事法庭、深圳前海法院等探索建设各具特色的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完善诉讼与调解、仲裁对接机制,努力满足中外当事人司法需求。
促进仲裁健康发展。出台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等司法解释,建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机制和报核制度,发布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规范司法审查程序,促进仲裁健康发展。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理司法审查案件超过11万件,依法审结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和重大影响的案件。广东广州中院在审理美国布兰特伍德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案中,首次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我国涉外仲裁裁决,对于我国仲裁业务的对外开放和仲裁国际化发展具有标志意义。
充分发挥多元调解机制独特优势。会同中国侨联发布加快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建立“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999家侨联调解组织、1712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浙江青田法院立足侨情县情,构建“海内海外联动调解、线上线下多元共治”的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格局。云南法院探索建立“国门调解”机制,设立14个国门诉讼服务站,配备双语法官192人,聘请双语调解员585人,推动简易涉侨纠纷就地化解。新疆高院积极推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合纠纷化解平台建设。广西高院、海南一中院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完善涉外商事纠纷联动调解机制。
(五)切实维护港澳台同胞合法权益,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两岸融合发展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港澳台同胞合法权益,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司法服务。
依法妥善审理涉港澳台案件。依法审理涉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旅游等领域案件,推动落实便利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等各项政策制度,切实增进港澳台同胞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出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36条措施,发布台胞权益保障十大典型案例,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广东高院发布4批80件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积极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福建漳州中院设立涉台案件审判庭,成立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充分发挥台胞陪审员、台胞调解员、台企司法联络员作用,及时调处化解涉台纠纷,生动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
深化区际司法协助互助。与香港、澳门签署13项司法协助安排和1项司法协助文件,健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其中,与香港就判决相互认可和执行签署3项司法协助安排,实现90%以上民商事判决得到相互认可和执行。与澳门建立司法协助网络互通平台,实现民商事案件送达取证全流程在线完成。与香港、澳门分别建立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机制,与香港签署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发布10件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典型案例。出台司法解释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仲裁裁决,推进两岸生效判决与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
服务港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布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和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等意见,推进司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高院以“清单+台账”方式推动46项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为港澳企业、居民在粤创新创业提供优质司法服务。支持港澳律师内地执业,广东深圳福田法院依法审理香港律师内地执业代理的首起案件。
完善涉港澳台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明确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地区居民可以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与国台办共建“总对总”涉台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成果优势,为台湾同胞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解纷服务。广东法院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特点,聘任90名粤港澳资深退休法官、商事律师、法学专家等作为特邀调解员,全面参与跨境商事纠纷调解。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
深化海峡两岸暨港澳司法交流合作。健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高层论坛、互访等交流机制,创设粤港澳大湾区案例研究基地、司法案例研讨会等合作新平台,深化司法交流互鉴。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加强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统筹推进内地与港澳司法深度合作。持续推进国家法官学院与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项目,加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培训。探索选任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担任人民陪审员,支持港澳台同胞参与国家法治实践。设立港澳法律生内地实习项目,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法律人才研修班,推动港澳青年积极融入国家法治建设。
(六)深入实施涉外审判精品战略,加快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改革破解难题,深入实施涉外审判精品战略,创新完善涉外审判机制,不断提高涉外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优化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机制。发布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及归口办理的通知,推动大部分涉外民商事案件下沉至中级、基层法院,由涉外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审理,形成以“特定管辖法院、专门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为特征的专业化涉外审判格局。北京、海南等地法院根据当地实际建立涉外商事案件集中审理机制。广西南宁法院、北海海事法院设立涉东盟案件审判合议庭,集中审理涉东盟贸易纠纷和海事海商案件,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创新涉外送达机制。修改涉外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涉外送达规则,规范涉外送达工作。启用全国法院司法协助管理平台,与司法部民商事司法协助系统联网,实现送达案件跨部门在线转递、审查、查询功能,有效缩短涉外送达周期。多地法院制定涉外民商事案件送达指引,在不违反所在国法律的前提下,探索电子送达、当事人转交送达和委托律师、公证机构、海外侨团送达机制,有效提升涉外送达质效。
健全域外法查明机制。设立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汇集五家域外法查明机构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资源,着力破解涉外审判实践中的域外法查明难问题。疫情期间,组织梳理全球6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不可抗力规则及案例,形成并发布7期研究报告。多地法院设立域外法查明专家库,推动域外法律库案例库建设,积极探索域外法查明有效路径。广东广州中院上线“域外法查明通”,深圳前海法院搭建“法院依法自主查明+香港地区陪审员和外籍、港澳地区调解员参与查明+社会化专业力量协助查明”的立体化查明模式。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与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联合发布《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法律查明机制指引》。
完善跨境诉讼服务机制。发布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规定,依托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指引、查询、委托见证、登记立案等服务。多地法院结合实际需要,探索为外籍当事人提供英、葡、日等多语言诉讼服务。广东法院推广“AOL授权见证通”,为15个国家和地区的1743件案件境外当事人在线办理委托见证手续,大幅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福建福州中院通过“云法院智慧庭审系统”实现境内外五地连线,开庭审理一起跨国跨省、涉外涉侨民间借贷纠纷。
健全涉外审判人才培养机制。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引导广大干警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进涉外审判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各地法院通过开展专题培训、挂职轮岗、业务交流等方式,大力培养选拔优秀涉外审判人才。积极推荐优秀涉外审判人才到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司法机构任职,1名法官获聘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法官,填补了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内部行政司法系统的任职“空白”。
(七)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积极参与涉外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立足司法职能积极参与涉外立法工作,助力建设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
积极配合涉外立法。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起草民事诉讼法涉外编草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建议修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报告,参与海商法修订工作,就海警法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提出建议,推动完善特色鲜明、科学合理的海事法律体系。
健全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高度重视统一涉外法律适用标准,2013年以来制定涉外审判司法解释31个、规范性文件9个,发布指导性案例12件、典型案例137件。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管辖、诉讼当事人、送达等涉外审判中的111个疑难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有效促进裁判尺度统一。福建法院依法妥善审理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第一案“章公祖师”案,判令外籍被告人返还因被盗而流失海外的宋代肉身佛像,树立了通过司法途径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范例。
加强涉外法治研究。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司法保障、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司法保障、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等重大涉外法治课题研究,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撑。围绕投资仲裁、跨境破产等问题加强研究并及时提出对策。设立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建立“一带一路”司法保障常态化调研指导机制。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合作,设立15家涉外司法研究基地,增强涉外法治研究的实效性。
(八)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入开展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构及20多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友好交往关系,签署70多个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先后有60余位外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到访中国法院。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金砖国家首席大法官论坛、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世界执行大会、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数字经济法治论坛、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等大型国际司法会议,推动形成多份成果性文件,有力促进司法交流合作,广泛凝聚法治共识。
深化国际司法协助。我国与82个国家缔结170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加入包含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近30项国际公约,合作范围覆盖130多个国家。完善司法协助工作规范,2016年以来办结司法协助案件2.8万件。积极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加强调查取证、引渡、被判刑人移管及违法所得查封、扣押、没收、返还等领域国际合作,共同惩治和预防跨国跨境犯罪。云南法院审理的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树立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范例。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国际法领域重要磋商谈判,2013年以来参加10项国际公约的履约审议、11项国际公约及示范法的谈判、40余项双边及多边司法协助协定的谈判。在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制定中提出中国建议。积极参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管辖权项目谈判,探索国际平行诉讼解决方案。参与联合国贸法会投资仲裁透明度、跨境破产、快速仲裁与国际和解协议、铁路运单议题以及司法出售船舶国际承认公约草案(“北京草案”)等国际公约、示范法和交易示范规则的磋商,为国际经贸规则完善贡献中国智慧。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举办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研讨会、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中英司法圆桌会议、中法国际商事审判交流研讨会等专业会议,派员参加国际商事法院常设论坛、“一带一路”法治国际合作论坛等国际会议,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德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深入开展司法项目合作,大力推进司法文明互学互鉴。与新加坡最高法院编纂出版《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开展案例交流合作,凝聚共建“一带一路”共识。
总的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涉外审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主要是:一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涉外审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涉外审判工作取得历史性发展,涉外法治建设开创新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二是坚持服务“国之大者”。服务大局是涉外审判工作的职责使命,必须始终将涉外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落实依法平等保护原则,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涉外审判工作的根本立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涉外审判工作的重要任务,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增强斗争精神,善于运用法治手段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涉外审判工作发展的不竭动力,必须秉持改革创新精神,深入实施精品战略,完善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加快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二、当前涉外审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结合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调研报告反馈的问题,根据调研分析,当前涉外审判工作还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一是服务对外开放能力水平有待提升。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涉外法治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有的法院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思路不够开阔,服务对外工作大局的手段和方式还不够丰富。
二是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有待完善。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跨境数据流动等国际法重大前沿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并及时提出立法建议。一些新类型案件裁判规则有待进一步确立,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三是涉外审判机制改革有待深化。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案件在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域外法查明、缩短审理周期等方面存在一些难题需要多措并举切实加以解决。目前涉港澳台案件参照涉外审判程序处理,导致港澳当事人在内地法院参与诉讼、涉港澳证据审查认定、港澳判决在内地的认可和执行等存在一定不便,不利于涉港澳纠纷的高效化解,制约了司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用发挥。
四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有待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职能作用还有很大发挥空间,“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我国尚未制定商事调解法,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商事调解组织较少,难以满足当事人多元解纷需求。
五是涉外审判人才培养有待加强。涉外审判人才选拔、培养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与涉外审判工作发展需要不适应,高素质专业化涉外审判队伍建设成为紧迫任务。有的法院对于如何培养、使用涉外审判人才缺乏整体规划,人才梯队储备不足。随着涉外新类型和疑难复杂案件不断涌现,一些干警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复合型国际化涉外审判人才仍存在较大缺口。
三、下一步的举措和建议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决策部署,奋力推进涉外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涉外审判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谋划和推进涉外审判工作。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党的领导贯穿涉外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及时报告工作情况,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涉外审判工作。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完善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深入研究我国法律域外适用条款等问题,健全相关司法解释和配套规则。加强国际法前沿热点问题研究,夯实涉外法治理论基础,推动完善涉外法律适用规则体系。
三是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涉外审判质效。结合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和各地法院涉外审判工作实际,进一步优化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机制。持续创新涉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和域外法查明机制,切实提高涉外审判质效,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推进涉外审判工作与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加强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模式,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四是坚持目标引领,健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细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充分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职能。坚持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健全“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
五是实施人才强基计划,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涉外审判队伍建设。立足长远、加强统筹,健全涉外审判人才引进、培养、选拔、使用、管理机制。建立新类型、疑难复杂涉外案件研讨机制和平台,促进提升涉外审判队伍整体能力水平。培养和储备一批既有大局观念又有国际视野,既通晓国内法律又熟悉国际法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优秀涉外审判人才。
六是坚持合作共赢,开创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新局面。完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机制,提高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司法协助质效。拓宽国际司法交流渠道,健全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等,促进增进司法互信。拓展与有关国家及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针对当前涉外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修法进程。适时将修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纳入立法规划。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授权海事法院审理特定类型的海事刑事案件,有效维护我海洋权益。二是推动解决国际商事法庭运行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促进提升我国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适时制定商事调解法,充分发挥调解机制优势,为我国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蓬勃发展提供充分法律依据。三是授权广东等涉港澳案件集中的地方法院试行简化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证明手续及授权委托手续。四是推动建立健全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涉外法治人才交流机制,加大复合型国际化涉外审判人才培养力度。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关于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涉外审判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进一步提高涉外审判工作水平,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318号(政治法律类33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318号(政治法律类33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法院审判案件执行力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建议:一、人民法院应在执行程序中转变思想,以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文书结果为目的,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人民法院应综合运用法律、社会等多种手段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进一步提高司法权威。
我们认为,您的提案切中要害,指明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根本目的及其重要实现路径,这也正是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突破口和重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证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并将“切实解决执行难"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之一。周强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庄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在中央的重视下,围绕这一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协同各有关部委,联合社会积极力量,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加强执行工作强制性和信用惩戒力度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关于人民法院应在执行程序中转变思想,以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文书结果为目的,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的建议
我们将继续坚持和不断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彻底解决法院内部存在的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等违法违规执行问题:
(一)推进执行管理改革,以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思维创新管理模式
一是我们开展了摸清执行案件底数的专项活动,对近二十年来的各种执行案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共补录、核录执行案件1600万余件,登记到相应的信息平台,使长期困绕执行信息化建设的案件底数不清、信息失实、难以反映执行工作真实情况的现象得以全面改观,为继续深入推动执行信息化建设打牢了基础。
二是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我们开发并逐步完善了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案件流程管理系统与案件流程公开系统相结合,在通过执行节点监管系统等强化内部管理的同时,把执行关键节点的信息分别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置于当事人及社会的监督之下,督促执行人员更加规范地履行职责。
(二)推进执行体制改革,增强执行监督力度
一是优化权力配置,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在法院内部,设立执行裁判庭,审理执行程序中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事实和法律争议,形成审判权对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依托执行指挥系统,强化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提高执行实施效率。
二是强化法院内部监督,建立执行约谈机制。执行约谈,是指我院可在消极执行、违法执行问题突出发生时,约见未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进行告诫谈话、指出问题、责令整改纠正。这是加大执行监督和管理的力度,及时发现、纠正下级法院在执行履职中存在的消极执行、违法执行等问题,促进解决“执行难"的有力武器。
三是强化外部监督,让执行权更加规范运行。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法院视察,及时办理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我们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将执行案件流程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执行裁判文书等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案件及执行工作的知情权、监督权,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二、关于人民法院应综合运用法律、社会等多种手段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进一步提高司法权威的建议
我们将继续坚持和不断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执行信息化进程,打造多层面、全覆盖的信用惩戒机制:
(一)不断完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让失信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信息无所遁形
一是合作单位进一步扩展。可查询信息的单位从最初的20家银行,扩展到了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3家单位以及3400多家银行。
二是查询信息进一步丰富。可查询的信息种类从最初的银行存款1类信息,扩展到14类16项信息,包括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
三是查控功能进一步完善。2000多家银行开通了网络冻结功能,中国工商银行等3家银行开通了网络扣划功能;网络查封船舶功能、证券冻结功能已经在五地上线试运行。
四是使用法院实现全覆盖。实际应用查控系统的法院由过去的30%扩展到现在的100%,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3520家法院利用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856万余件、冻结693亿元,查询到车辆1298万辆、证券120亿股等。
(二)全力推进联合信用惩戒机制,让失信被执行人在社会中寸步难行
一是积极推动中央改革文件的出台。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我院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共涉及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是文件规格最高、涉及部门最多、覆盖领域最广、惩戒措施最全的失信联合惩戒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二是切实抓好《意见》落实。我院积极推进《意见》中有关惩戒措施的落实,协调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会签了联合惩戒通知,在招标投标领域联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同时,还积极协调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在各自分管领域进行信用惩戒。
三是大力促成“多方合作"。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中央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推出了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诸多措施已落地实施。
四是全力开展多个“双方合作"。分别与公安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合作,在已签订惩戒文件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相关领域的联合惩戒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用惩戒工作新常态。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裨益,我院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大力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大信用惩戒力度。我们也期待委员们在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履行职责的同时,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更加关心,向人民群众宣传执行工作的新举措、新成效,共同推动执行工作向前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件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件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4月23日)
案例一
谢某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开设赌场、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谢某某刑满释放后,纠集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詹某某、陈某某等人,先后拉拢、招募、吸收18名未成年人(其中15名在校学生),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古溪村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谢某某为组织、领导者,詹某某等人为骨干成员,陈某某和翁某某(未成年人)、余某某(未成年人),以及16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为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谢某某利用犯罪组织势力,对古溪赌场进行敲诈勒索、安排组织成员在贷款公司上班获取经济利益,支持组织活动。该组织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欺压、残害群众,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在古溪区域内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福建省市区三级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指导组和专案组,依法快捕快诉。审慎认定未成年人涉黑恶势力犯罪,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时间不长、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较少的1名未成年人不认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认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2名未成年人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得到法院支持。
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行“走访摸底、分类帮扶”,积极规劝15名涉案学生及时返校就学。对后续继续升学就读的未成年人,与社工、公益机构共同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教,通过法治教育、心理咨询、团体辅导、公益志愿活动等形式,多方联动构建有效观护帮教模式。对进入社会的涉案未成年人,依托帮教基地培训职业技能,联系就业单位。
针对涉案未成年人主要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家庭以及监护缺失家庭的情况,蕉城区人民检察院与社工组织、社区等合作,组织涉案未成年人父母开展亲职教育。
针对涉案未成年在校学生较多的情况,积极推进源头治理。联合8个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城区11所重点区域中小学校开展专项督查,从学校内部安全管理、周边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欺凌等方面,采取现场查验、现场纠正、现场交办、限时整改等方式,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与区教育局签订《检校共建、推进法治校园建设协议》,向辖区9所中小学校派驻法治副校长,指导学校开展法治教育工作。
2018年12月20日,蕉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谢某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6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经帮教后考入中专、中职学校8人,继续在初中部学习2人,就业6人,其中2人在省运会射击项目青少年组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典型意义】
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导致未成年人涉黑恶势力犯罪问题逐渐凸显,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涉黑恶成年犯罪人。拉拢、招募、吸收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是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典型行为。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是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应当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的成员从重处罚。
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保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帮教矫正和警示教育并行、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并举,对涉黑恶未成年人积极开展帮教矫正和犯罪预防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加强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案例二
黎某甲寻衅滋事、妨害作证、故意伤害、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7年期间,黎某甲为首,毛某某、骆某甲(未成年人)等6人为固定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欺压当地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2016年7月,黎某甲因与被害人李某某发生纠纷,遂纠集毛某某、骆某甲等人到李某某的烧腊店进行报复。黎某甲指使毛某某、骆某甲等人利用其事先准备的铁通等工具撬开烧腊店铁闸门,对店内物品进行打砸,并将烧腊店内的摩托车推到附近小河涌,造成财物损失价值人民币5881.96元。事后,黎某甲为逃避法律制裁,要求骆某甲电话联络黎某乙和骆某乙,并让三人提供身份证等资料。黎某甲在山庄宴请三人,指使三人到公安机关自首,并作三人实施打砸李某某烧腊店的假口供,以包庇其及其他同案犯。2017年3月27日,被告人骆某甲到阳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投案,并作假口供包庇黎某甲及其他同案犯。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阳山县人民检察院经认真审查和引导补证后,认为黎某甲领导的犯罪组织,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同时增加认定黎某甲部分故意伤害犯罪事实。黎某甲为逃避法律责任,利用骆某甲心智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治意识淡薄的特点,指使未成年人录假口供、作伪证的妨害作证行为,不仅妨害正常司法活动,而且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精准指控,增加认定了首要分子黎某甲的部分故意伤害犯罪事实,同时依法认定该犯罪组织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体现了依法从严打击。
针对骆某甲实施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一方面通过庭审教育的方式,与援助律师共同开展法治教育。另一方面,通过与其家庭成员联系,深入分析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家庭教育和关心关爱,帮助其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2019年12月30日,阳山县人民法院对黎某甲等七人作出判决,依法判处黎某甲犯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采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辨别能力低、易于控制指挥的特点,常常有意拉拢、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加入黑恶势力,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未成年人被利用参与黑恶势力犯罪的,应当重在切断“毒源”,防止低龄未成年人“积小恶成大患”。
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利用刑法第十七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意将未成年人作为黑恶势力的发展对象,以此规避刑事处罚。成年犯罪人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的特点,伙同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并在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未成年人作伪证、顶罪,包庇其他成年人的犯罪事实,行为恶劣,应当予以严惩。
案例三
靳某某妨害信用卡管理、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以来,靳某某在QQ群发布收买银行卡的信息,纠集周某某、张某某、肖某某等人,雇佣温某某、刘某某、安某某(三人均为未成年人)形成贩卖银行卡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以盈利为目的,在一些职业院校内非法收购学生银行卡、U盾、手机卡,持有并贩卖给境外赌博、诈骗组织。靳某某为防止倒卖的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违法所得不能取出,指使团伙成员纠集温某某、刘某某、安某某多次将挂失银行卡的未成年在校学生带至宾馆、学校偏僻处,采取语言威胁、扬言殴打、带至外地交给上家处理等手段进行威胁恐吓,为学生拍摄录像,强迫挂失银行卡的学生补卡并交回卡内被冻结的资金。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9年4月24日,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居民常某某在博彩平台先后被骗60多万元,到新河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发现被骗款项通过该犯罪团伙收购、贩卖的银行卡转到其他账户。新河县人民检察院针对公安机关发现涉恶、涉未成年人的案情,立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及时面见涉案未成年人,了解情况,适时释法说理,进行教育感化。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新河县人民检察院安排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前往看守所开展亲情会见,共同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温某某、刘某某、安某某等人当场痛哭悔过。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对涉案未成年人分案办理。主动联系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司法局、涧山区司法局,协作开展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人涉罪原因、平时表现,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法院对未成年人温某某、刘某某、安某某适用缓刑。对该案主犯靳某某依法从严,向法院提出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2019年12月31日,新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靳某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典型意义】
黑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急于赚钱、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的心理特点,常常以从事兼职的名义雇佣未成年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黑恶势力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和大中专院校,利用在校学生,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应当予以从重处罚。检察机关坚决遏制黑恶势力拉拢侵蚀未成年人,对黑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依法坚决起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
对被利用的未成年人,要综合其犯罪性质、罪行轻重等因素,实行分级保护处遇。对行为性质较为恶劣、危害后果较大的涉罪未成年人,要全面了解其生理、心理状态及违法犯罪原因,通过亲情会见,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积极促成和解,引导其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对罪行轻微,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要充分发挥不捕、不诉、刑事和解等制度机制作用,积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要与公安机关沟通,由其训诫,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联合相关帮教主体,开展重点观护和帮教,预防再犯。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48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48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分析了当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从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工具尽快建立查找被执行人信息系统、严厉打击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行为人、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扩大失信老赖黑名单的公示范围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一定的可行性,对于进一步推进执行体制机制改革、改进各项工作、基本解决执行难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一、关于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工具尽快建立查找被执行人信息系统的建议
您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通了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全覆盖基本可以预期。但是,对于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逃避、规避执行,玩人间蒸发,隐匿踪迹等情况束手无策,在当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尽快建立被执行人信息查控平台是当务之急。"我们与您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我们建立了被执行人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将被执行人相关信息实时公开,社会公众可以随时进行查询。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执行联动,通过与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银行、互联网企业等单位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现在已能够获取到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组织机构代码、户籍、互联网、银行等14类18项信息,极大便利了执行工作,提高了执行效率。全国3523家法院都能使用该系统进行财产查控。
在查询上述财产信息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还不断扩大对各类财产的查询、冻结、扣划等功能。其中,2299家银行上线网络冻结功能、750家上线网络扣划功能。省会城市和沿海、旅游城市中已有20个城市上线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最高人民法院还与银监会联合发文推进理财产品网络查询,新上线工行、交行、中行3家银行理财产品的查询冻结功能。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合作,对证券的网络查控已全部上线。通过与公安部信息共享,现已实现对当事人的多证照信息查询,通过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就能查询到其所有的出入境证照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还委托部分法院,整合公安、民航、铁路、通信等协执单位反馈的信息,以及电商等互联网上的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探索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消费习惯和行为规律的智能分析,为执行法院寻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发现隐匿的财产线索、收集和固定打击拒执违法犯罪的证据提供便利,最大限度发挥信息化执行手段的威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多数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还建设了三级法院间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与国土、税务、民政等部门对接,扩大查控范围,形成了对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益补充。截至目前,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为1025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867亿元,查询到车辆1987万辆、证券208亿股、船舶21.23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75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继续加强与银监会的合作,力争实现对所有银行的查询、冻结、扣划“一体化"功能;与保监会、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加强合作,将被执行人保险财产、纳税退税信息、婚姻信息等纳入网络查控范围;推进与公安部的协作,加强网络布控,由公安机关协助查找、控制被执行人,共享被执行人住宿信息,帮助我们破解查人找物难题。
二、关于严厉打击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行为人的建议
您提出“对于给被执行人提供房产证、行车证,提供使用电话卡、银行卡,假离婚、假破产导致财产转移、悬空债务等无法执行的行为,尽快出台司法意见进行一并打击。"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击抗拒执行、规避执行的行为。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要求“充分运用民事和刑事制裁手段,依法加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同时,还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等情形,对以假离婚、假破产等方式转移财产、悬空债务等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进行有力打击。
对您提到的“严厉打击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行为人。对于给被执行人提供房产证、行车证,提供使用电话卡、银行卡等行为,尽快出台司法意见进行一并打击。"我们认为,鉴于此类行为举证较难、实践中不好掌握具体情形且目前立法上并无相关规定,我们将积极与全国人大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单位沟通,反映您的建议,认真研讨惩治此类行为的有效措施。
三、关于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建议
您提出“实践中经常出现夫妻双方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而另一方与外界发生债务纠纷,人民法院在执行时本人名下无可以执行的财产,而配偶名下有可执行的财产而无法执行,希望尽快出台司法意见,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一直是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关于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债务财产存续期间配偶为被执行人的问题,也一直存有争议,在实践中还需要继续研究、审慎把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坚持了法定追加原则,未将被执行人配偶一方列入该规定可追加的范围内。原因在于,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不利于平等保护各方利益。按照审执分离的原则,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来认定。
四、关于扩大失信老赖黑名单的公示范围的建议
您提出应“扩大失信老赖黑名单的公示范围"“失信老赖的名单向互联网头条新闻等媒体发送,形成人人唾弃失信人员的社会诚信体系。"我们完全赞同。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开通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将“失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只要输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即可查询。地方各级法院按照部署,将符合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录入到最高人民法院“黑名单"库中,实时录入、实时发布、实时更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加强宣传,不断扩大“失信黑名单"影响。一是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公布。最高人民法院与人民网联合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失信金额、时间、次数、年龄等为标准,分别公布前100名失信被执行人。二是微博、微信公布。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开通“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每天曝光自然人和法人各一名,并定期曝光典型失信惩戒案例。三是百度搜索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数据推送给百度搜索,通过失信名单直接展现、失信信息提示等方式公开。四是“信用中国"网站公布。积极参与国家发改委“信用中国"网站建设,主动推送失信名单,积极推动全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开展信用惩戒。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联手新浪、网易、腾讯、凤凰四大门户网站开展12小时全媒体直播抓“老赖"活动,在线参与互动网民超过1000万人次。许多地方法院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外,还在市民广场、车站码头、金融机构网点等公共场所电子屏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甚至通过张贴布告、发放传单、制作动漫等方式广而告之。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您的建议,积极探索与互联网头条新闻等媒体进行合作,不断扩大“失信黑名单"的公示范围,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五、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要近况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既是对我们执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是推动执行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借此机会,再向您介绍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针对被执行人诚信意识不强、自动履行率低等问题,建立健全联合信用惩戒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通过信息化、技术化手段,特别是充分利用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协助执行部门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现已基本实现信息推送的网络化、自动化。通过各单位职能作用的发挥,在出行、投资、置业、消费、网络等各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最大限度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生存和活动空间。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修改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的纳入标准、救济途径、退出机制等问题予以明确。积极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确定383个法院为“有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制度示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还联合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涉金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日常监管、社会公布等事项作了规定;下发《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建立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备案制,依法督促其解决欠债问题,履行法律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和共享,通过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有关网站、移动客户端、户外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已经成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截至目前,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72万人次,全国法院共限制750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81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59.1万余次,涉及资金达到72.6亿元。全国有超过百万的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二是出台财产调查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执行财产调查制度,合理分配财产调查责任,强化财产调查效果。为了进一步解决被执行人规避、抗拒执行的问题,今年1月,我们出台了《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调查规定》),5月1日起正式施行。《财产调查规定》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以解决对常见财产形式的调查问题;对于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尚未覆盖的财产形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需要,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调查,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也可以自行调查。此外,《财产调查规定》强化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义务,具体规定了报告财产令的内容、报告财产的范围、补充报告义务、核实程序、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巩固了信息化与执行联动建设成果,明确了网络查询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效力,肯定了网络查询在人民法院调查措施中的关键地位,规定了“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财产未能实际扣押的,或者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等主体下落不明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部门协助查找";丰富了财产调查手段,设立了审计调查制度;拓宽了财产线索来源,设立了悬赏公告制度。通过上述措施,拓宽财产调查途径,树立司法调查权威,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管理模式,提升执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规范管理,深挖内部潜力,以执行指挥中心为平台和抓手,进一步加强执行信息化管理。截至目前,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运行顺畅,通过节点管控,建立起常态化督办机制。开发应用“终本"案件管理、执行信访管理、舆情管理、委托事项管理、网络拍卖管理等信息化管理平台,对执行工作中不规范行为及时督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一竿子插到底"。通过建立执行委托事项工作机制,实现了辖区内法院与跨省法院之间对查控、拘留、罚款和部分委托调查事项的网络化协作,可以使执行人员不用再往返奔波,大大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2〕6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李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 强
2022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0〕21号)
根据审判、执行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司法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三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应当制作裁定书并附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载明:扣押货物的发货站、到货站,托运人、收货人的名称,货物的品名、数量和货票号码。在货物发送前扣押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始发地的铁路运输企业由其协助执行;在货物发送后扣押的,应当将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目的地或最近中转编组站的铁路运输企业由其协助执行。
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在中途站、中转站扣押铁路运输货物。必要时,在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输秩序、不损害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在最近中转编组站或有条件的车站扣押。
人民法院裁定扣押国际铁路联运货物,应当通知铁路运输企业、海关、边防、商检等有关部门协助执行。属于进口货物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我国进口国境、边境站、到货站或有关部门送达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属于出口货物的,在货物发送前应当向发货站或有关部门送达,在货物发送后未出我国国境、边境前,应当向我国出境站或有关部门送达。”
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  1.将名称修改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  2.将引言修改为:
“山东等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如何认定产业工会、基层工会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对工会财产、经费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的问题,向我院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3.将第一条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的规定,产业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取得是由工会法直接规定的,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基层工会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成立,即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条件,审查基层工会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产业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与建立工会的营利法人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企业或企业工会对外发生的经济纠纷,各自承担民事责任。上级工会对基层工会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的条件审查不严或不实,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
将第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当事人、开证银行认为人民法院冻结和扣划的某项资金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应当依法提出异议并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于确系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如果开证银行履行了对外支付义务,根据该银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如果申请开证人提供的开证保证金是外汇,当事人又举证证明信用证的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时,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冻结措施。”
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可否采取执行措施问题的批复》
将正文第二段修改为:
“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是由被执行人交银行管理的到期偿还本息的有价证券,在性质上与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相似,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有关银行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本息划归申请执行人。”
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1.将第2条修改为:
“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
(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
(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
(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2.将第3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一般应当移送执行机构实施。”  3.删除第6条、第10条、第28条至第32条、第38条、第39条、第41条至第43条、第45条至第47条、第55条、第70条至第84条、第86条、第87条、第89条、第90条、第92条至第99条、第102条、第111条至第124条。  4.将第8条修改为:
“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件,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  5.将第18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4)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5)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6.将第20条修改为:
“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
(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申请执行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笔录,由申请执行人签字或盖章。
外国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中文申请执行书。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司法协助条约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办理。
(2)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3)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非法人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
(5)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  7.将第22条修改为:
“申请执行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委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
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8.将第23条修改为:
“执行申请费的收取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办理。”
9.将“四、执行前的准备和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查明”修改为“四、执行前的准备”。  10.将第24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
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  11.将第26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及时采取执行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应当制作相应法律文书,送达被执行人。”  12.将第35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其收入转为储蓄存款的,应当责令其交出存单。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提取其存款的裁定,向金融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金融机构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交人民法院或存入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13.将第54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中拥有的投资权益被冻结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裁定予以转让,以转让所得清偿其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
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予以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不影响执行。
人民法院也可允许并监督被执行人自行转让其投资权益或股权,将转让所得收益用于清偿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  14.将第57条修改为: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被隐匿或非法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交出。原物确已毁损或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15.将第58条修改为:
“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票证,在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或通知书后,协同被执行人转移财物或票证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承担赔偿责任。”  16.将第59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的财产经拍卖、变卖或裁定以物抵债后,需从现占有人处交付给买受人或申请执行人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和本规定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
17.将“八、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九、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标题删除。
18.将“十、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修改为“八、执行担保”。  19.将第100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有下列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1)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财产的;
(2)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
(3)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的;
(4)伪造、隐藏、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5)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问题作伪证的;
(6)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
(7)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执行的;
(8)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的;
(9)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10)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20.将第105条修改为: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  21.将第108条修改为:
“执行结案的方式为:
(1)执行完毕;
(2)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3)终结执行;
(4)销案;
(5)不予执行;
(6)驳回申请。”  22.将第109条第1款修改为:
“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23.将第110条修改为:
“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当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回转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24.将“十四、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修改为“十二、执行争议的协调”。  25.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1.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九条。  2.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3.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第三人依合同约定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保留所有权已办理登记的,第三人的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第三人主张取回该财产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  4.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5.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登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完成登记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完成登记的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其他人民法院已向该登记机关送达了过户登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当优先办理过户登记。”  6.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
“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7.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
“(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拍或者变卖不成,申请执行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又不同意接受抵债,且对该财产又无法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  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1.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  2.删除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3.将第八条修改为:
“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
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未作评估的,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4.将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引用的“第十九条”修改为“第十六条”。  5.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不动产、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  6.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了依法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2.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  3.将第六条修改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4.删除第八条、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五条。  5.将第九条修改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6.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或者变更执行法院:
(一)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二)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发现财产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三)对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依法采取相应执行措施的;
(四)其他有条件执行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  7.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的,应当向其发出督促执行令,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
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作出裁定,送达当事人并通知有关人民法院。”  8.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不应当计算执行中的公告期间、鉴定评估期间、管辖争议处理期间、执行争议协调期间、暂缓执行期间以及中止执行期间。”  9.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10.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案外人请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11.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执行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可以同时或者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日起三日内发送执行通知书。”  12.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13.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
媒体公布的有关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媒体公布的,应当垫付有关费用。”  14.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第一条修改为:
“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法院确需赴异地执行案件的,应当经其所在辖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2.将第二条修改为:
“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销案处理。
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冻结、查封、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项的,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委托执行案件应当由委托法院直接向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手续,并层报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事项委托应当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办理委托事项的相关手续。”  4.删除第十二条第一款。
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第五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一)认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妨碍其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债权受偿的;
(二)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措施违法,妨碍其参与公平竞价的;
(三)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措施违法,侵害其对执行标的的优先购买权的;
(四)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超出其协助范围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
(五)认为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行为侵害的。”  2.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出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第二条修改为: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被宣告失踪,该自然人的财产代管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将第三条修改为: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离婚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分割给其配偶,该配偶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将第四条至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的“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  4.将第十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被宣告失踪,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该自然人的财产代管人为被执行人,在代管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
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  6.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六条修改为:
“申请保全人或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担保人、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财产及其价值、担保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保证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人、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对财产保全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违反民法典、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责令申请保全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他担保;逾期未提供的,裁定驳回申请。”
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第七条修改为: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条规定情形的,债务人可以依法向有关机构申请提存;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给付金钱的,债务人也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提存。”  2.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恢复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恢复执行:
(一)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恢复执行的;
(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
(四)其他不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情形。”  3.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可以依照民法典规定办理登记等担保物权公示手续;已经办理公示手续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主张优先受偿权。”
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冻结财产的户名与账号不符银行能否自行解冻的请示的答复》
将答复内容修改为: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对财产采取冻结措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妨碍。人民法院在完成对财产冻结手续后,银行如发现被冻结的户名与账号不符时,应主动向法院提出存在的问题,由法院更正,而不能自行解冻;如因自行解冻不当造成损失,应视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林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
将复函内容修改为:
“你部林函策字(1993)308号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部所提意见,即:林业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十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第三条修改为: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将第四条修改为:
“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自诉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司法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20〕25号)
为正确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第二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招标人和中标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就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购买承建房产、无偿建设住房配套设施、让利、向建设单位捐赠财物等另行签订合同,变相降低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以该合同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
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
第七条 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请求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开工日期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按照以下情形予以认定:
(一)开工日期为发包人或者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开工通知发出后,尚不具备开工条件的,以开工条件具备的时间为开工日期;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开工时间推迟的,以开工通知载明的时间为开工日期。
(二)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已经实际进场施工的,以实际进场施工时间为开工日期。
(三)发包人或者监理人未发出开工通知,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开工日期的,应当综合考虑开工报告、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报告或者竣工验收备案表等载明的时间,并结合是否具备开工条件的事实,认定开工日期。
第九条 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按照以下情形予以认定:
(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第十条 当事人约定顺延工期应当经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签证等方式确认,承包人虽未取得工期顺延的确认,但能够证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申请过工期顺延且顺延事由符合合同约定,承包人以此为由主张工期顺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承包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提出工期顺延申请视为工期不顺延的,按照约定处理,但发包人在约定期限后同意工期顺延或者承包人提出合理抗辩的除外。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竣工前,当事人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工程质量经鉴定合格的,鉴定期间为顺延工期期间。
第十二条 因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
(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三)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承包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发包人在承包人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就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修理、返工、改建的合理费用等损失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
(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
(三)因发包人原因建设工程未按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满二年。
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第十八条 因保修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保修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保修人与建筑物所有人或者发包人对建筑物毁损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因设计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当事人对该部分工程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发包人将依法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进行招标后,与承包人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背离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当事人请求以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建设工程价款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与承包人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在招标投标时难以预见的变化而另行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实际履行的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垫资时的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部分除外。
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
第二十七条 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三十条 当事人在诉讼前共同委托有关机构、人员对建设工程造价出具咨询意见,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认可该咨询意见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受该咨询意见约束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部分案件事实有争议的,仅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但争议事实范围不能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请求对全部事实鉴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有争议,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向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释明。当事人经释明未申请鉴定,虽申请鉴定但未支付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未申请鉴定,虽申请鉴定但未支付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二审诉讼中申请鉴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申请及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确定委托鉴定的事项、范围、鉴定期限等,并组织当事人对争议的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鉴定人将当事人有争议且未经质证的材料作为鉴定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就该部分材料进行质证。经质证认为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根据该材料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五条 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第三十七条 装饰装修工程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请求工程价款就该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条 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第四十二条 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三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第四十四条 实际施工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五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8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82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充分保护廉洁条款,防治商业贿赂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商业贿赂是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不仅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也极易滋生腐败和经济犯罪,严重损害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正如您所言,治理商业贿赂,要做到国家公权力惩治与鼓励市场主体契约自治并重,事后制裁与事前预防并举,构建多元化的商业贿赂治理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在刑事审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向社会公开发布了多起重大、典型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在案件查处、政策指导等方面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在民商事案件审判中,我们也已关注到您在建议中所提到的商事合同“廉洁条款",即约定合同一方若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则应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或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此类“廉洁条款",既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当然之义,也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原则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于违反“廉洁条款"的违约金司法裁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整违约金数额;只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或者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才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予以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根据公平原则,一般可被认定为该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法律规定将违约金水平限定在不超过因违约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并不意味着守约方的损失无法得到填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违约责任不仅包括支付违约金,也包括赔偿损失。因此,违约责任与违约金不能完全等同,违反“廉洁条款"的一方依法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在赔偿损失基础上,再支付一定比例或者数额的违约金。这样的立法安排,体现了民事责任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惩罚属性。
对于您提出的出台适用“廉洁条款"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查研究,针对司法实践中这一突出问题,我们将及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发布有关指导案例,以确保法律统一适用。关于您提出的建立商业贿赂失信名单制度的建议,因该项工作不属最高人民法院职能范畴,我们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齐心协力做好商业贿赂治理工作,营造法治化、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9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1023号(经济发展类11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1023号(经济发展类111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协同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案中所提建立跨省区环境资源类案件专门审理机构的建议,对于人民法院推进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全面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探索构建全流域司法治理体系,全面加强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诚如您提案中提出,流域保护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特点,而我国现行司法系统则与行政区划完全吻合,保护标准不一,容易产生地方保护。鉴于此,人民法院积极稳妥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探索构建以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流域司法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系统治理。
一是建立健全专门审理机构。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各地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人民法庭等专门审判机构共计570个,实现了对流域重点区域的全覆盖。如,甘肃甘南中院为加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生态保护,在阿万仓黄河湿地、裕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设立了环保法庭。黄河流域9家高级人民法院中,有7家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统筹适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二是树立全流域司法保护理念。2020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第一次在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的层面上,提出了构建黄河流域司法体制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全流域司法大保护特色。
三是拓展流域司法协作机制。2019年9月1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黄河流域9省区高级人民法院签署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四川、甘肃、青海召开黄河上游川甘青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会,签署协作框架协议;陕西韩城与河津签订韩城-河津法院区域司法协作备忘录;甘肃陇南与四川广元、陕西宝鸡、汉中签订川陕甘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黄河全流域以及重点区域司法协作模式已初步形成。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关于建立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司法合作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形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需要说明的是,您在提案中提出的专门审理机构建立,如包括跨省际流域生态法院等专门法院问题,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涉及对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环境资源审判机制的重大调整,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以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加强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衔接协调,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为推动设立专门环境资源法院创造有利实践条件,并适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长春林区两级法院管辖部分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长春林区两级法院管辖部分案件的批复
(法〔2019〕50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对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长春林区两级法院指定管辖部分案件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就相关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批复如下:
一、指定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集中管辖部分类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
(一)长春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吉林省长春市各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环境资源类民事诉讼案件和以长春市直各行政机关(含局级各垂直领导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二)吉林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吉林省吉林市各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环境资源类民事诉讼案件和以吉林市直各行政机关(含处级各垂直领导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三)通化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吉林省通化市各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环境资源类民事诉讼案件和以通化市直各行政机关(含处级各垂直领导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四)白城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环境资源类民事诉讼案件和以白城市直各行政机关(含处级各垂直领导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五)图们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吉林省延吉市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环境资源类民事诉讼案件和以延边州直各行政机关(含处级各垂直领导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六)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下辖各基层法院一审案件的上诉和申请再审案件。
二、指定长春林区两级法院集中管辖部分地域民事诉讼案件
(一)江源林区基层法院。管辖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湾沟镇、松树镇、城墙街道辖区内民事诉讼案件。
(二)临江林区基层法院。管辖吉林省临江市闹枝镇、桦树镇辖区内民事诉讼案件。
(三)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管辖吉林省桦甸市红石镇、夹皮沟镇、二道甸子镇辖区内民事诉讼案件。
(四)白石山林区基层法院。管辖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白石山镇辖区内民事诉讼案件。
(五)抚松林区基层法院。管辖吉林省抚松县东岗镇、漫江镇,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池西区辖区内民事诉讼案件。
(六)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管辖下辖各基层法院一审案件的上诉和申请再审案件。
三、环境资源案件的范围和案由,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发布之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环境资源审判庭审理案件范围和具体案由的通知》执行。
四、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和长春林区两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相应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五、请你院加强对有关法院的指导协调,按照中央机构改革精神和本地区机构改革要求,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切实处理好机构编制、人员调配、案件审理、后勤保障等问题。稳妥推进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解决好行政审判法官的调入和编制职级等问题,避免因铁路运输法院法官不熟悉行政审判业务,造成案件审判质效下滑。
六、上述案件管辖的调整内容,应及时以公告形式对外发布,向当事人做好宣传释明工作。请你院统筹协调,在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和相关地区人民法院之间建立收案立案的沟通协商机制,防止因法院系统内部分工,引发管辖权异议、重复立案、互相推诿或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实施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2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25号建议的答复
秦福荣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应在国家层面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监督法>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内司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检察监督高度重视。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能力,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突出强调“加强检察监督”。近年来,高检院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积极回应人民期盼,不断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
一是注重建立健全法律监督工作机制。高检院于2009年12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提出明确具体要求。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与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制定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意见》,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任务和要求、发展方向等作出具体部署。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相关诉讼活动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工作。
二是积极推进法律监督相关立法。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积极就加强检察监督制度向立法机关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三大诉讼法对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事由、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检察监督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已纳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高检院在起草的法律条文建议稿中已对加强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提出具体建议,目前正根据全国人大内司委的立法工作安排,就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中的重要问题作进一步论证。为贯彻落实三大诉讼法中有关法律监督的新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全面修改,其中专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范围、权限、程序等。制定《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三是扎实推进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落实党中央深化司法改革各项部署,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试点,制定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体系。根据党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自2015年7月起,在13个省区市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和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
我们非常赞同您提出的制定检察监督法的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监督法》既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有很好的实践基础: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加强检察监督的指示要求;二是明确检察监督的重点、方向和程序,规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三是完善检察监督格局,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创新发展;四是提高社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关注度,为监督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均出台了有关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决定),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监督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将积极配合有关方面开展相关研究论证工作,争取全国人大进一步重视和支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推动相关立法的逐步完善。全国人大内司委表示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将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充分吸收司法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民检察院职权配置,为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请予审议。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立法保障和监督支持,2016年9月作出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试点;2017年12月审议试点工作中期报告,提出监督指导意见;2018年10月修改刑事诉讼法,固定、发展试点成果,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及实践效果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伴随着改革发展和法治进步,刑事犯罪从立法规范到司法追诉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刑事案件总量不断增加,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刑事犯罪从1999年82.4万人增加到2019年220万人;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醉驾、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从54.4%上升至8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跟进、适应,各类犯罪总体得到及时有效惩治,人民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9年1月至今年8月,在监察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支持配合下,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案件1416417件1855113人,人数占同期办结刑事犯罪总数的61.3%,这一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中的优势充分彰显。
一是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有助于增强接受教育矫治的自觉性,更好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适用这一制度办理的案件中,一审后被告人上诉率为3.9%,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1.5个百分点。同时,将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有助于弥补被害方身心及财产受到的侵害,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案件中,探索建立“认罪认罚+生态修复”机制。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时,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检察机关落实依法防控要求,对暴力伤医、危害防疫的制假售假、借机诈骗等主观恶性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惩治,警示犯罪、教育社会。同时,对于轻微刑事犯罪,教育、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更有利消除因严格管控形成的对抗情绪,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涉疫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86.6%。
二是更加及时有效惩治犯罪。近年来,犯罪专业化、智能化、隐蔽化明显增强,不论是侦查取证还是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难度不断加大。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坦白、如实供述,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犯罪事实、获取证据,有利于取证固证,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特别是一些团伙案件,犯罪嫌疑人往往订立攻守同盟、对抗司法,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可以有效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实现对案件的深挖、彻查。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4人贩毒案,主犯始终不认罪,经过耐心细致释法说理,另外3人自愿认罪认罚并当庭指证,促进案件得到依法处理。
三是显著提升刑事诉讼效率。认罪认罚从宽,既在实体上体现从宽,也在程序上体现从简。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构建了诉讼程序与案件复杂程度、认罪与否、刑罚轻重相适应的多层次案件处理机制,推动繁简分流、简案快办、难案精办。检察机关适用该制度办理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占27.6%;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占49.4%;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占23%,比2018年下降20个百分点。
四是更好保障当事人权利。坚持提速不降低质量、从简不减损权利保障。高度重视被害方合法权益保护,细致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对33040名因犯罪侵害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4.89亿元。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相关法律规定,让其充分知悉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124.6万人次。将是否认罪认罚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认罪认罚案件不捕率高于整体刑事案件18.3个百分点;法院宣告缓刑案件占36.2%,高出整体刑事案件6.9个百分点。
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犯罪结构变化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规律,有利于更好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做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也赋予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的更重责任。过去,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往往以书面审查案卷材料为主,重定罪轻量刑、重程序推进轻认罪教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官不仅要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全面充分把握案件事实、有效运用证据和典型案例等,积极促进认罪认罚;还要细致做好被害方工作,维护好被害方合法权益,让其感受到、能认同、愿接受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还必须与律师深入沟通,听取意见,达成一致;更要对法院同类案件裁判了然于胸,准确把握定罪量刑标准,确保指控和量刑建议获得庭审采纳、社会认可。庭前工作质效的根本性改进,促进了案件处理质量、效率和效果的明显提升。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提出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这个“主导”就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组织领导,带领各级检察机关站位国家治理全局,着力更新司法理念,充分履行法定职责,与其他办案机关一道,努力把这一制度落实到刑事诉讼各环节。
(一)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司法理念和刑罚观念变革、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涉及侦查、批捕、起诉、审判各个环节,涉及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检察机关自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制度落实,贯彻落实中的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同时,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基础上,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推动形成合力。一是出台办案规范。2019年10月,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适用案件范围和条件、“认罪”“认罚”的界定、从宽的把握、提出量刑建议等作出具体规定,为办案一线提供操作指引。二是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密切沟通,相互通报制度适用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统一适用标准和程序衔接。不少地方检察机关还专门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设立派驻检察室。三是推动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值班律师承担着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见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职责,是落实这一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各地检察机关主动与司法行政部门沟通,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覆盖55%的基层检察院,天津、重庆、云南等地基层检察院实现值班律师派驻全覆盖。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跨区域统筹调配等方式,妥善解决值班律师不足难题。今年8月,“两高三部”发布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进一步细化值班律师的职责和具体要求。四是协同创新释法。认识到位、理解准确是正确实施的前提。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今年7月起已在全国93%的看守所、69%的派出所、87%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江苏省如皋市公安机关办理一起重大盗窃案时,犯罪嫌疑人一直“零口供”,反复观看法治宣传片后,主动约见检察官,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并带着侦查人员辨认作案现场、提取赃物,使案件顺利侦破。
(二)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之初,由于工作量、工作难度大大增加,检察办案普遍存在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的问题。2019年1月,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只有20.9%,2019年6月仍只有39%。针对刑事案件一审后认罪服判率在80%以上、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也在80%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积极主动担当,全面落实制度规定。经过持续有力督导,2019年12月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例已达83.1%。今年以来,尽管疫情期间受看守所封闭、值班律师难以到位等因素影响,适用率一度有所下降,但1至8月整体适用率仍达到83.5%。
充分发挥审查起诉前连侦查后接审判、承上启下的优势,协同侦查、审判机关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逮捕环节就注重做好犯罪嫌疑人的释法教育工作,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包括量刑证据。检察机关适用该制度办理的案件中,侦查环节建议适用的从2019年1月的23.6%上升到今年8月的35.5%。主动做好诉审衔接,法院适用该制度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的占97.3%。
依法用好起诉裁量权。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208754人,占适用该制度办理案件总人数的11.3%。
充分运用确定刑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这是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法定环节。量刑建议尽量具体、明确,更有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减少反悔和不必要的上诉。基于此,“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修订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修订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细化量刑标准;下发指导性文件和典型案例,加大培训力度;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注重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值班律师的意见,做细做实量刑协商。2019年1月至今年8月,量刑建议采纳率为87.7%。其中,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率从27.3%上升至76%;庭审对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为89.9%,高于幅度刑量刑建议采纳率4.3个百分点;确定刑量刑建议案件上诉率为2.56%,低于幅度刑量刑建议案件3.1个百分点。
(三)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又是无辜的保护者。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落实法律规定,依法公正办案,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严格依法追诉。一是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全面审查、认定在案事实、证据,决不为片面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决不因犯罪嫌疑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对3949名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但经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罪与非罪界限,强化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严防被迫认罪、替人顶罪等冤错案件。二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不受罪名或法定刑的限制,但并非只要认罪认罚就一律从宽,还要区分具体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权衡从严、从宽因素,做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对轻罪案件特别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处理。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体现从宽,今年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率为88.4%。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依法从严追诉、不予从宽。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一起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时,主犯在庭审中表示认罪认罚,但检察机关认为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专门针对老年人房产实施“套路贷”犯罪,致72名被害人经济损失1.8亿余元,犯罪性质恶劣、危害后果严重,遂提出依法不予从宽处罚的意见,庭审采纳。
(四)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从宽幅度如何把握,事关犯罪嫌疑人切身利益。检察环节不仅有捕、诉裁量权,量刑建议更直接影响最终裁判,廉政风险随之加大。各级检察机关自觉接受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监督检查、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程序制约,同时着力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全面梳理办案风险点,明确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检察长的监督管理职责,构建全流程监督管理体系。规定当面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且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进行。量刑建议应当与审判机关对同类、情节相当案件的判罚尺度基本一致,特殊情况须说明理由和依据。对拟不批捕、不起诉的,需报检察长决定。对被害人不谅解或不同意从宽处理的案件拟不起诉的,视情邀请代表、委员、律师、专家学者等参与公开听证。健全案件评查、绩效考核、失责惩戒和执纪问责相衔接的制度机制,重点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又反悔、当事人不服提出申诉等案件进行监督。以更严格的要求落实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记录报告的“三个规定”,筑牢司法廉洁“防火墙”。
(五)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检察官的能力素质提出全新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举办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同堂培训,促进形成共同司法理念。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资深法官解答办案中的疑难问题。落实案例指导制度,发布33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加强智慧检务建设,改造升级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增加法律检索、类案分析、量刑辅助等功能;推广认罪认罚案件远程提讯、远程庭审、远程送达等机制。深化与法学界务实合作,为完善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三、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以来,整体运行顺畅,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制度适用不平衡。部分检察人员认识不足,片面强调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案多人少,因而不想用、不愿用。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和法院采纳率地区差异明显,提出率高的省份达78.8%,低的只有27.7%;采纳率高的省份达97.5%,低的只有69.9%。由于耗时费力,对拟提出缓刑或者管制刑建议的犯罪嫌疑人开展社会调查评估积极性不高。对一些符合条件的案件,未主动建议适用速裁程序。普法宣传不够,做当事人工作时易遭遇不理解甚至误解,制度的社会认知度还有待提高。
(二)办案质效待提升。有的检察官审查把关不严,存在因认罪认罚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问题。有的检察官因片面追求适用率,迁就犯罪嫌疑人或辩护律师,影响案件公正处理。耐心细致释法说理不够,有的被告人或为了“留所服刑”通过上诉打时间差,或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碰运气,违背具结承诺反悔上诉。对被告人反悔上诉和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案件的抗诉条件把握不准,该抗不抗、不该抗而抗问题都存在。
(三)衔接配合需加强。作为一项新制度,执法司法机关相互配合、制约总体较好,同时也存在经验不足、认识不够统一等问题。与侦查机关沟通不够,部分地区侦查阶段主动适用制度、促进认罪认罚教育较少。一些检察官、法官对量刑建议认识有较大差异。有的检察官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错误理解为都要采纳;有的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说理不充分。量刑建议协商机制不健全,主动听取律师意见不够,影响量刑协商效果。值班律师资源紧缺和经费保障不足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一些案件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认罚却缺乏律师参与。
(四)能力素质不适应。检察官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疑难、复杂、新型案件能力不足,不善于释法说理、沟通协调。有的量刑建议提出程序不规范,不同检察官对量刑标准把握和理解不同,特别是对缓刑、财产刑量刑建议把握不准,有的量刑建议不当。检察官被围猎、腐蚀的风险加大。
四、深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工作措施和建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做实、做好。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刑事犯罪发展态势,积极主动规范适用,更好履行在指控证明犯罪中的主导责任,努力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一)坚持依法该用尽用,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刑事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从宽处理,促进社会和谐。深刻认识这一制度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积极稳妥推进形成依法适用的自觉。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入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涉民营企业平等保护、脱贫攻坚等案件中,教育促使更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更好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狠抓准确规范适用,不断提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质量与效果。全面落实“两高三部”指导意见,从严规范检察环节适用程序。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防止虚假认罪。落实繁简分流,依法建议更多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切实提升办案效率。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依法能不逮捕的就不捕、能不起诉的就不诉。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对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没有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未被采纳,符合抗诉条件的,依法审慎提出抗诉,维护制度严肃性和司法公信力。健全量刑协商机制,探索建立控辩协商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控辩协商的透明度、公信度。规范量刑建议提出程序,强化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影响性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核把关。推广应用智能辅助系统,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度。针对性加强释法宣传,增进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三)强化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会同公安机关健全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强化对侦查取证的引导,从源头提高、保证案件办理质量。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研究细化量刑标准和量刑指引,进一步明确“从宽”的具体标准和不同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差异。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协作,完善不同诉讼阶段值班律师之间、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工作衔接机制,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辩护律师在落实这一制度中的作用。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值班律师资源紧缺和经费不足问题。
(四)强化自身建设,解决能力素质不适应问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注重类案总结分析,建立认罪认罚案例库,为基层一线办案提供参考。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质量、效率、效果纳入检察官业绩考评,促进提升社会治理功效。深化落实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记录报告的“三个规定”,坚决防止徇私枉法、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坚决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到各级人大有力监督支持。两年来,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听取检察机关实施情况专项报告。59位全国人大代表对落实这一制度提出意见建议,其中18位代表提出书面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对地方检察机关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当面听取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审议意见,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更好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已经2022年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月26日
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了推动检察听证工作全面深入开展,规范听证员库建设和管理工作,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听证员库,作为辖区内检察院选用听证员的主要来源。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也可以设立。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负责听证员库的建设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入库人员应当符合《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第七条规定条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主动邀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入库,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确定人选,经审查通过后入库:
(一)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单位推荐;
(二)发布征集听证员库成员公告,申请人自愿报名。
人民检察院应当注重吸收具有一定社会工作经验、德高望重的基层群众代表和法学、医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等专业人士入库。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本辖区一段时期内的办案数量和案件类型等,合理确定听证员库的人员规模和专业结构,并进行分类管理。
需要吸收已进入其他检察院听证员库的人员进入本院听证员库的,应当经其本人同意。
第六条 听证员库成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取消其听证员库成员资格:
(一)受到刑事处罚;
(二)被开除公职;
(三)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或者被仲裁委员会除名;
(四)在听证工作中弄虚作假;
(五)存在徇私舞弊等违法情形;
(六)有其他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
被取消资格的人员,不得再次入选听证员库。
第七条 听证员库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其出库,并通知其本人:
(一)因身体等个人原因不能履行听证员职责;
(二)本人书面申请不再担任听证员;
(三)接受听证会邀请后两次无故缺席;
(四)有其他不宜继续担任听证员的情形。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听证员库成员实行动态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对于取消听证员库成员资格或者决定出库的,要及时出库;需要补充的,按照规定及时补充。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一般应当从听证员库中选取听证员。
需要从其他辖区检察院听证员库选取听证员的,可以商请相关人民检察院,按照入库成员自愿原则选用。
需要邀请听证员库以外人员担任听证员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从听证员库中随机选取听证员。
根据听证案件类型及拟听证事项涉及的专业领域等,需要安排具备专业知识的听证员参加听证会的,应当从听证员库相应类别成员中随机选取。听证员库中没有相关专业成员的,可以邀请听证员库以外的专业人员担任听证员。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入库听证员建立工作档案,并做好履职评价记录。单位推荐的听证员,还应当向推荐单位定期反馈其履职情况。
履职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遵守听证工作规定的情况;
(二)工作态度和勤勉状况;
(三)履行职责的情况;
(四)执行保密规定的情况等。
第十二条 听证员参加听证会的交通费、食宿费、劳务费等合理费用,按照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二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二批典型案例
(2022年4月8日)
目 录
一、冯某某与柳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及物权保护纠纷案
(关键词: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孙某乙申请变更监护人纠纷案
(关键词:意定监护、变更监护人)
三、庞某某诉张某某等二人赡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婚姻自由、赡养义务)
四、孙某甲诉某老年公寓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服务、附随义务)
五、李某某诉高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退休老年人误工费)
案例一
冯某某与柳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及物权保护纠纷案
关键词: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基本案情
冯某某女儿柳某某为了霸占其名下住房用于收租,多次以冯某某有精神病、参加传销、花巨资买保健品、要“保护”母亲财产为由,逼迫冯某某搬出。冯某某希望能独立居住,独立支配自己的退休金等合法财产。2020年,柳某某至冯某某家中大声呵斥、威胁,逼迫其搬走,持铁锤砸坏物品,抢走手机、砍断电话线以防止其报警。此后,柳某某陆续将冯某某房内冰箱、电视机、保健床垫、按摩椅等家具电器搬走并更换门锁。后经派出所调解无果。冯某某遂向人民法院提起物权保护纠纷诉讼,请求责令柳某某返还物品并停止侵害案涉住房,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认为,冯某某确有面临家庭暴力的风险,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柳某某对申请人冯某某实施殴打、威胁等家庭暴力行为;二、禁止被申请人柳某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冯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柳某某进入申请人冯某某名下住宅。
经法院调解,双方对物权保护纠纷案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柳某某于三日内返还搬走的全部财物及房产证。二、协议生效起一年内双方互相不得干涉对方生活。三、柳某某于30日内腾退案涉住房所在地的单车棚,逾期冯某某有权自行处分棚内物品。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第22条第一款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第25条规定,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本案裁判明确,老年人对自己的财产有独立支配权,子女不得以“为父母好”等任何理由侵犯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得对老年人实施谩骂、威胁、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家庭暴力行为。本案准确认定被申请人为侵占老年人财产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事实,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训诫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力保护了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案例二
孙某乙申请变更监护人纠纷案
关键词:意定监护、变更监护人
一、基本案情
被监护人孙某某现年84岁,曾患小儿麻痹症,有肢体残疾后遗症,父母、妻子均已过世。2019年,孙某某的房屋因旧房改造被征收。孙某某的女儿孙某甲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对孙某某行为能力鉴定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后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法院判决宣告孙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孙某甲为其监护人。现孙某某侄女孙某乙起诉要求变更监护人。经法院查明,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载明,孙某某与孙某乙等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约定委任孙某乙为意定监护人、陶某某为监护监督人。房屋拆迁后,孙某某不再与孙某甲共同生活,孙某某的钱款和证件等均处于孙某乙及其父亲的保存与管理中,孙某乙对其进行照顾。审理中,法院在庭审与居住地调查中多次征询孙某某意见,其均表示希望孙某乙作为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某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有一定的理解表达能力,其多次表示不愿意让孙某甲担任监护人、同意孙某乙担任监护人,态度十分坚决。考虑被监护人孙某某的实际状况,孙某甲在客观上无法再继续履行监护职责,亦未将监护责任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从有利于被监护人孙某某的角度出发,判决变更监护人为孙某乙,希望孙某乙能从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认真履行监护职责,切实保护孙某某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维护孙某某的利益外,不得擅自处理孙某某的财产。若孙某乙存在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况,孙某甲等其他愿意担任孙某某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亦可申请法院变更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冲突的变更监护权案判决。法院既考量意定监护协议约定,又考量被监护人的实际生活情况,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和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原则,多次征询被监护人意见,并突击走访被监护人家中和居委会,了解其真实生活与医疗等情况,综合各方因素,依法判决变更监护人。同时,积极引导监护人自觉履行监护职责,切实保障了“失智”老年人的合法利益。此外,本案裁判后,孙某某就案涉房屋拆迁的动迁利益仍在动迁组,保障了孙某某的动迁安置利益等财产安全。
案例三
庞某某诉张某某等二人赡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人婚姻自由、赡养义务
一、基本案情
原告庞某某,女,现年78岁,先后有两次婚姻,共育有被告张某某等六名子女,其中一名已故。子女中除张某外均已成家。庞某某诉称其现居住于地瓜中学宿舍,一人独居生活,基本生活来源于拾荒及领取低保金,现年老多病、无经济来源,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张某某等二人每月支付赡养费。
二、裁判结果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认为,成年子女应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赡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原、被告之间系母子(女)关系,被告应在日常生活中多关心、照顾老人,考虑老人的情感需求,善待老人。考虑到原告共有五个成年子女、部分子女还需赡养原告前夫等现实状况,结合被告张某某等二人的年龄、收入情况及原告实际生活需求,判决张某某等二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向原告庞某某支付赡养费。
三、典型意义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民法典》第1069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近年来,再婚老人的赡养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前,父母干涉子女婚姻自由现象越来越少,而子女干涉父母婚姻自由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许多子女在父母再婚时设置重重障碍,无情干涉,迫使许多父母牺牲了自己的婚姻自由。有的子女以父母再婚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经过法院的多次调解工作,子女能按时支付老年人的赡养费用,多年的母子情得以重续。
案例四
孙某甲诉某老年公寓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服务、附随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18年,原告孙某甲的儿子孙某乙与被告某老年公寓公司签订《入住公寓协议书》,孙某乙将原告孙某甲送养至被告某老年公寓公司,每月支付服务费1800元。孙某甲在上述协议上手写注明:本人有精神疾病,如有摔伤与公寓无关,自己负责。协议签订后,孙某甲入住公寓。某日14点左右,孙某甲于公寓卧室内摔倒在床边地上受伤。当晚22点29分,孙某甲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现孙某甲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某老年公寓公司赔偿医疗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费用。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认为,某老年公寓公司作为专业的养老机构,应该有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措施。某老年公寓公司虽主张按协议免责,但从孙某甲在公寓房间摔伤至被送医院治疗,超过合理时间。某老年公寓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后未及时将孙某甲送往医院,也未及时通知家属,导致孙某甲未得到及时治疗,系未履行合同附随的通知义务、未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应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属于协议约定的免责事项。判决某老年公寓公司赔偿原告孙某甲医疗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费用。
三、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明确,养老服务机构未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不得以免责条款排除责任。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免责条款,但是注意、通知、协助等合同附随义务并不属于免责条款的内容。某老年公寓公司作为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充分履行合同义务,不仅要按照养老服务合同约定对老年人进行悉心照顾,还应根据合同的性质就相关事宜履行注意、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我国养老服务行业起步较晚,目前仍存在设施配备不够完善,以及责任意识、法治意识有待提高等问题。本案对于厘清养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养老服务行业主体责任意识,提高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助力机构养老发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意义十分深远。
案例五
李某某诉高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退休老年人误工费
一、基本案情
2017年,高某某驾驶车辆与魏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魏某某及乘车人李某某受伤。交管部门认定,高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某某被医院诊断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鼻骨骨折、左侧锁骨闭合性骨折、左侧第一肋骨骨折、右手拇指骨折等,住院31天,并多次接受治疗。高某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李某某起诉要求高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12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判决:一、某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某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万余元;二、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3万余元等。保险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某某误工费的赔偿问题。李某某于事故发生前在水泥厂工作,月收入3000元,虽然李某某已逾60周岁,但仍具有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能力,且其能证明事故发生前的收入状态,故李某某因本次事故导致的误工减少的收入应依法获得赔偿;一审法院结合李某某的伤情、治疗情况及医嘱情况等依法酌定的误工费金额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侵权纠纷案件中,有观点认为,已逾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受害人不存在误工费问题,因此对该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本案裁判明确,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具有劳动能力、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老年人,其因事故导致误工的收入减少应依法获得赔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本案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受害人的误工费予以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对于维护老年人就业权益,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推动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篇
(2022年6月1日)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则乡村兴。人民法庭如何守护“黑土粮仓”?如何在“杂交水稻制种之乡”服务种业振兴?如何在“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守护种源安全?“大湾区人民法庭”如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湾区产业?人民法庭如何助力“中国花椒第一县”“全国苹果规模栽培第一县”“新疆棉”的产业发展?可可托海人民法庭如何护航旅游产业振兴,助力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靓丽名片?“苹果法庭”“棉乡法庭”“旅游法庭”“沃柑法庭”......看人民法庭如何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
筑牢司法根基 守护“黑土粮仓”
案例点评: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坚持审判主业,将黑土地保护利用作为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设立黑土地保护服务点、开展“法官进网格”、探索共享解纷、推进诉源治理,有力守护“黑土粮仓”。
梨树县是全国粮食生产五强县之一,也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试验田。近年来,梨树县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梨树重要讲话精神,将黑土地保护利用作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辖区法庭坚持审判主业“一以贯之”、诉源治理“两轮驱动”、便民利民“三措并举”,为守护“黑土粮仓”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延伸审判职能,“一以贯之”服务乡村振兴发展
梨树法院在黑土地保护利用迈向法治化轨道、服务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一以贯之”持续发力,设立26个黑土地保护服务点,开设黑土地保护活动专刊。出台《关于为黑土地保护进一步提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的十项措施》,从打击违法行为、便捷司法服务、开展法律援助、组织专题宣传等方面,完善机制建设、落实工作举措。同时,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1对1”对接,在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中设立“签约法官”,针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生产资料购置、破坏黑土地资源等8大类18项问题提供“点对点”服务,助力经营主体规范化运行。
二、强化源头预防,“两轮驱动”深化基层诉源治理
梨树法院作为全国法院“三进”工作试点单位之一,打造了集分流、化解、调解为一体的“三进”平台。辖区法庭发挥在平台中的“支点”作用,以“三进”平台+“网格”服务两轮驱动,广泛邀请村镇干部、农民合作社、地方乡贤入驻,组建了一支千人精干调解队伍,合力打造了“云治梨树”诉源治理品牌。24个乡镇、345个行政村,累计369个基层治理单位全部入驻,协同开展黑土地保护纠纷诉前化解工作,指派案件529件,成功化解500件,化解成功率达95%,实现从源头上解决黑土地保护纠纷问题。创设“法官进网格”工作模式,按照“一员多格”配置要求,形成覆盖县域网络的便民服务平台。开展网格“百姓说事”“云端普法”活动,建立“网格+调解”和“巡回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整合网格信息,共享网格资源,有效提升司法服务黑土地保护精准度。
三、精准靶向聚焦,“三措并举”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梨树法院辖区法庭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便于”工作原则,“标准建设+共享解纷+巡回审判”三措并举,围绕黑土地保护,聚焦涉农案件,着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一是加强诉讼服务标准化建设。立足“人性化”“信息化”“集约化”,设置法律咨询台、便民服务区,为涉农纠纷案件开通“绿色通道”,为黑土地保护纠纷开辟“专门通道”。二是依托科技法庭力量,开启“共享”解纷模式。针对群众往来法庭诉讼不便问题,建立村镇联系点,指导当事人线上操作,通过云上法庭进行在线调解和远程视频庭审。与司法、工会、妇联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系,探索“共享法庭”建设,通过线上链接,信息资源共享,展开共享黑土地解纷新篇章。三是设立巡回审判点、法官说法点,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打造最便捷贴心的黑土地“田间法庭”。一年时间,377场巡回审判和法官说法,不仅为群众带去便利,还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秸秆焚烧导致的土壤退化及衍生的环境问题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群众依法保护黑土地意识。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三河法庭
围绕旅游龙头产业
构建“诉服、解纷、宣传”三个网络
案例点评: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三河法庭是省旅游示范法庭,多年来一直坚持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通过构建诉讼服务、多元解纷、法治宣传“三个网络”,积极服务旅游产业振兴,千年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三河法庭是安徽省旅游示范法庭,坐落在5A景区三河古镇,旅游业是古镇的龙头产业。近年来,法庭立足审判职能,聚力基层治理,通过构建“三个网络”,积极服务旅游产业振兴,千年古镇焕发勃勃生机,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中国最美乡村(小镇)100佳、全国首批美丽宜居小镇。
一、坚持需求导向,构建便民诉服网络
一是树形象,徽派特色显温情。2020年,法庭完成文化基础设施改造,优化主楼功能布局,增设诉讼服务站,配备导诉员;建立全市第一个家事法庭;新建尚法阁、法治长廊,增添法治文化元素。同时,融入古镇人文特色,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相融合,营造厚德崇法、以和为贵的文化氛围。法庭青砖、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特色,与景区融为一体,成为千年古镇中一道靓丽风景。
二是送服务,游客中心导诉忙。为更好地服务景区商户经营、游客维权,法庭在游客集散中心设立法官工作室,为商户、游客提供法律服务;对于能调解的,当场利用“三进”平台进行调解;不能调解的,指导有诉求一方利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立案,商户、游客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实现“掌上诉讼”;构建以法庭为中心,以法官工作室为支点,以“三进”平台司法联络员为协助的“庭、室、员”一体化诉讼服务网络。
二、坚持目标导向,构建多元解纷网络
一是定方案,建机制。在古镇党委政府领导下,法庭与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所签订《法润乡村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及调解员、综治专干职责,构建以“专业力量”为主导、以“两员一干”为基础的源头预防化解纠纷网络。2021年,所有旅游纠纷无一成讼,均就地化解,实现矛盾纠纷不出景区。在综治中心开设“法官咨询日”,2021年累计接待来访群众200余人次,解答各类法律问题60余个。2022年一季度,收案同比下降20.11%,景区法治环境持续向好。
二是进基层,入网格。景区范围共涉及七个社区,为此法庭实行村居(社区)法官制度,积极参加“四员一律(审判员、检察员、警员、调解员、律师)”进社区活动,建立“一村(社区)一月一访”的“三个一”矛盾纠纷预警化解机制。2021年,古镇26个村(社区)有11个村(社区)获市级“无案村(社区)”命名表彰。
三、坚持效果导向,构建法治宣传网络
一是协作配合,多点联动宣传。法庭立足普法职能,在发挥法治宣传主阵地同时,联合“小天秤”法治宣传志愿队、平安志愿者,通过以案释法、发放资料、互动体验等方式,将法律送到店铺卖场、田间地头。一人巷、万年台、鹊渚廊桥,法庭干警和志愿者身影遍布景区的每一个角落,发放旅游消费维权提示单200余份,其他各类宣传单1000余份。联合司法所、综治中心对景区从业人员及调解员、综治专干开展专场培训,参训人员300余人次。
二是主题明确,分类组织宣传。法庭除开展日常普法宣传外,针对景区业态特点、行业需求,制作《消费者权益维护要点》《农民工务工风险及防范》《房屋买卖的风险及防范》《土地承包与流转实务问题》等课件,深入景区、社区开展巡回讲座,增强景区经营者、辖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深入古镇知名企业,就劳动用工、经营风险开展座谈,发放《民营企业法律风险提示书》,为古镇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优化布局赋能产业
构建服务乡村振兴“海岛模式”
案例点评: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聚焦海岛产业特色,优化法庭布局,推动所辖法庭向涉台、文旅和海洋产业专业化转型,运用“案函书报册”,赋能海岛涉台、文旅、海洋等特色产业振兴。
平潭是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平潭法院作为“综合+实验”的改革法院、创新法院,设有金井、海坛、苏平、君山4个人民法庭。近年来,平潭法院紧扣产业发展,优化功能布局,强化服务职能,推动海岛乡村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
一、聚焦产业发展,优化人民法庭功能布局
平潭是全国唯一对台实验区、全国第二个国际旅游岛、福建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海坛片区有东门社区、台康社区等8个两岸融合示范村居,两岸跨境电商等涉台产业集聚;苏平、君山片区旅游业发达,文旅产业兴旺;金井片区海运业、海产养殖业发展强劲。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色,打造以海坛法庭为主体的涉台特色法庭;以苏平、君山法庭为主体的文化旅游特色法庭;以金井法庭为主体的海洋特色法庭,平潭法院形成职能突出、功能齐备的海岛专业化人民法庭工作格局。四个人民法庭运用“案函书报册”即典型案例、司法建议函、审判白皮书、司法大数据报告、法律服务手册等司法成果,为海岛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提供高品质司法服务。
二、聚焦涉台产业,服务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建设
海坛法庭聚焦涉台产业,创新司法融合服务机制,聘请11名熟悉两岸政策法律的台胞担任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引进台胞担任司法辅助人员,推行“以台胞服务台胞、台商、台企”机制;创新司法集约服务,入驻一站式台胞台企服务中心,设立案件受理、法律咨询等集约式台胞服务窗口,就地立案、现场办公,并开通台胞服务专线,全方位提供诉讼引导、诉前调解、释法明理;创新司法多元服务机制,依托台胞权益保障中心法官工作室、台胞薛清德调解工作室、岚台企联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海峡两岸仲裁中心,以和为贵,促进涉台、涉自贸区纠纷多元化解决。近三年来,审结涉台民商事案件1125件,服务落地台企1241家,有力促进“两岸一家亲”。
三、聚焦文旅产业,助力打造国际知名海岛旅游目的地
苏平、君山法庭紧扣旅游产业特色和海岛文化根脉,构建高品质、有温度的法治旅游环境。苏平法庭与人大工委、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文旅中心率先共建文化文物司法保护基地,密切合作、联席互动;推出文化文物司法保护9条措施,成立文化文物保护审判团队,加强类案研讨与法律适用研究,赓续保护文化资源,协同保护文创产业。君山法庭在北港村设立旅游解纷联动中心,对旅游纠纷开展集中管辖、诉源治理、速裁快审;与市场监管局、政法工作部、消费者协会建立旅游消费纠纷“先行垫付、代为追偿”机制,积极争取平潭财政列支50万元专项资金,对遇有纠纷游客,先行垫付不超过1万元的款项,避免外地游客因纠纷而滞留。
四、聚焦海洋产业,护航海上平潭向海而兴
平潭海运业、养殖业等海洋产业大多集中在离岛上。金井法庭主动作为,打造离岛法律综合服务体系,营造“无讼无访”离岛环境,扩大海运业、养殖业发展空间。成立离岛法官工作室,联合公安、司法、妇联等多元解纷力量,设立“离岛乡村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定期进离岛、上渔排开展巡回审判。自主研发“平易讼”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实现诉前调解、网上预约开庭、电子化送达,让司法服务走进离岛、贴近群众。2021年以来,法官工作室提供法律咨询591人次,调解纠纷254起。“离岛乡村纠纷联合调处中心”接受群众咨询481人次,调解纠纷293起,做到“送法进离岛、群众都说好”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排上法庭
立足杂交水稻制种之乡
设立“种业振兴”法官服务站
案例点评: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排上法庭,立足“杂交水稻制种之乡”,锚定“种业振兴”目标,强化工作协同,升级司法服务,优化解纷路径,为种业安全贡献人民法庭力量。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是全国知名的杂交水稻制种之乡,湘东区排上镇制种基地是萍乡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为强化对辖区内的种业司法保护,排上法庭设立“种业振兴”法官服务站,开创种业振兴促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强化工作协同,构建保护大格局
一是在党委领导下,湘东区人民法院科学谋划布局,出台《“种业振兴”法官服务站工作职责》《“种业振兴”法官服务站工作机制》,构建“一把手主抓、一站式服务、全过程保障”工作格局。二是对内畅通涉诉渠道,完善审判流程,提升审判效率。排上法庭为涉种业纠纷当事人开辟绿色通道,建立快速审执工作机制,通过开展进企开庭、巡回办案等方式,减轻当事人诉累。三是对外主动对接行政部门,加强与税收、财政、农业部门联系沟通,协助组建种业产业联盟,推动形成种业司法保护与行政监管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今年4月初,法官服务站联合区农业局等部门走访调研辖区涉种企业10家,排查登记涉法涉诉问题。
二、坚持需求导向,升级种业司法服务
一是采取“派驻+巡回”的工作模式,通过驻企现场办公、定期走访等方式,一方面为涉种企业梳理股权、劳动关系等问题,助力化解企业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为涉种企业重大商务活动提供全程法律辅导,主动对接辖区拟上市涉种企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服务站成立以来,为涉种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50余次,帮助驻点企业解决法律问题10余项。二是建立法庭与涉种企业联席会议制度,开展涉种问题研讨。服务站成立以来,联合辖区内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种业龙头企业和46家专业合作社,召开3次联席会议,围绕种子法、专利法等与种业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案例,进行法治宣传、研讨和答疑。三是针对种业企业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服务站法官下沉田间地头,为辖区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和种子经销商提供“零距离”“全覆盖”的司法服务。通过对套牌侵权等行为的打击,依法提高赔偿数额,努力营造不敢侵权、不愿侵权法律氛围,强化对种业创新者核心利益的司法保护。
三、加强法治赋能,优化多元解纷路径
一是完善一体化调解机制,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充分利用在线庭审、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等模式,抓住案件争议焦点以及当事人心理,进行释法析理,力争通过调解化解矛盾。二是通过引入制种专家力量,邀请特邀调解员,推动涉种纠纷多元化解。服务站成立以来高效化解7起涉种纠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是对种业企业及制种大户开展以案释法,增强企业和种农依法制种法律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确引导企业和种农进行植物新品种维权。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法庭、小法院” 助力湾区乡村振兴
案例点评: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扣地区特殊行政架构和乡村产业特色,以“大法庭、小法院”工作思路,聚焦乡村司法供给、群众需求、社会治理、产业振兴,探索“湾区人民法庭”建设新路径。
东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市直管32个镇(街道),596个村(社区),乡村集中了全市2/3以上常住人口和工厂企业。近年来,东莞中院始终把加强人民法庭建设作为注重强基导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把手”工程来抓,精准推进“三个服务”,探索“湾区人民法庭”建设新路径。
一、精准聚焦乡村司法供给,持续做大做强人民法庭
一是精心谋划,科学布局。紧扣东莞行政架构实际设立22个人民法庭,形成经济强镇人民法庭全覆盖,其他镇街设立网上巡回法庭的基本布局,健全涉农案件诉讼服务网络体系。二是率先探索,深化改革。按照“大法庭、小法院”工作思路,承担全省试点任务,率先启动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2021年东莞法庭结案12.8万件,占全省人民法庭结案数的36.5%。三是争取支持,落实保障。争取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辖区镇街政府每年拨付人均不低于4.5万元一般项目经费。近五年,新改扩建审判楼13座,为人民法庭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精准聚焦乡村群众需求,优化升级全天候司法服务
一是党建业务一体化。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变“被动解纷”为“主动服务”。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村、社区、企业服务宣讲。二是诉讼服务一站式。人民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全部敞开服务,通办所有业务,群众在家门口“办事一站式、服务零距离”。应用“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提供线上掌上“一网通、一号通”全域司法服务。2021年全市人民法庭网上立案9.5万件,网上立案率超90%。三是审判执行一条龙。按照“1+N+N”建立办案团队,率先实行“统一立案、集约查控、分散实施”执行办案机制,人民法庭与院本部统分结合,发挥属地优势,提高执行效率。2021年全市人民法庭执行结案近8万件,占基层法院执行结案总数75.4%。
三、精准聚焦乡村社会治理,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一是完善诉源治理新模式。主动融入党委诉源治理大格局,首创“社区法官助理”制度,选聘村(社区)干部参与纠纷前端预防化解,打造“诉源治理示范社区”44个。联合劳动服务站,将化解劳资纠纷触角延伸到工业区、厂门口;近五年进入法院诉讼的纠纷不到总数10%。二是构建诉调对接新机制。建立诉调对接“1+2+3”机制,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依托,打造线上线下两个互联互通调解平台,形成专职调解、律师调解和特邀调解合力解纷体系,获评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典范。2021年全市人民法庭诉调对接化解案件6.4万件,调解成功率68.9%。三是搭建数字解纷新平台。全面升级完善在线调解平台,嵌入智慧送达程序,构建起预立案、送达、调解、司法确认全周期在线调解闭环,当事人纠纷化解“不出门”“零跑腿”,疫情防控期间调解案件超1万件。
四、精准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一是紧扣企业需求优服务。树牢“法治是最好营商环境、每个案件都是试金石”理念,通过公正高效审理、慎用强制措施等,涉企纠纷全流程降成本再提速,营商环境考评“执行合同”指标获评全国标杆。定期走访企业,将企业“需求清单”变法庭“履职清单”,2021年走进工业区开展“法律体检”35场。二是扶持重点产业提品质。立足镇街特色产业实际,加强专业化建设,集中审理类型化案件。长安法庭推动五金模具行业标准化认证,大朗法庭支持毛织行业规范化建设,麻涌、大岭山法庭助力打造麻涌香蕉、东莞荔枝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产业健康发展护航。松山湖法庭打造全省首家金融专业法庭,以专业化审判服务东莞金融业健康发展。三是支持乡村发展拓空间。配合乡镇党委政府盘活土地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原则审慎处理涉违规出让土地使用权系列纠纷,以判促调推进案件类型化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
打造“沃柑法庭” 服务乡村支柱产业
案例点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坚持多元共建共治,源头精准解纷,高效调审解纷,打造“沃柑法庭”,回应果农果商司法需求,服务支柱农业产业发展壮大。
古有“甘棠树下听讼决狱”,今有“沃柑树下化解民忧”。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作为“中国沃柑之乡”,下辖的双桥镇系沃柑种植的主要产区。2019年以来,双桥法庭以“护航沃柑产业发展”为总抓手,探索形成“多元共治、源头治理、高效解纷”工作机制,近三年受理案件数量年均降幅达25.7%。
一、多元共建共治,护航沃柑产业发展
针对农户“武鸣沃柑”品牌侵害之忧,坚持多措并举,司法助力保护“武鸣沃柑”品牌。一是联合谋划。推动城区党委出台《关于乡村振兴“中国沃柑看武鸣法治护航万里行”工作方案》,实现沃柑产业法律服务全覆盖。联合多部门形成合力,打击、曝光销售假冒伪劣沃柑果苗、农资农药等行为,快速解决拖欠劳务人员工资,建立诚信交易秩序。二是依法倡导。下果园、进果企、上果街发放《致广大果农和果商的一封信》,督促果农严守沃柑种植、采收及贮运等标准条例。引导果农、包装商依法依规施放农药、保鲜剂,确保武鸣沃柑品质安全。三是以审促治。案件审理中注重普法释理,向农户果商宣传保护“武鸣沃柑”地理标志重要性及错误使用地理标志危害,源头守护武鸣沃柑交易秩序。案件审结后,将销售伪劣农资、侵犯“武鸣沃柑”地理标志等常发纠纷治理思路书面提交辖区党委政府,共促沃柑产、摘、售市场管理法治化。
二、抓牢源头治理,精准化解纠纷
针对农户“无讼”生产经营之思,坚持分类施策,多层次进行“源头治理”,减少果农果商诉讼纠纷。一是强化法律援助。指导农户果商规范签订合同,传播诚信交易理念,源头预防纠纷。与辖区党委政府、司法所等部门联动,开设“武鸣沃柑产业法律服务室”,推进“一站式联合接待、一揽子联合调处、一条龙持续化解”,为纠纷双方提出法律意见。二是丰富普法扬法途径。将法律知识与壮族山歌融合,在圩日、节日邀请果农对唱。引用经典名著《西游记》元素,推出普法系列短剧,在寓教于乐中传递懂法、用法、守法理念。开设“网络法治小论坛”,邀请“族老”壮汉双语直播审理沃柑案。与主办法官共同普法说理、答疑解惑,携手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三是培养农户法治思维。开设“沃柑法律培训班”,农闲时节深入村屯以案释法,以案学法,提升群众法律意识。积极联系村两委,指导完善村规民约,共建无讼少讼沃柑村屯。自2019年来,法庭受案量年均降幅达25.7%,辖区内的沃柑种植大村-杨李村、下渌村先后荣获“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创建国家级文明村先进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荣誉称号。
三、聚焦主责主业,高效调审沃柑纠纷
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不易保存等特点,回应果农高效化解纠纷之盼,探索形成涉沃柑纠纷“快调-快立-快审”机制。一是依法快调快处。设立法官联络点,成立“沃柑纠纷调解室”,邀请当地“族老”与农户果商代表入驻,对土地租赁、劳务合同等常见纠纷“即来即调即走”,不误农时。推行“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用好“贝侬调解”“族老调解”和公证手段,及时开展司法确认,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赋强公证在前、法院诉讼断后”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2019年以来在诉前成功化解256件沃柑纠纷。二是开设“瓦哆(壮语)立案窗口”。设立涉沃柑纠纷“快立”绿色通道,安排熟悉当地风俗习惯的壮语法官为果商农户提供诉讼服务。在农忙时节深入沃柑树下、果园田间,利用无线终端帮助受侵害农户及时立案维权,兼顾农户生产与依法维权诉求。三是开展便民快审。将沃柑购销旺季的每周三定为“沃柑审判日”,在沃柑街上集中公开审理沃柑纠纷案件,促纠纷就地高效化解,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人民法院四荣法庭
延伸司法职能
探索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案例点评: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人民法院四荣法庭立足主责主业,总结形成“三个关键角色+三套组合拳+三种渐变式服务”工作模式,满足群众司法新需求,全方位融入当地乡村振兴工作。
近年来,四荣法庭延伸司法职能,主动融入辖区发展大局,探索形成“三个关键角色+三套组合拳+三种渐变式服务”工作模式,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当好“助推员、参谋员、服务员”三个关键角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一是坚持非诉挺前,当好重大项目“助推员”。2019年来以来,该法庭积极服务水利工程、公路等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介入社会治理、找准矛盾根源、精确评估风险、类案参考指导“四步化解法”,诉前协助政府部门成功调解因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引发的纠纷204起,妥善处理四荣乡新集镇及罗洞二级公路建设过程中引发的劳务合同等纠纷86件。二是提供司法建议,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员”。定期梳理辖区矛盾主要类型、成因及对策,按季度向辖区党委政府通报案件数量、类型、特点等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为辖区社会基层治理提供决策服务。2019年以来,该法庭共向辖区党委政府通报案件情况12次,提出司法建议6件。三是提速增效送法,当好乡村企业“服务员”。针对辖区木材加工、林下养殖等企业较多实际,该法庭加强涉企诉讼服务,坚持快审快结,利用小额诉讼、远程立案、网上开庭、要素式裁判、电子送达等手段缩短立审时间,畅通绿色诉讼服务渠道。2021年该法庭受理涉企案件平均审理期限30天,在26天内快速审结56件涉乡村企业案件。送法进企业常态化,定期走访乡村企业,及时解答法律疑惑,帮助企业树立法律意识,增加抵御风险及自我保护能力。
二、打好“巡回点、调解线、宣传面”三套“组合拳”,护航乡村旅游发展
一是设立巡回点,亮出便民司法“快速拳”。结合辖区旅游景点分布情况,科学设立巡回办案点,2021年先后在龙女沟景区、雨卜苗寨设立巡回办案点,实行“110”旅游审判新模式,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解决纠纷服务,共解决涉旅游纠纷30件。二是串起调解线,激活纠纷化解“联动拳”。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努力构建“法公联动、法司联调、部门联动、资源共享、纠纷同调”工作格局,充分借助派出所、司法所、文旅局、村委等力量,2021年以来共同调解涉旅游纠纷案件19件。三是扩大宣传面,强化旅游环境“普法拳”。预防纠纷,宣传先行,该法庭利用五一、国庆、金秋烧鱼节、芦笙斗马节等旅游旺季,每年进入景区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活动8次以上,为上万群众普及旅游维权知识,努力营造依法经营、文明旅游的良好法治氛围。
三、提供“指导办、上门办、线上办”三种“渐变式”服务,满足群众司法新需求
一是小矛盾“指导办”,提升基层调解水平。由点上指导向面上指导转变,2020年组建调解组织工作微信群,法官和辖区5个乡镇52个行政村203名人民调解员成为“群友”,利用业余时间开设“网课”26期,在线解答法律咨询,定期推送相关业务知识链接,帮助提高基层调解员业务能力。二是交通不便“上门办”,完善巡回审判机制。由坐堂问案向巡回办案转变,积极推行苗汉“双语法官”,采取法官上门送达、勘察、调解等“一站式”服务,并根据双方当事人情况随机选择村民院落、村委、田间地头等开庭地点,最大限度方便群众。2020年以来,该法庭共巡回审理各类案件408件,巡回审判率61%。三是外出务工“线上办”,解决远程司法需求。由线下服务向线上服务转变,加强“智慧法院”“智慧法庭”深度应用,推广“广西移动微法院”“网上调解平台”等智慧平台,为外出务工群众提供线上诉讼服务,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37名当事人进行线上立案,为219名外出务工当事人提供线上调解。
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九襄法庭
“三个+”司法服务 构建花椒产业屏障
案例点评:汉源县人民法院九襄法庭围绕打造“中国花椒第一县”目标,以“法育黎州”司法服务品牌为抓手,围绕优服务、建联动、强阵地“三个+”工作法,构建花椒等特色产业法治屏障。
汉源县是中国花椒第一县。汉源县人民法院九襄法庭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司法新需求,充分发挥新时代人民法庭作用,以“三个+”工作法,深化司法服务触角,回应产业司法需求。
一、三个“聚焦”,当好“排头兵”
一是聚焦移风易俗,司法推动乡村文明进步。邀请有威望的乡村“能人”依法调解少数民族、家事邻里纠纷,巡回法庭主动“延伸一公里”,“上门”审理赡养案件;释法明理,依法治理封建迷信、高价彩礼等不良习气;指导10余个村制定村规民约,营造崇法尚德的乡村法治环境。二是聚焦基层“法治人”,司法支撑法治乡村发展。以“法育黎州”司法服务品牌为抓手,在7个村(社区)设置7个法官联络点,定点开办法治讲座、交流会,向百余名基层“法治带头人”传授法律知识,提升依法解决问题能力。三是聚焦“云法庭”,司法智慧服务乡村和谐。探索网上“云法庭”“云服务”,构建“电子送达+在线调解+网络开庭”便民服务网络,有效减轻诉累,打通司法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二、三个“联动”,打造“前哨战”
一是府院联动,构建综合联动机制。构建以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公安、民政、司法、妇联等14家单位参与的家事纠纷“法官+N”综合联动调解机制,助推司法服务网络有效覆盖。成立全市首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不断探寻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保护新路径。二是法官联动,探索员额法官“包干”制。将九襄法庭辖区7个乡(镇)分为3大片区,由员额法官以“地域分片、个人包干”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家规家训等,全面完成“包干”乡(镇)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和法律指导任务;梳理辖区乡(镇)案件类型情况,根据案件特点及时与乡镇沟通交流,通过委托调解、诉前调解等方式开展调解,推动诉源治理工作。三是“庭所”联动,构建“三位一体”调解模式。建立乡镇司法所、村组调解组织、人民法庭“三位一体”调解模式。延伸基层调解力量,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入驻人民法庭,有效化解家事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与辖区乡镇建立矛盾解纷双向通道机制,定期参加乡镇矛盾纠纷摸排分析会,最大程度将矛盾就地化解。
三、三个“阵地”,争做“助推器”
一是前移司法服务阵地。在九襄镇花海果乡国家AAAA级景区设置景区法官工作站。安排干警长期驻点,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供立案咨询、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服务,真正做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与辖区乡镇联建法治基地。在景区显眼位置放置法治宣传二维码,内容涵盖环境资源、旅游、果蔬交易等涉“三农”典型案例。二是延伸普法宣传阵地。将法庭“搬”到群众家门口,通过以案说法、现场普法,拓宽普法教育渠道。坚持开展“法治赶场日”活动。在重要节日和“赶场日”到辖区边远乡镇送法下乡,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宣讲坝坝会等,进行现场普法和“一对一”答疑等活动。做活“花果”法治文章。在“赏花旅游月”,甜樱桃、花椒等特色产业成熟时节,法庭干警走进景区、田间地头、闹市街区开展法治宣传。三是深化审判调研阵地。围绕汉源县打造“中国花椒第一县”目标,九襄法庭深入花椒基地开展实地调研,耐心听取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和意见建议;在县花椒交易中心设立法律服务点,将花椒产业相关案例、法治宣传资料投放到全国首家花椒博物馆,为汉源花椒产业营造法治氛围。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雷大法庭
司法链融入产业链 打造“苹果法庭”
案例点评:甘肃省静宁县为全国苹果规模栽培第一县,位于主产区的雷大法庭设立全省首个苹果产业巡回法庭,集中管辖专业审判,巡回审理到果园,诉源治理下沉到村,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苹果法庭”。
甘肃省静宁县农民果品收入占年收入的70%以上。静宁县法院在位于苹果主产区的雷大人民法庭设立全省首个苹果产业巡回法庭,年审理涉苹果产业案件600余件,切实解决一批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苹果法庭”。
一、把司法链融入产业链,司法服务专业化促产业发展
对内集中司法供给链。“苹果法庭”集中管辖涉及苹果种植、贮藏、营销、包装、物流等案件,从种苹果到果品深加工、从果园土地流转到专业合作社分红,为苹果产业全链条保驾护航。成立专业法官会议,统一涉苹果产业案件裁判尺度,为产业链发展壮大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对外延长司法服务链。建立“法企对接”机制,编制《苹果企业风险防范问答手册》《苹果产业绿色发展告知书》,帮助企业预防法律风险、依法诚信经营。针对果农普遍关心的如“怎么签订苹果购销合同”“果商不给苹果款了咋办”等问题,深入开展以案说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发送《苹果买卖合同样板》资料,广受果农欢迎和好评。
二、把巡回法庭搬到果园,巡回审理常态化促乡风文明
巡回审理是“苹果法庭”助推乡村振兴重要方式。一是在巡回审理中创设绿色通道。“苹果法庭”为农忙当事人设置“午间法庭”,为路途遥远当事人设置“车载法庭”,为在节假日回乡的农民工设置“假日法庭”;针对山区交通不便、老年群体难以使用智能手机的现实,“苹果法庭”工作人员坚持用两腿跋涉、翻山越岭,到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家中提供立案、调解、法律咨询、案款发放等服务,确保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二是在巡回审理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苹果法庭”背着国徽深入田间地头,一年当中巡回审判200余场次,将庭审变为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法治公开课,收到巡回审理一案、普法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果园开庭”成为苹果之乡亮丽司法风景线。三是在巡回审理中依靠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当地涉苹果买卖案件,果农打官司时大多无书面合同等证据,“苹果法庭”没有简单地因证据不足而“一判了之”,法官主动走访果商、中介机构、种植大户等,采取“坐炕头、蹲地头”方式实地调研、实地取证,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引导群众向上向善、诚实守信。
三、把调解平台搭在村部,诉源治理实质化促乡村治理
一是提前介入,防矛盾变量。在各村设立法官工作室,及时化解“果商运输车辆被堵”“果农集体上访”“果品企业劳动争议”等一大批矛盾纠纷,切实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就地化解,遏纠纷增量。在乡镇设立涉苹果产业诉前调解中心,对标的额小、事实清楚的苹果买卖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暂缓立案、先行调解,一半以上涉苹果产业案件实现“案未立、事已了”。三是多元调解,去案件存量。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涉苹果产业案件,引入行业协会与法庭联合调解;对其他类型案件,邀请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乡贤对当事人进行“一对一”个性化调解,70%以上诉讼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为乡村振兴深耕厚植和谐友善的法治土壤。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
建立“4456”工作机制 保障玉米制种产业发展
案例点评:甘肃省张掖市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结合产业聚集优势,建立“4456”工作机制,把“分调裁审执”有机融入当地种业发展,倾心守护农业“芯片”。
张掖市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自张掖。西郊法庭辖区3个乡镇是张掖玉米制种主产区,面积314平方公里,有62家制种、贸易企业和3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来,西郊法庭创新构建“4456”工作体系,倾心守护农业“芯片”,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发展。
一、“三调一裁”分层递进,推动产业纠纷快速化解
率先设立甘肃省首家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立涉种纠纷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审前调解和民商事速裁“3+1”快速解纷机制。一是将简单涉种纠纷向人民调解组织分流,70%通过在线调解、线上司法确认快速化解。二是对部分涉种纠纷委派行业组织调解,以行业性、专业性优势妥善化解,推动案结事了。三是对法庭直接立案的涉种案件,由法庭特邀调解员审前调解,必要时引入村委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化解。四是对调解不成的纠纷,由法庭直接开庭,根据无争议事实进行速裁。2020年以来,西郊法庭共办理涉种纠纷187件,平均办案周期缩短32天,调撤率上升11.2%,涉种纠纷化解驶入“快车道”。
二、“三专一执”协同配合,确保涉种案件精审快执
建立涉种案件专家咨询、专业审理、专家陪审和联动执行“三专一执”机制。一是与河西学院、种子管理部门、制种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专家库”,为种业纠纷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二是组建专门合议庭,编印种业政策、典型案例,完善19项制度,持续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三是从种子管理部门、制种行业遴选11名“专家型”人民陪审员,为涉种案件审理增添专业视角。四是针对涉种纠纷季节性强特点,建立驻庭执行小组现场督促履行、全体干警集中执行、村企执行联络员配合执行机制,形成涉种案件执行“简案速执、节点攻坚、信息共享”的新格局。
三、“五项联动”多点发力,凝聚护航产业发展合力
与辖区党委政府联动,法庭负责人担任片区党委委员,推动辖区“一庭两所一中心”和五级解纷网格形成解纷合力。与相关行政部门联动,对重大案件、热点问题与工商、农业农村、种子管理等部门联合研判,积极参与种子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化解行业风险。与行业组织联动,联合张掖市种子行业协会、甘州区玉米制种产业联盟对涉种纠纷提前介入、相关案件联合调处。与村级组织联动,实行“一村一法官”机制,发放“连心卡”,建立“微信群”,在重点制种村设立4个种业纠纷巡回审判点,为农民制种“种产销”提供全链条法律支持。与制种企业联动,开展“一企一法官”结对联系,主动走进企业巡回审理、征求意见、化解纠纷,为制种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四、“六种常态”长效推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实效
联动解纷常态化,涉种纠纷非诉解决占到74%,调解成功率超过80%,诉讼数量、化解周期持续降低;“绿色通道”运行常态化,保持涉种案件“分调裁审执”高效运转,案件办理周期仅为25天。“五项联动”机制常态化,法官以日志形式记录联动次数、内容和成效,定期通过庭务会交流,作为考核依据,该工作法被区委政法委在全区推广。在线办理常态化,涉种纠纷调解、立案、送达、司法确认、审理全流程“在线”办理,种企、种农诉累大幅减轻。法治宣传常态化,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开展巡回审判、“送法上门”“普法赶集”活动,种业人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不断增强。调查研究常态化,对制种领域常见、多发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为辖区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和制种产业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玛纳斯县人民法院北五岔法庭
“嵌入式”司法服务 培育打造“棉乡法庭”
案例点评:玛纳斯县有“中国优质棉花之乡”称号,北五岔法庭位于棉花产业中心区,秉持“服务棉农、助力棉企”工作理念,立足棉花产业纠纷特点,拓展延伸“嵌入式”司法服务,积极培育“棉乡法庭”样板,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健康发展。
玛纳斯县地处新疆腹地,是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被农业部授予“中国优质棉花之乡”称号。北五岔法庭位于该县棉花产业中心区,秉持“服务棉农、助力棉企”工作理念,培育打造“棉乡法庭”,根据棉花产业纠纷特点,提供全程“嵌入式”司法服务。
一、搭建嵌入平台,打造“庭站点员”四位一体服务网络
一是设立“棉乡调解室”。配备2名驻庭特邀调解员负责诉前调解工作,坚持情理法融合,积极推动棉业纠纷诉前快速化解。三年来,诉前调解土地承包、农机作业、农资购销、棉花销售、农业贷款以及劳务费用等棉业纠纷214件,诉讼案件由2019年298件降至2021年97件。二是设立法官工作室和巡回审判点。法庭辖区两镇16个行政村全覆盖设立法官工作室和巡回审判点,建立“法官工作室包联村镇”制度,明确联系法官民情联络员、工作指导员、矛盾调解员、巡回审判员、发展服务员、舆情信息员、法治宣传员“七大员”职责,法官每周1次与包联村镇电话联系,每月1次到法官工作室坐班,实现重要议事需求必到、突发事件发生必到、较大纠纷化解必到。三是设立司法联络员。聘请32名村干部作为司法联络员,负责收集群众诉求、与法庭和司法所沟通反馈、协助送达法律文书、协助调解;法庭、司法所各确定1名联络员,负责联络对接、信息传达、沟通协调,及时掌握村情民意,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二、完善嵌入机制,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
一是健全多元解纷机制。坚持协调联动,协调镇党委和司法所配齐“一村一法律顾问”,选聘村干部、“访惠聚”工作队员、老党员和乡贤达人等82人为人民调解员,其中专职调解员6人。三年来,人民调解员诉前化解棉业纠纷424件,司法确认336件。与镇司法所、派出所签订《庭所对接调解协议》。2021年以来,联合化解棉业纠纷58件。二是加强司法建议工作。2021年以来,针对土地承包、农业贷款、棉花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村镇规划服务中心、农商银行等发出司法建议5份,促进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企业依法经营。就棉业纠纷化解和各镇“万人起诉率”情况向县委专题汇报5次,提出工作建议,得到县委重视和肯定。三是主动送法上门。与司法所、村委会、“访惠聚”工作队、法律顾问建立“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打出司法服务“组合拳”。2021年以来依托“今冬明春法治大宣讲”和“农牧民夜校”等开展法治讲座14场;实地指导人民调解8次;公开审判典型案件4次;到企业座谈调研3次;参加“村民说事日”“四议两公开”提供法律意见12次;利用集市日“赶集送法”6次,发放宣传资料850余份。
三、优化嵌入方法,持续提供高效便捷司法服务
一是架设沟通桥梁。坚持方便群众,在法庭辖区16个行政村全覆盖张贴法官便民联系卡,公布姓名、照片、工作职责和办公通讯方式等信息。畅通联系路径,联合司法所印制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访惠聚”工作队员、司法联络员通讯录。二是转换服务方式。坚持“行动不便上门说、见面不便线上说”,变“等案上门”为“带案下村”,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中、企业厂区开展巡回审判。2021年以来,法庭上门立案25件,网上立案64件,巡回审判62件,网上开庭、调解58件,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三是优化“分调裁审”。坚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特邀调解员混合编组,组建繁简分流审判团队,分别办理诉前调解、小额速裁、司法确认和疑难复杂案件。开通棉业纠纷化解“绿色通道”,春耕前将棉业纠纷案件全部办理完毕,确保不误农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富蕴县人民法院可可托海法庭
创建“三个窗口” 助力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
案例点评:富蕴县人民法院可可托海法庭健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机制,创建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妥善调处基层纠纷、助力乡村旅游振兴的“三个窗口”,推动“法旅融合”,助力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靓丽名片。
可可托海旅游资源丰富,是新疆重要旅游目的地。富蕴县人民法院可可托海人民法庭着力创建“三个窗口”,以“畅游天富蕴藏司法一路护航”工作模式,推动“法旅融合”,实现依法治“旅”、“游”法可依,助力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旅游产业的“特色窗口”,增添旅游经济和谐之美
可可托海法庭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点、法官工作站”工作模式,结合涉旅案件证据不易固定、当事人行程紧凑等特点,在地质公园、三号矿脉、阿依果孜矿洞等4A级以上景区设立巡回审判点(法官工作室),选派资深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组成旅游审判团队,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及时就地化解纠纷,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同时,联合文旅局、市监局、旅游行业协会等行政管理部门及行业组织共同调处旅游纠纷,依法打击消费欺诈、强买强卖、违法过度开发资源、不文明旅游等行为,逐步形成了“法院主导、部门参与、全民共治、诉调衔接”的工作格局。2021年以来,及时调处和审理各类涉旅纠纷400余件,审限内结案率和巡回办案调解率均达到100%。针对旅行社服务、景区管理、变相收费等问题发出3份司法建议并跟踪落实,对变相收取游客区间车费现象,向县文旅局发出司法建议,督促旅游公司及时整改。利用夏季旅游、冰雪旅游、红色旅游等高峰期,深入景点开展法制宣传,覆盖5万余人次,凸显法庭主动靠前服务旅游的“特色窗口”功能,助力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靓丽名片。
二、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窗口”,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结合景区文化元素与红色底蕴,高标准、规范化升级改造人民法庭配套设施和文化建设,建成智慧法庭2个、线上调解室2个、互联网法庭1个,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办案。施行“一庭一所一中心”集约办公模式,与司法所、综治中心相互借力、形成合力,组建了司法所、派出所、景区管委会、村委会共同参加的“法官微信调解群”,共建基层司法服务“朋友圈”。采取“微信调解+司法确认”方式快速化解260余件劳务用工、邻里纠纷、农牧业纠纷案件;近100件未达成调解的案件及时转入巡回审判模式办理,成为基层群众不出屋、家门前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窗口”。同时,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融入基层治理工作,将法治精神元素源源不断融入各族群众生活,成为最美乡村法治“打卡地”。
三、服务各族群众的“示范窗口”,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针对辖区工程建设项目密集、个体经营服务业发展迅速、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集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开启涉旅、涉企绿色通道,推出“车载法庭”“帐篷法庭”等特色巡回法庭。主动走访涉旅企业、建筑部门及个体经营户,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律咨询和以案释法宣讲,制发《游客人身财产纠纷解决指南》《劳动争议和劳务纠纷法律责任提示》《旅店民宿服务合同参考样式》等指导材料,为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等乡村振兴主力军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和保障。可可托海滑雪场作为亚洲最早开板和最后封板的雪场,吸引众多雪友前来“打卡”,因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中易发生人身损害,法庭主动向滑雪场经营者发出司法提示并推送典型案例,督促完善安全警示标识和保护设施。去年以来滑雪的游客大量增加,但相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很少发生,实现了维护游客权益和推动旅游发展双赢。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9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96号建议的答复
徐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机制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均对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责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2016年10月“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提出了要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部署,为充分发挥侦查活动监督职能,不断完善对侦查权的监督,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尝试。
一是积极探索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2015年至2016年,高检院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司法改革要求,在10个省份开展试点,深入推进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派驻公安检察室(官)、适时介入侦查等机制制度,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取得明显成效。各试点检察院共监督派出所立案5243件,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监督3246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监督1997件。通过监督不捕率明显下降、捕后撤案明显减少、捕后作无罪处理明显减少,案件质量普遍得到提高。各试点院在一些试点地区在省级层面制定规范性文件,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长效机制建设。如吉林省院制定《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情况监督工作制度》《侦查监督联络员工作制度》《适时介入、提前协商案件的范围》等多项工作制度。
二是积极探索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机制"的要求,2016年初,高检院在内蒙古等9个省部署开展刑事拘留适用问题专题调研,并先后派员赴湖北、四川、重庆、广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2016年10月,高检院针对刑事拘留底数不明、适用不规范甚至违法适用等问题,开展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专项监督调研工作。目前,浙江等省级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已共同制定加强刑事拘留监督工作的规定。高检院将进一步总结、摸清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以及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开展专项检查监督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是进一步加强侦查措施信息化建设。高检院建立统一的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加强与侦查机关网上信息系统衔接,用好远程视频讯问系统,强化同步监督,动态监督。2016年6月,下发《关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山西等9个省份开展推广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各试点地区平台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实现了逮捕案件侦查活动监督全覆盖,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侦查活动监督效果显著增强,提高了侦查活动监督能力。
四是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程序。2016年检察机关启动《侦查活动监督指引》编纂工作,提出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即建立从监督线索受理、立案、调查核实、实施监督、跟踪反馈、复议复核到结案的完整流程。《指引》以司法实践中信息知情难、调查核实难、纠正处理难的“三难问题"为导向,通过“线索发现、调查核实、审查认定和处理"等各个环节,进一步体现“案件化"和规范化,使侦查监督工作有章可循。目前,该《指引》已进入最后的审订环节,《指引》的完成将更有利于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指导。
检察机关在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方面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监督难的问题。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有权提出惩戒、建立拘留备案制度、赋予宣告违法侦查行为无效自由裁量权等完善侦查监督机制的具体建议十分重要,为解决检察机关监督难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建立有效合理的侦查监督机制,一方面要考虑保证侦查活动合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侦查活动的特点和在侦查阶段保证侦查效率、保守工作秘密的需要。鉴于您的建议涉及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双方,涉及刑事诉讼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配合立法机关,提出相关修改建议,以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权,保证监督力度,确保监督效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表示,对您提出的修改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权和范围、完善侦查监督措施、明确侦查机关接受监督的义务等具体建议,将在相关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考虑。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依法惩戒规避和抗拒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依法惩戒规避和抗拒执行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1日)
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依法惩戒规避和抗拒执行的典型案例。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始以来,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深入开展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同时,把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积极部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高效为民执行专项行动,要求各级法院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长期难以解决的涉执行信访案件,影响群众获得感的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影响群众幸福感的涉民生案件、涉小微企业案件等,用足用好搜查、拘传、罚款、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性措施,依法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的惩戒力度,尽最大努力、穷尽一切措施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本次发布的8件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面对逃避、对抗执行行为时积极主动、因案施策的经验做法,体现了执行干警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向被执行人施加压力的执行智慧。人民法院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维护了司法权威,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利,起到了对被执行人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新时代执行干警司法为民、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下一步,全国法院将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引领,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继续加大对规避和抗拒执行行为的惩戒力度,集中力量执结一批与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案件,推动高效为民专项执行行动取得更大成效。
依法惩戒规避和抗拒执行典型案例
案例1:
龚某等与珠海市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执行案件
案情简介:2020年4月底,珠海市某餐饮公司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仅向员工发放了1000元的生活费。后经法院判决,该公司应向龚某等48名员工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230万元,2021年4月25日,龚某等48名员工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现被执行人在该案诉讼程序时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有逃避债务的嫌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通过实地调查、传唤被执行人总经理李某、财务总监万某接受调查发现,李某系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其后,执行干警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如实申报财产,但李某表示已如实向法院申报,并无财产可履行义务。经执行干警现场调查核实,被执行人公司并非无履行能力。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并不如实申报财产,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珠海市某饮食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并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2021年5月25日,被执行人当即向法院执行款收款账户支付150万元,剩余80万余元分两月支付完毕。
典型意义:欠薪问题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落实到实处,将兑现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涉农民工工资类案件做到优先执行、优先兑现,用足用好调查和惩戒措施,促使被执行人更快履行欠薪义务,全心全力为“护薪”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2:
吴某甲等人申请执行陈某乙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纠纷案件
案情简介:吴某甲等7人申请执行陈某乙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吴某甲等7人申请执行数额12万元,陈某乙支付了7万元后,一直以无财产为由拒绝履行支付剩余5万元的义务。2021年初,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被执行人陈某乙长期与其妻子在当地经营家禽生意,执行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法院突击前往一百余公里外的被执行人经营场所,对经营场所、货物、收款二维码等物品进行拍照固定,后将被执行人陈某乙带至最近的乡镇派出法庭进行调查询问和调解。被执行人陈某乙承认其与妻子从事家禽生意每月均有利润,因其账户已被法院冻结故使用妻子名下的微信收款码收账。经调解,吴某甲等申请执行人与陈某乙达成每月至少支付2000元的和解协议。数月后,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反映,被执行人仅履行两期付款义务后拒绝继续履行。合浦县法院经研究,向被执行人陈某乙发出《司法拘留预先告知书》,限其三日内履行全部义务,否则将对其司法拘留15日,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按拒执罪处理。同时,合浦县法院向被执行人所在村委会发出《关于陈某乙已被依法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告知及协助敦促陈某乙履行生效裁判的函》,请村委会协助敦促陈某乙履行生效裁判,并提醒村委会在协助敦促中注意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陈某乙在收到司法拘留预先告知书的次日即主动联系执行法院,在执行法院见证下,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款项。合浦县法院随即解除被执行人陈某乙的全部限制措施,并致函其所在村委会通报其已自动履行完毕的情况,对村委会的协助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及时、准确固定了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完整证据链,在被执行人符合司法拘留,甚至追究其拒执罪的情况下,考虑到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不懂法,不清楚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具体法律后果,执行法院向其严肃、充分的释法说理,并向被执行人发出法律文书,同时借助当地村委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功能,向被执行人施加压力,最终促成案结事了。合浦县法院在疫情期间,综合运用各种执行措施,注重善意文明执行,既维护了申请执行人合法债权,又最大限度保障了被执行人生产生活。本案以最小的执行成本成功执行完毕,节约了大量司法资源,较好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3:
殷某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
案情简介:2019年12月,徐某与殷某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制作调解书,殷某娟需偿还徐某借款83万元及利息。但殷某娟未按照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徐某遂向余江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殷某娟虽多次作出还款承诺,但届期均未履行,且有逃离住所等逃避执行的行为,法院对其作出了司法拘留和罚款决定。2021年初,申请执行人徐某遂以被执行人殷某娟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余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该院刑事立案后对被执行人殷某娟作出逮捕决定。2021年4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多家媒体对该案开展“余江‘猎狐’拘捕进行时”直播活动,观看量突破了60万人次,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被决定逮捕后,被执行人殷某娟的家属与申请执行人徐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本案是通过刑事自诉方式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罪的典型案例,且法院以案说法,通过与媒体深度合作,采取网络直播、全程见证抓捕等新媒体形式,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氛围,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影响,真正起到了执行一案、教育一批、影响一片的积极效果。
案例4:
丁某杨等人虚构债务被判拒执罪案
案情简介:中国民生银行分别诉丁某杨夫妇、庞某明夫妇欠款纠纷案,在案件审理期间,丁某杨等人串通各自亲属在法院保全前以各自房产为虚构的借款设定抵押并进行了公证。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院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拍卖了丁某杨夫妇、庞某明夫妇名下的两处房产,其亲属则以抵押权为由申请在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此外,其亲属以虚构的借款在异地起诉,并取得了生效判决,其持判决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因抵押借贷存疑,执行法院向两案被执行人及其亲属就虚假诉讼逃避执行等法律规定作出释明,各当事人仍坚称抵押借贷真实存在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后执行法院调查确认,所谓的借款在出借后经过二十余次流转最终又回到了出借人处,借贷的事实并不成立。执行法院对两案被执行人虚构债务、虚假抵押、虚假诉讼规避执行的行为做出了总计罚款60万元的决定,因虚假诉讼取得的判决亦被再审撤销。2021年3月,苏州中院部署开展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本案根据联动机制实现快移、快侦、快诉和快审。移送起诉期间,被执行人丁某杨夫妇将其所涉全部债务履行完毕。2021年4月,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各被执行人从拘役六个月(缓期执行六个月)至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典型意义:2021年以来,全国法院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部署开展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并协调公安、检察等单位专题会商,对案件立案标准、证据采信、是否构罪等核心问题提前达成共识,充分凝聚打击拒执罪的工作合力,对拒执案件快移、快侦、快诉、快审,充分发挥了解决执行难的联动机制优势,彰显了打击拒执犯罪的决心。并通过集中组织旁听拒执罪庭审的方式在社会上起到了“判处一例、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案例5:
李某某利用电商平台规避执行案
案情简介:代某某申请执行李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通过传统调查和网络查控措施,未查到李某某可供执行财产,故拟对诉讼财产保全阶段冻结的李某某持有一商贸公司75%的股权份额进行处置。因该公司未能提供相关的财务账册等资料,导致股权评估无法进行。后经执行法院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资源进行调查,发现该商贸公司注册有“某光阴旗舰店”微博账号,账号内发布的信息均与童装销售有关。执行法官又在淘宝、京东电商平台上发现该网店,并确认“某光阴旗舰店”就是由该商贸公司作为经营主体开设。经过进一步关联查询,执行法官还发现该商贸公司在淘宝网上开设有另一家名为“某花开童装旗舰店”的网店。经向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调取两家网店的交易流水,“某光阴旗舰店”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的营业额为1773667.81元,“某花开童装旗舰店”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的营业额为7542580.03元。据此,执行法院判断该商贸公司的股权具有一定价值,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力。经执行法官多次督促和告诫,被执行人依然不理不睬,后执行法院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对被执行人采取了拘留措施,被执行人家属随即代李某某主动履行了相应义务。
典型意义:本案中,南海区法院在用足用好现有财产调查措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资源,另辟蹊径、深挖隐藏在公司背后的财产及财产收益,并因案施策,通过采取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的执行措施,有力震慑了被执行人,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依法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今,电商网店已经相当普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仅在淘宝、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上就有超过一千万家网店。因此,法院执行工作不能仅停留于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车辆等传统类型财产的查控,而是要用足用活执行手段,利用互联网平台和资源,对被执行人潜在的新类型财产线索充分挖掘,坚决打击那些挖空心思藏匿、转移财产并企图蒙混过关的失信被执行人,决不能让互联网变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温床。
案例6:
深圳某甲科技公司逃避执行案
案情简介: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5月15日,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欠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95000元,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所欠货款分期支付至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权某某个人名下银行账户。执行中,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依据生效调解书依法冻结并扣划了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存款205625元,并在扣除执行费用后拟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但处理款项期间,执行法院通过关联案件检索发现,以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有四件,即贺某红等四名劳动者与该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执行标的额共计120399元。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该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已于2019年5月10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龙华区法院经审查,在该上述四案执行过程中,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在其账户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下,通过另案诉讼调解的方式将属于该公司的应收账款195000元约定支付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权某某个人账户,以达到其转移财产的目的,并已实际转入50000元。该公司行为直接影响了上述四案的强制执行,严重损害了贺某红等四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龙华区法院依法对深圳某甲科技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10万元,对其法定代表人权某某罚款人民5万元,并将该公司与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执行到位的款项划拨至上述四案,保障了四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以“合法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掩饰,逃避法律义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案执行中,执行人员综合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主动进行查询,发现并掌握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及时予以处理,既保护了另案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进行了司法惩戒,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是审执信息化平台在执行工作中的有效应用实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案例7:
韩某龙等10人申请执行黄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情简介:韩某龙、陈某祥、徐某金等10人与黄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黄某归还韩某龙等10原告借款本金320万元及利息,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浦东新区一房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执行中,浦东新区法院前往涉案房产所在地张贴拍卖公告及裁定并进行现场调查。被执行人黄某母亲表示其无法配合搬离,并情绪激动,表示誓与房屋共存亡。为了缓解案外人的对抗情绪,避免激化矛盾,执行法官多次上门对被执行人黄某和其母亲进行劝解并释明强调被执行人的法律义务。因说理工作无效,2020年10月27日,被执行人黄某被司法拘留15日。此后,其仍然表示拒不搬离,对生效法律文书置若罔闻,并继续阻碍法院执行。浦东新区法院研究认为,本案申请执行人众多,且多系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体弱多病,有部分靠领取失业金生活,因此决定由浦东新区法院执行局启动绿色通道,引导申请执行人通过刑事自诉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罪的方式寻求救济。2021年6月24日,刑事审判开庭传唤被告人黄某,经庭审训诫和释明风险,被执行人黄某当庭表示悔过,愿意配合法院执行,恳请法院从轻处理。截止2021年9月30日,涉案房已拍卖成交,足够覆盖十位申请人的所有债权本金及利息。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腾退成功的财产处置案件,涉及的当事人众多,且多为老年人,系争借款也均系申请人的养老和治病钱,是事关百姓民生的涉众案件。本案中,浦东新区法院耐心释法的同时,针对被执行人拒不搬离、拒不配合的行为,采取逐步升级的惩戒措施,环环相扣,前后衔接,为追究拒执罪打下良好的铺垫,符合比例原则和实体公正。本案中,通过打通拒执罪的申请人自诉启动模式,由执行部门引导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自诉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罪的刑事责任,再由刑事审判庭与执行局部门之间就被执行人的违法情节进行协调和研判,刑事审判庭依法进行裁判的体系化流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案例8:
韩某某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案情简介:申请执行人某融资租赁公司与被执行人唐山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韩某某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照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书,被执行人需向申请执行人支付3800万元及利息。后被执行人未能自觉履行,申请人申请执行。青岛中院立案执行后,法院通过线上查控、线下走访等方式查明:被执行人将其名下所有的14套房产在法院查封后出售给公司员工,且被执行人通过设立新公司继续销售产品、收取货款,逃避法院的执行。青岛中院及时将本案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书的犯罪线索移送相关公安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立案后对被执行人韩某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在强大的威慑力下,被执行人已将全部案款约4500万元交至法院,该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因被执行人及相关案外人拒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故意逃避执行,青岛中院对此重拳出击,及时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拒不履行裁判、裁定罪的法律责任,面对巨大的威慑力,被执行人主动联系法院及案件申请人,及时履行其全部巨额债务,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拒不执行行为坚决打击的态势,切实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司法权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
(司发通[2017]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律师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律师协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及时有效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现就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快速有效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对于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促进司法活动顺利进行,保障司法精准性和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律师协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部署,针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加强沟通协调,确保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切实提高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二、明确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范围和途径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有以下情形,认为其执业权利受到侵犯的,可以向相关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
(1)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控告权,以及会见、通信、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提出法律意见等合法执业权利受到限制、阻碍、侵害、剥夺的;
(2)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
(3)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违反规定打断或者制止按程序发言的;
(4)被违反规定强行带出法庭的;
(5)被非法关押、扣留、拘禁或者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的;
(6)其他妨碍其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侵犯其执业权利的。
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投诉,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向注册地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律师向其他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提出申请的,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予以接待,并于24小时以内将其申请移交其注册地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律师协会。情况紧急的,应当即时移交。律师事务所执业权利受到侵犯的,可以按上述途径维护执业权利。
全国律协和各地律师协会应当于2017年第一季度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设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专门平台,并在官方网站、办公场所公布电话、来信来访地址,开设网上受理窗口,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律师申请维权。
三、完善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受理机制
所属的律师协会接到律师维护执业权利的申请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其他律师协会转来的申请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对符合相关规定,属于受理范围的,应当及时受理。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应当向律师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除在网上受理窗口申请外,律师向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情况紧急的,可以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紧急情形消除后,应当补充提交申请书、相关证据材料等书面材料。律师协会受理律师维权申请,应当予以登记,详细记录律师信息、具体请求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等。
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国家安全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受理律师投诉。各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负责受理律师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在官方网站、办公场所公开受理机构名称、电话、来信来访地址,安排专人负责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受理工作。对于律师的投诉、申诉或者控告,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受理并做好登记。
四、完善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联动处理机制
所属的律师协会受理律师维护执业权利申请后,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及时作出处理:
(1)属于本律师协会处理范围的,应当于两个工作日以内将律师申请材料转交相关办案机关处理。情况紧急的,应当于24小时以内向有关办案机关反映。情况特别紧急,需要立即采取处理措施的,律师协会应当即时反映;
(2)对于律师异地执业时提出的维权申请,所属的律师协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及时向行为发生地律师协会通报,请求予以协助。相关律师协会应当给予协助,并按照工作程序和时限要求通报相关办案机关予以处理;
(3)对于需要省级以上办案机关依法处理的维权申请,所属的律师协会应当提请省级以上律师协会予以协调处理。
办案机关应当在受理律师投诉或者接到有关律师协会反映的情况、移交的申请材料后立即开展调查,一般应于十日以内作出处理。情况属实的,应当依法立即纠正。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律师申诉、控告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一般应于十日以内作出处理。情况属实的,应当通知有关机关立即予以纠正。
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接到投诉或者发现后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
调查处理过程中,办案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加强沟通联动,及时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发现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与律师违法违规执业相互交织的或者情况复杂、存在争议的,办案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等可以组成联合调查组,及时准确查明事实。
律师协会在处理律师维护执业权利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难以协调解决的,可以提请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协调。遇到重大复杂问题或者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重大突发事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托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有关办案机关及时予以解决,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处理。
律师协会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过程中,可以与办案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沟通后,根据调查处理的实际情况,适时发声,表达关注,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或者工作进展情况。对律师的投诉、申诉或者控告作出调查处理并与办案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沟通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社会披露调查处理结果。
五、及时反馈调查处理结果
律师向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的,律师协会应当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反馈申请人。办案机关根据有关调查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于两个工作日以内将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律师协会,律师协会应当及时反馈申请人。
律师直接向有关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进行投诉、向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或者控告的,办案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后两个工作日以内将处理决定书面答复律师本人,并通报其注册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六、加强工作指导监督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律师协会要高度重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工作,切实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共同研究律师维护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工作有关问题。要建立完善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投诉、申诉、控告,经调查核实后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拒不纠正或者累纠累犯的,应当由相关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要及时汇总本地区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定期在联席会议上予以通报,并做好宣传工作,推动形成全社会尊重和保障律师的良好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7年4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庆九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庆九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2〕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查庆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2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检察机关深化司法民主建设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检察机关深化司法民主建设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典型案例
(2022年2月24日)
案例一
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公益诉讼办案活动
--以新领域、新方式、新效果提升接受监督质效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在对本区盲道进行公益诉讼线索排摸中发现,莘庄地铁站南出口处的盲道存在若干问题:一是地铁站南出口西侧人行道非机动车停放点通过划线占用部分盲道;二是部分路段的盲道磨损严重,盲道设施养护不到位;三是部分路面在终点处未设提示性盲道(带触感圆点),设计不规范。以上问题危及盲人群体出行安全,存在安全隐患。在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并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后,闵行区检察院启动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程序,并三次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活动,合力推动盲道治理。
【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况】
9月3日,闵行区检察院以座谈会形式,由公益诉讼检察官向人民监督员全面通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整体开展情况,介绍本案的前期办理情况、监督难点等,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明确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和措施。
9月25日,闵行区检察院再次邀请上述两名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办案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一同走访现场,实地了解盲道被侵占现状。承办检察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分别立足各自职能说明履职难点,人民监督员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和工作背景,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11月24日,闵行区检察院第三次邀请人民监督员,就拟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充分听取意见建议。闵行区检察院认为,辖区部分盲道设计不规范、磨损严重以及长期被非机动车占用,影响视障群体通行便利,可能危及出行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获两名人民监督员高度认同。12月6日,闵行区检察院依法履行公益监督职责,先后向辖区交通委等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行盲道设施管养职责,加大执法力度,保障盲道通畅。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相关单位高度重视,成立盲道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迅速开展专项整改,落实盲道布局改进方案、修缮损坏路段、配强执法人员等。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目前盲道路段已修复完毕。
【典型意义】
一是邀请人民监督员实地走访现场,让办案思路更开阔。本案中,人民监督员分别从信息技术、管理机制上提出解决办法。闵行区检察院主动将接受监督场景从会场向现场延伸,从院内向院外拓展,通过主动接受监督,既向人民监督员真实、生动地呈现案件全貌,又促进检察官以人民群众视角看问题、找原因、想对策,为检察机关提供更多的办案思路。
二是探索抽选专家型人民监督员,让监督意见更专业。本案涉及市政建设管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闵行区检察院在协调司法行政机关抽选人民监督员时因“案”制宜,抽选从事市政管理工作的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闵行区检察院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职业多元化的特点,在申请接受监督时,设置专业领域识别环节,让参与监督的人民监督员与被监督的事项“专业对口”,形成“法律内行+相关领域内行”的人员配置,切实发挥好人民监督员专业知识领域的效用。这让公益诉讼检察官的监督更有“智慧”和底气,法律监督效果更具“刚性”。
三是人民监督员和检察机关凝聚合力,让市域治理更现代。本案中,闵行区检察院以盲道管养难题公益诉讼为切入点,找准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在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起更加广泛的对话平台,形成多方共商、共建的工作新格局。一方面,有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通过主动邀请人民群众监督,保障公众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拓宽检察机关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另一方面,有力推动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通过将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融入检察机关日常履职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办案质效,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案例二
邀请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巡回检察
--增强公信力、提高透明度、推动规范化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启动跨市交叉巡回检察工作,以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骨干人员为主要力量组成第二巡回检察组,对宁夏某监狱及派驻监狱检察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检察,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对巡回检察工作实行全程监督。通过巡回检察办案,发现执行机关问题19个,派驻检察室问题14个,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线索2件。在与监狱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在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下,巡回检察组召开会议向监狱及派驻检察室反馈了意见,同时向吴忠市人民检察院移交证据材料。该院充分履行职责,依法监督问题整改,将巡回检察转化成促进监狱改进、提升工作的实践成果。
【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况】
为增强此次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巡回检察组在巡回检察方案制定阶段便拟定邀请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方案印发后,经巡回检察组申请,银川市人民检察院邀请了一名人民监督员作为巡回检察组成员,对交叉巡回检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人民监督员参加了巡前动员和培训,听取了巡回检察方案,了解了当前监狱检察方式变革的背景以及巡回检察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主要方式内容,发表了相关工作具体分工落实的建议。在工作开展中,人民监督员与检察组同行同进,监督检察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使检察组牢牢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在跨地区办案中严格遵守检察机关监督履职纪律要求,保证了巡回检察的公开、透明。
在与巡回检察组同步参与对某监狱实地检察过程中,人民监督员会同巡回检察组人员,通过查阅执行档案、工作台账、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听取监狱汇报,进入监狱巡控室巡视,参加联席会议和座谈会进行发言讨论等方式全方位参与其中。在查看吴忠市人民检察院近两年办理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案卷时,人民监督员听取了巡回检察组对当前减刑、假释工作流程和审查方式的介绍,提出了对部分罪犯提请减刑时区分原案案情做进一步实质性审查等3条合理性建议得到巡回检察组采纳。
【典型意义】
一是增强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公信力。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办案活动是新时代人民检察院自觉接受监督的重要表现,邀请人民监督员对监狱巡回检察进行监督是引入第三方监督检察权的重要手段。《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出台后,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巡回检察,对创新巡回检察方式方法,用实、用足、用好外部监督力量,切实增强司法公信力,推动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力在人民监督、人民认可、人民拥护下公平、公正、公开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监狱巡回检察工作透明度。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创新监狱检察方式方法,开展监狱巡回检察试点工作,使以往派驻检察产生的“因熟生腐”“因熟生懒”、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巡回检察中,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监督员作为巡回检察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使巡回检察司法办案更接地气,使检察机关在刑事执行和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职能更为公众熟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效提升巡回检察及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透明度。
三是推动巡回检察履职办案规范化。刑事执行工作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维护刑事执行公平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人民监督员+巡回检察”模式,是对检察机关巡回检察履职办案的一次“体检”,通过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既能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问题予以监督,又能强化检察人员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观念,保证巡回检察组严格遵守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地开展工作,采取稳妥有效的方式方法与监管单位积极沟通,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和工作的意见建议,更加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整改问题,有效提高巡回检察质效,推动司法办案规范化。
案例三
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公开听证
--虚心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改变拟处理决定,保障监督实效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被害人张某某拟给侄女转学,通过朋友认识中间人杨某、徐某,后找到李某某,李某某谎称可以帮忙办理转学手续,骗取张某某人民币16000元(实际得到12500元,另有3500元被杨某、徐某分得)、黑兰州香烟一条(价值180元),所得赃款全部用于生活消费,后逃匿。张某某发现被骗后于2021年1月20日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1月23日立案。1月26日李某某主动退还赃款16400元。2021年4月6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某涉嫌诈骗罪移送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况】
承办检察官认为李某某以能给他人帮忙办理转学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诈骗金额较小,李某某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三天内退还了被害人全部损失,且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审查中自愿认罪认罚,拟对李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21年4月30日,本案邀请2名人民监督员参加公开听证。听证中,李某某称曾委托第三人办理转学事宜,自己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后来自己与委托人失去联系,故将钱用于自己消费。人民监督员在提问环节进行了询问,进一步了解掌握案件情况。
听证最后,人民监督员发表了应当对李某某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监督意见。人民监督员认为:本案除了考虑诈骗金额、认罪认罚等情节外,也应充分考虑教育领域通过熟人关系办理招生招录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该案委托所谓熟人办理转学,是一种不正之风,建议检察机关再次考虑案情的特殊性,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出发,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听证结束后,承办部门再次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对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认真讨论后,拟决定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以李某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依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承办检察官将拟起诉意见层报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均同意采纳人民监督员提起公诉的意见。2021年5月6日,秦州区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某涉嫌诈骗罪向秦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2000元。经法院审理,采纳秦州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典型意义】
一是虚心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发挥人民监督员实质监督作用。本案中,检察机关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在人民监督员提出不同于检察机关拟处理决定的意见后,承办检察官将人民监督员意见提请联席会议讨论,并层报检察长决定,最终采纳了人民监督员意见,让人民监督员敢于监督、愿说“真话”,切实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落到“实处”,发挥人民监督员对办案活动进行实质监督的作用,避免了监督“表面化”“程序化”,克服了监督“附和式”“点头式”,切实提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刚性,彰显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在促进检察机关依法、透明、公正办理案件,提高案件办理质效的重要作用。
二是坚决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促使检察权规范高效运行。本案中,检察机关落实《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和最高检关于准确把握监督方式多样性、丰富人民监督员监督途径的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融入检察工作各个环节,积极主动邀请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司法办案活动,让人民监督员监督制度成为检察机关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提升检察公信、增进检民互动的有力保障,切实发挥出人民监督员“第三只眼”的作用,促进检察权在“阳光下”规范、高效运行。
三是坚持“应邀请必邀请”“能邀请尽邀请”,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第九条的要求,对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拟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有重大影响的审查逮捕案件和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等进行公开听证的,坚持“应邀请必邀请”。同时,对其他“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检察办案活动,做到“能邀请尽邀请”,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充分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监督职责,充分彰显检察机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决心,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真正赢得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案例四
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不起诉案件专项质量评查活动
--内外部监督相结合,监督实效层层递进
【基本案情】
2021年9月,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危险驾驶罪不起诉案件专项质量评查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评查全过程,发现相关案件不起诉后行刑衔接不畅、检察意见落实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况】
监督过程。2021年9月3日,通州区检察院邀请3名人民监督员担任院外案件质量评查员,对2019年以来“醉驾”作不起诉处理案件开展专项案件质量评查。借助电子卷宗和纸质卷宗,人民监督员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起诉必要性、文书制作、非刑罚处罚措施衔接等方面,对案件进行系统评查,逐案形成《案件质量评查统计表》。评查发现案件适用法律正确,但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的检察意见未得到有效落实。结合评查出的问题,人民监督员与承办检察官逐案逐项“面对面”问询,详细了解行刑衔接中的问题及检察意见落实难的缘由。在案件质量评查和问询的基础上,人民监督员形成翔实的评查意见。经会商,人民监督员建议将专项评查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向区人大常委会汇报,借力督促行政执法机关有效落实检察意见,更好促进“醉驾”犯罪源头治理。
监督结果。该院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在邀请人民监督员共同修改完善危险驾驶案件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向区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推动人大常委会监司委作出规范“醉驾”案件不起诉后非刑罚处罚措施衔接的监督建议,并与多家单位达成对“醉驾”案件被不起诉人适用训诫、社区服务、交通志愿服务等多元化惩罚矫治的共识。2021年9月26日,人民监督员应邀实地查看“醉驾”案件被不起诉人参与交通协管公益服务情况,对检察机关落实监督意见、推动行刑衔接等工作表示满意,并表示将持续跟踪监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2022年1月中旬,南通市通州区“两会”期间,一名人民监督员以人大代表身份,向大会提交了持续加强不起诉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适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通州的建议,得到区委主要领导批办肯定。
【典型意义】
一是内外协同,推进检察办案规范化。参与案件质量评查是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的十种方式之一。同时,人民监督员的外部监督与案件质量评查的内部监督和检察业务数据的分析研判,共同构建起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工作的科学管理体系。通过开展数据分析研判,邀请人民监督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质量评查活动,既有利于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落实的刚性,也有利于合力提升检察办案质量。本案中,检察机关真心诚意接受监督,邀请人民监督员检阅办案质量,正视和改进检察履职中的问题,及时补齐短板,提升了检察办案规范化水平。
二是层层递进,推进法律监督高质量。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着力推进法律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从办案数据分析研判工作中发现监督线索,并通过查阅案卷、评查案件,找准司法办案问题,最终促成行政执法机关认真落实检察意见。采取“层层递进式”的监督模式,既体现了人民监督员对待监督工作追求极致、止于至善的严谨态度,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多部门协作,推进法律监督一体化、高质量的工匠精神。
三是服务大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制度的创新与特色,是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形式。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发现社会治理短板弱项后,主动向人大专题报告,争取地方人大支持,成功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监督建议,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以检察“小案件”推动社会“大治理”,助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案例五
浙江烈士墓群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以听证凝聚英烈保护合力,用“检察蓝”守护“革命红”
【基本案情】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数次转战遂安(今属浙江省淳安县)。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中,许多红军战士英勇牺牲。受战时环境限制,牺牲的烈士仅就地掩埋,未标明身份。淳安县浪川乡有一处散葬墓群,当地称为“红兵坟”。但因相关史料缺失,难以辨明埋葬人员身份,未被认定为烈士纪念设施,墓室上方杂草丛生、无防护措施,存在损毁风险。
2021年2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检察院联合开展“守护红色军事文化史迹”专项监督行动,淳安县人民检察院在专项行动中发现本案线索。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专家详细论证,确认案件办理的关键证据。本案争议点较多,比如墓中安葬的是否都是红军,有无其他人员遗骨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三级检察院及杭州军事检察院就本案关键性证据进行认真审查确认,并在淳安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北上抗日先遣队历史研究专家、党史和文献研究专家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与会专家结合史料、研究成果及现场证据,一致认定案涉四处墓葬埋葬的128人均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遂安县送驾岭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且该烈士墓群是目前全国已经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烈士墓群。此份证据的确认成为推动全案的关键。
2.军地协同办理,以公开听证凝聚英烈保护合力。在浙江省检察院指导下,军地检察机关分工配合,各有侧重。2021年6月11日,杭州军事检察院和淳安县检察院联合向浪川乡人民政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启动认定案涉红军墓为无名烈士纪念设施的程序,并进行修缮保护。鉴于案涉红军墓埋葬的烈士人数多、规模大,保护工作涉及多个行政部门,且本案在党史、军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经浙江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会商,2021年6月29日在淳安县中洲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纪念馆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主持,杭州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参加,并邀请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党史军史研究专家担任听证员,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及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乡镇基层代表等参加旁听。听证员和其他听证会参加人重点围绕将案涉红军墓及碑刻纳入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及革命文物开展保护,包括保护方案、资金筹措方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3.细化整改方案,达成修缮保护共识。因本案专业性强,案涉红军墓埋葬人数多、规模大、保护费用高,多个行政机关存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情形,整改面临着现实困难。通过召开公开听证会,各方进一步细化落实整改方案,就四处红军烈士墓综合保护工作达成共识。会后,在淳安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案涉烈士纪念设施审核工作,会同浪川乡人民政府有序推进设计、预算、环评及部分工程的具体实施等工作,并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浪川乡人民政府同步启动了案涉公墓的临时保护措施,整治周边环境,修建参观便道,安装公墓介绍牌,并委托设计了烈士墓群就地分散保护、集中展示纪念的保护方案。
【典型意义】
英烈保护是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领域。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组织公开听证会,积极聚合社会各方力量,以“阳光司法”的方式让一段尘封的革命历史得以重现,让128名红军烈士从此正名,是“检察蓝”守护“革命红”的生动实践。同时,该案办理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对学习党史、传承爱国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较强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案例六
湖北王某绑架抗诉案
--以听证提供平等对话平台,以“程序公正”促“实体公正”
【基本案情】
2009年8月5日,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等5人涉嫌绑架罪向通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案犯张某负案在逃。同年9月,通山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等5人行为构成绑架罪,且王某在本案中起重要作用,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余案犯均相应判刑。王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0年12月,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王某等5人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但5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改判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他人均相应改判。2012年4月王某刑满释放。
2019年9月,同案犯张某被抓获归案。2020年8月,通山县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通山县检察院在办理张某绑架案时,发现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的二审判决错误,量刑偏轻,2020年9月提请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咸宁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某在本案中与张某所起作用并无明显主次之分,原审判决将王某的主犯地位改为从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全面细致审查案情。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对全部案卷材料审查后认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法院对王某等人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勒索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不存在争议,但对王某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分歧。被害人和其他同案犯均证实王某在共同犯罪中不仅有组织行为,还实施了殴打、威胁被害人的行为,并亲自去指定地点收取赎金,应与张某一样认定为主犯。二审判决在一审认定事实、证据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将王某从主犯改判为从犯,并将量刑减为有期徒刑3年,缺乏事实依据。同案犯张某受王某邀约参与作案,积极参与殴打、逼迫被害人,也应当认定为主犯。张某案发后潜逃10年,通山县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绑架罪且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二者相比,王某的量刑显然偏轻,咸宁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具有合理性。同时,湖北省检察院委托通山县检察院对王某出狱后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调查。经查实,王某2012年刑满释放后已回家就业、结婚生子、家庭关系良好,无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已经正常回归社会。
2.检察官联席会充分讨论,统筹考虑审慎提出初步意见。检察官联席会讨论认为,本案抗诉与不抗诉都有法理支撑。选择“抗诉”,是基于主从犯量刑均衡考虑;选择“不抗诉”,是基于当事人回归社会后的表现和办案效果考虑。检察官联席会根据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案件办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倾向于不提出抗诉。
3.检察长主持听证会,听证员充分发表意见。湖北省检察院在2021年7月14日召开公开听证会,由省院检察长主持,邀请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法学专家等5人担任听证员。听证会上,咸宁市检察院作为原案件承办单位陈述了提请抗诉的理由;原审被告人王某及其代理人发表了意见;王某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及村委会负责人介绍王某刑满释放后的现实表现。听证员围绕案件事实、定罪量刑、抗诉理由以及王某目前表现等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提问。经听证员评议,一致同意湖北省检察院的初步处理意见。检察长作为主持人,当场宣布了不提出抗诉的处理结果,并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消弭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的疑虑,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组织听证会,由检察长主持,为案件当事人和办案机关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平台,请中立的“第三方”听证员提供相关意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作出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案件处理决定,是以“程序公正”促“实体公正”的创新履职,充分体现了检察司法为民理念。检察听证以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得到的程序,有效促进了诉源治理,实现了司法公正。
案例七
黑龙江任甲正当防卫案
--通过听证以案释法,走进村屯开展普法教育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任甲系任乙弟弟,与任乙住在家里相邻的东西两屋。2021年3月23日,任甲晚饭后在西屋床上准备睡觉,任乙从外边回来在东屋发出噪声,引起任甲不满,二人发生口角并在客厅发生厮打。其间,任乙先用拳头击打任甲头面部,任甲咬伤了任乙大拇指。之后,任甲回西屋准备继续休息。任乙从厨房拿起一把长约44厘米、宽约3厘米的单刃片刀到西屋,连续砍击任甲,砍中任甲头部两刀,致其流血不止。任母前来劝阻,拉拽任乙,任甲将任乙推倒,并顺势骑坐在任乙身上,用右手按住任乙持刀的右手,用左手迎面掐住任乙脖子,试图制止任乙的砍击行为,但任乙并未丢弃手中片刀。任母劝阻无果,外出向邻居求救。四五分钟后,任甲见任乙失去意识,随后报警。任甲被他人送往医院救治,任乙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任甲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任乙系生前遭他人徒手扼卡颈部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2021年3月2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公安局以“任甲故意杀人案”立案侦查,3月31日以任甲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龙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适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综合全案证据作出法律评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检察院与龙江县检察院共同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提取案发现场客观性证据,围绕死者生活轨迹走访村邻。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后,经审查认为,本案因家庭琐事引发矛盾,任乙手持凶器砍击任甲头部等要害部位流血受伤后,仍然持续不法侵害行为。任乙持续挥刀的行为严重危害任甲生命安全,任甲为保护自身免受伤害采取防卫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检察机关拟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2.检察听证会走进村屯,检察官一线释法。为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促进矛盾化解,在征求任甲、任乙家属和公安机关意见后,龙江县检察院决定在2021年4月6日召开听证会。考虑到案发地点为龙江县的较大自然村、常住人口较多,该案已在当地造成较大影响,龙江县检察院将听证地点选在涉案村村委会,邀请全国、省、县三级人大代表及专家学者、知名律师担任听证员。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播放了案发现场模拟视频介绍案情,听证员分别就任甲防卫情节、任乙伤害行为等事实问题向任甲提问。之后,听证员进行了评议,一致认为任乙先持致命性凶器砍中任甲,被推倒后并未放下刀,不法侵害仍正在进行。案发时任甲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能过于苛求任甲的反击方式、力度等精确到刚好制止不法侵害。任甲对“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行为实施防卫,符合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不构成犯罪。
3.听证会后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做好案件跟踪回访工作。2021年4月6日,龙江县检察院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对拟作出不批准逮捕任甲的意见进行讨论。会议采纳了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定任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龙江县检察院当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任甲的决定,并督促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之后,龙江县检察院指派具有心理咨询专业资格的检察官进行后续跟踪回访,对任甲进行了心理创伤疏导,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亲属、邻里关系等不特定人员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帮助任甲及相关人员早日重归正常生活。
【典型意义】
判断暴力侵害是否正在进行时要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作出法理情相统一的认定,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选择在涉案村召开听证会,让听证员、检察官能够充分以案释法、以理服人,讲清、讲透、讲明国法、天理、人情。对特定案件采用回访方式修复社会关系、抚慰当事人心理,充分体现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检察担当。
案例八
重庆杨某刑事申诉案
--以简易听证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推动息诉息访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初,原案被告人邓某到被害人杨某家中,用杨某藏在门檐的钥匙进入屋内,将杨某放在卧室的8000元现金盗走。同年3月13日,公安机关将邓某抓获,发现邓某已将赃款挥霍殆尽。案发后,邓某的父母帮助邓某退赔杨某2000元,但无力退赔剩余部分。
2019年6月13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以邓某涉嫌盗窃罪向云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7月9日,云阳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责令退赔杨某经济损失6000元。
判决后,邓某因系盗窃惯犯,且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无固定收入来源,一直未能退赔。杨某为获得足额赔偿,两次找到云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执行,均因邓某确无可执行财产而未能执行到位。杨某不服,向当地村委会、派出所多次反映。2021年9月26日,杨某向云阳县检察院提出申诉,认为原判决量刑较轻,要求严惩邓某,并退赔其经济损失。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联合开展入户普法,引导群众依法维权。2021年9月,云阳县检察院联合县乡村振兴局等七部门到各乡镇开展普法活动,向群众宣传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及检察职能。杨某向云阳县检察院提出申诉。承办检察官认真审查全部卷宗材料,向原案公诉人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并向邓某和杨某居住地村委会了解两人家庭经济情况。同时,赴杨某家中走访,了解他申诉的深层次原因,针对他提出的原判决量刑较轻问题,耐心讲解法院裁判量刑依据,深入释法说理。10月27日,云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到杨某家中,与其当面沟通,帮助他梳理矛盾症结,分析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2.上门开展简易听证,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杨某年逾八旬、体弱多病,被盗8000元是子女给的赡养费。因为没有获得足额赔偿,多次申诉信访。2021年12月22日,云阳县检察院主动到杨某家中院坝里举行听证会,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当地村委会干部担任听证员,杨某的5名邻居到场旁听。听证会上,申诉人杨某充分表达了申诉理由和请求,原案公诉人阐述了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申诉案件承办人介绍了申诉案件审查情况。听证员就原案被告人邓某是否有前科、到案后的态度、家庭经济情况以及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等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充分评议,形成了一致的听证评议意见,认为原案判决定罪量刑无误。杨某对检察机关到其家中召开听证会,让其充分表达诉求、尊重其权益的方式表示满意,于12月24日签订了息诉承诺书。
3.主动提供司法救助,彰显司法人文关怀。杨某家原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已成功脱贫,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案发后,杨某因得不到退赔,生活又陷入困境。鉴于本案涉及五类农村地区贫困当事人,为缓解申诉人生活困境,云阳县检察院主动作为,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案件承办人上门收集救助所需材料,最终决定对杨某进行司法救助。2021年12月23日,云阳县检察院将司法救助金3000元发放到杨某手中。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上门开展听证,邀请听证员现场解答、调解疏导,用可感可触可信的方式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开在群众家门口的简易听证会,既简便地做好了释法说理和矛盾化解工作,又有效地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了广大基层群众。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检察机关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的贫困群众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救急解困、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以诉源治理促进国家治理,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九
河南李某申请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案
--以听证促和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基本案情】
1992年,因拓宽道路,河南某县某镇政府需要占用李某的宅基地。经协商,李某同意易地重新规划宅基地,村委会按照镇政府要求为其规划了南北相邻两处宅基地作为补偿,宅基地位于某县第二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县二中”)附近。1996年,李某在北侧宅基地上建房居住,在南侧宅基地上搭建简易厂房经营木材加工。2002年,县二中向县国土局申请办理了该处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范围与李某家的宅基地南侧有部分重合。2019年,因县二中需要修建操场,镇政府拆毁了李某南侧宅基地上的部分简易厂房。李某认为县政府为县二中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以李某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8月28日,李某向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深入调查核实,查明案件事实。新乡市检察院受理本案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查明:因镇政府拓宽道路占用李某原有宅基地,村委会按照镇政府要求重新规划宅基地并交付李某使用;1996年,李某开始在新宅基地上建房居住并建厂经营,20余年来县二中也未提出异议;2002年,县政府为县二中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李某的南侧宅基地有部分重合,其行为与李某确实存在利害关系,李某应具有起诉资格。李某的木材加工厂因镇政府拆毁厂房而停产,李某失去唯一生活来源,面临80多岁的母亲无力赡养、身患尿毒症的儿子无钱透析的急迫困难。
2.举行公开听证会,凝聚多方共识。该案时间跨度较长、案情复杂,检察机关可以支持李某的监督申请,但并不一定能及时解决双方的纷争。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及时化解行政争议,2020年11月26日,新乡市检察院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镇政府负责人参加。听证员经评议一致认为,根据土地管理相关法规,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李某的相邻权,与其有利害关系,案件符合检察机关的行政监督条件。学校是公益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其发展,但李某的诉求合情合理且合法,也应当兼顾。针对同一块土地难以分割使用的实际情况,听证员建议当事各方协商解决问题,达成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3.促成行政和解,助力复工复产。新乡市检察院现场组织协商,李某与县政府、镇政府、县二中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李某自愿交出南侧宅基地的使用权,镇政府一次性给予7万元补偿。针对李某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新乡市检察院依法给予2.5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协调县政府为其解决新的经营场地,重新办理经营手续。2021年4月,李某的公司顺利恢复生产,并吸收20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目前经营良好。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能仅仅满足于符合法律规定把案件办结,还应该注重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民办实事解难事、避免“程序空转”。为推动实现案结事了政和,检察机关没有就案办案,而是聚焦矛盾纠纷根源,立足把问题一揽子解决,通过组织公开听证会,搭建平等交流、释法说理平台,集思广益、明辨是非,凝聚共识、定分止争,兼顾各方合理利益诉求,促进多方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同时,努力做好办案“后半篇”文章,通过司法救助、协调服务,多措并举帮助当事人解决急迫困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检察温度。
案例十
肖某与北京甲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检察监督案
--以听证解决疑难问题,实现案结事了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肖某从北京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退休,并在甲公司办理了退休证明,在他向甲公司申请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时被拒绝。甲公司认为,肖某从2006年6月至2017年5月从四川省自贡市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领取工资,甲公司与肖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应当由乙公司承担。2019年6月28日,肖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请确认其与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判决支持。
2019年6月26日,肖某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淀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甲公司因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补发双倍工资并向其一次性支付独生子女奖励1000元,同时要求甲公司赔偿精神损失并向其赔礼道歉。海淀区仲裁委以肖某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肖某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以肖某申请仲裁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各项诉讼请求。肖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后肖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深入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经全面审查卷宗和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检察机关认为申请人肖某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领取奖励的条件,且肖某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好,因超过劳动仲裁时效而无法获得支持,双方矛盾比较尖锐,纠纷持续四年未得到化解。由于案件涉及劳动人事、计划生育等专业政策,检察官走访了海淀区仲裁委、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税务部门,咨询政策规定,了解到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应当由退休职工退休前所在单位发放、企业支付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可享受税收扣减等政策。检察官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一同前往甲公司当面送达了《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督办通知单》,督促甲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一次性奖励政策,并开展释法说理。
2.组织召开听证会,一揽子解决多项纠纷。2021年4月19日,海淀区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邀请区人大代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听证员,就涉及本案当事人的多项民事纠纷共同开展听证。听证会上,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增强了沟通的有效性,最终就肖某要求甲公司补发双倍工资、向其支付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及由此引发其相关损失等事宜签订和解协议,由甲公司一次性支付给肖某3000元并当场履行。肖某即向检察机关提出撤回监督申请。劳动关系争议、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等多项纠纷得以化解,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法律监督质效,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3.制发检察建议,促进企业完善规章制度。听证会上,检察机关向甲公司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完善公司职工权益保护和核查制度,强化职工权益保护意识,与职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甲公司当场表示接受检察建议,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维护和保障职工正当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监督案件,应注重从双方当事人角度考虑,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劳动争议案件应力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与维护企业健康发展并重,推动企业完善管理制度。检察机关扎实细致开展听证前调查核实案情、走访职能部门、调研政策法规、召开公开听证会等工作,促成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听证会上,充分听取当事人和听证员意见,结合案情释法说理,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纷,促成当事人现场签订并履行和解协议,督促企业整章建制,维护了职工的正当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11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1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6号)
为依法惩治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犯罪,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的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或者其他人员以在体育竞赛中非法使用为目的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
(二)用于或者准备用于未成年人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的;
(三)用于或者准备用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
(四)其他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涉案物质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但偷逃应缴税额一万元以上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对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行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0号)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
第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在体育运动中非法使用兴奋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规定的“情节恶劣”,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定罪处罚:
(一)强迫未成年人、残疾人使用的;
(二)引诱、欺骗未成年人、残疾人长期使用的;
(三)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残疾人身心健康的情形。
第四条 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公务员录用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涉及的体育、体能测试等体育运动中,组织考生非法使用兴奋剂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定罪处罚。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犯罪而为其提供兴奋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生产、销售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第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兴奋剂违规事件,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符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涉案物质属于毒品、制毒物品等,构成有关犯罪的,依照相应犯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对于是否属于本解释规定的“兴奋剂”“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体育运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专门性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等证据材料作出认定。
第九条 本解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3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3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司法审判中公平合理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责任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强调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是注册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正如您所言,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背景下,作为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日益重要。相应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的证券违法行为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2019年至2021年,中国证监会查处中介机构违法案件80起,其中涉及24家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违法行为集中表现为:一是风险识别与评估程序存在严重缺陷,未针对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二是鉴证、评估等程序执行不充分、不适当,核查验证“走过场”,执业报告“量身定制”;三是职业判断不合理,形成的专业意见背离执业基本准则;四是严重背离职业操守,配合、协助公司实施造假行为。因此,依法追究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责任,有助于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督促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
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秉持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持续构建和完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中介机构民事赔偿责任体系。在制度供给层面,200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计侵权司法解释》)和2020年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债券座谈会纪要》)等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根据过失大小确定赔偿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清晰地表达了侵权责任法中“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今年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在民法典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更是进一步细化了会计师事务所过错认定标准以及相应免责抗辩事由,充分体现了对证券服务机构实施区分责任的司法理念。在案件审理层面,上海高院在“中安科”案中,结合行为性质和内容、过错程度、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原因力等因素,判令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安科赔偿义务的1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广州中院在康美药业案中,结合相关主体是否参与造假、报告签署情况、被诉主体身份等方面对各董监高进行责任划分,判决实际参与造假的董监高在100%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未参与造假但签署虚假陈述报告的多名董监高分别在5%-20%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而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因未实施基本的审计程序行为,严重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等规定,判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司法实践体现了精细化认定主体责任、“过责相当”的审理思路。
关于您在建议中提到“一旦会计师事务所出现过失,甚至是轻微瑕疵,要么因无力赔偿而倒闭,要么就不承接高风险的证券相关业务”问题。《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13条明确了证券法第163条所称的过错,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故只有在会计师事务所对虚假陈述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可能对相关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计侵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在列举了故意和过失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于第七条专门列举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免责抗辩事由。因此,在会计师事务所仅系一般或轻微过失的情况下,因巨额索赔金额陷入“涉诉即倒”的担忧可基本消除。而在会计师事务所系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考行业执业规范规定的工作范围和程序要求等内容,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其过错性质,并充分考虑过错大小、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妥善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
关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注册会计师法修订草案中的相关原则和条款,我们在一些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文件中也有体现和安排。在合理信赖与免责抗辩方面,《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18条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执业规范等规定,结合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并引入了“合理信赖”制度;第19条专门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免责抗辩事由。上述规定有利于厘清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职责边界,避免其因发行人财务造假而动辄得咎和承担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的责任。中国证监会制定《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等制度规则,细化了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执业要求,明确合理信赖规则,督促各主体归位尽责。在专家鉴定意见方面,《债券座谈会纪要》第24条明确规定了受理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就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范围提供专业意见。2019年、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动建立证券侵权案件专家陪审制度,加快制定专家证人的资格认定和管理办法,以进一步增强案件审理的专业性。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要积极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探索,就相关专业问题征求中国证监会系统部门单位的意见等。
我们完全赞同您提出的加强对各地法院指导、统一裁判尺度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适用,推动司法政策精神的贯彻落实;二是坚持同案同判思维,做好典型案例的发布宣传和重大案件的审判指导;三是强化与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法发挥行业监管意见和专业意见的参考作用;四是建设高水平的证券审判队伍,努力提高证券审判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人民法院将不断细化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9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32号(政治法律类22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32号(政治法律类221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陪审员管理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我们认为,您提出的建议紧密结合陪审工作实际,具有现实意义,对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简称《人民陪审员法》)贯彻落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8年4月,《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颁布实施,两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各项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参审质效、队伍素质,司法公信力和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人民陪审员工作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和成效。您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当前陪审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也采取了多种措施逐步完善相关机制,释放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红利。
关于严格合理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建议。两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严格落实选任工作新机制,一方面严格落实随机抽选程序,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严格把握选任条件,特别是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的“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条件和禁止性条件,认真开展资格审查,对候选人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群众评价进行全面审查,确保人民陪审员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同时,在坚持随机抽选的基础上,根据审判工作需要,接受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增强人民陪审员专业性。截止目前,共新选任人民陪审员22万余人,加上原来选任、尚未到期的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33.6万余人,人民陪审员的男女比例更加均衡,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学历层次进一步降低,职业分布更加广泛,人民陪审员广泛性和代表性的目标初步实现。
关于加强人民陪审员业务知识培训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连续两年在国家法官学院联合举办“全国人民陪审员工作示范培训班",为各地开展培训提供样板。各地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注重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诉讼程序、庭审技巧,特别是事实审和法律审分离等重点内容的培训,切实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辽宁、上海、江苏、福建等多地法院邀请高校教师为人民陪审员集中授课。新疆兵团基层法院坚持各业务庭室轮流对陪审员进行培训。针对人民陪审员人员数量大、需求多样、文化参差不齐的现状,有的地方采取“套餐式"完成必修课程,“点餐式"推送选修课程,开展短小精专的业务培训,提升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
关于规范参审机制的建议。关于庭前阅卷。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是庭审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201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陪审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为人民陪审员庭前阅卷提供便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有的地方专门为陪审员提供阅卷场所,有的地方还开发了手机远程阅卷功能,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并且,为了从程序上保证陪审员真正独立发表个人意见,《陪审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了合议庭评议的发言顺序。关于随机抽取,个案随机抽取是人民陪审员平等参与司法的重要方面,《人民陪审员法》对此予以坚持,为了便于实践操作,《陪审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七日前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目前,大多数法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案件的随机抽取。山东济南历城区法院自主开发依托办案平台的智能排期和陪审员抢单系统,贵州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在办案系统中嵌入“人民陪审员系统"实现均衡分案,并上线短信自动推送通知功能。关于参审数上限。为有效遏制“驻庭陪审"现象,《陪审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提出明确要求参审数上限一般不超30件,拟于近期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简称《答复》)进一步明确了个别案件量大的法院可以提出在30件以上设置参审数上限的意见,高级法院应在掌握辖区法院案件整体情况的前提下,对辖区法院确定参审案件数上限给予指导。关于均衡参审。《陪审司法解释》强调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保障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各地结合审判需求和当地实际,采取多种方法促进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有的地方以“随机函数"为原则,以“均衡概率"为优先,即参审次数最少者被抽中的机率最大,从而最大化保证均衡参审度。关于通知和裁判结果告知。《陪审司法解释》还规定了必要时通知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以取得所在单位支持,并明确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将裁判文书副本送交人民陪审员的义务。
关于加强管理完善保障机制的建议。在开展人民陪审员工作过程中,各地法院积极构建管理保障长效机制,初步实现了人民陪审员管理保障规范化、科学化、经常化。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管理职责。有的组织召开全省中级法院陪审工作负责人培训座谈会,对下级法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解答,并形成纪要统一指导。有的在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中,明确政治部为陪审员管理职能部门,并确保有专人负责。有的以政治部为日常管理机构,审管办负责陪审员参审案件统计,各庭室具体负责案件参审。二是突出依法履职在考核中的关键地位,注重考核结果应用。如北京丰台法院每年召开优秀人民陪审员表彰大会激励先进。重庆高院制定《人民陪审员业绩评估办法》,建立人民陪审员业绩档案,注重考核精细化,激励与问责并重。福建南平、龙岩法院加强履职考核,对在个案中起到重大作用或对法制宣传有突出贡献的人民陪审员予以奖励,并向所在单位通报。
关于加强宣传的建议。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广泛宣传。北京、福建等地法院联合司法行政机关召开人民陪审员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北京高院还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北京法院“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主题宣讲团。江苏高院组织全省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发布人民陪审员专属徽章样式及宣传短片,组织开展“百地万人观陪审"活动。新疆乌鲁木齐市法院以“法官工作站"“访惠聚"工作队为依托,印制宣传单入户宣讲发放。近期,我们对“人民陪审"公众号进行了改版,并下发通知予以推广,其中专设“典型案例"栏目,加大人民陪审员及典型案例宣传力度。
人民陪审员工作在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选任联动机制仍需进一步磨合,参审质效需要进一步提升,管理保障需要进一步加强等。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协同配合,提升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质效。加强对各地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情况和经验做法的总结梳理,指导各地法院进一步完善庭前阅卷、法官指引、评议案件等机制,认真总结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云陪审"等经验做法,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新模式。加大培训力度,指导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分层分级分类对法官、书记员、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鼓励各地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采取同步视频、网络课件等方式开展培训。扩大学习宣传,加强基层宣传教育,印发普法教育手册等,进一步扩大制度群众基础。认真做好《答复》的宣传解读工作,全面加强人民陪审员制度宣传,共同营造陪审工作良好氛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9日
全国法院系统2019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征稿通知
全国法院系统2019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征稿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提高广大法官司法能力和职业化水平,促进法院案例分析工作发展,深入挖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案例中的法律精髓,展现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其他法律界专业人士的司法智慧,繁荣应用法学研究,培育选拔卓越法律人才,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今年将继续承办全国法院系统2019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现将征稿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标准
案例分析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新的发展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所推荐案例分析具有指导性、典型性、标杆性,裁判要旨对重大立法(譬如民法分编)、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对指导审判实践和丰富法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优秀案例分析应当做到体例正确,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语言准确,文笔精炼,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意义,注重精选优秀案例和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创新,强化分析研究成果转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服务人民法院科学决策。
二、征稿范围
编写案例分析所依据的裁判文书应当为已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原则上应当为2018、2019年度的生效裁判,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2017年度生效裁判文书也可作为编写来源。
未审结的案件不能作为编写来源。不得一稿多投,已经公开发表的案例分析不得参评,已经获评优秀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的案件,经过作者重新写作,在与原作品具有显著区别的情况下可准予参评。
三、组织报送
各高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负责本辖区2019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的组织选送工作。
推荐参评案例分析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00篇,应当根据初评结果及推荐程度对所选送案例分析按照1-100的次序逐一编号,并按照刑事、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行政与国家赔偿、海事海商、其他的专业方向进行分类,于2019年8月31日前与推荐报送案例分析目录(目录样式见附件)一起打包报送至本次案例分析评选活动专用邮箱alfxpx@126.com。法院系统以外的作者可直接报送。
四、文章格式
推荐参评案例分析以电子版(WORD文档)报送。文档名称包括:省级地域名称、案例分析文章编号(代表推荐程度)、专业方向、作者姓名(合作论文需注明每位作者)、文章主标题,各要素之间用“-”连接,例如:北京1-民事-王XX-A诉B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案例分析正文之前附300字以内的内容摘要;为提高案例分析的可读性,正文总字数不得超过6000字,其中基本案情部分应当对审理查明事实有针对性地概述,字数不得超过2000字,案例注解部分应当紧密围绕裁判要旨进行分析和阐释,字数一般不超过4000字(不含注释),注释使用脚注。不符合格式和字数要求的案例分析不予评审。
五、内容要求
案例分析文章正文由“标题”、“副标题”、“关键词”、“裁判要旨”、“相关法条”、“案件索引”、“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案例注解”等部分组成,案例最后应写明案件不同审级法院的独任审判员、合议庭成员,以及案例编写人及联系电话。
文末附案件各审级裁判文书(参照《<人民法院案例选>案例编写报送体例及说明》,网址http://yyfx.court.gov.cn/news/xq-672.html)。
案例注解部分应当重点围绕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的争议焦点或者分歧意见,充分阐明案例在适用法律解决争议焦点过程中,创造性解释、揭示或阐明新的法律适用规则方面的理念、方法和典型意义。
具体内容一般包括但不限于:裁判要旨所涉及的法律、司法解释内容和知识;本案所解决的法律争点问题;裁判的思路和方法;本案例的指导意义;类似案例及关联;本案例参照适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
分析应当说理充分、严谨、精炼、透彻,用语规范、逻辑严谨,充分揭示案例体现的裁判规则、理念和方法,对类似案件的裁判具有指导、参考和启示意义,展现人民法院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成果。
鼓励分析新型、疑难案件,特别是对各领域中的立法、司法解释制定有参考借鉴价值的案例。
六、评审方式
本次评选活动的评审工作分为初评、复评和总评三个阶段。
初评阶段由各高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负责组织辖区内法院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评审方式可自行选择,按要求推选出本辖区百篇优秀案例分析;
复评阶段由最高人民法院聘请资深法官、法学教授等专家组成“全国法院系统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委员会”,实行通讯评审、一稿多评、独立评审。此外,本年度还将探索依托四级法院内网进行同行评审等机制,具体评审方案根据后续工作进展另行通知;
总评阶段采用会议评审方式进行,实行匿名评审、现场打分,最终经报批程序推选出一等奖10篇(“全国法院系统十佳优秀案例分析”)、二等奖60篇、三等奖100篇、优秀奖若干篇。
七、表彰奖励
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是全国法院系统案例分析领域的盛会和重要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案例分析作者予以精神和物质表彰,及时在官网发布评奖结果,并邀请部分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案例分析作者出席年度优秀案例分析研讨会。
报送案例视为同意刊登《人民法院案例选》,编辑委员会将分期择优刊发。
请各高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2019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的动员、组织、撰写、初评、报送工作,具体事项可与本次评选活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部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编辑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67555922;
电子邮箱:a1fxpx@126.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4日
附件:案例分析目录样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3年6月30日)
案例1 SPAR航运有限公司(SPAR SHIPPING AS)申请承认英国法院判决案
【基本案情】
2010年3月,大新华控股公司为香港大新华轮船公司向挪威SPAR公司提供租船合同的履约担保。后因大新华轮船公司申请清盘,SPAR公司在英国高等法院对大新华控股公司提起诉讼。英国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先后作出判决,判令大新华控股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因大新华控股公司系在我国上海登记注册的企业,SPAR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承认相关英国法院判决。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我国与英国之间尚未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故应以互惠原则作为承认英国法院判决的审查依据。根据英国法律,其并不以存在相关条约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必要条件,我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英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且大新华控股公司也未证明英国法院曾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判决。案涉判决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者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在本案中可以根据互惠原则对案涉英国法院判决给予承认。
【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入实施,如何通过推动民商事判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公正高效化解跨境经贸纠纷,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中国法院面对的时代命题。合理确定互惠关系的判断标准对于促进国家间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具有重要意义。拓宽互惠原则的适用范围,正是中国法院在新时期对此作出的积极回应。本案系我国对英国法院判决予以承认的首例案件,也是中国法院适用法律互惠原则的有益探索,营造了健康向好的判决跨境执行环境,进一步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间的司法协作互信基础,充分展现了我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开放包容的大国司法形象。
【一审案号】(2018)沪72协外认1号
案例2 东莞市蓝海食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香港长宁航贸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异议案
【基本案情】
长宁公司与蓝海公司签订租船合同,长宁公司是出租人,蓝海公司是承租人,装货港新加坡,卸货港中国广东黄埔。该合同第17条载明“ARBITRATION,IF ANY,IN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BE APPLIED”。因履行该合同发生纠纷,长宁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蓝海公司赔偿其违约损失及利息。蓝海公司以其与长宁公司达成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裁定驳回蓝海公司管辖权异议,蓝海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蓝海公司与长宁公司未协议选择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但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地为香港,本案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案涉仲裁条款关于“ARBITRATION,IF ANY,IN HONGKONG”的约定具有双方当事人同意将争议交付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亦符合《仲裁条例》关于仲裁协议的相关规定,故案涉仲裁协议应为有效,蓝海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成立。遂裁定撤销一审裁定,驳回长宁公司的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案涉仲裁条款系海事纠纷中常见的表述方式,此案作出了不同于以往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适用仲裁地法律对此类表述的仲裁条款效力作从宽解释,展现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与成熟,体现了中国司法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该案的处理表明我国海事司法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支持仲裁,持续发力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海事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审案号】(2019)粤72民初1217号
【二审案号】(2019)粤民辖终327号
案例3 丰联克斯海运有限公司(FULLINKS MARINE COMPANY LIMITED)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案
【基本案情】
香港丰联克斯公司与安徽进出口公司订立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丰联克斯公司派遣船舶,为安徽进出口公司从印度尼西亚向中国运输煤炭。因履行该合同发生纠纷,丰联克斯公司根据仲裁协议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在仲裁过程中,丰联克斯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请求保全,请求查封、扣押、冻结安徽进出口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5975024元(或88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审查认为,案涉财产保全申请基于海商合同纠纷提起,但丰联克斯公司请求保全的财产不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以及船用物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案涉财产保全的审查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案涉仲裁程序系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仲裁地,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理的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二条规定的“香港仲裁程序”的要求,仲裁裁决作出之前,当事人有权依据该安排第三条之规定向内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据此,海事法院裁定准许了丰联克斯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系香港仲裁当事人于仲裁裁决作出前向海事法院申请对账户进行保全的案件。海事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对《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内地与香港特区仲裁保全安排的衔接适用进行分析,为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作出典型示范。海事法院全面落实内地与港澳特区仲裁保全安排,充分发挥仲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是海事司法领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成果,也有利于为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提供更大支持。
【一审案号】(2022)鄂72财保45号
案例4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与梁某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19日晚,梁某、薛某某、简某等人在海南省文昌市海域非法盗采海砂533m3,被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处以没收海砂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同年9月,为达到掩盖非法采砂的目的,薛某某与叶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锦南公司签订了港口航道清淤疏浚施工合同。12日晚,叶某组织薛某某进行采砂作业,梁某安排刘某、简某随船监督,在文昌市海域盗采海砂3664.70m3 。被海警查获后,梁某等五人均以非法采矿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在各自行为范围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失和专家咨询费等。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各被告在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亦未采取任何生态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采砂,违反了我国矿产资源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破坏了所涉海域的水文地质和生态环境。各被告明知违法,仍分工进行非法采砂,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判令被告薛某某、梁某、简某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失99560元,被告叶某、刘某、锦南公司在60528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全部被告连带承担专家咨询费用5999.80元。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海砂对维系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地质地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非法开采海砂不仅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影响海洋地质构造,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还会因海砂未经处理流入市场对建筑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严厉打击。本案中,海事法院坚持最严格保护和全面、立体追责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依法支持检察机关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被告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依法追究非法盗采海砂主要参与者的民事侵权法律责任,有力震慑盗采海砂违法犯罪,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充分体现海事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服务国家海洋战略、护航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坚定立场、积极作为和重要作用。
【一审案号】(2022)琼72民初37号
案例5 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与林某某等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林某某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指使高某某驾驶船舶到福安市湾坞镇等海域非法盗采海砂17次,累计11295.33m3 ,并用以销售谋利。林某某、高某某均以非法采矿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宁德市人民检察院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林某某、高某某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及修复费用68万余元。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主持各方当事人就案涉损失赔偿达成“海洋碳汇+替代性修复”的调解协议。二被告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护费用680298.19元,其中18万元由二被告以自愿认购并委托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购买海洋碳汇的方式分三年履行,剩余赔偿款项由二被告通过公益性劳务代偿方式履行,承担福安市湾坞镇海域海洋环境治理辅助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海洋垃圾打捞、海岸维护、海洋环境保护宣传等,期限酌定为三年,期满后劳务不足以抵偿的,仍需承担赔偿责任。该调解协议经公告和送达生效后,被告已依约购买了首期2400吨海洋碳汇,并积极通过劳务履行其他义务。
【典型意义】
海事法院秉持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综合考量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成本和被告经济状况、修复能力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机制与海洋碳汇开发有机结合,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通过“海洋碳汇+替代性修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既可以避免因被告赔偿能力弱引发的“执行难”困境,也可以破解赔偿款与治理修复脱节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碳平衡的目的。本案探索并丰富了海洋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机制,创新海洋生态司法,在“一案一修复”中凸显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司法作用,是海事法院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司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的积极实践。
【一审案号】(2022)闽72民初40号
案例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沃巴海运有限公司
(VERBA MARINE COMPANY LIMITE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塞浦路斯沃巴公司所属“CAPE KASOS”轮装运的一批自美国运往中国的大豆发生货损。人寿湖南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就上述货物的损失向收货人赔付后提起诉讼,诉请承运人沃巴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后,沃巴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后英国高等法院根据沃巴公司申请签发了禁诉令,责令中方当事人立即中止或放弃其在广州海事法院提起的法律程序,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立即中止或放弃中国程序。人寿湖南分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责令沃巴公司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撤回该禁诉令。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审查认为,一、二审法院已经裁定驳回沃巴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沃巴公司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侵犯了人寿湖南分公司的合法权益。人寿湖南分公司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英国法,当事人可以向英国法院提出撤销禁诉令的申请。广州海事法院裁定责令沃巴公司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后沃巴公司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撤回禁诉令的申请,英国高等法院亦作出同意撤回禁诉令申请的命令。就案涉纠纷,双方当事人亦经广州海事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并自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在我国法院已经对管辖问题作出终审裁定的情况下,沃巴公司仍向外国法院申请禁诉令,禁止当事人依照我国法律获得正当司法救济。广州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海事强制令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撤回在外国法院的禁诉令申请,有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中国司法的权威与尊严,也对涉外海运纠纷存在平行诉讼情况下如何解决禁诉令问题提供了新路径。其后当事人在海事法院主持调解下妥善快速解决纠纷,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效率与智慧。
【一审案号】(2020)粤72民初675号
案例7 STO租船韩国股份有限公司(STO CHARTERING KOREA CORPORATION)与丰益贸易
(亚洲)有限公司[WILMAR TRADING (ASIA)PTE. LTD.]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韩国STO公司所属“STO AZALEA”轮装载散装棕榈酸化油自马来西亚运往中国。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新加坡丰益公司,收货人凭新加坡中向石油公司指示,通知方为华东中石油公司。提单正面载明租约并入提单,提单和租约均约定了仲裁条款。船舶抵达卸货港后,收货人拒绝提货。STO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丰益公司、中向石油公司、华东中石油公司赔偿在目的港无人提货造成的滞期费以及船舶营运损失。
【裁判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主持各方当事人线上听证、调解,仅用43天促成本案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船舶在其他港口卸货,STO公司向海事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均来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韩国船东主动选择我国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也未就仲裁条款效力问题提出管辖异议拖延诉讼,新加坡当事人积极参与海事法院主持的线上听证及调解,表明我国海事司法得到越来越多外国当事人的信赖和认可,充分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海事法院积极回应司法需求,充分利用智慧法院成果,仅用43天妥善化解纠纷,让滞港近两个月的“海上油仓”安全卸载并重新启航,是我国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生动例证。
【一审案号】(2022)苏72民初1300号
案例8 宁波港船多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鑫中孚供应链有限公司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鑫中孚公司系从事欧洲航线集装箱运输的无船承运人,向船多多公司租赁了700余个集装箱。欧洲港口因疫情拥堵,导致集装箱流转缓慢及下落核实困难,双方对已还箱数量产生争议。船多多公司以鑫中孚公司未归还或超期归还集装箱为由要求鑫中孚公司赔偿灭箱费、超期租金等共2000余万元。鑫中孚公司反诉船多多公司返还押金及垫付资金3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鉴于疫情影响导致涉案集装箱流转缓慢及下落核实困难,尚有多起与鑫中孚公司租箱、还箱有关的连锁纠纷,宁波海事法院多次组织当事人通过“海上共享法庭”平台进行协商,双方最终就诉争集装箱的数量、各项争议损失及费用数额达成一致,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一揽子解决本案及另外5起关联案件以及相关潜在纠纷。
【典型意义】
本案是疫情背景下因国外港口拥堵、集装箱回流困难、国内集装箱价格暴涨且一箱难求引发连环追偿的集装箱租赁纠纷案件。在国内引发的相关纠纷呈现涉及集装箱数量多、关联案件多、涉诉标的大、境外取证困难等特点。海事法院依托智慧海事审判建设和浙江全域数字化改革成果,组织当事人就近通过移动办案平台和“海上共享法庭”远程对接调解,一揽子解决多起关联纠纷,极大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确保案件纠纷的彻底化解和各方权益的合法保护。本案的妥善处理,是灵活运用司法政策帮助航运、货代企业减负纾困、恢复发展,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产权和企业合法权益的生动实践,对引导集装箱租赁行业规范发展,实现航运上下游产业链“诉源治理”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21)浙72民初2288号
案例9 马西马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MAXIMAS INTERATION GROUP LIMITED)
与海城镁肥实业有限公司等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出租人香港马西马斯公司与海城镁肥公司采用1994年版金康航次租船合同范本订立航次租船合同,以“东洋丸(TOYO MARU)”轮装载6633吨化肥自中国鲅鱼圈港运至印度尼西亚班贾尔马辛港。卸货作业因下雨、罢工曾发生过中断。马西马斯公司收取海城镁肥公司支付的运费后,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城镁肥公司等连带支付滞期费等及利息。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1994年版金康航次租船合同范本第16条(a)和(b)款对因罢工影响装卸时间的计算、卸货港滞期费支付均作出了规定,该条(c)款中的“后果”并不包括装卸时间延长,航次租船合同也未约定罢工时间应从装卸时间中扣除,故案涉罢工期间不应在装卸时间中予以扣除。同时,根据“一旦滞期,永远滞期”的国际惯例,在进入滞期时间后因下雨造成的卸货中断亦不应在滞期时间中扣除。据此,法院判决海城镁肥公司承担滞期费42万余元及利息。海城镁肥公司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中国企业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建设物资过程中发生的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中国法院尊重国际商事规则,根据当事人采用的金康航次租船合同范本,准确认定罢工条款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适用国际惯例处理当事人有关装卸时间的争议,依法保护香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此类涉外海事纠纷具有类案参考意义。案件的审理有助于引导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正确理解国际商事活动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助力国际航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服务与保障。
【一审案号】(2019)辽72民初160号
【二审案号】(2021)辽民终955号
案例10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睿通(广州)海运有限公司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中民公司与睿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船舶所有权转让协议》约定:睿通公司向中民公司转让其享有所有权的“东方华信16”轮,再从中民公司处租回该船舶,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睿通公司另提供中商公司等8名保证人连带保证及“东方华信12”轮作为抵押担保,但未办理抵押登记。融资租赁期间,睿通公司擅自将“东方华信12”轮转让给第三人且仅支付部分租金。中民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睿通公司支付剩余全部租金、留购价款及违约金,各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东方华信12”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中民公司与睿通公司之间融资租赁合同符合融资租赁“融资”“融物”的双重特性,该合同合法有效,睿通公司拖欠租金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各保证人对睿通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船舶作为特殊动产,未登记不影响抵押合同生效。睿通公司伙同第三人转让已抵押船舶,逃避抵押责任,第三人对此知情,并非善意,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能阻却中民公司对“东方华信12”轮行使抵押权,该抵押权效力仍及于转让后的船舶。故判决睿通公司向中民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中民公司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拍卖、变卖“东方华信12”轮并就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利。中商公司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融资租赁是企业获得生产性资产的重要途径,具有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的巨大优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融资租赁合同的违约责任、所有权保留的责任承担、未登记船舶抵押权的追及力等问题,针对当事人恶意转让未登记抵押财产,逃避抵押责任的行为,依法认定抵押权人对抵押船舶的追及力成立,对违约方失信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倡导诚实守信原则、促进公平交易的有力践行。本案的审理对规范航运金融市场秩序,推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具有积极意义,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为海事金融改革创新保驾护航、推动船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审案号】(2021)津72民初283号
【二审案号】(2022)津民终778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征集第二十四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论文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征集第二十四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论文的公告
第二十四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拟于2023年5月召开,会议主题是“法律监督现代化”。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之年。全国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牢记“国之大者”,按照全国检察长会议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持续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以检察工作现代化融入和助力政法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请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检察人员、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年会主题开展研究,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提交年会交流。
本届年会参考选题如下:
一、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  1.检察机关保障推进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2.以“六个必须坚持”推进检察理论创新  3.深化法律监督理念研究
二、法律监督体系现代化  1.完善检察职能体系研究  2.刑事检察监督现代化研究  3.民事检察监督现代化研究  4.行政检察监督现代化研究  5.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现代化研究  6.金融证券检察体制机制研究  7.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研究  8.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研究
三、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  1.构建放权与管权有机结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研究  2.检察机关推进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3.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4.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研究  5.完善监检衔接机制研究  6.深化巡回检察制度研究  7.持续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  8.检察机关依法精准有力惩治行贿犯罪研究  9.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与民事执行监督制度完善  10.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问题研究  11.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  12.国家司法救助立法研究
四、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  1.检察教育培训融合推进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研究  2.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研究  3.完善检察管理体系研究  4.数字检察建设研究
格式要求如下:  1.论文名称为二号宋体,加粗。正文为五号宋体。全文单倍行距。页面上下左右边距皆2.5厘米。论文内各级标题序号依次采用“一”“(一)”“1.”。  2.论文所有注释均采用每页页下脚注,注释序号为小五号阿拉伯数字,不加圆圈或者方括号,每页单独编号。脚注文字为小五号宋体。论文末尾不用列举参考文献。  3.作者所在单位及姓名标于论文标题下一行,居中,四号楷体。作者职务、职称以注释的形式在第一页下脚注注明,注释序号为“*”。  4.每篇论文最后单页依次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请于2023年3月20日前将论文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nianhuilunwen@163.com,邮件主题请依次注明“所在单位、姓名、论文标题”。会议将根据论文入选情况决定参会人员。
联系人:倪娜;联系电话:(010)86423817。
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等事项另行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23年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在审理侵犯商标权等民事纠纷案件中依法保护驰名商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
第二条 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
(一)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
(二)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诉讼;
(三)符合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抗辩或者反诉的诉讼。
第三条 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不予审查:
(一)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不以商标驰名为事实根据的;
(二)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而不成立的。
原告以被告注册、使用的域名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按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第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商标是否驰名,应当以证明其驰名的事实为依据,综合考虑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各项因素,但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无需考虑该条规定的全部因素即足以认定商标驰名的情形除外。
第五条 当事人主张商标驰名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供下列证据,证明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其商标已属驰名:
(一)使用该商标的商品的市场份额、销售区域、利税等;
(二)该商标的持续使用时间;
(三)该商标的宣传或者促销活动的方式、持续时间、程度、资金投入和地域范围;
(四)该商标曾被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五)该商标享有的市场声誉;
(六)证明该商标已属驰名的其他事实。
前款所涉及的商标使用的时间、范围、方式等,包括其核准注册前持续使用的情形。
对于商标使用时间长短、行业排名、市场调查报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是否曾被认定为著名商标等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认定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客观、全面地进行审查。
第六条 原告以被诉商标的使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以原告的注册商标复制、摹仿或者翻译其在先未注册驰名商标为由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对其在先未注册商标驰名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第七条 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前,曾被人民法院或者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驰名的商标,被告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不持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被告提出异议的,原告仍应当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事实,不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自认规则。
第八条 对于在中国境内为社会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原告已提供其商标驰名的基本证据,或者被告不持异议的,人民法院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予以认定。
第九条 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
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第十条 原告请求禁止被告在不相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原告驰名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后作出裁判:
(一)该驰名商标的显著程度;
(二)该驰名商标在使用被诉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的商品的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
(三)使用驰名商标的商品与使用被诉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的商品之间的关联程度;
(四)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一条 被告使用的注册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复制、摹仿或者翻译原告驰名商标,构成侵犯商标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请求,依法判决禁止被告使用该商标,但被告的注册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
(一)已经超过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请求宣告无效期限的;
(二)被告提出注册申请时,原告的商标并不驰名的。
第十二条 当事人请求保护的未注册驰名商标,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或者注册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在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认定,仅作为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不写入判决主文;以调解方式审结的,在调解书中对商标驰名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四条 本院以前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497号(政治法律类0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497号(政治法律类0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使用法官微信工作账号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12368诉讼服务热线自2009年开始为当事人提供立案审判流程、庭审信访程序等基本司法信息查询服务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不断健全完善热线功能,在服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如您所言,热线电话传统沟通方式和服务功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也存在无法及时联系法官、当事人的意见陈述向法官传达不到位等情况。为此,自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在服务增效、管理提质、改革促优上下苦功,大力推进12368热线一号通办工作,持续推动解决上述问题。您提出的利用互联网搭建人民法院与当事人公开的网络留言系统、设立承办法官微信工作账号与诉讼案件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沟通、通过微信工作账号化解纠纷矛盾等建议,符合实际,非常重要,也是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重要的工作内容。
大力推进12368热线一号通办工作。为了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方便人民群众通过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许多急难愁盼问题,2020年以来,全国法院加快推进12368热线一号通办工作,在12368热线原有查询、咨询功能基础上,提供人工接听、24小时自助服务两种渠道,赋予热线实质性办事功能,从最初的“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一个值班员”的单一化服务逐步发展为提供诉讼咨询、案件查询、联系法官、预约服务、事项转办、投诉建议等“一号通办”的诉讼服务。其中,全国法院对联系法官功能均进一步拓展,形成了集留言转交、来电转接、语音信箱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服务模式。以山西法院12368热线联系法官为例,每个案件立案后自动推送案件查询码,当事人拨打12368热线,选择联系法官后输入案件查询码,电话可自动转接至承办法官预留的联系电话,如无法接通或无人接听,系统将提示当事人进行自助语音留言,并即时将来电或留言情况以短信方式及时推送给承办法官,承办法官可随时点击链接听取留言、回拨电话,当事人端显示号码为12368。同时,12368热线坐席平台对每一个来电办理情况全程跟进,未及时回电的,及时督办,以确保每一个来电均得到回复。今年以来,我们在提升人民法院12368热线服务质效上再下功夫,依托12368坐席平台对“支持诉讼程序咨询”“法院诉讼服务事项指引”“联系法官”在内的各项服务内容的办理情况全程跟踪监管,提醒法官及时办理、回拨和答复等,为当事人提供免区号呼入服务,做到100%人工接听率,并将热线接通率、在线服务响应时间、服务满意度纳入一站式建设质效评估指标体系,确保12368热线为人民群众提供“一号能通、一号能办”的“总客服”服务体验。
继续深化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年以来,全国法院积极构建现代化诉讼服务新模式,按照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建设思路,打造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三位一体、有机衔接的诉讼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形式、多途径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当前,人民法院已基本形成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统一入口的一网通办诉讼服务格局,正如您在提案中提到的通过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提高法官与当事人沟通效率,中国移动微法院充分发挥了微信及时、高效、全程留痕等优势,依托微信小程序建立了当事人、法官等服务端以及律师服务平台,实现了通过一个入口,为当事人提供立案、查询、交费、调解、阅卷、庭审、保全、委托鉴定等29项在线诉讼服务,让老百姓通过一个平台就能基本办理来法院的所有事项。当事人以及律师可以通过微信随时随地与法官在线便捷沟通,比如,当事人立案后,即可通过微法院小程序中的“掌上法庭”功能,选择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实时沟通联系法官,发送电子文档、图片等消息和留言,所有沟通交流内容全程留痕、各方参与人全部可见,进一步有效破解当事人联系法官难、意见陈述转达不到位等问题。
充分发挥一站式建设中的多元解纷机制。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建成后,集成社会各界解纷资源和力量,将协商、评估、调解、立案等解纷方式对接起来,构建覆盖多领域、全业务、全时空的解纷“大超市”,为人民群众提供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解纷服务。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已全面应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可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法官或调解员的主持下在线沟通交流、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参与诉前或诉中调解,对于调解不成的直接在线转立案,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正如您提到的有必要提供一个平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不见面、一站式的全时空、跨地域、全流程“云”上解纷服务,当事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纠纷。以2020年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数量为例,全国法院诉前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24万件,工作日内平均每分钟有66件矛盾纠纷在平台上进行调解,每天有近1.7万件,也就是不到2秒就有一件成功调解在诉讼前,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的自动履行,使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综上,您提出的建议对人民法院继续改进相关工作非常有价值,我们将持续关注您提出的问题,统筹兼顾各地法院存在的地域差别等工作实际,以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指标2.0+为抓手,以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继续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在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平台、12368热线等诉讼服务渠道,开通满意度评价功能,由当事人对诉讼服务事项及工作人员进行“好差评”,促进各级人民法院不断提升服务群众能力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在诉讼活动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2018年7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1年4月22日起施行)
为服务和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具体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一)证券、期货交易、营业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独立保函、保理、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储蓄存款合同、典当、银行结算合同等金融民商事纠纷;
(二)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私募基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销售和适当性管理、征信业务、支付业务及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纠纷;
(三)涉金融机构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四)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五)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六)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以及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第二条 下列金融纠纷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一)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第三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第四条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第五条 以住所地在上海市并依法设立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第六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第七条 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涉及本规定第一条第一至三项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第八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再审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第九条 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生效裁判,以及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涉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裁决,由上海金融法院执行。
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以及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复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上诉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第十条 当事人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十一条 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8年8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月6日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在辅助办案决策、统一法律适用、强化制约监督等方面的作用,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专业法官会议是人民法院向审判组织和院庭长(含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下同)履行法定职责提供咨询意见的内部工作机制。
二、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本院法官规模、内设机构设置、所涉议题类型、监督管理需要等,在审判专业领域、审判庭、审判团队内部组织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必要时可以跨审判专业领域、审判庭、审判团队召开。
三、专业法官会议由法官组成。各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所涉议题和会议组织方式,兼顾人员代表性和专业性,明确不同类型会议的最低参加人数,确保讨论质量和效率。
专业法官会议主持人可以根据议题性质和实际需要,邀请法官助理、综合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等其他人员列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四、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或者与事实认定高度关联的证据规则适用问题,必要时也可以讨论其他事项。独任庭、合议庭办理案件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院庭长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一)独任庭认为需要提交讨论的;
(二)合议庭内部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或者持少数意见的法官认为需要提交讨论的;
(三)有必要在审判团队、审判庭、审判专业领域之间或者辖区法院内统一法律适用的;
(四)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范围的;
(五)其他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
院庭长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时,发现案件存在前款情形之一的,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综合业务部门认为存在前款第(三)(四)项情形的,应当建议院庭长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审级职能定位、受理案件规模、内部职责分工、法官队伍状况等,进一步细化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
五、专业法官会议由下列人员主持:
(一)审判专业领域或者跨审判庭、审判专业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由院长或其委托的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主持;
(二)本审判庭或者跨审判团队的专业法官会议,由庭长或其委托的副庭长主持;
(三)本审判庭内按审判团队组织的专业法官会议,由庭长、副庭长或其委托的资深法官主持。
六、主持人应当在会前审查会议材料并决定是否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对于法律适用已经明确,专业法官会议已经讨论且没有出现新情况,或者其他不属于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的,主持人可以决定不召开会议,并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督促或者建议独任庭、合议庭依法及时处理相关案件。主持人决定不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或者案卷中留痕。
主持人召开会议时,应当严格执行讨论规则,客观、全面、准确归纳总结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
七、拟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承办案件的独任庭、合议庭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就基本案情、争议焦点、评议意见及其他参考材料等简明扼要准备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拟提交讨论的焦点问题。案件涉及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的,应当说明类案检索情况,确有必要的应当制作类案检索报告。
全体参加人员应当在会前认真阅读会议材料,掌握议题相关情况,针对提交讨论的问题做好发言准备。
八、专业法官会议可以定期召集,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召集。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所涉事项、议题数量、会务成本、法官工作量等因素,合理确定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频率。
九、主持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会务工作。召开会议前,应当预留出合理、充足的准备时间,提前将讨论所需的报告等会议材料送交全体参加人员。召开会议时,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准确记载发言内容和会议结论,由全体参加人员会后及时签字确认,并在办案平台或者案卷中留痕;参加人员会后还有新的意见,可以补充提交书面材料并再次签字确认。
十、专业法官会议按照下列规则组织讨论:
(一)独任庭或者合议庭作简要介绍;
(二)参加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
(三)列席人员发言;
(四)参加人员按照法官等级等由低到高的顺序发表明确意见,法官等级相同的,由晋升现等级时间较短者先发表意见;
(五)主持人视情况组织后续轮次讨论;
(六)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七)主持人总结归纳讨论情况,形成讨论意见。
十一、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供审判组织和院庭长参考。
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四类案件”,独任庭、合议庭应当及时复议;专业法官会议没有形成多数意见,独任庭、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或者独任庭、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难以作出决定的,应当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对于“四类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专业法官会议没有形成多数意见,或者独任庭、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仍然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的,可以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独任庭、合议庭复议情况,以及院庭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或者案卷中留痕。
十二、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当由专业法官会议先行讨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直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依法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独任庭、合议庭与院庭长之间不存在分歧的;
(二)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与审判委员会委员重合度较高,先行讨论必要性不大的;
(三)确因其他特殊事由无法或者不宜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由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十三、参加、列席专业法官会议的人员和会务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会议议题、案件信息和讨论情况等审判工作秘密;因泄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十四、相关审判庭室应当定期总结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情况,组织整理形成会议纪要、典型案例、裁判规则等统一法律适用成果,并报综合业务部门备案。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综合业务部门负责专业法官会议信息备案等综合管理工作。
十五、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应当计入工作量,法官在会上发表的观点对推动解决法律适用分歧、促成公正高效裁判发挥重要作用的,可以综合作为绩效考核和等级晋升时的重要参考因素;经研究、整理会议讨论意见,形成会议纪要、典型案例、裁判规则等统一法律适用成果的,可以作为绩效考核时的加分项。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前述规定,对审判辅助人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十六、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提升专业法官会议会务工作、召开形式、会议记录和审判监督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专业法官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典型案例等与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和绩效考核系统相关联,完善信息查询、裁判指引、自动提示等功能。
十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意见,并结合本院实际,制定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十八、本意见自2021年1月12日起施行,《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8〕21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适用本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
(2020年10月13日)
【法律要旨】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刑事速裁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适用速裁程序”。速裁程序是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全面实施,但是适用速裁程序的比例仍然偏低,这一制度所蕴含的效率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彰显。从检察机关自身角度讲,由于适用速裁程序法定办案期限短,认罪认罚工作任务重,有些轻罪案件需要做大量矛盾化解、和解谅解工作,其实并不简单,导致有的检察官不愿用、不会用、不善用。为更好落实刑事诉讼法关于速裁程序的相关规定,高检院在各地检察机关上报案例的基础上,选编了四起典型案例,供各地检察机关学习参考。
案例一:邱某某盗窃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邱某某,男,无业,曾因盗窃被行政拘留七日。2019年10月5日18时许,邱某某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天台南路某店铺门口,趁无人之机,窃得施某某停放在路边的红色台铃牌电动车一辆。经鉴定,电动车价值人民币2400元。被害人施某某发现其电动车被窃后,向张家港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于次日立案侦查,锁定具有盗窃劣迹的邱某某后,在张家港市金港镇某网咖内将其抓获,赃物被追缴,并发还被害人。
邱某某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10月6日被张家港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10月10日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0月11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邱某某犯盗窃罪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12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邱某某拘役二个月十天,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邱某某服判,不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10月6日公安机关对邱某某刑事拘留,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检察官了解本案情况后,认为本案案情简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认罚,建议公安机关督促邱某某退赔,并及时移送审查起诉。后,公安机关依法追缴赃物,并发还被害人。10月10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在起诉意见书上加盖“速裁(刑拘)”字样印章。
检察机关受理后,快速审查并制作简版审查报告,认定被告人邱某某盗窃数额2400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盗窃罪。检察官向邱某某告知诉讼权利并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规定后,邱某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官听取了被害人意见,被害人要求依法办理。检察机关依法对邱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邱某某的盗窃数额,认罪认罚、坦白、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物等从宽情节,以及有盗窃劣迹酌定从重情节,经综合审查评估,拟定“拘役二个月十天,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在值班律师了解案情后,检察官听取了其意见,值班律师对犯罪事实、罪名、量刑情节及量刑建议表示认可。在值班律师见证下,邱某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2019年10月11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邱某某涉嫌盗窃罪,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于10月12日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当庭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邱某某拘役二个月十天、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邱某某服判,不上诉。
【典型意义】
一是依托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搭建速裁案件“一站式”刑拘直判办理平台,实现案件快慢分道、简案快办。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会签出台《关于“一站式”办理刑拘直判案件的工作意见》,在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设立派驻检察室、速裁法庭、值班律师工作站,建立“一站式”简案快办工作平台。派驻检察室提前了解公安机关侦查情况,与公安机关一道及时对盗窃、危险驾驶等轻刑案件开展甄别筛查、繁简分流工作,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速裁程序的案件推行刑拘直判,最大程度简化文书制作、案件流转、强制措施转换等程序环节,实现简单案件侦查、起诉、审判在刑拘七日内完成,确保及时惩治犯罪,发挥刑罚威慑效应。
二是综合考虑量刑情节,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加强量刑建议说理,提升量刑建议可接受度。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利于明确被告人对判罚的预期,促使其更好认罪认罚,避免判后反悔上诉等现象。对于盗窃等常见、多发、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有着明确的量刑指导规范和成熟的当地司法实践标准,应当依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同时,应当加强量刑建议说理,详细阐释量刑建议的依据、确定过程和理由,提升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以及法官对量刑建议的认可度。
案例二:肖某某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某某,男,务工人员。2019年11月11日21时许,被告人肖某某酒后驾驶小型轿车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前云村自己家中往秀屿区月塘镇西园村方向行驶,途经秀屿区东庄镇前云村圆圈路段时被莆田市秀屿区公安分局东庄派出所民警查获。经呼气检测,肖某某的酒精呼气检测值为124.6mg/100ml。经鉴定,从肖某某的血样中检出乙醇浓度为124.77 mg/100ml。
被告人肖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11月12日13时被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刑事拘留,于当日15时移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当日17时以肖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并建议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次日10时,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本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肖某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肖某某服判,不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了解案情,及时启动48小时速裁办理机制。2019年11月11日21时许,肖某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并被带至医院抽血后送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经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通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司法鉴定机构为危险驾驶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于12日9时许出具鉴定意见:从肖某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浓度为124.77mg/100ml。12日10时,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对肖某某立案侦查。12日13时,肖某某被刑事拘留。立案后,检察官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查阅相关证据材料后认为,本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肖某某亦如实供述,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无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建议对本案适用48小时速裁办理机制。12日15时,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准确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受理当日,检察官制作简版审查报告,认定肖某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初步拟定量刑建议后,电话通知值班律师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肖某某提供法律帮助。12日16时,检察官讯问肖某某,肖某某自愿认罪认罚。12日16时30分,值班律师阅卷后,承办检察官听取了值班律师的意见,值班律师对定性没有异议,提出肖某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建议从轻处理,可以适用速裁程序。检察官告知肖某某其涉嫌的犯罪事实、触犯的罪名、量刑情节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提出的量刑建议,同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肖某某对罪名、量刑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建议没有异议,并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三)依法起诉,当庭宣判。12日17时,检察官制作起诉书,在起诉书中写明肖某某认罪认罚情况、量刑建议、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等内容,将案件起诉至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13日10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肖某某对指控内容无异议,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
【典型意义】
一是依托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联接平台”,探索速裁案件“先行机制”。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区法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出台《关于使用执法办案中心进行危险驾驶案件48小时速裁办理的机制实施细则(试行)》,以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平台为联接点,挂牌设置派驻检察室、速裁办公室,建立危险驾驶案件48小时速裁办理机制。
二是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办理“快车道”,依法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案件办理全程提速不降质。对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类型化、易收集,定性无争议的案件,如危险驾驶案件,应当密切侦、诉、审衔接配合,构建案件快速流转办理机制,有效提升办案效率。莆田市适用48小时速裁办理机制处理危险驾驶案件,平均用时仅42小时,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减少了诉讼参与人的诉累。同时,坚持提速不降低质量,在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设立值班律师工作站,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后24小时内获得法律帮助,值班律师可以就案件处理依法向司法机关提出意见,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确保速裁案件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案例三:魏某某职务侵占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魏某某,男,上海市某工业有限公司仓储部原员工。2013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魏某某利用负责某工业有限公司仓储部收发货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该公司供应商常州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潘某某,采用少发货、收全款(俗称“送空单”)的方式,共同侵吞该工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3万余元。后两人将上述赃款予以平分。
魏某某因涉嫌诈骗罪,于2018年3月22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提请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批准逮捕。经补充侦查,2019年2月19日,浦东分局再次以魏某某涉嫌诈骗罪提请浦东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不批准逮捕。2019年3月20日,浦东分局以魏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将本案移送浦东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该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2019年3月29日,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以魏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向浦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4月8日浦东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魏某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魏某某服判,不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一)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准确定性,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公安机关第一次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魏某某作出存疑不捕决定。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后,再次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魏某某利用收、发货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潘某某采用“开空单”的方式,将本单位多付货款与潘某某平分,转账流水证实潘某某转给魏某某人民币7万余元。但魏某某否认犯罪事实,辩称本单位与潘某某的金属公司货款转账中存在借款往来等其他情形,与相关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检察官在审查逮捕阶段:一是深入释法说理,促使自愿认罪悔罪。检察官充分运用在案证据对魏某某进行针对性讯问,深入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其转变态度,自愿供认了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结合在案证据,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认定魏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犯罪数额为13万余元。二是积极追赃挽损,有效化解矛盾。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作用,督促魏某某退赔被害单位人民币10.2万元,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三是综合考虑案件情节,审慎适用强制措施。检察官综合考虑魏某某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的刑罚,在案证据以及认罪认罚的情况,认为采取非羁押措施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依法对魏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二)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依法追诉漏犯,实现案件全面快速处理。一是依法适用速裁程序。鉴于魏某某在审查逮捕阶段主动认罪认罚,作出不批捕决定后,检察机关建议侦查机关从快移送,并在受理案件后依法对魏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在十日内对本案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经开庭审理,于十日内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魏某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二是强化监督意识,依法追诉漏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要求补充移送伙同魏某某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同案犯潘某某。潘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单位损失,检察机关依法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十日内对本案被告人魏某某另行提起公诉。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潘某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魏某某、潘某某均服判,不上诉。
【典型意义】
一是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优势,在审查逮捕阶段积极主动开展认罪认罚工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可开展权利告知、释法说理、教育转化等认罪认罚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同时,将认罪认罚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对认罪认罚后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二是强化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职,确保全面准确惩治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办理案件不能片面求快,一味从宽,检察官要全面深入审查案件,发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漏罪漏犯的,依法追捕、追诉。
三是注重追赃挽损,兼顾被告人与被害方利益。本案办理中,检察机关督促两被告人退赃退赔,弥补了被害方全部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同时适用速裁程序,充分兑现从宽政策,兼顾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方利益的平衡。
案例四:成都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黄某某非法经营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成都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印务公司”);被告人黄某某,男,某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四川省成都某印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印刷品印刷(不含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设计。该公司从2019年开始,违反国家规定,在未取得出版物印刷资质的情况下,为获取非法利益,超越经营范围从事出版物的印刷、装订业务。2019年7月4日,公安机关在该公司厂房及仓库内查获该公司印刷、装订图书等书籍7246册。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元。经鉴定,上述印刷品均属非法出版物。
2019年7月4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以成都某印务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同年8月9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以黄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但没有逮捕必要性为由,对其不批准逮捕,同日由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同年11月5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金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3月5日,金牛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3月10日,金牛区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以被告单位某印务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以被告人黄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服判,不上诉,并按时缴纳了罚金。
【检察履职情况】
(一)依法全面客观审查,诉前有效解决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检察机关受理本案后经审查发现,涉案图书的数量、被告人是否还有其他犯罪事实以及涉案图书是否含有非法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需进一步核实,故详细列明补证提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就图书内容性质等咨询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在审查起诉阶段进一步查清了事实、解决了争议问题。
(二)充分履行权利告知、释法说理、量刑协商等职责,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鉴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自愿认罪,检察官充分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规定,详细解释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犯罪构成、法定刑幅度和认罪认罚后从宽的量刑幅度。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检察官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拟定量刑建议,并就量刑建议的内容、依据等向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及值班律师详细说明,听取意见。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及值班律师反映了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面临的困难,表示真诚认罪悔罪,提出希望降低被告人的主刑刑期和罚金数额的意见。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具有自首、初犯、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并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参照有关量刑指导意见和同类案件判决后,将量刑建议调整为建议判处被告单位成都某印务公司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同意量刑建议,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三)适用速裁程序,高效审理案件。2020年3月5日,金牛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涉嫌非法经营罪向金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根据案件情况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本案。金牛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适用速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核实并确认了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法庭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并当庭作出判决。
【典型意义】
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单位犯罪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犯罪单位作为独立的刑事诉讼主体,依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对犯罪单位与自然人一样应当平等适用。在适用过程中,应坚持打击和保护并重、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慎用人身强制措施,主动听取被告方意见,充分开展量刑协商,并通过建议适用速裁程序,从快从简从宽处理案件,最大程度减小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二是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性求刑,为审判阶段适用速裁程序奠定良好基础。实践中,一些轻罪案件的事实认定、定性求刑也会遇到诸多难题。检察机关是指控和证明犯罪的主体,应当履行好诉前主导责任,密切与侦查机关相互制约与协作配合,在诉前有效解决事实认定、案件定性等争议问题。同时加强诉审衔接,为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快速审理案件创造条件。本案虽然罪行较轻,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时尚有诸多定案疑点,审查起诉期间侦诉有效配合,解决了相关疑点,提起公诉后建议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庭审历时仅十多分钟,有效减轻了庭审负担,节约了诉讼资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现将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64—66号)作为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2月5日
1.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检例第64号)
【关键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网络借贷 资金池
【要旨】
单位或个人假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之名,未经依法批准,归集不特定公众的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池中的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卫国,男,浙江望洲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被告人张雯婷,女,浙江望洲集团有限公司出纳,主要负责协助杨卫国调度、使用非法吸收的资金。
被告人刘蓓蕾,女,上海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业务。
被告人吴梦,女,浙江望洲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望洲集团清算中心负责人,主要负责资金池运作有关业务。
浙江望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洲集团)于2013年2月28日成立,被告人杨卫国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自2013年9月起,望洲集团开始在线下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2014年,杨卫国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又先后成立上海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洲财富)、望洲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洲普惠),通过线下和线上两个渠道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其中,望洲普惠主要负责发展信贷客户(借款人),望洲财富负责发展不特定社会公众成为理财客户(出借人),根据理财产品的不同期限约定7%-15%不等的年化利率募集资金。在线下渠道,望洲集团在全国多个省、市开设门店,采用发放宣传单、举办年会、发布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理财客户或者通过与杨卫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或者通过匹配望洲集团虚构的信贷客户借款需求进行投资,将投资款转账至杨卫国个人名下42个银行账户,被望洲集团用于还本付息、生产经营等活动。在线上渠道,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活动的名义进行宣传,理财客户根据望洲集团的要求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虚拟账户并绑定银行账户。理财客户选定投资项目后将投资款从银行账户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账户进行投资活动,望洲集团、杨卫国及望洲集团实际控制的担保公司为理财客户的债权提供担保。望洲集团对理财客户虚拟账户内的资金进行调配,划拨出借资金和还本付息资金到相应理财客户和信贷客户账户,并将剩余资金直接转至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的托管账户,再转账至杨卫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与线下资金混同,由望洲集团支配使用。
因资金链断裂,望洲集团无法按期兑付本息。截止到2016年4月20日,望洲集团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64亿余元,未兑付资金共计26亿余元,涉及集资参与人13400余人。其中,通过线上渠道吸收公众存款11亿余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7年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杨卫国等4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杨卫国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对杨卫国等被告人进行讯问。杨卫国对望洲集团通过线下渠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和性质没有异议,但辩称望洲集团的线上平台经营的是正常P2P业务,线上的信贷客户均真实存在,不存在资金池,不是吸收公众存款,不需要取得金融许可牌照,在营业执照许可的经营范围内即可开展经营。针对杨卫国的辩解,公诉人围绕理财资金的流转对被告人进行了重点讯问。
公诉人:(杨卫国)如果线上理财客户进来的资金大于借款方的资金,如何操作?
杨卫国:一般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停留在客户的操作平台上,另一种是转移到我开设的托管账户。如果转移到托管账户,客户就没有办法自主提取了。如果客户需要提取,我们根据客户指令再将资金返回到客户账户。
公诉人:(吴梦)理财客户充值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账户后,望洲集团操作员是否可以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资金进行划拨。
吴梦:可以。
公诉人:(吴梦)请叙述一下划拨资金的方式。
吴梦:直接划拨到借款人的账户,如果当天资金充足,有时候会划拨到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设立的托管账户,再提现到杨卫国绑定的银行账户,用来兑付线下的本息。
公诉人补充讯问:(吴梦)如果投资进来的资金大于借款方,如何操作?
吴梦:会对一部分进行冻结,也会提现一部分。资金优先用于归还客户的本息,然后配给借款方,然后再提取。
被告人的当庭供述证明,望洲集团通过直接控制理财客户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虚拟账户和设立托管账户,实现对理财客户资金的归集和控制、支配、使用,形成了资金池。
举证阶段,公诉人出示证据,全面证明望洲集团线上、线下业务活动本质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就线上业务相关证据重点举证。
第一,通过出示书证、审计报告、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望洲集团的线上业务归集客户资金设立资金池并进行控制、支配、使用,不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1)第三方支付平台赋予望洲集团对所有理财客户虚拟账户内的资金进行冻结、划拨、查询的权限。线上理财客户在合同中也明确授权望洲集团对其虚拟账户内的资金进行冻结、划拨、查询,且虚拟账户销户需要望洲集团许可。(2)理财客户将资金转入第三方平台的虚拟账户后,望洲集团每日根据理财客户出借资金和信贷客户的借款需求,以多对多的方式进行人工匹配。当理财客户资金总额大于信贷客户借款需求时,剩余资金划入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设的托管账户。望洲集团预留第二天需要支付的到期本息后,将剩余资金提现至杨卫国的银行账户,用于线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或其他经营活动。(3)信贷客户的借款期限与理财客户的出借期限不匹配,存在期限错配等问题。(4)杨卫国及其控制的公司承诺为信贷客户提供担保,当信贷客户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时,杨卫国保证在债权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代为偿还本金和利息。实际操作中,归还出借人的资金都来自于线上的托管账户或者杨卫国用于线下经营的银行账户。(5)望洲集团通过多种途径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宣传,发展理财客户,并通过明示年化收益率、提供担保等方式承诺向理财客户还本付息。
第二,通过出示理财、信贷余额列表,扣押清单,银行卡照片,银行卡交易明细,审计报告,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望洲集团资金池内的资金去向:(1)望洲集团吸收的资金除用于还本付息外,主要用于扩大望洲集团下属公司的经营业务。(2)望洲集团线上资金与线下资金混同使用,互相弥补资金不足,望洲集团从第三方支付平台提现到杨卫国银行账户资金为2.7亿余元,杨卫国个人银行账户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为2亿余元。(3)望洲集团将吸收的资金用于公司自身的投资项目,并有少部分用于个人支出,案发时线下、线上的理财客户均遭遇资金兑付困难。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论证杨卫国等被告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望洲集团在线上经营所谓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时,承诺为理财客户提供保底和增信服务,获取对理财客户虚拟账户内资金进行冻结、划拨、查询等权限,归集客户资金设立资金池,实际控制、支配、使用客户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超出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的业务范围,属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杨卫国等被告人明知其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未经依法批准而实施,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杨卫国认为望洲集团的线上业务不构成犯罪,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杨卫国的辩护人认为,国家允许P2P行业先行先试,望洲集团设立资金池、开展自融行为的时间在国家对P2P业务进行规范之前,没有违反刑事法律,属民事法律调整范畴,不应受到刑事处罚,犯罪数额应扣除通过线上模式流入的资金。
公诉人针对杨卫国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望洲集团在线上开展网络借贷中介业务已从信息中介异化为信用中介,望洲集团对理财客户投资款的归集、控制、支配、使用以及还本付息的行为,本质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业务相同,并非国家允许创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行为,不论国家是否出台有关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的规定,未经批准实施此类行为,都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线上吸收的资金应当计入犯罪数额。
法庭经审理认为,望洲集团以提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行为,本质是吸收公众存款。判断金融业务的非法性,应当以现行刑事法律和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依据,不存在被告人开展P2P业务时没有禁止性法律规定的问题。望洲集团的行为已经扰乱金融秩序,破坏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受刑事处罚。
2018年2月8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杨卫国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蓓蕾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吴梦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张雯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在案扣押冻结款项分别按损失比例发还;在案查封、扣押的房产、车辆、股权等变价后分别按损失比例发还。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宣判后,被告人杨卫国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本案追赃挽损工作仍在进行中。
【指导意义】
1.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是商业银行专属金融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这是判断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合法与非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面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均属非法。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未经依法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必须予以取缔。为了解决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了、满足不好的社会资金需求,缓解个体经营者、小微企业经营当中的小额资金困难,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于2016年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一个办法、三个指引”,允许单位或个人在规定的借款余额范围内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进行小额借贷,并且对单一组织、单一个人在单一平台、多个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作了明确限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准确把握法律法规、金融管理规定确定的界限、标准和原则精神,准确区分融资借款活动的性质,对于违反规定达到追诉标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金融创新必须遵守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不得触犯刑法规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金融活动引发的风险具有较强的传导性、扩张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国家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监管。金融也需要发展和创新,但金融创新必须有效地防控可能产生的风险,必须遵守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尤其是依法须经许可才能从事的金融业务,不允许未经许可而以创新的名义擅自开展。检察机关办理涉金融案件,要深入分析、清楚认识各类新金融现象,准确把握金融的本质,透过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准确区分是真的金融创新还是披着创新外衣的伪创新,是合法金融活动还是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3.网络借贷中介机构非法控制、支配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依法只能从事信息中介业务,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信息中介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包括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或者为自己控制的公司融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归集资金,不仅超出了信息中介业务范围,同时也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通过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关系、资金来源、资金流向、中间环节和最终投向的分析,综合全流程信息,分析判断是规范的信息中介,还是假借信息中介名义从事信用中介活动,是否存在违法设立资金池、自融、变相自融等违法归集、控制、支配、使用资金的行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一条
2.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检例第65号)
【关键词】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间接证据 证明方法
【要旨】
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可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鹏,男,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债券交易员。
被告人王慧强,男,无业,系王鹏父亲。
被告人宋玲祥,女,无业,系王鹏母亲。
2008年11月至2014年5月,被告人王鹏担任某基金公司交易管理部债券交易员。在工作期间,王鹏作为债券交易员的个人账号为6610。因工作需要,某基金公司为王鹏等债券交易员开通了恒生系统6609账号的站点权限。自2008年7月7日起,该6609账号开通了股票交易指令查询权限,王鹏有权查询证券买卖方向、投资类别、证券代码、交易价格、成交金额、下达人等股票交易相关未公开信息;自2009年7月6日起又陆续增加了包含委托流水、证券成交回报、证券资金流水、组合证券持仓、基金资产情况等未公开信息查询权限。2011年8月9日,因新系统启用,某基金公司交易管理部申请关闭了所有债券交易员登录6609账号的权限。
2009年3月2日至2011年8月8日期间,被告人王鹏多次登录6609账号获取某基金公司股票交易指令等未公开信息,王慧强、宋玲祥操作牛某、宋某祥、宋某珍的证券账户,同期或稍晚于某基金公司进行证券交易,与某基金公司交易指令高度趋同,证券交易金额共计8.78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1773万余元。其中,王慧强交易金额9661万余元,非法获利201万余元;宋玲祥交易金额7.8亿余元,非法获利1572万余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5年6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以被告人王鹏、王慧强、宋玲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了全案卷宗,讯问了被告人。被告人王鹏辩称,没有获取未公开信息的条件,也没有向其父母传递过未公开信息。被告人王慧强、宋玲祥辩称,王鹏没有向其传递过未公开信息,买卖股票均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针对三人均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为进一步查清王鹏与王慧强、宋玲祥是否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本案两次退回重庆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并提出补充侦查意见:(1)继续讯问三被告人,以查明三人之间传递未公开信息的情况;(2)询问某基金公司有关工作人员,调取工作制度规定,核查工作区通讯设备保管情况,调取某基金债券交易工作区现场图,以查明王鹏是否具有传递信息的条件;(3)调查王慧强、宋玲祥的亲友关系,买卖股票的资金来源及获利去向,以查明王鹏是否为未公开信息的唯一来源,三人是否共同参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4)询问某基金公司其他债券交易员,收集相关债券交易员登录工作账号与6609账号的查询记录,以查明王鹏登录6609账号是否具有异常性;(5)调取王慧强、宋玲祥在王鹏不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的职务便利期间买卖股票情况、与某基金股票交易指令趋同情况,以查明王慧强、宋玲祥在被指控犯罪时段的交易行为与其他时段的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经补充侦查,三被告人仍不供认犯罪事实,重庆市公安局补充收集了前述第2项至第5项证据,进一步补强证明王鹏具有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条件,王慧强、宋玲祥交易习惯的显著异常性等事实。
2015年12月1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王鹏、王慧强、宋玲祥提起公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三名被告人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并对三名被告人进行了讯问。三被告人均不供认犯罪事实。公诉人全面出示证据,并针对被告人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进行重点举证。
第一,出示王鹏与某基金公司的《劳动合同》、《保密管理办法》、6609账号使用权限、操作方法和操作日志、某基金公司交易室照片等证据,证实:王鹏在2009年1月15日至2011年8月9日期间能够通过6609账号登录恒生系统查询到某基金公司对股票和债券的整体持仓和交易情况、指令下达情况、实时头寸变化情况等,王鹏具有获取某基金公司未公开信息的条件。
第二,出示王鹏登录6610个人账号的日志、6609账号权限设置和登录日志、某基金公司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据,证实:交易员的账号只能在本人电脑上登录,具有唯一性,可以锁定王鹏的电脑只有王鹏一人使用;王鹏通过登录6609账号查看了未公开信息,且登录次数明显多于6610个人账号,与其他债券交易员登录6609账号情况相比存在异常。
第三,出示某基金公司股票指令下达执行情况,牛某、宋某祥、宋某珍三个证券账户不同阶段的账户资金对账单、资金流水、委托流水及成交流水以及牛某、宋某祥、宋某珍的证言等证据,证实:(1)三个证券账户均替王慧强、宋玲祥开设并由他们使用。(2)三个账户证券交易与某基金公司交易指令高度趋同。在王鹏拥有登录6609账号权限之后,王慧强操作牛某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牛某证券账户在2009年3月6日至2011年8月2日间,买入与某基金旗下股票基金产品趋同股票233只、占比93.95%,累计趋同买入成交金额9661.26万元、占比95.25%。宋玲祥操作宋某祥、宋某珍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宋某祥证券账户在2009年3月2日至2011年8月8日期间,买入趋同股票343只、占比83.05%,累计趋同买入成交金额1.04亿余元、占比90.87%。宋某珍证券账户在2010年5月13日至2011年8月8日期间,买入趋同股票183只、占比96.32%,累计趋同买入成交金额6.76亿元、占比97.03%。(3)交易异常频繁,明显背离三个账户在王鹏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条件前的交易习惯。从买入股数看,2009年之前每笔买入股数一般为数百股,2009年之后买入股数多为数千甚至上万股;从买卖间隔看,2009年之前买卖间隔时间多为几天甚至更久,但2009年之后买卖交易频繁,买卖间隔时间明显缩短,多为一至两天后卖出。(4)牛某、宋某祥、宋某珍三个账户停止股票交易时间与王鹏无权查看6609账号时间即2011年8月9日高度一致。
第四,出示王鹏、王慧强、宋玲祥和牛某、宋某祥、宋某珍的银行账户资料、交易明细、取款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三个账户证券交易资金来源于王慧强、宋玲祥和王鹏,王鹏与宋玲祥、王慧强及其控制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记录。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指出,虽然三名被告人均拒不供认犯罪事实,但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王鹏具有获取某基金公司未公开信息的条件,王慧强、宋玲祥操作的证券账户在王鹏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条件期间的交易行为与某基金公司的股票交易指令高度趋同,且二人的交易行为与其在其他时间段的交易习惯存在重大差异,明显异常。对上述异常交易行为,二人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王鹏作为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员,在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后,由王慧强、宋玲祥操作他人账户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均应当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王鹏辩称,没有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亦未提供信息让王慧强、宋玲祥交易股票,对王慧强、宋玲祥交易股票的事情并不知情;其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王鹏有条件获取未公开信息,而不能证明王鹏实际获取了该信息,同时也不能证明王鹏本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活动,或王鹏让王慧强、宋玲祥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王慧强辩称,王鹏从未向其传递过未公开信息,王鹏到某基金公司后就不知道其还在进行证券交易;其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鹏向王慧强传递了未公开信息,及王慧强利用了王鹏传递的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宋玲祥辩称,没有利用王鹏的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信息,也未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其辩护人认为,宋玲祥不是本罪的适格主体,本案指控证据不足。
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护意见,公诉人结合在案证据进行答辩,进一步论证本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排除其他可能。首先,王慧强、宋玲祥与王鹏为亲子关系,关系十分密切,从王慧强、宋玲祥的年龄、从业经历、交易习惯来看,王慧强、宋玲祥不具备专业股票投资人的背景和经验,且始终无法对交易异常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其次,王鹏在证监会到某基金公司对其调查时,畏罪出逃,且离开后再没有回到某基金公司工作,亦未办理请假或离职手续。其辩称系因担心证监会工作人员到他家中调查才离开,逃跑行为及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虽然王慧强、宋玲祥本人不具有特殊主体身份,但其与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王鹏系共同犯罪,主体适格。
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形成完整锁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认定王鹏、王慧强、宋玲祥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证据不足的意见不予采纳。
201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鹏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万元;判处被告人宋玲祥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90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慧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10万元。对三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经济金融犯罪大多属于精心准备、组织实施的故意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熟悉法律规定和相关行业规则,犯罪隐蔽性强、专业程度高,证据容易被隐匿、毁灭,证明犯罪难度大。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认犯罪事实、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要加强对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拓宽证明思路和证明方法,通过对间接证据的组织运用,构建证明体系,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1.明确指控的思路和方法,全面客观补充完善证据。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当准确把握犯罪的主要特征和证明的基本要求,明确指控思路和方法,构建清晰明确的证明体系。对于证明体系中证明环节有缺陷的以及关键节点需要补强证据的,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通过引导侦查取证、退回补充侦查,准确引导侦查取证方向,明确侦查取证的目的和要求,及时补充完善证据。必要时要与侦查人员直接沟通,说明案件的证明思路、证明方法以及需要补充完善的证据在证明体系中的证明价值、证明方向和证明作用。在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认犯罪事实,缺乏证明犯意联络、信息传递和利用的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应当根据指控思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时间吻合程度、交易异常程度、利益关联程度、行为人专业背景等关键要素,通过引导侦查取证、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全面收集相关证据。
2.加强对间接证据的审查,根据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判断案件事实。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通过对间接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的综合判断,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依法认定案件事实,建立从间接证据证明客观事实,再从客观事实判断案件事实的完整证明体系。本案中,办案人员首先通过对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犯罪时段和其他时段证券交易数据、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信息等证据,证明其交易与未公开信息的关联性、趋同度及与其平常交易习惯的差异性;通过身份关系、资金往来等证据,证明双方具备传递信息的动机和条件;通过专业背景、职业经历、接触人员等证据,证明交易行为不符合其个人能力经验;然后借助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一般人的经验常识,对上述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了案件事实。
3.合理排除证据矛盾,确保证明结论唯一。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构成证明体系的间接证据应当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相互印证,证据链条完整、证明结论唯一。基于经验和逻辑作出的判断结论并不必然具有唯一性,还要通过审查证据,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与指控方向相反的信息,排除其他可能性。既要审查证明体系中单一证据所包含的信息之间以及不同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又要注重审查证明体系之外的其他证据中是否存在相反信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述、不认罪案件中,要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和其他相反证据,综合判断上述证据中的相反信息是否会实质性阻断由各项客观事实到案件事实的判断过程、是否会削弱整个证据链条的证明效力。与证明体系存在实质矛盾并且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述或者提出辩解,就认为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可以认定证明结论唯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0号)第四条
3.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余蒂妮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检例第66号)
【关键词】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犯罪与刑罚
【要旨】
刑法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公安机关以本罪将单位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对单位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单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蒂妮,女,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陈杰,男,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被告人伍宝清,男,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人员。
被告人张丽萍,女,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被告人罗静元,女,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被不起诉单位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
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公司)原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名称:ST博元,股票代码:600656。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公司)为博元公司控股股东。在博元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有关人员作出了业绩承诺,在业绩不达标时需向博元公司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2011年4月,余蒂妮、陈杰、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等人采取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华信泰公司已代全体股改义务人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3.84亿余元的事实,在博元公司临时报告、半年报中进行披露。为掩盖以上虚假事实,余蒂妮、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采取将1000万元资金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用股改业绩承诺款购买37张面额共计3.47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在博元公司2011年的年报中进行披露。2012年至2014年,余蒂妮、张丽萍多次虚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交易事实,并根据虚假的交易事实进行记账,制作虚假的财务报表,虚增资产或者虚构利润均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或利润总额的30%以上,并在博元公司当年半年报、年报中披露。此外,博元公司还违规不披露博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公司等信息。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5年12月9日,珠海市公安局以余蒂妮等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6年2月22日,珠海市公安局又以博元公司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移送起诉。随后,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单位博元公司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主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以及其他人员的利益,情节严重。余蒂妮、陈杰作为博元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应当提起公诉。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对博元公司应当依法不予起诉。
2016年7月18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对博元公司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同时认为,虽然依照刑法规定不能追究博元公司的刑事责任,但对博元公司需要给予行政处罚。2016年9月30日,检察机关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博元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016年9月22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将余蒂妮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移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11月3日,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对余蒂妮等5名被告人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提起公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法庭经审理认为,博元公司作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主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的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余蒂妮、陈杰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2017年2月22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余蒂妮等五人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五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1.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上市公司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违反相关义务的,刑法规定了相应的处罚。由于上市公司所涉利益群体的多元性,为避免中小股东利益遭受双重损害,刑法规定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妨害清算罪、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虚假破产罪、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违法运用资金罪等也属于此种情形。对于此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注意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内容,区分刑事责任边界,准确把握追诉的对象和范围。
2.刑法没有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应当对单位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公安机关将单位一并移送起诉的案件,如果刑法没有规定对单位判处刑罚,检察机关应当对构成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对单位应当不起诉。鉴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与之对应的不起诉情形,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相近的不起诉情形,对单位作出不起诉决定。
3.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督促有关机关追究行政责任。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并不表示单位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检察机关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容易引起当事人、社会公众产生单位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的误解。由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还可能产生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等后果,这种误解还会进一步引起当事人、社会公众对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采取措施的质疑,影响证券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当充分考虑办案效果,根据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认真审查是否需要对单位给予行政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并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社会公众因检察机关不追究可能产生的单位无任何责任的误解,避免对证券市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9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9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以陕西商洛法院为例,指出目前西部欠发达地区部分法院存在基层干警接受高层次培训机会少等问题,并建议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干警的培训力度,适当增加培训班次和名额,通过交流挂职等形式,提高落后地区法院干警能力水平。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审判工作质效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针对西部地区法院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聚焦补齐干警能力短板,深入实施分类分级培训。一是加大对西部地区法官的培训力度。在依托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各类示范培训班参训名额分配时,注重向基层法院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倾斜。结合西部地区法官培训需求,2019年、2020年先后针对西部地区法院初任法官、少数民族地区法官、“两援"地区法官等举办8期培训班,累计培训干警636人。另外,受西部地区法院委托,2019年、2020年国家法官学院举办42期培训班,培训西部地区法院干警7179人。二是开展教育培训对口支援。结合西部地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要,自2006年开始,我们坚持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讲师团赴西部地区法院巡回授课活动,通过专题讲座、面对面交流答疑、调研座谈等加强对西部地区法院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法院干警的业务培训。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讲师团赴陕西等西部地区巡回授课,举办40场专题授课、100余场(次)面对面交流答疑,累计培训干警7.7万人次。三是加强基层法官轮训制度建设。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基层法官轮训的意见》,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基层法官轮训工作,切实提高基层法官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水平。四是加强培训信息化建设。在组织集中脱产培训的同时,大力推广网络培训,在“中国法官培训网"建立干警在线学习精品课程库,方便西部地区法院干警根据个人需求,随时进行自主学习。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西部地区法院队伍整体能力素质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受历史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法院干警的司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建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西部法院干警的培训工作。一是继续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政策支持,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审判业务培训班的名额分配上,进一步向西部地区法院,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法院倾斜。同时,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干警实际需要,适当增设相应专题培训班次。二是根据西部地区法官培训需求,组织开展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巡回授课和不定期支援授课活动,选派法院系统审判业务专家和资深法官到西部地区法院进行专题授课,与干警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和答疑解惑。三是健全法院人才对口交流学习机制,指导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干警挂职交流活动,努力提高西部地区法院干警司法理念和法律政策运用能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58号(政治法律类442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58号(政治法律类442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电子公文运行相关法规亟待完善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政务信息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政务是政务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政务的实施导致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载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传统的书面公文被电子公文所取代。电子政务下的行政行为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如您提及的电子公文处理规定亟待全方位加以明确、电子公文法律效力不明确等。因行政行为电子化方式提起的行政诉讼势必不同于因传统行政方式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如电子文件作为证据的审查与认定规则等。
您在提案中提出的补充司法解释条文,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审查、认定等行为的建议,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由于电子数据证据具有载体多样、复制简单、容易被删改和伪造等特点,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规则等是我们一直关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对行政诉讼中电子数据的特性作出了专门的规定。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二条对于电子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要求和审核认定作出规定,即“(一)无法提取电子数据原始载体或者提取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电子数据复制件,但必须附有不能或者难以提取原始载体的原因、复制过程以及原始载体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网络地址的说明,并由复制件制作人和原始电子数据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形式证明电子数据与原始载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二)收集电子数据应当依法制作笔录,详细记载取证的参与人员、技术方法、步骤和过程,记录收集对象的事项名称、内容、规格、类别以及时间、地点等,或者将收集电子数据的过程拍照或录像。(三)收集的电子数据应当使用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备份。监管机构为取证人时,应当妥善保存至少一份封存状态的电子数据备份件,并随案移送,以备法庭质证和认证使用。(四)提供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或者破解的与案件有关的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电子设备中被删除的数据、隐藏或者加密的电子数据,必须附有恢复或破解对象、过程、方法和结果的专业说明。对方当事人对该专业说明持异议,并且有证据表明上述方式获取的电子数据存在篡改、剪裁、删除和添加等不真实情况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上述规定针对行政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的特点,就其形式要求和审核认定作出了较其他证据更为严格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为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有力保障。适应电子政务的发展需要,拓展行政法的适用范围,规范行政行为电子化方式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是实现“以人为本"、“高效便民"的法治政府目标的重要举措。行政行为电子化方式与电子政务立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我们赞成您的意见建议所体现的对特殊证据制订特殊规则的理念。今后,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论证,在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规则等方面进行理念和实践创新,开展可行性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出台司法政策,适时推动立法完善和理论创新。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3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法律专家在线调解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人民法院重视和推进专家学者、律师等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法学界专家学者是繁荣法学理论研究、推动法治实践发展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律师等法律专家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专业优势和职业优势,为其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打通制度渠道、构建参与机制。
一是我国很早就建立了专家学者、律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机制。198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根据案件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由此法学专家、律师经人民法院邀请可以协助参与调解、化解纠纷。
二是我国在立法层面建立了司法确认制度,为专家学者、律师开展纠纷调解提供法律保障。正如您建议所提,司法案件调解的有效成立需符合一定条件。尤其是对诉外调解而言,司法确认更是提高其纠纷化解效力和权威的重要程序保障。为充分发挥诉外调解等非诉解纷机制的诉前分流作用,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司法确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2010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201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吸收了人民法院的实践经验,对于依照法律明确规定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了司法确认程序。
三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持续细化和健全专家学者、律师参与调解的程序规则。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完善律师参与诉前、诉中调解制度,加强律师参与物业纠纷、医患纠纷、损害赔偿纠纷等领域的专业调解",提出“探索建立网上信息系统和律师服务平台"。为落实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通过特邀调解制度、律师调解制度为法学专家和律师有效参与诉讼前、诉讼中纠纷调解(立案前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拓宽了路径和渠道。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2018年将试点工作扩大至全国范围。由此,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协会设立的律师调解中心以及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调解工作室,从事民商事纠纷调处工作,并以申请支付令、司法确认等方式获得司法认可。2020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在试点地区拓宽了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在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前提下,依法有序推进诉前调解,规范诉源治理,提高诉前解纷能力。据此,专家学者、律师只要符合条件就能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身份或者通过入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等特邀调解组织,接受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工作。
四是专家学者、律师等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进行纠纷调解的实践已经较为成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2193家法院进行的调研,2019年约有过半数的律师协会建立了调解组织,并与法院建立了对接机制,广泛开展在线调解工作。
二、人民法院积极推动专家学者、律师等以在线方式开展调解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改变纠纷处理方式。将互联网思维运用于司法审判事业,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发展,通过建立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突破场地、人员等限制,最大限度汇聚解纷资源,既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多元解纷的要求。近年来,人民法院主动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创新诉调对接方式,针对性吸收专家学者、律师等多元主体参与在线调解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法院进一步采用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在线诉讼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解纷服务。
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有序推开。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试点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省级统一的在线调解平台。在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中,要求加强“互联网+律师调解"建设,鼓励律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调解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在线调解试点工作。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和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对接,普遍推行跨域立案服务,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跨域诉讼服务的统一入口,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另一方面,鼓励探索创新,呈现多点开花良好局面。在顶层设计和司法政策的指引支持下,人民法院不断加大调解平台建设对接力度。截至2020年7月,全国有3296家法院运行调解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3万个,调解员13.7万名,包括特邀调解员、律师调解员等,累计调解案件682万件。地方法院也探索建设了一批好用管用的在线调解平台。比如浙江高院开发了“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整合全省各领域调解力量,为当事人智能推荐匹配专业调解员,实现“哪里有网络,哪里就能调解"。江苏高院和省司法厅共同开发“江苏微解纷"平台,所有律师工作站的人民调解员和值班律师均入驻平台,为群众提供一张网、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服务。北京法院开发“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当事人进入分调裁一体化平台后即可申请在线调解。目前,这些地方的调解平台已经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对接。
三、关于“和讼"调解平台的建设发展问题
在线调解是“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线调解平台是服务当事人、法官和专家学者、律师等纠纷化解力量的互联网平台和重要载体。自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与新浪集团合作,开设新浪在线调解平台,借助专业调解力量调处新浪用户纠纷,全国3000多家法院接入新浪法院庭审公开网,积极参与在线调解平台前期建设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加强“总对总"诉调对接工作,与中国证监会、全国工商联、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全国总工会、司法部、中国侨联等积极开展重点领域在线多元调解工作。经过多年发展,我们深知,在线调解平台尤其是公益性在线调解平台的建立维护和良性运转非常不易,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正如您提到的,当前形势下,人民法院承担着较大的办案压力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国家层面正经历着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和讼"民商法律专家在线调解平台既有5G等前沿司法科技的有力保障,又有境内外知名法律专家和精英律师的专业支撑,同时具有公益、非盈利特点。平台的建立和持续发展既是汇聚全国法律专家、学者开展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也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从鼓励多元解纷、促进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积极培育多元解纷力量。
同时,随着在线调解蓬勃发展,我们一方面注重推动在线调解平台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立足中国国情、更加注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要求。针对您提出的支持“和讼"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我们建议做好前期规划,避免标准不统一、软件平台不兼容、系统间对接难度大等问题,注重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建设,促进纠纷源头化解、实质性解决,实现多元解纷的最佳效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318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粤民他111号《关于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汇报的已查明事实,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是由刘某中代表参加仲裁程序,但刘某中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该公司的公章经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与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刘某中以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参加仲裁的行为也未经该公司追认。刘某中无权代表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参加仲裁。本案实际是在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未实际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况下,仲裁庭出具了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同样均可纳入仲裁司法审查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故同意你院裁定撤销本案仲裁调解书的处理意见。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一案的请示
(2018年11月22日 (2018)粤民他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湛江中院)受理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某敏、刘某中、吴某兰申请撤销湛江国际仲裁院(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一案,经审查后拟裁定撤销该调解书。湛江中院向我院请示,我院拟同意湛江中院意见。因本案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达州市达川区海源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法定代表人:熊某全。
被申请人:王某敏,女,198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被申请人:刘某中,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申请人:吴某兰,女,196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二、当事人的请求及答辩情况
申请人海源公司申请撤销湛江国际仲裁院(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事实和理由如下:1.湛江国际仲裁院在本案仲裁活动中送达程序不符合仲裁法相关规定。(1)海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2017年6月7日起,由刘某中变更为熊某全。而在仲裁裁决中,仲裁院并未向海源公司依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直到仲裁调解书生效进入执行程序海源公司方才知晓,海源公司对仲裁活动毫不知情。(2)本案仲裁活动中,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主要依据系认定海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某中代表海源公司与王某敏达成所谓的和解,事实是海源公司既不知道本案的仲裁事宜,也未委托刘某中为其仲裁代理人,刘某中所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均系伪造(授权委托书中注明法定代表人与海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这一明显错误仲裁院也未审查),故其代理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3)在仲裁程序中,海源公司与刘某中同为被申请人,两者之间不仅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冲突(刘某中为实际借款人,海源公司并非借款人也非保证担保人),仲裁院在刘某中明显不能作为海源公司代理人身份的前提下,未依法告知海源公司或进行质证,却违法对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进行确认,导致刘某中与王某敏恶意串通,将本与海源公司无关的虚假债务径行认定海源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其认定程序不合法。2.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裁决结果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清。(1)调解书认定的借款本金高达1766万元,但王某敏向仲裁院提供证据中只有200多万元是从王某敏的银行账户汇入刘某中的银行账户,除此之外,都是以刘某中在王某敏取款凭证上签字确认(认同为现金交易),高达1000多万元的现金交易明显有违民间借贷一般常理,但仲裁院未尽到审查义务,而予直接确认,其调解结论明显有失公允。(2)王某敏提供的作为海源公司应对刘某中借贷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证据系伪造。2017年6月28日刘某中为了达到骗取公司承受虚构与王某敏巨额债务的目的,以“需以公司名义与他人合作开发煤矿”为由,联系海源公司要求将事先拟定打印好的《煤矿合作开发投资协议》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印章,海源公司考虑为帮助其另行发展的目的加盖印章后,刘某中、王某敏通过“拼接方法,仅截用加盖印章的尾页与其另行拟定的文书拼凑成了二被举报人向仲裁机构作为证据提供的3000余万元《借款还款调解协议》(经对比公司留存协议,协议尾页与被举报人向仲裁机构提供的债务确认书系公司原出具给刘某中《煤矿合作开发投资协议》的尾页)拼凑而成”。(3)刘某中和王某敏向湛江国际仲裁院提供《利息情况确认函》《授权委托书》系虚构、伪造。海源公司的公章早就不在刘某中手中,而不知刘某中用何种方式私自在《利息情况确认函》与《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所谓公司印章,该情形存在犯罪行径,海源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湛江国际仲裁院在受理本案仲裁活动程序违法,仲裁结论所依据的证据系伪造,本案系刘某中和王某敏恶意串通损害海源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特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被申请人王某敏辩称:海源公司的撤销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根据双方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海源公司要求撤销调解书没有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送达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1.海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无法律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只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当事人有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的权力。本案中,仲裁院根据各方在仲裁过程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并未就争议事项作出裁决。现海源公司要求撤销调解书,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受案范围,其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无法律依据。2.仲裁委员会送达程序、审理程序合法。《湛江仲裁委员会、湛江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七十四条关于送达的规定为:“(一)仲裁文书、通知等案件材料(简称送达材料,除法律文书以外其他送达材料均可盖湛仲立案专用章)应当送达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指定代收人等受送达人,受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注明签收日期(其未注明时由送达人写明)......(三)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统称为单位)的,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单位中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或者指定代收人签收......”在该仲裁案件中,刘某中向仲裁委员会出具了海源公司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其为海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由其签收了仲裁院送达给海源公司的仲裁法律文书,其作为海源公司的代理人参与了整个仲裁过程,该仲裁的送达程序、审理程序合法。3.海源公司认为证据系伪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海源公司因公司煤矿技改、工程建设的需要,在2012年 9月25日至2014年8月27日期间通过刘某中多次向王某敏借款,该借款的事实有各方对账和银行凭证等证据材料确认,海源公司认为《借款还款调解协议》系王某敏与刘某中伪造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刘某中为海源公司大股东,且一直都是海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署该《借款还款调解协议》时王某敏不清楚海源公司已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且该《借款还款调解协议》有海源公司盖章确认,该协议是真实有效的。综上,海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于法无据,请依法驳回海源公司撤销调解书的申请。
被申请人刘某中、吴某兰辩称:1.海源公司申请的事实和理由属实,刘某中和吴某兰认可。2.海源公司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让刘某中全权代表公司参加仲裁,《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3.刘某中实际欠款近400万元不含利息,王某敏的转款凭证是错误的,刘某中签字认可不是刘某中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笔借款是刘某中的个人借款而不是公司借款,公司也不担保该借款,这笔借款也不用于公司的经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是不知情的。刘某中因为躲债离开公司,离开后公司在2017年已变更名称,在 2017年6月7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为熊某全而不是刘某中。王某敏的借款应该由刘某中个人承担,请法院依法支持海源公司的请求。
三、相关事实
2017年8月21日,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调解书内容为:“仲裁过程中,经仲裁庭主持调解,王某敏与海源公司、刘某中、吴某兰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截至2017年6月27日,海源公司尚欠王某敏借款本金1766万元,尚欠利息1685万元,借款本息合计3451万元。此款项限海源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王某敏。(二)海源公司2017年6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176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直至付清时止。(三)律师费130万元,此款项限海源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王某敏。(四)刘某中、吴某兰对海源公司应付的借款本息、律师费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仲裁费239666元,由王某敏承担119833元,海源公司、刘某中、吴某兰承担119833元(王某敏已预交120000元,剩余119666元限王某敏在本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缴交。由海源公司、刘某中、吴某兰承担的119833元仲裁费,限海源公司、刘某中、吴某兰在履行上述义务时径付给王某敏)。”
就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的(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海源公司以刘某中涉嫌伪造公章罪向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报案,经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刘某中提供给湛江国际仲裁院的《授权委托书》《利息情况确认函》所盖的海源公司印文与海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四、湛江中院处理意见
湛江中院认为,本案申请人海源公司申请撤销的是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仲裁裁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见,仲裁庭作出的调解书是裁决的一种表现形式。故王某敏抗辩仲裁庭作出的调解书不能撤销的主张,不予支持。刘某中在未经海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私自接收了湛江国际仲裁院送达的法律文书,并以海源公司名义与王某敏达成和解协议,造成了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刘某中隐瞒事实、伪造证据,在海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刘某中与王某敏达成的和解协议损害了海源公司权益,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的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规定,拟裁定撤销湛江国际仲裁院(2017)湛仲字第988号调解书。
五、本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关于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规定,仲裁调解书亦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被申请人王某敏关于当事人不得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的抗辩不能成立。
根据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仲裁所依据的《授权委托书》《利息情况确认函》所盖的海源公司印文与海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王某敏也没有证据证明海源公司曾使用过上述《授权委托书》《利息情况确认函》中所盖印文的印章。刘某中代表海源公司参加仲裁亦没有得到海源公司的追认。因此,可以认定刘某中无权代表海源公司参加仲裁。在此情况下,仲裁庭确认王某敏与刘某中以及刘某中以海源公司名义达成仲裁调解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据此,我院拟同意湛江中院裁定撤销本案仲裁调解书。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69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69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确定118个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级法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有力推动形成了家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三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诉前调解、离婚证明书、案后回访等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家事案件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2018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上述制度予以总结推广。其中专门规定了心理疏导机制,第2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案件当事人或者未成年人接受心理疏导:(1)一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对方当事人不同意离婚并且情绪激动的;(2)探望权纠纷、监护权纠纷以及其他有关亲子关系纠纷的案件中,当事人情绪波动较大的;(3)存在家庭暴力行为,对当事人身心健康造成较大影响的;(4)案件所涉及的未成年人情绪波动较大或者有反常行为,需要心理疏导的;(5)其他需要进行心理疏导的情形。同时,明确各地法院可以与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或者有关心理学组织机构、心理学教育研究机构建立对家事案件当事人或者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的协作机制。2019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再次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委托妇联组织推荐的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提供婚姻心理咨询、家庭矛盾分析、科学育儿辅导等有关心理健康的服务,帮助涉案家庭成员疏导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为妥善处理家事纠纷提供心理支撑。
您所提的强化心理咨询、加大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力度、坚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头的三点建议,对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的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党委领导,紧紧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支持,积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找准问题,克服困难,勇于担当,推动形成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合力,全面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93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93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解决破产案件受理难瓶颈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着力解决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
一、继续推动破产案件依法受理。要求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线上预约登记功能,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得以影响社会稳定等为由拒绝接收破产申请材料。随着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的大力开展,破产审判机制不断健全,2018年,全国法院新收强制清算与破产类案件18823件,同比增长97.3%;审结11669件,同比增长86.5%。积极推动通过重整程序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加强破产审判力量专业化建设。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全国法院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已经从2015年初的5家增至2018年底的98家;2019年又先后在深圳、北京、上海三地设立了破产法庭,并且出台要求对破产案件单独考核的通知,不断推进以破产审判庭和破产法庭设立为载体的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组织召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全国法院进一步推进破产审判机构专业化和破产法官队伍专业化建设。今后,将继续总结推广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人民法院的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
三、提升破产案件经费支持力度。近年来,为更好地解决“僵尸企业"“无产可破"企业破产的经费来源问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指导,多地法院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设立了破产费用专项基金,如四川省财政出资设立了省级管理人援助基金;浙江省温州市和广东省深圳市财政出资设立了破产保障基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企业破产启动费用不足的问题。但是,因各地财政状况不一等多种原因,大多数地区没有类似制度安排。为建立企业破产经费全国专项基金,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与国务院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协调。下一步,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以便更好解决特殊类型企业破产经费不足问题。
四、加强并不断优化府院联动机制建设。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要求各地法院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对企业破产程序中的职工安置、社会维稳、税收优惠、困境企业信用修复等问题的支持,在2017年12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和2019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持续提出相关工作要求。多地建立了相关工作协调机制,如福建省、市、县三级建立了企业破产和信贷风险处置工作统一协调机制。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工作方向,继续积极推进破产审判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专业化是破产审判深度推进的人才保障和组织保障,我们将适时推动符合条件的地方通过设立破产法庭的方式加强专业化建设,并落实《关于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单独绩效考核的通知》,强化监督。
二是大力推进破产审判简易化。一手抓“僵尸企业"清理,对于债权人数和债务人企业资产较少、债权债务关系明晰、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的破产清算案件,着重通过缩短程序时间、简化流程等方式加快审理;一手抓重大破产重整尤其是上市公司重整案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价值发现作用,精细审理,妥善平衡职工债权人、供应商债权人、金融债权人、债务人企业高管、股东等利害关系人权益,保存企业营运价值,保护社会生产力。
三是继续完善破产法相关制度。密切配合立法机关对破产法的修订工作,加快完善个人破产、关联企业破产、跨境破产等制度规则。加强对新经济形势下破产问题的调研,进一步细化完善破产重整制度、管理人制度、案件启动和受理制度、债权人权利体系等,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的功能,不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四是推进破产审判配套机制建设。以改善营商环境工作为抓手,不断推进破产审判配套机制建设,争取地方党政在破产审判专业机构设立过程中在编制、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去年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十一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建立破产费用保障机制。继续推动通过降低税收、完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信用修复政策等具体措施,降低市场救助的交易成本,促进更多具有拯救价值的企业重整成功。完善企业信用机制,加大对企业人员下落不明、账册毁损丢失等导致无法清算时清算义务人的惩戒力度,打击恶意转移财产等假破产真逃债的行为。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2018〕13号)
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事诉讼需要,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合理定位四级法院民商事审判职能,现就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贵州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贵州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
三、本通知未作调整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执行。
本通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与被申请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与被申请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6年12月20日 (2016)最高法民他66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豫民他1号《关于申请人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与被申请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本案仲裁裁决由国际商会仲裁院在瑞士作出,我国和瑞士均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本案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应当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
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所规定“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即本案是否存在超裁的情形。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的事实,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成可公司)申请仲裁时的主张是停止使用未经授权的技术及因未经授权使用而支付违约金,但《最终裁决书》第(414)项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公司)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元罚金”,第(415)项为“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最终裁决书》第(414)项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就上述裁决内容而言,裁决并没有强调未经授权的技术,从其表述看也包括了授权的技术,存在着超出成可公司请求的情形,第(417)项“此后每月发生月罚金的违约利息依次计算”也指向了第(414)项中超裁的内容,因此,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对于超裁的部分应不予承认和执行,但对于可以区分未超裁的部分,不应以超裁为由不予承认和执行。即《最终裁决书》第(414)项第一句“自2013年4月23日起,多氟多公司每月应向成可公司支付月罚金10万欧元”及(417)项中“自2011年6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多氟多公司应向成可公司加付本最终裁决第(414)段所裁定的40万欧元月罚金的5%的违约金利息”的裁项,不构成超裁的情形。综上,对(414)项中“多氟多公司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元罚金”,第(415)项“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最终裁决书》第(414)自然段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以及第(417)项“此后每月发生月罚金的违约利息依次计算”的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关于《最终裁决书》的裁决事项是否具备确定性、可执行性的问题,同意你院的少数意见。本案仲裁裁决是否应当承认和执行应当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即使仲裁裁决不具有确定性,但并非《纽约公约》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故不应以仲裁裁决不具有确定性为由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即“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之协议不符”的情形。首先,关于仲裁证据C-46的语言表述问题。虽然当事人约定仲裁程序的语言为英语,成可公司并未提交该份证据的英文件,但多氟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并对该份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又根据本仲裁案件适用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对本规则的条款或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其他规则,仲裁庭作出之指令或仲裁协议中关于组成仲裁庭或进行仲裁程序的要求未被遵守的情形不提出异议而是继续参加仲裁程序的,视为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故成可公司虽未提交该份证据的英文件,但并不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情形。对该问题同意你院的少数意见。其次,关于仲裁庭在适用准据法《瑞士民法典》的问题上是否有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对此问题,亦同意你院的少数意见。仲裁庭的裁决结果与化学基本原理是否相悖,属于实体认定问题,这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案件的审查范围。
综上,同意你院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丙)项对《最终裁决书》第(414)项中“多氟多公司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元罚金”,第(415)项“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最终裁决书》第(414)项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以及第(417)项“此后每月发生月罚金的违约利息依次计算”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对上述裁项之外的其他裁决内容,应予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与被
申请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6年6月13日 (2016)豫民他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乡中院)受理CHENCO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Consulting GmbH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拟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就18406/JHN/GFG案分别于2012年12月17日、2013年5月15日及2013年10月8日作出的《部分裁决书》、《最终裁决书》及《关于费用的决定和补遗失》的仲裁裁决,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倾向同意新乡中院的意见,拟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故向贵院请示。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CHENCO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Consulting GmbH (中文名: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成可公司)。住所地:93047, Zur Schoenen Gelegenheit 8。
代表人:Dr. Jozsef Juhasz。
被申请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法定代表人:李某江,该公司董事长。
二、案件基本情况
成可公司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注册成立公司,多氟多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公司。2005年12月11日,成可公司和多氟多公司签订了第123号《技术和工程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A1F3合同),该合同第20.1条约定“双方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如果不能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可以提交仲裁,仲裁在瑞士苏黎世用英语进行,仲裁依据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并依据上述规则指定一名或多名仲裁法官”;2006年3月10日,签订了第125号《技术和工程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AHF合同);2009年5月4日,签订了进一步的《技术和工程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LiPF6合同)。
2011年6月27日,成可公司根据约定的仲裁条款,就履行以上三个合同所产生的争议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
2012年10月17日,仲裁庭根据多氟多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作出了《部分裁决书》,裁定仲裁庭对A1F3合同有管辖权,对AHF合同及LiPF6合同没有管辖权。
2013年5月15日,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书》,该《最终裁决书》载明成可公司的仲裁请求为裁定多氟多公司:(108)向成可公司支付1485万欧元,作为对成可公司所遭受的与新建氟化铝工厂相关的利润损失的赔偿;向成可公司额外支付违约金30万欧元,并从2011年4月5日起,每月向成可公司支付违约金90万欧元;在上述所有款项之外加付中国政府就该等款项征收的税费和百分之十(年利率)的利息;在多氟多公司根据仲裁裁决向成可公司支付所有到期应付款项之前,停止未经授权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支付成可公司律师庭审前的律师费用共计268304欧元,加上5%的银行利息;支付所有仲裁费用;将其专利号为20112012714的知识产权专利转让给申请人;(109)此外,成可公司要求仲裁庭对多氟多公司宣布仲裁结果强制执行并不再另行通知,或者诉诸法院。多氟多公司则辩称,应驳回成可公司的所有诉请,并令成可公司承担所有的仲裁费用,加上从支付命令下达到全部费用支付完成为止5%的利息。《最终裁决书》载明的裁决结果为:(413)多氟多公司应向成可公司支付32万欧元;(414)多氟多公司需要从2011年3月23日起,每月23日支付10万欧元罚金,多氟多公司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欧元罚金,直到2016年8月31日止;(415)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本《最终裁决书》第414自然段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416)对于应向成可公司支付的32万欧元款项,多氟多公司还应当按照5%年利率向成可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从2011年6月28日开始计算,计算至付款之日;(417)对于2011年6月28日累计的40万欧元罚金,从2011年6月28日起按年利率5%计息,此后的每月到期的罚金,也按年利率5%计息,利息计算至付款完成;(418)成可公司应向多氟多公司支付20891.25欧元、3575640.60元人民币、1134566.55瑞士法郎以及6111.90英镑以补偿多氟多公司的费用和花费;(419)多氟多公司应向成可公司支付189286.99欧元、22860.39瑞士法郎、7497.80美元以及372.07英镑以补偿成可公司的费用和花费;(420)多氟多公司支付给成可公司105000美元,偿还成可公司垫付给ICC的仲裁费;(421)本终局裁决第413段和第414段的款项,是扣除中国税费之后的款项;(422)驳回所有其他诉请。
2013年6月24日,多氟多公司认为《最终裁决书》有漏裁利息事项,申请补遗漏裁事项。2013年10月8日,仲裁庭作出《关于费用的决定和补遗》,内容为:(72)驳回多氟多公司申请仲裁庭就《最终裁决书》第418自然段中裁决给成可公司的金额,按年利率5%或其他利率支付从《最终裁决书》作出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期间的利息而作出额外裁决的请求;(73)多氟多公司应向成可公司支付4176英镑和5415.75瑞士法郎;(74)驳回其他所有诉请。
三、当事人申请及答辩意见
2014年4月11日,成可公司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2014年6月6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新乡中院。成可公司申请:1.承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就18046/JHN/GFG案作出的《部分裁决书》、《最终裁决书》以及《关于费用的决定和补遗》。2.强制执行以上三个仲裁裁决:(1)多氟多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成可公司涉A1F3技术,在多氟多公司履行了生效裁决书全部义务后,并同意按时支付每月10万欧元罚金的前提下,才可继续使用申请人的涉A1F3技术;(2)根据《最终裁决书》和《关于费用的决定和补遗》,在进行抵扣后,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支付4811136.24欧元,以及这些款项从2015年4月29日开始计算,到多氟多公司实际付款日止,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损失;(3)在2015年4月29日后,如果多氟多公司继续使用成可公司的涉A1F3技术,则按每月10万欧元计算向成可公司支付罚金,以及每月到期罚金、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损失,计算到实际付款日止。3.多氟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成可公司在中、德、瑞三国为本案产生的律师费以及成可公司及其代理人为本案产生的公证、认证及翻译费用。
多氟多公司答辩称:涉案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所列之数种情形,同时也存在违反我国有关执行程序方面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裁定不予承认与执行。
1.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使用的法律与为其授权在仲裁程序中使用瑞士法律——《瑞士民法典》严重不符,即与约定的仲裁程序不符。具体表现为:(1)《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诚实信用的行为。一、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二、明显地滥用权力,不受法律保护。”在仲裁庭审理期间,多氟多公司提交了指定专家朱某山教授的专家报告至仲裁庭,该报告明确阐明:“错误的物料走向和错误的物料、能量平衡,得不出正确的化工工艺设计。”然而,仲裁庭在《最终裁决书》第187段却认定:“但是,朱教授并没有说明申请人的错误(物料走向,物料、能量衡算)是否会影响(成可非专利技术)。”该专家报告被仲裁庭恶意隐瞒及杜撰,严重违背了《瑞士民法典》的上述规定。同时,也能证明仲裁庭违背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没有公平合理地对待双方当事人。(2)《瑞士民法典》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一)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二)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三)在前款条件下,法官应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及《化工工艺过程计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确定化工界存在经实践确定的学理,即:“错误的物料走向,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得不出正确的化工设备的工艺设计与选型。”然而,仲裁庭却明显违背该基本学理,违背正常的逻辑思维和科学分析方法,认为“错误的物料走向与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和认定成可技术是否错误没有关系”,其行为与《瑞士民法典》上述规定相违背。(3)《瑞士民法典》第三条规定:“(一)依照本法以善意所进行的行为,其法律上的效果,应推定为善意存在。(二)就其具体情况,凡未达到一个善意人应达到的程度的人,无权援用善意。”仲裁庭成员之一乔安・斯蒂奇迈尔教授有专业化工背景,精通化工工艺过程设计,对“错误的物料走向,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得不出正确的化工设备的工艺过程设计与选型”这一最基本的经过实践确定的化工设计学理是明知的,然而在明知该学理的情况下,仲裁庭却达成一致意见得出与该学理相悖的结论,明显属于明知错误而为之的恶意行为,滥用权力,违背了上述《瑞士民法典》所规定的善意行事原则。  2.多氟多公司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未能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对案件提出意见,完全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中第一款第(乙)、第(丁)项之规定,该裁决不应被承认和执行。仲裁期间,成可公司在提交关键证据C-46时,不符合《第1号程序令》关于语言的规定。《第1号程序令》规定证据材料的表述语言应为英语,但成可公司却将没有翻译为英文的C-46提交给仲裁庭;仲裁庭要求成可公司提交该证据的时间为2012年4月20日之前,但成可公司提交该证据的时间为2012年4月27日。多氟多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与约定的仲裁程序不符,仲裁庭却对该异议既未进行审查,也未给予程序上的适当通知,裁决时突然使用该证据,致使多氟多公司未能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其行为也违反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在任何情况下,仲裁庭应公平合理并确保每一方当事人都有合理的机会陈述其案情”之规定。  3.仲裁庭违背《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丙)项之规定,裁决存在超裁情形。仲裁期间,成可公司的诉求为:多氟多公司应停止未经授权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然而,仲裁庭裁决结果却为: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技术,直到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姑且不论成可技术是否可行,就仲裁结果而言,其行为明显超出仲裁协议双方的授权范围及成可公司的诉求。仲裁裁决涉及了仲裁协议所没有提到的“经成可公司授权多氟多公司可以依额度使用的成可技术”,其结果严重侵害了多氟多公司的合法权益。  4.承认和执行该《最终裁决书》将违背我国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是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包括文化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宗教秩序等。我国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具体规定,在我国经济秩序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必将违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制定的标准,必将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然而,仲裁庭认为多氟多公司除应赔偿成可公司因此遭受的32万欧元的实际损失之外,另行支付成可公司比我国法律规定最高赔偿金还高26倍的违约金,严重违背了我国法律基本原则,必将扰乱我国社会经济秩序。同时,惩罚性违约金裁决不仅违背我国公共秩序,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惩罚性违约金不被承认与执行也是目前国际仲裁领域的主流。在本案仲裁地所在国瑞士及成可公司所在国德国都有案例认为:惩罚性违约金裁决因违背该国公共秩序,不被承认。所以,《最终裁决书》有关惩罚性违约金的部分违反我国公共秩序,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  5.成可公司在我国的欺诈行为,严重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挑战我国公共秩序的底线。2005年12月11日,成可公司与多氟多公司签订协议之前,已经于2004年与浙江汉盛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盛公司)签订提供同样技术的服务协议。但在履行过程中,出现多处严重技术错误,建成装置不能运行。在成可公司技术毫无价值的前提下,成可公司又与多氟多公司签订协议,但对已经发生在汉盛公司的严重错误只字不提,故意隐瞒其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的客观事实。与成可公司签订技术合同的中国企业中,汉盛公司破产,其他三家公司因经营失败停产。成可公司在我国的民事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我国企业接二连三上当。如果认可这种欺诈行为的裁判在我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将违背我国法律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导致更多中国企业蒙受损失。除此之外,在本案诉讼程序过程中,成可公司在证据提交和质证上也出尔反尔,存在多项严重失信行为。  6.《最终裁决书》的裁决事项不具备确定性,不可执行。成可公司提交的《最终裁决书》(译文)第414段为:“多氟多公司需要从2011年3月23日至裁决日,每月支付10万欧元罚金,被申请人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欧元罚金,直到2016年8月31日止。”但成可公司的翻译存在严重错误,有意篡改了原文内容,成可公司增加了“至裁决日”这一原文中根本没有的内容。该部分正确翻译应为:“多氟多公司应当从2011年3月23日起,向成可公司每月支付10万欧元罚金,并且只要被申请人有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欧元罚金,但不晚于2016年8月31日止。”该部分内容要求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每月支付10万欧元,虽然有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即2011年3月23日,但没有止点,因此该裁决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该部分内容要求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支付一定金额,是附条件的,即“只要多氟多公司使用成可公司技术”。这个条件是对一个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如果双方对此有争议,应当重新提交仲裁庭来判断。所以,仲裁裁决要求多氟多公司一定时间段内附条件地向成可公司支付一定数目的罚金,是不确定的,不具有执行性。四、新乡中院审查意见
本案是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裁决纠纷,我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均是《纽约公约》的加入国,根据《纽约公约》第一条“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之间争议而产生且在产明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本案应当以《纽约公约》为依据来审查申请人的申请。同时,由于本案需要在我国进行执行程序,因此也需要符合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执行方面的规定。
1.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所规定“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之情形。成可公司在向仲裁庭提交证据C-46时,在时间上确实比仲裁庭规定的时间表晚7天,且该证据的表述语言为中文,没有按照《第1号程序令》的要求翻译为英文。不过,虽然多氟多公司就上述问题表示了异议,但没有就此问题向仲裁庭提出专门的程序性异议;更为关键的是,多氟多公司在其RS-8的陈词中(160—167段),对C-46发表了实质性意见。不论C-46在提交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多氟多公司都收到了该证据,并对该证据发表了实质性意见。因此,并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所规定“未接到程序上的适当通知致未能申辩者”的情形。  2.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丙)项所规定“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之情形。根据《最终裁决书》第108段及《成可公司的仲裁请求》,可以确定成可公司在申请仲裁时,向仲裁庭的请求是:“多氟多公司停止使用成可公司未经授权的技术及因未经授权使用而应支付违约金。”根据《最终裁决书》第414段、第415段,可以确定最终裁决的主文是:“多氟多公司如后续有使用成可公司技术的行为,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元罚金”,“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最终裁决书》第414自然段所裁决的款项全部付清为止”。该主文中的用词确实没有使用“未经授权”的字眼来修饰“成可公司的技术”。虽然在《最终裁决书》第359段及361段部分,仲裁庭论述相关问题时使用的是“未经授权的成可技术”的字眼,但是在裁决的主文中却是要求多氟多公司停止使用“成可技术”而非“未经授权的成可技术”。《最终裁决书》的主文部分是裁决的结论,是整个裁决书中最核心的部分,应当是权威严谨的、明确具体的、不应被解释的。因此,应当严格从字面意思来判断《最终裁决书》的结论部分,即要求多氟多公司停止使用“成可技术”而非“未经授权的成可技术”,仲裁庭的权限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对于当事人请求范围以外的事项,仲裁庭不享有裁判权。因此,本案中仲裁裁决超出了当事人请求范围,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丙)项所规定的情形。  3.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丁)项所规定“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之协议不符”之情形。
(1)关于因适用准据法《瑞士民法典》的问题,仲裁庭是否存在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是双方选定的仲裁规则,该规则第四章是对仲裁程序的规定,仲裁庭在处理仲裁案件时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即属于仲裁程序方面的错误。该规则第四章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自由约定由仲裁庭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则。”在A1F3合同中,双方于仲裁条款中已经明确约定准据法为瑞士法,因此《瑞士民法典》作为瑞士法中最基本的民事实体法,仲裁庭在处理实体问题时应当以此为基本法律依据。如果在处理实体问题时,仲裁庭没有以此作为实体法律依据,则仲裁庭的行为将不仅是一个实体错误,也将会违反《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中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定。
“错误的物料走向,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不可能导致正确的化工装置工艺、设备设计选型”是化工领域的一个基本原理。该原理由相关理论界和实务界出具的书面材料所证实,且相关化工教科书中也有阐述。在判断何为成可公司技术及成可公司技术是否可行这个实体问题上,仲裁庭应当以上述化工原理为理论依据,以《瑞士民法典》第一条第三款中“法官应当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之规定为实体法依据。但是仲裁庭在处理该实体问题时,却认为:“成可技术虽然在物料走向与物料、能量衡算方面存在错误,但是并不影响正确的化工装置工艺与设备的设计选型。”(详见《最终裁决书》第186-190段)。显然,仲裁庭在处理该实体问题上,违反正常的科学思维逻辑,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即没有将《瑞士民法典》的该条规定作为准据法来适用。因此,仲裁庭的该行为也违反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即违反了双方约定的准据法适用方面的仲裁程序,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T)项所列情形。
关于仲裁庭的行为是否因《瑞士民法典》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而违反仲裁程序的问题。由于该两个条款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原则及不得滥用权利的规定,都应当是对民事主体的调整,因此,仲裁庭即使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有不诚信、不善意或滥用权力的行为,其行为也不应直接受该两个条款所调整。除非是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存在不诚信或滥用权利的行为,仲裁庭没有以此两条为准据法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时,才能认为是仲裁庭违反了仲裁程序。因此,仲裁庭的行为没有因《瑞士民法典》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而违反相关仲裁程序。
(2)关于因仲裁证据C-46的语言表述问题,仲裁庭是否存在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
在证据材料该用何种语言表述的问题上,《第1号程序令》A部分第(10)条规定的但书部分,不能被适用。理由如下:从《第I号程序令》的编排体例上看,该程序令由A—I共九部分组成,其中A部分是对陈词和其他通讯资料方面的程序性规定,C部分是对文件材料使用语言的程序性规定,其他各部分则是分别对证物、证人或庭审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各部分所要解决的程序性问题都是具体明确的、不同方面的,每部分里面的具体条款是不能够相互涵盖的。因此,A部分第(10)条的但书规定,仅能对该部分所指向的陈词或其他通讯资料方面的程序性问题适用;从A部分第(10)条的具体内容来看,该条原文表述为:“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ignore factual allegations and offers of evidence..., but it is not bound to do so.”其中,“offers of evidence”翻译为中文应当是“证据的提交”而不是“提交的证据”。显然,该条是对证据提交或提及的行为方式的规定(正如A部分其他条款中对证据的提及方式作出了多项具体要求),而非对证据本身语言表达方式的规定。因此,该但书条款不能被适用于证据本身语言表达方式的规定;关于仲裁使用语言的问题,不仅在《第1号程序令》C部分有所体现,而且在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中也有明确规定,即“仲裁在瑞士苏黎世用英语进行”。据此,在语言使用问题上,不仅要根据《第1号程序令》C部分的规定,在所有文件上用英文表述;而且也要根据仲裁条款的约定,在整个仲裁过程中所有的仲裁程序都要用英文进行。因此,《第1号程序令》A部分第(10)条的但书条款,仅能在陈词或其他通讯资料方面适用,而不能够扩大适用于其他仲裁程序的任何方面。
所以,仲裁庭接受并采信成可公司提交的没有经过翻译的关键证据C-46的行为,违反了《第1号程序令》C部分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对于语言的约定。
4.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乙)项所规定“承认或执行裁决将和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之情形。
在承认和执行制度中,公共秩序保留应理解为当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将与承认执行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基本观念或者基本法律原则相抵触时而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的一种制度。
填平原则即补偿性赔偿原则是我国民事赔偿制度中的基本原则,虽然我国在极个别领域也认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存在,但适用的范围非常窄,惩罚的力度非常小,该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
本案中,《最终裁决书》在第324段、第325段认定:“仲裁庭将成可公司因多氟多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技术而遭受的损害评估为32万欧元。该数额最好地反映了成可公司因未能就多氟多公司新建A1F3生产线一事签订排他使用修订而遭受的损失。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32万欧元。”但在认定成可公司的实际损失是32万欧元之外,仲裁庭又认为多氟多公司应当承担惩罚性违约金,并在《最终裁决书》第254段认定:“多氟多公司应当向成可公司支付每月10万欧元的罚金,只要被申请人继续使用申请人的技术,从2011年3月23日开始,每月继续支付10万欧元罚金,但不晚于2016年8月31日止。”按此计算,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高达660万欧元,是成可公司实际损失的20多倍。因此,仲裁庭裁决多氟多公司支付高额惩罚性违约金的行为违背了我国民事赔偿领域的法律基本原则,违反了我国公共秩序。
5.关于《最终裁决书》的裁决事项是否具备确定性、可执行性的问题。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在执行程序上也应当符合我国关于执行方面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在给付内容上不明确,则人民法院将无法予以执行。
《最终裁决书》第414段为:“多氟多公司应当从2011年3月23日起,向成可公司每月支付10万欧元罚金,并且只要多氟多公司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需要每月继续支付10万欧元罚金,但不晚于2016年8月31日止。”
从该裁决主文内容可以看出,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每月支付10万欧元,虽然有明确的起点,即2011年3月23日,但却没有明确的终点,且裁决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支付一定金额也是附有条件的即“并且只要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因此,《最终裁决书》的该项给付内容不明确,不具有可执行性。
综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处理双方当事人纠纷时,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丙)项、第(丁)项,第五条第二款第(乙)项所规定之情形,同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因此拟裁定不予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所作的第18046/JHN/GFG号仲裁裁决。
五、我院处理意见
经审查,我院认为: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的规定,应根据我国加入的《纽约公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进行审查。
1.本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即“承认或执行裁决将和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的情形。
就仲裁庭裁决多氟多公司支付高额惩罚性违约金的问题,在成可公司根据涉案A1F3合同中有效的仲裁条款就违约金问题提请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庭对违约金作出评判,是仲裁庭的权力,同时也是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应当承受的结果。违约金数额高低不能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即本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情形。
2.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即“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情形。
对比《最终裁决书》上载明的成可公司仲裁请求与仲裁庭所做仲裁裁决,对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以及“多氟多公司向成可公司支付所有到期应付款项之前停止使用成可公司技术的范围”这两个方面,仲裁裁决存在超出仲裁请求的情形,但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的规定,仲裁庭仲裁裁决部分存在超出仲裁请求情形虽有不妥,但并不足以导致对涉案仲裁裁决事项的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即仲裁裁决中超裁部分(414)、(415)及(417)不予承认和执行,其他仲裁裁决结果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3.关于《最终裁决书》的裁决事项是否具备确定性、可执行性的问题。
对该问题,本院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虽然仲裁裁决内容是否具备确定性不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两款所列情形之一,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凡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和涉台经济、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的精神看,人民法院对此可以审查,且一旦承认该裁决内容不确定的仲裁裁决,后期执行部门即不能再行审查,必然导致案件无法正常执行,同时仲裁裁决中不具有确定性的部分也是存在超裁情形内容,故对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少数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四条“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对申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不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两款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执行;如果认定具有第五条第二款所列的情形之一的,或者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有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的规定,对本案的审查应按上述规定和范围进行。多氟多公司称涉案仲裁裁决不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但该情形并不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两款所列情形之一,新乡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多氟多公司的该项理由进行审查不当。多氟多公司称涉案仲裁裁决不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涉案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4.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即“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之协议不符”情形。
对于仲裁证据C-46的语言表述问题,本院在审查时形成了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仲裁庭《第1号程序令》明确要求证据材料的表述语言为英语,仲裁庭却违反约定的仲裁程序,直接采信表述语言与约定及仲裁规则不符的中文证据,而证据的提交、质证、认证本身即属于程序问题,故可以认定仲裁庭违反仲裁程序。因此,对该问题同意新乡中院的审查意见,即因仲裁证据C-46的语言表述问题,仲裁庭存在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
少数意见认为:虽然成可公司并未提交该份证据的英文件,但根据《第1号程序令》A部分第(4)条“书面申诉材料应可以解决事实和法律问题。应随附所有相关文件,如证物、证人证词、专家报告及法律参考文件”的规定,《第1号程序令》A部分的标题虽为“陈词和其他通讯资料”,不能得出A部分的内容不适用于证据提交等程序性事项,同时A部分第(10)条明确规定“仲裁庭可能会拒绝不够详尽或未完全按照程序规定提交的事实主张和证据,但并非强制性规定”,故仲裁庭接受该份证据并不违反仲裁规则,多氟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对该份证据也发表了质证意见,且证据问题也不等同于仲裁程序问题。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
就多氟多公司所主张的“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使用的法律与为其授权在仲裁程序中使用瑞士法律不一致,构成与约定的仲裁程序不符”,本院审查时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仲裁庭的裁决结果与“错误的物料走向,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得不出正确的化工设备的工艺设计与选型”这一化学基本原理相悖,裁决结果有失公允,虽该问题属于实体问题,但结合仲裁裁决在证据C-46采信方面存在语言方面的违反仲裁程序的问题,对该裁决也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少数意见认为:从多氟多公司陈述的具体理由看,即“多氟多公司提交的专家报告被仲裁庭恶意隐瞒及杜撰,仲裁庭的该行为与化工原理及《瑞士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相违背”,多氟多公司所主张的该情形并非程序问题,而系实体问题,并非人民法院审查范围,且在多氟多公司的陈述中,其也认可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所使用的法律系瑞士法律,与“为其授权的法律”一致。故不能据此认定涉案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
5.对于多氟多公司所提其他事项,本院同意新乡中院的审查意见。
综上,我院在研究本案时有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对仲裁裁决应拒绝承认及执行。具体理由为:仲裁证据C-46的语言表述与双方选定仲裁程序所约定使用的语言不一致,仲裁庭存在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仲裁裁决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执行;涉案仲裁裁决与化工界基本原理“错误的物料走向,错误的物料、能量衡算得不出正确的化工设备的工艺设计与选型”相悖。
少数意见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可予以部分承认和执行,对于超过仲裁请求部分仲裁事项不予承认和执行,即仲裁裁决中超裁部分(414)(415)两项以及(417)(421)项中涉及(414)的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对其他仲裁裁决内容予以承认和执行。但该意见同时产生两个问题需向贵院一并请示:1.涉案仲裁裁决第(414)(415)两项裁决结果存在超裁情形,
对这两项裁决结果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还是应该对这两项裁决结果中仅超裁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2.《最终裁决书》的裁决事项是否具备确定性、可执行性的问题虽不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但如果部分承认该涉案仲裁裁决,执行时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我院倾向于多数意见。特报贵院审查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法〔2020〕9号)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职责,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激励队伍,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等200个集体“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海东等259名同志“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今后工作中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扎实苦干,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附件1
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
天津市
静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津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机关事务管理处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处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博野县人民法院小店人民法庭
黄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永清县人民法院永清人民法庭
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平陆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内蒙古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乌力吉木仁人民法庭
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嵯岗人民法庭
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牧区巡回法庭
辽宁省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
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盖州市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大连海事法院鲅鱼圈法庭
吉林省
永吉县人民法院岔路河人民法庭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大安市人民法院安广人民法庭
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综合审判庭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信访办公室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基层科
集贤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桦川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桃山中心人民法庭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爱辉人民法庭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江苏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金山湖人民法庭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余姚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安吉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天台县人民法院政治部
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离退休工作处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十八里人民法庭
石台县人民法院丁香人民法庭
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仙游县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
龙海市人民法院角美人民法庭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
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桃花人民法庭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唐江人民法庭
余干县人民法院白马桥人民法庭
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二庭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沂源县人民法院东里人民法庭
广饶县人民法院大王人民法庭
东平县人民法院宿城人民法庭
武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阳谷县人民法院工业园人民法庭
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
宜阳县人民法院北城区人民法庭
汝州市人民法院钟楼人民法庭
温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光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济源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湖北省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郧西县人民法院上津人民法庭
谷城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钟祥市人民法院丰乐人民法庭
洪湖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红安县人民法院杏花人民法庭
武汉海事法院南通法庭
湖南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浏阳市人民法院园区人民法庭
邵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平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江永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临口人民法庭
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研究室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处
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廉江市人民法院安铺人民法庭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厚街人民法庭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综合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柳州市家事少年案件审理中心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大寺人民法庭
平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湾岭人民法庭
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梁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
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法院羊木人民法庭
大英县人民法院蓬莱人民法庭
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德格县人民法院玉隆人民法庭
贵州省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六人民法庭
福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个旧市人民法院大屯人民法庭
砚山县人民法院平远人民法庭
盈江县人民法院盏西人民法庭
西藏自治区
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萨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改则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培训处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凤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神木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旬阳县人民法院赵湾人民法庭
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人事处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通渭县人民法院榜罗人民法庭
青海省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附件2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名单
北京市
刘海东(满族)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齐 军 丰台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信访组组长
杨 艳(女)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杨晋东 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服务办公室主任科员
豆 鹏 通州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蔡 秀(女)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天津市
王 哲 南开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罗 颖(女)西青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四级警长
金纪娟(女)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审判管理委员会监察室副主任科员
胡艳阳(女,满族)宝坻区人民法院方家庄人民法庭副庭长
河北省
王玉通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科员
王林果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王晓明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海龙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吕 健 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 慧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处处长
李胜利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杨义秀(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助理
陈继承 安新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高占国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处处长
曹文渊 魏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滕云彪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处处长
山西省
申树鹏 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政委
刘鑫宝 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审判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安晓燕(女)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杨青峰 洪洞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武瑞明 五寨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赵红秀(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狄村人民法庭副庭长
殷 莉(女)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常飞飞 沁水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内蒙古自治区
王宇君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法官助理
卢 列 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科员
张金栋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张建军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院长
青格乐(蒙古族)库伦旗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商文义(蒙古族)阿尔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梁建学(女)满洲里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辽宁省
王继余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科法官助理
刘亮亮 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李一夫 辽河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副科长
何兴海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计划财务装备处处长
张岩松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处处长
赵子军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
赵丹阳(女,满族)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赵剑虹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徐春艳(女,蒙古族)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谢文波(满族)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吉林省
刘 浩 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书记员
刘明晶(女)通榆县人民法院开通人民法庭庭长
李 鹏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邹秀芳(女)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辛 江(女)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夏玲灵(女)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教育处处长
黑龙江省
卜洪元(满族)农垦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王新宇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付春红(女)依安县人民法院红星人民法庭庭长
安 莉(女)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 肇源县人民法院新站人民法庭庭长
李庆贺 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科员
张弘默 北安市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
赵建佳 铁力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贾立仁 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曹彦林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
卫志强 奉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何 渊 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
陆 诚(女)高级人民法院信息管理处应用管理科科长
贾 路 宝山区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倪中月(女)金融法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韩 (王莹)(女)嘉定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江苏省
王 玲(女)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朱正明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刘金宝 灌南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孙宪腾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李婷丽(女)邳州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杨 菁(女)泗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余海涛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装备处副处长
陈海燕(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警政科科长
罗海峰 建湖县人民法院高作人民法庭庭长
周 峰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装备处副处长
周 琪(女)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科员
徐 俊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涂明珠(女)仪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信访接待科副科长
曹 霞(女)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员
浙江省
王亚萍(女)义乌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王鲁芳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三级高级警长
孔 敏(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孙聪碧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邹 宏(女)宁波海事法院政治部二级主任科员
陈如良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金 娜(女)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周培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徐飞豹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章朝辉 象山县人民法院司法行装科科长
安徽省
马雪松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吕 强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处处长
杨 青 濉溪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张 敏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张正超 霍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
周 程 当涂县人民法院石桥人民法庭副庭长
章胜莲(女)枞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程家宾 歙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
谢乐乐(女)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福建省
许锦艺 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监察科副科长
苏燕伟 永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李泗峰 连城县人民法院政治处副主任
李缘缘(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肖春水 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张雨霏(女)柘荣县人民法院办公室科员
陈萍萍(女)厦门海事法院海事审判庭庭长
洪彦伟 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江西省
刘 锋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科员
李 鸿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吴思悦(女)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政治处科员
何 俐(女)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张 苇(女)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罗威威 遂川县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室科员
洪莉倩(女)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谌志卫 南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山东省
于 杨(女)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副庭长
王小木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王建军 青岛海事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朱秀平(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培训处处长
延 颜(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刘美玲(女)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齐 新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
祁云奎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处处长
许学同 郓城县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
李朝霞(女)莱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张 炜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张小雪(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
张立新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傅晓燕(女,壮族)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裴智璞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河南省
王少华 平舆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朱晨雷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刘丽娜(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孙 芳(女)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孙志伟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李 冰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 强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胜利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处处长
宋志刚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警政科科长
张 恒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张彦召 临颍县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张彦兵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陈 巍(女)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孟相军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总队长
崔俊杰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游河人民法庭庭长
湖北省
丁 盼(女)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王 琼(女)大悟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江冰洁(女)宜城市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李申忠 来凤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罗 琴(女,土家族)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高 虹(女)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蒋 正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韩 伟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蔡 剑(女)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熊苑苑(女)通山县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
湖南省
文 彬 宁乡市人民法院灰汤人民法庭庭长
李 艳(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李赞荣(女,苗族)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政委
杨 晋(女)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张 波(女)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周光清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庭审判员
曹满贵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粟 伟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傅新兵 桃江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谭天梯(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广东省
王 念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邓少琴(女)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朱莉娜(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李英财 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杨炳华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林 兵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周冠宇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侯向磊 广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
施伟强 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高少哲 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郭道贵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辜恩臻(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曾志科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处副主任
谢 纯(女)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丘耀辉 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燕强 桂平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陈顺光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唐光席 扶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黄尤贵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黄启平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曹 阳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黎健乐 苍梧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海南省
叶 茂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沈美萍(女)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重庆市
田桔光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
苏 维 永川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张海瑞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莫运垠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处副处长
梁 蓉(女,土家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庭长
彭 鹏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部处二级主任科员
四川省
王士雨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观音人民法庭副庭长
王正胜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处处长
田冬梅(女)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三庭副庭长
付振堂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向 波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李春霞(女)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李荣晟(土家族)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张莹莹(女)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周庆丰(羌族)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高 宁 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蒋映凯 普格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曾造贵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贵州省
付 君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张海波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陈福江(布依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庭副庭长
唐有临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蒋 炜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程航航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戴胜洲(土家族)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云南省
王锦华(彝族)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刘建芳(女,藏族)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培训科副科长
邱 林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何洪刚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沈金海 通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
张 敏(女,哈尼族)勐腊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周盈爽(女)贡山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段莉萍(女)楚雄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西藏自治区
索朗央宗(女,藏族)仁布县人民法院院长
嘎玛旺曲(女,藏族)措勤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陕西省
王建民 丹凤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冯 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朱爱琳(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员
刘建峰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张婉婉(女)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教育处副处长
范 江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蒋万利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庭长
薛 磊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甘肃省
孔小东(土族)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科长
宋艳刚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办公室主任
张东明(回族)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胡维洲 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袁广奎 永昌县人民法院清河人民法庭庭长
曾志年 榆中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青海省
亓娅楠(女)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宣传教育处干部教育科科长
韩占贤(撒拉族)甘德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文智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
刘志聪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马文俊(女,回族)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牛挺学 沙湾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艾尼瓦尔·艾则孜(维吾尔族)库车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杨 力 奎屯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吾不力艾山·买提肉孜(维吾尔族)于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张红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三庭审判员
郝建军 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梁 勇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解放军
朱家志 总直属军事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刘 鹏 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王 刚 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陈玉东 伊宁垦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四级主任科员
最高人民法院
李 勇 第三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
佟 姝 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精河县人民法院大河沿子人民法庭
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刑事审判一庭
解放军
长沙军事法院第二审判庭
济南军事法院第一审判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三庭第七合议庭
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6号建议的答复
印萍、吴立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海洋生态环境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机制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科技部、应急管理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修订完善相关法律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2018年3月2日,我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规定,提供了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统一操作依据,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行政诉讼的特点和规律。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经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开五个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公益司法保护道路。
党中央的重视和法律的赋权,为检察机关做好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强保障和根本依据。但从当前实际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制度供给不到位仍是制约公益诉讼工作进一步开展的短板。国家层面的立法往往周期较长,同时,对于是制定专门的公益诉讼法,还是通过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或者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对公益诉讼加以具体规定,目前还有较大争论。从制度发展现状看,再次修法很有意义但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就法律修订和制度完善问题,我们拟分步骤分层次加以解决:一是已将办案规范体系建设纳入2019年最高检公益诉讼工作计划要点,尽快修订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两个办案指南,研究制订公益诉讼办案规定。二是加强与最高法的沟通协作,推动检法两家就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实施中的新问题尽快达成新的更多共识。三是积极推进地方层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如,2019年1月7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这是国家立法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以来,全国首个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落实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专项决议,为解决检察公益诉讼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地方性制度依据,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随后,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级检察院以机构改革特别是公益诉讼检察机构单设为契机,争取地方党委、人大的重视支持,推动出台地方人大专项决议,并在其中对辖区内各级检察院公益诉讼履职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关于“明确检察机关提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身份定位、明确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调查核实权及检察机关提起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于该建议,现各主办及协办部门意见不一。如生态环境部认为,现阶段不宜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7年12月《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将检察机关纳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自然资源部认为,海洋生态资源领域公益诉讼具有特殊性,现阶段该领域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尚不确定,并表示可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我院认为,海洋环境资源作为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检察机关是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当然主体。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以入海排污口设置不规范、陆源污染防治力度不够、海上污染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相对滞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五个方面问题为重点开展工作。要求在线索摸排、诉前程序的基础上,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行政机关仍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社会组织没有起诉的情况下,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已有检察机关就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强与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联系配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能作用。
三、关于“建议最高检加强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主管部门的协作配合"
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打好“组合拳"。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创立之初,便十分重视同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作,了解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发现案件线索,有针对性地加强顶层设计、方向引领,在案件来源、司法鉴定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真正发挥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作用。我院不同层面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就加强协作配合、办案指导、解决鉴定难等问题都交换了意见。2018年10月,最高检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召开了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座谈会,会后签署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制机制、健全协作配合、深化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衔接、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建立人员交流和培训机制等达成了共识。今后,最高检将在此指导性文件基础上,进一步与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沟通交流,增强协作配合,共同推进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四、关于“建议财政部、科技部、应急管理部支持海洋环境监管部门加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经费、装备、力量的投入力度"
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在2019年生态环境部部门预算中安排了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风险防范项目资金。同时,海洋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也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相关地方各级财政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保障。下一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海洋环境监管部门的支持力度。科技部指出,其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中支持了“海洋生态环境项目群",多个项目成果实现了业务化应用。下一步,科技部将继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科技支撑力度,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应急管理部指出,其与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会签了《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并在大力开展国家应急体系建设中充分考虑海洋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衔接配合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衔接配合的规定》的通知
(高检会[201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现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衔接配合的规定》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司  法  部
2017年11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衔接配合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衔接配合,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提升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质量和效果,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信访人提出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事项性质、管辖分工依法审查受理。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引导到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或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对同一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两个以上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接待机关应当对其他有管辖权的机关是否已经受理该信访事项、是否已经就该信访事项作出法律结论进行核查,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管辖存在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机关协调解决。
第三条 控告人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既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议、复核申请,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请求,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且正在审查程序当中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控告人待公安机关处理完毕后如不服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请求;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法律结论的,公安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终止办理,但发现有新证据的除外。
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刑事复议、复核,直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控告人如检察机关受理后公安机关将不予受理的后果,并引导控告人先行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控告人坚持立案监督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第四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情形之外的侦查活动违法行为,既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办案机关已经受理且正在处理程序当中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申诉人待办案机关处理完毕后如不服再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法律结论的,办案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终止办理。
未向办案机关申诉、控告,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申诉人如检察机关受理后办案机关将不再受理的后果,并引导申诉人先行向办案机关申诉、控告。申诉人坚持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申诉人不服生效刑事判决、裁定,既向人民法院提出刑事申诉,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一方已经受理且正在审查程序当中的,未受理机关暂缓受理,并告知申诉人待已经受理的机关处理完毕后如不服再提出申诉。
第六条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由作出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人民检察院不得以超过申请监督期限为由不予受理。
第七条 信访人因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信访答复行为重新设定了信访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信访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除外。
第八条 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案件应当编立案号,纳入案件质量监管和业绩考评。
人民检察院认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符合终结条件的,可以书面建议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予以终结。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启动终结审查程序,并将终结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对已经依法终结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按照本地区终结案件移交办法,报请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党委政法委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移交信访人住所地的乡镇、街道或者相关单位,落实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和帮扶救助工作,并配合做好法律释明和政策解释工作。
人案分离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案件,由终结决定单位对口移送信访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按照该地区终结移交办法处理。存在争议且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协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可以直接移送终结材料。省级以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联络员,负责协调人案分离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案件的移送、接收工作。
第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信访人应当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属地公安机关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处置,对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审判。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被处罚人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二条 对于当事人救济权利已经充分行使仍缠访缠诉,社会影响较大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联合接待信访人,或者联合召开案件听证会,共同做好化解息诉工作。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因工作需要调阅、借阅、查阅、复制卷宗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提供。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依照相关规定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的,有关机关应当配合。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开放涉法涉诉信访信息系统接口和数据,支持、配合涉法涉诉信访信息联网平台和数据库建设,共享信访信息和案件处理情况。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协作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3起涉国家安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3起涉国家安全典型案例
(2018年4月15日)
昆明火车站“3·01”暴恐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日,一伙暴徒在昆明火车站持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依斯坎达尔·艾海提、吐尔洪·托合尼亚孜、玉山·买买提死刑;以参加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帕提古丽·托合提无期徒刑。
【法律链接】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反恐怖主义法》第七十九条 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标志,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帮助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二十条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张某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
【基本案情】
2016年年初,张某某通过手机移动上网下载暴力恐怖视频和图片。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间,张某某先后将下载的部分暴力恐怖视频和图片上传至QQ空间,供他人浏览。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认定被告人张某某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法律链接】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反恐怖主义法》第四条第二款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三 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及张某(张帆之弟,时年12岁)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吕迎春、张帆、张立冬明知“全能神”系已经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仍然纠合教徒秘密聚会,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2014年5月28日,为宣扬邪教、发展成员,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及张某在山东招远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遭被害人吴某某拒绝,张帆、吕迎春遂共同指认吴某某为“恶灵”,并伙同张立冬、张航、张巧联及张某将吴某某杀害。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数罪并罚判处张帆、张立冬死刑,判处吕迎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航有期徒刑十年,判处张巧联有期徒刑七年。
【法律链接】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款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婚赠与行为法律效力及时出台合乎法理的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认为涉婚赠与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在没有与对方缔结婚姻或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赠与行为所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同意您的观点。
对于婚前给付财物的性质问题,有学者称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即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一般数额较大。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或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在农村特别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来说,结婚给付财物(俗称彩礼)的现象比较普遍,通常是因旧俗所累,并非自愿。当两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予以返还,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这也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
针对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彩礼纠纷,为了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上述司法解释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据有关统计,全国法院2014年一审受理的“婚约财产纠纷"为23092件,2015年为26088件,2016年为24545件。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予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当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41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41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立法设立调解前置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诉前调解工作。2016年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二十七条规定:“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探索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范围和案件类型。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2019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全力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当事人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前端。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强“法院+社会”多元解纷格局建设,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12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会、商会、行业专家、律师学者、退休法律工作者、基层干部、网格员等解纷力量参与多元调解,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类型化调解工作室,加强诉前调解引导辅导服务,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社会力量调解解决在诉前。2021年,全国法院依托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诉前调解纠纷超过1000万件,调解成功610.7万件。
您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建议在民事诉讼立法层面增加设立调解前置制度,我们深表认同。从法院工作实际看,因缺乏立法方面支持,法院在引导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选择诉前调解方面还面临诸多问题困难;相关职能部门因缺乏明确合理分工,各方面解纷资源统筹配置不到位,联动配合不足,未能形成有效化解合力;各地多元解纷工作模式不统一,地区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调解员培训尚未形成规范体系,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力量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元解纷需求;市场化调解试点刚刚起步,调解员经费保障仍受制于各地财政水平,难以充分调动调解员积极性,充分释放诉前调解活力与效能;等等。这些短板问题亟待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
您建议开展相关立法调研,将调解前置尽早列入立法研究议事日程。我们将以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为抓手,加强线上线下诉前多元调解实践,以在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的人民法院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研究基地为依托,总结上海等地调解前置工作经验做法,适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沟通,对允许授权开展试点的,做好支持配合,制定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为下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实践基础。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21日 (2018)最高法民他98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粤高法仲复字第10号《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仲)及其原分会因对仲裁规则的修改适用、仲裁案件的管辖权等问题产生争议而引发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对案涉仲裁裁决是否应予执行的问题,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就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其原分会等仲裁机构所作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案件请示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5号批复)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根据仲裁协议的约定,中国贸仲对案涉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案涉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协议签订于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南贸仲)2012年更名之前。根据本院15号批复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华南贸仲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另,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裁定亦确认中国贸仲不是双方当事人选定的仲裁机构,并确认华南贸仲是双方当事人选定的仲裁机构。本院 15号批复第三条适用的前提是人民法院并未受理当事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并作出相关裁定。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当事人为明确仲裁机构的管辖权而提起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对有权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作出认定。
综上,中国贸仲并非案涉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其对本案争议不享有管辖权,无权仲裁。同意你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1年10月25日)
实现安居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住房问题,一头连着百姓,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关系千家万户基本生活保障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国之大计。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切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和检察队伍教育整顿要求,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办好检察为民实事,依法维护人民群众住房方面的合法权益,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次发布的4件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围绕房屋所有权登记、房屋征收拆迁等事关群众住房利益的问题,解民忧破难题,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沈某乙诉浙江省某县人民政府、某县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浙江某县某镇11、12号相邻房屋在1952年被确权为沈某甲所有,登记面积分别为43.96、25.3平方米。而后沈某甲将11号房屋转让给沈某乙、12号房屋转让给章某某。某县房产管理局于1990年就11号房屋向沈某乙颁发第03776号房屋所有权证(33.26平方米,沈某乙未予领取)、就12号房屋向章某某颁发第03640号房屋所有权证(34.61平方米)。2010年11月24日,沈某乙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第03640号房屋所有权证扩大了12号房屋面积,侵害其对11号房屋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撤销该房屋所有权证。某县法院于2011年3月28日以沈某乙与行政机关对12号房屋权属登记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沈某乙不服一审裁定,向某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沈某乙向某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针对行政机关颁发的12号房屋所有权证是否与沈某乙存在利害关系这一争议焦点,某县检察院进行了调查核实:一是调取原始档案进行比对,发现涉案相邻两房屋在1952年至1990年之间未扩建、改建,在1990年房屋所有权档案中南墙界无邻居签字指界。二是无人机拍摄全景图像,结合地面上留下的条石痕迹(涉案房屋因大火于2006年烧毁),证实涉案房屋整体结构与1952年所有权证附图及某镇规划图一致,没有发生过变化。三是利用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专家咨询网,对争议焦点所涉法律问题进行咨询,专家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与沈某乙存在利害关系,沈某乙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合各种证据,某县检察院认为沈某乙所有的11号房屋与章某某所有的12号房屋为相邻户,1990年房产证颁发虚增12号房屋面积,导致11号房屋面积相应减少,沈某乙的利益受损。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与沈某乙存在利害关系,法院以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沈某乙起诉确实存在错误。
本案沈某乙实质诉求是为了解决其房屋所有权登记面积减少、行政机关颁证错误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行政机关在登记房屋面积时确实存在错误,需要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某县检察院向某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1年4月30日,某县法院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判决撤销原行政裁定、撤销行政机关就12号房屋作出的第03640号房屋所有权证。11号、12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后续问题,行政机关依程序作出了处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错误的房屋颁证行为和法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的错误裁定,从当事人的实质诉求出发,在法院未进行实体审理,当事人房屋面积是否减少未得到认定的情况下,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查明案件事实,并加强智慧借助,厘清法律适用难点,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其原来的错误裁定,撤销行政机关的错误房屋登记行为,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一起持续10余年的行政争议划上了句号。
2.王某等41人诉辽宁省某市人民政府履行会议纪要职责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王某等41名申请人系某小区居民,与某单位因新建建筑影响采光权产生纠纷。2011年8月19日,某市人民政府为解决纠纷作出《关于解决某单位干部住宅挡光信访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对受挡光影响的三栋楼141户房屋进行回购作为政府公共租赁住房,同时为某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该建筑建设完成。但有关部门对案涉房屋一直未予回购。2014年4月26日,某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解决某小区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由于某单位住宅不属于公益项目,市政府决定取消对某小区被遮挡住宅回购的决定。
2014年5月11日,王某等46名申请人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某市人民政府履行《会议纪要》规定的回购职责。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某市人民政府不履行《会议纪要》违法。王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责令某市人民政府履行房屋回购的义务或依法对被遮光房屋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该判决未能执行。王某等41人向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要求某市人民政府履行回购义务。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案涉《会议纪要》是某市人民政府为解决居民房屋遮光问题作出的行政允诺,构成某市政府的法定职责,法院依据诚信原则判决政府履行回购义务或对被遮光房屋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并无不当。因判决未能得到执行,案涉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历经多年未能解决,群体性信访风险较大。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组成由检察长包案、分管副检察长负责,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参与的化解专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长先后7次与市、区政府开展磋商,推动某市政府成立了由主管副市长负责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本案。最终促使争议双方同意以补偿方式解决争议。
为彻底解决案涉小区的矛盾纠纷,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提出应当考虑小区全部采光权受影响户的补偿,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得到行政机关的采纳。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行政机关聘请专业机构对案涉小区10栋楼,755户进行了测量,最终确认并形成补偿方案:1.对实测挡光的128户,按7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包括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等;2.对采光权受影响的627户,采取小区整体升级改造的隐性补偿方式,包括房屋本体、配套设施、环境整治、服务设施等。2021年4月30日,某市人民政府书面函复检察机关,补偿资金已拨付到位,补偿工作正在进行中。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长达10年的争议得到整体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诚信政府建设是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行政允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行政机关要积极履行。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基于诚信政府建设要求,着眼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针对困扰群众多年的房屋采光难题,由省级检察长包案化解,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并统筹考虑未提起诉讼但采光权受影响的住房户利益,推动行政机关一揽子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付某诉河南某县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房屋登记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07年,徐某承包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村项目部承建某拆迁安置小区的部分工程项目。竣工后,新村项目部将一处房屋转让给徐某以抵扣工人工资款。付某得知余某的亲戚徐某欲出售该房屋,便请付某父亲为其购买。入住后,付某在交纳水电费时发现户主名字为余某,便多次催促徐某将户主名称变更为付某,并协助办理房产证,后未果。2017年12月,付某父亲在交纳办证费用后,从新村项目部领取到房屋所有权证,此时发现证书上记载的房屋权利人仍为余某,登记时间为2010年3月18日。
2018年5月,付某向县人民法院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及第三人,要求撤销余某的房屋所有权证。之后,县法院工作人员告知付某该案涉嫌刑事犯罪,付某撤回了起诉。同年11月,付某以其购买房屋被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不属于诈骗犯罪未立案,后付某多次信访无果。2019年2月,付某再次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县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机构改革后并入该局)撤销原县房地产管理所为余某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付某不服,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付某向信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虽然法院以申请人撤销后重新起诉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申请的诉求仍有正当性。为化解该起行政争议,检察机关进行了调查核实:调取涉案房屋登记档案和相关购房合同、票据等资料,对涉及该房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听取付某及其父亲、徐某、新村项目部相关人员的意见,了解购房、付款、登记经过,并赴上海向余某当面核实案情;走访该房屋所在地的政府、房屋登记机关,查明土地性质、房屋开发背景,分析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查明,某县原房地产管理所在办理房屋登记过程中,未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登记的依据不足,对于申请登记的材料也未能依法履行查验义务,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促争议化解。听证会上,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人当场表示将依法撤销该房屋所有权证,付某当场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依法向县自然资源局提出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送达。
听证会结束后,县自然资源局书面回复,已对错误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进行注销,今后将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2021年5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了回访,付某表示,感谢检察机关千里奔波为其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揪心事。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坚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办案的根本标准,对于虽然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申请人诉求正当的案件,以求极致的精神加强调查核实,组织公开听证,针对行政行为的违法问题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正错误的房屋登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将人民为中心的检察监督理念落到实处。
4.田某、张某诉山东省济南市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田某的配偶张洪某为济南市某区中医院原职工,2006年因病去世,田某一直居住在该医院分配的房屋内16年。张某的父母为某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原职工,居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屋内,2004年因车祸去世时作为独生女的张某20岁,大学在读,无独立生活能力,张某在该房屋内居住了35年。
2018年,某区人民政府决定对田某和张某居住房屋所在片区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 2018年9月,区粮食局、区中医院分别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偿形式为货币补偿。田某、张某未得到任何补偿。2019年1月4日,拆迁队将田某、张某的居住房屋拆除。田某、张某无其他房屋,田某寄居在亲属家中,张某租房居住,均靠打工为生。
2019年5月31日,田某、张某分别起诉至某区法院,请求确认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9年8月21日,区法院以田某、张某与本案的拆除行为无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田某、张某的起诉。田某、张某不服,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田某、张某向济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21年1月18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田某、张某的监督申请。经审查认为,法院裁定认定田某、张某与该案房屋拆除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当。
根据《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规定,被征收房屋属于单位自管住宅公房的,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被征收人未与承租人达成解除租赁协议但符合房屋承租规定的,应当对被征收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原租赁关系不变。《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直管公房经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房政字〔2018〕72号)规定,原承租人去世的,其配偶可持相关材料向公房经营单位申请承租人自然变更,原承租人已死亡且无符合自然变更条件的当事人,在申请变更直管公房内实际居住的原承租人子女可以向经营管理单位申请直管公房使用权变更。自管公房承租关系的认定可参照直管公房承租关系的认定。根据上述规定,田某、张某享有居住利益,二人的合法居住权利应得到适当保障。法院认定田某、张某与该案房屋拆除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当。
检察机关通过询问田某、张某,了解到二人诉讼目的是作为承租人被安置。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田某、张某诉求合法合理,经与产权单位初步沟通,两家产权单位均存在和解意愿。办案人员数十次与田某、张某及区住建局、产权单位协商。2021年5月18日,在市检察院见证下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约定由区粮食局、区中医院分别为二人各提供一套建筑面积71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二人以公房租赁价格缴纳房租。田某、张某向市检察院提交撤回监督申请书,市检察院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同时,市检察院向区中医院、区粮食局送达检察建议,指出两单位在处理本案纠纷中存在的问题,从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做好息诉罢访工作方面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区中医院、区粮食局均予以采纳并回复。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类监督案件中,聚焦人民法院以当事人与拆迁安置行为无利害关系导致的诉讼程序空转,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紧紧围绕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公房承租权的合法合理诉求,积极与多方当事人沟通协调,促使达成和解协议,使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6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6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专利保护促进专利维权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努力破解“举证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提交、证明妨碍、证据保全、司法鉴定等制度,健全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其中,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及待证事实、当事人的证据持有情况、举证能力等,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将民事诉讼法中的“书证提出令”扩大到“证据提出令”,明确掌握证据一方的举证义务;明确证明妨碍和妨害证据保全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从而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专利法、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合理运用举证妨碍排除制度,积极运用司法惩戒,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依法妥善审理“挂机刷量”案等典型案件,判令控制证据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的被告承担高额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建成全国法院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支持当事人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定、保存、提交证据。通过建立“云上物证室”,运用3D扫描技术建立电子物证管理系统,便利当事人举证、质证,努力降低权利人举证难度。
二、努力破解“周期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落实中央及全国人大关于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工作部署,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缩短知识产权诉讼周期。通过发布《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完善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探索“先行判决+临时禁令”和“发回重审+临时禁令”等裁判方式,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机制,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建立健全审理专利民事侵权案件的地方法院与审查审理专利授权确权案件机关的信息沟通和快速处理机制,尽可能实现在上诉阶段民行案件的同期到庭、协同审理、同步裁判。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
(法发〔2019〕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为深入贯彻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号)和《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妇字〔2017〕13号),在深化家事审判改革过程中,加强人民法院与妇联组织的协同配合,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现提出如下措施,请各地结合实际,加以落实。
1.各级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要以依法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在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以及反家庭暴力等方面充分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建立健全法院诉讼与妇联组织调解有效对接的工作机制,促使婚姻家庭纠纷得到及时化解,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2.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与同级妇联组织建立健全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等方式,通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婚姻家庭纠纷审判人员、人民陪审员和妇联人民调解员、社会调查员等人员的选任和培训计划等。
3.各级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要进一步密切家事调解领域的合作。县(市、区)妇联组织加大工作力度,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等建立健全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加强法律、心理、社会工作、妇联维权等领域专业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工作,深入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人民法院鼓励支持妇联组织参与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工作。各级人民法院与妇联组织开展特邀调解合作时,应当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纳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
对人民法院委派、委托、特邀调解的案件,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充分运用妇联组织开展家庭工作的专业优势和传统经验,认真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妇联组织、人民调解员应就案件进展情况与人民法院保持联系,及时告知调解结果。
4.各级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要进一步密切委托家事调查领域的合作。各级妇联组织应当积极向同级人民法院推荐具有性别意识,熟悉法律、心理、婚姻家庭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作为家事调查员人选。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家事调查员名册,并对家事调查的开展及调查报告的制作作出规范性规定和要求,家事调查员依此开展工作。如案件当事人对调查报告的内容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家事调查员出庭说明情况,或由家事调查员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书面说明。
5.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费、抚养权、探望权等亲权关系诉讼,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应当加强对家长亲职教育的合作。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对家长给予诉讼指导,引导其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亲权诉讼,解决家庭矛盾。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妇联组织推荐专业力量对家长开展亲职教育,积极引导家长正确处理亲子关系和家庭矛盾。
6.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上,各级妇联组织和人民法院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在涉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请当地妇联组织推荐符合基本条件,具有性别平等和儿童利益最大化意识,熟悉妇女儿童心理特点,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预备人选,充分发挥妇联人民陪审员的优势。
7.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委托妇联组织推荐的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提供婚姻心理咨询、家庭矛盾分析、科学育儿辅导等有关心理健康的服务,帮助涉案家庭成员疏导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为妥善处理家事纠纷提供心理支撑。
8.人民法院可以请家事调查员、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审结后的社会观护,也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委托妇联组织推荐相关人员,对涉案尤其是具有家庭暴力因素的妇女、儿童当事人的生活状况、纠纷后续情况进行回访观护,并向人民法院反馈回访观护情况。
9.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与妇联组织的信访互动机制。妇联组织可就需要了解案件情况的涉诉来信来访与人民法院信访部门及时沟通。人民法院信访部门也可就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来信来访,邀请妇联组织共同参与矛盾化解。
10.各级妇联组织和人民法院应当共同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宣传教育活动,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创新宣教载体和阵地,加强新媒体技术在宣教中的运用,通过微视频、微访谈、微案例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11.各级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合作培训机制,加大双向交流培训力度。人民法院和妇联组织可以通过定期培训、以案释法等方式,针对家事案件审判人员、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家事调查员、社会观护员等人员,加大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业务、心理健康、性别平等和儿童利益最大化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其预防和处置婚姻家庭纠纷的能力。
12.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纠纷案件中要注意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条文规定,真正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精神贯彻于司法实践。在判决说理部分要注重体现情理法的融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各级人民法院与妇联组织要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反家庭暴力等婚姻家庭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密切合作,通过定期联席会议等形式,及时沟通、总结,提出应对举措,形成研究报告,促进与妇女、儿童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完善。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总结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经验,在家事诉讼程序、考核评估等方面进一步创新审判实践,形成研究成果。
14.各级人民法院对严重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侵权之诉或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涉及人身权益的诉讼,应当开辟或完善"绿色通道",迅捷、快速审理案件,及时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要进一步统一家庭暴力事实认定标准,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适当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责任;各级妇联组织在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及时给予家庭暴力受害人帮助,并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引入专业力量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当事人如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自行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妇联组织收到求助后,可代为向人民法院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
(2017年12月25日)
截至2017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共开庭审理重大民商事案件49件,其中24件当庭宣判,当庭宣判率48.98%。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工作水平,并为实务界和理论界提供参考样本,经第四巡回法庭第8次主审法官会议集体讨论,筛选出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向社会发布。
案例一
上诉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安徽新贝发制笔城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25号】
【案情简介】
安徽新贝发制笔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贝发公司)作为建设方与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昆仑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浙江昆仑公司承包施工安徽新贝发制笔城工程。由于双方对支付工程款事宜协商未果,浙江昆仑公司起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新贝发公司支付工程款6445.599421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判令新贝发公司支付浙江昆仑公司工程款16919301.18元及其利息等。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改判新贝发公司支付浙江昆仑公司工程款16232783.38元及利息。
【实务总结】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关系到施工人的工程款,且多和农民工工资相联系,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而此类案件往往因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导致审理时间较长,施工方希望早日拿到工程款,就对司法效率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是,工程款数额大,工程造价一般需经司法鉴定,争议的工程项目较多,专业性强,难度较大。工程资料及支付工程款的账目繁杂。选择这类案件当庭宣判,需要提前做好大量的账目核对、工程资料审阅、专业问题咨询等工作,对庭前准备及庭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庭前准备过程中,除了由法官助理提前与双方当事人联系沟通,做好新证据交换等方面准备工作外,这类案件最主要的准备工作是需要针对当事人争议项目涉及的建筑专业知识进行学习了解,通过与鉴定人员沟通、网上查资料、咨询相关专业人员的途径对相关专业知识予以充分了解,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即可做出专业的判断。二审宣判后,当事人双方均表示满意。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的第一个案件。
合议庭成员:方金刚(承办人) 刘雪梅 刘京川
宣判时间:2017年3月27日
案例二
上诉人核工业金华建设工程公司与上诉人信阳新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3号】
【案情简介】
新政源公司与金华公司就印象欧洲一期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约定按计价办法计算的本工程土建总造价及水电安装总造价优惠(下浮)6%及10%为工程最终结算价。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后,新政源公司已付款数额为12974万元。双方签订的案涉工程造价确认表中,确认案涉工程总造价为15197万元。金华公司起诉请求新政源公司支付下浮工程款1015余万元、拖欠工程款2856余万元及利息、消防配套费21余万元,退还质保金486余万元。新政源公司反诉请求金华公司承担延期交工违约金1945万元、延期办证违约金297余万元、维修费用8万元。河南高院判决:新政源公司支付给金华公司工程款2071余万元及利息、消防工程施工配合费及承包管理费21余万元;驳回金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及新政源公司的反诉请求。金华公司、新政源公司均提起上诉。
二审经过庭前会议及开庭审理,双方均撤回上诉。
【实务总结】
本案为释明当庭宣判规则后促使双方当事人分别撤回上诉的典型案例。一方面,通过召开庭前会议,主审法官梳理了案件的争议焦点,全面审核了证据,固定了无争议的事实,对案情及法律适用有了充分的把握,双方当事人也对诉讼结果有了清晰的预期,本案具备当庭宣判的基础。期间还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虽然最终未达成调解协议,但极大地缓和了双方的对立情绪,使得金华公司在第二天开庭伊始就申请撤回上诉;另一方面,通过公开透明的庭审活动,将案件审理过程置于大众及媒体监督之下,给予双方充分行使举证及辩论权利,增强了新政源公司对案件得到公正判决的认识。当审判长宣布休庭评议后决定当庭宣判时,新政源公司亦选择了撤回上诉,使得历时多年的纠纷获得圆满的解决。事实证明,当庭宣判在提高庭审效率、防止诉讼拖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政源公司的代理律师王某说:“本案涉及782名业主的利益,历时七年多时间,业主们也很期盼尽快解决,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经过商议,同意撤诉,合议庭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在这里,代表我的当事人,代表广大业主向法官们道一声感谢。”
合议庭成员:刘雪梅(承办人)刘崇理 方金刚
宣判时间:2017年3月28日
案例三
上诉人金桃园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陈某、原审被告蔚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82号】
【案情简介】
蔚某于2014年9月30日向陈某出具的《借条》载明:“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合计借到陈某现金人民币壹亿柒仟陆佰贰拾壹万贰仟元整。从2014年10月1日后,壹亿叁仟万元本金按照日息3‰计息。借款人:蔚某。担保人:金桃园公司”。陈某多次索款未果后以蔚某、金桃园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山西高院。该院判决:被告蔚某、金桃园公司偿还陈某借款176,165,334元并支付利息等。金桃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变更山西高院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原审被告蔚某、上诉人金桃园公司支付被上诉人陈某借款141,165,334元。
【实务总结】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借条中的4621.2万元是否包含3500万元本金以及该3500万元是否归还问题。双方主张均有一定证据支持,但各方尚未形成证据优势。鉴于双方资金往来均是通过案外人于某等支付,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如将本案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继续查清有关事实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但这样会使多年未结的纠纷又要拖延一至两年,不利于及时定分止争。合议庭遂决定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力争调解结案。经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分头做双方工作,被上诉人自愿放弃3500万元的请求。债权人与担保人达成的协议未损害主债务人的权益,法院予以确认。但主债务人没有到庭,不宜出具调解书,遂以判决的形式,当庭宣判,及时发送了判决书,双方当事人均很满意。本案当庭宣判,充分说明了两点。第一,在庭审中要充分发挥合议庭所有成员作用。庭审不是主审法官的“独角戏”。从法庭调查、辩论到调解的每一个环节,合议庭成员均要全身心投入,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确保庭审实质化。第二,在一个案件中可以实现调判结合。合议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对案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请求事项进行调解,达成一致后,记入笔录,甚至可以对达成调解协议的事项单独制做调解书;对不宜调解或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请求事项,直接判决。在尊重当事人程序处分权和实体处分权的前提下,调解与判决两种方式在一个案件中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好地实现纠纷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合议庭成员:杨立初(承办人)刘雪梅 梅芳
宣判时间:2017年3月30日
案例四
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与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
丽景支行票据回购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313号】
【案情简介】
2003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丽景支行(以下简称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某为吸收资金和谋取个人好处费,伙同他人伪造印章、证件,与华信支行签订《回购合同》,华信支行依约交付1.3亿元,但丽景支行未依约回购,由此引发本案纠纷。案涉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后,华融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本金6830.48093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3086.8134万元。双方均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总结】
本案一审因等待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中止审理多年,至二审诉讼时间已长达12年之久,双方权利义务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均望尽快尘埃落定。本院当庭宣布二审判决结果后,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激烈辩论的当事双方都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事实证明,当庭宣判在提高庭审效率、防止诉讼拖延、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和司法效率的新期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具有典型和指导意义。民刑交叉合同效力问题一直是审判实务以及理论研究中的一大争议问题,合议庭对于本案《回购合同》的效力虽也有不同认识,但对于合同并不因一方当事人刑事犯罪必然无效,而是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的认识并无分歧。虽然华信支行不存在与黄某共同诈骗银行资金的主观犯罪故意,但是其有利用银行之间汇票转贴现业务为他人套取银行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因此《回购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无效合同。另外,一审认定黄学良在办理转贴现业务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但认定黄学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对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两种制度的混淆,本院予以纠正。
合议庭成员:梅芳(承办人)杨立初 方金刚
宣判时间:2017年5月18日
案例五
上诉人马鞍山小南山矿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行、
原审被告武汉伟思科工贸有限公司、刘革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310号】
【案情简介】
小南山公司一审称,依公司章程,对外担保事项应经董事会决议,故《最高额抵押合同》未经董事会表决无效;在同意提供最高额保证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的董事之一当时已被免职,故该决议无效,《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无效。一审判决认为,小南山公司内部决议的程序瑕疵及董事签名真实与否,不影响公司对外作出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小南山公司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故对交行青山支行关于对小南山公司采矿权行使抵押权、小南山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小南山公司上诉,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其上诉理由与一审理由相同。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总结】
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庭前认真阅卷,吃透案情,明确审理思路、庭审重点,是当庭宣判的基础。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根据上诉状,承办人对案件争议焦点做了初步判断,根据庭前会议当事人答辩情况,明确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但只有上诉人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即两个合同的效力问题是当事人争议的核心。这两个争议焦点均涉及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主要是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判断这个公认的疑难复杂问题。通过庭前阅卷,承办人发现,小南山公司的章程载明,小南山公司系一人公司,小南山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程序无规定,并未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过董事会决议。一审并未认定该事实,对此,二审庭审需重点审查。庭审中查明相关事实后,认为交行青山支行已经尽到了对小南山公司提供担保的审查义务,小南山公司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当庭作出了判决。
合议庭成员:刘崇理(承办人)梅芳 刘慧卓
宣判时间:2017年5月19日
案例六
上诉人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古井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瑞景商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315号】
【案情简介】
2010年6月至8月间,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以2.67亿元的价格受让安徽古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集团)、安徽瑞景商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景公司)转让的目标公司安徽省瑞景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双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后,支付了转让价款,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时,金鹰公司另就目标公司经营的百花井门店、大东门门店与澳鑫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15年。2015年8月5日,金鹰公司向古井集团、瑞景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后金鹰公司以《房屋租赁协议》不能履行导致《产权转让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解除《产权转让合同》,返还转让价款2.67亿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金鹰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鹰公司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总结】
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主要涉及合同解除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争议标的额高达2.67亿,但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比较清楚,合议庭通过阅卷、庭前会议、庭审,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在合议时达成了一致意见,符合当庭宣判的基本条件。本案在安徽大学公开开庭审理,旁听的师生比较多,双方当事人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纠纷也为许多人所知晓。针对上述情况,合议庭在庭审中除了围绕是否符合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及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基本法理展开外,还指出上诉人金鹰公司解除合同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规避其投资经营风险的考虑。对于期限较长的持续性合同,如果遇到履行障碍和风险,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努力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不能为了转嫁、减少自身商业经营风险而单方解除合同。本案当庭宣判,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均具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在法庭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与法官们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庭审。
合议庭成员:刘慧卓(承办人)方金刚 刘京川
宣判时间:2017年6月8日
案例七
再审申请人安徽省十字铺茶场与被申请人合肥建工
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183号】
【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22日,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鸟公司)承建安徽省十字铺茶场(以下简称十字铺茶场)绿魁花园廉租房工程。工程竣工后,双方就支付工程款产生争议,金鸟公司诉至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十字铺茶场给付尚欠工程款2583310.72元及利息。该院一审判决:1.十字铺茶场给付金鸟公司余欠工程款825947.72元及利息;2.驳回金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1.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2.十字铺茶场给付金鸟公司工程款1435018.62元及利息。十字铺茶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裁定提审本案。 再审中,十字铺茶场称:其代金鸟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137万元,该款项转入廉租房工作组成员刘某的账户。该款应予抵扣工程款。金鸟公司辩称:对方没有实际支付该款项。法庭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其代表十字铺茶场发放各标段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包括代金鸟公司支付的137万元。金鸟公司对刘某的证言未提出异议。
本院判决:1.维持二审判决第一项;2.变更二审判决第二项为:十字铺茶场给付金鸟公司工程款59519.5元及利息。
【实务总结】
证人证言在诉讼证据中因其生动、具体、形象而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证人出庭率很低。本案正是由于刘某在原审中未出庭作证,导致一、二审法院对涉及137万元有关事实的认定有出入。再审庭审时,关键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合议庭成员及双方代理人就案件事实对刘某进行了交叉询问,并结合原审中十字铺茶场的记账凭证、转款凭证及孙某、吴某出具的领条及其二人签字的“收款收据记账联”、以及再审中补充的当时参与处理农民工工资发放的郎溪县人社局及派出所的证明、刘某银行账户流水单等证据,认为上述证据构成基本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十字铺茶场垫付的农民工工资137万元已经支付完毕。合议庭在证人出庭的基础上查明了争议事实,具备当庭宣判的基础条件,本案当庭宣判水到渠成。
合议庭成员:刘京川(承办人)杨立初 刘慧卓
宣判时间:2017年6月8日
案例八
上诉人河南泰宏纺织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开封卧龙置业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河南新龙置业有限公司、朱某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669号】
【案情简介】
河南泰宏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宏公司)与开封卧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公司)先后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开发泰宏公司名下的土地,卧龙公司支付合同费用10983万元,泰宏公司负责企业改制并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手续;同时泰宏公司承诺政府返还卧龙公司上缴的土地价款时,卧龙公司享有107806800元,超出部分归泰宏公司。合同签订后,卧龙公司支付10980万元并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开封市政府返还土地价款310924600元后,双方对该款项如何分配产生争议。泰宏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卧龙公司支付项目转让费205291328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开封市政府拨付给卧龙公司310924600元,扣除卧龙公司享有的107806800元,再扣除之前已经支付给泰宏公司的 10980万元,卧龙公司应再向泰宏公司支付93317800元。双方均提出上诉。
二审改判卧龙公司向泰宏公司支付201124600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总结】
通过审阅当事人上诉、答辩材料以及一审卷宗,承办人发现本案事实复杂,不仅当事人签订多份合同包含复杂的权利义务内容,还涉及当地政府有关企业改制政策的准确理解。一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也未对部分关键事实予以查清。此种情况下,二审合议庭高度重视庭前会议,通过庭前会议整理归纳了二审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问题进行标题式举证,以便在全案纷杂的事实中剥离出对当事人争议问题起关键作用的关键事实。除解决前述问题外,庭前会议还对发现的需进一步核实的部分证据、事实进行提示,以便双方在正式庭审中真正做到有备而来、有备不乱。实践证明,扎实有效的庭前会议为本案庭审顺利进行,实现当庭宣判,奠定了坚实基础。
合议庭成员:梅芳(承办人)杨立初 刘雪梅
宣判时间:2017年10月19日
案例九
上诉人中森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徐东(集团)股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664号】
【案情简介】
湖北徐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东公司)与中森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森华公司)就徐东村“城中村”综合改造合作事宜签订《联合开发合同》,并在履行该《联合开发合同》过程中签订了与之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转让协议、借款合同、购房合同、质押担保合同,徐东公司还为中森华公司垫付了部分款项。后因发生纠纷,徐东公司就《联合开发合同》及相关协议的履行及垫付款项的支付等共计七项请求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中森华公司偿还6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支付逾期交付商业铺面的赔偿金、经营损失、待业员工补偿费、营业损失补偿款,偿还借款1472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返还垫付的消防款、工程款、涂料款、脚手架租赁费用合计1520万元,并确认徐东公司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对中森华公司持有的案外公司15%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中森华公司提出上诉,并主张二审应对本案进行全面审理。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总结】
本案系因在武汉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履行《联合开发合同》及相关协议而引发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对主要合同的签订、内容、履行等事实基本予以认可。争议的焦点在于程序性问题,主要涉及二审审理的范围,案由的确定及应否合并审理,刑民交叉情形的处理、应否追加第三人等多个诉讼程序问题。主审法官通过阅卷和组织庭前会议,在对案涉众多合同关系及相关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紧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准确总结了庭审的焦点问题,并针对本案程序性法律问题较多的特点,推敲法庭调查问题的先后顺序,准备多个庭审预案。庭审过程中,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中立对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案件得以顺利审理。合议庭经休庭进行合议后,达成一致意见,当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在武汉大学公开开庭审理,参加旁听的除了四百余名师生外,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法官代表。通过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不仅使这起在当地颇有影响讼争数年的案件一槌定音,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司法公正,也通过庭审进校园,给法学院的学生们展示了一堂生动的案例教学公开课。旁听人员代表在庭后的座谈会上,纷纷表示本案当庭宣判的结果与其预期一致,并对庭审予以高度评价。
合议庭成员:刘慧卓(承办人)刘崇理 梅芳
宣判时间:2017年11月9日
案例十
上诉人安徽华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合肥美联恒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上诉人合肥东部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案情简介】
2009年7月28日、2010年2月1日,美联恒公司与华冶公司合肥分公司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美联恒公司资金链断裂,华冶公司两次停、复工。因涉案工程的严重滞后,引发众多商户上访。2013年4月10日,东投公司与美联恒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东投公司向美联恒公司出借不超过5000万元的借款,以完成涉案工程后续建设。2014年6-7月份,涉案各分项工程出具审计结论:涉案工程总价款为1.31余亿元。美联恒公司已付华冶公司工程款合计9632余万元。华冶公司起诉请求:美联恒公司与东投公司支付工程欠款3936余万元及利息;赔偿停工损失2828余万元;华冶公司对涉案建设工程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安徽高院判决:美联恒公司支付华冶公司工程欠款3501余万元及利息,赔偿停工损失146余万元;驳回华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华冶公司、美联恒公司均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总结】
当庭宣判的价值主要在于提高审判效率、及时实现公平正义,但保证案件质量仍然是第一位的。是否当庭宣判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存在争议是合议庭决定是否当庭宣判的首要考虑因素。本案二审审理中,当事人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争议焦点集中于华冶公司对涉案工程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东投公司是否属于债务加入及涉案工程欠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合议庭一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均有明确规定,华冶公司债务加入的证据亦明显欠缺。涉案工程自2010年11月开工,至2013年11月完工,再至华冶公司2014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历时多年,巨额欠付工程款一直未得到清偿,当事人盼望二审尽快结案。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当庭宣判的条件。
合议庭成员:刘雪梅(承办人)刘慧卓 刘京川
宣判时间:2017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59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59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制售假酒)惩处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增设资格刑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出“增设资格刑,对于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制售假酒)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法人,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或者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等活动。"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七条之一对从业禁止作出明确规定,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以上规定的精神与您的建议是一致的,关键是确保落实。各级法院在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注重依法判处职业禁止,对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同时宣告禁止令,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惩治、预防作用,社会效果良好。对于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职业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将在调研近年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审判情况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进一步加强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
二、关于完善司法解释,加大对食品制假售假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充分发挥罚金等财产刑的刑罚威力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2010年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2012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2013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对象除食品外,还包括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等食品相关产品,并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种植、养殖、销售、运输、储存"等环节,尽可能实现对象全覆盖、链条全覆盖和犯罪全覆盖,还规定了向犯罪行为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贮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以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论处。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确立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从严惩处的司法政策。周强院长也多次指出“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特别是要依法严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行为"。
各级人民法院依照上述规定和要求,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犯罪。2016年,全国法院受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9307件、审结9623件、生效判决人数12644人,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4800件,判决生效人数6272人。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做好相关案件审判工作,并将重点关注您特别提出的制售假酒案件的调研、指导工作,确保打击力度和效果。
我们完全赞同您在建议中阐述的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处以财产刑罚的意义,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威力有助于从基础上消灭犯罪的经济条件,对违法逐利行为保持震慑,有力遏制犯罪的再次发生。关于您提出的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立法,降低食品制假售假犯罪的入罪门槛、加强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制售假酒)违法犯罪行为的行政执法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有针对性地进行调研,积极参与、配合立法等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2年5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应当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及刑事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与电子档案信息。
第三条 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封存。
第四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依法予以封存。
对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或者一并处理的数罪,主要犯罪行为是在年满十八岁周岁前实施的,被判处或者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对全案依法予以封存。
第五条 对于分案办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封存未成年人案卷材料和信息的同时,应当在未封存的成年人卷宗封面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等明显标识,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对于未分案办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全案卷宗封面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等明显标识,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
第六条 其他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件,因办案需要使用了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的,应当在相关卷宗封面标明“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
第七条 未成年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的案件,应当对涉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不予封存或者解除封存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不予封存或者解除封存。
第八条 犯罪记录封存决定机关在作出案件处理决定时,应当同时向案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释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
第九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应当贯彻及时、有效的原则。对于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免除犯罪记录的报告义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因涉嫌再次犯罪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应当主动、如实地供述其犯罪记录情况,不得回避、隐瞒。
第十条 对于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
对于电子信息系统中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加设封存标记,未经法定查询程序,不得进行信息查询、共享及复用。
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不得向外部平台提供或对接。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生效后,应当将刑事裁判文书、《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及时送达被告人,并同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收到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日内统筹相关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整体封存。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起诉后,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及时送达被不起诉人,并同时送达同级公安机关,同级公安机关收到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日内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
第十三条 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刑事执行完毕后三日内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各自职权范围内有关犯罪记录的封存、查询工作。
第十五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受理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第十六条 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犯罪记录的,应当向封存犯罪记录的司法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列明查询理由、依据和使用范围等,查询人员应当出示单位公函和身份证明等材料。
经审核符合查询条件的,受理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许可查询的,查询后,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登记相关查询情况,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有关申请、审批材料、保密承诺书等一同存入卷宗归档保存。依法不许可查询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查询单位出具不许可查询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对司法机关为办理案件、开展重新犯罪预防工作需要申请查询的,封存机关可以依法允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材料和电子信息。对司法机关以外的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申请查询的,可以根据查询的用途、目的与实际需要告知被查询对象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被判处的罪名、刑期等信息,必要时,可以提供相关法律文书复印件。
第十七条 对于许可查询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应当告知查询犯罪记录的单位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查询目的和使用范围使用有关信息,严格遵守保密义务,并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不按规定使用所查询的犯罪记录或者违反规定泄露相关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因工作原因获知未成年人封存信息的司法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等单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社会调查员、合适成年人等,应当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违反法律规定披露被封存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封存机关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
(一)在未成年时实施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年有期徒刑的;
(二)发现未成年时实施的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年有期徒刑的;
(三)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
第十九条 符合解除封存条件的案件,自解除封存条件成立之日起,不再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相关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条 承担犯罪记录封存以及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信息工作的公职人员,不当泄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或者隐私、信息的,应当予以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个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涉案未成年人应当封存的信息被不当公开,造成未成年人在就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未受到同等待遇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向相关机关、单位提出封存申请,或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对犯罪记录应当封存而未封存,或者封存不当,或者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对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有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后及时审查处理。经审查无误的,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经审查确实有误的,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措施与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三条 对于2012年12月31日以前办结的案件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封存。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本数。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5月30日起施行。
附件:1. 无犯罪记录证明
2. 保密承诺书
附件1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公/检/法/司(×)证字【 】××号
经查,被查询人: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在××××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未发现有犯罪记录。
业务编号及二维码
单位(盖章)
××××年××月××日
注:1.此证明书只反映出具证明时信息查询平台内的犯罪记录信息情况。
2.如未注明查询时间范围,即查询全时段信息。
3.此证明书自开具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
附件2
保密承诺书
___________:
为了         (目的),根据      ,我(我们)受       委派,查询贵单位        卷宗。为保证该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被泄露,特作出以下承诺:
1.查询获得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仅用于以上事由,不超越范围使用。
2.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除必需接触的人员外,不向任何个人和单位披露。
3.对获取的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谨防信息泄露。
违背以上承诺,造成后果的,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单位:
年  月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2月4日)
目 录
1.汤某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2.十堰市驰迈工贸有限公司、古文秀污染环境案
3.尼玛多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4. 贵州泰蘋河生态养殖开发有限公司诉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案
5.赵来喜、周正红诉赵成春买卖合同案
6.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行投资有限公司水污染损害赔偿案
7.富启建材有限公司诉姚友刚等确认合同无效案
8.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诉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人民政府不当履职案
9.宜宾县溪鸣河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诉沐川县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10.罗建兰、游泳等人诉丰都县水务局行政批复违法案
一、
汤某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3月1日至6月30日,岳阳县东洞庭湖为禁渔期、禁渔区。2016年3月24日23时许,在汤某、彭某等六人的授意下,万某等人前往岳阳县东洞庭湖麻拐石水域捕捞螺蛳。3月25日凌晨2时许,万某等人停止捕捞,根据汤某、彭某的指示,先后携带捕捞的螺蛳前往北门船厂码头。3月25日6时许,万某等人被岳阳县渔政局执法大队查获,其捕捞的螺蛳重约7.6吨,所有渔获物由岳阳县渔政局执法大队现场放生。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汤某等十二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认为,汤某等十二人违反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在禁渔期、禁渔区进行非法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应予惩处。根据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案发后的自首、坦白等情节,判决汤某、彭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处以二到五个月不等拘役;万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处以三千至五千不等的罚金。
(三)典型意义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下游荆江南岸,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调蓄湖泊和生态湿地。近年来,洞庭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多种珍稀物种濒临灭绝,洞庭湖的湖泊、湿地功能退化严重。为加强水生生物物种保护,洞庭湖每年都会设定禁渔期和禁渔区,但依然有不法分子在禁渔期、禁渔区内违法捕捞水产品。本案中,岳阳县东洞庭湖从2016年3月1日至6月30日全面禁渔,被告人汤某等人违反渔业法的规定,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已构成非法捕捞罪。捕捞的螺蛳是东洞庭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净化水质、促进水藻生长、为鱼类提供食物、维持湖内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本案判决对引导沿岸渔民的捕捞行为,有效遏制非法捕捞,保护洞庭湖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生物链的完整具有指导意义。
二、
十堰市驰迈工贸有限公司、古文秀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日上午,驰迈公司厂房搬迁,该厂生产负责人古文秀明知该厂操作污水处理设备的工人赵正明在新厂区调试设备,老厂房无人能操作污水处理设备,仍安排工人潘立春等人在老厂房内,在未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进行电镀生产,造成电镀废水未经处理非法外排,被十堰市环保局当场查获。经环保局现场采样,十堰市环境监测站分析检测,并报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审查,该公司排出的电镀废水中重金属总铬浓度值为88.8mg/L,六价铬浓度值为80.4mg/L,锌浓度值为11.7mg/L,分别超出国家排放标准88倍、401倍、6.8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驰迈公司和古文秀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驰迈公司非法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超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古文秀作为生产管理负责人,明知电镀作业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会流向犟河造成环境污染,仍安排工人从事电镀生产作业,放任单位排放污水污染环境的行为,亦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被告人积极认罪悔罪,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从轻。对驰迈公司判处罚金1万元、古文秀拘役四个月。驰迈公司和古文秀以污染环境后果较轻为由提起上诉,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体现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加强水资源保护,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恣意排放生产废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依法审理水污染防治案件,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司法保护,保障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是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职责。湖北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严控水体污染,抓好水体保护,维护水质安全,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二审法院立足“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重要生态环境定位,以保护用水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根本目标,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对污染环境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情况作为刑事处罚的重要情节,严厉打击了在饮用水水源地非法排放生产废水的违法犯罪行为。该案是十堰法院受理的首例水污染刑事案件,宣判后对全市造纸、印染、电渡等高能耗、重污染企业起到了教育、引导和震慑作用。
三、
尼玛多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2日,尼玛多吉从桑培手中以每只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五只麝香,合计40000元。随后又从布恩手中以每只6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五只麝香,合计30000元。十只麝香共计70000元。2016年12月5日尼玛多吉携带十只麝香在玉树市相古村卡沙社设卡点被公安人员查获,当场缴获了十只麝香。经宁夏绿森源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涉十只马麝,价值为75000元。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尼玛多吉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尼玛多吉明知麝香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而予以购买交易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鉴于尼玛多吉归案后能够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同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赃物来源的线索,为侦破案件提供了真实情况,属于立功表现,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考虑。判处尼玛多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十只麝香予以没收。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法院生态法庭成立以来审理的首起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对于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特殊意义。三江源地区被誉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中华水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鉴于三江源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地位,人民法院要重点关注区域内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案件,坚决打击采矿、砍伐、狩猎以及擅自采集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促进三江源地区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和永续利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麝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物种之一,麝香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名贵药材。随着麝香市场价格日益昂贵,不法分子为获取暴利不断猎杀野生麝,我国的麝和天然麝香资源已处于极为严重稀缺的状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社会各方都要充分关注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四、
贵州泰蘋河生态养殖开发有限公司诉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泰蘋河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鲟鱼养殖的企业,从戈家寨大沟取水。华锦公司于2014年10月在戈家寨水库上游河段筑坝取水。由于华锦公司筑坝拦水,下游河道水量减少,导致泰蘋河公司养殖的鲟鱼在4月21至23日因严重缺水缺氧大量窒息死亡。泰蘋河公司主张,华锦公司从事工程建设,明知对原有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华锦公司在未通知下游用水户做好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擅自蓄水断水,造成泰蘋河公司养殖的鲟鱼缺氧窒息大量死亡。泰蘋河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华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河流生态流量可以保证河流所需的自净扩散能力,维持水生生态系统平衡,保证库区养殖业所需的水质水量。我国虽然没有关于河流生态流量的法律规定,但实践中有此要求,如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就是保障河流生态流量的措施。华锦公司未办理取水行政许可及环境影响评价,擅自修建拦截坝取水,未保障必要的生态下泄流量,导致下游水量减少,养殖场进水减少,鲟鱼窒息死亡。故泰蘋河公司养殖的鲟鱼死亡与华锦公司蓄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判决华锦公司赔偿泰蘋河公司经济损失757158.6元。华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水资源,依法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案件,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职责。本案系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侵权纠纷,涉及到水资源利用中“生态流量”的保障和控制。河流生态流量具有重要价值,上游地区用水户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要保障河流生态流量,不能损害下游地区供水、通航、灌溉、养殖等生态流量受益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保障全流域水生生态系统基本功能的正常运转。本案中,作为主要从事鲟鱼养殖的泰蘋河公司与华锦公司均系戈家寨水库的需水方,均应依照法律规定取水、用水、排水。华锦公司在上游取水用水时未办理取水行政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擅自修建拦截坝取水,未保障必要的生态下泄流量,损害了下游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肯定了生态流量的重要价值,维护了生态流量受益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五、
赵来喜、周正红与赵成春买卖合同案
(一)基本案情
赵来喜与周正红夫妻二人雇佣赵加龙、徐培金驾驶船只停靠在赵成春位于镇江市内的长江采砂点,赵成春用吸砂船吸出江砂直接放置在赵加龙、徐培金驾驶的船上,卖给赵来喜、周正红。2014年5月8日,赵来喜与赵成春对2012年至2014年的砂款进行结算,扣除已付款项后,赵来喜向赵成春支付了20700元。赵成春认为赵来喜、周正红尚欠其砂款380000元未付,并多次向赵来喜、周正红催要,而赵来喜、周正红以双方之间的款项已结清为由,拒绝支付。赵成春将赵来喜、周正红起诉至法院,要求给付砂款。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对长江采砂实行许可证制度,赵成春无采砂许可证,在长江中用吸砂船非法采砂,转卖给周正红、赵来喜,其行为违反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侵害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依照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判决驳回赵成春对赵来喜、周正红的诉讼请求,并作出处罚决定,对赵成春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赵来喜、周正红不服,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中院二审认为,赵成春与赵来喜、周正红的行为属于非法采砂行为,该买卖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且本案所涉非法采砂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应移交刑事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并根据侦查情况作出处理,故撤销一审判决和处罚决定书,驳回赵成春的起诉。宣判后,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将此案移送至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三)典型意义
长江江砂属于国家所有,《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长江采砂实行许可证制度,但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非法采砂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侵害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也严重影响长江航道通行,破坏了长江河道生态环境。因此,必须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 切实保障长江水域水运安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于非法采砂行为,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依法以非法采矿罪进行处罚。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忽略了本案刑事违法性的本质,二审法院准确认定案件性质,认为本案并不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所涉非法采砂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适用法律正确,对于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起到了威慑作用。
六、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水污染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日13时,FC轮(所有人为韩国开发银行投资有限公司)靠泊江苏镇江某化工码头后开始卸货。2月3日19时,镇江市自来水公司检测出自来水厂出水中挥发酚浓度超过标准值9.4倍。随后,镇江市自来水公司采取了相关应急措施。2月6日至2月15日,镇江海事局先后对FC轮的船长、大副以及其他船员进行调查。镇江海事局作出《调查报告》称:FC轮因违反操作规程、设备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在卸货作业过程中有约44吨苯酚通过该轮的水下排放管路直接排出了舷外造成长江水体污染。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起诉至武汉海事法院,要求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FC轮因违反操作规程、设备存在缺陷等导致在卸载作业过程中有约44吨苯酚直接排出舷外,造成长江水体污染,判决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赔偿镇江市自来水公司经济损失。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赔偿金额、利息,仅改判该项赔偿款从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三)典型意义
长江水道被誉为“黄金水道”,但长江上港口、码头众多,通航船舶不计其数,其中,涉危险化学品码头和船舶数量多,分布广,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的风险持续加大,有的直接威胁长江水体和沿江地区饮用水的水质安全。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港口、码头使用过程中引发的水污染案件以及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污水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水域污染案件的审理,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安全。本案为船舶污染案件,存在涉外因素、社会关注度高、公众反映强烈。FC轮在卸载苯酚过程中,因违反操作规程、设备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约44吨苯酚直接排出舷外,造成长江水体污染,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韩国开发银行投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维护了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安全及长江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
七、
富启建材有限公司诉姚友刚等确认合同无效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28日,宜宾县喜捷镇自然村征服组与姚友刚签订《农村集体土地租赁合同》,由姚友刚租赁征服组菜喜码头“喜捷码头至岷江船厂”所有土地。合同签订后,姚友刚一直未使用租赁场地。2015年9月15日,姚友刚与富启公司签订《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转租)合同》,将租赁土地转租给富启公司。双方约定租赁用途为沙石堆放、加工生产及转运,租金120万元。富启公司实际支付首期租金80万元。因征服组村民阻扰富启公司生产加工,富启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富启公司与姚友刚之间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转租)合同》无效;姚友刚返还富启公司已支付的租金并赔偿损失。
案件审理中,宜宾县水务局出具《关于老喜捷段河道管理范围的说明》,主要内容为:老喜捷段河道的管理范围内有农户的责任承包地(集体土地),如村社或者农户能够提供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应认定为集体土地,如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应视为习惯性耕种,土地属性为国有河滩地,属国家所有。宜宾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复函称,征服组菜喜码头公路边河道侧“喜捷码头至岷江船厂所有地”未办理土地登记。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诉争土地为宜宾县喜捷镇自然村征服组菜喜码头公路边河道侧喜捷码头至岷江船厂所有土地,该区域位于岷江河道侧,且已被洪水淹没大部分。根据物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结合宜宾县水务局出具的说明及宜宾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复函,该区域属于滩涂性质,系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因此征服组将该地块出租给姚友刚,姚友刚又转租给富启公司的行为应属无效。遂判决富启公司与姚友刚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转租)合同》无效;姚友刚返还富启公司租金80万元。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江河湖泊的滩涂具有重要的通航生态功能和水域岸线生态功能,不能乱占滥用。作为本案租赁物的土地位于长江主要支流岷江河道侧,系国有性质的滩涂,附近村民在河道枯水期对滩涂“习惯使用”,只要对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不构成危害,有关部门往往并不严加禁止,但如果将滩涂用于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威胁防洪、供水和生态安全,则为法律所不容许。富启公司通过转租形式“租赁”本案滩涂后,进行砂石粉碎加工活动,产生大量噪音、粉尘污染,对水域环境和安全造成危害。人民法院确认争议土地的性质为国有滩涂,属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判决双方当事人以国有滩涂为标的的合同无效,制止了在国有滩涂上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保护了国有自然资源,维护了岷江河道水域岸线生态功能和河道通航功能。
八、
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诉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人民政府不当履职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以来,大银镇政府将该镇集镇及邻近村寨产生的固体生活垃圾收集后,雇请专人运输倾倒在该镇羊桥村石人脚公路旁。该镇大量垃圾露天堆放,散发出难闻气体,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其间,因垃圾倾倒在公路上影响该处正常通行,大银镇政府于2016年3月底组织修建了简易围墙将垃圾场与公路隔开,除此之外并未对场内垃圾进行任何处理。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28日向大银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其违法倾倒垃圾对周边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大银镇政府虽作出书面回复,但并未积极履职,亦未采取补救措施。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金沙县人民检察院以大银镇政府不履行行政职权为由,向仁怀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裁判结果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向大银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大银镇政府虽作出书面回复,但并未积极履职,亦未采取补救措施。遂判决确认大银镇政府倾倒垃圾的行为违法;责令大银镇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采取补救措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三)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要素跨区域特征明显,要优化审判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壁垒。本案中,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审理,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本案中,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跨区划管辖本案;遵义市所辖仁怀市人民法院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保护案件指定集中管辖的规定》审理本案,并依法对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予以确认,对于推动构建流域内环境公益诉讼等案件的集中管辖和探索重大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专门管辖机制具有指导意义。另外,按照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地方政府负有对生活废弃物分类处置的义务,大银镇政府虽然雇佣了专人收集、清理固体废物,但没有完全履行固体污染物处置义务,给环境造成持续的污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本案公益诉讼对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具有指导作用。
九、
宜宾县溪鸣河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诉沐川县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一)基本案情
溪鸣河公司系龙溪河流域光明电站业主。2015年11月,溪鸣河公司向沐川县发改经信局多次提交关于要求公开溪鸣、福尔溪、箭板三电站初步设计、核准、施工许可、设计变更、验收等工程相关文件的申请。因沐川县发改经信局未予答复,溪鸣河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以沐川县发改经信局为被申请人向沐川县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2015年12月15日,沐川县人民政府作出沐府复(2015)12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对溪鸣河公司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溪鸣河公司不服沐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溪鸣电站、福尔溪电站、光明电站、箭板电站是龙溪河流域开发规划中的5、6、7、8级电站。因此,溪鸣河公司主张溪鸣电站、福尔溪电站、箭板电站的水位标高、水资源利用、质量安全等与其所有的光明电站的生产密切相关,其理由成立。沐川县政府以溪鸣河公司与沐川县发改经信局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为由,对溪鸣河公司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判决撤销沐川县政府作出的沐府复(2015)12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由于沐川县政府尚未受理溪鸣河公司的复议申请,沐川县政府是否应当责令沐川县发改经信局向溪鸣河公司公开相关信息尚需其进一步处理,故对溪鸣河公司关于判决沐川县政府责令沐川县发改经信局向溪鸣河公司公开溪鸣、福尔溪、箭板三电站项目相关资料信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长江中上游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利发电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长江流域水资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互为影响。本案涉及如何认识与对待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权益保护问题,具有不同于一般信息公开案件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准确把握纠纷的流域性实质和特征,对于主体之间不存在“财产毗邻”或者“行为直接互动”,而是因为水的流动性而形成的“间接法律关系”予以确认,认定“溪鸣河公司与沐川发改经信局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体现了运用司法手段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上下游之间不同主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智慧,具有示范意义。
十、
罗建兰、游泳等人诉丰都县水务局行政批复违法案
(一)基本案情
2009至2013年间,经游泳申请,丰都县水务局每年均为其经营的“游某采砂场”办理了期限为一年的《重庆市河道采砂许可证》。2010年,罗建兰出资与游泳合伙经营,并将采砂厂名称变更为“丰都县羊鹿沟采砂场”。2014年,丰都县水务局收取了罗建兰申请办理采砂许可证的费用,但未向其交付2014年度的采砂许可证,仅允许其正常经营。2014年4月,重庆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罗建兰在丰都县羊鹿沟的砂石加工场属于在重庆长江三峡龙河流域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违规修建的房屋和砂石加工场,根据《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罗建兰限期报送工程建设方案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补办审批手续。随后,罗建兰向丰都县水务局递交了《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涉河建设方案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2014年9月3日,丰都县水务局作出丰都水务发[2014]94号《关于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建设工程,建议按基本建设程序到相关部门完善相关审批手续。2016年2月,罗建兰再次向丰都县水务局申请办理《采砂许可证》时,丰都县水务局答复早在2008年丰都县人民政府的文件就已将罗建兰的经营场所及范围划为湿地自然保护区,禁止采砂,不予办证。罗建兰不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丰都县水务局作出的丰都水务发[2014]94号《关于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违法。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丰都县水务局作为县级河道主管机关,具有对本行政区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的审查职权。对罗建兰提交的《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涉河建设方案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丰都县水务局依法应按照防洪要求进行审查,并作出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丰都县水务局未依法提供证明批复合法的事实证据,其作出的行政批复应视为没有证据,故依法撤销丰都县水务局作出的丰都水务发[2014]94号《关于丰都县羊鹿沟砂石加工场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
(三)典型意义
三峡库区处于长江流域中上游,自然资源丰富且生态环境脆弱、不易修复,因此要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加大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本案系湿地资源开发许可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涉及对环保行政批复行为所依据证据的审查认定,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意义。丰都县水务局作为湿地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具有许可公民申请采砂的行政职权,许可前的批复是针对建设工程是否影响河道行洪作出的行政审查。从查明事实看,丰都县水务局作出批复时不知道丰都县人民政府对丰都县林业局作出的丰都府( 2008)194号《关于同意建立重庆长江三峡龙河流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批复》,导致其对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不清楚。因丰都县水务局未依法提供证明批复合法的事实证据,其作出的行政批复应视为没有证据,依法应予撤销。本案反映出行政机关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信息公开不规范,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批复行为的监督,对于推动行政主管部门规范行使行政许可职权、促进依法行政具有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2014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进一步明确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民事和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
(三)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
第二条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广东省内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
第三条 北京市、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广东省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各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
第四条 案件标的既包含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内容,又包含其他内容的,按本规定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五条 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一)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的授权确权裁定或者决定的;
(二)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强制许可决定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或者报酬的裁决的;
(三)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涉及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其他行政行为的。
第六条 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市的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著作权、商标、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第七条 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依法申请上一级法院复议的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但依法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除外。
第八条 知识产权法院所在省(直辖市)的基层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由该基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广东省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
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
(2021年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根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应救助尽救助。凡是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均应当及时提供救助,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二)公平、合理救助。严格把握救助标准和条件,兼顾当事人实际情况和同类案件救助数额,做到公平、合理。
(三)属地救助。对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由办理案件地人民检察院负责救助。
(四)辅助性救助。对同一案件的同一当事人只救助一次,其他办案机关已经予以国家司法救助的,人民检察院不再救助。对于通过诉讼能够获得赔偿、补偿的,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树立救助意识,全面了解当事人受不法侵害造成损失的情况及生活困难情况,对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告知其申请救助的方式,及时按程序提供救助。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方意见,了解被害方诉求,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合理进行赔偿,促进当事人和解。对于被害方确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且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积极协调办理救助。
第五条 当事人不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或者实施国家司法救助后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社会救助。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是开展国家司法救助的专责部门。办案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救助线索,可以提出救助建议,并将线索材料及时移送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审查国家司法救助申请时,办案部门应当提供有关案件情况及案件材料。由办案部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更为适宜的,经检察长批准,也可以由办案部门办理。
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部门负责指导专责部门编制和上报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年度预算,向救助资金管理部门申请核拨经费等保障工作。
第二章 工作程序
第一节 救助对象和方式
第七条 救助申请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救助:
(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人身伤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死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向检察机关举报、作证或者接受检察机关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而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人身受到伤害或者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造成生活困难的;
(六)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七)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救助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予救助:
(一)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案件事实的;
(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者伪造证据,妨害诉讼的;
(四)在诉讼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者拒绝加害人及其近亲属赔偿的;
(五)生活困难非案件原因所导致的;
(六)通过社会救助等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
第九条 国家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方式,并与法律援助、诉讼救济相配套,与社会救助相衔接。
第十条 救助金以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一般不超过三十六个月的工资总额。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要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当严格审核,依照相关规定报批,总额不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的赔偿数额。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据已经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准。
第十一条 确定救助金具体数额,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救助申请人实际遭受的损失;
(二)救助申请人本人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程度;
(三)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
(四)救助申请人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支出;
(五)赔偿义务人实际赔偿情况;
(六)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第十二条 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人身伤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据国家司法救助标准先行救助,救助后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对救助申请人予以社会救助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等社会救助申请地人民检察院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与社会救助申请地不一致的,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情况、给予国家司法救助的情况、予以社会救助的建议等书面材料,移送社会救助申请地的人民检察院。第二节 救助申请的受理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人,无论其户籍所在地是否属于辖区范围,均应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受理申请并提供救助。必要时,也可以由上下级人民检察院联合救助。
第十五条 救助申请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救助申请人提供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方式提出,检察人员应当制作笔录。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救助申请人,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救助申请人系受犯罪侵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以及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的,需要提供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证明;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的,需要提供救助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六条 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
(二)救助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三)实际损害结果证明,包括被害人伤情鉴定意见、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单据或者死亡证明,受不法侵害所致财产损失情况;
(四)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困难情况的证明材料;
(五)是否获得赔偿、救助等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六)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生活困难情况的证明材料应当能够说明有关救助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等情况。
救助申请人确因特殊困难不能取得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
第十七条 救助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当面递交申请书和其他申请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当场出具收取申请材料清单,加盖本院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
检察人员认为救助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需要补充或者补正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三个工作日内,告知救助申请人在三十日内提交补充、补正材料。
第十八条 救助申请人提交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和相关材料齐备后,检察人员应当填写《受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登记表》。第三节 救助申请的审查与决定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救助申请后,应当及时审查有关材料,必要时进行调查核实。审查完毕后,应当制作《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审查报告》,全面反映审查情况,提出是否予以救助的意见及理由。
调查核实可以采取当面询问、组织听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群众评议、信函索证、信息核查等方式。
第二十条 审查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向外地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委托有关人民检察院代为进行,并将救助申请人情况、简要案情、需要调查核实的内容等材料,一并提供受委托的人民检察院。受委托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办理并反馈情况。
第二十一条 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救助申请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填写《国家司法救助审批表》,提出给予救助和具体救助金额的审核意见,并附相关申请材料及调查核实材料,报检察长决定。经批准同意救助的,应当制作《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及时送达救助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救助条件或者具有不予救助的情形的,应当将不予救助的决定告知救助申请人,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救助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救助和具体救助金额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要求救助申请人补充、补正申请材料,或者根据救助申请人请求调取相关证明的,审查办理期限自申请材料齐备之日起开始计算。
委托其他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时间,不计入审批期限。第四节 救助金的发放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救助的,应当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救助资金管理部门提出核拨救助金申请,并及时协调拨付。
人民检察院收到救助资金管理部门拨付的救助金后,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通知救助申请人领取救助金。
救助申请人领取救助金时,检察人员应当填写《国家司法救助金发放登记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领款手续。
第二十四条 救助金一般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也可以与救助申请人商定发放方式。
救助金应当一次性发放,情况特殊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分期发放。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依照诉讼程序需要移送其他办案机关的,应当将司法救助的有关材料复印件随案卷一并移送。尚未完成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应当继续完成。
第三章 救助资金保障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协调主管部门,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列入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并推动建立健全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快速审批拨付或预拨付工作机制。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国家司法救助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做好救助资金发放情况统计、预算申请工作。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年度届满后一个月内,将本院上一年度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附救助资金发放情况明细表,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部门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接受监督。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 检察人员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一)截留、侵占、私分或者挪用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
(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便利收受他人财物的;
(三)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救助职责的;
(四)违反规定发放救助资金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弄虚作假为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救助的。
对于非法占有的或者已发放给不符合救助条件人员的救助资金应当追回。
第三十条 救助申请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获得国家司法救助金的,应当追回救助金;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单位故意出具虚假证明材料,使不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人获得救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相关单位或者主管机关依法依纪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并追回救助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为依法惩治职务犯罪,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下统称“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以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前,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等有关单位、组织自动投案,或者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有效挽回被害单位、被害人经济损失,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二、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委托他人代为表达自动投案意思,或者以书信、电报、电话、邮件等方式表达自动投案意思,后本人回国到案接受办案机关处理的,视为自动投案。
三、鼓励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的亲友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具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积极协助抓捕其他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告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且随后被引渡或遣返的,监察、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窝藏、包庇、资助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帮助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毁灭、伪造证据,掩饰、隐瞒、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鼓励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有关组织、个人积极举报,动员、规劝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提供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藏匿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将依法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予以相应保护,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参照适用本公告。
八、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外交部
2018年8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2017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并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报告一年来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请审议。
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关改革部署的重大举措,是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对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法及时有效惩罚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指明了方向。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根据《试点方案》和《授权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研究论证,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年11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正式启动试点工作。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各试点地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简案快办、难案精办、宽严得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依法从宽处理,推动试点工作稳步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大力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多次就扎实推进试点、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公正高效等作出部署。召开动员部署会和中期推进会,组织专题培训,建立专项统计、专项联络和专报制度,密切跟踪试点进展情况,深入实地开展调研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将试点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也专门下发通知,并出台配套规定,形成了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量刑建议形式、值班律师制度等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政策解读,促进改革深入发展。坚持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和证据裁判等原则,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及程序标准,坚决防止出现“重罪轻判”“花钱买刑”问题。指导试点法院、检察院将工作重点放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上,着力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处理机制和办案方式,确保改革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各试点地区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试点办法》要求,制定实施细则,细化操作规程,强化配套保障,为开展试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截至今年11月底,18个试点地区共确定试点法院、检察院各281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91121件103496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案件的45%。其中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的占98.4%。
一是严格依法推进,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适用。严格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标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从简、从快处理。实体处理上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动坦白从宽制度化。厦门、济南等地探索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杭州、广州等地实行分级量刑激励,根据被告人罪行轻重、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赔偿等情况,区分诉讼阶段和审判程序,确定是否从宽以及具体幅度。程序处理上落实繁简分流,准确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北京、南京、郑州、天津等地设置专门办案组织,探索“刑拘直诉”,在拘留期限内完成侦查、起诉、审判,并实行集中移送、集中起诉、集中审理,促进侦、诉、审环节快速流转、无缝对接、全程简化。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将认罪认罚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没有社会危险性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提高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
二是强化权利保障,确保认罪认罚真实自愿。坚持证据裁判,强化权利保障,确保从快不降低标准、从简不减损权利。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完善权利告知程序,探索证据展示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知悉法律后果、获得法律帮助、自愿认罪认罚。试点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法院、检察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630个,其中设在看守所、法院的法律援助工作站覆盖率分别为97%和82%。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探索值班律师转任辩护人机制,北京、广州、杭州、福州等地法院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协调指派值班律师出庭辩护,提高法律帮助质量。建立被告人反悔程序回转机制,判决前否认犯罪的及时转为普通程序。推进庭审实质化,既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又对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迫认罪、替人顶罪。
三是加强监督制约,确保试点运行平稳有序。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严格规范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和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程序,同时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严密防范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以及权钱交易、放纵罪犯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加大案件流程公开和文书网上公开力度,以阳光司法确保公正司法。主动接受监督,认真听取律师意见,确保具结书签署时律师在场见证。依法听取被害人意见,关注其合理诉求。上海、青岛等地邀请值班律师旁听检察官提讯,福州等地推行诉前听证制度,集中听取各方意见。
四是完善配套保障,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统一、简化文书样式,研发信息化办案模块,制定类案量刑标准,探索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完善量刑建议机制,提升量刑建议和刑罚裁量水平。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助推办案模式创新,杭州、广州、大连等地探索视频提讯开庭、智能庭审记录、短信快速送达、电子卷宗流转,有效提升办案效率。推动建立社会调查前置程序,对可能判处管制、适用缓刑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为案件快办快结创造条件。各地社区矫正机构认真做好接收矫正工作,促进审判执行顺畅对接。
二、试点工作初步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试点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效果逐步显现。各试点法院、检察院通过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显著提高,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今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对试点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共有1516名律师、被告人、办案人员参加问卷调查,对试点效果总体评价较高,其中律师满意度为97.3%,被告人满意度为94.3%。实践充分证明,探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和处罚原则,构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繁简分流的多层次刑事诉讼模式,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关于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充分体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试点中,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依法提出从宽量刑建议,其中建议量刑幅度的占70.6%,建议确定刑期的占29.4%,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2.1%。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占42.2%,不起诉处理的占4.5%;免予刑事处罚的占0.3%,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96.2%,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占33.6%,判处管制、单处附加刑的占2.7%,非羁押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适用比例进一步提高。从实体处理到程序适用,均更好体现了坦白从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罪犯改造、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是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了刑事诉讼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平均用时26天,人民法院15日内审结的占83.5%。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占68.5%,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占24.9%,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占6.6%;当庭宣判率为79.8%,其中速裁案件当庭宣判率达93.8%。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分流处理,司法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办案效率进一步提升,既确保了及时有效惩治犯罪,也为构建科学的刑事诉讼体系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是当事人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促进了司法公正。坚持依法从宽、适度从宽,不枉不纵、公正司法,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获得公正、及时审判的权利。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并将是否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切实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试点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达成和解谅解的占39.6%。检察机关抗诉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均不到0.1%,被告人上诉率仅为3.6%。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有的试点地区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对改革的意义、改革的内容、改革的要求认识不清、领会不透,如将“认罚”与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简单等同起来,或将“从宽”绝对化、简单化,对案件具体情节区分不够。二是试点工作整体推进不够平衡,有的地区试点案件数量偏少、比例偏低,试点案件类型和适用程序过于集中,对普通程序中的适用问题探索不够。三是一些环节协调配合还不够顺畅,办案规程、工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等等。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按照《试点方案》和《授权决定》要求,努力解决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督察指导力度,确保改革试点圆满完成。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大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指导试点法院、检察院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理解中央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标准,切实增强改革试点的责任感、使命感,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推进试点工作,确保将中央改革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二是进一步加强改革督察。进一步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法监督,坚决防止发生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情形,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统筹推进试点工作,密切关注各地试点开展情况,加强跟踪问效,切实研究解决试点工作推进不平衡等问题。注重调动基层积极性,指导各试点法院、检察院在法律规定和《试点方案》《授权决定》范围内,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努力探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针对案件不同特点,综合考虑案件难易、刑罚轻重、诉讼阶段等因素,从审前分流、庭审规程、法律帮助、办案流程等方面,探索不同的程序规范机制,推动认罪认罚案件分流规范化。正确处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刑罚裁量的关系,探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标准,为检察机关更准确提出量刑建议、法院更准确裁量刑罚创造条件。正确处理赔偿和解与从宽处罚的关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将赔偿与从宽完全等同起来。
四是进一步提升试点实效。加强沟通协调,充分调动试点参与各方积极性,在证据把握、法律适用、工作衔接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合力破解改革难题。加快推进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改革试点的深度融合、深度应用,不断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提升审判、检察质效。以此次中期报告为契机,认真做好试点工作的情况分析和经验梳理,准确评估试点成效,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及时研究提出完善法律的建议,切实巩固改革成果。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中期报告,充分体现了对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试点方案》和《授权决定》要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深化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48号(政治法律类11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48号(政治法律类115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对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在定罪前不予强制羁押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的建议,您提出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同时杜绝新的涉产权冤案再发生,以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不断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您的建议对于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甄别和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党和国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坚持平等、全面、依法保护产权的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审理各类涉产权案件,坚决依法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2019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2020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举行座谈会,周强院长均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更好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先后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司法文件,为全国法院依法处理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提供了司法政策遵循。
二、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
2016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理力度,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底启动再审三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现已全部审结,或全部改判无罪,或部分改判无罪,或当事人撤诉。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几个典型案例,社会反映很好",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在积极开展这项工作,相继纠正了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上述案件的再审和改判,明确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强烈信号,增强了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
三、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加强对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
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还发布了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典型案例、刑民交叉案件典型案例,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家赔偿等方面的典型案例,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并向社会持续释放依法平等保护产权的强烈信号。不少高级法院也发布了辖区法院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效果良好。
四、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审慎使用强制措施
2016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依法慎用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涉案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切实维护了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产权益。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2020年全国“两会"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高度重视对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完善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各项工作机制,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适时发布典型案例,进一步慎用强制措施,并对没有羁押必要或者超期羁押的被告人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积极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
(2018年6月5日)
1、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判决的曹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2、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的施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3、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判决的李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4、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判决的林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5、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判决的周某某拒不执行判决案
6、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肖某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案
7、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判决的徐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藏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9、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某、徐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10、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重庆蓉泰塑胶有限公司、刘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案例一
曹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李某与曹某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作出的(2013)正民初字第131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曹某某赔偿李某因提供劳务而遭受人身损害赔偿的各项费用共计2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曹某某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李某于2014年3月向正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曹某某与李某达成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曹某某先后共计履行了10万元后,尚余10余万元一直未履行。
法院执行过程中查明,正安县城建设工程指挥部于2013年7月拆迁被执行人曹某某的房屋433.50m2,门面101.64m2,拆迁返还住房4套、门面3间。2014年5月28日法院查封了曹某某安置房一套。为逃避债务履行,曹某某与贾某某于2014年8月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所有返还房产均归贾某某所有。2014年12月曹某某、贾某某与向某某夫妇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将法院查封的住房以20.50万元转让给向某某。其后,曹某某继续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且下落不明,致使该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
正安县法院遂将曹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交正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被执行人曹某某于2017年3月30日向正安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当天被刑事拘留。在拘留期间,被执行人的前妻贾某某于2017年4月5日主动到法院交纳了欠款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7年8月8日正安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曹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以和妻子协议离婚的方法,将其名下全部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并私自将法院查封的房产予以出售,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将其犯罪线索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究程序,并依法定罪判刑,有效惩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司法权威。同时促使被执行人的前妻主动帮助被执行人全部履行债务,有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
案例二
施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施某某系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缘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昌缘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因工地需搭建大棚种植,昌缘合作社和赵某签订了瓜菜大棚施工合同。后在结算工程款的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赵某将昌缘合作社起诉至法院,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下称昌江法院)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判令昌缘合作社支付赵某工程款10035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昌缘合作社上诉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2014)海南二中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昌缘合作社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赵某向昌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据查,在大棚建成后,昌缘合作社曾向昌江县农业局申报农业大棚补贴,并从昌江县财政领取大棚补贴款3226800元,具有履行能力。昌江法院立案执行后,向昌缘合作社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昌缘合作社仍拒不履行义务,且拒绝申报财产。执行法院遂依法查封昌缘合作社位于昌江县海尾镇双塘村的270亩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的瓜菜大棚及相关设施。施某某擅自决定将已查封的上述土地及设施予以处置,部分出租给他人种植,部分大棚用于自己种植,所得租金及种植收益拒绝上缴法院。针对昌缘合作社及施某某的以上拒执行为,昌江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依法对施某某采取司法拘留十五日的措施。拘留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
执行法院遂将施某某涉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昌江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施某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典型意义】
本案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昌缘合作社在具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绝申报财产,以各种手段逃避执行,而且其法定代表人在被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后仍不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遭受较大损失,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同时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被告人施某某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于单位实施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法院依法对施某某定罪并判处实刑,符合法律规定,体现了对拒执罪的严厉打击,对于在单位犯罪中依法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案例三
李某彬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至10月间,被告人李某彬为其堂哥李某有与罗某签订的鱼饲料买卖合同提供担保。后因李某有未按期支付货款,罗某于2015年2月将李某彬、李某有诉至法院。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立案后,对李某彬经营的鱼池及池中价值35万元的鱼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并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5)肇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判令李某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罗某饲料款33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李某彬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罗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肇东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3日立案执行,依法向李某彬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李某彬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又拒绝申报财产,并将已被查封的鱼池中价值35万元的活鱼卖掉后携款逃走,致使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
肇东市人民法院将李某彬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肇东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于2016年9月5日将李某彬抓获,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肇东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16日以被告人李某彬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肇东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彬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擅自将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财产出卖,亦未将价款交给人民法院保存或给付申请执行人,又拒绝报告财产情况,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彬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被告人李某彬作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法院向其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后,拒绝报告财产情况,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还擅自将已被法院依法查封的财产出卖并携款外逃,导致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符合“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依法作出判决,有力惩治了拒执犯罪,对此种抗拒执行犯罪行为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
案例四
林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湘越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越公司”)与林某某合同纠纷一案,经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生效判决,判令贺某某、林某某支付湘越公司货款22.3万元及利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湘潭中院指定湘潭县法院执行。执行法官向贺某某、林某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但被执行人林某某始终未履行,且未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24日,因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湘潭县法院对被执行人林某某两次采取司法拘留措施,被执行人仍未履行义务。湘越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向湘潭县公安局报案,要求以涉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立案,湘潭县公安局经审查后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年11月10日,湘越公司向湘潭县法院提起自诉。湘潭县法院经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决定对林某某予以逮捕,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2016年4月,湘潭县法院对林某某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发现在法院执行期间林某某名下多个银行账户发生存取款交易一百多次,其中存款流水累计131719.84元。
湘潭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也不申报财产情况,被两次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5)湘0321刑初00391号刑事判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林某某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中院以(2016)湘03刑终字2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多次发生存取款行为,累计存入金额达人民币13万余元。但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未做任何履行,且不按要求申报财产情况,经两次被采取拘留措施后仍不履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罪。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的刑事自诉并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有效惩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法律尊严。
案例五
周某某拒不执行判决案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临安市人民法院(2013)杭临商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符某某与被告操某某、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被告周某某、操某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符某某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48000元。同年7月24日,临安市人民法院向被告周某某、操某某夫妇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因被告周某某、操某某拒收民事判决书,法院工作人员依法留置送达。同年8月8日,该民事判决书生效。因被告周某某、操某某未履行支付义务,经符某某申请,临安市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19日依法立案执行,并于同年11月5日作出查封被执行人周某某名下位于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大坞龙67号土地的执行裁定书。2014年3月31日,被执行人周某某在明知临安市人民法院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将高虹镇高乐村大坞龙67号土地、厂房及小山头的土地等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施某,所得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消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致使临安市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
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临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周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典型意义】
本案中,被执行人拒收民事判决,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在执行法院对其财产采取查封措施的情况下,私自转让查封财产并将转让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他债务和个人消费,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属于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情节严重的行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法予以侦查、起诉和审判,有效打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司法权威。
案例六
肖某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某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曾某某借款人民币285万元,后未及时偿还。曾某某遂向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4年5月29日申请财产保全。西湖区法院依法作出保全裁定,对肖某某存于南昌市洪都中大道14号仓库的自行车、电动车进行了查封。
2014年7月10日,在西湖区法院主持下,肖某某与曾某某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依法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肖某某未在确定的期间内履行还款义务,曾某某于2014年7月31日向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执行法院向肖某某下达执行通知书,肖某某不配合执行。2014年8月肖某某私自将其被法院查封的二千多辆自行车拖走,并对自行车进行变卖和私自处理,用以偿还其所欠案外人胡某某部分债务。肖某某未将上述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行为告知西湖区人民法院,也未将变卖自行车所得款项打入西湖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并将原有手机关机后出逃,致使申请执行人曾某某的债权无法执行到位。
2016年6月13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肖某某抓获。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院提起公诉,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被告人肖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是被执行人规避、抗拒执行的一种典型方式。本案被执行人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人民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私自变卖,并将变卖所得用于清偿其他债务,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不到执行,情节严重,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由于本案执行依据是民事调解书,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行为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以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惩治了此种抗拒执行的行为,维护了司法权威,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
案例七
徐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徐某某系平湖市绿洁再生油脂加工厂(下称绿洁油脂厂)的法定代表人。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受理陆某某诉徐某某、绿洁油脂厂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5)响民初字第01557号民事调解书:徐某某及绿洁油脂厂于2015年9月10日前给付陆某某投资款80万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因徐某某及绿洁油脂厂未按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陆某某于2015年9月14日向响水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徐某某代表绿洁油脂厂与平湖市林埭新市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就绿洁油脂厂的拆迁补偿签订协议,约定平湖市林埭新市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补偿绿洁油脂厂的款项合计224.7773万元,该款项分两笔先后转入徐某某个人银行卡内,徐某某分别及时取现。
2016年5月10日,响水县法院作出(2015)响执字第013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徐某某、绿洁油脂厂偿还陆某某投资款80万元,徐某某拒绝签收该执行裁定书。2016年5月11日,该院要求徐某某对其个人财产情况进行申报,徐某某对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的去向作出虚假申报。2016年9月21日、10月5日,因徐某某仍拒不执行裁定,分别被响水县法院拘留十五日,但徐某某仍拒不执行裁定。
响水县法院将徐某某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并对于徐某某采取强制措施。经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响水县法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徐某某不服提起上诉,盐城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徐某某在执行过程中获得大额拆迁补偿款,但其将拆迁款取走,不用于履行生效裁定确定的义务,同时虚假申报个人财产,在执行法院对其实施两次拘留后仍不履行,属于有能力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响水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密切配合,及时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公开宣判,起到很好惩治与警示效果。
案例八
藏某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原告于某某、袁某芳、袁某雪、袁某飞与被告藏某稳、杨某、刘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房民初字11987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藏某稳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限额内,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原告于某某、袁某芳、袁某雪、袁某飞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12万元,被告杨某、刘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藏某稳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限额外,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原告于某某、袁某芳、袁某雪、袁某飞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202023元。判决生效后,于某某、袁某芳、袁某雪、袁某飞向房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间杨某已缴纳执行案款人民币12万元。在强制执行期间,执行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前往户籍地等方式查找藏某稳,均未能与其取得联系。
2015年8月21日,藏某稳与北京京西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04街区01地块项目工程征地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协议》。2015年10月14日,藏某稳的北京银行账户收到拆迁款人民币53.86万元。次日,藏某稳将上述款项中的人民币40万元转入其妹妹臧某莲的北京银行账户,并将剩余人民币13.86万元全部现金支取。
2017年6月,在多位律师的见证下,袁某飞等人就藏某稳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不予受理,但并未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7年6月28日,袁某飞等人以藏某稳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并提交了律师见证书,用以证实自诉人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未予受理。该院经核实律师见证书后,确认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属实,依法立案。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藏某稳亲属应其要求已代为缴纳执行案款人民币205088元,被告人藏某稳对此事表示认可。
房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藏某稳在获得足以执行生效判决的拆迁款后,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致使判决长达三年无法执行,严重侵害了自诉人的合法权益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判决宣告前积极缴纳执行案款,确有悔罪表现,可酌予从宽处罚。该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藏某稳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被告人藏某稳在明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隐匿行踪,转移财产,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致使生效裁判无法执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申请执行人向公安机关控告时,尽管公安机关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但人民法院根据律师见证书等证据确认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事实,依法受理申请执行人自诉,及时审理,依法判决,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有效惩治了拒执犯罪。
案例九
陈某、徐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9日,陈某驾驶闽BU8351小型普通客车在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龙山村路段将行人柯某、陈某崇撞倒致伤,形成纠纷。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下称荔城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分别作出(2014)荔民初字第2172号民事判决书、(2014)荔民初字第2563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被告陈某赔偿柯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9070.95元,赔偿陈某崇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05514.92元,判决均于2014年11月4日发生法院效力。
判决生效后,陈某未主动履行赔偿义务,陈某崇、柯某分别于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4日向荔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荔城法院于同日立案执行。立案后,荔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督促其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陈某仍未主动履行赔偿义务。荔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亦未能查到被执行人陈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后经法院进一步调查查明,被执行人陈某为保全名下房屋,伙同其母亲徐某某私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被执行人陈某所有的位于莆田市涵江区霞徐片区A3幢108的安置房及A2地下室56号柴火间以人民币10万元的低价转让给徐某某,且未实际交付房款。2015年1月4日,被执行人陈某、徐某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致使判决无法执行。被执行人陈某、案外人徐某某转移房屋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荔城法院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依法对陈某、徐某某采取强制措施。在此期间,被执行人陈某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申请人柯某、陈某崇于2016年11月30日向荔城法院书面申请执行结案。2017年4月26日,荔城法院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作出(2017)闽0304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徐某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陈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以虚假交易的方式将自己名下的财产转移至其亲属名下,逃避履行义务,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不仅被执行人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外人也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法院依法追究被执行人及案外人拒执罪的刑事责任,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惩治了此种恶意串通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案例十
重庆蓉泰塑胶有限公司、刘某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重庆翔宇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翔宇公司)与重庆蓉泰塑胶有限公司(下称蓉泰公司)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一审,蓉泰公司上诉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蓉泰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翔宇公司工程款1424801.2元及利息。2015年11月10日因蓉泰公司未按期履行义务,翔宇公司向合川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立案后,合川区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并将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刘某设传至法院,告知其翔宇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相关情况及蓉泰公司要如实申报财产等义务,并对公司账户采取了查封措施。但蓉泰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刘某某仍未履行义务。2015年12月10日,刘某设与案外人林渝公司协商好后,指派公司员工冯某某与林渝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以364607元的价格将公司某厂房租赁给林渝公司使用三年。后刘某设在明知蓉泰公司和自己私人账户均被法院冻结的情况下,指示林渝公司将此笔租房款转至其子刘某彬的账户,后取出挪作他用,未履行还款义务,致使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
合川区法院将被执行人蓉泰公司及刘某设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送至合川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月21日刘某设主动向合川区公安局投案自首,同日被合川区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审理过程中,蓉泰公司及刘某设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2017年4月17日,合川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单位蓉泰公司及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刘某设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刘某设有自首情节,且蓉泰公司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决定对蓉泰公司及刘某设从轻处罚,以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被告单位蓉泰公司判处罚金10万元,对刘某设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蓉泰公司及公司负责人刘某设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明知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的情况下,指使他人将本应进入公司账户的资金转移至他人账户,挪作他用,隐匿公司财产,逃避法院强制执行,致使法院生效裁判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案属于单位构成拒执罪的典型案例。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构成犯罪并分别判处刑罚,对于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有利于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有利于完善司法工作机制,有利于化解执行积案,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任务。为促进和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保障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规定,现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原则、条件与管辖
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涉及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内部执行部门、立案部门、破产审判部门之间,应坚持依法有序、协调配合、高效便捷的工作原则,防止推诿扯皮,影响司法效率,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2.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
(2)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3)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3.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上,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合理分配审判任务,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中级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二、执行法院的征询、决定程序
4.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加强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关事宜的告知和征询工作。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不同意移送且无人申请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企业法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执行部门应严格遵守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内部决定程序。承办人认为执行案件符合移送破产审查条件的,应提出审查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同意后,由执行法院院长签署移送决定。
6.为减少异地法院之间移送的随意性,基层人民法院拟将执行案件移送异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的,在作出移送决定前,应先报请其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审核同意。
7.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于五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期间提出,由受移送法院一并处理。
8.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但是,对被执行人的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执行法院应当及时变价处置,处置的价款不作分配。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将该价款移交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案件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条件的,执行法院可以同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9.确保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连续性,执行法院决定移送后、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对被执行人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不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在破产审查期间届满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延长期限,由执行法院负责办理。
三、移送材料及受移送法院的接收义务
10.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向受移送法院移送下列材料:
(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
(2)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同意移送的书面材料;
(3)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查明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已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及相关材料;
(4)执行法院已分配财产清单及相关材料;
(5)被执行人债务清单;
(6)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
11.移送的材料不完备或内容错误,影响受移送法院认定破产原因是否具备的,受移送法院可以要求执行法院补齐、补正,执行法院应于十日内补齐、补正。该期间不计入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的期间。
受移送法院需要查阅执行程序中的其他案件材料,或者依法委托执行法院办理财产处置等事项的,执行法院应予协助配合。
12.执行法院移送破产审查的材料,由受移送法院立案部门负责接收。受移送法院不得以材料不完备等为由拒绝接收。立案部门经审核认为移送材料完备的,应以“破申”作为案件类型代字编制案号登记立案,并及时将案件移送破产审判部门进行破产审查。破产审判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本院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四、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与受理
13.受移送法院的破产审判部门应当自收到移送的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受移送法院作出裁定后,应当在五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并送交执行法院。
14.申请执行人申请或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裁定书中以该申请执行人为申请人,被执行人为被申请人;被执行人申请或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裁定书中以该被执行人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双方均为申请人。
15.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在此前的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公告费、保管费等执行费用,可以参照破产费用的规定,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
16.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应当于七日内将已经扣划到账的银行存款、实际扣押的动产、有价证券等被执行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
17.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时,已通过拍卖程序处置且成交裁定已送达买受人的拍卖财产,通过以物抵债偿还债务且抵债裁定已送达债权人的抵债财产,已完成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再移交。
五、受移送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处理
18.受移送法院做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裁定的,应当在裁定生效后七日内将接收的材料、被执行人的财产退回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恢复对被执行人的执行。
19.受移送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裁定后,人民法院不得重复启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程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以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为由,再次要求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可以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20.受移送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或裁定终止和解程序、重整程序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交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被执行人的执行。
六、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
21.受移送法院拒绝接收移送的材料,或者收到移送的材料后不按规定的期限作出是否受理裁定的,执行法院可函请受移送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进行监督。上一级法院收到函件后应当指令受移送法院在十日内接收材料或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受移送法院收到上级法院的通知后,十日内仍不接收材料或不作出是否受理裁定的,上一级法院可以径行对移送破产审查的案件行使管辖权。上一级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可以指令受移送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于小羽等78名同志颁发荣誉天平奖章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于小羽等78名同志颁发荣誉天平奖章的决定
(法〔2019〕20号)
本院各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在审判执行、司法改革、智慧法院建设、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院每一名干警尤其是常年奋斗在一线的干警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挥洒汗水拼出来的。他们满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满怀对人民司法事业的忠诚,数十年如一日地胸怀理想、坚守岗位、真抓实干、不懈奋斗,为人民法院的改革和发展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智慧心血。
设立荣誉天平奖章,目的就是为表达对在人民法院工作30年以上的同志长期奉献人民司法事业的崇高敬意,大力弘扬他们可贵的职业精神,激励广大法院干警干事创业、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不断增强职业尊荣感和自豪感,努力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根据《关于颁发荣誉天平奖章的办法》,综合考虑队伍实际和干警一贯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为本院在人民法院工作满30年的于小羽等78名同志颁发荣誉天平奖章。
荣誉天平奖章凝结着他们无私奉献的心血和汗水,蕴藏着他们矢志贡献的智慧,闪耀着他们为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光芒。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希望全院每一位干警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提高新时代司法能力和水平,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司法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度推进人民法院工作改革发展,不断谱写人民司法事业光辉篇章,以审判执行工作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荣获荣誉天平奖章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小羽、于明、王小红、王东敏、王光峰、王荣、王敬、艾尼瓦尔、付金联、白继明、冯文利、冯永全、乔燕、刘汉富、刘永江、刘红、齐素、关毅、米爱民、祁元德、杜澎、李冬、李明义、李波、李勇、杨建宇、杨春、杨海燕、肖利纯、吴毛旦、吴海江、辛秋玲、汪治平、沙玲、宋莹、张一丽、张志弘、张利华、张树明、陆世慈、陆建红、陆桂珍、陆银燕、陈日银、陈国华、陈晓光、陈鸿翔、林红英、尚晓阳、周钢、庞玲、郑鹏、赵沨、赵娟、赵湘江、郝磊、胡仕浩、胡立新、胡越、洪清沪、宫邦友、贺禔、徐国庆、徐忠、高嵩、唐亚南、黄金龙、曹平妹、曹守晔、曹颖逊、符连香、商成林、隗合刚、蒋惠岭、韩红、程晋红、程新文、薛艳红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三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三批典型案例
(2023年4月27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关注养老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将依法保护老年人权益作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回应人民关切,最高法发布第三批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八个案例精选自全国各地法院报送的典型案件,既涉及赡养、继承、居住权益保障等传统领域,又涉及养老产业、消费欺诈等前沿热点问题;既侧重考虑老年人特殊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也注重对养老相关产业的规范和引导。这些案例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着眼居家养老、财产权益保护等民生问题,让老年人能够幸福安度晚年。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人生活照顾、财产管理等成为困扰许多家庭的难题。被指定的监护人能否尽心尽力、依法履职,由谁来履行监督职能,更是实践操作的堵点。在本次发布的赵甲、赵乙、赵丙申请指定监护人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监护人的同时要求其定期公示财产管理及监护情况,由近亲属共同监督,让失能老人得到最有利监护。近年来,子女以“为父母好”为由监管掌控父母财产的情况时有出现。经济上不自由,影响了老年人生活的便利程度及幸福感。在任某诉李某合同纠纷一案中,老人任某将其剩余存款交由其子李某保管并安排供自己养老使用,后任某提出从该存款中支取3000元用于生活,遭到李某拒绝。法院判决李某返还任某相关款项。该判决依法保护了老年人对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明确子女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老年人使用个人财产。
二是聚焦健康养老、消费欺诈等重点领域,净化老年人生活环境。
平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身康体健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头等大事。全面的医疗保障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支撑。目前,除我国社保体系承担的老年人医疗费用外,商业保险机构针对老年人医疗、健康等需求推出多种保险产品,为老年人健康养老提供了更多选择,特别是对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更有特殊意义。但有的保险产品投保门槛较低,而老年人多存在一些基础病情况,容易产生纠纷隐患。在此次发布的李某诉某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老年人李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老年防癌险,后因确诊癌症向保险公司索赔,该保险公司以老人曾患慢性支气管炎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该案判决明确,保险公司承保时未询问相关情况,老年人对此不负有告知义务,不属于投保人故意隐瞒,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付责任。该判决有力维护了患重大疾病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老有所安,同时也对保险公司在该领域业务存在的法律风险起到提示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老年群体消费正从“衣食住用行”等传统消费逐渐向服务型消费拓展。部分企业关注到养生养老服务的商机,以提供疗养服务、支付预订金获得会员资格和积分消费等名义吸引老年人签订养老合同,进行大额充值消费。在吴某诉某养老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某养老公司收到吴某定金后无法提供相应服务。法院在认定养老服务机构根本违约的同时,将涉嫌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恶意诱导老年人养老消费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净化养老产业,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新兴养老产业的发展。
三是弘扬孝亲敬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素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老年人对旧有居所往往怀有多重情愫和美好回忆,对自身社交、就医养老处所也有自己的现实考虑。在此次发布的吕某诉戴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房屋为吕某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保障性住房,吕某父母购买后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内,为处分便利登记在吕某名下。吕某欲置换房屋以提高居住品质,但其母戴某已至耄耋之年,有在此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判决明确家庭成员在老年人居所选择上不能仅考虑自己便利以及自己对居住品质的理解,应尊重老年人的选择,不应滥用民事权利排除老年人居住权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子女赡养、夫妻扶助,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养老方式。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在孙丙诉袁某、孙乙继承纠纷一案中,子女与配偶虽同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但在依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时,判决考虑了各继承人履行义务的情况,并特别注意保护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并共同生活的被继承人老年配偶合法权益,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居住权益。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基于家庭现实情况考虑,选择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应当依法保障老年人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诉求。在苏甲诉苏乙等赡养纠纷一案中,苏甲要求到养老机构生活。判决支持了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同时,考量其实际需要、各子女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判决子女给付赡养费并看望、问候老人。体现了对老年人在养老方式上自主意愿的尊重和对于精神赡养的倡导,使老有所依得到更全面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善待和帮助老年人,就是帮助未来的我们自己。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在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完善保护老年人权益工作机制,加大审判执行力度,为全面保护老年人权益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回应人民期待!
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三批典型案例
案例一:对老年人消费欺诈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杨某某诉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
案例二:对失能老年人监护加强监督保障其得到最有利监护--赵甲、赵乙、赵丙申请指定监护人纠纷案
(关键词:监护监督、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案例三:投保老年人健康保险已履行告知义务应依法获赔--李某诉某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健康保险、告知义务范围)
案例四:未按约定提供养老养生服务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吴某诉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服务、养老产业)
案例五:子女处分老年人购买并长期居住的房屋应尊重其意愿--吕某诉戴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关键词:权利滥用、安土重迁)
案例六:分配遗产时应依法保护被继承人老年配偶权益--孙丙诉袁某、孙乙继承纠纷案
(关键词:分配遗产、保护老年配偶)
案例七:子女应当尊重老年人选择的合理养老方式--苏甲诉苏乙等赡养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方式、精神赡养)
案例八:子女不得干涉老年人自主处分个人财产--任某诉李某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保管、财产处分权)
案例一
对老年人消费欺诈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杨某某诉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
一、基本案情
杨某某经介绍加入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微信群,工作人员不断在其中宣传推广一款光量子芯片医用冷敷贴,称系经核准的国家一类医疗器械,能抗衰老、预防疾病等。并以赠送礼物等方式诱导其多次免费体验。杨某某后花费近3万元购买产品,使用后未觉见效。杨某某认为存在消费欺诈,起诉请求判令某健康科技公司退款并三倍赔偿。经查,该产品核准的产品适用范围仅为物理退热理疗等功能。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公司人员对医疗器械突出宣传未经国家核准的预期用途和性能,且与说明书适用范围严重不符,误导消费者,致使杨某某以明显畸高的价格购买仅具有冷敷退热功能的医用冷敷贴,构成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欺诈行为,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判决该公司退还杨某某全部货款并赔偿三倍损失。
三、典型意义
健康消费是老年人关注的重要领域。现实生活中,一些商家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重视,通过夸大产品的保健治疗功能诱导老年人进行消费。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过微信群等媒介虚假宣传,形式更加隐蔽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本案判决明确了在微信群对医疗器械、药品等功效进行虚假宣传误导老年消费者,构成欺诈,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对于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维护老年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案例二
对失能老年人监护加强监督保障其得到最有利监护
--赵甲、赵乙、赵丙申请指定监护人纠纷案
关键词:监护监督、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一、基本案情
老人严某某有赵甲、赵乙、赵丙三子女,老人自丈夫去世至患病住院前一直与赵甲共居生活。住院期间三子女均有看护,存折及证件由赵甲管理。老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三子女就老人监护事宜存在争议,起诉申请由法院指定监护人,均主张他人存在不利监护因素,自己最适于担任老人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本案中,赵甲与老人长期共同生活,为最便利履行监护职责,结合照顾现状、交通条件等情况,判决指定赵甲担任严某某监护人,令其每月向赵乙、赵丙公示上一月度严某某财产管理及监护情况。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人生活照顾、财产管理等成为困扰许多家庭的难题。被指定的监护人能否尽心尽力、依法履职,由谁来履行监督职能,更是实践操作的堵点。本案判决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确定以监护人履职报告和定期公示为内容的创新模式,让失能老人监护归于“老人本位、家庭成员共同参与”。不仅有利于促进矛盾纾解和孝亲敬老家风建设,也对监护人监督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案例三
投保老年人健康保险已履行告知义务应依法获赔
--李某诉某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老年健康保险、告知义务范围
一、基本案情
2020年9月,李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支付宝老年防癌险电子保险单》,投保老年防癌险。保险单健康告知部分需要告知的疾病、体征或症状不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半年后李某经诊断为气管肿瘤癌变,向该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该保险公司以李某患慢性支气管炎投保时未告知而严重影响其承保决定为由拒赔。李某起诉请求判令该公司履行保险合同,赔付医疗费用。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保险公司在保险单需要告知的部分并未询问被保险人是否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李某在投保时已合理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无权解除该保险合同。李某被诊断为肿瘤癌变,依据癌症医疗保险条款,判决某保险公司继续履行保险合同,支付李某医疗费16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健康保险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保障。目前,针对老年人的保险投保门槛较低,而老年人因为年龄等原因,可能存在一些基础病情况,存在纠纷隐患。本案判决明确投保老年人健康保险时,已根据保险公司询问事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公司询问之外的事项,不属于告知范围。判决有力维护了患重大疾病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老有所安,同时,也提示保险公司开展此项业务的相关风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案例四
未按约定提供养老养生服务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吴某诉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服务、养老产业
一、基本案情
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养护服务的酒店。2019年,吴某同该公司签订养生养老合同,约定吴某支付预订金后,即获得会员资格和相应积分,积分可以在该公司旗下任何酒店抵现使用。预付的订金如果没有额外消费,期满后还可退还。吴某支付21万元预订金后,该公司无法提供相应服务且不退款。吴某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判令该公司返还预订金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养生养老合同合法有效,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到吴某定金后无法提供相应服务,存在根本违约,吴某享有合同解除权。判决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吴某预订金,并支付利息。法院亦将该公司涉嫌养老诈骗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三、典型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部分企业关注到养生养老服务的商机,以提供疗养服务、支付预订金获得会员资格和积分消费等名义吸引老年人签订养老合同,进行大额充值消费。司法既保护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其合法规范经营,又依法制裁其中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老年人财产权益,守护老年人生活安宁。本案在民事审判中依法认定养老服务机构根本违约的同时,将涉嫌犯罪线索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对遏制针对老年人养老消费领域的恶意诱导,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侵财违法犯罪行为、净化养老产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案例五
子女处分老年人购买并长期居住的房屋应尊重其意愿
--吕某诉戴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关键词:权利滥用、安土重迁
一、基本案情
戴某(85岁)系吕某之母。案涉房屋系吕某父亲生前依单位保障家庭用房政策出资购买,戴某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吕父去世后戴某同意房屋登记于吕某名下。在工作日期间,吕某夫妇为接送孙辈上下学与戴某共同居住。吕某为生活便利欲置换房屋,承诺保障戴某居住需求。戴某认为自己已在该处居住半生,邻里熟悉,就医便利,希望能在此终老。即使新居面积更大、条件更优,亦不愿搬离旧宅。因协商未果,吕某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起诉请求判令戴某不得妨害其置换房屋行为。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戴某虽放弃登记为所有权人,但对该房屋仍有正常居住的权益。吕某欲置换房屋以提高居住品质,但戴某已至耄耋之年,有在此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吕某轻视戴某意愿而欲售房置换不当。判决驳回吕某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中华民族素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本案判决没有机械按照物权变动规则支持登记权利人的主张,而是全面考虑房屋来源和现实情况,充分尊重耄耋老人对旧有居所数十载的多重情愫和美好回忆,及老人对自身社交、就医养老处所的现实考虑,明确家庭成员要尊重老年人意愿,不应滥用民事权利排除老年人居住权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判决对于如何细化老年人居住权益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居、老有所安,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案例六
分配遗产时应依法保护被继承人老年配偶权益
--孙丙诉袁某、孙乙继承纠纷案
关键词:分配遗产、保护老年配偶
一、基本案情
老人袁某与孙甲有婚生子孙乙、养女孙丙。二人有房产、存款若干。2005年孙甲患病不能自理,住院15年至去世均由袁某照顾护理。孙乙因犯罪长期服刑。孙丙大学毕业到外埠工作定居。老人住院期间仅探望几次。孙甲去世尚未安葬时,孙丙即起诉要求分配遗产。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孙甲未留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袁某、孙乙、孙丙。袁某年过七十,存款甚少,与孙丙关系无法缓和,孙乙七年后才能出狱,袁某面临老无所依的状况。判决孙甲遗产中的房产、银行存款、抚恤金等均归袁某所有,并分别给付孙乙、孙丙少部分折价款。
三、典型意义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子女赡养、夫妻扶助,是老年人步入晚年后最常见的养老方式。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成年子女更是负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子女与配偶虽同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但在依照法定继承分配遗产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而对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少分。本案二审考虑了各继承人履行义务的情况,并特别注意保护被继承人老年配偶的合法权益,以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居、老有所养。
案例七
子女应当尊重老年人选择的合理养老方式
--苏甲诉苏乙等赡养纠纷案
关键词:养老方式、精神赡养
一、基本案情
苏甲与代某夫妻育有苏乙等六名子女。代某去世多年,苏甲现已94岁高龄,无住房,视力残疾,平时出行不便,需要看护。在长子家中生活十年,家庭矛盾较深,其他子女均无照顾意愿。苏甲要求入住养老院,因每月需缴纳费用等与子女发生争议,苏甲起诉请求判令六子女支付赡养费,并每月探望一次。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苏甲将子女抚养长大。六子女依法应履行赡养义务,包括对老人精神慰藉。苏甲基于家庭现实情况,要求到养老机构生活,应当尊重其意愿。综合考量苏甲实际需要、各子女经济条件和负担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判决六子女每人每月给付苏甲赡养费500元。六子女对苏甲除履行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的义务外,还应履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每人每月应当看望及电话问候苏甲一次。
三、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基于家庭现实情况考虑,选择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应当依法保障老年人对于养老方式多样化的诉求及其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权利。此外,子女不仅应履行经济上供养的义务,还应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本案判决体现了对老年人在养老方式等问题上自主意愿的尊重,和对于精神赡养的倡导,充分保障老有所依。
案例八
子女不得干涉老年人自主处分个人财产
--任某诉李某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保管、财产处分权
一、基本案情
任某系李某之母。2022年2月,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任某将其存款存入李某账户,该款仅用于任某养老;任某生养死葬由李某负责。协议签订后,任某将13万元存款转入李某账户。李某从该存款中为任某支付医疗费800余元。后任某提出从该存款中支取3000元用于生活,被李某拒绝。任某遂起诉请求判决解除双方协议,并由李某立即返还剩余款项。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不得干涉,不得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任某将其剩余存款交由李某保管并安排供其养老使用,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李某不履行相应义务,干涉任某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损害了任某的权利,任某有权要求李某向其返还所保管的剩余款项。判决解除协议并判令李某返还任某剩余款项。
三、典型意义
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不得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近年来,子女以“为父母好”为由监管掌控父母财产的情况时有出现。老年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影响了老年人生活的便利程度及幸福感。本案就老年人对自身财产享有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明确了子女不得以任何形式违法干涉老年人对个人财产处分的规则导向。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80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808号建议的答复
崔智友代表:
您与其他11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收悉。您们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编办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持续聚焦“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法治中国”战略,主动对接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举措,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8277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39.8万亩,督促3647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9亿余元。同时,正如您们在建议中提到的,目前在公益诉讼立法、办案机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认真研究,积极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一、关于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建议。2018年3月1日,最高检、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月12日,最高检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2018年6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明确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相关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对代表提出的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将在修法时认真研究,积极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下一步,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将颁布《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规定(试行)》等司法解释性文件,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基本程序规范。同时,按照“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要求,在遵循诉讼基本原则和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实践,积极研究论证,适时提出修法建议,不断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方面的规定,逐步形成完备的检察公益诉讼法律体系。
二、关于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的建议。目前,山西、山东、广西、浙江、四川等地不少检察院已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通过专门机构负责公益诉讼工作,办案取得很好成效。2018年7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强调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要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办案效果、推进专业化建设为导向,构建配置科学、运行高效的公益诉讼检察机构,为更好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提供组织保障。设立公益诉讼检察厅是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支点,对于进一步做实做强公益诉讼工作、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向社会各界昭示了检察机关全面加强公益诉讼司法保护的信心和决心。目前,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正在筹备中,下一阶段,各级检察机关将根据高检院统一部署,积极向党委汇报,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机构,逐步建立全国检察公益机构体系,合理调配人员,员额检察官配备适当倾斜,健全专业化办案组织,切实强化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力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强制执行程序中限制消费令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出台《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建立了限制消费制度;后于2015年进行修改,规定名称修改为《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对限制消费制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经过多年实践,尤其在2016至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期间,全国法院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效遏制了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等规避执行情形,促进了社会信用意识的提升。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对于一项新的制度,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去不断完善。您就限制消费规定有关条文及部分条款具体落实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于解决限制消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意义。
一、关于不应限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财产进行消费的问题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对单位被执行人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限制时必须证明其以单位财产实施相关消费行为,执行实践中操作难度大,不足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产生足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单位被执行人及其负责人的限制真空。针对原限消规定施行5年以来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限消规定进行修改。调研中,不少惩戒联动单位、各级法院普遍希望加强对单位被执行人相关责任人员的限制措施,以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因此,在原司法解释规定的限制基础上,限消规定强化了对单位被执行人的限制消费执行措施,以适应当前执行实践和经济社会现状。
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单位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而应在因私消费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担任单位被执行人负责人期间,依法代表单位被执行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在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中,推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主要责任人员的消费行为与单位公务消费有关。单位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限制四类责任人员其以个人名义使用单位财产消费或者先以个人财产消费事后公款报销从而规避司法解释的禁止性规定,在有效解决对单位被执行人难以惩戒问题的同时,能够有效促进单位责任人员积极履行相应职责,有助于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
在该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有一种意见同您提出的问题完全一致,认为禁止单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员实施相关消费,虽有助于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但由此将导致直接否定其利用自己财产实施相关消费行为的权利,应进一步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一意见,在坚持严格限制的基础上,增设了权利救济程序条款,明确对相关责任人员因私以个人财产实施的消费行为不予限制,其可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有权对其申请进行审查,查证属实的,应予准许。可以说,目前的制度设计,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社会信用程度有待提高的境况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四类责任人员因单位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而受到影响,也为查找拒不配合法院执行、长期下落不明的单位被执行人的相关责任人员提供了一定途径。
同时,为解决实践中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以个人财产消费行为申请的审批程序繁琐,无法及时保障相关人员的权利问题,我们充分结合信息化手段,于2018年8月在限制消费系统中上线临时解禁功能,四类责任人员提出申请,经审查通过的,执行人员在系统中“一键式"操作即可实现临时解除限制。此项工作模式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在规范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同时,能够及时保障相关人员的权利,充分落实限消规定关于权利救济的内容。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四类责任人员因单位被限制消费而受到影响的问题,结合您提出的建议进一步调研,适时设置更为完善的程序,保障四类责任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增加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情形的问题
根据《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规定,如果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消费令;对于在限制高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上述规定内容没有兜底条款,确实难以涵盖执行工作实践中需要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所有情形。但对于您提出的应当增加规定“因审判监督程序或者破产程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问题,我们认为:限制消费措施不同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纳入失信惩戒措施在此情形下不予以删除,将导致单位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因此在失信名单规定中,将此情形列为应当删除失信信息的范围。但限制消费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到单位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此时执行程序虽暂时中止,执行依据尚处于有效状态,针对防止被执行人财产不当减少的限制消费措施的继续维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同时,按照您建议的思路,我们初步认为,因审判监督执行依据已被撤销的,或因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执行案件被裁定终结执行的,或者执行依据被裁定不予执行的,此时需要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因此,我们考虑拟先行在限制消费系统中增加“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以及“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两种情形,在今后修改限制消费规定时,将及时提请研究增加这两种解除限制消费的情形。
当前,虽然已经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但执行工作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人民法院五年执行工作纲要,巩固和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全面提高执行工作水平。按照立法规划,我们将在2019年底之前完成民事强制执行法调研起草工作;同时将配合做好破产法修改相关工作,推进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配合做好公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等制度,从源头遏制转移、隐匿财产等规避执行行为。对于限制消费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制消费制度,最大限度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首批检察改革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首批检察改革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改革部署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为各地推进检察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建设”为主题,选编了7件检察改革典型案例,集中反映各地检察机关在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内部制约监督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月4日
案例1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建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正卷副卷
一并调阅制度 强化审判执行检察监督
【关键词】
民事诉讼监督 正副卷一并调阅 深层次违法监督
【改革情况】
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民事诉讼监督,一并调阅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正、副卷,有利于提高民事诉讼监督的精准度,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2019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上提出:“加强对民事审判案件的检察监督制度机制建设,探索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积极落实中央政法委部署,在全省实现了一并调阅法院民事审判卷宗、民事执行卷宗的正卷、副卷,这对于落实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案件精准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一、统筹稳步推进,争取认同支持,实现三级院统一建立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
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召开后,黑龙江省检察院立即行动,主动争取省委政法委的领导和支持,配合省委政法委将“探索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列入全省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并作为2019年全省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督察工作内容。黑龙江省检察院指导市、县两级检察院与同级法院沟通协调,增进改革共识,黑龙江省三级法院高度重视、积极支持。2019年8月,齐齐哈尔市两级检察院率先实现与同级法院会签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工作文件。随后,哈尔滨、七台河、绥化、大兴安岭等多个市(分)院、基层院分别与同级法院会签了工作文件。在此基础上,黑龙江省检察院总结全省各地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成果经验,于2019年底启动三级院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文件的起草、会签工作。经与省高级法院充分协商、深入交换意见,2020年6月17日,省检法两院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会签《关于调阅民事诉讼卷宗有关事项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试行)》),在全省各级检察院、各级人民法院施行。
二、紧贴办案需要,明确时限要求,保障正副卷一并调阅制度严格执行
《规定(试行)》是全国首个适用于全省各级检察院可以一并调阅全省各级法院民事审判卷宗、民事执行卷宗正卷、副卷的会签文件,从根本上解决了下级检察院调阅上级法院卷宗、检察院跨市(地)、县(区)调阅法院卷宗的难题,为精准办理民事审判监督、民事执行监督案件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是明确一并调阅正卷、副卷的条件和范围。检察机关确因办理民事审判监督、民事执行监督办案需要或者办理法官涉嫌犯罪且已经立案的案件等,可以一并调阅法院审判卷宗、执行卷宗的正卷与副卷。对于法院正在办理的审判、执行案件,可以直接到办理部门查阅、复制、拷贝、摘录案件材料。对案件已办结尚未归档的卷宗,检察机关需要调阅的,法院案件办理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归档,然后由法院档案管理部门办理调阅手续。二是明确调阅正卷、副卷的程序。检察机关调阅卷宗,需出具加盖检察院院印的调卷函,由专人办理。调阅副卷需经检察机关院级领导批准,法院院级领导审批同意。三是明确调阅正卷、副卷的期限要求。法院收到检察机关调卷函后,一般应当在五日内提供卷宗。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供的,应当说明理由,在特殊情况消除后及时提供。检察机关调阅法院诉讼卷宗应当在三个月内归还。确因工作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重新办理调阅手续,连续调阅期限一般不超过六个月。
三、严格使用保管,落实保密责任,确保被调阅卷宗和内容安全
为确保法院卷宗在检察环节得到正确使用、妥善保管,特别是保证法院副卷卷宗和审判秘密绝对安全,《规定(试行)》对卷宗的知悉人员范围、保管保密责任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同时,省检察院还专门对全省各级检察院调阅法院副卷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一是严格控制调阅副卷材料和知悉人员范围。确有调阅法院副卷必要的,必须严格履行相关手续。知悉人员仅限于案件承办人员、审批人员、参加讨论案件的人员、档案人员。其他人员因工作需要知悉的,应当经过检察机关院级领导批准。二是严格卷宗使用和保管。检察机关不得将调阅的正卷、副卷转借他人或者其他单位使用。如有关单位、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等依照规定需要查阅、复制、拷贝、摘录人民法院正卷内容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法院、检察院关于诉讼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严格按照“谁批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建立卷宗保管责任机制,对调阅法院副卷及查阅副卷所形成的材料,按照国家秘密管理。三是严格落实保密责任。检察机关所有知悉副卷材料的人员都要承担保密责任,不得违反保密规定泄露副卷材料。对于违反保密规定,泄露审判、检察秘密的,或者篡改、损毁、丢失卷宗材料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典型意义】
建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目的在于加强检察监督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维护司法权威。“两高”对这项工作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实践操作中还存在障碍。黑龙江省检察院先行先试,率先会签规范性文件,对破除实践运行中一些协同障碍等,探索出一些较好的做法,对各级检察机关推进这项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案例2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
【关键词】
河长+检察长 生态治理 法律监督
【改革情况】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18年底以来,河南省检察院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河长办倡议发起,统筹协调组织开展了沿黄九省区“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行动中,河南省检察院与省河长办通力协作,同向发力,一批难度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黄河流域“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在黄河流域九省区,首倡并推动建立了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河湖治理协作联动为主要内容的“河长+检察长”制,为破解黄河生态治理难题贡献了“检察智慧”。
一、主动担当,协调推动沿黄九省区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2018年底,河南省检察院把握水利部开展河湖“四乱”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契机,主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河长办沟通对接,倡议沿黄九省区检察机关、河长办联合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决定共同开展专项行动,成立由张雪樵副检察长、魏山忠副部长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将办公室设在河南省检察院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具体承担专项行动日常协调组织工作。河南省检察院根据职责分工,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组织专项行动启动仪式。邀请九省区检察院、河长办主要负责人于2018年12月7日在郑州举行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并发表了《郑州宣言》。二是在整个专项行动中,协助领导机关起草各种工作方案,牵头召开九省区推进会,组织九省区协同推动专项行动有力有效开展。三是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人员赴九省区进行实地调研督导,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四是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协助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召开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河南省检察院作为九省区检察机关唯一受邀单位介绍情况。经过九省区共同努力,黄河流域生态面貌得到初步改善。2019年10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协同治理保护黄河》为题,对专项行动予以报道。
二、强化办案,推动解决了一批危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老大难”问题。在协调推动九省区专项行动的同时,河南省检察院指导全省市、县区检察机关,注重立足河南,强化办案,全面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以扎实成效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是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作用。一方面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另一方面对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防止发生有罪不究和以罚代刑等问题。2019年以来,全省黄河流域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77件402人,提起公诉723件1225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34件41人。二是强化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对负有河湖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受到侵害的,依法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2019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黄河流域公益诉讼问题线索886件,立案502件。其中,检察机关自行摸排问题线索417件,立案371件。三是始终坚持效果导向。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件件“回头看”,紧盯有无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有无整改不到位、有无问题反弹等问题,助推问题彻底整治到位。通过与相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携手努力,一批历时已久、难度较大、社会关注的破坏黄河生态“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三门峡市某公司在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修建鱼塘、楼房,占地达1400余亩。当地政府及相关监管单位发出整改通知书、处罚决定书等十余次,该公司没有作出有效整改。检察机关主动当好党委政府的法治助手,一方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充分履职,另一方面多次走访企业,释法说理,协助相关单位解决企业合理诉求。最终,该公司消除抵触情绪,与当地政府共同拆除违建鱼塘79个、违建楼房3000余平方米。本案的成功办理,带动了周边30多个违建鱼塘拆除整改,共恢复湿地1700多亩,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逐步恢复,周边水域又成为白天鹅回归越冬的栖息地。
三、协同治理,为探索构建“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贡献检察智慧。在积极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中,河南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当好党委政府的法治助手”这一定位,准确把握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发挥河长、检察长各自职能优势,加强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河长办及河长制相关成员单位的沟通协作,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以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有效衔接为主要内容的“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一是与省河长办协同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派驻省河长办检察联络员,通过开展业务交流,健全公益诉讼联席会议、执法信息共享和案件线索移交等制度。2019年,省河长办先后分三批向省检察院移交的266件黄河“四乱”问题线索,现已基本整治到位。2020年又分三批移交203件问题线索,目前正在积极有序办理中。建立“共建清单、迅速交办、联合整改、共同验收”办案协作机制,实行线索共查、联合督查、专项检查,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困难,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二是与河长制成员单位协同开展专项行动。先后与住建部门协同开展城市黑臭水体监督活动,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监督活动,与自然资源部门协同开展露天矿山、绿色矿山、废弃矿山“三山”整治攻坚行动,不断增强执法、司法合力。三是与司法机关深入协作。在与黄委会、政府有关部门充分沟通、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与省高法、省公安厅会签文件,建立黄河流域环境资源跨区划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将黄河流域河南段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起诉案件,集中移送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管辖,共同做好黄河流域河南段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
四、深化改革,在全省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运行成效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和河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给予充分肯定,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主流新闻媒体予以正面报道。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在省委全会等多次会议上给予肯定;省人大常委会将其写入《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以地方立法形式予以明确。为了发挥“河长+检察长”制更大作用,河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决定将在全省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纳入2020年度重大改革事项清单,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领衔推进。河南省委改革办、省检察院、省河长办共同起草《河南省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改革方案》,经9月召开的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同时,河南省委改革办、省河长办、省检察院在省政府新闻办联合举行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新闻发布会,省检察院通报河南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并同步发布八件黄河流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典型意义】
“河长+检察长”制是河南省检察院和省河长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探索形成的一项制度创新。在河南全省全面推行“河长+检察长”制,对推动全省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起到了积极作用。检察长立足“当好党委政府法治助手”的工作定位,以建立检察机关与河长办及相关行政机关系列协作联动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有效衔接为主要内容,探索构建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新机制,发挥检察职能、协助总河长及河长破解河湖治理难题,为检察机关助推河湖生态保护,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案例3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
创建“三位一体”制度体系
打造非羁押诉讼新模式
【关键词】
非羁押诉讼模式  三位一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改革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案件审前羁押率偏高,羁押时间较长,羁押后被判轻刑、缓刑率较高等问题较为突出。山东省东营市检察机关创建以羁押必要性全流程审查、非羁押诉讼全方位保障、全社会支持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非羁押诉讼模式,将降低审前羁押的制度和举措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将非羁押诉讼社会协作模式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案件办理+司法协作+社会参与”的中国特色非羁押诉讼制度实践样本。
一、构建羁押必要性全流程审查机制,让不该羁押、不必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免受“牢狱之苦”
(一)建立捕前分流过滤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羁押。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建提请逮捕协商工作机制,出台《关于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非羁押诉讼案件的适用标准、案件范围和提捕条件,统一司法尺度。设立检警协作办公室,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及时通报检察机关同步介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对醉驾等轻微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原则上不提请逮捕,采取非羁押方式直接起诉。近三年来,全市捕前共分流4899人,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52.3%;判处缓刑人数3991人,占非羁押诉讼人数的81.4%。
(二)建立捕中听证机制,在审查逮捕中严控羁押。率先在全国开展审查逮捕诉讼化转型试点工作,由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三方共同制定《审查逮捕工作中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实施办法》,构建了书面听取、当面听取和公开听证阶梯式律师参与机制。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后,以社会危险性的审查为重点,多渠道、多形式听取律师意见,对有无逮捕必要进行精细化、诉讼化审查,对可捕可不捕的不予批捕,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服务民营经济检察政策,探索涉民营企业案件公开听证模式,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工商联等多方代表参与听证,依法严格审慎适用羁押措施。近三年来,全市共不予批准和决定逮捕1133人,占受理数的25.4%。
(三)建立捕后跟踪机制,在诉讼进程中依法及时变更羁押。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审查捕后案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必要性,坚持“三审三听”:审查卷宗事实,审查犯罪情节,审查社会外部评估因素;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意见,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意见,听取同监室在押人员评价,形成可供办案参考的调查报告,作为是否变更和解除强制措施的依据。近三年来,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367人,占执行逮捕人数的11%。
二、构建非羁押诉讼全方位保障机制,让刑事诉讼进程不因犯罪嫌疑人未羁押而“中途搁浅”
(一)创新实施“电子手表”智能监控。自2012年开始,在全国率先研发建设电子手表智能监控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基站等多种定位模式,对佩戴智能手表的人员进行实时定位和轨道查询,实现了对取保候审人员“全时段、全方位”监督,为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奠定基础。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市开展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先后抓捕180余人,针对疫情期间犯罪嫌疑人散居于全国各地,不便于在东营集中羁押的现实情况,对其中160余人采取了电子监控措施,有力保障了案件的顺利推进。
(二)探索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针对交通肇事、轻伤害等案件因一时无法达成和解,或者和解后犯罪嫌疑人不积极履行等情况,探索赔偿保证金由公证部门第三方提存制度,检察机关审查后可以对其作出不捕决定,待案件经判决确定赔偿数额后,由被害人持生效裁判文书至第三方申请取得赔偿金。该制度便于促成刑事和解,有效降低了轻罪案件逮捕率。2020年以来,全市共适用赔偿保证金制度案件132起147人。
(三)建立繁简分流快速办理机制。公安、检察、法院建立非羁押诉讼案件快速处理协作机制,创新“集中审理、打包起诉”工作模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争议的非羁押诉讼案件,确保7个工作日内审结;对轻微刑事案件,进入“快车道”,实行集中开庭、集中宣判,大部分“醉驾”类轻微刑事案件平均庭审时间7分钟,实现了快侦、快诉、快判。
三、构建非羁押诉讼社会支持体系,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法治温度”
(一)全国首创“刑事执行人权保障中心”。2014年,河口区检察院依托刑事智能监督平台整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社区矫正等功能,创建“黄河驿站”,后市委政法委牵头在全市推广应用。2017年,河口区检察院在黄河驿站基础上创建“刑事执行人权保障中心”。通过对非羁押人员各项诉讼权利保障,消除对抗情绪,推进认罪认罚服判。2019年8月,中国法学会刑事执行检察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东营现场观摩,与会领导、专家给予充分肯定。
(二)创建新航基地,整合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垦利区创建了集社区服务、集中教育、公益劳动及困难帮扶于一体的非羁押诉讼和社区矫正人员帮教基地--新航基地,将非羁押人员纳入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诉讼风险纳入网格化监管内容,作为司法机关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重要依据,解决了公安机关警力不足、难以全面有效监管的难题,实现了对重点人员的网格化社会管控。
(三)搭建检调对接平台。针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上存在争议、非羁押诉讼难以推进的难题,依托东营市人民调解中心设立检察和解中心,与公安、法院、信访等部门和基层社区建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社区网格员、基层组织作用,通过释法说理,政策引导,促使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实现从“结案了事”到“案结事了人和”的转变。
【典型意义】
山东省东营市检察院以羁押必要性全流程审查、非羁押诉讼全方位保障、全社会支持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非羁押诉讼模式,是落实“少捕慎诉少押”司法政策的有效机制,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该模式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创新赔偿保障金提存制度,创建刑事执行人权保障中心,以促进刑事和解、认罪认罚,在保障被害人权益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等方面具有示范性。
案例4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创新大数据研判与衔接平台建设
推进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创新
【关键词】
公益诉讼 大数据研判 智能分析 平台管理
【改革情况】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紧跟时代步伐,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施“一个战略、两个行动”(即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人工智能+”行动),建设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与全市27家行政单位达成了数据对接与信息共享机制。目前,通过平台发现大量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仅2019年上半年,审查公益线索265件,依法立案230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17件,其中通过平台发现的案件占比近80%。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打破数据壁垒,构建数据互通机制
兰州市检察机关充分利用已建设的“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构建数据互通机制,实现数据一次性采集。一方面,通过互联网采集新闻媒体、投诉举报、贴吧论坛等涉及公益诉讼的数据。另一方面,采用主动采集方式,建立了与行政执法单位数据对接机制,攻克了以往与多单位、多系统数据对接时,需要对接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及第三方供应商配合的问题。具体而言,只要网络可达、系统可见、数据可见(对接单位只需提供用户名密码)即可迅速、自动完成数据采集,节省了大量时间。同时,兰州市检察机关对兰州与甘肃公益诉讼案源发现渠道数据的标准进行梳理,形成各类案件类型所需要的数据资源目录体系、自然资源的知识图谱体系,完成数据源、数据格式、采集模板,开放形式等多种标准,为将来在甘肃开展的其他业务提供数据支撑,并形成全国性自然资源保护的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
二、智能分析研判,准确定位责任主体
兰州市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通过平台智能研判功能,将平台过滤分类的线索数据与平台中预置的研判模型进行碰撞,自动识别出线索数据中反映的违法行为,快速研判出负有监管责任主体和保护责任的权利清单,并根据已经识别出的行政区划、权责主体、涉及领域等信息,对案件线索自动“归类、合并、集中”,在线索涉及多领域或多行业时,平台为办案人员提供知识匹配,还采集了互联网中全国范围内其他兄弟检察院所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例,结合已经预警的线索详情,智能推荐相关案例,通过大数据平台为检察官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件,拓展检察官的办案思路,提高案件办理准确度,提升办案效率,为整个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细化研判规则,支撑专项行动开展
在平台的应用过程中,兰州市检察机关坚持“专项带动、以点带面”的思路,推动公益诉讼工作深入发展。根据各个专项行动要求,细化平台研判规则,对采集到涉及专项行动的数据进行分类筛选,与先期采集到的其他知识资源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先后开展“网络餐饮”“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明长城文物保护”等多个专项行动,排查出一批涉及专项行动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例如,2018年11月平台测试期间,在最高检部署的“保障千家万户舌尖安全”的专项行动中,兰州市检察机关通过平台发现互联网案源线索1200余条,对这些案源线索梳理后,向相关单位发出27份类案检察建议,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在2019年3月8日开展的“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中,发现线索781条,梳理后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严厉打击了全市湖河流域“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现象,真正织牢兰州市河湖生态环境保护网;2020年4月,平台采集到涉及可能存在损毁、破坏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长城、烽火台、壕堑、墓葬遗址)、古建筑及工业遗产文物的线索224条,向包括榆中县城关镇、永登县武胜驿镇、皋兰县九合镇等地的人民政府发出类案诉前检察建议,依法妥善解决文物保护与乡村治理工作的冲突矛盾,为以后文物保护工作和乡村振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遗产资源基础。
四、依托平台管理,持续跟进案件办理
兰州市检察机关通过平台对案件进行全周期管理,依据线索行政区划,通过平台“案源分配”功能,将线索分配到辖区内检察院,基层院检察官在接收线索后,根据平台智能推荐地点到现场进行初查,并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无人机进行视频取证,调查结束后,相关照片、视频、调查意见等可通过平台进行填写上传,兰州市检察院可随时通过平台掌控办理进度,掌握基层院在办案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思路、新办法,指导基层院办案,提升办案主观能动性,提高办案水平和质量。平台从数据采集、线索发现到对线索分析研判、现场调查情况、整改情况等均进行记录与留存,同时对已经发送了检察建议的案件,是否按照检察建议进行整改,整改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标准,损害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情况是否已经停止,被破坏的资源是否得到恢复等对行政执法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实时跟进,提高公益诉讼工作质效和社会公信力与满意度,努力实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典型意义】
科技是推动检察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强检的关键是要促进科技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取得推动检察工作发展的实效。甘肃省兰州市检察院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思维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深度融合,不仅建立了与行政执法单位的数据对接,而且可以自动识别线索数据中反映的违法行为,快速研判负有监管责任的主体和权力清单,具有很好的示范、推广价值。
案例5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邀请专门技术人员参与办案
增强“四大检察”专业力量
【关键词】
专业人员  辅助办案 解决技术难题
【改革情况】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金融犯罪、计算机犯罪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时,由于缺乏相关技术专业背景,使得案件涉及技术相关事实的认定成为难题。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认真落实最高检《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率先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明确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案件诉讼活动、提供技术咨询过程中的职责和程序,为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一、践行“智慧借助”理念,完善制度设计
一是科学界定专业技术范围。明确规定专业技术调查人员是指在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协助解决专门性、技术性问题或者提出意见的检察辅助人员,不包括以鉴定人身份参与办案的人员。二是明确适用范围。规定在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知识产权、金融犯罪、计算机犯罪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时,可以邀请其参与诉讼活动,提供专业咨询。三是扩展人员构成。明确辅助办案的专业技术人员既可以由本院相关技术人员担任,也可以从生态环境和资源、食品药品检验、审计、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电子数据、文检、痕检等方面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中聘任。四是规范工作职责。明确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技术性事项的争议焦点以及调查的范围、顺序、方法等提出建议;对评估、审计的标准、方式等进行说明;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参与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参与询问、听证、诉前检察建议圆桌会议;对技术调查意见进行解释、说明;列席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有关会议,其提出的专业技术意见可以作为检察办案的参考。
二、加强履职保障,完善硬件支持
2020年6月5日,宝山区检察院举行首批专业技术人员聘任仪式。本次是从区院内部现有技术人员中,指派了3名电子数据、文检、痕检等方面的技术人员,从外部聘请了4名技术人员,涵盖了生态环境和资源、食品药品检验、知识产权等方面。2020年7月17日,宝山区检察院又聘任上海证监局稽查处副处长于承、上海证监局法制工作处四级调研员黄志达同志。
为确保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宝山区检察院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为他们的作提供必要条件,在检务保障部设置检察技术中心,专门负责日常管理;检察官应当主动介绍与案件专门性问题有关的情况,提供涉及专门性问题的相关材料,明确要求协助或提出意见的问题,保障专业技术人员履职。同时,宝山区检察院在现有技术条件基础上,专门设立检察技术中心,主要职能包括“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司法鉴定分中心和技术调查官队伍管理。检察技术中心可指派或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各业务部门开展检察工作。
三、落实辅助办案,增强办案专业性
《若干意见(试行)》出台后,宝山区检察院积极落实相关制度,充分运用专业人士资源优势,办理一批涉及专业领域案件,取得良好效果。2020年6月10日,宝山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在办理一起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有关案件中,邀请聘任的技术人员余成鹏参与现场调查。余成鹏为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水和土壤等生态环境领域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经初步查看,现场用于收集污水及生活废弃物的设施简单,池壁和底板均未采取防渗漏措施,对周围环境存在污染风险。建议取样对总磷、PH等指标进行检测,为做好该案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2020年7月17日,宝山区检察院召开“关于场外配资刑法规制问题研讨会”,会议邀请聘任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承、黄志达就场外配资的刑事打击必要性、入罪标准、不同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及金融市场综合治理等问题开展研讨,两位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其专业知识对场外配资行为中的专门性、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为区院办理该场外配资案件提供了思路,推动案件办理更加客观、公正、高效,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
【典型意义】
宝山区检察院积极开展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辅助检察办案活动,明确了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案件诉讼活动、提供技术咨询过程中的职责和程序,涵盖了“四大检察”相关的多种专业,是借助“外脑”辅助检察机关办案理念的生动实践,对进一步完善专业人士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制度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案例6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人民检察院
创建“案件码”分类管控机制
助推刑事案件质效新提升
【关键词】
案件码 侦查监督 分类管控
【改革情况】
为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全面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浙江省海盐县检察院牢牢把握数字赋能检察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自主研发“案件码”程序,对刑事案件进行源头管控、精密智控,努力降低诉讼成本、提升诉讼效益,推动刑事检察程序全面优化。自2020年2月份“案件码”应用以来,刑事案件办理质效明显提升,退补率、延长率同比分别下降57.05%和60.77%,“案-件比”稳控在1.3左右。
一、创新驱动,“科学赋码”激发捕诉一体新优势
紧抓“捕诉一体”运行下“一人全链条管理一案”的新机遇,凝聚检警协作合力,以智慧检察为依托,打造刑事案件管控利器--“案件码”,强化案件源头管理和审前过滤,提升办案质效。
(一)转变监督理念,统一检警应用共识。打破检察机关被动受理、单向监督壁垒,强化检警联动协作,协同公安机关对近年来刑事案件退补、延长情形“高发”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共同研究决定启用“案件码”程序对刑事案件进行质量管控。联合出台《刑事案件“案件码”分类管控实施办法》,就“案件码”的适用范围、运作程序及适用效果等达成一致共识,确保制度规范化统一运行。
(二)科学量化评分,直观体现案件质量。深入调研影响案件质效关键因素,科学设计《“案件码”量化评分表》,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两个维度科学量化评分,设置10个具体评分项,以100分作为满分评价基准,以对案件质量的影响程度设定相应分值,由承办检察官根据各项目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反向扣分。系统根据评分自动划分70分以下、70~90分、90分以上三档,分别赋予红、黄、绿三种颜色“案件码”。将“刑事责任能力未查清”等5个项目设置为一票否决项,一旦出现即赋予“红码”。首次受理评分后,承办检察官通过钉钉等渠道将“案件码”发送给侦查人员,侦查人员手机扫描后即可获悉案件评分详情,如对案件评分存在异议,可在线提出复核申请,由检警双方共同评议决定,增强赋码客观性与补侦针对性。
(三)前移审查关口,夯实案件质量根基。充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依托在公安机关设立的检察官办公室,前移证据审查关口,推动审查工作由静态观望到动态跟踪、由客观被动向主观能动转变。将“案件码”管控机制的适用范围确定为提前介入及审查逮捕案件,通过量化评分、三色预警、动态管控,将检察机关的证据意识以及不断提高的证据标准,从侦查初期即持续传递给公安机关,并从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取证重点等方面实行同步引导,全面激发前期介入、质量控制等初步把关优势,为审查起诉阶段优质高效办理奠定证据基础。
二、锁定重点,“动态转码”助推办案质效新提升
明确检察官是非“绿码”案件“转码”的共同责任人,推进引导侦查模式不断改革,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提前介入、捕后跟踪、边审边补”工作格局,实现办案质量与办案效率的良性耦合态势。
(一)强化检察主导,精准指明补侦方向。严格落实检察官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对非“绿码”案件,重点强化补充侦查提纲的说理性和针对性,按照要求逐项列明案件存在问题、补侦目的、补侦事项、补侦要求等,引导公安机关补侦重点更加突出,方向更加明确。如,对何某强奸案介入侦查工作中,在嫌疑人零口供且痕迹物证灭失的情况下,针对问题逐一列明补证方向,引导侦查人员利用间接证据构建和完善证据体系,最终案件顺利从“红码”转为“绿码”,嫌疑人也被依法逮捕。再如,徐某某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办理中,精准作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获评全省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优秀文书。
(二)动态跟踪引导,助推办案提速增效。建立完善“捕诉一体”下的分阶段链条式引导侦查模式,通过“案件码”程序强化补侦跟踪、动态引导。针对非“绿码”案件设置定时预警功能,提醒承办检察官对“红码”案件一周一评估、“黄码”案件半月一评估,实时反馈评估结果,督促扣分项目定期“销号”。初始评分赋码后,承办检察官依据后期补侦情况及时更新案件评分,动态变更“案件码”颜色,同步反映案件补侦进度,引导公安机关高效利用侦查阶段有利时机,及时补强完善证据,确保审查起诉前证据收集到位“转码”成功。
(三)推进诉前会商,把脉会诊疑难案件。对于部分经补充侦查仍无法顺利“转码”的重大疑难案件,协同公安机关建立诉前会商机制,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期限届满前十五日启动侦诉会商程序,就检察引导侦查意见落实、证据体系后续完善等进行再次分析研判,商讨解决办法,争取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时均能接近或达到“绿码”标准。如,办理一起涉案金额达70余万元的涉疫诈骗案中,通过诉前会商机制研究补证方向,推进该案在移送审查起诉前“销号”所有扣分项,由“黄码”升为“绿码”,后仅用一天时间完成审查起诉工作,极大提高了办案质效。
三、以质促效,“合理用码”构建监督制约新格局
坚持“理念共融、制度共筑、队伍共建、成功共享”原则,通过“案件码”管控机制双向传导监督压力,倒逼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切实履行各自职责,主动提高全面、规范收集证据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形成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一)扫码分类受理,高效完成诉前过滤。建立扫码分类受理机制,案管部门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时,通过扫描“案件码”一键审核,按照“绿码放行、黄码待定、红码退回”原则分类受理,严把接收关口,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查起诉环节。“黄码”案件由承办检察官视具体案情,分别作出延期受理、先收后补等决定。案件受理后,以“案件码”预警级别为依据实行繁简分流,“绿码”案件快速办理,“黄码”“红码”案件精细化办理,实现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进一步优化检力资源,提升整体效能。
(二)全程监督留痕,促进执法司法规范化。贯彻“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以“案件码”管控机制为抓手,对刑事案件侦办程序进行全流程“跟踪式”监督,扫除监督盲区。通过主动提前介入下沉检力,帮助承办检察官及时掌握侦查活动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并纠正公安机关违法取证、证据瑕疵等执法不规范情形,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避免“小瑕疵”影响整案质量的情况发生。截止目前,在运用“案件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过程中已发现违法取证线索2条,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整改,得到公安机关回复。
(三)内外联动监控,倒逼责任层层落实。激活大数据分析研判优势,在“案件码”程序中开发在办案件得分详情及“转码”查询统计功能,为宏观掌控、微观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建立完善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长效机制,通过对高频问题事项定期评析,及时总结经验,查摆不足,并就共性问题提出阶段性整改目标和措施,推动重点问题和类型化问题有效解决。针对部分长期侦查仍未顺利“转码”,尤其是羁押期限已至仍是“红码”的案件,实行责任倒查,推动履职行为与履职能力同步提升。
【典型意义】
捕诉一体办案模式全面推开后,办理刑事案件的检察官权责更加明确,如何最大化程度发挥捕诉一体的优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引导作用,是各地需要积极探索的新课题。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检察院自主研发的“案件码”程序,充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实现对提前介入及审查逮捕案件的源头控制、动态跟踪、全程监督,大大降低了退回补充侦查率、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率及“案-件比”,探索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过程中实现双赢、共赢的新模式,有效提升了案件办理质效。该程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及推广性,可适用于其他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
案例7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推行检务督导“面对面”
促进内部监督“实打实”
【关键词】
检务督导 随机抽取 视频问询 整改落实
【改革情况】
2019年以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强化内部监督,着力构建与司法责任制改革相适应的内部监督新机制,创新检务督察新模式,以“检务督导面对面”为抓手,扎实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高起点、高质量谋划“检务督导面对面”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也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陕西省院党组针对过往“抓落实”工作中存在的“上热中温下冷”现象,找准“抓落实”就是抓基层、抓“一把手”、抓重点工作的关键,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统筹当前和长远,突出重点和难点,创新开展“检务督导面对面”检务督察工作模式,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最高检和省委各项工作部署在陕西检察机关落地落实。
二、精心组织部署,聚焦重点难点,坚持精准发力、直面问题不动摇
省院党组高度重视内部监督工作,根据最高检部署成立检务督察部,配齐配强检务督察队伍,深入开展执法督察、巡视巡察、内部审计、追责惩戒等工作。
(一)做细做实工作“联动式”筹备。在广泛征求各内设机构督察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检务督导面对面”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规则及流程。强化技术保障,上下联动调试远程视频视讯系统,确保全省各级院一个都不能少、视频会议每个环节都不出现纰漏。
(二)强化中心工作“聚焦式”选题。问询的题目是确保“检务督导面对面”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省院党组高度重视问题的选择,要求聚焦近期检察中心工作,认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最高检、省委、省院工作部署,检察机关各条线重点工作安排等内容,问题范围覆盖党的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全部检察工作。坚持“领导定方向、部门出题目”工作思路,责成检务督察部牵头,商省院各内设机构拟定问题后报院领导审核选定问询题目,并严格保密。2019年以来,“检务督导面对面”共整理列出200余个重点、难点问题并建立题库,已问询基层院40个题目,如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政法工作及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检察工作“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总要求贯彻落实情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情况,“一号检察建议”推动落实情况,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落实情况,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落实情况,意识形态工作及“三同步”落实情况,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情况,领导干部带头办案,公益诉讼开展情况等,均是建设政治性极强检察机关的必答题目。
(三)召开视频会议“面对面”问询。视频会议问询阶段是整个“检务督导面对面”活动的核心环节,共分为抽签、问询、点评、汇报、讲话5个环节。抽签问答点评环节,按照主持人的指令,省院自主研发的计算机抽签系统在全省111个基层院随机抽取,每次抽取3至4个基层院(每个市只抽取1个基层院)询问,被抽中基层院检察长当即脱稿回答3至4个问题,回答完毕后,由其所在市分院检察长对回答情况进行点评并简要汇报所问工作在全市开展落实情况。省院领导针对回答点评情况,现场发现问题,当场指出问题,即时公布 “答案”,切实形成“三级联动”模式。专项问询环节,省院对重大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基层院进行专门问询。比如,就最高检安排部署的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填报工作,我们对持续“零报告”的三个基层院进行问询,督促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落实。再如,对2018~2019年度无罪判决案件较多的西安市灞桥区检察院进行问询,该院检察长就下一步如何加强案件审查、努力避免出现无罪判决案件进行了汇报。整改汇报环节,由上次被抽查问询、督导检查的基层院检察长对问题整改及工作情况进行汇报,重点是“抓落实”的办法、措施和工作成效。
(四)实地调研指导“点对点”督察。视频会议结束后,省院立即组织调研指导组分赴被问询的基层院和所在市院进行实地督察,督导检查采取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翻阅案卷、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重点检查被问询院和所在市级院“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安排部署工作是否彻底,抓落实工作是否深入,同时对各院日常管理、作风纪律等情况一并开展检务督察。
(五)党组会研究“实打实”通报。督导检查结束后,调研指导组结合视频会议问询情况和实地督导检查情况形成专门报告向党组汇报。省院党组认真讨论,结合当前全省工作现状,研究各项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下步工作计划。对问询中发现的问题,不掩饰、不护短,实事求是通报,要求全省各级院对照自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切实推动“检务督导面对面”动真格、见实效。
三、强化问题整改,确保工作实效,坚决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最高检工作要求落地落实
“检务督导面对面”开展以来,全省检察干警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大幅提升,“四个意识”更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坚决,上级各项工作部署得以落地生根,全省检察机关各项工作有了明显提升,2019年,陕西省检察业务5项数据列全国第一、1项数据列全国第二、5项数据列全国第三,另有29项数据进入全国前十;公益诉讼工作、“一号检察建议”落实等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一)以问询督导推动上级工作部署落地落实。比如,问询、督导礼泉县检察院时,发现该院对最高检“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一年攻坚’”两个专项活动虽有检察长批示,但没有工作方案,也没有按照上级院的部署同步开展。问题指出后,礼泉县检察院迅速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深入县级各相关行政部门,摸排案件线索,办理行政诉讼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同时,积极建立长效机制,与县法院、县自然资源局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民事行政审判及执行活动监督工作的协作意见》,抓落实工作取得成效。西安沙坡地区院针对“对上级重大工作部署没有学习传达”的问题,将最高检、省、市检察院安排的重点工作要求、应知应会知识等整理下发至全院干警,利用党支部、党小组、科室等多种形式学习讨论、查找问题并进行整改。
(二)以整改落实提升检察工作质效。比如,省院通过问询基层院发现落实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填报制度中存在问题,遂以该项工作为重点,对市、县院进行督导检查,经过督促指导,目前各级院已经全部消除“零报告”。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较低的问题(2019年8月时全省当月适用率为38.96%),经过 “检务督导面对面”问询督导检查,到2019年10月时已经上升到75.1%,12月达到83.79%,达到最高检提出的年底前单月适用率70%的目标要求。安康铁检院针对2019年第四季度“两项监督”数据为零的情况,对“两项监督”重点攻坚,2020年一季度,该院监督立案2件,监督撤案2件,侦查活动监督2件,纠正遗漏同案犯和纠正遗漏罪行各1人。
(三)以调查研究服务党组重大决策落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服务党组决策和推动工作落实作为“检务督导面对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选择事关检察全局的热点问题、工作落实的难点问题和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中出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开展问询、督导,深挖全省检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重点问题进行解剖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全面真实、喜忧兼报地向省院党组反映情况,保证党组及时准确、具体深入地了解工作动态,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为推动党组科学决策和决策落实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四)以压力传导倒逼基层院检察长全面履职尽责。“检务督导面对面”,将工作责任压力有效传导至基层院检察长身上,基层院检察长纷纷表示,“自从省院开展‘检务督导面对面’以来,压力明显大了,学习次数多了,过问工作勤了,谋划研究工作细了”。定边县院检察长感触颇深:“当着全省检察同仁的面被省院党组进行‘面试’,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检务督导面对面’既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同时又清晰地折射出作为一名合格的基层检察长应具备的素质、应履行的义务、应承担的责任,为我们加强自身能力提升和推动工作落实指引了方向;更像一把无形的鞭子,倒逼着各个检察长进一步强化学习思维,认真学习掌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要求和思路理念,切实把上级的要求和部署的每一项工作都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认认真真把上级重大工作部署真正落地落实”。
(五)以信息科技引领智慧检务与检务督察深度融合。为做好“检务督导面对面”工作,省院自主研发了计算机随机抽签系统,确保一个市只抽一个基层院回答问题;设计了“检务督导面对面”视频框架画面,利用先进的视频视讯系统和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确保视频会议顺利完成。通过智慧检务和检务督察的深度融合,让检务督察插上智慧检务的翅膀,减少了中间环节,省院领导直接和全省122个市、县院检察长“面对面”沟通交流,将责任压力直接传导至各市分院、基层院“一把手”身上;全省检察干警更进一步学习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最高检、省院部署的重点工作,为做好具体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典型意义】
陕西省检察院推行的“检务督导面对面”工作,是发挥检务督察职能作用,推动中央、最高检重大部署落实的创新举措。陕西省院党组要求不作秀、见实效,扎实推进工作,逐步成为了基层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最高检、省委以及省院工作部署的助推器,尤其对于加强强化上级院指导、推进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9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9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1〕2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等三个案例(指导案例163-165号),作为第29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14日
指导案例163号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9月1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破产重整/实质合并破产/关联企业/债转股/预表决
裁判要点
1.当事人申请对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合并破产的必要性、正当性进行审查。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应当以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在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出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依申请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
2.采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的,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由各成员的债权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清偿顺位公平受偿。合并重整后,各关联企业原则上应当合并为一个企业,但债权人会议表决各关联企业继续存续,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确有需要的,可以准许。
3.合并重整中,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应当综合考虑进入合并的关联企业的资产及经营优势、合并后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出资人权益调整等因素,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同时,可以灵活设计“现金+债转股”等清偿方案、通过“预表决”方式事先征求债权人意见并以此为基础完善重整方案,推动重整的顺利进行。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条、第2条
基本案情
申请人: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共同的管理人。
被申请人: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根据镇江福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破产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7年6月14日,南京中院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对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轻纺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针织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新苏纺公司)的重整申请及省轻纺公司对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服装公司)的重整申请(其中,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对无锡新苏纺公司的重整申请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南京中院管辖)。同日,南京中院指定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在程序上对六家公司进行协调审理。2017年8月11日,管理人以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等六家公司人格高度混同为由,向南京中院申请对上述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案涉六家公司股权情况
省纺织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5500万元,其中江苏省纺织(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集团)出资占60.71%,公司工会出资占39.29%。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以下简称五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1000万元、500万元、637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在五家子公司均出资占51%,五家子公司的其余股份均由职工持有。
二、案涉六家公司经营管理情况
1.除无锡新苏纺公司外,其余案涉公司均登记在同一地址,法定代表人存在互相交叉任职的情况,且五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的高管人员,财务人员及行政人员亦存在共用情形,其中五家子公司与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共用财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付款及报销最终审批人员相同。
2.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和五家子公司间存在业务交叉混同情形,五家子公司的业务由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具体安排,且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关联债务及担保。
为防止随意对关联企业进行合并,损害公司的独立人格,损害部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收到合并重整申请后,南京中院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和事实理由进行了审查,同时组织债权人代表、债务人代表、职工代表、管理人、审计机构等进行全面的听证,听取各方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混同事实的陈述,同时对管理人清理的债权债务情况、审计报告,以及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核,并听取了各方对于合并破产重整的意见。
裁判结果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南京中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苏01破1、6、7、8、9、10号民事裁定: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与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合并重整。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南京中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苏01破1、6、7、8、9、10号之二民事裁定:一、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合并重整计划;二、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合并重整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亦应以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但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从而保障全体债权人能够公平受偿。
本案中,案涉六家公司存在人格高度混同情形,主要表现在:人员任职高度交叉,未形成完整独立的组织架构;共用财务及审批人员,缺乏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业务高度交叉混同,形成高度混同的经营体,客观上导致六家公司收益难以正当区分;六家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关联债务及担保,导致各公司的资产不能完全相互独立,债权债务清理极为困难。在此情形下,法院认为,及时对各关联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合并,符合破产法关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要求。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在于规范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关联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及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下,不仅严重影响各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公平受偿,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从根本上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的实质精神。在此情形下,对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进行合并重整,纠正关联企业之间不当利益输送、相互控制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各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公平实现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到债权人而言,在分别重整的情形下,各关联企业中的利益实质输入企业的普通债权人将获得额外清偿,而利益实质输出企业的普通债权人将可能遭受损失。因此,在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况下,单独重整将可能导致普通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受到损害。进行合并后的整体重整,部分账面资产占优势的关联企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虽然可能较分别重整有所降低,使其利益表面上受损,但此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各关联企业之间先前的不当关联关系,合并重整进行债务清偿正是企业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体现。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南京中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苏01破1、6、7、8、9、10号民事裁定: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与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合并重整。
合并重整程序启动后,管理人对单个企业的债权进行合并处理,同一债权人对六家公司同时存在债权债务的,经合并进行抵销后对债权余额予以确认,六家关联企业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在合并中作抵销处理,并将合并后的全体债权人合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组。根据破产法规定,债权人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本案因全体职工的劳动关系继续保留,不涉及职工债权清偿问题,且税款已按期缴纳,故仅将债权人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同时设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鉴于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作为省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纺织外贸企业,具有优质的经营资质及资源,同时五家子公司系外贸企业的重要平台,故重整计划以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等六家公司作为整体,引入投资人,综合考虑进入合并的公司的资产及经营优势、合并后债权人的清偿、出资人权益的调整等,予以综合设计编制。其中重点内容包括:
一、引入优质资产进行重组,盘活企业经营。进入重整程序前,案涉六家公司已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重整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盘活企业经营。基于此,本案引入苏豪控股、省纺织集团等公司作为重整投资方,以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等优质资产对省纺织进出口公司进行增资近12亿元。通过优质资产的及时注入对企业进行重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因子,盘活关联企业的整体资源,提高债务清偿能力,恢复企业的经营能力,为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顺利推进重整方案执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作为外贸企业,员工的保留是企业能够获得重生的重要保障。重整计划制定中,根据外贸企业特点,保留全部职工,并通过职工股权注入的方式,形成企业经营的合力和保障,从而保障重整成功后的企业能够真正获得重生。
二、调整出资人权益,以“现金+债转股”的方式统一清偿债务,并引入“预表决”机制。案涉六家公司均系外贸公司,自有资产较少,在债务清偿方式上,通过先行对部分企业资产进行处置,提供偿债资金来源。在清偿方式上,对有财产担保、无财产担保债权人进行统一的区分。对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根据重整程序中已处置的担保财产价值及未处置的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确定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金额,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进行全额现金清偿。对无财产担保的普通债权人,采用部分现金清偿、部分以股权置换债权(债转股)的方式清偿的复合型清偿方式,保障企业的造血、重生能力,最大化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其中,将增资入股股东的部分股权与债权人的债权进行置换(债转股部分),具体而言,即重整投资方省纺织集团以所持(将其所持的)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的部分股份,交由管理人按比例置换债权人所持有的债权的方式进行清偿,省纺织集团免除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对其负有的因置换而产生的债务。清偿完毕后,债权人放弃对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全部剩余债权。由于采用了“现金+债转股”的复合型清偿方式,债权人是否愿意以此种方式进行受偿,是能否重整成功的关键。因此,本案引入了“预表决”机制,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中,由管理人就债转股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清偿的具体方法进行了预先的说明,并由债权人对此预先书面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从效果看,通过“债转股”方式清偿债务,在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进行预表决,较好地保障了债权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自主发表意见,从而使“债转股”清偿方式得以顺利进行。
2017年11月22日,案涉六家公司合并重整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提交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各关联企业继续存续。经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100%同意,普通债权组亦93.6%表决通过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会议也100%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重整计划制定、表决程序合法,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对待债权人,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南京中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苏01破1、6、7、8、9、10号之二民事裁定:一、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合并重整计划;二、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省轻纺公司、省针织公司、省机电公司、无锡新苏纺公司、省服装公司合并重整程序。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姚志坚、荣艳、蒋伟)
指导案例164号
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9月1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破产重整/实质合并破产/投资人试生产/利益衡平/监督
裁判要点
在破产重整过程中,破产企业面临生产许可证等核心优质资产灭失、机器设备闲置贬损等风险,投资人亦希望通过试生产全面了解企业经营实力的,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投资人先行投入部分资金进行试生产。破产企业核心资产的存续直接影响到破产重整目的实现,管理人的申请有利于恢复破产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该试生产申请符合破产保护理念,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准许。同时,投资人试生产在获得准许后,应接受人民法院、管理人及债权人的监督,以公平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条、第2条、第26条、第86条
基本案情
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醇公司)是江苏省睢宁县唯一一家拥有酒精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3年以来,由于企业盲目扩张,经营管理混乱,造成资金链断裂,并引发多起诉讼。徐州得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瑞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系苏醇公司关联企业,三家公司均是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生物科技公司。截至破产重整受理前,三家公司资产总额1.25亿元,负债总额4.5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365.57%。2017年12月29日,三家公司以引进投资人、重振企业为由,分别向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睢宁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睢宁法院经审查认为,三家公司基础和发展前景较好,酒精生产资质属于稀缺资源,具有重整价值,遂于2018年1月12日分别裁定受理三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因三家公司在经营、财务、人员、管理等方面出现高度混同,且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遂依照《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规定,依据管理人的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三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
重整期间,投资人徐州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对苏醇公司的现状进场调查后提出:苏醇公司已经停产停业多年,其核心资产酒精生产许可证已经脱审,面临灭失风险,还存在职工流失、机器设备闲置贬损以及消防、环保等安全隐患等影响重整的情况。同时,企业原管理层早已陷于瘫痪状态,无能力继续进行相关工作,公司账面无可用资金供管理人化解危机。在此情况下,管理人提出由重整投资人先行投入部分资金恢复企业部分产能的方案。
裁判结果
2018年6月25日,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324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徐州得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瑞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2019年7月5日,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324破1号之四决定书,准许投资人徐州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试生产。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各代表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请批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8)苏0324破1号之一裁定:一、批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同时,依法预留两个月监督期。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破产管理人所提出的债务人面临的相关问题真实存在,如企业赖以生存的酒精生产许可证灭失,则该企业的核心资产将不复存在,重整亦将失去意义。因债务人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供管理人使用,由投资人先行投入资金进行试生产可以解决重整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亦能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充分保障债务人及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重整后企业的发展。破产管理人的申请,符合破产保护理念,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予以准许。
关于是否允许投资人试生产的问题,法院在作出决定前,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试生产的必要性
首先,破产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苏醇公司面临停产停业后酒精生产许可证脱审、生产资格将被取消风险,且该资质灭失后难以再行获得,重整也将失去意义;二是该企业还面临环保、消防验收、机器设备长时间闲置受损等外部压力;三是原企业内部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职工因企业停产生活困难,极易产生群体事件;四是企业管理层陷于瘫痪状态,无能力继续进行相关工作,公司账面无可用资金供管理人化解危机。
其次,投资人参与重整程序最大的风险在于投出的资金及资产的安全性,投资人希望通过试生产全面了解企业实际状况及生产活力与动能,为重整后恢复经营提供保障。
再次,苏醇公司作为当地生物科技领域的原龙头企业,对区域产业链的优化、转型及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当地党委、政府亟需企业恢复产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如不准许投资人进行试生产,则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一旦失去酒精生产许可证,该企业的核心资产就不复存在,即便最后重整成功,企业也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因此,允许投资人试生产是必要而迫切的。
二、试生产的利益衡平
成熟的破产重整制度应具有以下良性效果:通过重整拯救处于困境但又有存在价值的企业,使其恢复盈利能力,继续经营,使企业职工就业生存权得到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合理的清偿,投资人的收益得到实现,各方的利益得到公平保护,从而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进行利益衡平时,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公司重整时必须充分考虑的,这些理念就是公平与效率,灵活性与可预见性。允许企业试生产可以均衡各方利益,一是在投资人试生产前,债务人现有资产已经审计、评估后予以确认,根据管理人与投资人达成的投资协议,重整企业的偿债资金数额、来源也已确定,投资人进场试生产与重整企业清偿债务之间并不产生冲突;二是投资人投入部分资金进行试生产,有利于投资人充分了解企业情况及运营能力,为重整后企业发展打下基础;三是试生产能够恢复重整企业部分产能,使企业优质资产保值、增值;四是可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不受贬损,提高受偿比例;五是重整企业恢复一定规模的生产亦能解决破产企业因停产而面临的环保、消防安全、职工稳定等迫切问题,对企业重整有利无害。
三、试生产的法律及理论依据
首先,虽然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投资人能否在接管企业前,提前进场进行试生产,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但为了实现破产法的拯救功能,在特定情况下,准许投资人进场试生产,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途径挽救困境企业,是符合我国破产审判需要的。
其次,虽然投资人试生产可以解决投资人接管企业前,企业面临的上述问题,但为了避免投资人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损害破产重整中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其试生产仍应以取得法院或债权人的批准或同意为宜,并接受法院、管理人以及债权人的监督。
再次,由于我国现行破产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在破产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应强化服务大局意识,自觉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用创新思维解决破产重整过程中遇到的新困难、新问题,探索为企业破产重整提供长效保障机制。
综上,为了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确保重整后的企业能够迅速复工复产,实现企业重整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睢宁法院在获得各方利益主体同意的前提下,遂允许投资人提前进场试生产。
四、试生产的社会价值
一是法院批准企业在重整期间进行试生产,通过破产程序与企业试生产同步进行,可以保证重整与复工复产无缝衔接、平稳过渡,全力保障尚具潜质企业涅槃重生。二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试生产为企业复工生产排忧解难,使消毒防疫物资迅速驰援一线,体现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担当,为辖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用精准的司法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高质量的司法保障。三是该企业系区域生物科技领域的潜质企业,对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要求。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叶利成、张志瑶、张园园)
指导案例165号
重庆金江印染有限公司、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请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9月1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破产清算/实质合并破产/关联企业/听证
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应当尊重关联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对各企业法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审查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当关联企业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破产管理人可以申请对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
2.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后,应当及时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债权人代表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听证,并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度及其持续时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依法作出裁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条、第2条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庆金江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5年9月14日依法指定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担任金江公司管理人。2016年6月1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6年6月12日依法指定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川江公司管理人。
金江公司与川江公司存在以下关联关系:1.实际控制人均为冯秀乾。川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冯秀乾,金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川江公司,冯秀乾同时也是金江公司的股东,且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冯秀乾。冯秀乾实际上是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生产经营场所混同。金江公司生产经营场地主要在江津区广兴镇工业园区,川江公司自2012年转为贸易公司后,没有生产厂房,经营中所需的库房也是与金江公司共用,其购买的原材料均直接进入金江公司的库房。3.人员混同。川江公司与金江公司的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且公司发展后期所有职工的劳动关系均在金江公司,但部分职工处理的仍是川江公司的事务,在人员工作安排及管理上两公司并未完全独立。4.主营业务混同。金江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印染加工及成品布销售、针纺加工及产品销售,川江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针纺毛线和布的原材料及成品销售。金江公司的原材料大部分是通过川江公司购买而来,所加工的产品也主要通过川江公司转售第三方,川江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5.资产及负债混同。两公司对经营性财产如流动资金的安排使用上混同度较高,且均与冯秀乾的个人账户往来较频繁,无法严格区分。在营业成本的分担和经营利润的分配等方面也无明确约定,往往根据实际利润及税务处理需求进行调整。两公司对外借款也存在相互担保的情况。
2016年4月21日、11月14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分别宣告金江公司、川江公司破产。两案审理过程中,金江公司、川江公司管理人以两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且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书面申请对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2016年11月9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召开听证会,对管理人的申请进行听证。金江公司、川江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金江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川江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等参加了听证会。
另查明,2016年8月5日川江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6年11月18日金江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均表决通过了管理人提交的金江公司、川江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报告。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5)津法民破字第00001号之四民事裁定:对金江公司、川江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5)津法民破字第00001号之五民事裁定:认可《金江公司、川江公司合并清算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5)津法民破字第00001号之六民事裁定:终结金江公司、川江公司破产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及独立的法人财产。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破产应当具备资不抵债,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等破产原因。因此,申请关联企业破产清算一般应单独审查是否具备破产原因后,决定是否分别受理。但受理企业破产后,发现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关联企业间债权债务难以分离、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对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本案中,因金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法院于2015年7月16日裁定受理金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因川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法院于2016年6月1日裁定受理川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在审理过程中,发现金江公司与川江公司自1994年、2002年成立以来,两公司的人员、经营业务、资产均由冯秀乾个人实际控制,在经营管理、主营业务、资产及负债方面存在高度混同,金江公司与川江公司已经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和法人意志独立性,并显著、广泛、持续到2016年破产清算期间,两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另外,金江公司与川江公司在管理成本、债权债务等方面无法完全区分,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同时,川江公司将85,252,480.23元经营负债转入金江公司、将21,266,615.90元对外集资负债结算给金江公司等行为,已经损害了金江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根据金江公司和川江公司管理人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法院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听证,查明两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相互经营中两公司债权债务无从分离且分别清算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故管理人申请金江公司、川江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符合实质合并的条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唤忠、程松、张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法释〔2020〕22号)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所称的“虐待”。
第二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第三条 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四条 当事人仅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二、结婚
第六条 男女双方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
第七条 未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依据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
第八条 未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依据本解释第七条的原则处理。
第九条 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其中,利害关系人包括:
(一)以重婚为由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二)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第十条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另行制作调解书;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判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理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确认婚姻无效的判决。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离婚和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的,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应当待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
第十四条 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的规定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五条 利害关系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婚姻无效的,利害关系人为原告,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为被告。
夫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为被告。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十七条 当事人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的三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所称的“胁迫”。
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
第十九条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规定的“一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受胁迫或者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不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条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所规定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指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法确认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十二条 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以外,按共同共有处理。
三、夫妻关系
第二十三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第二十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第二十六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二十七条 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二十八条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已办理不动产登记,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第三十条 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
第三十一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夫或者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所称“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第三十八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情形以外,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父母子女关系
第三十九条 父或者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四十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第四十二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第四十三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四条 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对不满两周岁的子女,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原则处理。母亲有下列情形之一,父亲请求直接抚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
(二)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
(三)因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
第四十五条 父母双方协议不满两周岁子女由父亲直接抚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六条 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
(一)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
(二)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三)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
(四)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
第四十七条 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第四十八条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九条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
第五十条 抚养费应当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
第五十一条 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第五十二条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由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但是,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三条 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
第五十四条 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
第五十五条 离婚后,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应当另行提起诉讼。
第五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
(三)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
(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
第五十七条 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二)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
(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
第五十九条 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养费。父或者母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当责令恢复原姓氏。
第六十条 在离婚诉讼期间,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可以先行裁定暂由一方抚养。
第六十一条 对拒不履行或者妨害他人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有关子女抚养义务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五、离婚
第六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要求撤销其监护资格,并依法指定新的监护人;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应当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第六十四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一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前三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一方请求中止探望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探望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书面通知其恢复探望。
第六十七条 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以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保护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的请求。
第六十八条 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和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的规定判决。
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七十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第七十二条 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
第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议材料,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第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二)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
(三)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削减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结算后的财产进行分割;
(四)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削减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第七十五条 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个人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资产所有权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二)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愿意经营该企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六条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变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第七十七条 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
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十八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七十九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第八十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基本养老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纳部分及利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十一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第八十二条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第八十三条 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第八十四条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
第八十五条 夫妻一方申请对配偶的个人财产或者夫妻共同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可能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财产担保数额。
第八十六条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八十七条 承担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
(一)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二)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就此单独提起诉讼。
(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十条 夫妻双方均有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六、附则
第九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童建明同志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童建明同志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0〕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童建明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0年5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法发〔2020〕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已于2020年12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讨论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以下简称2004年案由通知)同时废止。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并将适用《暂行规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和准确适用《暂行规定》
行政案件案由是行政案件名称的核心组成部分,起到明确被诉对象、区分案件性质、提示法律适用、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等作用。准确确定行政案件案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行政立案、审判中准确确定被诉行政行为、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行政审判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有利于提高行政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有利于提升人民法院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能力和水平。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暂行规定》,全面准确领会,确保该规定得到正确实施。
二、准确把握案由的基本结构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遵循简洁、明确、规范、开放的原则,行政案件案由按照被诉行政行为确定,表述为“××(行政行为)”。例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拘留”。
此次起草《暂行规定》时,案由基本结构中删除了2004年案由通知规定的“行政管理范围”。司法统计时,可以通过提取被告行政机关要素,确定和掌握相关行政管理领域某类行政案件的基本情况。
三、准确把握案由的适用范围
《暂行规定》适用于行政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判、执行的各阶段,也适用于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和再审等诉讼程序。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起诉状所列被诉行政行为确定初步案由。在审理、裁判阶段,人民法院发现初步确定的案由不准确时,可以重新确定案由。二审、申请再审、再审程序中发现原审案由不准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确定案由。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应当采用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结案案由。
案件卷宗封面、开庭传票、送达回证等材料上应当填写案由。司法统计一般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案由为准,也可以根据统计目的的实际需要,按照相应诉讼阶段或者程序确定的案由进行统计。
四、准确理解案由的确定规则
(一)行政案件案由分为三级
1.一级案由。行政案件的一级案由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与行政职权相关的所有作为和不作为。
2.二、三级案由的确定和分类。二、三级案由是对一级案由的细化。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无明确的分类标准。三级案由主要是按照法律法规等列举的行政行为名称,以及行政行为涉及的权利内容等进行划分。目前列举的二级案由主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或者征用、行政登记、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允诺、行政征缴、行政奖励、行政收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批复、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协议、行政补偿、行政赔偿及不履行职责、公益诉讼。
3.优先适用三级案由。人民法院在确定行政案件案由时,应当首先适用三级案由;无对应的三级案由时,适用二级案由;二级案由仍然无对应的名称,适用一级案由。例如,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行政处罚,该案案由只能按照三级案由确定为“罚款”,不能适用二级或者一级案由。
(二)起诉多个被诉行政行为案件案由的确定
在同一个案件中存在多个被诉行政行为时,可以并列适用不同的案由。例如,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行政拘留、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时,该案案由表述为“罚款、行政拘留及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是两个以上的被诉行政行为,其中一个行政行为适用三级案由,另一个只能适用二级案由的,可以并列适用不同层级的案由。
(三)不可诉行为案件案由的确定
当事人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或者民事行为、刑事侦查行为等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的相关表述确定案由,具体表述为:国防外交行为、发布决定命令行为、奖惩任免行为、最终裁决行为、刑事司法行为、行政调解行为、仲裁行为、行政指导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执行生效裁判行为、信访处理行为等。例如,起诉行政机关行政指导行为的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指导行为”。应当注意的是,“内部层级监督行为”“过程性行为”均是对行政行为性质的概括,在确定案件案由时还应根据被诉行为名称来确定。对于前述规定没有列举,但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司法解释有明确的法定名称表述的案件,以法定名称表述案由;尚无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司法解释明确法定名称的行为或事项,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概括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行为或者事项确定案由,例如,起诉行政机关要求为其子女安排工作的案件,案由表述为“安排子女工作”。
五、关于几种特殊行政案件案由确定规则
(一)行政复议案件
行政复议机关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二是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包括撤销)原行政行为;三是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或者实体上驳回复议申请。第一、二种情形下,行政复议机关单独作被告,按《暂行规定》基本结构确定案由即可。第三种情形下,行政复议机关和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是共同被告,此类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例如,起诉某市人民政府维持该市某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案件,案由表述为“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
(二)行政协议案件
确定行政协议案件案由时,须将行政协议名称予以列明。当事人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解除协议或者继续履行协议等请求的,要在案由中一并列出。例如,起诉行政机关解除公交线路特许经营协议,请求赔偿损失并判令继续履行协议的案件,案由表述为“单方解除公交线路特许经营协议及行政赔偿、继续履行”。
(三)行政赔偿案件
行政赔偿案件分为一并提起行政赔偿案件和单独提起行政赔偿案件两类。一并提起行政赔偿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例如,起诉行政机关行政拘留一并请求赔偿限制人身自由损失的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拘留及行政赔偿”。单独提起行政赔偿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赔偿”。例如,起诉行政机关赔偿违法强制拆除房屋损失的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赔偿”。
(四)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案件
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案件涉及被诉行政行为和规范性文件两个审查对象,此类案件案由表述为“××(行政行为)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例如,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同时对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不服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案由表述为“强制拆除房屋及规范性文件审查”。
(五)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案由按照“××(行政行为)”后缀“公益诉讼”的模式确定,表述为“××(行政行为)公益诉讼”。例如,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法定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案由表述为“不履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职责公益诉讼”。
(六)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在依法应当履职的情况下消极不作为,从而使得行政相对人权益得不到保护或者无法实现的违法状态。未依法履责、不完全履责、履责不当和迟延履责等以作为方式实施的违法履责行为,均不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在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案由中要明确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内容,表述为“不履行××职责”。例如,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处罚职责案件,案由表述为“不履行行政处罚职责”。此处法定职责内容一般按照二级案由表述即可。确有必要的,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也可细化到三级案由,例如“不履行罚款职责”。
(七)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案件
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案件,案由由“申请执行”加行政诉讼案由后缀“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构成。例如,人民法院作出变更罚款决定的生效判决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该判决的案件,案由表述为“申请执行罚款判决”。
(八)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案由表述为“申请执行××(行政行为)”。其中,“××(行政行为)”应当优先适用三级案由表述。例如,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的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未履行退还土地义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案由表述为“申请执行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决定”。
六、应注意的问题
(一)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行政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不得将《暂行规定》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或者范围。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须严格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二)由于行政管理领域及行政行为种类众多,《暂行规定》仅能在二、三级案由中列举人民法院受理的常见案件中被诉行政行为种类或者名称,无法列举所有被诉行政行为。为了确保行政案件案由表述的规范统一以及司法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暂行规定》表述案由。对于《暂行规定》未列举案由的案件,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对被诉行政行为的表述来确定案由,不得使用“其他”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概括案由。
(三)行政案件的名称表述应当与案由的表述保持一致,一般表述为“××(原告)诉××(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案”,不得表述为“××(原告)与××(行政机关)××行政纠纷案”。
(四)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和涉及垄断的行政案件案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部分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9〕261号)等规定予以确定。
对于适用《暂行规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
(2020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为规范人民法院行政立案、审判、执行工作,正确适用法律,统一确定行政案件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对行政案件案由规定如下:
一级案由
行政行为
二级、三级案由
(一)行政处罚
1.警告
2.通报批评
3.罚款
4.没收违法所得
5.没收非法财物
6.暂扣许可证件
7.吊销许可证件
8.降低资质等级
9.责令关闭
10.责令停产停业
11.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12.限制从业
13.行政拘留
14.不得申请行政许可
15.责令限期拆除
(二)行政强制措施
16.限制人身自由
17.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18.扣押财物
19.冻结存款、汇款
20.冻结资金、证券
21.强制隔离戒毒
22.留置
23.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三)行政强制执行
24.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25.划拨存款、汇款
26.拍卖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27.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28.排除妨碍
29.恢复原状
30.代履行
31.强制拆除房屋或者设施
32.强制清除地上物
(四)行政许可
33.工商登记
34.社会团体登记
35.颁发机动车驾驶证
36.特许经营许可
3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3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39.矿产资源许可
40.药品注册许可
41.医疗器械许可
42.执业资格许可
(五)行政征收或者征用
43.征收或者征用房屋
44.征收或者征用土地
45.征收或者征用动产
(六)行政登记
46.房屋所有权登记
47.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48.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
49.矿业权登记
50.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51.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52.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53.海域使用权登记
54.水利工程登记
55.居住权登记
56.地役权登记
57.不动产抵押登记
58.动产抵押登记
59.质押登记
60.机动车所有权登记
61.船舶所有权登记
62.户籍登记
63.婚姻登记
64.收养登记
65.税务登记
(七)行政确认
66.基本养老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67.基本医疗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68.失业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69.工伤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70.生育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71.最低生活保障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72.确认保障性住房分配资格
73.颁发学位证书或者毕业证书
(八)行政给付
74.给付抚恤金
75.给付基本养老金
76.给付基本医疗保险金
77.给付失业保险金
78.给付工伤保险金
79.给付生育保险金
80.给付最低生活保障金
(九)行政允诺
81.兑现奖金
82.兑现优惠
(十)行政征缴
83.征缴税款
84.征缴社会抚养费
85.征缴社会保险费
86.征缴污水处理费
87.征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88.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
89.征缴土地闲置费
90.征缴土地复垦费
91.征缴耕地开垦费
(十一)行政奖励
92.授予荣誉称号
93.发放奖金
(十二)行政收费
94.证照费
95.车辆通行费
96.企业注册登记费
97.不动产登记费
98.船舶登记费
99.考试考务费
(十三)政府信息公开
(十四)行政批复
(十五)行政处理
100.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
101.责令交还土地
102.责令改正
103.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104.责令停止建设
105.责令恢复原状
106.责令公开
107.责令召回
108.责令暂停生产
109.责令暂停销售
110.责令暂停使用
111.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112.退学决定
(十六)行政复议
113.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114.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115.××(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
116.改变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
(十七)行政裁决
117.土地、矿藏、水流、荒地或者滩涂权属确权
118.林地、林木、山岭权属确权
119.海域使用权确权
120.草原权属确权
121.水利工程权属确权
122.企业资产性质确认
(十八)行政协议
123.订立××(行政协议)
124.单方变更××(行政协议)
125.单方解除××(行政协议)
126.不依法履行××(行政协议)
127.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
128.××(行政协议)行政补偿
129.××(行政协议)行政赔偿
130.撤销××(行政协议)
131.解除××(行政协议)
132.继续履行××(行政协议)
133.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或有效
(十九)行政补偿
134.房屋征收或者征用补偿
135.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
136.动产征收或者征用补偿
137.撤回行政许可补偿
138.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
139.规划变更补偿
140.移民安置补偿
(二十)行政赔偿
(二十一)不履行××职责
(二十二)××(行政行为)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9〕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决定,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第二条。
三、删去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四、将第八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
“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五、将第八条第二款改为第四条,修改为: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六、将第八条第三款改为第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
“普通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十、将第八条第四款改为第九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
(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
十一、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十二、将第十条修改为第十一条。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
“以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将原物提交人民法院。原物不宜搬移或者不宜保存的,当事人可以提供复制品、影像资料或者其他替代品。
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或者替代品后,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者保存现场查验”。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该不动产的影像资料。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进行查验”。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十七、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
“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十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第十七条。
十九、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
“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二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第十九条。
二十一、删去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二十二、删去第十九条第二款,将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
二十三、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二十四、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是原物。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二十五、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原始载体。
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前款规定”。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可能需要鉴定的证据,应当遵守相关技术规范,确保证据不被污染”。
二十七、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应当载明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申请保全的理由以及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
法律、司法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取查封、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流通等保全措施,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担保方式或者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保全措施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保全标的物的价值、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
二十九、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具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等方法进行证据保全,并制作笔录。
在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证据持有人利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施”。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
“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三十三、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
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十四、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的,可以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人民法院在确定鉴定人后应当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鉴定范围、鉴定目的和鉴定期限”。
三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
“鉴定开始之前,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人保证客观、公正、诚实地进行鉴定,保证出庭作证,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三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
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可以调取证据、勘验物证和现场、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
“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完成鉴定,并提交鉴定书。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准许的,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三十八、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法院的名称;
(二)委托鉴定的内容、要求;
(三)鉴定材料;
(四)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
(五)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六)鉴定意见;
(七)承诺书。
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并附鉴定人的相应资格证明。委托机构鉴定的,鉴定书应当由鉴定机构盖章,并由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
三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应当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
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
四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复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通知有异议的当事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并通知鉴定人出庭。有异议的当事人不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视为放弃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的,分摊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四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
“鉴定人出庭费用按照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标准计算,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因鉴定意见不明确或者有瑕疵需要鉴定人出庭的,出庭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已经确定鉴定人出庭费用包含在鉴定费用中的,不再通知当事人预交”。
四十二、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四十三、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
“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
“鉴定意见被采信后,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可以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鉴定人进行处罚。当事人主张鉴定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准许鉴定人撤销的,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四十五、将第三十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不参加的,不影响勘验进行。
当事人可以就勘验事项向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和说明,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注意勘验中的重要事项。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测绘人姓名、身份等内容”。
四十六、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
“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
四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内容、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习惯等因素,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
四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辩论。
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理由不成立的,通知申请人”。
四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
“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
(一)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的书证;
(二)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
(三)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获取的书证;
(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列书证,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情形的,提交后不得公开质证”。
五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五十一、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第四十九条。
五十二、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五十三、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改为第五十一条,修改为: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五十四、删去第三十四条。
五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存在客观障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情形。
前款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五十六、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五十七、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申请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通知申请人”。
五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
(二)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三)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酌情确定举证期限;
(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五)公告送达的,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
五十九、删去第三十七条。
六十、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通过组织证据交换进行审理前准备的,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六十一、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第五十七条。
六十二、将第四十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
“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驳证据需要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交换”。
六十三、删去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六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处以罚款的,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主观过错程度、导致诉讼迟延的情况、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确定罚款数额”。
六十五、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六十条,修改为: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
六十六、删去第四十八条。
六十七、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一条,修改为:
“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
六十八、删去第五十条。
六十九、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二条,修改为:
“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
(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
(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七十、删去第五十二条。
七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
七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询问。
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应当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地点、拒不到场的后果等内容”。
七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绝无隐瞒、歪曲、增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捺印。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七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
七十五、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六十七条,修改为: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七十六、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七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职业、住所、联系方式,作证的主要内容,作证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七十八、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七十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应当向证人送达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人。通知书中应当载明证人作证的时间、地点,作证的事项、要求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七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证人的除外。
证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代为宣读并进行说明。
证人拒绝签署或者宣读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保证书的内容适用当事人保证书的规定”。
八十、删去第五十六条。
八十一、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二条,修改为:
“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
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时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
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可以通过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八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
“证人应当就其作证的事项进行连续陈述。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旁听人员干扰证人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八十三、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七十四条,修改为:
“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问证人。
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证人之间进行对质”。
八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证人有困难需要预先支取出庭作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证人的申请在出庭作证前支付”。
八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八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七条:
“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以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八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诽谤、诬陷、恐吓、殴打等方式对证人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八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九条:
“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地点及要求通知鉴定人。
委托机构鉴定的,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表机构出庭”。
八十九、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八十条,修改为:
“鉴定人应当就鉴定事项如实答复当事人的异议和审判人员的询问。当庭答复确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书面答复。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答复送交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再次组织质证”。
九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一条: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应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予以处罚。
当事人要求退还鉴定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裁定,责令鉴定人退还;拒不退还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当事人因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九十一、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八十二条,修改为:
“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询问鉴定人、勘验人。
询问鉴定人、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等不适当的言语和方式”。
九十二、删去第六十一条。
九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三条: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申请书中应当载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的目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
九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九十五、删去第六十二条。
九十六、将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九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九十八、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八十七条,修改为: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九十九、将第六十六条修改为第八十八条。
一百、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一百零一、删去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一百零二、将第六十九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
(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
一百零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一条:
“公文书证的制作者根据文书原件制作的载有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副本,与正本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其复制件、副本、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容与原本一致的,该复制件、副本、节录本具有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
一百零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二条: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
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
一百零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靠;
(二)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是否有影响;
(三)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核查手段;
(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
(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
(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
(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鉴定或者勘验等方法,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一百零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四条:
“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
(二)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
(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
(四)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
(五)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
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一百零七、删去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一百零八、将第七十五条改为第九十五条,修改为:
“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一百零九、删去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一百一十、将第七十八条修改为第九十六条。
一百一十一、将第七十九条修改为第九十七条。
一百一十二、将第八十条改为第九十八条,修改为: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一百一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九条:
“本规定对证据保全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对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关于书证的规定适用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存储在电子计算机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一百一十四、删去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
一百一十五、将第八十三条改为第一百条,修改为:
“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事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案件审理工作沟通衔接和跟踪监督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事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案件审理工作沟通衔接和跟踪监督的通知
(2017年4月17日 法〔2017〕1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确保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的民事案件依法、及时审理,防止和杜绝相关案件久拖不立、久拖不决、有错不纠,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现就民事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案件审理工作沟通衔接和跟踪监督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调卷职责,提高调卷效率。申请再审案件审查以及再审案件审理工作中,需要调取原审卷宗的,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法院一并调取所需的原审历次审理相关卷宗,条件具备的也可以向卷宗所属各人民法院直接发送调卷函。调卷函应载明承办案件合议庭书记员姓名与联系方式以及需要调取卷宗的案号、当事人名称和案由等信息,以便及时准确调取。
受托调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手续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卷宗所属人民法院发送调卷函,并在收齐所有卷宗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卷宗的报送。原审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调卷函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调齐卷宗,报送发函的上级人民法院。相关卷宗尚未归档的,应当在收到调卷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卷宗整理归档工作,并按时完成卷宗的报送。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报送卷宗的,应当及时向发函调卷的人民法院报告,由其决定调卷的其他方式。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本院负责调卷的部门和责任人员,并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员的联系方式在本院办公网上公布,并层报上一级人民法院。
二、强化信息沟通,方便下级法院再审、重审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或者再审裁定发回重审的,向当事人送达裁定书的同时,应将裁定书抄送原审各人民法院。调阅了原审卷宗的,还应同时送还原审卷宗材料。抄送裁定书、送还卷宗材料时,应附书记员姓名及联系方式,有当事人新的住所地、联系方式的,应一并附函告知,方便下级人民法院工作联系。
接受指令再审或发回重审的人民法院因审理相关案件需要查阅上级人民法院相关卷宗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及时提供相关卷宗供再审、重审合议庭查阅、复制。
三、严格立案和送达期限,坚决杜绝再审、重审案件久拖不立。接受指令再审或发回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登记手续,并在立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立案受理通知书发送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提交载明再审请求、重审请求的相关诉讼文书、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不得以无法直接送达、未完成卷宗调取等为由,对再审、重审案件不予立案登记。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立案和送达事项的,应当向作出指令再审、发回重审裁定的人民法院书面报告,并说明具体原因。
四、切实加强跟踪监督,确保再审纠错及时、有效。再审、重审案件裁判生效后,作出该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作出指令再审、发回重审裁定的人民法院报送相关生效裁判文书。
作出指令再审、发回重审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相关的生效裁判文书库,定期对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进行总结分析,高度关注有案不立、久拖不决、有错不纠、尺度不一等典型问题,研究改进对策并选择适当方式对下指导。
五、严肃审判纪律和责任追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依法确定再审和重审审理范围,切实加强沟通和协调,确保民事案件指令再审和再审发回重审审判环节的无缝衔接,确保审判监督案件依法及时审判,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
对民事案件指令再审和再审发回重审审判活动中违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惩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惩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2年11月09日)
案例一
汪某、唐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投资区块链免费养老为名诈骗老年人
【关键词】
养老诈骗 集资诈骗罪 区块链 免费养老 立案监督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被告人汪某以BVI公司(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等名义,招募代理人以网络广告、线下发布会等多种途径,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宣传“云储链”项目,宣称“云储链”是具有国际贸易流通、交互、结算、集仓、集采、集运等相关功能的公链,是国家“一带一路”贸易应用背景下的科技创新项目,属于“一带一路”贸易联盟筹建委员会联合中国云仓公司一起开发的支持“一带一路”的贸易体系。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公司的节点挖机在网络节点上挖掘“云储链”,所获得的“云储链”可以在交易所上市交易。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云储链,购买后锁仓180天增值70%,解锁之后可以自由交易,也可以继续持有增值。为吸引养老群体关注,汪某等人还宣称每购买一个价值3美金的“云储链”,便配送一个价值3美金的“养老链”,投资即可到国家五星级养老机构享受免费养老服务。
至2019年10月,被告人汪某、唐某、刘某玉等人通过上述方式累计吸收资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200万余元。除将极少部分集资款项用于支付集资参与人的本息,其余大部分用于支付集资团队高额提成、购买奢侈品等,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2000余万元。
2021年8月11日,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判处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刘某玉等其余1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一审宣判后,汪某、唐某上诉。2022年1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0年4月10日,浙江省桐乡市公安局以汪某、唐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刘某玉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汪某等人辩解“云储链”是将互联网新兴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与区块链整合,属于数字资产和金融创新,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汪某、唐某在非法集资过程中宣称的“云储链”系其自行“开发”包装,并无其所宣传的功能,所谓“半年超70%高额回报”“投资即可到国家五星级养老机构享受免费养老”“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等均系虚假宣传,属于假借投资“区块链”赠送养老服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汪某、唐某直接支配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个人挥霍等,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刘某玉等被告人从投资者转变为非法集资协助者,帮助汪某、唐某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对于资金实际去向等不知情,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20年9月3日,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对汪某、唐某以集资诈骗罪、刘某玉等10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韩某等5人参与吸收公众存款且金额巨大,遂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移送起诉。目前,法院已对2人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典型意义】
随着老百姓生活日益富足,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经济宽裕投资需求旺盛,但对互联网金融等新生事物认识不足、缺乏投资专业知识等情况,以“区块链”“元宇宙”等新科技概念为噱头或者假借“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政策蹭热点、搞虚假营销,并再以“投资获取高息”“赠送养老服务”等为诱饵吸引老年人等社会公众“投资”,实际上所吸收资金用途与其宣称科技项目、国家政策毫无关系,目的是骗取老年人的养老钱。老年人在将养老钱用于投资理财时,要树立理性投资观念,既要了解所投资的项目,又要了解关于投资理财的相关规定,不要盲目跟风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新事物,不要投资于未经批准的非法金融活动。特别是在接触吸收新事物、新知识时,要注意了解社会上伴随出现的新型养老诈骗手法,增强防范意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案例二
刘某平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通过“广场舞”应用软件向老年人非法集资
【关键词】
养老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广场舞 互联网应用软件 延伸治理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刘某平先后成立北京红舞联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舞联盟”)等公司,伙同被告人李某鹏等人,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况下,以众筹开发老年人网络社交平台——“红舞联盟”手机应用软件为由,约定8%-14%年化收益率并承诺保本付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特别是爱好广场舞的老年人公开宣传。为吸引老年人投资,刘某平等人在“红舞联盟”手机应用软件推出聊天交友、舞蹈教学、舞场定位、活动报名、积分换购、推荐抽奖等对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具有吸引力的功能,拉拢老年人下载注册。同时,在线下通过发放统一服装、组织广场舞比赛、申请万人同舞“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用户旅游考察等方式进行宣传,吸引老年人关注。为拓展吸收资金渠道,刘某平等人吸纳原有社区广场舞队加入“红舞联盟”,将部分广场舞组织者、教学者发展为业务员吸收资金。为解决老年人线上签合同、转账操作不熟练等问题并规避监管,业务员均在线下与老年投资者签合同收取资金。
至2019年7月,被告人刘某平等人向1200余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7亿余元。上述资金被用于支付集资参与人本息、向业务员发放提成、投入“红舞联盟”应用软件运营以及其他经营项目,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3.3亿余元。
2022年4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刘某平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判处李某鹏等2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至二年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处王某华等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二年,并处罚金,同时适用缓刑(本案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的刑法条文)。一审判决后,刘某平等7名被告人上诉,2022年8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9年3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刘某平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建议公安机关以发布公告的方式查明其他未报案参与人、及时固定基础证据材料、尽快委托司法审计,同时以定期座谈方式向集资参与人代表通报案件进展,回应集资参与人关切的问题。2020年1月30日,公安机关以刘某平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6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检察机关综合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情况,提出不同的量刑建议。2020年8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刘某平等人提起公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所暴露出的涉老年用户互联网应用软件领域风险进行了全面筛查,锁定“养老”“广场舞”“养生”等17个关键词,在各大应用软件下载平台筛查涉及养老服务、休闲娱乐、网络交友、消费购物及保健养生五类“涉老App”213个,从中梳理出存在养老诈骗风险的“涉老App”26个,将相关行政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并获立案,将相关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在本案办理后,检察机关以本案事实为基础,改编拍摄了打击防范养老诈骗微电影《分生》,网络点击率近百万。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和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银发族”与“互联网”“金融圈”的交集不断扩大。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网络风险意识不高、互联网运用不熟练等特点,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设计兼具交友、投资等功能的应用软件从事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这类犯罪以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为引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再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打消老年人警惕心理,极易使老年人陷入骗局。老年人要牢记,任何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以高额回报为幌子吸收资金的行为,都是非法金融活动。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新型非法集资案件时,应当能动履职,延伸开展治理工作,从个案中研判类案风险,通过公益诉讼、线索移转等方式,积极协同有关监管部门开展相关行业领域溯源治理,实现“惩治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对于手段翻新的养老诈骗案件,还可以通过视频短片等形式进行以案释法,及时向社会公众揭示新型犯罪手段,开展警示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案例三
陈某等人诈骗案
——在低价旅游中设置购物陷阱诈骗老年人
【关键词】
养老诈骗 诈骗罪 旅游购物 认罪认罚 追赃挽损 溯源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23日间,被告人陈某纠集被告人林某滨等4人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东渡古玩城等处开设多家珠宝店,并雇佣被告人石某婷等15人担任“店长”“讲师”“销售人员”等,形成以陈某为组织者、领导者,林某滨等其他人员为组织成员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购进廉价玉器产品后,委托某鉴定机构在未经实际鉴定的情况下出具虚假鉴定证书,并以高于实际进价数百倍的价格制作价签放置珠宝店内售卖。随后,陈某串通被告人吴某国等人经营的旅行社,以“不合理低价游”将老年游客等招揽至店内。游客到店后,导游、店内导购人员先向游客虚假宣传珠宝店知名度、商品价值等,再由店内“讲师”冒充“珠宝设计师”等虚假身份进行“专业讲解”,宣扬店内“金镶玉”“玉观音”“和田白玉”等产品具有“传世收藏”“保值增值”价值。最后由冒充“玉石供应商子女”“珠宝店老板子女”等“富二代”身份的员工,向有购买意向的游客谎称交友让利,以所谓“成本价”“打折优惠价”高价出售店内玉器,骗取大量老年被害人钱款。在推销过程中,珠宝店后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控入店游客的状态,将经观察没有购买意愿或对价格、质量提出质疑的游客逐一请出店外,防止他们影响其他游客购买。至案发,陈某等人共计骗得钱款702万余元。
2022年7月12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判处林某滨等19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十一个月、缓刑一年不等,并处罚金;判处吴某国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1年10月28日、29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以陈某等21人涉嫌诈骗罪分别移送起诉,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1月15日决定并案处理。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陈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不合理低价游”中设置购物骗局,通过赠礼交友、大幅让利等“套路”销售劣质玉器,骗取被害人钱款,构成诈骗罪。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巩固和扩大追赃挽损效果。最终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退缴全部赃款。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以及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情况,对部分被告人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2022年4月11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对陈某等21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同时,检察机关就办案中发现的无证带团、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等一系列本地旅游行业存在的问题隐患,主动与旅游监管部门沟通联系、协同整治,吴某国所经营的旅行社被停业整顿并处罚款。检察机关向与珠宝店存在合作关系的其他6家旅行社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自查整改、依法规范经营,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亦跟进监督立案。
【典型意义】
旅游是当前老年人热衷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老年人已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的重要客户群体,许多旅行社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专门设计旅游产品,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但是,不法分子为了骗取老年人钱财,以“低价游”为诱饵吸引老年人报团,在游玩过程中的购物环节,通过编造话术辅之“精湛”演技,以欺骗性手段让老年人错误地将普通、廉价珠宝当作精品、珍品高价买入,让老年人的“舒心游”变成“闹心游”。这类行为看似正常市场销售活动,实则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已构成诈骗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办理这类案件时,既要依法惩治犯罪,又要因人因案精准施策,最大限度挽回老年群体经济损失,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案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旅游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为推动整治规范开出检察良方,促进旅游市场规范发展。
案例四
房某亮诈骗案
——以代办养老保险为名诈骗
【关键词】
养老诈骗 诈骗罪 养老保险 代办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以来,被告人房某亮冒充中国移动河北省分公司暗访员、养老办主任的身份,宣称能够为没有工作的人员办理中国移动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养老保险。女性满55周岁、男性满60周岁后每人每月可领取2000元退休金,未满年龄人员可每月领取500元生活费。为了取得被害人信任,房某亮组织被害人到移动公司各营业点拍照,到外地旅游,承诺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享受领取取暖费、免费旅游等待遇,宣称办理养老保险后还可购买移动公司在海南等地的员工福利房,并将租借的本地高档小区房屋包装成移动公司福利房组织参观。房某亮收取“保险金”后,只向部分被害人按照约定支付了少量“退休金”和“生活费”,之后便不再支付。
至2019年6月,被告人房某亮以代办养老保险为名诈骗100名有办理养老保险需求人员共计368.75万元,其中,房某亮以发放“退休金”“生活费”名义向部分被害人支付78.4万元,其余用于个人消费等。此外,房某亮还以疏通关系“捞人”为名骗取他人16万元。
2022年6月1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房某亮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房某亮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后,考虑到该案被害人大多为接近退休年龄,所损失的多为积攒多年的养老钱,且被害群众人数较多、涉及邯郸市多个县、区,遂多次和公安机关沟通、会商,引导公安机关根据线索逐人核实被骗的时间、地点、金额,收集固定有关证据,全面准确认定被害人人数和具体金额。
2022年5月10日,公安机关以房某亮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房某亮虚构身份、以代办养老保险名义诈骗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案发前以支付“退休金”“生活费”等名义返还少部分资金,但这只是维系、扩大骗局的手段,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2022年5月13日,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检察院对房某亮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典型意义】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是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基础制度安排。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对各类养老保险的办理条件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能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然而实践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或者接近退休年龄人员对国家养老保险法律、政策不了解的弱点,冒充公司企业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打着能够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办职工养老保险等旗号实施诈骗,导致老年人不仅领不到所谓的养老保险金,还赔上了自己的养老钱。办理各类养老保险应当依法进行,社会公众办理养老保险时,要向养老保险办理部门了解清楚法律政策,遇到代办养老保险等涉诈广告时,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要向个人账户缴纳所谓的“养老保险费”。
案例五
张某诈骗案
——以投资养老服务券变现业务为名实施诈骗
【关键词】
养老诈骗 诈骗罪 养老服务券 投资变现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原系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好帮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前台社区服务站站长,负责社区服务站的运营和管理,2019年3月因无故旷工被开除。从2019年5月开始,张某在明知政府印发的养老服务券只能兑换物品或购买服务而不能回收、变现的情况下,向邻居、朋友隐瞒其被开除的事实,谎称好帮居家养老公司有内部福利项目,可以通过低价从不需要家政服务的老人手中收购“好帮养老券”,再按照面值价格卖出,从而赚取差价。张某宣称自己缺乏资金,极力游说邻居、朋友借钱给其投资并承诺赚取差价后给予分红利息。截止到12月,通过上述方法,张某共骗取9名被害人共计163.4万元。张某将诈骗款项全部用于个人投资、偿还个人贷款和日常花销。
2022年5月30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张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2年3月28日,公安机关以张某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专门走访有关养老服务机构,相关服务机构均表示养老服务券只能用于向指定养老服务机构购买服务,不能私下变现。张某编造收购、变现政府发放的养老服务券并从中赚取差价的事由骗取被害人信任,诈骗被害人投资款,构成诈骗罪。2022年4月28日,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虽然本案不涉及养老服务券违法变现的问题,但也反映养老服务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隐患,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针对本案所涉及的养老服务券规范使用问题,建议当地民政局开展了专项摸排,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并对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进行预防教育,确保养老服务券真正惠及老年人。
【典型意义】
为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养老服务补贴等养老惠老服务政策。许多地方根据当地实际实行适度普惠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的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券,为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民政部门等对养老服务券的发放、使用、回收设置了严格制度,养老服务券只能用于购买养老服务,不允许变现使用,所谓投资养老服务券变现的业务本身就是违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过养老服务行业的工作背景,虚假宣传养老服务券可以变现,误导、诱骗身边亲友投资所谓的养老服务券变现业务,以实现诈骗钱财的目的,不仅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破坏养老服务券等养老服务产业的社会声誉,也不利于养老惠老服务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依法从严惩治。社会公众一旦发现假借养老惠老政策之名进行非法套利的,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养老服务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应当及时提示有关部门加强防范。
案例六
杨某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向老年人销售含有国家禁止添加成分的“降糖茶”
【关键词】
养老诈骗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被告人杨某阁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他人处大量购进“三无”产品“降糖茶”,并冒充某三甲医院教授等身份,谎称“降糖茶”为纯植物、无添加、有奇效的保健品,通过快递发货、网络收款等方式向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或其家属销售。2019年12月,一名购买“降糖茶”的消费者告知杨某阁化验报告显示“降糖茶”中含有西药成分后,杨某阁自行委托检测,发现该产品含西药成分格列苯脲,但其仍继续对外销售。至2020年11月,杨某阁销售金额共计95万余元。经检测,杨某阁销售的“降糖茶”中含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发布的《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中所列的格列苯脲和盐酸二甲双胍。
另查明,被告人杨某阁在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情况下,违反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在其经营的养生会所等地为他人实施针灸、开具药方等诊疗行为。
2022年1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杨某阁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令杨某阁支付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三百二十六万六千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就其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危险。杨某阁认罪认罚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涉食品安全案件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建立常态化会商、信息共享及线索移转机制,在发现案件线索时介入核查工作,2020年9月2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阁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通知公安机关立案。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杨某阁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立案侦查。立案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依法介入侦查,就涉案有毒、有害食品的检验检测、销售金额的查证、电子数据的调取、审查、主观明知的证明等方面提出引导取证意见。在介入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杨某阁通过互联网向老年人及其家属等不特定消费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涉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刑事检察部门依法将线索移转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2021年1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将杨某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线索开展初步调查工作,同年2月2日立案后,在媒体发布诉前公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于2021年2月18日以杨某阁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检察机关认为,杨某阁在知道所销售的“降糖茶”含有西药成分之日起至案发时的销售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同时,其长期以来明知“降糖茶”系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向全国多地的消费者进行销售的行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自其开始销售“降糖茶”时即2018年10月起算,销售金额共计32万余元。2021年7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杨某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审查中还发现,杨某阁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违法在其经营场所等地为老年人等群体实施针灸、开具药方等诊疗行为涉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2022年3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将杨某阁非法行医行为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开展初核工作,2022年3月30日立案。经调查,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6月30日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相关行政机关接收检察建议后已对杨某阁非法行医行政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典型意义】
健康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本钱”,但也往往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所依托的对象,市场上治疗老年疾病的产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圈钱的骗局。不法分子蓄意编造“玄妙”的理论,将根本不具有任何功效的产品宣传成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或者将含有药品成分的产品包装成日常保健食品,通过各种方式向老年人推销盈利,所谓的产品不仅治不了病,还损失了养老钱,甚至耽误正规治疗,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在追求健康生活的过程中,不能轻信能包治各种老年疾病的产品宣传,购买前看清楚产品的成分、生产批号等,对于“三无”产品不要购买。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注意同步审查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事实或行政处罚执法线索,融合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职能,在惩治刑事犯罪的同时,及时、敏锐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将查证属实的事实区分不同性质予以准确认定,坚持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法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十倍惩罚性赔偿责任,确保应查尽查、应罚尽罚。
案例七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老年人保健品市场乱象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 保健品 公开听证 协同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以来,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辖区内的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健店、商行、床上用品店、饮用水机经营部等23家商户,以提供“免费聚餐”“免费旅游”“打卡计分兑换礼品”等手段博取老年人信任,再通过播放“权威”视频、传播自制“养生”小程序、提供“专家”课程等方式,夸大甚至杜撰“磁性床垫”“磁性护膝”“磁性能量帽”“安宁固元液”等保健产品功效,误导欺诈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其中多数为“三无”产品,甚至部分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其行为涉嫌侵犯不特定多数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2年1月,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针对老年人保健品市场乱象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该案线索,于3月3日决定立案,制定调查方案,开展现场调查,及时固定收集相关证据。3月7日,为进一步查明公共利益受损事实,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以“老年保健品安全监管”为主题的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和行业代表参加,聚焦如何从源头上加强老年人保健品市场监管展开讨论,并形成共识:一是依法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加强保健品生产、消费市场的源头监管,规范市场准入资格,加强从业人员的监管;二是依法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加强互联网、电视、电台等媒体严格按照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审核广告内容,杜绝夸大、虚假宣传,避免误导群众;三是建立多部门联动的联络、会商、巡查、协作机制,加大打击“骗老坑老”保健品的力度;四是加大对保健品知识的宣传力度,深入社区、村居开展消费警示活动,曝光典型案例,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和消费保健品;五是加强对保健品虚假宣传的监管,公开监督举报电话,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营造全社会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2022年3月18日,基于听证会各方意见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积极履行监管职责,依法保障老年人群体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在辖区开展专项行动,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线索依法查处涉案商家12家,其中责令关停7家,对其中涉嫌犯罪的5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涉案货值共计400余万元,公安机关现已刑事立案2件。同时,继续加强保健品店准入监管和抽查,将违法犯罪人员列入失信名单,联合检察机关进村居、社区开展养老诈骗法治宣传。
针对老年人保健品市场乱象治理存在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利益链复杂等特点,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还主动将监督办案情况向当地党委、政法委汇报争取支持,协同推动与市场监管、公安、民政、城管等职能部门建立打击老年人保健品诈骗专项行动协作机制,充分利用各行政部门执法大数据,加强辖区保健品商户的合法经营监管,形成打击合力,巩固整治成果。此外,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还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为契机,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召开保健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详细通报该院办理违法销售老年保健品案件情况,通过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公开举报监督电话,印发宣传册、设点咨询等形式让涉老反诈宣传进社区、进家庭,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的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
【典型意义】
保健品市场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等“骗老坑老”问题较为突出,严重损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要主动聚焦“骗老坑老”问题集中的保健品等行业领域,部署开展公益诉讼“小专项”活动。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力促形成打击整治合力,以“我管”促“都管”,协同推动建立协作机制,从源头到末端铲除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的,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要结合检察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加大反诈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积极向老年人和保健品从业人员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保健品等相关行业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帮助老年人提高识别防范虚假宣传营销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2022〕74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深刻认识为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重要意义
1.切实增强服务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使命担当。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司法服务“三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时效性导向,创造性开展工作,采取切实有力举措服务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聚焦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积极服务乡村发展
2.妥善审理“三农”领域新业态纠纷案件,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依法审理乡村休闲旅游、乡村民宿、休闲农业等新业态纠纷案件,推动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实施,支持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积极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依法审理涉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纠纷案件,支持农业大县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促进农副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规范健康发展,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审慎审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等纠纷案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意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动做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的落实。
4.支持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和乡村振兴人才有序流动。依法审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妥善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用工合作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依法审理涉乡村振兴人才劳动、人事争议纠纷案件,积极推动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程序衔接,推动完善要素交易规则,支持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
5.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综合运用环境保护禁令、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和大江大河生态系统治理,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司法屏障。
6.加强种源安全司法保护,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贯彻落实种子法,依法严格保护国家种质资源,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品种、种子套牌等行为,提升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有效保障国家种业和粮食安全。加强优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保障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完善保护种业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
7.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法审理各类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将赔偿标准统一到城镇居民标准上来,推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开展。
三、充分发挥司法引领作用,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8.依法审理重点领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纠纷案件,推进补短板促发展项目实施。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纠纷案件审判力度,做好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司法服务举措的有效衔接,推进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弱项。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薪案件执行力度,特别是扶贫工程建设项目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执行力度,巩固拓展根治欠薪工作成效,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9.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目标,支持农村地区推进生活垃圾、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等治理,推进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依法妥善处理农村改厕引发的纠纷案件,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当地习惯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深化乡村地区司法协作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持续完善协同联动机制,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
10.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大棚房”等整治行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违法占用耕地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力度,全面贯彻粮食安全战略,加强耕地用途保护,依法促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综合发挥刑事、民事、行政等审判职能作用,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切实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
11.加大涉民生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力度,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依法审理农村地区养老、育幼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大对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权益保护力度。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案件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充分运用线上线下财产调查措施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用好用足各类强制措施,依法打击涉民生领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涉民生案件债权人胜诉权益得到及时兑现。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切实防止因案致贫返贫等现象发生。
四、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大力提升乡村治理质效
12.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确保农村稳定安宁。切实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聚焦“案件清结”“黑财清底”“打伞破网”“综合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严厉打击利用宗族、家族势力等干扰、操纵、破坏选举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防范家族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
13.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等群体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惩治农村地区黄赌毒违法犯罪行为,铲除农村地区黄赌毒违法犯罪的滋生土壤,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严厉打击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等群体人身权利。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审理涉及农村妇女、儿童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案件时,注重依法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等群体合法权益。对侵害农村妇女、儿童等群体合法权益行为的,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等群体合法权益。
14.依法保护农业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依法审理涉农业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案件,推进实施农耕文化保护工程,通过司法手段提升遗产地、传统村落居民保护传承意识,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依法审理农业文化旅游新业态案件,推动农耕体验、科普教育等农业文化旅游新业态发展,促进文化传承和就业增收,不断增强农民群众在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15.依法规制农村地区高价彩礼,推进农村地区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治。依法审理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纠纷案件,结合习俗、彩礼金额、给付目的、给付时间等因素区分彩礼与一般赠与,综合考虑给付方的经济来源、收入高低、当地经济收入、风俗习惯等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摒弃彩礼攀比之风,让婚俗回归本心、让婚姻回归本质。
16.充分发挥一站式建设成果,不断提升纠纷化解效能。注重发挥一站式建设的集成作用,紧扣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加快推动一站式建设向“三农”重点行业领域延伸,打通妨碍共建共治共享的堵点,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工作格局,高效便捷多元化解“三农”纠纷,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
17.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坚持强基导向,认真贯彻“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原则,完善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推动人民法庭建设新提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着力拓展人民法庭服务基层治理新途径,更好服务乡村治理。强化人民法庭工作平台、信息平台“两个平台”建设应用,完善基础设施、业务装备、经费等方面保障,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创新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服务“三农”工作综合效能
18.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推进乡村振兴整体合力。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与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的衔接协同,及时掌握分析研判矛盾纠纷态势,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强化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及时通报“三农”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整体合力。
19.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三农”纠纷便捷高效化解。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围绕案件繁简识别、程序分流适用、资源统筹调配、矛盾多元化解等,完善配套机制举措,有效提升“三农”领域纠纷案件审判效率和案件质量,提升农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20.强化智慧法院建设,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坚持科技驱动,推进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司法运用,完善各类平台系统,有效解决平台分散、数据壁垒等问题,为农民群众诉讼提供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的智慧服务。深化在线诉讼模式和规则创新,根据“三农”纠纷案件性质特点等因素,合理准确使用在线审理机制,确保在线诉讼“降成本不降质量、提效率不减权利”。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优势,加强相关领域重点案件研判和矛盾纠纷化解,完善治理规则,促进提升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2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党委政法委员会,军委机关各部门政治工作局(综合局、直属工作局):
现将《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
2020年4月22日
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检察机关与地方检察机关(以下简称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推动检察公益诉讼深入开展,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根据宪法、法律和其他有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防和军事利益为目的,以服务强军目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依法治军为重点,以健全制度机制为保障,全面、深入、高效开展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实现强国强军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基本原则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紧紧围绕党、国家和军队的中心工作聚焦用力,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职能作用。
--依法有序,高效便捷。以宪法、法律为依据,遵循诉讼规律和法律监督规律,健全机制,严格程序,提高效率,不断提升协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一体化”观念,主动作为、积极协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拓展协作的广度深度,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协同发展。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积极探索特点规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保持协作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督促协同,共治共赢。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沟通协调,凝聚多方智慧,形成整体合力,促进共治共享共赢,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强军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丰富协作内容
(一)关于协作案件范围。军地检察机关在依法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保护等领域涉军公益诉讼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决策部署,加大对破坏军事设施、侵占军用土地等涉军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力度,积极稳妥探索办理在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国防资产、军事行动、军队形象声誉、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公益诉讼案件,着力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
(二)关于协作案件管辖。办理军地互涉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是地方单位或者人员的由地方检察机关管辖,是军队单位或者人员的由军事检察机关管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般依照刑事案件确定管辖。管辖存在争议的,由发生争议的检察院或者争议双方各自上级检察院协商确定,不能协商确定的,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三)关于线索移送。军地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12309服务热线、相关信息平台、开展专项活动等途径摸排公益诉讼线索,注重发现涉及国防和军事利益的问题线索。对于管辖不明确、事实不清楚的案件线索,要进行审查评估,必要时可以调查核实,属于本院管辖的及时立案调查;属于对方管辖的,及时将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向对方移送,接收方应当及时反馈线索处理或案件办理情况。
(四)关于调查取证。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地方检察机关需要向军队单位、人员或者在军队营区内调查取证的,军事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军事检察机关需要向地方单位或者人员调查取证的,地方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军地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人才、技术和信息等优势,为对方在专业领域调查取证提供支持。
(五)关于诉前程序。办理涉军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军地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建议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军地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办理涉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军地检察机关可以联合发出检察建议、联合督导履职、召集军地有关单位共同研究磋商。军事检察机关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向地方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六)关于提起诉讼。对军地互涉的公益诉讼案件提起诉讼,军地检察机关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诉讼请求等进行充分磋商,探索共同派员参加庭前会议,对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给予支持。提起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决定撤回起诉的,一般应当征求对方检察机关意见。
(七)关于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军地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认真研究相关领域、重点环节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突出问题,联合开展专项监督行动,及时推荐推送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以个案办理推动行业系统整治,做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服务一方,实现公益诉讼效益最大化。
三、建立工作机制
(一)日常联络机制。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明确专门联络机构,指定具体联络人员,做好沟通协调、线索移送、文件传输等日常联络工作。
(二)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有关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研究解决办案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围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和改进协作工作等方面问题,研讨交流,凝聚共识。对于涉及双方的检察公益诉讼重大案件、重大事件、重要舆情以及突发性敏感问题,共同研究会商,妥善处置应对。
(三)一体化办案机制。办理军地互涉公益诉讼案件,可以根据需要成立协调小组,加强对办案工作的指挥协调,健全完善提办、领办、参办、交办、督办制度。对于涉及国家重大部署、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探索建立联合办案指挥中心,实现办案风险评估、办案力量调配、办案工作指挥方面的协同配合,尽快查清案件事实,精准实施法律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四)资源共享和技术支持机制。
加强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有条件的可探索共建信息平台,在把握政策、应用法律、办理案件等方面互相借鉴,加强协同。发挥各自优势,为对方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共享公益诉讼先鉴定后收费等优待政策。深化智慧借助,共用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为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指导。
(五)交流培训机制。定期开展业务交流,相互了解工作情况、介绍办案经验、研讨疑难问题,共同探索检察公益诉讼特点规律。军事检察机关可有计划地派员到地方检察机关见习锻炼,适时邀请地方检察机关专家骨干指导办案、培训授课。地方检察机关组织业务培训,可为军队预留名额,军事检察机关根据队伍建设情况和工作需要,统筹派员参加,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四、务求协作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人民检察院党组、军事检察院党委(支部)和部队党委政法委员会要将协作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加强统筹协调,及时跟进指导,解决困难问题,抓好工作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与驻地军事检察院可以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协作实施办法。
(二)加大协调力度。军地检察机关要成立公益诉讼协作领导小组,加强工作指导和办案协调。在积极开展协作的同时,军事检察机关要主动与案件管辖单位对接协调,争取支持配合;地方检察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大支持,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配合,努力形成检察公益诉讼“一体两翼”、多元驱动的良好格局。
(三)注重调查研究。军地检察机关要积极适应检察公益诉讼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公益保护的重点难点、协作工作面临的矛盾困难、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实践路径等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完善细化军地协作办法举措,加强协作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促进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相得益彰、协调发展。
(四)加强工作宣传。军地检察机关要积极通过主流媒体发声,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媒介,广泛宣传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工作情况、典型案件办理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为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创新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1〕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诉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案例157-162号),作为第28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7月15日
第28批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157-162号)
指导案例157号
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诉
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著作权/实用艺术作品/实用性/艺术性
裁判要点
对于具有独创性、艺术性、实用性、可复制性,且艺术性与实用性能够分离的实用艺术品,可以认定为实用艺术作品,并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必须具有艺术性,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而非实用性。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4条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原告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尚明舍公司)设计了一款名称为“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家具图。同年7月,左尚明舍公司委托上海傲世摄影设计有限公司对其制作的系列家具拍摄照片。2011年9月、10月,左尚明舍公司先后在和家网、搜房网进行企业及产品介绍与宣传,同时展示了其生产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产品照片。2013年12月10日,左尚明舍公司申请对“唐韵衣帽间组合柜”立体图案进行著作权登记。
被告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梦阳销售中心)为被告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公司)在南京地区的代理经销商。左尚明舍公司发现梦阳销售中心门店销售品牌为“越界”的“唐韵红木衣帽间”与“唐韵衣帽间组合柜”完全一致。左尚明舍公司认为,“唐韵衣帽间组合柜”属于实用艺术作品,中融公司侵犯了左尚明舍公司对该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梦阳销售中心侵犯了左尚明舍公司对该作品的发行权。2013年11月29日至2014年1月13日,左尚明舍公司对被诉侵权产品申请保全证据,并提起了本案诉讼。
将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与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间”进行比对,二者相似之处在于:整体均呈L形,衣柜门板布局相似,配件装饰相同,板材花色纹路、整体造型相似等,上述相似部分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不同之处主要在于L形拐角角度和柜体内部空间分隔,体现于实用功能方面,且对整体视觉效果并无影响,不会使二者产生明显差异。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宁知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驳回左尚明舍公司的诉讼请求。左尚明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5) 苏知民终字第0008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知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二、中融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著作权的产品的行为;三、梦阳销售中心立即停止销售侵害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著作权的产品的行为;四、中融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左尚明舍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30万元;五、驳回左尚明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中融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6061号裁定,驳回中融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是否构成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不保护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本身。实用艺术品本身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实用功能属于思想范畴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保护的仅仅在于其艺术性,即保护实用艺术作品上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亦即该艺术品的结构或形式。作为美术作品中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除同时满足关于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及其美术作品的特殊构成条件外,还应满足其实用性与艺术性可以相互分离的条件。在实用艺术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不能分离的情况下,不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具备可复制性的特点,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唐韵衣帽间家具”上是否具有具备独创性高度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该家具的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否分离。
首先,关于左尚明舍公司是否独立完成“唐韵衣帽间家具”的问题。左尚明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设计图稿、版权登记证书、产品照片、销售合同、宣传报道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该公司已于2009年独立完成“唐韵衣帽间家具”。中融公司主张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系抄袭自他人的配件设计,并使用通用花色和通用设计,因其未提交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左尚明舍公司完成的“唐韵衣帽间家具”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从板材花色设计方面看,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的板材花色系由其自行设计完成,并非采用木材本身的纹路,而是提取传统中式家具的颜色与元素用抽象手法重新设计,将传统中式与现代风格融合,在颜色的选择、搭配、纹理走向及深浅变化上均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从配件设计方面看,“唐韵衣帽间家具”使用纯手工黄铜配件,包括正面柜门及抽屉把手及抽屉四周镶有黄铜角花,波浪的斜边及镂空的设计。在家具上是否使用角花镶边,角花选用的图案,镶边的具体位置,均体现了左尚明舍公司的取舍、选择、设计、布局等创造性劳动;从中式家具风格看,“唐韵衣帽间家具”右边采用了中式一一对称设计,给人以和谐的美感。因此,“唐韵衣帽间家具”具有审美意义,具备美术作品的艺术创作高度。
最后,关于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实用功能是否能与艺术美感分离的问题。“唐韵衣帽间家具”之实用功能主要在于柜体内部置物空间设计,使其具备放置、陈列衣物等功能,以及柜体L形拐角设计,使其能够匹配具体家居环境进行使用。该家具的艺术美感主要体现在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设计上,通过在中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产生古典与现代双重审美效果。改动“唐韵衣帽间家具”的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造型设计,其作为衣帽间家具放置、陈列衣物的实用功能并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够进行分离并独立存在。
因此,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为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的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二、关于中融公司是否侵害了左尚明舍公司主张保护涉案作品著作权的问题
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当从被诉侵权人是否“接触”权利人主张保护的作品、被诉侵权产品与权利人主张保护的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本案中,首先,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融公司提供的相关设计图纸不能完全反映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间”的设计元素,亦缺乏形成时间、设计人员组成等信息,不能充分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由其自行设计且独立完成。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形成及发表时间早于中融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中融公司作为家具行业的经营者,具备接触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的条件。其次,如前所述,对于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仅保护其具有艺术性的方面,而不保护其实用功能。判断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与中融公司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应从艺术性方面进行比较。将“唐韵衣帽间家具”与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间”进行比对,二者相似之处在于:整体均呈L形,衣柜门板布局相似,配件装饰相同,板材花色纹路、整体造型相似等,上述相似部分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不同之处主要在于L形拐角角度和柜体内部空间分隔,体现于实用功能方面,且对整体视觉效果并无影响,不会使二者产生明显差异。因此,中融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与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中融公司侵害了左尚明舍公司涉案作品的著作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秦元明、李嵘、吴蓉)
指导案例158号
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诉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专利权权属/职务发明创造/有关的发明创造
裁判要点
判断是否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认定:一是离职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二是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相互关系;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有关的技术是否具有其他合法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人、发明人能否对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或者来源作出合理解释。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2条
基本案情
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邦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院静脉配液系列机器人产品及配液中心相关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高科技公司。2010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卫邦公司申请的多项专利均涉及自动配药设备和配药装置。其中,卫邦公司于2012年9月4日申请的102847473A号专利(以下简称473专利)主要用于注射科药液自动配置。
李坚毅于2012年9月24日入职卫邦公司生产、制造部门,并与卫邦公司签订《深圳市劳动合同》《员工保密合同》,约定由李坚毅担任该公司生产制造部门总监,主要工作是负责研发“输液配药机器人”相关产品。李坚毅任职期间,曾以部门经理名义在研发部门采购申请表上签字,在多份加盖“受控文件”的技术图纸审核栏处签名,相关技术图纸内容涉及“沙窝复合针装配”“蠕动泵输液针”“蠕动泵上盖连接板实验”“装配体”“左夹爪”“右夹爪”“机械手夹爪1”“机械手夹爪2”等,系有关自动配药装置的系列设计图。此外,卫邦公司提供的工作邮件显示,李坚毅以工作邮件的方式接收研发测试情况汇报,安排测试工作并对研发测试提出相应要求。且从邮件内容可知,李坚毅多次参与研发方案的会议讨论。
李坚毅与卫邦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解除劳动关系。李坚毅于 2013 年7 月 12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专利号为 201310293690.X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李坚毅为涉案专利唯一的发明人。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采用机器人完成静脉注射用药配制过程的配药装置。李坚毅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将涉案专利权转移至其控股的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公司)。李坚毅在入职卫邦公司前,并无从事与医疗器械、设备相关的行业从业经验或学历证明。
卫邦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涉案专利的发明专利权归卫邦公司所有;2.判令李坚毅、远程公司共同承担卫邦公司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0000元,并共同承担诉讼费。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6)粤 03 民初 2829 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卫邦公司为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二、李坚毅、远程公司共同向卫邦公司支付合理支出 3万元。一审宣判后,李坚毅、远程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粤民终22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坚毅、远程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342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坚毅和远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专利是否属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务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进一步规定:“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是复杂的智力劳动,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研发人员等资源的投入或支持,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在涉及与离职员工有关的职务发明创造的认定时,既要维护原单位对确属职务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享有的合法权利,鼓励和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同时也不宜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有关的发明创造”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导致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竞业限制协议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不适当地限制研发人员的正常流动,或者限制研发人员在新的单位合法参与或开展新的技术研发活动。因此,在判断涉案发明创造是否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离职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作职责、权限,能够接触、控制、获取的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信息等。二是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包括其技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目的和技术效果,权利要求限定的保护范围,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实质性特点”等,以及涉案专利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任务的相互关系。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是否对有关技术具有合法的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人、发明人能否对于涉案专利的研发过程或者技术来源作出合理解释,相关因素包括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复杂程度,需要的研发投入,以及权利人、发明人是否具有相应的知识、经验、技能或物质技术条件,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开展了有关研发活动等。
结合本案一、二审法院查明的有关事实以及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证据,围绕前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就本案争议焦点认定如下:
首先,关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任务的具体内容。第一,李坚毅于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担任生产制造总监,直接从事配药设备和配药装置的研发管理等工作。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也认可其从事了“研发管理工作”。第二,李坚毅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曾以部门经理名义,在研发部门采购申请表上签字,并在多份与涉案专利技术密切相关且加盖有“受控文件”的技术图纸审核栏处签字。第三,李坚毅多次参与卫邦公司内部与用药自动配药设备和配药装置技术研发有关的会议或讨论,还通过电子邮件接收研发测试情况汇报,安排测试工作,并对研发测试提出相应要求。综上,根据李坚毅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其能够直接接触、控制、获取卫邦公司内部与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配药装置技术研发密切相关的技术信息,且这些信息并非本领域普通的知识、经验或技能。因此,李坚毅在卫邦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与涉案专利技术密切相关。对于李坚毅有关其仅仅是进行研发管理,没有参与卫邦公司有关静脉配药装置的研发工作,卫邦公司的相关证据都不是真正涉及研发的必要文件等相关申请再审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李坚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任务的相互关系。第一,涉案专利涉及“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其针对的技术问题是:“1.药剂师双手的劳动强度很大,只能进行短时间的工作;2.由于各药剂师技能不同、配药地点也不能强制固定,造成所配制的药剂药性不稳定;3.化疗药剂对药剂师健康危害较大。”实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采用机器人完成静脉注射用药的整个配制过程,采用机电一体化来控制配制的药剂量准确,提高了药剂配制质量;医务人员仅需要将预先的药瓶装入转盘工作盘和母液架,最后将配制好的母液瓶取下,极大地减少了医务人员双手的劳动强度;对人体有害的用药配制(比如化疗用药),由于药剂师可以不直接接触药瓶,采用隔离工具对药瓶进行装夹和取出,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化疗药液对人体的健康损害。”在涉案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1中,主要包括底座、转盘工作台、若干个用于固定药瓶的药瓶夹、具座、转盘座、转盘传动机构和转盘电机、近后侧的转盘工作台两边分别设有背光源和视觉传感器、机器人、夹具体、输液泵、输液管、针具固定座、针具夹头、前后摆动板、升降机构等部件。第二,卫邦公司于2012年9月4日申请的473专利的名称为“自动化配药系统的配药方法和自动化配药系统”,其针对的技术问题是:“医院中配制药物的方式均通过医护人员手工操作。......操作时医护人员工作强度高,而且有的药物具有毒性,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有着较大的威胁。” 发明目的是:“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自动化配药系统的配药方法和自动化配药系统,其可实现自动配药,医护人员无需手动配制药液,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有利于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实现的技术效果是:“提供一种自动化配药系统的配药方法和自动化配药系统,其可快速完成多组药液的配制,提高了配药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有利于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473专利的说明书中,还公开了“药液输入摇匀装置”“卡夹部件”“输液软管装填移载及药液分配装置”“用于折断安瓿瓶的断瓶装置”“母液瓶夹持装置”“母液瓶”“可一次容纳多个药瓶的输入转盘”等部件的具体结构和附图。将涉案专利与卫邦公司的473专利相比,二者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目的、技术效果基本一致,二者技术方案高度关联。二审法院结合涉案专利的审查意见、引证专利检索,认定473专利属于可单独影响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并无不当。第三,在卫邦公司提供的与李坚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图纸中,涉及“输入模块新盖”“沙窝复合针装配”“蠕动泵输液针”“蠕动泵上盖连接板实验”“装配体”“左夹爪”“右夹爪”“机械手夹爪1”“机械手夹爪2”等与涉案专利密切相关的部件,相关图纸上均加盖“受控文件”章,在“审核”栏处均有李坚毅的签字。第四,在李坚毅与卫邦公司有关工作人员的往来电子邮件中,讨论的内容直接涉及转盘抱爪、母液上料方案、安瓿瓶掰断测试等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研发活动。综上,涉案专利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密切相关。再次,卫邦公司在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领域的技术研发是持续进行的。卫邦公司成立于2002年,经营范围包括医院静脉配液系列机器人产品及配液中心相关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其在2010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先后申请了60余项涉及医疗设备、方法及系统的专利,其中44项专利是在李坚毅入职卫邦公司前申请,且有多项专利涉及自动配药装置。因此,对于李坚毅主张卫邦公司在其入职前已经完成了静脉配药装置研发工作,涉案专利不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相关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李坚毅、远程公司能否对涉案专利的研发过程或者技术来源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涉案专利涉及“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共有13页附图,约60个部件,技术方案复杂,研发难度大。李坚毅作为涉案专利唯一的发明人,在离职卫邦公司后不到3个月即以个人名义单独申请涉案专利,且不能对技术研发过程或者技术来源做出合理说明,不符合常理。而且,根据二审法院的认定,以及李坚毅一审提交的专利搜索网页打印件及自制专利状况汇总表,李坚毅作为发明人,最早于2013年7月12日申请了涉案专利以及201320416724.5号“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采用视觉传感器的配药装置”实用新型专利,而在此之前,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李坚毅具有能够独立研发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综上,综合考虑本案相关事实以及李坚毅、远程公司再审中提交的有关证据,一、二审法院认定涉案专利属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务发明创造并无不当。李坚毅、远程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杜微科、吴蓉、张玲玲)
指导案例159号
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发明专利权/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举证责任/专利技术贡献度
裁判要点
1.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
2.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确定的,对被诉侵权人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的抗辩,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第1条、第11条第1款、第6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条、第11条第1款、第59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原告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骏公司)诉称: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未经许可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济南历下弘康电子产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弘康经营部)、济南历下昊威电子产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昊威经营部)未经许可销售的多款商用无线路由器(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落入其享有的名称为“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专利号为ZL02123502.3,以下简称涉案专利)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围,请求判令腾达公司、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
被告腾达公司辩称:1.涉案专利、被诉侵权产品访问任意网站时实现定向的方式不同,访问的过程亦不等同,腾达公司没有侵害敦骏公司的涉案专利权。并且,涉案专利保护的是一种网络接入认证方法,腾达公司仅是制造了被诉侵权产品,但并未使用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故其制造并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不构成专利侵权;2.敦骏公司诉请的赔偿数额过高且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在赔偿额计算中应当考虑专利的技术贡献度、涉案专利技术存在替代方案等。
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共同辩称:其所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是从代理商处合法进货的,其不是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敦骏公司明确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和2为依据主张权利,其内容为:1.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处理步骤:A.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对门户业务用户设备未通过认证前的第一个上行HTTP报文,直接提交给“虚拟Web服务器”,该“虚拟Web服务器”功能由接入服务器高层软件的“虚拟Web服务器”模块实现;B.由该“虚拟Web服务器”虚拟成用户要访问的网站与门户业务用户设备建立TCP连接,“虚拟Web服务器”向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返回含有重定向信息的报文,再由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按正常的转发流程向门户业务用户设备发一个重定向到真正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的报文;C.收到重定向报文后的门户业务用户设备的浏览器自动发起对真正门户网站Portal_Server的访问。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A,由门户业务用户在浏览器上输入任何正确的域名、IP地址或任何的数字,形成上行IP报文;所述的步骤B,由“虚拟Web服务器”虚拟成该IP报文的IP地址的网站。
敦骏公司通过公证购买方式从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购得“Tenda路由器W15E”“Tenda路由器W20E增强型”各一个,并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对“Tenda路由器W15E”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过程进行了技术演示,演示结果表明使用“Tenda路由器W15E”过程中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和2相对应的方法步骤。
被诉侵权产品在京东商城官方旗舰店、“天猫”网站腾达旗舰店均有销售,且销量巨大。京东商城官方旗舰店网页显示有“腾达(Tenda)W15E”路由器的图片、京东价199元、累计评价1万+,“腾达(Tenda)W20E”路由器、京东价399元、累计评价1万+,“腾达(Tenda)G1”路由器、京东价359元、累计评价1万+等信息。“天猫”网站腾达旗舰店网页显示有“腾达(Tenda)W15E”路由器的图片、促销价179元、月销量433、累计评价4342、安装说明、技术支持等信息。
2018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通知书,主要内容为:限令腾达公司10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自2015年7月2日以来,关于涉案“路由器”产品生产、销售情况的完整资料和完整的财务账簿。逾期不提交,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至二审判决作出时,腾达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8)鲁01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一、腾达公司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涉案的路由器产品;二、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立即停止销售涉案的路由器产品;三、腾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敦骏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00万元;四、驳回敦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腾达公司负担。宣判后,腾达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一、关于被诉侵权产品使用过程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首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第一个上行HTTP报文”不应解释为用户设备与其要访问的实际网站建立TCP“三次握手”连接过程中的第一个报文,而应当解释为未通过认证的用户设备向接入服务器发送的第一个上行HTTP报文。其次,根据对被诉侵权产品进行的公证测试结果,被诉侵权产品的强制Portal过程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和2所限定步骤方法相同,三款被诉侵权产品在“Web认证开启”模式下的使用过程,全部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和2的保护范围。
二、关于腾达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针对网络通信领域方法的专利侵权判定,应当充分考虑该领域的特点,充分尊重该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规律,以确保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质性保护,实现该行业的可持续创新和公平竞争。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也即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的,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本案中:1.腾达公司虽未实施涉案专利方法,但其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具备可直接实施专利方法的功能,在终端网络用户利用被诉侵权产品完整再现涉案专利方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2.腾达公司从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与涉案专利存在密切关联。3.因终端网络用户利用被诉侵权产品实施涉案专利方法的行为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创新投入无法从直接实施专利方法的终端网络用户处获得应有回报,如专利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必将导致研发创新活动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腾达公司却因涉案专利获得了原本属于专利权人的利益,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有失公平。综合以上因素,在本案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腾达公司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具有侵权性质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三、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专权利人主张以侵权获利确定赔偿额的,侵权规模即为损害赔偿计算的基础事实。专利权人对此项基础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在专利权人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对其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率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虑。具体到本案中:1.敦骏公司主张依照侵权人因侵权获利计算赔偿额,并在一审中提交了腾达公司分别在京东网和天猫网的官方旗舰店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数量、售价的证据,鉴于该销售数量和价格均来源于腾达公司自己在正规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数据较为可信,腾达公司虽指出将累计评价作为销量存在重复计算和虚报的可能性,但并未提交确切证据,且考虑到敦骏公司就此项事实的举证能力,应当认定敦骏公司已就侵权规模的基础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2.敦骏公司在一审中,依据其已提交的侵权规模的初步证据,申请腾达公司提交与被诉侵权产品相关的财务账簿、资料等,一审法院也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法责令腾达公司提交能够反映被诉侵权产品生产、销售情况的完整的财务账簿资料等证据,但腾达公司并未提交。在一审法院因此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对敦骏公司的500万元高额赔偿予以全额支持、且二审中腾达公司就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其仍然未提交相关的财务账簿等资料。由于本案腾达公司并不存在无法提交其所掌握的与侵权规模有关证据的客观障碍,故应认定腾达公司并未就侵权规模的基础事实完成最终举证责任。3.根据现有证据,有合理理由相信,被诉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远超敦骏公司所主张的数量。综上,在侵权事实较为清楚、且已有证据显示腾达公司实际侵权规模已远大于敦骏公司所主张赔偿的范围时,腾达公司如对一审法院确定的全额赔偿持有异议,应先就敦骏公司计算赔偿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否客观准确进行实质性抗辩,而不能避开侵权规模的基础事实不谈,另行主张专利技术贡献度等其他抗辩事由,据此对腾达公司二审中关于一审确定赔偿额过高的各项抗辩主张均不予理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朱理、傅蕾、张晓阳)
指导案例160号
蔡新光诉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繁殖材料/收获材料
裁判要点
1.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品种权人行使排他独占权的基础。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限于申请品种权时所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即使不同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阶段育种者所普遍使用的繁殖材料,其他植物材料可用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亦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2.植物材料被认定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植物材料仅可以用作收获材料而不能用作繁殖材料的,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范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
基本案情
蔡新光于2009年11月10日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于2014年1月1日获准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90677.9,保护期限为20年。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作出的《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载明,品种暂定名称三红蜜柚,植物种类柑橘属,品种类型为无性繁殖,田间考察结果载明,申请品种的白皮层颜色为粉红,近似品种为白,具备特异性。考察结论为该申请品种具备特异性、一致性。所附照片载明,三红蜜柚果面颜色暗红、白皮层颜色粉红、果肉颜色紫,红肉蜜柚果面颜色黄绿、白皮层颜色白、果肉颜色红。以上事实有《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植物新品种权年费缴费收据、《意见陈述书》《品种权申请请求书》《说明书》《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等证据予以佐证。
蔡新光于2018年3月23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平公司)连续大量销售“三红蜜柚”果实,侵害其获得的品种名称为“三红蜜柚”的植物新品种权。
润平公司辩称其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有合法来源,提供了甲方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分公司(以下简称润华黄埔公司)与乙方江山市森南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南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润华黄埔公司与森南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2017年度商业合作条款,合同有条款第六条第五款载明,在本合同签订日,双方已合作的有6家门店,包括润平公司。2018年1月8日,森南公司向润华黄埔公司开具发票以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清单载明货物包括三红蜜柚650公斤。森南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载明,森南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22日,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水果、蔬菜销售。森南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8月10日。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粤73民初732号民事判决,驳回蔡新光诉讼请求。宣判后,蔡新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问题为润平公司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蔡新光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其中,判断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本案的焦点。
本案中,虽然蔡新光在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时提交的是采用以嫁接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枝条,但并不意味着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仅包括以嫁接方式获得的该繁殖材料,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枝条也属于该品种的繁殖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也可能成为育种者选用的种植材料,即除枝条以外的其他种植材料也可能被育种者们普遍使用,在此情况下,该种植材料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原审判决认为侵权繁殖材料的繁育方式应当与该品种育种时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繁育方式一一对应,认为将不同于获取品种权最初繁育方式的繁殖材料纳入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与权利人申请新品种权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失衡。该认定将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的繁育方式作为授权品种保护的依据,限制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缩小了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纠正。
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章对繁殖材料进行了列举,但是对于某一具体品种如何判定植物体的哪些部分为繁殖材料,并未明确规定。判断是否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在生物学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否为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仅需要判断该果实是否具有繁殖能力,还需要判断该果实繁殖出的新个体是否具有果面颜色暗红、果肉颜色紫、白皮层颜色粉红的形态特征,如果不具有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则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权所保护的繁殖材料。
对于三红蜜柚果实能否作为繁殖材料,经审查,即便专门的科研单位,也难以通过三红蜜柚果实的籽粒繁育出蜜柚种苗。二审庭审中,蔡新光所请的专家辅助人称,柚子单胚,容易变异,该品种通过枝条、芽条、砧木或者分株进行繁殖,三红蜜柚果实有无籽粒以及籽粒是否退化具有不确定性。综合本案品种的具体情况,本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籽粒及其汁胞均不具备繁殖授权品种三红蜜柚的能力,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收获材料而非繁殖材料,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范围。如果目前在本案中将收获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有违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另外,植物体的不同部分可能有着多种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作繁殖目的进行生产,也可用于直接消费或观赏,同一植物材料有可能既是繁殖材料也是收获材料。对于既可作繁殖材料又可作收获材料的植物体,在侵权纠纷中能否认定为是繁殖材料,应当审查销售者销售被诉侵权植物体的真实意图,即其意图是将该材料作为繁殖材料销售还是作为收获材料销售;对于使用者抗辩其属于使用行为而非生产行为,应当审查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即是将该收获材料直接用于消费还是将其用于繁殖授权品种。
综上所述,蔡新光关于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为三红蜜柚的繁殖材料、润平公司销售行为构成侵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罗霞、焦彦)
指导案例161号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诉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反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广告语/引人误解/不正当占用商誉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认定广告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应结合相关广告语的内容是否有歧义,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以及行为人是否有虚假宣传的过错等因素判断。一方当事人基于双方曾经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以及自身为提升相关商标商誉所做出的贡献等因素,发布涉案广告语,告知消费者基本事实,符合客观情况,不存在易使相关公众误解的可能,也不存在不正当地占用相关商标的知名度和良好商誉的过错,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8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是第626155号、3980709号、9095940号“王老吉”系列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上述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种类均为第32类:包括无酒精饮料、果汁、植物饮料等。1995年3月28日、9月14日,鸿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道集团)与广州羊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食品饮料分公司分别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补充协议》,取得独家使用第626155号商标生产销售带有“王老吉”三个字的红色纸包装和罐装清凉茶饮料的使用权。1997年6月14日,陈鸿道被国家专利局授予《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获得外观设计名称为“罐帖”的“王老吉”外观设计专利。2000年5月2日,广药集团(许可人)与鸿道集团(被许可人)签订《商标许可协议》,约定许可人授权被许可人使用第626155号“王老吉”注册商标生产销售红色罐装及红色瓶装王老吉凉茶。被许可人未经许可人书面同意,不得将该商标再许可其他第三者使用,但属被许可人投资(包括全资或合资) 的企业使用该商标时,不在此限,但需知会许可人;许可人除自身及其下属企业已生产销售的绿色纸包装“王老吉”清凉茶外,许可人不得在第32类商品(饮料类)上使用“王老吉”商标或授权第三者使用“王老吉”商标,双方约定许可的性质为独占许可,许可期限自2000年5月2日至2010年5月2日止。1998年9月,鸿道集团投资成立东莞加多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中国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属于加多宝集团关联企业。
此后,通过鸿道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长期多渠道的营销、公益活动和广告宣传,培育红罐“王老吉”凉茶品牌,并获得众多荣誉,如罐装“王老吉”凉茶饮料在2003年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知名商品,“王老吉”罐装凉茶的装潢被认定为知名商品包装装潢; 罐装“王老吉”凉茶多次被有关行业协会等评为“最具影响力品牌”;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的证明,罐装“王老吉”凉茶在2007-2012年度均获得市场销量或销售额的第一名等等。加多宝中国公司成立后开始使用前述“王老吉”商标生产红色罐装凉茶(罐身对称两面从上至下印有“王老吉”商标)。
2012年5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纠纷作出终局裁决:(一)《“王老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和《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无效;(二)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2012年5月25日,广药集团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健康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大健康公司使用第3980709号“王老吉”商标。大健康公司在2012年6月份左右,开始生产“王老吉”红色罐装凉茶。
2013年3月,大健康公司在重庆市几处超市分别购买到外包装印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字样广告语的“加多宝”红罐凉茶产品及标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字样广告语的手提袋。根据重庆市公证处(2013)渝证字第17516号公证书载明,在“www.womai.com”中粮我买网网站上,有“加多宝”红罐凉茶产品销售,在销售页面上,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字样的广告宣传。根据(2013)渝证字第20363号公证书载明,在央视网广告频道VIP品牌俱乐部中,亦印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字样的“加多宝”红罐凉茶产品的广告宣传。2012年5月16日,人民网食品频道以“红罐王老吉改名‘加多宝’配方工艺均不变”为题做了报道。2012年5月18日,搜狐新闻以“红罐王老吉改名加多宝”为题做了报道。2012年5月23日,中国食品报电子版以“加多宝就是以前的王老吉”为题做了报道;同日,网易新闻也以“红罐‘王老吉’正式更名‘加多宝’”为题做了报道,并标注信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012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以“加多宝凉茶全国上市红罐王老吉正式改名”为题做了报道。
大健康公司认为,上述广告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使消费者形成错误认识,请求确认加多宝中国公司发布的包含涉案广告词的广告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系虚假宣传,并判令立即停止发布包含涉案广告语或与之相似的广告词的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广告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34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发布的包含“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广告词的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虚假宣传行为;二、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并销毁、删除和撤换包含“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广告词的产品包装和电视、网络、视频及平面媒体广告;三、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以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四、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0万元;五、驳回原告大健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加多宝中国公司和大健康公司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加多宝中国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15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345号民事判决;三、驳回大健康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广告语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判断涉案广告语是否片面、是否有歧义,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
首先,从涉案广告语的含义看,加多宝中国公司对涉案广告语“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的描述和宣传是真实和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查明的事实,鸿道集团自1995年取得“王老吉”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后独家生产销售“王老吉”红罐凉茶,直到2012年5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作出仲裁裁决,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内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作为“王老吉”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通过多年的广告宣传和使用,已经使“王老吉”红罐凉茶在凉茶市场具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的证明,罐装“王老吉”凉茶在2007-2012年度,均获得市场销量或销售额的第一名。而在“王老吉”商标许可使用期间,广药集团并不生产和销售“王老吉”红罐凉茶。因此,涉案广告语前半部分“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的描述与统计结论相吻合,不存在虚假情形,且其指向性也非常明确,指向的是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生产和销售的“王老吉”红罐凉茶。2012年5月9日,“王老吉”商标许可协议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无效,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开始生产“加多宝”红罐凉茶,因此在涉案广告语后半部分宣称“改名加多宝”也是客观事实的描述。
其次,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虚假宣传的目的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是通过制止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宣传行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从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角度分析,侵权人通过对产品或服务的虚假宣传,如对产地、性能、用途、生产期限、生产者等不真实或片面的宣传,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机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从消费者角度分析,正是由于侵权人对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宣传,使消费者发生误认误购,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虚假宣传立足点在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如果对商品或服务的宣传并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则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上规制的虚假宣传行为。本案中,在商标使用许可期间,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通过多年持续、大规模的宣传使用行为,不仅显著提升了王老吉红罐凉茶的知名度,而且向消费者传递王老吉红罐凉茶的实际经营主体为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由于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商标许可使用期间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已经具有很高知名度,相关公众普遍认知的是加多宝中国公司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而不是大健康公司于2012年6月份左右生产和销售的“王老吉”红罐凉茶。在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再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后,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实际上是向相关公众行使告知义务,告知相关公众以前的“王老吉”红罐凉茶现在商标已经为加多宝,否则相关公众反而会误认为大健康公司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为原来加多宝中国公司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因此,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不存在易使相关公众误认误购的可能性,反而没有涉案广告语的使用,相关公众会发生误认误购的可能性。
再次,涉案广告语“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是否不正当地完全占用了“王老吉”红罐凉茶的知名度和良好商誉,使“王老吉”红罐凉茶无形中失去了原来拥有的知名度和商誉,并使相关公众误认为“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或不再使用。其一,虽然“王老吉”商标知名度和良好声誉是广药集团作为商标所有人和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共同宣传使用的结果,但是“王老吉”商标知名度的提升和巨大商誉却主要源于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商标许可使用期间大量的宣传使用。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即便占用了“王老吉”商标的一部分商誉,但由于“王老吉”商标商誉主要源于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贡献,因此这种占用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二,广药集团收回“王老吉”商标后,开始授权许可大健康公司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这种使用行为本身即已获得了王老吉商标商誉和美誉度。其三,2012年6月大健康公司开始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因此消费者看到涉案广告语客观上并不会误认为“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或不再使用,凝结在“王老吉”红罐凉茶上的商誉在大健康公司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后,自然为大健康公司所享有。其四,大健康公司是在商标许可合同仲裁裁决无效后才开始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此前其并不生产红罐凉茶,因此涉案广告语并不能使其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无形中失去了原来拥有的知名度和商誉。
本案中,涉案广告语虽然没有完整反映商标许可使用期间以及商标许可合同终止后,加多宝中国公司为何使用、终止使用并变更商标的相关事实,确有不妥,但是加多宝中国公司在商标许可合同终止后,为保有在商标许可期间其对“王老吉”红罐凉茶商誉提升所做出的贡献而享有的权益,将“王老吉”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的基本事实向消费者告知,其主观上并无明显不当;在客观上,基于广告语的简短扼要特点,以及“王老吉”商标许可使用情况、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提升“王老吉”商标商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消费者对王老吉红罐凉茶实际经营主体的认知,结合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并不产生引人误解的效果,并未损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即便部分消费者在看到涉案广告语后有可能会产生“王老吉”商标改为“加多宝”商标,原来的“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或不再使用的认知,也属于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中商标控制人与实际使用人相分离后,尤其是商标许可关系终止后,相关市场可能产生混淆的后果,但该混淆的后果并不必然产生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引人误解”的效果。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钱小红、杜微科)
指导案例162号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人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商标权无效宣告/经销关系/被代理人的商标
裁判要点
当事人双方同时签订了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虽然存在经销关系,但诉争商标图样、产品设计等均由代理人一方提出,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被代理人未经代理人授权不得使用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在被代理人没有在先使用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诉争商标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被代理人的商标”。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5条
基本案情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小白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津酒厂)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中,诉争商标系第10325554号“江小白”商标,于2011年12月19日由成都格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3类酒类商品上,经核准,权利人先后变更为四川新蓝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蓝图公司)、江小白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包括江津酒厂等关联单位)与新蓝图公司(包括下属各地子公司、办事处等关联单位)于2012年2月20日签订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授权新蓝图公司销售的产品为“几江”牌系列酒定制产品,其中并未涉及“江小白”商标,而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江津酒厂)授权乙方(新蓝图公司)为‘几江牌’江津老白干‘清香一、二、三号’系列超清纯系列、年份陈酿系列酒定制产品经销商”。第六条之2明确约定,“乙方负责产品概念的创意、产品的包装设计、广告宣传的策划和实施、产品的二级经销渠道招商和维护,甲方给予全力配合。乙方的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广告图案、广告用语、市场推广策划方案,甲方应予以尊重,未经乙方授权,不得用于甲方直接销售或者甲方其它客户销售的产品上使用”。
2016年5月,江津酒厂针对诉争商标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江小白公司对江津酒厂的“江小白”商标理应知晓,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以下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之情形。故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宣告无效。江小白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117088号关于第10325554号“江小白”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二、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江津酒厂就第10325554号“江小白”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江津酒厂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京行终2122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江小白公司的诉讼请求。江小白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再224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2122号行政判决;二、维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得申请注册的商标标志,不仅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相同的标志,也包括相近似的标志;不得申请注册的商品既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也包括类似的商品。本案中,江津酒厂主张,新蓝图公司是其经销商,新蓝图公司是为其设计诉争商标,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因此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首先,江津酒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江津酒厂主张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的证据绝大多数为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后形成的证据,涉及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相关行为的证据有江津酒厂与重庆森欧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欧公司)的销售合同、产品送货单、审计报告。江津酒厂与森欧公司的销售合同已经在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提交,因未体现森欧公司的签章、缺乏发票等其他证据佐证而未被商标评审委员会采信。江津酒厂在本案中提交的销售合同虽然有森欧公司的公章,但该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早于工商档案显示的森欧公司的成立时间,而且江津酒厂也认可该合同签订时间系倒签。根据江小白公司提交的再审证据即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笔迹鉴定意见,江津酒厂给森欧公司送货单上的制单人笔迹真实性存在疑点,且没有发票等其他证据佐证,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江津酒厂在先使用诉争商标。江津酒厂在一审法院开庭后提交了审计报告作为在先使用证据。但在缺少原始会计凭证的情况下,仅凭在后受江津酒厂委托制作的审计报告中提到“江小白”白酒,不足以证明江津酒厂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使用了“江小白”。此外,江津酒厂提交的其于2012年2月15日与重庆宝兴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我是江小白”瓶的合同金额为69万元,远高于审计报告统计的销售额和销售毛利,也进一步表明无法认定审计报告的真实性。
其次,虽然江津酒厂与新蓝图公司存在经销关系,但双方的定制产品销售合同也同时约定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权利归新蓝图公司所有。在商标无效宣告和一、二审阶段,江津酒厂提供的证明其与新蓝图公司为经销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双方于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授权新蓝图公司销售的产品为“几江”牌系列酒定制产品,其中并未涉及“江小白”商标,而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乙方(新蓝图公司)的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广告图案、广告用语、市场推广策划方案,甲方(江津酒厂)应予以尊重,未经乙方授权,不得用于甲方直接销售或者甲方其它客户销售的产品上使用。综上,应当认为,江津酒厂对新蓝图公司定制产品上除“几江”外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内容不享有知识产权,亦说明新蓝图公司申请注册“江小白”商标未损害江津酒厂的权利。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是江津酒厂的商标,因此仅根据上述证据尚不能认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最后,江津酒厂与新蓝图公司合作期间的往来邮件等证据证明,“江小白”的名称及相关产品设计系由时任新蓝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石泉在先提出。根据江小白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江小白”及其相关产品设计是由陶石泉一方在先提出并提供给江津酒厂,而根据双方定制产品销售合同,产品概念及设计等权利属于新蓝图公司所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新蓝图公司是为江津酒厂设计商标。
综上,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江小白”商标并非江津酒厂的商标,根据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江津酒厂对定制产品除其注册商标“几江”外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并不享有知识产权,新蓝图公司对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并未侵害江津酒厂的合法权益,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秦元明、郎贵梅、马秀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发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发办法》的通知
(法发〔2019〕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发办法》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3日
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发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长期献身人民司法事业,增强职业尊荣感和自豪感,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贡献,根据《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有关规定,设立荣誉天平纪念章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属于荣誉性纪念,重在精神鼓励,不享受有关待遇。
第三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的颁发范围为从事人民法院工作累计满30年、为人民法院工作作出贡献的各级人民法院(含直属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第四条 对于长期在边远高寒地区工作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颁发荣誉天平纪念章的工作年限可适当放宽,但在边远高寒地区从事人民法院工作的实际年限不得少于20年。具体办法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第五条 经组织安排离开现岗位挂职锻炼,或者经组织批准脱产学习,挂职锻炼或脱产学习后又回到人民法院工作的,从事法院工作的时间可以连续计算。
第六条 为维护荣誉天平纪念章荣誉激励的严肃性,对以下人员颁发荣誉天平纪念章应严格审核把关:
(一)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等次的,自考核等次确定年度(含)到下一个被评定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的年度(不含)期间,暂不颁发;
(二)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以及在受党纪政纪处分期间,或者在刑事诉讼期间,暂不颁发;
(三)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和记大过、降级、撤职等行政处分的,自处分执行结束后的下一个年度起,由所在单位根据其错误性质及平时表现作出鉴定,经所属高级人民法院审核,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方可颁发;
(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刑事处罚的,不予颁发。
第七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颁发,一般每年颁发一次,同时颁发证书。
第八条 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名单,由所在人民法院审核提出,逐级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定。颁发时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也可委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代为颁发。
第九条 颁发荣誉天平纪念章可以举行专门仪式,也可以结合年度总结表彰活动进行。颁发仪式应当庄重简朴,突出精神激励和思想教育意义。
第十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作,实行编号管理。纪念章直径48毫米,材质为铜镀金,正面标注“荣誉天平纪念章”字样。
第十一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及证书的制作、发放等费用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业务经费保障范围。
第十二条 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发工作要严肃认真,有弄虚作假的,应收回荣誉天平纪念章和证书,并按规定严肃查处。
第十三条 纪念章的佩戴、保管宣传、监督管理等参照《勋章、奖章、纪念章管理办法(试行)》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获得过荣誉天平奖章的,不再颁发荣誉天平纪念章。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9年12月1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颁发荣誉天平奖章的办法》(法发〔2012〕29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0〕4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能力水平,促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就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重大意义
1.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出现新的特点。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更加关切。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要求。
2.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站在保障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重大意义,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改革创新,切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3.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4.对未成年人权益要坚持双向、全面保护。坚持双向保护,既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又要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对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要依法严惩。坚持全面保护,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又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二、深化综合审判改革,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5.深化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关系密切的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纳入少年法庭受案范围。少年法庭包括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庭、合议庭、审判团队以及法官。
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需要,在机构数量限额内设立专门审判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不具备单独设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专门的合议庭、审判团队或者法官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6.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二十周岁的刑事案件,应当由少年法庭审理。
7.下列刑事案件可以由少年法庭审理:
(1)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二十二周岁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
(2)强奸、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3)杀害、伤害、绑架、拐卖、虐待、遗弃等严重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
(4)上述刑事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撤销缓刑等刑罚执行变更类案件;
(5)涉及未成年人,由少年法庭审理更为适宜的其他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分案审理。
8.下列民事案件由少年法庭审理:
(1)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事宜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以及适宜由少年法庭审理的离婚案件;
(2)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纠纷案件;
(3)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及被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由少年法庭审理更为适宜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4)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5)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其他民事案件。
9.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行政诉讼案件,有条件的法院,由少年法庭审理。
10.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开展好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法庭教育、家庭教育、司法救助、回访帮教等延伸工作,提升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加强审判机制和组织建设,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发展
11.坚持未成年人审判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加强审判专业化、队伍职业化建设。
12.大力推动未成年人审判与家事审判融合发展,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安定,预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审判与家事审判要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基础上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3.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作机制,加大对全国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调查研究、业务指导。高级人民法院相应设立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作机制,中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设立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作机制。
14.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内设机构改革,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负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要求,充实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力量,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建设。
15.探索通过对部分城区人民法庭改造或者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少年法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开展延伸帮教、法治宣传等工作。
16.上级法院应当加强对辖区内下级法院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建设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实现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上下统一归口管理。
四、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夯实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基础
17.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审判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工作。要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法官负责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采取措施保持未成年人审判队伍的稳定性。
18.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审判的工作特点和需要,为少年法庭配备专门的员额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加强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培训,不断提升、拓展未成年人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
19.各级人民法院可以从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工会、学校等组织的工作人员中依法选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备一定的青少年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并经过必要的业务培训。
20.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拓展未成年人审判的国际视野,及时掌握未成年人审判的发展动态,提升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水平。
五、加强审判管理,推动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现新发展  21.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实行专门统计。建立符合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特点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掌握分析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少年司法政策。  22.对未成年人审判进行专门的绩效考核。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实行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相适应的评价考核标准的要求,将社会调查、心理疏导、法庭教育、延伸帮教、法治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围,不能仅以办案数量进行考核。要科学评价少年法庭的业绩,调动、激励工作积极性。
23.完善未成年人审判档案管理制度。将审判延伸、判后帮教、法治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等相关工作记录在案,相关材料订卷归档。
六、加强协作配合,增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工作合力
24.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健全完善“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5.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协调合作,健全完善“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推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未成年罪犯安置帮教、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等措施有效落实。
26.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校园法治宣传。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通过法治进校园、组织模拟法庭、开设法治网课等活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全社会更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七、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创新成果
27.深化未成年人审判理论研究。充分发挥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少年司法研究基地作用,汇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为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28.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热点、难点问题,适时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者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政策把握,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29.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结合案件审判,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建设性地提出完善制度、改进管理的建议,促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30.认真总结、深入宣传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经验和改革创新成果。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本地实际,在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有利于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新机制、新方法。通过专题片、微电影、新闻发布会、法治节目访谈、典型案例、重大司法政策文件发布、优秀法官表彰等多种形式,强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宣传报道,培树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先进典型。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法发〔2020〕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公信力,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人民法院类案检索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本意见所称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二、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一)拟提交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
(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
(三)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
(四)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
三、承办法官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审判案例数据库等进行类案检索,并对检索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四、类案检索范围一般包括: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除指导性案例以外,优先检索近三年的案例或者案件;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的,可以不再进行检索。
五、类案检索可以采用关键词检索、法条关联案件检索、案例关联检索等方法。
六、承办法官应当将待决案件与检索结果进行相似性识别和比对,确定是否属于类案。
七、对本意见规定的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在合议庭评议、专业(主审)法官会议讨论及审理报告中对类案检索情况予以说明,或者制作专门的类案检索报告,并随案归档备查。
八、类案检索说明或者报告应当客观、全面、准确,包括检索主体、时间、平台、方法、结果,类案裁判要点以及待决案件争议焦点等内容,并对是否参照或者参考类案等结果运用情况予以分析说明。
九、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
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
十、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
十一、检索到的类案存在法律适用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法院层级、裁判时间、是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等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等规定,通过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十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推进类案检索工作,加强技术研发和应用培训,提升类案推送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审判案例数据库,为全国统一、权威的审判案例数据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十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归纳整理类案检索情况,通过一定形式在本院或者辖区法院公开,供法官办案参考,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部门备案。
十四、本意见自2020年7月3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
(2018年6月4日)
一、被告单位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占荣等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人梁理德、梁特明非法采矿案
三、被告人白加碧失火案
四、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五、重庆市长寿区珍心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中盐重庆长寿盐化有限公司、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六、山西京海实业有限公司等诉莱芜钢铁集团莱芜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七、贵州省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人民政府诉黄启发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八、陈永荣等诉南宁振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噪音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九、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诉湖北省利川市林业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李兆军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案
一、被告单位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占荣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德司达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体属于危险废物,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应当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置。2010年9月,被告人王军受德司达公司指派联系处置废酸事宜,与仅具有经销危险化学品资质的顺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占荣达成了以每吨580元处置废酸的口头协议。此后,德司达公司产生的废酸液体均交由被告人王占荣进行处置。时任公司罐区主管的被告人黄进军明知顺久公司王占荣没有处置资质,仍具体负责与拉运废酸的王占荣直接对接,王军负责审核支付处置废酸费用。2013年9月,王占荣明知丁卫东(另案处理)没有处置废酸资质,仍与丁卫东达成每吨150元处置费用的口头协议,并指使被告人徐仁米驾驶槽罐车从德司达公司拉运废酸,直接送至丁卫东停放在江都宜陵码头等处的船上。至2014年5月间,交由丁卫东处置的废酸共计2828.02吨。期间,丁卫东多次指使被告人孙新山、钱存林等人于夜间驾驶船只,将其中的2698.1吨废酸直接排放至泰东河和新通扬运河水域的河道中。其中,孙新山参与排放1729.82吨,钱存林参与排放318.78吨。后丁卫东未及排放的129.92吨废酸被查获。江苏科技咨询中心、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论证分析认为,德司达公司产生的上述废酸液体属于危险废物,其中主要成份为硫酸并含有大量有机物,硫酸浓度较高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对生物、水体、环境的危害极大,废酸中残存的大量有机废物对生物环境也会造成长远的累积性危害。
【裁判结果】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德司达公司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明知被告人王占荣经营的顺久公司无废酸处置资质,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交由王占荣处置;被告人王占荣明知丁卫东亦无废酸处置资质,仍将德司达公司的废酸转交其处置;被告人徐仁米明知其运输的是化工废液以及丁卫东可能没有处置废酸的能力,而帮助王占荣进行运输作业;被告人孙新山、钱存林明知是化工废液,仍然违反国家规定偷排,最终导致严重污染环境后果,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共同犯罪。被告人王军、黄进军系德司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知道王占荣没有废酸处置资质,仍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促成交易,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发生,均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责任。德司达公司为降低危险废物的处置成本,在明知他人没有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仍委托进行处置,最终导致严重污染环境,德司达公司由此减少支出巨额的处置费用。一审法院综合德司达公司的犯罪情节以及缴纳罚金的能力,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德司达公司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判处其余被告人一年至五年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罚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水体引发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对于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妥当确定单位犯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数额进行了有益探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于单位罚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情节和特点,结合单位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德司达公司为降低危险废物的处置成本,明知他人没有处置资质仍委托进行处置,最终导致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发生,由此逃避支付的巨额处置费用可认定为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利益。同时,消除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必然会有相当的费用支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故而,公私财产损失数额应当作为确定罚金的一个重要参数。人民法院根据德司达公司的犯罪情节以及缴纳罚金的能力,在实际获取利益和公私财产损失数额的区间幅度内确定判处罚金的数额,既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刑罚威慑力,督促企业提高依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自觉性。
二、被告人梁理德、梁特明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梁理德和温岭市箬横镇下山头村村委会商定,由梁理德出面以村委会的名义办理该村杨富庙矿场的边坡治理项目。2013年11月、2014年9月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审批同意其开采建筑用石料共计27.31万吨。被告人梁特明受梁理德指使在该矿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所采宕碴矿销售给温岭市东海塘用于筑路。至案发,该矿场超越审批许可数量采矿,经浙江省国土资源厅鉴定,该治理工程采挖区界内采挖量合计415756吨(包括岩石381396吨,风化层19523吨,土体12209吨),界外采挖量合计829830吨(包括岩石814289吨,风化层9843吨,土体5698吨),两项共计1245586吨。扣除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审批许可的27.31万吨及风化层、土体、建筑废料等,二被告人共非法采矿822585吨,价值13161360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梁理德、梁特明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梁理德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梁特明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梁特明系从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决定对梁特明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一审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梁理德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判处梁特明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对梁理德、梁特明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3161360元,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采矿刑事案件。矿产资源是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滥采、盗采矿产现象较为严重,对此类非法采矿的行为应予严惩。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非法采矿的数量及价值的认定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本案通过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较为合理地确定了非法采矿数量及价值,为准确量刑奠定了较好基础。本案在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的同时,追缴二被告人的犯罪所得1300余万元,有力地震慑了此类犯罪,维护了国家利益,对增强社会公众对矿产资源的保护意识和守法意识,促进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和现实意义。
三、被告人白加碧失火案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1日14时许,被告人白加碧与杨兵在宣汉县樊哙镇古凤村2组石渣湾干农活时,白加碧欲将树枝和杂草烧灰作肥,遂从杨兵处借来打火机点燃树枝和杂草,后由于风大引燃山林。白加碧和杨兵见状,边灭火边打电话报警,后在樊哙镇人民政府的组织下于当晚11时将山火扑灭。案发后,白加碧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林业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勘验,本次火灾共造成了17户村民山林受损,过火面积9.21公顷,烧毁林木5526株(其中幼树2210株),蓄积74.601立方米。
【裁判结果】
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白加碧过失引发火灾,并造成公民财产损失,危害了公共安全,应予惩处。案发后,白加碧能主动投案自首,并取得了受灾村民的谅解,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以失火罪判处白加碧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野外焚烧树枝杂草引发的失火刑事案件。案发地位于西南地区的大巴山山区,由于山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森林火灾警惕性不高,防火观念不强,在林区农业耕作时常常野外用火焚烧秸秆、杂草等。与发生在城乡聚居区的失火案件不同,案发地森林资源丰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既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又严重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本案判决警醒广大群众,不仅滥采滥伐、滥捕滥猎是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野外焚烧树枝杂草等行为导致森林火灾也可能构成犯罪。本案的依法审理有利于促使广大群众提高森林防火、安全用火意识,自觉做好生态资源保护和护林防火工作,维护森林资源安全。
四、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至4月期间,王振殿、马群凯在没有办理任何注册、安检、环评等手续的情况下,在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从事盐酸清洗长石颗粒项目。作业过程中产生的60吨废酸液发生渗漏。渗漏废酸液对酸洗池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又通过排水沟对消水河水体造成污染。2014年底,王振殿、马群凯盐酸清洗长石颗粒作业被莱州市公安局查获关停后,王振殿用沙土将20吨废酸液填埋于酸洗池内。经鉴定,王振殿、马群凯的行为对附近的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水体造成污染,案涉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属于危险废物,因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共计77.6万元。2016年6月1日,王振殿、马群凯因犯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017年1月3日,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王振殿、马群凯消除危险,治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对污染区域周边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内水体的污染部分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消除危险,则赔偿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的处置费用及生态损害修复费用共计77.6万元。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振殿、马群凯用来填埋废酸液的沙土吸附酸洗池中的废酸液,成为含有或沾染腐蚀性毒性的危险废物。鉴定机构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总量223吨作为危险废物量,单位治理成本为每吨250元至800元。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酸洗池内残留废水属于强酸性废水。王振殿、马群凯通过酸洗池、排水沟排放的酸洗废水系危险废物,导致部分居民家中水井无法饮用。储存于酸洗池期间渗漏的废水渗透至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排水沟内的废水流入消水河。涉案污染区域周边没有其他类似污染源,可以确定受污染地下水系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根据专家意见,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原污染区可能达到水质标准,但并不意味着地区生态环境好转或已修复。王振殿、马群凯仍应当承担污染区域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不能自行修复的,应当承担修复费用。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取虚拟治理成本的6倍,按照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的偷排酸洗废水60吨计算,认定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72万元。一审法院判决:王振殿、马群凯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按照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223吨进行处置消除危险,如不能自行处置,则赔偿处置费用5.6万元,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置;对污染区域周边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内水体的污染治理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者修复未达到标准的,赔偿生态损害修复费用72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帐户。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及危险废物的处置等一系列问题。本案判决明确污染区域水质恢复达标并不意味着区域生态环境已经修复,侵权人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法律责任不能得到支持。对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的认定,法院采纳鉴定意见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纳入危险废物,同时认定被告排放的强酸废水亦属危险废物,进而参照合理的计算方法确定了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本案判决被告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下履行修复责任,有利于受损生态环境的科学修复和判决义务的妥当履行,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五、重庆市长寿区珍心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中盐重庆长寿盐化有限公司、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盐长寿公司系生产销售工业盐及其化工产品的公司,其所有的矿井包括长平一井、长平二井、长平三井。中盐长寿公司与四川钻井大队签订合同,约定由四川钻井大队负责长平三井钻井施工,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含盐特征污水给距离约30米的珍心鲜农业公司农业基地造成污染。经长寿区人民政府主持调解,珍心鲜农业公司与四川钻井大队签订《协议书》,约定四川钻井大队一次性支付珍心鲜农业公司50万元补偿款。2012年4月至5月,因四川钻井大队处理、填埋钻井产生的污染物措施不当以及下雨等原因,致使包括珍心鲜农业公司在内的数家农业基地受到污染。中盐长寿公司所有的长平二井位于珍心鲜农业公司农业基地西北侧约100米。2012年4月,长平二井配套管道发生泄漏,亦导致包括珍心鲜农业公司在内的农业基地受到污染。有关部门先后多次组织调解,并对土地污染情况、损害程度、损害费用等进行鉴定和评估。鉴定意见认定环境污染损害包括财产损失和污染修复所需费用两部分,珍心鲜农业公司财产损失为27.67万元,污染修复所需费用为9.848万元。珍心鲜农业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农产品损失、土壤修复期间损失等费用。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盐长寿公司、四川钻井大队分别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导致包含珍心鲜农业公司在内的农业基地受到含盐特征污染物的污染。中盐长寿公司、四川钻井大队的侵权行为在主观上并不具有关联性与意思联络,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盐长寿公司、四川钻井大队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但主观上无侵权意思联络,虽然无法详细区分各自排放污染物数量及污染范围,但单就两污染源各自的侵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本案全部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由中盐长寿公司、四川钻井大队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鉴定报告,结合长平三井位于案涉农业基地西侧约30米,长平二井位于案涉农业基地西北侧约100米,且长平三井共发生过两次污染事实,可判断两个污染源中长平三井的原因力较大,长平二井的原因力较小。二审法院酌定长平三井的原因力为60%,长平二井的原因力为40%。二审改判中盐长寿公司、四川钻井大队恢复珍心鲜农业公司被污染土地原状,如逾期未采取恢复措施,则分别按照40%、60%比例支付修复费用,并按比例赔偿珍心鲜农业公司土壤修复期间的损失及农产品减产损失。
【典型意义】
本案系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案件。在存在无意思联络多个污染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分析各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是审理的难点。本案中,两处污染源、先后三次污染行为排放的污染物在受损土壤中渗透、迁移、扩散,共同结合造成同一不可分的损害后果,由此可推知单一污染行为尚不足以造成本案全部损害后果,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由各侵权人承担按份赔偿责任。本案判决结合受污染地域区位、受损环境检测数据、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分析,合理确定污染行为所占原因力的大小,对于此类环境侵权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因环境污染不仅会导致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失,也会直接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本案在判令侵权人赔偿损失的同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现了环境侵权救济中以修复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六、山西京海公司等诉莱芜钢铁集团莱芜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30日,山西京海公司等三企业与莱芜矿业公司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山西京海公司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矿业权整合,并注册成立新公司,作为完成整合后的唯一矿业权人;莱芜矿业公司受让持有矿业权的新公司全部资产。合同签订后,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山和实物资产全部交予莱芜矿业公司。此后,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业权整合方案上报审批。2014年9月1日,新矿业权人丰镇京海公司取得全部整合范围的矿业权。2012年5月29日,莱芜矿业公司提出终止《转让合同》。2012年6月5日,山西京海公司等回函声明不存在违约情况,拒绝接管财产。此后,双方多次函件往来。2012年8月15日,莱芜矿业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山西京海公司等派员接管所有资产,返还预付款等。2014年9月11日,山西京海公司函告莱芜矿业公司,要求莱芜矿业公司派员办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手续。山西京海公司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莱芜矿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价款,配合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莱芜矿业公司,并赔偿拒绝履行合同的利息损失。莱芜矿业公司提出反诉, 请求确认《转让合同》已解除,山西京海公司等连带返还预付款。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山西京海公司等最终完成资源整合,不存在违约行为,莱芜矿业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发生效力,合同应继续履行。遂判决莱芜矿业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合同》,支付剩余合同价款,配合将丰镇京海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莱芜矿业公司。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对矿业权的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公司持有的矿业权转让性质不同,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差别。山西京海公司等将矿业权和实物资产交付莱芜矿业公司,将完成整合后的矿业权划转到丰镇京海公司名下,其与莱芜矿业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发生的是丰镇京海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依法不需行政审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以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条件为前提,即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以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为前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或者法定合同解除权,其关于山西京海公司等未在法定期限三个月内提起异议之诉,解除合同通知当然发生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山西京海公司曾催告莱芜矿业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莱芜矿业公司不予配合,致使股权变更约定未能履行,不利后果应由莱芜矿业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矿产资源整合过程中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如何准确认定合同性质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重点和难点。本案中,转让人已将案涉矿业权登记在约定的目标公司名下,其与受让人之间基于合同约定发生的是新矿业权人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矿业权人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性质不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同时,本案判决明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的解除条件,对于依法确定解除合同通知效力,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保护诚信履约方亦具有积极意义。
七、贵州省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人民政府诉黄启发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9年2月15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确定清镇市流长苗族乡对冒井村木叶高坡115.4亩防护林林地、森林或林木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2013年12月6日,流长乡政府与黄启发签订《贵州省清镇市流长苗族乡木叶高坡林场经营权转包合同》,约定“流长乡政府将前述林地、林木发包给黄启发从事农业项目(特色经果林)种植生产经营,转包经营权期限为65年,转包价格20万元。”黄启发与王洁合伙共同经营,将转包林地中约14亩用于栽种折耳根,其余大部分用于栽种天麻。2016年2月5日,王洁将部分林木卖与周兵,周兵砍伐林木78株,被林业部门处以罚款并被责令补种林木。2017年1月9日,流长乡政府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黄启发签订的林场经营权转包合同无效,黄启发、王洁返还林场。黄启发、王洁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流长乡政府返还转包费2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138493.13元,补偿损失753644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流长乡政府与黄启发签订合同,约定将作为防护林的木叶高坡林场转包与黄启发从事农业项目种植生产经营,将防护林的用途更改为商品林,违反了《森林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流长乡政府主张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流长乡政府与黄启发签订合同后,从黄启发处取得的转包款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后应当返还。黄启发因该合同取得案涉林地使用权应当返还流长乡政府。鉴于黄启发、王洁在该地上栽种的经济作物尚未收获,综合考虑生态保护与当事人损失之间的关系,以及黄启发、王洁栽种的经济作物收获问题,酌定返还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前。黄启发、王洁在返还之前应当对林地内的植被妥善保护,在收获天麻和折耳根作物时应当采取最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收获方法,流长乡政府应当对此进行监督。流长乡政府与黄启发所签合同无效,流长乡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掌握程度明显高于黄启发,确定流长乡政府对合同无效承担70%的过错责任,黄启发承担30%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案涉转包合同无效,黄启发、王洁返还防护林,流长乡政府返还转包款并赔偿70%资金占用损失和经济损失。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林地转包合同纠纷。依据《森林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除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其林地使用权、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或者作价入股外,其他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当事人约定转包防护林林木、林地,将防护林地用于从事农业项目种植生产经营,更改了防护林的性质。本案判决认定转包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符合《森林法》“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的立法目的,亦符合《森林法》关于防护林为“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的分类界定,对于同类案件认定林木、林地发包、承包、转包等合同的法律效力具有参考意义。本案判决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同时,考虑到案涉林地已栽种经济作物的实际情况,判令承包人收获后返还,在返还林地前对林地内的植被妥善保护,在收获时应当采取最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收获方法,兼顾了保护当事人利益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对处理类似案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八、陈永荣等诉南宁振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噪音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永荣、梁向红于2007年3月购买了振宁公司开发的振宁阳光康城3号楼A单元501号房。该楼房地下一层为车库和水泵房等。陈永荣、梁向红、陈晟称,自2008年9月入住以来,一直受到水泵运转发出的噪声影响,导致陈永荣左耳听力下降,为此多次到医院治疗。2009年8月31日,陈永荣委托南宁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案涉房屋卧室对水泵噪声进行监测,结论为:501号房主卧室昼间实测值为42.1分贝、夜间实测值为38.2分贝。为此,振宁公司对案涉楼房地下一层的水泵房采取了更换水泵等减噪措施。陈永荣等仍感到噪声未消除,遂再次委托监测,结论为:501号房卧室夜间实测值为40.9分贝。此后,振宁公司未再对案涉水泵采取整改措施。陈永荣等三人提起诉讼,请求振宁公司赔偿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噪声检测费、专项维修资金、房屋购置税、房屋办证费;按市场价回收案涉房屋,并支付搬迁费。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振宁公司作为开发商,应确保其设置的水泵噪声符合环保要求。案涉房屋卧室的水泵噪声夜间值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构成环境噪声污染,陈永荣等三人主张的侵权事实成立。因案涉水泵噪声未能根本解决,一审法院判决:振宁公司按市场价格回购案涉房屋,并向陈永荣等三人赔偿搬迁费、医疗费等费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振宁公司作为开发商及案涉水泵安装地点的选定者,应确保其所选定的水泵设置位置不对业主产生噪声干扰,并有对水泵采取隔音防噪措施的义务,且该义务不能简单通过房屋买卖而转移给业主。虽然《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但既然上述活动中对周围环境(含住宅环境)排放的噪声超过规定限值即构成噪声污染,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的规定,案涉水泵运转声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时,亦构成噪声污染。经监测,案涉房屋卧室水泵运转所产生的噪声夜间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卧室夜间噪声限值,亦高于同期《住宅设计规范》规定的住宅卧室夜间噪声标准,构成噪声污染。因振宁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完全尽到隔音降噪义务或案涉水泵噪声污染系水泵自身单方原因造成,其对案涉水泵噪声给陈永荣等三人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案涉水泵噪声未能根本解决,二审法院判决:振宁公司按市场价格回购案涉房屋,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系商品房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造成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法院充分考虑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基于振宁公司是开发商及案涉水泵安装地点的选定者的事实,认定其对水泵的安装有采取隔音防噪措施的义务,且该义务不能转移给业主。本案判决基于目前缺乏住宅楼内水泵运行噪声标准的现实情况,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认定住宅楼内水泵运转声音干扰他人正常工作和生活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构成噪声污染,具有合理性。在振宁公司经整改仍无法解决水泵噪声污染的情况下,本案判决振宁公司回购案涉房屋并赔偿相应损失,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的权益,警示和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关注噪声问题,自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具有较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九、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诉湖北省利川市林业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溜子湾公司在申请续办使用林地手续尚未获得审批期间,违法占用林地进行矿石开采作业。利川市林业局在专项清查中发现溜子湾公司违法占用林地,遂作出林业行政执法行为,督促溜子湾公司停止露天焚烧煤矸石,并将所占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2015年12月14日,利川市人民法院针对溜子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耀刚非法占用林地犯罪做出刑事判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溜子湾公司除非法占用林地进行开采外,还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利川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的要求,采用露天焚烧煤矸石的生产工艺,直接向空气中排放大量气体污染物,导致开采区及周边影响区林木死亡及受损。但利川市林业局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和对朱耀刚的刑事处罚均仅限于溜子湾公司违法占用林地的开采区内,并未针对因煤矸石露天焚烧熏死的影响区林木采取任何行政执法措施。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0月14日向利川市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利川市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虽多次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到开采区检查、督办煤矸石熄灭和植被恢复等工作,但对影响区林木的损毁问题仍未依法履行职责。由于溜子湾公司开采区燃烧的煤矸石未熄灭且持续向周边林木散发有害气体,58419平方米(87.7亩)影响区内仍有大片被有害气体熏死的林木,2016年12月28日,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经指定管辖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溜子湾公司露天烧矿的行为致使影响区森林资源受到毁坏,涉及生态环境和林业资源保护,应属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履行诉前程序后,利川市林业局未履行监管职责,焚烧煤矸石的火源仍未熄灭,并持续向空中散发有害气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的状态。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经指定管辖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森林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因露天焚烧煤矸石分别造成大气污染和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系违反不同法律规定,造成不同损害后果,理应由林业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各司其职,依法履行其相应的管理和监督职责。本案影响区的森林属于利川市林业局的管辖范围,监管该片被毁林地及督促植被恢复系利川市林业局的职责。溜子湾公司焚烧煤矸石产生的物质与影响区林木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利川市林业局仅就开采区作出处理,却未针对被毁坏的影响区林木作出林业行政管理和监督的行为,而仅仅将之移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查处,构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一审法院判决:责令利川市林业局对溜子湾公司非法烧矿毁坏森林的行为依法履行职责。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行政区划审理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污染行为涉及多个行政主管部门职责情况下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各自监管职责具有示范意义。本案依据《森林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明确了当同一违法行为对不同性质的环境、资源造成损害时,不同行政部门应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承担监管之责,对特定资源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推诿塞责、简单将案件移送其他部门处理的行为亦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范畴。尽管利川市林业局曾经针对案涉开采区作出过行政执法行为,但因其未继续、全面地履行监管职责,致使影响区的森林环境仍持续受到侵害,本案判决认定其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行政职责,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十、李兆军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9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上虞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并于2014年7月1日在上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该通知第四部分划分区域(一)禁养区区域五为“省、绍兴市级(上虞段)及区级河道两侧200米”。2015年8月12日,上虞区环保局经现场踏勘认定李兆军在禁止养殖区域内从事畜禽养殖活动,依法做出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李兆军于2015年8月21日前停止养殖行为。2015年8月25日,上虞区环保局再次检查时发现李兆军仍在原区域从事养殖活动。2015年9月11日,上虞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向李兆军留置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违法情形拟作出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2015年9月29日,上虞区环保局作出虞环罚字(2015)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5年10月10日向李兆军留置送达。李兆军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上虞区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撤销,一并审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上虞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的合法性。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本案审理重点。本案所涉《通知》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可反复适用,且在相应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系法律效力在行政规章以下政府文件,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同时李兆军是对上虞区环保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时一并提出审查,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从制定权限看,依据《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具有划定本区域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的合法权限。从制定内容来看,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从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并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划定的禁止养殖区域符合上位法规定。从制定程序来看,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在《通知》起草过程中已公开征求有关基层单位的意见、经上虞区政府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并经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符合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要求。李兆军在禁止养殖区域内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在上虞区环保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后拒不停止违法行为且至今仍从事养殖活动的事实清楚。上虞区环保局认定李兆军的养殖行为违反《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九条第一款,并依据该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兆军的诉讼请求。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相对人起诉时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对规范性文件的含义、制发主体、程序、权限以及审查内容、程度、标准等缺乏明确规定,需要统一审查标准。本案判决阐述了规范性文件的含义,并从文件制定权限、制定内容和制定程序三方面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论证,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3号(政治法律类03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3号(政治法律类03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制度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发改委,现答复如下:
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解决“执行难"方面的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正式创设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一是依法曝光失信被执行人有关信息,便于有关部门、市场主体等了解是被执行人的失信情况,增强管理或交易的风险意识,利于其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防范、管控措施,同时,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心理压力,督促其偿还债务。二是依法联合实施各种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其乘坐飞机、高铁等非生产生活必需的消费,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限制参加政府项目的招投标等等。
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解决“执行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有力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2682万人次,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596万人次,有473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另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通过依法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增强了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主动性、自觉性,推进形成了“守法守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守法守信逐渐内化为信念,成为习惯,有力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新进展新闻发布会,特别指出:法院系统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效果不断显现,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大亮点。
二、对失信被执行人制度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与失信惩戒的内在关系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诚信问题,站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高度,对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其中,对加强法院公信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制裁商业欺诈和恣意违约毁约等失信行为,引导诚实守信风尚,推进强制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提高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率,等等。由此可见,制裁、惩戒失信行为,与人民法院推进执行工作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老百姓朴素的诚信意识和正义观念。债务人有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却不履行,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又以各种方法规避、逃避甚至抗拒执行,则既是对法律权威的藐视,也是对道德诚信的践踏。事实上,债务人之所以敢于规避、逃避、抗拒执行,甘于沦为失信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失信成本不高,出现了一些“以失信换实益"“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益"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在客观上纵容和助长了失信行为和失信风气,成为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成因。因此,创设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失信成本,成为破解“执行难"的一个必然选项。
(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的第255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根据该条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明确可以将符合特定情形的,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向社会公布。2016年中央深改组通过,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维护司法权威",涉及11类37大项150项联合惩戒措施,要求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这是推进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三)依法依规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首先,纳入失信惩戒被执行人名单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并不是所有无法偿还债务的被执行人都会被纳入失信惩戒范围。纳入失信惩戒的条件,一是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二是要符合特定情形,包括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违反限制消费令、转移或隐匿财产等,这些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有明确规定,必须严格遵循。
其次,关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布的内容、范围等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公布过程中注重对失信被执行人隐私的保护。一是一般情况下仅依法依规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主动公开曝光,以敦促其尽快履行法定义务;二是公开的内容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一律不得公开(例如职业、家庭住址等信息就不得公开),并且在公开时采取技术措施对公民身份证号码中的部分数字信息予以隐藏;三是一律不得将未成年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公开。
(四)重视救济机制与信用恢复机制建设
为保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正确实施,及时纠正有关错误,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救济机制和信用恢复机制建设。一是被执行人履行完毕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后,法院将在“失信名单库"中及时予以屏蔽,不再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有关惩戒限制措施。二是对于错误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及时核查并及时从“失信名单库"中删除,同时,对于系法院认定或操作失误导致的错误,将严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三是探索建立失信惩戒措施紧急解除机制,更加高效便捷地予以相应救济。四是探索建立信用恢复机制,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修复,尽快恢复其正常的市场主体地位,达到不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优化整体营商环境。青岛等地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试点经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两办"《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就读私立高收费学校以及失信被执行人本人参军、报考公务员等进行限制提出了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也据此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这些限制措施并非针对被执行人以外的第三人,不存在所谓的“株连"“连坐"等问题,总体上不会对第三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例如,从来没有对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公立学校、普通收费的私立学校、高等院校等进行限制,也没有对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参军、报考公务员等进行限制。一度发生过的“父母失信、子女受限"的舆情,所涉情况均非真实情况,均是对失信惩戒制度的误读。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新闻宣传力度予以澄清,避免引发公众误解和质疑。
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完善
虽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其作为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仍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结合您的宝贵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要促进夯实诚信体系建设的信息基础,以会商、联席会议等形式推进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公民个人财产信息、人口资源信息、理财投资信息准确、全面、完整,从源头上解决执行财产和被执行人信息不准确、不全面而制约执行查控系统功能充分发挥的问题。
二是要促进社会诚信惩戒各系统集成,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惩戒体系建设纳入社会诚信体系整体建设之中,及时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及联席会议反映执行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诚信信息资源整合,推动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布局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诚信体系及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三是要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系统。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更多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在2020年底前完成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之中,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监督、自动惩戒。
四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立法,将包括失信惩戒机制在内的信用惩戒体系不断在法律层面予以完善,提高失信惩戒的法治化水平。加强信用惩戒的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区分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和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形,避免将不该纳入的予以纳入;注重失信惩戒的事先告知程序,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采取相应力度的惩戒措施;畅通信用惩戒救济渠道,对于错误纳入、未及时屏蔽、公布信息不准等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
五是要加强宣传。进一步做好以案释法工作,加强诚信宣传教育,营造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全社会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良好风尚。
四、加大对拒执罪的打击力度
您在建议中指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仍然不够充分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力度和明确追究程序的意见建议,我们认为是切中肯綮、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围绕该问题,从国家立法机关到司法机关一直在不懈努力。2015年刑法修订时,专门增加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刑,并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进一步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职责分工、配合协作机制和执法监督机制予以明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诉案件受理条件,有效解决了自诉渠道不够畅通问题。在全国审理的拒执罪案件中,自诉案件的比重逐年加大。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公检法协调配合,充分运用民事和刑事制裁手段,准确把握罪和非罪的界限,依法将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执行效率,强化执行效果。一是增强依法果断适用强制措施的意识,克服执行工作中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不愿碰硬、不敢碰硬的思想,加大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打击的决心和力度,及时对不如实申报财产和转移、隐匿财产等较普遍存在的规避执行行为加以制裁。二是提升反规避执行能力,加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发现和打击效果。三是针对打击拒执罪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联合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出台指导性意见,在拒执罪的认定标准、诉讼程序的衔接、各部门工作的对接等方面进一步予以明确,并在2021年前完善拒执罪公诉、自诉案件相关法律制度,统一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标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
(法发〔2020〕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的有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本院制定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经过清理,决定对11个涉及下级法院机构、职能配置和编制配备的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现通知如下:
一、《人民法院信息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2008〕35号)
第二十一条:“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信息工作专门机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信息工作专门机构;尚不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配备1至2名专职信息员。”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信息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信息工作专门机构。”
二、《关于全面加强接受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4号)
第四部分第四条:“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相应工作机构,基层人民法院和不具备单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接受监督工作。”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接受监督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接受监督工作专门机构。”
三、《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规定》(法发〔2012〕11号)
第九条:“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与其职能、任务相适应的档案机构。高级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设立档案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档案科;基层人民法院设立档案科(室)。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的有关规定设立档案馆。”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与其职能、任务相适应的档案机构,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的有关规定设立档案馆。不具备档案机构设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负责档案工作。”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院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专职档案工作人员,高级人民法院不少于五人,中级人民法院不少于三人,基层人民法院不少于一人。同时可以根据保管档案的数量适当增配人员,增配人员的标准为,以保管档案一万卷设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一人为基数,每超过二万卷增配一人。”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院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并根据保管档案的数量适当增配。”
四、《人民法院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和装备配置标准》(法〔2012〕216号)
第二条:“高级人民法院、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设立专门安全保卫工作机构,配置专职安全保卫工作干部。”修改为:“高级人民法院、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安全保卫工作专门机构。”
第三条:“人民法庭至少应配备1名安全保卫工作人员。”修改为:“人民法庭可以根据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安全保卫工作人员。”
五、《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规定》(法发〔2014〕9号)
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的督查工作机构或部门,负责督查督办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单位承担的督查事项。高级人民法院督查部门负责人一般应当选配处级干部担任。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督查工作机构;没有条件的,应当视情配备专职或兼职督查工作人员。”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督查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督查工作专门机构。”
六、《关于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法发〔2010〕21号)
第19条:“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设立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具备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配备专人负责调研工作;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也应当有专人负责调研工作。各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职能原则上应当协调一致;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职能要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职能基本对接。”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调查研究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调查研究工作专门机构。”
七、《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2号)
第15条:“加强审判管理,要充分发挥审判管理办公室协调、沟通的作用,使各部门的审判管理工作形成合力。在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格局中,审判管理办公室是审判委员会、院长的参谋助手,是承上启下、连接各方的枢纽,是人民法院专事审判管理的综合审判业务部门。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要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审判管理的职能。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要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指导。”修改为:“加强审判管理,要充分发挥审判管理办公室协调、沟通的作用,使各部门的审判管理工作形成合力。在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格局中,审判管理办公室是审判委员会、院长的参谋助手,是承上启下、连接各方的枢纽,是人民法院专事审判管理的综合审判业务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审判管理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要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指导。”
八、《关于建立人民法院经费保障和财务管理长效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2〕21号)
第十条:“各级人民法院设置财务机构的方式、数量、名称以及职责要规范统一、按照本意见要求调整确定;设置程序要规范严格,由本院行装部门提出、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及党组审批,报上级法院行装部门备案。财务机构和财务职责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如确需调整,应当由本院组织人事部门认定及党组批准并报上级法院行装部门备案。各级人民法院要于本意见下发一年内将财务机构及职责设置调整到位。”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财务机构的设置要相对规范统一,严格按程序审批。”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财务岗位职责要求及人员编制和业务工作量情况,配备足够的专职财务人员及一定数量财务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财务工作岗位设置坚持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原则,确保各岗位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高级人民法院各财务科(处)配备专职财务人员应在5人以上;中级人民法院配备专职财务人员应在3人以上;基层人民法院配备专职财务人员应在2人以上。财务人员的数量要随着财务工作业务量加大相应及时增加,财务人员数量未达到最低配备标准的法院,应于三年内配备到位。”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应根据财务岗位职责和需求及人员编制和业务工作量情况,配备相应的专职财务人员及一定数量财务专业技术人员。财务工作岗位设置坚持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原则,确保各岗位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财务人员的数量要随着财务工作业务量加大相应及时增加。”
第十二条:“要配备高素质、高层次的专职财务管理人员负责财会技能指导、参与财务内部事务管理,有条件的高级以上人民法院可设置总会计师1人。总会计师为同级法院行装部门副职级至正职级职务,协助行装部门分管财务负责人组织实施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包括本单位会计基础管理、预算管理、成本核算、财会内控机制建设、重大财务事项监管、财务人员业务培训和考核等;参与本单位重要经济活动的决策;对所辖法院财务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和监督。总会计师应当由所在行装部门提名,组织人事部门任命,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不得随意撤换。如确需撤换,应将变更情况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备案。”修改为:“要配备高素质、高层次的专职财务管理人员负责财会技能指导、参与财务内部事务管理。经组织部门同意,有条件的高级人民法院可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协助行装部门分管财务负责人组织实施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等工作。”
九、《关于加强法院法医工作的通知》(法(司)发〔1986〕34号)
第二部分法医机构和人员配备:“建立和健全法医机构,是搞好法医技术工作的关键。各高、中级法院要建立法医技术室(应与本院庭、室同级)。基层人民法院应配备专职法医技术人员,具体要求如下:1.高级人民法院已建立法医技术室的,要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分设物证组、病理组、活体检查组、毒物化验组;尚未建立机构和配备人员的,应积极选调法医技术人员和建立法医技术室。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人员应配备八至十二名。2.中级人民法院已建立法医技术室的,要逐步开展活体检查、物证、书证检验,尸体剖验等各项工作;尚未建立机构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法医技术室。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人员应配备四至八名。3.基层人民法院中没有法医技术人员的,要逐步配备法医技术人员一至三名。工作需要、条件具备的可以建立法医技术室”。修改为:“建立健全法医机构,是搞好法医技术工作的关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法医工作。”
十、《关于人民法院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法〔2015〕189号)
第八条:“加大机构建设力度。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设立或明确信息化主管机构,承担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实行统一指导、分级负责的信息化工作体制。确不具备条件设立专门信息化主管机构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配备足额的专职信息化工作人员,确保信息化建设顺利开展。”修改为:“加大机构建设力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信息化工作。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内设机构限额内设立信息化工作专门机构。”
第十三条:“配齐配强各类专业人员。高级人民法院要依据规划管理、系统研发、数据管理、信息安全、基础设置和运维保障等6类专业配置相关人员,每一专业人员不少于2人。中级人民法院一般应依据除规划管理以外的5个专业配备相应专业人员,每一专业不少于1人。基层人民法院参照中级人民法院专业类别职能进行人员配备,原则上不少于3人。编制不足的,可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购买社会化服务、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等方式拓宽人员来源渠道。”修改为:“配齐配强各类专业人员。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信息化工作需要,配足配强相关专业人员。编制不足的,可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购买社会化服务、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等方式拓宽人员来源渠道。”
十一、《关于统一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内设机构设置及名称的通知》(法政〔2003〕97号)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3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1〕1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虚假诉讼犯罪,是指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协作,加强沟通协调,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犯罪的,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共同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犯罪。
第二章 虚假诉讼犯罪的甄别和发现
第四条 实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行为,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提出民事起诉的;
(二)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申请支付令,申请公示催告的;
(三)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
(四)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债权的;
(五)案外人申请民事再审的;
(六)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七)案外人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债权人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
(八)以其他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
第五条 对于下列虚假诉讼犯罪易发的民事案件类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二)涉及房屋限购、机动车配置指标调控的以物抵债案件;
(三)以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
(四)以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已经被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
(五)以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为当事人的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六)公司分立、合并和企业破产纠纷案件;
(七)劳动争议案件;
(八)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
(九)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民事案件。
第六条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及时甄别和发现虚假诉讼犯罪:
(一)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不符合常理,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可能的;
(二)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诉讼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不符的;
(三)在可能影响案外人利益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或者关联企业等共同利益关系的;
(四)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和实质性诉辩对抗的;
(五)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对其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不符合常理的;
(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但双方当事人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的;
(七)当事人自愿以价格明显不对等的财产抵付债务的;
(八)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其他异常情况的。
第七条 民事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及时甄别和发现虚假诉讼犯罪:
(一)诉讼代理人违规接受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给付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二)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指使、引诱他人伪造、变造证据、提供虚假证据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干扰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
第三章 线索移送和案件查处
第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发现虚假诉讼犯罪的线索来源包括: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利害关系人、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报案、控告、举报和法律监督申请;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实施虚假诉讼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刑事自诉;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主动发现;
(四)有关国家机关移送的案件线索;
(五)其他线索来源。
第九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相关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前款所称相关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包括该民事案件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应当附下列材料:
(一)案件移送函,载明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名称、民事案件当事人名称和案由、所处民事诉讼阶段、民事案件办理人及联系电话等。案件移送函应当附移送材料清单和回执,经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批准后,加盖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公章;
(二)移送线索的情况说明,载明案件来源、当事人信息、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事实、法律依据等,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三)与民事案件有关的诉讼材料,包括起诉书、答辩状、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谈话笔录等。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门职能部门负责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的移送。
人民法院将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同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犯罪,除民事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或者案外人的陈述、证言外,一般还应有物证、书证或者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相印证。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接受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出具接受案件的回执或者在案件移送函所附回执上签收。
公安机关收到有关材料后,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认为移送的案件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三日内通知移送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正。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并通知移送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
(三)认为有犯罪事实,但是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立即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并告知移送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于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办理手续,移送主管机关;
(四)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并应当说明理由,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在三日内送达移送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退回有关材料。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实行监督。
人民法院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第四章 程序衔接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民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影响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
第十五条 刑事案件裁判认定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犯罪,相关民事案件尚在审理或者执行过程中的,作出刑事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函告审理或者执行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对于与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裁判存在冲突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及时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依法自行立案侦办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应当在立案后三日内将立案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和相关材料复印件抄送对相关民事案件正在审理、执行或者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并说明立案理由,同时通报办理民事案件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对相关民事案件正在审理、执行或者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依照相关规定做出处理,并在收到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处理意见书面通报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可以一并处理。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需要提起公诉的,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十七条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接受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利害关系人、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嫌疑的,可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拷贝电子卷或者查阅、复制、摘录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卷宗,人民法院予以配合。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系民事诉讼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意见第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民事案件,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需要中止执行的,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嫌疑的,可以向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调查核实、妨害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有关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等规定处理。
人民检察院针对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嫌疑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依照有关规定调阅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卷宗的,人民法院予以配合。通过拷贝电子卷、查阅、复制、摘录等方式能够满足办案需要的,可以不调阅诉讼卷宗。
人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嫌疑的,可以听取人民法院原承办人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对于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嫌疑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并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对于故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人民法院应当加大罚款、拘留等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力度。
民事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有关材料前,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行予以罚款、拘留。
对虚假诉讼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处罚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人民法院已经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的罚款、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罚金或者刑期。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故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第二十四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虚假诉讼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对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公证员、仲裁员的教育和管理,发现上述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的,应当依照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公证员、仲裁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的,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公证员、仲裁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相关行业协会或者上述人员所在单位发出书面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相关行业协会或者上述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在收到书面建议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回复作出书面建议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
第六章 协作机制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探索建立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裁判文书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互通数据平台,综合运用信息化手段发掘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线索,逐步实现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案件信息、数据共享。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通过定期开展法治宣传、向社会公开发布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增强全社会对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的防范意识,震慑虚假诉讼违法犯罪。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意见自2021年3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1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关于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11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网信办、食品安全办、司法行政、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海关、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粮食和物资储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食品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央网信办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司法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28日
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统称“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就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更好地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形成如下协作意见。
一、关于线索移送的问题
1.完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机制。积极借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经验做法,推进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衔接机制建设。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对于发生在校园及其周边、餐饮聚集区、农贸批发市场、种养殖生产基地、“菜篮子”产品主产区、屠宰场、食品和副食品批发市场、冷库物流中心等区域的;违法行为呈现规模化、组织化、链条化的;涉及婴幼儿食品和药品的;利用网络、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购物等媒介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舆论高度关注的涉及侵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在办理遇到阻力,或者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的情况下,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办理。
2.建立交流会商和研判机制。共同建立行政执法情况和公益诉讼线索交流会商研判机制。在定期会商研判的基础上,对于涉及食品药品行政执法及检察公益诉讼的重大案件、事件和舆情,各方应当及时相互通报,共同研究制定处置办法,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易发、高发的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集中提出意见建议。
3.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积极推动检察机关接入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逐步建立食品药品领域行政监管与检察公益诉讼信息共享平台。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向检察机关提供行政执法信息平台中涉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以及有关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检察机关定期向食品药品有关部门提供已办刑事犯罪、公益诉讼等案件信息和数据信息。进一步明确移送标准,逐步实现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可能存在履职违法性问题提前预警等功能。
二、关于立案管辖的问题
4.探索建立管辖通报制度。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并进行诉前程序。对于多个检察机关均有管辖权的情形,上级检察机关可与被监督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上级机关加强沟通、征求意见,从有利于执法办案、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确定管辖的检察机关。
5.根据监督对象立案。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侵害公益的事件涉及多个行政相对人,但监督对象为同一行政机关的,应当作为一个案件立案调查;在发出检察建议前,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行政相对人的同类违法行为,应当与已立案件并案处理。对于同一侵害公益的事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均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分别立案。
6.探索立案管辖与诉讼管辖适当分离。检察机关可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虑被监督对象的行政层级、公益受侵害程度、社会影响等因素,将案件线索指定辖区内其他下级检察机关立案。经过诉前程序,需要提起诉讼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诉讼。
三、关于调查取证的问题
7.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加强与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执法卷宗材料,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询问行政机关相关人员等方式调查取证,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协助。
8.建立专业支持机制。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可以在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方面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协助做好涉案食品、药品的检验、检测、评估等工作。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对于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难以鉴定或者鉴定费用过高的,可以结合食品药品性质特点和案件其他证据,并参考食品药品有关部门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认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办案需要或要求,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四、关于诉前程序的问题
9.探索立案后磋商程序。检察机关在立案后七日内将立案情况告知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听取行政机关意见。磋商后,被监督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后应当作出终结审查决定。被监督行政机关十五日内未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调查。
10.明确依法履职标准。对食品药品监管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和认定,应以法律规定的食品药品有关部门法定职责为依据,对照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是否全面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监管手段,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为标准。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污染、异常气候、检验能力、监管力量、突发情况等因素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影响。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后,对于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应当继续履行职责;需要检察机关配合的,检察机关应当给予配合。
11.强化检察建议释法说理。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要准确写明食品药品有关部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意见部分要明确、具体,并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检察机关要加强与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可通过听证、圆桌会议、公开宣告等形式,争取诉前工作效果最大化。要严守检察权边界,不干涉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正常履职和自由裁量权。
12.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食品药品有关部门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反馈,确属履职不到位或存在不作为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因客观原因难以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的,应当制作具体可行的整改方案,及时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不存在因违法行政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情形的,应当及时回复并说明情况。
五、关于提起诉讼的问题
13.检察机关应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经过诉前程序,食品药品有关部门仍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
14.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应依法参与诉讼活动。进入诉讼程序的,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应按照行政应诉规定相关要求积极参加诉讼,做好应诉准备工作,根据诉讼类型和具体请求积极应诉答辩。对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要继续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力争实质解决。对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要严格执行,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主动依法履职。
15.检察机关依法支持消费者保护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统一在正义网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消费者保护组织要及时关注,积极行使提起公益诉讼权利。在取证难度大、诉讼能力不足等情况下,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出席法庭等方式予以支持。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在食品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对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展联合调研,共同研究提出立法建议。
六、关于日常联络的问题
16.建立日常沟通联络制度。各方应明确专门联络机构和具体联络人员,负责日常联络沟通工作。各方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讨解决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于达成一致的事项,以会议纪要、会签文件、共同出台指导意见等形式予以明确。检察机关和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可以在日常工作层面进一步拓宽交流沟通的渠道和方式,建立经常性、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机制。
17.建立联合开展专项督察机制。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期间,如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农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兽药打假治劣行动、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优质粮食工程”行动、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等,可以邀请检察机关参与专项督察工作,真正形成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执法工作合力。
18.建立共同发布典型案例机制。各方在办案过程中注意收集重点监管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应当及时进行研讨协商。检察机关在发布食品药品领域指导性案例前应当征求食品药品有关部门意见,也可以由各方共同研究发布典型案例。
七、关于人员交流的问题
19.建立人员交流和培训机制。各方可定期互派业务骨干开展岗位交流,强化实践锻炼,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素质。检察机关可聘请食品药品有关部门部分业务骨干任命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共同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检察机关和食品药品有关部门举办相关培训时,可以为各方预留名额,或邀请各方单位领导和办案骨干介绍情况,定期开展业务交流活动,共同提高行政执法和检察监督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改革典型案例材料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改革典型案例材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贯彻落实2022年全面深化政法改革推进会及全国检察机关加强政治建设暨深化检察改革与理论研究工作推进会有关部署,最高检以“深化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为主题,选编了8件检察改革典型案例,重点推介各地检察机关深入破解检察权依法能动、公正高效运行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各项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2日
案例1
内蒙古呼伦贝尔检察机关构筑“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模式
【关键词】
相邻院 一体化集中办案 监督合力
【改革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针对当地案件特点和检察工作实际,探索建立“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推动解决基层检察院办案人员不足、办案能力不强等实际困难。
一、紧贴地区实际,科学构建“相邻院”结对模式
呼伦贝尔市面积2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230万,下辖14个基层检察院,实有员额检察官208名,占检察人员的35.4%。广袤的地域和分散的人口对检察机关及时、精准、高效监督形成较大挑战。特别是一些人员和案件量较少的基层检察院,除院领导外,仅有2-5名员额检察官,且案件以简单刑事案件为主,牧区院多为蒙语诉讼案件。在办理涉黑涉恶等集团犯罪案件、跨区域公益诉讼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无论是人员配置,还是办案能力都存在较大掣肘。“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就是针对呼伦贝尔检察机关实际情况,按照地域毗邻和强弱互补的基本原则,通过相邻院“结对”,互学互鉴、深度交流,充分发挥“大院”(全院人数50人以上的院)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理念、经验、方法上的优势,“小院”(全院人数50人以下的院)在办理蒙语案件上的专长,既缓解办案压力,又有效锻炼队伍,带动全市检察人员素能整体提升。经过三年多探索,形成海拉尔区院与陈巴尔虎旗院(市区院与牧区院)、满洲里市院和扎赉诺尔区院(先进院与薄弱院)等7对“结对相邻院”。市级院统筹“结对相邻院”办案力量,根据办案工作实际需要灵活调度、一体化整合。
二、发挥联动优势,构建“四大检察”一体化办案体系
坚持上下一体,突出选择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黑涉恶、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采取“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模式,强化协同实战,推动办案质、效同步提升,“案-件比”从2019年的1.51逐年下降至2022年1-4月份的1.03。
(一)集中优势力量,提高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办理质效。2019年以来,运用“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共办理刑事案件59件,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案件系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在办理张某某等11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案件过程中,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10个基层检察院的45名检察人员组成专案组,审阅案卷1217本、光盘185张,及时对案件审查起诉,检察意见全部获得法院采纳。
(二)发挥不同院优势作用,提升民事检察监督新格局。2019年以来,通过“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63件。两次集中开展专项案件审查992件,排查虚假诉讼线索案件315件,包括虚假诉讼系列案、民营企业纠纷案、劳动争议群体访积案、涉多个行业领域诉源治理等。在办理孙某某违法执行一案中,两级院采用一体化办案模式,抽调12名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成立专班进驻鄂伦春旗开展工作,经过27天团队作战,共审查发现民事执行违法问题20类,其中8类执行不规范问题已建议法院依法整改。
(三)针对审判集中管辖改革实际,破解行政检察案件办理不均衡瓶颈。按照“优化结对,组队共赢;市院指导,跟进监督”的原则,兼顾呼伦贝尔市审判管辖改革的实际情况,将14个基层检察院分为5组,其中自治区第一批行政检察基层联系点院为每组的牵头单位,采取集中办案、协作配合、互帮互学等结对形式,推动结对院行政检察均衡发展。2020年,针对林场跨两旗行政交界的特殊性,鄂伦春旗院与莫旗院运用“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办理了2起林草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强化了协作配合,有效整合了办案资源,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2019年以来,呼伦贝尔检察机关通过“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81件,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扎赉诺尔区院实现了零突破。呼伦贝尔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形成“市院统筹指导→相邻院一体化办案→各专案组协同推进”的办案新机制。
(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办理跨地域公益诉讼案件合力。呼伦贝尔市拥有12.6万平方公里森林、10万平方公里草原、2万平方公里湿地、500多个湖泊、3000多条河流,构成我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较好解决了破坏生态环境类案件跨地域性强、单独一个基层检察院很难完整取证、检察人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经验不足等弊端。2019年以来,呼伦贝尔检察机关通过“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机制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2件。2020年,满洲里市检察院和扎赉诺尔区检察院针对新开河至呼伦湖鱼类洄游河道的非法捕捞问题,开展相邻院办案。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有关行政机关积极整改落实,展开联合执法18次,累计劝返辖区河段非法捕捞人员800余人次,及时制止呼伦湖非法捕捞行为,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
三、科技提升质效,以信息化手段助力一体化办案模式
立足呼伦贝尔点多、线长、面广的地域特征,呼伦贝尔检察机关以科技赋能检察业务,逐步构建起独具呼伦贝尔特色、覆盖四大检察、较为完备的智慧办案全方位服务体系,包含“1个中心”“5大系统”,即智慧检务中心和“智慧刑事检察”“智慧民事检察”“智慧行政检察”“智慧公益诉讼检察”“智慧案管”系统。该体系荣获“2020年度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检务十大创新案例”。“结对相邻院”应用远程视频平台和四大业务办案系统,以网上协作、智能办理等形式实现相邻院检察官网上一体化办案,以信息化手段提供强有力的智能辅助。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检察院结对后,利用全地形“草原检察直通车”深入农村、牧区、林区调查取证,归集数据后实时传输至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节约了大量的办案成本。
【典型意义】
呼伦贝尔检察机关立足地区特点与检察办案实际,既推进相邻院一体化集中办案,又防止非相邻院跨区、盲目结对,将相邻院一体化履职聚焦在“强弱联合”“以强带弱”、提升办案质效上,通过整合优化基层检察院办案力量,促进了基层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办案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践行“检察一体化”要求,创新办案模式、提升办案质效提供了有益借鉴。
案例2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公益诉讼检察大要案一体化办理机制
【关键词】
公益诉讼检察 大要案指挥中心 能动履职
【改革情况】
近年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聚焦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深化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和管理模式改革,突出以“质效”为考评导向,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推动完善社会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一、建立公益诉讼大要案指挥中心,通过一体化能动履职提质增效
为推动办理、多办、办好重大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建立了全省公益诉讼大要案指挥中心,制定《吉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大要案指挥中心运行规则(试行)》,制发公益诉讼一体化工作手册,通过一体化能动履职,着力破解制约大要案办理的层级、能力、管辖、技术等实践难题。
(一)建立由省院主导、三级院联动的一体化运行模式,加强组织领导。设立专门机构。指挥中心专门机构设在省院第八检察部,对全省公益诉讼大要案统一领导,由省院分管副检察长任总指挥,内设线索采集、分析研判、指挥协调、进程管控、综合管理和技术支持等小组。根据办案需要成立临时专案组。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重大紧急案件,启动快速反应和统一调度,实现2小时内办案力量调配,24小时内完成调查核实并形成报告。如在办理一件黑土地保护重大案件中,紧急调度全省三级院公益诉讼和信息技术部门人员力量,24小时内完成土壤取样检测、无人机现场取证、现场踏查与调查核实等工作,形成专报报省委领导。制发专报与通报。每月通报全省各地区大要案线索、办案进展、办案效果、典型案例、重点专项、核心业务数据等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对大要案办理进行动态督促和激励。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制发大要案专报,及时向党委、人大和政府报告或通报。
(二)制定公益诉讼大要案标准,规范大要案办理。定义“大要案线索”。将跨行政区划、涉案范围广;公益受损严重、涉及国家或全省重大工程建设或战略布局;人民群众关注度高、涉及群体性事件;案情复杂、适用法律疑难;管辖受限、调查权受限,存在较大办案阻力等线索定义为大要案线索,明确启动一体化办案的条件,引导挖掘更有价值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制定《吉林省检察公益诉讼大要案认定标准及流程》,通过考核激励,引导办理具有重大影响、典型、具有创新意义的案件。加强“办案指引”。制发《大要案研讨会议纪要》,将省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联席会研究讨论的疑难复杂案件及指导意见,以会议纪要形式制发全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以点带面指引类案办理,为基层办案提供专业支持和办案指引。
(三)统筹协调全省办案资源,破解基层办案力量不足、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调用人才库骨干。形成《吉林省公益诉讼大要案指挥中心成员名单》,统一调用省内92名检察人员加入大要案专案组,基层检察院可向省院申请调用办案骨干支援办案。如在办理白山矿山修复公益诉讼大要案中,省院根据白山市院申请调用1名省院员额检察官加入白山专案组。三级院跟踪督促履职。创立诉前检察建议履行情况跟踪报告制度,通过一体化跟踪督促,努力实现诉前解决问题。检察建议整改期满前一个月,被监督对象拒不整改或非因客观原因未启动整改的,向上级院请示协同督促整改。整改期满前半个月,被监督对象仍未整改的,层报省院协同督促整改。整改期满后仍未整改的,由省院第八检察部决定并指定办案单位提起诉讼。市级院对辖区内案件实际整改情况进行核查确认,省院不定期赴涉案整改现场抽检。调度办案技术资源。与技术信息部门联合印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技术协作的规定》,与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研究制定了《吉林省检察机关管理使用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共享信息工作办法》,不断加强公益诉讼大数据平台建设,为基层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持。指挥中心根据各地区公益诉讼部门申请,统一协调调度食品检测、土壤检测、卫星遥感等检察技术资源,协调省院技术信息部门联系省内外相关专家及鉴定资源,使司法资源得到有序、有效利用,实现大数据和检察技术赋能。全省有一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入选全国检察技术辅助典型案例。
二、构建“四维管理”,以规范化管理助推提质增效
(一)加强公益诉讼案件管理。细化《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印发《全省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请示备案流程指引》,加强备案和请示案件管理,完善进程管控方式。加强备案管理。要求对重大案件线索、跨区域性质线索和特定领域线索层报省院,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线索的指导和介入,及时开展案例培育。加强重点办案环节管理。通过审查请示与批复对重大敏感特定领域线索立案、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等重点环节进行指导与监控。加强进程管控。设立专门工作组通过案管抽查、飞行检查等形式监控备案请示情况,抽检文书质量,定期制发通报简报。印发《吉林省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手册》,为基层干警提供明确指引。加强涉疫情案件管理。制定《吉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疫情期间应急处置方案》,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确保规范有序高质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努力做到防疫和办案两不误。
(二)加强案例管理。建立一体化案例编纂团队。印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例指导工作机制》,成立公益诉讼案例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三级院一体化公益诉讼案例工作团队,明确三级院案例工作任务分工,规范一体化案例培育、研究、编纂、推介、发布、评选等全流程。建立省级案例库。汇总省级发布案例、内部指引案例、各地区优秀案例、千案展示等案例信息数据,形成省级公益诉讼案例库,加强案例引领与指导。将案例成果作为考评重要内容。将案例工作情况纳入个人绩效考核,根据个人贡献度、案例难易程度、案例使用、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或指导性案例情况给与分级赋分。目前全省已有1例公益诉讼案件入选全国指导性案例,3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1例入选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国大会检察公益诉讼案例宣传册,2件入选全国公益诉讼优秀案例,5例入选全国公益诉讼案例专刊。在全国公益诉讼千案展示活动中,三级院实现“全覆盖”,在正义网上展示全省公益诉讼优秀案例103例。
(三)加强人才管理。率先在全国建立省级公益诉讼人才库,印发《吉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人才库管理办法》,择优选拔全省办案实务人才、综合调研人才,建立人才信息档案,动态管理,统一使用,服务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建立公益诉讼人才研究小组,对个人信息、反垄断、残疾人权益保护、安全生产等领域开展专项研究,为公益诉讼前沿领域探索提供理论支持。加强公益诉讼人才培养和锻炼,与省生态厅签订人才互派挂职锻炼协议,与法院、多家行政机关开展同堂培训。目前,全省公益诉讼团队已培育出一名全国优秀公益诉讼办案检察官、三名全国公益诉讼人才库成员、五名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十名全省检察业务核心骨干人才、多名检察办案能手。
(四)加强公共关系管理。加强内部“四大检察”协作。以“检察长巡田”为示范带动,统筹发挥四大检察职能,推动一体化办案,督促完善黑土地保护基层治理,严守耕地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该项工作经验被最高检向全国检察机关转发推广。积极搭建外部协作平台。构建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跨省域检察生态保护协作平台,联合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检察机关召开东北三省一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座谈会,围绕森林资源、辽河、松花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共同签署跨省域检察协作配合意见,建立协作机制24项,切实提升区域协作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印发《吉林省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磋商暂行办法》,探索通过磋商程序对拟提出检察建议的先提醒行政机关主动履职,把在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的目的作为开展公益诉讼的最佳状态。积极加入吉林省环境治理司法协同中心联席会议,推动公检法司环部门工作协作,构建吉林省环境资源保护司法协同新机制。会同省法院、省生态环境厅等十余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衔接机制的若干规定》,与省财政厅等7个单位联合印发《吉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加强府院联动和诉源治理,推动建立“河湖林草长+检察长”机制,促进协同治理。建立全省公益诉讼外脑智库。建立全省公益诉讼专家库和公益诉讼听证员库,专家及听证员为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文物保护、食药安全监管、黑土地保护、人大立法等个多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公益诉讼办案提供专业辅助。
三、以“质效”为导向,改革公益诉讼业务考评
(一)围绕“质效”设定考评核心业务指标。全部指标的制定均围绕“质量和效果”进行编制,在指标设计上体现“以诉前程序实现公益保护是公益诉讼最佳司法状态”的司法理念,引导将工作重点聚焦诉前程序、聚焦办理大要案、聚焦经验总结、聚焦案例编纂,突出亮点工作。转变以往将“起诉数”作为核心赋分项的考评导向。
(二)设置个性化达标项。探索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设定个性化达标项。综合评价各市州院近三年工作情况、辖区规模和经济情况,由各地区自行申报办案达标数量作为年度公益诉讼的办案基础数量指标。这一方式不仅可以保障公益诉讼办案规模,还可以激励各地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不断进步。2022年1-5月,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全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共立案1298件,同比增长85.16%。
(三)引导办理大要案。通过考评鼓励各级检察长以“检察长巡田”的方式带头办理公益诉讼大要案,提升诉前检察建议刚性和公益诉讼影响力。强化大要案指挥中心建设,要求基层检察院集中力量办理在辖区内标的大、影响大、效果好的案件,提高大要案赋分比重。2022年1-5月,全省已开展“检察长巡田”168次,实现入额院领导带头办理公益诉讼大要案224件。
(四)引导培育典型案例与工作亮点。将能够体现办案效果的工作业绩(如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被最高检转发的经验材料、业务竞赛获奖等)作为重点考评和赋分项,激励加强典型案例培育,积极打造工作亮点。
(五)创新“一表化”考评和“动态化”考评。将所有考评相关内容及数据以一张表格形式体现,定期在通报中予以公示,逐月累计形成年终考核依据,年底逐项赋分形成考评结果。这一方式大大减轻了年底考评工作强度和考评复杂指数,更实现了重点工作进展动态监控和考评工作公开透明。
【典型意义】
吉林检察机关积极作为,在公益诉讼办案模式、管理模式和考评模式方面做出有益探索。如,制定大要案认定标准,探索大要案快速启动和大要案指挥中心统筹办案工作模式,推动形成“办案一体化、人员一体化、资源一体化”的检察一体化新成果。以加强案件管理、案例管理、人员管理、外部关系管理的“四维”管理法推动检察一体化规范性建设。在公益诉讼考评方面,聚焦“质效导向”,通过业务指标设置引领工作理念转变,通过设置个性化、差异化达标项激励各地区争先创优,取得明显成效。吉林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工作中的创新改革,对各级检察机关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案例3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深化检察权运行机制 精心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
【关键词】
检察权运行 专业化 办案团队 规范职责权限
【改革情况】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积极适应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建立完善统筹规划、管理培育、成效评价等制度机制,精心打造检察专业化办案团队,以此深化检察权运行、带动全院工作高质量发展。该院派驻公安检察室办案组、“合规护企”检察办案团队先后获评首届、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系全国检察系统唯一连续两次入选的基层检察院。
一、全要素规划团队发展路径
(一)强化专业培训,提前储备人才。紧扣环境保护、涉企犯罪等领域,将检察业务细化分解为若干子领域、小科目,选拔出11名具有业务专长、培养前途的检察官为相应科目带头人。在办案实践、专业研究等工作中,通过科目带头人传帮带,以2-3年时间为培育周期,培育3-5名在全省全市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业化人才,为建设有特色的专业化办案团队储备优质力量。
(二)瞄准难点重点,量身组建团队。紧扣当前“四大检察”业务重点难点领域,围绕地方检察亮点试点工作,确立打造“合规护企”、“驻警快检务”、“长江保护”等11支专业化办案团队,积极推动从“单打独斗”到“团队集成”的转变。如“合规护企”检察办案团队,负责涉企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以及涉企犯罪预防、企业权益保护等工作。
(三)统筹全院资源,科学配置人员。在组织架构上,以部门职能为基础,适当打破部门界限,从全院范围内选取精干力量。在运转上,采取“带头人+核心成员+其他组成人员”的团队办案模式,实行专人不专职运作,充分挖掘使用办案力量。在人员配置上,综合衡量办案需要、人员数量、年龄层次、专业特长、业务经验等因素,明确团队分工,注重梯次培养。如派驻公安检察室办案组,配备2名经验丰富的“老刑检”专职开展“两项监督”,2名骨干员额检察官带领1名年轻员额检察官专职办理速裁案件,1名检察官助理和4名书记员辅助办案同时兼职收案和分流工作。
二、全链条构建团队管育措施
(一)明确任务,保证方向。制定加强办案团队建设方案,明确各团队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和建设路径,找准目标定位,发挥核心优势;明确各团队承办案件领域、推动机制创新、加强理论研究、打造典型案例、强化课程研发等五项总任务,进行品牌化打造。同时,各办案团队分别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具体争创目标,报政治部备案,确保团队建设有方向、有目标、有抓手。
(二)倾斜资源,支撑发展。建立团队成员列席检委会机制,方便参与研究相关领域的疑难复杂案件、新类型案件。选送团队成员参加专业领域研讨会、论坛、学术沙龙、高端业务培训、外出学习考察等,为工作研究、业务书籍、网络资源等提供经费支持。在案例打造、经验总结、课题管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支持,在人才调用、业务培训、宣传激励、选树典型等方面搭建平台。
(三)加强考评,跟踪进程。团队带头人每月在检察长办公会上汇报阶段性工作进展,党组每半年听取一次办案团队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年终采取述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对成效明显、业绩突出的办案团队及个人,在年终考核、评先评优中予以倾斜;对于工作懈怠、进度迟缓的办案团队成员等采取提醒谈话、人员调整等措施予以惩戒。团队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以及成员工作分派、业绩评价等由组长负责,相关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
三、全方位释放团队建设成效
(一)以团队建设带动机制创新。发挥专业化办案的优势,积极在办案模式创新、证据标准把握、办案流程优化、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探索,形成了一批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机制创新。如派驻公安检察室办案组推动全市建立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速裁程序适用率69%,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得到省检察院肯定和推广。“合规护企”办案团队探索建立企业合规配套制度10余项,多项做法被吸收进改革试点顶层设计。
(二)以团队建设催生典型案例。树立“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意识,立足专业领域,全方位挖掘和培育典型案例,带动案例工作高质量发展。2020年以来,相关团队共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11个、“十佳办案故事”1个,获评省检察院典型案例12个。如派驻公安检察室办案组牵头搭建“一站式”简案快办工作平台,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基层深化落实,相关速裁案件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省检察院典型案例各1个。
(三)以团队建设反哺人才培养。依托专业化办案团队建设,找准人才精准化培养的切口,加速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进程。通过授权组长、员额检察官团队内部管理职责,逐步培养能办案、懂管理、会协调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为全院发展提供后备力量。如“合规护企”检察办案团队,先后培养出全省检察机关“守正有为检察人”、职务犯罪检察专门人才、打击网络侵权犯罪专门人才、全省优秀公诉人等优秀人才。
【典型意义】
专业化办案团队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履职质效,提升司法办案专业化、组织体系科学化、检察队伍职业化水平的有效方式,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紧紧扭住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关键,紧扣当前检察办案重点难点领域,统筹规划全院专业化办案团队,明确内部管理职责和办案分工,加强业绩评价和成果转化,对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很好的示范、推广价值。
案例4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探索构建一体多元民事诉讼监督格局
【关键词】
一体化 多元化 纵向横向协作 监督格局
【改革情况】
为切实做强民事检察监督,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调用、总体统筹的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重点办理重大虚假诉讼监督案件以及案情复杂、群众反映强烈、需要跨区域调查、下级检察院调查确有困难或者组织调查不力等案件,增强上下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合力,提升办案质效。2020年至2021年,全省检察机关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办理民事检察案件514件,其中,提出抗诉39件,提请抗诉28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64件,提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30件,提出审判活动违法检察建议19件,支持起诉8件。
一、强化制度建设,细化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履职规范
(一)制定一体化工作意见和实施方案。依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等法律规定,制定下发《江西省检察机关建立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意见》《江西省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工作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在省、市、县三级院民事检察人员中统一调用办案力量,统一指挥,围绕统一目标开展工作协作,建立案件审查、调查核实、线索管理、提起监督、告知送达、专家咨询、人才管理、息诉息访、业绩考核等9项民事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
(二)制定配套文件加强办案支持保障。制定出台《关于解决民事检察一体化办案组织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规范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理案件工作的通知>推进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改革深入开展的通知》,推动解决一体化工作中办案组织的人员构成、业务系统录入、绩效考核等问题,着力解决办案人员后顾之忧。
二、强化内外联动,增强民事诉讼监督合力
(一)强化办案力量集聚。普通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由市级检察院、基层检察院一体化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由省检察院牵头成立办案组一体化办理,组建由三级检察人员共同参与的办案组。通过参与办案、联合办案,以实战方式提升基层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能力,补强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弱项。南昌市检察院整合市、县(区)两级院办案力量,成立4个相对固定的办案团队,由检察长任主办检察官的3个临时办案团队(其中检察长1名,副检察长2名),着力解决基层检察院办案空白问题。
(二)强化内部办案线索互通。制定《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线索双向移送的暂行办法》《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线索双向移送的意见》,建立民事检察部门与本院其他职能部门案件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形成多部门通力配合监督民事诉讼的工作格局。省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协助审查研判5件民事审判法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对其中的新余市法官蒋某某涉嫌滥用职权线索进行分析研判,负责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采纳意见立案侦查。南昌新建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在办理2起涉嫌诈骗案件中发现存在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线索,将线索移送至民事检察部门,民事检察部门经过审查,对涉及的6件民事生效裁判受理审查。
(三)强化横向办案沟通协调。实施一体化工作机制后,全省各级检察院积极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加大支持配合力度。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南康区人民检察院经研究后,及时将6件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南康区公安机关查处,查实该6件案件确属虚假诉讼,南康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发出再审检察建议5件,提请抗诉1件。
三、强化办案重点,提升民事诉讼监督质效
(一)聚焦办理重大疑难复杂虚假诉讼监督案件。运用监督一体化机制,统一调配办案资源,集中优秀办案人员办理复杂的虚假诉讼案件,更好地排除办案阻力,发挥调查核实的最大效果。在查找和询问案件当事人、联系和咨询有关部门、核实和调取证据材料等方面加强配合协作,做到统一有序调度。省检察院为办理赣州市季某某虚假诉讼案,成立首个省、市、县三级检察院联合办案组,保障市、县两级检察院办案人员赴粤、赴沪顺利开展询问证人、调查取证等工作,依法高效提出抗诉,该案现已得到改判。
(二)聚焦办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是民事检察工作“倒三角”问题最为集中的领域。省检察院、市级检察院通过采取人员上挂、下沉的方式,联合组建新的办案团队,着力破解“案多人少”的问题。全省组建一体化办案团队38个,办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95件,占一体化办案总数的49.5%。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下派3名检察官助理到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参与一体化办案,帮助办案4件。
(三)聚焦办理审判活动、执行活动违法监督案件。聚焦审判活动违法、执行活动违法监督短板,运用监督一体化机制,合力助推精准监督,法院同期采纳执行监督检察建议457件,采纳率104.8%,位列全国第五位,法院同期采纳审判违法监督检察建议287件,采纳率101.4%。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周某某与胡某某借款纠纷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中,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市县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成立专门办案组,针对本案涉及行政部门众多的实际情况,多次召集公安机关、不动产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等积极协商,最终促成多方达成一致意见,较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转变传统的“单兵作战”办案模式,合理整合三级院办案力量,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调用、总体统筹的一体化工作机制,畅通上下级信息共享渠道,有力排除办案阻力,促进高效办理案件,共同提高民事诉讼监督效率和监督质量。实践表明,立足实际,积极推进一体化履职机制,有助于实现办案资源最大化利用,增强检察监督刚性、提升检察监督质效,提升检察机关办案能力和水平。
案例5
山东检察机关构建“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一体化 四大检察 融合发展
【改革情况】
近年来,山东检察机关深入落实最高检“检察一体化”工作部署,着眼解决各业务条线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从公益诉讼、知识产权、未成年人检察、虚假诉讼、职务犯罪、司法救助等“六大领域”入手,构建“线索整合、办案互助、检力协同、效果倍增”的“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新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一、注重制度先行,为“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提供规范指引
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最高检安排部署,制定出台《关于推动“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分别从理念、业务、检力、信息、上下、内外等六个方面提出原则要求和操作指引,为全省“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提供了框架支撑。随后针对各业务条线具体实际,制定公益诉讼、知识产权、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未成年人检察、司法救助工作及安全生产、环境资源、食品药品、虚假诉讼等领域犯罪案件线索发现移送、检力协作配合等工作办法,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四大检察”融合发展制度体系。全省各地检察机关不断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先后有12个市级院出台推动“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工作意见,制定配套措施140多项,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运行,全省检察机关“检察一体化”的理念融合、业务融合、检力融合、上下联动及外部协作不断强化,办案机制得到优化,办案合力持续加强,办案质效明显提升。
二、注重内部整合,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案件信息互通共享
(一)建立线索发现移送机制。探索建立各业务条线统一备案、分级管理、重点研判的线索管理制度。有的检察院在案件审结报告等终结性文书中增加相关承诺事项,规定检察官未全面审查案件办理情况,遗漏应监督事项、应移交监督线索的,应当承担主体责任。有的检察院设置法律监督事项目录指引清单,通过目录式指引、一单化管理、量化式考核,强化办案人员法律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协作配合意识。2021年至2022年4月,全省三级院部门间共移交案件线索1.7万余个,成功立案1.3万余件,有效促进了检察业务互联互通。
(二)建立线索会商研判机制。省市级院每两个月、基层检察院每一个月进行业务数据分析,对法律监督线索进行及时动态研判。根据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省院制定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法律监督事项(线索)发现处置和协同办理办法,明确各业务部门之间线索发现移送、配合调查取证、会商研判及情况反馈工作具体流程要求,进一步打破部门间案件信息壁垒。修订《全省检察机关检察官联席会议工作规定》,加强办案线索研判,统一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和证据标准。2021年至2022年4月,全省三级院共召开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议2500余次,占检察官联席会议召开总数的13.9%,有效形成了工作共识和监督合力。
(三)构建检力协同办案机制。遵循司法办案规律,因事设岗,因事明责,加强办案团队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全省配置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官766名,占全省员额检察官总数的19%,较内设机构改革之初上升14%。共成立知识产权、企业合规、“5+N”公益诉讼、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职务犯罪侦查等704个专业化办案团队。2021年至2022年4月,全省三级院部门间开展协助调查取证2200余次,横向协作办案人次比2020年上升18.7%。
三、注重上下联动,完善“一体化”监督办案工作格局
(一)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制定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未成年人检察等一体化办案工作规定,探索跨条线、跨区域协同办案,上下联动激发检力融合,突出一体化办案效果。2021年,选取省市县20个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努力打造“捕诉监防治”全链条一体化综合司法保护体系;在全省30个基层检察院组织进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检合一”办案模式试点工作,取得积极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二)充分发挥一体化人才管理优势。针对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专业人员不均衡问题,根据法律法规关于跨地区调用检察人员的相关规定和政策精神,借鉴兄弟省市经验,研究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理案件工作相关办法,保障必要时有效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在全省、全市范围内实现力量整合、资源融合。2021年至2022年4月,省市两级院共调用各类检察人员408人,办理各类重大案件725件。
(三)充分发挥一体化接续监督优势。省、市级院主动发挥业务主导、对下指导、统筹协调等职能,通过提办、交办、督办、共同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对重大法律监督事项跟进监督、接续监督,强化法律监督刚性和效果。对基层法律监督工作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在全省集中组织专项行动,攥指成拳,扩大规模效应和社会影响。
四、注重配套保障,夯实“四大检察”融合发展基础
(一)完善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完善检察官业绩考评细则,把线索发现移送办理、案件办理协同、司法救助互通互联情况等涉及“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纳入对检察官的业绩考核,激励检察官认真履职。有的检察院细化检察官业绩考评指标设置,把案件线索发现等20余项融合指标纳入考评范围,对有效的案件线索提供者在年度考核时给予适当加分或表彰奖励。有的检察院完善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事项,在检察业务系统上实施强制约束,引导督促检察官养成融合发展意识。
(二)加强大数据赋能。探索大数据赋能监督办案,将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认罪认罚问题适用、案件风险评估等监督事项一体植入检察业务系统,设计完善同步审查事项清单,变原来的分散审查为集中核查,实现监督线索快速搜集、处理运转和成案办理。推动政法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主动与公安机关等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数据孤岛”。有的检察院以“执法监督综合应用平台”为支撑,将涉及行政执法领域的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监督融为一体,建立线索同步发现、案件协同办理、职能整合发力的监督机制,实现监督业务“四位一体”充分融合。
(三)提升干警素能培训水平。积极运用开放式、传导式、共享式等新型教学方式,开展“样板案”“样本卷”评选活动,探索推行以理念、思路、措施为一体的“AB”角工作模式,着力培养“一专多能”、能够充分适应“四大检察”融合发展需要的复合型检察人才。
【典型意义】
融合发展是“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检察一体原则的重要举措。山东检察机关积极构建“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新模式,涵盖了公益诉讼、知识产权、未成年人检察、虚假诉讼、职务犯罪、司法救助等主要业务领域,涉及案件线索移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相互监督、大数据赋能等方面,具有较强示范借鉴意义。
案例6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从办理全国首起检察官惩戒案件入手 稳妥推进检察官惩戒工作落地见效
【关键词】
检察官惩戒 司法责任 调查
【改革情况】
党的十九大以来,最高检先后制定实施《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件。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积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高检工作部署,健全检察官惩戒工作机构和制度机制,2020年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惩戒委员会审议,成功办理了全国检察机关首起检察官惩戒案件,为检察官惩戒工作实质性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主动争取支持,建立机构制度,切实打牢惩戒工作基础
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自觉把推进检察官惩戒工作作为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主动争取省委及省委政法委的领导和支持,成立工作机构,健全制度机制,夯实工作基础。
(一)推动成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在商请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经省委政法委研究并报省委审核同意,于2019年8月组织召开“河南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惩戒委员会共由17名委员组成,包括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5名和委员11名,涵盖了与惩戒工作密切相关的有关单位(部门)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代表及全省三级检察院主要业务部门的全国、全省业务专家,其中,检察官代表委员9人,占全体委员的53%。
(二)设立检察官惩戒工作办公室。依据《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设立“河南省检察官惩戒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惩戒办”)。惩戒办在省委政法委的指导和省检察院党组的领导下,承担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包括起草惩戒工作的相关制度规定、受理登记惩戒事项、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组织审议、制作并送达惩戒委员会文书等事项。
(三)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按照“于法有据、遵循规律、程序完备、务实管用”的原则,在深入调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请惩戒委员会审议通过《河南省检察官惩戒委员章程(试行)》(以下简称《章程》)和《河南省检察官惩戒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章程》主要就惩戒委员会的总体工作原则、组织机构、工作职责、议事规则、工作纪律等事项进行了规范。《办法》主要就惩戒工作的总体要求、线索受理、调查核实、提请审议、惩戒处理及申诉救济等事项进行了规范,构建形成了“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审议提出审查意见-相关单位严格依规依纪惩戒处理”的总体制度框架。
二、积极探索实践,稳妥推进实施,成功办理首起惩戒案件
2020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案件工作中,收到反映洛阳市某基层院在办理张某某寻衅滋事一案中存在违规违法办案问题的举报信件后,经初步审查,发现该案承办检察官李某某涉嫌违反检察职责,遂严格按照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对该问题线索进行了调查处理。
(一)开展司法责任调查。2020年5月,河南省、洛阳市两级检察院共同组建专业化团队,对当事检察官李某某开展司法责任调查,并组织一线检察官和刑事检察业务专家对调查结论反复论证、严格把关。经查,李某某在原案办理中,为争取办案时间,错误理解和适用退回补充侦查的有关法律规定,在原案指定管辖前已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下,第三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规定,造成办案期限超期,并引发信访问题;且李某某在后期已经意识到此问题的情况下,为掩盖自身错误,在该院检委会研究此案时未如实汇报有关情况,导致该问题未被及时发现和处理。据此,调查组提出“李某某存在违反检察职责行为,属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司法责任”的调查结论。
(二)依法提请审议。因李某某明确表示对调查认定的责任事实、证据和结论无异议,惩戒办依据《办法》规定对司法责任调查材料进行审查后,经省检察院检察长签发并报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于6月24日向惩戒委员会委员分别呈送了提请审议公函和调查材料,组织对司法责任调查意见进行了书面审议。经审议,17名委员中有15人认为“李某某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司法责任”。7月14日,惩戒办报经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制发了审查意见书。
(三)严格依规依纪惩戒处理。7月15日,根据惩戒委员会审查意见和《办法》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警告处分。李某某表示接受处分决定,并作深刻检查。
三、紧贴司法办案,深化标本兼治,拓展提升惩戒工作效果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坚持边探索边总结结合办理首起惩戒案件实践,进一步优化了惩戒工作程序,规范形成了由16份制式文书组成的惩戒案件文书模板,并以此为契机,跟进加强检察官惩戒制度宣传,深入开展警示教育。
(一)强化“有权必有责”思想共识。在此案办理中,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动抓住时机,宣传阐释建立惩戒制度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案件办结后,又及时通报全省检察机关,加强对外宣传,着力在内部凝聚思想共识,在外部创造良好环境,为惩戒工作的全面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强化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司法理念。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期待,要求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但“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一线办案干警和基层检察院中仍较突出。本案中当事检察官对案件实体的处理并无不当,就是因程序违法而引发群众信访。通过此案办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适用惩戒制度对程序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处理,明确释放“即使案件实体公正,但程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一样要承担司法责任”的信号,警示教育全省检察干警切实强化程序与实体并重理念,以“求极致”“止于至善”的标准办好每一起案件。通过此案的震慑警示,河南检察机关2021年以来因程序违法被处理处分的检察人员数量出现明显下降。
(三)增强优化“案-件比”的责任意识。首起惩戒案中当事检察官将案件第三次退补,除对法律规定理解错误的因素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办案时间而非案件办理需要。此案办理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及时在全省三级检察院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督促全省检察干警深入剖析宗旨意识、能力素质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自觉增强优化“案-件比”责任意识,努力提升办案质效。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对落实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促进法官、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检察官惩戒制度是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司法责任体系,促进检察官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必然要求。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首起惩戒案件办理实践为契机,按照“于法有据、遵循规律、程序完备、务实管用”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充分发挥惩戒案件的教育、警示、预防和引领作用,扎实做好惩戒工作“后半篇文章”,推动检察办案质效提升的有关做法,为各地检察机关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案例7
广西检察机关全面深化巡回检察赋能刑事执行检察高质量发展
【关键字】
巡回检察 交叉巡回检察 减假暂
【改革情况】
2019年以来,广西检察机关积极贯彻落实最高检巡回检察改革要求,深入推进监狱巡回检察,渐次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稳步推动社区矫正巡回检察。通过“派驻+巡回”检察方式的变革,不断优化监督方式方法,突出监督重点难点,提升监督刚性。
一、践行“三个自觉”,切实将讲政治落到实处
(一)从讲政治的高度强化监狱巡回检察的组织领导。自治区检察院积极履行领导责任、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监狱交叉巡回检察。院领导担任巡回检察组长,配齐配强巡回检察人员力量,并邀请消防安监、法医鉴定等专业人士参与,以“真找问题,找真问题”的态度开展巡回检察,力求实效。截至2022年5月,已组织对12所监狱开展交叉巡回检察,共发现监狱在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方面存在的问题77类146个,督促监狱整改落实,提升监管执法水平和教育改造质量。2021年自治区检察院茅仲华检察长带队参与最高检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广西交叉巡回检察组获评全国检察机关执检条线优秀办案团队。
(二)以政治责任强化能动履职。坚持巡回检察就是办案,严格做到事前有方案、事中有记录、事后有报告,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突出检察重点,不断推动巡回检察的“四个转变”。即从注重发现一般性问题向注重发现重大和深层次问题转变,从注重发现监狱执法问题向注重发现背后的相关职务犯罪问题转变,从注重发现和提出问题向注重发现、提出和推动有效解决并重转变,监督与支持监狱进一步提升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质量,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三)以政治智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巡回检察。将疫情防控安全作为底线,每次巡回检察前,均主动走访司法行政机关和监狱管理部门,反复磋商,争取充分理解和支持,制定专门的疫情防控方案并报疫情防控部门审批备案。及时调整监督方式,以书面审查、视频检察等“非接触检察方式”为主,以采取与监狱干警同步封闭、集中隔离14天后进入监区实地调查核实为辅,做到疫情防控和检察工作两不误。
二、以实践经验推动机制完善,促进监督履职规范化
始终坚持问题和效果导向,以巡回检察发现问题助力派驻检察防治监管失职违法。
(一)强化“减假暂”实质审查。针对巡回检察和“减假暂”倒查30年中发现的“减假暂”监督形式化问题,出台《广西检察机关审查减刑、假释案件工作指引(试行)》,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查。
(二)理顺派驻和巡回检察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派驻检察具有的同步性、常态化优势,让其成为巡回检察的“基层办案单元”。针对派驻检察虚化、弱化等问题,制定广西检察机关派驻监狱、看守所检察室工作指引,进一步厘清派驻和巡回检察职责,强调衔接配合,切实做深做实巡回检察和做好做优派驻检察。
(三)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监督办案理念。深化与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的良性互动,将与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的沟通协调贯穿于巡回检察的全过程。巡前沟通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巡中协调做实做细巡回具体工作,巡后反馈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共同分析巡回发现的共性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研究建立长效机制。
三、以监狱巡回推动探索创新,实现条线巡回全覆盖
(一)优化刑事执行检察格局。2021年1月,广西5个刑事执行派出院由自治区直管直派,形成由刑事执行派出院集中监督全区19所监狱执法活动,区、市、县三级检察院分别对全区96个看守所执法活动进行同级监督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新格局。职责更清晰、监督更精准、办案更专业,为充分发挥“巡”的优势和“驻”的便利奠定基础。
(二)大力推进看守所巡回检察。先后在桂林等地市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开展常规、交叉巡回检察共39次,共发现并监督纠正看守所问题330个。在促进看守所提升新时代监管执法水平的同时,不断完善看守所检察清单,对看守所巡回的方式方法、组成人员、监督重点以及派驻与巡回如何融合促进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得看守所检察监督更加精准。
(三)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自觉参照监狱、看守所巡回检察,先后在南宁、梧州等6个地市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试点和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试点,依法能动履职,推动解决社区矫正对象违法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社区矫正对象经常性跨市、县活动难等突出问题,更深融入社会治理。
【典型意义】
广西检察机关不断深化落实最高检巡回检察改革要求,三级检察院检察长率先垂范,深入办案一线,优化刑事执行检察格局,加强案件实质化审查,理顺派驻和巡回的关系,强化沟通协调,推动监狱、看守所提升监管执法水平,稳步有序实现对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巡回检察的全覆盖,对促进巡回检察制度机制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8
新疆检察机关修订检察委员会、检察官“权责双清单” 确保权责清晰、程序规范
【关键词】
权责清单 有序放权 制约监督
【改革情况】
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检察职能发生较大变化,为更好落实司法责任制,2021年11月,新疆检察机关修订印发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检察官“权责双清单”,由“权力”至“权责”,凸显司法责任落实的重要性,确保检察官办案主体与责任主体有机统一、权责一致。
一、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相统一,高站位谋划部署
(一)“检察官权力清单”修订为“检察官权责清单”。针对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官推诿办案责任以及权责不一致等情形,修订的权责清单中进一步突出了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本着“充分放权”“应放尽放”原则,在法律原则性规定和检察长授权之下,由检察官在办案中依法履行对大部分程序性事项和部分实体性事项的决定权,使“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
(二)“检察委员会权力清单”修订为“检察委员会权责清单”。强化检察委员会作为办案组织、重大业务工作议事决策机构的专业功能,针对检察委员会权责不够清晰、部分职能定位模糊等突出问题,明确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范围10项,案件清单范围14项,与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限予以清晰区分;同时,新增事项清单范围10项、检察长权责11项、办事机构职责9项等内容。
自“权责双清单”修订以来,新疆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办案质效持续向好。2022年以来,新疆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人数同比明显下降,刑事抗诉采纳率、民事抗诉改变率与行政裁判案件提出监督意见采纳率位居全国前列,不捕、不诉复议(复核)改变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公益诉讼案件受理数同比显著上升。2022年1至4月,在最高检确定的60项质效指标中,33项位居全国前十,15项位居全国第一,整体挺进全国前列。
二、坚持放权与监督相平衡,与“四大检察”办案规则相衔接
(一)进一步厘清权责主体界限。“权责双清单”进一步厘清了检察官与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与检察长等不同办案主体之间的权责界限。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要求,以案件类型和业务性质为基础,调整优化业务机构职能配置,按照10个业务条线和3个综合业务条线对检察官司法办案权责作出整合、吸收和增删,分设为12个业务类型274项检察官办案权责清单。比如,将原综合业务管理职能类切分为法律政策研究(国际合作)、案件管理综合业务类权责清单;又如,新增公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检察和检务督察3类权责清单。对每类、每项检察业务详细明确了检察官负责决定的办案事项范围,确保办案责任落到实处。
(二)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立足新疆检察实践,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保证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对司法办案工作的领导相统一,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制约监督,避免权责推诿或放任。检察官办案权责清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就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公检法机关对案件处理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等六种情形,要求检察官及时向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报告办理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三)科学划分检察委员会案件清单范围。为切实提高抗诉案件精准性和再审检察建议刚性,解决新疆检察机关刑事抗诉率长期偏低等难题,在调研2018年以来办理抗诉、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数据的基础上,依据办案实际和近三年相关案件数据,合理划分检察委员会案件清单范围,对于刑事案件按照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支持抗诉的、抗诉不当撤回抗诉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的、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等4种情形,权责清单明确规定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上述修订既符合办案司法规律,又契合新疆检察实际,进一步提高了新疆检察机关刑事抗诉率和意见采纳率,真正做到“敢抗、善抗、抗准”相统一,确保权责清单与检察业务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三、坚持与质效考核指标相对应,落实清单目标任务
为进一步落实最高检《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规定,紧盯制约新疆检察工作质量效率的瓶颈问题和关键环节进行“攻关”,综合新疆区院近几年与相关单位联合会签或单独出台的《关于办理民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工作规程(试行)》《优化刑事“案-件比”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实施办法》等规定,聚焦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捕不诉率、民事行政“案-件比”等案件质效指标,将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开展调查核实、中止民事行政案件审查等13项权力由检察官上提至检察长决定,进一步规范重要办案环节检察权力行使,确保司法责任落实与办案质效协同推进。
【典型意义】
最高检修订制发“四大检察”办案规则,要求各省级院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本级检察官权力清单制度,确保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新疆区院紧盯制约新疆检察工作质量效率的瓶颈问题和关键环节,充分吸收自治区检察院近年来与相关单位联合会签或单独出台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将“权力双清单”修订完善为“权责双清单”,与“四大检察”办案规则相衔接,与质效考核指标相对应,形成了办案主体就是责任主体、“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切合实际的操作指引,规范了重要办案环节检察权力行使,推动权责一致、权责相适应,为新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021年12月22日 法〔2021〕2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更好地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在统一裁判标准、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院制定了《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
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适应“十四五”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形势,通过不断优化案例指导工作机制,切实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在统一裁判标准、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作用。案例指导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证法律统一实施,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等具有重要作用。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将其置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切实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作用。
二、严格遵循案例指导工作基本原则。案例指导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确保指导性案例阐释的裁判规则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和精神。要严格遵循指导性案例选编有关要求,选编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说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要严格遴选程序,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听取意见,严把挑选关、编写关、审查关和发布关,确保案例质量。
三、加强对案例指导工作的统筹管理。最高人民法院要建立研究室统筹管理、各审判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研究室主要负责管标准、管流程、管审核。各审判业务部门要积极参与案例指导工作,与研究室共同谋划案例选题,参与案例征集、审查、提交审委会审议、发布等工作。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有关规定编发参考性案例,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进行指导。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参考性案例统筹管理工作机制。
四、不断拓宽案例发现培育范围和来源。要不断提高法官发现、培育案例的意识。对于在案件审理、执行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性、示范性、指导性的案件,要注意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及时总结提炼裁判规则,形成备选指导性案例予以推荐。对于已入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案例、全国法院优秀案例分析、中国司法案例网推选案例等,可以作为备选指导性案例予以推荐。
五、注重将大法官裁判、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转化为指导性案例。充分发挥大法官裁判、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指导审判作用,按照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有关要求,建立和完善将大法官裁判、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转化为指导性案例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案件时,设置审议案件能否转化为指导性案例的审议事项,明确相应审查发布程序。
六、建立完善案例专业会议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案例审查论证工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案例专业会议机制,对拟推荐的指导性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论证、修改完善。备选指导性案例提交审判委员会审议前,一般应召开案例专业会议进行论证。案例专业会议可由常设成员和临时成员组成。常设成员由案例编选部门相关人员担任,临时成员根据案例内容由相关业务部门法官、专家学者以及其他部门人员担任。
七、进一步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机制。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案例编选部门可以直接向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应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也可根据工作实际经审判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审核同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认为符合指导性案例要求的,裁判生效后可以由院领导签发推荐。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要提高审判委员会审议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效率,增加审议会期频次。
八、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法官在进行类案检索时,应首先检索现行有效的指导性案例。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作出裁判。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
九、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评估、清理、编纂工作。要建立指导性案例评估机制,适时对已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估。要规范指导性案例清理机制,及时清理与新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相冲突的指导性案例。与新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的,或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案例不再具有指导作用。定期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确保指导性案例形式规范统一。
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选派理论水平高、审判经验丰富的同志负责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报送等工作,建立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观察敏锐、认识深透、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案例指导工作队伍。要进一步加强上下级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联系,完善专兼联合、上下联动的案例工作网络。
十一、加强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和教育培训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业务培训时应将指导性案例作为重要培训内容,引导法官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和裁判方法,不断提高司法水平。高级人民法院每年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案例编选或类案研讨培训工作,邀请案例承办法官参与,提高案例编选工作效率,提升法官案例培育、选编和应用能力。
十二、建立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激励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各地案例工作实际,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激励机制,可以将案例报送和采用情况纳入部门和个人绩效考评范围,并依据法官法等规定,对案例指导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相应奖励。晋职晋级、法官入额、审判业务专家评选、评优评先等活动中,可以将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等成果作为优先考核评价标准。
十三、积极探索合作建设案例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与司法案例研究院或其他研究能力强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设立案例研究基地。案例研究基地通过总结司法经验、裁判规则、裁判方法,形成专题报告,提出解决审判实践中热点、难点和新类型问题的办法。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和人民群众关切,可以每年发布若干专题案例研究课题,由相关法院或案例研究基地进行专题研究,研究成果提交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审查。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参照设立案例研究基地。
十四、加快指导性案例管理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和提升案例推荐、审查、检索、应用、评估等工作信息化水平。积极发挥中国司法案例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等信息化平台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案例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知
(法〔2021〕3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为了认真做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和学习宣传工作,现就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重大意义
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基本法律依据。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回应人民群众新时代司法需求的重大举措,重点围绕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完善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等方面作出调整,进一步优化了相关程序规则,促进了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了信息技术应用支撑,有效建立了“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民事诉讼程序体系。此次修法工作,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制度成果,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新发展格局将发挥重要作用;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水平,努力开创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
二、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精神和内容
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理解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维护司法公正为根本要求,做到既提升审判效率,又确保案件质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积极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程序规则,优化审理机制,加强技术运用,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公正、高效、便捷解纷的多元司法需求,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要始终坚持将民事审判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促进诉源治理,强化对多元解纷方式的司法保障,推动构建繁简分流、衔接有序、梯次递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内容要求,确保各项程序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严格依法受理和审查司法确认申请,坚持按照合法自愿原则开展诉前调解,健全特邀调解制度机制,提升诉前调解质量,切实防止虚假调解和不当确认。依法有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优化审理方式,提升审理效率,保证案件质量,强化法官释明告知义务,加强当事人诉讼权益保障,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适用选择权和异议权。正确理解独任制扩大适用的立法意图,根据案件情形和当事人选择,科学精准适用审判组织形式,避免不当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对“四类案件”均应当适用合议制审理。第二审案件审理应当坚持以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严格把握第二审独任制适用范围和条件,完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确保独任制案件质量。积极有序推广适用在线诉讼模式,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对案件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严格依照《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开展规则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切实发挥在线诉讼高效、便捷、低成本解纷的功能作用。
三、做好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准备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具体内容,加强工作部署、科学统筹安排,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快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相关司法解释,细化完善具体程序规范,强化规则指引。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修法内容,科学研判对民事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变化,重点围绕案件繁简识别、诉调对接、审判监督管理、司法资源配置、诉讼平台建设等方面,积极完善工作流程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平台系统,强化技术保障。尤其是前期未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地区,要充分借鉴试点法院在资源调配、质效监管、配套保障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和有益经验,健全完善案件繁简分流制度机制,确保民事审判工作在修法前后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四、做好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学习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创新学习培训形式,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积极开展远程视频授课、在线学习培训等活动。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对辖区内民事审判人员开展轮训;各中级、基层和专门人民法院要组织民事审判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专题研讨,逐条领会条文要求,准确把握立法精神,结合审判具体实践,正确理解条文内容,学深学透、融会贯通。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大民事诉讼法新修改内容的宣传力度,积极通过庭审公开、文书说理、发布案例、新闻报道等方式,向社会公众阐明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立法精神和条文宗旨,引导社会各方和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有关民事诉讼规则,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
五、做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民事案件审理的衔接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要做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民事案件审理的衔接工作。2022年1月1日之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2022年1月1日之前人民法院未审结的案件,尚未进行的诉讼行为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仍然有效。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对2022年1月1日之后受理的第二审民事案件,可以依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适用独任制审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因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并即将施行,试点工作于2021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
对于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对各高级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及时指导各地民事审判工作,确保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19日 (2017)最高法民他96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浙协他5号《关于申请人瑞士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涉及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我国和英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对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的审查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国际棉花协会根据瑞士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易达孚公司)的申请,对争议的22份原棉销售合同进行仲裁。从争议双方就上述22份合同的协商过程来看,路易达孚公司于2012年10月8日向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程公司)发送《合同终止函》,并且附有案涉22份原棉销售合同在内的所有合同编号清单。前程公司在同年10月26日的答复中对于上述22份合同的成立并未提出异议,仅是要求根据其履行困难的情况进一步协商。前程公司的该答复函不仅表明案涉22份合同已经成立,同时也证明双方就合同中包含的仲裁条款达成合意。
编号为S1043、1044、1045三份合同属于22份原棉销售合同的一部分。前程公司与路易达孚公司确曾就包含编号为S1043、1044、1045三份合同在内的4万吨原棉销售合同的保证金问题进行过协商,且协商中涉及保证金返还的法律适用和法院管辖条款问题,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保证金协议仅是双方就原棉销售合同中涉及的履行保证金问题进行的单独协商,从现有证据考察,保证金协议独立于原棉销售合同,其中的法院管辖条款即使成立亦只能约束履行保证金返还问题,对原棉销售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不能产生影响。你院认为前程公司与路易达孚公司就履行保证金问题进行磋商且未能就包括仲裁协议在内的问题达成一致,并以此否定编号为S1043、1044、1045三份合同中既存之仲裁条款,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案涉22份原棉销售合同成立,国际棉花协会有权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本案仲裁裁决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国际棉花协会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O1/2012/222号仲裁裁决应予承认及执行。
此复。
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瑞士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申请人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
(2017年6月20日 (2017)浙协他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瑞士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该院经审查拟裁定不予承认国际棉花协会手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01/2012/222号仲裁裁决,并就此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后认为应不予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及请求答辩的情况
申请人:瑞士路易达孚商品有限责任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Suisse SA,以下简称路易达孚公司)。住所地:瑞士联邦日内瓦机场路29号(1215)。
代表人:佩德罗·诺奈(Pedro Nonay),该公司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南铁键,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宁,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程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菁华路118号2幢429室。
法定代表人:沈某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邱叶,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路易达孚公司称: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终局裁决已经正式生效,前程公司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未自动履行裁决义务。请求承认与执行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01/2012/222号仲裁裁决,要求前程公司支付路易达孚公司款项合计29967574.46美元,并支付自2014年11月18日起按纽约基准利率加4.25%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申请人前程公司答辩称:1.前程公司未收到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裁决书。2.仲裁过程中国际棉花协会送达给前程公司的合同证据并未经前程公司签章,前程公司从未收到双签的合同版本,涉案合同并未成立,双方也从未就仲裁条款和法律适用达成过一致意见,国际棉花协会对双方之间的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故国际棉花协会的仲裁裁决没有法律依据。3.路易达孚公司于仲裁开始一年多后即2014年1月29日方才提交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所谓的双签版本,且其提交时间也超过了仲裁庭所设定的2014年1月16日的文件最晚提交日期,故仲裁程序违法。综上,请求驳回路易达孚公司的申请。
二、案件主要事实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路易达孚公司以前程公司未能履行2012年10月8日《合同终止函》项下56份原棉销售合同(原棉总量合计52674公吨)为由,于2013年1月2日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仲裁。2013年12月19日,路易达孚公司以有关34000公吨原棉的销售合同(共34份)没有前程公司的签章,仲裁裁决难以获得中国法院承认执行为由,撤回了对该部分合同的仲裁申请。前程公司收到仲裁通知后,向国际棉花协会提出路易达孚公司在仲裁中提交的所有合同及修订本均未经其签名盖章确认,国际棉花协会对本案无管辖权,前程公司虽然针对编号为S00481、S00761、S00764、S00768. S00776、S00778的合同开立了6份信用证,但该6份合同并未在双方之间达成,路易达孚公司也并未向前程公司交付原棉,前程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针对路易达孚公司所发送的《合同终止函》的回复函件中,并未对56份原棉销售合同进行确认,故要求驳回路易达孚公司的全部诉求。
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一级仲裁裁决,该裁决书援引了《国际棉花协会章程》及《英格兰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买卖双方已经达成了涉案合同,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国际棉花协会对双方之间的争议享有管辖权,并裁定:前程公司应就涉案的22份合同向路易达孚公司支付款项合计28825783.21美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8日至款项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高于纽约最优惠利率4.25%或(如适用)平均利率计算,如逾期未付款,则自裁决书发布之日起每满一年计收复利,利率按当时纽约基准利率加4.25%计算。裁决书同时对一级仲裁裁决的费用进行了裁定。2014年4月21日,前程公司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上诉,并提出如下上诉理由:1.S467-S785等19份合同均为副本,并非原件,故对前述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均未经前程公司盖章,且被路易达孚公司撤回的34000公吨原棉销售合同均未经双方签章,路易达孚公司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2. S467-S785等19份合同中未对法律适用进行约定,所有争议合同均与《国际棉花协会章程》无关,故不应当依据《国际棉花协会章程》进行裁决;一级仲裁裁决将《英格兰仲裁法》或其他英国法律作为本案的适用法律缺乏依据,故对裁决书中认定的合同为书面形式和/或有往来函件证明时无须双方签字的观点不予认可。3.所有争议合同均未经前程公司签章,双方也从未就仲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国际棉花协会对此案无管辖权,无权作出仲裁裁决。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前程公司收到了路易达孚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传真等通信函件,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前程公司对2011年9月19日、2012年3月2日、2012年5月4日的合同修订版本进行了签章确认;前程公司虽然于2012年10月26日针对《合同终止函》向路易达孚公司发送了回复函,但该回复函并未对《合同终止函》中所罗列的合同进行确认,双方未曾对仲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一级仲裁裁决仅依据路易达孚公司提交的此类电子邮件、传真等通信函件即对双方行为进行认定缺乏依据,该裁决书中(74)(75)条所陈述观点前程公司不予认可。5.关于市场价格的评估应当由独立第三方作出,同时前程公司对合同背面条款并未进行过确认,故不应当向路易达孚公司支付置存费用。
国际棉花协会技术申诉委员会受理前程公司的上诉申请后,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终局裁决。该裁决书认定当事人双方在上诉过程中向技术申诉委员会提交了具有双方签章的合同副本,副本中包含了双方合同纠纷受国际棉花协会管辖的书面仲裁协议,故国际棉花协会对此案享有管辖权;此案所有合同纠纷适用国际棉花协会的章程和规则,适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裁定前程公司向路易达孚公司支付款项合计29967574.46美元,并支付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年利率为纽约基准利率加4.25%[或计算得出的平均值(若适用)]计算的利息,如逾期未付款,则自该裁决书发布之日起每满一年计收复利,利率按当时纽约基准利率加4.25%计算;上诉裁决费11580.64英镑,由前程公司承担。
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终局裁决已经正式生效,前程公司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未自动履行裁决义务。
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属当事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系由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境内作出,而我国与英国均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本案被申请人的住所地和主要财产所在地均在该院管辖范围内,故该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根据2014年10月28日国际棉花协会作出的A01/2012/222号裁决,申请人于2015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该申请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关于前程公司所提出的送达问题,经审查,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9日通过电子邮箱已经向前程公司送达了技术上诉裁决书;关于前程公司所提出的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的提交时间问题,我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该三份合同的提交时间确实晚于仲裁庭所指定的证据提交期间,但该程序瑕疵并不属于《纽约公约》所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因申请人主张的仲裁协议记载于涉案22份合同中,故本案首先应审查双方是否已经签订了涉案的22份合同。根据《纽约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了使仲裁裁决获得承认和执行,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当事人应该在提出请求时提供双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的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故申请人在申请法院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应就仲裁协议进行举证,法院应独立审查,不受先前仲裁裁决认定的影响,即仲裁机构在仲裁时对仲裁协议的认定不能取代法院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阶段对仲裁协议的审查。本案中,尽管国际棉花协会在仲裁裁决中根据《英格兰仲裁法》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就相关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味法院在司法审查时无须审查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书面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真实有效的仲裁协议,理由如下:
首先,路易达孚公司所提交的22份合同均系复印件,并无原件,且其中的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无法辨识所盖印章是否为前程公司公章。根据S467-S785等19份合同的记载,该19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均为2010年,但路易达孚公司所提交的双方贸易往来邮件(证据7)反映,2011年双方就合同涉及的棉花种类、装船时间等重要条款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路易达孚公司曾将修订后的合同版本发送给前程公司,但前程公司并未签章回传。而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根据路易达孚公司提交的邮件反映,2011年8月26日路易达孚公司才将该3份合同的单签版本发送给了前程公司,但该3份合同书面记载的签订时间均为2011年7月份,时间上亦存在冲突。
其次,虽然前程公司在一级仲裁裁决过程认可其曾针对编号为S00481、S00761、S00764、S00768、S00776、S00778的合同开立了6份信用证,双方贸易往来邮件中亦曾提到部分合同的履行、修订问题,但仲裁协议作为争议解决条款具有独立性,其本身是否有效仍应当基于仲裁协议本身的成立与生效要件予以考察。本案中仲裁协议系作为涉案合同的一部分,但涉案合同本身并无原件,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真实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而当事人之间邮件往来中所提到的对合同的变更、履行等仅是对双方之间交易行为的确认,并不能以此推定双方达成了产生纠纷时提交仲裁的合意。
再次,关于2012年10月8日路易达孚公司就包括涉案合同在内的56份合同向前程公司发送的《合同终止函》及前程公司此后的回函(证据8),虽然前程公司在回函中并未明确否认《合同终止函》中所列明的56份合同的存在,但路易达孚公司在仲裁过程中自认其中的34份合同未经前程公司签章,并因此撤回了对该部分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故不能仅凭两份函件即认定涉案的22份合同均已经过双方签章确认,且S1043、S1044、 S1045等3份合同单签版本路易达孚公司系连同已经撤回的34份合同一并发送给前程公司,此后的邮件也无法反映前程公司已经将该3份合同签章回传。
最后,为证明合同的签订过程,路易达孚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份公证书及前程公司就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签章后回传的1份电子邮件(证据9),并当庭演示了打开前程公司回传邮件的过程,但不管是公证书中的电子邮件还是现场演示的电子邮件,路易达孚公司均是在未连接互联网的状态下通过Lotus Notes软件打开,该邮件应为本地电脑邮件,并非服务器中的原始邮件,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综上,路易达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了涉案的22份合同,不足以证明双方就纠纷提交仲裁达成了合意,在不能认定存在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国际棉花协会受理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及《纽约公约》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拟应裁定不予承认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01/2012/222号仲裁裁决。申请费400元人民币,由申请人路易达孚公司负担。
四、我院的意见
由于本案当事人申请承认的仲裁裁决系由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境内作出,而我国和英国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因此是否应当承认该仲裁裁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
(一)双方之间是否达成了仲裁协议
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独立生效的前提,是有关当事人就通过仲裁解决争议达成合意。由于本案仲裁条款是买卖合同的背面条款,因此审查双方之间是否达成书面的仲裁协议也需要审查双方之间达成书面买卖合同的过程。路易达孚公司主张起始编号为004和007的19份合同均为传真订立,而S1043、S1044、S1045 3份合同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订立;前程公司主张路易达孚公司提供的22份合同均系复印件,没有原件。本院认为,对于路易达孚公司主张的19份经传真订立的合同,路易达孚公司提供了双方共同盖章的买卖合同复印件以及双方就相关买卖进行磋商的电子邮件,特别是在2012年10月8日的往来邮件中,路易达孚公司就包括涉案合同在内的56份合同向前程公司发送的《合同终止函》及前程公司此后于2012年10月26日的回函,前程公司在回函中表明“在认真审查上述信件的随附清单后,我方据此作出如下回复:1.如您所知,我方已经履行了大部分销售合同......3.仲裁将为各大银行施加压力,使其放弃对我公司的支持......”,其并未否认《合同终止函》中所列明的56份合同的存在,并且对于仲裁也未提出反对,仅表明了由此带来的影响,前程公司对该回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路易达孚公司还提供了3份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可以证明双方在三年贸易往来中的确采取过其表述的合同达成方式进行缔约,结合前程公司在一级仲裁裁决过程认可其曾针对编号为S00481、S00761、S00764、S00768、S00776、S00778的合同开立了6份信用证,双方贸易往来邮件中亦曾提到部分合同的履行、修订问题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在上述合同中进行盖章确认的真实性,双方对该19份合同项下争议进行仲裁达成了一致。对于路易达孚公司主张的3份经电子邮件订立的合同,根据《纽约公约》第二条,双方当事人之间应成立书面的仲裁协议,书面协议包括当事人所签署或者来往书信、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电子邮件并非公约所明确约定的书面协议,但考虑到纽约公约订立自1958年,当时电子邮件尚未出现,结合该条及公约第三条“承认或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内国仲裁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的规定精神,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认可以电子邮件达成的书面协议,因此本院认为如果可以认定双方就协议达成一致,也应当认可电子邮件的书面形式的效力。从本案审查情况看,路易达孚公司在听证中展示的邮件系非联网状态,虽然做了公证,但没有展示邮件从网络下载的过程。从双方往来邮件看,前程公司就路易达孚公司发来的包含S1043、S1044、S1045 3份合同在内的4万吨保证金协议进行了修改,但该修订回复给路易达孚公司后,双方就法律适用和法院管辖是适用中国法还是英国法,是由中国法院还是英国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一直在进行协商,没有邮件显示双方达成了一致。尽管前程公司在之后回函中未对路易达孚公司邮件附件中的合同编号进行明确否认,但不能据此推定双方达成了一致,双方之间并未成立仲裁协议,因此国际棉花协会无权就该三份协议项下的事项进行仲裁。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仲裁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应不予执行,但如果仲裁庭有权裁决部分与超裁的部分是可分的,则有权裁决的部分是应该承认和执行的。由于该仲裁裁决是对22份合同金额总体作出的裁决,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应据此不予承认与执行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01/2012/222号仲裁裁决。(二)涉案仲裁程序是否违反了英国仲裁法及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规则
对于前程公司提出的未收到技术上诉裁决书的申辩,路易达孚公司提供的国际棉花协会向前程公司送达技术上诉裁决书的电子邮件记录和联邦快递单据,可以证明国际棉花协会已于2014年10月29日通过电子邮箱向前程公司送达了技术上诉裁决书,并于2014年11月4日经快递送达技术上诉裁决书。关于前程公司所提出的S1043、S1044、S1045等3份合同的提交时间(2014年1月29日)晚于仲裁庭确定的时间问题,一级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已经作出说明,即仲裁庭确定的时间(2014年1月16日)并非证据提交时间,而是给予前程公司针对路易达孚公司提交的材料作出陈述答辩的截止时间,且系根据前程公司请求延长陈述时间至该日期。仲裁庭认为已经给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向仲裁庭提交材料的机会,并且根据《英国仲裁法1996》第34条第3项,仲裁庭得确定当事人遵守其指令的期限,并可在其认为适当时延长所确定之期限,无论到期与否。因此并无证据表明该问题违反了英国仲裁法或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规则,并有损于前程公司的程序利益。
综上,对于国际棉花协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A01/2012/222终局裁决应不予承认与执行,申请费500元人民币,由申请人路易达孚公司负担。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建立“总对总”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建立“总对总”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法办〔2021〕313号 2021年8月2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8〕305号)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决策部署,切实发挥证券监管部门在解决证券期货纠纷中的指导协调作用,以及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建立健全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断满足证券期货投资者多元纠纷解决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依法公正原则。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得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
(二)高效便民原则。根据证券期货纠纷特点,灵活确定解纷方式,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投资者解纷成本。
(三)调解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三、工作目标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证券期货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依法及时高效化解大量证券期货纠纷。
四、工作内容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共同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与“中国投资者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调解平台”(以下简称投资者网平台),通过平台对接方式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提升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职责分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宣传引导当事人运用调解平台化解证券期货纠纷,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员开展技术系统培训指导,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具体业务流程指导,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等。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负责统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制定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政策规范,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关管理制度,指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负责投资者网平台的日常运行、安全防护和升级优化等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在“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积极与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会管单位开展诉调对接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证券期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本院特邀调解名册,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方式化解证券期货纠纷,开展委派、委托调解工作,依法及时在线进行司法确认。
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在“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负责与相关人民法院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指导对应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投资者网平台,组织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工作。
(三)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负责定期汇总并更新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指导督促各调解组织负责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
(四)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将符合特邀调解组织条件的调解组织,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将对应调解组织中符合特邀调解员条件的调解员,通过调解平台推送到相应的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纳入到本院特邀调解名册中,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共同推动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共同认定的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各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
(五)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向调解组织委派、委托调解案件;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投资者网平台接受委派、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投资者网平台,由投资者网平台将案件信息回传至调解平台,并告知相关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通过投资者网平台向相关调解组织提交调解申请。
调解组织接受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或自行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或上传调解协议。鼓励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确有必要的,可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将在线进行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者继续审理。经调解组织线下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法能够进行司法确认的,可通过调解平台进行在线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在委派、委托案件前,应当征求当事人同意,并考虑调解组织的专业领域、规模能力、办理范围等因素。调解组织在收到法院委派、委托调解通知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就是否接受委派、委托调解作出回复。
(六)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积极使用投资者网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在线音视频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
五、工作要求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投资者服务中心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具体工作层面部署落实相关工作要求。
(二)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根据工作实际分别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绩效评估激励体系,从组织建设情况、矛盾纠纷化解数量、调解成功率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定期形成调解工作质效分析报告。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引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优质高效参与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三)加强培训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各级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应当建立多层次联合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调解员的职业修养、法律素养、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人民法院要大力支持证券监管部门培育并充实调解力量,广泛吸纳证券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为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供保障。
(四)重视宣传推广。各级人民法院、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典型案例、普法教育等方式,提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知晓度和信任度,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证券期货纠纷,依法理性维权。
各地在落实推进中的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08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7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解散和清算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同时又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依据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自行组织清算或者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
第三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的,在股东提供担保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予以保全。
第四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
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经人民法院调解公司收购原告股份的,公司应当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将股份转让或者注销。股份转让或者注销之前,原告不得以公司收购其股份为由对抗公司债权人。
第六条 人民法院关于解散公司诉讼作出的判决,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解散公司诉讼请求后,提起该诉讼的股东或者其他股东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条 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
(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司清算案件,应当及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可以从下列人员或者机构中产生:
(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
(三)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
第九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清算组成员:
(一)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行为;
(二)丧失执业能力或者民事行为能力;
(三)有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第十条 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
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第十一条 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清算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定的债权仍有异议,债权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三条 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权,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清算组应予登记。
公司清算程序终结,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
第十四条 债权人补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债权人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
债权人或者清算组,以公司尚未分配财产和股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不能全额清偿补充申报的债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公司自行清算的,清算方案应当报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确认;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清算方案应当报人民法院确认。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清算组不得执行。
执行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股东、董事、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清算完毕。
因特殊情况无法在六个月内完成清算的,清算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时,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可以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
债务清偿方案经全体债权人确认且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依清算组的申请裁定予以认可。清算组依据该清偿方案清偿债务后,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清算程序。
债权人对债务清偿方案不予确认或者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清算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二人以上的,其中一人或者数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后,主张其他人员按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清算组成员有前款所述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公司已经清算完毕注销,上述股东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直接以清算组成员为被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区、地级市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8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8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立法与司法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司法审判机关应通过典型案例的发现、遴选与运用,指导审判工作,填充立法的不足与空白,解决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实现法律适用与社会进步相统一,情理法相融合。对于您提出的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工作的建议,我们表示基本赞同,并就其他有关问题做出相应说明。
事实上,在人民司法制度建立初期,人民法院就十分重视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用案例指导审判工作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案例指导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性、不平衡性,以及成文法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损害了司法公正性、公信力,社会反映强烈。自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即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促进同案同判的建议和提案。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公正,真正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是党的文献首次对案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案例指导制度的地位更加凸显。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正式确立。2011年12月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至今已陆续发布16批87个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和运用,对于统一裁判标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都发挥了积极明显的作用。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案例编选和推荐机制初步形成,指导性案例发布步入常态化轨道,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机制逐步明确,案例指导制度对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和效果日益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其目的是统一法律适用,实现类案同判,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解释"。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法官造法"的机制,而是在现有司法功能框架下的一种法律适用活动,以遵循现行法律为前提。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参照适用不属于立法范畴。指导性案例的实质是总结审判经验并讨论决定如何统一裁判标准和提高审判质效等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目的是使抽象的法律规则和概念进入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层面,其作用在于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故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它以服从法律和司法解释为前提,没有超越现行立法,更不是“法官造法"。因此,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参照适用要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法理、情理及社情民意,正确地“解释"法律,以适应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另外,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参照适用,也有利于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发现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空白。对于这些问题,人民法院应当认真深入进行调研,及时提出相应的立法修法建议,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法律适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58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587号建议的答复
张宝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舆情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高法高检建立“快速介入监督机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报告如下。
司法是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问题社会关注度高,容易引起负面舆情,积累社会戾气。比如“南京彭宇案"的司法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敢搀扶救助老人的不良社会风气。又如“福建赵宇案",民众对“见义勇为反被拘"提出强烈质疑,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公民见义勇为的积极性,造成公民面对他人遭受的不法侵害袖手旁观,不敢出手相助。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赵宇案的舆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依法纠正了错误的司法结论,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恢复了赵宇的名誉,弘扬了社会正气,产生了正面积极的社会影响。
您提出对舆情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建立“快速介入监督机制"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建立健全该项工作机制将更加有利于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的监督指导,有利于实现个案司法公正,有利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今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普通刑事犯罪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应机制的意见(试行)》,对于检察机关及时发现报告、依法妥善处理重大敏感案件作出专门规定,明确了重大敏感案件的范围,确立了内部快速反应、上下联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快速介入监督等相关工作机制。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做到重大敏感案件及时发现上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专人跟踪监督,及时记录提前介入、受理、批准或不批准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法院判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随时跟踪、督导、指挥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益。各级检察机关均要及时启动相关机制并适时向社会公开,依法、公开、高效履行检察职能。最近一段时间来,河北涞源“反杀"案、福建赵宇案等多个案件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释法说理,通过宣传典型案例,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统一执法标准,指导司法实践,使案件司法结论符合一般人的价值判断,向民众传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邪不压正"“正必压邪"的理念。“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这些案件的公开处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也增强了广大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勇气。
今后工作中,检察机关要严格贯彻落实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并根据试行情况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工作实践中,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严格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转变过去单纯的就案办案思想,更加注重办案社会效果,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结论既要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又要合乎情理常识,要通过办案活动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鼓励美德善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要高度重视重大敏感案件的办理。对于重大敏感案件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要利用内部快速反应机制,上下联动办案,依法准确打击犯罪,避免产生负面社会效应。要加大对社会敏感案件的研究指导和监督,及时发现、依法妥善处理重大敏感案件,力求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要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对重大敏感案件的关切。检察机关在依法办理重大敏感案件的同时,要高度重视舆情,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在案件办理的主要诉讼阶段或者取得重要进展后,要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检察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发布案件信息,主动、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知
(2017年4月20日 法〔2017〕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已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为了保证统一正确适用民法总则,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民法总则颁布施行的重大意义。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将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原则予以落实和体现,是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事法律。民法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构建民事领域的治理规则,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每个民事主体都密切相关。民法总则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对健全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法总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的基本法律,为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各种民商事纠纷案件提供了统一的法律依据和裁判规范,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
二、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安排民法总则的学习。要把学习民法总则作为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执行工作质量,增强法官队伍素质和业务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业务培训,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对全体民事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轮训一遍。在培训中,要逐条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立法精神,深刻理解各条款含义,注意掌握与民法通则有关条款的区别,学深学透,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为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作好准备。
三、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在学习、适用民法总则的过程中,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把调研工作与审判工作、执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新情况、新问题和典型案例,以便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起草适用民法总则相关的司法解释。
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和执行活动,以案讲法,并注意通过新闻媒体、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民法总则及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社会公众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民法总则和其他法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04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04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相关制度建设和开通法院“绿色通道"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并强调司法部门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企业破产是解决企业、产业深层次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产业质效的重要法治途径。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破产审判工作,切实将破产审判置于服务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中来谋划和开展,通过依法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抓住机遇建立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和相关配套机制,在优化企业破产法治环境方面实现了良好开局,但也确实还存在您建议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您所提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逐步加以解决。
第一,关于宣传教育培训的问题。中宣部历来重视普法宣传工作,通过召开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座谈会、印发通知等,指导各新闻媒体综合运用图片、评论、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各类新媒体平台,采取以案说法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推进释法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全国破产案件审理、“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等情况进行通报。如今年3月6日召开了“人民法院优化企业破产法治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民法院优化企业破产法治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发布根据2017年12月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形成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及企业破产审判方面的十大典型案例。地方各级法院也注重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积极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组织法官定期培训等方式,以便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全面了解企业破产审判各个方面的情况。今后,我们将继续通过定期介绍等多种方式,让社会充分了解人民法院运用破产法治方式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采取的新措施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导社会有关方面正确认识破产法治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企业破产审判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第二,关于设立专门机构的问题。截至2017年底,全国法院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在2015年初仅5家的基础上增至97家,包括3家高级法院、63家中级法院、31家基层法院。我们将进一步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在有关中级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并鼓励其他法院根据本地工作实际需求决定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培养熟悉清算与破产审判的专业法官,以适应破产审判工作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就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进行调研,并向有关部委提出建议。
第三,关于设立受理破产案件“绿色通道"的问题。破产程序需要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实践中,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企业破产制度在化解企业危机、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清偿债务方面的强大作用。所以,很多债权人、债务人宁愿采用普通执行手段实现部分权利,也不愿运用破产制度来实现各方利益共赢。同时,由于企业破产涉及面广、问题点多,一些地方法院对企业破产也存在畏难心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企业破产启动难。最高人民法院聚焦破产启动难这一顽疾,已经通过规范破产案件立案程序、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依法立案、大力推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加强上级法院对破产受理的监督等方式,从人民法院内部解决阻碍破产启动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类案件9542件,同比上升68.4%,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进破产案件的依法受理工作。
第四,关于建立完善实现破产重整之后的信用修复机制的问题。目前,包括信用修复在内的一系列破产配套制度不完善,已经严重影响了破产案件的审理进程和破产制度功能的发挥。对此,我们一方面是鼓励推动各地法院与地方政府建立破产统一协调机制,依法统筹解决企业破产中职工安置、维护稳定、企业征信恢复等问题;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向有关部委积极呼吁建立完善的破产配套制度,并会同有关部委从制度上共同解决相关问题,推动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
第五,关于完善法院内部相关考核机制的问题。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要求各级法院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要尽快完善清算与破产审判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在充分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绩效考评标准,避免将办理清算破产案件与普通案件简单对比、等量齐观、同等考核。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调研,争取尽快出台统一的破产案件考核标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2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24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裁判文书公开对案外人影响问题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公开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平衡多种价值取向,兼顾各方利益。近年来,通过修订相关规定,不断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0年11月就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2013年11月,对《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法释〔2013〕26号)向全社会公布。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新的裁判文书上网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该司法解释是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主要依据。
2016年发布的文书公开司法解释较好地体现了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思想与宗旨,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明确要求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隐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以及未成年人姓名,并且要求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家事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为人民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
具体到案外人保护的问题,依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裁判文书中涉及的案外人信息符合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应当删除的情形,人民法院在公开裁判文书时应当将相关信息予以删除。人民法院未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对有关信息进行处理,或者在公开裁判文书中引用了案外人不实信息的,应当及时撤回并在纠正后重新公开。
您提出的关于裁判文书中案外人信息保护的建议,为我们下一步改进工作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思路。我们将针对该问题加大调研论证力度,尽快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畅通不实公开案外人信息救济渠道,确保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能够更好平衡好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全面维护好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1日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五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五批)
(2020年3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法律要旨】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二条规定,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对于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专门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从重处罚: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疫情防控以来,诈骗犯罪多发,其中以虚假销售口罩骗取钱财居多。截至3月11日,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涉嫌诈骗犯罪869件917人,起诉516件545人,批捕、起诉的人数均占所有涉疫情犯罪案件的四成左右,批捕件数更是超过50%。此类诈骗犯罪数量大,诈骗分子借机发“国难财”,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应当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治,以震慑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疫情防控秩序。为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和警示作用,特编选第五批5个诈骗案例予以发布。
案例一:
上海市闵行区颜某诈骗案
2017年,被害人鲁某某曾将房屋短租给回国暂住的被告人颜某,两人结识并加为微信好友。虽然颜某在国内和美国均没有固定工作及收入,但是经常往返中国和美国,对外声称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富商,吹嘘自己及家庭的经济实力,“自己开慈善公司,父亲开运输公司,母亲开公司卖维密胸罩,收入过亿”,“家里有专机”、“在美国关系很厉害”等。在与鲁某某聊天过程中,颜某甚至吹嘘,2月24、25日要去西班牙参加会议、2月26日要去旧金山参加两个大的会议、5月要去白宫开会、6月要去西雅图开会等。鲁某某发朋友圈介绍房地产融资项目,颜某表示很有兴趣,并声称能搞得定摩根大通的资金。长此以来,鲁某某认为颜某是有钱人,能搞得定事情。
2020年1月下旬,被害人鲁某某有意购买一批防疫口罩进行捐赠,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求购口罩信息。被告人颜某通过微信联系鲁某某,谎称其在美国有大量3M品牌N95口罩货源,可包机运输回国。鲁某某信以为真,并与颜某约定以人民币166万余元的价格购买2700箱(每箱40只)3M品牌N95口罩。1月29日至2月1日,鲁某某陆续向颜某支付人民币16万元,并为颜某购买一部苹果手机(价值人民币12699元)作为“定金”。2月3日,颜某谎称该批口罩已运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让鲁某某继续支付尾款。鲁某某询问运输航班号,颜某拒绝提供,让鲁某某怀疑自己被骗。2月10日,鲁某某至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区分局虹桥派出所报案。
公安机关于2月11日以涉嫌诈骗罪对颜某立案侦查,并在颜某暂住地将其抓获。经查,颜某在收取人民币16万元“定金”后挥霍殆尽,查获其购买的钻戒、游戏机等物。2月12日,公安机关对颜某刑事拘留。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并于2月14日对颜某批准逮捕。2月17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在案件审查起诉期间,闵行区检察院协同公安机关继续调查取证,并对部分案件证据开展自行侦查工作。颜某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均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而是提出许多极具“迷惑性”的辩解。针对颜某有口罩货源的辩解,办案机关通过调取其联系上家的微信信息,证实颜某只是询问货源,并没有订购行为,且与上家素不相识;针对颜某有发货行为的辩解,办案机关通过在DHL官网查询运输单号,证实颜某仅有下单、并没有实际发出口罩;针对颜某资金实力雄厚的辩解,办案机关查询其银行账户,对颜某母亲及妻子电话询问并录音,证实其虚构身份与经济实力。据此逐一排除颜某的辩解,案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在认定既遂事实的基础上,追加认定被告人颜某诈骗人民币140余万元未遂的情节,对被告人犯罪行为全面准确评价,并在后续判决中被法院采纳。
2月19日,闵行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颜某构成诈骗罪向闵行区法院提起公诉。3月3日,闵行区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通过讯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出示书证、播放录音等多种方式,充分展示与定罪量刑相关的事实和证据,拆穿被告人供述不实部分,揭露其诈骗犯罪的本质,同时做到释法与明理相结合,让原本不认罪的被告人经过庭审教育最终认罪,并当庭表示愿意退赔违法所得。法院经审理,当庭对被告人颜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颜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
案例二:
江苏省南京市陈某某涉嫌诈骗案
被害人余某系南京某实业公司负责人。2020年2月,在接到允许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后,为尽快解决本企业200多名员工和合作伙伴复工后的防护需求,余某多方联系口罩采购未果,导致企业复工陷入困境,后余某通过网络反复搜索口罩供应渠道。2月14日凌晨,余某发现一个微信昵称为“与归”的人在“源头酒精工厂资源群”中发布消息称,其有10万只口罩现货,单价3.2元,须凭复工“红头文件”采购。余某信以为真,当即与“与归”取得联系。“与归”通过微信逐一向余某展示了从业资格证书、厂商资质证明、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口罩实物图等虚假“凭证”,取得了余某信任。经协商,余某以3元/只的价格购进口罩10万只,并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付定金17万元。随后,余某多次催促对方发货未果,2月16日“与归”失联。2月17日,余某向南京市玄武警方报案。当日,警方在云南省沧源县将“与归”抓获。
经查,“与归”即本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2019年3月,陈某某在南京某大学就读期间接触境外赌博网站,沉溺不可自拔,欠下数十万债务。同年10月,其辍学回家后无所事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口罩一夜脱销,陈某某从中发现赚钱“良机”。为更好地取信他人,其要求购买者必须提供复工“红头文件”;并以逃避国家管控口罩价格为由,要求将货款定金打入其个人账户。在收到被害人余某的17万定金后,其立即将10万元转入境外赌博网站。另查,陈某某还以类似方式,诈骗湖北、浙江、广西等地多个复工企业及群众,涉案总金额70余万元。
骗取钱款后,陈某某了解到可能会被判处较长刑期,准备从云南省沧源县逃往境外。2月17日,公安机关在沧源县某公寓将其抓获归案,并向检察机关通报了案情。玄武区检察院迅速提前介入,查阅案件材料,了解到该案被害单位是一家小微企业,被骗后不仅无法如期开工,反而损失大量资金,给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故重点围绕赃款去向、异地取证、追赃挽损等提出引导侦查意见。在得知犯罪嫌疑人赌博账户尚有余款时,建议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该账户余额提现并扣押赃款6万余元,及时挽回企业损失。案件于2月26日提请批捕后,针对被害人和证人分布较广,疫情期间跨地区办案、制作笔录不便等问题,承办人灵活采取书面审查、远程取证核证等非接触式办案方式,借助网络开展讯问和询问工作,远程制作笔录并由当事人电子签章确认。同时,由于案件被害人散布浙江、广西等多地,对于相关物证、书证,建议公安机关采取跨地区协作办案模式,委托异地公安机关调取被害人相关书面材料,在核实身份并采取保密措施后,快速传送证据,确保及时查清全部犯罪事实。2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案例三:
浙江省浦江县徐某清诈骗案
被告人徐某清案发前在酒吧工作。2月6日,徐某清看到被害人徐某在朋友圈发了一张N95口罩照片后,向徐某询问购买口罩的价格,徐某回复20元一个,徐某清就说太贵了。次日,徐某清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些一次性口罩的照片,徐某看到后询问口罩价格,徐某清开始说2.6元一个,后来徐某说要多买,徐某清把价格降为2.3元一个,并在聊天中吹嘘“生产线也都是一个样子的,检验报告什么都有,我公司就在这边,看见货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完事”、“就剩下十几万只”、“几万几十万都吃得下”。此后,徐某清又通过微信转发给被害人相关的口罩照片、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并谎称自己有个仓库,仓库里还有十几万的口罩。实际情况是,徐某清没有销售和生产途径,仅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在推销口罩,遂套用别人的照片和视频,虚构自己有很多口罩。在被骗取信任后,被害人徐某决定向徐某清购买15万只口罩,并商定分两批发货。2月8日至2月10日,徐某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给徐某清共计人民币34.25万元。徐某清收到钱款后谎称第一批口罩因为防疫期间快递公司停工,寄不出来,让被害人徐某等待;之后,又向被害人徐某谎称卖第二批口罩的朋友因为卖口罩被抓进去了,自己需要出去躲几天,并拉黑被害人的微信。徐某清将骗取钱款中的20余万元用于购买某品牌汽车,剩余12万余元案发后被追回,发还被害人徐某。
2月11日,浦江县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对徐某清立案侦查。浦江县检察院通过检察官办公室检警信息互通平台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当日提前介入侦查,提出收集被害人付款记录、聊天记录及赃款去向等侦查引导意见。2月13日,浦江县公安局将徐某清抓获归案。2月14日,浦江县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徐某清批准逮捕。2月17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浦江县检察院审查期间,针对徐某清将大部分赃款用于购买汽车没有其他退赃能力,而购车合同虽已签订、购车款已支付但车辆尚未交付、徐某清亦未实际使用汽车这一情况,会同浦江县公安局积极与销售汽车的4S店沟通协商,双方解除了购车合同,4S店将购车款退还至被告人账户中。同时,浦江县检察院耐心做好被告人家属工作,督促其筹措资金帮助退出剩余赃款。2月18日,在被告人及其家属退出全部赃款并发还被害人后,浦江县检察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涉嫌诈骗罪对被告人徐某清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2月21日,浦江县法院开庭审理徐某清诈骗案,浦江县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浦江县检察院代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法院采纳全部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当庭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清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案例四:
广东省阳春市伍某某诈骗案
被告人伍某某原系广州某药业公司医药代表。2020年1月下旬,伍某某由于沉迷赌博需要资金,遂萌生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口罩紧缺骗取钱财的想法。由于伍某某担任医药代表期间添加了大量从事医疗行业客户的微信,加入了多个医疗行业微信群,了解到这些客户有大量采购口罩的需求。于是伍某某有意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或相关微信群内发布售卖口罩信息,谎称有专门渠道可以购买到N95口罩、KN95口罩和医用一次性口罩,并抓住客户渴求口罩的心理,要求必须付清款项后才能发货。1月23日至2月5日,山东、浙江、安徽等省的11名被害人为购买医用口罩,通过微信等方式向伍某某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621301元。伍某某收到被害人支付的全额货款后,均没有为被害人联系购买口罩、发货。被害人发现上当受骗后,要求退还货款,期间伍某某共退还795400元给被害人,其余货款共825901元用于网络赌博。
被害人林某某于2020年2月4日到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报案。2月9日伍某某到阳春市公安局投案自首,该局于同日立案侦查。阳春市检察院于当天介入侦查,提出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和完善证据等建议。2月15日,阳春市公安局提请阳春市检察院批准逮捕,该院于2月17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月21日,阳春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伍某某自愿认罪,2月27日,阳春市检察院决定对伍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阳春市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阳春市法院3月4日以简易程序审理该案,伍某某对指控的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伍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伍某某表示服判,不上诉。
案例五:
江苏省南京市李某某涉嫌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没有正当职业和收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其发现不少中小学开展线上教学,老师和家长缺乏沟通,遂打算模仿网络媒体中报道的行骗方法。此后,李某某先后购买3部手机,注册多个QQ号,购买用于收款的微信账号,并实施网络诈骗行为。李某某以“班级群”为关键词大面积搜索教学群,并以学生家长的名义骗取老师信任,在获准加入班级群后,将自己的昵称、头像修改成和任课老师相同的样式,随后在群内冒充任课老师发布信息,以缴纳相关网课培训费用、教材费用等事由,要求班级群内的家长扫码缴费。
2020年2月13日,李某某通过上述方式加入南京市江宁区某小学英语复习QQ群,随后立即将自己的昵称、头像修改成和任课老师相同的样式。李某某通过观察发现,早上九点这个时间段任课老师很少出现,正是他作案的“大好时机”。他在群内以任课老师口吻发布信息称:为保证疫情期间教学质量,教育局将在复课后第三周统一组织校外辅导员进行培训,相关费用为1300元。李某某同时在群内发布微信二维码,要求每位家长扫码付款,有两名家长在诈骗信息发布后不久即添加了李某某提供的微信好友。为了达到快速作案、快速撤离的目的,李某某又在微信上扮演负责此次校外教学的辅导机构老师,要求学生家长提供孩子班级和姓名,假意为其进行收款登记。两名家长信以为真、打消顾虑,各向李某某转账1300元。收到转账后,李某某按照“小额、多笔、快速”的作案方式,立即删除微信好友并退出班级群。两名家长在继续咨询时发现自己已被对方从好友名单中删除,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在接到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案情通报后,迅速提前介入。经审查发现,疫情期间,李某某使用的多个微信号、QQ号被苏州、青岛、余姚等多地家长举报。经梳理涉诈骗警情,对比犯罪嫌疑人银行账户资金流入细节和被害人受骗日期、金额、地区,查实诈骗金额7128元。江宁区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还发现,2月份以来李某某所使用的银行账号中另有30余笔小额资金频繁流入,单笔金额从数百元至千余元不等,可能还有其他犯罪事实,据此向江宁分局提出继续侦查的相关意见。
2月15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广西被抓获归案并被刑事拘留,次日移交南京公安机关。2月26日,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李某某涉嫌诈骗罪向江宁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月27日,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法发〔201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规范化,细化操作性规范,我院制定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现将以上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发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4日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由正在处理原审判、执行案件或者涉诉信访问题(以下简称原案件)的法院负责立案办理,必要时也可以由上下级法院联动救助。
联动救助的案件,由上级法院根据救助资金保障情况决定统一立案办理或者交由联动法院分别立案办理。
第二条 人民法院通过立案窗口(诉讼服务中心)和网络等渠道公开提供国家司法救助申请须知、申请登记表等文书样式。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处理原案件过程中经审查认为相关人员基本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其提出救助申请,并按照申请须知和申请登记表的指引进行立案准备工作。
原案件相关人员不经告知直接提出救助申请的,立案部门应当征求原案件承办部门及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的意见。
第四条 因同一原案件而符合救助条件的多个直接受害人申请救助的,应当分别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分别立案救助。有特殊情况的,也可以作一案救助。
因直接受害人死亡而符合救助条件的多个近亲属申请救助的,应当共同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一案救助。有特殊情况的,也可以分别立案救助。对于无正当理由未共同提出申请的近亲属,人民法院一般不再立案救助,可以告知其向其他近亲属申请合理分配救助金。
第五条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救助。
救助申请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名救助申请人的近亲属、法律援助人员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无偿代理的公民作为委托代理人。
第六条 救助申请人在进行立案准备工作期间,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协助提供相关法律文书。
救助申请人申请执行救助的,应当提交有关被执行人财产查控和案件执行进展情况的说明;申请涉诉信访救助的,应当提交息诉息访承诺书。
第七条 救助申请人按照指引完成立案准备工作后,应当将所有材料提交给原案件承办部门。
原案件承办部门认为材料齐全的,应当在申请登记表上签注意见,加盖部门印章,并在五个工作日以内将救助申请人签字确认的申请须知、申请登记表、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初审报告等内部材料一并移送立案部门办理立案手续。
第八条 立案部门收到原案件承办部门移送的材料后,认为齐备、无误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以内编立案号,将相关信息录入办案系统,以书面或者信息化方式通知救助申请人,并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
原案件承办部门或者立案部门认为申请材料不全或有误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指定合理补正期限。救助申请人拒绝补正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予补正的,视为放弃救助申请,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九条 人民法院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由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和评议,必要时也可以由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的法官与原案件承办部门的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和评议。
合议庭应当确定一名法官负责具体审查,撰写审查报告。
第十条 合议庭审查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可以通过当面询问、组织听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群众评议、信函索证、信息核查等方式查明救助申请人的生活困难情况。
第十一条 经审查和评议,合议庭可以就司法救助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案件直接作出决定。对于评议意见不一致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以及授权范围外的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决定。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至迟两个月以内办结。有特殊情况的,经司法救助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应时间不计入办理期限:
(一)需要由救助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二)需要向外单位调取证明材料的;
(三)需要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或者上级法院就专门事项作出答复、解释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中止办理:
(一)救助申请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无法配合审查的;
(二)救助申请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办理的其他情形。
中止办理的原因消除后,恢复办理。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终结办理:
(一)救助申请人的生活困难在办案期间已经消除的;
(二)救助申请人拒不认可人民法院决定的救助金额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办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作出决定,应当制作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救助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救助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实和理由;
(三)决定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适用的规范和理由;
(四)决定结果。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救助申请人。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救助的案件,救助金以原案件管辖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决定救助的案件,救助金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
人民法院作出救助决定时,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准。
第十八条 救助申请人有初步证据证明其生活困难特别急迫的,原案件承办部门可以提出先行救助的建议,并直接送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做快捷审批。
先行救助的金额,一般不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必要时可放宽至六倍。
先行救助后,人民法院应当补充立案和审查。经审查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决定补足救助金;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决定不予救助,追回已发放的救助金。
第十九条 决定救助的,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七个工作日以内按照相关财务规定办理请款手续,并在救助金到位后两个工作日以内通知救助申请人办理领款手续。
第二十条 救助金一般应当及时、一次性发放。有特殊情况的,应当提出延期或者分批发放计划,经司法救助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可以延期或者分批发放。
第二十一条 发放救助金时,人民法院应当指派两名以上经办人,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经办人应当向救助申请人释明救助金的性质、准予救助的理由、骗取救助金的法律后果,指引其填写国家司法救助金发放表并签字确认。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邀请救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到场见证救助金发放过程。
第二十二条 救助金一般应当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有特殊情况的,经司法救助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也可以采取现金方式发放,但应当保留必要的音视频资料。
第二十三条 根据救助申请人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救助申请人所在单位等组织发放救助金。
第二十四条 救助申请人获得救助后,案件尚未执结的应当继续执行;后续执行到款项且救助申请人的生活困难已经大幅缓解或者消除的,应当从中扣除已发放的救助金,并回笼到救助金账户滚动使用。
救助申请人获得救助后,经其同意执行结案的,对于尚未到位的执行款应当作为特别债权集中造册管理,另行执行。执行到位的款项,应当回笼到救助金账户滚动使用。
对于骗取的救助金、违背息诉息访承诺的信访救助金,应当追回到救助金账户滚动使用。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接受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和上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的监督指导。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可以在本规定基础上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1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
申 请 须 知
(供告知救助申请人相关规定用)
为便于了解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规定,依法、理性提出救助申请,有效准备证明材料,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特制定本申请须知。请救助申请人认真阅读(或听读)并签字确认。
一、基本条件与受案法院
(一)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涉诉信访工作中,对权利受到侵害、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等相关人员,符合前述《意见》规定情形的,可以采取一次性辅助救济措施。
(二)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由正在处理原审判、执行案件或者涉诉信访问题(以下简称原案件)的法院负责立案办理,必要时可以由上下级法院联动救助。联动救助的案件,由上级法院根据救助资金保障情况决定统一立案办理或者交由联动法院分别立案办理。
二、是否救助的若干情形
(一)原案件相关人员因生活面临急迫困难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救助:
1.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2.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3.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4.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5.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6.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7.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8.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可以参照本意见予以救助。
(二)原案件相关人员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不予救助:
1.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
2.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案件事实的;
3.故意作虚伪陈述或者伪造证据,妨害诉讼的;
4.在审判、执行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者拒绝侵权责任人及其近亲属赔偿的;
5.生活困难非案件原因所导致的;
6.已经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
7.法人、其他组织提出的救助申请;
8.不应给予救助的其他情形。
三、申请方式与应交材料
(一)人民法院在处理原案件过程中经审查认为相关人员基本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告知其提出救助申请,并按照本申请须知和申请登记表的指引进行立案准备工作。
原案件相关人员不经告知直接提出救助申请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其基本符合救助条件之后,再行按照本申请须知和申请登记表的指引进行立案准备工作。
(二)救助申请人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应当填写制式的申请登记表或者另行提交救助申请书,并提供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原案件法律文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实际损失(损害后果)证明材料;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生活困难证明材料;是否已获得赔偿、补偿或其他救助的说明;接受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承诺书;其他相关材料。不能提供相应材料的,应当说明理由。
(三)救助申请人生活困难证明,主要是指救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出具的有关救助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等情况的证明。
四、救助金的确定基准与先行救助制度
(一)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救助的案件,救助金以原案件管辖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决定救助的案件,救助金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人民法院作出救助决定时,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准。
(二)救助申请人有初步证据证明其生活困难特别急迫的,可以通过原案件承办部门申请先行救助。人民法院将视情况进行快捷审批。先行救助的金额,一般不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必要时可放宽至六倍。
五、相关义务与法律责任
(一)救助申请人获得救助后,人民法院从被执行人处执行到赔偿款或者其他应当给付的执行款的,应当将已发放的救助金从执行款中扣除。
(二)救助申请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追回;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涉诉信访救助申请人领取救助金后,违背息诉息访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救助金予以追回。
以上内容我已□阅读/□听读完毕,并充分理解其含义。我将严格遵守《意见》规定,规范填写《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登记表》,认真准备相关证明材料,依法、理性提出救助申请。
救助申请人:×××(签名并捺印)
××××年××月××日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八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二条制作,供人民法院向基本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释明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规定,规范救助申请的提出和证明材料的准备等用。
2.“实际损失(损害后果)证明”是指因人身权或财产权被侵害而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诊断结论、司法鉴定意见、费用单据、死亡证明等。
3.救助申请人签字确认的须知应附卷。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2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
申请登记表
(供救助申请人提出申请及人民法院登记申请用)
登记法院
XXXX人民法院
申请来源
□经原案件承办部门告知后提出申请  □未经告知直接提出申请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
职业
联系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经常居住地
村(居)民委员会或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代理人
基本信息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现住址
救助申请
及
相关材料
所涉领域
□刑事审判 □民事审判 □行政审判 □司法赔偿
□执行  □涉诉信访 □其他
申请金额
小写:  (元) 大写:  (圆)
申请人或
其法定代
理人账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申
请
事
由
注:1.本栏作用相当于《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2.此处可仅概括填写相关案件情况、申请事项及主要理由,详情可另附页。
相
关
材
料
□原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
□实际损失(损害后果)证明材料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生活困难证明材料
□是否已获得赔偿、补偿或其他救助的说明
□接受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承诺书*
□其他相关材料*
注:1.本栏仅需根据材料准备情况作相应勾选即可,材料本身
请以附件形式同时提交。2.标*者为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性提交的
材料;但申请涉诉信访救助的,息诉息访承诺书为必须提交的
材料。3.申请人确因特殊困难不能取得相关证明材料的,应当
说明理由;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
申请人承
诺及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和材料属实;若有虚报或伪造,则按规定接受法律制裁,并退还所领救助金。
救助申请人:(签名并由本人捺印) 年 月  日
注:以上内容,“登记法院”和“申请来源”由登记法院人员填写,其他内容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人书写有困难的,可由他人或登记法院人员代为填写(须备注)。以下内容由登记法院人员填写。
原案件承
办部门意
见
收到本表及附件
材料的时间
原案件承
办人
年  月  日
立案部门
意见
收到本表及附件
材料时间
登记人员
编立案号
(XXXX)......司救X......号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八条、第九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制作,供救助申请人提出申请及人民法院登记申请、指引申请人进行立案准备工作用。
2.本登记表已整合涵盖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的必备要素,并有一定指引作用,故救助申请人在按提示填完相关内容、准备好相关证明材料并签名、捺印后向法院提交即等同于书面提出了救助申请。救助申请人填写不规范或证明材料不齐备的,登记法院应予释明和必要指导。
3.申请人未填表,但另行提交《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的,登记法院工作人员应指导申请人将相关内容(可做必要概括)誊录至表格。
4.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号的若干规定》,立案部门编立的案号即“(××××)......司救×......号”中下划线部分具体为司救刑、司救民、司救行、司救赔、司救执、司救访、司救他七类。
5.本登记表应附卷。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3
××××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通知书
(供人民法院受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用)
(××××)......司救×......号
×××(救助申请人姓名):
你于××××年××月××日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经审查,你的申请符合立案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受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审查处理。该办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
二、本案审查期间,你应积极配合本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否则视为放弃申请,本院将作结案处理。
......(如果还有其他事宜,可继续写明)。
特此通知。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八条制作,供人民法院立案后以书面方式通知救助申请人用。
2.决定采用书面方式通知的,应将本通知书送达救助申请人;通知书签发稿及送达回证应附卷。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4
××××人民法院
听证通知书
(供人民法院通知救助申请人参加听证用)
(××××)......司救×......号
×××(救助申请人姓名):
你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一案,本院定于××××年××月××日××时××分在......(地点)进行听证,请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十条制作,供人民法院通知救助申请人参加听证用。
2.听证会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参照自赔案件有关听证的规定进行。
3.本通知书应送达救助申请人;通知书签发稿及送达回证应附卷。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5
关于×××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一案的审查报告
(供审查司法救助案件用)
(××××)......司救×......号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救助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姓名、性别等身份事项以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为准。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不明确的,可以不表述。住所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离开户籍地且有经常居住地的,以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有多个申请人的,逐一列明)。
......(如有代理人,继续写明代理人基本情况)。
二、案件的由来
×××(救助申请人姓名)以其在......(高度概括申请事由,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审判”“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涉诉信访问题处理”等)过程中面临生活急迫困难为由,于××××年××月××日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本院立案部门于××××年××月××日立案,之后转本办审查处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三、申请事由
×××称:......(该部分内容的叙述,不要照抄救助申请人描述的事实和理由,要作必要的归纳提炼)。故请求本院给予国家司法救助金......元。
四、经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详细写明经审查认定的事实及其证据和依据)。
(一)原案件情况
......(简要写明据以提出救助申请的原审判、执行、涉诉信访案件情况)。
(二)救助申请人生活困难等情况
......(详细写明经审查认定的据以决定是否给予国家司法救助的核心要素,如救助申请人本人及其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是否已获得赔偿、补偿或其他救助,等等)。
(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写明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包括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人民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五、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一)原案件承办部门的初审意见
......(写明原案件承办部门的初审意见)。
(二)......
......(继续写明其他与本案有关联且必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六、处理意见及理由
......(该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决定书中说理和主文的扩充版。要尽量做到用语规范、脉络清晰、说理充分、依据明确)。
承办人:×××
××××年××月××日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九条制作,供人民法院审查司法救助案件用。
2.人民法院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均应当撰写审查报告并附卷。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6
××××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
(供作出司法救助决定用)
(××××)......司救×......号
救助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姓名、性别等身份事项以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为准。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不明确的,可以不表述。住所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离开户籍地且有经常居住地的,以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有多个申请人的,逐一列明)。
......(如有代理人,继续写明代理人基本情况)。
救助申请人×××以其在......(高度概括申请事由,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审判”“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涉诉信访问题处理”等)过程中面临生活急迫困难为由,于××××年××月××日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救助申请人×××称:......(概述救助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故请求本院给予司法救助金......元。
经审查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原审判、执行、信访案件情况)。
另查明,......(写明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是否存在生活困难等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对救助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相关规定作出分析认定)。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十二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第一种情况,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
给予救助申请人×××司法救助金......元。
(第二种情况,认为不符合救助条件或者具有不予救助情形的)
对救助申请人×××不予司法救助。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十二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十五条制作,供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给予司法救助决定用。
2.本决定书应送达救助申请人;决定书签发稿及送达回证应附卷。
3.决定中止办理或终结办理的,可以参照本样式,但文书标题中的“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相应修改为“决定书”,其他内容亦应做相应调整。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7
××××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金发放表
(供发放司法救助金用)
救助决定书文号
决定发放金额
¥  元,(大写)  圆
救助申请人
联系
电话
领款人
及领款账户
信息
□申请人本人    □法定代理人
姓名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发放笔录
发放人:XXX,本院在发放《申请须知》、指导填写《申请登记表》、办理案件过程中以及送达救助决定书时,已经就国家司法救助金的性质、准予救助的理由以及骗取救助金的法律后果予以了充分释明。你是否已经清楚?
X X X:......
发放人:下面向你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元。请你核对账户信息/清点确认。
X X X: ......
发放人:请你在下方栏目中亲笔确认并签名、捺印。
领款人:
(亲笔写出我已收到救助金......元)
(签名、捺印)
年 月 日
*见证人(可选项):
(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2人以上):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
粘
单
栏
(如不以现金方式发放,而是通过财务转账至申请人账户,应将转账记录或复印件粘贴于此)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十四条、第二十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二十一条制作,供人民法院发放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用。
2.本表中备注栏,可附关于司法救助承诺等事项。
3.本表至少一式两份,其中至少一份连同救助决定书一并报送有关部门备案,其余存档、附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为规范本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和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本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的职责:
(一)讨论、决定本院重大、疑难、复杂的司法救助案件。对于拟救助金额超过原案件管辖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十六倍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合议庭有较大分歧意见的案件,以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认为有必要提请讨论的案件,应当由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讨论、决定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政策性文件和指导性意见。
(三)总结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向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提交工作报告,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四)讨论、决定有关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根据工作实际,实行例会制度。必要时,经主任委员提议可临时召开。
司法救助委员会开会应当有过半数的委员出席。
第三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委员应当按时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及时向会议主持人请假。
第四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或者由主任委员委托副主任委员主持。
第五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的议题,由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决定。
会议材料至迟于会议召开前一日发送各位委员。
司法救助案件的承办人或者其他议题的承办人列席会议,进行汇报,并回答委员提出的问题。
第六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司法救助委员会的决定,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少数人的意见应当记录在卷。
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事项的相关文书由会议主持人签署。
第七条 经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意见分歧较大的,主任委员可以依相关程序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
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司法救助委员会应当执行。
第八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应当作出会议纪要,经会议主持人审定后附卷备查。
第九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本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行使其职能,其主要工作职责是:
(一)负责处理本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日常事务。
(二)执行司法救助委员会的各项决议。
(三)办理本院司法救助案件。对于拟救助金额低于原案件管辖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十六倍的司法救助案件,经授权以本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名义直接作出决定。对于本规则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司法救助案件,经合议庭讨论后由办公室提请主任委员提交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
(四)负责司法救助委员会的会务工作,包括会议筹备、会议记录、会议材料的整理归档等工作。
(五)其他需要办理的事项。
第十条 司法救助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员,应当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情况。
第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163号(政治法律类0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163号(政治法律类0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就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的提案针对性很强,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和裁判文书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涉到裁判行为的公正度和透明度,关涉到人民群众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并进而关涉到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细化、完善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基本要求、主要方法、内容范围及说理类型等,为法官释法说理、确保法律适用统一提供了有力指引。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考验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规范审判权行使,提高法官释法说理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此项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广泛总结经验,多措并举完善制度。比如,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增加释法说理评查项目,并将案件评查结果与绩效考评考核、评优评先挂钩。2021年10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将释法说理作为法官办案质量考核的重点内容,进一步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又如,开展“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及典型案例的评选发布工作,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庭审和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加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倒逼法官提高办案质效。再如,开展释法说理相关理论研究,加强法官业务培训,促进法官释法说理能力提升,等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都根据各自的工作实际,通过司法大数据研判释法说理情况,细化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规则,积极探索激励机制、文书反馈机制等配套制度,并采取举办专题讲座、典型经验交流、案例评析会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培训,有效提高了法官释法说理的意识和能力,增强了释法说理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由于人民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矛盾、部分法官释法说理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等原因,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释法说理不规范、不充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接受度和满意度。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您提出的意见,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运用等领域的专题调研,落实好释法说理各项制度,明晰释法说理考核评价标准,完善文书公开、反馈等配套机制,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水平,为确保司法公正公开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2019年12月27日 (2019)最高法民他308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浙民他138号《关于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报核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报告所述的事实,案涉仲裁条款约定:“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由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虽然“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这一仲裁机构并不存在,但是杭州市仅有一家仲裁机构即杭州仲裁委员会,且其在杭州市萧山区设有分会。基于这一特殊事实,结合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将争议提交仲裁并在萧山区解决的合意,可以理解为当事人的约定实际是由杭州市萧山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故杭州仲裁委员会可以视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综上,案涉仲裁协议有效。
此复
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报核报告
(2019年11月13日 (2019)浙民他138号)
最高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受理了申请人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公司)与被申请人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隆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该院经听证审理后决定,拟确认百合公司与科隆公司在《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订立的仲裁条款无效,并于2019年10月28日报送本院审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经合议庭评议形成两种处理意见,多数意见拟同意杭州中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拟处理意见向钧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杭州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一工段。
法定代表人:高某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天霞,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苏州科隆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1258号11幢4213室。
法定代表人:吴某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伟新,该公司员工。
二、双方当事人主张及抗辩意见
申请人百合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向杭州中院提出请求:1.确认百合公司与科隆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项下仲裁条款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科隆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2019)杭仲(萧)字第194号],科隆公司据以申请仲裁的依据是双方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仲裁条款“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由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百合公司认为,“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这一仲裁机构客观上并不存在,根据现有约定无法推断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为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条款中仲裁机构约定不明且双方未能达成补充协议,该仲裁条款无效。另外,《工程承包合同》第十五条第三款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履约保证金银行保函送到甲方财务部后生效”,该生效条件尚成就,合同并未生效。
科隆公司辩称: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虽然不是“杭州仲裁委员会”,但杭州仲裁委员会在萧山区设有分支机构,故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明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故案涉仲裁协议有效,请求驳回百合公司的申请。
三、杭州中院查明的事实及处理意见
杭州中院查明:2013年11月20日,百合公司、科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由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2019年5月20日,科隆公司作为申请人以百合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百合公司向科隆公司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并承担仲裁费用。杭州仲裁委员会已受理该案[(2019)杭仲(萧)字第194号],仲裁庭尚未首次开庭。双方在本案审查期间未能就仲裁协议达成补充协议。
杭州中院审查意见如下:
关于案涉《工程承包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合议庭一致意见认为,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是否生效并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故对申请人该项无效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仲裁条款本身的效力,合议庭形成如下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依据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的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协商调解不成时,同意由“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争议解决条款的约定系明确约定了一个仲裁机构,即“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不能等同于约定了某地的仲裁机构,即杭州市萧山区的仲裁机构。因“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不存在,仲裁委员会约定并不明确,至今无法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应认为案涉仲裁协议无效。
少数意见认为,本着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本案当事人所作争议“由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应认为系约定由杭州市萧山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虽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在杭州市设立,但该分会仅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未经杭州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不符合《仲裁法》第十条“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之规定,故不能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省分会认定为在杭州设立的仲裁机构。因在杭州市仅有一家仲裁机构,即杭州仲裁委员会,依据当事人间的约定,可以确定该唯一的仲裁机构,相应仲裁条款亦具有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约定的仲裁事项,因此案涉仲裁协议有效。
综上,杭州中院根据合议庭多数意见,依照《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拟裁定:确认百合公司与科隆公司在《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订立的仲裁条款无效。
杭州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向我院报核。
四、本院审查意见
本院经审查对杭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并不存在。2.杭州仲裁委员会在萧山区设有分会。
本院经审查,合议庭对于仲裁条款的效力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鉴于杭州仲裁委员会在萧山区设有分会,故从诉源治理角度,认定案涉仲裁协议有效也有相应依据。但是,本案双方在《工程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并不存在,依据《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可认定本案的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故在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应确认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仲裁协议无效。
少数意见认为,虽然“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存在,但双方当事人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明确,因此,对于合同约定的“杭州市萧山区仲裁委员会仲裁”可以理解为由杭州市萧山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由于杭州市萧山区仅有杭州仲裁委员会设立的萧山仲裁分会,故杭州仲裁委员会萧山分会可以视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因此案涉仲裁协议有效。
合议庭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形成决议:确认百合公司与科隆公司2013年11月20日《工程承包合同》第十四条仲裁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特此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
(2002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会员第122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01〕271号《关于荆其廉、张新荣等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海外公司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确立问题处理结果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本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事故车的商标所有人,根据受害人的起诉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以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海外公司、通用汽车巴西公司为被告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2004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执行中的拍卖、变卖措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
第二条 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人民法院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并对拍卖机构的拍卖进行监督,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
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对被执行人的股权进行评估时,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有关企业提供会计报表等资料;有关企业拒不提供的,可以强制提取。
第五条 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
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未作评估的,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第六条 保留价确定后,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的,应当在实施拍卖前将有关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于收到通知后五日内申请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应当重新确定保留价;重新确定的保留价应当大于该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
依照前款规定流拍的,拍卖费用由申请执行人负担。
第七条 执行人员应当对拍卖财产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拍卖财产现状的调查笔录或者收集其他有关资料。
第八条 拍卖应当先期公告。
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
第九条 拍卖公告的范围及媒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确定。拍卖财产具有专业属性的,应当同时在专业性报纸上进行公告。
当事人申请在其他新闻媒体上公告或者要求扩大公告范围的,应当准许,但该部分的公告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第十条 拍卖不动产、其他财产权或者价值较高的动产的,竞买人应当于拍卖前向人民法院预交保证金。申请执行人参加竞买的,可以不预交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由人民法院确定,但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五。
应当预交保证金而未交纳的,不得参加竞买。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预交的保证金充抵价款,其他竞买人预交的保证金应当在三日内退还;拍卖未成交的,保证金应当于三日内退还竞买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第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买受人的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可以参加竞买。
第十三条 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
顺序相同的多个优先购买权人同时表示买受的,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受人。
第十四条 拍卖多项财产时,其中部分财产卖得的价款足以清偿债务和支付被执行人应当负担的费用的,对剩余的财产应当停止拍卖,但被执行人同意全部拍卖的除外。
第十五条 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
第十六条 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债。
有两个以上执行债权人申请以拍卖财产抵债的,由法定受偿顺位在先的债权人优先承受;受偿顺位相同的,以抽签方式决定承受人。承受人应受清偿的债权额低于抵债财产的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内补交差额。
第十七条 在拍卖开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拍卖委托:
(一)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二)申请执行人及其他执行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的;
(三)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的;
(四)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不需要拍卖财产的;
(五)案外人对拍卖财产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六)拍卖机构与竞买人恶意串通的;
(七)其他应当撤回拍卖委托的情形。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委托拍卖后,遇有依法应当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的情形的,应当决定暂缓执行或者裁定中止执行,并及时通知拍卖机构和当事人。拍卖机构收到通知后,应当立即停止拍卖,并通知竞买人。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或者中止执行的事由消失后,需要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通知拍卖机构恢复拍卖。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在拍卖日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交足额金钱清偿债务,要求停止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执行人应当负担因拍卖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二十条 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并于价款或者需要补交的差价全额交付后十日内,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
第二十一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将价款交付到人民法院或者汇入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第二十二条 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买受人逾期未支付价款或者承受人逾期未补交差价而使拍卖、抵债的目的难以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受人;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四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动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
第二十五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不动产、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裁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应当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将拍卖的财产移交买受人或者承受人。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占有拍卖财产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
第二十九条 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
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
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拍卖机构的,按照中标方案确定的数额收取佣金。
拍卖未成交或者非因拍卖机构的原因撤回拍卖委托的,拍卖机构为本次拍卖已经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执行人负担。
第三十条 在执行程序中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同意变卖的,可以变卖。
金银及其制品、当地市场有公开交易价格的动产、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季节性商品、保管困难或者保管费用过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变卖。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对变卖财产的价格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价格变卖;无约定价格但有市价的,变卖价格不得低于市价;无市价但价值较大、价格不易确定的,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价格进行变卖。
按照评估价格变卖不成的,可以降低价格变卖,但最低的变卖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二分之一。
变卖的财产无人应买的,适用本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将该财产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现将《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
2021年11月26日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
为规范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一、关于案件范围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指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包括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一)对保护主体的认定
英雄烈士是指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烈先驱和革命先行者。
对英雄烈士的认定,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英雄烈士的时代范围为“近代以来”,不包括近代以前的英雄烈士,重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烈士。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既包括有名英雄烈士,也包括无名英雄烈士。2.英雄烈士是指已经牺牲、去世的英雄烈士。对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被侵害英雄烈士群体既包括已经牺牲的烈士,也包括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且该群体被侵害的名誉、荣誉密不可分的,可以作为整体纳入民事公益诉讼保护范围。3.对经依法依规评定为烈士的,应当认定为英雄烈士;尚未评为烈士,但为党、国家、军队至高荣誉获得者等我国社会普遍公认的英雄模范人物或者群体,可以作为英雄烈士对待。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基础上,将英雄烈士保护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由“英雄烈士”扩大为“英雄烈士等”,包括近代以来,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而牺牲,堪为楷模的人,以及在保卫国家和国家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已经故去的人。5.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可以作为“英雄烈士”对待的人物或者群体属于公益诉讼保护范围。
(二)对保护客体的认定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客体是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包括财产性利益。
二、关于管辖立案
(一)管辖的确定
人民检察院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办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提起诉讼。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行为的,侵权行为发生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二)立案标准的把握
在立案标准的把握上,应当重点考量侵害发生的场合、传播的范围、发生的时间、行为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
具有下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等事迹和精神情形之一的,应当立案调查:1.利用信息网络发布不当言论、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相关信息被点击、浏览、转发、评论等次数较多的;2.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开放性媒体,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3.利用参加人数较多的讲座、授课、会议等公开场合以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4.制作、传播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书籍、刊物、音像制品或者光盘、U盘、存储卡、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5.将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其名誉、荣誉的;6.在境外信息网络上大量散布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名誉、荣誉的虚假信息,混淆视听的;7.在人数较少的微信群、QQ群等发表侮辱、诋毁英雄烈士等名誉、荣誉的言论,传播范围不大,但言辞极端,影响恶劣的;8.其他应当立案调查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1.在人数较少的微信群、QQ群等公开发表诋毁英雄烈士等名誉、荣誉的言论,被批评后及时纠正,未对外传播扩散,影响较小的;2.在一对一等私人场合发表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名誉、荣誉的言论,未产生传播和不良社会影响的;3.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行为发生时间久远,未扩散传播,目前已无不良影响的;4.其他应当不予立案的情形。
三、关于调查取证
(一)调查取证重点和方法
人民检察院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围绕以下重点,依法、客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1.违法主体。违法主体是个人的,应当调查身份信息、户籍信息等;违法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调查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社团登记等。2.英雄烈士身份。应当调取有关机关评定为烈士的文件、追授荣誉称号的文件或者能够证实受害客体具备认定为英雄烈士实质要件的相关证明材料等。3.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应当围绕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持续时间、传播范围和程度等待证内容,综合运用调取、复制有关执法、诉讼卷宗材料;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询问违法行为人、利害关系人、证人;勘验物证、现场;咨询专业人员等取证方式固定证据。确有必要,可以使用执法记录仪等设备、委托公证机构公证调查等方式进行取证。4.过错和因果关系。应当通过询问违法行为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等,结合违法行为及损害后果的相关证据材料,综合认定违法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
(二)互联网领域侵害调查取证的注意事项
对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行为,还应注意调查以下内容:1.违法主体。先向网络服务平台等调取违法主体的注册信息,再核实违法主体的真实身份信息;同时关注网络服务商是否履行了监管义务,若需承担连带责任,则一并调取网络服务商的相关主体信息。2.违法行为。结合大数据检索方式,尽可能穷尽不同平台的不当言论,采取截图、录制违法行为的文章、视频;询问违法行为人及相关人员;向有关机关、专业人士咨询英雄烈士等的事迹情况;要求网络服务商提供违法行为的后台数据等调查方式。3.损害后果。对通过网络发表不当言论的行为,重点收集不当言论被阅读数、点击数、转发数、评论数,不当言论被知晓的方式、程度等方面的证据;对通过微信群发布违法言论的行为,重点收集微信群成员人数、微信群组的私密性、转发数等证据。
(三)刑事、行政案件证据的转化适用
违法行为人被刑事立案或已经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调取的相关证据应当围绕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进行转化适用,同时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特有的实体性、程序性证据仍需另行取证。
四、关于提起诉讼
(一)诉前程序
人民检察院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般直接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征询意见范围应当是全部近亲属,征询意见的事项包括近亲属本人是否需要自行提起民事诉讼、是否同意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谈话询问、发送征询意见函等形式征询英雄烈士等近亲属的意见。近亲属人数较多的,可以商请出具联合声明书等书面材料。英雄烈士等系现役军人牺牲的,可以联合军事检察机关共同做好意见征询工作。多个人民检察院同一时期办理多名违法行为人侵害同一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案件的,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定适合的人民检察院统一征询英雄烈士等近亲属的意见。
被侵害的英雄烈士等人数众多、难以确定近亲属,或者直接征询近亲属意见确有困难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公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人在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损害危险的基本事实;告知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在公告期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已经提起诉讼的,将提起诉讼的情况向检察机关反馈;公告期满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未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限;联系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公告单位、日期等。
(二)诉前终结审查
经调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审查:1.不存在违法行为的。2.违法行为人死亡的,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3.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不同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4.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5.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
检察机关如果诉前督促违法行为人主动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拟终结案件的,应当征求英雄烈士等近亲属的意见;确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增强作出决定的公信力。
(三)诉讼请求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以上诉讼请求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在确定具体诉讼请求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侵害人已经实际履行停止侵害的行为或者超出其控制范围和能力,侵害人无法停止侵害的,可以不主张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2.消除影响是指要求侵害人在影响所及范围内以公开形式向接受到不当言论的所有受众承认侵害过错,澄清事实或者消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3.恢复名誉是指当受众相信侵害人的不当言论,从而造成对英雄烈士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时,要求侵害人对相关受众进行澄清,以达到恢复英雄烈士受损名誉的目的。4.赔礼道歉可以采用发布公告或登报发布致歉信等方式进行,发布平台的层级应当根据实际侵害所影响的地域范围进行选择确定。5.人民检察院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商请人民法院,探索提出从业限制、惩罚性赔偿、替代性公益修复方式等诉讼请求,增强对相关侵害行为的惩戒力度和公益修复的实效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要求相关平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1.网络社交平台、出版社、电视台等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和文稿、言论发表平台,未对违法行为人发表的文稿、言论尽到审查义务,在具备管理信息能力和预防侵害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措施阻却违法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的。2.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被侵害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等发出的包含构成侵害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四)撤回起诉
对于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法行为人认错态度良好,且已经实际履行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行为,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可以撤回起诉。
(五)支持起诉
支持起诉一般由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而发起,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依职权启动。人民检察院在接到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提出的支持起诉申请后,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1.是否系疑难、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2.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是否存在诉讼能力不足的情况。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后,发现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无正当理由变更、撤回部分诉讼请求,撤回起诉或者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等,致使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可以撤回支持起诉。撤回支持起诉后,认为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提起的民事诉讼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立案条件的,可以另行立案。
五、关于执行监督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如不履行,应当由人民法院移送执行。对违法行为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中确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的,检察机关可以商请人民法院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相关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被执行人的法律责任。
六、关于办案协同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的协同配合:1.完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和线索双向移送机制,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在刑事检察部门受案时,同步进行公益诉讼审查;在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发现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处理。2.加强调查与刑事审查的协同,及时转化和固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证据,对需要补充调查且侦查机关更易取得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联合刑事检察部门制作补充调查提纲,引导侦查机关调查取证。3.加强联合讯问,向犯罪嫌疑人释明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积极履行民事责任可以作为刑事责任酌情从轻判决的因素,探索将自愿承担民事责任写入《认罪认罚具结书》等。4.加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庭审协作,明确流程分工,公益诉讼起诉人应当围绕诉讼请求,重点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特有的程序性、实体性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发表出庭意见;对于刑事公诉人在庭审中已经出示的有关刑事犯罪的证据,可以不再重复举证,确有必要的,可以简要说明证明目的。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在起诉前已实际履行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行为,达到恢复受损公益目的的,可以不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刑事不起诉的案件,公益诉讼部门应及时对相关侵害行为是否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案、起诉标准进行调查研判,确有必要的,可以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加强与行政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1.建立案件移送衔接机制,及时受理审查公安机关、行政监管部门等移送的侵害英雄烈士等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线索;对可能需要行政处罚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开展工作。2.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息,在网络平台上被大量转载,超出违法行为人控制范围和能力的,应当立即通报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建议其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3.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发生时间久远,未扩散传播,目前已无不良影响,无立案必要的,应当通报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建议其要求相关平台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并作技术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正确使用人民法院法徽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正确使用人民法院法徽的通知
(2017年12月6日 法办〔2017〕1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法徽是人民法院的标志,也是法官的身份标识,体现了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通过审判工作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在全社会失现公平正义的深刻寓意。2012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法徽技术标准》(法[2012]225号)和《人民法院法徽使用管理规定》(法[2012]226号)以来,大部分法院能按标准和规定使用法徽及其图案。但近期发现不少法院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法徽图案,致使出现大体形态相似、细部参差不齐的多种规格和版本法徽;有的法院和人民法庭不按规定要求,在审判法庭内应悬挂国徽的位置悬挂法徽,在桌椅、茶具、纪念品等日常生活陈设上随意印刷法徽图案,有碍法徽的庄严和人民法院形象。
为规范使用法徽及其图案,增强严肃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兵团分院应严格按照《人民法院法徽技术标准》和《人民法院法徽使用管理规定》,落实管理监督责任,组织本地区及所辖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对法徽及其图案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对照标准和规定,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二、各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在2018年第一季度,对法徽的基本图案、法徽及其图案的使用范围、悬挂位置、不得使用事项等进行一次抽查,确保法徽作为人民法院专用标志的庄重。对违反规定,不及时整改的,应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整改到位。
三、请各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将本地法院法徽使用、检查及整改等情况于 2018年7月底前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2018年9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将进行抽查,对使用法徽仍不符合要求的法院进行通报批评。
四、人民法院法徽矢量图可在公共邮箱(用户名:rmfyfhslt@)163.com,密码: fh123456)自行下载。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0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06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及完善保证金质押扣划规定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优化诉讼程序方面的建议
(一)关于出台相关规范,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金融合同纠纷范围的建议。简易程序对提高审判效率、尽快调处矛盾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金融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适用简易程序快审快结,无疑是满足当事人对于审判质效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传统金融合同纠纷,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条件,均可适用简易程序,这在民事诉讼制度设置上没有任何障碍。对于您提出的传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律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尚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因在于:一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仅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对此进行修改或者对法院特别授权之前,法院尚不能突破该立法规定;二是金融合同纠纷案件的标的额一般都较大,且大多案件同时涉及担保人责任认定等问题,若一律由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也难以在实体上全面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您提到的金融衍生品、资管合同等创新产品合同纠纷,如果属于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审理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我们将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简易程序的经验,适时提出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科学配置审判资源、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提升审判质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合同纠纷案件的高质高效处理。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实现多元解纷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全覆盖,用好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各类程序,简化速裁快审程序,实现金融案件速裁快审“加速度"。另外,针对金融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方式,地方法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18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工作指引》,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领域实施以要素式庭审和要素式裁判文书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以达到简化审理流程,提高审判效率,实现简案快审的目的。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广泛总结实践经验做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更加公正高效权威、诉讼更加普惠便捷多元的需求。
(二)关于加大金融法庭的集中专业化审理职能,充分发挥常设机构作用的建议,我们完全赞同。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重视专业化金融审判组织的建设和发展。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在其他金融案件较多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业化金融审判庭或者金融审判合议庭。截至目前,包括2018年8月设立的上海金融法院在内,全国设立的专业化金融审判组织已近三百家。上海金融法院自设立以来,在创新金融审判机制、提高金融审判专业性、便捷性和公信力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如,力推繁简分流改革,首创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进一步创设“示范判决+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全链条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上述创新和举措对进一步探索完善金融专业化审判机制提供了样本与可复制的经验。我们将根据金融专业化审判组织的运行情况,分析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提升金融纠纷审判质效。
(三)关于合理科学配置司法资源,突破简易程序仅能在基层法院适用的限制,加快推动二审独任制试点的建议。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就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关于简易程序问题,虽然在目前立法框架下,尚不能突破仅能在基层法院适用的立法限制,但《实施办法》明确要求试点法院进行相关探索,合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明确简易程序案件庭审和裁判文书的简化规则,完善简易程序审限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金融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需公告送达案件的快审快结将起到积极作用。关于二审独任制试点问题,《实施办法》突破传统审判组织配置模式,扩大了独任制的适用范围,探索在二审程序中适用独任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二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和审理方式。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2020年第一季度,各试点法院二审独任制适用率8.4%,二审独任制案件平均审理时间25.4天,再审改发数为0,基本形成二审“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的审判组织适用格局。从上述数据看,审判质效情况良好。但考虑到受疫情影响总体收结案数量下降、试点时间尚短、统计周期有限等方面原因,将来还需对试点效果持续跟进观察。我们将高度关注试点法院的探索实践,研究解决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为下一步全面推开试点工作、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打下基础。同时,我们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审视现有的审判质效考核机制,适时调整相关考核指标和权重,更加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
二、关于完善保证金质押扣划方面建议
(一)关于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保证金质权效力统一认定标准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保障金融机构债权人对保证金的优先受偿权。如《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冻结、扣划问题的复函》等均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外付款或者已对汇票承兑,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或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承兑汇票保证金或开证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才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据此,如果金融机构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账户确属保证金账户,金钱质权成立,并且金融机构已进行兑付时,则其对账户内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执行法院应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利,停止对保证金的执行并解除相应的冻结措施。当然,如果当事人对账户内资金是否属于保证金等产生实体争议时,应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实体审查和判断,主要包括保证金是否特定化、是否由金融机构实际控制,金融机构的兑付是否符合条件等实体问题。鉴于审判实践中对于保证金质权成立标准问题存在一定模糊认识,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适当方式出台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细化。
(二)关于对金融机构享有的其他类型的保证金参照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和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规定,人民法院也不得扣划,以及应当及时解冻的建议,我们基本赞同。在执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也并未将金融机构主张的保证金类型严格限定在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和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范围内,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并参照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等规定,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停止扣划或解除冻结。具体而言,实践中,如果金融机构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主张法院冻结账户内资金的性质为保证金的,执行法院一般将停止扣划;如果在异议或异议之诉程序中终局性认定金钱质押成立、账户确属保证金账户、金融机构的兑付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即对保证金享有合法的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保证金的冻结。
(三)关于在相关异议处理结束前将已扣划保证金先行返还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出具书面保函承担败诉责任及相应赔偿责任的建议。根据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才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因此,对于金融机构及时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停止处分措施,即不得扣划相应款项。至于在金融机构提出异议前已根据其他债权人申请扣划的保证金,是否可由金融机构出具书面担保函,在相关异议处理结束之前先行返还给金融机构的问题,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还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等规定,如果当事人对账户内资金系保证金的性质及金融机构已依约对外付款或承兑的事实没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意见向金融机构返还保证金;第二,如果当事人对账户内资金的性质是否是保证金,是否符合金钱质权的设立要件,是否已经丧失保证金功能等实体问题存在争议的,一般还应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实体审查和判断,并根据诉讼结果来确定是否返还。当然,考虑到金融机构出具的书面保函能够发挥金融机构良好的信用功能,这种情况下能否先行返还,这涉及到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及具体程序设计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尚需对相关理论依据深入研究论证以及对司法实践进行广泛调研。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涉及优先受偿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问题,该司法解释对于保证金执行问题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目前该司法解释正在修改过程中,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将尽快出台。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对保证金执行及当事人救济途径等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关于明确金融机构对保证金的管理标准,由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或司法机构统一规范保证金存放标准的建议。该建议涉及明确存放账户名称、开立流程、形成标准、弥补制度空白等问题,主要应由人民银行等部门予以明确,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经审查可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已与人民银行进行积极沟通,将共同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以适当方式进行规定,以更好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7]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6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9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92号建议的答复
孙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加大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力度问题
2013年1月1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正式施行,高检院积极谋划、统筹部署,稳步推开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工作。2016年高检院部署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实现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全覆盖,填补了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领域的一个空白,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但从总体情况看,目前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开展还不够深入、规范。为进一步深化和巩固2016年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成效,推动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健康发展,高检院决定2017年4月中旬至2017年11月底在全国检察机关组织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回头看”活动。“回头看”活动针对当前财产刑执行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环节,突出对人民法院的执行立案、执行措施、变更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涉案款物处置以及上缴国库等活动的监督,确保执行活动依法规范进行。突出对监狱、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考量财产刑执行情况等活动的监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对刑罚执行阶段当事人反映公安机关等办案部门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款物等活动的监督,注重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目前,“回头看”活动正在进行中。
二、关于制定相应制度规范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注重对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积极进行顶层设计。2016年2月15日,高检院与最高法院就财产刑执行及检察监督工作召开座谈会,会签《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座谈会纪要》。8月16日,最高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财产执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8月22日,高检院印发《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范围和任务,规范工作内容和方法等。2017年1月17日,高检院向最高法院通报了2016年检察机关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的有关情况,两家决定下一步密切工作联系、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财产刑执行及法律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各地检察机关针对财产刑执行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认真研究,积极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规范性文件。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创新,继续加强与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强衔接配合,推动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促进财产刑执行及检察监督工作健康发展。
三、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重监禁刑执行监督、轻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的理念逐渐转变,通过在部分地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在全国范围推开的方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这项新增业务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但是目前由于立法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财产刑执行活动及检察监督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亟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16年全国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结束后,高检院专门向中央政法委报告了有关情况,其中就包括积极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工作实践,针对财产刑执行及检察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立法研究,积极与全国人大联系沟通,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65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657号建议的答复
彭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娄底市民间融资领域扫黑除恶力度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突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金融犯罪,有效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伊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列为重点工作,部署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上下联动作用,形成打击合力,依法稳妥办理相关案件,坚决遏制部分地区金融犯罪高发蔓延势头。2018年1月,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部分专章规定了依法打击非法放贷讨债的犯罪活动。2018年6月,最高检专门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从严惩处危害金融安全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惩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网络传销、高利转贷以及“校园贷"“套路贷"和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间贷款等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筑牢金融安全司法防线。为解决办理民间金融领域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2019年初,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印发第四次会议纪要,针对非法高利放贷、强索债务、恶意追债、“保护伞"等金融领域涉黑恶犯罪日益增多,着力解决民间融资涉黑恶犯罪涉嫌罪名的认定及法律适用问题。同时,加大对非法放贷讨债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惩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软硬暴力催收贷款的行为。
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黑恶势力实施非法高利放贷犯罪5000余件近2万人,起诉2000余件近1.5万人;批捕黑恶势力犯罪插手民间纠纷1400余件近5000人,起诉700余件6500余人。下一步,最高检将持续抓好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的贯彻落实,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措施,切实加大对诈骗、绑架、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等民间融资领域高发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有效规范民间融资金融活动提供司法保障。
二、加强金融领域涉黑恶立法研究,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民间融资监管法律适用标准
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随着民间融资新业态不断扩展,传统的机构导向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尤其是对融资造成的不利后果,若规制过严会限制民间融资的作用,若不予规制可能会变相鼓励私营企业利用融资套利。因此在监管机制的顶层设计时,应当以目标导向取代机构导向,将包括“高利贷"、非法放贷讨债在内的所有具有金融本质的业务活动纳入监管范围,杜绝监管空白,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今年4月9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政策性法律文件。《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分别从“套路贷"的内涵和外延、法律适用、案件管辖三个方面,系统规定了民间融资中发案较多的“套路贷"金融犯罪的刑事法定义、与合法民事借贷的区别、涉及罪名的处理与共犯的认定等方面的内容,为规制融资诈骗、敲诈勒索等提供了法律支撑和参考依据。《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为准确认定民间融资恶势力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软暴力"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有效破解了民间融资领域涉黑涉恶现象的隐蔽性、复杂性问题。《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从事投融资金融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大财产刑的判罚力度,明确规定涉案财产无法追缴、没收时,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提高了违法犯罪成本,有助于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在民间融资领域攫取经济利益的基础。
下一步,最高检将积极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基础性法律的修改,修改完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提升《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支付结算办法》等基础性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立法层级和效力,加强有关金融科技领域的立法,形成全面系统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积极会同最高法院研究制定《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政策文件,为有效打击新类型民间融资犯罪、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提供支持。
三、加强执法司法协作,积极开展民间融资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治理,形成打击犯罪合力
鉴于民间融资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治理活动涉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工作,最高检将进一步研究拓展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深化与公安部、最高法院和金融监管部门在执法司法方面的全方位协作,依法稳妥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投融资金融涉黑恶犯罪案件。下一步,最高检将建立大要案专人跟踪督办制度,及时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加大对以民间融资借贷为名实施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通过“两法衔接"平台,建议金融、市场监管、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向侦查机关移送民间融资涉黑恶犯罪线索。最高检扫黑办拟于近期梳理出一批典型性强、示范意义大的涉及金融犯罪的扫黑除恶案例。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检察官释法说理等方式,引导各地准确把握涉黑恶金融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做到办案、维稳、舆论的“三统一"。
四、加强民间融资涉黑恶犯罪防控工作,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
检察机关积极会同执法司法等有关部门,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金融犯罪预防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围绕重点人群、重点业态、重点区域,结合办案实际开展有针对性宣传,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我国部分地区金融领域尤其是民间融资整体风险较高,阶段性稳控压力大,亟需加强对企业和公民的投融资金融法制宣传教育。检察机关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各种高发的民间融资涉黑恶犯罪的预防工作,积极会同公安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等执法司法部门和宣传机构,广泛开展金融犯罪预防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
(法发〔2021〕3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等规定,完善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为律师提供更加优质的诉讼服务,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人民法院为依法执业的律师(含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提供集约高效、智慧便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并为律师助理在辩护、代理律师授权范围内开展辅助性工作提供必要的诉讼服务。
律师助理包括辩护、代理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和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区域内参与诉讼活动时,参照本意见执行。
第二条 司法部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以下简称律师身份核验平台)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实时实人实证”的律师执业身份核验服务。
律师通过人民法院线上线下诉讼服务平台办理诉讼事务前,应当自行或者由人民法院依托律师身份核验平台完成身份核验。
第三条 律师身份一次核验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律师服务平台)、诉讼服务大厅、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线上线下方式在全国法院通办各类诉讼事务。
第四条 人民法院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道,为律师提供“一码通”服务。律师可以使用律师服务平台生成动态二维码,通过扫码或者其他便捷方式快速进入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场所和审判法庭。
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应用律师电子执业证,支持律师使用律师身份核验平台亮证功能或者律师电子执业证快速进入人民法院,办理各类诉讼事务。
第五条 对于入驻人民法院开展诉讼辅导、调解、法律援助、代理申诉等公益性服务的律师,应当为其设立专门工作场所,提供扫描、打印、复印、刻录等服务。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停车、就餐等服务。
第六条 依托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一号通办功能,为律师提供查询、咨询、诉讼事务办理等服务,并将支持律师在律师服务平台查看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申请的诉讼事务办理情况。
第七条 积极为律师提供一网通办服务。律师可以通过律师服务平台办理立案、调解、庭审、阅卷、保全、鉴定,申请回避、撤诉,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延长举证期限、延期开庭、核实代理关系等事务,以及在线查收人民法院电子送达材料等,实现诉讼事务在线办理、网上流转、全程留痕。
律师服务平台实时接收律师在线提交的电子材料。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确有核实、归档需要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者书证、鉴定意见等需要质证的证据,以及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且有合理理由的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可以要求律师提供原件。
第八条 进一步完善网上立案工作,为律师提供一审民事、行政、刑事自诉、申请执行和国家赔偿案件的网上立案服务。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做到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对律师通过律师服务平台或者诉讼服务大厅提交电子化诉讼材料的,实行快速办理。
进一步畅通网上交退费渠道,支持通过网银、支付宝、微信等线上支付方式交纳诉讼费用。
第九条 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加大律师在线调解工作力度,打造党员律师、骨干律师调解品牌。纳入特邀调解员名册的律师,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者委托,在调解平台上调解案件。律师依法按程序出具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在线申请司法确认。
第十条 具备在线庭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对适宜通过在线方式进行庭审、庭前会议或者询问等诉讼环节的案件,应当为律师提供在线庭审服务。
依托律师服务平台为律师在全国法院参加庭审以及其他诉讼活动提供排期避让提醒服务。对有冲突的排期自动向人民法院作出提醒,律师也可以根据传票等信息在律师服务平台自助添加开庭时间等,主动向人民法院提供需要避让的信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实际审理情况合理排期。
第十一条 加强网上阅卷工作,逐步为律师提供电子诉讼档案在线查看、打印、下载等服务。对依法可以公开的民事、行政、刑事、申请执行和国家赔偿案件材料,律师可以通过律师服务平台申请网上阅卷。
在律师服务平台建立个人案件空间。推进对正在审理中、依法可以公开的案件电子卷宗同步上传至案件空间,供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律师随时查阅。
第十二条 律师服务平台为律师关联可公开的代理案件,提供立案、开庭、结案等节点信息查看服务,方便律师一键获取代理案件的诉讼信息。
第十三条 律师服务平台支持律师通过文字、语音等方式在线联系法官,支持多种格式电子文档批量上传,提供证据网盘以及立案材料指引、诉状模板、诉状助手、诉讼费用计算、法律法规查询等智能工具辅助律师办案。律师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个人常用事项导航窗口。
第十四条 律师服务平台在律师账号下设有律师助理账号。每名律师可以申请开通3个律师助理账号,由律师一案一指定并授权使用诉讼材料提交、诉讼费用交纳、案卷查阅以及智能辅助工具等。
律师应当定期管理和更新律师账号及律师助理账号。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律师诉讼权利救济机制。律师可以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律师服务平台对诉讼服务事项进行满意度评价,或者提出意见建议。对律师反映的重大问题或者提出的意见建议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及时予以回复。
第十六条 加强律师诚信诉讼建设。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故意拖延诉讼、串通调解、滥用诉权、虚假诉讼、规避或者抗拒执行以及其他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等行为,或者因管理律师账号及律师助理账号不当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人民法院将限制律师使用律师服务平台相关功能,同时通报许可律师执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并将相关信息推送全国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监督管理。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信息线上采集和更新机制,实时、准确、完整地向全国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律师执业许可、变更、吊销、注销、受到停止执业处罚和处罚期间等信息,并将律师诚信诉讼情况纳入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和律师年度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为律师在参与诉讼过程中提交的电子材料和律师个人信息等提供安全保障,确保数据在存储和流转等过程中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充分听取律师对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解决诉讼服务过程中律师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升一站式服务律师的能力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20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
(1996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2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属于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向银行申请对国外(境外)方开立信用证而备付的具有担保支付性质的资金。为了严肃执法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有关冻结、扣划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问题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当事人、开证银行认为人民法院冻结和扣划的某项资金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应当依法提出异议并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于确系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如果开证银行履行了对外支付义务,根据该银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如果申请开证人提供的开证保证金是外汇,当事人又举证证明信用证的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时,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冻结措施。
二、如果银行因信用证无效、过期,或者因单证不符而拒付信用证款项并且免除了对外支付义务,以及在正常付出了信用证款项并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款额后尚有剩余,即在信用证开证保证金账户存款已丧失保证金功能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
三、人民法院对于为逃避债务而提供虚假证据证明属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法院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布设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法院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布设工作的通知
(法〔2018〕29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文化建设质量水平,现就规范各级人民法院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布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工作要求
法院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体现着人民法院的性质宗旨和价值理念,反映着法院干警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对文化标识、文化环境布设高度重视,普遍在院机关显著位置、公共区域、办公场所布设各种标语标牌和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对于教育引导激励干警和面向群众传播法治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些法院的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布设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体现政治性、时代性要求不够,没有充分反映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法院的共同价值理念;布设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数量过多、内容庞乱,思想性艺术性不强;个别法院存在法徽及其图案使用不规范、法院名称标牌与内设机构名称标牌并列悬挂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认真整改。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眼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立足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按照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则,进一步规范法院文化标识和文化环境布设工作。
(一)突出政治性。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贯彻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绝对领导的政治原则,充分体现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的鲜明政治属性,坚决反对盲目推崇西方法治文化的错误倾向。
(二)体现时代性。突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干警的思想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反映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成就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激励广大干警新担当新作为。
(三)增强统一性。把人民法院工作目标、工作主线作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统一的文化标识,充分反映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行为准则,强化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塑造和展示,防止和纠正一些法院各行其是的现象。
(四)注重协调性。合理确定文化标识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环境的布设内容,防止内容繁杂、主题不清、格调不高,让法院文化环境与国家审判机关庄重大方的文化风格相协调,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和标志性。
二、认真抓好重点工作
1.统一显著位置标语标牌内容。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办公大楼门厅、诉讼服务中心显著位置统一布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标语标牌,强化人民法院工作目标、工作主线的宣传展示,充分体现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共同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标语标牌的材质、尺寸和具体布设位置,由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自己总结提炼的本院院训、法院精神,可在本院院史馆(荣誉室)、图书馆(阅览室)等适当场所或位置展示,不应在机关院落、办公大楼、公共区域的显著位置布设。
2.强化文化环境的政治引领功能。各级人民法院公共区域、办公区域的文化环境布设,要突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干警的主题,充分体现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重点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民法院工作的要求,防止和纠正西方法治文化元素过多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党组会议室、审判委员会会议室应在适当位置布设展示人民法院工作目标、工作主线的内容。如有适当的空间和位置,审判部门办公场所的文化标识可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内容;政治部(处)办公场所的文化标识,可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组工部门提出的“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要求为内容;司法警察部门办公场所的文化标识,可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警察队伍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为内容。布设文化环境如需使用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照片、题词、塑像,要严格执行中央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批准。
3.文化环境布设要同审判机关形象相协调。各级人民法院文化环境布设要注重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科学设计、精选内容、保证质量,表现方式要庄重、大方、简洁,与审判机关的文化风格相适应,防止过多过滥、追求时髦、过于花哨。在办公区域布设干警创作的书法美术摄影作品,要选择适当位置、具有鲜明主题,数量要少而精,防止把办公场所办成展览场所。不得悬挂张贴摘录法院领导干部讲话内容的标语、书法作品,不得悬挂张贴法院领导干部画像(院史馆介绍本院历任领导和现任领导班子成员的情况除外)。如在面向当事人的公共区域需要布设法官照片,应为着制服的正装照(含法袍),不得布设生活照或同家人的合影照。法院机关大门口只悬挂本院名称标牌,不得并列悬挂本院内设机构名称标牌或者其他标牌。
4.严格按照规定正确使用国徽法徽。各级人民法院在机关正门上方正中处、审判法庭内的显著位置,应统一悬挂国徽,不得悬挂法徽,不得将国徽和法徽并列悬挂;严格按照规定规格使用国徽,不得悬挂破损、污损或者不合规格的国徽。各级人民法院使用法徽及其图案,要严格执行《人民法院法徽技术标准》(法〔2012〕225号)和《人民法院法徽使用管理规定》(法〔2012〕226号),确保在规定范围内使用。悬挂法徽要选用与悬挂场所相协调的规格,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法徽。使用法徽及其图案要严格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不得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法徽图案。不得在办公桌椅(不含法桌法椅)、茶具、纪念品等物品上印制法徽图案,确保法徽使用的严肃性。
5.全面落实人民法庭统一标识工作。人民法庭要认真落实《人民法庭统一标识设置规范》(法办〔2012〕74号),严格按照规定的颜色、材质、规格、位置制作设置门楣标识、名称标牌和路口指示牌,确保达到“见标识即知人民法庭”的效果。人民法庭内部的文化环境建设,要参照上述四条要求执行,特别是要普遍布设以人民法院工作目标和人民法院工作主线为内容的文化标识,让人民群众通过文化标识的统一性领会和感受人民法院司法理念和司法尺度的统一性。
三、加强督查确保落实
规范法院政治性文化性标识,加强和改进文化环境建设工作,是贯彻落实“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求、加强人民法院政治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按照通知要求抓好工作落实。在各个法院自行整改的基础上,2018年第四季度,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组织专门力量,对辖区各个法院开展一次全覆盖的调研指导,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确保工作落实不留死角。2018年12月31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调研指导中发现的问题及督促整改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专门报告。2019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组织力量赴部分地区法院实地调研抽查,发现工作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的文化标识设置和文化环境布设,按照军队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56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56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责方式修改为公诉与自诉相结合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划分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了自诉案件的范围,其中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具体罪名实行公诉或者自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公安、检察机关与法院工作衔接不畅,导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公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追诉程序采用公诉与自诉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目前,该司法解释在实践当中对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充分说明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上,采用公诉与自诉并行的方式,有利于制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您提出的关于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责方式在立法上修改为公诉与自诉相结合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在相关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
--2019年4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现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将解决执行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重大部署,要求“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于2016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三年来,全国法院广大干警特别是执行干警全力以赴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明显成效。
2018年10月24日至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10月25日在参加联组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下步执行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明努力方向,广大法院干警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审议询问期间,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建议。会后,最高人民法院迅速传达学习栗战书委员长重要讲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系统梳理审议意见,制定贯彻措施,狠抓督促落实。
一、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狠抓审议意见落实落地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栗战书委员长重要讲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同时研究建立长效机制,把“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常态化制度化。11月7日和29日,两次全国法院会议就学习贯彻栗战书委员长重要讲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作出安排,要求各级法院振奋精神、再接再厉,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同时切实巩固深化成果,健全长效机制,为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形成解决执行难合力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针对委员们提出的健全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加强与政府部门执行联动、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发挥律师作用、引导社会参与等意见建议,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推动加强综合治理。认真总结“基本解决执行难”经验做法,从深入推进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方面,研究解决制约执行工作长远发展的综合性、源头性问题。推动将法院执行工作在综治考评中的分值由2分提高至3分,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应用纳入考评体系。
二是健全执行联动机制。会同公安部将3台应用终端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联通,促进解决部分下落不明被执行人查找难问题。会同自然资源部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网络查询。会同银保监会推进保险理财产品网络查询。通过深化全方位协作联动,让执行联动机制真正“联起来、动起来”。
三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会同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研究制定《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支持律师参与执行案件代理,推进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机制,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目前,《意见》已经起草完毕,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
四是加强执行宣传工作。充分运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展50场次全媒体直播,超过8亿人次在线观看,联合央视播出14期《失信惩戒录》,坚持以案说法,督促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执行不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认同,全社会理解支持执行工作的氛围更加浓厚。
(二)积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建立多部门多行业共同发力的联合惩戒机制、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执行难等意见建议,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持续推进惩戒措施落地。在国家发改委全力支持推动和各部门大力配合下,最高人民法院又会同有关部门签署12项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或指导意见,拓宽失信惩戒范围,健全联合惩戒体系。与4个部门或行业加强数据对接,拓展限制高消费、互联网贷款等范围,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自动拦截惩戒。
二是促进营造讲诚信守契约的社会氛围。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针对部分涉及基层政府机构的执行案件,加大专项清理力度,同步健全长效机制。各地法院主动向党委汇报,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推动将相关失信信息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将相关案件清理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范围,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判决,为带动全社会讲诚信守契约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严厉惩处拒不执行、妨碍执行犯罪行为。依法适用刑法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关规定,通过公诉、自诉两种方式,加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2018年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5159人。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犯罪,2018年审结此类犯罪案件390件。
(三)扎实推进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长效管理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规范“执行不能”案件认定标准和结案程序、完善恢复执行程序、充分发挥司法救助制度功能等意见建议,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强化制度和技术约束。完善“执行不能”案件认定程序和审批制度,明确要求认定前必须依法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既审核网络查控系统查找财产情况,也审核线下财产线索核实情况。加强“执行不能”案件管理,凡认定为“执行不能”案件的,一律纳入统一的专门案件库进行管理,定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过滤,一旦发现财产,立即恢复执行,同时对这类被执行人常态化限制高消费。加强督办检查,杜绝滥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挤干“执行不能”水分,努力使“执行不能”案件办理真正让当事人信服。
二是扎实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在全国范围内部署63万执行案件转破产工作,涉及2万个被执行企业,依法集中解决一批“僵尸企业”市场出清问题,促进一批“僵尸案件”彻底退出执行程序。
三是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机制。依法拓宽司法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尽力解决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陷入生活困境的两难问题。出台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发布司法救助典型案例,规范司法救助案件办理,充分发挥司法救助制度功能。去年11月以来,全国法院共发放司法救助金4.7亿元,惠及生活困难申请执行人3.1万人。
(四)加快提升执行工作信息化水平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提高执行管理、网络查控、网络拍卖、执行公开等方面信息化水平的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执行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是网络查控系统取得新成果。2018年11月以来,又新增98家地方性银行实现银行存款网络扣划,新增352家地方性银行实现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查控。截至今年3月,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冻结资金5087.6亿元,查询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信息1810万条,车辆5909.2万辆,证券1496.3亿股,船舶232.9万艘,网络资金296.8亿元。
二是网络司法拍卖进展明显。指导各级法院全面落实网拍优先原则,实现司法网拍全覆盖,进一步规范网拍公告,提高网拍效果。截至今年3月,全国法院共进行网络拍卖110万次,成交量31万件,成交额6863亿元,标的物成交率68.7%,溢价率61.3%,为当事人节约佣金213亿元。
三是建成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出台司法解释,增加定向询价、网络询价等财产处置参考价确定方式,上线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规范询价评估程序,进一步解决传统委托评估耗时长、收费高等问题,提升财产处置变现的效率和效果。
四是强化执行信息公开。升级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将所有执行案件办理进度、关键执行措施、重要节点信息向当事人全面公开。当事人凭有效证件可以登录网站查询案件进展。社会公众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消费人员、终本案件、网络司法拍卖等信息。
(五)着力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用制度机制固定下来等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研究,积极构建长效机制。
在深入调研论证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工作纲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工作纲要》进一步强调执行工作要坚持“强制性、规范化、信息化”的基本思路,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提出未来5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发展目标,明确要求与当事人权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核心指标保持高位运行常态化;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常态化;“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和高素质人员配备常态化;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高压态势常态化;信息化、智能化执行工作模式常态化。同时围绕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深化执行模式改革、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深化执行管理改革、健全执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规范化体系、健全执行监督体系、健全执行权威和公信力维护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任务。
(六)切实加强人民法院执行队伍建设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要同等重视审判和执行工作,推进执行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关心执行干警身心健康等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加强示范引领,鼓舞队伍士气。对攻坚执行难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积极进行表彰宣传,大力弘扬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提升执行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加大对执行一线干警履职保障力度,健全落实关爱干警措施,切实保护执行干警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促进增强职业荣誉感。
二是充实执行力量,保持队伍稳定。加强督促检查,监督指导各级法院着眼保障执行工作长远发展需要,加强执行人力配备和资源配套,充实执行办案力量,防止队伍力量薄弱、结构老化、不适应执行工作发展等问题出现反弹。指导各级法院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在推进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中,尽可能保持执行机构和人员编制稳定,保障执行管理机制健康运行。
三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执行能力。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讲党性、讲纪律、讲奉献体现在解决执行难的生动实践中。组织全国法院执行业务骨干集中培训,加强全国执行干警远程视频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执行理论和实务研究,切实提高执行队伍整体素质和执行能力。
(七)推动完善民事执行制度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建立健全统一权威、科学有效的民事执行制度体系等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全力推动完善民事执行制度。
一是配合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纳入二类立法项目。作为草案牵头起草单位,最高人民法院迅速成立起草研究小组,去年11月9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送交立法规划“四落实”情况报告,明确起草计划和进度安排。组织专家起草两版建议稿,广泛汇聚各界智慧,努力提高立法草案科学性。
二是完成涉执行司法解释编注工作。着力解决执行规范层级复杂、内容滞后、关系不清甚至部分规范相互冲突等问题,将建国以来的11部涉执行法律、69件司法解释、66件规范性文件、3件指导性案例、58个请示答复进行全面梳理和注释说明,汇编总计44.3万余字,同时针对现有执行规范提出“立改废”意见。
三是进一步研究完善司法解释,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近期研究制定了关于股权强制执行的司法解释,拟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出台。同时,拟适时发布若干指导性案例,促进统一法律适用。
(八)加强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
针对委员们提出的建立常态化执行监督机制、加强代表意见建议办理等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部署,狠抓工作落实。
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项梳理、建立台账、细化措施、明确分工,实行销号式督查办理。去年11月以来,共办理涉执行工作的代表建议35件。加强代表联络工作,各地法院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通报执行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积极邀请代表走进法院、见证执行,增进代表和全社会对执行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二、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各级法院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积极投身“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广大执行干警夜以继日战斗在执行一线,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事迹。2016年以来,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黑龙江高院执行局局长侯铁男、广东信宜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伍彤、河北邯郸中院执行局法官徐章俊等51名干警牺牲在执行岗位上,他们用奉献践行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铮铮誓言,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法院的忠诚担当。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人民法院锻炼了队伍,提高了能力,攻克了一道道难题,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是基本形成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凝聚了强大合力,为解决执行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执行工作路子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北京、河南等地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和多部门共同努力下,北京法院顺利执结万吨粮食异地协作执行案,不仅使这起标的额巨大的跨省案件得以迅速执结,也避免了巨量涉案小麦腐烂变质造成损失,充分彰显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巨大优势。
二是引导法院干警和社会各界树立了正确的执行观念。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在人民法院内部扭转了过去重审判、轻执行的错误观念,树立了审判和执行同等重要的工作理念,建立了立审执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同时促使全社会进一步理解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的区别、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形成“执行难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和系统性的治理难题,解决执行难不能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共识。
三是有效破解了查人找物难题。建成覆盖全国的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实现了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极大遏制了被执行人隐匿财产、隐藏行踪、规避执行行为,有力解决了以往登门临柜查人找物耗时费力、成本高昂、覆盖有限的问题,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四是有效破解了财产变现难题。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拍卖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流拍率、降价率、拍卖成本明显下降,有效杜绝暗箱操作、避免权力寻租,实现了拍卖环节违纪违法“零投诉”,让申请人兑现胜诉权益最大化,让被执行人财产变现利益最大化。飞机轮船、鲜活产品、手机号码等传统上很难变现的标的物都通过网络成功拍卖。湖南法院以106亿元最终报价成功拍卖某高速公路收费权,刷新了司法网拍单笔成交价纪录。
五是清理了一批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案。全面开展核查清理工作,将1600多万件历史积案纳入系统加强管理,彻底解决案件底数不清问题。加大积案清理力度,加强信访案件化解,通过执行转破产和司法救助推动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依法退出,逐步改变了陈案越积越多的情况。在全国法院开展集中清理执行案款活动,清理发放案款960亿元。
六是解决了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难点问题。对涉民生执行案件,健全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的常态化机制。2014年以来,每年元旦春节前后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加大对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工伤赔偿等案件执行力度,累计发放涉民生案款179亿元。广西法院对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学生家长进行强制执行,保障多名辍学少年重返校园接受义务教育,确保在教育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法院顺利执结潘某某申请执行某运输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不仅为交通事故中双目失明、遭受重创的男童执结167万元赔偿款,还对孩子及其家人进行心理辅导,抚平精神创伤,体现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力度和温度。
七是有力维护了法律权威。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对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强制措施,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留50.6万人次,限制出境3.4万人次,与前三年相比分别上升416.3%、135.4%和54.6%。各地法院还针对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铁腕重拳开展“江淮风暴”“云岭总攻”“草原风暴”“燕赵利剑”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震慑,彰显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八是有力推动了社会诚信建设。持续推进联合惩戒工作,不断加大失信曝光和惩戒力度,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全社会营造了守法诚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氛围。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322万例,有366万人迫于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法律义务。有的去南极旅游,因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购买返程机票,主动履行义务后才得以回国;有的去缅甸躲债,当缅甸发生军事冲突时无法买机票回国,在法官主持下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最终才得以安全回国;还有的购买了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门票,因被限制出境导致看不成比赛,只能联系法官主动偿还了欠款。
九是有力促进了营商环境改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解决执行难大大提高了生效法律文书兑现效率,促进了各地法治建设,营造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各地法院高度重视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执行难问题,加强涉企案件执行力度,推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切实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为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造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十是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依法突出执行强制性,加强执行信息化和规范化建设,推进执行体制机制、工作和管理模式重大变革,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突破,推动了法院执行工作现代化。2019年1月,世界执行大会在上海召开,29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并通过《上海宣言》,认为中国法院执行工作形成了中国模式,丰富了国际实践,为国际执行法治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今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三年来,人民法院全力攻坚,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与前三年相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全国法院90.4%的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92.6%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符合规范要求,94.4%的执行信访案件得到化解或办结。一些法院存在的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情形得到有效遏制,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行等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等问题基本解决,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现象明显改善。
“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同时也是全国法院广大干警特别是执行干警奋力拼搏、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结果。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郝明金等领导同志专门带队赴上海、江苏、安徽、黑龙江等地法院视察调研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指导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多次进行专题调研,开展问卷调查,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调研报告,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积极见证现场执行,呼吁帮助解决执行工作困难,对人民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给予了有力的监督支持。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人大加强监督就是对人民法院工作最大的支持。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对人民法院历经三年奋力攻坚、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给予充分肯定。代表们普遍认为,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和期待,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维护了群众利益,捍卫了司法权威,促进了社会诚信,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体现了人民法院的使命担当。建议进一步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完善综合治理格局,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强制执行立法,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强化失信联合惩戒,继续完善执行查控机制,杜绝超标的查封等执行不规范问题,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加大执行宣传力度,等等。代表们的充分肯定既是对全国法院广大干警的鼓励和支持,更是对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执行工作的激励和鞭策。
我们深刻认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虽然如期实现,但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还有不小差距。执行难问题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行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发挥不够,执行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一些机制举措在基层还没有真正落实落地;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获得感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当事人对执行成效、执行规范化水平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执行不能”还存在不理解、不能正确认识的问题;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对执行工作制约依然较大,联合惩戒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各单位信息共享还要加强;一些当事人诚信观念不强、规则意识淡薄,需要进一步加大失信惩戒和教育引导力度;人民法院每年新收执行案件超过500万件,处于高峰期,削减存量、遏制增量还面临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切实加以解决。
三、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促进执行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之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切实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继续破解难题,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实削减执行案件存量、遏制增量,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努力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一是进一步健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及政法委领导,不断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更好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更加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认真听取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推动执行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二是进一步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出台《关于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工作纲要》并狠抓落实,确保执行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坚决防止松懈情绪,坚决防止执行工作水平下滑。进一步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查控系统,推动实现各类财产全覆盖,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执行工作中的运用,让现代信息技术更好服务保障执行工作。加强执行案件源头治理,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健全立审执协调配合、案件繁简分流、执行与破产有序衔接等机制,促进执行工作良性运行。
三是进一步加强执行法治保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抓紧起草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配合健全中国特色执行法律制度。加强对执行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攻关,将“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制度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全国人大监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配合,高质量完成草案起草工作。
四是进一步提高公正规范文明执行水平。健全执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扎紧“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用规范严谨的制度机制、完善闭环的信息系统、全方位的管理监督约束执行权力运行。既要高度重视办好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又要认真执行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每一个“小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坚持把强制执行与规范执行结合起来,把依法惩戒与司法关怀结合起来,树牢公正、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五是进一步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联合惩戒工作,推动建立中央层面的联合信用惩戒联席会议机制,与有关方面密切协作,推进联合惩戒体系拓展升级,加强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在更大范围实现失信名单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积极推动健全各类信息实名登记和采集机制,促进建立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做好以案释法工作,加大失信打击力度,加强诚信宣传教育,营造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全社会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良好风尚。
六是进一步健全督查问效机制。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健全狠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健全执行巡查常态化机制,定期巡查突出问题,督促整改提高。充分发挥执行约谈制度作用,对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消极应付督办事项的,及时通过约谈督促有关法院和部门限期纠正。落实执行信访案件倒查机制,统筹督查执行案件问题和违纪违法问题。突出基层导向,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解决基层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坚决打通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健全执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加大考核问责力度。切实发挥综治考评引导作用,推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落实落地。
七是进一步加强过硬执行队伍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加快推进人民法院执行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执行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健全以法官为主导的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完善符合执行特点的职业保障机制和管理机制。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决纠治执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执行领域司法腐败,杜绝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违纪违法行为,努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行为规范、作风优良的执行铁军。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奋勇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 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 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
(法〔2022〕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了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有关项目建设,切实保护购房人与债权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相关商业银行职责,规范人民法院的保全、执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通知如下:
一、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是商品房预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房地产项目建设、维护购房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人民法院冻结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应当及时通知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人民法院对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时要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坚持比例原则,切实避免因人民法院保全、执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的款项导致施工单位工程进度款无法拨付到位,商品房项目建设停止,影响项目竣工交付,损害广大购房人合法权益。
除当事人申请执行因建设该商品房项目而产生的工程建设进度款、材料款、设备款等债权案件之外,在商品房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对于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中监管额度内的款项,人民法院不得采取扣划措施。
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建设工程款债权人、材料款债权人、租赁设备款债权人等请求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资金支付工程建设进度款、材料款、设备款等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或者购房人因购房合同解除申请退还购房款,经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商业银行应当及时支付,并将付款情况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妥善处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等主体的资金使用申请,未尽监督审查义务违规批准用款申请,导致资金挪作他用,损害保全申请人或者执行申请人权利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开设监管账户的商业银行接到人民法院冻结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指令时,应当立即办理冻结手续。
商业银行对于不符合资金使用要求和审批手续的资金使用申请,不予办理支付、转账手续。商业银行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转账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请求释放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相应额度资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予以准许。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并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五、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保全、执行过程中,存在枉法裁判执行、违法查封随意解封、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违法违纪问题的,要严肃予以查处。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商业银行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款项监管、划拨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22年1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仲裁裁决一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仲裁裁决一案的答复
(2016年12月23日 (2016)最高法民他97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冀协外认字1号《关于申请人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决唯有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因此,第一款的情形[包括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没有收到“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这一情形]应由被申请人提出并提交证据证明。本案申请人提交了相应的送达证据,被申请人应对其抗辩事由提出证据证明。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被申请人未能证明送达不当。石家庄中院应进一步审查确定有关通知是否以适当方式进行送达。如无证据证明送达不当,且无《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的其他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本案仲裁裁决应予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
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6年9月27日 (2016)冀协外认字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受理申请人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晋州市东丰机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仲裁裁决一案,经我院审查,拟同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意见,现将有关情况向贵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沃勒马-阿布萨利亚莫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布萨利亚莫沃公司)。住所地: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犹塔津斯基区阿布萨里亚莫沃农村苏维埃茨基街121号。
代表人:奥沃奇尼采夫·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
委托代理人:肖占德,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晋州市东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丰机械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段307国道路南。
法定代表人:尹某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茹会苗,河北九洲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2014年7月25日,申请人阿布萨利亚莫沃公司与被申请人东丰机械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提起仲裁申请。2015年4月10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作出158/2014号仲裁裁决,内容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9373.31美元作为违约金和因2013年7月12日签订第CN/38719567/ESTG-07-2013号合同产生损失的赔偿金;支付3030美元以便补偿申请人已缴纳的3030美元仲裁费用。2016年5月23日,阿布萨利亚莫沃公司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处理意见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仲裁裁决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之情形,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理由如下:
申请人未能证明涉案仲裁裁决审理程序中依法给予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及进行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涉案仲裁裁决记载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法院向被申请人邮寄诉讼资料及第一次开庭传票。该事实除裁决书记载外,无其他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当庭抗辩未收到任何诉讼文书。因第一次通知开庭审理之日,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法院未收到关于被申请人被送达传票的信息,裁决将案件延期审理并再次向被申请人邮寄传票,仲裁裁决记载上述传票于2015年2月3日送达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传票、挂号信清单及邮件跟踪单以证实上述传票被送达事实。但挂号信及邮件跟踪单内容均未载明邮件收件地址,跟踪单显示邮件于2015年2月3日送达中国,亦未载明最终送达地址及收件人,无法证明该传票已经向被申请人进行送达。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法院于2015年3月13日在被申请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未能证明涉案仲裁裁决在审理程序中依法给予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及进行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之情形,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
四、我院经审查拟处理意见
我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涉案仲裁裁决审理程序是否依法给予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及进行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看,主要是传票、挂号信清单及邮件跟踪单,但其提交的挂号信清单及邮件跟踪单并未记载与涉案仲裁相关的信息,也未记载邮件收件地址,上述跟踪单仅显示邮件到达中国,未显示相关向被申请人送达的情况。我院认为,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仲裁机构给予了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及进行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因此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的规定,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
鉴于我院拟同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阿布萨利亚莫沃公司的申请,根据钧院相关规定,现将该案呈报钧院审查,请予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联、关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进一步推动《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21〕7号)落地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组织选编了5起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工作中参考。
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具体举措,也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新需求的现实需要,更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出的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关工委要充分认识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意义,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推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一要切实加大推进力度。特别是尚未启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的地区,要积极探索,抓紧突破,以个案指导为切口逐步积累经验,建立本地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形成长效、稳定的制度和做法。二要注意探索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和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推动理论研究。通过不断总结监护不力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问题根源,发现家庭教育的规律,研究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优化工作质量和效果,推动解决家庭教育深层次问题。三要着力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家庭教育指导是专业性极强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验丰富、功底扎实、人员稳定的工作队伍是长期、高效做好工作的基本保障。各级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关工委要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大力培养专家人才、服务队伍,夯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年10月25日
一、朱某某、徐某某虐待案
--引导树立科学教育观念,源头预防家庭暴力犯罪
一、基本案情
朱某甲(女,案发时9周岁)系朱某某与他人非婚生之女。2018年以来,被告人朱某某及同居女友徐某某因家庭琐事及学习问题,经常采取掐拧、抽打等方式殴打朱某甲。2019年10月,朱某某先后两次使用棍棒、鱼竿支架击打朱某甲左小腿致伤,后因治疗不及时,导致伤口溃烂感染。2020年5月12日,朱某某、徐某某因涉嫌虐待罪被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六个月,均适用缓刑。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多角度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监护人树立科学教育观念。本案是一起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案件发生后检察机关与关工委就被害人监护问题进行了多次走访,朱某甲表示仍愿意与朱、徐二人继续生活,朱、徐二人也表示愿意改变教育方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考虑到该案属不当管教引发犯罪,原生家庭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检察机关遂会同妇联、关工委启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首先,对朱、徐二人进行训诫,使其认识到其不当管教行为已构成虐待罪,促其端正态度。其次,由区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对朱、徐二人进行“一对一”家庭教育指导,引导改变不当教育方式,并将二人拉入由检察机关、妇联、关工委、教育局创建的“怀仁家长学堂”微信群,定期参加指导讲座,在群中分享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体会与感触。同时,发挥“以老励老”作用,由关工委的“五老”成员定期和被害女童祖父母进行沟通交流,让其监督教育朱、徐二人,以亲情感化帮助修复被破坏的亲子关系。
(二)持续跟踪家庭监护状况,巩固家庭教育指导成效。检察官多次入户家访,详细了解朱某甲的身体康复情况,督促朱、徐二人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与村委会保持经常性联系,请其协助跟踪考察朱某甲监护改善情况。通过电话回访朱某甲的老师,了解其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情况。经过四个月的教育督促和指导,朱某甲一家的亲子关系得到明显改善,朱某某、徐某某签署《监护承诺书》,家庭生活恢复正常。
(三)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源头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赣榆区检察院、妇联、关工委会签了《关于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细则》,将成功经验转化为常态化机制。一是建立未成年人被侵害线索排查和反馈机制。通过妇联、关工委、学校、派出所等多个渠道,在全区15个乡镇进行排查,共对3名有轻微家暴情形的监护人予以训诫,对22名履职不当、监护缺失的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二是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检家”联动机制,通过妇联的基层“妇女之家”、“婆婆妈妈大舞台”等平台,由检察官开展法治宣讲,传递科学教育理念。三是充分发挥关工委的“五老成员”作用,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重点针对由祖父母承担日常监护责任的留守儿童群体,强化监护意识,提高监护能力,防范家庭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典型意义
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身心伤害大,影响持久深远。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暴露了部分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淡薄、家庭教育观念错位和监护能力不足。检察机关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应当联合妇联、关工委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找准问题根源,引导扭转落后的教育观念,矫正不当监护行为。同时,应当适当延伸司法保护触角,通过开展线索排查、法治宣传等,做好家庭教育指导的前端工作,源头预防监护侵害行为发生。
二、陈某盗窃案
--构建规范化工作机制,有力解决未成年人失管问题
一、基本案情
2021年2月5日,陈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逮捕,其女儿陈某甲(6周岁)因无人监护暂由当地社会福利中心临时监护。同年2月25日,陈某被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经查,陈某还于2019年6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由于陈某系未婚生育陈某甲,在其服刑期间,陈某甲被安置在福利院临时监护。
二、家庭教育指导的做法与成效
(一)强化线索发现机制,主动开展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规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区妇联等部门制定了《杭州市萧山区亲职教育工作实施办法》和《关于建立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联合干预制度的意见》,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对象,并将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纳入工作范围。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针对陈某多次实施犯罪导致陈某甲无人抚养以及法律观念淡薄、监护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联合妇联、民政等部门开展综合评估,认为对陈某确有监护干预必要,随后启动家庭教育指导程序。
(二)规范工作流程和模式,保证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性、系统性。萧山区检察院、妇联、关工委联合创建了“三会两评估”(启动初期、中期、结束三次联席会议,家庭教育指导效果评估与监护评估两项评估)和“亲职见习期”(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6个月,由村社妇联家访观察)等制度,形成系统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模式,并开发家庭教育指导APP,设置“家庭教育课程”“监护评估”“亲职教育效果评估”等7个应用场景模块,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基地,高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本案中,家庭教育指导程序启动后,专业社工在家庭功能测验、多维度访谈、妇联家访观察等基础上制定了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方案。为陈某设置了三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期和六个月的亲职见习期。第一个月重点进行预防再犯罪法治教育以及监护职责教育和心理干预,促进提升监护意识;第二个月重点链接包含“如何帮助孩子重建安全感”“营造良好家庭氛围--重建亲子关系”“父母良好价值观及行为对孩子的正向影响”等系列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提升沟通技巧、情绪管理能力,配套开展亲子沙龙、亲子公益活动等,增进亲子关系;第三个月,再次进行家庭功能测验,并根据前两个月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和效果巩固。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由妇联安排陈某所在村妇女干部作为家庭教育指导观察员定期开展家访观察,动态掌握家庭教育指导情况,适时调整工作进度与节奏。
(三)建立效果评估机制,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刚性。萧山区检察院牵头开发家庭教育指导数字平台,针对被教育对象进行“一人一码”三色动态监管,根据被教育对象打卡情况以及基层妇联工作人员、社工录入的家访观察、家庭教育指导等情况,实现动态监管和后期监护能力评估。同时,针对陈某起初两次不配合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情况,萧山区检察院向其制发督促学习令,通报所在村妇联、村委会以及村社民警,经评估后将家庭教育指导期调整为四个月,并告知其对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依然存在失管失教情形,情节严重的,检察机关有权建议并支持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经过批评教育,陈某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态度发生很大转变,开始自觉参加并积极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了所有课程任务。
(四)家庭教育指导与关爱救助并重。针对在家访观察中发现的陈某缺乏工作技能、工作意愿低等问题,检察机关指派心理专家对其进行专门指导干预,并为其提供餐饮、西点制作技能培训,帮助其获得一技之长。针对陈某甲因没有落户导致的无法正常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萧山区检察院、教育、民政、公安、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共同努力,顺利为陈某母女办理了落户手续,并为陈某甲就近联系学校入学。
三、典型意义
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是一项尚处起步阶段的工作,系统性、专业性、强制性不足一直是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问题。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妇联、关工委联合探索建立的规范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模式,突出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实现全程闭环管理,工作成效明显。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指导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状况,也要重视失管失教未成年人监护问题,适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避免未成年人因监护缺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遭受不法侵害。
三、李某涉嫌抢夺罪被不起诉案
--提高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性,推动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矫治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作案时14周岁,初中肄业。2021年4月12日,李某驾驶汽车,搭载两名成年犯罪嫌疑人林某、杨某,尾随驾驶二轮摩托车的被害人吴某,伺机夺取财物。在林某伸手抢夺过程中,被害人吴某因失去平衡与李某驾驶的汽车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随后三名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吴某属轻微伤。因李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21日对李某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准确评估家庭教育状况和问题。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没有一放了之。为全面了解导致李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的成长生活轨迹进行了深入调查,详细询问监护人,走访邻居、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委托心理咨询师对其开展心理测评。经调查发现,李某系弃婴,被养父母抚养长大。幼年时李某常有偷拿家中零钱的不良行为,上初中后缺乏管教沾染不良习气。2020年因盗窃电动车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教育后被其父领回,在此过程中李某得知自己并非亲生,与父母隔阂更为严重,随后长期流浪不归。在对李某抚养监护过程中,李某父母的态度从起初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逐渐演变为不管不问。心理测评发现李某存在轻度的焦虑、强迫和抑郁,生存能力和心理成熟度欠缺。
(二)制定个性化方案,督促履行监护职责。针对李某的家庭教育问题,检察机关、妇联、关工委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方案。针对李某父母监护缺位和管教方式不当等问题,从调整沟通方式、改善家庭氛围、学习教养知识、改变教养方式、提升教育理念、引导教育发展等六个方面规划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通过家庭心理辅导对李某及其父母进行心理疏导、认知干预和行为矫正,在家庭教育专家引导下,通过亲子游戏等活动辅助修复家庭关系,以有效的沟通重新唤起亲情,影响亲子关系的心结逐渐得以解开。同时,妇联依托“姐妹心理驿站”推介心理咨询师对李某开展心理测评,根据其生存能力和心理成熟度欠缺的测评结果予以引导和干预,关工委组织“五老”志愿者、社工结对关爱,与检察机关共同劝导父母切实承担对李某的监护责任。
(三)各部门联动协作,实现效果最大化。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李某家庭关系明显改善,但李某长期辍学对其成长极为不利。为帮助李某重返学校,检察机关、妇联、关工委共同拟定工作方案,在安排李某返回户籍所在地与父母团聚后,立即启动家庭教育指导异地协作机制,两地通力合作,检察机关联系教育部门助力,妇联充分发挥妇儿工作平台优势、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关工委积极组织离退休老专家、老模范发挥专长帮扶到人,共同为李某提供就学协助。目前,李某回归家庭后表现良好,亲子关系融洽,新学期开学已赴一所初中就学。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通常与成长环境及教育失当有着密切关系。对于因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其父母应切实承担起监督管教的责任。相关部门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提升父母监护能力、改善家庭环境,是帮助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回归正轨,预防重新犯罪的有效手段。不同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家庭教育指导应坚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相关部门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时,应针对具体问题、契合家庭实际、照顾个体特点,确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陈某甲涉嫌盗窃被不起诉案
--督促监护与家庭教育指导有机结合,促进落实家庭保护责任
一、基本案情
陈某甲,男,作案时17周岁。2021年1月,陈某甲先后两次来到某居民楼下,将停放在楼下的一辆两轮电动车及一辆两轮摩托车盗走。经鉴定,被盗车辆价值共2860元。陈某甲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经不公开听证,决定对陈某甲作附条件不起诉,并对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找准监护问题症结,依法制发《督促监护令》。听证会结束后,在听证人员的见证下,针对陈某甲父亲家庭教育失当、监护不力、疏于管教等问题,检察官对其父亲进行训诫,并以“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为主题当场进行了一次家庭监护教育。随后,检察官向陈某甲父亲依法送达了《督促监护令》,提出重点监护举措,包括认真分析自己在教育孩子上存在的问题,更新教育理念,改变教育方法;多抽时间与孩子相处,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让孩子感受家庭的温暖;通过限制上网时间等措施帮助孩子戒除网瘾;定期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按时报告监护情况及孩子表现。陈某甲父亲当场承认自己监护失职,签署了《监护教育承诺书》,自愿接受监督考察。
(二)以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履行监护职责,确保《督促监护令》落地见效。固始县妇联为陈某甲家庭量身设计了个性化教育指导方案,根据《督促监护令》提出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安排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并联合县检察院制定《监护考察工作计划表》,由县检察院会同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组成监护考察组,通过每月至少一次线上联络,一次线下走访,监护人每月报告行为记录等方式,引导陈某甲的父亲自觉承担监护义务,改变不当教育方式,教导陈某甲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经过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陈某甲父子相处融洽,交流增多,陈某甲性格日渐开朗,考察回访发现陈某甲现随父亲在一家企业打工,工作认真负责,督促监护取得初步成效。
(三)机制化协作联动,推动形成六大保护工作合力。固始县检察院联合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建立共同监护考察的配合衔接机制,进一步推进督促监护工作落实落细。组建“爱的港湾”公益巡讲团,举行“走千村”活动,开展“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公益课堂,让家庭教育指导“面对面”。录制微视频、制作家庭教育指导课件,通过各单位公众号发布,让家庭教育知识进社区、进家庭,向更多的家长宣讲家庭教育知识,增强监护人的监护意识和教育的主动性。疫情期间,针对家庭暴力案件增多的问题,及时开设“爱家抗疫家庭教育”微课堂,开展线上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三、典型意义
对因家庭管教不当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对其开展帮教挽救的同时,应当下大力气解决家庭监护问题。监护督促令与家庭教育指导均为近年来检察机关加强监护权监督的创新工作机制,旨在推动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家庭监护不力这一难点问题,促进落实家庭保护责任。监护督促令侧重督促和干预,家庭教育指导侧重引导和帮助,两项制度有机融合,刚柔并济,能够更好推动监护人履职,提升未成年人保护质量和效果。
五、未成年人张某某被性侵案
--整合优质资源,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发展
一、基本案情
张某某(女,案发时13周岁)初中辍学,跟随母亲在福建省惠安县一家餐饮店打工,其父亲常年外出务工不在家,母亲忙于生计无暇监管。由于缺乏家庭温暖,张某某急于寻找所谓的“安全感”,与多名前来餐饮店就餐的男子发生性关系,更在其父母同意下与其中一人订立婚约。涉案的多名男子因明知张某某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建立“1+N”保护小组,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服务有效衔接。近年,惠安县检察院紧盯农村儿童监管难问题,与妇联、关工委探索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与“惠女”精神深度融合,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队伍,组建由承办检察官、护童观察员、司法社工、家庭教育指导者、心理咨询师组成的“1+N”保护小组,规范化开展相关工作。本案中,针对张某某监护人存在的监护不当、履责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因案施策,联合妇联、关工委,依托妇女之家、儿童之家平台,吸收妇联家庭教育指导者、关工委“五老”等老同志组建“家教讲师团”,量身设计符合张某某家庭的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帮助张某某父母强化监护意识,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加强亲子沟通,改善亲子关系,切实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质量和效果。
(二)建立保护日志,保证家庭教育效果。利用护童观察员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护童观察员和司法社工定期走访,全面掌握张某某现状,为其单独建立保护日志,将张某某及其家庭生活实际、思想动态等情况及时向保护小组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措施,点对点开展定制式和阶段式相结合的保护救助计划,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三)根据需求转学复学,家庭教育指导与保护救助结合推动。考虑到张某某在义务教育阶段即辍学,且张某某本人有复学的意愿,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工作机制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多次与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协调,为张某某办理复学手续。同时,鉴于张某某就学期间存在被校园欺凌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征询其本人意见后,将张某某转学至其家附近的另一所学校就读。
三、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专业性强,各级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关工委在合力做好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同时,应注意带动、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委托服务、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深入研究、积极开展教育行为矫正、亲子关系改善等课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培养一支稳定、专业、可靠的专家型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涉互联网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涉互联网典型案例
(2018年8月16日)
目录
1. 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陈壮群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
2. 徐瑞云诉敬子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3.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诉许文强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4. 王兵诉汪帆、周洁、上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店铺转让合同纠纷案
5. 庞理鹏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
6. 谢鑫诉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7. 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善(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服务特有名称纠纷案
8. 南京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南京飞日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虚假宣传纠纷案
9.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诉吴春田、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10. 深圳市玩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
1.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陈壮群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25日,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小贷公司)与陈壮群在线签订《网商贷贷款合同》,约定借款及相关双方权利义务。其中,合同特别约定:对于因合同争议引起的纠纷,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陈壮群指定接收法律文书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为合同签约时输入支付宝密码的支付宝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陈壮群同意司法机关采取一种或多种送达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送达时间以上述送达方式中最先送达的为准;陈壮群确认上述送达方式适用于各个司法阶段,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执行以及督促程序;陈壮群保证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合同签订后,阿里小贷公司发放贷款,但陈壮群未依约还款付息,故阿里小贷公司提起诉讼。
审理过程中,法院通过12368诉讼服务平台,向被告陈壮群支付宝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平台系统显示发送成功。陈壮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结果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现为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2017)浙8601民初943号民事判决:陈壮群返还阿里小贷公司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共计587158.25元。一审宣判并送达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送达难”一直是困扰审判工作的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司法效率,降低了司法公信。司法实践中,许多“送达难”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受送达人躲避诉讼、拒不配合法院送达。在此种情况下,依靠诉中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显然无法解决“送达难”问题。诉前约定送达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应该被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所吸收,丰富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形式,与诉中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相互补充,成为高效解决“送达难”的有效形式。
本案中,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经合意约定了因合同纠纷成讼后,可使用电子送达方式及电子送达地址、可适用的程序范围、地址变更方式、因过错导致文书未送达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内容明确、具体,双方对送达条款均能够预见诉讼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该约定具有《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实质要件,具有相当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诉前约定送达条款虽然与在诉中由法院引导填写、统一的印制格式等形式不尽相符,但是只要其满足了实质要件,能够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前提下有效解决送达难题,是一种更便捷、高效的送达。因此,本案例确认,当事人在诉前相关合同中对电子送达方式、电子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做出明确、具体约定的,该约定具有相当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向诉前约定的电子送达地址送达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2.徐瑞云诉敬子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瑞云在敬子桥经营的淘宝网络交易平台网店中购买了俄罗斯进口奶粉。根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实施注册制度。经查询我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专栏》,在“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中未查见“俄罗斯”,敬子桥也无法提供进口食品应具备的全部检验检疫等资料。徐瑞云认为敬子桥销售的前述食品系未经检验检疫的食品,同时,淘宝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进入其平台销售的商品进行审核,对交易服务平台的监管存在过错,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敬子桥向原告退还货款5,043.50元;2、判令被告敬子桥向原告赔偿50,435元;3、判令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对被告敬子桥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沪71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敬子桥退还原告徐瑞云货款5,043.50元及赔偿50,435元等。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关涉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由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害到公众健康,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威胁,使我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贸易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口食品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尤其是通过网络销售,大量种类繁多的进口食品送到了消费者手中。进口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必须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经营者违反国家食品安全规定销售进口食品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例即明确,进口食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经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被告敬子桥作为经营者必须要保证食品来源的安全。本案中,被告敬子桥通过网络销售的俄罗斯进口奶粉不是我国目前准入的食品,且被告敬子桥也无法提供进口货物的相关报关单据、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产品检验检疫卫生证书、海关发放的通关证明等进口食品所应具备的资料,故认定涉案奶粉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因被告敬子桥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告要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对被告敬子桥的主体信息、经营资质进行了审核,并在原告徐瑞云维权时提供了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涉案商品也已及时下架处理,其已经履行了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诉许文强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9年,许文强在淘宝网注册,开设网店销售酒类产品,其在注册时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签署了《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约定: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提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商品/服务。然而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间,许文强在淘宝平台上销售五粮液假酒,之后被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商标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赔偿五粮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7万元。同时,淘宝公司认为许文强及其作为股东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上海舜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鸣公司)违反了服务协议。
淘宝公司诉称,许文强网店售假行为违反服务协议约定,给淘宝网声誉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淘宝公司为打击售假行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生相应损失,要求许文强及其公司赔偿损失及律师费等共计12万余元。
许文强和舜鸣公司辩称,许文强已承担相关赔偿责任,未侵犯淘宝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商誉。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已经受到了淘宝公司的相应处罚,不应再被起诉要求赔偿。舜鸣公司不应对其参与经营之前的销售行为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1日做出(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一、许文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淘宝公司损失2,000元;二、许文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淘宝公司合理支出13,000元;三、驳回淘宝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淘宝公司和许文强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做出(2017)沪01民终13085号民事判决: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许文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损失20,000元;三、变更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许文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合理支出23,000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商产业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以普遍存在的造假售假问题最为严重。囿于网络行为的隐蔽性、举证的艰难性、技术的复杂性,电商平台自身采取的净化措施就十分重要。
本案认定淘宝公司与许文强之间存在有效的协议,许文强的售假行为违反了协议约定。本案所涉服务协议均约定,用户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或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其它合法权益的商品或服务信息。许文强作为淘宝用户,应恪守约定,履行自身义务。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许文强通过开设的“强升名酒坊”店铺,销售假冒的五粮液,侵害五粮液公司对“五粮液”注册商标享有的使用权。由此可见,许文强的售假行为已经违反了与淘宝公司之间的约定。许文强在淘宝网上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与商品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许文强在使用淘宝平台服务时,应当预见售假行为对商品权利人、消费者以及淘宝公司可能产生的损害。商誉是经营者本身以及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社会评价。商誉可以体现在商品、商标、企业名称上,能够在生产经营中变现为实际的商业利润,具有显著的财产属性。因此,淘宝公司要求赔偿商誉等损失的主张具有相应的依据。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签约经营者均有依法规范经营的义务,许文强在淘宝网上销售假冒的五粮液,不仅应当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义务,也应当依约承担对电商平台的违约责任,电商平台经营者也有权依法追究平台售假商家的违约责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打假和净化网络购物环境也是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责任,符合其长远经营利益,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4.王兵诉汪帆、周洁、上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店铺转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9日,受让方王兵与出让方周洁、居间方上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舞泡公司)签订《网络店铺转让合同》,约定周洁将支付宝认证名称为汪帆的“至诚开拓”淘宝店转让给王兵等内容。王兵通过舞泡公司支付转让费20,000元;舞泡公司扣除2,000元佣金后实际转交周洁18,000元。“至诚开拓”淘宝店的账户名为2912361468@qq.com,经实名认证的经营者为汪帆,周洁为代管人。2015年12月3日,汪帆找回了系争店铺的密码,系争店铺处于汪帆控制之下。2016年7月,王兵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汪帆、周洁支付违约金6,000元;退回保证金11,830元;双倍退还已收的转让费用40,000元;支付赔偿金100,000元;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二审审理中,周洁、舞泡公司均认可舞泡公司从王兵交付的20,000元中扣除了2,000元,系周洁应向舞泡公司支付的佣金。同时,汪帆表示其因自身经营的需要,欲从周洁处取回系争网络店铺,但是周洁不愿交还,故汪帆自己找回了系争网络店铺。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6)沪0112民初20679号民事判决:一、周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兵20,000元;二、周洁、汪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兵3,970元;三、驳回王兵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王兵、汪帆、周洁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沪01民终8862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网络店铺的私自转让现实中大量存在,因此产生的纠纷亦有不断进入诉讼的趋势。该案涉及网络店铺转让究竟系转让什么、转让的法律效力如何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无相对统一之见解。本案例明确了涉网络店铺转让纠纷相应的裁判规则,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价值。
本案中,汪帆系通过与淘宝平台签订服务协议并经实名认证,取得系争网络店铺之经营权。服务协议内容经双方认可,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故汪帆与淘宝平台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现周洁在汪帆认可之情况下,与王兵、舞泡公司签署网络店铺转让合同,实际上系将汪帆与淘宝平台间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王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方的,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现周洁虽有汪帆之认可但未征得淘宝平台同意,私自转让系争网络店铺,该转让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故王兵以合同约定内容为据,要求周洁等支付违约金、双倍返还转让费之主张,缺乏依据。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周洁在汪帆认可情况下,将系争店铺让与王兵,现转让行为未生效,且店铺已被汪帆找回并实际控制,周洁理应就王兵因此而产生之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通过对网络店铺店主与网络平台经营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厘清,对实际普遍存在的网络店铺私自转让行为,从法律上作出了妥当评价,有利于网络平台经营方更好地实施管理、提供服务、控制网络交易风险,促进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健康、有序发展。
5.庞理鹏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11日,庞理鹏委托鲁超通过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拿公司)下辖网站去哪儿网平台(www.qunar.com)订购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机票1张,所选机票代理商为长沙星旅票务代理公司(以下简称星旅公司)。去哪儿网订单详情页面显示该订单登记的乘机人信息为庞理鹏姓名及身份证号,联系人信息、报销信息均为鲁超及其尾号**58的手机号。2014年10月13日,庞理鹏尾号**49手机号收到来源不明号码发来短信称由于机械故障,其所预订航班已经取消。该号码来源不明,且未向鲁超发送类似短信。鲁超拨打东航客服电话进行核实,客服人员确认该次航班正常,并提示庞理鹏收到的短信应属诈骗短信。2014年10月14日,东航客服电话向庞理鹏手机号码发送通知短信,告知该航班时刻调整。当晚19:43,鲁超再次拨打东航客服电话确认航班时刻,被告知该航班已取消。庭审中,鲁超证明其代庞理鹏购买本案机票并沟通后续事宜,认可购买本案机票时未留存庞理鹏手机号。东航称庞理鹏可能为东航常旅客,故东航掌握庞理鹏此前留存的号码。庞理鹏诉至法院,主张趣拿公司和东航泄露的隐私信息包括其姓名、尾号**49手机号及行程安排(包括起落时间、地点、航班信息),要求趣拿公司和东航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民事判决:驳回庞理鹏的全部诉讼请求。庞理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京01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民事判决;二、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以公告形式向庞理鹏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公告的持续时间为连续三天;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以公告形式向庞理鹏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公告的持续时间为连续三天;四、驳回庞理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的快速传播,现实生活中出现大量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个人信息的不当扩散与不当利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危害公民民事权利的一个社会性问题。本案是由网络购票引发的涉及航空公司、网络购票平台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纠纷,各方当事人立场鲜明,涉及的焦点问题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公民的姓名、电话号码及行程安排等事项属于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收集和匹配成本越来越低,原来单个的、孤立的、可以公示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收集、提取和综合,就完全可以与特定的个人相匹配,从而形成某一特定个人详细准确的整体信息。此时,这些全方位、系统性的整体信息,就不再是单个的可以任意公示的个人信息,这些整体信息一旦被泄露扩散,任何人都将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个人的隐私将遭受威胁。因此,基于合理事由掌握上述整体信息的组织或个人应积极地、谨慎地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任何人未经权利人的允许,都不得扩散和不当利用能够指向特定个人的整体信息,而整体信息也因包含了隐私而整体上成为隐私信息,可以通过隐私权纠纷而寻求救济。
本案中,庞理鹏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尾号**49手机号、行程安排等,其行程安排无疑属于私人活动信息,应该属于隐私信息,可以通过本案的隐私权纠纷主张救济。从收集证据的资金、技术等成本上看,作为普通人的庞理鹏根本不具备对东航、趣拿公司内部数据信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等情况进行举证证明的能力。因此,客观上,法律不能也不应要求庞理鹏证明必定是东航或趣拿公司泄露了其隐私信息。东航和趣拿公司均未证明涉案信息泄漏归因于他人,或黑客攻击,抑或是庞理鹏本人。法院在排除其他泄露隐私信息可能性的前提下,结合本案证据认定上述两公司存在过错。东航和趣拿公司作为各自行业的知名企业,一方面因其经营性质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亦有相应的能力保护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免受泄露,这既是其社会责任,也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本案泄露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航空公司、网络购票平台疏于防范导致的结果,因而可以认定其具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本案的审理对个人信息保护以及隐私权侵权的认定进行了充分论证,兼顾了隐私权保护及信息传播的衡平。
6.谢鑫诉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谢鑫享有《72变小女生》文字作品著作权。后发现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懒人公司)在其经营的“懒人听书”网,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有声读物。谢鑫从懒人公司提交的文件中发现懒人公司是经过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策公司)、杭州思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变公司)、北京朝花夕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花夕拾公司)的层层授权后提供听书服务的。谢鑫以四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谢鑫曾于2013年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转授权、以及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的权利”授权创策公司。2014年,创策公司向思变公司出具授权书,明确写明授权思变公司将涉案作品制成有声读物,并自行或再许可他方行使音频格式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15年,思变公司授权朝花夕拾公司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给懒人公司在其“懒人听书”平台上使用。同年,懒人公司与朝花夕拾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朝花夕拾公司将涉案作品有声读物许可懒人公司在其平台上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谢鑫确认被控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思变公司确认涉案有声读物系由其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未改变原作文字内容。思变公司与朝花夕拾公司均确认在向下游授权时对上游授权文件的审查系通过审查扫描件的形式进行。创策公司主张其从谢鑫处所取得“改编权”授权包含将涉案作品制作成音频制品的权利。
裁判结果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现为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6)浙8601民初354号判决,认定侵权成立,判令懒人公司、创策公司、思变公司、朝花夕拾公司共同赔偿谢鑫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6100元。谢鑫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浙01民终53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听书”“有声读物”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产业价值巨大。但制作、在线提供有声读物在著作权法上如何定性,经营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怎样授权,未经许可制作有声读物所侵害的是作者的复制权还是改编权等等问题,法律条文上无直接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同认识。这种局面可能使得业界法律界限不清,无所适从,不利于行业合法有序的经营发展。
本案争议焦点有三:其一,作品均以形成外在的独创性表达为其前提要件,对作品的改编应以改变作品之表达,且该改变具有独创性为前提。对于文字作品而言,文字表述是其作品的表达所在,改编文字作品应以文字内容发生改变为前提。将文字作品制成有声读物需要经过三个步骤:朗读、录音、后期制作。三个步骤均只改变了作品的形式或载体,无一改变了文字作品的表达或内容,因而不涉及对文字作品的改编,有声读物只是以录音制品存在的复制件。其二,根据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本意,凡未经著作权人明确授予的权利仍应保留在著作权人手中。授权作为一种合同行为,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前提。一项行为是否在著作权人授权范围之内,需要探明著作权人授权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结合合同上下文及签约时的时间环境,不应认定在线提供有声读物属谢鑫授权范围之内。其三,上游“授权方”缺乏有效权利而向下授权他人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自身对此存在过错且行为实际发生的,所有上游授权方均构成侵权,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当前立法和司法有关有声读物具体规则存在空白,而行业发展又亟需明确规则的背景下,本案裁判为行业主体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对于充分发挥司法助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7.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首善(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服务特有名称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客圈公司)联合北京青年报社等发起“为你读诗”公益诗歌艺术活动;同时尚客圈公司创建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每天以配乐加朗读的形式推送一期读诗作品,同时以视频的形式展现所朗诵内容的字幕。另外,每期读诗作品中还配有图文,包括对诗歌及作者、朗诵者的介绍,所诵读诗歌的文字内容等。截至2014年9月16日,尚客圈公司共发布473期节目,诗歌朗读者含各行业精英与明星。因参与诗歌朗诵者的名人效应,自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新华网、网易读书频道、光明网、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浪网、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对参与朗诵诗歌者的朗诵活动以及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进行了报道。截至本案起诉,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的关注者数量显示已达136万余人,热门作品显示日均阅读和点播量超10万次。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中作品在腾讯视频栏目下显示累积播放量超过1亿次。2014年9月16日,首善(北京)音乐创意有限公司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为你读诗APP ,其于2015年6月23日更名为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你读诗公司)。2015年1月1日,首善(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善文化公司)创建名为“为你读诗官方客户端”的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APP的功能包括诗歌朗诵录制、配音、上传分享及收听他人的诗歌朗诵作品。“为你读诗官方客户端”的微信公众号主要用于发布相关信息。尚客圈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为你读诗公司立即撤销在苹果应用商店、安卓市场中发布的为你读诗app或停止在该app上使用为你读诗的名称、变更公司名称、不得在公司名称中使用为你读诗作为字号,变更为你读诗app软件的著作权登记名称、不得在软件著作权登记中将其软件名称登记为为你读诗;判令被告首善文化公司立即撤销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客户端或停止在该公众号中使用为你读诗的名称、注销为你读诗客户端的新浪微博账号或停止在该新浪微博账号中使用为你读诗的名称;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擅自使用为你读诗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朝民(知)初字第4654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涉案手机软件名称上使用为你读诗字样;二、被告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为你读诗字样;三、被告首善(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涉案微信公众号名称中使用为你读诗字样;四、被告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善(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二十万元整;五、驳回原告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为你读诗公司和首善文化公司提出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6)京73民终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的焦点问题涉及知名微信公众号名称的不正当竞争保护,由于移动互联网络具有受众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故其产业经营特点、竞争方式有别于传统产业。对于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处理,既要准确理解、适用法律,也要充分了解特定产业的特点。对于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纠纷,要结合网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充分考量互联网软件产品或服务的模式创新以及市场主体的劳动付出,通过司法裁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首先,为你读诗公司、首善文化公司与尚客圈公司具有竞争关系。为你读诗公司、首善文化公司与尚客圈公司提供的服务都是以移动客户端如手机为载体,服务对象都是移动平台用户,服务内容都是与诗歌有关的主题,故为你读诗公司和首善文化公司与尚客圈公司提供的是类似的服务,构成竞争关系,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其次,尚客圈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构成知名服务特有的名称。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被控侵权行为发生时,尚客圈公司的“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服务在我国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属于相关公众所知悉的服务。最后,为你读诗公司和首善文化公司的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述混淆或误认是指发生混淆或者误认的可能性,而不需要实际发生混淆或误认,且不以实际发生损害后果为前提。为你读诗APP和“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完全相同,二者均是以移动客户端如手机为载体,且“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提供的核心服务为朗诵诗歌供订阅者收听,可完全被为你读诗APP提供的服务所涵盖,上述情形使得相关公众在接受为你读诗APP、“为你读诗官方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的服务时,容易认为该服务系由尚客圈公司提供,从而产生混淆或误认。
8.南京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南京飞日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虚假宣传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南京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居公司)诉称,尚居公司成立于2005年,历经12年的发展,已成为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具有较高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和产业化的装饰企业。2017年,尚居公司发现同为装饰企业的南京飞日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日强公司)经营的网站从色彩、文字、图片、编排体例等方面抄袭了尚居公司网站的主要内容。此外,飞日强公司还将尚居公司的荣誉作为自己的荣誉广而告之,属于虚假宣传。故尚居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飞日强公司立即删除侵犯尚居公司著作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网页内容并赔偿经济损失。
被告飞日强公司辩称,原告涉案网站的独创性不高,不足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网站多处编排设计与原告网站存在相同或相似。首先,被告网站首页的页面布局,其公司LOGO显示位置和联系电话与原告基本一致,网页中部亦在相同位置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图片及宣传文字,图片及文字在页面中排列方式与原告内容完全相同。主页部分的主题设置,其基本模块及下拉菜单内容与原告网站基本一致,仅将“品牌动态”变更为“最新活动”,主页背景图使用位置及文字描述与原告构成相同。其次,通过点击各主题进行浏览,被告网页呈现内容的方式及相应内容的编排位置均与原告网站相应版块构成相同或近似,部分网页内容包括文字、图片使用方式及排列位置、次序与原告完全一致。最后,被告在资质荣誉部分使用的“2013年中国家居网络总评网年度人物”、 “365家居宝十佳网络客服”、“2009长三角风尚设计装饰企业”等荣誉照片与原告亦完全相同。
裁判结果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苏8602民初564号民事判决:被告南京飞日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删除其网站侵害原告南京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著作权及构成虚假宣传的网页内容;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20000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普及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依托电子平台或互联网宣传吸引优质资源和消费群体的重要性,而网站如同企业的电子名片,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服务信息及品质的高效途径,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浏览网站来了解企业的业务特色、服务理念及信誉信息等。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网站被竞争对手“抄袭”现象也层出不穷。网站抄袭行为会使权利人通过网站布局、文案所呈现的独特视觉感受淡化,误导消费者,损害网站运营企业的经济利益。但如何对网站进行法律保护,网站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这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困扰。本案裁判认为,网站通过撰写源代码将文字、图片、声音等组合成多媒体并通过计算机输出设备进行展示,当网站版面的素材选取、表现形式及内容编排等达到一定独创性要求,网站整体可作为汇编作品进行保护。网站设计者通过创作构思将多种元素信息进行整合与排列,以营造丰富的视觉体验,网站版面设计过程本身亦是一种劳动创造,其特异性体现在对多媒体信息的选择与编排。精心挑选的内容、素材经过编排整合形成的网站版面表现形式符合汇编作品的概念与特征。著作权是为了保护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做出了创造性劳动的人的利益,当网站设计达到一定独创性要求,应当依著作权法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被告公司网站与原告网站高度近似的部分属于原告独创性的对内容的选择、整理与编排部分,故被告网站侵犯了原告著作权。
另外,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与服务质量、制作成分、性能、提供者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网站页面能够起到一定区分和识别市场主体的作用,被告在其网站上擅自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宣传用语、专属荣誉等,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案原、被告均属装饰企业,业务范围高度近似、注册地均在江苏省南京市,潜在顾客群存在交叉,两者存在竞争关系。被告上述行为实质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使得消费者对被告企业真实经营规模、信誉产生误解,本质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侵害了原告正常的商业利益。
9.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诉吴春田、北京亿心宜行
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承保王司政名下车辆。保险期间内,王司政因饮酒不能驾驶,遂通过“e代驾”网络平台向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心公司)请求有偿代驾服务,亿心公司接受后指派了吴春田提供代驾服务。王司政签署了由吴春田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王司政在委托方署名,吴春田、亿心公司在被委托方签名和签章。吴春田提供代驾服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据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吴春田负事故全部责任。此次交通事故,经平安保险公司定损并向王司政赔付了保险金159194元。王司政承诺将已获赔部分的追偿权转给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遂将吴春田、亿心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赔偿平安保险公司经济损失159194元。
裁判结果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03民初5327号民事判决:一、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吴春田共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赔偿款124834元。二、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383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53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53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赔偿款124834元;三、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通过网约代驾平台请求有偿代驾服务越来越常见,而在代驾服务期间发生事故进而引发纠纷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提供有偿网约代驾服务的主体并不具有车损险被保险人地位,代驾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车损,代驾司机负有责任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后,有权在赔偿金额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本案的处理,对厘清车主、网约代驾平台及保险人的责任,维护广大车主的切身利益和规范网络代驾行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亲朋借车或友情代驾行为,本案中代驾人系有偿提供代驾服务,并非为被保险人利益所为,对保险标的车辆也不存在占有利益,因此代驾人不能成为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代驾人作为第三人在提供有偿服务的过程中造成投保车辆受损并负全责,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构成侵权,被保险人有权请求赔偿,保险公司亦可代位行使求偿权。
10.深圳市玩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深圳市玩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广州畅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列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向被执行人广州畅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执行法院除查明并扣划被执行人名下的少量银行存款外,未发现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下落不明。执行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告知上述案件执行情况后,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被执行人有三个网站均在正常运营,其中一个网页中有广告投放公告,每天广告费为2万元到32万元不等。执行法院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该网络域名进行查封,查封期限为两年。相关域名被禁止登陆后,法官接到被执行人主动来电,询问履行义务途径,随后将全额款项打入法院账户。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执6507-6526号执行系列案全部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当前,互联网经济高度活跃,在日益频发的互联网纠纷中,案件执行往往具有难度大、范围广、实体财产难以掌握的特点,需要创新高效、快捷的执行手段。本案中,法院经核实发现,被执行人所拥有的网页中有广告投放公告,广告费用较高,且在该网页内确有广告投放。该网络域名已在国家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权利人具有专有使用权。同时,法院对本案的执行已穷尽查询银行财产、房管、车管、工商登记、搜查等传统执行措施,但仍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可依法将网络域名作为补充方式采取强制措施,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查封,以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定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7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法院判决可执行性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在一些案件尤其是基层法院审理的一些民事侵权案件中,或者由于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或者由于被执行人年龄过大、收入过低、缺乏履行能力等原因,导致受害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赔偿。为此,您建议专门就此类问题进行调研,根据具体原因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条款,让法院的判决合情合理、能够有效执行,让受害人能够依靠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引导广大群众更加自觉主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我们认为,目前在审判程序中,由于被告的履行能力不好把握,并且判决主要是国家对于侵权责任的宣示,除双方达成调解外,一般不能根据被告的履行能力确定其侵权赔偿数额。被告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应留待执行程序中查明和解决。为确保此类案件得到有效执行,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通过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程序充分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
为防止被执行人在诉讼阶段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由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申请在诉讼阶段即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措施,以确保申请人胜诉后能够及时实现合法权益。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一般应提供担保。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对于追索医疗费用、工伤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以降低保全成本的方式引导此类案件的被侵权人申请财产保全,最大限度保障其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还规定了先予执行制度。根据该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民事侵权案件中追索医疗费用的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之前裁定先予执行,以及时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通过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充分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
一直以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高度重视对民事侵权案件被侵权人的权益保障。近年来,在我们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法院每年在元旦、春节期间都会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对包括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等涉民生案件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的三优先制度,开通绿色通道,缩短执行周期,提高执行效率,充分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同时,不断完善涉民生案件督查制度,重点检查是否将未结案件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否积极运用查控系统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已结案件是否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督促各中、基层法院完善涉民生案件台账,进行专项管理,定期检查并纳入执行工作考核。目前,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已形成了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与日常强化执行相结合的常态工作机制,在充分保障被侵权人胜诉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通过司法救助保障困难被侵权人的基本生活权益
正如您所指出的,一些民事侵权案件未能执行到位,除了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原因外,有些案件是因为被执行人缺乏履行能力,这类案件我们称之为“执行不能”案件。在执行实践中,这类案件所涉债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这些“僵尸企业”在执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您所提到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民事侵权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确无清偿能力。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执行不能”案件都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并非法院执行不力所致,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社会救助等制度机制予以解决,很多国家并不把这些案件纳入执行程序。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并非置之不理,而是一方面通过严格审查后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纳入“终本案件库”统一管理,定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询,发现财产的立即恢复执行;另一方面,各级人民法院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筹措资金,对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年执行工作纲要,其中提出多举措从源头上治理“执行难”,包括推动将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涉民生案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等;强化执行程序与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体系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人民法院与社会保障部门化解涉民生执行案件合作机制,推动将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涉民生案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推进商业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让人身伤害、财产侵权等类型债务在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赔付。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沟通协作,强化执行程序与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体系的衔接,鼓励推动将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且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案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商业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积极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切实做好执行案件中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018年11月28日)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目录
一、被告人易文发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单位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程龙等污染环境案
三、被告人邓文平等污染环境案
四、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等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五、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六、湖南省益阳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七、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诉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岳西县美丽水电站诉岳西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决定案
九、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诉公安县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一、被告人易文发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贵州省贵阳市租赁民房、废弃厂房等,利用非法购买的盐酸、甲苯、溴代苯丙酮等加工生产麻黄碱。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非法生产麻黄碱过程中,为排放生产废水,在厂房外修建排污池、铺设排污管道,将生产废水通过排污管引至距厂房约70米外的溶洞排放。2016年1月,公安机关在案涉加工点查获麻黄碱6.188千克、甲苯11700千克、盐酸3080千克、溴代苯丙酮13000千克。经鉴定,易文发等人生产麻黄碱所产生、排放的废水属危险废物。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易文发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将属于危险物质的生产制毒物品废水利用溶洞向外排放,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予数罪并罚。判处易文发等人八年至十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10000元至130000元不等,并对查扣的制毒物品、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予以销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生产制毒物品过程中引发的环境污染案件。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非法生产麻黄碱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修建排污池,铺设排污管道,将含有危险废物的生产废水通过排污管引至溶洞排放,严重污染环境。溶洞是可溶性岩石因喀斯特作用所形成的地下空间,在长江流域多有分布,蕴含着丰富的水资源。但岩溶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承载容量小,溶洞之间多相互连通,一旦污染难以修复治理。一审法院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特殊性,根据受到侵害的法益不同,对被告人实施的不同行为单独定罪、数罪并罚,改变了过去忽视环境保护,对同类案件多采用择一重罪论处、仅以涉毒罪名予以打击的处理方式。本案以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和污染环境罪数罪并罚,既体现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大对生产制毒物品犯罪的惩处力度,也体现出人民法院以零容忍态度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决心。
二、被告单位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程龙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首旭环保公司系具有工业废水处理二级资质的企业。2013年12月5日,首旭环保公司与重庆藏金阁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约定首旭环保公司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运行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首旭环保公司承诺保证中心排入污水处理站的废水得到100%处理,确保污水经处理后出水水质达标,杜绝废水超标排放和直排行为发生。在运营该项目过程中,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发现1号调节池有渗漏现象,向首旭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报告。程龙召集项目工作人员开会,要求利用1号调节池的渗漏偷排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废水。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遂将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废水抽入1号调节池进行渗漏。2016年5月4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检查发现该偷排行为。经采样监测,1号调节池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总铬浓度分别超标29.5倍、9.9倍。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首旭环保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放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程龙作为首旭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首旭环保公司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旭环保公司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是首旭环保公司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各被告人分别具有自首、坦白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首旭环保公司罚金80000元;判处程龙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系向长江干流排放污水引发的水污染刑事案件。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地,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重点区域的环境资源案件,严惩重罚排污者,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本案中,首旭环保公司作为具有工业废水处理资质的企业,在受托处理工业废水过程中,明知调节池有渗漏现象,依然将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废水以渗漏方式直接向长江干流排放,严重污染长江水体,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首旭环保公司承担刑事责任后,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重庆藏金阁物业公司、首旭环保公司为共同被告,分别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被告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刑事案件以及省市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为服务和保障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好范本。
三、被告人邓文平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起,被告人邓文平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收购HW11精(蒸)馏残渣(俗称煤焦油),运输至其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厂房内进行加热处理、分装和转卖。期间还雇佣被告人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协助其运输、加热和分装。2016年7月,眉山市东坡区环境保护局进行查处后,邓文平等人仍未停止煤焦油的加工。2017年1月,眉山市东坡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联合执法,从加工点现场查扣处理设备、煤焦油及其提炼产品453.08吨。另有200余吨煤焦油已被邓文平加工转卖。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全部或者大部分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邓文平等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邓文平非法处置危险废物100吨以上,后果特别严重。根据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自首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邓文平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八个月到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二年不等缓刑考验期,并处8000元到20000元不等罚金;禁止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煤焦油加工销售相关的活动。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引发大气污染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案件裁判方式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创新,体现了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态度和决心。近年来,长江流域的区域性雾霾、酸雨态势长期持续,人民法院需要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的惩治和教育功能,依法审理长三角、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案件,严惩重罚大气污染犯罪行为。本案中,邓文平等人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加工设备和工序未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验收认可,在加工煤焦油过程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大气的情形。一审法院结合四被告人犯罪行为和自首情节在判处相应刑罚的同时,考虑到危险废物处置的专业性和处置不当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判决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与煤焦油加工销售相关的活动,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预防为主的理念。
四、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等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安公司经营的粗铟工厂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同意、未配套任何污染防治设施。中安公司与珊田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珊田公司为中安公司的粗铟生产提供资金支持,珊田公司派人参与中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购销,并约定了盈利分配比例。中安公司与沿江公司签订合同,沿江公司分8次非法向中安公司提供铅泥291.85吨,珊田公司支付沿江公司用于非法采购危险废物款项65万元。博凯公司负责人杨志坚与中安公司签订合同,由博凯公司向中安公司提供机头灰、铅泥,进行非法提炼利用。博凯公司分12次向中安公司提供机头灰149.14吨。龙天勇公司将机头灰与中安公司非法置换铅泥,分17次向中安公司提供机头灰351.29吨。沿江公司、博凯公司、龙天勇公司向中安公司提供的危险废物共计792.28吨。中安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未经处理的含镉、铊、镍等重金属及砷的废液、废水,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直接排入袁河和仙女湖流域,造成新余市第三饮用水厂供水中断的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请求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违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向公众赔礼道歉;承担清除污染及环境应急处置费用9263301元;各被告对袁河、仙女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1991610元和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监测费用等9952443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安公司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向袁河偷排重金属污染物直接导致本次污染袁河、仙女湖流域生态环境事件,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重大的过错;中安公司从事非法经营危险废物的资金来源于珊田公司,珊田公司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龙天勇公司、博凯公司、沿江公司分别向中安公司非法提供危险废物,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亦具有一定的过错。中安公司承担主要责任,珊田公司、龙天勇公司、博凯公司、沿江公司分别承担次要责任。判决各被告人立即停止违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向公众赔礼道歉;赔偿应急处置费用、应急监测费用及专家技术咨询费、评估费;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承担合理的律师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在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泊众多,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接近30%的重要湖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本案中,中安公司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偷排重金属污染物直接导致袁河和仙女湖流域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系直接的污染者。中安公司从事非法经营危险废物的资金来源于珊田公司,龙天勇公司、博凯公司、沿江公司则分别向中安公司非法提供危险废物,均应当按照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民法院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侵权主体过错程度等因素,参考专家意见,将危险废物的绝对数量作为承担责任大小的依据,判决五家公司按比例承担责任,并在省级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有效保障了重点区域的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修复。
五、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凯发新泉公司位于江苏省扬州化学工业园区内,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主要接纳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及农歌安置小区、青山镇的生活污水。因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4月14日间多次发生排水口废水污染物超标排放事件(排放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超标),仪征市环保局数次对凯发新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凯发新泉公司按时缴纳了行政罚款。为解决废水超标排放问题,凯发新泉公司实施了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催化氧化处理工程和长江排水口改造工程经过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未经过环保部门竣工验收批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请求判令凯发新泉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2017年7月5日,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凯发新泉公司解除扬州青山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裁判结果】
经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因特许经营协议已解除,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上已无必要,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凯发新泉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确定第三方修复机构以及修复方案,修复机构及方案的确定需经扬州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并报扬州中院备案后实施,修复方案应在审核确定后一年内实施完毕,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有权监督修复方案的实施过程和效果;鉴于凯发新泉公司在超标排污发生后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良好效果,且当庭致歉并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环境修复工作,中华环保基金会予以谅解,凯发新泉公司应递交书面致歉信;律师费等费用由凯发新泉公司负担;双方再无其他争议。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调解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内未有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出异议。扬州中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沿江重化工企业高密度布局、人口密度大,人民法院需要通过服务和保障沿江化工污染整治、固体废物处置、城镇污水垃圾治理等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依法审理城市群工业污染案件和涉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案中,凯发新泉公司作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处理企业,本应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改造,将污水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进入长江水体。但该企业仍然多次发生排水口废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情况并受到行政处罚。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后,工业园区管委会及时与污染企业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避免了环境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则充分发挥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着眼环境利益最大化,确保污染者及时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六、湖南省益阳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林源纸业公司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环保设施处理后通过草尾河排入洞庭湖。2016年10月17日,林源纸业公司开始对污染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12月1日,在修建曝气系统基建工程时,由于曝气池与厌氧池液位落差偏大致使隔离钢板出现裂缝,造成部分废水通过曝气池溢入未拆除完全的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进入草尾河。但林源纸业公司未立即采取停机、停产、限排等应急措施。12月4日,曝气池与厌氧池之间的隔离钢板突然断裂,造成曝气池液位上涨,致使大量废水通过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直接进入草尾河,流入洞庭湖。同日,益阳市环境监察支队得到群众举报后进行现场勘查,在暗管进口、排污口取水样检测,报告显示排污口和暗管进口(未处理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总磷悬浮物均超标。林源纸业公司于当日采取了停产、停排的应急措施,并于12月5日将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拆除后用混凝土封堵。林源纸业公司为确保排放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于2017年4月启动新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益阳市环保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林源纸业公司对污染的水环境要素进行修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司法鉴定为准);承担污染检测检验费、评估鉴定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案件受理费。
【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林源纸业公司利用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超标排放工业废水至草尾河,流入洞庭湖。经检测,被告排放的废水中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磷等严重超标,实质上已经对草尾河及洞庭湖造成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消除对草尾河及洞庭湖产生的危害,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关于非法超标排放的废水量的核定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考虑林源纸业公司超标排放、偷排系因污水处理设施技改时设施破损所致,且排污时间不长,加之事件发生后被告采取停产、停排的应急措施并启动新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综合考虑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环境工程专家的意见,酌定本次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数额按偷排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的4.5倍计算,判令林源纸业公司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30924.61元;支付益阳市环保协会差旅费4075元;负担本案专家咨询费4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审理的水污染公益诉讼案件。案涉污染行为发生地为益阳沅江,按照湖南高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洞庭湖环境资源案件的安排,本案由岳阳市君山区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审理,是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的生动实践。一审法院邀请湖南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工程专家以专家证人的形式出庭,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等专业问题出具意见,既有效提高了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又有效克服了环境资源审判鉴定难的瓶颈问题,对类案的处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七、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诉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日,瑞力杰公司与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第一承包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约两亩土地用于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共填埋上百吨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废渣、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2016年7月,开化县环境保护局调查发现,表层土已被瑞力杰公司填埋的黑色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苯、甲苯。2016年11月,开化县环境保护局对瑞力杰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瑞力杰公司将填埋于新安村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2016年12月,瑞力杰公司委托有处置资质公司将该工业固废及感官上觉得受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清运处理,共计1735.8吨。经对残留土壤进行检测,确认填埋在新安村的工业固废产生的渗滤液对填埋地的土壤和附近马金溪河流水生态环境以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经采样监测,清理后的场地现场水潭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浓度超标;马金溪下游化学需氧量、总氮超标。经对污染地块调查与风险评估,受污染地块土壤中苯含量超过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需要修复。开化县人民检察院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瑞力杰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结果】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瑞力杰公司违规填埋工业固废,造成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清楚,应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已查明的具体污染情节、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判决瑞力杰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土地利用方式不当污染土壤并引发水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土壤污染案件,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防止有毒有害污染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通过地下水循环系统进入长江干支流,彰显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本案中,马金溪作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水域,是开化县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地。瑞力杰公司填埋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渗滤液,对填埋地土壤和马金溪河流水生态环境以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对水源地水质产生不良影响。人民法院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着眼,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依法判决瑞力杰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有效保障了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八、岳西县美丽水电站诉岳西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决定案
【基本案情】
1994年国务院确定鹞落坪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了《国家级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1-2015)》。2005年美丽水电站在位于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包家乡鹞落坪村开工建设。2006年岳西县水利局批复同意建设。2009年岳西县环境保护局以美丽水电站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为由,补办环评批准手续。2017年安徽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等先后对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督察,要求迅速查处。岳西县环境保护局经立案调查,认定美丽水电站是在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建设,机房、明渠和涵洞位于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蓄水坝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岳西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岳环责停字[2017]15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责令美丽水电站立即停止生产;作出岳环限拆字[2017]04号《责令限期拆除设施设备通知书》,责令美丽水电站限期自行拆除电站上网断路器,移除主变压器。美丽水电站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确认《责令限期拆除设施设备通知书》违法。
【裁判结果】
安徽省潜山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美丽水电站在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建设水电站的行为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依法应予关闭、拆除。水电站建成后,虽然经过岳西县水利局补办了批准手续,但并不影响岳西县环境保护局对违法建设事实的认定。岳西县环境保护局依法享有行政执法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美丽水电站诉讼请求。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引发的行政案件。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及自然保护区较多,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述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时,需要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保障重点区域实现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的重要目标。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内有大别山区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林,植物区系复杂,生态系统完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涵养水源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鹞落坪自然保护区设立在先,美丽水电站建立时虽然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复,但该水电站机房建设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蓄水坝建设在保护区核心区,违反了《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认定美丽水电站应予关闭和拆除,为保护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区提供了坚强的司法后盾。
九、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剑川县居民王寿全受玉鑫公司的委托在国有林区开挖公路,被剑川县红旗林业局护林人员发现并制止。剑川县林业局接报后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进行查处,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于2013年2月27日向王寿全送达剑川县林业局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寿全及玉鑫公司给予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和罚款的行政处罚。玉鑫公司交纳罚款后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即予结案。其后直到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义务,所破坏的森林植被没有得到恢复。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履行职责,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回复,民警曾到王寿全家对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进行催告,鉴于王寿全死亡,执行终止。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未向玉鑫公司发出催告书。剑川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剑川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查明玉鑫公司及王寿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事实后,以剑川县林业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对受到破坏的林地恢复原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玉鑫公司和王寿全擅自改变的林地至今没有恢复原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相关合法、合理的事由,其行为显然不当,属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为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长江源头林草资源对于促进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意义重大,长江上游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和保障长江源头生态环境治理和林草资源保护。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即予结案,其后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对受到破坏的林地恢复原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被擅自改变用途的林地没有恢复原状。人民法院依法责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确保森林植被恢复具有典型意义。
十、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检察院诉宜昌市点军区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以来,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桥河村多户村民从事生猪养殖业,存在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即投入生产、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从沿江排污口向长江直接排放的情况,造成环境污染。2016年5月,宜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桥河村畜禽养殖废水进行取样监测,检测报告结果表明江边排污口PH值、悬浮量、化学需氧量等各项指标均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值。2016年6月2日,点军区检察院向点军区环保局发出点检行公建[2016]1号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督促桥河村生猪养殖户停止将养殖废水直排长江。2016年6月22日,点军区环保局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作出宜市点环罚(2016)2、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桥河村生猪养殖规模达500头(出栏)以上的三家养殖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停止生产。2016年6月30日,点军区环保局对检察建议作出书面回复。2016年11月中旬,桥河村村民委员会与45家养殖户(生猪养殖超过50头)签订了《点军区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停拆除补偿协议书》。2016年12月2日,宜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桥河村畜禽养殖废水进行监测,结果表明仍有多项指标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值。截止2017年4月11日,桥河村已经拆除生猪养殖场(户)45户,关停范围内生猪存栏数约有790头。截止2017年4月13日,桥河村生猪养殖场(户)多年违法排放养殖废水形成的沟渠残留污染物仍然存在。点军区检察院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确认点军区环保局对艾家镇桥河村生猪养殖场(户)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建设、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养殖废水直接向长江排放的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桥河村位于长江干流宜昌城区葛洲坝至虎牙段,该段是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鱼虾产卵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乃至国家生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条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点军区环保局对其辖区内环境保护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负有监管职责。桥河村生猪养殖户在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建设、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下,将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破坏了该地长江流段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点军区环保局作为环境监管部门,监管措施不到位,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其行为违法。2016年6月,点军区环保局在收到点军区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后,在点军区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多次派人到桥河村生猪养殖户家中宣传法律和相关政策;对桥河村生猪养殖规模达500头(出栏)以上三家养殖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停止生产;以点军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向相关职能部门下发督办通知。截止2017年4月11日,桥河村已经拆除生猪养殖场(户)45户,现关停范围内生猪存栏数约有790头。桥河村生猪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尽管目前桥河村生猪养殖场(户)大部分已停止生产,但由于生猪养殖场(户)多年违法排放养殖废水形成的沟渠残留污染物仍然存在,沿江三个排放口的水质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彻底治理,故被告应继续履行监管职责。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农村农业禽畜养殖污染物排放引发的水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依然严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多种珍稀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保护迫在眉睫。人民法院通过妥善审理工业污染、城镇和农村污染对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破坏案件,及时加强对长江物种及其栖息繁衍场所保护。案涉污染行为发生在长江干流宜昌城区葛洲坝至虎牙段,是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鱼虾产卵场。作为对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保护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负有监管职责的点军区环保局,更应明确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对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确保保护区内受损生态环境及时得到修复。本案中,点军区环保局虽然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多年违法排放养殖废水形成的沟渠残留污染物仍然存在,沿江排放口水质尚未达标,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彻底治理。人民法院认定其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确保沿江岸线生态环境及时修复,切实保护长江流域物种资源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9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9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泉州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近年来,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城市,加快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创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旺盛,且泉州法院具备较好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基础,建议在泉州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我们认为,您所提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业化水平,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实施和泉州创新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建立起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龙头,北京、上海、广州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6家中心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庭)为重点的知识产权审判格局,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3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了《关于申请增设泉州知识产权法庭的请示》。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已于今年3月29日正式批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指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快推进组建工作,计划于7月底挂牌办公。
泉州知识产权法庭挂牌运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指导,不断提升审判质效,为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泉州创新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26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26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多措并举持续推进诉源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推动诉源治理是党委领导下的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社会各方的积极推进和全力参与。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力量,将参与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工作,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作为工作重点,全面推进。特别是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讲话精神,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这一重大改革部署,构建源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前端。两年多来,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新格局。您在建议中分析的诉源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三方面不足,我们对此深表认同。您提出的推进诉源治理的三点建议,对我们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明确部分纠纷调解前置的建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27条指出:“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探索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范围和案件类型。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印发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也提出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您提出将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对适宜调解的民事纠纷,在立案前,应当先行委派调解”,实现非诉调解前置主义入法。此建议对于推动多元调解工作很有意义,但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与支持。在尚未有立法支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严格遵守调解自愿原则,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开展委派调解工作。为了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等适宜方式解决纠纷,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辅导分流岗和类型化调解工作室,加大引导辅导力度,充分释明调解优势特点,完善诉调一体对接机制,为当事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不伤和气的纠纷解决方案,更好地吸引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纷。
关于完善纠纷化解管辖规则的建议。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管辖有严格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规定,委派调解的,由作出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选择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特邀调解组织调解的,由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选择由特邀调解员调解的,由调解协议签订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您提出的完善纠纷化解管辖规则,并非完全法律意义上的管辖,主要是建立纠纷分层递进解纷机制。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起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建立分类分层纠纷解决路径,也就是区分纠纷类型,包括基层化解类、重点行业类、重点领域类,分门别类建立递进式解纷路径。同时,我们今年将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由人民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与村(社区)、乡镇(街道)、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机构开展分流对接,对于适宜村(社区)处理的,由辖区内村(社区)化解;适宜乡镇(街道)矛调中心、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会、妇联等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由该基层治理单位化解;适宜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处理的,由该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化解,从而实现分类分级委派案件,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格。
关于夯实基层力量的建议。现有制度对人民调解经费保障已有明确规定。2017年,财政部会同司法部印发《司法行政机关财务管理办法》,明确将人民调解费列入司法行政机关办案(业务)经费开支范围。但从实践情况看,受制于各地财政水平,以及特邀调解员身份等问题,仍然存在经费保障不到位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在推动各地法院积极争取财政保障的同时,鼓励地方法院探索对商事等纠纷开展市场化调解,形成公益性与市场化调解并行机制,建立适应不同解纷组织、不同解纷方式特点的多层次、多样化经费保障体系。此外,关于考核问题,中央政法委已经将多元解纷工作质效纳入平安建设考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印发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推动将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稳步下降至合理区间纳入地方平安建设工作考核。这对于进一步推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具有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件要求,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地区成诉情况,共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举行2017年招聘聘用制书记员专业技能考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举行2017年招聘聘用制书记员专业技能考试的通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工作安排,经资格审查,按照岗位要求和人选工作学习经历,比选择优确定有关人员参加专业技能考试。现将考试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时间安排:上午8:30-9:00  资格审查
上午9:30-11:30 计算机录入速度测试
二、考试地点:国家法官学院通州校区(北京市通州区朝阳路天成桥甲1号)。
报到及考试具体地点,当日校内有指引。
三、考试内容:专业技能考试为计算机录入速度测试,分为看文打字与听文打字两部分,录入方式为计算机键盘录入(不使用专业速录工具),按成绩高低确定进入下一轮面试人选。
四、注意事项:
1.参加计算机技能测试者仅限于接到电话通知人员。请相关考生,对于是否参加考试,在10月25日16时前回复邮件到diaopeichu@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电话号码+确认(或者“确认不”)参加技能测试),未回复者视为放弃考试。已确认参加考试者如当日无故缺考,将计入我院诚信档案。
2.考试当日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报到时现场核验。计算机录入测试时请携带身份证,作为准考证使用。
3.考场配备台式电脑、标准键盘。预装常用拼音、五笔输入法,不得携带外接键盘、速录工具或移动存储设备。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
4.外地考生请合理安排好来京时间,面试时间另行通知,不必滞留北京。
5.计算机技能测试为我院组织,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各位考生留意,防止不法分子行骗。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7年10月24日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已经202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2021年7月27日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202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1〕3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回避
第三章 受理
第四章 审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调查核实
第三节 听证
第四节 简易案件办理
第五节 中止审查和终结审查
第五章 对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提出抗诉
第三节 出席法庭
第六章 对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第七章 对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八章 案件管理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十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提出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全面审查,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实行繁简分流,繁案精办、简案快办。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加强智慧借助,对于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可以向专家咨询或者组织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建议。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查清案件事实、辨明是非,综合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手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第七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行政检察、案件管理的部门分别承担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办理、管理工作,各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赔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案件,由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办理,适用本规则规定。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由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并依照规定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其他办案事项,检察长可以自行决定,也可以委托检察官决定。
本规则对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办案事项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本规则的规定;本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制定有关规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由检察长签发;属于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的,检察长可以授权检察官签发。
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应当向检察长报告。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一名检察官独任办理,也可以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办案组办理。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组织、指挥办案组办理案件。
检察官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员等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辅助人员依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检察辅助事务。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行政诉讼监督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撤销、变更。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相关检察职责。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或者其他与行政诉讼监督工作有关的议题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检察人员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自觉接受监督。
检察人员不得违反规定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
检察人员有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等行为的,应当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检察人员对过问或者干预、插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等重大事项的行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全面、如实、及时记录、报告。
第二章 回 避
第十三条 检察人员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委托代理人、审判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
(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办理的。
检察人员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请客送礼及其他利益,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当事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上述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等。
第十四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卷。
第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等决定前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卷。依照本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第十六条 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长回避问题时,由副检察长主持,检察长不得参加。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对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的申请,可以当场驳回,并记录在卷。
申请人对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工作。
第三章 受 理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途径包括:
(一)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检察院控告;
(三)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现。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的;
(二)认为再审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
(三)认为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
(四)认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
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第二十条 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在人民法院送达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之日或者再审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对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应当在再审申请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裁定的;
(二)原生效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本条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提交监督申请书、身份证明、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据材料。提交证据材料的,应当附证据清单。
申请监督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齐,并一次性明确告知应当补齐的全部材料以及逾期未按要求补齐视为撤回监督申请的法律后果。申请人逾期未补齐主要材料的,视为撤回监督申请。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监督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址、有效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有效联系方式;
(二)其他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址、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
(三)申请监督请求;
(四)申请监督的具体法定情形及事实、理由。
申请人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监督申请书副本。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身份证明包括:
(一)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者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有效证照。
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人民检察院经核对无误留存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法律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作出的全部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监督,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委托代理人。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监督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一)符合本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符合本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三)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符合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四)属于本院受理案件范围;
(五)不具有本规则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当事人对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
(三)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正在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
(四)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
(五)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六)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
(七)申请监督超过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的;
(八)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但有正当理由或者人民检察院依职权监督的除外;
(九)当事人提出有关执行的异议、申请复议、申诉或者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正在审查处理的,但超过法定期限未作出处理的除外;
(十)其他不应当受理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由审理、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当事人不服审理、执行案件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复议裁定、决定等,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由作出复议裁定、决定等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不依法受理当事人监督申请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监督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指令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监督申请,应当在七日内根据以下情形作出处理,并答复申请人:
(一)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依照本规则规定作出受理决定;
(二)不属于本院受理案件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三)不属于人民检察院主管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反映;
(四)不符合受理条件,且申请人不撤回监督申请的,可以决定不予受理。
第三十二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制作《受理通知书》,发送申请人,并告知其权利义务。
需要通知其他当事人的,应当将《受理通知书》和监督申请书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并告知其权利义务。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监督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不提出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审查。
第三十三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将案件材料移送本院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同时将《受理通知书》抄送本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收到其他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意见等材料,应当及时移送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控告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收到的控告,应当依照《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等办理。
第三十五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可以依照《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涉及行政诉讼监督的信访案件。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职权监督: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审理和执行行政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
(三)依照有关规定需要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的;
(四)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确有错误的;
(五)其他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依职权监督,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再审的限制。
第三十七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提请其他监督等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受理。
依职权监督的案件,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应当到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登记受理。
第三十八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接收案件材料后,应当在三日内登记并将案件材料和案件登记表移送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案件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要求补齐。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登记受理后,需要通知当事人的,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应当制作《受理通知书》,并在三日内发送当事人。
第四章 审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负责对受理后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进行审查。
第四十条 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收到负责控告申诉检察、案件管理的部门移送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后,应当按照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原则,确定承办案件的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
第四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将受理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并限定办理期限。交办的案件应当制作《交办通知书》,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办理,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并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需要通知当事人的,应当制作通知文书,并发送当事人。
第四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需要,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本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发现的其他违法情形,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全面审查。其他当事人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前也申请监督的,应当将其列为申请人,对其申请监督请求一并审查。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期间收到申请人或者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出具收据。
第四十五条 被诉行政机关以外的当事人对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在原审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人民法院应当调取而未予以调取,在诉讼监督阶段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取:
(一)由国家机关保存只能由国家机关调取的证据;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人依照前款规定申请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认为与案件事实无关联、对证明案件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取收集必要的,不予调取。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并告知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检察人员、书记员等的姓名、法律职务。
第四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当事人意见,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也可以听取专家意见。
对于当事人委托律师担任代理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代理律师意见,尊重和支持代理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依法为代理律师履职提供相关协助和便利,保障代理律师执业权利。
第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当面、视频、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由当事人提交书面意见等方式听取当事人意见。
听取意见的内容包括:
(一)申请人认为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符合再审情形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二)申请人认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的事实和理由;
(三)申请人认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违法的事实和理由;
(四)其他当事人针对申请人申请监督请求所提出的意见及理由;
(五)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
(六)申请人与其他当事人有无和解意愿;
(七)其他需要听取的意见。
第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执行卷宗。
通过拷贝电子卷、查阅、复制、摘录等方式能够满足办案需要的,可以不调阅卷宗。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结案尚未归档的行政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结案尚未归档的执行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到办理部门查阅、复制、拷贝、摘录案件材料,不调阅卷宗。
在对生效行政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监督案件进行审查过程中,需要调取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其他案件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商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调取。
第五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听取专家意见:
(一)召开专家论证会;
(二)口头或者书面咨询;
(三)其他咨询或者论证方式。
第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全面检索相关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关联案例,并在审查终结报告中作出说明。
第五十二条 承办检察官对审查认定的事实负责。审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审查终结报告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叙述案件事实,依照法律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第五十三条 承办检察官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提请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负责人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
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需要报请检察长决定的事项和需要向检察长报告的案件,应当先由部门负责人审核。部门负责人可以主持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也可以直接报请检察长决定或者向检察长报告。
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情况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由参加会议的检察官签名后附卷保存。讨论结果供办案参考。
第五十四条 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意见的,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错误的,应当书面提出意见。检察长不改变原决定的,检察官应当执行。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区分情况依法作出下列决定:
(一)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二)提请抗诉或者提请其他监督;
(三)提出抗诉;
(四)提出检察建议;
(五)不支持监督申请;
(六)终结审查。
对于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的当事人申请监督案件,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应当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
第五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并作出决定,但调卷、鉴定、评估、审计、专家咨询等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有需要调查核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由本院检察长批准。
人民检察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对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案件和申请对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监督的案件的审查期限,参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在当面听取当事人意见、调查核实、举行听证、出席法庭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指派司法警察执行职务。第二节 调查核实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一)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存在法律规定需要监督的情形,仅通过阅卷及审查现有材料难以认定的;
(二)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
(三)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
(四)被诉行政行为及相关行政行为可能违法的;
(五)行政相对人、权利人合法权益未得到依法实现的;
(六)其他需要调查核实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阅卷以及调查核实难以认定有关事实的,可以听取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人员的意见,全面了解案件审判、执行的相关事实和理由。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调查核实措施:
(一)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二)询问当事人、有关知情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
(三)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
(四)委托鉴定、评估、审计;
(五)勘验物证、现场;
(六)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检察人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对调查核实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性措施。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一)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审判、执行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
(三)当事人有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指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对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专门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就专门性问题书面或者口头咨询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口头咨询的,应当制作笔录,由接受咨询的专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人民检察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评估、审计的,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审计。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进行过鉴定、评估、审计的,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委托鉴定、评估、审计。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
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十四条 需要调查核实的,由承办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决定,或者报检察长决定。
第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应当由二人以上共同进行。
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调查人、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第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委托外地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
人民检察院指令调查或者委托调查的,应当发送《指令调查通知书》或者《委托调查函》,载明调查核实事项、证据线索及要求。受指令或者受委托人民检察院收到《指令调查通知书》或者《委托调查函》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书面回复。因客观原因不能完成调查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书面回复指令或者委托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到外地调查的,当地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
第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责令纠正,必要时可以通报同级政府、监察机关;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依照规定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第三节 听 证
第六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第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人民调解员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以及专家、学者、律师等其他社会人士担任听证员。
人民检察院应当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会,依照有关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第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的,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制定听证方案,确定听证会参加人;
(二)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
(三)告知当事人主持听证会的检察官及听证员的姓名、身份。
第七十一条 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应当按时参加听证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席的,听证程序是否继续进行,由主持人决定。
第七十二条 听证会由检察官主持,书记员负责记录,司法警察负责维持秩序。
听证过程应当全程录音录像。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和其他公共媒体,对听证会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者录播。
第七十三条 听证会应当围绕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
对当事人提交的有争议的或者新的证据材料和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应当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七十四条 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介绍案件情况和需要听证的问题;
(二)申请人陈述申请监督请求、事实和理由;
(三)其他当事人发表意见;
(四)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提交新证据的,应当出示并予以说明;
(五)出示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
(六)案件各方当事人陈述对听证中所出示证据的意见;
(七)听证员、检察官向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提问;
(八)当事人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九)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
第七十五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经参加听证的人员校阅后,由参加听证的人员签名。拒绝签名的,应当记明情况。
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可以组织听证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进行评议,并制作评议笔录,由主持人、听证员签名。
听证员的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
第七十六条 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他人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第四节 简易案件办理
第七十七条 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简易案件:
(一)原一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二)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简易案件具体情形。
第七十八条 审查简易案件,承办检察官通过审查监督申请书等材料即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可以直接制作审查终结报告,提出处理建议。
审查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或者需要调查核实,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转为普通案件办理程序。
第七十九条 办理简易案件,不适用延长审查期限的规定。
简易案件的审查终结报告、审批程序应当简化。第五节 中止审查和终结审查
第八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中止审查:
(一)申请监督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继续申请监督的;
(二)申请监督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三)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四)其他可以中止审查的情形。
中止审查的,应当制作《中止审查决定书》,并发送当事人。中止审查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审查。
第八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结审查:
(一)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或者已经纠正违法行为的;
(二)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申请人在与其他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声明放弃申请监督权利,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申请监督的公民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申请,且没有发现其他应当监督的违法情形的;
(五)申请监督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没有权利义务承受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人放弃申请,且没有发现其他应当监督的违法情形的;
(六)发现已经受理的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七)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现的案件,经审查不需要监督的;
(八)其他应当终结审查的情形。
终结审查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需要通知当事人的,发送当事人。
第五章 对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八十二条 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以及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但原审被诉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除外。
第八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或者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虚假的;
(二)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合法的;
(三)对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大小或者证明对象的判断违反证据规则、逻辑推理或者经验法则的;
(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原判决、裁定结果确有错误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法规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适用的法律、法规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的;
(四)违背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
(五)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未适用的;
(六)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二)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三)未经合法传唤缺席判决的;
(四)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
(五)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
(六)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上诉权等重大诉讼权利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第八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则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一)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独任审判的;
(二)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的;
(三)审理案件的人员不具有审判资格的;
(四)审判组织或者人员不合法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则第八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
(一)不允许或者严重限制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
(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
(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第二节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提出抗诉
第八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六)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第八十九条 符合本规则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一)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的;
(二) 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
(三)其他不适宜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纠正的。
第九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
第九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也可以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应当制作《再审检察建议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再审检察建议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制作通知文书,发送当事人。
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并在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检察建议书》及审查终结报告等案件材料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书》错误或者不当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或者变更。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提请抗诉报告书》连同案件卷宗等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制作通知文书,发送当事人。
第九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审判监督的相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询问、走访等方式进行督促,并制作工作记录。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存在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等违法情形的,依照本规则第六章规定办理。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将案件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下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仍符合抗诉条件且存在明显错误的,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再次提出抗诉。
第九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当制作《抗诉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抗诉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由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时一并送达《抗诉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制作决定抗诉的通知文书,发送当事人。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委托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将通知文书发送当事人。
第九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应当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发送当事人。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委托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将《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当事人。
第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或者认为规章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第三节 出席法庭
第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并全程参加庭审活动。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第九十九条 检察人员在出庭前,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进一步熟悉案情,掌握证据情况;
(二)深入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问题;
(三)拟定出示和说明证据的计划;
(四)对可能出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争议的,拟定应对方案并准备相关材料;
(五)做好其他出庭准备工作。
第一百条 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任务是:
(一)宣读抗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
(三)经审判长许可,对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案件情况予以说明,针对争议焦点,客观、公正、全面地阐述法律监督意见;
(四)对法庭审理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予以记录;
(五)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待休庭或者庭审结束之后,及时向检察长报告。人民检察院对违反诉讼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检察建议,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
第一百零一条 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庭审人员在庭审中有哄闹法庭,对检察机关或者出庭检察人员有侮辱、诽谤、威胁等不当言论或者行为,法庭未予制止的,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即时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建议法庭依照规定予以处理,并在庭审结束后向检察长报告。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参照适用本节规定。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再审案件公开审理的,可以协调人民法院安排人民监督员旁听。
第六章 对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下列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
(二)简易程序;
(三)第二审程序;
(四)审判监督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适用于法官、人民陪审员、法官助理、书记员。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
(二)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
(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未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的;
(四)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未按该规定处理的;
(五)审理案件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的;
(六)保全、先予执行、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行政行为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
(八)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九)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行政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的违法行为且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执行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一百零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本章规定提出检察建议,应当经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制作《检察建议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检察建议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制作通知文书,发送申请人。
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申请监督的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认定依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第七章 对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一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零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决定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提级管辖、指定管辖或者对管辖异议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裁定受理、不予受理、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恢复执行、执行回转等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变更、追加执行主体错误的;
(四)裁定采取财产调查、控制、处置等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五)审查执行异议、复议以及案外人异议作出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六)决定罚款、拘留、暂缓执行等事项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执行裁定、决定等违反法定程序的;
(八)对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作出准予执行或者不准予执行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九)执行裁定、决定等有其他违法情形的。
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违反规定采取调查、查封、扣押、冻结、评估、拍卖、变卖、保管、发还财产,以及信用惩戒等执行实施措施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有下列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执行职责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又不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
(二)对已经受理的执行案件不依法作出执行裁定、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采取执行措施或者执行结案的;
(三)违法不受理执行异议、复议或者受理后逾期未作出裁定、决定的;
(四)暂缓执行、停止执行、中止执行的原因消失后,不按规定恢复执行的;
(五)依法应当变更或者解除执行措施而不变更、解除的;
(六)对拒绝履行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行政机关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采取执行措施的;
(七)其他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执行职责行为的。
第一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执行活动中可能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案件执行情况通知书》,要求说明案件的执行情况及理由,并在十五日内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本章规定提出检察建议,适用本规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四条 对于当事人申请的执行监督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执行活动不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第一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中执行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参照本规则第六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案件管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期限、程序、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
第一百一十七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以本院名义制发行政诉讼监督法律文书实施监督管理。
第一百一十八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发现本院办案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一)法律文书制作、使用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的;
(二)违反办案期限有关规定的;
(三)侵害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诉讼权利的;
(四)未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五)其他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的情形。
情节轻微的,可以口头提示;情节较重的,应当发送《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提示办案部门及时查明情况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同时向检察长报告。
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收到《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后,应当在十日内将核查情况书面回复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多起同一类行政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一)同类问题适用法律不一致的;
(二)适用法律存在同类错误的;
(三)其他同类违法行为。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单位的工作制度、管理方法、工作程序违法或者不当,需要改正、改进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第一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对同类违法情形,应当制发一份检察建议。
第一百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可以对行政诉讼监督情况进行年度或者专题分析,向人民法院、行政机关通报,向党委、人大报告。通报、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突出问题;
(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某方面问题的特点和趋势;
(三)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意见和建议;
(四)认为需要通报、报告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行政诉讼监督中的普遍性问题或者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以及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行为,经检察长批准,应当及时将相关线索及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者部门。
人民检察院其他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符合本规则规定的应当依职权监督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线索,应当及时向负责行政检察的部门通报。
第一百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作出再审判决、裁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后,提出监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处理结果进行审查,并填写《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处理结果审查登记表》。
第一百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跟进监督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
(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抗诉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符合抗诉条件且存在明显错误的;
(二)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的;
(三)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的处理错误的。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适用法律确属疑难、复杂,本院难以决断的重大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
请示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公文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作出的相关决定确有错误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撤回、变更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监督行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回复意见仍有异议,并通过上一级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异议正确,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
第一百二十九条 制作行政诉讼监督法律文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
行政诉讼监督法律文书的格式另行制定。
第一百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发送法律文书。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制作的法律文书存在笔误的,应当作出《补正决定书》予以补正。
第一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依照规定立卷归档。
第一百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复印、鉴定、审计、勘验等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检察院不得代收代付。
第一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申请人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的,可以依法给予司法救助。
对于未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围或者实施国家司法救助后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引导其依照相关规定申请社会救助。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的相关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的相关规定。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本规则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同时废止。本院之前公布的其他规定与本规则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林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林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
(1993年12月24日,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林业部:
你部林函策字(1993)308号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部所提意见,即:林业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涉民生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涉民生执行典型案例
(2017年1月24日)
案例1:
姜海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擅自处理法院查封财产,申请执行人提起刑事自诉,双方当庭达成和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17日,姜海龙驾校雇员任瑞国驾驶驾校所有的吉A7A855号大型普通客车载学员于洋等人,沿302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639公里处,越过道路中心线逆向驶入路左侧,与由南向北行驶的吉J95117中型仓栅式货车相撞,致于洋等人受伤。任瑞国负事故全部责任。于洋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诊断为双侧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左踝关节粉碎性骨折、骨盆多发骨折、尾骨骨折、骶骨右侧骨折、腹部闭合性损伤、脾脏周围血肿、局限性腹膜炎、双肾周血肿,住院治疗37天,共发生各种费用合计287 890.52元,姜海龙在于洋住院期间支付了104 500元,其余183 390.52元,双方未能自行解决,于洋遂向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农安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3)吉农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于洋11 000元。二、姜海龙、刘景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于洋医疗费、伙食费、鉴定费、二次手术费等共计172 390.52元。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自动履行了给付义务,姜海龙、刘景志未能自动履行。于洋于2015年3月10日向农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农安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3月31日向被执行人下发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查封了被执行人姜海龙名下两台轿车(一台现代、一台捷达)的车籍。2015年6月30日因被执行人姜海龙既不履行义务,亦不申报财产,对其实施了拘留,拘留时在其衣袋内搜出人民币3 000元。拘留期间,被执行人提出和解。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拘留被释放后一次性给付申请执行人赔偿款130 000元。被执行人姜海龙被释放后,未履行和解协议,农安县人民法院欲对查封其名下的两台轿车进行评估拍卖时发现已被其转卖一台,遂于2016年5月3日对其实施了第二次拘留。拘留时,姜海龙极不配合,声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此次拘留期届满后,姜海龙仍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后申请执行人于洋于2016年5月17日向公安机关提起控告,公安机关不予受理。
2016年6月28日,申请执行人于洋向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执行人姜海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该院经审查后于2016年7月4日立案,7月28日对姜海龙予以逮捕。同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审过程中,姜海龙认罪态度较好,主动提出和解一次性给付150000元,并当庭履行完毕。姜海龙的认罪悔罪表现,取得了于洋的谅解,于洋当庭要求撤回自诉申请,农安县人民法院当庭准许自诉人于洋撤诉,释放了被告人姜海龙。
(二)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被施以拘留后仍不思悔改,擅自转卖法院查封财产,致使生效判决无法完全履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以自诉方式启动追诉程序,最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取得了申请执行人的谅解。
案例2:
杨玉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有履行能力却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
(一)基本案情:
杨玉道在湖北省老河口市长期从事个体装修,长期聘请农民工朱新忠、薛道庆、杨洪刚、袁金玉、韩必立、历锁等人为其打工。杨玉道因拖欠上述6人劳动报酬20余万元发生纠纷。上述6人分别诉至老河口市人民法院。该院于2014年10月15日分别作出(2014)鄂老河口民初字第02197、02195、02193、02196、0219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杨玉道于2015年6月30日前分期分别偿还朱新忠3.85万元、薛道庆4000元、杨洪刚3.1万元、袁金玉1万元、韩必立1.8万元。该院又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5)鄂老河口民初字第008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杨玉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历锁12万元。
2015年1月6日,朱新忠等5人向老河口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同年2月11日向杨玉道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但杨玉道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报告本人财产状况。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于同年4月30日就第一期债务5.075万元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杨玉道除执行1.1万元外,余额3.975万元及第二期债务5.075万元未执行。杨玉道长期从事建筑装修业务,其拥有位于老河口市洪山嘴镇洪山嘴村2栋2间三层楼房。
历锁于2015年8月3日向老河口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5年8月8日向杨玉道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但杨玉道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报告财产。老河口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5日对杨玉道实施司法拘留15日,但杨玉道在法院对其拘留后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
老河口市人民法院遂将杨玉道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杨玉道被逮捕后,与历锁协商自愿用老河口市洪山嘴镇洪山嘴村1栋房屋抵清拖欠历锁的全部劳动报酬,同时给朱新忠、薛道庆、杨洪刚、袁金玉、韩必立出具还款保证书,分期偿还朱新忠等五人劳动报酬,上述被害人对杨玉道表示谅解。老河口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玉道有执行能力却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2016年11月15日判决杨玉道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有履行能力却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且未如实报告其财产情况,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情形,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人民法院通过办理拒执罪案件,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案例3:
陈建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执行法院以涉嫌拒执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后,
被执行人即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即履行完毕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2日16时50分许,陈建跃驾驶湘AB1329号重型普通货车沿S308线由东向西从安化县东坪镇往马路镇方向行驶,行至柘溪镇路口时,将谌席政停放在道路北侧有效路面外的湘HP5450号摩托车撞倒,造成谌席政严重受伤(现下身瘫痪)。安化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3日判决:陈建跃赔偿谌席政医药费等各项经济损失518226元 。
谌席政于2014年12月25日向安化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立案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有6300元银行存款并依法扣划,同时,查询到被执行人陈建跃有2台货车,车牌号码:湘A29489中型普通货车,湘AB1329重型货车。执行人员多次到被执行人陈建跃住所地岳阳市湘阴县、工作地长沙市、沅江市上门执行,陈建跃一直未见面,经调查了解,陈建跃完全有能力履行安化县人民法院(2014)安法民一初字第86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但其拒不履行,其行为涉嫌构成犯罪。2016年8月1日,安化县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拒执罪典型案件移送至安化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安化县公安局立案后立即对被执行人陈建跃进行网上追逃,不久在长沙市火车站将陈建跃抓获后刑拘。8月22日,陈建跃的亲属及委托律师与谌席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即履行完毕,该案执行完毕。后检察机关撤回对陈建跃的起诉。
(二)典型意义:
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以涉嫌拒执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后,既能促使案件顺利执结,同时可以使抗拒执行的行为人受到法律惩处,不仅对改善当前执行环境、缓解执行难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而且对强化社会诚信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畅通该类案件移送、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渠道,为解决执行难助力。
案例4:
广西桂飘香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被执行人以经营困难为由拖欠劳动报酬,法院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一)基本案情:
刘建龙、张朝英、蓝柳青、蔡彩云等四人因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拖欠其2014年8月至9月的劳动报酬13423.1元(刘建龙4330.6元、张朝英2961.9元、蓝柳青3200元、蔡彩云2930.6元),于2014年向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查后于2015年5月25日分别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刘建龙、张朝英、蓝柳青、蔡彩云等四人的劳动报酬。但是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一直以经营状况欠佳为由,拒绝向刘建龙、张朝英、蓝柳青、蔡彩云等四人支付劳动报酬。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审查后于2016年5月24日以(2016)桂0202执746、747、748、749号案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6月1日向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和报告财产令,要求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在三日内履行。2016年7月26日,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向该院报告称,其经营状况不佳且有股权纠纷(另案)拒绝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该院通过“执行查控系统”对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情况多次、反复进行查询,但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为执行本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院执行员到达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地柳州市柳石路382号进行调查。经核查,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生产场所系向柳州市建益电工材料有限公司租赁的厂房,现仅有办公室人员留守。本案执行因未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而陷入困境。2016年10月30日,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依法将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6年11月15日,本案投诉人向该院报告称,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在某商场进行产品展销。得知此线索后,院党组高度重视,2016年11月16日即对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勇进行约谈,但黄志勇仍然表示公司生产经营困难无法履行。因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向刘建龙、张朝英、蓝柳青、蔡彩云等四人支付工资的义务,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六)项的规定对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勇作出四案共罚款计8万元的决定(每件案件罚款2万元),黄志勇当即表示愿意履行。2016年11月18日,黄志勇向刘建龙、张朝英、蓝柳青、蔡彩云等四人支付劳动报酬共计13423.1元。至此,(2016)桂0202执746、747、748、749号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广西桂飘香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非诉执行四案执行完毕。(二)典型意义:
追索劳动报酬与群众生计休戚相关,此类案件的执行也一直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心和难点。部分被执行人心存侥幸,利用无自有房屋、财产情况难以核查的客观情况,以公司经营困难为借口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但这些都不是拒不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理由。本案的顺利执结表明,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能心存侥幸,抗拒、逃避执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例5:
张可嘉追索医疗费用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
法院加大财产查控力度,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顺利执结案件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6日,年仅6岁的张可嘉在辅导班学习舞蹈,在一次练习后下腰动作时蹲倒,下肢疼痛无力,难以站立,经医院和司法鉴定所鉴定属于脊髓二级伤残,东阿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作出(2012)东少民初字第15号判决书,判决朱红梅与李文才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残后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32615.54元。
案件判决后,两被告未按期履行义务,张可嘉及其代理人于2014年5月6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被执行人在赔付61520元后未再继续履行义务。执行人员依法在网络查控系统及其他金融机构中查询了两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查询房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及车管所,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工资并查封了被执行人一处房产。同时,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失信信息投放在县中心的一处电子屏幕上,每天滚动播出。因被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两被执行人倍感惩戒压力,2016年6月15日,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在执行人员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将房产过户于张可嘉父亲名下,另外一次性给付现金30万元,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二)典型意义:
本案的顺利执结是法院依法运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结果,通过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加大对被执行人法律上及道德上的威慑力,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在破解执行难方面具有典型性。
案例6:
杜开均申请执行四川科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伤赔偿纠纷案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法院将其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促使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一)基本案情:
杜开均于2013年3月底到四川科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从事泥工工作,系泥工班班头。2014年4月13日,杜开均在科茂公司九楼工地施工过程中,右手被电切割机割伤。2015年3月,经泸州市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同年8月,泸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杜开均伤残等级为七级,无生活自理能力。由于杜开均在科茂公司上班期间,该公司未为其办理工伤保险,科茂公司就工伤保险待遇问题与杜开均发生纠纷,并于2015年10月经泸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科茂公司承担杜开均工伤保险待遇共计226496.5元。2015年11月,科茂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泸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3月,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521民初142号判决:杜开均因工伤致七级伤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共计211496.5元,由科茂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科茂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6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科茂公司拒不履行判决确定义务,2016年7月,杜开均向泸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泸县人民法院立即开展执行工作,通过“点对点”、“总对总”系统进行查控,发现被执行人账户仅余7000元;核查工商、不动产等登记情况,均未发现可执行财产线索;承办法官找到被执行人并向被执行人下达财产报告令,要求其主动履行判决确定义务,释明拒不执行可能带来的失信惩戒后果,但被执行人报告仍无财产。为此,承办法官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冻结被执行人账户。2016年11月30日,在泸县人民法院主持下,被执行人科茂公司与申请人杜开均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科茂公司支付150000元,其余款项杜开均予以放弃。12月1日,杜开均终于领到第一笔工伤保险金110000元。另外4万元工伤保险金,被执行人于12月5日支付申请执行人。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工伤保险执行案件,此类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多为弱势群体,经济困难,被执行人拒不支付工伤保险的行为,会使申请执行人陷入困境。本案通过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对其商誉形成压力,促使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案件一案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案件一案请示的答复
(2018年6月22日 (2018)最高法民他33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内协外认1号《关于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案涉裁决系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在英国境内作出,应当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首先,关于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佳公司)是否得到仲裁适当通知的问题。《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拒予承认及执行的事由为:“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蒙佳公司抗辩认为其未获仲裁适当通知以致未能申辩。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情况及所附案卷材料,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地盟公司)与蒙佳公司在案涉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且仲裁材料向上述电子邮件邮箱地址送达后,蒙佳公司工作人员答复已收悉。电子邮件送达方式不违反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仲裁和上诉规则》的规定。根据仲裁地法律《英国仲裁法》第76条的规定,当事人可自由约定通知或其他文件送达的方式,如无此约定,则通知或其他文件可以任何有效方式送达个人,案涉仲裁材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实际送达蒙佳公司,故电子邮件送达亦不违反《英国仲裁法》的规定。同意你院关于仲裁已适当通知蒙佳公司的意见。
其次,关于仲裁庭受理艾地盟公司仲裁申请是否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问题。艾地盟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申请仲裁时,虽然已经超过了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仲裁和上诉规则》第2.2.2条关于“有关一方当事人拖欠另一方当事人钱款的,应在出现争议后的60个连续日内申请仲裁”的规定,但根据该规则第2.4条关于“如果未能遵守本规则内任何关于申请仲裁程序的规定,并且被申请人就此提出抗辩,则应被视为放弃仲裁申请并被完全禁止申请仲裁,除非本规则所涉仲裁员、公断人或上诉委员会,行使其绝对自由裁量权做出相反的决定”的规定,申请仲裁期限作为抗辩事由应由被申请人提出抗辩,且仲裁庭对受理与否享有裁量权。由于蒙佳公司收到仲裁通知后未向仲裁庭就艾地盟公司超出期限申请仲裁的问题提出抗辩,故仲裁庭受理本案并不存在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形。你院拟以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该项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应当承认和执行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
此复
附: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7年11月16日 (2017)内协外认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安盟中院)立案受理了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4440号仲裁裁决一案,该院拟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并上报本院审查。本院审查后认为,拟同意兴安盟中院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本案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申请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Admasia-Pacific Trading Pte. Ltd)。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美芝路100号邵氏大厦#26-01。
代表人:弗雷德里克•格鲁斯(Frederik Groth),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戴一,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艳华,内蒙古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都林街归流河北大路1号。
法定代表人:冯某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虹,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刘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基本案情及仲裁情况
2013年11月15日,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佳公司)作为买方、托福国际—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福公司)作为卖方,签订编号为21329280的《销售合同》,约定托福公司向蒙佳公司出售2014年6月1日至30日发货的60000公吨巴西大豆。同时约定合同当事人发生争议且不能达成一致的,争议应通过仲裁解决,仲裁应根据本合同之日有效的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规定中的《仲裁规则》在伦敦进行。《仲裁规则》第二条“申请仲裁程序和时间限制”中第2.2.2规定“有关一方当事人拖欠另一方当事人钱款的,在出现争议后的60个连续日内申请仲裁”,2.3规定“应以快捷书面交流的形式申请仲裁”。合同签订后,蒙佳公司支付定金100万美元。2014年5月8日、2014年6月9日,双方分别签订合同附件一、附件二,经两次修订,约定发货期改为2014年8月。蒙佳公司最晚于2014年7月10日前以托福公司为受益人在托福公司接受的中国的银行按10%货值开立3份完全有效的不可撤销无限制见票即付信用证。2014年6月12日托福公司更名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7月9日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致函提醒蒙佳公司开立三份信用证的期限将于2014年7月10日届满,要求蒙佳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信用证开证申请书。由于未收到信用证,托福公司于次日再次发函,要求蒙佳公司最晚于2014年7月11日11点以前开具信用证。蒙佳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回复“我们希望按照以下方式处理8月发货货物的合同:转卖上述升水220美分。我司会尽快汇付定金人民币200万元。请暂时保留已点价的期货合同,并给我司一点时间撤销点价。请不要代表我司对期货合同撤销点价。”托福公司未接受。2014年7月14日,蒙佳公司发送邮件称,由于公司在7月26日有贷款到期,现在资金都用于还贷,资金压力大。等我公司还完贷款后,我们会抽出资金给贵公司汇款,预计先期汇款200~300万元人民币,后期根据美豆行情走势再做商议。2014年7月15日,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因蒙佳公司未根据合同约定开立信用证,向蒙佳公司发出《违约通知书》。2014年7月16日,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再次向蒙佳公司发函,通知蒙佳公司已在市场上以FOB价出售期货合同和升水。2014年7月17日,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向蒙佳公司发出索赔和证明文件,索赔总计3707411.14美元。
三、仲裁情况
2014年11月11日,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以蒙佳公司违约为由向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申请仲裁,并向蒙佳公司发送邮件通知,注明60000公吨21329280号合同,仲裁庭接受了仲裁申请。2014年12月15日仲裁庭通知蒙佳公司,托福公司已更名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地盟公司),并指定兹沃特先生担任仲裁员,并告知蒙佳公司12月30日前回复仲裁员姓名或确认同意指定兹沃特先生担任独任仲裁员。因蒙佳公司未指定仲裁员,仲裁庭于2015年1月2日指定布什先生担任第二仲裁员,通知了蒙佳公司,并注明托福公司已更名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艾地盟公司)以及关于60000公吨大豆的第21329280号合同。艾地盟公司2015年4月7日向蒙佳公司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庭于2015年5月19日、6月2日、7月7日提醒蒙佳公司回复,蒙佳公司没有回复,2015年8月19日索赔、答辩截止。2015年9月1日,仲裁员要求艾地盟公司提交补充证据:《授权委托书》和托福国际—亚洲有限公司更名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艾地盟公司于2015年9月3日送交了上述证据,蒙佳公司未在规定的14日内提出意见,索赔、答辩期于2015年9月17日届满。仲裁庭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第4440号仲裁裁决:裁决蒙佳公司应赔偿艾地盟公司的损失共计2291403.50美元,利息自2014年7月23日至支付之日按年利率3%计算,每三个月计算复利;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共计8625英镑。
四、兴安盟中院的处理意见和理由
兴安盟中院拟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丁项的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申请费人民币500元,由申请人艾地盟公司负担;执行费人民币83862.57元退还申请人艾地盟亚太贸易有限公司。
(一)关于蒙佳公司是否未得到仲裁程序通知的问题。蒙佳公司提出:1.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不当,应送达至蒙佳公司住所地;2.向蒙佳公司业务员的电子邮件送达仲裁申请和仲裁员姓名,违反仲裁程序的规定,属于无效送达;3.由于艾地盟公司未将公司名称变更情况通知蒙佳公司,以变更后的公司名称送达仲裁通知,使蒙佳公司丧失申辩机会。兴安盟中院认为,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在2017年出具的证明函、存档文件记录了艾地盟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仲裁申请等仲裁程序通知送达。蒙佳公司对该证明函真实性和形式合法性均无异议。根据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仲裁和上诉规则》规定“仲裁申请应当以快捷书面交流的形式作出”,仲裁地英国法律未排除电子邮件送达形式,艾地盟公司采取发送电子邮件给蒙佳公司业务员的送达通知方式未违反仲裁规则。但艾地盟公司未将名称变更情况通知蒙佳公司,以变更后的名称送达仲裁通知,艾地盟公司也能举证证明蒙佳公司已收到相关仲裁通知,蒙佳公司事实上也未参加仲裁程序,导致蒙佳公司丧失陈述机会。
(二)关于仲裁程序是否符合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的仲裁规则的问题。根据该协会《仲裁和上诉规则》第二条“申请仲裁程序和时间限制”第2.2.2规定:“有关一方当事人拖欠另一方当事人钱款的,在出现争议后的60个连续日内申请仲裁。”按照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第4440号仲裁裁决的认定,违约日是2014年7月15日,艾地盟公司应在出现争议后的60个连续日内申请仲裁,但艾地盟公司直至2014年11月11日才提出仲裁申请,超出了《仲裁和上诉规则》关于仲裁时间限制的规定,属于仲裁的程序与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不符。
五、本院审查意见
(一)拟不同意兴安盟中院以仲裁通知未送达蒙佳公司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理由如下:1.双方在案涉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联系。2.双方纠纷发生后,均是向蒙佳公司的上述邮件地址发送与仲裁相关材料。3.2014年11月11日,托福公司以蒙佳公司迟延开立信用证造成违约损失为由向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申请仲裁,并向蒙佳公司发送邮件通知,并注明60000公吨21329280号合同,2014年12月15日向蒙佳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已注明托福公司更名为艾地盟公司,根据上述事实,蒙佳公司应当知道其作为买方的60000公吨21329280号合同已经发生纠纷,艾地盟公司已按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请仲裁,以及托福公司已更名为艾地盟公司的事实。蒙佳公司消极对待仲裁程序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
(二)拟同意兴安盟中院以艾地盟公司申请仲裁超过仲裁规则规定期限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双方选择《仲裁规则》第二条“申请仲裁程序和时间限制”第2.2.2规定:“有关一方当事人拖欠另一方当事人钱款的,在出现争议后的60个连续日内申请仲裁。”案涉仲裁裁决的认定违约日为2014年7月15日,艾地盟公司申请仲裁日期为2014年11月11日,已超过60日内申请仲裁的期限。应视为艾地盟公司放弃仲裁条款,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再受理仲裁申请并作出仲裁裁决与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不符。
综上,拟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的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第4440号仲裁裁决。
特此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和管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的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和管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的办法》的通知
(法发〔202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管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的办法》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管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的办法
为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确定参考价规定》),科学建立和管理全国性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确保人民法院司法网络询价工作依法有序进行,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可以根据询价财产类型设置分库。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负责网络询价平台的评审、选定和除名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互联网大数据专家,评估行业专家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第三条 能够提供符合《确定参考价规定》和本办法规定的网络询价平台,并有意开展司法网络询价业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向评审委员会提出入库申请。
申请入库的,应当提交入库申请书及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四条 申请入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询价平台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依法开展并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资质;
(二)具有依法获取的全国各地区同种类财产一定时期的既往成交价、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公开交易价等不少于三类价格的数据,且至少其中一类数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所有;
(三)各类价格数据应具有持续更新性,且更新周期不超过三个月;
(四)具备运用一定的运算规则对市场既往交易价格、交易趋势予以分析并出具处置参考价的能力;
(五)具备保障司法网络询价工作安全、便捷、有序进行的运行规范、安全高效的信息系统以及硬件设备、资金人员等,且服务质优价廉;
(六)信息系统应具备开放性、先进性和可持续发展性,能与人民法院有关系统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并顺应工作需求及时提供扩展服务;
(七)已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或涉公共事务领域提供一年以上的网络询价服务;
(八)在技术支撑、数据管理、安全保障、社会影响等方面处于同类平台中的领先地位;
(九)无违法违规记录。
第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提供的网络询价平台的安全性负责。
第六条 评审委员会有权审查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进行网络询价所依据的所有基础数据、数据来源、数据更新、计算方法等情况,确保网络询价平台依法、合规、科学、高效地进行司法网络询价工作。
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委托权威第三方,对申请入库的网络询价平台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入库名单并公示;每年对已入库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开展司法网络询价的情况进行评估,评审委员会根据评估结果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和择劣确定除名名单并公示。
第八条 提供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发生影响司法网络询价业务正常运行的重大经营变化的,提供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再为司法网络询价提供服务的,应当提前三个月书面向评审委员会申请从名单库中退出,不得自行中断服务。未按照要求向评审委员会提出退出申请,即自行中断服务的,应当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且不再接受其入库申请。
第九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存在违反《确定参考价规定》第九条规定情形的,评审委员会经评审后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并公示。
第十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被除名或被准许退出名单库的,应当做好善后工作,包括确保尚未完成的网络询价和尚未作出的补正顺利进行完毕等。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0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已经研究确定。现将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申报。已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尚未结题的,不具有申报本年度课题的资格。
二、立项原则
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应着眼于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基础理论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应用理论研究要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自拟题目与参考选题同等对待,课题评审将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论证质量择优立项。
三、项目类型
本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经费课题。重大课题资助经费8万元,重点课题资助经费3万元,一般课题资助经费1万元。鼓励自筹经费申报课题。课题一般应于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
四、申报要求
(1)课题申请人须填写并书面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2份(课题申请书表格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网站www.jcll.cn的“科管部”目录及“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子目录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文档结尾处点击下载)。
(2)课题申请表电子版须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应包括以下内容:2017年课题申报:申报课题名称-单位-申请人姓名。
(3)申报的课题名称表述应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课题申请书须按要求加盖公章。
(4)具体申报和评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不具备申报资格或者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不能参与课题立项评审。
五、申报材料受理
今年受理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4月30日。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11号,检察理论研究所科研管理部,邮编:100144;联系人:倪娜,联系电话:(010)68636706;申报材料接收邮箱:jiancha3@163.com。
六、参考选题
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如下:
(一)重大课题(3项)
1.完善检察监督体系研究  2.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办案衔接机制研究  3.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构建
(二)重点课题(11项)
1.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构建  2.侦查监督的创新完善  3.多元化诉讼体系下的公诉模式  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实证研究与立法完善  5.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实证研究  6.检察官员额退出机制研究  7.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8.刑事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  9.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研究  10.大数据运用与检察工作创新  11.检察机关参与构建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社会化防治体系研究
(三)一般课题(22项)
1.地方各级检察院权力清单研究  2.员额内检察官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3.检察官对司法辅助人员考核奖惩建议权研究  4.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研究  5.三类检察人员转任条件研究  6.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实证研究  7.重大检察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探索  8.新型检律关系构建  9.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研究  10.强制性侦查手段的检察监督  11.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构建  12.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制度体系研究  13.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难点及对策  14.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15.起诉标准与定罪标准关系研究  16.无罪判决案件中的公诉质量评价  17.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工作机制研究  18.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19.公益诉讼法律关系研究  20.民事执行活动检察监督研究  21.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平台构建  22.民事赔偿谅解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17年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辽宁省涉外商事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辽宁省涉外商事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2017年12月19日 (2017)最高法民他141号)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辽高法〔2017〕116号《关于调整辽宁省涉外商事案件管辖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营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涉外商事案件。
同意你院意见,原由丹东市五个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涉外商事案件,调整为统一由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管辖。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或者指定专门合议庭负责审理相关案件。请你院认真做好相关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2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2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国家应尽快出台《著作权裁量指导意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对于图片作品维权问题。该问题是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一个老问题,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该问题,曾于2019年“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对相关问题予以了回应。对于图片作品维权及诉讼问题,人民法院将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将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法治原则,该保护的坚决保护,不该保护的坚决不予保护。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但对不享有版权的图片虚构版权,进行牟利的违法行为坚决不予保护,情节严重的依法应当予以惩罚。作品著作权的取得和权力行使是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二)严格审查图片作品的权利归属证据,严格审查图片作品首次公开发表的时间证据,不能仅以自行添加的可修改的“数字水印"证据作为判断著作权归属的依据。(三)坚持“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知识产权司法政策,正确把握著作权司法保护的范围和尺度,为建设文化强国、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提供司法保障。(四)明确图片作品的赔偿标准,图片作品的判赔金额应当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市场价值应当以涉案作品的市场正常许可费用等作为参照来确定。当市场正常许可费用无法确定时,应当以近似市场价值为参考。
其次,对于恶意诉讼问题。《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构成著作权恶意诉讼,人民法院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予以惩处。
最后,著作权案件案由多样、权利类型多样、侵权样态多样,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多发,审理难度较大。针对这些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通过典型案例、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等多种方式对下级法院予以指导,促进侵权认定法律适用和赔偿责任公正解决。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中,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著作权法修订情况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统一裁判标准,使著作权裁量更加精准化和规范化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24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242号建议的答复
车捷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未保执法监督体系强化未保法实施效果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教育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共青团中央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检察责任,坚持“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履职,加快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不断深化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2021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quot;),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然而,诚如您所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和家庭保护仍存在薄弱环节,亟需强化执法监督体系。您的建议对于推动“两法&quot;落地实施,提升未检工作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
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司法实践表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或者受到犯罪侵害,往往与不良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发现的问题,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情况通报、联合督导等方式,助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系建设。一是部署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您指出,强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监督,重点是对公共性娱乐场所、网吧、旅馆酒店以及烟酒商店等进行监督。今年6月1日“两法&quot;施行前夕,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重点推动解决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违法接待未成年人,未履行询问、报告义务,学校、幼儿园周边违法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以及违法接待未成年人,烟、酒、彩票经营者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等问题。二是开展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重点领域治理。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办理了一批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禁烟保护、整治教育培训机构、基础设施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控辍保学、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推动教育、文化执法、新闻出版、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履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三是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以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或者受到侵害为目标,对案件成因、规律和趋势进行研判分析,推动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深层次社会问题。浙江、江苏等地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涉罪未成年人文身问题,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推动开展专项整治。黑龙江、湖北等地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执法检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力争“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同时,围绕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后果严重的痛点难点问题,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以检察履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二、关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
您指出,家庭是未成年人的温暖港湾,父母是未成年人最主要、最重要的保护人。确如您所言,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础。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遭受不法分子侵害的背后,常常存在家庭监护不力等共性问题。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强化对监护权的监督和干预,促进未成年人得到有效家庭保护。一是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监护人管教不严、监护缺位等问题,福建福州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向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有效履职。今年6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二是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您指出,我国未保法律和政策对于困境家庭的儿童,如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抚养能力缺失或不足的,关注和保护不够。您指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关注点。我们在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刑事犯罪的同时,努力保护和救助困境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避免在办案中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主动协调公安、民政、司法、学校、社会等各方保护力量,提供帮扶救助、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身心康复等多元化综合保护。三是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对于遭受侵害和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促进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妇联出台《关于联合开展亲职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适用条件、工作程序、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作出规定。四川、广东广州等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家庭教育指导覆盖率接近100%。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设,加强与公安、法院、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组织的协作配合,共同促推未成年人得到良好家庭保护,彰显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温暖和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制度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制度的通知
(法〔2021〕150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健全完善特邀调解制度,有效发挥司法确认程序对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保障作用,根据《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试点工作情况,现就完善试点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制度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健全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制度的重要意义。健全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制度,是规范特邀调解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司法确认程序的必要前提,是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重要配套保障措施,对于贯彻《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精神,有效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试点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认识健全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试点工作实际以及《关于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分工方案》《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积极探索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工作机制,为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改进名册建立模式。试点法院要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针对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不同特点,区分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分别管理、统筹使用。
三、明确特邀调解组织入册标准。试点法院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参考下列因素确定特邀调解组织的入册标准:(1)有明确法律法规或者政策依据;(2)有明确监督管理机构;(3)持有相关主管机构批准设立的正式文件;(4)有调解组织章程和工作规则;(5)有开展调解工作的经费;(6)有必要数量的专职调解员;(7)未受过刑事处罚、近三年内未受过严重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8)不存在其他不宜加入名册的情形。试点法院可以根据特定专业领域的纠纷特点,规定专业调解组织的加入条件。
四、明确特邀调解员入册标准。试点法院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参考下列因素确定特邀调解员的入册标准:(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宪法;(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心调解事业;(3)具备从事调解工作所必需的文化水平、法律知识和身体条件;(4)未受过刑事处罚、近三年内未受过严重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5)未加入任何调解组织、以个人名义开展调解工作;(6)不存在其他不宜加入名册的情形。相关主管机构已经建立调解员资质认证制度的,试点法院可以直接将相关资质证明文件作为入册标准。
五、探索优化入册程序。试点法院要坚持调解组织、调解员申请加入和人民法院邀请加入相结合,探索完善符合工作实际的入册程序。充分发挥行政主管部门、群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商会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机构的专业优势,确保入册程序公平公开公正。有条件的法院可以会同相关主管机构审核调解组织、调解员资质,探索实行由主管机构把关推荐、人民法院择优纳入的工作程序,有序扩大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范围。
六、健全完善名册运行机制。试点法院要完善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监督管理机制,会同相关主管机构实行“双重管理”。积极为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加强业务指导,会同相关主管机构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健全完善数据统计、绩效评估等日常管理制度,通过诉讼服务中心、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开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绩效、业绩排名等信息,供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查询、监督。探索将绩效评估与调解补贴阶段性发放、奖励激励等机制挂钩,充分调动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七、推动名册统建共享。试点法院要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进程,推动由上级法院统一建立辖区内各试点法院共享的特邀调解名册,健全完善上下级法院和各试点法院之间的名册信息交流机制,实现上级法院统一建立、统一管理,各试点法院共同使用、共同维护,名册信息及时更新,管理举措及时跟进,提高非诉解纷资源配置效率。
八、提升名册管理信息化水平。试点法院要指定专人负责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和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及时更新特邀调解名册并向相关主管机构反馈名册变动情况,确保线下线上名册统一。有条件的法院要充分发挥信息平台优势,探索申请入册、资质审核、业务培训、业绩评估、信息公示、奖励激励、违规处理等工作在线运行,推动名册管理与矛盾纠纷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分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有机衔接,实现多元纠纷化解工作数据化、可视化。
九、优化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在市域范围内由上级法院统建名册的试点地区,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除协议管辖外的其他地域管辖规定,向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提出。符合级别管辖或者专门管辖标准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提出。接受人民法院立案前委派调解的,向作出委派的人民法院提出。
十、健全违规行为处理机制。试点法院要探索细化违反法律法规和调解职业道德的具体情形,健全违规行为发现、调查、申辩、决定等工作程序,及时、公开、公正处理违规行为。对于在委派、委托调解工作中存在强迫调解、虚假调解、泄露调解秘密、违背调解中立原则以及消极履行工作职责等行为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试点法院可以会同相关主管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除名等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组织和人员的法律责任。要及时将处理的事由、依据和结果通报相关主管机构,并就完善监督管理措施发送司法建议。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同。试点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大力推动社会协同,推动将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纳入地方平安建设工作考核,发挥特邀调解名册作用,做大做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积极融入各地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推动建立财政保障、社会保障、市场化收费相结合的非诉调解经费保障体系,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提升非诉调解工作质效。围绕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特邀调解配套制度机制,系统总结试点经验成效,整理形成动态信息、改革案例,为推动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制定配套政策文件提供实践基础。
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收集研判辖区试点法院在特邀调解名册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通过试点工作月报或者专报形式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已于2022年2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25日起施行。
2022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法释〔2022〕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现就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本安排所称“保全”,在内地包括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为确保受威胁的权利得以实现而采取的保存或者预行措施。
第二条 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法规向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提起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前申请保全,内地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收到仲裁机构已受理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的,内地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第三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全申请书;
(二)仲裁协议;
(三)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包含主要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的仲裁申请文件以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机构出具的已受理有关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
(五)内地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身份证明材料系在内地以外形成的,应当依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交中文译本。
第四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保全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当事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请求事项,包括申请保全财产的数额、申请行为保全的内容和期限等;
(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说明等;
(四)申请保全的财产、证据的明确信息或者具体线索;
(五)用于提供担保的内地财产信息或者资信证明;
(六)是否已提出其他保全申请以及保全情况;
(七)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五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向内地仲裁机构提起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申请保全。
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前申请保全的,申请人应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期间内,采取开展仲裁程序的必要措施,否则该保全措施失效。申请人应当将已作出必要措施及作出日期的证明送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
第六条 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保全的,须附同下列资料:
(一)仲裁协议;
(二)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以及住所;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
(三)请求的详细资料,尤其包括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理由、申请标的的情况、财产的详细资料、须保全的金额、申请行为保全的详细内容和期限以及附同相关证据,证明权利受威胁以及解释恐防受侵害的理由;
(四)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该仲裁机构出具的已受理有关仲裁案件的证明;
(五)是否已提出其他保全申请以及保全情况;
(六)法院要求的其他资料。
如向法院提交的文件并非使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其中一种正式语文,则申请人应当提交其中一种正式语文的译本。
第七条 被请求方法院应当尽快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可以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经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符合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被请求方法院应当作出保全裁定。
第八条 当事人对被请求方法院的裁定不服的,按被请求方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的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条 本安排不减损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仲裁庭、仲裁员、当事人依据对方法律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者需要修改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安排自2022年3月2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1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1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民建中央办公厅:
民建中央提出的《关于系统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的提案》收悉。建立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你们的提案非常重要,提案内容和分析十分中肯,对于系统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与贵单位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具有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基础条件,系统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符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是确保行政权在法治轨道内行使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行政机关应当配合。"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和不作为的监督职权。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决定》和《纲要》则从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职权。这是促进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举措。行政权具有行使对象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这就决定了行政权既是一种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国家权力,又是一种动态、容易被违法使用或滥用的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行政违法行为屡见不鲜,不仅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亟需系统推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制度。
我们研究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国家监察与包括检察监督在内的司法监督及其他监督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行政权监督体系的主要框架。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贵单位提案,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依法认真履行检察职责。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二)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三)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四)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五)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六)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七)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八)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据此,检察机关既可以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根据掌握的办案情况提出检察建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在2018年底进行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推进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作出了战略布局,这为加强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提供了组织和人力保障。全国检察机关将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以及结合办案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切实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行政检察理论研究。重点围绕行政检察在行政权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监督原则,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行政强制措施监督的关系,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公益诉讼检察的关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特点、对象、范围及方式等重大问题,加强理论研究,为完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三)进一步推动法律修改完善。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央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自身或联合相关部委制定的“规定"和“意见"等,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有相关的决定或者决议。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授予,上述规范性文件,要么属于政策性文件,要么法律位阶不高,均难以作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合法依据。我们将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做好有关立法研究工作,适时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已于2021年5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2021年6月16日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法释〔2021〕12号)
为推进和规范在线诉讼活动,完善在线诉讼规则,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诉讼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可以依托电子诉讼平台(以下简称“诉讼平台”),通过互联网或者专用网络在线完成立案、调解、证据交换、询问、庭审、送达等全部或者部分诉讼环节。
在线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条 人民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正高效原则。严格依法开展在线诉讼活动,完善审判流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技术保障,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
(二)合法自愿原则。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权,未经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意,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适用在线诉讼。
(三)权利保障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强化提示、说明、告知义务,不得随意减少诉讼环节和减损当事人诉讼权益。
(四)便民利民原则。优化在线诉讼服务,完善诉讼平台功能,加强信息技术应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统筹兼顾不同群体司法需求,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加强诉讼引导,提供相应司法便利。
(五)安全可靠原则。依法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有效保障在线诉讼数据信息安全。规范技术应用,确保技术中立和平台中立。
第三条 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可以对以下案件适用在线诉讼:
(一)民事、行政诉讼案件;
(二)刑事速裁程序案件,减刑、假释案件,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线下审理的刑事案件;
(三)民事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破产程序和非诉执行审查案件;
(四)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
(五)其他适宜采取在线方式审理的案件。
第四条 人民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当征得当事人同意,并告知适用在线诉讼的具体环节、主要形式、权利义务、法律后果和操作方法等。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对在线诉讼的相应意思表示,作出以下处理:
(一)当事人主动选择适用在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另行征得其同意,相应诉讼环节可以直接在线进行;
(二)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在线诉讼的,相应诉讼环节可以在线进行;
(三)部分当事人同意适用在线诉讼,部分当事人不同意的,相应诉讼环节可以采取同意方当事人线上、不同意方当事人线下的方式进行;
(四)当事人仅主动选择或者同意对部分诉讼环节适用在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得推定其对其他诉讼环节均同意适用在线诉讼。
对人民检察院参与的案件适用在线诉讼的,应当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第五条 在诉讼过程中,如存在当事人欠缺在线诉讼能力、不具备在线诉讼条件或者相应诉讼环节不宜在线办理等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相应诉讼环节转为线下进行。
当事人已同意对相应诉讼环节适用在线诉讼,但诉讼过程中又反悔的,应当在开展相应诉讼活动前的合理期限内提出。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不存在故意拖延诉讼等不当情形的,相应诉讼环节可以转为线下进行。
在调解、证据交换、询问、听证、庭审等诉讼环节中,一方当事人要求其他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线下参与诉讼的,应当提出具体理由。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存在案情疑难复杂、需证人现场作证、有必要线下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情形之一的,相应诉讼环节可以转为线下进行。
第六条 当事人已同意适用在线诉讼,但无正当理由不参与在线诉讼活动或者不作出相应诉讼行为,也未在合理期限内申请提出转为线下进行的,应当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第七条 参与在线诉讼的诉讼主体应当先行在诉讼平台完成实名注册。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证件证照在线比对、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等方式,核实诉讼主体的实名手机号码、居民身份证件号码、护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确认诉讼主体身份真实性。诉讼主体在线完成身份认证后,取得登录诉讼平台的专用账号。
参与在线诉讼的诉讼主体应当妥善保管诉讼平台专用账号和密码。除有证据证明存在账号被盗用或者系统错误的情形外,使用专用账号登录诉讼平台所作出的行为,视为被认证人本人行为。
人民法院在线开展调解、证据交换、庭审等诉讼活动,应当再次验证诉讼主体的身份;确有必要的,应当在线下进一步核实身份。
第八条 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可以通过诉讼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开展在线调解活动。在线调解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
第九条 当事人采取在线方式提交起诉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材料后的法定期限内,在线作出以下处理:
(一)符合起诉条件的,登记立案并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二)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通知其补正,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和期限,案件受理时间自收到补正材料后次日重新起算;
(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起诉材料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原告坚持起诉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
当事人已在线提交符合要求的起诉状等材料的,人民法院不得要求当事人再提供纸质件。
上诉、申请再审、特别程序、执行等案件的在线受理规则,参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办理。
第十条 案件适用在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告、被上诉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询问其是否同意以在线方式参与诉讼。被通知人同意采用在线方式的,应当在收到通知的三日内通过诉讼平台验证身份、关联案件,并在后续诉讼活动中通过诉讼平台了解案件信息、接收和提交诉讼材料,以及实施其他诉讼行为。
被通知人未明确表示同意采用在线方式,且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注册登录诉讼平台的,针对被通知人的相关诉讼活动在线下进行。
第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在诉讼平台直接填写录入起诉状、答辩状、反诉状、代理意见等诉讼文书材料。
当事人可以通过扫描、翻拍、转录等方式,将线下的诉讼文书材料或者证据材料作电子化处理后上传至诉讼平台。诉讼材料为电子数据,且诉讼平台与存储该电子数据的平台已实现对接的,当事人可以将电子数据直接提交至诉讼平台。
当事人提交电子化材料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辅助当事人将线下材料作电子化处理后导入诉讼平台。
第十二条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化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直接在诉讼中使用。诉讼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原物:
(一)对方当事人认为电子化材料与原件、原物不一致,并提出合理理由和依据的;
(二)电子化材料呈现不完整、内容不清晰、格式不规范的;
(三)人民法院卷宗、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要求提供原件、原物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提交原件、原物的。
第十三条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化材料,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符合原件、原物形式要求:
(一)对方当事人对电子化材料与原件、原物的一致性未提出异议的;
(二)电子化材料形成过程已经过公证机构公证的;
(三)电子化材料已在之前诉讼中提交并经人民法院确认的;
(四)电子化材料已通过在线或者线下方式与原件、原物比对一致的;
(五)有其他证据证明电子化材料与原件、原物一致的。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选择和案件情况,可以组织当事人开展在线证据交换,通过同步或者非同步方式在线举证、质证。
各方当事人选择同步在线交换证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时间登录诉讼平台,通过在线视频或者其他方式,对已经导入诉讼平台的证据材料或者线下送达的证据材料副本,集中发表质证意见。
各方当事人选择非同步在线交换证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合理期限内,分别登录诉讼平台,查看已经导入诉讼平台的证据材料,并发表质证意见。
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在线证据交换,但对具体方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适用同步在线证据交换。
第十五条 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化材料和电子数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依法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未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六条 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上链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有合理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下列因素作出判断:
(一)存证平台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提供区块链存证服务的相关规定;
(二)当事人与存证平台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并利用技术手段不当干预取证、存证过程;
(三)存证平台的信息系统是否符合清洁性、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四)存证技术和过程是否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中关于系统环境、技术安全、加密方式、数据传输、信息验证等方面的要求。
第十八条 当事人提出电子数据上链存储前已不具备真实性,并提供证据证明或者说明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要求提交区块链技术存储电子数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上链存储前数据的真实性,并结合上链存储前数据的具体来源、生成机制、存储过程、公证机构公证、第三方见证、关联印证数据等情况作出综合判断。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作出合理说明,该电子数据也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其真实性。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区块链技术存储电子数据相关技术问题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鉴定区块链技术存储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调取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核对。
第二十条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分别登录诉讼平台,以非同步的方式开展调解、证据交换、调查询问、庭审等诉讼活动。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或者民事、行政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可以在指定期限内,按照庭审程序环节分别录制参与庭审视频并上传至诉讼平台,非同步完成庭审活动:
(一)各方当事人同时在线参与庭审确有困难;
(二)一方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
(三)案件经过在线证据交换或者调查询问,各方当事人对案件主要事实和证据不存在争议。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根据当事人意愿、案件情况、社会影响、技术条件等因素,决定是否采取视频方式在线庭审,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在线庭审:
(一)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且有正当理由的;
(二)各方当事人均不具备参与在线庭审的技术条件和能力的;
(三)需要通过庭审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的;
(四)案件疑难复杂、证据繁多,适用在线庭审不利于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的;
(五)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
(六)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受到广泛关注的;
(七)人民法院认为存在其他不宜适用在线庭审情形的。
采取在线庭审方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转为线下庭审。已完成的在线庭审活动具有法律效力。
在线询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参照在线庭审的相关规则。
第二十二条 适用在线庭审的案件,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开展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活动,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
第二十三条 需要公告送达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公告中明确线上或者线下参与庭审的具体方式,告知当事人选择在线庭审的权利。被公告方当事人未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表示同意在线庭审的,被公告方当事人适用线下庭审。其他同意适用在线庭审的当事人,可以在线参与庭审。
第二十四条 在线开展庭审活动,人民法院应当设置环境要素齐全的在线法庭。在线法庭应当保持国徽在显著位置,审判人员及席位名称等在视频画面合理区域。因存在特殊情形,确需在在线法庭之外的其他场所组织在线庭审的,应当报请本院院长同意。
出庭人员参加在线庭审,应当选择安静、无干扰、光线适宜、网络信号良好、相对封闭的场所,不得在可能影响庭审音频视频效果或者有损庭审严肃性的场所参加庭审。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出庭人员到指定场所参加在线庭审。
第二十五条 出庭人员参加在线庭审应当尊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律。人民法院根据在线庭审的特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相关规定。
除确属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在线庭审,视为“拒不到庭”;在庭审中擅自退出,经提示、警告后仍不改正的,视为“中途退庭”,分别按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证人通过在线方式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指定在线出庭场所、设置在线作证室等方式,保证其不旁听案件审理和不受他人干扰。当事人对证人在线出庭提出异议且有合理理由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要求证人线下出庭作证。
鉴定人、勘验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线出庭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适用在线庭审的案件,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开庭审活动。
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庭审过程不得在互联网上公开。对涉及未成年人、商业秘密、离婚等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在线庭审过程可以不在互联网上公开。
未经人民法院同意,任何人不得违法违规录制、截取、传播涉及在线庭审过程的音频视频、图文资料。
第二十八条 在线诉讼参与人故意违反本规则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实施妨害在线诉讼秩序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妨害诉讼的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九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送达平台,向受送达人的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诉讼平台专用账号等电子地址,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
(一)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的;
(二)受送达人在诉讼前对适用电子送达已作出约定或者承诺的;
(三)受送达人在提交的起诉状、上诉状、申请书、答辩状中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的;
(四)受送达人通过回复收悉、参加诉讼等方式接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并且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话确认、诉讼平台在线确认、线下发送电子送达确认书等方式,确认受送达人是否同意电子送达,以及受送达人接收电子送达的具体方式和地址,并告知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效力、送达地址变更方式以及其他需告知的送达事项。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主动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地址送达的,送达信息到达电子地址所在系统时,即为送达。
受送达人未提供或者未确认有效电子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向能够确认为受送达人本人的电子地址送达的,根据下列情形确定送达是否生效:
(一)受送达人回复已收悉,或者根据送达内容已作出相应诉讼行为的,即为完成有效送达;
(二)受送达人的电子地址所在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推定完成有效送达,但受送达人能够证明存在系统错误、送达地址非本人使用或者非本人阅知等未收悉送达内容的情形除外。
人民法院开展电子送达,应当在系统中全程留痕,并制作电子送达凭证。电子送达凭证具有送达回证效力。
对同一内容的送达材料采取多种电子方式发送受送达人的,以最先完成的有效送达时间作为送达生效时间。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适用电子送达,可以同步通过短信、即时通讯工具、诉讼平台提示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查阅、接收、下载相关送达材料。
第三十三条 适用在线诉讼的案件,各方诉讼主体可以通过在线确认、电子签章等方式,确认和签收调解协议、笔录、电子送达凭证及其他诉讼材料。
第三十四条 适用在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合议等诉讼环节同步形成电子笔录。电子笔录以在线方式核对确认后,与书面笔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五条 适用在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利用技术手段随案同步生成电子卷宗,形成电子档案。电子档案的立卷、归档、存储、利用等,按照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案件无纸质材料或者纸质材料已经全部转化为电子材料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用电子卷宗代替纸质卷宗进行上诉移送。
适用在线诉讼的案件存在纸质卷宗材料的,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立卷、归档和保存。
第三十六条 执行裁决案件的在线立案、电子材料提交、执行和解、询问当事人、电子送达等环节,适用本规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财产查控系统、网络询价评估平台、网络拍卖平台、信用惩戒系统等,在线完成财产查明、查封、扣押、冻结、划扣、变价和惩戒等执行实施环节。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刑事案件,经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同意,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在线方式讯问被告人、开庭审理、宣判等。
案件采取在线方式审理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被告人、罪犯被羁押的,可以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在线出庭;
(二)被告人、罪犯未被羁押的,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庭的,可以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场所在线出庭;
(三)证人、鉴定人一般应当在线下出庭,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参与在线诉讼的相关主体应当遵守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除人民法院依法公开的以外,任何人不得违法违规披露、传播和使用在线诉讼数据信息。出现上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妨害诉讼的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涉及在线诉讼的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浙江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竞赛活动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执行难》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浙江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竞赛活动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执行难》的通知
(法〔2017〕228号 2017年7月26日)
关于印发《浙江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竞赛活动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执行难》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法办〔2020〕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9年,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努力营造权利受保护、侵权有代价、犯罪必惩罚的法治环境。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提供有力保障。一年来,人民法院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效、打造过硬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结合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予以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0年4月7日
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与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恒胜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民事判决书〕
三、上海俊客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姚洪军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137号行政判决书〕
四、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火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226号民事判决书〕
五、平衡身体公司与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53351号民事判决书〕
六、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谭发文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
七、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八、杭州莫丽斯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风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现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云南晋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盛林君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
九、河北山人雕塑有限公司与河北中鼎园林雕塑有限公司、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人民政府、遵义众和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慧隆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慧隆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分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
十、厦门德乐盟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兴恒昌贸易有限公司、杨明凤、杨茂淦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刑终632号刑事判决书〕
2019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害专利权纠纷、专利权权属纠纷及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1.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48号民事判决书〕
2.株式会社岛野与广东顺德顺泰智能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466号民事裁定书〕
3.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342号民事裁定书〕
4.黄峙伟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再615号民事判决书〕
5.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与宁夏康惟鹏现代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宁夏帅之媛农机具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6.和睦家医疗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福州和睦佳妇产医院、福州和睦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428号民事判决书〕
7.克诺尔·伯莱姆斯股份公司与衡水永信制动材料有限公司、衡水永泽制动材料有限公司、克诺尔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亚东实业(国际)有限公司、北京辉门进出口有限公司、赵树亮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知民终43号民事判决书〕
8.成都马路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延吉市马路边边麻辣烫饭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24知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
9.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香梨协会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一分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黑民终610号民事判决书〕
10.埃克森美孚公司、美孚石油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大众油业有限公司、上海彬恒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35号民事判决书〕
11.汕头市澄海区建发手袋工艺厂与迈克尔高司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迈可寇斯(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157号民事判决书〕
12.江西省国窖赣酒有限公司与江西省赣酒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286号民事判决书〕
13.七波辉(中国)有限公司与超日(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丁俊伟、王水平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
14.湖南银成医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怀化医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知民终642号民事判决书〕
15.广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与新兴县鲜仙乐凉果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书〕
16.长春市朝阳区王记酱骨头炖菜馆与海南东北王记酱骨餐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书〕
17.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红伊人食品有限公司、南岸区雅福链食品超市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6600号民事判决书〕
18.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与汕头市澄海区莉露化妆品有限公司、鱼池口佳嘉日化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民初1299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19.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20.北京众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岳龙刚侵害作品改编权纠纷案〔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知民终6号民事判决书〕
21.刘宝平与内蒙古阿儿含只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巴音额日乐、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终156号民事判决书〕
22.曹新华与濮凤娟、王信贺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1410号民事判决书〕
23.杭州刀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长沙百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4268号民事判决书〕
24.苗富华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知民终231号民事判决书〕
25.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黄乾生与刘若英、叶如婷、上海拾谷影业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5015号民事判决书〕
26.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137号民事判决书〕
27.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拉萨高度休闲娱乐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知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及垄断纠纷案件
28.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51号民事判决书〕
29.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与麦达可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王成刚、张红星、刘芳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268号民事判决书〕
30.北京联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小马奔腾壹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广电海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229号民事判决书〕
31.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派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8514号民事判决书〕
32.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数码(天津)有限公司与洪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697号民事判决书〕
33.亿能仕(大连)科技有限公司与捷客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1083号民事判决书〕
34.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与广州唯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终1022号民事判决书〕
35.吴宗区与永福县供水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书〕
36.重庆慢牛工商咨询有限公司与谭庆、重庆亿联金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书〕
(五)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
37.安徽皖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寿县向东汽车电器修理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71号民事判决书〕
38.蔡新光与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
39.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舒城万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藏友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终657号民事判决书〕
40.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与商洛市泰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
41.云南热点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有限公司、云南小孩儿旅行社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8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
(六)恶意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及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42.江苏中讯数码电子有限公司与山东比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66号民事裁定书〕
43.深圳市乔安科技有限公司与张志敏、上海凯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民终139号民事判决书〕
44.重庆腾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谌洪涛诉前行为保全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行保1号民事裁定书〕
45.郑州曳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丁晓梅、南通苏奥纺织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先予执行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687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6.贝林格尔英格海姆法玛两合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3961号行政裁定书〕
47.北京康智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240号行政判决书〕
48.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149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9.许振纬等假冒注册商标罪、王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刑终106号刑事裁定书〕
50.林义翔、叶晏呈、郑博鸿侵害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刑终361号刑事判决书〕
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机动车刮水器”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与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简称瓦莱奥公司)是名称为“机动车辆的刮水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简称涉案专利)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瓦莱奥公司于2016年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称,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简称卢卡斯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简称富可公司)以及陈少强制造、销售的雨刮器产品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请求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瓦莱奥公司同时提出了临时行为保全(又称临时禁令)申请,请求法院裁定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部分判决,认定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陈少强构成侵权,并判令停止侵权行为。据此未对瓦莱奥公司提出的临时行为保全(又称临时禁令)申请进行处理。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等不服上述部分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法律责任。瓦莱奥公司虽坚持其责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诉中行为保全申请,但是其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给其造成损害的紧急情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当庭作出判决,本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行作出责令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保全裁定已无必要。故对于瓦莱奥公司的诉中行为保全申请,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敲响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第一槌”,标志着技术类案件统一上诉机制顺利启动,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职能的首次展现。本案是针对部分判决的上诉案件,允许就侵权判定问题先行作出部分判决并提起上诉,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本案判决中首次探讨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制度和临时禁令制度的关系,阐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尚未发生效力时临时禁令的价值,倡导人民法院在作出部分判决的同时,支持专利权人关于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保全申请。通过裁判引领了提升司法保护力度和降低维权成本的良好导向。此外,功能性特征是专利案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案判决对于功能性特征认定标准的详尽阐述,有助于澄清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偏差。
二、“HONDAKIT”定牌加工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恒胜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本田株式会社)获准注册 “”等三枚涉案商标,分别核定使用在第12类车辆、摩托车等商品上。后海关查获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恒胜鑫泰公司)委托瑞丽凌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标有“HONDAKIT”标识的摩托车整车散件220辆,申报总价118 360美元,目的地缅甸,该批货物系由缅甸美华公司授权委托重庆恒胜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胜集团公司,与恒胜鑫泰公司系母子公司关系,法定代表人均为万迅)加工生产。本田株式会社遂以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侵害其商标权为由,向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一审认定构成侵权,判决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本田株式会社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恒胜鑫泰公司及恒胜集团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诉行为属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故不构成商标侵权,并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本田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本田株式会社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后,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长期以来,出口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涉外定牌加工则是重要的出口贸易模式。涉外定牌加工贸易中商标侵权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各地法院涉及此问题的案件较多,判决的结果及理由不尽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商标使用行为是一种客观行为,通常包括许多环节,如物理贴附、市场流通等等,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商标的使用”应当依据商标法作出整体一致的解释,不应该割裂一个行为而只看某个环节,要防止以单一环节遮蔽行为过程,要克服以单一侧面代替行为整体。在法律适用上,要维护商标法律制度的统一性,遵循商标法上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规则,不能把涉外定牌加工这种贸易方式简单地固化为不侵犯商标权的除外情形。同时,对于没有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即使其在外国获得注册,在中国也不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之相应,中国境内的民事主体所获得的所谓“商标使用授权”,也不属于我国商标法保护的商标合法权利,不能作为不侵犯商标权的抗辩事由。本案判决正确反映了“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导向,有利于营造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三、“MLGB”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上海俊客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姚洪军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137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涉案商标“MLGB”由上海俊客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俊客公司)申请注册。在法定期限内,姚洪军针对涉案商标,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涉案商标的字母组合在网络等社交平台上广泛使用,含义消极、格调不高,用作商标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易产生不良影响。上海俊客公司虽称涉案商标指称“My life is getting better”,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含义已为社会公众熟知,社会公众更易将“MLGB”认知为不文明用语。商标评审委员会据此裁定宣告涉案商标权无效。上海俊客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上海俊客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俊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网络环境下已有特定群体认为“MLGB”具有不良影响的含义,应认定涉案商标含义消极、格调不高。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近年来,人民法院坚持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中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增强司法的道德底蕴,提高公众对裁判的认同感,传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正能量。商标法禁止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商标使用,避免具有不良影响的商标进入市场环境、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中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人民法院担负的重要职责。本案终审判决的作出,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制止以擦边球方式迎合“三俗”行为均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对主流文化意识传承和价值观引导的职责作用。此外,二审判决还进一步拓展了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判断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过程中,应当考量的判断主体、时间节点、判断标准以及举证责任等。本案裁判对于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审理过程中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其他不良影响”的规定,具有指导意义。
四、“武侠Q传游戏”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火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22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简称明河社)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作品在中国境内的专有使用权人。经明河社同意,查良镛(金庸)将上述作品部分区域和期间内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及后续软件的商业开发权独家授予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简称完美世界公司)。被诉侵权的武侠Q传游戏由北京火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火谷网)开发,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昆仑乐享公司)经授权可在中国大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独家运营该游戏。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昆仑万维公司)为涉案游戏的运营者。涉案游戏共有人物卡牌、武功卡牌、配饰卡牌和阵法卡牌等四类卡牌,经比对,涉案游戏在人物描述、武功描述、配饰描述、阵法描述、关卡设定等多个方面与涉案武侠小说中的相应内容存在对应关系或相似性。火谷网认可开发时借鉴和参考了权利人作品中的元素。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游戏软件构成对权利人任意一部作品的改编。但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和昆仑万维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明河社及完美世界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据此判令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和昆仑万维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明河社等经济损失16 319 658元。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涉案游戏构成对权利人作品的改编,火谷网构成对明河社和完美世界公司享有权利作品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的侵害。火谷网作为开发者,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作为游戏运营者,三者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已经认定涉案游戏构成对权利人改编权的侵害,故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被诉侵权行为进行评述。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是涉及作品游戏改编权的典型案例。《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是金庸先生创作的四部知名武侠小说。被诉侵权卡牌游戏对权利人作品的改编方式,不同于通常形式上的抄袭剽窃,侵权人在改编时并未完整使用权利人作品中的故事情节,而是对人物角色、人物特征、人物关系、武功招式以及武器、阵法、场景等创作要素进行了截取式、组合式的使用。二审法院明确,在游戏改编过程中,未经许可对他人作品中人物角色、人物特征、人物关系、武功招式以及武器、阵法、场景等具体创作要素进行截取式、组合式使用,且由此所表现出的人物特征、人物关系以及其他要素间的组合关系与原作品中的选择、安排、设计不存在实质性差别,未形成脱离于原作品独创性表达的新表达,即构成对他人作品改编权的侵犯,进一步厘清了侵害改编权与合理借鉴的行为边界。此外,二审判决在充分考虑权利人作品市场价值的基础上,判令三被告承担1600余万元的赔偿责任,坚持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市场价值导向,切实保障权利人获得了充分赔偿。
五、“MOTR”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平衡身体公司与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5335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平衡身体公司是核定使用在健身器材等商品上的“MOTR”商标(即涉案商标)的注册人,也是全球从事运动器材生产销售的知名厂商,并在中国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注册商标。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简称永康一恋公司)在某展览会上推销使用了涉案商标的健身器材,并通过微信商城等多种方式进行实际销售。平衡身体公司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对永康一恋公司提起诉讼,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后经法院查明,在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永康一恋公司就曾侵犯平衡身体公司的知识产权,经平衡身体公司发送警告函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且永康一恋公司明确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据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令永康一恋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鉴于其重复侵权的情形,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标准,确定永康一恋公司承担300万元的赔偿责任。该案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重复侵权、持续侵权等恶意侵权行为、加大侵权惩处力度的坚定信心。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被告不信守承诺、无视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侵权恶意极其严重。为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严惩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对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全额支持。该案判决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法制日报》更在头版显著位置以“贸易战背景下体现中国‘大国担当’”为标题载文称,此案的判决体现了中国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大国自信。
六、“QQ企鹅”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谭发文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腾讯公司)拥有多项“QQ企鹅”系列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以及注册商标专用权。谭发文为傲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傲为公司)的股东及董事。2008年12月,谭发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音箱(Xzeit迷你企鹅型)”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授权。2011年3月,腾讯公司以谭发文、傲为公司销售的QQ迷你音箱侵害其著作权和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后双方就该两案达成和解,谭发文同意停止侵权并支付赔偿款2.5万元。谭发文同时承诺,将于一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撤回其企鹅音箱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后经法院查明,谭发文并未履行承诺,且持续缴纳该外观设计年费至2015年12月。此后,腾讯公司与深圳市中科睿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公司)合作生产、销售企鹅外型音箱。2016年2月,谭发文以腾讯公司及中科公司侵害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腾讯公司随即针对谭发文的外观设计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宣告该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裁定驳回谭发文的起诉。后腾讯公司以谭发文明知其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授权条件,仍然恶意提起侵害专利权的诉讼,并给腾讯公司造成了包括商誉损失、律师代理费、差旅费、预期可得利益等在内一系列损失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谭发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法院一审认定谭发文的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判令其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0万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是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在依法保障知识产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获得充分和严格保护的同时,也要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引,防止少数市场主体以滥用权利的方式损害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与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是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新类型案由,在行为要件、裁判标准等方面尚待进一步明确。本案中,二审法院从权利基础、判断能力、抗辩事由等多方面,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提起诉讼的主观恶意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对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也给予了充分论述。本案裁判对于合理确定法律责任边界,依法维护善意使用者的市场交易安全,降低创新者的法律风险,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均具有积极意义。
七、手机游戏“换皮”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蜗牛公司)开发的手机游戏《太极熊猫》于2014年10 月31日上线,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象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爱奇艺公司)开发的手机游戏《花千骨》最早版本于2015年6月19日上线。蜗牛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花千骨》手机游戏“换皮”抄袭了《太极熊猫》游戏,即仅更换了《花千骨》游戏中的角色图片形象、配音配乐等,而在游戏的玩法规则、数值策划、技能体系、操作界面等方面与《太极熊猫》游戏完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侵害其著作权。一审法院确认,《花千骨》游戏与《太极熊猫》游戏相比,其中有29个玩法在界面布局和玩法规则上基本一致或构成实质性相似;另外《花千骨》游戏中47件装备的24个属性数值与《太极熊猫》游戏呈现相同或者同比例微调的对应关系;《花千骨》V1.0版游戏软件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存档资料中,功能模块结构图、功能流程图以及封印石系统入口等全部26张UI界面图所使用的均为《太极熊猫》游戏的元素和界面。同时,在新浪微博以及IOS系统《花千骨》游戏用户评论中,亦有大量游戏玩家评论两游戏非常相似。一审法院遂判令天象公司、爱奇艺公司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蜗牛公司经济损失3000万元。天象公司、爱奇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互联网+”产业方兴未艾,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挑战。本案是网络游戏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典型案例。二审法院在本案中明确,网络游戏“换皮”抄袭可能构成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全额支持了权利人3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体现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裁判理念。本案裁判是“互联网+”环境下司法裁判积极回应技术发展与产业需求的例证,在充分考虑网络游戏作品的知识产权价值、侵权手段的多样性与隐蔽性等因素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消费者长远利益为指引,对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保护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八、“奥普”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杭州莫丽斯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风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现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云南晋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盛林君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杭州莫丽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莫丽斯公司)是核定使用在排风一体机等商品上的“奧普”商标的权利人。经授权,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奥普家居公司)可排他性使用上述商标。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莫丽斯公司的“奥普”商标已有作为驰名商标被保护的记录。浙江现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现代公司)于2006年受让取得使用在金属建筑材料商品上的“”商标后,通过许可浙江风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风尚公司)等在扣板商品及包装、经销店门头、厂房、杂志广告、网站上大量使用“AOPU 奥普”等标志,且辅以“正宗大品牌”“高端吊顶专家与领导者”等文字进行宣传并实现迅速扩张,在此期间还对莫丽斯公司进行了多次侵权诉讼和行政投诉。后莫丽斯公司或其关联企业对现代公司享有的“”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人民法院于司法审查过程中撤销了商标行政机关维持该商标权有效的决定。莫丽斯公司、奥普家居公司以风尚公司、现代公司等上述行为侵害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提起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商标构成驰名商标,风尚公司等在金属吊顶商品上使用“AOPU 奥普”等标志的行为构成对涉案商标的复制、摹仿,不正当利用了“奥普”商标的市场声誉,损害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且现有证据可证明,风尚公司等在本案中的侵权获利已远超法定赔偿上限。一审法院遂判令风尚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800万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是加大知名品牌保护力度、遏制恶意注册行为的典型案例。二审裁判以鼓励诚实竞争、遏制仿冒搭车为导向,根据商标的知名度与显著性,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手段,强化知名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不诚信的商标攀附、仿冒搭车行为,并对双方长达十余年的使用争议作出了明确的市场划分,净化了市场竞争环境,有力规范了商标使用行为。此外,此案还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强化民事诉讼在民行交叉纠纷解决中的引导作用这一司法政策导向,充分运用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维护公平竞争、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作出公正裁判,对引导后续商标权行政纠纷的正确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九、“刀靶大捷雕塑”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河北山人雕塑有限公司与河北中鼎园林雕塑有限公司、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人民政府、遵义众和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慧隆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慧隆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分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河北山人雕塑有限公司(简称山人雕塑公司)与河北中鼎园林雕塑有限公司(简称中鼎雕塑公司)是从事雕塑设计、制作和安装的专业机构。2017年12月,山人雕塑公司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人民政府(简称三合镇政府)商谈合作三合镇刀靶烈士陵园的雕塑工程,山人雕塑公司将创作完成的涉案作品“刀靶大捷”设计图及展板交给三合镇政府审阅,并按三合镇政府的要求进行数次修改,但双方最终未达成合意。后山人雕塑公司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三合镇政府委托中鼎雕塑公司在刀靶烈士陵园设计、安装的被诉侵权雕塑侵害其著作权。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由三合镇政府、中鼎雕塑公司共同向山人雕塑公司支付作品使用费10万元及合理支出费用2万元,并由中鼎雕塑公司赔礼道歉。山人雕塑公司、中鼎雕塑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但同时认为,刀靶烈士陵园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从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效益角度出发,被诉侵权雕塑不宜判决拆除。故可通过适当提高侵权赔偿标准对山人雕塑公司的权利予以充分救济的情况下,对山人雕塑公司主张停止侵害、拆除侵权雕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改判中鼎雕塑公司、三合镇政府等共同赔偿山人雕塑公司侵权赔偿和合理支出共20万元。
【典型意义】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知识产权司法全过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全过程。其中,妥善审理涉及红色经典作品的著作权案件,是传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正能量的重要环节。本案是一起涉及红色经典作品的著作权纠纷,二审判决秉承尊重法律、尊重权利、尊重经典的原则,在判决不停止侵权的同时,通过提高侵权赔偿金和使用费的方式对权利人进行救济,既充分考虑了对权利的有效保护,也有力兼顾了经典传承,使裁判结果符合法律,又契合社情民意,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厦门德乐盟科技有限公司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厦门德乐盟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兴恒昌贸易有限公司、杨明凤、杨茂淦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刑终632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厦门德乐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德乐盟公司)、厦门兴恒昌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兴恒昌公司)购入假冒“SKF”“FAG”“NSK”“NTN”“INA”“HRB”“ZWZ”“Koyo”等注册商标的轴承对外销售。两被告单位在未经前述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激光打码一体机、角磨机、封口机等工具设备,擅自将与前述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标识打印在其购入的无商标标识的轴承上进行销售;还将购入的国产其他品牌轴承的商标抹除后,擅自将与前述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标识打印在轴承上进行销售。两被告单位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达285万余元;还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已销售金额206万余元,未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151万余元,数额巨大。杨明凤、杨茂淦系两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德乐盟公司、兴恒昌公司罚金35万元、230万元,对杨明凤、杨茂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4年并处罚金。杨明凤、杨茂淦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过程中,还受理被害单位斯凯孚(中国)有限公司基于同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杨明凤、杨茂淦等提起的民事诉讼。杨明凤、杨茂淦与被害单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被害单位撤回对民事案件起诉,并在刑事案件中对杨明凤、杨茂淦的侵权行为表示谅解。针对本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茂淦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杨茂淦实施的是侵害财产性权益的犯罪,其在二审期间积极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取得被害单位谅解,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备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并结合杨茂淦的具体犯罪行为及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等因素考量,决定对杨茂淦依法减轻处罚。综合考量杨茂淦的具体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到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及人身危险性、对社区的影响等具体情况,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杨茂淦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决定对其宣告缓刑,改判杨茂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维持原审其他项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就同一侵权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统一的司法判定,妥善处理了基于相同事实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的鲜活运用,凸显了审理机制创新促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的成果。同时,本案二审法院对犯罪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并对共同犯罪中上诉人的地位作用,立功的构成以及数罪并罚适用缓刑时应综合考量的因素等法律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对于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借鉴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人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人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2月30日 (2019)最高法民他336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皖民他57号《关于报请审核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人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除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对仲裁裁决是否应予撤销进行审查。你院有关当事人未行使辩论权、相关证据未质证以及仲裁庭不应缺席裁决的撤裁意见,超出了申请人请求撤裁所主张的理由范围,本院予以指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据此,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本案中,在赵刚缺席仲裁开庭的情况下,仲裁庭根据其本人提交的公证书及法院生效判决载明的事实作出裁决,不宜认定为剥夺当事人质证、辩论权利的情形,亦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上述规定。
综上,根据你院请示材料,本案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2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予以印发,自2020年5月6日起施行,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法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具有律师身份的,该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向所在人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第二条 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一)担任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
(二)在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将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拟任人选。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招录补充工作人员时,应当向拟招录补充的人员释明本规定的相关内容。
第五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应当自本规定生效之日或者任职回避条件符合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动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另行安排工作岗位,确定职务职级待遇。
第六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没有按规定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相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程序免去其所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第七条 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任免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向具有干部任免权的机关提出为其办理职务调动或者免职等手续的建议。
第八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一)隐瞒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
(二)不按规定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
(三)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规避任职回避的;
(四)拒不服从组织调整或者拒不办理公务交接的;
(五)具有其他违反任职回避规定行为的。
第九条 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采取隐名代理等方式在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该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其本人知情的,应当根据相关规定从重处理。
第十条 因任职回避调离审判执行岗位的法院工作人员,任职回避情形消失后,可以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申请调回审判执行岗位。
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父母,是指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规定所称子女,是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规定所称从事律师职业,是指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设立人,或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以律师身份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本规定所称法院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审判委员会委员。
本规定所称审判执行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
本规定所称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包括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及其所辖下级人民法院的辖区。专门人民法院及其他管辖区域与行政辖区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任职人民法院辖区,由解放军军事法院和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0年5月6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法发〔2011〕5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2〕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各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为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国家移民管理局
2022年6月29日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7号,以下简称《解释》)等有关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近年来,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呈多发高发态势,与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以及边境地区毒品、走私、暴恐等违法犯罪活动交织滋长,严重扰乱国(边)境管理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移民管理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依法准确认定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行为,完善执法、侦查、起诉、审判的程序衔接,加大对组织者、运送者、犯罪集团骨干成员以及屡罚屡犯者的惩治力度,最大限度削弱犯罪分子再犯能力,切实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确保社会安全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努力实现案件办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认定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
(1)组织他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掩盖非法出入境目的,骗取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核准出入境的;
(2)组织依法限定在我国边境地区停留、活动的人员,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非法进入我国非边境地区的。
对于前述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组织者前科情况、行为手段、组织人数和次数、违法所得数额及被组织人员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等情节,依法妥当处理。
3.事前与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分子通谋,在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境前或者入境后,提供接驳、容留、藏匿等帮助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4.明知是偷越国(边)境人员,分段运送其前往国(边)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但是,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过程中所起作用等情节,依法妥当处理。
5.《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条规定的“人数”,以实际组织、运送的人数计算;未到案人员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计算在内。
6.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出境证件犯罪,提供虚假证明、邀请函件以及面签培训等帮助的,以骗取出境证件罪的共同犯罪论处;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
7.事前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分子通谋,为其提供虚假证明、邀请函件以及面签培训等帮助,骗取入境签证等入境证件,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8.对于偷越国(边)境的次数,按照非法出境、入境的次数分别计算。但是,对于非法越境后及时返回,或者非法出境后又入境投案自首的,一般应当计算为一次。
9.偷越国(边)境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偷越国(边)境的,属于《解释》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结伙”。偷越国(边)境人员在组织者、运送者安排下偶然同行的,不属于“结伙”。
在认定偷越国(边)境“结伙”的人数时,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计算在内。
10.偷越国(边)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解释》第五条第六项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1)犯罪后为逃避刑事追究偷越国(边)境的;
(2)破坏边境物理隔离设施后,偷越国(边)境的;
(3)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为目的,偷越国(边)境的;
(4)曾因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二年内又偷越国(边)境的。
实施偷越国(边)境犯罪,又实施妨害公务、袭警、妨害传染病防治等行为,并符合有关犯罪构成的,应当数罪并罚。
11.徒步带领他人通过隐蔽路线逃避边防检查偷越国(边)境的,属于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并实施徒步带领行为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
徒步带领偷越国(边)境的人数较少,行为人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行为动机、一贯表现、违法所得、实际作用等情节,认为对国(边)境管理秩序妨害程度明显较轻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12.对于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多次实施运送行为”,累计运送人数一般应当接近十人。
三、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的管辖
13.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犯罪地包括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行为的预备地、过境地、查获地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地点。
14.对于有多个犯罪地的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5.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侦查: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四、关于证据的收集与审查
16.对于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所涉主观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实施的过程、方式、被查获时的情形和环境,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与同案人的关系、非法获利等,审查相关辩解是否明显违背常理,综合分析判断。
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案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但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1)使用遮蔽、伪装、改装等隐蔽方式接送、容留偷越国(边)境人员的;
(2)与其他妨害国(边)境管理行为人使用同一通讯群组、暗语等进行联络的;
(3)采取绕关避卡等方式躲避边境检查,或者出境前、入境后途经边境地区的时间、路线等明显违反常理的;
(4)接受执法检查时故意提供虚假的身份、事由、地点、联系方式等信息的;
(5)支付、收取或者约定的报酬明显不合理的;
(6)遇到执法检查时企图逃跑,阻碍、抗拒执法检查,或者毁灭证据的;
(7)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17.对于不通晓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移民管理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翻译。
翻译人员在案件办理规定时限内无法到场的,办案机关可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翻译,并对翻译过程进行全程不间断录音录像,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翻译人员应当在翻译文件上签名。
18.根据国际条约规定或者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等渠道收集的境外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提供人或者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除外。
办案机关应当移送境外执法机构对所收集证据的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保管移交的过程等相关说明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境外执法机构未提供相关说明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说明原因,并对所收集证据的有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
19.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随案移送,并附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证据清单和有关情况说明。
20.办理案件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查封、扣押、冻结。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要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制作清单,妥善保管,随案移送。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依法作出处理。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物审查甄别。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对涉案财物提出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五、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
21.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行为方式、目的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全面把握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依法惩治。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对涉嫌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立案侦查,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
对于实施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22.突出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的打击重点,从严惩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的产业链进行刑事惩治。对于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实施骗取出入境证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出售出入境证件,或者运送偷越国(边)境等行为,形成利益链条的,要坚决依法惩治,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不断挤压此类犯罪滋生蔓延空间。
对于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要综合考虑运送人数、违法所得、前科情况等依法定罪处罚,重点惩治以此为业、屡罚屡犯、获利巨大和其他具有重大社会危害的情形。
对于偷越国(边)境犯罪,要综合考虑偷越动机、行为手段、前科情况等依法定罪处罚,重点惩治越境实施犯罪、屡罚屡犯和其他具有重大社会危害的情形。
23.对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应当重点惩治首要分子、主犯和积极参加者。对受雇佣或者被利用从事信息登记、材料递交等辅助性工作人员,未直接实施妨害国(边)境管理行为的,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由公安机关、移民管理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24.对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所涉及的在偷越国(边)境之后的相关行为,要区分情况作出处理。对于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而在他人偷越国(边)境之后组织实施犯罪的,要作为惩治重点,符合数罪并罚规定的,应当数罪并罚。
对于为非法用工而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明知是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分子而招募用工的,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越境人数、违法所得、前科情况、造成影响或者后果等情节,恰当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妥当处理。其中,单位实施上述行为,对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定罪量刑应作综合考量,适当体现区别,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25.对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要注重适用财产刑和追缴犯罪所得、没收作案工具等处置手段,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最大限度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2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重要证据或者重大线索,对侦破、查明重大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起关键作用,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生态环境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环境保护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全力参与和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部门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合力,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交流了当前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工作情况,分析了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研究了解决措施,对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有关问题形成了统一认识。现将会议纪要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并在工作中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生态环境部
2019年2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201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7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全力参与和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部门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合力,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交流了当前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工作情况,分析了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研究了解决措施。会议对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有关问题形成了统一认识。纪要如下:
一
会议指出,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其作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为守护绿水青山蓝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为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提供优质法治环境和司法保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的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聚焦做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各部门要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实际,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以加大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工作力度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调整工作思路,积极谋划工作举措,既要全面履职、积极作为,又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保障污染防治攻坚战顺利推进。
二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以下称《环境解释》)的规定,坚持最严格的环保司法制度、最严密的环保法治理念,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力度。
1.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
会议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认定单位犯罪时,应当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出资者、经营者和主要获利者,既要防止不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击面过大。
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1)经单位决策机构按照决策程序决定的;(2)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决定、同意的;(3)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得知单位成员个人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并未加以制止或者及时采取措施,而是予以追认、纵容或者默许的;(4)使用单位营业执照、合同书、公章、印鉴等对外开展活动,并调用单位车辆、船舶、生产设备、原辅材料等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
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是指对单位犯罪起决定、批准、组织、策划、指挥、授意、纵容等作用的主管人员,包括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般是指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指挥、授意下积极参与实施单位犯罪或者对具体实施单位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人员。
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未作为单位犯罪移送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只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
2.关于犯罪未遂的认定
会议针对当前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能否认定污染环境罪(未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当前环境执法工作形势比较严峻,一些行为人拒不配合执法检查、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故意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对于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行为,由于有关部门查处或者其他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情形,可以污染环境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
3.关于主观过错的认定
会议针对当前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如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过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犯罪的故意,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以及污染物种类、污染方式、资金流向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实践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故意实施环境污染犯罪,但有证据证明确系不知情的除外:(1)企业没有依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或者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并且防治污染设施验收合格后,擅自更改工艺流程、原辅材料,导致产生新的污染物质的;(2)不使用验收合格的防治污染设施或者不按规范要求使用的;(3)防治污染设施发生故障,发现后不及时排除,继续生产放任污染物排放的;(4)生态环境部门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后,继续生产放任污染物排放的;(5)将危险废物委托第三方处置,没有尽到查验经营许可的义务,或者委托处置费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或者处置成本的;(6)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7)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8)其他足以认定的情形。
4.关于生态环境损害标准的认定
会议针对如何适用《环境解释》第一条、第三条规定的“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讨论。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办发〔2015〕57号),在吉林等7个省市部署开展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办发〔2017〕68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会议指出,《环境解释》将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规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之一,是为了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衔接配套,考虑到该制度尚在试行过程中,《环境解释》作了较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些省市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制定了具体标准。会议认为,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行阶段,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准确认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
5.关于非法经营罪的适用
会议针对如何把握非法经营罪与污染环境罪的关系以及如何具体适用非法经营罪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非法经营危险废物案件的办理,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经营危险废物的产业链进行刑事打击,查清犯罪网络,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不断挤压和铲除此类犯罪滋生蔓延的空间。
会议认为,准确理解和适用《环境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一要坚持实质判断原则,对行为人非法经营危险废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实质性判断。比如,一些单位或者个人虽未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但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没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情形的,则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二要坚持综合判断原则,对行为人非法经营危险废物行为根据其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综合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比如,有证据证明单位或者个人的无证经营危险废物行为属于危险废物非法经营产业链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形成了分工负责、利益均沾、相对固定的犯罪链条,如果行为人或者与其联系紧密的上游或者下游环节具有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且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对行为人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中,择一重罪处断。
6.关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适用
会议强调,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环境违法犯罪活动高发多发,刑事处罚威慑力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现阶段在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时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典治理污染的指示精神,把刑法和《环境解释》的规定用足用好,形成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强大震慑。
会议认为,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污染行为适用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点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污染行为恶劣程度、污染物的毒害性危险性、污染持续时间、污染结果是否可逆、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具体、明确的危险或者危害等各方面因素。对于行为人明知其排放、倾倒、处置的污染物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仍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放任其危害公共安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以污染环境罪论处明显不足以罚当其罪的,可以按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实践中,此类情形主要是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供水单位取水口和出水口,南水北调水库、干渠、涵洞等配套工程,重要渔业水体以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等特殊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毒害性极强的污染物,危害公共安全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7.关于涉大气污染环境犯罪的处理
会议针对涉大气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处理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打赢蓝天保卫战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分析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不断加大对涉大气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毫不动摇地以法律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力量保卫蓝天,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会议认为,司法实践中打击涉大气污染环境犯罪,要抓住关键问题,紧盯薄弱环节,突出打击重点。对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违反国家规定,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实施上述行为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适用《环境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追究刑事责任。
8.关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认定
会议针对如何准确认定环境污染犯罪中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时,应当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解释》的有关规定精神,从其行为方式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或者行业操作规范、污染物是否与外环境接触、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或者危害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名为运输、贮存、利用,实为排放、倾倒、处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比如,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将没有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长期贮存、搁置,放任危险废物或者其有毒有害成分大量扬散、流失、泄漏、挥发,污染环境的。
9.关于有害物质的认定
会议针对如何准确认定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有害物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办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其他有害物质的案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污染行为恶劣程度、有害物质危险性毒害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准确认定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常见的有害物质主要有:工业危险废物以外的其他工业固体废物;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有害大气污染物、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有害水污染物;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其他物质;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中的有关物质等。
10.关于从重处罚情形的认定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实践中,对于发生在长江经济带十一省(直辖市)的下列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可以从重处罚:(1)跨省(直辖市)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2)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或者其他跨省(直辖市)江河、湖泊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11.关于严格适用不起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
会议针对当前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如何严格适用不起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刑罚适用直接关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际效果。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深刻认识环境污染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要在全面把握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严格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适用不起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既要考虑从宽情节,又要考虑从严情节;既要做到刑罚与犯罪相当,又要做到刑罚执行方式与犯罪相当,切实避免不起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不当适用造成的消极影响。
会议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不起诉、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1)不如实供述罪行的;(2)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3)犯有数个环境污染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4)曾因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5)其他不宜适用不起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会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拟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分析案发前后的社会影响和反映,注意听取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犯罪,不得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人民法院对判处缓刑的被告人,一般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生态环境部门根据禁止令,对上述人员担任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依法不得发放排污许可证或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三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认真执行《环境解释》和原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17号)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畅通衔接渠道,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
12.关于管辖的问题
会议针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实践中一些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属于典型的跨区域刑事案件,容易存在管辖不明或者有争议的情况,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
会议提出,跨区域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地包括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地”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以及排放、倾倒污染物的车船停靠地、始发地、途经地、到达地等地点;环境污染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相关地方都属于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地。“环境污染结果发生地”包括污染物排放地、倾倒地、堆放地、污染发生地等。
多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立案侦查的,由最初受理的或者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协调确定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13.关于危险废物的认定
会议针对危险废物如何认定以及是否需要鉴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根据《环境解释》的规定精神,对于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如果来源和相应特征明确,司法人员根据自身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认定难度不大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名录直接认定。对于来源和相应特征不明确的,由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书面意见,司法机关可以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结合上述书面意见作出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认定。对于需要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书面认定意见的,区分下列情况分别处理:(1)对已确认固体废物产生单位,且产废单位环评文件中明确为危险废物的,根据产废单位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和审批、验收意见、案件笔录等材料,可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出具认定意见。(2)对已确认固体废物产生单位,但产废单位环评文件中未明确为危险废物的,应进一步分析废物产生工艺,对照判断其是否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入名录的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未列入名录的,应根据原辅材料、产生工艺等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具有危险特性,不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抽取典型样品进行检测,并根据典型样品检测指标浓度,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7)出具认定意见。(3)对固体废物产生单位无法确定的,应抽取典型样品进行检测,根据典型样品检测指标浓度,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7)出具认定意见。对确需进一步委托有相关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鉴定的,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检测鉴定工作。
14.关于鉴定的问题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存在的司法鉴定有关问题,司法部将会同生态环境部,加快准入一批诉讼急需、社会关注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加快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修改和认定工作,规范鉴定程序,指导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出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加强与办案机关的沟通衔接,更好地满足办案机关需求。
会议要求,司法部应当根据《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司发〔2017〕11号)的要求,会同生态环境部加强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司法鉴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黑名单制度,完善退出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开违法违规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行政处罚、行业惩戒等监管信息,对弄虚作假造成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结论严重失实或者违规收取高额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登记。鼓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向司法部、生态环境部举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认为,根据《环境解释》的规定精神,对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者关键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实践中,这类核心或者关键专门性问题主要是案件具体适用的定罪量刑标准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比如公私财产损失数额、超过排放标准倍数、污染物性质判断等。对案件的其他非核心或者关键专门性问题,或者可鉴定也可不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一般不委托鉴定。比如,适用《环境解释》第一条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规定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可能适用公私财产损失第二档定罪量刑标准的以外,则不应再对公私财产损失数额或者超过排放标准倍数进行鉴定。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者关键专门性问题难以鉴定或者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司法机关可以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并参考生态环境部门意见、专家意见等作出认定。
15.关于监测数据的证据资格问题
会议针对实践中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报告的证据资格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予以采用的,其实质属于《环境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检察机关与各方力量携手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检察机关与各方力量携手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典型案(事)例
(2021年5月31日)
目 录
一、主动担当 凝聚合力 强化困境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二、支持起诉 协同救助 建立监护侵害案件一体化办案保护机制
三、探索“督促监护令”工作机制 多部门联动 合力落实监护责任
四、联合群团组织 挽救迷途少年
五、与专门学校合作帮教矫治 为涉罪未成年人点亮归途
六、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学校负责人被依法追责
七、联动职能部门 共同把好入职查询关
八、多方联动 依法履职 净化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九、组建社会普法联盟 持续播洒法治种子
十、凝聚各方力量 加强和规范派设法治副校长
案(事)例一
主动担当 凝聚合力 强化困境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某小学向当地教育局及妇联反映该校六年级女生小兰(化名,12周岁)逃学失联数日,教育局和妇联遂将情况通报检察机关。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随即介入,通过信息研判发现唐某甲、陈某、王某3人介绍幼女小兰从事卖淫活动的相关线索,遂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布控,一举抓获包括唐某甲等人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婺城区检察院对唐某甲以强奸罪、介绍卖淫罪,对陈某、王某等5人以介绍卖淫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上述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二、履职情况
(一)履行检察职责,深挖彻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婺城区检察院接到小兰失联的报告线索后,督促并联合公安机关快速调查核实小兰失联前的活动状态和轨迹,从校门口监控视频、前次逃学失联的接处警记录、微信朋友圈状态中,发现小兰的一些异常表现及频繁接触人员,研判出小兰极大可能被人利诱从事卖淫活动,疑似遭受性侵害。随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积极调查取证,缜密布控收网,一举抓获10名介绍幼女卖淫的犯罪嫌疑人。
(二)强化法律监督,确保未成年人获得有效监护。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小兰父亲因杀害小兰母亲于2019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致使小兰处于监护缺失状态。为解决小兰事实无人抚养的问题,婺城区检察院及时启动合适监护人调查评估程序,多次征询小兰本人意愿,到羁押场所听取小兰父亲意见,对各近亲属的监护能力、监护意愿、人格品性、与小兰的情感联系等方面进行调查评估。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确定有监护意愿及监护能力且与小兰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姨娘唐某乙为合适监护人。2020 年7月29日,婺城区检察院支持唐某乙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的诉讼请求,法院当庭判决支持。
(三)凝聚多方合力,开展综合保护救助。为充分保障困境儿童小兰的合法权益,市区两级检察院联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向小兰发放救助金人民币5万元。联合民政、教育、卫健、共青团、妇联等11家单位共商联动救助,最大限度地保障小兰的各项权益。其中,民政局将小兰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补贴。教育局协调解决小兰小升初跨区入学问题。卫健局为小兰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医疗卫生服务。妇联特聘家庭教育指导专家为小兰及其监护人开展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共青团选派青少年事务社工对小兰进行长效陪伴式关护。关工委为小兰送上“帮困助学、结对关爱”的经济救助。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职尽责,帮助小兰稳定基本生活、改善身心状况、重塑价值观念。
三、典型意义
困境未成年人容易受到犯罪侵害,需要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困境未成年人实施分类保障,采取措施满足其生活、教育、安全、医疗康复、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对于涉困境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应该保持高度敏锐性,发挥主动性,加强立案监督,及时、有效、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自觉承担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检察责任。对未成年人面临的监护缺失、生活失助等问题,要主动联合各职能部门形成保护合力,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权利,推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案(事)例二支持起诉 协同救助 建立监护侵害案件一体化 办案保护机制
一、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路某某(男)、袁某(女)将出生仅一个月的非婚生女儿“小红豆”遗弃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并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导致“小红豆”长期滞留在医院。2018年10月,儿童医院将上述情况告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普陀区检察院立即启动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并协调区民政局将病愈康复的“小红豆”送往区福利院进行临时监护。2019年8月,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遗弃罪分别判处路某某、袁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和六个月。2019年11月,普陀区检察院支持区福利院提起撤销路某某、袁某监护资格之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并指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小红豆”的监护人。2020年1月,普陀区检察院分别支持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区福利院向路某某、袁某提起追索因监护侵害行为产生的医药费、抚养费民事诉讼。经调解,路某某、袁某与上述单位达成调解协议。
二、履职情况
(一)构建保护链条,精准打击监护侵害犯罪。普陀区检察院立足辖区儿童救助保护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与区民政局、区卫健委以及儿童医院等单位建立了困境儿童信息互通和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依托该工作机制,儿童医院在积极救治照护“小红豆”的同时,将相关情况告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获知线索后,一方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会同公安机关对失职监护人刑事追责;另一方面协同民政部门落实临时监护措施。民政部门专案专办,将“小红豆”安置在区福利院,单独开辟儿童房,配备儿童床铺、洗漱、玩具等物品,并组成以全国劳模为负责人的专业看护团队全天候照料。
(二)撤销监护资格,推动落实监护责任。检察机关办理监护侵害类案件,既要依法严惩犯罪行为,更要妥善解决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问题。本案中,“小红豆”父母已符合撤销监护资格的法定情形,为确定其他近亲属是否可以担任监护人,检察机关委托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监护资格调查及第三方评估工作,发现“小红豆”的近亲属均不具备监护能力,亦无监护意愿。在没有其他适格监护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支持普陀区福利院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法院指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作为监护人。接受指定后,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积极履行监护责任,为“小红豆”落实了户籍并启动领养程序。
(三)深化支持起诉,刑民衔接夯实司法保护。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被撤销监护权后不免除抚养义务。为督促失格监护人继续履行法定义务,维护“幼有所育”的善良风气,经与检察机关多次沟通,上海市儿童医院和普陀区福利院决定通过民事诉讼向路某某、袁某追索长期拖欠的医疗费和临时监护期间的抚养费,并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根据区检察院与法院共同建立的未成年人案件刑民一体化办案机制,即由同一部门、同一检察官、同一法庭、同一法官办理监护侵害刑事案件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事案件,法院指定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和原法官承办案件。检察机关决定支持起诉后,积极协助原告单位确定起诉理由、收集固定证据、合理计算追索费用,并出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最终促成双方调解,在惩戒失职父母的同时,为原告单位挽回经济损失。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以家庭监护为主,以监护支持、监督和干预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检察机关办理监护侵害案件,应当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优势,主动加强与公安、法院、民政等职能部门的协作,推动构建司法办案、保护救助一体化协同机制,通过刑事追责、民事支持起诉等方式,履行对家庭监护的监督、干预职责,推动实现国家监护的落地落实。
案(事)例三探索“督促监护令”工作机制 多部门联动 合力落实监护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9年3月19日晚,黄某甲(另案处理)因琐事与黄某乙(另案处理)等人发生纠纷,黄某甲纠集林某、王某(二人均16周岁,职校在校生)等人与对方斗殴。其间,黄某甲持钢管,林某、王某二人徒手共同殴打对方,造成黄某乙轻伤二级。同月20日,林某、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王某还协助抓获同案人黄某甲。林某、王某等人共同赔偿被害人人民币15万元,均取得被害人谅解。2020年4月2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6月23日,检察机关对林某、王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12月23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履职情况
(一)开展社会调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案件受理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林某系父母监护,但亲子沟通不畅,家长怠于管教;王某父母离异,由母亲监护,但母亲长期在外经商,亲子交流障碍。二人系初犯、偶犯,受不良朋辈影响较大,亲子关系疏远,家庭监护不当,行为偏差未得以纠正,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苍山区检察院审查认为,林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但二人系从犯,无前科,有悔罪表现,已取得被害人谅解,且为未成年在校生,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遂对二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六个月。
(二)针对监护不当,发出个性化“督促监护令”。苍山区检察院针对本案中发现的监护人存在管教不当、监护缺位等问题,充分开展社会调查,评估确认家庭监护不力与涉案未成年人问题的关联后,在宣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就林某、王某的父母监护不当问题发出“督促监护令”,提出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等监护措施,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针对林某的父母偏向消极干预的监护方式,重点督促其提升沟通技巧。针对王某的母亲偏向激进处置的监护方式,重点督促其缓解紧张家庭关系,畅通交流模式,打开母子心结。检察院还主动联系王某的父亲,告知其对王某的教育仍负有一定责任,要求其定期与孩子联系沟通。同时,苍山区检察院将“督促监护令”的内容细化至每周安排家务劳动、共同参加体育运动、逐步限制上网时间等日常生活中,确保“督促监护令”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加强沟通协作,联动多部门督促监护。“督促监护令”发出后,针对林某、王某家庭监护不当的具体情况,苍山区检察院联合关工委、团委、妇联、公安等职能部门成立监护考察组,为监护人开展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指导等,共同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区关工委指派经验丰富的心理辅导老师,对家长开展“一对一”心理辅导,缓解家庭因孩子涉罪后产生的心理压力。区妇联指派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团队,通过访谈、家长课堂、团体辅导活动等形式对林某、王某父母开展亲子关系沟通、家庭环境塑造、子女教育方式等方面的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修复亲子关系,加强家庭管教。苍山区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局对林某、王某父母开展谈话和法治教育的同时,每月以电话回访、微信交谈、入户家访、社区走访等形式持续跟踪、考察、评估监护人监护改善情况,了解两名未成年人生活近况,进行思想引导、法治教育和社会关系调适,并定期开展会商研判,保证二人获得有效家庭支持,重新融入社会。经过监护考察,二人家庭关系得到改善,监护人能够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督促孩子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帮助孩子积极面对生活。
(四)凸显帮教成效,作出不起诉决定。监护考察组在联动开展督促监护的同时,制定帮教工作方案,对林某、王某二人同步开展针对性帮教,并进行全程监督考察,分阶段评估帮教成效,动态调整教育方案和考察措施。考验期满,林某、王某端正了学习态度,改变了之前逃学旷课、睡觉、上网吧等不良习惯,成绩大幅度提升,林某还被学校列为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培育选手。二人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苍山区检察院遂对林某、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并履行好监护职责。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相关法律规定,立足案件办理,履行检察职责,针对监护人存在管教不当、监护缺位等问题,探索“督促监护令”工作机制,积极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有效整合司法社工、心理辅导老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力量共同督促监护人落实监护职责、配合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有力促进涉罪未成年人行为矫正及顺利回归家庭、社会,努力实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再犯罪。
案(事)例四联合群团组织挽救迷途少年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犯罪时17周岁)和张某某(犯罪时17周岁)系同学,二人相约在国庆假期外出旅游。因李某某的父母不同意支付其旅行费用,李某某遂与张某某提议盗窃电动车,出卖后用作李某某的旅游费用。2020年9月22日凌晨,李某某、张某某在某商务大楼下盗窃价值人民币3531元电动车一辆。张某某将盗窃的电动车放在网上售卖,失主发现后佯装交易,将二人抓获并扭送至公安机关。案发后,被盗电动车辆发还失主。2021年2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某、张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二、履职情况
(一)保障特殊制度落实,构建社会支持体系。2017年呼和浩特检察机关与团委共同设立青禾青少年服务中心,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观护帮教、落实就学就业安置等工作,逐步总结呼和浩特地区司法社工服务经验,为案件办理提供多方支持,后被确定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首批试点单位。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联合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11个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呼和浩特检察机关通过自主研发“卓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云平台,收集问题线索,共同解决辖区内人民群众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痛点和难点,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综合保护。
(二)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李某某、张某某二人到案后,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为妥善办理案件,检察机关依托“青禾青少年服务中心”对二人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到李某某家境普通,重视朋辈友谊,好面子,母亲较为强势;张某某家境宽裕,学习成绩较好,父母宠溺;二人系在校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较为规律、基本能够服从学校管理,父母均具有监护能力和意愿,案发后认识到错误,并感到愧疚。结合案件事实和犯罪情节,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检察机关决定对李某某、张某某相对不起诉,并举行不公开听证会,二人当场道歉,各方同意检察机关处理意见。2021年1月,检察机关举行不起诉宣告暨训诫仪式。
(三)多举措教育、感化、挽救,预防重新犯罪。为进一步改善李某某、张某某的不良行为习惯,检察机关在征得李、张二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后,决定联合团委、妇联依托“青禾青少年服务中心”对二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不起诉帮教。一是针对李某某与父母沟通不足的情况,组织其参加关爱孤寡老人、探访留守儿童等公益活动,丰富对社会的了解,以便理解父母;针对张某某自控能力较差,为其安排心理辅导课程,帮助其学会自我控制和情绪管理;二是通过观看法治视频、参加法治讲座等多种方式,对二人进行普法教育;三是委托心理咨询专家对李某某、张某某进行心理疏导,并对双方家长开展了定向家庭教育指导。经过三个月的不起诉帮教,目前二人表现良好,李某某和母亲的关系明显改善,张某某摒弃了不良生活习惯;二人学习态度积极,正在全力复习备战高考。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本案中,检察机关借助社会力量开展社会调查,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多方联动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不起诉帮教,预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贯彻“两法”精神,与检察机关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动构建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事)例五与专门学校合作帮教矫治 为涉罪未成年人点亮归途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月11日3时许,黄某某(犯罪时16周岁)为了获取上网费用,伙同韦某某(未满14周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某小区楼下,盗走一辆价值人民币1870元的电动车。失主次日报案,公安机关通过监控录像锁定嫌疑人,并在某宾馆内将黄某某及其同伙抓获,后黄某某带领侦查人员到藏赃地点找回被盗车辆。案发后,黄某某表示认罪认罚。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20年5月对黄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6个月考验期届满后,柳北区检察院于2020年11月依法对黄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履职情况
(一)开展社会调查,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公安机关未能及时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柳北区检察院主动开展详细的社会调查。经调查发现,黄某某自幼父母离异,父亲因身患重疾对其疏于管教,亲子关系一般;黄某某因无心读书、多次旷课,小学肄业,长期与社会青年混迹,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本案中,黄某某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好,依法可附条件不起诉,为使黄某某回归正途,柳北区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对其开展帮教考察。
(二)加强部门联动,迷途少年重返校园。对黄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针对其家庭管教无力、监管环境差,因长期辍学没有学籍、文化程度低,所在社区缺乏帮教条件等问题,柳北区检察院向柳州市检察院汇报,柳州市检察院第一时间与市教育局沟通,了解到柳州地区目前尚无公立专门学校,仅有柳州市某中学一所民办专门学校,且生源已满。柳州市检察院联合教育局、某中学、团委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为黄某某协调衔接入学事宜,研究解决本案考察帮教中存在的疫情防控、学籍对接、学杂费保障、课程设置、心理辅导等系列问题。柳州市教育局为黄某某在某中学设置临时学籍纳入全市管理,柳北区委政法委为黄某某提供入学资金支持,最终让辍学多年的黄某某顺利入读某中学。
(三)持续跟踪帮教,个性化指导效果佳。在黄某某入读某中学期间,检察机关、专门学校、司法社工共同制定个性化帮教考察方案,开展教育矫治工作。某中学为黄某某“量身”开设小学初中相衔接的教育课程,安排其参加劳作实践和公益志愿者活动,对黄某某实施军事化管理,在提高其文化水平的同时,增强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检察官与司法社工一方面定时至学校探访,和黄某某当面交流,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要求,同时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其心理辅导;另一方面对黄某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家长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履行监护的能力,不断修复亲子关系。经过半年的教育矫治,黄某某在校表现良好,不仅积极参加柳州市检察院、团市委开展的模拟法庭和公益活动,还成为某中学的“护卫队”成员,有效矫正了黄某某的不良行为,激发其自身向上潜能。黄某某从某中学“毕业”后,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为他联系了一份餐饮店服务员的工作,使其尽快融入和回归社会。
(四)探索建立机制,专门学校矫治经验推广。柳州市检察院梳理总结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衔接等方面工作,向市委政法委汇报。柳州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公检法和教育部门组成的专门课题组,于2020年8月形成了《“问题”青少年的教育矫治研究--以柳州市某中学为实例的课题研究报告》,提出加强全市专门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的意见建议,获得当地党委政府采纳。柳州市召开专门学校建设工作会议,成立以市委副书记担任主任,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教育、民政等15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部署和研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柳州市教育局牵头制定《柳州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制度》《专门学校招生及入学程序实施细则》等文件,进一步规范司法机关与专门学校衔接工作机制。目前,新增的公办专门学校即将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三、典型意义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本案中,检察机关加强与教育部门、专门学校合作考察帮教,建立司法机关与专门学校衔接工作机制。同时,检察机关进一步推动与教育部门的协助合作,促进专门学校建设,共同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不断提升教育矫治效果,努力解决涉罪未成年人“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的现实困境。
案(事)例六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学校负责人被依法追责
一、基本案情
杨某某、糜某某原系湖南某小学教师。2001年至2020年4月,杨某某在湖南省泸溪县两所小学任教期间,利用其与被害人系亲戚、师生等特定关系,采用欺骗、利诱、强迫等手段,先后强奸九名未成年女性,其中8人系未满14周岁幼女,并伙同糜某某轮奸一名年仅12岁的女学生。同时,被告人杨某某、糜某某还利用老师身份,趁教育、管理学生之机,在教室、办公室等场所猥亵多名未成年女学生。2017年,有学生家长向该校校长包某某、副校长印某某反映杨、糜二人猥亵儿童行为。二人在收到线索举报后未调查核实,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后,杨某某、糜某某继续作案。2020年5月16日,被害人黄某甲、黄某乙到泸溪县公安局报案称多次遭到杨某某强奸、猥亵。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了杨、糜二人的其他犯罪事实。2020年8月11日,杨某某、糜某某因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分别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17年。该校负责人包某某、印某某均因渎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履职情况
(一)紧盯瞒报问题,严厉追究责任。针对学校负责人对学生家长反映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置之不理,致使两名教师继续多次作案,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和恶劣社会影响的问题,泸溪县检察院及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并安排精干力量提前介入相关调查,在公安、检察、监察机关的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下,依法追究了学校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同时,纪委监委启动追责问责,按规定免去了县教体局分管校园安全的副局长职务。
(二)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制度落地落实。案件发生后,泸溪县检察院向县教体局制发检察建议,要求深化“一号检察建议”贯彻落实,并督促教育局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在检察机关的积极推动下,泸溪县出台了《关于建立防范和处置性侵害校园未成年人制度的意见》,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综治平安建设考核,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联席会议以及工作协商机制》,明确各部门强制报告义务与责任,督促相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三)部门联动共管,推动校园安全建设。自2020年7月开始,泸溪县开展了师德师风大整顿活动。泸溪县检察院联合县纪委监委、法院、公安局、司法局、教体局、妇联等部门制发《泸溪县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管理实施意见》。泸溪县政法委、检察院、妇联等八个单位印发了“守护花蕾关爱儿童”女童权益保护宣讲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形成了部门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校园安全建设的格局。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并明确了相关单位和人员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责任,对刑事诉讼法、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强调。本案是一起学校负责人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主动担当作为,对于存在明知未成年人疑似受到侵害的相关线索瞒报、不报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并以案为戒,推动当地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促进部门间沟通配合,形成校园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和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有力促进了“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
案(事)例七联动职能部门 共同把好入职查询关
一、基本案情
蒋某云,女,1991年2月5日生,江苏溧阳人。2010年9月,蒋某云因强迫卖淫罪被溧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满释放后,2019年9月,蒋某云应聘成为溧阳市某幼儿园的临聘老师。2020年12月,溧阳市检察院、教育局、公安局在联合开展入职查询专项活动中,发现蒋某云的上述前科,教育主管部门立即责令学校对其进行处理。学校对蒋某云予以解聘。
二、履职情况
为有效预防利用职业便利实施侵害未成年人行为,2020年6月10日,江苏省溧阳市检察院与溧阳市教育局、溧阳市公安局、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入职查询的实施办法》,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对象和行为做出全方位的入职查询规定。查询人员范围拓展到保安、门卫、保洁员等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便利的其他工作岗位人员,查询行为既包括强奸、猥亵等直接性侵违法犯罪行为,也包括相关的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引诱幼女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溧阳市教育局主动向溧阳市检察院申请对全市9286名教职工,包括各公办、民办学校、中小学、幼儿园的在编人员和临聘人员进行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入职查询。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通过排查,共筛查出16名人员有刑事犯罪、行政处罚记录,全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妥善处理。该临聘教师蒋某云,曾有强迫卖淫的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溧阳市检察院立即向溧阳市教育局发出查询结果通知书,并督促溧阳市教育局按照职业禁入规定和入职查询实施办法作出处理。溧阳市教育局收到查询通知书后,立即责令学校作出对该临聘教师的处理意见。针对大量校外培训机构处于监管空白的情况,溧阳市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进一步将该行动拓展到校外培训机构850名人员,查询人员包括校外培训机构的教练、老师、保洁、前台等,查询内容不仅包括刑事犯罪行为,还包括了行政违法行为。溧阳市检察院针对以上情况,已将20余件线索移送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严格按照入职查询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入职查询制度。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发挥“一号检察建议”牵引作用,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指导,开展入职查询工作,加强与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依法履职。教育、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积极主动开展清查,落实入职查询制度,共同助力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案(事)例八多方联动 依法履职 净化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一、基本案情
2019年6月以来,广东省五华县中小学校周边小商店出现了带有赌博性质的各种消费型游戏。个别商铺、文具店引诱学生参与刮刮乐、砸金蛋、集字卡、现金红包等涉嫌赌博性质的活动,或以零食、玩具、动漫卡等为奖品违规促销商品。许多学生沉迷其中,严重影响了正常学习、生活,甚至有部分学生为了参与这种赌博活动,盗窃家长钱财,走上歧途。
二、履职情况
(一)调查核实,与相关行政机关磋商进行专项整治。2019年6月初,广东省五华县检察院在办案中接群众举报线索,县城中小学校周边商店出现了有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赌博游戏。经派员前往涉事校园周边明察暗访,发现该现象已存在较长时间,严重影响到学生正常学习和生活。该院第一时间将该线索移送给具有整治校园周边秩序职责的五华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五华县教育局等行政机关,并及时磋商,建议对涉事校园周边商店出现赌博游戏的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维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并在此后与上述行政机关以联合执法的方式进行了整治。
(二)跟踪监督,果断立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实施刚性督促。2019年7月初,五华县检察院再次调查发现,上述行政机关在联合执法后没有再对其他学校周边涉及赌博游戏的违法经营情况进行整治,赌博游戏没有彻底得到整治,行政机关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五华县检察院对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教育局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五华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法查处校园周边店铺违法经营的“私彩”、促销等行为,督促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督促县教育局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预防危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引起重视,形成未成年人专项保护大格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以上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均按要求对学校周边进行了清理整顿等针对性的整改。一是开展联合执法。根据整治方案,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及教育局各自制定了行动方案,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与五华县公安局等机关联合开展校园及周边市场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二是开展全覆盖集中整治。针对校园周边市场的经营特点成立7个专门的检查组,分成17个行动小组,对全县校园及周边市场环境实行全覆盖整治;三是开展监督抽检。重点检查商铺是否持证经营、是否有针对未成年人的涉赌博性质经营活动、是否销售有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三无产品”。据统计,此次全覆盖集中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91人次,执法车辆152辆次,检查商户623户,发出监督检查意见书141份,责令整改通知书110份,立案14宗。8月30日,9月10日、17日,上述机关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
检察建议也引起了五华县政府的重视,县政府专门形成了《2019年五华县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就五华全县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提出了具体的整治意见,明确了相关单位的职责和整治要求。该文件发至全县16个乡镇,要求各乡镇迅速行动,针对检察建议一一落实整改,形成了全县辐射效应。经治理,全县所有学校周边已杜绝涉赌博性质的经营活动。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针对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不力的情况,以公益诉讼方式督促行政部门依法充分履职,实现了以点带面、全局联动的辐射效应,既充分发挥了检察监督职能,又极大地促进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良性合作,进一步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优化构建。
案(事)例九组建社会普法联盟 持续播洒法治种子
一、基本情况
2012年,重庆市检察院在全市45个院统一设立“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探索建立“莎姐”志愿普法机制,组建、培育四支普法队伍,打造“莎姐”未成年人普法保护联盟。一是检察官普法团队。2020年,全市398名检察官分别担任419所学校法治副校长,校园普法每年770余场;二是普法志愿者队伍。联合团委、妇联及各企业、团体等单位组建志愿普法团队。面向社会招募1531名“莎姐”志愿者,配合检察官开展普法;三是法治老师队伍。吸纳241名中小学教师成为“莎姐”专兼职法治教师;四是司法社工普法队伍。吸纳100多名司法社工加入普法团队。四支队伍联动履职,各机关互相配合,持续8年开展普法工作。
二、履职情况
在检察机关的牵头推动下,各联盟单位积极履行普法职责,切实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重庆团市委主动联合市检察院在128所市民学校设立“莎姐”法治副校长,组建各地青年志愿者队伍,面向社区的青少年群体和家长普法。重庆市教委建立教师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将法治教育纳入全市教师年度培训计划,邀请检察官为中小学特别是偏远山区学校培训法治教师,吸纳241名中小学教师成为“莎姐”专兼职法治教师。如渝北区某乡镇小学的一位教师接受检察机关“预防性侵害”法治教育培训后,在向学生讲授法治课时,一名女学生主动反映自己被邻居性侵,该教师立即报案。后该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重庆市妇联组建“莎姐”讲师团,开展“守护花季--‘莎姐’讲师团法治巡讲活动”。41名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成为“莎姐”联络员,协助检察机关设立的留守儿童“莎姐”普法工作站开展普法预防。重庆图书馆、重庆科技馆等单位举办假期“莎姐”大讲堂,邀请检察官普法。100多名司法社工发挥其能够近距离接触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优势,针对失足青少年开展“入户普法”活动。15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主动成为法治宣讲员,开展学生自治,解决聚众斗殴、校园欺凌事件30余起。“莎姐”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与检察官一起组成41个法治驿站,深入100个乡村向留守儿童开展防性侵、防欺凌、防诈骗法治教育。
2018年以来,各普法团队共开展“莎姐”进校园1600多场,覆盖学校1950所,受教育师生40余万人。普法进社区176场,覆盖社区186个,受众3.7万人。持续8年的普法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仅2019年就有5起案件是在“莎姐”普法后,学生主动举报的。重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受理审查数持续七年下降。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青少年法治意识的提升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续进行。检察机关联动社会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立体普法,既体现了各单位领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担当作为,又解决普法覆盖面不广,力量单薄、城乡需求不平衡、普法缺乏系统规划等问题,让普法不留死角,生动鲜活而又有有针对性和时代性。
案(事)例十凝聚各方力量 加强和规范派设法治副校长
一、基本情况
河南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全省包括184名检察长、496名副检察长或院领导以及相关业务骨干在内的3015名检察官,分别在2306所小学、1746所中学、589所职业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重点为农村偏远山区、案件高发地等提供法治服务。法治副校长积极履职,联合省教育厅、关工委创制、审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自护教育精品法治课件,纳入全省中小学日常教学计划,充实学校德育教学内容。
二、履职情况
为科学分配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相关政法机关普法力量,做到既主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又避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河南省检察院和省教育厅于2019年9月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派设“法治副校长”工作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派设法治副校长的条件、职责、配备、聘任、解聘以及考核、奖励等作出规定,强调按照学校所在地政法委和综治委的工作要求,以及各类学校的现实需要提供法治服务。全省共清理因岗位调整、履职不力等不宜续聘的“墙上”“挂名”法治副校长61名。在省司法厅统筹下,向农村偏远山区、城乡结合部、案件高发地等法治需求更为迫切的区域学校增派或转派1921名新任法治副校长,其中受聘农村偏远山区学校达63.7%,改善“城乡不均”问题。此项工作被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和省普法办评为重点项目。省教育厅2020年9月下发通知,主动加强检教合作,提升德育实效,由法治副校长配合校方制订法治教育计划,做到计划、内容、课时、师资“四落实”。先后有127个县区检察院派设的法治副校长配合德育教师,在辖区中小学推行“双月法治课”,适时结合治安形势变化和学校实际,完成年度8个课时以上以案释法宣讲。2020年3月,河南省委政法委部署“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专项行动,全省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分赴3619所农村、山区校园明察暗访,协助学校加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了解掌握学校周边地区治安动向,共在全省平安校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提出工作建议487项,敦促整改460余项。省检察院与省教育厅制定“依法治校”师资培训计划,省检察院带头先后为2700余名基层教育局长作专题报告,各级检察院举行讲座74场次,通过法治副校长发放宣传资料和调查问卷近约万余册,海报入校1600余所。省检察院认真总结办理的校园性侵、欺凌、诈骗等各类涉未案件,从中梳理案发规律和深刻教训,着力创制法治进校园标准化课件库。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运用和创制“中小学(幼儿园)法治教育优质课件”工作的通知》,将会同省检察院联合创制的23个检察官说法类、情景再现类、微电影微视频类精品课件,在省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纳入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德育教育计划。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根据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河南检察机关以推进“两法”修订实施为契机,深化与相关主体责任部门的配合协作,凝聚各方力量,有效发挥和体现了法治副校长在推进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中的作用和价值。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30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意见》已经2020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4月21日
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意见
(2020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为了加强和改进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提升检察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的能力,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检察机关在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办案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与人民群众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检察委员会作为办案组织和决策机构,是人民检察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织形式。集体学习是强化检察委员会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的重要举措。检察委员会要以增强法律监督能力和提高议事议案决策水平为核心,聚焦党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紧扣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集体学习。通过学习,提升检察委员会委员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和履职能力,带动检察队伍政治建设和专业化建设,提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能力,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二、明确学习重点
检察委员会要按照“检察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的要求,坚持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有机结合,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学习: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对政法工作、检察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二)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社会发展、政法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
(四)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检察业务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
(五)上级政法领导机关和检察机关重要会议精神、重大工作部署。
(六)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七)新时代群众工作理念和群众工作方法。
(八)法学前沿问题、域外检察制度和法治发展动态等。
(九)履行岗位职责必需的经济、社会、管理、科技、历史等各方面知识技能。
三、保障学习效果
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遵循灵活便捷、注重实效的原则,根据不同学习内容选取适当形式,提升学习效果。
(一)专题讲座。邀请相关学者和实务专家、一线检察官就检察理论和实务中的热点、难点、疑难复杂问题和典型性、影响性案例等进行授课讲解。
(二)集体研讨。确定专题,交流研讨,总结检察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
(三)业务讲评。听取业务部门或者主办检察官汇报当前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点评会商,总结推进。
(四)现场观摩。采取观摩典型案件庭审、听证等方式,实地检验检察办案效果,进行总结提升。
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时,可以扩大列席人员范围,还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安排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共同学习。注重通过检答网、检察工作网等各种渠道分享学习资源和学习成果。
四、加强学习管理
(一)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一般每季度不少于一次。鼓励结合检察委员会讨论议题适当增加学习次数。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公布的重要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要及时组织学习。
(二)检察长要高度重视,把加强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作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带头学习,带头授课,推动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深入开展。
(三)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每年初起草检察委员会年度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主题和时间安排,经检察长批准后实施,并做好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的组织、服务和保障等工作。
(四)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情况要每年进行总结,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加强督促检查,每年一月份通报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上一年度集体学习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署法发〔2020〕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海关总署驻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保证国境卫生检疫所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相关法律法规的准确适用,为防控疫病疫情跨境传播、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安定有序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海关总署
2020年3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关于
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国境卫生检疫对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意义
国境卫生检疫对防止传染病传入传出国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安定有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境卫生检疫工作,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海关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提升国境卫生检疫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水平。特别是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呈现扩散态势、通过口岸向境内蔓延扩散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要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筑牢国境卫生检疫防线,坚决遏制疫情通过口岸传播扩散,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防止传染病传入传出国境,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刑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对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海关在办理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件时,应当准确理解和严格适用刑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有关规定,依法惩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一)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行政执法。海关要在各口岸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宣传,引导出入境人员以及接受检疫监管的单位和人员严格遵守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和接受海关国境卫生检疫。同时,要加大国境卫生检疫行政执法力度,对于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
1. 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等卫生检疫措施,或者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等卫生处理措施的;
2. 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的;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实施审批管理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可能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未经审批仍逃避检疫,携运、寄递出入境的;
4. 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
5. 来自检疫传染病流行国家、地区的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出现非意外伤害死亡且死因不明的人员,交通工具负责人故意隐瞒情况的;
6. 其他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检疫措施的。
实施上述行为,引起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新冠肺炎等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对于单位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引起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新冠肺炎等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保障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一)做好行刑衔接。海关要严把口岸疫情防控第一关,严厉追究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完善执法办案流程,坚持严格执法和依法办案。做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对符合国境卫生检疫监管领域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案件,要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移送公安机关的相关手续,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二)加快案件侦办。公安机关对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立案查处,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要快侦快破,并及时予以曝光,形成强大震慑。
(三)强化检察职能。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发现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认为理由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等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建议。对于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疫情防控体系化治理。
(四)加强沟通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海关要加强沟通协调,畅通联系渠道,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既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合力。对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要按照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要求,及时澄清事实真相,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
(五)坚持过罚相当。进一步规范国境卫生检疫执法活动,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注重把握宽严相济政策: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要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和悔过态度,综合确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于涉嫌犯罪的,要重点打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情节轻微且真诚悔改的,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六)维护公平正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律师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督,促进律师依法依规执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海关要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加大警示教育,震慑不法分子,释放正能量,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的通知
(高检发执检字[201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现将《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执行中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4月21日
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通过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一步加大对监狱、看守所在押人员人权保障力度,促进监管场所提高监管改造质量,更好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2018年4月至2019年 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专项活动的总体要求
本次专项活动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治本安全观,既注重依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依法履行刑事执行监督职责,突出问题导向,精准、有力监督,坚决监督纠正和预防减少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建立健全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同时,通过深入开展专项活动,促进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和监狱、看守所监管人员转变刑事执行理念,进一步提高人权保护意识,进一步强化治本安全观,认识到没有到位的执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不成其为“总体”,提升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进而促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降低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
二、专项活动的重点内容和检察方式
(一)专项活动的重点内容
这次专项活动紧紧围绕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监督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依法、规范开展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工作,严格落实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着力监督解决在押人员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包括以下方面:
1.依法维护监狱罪犯等在押人员获得刑事奖励权、休息权、劳动报酬权、会见权等法定权利,促进提高监管改造质量。
(1)着眼于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督监狱严格落实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原则。依法保障服刑罪犯获得公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权利,对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应当监督监狱等执行机关和法院及时提请、裁定减刑、假释。对服刑罪犯不服刑事裁判的申诉,要注意区分情形,防止把刑事申诉简单视为不具有悔改表现,监督和建议监狱、法院依法保障申诉罪犯获得公平减刑、假释。坚决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大生活卫生检察监督力度,依法保护在押人员的生活、卫生权利。依法保障监狱罪犯的会见权、通信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合法权利,使他们既感受到法律的尊严权威,又感受到司法人文关怀。
(2)着眼于更好改造罪犯,严格监督监狱、看守所依法组织在押人员参加劳动,落实劳动报酬。监督监狱严格按照每周“5+1+1”的时间规定组织在押人员从事生产劳动和学习,坚决纠正和有效预防强迫在押人员超时、超体力劳动等违法问题。要监督监狱严格落实监狱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参加劳动的罪犯合理劳动报酬。监督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监狱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逐步提高罪犯的劳动报酬。
(3)着眼于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依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的会见律师权、控告举报申诉权等诉讼权利。对在押人员的控告举报申诉,必须做到件件有登记、件件有调查、件件有反馈,并配合控告申诉检察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积极探索开展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及时发现、纠正和预防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配合侦监、公诉部门坚决排除非法证据,最大限度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坚决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切实巩固近年来检察机关纠防超期羁押和清理久押不决案件专项活动成果。
2.依法监督打击“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等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被监管人死亡和监管事故检察,切实保护在押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权。依法督促有关机关严厉打击看守所、监狱在押人员违反监规纪律,拉帮结伙,恃强凌弱,殴打、体罚虐待、强制猥亵、侮辱其他在押人员,抢吃强占,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财物等“牢头狱霸”行为或苗头性问题。应当通过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法制宣传等形式,坚决预防和纠正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在押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监督纠正监管人员违法使用禁闭、械具、电警棍、警用约束带、约束衣以及其他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检察、被监管人死亡和监管事故检察,预防和减少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伤残等监管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依法监督建议办案机关和刑事执行机关规范适用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对有严重疾病的在押人员尽可能实现“能保尽保”。
3.加大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力度,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羁押。对于被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现符合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经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二)检察方式
各级检察机关要围绕上述重点内容和环节,采取以下方式开展专项活动:
1.自查。各级检察院要按照专项活动方案确定的检察内容和检察重点,对本辖区内的刑事执行活动进行全面检察,确保监督全覆盖。在专项活动中,派驻检察人员必须深入看守所在押人员监室或监狱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进行日常检察,获取有效监督信息和线索。对检察中发现的刑事执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问题,不仅要从监管执法的角度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监督纠正整改,还要从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是否到位的角度分析原因,确保问题找得准、原因分析透,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依法规范、准确到位。
2.交叉检查。为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上级检察院可以根据需要,适时组织本辖区的检察人员对辖区内下级检察院的刑事执行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交叉检查,纠正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整改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3.巡视检察。上级检察院要按照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巡视检察工作的规定,将巡视检察作为专项活动的重要方式,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察等形式开展巡视检察,检察重点要放在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方面。巡视检察对象的选择要注重问题比较突出、工作比较薄弱的监狱、看守所及派驻检察室。
4.上级督导。上级检察院要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问题比较突出、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或者单位进行实地督促检查和指导,听取专项活动进展情况汇报,与刑事执行机关工作人员、一线派驻检察人员座谈,共同分析问题和原因,帮助解决困难、排除干扰阻力,推动专项活动顺利开展。
三、专项活动的时间安排和具体措施
专项活动从2018年4月开始,到2019年 12月结束,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4月至5月)
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和高检院有关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专项活动实施方案,严格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的安排部署,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统一思想,精心组织,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好这次专项活动。各地检察机关要层层动员部署,确保将高检院的安排部署和要求传达到每一名刑事执行检察人员。
(二)集中检察和建章立制阶段(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
专项活动的自查和交叉检查,分别安排在 2018年、2019年的6月至7月进行,上级检察院集中实地督导检查分别安排在2018年8月至 9月、2019年5月至6月进行。
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梳理专项活动中发现的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2019年第一季度集中向同级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看守所反馈,加强沟通协调,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建议意见。根据需要,高检院将及时向中央政法委进行专题汇报,请求协调解决长期存在的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全国性突出问题。
同时,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剖析自身的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是否到位,梳理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坚持边发现问题、边纠正整改、边建章立制,建立健全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包括派驻检察官进监室巡察、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等制度。各省级检察院要在建章立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关于刑事执行及检察监督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央有关机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三)总结阶段(2019年10月至12月)
专项活动结束前,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总结专项活动开展情况、成效以及监督纠正的典型案例等,并及时报告上级检察机关。各省级检察院要将这次专项活动的基本情况、监督纠正的主要问题及典型案例、整改落实的措施和效果、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等情况认真进行总结,并写出总结报告,于2019年11月20日前报高检院刑事执行检察厅。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这次专项活动,是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加强在押人员人权司法保障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到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既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提高对开展这次专项活动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将思想统一到高检院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上来,按照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好专项活动各项工作,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成立专项活动领导机构,细化专项活动方案和工作任务,切实做到任务明确、措施明确、责任明确,确保见行动、见措施、见成效。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分管院领导和执检部门负责人要带头深入监管场所一线,现场指挥或者直接开展检察工作。
上级检察院对在专项活动中忠实履职、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应当予以通报表扬或者表彰奖励;对不依法履职、不负责任、报送材料不及时、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情节严重的,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专项活动中,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检察长要靠前指挥,统筹调配力量,发挥各业务部门和新闻宣传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各地检察机关的执检部门要加强与本院侦监、公诉、控告、申诉、检察技术信息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检察机关宣传部门要做好对专项活动的创新举措、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的宣传报道。同时,检察人员要找准角色定位,既要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看守所等的沟通协调,争取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达到共赢、双赢、多赢的效果。
(四)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各地检察机关要按照通知要求,狠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专项活动各项工作。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跟踪监督,确保违法行为纠正到位、问题整改到位。对刑事执行活动中易发、多发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执行环节以及容易出现反复的突出问题,要加大跟踪监督纠正整改力度,切实防止问题反弹。上级检察院要加强督促检查和对下指导,对专项活动不认真、搞形式主义的单位要书面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同时,上级检察院要积极帮助下级检察院协调解决专项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专项活动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五)加强信息报送和数据统计工作,确保准确及时。在专项活动中,各地检察机关要注意总结工作经验,及时向上级检察院报送专项活动信息、经验材料和突出问题及建议。高检院将编发专项活动简报,及时刊发各地专项活动开展情况,推广好的经验。各省级检察院执检部门应严格按照下列要求向高检院刑事执行检察厅报送信息:1.自2018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止,每季度报送包括工作措施、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存在的问题困难、建章立制等情况的专项活动小结和统计表;2.在2018年12月20日前,报送专项活动中期总结;3.遇到重要或紧急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各地检察机关执检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数据统计和信息报送,有关统计数据必须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在专项活动中,各地必须在执检子系统上规范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被监管人死亡和监管事故检察、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等案件,准确填录有关信息、数据。
专项活动由高检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联系人:王才玉、尚爱国;联系方式: 010-65205575、65205561;传真:010-65205572。
附件:检察机关“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情况统计表(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员第二次会议第0181号(政治法律类012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员第二次会议第0181号(政治法律类012号)提案的答复
贵党派提出的《关于推进法院立案前调解工作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推进立案前调解工作对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人民法院与中央各部门在推进立案前调解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推进诉调对接平台建设,确保立案前调解有部门负责
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平台是承接立案前调解的职能部门。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各级法院依托诉讼服务中心建立诉调对接中心。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设置专门的诉调对接中心2701个,专门工作人员13793名。全国各级法院共建立特邀调解组织18206个,特邀调解员65108人。全国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或诉调对接中心配备正式编制专职调解员7726人(包括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在立案阶段处理了大部分适宜调解的案件。2018年,上海市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受理纠纷266463件,调解成功87331件,占一审民事结案数的32.77%。在新建设的国际商事法庭中,由最高人民法院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并选定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2018年,全国法院立案前委派调解案件1663467件,调解成功706010件;立案后委托调解案件647360件,调解成功352356件,调解成功率分别为42.4%、54.4%。通过特邀调解分流案件约占一审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5.3%,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二、推动完善“分调裁审"改革,保证立案前调解有制度保障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全面开展“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全国2464家法院设立了程序分流员,共有14669名分流员开展繁简分流工作。截至2018年底,全国法院诉前化解案件171万件,立案后调解案件120万件,在诉讼服务中心通过速裁、快审机制解决案件175万件。2018年,山东省法院强化指导分流,指导分流室设专职分流员,负责风险告知、委派调解案件、确定案件适用程序、案件程序转换等与案件分流的相关工作。目前,山东省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共配备专职分流员300多人,2018年分流各类案件18万件。
三、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为立案前调解提供纠纷调解组织
近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不断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统筹指导,努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积极推动人民调解建设。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5.1万个,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66.3万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4.1万个,派驻有关部门调解组织2.5万个(派驻人民法院人民调解组织2864个)。2018年3月,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充实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注重调解员的培训工作,采取集中授课、研讨交流、案例评析、实地考察、现场观摩、旁听庭审等形式,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推进行政调解工作,行政调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得到明显加强。积极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开展的律师调解工作得到有序推进。截至2018年底,11个试点省市共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2357个,律师参与调解案件3.7万件。
四、人民法院落实司法确认,立案前调解协议有效力保障
司法确认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经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裁定调解协议有效,裁定有效的调解协议具有执行效力。民事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是立案前调解协议效力的有力保障。2018年,全国司法确认案件显著增长,法院全年共受理司法确认案件266962件,同比增长35.1%,全年各级法院共确认调解协议有效239571件,同比增长47%。司法支持和保障调解组织工作、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稳定法律关系的制度作用日益凸显。
五、全国人大不断完善立法,立案前调解得到法律支撑
关于增加调解前置程序问题。调解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为更好发挥人民法院法院的调解功能,民事诉讼法第八章专门规定了调解制度,且在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了先行调解制度,为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化解民事纠纷提供了制度支持。自愿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确保调解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愿,也可以防止“久调不决"现象的发生。
关于增加速裁程序问题。民事诉讼法非常重视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问题。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程序区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在审判组织、审理程序、期限、审理方式方面相较于普通程序更加简便、快捷,有助于法院及时定纷止争。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简易程序:一是设立了小额诉讼制度。二是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三是进一步简化审理程序。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进立案前调解向立体化、精细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一是积极推进党委政法委牵头建立纠纷解决中心。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推动建立由党委政法委牵头、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纠纷解决中心,优化整合调解、仲裁、公证、律师等各类纠纷解决资源,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
二是推进落实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特邀调解制度,积极推进先行调解、委派调解机制改革工作,适时督察全国法院特邀调解落实情况。在特邀调解员名册管理上,力争将特邀调解员管理做小做精,将特邀调解组织管理做大做强。进一步完善纠纷分流程序,将纠纷分流做细做专。依托繁简分流改革,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挥程序分流员的作用,科学分流纠纷,真正做到“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通过加大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引导当事人纠纷通过立案前先行调解,将纠纷委派至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
三是全面推进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的要求,结合智慧法院建设,整合在线调解资源,建立对接共享机制。与综合社会治理部门协调推广浙江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应用。加强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与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的对接,有效提升在线化解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在线解纷服务。
四是积极构建大调解格局,充分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和规范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拓展调解领域。加大对调解类社会组强的培育扶持力度。落实《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到2019年年底,力争每个县级行政区域都有律师调解工作室。大力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全建设,加大对人民调解员培训力度,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与诉讼衔接联动工作机制。
五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一方面,总结发展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经验,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平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研究,设计专项司法改革课题,委托基层法院开展实证研究,为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关注各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综合立法工作,推动有立法权的地区开展立项工作,帮助已经立项的地区提高立法质量。
对于提案中提出的,增加立案前调解前置程序的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持续关注实践探索的新进展,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也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对调解前置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研究论证。
感谢贵党派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0〕2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李秋月等诉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案例140-143号),作为第25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9日
指导案例140号
李秋月等诉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0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安全保障义务/公共场所/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限于合理限度范围内,与其管理和控制能力相适应。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私自攀爬景区内果树采摘果实而不慎跌落致其自身损害,主张经营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
基本案情
红山村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不设门票。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山村村民委员会)系景区内情人堤河道旁杨梅树的所有人,其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免费采摘杨梅的活动。2017年5月19日下午,吴某私自上树采摘杨梅不慎从树上跌落受伤。随后,有村民将吴某送红山村医务室,但当时医务室没有人员。有村民拨打120电话,但120救护车迟迟未到。后红山村村民李某1自行开车送吴某到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医院治疗。吴某于当天转至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后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
红山村曾于2014年1月26日召开会议表决通过《红山村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第二条规定:每位村民要自觉维护村集体的各项财产利益,每个村民要督促自己的子女自觉维护村内的各项公共设施和绿化树木,如有村民故意破坏或损坏公共设施,要负责赔偿一切费用。
吴某系红山村村民,于1957年出生。李记坤系吴某的配偶,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系吴某的子女。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向法院起诉,主张红山村村民委员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事故发生后,被告未采取及时和必要的救助措施,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责任。请求判令被告承担70%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631346.31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粤0114民初692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赔偿45096.17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与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均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粤01民终494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粤01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19)粤01民再27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本院(2018)粤01民终4942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69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红山村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对吴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红山村村民委员会没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红山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红山村景区的管理人,虽负有保障游客免遭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安全保障义务内容的确定应限于景区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的合理范围之内。红山村景区属于开放式景区,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采摘杨梅的活动,杨梅树本身并无安全隐患,若要求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对景区内的所有树木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显然超过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标准。从爱护公物、文明出行的角度而言,村民或游客均不应私自爬树采摘杨梅。吴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攀爬杨梅树采摘杨梅的危险性,并自觉规避此类危险行为。故李秋月、李月如、李天托、李记坤主张红山村村民委员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依据。
其次,吴某的坠亡系其私自爬树采摘杨梅所致,与红山村村民委员会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红山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要自觉维护村集体的各项财产利益,包括公共设施和绿化树木等。该村规民约是红山村村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形成红山村的公序良俗。吴某作为红山村村民,私自爬树采摘杨梅,违反了村规民约和公序良俗,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该损害后果与红山村村民委员会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最后,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对吴某私自爬树坠亡的后果不存在过错。吴某坠亡系其自身过失行为所致,红山村村民委员会难以预见和防止吴某私自爬树可能产生的后果。吴某跌落受伤后,红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某2及时拨打120电话求救,在救护车到达前,另有村民驾车将吴某送往医院救治。因此,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对吴某损害后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吴某因私自爬树采摘杨梅不慎坠亡,后果令人痛惜。虽然红山村为事件的发生地,杨梅树为红山村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但吴某的私自采摘行为有违村规民约,与公序良俗相悖,且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并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
龚连娣、张一扬、兰永军)
指导案例141号
支某1等诉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0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纠纷/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
裁判要点
消力池属于禁止公众进入的水利工程设施,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共场所”。消力池的管理人和所有人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提示和防护措施,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擅自进入造成自身损害,请求管理人和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卢沟桥派出所接李某某110报警,称支某3外出遛狗未归,怀疑支某3掉在冰里了。接警后该所民警赶到现场开展查找工作,于当晚在永定河拦河闸自西向东第二闸门前消力池内发现一男子死亡,经家属确认为支某3。发现死者时永定河拦河闸南侧消力池内池水表面结冰,冰面高度与消力池池壁边缘基本持平,消力池外河道无水。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于2017年1月20日出具关于支某3死亡的调查结论(丰公治亡查字〔2017〕第021号),主要内容为:经过(现场勘察、法医鉴定、走访群众等)工作,根据所获证据,得出如下结论:一、该人系符合溺亡死亡;二、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支某3家属对死因无异议。支某3遗体被发现的地点为永定河拦河闸下游方向闸西侧消力池,消力池系卢沟桥分洪枢纽水利工程(拦河闸)的组成部分。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工程的日常管理、维护和运行由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负责。北京市水务局称事发地点周边安装了防护栏杆,在多处醒目位置设置了多个警示标牌,标牌注明管理单位为“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支某3的父母支某1、马某某,妻子李某某和女儿支某2向法院起诉,请求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驳回支某1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支某1等四人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京02民终47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支某3溺亡事故发生地点的查实、相应管理机关的确定,以及该管理机关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主要事实和法律争议认定如下:
一、关于支某3的死亡地点及管理机关的事实认定。首先,从死亡原因上看,公安机关经鉴定认定支某3死因系因溺水导致;从事故现场上看,支某3遗体发现地点为永定河拦河闸前消力池。根据受理支某3失踪查找的公安机关派出所出具工作记录可认定支某3溺亡地点为永定河拦河闸南侧的消力池内。其次,关于消力池的管理机关。现已查明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为永定河拦河闸的管理机关,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对此亦予以认可,并明确确认消力池属于其管辖范围,据此认定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系支某3溺亡地点的管理责任方。鉴于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系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依法可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丰台区水务局、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均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支某1等四人要求该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管理机关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首先,本案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中安全保障义务条款。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人与义务人之间常常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包括缔约磋商关系、合同法律关系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由于没有履行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支某3溺亡地点位于永定河拦河闸侧面消力池。从性质上看,消力池系永定河拦河闸的一部分,属于水利工程设施的范畴,并非对外开放的冰场;从位置上来看,消力池位于拦河闸下方的永定河河道的中间处;从抵达路径来看,抵达消力池的正常路径,需要从永定河的沿河河堤下楼梯到达河道,再从永定河河道步行至拦河闸下方,因此无论是消力池的性质、消力池所处位置还是抵达消力池的路径而言,均难以认定消力池属于公共场所。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也不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故支某1等四人上诉主张四被上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法相悖。其次,从侵权责任的构成上看,一方主张承担侵权责任,应就另一方存在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且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永定河道并非正常的活动、通行场所,依据一般常识即可知无论是进入河道或进入冰面的行为,均容易发生危及人身的危险,此类对危险后果的预见性,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知晓。支某3在明知进入河道、冰面行走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进入该区域并导致自身溺亡,其主观上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成年人应当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的无时无刻的提醒之下,户外活动应趋利避害,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是每一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综上,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对支某3的死亡发生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此需要指出,因支某3意外溺亡,造成支某1、马某某老年丧子、支某2年幼丧父,其家庭境遇令人同情,法院对此予以理解,但是赔偿的责任方是否构成侵权则需法律上严格界定及证据上的支持,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
邢述华、唐季怡、陈光旭)
指导案例142号
刘明莲、郭丽丽、郭双双诉孙伟、河南兰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生命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0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劝阻/合理限度/自身疾病
裁判要点
行为人为了维护因碰撞而受伤害一方的合法权益,劝阻另一方不要离开碰撞现场且没有超过合理限度的,属于合法行为。被劝阻人因自身疾病发生猝死,其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23日19时40分左右,郭某骑着一辆折叠自行车从博士名城小区南门广场东侧道路出来,向博士名城南门出口骑行,在南门广场与5岁儿童罗某相撞,造成罗某右颌受伤出血,倒在地上。带自己孩子在此玩耍的孙伟见此情况后,将罗某扶起,并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功能与罗某母亲李某1联系,但无人接听。孙伟便让身旁的邻居去通知李某1,并让郭某等待罗某家长前来处理。郭某称是罗某撞了郭某,自己还有事,需要离开。因此,郭某与孙伟发生言语争执。孙伟站在自行车前面阻拦郭某,不让郭某离开。
事发时的第一段视频显示:郭某往前挪动自行车,孙伟站在自行车前方,左手拿手机,右手抓住自行车车把,持续时间约8秒后孙伟用右手推车把两下。郭某与孙伟之间争执的主要内容为:郭某对孙伟说,你讲理不?孙伟说,我咋不讲理,我叫你等一会儿。郭某说,你没事我还有事呢。孙伟说,我说的对不,你撞小孩。郭某说,我还有事呢。孙伟说,你撞小孩,我说你半天。郭某说,是我撞小孩还是小孩撞我?第二段视频显示,孙伟、郭某、博士名城小区保安李某2、吴某四人均在博士名城小区南门东侧出口从南往北数第二个石墩附近。孙伟左手拿手机,右手放在郭某自行车车把上持续时间约5秒左右。李某2、吴某劝郭某不要骂人,郭某称要拨打110,此时郭某情绪激动并有骂人的行为。
2019年9月23日19时46分,孙伟拨打110报警电话。郭某将自行车停好,坐在博士名城小区南门东侧出口从南往北数第一个石墩上。郭某坐在石墩上不到两分钟即倒在地上。孙伟提交的一段时长14秒事发状况视频显示,郭某倒在地上,试图起身;孙伟在操作手机,报告位置。
2019年9月23日19时48分,孙伟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孙伟将自己孩子送回家,然后返回现场。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即对郭某实施抢救。郭某经抢救无效,因心脏骤停死亡。
另,郭某曾于2019年9月4日因“意识不清伴肢体抽搐1小时”为主诉入住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后被诊断为“右侧脑梗死,继发性癫痫,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2型糖尿病,脑血管畸形,阵发性心房颤动” 。信阳市中心医院就郭某该病症下达病重通知书,显示“虽经医护人员积极救治,但目前患者病情危重,并且病情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随时会危及患者生命”。信阳市中心医院在对郭某治疗期间,在沟通记录单中记载了郭某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并发症,其中包含:脑梗塞进展,症状加重;脑疝形成呼吸心跳骤停;恶心心律失常猝死等等。郭某2019年9月16日的病程记录记载:郭某及其家属要求出院,请示上级医师后予以办理。
郭某之妻刘明莲及其女郭丽丽、郭双双提起诉讼,要求孙伟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河南兰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承担管理不善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豫1503民初887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明莲、郭丽丽、郭双双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孙伟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孙伟阻拦郭某离开的行为与郭某死亡的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孙伟是否有过错。
第一,郭某骑自行车与年幼的罗某相撞之后,罗某右颌受伤出血并倒在地上。郭某作为事故一方,没有积极理性处理此事,执意离开。对不利于儿童健康、侵犯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予以阻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控告。罗某作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需要成年人对其予以特别保护。孙伟见到郭某与罗某相撞后,为保护罗某的利益,让郭某等待罗某的母亲前来处理相撞事宜,其行为符合常理。根据案发当晚博士名城业主群聊天记录中视频的发送时间及孙伟拨打110、120的电话记录等证据证实,可以确认孙伟阻拦郭某的时间为8分钟左右。在阻拦过程中,虽然孙伟与郭某发生言语争执,但孙伟的言语并不过激。孙伟将手放在郭某的自行车车把上,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孙伟的阻拦方式和内容均在正常限度之内。因此,孙伟的劝阻行为是合法行为,且没有超过合理限度,不具有违法性,应予以肯定与支持。
第二,郭某自身患脑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继发性癫痫等多种疾病,事发当月曾在医院就医,事发前一周应其本人及家属要求出院。孙伟阻拦郭某离开,郭某坐在石墩上,倒地后因心脏骤停不幸死亡。郭某死亡,令人惋惜。刘明莲、郭丽丽、郭双双作为死者郭某的近亲属,心情悲痛,提起本案诉讼,可以理解。孙伟的阻拦行为本身不会造成郭某死亡的结果,郭某实际死亡原因为心脏骤停。因此,孙伟的阻拦行为与郭某死亡的后果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第三,虽然孙伟阻拦郭某离开,诱发郭某情绪激动,但是,事发前孙伟与郭某并不认识,不知道郭某身患多种危险疾病。孙伟阻拦郭某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儿童利益,并不存在侵害郭某的故意或过失。在郭某倒地后,孙伟拨打120急救电话予以救助。由此可见,孙伟对郭某的死亡无法预见,其对郭某的死亡后果发生没有过错。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
易松、彭洁、周成云)
指导案例143号
北京兰世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黄晓兰诉赵敏名誉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0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名誉权/网络侵权/微信群/公共空间
裁判要点
1. 认定微信群中的言论构成侵犯他人名誉权,应当符合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还应当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侵权主体、传播范围、损害程度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2. 不特定关系人组成的微信群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公民在此类微信群中发布侮辱、诽谤、污蔑或者贬损他人的言论构成名誉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相关法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0条、第22条
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兰世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世达公司)、黄晓兰诉称:黄晓兰系兰世达公司员工,从事机器美容美甲业务。自2017年1月17日以来,被告赵敏一直对二原告进行造谣、诽谤、诬陷,多次污蔑、谩骂,称黄晓兰有精神分裂,污蔑兰世达公司的仪器不正规、讹诈客户,并通过微信群等方式进行散布,造成原告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生意受损,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对二原告赔礼道歉,并以在北京市顺义区X号张贴公告、北京当地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二、赔偿原告兰世达公司损失2万元;三、赔偿二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各5千元。
被告赵敏辩称:被告没有在小区微信群里发过损害原告名誉的信息,只与邻居、好朋友说过与二原告发生纠纷的事情,且此事对被告影响亦较大。兰世达公司仪器不正规、讹诈客户非被告一人认为,其他人也有同感。原告的美容店经常不开,其损失与被告无关。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兰世达公司在北京市顺义区某小区一层开有一家美容店,黄晓兰系该公司股东兼任美容师。2017年1月17日下午16时许,赵敏陪同住小区的另一业主到该美容店做美容。黄晓兰为顾客做美容,赵敏询问之前其在该美容店祛斑的事情,后二人因美容服务问题发生口角。后公安部门对赵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赵敏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原告主张赵敏的微信昵称为X郡主(微信号X---calm),且系小区业主微信群群主,双方发生纠纷后赵敏多次在业主微信群中对二原告进行造谣、诽谤、污蔑、谩骂,并将黄晓兰从业主群中移出,兰世达公司因赵敏的行为生意严重受损。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及张某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来自两个微信群,人数分别为345人和123人,记载有昵称X郡主发送的有关黄晓兰、兰世达公司的言论,以及其他群成员询问情况等的回复信息;证人张某某是兰世达公司顾客,也是小区业主,其到庭陈述看到的微信群内容并当庭出示手机微信,群主微信号为X---calm。
赵敏对原告陈述及证据均不予认可,并表示其2016年在涉诉美容店做激光祛斑,黄晓兰承诺保证全部祛除掉,但做过两次后,斑越发严重,多次沟通,对方不同意退钱,事发当日其再次咨询此事,黄晓兰却否认赵敏在此做过祛斑,双方发生口角;赵敏只有一个微信号,且经常换名字,现在业主群里叫X果,自己不是群主,不清楚群主情况,没有加过黄晓兰为好友,也没有在微信群里发过损害原告名誉的信息,只与邻居、朋友说过与原告的纠纷,兰世达公司仪器不正规、讹诈客户,其他人也有同感,公民有言论自由。
经原告申请,法院自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了微信号X---calm的实名认证信息,确认为赵敏,同时确认该微信号与黄晓兰微信号X-HL互为好友时间为2016年3月4日13:16:18。赵敏对此予以认可,但表示对于微信群中发送的有关黄晓兰、兰世达公司的信息其并不清楚,现已经不用该微信号了,也退出了其中一个业主群。
裁判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京0113民初549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赵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顺义区X房屋门口张贴致歉声明,向原告黄晓兰、北京兰世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赔礼道歉,张贴时间为七日,致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如逾期不执行上述内容,则由本院在上述地址门口全文张贴本判决书内容;二、被告赵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兰世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三千元;三、被告赵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黄晓兰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千元;四、驳回原告黄晓兰、北京兰世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赵敏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8)京03民终7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己名誉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民事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赵敏在微信群中针对原告黄晓兰、兰世达公司的言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传统名誉权侵权有四个构成要件,即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对于微信群中的言论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认定,要符合传统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还应当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侵权主体、传播范围、损害程度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赵敏否认其微信号X---calm所发的有关涉案信息是其本人所为,但就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已查明事实不符,故就该抗辩意见,法院无法采纳。根据庭审查明情况,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证人证言、法院自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的材料,可以认定赵敏在与黄晓兰发生纠纷后,通过微信号在双方共同居住的小区两个业主微信群发布的信息中使用了“傻X”“臭傻X”“精神分裂”“装疯卖傻”等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言论,并使用了黄晓兰的照片作为配图,而对于兰世达公司的“美容师不正规”“讹诈客户”“破仪器”“技术和产品都不灵”等贬损性言辞,赵敏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发表言论的客观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有相关事实发生,其亦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赵敏将上述不当言论发至有众多该小区住户的两个微信群,其主观过错明显,从微信群的成员组成、对其他成员的询问情况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便利、广泛、快捷等特点来看,涉案言论确易引发对黄晓兰、兰世达公司经营的美容店的猜测和误解,损害小区公众对兰世达公司的信赖,对二者产生负面认识并造成黄晓兰个人及兰世达公司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降低,赵敏的损害行为与黄晓兰、兰世达公司名誉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赵敏的行为符合侵犯名誉权的要件,已构成侵权。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特定关系人组成的微信群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公民在此类微信群中发布侮辱、诽谤、污蔑或者贬损他人的言论构成名誉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现黄晓兰、兰世达公司要求赵敏基于侵犯名誉权之行为赔礼道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由法院酌情确定。关于兰世达公司名誉权被侵犯产生的经济损失,兰世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实际经济损失数额,但兰世达公司在涉诉小区经营美容店,赵敏在有众多该小区住户的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势必会给兰世达公司的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故对兰世达公司的该项请求,综合考虑赵敏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内容与造成的影响、侵权持续时间、兰世达公司实际营业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关于黄晓兰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亦根据上述因素酌情确定具体数额。关于兰世达公司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
巴晶焱、李淼、徐晨)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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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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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4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四结合” 破除“四难题” 构建完善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办案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案例第127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以“三清单三报告”为抓手
建立院、庭、团队三层级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为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三清单三报告”为抓手,促进不同管理层级之间双向联系更加规范和高效,形成审委会全面主导、院庭长充分履责、办案团队科学运行的审判监督管理格局。
一、抓好“主功能”转型,发挥审委会在全院审判监督管理突出作用
该院积极探索审委会主导下案件评查委员会与审判管理办公室“一体两翼”运行的工作机制,明晰三方功能定位与职责分工,有效避免审委会审判监督管理职能“虚化”问题。
一是推动审委会功能转型。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审委会将更多精力投入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等方面,出台《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引》《消费者维权案件审理指引》《关于加强审限管理的若干规定》等多部指导审判实践的文件,主功能由讨论研究个案向监督管理整体审判运行态势转变,指导引领全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
二是明晰案件评查委员会运行机制。该院成立由市级审判业务专家和各庭选派的骨干法官组成的评查委员会,负责全院差错案件的评查工作。将全部“发改再”案件、长期未结案纳入监督管理范围,定期组织开展专项评查,根据个案情况、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差错责任,定期向审委会报告案件评查发现的问题,对确定为重大差错的案件将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展开履职监督。
三是优化审管办主要职责。以辅助审委会决策为导向,科学整合审管办工作,更多关注全院审判工作的态势变化与要情收集,做好通报主责。常规发布审判管理月报,在季度末和年中、年末追加发布审判态势特别通报,做好个性化的特别提示,重大时间节点实行周(天)通报,客观分析全院各业务口、各庭室、各团队的审判态势,指出问题并提出建议。
二、抓好“三清单”运用,构建三层级衔接协同监管体系
该院积极探索清单式管理,按照院、庭、团队三层级重点工作制定对应清单,促进监督管理更加协同化、规范化。
一是在院级层面运用“审判监督管理重点任务清单”。年初对照本年度全院重点工作任务分解以及审判监督管理要点, 制定“审判监督管理重点任务清单”,分综合管理、各业务口专项管理以及本年度重点工作管理三大板块,对重点任务进行解构,列明工作内容、主责领导、责任部门以及完成期限,便于对照落实,并要求以季度为节点向审委会汇报进展情况。
二是在庭级层面运用“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责清单”。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下,根据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分别细化院长、主管副院长、执行局局长、庭长以及副庭长的审判管理监督职责,形成“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责清单”。在清单制作过程中,一方面注重落实院级清单内容,另一方面注重体现“四类案件”监督、审限管理、过问案件记录等院庭长主要职责。在履行清单职责过程中,依靠信息系统确保监管行为全程留痕,要求院庭长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委会等组织化平台,规范行使审判监督管理权。
三是在办案团队层面运用“员额法官履职清单”。明确员额法官在团队的办案中心地位和主责角色定位,在履职清单制作中既考虑其个人要素,也包含团队要素。根据《法官助理辅助办案业绩考核办法》,科学测定团队中其他主要成员工作量,为法官履行前述清单、加强团队内部管理形成指引。
三、抓好“三报告”运用,以双向反馈机制落实监管效果
该院在强化监督管理的同时,积极探索对监管结果的科学应用,以报告形式在团队、庭、院三层级形成反馈回路,进一步促进监督管理效果不断向好。
一是在办案团队层面加强类案检索报告运用。为切实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出台《关于开展类案及关联案件检索工作的实施办法》,要求法官对于符合规定的案件实行强制检索,同时自行或指导法官助理制作检索报告,认为符合“四类案件”情形的,及时报告院庭长监督指导,并列入专业法官会议议题,实现监督管理结果团队至庭的层级反馈。
二是在庭级层面加强专业法官会议报告运用。制定《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实施细则》,明确研讨案件范围、议事程序、议事规则,将专业法官会议作为院庭长监督管理的重要形式,予以制度化确立。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报告的规范管理,通过全程录影、主要内容记录的方式形成报告留档,院庭长认为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的,及时提交报告至审管办备案,并列入审委会会议议题,实现监督管理结果庭至院的层级反馈。
三是在院级层面加强审判态势分析报告运用。审管办以月、季度和半年时间节点制作审判态势分析报告,在报告内容中体现类案检索报告及专业法官会议报告运用情况的定期汇总,并将经过审委会讨论、具有指导意义的前述报告作为附件一并发布,便于院庭长和法官在今后审判实践中高效应用,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管的有机统一。
改革案例第128号
北京互联网法院
构建三维立体式审判监督体系
全面加强在线诉讼案件质量管理
为建立健全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质效监管体系,北京互联网法院结合在线诉讼案件特点,充分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建立在线诉讼各环节的可视化管理平台,构建以流程管理为主轴,以问题发现、评价监督、信息保障为依托的三维立体式审判监督管理体系,确保在线审判流程可视、质量可控、问题可溯,实现了在线诉讼案件的审判质量有效提升。
一、搭建全流程覆盖的智能化监管体系,形成审判流程监管合力
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优势,整合电子诉讼平台、多元调解平台、办案平台、电子证据平台数据,以可视化审判管理平台为依托,实行在线诉讼案件分级化、静默化、自动化监管,确保审判管理全流程覆盖、全方位留痕。
一是遵循审判管理规律,重塑数据分析维度。按照院、庭室、审判团队三个层级,从案件概况、审判程序、审判流程、审判质量多个维度,以动态图标形式呈现全案由、全流程的实时审判数据,各维度均可直接查询至具体案件。系统同时结合互联网审判特点,囊括了诉讼平台数据、在线诉讼指标、区块链存证指标等个性化数据,可实时多维度查询案件情况,确保流程管理实现从人员到案件的全覆盖。
二是抓住关键流程节点,突出节点分级化管理。根据影响审理效率的重点因素,将审判执行流程节点分为已有明确规范的硬性节点和没有规范但容易造成审理拖延的软性节点,嵌入可视化平台,分级分析管理。如审限管理模块实时呈现全院扣审、延审案件数量、案由、扣审理由分布动态图;特别设置案件送达平均用时、送达至开庭时长、实际平均审理时长等软性数据。全部节点纳入管理流程并进行系统自动提示、预警,审限运行态势偏离正常预期即可启动院庭长监督程序。
三是依靠全员静默化监督,形成各类主体监管合力。建立审委会、主管院长、庭长、法官四级管理体系,将可视化审判管理平台嵌入法官办案系统,实现审限到期自动提前预警,敏感案件重点提示、案件评查在线反馈、审判态势自动分析,形成“自我管理、全员管理、相互监督、分层监督”的审判流程管理格局。
二、创新“二三四”案件评查体系,全面提升审判质量
充分结合互联网法院案件类型集中、审判团队专业化的特点,创新“两并行、三层级、四结合”的与审判权运行模式相适应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体系。
一是结合人员特点,明确“两并行”初评机构职责。根据法官的工作能力、年龄结构、业务领域等情况和工作需要,建立覆盖审判庭室、综合职能部门法官代表的“案件质量法官自律委员会”,与庭室评查组成并行的案件质量初级评查机构,每年初系统制定评查计划,开展常规评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由庭室负责常规评查及发回改判、再审、撤销案件等重点案件评查的初评;由“案件质量法官自律委员会”负责长期未结案、司法公开、庭审及裁判文书质量等专项评查。
二是结合案件特点,搭建“三层级”评查工作体系。在案件质量初级评查的基础上,结合案件难易、问题特点,组织“案件质量评查委员会”复评、审委会终评,形成“三层级”评查体系,有效实现审判质效指标深度分析,持续加强对审判运行态势的管理把控能力,更好统一裁判尺度、为院庭长提供管理抓手。
三是发挥信息化优势,坚持“四结合”全过程评查。坚持线上与线下、实体与程序、事中与事后、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四结合”评查工作原则,结合法官办案平台、当事人电子诉讼平台及可视化案件管理平台信息化数据,开展信息录入准确率评查、在线诉讼指标评查、电子卷宗归档等具有互联网审判特色的专项评查,并与定期评查讲评相结合,持续加强审判工作全流程标准化监督。
三、探索符合三类特点的风险管理体系,拓展廉政评价功能
结合互联网法院全流程在线审理、管辖案件类型化、审判人员专业化的特点,深入探索具有互联网审判特色的廉政风险管理体系。
一是审判流程风险点与廉政风险点一体研判。结合案件办理流程,深入分析全院7类人员的150余个岗位职责,梳理出囊括立案审查、分案、重大敏感案事件处置、多元调解、诉讼服务、审判、执行、信息化建设、调查研究、案件宣传、政务管理、外事接待等的233个廉政风险点及210条风险防控措施,形成了《北京互联网法院廉政风险点与防控措施清单》,全面覆盖审判执行各业务环节,确保风险防控不留死角。
二是审判质效管理与廉政风险管理系统推进。建立纪检组成员列席案件质量评查会制度,深化运用质量评查成果,及时从评查中发现廉政风险。建立信访举报与纪检监察联动制度,推动重点信访案件的廉政风险管控提前介入。此外,在可视化审判管理平台中嵌入重大敏感案事件信息、当事人信息、批量案件信息等,便于定期排查类型化风险及重大风险。
三是信息化建设向廉政风险智能预警有效延伸。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应用成果和信息化平台积累数据,探索开发廉政风险防控智能监测系统,包括现有的可视化审判管理模块、同案审理期限不均衡模块、违反随机分案规定模块、一案多调模块、投诉分析模块等,努力形成信息化基础上的廉政预警机制,实现廉政风险的动态监控、实时评估、智能预警和及时处置。
改革案例第129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立足二审审级职能
构建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足二审审级职能,围绕加强审级监督、统一辖区裁判尺度、强化定分止争功能,大力健全院庭长办案机制,及时调整院庭长办案指标,制定院庭长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施细则,通过框定类型、明确指标、创新方法、跟进管理“四位一体”改革措施,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科学化。2018年以来,该院院庭长共办理各类案件16704件,占全院结案总数的40.58%,其中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266件。上述案件中入选年度十大刑事案件2件、全国百篇优秀文书3份、全国百场优秀庭审1个、天津市十大影响性案例5个、天津法院参考性案例6个,院庭长办案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示范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科学统筹,明确院庭长办案类型
采用“列举+排除”模式,界定院庭长优先办理的“难案”和不宜办理的“简案”案件类型,倡导院庭长多办案、办难案,为分案和指标测算提供指引。一是根据中级法院案件特点,列举10类“难案”。包括涉及国家外交、国家安全等案件,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敏感案件,一审、再审案件,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指定管辖案件,被发回重审后再次上诉的案件等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案件。院庭长审理上述案件,有助于保障疑难复杂案件裁判质量,强化对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和业务指导。二是划定不宜办理案件范畴,明确4类“简案”。针对中级法院减刑假释、管辖权争议等标准清晰、难度较小的4类案件,明确除非存在较大法律适用争议或社会广泛关注等因素,原则上不由院庭长办理。三是对普通类型的案件,不做特殊规定。明确对既非“难案”亦非“简案”的普通案件,院庭长与其他员额法官按照同等标准、随机分案,办案过程中突出院庭长作为业务骨干的传帮带作用。
二、精细测算,确定院庭长办案指标和方式
采取“分类+分层”方式,合理设定院长、庭长、副庭长各自的全年办案最低指标及办理难案指标,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兼顾院庭长办案的数量和质量。一是突出办案主力作用,明确规定副庭长办案指标。规定副庭长办案指标为所在部门法官上一年度平均办案数的80%,承办案件数不低于33%,参加合议庭随机办理各类案件。副庭长作为办案主力,既与其他法官一样随机承办案件,又要作为团队审判长发挥合议庭主导职责。二是兼顾监督管理职能,合理确定院长、庭长办案指标。规定庭长办案指标为所在部门法官上一年度平均办案数的55%,承办案件不低于8件,其中难案不得低于承办案件指标数的80%;院长办案指标为本院法官上一年度平均办案数的5%,其他入额院领导为20%,办理难案不得低于办案指标的80%。2019年该院入额院领导办理难案123件,占院领导办案总数的84.2%。三是结合督察反馈情况,列明禁止性办案方式。针对司法改革督察通报中提出的个别法院院庭长办案存在的问题,进行对照自查、举一反三,明确规定禁止院庭长入额后不办案、委托办案、挂名办案,不得以听取汇报、书面审查、审批案件等方式代替办案。2018年、2019年院庭长均超额完成办案指标,在该院评选的十大精品案例和二十大优秀案例中,院庭长所办案件占比过半。
三、完善配套,建立灵活的分案方式
采用“指定+随机”方式,探索自下而上推选移交院庭长办理与随机分案相结合的分案方法。通过固定分案机制,明确案件来源具体路径。一是副庭长全程参与随机分案。副庭长编入各部门专业审判团队或者合议庭,100%参与随机自动分案。非法定回避情形或者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不得变更承办人。二是庭长以指定分案为主。庭长承办案件除了少量随机分案外,一般由院领导指定或者各审判团队或者合议庭提请承办,庭长经审查认为符合标准的,变更为自己承办,原承办法官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针对审理后期变更承办人存在的程序负担及其他风险,明确规定案件立案后超过7天或者已传唤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的不得申请提交给庭长办理。三是入额院领导可以作为审判长,参与办理庭长、副庭长承办的难案。院领导对立案或者承办法官提请监督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参加指定分案,并在办公办案平台中记录留痕。2019年以来,“码上挪车”专利纠纷案、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天津市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上级交办的重大职务犯罪等重大、疑难、敏感和新类型案件均为院庭长担任审判长或承办法官办理。
四、强化管理,确保院庭长办案质量
确立“督促+考评”的管理方式,防止院庭长办案走形式、走过场,完善院庭长办案常态化、科学化的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办案情况定期通报机制。各业务庭每月反馈上月院庭长结案案号及类型,纳入审判执行态势运行分析报告,并每月通报,营造院庭长带头多办案、办难案、办好案的良好氛围。2018年至今,每月统计通报院庭长办理案件情况,并公开印发态势分析报告25次。二是完善综合业绩评价机制。将院庭长办案及办理案件工作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形成院庭长办案的刚性约束机制与示范导向机制。2019年底,该院绩效考核办法涉及院庭长办理的案件考核二级指标2个,三级指标4个。三是探索管理与办案平衡机制。优化领导干部办案监督、行政管理职责,推行精简会议文件、简化工作流程等配套性举措,适当减轻庭长事务性工作负担,保证庭长办案时间和精力。
改革案例第130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坚持“四注重四转变” 构建立体监督管理新模式
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导向要正、评查要严、剖析要深、问责要到位”的工作要求,通过实现“四注重四转变”,构建立体监督管理新模式,做到放权不放任、有权必监督。该院连续三年在全省法院主要工作考评中位居前列,2017年被省法院评为“全省先进中级法院”,2018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审判管理示范单位”,2019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中级法院”。
一、注重加强信息技术支撑,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向“精准式”管控转变
充分运用数字法院系统、执行指挥系统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深度应用,让数据产生智慧,为领导决策、服务审判发挥了晴雨表、风向标、助推器作用。一是聚焦审判“监控点”。依托数字法院系统、电子卷宗智能研判系统,对案件开庭、合议、送达等62个流程节点进行提醒、预警、冻结,实现案件全流程动态监管,实现案件全流程规范化运行。二是共享司法“大数据”。坚持日发函、周催办、月通报、季分析,年均发布司法数据报告500余份,打破信息壁垒,消除信息孤岛,共享三级法院数字成果,实现案件监管信息共享、上下贯通。三是网上设立“曝光台”。积极完善法院内网功能,分18个板块管理法院工作,在《曝光台》实时编发各种通报、公示,起到了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作用。
二、注重监管方式创新,实现从微观个案审批向宏观全程监督指导方式转变
制定《审判人员权力清单》《裁判文书签发工作规定》《审判流程管理规则》等20余项制度,从行政事权到审判权进行详细规范,主动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后的审判监督管理新要求。一是规范分案机制管理。实行随机为主、专业分案、适度调整的分案原则,既考虑分案公平性、又兼顾专业性、同一性。对所有二次分案案件均采取主管院长审批,审管办备案、公示、纳入绩效考核的方式进行把控和监督。二是加强“清单式”责任监督。制定了院长、副院长、庭长、法官9个层面60余项主体职责清单,形成了院党组成员联系基层法院“结对”管理、院庭长“条线”指导、审判长负责案件质效、审管办宏观协调的网格式管理,实现由过去个案审批、裁判文书签发监管向有效规范案件审理、类案指引、庭审示范、问题案件整改方向转变。三是突出“两会”职能监督。发挥审委会讨论案件与宏观指导职能,保障案件质量和裁判标准统一。运用审委会数字化系统,为提高办案质效提供“智慧支撑”。成立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专业法官会议,对分歧较大、类型较新、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案件进行讨论,发挥其过滤分流作用,缩减审委会案件讨论数量。
三、注重案件质效评查,实现从单一专项评查向全覆盖常态化评查转变
坚持事后评价、过程管控和动态管理相结合,多措并举助力案件质量提升。一是实行归档结案“双查”机制。推行办公室对归档结案电子卷宗和纸质卷宗逐一核查、审管办对案件逐一常规评查的双查机制。2019年,档案核查率、案件评查率均达到100%。二是实现动态智慧评查。增设“评查系统”“文书纠错系统”和“庭审巡查”辅助软件。2019年,共评查发改等重点案件941件、筛查文书12840份、巡查庭审1000余个。增设重大敏感案件监督管理系统,利用系统强制检索、全程留痕、实时查询、有效追溯,通过对“四类案件”软件监测,有4件案件纳入院庭长全程监督范围。三是严格落实问题案件整改。把评查作为倒逼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采取每月初对发回改判案件、信访案件等重点案件进行公示、督促评查,在收齐卷宗后五日内进行评查;全市法院经过发改案件承办人自查、合议庭再次评查、中院审管办审核、审委会讨论确定案件质量等次等程序。近三年,全市法院评查发回改判案件712件,评查出具体问题903个;对未结案件全部在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公开显示。
四、注重目标绩效考核导向,实现从外部施压向激发内生动力转变
坚持目标导向,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发挥审判绩效考核在法官奖惩、人案平衡以及队伍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一是确定案件质效考核指标。制定《全市法院审判绩效考核实施细则》,将案件归档、合议庭合议、案件送达等节点与案件数量、效率、质量和效果同步纳入绩效考核中;建立对上下级法院重点案件异议反馈评查机制,审慎划分案件质量类别,对发回改判的有异议案件邀请省法院进行评查,为争议案件“把脉下药”。二是建立绩效考核常态化机制。每月定期通报每位法官在上月的数量绩效,每季书面通报法官发回改判案件质量绩效,每半年召开员额法官会议,通报法官办案数量、效率、质量和效果业绩绩效,剖析质效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三是建立审判人员绩效考核档案。建立法官、辅助人员评价机制,定期对中院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进行业绩评价,作为评先选优、提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建立个人业绩档案,将案件评查情况等纳入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业绩档案,形成动态化、全面性的日常考核记录。
改革案例第131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建设统一法律适用专门化系统
完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为进一步解决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加强全市法院审判执行业务指导,完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推动全市法院法律适用统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运用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网上咨询系统加强审判执行业务指导推动适法统一的实施办法》,并配套研发了“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网上咨询系统”,充分发挥全市审判业务专家和审判调研骨干的作用,及时解答办案一线共性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有效促进法律适用统一。自2020年4月1日上线运行至今,网上咨询系统已为全市法院解决法律适用问题93个。
一、明确咨询范围和前置条件,确保问题具有研究价值和普遍指导性
一是明确咨询范围和咨询主体。咨询范围为审判执行中带有共性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案件的处理或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咨询范围,也不涉及当事人姓名、具体案情等内容。咨询主体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业务庭室及以上组织。二是明确咨询的前置条件。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执行案件过程中遇到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时,应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的作用;经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后认为确属法律适用疑难复杂、具有研究价值问题的,经业务部门负责人或院领导同意后以业务部门或法院名义通过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咨询系统提出问题。三是做好问题梳理和协调。该院研究室对报送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进行梳理,属于单独业务条线的,通过网上咨询系统发送至高院相关业务部门予以解答;属于跨业务条线的,由高院研究室组织相关业务条线协调处理。
二、组建以全市审判业务专为核心的咨询小组,确保答复内容的质量
一是组建各条线的咨询小组。该系统集结了全市审判业务专家、审判业务骨干及高院相关业务部门调研骨干共133人,成立了“立案、刑事、民事、商事、知产、海事、金融、行政、执行、审管、审监、综合”12个咨询小组。咨询小组组长均由高院各业务部门负责人担任,负责答复公布前的审核工作。二是认真研究咨询问题。针对通过该系统提出的问题,咨询小组可由组长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也可由小组成员出具书面意见后由组长审核把关;对于疑难复杂问题,亦可会同高院研究室组织专题研讨会进行深度研究后答复。答复意见的起草、审核、把关等过程应全程留痕。
三是及时做好答复工作。经过研究,对于可以直接回答的,以咨询小组名义及时进行答复。明确答复内容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高院审判业务文件等相抵触;理由应全面具体充分,并写明答复依据;对于不适合回答的问题,咨询小组将表明不予回答并说明理由。所有提出的问题和答复内容全市干警可见,答复内容供全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时参考。
三、强化相关配套工作,确保咨询系统的作用真正得以发挥
一是加强成果转化。高院各业务部门对通过网上咨询系统反映的法律适用问题,将在答复整理的基础上适时针对性研究制定相关的审判业务指导意见和类案审判指引。同时,高院研究室将每半年对咨询与答复情况进行汇总和公布;年底对咨询与解答进行梳理分析,形成报告并将其中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确立为调研课题予以立项。二是对接调研考核。答复意见的起草、审核、把关等过程全程留痕,并将答复情况列为对咨询小组、高院各业务部门、专家及骨干的调研考核依据,充分发挥干警参与的积极性。
三是做好系统优化。高院研究室明确专人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及时收集系统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的需要,认真研究,着力优化完善,确保咨询系统的作用真正得以发挥。
改革案例第132号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三段式”培养模式 助力法官助理成长
近年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以青年法官助理入职后前五年为规划重点的“基础+提升+培优”三段式择优进阶培养模式,制定出台《关于夯实青年成才根基、助推法官助理成长、建立科学业绩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通过“三段式”培养模式,该院自2015年以来有15名法官助理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被遴选为法官。
一、围绕法官养成目标,搭建分段培养的成长阶梯
根据法官助理到法官的成长规律,将青年法官助理自入职后的五年分成基础、提升、培优三个阶段,突出阶段性培养管理重点任务,确立科学的“择优进阶”机制,着力培养员额法官的后备力量。
一是基础阶段着力夯实程序性事务能力。对于刚进入法院工作“零经验”的青年干警,要求其从最基础的送达、庭审记录、归档等书记员岗位工作做起,逐渐熟练掌握程序性司法事务技能,对工作完成质量自始从严把关,强化程序意识、细节意识,为其后期职业顺利发展打牢地基,该阶段一般为2年。
二是提升阶段侧重锤炼辅助性工作能力。经过基础阶段的经验积累,重在对其进行普适性规范和基础性审判技能等更高层次司法能力培养,进一步牢固树立工作责任心、敬业态度,在承担司法程序性事务之外,适时分配其从事主持调解、召开庭前会议、撰写法律文书等法官助理岗位的工作。该阶段一般为1至2年。
三是培优阶段全面培养“准法官”工作能力。本阶段着眼于遴选员额法官应具备的相关业务能力及职业素养,重点培养更为灵活、高阶、全面的审判技能,从中获得更全面、深入的审判业务历练和指导,职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经过前两阶段的培养锻炼,可相对完整、系统地协助员额法官办理部分案件。该阶段一般为2年及以上。
四是确立择优进阶的转段培养规则。只有经考核考评在前一阶段表现优秀者,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高阶培养,如经评核属于胜任工作能力不够、职业基础不扎实等情况,则须停留在该阶段继续打牢基础,呈现“总体有阶梯,个体有差异”的择优进阶模式。
二、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实行分类分层的精细管理
完善对个人业绩能力的综合评价,对青年法官助理的业绩能力,采取“科学分类、重点突出”的正负向相结合评价模式。
一是正面导向与负面评价结合。正向评价内容重在体现政治立场坚定、勤勉爱岗敬业、业务能力好、贯彻落实执行力强,争先创优意识突出,能够在青年干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等的个人业绩,由法官助理自行填报,审判团队法官、部门负责人、审管办(研究室)、政治部进行审核。负向评价内容将在守纪律讲规矩、履职尽责、作风效能、廉洁自律以及秉公执法等方面反映出的不足纳入其中,由政治部通过日常管理、各类通报及抽查等途径采集并予核实。
二是岗位业绩与综合业绩兼顾。岗位业绩即日常从事本职基本业务工作取得的成绩,如从事书记员岗位工作时记录案件庭审、卷宗归档的数量及质量,从事法官助理岗位工作时主持调解、质证案件,撰写各类法律文书以及协办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等;其他综合业绩是指除岗位业绩外,因个人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力取得的其他成果荣誉,如案例编报刊登、征文投稿获奖、撰写宣传信息录用等等。
三是“规定动作”与突出业绩兼采。结合所在部门特点,围绕三阶段的培养目标、工作职责,分别设置不同的考察内容和信息采集周期。在考察内容方面,突出不同阶段岗位业绩的采集“主项”,将不同部门因具体分工、人手安排以及本人能力意愿等因素合理考量后,可适度高出所处阶段基本岗位工作的拓展工作内容作为“辅项”采集。在采集周期方面,基础、提升阶段以半年度为周期,统计审判辅助性事务工作开展情况;培优阶段逐月采集协助办案的质效,准确评估其业务能力。
三、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激发积极进取的内生动力
为青年干警建立个人成长档案,如实记录其各个时期的正负向综合评价内容。政治部已对33名法官助理全部完成了2019年季度、半年度以及全年的正负向评价内容的采集、公示以及记档工作。
一是将业绩档案作为评优补缺的客观依据。个人成长档案所载内容为评先评优、选拔人才等,提供直接、公开的重要依据。7名在综合评价中评核优秀的法官助理,完整协办220余件案件,草拟900余篇各类法律文书,于2019年11月成为首批进入培优阶段的法官助理。对成长档案中反映的尚未到负向评价但属个人短板不足问题,以及体现特长优异之处,以个别交流、座谈会等形式对负面问题“趁早趁小”及时提醒,对好的方法经验积极推荐介绍,以互学互鉴、促共同提高。
二是将周期评估作为跟踪管理的实时指南。通过对周期性信息采集后形成的业绩评价数据进行评估分析,一方面政治部和业务部门据此对工作内容、锻炼机会等予以科学调整,使培养对象能力素质均衡发展“不偏科”,让培养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从隶属不同部门的培养对象在业绩评价中体现的共性问题,能够及时发现相关部门在工作安排、任务分配、管理培养上存在的不足,促进提升部门管理水平。
三是将法官评价作为转段遴选的重要参考。法官对所带法官助理的综合评价,在涉及能否转段培养、参加法官遴选的考核考评中具有重要影响,如法官作出“尚不适宜进入下阶段培养”或“尚不适宜参加法官遴选”的建议,则政治部将暂缓该法官助理的转段培养或法官遴选,并就相关情况与法官进行详细了解及核实后,作出是否允许转段或参加法官遴选的最终决定。
改革案例第133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双管齐下
完善“四类案件”全流程在线监督管理体系
近年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司法改革后部分院庭长不愿管、不会管等问题,以加强“四类案件”监管为抓手,坚持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双管齐下,制定“四类案件”监管实施细则,在浙江法院审判信息系统中开发“四类案件”全流程在线监管模块,不断健全完善与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成效明显。各法院月均存案工作量同比下降2.7%,同期结案率上升5.4%,12个月长期未结案下降69.9%,18个月长期未结案下降84%,有效防范、化解了重大、敏感、群体性案件的风险隐患,促进实现了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细化“四类案件”认定标准,规范院庭长监督范围
该院通过对全省法院近5年办案情况的大数据分析,结合历年案件评查结果,将“四类案件”细分为四大类、39种案件。一是将群体性案件细化为两类9种案件。具体包括:影响重大的涉众型案件,如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涉案人数较多的破产案件等;可能引发批量关联诉讼、集团诉讼或群体性对抗事件的案件,如因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引发或可能引发批量关联诉讼、群体性纠纷案件。二是将疑难案件细分为四类20种案件。具体包括:重大案件,如涉及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外交等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法院自身容易出现案件质量问题或违法审判的重点案件,如特定情形下的拟判缓刑案件,重大减刑假释案件等;疑难复杂案件,如公、检、法三家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等;敏感案件,如有关机关、上级法院批转督办的案件,涉人大代表、军人等特定主体的案件等。三是将“类案冲突”案件细分为两类6种案件。具体包括:可能与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冲突的案件;可能与生效裁判及正在审理的同类案件冲突的案件。四是将涉违法审判案件细分为两类4种案件。具体包括:当事人举报的案件;纪检或有关部门发现违法线索的案件。
二、建立“智能+人工”识别机制,实现“四类案件”精准识别
为解决“四类案件”发现机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建立了“智能+人工”的识别机制。一是智能自动识别。审判系统根据案件来源、案由、当事人人数、职务职级、审理天数、拟量刑刑罚与原审判决或检察院量刑建议书的比对等要素,自动识别“四类案件”,52.3%的案件通过自动识别进入监管。二是人工辅助识别。审判系统根据案由、关联案件数等因素识别案件为“可能引发群体性诉讼”“可能影响政法机关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等案件,并发送相关预警信息给承办法官;承办法官综合案情、社会影响等因素,决定是否将案件识别为“四类案件”;或者系统根据大数据分析及对比,自动推送类案裁判结果或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承办法官综合案情、争议焦点、评议结果或拟裁判结果,决定是否将案件识别为“四类案件”。三是多部门、多模块协同识别。审判系统的“四类案件”监管模块与信访模块、督察模块、舆情模块、廉政风险防控模块协调联动。立案、信访、监察等相关部门在工作中及时将信息录入相应模块,一旦符合“四类案件”情形的,系统自动触发“四类案件”识别预警,并推动信息给承办法官或院庭长。
三、建立“监管-反馈”在线互动机制,发挥质量把控和压力释放双重作用
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反馈”互动机制,推动院庭长敢管、愿管、会管,一线法官主动申请接受监管逐渐成为常态。一是建立线上互动机制,监督更便捷。案件纳入监管后,院庭长可以实时通过“四类案件”在线监管模块提出监督建议,承办法官应及时在线上反馈案件进展,省去线下纸质材料汇报的繁琐。二是建立扁平化管理机制,监督更高效。由院长监管的案件,院长直接在监管模块中提出监管建议,承办法官实时可见,并可以直接反馈案件进展,省去了层层审批、逐级汇报的繁琐,提升了监管效能。三是改革监管方式,监督更有力。院庭长可以通过督促案件办理进度、要求汇报案件进展等方式监管“四类案件”,防范、杜绝部分法官拖延办案等问题;通过提供办理思路、推送类案裁判、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等方式,解决因部分入额法官办案经验不足、沟通不流畅等问题引发的案件质量问题,促进提高办案效率。
四、健全节点控制和全程留痕机制,确保“四类案件”监管落地落实
依托信息化手段,严格限定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职责权限,健全节点控制和全程留痕机制,既依法有效监督法官办案,又对院庭长规范监管形成制约。一是通过权限控制,实现清单化行权。系统通过权限控制,以清单的形式对行权主体按不同监管层级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并制定负面清单,严格权力边界,禁止随意操作。二是通过节点控制,实现有效监管。“四类案件”监管启动后,系统自动根据案件进程向院、庭长推送案件节点信息。院庭长未在规定时间提出监管建议的,系统自动冻结监管权限,并发出消息提示。承办法官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案件进展、评议结果或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讨论的,系统自动冻结审判流程操作权限。三是通过实时生成监管日志,实现全程留痕。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时间、内容、节点、处理结果等均自动、实时在监管模块生成监管日志,随案永久保存,可追溯、可倒查。四是通过考核、监督,落实监督责任。各地法院将“四类案件”监管纳入审判质效考核,由审判管理部门定期通报;将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监管情况纳入院庭长个人业绩考核,并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不当行使审判监管管理职责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监督管理责任。
改革案例第134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创新“四类案件”监管模式 助力审判质量效率双跃升
作为福建省收案量最大的基层法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聚焦“四类案件”监管重点,探索建立“三定清单、三阶识别、三管齐下、三重保障”的监管工作模式,着力破解院庭长不愿放权、不敢监督、不善管理难题,助力审判质效提升。2019年,该院受理案件4.8万余件,结案4万多件,增幅分别达25%、30%,一审服判息诉率88.57%,同比继续优化;一审判决案件发改错误率0.33%,同比下降0.42%,为全市法院最低。
一、三定清单,树立“以审判权为基”的监管导向
该院率先在全市法院出台《关于“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规定》,从三个方面厘定监管边界,突出了以审判权为核心的监管理念。一是定权。确定院庭长3项权力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即审判事务决策权、程序性审判监督权和综合性审判管理权,并明确院长可以授权审管办对“四类案件”进行审限管理等具体监管工作。二是定责。明确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责任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办案责任,并进一步明确监管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监督责任与裁判错误应承担的违法审判责任。三是定范围。综合考虑社会影响、案情复杂程度、类案冲突、违法审判等因素,将“四类案件”具体细化为4类28项,明确“四类案件”的识别标准。如该院审理的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跨境网络开设赌场系列案,5起涉黑涉恶案件都列入重点监管对象,有效提高了对潜在社会风险隐患的防控力度。
二、三阶识别,构建“以亲历性为主”的启动程序
遵循司法亲历性原则,转换“立案庭初步排查-业务庭重点排查-纪检监察效能等归口管理部门综合排查”传统思路,建立“以法官发现报告为主、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认定、院庭长审查决定为补充”的三阶识别模式。一是法官主动报告。明确承办法官对案件质量管理负首要责任,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疑似“四类案件”,应主动向并填写《“四类案件”报告自查表》,提请庭长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承办法官对是否属于“四类案件”存疑的,可提请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二是专业法官会议认定。依托专业法官会议的“问诊筛查”平台,由各庭室业务骨干、8名领军型法官对是否属于“四类案件”及关键程序性事项等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意见。规定实施以来,承办法官主动发现报告“四类案件”87件,占纳入监管案件的90%。剩余的10%均通过专业法官会议认定,有效防止院庭长不当扩大“四类案件”监管范围。三是院庭长审查决定。庭长发挥就近与现场管理优势,承担“四类案件”的主要审查决定职责,对于需跨部门协调、资源调动难度大、特别重大敏感、涉违法审判的重点案件则由分管副院长或院长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
三、三管齐下,健全“以程序化为要”的监管模式
细化监管内容及方式,推动监管模式从实体化审批把关向程序化制约转变,从随意性、私密性向平台化、公开化转变。一是管审判流程。督办方式规范化,明确院庭长根据监管需要向审判组织发出督办通知,启动报告程序,由承办法官向院庭长报告案件审理进度、计划和评议结果等,发现异常时可通过调整承办人、监管审判流程运行情况等方式履行监管职责。二是管评议程序。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的咨询参考作用,经由承办法官提请上会讨论后,对“四类案件”进行研判,讨论结果仅作为定案参考。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与合议庭不一致的,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该院还细化了专业法官会议的管理规程,确保四类案件的评议程序有章可循。三是管违法违纪。强化纪检监察对四类案件的督查力度,对可能存在违法审判的案件提请纪检部门介入“一案双查”,并对怠于发现、报告、监督的责任人员依规问责。
四、三重保障,强化“以质效为本”的监管实效
坚持公正高效司法,协同发挥审委会、案件质量评查与信息技术的保障作用,以“四类案件”监管促进审判工作质效的提升。一是发挥审委会制度功能。进一步改进审委会工作机制,细化“四类案件”提请审委会讨论的程序要求及议事规则。建立类案与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要求承办法官制作检索报告并在审理报告中进行分析,确保案件讨论充展开,促进裁判统一。二是加强案件质量评查结果应用。把重点评查和常态化评查相结合,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四类案件进行标记,适时纳入评查范围。定期汇总梳理评查出的问题清单,发挥案件评查改进、提高案件质量的作用,为“四类案件”监管提供参考。三是强化信息技术支撑作用。建立“四类案件”监管的电子台账,通过审判管理系统对“四类案件”进行标注,实行流程动态监督管理、定期统计通报,推动案件关键流程节点的管控,确保监管过程全程留痕。
改革案例第135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创新审判E管理平台 构建监督管理新机制
为健全完善“全程监管、全程留痕”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2019年10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打造审判E管理平台,实现对“发改再”案件、长期未结案件和“四类案件”的精细化、可视化监管。
一、强化上下互动,创新质量监管模式
自主研发“发改再”案件监管平台,将改判发回案件自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强化上下互动,实现两审法官双向意见反馈;针对原审法官明确提出异议的改发案件,随机抽取办案业务专家开展线上评析,健全案件质量动态监督管理体系。平台启用至今,已累计对821件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开展监管和评析,268名专家法官参与在线评析,向原审、二审/再审、评析法官自动推送监管消息2600余条,在线评析原审法官提出异议案件126件。
一是注重上下交流。案件评查过程中,引入原审法官异议和二审(再审)法官意见反馈机制,鼓励上下级法院针对改发案件加强沟通交流。改判发回案件结案后系统自动向原审法官推送消息,原审法官提出异议的由二审(再审)法官在线反馈意见,搭建线上沟通交流渠道和多方研讨互动平台。
二是开展交互式评析。针对下级法院对改发结论明确提出异议的案件,挑选全省法院业务专家组成评析专家库,在平台上对该类案件进行交互式评析。按审判业务类别跨域抽取专家成立线上评析小组,保证了评析工作的顺利运行和评析结果的公信力。筛选经线上评析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案件,交由省法院评查委员会进行重点评查。
三是案件评析在线化。深度应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成果,随机将评析案件分配给评析小组并回避原承办地区法官,每一个评析案件生成一个评析案号并与三位评析法官关联,实现了评析法官在线调阅卷宗、发表评析意见。设置工作讨论组支持评析法官之间线上群聊、异步参加评析,解决了传统案件评查模式下纸质卷宗调阅不便、评查专家需同一时空集中的问题。
二、强化跟踪督办,压实长期未结责任
全面运用长期未结案件监管平台,自动监管全省法院18个月以上未结案件,科学设定监管流程,强化跟踪督办,形成三级法院审管部门抓调度、承办法官抓落实的督办体系。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在线督办全省法院长期未结案件4732件,在全国法院2019年清理长期未结诉讼案件通报中,江西省长期未结案件数量仅6件,在全国法院处于低位。一是案件数据自动关联。与审判执行办案平台自动关联,定时抽取案件信息形成全省法院长期未结案件数据库,运用可视化技术展示辖区和本院长期未结案件动态,实现对全省法院长期未结案件的实时监测和动态管理。二是督办消息实时触发。借助平台固化监管规则,案件符合相应情形时自动触发监管流程,实现了督办操作实时触发、承办法官在线提交结案计划、院庭长及审判管理部门动态掌握案件办理进展,有效提升了审判执行和案件监管工作的效率。三是案件成因科学研判。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长期未结案件形成及清理态势进行多维度呈现,依托平台定期分析研究长期未结案件成因,服务审判管理决策,防范化解司法风险,探索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的方式方法。
三、强化智能识别,落实全程留痕监管
全面启用“四类案件”监管平台,强化在线监管,落实院长庭长监管新要求,对全省法院1357件“四类案件”进行在线标记和全程监管。一是智能化甄别。运用智能化语义分析技术,在立案阶段读取案件信息并做出甄别,对经系统判定符合“四类案件”情形的案件向立案法官推送风险提示和标注建议,实现对“四类案件”的智能识别,支持信访、监察、宣传等部门向案件承办部门发出风险提示,协助审判组织更方便的识别、查找和确认四类案件,畅通案件入口关。二是全流程监管。在案件办理阶段,承办法官可随时对案件进行标记,院庭长也可视情形依法启动案件监管程序,将四类案件监管流程设定为案件报结的前置程序,把住结案出口关,形成了从立案到结案全过程的四类案件监管闭环,督促院庭长、审判组织规范有序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三是全过程留痕。完善监管方式,实时记录“四类案件”的发现、启动程序、监管流程、监管措施,将院庭长主动要求独任法官、合议庭报告案件审理情况,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组织化方式加强监督情况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增强司法办案和案件监管透明度,实现监督管理全程留痕、有效追溯,确保院庭长依法有序合理监督。
四、强化平台应用,转化线上监管成果
强化管理配套,充分发挥审判E管理系列平台的监管成效,实现审判管理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促进监管举措落地见效。一是宏观与微观结合。一方面对监管平台的案件数据进行定期分析,从辖区法院、业务条线、时间周期等多维度动态展示案件办理和监管宏观态势,增强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另一方面对平台上捕捉到的异常个案开展“解剖麻雀”,及时核查事实,分析问题成因,以问题导向推动精准监管,实现宏观把握与个案监督相结合。二是线上与线下一体。转化线上监管平台成果,线上与线下合力推进案件监管。该院成立案件评查委员会,围绕发改再案件质量监管,对经线上评析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案件,进行案件质量重点评查。标注对法律适用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由省高院相关业务职能部门讨论研究,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适时出台意见指导类案办理,进一步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三是建设与应用并重。根据一线法官意见建议,不断健全完善审判E管理平台,确保平台管用、好用;加大对平台的应用推广力度,常态化组织系统应用操作培训,对平台应用情况进行调度和通报,确保广大法官会用愿用,最大化发挥出平台的应用成效。
改革案例第136号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创新司法辅助事务外包模式 助力审判质效提升
近年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聚焦“管理集约化”“审执高效化”“司法规范化”,积极探索实行司法辅助事务外包,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该院被山东省委政法委确定为“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创新点”,全年结案15663件,同比上升21.3%,结案率达92.8%。
一、理顺“三个关系”,实现管理集约化
一是理顺外包服务关系,统筹事务运转。该院42名原聘用人员与法院脱钩,由专业法务服务公司负责进行培训、考核及事务分配与评估;外包方内设3个辅助组共14个岗位进行集中统一办公,审前组负责导诉与咨询事务,指导当事人立案、录入案件信息,接听、答复12368热线咨询;审判组与执行组分别负责审执案件的排期、送达、卷宗流转与扫描归档等。
二是理顺内部管理关系,增进团队协作。外包模式下,解决了原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队伍不稳、管理分散、职责不清、人浮于事的难题,内部协作更加紧密有序;法官与法官助理通过双向选择,形成职责分工明确的“一审一助”团队,法官专注于案件“审、判、写”,法官助理负责判决外其他文书的制作与事务管理,团队战斗力显著增强。今年以来,该院结案1384件,结案率为39.7%,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
三是理顺内外衔接关系,顺畅案件流转。审前组与立案庭合署办公,外包导诉分流后经法官审核立案,由外包岗录入信息、形成卷宗,转交审判(执行)组。审判(执行)组对接审执团队,由后者甄别案件繁简难易程度,外包人均据此分别进行排期、制作应诉文书与送达工作,法官根据排期与送达情况予以调解、审理、裁决;执行员制定执行方案,外包岗根据方案开展通用文书草拟、拍卖辅助、节点提示等工作,案款由执行员负责发放确认。案件报结后,外包方收回卷宗,统一整理并扫描归档。
二、着眼“三个创新”,提升审执高效化
一是规范与灵活并重,确保排期有序性。明确排期规则,速裁案件实行优先排期,确保立案后7日内开庭审理;直接送达成功、调解可能性大的派出法庭案件,可重叠排期,由法官灵活调整。借助审判法庭资源管理系统,外包岗于线上统一确定开庭时间、地点,解决了法官自主排期的任意性与冲突性;排期信息发送至法官手机客户端,可随时查看日程、提醒工作安排。外包排期可于立案后2至3小时内完成,审判庭日利用率超过90%。
二是分层与智能并行,提高送达成功率。外包岗先行查询被告是否有其他涉诉案件已确认的送达地址并附卷,后进行“电话、短信、电子邮件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分层送达工作。与市区律所协商,明确其代理的案件均通过律所电邮或微信账号进行电子送达;邮寄送达方面,研发智慧送达系统,对所有送达方式进行节点管控、全程记录,并与EMS对接,对无人收取的邮件经“张贴通知+定位拍照”上传系统,确保送达效力。目前,送达成功率由原来42%提升至88.2%。
三是新收与旧存同步,提升归档加速度。案卷相关事宜完全由外包方集中托管、按序推进,在确保新审结案件30日内完成归档的基础上,逐步消化外包前未归档案卷存量。同时,引入卷宗流转系统,实现全程留痕、随时倒查,确保卷宗衔接顺畅安全。立案时,系统生成唯一可识别二维码,粘贴于卷宗首页,卷宗在各环节流转时,经办人员须扫描二维码进行签收确认;结案后,由外包卷宗岗统一接收、清点卷宗材料,完成装订与归档。
三、落实“三个机制”,推进司法规范化
一是以标准化促外包业务提升。严格审查外包服务公司的专业资质,签订合同明确各类外包事务达标准则,确保服务质量;约定外包方承担的保密义务,明晰违约责任,严防泄密风险。对辅助事务节点进行拆分、实行流水线作业,工作内容碎片化使不同岗位相互独立,外包人员无法知悉案件全貌,降低其知悉审判秘密的可能;通过信息系统记录案件流转、外包办公地点安装24小时无死角监控设备等举措,确保责任可及时、准确倒追。
二是以跟案制促质量监管到位。设置跟案岗(审判组12人,执行组10人),每人与3至5名法官、执行员对接,就案件排期、财产查控、案款发放等节点进行跟进提醒。根据时限要求,审判跟案岗对开庭后未能按时报结的案件,提示审判团队进行二次排期;执行跟案岗对足额扣划案件未能按时限结案、拍卖时未及时采取执行措施等情况,及时发出提醒。审管办与执行指挥中心分别与其对接,统一通报督办,院长及分管院长及时调度敦促,形成“监管闭环”。
三是以第三方参与压缩司法寻租空间。司法辅助事务由第三方全程、全面参与,可进一步减少诉讼咨询、庭审排期、文书送达等环节当事人与法官的直接接触,产生“间接隔离”的作用,在有效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今年以来,该院无一人出现违法违纪情况,法定期限内结案率达99.8%,居山东省基层法院前列。
改革案例第137号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强化规范管理 提升保障水平
探索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新模式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打造专业化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队伍为目标,坚持“因岗录人、创新管理、加强培养、全面保障”的工作思路,不断探索创新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改革,优化提升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职业保障水平,初步构建起“一个体系、三个机制、两个标准”的人员管理机制。自2016年起,该院共分批招聘90名优秀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充实到审执一线和综合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结构大幅优化,队伍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一、建立“一个体系”,拓宽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发展空间
该院探索建立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单独管理体系,研究制定《聘用制书记员(辅警)岗位定级暂行办法》,将书记员岗位级别设置为三级九等,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在同一岗位等级内,由低到高分设三等、二等、一等三个等次。初级书记员依据年度考核结果按期晋升,中高级书记员比例实行定额制管理。其中,中级比例不超过书记员总数的60%,高级书记员比例不超过书记员总数的20%,辅警等级晋升机制参照书记员执行,保障年轻干警充分的晋升发展空间。
二、健全“三个机制”,实现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规范管理
一是优化人员岗位配置机制。坚持因岗录人、广纳良才。该院根据岗位空缺科学制定招录计划,规定书记员和辅警(退伍军人除外)必须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对法律类、计算机类、文秘类等与法院工作密切相关专业人员笔试时适当加分。坚持动态定岗、双向选择。实行人员岗位动态交流机制,首次定岗坚持人岗匹配、专业对口原则,综合考虑专业、工作履历进行适岗分配。经过一至两年岗位锻炼,后续岗位交流坚持司法辅助人员与员额法官、审判执行团队“双向选择”原则,既充分尊重司法辅助人员个人选择权,又将主审法官或审判团队转变为被选择方,倒逼员额法官和审判团队改进作风、提升质效。坚持定期交流、锤炼队伍。对同一职位任职满一定年限的聘用制书记员,进行交流轮岗,丰富年轻干警多岗位工作经历,提升队伍业务素养。
二是建立“分层管理、立体监督”的人事管理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协同管理。该院政治部建立司法辅助人员工作档案,承担编制岗位管理、干警岗位调整、工作绩效考核、教育培训等职能;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负责聘用制干警日常办案工作保障以及相关费用拨付;机关党委负责干警所在党组织生活和党员日常管理;监察室负责对司法廉洁等方面管理与查处。强化用人部门具体落实。按照“谁使用、谁教育、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将聘用制人员分配至各业务部门,组织关系随即转入,实现政务管理和党务管理“双同步”。用人部门负责人和审判团队的主审法官根据《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权责清单(试行)》中确定的书记员工作权责,对辅助人员进行业务管理考评,实现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有机融合。坚持积极引导自我管理。尊重年轻干警的自主性,引导书记员根据业务类型组成业务技能自学小组,交流分享工作经验;督促实现个人提升,聘用制辅助人员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参考率达22%,客观题考试通过率达50%,通过继续教育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达到22%。
三是形成积极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严格落实考核管理。采取政治部、机关党委、派驻纪检组、监察室等职能部门与用人部门、审判团队主审法官共同考核的方式,提高考核工作的客观性、全面性。考核工作具体分为试用期满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三大类,实现多角度、全方位、公平公正的综合评价。有效运用考核结果。将聘用制辅助人员职级晋升、待遇提升与工作业绩挂钩,建立“重平时、重绩效”的动态考核机制:试用期满依据拟聘干警试用期考核等次确定是否聘用;按照季度考核结果确定相关待遇及年度考核等次;将年度考核结果与等级晋升挂钩,连续两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等次方予以晋升等级,年度考核优秀及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的,在确定中级、高级等次时给予优先晋升机会,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年度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关联,有效实现考核的激励导向。
三、坚持“两个标准”,完善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保障机制
坚持关注成长、关注培养、关注业绩,同等考核、同等生活、同等待遇原则,在职业培训教育方面,实行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与在编干警同等标准;在薪酬待遇方面,坚持按高标准核定。一是强化岗位培训。制订《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岗前培训方案》,打造专门培训平台,制定《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将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纳入单位年度教育培训整体安排中,实现与在编干警“同学同训、一体培养”。二是落实福利待遇。完善聘用制辅助人员职业保障体系,高标准核定薪金待遇,书记员工资参照三门峡市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标准就高核定,辅警工资参照书记员工资发放标准执行。核定后,书记员和辅警工资待遇比同级行政单位同类人员高40%;将聘用制辅助人员工资待遇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辅助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完善聘用制辅助人员薪酬结构,在现有财政预算内逐步推进“文明奖+加班补贴”的奖金津贴制度改革,实现聘用制辅助人员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加强人文关怀。对困难干警及时给予生活关怀,提升个人归属感,鼓励干警积极发展兴趣爱好,全面展示个人风采。三年来,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留岗率始终保持在85%以上,32%的司法辅助人员受到市级以上荣誉表彰。
改革案例第138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创新员额动态调整机制 优化司法人力资源配置
近年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员额动态调整等文件精神,以人案匹配度量化分析为重要依据,坚持法官员额向基层、向人案矛盾突出的地区倾斜,创新员额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建立科学高效精细的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了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的大幅提升。
一、坚持“以案定额”,实现人案匹配
一是科学测算,合理分配法官员额。在员额分配上,实行省级统筹动态调整,不搞“一刀切”,在全省法院核定的员额总数内,以各地法院近三年来员额法官人均收结案数作为分配员额的重要依据,综合考虑地域等其他因素,对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进行分类测算,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向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法院倾斜。如人案矛盾突出的长沙市两级法院案件数约占全省法院四分之一,而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数仅占全省法院十分之一。经省级调整后,长沙市员额法官配比超过编制总数的50%,如长沙县法院员额配比达60%,案件量相对较少的湘西等边远地区,法官员额配比仅为30%左右。
二是动态管理,及时调整法官员额。完善法官动态管理制度,高院每年对全省法院的人员编制、案件数量、员额比例、法官人均办案量等进行测算评估,以市(州)为单位,将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对各地区法院员额法官年人均收结案数进行捆绑测算后,对人均办案数与员额配比失衡地区法院进行微调。在今年开展的第三次员额法官遴选指标分配时,在全省法院内调整员额18名,实现了以市(州)为单位自主调配和全省员额在各地区之间调整的双轮驱动。
三是分类细化,健全员额退出机制。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规定,进一步严格标准、规范管理,分类细化员额退出具体情形。对办案业绩考核绩效不达标,不能胜任法官职务,违纪违法、辞职退休等员额法官及时办理退额手续,员额制改革以来共有700余名员额法官退出,做到当退必退、应退尽退,切实发挥员额退出机制的约束威慑作用。
二、建立员额递补,实现及时补员
一是建立员额法官候补制度。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结合湖南法院实际,建立了员额法官候补制度。在员额法官遴选时,综合考虑法院员额法官人均办案工作量、近期拟退休法官人数等因素,向省法官遴选委员会推荐候补人选。坚持省级统筹、退额候补、择优候补原则,科学测算分配候补员额。以各地法院近一年员额法官到龄退休数为候补分配重要依据,结合员额法官人均办案数,合理确定各法院候补员额指标。综合遴选入围人选笔试成绩、工作业绩、学历、年龄等,进行择优候补,对笔试成绩较好且法院遴选入围差额人数较多的法院予以适当倾斜。结合各法院人均收案数、到龄退休人数、遴选入围人数等因素进行科学统筹,合理确定候补指标。为确保候补人选业务素质,对笔试成绩分别排名在省级、中级、基层法院后15%的遴选对象不予候补。
二是规范员额候补程序。各地法院党组综合考虑候补人选的考试考核成绩、专业素养、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廉政情况及工作需要等因素,研究候补人选和递补顺序,逐级呈报省法院党组研究同意后,报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确定。在下一次法官遴选工作启动前出现员额空缺时,由所在法院按照递补顺序对候补人选进行考核,征求廉政意见。经所在法院党组同意后逐级呈报省法院党组审批,并报省遴选委员会备案后,递补为员额法官。在下次遴选之前没有员额空缺的,候补人选资格取消。
三是加大法官助理的招录培养力度。积极争取省委组织部的支持,适当放宽法官助理的招录条件,降低开考比例,简化录用审批流程,提高法官助理的录用比例。2018年以来全省法院共招录法官助理1366名,大部分充实到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法院,积极储备员额法官后备人才。
三、精准调配法官,实现资源整合
为缓解长沙两级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全省法院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盘活系统员额资源,在全国首创抽调法官协助办案机制,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
一是明确标准,精准调配法官。以全省各级法院近三年来员额法官年人均办案数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和基本抽调原则,充分考虑各地区办案的人力成本、保障水平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差异,做到有的放矢。明确抽调法官为45周岁以下、具有较为丰富民商事办案经验、能熟练运用数字法院系统办案的员额法官。
二是及时任免,确保依法履职。坚持把抽调法官与法官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理任免手续,39名抽调法官在第一时间被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长沙两级法院审判员。
三是规范管理,锻造优良作风。长沙中院研究制订了《抽调法官日常管理办法(暂行)》和《抽调法官综合绩效考核办法(暂行)》,认真落实监督管理职责,强化审判绩效管理,加大科学调度力度,做到均衡结案。
从全省法院抽调员额法官集中帮助长沙两级法院办案,既锻炼了边远地区法官,又缓解了长沙地区办案压力,实现了多重效果,创造了多赢局面。目前,39名抽调法官中已有3名法官通过选调方式到长沙地区法院工作。
改革案例第139号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创新跨境商事争议多元解纷体系 实现全面提速增效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法院强化包容、开放、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通过建设域内外联动的国际商事纠纷化解平台,从源头上减控案件数量,推动跨境纠纷公正、便捷、高效解决。截至2020年5月,该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8748件,平均审结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效率同比提升近50%。
一、建设多元化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联动域内外专业解纷机构
一是成立国际商事纠纷化解的专门机构。与香港和解中心、粤港澳调解联盟、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等47家域内外仲裁、调解机构合作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打造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推动形成大湾区纠纷解决能力的合力,提升大湾区社会治理水平。截至2020年5月,中心共受理案件11878件,成功调解4217件。
二是强化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制定《前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调解规则》和实务指引,在调解规则、调解程序、调解标准、组织人员等方面充分尊重和体现粤港澳各地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明确调解工作流程及诉前调解的配套机制,针对商事案件专业性较强特征,实行“类案类调”机制,制定6类商事纠纷的纠纷调解指引和包括融资租赁、知识产权、股权转让等22类案件调解要素表,大力提升了国际商事调解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
三是完善“诉非衔接”机制。探索包括对适宜调解的特定类型案件实行立案前调解机制、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防范与惩戒虚假调解等在内的促进调解机制,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合理的纠纷化解方式,实现纠纷前端治理。完善无争议事实记载、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等诉调对接机制,促进调解与诉讼的顺畅衔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改革试点方案,依法扩大司法确认范围,促进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
四是培育专业化社会化调解组织。建立特邀调解员名册,聘请218名特邀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探索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就专业调解实行市场化收费,有效激励调解组织调配优质资源、引入专业人才、运用专业知识精准化解纠纷,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发展可持续化。截至2020年5月,中心共委派调解组织成功调解纠纷90件,调解组织与当事人协商收取调解费用88万余元,个案调解费用最高金额达14万余元。
二、建立对接域外法的解纷规则体系,服务保障开放性经济发展
一是准确适用国际公约和规则惯例。针对集中管辖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审判要求,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准确理解和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公约条约,审结涉外商事案件,充分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增强境外投资者“走进来”和境内企业“走出去”的信心。
二是积极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特征,完善解决民商事纠纷和法律冲突解决机制,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在全国率先建立涉港案件当事人转交送达机制,在涉港案件中成功实践委托住所地在香港的原告将程序性法律文书送达被告,破解涉港案件“送达难”问题。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建立律师费转付机制,成功审结首例由非诚信当事人承担30万律师费的案件,推动大湾区法治营商环境建设。
三是完善域外法律查明与适用体系。建立全面充分的涉港因素认定指引,列明了30多项涉港因素,实现香港法适用最大化,确保域外法律“认得全”。建立系统完备的域外法律查明机制,制定《域外法查明办法》,明确规范查明的内容、主体、途径、程序,确保域外法律“查得明”“用得准”。承建“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基地”,加强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第三方查明机构的深度合作,为法律查明与适用提供智力支持。截至2020年5月,适用域外法审理的案件共71件,其中,适用香港法审理58件,是全国适用香港法裁判最多的法院。
三、建立域内外解纷资源协同共享机制,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司法互助互信
一是建立专业化的审判团队。由具有国际法专业学习背景和涉外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组建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合议庭和“一带一路”商事审判合议庭,推动案件审理专业化、精品化。
二是实现调解队伍的国际化。聘任外籍和港澳台籍调解员77名,并于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自贸区法院共享外籍和港澳台籍调解员名册。截至2020年5月,香港地区调解员成功调解商事纠纷案件617件,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外籍调解员成功调解商事纠纷案件共35件。
四、依托科技支撑创新调解模式,促进跨境纠纷化解便捷高效
一是依托信息技术开展“在线调解”。积极借鉴国际ODR探索经验,重点破解国际商事纠纷地域跨度大、时间长、经济成本耗费高等难题。截至2020年5月,安排线上调解案件共2070件。在一件被告为香港地区居民的租赁合同纠纷中,通过在线调解和在线司法确认的方式,快速化解涉港纠纷,提升调解的便捷度。二是探索“跨境调解”新模式。通过与域外调解机构合作,在涉港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成功尝试由香港地区调解员在香港组织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从调解地点、调解方式和调解人员等选择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三是积极拓展远程司法协作。建立“一带一路”法律公共服务平台,覆盖沿线31个国家地区的成文法、案例法,集聚近千名法律专业人士在线提供法律服务。
改革案例第140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探索法律人才培养院校共建共享新模式
打造配备实习法官助理“成都样本”
近年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度聚焦员额制改革之后审辅力量不足的突出问题,建立院校共建的司法实践基地,协同培塑卓越法律人才,打造实习法官助理“成都样本”。目前全市14家法院和11所在川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步面向全国高校招录实习法官助理,已与全国29所高校联合培养8期共629名实习法官助理,人均辅助办理案件46.2件,64名实习法官助理按程序成为政法干警,有效助力审判执行工作,促进法律人才培养,实现多方共赢。
一、聚智引才巧拓增量,提升司法运行效能
聚焦审辅力量供需矛盾,构建“学校推荐、法院培训、团队帮带、法官指导、多方考评、院校共管”模式,将高校优质法科生有效纳入审辅队伍。
一是严把选任关,坚持高标准引才。以全日制法律专业在校研究生或特别优秀的本科生为选派对象,明确5项核心选拔条件,严格实习报名、面试初选程序,研究确定人选,确保高质量择优选拔。目前,该院共确定研究生519名、本科生110名担任实习法官助理,占比分别为82.5%、17.5%。
二是严把实习关,坚持高标准培养。选任的实习法官助理均需经过审辅业务、法律文书写作、办案系统操作、审判纪律和司法礼仪等岗前专项培训,同时设置1个月实习适应期,考核合格后再编入一线审判团队。目前59.3%的实习法官助理参与过案件审理,70.8%参与过调解调查活动,84.4%参与过法律文书起草,实习法官助理对缓解人案矛盾发挥了明显作用。
三是严把管理关,坚持高标准保障。制定《实习法官助理管理办法》,与实习学生签订《实习法官助理协议》《保密承诺书》,实习期至少为6个月,优秀的可申请延长至1年。实行院校共管模式,法院和院校分别负责业务指导和科研教学。强化待遇保障,法院为实习法官助理购买人身保险,每月给予研究生2000元、本科生1500元工作补贴,按照正式编制干警标准保障办公、就餐。目前已有507名实习法官助理顺利完成实习,实习合格率为95.8%,提醒教育7人次,清退3人,20.8%的实习期超过6个月。
二、院校融合共建共享,提升法学教育质量
聚焦法学教学与司法实践脱节问题,院校共建长效化合作、系统化指导、精准化考评机制,探索研、学、用“一站式”培养模式。
一是推动课堂式教学向基地式教学转变。与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11所高校签订共建协议,高校开设有独立学分的“实习法官助理”课程。院校联建法律实习基地、实习法官助理培训基地“两个基地”,推动院校破除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壁垒。目前法院和高校互派资深法官和精英老师16名进行高校授课和实地教学,依托基地常态性开展实习法官助理培训。
二是推动老师单线指导向院校双向指导转变。施行“双导师指导制”,制定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培训大纲,分别由老师、法官担任校内和校外导师。明确审判一线为教学指导主阵地,探索“面对面”“手把手”实战教学模式,突出学习性、实践性、辅助性和研究性。目前实习法官助理中有74名表现优秀的直接担任院庭长审辅人员,教学模式认同比例达87.4%,在毕业论文撰写等方面实现理论与实务有机结合的达73.3%。
三是推动单一性评价向综合性评价转变。制定《实习法官助理职责清单》《实习法官助理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对工作业绩、纪律作风、理论调研、实践能力和综合表现等核心素能进行严格考核评价,并将辅助审判、业务素养、综合管理素能作为工作业绩考核重点,学校将实习考核等次作为学生求学进修、奖励评定等方面的重要参考。目前实习法官助理中已有174名受到优秀表彰,反馈认可考核机制的达96.3%。
三、着眼长远培养目标,夯实法律人才基础
聚焦卓越法律人才储备不足问题,将实习法官助理纳入成都法院“卓越法官”培养工程,探索法治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培塑高质量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是建立“思想引航”机制,明确培塑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实习目标,要求指导老师既注重学用结合、历炼成才,又注重引导树立法治信仰和职业理想,激发职业共同体的信念与追求。目前94.9%的实习法官助理反馈对法院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二是探索“成才孵化”机制,建立实习法官助理“人才档案库”,动态更新实习、就业等信息,重点跟踪、培养优秀人才,引导其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目前已引导65.9%的实习法官助理毕业后进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法制部门工作。其中,有43名实习法官助理与成都两级法院签订聘用制法官助理合同,有21名实习法官助理通过公务员招考成为政法干警。三是运行“研用同步”机制,与西南政法大学等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编撰出版全国首部《法官助理职业技能教程》,受到高校认同、学生欢迎。借助学校学术资源和法院案例资源,深挖司法实务“富矿”,结出丰硕调研成果,实习法官助理形成调研成果304篇,57篇在省、市获奖,全国会议交流29次。
改革案例第141号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细化办案规则 强化配套保障
全面激发院庭长办案示范引领作用
为全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切实加强院庭长办案,充分发挥院庭长作为资深法官对审判业务工作的示范、引领与指导作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通过构建精细化办案规则、实施科学化办案保障、建立示范化办案方式,形成了推动院庭长办案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精细化办案规则,压实院庭长办案责任
该院出台《院庭长办案实施细则》,通过细化院庭长办案范围、办案比例等,压实办案责任,实现院庭长常态化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一是建立办案范围正负向清单,推动院庭长优先“办难案”。规定院庭长优先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明确院领导不办理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及集团诉讼案件。将院领导应当办理难案范围细化为“发回重审案件”“再审案件”“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新类型案件”“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及“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等7类。
二是区别化设定办案任务基数和比例,推动院庭长“多办案”。根据院庭长承担的审判管理监督事务和行政事务工作量,结合基层法院简案为主的客观实际,分别设定办案任务基数和办案比例。明确院长、副院长、审委会专职委员最低办案数分别为上一年度全院办理繁案员额法官人均办案数的5%、30%、40%。庭长、副庭长的最低办案数分别为本庭员额法官当年人均办案数的85%、100%。要求院领导直接承办案件数不得低于其办案任务数的80%,庭长、副庭长直接承办案件数不得低于其办案任务数。
三是完善“随机+指定”分案机制,推动院庭长“办好案”。对院领导办案正向清单的案件直接随机分配给院领导办理。对院庭长在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时发现案件符合办案正向清单范围应当由院庭长办理而未纳入办理的,可以要求部门调整承办人。其他法官认为在办案件符合正向清单情形的,可以申请院庭长直接承办或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2020年1月至5月,院庭长受理案件5578件,占全院案件总量的32.96%,院庭长直接承办案件5488件,占受理案件的98.39%。院领导办理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14件,占上述案件总量的100%。
二、建立科学化保障制度,激发院庭长办案动力
通过完善人员配备、管理链条与考核评价机制,确保院庭长愿意办案、切实办案、办出精品案。
一是完善人员配备,确保院庭长办案“有能力”。结合入额院领导分管范围、专业背景和个人特长编入固定的审判团队,同时允许院领导根据审判监督管理等工作需要办理其他审判团队的案件。完善审判辅助人员配备,由院领导所编入团队的审执业务庭提供相对固定辅助人员保障。
二是完善管理链条,确保院庭长办案“有精力”。制定院庭长、员额法官、审辅人员职责清单,细化院庭长审判职责、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分类厘清各类人员权责界限,分层优化各层级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减轻院庭长非审判事务管理工作。坚持办案优先原则,明确院庭长因办案与行政事务、会议冲突时,优先保障办案工作。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确保院庭长办案“有动力”。将院庭长主持或参加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等事务纳入个人办案绩效考核计算工作量,但明确不得折抵计入办案数量。对院庭长开展案件评查,以是否有评查结论、是否形成个案评查报告为标准,折算计入办案数。
三、建立示范化引领机制,突出院庭长办案效果
通过建立院庭长办案每月通报公示制度、庭审直播机制、开展院庭长办案竞赛活动,强化院庭长办案审判公开,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是实行院庭长办案每月通报公示制度。按月对院庭长结案数、平均审理天数、服判息诉率等办案质效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每月初召开的案件态势分析会上予以通报,在内网系统上予以同步公示。2020年1月至5月,院庭长办案结案率51.18%,比普通法官高1.53个百分点;平均审理天数89.44天,比普通法官少9.92天;服判息诉率90.89%,比普通法官高7.26个百分点。有效引领普通法官提升司法办案能力、改进办案作风。
二是落实院庭长办案全面公开原则。要求院庭长开庭审理案件,除符合规定不适宜公开的案件类型外,应当全部进行庭审直播,以最大化发挥院庭长办案的示范、引领作用。对院庭长开庭审理的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年轻法官、法官助理旁听观摩,发挥院庭长办案“传帮带”作用。
三是开展院庭长办案竞赛活动。组织开展院庭长办案竞赛活动,优化整合院庭长审判力量,进一步发挥院庭长带头办案引领力。鼓励院庭长通过亲自办案,发现、研究并解决影响办案质效的突出问题,积极总结并推广办案经验。在院庭长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竞赛成绩指标上,将“类案指导意见、实务调研文章与典型案例数量”等纳入竞赛成绩。2019年,院庭长共5份文书被上级法院评为“优秀裁判文书”,3个庭审被评为“优秀庭审”,形成典型案例8篇、实务调研文章11篇,3篇实务调研文章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
改革案例第142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坚持“四结合” 破除“四难题”
构建完善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办案考核评价体系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围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院庭长长效办案机制,研究制定《全省中级法院领导干部审判业绩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探索建立以审判规律为依据、科学指标为基础、质量效率为中心、结果激励为导向的分级考核制度,有效破除了审判业绩考评难题,推进院领导办案常态化,推动全省法院审判工作质效稳步提升。
一、坚持科学与辨证结合,破除业绩指标难确立的问题
着眼科学性、针对性、可量化性和采集便捷性,合理设置审判业绩考评指标,不搞“一般粗”“一刀切”、求大求全、唯指标论等。一是突出审判权重正“本”。坚持审判主业之“本”,《办法》在全面征求各中院意见基础上,设置办案质效权重占比达80%,其中办案数量占30%、质量效率占30%、案件类型占20%,树牢审判工作主业主抓的鲜明导向。二是突出示范引领立“标”。辨证看待“院庭长办案常态化”要求,即院领导首先要在本院起到办案示范带头作用,以全院在岗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为基准指标,办案数量、质效、类型均关联设置相应基准分,用以评判院领导审判业绩在全院的位次情况,以及在同一标准下全省排序的横向比较。三是突出科学量化设“度”。按照科学有效、简便易行的原则,设置涵盖办结案量、减假执案数、结案类型、改判发回率、裁判文书质量、庭审直播率等5大类25项指标,区分院长、副院长等类别设置2个阶梯递进的量化尺度,设置加、扣分项目及标准,引入办案量不达标、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不达标等“一项否决”指标,构建“即录即得”的计算模型,自动生成数据结果。
二、坚持技术与制度结合,破除办案数据难精准的问题
着力规避审判数据源头录入、生成提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真、异化等问题,通过技术保障和制度规范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一是规范数据统计口径。《办法》整合司法统计与审判管理工作,规范考核对象、办案数量、案件类型与案号、庭审直播数等提取口径,明确诉讼期间、法定审限、裁判文书上网截止时间等排除规则,做到所有数据坚持同一标准统计,确保公平公正。二是强化数据智能提取。采取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相结合的模式,各中院依托办案系统填报相关数据,省高院依托审判管理、执行信息等系统实现全省中院领导干部办案数据的生成、采集、比对和整理,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错漏。三是落实数据核查制度。实行随机抽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对办案数据中当事人上访的案件,上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及再审改判的案件进行重点评查,其余案件随机抽查核实,通过案件质量评估及时准确发现数据异动指标,查找异动原因,确保数据真实可信。
三、坚持定量与定性结合,破除审判工作难衡量的问题
注重精细衡量、综合评价,采取有量纲化的总分量化评价和无量纲化的多指标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衡量评判审判工作质效。一是考评对象多角度。针对办案任务量、案件质量、裁判文书等部分审判业绩指标,区分考核对象作为承办法官、合议庭成员办案情况,其中作为承办法官办案的按实有数衡量,作为合议庭成员办案的按实有数的20%进行折算且总数设比例限制,形成鼓励院领导独立办案、多办案的导向。二是评价内容多领域。综合考虑院领导“一岗双责”、审判行政两手抓的情况,将其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司法救助委员会、案件质量评审委员会等审判工作会议量纳入综合考评范围,对于参加阶段性重点审判工作任务及时纳入考评,丰富评价内容。三是参与主体多元化。破除考核限于法院内部及领导、缺乏互动造成自说自评等局限性,组织全院干警围绕政治素质、司法技能、审判作风等方面开展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走访中院纪检监察部门、所在州市纪委听取廉洁自律意见,对办案过失引发上访或认为有必要的与当事人等利益相关者交流听取评价意见,全方位客观公正评判院领导审判工作数质量。
四、坚持约束与激励结合,破除考评结果难运用的问题
突出公正考评、综合运用、形成常态,切实发挥好考评的“指挥棒”效应,做好《办法》在评价、指导、监督、激励方面的“下篇文章”,解决考核结果运用难、落实难等问题。一是奖罚并重树牢激励导向。综合运用省高院出台的全省中院领导干部审判业绩考核、法官动态调整、法官员额退出实施办法3项文件,对109名中院院领导分别给出了4个等次成绩评定和是否列入选升后备、退出员额等倾向性意见,将考评结果作为配置审判资源、法官评先评优和等级晋升的参考依据,形成“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实惠”“能者上、庸者下”的格局。二是常态化通报形成竞争机制。探索将考评模式由“年初定计划,年终算总账”拓展到“考在平时、评在经常”,将中院院领导审判业绩指标纳入全省法院院庭领导办案定期通报范围,做到每季度排位通报或视情增加频次,营造争先创优常态氛围,调动院领导办案积极性。三是以评促改提升审判质效。通过每季一考评的“体检表”、年终算总账的“成绩单”,省高院对全省中院院领导审判工作质效有较为及时、全面的了解掌握,方便进行审判运行态势分析,强化对中级法院领导干部办案督导;各中院院领导能够及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改进审判工作和管理水平,提升审判质量与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804号(政治法律类14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804号(政治法律类14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全国性的府院联动常态机制促进企业破产重整的提案》收悉,经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您对府院联动机制价值功能的认识,对搭建制度平台,推动“府院联动”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建议,我们深表认同。企业破产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破产财产处置、打击逃废债务、管理人履职保障,还是企业职工安置、企业税费减免、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及社会多方的配合。府院协调机制有利于强化市场调节机制,优化破产程序中的政府参与环节,有助于缓解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但搭建起一个良性互动的府院协调制度化平台,需要从完善破产制度规定、提高破产处理的经济效益两个方面着手,是一个包含了法律制度、权责划分、运行方式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部门协同配合,持续推进。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完善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也是由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科学分工所决定的。
为了协调解决破产程序中的各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积极推动法院与政府破产案件协调、破产费用保障、管理人行业自律等破产审判配套机制的优化。202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个部门出台《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搭建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的府院协调平台,为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履职,加快打造高品位、高水平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在最高人民法院鼓励支持下,全国各地法院也纷纷联合或推动当地政府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多地法院积极与当地政府构建府院协调机制,建立工作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情通报、风险评估预警和重大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税费优惠减免、职工安置与稳定、企业信用修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试点城市法院通过府院协调联动机制试点解决企业重整期间信用修复、破产企业土地房产处置、破产财产解封处置等长期以来困扰破产制度有效实施的难点问题,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营商环境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当然,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破产法律制度不充分、不完善的问题,企业清算和重整都会涉及到政府管理的诸多方面,如财产处置与登记、人员安置、社会保障、工商登记注销、税收缴纳减免、信用修复、打击逃费债等,这些需求难以通过司法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推动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加强“府院联动”顶层设计和制度支持,积极协调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和探索。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2年6月7日)
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相关介绍与案例全文如下:
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强国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完善海事裁判规则、创新海事审判机制、提升海事审判能力,海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2022年6月8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十五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值此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彰显海事司法对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作用。此次发布的10件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充分发挥海事司法在海洋维权中的作用,围绕管海、用海、护海目标,实现对我国管辖海域的有效管控和综合治理。
二是保护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发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行政执法机关清理、取缔“三无”船舶,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海运秩序治理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法审理新型养殖设备建造合同纠纷,加强对海洋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保护,助力我国海洋工程设备创新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升级,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作用,促进国际航运复苏和贸易稳定发展。依法作出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运输合同承托双方之间合理分摊因疫情防控增加的交易成本,平衡双方利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帮助暂时困难的造船企业缓解债务压力,助力推动造船产业健康发展。
四是持续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提升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准确认定当事人住所地,依法行使管辖权,恪守国际条约义务;明确拖航运输中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裁判尺度;积极探索外国法查明的有效路径,准确适用不同国家法律,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中国海事司法能力和水平。
案例1:文某(VAN)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文某(VAN)系“Qng94600TS”“Qng94619TS”两船的所有权人,并担任“Qng94600TS”船船长。2020年7月,文某带领10名外籍船员从境外驾船进入我国海南岛东侧陵水海域并开始由南向北至琼海、文昌近海海域,进行双船底拖网捕捞水产品作业,后被海警局查获。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文某在我国南海伏季休渔期间,驾驶渔船在我国领海内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依法予以处罚。文某的行为破坏了当地海洋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造成不利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依法判处文某有期徒刑,没收作案工具和非法所得,并判令其承担生态修复费用。文某服判,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发生在我国南海海域的外籍人员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进行水产品捕捞的海事刑事案件,表明我国法院依法对我国管辖的南海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彰显了海事司法在海洋维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案对在海洋水域,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依法惩处,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行为起到严厉警示作用,展示了海事司法为保护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服务保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而发挥的重要作用。海口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举措。
【一审案号】(2020)琼72刑初1号
案例2:陶某某不服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宝山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发现“华青6766”运砂船无合法运砂单据,涉嫌在长江河道上海段水域内实施违法采砂作业。宝山区水务局对陶某某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其在长江河道上海段吴淞口10号锚地北侧水域组织运砂船实施违法采砂行为,依据《长江保护法》对其作出罚款50万元并没收江砂及运砂船舶。陶某某提起行政复议,宝山区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陶某某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陶某某的装运行为客观上已符合《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指的与非法采砂船舶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的构成要件。宝山区水务局系基于涉案非法采砂的货值,参照长江委制定的细化裁量标准,在《长江保护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处罚幅度内确定处罚金额,处罚裁量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陶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涉长江大保护非法采砂海事行政处罚案件。为严厉惩治长江流域日益猖獗的非法采砂行为,《长江保护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提高罚款金额,没收违法活动船舶更是对运砂船舶经营人的精准打击。人民法院从严格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与最高准则出发,准确适用《长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让《长江保护法》这一剂对症猛药真正发挥疗效;维护了行政机关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发挥了海事司法对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作用,为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江大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审案号】(2021)沪72行初1号
案例3:中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台州海警局、浙江海警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中洋公司雇佣拖轮将无动力无船名船号的船舶从舟山拖至台州三门,执法人员于6月19日查获该船。经台州海事局现场勘察,认定该船为“三无”船舶。台州海警局作出处罚决定,没收案涉“三无”船舶。中洋公司不服,向浙江海警局申请行政复议。浙江海警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该处罚决定。中洋公司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罚没财物系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并擅自出海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台州海警局作出没收中洋公司所有的“三无”船舶的处罚决定并未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中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洋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对通航安全、人员安全、水域清洁管理、港口安全等造成严重危害,国家有关行政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对其坚决清理、取缔。本案为海事法院审理的海事行政案件,进一步明确了“三无”船舶的认定标准,为海上行政执法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利于促进行政执法尺度的统一;支持了海上执法机关的事实认定结论和行政处罚依据,保障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实现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本案的裁判结果彰显了海事司法为依法开展海上执法活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维护海运秩序,保护海上人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的有力支持和监督。
【一审案号】(2020)浙72行初1号
【二审案号】(2020)浙行终1766号
案例4: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与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养殖设备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万泽丰公司与海洋工程公司等为全潜式渔业养殖装备设计、建造及样机研制事宜签署《研制合同》,万泽丰公司为出资方,海洋工程公司负责设计、建造。2018年5月底,全潜式深海养殖装备“深蓝一号”出坞,拖航过程中发生两次倾斜事故;投入使用后,又出现网箱网衣破损、部分鱼苗逃出网箱等情况。就“深蓝一号”建造质量问题,万泽丰公司与海洋工程公司协商未果,万泽丰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洋工程公司赔偿各项损失;海洋工程公司提起反诉,要求万泽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修理费用等。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研制合同》系承揽合同,依法有效。“深蓝一号”因不适拖和拖带时间过长发生倾斜事故,双方均有过错,应按责任比例分担救助和临时修复产生的费用。“深蓝一号”既已交接,万泽公司应依约支付欠付的费用,海洋工程公司应对“深蓝一号”的质量瑕疵依法承担修理义务和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助力我国海洋工程设备创新、保障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类型典型案例。案涉全潜式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项目,是我国海洋养殖产业从浅海走向深海,从分散的个体养殖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的重大突破。法院依法查明新型设备存在的缺陷及原因,为后续网箱的建造提供经验借鉴;合理划分双方的责任、确定损失的数额,既注意保护出资方的合法权益,也注意保护研制建造单位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其继续改进网箱工艺;积极探索判后调解模式,促成双方当事人在判决基础上达成和解并自动履行完毕,为双方化解纠纷、继续合作提供了可能。2021年6月底,项目方宣布依靠“深蓝一号”网箱进行的首批国产深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收鱼成功。
【一审案号】(2019)鲁72民初124号
【二审案号】(2021)鲁民终861号
案例5:大连凯洋食品有限公司等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2020年底,因大连市突发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疫情,凯洋公司通过马士基公司海运进口的10个集装箱冷冻海产品,滞留大连港数月,超过了马士基公司提供的集装箱免费使用期。凯洋公司在办妥各项手续主张提货时,马士基公司要求其支付滞箱费189万余元,否则拒绝交货。凯洋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责令马士基公司立即向其交付货物。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审查认为,凯洋公司提交了人民币200万元的现金担保,海事强制令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海事强制令申请,责令马士基公司立即向凯洋公司交付案涉集装箱货物。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和海上货物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滞留港口的货物出现爆炸式增长,导致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滞箱费纠纷频发。2021年初,大连海事法院受理近30件关于集装箱滞箱费的海事强制令申请。法院灵活运用海事强制令,打破僵局,加速了滞港集装箱及所载货物的流转,将船货双方的损失降至最低,并通过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保护了航运公司的合法权益。后续相关纠纷多数通过和解或者法院调解的方式得到了圆满解决。法院还进一步就加快进口货物检测进度、加大相关费用减免力度等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获得高度重视和迅速采纳。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促成海上货物运输、国际贸易和生产加工等一系列合同的顺利履行,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强大助力。
【一审案号】(2021)辽72行保16号
案例6:马士基有限公司(Maersk A/S)与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5日,马士基公司作为承运人自阿根廷运输装载于集装箱的冻鱿鱼至中国福建马尾港,收货人为百鲜公司。因自2020年下半年起,境外进口至福州马尾港的冷链货物实行新冠病毒检疫措施,案涉货物于2020年11月6日运抵中转港厦门时先行卸下,直至2020年12月21日才运抵目的港马尾。双方就中转期间额外产生的集装箱滞留费用的负担发生纠纷,马士基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要求百鲜公司承担全部费用。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运输合同确因目的港疫情防控因素而无法正常履行,马士基公司将货物安全存放在目的港的邻近港口厦门港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第13条的规定,其本可以主张已履行完毕货物运输合同项下义务,且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但其仍坚持等到目的港具备卸货条件时,继续完成支线转运任务。马士基公司因疫情防控承受了额外成本负担,百鲜公司作为收货人,从马士基公司提供的海运服务中实际受益。综合考虑疫情防控措施对集装箱货物中转滞留的影响以及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的受益情况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酌定百鲜公司补偿马士基公司集装箱中转港滞留费用的50%。一审判决百鲜公司向马士基公司支付补偿款,驳回马士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根据公平原则,合理认定中转港集装箱滞留费用数额,并判定双方对因疫情防控在中转港额外增加的履约成本和费用予以分摊。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本案对航运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坚持等待目的港具备卸货条件后完成运输合同全部义务的行为给予了正面评价和司法支持,在目前航运经济遭受疫情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对鼓励航运企业恪尽职守、促进航运复苏具有积极作用。判决合理确定相关费用数额,平衡船货双方利益,依法保护进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促进疫情影响下国际贸易顺畅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审案号】(2021)闽72民初165号
案例7:通德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系列执行案件
【基本案情】
2020年底,受国际航运市场波动影响,通德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引发船舶物料与备品供应合同、船舶建造合同、劳务合同等系列债务纠纷。通德公司与债权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未按生效民事调解书履行法定义务,各申请执行人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及执行案件10余件,申请执行总标的额近2000余万元。
【处理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对涉通德公司执行案件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中,通过主动走访当地相关企业、召开债权人会议,积极运用以物抵债、执行担保,发动企业投资人亲友圈朋友圈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等方式,最终促成了“涉民生案件申请执行人优先获得救济、小标的案件一次执行到位、大标的案件达成和解协议”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典型意义】
我国是承接订单量最多的全球第一造船大国,民营造船企业是推动造船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主体。本案中的被执行人因疫情影响导致大量外来订单取消、资金链断裂。海事法院充分发挥执行中的能动性,积极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以司法手段保产业链供应链,在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民营造船企业缓解债务压力,减少市场、融资风险和疫情对其造成的影响,为造船企业避免破产、度过生死难关赢得机会,使其迎来了后疫情时期造船市场的回暖,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债权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切实保障。案涉系列执行案件的处理,是海事法院服务“六稳”“六保”、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助推造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体现。
【执行案号】(2020)苏72执106号等10案
案例8:东盛航运有限公司(ORIENTAL PRIME SHIPPING CO.,LIMITED)与
商行荣耀国际航运有限公司(HONG GLORY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东盛公司与被申请人宏达公司,就双方之间的租船合同纠纷提交英国伦敦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作出后,东盛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宏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其作为注册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外国公司,在中国未设立主要办事机构,也无任何财产,中国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查认为,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国外海事仲裁裁决的,可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宏达公司系注册在马绍尔群岛的离岸公司,但案涉租船确认书、仲裁裁决均记载其经营地在中国上海,且在案涉业务往来邮件中亦称宏达公司与其关联公司为同一家公司,而该关联公司办公地址与案涉租船确认书记载的宏达公司地址一致。综合上述证据确认中国上海系宏达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裁定驳回宏达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裁定。因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故上海海事法院裁定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裁定作出后,宏达公司主动履行了裁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准确适用《纽约公约》,支持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典型案例。该案注重国内法与国际公约的衔接,通过裁判明确了当外国离岸公司注册地、登记地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一致时,应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作为住所地。本案审查中秉持公约“有利于裁决执行”的精神,通过对被申请人办事机构所在地的准确认定,确定管辖权,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并依据公约规定裁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促使宏达公司主动履行裁决确定的义务。本案充分体现了我国法院依法行使管辖权,恪守国际公约义务,对仲裁领域国际司法协助机制的友好支持态度,有利于提升中国海事司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审案号】(2020)沪72协外认1号
案例9:天津轮驳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基本案情】
程远公司受华锐公司的委托自大连至汕头港运输岸桥、滚装工具等。程远公司将上述货物装载于烟台打捞局所有的“德浮15002”驳船,并期租了轮驳公司所有的“津港轮35”轮拖带“德浮15002”驳船。拖航至厦门港东南约25海里处,遭遇恶劣天气,拖缆断裂,发生海损事故。轮驳公司申请以“津港轮35”轮的总吨位作为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计算标准。华锐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案涉货物是以拖轮拖带驳船的方式进行运输,拖轮和驳船是一个整体,应当以拖轮和驳船的合计吨位计算基金数额。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审查认为,“津港轮35”轮和“德浮15002”轮分属不同企业所有,轮驳公司无权对驳船是否申请设立海事赔偿限制基金等事宜作出处分,亦无义务为他人的船舶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华锐公司以拖轮及驳船的总吨位计算海事赔偿责任基金的异议缺乏法律依据。一审裁定准许轮驳公司按“津港轮35”轮总吨位计算数额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裁定。
【典型意义】
拖航运输是海上运输的重要形式之一,特别是在海洋工程设备等超限大件货物的运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拖带作业由拖轮和驳船等被拖物同时完成,发生海事事故后还可能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承拖方与被拖方在发生海事事故后,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以何标准设立基金,《海商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本案明确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是法律规定的相关主体享有的权利,在拖轮与驳船并非同一船舶所有人,相关责任并未确定时,以拖轮及驳船的总吨位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的处理有助于厘清相关法律适用争议,统一同类案件裁判尺度。
【一审案号】(2020)辽72民特114号
【二审案号】(2021)辽民他280号
案例10:“天使力量”(Angelic Power)轮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基本案情】
“天使力量”轮的船舶所有人为利比里亚天使动力投资公司(Angeliki Dynamis Investment Corporation),登记的船籍港为希腊比雷埃夫斯,船舶管理人为泛大洋海事公司(Panthalassa Maritime Corporation)。2021年1月中旬,泛大洋海事公司分别与斯维里亚诺斯(Syrianos)等数名希腊籍船员、杰森(Jayson)等13名菲律宾籍船员签订船员雇佣协议。2021年3月,因与案外人产生纠纷,天使动力投资公司弃船,“天使力量”轮被广州海事法院扣押并依法拍卖。拍卖过程中,船长斯维里亚诺斯等2名希腊籍船员和杰森等13名菲律宾籍船员提起诉讼,请求天使动力投资公司支付船员应得劳务报酬等各项费用,并请求确认相关海事请求享有船舶优先权,在“天使力量”轮拍卖款中优先受偿。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15名外籍船员与天使动力投资公司之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应分别适用船员雇佣合同中约定的菲律宾法律和希腊法律。船长作为船东代表确认了外籍船员应得的劳务报酬等具体数额,有关确认行为的效力应适用希腊法律。15名船员有关船舶优先权的请求,适用中国法律。判决支持15名外籍船员有关劳务报酬等诉讼请求,同时确认上述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可在“天使力量”轮拍卖款中优先受偿。
【典型意义】
案涉纠纷系外国公司与外籍船员之间的劳务合同纠纷。法院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不同法律关系分别确定准据法,并结合法院查明和当事人提供专家意见等多种方式,准确查明和适用希腊法律和菲律宾法律,维护了外籍船员的合法权益。本案积极探索外国法查明的有效路径,准确适用不同国家法律,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能力和水平,为加快构建并完善外国法查明及适用的法律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广州海事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通过手机移动微法院为外籍船员提供线上视频代理见证等跨境诉讼服务,并积极帮助长期被困船上的外籍船员离船回国。2021年7月,希腊代表团在国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第108次会议上专门向积极推动“天使动力”船遗弃船员事件解决的相关各方表达了感谢。
【一审案号】(2021)粤72民初956号等15案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法〔2020〕55号)
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总工会: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落实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新要求,深入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陕西省西安市、浙江省宁波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1.试点工作意义。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职能作用,发挥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切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务实举措,有利于依法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重大风险,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2.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加强工作协同,积极推动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鼓励和引导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加强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与仲裁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逐步实现程序衔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推动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格局。
3.加强调解组织建设。各级总工会要依法积极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机构,协调企业与劳动者妥善解决劳动争议。推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行业性、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依托工会职工服务平台、地方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室),鼓励建立以调解员命名的工作室。推动调解组织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工作室,派驻调解员。
4.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各级总工会要积极推动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员名册制度,广泛吸纳法学专家、退休法官检察官、劳动争议调解员仲裁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师)、人民调解员及其他领域专业人才等社会力量加入名册。建立和完善名册管理制度,加强调解员培训,建立调解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完善调解员惩戒和退出机制,不断提高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提升劳动争议调解公信力。
5.规范律师参与。各级总工会要积极从职工维权律师团、职工法律服务团和工会法律顾问中遴选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素质过硬、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积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甄选优质律师事务所选派律师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探索建立劳动争议专职调解律师制度。
6.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各级人民法院要健全完善审判机构和工作机制,依法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动设立劳动争议专业审判庭、合议庭,在地方总工会和职工服务中心设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积极推荐和确定符合条件的工会法律工作者担任人民陪审员,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
7.落实特邀调解制度。人民法院要积极吸纳符合条件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加入特邀调解名册。探索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与劳动争议调解名册的衔接机制,会同工会加强对名册的管理。人民法院要加强诉前委派、诉中委托调解工作,强化调解业务指导,依法进行司法确认,不断促进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提升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的能力。
8.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健全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沟通机制,明确诉调对接工作部门,在名册管理,调解员培训、考核、奖励、惩戒,调审平台建设和程序对接,以及重大风险预防化解等方面加强信息交流反馈,切实提升工作协同水平。
9.完善调解协议履行机制。纠纷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积极引导和督促当事人主动、及时、充分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用人单位未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请先予执行或者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
10.充分应用信息化平台。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善于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深度融合,提升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各级总工会要大力推动开展在线调解,建设劳动争议调解信息化平台,推动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对接,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全部线上汇聚,调解过程与诉讼程序的“无缝式”衔接,实现调解员菜单式选择和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方便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积极运用司法大数据,共同对典型性、苗头性、普遍性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研判,提前防控化解重大矛盾风险。
11.完善经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争取政府支持,协调和推动财政部门将劳动争议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积极争取将劳动争议调解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地方各级总工会要结合实际情况,将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经费纳入专项预算,为开展劳动争议调解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细化完善“以案定补”和各项考核激励机制,健全上下级工会劳动争议调解经费支持机制。
12.巩固制度保障。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加强政策沟通,充分听取对方对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维护职工权益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总结本地区推进诉调对接工作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制定或者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确保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13.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培训、课题调研等多种形式,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理论研究。充分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在遵循调解保密原则的前提下,以发布白皮书、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依法规范用工。积极宣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提高劳动争议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社会接受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4.加强组织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总工会要共同研究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加强对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组织、指导和监督,特别是加强业务和技术层面的沟通、协调和对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将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意见建议等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定期总结评估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待条件成熟时,视情扩大试点、推广经验,确保改革试点不断深化。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0年2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10日 (2018)最高法民他154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上诉人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涉案《订舱代理协议》约定:本协议应当根据英国法进行解释;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应当友好解决,当无法解决时应当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及其修正案在伦敦提交仲裁(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Law;Any disputes ad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failing this it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or any statutory modification or reenactment thereof)。该协议未约定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故涉案仲裁条款的效力应根据仲裁地法即英国法进行认定。根据你院查明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应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有效。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起诉时主张: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作为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应披露真实的托运人,如不能披露,则应当被认定为托运人而承担相应责任。鉴于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订舱托运涉案货物系双方之前签订的《订舱代理协议》所约定的事项,根据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的上述诉讼理由,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是与《订舱代理协议》有关的争议。天津海事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补充提供《订舱代理协议》,主张: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具有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双重身份,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自愿加入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对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的债务中,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根据《订舱代理协议》享有直接向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主张涉案提单项下运输费用的请求权。至此,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变更了其诉讼理由,根据其变更后的诉讼理由,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是因《订舱代理协议》引起的争议。尽管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先后提出的诉讼理由不同,但本案争议始终均在《订舱代理协议》仲裁条款涵盖的范围内,即属于该协议仲裁条款约定的“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作为签订《订舱代理协议》的一方,明知涉案仲裁条款,却在天津海事法院首次开庭前未对该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天津海事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本案。综上,同意你院多数意见。此复
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十三案的请示
(2018年8月8日 (2018)津民终258-265号、268-272号)
最高人民法院:
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诉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三十四案[(2018)津民终245--278号](以下简称“全部三十四案”),因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审中提出与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天津海事法院经审查认定航星公司异议成立,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应就与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合同项下的所有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一审裁定驳回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对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起诉。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不服该民事裁定,上诉至我院。经审查,上述“全部三十四案”中有十三案 [(2018)津民终258--265号、268--272号](以下简称“十三案”)系同一批次案件。该批次案件的仲裁主管异议系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第二次开庭质证时提出。对此,我院多数意见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超过异议期限,应视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放弃仲裁条款,拟对上述十三案仲裁条款作出否定性处理而由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七条、第二条之规定,特向钧院报请审核。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一审原告):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Maersk Line A/S)。住所地:丹麦王国哥本哈根1263,埃斯普兰那登50号。
代表人:雅各布·斯坦斯霍尔姆(Jakob Stausholm)和索伦·托夫特 (Sorensen Toft),董事会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易,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河西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杰,天津海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临港经济区。
法定代表人:郭某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总经理。
二、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
(一)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针对(2018)津民终245--278号“全部三十四案”,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为:请求撤销一审相关民事裁定,依法裁定驳回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星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针对(2018)津民终258--265号、268--272号“十三案”,马士基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为:(1)本案法庭辩论已终结,航星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十三案”于2017年12月19日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马士基公司于庭后(2017年12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签订的《订舱代理协议》作为补充证据,并同时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明确按照《订舱代理协议》向航星公司主张权利。其后“十三案”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航星公司参加庭审并对《订舱代理协议》发表了质证意见,同时提出实体抗辩。“十三案”法庭辩论终结后当日,航星公司在参加“全部三十四案”其他批次案件审理开庭过程中提出管辖权异议。马士基公司在“十三案”第一次开庭后即变更/追加主张责任依据,即便可以此重新给予答辩期,截至“十三案”第二次开庭,该答辩期亦已届满。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首次开庭”是指答辩期满后人民法院组织的第一次开庭审理,“十三案”在马士基公司提交补充证据后,已再次组织开庭审理,航星公司在第二次开庭前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完成该次庭审法庭辩论、对马士基公司变更/追加诉由作出实体抗辩,应视为对程序性权利的放弃。(2)航星公司未提供英国法,涉案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应适用中国法。航星公司主张涉案仲裁条款效力审查应适用英国法,但该仲裁条款指向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既未由航星公司提供,也未由法院查明。且除英国《1996年仲裁法》外,航星公司还应进一步提供英国法院最新判例,以证明该仲裁条款根据英国现行判例法可被认定为有效条款并予以适用。航星公司应通过有效外交途径或者另行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外国法专家提供专家意见。在英国法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审查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中国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涉案仲裁条款无效。(3)《订舱代理协议》中的费用承担条款系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相关纠纷管辖应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即主合同司法管辖保持一致。马士基公司向航星公司主张权利,一是基于航星公司作为托运人代理人处理货代事务存在过错,二是航星公司在《订舱代理协议》中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债务作出保证。该协议中相关担保条款实际并非代理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而是依附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合同)下的从合同,应认定为独立的担保条款,司法管辖应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合同)为准。我国海事法院对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享有管辖权,有权一并审理该从合同。针对“全部三十四案”其他案件,因并未开庭或航星公司已于开庭答辩前及答辩时提出管辖权异议,故马士基公司相应上诉事实和理由无第一项,其他两项内容与“十三案”一致。
(二)航星公司的答辩意见
针对“十三案”,航星公司的答辩意见为:请求依法驳回马士基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英国法已为人民法院众多生效裁判文书查明。审查涉案仲裁条款有效性的准据法是英国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查明,并非一定要由当事人提供。英国法基本原则采用目的性解释方法,关于仲裁条款是否约定仲裁机构并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依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鲁民终789号民事裁定所载明的The“Petr Shmidt” [1995] 1 LLR 202案,英国法院判决认定措辞为“适用英国法,伦敦仲裁”的仲裁条款是明确、可执行的。(2)《订舱代理协议》与本案争议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全部三十四案”中航星公司仅为第三被告,马士基公司起诉状主张航星公司应披露真实托运人,如不能披露则应当被认定为托运人承担相应责任。随后马士基公司发现与其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罗旺斯公司)濒临破产、天津欧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尚公司)负债累累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时,马士基公司转变思路,在“全部三十四案”中均补交《订舱代理协议》,并主张航星公司有义务向托运人收取集装箱滞期使用费和目的港费用,同时同意加入托运人对马士基公司的债务。马士基公司在上诉中又对此再次改口,系误导法院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审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其关于“独立担保条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航星公司并无过错,扣押“全部三十四案”中12张提单系基于与欧尚公司的约定,合理合法。 (3)“十三案”第一次开庭后,马士基公司改变策略,补交《订舱代理协议》并变更诉求,应视为对其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根本变更。航星公司不可能依照法律规定在首次开庭前对根本还未出现的仲裁条款提出主管异议,尽管如此,在“十三案”第二次开庭时,航星公司已提出主管异议并记录在案。
(三)一审被告的答辩意见
普罗旺斯公司述称,上述情况与普罗旺斯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
欧尚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意见。
三、当事人一审诉辩请求及案件基本事实
马士基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承担集装箱超期费;2.判令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支付当地费用;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承担。“十三案”对应个案具体数额见附表一。
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7日、11月22日、11月25日、12月28日、2016年1月3日、1月11日,马士基公司接受航星公司委托,将相关涉案货物从中国天津新港运至加纳特马港,提单显示托运人为普罗旺斯公司。航星公司向承运人支付了运费。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始终无人提取,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普罗旺斯公司作为提单项下托运人,应当对无人提货而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欧尚公司、航星公司作为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应披露真实的托运人,如不能披露,则应当被认定为托运人而承担相应责任。
在审理过程中,马士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航星公司签订的《订舱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订舱代理负责向相关第三方收取与之订舱有关的约定和或适当运费和其他费用,其后根据下列付款条款将上述费用转交马士基航运。如订舱代理未能收取上述运费/费用,订舱代理将因此承担向马士基航运支付运费/费用的责任。以上运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运费;(2)出口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3)单证费用。”据此,马士基公司变更了对航星公司的诉讼依据,认为航星公司具有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双重身份,前述条款为航星公司就托运人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债务的加入;同时,航星公司具有扣押提单的行为,具有代理过失,故应当与托运人共同向承运人承担责任。
航星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订立的《订舱代理协议》就法律适用和司法管辖作出如下约定,即“本协议应当根据英国法进行解释,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应当友好解决,当无法解决时应当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及其修正案在伦敦提交仲裁”。该约定合法有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争议应提交仲裁解决,马士基公司对航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裁定驳回。
经审理查明,欧尚公司与航星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由航星公司代理欧尚公司办理出口货物运输事宜,欧尚公司应根据船期在开航前七天用送交或传真《货物出口运输委托书》的形式向航星公司进行订舱。欧尚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应注明发货人、收货人等信息,并加盖预留印鉴。欧尚公司确认委托书中的全部资料正确无误,并承担陈述不实造成的一切风险和损失。航星公司在收到欧尚公司订舱委托书后即开始订舱,并以传真或邮件形式确认船名、航次、提单号,以及接送货物的地点、方式、时间、联系人等相关信息。开船前航星公司应缮制提单副本以供欧尚公司进行核对,经欧尚公司核对确认后将正本提单于开船后转交欧尚公司。由欧尚公司送货到航星公司代为安排的仓库或堆场。 《国际货运代理协议》还约定,如果货物在目的港口发生无人提货的情况,因此发生的费用(包括到付运费)和责任由欧尚公司承担。如果发生托运人弃货或承运人依法卸下、检验、处置、销毁、转运货物时,欧尚公司与托运人对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船东如果因此采取对航星公司的法律措施,则由欧尚公司负责消除影响,承担包括赔偿金、法律费用、律师费在内的所有费用。航星公司应及时给欧尚公司提供最新船期表和运价,航星公司应恪尽职守地完成代理工作,负责协调、督促船东将货物安全,快速地从装运港驶达目的港并运抵目的地。航星公司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接受欧尚公司的订舱委托,在船舶离港后若干日内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提单并及时送/寄交欧尚公司。关于费用和结算,《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约定,欧尚公司于开船四十五日后付费,如欧尚公司不能按时付清海运费和人民币费用,航星公司有权留置欧尚公司的提单等文件和单据,保留货物滞留权。
《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签订后,欧尚公司于2015年9月2日、9月8日、9月23日、10月10日、10月16日,向航星公司发出《定舱委托书》,记载发货人为“Provence Tomato Products (Tinjin) CO.,LTD”,卸货港与交货地点加纳特马,运输货物为番茄酱,并记载箱数、件数、毛重、尺码、收货人、通知人、运费预付等事项。相关货物装船后,马士基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9月28日、9月29日、9月30日、10月”日、11月2日、11月3日开出提单号为578568903、578568955、578568957、 578568958、578568960、578568962、578568963、578568964、578569184、 578569363、578569364、578569365、578569366、598227639、598227641、 598227642、598227643等号码的海运提单,记载托运人均为“Provence Tomato Products (Tianjin) CO.,LTD”,卸货港均为加纳特马。欧尚公司于 2015年10月27日、11月5日、11月6日向航星公司开出《费用确认单》,确认欧尚公司委托航星公司代理的海运货物信息及应付费用金额,并保证按时支付全部费用。但提单号为578568903、578568955、 578568957、578568958、578568960、578568962、578568963、578568964、 578569184等海运提单所涉货物运输欧尚公司未开出《费用确认单》。
货物运到目的港后,无人提货,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费用成讼。
另查明,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 1日签订有效期各一年的《订舱代理协议》,航星公司作为订舱代理,向马士基公司或其在中国的下属单位进行货运订舱。航星公司负责向相关第三方收取与之订舱有关的约定和/或适当运费和其他费用,其后根据下列付款条款将上述费用转交马士基公司。如航星公司未能收取上述运费/费用,航星公司将因此承担向马士基公司支付运费/费用的责任。以上运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费、出口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单证费用等。对于马士基公司接受的货物,航星公司将取得相应佣金。关于法律适用和司法管辖,《订舱代理协议》约定:“本协议应当根据英国法进行解释。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应当友好解决,当无法解决时应当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及其修正案在伦敦提交仲裁。”
四、案件开庭及证据提交情况
“十三案”于2017年12月19日上午9时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中,马士基公司主张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普罗旺斯公司作为提单项下托运人,应当就无人提货对马士基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欧尚公司、航星公司作为普罗旺斯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应披露真实的托运人,如不能披露,则应当被认定为托运人而承担相应责任。在第一次开庭时,马士基公司明确与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均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航星公司针对马士基公司的起诉答辩认为,马士基公司与普罗旺斯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应向普罗旺斯公司主张权利。航星公司在订舱时已向马士基公司履行披露义务。马士基公司提单均有普罗旺斯公司与马士基公司之间运输协议编号,普罗旺斯公司是马士基公司的客户。航星公司是欧尚公司的代理人。
第一次开庭时,马士基公司提交提单、收费标准、《订舱委托书》及确认单、运费发票及支付凭证、堆场关于集装箱状态文件及目的港码头文件和海关拍卖文件等证据,航星公司等在案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质证。航星公司亦提交了与欧尚公司签订的《国际货运代理协议》《订舱委托书》等证据,马士基公司等在案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质证。在庭审调查阶段,航星公司表示部分提单因欧尚公司没有全部支付运费,在航星公司处。在辩论阶段,马士基公司开始主张航星公司在提单流转中存在扣单行为,是造成目的港无人提取货物的原因之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次庭审结束后,马士基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邮寄提交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签订的《订舱代理协议》,并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代理意见。马士基公司在代理意见中认为,《订舱代理协议》存在“如订舱代理未能收取上述运费/费用,订舱代理将因此承担向马士基航运支付运费/费用的责任”的约定,系航星公司自愿加入普罗旺斯公司对马士基公司的债务中,马士基公司据此享有直接向航星公司主张涉案提单项下费用的请求权。
“十三案”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9时进行第二次开庭,在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诉请、答辩、举证、质证有无变化后继续进行法庭调查,由马士基公司向法庭提交《订舱代理协议》等补充证据,普罗旺斯公司、欧尚公司、航星公司均对相应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其中航星公司对《订舱代理协议》质证意见为超期举证,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据核实庭审录像,航星公司当时主张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按照《订舱代理协议》航星公司与马士基公司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双方纠纷不宜在本案中解决。 《订舱代理协议》约定,应在伦敦进行仲裁,适用法律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故相关纠纷应前往英国伦敦仲裁。庭审笔录对该部分内容未记录。
“十三案”庭审结束后,当日10时10分就(2016)津72民初946号民事案件[对应二审案号为(2018)津民终273号民事案件]进行第一次开庭,航星公司于该案答辩阶段提出仲裁主管异议。该案未因该异议而中断审理,进行完毕全部庭审程序。当日14时就(2016)津72民初947号民事案件[对应二审案号为(2018)津民终274号民事案件]进行第一次开庭,航星公司于询问法定诉讼权利和义务阶段即提出仲裁主管异议,该案该次庭审据此休庭。
另外,“全部三十四案”中(2016)津72民初946—948号、959— 961号民事案件[对应二审案号为(2018)津民终273—278号民事案件]曾于2016年12月7日上午9时进行一次证据交换。
“全部三十四案”其他案件,均未进行证据交换或开庭,而航星公司均已提交书面仲裁主管异议。
五、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裁定主要理由
本案案由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现马士基公司主张依据《订舱代理协议》请求航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形成了代理合同关系。马士基公司为外国公司,具有涉外因素。涉案仲裁条款明确约定适用英国法,故对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应当适用英国法。英国《1996年仲裁法》对仲裁相关事项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涉案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且可以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条款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条款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条款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条款,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条款,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条款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条款,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本案中,马士基公司起诉时请求航星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该公司未披露真实的托运人,主张其应被认定为托运人而承担相应责任;马士基公司未提及双方之间存在《订舱代理协议》,未说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且不是依据《订舱代理协议》向航星公司主张权利。虽然本案中航星公司提出主管问题的时间是开庭时,但其是在马士基公司援引《订舱代理协议》并变更了诉讼依据之后。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即“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首次开庭’是指答辩期满后人民法院组织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不包括审前程序中的各项活动”,马士基公司在开庭时就航星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进行了变更,需要给予航星公司新的答辩期,由此,航星公司提出主管问题的时间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其以与马士基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的主管问题成立。
六、本院审查意见
(一)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本案中马士基公司系丹麦法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订舱代理协议》中仲裁条款因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情形,应认定为涉外仲裁条款。马士基公司援引钧院“江苏航天万源”复函[(2012)民四他字第2号,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总第25辑第126—131页]以本案并非涉外合同为由主张不应在域外仲裁,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案涉仲裁条款约定:“本协议应当根据英国法进行解释。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应当友好解决,当无法解决时应当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及其修正案在伦敦提交仲裁。”据此,因仲裁条款明确提及应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及其修正案在伦敦提交仲裁,应认定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已协议选择英国法为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
(二)准据法的查明及仲裁协议的效力
关于英国法的查明与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据此,人民法院负有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因本案系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选择适用外国法律作为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其应当提供英国法,但在其未提供英国法情形下,基于英国仲裁法及案例在我国海事海商法律理论及实务领域广泛应用的现实情况,不能认定无法查明,而仍应由法院采取各种合理途径予以适当查明。
本案二审询问时,我院当庭在马士基公司、航星公司等见证下通过登录中国知网“中国法律数字图书馆”获取英国《1996年仲裁法》译文。此外,因航星公司援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789号民事裁定书援引The“Petr Shmidt”[1995]1 LLR 202,我院亦当庭获取刊载于《劳氏法律报告》的该案案例,并于询问后航星公司进行了翻译。
按照查明的英国法,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本部分中的‘仲裁协议’,意为将现存的或将要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 (不论是否为契约性的)”,据此,英国仲裁法不要求明确约定仲裁机构。参照The“Petr Shmidt”[1995]1 LLR 202一案中,英国法院判决认定措辞为“适用英国法,伦敦仲裁”的仲裁条款是明确、可执行的。据此,应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是马士基公司与航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具体明确,应认定为有效。
(三)《订舱代理协议》所涉担保条款是否与案涉海上货物运输代理法律关系并非主从合同法律关系
对此,我院认为,基于《订舱代理协议》条文表述,航星公司与马士基公司基于该协议成立订舱代理法律关系,而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马士基公司于第一次庭审后变更理由,以“航星公司负责向相关第三方收取与之订舱有关的约定和/或适当运费和其他费用,其后根据下列付款条款将上述费用转交马士基公司。如航星公司未能收取上述运费/费用,航星公司将因此承担向马士基公司支付运费/费用的责任”为由主张航星公司承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责任,但该条款与案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并不构成主从合同法律关系,不应受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管辖约束。即使认定该条款构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从合同,参照钧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优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国建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 (2011)深仲裁字第60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9号]1,“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应认定主、从合同不受彼此仲裁条款约束。据此,马士基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是否应以航星公司提出异议期间已超过“首次开庭”为由认定其放弃了仲裁协议
对此,我院意见存在分歧,多数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条款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条所称“首次开庭”属于硬性时限规定。且《订舱代理协议》航星公司亦持有,而“十三案”第一次开庭时航星公司未以存在《订舱代理协议》仲裁条款为由提出仲裁主管异议。即使认定马士基公司提交《订舱代理协议》并变更理由后的第二次开庭认定为“首次开庭”,因航星公司并未在答辩阶段提出仲裁主管异议,故而亦应认定失权。对“十三案”,应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少数意见认为,由于马士基公司第一次开庭后变更诉讼理由并提交含有仲裁条款的《订舱代理协议》,属于变更实体依据,而航星公司第一次开庭时并未就此提出实体答辩,基于平等原则,应给予航星公司相应实体答辩权利。“十三案”第二次开庭时并未单独给予各方当事人答辩权,航星公司在针对《订舱代理协议》质证时提出仲裁主管异议,系属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意见时要求仲裁,不应认定为失权。这与《联合国商事仲裁示范法》第八条“仲裁协议和向法院提出的实质性申诉”第一款“向法院提起仲裁协议标的诉讼时,如当事一方在其不迟于其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的时候要求仲裁,法院应让当事各方付诸仲裁,除非法院发现仲裁协议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亦是相符合的。
本案系新类型案件,以往公开刊载的复函均无类似案例,望钧院予以指导。
以上意见当否,请示复。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1辑(总第2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51页。
附:
表一 “十三案”马士基一审诉讼请求一览表
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集装箱超期费
当地费用
是否主张
诉讼费用
(2018)津民终
258号
(2016)津72
民初1034号
6000美元,折合
41360.4元人民币
534美元,折合
3681.08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59号
(2016)津72
民初1035号
16000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0号
(2016)津72
民初1036号
16000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1号
(2016)津72
民初1037号
16000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集装箱超期费
当地费用
是否主张
诉讼费用
(2018)津民终
262号
(2016)津72
民初1038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  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3号
(2016)津72
民初1039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  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4号
(2016)津72
民初1040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  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5号
(2016)津72
民初1041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294.4元人民币
1424  美元,折合
9816.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8号
(2016)津72
民初1046号
12000  美元,折合
81949.2元人民币
1384  美元,折合
9451.47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69号
(2016)津72
民初1047号
8000美元,折合55188
元人民币
未主张
是
(2018)津民终
270号
(2016)津72
民初1048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376元人民币
1384  美元,折合
9547.5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71号
(2016)津72
民初1049号
16000  美元,折合
110376元人民币
1384  美元,折合
9547.52元人民币
是
(2018)津民终
272号
(2016)津72
民初1050号
68000  美元,折合
467697.2元人民币
4844  美元,折合
33316.55元人民币
是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5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5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及立案前调解机制,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立为人民法院一项重点和亮点工程。两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前移解纷端口,下沉解纷力量,凝聚社会解纷合力,构建源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为人民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前端。随着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用日益发挥,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越来越多,使得更多的纠纷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就在诉前得以化解,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诉累,充分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您通过广泛调研,深入分析了现阶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三点建议,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实践,为制定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提供实践依据
目前,我国在多部法律中规定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制度,鼓励当事人在自愿平等、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推动了矛盾争议的快速解决,为有效解决各种纠纷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近年来,吉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安徽、上海等地在推进多元解纷工作实践基础上,出台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促进条例,规范多元解纷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但从目前情况看,各方面解纷资源统筹配置不到位,尚未建立科学系统的多元解纷考核指标体系,相关职能部门缺乏明确合理分工,联动配合不足,未能形成有效化解合力;多元解纷工作存在模式不统一,地区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调解员力量配备薄弱且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力量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元解纷需求;调解员经费保障仍受制于各地财政水平,难以充分调动调解员积极性;等等。这些短板问题亟待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实践,不断拓展与中央有关单位“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范围,及时总结有益经验做法,加快制定在线调解规则,支持地方法院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法规、规章,积极参与并推动有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法规制定工作,加快形成推动国家立法进程的工作合力。
二、加大对多元解纷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宣传推广工作。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制作“一图读懂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发布“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优秀调解案例”、开展“一站解纷争”全媒体直播活动等,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赴浙江等地实地调研指导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建设成果,并制作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动漫视频片、制作一站式多元解纷宣传片、邀请专家学者撰写评论文章等,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组织调解员、调解故事系列宣传活动,结合人、案、事,充分挖掘调解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和优秀案例,分享调解员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充分调动广大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解工作。开展“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宣传,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调解平台的知悉度和认可度,引导选择在线方式解决纠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会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建立纠纷解决和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研究基地,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培训、课题调研等多种形式,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在线调解研讨会,您作为特邀嘉宾作了很好的发言,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三、充分发挥诉讼服务中心和诉前调解机制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2019年以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效能明显提升。四级法院100%建立多元解纷区,运行“分调裁审”机制,增设速裁快审团队,在诉讼服务中心可调解、可立案、可速裁快审,实现大量简单纠纷一站式快速解决,疑难复杂案件交由后端审判团队精细化办理。去年,全国法院通过速裁、快审方式审理案件693.27万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5.5%。平均审理周期36天,不到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的一半。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一站式建设,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进一步提升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四、全面加强在线调解服务,形成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新模式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自2018年2月上线以来,到2020年底,已有3.3万家调解组织、16.5万名调解员入驻平台,去年全年调解成功案件519.88万件,调解成功率达65%,平均调解时长18天。现在,工作日内平均每分钟就有66件矛盾纠纷在平台上进行调解,每天有1.7万件,也就是不到2秒钟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同时,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多元解纷圈已覆盖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议、知识产权等纠纷领域,为当事人提供“菜单式”的多元解纷服务。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扩大多元解纷圈,推动与司法部、人社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小企业协会沟通对接,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各类解纷资源,形成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主干,道路交通、商事纠纷、证券期货、银行保险、劳动争议、网络交易、社会民生等类型化纠纷解决平台为支干,联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体系。同时,坚持强基层导向,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形成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让矛盾纠纷在基层就能得到预防和实质性解决。
五、加强培训指导,全面提升多元解纷能力水平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调解员培训工作,普遍制定调解培训办法,常态化开展培训工作。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包括调解平台操作培训、调解技能培训、“总对总”在线调解专项培训等,进一步提高调解专业化水平。
此外,您提出的财政经费保障不到位问题,确实是影响多元解纷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央下发文件中对调解员经费保障作出了规定,但受制于各地财政水平,以及特邀调解员身份等问题,仍然存在经费保障不到位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在推动各地法院积极争取财政保障的同时,也将鼓励地方法院探索对商事等纠纷开展市场化调解,形成公益性与市场化调解并行机制,建立适应不同解纷组织、不同解纷方式特点的多层次、多样化经费保障体系。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3日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与基层“拍蝇”结合起来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各级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惩治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中的协作配合,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效,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监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1.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深挖黑恶势力滋生根源,铲除黑恶势力生存根基,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除恶务尽,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进一步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
2.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以及相关黑恶势力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准确认定问题性质,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别对待、宽严相济。
3.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扫黑除恶与反腐“拍蝇”工作的结合点,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紧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紧盯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商贸集市、渔业捕捞、集资放贷等涉黑涉恶问题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紧盯村“两委”、乡镇基层站所及其工作人员,严肃查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二、严格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
4.各级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聚焦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及坐大成势的过程,严格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重点查办以下案件:公职人员直接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公职人员包庇、纵容、支持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帮助黑恶势力人员获取公职或政治荣誉,侵占国家和集体资金、资源、资产,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或为黑恶势力提供政策、项目、资金、金融信贷等支持帮助的案件;负有查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案件;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民事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或滥用职权、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生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包庇、阻碍查处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以及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案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案件。
公职人员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
5.以上情形,由有关机关依规依纪依法调查处置,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准确适用法律
6.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重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该包庇、纵容行为同时还构成包庇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7.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且不属于该组织成员的,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共犯论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同时还构成其他犯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8.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实施包庇、纵容黑恶势力、伪证、妨害作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以及窝藏、包庇等犯罪行为的,应酌情从重处罚。事先有通谋而实施支持帮助、包庇纵容等保护行为的,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
四、形成打击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监督制约、配合衔接机制
9.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查处、办理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通过对办理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逐案筛查、循线深挖等方法,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彻查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10.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建立完善查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重大疑难案件研判分析、案件通报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政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共同研究和解决案件查处、办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相互及时通报案件进展情况,进一步增强工作整体性、协同性。
11.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建立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制度,对工作中收到、发现的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置。
移送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中的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等应由监察机关管辖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
(2)监察机关在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将其中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3)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案件线索的,根据有关规定,经沟通后协商确定管辖机关。
12.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接到移送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应当按各自职责及时处置、核查,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并做好沟通反馈工作;必要时,可以与相关线索或案件并案处理。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同步立案、同步查处,根据案件办理需要,相互移送相关证据,加强沟通配合,做到协同推进。
13.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中,既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又涉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予以协助。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分别立案调查(侦查)的,由监察机关协调调查和侦查工作。犯罪行为仅涉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由有关机关依法按照管辖职能进行侦查。
14.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作出裁判,必要时听取监察机关的意见。
15.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监察机关派员旁听,也可以通知涉罪公职人员所在单位、部门、行业以及案件涉及的单位、部门、行业等派员旁听。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10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申请撤销(2016) 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9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申请撤销(2016)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9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6月21日 (2018)最高法民他43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8)100号《关于申请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申请撤销(2016)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9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结合具体裁项作出认定。本案当事人签订的《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操作细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相关规定,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基金)冻结相关账户,拒绝执行投资顾问北京富邦百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指令的行为并无不妥。但由于德邦基金冻结相关账户的行为,使得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雷投资)无法使用德邦基金的配资进行交易,德邦基金不应再收取限制交易期间该配资的利息,故仲裁庭裁决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支付多付的利息120万元并无不当。另,虽然德邦基金冻结相关账户,拒绝执行投资顾问北京富邦百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指令的行为并无不妥,但仲裁庭认为德邦基金作为资产管理人,按照《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以及行业习惯,在限制交易期间应当采取审慎的、合理的投资措施以获得保本的现金收益,而德邦基金采取放任态度,没有尽到资产管理人的合理注意义务,致使汇雷投资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裁决其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亦无不当。仲裁裁决并未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肯定。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不同意你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申请撤销(2016)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9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3月7日 京高法(2018)100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立案受理了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2016)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93号仲裁裁决一案,该院拟撤销该裁决并依规定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
法定代表人:姚某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培明,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移,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348号7层A区74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韦红松,上海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理由及答辩意见
(一)德邦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意见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基金)的申请意见为:仲裁裁决存在法定撤销情形,具体有五点。
1.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1)仲裁事项涉及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和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证券账户实行实名制,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应当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本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顾问北京富邦百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百瑞公司),不是证监会核准的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也不是依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通过德邦基金系统直接下达投资指令的行为,实际行使只有基金管理人才能依法拥有的投资决策权,属于非法借用本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从事证券交易,也不符合实名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德邦基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要求予以纠正。资产计划管理合同当事人对证监会的清理整顿要求存在争议,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上海汇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雷投资)如认为该等清理整顿侵害其权益,应当通过行政诉讼途径给予救济,本质上不属于民事仲裁事项的范围。
(2)仲裁过程中,汇雷投资曾将仲裁请求的“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归还多付的利息120万元”变更为“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赔偿多付的利息120万元”,性质并不一样,而仲裁裁决为“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支付多付的利息等人民币120万元”,超越了仲裁请求范围,属于无权仲裁。
2.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包括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违反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的情形。本案适用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二条规定:“仲裁申请书应写明: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包括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本案仲裁中,由于汇雷投资在仲裁申请时未依据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提供德邦基金的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通讯方式,进行故意隐瞒,导致仲裁委无法通过电话与德邦基金取得联系,直接影响了EMS的送达,也影响了德邦基金的仲裁权利的行使。仲裁委未纠正汇雷投资仲裁申请书的上述错误也存在一定过错。该情形应当被认定为“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3.汇雷投资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仲裁裁决记载的事项,德邦基金有理由相信汇雷投资隐瞒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重要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
(1)投资顾问在系争时段所下的交易指令,以及德邦基金执行上述交易指令的证据,证明德邦基金一直在执行投资顾问的交易指令。比如,9月22日专户持有永艺股份334270股,市值23522579.9元;23日减持至230000股,市值15258200元;9月25日再次减持至0股,市值0元;再比如,根据投资顾问9月28日16:51的电子邮件指令“请于每个交易日的14点整,将剩余资金全部买入国债逆回购(204001)”,自9月29日开始德邦基金均全盘买入国债逆回购。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汇雷投资所称“2015年9月21日,德邦基金单方面违反资产管理计划条款的约定,拒不执行投资顾问的交易指令,并且对资产管理计划的账户限制买卖交易”及仲裁庭查明的“德邦基金于2015年9月21日对汇雷投资的资产管理计划的专项银行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的措施,冻结了该账户的交易权限,致使投资顾问无法利用汇雷投资的用户名和账户进行交易”与事实不符。德邦基金限制了投资顾问客户端买入权限,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通知投资顾问改用合法交易方式下达投资建议。由于汇雷投资和投资顾问的特殊关系,其显然掌握上述证据,其隐瞒上述证据的行为导致仲裁庭认定事实错误。
(2)发生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的证据。本案《德邦基金-光大银行-富邦百瑞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第二十三节第(一)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可以免责”,其中第1项约定:“资产管理人(德邦基金)或/和资产托管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或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本合同约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等。”《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第十一节第(八)条约定:“在投资咨询顾问所提出的具体投资建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本合同、监管要求以及资产管理人内部制度的前提下,资产管理人将予以执行。”2015年7月12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指出:“一段时期以来,部分机构和个人借助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拟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证券账户、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买卖证券,违反了《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股票市场秩序。”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又下发《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内容为:“根据《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19号,以下简称19号公告)的要求,在各证监局共同努力下,清理整顿工作有序进行。截至9月16日,完成了3577个资金账户的清理,占全部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账户的64.30%。在完成清理账户中,84.96%以取消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的方式进行清理,1.01%账户仅余停牌股票,其他账户已无资产余额或采取产品终止、销户等方式处理。为确保场外配资清理整顿工作有序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根据19号公告的要求,仔细甄别、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相关账户。信托产品账户清理的范围:一是在证券投资信托委托人份额账户下设子账户、分账户、虚拟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二是伞形信托不同的子伞委托人(或其关联方)分别实施投资决策,共用同一信托产品证券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三是优先级委托人享受固定收益,劣后级委托人以投资顾问等形式直接执行投资指令的股票市场场外配资。二、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按既定部署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做好与客户沟通、协调,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证券公司应当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可以采取将违规账户的资产通过非交易过户、‘红冲蓝补’等方式划转至同一投资者的账户,或者取消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方式等方法处理。三、对于符合业务合规性要求的证券账户,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持续做好客户服务。”本案中,德邦基金正是按照证监会上述规定限制了投资顾问部分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方式进行处理,不应被认定为违约行为,且符合《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第二十三节约定的免责事由。汇雷投资隐瞒了上述关键证据,以致仲裁庭未能作出公正裁决。同时,汇雷投资还隐瞒了汇雷投资与富邦百瑞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的证据,汇雷投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投资顾问富邦百瑞公司的指令发送人、下单人,属于典型的应当被清理的场外配资行为,汇雷投资的该等隐瞒行为,足以影响仲裁庭查明汇雷投资属于场外配资的违法行为,直接影响公正裁决。(3)有关保本基金真实收益率的证据,证实汇雷投资的真实损失。仲裁中,汇雷投资主张按照保本基金市场的平均收益率3%来计算损失。汇雷投资提交的证据是15家保本基金平均收益率,但当时存在着50余家保本基金,汇雷投资提交的15家是收益率最高的,隐去了剩余的40余家,提交了3%的虚假数字,实际上年化收益率只有1.13%,到一个月的收益率只有千分之一,而且保本基金有封闭期,本案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买入赎回的成本是很高的,汇雷投资隐瞒了赎回成本的费用,误导仲裁庭认为一个月的收益就达到3%。此外,由于账户资金一直在进行国债逆回购操作,并不存在汇雷投资诉称的资金闲置的情形。
4.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汇雷投资提供的证据显示“登录失败:(-1)用户已经冻结!”,德邦基金认为,该份证据系伪造。经证实,汇雷投资的相关账号从未被冻结,且该时间段仍频繁进行登录及其他操作。仲裁裁决依据该汇雷投资伪造的证据,应予撤销。  5.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纠纷的发生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大背景--2015年6月与7月中国股市遭遇了巨大震荡,其主要是高杠杆和流动性不足两个问题造成,监管一方面要求清理配资,一方面要求资管机构加强旗下产品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在该等情况下证监会果断公布了清理配资的规定,并不断加大清理配资政策力度。上述行为有力规范了市场,保障了广大股票投资者的根本利益。汇雷投资法定代表人黄某、合伙人韩某宇两人,同时也是投资顾问的指令发送人,正是证监会大力清理的所谓场外配资的嫌疑人,其不应从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中获得利益。但仲裁裁决却助长了汇雷投资的不法行为,如果该等仲裁裁决未予撤销明显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并非一般的民事经济纠纷。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顾问直接下单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的规定,以及第八十条关于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规定。投资顾问通过投顾端拥有的直接下单权,等于拥有投资决策权,属于违法,是2015年7月起清理争端的主要的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之一。德邦基金限制投资顾问的直接下单权,积极响应监管要求,合法合规。仲裁裁决否定国家去年对非法证券业务活动的清理工作,可能冲击资本市场秩序。证券市场加强执法及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德邦基金配合监管主动纠偏,汇雷投资不但不予配合,反而以隐瞒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蒙蔽仲裁庭,使仲裁庭裁决其获得了非法利益,将证监会明令要求清理整顿的劣后级投资人以投资顾问形式直接进行股票交易视为应当保护的合法行为,仲裁裁决将很可能成为恶例,引发系列案件、激化社会矛盾,危及股票市场平稳运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德邦基金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撤销仲裁裁决。
(二)汇雷投资公司的答辩
汇雷投资答辩称:
对于仲裁裁决的实体处理是否正确不是人民法院审查的内容,因此,德邦基金主张的仲裁裁决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理由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范围,本案中应不予审查。关于德邦基金提出的程序问题,有关仲裁申请书的格式及是否书写邮编并不是法定的仲裁程序;关于德邦基金提出的仲裁送达问题,仲裁委以《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中约定的德邦基金的通讯地址为送达地址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德邦基金未出庭参加仲裁庭审,放弃了答辩及举证质证等权利,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均真实无争议,德邦基金未对争议证据提出异议,且该证据是否真实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决,因此本案尚不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对于德邦基金现提出的证据,汇雷投资认为,双方签署的《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依据的是证监会部门规章,德邦基金提出的证监会于2015年7月12日的公告内容本质是违反实名制,双方合同的业务模式至今合法有效,合同并未违反实名制的要求,投资人是汇雷投资。而且证监会公告的内容表明规范的是证券公司,清理的是信托产品账户“子账户,伞形信托”,与本案的产品合法合规无关。德邦基金并无证据证明其提出的伪造证据的主张。德邦基金所提出的有关投资指令的电子邮件实际并未执行,其估值变化的表格系其自行编造的,没有进行国债逆回购的投资。德邦基金所谓隐瞒证据的理由,与其放弃于仲裁阶段放弃举证有关,并非汇雷投资故意隐瞒证据所致。富邦百瑞公司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并未持有证监会颁发的资格认证,也并无证据证明投资顾问拥有直接下单权。德邦基金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其无权进行行政违法判断和实施处罚。富邦百瑞公司与汇雷投资是两个独立法人,富邦百瑞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与汇雷投资没有关联关系。案涉仲裁裁决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涉,仲裁裁决并未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正是德邦基金的具体行为过程是在违反监管部门的要求,侵害公共利益,德邦基金有关仲裁裁决冲击资本市场的主张不能成立。案涉产品合法,并非私募基金,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无权对本案出具任何参考意见。本案不存在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情况,该账户管理人是德邦基金,账户是根据规定开设的,没有把账户借给他人,与投资顾问无关,是另外的法律关系。汇雷投资作为合同相对方,是资管计划的购买人和出资人,与德邦基金发生的合同违约纠纷,要求赔偿,与德邦基金主张的当事人对证监会清理整顿的要求存在争议完全不符。至于案涉争议是行政还是民事合同需要实体审理才能认定,此不在法院审查范围之内。具体的行政争议是有具体行政行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不是行政机构,证监会未有任何行政处罚行为。本案德邦基金一方面违约,另一方面还在收取管理费的利益,同时以发现自己违法了而要求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不符。希望法院尊重事实,考虑证券投资行业自身特点,驳回德邦基金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及裁决情况
(一)仲裁案情况  1.案情
2014年11月24日,汇雷投资与德邦基金签订《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约定汇雷投资作为资产委托人,德邦基金作为资产管理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托管人,富邦百瑞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全体资产委托人授权投资顾问为本计划的投资、止损提供投资建议,资产管理人负责执行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等事务性工作;案涉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是混合型分级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封闭运作;存续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通过收益分配的安排,将本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三个级别,即优先级份额和进取级A份额和进取级B份额等。2014年9月,德邦基金与富邦百瑞公司之间签订《策略伙伴合作协议》,约定德邦基金系德邦基金-光大银行-富邦百瑞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发行人,富邦百瑞公司作为本计划的投资顾问,以本计划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提供投资指令,德邦基金执行投资指令。富邦百瑞公司使用德邦基金投资顾问系统或其他相关系统,根据德邦基金提供的账户用户名和密码下达委托,因网络、系统等原因,造成委托延误、错误、中断的,德邦基金不承担任何责任。富邦百瑞1号资产管理计划于2014年10月26日生效,合同于2015年10月25日终止,于2015年11月6日进行第一次清算。实际履行中,汇雷投资认购了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中的进取级B份额,认购金额为3000万元,并且德邦基金为汇雷投资配资1500万元。2015年9月21日,德邦基金冻结了相关账户,限制了富邦百瑞公司的交易权限,拒绝执行富邦百瑞公司的指令,直接导致富邦百瑞公司无法通过远程客户端买卖股票。汇雷投资遂提起仲裁,请求:(1)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赔偿多付的利息120万元;(2)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赔偿无法进行现金管理的损失290万元;(3)德邦基金禁止汇雷投资账户交易,导致德邦基金的可得利益损失960万元;(4)承担仲裁费用。
2.仲裁过程
2016年1月5日,仲裁委受理本案。根据汇雷投资提供的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该地址为德邦基金的工商注册地址),仲裁委仲裁院以EMS方式向德邦基金寄送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经EMS查询:投递并签收。2016年2月19日,仲裁院又将组庭通知、开庭通知(第一次开庭)一并寄送德邦基金,经EMS查询: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邮局代收下周一投递)。2016年4月29日,仲裁院向德邦基金寄送第二次开庭通知,经EMS查询: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王代)。仲裁两次庭审之后,仲裁院又向德邦基金寄送了缺席审理情况通知,要求德邦基金如有意见于2016年5月25日之前书面提出。(就此,德邦基金提交了其他送达查询记录,有单位收发章签收的情况。对上述仲裁院的送达文件,德邦基金均称未能收到。)德邦基金未参加仲裁庭审及陈述意见。仲裁庭缺席审理本案并裁决。
3.仲裁庭意见
仲裁庭认为,双方签订的《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使双方之间建立了资产管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是一种商事行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符合签署的主体资格,其内容不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根据本案合同所涉及的交易结构,投资顾问通过德邦基金的网站上的客户端,以德邦基金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直接进行股票交易,《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中有计划资产单位净值出现低于“预警线及平仓线”情形时德邦基金相关权利的专门约定,而实际履行中,该资产计划的净值没有出现低于预警线,更没有达到平仓线的情形,汇雷投资不曾收到德邦基金的任何书面要求追加增强资金(补仓)的通知,在所有条件均不满足的情形下,德邦基金于2015年9月21日对汇雷投资的资产管理计划的专项银行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的措施,冻结了该账号的交易权限,致使投资顾问无法利用德邦基金的用户名和账户进行交易。双方曾于2015年10月19日进行过磋商,德邦基金的项目负责人承认冻结了汇雷投资的账户,并申请请示了领导。从汇雷投资提交的电话录音内容看,德邦基金认为富邦百瑞1号产品比较特殊,停牌的股票资金量大,德邦基金测算认为这个股票跌6个板,就不够夹层的利息。仲裁庭认为,本案合同除了约定预警线、平仓线之外,没有约定德邦基金限制汇雷投资交易的其他条件与措施,依据商事交易的外观注意原则,为保护交易安全,交易各方应当严守契约精神,当交易主体的内部文件与合同约定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对外前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为准。本案中,德邦基金单方限制汇雷投资账户交易权限的行为,从其属性上看,德邦基金的违约行为侵犯了汇雷投资的财产权益,构成损害行为,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富邦百瑞1号资金管理计划清算报告,从2015年9月20日德邦基金限制汇雷投资的交易权限时起,该账户被冻结,直到2015年10月25日富邦百瑞1号资金管理计划清算完成时止,汇雷投资的账户余额为96583461.77元,此间,汇雷投资还向德邦基金支付了配资的利息及费用121.96万元。
仲裁庭认为,德邦基金违反富邦百瑞1号资金管理计划的约定,限制汇雷投资的交易权限,致使汇雷投资无法进行交易,丧失交易机会,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使其丧失了取得利息和其他费用的基础,对于汇雷投资向德邦基金多支付的部分,德邦基金应当返还,汇雷投资仅请求120万元,仲裁庭予以支持。对于汇雷投资请求的因其无法进行现金管理的损失290万元和可得利益损失960万元,仲裁庭认为,本案合同是一个商事合同,应该按照商事规则和金融业的规则处理,商事案件的裁决中,应注重鼓励交易、增进财富,保证交易安全与快捷为目的,商事行业存在着高风险、高回报的现实,双方在缔约时所作出的商业判断应当得到尊重。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资金管理计划合同,其中涉及夹层及夹层利息问题,在此,德邦基金既是资产计划的管理人,又是配资资金的来源方,对配资资金要收取相应的利息。由于账户的冻结,使得投资顾问对账户内96583461.77元现金管理的操作也无法进行;本案《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约定了资产可进行现金管理,即当不能按照正常的资金安排进行操作时,按照《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行业习惯,都会购买上市或非上市保本基金产品或安排做国债回购,获得保本的现金收益,由于德邦基金没有采取审慎的、合理的投资措施,没有安排用该笔资金购买保本基金或国债回购等保本计划,致使汇雷投资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德邦基金的放任态度,没有尽到资产管理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对于损失与预期收益的具体计算,汇雷投资提出以上市保本基金的收益率3%、或证券市场指数上涨的10%,或按照投资指令决策人自己的证券账户在同期的收益率4.87%的三个标准来计算。仲裁庭认为,前述有关收益率为4.87%证明力较强,仲裁庭予以参考,据此酌定德邦基金应赔偿汇雷投资损失290万元。
裁决结果:(1)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支付多付的利息120万元;(2)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赔偿无法进行交易的损失290万元;(3)德邦基金承担本案仲裁费151150元。
(二)二中院审理中查明的情况  1.关于仲裁送达程序
经查,“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系德邦基金的注册地址,此与汇雷投资的仲裁申请书中记载的德邦基金的地址一致,仲裁委向德邦基金的该地址送达了相应的仲裁文件,查询送达状态为:邮件妥投,但详细信息显示:“他人收,邮局代收下周一投递”和“他人收,王代”。
2.关于德邦基金主张汇雷投资隐瞒的证据
德邦基金向二中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黄某(汇雷投资的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9月28日向德邦基金下达投资指令的电子邮件;(2)投资确认函;(3)2015年9月21日后的德邦基金向汇雷投资发送每日资产估值表的电子邮件及统计图表,证明汇雷投资账户并未冻结,账户内有交易发生,投资顾问与汇雷投资同一等;(4)证监会与其所属机构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证监会2015年9月25日新闻发布会;(5)2015年9月29日的电子邮件,证明汇雷投资作为劣后级委托人,代表投资顾问直接下单的行为涉嫌场外配资,属于证监会通知清理的对象等;(6)汇雷投资出具的《进取B份额委托人向优先级份额委托人支付持续清算期间补偿收益的说明函》等,证明双方已经就《资产计划管理合同》的结算协商一致;(7)保本基金真实收益率查询结果,证明仲裁庭计算损失受汇雷投资误导。
3.需要说明的问题
德邦基金还向二中院提交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关于对“富邦百瑞1号资产管理计划”仲裁事项予以行业认定的函》,该函中提到富邦百瑞公司通过德邦基金系统直接下达投资指令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证监会的清理整顿要求予以纠正。具体包括:未经登记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未经许可从事融资买卖股票业务(场外配资)。并认为“仲裁事项涉及清理整顿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和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如果对违法者因清理整顿而收到的商业利益损失予以赔偿,将鼓励违法现象卷土重来,冲击清理整顿工作成果,危及股票市场平稳运行,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
就此,二中院承办人还向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基金处进行咨询,答复如下:德邦基金限制汇雷投资账户的行为并没有错。案涉的投资顾问在电脑终端直接投资下单的行为在2016年是不被允许的,由于操作的即时性,德邦基金实质上提供了“一对多”的通道,不能有效控制风险,在2016年当年证监会出台了明确的规定,但在2015年尚属管理的“灰色地带”。
四、拟处理意见
(一)二中院拟处理意见:撤销案涉仲裁裁决
二中院认为:
第一,仲裁委向德邦基金注册地址发送仲裁文件的做法,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而未在仲裁申请书中写明对方当事人的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并不属于违反《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故德邦基金提出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因履行《资产计划管理合同》所产生的争议,属于仲裁事项;汇雷投资变更仲裁请求的内容,对于120万元部分,仅属表述不同,实质并未改变,仲裁裁决并未超请求范围。故德邦基金提出的无权仲裁的撤销理由亦不能成立。
第三,德邦基金提出的汇雷投资隐瞒证据和伪造证据的问题。该部分证据在仲裁阶段未能提交,与德邦基金缺席仲裁审理有直接关系,德邦基金自行放弃了举证权利。根据仲裁裁决内容,并综合德邦基金此部分举证和汇雷投资现阶段的意见,二中院合议庭认为,此系仲裁实体认定范围,在汇雷投资的账户确实受到德邦基金的限制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该等证据对仲裁裁决结果会产生必然的影响。
第四,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二中院合议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证券账户实行实名制,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也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应当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本案中,《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操作细节,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上述法律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但因证券行业具有的高风险、涉众特点,且关系到国家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并根据证监会的文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意见和承办人向北京证监局咨询的结果,二中院合议庭认为,应认定仲裁裁决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二)我院拟处理意见
经审查、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即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本案《资产计划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操作细节,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案涉富邦百瑞1号资产计划出具了行业认定意见,写明汇雷投资、富邦百瑞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多项规定。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应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案涉仲裁裁决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综上,我院同意二中院关于案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撤销及德邦基金提出的其他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2018年7月23日)
2018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到第一巡回法庭调研,组织召开巡回区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要求对巡回区内四级法院贯彻实施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形成统一意见,作为行政审判庭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的参考。根据会议精神,第一巡回法庭行政审判团队将巡回区四省区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问题收集、整理,并报经第一巡回法庭行政专业主审法官会议讨论,研究形成了《第一巡回法庭巡回区四省区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6月8日,第一巡回法庭在广西北海市召开四省区高院主管副院长和业务骨干参加的座谈会,对《意见》进行讨论,形成二十八条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诉讼参加人
1.举报人就其举报事项的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答:作为消费者、服务的接受者、竞争权人、受害人、或者举报事项奖励请求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享有法定查处职权的行政机关举报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举报人就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与法定职权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为或不予答复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
仅以普通公民身份,行使宪法赋予的检举、控告权,向法定职权机关举报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要求予以查处,举报人就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通常与法定职权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为或不予答复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但是,行政机关承诺举报有奖,举报人为获取奖励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除外。
理由:《适用解释》(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下同)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与行政机关作出或未作出处理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2013)行他字第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可以参照该答复确定。同样,投诉人就其举报事项的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只有在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而投诉时,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投诉处理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决定或不予答复行为,才有可能侵犯其合法权益。以普通公民身份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控告、检举权,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查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未处理行为,或者举报人对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或不予答复行为,均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原告应当与被申请的政府信息有利害关系,才具有原告资格。如果只要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决定或不予答复行为不服,均具有利害关系,将会使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变成全民诉讼,形成滥诉,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因此,不能仅仅以与其他公众完全相同的知情权受到侵犯为由,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2.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接受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是否是适格被告。
答: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是适格的被告。但是,就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来看,审判实践中尚未发现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行使行政权的情形。
理由: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应当注意区分授权与委托、授权与行使自治权的关系。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受委托行使行政权的情形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管理部门委托村委会与村民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此时,应当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行使村民自治权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行使自治权的决定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或者向乡镇政府举报,由乡镇政府依法行使监督权,责令其纠正。
3.不服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还是以征收管理部门为被告。
答: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被征收人起诉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的,应当以依法享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法定职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
当事人起诉不依法履行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义务行为的,应当以依法享有签订补偿协议法定职权的征收管理部门为被告。
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是依法享有相应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无论是集体土地征收,还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依法享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法定职权的机关,均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管理部门仅仅具有签订行政协议的法定职权,不具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职权。《适用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实施的行政行为,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根据该条规定并不能得出诉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适格被告是征收管理部门的结论。
4.如何理解《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规定。
答: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这是诉讼法的一般原理。行政诉讼中的例外情形,仅仅是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下,原告仅仅起诉复议机关或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人民法院应当追加未被起诉的一方为共同被告,不得通知该行政机关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理由:根据诉讼法的一般原理,被告就是诉讼中被原告起诉、控告的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人,原告不愿意起诉,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反,追加被告是法定的例外情形,只有在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情形下才能够适用。
应当追加被告,主要是指几个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同一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仅起诉其中一个或几个行政机关,未对全部参与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情形。根据被告的基本特性,原告经释明仍坚持不起诉共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部分行政机关的,人民法院通常不能追加被告,只能将其追加为第三人。
5.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
答:行政诉讼中,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多人,则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很多,部分利害关系人起诉,其他利害关系人在一审开庭前申请参加诉讼的,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在其他人提起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受生效判决羁束。行政诉讼中不适用民事诉讼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理由:《适用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必须共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但是,征收案件中,个别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征收补偿方案提起行政诉讼,而征收决定或征收补偿方案涉及的行政相对人人数众多,公告通知全部被征收人参加诉讼,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此,实践中通常不主动通知其他未起诉的被征收人参加诉讼。判决生效后,其他被征收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诉讼标的受生效判决羁束为由,裁定不予立案。
审判实践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审开庭后、二审判决生效前,对同一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此时追加后起诉的利害关系人为共同原告,需重新开庭审理,将耽误时间、影响审判效率;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必须合并审理,对后起诉的案件另行立案审理判决又违反必要的共同诉讼必须合并一案审理的基本原则。对此,审判实践中确实难以处理。我们的建议是,对一审开庭后、二审判决生效前,其他利害关系人又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的,人民法院以完善起诉材料等为由,暂不立案受理。二审判决生效后,再以起诉标的受生效判决羁束为由,裁定不予立案。
根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修改行政诉讼法或者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对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的案件,部分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一审开庭前申请作为共同原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未在一审开庭前申请作为共同原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再通知其以共同原告或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也不得对同一行政行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部分利害关系人起诉案件的行政判决,应当予以公告,并对全体利害关系人发生法律效力。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对生效判决不服的,有权以案外人身份依法申请再审。
6.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前,以市、县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由谁作被告。
答: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前,以市、县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应当以继续行使不动产登记法定职权的不动产登记机关为被告。
理由: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权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转移至不动产登记机关,被告资格应当由继续行使不动产登记职权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承接。应当注意的是,各地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具体时间不同,应当以案件发生地不动产登记法定职权实际转移的时间来确定被告资格转移的具体时间,不能简单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实施时间为准。
至于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原先作出不动产登记的市县政府将成为复议机关,变成自己复议自己的问题,因不动产登记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案件,当事人自愿申请行政复议,且不选择向上一级不动产登记机关申请复议,是当事人自行选择的结果,法院不宜干涉。而且,不动产登记时,通常是土地房产管理部门具体实施;行政复议中,则是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内设机构分工不存在重合。
7.承租人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答:一般而言,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行为、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但是,承租人在被征收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重大添附,或者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强制拆除房屋行为造成其物品损失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行为以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
理由:承租人在被征收的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或者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强制拆除房屋行为造成其物品损失的,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以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有可能直接对承租人在房屋上的添附或经营权的、或者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直接造成承租人屋内物品损失的,承租人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8.被诉行政行为经终审判决生效后,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可否立案受理。
答:行政行为经终审判决生效后,原告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同一行政行为起诉的,被诉行政行为受生效判决羁束,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当裁定不予立案。
理由: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全面审查,不受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的限制。被诉行政行为经判决生效后,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没有对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再次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的必要。未参加生效判决诉讼活动的利害关系人,对生效判决不服,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
二、证据
9.原告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
答:人民法院应当将征收决定作为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性的证据进行审查,征收决定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可以作为认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合法的证据予以采信。
理由: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决定仅仅是征收补偿决定案件中的主要证据之一,并非被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对征收决定进行证据审查,只要征收决定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不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就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10.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是否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的机会。
答: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重审或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应当给予被告举证的机会。
理由:无论是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还是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回到一审后,都是一个新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审程序,给予被告举证的机会。否则,人民法院无法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有效审查,难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三、起诉和受理
11.复议前置案件,复议机关不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立案。
答:复议前置案件中,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只能对复议机关的不受理行为或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无论是选择起诉复议决定,还是原行政行为,都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决定的,应当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理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前置案件,经过行政复议是当事人起诉的前提条件。所谓“经过行政复议”,是指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经过复议程序的实体审查。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逾期不作复议决定,原行政行为没有经过复议程序的实体审查,当事人在此情形下对原行政行为直接提起诉讼,当然不符合复议前置的法定条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只要经过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起诉期限就是15天。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只能适用于未经复议直接起诉被诉行政行为的情况。
12.未告知起诉期限情形下,起诉期限应当如何计算,新旧法之间如何衔接。
答:2015年5月1日之前,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两年;至2015年5月1日,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以剩余期限计算起诉期限,但剩余期限超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的,以六个月为限,至2015年11月1日起诉期限届满;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的,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仅有六个月的有效起诉期限,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届满;至2018年2月8日,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起诉期限适用《适用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
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只有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此两年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起不再适用,当事人剩余起诉期限在2015年5月1日之后最长只能保留六个月。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之间,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两年起诉期限不再适用。至2018年2月8日《适用解释》生效,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的,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起诉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至2018年2月8日,当事人六个月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符合一年起诉期限适用条件的,起诉期限延长至一年。
13.起诉人同时起诉多个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答:起诉人同时对多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分别对每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人起诉的多个行政行为系关联性行为,均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一案立案审理。人民法院认为起诉人起诉的多个行政行为不宜合并一案审理的,应当向起诉人进行指导和释明,要求起诉人分别起诉。起诉人坚持一并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适用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以起诉不符合合并审理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理由:每一个行政行为均构成一个独立的诉,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应当分别对每一个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分别进行审查,作出判断。合并审理是节约诉讼成本、实质化解争议的有效方式。对于几个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有利于减少诉累,节约司法成本。是否应当合并审理,是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对于不符合合并审理条件,起诉人坚持合并一案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适用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14.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人民法院应如何收取诉讼费。
答: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以及对签订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是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以及签订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应当按照行政案件的诉讼费收费规定,每件收取50元的诉讼费。如果起诉人一并提起行政补偿或者行政赔偿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案件依法不应当收取诉讼费。
理由:诉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既然是行政案件,就应当按照行政案件的标准收取诉讼费,每件50元。同时,自2018年2月8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失效,其中第十六条关于诉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义务案件,准用民事案件交纳标准的规定,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便依照前述解释第十六规定,按照民事案件缴纳标准,起诉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义务行为,应当按件收费,民事也是50-100元,而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赔偿部分不收费,与按照行政诉讼收费标准收取诉讼费没有什么差别。
四、审理和判决
15.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否可以按照撤诉处理。
答: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否可以按照撤诉处理,应经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对一审裁判结果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情形进行审查后通过裁定方式确认。
理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后,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执行解释》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也就是说,在启动一审程序的原告或启动二审程序的上诉人不配合法庭传唤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对其起诉按撤回起诉处理,对其上诉按照撤回上诉处理。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还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执行解释》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这些规定则说明,除启动一审或二审程序之外的其他当事人是否依传唤到庭,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但是,在具体执行上述法条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按照撤诉处理的前置条件是经过法院审查,依照《适用解释》第八十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说,即使是当事人提出撤诉或者符合视为撤诉情况的案件,经法院审查后发现仍有违法行为需要处理,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维护的,都不应当裁定准许撤诉或裁定视为撤诉。即使发生了拒不到庭的情况,也应当按照《适用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缺席判决。因此,在二审阶段,无论是原告、第三人,还是被告作为上诉人,如果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二审法院仍需对案件本身情况及一审裁判结果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情形进行审查后,再决定是按照撤诉处理还是依法缺席裁判。
16.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否应列为第三人。
答: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与被诉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没有自己的利益,一审未通知其参加诉讼,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
理由:《适用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更有利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鼓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作出原行政行为机关与复议机关的利益是一致的,作为上级机关,复议机关完全可以代替原行政行为机关。所以,即便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未参加诉讼,也不能认定为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17.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件,一审未尽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二审应当如何处理。
答:行政诉讼规定的起诉期限制度,是所有行政案件必须遵守的法定起诉条件,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例外的规定。因此,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同样要受起诉期限的限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未向原告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的,属于违反《适用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审判程序情形。二审中,人民法院可以向一审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无论一审原告是否改变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均可以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一审裁判全面审查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二审裁判。
理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两条规定最后均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这里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指对起诉期限的具体时间,法律另有规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任何类型的行政案件都应当遵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制度,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规定。对司法解释条款的理解,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适用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根据第一百六十二条和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也不能得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结论。相反,如果对上述两个条款不作限缩解释,将导致司法解释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直接冲突。如果按照第一百六十二条的字面理解,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人请求确认无效的,一律裁定不予立案,缺乏法律依据,只有增加“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限制,才符合裁定不予立案的法定适用条件。同理,如果按照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最后一句字面理解,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坚持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将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直接冲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方式的适用条件是“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而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所以,对第九十四条最后一句的理解,也必须增加“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如果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则应当作出相应判决。
《适用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有向原告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定义务,一审未履行释明义务,显然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一审审判程序违法,二审并非当然撤销一审判决。二审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一审判决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18.滥用诉权造成他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是否可以判决由滥用诉权方负担。
答:行政诉讼中判决败诉方承担对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对滥用诉权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扰乱诉讼秩序的,在不予立案的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将上述行为认定为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其他妨碍诉讼行为,依法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经反复释明仍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尝试以通知书方式告知起诉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受理。
理由:滥诉问题应当依法予以解决。判决滥诉方承担因滥用诉权造成他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与诉讼费管理办法规定不一致。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推动诉讼费管理办法的修改,提高诉讼费标准,由败诉方负担对方为诉讼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费用,提高诉讼成本,防止滥诉。
将滥诉行为认定为妨碍诉讼的行为予以处罚,具有一定的法律根据,现实可行。对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滥诉案件,作出不予立案裁定,滥用诉权的起诉人还依法享有上诉、申请再审的权利,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实质化解决争议的诉讼目的。以通知书方式告知其不予立案,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也便于对处理滥诉行为的监督,是一种可行的防止滥诉的途径。
19.民行交叉行政案件中,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既不一并也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审查到什么程度。
答:在民行交叉行政案件的审理中,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既不一并,又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只对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联的基础民事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理。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无关的基础民事关系的履行争议等内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
理由: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民事争议中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联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属于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人民法院必须对其进行审理并作为判断的依据,否则,不能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整体的全面判断。以房屋登记民行交叉案件为例,甲名下的房产过户至乙名下,甲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变更登记的行为,理由是变更登记所依据的甲乙双方买卖房屋的合同是虚假的。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合法性相关的基础民事关系中,甲乙双方的买卖合同真假的事实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合法,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必须审理。但是,甲乙双方是否还有应付房款未支付完毕,是否存在延迟交房需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责任问题,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无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应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20.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
答: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约定义务,属于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进行审查,不能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有效性规定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协议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对于违法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并非一律判决撤销或者确认无效,撤销违法行政协议行为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协议行为轻微程序违法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在监督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性的同时,确保行政协议得到实际履行。
理由:依法行政包含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行为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行政协议案件既然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就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关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进行审查,不能按照行政合同的有效、无效标准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同有效、无效,仅仅是合同内容的实体审查,而对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包含了对主体是否越权、行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主要事实是否清楚、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情形等多方面的审查。行政机关能够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的基础,与行政诉讼中被告与原告能够达成调解协议的基础是相同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行政机关尚需遵循合法性原则,只有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才可以调解,诉讼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协议,更要遵守合法性原则,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处分其权力才是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行为的内容超越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无论是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还是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都是违法的、不能继续履行的。
21.起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答:当事人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理由: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列举,只是对常见或实践中有争议的可诉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的不完全列举。行政协议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且对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有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根据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协议行为即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是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对行政协议争议是通过民事诉讼,还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确有争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作出列举,对此予以明确,并非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相关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解决。
答: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因为签订行政协议行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行为,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引发的纠纷,应当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
理由: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行使行政职权,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国有土地出让协议,是土地管理部门为实现土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使法律赋予的土地行政管理法定职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范畴,是最典型的行政协议,发生相关争议,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依然有效,该司法解释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尚未明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23.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
答: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但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理由: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包括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列举的六种情形,无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程度严重到何种程度,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均应当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例如:被诉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但判决撤销重做,将会形成循环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确认违法,保留效力,不能判决撤销重做。又如,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但判决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亦应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定要克服只有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才是监督的错误观点,确认违法判决同样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监督的有效形式。
24.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是否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答: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理由:《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保护善意第三人制度,目的并非仅仅在于对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交易秩序稳定性、可期待性的保护,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属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关于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冲突,仍然可以继续适用。
应当注意的是,被确认违法保留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是指以虚假事实取得不当权利的行政行为。而善意第三人基于该行为获得权利的行政行为,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对这一合法有效的行为同时提起诉讼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
25.违法建筑物建成于《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规划部门在该法实施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还是《城市规划法》的相关规定。
答: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实体处理应当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但是,新法的规定更有利于被处罚人的,应当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新法规定。
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的,应当适用违法行为终了时有效的法律。违法建筑属于违法行为持续状态,应当适用作出行政处罚时有效的《城乡规划法》。
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除外。根据原建设部的行政解释,违法建筑属于违法行为的持续状态,违法行为终了之日就是依法作出处理之日,因此,应当适用作出行政处罚时有效的《城乡规划法》。
26.如何理解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答: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规划部门对已建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结合《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规划部门应当对强制拆除决定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逾期不自行拆除,且对规划部门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有权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自行强制执行。
同时,《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还就在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规定,规划部门有权对其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的法定职权。逾期不自行拆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行政强制措施。有关部门对在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采取查封或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措施的,不受《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复议或起诉期限届满限制。
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依法不享有强制执行权。经公告期满,相关当事人不自行拆除的,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土地管理部门有权依照《行政强制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非诉执行。
理由:《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是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不适用于行政强制措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分析该条规定的具体内容,规划部门对在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实质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的暂时性控制行为,应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不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只有规划部门对已建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当事人逾期不自行拆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的行为,才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受《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限制。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复议、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即便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复议申请或起诉期限届满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依然有权自行强制执行。复议机关决定或人民法院裁定停止执行的除外。
27.法院查封之前,土地闲置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机关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
答:法院查封之前,土地闲置已经超过两年的,市、县人民政府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作出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函请有关人民法院依法及时解除查封。人民法院及时解除查封的条件应当是,政府向债权人支付相应的债务及利息款项,结清查封土地上的债务。
理由: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03年6月6日通过,并于2003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加快处置海南经济特区停缓建工程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已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土地和已满两年未完成项目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五的停缓建工程用地,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决定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作出决定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函请有关人民法院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政府未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之前,人民法院已经查封土地,依附在被查封土地上的债权是合法有效的,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函请人民法院解除查封,必须保障债权人合法债权的实现。
28.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是否可以视为工伤。
答: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视为工伤。
理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将工作带回家,在家加班工作,应当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第十五条“视同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为完成岗位职责,在家加班工作,当然可以理解为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三,视为工伤是法律规范对工伤认定的扩大保护,的确不宜将其范围作扩大理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的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在此过程中职工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当然应当视为工伤。可参考(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行政裁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0年2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3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20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20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0〕2号)
为适应盐业体制改革,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696号)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02〕6号)。
该解释废止后,对以非碘盐充当碘盐或者以工业用盐等非食盐充当食盐等危害食盐安全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的规定,分别不同情况,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1月16日)
1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依法惩治恶意欠薪,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检察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检察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1.陈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6年底,被告人陈某某承建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某工程。期间,被告人陈某某以专用农民工工资名义申领工程款1900万余元,但擅自挤兑部分农民工工资,导致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资共计446万余元。2019年1月31日,芜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陈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其在2019年2月2日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被告人陈某某在规定时间内仍未支付,芜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芜湖县公安局予以立案。经芜湖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同年2月15日,芜湖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芜湖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28日移送芜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陈某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芜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某某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督促其在提起公诉前将拖欠的工人工资全部还清。在其付清拖欠工人工资后,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逮捕措施。经提起公诉,芜湖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判决被告人陈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典型意义】
1.引导侦查,及时锁定证据。芜湖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及时锁定证据,为督促被告人及时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打下证据基础,做到严惩与宽待相结合。
2.释法说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芜湖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陈某某案时,发现陈某某对办案部门有一定抵触情绪,并表达了不满和疑问。检察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注重释法说理,阐释相关法律制度,有针对性地做好有关工作。一是从法律认识角度对其进行释法说理。向其阐释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告知其还清农民工工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二是以真诚态度取得被告人的信任。承办检察官以平和、坦诚的态度与其交流,详细告知了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相关制度等,在其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后,决定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护航民营经济,努力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芜湖县人民检察院不仅促使陈某某认罪认罚配合司法机关工作,还注重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积极促成其履行支付义务,在陈某某还清农民工工资后,积极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了逮捕措施,并主动联系发包方,使其继续承建原工程,最大限度地减少民营企业经济损失,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4.促进“两法衔接”机制构建。芜湖县人民检察院在本案办结后继续加强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沟通配合,要求及时通报,定期了解相关投诉处理情况,并就“两法衔接”工作机制达成共识。芜湖县人社局拟向公安局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案件,应提前将《劳动保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相关材料抄送芜湖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同意后向行政机关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的有序、顺利衔接。
2.吴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吴某注册并实际经营管理上海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起,吴某因经营不善开始拖欠郁某某、冯某某等部分员工的劳动报酬91.9万元。2019年5月9日、16日,上海市嘉定区劳动监察部门两次通知吴某前往该部门配合调查,吴某均未配合。2019年7月4日,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制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四日内支付拖欠的劳动者劳动报酬,吴某在期限内仍未支付。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于同年8月15日将吴某抓获,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同年9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嘉定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多次沟通、说理,说服吴某支付了一半欠薪45万元,发现其经营中还有大量应收账款未收回,考虑其需亲自联系收取账款,检察机关对吴某作出不予逮捕决定。10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以吴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吴某以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仍不支付,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已全部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取得谅解。11月29日,检察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吴某不起诉。
【典型意义】
1.及时提前介入,加强工作配合。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与嘉定区公安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该案查办中的争议和难点,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明确取证重点。
2.用好不捕措施,助力追讨欠薪挽回损失。检察机关主动联系吴某家属,阐明主动缴付欠薪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积极促成吴某履行支付欠薪的义务。在审查逮捕阶段,吴某通过亲属向员工支付了45万元即一半欠薪,并向员工承诺支付剩余报酬的期限。为了便于吴某收回应收的欠款,检察机关没有“一捕了之”,而是未予羁押让其能够追回欠款,同时督促吴某落实还款计划,同步告知被害人追讨工作进展。审查起诉阶段,吴某如约支付剩余欠薪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积极履行支付欠薪义务可获从宽处理的政策,促使吴某积极还款。在吴某全部履行支付义务,自愿认罪认罚,得到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结合案件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等情形,依法从宽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3.王某、陈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王某、陈某商议共同接手经营甘肃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王某任法定代表人,陈某系公司股东。同年6月21日因无力支付房租、员工工资等费用歇业,共拖欠任某某等42名员工3个月工资27万余元。同年8月3日,42名员工向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监察大队受理后,多次向王、陈二人电话、短信告知,始终无法取得联系,遂向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限期整改。指令书到期后,王某、陈某仍未支付拖欠工资,也未到劳动监察大队说明情况。该案于2019年9月3日被甘肃省检察院挂牌督办后,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了解情况,建议区人社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对王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经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通力协作,追回拖欠工资27万余元,并全部发放到位。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因王、陈二人认罪态度好,拖欠工资发放及时,未造成严重后果,劳资双方达成谅解,检察机关依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2019年12月13日对王某、陈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1.督促案件线索移交,积极服务脱贫攻坚。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与劳动监察部门、公安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及时派员核实案件材料,经审查认为公司负责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后,立即启动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督促劳动监察部门向企业发出限期支付薪酬令,同时监督公安机立案侦查,并派员提前介入,围绕欠薪追缴工作引导侦查。最终,王、陈二人及时到案,主动全额退还所欠工资,避免了多个家庭因欠薪问题返贫致贫。
2.慎用逮捕措施,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王某、陈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两人名下还有其他公司,为最大限度减少办案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在督促企业及时支付欠薪的同时,对涉案企业负责人审慎采取逮捕措施,及时建议公安机关将王某强制措施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避免了因办案导致企业“关门”现象的发生,既维护了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又保证了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实现了双赢多赢。
3.综合评估“三个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该案涉及的42名员工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处理不及时有可能导致劳企矛盾上升。检察机关没有简单地将涉案人员“一捕了之”或“一诉了之”,而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交线索、立案侦查,加大力度追缴欠薪。在王某、陈某及时支付欠薪、取得42名员工书面谅解后,综合考量本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出不起诉决定。
4.黄某、谭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谭某以四川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一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并任命黄某为该城中村改造项目负责人。2015年,该公司拖欠陈某某、何某某两个施工队工人全年工资134万余元,经河南省新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拒不支付。该案报新蔡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两人于2018年10月将拖欠的工人工资全部结清。2019年2月22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新蔡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黄某、谭某已将拖欠的工人工资全部结清,于是以犯罪情节轻微,无社会危险性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新蔡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8日向新蔡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8月,新蔡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黄某、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1.依法审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依法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谭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做到既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又充分考虑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认真落实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防止“构罪即捕”“一捕了之”。
2.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审慎处理企业经营不规范问题。鉴于犯罪嫌疑人谭某、黄某犯罪情节轻微,在提起公诉前已付清拖欠工人的工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新蔡县人民检察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依法不起诉,不轻易动用刑罚手段,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5.蒲某、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蒲某、唐某通过工程转包方式承揽了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工业园工程。到2018年11月份,二人未能及时支付工人工资,导致拖欠125人工资共314万余元。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7日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犯罪嫌疑人蒲某、唐某十日之内支付工人工资。犯罪嫌疑人蒲某、唐某仍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工人工资。同年12月19日,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唐某、蒲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同年12月21日对此案立案侦查,于2019年9月3日移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主动对二人释法说理,讲清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打开了二人心结。后检察机关对唐某、蒲某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9年9月9日,蒲某、唐某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结清,取得农民工谅解。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时,提出了单处罚金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分别单处二人罚金人民币2万元。
【典型意义】
1.善用释法说理,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来到检察机关,情绪非常激动。办案人耐心接待被害人并稳定被害人情绪,没有对该案“一诉了之”。随后找到两名犯罪嫌疑人了解原由,当得知是因为上线发包方拖欠工程款后,办案人对二人进行释法说理,告知上线拖欠其工程款和其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两个问题,以此为由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由此,打开蒲某、唐某心结,促成问题解决。
2.宽严相济,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解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悔罪,并积极筹措资金,及时、足额支付了农民工工资。检察机关从追缴欠薪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单处罚金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该量刑建议,二人感受到了司法关怀,表示以后要诚信经营。
6.孙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被告人孙某某、刘某某(另案处理)以重庆某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名义分别中标某工程劳务分包、材料供应、设备租赁项目。2017年至2018年,孙某某先后将部分工程发包、转包给他人。截至2018年6月底,孙某某、刘某某未及时支付工人工资,共拖欠102人工资共计291万余元,该工程全面停工。2018年8月至9月,四川省马边县人社局分别向上述三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责令孙某某、刘某某限期支付工人工资,但孙、刘二人仍未按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2018年11月,马边县公安局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于2019年2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在退回补充侦查和审查起诉期间,充分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积极与被告人孙某某沟通,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促使孙某某及刘某某于2019年2月至3月陆续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共计291万余元,稳定了农民工情绪,中标工程得以恢复施工。检察机关于2019年9月8日依法提起公诉,建议判处缓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依法判决被告人孙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
【典型意义】
该案曾在马边县造成较大影响,影响社会稳定和脱贫攻坚工作。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主动发挥职能作用,助力矛盾化解。一是与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案情,为受害群众提供法律政策支持。二是积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孙某某、刘某某积极沟通,充分告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促使二人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危害性及后果,在一个月内将拖欠的工人工资结清。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化解社会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46号(政治法律类191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46号(政治法律类191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科创板注册制上市公司案件集中管辖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安排。科创板是专为科技型和创新性企业服务的板块,在上市条件、上市审核及注册、持续监管等方面有诸多创新。严格贯彻注册制改革理念,重点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明确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是科创板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证券市场交易制度的重大突破,这给人民法院做好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与金融风险防范带来新的挑战。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促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注册制改革试点期间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科创板相关案件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起草出台了《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起草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您关于将涉科创板公司相关纠纷由上海金融法院集中管辖的建议,该《意见》已于6月20日公布施行。其中,《意见》第3条,围绕依法保障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目标,明确规定,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企业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试点集中管辖。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是与注册制改革,信息披露制度联系最密切的六类纠纷,将前述纠纷由上海金融法院集中管辖,有助于充分发挥上海法院的地域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有助于充分发挥上海金融法院专门审判力量,统一裁判规则,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审判经验;有助于依法严惩证券市场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促进资本市场公开透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目前,我院正就上海金融法院试点集中管辖科创板上市企业部分一审民商事案件进行研究,加强对上海金融法院的审判业务指导工作,利用集中审理案件的优势,在统一裁判规则的同时,认真研究注册制改革试点中案件审判面临的新问题,总结提炼案件纠纷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新规则,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经验,为证券市场改革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2016〕4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18号,以下简称《网拍规定》)已于2016年5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5次会议通过并于2016年8月2日予以公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为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网拍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制定实施《网拍规定》的重要意义
涉案财产处置是执行程序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债权人权益的实现。司法拍卖是涉案财产处置变现的基本手段,做好司法拍卖工作,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几年来,经过全国多地法院的积极探索,法院自主开展的网络司法拍卖模式凭借公开透明、便捷高效、成本低廉、广泛参与等优势,解决了传统拍卖模式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但各地网拍形式多种多样,拍卖主体多元并存,操作规程各不相同,迫切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操作程序。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宗旨,以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质效为目标制定了《网拍规定》,对人民法院自主开展的网络司法拍卖的平台准入规则、运行模式、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具体的竞拍规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规范。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是公开司法、司法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拍卖财产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提高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二、《网拍规定》适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开展网络司法拍卖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网络司法拍卖流程节点和对工作人员的监管,确保网络司法拍卖依法有序进行。
(二)《网拍规定》施行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开展司法拍卖工作过程中应严格坚持网络司法拍卖优先原则。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不宜采取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的,报经执行法院院领导审批后可采用委托拍卖方式或其他方式对涉案财产进行变价。
(三)《网拍规定》确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制度。经评审,最高人民法院将淘宝网、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拍网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纳入首批公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网拍规定》的要求,将申请执行人选择网拍平台程序前置于执行案件立案阶段,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从全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中自主选择平台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的权利。
(四)为避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名单库中的平台分别对接带来的工作负担与操作不便,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中嵌入专门的网络司法拍卖工作子平台,直接与名单库中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接进行数据交互。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应严格按照《网拍规定》及子平台操作规范的要求,在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中创建网络司法拍卖、发布拍卖公告及拍卖财产信息、查看或改变拍卖状态、获取竞价信息与拍卖结果等。
(五)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由执行局负责实施,委托拍卖工作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网络司法拍卖中辅助工作的组织管理既可由执行局负责,也可以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具体由哪个部门组织管理,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予以规范。
(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网拍规定》确定的拍卖程序开展网络司法拍卖。《网拍规定》施行前,就同一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利通过网络平台第二次拍卖流拍、已发布第三次拍卖公告,且第三次拍卖将于2017年1月1日后举行的,该次拍卖按拍卖公告进行。
(七)个案中,执行法院根据《网拍规定》委托相关社会机构或者组织承担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本案被执行人承担。具体收费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
三、认真抓好《网拍规定》的贯彻执行
《网拍规定》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执行人员认真学习理解《网拍规定》和本通知的内容,尽快准确掌握其精神实质和重要内涵。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对下指导,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报告我院。
我院将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或者派组抽查的方式,检查、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网拍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0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08号建议的答复
刘华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使用“等"字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您的建议由我院与其他有关单位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制定司法解释,是保障检察机关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重要举措,对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制定检察工作司法解释时,需要遵循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对检察机关如何具体应用法律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用以指导司法实践。因此,司法解释用语应当规范严谨,表意准确,避免由于语义不明而引发认识分歧。关于“等"字的使用,司法解释中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即“等内等";二是表示列举未尽,即“等外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往制定的司法解释中,“等"字多数是在第二种情况中使用,表示列举未尽。
您提出的建议指出了当前制定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使用“等"字的不规范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对制定检察工作司法解释时正确使用“等"字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吸收借鉴。结合您的建议,我们在制定检察工作司法解释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等"字的使用。
第一,能够通过列举方式予以确定的,应当尽量列举齐全,尽可能在司法解释中减少“等"字的使用。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第三十七条“本规则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聘请或者指派的翻译人员、鉴定人"的规定,就采取了全面列举的方式,对需要回避的检察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范围予以明确。
第二,确实无法列举完全,需要使用“等"字兜底的,通过前置增列法或后缀增补法的方式,尽可能明确“等"字指代内容的内涵和外延,避免适用时产生歧义。例如,《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高检发释字〔2013〕3号)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本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身份证明包括:(一)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和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的规定,就是通过前置增列和后缀增补两种方式,明确了“等"字指代内容的准确含义,保证司法实践中统一正确适用。
第三,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注重听取和吸收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避免“两高"司法解释之间出现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
第四,司法解释制定后,通过撰写文章、编写书籍、业务培训等方式,对司法解释中含有“等"字条文的理解与适用进行详细解读,并针对司法解释施行后对含有“等"字条文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确保司法解释相关内容得到正确贯彻实施。
再次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法律政策研究室,承办人周永刚,联系电话:010-65209169。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8〕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惩治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犯罪,维护公共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8年9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盗窃油气、
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犯罪,维护公共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认定
在实施盗窃油气等行为过程中,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
(一)采用切割、打孔、撬砸、拆卸手段的,但是明显未危害公共安全的除外;
(二)采用开、关等手段,足以引发火灾、爆炸等危险的。
二、关于盗窃油气未遂的刑事责任
着手实施盗窃油气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盗窃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数额巨大的油气为盗窃目标的;
(二)已将油气装入包装物或者运输工具,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三倍以上的;
(三)携带盗油卡子、手摇钻、电钻、电焊枪等切割、打孔、撬砸、拆卸工具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关于共犯的认定
在共同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犯罪中,实际控制、为主出资或者组织、策划、纠集、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的,应当依法认定为主犯;对于其他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也应当依法认定为主犯。
在输油输气管道投入使用前擅自安装阀门,在管道投入使用后将该阀门提供给他人盗窃油气的,以盗窃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有关犯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四、关于内外勾结盗窃油气行为的处理
行为人与油气企业人员勾结共同盗窃油气,没有利用油气企业人员职务便利,仅仅是利用其易于接近油气设备、熟悉环境等方便条件的,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实施上述行为,同时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关于窝藏、转移、收购、加工、代为销售被盗油气行为的处理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油气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加工、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
“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所得报酬、运输工具、运输路线、收购价格、收购形式、加工方式、销售地点、仓储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前通谋的,以盗窃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有关犯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六、关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因实施盗窃油气等行为直接造成的油气损失以及采取抢修堵漏等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对于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综合油气企业提供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等认定;难以确定的,依据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认定。
油气企业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有工作人员签名和企业公章。
七、关于专门性问题的认定
对于油气的质量、标准等专门性问题,综合油气企业提供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等认定;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认定。
油气企业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有工作人员签名和企业公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7〕22号)
为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二)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三)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
(四)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
(六)其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第二条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住所地的海事法院管辖;上述地点没有海事法院的,由就近的海事法院管辖。
第三条 外国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存在关联,被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内地,申请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由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为基层人民法院的,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应当由该基层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受理关联案件的人民法院是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由上述法院决定自行审查或者指定中级人民法院审查。
外国仲裁裁决与我国内地仲裁机构审理的案件存在关联,被申请人住所地、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内地,申请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由受理关联案件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仲裁协议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仲裁协议的内容;
(三)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当事人提交的外文申请书、仲裁协议及其他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六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裁决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裁决书的主要内容及生效日期;
(三)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当事人提交的外文申请书、裁决书及其他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七条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不符合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释明后提交的文件仍然不符合规定的,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向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人仍不变更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八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前款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当事人对驳回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九条 对于申请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应当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受理情况及相关的权利义务。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被申请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并作出裁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申请人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查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并询问当事人。
第十二条 仲裁协议或者仲裁裁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情形的,为涉外仲裁协议或者涉外仲裁裁决。
第十三条 当事人协议选择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应当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仅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不能作为确认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法律。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时,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地的法律将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
第十五条 仲裁协议未约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地,但根据仲裁协议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可以确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的,应当认定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中规定的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审查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被申请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该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的规定,确定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裁定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作出的裁定,除不予受理、驳回申请、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外,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申请复议、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确认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申请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洪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洪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9〕3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孙洪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9年2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引导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推动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促进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现将张某某虐待案等六件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4月28日
案例一
张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男,1979年1月出生。
被害人李某某,女,殁年41岁。
二人2004年底结婚。张某某酗酒后经常因李某某婚前感情问题对其殴打,曾致李某某受伤住院、跳入水塘意图自杀。
2020年2月24日凌晨3时左右,张某某酗酒后在家中再次殴打李某某,用手抓住李某某头发,多次打其耳光,用拳头击打其胸部、背部。李某某被打后带着儿子前往其父亲李某华家躲避,将儿子放在父亲家后,在村西侧河道内投河自杀。后村民发现李某某的尸体报警。经鉴定,李某某系溺水致死。
山东省平原县公安局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侦查,3月9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0年3月11日,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虐待罪对张某某决定逮捕,4月9日,对其提起公诉。
2020年8月28日,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六年。一审宣判后,张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因张某某在村外居住,村民对李某某是否被殴打不知情,张某某的父母也有包庇思想,被害人尸体无明显外伤,侦查初期证据收集较困难。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提出以殴打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作为取证方向。侦查机关根据李某某曾被殴打住院的线索,调取李某某就诊的书证,李某某的父亲、母亲、儿子、医生的证言等证据,证实张某某多次殴打李某某的事实。
(二)自行侦查,完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张某某辩解虽殴打过李某某,但李某某系迷信寻死,其殴打行为不是李某某自杀原因。检察机关开展自行侦查:一是询问李某某父亲,证实李某某案发当日口唇破裂、面部青肿;二是讯问张某某、询问李某某的儿子,证实李某某自杀前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想法,被殴打后精神恍惚;三是询问张某某父母,因张某某被取保候审后殴打其父母,其父母不再包庇如实作证,证实张某某酗酒后经常殴打李某某。
(三)开展救助,解决当事人未成年子女生活问题。案发后,父亲被羁押,母亲离世,被害人未成年儿子生活无着。检察机关派员多次看望,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并向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依托省检察院与省妇联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经多方共同努力,使其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劳动技能。
【典型意义】
(一)介入侦查、自行侦查,提升办案质效。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犯罪,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自行侦查,围绕虐待持续时间和次数,虐待手段,造成的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等取证,从源头提高办案质量。
(二)准确适用虐待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情节。“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三)延伸检察职能,关爱家暴案件未成年子女。夫妻间发生的虐待案件,一方因虐待致死,一方被定罪服刑,往往造成未成年子女精神创伤、失管失教、生活困难。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注重协同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经济帮扶等,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二
胡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胡某某,女,1989年11月出生。
被害人曹某某,女,殁年6岁,系胡某某次女。
曹某某生前主要跟爷爷奶奶生活,后因上学搬来与母亲同住。2019年2月至4月间,胡某某照顾曹某某日常生活、学习中,经常因曹某某“尿裤子”“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等以罚跪、“蹲马步”等方式体罚曹某某,并多次使用苍蝇拍把手、衣撑、塑料拖鞋等殴打曹某某。
2019年4月2日早7时许,胡某某又因曹某某尿裤子对其责骂,并使用塑料拖鞋对其殴打,后胡某某伸手去拉曹某某,曹某某后退躲避,从二楼楼梯口处摔下,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经检验,曹某某头部、面部、背臀部、胸腹部及四肢等多处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其中,右大腿中段前侧两处皮肤缺损,达到轻伤二级程度。
河南省淮滨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3日立案侦查,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9月6日,淮滨县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某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
2020年1月6日,淮滨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胡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侦查提出建议:一是全面提取案发现场的客观性证据,如拖鞋、苍蝇拍等,以印证胡某某的供述;二是围绕死者生活、学习轨迹,走访学校、亲属等,查明死者案发前生活、学习及平时被虐待的情况;三是通过尸检报告、伤情鉴定、理化检验报告等,查明死者损伤原因及死因。经侦查查明胡某某虐待致曹某某周身多处损伤、死亡的犯罪事实。
(二)准确适用法律,充分释法说理。被害人的父亲曹某飞及其他近亲属提出,曹某某是被伤害致死,为此多次上访。检察机关就定性、法律适用问题开展听证,邀请曹某某的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等参与。检察机关对胡某某的行为性质及可能受到的处罚进行了论证说理。通过听证,曹某某的近亲属对检察机关的意见表示理解、认同。
(三)推动制度落实,形成保护合力。检察机关以本案为契机,结合近五年辖区内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研分析,针对相关部门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推动下,由政法委牵头,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建立预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联席会议制度,有效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防护墙”。
【典型意义】
(一)通过引导取证,查清事实准确定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殴打、体罚子女,情节恶劣的,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在案发初期及时固定证据,为案件性质认定筑牢事实、证据基础。
(二)准确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虐待致人死亡、意外事件的界限。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应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虽然不是虐待行为本身所导致,但被害人的后退躲避行为是基于被告人的虐待行为产生的合理反应,死亡结果仍应归责于被告人,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不属于意外事件。
(三)注重发挥各方作用,构建联动保护机制。检察机关推动家暴案事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堵塞管理漏洞。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促进完善制度机制,形成司法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的有效衔接。
案例三
张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男,1981年6月出生。
被害人王某某,女,殁年65岁,系张某某的母亲。
被告人张某某与父母共同居住。2018年5月7日,其母亲王某某因精神疾病发作离家,被张某某及其家人接回家中。同年5月7日至5月10日间,张某某因王某某不睡觉多次持木棒打王某某,致其腿部、头部受伤。同月10日下午,王某某在家中死亡。张某某的父亲张某品报案。经鉴定,王某某额部擦挫伤、四肢软组织挫伤,属轻微伤,死因系肺动脉栓塞死亡。另查,张某某亦曾多次殴打其父亲。
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侦查,6月25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9月5日,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9月14日,织金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张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完善证据、强化审查,准确认定事实。检察机关派员到案发地走访调查,当地群众反映“王某某被张某某活活打死。”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证实张某某在母亲精神病发后未送医,而是持续多天持木棒殴打,造成其轻微伤。检察机关结合张某某供述及证人证言,与鉴定人沟通,咨询法医,确定被告人的虐待行为并非被害人致死原因。最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虐待罪,但不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
(二)听取被害人近亲属意见,开展释法说理。检察机关主动听取死者近亲属张某品的意见,并释明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问题,消除其疑惑。宣判后,张某品未提出异议。经回访,张某某刑满释放后,返回家中与其父亲张某品共同居住,未再出现打骂老人的现象。
(三)推动在案发地公开庭审,开展法治宣传。检察机关与法院、当地政府沟通,在案发地公开审理。数百名群众旁听庭审,检察机关结合案件特点阐述了虐待罪的构成、法律适用及本案的警示意义。法院当庭宣判后,群众表示,通过旁听庭审,直观了解了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消除了对被害人死因的误解。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虐待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因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被告人虽然实施了虐待行为,但被害人非因上述虐待行为造成死亡,不能认定为因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
(二)运用事实、证据释法说理,提升司法公信。检察机关主动听取被害人近亲属对案件处理的意见,释明检察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依据,让其感受到检察办案的客观公正。
(三)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检察机关推动案件到案发地公开庭审,强化以案释法,通过“看得见”“听得到”的普法形式,促进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弘扬尊老美德,普及反家暴知识,增强公民反家暴意识。
案例四
毛某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毛某某,女,1994年12月出生。
被害人王某某,男,1981年10月出生。
二人系夫妻,均系聋哑人。王某某酗酒,经常酒后打骂毛某某。
2019年6月25日中午,王某某得知毛某某将自己被打的事情告诉了朋友,说晚上回家要砍断毛某某的脚。于是,毛某某买了一把刀,藏在卧室衣柜内。当晚,王某某回家后在客厅一边喝酒一边打毛某某,并将菜刀放到饭桌上。后因孩子哭闹,毛某某回卧室哄孩子。王某某酒后进入房间,继续打毛某某,说要用菜刀砍断毛某某的脚,并走出房间拿菜刀。毛某某从衣柜拿出刀向王某某身上乱砍,分别砍在王某某头顶、手臂、腹部等处。王某某夺下刀后,受伤倒地。毛某某到王某某的二姐王某娟家求助,王某娟的丈夫报警。经鉴定,王某某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毛某某为轻微伤。
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侦查,8月6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12月2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毛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检察机关派员多次走访,了解到王某某一家6口生活困难,王某某的父母年迈患病无劳动能力;王某某案发前在当地务工,被砍伤后没有收入;毛某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低保补助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村民反映,王某某经常酒后对毛某某实施家暴,还多次殴打亲友、邻居,认为毛某某的行为是反抗家暴,希望对其从轻处理。
(二)准确定性,依法妥善处理。检察机关认为,毛某某面对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取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虽事先准备刀具,但不影响防卫性质。王某某徒手殴打,实施的是一般暴力行为,虽声称要拿菜刀砍毛某某,但在尚未使用可能危及生命或可能造成重伤的工具或高强度手段时,毛某某用刀砍王某某,其防卫手段及损害后果与不法侵害明显失衡,属于防卫过当。鉴于本案系家庭矛盾引发,毛某某有自首情节,依法决定对毛某某不起诉。
(三)开展司法救助和跟踪回访。针对王某某一家经济困难情况,检察机关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并与村委会沟通,由村委会监督司法救助款的使用,以管束王某某不再实施家暴。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机关对二人进行动态跟踪教育,经回访,王某某未再对毛某某实施家暴。
【典型意义】
(一)正确认定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伤害犯罪与正当防卫。“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为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综合判断。
(二)妥善把握家庭暴力引发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家暴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有家庭因素牵涉其中,要兼顾维护家庭稳定、修复被损坏的家庭关系、尊重被害人意愿。对犯罪嫌疑人具有防卫性质、自首等法定情节,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三)依法履行司法救助职能。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检察机关要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帮助被救助人解决面临的生活困难、安抚心灵创伤,避免“因案致贫”“因案返贫”,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五
武某某、陈某某、傅某某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武某某,女,1971年7月出生,系被害人之妻。
被告人陈某某,男,1996年5月出生,系被害人女婿。
被告人傅某某,女,案发时17周岁,系被害人之女。
被害人傅某明,男,殁年54岁。
武某某与傅某明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女(案发时6周岁)。傅某明与前妻养育一女傅某某。傅某某与陈某某生育一女(案发时3个月)。上述6人共同生活。
傅某明酗酒后经常打骂家人。2010年,傅某明和武某某结婚,婚后仍经常酗酒、打骂武某某,社区民警、村干部曾多次前往劝解。
2018年7月5日21时许,傅某明在家中酗酒,与武某某、傅某某发生争吵,并欲打傅某某,被陈某某挡下。傅某明到厨房拿起菜刀欲砍傅某某,陈某某在阻拦过程中被傅某明划伤手臂。傅某某、陈某某、武某某合力将傅某明按倒将刀夺下。武某某捡起半截扁担击打傅某明头部,致傅某明昏倒。傅某明清醒后往屋外逃跑,并大声呼救。武某某担心日后被继续施暴,遂提议将傅某明抓住打死。傅某某与陈某某一同追出,将傅某明按倒,武某某从家里拿出尼龙绳套在傅某明脖子上,勒颈后松开,见傅某明未断气,要求陈某某、傅某某帮忙拉绳直至傅某明断气。武某某让傅某某报警,三人在家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经鉴定,傅某明系他人勒颈窒息死亡。
2018年7月6日,四川省泸县公安局以武某某、陈某某、傅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11月22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三被告人提起公诉。
2019年4月1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判处傅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傅某某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具有自首、从犯情节,且处于哺乳期,家中有3个月的女儿和6岁的妹妹需照顾,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建议公安机关对其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审查起诉阶段,武某某担心家中孩子无人照料意图包揽全部罪责,检察机关释法说理,使武某某放下思想包袱,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同时,联系法律援助机构为三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保障辩护权。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是典型的家暴被害人因不堪忍受家暴杀死施暴者的刑事案件,傅某明有重大过错,结合三被告人的自首、从犯、未成年等量刑情节,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后,对武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五年至八年的量刑建议,对陈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的量刑建议,对傅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
(二)协同各方力量,妥善解决被告人服刑期间家庭问题。检察机关利用专业力量对未成年被告人傅某某及妹妹进行心理辅导,修复突发暴力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发放司法救助金,联系镇村将其列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联系一位志愿者,为他们提供长期物质帮助,联系教育部门解决幼儿异地就学问题。
(三)利用公开庭审,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检察机关与县妇联共同开展“以案说法,维护妇女权益”普法,在法院配合下,邀请县妇联、镇村妇联维权干部旁听武某某、陈某某案庭审。同时,检察机关与妇联会签文件,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动妇女维权工作的开展。
【典型意义】
(一)依法妥善办理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二)注重研究解决案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因家暴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家庭成员或致伤、致死,或入狱服刑,家中多出现需要被抚养、赡养的人失去生活来源或无人照料。检察机关积极与村(居)委会、民政、教育等部门对接,通过司法救助、社会帮扶、心理疏导等,妥善解决涉案家庭生活保障、监护保障、教育保障问题。
(三)通过以案释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检察机关注重在办案中普法,组织旁听庭审,将符合公开条件的庭审作为法治宣传公开课,教育公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充分发挥“办理一个案件、警示教育一片”的作用。
案例六
杨某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杨某某,女,1973年3月出生。
被害人朱某某,男,1970年6月出生。
二人1995年结婚后,因朱某某赌博及赡养老人等问题时常吵架,朱某某多次殴打杨某某。杨某某也多次提出离婚,并于2020年7月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调解撤诉。
2019年1月8日23时许,杨某某怀疑朱某某给其他女性发暧昧短信,二人在家中再次发生争执,杨某某用菜刀将朱某某左手手指砍伤,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2020年8月14日,朱某某报案,公安机关对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9月30日将杨某某逮捕。
2020年10月19日,云南省会泽县公安局将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于2020年11月18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杨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查清事实,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逮捕阶段,因杨某某不认罪,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检察机关释法说理,杨某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认为对杨某某无继续羁押的必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二)组织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认为,本案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杨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考虑到家暴因素牵涉其中,且二人婚姻关系紧张,为依法妥善处理本案,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在朱某某、杨某某和二人的女儿在场下对拟不起诉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双方均表示接受处理意见并妥善处理婚姻问题。
(三)进行回访,加强反家暴延伸工作。检察机关根据办案中反映出的朱某某家暴行为,对朱某某进行训诫,朱某某表示愿意积极改善家庭关系。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通过回访提示杨某某,如再次遭受家暴,要留存、收集证据并及时报案。
【典型意义】
(一)对因遭受家暴而实施的伤害犯罪要坚持依法少捕慎诉理念。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与其长期遭受家暴的事实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批捕、起诉,要全面细致审查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起因,充分考虑其长期遭受家暴的因素。
(二)注意听取当事人意见。“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时,更应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三)注重犯罪预防工作。对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可以运用训诫等措施,责令施暴人保证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对家暴的受害者可以加强举证引导,告知其必要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杨某云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杨某云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19日 (2017)最高法民他117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粤高法仲复字第7号《关于申请人杨某云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杨某云申请撤销的仲裁裁决系由深圳仲裁委员会在广东省深圳市作出,仲裁被申请人杨某云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申请撤销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案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撤销裁决理由进行审查。
根据你院查明的事实,案涉《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第三十四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报请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该约定,深圳仲裁委员会对该合同履行期间产生的纠纷具有管辖权。《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于2010年2月5日之后,深圳仲裁委员会对2005年1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的物业服务管理费、滞纳金、专项维修资金等事项进行裁决,超出了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且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同意你院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杨某云
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8月21日 (2015)粤高法仲复字第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申请人杨某云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马物业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经该院审查,拟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深仲裁字(2014)第1040号仲裁裁决,故向我院请示。经审查,我院拟同意深圳中院的意见。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杨某云,女,1971年12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
被申请人: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新银座大厦五楼。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5年10月19日,联马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马实业公司)与杨某云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联马实业公司将新银座C52号房出售给杨某云。
2013年1月10日,深圳市联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马物业公司)依据《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某云支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条款,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3)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联马物业公司的起诉。联马物业公司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深圳中院,深圳中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27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4月1日,联马物业公司依据《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杨某云购买涉案商铺后作为涉案商铺物业管理费和日常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支付义务人,一直未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履行其应尽的支付义务。联马物业公司请求:1.杨某云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2005年11月1日至2014年3月份物业服务管理费人民币40606.04元及滞纳金,滞纳金按照应交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标准从逾期之日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4月1日为人民币10000元。2.杨某云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人民币267.65元及滞纳金,滞纳金按照应交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标准从逾期之日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4月1日为人民币50元。3.杨某云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4.仲裁费用全部由杨某云承担。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深仲裁字(2014)第1040号裁决:1.杨某云应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涉案商铺自2005年1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物业管理费人民币40606.04元及逾期交纳的滞纳金,滞纳金以每期所欠的物业管理费(即人民币402.04元)为基数,从次月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杨某云应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涉案商铺自2005年1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的专项维修资金人民币267.15元。3.杨某云应向联马物业公司补偿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4.本案仲裁费人民币7987元由杨某云承担,仲裁费已由联马物业公司预交,杨某云径付联马物业公司。5.驳回联马物业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杨某云于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裁决所定义务。其中,仲裁庭查明的事实与撤裁申请有关的部分为:联马实业公司与联马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由联马物业公司为涉案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费按照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3.5元、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38元的标准计收,逾期交纳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应交管理费的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同时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协商不成时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条款。涉案小区建成后,一直由联马物业公司为整个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杨某云自2005年11月1日起委托联马实业公司经营管理涉案商铺后,至今未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过物业管理费以及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仲裁庭的意见与撤裁申请有关的部分为:因涉案商铺所在小区一直未成立业主委员会,联马实业公司作为涉案小区的建设单位,其与联马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由此,作为涉案商铺的业主,在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尚未选聘物业服务公司前,杨某云是《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项下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者和承担者,已经成为该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理应受《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法律约束。联马物业公司依据仲裁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其与联马实业公司签订,其中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委托期限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至双方协商终止本合同或业主委员会与联马物业公司(或其他物业管理公司)另行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之日止。”第十九条约定联马实业公司权利义务为:“......8.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第三十四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报请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由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上所盖的联马实业公司印章为椭圆形行政章。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载明联马实业公司该椭圆形行政章启用日期为2010年2月5日。此前联马实业公司使用的是1997年11月10日启用的圆形印章,该圆形行政章已缴销。上述物业管理合同未写明签订时间。在本案询问双方当事人的程序中,联马物业公司确认联马实业公司在2010年重新启用新的公章,被问及上述合同何时签订时,联马物业公司称:“大概是在2011年,具体时间庭后核实。”但该公司庭后并未向法庭确认合同签订时间。
仲裁庭审笔录显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审时进行了辩论。深圳中院向深圳仲裁委员会调取涉案仲裁庭审录音录像时,深圳仲裁委员会书面回复称因设备故障,涉案仲裁庭审只有视频没有录音。
三、当事人的申请与答辩
申请人杨某云称:(一)仲裁裁决所根据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伪造的。杨某云经向公安部门调取联马实业公司印鉴资料后发现,联马实业公司在《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上所加盖的椭圆形公章系2010年2月5日才启用的,此前(自1997年11月10日开始)一直使用的是圆形公章。此说明《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2010年2月5日之后由联马实业公司与其占股90%的关联公司即联马物业公司相互串通、伪造的合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第21、22、23、25条的规定,新银座物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在2005年联马实业公司销售物业前签订。此外,依据联马物业公司仲裁申请书有关其从2005年起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陈述(假定属实),真正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应当早在2005年11月1日前即已签订,但联马物业公司并未提供。因此,其在仲裁中提供的2010年2月5日之后才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假合同。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的唯一合同依据《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伪造的。另外,联马物业公司可能隐瞒了真正的、原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二)因《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系伪造证据,其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即使有效,其仲裁范围也不包括该合同签订日(2010年2月5日之后)之前的物业服务关系。1.鉴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系伪造,该合同第34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没有仲裁权。2.从合同范围看,《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在2010年2月5日之后才签订,在此之前,杨某云与联马物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内容的合同关系,明显不适用于《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对于联马物业公司提出的2005年11月1日至《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生效日之间的物业服务关系,不受《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束,仲裁委员会也无权进行裁决。(三)仲裁员多次粗暴制止杨某云发表辩论意见,特别是对本案裁决有重大关系的已超诉讼时效之抗辩不记入笔录,严重剥夺了杨某云的辩论权,程序严重违法。仲裁程序的上述严重违法直接导致杨某云败诉,其裁决杨某云支付2005年至2014年近9年的物业费过高,仲裁员故意偏袒联马物业公司,枉法裁决。(四)本仲裁案系联马实业公司为抵赖应付给杨某云的房屋租金而与联马物业公司相互串通实施的虚假仲裁。综上,仲裁庭裁决依据伪造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决,严重违反仲裁法,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联马物业公司称:(一)《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对业主具有约束力。联马物业公司自2004年1月1日与联马实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每两年予以重新续签,直到双方签订现已被法院认定合法有效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不管联马物业公司于2010年前使用圆形公章与联马实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抑或是2010年后启用新的椭圆形公章签订的合同,均是真实、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已经被生效裁定书、判决书依法认定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且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且杨某云诉讼时也予以认可,并基于该《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仲裁约定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明确要求由仲裁委员会依法仲裁。(二)联马物业公司自签署物业合同后,至今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物业管理服务义务,并按照约定收取物业管理费,而该事实也在所有预售合同中予以详细约定,杨某云知晓相应的权利义务。不管是最初(现已失效)的《物业服务合同》,抑或现行有效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其合同的权利义务均有明确约定,即使在合同的变动过程中,也从未增加业主义务或负担。相反的是,杨某云在本案中不是利用仲裁条款约定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就是主张涉案商铺空置的事实以及通过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等手段,一直拖延不予支付物业管理费。其主张商铺空置的事实均不能成为其不支付物业管理费的抗辩理由,其投资商铺失败的损失理应由自己而非他人承担。(三)对于杨某云所主张的仲裁员制止其发表意见、程序违法以及物业公司与联马实业公司串通等,没有事实根据。综上,杨某云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四、深圳中院的拟处理意见
深圳中院经审查认为:因申请人杨某云(仲裁被申请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故本案申请撤销的仲裁裁决属于涉港仲裁裁决,应参照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审查。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仲裁的程序是否与仲裁规则不符;(二)杨某云以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仲裁庭枉法裁决、虚假仲裁等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是否支持;(三)裁决的事项是否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一。杨某云主张仲裁庭审时,仲裁员严重剥夺了其辩论权,程序严重违法。《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庭审调查结束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发表辩论意见并相互进行辩论。”涉案仲裁庭审笔录显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审时进行了辩论,符合上述仲裁规则。无证据显示仲裁员存在制止杨某云发表辩论意见、对杨某云抗辩主张不记入笔录等行为。因此,杨某云有关仲裁程序严重违法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杨某云主张涉案仲裁裁决所根据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伪造的、仲裁庭枉法裁决、虚假仲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该条款变更为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杨某云上述主张均不属于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故其以上述主张为由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依法不予支持。其次,联马实业公司、联马物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有两公司签字、盖章,杨某云不认可该合同的内容和所要证明的事实,但未提供证据推翻该合同的真实性。
关于争议焦点三。涉案《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虽然没有写明签订时间,但该合同上所盖的联马实业公司椭圆形行政章系2010年2月5日后才启用的新印章,故可认定该合同系于2010年2月5日之后签订。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效力应仅及于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对于该合同签订之前的物业服务纠纷不受该合同的仲裁条款约束。联马物业公司依据该合同申请仲裁,提出的仲裁请求为要求杨某云支付自2005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3月份的物业服务管理费等费用。仲裁庭亦根据该合同作出裁决,裁决项为杨某云应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涉案商铺自2005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物业管理费及逾期交纳的滞纳金、专项维修资金。深圳中院认为,仲裁庭对于涉案《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前(该合同签订时间最早应为2010年2月5日)的物业服务管理费、滞纳金、专项维修资金所做的裁决,超出该合同仲裁条款的范围,仲裁委员会对其无权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以仲裁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中的超裁部分。但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因本案仲裁裁决事项部分超出仲裁条款范围,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故依法应当撤销本案仲裁裁决。拟裁定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深仲裁字(2014)第1040号裁决。
五、我院的意见
因申请人杨某云(仲裁被申请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故本案申请撤销的仲裁裁决属于涉港仲裁裁决,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申请人杨某云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为:(一)仲裁庭依据伪造的证据即《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作出裁决;(二)因《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系伪造证据,其中的仲裁条款无效;(三)仲裁员庭审中制止杨某云发言,并且对其已超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计入笔录,与仲裁规则不符;(四)联马实业公司与联马物业公司相互串通、虚假仲裁;(五)仲裁庭无权对《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之日(2010年2月5日之后)之前的物业服务关系作出裁决。
关于理由一,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审查范围。
关于理由二,杨某云提出因《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系伪造证据,故仲裁条款无效。《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由联马实业公司和联马物业公司签订,两公司加盖印章,杨某云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杨某云仅认为《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时间不合理,但签订时间不影响《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真实性,故应认定《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真实有效。且杨某云已经参与本案仲裁,在仲裁过程中也未对该仲裁条款提出过异议,表明其接受《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某云提出的该撤裁理由不成立。
关于理由三,杨某云提出仲裁员庭审中制止杨某云发言,并且对其已超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计入笔录,与仲裁规则不符。根据深圳中院的请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仲裁员存在制止杨某云发表辩论意见、对杨某云抗辩主张不记入笔录等行为,故杨某云的该项撤裁理由,应予驳回。
关于理由四,杨某云提出联马实业公司与联马物业公司相互串通、虚假仲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审查范围,且杨某云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撤裁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理由五,杨某云提出仲裁庭无权对《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之日(2010年2月5日之后)之前的物业服务关系作出裁决。《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委托期限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至双方协商终止本合同或业主委员会与联马物业公司(或其他物业管理公司)另行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之日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没有注明联马实业公司与联马物业公司签章的日期,联马物业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签章日期。根据联马实业公司椭圆形印章启用的时间推定,《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应签订于2010年2月5日之后。依据《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第十八条的约定,仲裁庭仅能对履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具有管辖权,对《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订之前的纠纷无权仲裁。本案仲裁裁决杨某云向联马物业公司支付2005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的物业管理费及逾期交纳滞纳金、专项维修资金等,2005年11月1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间的费用明显超出了《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仲裁条款的范围。仲裁裁决没有明确区分2005年11月1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间的费用,因此,裁决中超出仲裁条款范围的2005年11月1日至2010年2月5日间的物业管理费、滞纳金及专项维修资金的部分,不可从裁决事项中予以区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应当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深仲裁字(2014)第1040号裁决。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61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61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调整侵犯商标(驰名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运用刑事手段给予驰名商标重点保护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根据上述规定,运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注册商标权的行为,需同时满足“同种商品"和“相同注册商标"的客观要件,并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司法实践中,驰名商标是一种事实认定而非荣誉称号,驰名商标的认定需遵循个案认定、按需认定的原则,主要目的是给予驰名商标以跨商品类别的特殊保护。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于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如果侵权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依法运用刑事手段保护该驰名商标的商标专用权。但对于未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者侵权人在跨类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的商标,则尚存在适用刑事手段予以保护的法律障碍。您所提的相关建议,对于严密商标权刑事保护“法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高度关注商标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实践需要,深入调研,视情向立法部门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二、关于商标类犯罪立案追诉困难的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了商标类犯罪以“情节严重"和“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并针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销售金额数额较大"和“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等不同情形设置了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法定刑幅度,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以及“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等要件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刑罚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了标准。但实践中确实存在您所说的立案追诉困难的现象,这其中存在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刑事保护衔接困难的现实原因。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知识产权审判实行“三合一"审判机制在全国法院全面铺开。按照该意见部署,负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各级法院分别建立与相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联络机制,协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做好刑事案件的侦查、移送起诉工作,以增强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执法合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救济。此外,全国打击侵权假冒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系统业已建成并开始运行,该信息共享平台将对提升“行刑衔接"效率发挥重要作用,相信也会有利于解决商标类犯罪案件立案追诉困难的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厉打击枪爆违法犯罪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厉打击枪爆违法犯罪的通告
(2018年5月7日 公治[2018]258号印发)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全面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彻底收缴流散社会的各类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依法严厉打击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理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枪支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严禁非法使用、私藏爆炸物品;严禁盗窃、抢劫、抢夺、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违法违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的信息;严禁制造、销售仿真枪。
二、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必须立即停止违法犯罪行为并投案自首,将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
三、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上述非法物品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
四、违法犯罪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涉枪涉爆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涉枪涉爆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凡枪支、弹药、爆炸物品被盗、被抢或者丢失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不及时报告的,依法处罚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公民发现遗弃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或者疑似爆炸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六、鼓励、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动员、规劝在逃涉枪涉爆案件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凡举报有功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对窝藏、包庇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分子,帮助违法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从严惩处。
七、广大人民群众在购买玩具枪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要购买无生产厂家、无许可证号、无产品标志、来源不明的玩具枪,不要购买仿真枪、火柴枪等易于造成危害的物品。
八、本通告所称枪支包括:军用枪、猎枪、射击运动枪、麻醉注射枪、气枪、彩弹枪、火药枪等各类制式枪支、能发射制式弹药或者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非制式枪支以及枪支零部件;弹药包括:以上各类枪支使用的制式、非制式弹丸;爆炸物品包括: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震源弹、黑火药、烟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品以及列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危险化学品。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法发〔2021〕24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注重强基导向,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提升基层人民法院司法水平,更好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现就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1.重要意义。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是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重要平台,也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有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新需求,依法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有利于以法治方式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健全覆盖城乡的司法服务网络,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强基导向,深刻把握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第一线与守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辩证统一关系,有效发挥桥梁、窗口作用,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原则
3.坚持“三个便于”。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主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公平正义新期待,坚持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便于人民群众及时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原则,不断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和时代价值。
4.坚持“三个服务”。紧扣“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发挥面向农村优势,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紧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面向基层优势,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发挥面向群众优势,积极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坚持“三个优化”。综合考虑城乡差异,一要优化法庭布局。区分城区法庭、城乡结合法庭、乡村法庭,不断优化人民法庭区域布局。二要优化队伍结构。结合案件数量、区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条件、信息化发展状况、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任务等因素,建立并实行人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三要优化专业化建设。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实现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和辖区基层治理需要。农村地区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综合性人民法庭建设;城市近郊或者城区,可以由相关人民法庭专门或者集中负责审理道交、劳动、物业、旅游、少年、家事、金融商事、环境资源等案件;产业特色明显地区,可以由专业化人民法庭专门负责审理涉及特定区域或者特定产业的案件。
三、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6.服务乡村产业振兴。妥善处理涉“三农”领域传统纠纷以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健康养老等新业态纠纷,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深入贯彻粮食安全战略,积极参加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依法服务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助推种业振兴。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城乡经济循环、征用征收等案件,保障农业农村改革,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7.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乡村产业发展等纠纷,落实“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民自愿有序进城落户。推动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其他劳动权益。
8.推动乡村文明进步。依法妥善处理家事、邻里纠纷,注重矛盾纠纷实质性、源头化解,依法治理高价彩礼、干预婚姻自由、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不良习气,依法打击封建迷信活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促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保护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导依法制定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
9.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法妥善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会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健全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动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推动解决“垃圾围村”和乡村黑臭水体等突出环境问题,助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助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四、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10.推动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利用辖区党委组织优势,与城乡基层党组织广泛开展联建共建,推进基层党建创新与基层治理创新相结合,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促进完善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推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寻乌经验”等做法,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等基层治理机制,推动司法资源向街乡、村镇、社区下沉。充分运用平安建设考核和创建“无讼”乡村社区等政策制度,服务基层党委政府以更大力度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11.明确参与基层治理途径。立足人民法庭法定职责,依法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对没有形成纠纷但具有潜在风险的社会问题,可以向乡镇、社区有关单位提出法律风险防控预案;对已经发生矛盾纠纷的社会问题,可以提出可能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相应裁判尺度,但是不宜在诉讼外对已经立案的纠纷提出处理意见;对审判、执行、信访等工作中发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应当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大数据研究报告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反馈,服务科学决策。
12.加强源头预防化解矛盾。加强辖区多发常见类型化纠纷的源头治理,形成源头预防、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的分层递进前端治理路径。强化与当地乡镇街道的衔接、与综治中心的协同,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机制平台,及时掌握和研判综治矛盾纠纷信息,发挥网格员、特邀调解员作用,促进基层纠纷源头化解。充分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工作平台,推动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广泛对接基层解纷力量,形成基层多元解纷网络,在线开展化解、调解、司法确认等工作。推动人民调解员进人民法庭、法官进基层全覆盖,加强委托调解、委派调解的实践应用,充分释明调解优势特点,引导人民群众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13.加强基层法治宣传。推动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重要支点的基层社会法治体系,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加强对特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等在诉前或者诉中开展调解工作的指导,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巡回审判、公开审理、以案说法、送法下乡等活动,增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发挥司法裁判示范引领功能,推动裁判文书网、人民法庭信息平台与普法宣传平台对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14.完善相关纠纷审理规则。人民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审理依据和裁判标准不明确等类型化问题,可以及时按程序报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对辖区内反映强烈、处理经验成熟的问题以纪要、审判指南、参考性案例等方式及时明确裁判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适时就重点法律适用问题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
五、积极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5.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切实实施民法典,依法妥善审理家事、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基层易发多发案件,畅通权利救济渠道,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用好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诉前调解、案后回访等措施,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落实力度,保障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依法妥善审理养老育幼、教育培训、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等领域案件,促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最大限度把涉军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
16.提升一站式诉讼服务能力。坚持因地制宜,在人民法庭建立诉讼服务站,在人民法庭及辖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或者矛盾调解中心设立自助诉讼服务设备,方便当事人随时随地办理诉讼业务。建立健全诉讼服务辅导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在线调解、开庭等事务现场辅导服务。进一步增强人民法庭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质效,更加方便群众就近起诉、办理诉讼事务。有条件的人民法庭,可以设立视频调解室,提供跨地域视频调解等服务。
17.完善直接立案机制。推进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或者基层人民法院派驻立案机制。推进人民法庭跨域立案服务,确保能够作为立案协作端办理跨辖区、跨县、跨市、跨省立案。适应人民法庭辖区主导产业或者中心工作需要,合理确定收案范围。
18.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积极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规则,健全审判组织适用模式,推行在线审理机制,依法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独任制审理等,积极推广适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裁判文书,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司法效率,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
19.推动解决送达难。发挥数字化时代电子通讯优势,加强电子送达,推行集约化送达方式。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充分调动网格员积极性,发挥其熟悉社区情况、了解辖区人员信息的优势,综合运用现代和传统手段破解送达难题。
20.推进直接执行机制。探索部分案件由人民法庭直接执行的工作机制,由人民法庭执行更加方便当事人的案件,可以由人民法庭负责执行。可以根据人员条件设立专门执行团队或者相对固定人员负责执行。案件较多的人民法庭,探索由基层人民法院派驻执行组等方式,提高执行效率,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实现诉讼权益。人民法庭执行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统一管理,专职或者兼职人员纳入执行人员名册,案件纳入统一的执行案件管理平台,切实预防廉政风险。
六、不断深化新时代人民法庭人员管理机制改革
21.完善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落实独任庭、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健全“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落实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建立符合人民法庭实际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统一。落实法官员额制改革要求,综合考虑人员结构、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适应繁简分流和专业化建设需要,配强审判辅助力量,探索完善符合实际的审判团队组建和运行模式。
22.探索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坚持以案定员、以任务定员,每个人民法庭至少配备1名审判员、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1名司法警察或者安保人员,逐步实现有条件有需求的人民法庭配备3名以上审判员;可以根据辖区面积、人口、案件数量、基层社会治理任务等因素合理调整人员配置。针对部分人民法庭人员编制不足、人民法庭之间办案数量不均的情况,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协调地方编制部门,建立省级层面人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基层人民法院要在核定编制内将编制向案件数量多、基层治理任务重的人民法庭倾斜。结合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推动人员编制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
23.完善干部锻炼培养机制。探索建立基层人民法院新入职人员选派到人民法庭工作锻炼,无人民法庭工作经历的新晋人员尤其是审判人员、审判辅助人员优先到人民法庭挂职锻炼,基层人民法院机关与人民法庭人员之间定期轮岗交流等机制。人民法庭庭长在同一职位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交流。提拔晋升时适度向长期在人民法庭工作的干警倾斜,选配基层人民法院院领导时,具有人民法庭庭长任职经历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入额遴选时,具有三年以上人民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助理,同等条件下优先选任;中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应当接收适当比例具有人民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积极争取省级人社部门支持,建立聘用制书记员便捷招录机制,推动下放招聘权限,减少招聘环节;积极协调省级有关部门,探索建立聘用制书记员定向培养模式,委托定点学校定向招生、培养,毕业后回原籍人民法庭工作。
24.落实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和保障制度。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日常监督管理,规范选任及退出机制,落实随机抽选为主、个人申请与组织推荐为补充以及年度参审案件数量上限等规定。积极与同级财政部门等研究落实现有政策规定,加大经费投入,规范使用范围,激发人民陪审员参与人民法庭案件审理的积极性。
25.切实加强履职保障。完善人民法庭干警精准培训机制,设置与人民法庭职能定位相对应的培训内容,全面提升人民法庭干警依法履职能力。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的,应当协调有关单位,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人民法庭干警及其近亲属受到人身威胁的,协调当地公安机关采取必要保护措施;认真落实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依法加强对人民法庭司法警察的履职保护。推动完善法院因公伤亡干警特殊补助政策。积极落实中央有关因公牺牲法官、司法警察抚恤政策,认真做好“两金”申报、发放和备案工作。鼓励各地法院为人民法庭干警投保工伤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七、建立健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考核机制
26.完善考核内容。探索建立符合人民法庭工作规律的专门考核办法,综合考虑执法办案、指导调解、诉源治理等因素,适当增加诉源治理、诉前调解等考核权重,重点考核“化解矛盾”质效。建立健全与执法办案和参与社会治理职责相适应,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的考评体系,制定针对性强、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可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量化为主的方式,科学制定和使用量化指标,采用加权测算等计算方法,合理设置权重比例。坚决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项目和指标,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干警减压。乡村振兴服务任务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好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先行先试。
27.优化考核指标。执法办案考核应当遵循司法规律,综合考虑案件类型、繁简程度、适用程序、巡回审判等因素,包括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等基本内容。指导调解考核应当充分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数据,通过诉前调解案件占一审立案比、调解案件成功率、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等指标,量化指导调解的数量和效果。加强诉源治理考核,对于法治宣传、法律培训、矛盾纠纷研判通报、司法建议等可以考核次数,对于推动制定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召开综治联席会、重大事项法律风险提示法律意见等,既要考核量化次数,也要考核质量效果。
八、切实提升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保障
2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科学论证、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的原则,合理安排年度建设计划,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人民法庭办公办案和辅助用房得到充分保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得到显著加强,业务装备配备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网上开庭等信息化设施设备配备齐全,信息化建设应用效果进一步强化,人民法庭外观标识完全统一,人民法庭工作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29.加强法庭安保工作。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是人民法庭安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人民法庭庭长是直接责任人。完善安全防范设施装备配备,每个人民法庭应当配备必要的防爆安检、防暴防护等设备。强化案件风险评估和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突演练,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司法警察部门对人民法庭安保工作的督察指导培训,增强干警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处置能力。加强人民法庭与驻地公安派出所联防联动,推动有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驻庭警务室。
30.完善经费保障制度。推动适时调整人民法庭建设标准,争取省级有关部门加大对人民法庭基础设施经费保障力度,增加对车辆、安保设备、信息化运维等支出投入。持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脱贫地区人民法庭经费保障的政策倾斜力度,充分运用好有关转移支付资金,帮助解决办案经费保障和物资装备建设等问题。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和支持,继续落实好人民法庭庭长职级待遇和干警工作津贴、补贴等政策,切实解决人民法庭在人财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对于已经实施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的地区,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积极争取由当地财政保障人民法庭服务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费,由高级人民法院争取协调省级有关部门根据实际,下放人民法庭新建、维修等经费项目审批权。
31.加强购买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规范化。结合各地实际,加强人民法庭编外人员配备保障,梳理适合购买社会化服务的事务性工作范围和项目,规范有序开展向社会购买服务,建立健全公开竞标、运营监管、业务培训等制度,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统筹保障。完善事务性工作的集约化管理工作流程,探索组建专业工作团队,集中办理文书送达、财产保全等事务。
32.加强人民法庭“两个平台”建设。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强化人民法庭工作平台应用,加强对人民法庭数据的收集、填报、分析和运用,实时监测办案数据,全面掌握人民法庭工作动态,准确研判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和预见性。加强人民法庭信息平台建设,发动基层人民法院干警特别是人民法庭干警参与宣传工作,及时推送人民法庭工作成效、典型案件,深入挖掘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加大人民法庭工作宣传力度,全面展现人民法庭干警良好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人民法庭“两个平台”建设情况应当作为人民法庭工作的考核内容。
九、有效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的组织领导
33.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推进人民法庭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高质量推进基层党建创新,把党建引领贯穿人民法庭工作全过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向基层延伸,推动队伍教育管理走深走实,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完善人民法庭内部管理和日常监督制度,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34.加强汇报协调。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就人民法庭工作向当地党委作专题汇报,推动把加强人民法庭工作作为强基导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点工作纳入党委政府总体工作格局,切实解决人民法庭工作实际困难。
35.健全工作机制。探索地方三级人民法院院长抓人民法庭工作的组织领导思路,切实把人民法庭工作当做“一把手”工程,将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基础。各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应当深入人民法庭开展调查研究,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应当确定1-2个人民法庭作为联系点,并适时调整,经常性到人民法庭调查研究。强化发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庭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实际作用,加强归口管理,统筹推进人民法庭工作,定期研究解决人民法庭在职能发挥、人财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和解决思路举措,积极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融入当地社会治理体制。
本意见自2021年9月22日起实施,之前有关人民法庭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守护农村生态环境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守护农村生态环境篇
(2022年6月4日)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念诞生地人民法庭,如何以法治力量助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水平转化?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建制法庭,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护航国家公园建设?环境资源法庭如何创新“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探索环资审判专业化、生态恢复法治化、司法保护常态化路径,全方位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人民法庭,如何以司法之力当好忠诚可靠“守井人”?滨江生态法庭如何打造长江沿岸首个以“司法保护示范林、环境司法庭馆‘样板间’、巡回审判艇”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司法实践基地?赤水河畔的“茅台法庭”如何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案件审理与诉源治理并举,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看人民法庭如何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之路提供司法助力。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灵峰法庭
践行“两山”理念 法护绿水青山
案例点评: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灵峰法庭下辖的余村是“两山”理念诞生地,灵峰法庭立足辖区竹茶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形势,深耕“绿色审判”,延伸“绿色服务”,聚焦“绿色经济”,以法治力量助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水平转化。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的人民法庭,灵峰法庭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秉承“护美绿水青山彰显公平正义”工作理念,奋力扛起绿色低碳共富样板地模范生的司法担当。
一、深耕“绿色审判”,守护森林竹海
坚持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司法理念,创新专业化审执模式与生态修复性机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广纳各领域专家提增团队专业度。吸收农林渔牧等领域专家16名,建立环资案件专家陪审库,与资深法官组成“森林法官”队伍,提高环资审判专业精准度与裁判结果可接受度,案件服判息诉率达98%。二是探索购碳令推动生态修复多元化。依托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探索购碳令机制,敦促当事人认购碳汇落实生态修复,降低修复能耗。发出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野生动物保护令,责令破坏生态行为人增殖放流5次、补植复绿70余亩林地,并定期回访考察。三是法庭执行提升生态保障及时性。实行环资案件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四合一”归口审执模式,强化审执程序衔接。发挥法庭直接执行优势,推行辖区环资案件执前督促,82%行为人在裁判生效后主动修复,缩短生态破坏影响期。
二、延伸“绿色服务”,助推生态共治
紧扣新时代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前移司法服务关口,为辖区生态环境保护、纠纷防治提供全链条服务。一是设立司法实践基地强化生态警示教育。牵头建立“两山”司法实践展示馆,设立生物多样性司法实践基地,联合基层法庭设立补植复绿警示教育基地,广泛开展生态保护研学与警示教育,累计接待2800余人次,增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二是多方联动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将“森林法官”融入市域环境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对接县级司法协同中心,跨域化解环境损害纠纷22起,跟进修复成果8项。积极参与林长制、河长制改革,定期为林长、护林员、河长等开展法治培训,支部共建吸收党员干群参与环境损害纠纷化解,推动形成立体保护网。三是依托智能生态治理平台提升防治效能。依托“法护两山”智能环境治理平台,与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共享信息、共通线索、共商问题,实现环资案件同平台办理,移送案件线索50余条,共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等信息100余条。推动“共享法庭”村社全覆盖,打造生态“共享法庭”集群,在线开展生态保护法治宣讲、业务培训33次。
三、聚焦“绿色经济”,护航乡村振兴
立足辖区特色产业,聚焦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法治力量助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水平转化。一是激活闲散生态资源要素。主动对接负责县域生态资源整合提升与市场交易的“两山银行”,动态掌握辖区产业发展状况,精准回应司法需求,及时反馈案涉零散闲置生态资源信息,推动产业生态资源实现价值转换,促进辖区资源要素聚集、产业融合。二是加强“安吉白茶”产业联动保护。与职能部门合力构建“安吉白茶”等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推进特色农产品保护工程,指导“安吉白茶”地理标志等知产侵权纠纷诉前调解15次。三是助力乡村农旅融合发展。在辖区旅游经济专业合作社、3A级以上景区等设立巡回审判站点,开展巡回审判、典型案例发布和宣讲,就地指导化解农旅纠纷63件,引导乡镇村社规范生态资源开发、闲置农房租赁、宅基地流转等行为,推动休闲农业、民宿旅游等新业态发展。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深渡法庭
彰显地域特色 助力“库区、景区、山区”绿色发展
案例点评: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深渡法庭结合辖区库区、景区、山区典型特点,关口前移、能动司法,以“水上流动法庭”“巡回旅游法庭”“身边时令法庭”等贴近当地实际、彰显地域特色、满足群众所盼的方式,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之路提供司法助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深渡法庭辖区位于千岛湖(新安江水库)坝址以上流域,为新安江中下游段至浙江省出水口,肩负“一江清水出新安”的重任。近年来,深渡法庭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推动的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因地制宜,结合辖区库区、景区、山区的典型特点,关口前移、能动司法,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之路提供司法助力。
一、聚焦库区生产生活需求,打造“水上流动法庭”
深渡法庭紧扣地域实际,设立“说走就走、说到就到、有事说事、没事便民”的便民法庭,2017年4月以来,化解矛盾纠纷600件。一是成立“轮渡法官调解室”,在深渡海事处设立纠纷化解点,把法庭从审判大楼搬到轮渡小船上。在辖区流域轮渡停靠点设置诉讼服务调解点7个,安排2名退休法官轮流值班提供解纷服务。二是聚焦生态司法保护,针对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中尚未形成纠纷的潜在风险和社会问题提出应对举措,妥善化解畜禽养殖污染整治、重点河道综合治理、采砂洗砂治理、支流水草治理、增殖放流、沿河服务行业污水处理等各类环境保护纠纷42件。
二、聚焦景区涉法涉诉需求,打造“巡回旅游法庭”
以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新安江山水画廊和“中国东部自驾游天堂”的“皖浙1号旅游风景道”两处景区为重点,提供旅行无忧司法服务保障。一是紧盯旅游纠纷流动性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开辟涉旅纠纷绿色通道,确保当事人即到即办,涉旅纠纷快审快结,平均耗时仅2天左右。全面分析纠纷起因、当事人诉求,制定要素式审判模板,对于无争议事实直接适用。对于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第一时间出具文书或引导当场履行。二是注重水陆景区不同纠纷类型,有针对性因案施策。在水上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全长50公里途中,定点投放涉游客、游船、渔民相关诉讼法律风险提示,在售票处、轮渡码头等关键场所放置宣传板、宣传册。根据自驾游多发易发的交通事故纠纷,编印道路交通安全、驾车违法提示、交通事故纠纷解决人身损害赔偿认定等多个指引,积极协调交管部门做好纠纷协调。三是坚持与乡镇司法所、旅游执法部门等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加强对涉旅纠纷调解员、网格员业务指导,为辖区调解员征订专业书籍,组织开展“法润新安江”等宣传讲座,增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纠纷化解能力。
三、聚焦山区富农富民需求,打造“身边时令法庭”
按照“庭审地点离家近,开庭时间群众定”的思路,打造不违农时、不误农事、不增加群众诉累的“时令法庭”。一是针对春季茶叶、夏季枇杷、秋季蜜桔和贡菊等耕种时令性强,收获采摘时间短的特点,主动为从事时令种植的山区群众提供上门、便利、亲和诉讼服务。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不拘泥于坐堂问案,有序排期,由双方当事人选择方便时间、地点开庭审理。二是坚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诉前+诉中”“普法+便民+惠民”多元化解工作模式。率先试点“无讼社区服务站”,与全国人大代表、深渡镇大茂社区党总支书记姚顺武综治工作室密切协作,诉前化解各类涉农纠纷1360起。三是着力提倡乡风文明,推广“徽州乡风评理堂”做法。成立安徽首家党建引领的金融纠纷调解室,诉前化解农村信用建设、金融借贷、民间借贷等各类纠纷22件,为乡村振兴打牢信用基础。四是健全机制保障,制定《“时令法庭”品牌建设方案》《“时令法庭”安全保卫制度》等系列规章,保障“时令法庭”专项经费,配齐配强录音录像设备。加强协调配合,特殊情况邀请当地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协助,切实保障“实地庭审”和“巡回庭审”。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武夷山国家公园法庭
立足地域特点 精准护航国家公园建设
案例点评: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武夷山国家公园法庭是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法庭,法庭立足武夷山“国家公园”“双世遗城市”的地域特点,通过创新“三绿”生态司法工作网络,构建“三一”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突出武夷岩茶品牌优势,创设“513涉旅审判工作机制”,精准护航国家公园建设。
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是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建制法庭。立足武夷山“国家公园”“双世遗城市”地域特点,精准护航国家公园建设,全力服务保障乡村振兴。
一、立足国家公园辐射效应,全力助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生态司法“三绿”工作网络,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亮“绿灯”。联合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台《生态司法保护“绿色家园”行动方案》,设立国家公园“巡回审判点”,开辟涉生态案件“立、审、执”绿色诉讼通道,巡回审理涉生态案件114件,召开涉生态联席会12场,实现辖区内乡村自然资源保护一体化运作。二是布“绿网”。设立“驻河长制办公室法官工作室”,与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有效衔接,形成“法庭+国家公园+乡镇”全覆盖生态保护网络,诉前化解涉生态纠纷95件,开展 “践行‘两山’理念”等普法16场、 500多人次,发放宣传材料3400余份。三是打“绿码”。将生态修复理念融入审判工作,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落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审结乱占耕地建房等涉生态民事纠纷94件,督促拆除水源地违法畜禽养殖设施8000多平方米。
二、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名片,努力促进武夷文化繁荣发展
努力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有机融合的“三个一”机制。一是一站式服务。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巡回法庭、司法保护工作站,集法律咨询、诉前调解、案件受理、诉讼调解、审判执行等为一体的一站式诉讼服务,高效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案件。二是一体化保护。联合文物保护单位出台《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工作方案》,加强部门信息互通,做好文化遗存矛盾评估和纠纷化解工作,妥善审结茶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建设项目“武夷茶博物馆”纠纷案。三是一脉性传承。汲取朱子文化、茶文化精髓,总结了“问源、扬和、谕理、循法”的“朱子·家”八字审判工作法,以及“俭、清、静、和”的“朱子·茶”廉洁文化。设立家事巡回法庭,妥善审理家事纠纷452件,营造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乡村和谐的文明风尚。
三、突出武夷岩茶品牌优势,做大做强茶产业发展文章
一是突出司法服务。开设涉茶案件“绿色窗口”,涉茶纠纷就地受理、优先审理、线上解纷。高效审理茶叶购销、侵权等纠纷386起;在村居派驻“法律特派员”,解决茶农、茶企“急难愁盼”问题35个。二是突出司法保障。与市消委会联合推出茶叶买卖“先行赔付”机制,推进茶叶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妥善处理涉生态茶园权属争议、拆迁安置等纠纷,司法助力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生产销售伪劣茶产品等行为。三是突出司法宣传。开展“武夷岩茶”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等常态化涉茶法律宣传,完成重点调研课题《山区特色贸易纠纷的实证问题研究》。
四、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提升旅游产业服务品质
创设“513涉旅审判工作机制”,促进旅游市场全面提档升级。一是制定“5项制度”。实行涉旅纠纷流动调处、速裁速审、判前研讨、先行赔付、远程办案制度。在旅游民宿集中村设立“共享法庭”,“线上+线下”就地化解涉旅纠纷,妥善审理涉乡村旅游案件147件。二是培塑“1支队伍”。由法庭指派专业法官集中审理涉旅纠纷,聘请旅游从业人员担任特邀调解员、陪审员,建立涉旅纠纷专家库,多元化解旅游纠纷。三是建立“3个对接”。与游客服务中心、旅游企业、旅游主管部门加强工作衔接,结合发现的问题,向相关旅游行业主体发出司法建议30余份。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麦岭法庭
创新“三审合一”模式 全方位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
案例点评: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麦岭法庭辖区是许昌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地,麦岭法庭秉持以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的理念,创新“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探索环资审判专业化、生态恢复法治化、司法保护常态化的“三化”路径,多元化解环资纠纷,实现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方位保护。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麦岭法庭所在地地下水资源丰富,系许昌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地。麦岭法庭率先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到环资审判,实现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方位保护;探索环资类案件专业化审理,创新“三审合一”审判模式,走出一条环资审判专业化、生态恢复法治化、司法保护常态化的“三化”之路。
一、创新工作机制,促环资审判专业化
一是完善专业审判制度。成立环境资源类案件法官委员会,制定《关于环境资源合议庭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的实施细则》,对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受案范围予以明确规定,有针对性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予以指导、规范。二是创新“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由麦岭法庭审理,减轻其他业务部门办案压力,提高环境资源类案件的专业审判率、办案效率。五年来,麦岭法庭共审结环境资源案件607件,其中审结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48件91人;审结公益诉讼案件5件。三是强化岗位专业培训。通过外出培训、岗位实训、交流学习等形式,使环资法官精通民事、刑事、行政法律和环境科学知识,培养“专家型法官”。
二、多元化解环资纠纷,促生态恢复法治化
一是成立“环境资源审判诉调对接办公室”。打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按照诉源治理总体要求,与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建立诉调对接机制,设立“环境资源审判诉调对接办公室”,加强职能部门协调联动。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聘请热心公益、德高望重、热爱环保、具有较深环保业务理论和较高调解能力的人士,担任环保监督员、环保调解员、环保宣传员等“三员”,通过监督、调解、宣传等,促使当事人认识错误,修复环境,赔偿损失。三是建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吸纳具有环保专业背景知识者组成专家库,在审理重大疑难案件、研讨疑难专业问题、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三、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促环境保护常态化
一是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允许通过限期履行劳务代偿、第三方治理等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确保责任人依法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二是探索审理+教育新模式。一是对环资案件坚持在山林绿化地、矿产资源地、河湖水源地等案件发生地开展巡回审判。襄城县法院在环资刑事案件中挑选出一批代表性案件在发生地公开审理,旁听人数达5000余人。二是借助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网络,QQ、微信、微博、微视、短信等新媒体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影响力。三是运用司法建议促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书督促建议和教育防范作用,结合环资审判情况,先后向国土、水务、林业、旅游、文化、食药监等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书7份,督促以上部门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宣传,建立健全“群防群治”体系,向全社会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法庭
聚焦审判协作宣传职能 当好南水北调“守井人”
案例点评:湖北省丹江口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法庭积极探索环资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开展多主体司法协作、广泛进行法治宣传,引导树立鲜明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导向,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当好忠诚可靠“守井人”。
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市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仙山、秀水、汽车城”三张名片,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打造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助力“一库清水永续北送”。
一、聚焦审判职能,走稳绿色发展“法治路”
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深入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统筹适用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是队伍建设专业化。2021年3月,丹江口法院整合审判资源设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庭,探索环资案件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机制,凸显“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特色。二是司法保护立体化。先后在库区周边镇村、重点企业设立司法保护基地8个,分设增殖放流区、补植复绿区、野生动物放生区,在基层法院框架内初步形成“法庭+基地+三区”的立体化司法保护体系。三是司法理念绿色化。法庭始终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把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对生态环境资源恢复行为纳入对被告人量刑情节,运用打击、教育、预防措施,提高保护质效,体现司法温度。成立以来,累计督促被告人增殖放流鱼苗47余万尾,复垦复绿林地面积18亩,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册8000份,使“砍树人”变成“种树人”,“打鸟人”变成“护鸟人”,“捕鱼人”变成“放鱼人”。
二、聚焦司法协作,唱响共同治理“合奏曲”
生态环境保护法庭积极推动司法协作,不断为库区绿色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一是强化区域协作。积极贯彻落实湖北、河南、陕西三省高院在丹江口共同签署的《环丹江口水库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与周边法院建立区域协作机制。二是强化横向协作。联合当地环保、水利和湖泊等7个部门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机制,强化生态治理,取得良好效果,被作为重大环保措施向湖北省人大汇报。三是强化主体协作。高度重视与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主体--汉江集团联系,将汉江集团管理区域纳入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凝集央企与司法机关的不同优势,为库区绿色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司法服务。四是强化外部协作。邀请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建立公益诉讼实践基地,聘请7名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建立环境司法咨询专家库,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
三、聚焦法治宣传,共绘美丽乡村“新画卷”
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坚持每月一次巡回审判、一次法治宣讲、一次走访村组,持续增强群众节约意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一是强化巡回审判。针对环资类刑事案件,坚持到案发地开庭,并配置巡回审判车、移动科技法庭等设备,制作典型案例宣传展板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宣传单,使巡回审判车成为流动的法治宣传站。二是强化送法下乡。利用空闲时间,主动与辖区村组对接,因村施策,坚持开展“每周一学”夜学活动,结合每月开展的“户户走到”,为群众普及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知识。三是强化法治宣讲。在“3·22世界水日”“6·5世界环境日”等环保节点联合相关部门以多媒介、多方式、多角度开展法治宣传,倡导互利共生、营造美丽乡村,相关工作经验被多家媒体报道推广。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大周法庭
生态修复+乡村振兴 打造滨江生态法庭
案例点评: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大周法庭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打造长江沿岸首个以“司法保护示范林、环境司法庭馆‘样板间’、巡回审判艇”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司法实践基地,走出一条司法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之路。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大周法庭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工作职能,创新加入恢复性司法元素,打造“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探索出一条人民法庭服务保障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一、科学谋篇布局,夯实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一是创新建设生态修复林。2016年起在大周镇长江沿岸500亩消落带上建设“三峡库区生态修复司法保护示范林”,现已种植耐水湿、耐盐碱、绿色期长、树形优美的中山杉250余亩3万余株,与当地十里滨江长廊、主题文化广场、古红橘种植园自然融合,形成生态旅游优质资源,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周边兴起乡村民宿、农家乐50余家,促进了农村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示范林所在的两个乡村,一个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一个从贫困村蜕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二是倾力打造景观法庭建筑。2018年启动法庭新址建设项目,现已建成占地面积5600m2、建筑面积1921.33m2的大周法庭。建筑整体呈庭院式布局,错落有致,陈设庄重典雅,传承了我国传统司法机关即府衙的建筑形制和建筑风格,外观上融入大周镇美丽乡村建设风貌,成为江畔一颗靓丽明珠。三是着力创建法治教育基地。法庭内种植环境资源案件中没收的红豆杉、崖柏、桢楠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陈列中华鲟、大鲵、林麝、野斑羚、红腹锦鸡等动物标本,以及青石、硫铁矿、石灰岩、页岩、卵石等矿产样本,缔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法庭氛围,以沉浸式、体验式为特色,通过观摩庭审、模拟法庭、法治课堂、案例展示、活动参与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将大周法庭及其管理的示范林整体建设为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打造“乡村法治打卡地”。
二、健全工作机制,护航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一是建设专兼结合的环资审判队伍。加挂“三峡库区生态修复法庭”铭牌,六名干警编入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兼办环境资源案件,由环境资源审判庭进行业务指导,并共同开展巡回审判、普法宣传、司法调研等活动,强化了大周法庭环境资源司法效能。二是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与党委政府、农委、林业、水务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实际问题,为法庭及示范林建设、周边环境优化、生态资源合理利用等提供有力保障。与区林业局、大周镇政府联合出台《关于共建长江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司法实践基地的意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与云阳县农委签约打造环境司法巡回审判艇,联合开展巡航长江、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等活动。三是健全社会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规范化、制度化落实法庭及示范林全天候开放、邀请公众参观访问、中山杉捐资认养、生态修复公益活动等四项机制,建立和畅通公众参与环境法治的渠道和平台,凝聚助推乡村振兴的“最大公约数”。2016年以来,万州区中小学生12000余人、全国法院40余次1000余人、全国人大代表44人、市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76人到大周法庭参观访问或调研;社会公众踊跃捐资认养中山杉,认养金额达32万元、面积达33亩。
三、强化法治宣传,擦亮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持续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注重加强与各级新闻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的合作,广泛报道大周法庭以恢复性司法为切入点,依托生态修复示范林、生态法庭、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提升社会知名度、美誉度。中央电视台连续3年4次以现场直播方式报道相关经验成果。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求是》杂志撰文,论及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司法实践成果时,以图文方式肯定示范林建设成效。2021年5月2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作专题发言时,推介了万州法院建设示范林的好做法,得到各国与会代表一致肯定。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
茅台特殊环境保护法庭 发展与保护并重 专业法庭推动酒业高质量发展
案例点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特殊环境保护法庭所在地位于赤水河茅台段下游,茅台特殊环境保护法庭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案件审理与诉源治理并举,积极发挥专业法庭优势,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仁怀市辖区内的茅台镇、美酒河镇和合马镇位于赤水河茅台段下游,属于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产业核心区和聚集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白酒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茅台特殊环境保护法庭紧扣地方产业发展重心,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坚持案件审理与诉源治理并举,积极发挥专业法庭优势,奋力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多元解纷,升级特色产业司法服务
一是采取特色产业诉讼案件集中审理。组建“4名法官+4名法官助理”的专业化审判团队,建立繁简分流、类案划分、关联案件并审等机制,缩短涉白酒产业案件审理周期,提高司法效率。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各类涉白酒产业纠纷案件1214件,平均审理天数26天。二是开通特色产业诉讼案件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查、优先立案、单独标识、分类管理,完善“巡回审判+远程开庭”审判工作机制,开展上门立案、上门调解、远程开庭等服务300余次。三是推进特色产业纠纷前端化解。建立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联调工作机制,充分运用“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模式,激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快捷键”。法庭成立以来,移送诉前调解案件480件,成功调解269件,诉前调解率达56%。
二、延伸职能,优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
一是建立企业联系人制度。实行“一企一人”联络方式,制作全市106家规模白酒企业联系人名册,畅通与白酒企业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和回应企业司法需求。二是创新普法宣传模式。开通法庭微信公众号,设置“茅台故事”“普法讲堂”“诉讼服务”等栏目,推动线上释法,为白酒企业提供诉讼指引和精准普法。三是建好特色产业专项台账。分类管理、定期研判涉白酒产业纠纷案件,围绕企业在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劳动用工、清欠债务等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开展座谈交流、送法上门等活动,助力白酒企业风险防范化解。
三、共治共享,助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
多元协商、共治共享,构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屏障。一是健全特色产业司法保护机制。按照“系统保护、协同高效”的原则,聚焦白酒产业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云贵川“三省六县市”跨行政区域白酒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共同签署《长江上游酱香型白酒产业带特殊生态环境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意见》,围绕审判执行协同提升、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理论实务协同发展、审判团队协作共育、多元环境治理体系协同共建五个方面,不断探索白酒产业绿色发展司法协同治理新模式。二是增强特色产业环保责任意识。制作“一案一书”(即《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防控提示书》),随同裁判文书一并送达,普及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责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企业绿色发展自主意识。三是践行特色产业生态环境修复理念。坚持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优先,积极发展适宜产业的原则,联合相关部门为白酒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气候、水质、土壤、微生物群落等独特生态环境提供修复场所。在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重点区域建立茅台安龙场、大坝、苍龙、三合等生态修复基地,多年来实现补植复绿160余亩、增殖放流鱼苗200余万尾,守护“美酒河”良好生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王某培与被申请人冯某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王某培与被申请人冯某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288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申请人王某培与被申请人冯某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王某培在仲裁阶段的委托代理人杨扬律师不按规定接受当事人委托并参与仲裁活动,是否构成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尽管经笔迹鉴定,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并非王某培本人所签署,但杨扬律师知晓仲裁庭开庭时间并出席庭审、向仲裁庭提交王某培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王某培的相关证据进行举证质证,与常理不符。鉴于杨扬律师参加仲裁程序是否实际得到王某培的授权或追认,属于事实问题,应由受案法院查明。故请受案法院组织一次询问,询问王某培本人以及案外人杨扬律师,查明杨扬律师向仲裁庭提交的授权委托手续是否为王某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查明杨扬律师系无权代理,因其行为剥夺了王某培参加仲裁程序及陈述相应意见的权利,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案涉仲裁裁决。如查明授权委托书虽然签字虚假,但王某培授权委托杨扬律师代理仲裁程序的意思表示真实或事后有追认行为,则应驳回王某培的撤裁申请。
此复
附: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王某培与被申请人冯某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10月15日 (2018)内民他1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中院)立案受理了申请人王某培与被申请人冯某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该院拟撤销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鄂仲裁字(2013)277号裁决,并上报我院审查。我院审查后认为,拟同意鄂尔多斯中院意见。因冯某明住所地在四川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应报贵院审核。现将本案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王某培,男,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勇,河南广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冯某明,男,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四川省合江县。
二、基本案情
2010年9月10日,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王某培与冯某明签订《建设安装工程扩大劳务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将彤云小区项目工程中的主体结构、二次砌体、内墙抹灰、酒水等劳务发包给冯某明,合同对价格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了仲裁条款。现冯某明依据《合同书》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判令兴业公司、王某培连带给付冯某明劳务费2163700元及退还劳动保证金200000元,并承担仲裁等相关费用。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裁决:(一)王某培向冯某明支付劳务费1839700元;(二)王某培向冯某明退还保证金200000元;(三)驳回冯某明要求兴业公司连带给付劳务费及退还劳动保证金的仲裁请求。后王某培就《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提出异议,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2017年3月15日内蒙古中泽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证明《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非王某培本人所签。2017年6月1日鄂尔多斯市律师协会作出鄂律纪处字(2017)2号《鄂尔多斯市律师协会处分决定书》,认为杨扬律师不按规定接受委托,代替当事人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名,违反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给予训诫处分。
三、双方当事人意见
申请人王某培称,仲裁委作出鄂仲裁字(2013)277号仲裁裁决书违反法定程序,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形,应予撤销。(一)裁决书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庭的组成违法,冯某明申请首席仲裁员的选项空白,且从未通知王某培开庭时间。王某培并未委托赫扬律师事务所杨扬律师出席仲裁庭,其参与的仲裁活动并未经过王某培追认,代理行为应属无效。内蒙古中泽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确定委托书不是王某培本人签字。(二)裁决书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裁决书认定涉案工程已完工,且以《会议纪要》为承担责任的依据错误。王某培不拖欠冯某明劳务费,相反还为工程垫资,冯某明应向王某培支付款项,仲裁委对此事实并未查清,属认定事实错误。
冯某明未提交答辩意见。
四、鄂尔多斯中院的处理意见和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本案中,王某培在仲裁阶段的委托代理人杨扬律师不按规定接受当事人委托,已经受到鄂尔多斯市律师协会作出的训诫处分。杨扬律师参与仲裁活动并未得到王某培的追认,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因此,仲裁程序违法,属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规定,拟裁定撤销鄂仲裁字(2013)277号裁决。
五、我院审查意见
王某培的委托代理人杨扬律师向仲裁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非王某培本人签名,事后其参与仲裁事宜未得到王某培的追认,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杨扬律师已经受到鄂尔多斯市律师协会处分,故杨扬律师参与的仲裁过程因无权代理导致仲裁程序违法,仲裁裁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拟同意鄂尔多斯中院撤销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鄂仲裁字(2013)277号裁决的意见。
特此请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的通知
(高检发〔201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已经2019年5月16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6月1日
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保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是检察机关专司内部监督的综合业务部门,通过执法督察、巡视巡察、内部审计、追责惩戒,开展内部监督。
第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在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四条 检务督察部门与派驻纪检监察组、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内设机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
第五条 检务督察工作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做到监督与保障并重、惩处与教育结合。
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检务督察局。省级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务督察部门。未设检务督察部门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应当有专人负责检务督察工作。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与巡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承担本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检务督察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一般应当具有司法办案或监督审计等相关工作经历。
第八条 检务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 检务督察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督察检察机关、检察人员执行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规定、决定情况;
(二)承担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相关工作;
(三)承担内部审计工作;
(四)承担党组巡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五)指导司法办案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六)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十条 检务督察部门开展执法督察、追责惩戒办案工作,一般应当按照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处理等程序进行。
对检察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检务督察部门统一受理下列途径发现的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线索。
(一)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派驻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和下级人民检察院移送的;
(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信息反映的;
(三)开展内部监督工作发现的;
(四)检察人员有关工作记录报告的;
(五)检察长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交办的。
第十二条 检务督察部门对线索的初核,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
第十三条 检务督察部门初核后认为需要立案调查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组成调查组开展工作。
第十四条 调查组对查核认定的问题应当提出处理建议,报检务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后,提请检察长办公会审议决定。
第十五条 检务督察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开展工作:
(一)参加或者列席与督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听取被督察单位、部门的汇报;
(三)听取有关单位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四)查阅、调取、复制与督察事项有关的材料、案卷、档案、电子数据等;
(五)与被督察对象谈话、函询;
(六)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
(七)现场督察或者视情开展暗访;
(八)其他合法合规的工作方式。
第十六条 检务督察部门开展巡视巡察、内部审计工作,按照相关程序和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检务督察人员办理的督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督察事项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检务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检务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决定。
第四章 处理方式
第十八条 对被督察的单位、部门、办案组织的处理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对被督察的检察人员的处理方式包括:
(一)批评教育。对失职失责,情节轻微的,批评教育并责令检讨。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的,视情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调离司法办案岗位、延期晋职晋级、责令辞职、降职、降低等级、免职、退出检察官员额等组织措施。
(四)移送纪检监察机构处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检务督察部门移送纪检监察机构处理。
上述处理经检察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由检务督察或政工部门依职能承办。
第十九条 被督察对象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及时挽回损失,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从宽处理。
第二十条 被督察对象不如实报告情况,不配合调查工作,甚至干扰对抗调查的,应当从严处理。
第二十一条 被督察对象尽到了注意义务,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责任;
被督察对象虽有过错,但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免除责任。
第五章 履职保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为检务督察部门提供必要的履职保障,加强检务督察工作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被督察对象应当支持配合检务督察部门的工作。
第二十三条 检务督察人员应当带头遵守法律规定、党纪党规和检纪检规,忠诚履职、敢于担当,对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履行职责中有假公济私、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监察工作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7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7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对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进行修改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清算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针对实践中很多有限责任公司在终止营业活动后不依法进行清算,以人去楼空的方式损害债务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此后,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些依据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就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的案件。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较好地打击了不诚信的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与此同时,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我们也发现,在公司清算事由出现后,中小股东、特别是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因为不掌握公司的账册、文件和财产,无法有效开展清算活动,中小股东为了免于承担怠于清算的连带责任,采用了登报催告、委托律师、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清算等各种方法,但由于实际掌控账册、文件和财产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拒不配合,导致自行清算或强制清算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判令其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有违公平。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调研课题小组,对《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及其适用问题进行相关调研。调研小组搜集了审判实践中的相关案件,先后到广东、贵州、湖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分析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
我们经研究认为,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对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不够准确,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参与经营活动的股东的责任。因此,我们以今年7月份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为契机,以会议纪要的方式进一步界定司法解释适用的条件,明确司法解释二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所做的规定,是因其怠于履行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并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因果关系两个方面对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
首先,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因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公司清算无法及时顺利进行的行为。股东能够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做出了积极努力,未能履行清算义务是由于实际控制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股东的故意拖延、拒绝清算行为等客观原因所导致的,不能以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为由,让其承担清算责任。
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证明其未能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认定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无法清算并造成债权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股东据此主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我们认为,通过明确以上两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够解决您在建议中所反映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经验,积极支持和配合立法机关对公司法进行修订,平衡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在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同时,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一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1年9月7日)
一、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三、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响水金满仓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四、四川绿丹至诚种业有限公司诉泸州泰丰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五、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诉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观山口村村民委员会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六、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秦永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诉郑州市二七区百领水果种植园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八、黑龙江阳光种业有限公司诉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九、酒泉某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十、赛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587号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知民终字第00356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郑知民初字第720号
【基本案情】 母本“郑58”与已属于公有领域的父本“昌7-2”杂交而成“郑单958”玉米品种。“郑58”和“郑单958”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分别为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士公司)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农科院与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农公司)签订《玉米杂交种“郑单958”许可合同》及补充协议,许可德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销售“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德农公司为履行合同而进行制种生产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权益的由德农公司负责。德农公司依据授权,在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后,在甘肃省开始大量生产、销售“郑单958”玉米杂交种。金博士公司认为德农公司在授权期限截止后,未经许可使用“郑58”生产、繁育“郑单958”玉米杂交种的行为,构成侵权,故诉请德农公司停止侵权、赔偿金博士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952万元,并要求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农公司在合同终止后继续使用“郑58”必须重新取得品种权人许可。德农公司未取得金博士公司授权,在金博士公司发函后仍继续使用“郑58”生产“郑单958”,构成侵权。考虑到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有助于推动国家三农政策,德农公司已经取得“郑单958”品种权人的授权许可,并已支付相应的使用费,为生产“郑单958”杂交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若禁止德农公司使用母本“郑58”自交种生产“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可采取支付一定的赔偿费的方式弥补金博士公司的损失,故判决德农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4952万元,农科院在300万元内承担责任,驳回金博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德农公司和农科院均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农科院和金博士公司实行相互授权模式,德农公司生产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权益时应由德农公司负责,与农科院无关,故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赔偿损失和合理支出的判项,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德农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德农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对杂交种生产中涉及杂交种及其亲本关系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具有指导意义。法律并不禁止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但在新品种获得授权及通过品种审定后,该新品种的权利人及其被许可人面向市场推广该新品种,将他人已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用于生产该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时,仍需经过作为父母本的已授权品种的权利人同意或许可。本案中,考虑到被许可人已经为杂交种繁育推广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以通过支付赔偿费用对亲本权利人的损失予以补偿。因此,在侵权损害赔偿确定时,综合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获利情况、不停止使用亲本生产直至保护期满可以继续获利等因素,对权利人请求的4952万元的赔偿数额和合理支出予以了全额支持。本案判决在依法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对鼓励培育及推广良种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民初773号
【基本案情】 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公司)为水稻新品种“金粳 818”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耕田公司)未经许可,以线下门店推广以及在微信群内发布“农业产业链信息匹配” 线上宣传等方式,寻找潜在的交易者,并对成为亲耕田公司会员的主体提供具体的侵权种子交易信息,在与买家商定交易价格、数量、交货时间后安排送货收款,对外销售白皮袋包装的“金粳 818”稻种。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故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辩称其仅是向作为农民的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亲耕田公司为涉案种子交易的达成提供了积极有效的帮助。亲耕田公司帮助销售种子的过程中,在销售主体、销售地域及销售数量上均不符合农民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合法交易个人自繁自用剩余常规种子的情形,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亲耕田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判决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亲耕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亲耕田公司发布侵权种子销售具体信息,与购买者协商确定种子买卖的包装方式、价款和数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销售合同已经依法成立,销售行为已经实施,应认定亲耕田公司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没有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的行为,侵权行为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判。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被诉侵权人以通过信息网络途径组织买卖各方,以“农民”“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名义为掩护实施的侵权行为进行了准确定性。亲耕田公司发布侵权种子销售具体信息,与购买方协商确定种子买卖的包装方式、价款和数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销售合同已经依法成立,亲耕田公司系被诉侵权种子的交易组织者、决策者,实施了销售行为,构成侵权。亲耕田公司并非农民,其发布和组织交易的种子销售信息所涉种子数量达数万斤,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数量和规模。在赔偿数额上,亲耕田公司表示自己不留存有关交易记录,无法提供相关账簿,故人民法院参考亲耕田公司宣传交易额过亿的资料,综合考虑侵权情节,推定其侵权获利超出100万元,并以100万元作为计算本案赔偿基数。亲耕田公司组织销售不标注任何产品信息的白皮袋侵权种子、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生产经营种子,违反种子法相关规定,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计算基数的二倍以上从高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实际赔偿总额为补偿性赔偿数额的三倍,最终全额支持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
三、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响水金满仓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492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293号
【基本案情】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天种业公司)为小麦品种“淮麦33”的被许可人,其代理人与公证人员两次购买响水金满仓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满仓公司)销售的“淮麦33”。明天种业公司认为金满仓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故诉请判令金满仓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金满仓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是小麦商品粮,并未销售小麦种子。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据明天种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金满仓公司销售了被诉侵权产品,且被诉侵权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当年小麦商品粮价格,应当认定其销售的是“淮麦33”小麦种子,故判决金满仓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权种子,赔偿明天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金满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金满仓公司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亦承认销售了被诉侵权种子,销售的品种、单价、数量与两份公证书记载的一致,金满仓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价格明显高于当年小麦商品粮的价格,一审法院认定其销售的是“淮麦33”小麦种子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生产、销售行为极为隐蔽,加之我国法律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仅包括繁殖材料而不包括收获材料,对于既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也是收获材料的被诉侵权植物体,被诉侵权方往往抗辩所涉植物体是收获材料用作商品粮等消费品,试图逃避侵权指控。本案即属此类典型,人民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作出侵权判定时必须加大事实查明力度,充分利用经验法则和专业常识,适时转移证明责任。小麦作物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收获材料又是繁殖材料。作为繁殖材料,小麦种子的纯度、发芽率、含水量等方面的要求均高于普通的商品粮,种子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会明显高于商品粮。本案被诉侵权人否认销售的是种子,主张销售的是商品粮,但两次购买价格明显高于当年小麦商品粮的价格。在公证购买过程中,被诉侵权人的现场销售人员将进入购买现场人员的手机全部收走,具有违反交易惯例的反常行为。综合在案的相关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诉侵权人销售的是侵权种子,不是商品粮,属于侵害品种权的侵权行为。
四、四川绿丹至诚种业有限公司诉泸州泰丰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793号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217号
【基本案情】 四川省绿丹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宜宾市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宜香优2115”水稻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于2016年3月1日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四川绿丹至诚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丹公司)获得“宜香优2115”独占生产、经营权以及市场维护、维权打假的权利。2018年,绿丹公司发现泸州泰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未经许可套牌销售“宜香优2115”稻种,构成侵权,故诉请判令泰丰公司停止侵权,销毁库存侵权稻种,赔偿损失300万元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18)农种检报字第69号、(2018)农种检报字第70号鉴定报告中送检的“宜香5979”来源于泰丰公司库存或销售网点,非来源于公证购买的销售网点,无法确定其送检的种子和被诉侵权的种子以及“宜香优2115”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上述鉴定报告未予采信。根据法院委托作出的(2019)农种检报字第0066号检验报告,泰丰公司生产、销售的“宜香优5979”号水稻和案涉品种权相同,故对绿丹公司关于泰丰公司生产、销售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繁殖材料的主张予以支持,判令泰丰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70万元和合理开支8万余元。泰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泸州市农业局行政执法中的检验报告与法院委托鉴定意见,并非针对同一种子批的检验,二者得出不同结论,相互之间并不冲突,泸州市农业局行政执法中检验报告不能排斥法院委托鉴定意见,泰丰公司关于“宜香优5979”未套牌“宜香优2115”,没有侵权行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打击种子套牌侵权的典型案件,在种子行政主管机关送检形成的检验报告与人民法院委托的检测机关作出的检测报告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下,采纳人民法院委托检测机关作出的检测结论,认定套牌侵权成立。权利人针对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可以采取行政举报和提起侵权诉讼等不同的维权手段,本案对不同程序中的鉴定报告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举报,对被诉侵权人进行执法检查,抽检被诉侵权人的库存种子送检形成的检验报告,本身具有合法性。针对同一侵权行为在行政查处程序中形成的检验报告与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具有关联性,相关检验报告可以在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针对不同批种子的检验,不同检测机构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能认为检验结论之间存在冲突。在没有证据证明多份检测报告系针对同一种子批,且相关证据显示送检样本来源不同、生产日期不同时,应认定多份检测报告并非针对同一种子批的检测,其得出的不同结论相互之间并不冲突。法院委托检测机构作出的检测报告程序规范合法,应予采纳。
五、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诉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观山口村村民委员会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
一审: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1知民初168号
【基本案情】 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华泰公司)为玉米新品种“SBS902”的品种权人。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观山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观山口村委会)在该村六社、七社组织生产“SBS902”玉米杂交种400余亩,该生产行为由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保种业公司)委托,亲本由三保种业公司提供。厦门华泰公司认为三保种业公司为商业目的生产授权品种的行为侵害了其植物新品种权,观山口村委会明知三保种业公司实施侵权行为而为其掩护,应承担连带责任,故诉请判令三保种业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观山口村委会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证处在保全证据过程中对附近耕作及路上遇到的农户进行询问时,农户均陈述所在地属于观山口六组、七组,委托制种公司为三保种业公司。该陈述与厦门华泰公司委托代理人后期询问的其他农户,六组、七组组长及村委会主任的陈述相互吻合。三保种业公司亦认可其在观山口村六组、七组制种的事实,仅辩称在公证保全的地块并未委托制种,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观山口村实际委托制种情况,故判令三保种业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观山口村委会对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保种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三保种业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答辩所主张的事实,其二审提交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等证据,并未明确种植的具体地块,无法证明三保种业公司实际生产品种及其所主张的实际生产面积,且缺乏付款和结算证据以及亲本发放、种子收购花名册等附件佐证,同时作为一审共同被告的观山口村委会对于一审判决并未上诉,二审又不出庭应诉,三保种业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委托制种行为的侵权判定具有指导意义。不签订制种合同、选定代理人发放繁殖材料、通过间接方式给付制种费用等方式,是实践中非法代繁行为所采取的普遍手段。这类侵权行为隐蔽,品种权人往往难以收集有效的直接证据,也难以追究真正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和证据,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对于一味否定侵权事实但不提供相关证据的当事人,推定侵权事实成立,是降低品种权人维权难度的关键。本案中,品种权人提交种子生产合同、公证书等初步证据以证明制种公司委托制种行为构成侵权,制种公司虽然否认但无法对涉嫌侵权品种种植地块的制种情况进行说明,且未提供上述地块的亲本发放凭证及种子收购花名册等予以佐证,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害品种权的行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六、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秦永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407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453号
【基本案情】 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种业公司)为水稻新品种“南粳9108”的独占实施许可人,有权以自己名义对侵害水稻“南粳9108”植物新品种权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高科种业公司认为秦永宏未经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南粳9108”水稻种子的行为侵害了其独占实施的被许可权,诉请判令秦永宏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秦永宏辩称,其利用自留种子生产商品粮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情形,不构成对“南粳9108”水稻新品种权的侵害。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秦永宏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经转包的土地经营权达973.2亩,已不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而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俗称种粮大户)。该类经营主体将他人享有品种权的授权品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取得品种权人的许可,否则构成侵权。故判令秦永宏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秦永宏经营的土地面积高达900余亩,其在该面积土地上进行耕种、收获粮食后售出以赚取收益的行为,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而是具有商业目的。从秦永宏享有经营权的土地面积、种植规模、粮食产量以及收获粮食的用途来看,其已远远超出普通农民个人以家庭为单位、依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来进行种植的范畴,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若允许秦永宏播种上述面积土地所使用的繁殖材料均由自己生产、自己留种而无需向品种权人支付任何费用,无疑会给包括高科种业公司在内的涉案品种权利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其合法权益。由于秦永宏在其通过转包获得经营权的973.2亩土地上进行耕种,未经许可生产“南粳9108”水稻种子并留作第二年播种使用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情形,应当取得涉案品种权利人的同意,并向品种权人或经授权的企业或个人支付费用。因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秦永宏存在生产行为,不能证明其实施了销售侵权种子的行为,故对原审判决赔偿数额予以酌情调整。
【典型意义】 本案进一步细化了“农民自繁自用”的适用条件,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农民”身份界定难、“自繁自用”行为界定难的问题,对准确适用“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具有指导意义。本案明确了“农民自繁自用”适用的主体应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个人,不包括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用的土地范围应当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的土地,不应包括通过各种流转方式获得经营权的土地;种子用途应以自用为限,除法律规定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剩余常规种子外,不能通过各种交易形式将生产、留用的种子提供给他人使用。本案中,被诉侵权人享有经营权的土地面积、种植规模、粮食产量以及收获粮食的用途足以表明其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以家庭为单位、依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来进行种植的范畴,不属于“农民自繁自用”的情形。
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诉郑州市二七区百领水果种植园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592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知民初605号
【基本案情】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以下简称郑州果树研究所)为梨树新品种“丹霞红”的品种权人,郑州市二七区百领水果种植园(以下简称百领水果种植园)未经许可将其购买的梨树苗进行栽苗、出售,且经品种鉴定报告显示编号为2-7的梨树样品与“丹霞红”对照差异位点数为0。郑州果树研究所认为百领水果种植园构成侵权,故诉请判令百领水果种植园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百领水果种植园在未经得郑州果树研究所许可的情况下,将其购买的梨树苗进行栽苗并出售,且经品种鉴定报告显示编号为2-7的梨样品与“丹霞红”对照差异位点数为0,其行为侵害了郑州果树研究所享有的涉案品种权,构成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判令百领水果种植园停止侵权并赔偿郑州果树研究所经济损失4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梨树中部分是百领水果种植园购买“丹霞红”品种苗木后,利用5年的梨树作砧木嫁接而来,结合百领水果种植园多次销售“丹霞红”品种苗木的行为及其销售数量,可以证明百领水果种植园存在繁殖“丹霞红”品种的事实。百领水果种植园未证明所购入的“丹霞红”苗木是经品种权人许可售出的,且其在本案中实施的不仅是销售行为,还存在对购入的“丹霞红”苗木进行进一步繁殖,并向他人销售从而获利的行为,显然侵害了品种权人的利益,应当认定属于侵权行为。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合法来源抗辩和权利用尽抗辩的审查认定具有指导意义。被诉侵权人应对其主张的合法来源、权利用尽等不侵权抗辩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此类抗辩应作严格审查。被诉侵权人销售“丹霞红”苗木的数量超出其购买数量,足以认定其存在繁殖行为,不能适用合法来源及权利用尽抗辩。品种权通过保护繁殖材料来保护品种权人利益,而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具有繁殖子代的特性。因此,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相比,植物新品种领域的权利用尽原则要受到更多限制,对于存在进一步繁殖后销售的行为,不适用权利用尽抗辩,避免出现以权利用尽为名严重影响品种权人利益的后果。
八、黑龙江阳光种业有限公司诉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453号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1401号
【基本案情】 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2019年1月17日作出《关于维持<哈育189品种实质审查驳回决定>的决定》,认定黑龙江阳光种业有限公司(简称阳光种业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提交“哈育189”玉米品种权申请时,“利合228”品种已于2015年4月14日公告初步审查合格,选择“利合228”品种作为本申请的近似品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经原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前置审查,“哈育189”品种不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关于授权的有关规定,阳光种业公司的复审理由不能成立,决定维持品种保护办公室作出的《哈育189品种实质审查驳回决定》,驳回阳光种业公司的复审请求。阳光种业公司不服,认为“利合228”在国内首次申请品种审定或品种权保护的时间均晚于“哈育189”,不能作为评价“哈育189”特异性的近似品种,诉请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其比较对象是递交申请以前的已知植物品种。“利合228”品种权初审合格公告时间在“哈育189”递交品种权申请之前,构成“哈育189”品种权申请递交前已知的植物品种,可以作为判断“哈育189”品种是否具有特异性的比较对象。本案品种权申请针对的是“哈育189”,其何时申请品种审定对本案已知植物品种的判断不产生影响。综上,被诉决定选择“利合228”作为“哈育189”品种权申请的近似品种,符合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哈育189”品种并未明显区别于其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利合228”,被诉决定关于“哈育189”品种不具备特异性的认定结论正确,故判决驳回阳光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哈育189”品种在2015年6月29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利合228”品种已经完成了品种权申请初审,被诉决定将“利合228”玉米品种作为“哈育189”品种权申请日之前的已知品种,就其相关特征、特性进行测试,与申请品种进行性状对比,于法有据。根据鉴定,“哈育189”“利合228” 有差异性状,但差异不显著,且(2018)甘民终695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利合228”与“哈育189”属于同一玉米品种,因此申请品种权的“哈育189”不具有明显区别于已知品种“利合228”的性状,不具备特异性,被诉决定和原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植物新品种授权行政纠纷,判决阐明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定中的已知品种的认定问题。品种特异性要求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因此,判断的基准时间是申请品种权的申请日,而非申请品种审定的时间。在特异性的判定中,确定在先的已知品种的目的是为了固定比对对象,即比较该申请品种与递交申请日以前的已知品种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区别。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品种在申请日之前进行品种审定、品种推广的时间,对判断其是否具备新颖性具有意义,但与选择确定作为特异性比较对象的已知品种并无关联,对特异性判断不产生影响。
九、酒泉某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审: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902刑初160号
【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系酒泉某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该公司将自己繁育的种子及从他人处收购的辣椒籽进行加工、包装后,以“豫椒王”品种向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种子管理站申请生产经营备案,后因质量问题未能申请成功。2018年12月,该公司将“豫椒王”辣椒种子销售给甘肃某慈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3500罐,销售金额共计245万元。甘肃某慈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中1626罐“豫椒王”辣椒种子委托酒泉市肃州区农户种植。2019年7月,农户种植该辣椒种子后出现大量杂株,辣椒产量和质量均受到严重影响。经鉴定,该辣椒种子的纯度为63.4%,纯度远低于国家标准95%和罐体标识96%,认定为劣种子。经测产,该辣椒平均亩产1783.2公斤,其中形成商品价值的辣椒1382.2公斤,远低于罐体标识的亩产3000公斤至4000公斤。案发后,王某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结果】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酒泉某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某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24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王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王某某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单位酒泉某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罚金二百四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一百二十三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涉及辣椒、花生等经济作物种子的犯罪案件日益增加,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的“钱袋子”,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菜篮子”。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明知涉案辣椒种子质量不合格,在辣椒种子包装上虚假标注亩产、纯度等重要指标,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销售,并给相关企业和农户造成经济损失,对此类犯罪应依法从严惩处。实践中,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件往往因受制于生产农时、土壤能力、种植水平、天气状况等复杂因素,很多案件难以对生产遭受的损失情况作出准确认定,也就难以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经相关农业部门测产,造成辣椒减产除了涉案种子原因外,还存在农户移栽时间晚、种植密度大,以及天气影响等因素,因此办案机关未能对农户生产遭受损失情况作出认定。在此情况下,应依法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依照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或者标签标注指标的,是劣种子。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中,销售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和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作出判决。
十、赛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刑初102号
【简要案情】 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赛某某雇佣齐某某(另案处理)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非法从事种子生产、销售。赛某某从甘肃等地购买玉米种子,并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安排齐某某等人用赛某某所购不同品牌的玉米种子包装袋分装后,分别销往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2019年2月25日,公安机关查处赛某某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八堡村的制假窝点时,当场查获假冒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注册的“粒粒金”牌裕丰303、山西中农赛博种业有限公司注册的“太玉”牌太玉339、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注册的“隆平高科”牌隆平206、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的“登海”牌登海605、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的“农科王”牌农科玉368等注册商标的玉米种子共计42袋,总价值共计85890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赛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赛某某归案后能够认罪认罚。据此,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赛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八千元。
【典型意义】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芯片”,保护种子的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是维护种业健康发展、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实践中,被告人假冒他人种子注册商标的犯罪,是种业领域典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应依法予以严惩。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以假冒注册商品罪定罪处罚。其中,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以及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幅度内量刑。
该类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还涉及罪数认定问题。对于被告人既实施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对于采用假冒注册商标的手段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既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又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本案即便涉案种子经鉴定属于不合格产品,若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应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幅度内量刑。故根据“择一重罪处罚”原则,本案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
(法〔2017〕2号)
江苏、湖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南京、苏州知识产权跨区域管辖法庭的请示》(苏高法〔2016〕250号)、《关于在武汉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请示》(鄂高法〔2016〕573号)、《关于设立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跨区域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请示》(川高法〔2016〕50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指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300万元以上的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 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南京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
三、同意指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300万元以上的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 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苏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四、同意指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湖北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武汉市辖区内有关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江汉区人民法院、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述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除外);  3.不服武汉市江岸区、江汉区及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以及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五、同意指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四川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成都市辖区内有关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述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除外);  3.不服成都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本院以前的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6月23日)
“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为充分昭示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政策立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从全国法院范围内收集、整理了10件2019年以来审结的毒品犯罪和吸毒诱发次生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3件死刑案例分别是:吴筹、吴海柱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周新林运输毒品案,张伟故意杀人案;另7件案例分别是:刘勇等贩卖、制造毒品案,祝浩走私、运输毒品案,卞晨晨等贩卖毒品、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刘彦铄贩卖毒品案,邹火生引诱他人吸毒、盗窃案,陈德胜容留他人吸毒案,吕晓春等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这些案例从多个角度体现了当前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也阐述了人民法院对相关类型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标准。
目 录
1. 吴筹、吴海柱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纠集多人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2. 周新林运输毒品案——伙同他人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3. 刘勇等贩卖、制造毒品案——制造、贩卖芬太尼等多种新型毒品,依法严惩
4. 祝浩走私、运输毒品案——通过手机网络接受他人雇用,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大
5. 卞晨晨等贩卖毒品、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非法种植、贩卖大麻,非法利用网络论坛发布种植大麻等信息
6. 刘彦铄贩卖毒品案——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毒品犯罪,依法严惩
7. 邹火生引诱他人吸毒、盗窃案——引诱他人吸毒并唆使他人共同盗窃,依法惩处
8. 陈德胜容留他人吸毒案——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依法严惩
9. 吕晓春等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非法买卖溴代苯丙酮、生产麻黄素,情节特别严重
10. 张伟故意杀人案——有长期吸毒史,杀死无辜儿童,罪行极其严重
案例1
吴筹、吴海柱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
——纠集多人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筹,男,汉族,1972年8月1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吴海柱,男,汉族,1964年10月23日出生,农民。
2015年11月,被告人吴筹、吴海柱与吴某甲(在逃)、张伟健(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在广东省陆丰市预谋共同出资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吴某甲纠集陈江彬、吴佳瑞(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参与。后吴筹等人租下广东省四会市的一处厂房作为制毒工场,并将制毒原料、工人从陆丰市运到该处,开始制造甲基苯丙胺。
同年12月5日凌晨,被告人吴筹、吴海柱和吴某甲指使张伟健、陈江彬驾车将制出的24箱甲基苯丙胺运往高速公路入口处,将车交给吴佳瑞开往广东省惠来县。吴海柱、陈江彬与吴筹、吴某甲分别驾车在前探路。后吴海柱指使吴佳瑞在惠来县隆江镇卸下7箱毒品交给他人贩卖,另转移4箱毒品到自己车上。吴佳瑞将车开到陆丰市甲子镇,吴某乙(另案处理)取走该车上剩余的13箱毒品用于贩卖。
同月10日,被告人吴筹经与吴某甲、吴某乙等密谋后,由张伟健从制毒工场装载7箱甲基苯丙胺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将毒品交给吴某乙联系的买家派来的接货人刘某某、张某某(均另案处理)。次日零时许,刘、张二人驾车行至广州市被截获,公安人员当场从车内查获上述7箱甲基苯丙胺,共约192千克。
同月10日左右,被告人吴海柱在陆丰市甲子镇经林宗庭(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介绍,与纪某某(在逃)商定交易550千克甲基苯丙胺,并收取定金港币20万元。同月16日22时许,吴海柱、林宗庭、纪某某等在广东省肇庆市经“验货”确定交易后,陈江彬驾驶纪某某的车到制毒工场装载甲基苯丙胺,后将车停放在肇庆市某酒店停车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在四会市某高速公路桥底处抓获吴筹等人,在制毒工场抓获吴海柱等人。公安人员在上述酒店停车场纪某某的车内查获15箱甲基苯丙胺,在制毒工场的汽车内查获6箱和3编织袋甲基苯丙胺,上述甲基苯丙胺共约830千克。公安人员另在制毒工场内查获约882千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灰白色固液混合物及若干制毒原料、制毒工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筹、吴海柱伙同他人制造甲基苯丙胺,并将制出的毒品予以运输、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吴筹、吴海柱纠集多人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均系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吴筹、吴海柱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吴筹、吴海柱已于2020年6月1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面临境外毒品渗透和国内制毒犯罪蔓延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制造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在个别地区尤为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大量制造甲基苯丙胺后予以运输、贩卖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吴筹、吴海柱纠集多人参与犯罪,在选定的制毒工场制出毒品后组织运输、联系贩卖,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式犯罪链条。吴筹、吴海柱犯罪所涉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仅查获的甲基苯丙胺成品即达1吨多,另查获800余千克毒品半成品,还有大量毒品已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二人均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制造毒品类源头性犯罪的严惩立场。
案例2
周新林运输毒品案
——伙同他人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新林,男,汉族,1978年9月12日出生,农民。2005年6月28日因犯盗窃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2012年10月3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7月3日止。
2015年7月12日,被告人周新林与刘满生(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在云南省景洪市某小区租房用于藏匿毒品。同年8月,周新林经与毒品上家联系,伙同刘满生前往缅甸小勐拉“验货”,后二人两次驾驶事先专门购买的两辆汽车前往景洪市嘎洒镇附近接取毒品,运至上述租房藏匿。同月10日,公安人员在该租房内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40490克,并于次日抓获周、刘二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新林非法运输甲基苯丙胺片剂,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周新林纠集同案被告人刘满生共同购买运毒车辆、租用房屋,共同前往境外查验毒品并接取、藏匿毒品,单独与上家联系,系主犯,且在共同犯罪中罪责更大,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周新林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假释考验期满的当月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周新林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周新林已于2020年4月21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西南地区临近“金三角”,一直是我国严防境外毒品输入、渗透的重点地区,从云南走私毒品入境并往内地省份扩散是该地区毒品犯罪的重要方式,也是历来重点打击的源头性毒品犯罪。本案就是一起境外“验货”、境内运输并藏匿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周新林伙同他人专门购车用于运毒、专门租房用于藏毒、出境查验毒品、联系上家接取毒品,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其曾因犯罪被判处重刑,假释期满后又迅即实施毒品犯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不堪改造。根据在案证据,周新林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这种情形不同于单纯受指使、雇用为他人运输毒品,量刑时应体现从严。
案例3
刘勇等贩卖、制造毒品案
——制造、贩卖芬太尼等多种新型毒品,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勇,男,汉族,1978年11月5日出生,公司经营者。
被告人蒋菊华,女,汉族,1964年9月14日出生,微商。
被告人王凤玺,男,汉族,1983年2月2日出生,公司经营者。
被告人夏增玺,男,汉族,1975年5月10日出生,公司经营者。
被告人杨行,男,汉族,1989年10月1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均系被告人王凤玺、夏增玺经营公司的业务员。
2017年5月,被告人刘勇、蒋菊华共谋由刘勇制造芬太尼等毒品,由蒋菊华联系客户贩卖,后蒋菊华为刘勇提供部分资金。同年10月,蒋菊华向被告人王凤玺销售刘勇制造的芬太尼285.08克。同年12月5日,公安人员抓获刘勇,后从刘勇在江苏省常州市租用的实验室查获芬太尼5017.8克、去甲西泮3383.16克、地西泮41.9克、阿普唑仑5012.96克等毒品及制毒设备、原料,从刘勇位于上海市的租住处查获芬太尼6554.6克及其他化学品、原料。
2016年11月以来,被告人王凤玺、夏增玺成立公司并招聘被告人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等人为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贩卖毒品。王凤玺先后从被告人蒋菊华处购买前述285.08克芬太尼,从被告人杨行处购买阿普唑仑991.2克,并从其他地方购买呋喃芬太尼等毒品。案发后,公安机关查获王凤玺拟通过快递寄给买家的芬太尼211.69克、呋喃芬太尼25.3克、阿普唑仑991.2克;从杨江萃处查获王凤玺存放的芬太尼73.39克、呋喃芬太尼14.23克、4-氯甲卡西酮8.33克、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1 920.12克;从杨行住处查获阿普唑仑6 717.4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勇、蒋菊华共谋制造芬太尼等毒品并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告人王凤玺、夏增玺、杨行、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明知是毒品而贩卖或帮助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刘勇、蒋菊华制造、贩卖芬太尼等毒品数量大,且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刘勇所犯罪行极其严重,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蒋菊华作用相对小于刘勇,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凤玺、夏增玺共同贩卖芬太尼等毒品数量大,王凤玺系主犯,但具有如实供述、立功情节,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夏增玺系从犯,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杨行贩卖少量毒品,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参与少量毒品犯罪,且均系从犯,对四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一年六个月、一年四个月、六个月,并处罚金。
上述裁判已于2020年6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芬太尼类物质滥用当前正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毒品问题,此类犯罪在我国也有所发生。为防范芬太尼类物质犯罪发展蔓延,国家相关部门在以往明确管控25种芬太尼类物质的基础上,又于2019年5月1日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进行整类列管。本案系国内第一起有影响的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涉及芬太尼、呋喃芬太尼、阿普唑仑、去甲西泮、4-氯甲卡西酮、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等多种新型毒品,部分属于新精神活性物质。人民法院根据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危害和被告人刘勇、蒋菊华、王凤玺、夏增玺犯罪的具体情节,依法对四人从严惩处,特别是对刘勇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充分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有力惩处。
案例4
祝浩走私、运输毒品案
——通过手机网络接受他人雇用,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祝浩,男,汉族,1996年5月5日出生,无业。
2018年12月,被告人祝浩因欠外债使用手机上网求职,在搜索到“送货”可以获得高额报酬的信息后,主动联系对方并同意“送货”。后祝浩按照对方安排,从四川省成都市经云南省昆明市来到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乘坐充气皮艇偷渡出境抵达缅甸。
2019年1月下旬,被告人祝浩从对方接取一个拉杆箱,在对方安排下回到国内,经多次换乘交通工具返回昆明市,并乘坐G286次列车前往山东省济南市。同月27日18时许,公安人员在列车上抓获祝浩,当场从其携带的拉杆箱底部夹层内查获海洛因2包,净重2063.99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祝浩将毒品从缅甸携带至我国境内并进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祝浩对接受雇用后偷渡到缅甸等待一月之久、仅携带一个装有衣物的拉杆箱即可获取高额报酬、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大多选择行走山路等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毒品又系从其携带的拉杆箱夹层中查获,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而走私、运输。祝浩实施犯罪所涉毒品数量大,鉴于其系接受他人雇用走私、运输毒品,且具有初犯、偶犯等酌予从宽处罚情节,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祝浩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上述裁判已于2020年3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处罚,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网络招募无案底的年轻人从境外将毒品运回内地,此类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毒品犯罪的一个新动向。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无案底年轻人通过手机网络接受他人雇用走私、运输毒品的案例。被告人祝浩为获取高额报酬,在网络上接受他人雇用走私、运输毒品,犯下严重罪行。祝浩归案后辩解其不知晓携带的拉杆箱内藏有毒品,与在案证据证实的情况不符。人民法院根据祝浩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体现了对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5
卞晨晨等贩卖毒品、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非法种植、贩卖大麻,非法利用网络论坛发布种植大麻等信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卞晨晨,男,汉族,1995年2月20日出生,学生。
被告人卞士磊,男,汉族,1970年9月20日出生,务工人员。
2017年冬天,被告人卞晨晨提供大麻种子给其父被告人卞士磊,卞士磊遂在其工厂宿舍及家中进行种植。自2018年1月起,卞晨晨通过微信向他人贩卖大麻,后经与卞士磊合谋,由卞晨晨联系贩卖并收款,卞士磊将成熟的大麻风干固化成大麻叶成品后通过快递寄给买家。至同年10月,卞晨晨贩卖大麻至少18次共计294克,获利13530元,其中卞士磊参与贩卖至少11次共计241克。案发后,公安人员在卞士磊处查获大麻植株12株、大麻叶16根。
另查明,“园丁丁”是一个从事大麻种植经验交流、大麻种子及成品买卖、传授反侦查手段等非法活动的网络论坛。被告人卞晨晨于2015年1月7日注册账号“白振业”加入“园丁丁”论坛,系该论坛版主,负责管理内部教程板块,共发布有关大麻知识及种植技术的主题帖19个,回帖交流大麻种植技术164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卞晨晨、卞士磊明知大麻是毒品而种植、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卞晨晨、卞士磊多次贩卖大麻,属情节严重,且二人系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各自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卞晨晨利用信息网络发布涉毒品违法犯罪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卞晨晨、卞士磊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对卞晨晨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卞晨晨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对被告人卞士磊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 2019年10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类网络平台、自媒体等发展迅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便于隐匿身份、信息传播迅速、不受地域限制等特点,创建或经营管理非法论坛、直播平台等,实施涉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本案就是一起被告人种植、贩卖大麻并利用非法论坛发布相关违法犯罪信息的案例。被告人卞晨晨指使其父卞士磊种植大麻,二人配合进行贩卖,卞晨晨还长期管理传播种植大麻方法、贩卖成品大麻的非法论坛,同时犯两罪。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人判处了相应刑罚。
案例6
刘彦铄贩卖毒品案
——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毒品犯罪,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彦铄,男,汉族,1985年9月15日出生,江苏省灌云县林牧业执法大队职工。
2019年八九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刘彦铄在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王圩村卖给王东明甲基苯丙胺(冰毒)约0.5克。同年10月,刘彦铄又在该县老供电公司门口卖给周雷甲基苯丙胺约0.3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彦铄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刘彦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贩卖少量毒品,属情节严重。鉴于其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从轻处罚。据此,对被告人刘彦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20年3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国家工作人员本应更加自觉地抵制毒品,积极与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涉足毒品违法犯罪的情况,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本案被告人刘彦铄系灌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属事业单位职工,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其属贩卖少量毒品“情节严重”。人民法院对刘彦铄依法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严惩。
案例7
邹火生引诱他人吸毒、盗窃案
——引诱他人吸毒并唆使他人共同盗窃,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邹火生,男,汉族,1987年10月9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邹火生系广东省化州市某村村民,意图引诱同村村民邹某某(另案处理)一起吸毒。2018年9月的一天,邹火生向邹某某借款购买海洛因后,当晚来到邹某某家,称吸食海洛因可消除邹某某腿部术后疼痛。邹某某表示其不会吸毒,邹火生便将海洛因放在锡纸上加热,让邹某某吸食烤出的烟雾。此后,邹某某遇腿部疼痛时便让邹火生购买海洛因一起吸食。
同年11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邹火生和邹某某毒瘾发作,但无钱购买毒品。经邹火生提议,二人潜入同村一村民家窃得一台液晶电视机。次日,邹火生将电视机销赃得款400元,用其中100元购买海洛因,与邹某某一起吸食。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邹火生引诱他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引诱他人吸毒罪;邹火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入户盗窃财物,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鉴于邹火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对邹火生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对邹火生以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4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吸毒成瘾不仅损害身体健康,高额的支出也会造成经济困境,诱使吸毒者实施盗抢等侵财犯罪。我国刑法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没有设置数量、情节等入罪条件,故实施此类行为的一般均应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就是一起引诱他人吸毒后又共同实施侵财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邹火生以吸毒可以消除病痛为由引诱同村村民吸食海洛因,为购买毒品又唆使其共同入户盗窃财物,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吸毒诱发犯罪的危害。人民法院根据邹火生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了刑罚。
案例8
陈德胜容留他人吸毒案
——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德胜,男,土家族,1999年9月14日出生,在校学生。
2018年5月12日晚,被告人陈德胜为给女朋友黄某某(未成年人)庆祝生日,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一音乐会所的房间内容留张某某、林某某及14名未成年人吸食氯胺酮(俗称“K粉”)。当日22时许,公安人员在该房间将陈德胜、黄某某及上述16名吸毒人员查获。经尿检,陈德胜及16名吸毒人员的检测结果均为氯胺酮阳性。
另查明,2017年12月18日被告人陈德胜受他人邀约参加聚众斗殴犯罪。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德胜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并应从重处罚;陈德胜积极参加聚众斗殴,其行为又构成聚众斗殴罪。对其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陈德胜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8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成瘾性,一旦沾染,极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依赖。近年来我国容留他人吸毒案件发案率较高,吸毒人员低龄化特点也较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更易遭受毒品侵害。本案是一起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毒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陈德胜系在校学生,为女朋友庆祝生日时容留前来聚会的多名未成年人一同吸毒,已从单纯的毒品滥用者转变为毒品犯罪实施者。人民法院根据陈德胜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从严判处刑罚。
案例9
吕晓春等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
——非法买卖溴代苯丙酮、生产麻黄素,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吕晓春,男,汉族,1968年2月24日出生,无业。2008年1月1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5年7月6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高俊成,男,汉族,1981年12月2日出生,务工人员。2014年6月30日因犯运输、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年11月23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郑颖,男,汉族,1982年5月25日出生,农民。2003年11月11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2017年3月,被告人吕晓春为生产麻黄素,通过网络联系被告人郑颖购买1-苯基-2-溴-1-丙酮(俗称溴代苯丙酮)200千克。后吕晓春雇用被告人高俊成参与生产,并购买制毒工具和其他原材料。2018年1月20日,公安人员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永乐路93号将吕晓春、高俊成抓获,并在该处查获麻黄素5.65千克、含有麻黄素的液体104.65千克及其他化学制剂。后郑颖被抓获归案。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吕晓春非法购买、生产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告人高俊成非法生产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被告人郑颖非法出售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吕晓春、高俊成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且均系累犯、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三人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酌予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吕晓春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对被告人高俊成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被告人郑颖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9年7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制毒物品违法犯罪问题较为突出。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的案例。溴代苯丙酮是合成麻黄素的重要原料,而麻黄素可用于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二者都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易制毒化学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人吕晓春、高俊成、郑颖三人实施制毒物品犯罪均属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体现了对此类毒品犯罪的坚决惩处。
案例10
张伟故意杀人案
——有长期吸毒史,杀死无辜儿童,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伟,男,汉族,1989年7月16日出生,湖南省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工。
被告人张伟自2012年开始吸毒,曾多次被戒毒和送医治疗。2016年12月21日16时许,张伟驾车经过湖南省新邵县酿溪镇雷家坳村财兴路地段时,见王某某(被害人,男,殁年7岁)背着书包在路边行走,遂将其骗上车。当日21时许,张伟驾车来到新邵县坪上镇坪新村一偏僻公路上,停车后将熟睡的王某某抱下车,持菜刀连续切割、砍击王的颈部,致王颈部离断死亡。张伟将王某某的头部和躯干分别丢进附近草丛后逃离现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伟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伟杀害无辜儿童,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伟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张伟已于2020年6月17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吸毒行为具有违法性和自陷性。医学研究表明,长期吸毒可能对人体的大脑中枢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对于因吸毒导致精神障碍的,一般不作为从宽处罚的理由。本案就是一起被告人长期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杀害无辜儿童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张伟明知吸毒后会出现幻觉等精神异常,且曾多次被戒毒、送医,却仍继续长期吸毒。张伟诱骗独行的7岁儿童,并将其杀害,致其尸首分离,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伟死刑,体现了对吸毒诱发的严重暴力犯罪的严惩。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12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12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冲疫情影响的几点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在智慧法院建设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发挥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引领"作用,推广“网上案件网上审理",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让群众享受在线诉讼便利。全面推广“中国移动微法院",推动电子诉讼服务向移动端发展,引领世界移动电子诉讼发展潮流。建成全国统一司法区块链平台,创新在线存证方式,推动解决电子证据取证难、存证难、认证难问题。在执行中应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提高执行规范化水平。推广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纠错、“法信"智能推送等应用,为法官办案、群众诉讼提供智能辅助,有力提升了审判质效,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线上信贷作为互联网金融业态,为社会提供小额分散的普惠金融服务发挥了作用。正如您所说,疫情期间,商业银行的线上信贷业务有利支持了复工复产和居民消费,为“六稳"“六保"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线上信贷业务有关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多次组织研究论证,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努力提供司法服务和支持。
关于您所提“出台线上信贷业务审理的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我们非常重视,针对您所反映的问题,拟对线上信贷业务所涉纠纷以及司法实务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适时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或者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司法程序,细化证据认定标准,统一裁判尺度。
关于您所提“实现线上信贷业务案件集中立案、执行"的建议,集中立案执行模式,确实能够利用规模效应降低诉讼成本,但存在客观制约因素:一是案件的管辖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创新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二是线上信贷业务案件的审理需要进行数据对接,相关机制需周密论证。另外,您所提到的线上赋强公证,对于解决互联网金融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关程序设计尚待完善。
关于您所提“充分运用线上查、冻、扣等科技手段提高执行效率"的建议,准确指出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要点。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执行工作中的运用。例如,在查控方面,我们联合4000多家银行和公安部、交通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6家职能部门,建立了“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法官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存款、不动产、动产等16类25项信息,实现了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在财产处置方面,上线全国统一的网拍工作软件,直接在互联网平台面向公众拍卖。在信用惩戒方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可以采取的惩戒措施有11类150项,对失信被执行人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对于您所关注的“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电子存证"等问题,我们将密切关注,加强对技术、规则、数据对接和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同时,为互联网金融良好发展提供司法服务。期间,我们将保持与您的沟通,及时听取您的建议。
感谢您对工人民法院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弘扬宪法精神 落实宪法规定”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弘扬宪法精神 落实宪法规定”典型案例
(2019年12月03日)
12月3日,最高检举办主题为“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33次检察开放日活动,并发布了“弘扬宪法精神 落实宪法规定”典型案例。
“弘扬宪法精神 落实宪法规定”典型案例
一、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主动派员提前介入,辨别伪劣产品与创新产品,推动新兴行业标准确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
刘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要旨】
检察机关从核实案件基本事实出发,以服务经济发展、支持企业创新的理念办案,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办理一案推动一个新的行业标准产生,达到了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统一。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26日,浙江某工贸有限公司生产T600D型电动跑步机48台,销售金额为5.76万元。经抽样检测,上述电动跑步机有3项指标不符合产品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017年11月至12月,该公司通过研发创新产品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以下称走步机),对外以健走跑步机名义进行销售,销售金额达701万余元。经抽样检测,上述走步机所检项目符合固定式健身器材的国家标准,但有三项指标不符合跑步机的国家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案件办理情况】
2018年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公司经营者刘某立案侦查。2018年12月,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2次。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公司生产的走步机系创新产品,而非伪劣产品,对该部分事实不认定为犯罪。该公司之前生产、销售的48台不合格电动跑步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销售金额仅5万余元、主观恶性较小,且经调查未发现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的情况,社会危害性较小。刘某经营的公司属于创新型企业,正处于升级发展的关键期。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于2019年4月对刘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提前介入,在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已固定的情况下,考虑刘某系企业负责人,从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角度出发,建议公安机关慎用羁押措施。注意把握案件性质和相关犯罪的构成,通过认真梳理,明确了争议焦点,通过多方调查认定涉案走步机在运行速度、产品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跑步机存在显著区别,不宜根据跑步机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径行认定涉案走步机不合格。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不盲目采信判定产品不合格的《技术检测报告》,主动介入、深入走访、认真研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维护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检察机关通过督促企业完善企业标准及按规定上报备案、主动与行业主管及监管部门会商研究等,推动行业部门提供专业意见,明确了走步机适用的国家标准,促进了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
二、依法惩治传销,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识破比特币传销骗局,及时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卢某某、成某某等人利用“虚拟货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要旨】
检察机关识破一些不法分子以“区块链”“虚拟货币”“消费投资”“慈善互助”等新名词、新概念为噱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的诈骗传销犯罪,依法打击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权益的行为。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卢某某、成某某等人看到“虚拟货币”等概念火爆,设立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商议设立GGP共赢积分奖金制度,以投资购买产品的名义发展会员,并按照投资金额的多少确定会员级别,设普卡、银卡、金卡、钻卡四种,以投资额5:1的比例释放相应的GGP积分,可以在BTC100网站上交易变现。同时,为了发展更多下线,公司设置推荐奖、互助奖、管理奖、平级奖,并按照会员级别、管理级别给予会员不同比例的奖金。经查,该传销网络共计30个层级,涉及会员账号1万余个,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3.2亿余元。
【案件办理情况】
检察机关以卢某某、成某某等11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9月,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卢某某、成某某等11名被告人两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传销活动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些不法分子以“区块链”“虚拟货币”“消费投资”“慈善互助”等新名词、新概念为噱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各种宣传培训吸引老百姓参与其中。这些纷繁复杂的犯罪手段,特别是以“金融创新”等名义开展的各类金融投资业务,迷惑性强、难以识别,群众容易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检察机关通过严厉打击这类以新概念为噱头的传销、诈骗、非法集资犯罪,彰显法律的威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三、通过行政公益诉讼保护人民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投诉保健品市场虚假宣传,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并推动保健品领域乱象整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利和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浙江省某市保健品虚假宣传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保健品领域乱象整治,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病人的人身健康和经济利益。
【基本案情】
2019年初,某市益健堂、苗家养生堂等商户通过悬挂广告牌、口头推销、组织老人会销、举办答谢会等方式,高价兜售“高电位能置养生仪”、“康汇牌维固胶囊”、“按摩凳”和羊奶粉等保健产品,同时违规使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抗肿瘤癌症”等疾病治疗用语,夸大产品功能、虚构使用效果,虚假宣传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未能有效查处,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案件办理情况】
2019年初,该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对保健品市场乱象的举报投诉线索达50余条。检察机关据此部署专项行动,对本市范围内的保健品市场违法问题进行摸排,开展暗访调查39次,网上取证117条,询问案件相关人员64人次,收集物证、书证和视听音频资料108份,基本掌握了辖区内保健品领域存在的主要违法情况。结合调查情况,检察机关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大执法办案力度,依法对该市益健堂、苗家养生堂、恒念保健品商行保健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组织对检察建议涉及的违法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共立案30余件,罚没款54万余元,并联合公安、乡镇(街道)等查处关停涉及保健品传销的黑窝点5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4件刑拘7人,有效整治了当地保健品市场乱象。
【典型意义】
《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保健品市场乱象突出,“骗老坑老”“骗病坑病”等时有发生,侵害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经济权益。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部署开展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专项监督行动,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为切入点,发挥“网格+检察”线索发现机制,拓宽线索发现研判渠道,并主动加强后续跟踪监督,支持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排查,扩大治理成效,切实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真正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效果。
四、通过行政抗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工作,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帮助当事人证明证据关联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黄某申请工伤纠纷监督案
【要旨】
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做实行政检察,不断加强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积极服务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基本案情】
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某在乘坐肖某驾驶的轿车去徐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肖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刑罚。经鉴定,黄某因受伤致智能损害、人格改变。黄某以其代表公司前往徐州投标途中受伤为由向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以黄某提供的投标资料、授权委托书中所盖的公司印章、聘用合同书上所盖的公司印章和该公司在工商部门所存的印模不一致,无法证明黄某是因工受伤为由不予认定工伤。黄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其为工伤。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黄某诉讼请求。黄某不服法院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案件办理情况】
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迅速展开工作,依法会见当事人,并着重就公章是否由该公司使用的问题展开调查核实,查明黄某等人所持投标文件中所盖公司印章虽与工商部门存档印模不一致,但该公司在其他项目的投标文件中也曾使用过该印章。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认为,可以证明该印章为该公司所有,黄某前往投标系执行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检察机关对该案提出抗诉。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依法改判。法院判决后,该公司与黄某达成和解,支付其相应的工伤补偿金。
【典型意义】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国家和相关单位根据工伤保险制度规定,给予劳动者及其亲属必要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一制度是对宪法关于公民权利规定的具体化,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查明了案件事实,依法启动抗诉程序,监督法院作出公正判决,使职工获得工伤补偿,维护了宪法尊严,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公民获取物质帮助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帮助被害人家属解开心结、法节,并成功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情怀。
高某刑事申诉公开听证案
【要旨】
为增加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透明度,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举行听证会,解开申诉人的心结、法结。
【基本案情】
2003年7月,孔某某、孙某某计议抢劫出租车,并购得铁棍2根作为作案工具。二人诱使驾驶员高某某将出租车开至郊外,趁高某某不备,用携带的铁棍猛打高某某,致其死亡,抢得手机1部逃离现场。被告人孔某春明知其弟弟孔某某涉嫌抢劫罪,仍资助孔某某现金,并唆使其到外地躲藏。
【案件办理情况】
2003年12月,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孔某树、孙某某犯抢劫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孔某春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孔某树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被害人父亲高某不服,提出孙某某作案时已年满18周岁,应改判其死刑等理由,向江苏省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江苏省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审查结案。高某仍不服,向最高检提出申诉。最高检认为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审查结案。
为增加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透明度,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解开申诉人的心结、法结,最高检举行公开听证。承办检察官针对申诉人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其中详细解释了为何推定孙某某不满18周岁。参加听证的监督员认为,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定性准确,符合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机关考虑到高某年事已高,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又没有得到经济赔偿的实际情况,依法决定给予高某10万元的国家司法救助。77岁的高某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帮助我从16年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从漫长的非难之日走出来,开始走向能够享受晚年的道路”。
【典型意义】
此次听证会充分体现了民有所呼、检必有所应的理念,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公平正义的司法情怀,做到了法度、力度、温度的有机统一,是一次接地气、敢担当、又暖心的行动。
六、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有度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下面案例中,检察机关结合具体案情,通过细节的审查、补查和整体判断,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作出准确区分和认定。
朱某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
【要旨】
在民间矛盾激化过程中,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入住宅、轻微人身侵害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防卫行为的强度不具有必要性并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基本案情】
朱某山之女朱某与齐某系夫妻,朱某于2016年1月提起离婚诉讼并与齐某分居,朱某带女儿与朱某山夫妇同住。齐某不同意离婚,反复到朱某山家外吵闹。5月8日齐某酒后驾车到朱某山家,欲从小门进入院子,未得逞后在大门外叫骂,并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摇晃、攀爬院子大门,在墙上用瓦片掷砸朱某山。朱某山从屋内拿出宰羊刀防备。随后齐某跳入院内徒手与朱某山撕扯。撕扯中,朱某山刺中齐某胸部一刀。朱某山见齐某受伤,把大门打开,并主动报警。齐某因急性大失血死亡。
【案件办理情况】
法院一审对该案判决认为,根据朱某山与齐某的关系及具体案情,齐某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朱某山必须通过持刀刺扎进行防卫制止的程度,朱某山的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不属于防卫过当,但其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朱某山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朱某山以防卫过当为由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在二审出庭时指出,朱某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朱某山的上诉理由成立。法院二审支持检察机关出庭意见,认定朱某山行为属防卫过当,应当依法减轻处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改判朱某山有期徒刑7年。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重大损害的认定比较好把握,但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相对复杂,要根据不法侵害的性质、强度和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针对实践当中的常见情形,可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应作整体判断,即分清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不能唯结果论,也不能因矛盾暂时没有化解等因素而不去认定或不敢认定;二是对于近亲属之间发生的不法侵害,对防卫强度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三是对于被害人有无过错与是否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应当通过细节的审查、补查,作出准确的区分和认定。
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意见,对于所提意见成立的,及时予以采纳或支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七、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下面案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是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
【要旨】
本案中,最高检检察长首次列席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体现了检察机关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坚定态度,并及时将本案作为指导性案例下发,指导各地准确有力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基本案情】
2011年夏天至2012年10月,被告人齐某在担任班主任期间,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洗澡堂、男生宿舍等处多次对被害女童A(10岁)、B(10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带A女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带回家中强奸。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等地猥亵其他5名被害女童(10-11岁)。
【案件办理情况】
2013年4月14日,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生效后,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作出判决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齐某不服提出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根据该省检察院提请,最高检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提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情节恶劣,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2018年7月,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全面采纳最高检抗诉意见,认定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
本案中,最高检依法提出抗诉,最高检检察长亲自列席最高法审判委员会,这是最高检检察长首次列席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体现了最高检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坚定态度。最高检及时将本案作为指导性案例下发,确定了准确把握性侵害未成年人证据标准,指导各地准确有力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2018年10月,最高检还根据本案反映出的校园安全问题,结合相关调研情况,向教育部发出了“一号检察建议”,推动校园安全建设,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的决定(20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的决定
(法〔2020〕290号)
为进一步拓宽人民法院听取社情民意的领域和渠道,健全和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促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聘任(以姓氏笔画为序)王轶、车丕照、卞建林、文君(女)、甘培忠、左海聪、卢建平、冉崇伟、吕忠梅(女)、刘仁文、刘俊海、刘敬东、汤如(女)、孙晓梅(女)、纪格非(女)、严望佳(女)、李扬、李浩、李巍、李瑞丰、杨震、杨甫德、杨宗科、肖建国、张政文、陈立、陈晶莹(女)、林维、季福绥、周光权、周佑勇、胡光宇、胡建淼、姚辉、莫洪宪(女)、倪鑫、徐永胜、郭禾、郭军(女)、曹义孙、梁庆凯、蔡继明、熊秋红(女)、魏文斌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届特邀咨询员,聘期五年(2020年至2024年)。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9年10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2014年以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请审议。
一、2014年以来的刑事审判工作
刑事审判承担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重要职能。刑事司法文明反映社会法治文明进步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做好刑事审判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刑事审判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依法惩治刑事犯罪、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刑事立法工作,2015年、2017年先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和(十),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刑事司法提供有力法律保障。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依法审理各类刑事案件,深入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大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推动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2014年至2019年6月,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628.3万件,判处罪犯709.9万人。出台刑事司法解释33件,发布刑事指导性案例22件。完成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刑事司法改革任务9项。通过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一)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犯罪。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积极参加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严惩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间谍等犯罪,依法审结周世锋等颠覆国家政权案。会同有关单位出台办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司法解释,制定打击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意见。依法审结天安门“10·28”、昆明“3·01”、乌鲁木齐“5·22”等重大暴恐案件,严惩暴恐犯罪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和罪行重大者,坚决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
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审结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放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21.9万件,判处罪犯22.5万人,维护社会治安持续平稳,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严惩涉枪涉爆、涉赌涉黄等犯罪。积极参加禁毒斗争,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出台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审结一审毒品犯罪案件61.3万件,判处罪犯61.9万人,重刑率达22.2%,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1.6个百分点。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刑事审判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必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赢得人民群众信赖。人民法院严惩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14.6万件,出台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司法解释,严厉打击偷盗婴幼儿等行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意见,严惩抢夺方向盘、殴打驾驶员等妨害安全驾驶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和公共安全。依法审理涉高空抛物坠物刑事案件,加强司法大数据研究,推动完善保障群众“头顶安全”的制度。出台办理考试作弊案件司法解释,维护考试公平与秩序。依法审结连恩青、王英生等暴力伤医案件,会同有关单位出台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意见,努力为医务人员创造安全执业条件,为患者营造良好就医环境。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保刑事案件审判不枉不纵。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证确实充分、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依法审理贾敬龙、林森浩、莫焕晶、张扣扣等社会高度关注案件,保持法治定力,对罪有应得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坚决捍卫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或认罪认罚的依法从宽处罚,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81.6%,同比上升5.8个百分点,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修改完善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促进裁判尺度统一。坚持法理情相结合,依法审理施美丽故意杀人、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等案件,促进司法与民意良性互动。依法再审改判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坚持正确司法理念,以个案公正积极推动良法善治进程。
依法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冤错案件发现一起、纠正一起。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陈满案等重大冤错案件42件63人,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8051件。完善冤错案件主动发现、及时复查和依法纠正机制,以纠正错案推动制度完善和法治进步,充分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改革成效。深刻汲取冤错案件教训,严格执行防范刑事冤错案件意见,落实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制度,坚决守住防止冤错案件底线。发挥一审程序基础作用和二审程序把关作用,完善证据审查、案件审理、审核监督等机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依法宣告3246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86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恪守法定证明标准,不轻信口供,依法不予确认赵志红案4起犯罪事实。依法审理卢荣新、范太应等案件,法官顶住压力、坚守底线,坚持作出无罪判决,有效避免冤错案件发生,最终查实真凶,充分体现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法官勇于担当的可贵精神。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依法充分保障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各项诉讼权利,确保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禁止让被告人穿看守所识别服、囚服等出庭受审,彰显现代司法文明。加强刑事司法救助,帮助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摆脱生活困境,让群众感受司法温暖。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加大非监禁刑适用力度,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连续9年下降。完善社会调查、轻罪记录封存等机制,加强回访帮教工作,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三)圆满完成两次特赦工作,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依法积极稳妥做好特赦实施工作,圆满完成两次特赦重大任务,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展现了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2015年,依法裁定特赦四类服刑罪犯31527人。2019年,依法裁定特赦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等九类服刑罪犯23593人。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实施办法,明确特赦实施的指导思想、适用条件、实施步骤等,确保特赦实施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坚持积极审慎、公平公正、依法办理、平稳有序原则,坚持证据裁判,严把办案质量,确保特赦令和特赦决定得到依法、准确、及时实施,确保每一个特赦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注重做好被裁定罪犯特赦后思想和法治教育工作,积极宣讲特赦的重大意义,激励罪犯重新做人、回报社会。对不符合特赦条件的罪犯,加强政策宣讲和教育引导,促使他们安心服刑改造。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做好被特赦对象安置、被害人及其家属安抚等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两次特赦工作圆满完成,进一步弘扬了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树立了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国际形象。
(四)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等犯罪,配合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认真落实中央反腐败工作部署,依法严惩腐败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19.4万件20.7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140人。依法审理***、***、***、***、***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充分彰显党中央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坚强决心。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判处罪犯1.4万人。依法严厉打击贪污扶贫款、农资补贴等犯罪,严惩***等违规操纵产业扶贫基金、中饱私囊的腐败分子,坚决惩治扶贫领域腐败和群众身边的基层腐败犯罪。
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认真落实监察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推动刑事司法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死刑、死缓适用原则等。对***、***等人依法适用终身监禁。完善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机制,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实行备案审查,一律上网公示,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
配合做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与国家监委等联合发布公告,敦促职务犯罪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积极配合做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依法审理“红通1号”杨秀珠、“红通2号”李华波等案件,决不让境外成为腐败分子“避罪天堂”。对主动投案、真诚悔罪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引导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投案。出台司法解释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裁定没收“红通33号”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坚决对腐败分子违法所得一追到底。依法查封冻结彭旭峰等转移至国外的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分子形成极大震慑。
(五)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方针。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严打高压态势。自2018年1月开展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法院审结涉黑犯罪案件1088件12387人,生效873件9168人,重刑率达54.9%;审结涉恶案件9771件54754人,生效7302件39459人,重刑率达24.1%。依法审结广东“村霸”刘永添案、湖南文烈宏案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坚决铲除社会毒瘤。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惩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格落实“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坚决打掉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
完善专项斗争制度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制定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指导意见,出台办理恶势力、“套路贷”、“软暴力”等刑事案件意见,统一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办案标准,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出台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意见,加大“打财断血”力度,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加强重点案件督办,建立扫黑除恶专业审判团队,探索实行涉黑涉恶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提高专项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配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和“回头看”,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加大深挖彻查力度,健全线索接收核查移交机制。开展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法院发现并移送涉黑涉恶线索24094条33280人,移送涉“保护伞”线索2807条3223人。积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涉黑涉恶案件审判中发现的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和行业管理漏洞,累计提出司法建议4191条,推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坚持依法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加强庭审直播和典型案例发布,积极营造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
(六)依法惩治金融等领域经济犯罪,维护金融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
依法惩治金融领域犯罪。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会同有关单位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依法惩治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涉地下钱庄等金融领域犯罪。依法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案件10.9万件,其中内幕交易等证券期货犯罪案件210件,洗钱、假币犯罪案件2657件,依法审理徐翔、伊世顿等重大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积极参加处置非法集资、反洗钱、反假币等联席会议,协作推进重大案件侦查、起诉、审判和资产处置等工作,合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机制改革,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4万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损害商业信誉、发布虚假广告等严重扰乱竞争秩序的犯罪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准确把握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法规范公司治理和企业经营行为。依法严惩逃税骗税等涉税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7万件,切实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安全。加强刑事司法与税收执法有机衔接,服务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保护产权和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先后出台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改善营商环境、保障企业家创新创业等意见,健全加强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司法保护机制。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张文中、顾雏军等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七)依法惩治电信网络等新型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依法惩治电信网络犯罪。坚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法从严、全面、准确惩处,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意见,审结相关案件1.5万件,判处罪犯4.7万人。依法审结张凯闵等85人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徐玉玉被诈骗案等重大案件。严惩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保护群众财产安全。加强对惩治网络新型犯罪问题研究,及时制定规范性文件,依法审理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网络推手“秦火火”“边民”等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案,促进净化网络空间。出台司法解释,严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等犯罪,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针对刑法新增计算机类罪名研究制定司法解释,依法严惩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类新型犯罪,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依法惩治涉众型犯罪。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犯罪涉及范围广、受害群众多、涉案金额大,网络化趋势明显,线上线下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性大。各级法院积极应对涉众型犯罪多发态势,审结相关案件6.5万件,判处罪犯10.8万人。依法妥善审理“e租宝”“泛亚”等一批重大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充分发挥财产刑遏制经济犯罪、剥夺再犯能力的作用,决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好处。健全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利益受损群众的实际损失。
(八)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等涉民生领域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提出的“四个最严”重要指示,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和“舌尖上的安全”。依法审结生产销售瘦肉精、地沟油等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1.6万件、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1万件,审结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和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案件2.2万件。严惩涉疫苗犯罪,依法审理庞红卫等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严惩食品药品流通领域商业贿赂、非法经营等犯罪,依法审结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贿赂案,判处被告单位罚金30亿元并全部执行到位。发布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指导性案例,加大对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指导力度。加强与食品药品行政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制定服务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意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出台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加大对污染大气、水源、土壤犯罪惩治力度,依法审结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11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切实保护人民环境权益。制定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意见,严惩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犯罪,依法审理长江沿线倾倒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系列案,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坚持生态环境系统保护思维和替代性修复理念,发挥司法智慧,积极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健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一判三赢”。探索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禁止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被告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进入特定区域。推进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改革,建设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模式,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依法惩治危害校园安全犯罪。校园安全事关广大学生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幸福,是最让人牵挂的民生。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针对学生的暴力犯罪,对罪行极其严重、群众深恶痛绝的一批杀害伤害未成年人的罪犯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会同教育部等印发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见。联合出台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机制,坚决打击围堵学校、聚众闹事等“校闹”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推进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合力构建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共同促进平安校园建设,努力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九)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
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认真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会同有关单位出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意见,明确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强化控辩平等对抗,推进诉讼资源向庭审集中、办案时间向庭审倾斜、办案标准向庭审看齐。扎实推进庭审司法证明实质化、控辩对抗实质化、依法裁判实质化,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
全面试行“三项规程”。制定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并在全国法院试行。发挥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争议、组织证据展示、整理事实证据争点等功能,确保法庭集中持续审理。会同有关单位出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发挥审判程序配合制约作用,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要求。推动完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强化侦查、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排除职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推动破解技侦证据使用难题,完善技侦证据法庭调查和使用规则。推进制定常见犯罪证据标准指引,推动公检法机关数据共享,探索数据化模型化的统一证据标准,并嵌入刑事审判智能辅助系统,运用科技手段防止刑事案件“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提高律师辩护率,更好发挥律师在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中的作用。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完善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依法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会同司法部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全面推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在全国法院和看守所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获得律师辩护和法律帮助的权利。
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会同有关单位在全国18个地区281个法院开展改革试点,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推动完善了中国特色多层次刑事诉讼制度体系。试点期间,相关法院审结认罪认罚案件占同期审结刑事案件的53.5%,其中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占65.5%,非监禁刑适用率达37.2%。扎实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完善刑事速裁程序,基层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审结刑事案件18.9万件,其中速裁案件当庭宣判率达92.8%。
(十)推进刑事审判公开,实行阳光司法,开展以案释法
拓展刑事审判公开广度深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健全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确保刑事审判在阳光下进行,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依法审慎行使审判权。依法公开审理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对聂树斌案依法公开听证、公开提审、公开宣判,对张文中案庭审进行全程直播,切实维护了司法权威,增强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收到良好社会反响。出台司法解释,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依法审结减刑案件259.4万件、假释案件11.9万件,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核查,2016年以来决定收监执行5078件,确保刑罚执行公开公正。
加强以案释法工作。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努力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依法审理于欢故意伤害等案件,积极以案释法,正确引导舆论,明确情感、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充分体现法律尺度和司法温度的统一、法理情的统一。依法审理侮辱凉山木里火灾牺牲英烈案,坚决制裁侮辱英烈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旗帜鲜明保护正当防卫,让见义勇为者敢为。坚持以公正裁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受到惩戒。
主动接受监督。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决议,认真办理代表建议204件,充分采纳代表意见,加强和改进刑事审判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邀请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专家学者旁听重大案件庭审、列席审委会、参加调研座谈等活动。在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出台前,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建议。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积极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健全新闻发布会制度,及时发布重大案件审判等权威司法信息,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五年来,人民法院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贡献了积极力量,实现了刑事审判工作长足发展。五年来,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刑事司法原则得到坚决贯彻,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现了有机统一,刑事司法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刑事司法改革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五年来,广大刑事法官坚守原则底线、坚持秉公办案,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模范典型,锻造了一支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刑事审判队伍。
我们深深体会到,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这些工作成效的取得,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以及政府、政协、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级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结果。今年以来,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领导同志带队赴11个省区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深入调研刑事审判工作情况,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调研报告,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建议。各级人大代表通过视察法院工作、旁听案件审理、开展专题调研、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有力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健康发展。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各级人大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当前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清醒认识到,当前刑事审判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是刑事司法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有的法院大局意识不强,对刑事审判功能认识不到位,服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刑事案件审判在理念上不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就案办案、机械司法,案件裁判同时代发展脱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加强,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重严惩轻预防的倾向。有的法官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把握不准,裁判结果与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存在差距。
二是刑事审判风险压力明显增大。新类型、涉众型犯罪显著增多,犯罪信息化、智能化、组织化趋势明显,刑事审判难度不断加大,准确适用刑事法律面临新的考验。涉黑涉恶、电信网络、金融证券、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套路贷”诈骗等犯罪案件,在调查取证、专业鉴定、事实证据认定等方面存在实际困难,有待进一步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追缴处置难度大,追赃挽损率低,容易诱发社会风险,维护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刑事审判社会关注度高,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在全媒体环境下极易成为舆论焦点,少数当事人利用网络炒作案件影响公正裁判,审判工作面临巨大舆论压力。
三是刑事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审判程序存在瑕疵,影响案件质效,甚至导致冤错案件。有的案件存在“类案不同判”、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裁判文书说理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法官未能准确理解立法原意,没有很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司法实践中,存在刑罚执行机制衔接不顺畅,罚金刑、缓刑适用不规范不平衡,附带民事赔偿和财产刑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影响司法公正。
四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加大力度推进。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不够,制度体系不够成熟定型,还没有充分发生“化学反应”。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平衡、协调不顺畅等问题,证据收集、固定、审查标准不一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证据补查,无罪判决等方面制度落实不到位,执行“三项规程”力度不够,庭审实质化有待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配套措施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五是刑事审判队伍建设存在不适应问题。有的法官政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有待增强。有的法官司法能力不足,办理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办案、化解矛盾纠纷、舆情应对、做群众工作等方面能力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刑事审判工作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影响法官工作积极性。有的法院刑事审判力量有所弱化,业务骨干流失严重,队伍出现断层。有的法院司法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没有正确处理好放权与监督的关系。队伍中还存在纪律不严、作风不正、司法不规范等现象,甚至出现有的法官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等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三、下一步的措施和建议
当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稳定环境面临新挑战,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艰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刑事审判的质量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树立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刑事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
一是牢牢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到刑事审判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进刑事审判工作。
二是牢固树立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刑事司法理念。全面准确把握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更好服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需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尊重群众朴素情感和公平正义观。准确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更好发挥刑罚社会功能,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惩恶扬善,伸张正义。
三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犯罪。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准确把握扫黑除恶阶段性新形势新任务,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不放,紧盯“保护伞”“关系网”不放,紧盯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不放,加大“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力度,确保依法打深打透、除恶务尽。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准确把握法律政策,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格”,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依法惩治腐败犯罪,认真贯彻监察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准确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经济犯罪,统筹依法审判与追赃挽损、化解风险、维护稳定工作。
四是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严惩杀人、抢劫、绑架、强奸、拐卖、毒品、涉枪涉爆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犯罪,依法惩处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大惩治环境资源犯罪力度,注重发挥罚金刑的惩罚和补偿作用,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研究出台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准确把握未经批准进口仿制药的罪与非罪界限,认真落实疫苗管理法,对涉疫苗犯罪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严惩制售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犯罪和脱贫攻坚领域腐败犯罪,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依法严惩侵害留守妇女儿童、危害校园安全、妨害公共交通安全、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促进解决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解决打击“套路贷”犯罪中出现的问题,推进刑事和民事司法政策有机衔接。加强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切实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五是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格执行“三项规程”,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促进庭审实质化。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推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优化升级和推广应用,提高办案质量。加强审判经验总结和案例指导工作,促进统一刑事证据认定标准和裁判标准。推进跨部门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刑事涉案财物追缴处置程序规范化。加大附带民事赔偿和财产刑执行力度。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刑事诉讼制度体系。
六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刑事审判全过程,进一步扭转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观念,推动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确保定罪公正、量刑公正、程序公正,坚决守住防止冤错案件的底线。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推进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通过控辩审以及诉讼参与人等各方努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七是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刑事审判队伍。认真落实新修订的法官法,坚持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全面推进高素质刑事审判队伍建设。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刑事审判法官切实增强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高刑事法官审查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专业化水平,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运用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加强刑事审判力量配备,强化职业保障,为刑事审判法官坚持原则、依法办案提供有力支持,切实增强刑事审判岗位的尊荣感和吸引力,着力解决人员流失、力量弱化、年龄断层等问题。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完善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着力解决刑事审判领域的不规范不公正问题,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八是更加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坚决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决议,认真听取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针对当前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惩治刑事犯罪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有关刑事立法,为依法惩治犯罪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加大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支持力度,适时修订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推动健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推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推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关心支持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促进刑事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刑事审判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职、开拓进取,不断提升刑事审判工作能力水平,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四起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四起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2日)
目 录
一、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和协家禽养殖公司诉五河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三、吴曼诉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四、以保险保函作为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措施案
五、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六、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诉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七、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诉芜湖麒麟茶叶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八、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九、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宁波新诺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十、启东市发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诉启东市人民政府渡口行政许可及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十一、李麟祥诉福建十五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十二、扬州市海力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安徽奥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取回权案
十三、加强信息化建设交流协作,共同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十四、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一、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科公司)于2003年5月成立,经营范围为向南京化学工业园排污企业提供污水处理服务,ZHENG QIAOGENG(郑巧庚)系胜科公司总经理。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间,胜科公司在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情况下,仍违规接收其他单位化工染料类危险废物,并多次修建暗管、篡改监测数据,向长江违法排放高浓度废水284583.04立方,污泥4362.53吨,危险废物54.06吨。经鉴定,胜科公司的前述违法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约4.7亿元。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月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胜科公司、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等12人犯污染环境罪,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8年9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胜科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胜科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处置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ZHENG QIAOGENG(郑巧庚)系胜科公司直接负责人,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该院一审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胜科公司罚金5000万元;判处被告人ZHENG QIAOGENG(郑巧庚)及分管负责人员、篡改监测数据的共同犯罪人员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200万元至5万元不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本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调解,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与胜科公司、第三人胜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系胜科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调解协议,确认胜科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37亿元;胜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完成替代性修复项目资金投入不少于2.33亿元。
【典型意义】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也是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依法惩治向长江水域排污的违法犯罪行为,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治向长江水域排污的犯罪行为,有效地震慑了潜在污染者,保护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同时,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行调解,确认排污企业依法赔偿,由其控股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完成替代性修复项目,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具体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坚持系统保护思维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智慧,积极履行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不断增强推动建设绿色美丽长三角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担负起保障长三角区域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重要职责,体现了人民法院对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有力保护,是人民法院为长三角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保驾护航的生动实践。二、五河县和协家禽养殖有限公司诉五河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五河县和协家禽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协养殖公司)系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经办的民营企业,已依法办理了经营所需的各类证照。后因该公司养殖地被划定为当地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该区域禁止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业务。2018年12月3日,五河县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向安徽电力五河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河供电公司)发出《关于对张家沟沿岸迎水面多家畜禽养殖户实施彻底断电的通知》,通知载明:按照五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河县政府)统一部署,经五河县农委、头铺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排查,要求五河供电公司接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对违法养殖户实施彻底断电处理。2019年1月16日,五河供电公司停止向和协养殖公司供电。和协养殖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五河县政府安排五河供电公司对其实施强行彻底断电关停企业的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和协养殖公司的诉讼请求。和协养殖公司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从和协养殖公司的核心诉求着手,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企业后续经营、搬迁补偿等问题进行协调。最终,五河县政府协助和协养殖公司另外找到合适的养殖地点,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及时为和协养殖公司办理继续从事家禽养殖业务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对于和协养殖公司因搬迁造成的损失,五河县政府亦承诺将依法予以补偿。和协养殖公司主动申请撤回上诉及一审起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凸显,企业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往往会给政府依法行政带来极大挑战。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引导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以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的结合。通过建立府院联动机制,不断加强政府与法院之间的协作联动,有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多元矛盾化解等工作,实现行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本案中,人民法院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实质性化解矛盾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企业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保护,通过府院联动,协调解决和协养殖公司后续经营、搬迁补偿等根本问题,促进矛盾公正、高效、实质性化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案是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生动实践,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三、吴曼诉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指定将2.8亿元信托资金由受托人华澳信托公司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公司)发放贷款。嗣后,上海寅浔以“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募集文件中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吴曼认购。其后,华澳信托公司与联众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华澳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将上海寅浔交付的信托资金(包含吴曼的投资款100万元)向联众公司发放贷款。基金到期后,吴曼未收到投资款本金。经查,吴曼的投资款被上海寅浔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某等人用于归还案外人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联众公司系由陈某实际控制,其通过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合同等材料,与王某使用上海寅浔的名义以高额利息向社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而后将募集资金打款至华澳信托公司,华澳信托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用以归还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等基本事实。吴曼起诉称华澳信托公司未对信托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导致损失,应当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华澳信托公司应对吴曼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吴曼应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在吴曼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华澳信托公司向吴曼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吴曼系上海寅浔所设项目的投资人,与华澳信托公司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接合同关系,吴曼系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起诉要求华澳信托公司承担责任。华澳信托公司在开展信托业务中未对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的行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据此认定华澳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开展时对委托资金来源的审核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对吴曼等投资者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华澳信托公司在管理案涉信托业务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吴曼案涉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因果关系,而吴曼同时系相关刑事判决的被害人,其损失可通过刑事追赃、退赔方式得以保障,华澳信托公司应对吴曼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据此上海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构建良好金融生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整体稳定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离不开司法的助力。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及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本案为全国首例判决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案件。本案明确信托公司虽仅负事务性管理之责,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本案裁判厘清了信托公司合法审慎经营的权责边界,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投资者诉求,给予受损投资者合理的经济赔偿,为解决同类金融产品兑付风险引发的纠纷提供了参考。四、以保险保函作为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措施案
【基本案情】
天津华亿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亿凡公司)因与南京苏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集团)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至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返还其货款2060万元。诉讼中,华亿凡公司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名下银行存款2060万元,该院裁定冻结苏宁易购集团名下华夏银行营业部账户内银行存款2060万元。苏宁易购集团向法院书面申请变更保全标的物,经审查,该院裁定变更冻结苏宁易购集团名下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账户内银行存款2060万元。后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申请法院解除对苏宁易购集团名下银行存款的保全措施,并提供紫金财产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保函作为反担保。该保险保函载明:紫金财产保险公司自愿为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的解除保全申请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2060万元,如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解除保全申请致使华亿凡公司遭受损失,紫金财产保险公司保证向华亿凡公司在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
【裁判结果】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紫金财产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保函载明的担保数额与华亿凡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的数额一致,在条件成就时可以保证受益人获得补偿,避免将来生效判决出现不能执行的风险,且有利于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的日常生产经营。既保障了华亿凡公司的合法利益,又充分释放了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的资金流动性,故对苏宁公司、苏宁易购集团提出的解除对其银行账户存款冻结的申请,依法应予准许。2020年11月5日,该院裁定解除对苏宁易购集团名下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账户内银行存款2060万元的冻结。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长三角地区企业面临诸多困难,人民法院依法公平审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各类涉企业纠纷案件,保障经济平稳发展,是服务“六稳”“六保”,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使命任务。
本案中,人民法院在保障原告合法利益的前提下,依法审查并认定被告提供的保险保函属于充分、有效的担保形式,能够避免出现生效判决不能执行的风险。在此情形下,法院采取灵活解封的方式,降低保全期间涉诉企业账户冻结、资金占用等风险,减小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自觉将审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秉持依法文明审判理念,深度分析个案情况,通过将保险保函作为反担保手段,灵活变更保全方案。此举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有效的帮助民营企业摆脱困局,获得生存时间和发展空间,实现多方共赢,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保障了民生与就业,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五、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来登公司)通过智联招聘平台向社会发布了一批公司人员招聘信息,其中包含有“法务专员”“董事长助理”两个岗位。闫佳琳通过智联招聘手机软件就喜来登公司发布的前述两个岗位分别投递了求职简历,其投递的求职简历中,包含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现居住城市等个人基本信息,其中户口所在地填写为“河南南阳”,现居住城市填写为“浙江杭州西湖区”。据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记载,公证人员使用闫佳琳的账户、密码登录智联招聘手机客户端,显示闫佳琳投递的前述“董事长助理”“法务专员”岗位被查看后,均给出岗位不合适的结论,“不合适原因:河南人”。闫佳琳因案涉公证事宜支出公证费用1000元。闫佳琳认为,喜来登公司上述地域歧视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犯了其人格权,请求判令:喜来登公司向其口头道歉、登报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6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认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权,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是对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即人格尊严的侵害,受害人有权依照民事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实施就业歧视。本案中,喜来登公司在案涉招聘活动中因“河南人”这一地域事由对闫佳琳进行了不合理差别对待,损害了闫佳琳平等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的利益,构成对闫佳琳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主观上具有过错。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令喜来登公司向闫佳琳支付精神抚慰金9000元、公证费1000元,由喜来登公司对闫佳琳进行口头道歉并在国家级媒体《法治日报》登报道歉。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就业公平关乎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本案通过依法对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规制,对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歧视行为给予旗帜鲜明的否定,并对遭受侵害的权利依法给予及时、适当救济,通过司法的评价和确认来厘清权利的边界,维护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及公民的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通过司法规范用人制度,努力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助力形成公平、效率的用工秩序和市场环境,培育相互尊重、宽容、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努力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六、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诉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以下简称瓦莱奥公司)系名称为“机动车辆的刮水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在保护期内,瓦莱奥公司发现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卡斯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可公司)、陈少强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雨刮器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0的保护范围,构成对其专利权的侵犯,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和陈少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600万元。一审审理期间,瓦莱奥公司认为被诉侵权行为仍在持续,严重影响其专利产品的销量,尚未审结的诉讼影响了其市场业务,遂申请法院先行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0的保护范围,并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裁判结果】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0的保护范围争议较大,而该争议系本案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和陈少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问题,瓦莱奥公司申请法院就该问题先行作出认定,于法不悖,且有利于进一步审理认定本案大量的赔偿证据,节约司法资源,应予以支持,故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6-10的保护范围,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实施了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专利产品的行为。该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先行判决,判令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侵害。
一审判决后,卢卡斯公司、富可公司和陈少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加强科技成果的司法保护意义重大。人民法院立足于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积极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在专利侵权纠纷中,由于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以及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花费较多时间,导致诉讼成本过高,影响权利主张。
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已查明事实,对部分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是否构成侵权等争议问题作出先行判决,有利于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并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充分体现了“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的审理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为加强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而进行的审判体制创新,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降低维权成本、支持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创新策源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七、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诉芜湖麒麟茶叶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28日,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以下简称龙井茶产业协会)申请注册了第9129815号“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茶叶,注册有效期至2021年6月27日。2012年5月,“西湖龙井”被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第五条载明:“使用‘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的生产地域范围为杭州市政府划定的西湖龙井茶保护基地,涉及西湖、转塘、双浦、留下四个乡镇(街道)。” 2019 年9月16日,龙井茶产业协会的委托代理人邹宁向浙江省义乌市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运用公证处的办公计算机登录www.1688.com网站,查看“淘客东方红”账号下已购买的订单页面,查看订单号为624158307432796923订单的详情、货品快照、货品最新销售详情。货品快照的标题为“125g新款小清新茶叶罐西湖龙井马口铁罐包装盒厂家直销支持定制”,颜色为绿色西湖龙井,左侧照片正中有一款标有“西湖龙井”文字标识的包装盒,右侧显示“芜湖麒麟茶叶有限公司;联系人:强燕;经营模式:生产加工”。龙井茶产业协会诉称芜湖麒麟茶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公司)的行为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请求判令麒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第9129815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0000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合法注册的商标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麒麟公司未经许可在茶叶包装盒及阿里巴巴1688平台的店铺页面上多处使用带有“西湖龙井”“西湖龙井”“XIHULONGJING”的标识,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属于商标性使用,龙虽系龙的繁体字,但两者含义与读音相同,故麒麟公司的上述行为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侵犯了第9129815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于赔偿损失的数额,由于麒麟公司在2015年曾侵犯过“安吉白茶”中英文及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现再次侵犯同处于茶叶领域内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西湖龙井”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主观上具有恶意,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该院判令:麒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龙井茶产业协会第9129815号“西湖龙井”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麒麟公司赔偿龙井茶产业协会经济损失43000元;驳回龙井茶产业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位于江海交汇之地的长三角区域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区域性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引领区,是长三角地区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案系侵害商标权纠纷。本案中,麒麟公司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地理标志的包装盒,但无法证明产品符合该地理标志的产地和品质要求,属于未经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同时,麒麟公司曾因侵害他人商标权被诉,现再次实施侵害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故意,客观上将侵权范围不断扩大,属于情节严重。故本案适用惩罚性赔偿,有效地发挥了惩罚性赔偿的威慑作用,增强了权利人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本案中,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促进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平等保护,为激发创新源动力、推动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护。八、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27日,郭兵向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世界)购买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的双人年卡并支付卡费1360元。野生动物世界以店堂告示形式公示指纹识别年卡的办理和使用说明,郭兵与其妻子留存了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并录入指纹和拍摄照片。在双方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野生动物世界将入园方式从指纹识别调整为人脸识别,并于2019年10月7日停用指纹识别闸机。野生动物世界先后于2019年7月12日和10月17日向包括郭兵在内的年卡消费者发送两条短信,告知年卡系统已升级,若不激活人脸识别系统,将无法正常入园。2019年10月26日,郭兵至野生动物世界交涉,园方表示:原指纹识别方式已无法入园,未注册人脸识别系统将无法入园。郭兵不同意接受人脸识别,要求野生动物世界退卡,双方协商未果。郭兵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野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和短信通知中涉及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的内容无效;二、野生动物世界赔偿年卡卡费及为解决纠纷支出的交通费等费用;三、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提交的全部个人信息等。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二、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三、驳回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郭兵与野生动物世界均提起上诉。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自然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具备较强的人格属性,一旦被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不测危害,故更应谨慎处理和严格保护。经营者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方能收集和使用生物识别信息,且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经营者违反双方约定处理信息或者因违约而停止提供某项产品或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删除与其违约情形相对应的个人信息。野生动物世界单方变更入园方式构成违约,应当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野生动物世界要求郭兵激活人脸识别,超出事前收集目的,且存在侵害郭兵面部特征信息之人格利益的可能与危险,故其应当删除郭兵办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同时,因原约定的指纹识别入园服务方式无法实现,野生动物世界还应当删除指纹识别信息。该院二审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三、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指纹识别信息;四、驳回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各类信息的互联互通是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联系和协同发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提升的重要因素。信息已成为与物质、能量同样重要的资源,个人信息的利用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可能引起信息主体的权益受到威胁和侵害。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面对多元化和冲突化的各种利益,法律应当在无限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寻求平衡的最佳机制。
本案系数字经济背景下人脸识别纠纷第一案,依法保护了消费者对人脸等身份识别信息享有的合法权益,对生物识别信息收集加以规范。裁判结果兼顾鼓励数字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两大需求,有助于加强长三角地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为长三角地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提供有力保障。九、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宁波新诺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2018年以来,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石化公司)进口一批吸附剂催化剂、反应器及系统零部件,价值约6.6亿元。该批货物主要用于建设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特大型石化企业,总投资1730亿元,是目前世界投资最大的单体产业项目。浙江石化公司委托宁波新诺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诺亚公司)办理进口货代业务,货物存放于世天威(宁波保税区)物流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四海物流有限公司、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相关仓库。双方因仓储费用结算等方面原因产生纠纷,宁波新诺亚公司遂指令仓库不予放货。
由于争议金额仅1000万元左右,远低于被扣货物价值,如不及时解决,后续可能导致浙江石化公司日均损失1000余万元的严重后果,且对项目投产进度造成重大影响。在协商无果后,浙江石化公司以宁波新诺亚公司未按合同履行交付其代理清关的货物为由,于2019年7月18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责令宁波新诺亚公司立即交付相关合同项下的所有吸附剂催化剂、反应器及系统零部件,浙江石化公司并向法院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1500万元的担保函及该请求人的担保函作为担保。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宁波新诺亚公司依约不享有货物留置权,其拒不交付货物的行为属于需要纠正的违约行为,且案涉货物系浙江石化公司重点工程急需物资,情况紧急,双方之间的纠纷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2019年7月25日,该院裁定:一、准许请求人浙江石化公司的海事强制令申请;二、责令被请求人宁波新诺亚公司立即交付存放于世天威(宁波保税区)物流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四海物流有限公司、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相关仓库的相关合同项下的所有吸附剂催化剂、反应器及系统零部件。后宁波新诺亚公司提起复议,宁波海事法院驳回宁波新诺亚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民事裁定。
同日,宁波海事法院发出海事强制令,命令宁波新诺亚公司立即向浙江石化公司交付货物,并于次日向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港口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良,“形成合力分工、相互协作的世界级港口群”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针对长三角地区港口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事司法审判的保障和服务,海事强制令就是海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海事强制令的作用在于及时控制事态的恶性发展,避免因长时间的案件审理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防止后续判决难以执行。
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请求人提供充分担保的情况下,依法支持了请求人的海事强制令请求,成功处置因扣货引发的纠纷,避免了因诉讼产生的额外损失无限扩大。既保证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将涉诉企业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公正、高效、权威审理海事案件是海事法院的重要职责,也是维护地区发展利益、增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动能的有力保障。海事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灵活适用海事强制令制度,从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的立场出发,完善司法服务举措,提升司法服务水平,为企业健康发展排忧解难,彰显了司法的温度和力量。十、启东市发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诉启东市人民政府渡口行政许可及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江苏启东红阳港至启东市启隆乡的长江段原设有汽渡,启东市发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圣公司)原为该汽渡车客渡船运输的经营者。2011年,汽渡南岸的启隆码头被拆除。此后,该汽渡停止运营。2012年5月10日,启东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启东市政府)作出启政复[2012]19号《市政府关于同意撤回红阳港和兴隆沙渡口设置的批复》,以崇启大桥建成通车、渡口存在的必要性已消失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撤回了设置该渡口的行政许可。
2014年,发圣公司就汽渡重设及复航事项向启东市北新镇人民政府、启隆乡人民政府提出了书面报告。2016年12月12日,启东市政府向发圣公司寄送了行政许可申请及材料补正告知书,要求发圣公司在2016年12月27日前补充提交汽车渡口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渡口安全管理制度、渡船的船舶检验证书、海事管理机构意见书等材料。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5日,启东市政府分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启东海事处(以下简称启东海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崇明海事局(以下简称崇明海事局)发送关于发圣公司申请筹建和经营红阳港至兴隆沙渡口征求意见的函。此外,启东市政府还于2016年12月30日向启东市交通运输局征求意见。2017年2月24日,启东市政府向发圣公司作出《1号不予许可决定》。发圣公司不服该决定,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7年6月6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8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1号不予许可决定》。发圣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1号不予许可决定》违法,并撤销该决定和《88号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启东市政府收到发圣公司申请设置渡口的材料后,依法向启东海事处、崇明海事局以及启东市交通运输局征求意见,并根据上述专门机关出具的意见,作出不准许发圣公司申请的决定,已尽到法定的、审慎的审查义务,故应当认为启东市政府作出的《1号不予许可决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启东市政府作出的《1号不予许可决定》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发圣公司提出设置渡口的申请后,启东市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2016年12月30日和2017年1月5日相继向启东海事处、启东市交通运输局和崇明海事局发出函件,就发圣公司申请筹建和经营红阳港至兴隆沙渡口征求意见,启东市政府收到相关回复意见后,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1号不予许可决定》。启东市政府征求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扣除上诉期和征求意见的时间,其作出的《1号不予许可决定》并未超过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六十日期限,行政程序合法。该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发圣公司的诉讼请求。发圣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长江宽阔的江面和良好的河道,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对加快沿岸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案中,考虑到发圣公司在长江筹建和经营渡口可能会影响长江渡船安全航行,为确保安全和运营规范,启东市政府在受理发圣公司的申请后,分别向启东海事处、崇明海事局、启东市交通运输局发函征求意见,尽到了法定的、审慎的审查义务。因现行法律并未对相关部门何时反馈征求意见作出明确规定,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关于履行职责的期限规定,得出“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过程中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合理期限应当扣除”的结论,为实务中此类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指导意见,也为长江航道水路交通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十一、李麟祥诉福建十五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麟祥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诉称,2019年7月6日,其在福建十五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五忆公司)开设的淘宝店铺“颐养生”网店内购买了10盒忆甘茶,共计支付3998元。李麟祥收到上述货物后,发现十五忆公司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不具备生产茶叶的资质。涉案产品标签内容显示涉案产品中含有鸡骨草等物质,鸡骨草属于《中华药典》中收录的药品,不能添加到普通食品当中,涉案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故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李麟祥订单收货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21号1302室,其户籍地址在湖南省,其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同期在本市其他法院也有多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诉讼。2020年5月14日,经向李麟祥询问调查,李麟祥自称居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没有办理过居住证,之所以将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21号1302室作为其收货地址,系因有一陆姓朋友居住在陆家浜路附近可代收网购商品的缘故。法院要求李麟祥提供陆姓朋友的联系方式时,其表示无法提供,继而自认订单收货地址系虚构。本案中,被告十五忆公司的住所地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为,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故被告住所地和收货地人民法院对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均有管辖权。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虽然显示本案属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范围,但其自认该地址系虚构,经法院向属地派出所了解,收货地“陆家浜路21号”查无实处,且原告实际居住地址与户籍地均不在该院辖区。其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的立法初衷系为解决通过信息网络形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中被告住所地确认难、履行地确认难等实际问题,以便于确定管辖法院,平等保护合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再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原告故意虚构收货地址、制造虚假的管辖连接点,使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不符合网络购物合同管辖规定的立法本意,更是对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背离,干扰了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故对原告以虚构的收货地作为案件管辖连接点的诉讼行为,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的住所地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据此,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裁定:本案移送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处理。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目前已成为各路电商资源输入、品牌孵化、产业升级的必选之地。与此同时,一些网络购物买家尝试通过虚构案件管辖连接点,在长三角区域发起诉讼,造成该区域相关案件大幅增加。
本案中,原告虚构收货地址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中“禁止以欺骗方式形成不正当诉讼状态”的要求,意图由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案件,损害诉讼相对方的诉讼权利,违反了诉讼平等保护原则,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占用,影响其他案件的正常审理。本案裁定对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具有示范意义,有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发展。十二、扬州市海力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安徽奥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取回权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至2015年5月,扬州市海力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公司)与安徽奥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泰公司)先后签订了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海力公司向奥泰公司提供6台全自动粉末成型机,合同总价款3279075元,并约定货款未付清前,设备所有权归海力公司所有。海力公司按约定向奥泰公司供应6台成型机,但奥泰公司仅支付货款2122312.82元。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奥泰公司将上述6台粉末成型机先后抵押给皖东农商行城中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9年1月29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奥泰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由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审理。同年4月,海力公司向奥泰公司管理人发出《通知书》,向管理人主张两台全自动粉末成型机的所有权,并征询管理人是否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管理人向海力公司复函称,海力公司对奥泰公司主张的两台全自动粉末成型机不再享有所有权,仅享有货款普通债权,要求海力公司申报债权。此后,海力公司向奥泰公司管理人提交了申报书,要求将奥泰公司欠付海力公司货款本金1156763.18元及利息104108.686元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管理人不予认可。海力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奥泰公司所欠货款及利息为共益债务。
【裁判结果】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 确认奥泰公司所欠海力公司货款1156763.18元为共益债务,以奥泰公司财产清偿;二、驳回海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奥泰公司提起上诉。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服务和保障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在出卖人无法取回合同标的物的情况下,买受人所欠货款能否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本案中,奥泰公司与海力公司系长三角地区跨省企业,奥泰公司向海力公司购买全自动粉末成型机,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奥泰公司在尚未付清价款的情况下进入破产程序,并对合同标的物进行了处分,向皖东农商行城中支行设定抵押,导致海力公司无法取回;而奥泰公司管理人对所欠货款又不予认定为共益债务,致使海力公司利益受损。本案裁判体现了人民法院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自觉性,实现了当事人诉求在长三角区域法院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审理,平等保护长三角区域企业的合法民事权益,为优化长三角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十三、加强信息化建设交流协作,共同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典型做法】
2021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一次联席会,将智慧法院建设作为大会主题之一,务实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改版升级,全面提升新时代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以“数字正义”助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协同推进长三角地区智慧法院建设,实现信息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四地高院联合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智慧法院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方案》,推动各地信息、典型案例、审判经验及数据资源共享,破除跨域执法办案信息交流壁垒,推进办案信息跨域网上交换流转、信息共享共用。四地部分法院建立了“跨域问诊、专家把脉、线上开方”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汇聚长三角区域司法数据资源,分析地区判决差异、法律适用、争议焦点和证据引用等情况,推动跨域“类案同判”。
高效推行“一网通办”诉讼机制有效运行,促进智慧法院建设惠及于民。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基础,推进诉讼服务“一网通办”,设立长三角诉讼服务专窗,搭建线上线下跨域立案窗口,建立跨域立案、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判后答疑等“一站式”诉讼服务协作平台,实现当事人诉求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为当事人提供跨域、就近、便捷的诉讼服务。
发挥信息化发展领先优势,智慧法院建设赋能现代化司法体系和社会治理。浙江法院创新推进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与公安、市场监管、资规、民政、环保、建设、综合执法等多家单位打通数据壁垒、建立协同机制,推动执行工作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全方位高效协同,构建“全业务平台通办、全时空泛在服务、全流程智能辅助、全省域资源整合、全方位制度变革”的现代化执行工作新模式。2021年4月28日,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嘉兴嘉善三地法院上线首个跨省域执行全流程数字协同平台“长三角示范区执行在线”,推进不动产、公积金、车辆查控等16个执行事项线上跨域办理。杭州互联网法院联合上海一中院、江苏苏州中院、安徽合肥中院签署《长三角司法链合作意向书》,以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为依托构建长三角司法链,打造“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的司法级别信任机制,实现信任模式跨越式发展。浙江嘉兴两级法院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建立服务市域治理现代化联动机制,构建风险信息采集评估、分析处置和复查完善等机制,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量化表征,以数字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推进数助决策“精准画像”。
【典型意义】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政法机关要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不断加强长三角地区法院信息化建设,以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为“双轮”,促进数据互通互享,坚持“不破行政区划、打破行政壁垒”,为跨域诉讼服务、案件庭审、电子送达、执行协作、产权交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提供强大数据支撑,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司法公共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是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要求的主动探索和生动实践,将加速长三角司法协作一体化进程。十四、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
【典型做法】
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认真落实长江经济带“11+1”省市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积极推进环境资源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全流域协同治理。
一贯到底建立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四地高院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建立省级层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携手破解环境司法难题。四地十余家基层法院联合签订《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备忘录》《服务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建设司法协作协议》,进一步深化环境资源基层司法协作。
点面结合探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协同防治。上海青浦法院、江苏吴江法院、浙江嘉善法院联合举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院司法协作工作会议、共同建立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研究基地、长三角淀山湖生态修复基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嘉善片区)生态修复基地、长三角环境资源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等示范区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不定期举办理论研讨会、增殖放流、补植复绿等活动,共同签署《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备忘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案件跨域专业法官会议实施方案》,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构建跨区域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动机制。
上海崇明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江苏江阴法院、江苏如皋法院、江苏东台法院共同签署《长江口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上海金山法院与浙江嘉兴平湖、嘉善、海盐法院联合签署《杭州湾北岸生态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工作协议》,积极推进长江口、杭州湾北岸等生态功能区域环境保护司法协作。
司法联动形成环境治理合力,打造生态环境最严密保护网。上海高院与上海市检察院、公安局、农委、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海洋局)、绿化市容局(林业局)等多家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多元共治机制的意见》,与检察院、生态环境局、水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上海市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促进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
【典型意义】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推进审判专业化建设,是服务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迫切需要。四地法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引领,充分认识做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生态理念,健全优化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加强跨区域环境资源保护协作力度,立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长江口、环淀山湖、杭州湾北岸、东部沿海等战略协同区的建设,用法治的思维,以法治的方式,积极构建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的长三角区域生态司法保护协作体系,对推进长三角地区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合同。
第二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第三条 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低于订立合同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无效。
当事人请求按照订立合同时的市场评估价格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应予支持;受让方不同意按照市场评估价格补足,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按照过错承担责任。
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方因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批准手续而不能交付土地,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
第五条 受让方经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当事人请求按照起诉时同种用途的土地出让金标准调整土地出让金的,应予支持。
第六条 受让方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出让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将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八条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当事人一方以双方之间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三)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又未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先行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和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
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并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决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将该划拨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
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第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合同。
第十三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第十四条 投资数额超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对增加的投资数额的承担比例,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按照当事人的违约情况确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或者当事人的违约情况无法确定的,按照约定的投资比例确定;没有约定投资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
第十五条 房屋实际建筑面积少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实际建筑面积的分配比例,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按照当事人的违约情况确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或者当事人违约情况无法确定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
第十六条 在下列情形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
(一)依法需经批准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二)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
因当事人隐瞒建设工程规划变更的事实所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按照过错承担。
第十七条 房屋实际建筑面积超出规划建筑面积,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当事人对超出部分的房屋分配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对增加的投资数额的承担比例,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按照约定的投资比例确定;没有约定投资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
第十八条 当事人违反规划开发建设的房屋,被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责令拆除,当事人对损失承担协商不成的,按照当事人过错确定责任;过错无法确定的,按照约定的投资比例确定责任;没有约定投资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责任。
第十九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交纳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
第二十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要求将房屋预售款充抵投资参与利润分配的,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第二十二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第二十三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
第二十四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四、其它
第二十五条 本解释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2017年9月30日 (2017)最高法民他109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闽民他53号《关于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以涉案提单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其首先应当举证证明提单所并入的租船合同就是其单方所称的租船合同[两案外人中国租船(香港)有限公司与Louis Dreygus Company Freight Asia Pte. Ltd.签订的租船合同],但涉案提单正面并未载明并入的租船合同的当事人名称和订立日期等具体细节,复兴航运有限公司关于涉案提单并入其所称租船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厦门海事法院作为货物运输目的地的法院和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法院,依法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综上,同意你院审查意见。
此复。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报告
(2017年9月4日 (2017)闽民他5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厦门海事法院受理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Revival Shipping Co., Lt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涉及租约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的效力问题,厦门海事法院拟认为仲裁条款无效并报请我院审查。我院经审查后亦认为该仲裁条款并入无效,根据贵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现报请贵院审查。
一、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长乐市松下牛头湾。
法定代表人:陈某华,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告:复兴航运有限公司(Revival Shipping Co.,Ltd.,以下简称复兴公司)。住所地:塞浦路斯共和国利马索尔约翰肯尼迪-艾瑞丝大厦7楼740B室(John Kennedy,Iris House,7th Floor,Office 740B,Limassol,Cyprus)。
代表人:康斯坦丁诺斯•萨维利德斯(Constantinos Saveriades),该公司董事。
二、基本案情
原告元成公司以CFR方式进口一批巴西大豆。货物由“美嘉”轮(M/V Megalohari)承运,于2017年2月底在巴西巴拉那瓜港装船,Williams(Servicos Maritimos)LTDA代表该轮船长签发了编号为01—06的六套清洁已装船提单。提单记载托运人为巴西路易斯德雷弗斯有限公司(Louis Dreyfus Company Brasil S. A.),收货人凭指示,通知方为元成公司。提单抬头下载有“与租约合并使用”(TO BE USED WITH CHARTER-PARTIES)字样,但无租约日期和编号。提单背面关于运输条件第(1)项记载:背面所示日期的租约下所有条款和条件、权利和除外责任,包括法律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All terms and conditions,liberties and exceptions of the Charter Party,dated as overleaf,including the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are herewith incorporated.)。2017年4月17日,货物抵达中国福州松下港,卸货过程中发现货损。厦门海事法院根据元成公司申请,裁定诉前扣押“美嘉”轮。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元成公司出具最高限额为300万美元的担保函后,“美嘉”轮解扣。2017年5月26日,元成公司作为提单持有人以货损为由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复兴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0万美元及利息。
被告复兴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异议认为:本案提单为康金提单,正面载明提单“与租约合并使用”,背面条款载明“提单正面所示租约中全部条款、条件、责任和除外条款,包括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在此均并入本提单”,租约已明确约定英国伦敦仲裁,故原告元成公司应依据与提单合并使用的租约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处理争议,法院不应受理本案,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厦门海事法院意见
厦门海事法院审查认为:作为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形式上有效并入提单的前提,必须是提单上明示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的内容,还要明确记载租船合同当事人及具体签订日期。本案中,涉案租船合同系案外人中国租船(香港)有限公司[China National Chartering ( Hong Kong) Co., Limited ]与另一案外人Louis Dreygus Company Freight Asia Pte. Ltd.所签订。涉案提单虽然记载“与租船约合并使用”,但并未指明所要并入的租船合同当事人名称和订立日期。因此,被告复兴公司所称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未有效并入提单。本案原告元成公司作为非托运人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并未明示接受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故该条款对其没有约束力。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货物运输目的港为中国福州松下港,属于厦门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此外,厦门海事法院诉前扣押了“美嘉”轮。作为货物运输目的地的海事法院和采取诉前扣船地的海事法院,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四、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审查认为,根据厦门海事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提单正面并未载明并入的租船合同的当事人名称和订立日期等具体细节,无法认定拟并入该提单的租船合同就是案外人中国租船(香港)有限公司与Louis Dreygus Company Freight Asia Pte. Ltd.之间签订的“美嘉(M/V Megalohari)”轮的租船合同,故复兴公司所称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未有效并入提单。元成公司仅是作为非托运人的正本提单持有人,也没有明示接受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复兴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元成公司受该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我院同意厦门海事法院的意见,本案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对原告元成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
以上意见妥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网络商誉保护的专门性刑法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刑事犯罪案件逐渐增多,利用网络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成为司法实践中此种罪名的主要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四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根据该条规定,利用互联网或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没有达到数额标准的,也可以立案追诉,大大提高了对利用网络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类案件的刑事处罚力度。
您在建议中提到,目前刑法涉及商誉保护的法律条文原则性过强,司法机关缺乏有指导性的操作规则,同时,网络损害商誉行为模式又加大了刑法在证据认定、行为定性方面的适用难度,导致大量侵害商誉行为无法作为犯罪处理。为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出台专门性的商誉保护的刑事司法解释。对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予以关注,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与侵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的定罪标准进一步作了细化,使相关规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该司法解释目前已经向社会征求意见。
针对您提到的修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构成要件、细化入罪标准等问题。我们经研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相衔接而作的犯罪化规定,通过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这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刑事制裁范畴,以实现保护正当生产经营活动和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目的。从现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条文内容看,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行为表现方式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对于传播“误导性信息"而给企业商誉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2019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将其纳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类型。对于您提到的有关本罪行为方式、行为对象以及细化“严重情节"具体标准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会重点关注,进一步加强调研工作。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12号(政治法律类15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12号(政治法律类15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办案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的律师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发生,律师权利保障力度确需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职业保障机制"的要求,依法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会同有关部门为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联动处置机制,大力提高依法办案水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切实将中央的部署落到实处。201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依法保障律师的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辩论辩护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利、申请调取证据权利、代理申诉权利,保障律师人身安全,不断完善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救济机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律师投诉,公开联系方式,畅通投诉渠道,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律师;对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提出的建议及时答复。2017年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全国律协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强化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畅通律师申请维权渠道,建立政法各部门间反映律师诉求机制,确保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调查、处理和反馈。建立完善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对于律师的投诉、申诉或者控告,及时受理并做好登记,切实保障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等等。
二是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8个省(直辖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该办法明确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职责,要求人民法院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提供辩护;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召开庭前会议、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应当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及时向辩护律师公开案件的流程信息。保障律师阅卷权,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当时安排辩护律师阅卷,无法当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原因并在无法阅卷事由消除后三个工作日内安排阅卷,不得限制辩护律师合理的阅卷次数和时间。规定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通知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同意的,应当及时收集、调取相关证据;人民法院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保障律师申请出庭作证权,辩护律师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的,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法庭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人民法院应当重视律师辩护意见,对于律师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作出有针对性的分析,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
此外,2015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印发《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完善死刑复核案件中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方法,切实保障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
三是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试点,发挥律师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2017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律师调解工作做出明确规定。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完善调解协议与支付令对接机制,经律师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中,具有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内容的,债权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人民法院依法发出支付令。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且逾期不履行支付令的,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经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的,应当根据纠纷调解的数量、质量与社会效果,由政府采购服务渠道解决调解经费,并纳入人民法院专项预算。
四是出台措施,构建律师、法官之间“亲"“清"良性互动关系。2017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贯彻执行的实施意见》,规范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工作人员辞职后的从业行为,特别是禁止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辞职后在限制期内受聘于律师事务所,防止利益输送。
至于您在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过激行为,可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拘留,原则上不宜强行带出法庭,可以休庭后与律协、司法行政机关沟通,以取得严管、处罚政治和策略上的良好效果。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宜事先通知司法行政机关,以督导律协落实自律、司法行政机关及时作出行政处罚"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会同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明确了对律师原则上不采取驱逐出法庭的措施,强调法官不随意打断或制止律师正常发言,并对切实保障律师在庭审中的诉讼权利做了更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反馈的情况,该通知在实践中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广大律师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律师权利保障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司法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抓好文件落实,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做实、做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蒋洪军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蒋洪军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9]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蒋洪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万春、张志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19年2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0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02号建议的答复
高广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开展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后,高检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开展人民检察院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相关内容与您提出的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建议基本吻合。鉴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试点,有关制度设计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协调配合。目前监督试点工作暂停。
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2017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内容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该法的修改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形式,明确了监督程序。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有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可以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根据掌握的情况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1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127号建议的答复
王祖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科学设置司法责任制的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司法责任制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项改革任务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1月印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在7个省的17个检察院部署了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2014年上半年,中央政法委部署在上海等7个省市开展“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司法责任制也是其中重要内容。试点地方检察院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全面推进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015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起草司法责任制改革文件,并形成了初稿。在起草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注重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面共识。除5次通过多种形式在检察系统内征求意见外,还高度重视检察系统外部意见。书面征求中央政法委、原全国人大内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中国法学会等20多家中央机关意见,通过进一步座谈会当面听取了中央政法单位、原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中国法学会、全国律协等单位的意见建议;分三次征求了20多位法学专家学者的意见。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深入论证,院党组先后三次专题研究改革方案。通过反复修改形成《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送审稿)》,先后报经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总结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经验。2013年原全国人大内司委牵头负责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增加第三章“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组织",从制度上确认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举措: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为检察院的基本办案组织形式;检察长作为组织领导者,领导检察官开展工作,并对检察官承办案件的重大办案事项作出决定;检察长可以将部分职权委托检察官行使,可以授权检察官签发法律文书等。此外,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司法责任制进行了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司法规律。一是将主任检察官调整为主办检察官。根据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精神,检察官办案组的负责人为主任检察官,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主任检察官明确修改为主办检察官。二是明确检察委员会是办案组织形式之一。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章“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组织"明确将检察委员会纳入,确立了检察委员会的办案组织地位,并完善了检察委员会的组成及其运行机制。三是健全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修订前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继续坚持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检察长领导本院检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地方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不同意本院检察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属于办理案件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检察院决定;属于重大事项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一修订,既确保了检察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施,又通过检察长的报请决定权将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落到实处。四是从制度上明确了办案组织的运行机制。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可以将部分职权委托检察官行使。由此,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从制度上确立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的分权制办案模式和授权制办案模式。在分权制办案模式中,检察官对于承办的重大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而办案事项决定权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行使。在授权制办案模式中,检察官承办案件并根据检察长的授权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五是从制度上明确了司法责任的承担。
修订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还明确了检察官、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之间的责任承担:首先,案件由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由检察官对案件负责。其次,案件由检察长作出决定的,检察长承担相应责任。再次,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检察官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检察委员会委员对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
二、关于增设第三方监督平台的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设计司法责任制改革文件时,就高度重视对检察官的惩戒制度,确保将司法责任落到实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43条明确,在省一级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为落实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10月12日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惩戒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分工。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检察院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人民检察院负责对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二是惩戒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由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员组成,包括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的代表以及法官、检察官代表。检察官代表应不低于全体委员的50%,从辖区内不同层级人民检察院选任。惩戒委员会主任由惩戒委员会全体委员从实践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资深法律界人士中推选,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人选把关后产生。检察官惩戒工作办公室设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三是惩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惩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包括制定和修订惩戒委员会章程;根据人民检察院调查的情况,依照程序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违反检察职责,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的意见;受理检察官对审查意见的异议申请,作出决定;审议决定检察官惩戒工作的其他相关事项。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对检察官的举报、投诉。如收到对检察官的举报、投诉材料,应当根据受理权限,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四是明确惩戒程序。人民检察院在司法管理、诉讼监督和司法监督工作中,发现检察官有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需要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提请惩戒委员会审议,并向惩戒委员会提供当事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的事实和证据,并就其违法检察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当事检察官有权进行陈述、举证、辩解。惩戒委员会经过审议,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情节和相关规定,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对当事检察官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提出审查意见。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应当送达当事检察官和有关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属实,惩戒委员会认为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惩戒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等。从职责分工、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等方面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是独立于人民检察院的机构,具有中立性。如2017年12月6日成立的江西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组成,其中主任为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分别为省纪委驻省委政法委机关纪检组组长、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专家委员为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南昌大学法学院院长、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同时有4位法官代表和4名检察官代表。
在总结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的基础上,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修订后《检察官法》第49条至第52条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相对独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置、人员组成与职责分工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由检察官代表、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其中检察官代表不少于半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相关人民检察院的内设职能部门承担。
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意见建议,认真贯彻落实《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关于司法责任制的规定,将“有权必有责"“擅权必担责"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九)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九)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0日)
目 录
【案例14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履行主体责任 统筹推进试点工作
【案例14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强化二审独任制案件监督管理 确保有效发挥审级监督作用
【案例145】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注重“三个强化” 推动二审独任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案例146】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打造电子诉讼全新方案 促进繁简分流提质增效
【案例147】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构建焦点式审判机制 完善要素式庭审模式
【案例148】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打造“三化三集约”新模式 全面助推小额诉讼案件审理规范高效
【案例149】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深化电子诉讼应用广度与深度 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电子诉讼新模式
【案例150】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抓好四个关键问题 系统优化司法确认程序
【案例15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建设高质量特邀调解员队伍 打造分类分级分层名册管理新模式
【案例152】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构建分层递进小额诉讼程序引导机制 充分释放程序效能
改革案例第143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积极履行主体责任 统筹推进试点工作
北京是全国两个“全域”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直辖市之一,辖区内共有22家试点法院,包括4家中级法院,1家专门法院,17家基层法院(含北京互联网法院)。试点样本层级丰富,种类多元,同步参与的法院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统筹规划和对下指导,有效融合“多元调解+速裁”“诉源治理”“互联网+司法”等工作经验,结合疫情防控现实需求,以“四个强化”统筹引领,有序推动全市法院稳步开展改革试点。
一、强化统筹管理,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
该院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作为全市法院重大政治任务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推动纳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在高院党组领导下,各院“一把手”亲自抓,确保全市法院目标一致、同步启动、一体推进。
一是加强统一领导管理。该院成立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指定督查办为改革试点协调机构,进行归口管理,牵头督促试点任务具体落实。细化改革试点工作安排,明确责任部门,限定完成期限,阶段性督查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建立改革试点的公示监督机制,已发布3期试点工作情况公开报告。实行统一“对上”报告反馈和“对下”监督指导,实现改革试点成效、问题和建议“整体反馈、条线直通”。
二是建立统一试点模式。严格对标最高人民法院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经最高人民法院严格审核批准,推出北京法院“1+6+1”改革试点模式,即全市1个统一工作安排,6个统一实施细则,1套统一数据系统,要求各院必须在该模式框架内开展工作。制定全市法院统一适用的裁判文书、程序转换等“一揽子”诉讼文书模板,进一步促进试点举措规范落地。
三是开展统一专项培训。组建改革试点培训授课专门小组,强化内容解读和政策引导,已面向全市法官开展1场专项工作部署会,1场试点介绍发布会,6场线上专项培训和2场线下政策解读,发布北京法院改革试点配套解读说明4份,印发涉及15项改革试点文件的政策材料汇编,确保各院“吃透”试点精神和内容。
二、强化对下指导,确保具体举措符合改革精神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鼓励各院探索符合司法实践的具体举措和操作规程,同时强化对各院创新机制的审核把关,确保“全域”试点始终与最高人民法院改革试点精神保持一致。
一是建立试点举措的报备审核机制。建立试点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立案庭、研究室、审管办、技术处、督查办为主要成员单位。改革以来共审核备案22家法院57份规范性文件,有效避免政出多门、口径不一;严格把关下级法院上报的25项创新举措,对偏离改革试点精神,忽视当事人诉讼权益的一律制止整改,对着力提升群众体验、促进审判质效的及时指导推广,努力推出亮点明显、切实可行的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二是建立对下指导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改革试点运行的“专线双向”沟通反馈机制,各院指定专门联络人员对接市高级法院督查办,按月报送亮点举措,反馈试点问题,提出改革建议,至今共搜集各院反馈五大方面71个问题,收到改革建议42条,统一筛选回复24次,对无法及时解答的问题,进行梳理整合,集中请示最高人民法院。
三是建立试点宣传的严格把关机制。紧紧围绕“绝不能认为开展试点就是为了给法院卸压减负,坚决防止以减损人民群众诉讼权益换取审判提速增效”的价值取向,强化对各院试点宣传的把关审核。试点以来谨慎筛选通过各院改革创新举措和实践成效宣传稿20余篇。4月23日,市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域”改革试点情况,20余家媒体进行报道,10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在线观看,全国人大代表闫建国、李勇撰文对北京法院改革试点“点赞”。
三、强化效果检视,建立规范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
坚持“边推进、边检视、边改善”,将试点成效检视与深入推进改革相结合,实现以数据统计呈现试点动态,以绩效考核推动举措落地,以经验推介促进改革创新。
一是建立专门试点数据提取系统。研发上线贯通北京三级法院的全国首个“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统计分析系统”,嵌入104个涉及改革试点的关键数据指标,全面覆盖改革试点各项工作任务,实现改革数据公开透明、动态更新、实时呈现、随时提取,有效促进市高院对“全域”改革成效的宏观研判和微观指导,实现全市各院在推进改革上有参照、有比对、有提升。
二是建立试点专项考核机制。将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作为重点工作,单列纳入全市法院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按照“科学合理”“简明有效”的原则,拣选涉及五大改革试点任务的8小项关键性指标作为考核内容,同时提高考核权重,增加分值比例,切实督促试点内容有效落实。
三是建立统一经验推介展示平台。开设“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系列信息”专栏,总结梳理全市各院改革试点推进情况和工作亮点,目前已推出22家法院55期工作经验。《最高人民法院简报》专刊《北京法院一体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充分肯定北京高院做法。
四、强化衔接配套,确保各项改革举措系统集成
将改革试点作为深化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举措,推动与“多元调解+速裁”“诉源治理”“互联网+司法”等前期改革有机结合、有序衔接,充分发挥前序改革的经验优势和丰富成果,以改革系统集成实现试点成效最大化。
一是深化“多元调解+速裁”。将司法确认、小额诉讼、扩大独任制适用等改革任务融入“多元调解+速裁”工作,健全“分调裁审”衔接机制,各院普遍建立速裁、独任法官快速审理团队。1-5月,全市基层法院调解成功案件与速裁结案共71210件,占同期民事结案量的64.5%,用19.7%的民事员额法官化解了64.5%的民商事纠纷;全市中级法院普遍成立独任审判团队,二审独任制适用率达25%以上,平均审理期限30天左右,审判质效较改革前大有提升。
二是健全纠纷源头化解机制。将改革试点与诉源治理深度融合,积极对接北京“吹哨报到”改革,实现“纠纷源头治理”与“案件繁简分流”的相互促进。第一季度,全市法院收案较去年减少72538件,同比下降26%,社区治理类案件中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收案同比分别下降70.2%和66.4%。
三是完善在线平台建设。结合抗疫需要,建立“北京云法庭”,全面开启网上审判“云模式”。2月3日至5月15日,全市法院网上庭审66413次,涉及案件78713件,开庭总时长54498.23小时,每案平均时长0.7小时,日均开庭910次,日均开庭案件数1078件,单日开庭最高达1907次,最高案件量达2430件,适用电子送达的民商事案件133372件,适用率达60.93%。
四是加快建设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结合试点工作精神,优化完善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一体化系统”,建立“接诉即答”“接单即办”联系法官机制,快速响应群众最为关注的电子诉讼、程序转换等问题,群众诉求期限内办结率由之前的72.35%逐步上升到100%,满意率从年初的55.32%上升到69.1%。
改革案例第144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强化二审独任制案件监督管理 确保有效发挥审级监督作用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坚持提升审判效率与发挥二审监督作用并重,针对独任制审理特点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充分发挥制度约束和大数据监管优势,从系统集成角度加强统筹谋划,既实现对独任法官充分放权、激发制度活力,又注重加强监督管理,促进法律适用统一,确保有效兼顾司法质量与效率。
一、坚持“人”“案”源头管理,精准甄别适配独任团队
该院从案件甄别入手,在合理区分案件“繁简”的基础上,匹配合理的审判组织模式,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依托立案庭统一归口管理二审速裁案件的“大速裁”机制,迅速成立二审独任审判团队,构建整套案件甄别原则、模式和方法。
一是加强案件甄别,抓好案件“入口”关。在选案方面,建立以系统识别为主、人工识别为辅的案件甄别机制,80%的案件由系统自动识别。根据试点要求制定《适用二审独任制案件选案指引与分案办法》,采取客观性标准与主观性标准相结合、正向列举与反向排除相结合的方式,明确适用二审独任制的案件筛选标准,实现“应纳尽纳”,避免“人为选择”。
二是实施随机分案,优化审判格局。在分案方面,采取“以随机分案为主、人工调整为辅”分案模式,结合速裁专业化审判团队建设,二审独任制案件以立案庭独任审判团队集中审理为主,以各业务庭适当补充为辅,便于对案件的统一监督管理。
三是建立“双模”团队,做到人案适配。成立独任制团队内嵌于速裁团队的“双模团队”,按照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3+3+3”模式组成,既方便独任审理,又便于“独转合”之后迅速组成固定合议庭。在团队法官配置方面,独任法官应不少于5年审判工作经验或不少于3年办理相关案件经历,确保人案适配。
二、坚持全流程智能管理,促进法律适用统一
针对独任法官咨询需求增加和管理监督分散化、间接化的问题,该院在二审独任制案件中大力推广应用智审系统和全流程管理系统,既为独任法官提供“外脑”支持,又有效实现案件进度可视化、全程可追溯。
一是强化“智审系统”开发应用。联合开发智能审判辅助系统“智审系统”,在对该院7年以来5万余件案件、全国近千万件公开案例、指导案例及当前案件适用法律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19个案由的900余个案件审理关键要素,为法官提供案情、争议焦点、风险点、指导案例等关键数据推送和提示。试点以来,独任团队使用“智审系统”推送典型案例63次,推送类案43次,文书生成53次。法官运用“智审系统”分析案情的效率大幅提升,文本检索的案例匹配度从20%提升到基于法律知识图谱与事实相似的90%。
二是加强全流程智能管理。依托“审判执行流程监管系统”,将审判执行工作进行节点化分解,细化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容易出现问题的38个关键节点,通过自动和人工预设催办通知、审限警示等多种功能,实现对审判权力运行中每个流程、节点、岗位、人员的监督提醒。
三是加强统一法律适用。组织编写了31项类案办理规范和类案裁判规则,并以每年1-2个的数量扩容,所有办案规范均嵌入办案系统,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指引。建立独任法官对当事人提交类案检索报告的有效回应制度,将回应情况纳入案件评查。
三、坚持审理方式和裁判结果分类管理,实现监督不留死角
为有效消除当事人将独任制与“二审维持”相挂钩的结果主义主观成见,避免二审独任制同化为“速裁机制”,该院从开庭方式和裁判结果两方面入手,加强监督管理。
一是加强庭审方式管理。坚持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为例外,明确不开庭审理的5大类26项标准;规定采用不开庭方式审理的,纳入庭长监督范围,并告知当事人。
二是发回改判案件纳入全院统一管理。在裁判结果方面实行分类管理,制定《拟发回改判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对拟发改案件,一般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结合二审独任制案件特点,严格把握发回重审标准,对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案件,审慎作出发回裁判,更好发挥二审定分止争功能。
三是“维持”类案件实行“智能偏离度分析”监管。对适合二审独任制的13种类型化案件五年来的发改率、维持率进行统计分析,结合一年来速裁机制运行情况,按季度进行自动监控比对并及时预警,对严重偏离阈值区间的类型化案件,通过庭内互查和审管办重点评查方式进行案件复查。自改革试点以来,该院二审独任制案件调撤率4.7%,发改率2.3%,处于合理区间,当事人满意度较高,案件信访率低于全院平均水平。
改革案例第145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注重“三个强化” 推动二审独任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为积极有序推进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从强化制度建设、科技保障、配套举措三个方面集合发力,推动二审独任审理工作稳步开展。目前,该院二审独任审理案件257件,平均审理时间23.17天,二审独任制提升审判质效作用初步显现。
一、强化制度建设,确保二审独任制改革有目标有体系
一是制定二审独任操作细则。制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适用独任制的实施细则(试行)》,规定适用条件、识别标准、审理方式、程序转换、审判监督、试点要求等六个方面十三条内容,以重点任务分解表将二审独任制改革细化为15项具体工作任务,明确各项工作任务的责任部门、完成时间节点要求,确保工作落实落细。
二是创新案件识别辅助机制。专门设置案件繁简分流官。针对电脑分案的技术盲区,辅以人工分案机制,在立案庭设立繁简分流官,细化繁简案件识别标准、分流比例,加大案件繁简分流力度以及案件繁简识别的准确性、科学性。探索建立简单案件标识机制。加强与辖区法院沟通,对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上诉案件,基层法院可于案件移送时,在流程系统中标识案件繁简类型,为识别和分流二审简单案件作参考。
三是加强独任制与相关举措衔接。梳理中级法院在优化司法确认程序、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工作中的内在关联,统筹安排、协力推进。将司法确认案件审查形式与二审独任制一并考量,明确中院对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原则上由法官一人完成。强化二审独任制与在线诉讼模式深度融合,优化审理方式、提高审判质效,最大程度化解疫情对审判工作的影响。目前,有12件二审独任审理案件适用在线庭审方式,平均审理时长50分钟。
二、强化科技保障,确保二审独任制改革有支撑有助力
一是以随机分案系统为依托,促进独任制案件科学分配。创设“一分流两随机”分案系统,从分案源头推动二审独任制改革。“一分流”即,对电脑识别以及繁简分流官认为符合独任制审理的简单案件随机分配至速裁团队;对专业化审判要求较高的简单案件,由随机分案系统分配至专业化审判团队独任法官审理,保持专业化审理机制不变形。“两随机”即,独任案件进入审判团队后系统随机确定承办法官;在独任审理转为合议庭审理之后,案件承办法官不变,其他两名合议庭成员在原审判团队内随机组成。
二是以优化用户体验为驱动,优化审判流程系统。尊重法官系统使用体验,征集独任审理使用需求,化解14项二审独任审理与合议庭审理的技术难题,缓解法官办案压力,提高案件审判质效。最大程度设置系统默认选项,保留特殊情况下手动变更自主权,兼顾法律逻辑与技术逻辑。
三是以优化考核评价为目标,调整设置系统信息点。在审判流程管理系统独任制项下设置与合议制相同的信息点,动态掌握独任制改革基本情况,分析独任制改革的制度优势,便于分析汇总各项审判数据,查找二审独任制运行问题并逐步完善。
三、强化配套举措,确保二审独任制改革有指引有监督
一是重视适用精度,制作二审独任制系列文书样式。根据试点工作要求,重新制作20份二审独任审理文书样式和拟稿纸样式,调整文书样式结构、逻辑和文字规范,为独任法官制作裁判文书提供指引和参考。相关文书模板获上海市高院采纳,嵌入全市法律文书系统推广使用。
二是重视适用尺度,处理好放权与监督之间的平衡。加强对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质量评查,严格落实独任法官司法责任。加强二审独任制与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的机制衔接,独任法官认为需要听取专业法官会议意见的,可以提请庭长决定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需要发改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独任法官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的,由庭长、院长按程序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
三是重视适用深度,加强二审独任制适用规则研究。重点关注二审独任案件的除外情形和二审独任案件简化审模式,列入本年度重要课题项目,为扩大二审独任制适用范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改革案例第146号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打造电子诉讼全新方案 促进繁简分流提质增效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在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过程中,坚持服务执法办案和群众诉讼双重导向,不断深化“智慧审判苏州模式”,通过在线庭审、电子送达两大抓手,全力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电子诉讼方案,打造电子诉讼在传统法院应用的全新方案,为改革试点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今年上半年,该院共开展在线诉讼活动2665次,占全部诉讼活动91.9%,审执结案件5767件,在疫情大背景下,实现结案率、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等关键质效指标逆势上升,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和执法办案“两不误”。
一、突破现有模式局限,推动在线庭审创新发展
聚焦现有互联网庭审模式在传统法院应用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探索形成线上线下相互融合、内网外网实时交互的全新智慧庭审方案,实现在线庭审全场景、全覆盖、全互联。
一是解决现有在线庭审模式效能不足难点,提升在线庭审全面性。满足多场景应用需求,支持本地开庭、在线开庭、本地-在线混合开庭多场景的应用,可拓展至诉前调解、庭前会议、执行约谈、在线合议等场景。填补音视频交互空白,将采集到的音视频通过编解码器和光端机进行内外网交互,从而打通内外网音视频通信。保障信息交互安全,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按照安全隔离与内外网数据交换要求,对接内网办案系统,庭审音视频、庭审笔录等司法信息从生成到存储均在内网完成,保障庭审数据安全。
二是消除现有在线庭审模式效果打折的痛点,提升在线庭审的实用性。保证庭审感官亲历性,改良音视频传输技术,解决多角色线上线下同时参与庭审时串音、啸叫等问题,庭审画面流畅稳定,提升诉讼参与人庭审体验。保证庭审过程对抗性,庭审中,通过电子质证系统实现电子证据在线补充提交、同步展示,法官对在线实时提交的电子证据可当庭审查入卷;质证时,诉讼参与人均能对电子证据材料在线圈划、标注、共享、随讲随翻,确保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平等对抗。保证庭审记录实时性,在原有内网语音转写基础上,对线上采集的音视频信号技术处理,确保在线庭审的语音转写效果与内网保持一致,最终汇总到书记员笔录客户端,实现庭审笔录即时生成。
三是打通现有在线庭审模式效益欠佳的堵点,提高在线庭审的便捷性。全新的智慧庭审方案大大降低改造成本,不需要新增或者更换现有法庭硬件设备,只需根据同时开庭案件量,在机房部署高清编解码器、单向光端机、音视频网关等集群,即可解决线上、线下音视频交互问题,确保庭审资源高效复用。基于现有科技法庭进行升级,保留内网排期、电子质证等功能,符合法官、书记员使用习惯,避免多系统重复录入操作,实现在线庭审模式与本地庭审模式“一庭通用”。当事人可以突破场域限制,利用电脑或手机等移动设备登陆智慧法院APP、微信小程序、PC智慧庭审客户端,即可连线参与庭审,简单易行。
二、突显短信送达优势,提升电子送达工作实效
坚持效率优先、效力保证,优先采用短信送达,将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转化提炼为电子送达规则,形成完整的短信送达闭环。以其他电子化送达方式为补充,包括律师平台送达、网格协助送达、电子公告送达等,切实提升送达模式多样性和综合性。
推广以短信为载体的电子送达,无需登录邮箱或安装软件,利用手机短信的便利,扩大电子送达普及性;通过最高院12368短信平台发送送达信息,增强电子送达权威性;通过该平台发送带短链接的短信,无需本地存储,受送达人可随时打开阅读、复制、下载、打印诉讼文书,提高电子送达接受度。通过三大运营商平台验证,向送达平台反馈短信成功到达信息。文书链接被点开后,系统即自动追加发送一条确认短信,告知受送达人送达效力及救济方式,确认送达成功,形成送达闭环。首创以身份验证保障送达有效性,受送达人阅读文书前须校验相关身份信息,确保短信送达匹配正确的受送达人。利用区块链技术,将电子送达过程中的源数据,包括送达、接收、阅读等行为全部上链,实现全业务流程数据实时记录存证,以加密算法和数字证书保证信息不可篡改,并对外提供数据溯源和验证服务,保障送达真实可信。今年上半年,该院电子送达累计17269次,有效送达率达84.3%,平均送达时间缩短77.3%。
三、突出规范常态运作,完善综合配套保障机制
一是突出规范管理。制定出台覆盖起诉、诉前调解、立案、庭审、宣判、送达、执行等各类诉讼活动的《电子诉讼规则指引(试行)》,明确技术标准,优化诉讼流程,规范庭审秩序。将电子诉讼纳入审判管理范围,根据审判实践确定和调整电子诉讼考核评价指标,定期考评和公布,坚持每月召开电子诉讼工作情况推进会,全面分析全院电子诉讼工作态势。
二是突出权利保障。引导当事人及时签署《在线庭审告知书》《电子送达确认书》,充分告知其电子诉讼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获取当事人对后续程序以电子诉讼方式进行的概括授权,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
三是突出常态推进。持续发力拓展电子诉讼适用范围,实现电子诉讼成为诉讼活动主要形态。自3月23日逐步恢复线下诉讼服务以来,电子诉讼呈现常态化运作态势,共开展在线诉讼活动1957次,占同期诉讼活动的90.1%。
改革案例第147号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构建焦点式审判机制 完善要素式庭审模式
为全面提升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效能,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聚力打造焦点式审判机制,制定《关于民事诉讼焦点式庭审的实施办法》,明确焦点式庭审操作规范,从完善庭前准备机制、建构庭审集中审理机制和建设相关配套制度三个维度全面探索,切实推动庭审从阶段式、形式化向集中式、实质化转变,有效提升庭审效率和效果,助推改革试点提质增效。
一、完善庭前准备机制
一是起诉答辩要素化。研究制定《江北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实施细则》,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部分适合推行要素式审判的案件类型制作《诉讼要素表》,指导当事人进行要素式起诉和答辩,法官在开庭审理时对双方无争议的要素直接审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要素重点审查,引导当事人举证和质证。
二是庭前沟通协同化。建立庭前三道沟通机制,通过收案后与原告沟通,副本送达后与被告沟通,以及原被告诉辩意见明确后协调沟通,法官有效行使诉讼释明权和诉讼指挥权,促使当事人积极、真实且完整地主张和举证,确保在庭前对无争议事实、争议焦点及诉讼思路达成最大化共识。当事人同意进行诉前调解的,以“诉前调”案号立案受理,在调解的同时组织和引导当事人进行有效沟通,明确双方分歧焦点并有针对性地准备诉讼。
三是繁简分流科学化。制定《关于审判案件分案的规定》,打通一审民商事案件全案由,原则上均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实行快慢分道、繁简分流,针对性明确繁案、简案的庭前准备方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清晰、争议焦点少的简案,庭前准备格式化处理,以表格化庭审提纲明确庭审重点和庭前准备。对案情复杂、争议焦点较多的繁案开好庭前会议,视情进行庭前调查或召开预备庭等。
四是庭前会议灵活化。制定《民事、行政诉讼庭前会议线上和线下操作规程》,对无法采用要素式诉答且双方当事人均能到庭的案件,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召开庭前会议。线下庭前会议采用表格化方式对会议内容归纳记载;线上庭前会议设置相应选项由当事人勾选或根据与当事人口头沟通结果将整理后的无争议事实和争议焦点由当事人直接确认。
二、强化庭审集中审理
一是庭审程序集中化开展。法庭审理主要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对案情简单、争点较小的案件,当事人一并发表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意见;对案情复杂、争点较多的案件,在当事人综合发表诉辩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一争点一调查一辩论”的模式,将法庭辩论贯彻整个事实调查过程。
二是争点整理类型化归集。将争点分为诉讼标的争点、法律适用争点、事实争点和证据争点,所有争点按“诉讼标的争点→法律争点→事实争点→证据争点”从上到下逐一推进的方式确定,避免争点确定笼统化和细节化。下位争点分为三个层次,法律争点分析诉讼标的争点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争点围绕请求权基础、抗辩权基础中的要件事实确定,证据争点包含在事实争点中,可视其重要性等因素决定是否作为独立争点。上位争点蕴涵下位争点,先审查上位争点,再审查下位争点。
三是证据调查高效化推进。在庭审中,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外,一般不再要求当事人出示证据,举证质证以“一争议焦点一举证”方式进行。对无争议事实与有争议事实交织在一起的,当事人在举证中对无争议事实仅作简略陈述,重点围绕有争议部分举证、质证。对争议焦点和证据无法一一对应的,要求当事人在举证质证中予以明确,防止举证泛化。对无法即时整理证据的当事人,可视情休庭一段时间,给当事人一定时间整理证据。
三、健全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法官释明机制,合理把握庭审方向和节奏。制定《民事诉讼案件举证指引》,指导当事人举证。法官在庭审中,告知当事人就争议事实及法律进行充分必要的陈述并提出证据,说明逾期主张事实、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对诉讼请求、事实主张、举证行为等不清楚、不充分的,告知其进一步明确或及时补充;对争议焦点、自由心证、法律见解及有关程序性事项等进行必要说明,告知或引导当事人就上述事项充分发表意见。
二是加强人员分类管理,切实发挥法官助理的履职效能。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通过阅卷、沟通、组织庭前会议等方式初步整理和归纳争议焦点,固定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向法官汇报。对有调撤可能性的案件,法官助理主持调撤工作。
三是改革裁判文书撰写,裁判体现庭审过程和庭审思路。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再固守原被告诉辩意见、法院查明事实和法院认为的传统裁判文书“四段论”,在概括、精炼叙述无争议事实的基础上,主要围绕争议点,采用“夹叙夹议”方式写作,对已经在庭审录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中如实记录裁判理由的简单案件,裁判文书不再载明裁判理由。
改革案例第148号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打造“三化三集约”新模式
全面助推小额诉讼案件审理规范高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在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过程中,坚持简化程序不减损当事人权利,打造“三化三集约”小额诉讼模式,优化审判资源配置,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高效兑现。自启动改革试点以来,该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549件,程序适用率35.48%,平均审理天数8.03天,有效满足当事人高效率、低成本的解纷需求。
一、坚持“三化”工作机制,促进小额诉讼程序“递进适用”
一是程序选择“前置化”。前移合意选择程序,找准高频次适用小额程序案件类型,协调促成相关行业将合意适用条款规范嵌入前期合同中,如,在办理10万元以下贷款业务时提前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对拖欠物业费等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纠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高合意适用率。增强当事人选择意愿,以诉讼服务大厅为阵地,强化小额诉讼案件类型化处理的宣传力度,以“类案示范效应”引导当事人选择小额诉讼程序;发放《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告知书》,通过定期梳理发布小额诉讼典型案例,借助具体案件着重强调便捷性和终局性,引导当事人约定适用。
二是庭前流程“精简化”。建立诉前调解分流团队统一引导确定答辩举证期间机制,在诉前调解阶段,对到场各方当事人同意放弃答辩举证期的,当场立案、分案、确定速裁法官开庭审理,平均节省10-12天;对需要答辩举证期的,确定合理期间,调解法官先行召开庭前会议,组织已有证据交换、厘清争议焦点,简化后续开庭流程,提高小额诉讼庭审效率。改革试点以来,小额诉讼案件平均庭审时长约12分钟,同比缩短近40%。
三是程序转换“严格化”。严格把关小额诉讼程序转换,出台《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指引规范(试行)》,以实施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列举情形作为转换程序理由,对因案件疑难复杂转换的,应先团队内部讨论确定,再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制作《小额诉讼程序流转图》,清晰规范各环节流转注意事项,明确各节点责任人,强化流转时间和程序的规范化监督。
二、坚持“三集约”工作方法,发挥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效用
一是集约团队配置,速裁处理。立案庭速裁审判团队集中办理小额诉讼案件,减少材料流转环节,缩短案件处理用时,提升小额程序司法体验。培养办理小额诉讼精英团队,通过处理大量类案,积累实务经验,深入研究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升小额诉讼案件审判质效。
二是集约审理模式,诉审协同。采取模板化应用整合司法资源,统一规范小额诉讼案件的起诉模板、庭审流程、文书样式,使诉讼前后端高效衔接,形成文书简化协同效应。为当事人提供要素型、表格型诉状模板,在起诉时进行引导填写;对六类固定要素案件,庭审不受传统阶段限制,围绕主要争议焦点,查明事实并当庭判决。裁判文书样式嵌入审判信息系统,供法官灵活选择。小额诉讼案件以判决结案的简式文书适用率83.3%,调解结案的适用率100%。
三是集约智能诉讼,高效留痕。完善团队配套硬件,确保“事过留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小额诉讼审判团队配备“小秘书”电话录音设备,便于法官直接通过电话简便传唤,被告传唤成功率达60%,同时向被告确认其他诉讼文书采取电子送达,由系统自动录音并生成音频文件保存在电脑中。为小额诉讼法官配备音视频记录仪,对需要制作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的,可直接使用音视频记录仪,以录音录像方式记录调查、询问过程,无需另行制作纸质笔录。借力移动诉讼平台,激励在线庭审。在立案阶段即进行移动微法院的告知和引入,引导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引导到场当事人100%使用移动微法院,引导异地当事人、律师参与在线庭审,集约智能系统打通小额诉讼流程简化的“最后一公里”。
三、强化小额诉讼配套机制,有效防范虚假诉讼
制定《余姚法院不诚信诉讼行为甄别规范(试行)》《余姚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审查工作指引(试行)》等规范性行文,严格案件甄别,切实防范利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虚假诉讼。运用看-搜-审-诫-纠“五步工作法”发现与识别虚假诉讼,重点关注民间借贷、追索劳动报酬等虚假诉讼高发领域。在立案阶段,向当事人进行诚信诉讼承诺告知、虚假诉讼惩戒告知和典型案例展播,一律要求当事人阅知诚信诉讼告知书并签署《诉讼诚信承诺书》,对违反诚信承诺的,可直接依据承诺内容予以制裁。在严格审查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基础上,打造“零跑腿、不接触、无纸化”的小额诉讼模式,使当事人以最低廉的诉讼成本获得最快的权益保障。
改革案例第149号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深化电子诉讼应用广度与深度
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电子诉讼新模式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不断深化电子诉讼应用,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司法的制度创新空间。依托自主研发的“全在线”诉讼平台,将更多诉讼流程延伸至网上,制定配套电子诉讼规程,大力推进在线立案、送达、质证、开庭、诉调对接等全流程在线诉讼,跑出审判“加速度”,提升服务“精准度”,增进改革“认同度”,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电子诉讼新模式。
一、破解电子诉讼难点,跑出审判加速度
紧扣实用实效,着力解决在线立案是否足够可靠便利、电子送达如何破解“送达难”、诉调如何在线顺畅对接进行等在线诉讼的难点堵点,实现诉讼起点便利化。
一是多选择提供在线立案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官网宣传和诉讼服务中心集中展示,提供网上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律师服务平台立案、移动微法院立案、自助立案、“全在线”平台立案等五种平台立案二维码,借助人脸识别比对等技术,实现线上立案、缴费、查询一码畅通。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在线立案2003件。
二是多举措提升电子送达实效。打通法院与通讯运营商、银联等数据库信息,对当事人电子送达地址信息进行匹配验证。明确电子送达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生效标准和凭证保留,确保送达效力。推出“文书识别码”及“号码微送达”,实现文书防伪、溯源以及文书一键下载、短信电邮送达等多种功能。改革试点启动以来,电子送达适用案件数2340件,电子送达4038次。
三是多平台保障在线诉调衔接。在线立案审查阶段同步征询调解意愿,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方式。依托“全在线”诉讼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实现平台在线委派调解、特邀调解员在线调解、法院在线指导、调解协议在线签署。如需司法确认,电子调解协议自动回传至“全在线”诉讼平台,法官在线审查司法确认申请,当事人在线签署笔录后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案件电子卷宗、电子调解协议在平台之间以数据形式随案传输,调解不成转在线立案,实现卷宗全在线流转,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在线调解成功的案件37件。
二、健全电子诉讼机制,提升服务精准度
着眼建章立制,对在线诉讼行为定出规则,明确在线诉讼行为效力,不断提升用户体验,确保在线诉讼有序进行,确保在线诉讼符合普惠司法、公正司法的根本价值导向。
一是构建全流程在线诉讼规则体系。制定出台《全在线诉讼平台审理规程》,覆盖在线立案、电子送达、在线举证质证、在线庭审、在线裁判、电子卷宗等审判全流程,对相关诉讼行为在电子诉讼平台上如何进行作出详细规范,不刻意追求诉讼全流程在线进行,突出适用的阶段性、多样性、便利性,对线上诉讼与线下诉讼如何因案因需转换作出规定,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审判机制,让电子诉讼应用更加实用化。
二是制定电子数据采集运用规则。出台电子诉讼材料技术规范,就文字类、图片类、音频类等类型电子诉讼材料作出统一格式要求,就诉讼材料电子化在存储容量、扫描方式、页面编码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确保电子诉讼材料可利用性。着眼企业经营“前端塑造”,指导相关电子签约平台完善对同类电子合同纠纷在线起诉标准化指引及数据认证服务,明确接入“全在线”诉讼平台技术标准,打造“区块链保全+类案在线诉讼”互联网司法新模式,逐步实现类案纠纷一键起诉、电子数据有序接入、数据核验在线完成,确保电子数据材料客观性。
三是探索建立电子支付令速审机制。对形式上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原告又无调解意愿的案件,加强在线立案指引,并提示相关诉讼风险。灵活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核对原件,法官在线审核文书后电子签章,借助“全在线”诉讼平台电子送达的信息匹配与文书识别码功能,直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电子支付令,即时保存并上传电子邮箱系统反馈的邮件送达及打开情况,确保送达合法有效。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受理支付令申请182件,发出支付令182份,其中166份采用电子送达,有效送达140件,成功率84.3%,仅3件被申请人提出异议,已生效案件平均审理时间30.36天(含15天异议期)。
三、深化电子诉讼平台应用,增进改革认同度
立足深化普及,不断优化完善平台的功能,对内积极引导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转变观念,强化平台应用;对外广泛宣传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增进对改革的认同度。
一是以会用为前提,不断加强内外指引。举办三场“全在线”诉讼平台全院应用培训会,详细制定法官、书记员平台操作指南,定标准、定任务、定期限。通过“两微一端”面向当事人发布《在线庭审指南》《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微信小程序操作指引》等操作指引,便利当事人使用。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在线庭审案件544件。
二是以喜用为导向,不断优化用户体验。定期召开“全在线”诉讼平台完善对话会,围绕平台“三个端口”“五个模块”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需要改善的方面作深入交流,制定功能优化项目清单,按照“减成本、提速度、出实效”基本要求,协调技术公司进一步优化软件应用。疫情期间,首创“云端陪审”模式,人民陪审员在线参与庭审、在线合议,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三是以管用为目标,不断强化服务保障。加强硬件配置保障,全院配置13间在线法庭、2间在线调解室,为方便法官使用平台提供高效及时的技术服务保障。优化内外网数据对接,积极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以及“全在线”诉讼平台衔接应用,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电子诉讼格局。
改革案例第150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抓好四个关键问题 系统优化司法确认程序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及实施办法要求,不断拓展纠纷诉前调解范围和功能,着力提升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职业水准,加强监督管理和风险防控,推动纠纷多元解纷和司法确认工作有机衔接,不断优化司法确认程序。今年第一季度,全市两级法院诉前成功化解纠纷9061件,受理司法确认案件申请1415件,其中1414件确认有效,深圳中院对11件调解协议作出司法确认。
一、抓好诉前调解功能完善,彰显司法确认程序优势
一是合理拓展司法确认范围。充分运用委派调解机制,用好中级法院司法确认案件的级别管辖优势,大力促进当事人选择非诉程序解决纠纷。试点启动后,以前因级别管辖不能申请司法确认而不愿调解的大量专利技术纠纷、标的金额较大的商事金融纠纷,经委派调解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完成司法确认。近期,该院对一宗标的额12亿元的金融纠纷达成的诉前调解协议依法作出司法确认。
二是前移监督管理节点。由立案人员、特邀调解员在线填写《案件要素流程表》,全程随案流转,对立案、分流、调解、送达、诉前保全等环节的留痕信息进行分析,通过关联案件自动检索当事人涉法涉诉情况,自动向司法确认审查法官推送,法官可结合案件流程节点综合判断,审查司法确认申请的合法性、自愿性,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调解风险。
三是扩充完善诉调对接内容。前移办理诉讼阶段的部分程序性工作,开展诉前保全、送达地址确认、案件要素采集,固定无争议事实和证据,依法开展诉前评估、鉴定,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旦调解不成进入诉讼,即可准确繁简分流、简化审判程序。
二、抓好名册统一规范管理,提升调解主体职业水准
一是制定统一的名册管理规范。制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管理规定》,明确入册资质标准、分级管理规范、绩效考核体系,配套完善降级、除名、通报、黑名单制度等,提升职业操守,引导行业自律。全市法院共引入特邀调解组织258家、特邀调解员1305名,其中律师调解员692名、港澳调解员62名。
二是坚持类案专业调解模式。做好调解组织专业能力培育,坚持专业问题由专业人士解决,进一步探索解纷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将类型化案件委派给专业性调解组织调解。将知识产权、证券期货、涉外商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纠纷分别委派给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深圳中心、中国证券期货业协会、蓝海法律查明及商事调解中心、深圳心理咨询师协会、深圳市总工会开展专业调解。制定《律师参与先行调解工作流程指引》,充分发挥律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法律专业优势。
三是购买服务与市场运作并行。制定《调解员补贴办法》,去年争取财政预算2300万元,今年提高到2500万元,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促进调解组织可持续化发展。探索商事案件委派调解市场化收费,委派调解组织对86件纠纷成功调解案件,与当事人协议收取调解费95万元,有效调动调解组织的积极性,激励专业人才投入更多精力,精准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三、抓好虚假调解风险防控,确保司法确认权威公信
一是分类列举,重点甄别。将虚假调解防范作为司法确认审查重点,列举虚假调解协议风险较为高发的五种案件类型,对分家析产、不动产赠予、民间借贷、群体性劳资纠纷、申请人存在资不抵债情形等纠纷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从严审查,围绕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交易习惯,是否符合常识常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重点审查。
二是繁简有别,规范审查。实行“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司法确认审查模式。对绝大部分简单纠纷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由法官一人独任进行书面审查。对少量标的金额巨大、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商事纠纷调解协议,可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调解协议内容不明确或不具备执行性、存在虚假调解嫌疑的,可要求当事人补充提交相关证据,通过听证询问等方式加强实质审查。
三是警示惩戒,加大威慑。通过诉前引导、调解告知、诚信承诺等方式,宣传警示虚假调解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确当事人以虚假调解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视情节轻重依法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抓好科技信息智能支撑,搭建司法确认在线平台
一是纠纷化解全程在线,一键贯通。自主开发“深融调解平台”,全程在线办理诉前调解,所有节点数据留痕可监管。登记立案前当事人同意调解的,一键转入“融”平台开展调解;调解成功的,一键转入司法确认程序;调解不成的,一键转入诉讼程序,高效便捷,群众接受度高。
二是在线平台数据无缝对接,互联互通。打通“深融调解平台”与人民调解业务、诉讼业务系统、电子卷宗系统和腾讯微法院、送达平台之间的数据联通。通过人脸识别、关联案件信息检索、远程视频听证询问、在线阅卷等信息化手段,审查法官可清晰掌握调解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准确掌握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愿,预防虚假调解风险。
三是建设在线确认工作室,融入基层。在街道、社区、派出所设立86 个在线司法确认工作室,在法院设立司法确认联络员,为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或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议后申请司法确认搭建便利桥梁,只需半小时即可完成司法确认,并通过电子送达即时拿到裁定书。
改革案例第151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建设高质量特邀调解员队伍
打造分类分级分层名册管理新模式
为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坚持将非诉讼纠纷机制挺在前面,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以调解名册管理机制作为完善司法确认制度重要内容,扭住规范管理的关键节点,聚焦调解员队伍“如何扩充、如何管理、如何提升”三大核心问题,严格入册程序和条件,加强业务指导、培训、考核和监督,建立调解员分类分级分层管理模式,确保特邀调解主体资质合格、能力具备、渠道通畅,推动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一、注重分类精细管理,促进调解员队伍规范化
一是建立调解员分类招募机制。建立健全定向邀请、主动自荐、协同共治三个来源的调解员分类招募机制,坚持特邀调解专业化定位,定向招募特邀调解员429名,囊括医疗、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高端人才;发挥深圳“志愿者之城”优势,首创爱心调解制度,广泛吸纳110名社会自荐爱心人士担任爱心调解员;建立司法协同,与区司法局、区妇联等单位深入合作,开展具有专业特长的调解员驻点法院调解。
二是完善调解员分类管理制度。制定《特邀调解名册》《特邀调解员选任管理办法》《特邀调解工作规程》,将特邀调解员分为爱心调解员、家事调解员、劳动纠纷调解员、金融纠纷调解员、商事纠纷调解员五类进行管理,让纠纷诊断化解既有“全科医生”,又有“专科医生”。明确各类调解员选聘条件和工作职责,按照常驻、派驻、等级评定等情况,设置交通、误餐、调解等相应标准工作补贴,有力促进调解员队伍规范化职业化专业化。
三是构建调解分类专业指导团队。专门组建3个以法官为核心的调解团队,分别负责对相应类型纠纷的调解指导和诉调对接工作。各类调解员按照所擅长专业领域纳入相应业务指导团队开展工作。实行调解员初调、法官助理同步跟进、法官指导把关的诉调对接模式,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调解成功的,可高效进行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可提前固定案件要素简化诉讼流程。
二、注重分级动态管理,促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
一是明确调解工作考核标准。综合考量调解员年度参与调解、案件调成、确定送达地址、固定无争议事实等数量情况,设立工作考核精细化指标,设置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工作考核等级,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对调解员进行等级评定、补贴提升、续聘和解聘的重要依据。特邀调解员任期三年,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对决定续聘的重新颁发聘书,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
二是建立调解员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设立钻石、金牌、银牌、铜牌、基本合格五个调解员等级体系,根据纠纷化解难度和当事人需求选择,委派或委托不同等级的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依据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动态考核,实现能升能降、能进能出。根据年度考核获优秀、合格情况,分别提高调解员等级称号并提高补贴标准。对连续两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的爱心调解员,根据其擅长领域和特点,吸纳为相应纠纷领域专业特邀调解员;对年度考核基本合格的,则进行谈心谈话和针对性业务指导;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或要求派驻单位予以更换。
三是发挥考评正向引导作用。依靠典型引领队伍,对钻石、金牌等级先进调解员予以表彰,总结优秀事迹和调解心得,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专项宣传,进一步增强调解队伍荣誉感,提高调解员工作热情,提升群众对调解员工作的认同感。
三、注重分层培育管理,促进调解员队伍专业化
一是完善新任调解员培育机制。实行调解“传帮带”模式,为新任调解员选任调解经验丰富、当事人评价较高的调解员作为导师,促进新任调解员快速成长;制定《诉调对接工作规范手册》,在案件范围、调解方式、调解记录、诉调对接、转诉讼立案等方面为调解员提供全流程工作指引,配套制定民间借贷、房屋租赁、离婚、劳动争议等常见纠纷的繁简分流要素表和调解工作记录表,有效提升调解规范度。
二是建立调解员分层培训制度。与湘潭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开展调解员培训合作,每年定期组织全体调解员参加调解技能培训,提升调解队伍整体水平;组织银牌以上等级调解员参加调解提高班培训,研修民事法律疑难问题解析、最新司法解释实务应用、重大典型调解案例等高层次专业内容,进一步提升优秀调解员专业素能。
三是打造高层次专业调解队伍。优化整合专业调解资源,成立全市首个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委员会,吸纳全市102名医疗专家成为医调委委员,实施司法鉴定前置、专家委员评议等新型调解制度,调解队伍逐步实现向高精尖层次扩容。
目前,该院已招募45家特邀调解组织和550名调解员,评定18名钻石调解员、29名金牌调解员、10名银牌调解员,举办5期调解员培训班,不断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持续激发调解员工作热情。分类分级分层管理模式大幅提升了调解工作质效,2018年至今,该院调解员共参与调解案件73163件,成功调撤结案13141件。高质量的诉调对接运行机制,显著缩短民商事案件结案周期,带动司法办案质效进一步提升。2018、2019年,该院结案107301件和116978件,同比分别上升16.32%和9.02%,结案数位居全国基层法院前列。
改革案例第152号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构建分层递进小额诉讼程序引导机制 充分释放程序效能
为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现小额诉讼程序便民、快捷、普惠的制度价值,崇州市人民法院探索构建一体化分层递进式小额诉讼引导机制,从调解、立案、审判三个层次,在先行调解、程序适用、电子诉讼选择、庭前要素固定等方面对当事开展递进引导,推动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取得实效。启动试点以来,该院小额诉讼适用率提高至28.21%,适用案件数量同比上升164%,合意适用18件,从简易程序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5件。
一、精准前置引导事项
将案件分流、财产保全、诉前调解、诉讼咨询等适宜前端处理的事项纳入诉前引导范围,最大程度剥离程序性事项、固定无争议事实,为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减压减负。
一是诉讼权利义务先行告知。坚持“简化程序不减损权利”原则,制作《小额诉讼程序诉前引导工作手册》,细化立案预审、诉讼风险、先行调解、程序选择等6个关键引导节点,明确诉讼服务引导员释明告知责任。立案窗口设小额诉讼绿色通道,由小额诉讼立案专员详细介绍《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告知书》等4项告知书,重点释明小额诉讼程序答辩和举证期限缩短、一审终审、庭审程序简化、文书简化、口头裁定效力、随案执行等,确保“选得明白、用得明白”。
二是程序性事务先行办理。制定《小额诉讼程序流程指引》,在办理具体诉讼业务前,由诉讼服务引导员辅导诉讼群众先行填写《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同意书(合意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接受裁判文书电子送达同意书》《庭审录音录像代替庭审笔录同意书》《线上开庭同意书》5项程序选择文书,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帮助其全面了解小额诉讼程序特点和优势。
三是实体性要素先行固定。制作《小额诉讼程序庭前辅导询问笔录模板》,明确金钱给付数额、时间、方式、利息及计算标准等十余项实体性要素。开庭前,法官助理依模板、依要素进行引导,固定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与证据,归纳争议焦点;庭审中,法官直接使用庭前引导结果,对无争议事实和证据无需质证,重点调查有争议的事实,快速进入实质审理,进一步提高庭审效率,一般庭审过程不超过20分钟,平均缩短时长70分钟。
二、立体构筑引导体系
加强先行调解、司法确认、立案程序有机衔接,构建程序分流、渐进分层、人员分别的立体化、层级化诉讼引导体系,实现递进式、多维度叠加效应。
一是调解、立案程序分流。实施特邀调解员倍增计划,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一般先行调解。先行调解成功的,引导进行司法确认。先行调解不成功,符合法定适用条件的,直接立案、刚性适用,实现诉讼前端案件分流。
二是立案、审判渐进分层。经诉前引导未适用的,集约送达中心在送达时“点对点”温馨提示小额诉讼程序选择权;送达后开庭前,法官助理“一对一”解疑,打消当事人顾虑,告知经当事人同意可以程序转换,留下小额诉讼适用思考“空间”;庭审前审判团队再次“面对面”引导,与非小额诉讼进行时间、成本比对,实施关键环节多重辅导。经引导后双方合意适用的,立即裁定程序转换。合意适用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工作动能,确保“该用即用,能用尽用”。
三是原告、被告人员分别。根据原、被告不同诉讼心理,针对性开展诉前引导。把握引导时机,原告在立案前即开展引导,被告主要在先行调解不成后引导。向原告侧重宣传小额诉讼程序立案快、审理快、结案快、执行快的“四快”程序优势,向被告侧重自动履行有利于信用修复、方便快捷、低成本等效果。
三、多元吸收引导力量
从纠纷源头上培植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土壤,从法治理念上树立小额诉讼法治意识,积极争取社会治理力量广泛参与。
一是依靠党委政府,扩大适用。加强请示报告,申请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纳入崇州市委2020年政法工作要点,由政法委牵头发文,要求人民银行、住建局、市场监管局、经信局等引导市场主体树立小额诉讼意识,村社书记、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符合条件的金钱给付类纠纷时引导各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扩大适用范围。
二是依托社会力量,推广适用。延伸小额诉讼程序引导触角,分别与工农建、农商行、信用社等9家银行,10余家大型物业公司等类型化案件的当事人达成协议,在信用卡办理合同、小额贷款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中嵌入合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款,并向用户作特别提示说明。
三是借力多媒体渠道,扩大宣传。针对原被告不同场景应用,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发放内容浅显易懂的宣传册,以动画、PPT、抖音、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在微信微博、诉讼服务大厅、庭审等候区加强宣传,普及小额诉讼省时、省钱、省心、省力的程序优势,推荐当事人自主选择。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6件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6件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9年)
10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2017年7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情况,以及“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工作情况。会上发布了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26件。其中,公益诉讼全面实施两周年案例17件,“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督活动案例9件。
检察公益诉讼全面实施两周年典型案例
(17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例
1.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长江武惠堤段违法堆存固体废物破坏生态环境系列案
2.云南省安宁市温泉地下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3.陕西省扶风县渭河沿线砂石企业违法占地破坏资源环境案
4.湖南省常德市金泽置业有限公司等欠缴土地出让金公益诉讼案
5.浙江省诸暨市房地产、装修行业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
6.河南省三门峡市违建塘坝危害高铁运营安全公益诉讼案
7.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追缴被骗医保金公益诉讼案
8.山西省寿阳县羊头崖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公益诉讼案
行政公益诉讼案例
9.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诉临清市林业局不依法履职案
10.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不依法履职案
11.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诉栽麻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职案
12.四川省荣县人民检察院诉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全面履职案
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1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诉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14.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霍某侵害凉山烈士名誉权、荣誉权民事公益诉讼案
15.江苏省无锡市红宝特种染料油墨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案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16.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诉原前江工业园固废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案例
17.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泰兴市政府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职责公益诉讼案1.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长江武惠堤段违法堆存固体废物破坏生态环境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生态保护 举一反三 共同推进
【要 旨】
检察机关对新闻媒体报道的个案线索,举一反三,深入调查同类违法情形,通过发送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共同推进对违法堆存的固体废物进行专项整治,并跟进监督相关行政机关采取补植复绿等措施巩固整治成果,助力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修复。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20日,武汉市青山区长江武惠堤段新集码头附近因堆存大量工业矿渣等固体废物,被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以“武汉:巨量工业废渣现身长江边 场面触目惊心”为题报道,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固废堆场占据岸线较长且距离长江水面不足200米,致使长江武惠堤段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公益受到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从媒体报道发现该线索后,经研判,2019年5月23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并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2008年至2015年间,武汉市一投资有限公司从武钢矿渣厂购进矿渣提取铁矿,将5万多吨尾渣直接堆存在长江武惠堤新集码头外滩地,占地60余亩。同时,该院举一反三深入调查新集码头周边武惠堤段其他岸线区域,又陆续发现19个矿渣、煤渣等违法固体废物堆存点。这些违法堆存的固体废物不仅破坏岸线资源、威胁长江汛期行洪安全,还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滤液,直接危害长江生态环境。
随后,青山区检察院分别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青山区环保局、青山区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水务局对违法堆存固体废物行为进行处理;加强对辖区内倾倒垃圾、渣土等危害堤防安全和妨碍行洪活动的监管。建议区环保局依法处理违法堆存固体废物行为,监督固体废物的依法依规处置;加强对辖区长江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监管。此后,该院多次与区水务局、环保局沟通座谈,建议两家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等。并主动向青山区委、区政府汇报该案情况。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明确表示支持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专班,于2018年5月底至7月初调动200余辆工程车,将堆存在长江武惠堤段的22万余吨固体废物全部清除。青山区环保局对固体废物清除后的土壤进行了勘验检查,并依法对违法公司处以1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为巩固整治成果,青山区检察院进一步跟进监督,督促区水务局在通往武惠堤江滩的21处下堤路采取了管控措施,对全堤段采取24小时巡查,并就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修复问题与环保、水务部门协商沟通。2018年9月,青山区水务局正式启动长江武惠堤岸线复绿工程。2019年4月10日,青山区检察院对该案开展“回头看”,确认固体废物已全部清除,复绿岸线面积共计480亩,恢复了长江流域“自然、生态、野趣”的岸线风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检察日报等媒体对该案进行了宣传报道。
【典型意义】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时,明确提出要把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检察机关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紧围绕长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本案中,武汉市青山区长江武惠堤段违法堆存工业矿渣、煤渣等固体废物历时十年,长期未能整改,侵占长江岸线资源、妨碍河道行洪,破坏长江生态环境。青山区检察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从新闻报道中发现该案线索后,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举一反三、以点及面,对周边类似违法固体废物堆存点问题深入调查,并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对区域固体废物破坏长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全面整治。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中存在的客观困难,检察机关主动沟通协调,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共同推进整治工作。为巩固整治成果,检察机关还督促行政机关采取管控措施,加强巡查力度,形成了后续固体废物污染防控的长效机制,根除了长江武惠堤段环境污染的顽疾,并开展了复绿工程,逐步恢复了长江武惠堤段生态环境。2.云南省安宁市温泉地下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下水资源保护 综合治理
【要 旨】
针对地下水资源被滥开滥采的现象,检察机关通过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依法提出了合理的整改建议,引起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整改氛围,有效保护了地下水资源。
【基本案情】
安宁温泉素有“天下第一汤”的美誉,但是由于前几年无序开采、管理不规范,地下水资源破坏严重,热田面积缩小,热水井水温持续下降,出现由热水井变为冷水井的情况,甚至有的地热泉眼枯竭,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也严重影响了当地以旅游业为主的经济发展。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底,安宁市人民检察院就安宁市温泉地下水资源拟启动公益诉讼向安宁市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了专题汇报,市委将该项工作列为重点工作进行督办。该院通过近5个月的细致调查,对温泉街道的地下水资源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掌握了全面数据。经过调查发现,由于相关职能部门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责,部分用水单位及个人存在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证照,未依法缴纳相关税费,非法对外转供、销售地下水,取水单位未安装计量设施等违法情形。该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审查,5月22日依法对市国土局、水务局、财政局、温泉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和部门分别针对上述问题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切实保护温泉地下水资源。
该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同时向安宁市委、市政府做了专项报告,安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向昆明市委、市政府进行了专题报告。2018年7月25日,昆明市委专门召开了安宁温泉小镇规划专题会议。随后,安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总指挥长、市长任指挥长的“温泉历史文化规划保护指挥部”,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是设立专门机构--温泉地下水资源保护管理局,负责统筹规划、管理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各项工作。同时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全程介入,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二是给各主要取水单位全部安装了计量设施,实现全程监控、实时跟踪,彻底改变以往自主申报税费存在的弊端和漏洞。三是追缴水资源税费,统一辖区内地热水价格。四是温泉集镇范围内的市政供水管网全部铺通入户,居民生活用水冷、热水分离使用,杜绝了以往无节制使用地下水的现象。五是温泉集镇核心区和外围辐射区共53眼井已经全部安装上电子计量和远程监控设施,对擅自转供、销售地下水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取水单位不得非法进行转供、销售地下水,对温泉小镇等水井进行封停。
经过开展上述工作,温泉地下水资源保护效果逐渐显现。据统计,今年7月温泉街道地下水的取水量较年初下降了56%,干涸多年的温泉摩崖石刻处自涌井,今年5月以来已涌出地热水约70厘米深,地热水水位已经逐步回升。
【典型意义】
地下水不仅仅是重要的水资源,也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地下水资源的逐步恢复和周边环境的改善,到当地旅游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此系列案体现了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结合。该院立足于服务中心大局,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获得了重视和支持,最终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整改氛围,达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2018年7月,时任安宁市委书记王迅在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个检察建议提得好!”
安宁温泉水资源公益保护工作取得了服务一方山水,造福一方百姓的良好效果。有群众由衷地感叹:“公益诉讼促成了安宁史上最严地下水保护措施,也改变了安宁温泉的历史”。3.陕西省扶风县渭河沿线砂石企业违法占地破坏资源环境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渭河资源保护 合理整改期限 联合整治
【要 旨】
对一些行政机关有整改意愿但存在客观障碍的案件,检察机关合理延长整改期限,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状态,推动形成监管合力,达成整治效果。
【基本案情】
2013年,希炜矿产有限公司、宏泰砂石有限公司、鑫昌工贸有限公司、龙渠寺砂石厂、樊氏矿产有限公司等五家砂石企业通过公开竞拍形式分别取得渭河流域扶风段部分河道采砂权。因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该五家企业在未办理任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用渭河沿岸466.7475亩土地(其中耕地370.314亩、建设用地84.0015亩、林地12.432亩),用于修建厂房、料台、堆放砂石料。扶风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至2016年间,6次发出11份责令停止、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求上述企业拆除设备设施、平整土地,恢复土地原状。被处罚期间,该五家企业均未积极履行义务并持续违法占地开展生产经营,致使渭河沿岸土地资源和周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11月13日,扶风县人民检察院从网站舆情中发现该线索后,认为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条件,遂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通过调查询问、实地勘测、调取行政执法卷宗、走访政府及有关部门等方式查明:扶风县国土局虽然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但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和清理平整土地、恢复土地原状的处罚决定后,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致渭河沿岸上百亩土地仍被长期非法侵占,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2018年4月17日,扶风县检察院向该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五家企业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开展耕地保护和管理工作;强化对已查处违法行为的督促整改,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该局接到检察建议后回函:因砂石企业存砂量大、清理和运输条件有限等客观原因,难以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正采取措施整治并提出限期整改方案。省、市检察院研究认为,其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应当根据情况给予行政机关合理整改期限,并建议扶风县检察院向当地党委政府作专题汇报,争取开展联防共治。扶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组,组织13家行政单位召开联席会议,采取联合执法形式,对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进行彻底排查整治。陕西省副省长、宝鸡市市委书记徐启方对此提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问题、主动担当,夯实责任、加强执法,建立长效机制。经过两级党委政府和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努力,五家砂石企业停止一切生产活动,设备、料台、围栏全部拆除,堆料全部清理,场地全部平整,共腾退违法占用土地466亩。
【典型意义】
渭河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在陕西乃至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案中,检察机关在行政机关未按期完成整改的情况下,充分考量和尊重行政机关的履职意愿,合理延长整改期限,把用诉前程序实现监督目的作为办案最佳状态。在跟进监督过程中,紧紧依靠党委政府,促成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联动,推动了该县渭河沿线土地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解决了长达数年的沉疴顽疾,形成了渭河流域生态保护“齐抓共管、联防共治”工作格局。该案的成功办理,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效果。4.湖南省常德市金泽置业有限公司等欠缴土地出让金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土地出让金 专项清理 社会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国土部门积极履职,催缴土地出让金,开展专项清理,并推动废止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17年4月、2017年11月,常德市金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常德金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泽公司)、常德恒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泽公司)通过竞拍分别取得常德市城区690号、709号、730号和731号四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三家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土地出让金,欠缴金额高达17亿余元。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虽多次催缴,但欠缴的巨额土地出让金一直未收回。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在审计报告中发现,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对金城公司、金泽公司、恒泽公司欠缴巨额土地出让金不依法履职,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审查。通过调取相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国土部门履职台账,询问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房产公司负责人,查明上述案件事实。
2018年8月13日,常德市检察院向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缴金城公司、金泽公司、恒泽公司欠缴的土地出让金。
同时,常德市检察院检察长积极向常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检察机关查明的全市土地出让金欠缴情况。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市长作出批示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房地产企业召开规范清缴土地出让金的调度会,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督促国土部门进行专项清理。
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采取催缴等有效措施,案涉三家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9.7258亿元,其中金泽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单笔缴清709号地块出让金4.7728亿元。因恒泽公司经多次追缴未能缴清730号地块土地出让金,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6月17日决定解除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截至2019年9月30日,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通过土地出让金专项清理活动共收回土地出让金超过13亿元。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案件调查中还发现,市住建局制定的《常德市市直管建设工程前期施工监管制度(试行)》违反建筑法关于建设单位在建筑工程开工前应当取得施工许可证的规定,准予市直管房屋建筑工程经批准可以建设至正负零,实质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在规范性文件中另行设定了行政许可,且该规范性文件无发文对象、无发文日期、未向社会公布,未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
2018年9月24日,常德市检察院依法向常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对市住建局制定的这一规范进行审查和处理。9月25日,市政府法制办采纳了检察建议,向市住建局发出关于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处理建议函,要求该局立即停止执行该文件,自行纠正。9月26日,市住建局向各建设单位下达通知,废止了该规范性文件。
【典型意义】
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办理房地产企业欠缴土地出让金案件,对于保护国家利益意义重大。涉案的金泽公司、恒泽公司系国内某知名地产企业旗下全资子公司。该案的成功办理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敢啃“硬骨头”、能啃“硬骨头”的公益检察监督能力,为办理同类案件起到了良好的和示范作用。
常德市检察院不就案办案,积极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治理,推动国土部门对欠缴土地出让金进行专项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严重违法情形,通过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法制部门进行审查和处理,废止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发挥了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职能作用。5.浙江省诸暨市房地产、装修行业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房产装修 个人信息保护 行业治理
【要 旨】
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稳妥积极探索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案件办理,以个案整改推动行业规范治理,切实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至12月期间,陈某某、杨某、骆某某等人将非法获取的当地70多个小区近10万余条业主个人信息非法出售、转让,造成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案件涉及诸暨市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装饰装修企业。2018年底,陈某某、杨某、骆某某等人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并处罚金一万元。该案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作为信息源头的涉案房地产公司和装修装饰公司并未及时受到相应行政处罚,房产装修装饰领域肆意转卖或者无偿提供消费者个人信息给其他关联经营者进行业务推销的违法问题仍旧存在且依然严重。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房地产和装饰装修公司利用该信息频繁电话推销,对广大消费者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严重滋扰,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陈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发现本案线索,认为可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19年1月9日立案调查。该院先后走访市法制办、建设局、市场监管局,明确监督对象。同时,在充分运用刑事案件证据基础上,补充调查收集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该院审查后认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作出了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涉案企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负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职责。
经层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1月15日向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督促其依法履职的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涉案企业依法处理,切实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同时,该院还向诸暨市建设局及装修装饰行业协会发出工作函,督促开展行业规范整治。
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分别于1月18日、3月18日对涉案企业进行立案查处,对涉案装修装饰公司作出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对涉案房地产开发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诸暨市装修业协会收到检察院工作函后,加强对行业内部的规范整治,运用微信公众号、电子宣传屏等形式在家居市场内开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宣传,并组织商户签订保护个人信息承诺书。
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中重点宣传了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诸暨市检察院主动跟进后续活动的开展,协调并参与了上述单位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
【典型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房地产、教育、医疗等领域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事件频发多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与信息泄露相伴的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精准诈骗日益威胁着人们的隐私、财产甚至生命安全,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对于推动我国信息化进程,保护个人隐私,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检察机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督促监管部门积极履职,加强警示宣传教育,强化了行业治理,回应了群众关切,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共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6.河南省三门峡市违建塘坝危害高铁运营安全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高铁生产运营安全 跨行政区划管辖
【要 旨】
高铁生产运营安全是安全生产领域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涉及铁路沿线不同层级人民政府和多个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检察机关依法向市级人民政府发出跨行政区划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及时消除影响高铁运行的重大安全隐患。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以来,郑州到西安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郑西高铁)南交口大桥桥梁南北两侧距桥墩不足100米处,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湖滨区交口乡村民分别修路筑坝、填土造田,造成桥梁南侧(上游)塘坝内蓄水约1万立方,存在汛期溃坝冲击桥梁的风险;北侧(下游)形成堰塞湖,高铁2号桥墩(旱桥)直接浸泡在水中,给正在运行的郑西高铁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经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三门峡市采取了开挖排洪渠、人工抽水等临时性解决措施,但未彻底解决高铁桥梁防洪安全隐患问题,仍存在桥墩发生沉降、空心墩进水降低墩身强度以及上游简易坝溃坝后对桥墩产生冲击,造成桥墩偏斜甚至冲毁桥梁的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月8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办理该案。经现场勘验,调取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及执法情况的证据材料,询问铁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铁路企业、沿线村民等相关人员,认为: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洪和保障铁路安全职责,造成郑西高铁南交口大桥防洪安全隐患,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报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同意,2018年2月28日,郑州铁检分院依法向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一、督促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对上下游填土筑坝、修建影响高铁桥梁安全设施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二、尽快制定符合铁路安全标准的根本性整治方案,并立即组织实施,彻底消除高铁运营安全隐患。
2018年3月13日,郑州铁路检察分院检察长向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递交了《郑西高铁南交口大桥防洪安全隐患情况报告》,就安全隐患排除工作进行了沟通协调。三门峡市委书记、市长高度重视,批示立即成立由市政法委综治办牵头,市纪委、市水利局等部门组成的专项整治工作组,财政拨付资金240余万元,用于南交口大桥上下游堰塞湖除险工程。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市政府对该工程“统一设计方案、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督导检查、统一资金使用”,委托河南豫西水利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勘测设计,并邀请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由铁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把关后全面组织施工。
2018年6月14日,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邀请,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铁路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共同到现场查看,南交口大桥桥梁两侧违法填土已经拆除,桥下无积水,排水工程施工质量良好,能够满足排洪泄洪条件,完成了在2018年汛期之前消除该处重大安全隐患的任务,危及郑西高铁生产运营安全的重大风险得到排除。
【典型意义】
高铁生产运营安全事关国家利益和形象,防范和消除高铁安全风险,保障最大多数旅客生命和财产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郑州铁路检察机关根据高铁线路跨行政区划管理的特性,积极探索发挥铁检机关跨区划管辖的优势,努力探索铁路安全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推动铁路安全司法保护常态化。7.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追缴被骗医保金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医疗保险基金 行业整顿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理
【要 旨】
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对涉案单位及个人进行行政处理,追缴被骗医疗保险基金,加强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推动行业整顿,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6年期间,绵阳佰信医院、绵阳天城医院负责人分别组织医务人员采取开具“阴阳处方”等非法手段向绵阳市医疗保险管理局进行报销,共计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人民币3115余万元。相关行政机关未对涉案医院和涉案医务人员作行政处理,也未责令医院退回被骗取的医保金,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本案线索由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并移送。2017年12月19日,涪城区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骗取医保金系列公益诉讼专案组,深入涉案医院及相关行政部门,走访座谈、询问约谈相关主管人员,查阅复制行政档案、刑事卷宗材料,收集和固定案件证据,并及时向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汇报并得到支持和指导。
经调查核实:绵阳佰信医院、绵阳天诚医院组织医务人员采取开具“阴阳处方”、用药“偷梁换柱”等手段,共计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人民币3115.233964万元,涉案医院法定代表人和相关责任人虽被刑事追责,被骗的医保“救命钱”一直未追回,参与造假医务人员达42人,且一直未受到相应行政处罚,绵阳佰信医院部分医务人员仍在其他医院执业,绵阳佰信医院门诊部、绵阳天诚医院口腔门诊仍在继续营业。
2017年12月26日,涪城区检察院依法向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绵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绵阳市涪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区卫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市卫计委、区卫计局分别对两家涉案医院和涉案医务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建议市人社局责令两家涉案医院退回被骗的医疗保险基金,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建议三家行政机关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医务人员的监督管理,对全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执业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市卫计委、区卫计局对两家涉案医院和42名涉案医务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对12名医务人员责令整改或予以警告,26名医师被吊销执业证书或暂停一年执业。卫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专项监督检查和教育培训。市人社局聘请四川省人社厅专家指导办案,2018年3月12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追缴被骗医保基金人民币3115余万元,并对两家涉案医院分别处以人民币8102余万元和人民币2178余万元的罚款。
【典型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既是国有财产,也事关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本案的成功办理,挽回了巨额国家损失,维护了绵阳市民“看病钱袋子”,并通过检察监督推动了行政职能的协调联动,进行了医疗行业和医保制度管理大整顿,有效遏制“骗医保基金”乱象,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涪城区检察院从医院管理、医务工作人员职业规范、医保基金报销等不同维度,深挖医保基金管理漏洞,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诉前检察建议,促使行政机关追缴被骗医保基金,追究相关人员行政法律责任,采取专项督查、教育培训等措施整改和防范,进一步扩大监督效应,充分体现出检察公益诉讼“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影响一面”的特殊功能和价值追求。8.山西省寿阳县羊头崖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 军地联合保护
【要 旨】
军地检察机关对于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情形,共同立案并联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探索和实践了军地联合保护公益的新模式。
【基本案情】
寿阳县羊头崖烈士纪念塔塔体杂草丛生,其附属设施周边垃圾随意堆放,纪念展馆内设有棋牌娱乐室等。该纪念塔系寿阳县政府于1946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所建,2014年7月,县政府将其列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寿阳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作为主管行政机关却未对纪念设施尽到维护、修缮、严格管理职责,使本应庄严、肃穆、激励奋进的场所变得荒芜和极不严肃,严重影响了群众对英雄烈士的崇拜和瞻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受到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4月初,晋中市寿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和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联合开展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调查摸底专项行动中发现该线索。英烈纪念设施是军地检察机关都负有责任保护的公益领域,寿阳县检察院在省、市检察院的指导和支持下,及时向石家庄军事检察院移送了案件线索,经双方研究讨论案情,于4月11日联合向寿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共同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对在纪念设施内开设棋牌娱乐室等违法情形依法作出处理,确保国家和社会公益不受侵害。
寿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收到军地联合诉前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责成分管副局长担任专门整治小组组长,调集人力、财力限期整改,高标准、高效率完成了整改任务,按时向寿阳县检察院和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进行了书面答复并邀请军地检察机关对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查看。案件办理后,军地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机关召开了座谈会,分享了办案成果,形成了共赢理念。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把英烈保护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内容持续发力,江苏、湖北、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纷纷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专项监督活动。本案的成功办理,是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英烈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的一个缩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的司法举措,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办案,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保护英烈权益,既创新了办案模式,又形成了军地保护、全民保护公益的合力,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共同捍卫英雄荣光的良好风气,从而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9.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诉临清市林业局不依法履职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滥伐林木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要 旨】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无证砍伐林木数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为由怠于履职,在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仍未依法全面履职,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采取监管措施,保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临清市潘庄镇东路寨东村村委会于2014年6月将该村已出租沙荒地上的杨树卖于王某,王某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将8000余棵杨树砍伐,造成沙荒土地裸露面积达百亩以上。临清市林业局作为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未对无证砍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理,致使被破坏的森林资源未得到恢复,大面积沙荒土地裸露状态持续数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4月5日,聊城市临清市人民检察院向临清市林业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对涉案杨树在未经法定主管部门核发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被砍伐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2017年5月19日,临清市林业局以案件已超过刑事立案标准为由进行了回复,并表示将继续查办,查办情况及时回复检察机关。
2018年1月23日,临清市检察院向临清市林业局发出调查函,要求临清市林业局书面说明对涉案无证砍伐林木违法行为的后续查办情况。当月26日,临清市林业局在回复中仍称案件复杂,不能履行检察建议。经沟通督促,临清市林业局认为,案件已超刑事立案标准,且责令补种不具有可操作性。期间,临清市检察院开展跟进调查,通过现场勘验等方式查明被破坏的森林资源一直未得到恢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和执行】
2018年3月23日,临清市检察院依法向临清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判令临清市林业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违法行为人补种相应林木,对涉案无证砍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临清市法院于2018年9月16日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临清市林业局于2019年1月责令违法行为人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五倍树木四万棵,违法行为人履行了补种义务。2019年5月31日,临清市林业局对补种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认定完成补种树木四万棵,恢复了森林资源。
【典型意义】
森林资源对涵蓄水源、防风固沙具有重要作用,无证砍伐林木的违法行为致使生态受损,检察机关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修复了受损生态,保护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对于“两法衔接”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其初衷是为了防止“以罚代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相关条款的理解也存在争议。刑事和行政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刑事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也是不相同的,在涉及公益保护的情况下,行政监管和刑事诉讼程序可平行推进,行政机关可以就同一违法事实作出与刑事处理性质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本案即是就两法衔接问题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10.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不依法履职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海洋资源 定置网捕捞 不依法履职
【要 旨】
长期大量使用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网具非法捕捞,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严重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和环境。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清理行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执法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时发现,在文昌市辖区海域内存在大量使用违法定置网(俗称“绝户网”)非法捕捞,破坏海洋渔业生态资源的违法情形。经聘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专家现场抽查鉴定,此类渔具属于导陷建网陷阱类,最小网目尺寸(20mm),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35mm)。新闻媒体曾多次对当地禁渔期使用“绝户网”情况进行报道,检察机关也曾于2016年8月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进行整改,但定置网非法捕捞行为仍未得到遏制、减少。作为海洋渔业捕捞法定监管部门,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机构改革后现为农业农村局)未采取有效行政执法措施,致使辖区海域定置网非法捕捞现象长时间、大面积存在。
【调查和督促履职】
文昌市检察院于2018年4月25日向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对定置网进行清理并进行处罚。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8年6月25日回复称,已在2018年5月4日至5月13日期间,全市范围开展违规渔具清理专项行动,查处了101张定置网。经检察机关跟进调查,2015年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该局没有一宗因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35mm)定置网的行政处罚案件,且该局仅在禁渔期对违法定置网拆除,从未在非禁渔期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尤其是对专项活动中发现的101张定置网该局只是采用告知牌告知渔民自行拆除67张网方式,未严格依照渔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手段进行处置,对于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捕捞工具可能涉嫌犯罪的情况也未依法进行调查并移交处理。文昌市检察院于2018年8月2日、9月3日、12月21日到冯家湾等海域跟进监督发现,该区域仍有大量违法定置网存在。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2月28日,文昌市检察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对辖区海域内大量存在的违法定置网怠于履行职责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六个月内继续履行法定职责。海口海事法院于2019年7月2日进行开庭审理,2019年9月19日开庭宣判,判决确认被告对辖区海域内的违法定置网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履行查处辖区海域内违法定置网的法定职责。
判决后,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原海洋与渔业局)没有上诉,并主动与文昌检察院就如何查处定置网非法捕捞事宜进行沟通,同时制定专项行动方案。
【典型意义】
我国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受损形势严峻,海洋保护正面临极大挑战,鉴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今年年初部署了“守护海洋”专项行动,本案是专项行动中的一起典型案件。本案中提到的“定制网”俗名“绝户网”,这种渔网会将大小鱼一网打尽,长期使用对渔业资源会带来毁灭性打击。在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采取“变通式”执法,未依法完全履职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不能被有效遏制,海洋资源持续受到损害,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规范执法的同时有效的保护了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11.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诉栽麻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职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村落保护 少数民族地区 法治教育
【要 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村落逐渐遭到破坏,甚至消亡。针对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履行保护传统村落职责的行为,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其依法履职,对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榕江县栽麻镇宰荡、归柳均系以侗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2012年12月宰荡侗寨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被贵州省民委授予“特色民族文化村寨示范点”。2016年12月归柳侗寨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3月,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安排部署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专项工作。榕江县人民检察院结合实际对全县16个中国传统村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深入调查走访,发现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年后,村头寨尾仍未看到“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标识,村民翻修旧房、新建住房处于无序状态,私自占用农田、河道溪流建房,大量修建的水泥砖房取代民族传统木质瓦房,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依据《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相关规定,栽麻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2018年4月,榕江县检察院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栽麻镇人民政府可能存在怠于履职情形,遂决定立案调查。经查明,栽麻镇人民政府没有落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和控制性保护措施,缺少对两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引导和管理,致使传统村落整体风貌已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
2018年5月7日,榕江县检察院向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依法履行保护、监管职责。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未对检察建议作书面回复。榕江县检察院分别于7月3日、7月18日两次向该镇政府催办,仍未予回复。此后该县检察院多次派员到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回访,发现传统村落遭受破坏情况没有得到纠正,并在继续恶化。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2月28日,榕江县检察院向黎平县人民法院(此类案件由该法院集中管辖)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对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监管不依法履行职责行为违法;责令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对破坏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归柳侗寨整体风貌的违法行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2019年2月27日,黎平县法院采取巡回法庭方式到榕江县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栽麻镇人民政府当庭表示不上诉。榕江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案,通知涉及传统村落保护和具有监管职责的14个乡镇、9个职能部门、部分传统村落村支“两委”负责人参加了庭审旁听。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栽麻镇人民政府制定了整改方案,榕江县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共同对两个传统村落进行整治,拆除了多处违章建筑,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
【典型意义】
民族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村落遭到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本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据国家及当地关于保护传统村落的相关法律法规,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促进镇政府依法行政,担负起保护传统村落的法定职责,不仅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贡献了检察力量。
本案的办理是一次很好的法制宣传,涉及传统村落保护和具有监管职责的当地14个乡镇、9个职能部门、部分传统村落村支“两委”负责人都参加了庭审旁听,起到了办理一案带动一片的效果。12.四川省荣县人民检察院诉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全面履职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土地资源 依法全面履职 跟进调查 智慧借助
【要 旨】
检察机关受到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的整改回复后,应当对行政机关的实际整改情况进行跟进调查,发现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四川省荣县鸿康农业有限公司在荣县旭阳镇石碓窝村以种、养殖业及农业经济开发的名义流转了石碓窝村集体27.738亩土地(其中耕地8.3亩,其他土地19.438亩)。2015年3月,鸿康公司以该宗地不利于花卉苗木种植为由,向荣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对该宗地倾倒土石方进行土地平整、缴纳2亩土地的耕地复垦费和占补平衡费1.732万元。荣县国土资源局审批同意后,鸿康公司缴纳了相关费用,但其后续并未实际平整土地,也未用于种、养殖业和农业经济开发,而是长期在该宗地上倾倒建筑渣土,以此营利,致使土地荒芜无法耕种,耕地资源遭到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3月,荣县人民检察院收到群众相关举报,开展初步调查后发现荣县国土资源局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遂立案开展调查,成立检察长为组长,探索“公益诉讼+案件管理、公诉、检察技术、法警参与”一体化协作办案新模式,查明:荣县国土资源局违规同意鸿康公司平整和收取复垦费,既未对鸿康公司违法压占土地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进行处罚,也未监督其复垦。
2018年5月10日,荣县检察院向荣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鸿康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监督鸿康公司将破坏的耕地复垦。
2018年7月5日,荣县国土资源局对检察建议作出书面回复称:对鸿康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组织了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流转土地村民代表会,责令鸿康公司60日内按要求进行土地复垦,并适时组织复垦现场检查,保证监督土地复垦整改到位。
收到回复后,荣县检察院对整改情况进行持续跟进调查,经过多次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收集村集体组织和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证言、咨询专家意见,进一步查明:荣县国土资源局先后两次违规同意鸿康公司编制的不符合要求继续压占土地的复垦方案,对其借复垦为名持续倾倒建筑渣土没有作出任何处罚,鸿康公司压占土地面积增加到37.1025亩,其中压占的耕地面积增加到17.284亩。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2月28日,荣县检察院向荣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确认荣县国土资源局对鸿康公司非法压占土地的行为怠于履行土地监督管理职责违法;判令荣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履行对鸿康公司复垦被其非法压占土地的监督管理职责。
2019年2月26日,荣县国土资源局再次书面回复荣县检察院称已于2019年2月22日组织对该宗土地复垦进行验收,证明按照复垦方案建设内容基本完成,验收组对边坡、排水、土壤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整改建议。2019年4月上旬,为核实整改究竟是否到位,荣县人民检察院再次组织无人机航拍,询问鸿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专家意见,证实鸿康公司未按照验收组提出的建议对该宗土地进行任何整改。
2019年4月18日,荣县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全程网络直播。荣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国土资源局长均参与此次庭审。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荣县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媒体记者等一百余人旁听。针对荣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其已经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答辩意见,出庭检察人员指出,荣县国土资源局此前对鸿康公司长达三年的违法行为未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收到诉前检察建议后,虽然开展了一定的工作,但未对鸿康公司借复垦为名压占更多的土地进行处罚,履行职责仍然不全面;被起诉后,虽然对鸿康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但仍未能依法全面监督该点位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整改到位。
2019年5月21日,荣县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荣县国土资源局在判决生效后90日内对本案所涉土地后续复垦事项依法履行职责。判决生效后,该宗地经整改后再次经专家组验收已复垦到位。此后,检察日报以《流转土地复垦》为题进行了报道,县、市两级人大常委会先后到复垦现场视察,高度评价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为保护土地资源所作出的努力,案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典型意义】
土地是人类发展生息之基础。本案作为四川省首例耕地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检察长直接办案,全程规范提升案件质量。检察长为办案组长,严把立案关、证据关、文书关,直接参加案件调查、跟进监督、研究讨论、出庭支持起诉,引领激励一线检察官更好的履职尽责。二是持续跟进调查,确保公益修复到位。收到行政机关的书面回复后,对整改情况持续跟进调查,发现行政机关未全面依法履职,公益仍然遭受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三是检察技术深度参与,推进办案科学高效。检察技术人员、法警共参与调查30余次,拍摄照片80余张,收集各类证据49份,制作现场勘验笔录2份,无人机航拍3次,先后3次咨询专家意见,最终从技术和法律两个层面确认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确保案件质量。四是将诉讼做成生动的法治课。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行政机关负责人、媒体记者等一百余人旁听庭审,以案释法。案件办结后制作专门宣传片,打造生动直观的法治课堂,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社会面。1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诉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气污染 环境损害赔偿 源头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手段,督促污染企业承担环境污染治理主体责任,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升级,从源头上解决行业难题,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
【基本案情】
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丰公司)自2009年投产以来,因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不健全导致恶臭气体大量排放,影响空气环境质量及城区居民生活。随着呼和浩特市城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受恶臭气体影响的居民范围越来越大,并先后成为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的重点反映问题。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来源于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群众举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3月立案后,通过实地调查、调取企业环评报告以及环保局监测记录、行政处罚情况等方式,确定阜丰公司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放恶臭气体,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对城区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由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协助出具了《关于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额核算的建议》,根据虚拟成本治理计算方式确定阜丰公司应当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额为1.0560亿元。经依法公告后,检察机关于2018年7月16日,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环境损害危险,判令被告承担对已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修复治理的费用共计1.0560亿元。
为及时制止该企业的污染行为,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同时向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发出行政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阜丰公司的环境污染行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该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阜丰公司作出责令限制生产、处以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书面回复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对该企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本案诉讼过程中,阜丰公司先后投资近6000万元引进新环保工艺,经专家论证,该工艺可以达到降低并减少大气污染的效果。同时,该公司向呼和浩特市检察院表达和解意愿,后双方经协商达成诉前和解,约定认可阜丰公司在案件起诉后已投入的环境治理资金,阜丰公司向市财政局支付剩余修复费用4000万元,并确保不再产生大气污染问题。和解协议签订后,阜丰公司足额缴纳修复费用,并继续投入近1亿元用于全面技术改造。经环保部门监测评估,其恶臭气体排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鉴于阜丰公司已消除环境损害危险,缴纳修复费用,本案公益诉讼目的已经实现,呼和浩特市检察院于2019年1月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申请,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市检察院撤回起诉。
恶臭气体排放问题是生物发酵类行业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本案推动下,阜丰公司治理恶臭气体排放改进的生产工艺获得了国家专利,成为全国同类企业中率先解决此问题的企业。
【典型意义】
大气污染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证据固定难、损害评估难、修复治理难等问题,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在办理该案时,依托专家论证及生态环境部门的协助配合,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向有关行政机关也发出了行政诉前检察建议,双方共同发力,解决了民事公益诉讼不能实现的目标(如停产、限产),制止了恶臭气体的排放,及时保护了公益。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后不宜再就同一违法事实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行政诉前建议,除非是为了实现民事公益诉讼不能实现的目标。
检察机关与企业并不是对立关系,本案中,企业通过投入升级改造,还申请了国家专利,解决了行业环境治理难题,实现解决环境污染、促进企业优化升级、提升经济效益的共赢。14.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霍某侵害凉山烈士名誉权、荣誉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互联网 侵害烈士名誉
【要 旨】
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对英烈的侮辱性言论,属于利用网络侵害烈士名誉、荣誉的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烈士近亲属没有提起侵权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31日下午,在四川省凉山州发生森林火灾救援现场,因风力风向突变,突发林火爆燃,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队员在扑火行动中壮烈牺牲。4月2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30名同志为烈士。社会各界对凉山烈士的牺牲纷纷表示哀悼。当日,霍某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对凉山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公然发布带有侮辱性的不当言论,诋毁凉山烈士的品德和形象,引起众多网友的极大愤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2019年4月2日,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发现该线索,同日移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经初步调查,保定市检察院于7月24日立案,启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并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7月31日,保定市检察院依法履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在媒体上发布公告,告知四川省凉山30名救火英雄的亲属可以就霍某发表侮辱烈士言论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公告期限届满,30名救火英雄的亲属未提起民事诉讼。
8月30日,保定市检察院依法向保定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追究被告霍某侵害凉山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民事责任,请求判令被告通过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9月24日,保定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霍某当庭表示不上诉,并当众宣读致歉信,对自己发表侮辱性言论的违法行为深感后悔,希望得到英雄烈士的亲属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原谅。9月26日,霍某在《检察日报》上刊发致歉信,向凉山英烈的亲属以及全社会致歉。保定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代表、群众代表等百余人现场观看庭审,庭后纷纷发表感慨,取得了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引导社会面的效果。
【典型意义】
英雄烈士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等不仅是个人权益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内容,蕴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的共同情感。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利用互联网公然发布侮辱性言论,诋毁烈士形象,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通过互联网损害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提起检察公益诉讼,本案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江苏、浙江、福建、云南、陕西、海南等地检察机关也先后提起多起民事公益诉讼。运用检察公益诉讼手段依法捍卫英雄烈士的名誉,彰显了人民检察机关的鲜明司法价值导向,对于加强英雄烈士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维护社会公众对英雄烈士的情感,匡正社会公序良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15.江苏省无锡市红宝特种染料油墨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态环境损害 诉前和解 听证
【要 旨】
民事公益诉讼中,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在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前提下,通过听证的方式与侵权行为人达成和解协议,侵权行为人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受损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检察机关可以不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红宝特种染料油墨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油墨桶等危险废物。从证据分析,该公司并不能证明其2013年至2015年间产生的约15吨危险废物依法进行了处置,且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间,该公司将520余只废油墨桶出售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万某某,违反了危险废物处置的相关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听证】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在办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刑事案件中,发现红宝公司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油墨桶出售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万某某进行处理,该行为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立案调查。
检察官办案组根据案件实际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深入细致地展开调查。一是,通过调取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一案的相关案件材料,发现红宝公司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间,有520余只废油墨桶未依法处置。二是,通过调取无锡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系统红宝公司近几年来危险废物处置的转移联单,发现该公司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与处置量并不一致。三是,通过调查无锡市惠山生态环境局对红宝公司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情况,确定红宝公司非法处置520只废油墨桶的违法事实。四是,通过与红宝公司负责危险废物处置的责任人员谈话、调取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2012年以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2016年以来危险废物台帐等,发现红宝公司不能证明其2013至2015年间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进行了处理。最后,委托江南大学等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对红宝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确定红宝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给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为35.18万余元。无锡市检察院支出论证意见费2.7万元。
对于红宝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无锡市检察院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红宝公司赔偿因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并赔礼道歉。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红宝公司表示,其愿意承担所有的侵权责任,希望能与检察机关进行和解。承办检察官办案组认为,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制度,仍需要探索完善,诉前和解符合高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有利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减少其诉累。根据该院制定出台的《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侵权行为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和解请求,检察机关可以与侵权行为人进行和解,但应当组织听证”的规定,决定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邀请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江南大学专家和该院检务督查处干警作为第三方参与听证,在该院听证室举行。主持人首先介绍了该院组织听证的目的、意义、双方权利义务和具体的听证程序。然后,承办检察官介绍了案件的来源、调查核实等基本情况以及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并阐述了红宝公司应当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理由,江南大学专家对生态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形成过程以及综合考虑的一些因素等进行了说明;红宝公司就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发表意见;江南大学专家对红宝公司针对专家意见的异议进行回应,检察机关针对红宝公司的抗辩进行释法说理;双方对红宝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进行认定,并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红宝公司发表最后陈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针对检察机关组织的听证发表意见。最后,主持人对听证进行了总结,当场进行了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并宣布听证结束。所有参会人员在听证笔录上签字。随后,该院与红宝公司当场签订和解协议。
无锡市检察院与红宝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红宝公司支付专家论证意见费用2.7万元,并拟将所有生态损害赔偿费用35.18万余元专项用于生态环境的异地修复,目前修复项目正在洽谈中。
【典型意义】
无锡市检察院运用诉前和解方式,解决公益保护问题,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又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是一项积极的探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的诉前和解,仍有不同认识。和解的探索实践,要以公益得到完全充分保护为前提,同时要遵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定位,防止检察权代替审判权。
诉前和解过程中引入公开听证,有助于和解的公开公平公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公益诉讼与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保证诉前和解的公开公平公正,消解侵权行为人的疑虑,赢得各方的认可。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前,无锡市检察院通过听证程序充分听取侵权行为人、其他利益相关方等意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成效良好。
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在和解程序中随意处分公益,无锡市检察院出台规定明确检察机关不得就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专家咨询意见中确定的损害赔偿、环境修复等费用数额与侵权行为人进行协商,亦不得就法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与侵权行为人进行协商,且和解协议应当在媒体上公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为了防止侵权人恶意和解或拒绝履行,明确规定和解协议签订后,侵权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公告期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和解协议提出异议,经检察机关审查异议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公益诉讼。16.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诉原前江工业园固废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长江流域 固废 生态损害赔偿 共同侵权
【要 旨】
长江沿岸固废违法堆放导致沿岸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追究污染者环境侵权责任,保护了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29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原前江工业园环境污染事件被新华社曝光,中央有关领导作出批示,最高检、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均挂牌督办。4月2日,池州市公安局贵池分局对该污染事件立案侦查,同年7月移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查明:2016年以来,位于池州市贵池区原前江工业园区内的安徽某物流园公司,在未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流失等措施的情况下,为多家公司提供水泥原料堆放场地(该水泥原料来自于上海、江苏、池州三家公司的工业固废)。后经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该批水泥原料总量达2.4万吨,属含有毒有害的可利用固体废物,因未采取“三防”措施已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包括应急处置费用、污染处理技术服务费等公私财产损失共计1614.0941万元,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约1613.923万元。安徽某物流园公司等5家被告单位、刘某某等6名被告人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
【调查和诉讼】
案件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查阅证据材料,并指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企业在处置固体废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是否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等方面调查取证。
经查,刘某某等6名自然人将有毒有害水泥原料堆放在位于长江边的安徽某物流园公司场地,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涉案的6家单位和3名自然人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制作《起诉书》《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于2018年9月诉至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检察机关指控5家被告单位、6名被告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同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请求法院判令6家单位、3名被告自然人就非法堆置固废造成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应急处置费用、污染处理技术服务费、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等共计3228万余元,分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安徽省省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20万至100万不等的罚金,判处被告自然人1年3个月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部分被告不服,向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调解,在满足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请求后,该院遂对刑事部分作出部分改判,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部分赔偿款已执行到位,其余部分正在执行过程中,当地检察机关将持续跟进监督。
【典型意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有积极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坚持“一案双查”,提前介入,对公益诉讼中需要补充调取的证据列出调查提纲,公安机关据此补充调取了涉案企业的有关证据,有力地促进了案件的办理。但是,我们不应刻意追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要以保护公益的需要作为出发点进行考量。
另外,本案中检察机关提出应认定对造成污染存在过错的多家企业的共同侵权责任,提出数额达3000余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有力地保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17.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泰兴市政府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职责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检察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两者衔接
【要 旨】
检察机关发现生态环境领域公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形,一般应督促行政机关或公益组织先行主张赔偿或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要依法给予支持、主动做好衔接。
【基本案情】
自2013年起,江苏省泰兴市滨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租赁泰兴市建筑材料三厂位于泰兴市滨江镇头圩村的江边空地修建暂存池,堆存污水处理产生的生化污泥。由于堆存污泥数量大、周期长、成分不明,对周边环境产生巨大隐患。2016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将此案件线索作为重点案件转地方整改。2016年8月16日,泰州市提交报告表示,已停止污泥堆场的使用,11月底前启动污泥的规范化处置,力争在两年内处置完毕。2018年6月,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暗访发现,该公司继续非法倾倒污泥1万多吨,致使污泥堆放量从2.3万吨增加到约4万吨。问题曝光后,泰兴市政府对倾倒的污泥进行应急处置。2018年6月29日,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污泥危险特性进行鉴别。认定暂存污泥中的1号池、2号池为一般固体废物,3号池为危险废物,具有毒性危险特性,毒性物质为镍和钴。
【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情况】
2018年6月12日,泰州、泰兴两级检察机关联合派员实地查看案件现场。6月26日,泰州市检察院联合泰兴市环保局、泰兴市滨江开发区再次实地察看案件现场,并至宁兴机械有限公司南厂区污泥暂存库查看了污泥堆放情况,督促相关单位迅速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考虑到该案生态损害赔偿的紧迫性,2018年9月,泰州市检察院向泰州市委书面汇报了相关情况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向泰兴市政府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其尽快查明污染责任主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泰州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当即决定由检察机关督促指导泰兴市政府开展相关磋商事宜。泰州市、泰兴市两级政府对检察建议充分理解和认可,积极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在检察机关全程支持配合下,泰兴市政府与相关责任主体达成先行赔偿2100万元的生态环境修复协议,同时要求滨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尽快依法修复被污染的土壤。2019年4月19日,经过污泥预处理、污泥处置、清挖效果评估、清挖后场地调查,泰兴市长江边污泥暂存区已全部整改修复到位,处置修复费用达1.3亿余元,由滨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全额支付。
【典型意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检察公益诉讼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机制。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在保护公益方面的弥补性和兜底性。面对公益受到损害,检察机关首先需要督促行政机关、公益组织等适格主体先行履职。本案中泰州市、泰兴市两级检察院主动争取党委支持、依法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督促泰兴市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有效衔接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最终促成泰兴市政府与相关责任主体达成生态环境修复协议,被污染的土壤得以依法规范修复,公益得到真正保护。本案无论是规模,还是成效,都是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相衔接、共护公益的一个代表性案件。
“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9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例
1.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校园周边“辣条”等“五毛食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2.浙江省江山市保健品虚假宣传行政公益诉讼案
3.贵州省紫云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4.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城市二次供水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农家乐餐饮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6.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农贸市场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行政公益诉讼案例
7.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8.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口琳雄物资工贸有限公司龙桥分公司等生产销售不合格包装饮用水民事公益诉讼案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9.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诉广州顺旺客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1.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校园周边“辣条”等“五毛食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3·15”晚会曝光民生热点
【要 旨】
针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积极回应民生关切,通过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着力消除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基本案情】
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活动中发现,针对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辣条”等“五毛食品”问题,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决定,2019年3月18日酒泉市市场监管局和市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公告,明确禁止在全市所有校园及周边200米范围内销售“辣条”,但在新苑学校、东关一校、酒泉师范附属小学、北关小学、康盛小学等中小学附近的部分小超市、文具店、杂货店仍在销售“辣条”等“五毛食品”。
【调查和督促履职】
肃州区检察院调查发现,辖区内学校周边小超市、文具店、杂货店在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在向中小学生销售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辣条”食品,部分“五毛食品”存在无生产日期、超保质期、无保质期以及涉嫌伪造生产许可证号等问题。经调查核实,肃州区检察院认为肃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肃州区教育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致使部分校园周边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辣条”食品的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19年4月23日,肃州区检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辖区学校及周边200米内食品安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析研究,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937人次,按照“网格化、痕迹化、全覆盖、无死角”的要求,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各类食品经营单位562户次,排查整治食品批发市场及农村集贸市场13次,清理下架问题“辣条”40公斤,有效清查和取缔了校园及周边200米内销售“辣条”的行为。
同时,肃州区检察院向区教育局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建议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管理,落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与引导,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区教育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联合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内外小商店、流动摊贩、违规饮食摊点进行排查,严禁校园周边销售麻辣食品、膨化食品以及垃圾食品,杜绝无证经营流动商贩在校园周边设摊;并在校园及周边张贴公告,引导学生不购买食用“辣条”食品,强化对师生、幼儿的营养健康教育。
【典型意义】
确保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事关青少年健康安全。“辣条”是高油、高盐、高添加的即食方便食品,长期食用会引发肾脏、高血压、肥胖等健康问题。肃州区检察院主动履职回应民生关注和期盼,针对校园周边部分商家对行政监管部门公告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基层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缺失等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发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合力,有效整治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2.浙江省江山市保健品虚假宣传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保健品 虚假宣传
【要 旨】
虚假宣传是保健品市场乱象中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严重误导消费者,损害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病人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保健品领域乱象整治。
【基本案情】
2019年初,江山市益健堂、苗家养生堂、恒念保健品商行等不法商户通过悬挂广告牌、口头推销、组织老人会销、举办顾客答谢会等方式,高价兜售“高电位能置养生仪”“康汇牌维固胶囊”“按摩凳”和羊奶粉等保健产品,同时违规使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抗肿瘤癌症”等疾病治疗用语,夸大产品功能、虚构使用效果,虚假宣传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未能有效查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初,江山市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对保健品市场乱象的举报投诉,并通过“网格+检察”和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检索发现“基层治理四平台”、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上此类举报投诉线索达50余条。立即部署专项行动,对本市范围内的保健品市场违法问题进行摸排。针对保健品销售领域不法商家作案手段隐蔽、欺骗性强、反调查能力强等特点,采取网上查询与现场调查、走访摸排、谈话了解与技术手段等多种方式,获取了江山市益健堂、苗家养生堂、恒念保健品商行等不法商家以虚假广告、夸大功效等方式向老年人高价推销保健品的重要证据。
2019年2月2日,江山市检察院向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加大执法办案力度,依法对江山市益健堂、苗家养生堂、恒念保健品商行保健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违法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并依法查处,益健堂、恒念保健品商行因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苗家养生堂淤头店已停业并注销营业执照。同时先后出动执法人员1300余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场所960余个,对其中160余家保健品相关门店、会销场所、销售场所进行了重点检查。共立案20件,办结行政案件6件,罚没款54.2万元,联合公安、乡镇(街道)等查处关停涉及保健品传销的黑窝点5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4件,刑拘7人,有效整治了江山市的保健品市场乱象。
【典型意义】
近年来,保健品市场乱象突出,“骗老坑老”“骗病坑病”等时有发生,侵害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经济权益。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部署开展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专项监督行动,以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为切入点,发挥“网格+检察”线索发现机制,拓宽线索发现研判渠道,并主动加强后续跟踪监督,支持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排查,扩大战果,真正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成效。3.贵州省紫云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挂牌督办
【要 旨】
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设立养殖场,对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造成隐患。检察机关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解决水源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保障了广大群众饮水安全,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紫云县母猪笼饮用水水源地于2012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划定了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2014年4月,紫云县环保局违规审批环评许可,紫云县天然鹿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该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建立围栏养殖梅花鹿约300只,产生的粪便和尿液等经化粪池简单沉淀后排放,对水源地造成污染。2018年5月底,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发现该环境违法问题,并列入第五批环境违法问题清单曝光。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紫云县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2014年4月21日,紫云县环保局明知母猪笼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对紫云县天然鹿业开发有限公司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违规作出审批同意选址和建设的决定,违法行使职权。同时,自2014年以来,在母猪笼水源地一直未停止对居民供水的情况下,一级保护区内有1家梅花鹿养殖场,二级保护区内有1家烧结砖厂、1家水泥砖厂、2家木材加工厂和1个炸药仓库点位,上述企业在保护区内均有排污口,未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整治和搬迁。紫云县环保局未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违法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怠于履行职责,对群众饮水安全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件挂牌督办。2018年8月24日,紫云县检察院依法向紫云县环境保护局发出检察建议。在最高检、省级检察院指导督办下,安顺市、紫云县两级检察机关多次与紫云县县委、县政府和县环保局进行沟通,督促检察建议落实。紫云县政府督促县环保局根据现有水源地供水的实际情况,逐级向省政府请示,将已不能满足县城供水需求的母猪笼水源地申请替换为2018年6月新批复的黄家湾水源地,同时由县水利局加快建设母猪笼水源地所辖村的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供水需求。2018年底,省政府批复同意替换黄家湾水源地向紫云县城供水。紫云县环保局组织对母猪笼水源地的供水设施进行拆除,停止该水源地的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工程亦按期建成并实现正常稳定供水。同时,紫云县环保局对原母猪笼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养殖场违规审批的环评文件予以撤销,依法监管企业重新办理环评手续。
【典型意义】
本案是2018年最高检挂牌督办的35起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之一。为确保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检察建议发出后,安顺市、紫云县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和分管检察长亲自督办和参办,多次与紫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的负责人座谈,通报检察机关办案情况,针对整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困难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并到实地查看整改进展。安顺市检察院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市委政法委专题汇报督办案件办理情况,市委书记和市委政法委书记均批示肯定。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县城广大群众饮水安全。4.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城市二次供水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二次供水 饮用水安全
【要 旨】
二次供水的水质关系到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身体健康。相关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致使居民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持续存在,符合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通过行政诉前程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切实保护居民饮用水安全。
【基本案情】
鸡西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二次供水单位鸡西市恒信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属北欧印象小区存在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上岗,以上违法事实违反《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之规定,存在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鸡西市检察院于2018年9月3日将该案指定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管辖,滴道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经调查查明,鸡西市恒信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二次供水单位,负责为鸡冠区北欧印象小区居民加压供应生活用水,鸡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鸡冠区生活饮用水负有卫生监督职责,但未履行该职责。鸡西市恒信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欧印象小区供水部门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二次供水设施未按规定期限进行清洗、消毒,直接从事管、供水人员未按规定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上岗,二次供水水质未按期检测。鸡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上述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该小区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2018年9月28日,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向鸡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切实履行职责,消除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建立健全卫生许可制度,严格监督鸡西市恒信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二次供水卫生,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收到检察建议后,鸡冠区卫计局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积极依法履行职责,督促协助供水公司制定了《泵站供水卫生安全整改方案》,率先从市供水公司管理的南站泵站入手,根据整改方案进行了蓄水池清洗消毒、周边环境卫生清理、入口防护栏加高、入口门设置上锁装置、管理人员和供水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合格后办理健康证明。经过整改,鸡冠区卫计局验收合格,于2018年11月16日为南站泵站签发了全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2018年11月16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鸡西市检察院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推广鸡西市检察院办理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经验,并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为了彻底解决二次供水饮水安全的问题,鸡西市检察机关积极指导市供水公司着手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目前,《鸡西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条例》草案已经完成,对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行维护、水质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已纳入地方立法预备项目。市供水公司成立了第一家“二次供水专业清洗公司”,按照专业操作规程进行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作业,目前已惠及12个小区,9700户,38000余居民,居民入户端水质得到有效改善。同时,还建议市水质检测中心完善水质检测项目,提高水质监测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二次供水的安全、质量问题,真正达到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受益的效果,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典型意义】
二次供水是指用水单位将来自城市集中式供水系统的生活饮用水经贮存、加压或者再处理后,经管道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目前,由于历史、技术、资金投入和监管等原因,二次供水泵站多数存在无卫生许可证、设施不按规定定期清洗消毒、从业人员不经卫生知识培训和体检合格上岗、管理混乱、供水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给百姓饮水卫生造成严重安全隐患。鸡西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眼民生福祉,通过办案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二次供水监管职责,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并规范该领域的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推动全省范围开展二次供水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保障了百姓饮水安全最后一公里。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同,基于工作中的不同分工、不同职能,共同追求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农家乐餐饮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家乐 食品安全
【要 旨】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对“农家乐”等餐饮服务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农家乐”等餐饮服务的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有效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督活动过程中发现,霍城县“周胖子农家乐”等89家农家乐餐饮服务场所未办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未办理健康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危害众多游客及本地消费者身体健康。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县域范围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情况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调查和督促履职】
霍城县检察院在发现霍城县“周胖子农家乐”等89家农家乐餐饮服务场所存在违法情形违法后,依法对该案立案审查。经调查,县检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职,依法对89家餐饮服务提供者采取有效监管措施,纠正其违法行为,规范“农家乐”依法经营。
霍城县市场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并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积极研究整改方案及落实措施。该局组成核查小组,对未履职到位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登记造册分发至各网格负责人手中。再针对各网格内的企业一一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对无证经营者,责令限期办证,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立即关停。经核实,共督促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81家,注销3家,关停5家,停止34人从事餐饮服务。该局结合开展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全县餐饮服务领域食品经营企业规范经营,加大无证无照整治力度,强化各乡镇食品安全属地责任,加强所属地食品生产经营户巡查,排查风险隐患,确保餐饮服务环节食品经营者持证经营、亮证经营。
【典型意义】
农家乐是新疆各县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资源,促进农民就地创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致富脱贫,重点培育和大力发展的休闲旅游产业。对农家乐加强监管,促其规范依法经营,既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维护众多消费者、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促进农家乐旅游产业长远发展。霍城县检察院通过发出检察建议,有效地督促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县域范围内“农家乐”服务行业的日常监督管理。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履行监管职能,没有一刀切,也没有一罚了之,而是注重督促、帮助违法经营者整改,促其规范依法经营,既有效整改了违法行为,也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6.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农贸市场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贸市场整治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要 旨】
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助力行政机关加强监管,推动在农贸市场设置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室或检测箱,有效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辖区内有数十家农贸市场未按规定申请市场名称登记、未做好食用农产品索证索票、抽样检测及公示、未留存不合格农产品无害化处理的台账信息、未按规定设置公示栏并公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信息、未与入场销售者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未对入场销售者进行食品安全培训,且部分入场经营户未办理营业执照,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余杭区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于2019年1月31日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农贸市场存在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督促无证农贸市场尽快申请市场名称登记,合法规范经营,强化对辖区内农贸市场的日常监管,切实保障菜篮子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针对检察建议内容立即开展专题研究,确定了“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改造提升一批”的总体整改思路,多措并举,落实服务管理工作。一是梳理问题,摸清底数。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整改方案,对全区农贸市场进行摸底排查,将无证农贸市场农产品抽检列入市场监管流动检测车检测计划,截止3月上旬,检测车共检测了25家农贸市场内共计776批次。二是开展约谈,推进整改。对检察建议涉及的12家农贸市场负责人和属地镇街负责人开展约谈,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市场规范化管理。对其中4家农贸市场开具了给予警告的当场处罚决定书,对1家农贸市场开具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三是多方联动,合力攻坚。与农业局就农贸市场农产品索证索票电子化问题进行探索;规范和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范本,指导市场主办方与入场销售者明确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权利义务;要求市场主办方按规定建立入场销售者档案、不合格农产品无害化处理台账等,制定食品安全管理等制度并上墙公示,对入场销售的农产品抽样检测并将结果上墙公示;与相关镇街、村社负责人就证照办理、布点规划、提升改造等问题进一步商讨解决对策。全区有证农贸市场已全部设置快速检测室,无证农贸市场已下发通知要求其配备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有条件的探索设立快速检测室,确保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典型意义】
农贸市场作为销售食用农产品的主要经营场所,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多发,尤其是非洲猪瘟疫情,引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均要求进一步落实检验检疫票证查验规定,防止染疫猪肉原料进入食品加工环节。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聚焦食品安全民生热点,主动开展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专项行动,一方面助力行政机关从根源上解决农贸市场存在的一些“顽疾”,推动在全区有证农贸市场设置快速检测室,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市场开办主体解决实际困难,切实保障老百姓的“菜篮子安全”。7.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网络餐饮 履职尽责
【要 旨】
对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依法公示和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信息、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管理制度不严格、行政机关对网络平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行政机关不履职尽责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切实维护社会公益。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辖区内多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未依法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量化分级信息以及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未及时更新等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滨州市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本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问题监管不到位,致使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隐患长期存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诉前程序】
2018年6月8日,滨城区检察院向区食药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其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依法公示和更新相关信息的行为进行监管。2018年7月18日,区食药局书面回复称:已对“美团”平台下达监督意见书,现已整改到位;“饿了么”平台上检察建议书中所列商家的许可证食品信息已全部公示;“百度”外卖平台现已不存在,已要求各店将信息从平台撤下。
收到回复后滨城区检察院及时跟进调查,发现检察建议书中所列部分商家仍未整改,区食药局仍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网络餐饮服务仍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诉讼过程】
2018年9月3日,滨城区检察院依法向滨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区食药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判令区食药局继续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提起诉讼后,区食药局高度重视,分别向“美团”外卖总部、“饿了么”总部、“百度”外卖总部发出通知,要求对其授权的多家滨州第三方平台进行规范和约束,尽快整改。同时,向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普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案件线索移送函,对第三方平台存在的未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公示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的情况,函告该局予以调查处理。2018年9月13日,区食药局对相关第三方平台涉及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9月30日,区食药局对滨城区代理“美团”外卖、“饿了么”外卖网络订餐平台的公示信息进行随机抽调,均合法有效。鉴于区食药局在提起诉讼后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区检察院依法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区食药局对“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三家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辖区内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公示和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信息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019年1月9日,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区食药局表示今后将加强网络餐馆服务第三方平台监管,全力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行政机关仍未履职尽责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虽然区食药局向相关平台下达了监督意见书,但并没有有效制止违法行为,也没有按照《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穷尽法定的行政监管手段。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造成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既包括具体的侵害事实,也包括存在的侵害危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相关解释,无论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还是行政公益诉讼,只要是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存在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身体健康危险的,也应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后,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依据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本案中,确认违法的判决,对行政机关履职具有警示意义,能够更好地促进相关行政机关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依法行政、全面履职、保护公益。8.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口琳雄物资工贸有限公司龙桥分公司等生产销售不合格包装饮用水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包装饮用水 条件致病菌 健康危害风险
【要 旨】
包装饮用水生产环节把关不严,是造成消费者健康危害风险的重要源头性隐患,检察机关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督促生产企业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法定义务,对维护社会公众食品卫生公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本案情】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两法衔接平台”发现本案线索,经初步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审查,查明事实:自2015年以来,海口琳雄物资工贸有限公司龙桥分公司生产的包装饮用水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抽检过程中,多次被查出铜绿假单胞菌、菌落总数、霉菌等项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并认定为不合格产品。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对龙桥分公司作出5次行政处罚。龙桥分公司自2006年左右开始生产包装饮用水,每天生产100至200桶,每年销售数额20万元左右。其生产的不合格包装饮用水销往海南多个市县,累计销售数量大(仅查处含铜绿假单胞菌的包装饮用水就多达500余桶),对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
【诉前程序】
2018年10月10日,海口市检察院在《检察日报》上发出公告,告知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或组织可依法对龙桥分公司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函告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2018年11月8日公告期届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有权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
【诉讼过程】
经审查,龙桥分公司受到多次行政处罚后,其生产的包装饮用水仍不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这是一种国家认定的条件致病菌,容易引起急性肠道炎、脑膜炎、败血症和皮肤炎症等多种疾病。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中明确规定每250mL水样中铜绿假单胞菌不得检出。海南省疾控中心出具专家意见函证实,本案所涉包装饮用水铜绿假单胞菌对易感人群存在一定的健康危害风险。龙桥分公司对待海口市食药监的整改要求敷衍了事,生产的包装饮用水屡次检出铜绿假单胞菌项目,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水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
该公司上述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属于本案适格被告。龙桥分公司作为琳雄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琳雄公司也应承担。琳雄公司也属于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被告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省级媒体上发布召回信息,其召回义务并未履行完毕。
海口市检察院于2018年11月23日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一、两被告在省级公开发行的新闻媒体上发布公告,召回其2018年8月1日生产的200桶银珊椰泉包装饮用水和2018年8月4日生产的100桶景族包装饮用水;二、两被告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消除侵害公益危险;三、两被告在省级公开发行的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四、为确定龙桥分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包装饮用水损害社会公益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委托专家咨询专业意见,并支付一定专家咨询费用。应依法由龙桥分公司和琳雄公司承担该部分费用支出。
2018年12月29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海南等地食品监督抽检中接连爆出包装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超标的问题,部分企业一而再、再而三地生产不合格的包装饮用水,充分暴露出其在生产环节把关不严,未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标准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突出问题。海口市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督促企业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法定义务,对全国范围包装饮用水行业规范生产,保障消费者饮用水安全卫生,具有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9.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诉广州顺旺客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 一体化办案
【要 旨】
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依法追究涉案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要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违法者违法成本,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广州顺旺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注册成立,在广州设有多处中央厨房与配送点。该公司于2017年11月增加了黄埔区经营点,在上述地址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展餐饮配送,日均供餐上万份。自2017年12月开始向广州市白云区太和伟兄冰鲜档采购肉类冻品加工后销售给天河区棠德南小学、黄埔区京信公司、万孚公司等单位及散客。其中,2018年3月18日,采购了400斤猪手粒,其中160斤加工后销售。同年3月21日,广州市黄埔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对该公司进行检查,2018年4月9日区食药局对冷冻仓库进行查封,并对剩余的240斤猪手粒进行抽检,经检测莱克多巴胺含量为1.63μg/kg,检测结果为不合格。
【诉前程序】
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有意识收集补强公益诉讼案件证据。一是依法引导公安机关着重侦查张某某等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入货渠道、采购价格等11个关键细节,同时要求追捕顺旺客公司上家及上上家,全面追查含瘦肉精的猪手粒问题冻品的源头。二是在涉案猪手粒的重量及来源问题上,由于犯罪嫌疑人供述、部分证人证词存在不一致,为了查清供货链条,办案人员在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同时注重自行调查,查清了涉案单位、冻品上家及上上家供货的链条。三是在涉案猪手粒是否已被对外销售并产生实际人身损害的问题上,由于被告单位在广州有多处中央厨房及供应点,加上被告单位供餐单位众多,犯罪嫌疑人无法准确供述涉案猪手粒的流向。为此办案人员亲自前往天河区棠德南小学、京信公司、万孚公司等食品流向单位调查取证,调取供餐合同及菜谱以证实涉案猪手粒实际销售并产生了损害的重大危险。四是在被告单位是否尽到充分审核义务的问题上,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上家均未全面如实供述。办案人员通过调取区食药监局的全部行政执法材料,查明被告单位无证经营、案发后倒签供应合同、曾受过市食药监局行政处罚及上家案发时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多个细节,从而瓦解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最终如实供述未履行审核义务的全部事实。通过细致到位的补强证据工作最终为准确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诉讼过程】
2018年9月间,黄埔区检察院对广州顺旺客公司以及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追究单位和个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该院还对顺旺客公司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单位承担十倍销售额的赔偿金并向消费者公开赔礼道歉。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先后作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七个月、六个月,宣告缓刑并宣告禁止令,判处被告公司罚金人民币2万元。判决被告单位支付不合格猪手粒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舌尖上的安全亟需食品经营者尤其是大型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充分履行法律义务,确保食品原料采购、加工环节的安全。餐饮服务提供者如未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定职责,导致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制品的经加工流入消费环节的,应视为未履行法定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应依法追究涉案单位和涉案人的刑事责任。本案虽未找到具体的受害者,但是食用含有瘦肉精的不合格肉制品无疑会对人体产生重大的安全隐患,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既从经济上严厉追责,也对其他餐饮服务者有警示作用,让广大餐饮服务者紧绷安全之弦,从食物采购源头杜绝安全隐患,才能谋求企业长远发展之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48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现将深圳市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被诉股东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抗诉案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77-80号)作为第二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30日
深圳市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被诉股东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77号)
【关键词】
企业资产重整 保护股东个人合法财产 优化营商环境 抗诉监督
【要旨】
公司股东应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股东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并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检察机关应严格适用股东有限责任等产权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的个人财产安全,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惠州甲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登记设立,为开发广东省惠州市某房产的房地产项目公司。甲公司多次对外借款。2010年1月,因甲公司无力清偿债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对甲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在惠州乙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提供5000万元破产重整保证金后,相关债权人于2011年5月撤回破产清算申请。2011年8月,深圳市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丙企业)与甲公司、惠州市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陈某军、乙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丙企业以2000万元受让丁公司持有的甲公司100%股权,并向甲公司提供1.48亿元委托贷款,甲公司以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为丙企业的债权投资提供担保,丁公司、陈某军、乙公司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1年8月9日,甲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丙企业和陈某军,其中丙企业占股东出资额的99.9%。2011年8月10日,丙企业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分行将其1.48亿元款项借给甲公司,用于甲公司某项目运作和甲公司运营,甲公司和丁公司依约提供抵押担保。同日,1.48亿元委托贷款和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甲公司。款项到位后,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期间,为完成破产重整程序中债务清偿及期间发生的借款、担保等相关衍生事宜,甲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及乙公司、债权人陈某忠等人指令,先后向丁公司、深圳市戊公司、深圳市己公司等多家公司转账,款项共计1.605亿元。
2012年11月1日,诸某某将其持有的对甲公司债权中的800万元转让给赵某新,并通知债务人。2012年11月5日,赵某新向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甲公司归还欠款800万元,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兰溪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丙企业是甲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对甲公司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且未将贷款用于房地产开发,其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对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遂判决甲公司归还赵某新800万元借款,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丙企业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丙企业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丙企业主张,甲公司对外转款均有特定用途,并非转移资产,丙企业并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遂于2016年2月向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予以受理审查。
围绕丙企业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公司债务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调阅原审案卷;核实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并对本案关键证人进行询问,相关证据可以证实甲公司于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对外转款均具有正当事由,而非恶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
监督意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丙企业并未支配控制甲公司的资金支出,在丙企业受让股权后,甲公司仍然由原股东丁公司派人进行管理,公司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甲公司向丁公司等公司多次转款均具有明确用途,而非恶意转移资产;丙企业与甲公司、丁公司等企业之间不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的交叉或混同。因此,终审判决认定丙企业利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1月25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18年1月3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民再11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以及股权转让款的对外支付有合理解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丙企业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有关丙企业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驳回赵某新对丙企业提出的诉讼请求。
【指导意义】
1.严格适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依法保护股东的个人财产安全。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在具体案件中应依据特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综合判断和审慎适用,依法区分股东与公司的各自财产与债务,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
2.检察机关在审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案件时,应当严格区分企业正当融资担保与恶意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违法行为的界限。如果公司股东没有利用经营权恶意转移公司资产谋一己之私,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依法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监督职责,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司有限责任是具有标志性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旨在科学化解市场风险,鼓励投资创造财富。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社会文明的基石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投资者无法回避市场风险,但需要筑牢企业家个人和家庭与企业之间的财产风险“防火墙”,对于依法出资和合法经营的,即使企业关闭停产,也能守住股东个人和家庭的合法财产底线,真正让有恒产者有恒心,优化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的投资创业热情,为完善市场秩序提供法治保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八条
某牧业公司被错列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78号)
【关键词】
企业借贷纠纷 失信被执行人 妨碍企业正常经营 执行违法监督
【要旨】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执行法院不应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法院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监督法院纠正对被执行人违法采取的信用惩戒措施,以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优化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张某奎系山西省临汾市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乔某与某牧业公司、张某奎因民间借贷产生纠纷。2016年9月16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奎、某牧业公司归还乔某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6.14万元,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约定月息2分的利率承担该借款利息。
判决生效后,乔某向尧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尧都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张某奎、某牧业公司银行存款281280元,查封张某奎名下房产一套,同时还决定将某牧业公司、张某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该查封裁定作出后,执行法院未送达当事人。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受理情况。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检察院发现乔某与某牧业公司、张某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行为违法,并予以立案审查。
审查核实。经审查执行案卷,检察机关发现:一是被执行人被法院冻结、查封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不符合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法定情形;二是法院作出的查封裁定书未向当事人送达。同时,检察机关了解到,某牧业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银行贷款被暂停发放,经营陷入困境。
监督意见。尧都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执行法院存在以下违法情形:一是将张某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人民法院不得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案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张某奎、某牧业公司被冻结的存款和被查封的房产足以清偿生效裁判确定的债务。因此,执行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显属违法。二是未向当事人送达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法院制作执行裁定书后,长期未向当事人送达,违反了上述规定。
监督结果。2017年11月28日,尧都区人民检察院向尧都区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院依法纠正违法执行行为。尧都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于2017年12月8日将执行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并撤销了将张某奎、某牧业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
【指导意义】
1.规范适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于保证执行程序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信用惩戒的方式约束被执行人,提高了执行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对于破解“执行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维护申请执行人利益的同时,执行的谦抑原则要求尽可能避免对被执行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2.检察机关应积极履行监督职能,确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规范运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规范运行,对于建立诚实守信、依法履约的良好社会风气意义重大。但该项制度应当依法运用,否则将降低被执行人的社会信誉度,给其社会生活、商业经营等带来不便。执行法院查封、冻结的财产足以清偿债务的,将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不妥当的,检察机关应对违法执行行为予以监督,切实维护企业或个人合法权益。
3.检察机关应加强对执行法律文书送达的监督,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执行法院在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的裁定后,应当依法送达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执行法院未送达当事人,既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亦损害了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应注意审查相关诉讼文书送达的合法性,对执行法院送达违法的行为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监督执行法院予以纠正,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相关规定】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零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三条
南漳县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79号)
【关键词】
诉讼保全 超标的额查封 依法保护企业资产安全 审判程序违法监督
【要旨】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应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的债务相当,不得明显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检察机关对于明显超标的额查封的违法行为,应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予以纠正,以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优化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26日,襄阳市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小贷公司)、襄阳市乙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向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南漳县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南漳县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洪某生偿还借款5589万元及利息,并申请对价值6671万元的房产进行保全。同日,樊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查封丙公司、丁公司及洪某生的房产共计210套。丙公司认为查封明显超出标的额,于2015年6月提出异议,但樊城区人民法院未书面回复。
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樊城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双方的多起借款纠纷作出民事判决,判令丙公司、丁公司、洪某生偿还乙公司、甲小贷公司借款合计5536.2万元及利息约438万元。在本案执行阶段,丙公司向执行法院提出房产评估申请,经执行法院同意,由丙公司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查封的房产市场价值为1.21亿元。丙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但樊城区人民法院审查后认定,丙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依据不充分,且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故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已建成的210套商品房均被执行法院查封,无法正常销售,企业资金断流,经营陷入困境。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受理情况。2016年12月27日,丙公司、丁公司以樊城区人民法院明显超标的额查封为由,向樊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予以受理审查。
审查核实。樊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线索依法进行调查核实。询问了申请人丙公司;前往樊城区人民法院查阅了审判与执行案卷,收集相关法律文书、价格鉴定报告与其他书证;实地前往被查封楼盘进行现场勘查。经审查核实发现,相关裁判文书确定的债务总额为5974万元,且甲小贷公司、乙公司申请查封的标的额仅为6671万元,而执行法院实际查封的房产价值为1.21亿元,存在明显超标的额查封的问题。
监督意见。樊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樊城区人民法院查封的210套房产价值为1.21亿元,查封财产价值明显超出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务数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存在明显超标的额查封被执行人财产的违法行为。2017年3月20日,樊城区人民检察院向樊城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超标的额查封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
监督结果。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樊城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确系超标的额查封,于2017年4月17日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某县住房保障管理局解除对被执行人先期查封的210套商品房中109套的查封。解封后,丙公司得以顺利出售商品房,回收售楼款,改善资金困境,并及时发放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积极协商偿还本案剩余债务。
【指导意义】
1.纠正明显超标的额的违法查封行为,消除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执行程序的适度原则要求对执行措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执行目的与执行手段之间的基本平衡。纠正明显超标的额的违法查封行为,对于盘活企业资产,激发企业活力,特别是保障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2.办理明显超标的额查封的民事监督案件,应当围绕保全范围和标的物价值进行审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的违法使用,将限制企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市场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因此,在认定是否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时,不仅需要查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还要结合查封财产是否为可分物、财产上是否设定其他影响债权实现的权利负担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做到监督有据,准确有效。
3.诉讼保全措施延续到执行程序后,检察机关应按执行监督程序进行审查。诉讼保全发生于裁判生效前的审判活动,目的是保障生效裁判的履行。裁判生效后即转入强制执行程序。对于明显超标的额查封的财产,应依法提出执行检察建议,监督执行法院纠正错误执行行为。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零二条
福建甲光电公司、福建乙科技公司与福建丁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和解案
(检例第80号)
【关键词】
企业债务纠纷 不影响审判违法监督 多元化解机制 检察调处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监督案件,在不影响审判违法监督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当事人和解,但必须尊重当事人意愿,遵循意思自治与合法原则,在查清事实、厘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促成和解,减轻当事人诉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福州软件园兴建于1999年3月,是福建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软件产业园区。2007年,福建甲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福建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等进驻软件园,购买园区土地建设自有研发楼。为提升园区服务质量,2011年1月28日,福州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福建丁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中标单位,中标价为1.3元/平方米/月。2011年3月28日,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甲公司、乙公司等多家公司认为,其自建园区相对独立封闭,未得到物业服务,且自身未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因此拒绝交纳物业费,引发纠纷。丁公司于2013年10月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甲公司、乙公司支付拖欠的物业服务费及违约金。
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一方须为物业的建设单位,甲公司的办公楼系其自建,故丙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甲公司、乙公司无约束力,但丁公司对园区的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行日常维护管养,甲公司、乙公司享受了基础设施服务,故应当支付物业费,酌定物业服务费标准为合同标准的30%,即0.39元/平方米/月。丁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丁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认为,丙公司是园区公共区域的建设单位,其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园区内公司具有相应约束力,改判甲公司、乙公司按照1.3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交纳物业服务费。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受理情况。甲公司、乙公司等民营企业认为其自建园区未享受物业服务,且丙公司无权代表业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遂于2018年11月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予以受理审查。
调查核实。为查清事实,检察机关走访福州市某管理委员会和丙公司,并实地查看甲公司、乙公司等多家民营企业的自建园区,调阅三次审理的审判案卷,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和争议症结。同时,在调查走访中也了解到,再审败诉对甲公司、乙公司等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与物业公司发生的长期纠纷也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和解过程及结果。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经研究认为,由于丁公司仅对甲公司等自有园区以外的公共区域提供物业服务,仍按照合同标准确定物业服务费,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为此,检察机关多次约谈物业公司和相关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诉讼代理人,认真听取并分析双方意见,解释法律规定,各方一致认为此案的最佳处理方式是和解结案。在检察机关引导下,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丁公司同意甲公司、乙公司按照0.8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交纳物业服务费,对之前六年的物业服务费一并结算,即时履行完毕,并将和解协议送交执行法院,执行法院终结本案执行。2019年8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指导意义】
1.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和谐营商环境。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监督案件,应当积极践行“枫桥经验”,在不影响审判违法监督、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于民事监督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已经为生效裁判确认,人民检察院应当把握和解的适用条件,避免损害裁判的既判力。如果生效裁判并无不当,人民检察院应当释法说理,说服申请人息诉罢访;如果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同级人民检察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当事人和解,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双赢、共赢、多赢”。
2.检察机关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加强与法院执行程序的衔接。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监督案件,引导达成和解的,要注意与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衔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执行法院递交和解协议,必要时检察机关也可以主动告知执行法院相关和解情况,由执行法院按照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办理,以实现案结事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6〕4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等八个案例(指导案例70-77号),作为第15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8日
指导案例70号
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裁判要点
行为人在食品生产经营中添加的虽然不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和《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物质,但如果该物质与上述名单中所列物质具有同等属性,并且根据检验报告和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能够确定该物质对人体具有同等危害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习文有于2001年注册成立了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一佰公司),系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负责人。2010年以来,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从被告人谭国民处以600元/公斤的价格购进生产保健食品的原料,该原料系被告人谭国民从被告人尹立新处以2500元/公斤的价格购进后进行加工,阳光一佰公司购进原料后加工制作成用于辅助降血糖的保健食品阳光一佰牌山芪参胶囊,以每盒1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至扬州市广陵区金福海保健品店及全国多个地区。被告人杨立峰具体负责生产,被告人钟立檬、王海龙负责销售。2012年5月至9月,销往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山芪参胶囊分别被检测出含有盐酸丁二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检测结果告知阳光一佰公司及习文有。被告人习文有在得知检测结果后随即告知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被告人习文有明知其所生产、销售的保健品中含有盐酸丁二胍后,仍然继续向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购买原料,组织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等人生产山芪参胶囊并销售。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在得知检测结果后继续向被告人习文有销售该原料。
盐酸丁二胍是丁二胍的盐酸盐。目前盐酸丁二胍未获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或进口,不得作为药物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扬州大学医学院葛晓群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和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证明:盐酸丁二胍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很早就撤出我国市场,长期使用添加盐酸丁二胍的保健食品可能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危及生命。
从2012年8月底至2013年1月案发,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金额达800余万元。其中,习文有、尹立新、谭国民参与生产、销售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金额达800余万元;杨立峰参与生产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额达800余万元;钟立檬、王海龙参与销售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额达40余万元。尹立新、谭国民与阳光一佰公司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尹立新、谭国民系提供有毒、有害原料用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帮助犯,其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习文有与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系受习文有指使实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均系从犯。习文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立峰、谭国民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当庭自愿认罪。习文有、尹立新、王海龙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钟立檬归案后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当庭对部分犯罪事实自愿认罪。
裁判结果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2013)扬广刑初字第0330号刑事判决:被告单位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被告人习文有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百万元;被告人尹立新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谭国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杨立峰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钟立檬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王海龙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向被告单位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八百万元,向被告人尹立新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十七万一千五百元,向被告人谭国民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三十二万元;扣押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颗粒,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均提出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扬刑二终字第00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三)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四)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第二十一条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本案中,盐酸丁二胍系在我国未获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或进口,不得作为药品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化学物质;其亦非食品添加剂。盐酸丁二胍也不属于上述《解释》第二十条第二、第三项规定的物质。根据扬州大学医学院葛晓群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和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证明,盐酸丁二胍与《解释》第二十条第二项《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其他降糖类西药(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长期服用添加有盐酸丁二胍的“阳光一佰牌山芪参胶囊”有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的风险,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因此,对盐酸丁二胍应当依照《解释》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被告人习文有作为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山芪参胶囊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作为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山芪参胶囊的直接责任人员,明知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的保健食品山芪参胶囊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盐酸丁二胍成分,仍然进行生产、销售;被告人尹立新、谭国民明知其提供的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盐酸丁二胍的原料被被告人习文有用于生产保健食品山芪参胶囊并进行销售,仍然向习文有提供该种原料,因此,上述单位和被告人均依法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中,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被告人习文有、尹立新、谭国民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杨立峰的行为构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钟立檬、王海龙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作用、自首、认罪态度等量刑情节,作出如上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汤咏梅、陈圣勇、汤军琪)
指导案例71号
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起算时间
裁判要点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
基本案情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温平鳌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毛建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陈先银挂靠在其名下的温州宏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款20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于2013年1月6日生效。因毛建文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陈先银于2013年2月16日向平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平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毛建文于2013年1月17日将其名下的浙CVU661小型普通客车以150000元的价格转卖,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个人开销,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毛建文于2013年11月30日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温平刑初字第31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毛建文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判后,毛建文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毛建文负有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执行义务,在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毛建文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起算时间如何认定,即被告人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是从相关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还是从执行立案时起算。对此,法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并不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要件和前提,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应从相关民事判决于2013年1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符合立法原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解释时指出,该条中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就是说,只有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义务人才有及时、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责任。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不是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才产生的,而是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即产生。第二,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协调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包括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由此可见,法律明确将拒不执行行为限定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并未将拒不执行的主体仅限定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的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义务人等,更未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调整范围仅限于生效法律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发生的行为。第三,符合立法目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难”问题。将判决、裁定生效后立案执行前逃避履行义务的行为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调整范围,是法律设定该罪的应有之意。将判决、裁定生效之日确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拒不执行行为的起算时间点,能有效地促使义务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即迫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避免生效裁判沦为一纸空文,从而使社会公众真正尊重司法裁判,维护法律权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实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目的。(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郭朝晖、曾洪宁、裴伦)
指导案例72号
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诉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商品房买卖合同/借款合同/清偿债务/法律效力/审查
裁判要点
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审查,以防止当事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8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基本案情
原告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诉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彦海公司)应于2014年9月30日向四人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但至今为止,彦海公司拒不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故请求判令:一、彦海公司向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支付违约金6000万元;二、彦海公司承担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主张权利过程中的损失费用416300元;三、彦海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彦海公司辩称: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应分案起诉。四人与彦海公司没有购买和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借贷合同的担保,该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况。四人要求的违约金及损失费用亦无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与彦海公司于2013年先后签订多份借款合同,通过实际出借并接受他人债权转让,取得对彦海公司合计2.6亿元借款的债权。为担保该借款合同履行,四人与彦海公司分别签订多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向当地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办理了备案登记。该债权陆续到期后,因彦海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双方经对账,确认彦海公司尚欠四人借款本息361398017.78元。双方随后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彦海公司将其名下房屋出售给四人,上述欠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剩余购房款38601982.22元,待办理完毕全部标的物产权转移登记后一次性支付给彦海公司。汤龙等四人提交与彦海公司对账表显示,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系分别按照月利率3%和4%、逾期利率10%计算,并计算复利。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新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彦海公司向汤龙、马忠太、刘新龙、王洪刚支付违约金9275057.23元;二、彦海公司向汤龙、马忠太、刘新龙、王洪刚支付律师费416300元;三、驳回汤龙、马忠太、刘新龙、王洪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宣判后,彦海公司以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系借款合同的担保,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欠款金额包含高利等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彦海公司与汤龙等四人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为履行借款合同,双方签订了相应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但双方系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彦海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经重新协商并对账,将借款合同关系转变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并对房屋交付、尾款支付、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并不鲜见,该意思表示的变化,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本案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担保,而是借款合同到期彦海公司难以清偿债务时,通过将彦海公司所有的商品房出售给汤龙等四位债权人的方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该交易安排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尊重当事人嗣后形成的变更法律关系性质的一致意思表示,是贯彻合同自由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彦海公司所持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
但在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合同项下已付购房款系由原借款本息转来,且彦海公司提出该欠款数额包含高额利息。在当事人请求司法确认和保护购房者合同权利时,人民法院对基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应当予以审查,以避免当事人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方式,将违法高息合法化。经审查,双方之间借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对双方当事人包含高额利息的欠款数额,依法不能予以确认。由于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明显低于当事人对账确认的借款利率,故应当认为汤龙等四人作为购房人,尚未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彦海公司未按照约定时间交付房屋,不应视为违约。汤龙等四人以彦海公司逾期交付房屋构成违约为事实依据,要求彦海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彦海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违约责任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辛正郁、潘杰、沈丹丹)
指导案例73号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诉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别除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别除权/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
裁判要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视为解除的,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18条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宇公司)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建总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安徽天宇公司将其厂区一期工程生产厂区的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通州建总公司承建,合同约定,开工日期:暂定2006年4月28日(以实际开工报告为准),竣工日期:2007年3月1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0天。发包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双方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双方又签订一份《合同补充协议》,对支付工程款又做了新的约定,并约定厂区工期为113天,生活区工期为266天。2006年5月23日,监理公司下达开工令,通州建总公司遂组织施工,2007年安徽天宇公司厂区的厂房等主体工程完工。后因安徽天宇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致使工程停工,该工程至今未竣工。2011年7月30日,双方在仲裁期间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如处置安徽天宇公司土地及建筑物偿债时,通州建总公司的工程款可优先受偿。后安徽天宇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江苏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安徽天宇公司破产还债。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6日作出(2011)滁民二破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破产申请。2011年10月10日,通州建总公司向安徽天宇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主张对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3年7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滁民二破字第00001-2号民事裁定,宣告安徽天宇公司破产。通州建总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3)滁民一初字第00122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对申报的债权就其施工的被告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土建、安装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宣判后,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约定了工程竣工时间,但涉案工程因安徽天宇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导致停工。现没有证据证明在工程停工后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已经解除或终止履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之规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实际解除,本案建设工程无法正常竣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因发包人的原因,合同解除或终止履行时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的,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安徽天宇公司要求按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起算优先受偿权行使时间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信。2011年8月26日,法院裁定受理对安徽天宇公司的破产申请,2011年10月10日通州建总公司向安徽天宇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因此,通州建总公司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时间是2011年10月10日。安徽天宇公司认为通州建总公司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时间超过了破产管理之日六个月,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洪平、胡小恒、台旺)
指导案例74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诉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保险代位求偿权/财产保险合同/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违约行为
裁判要点
因第三者的违约行为给被保险人的保险标的造成损害的,可以认定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的情形。保险人由此依法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0条第1款
基本案情
2008年10月28日,被保险人华东联合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制罐公司)、华东联合制罐第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制罐第二公司)与被告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安装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镇江安装公司负责被保险人整厂机器设备迁建安装等工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38条约定:“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的约定分包所承包的部分工程,并与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的任何部分分包”;“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责任与义务。承包人应在分包场地派驻相应管理人员,保证本合同的履行。分包单位的任何违约行为或疏忽导致工程损害或给发包人造成其他损失,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14条第(1)项约定“承包人不得将本工程进行分包施工”。“通用条款”第40条约定:“工程开工前,发包人为建设工程和施工场地内的自有人员及第三人人员生命财产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运至施工场地内用于工程的材料和待安装设备,由发包人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发包人可以将有关保险事项委托承包人办理,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承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
2008年11月16日,镇江安装公司与镇江亚民大件起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民运输公司)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将前述合同中的设备吊装、运输分包给亚民运输公司。2008年11月20日,就上述整厂迁建设备安装工程,华东制罐公司、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投保了安装工程一切险。投保单中记载被保险人为华东制罐公司及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并明确记载承包人镇江安装公司不是被保险人。投保单“物质损失投保项目和投保金额”栏载明“安装项目投保金额为177465335.56元”。附加险中,还投保有“内陆运输扩展条款A”,约定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投保期限从2008年11月20日起至2009年7月31日止。投保单附有被安装机器设备的清单,其中包括:SEQUA彩印机2台,合计原值为29894340.88元。投保单所附保险条款中,对“内陆运输扩展条款A”作如下说明: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按约定交付了附加的保险费,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供货地点到保险单中列明的工地,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但被保险财产在运输时必须有合格的包装及装载。
2008年12月19日10时30分许,亚民运输公司驾驶员姜玉才驾驶苏L06069、苏L003挂重型半挂车,从旧厂区承运彩印机至新厂区的途中,在转弯时车上钢丝绳断裂,造成彩印机侧翻滑落地面损坏。平安财险公司接险后,对受损标的确定了清单。经镇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现场查勘,认定姜玉才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华东制罐公司、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平安财险公司、镇江安装公司及亚民运输公司共同委托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估公司)对出险事故损失进行公估,并均同意认可泛华公估公司的最终理算结果。2010年3月9日,泛华公估公司出具了公估报告,结论:出险原因系设备运输途中翻落(意外事故);保单责任成立;定损金额总损1518431.32元、净损1498431.32元;理算金额1498431.32元。泛华公估公司收取了平安财险公司支付的47900元公估费用。
2009年12月2日,华东制罐公司及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向镇江安装公司发出《索赔函》,称“该事故导致的全部损失应由贵司与亚民运输公司共同承担。我方已经向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报险。一旦损失金额确定,投保公司核实并先行赔付后,对赔付限额内的权益,将由我方让渡给投保公司行使。对赔付不足部分,我方将另行向贵司与亚民运输公司主张”。
2010年5月12日,华东制罐公司、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向平安财险公司出具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载明:已收到平安财险公司赔付的1498431.32元。同意将上述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平安财险公司,同意平安财险公司以平安财险公司的名义向责任方追偿。后平安财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镇江安装公司支付赔偿款和公估费。
裁判结果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6日作出(2010)京商初字第1822号民事判决:一、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1498431.32元;二、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关于给付47900元公估费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2日作出(2011)镇商终字第013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0)京商初字第18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对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宣判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2)苏商再提字第003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镇商终字第013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0)京商初字第1822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是否限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2.镇江安装公司能否以华东制罐公司、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已购买相关财产损失险为由,拒绝保险人对其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款使用的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表述,并未限制规定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侵权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权利范围理解为限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法律依据。从立法目的看,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于避免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分别从保险人及第三者获得赔偿,取得超出实际损失的不当利益,并因此增加道德风险。将《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的“损害”理解为仅指“侵权损害”,不符合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故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应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前提,这里的赔偿请求权既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产生,亦可基于第三者的违约行为等产生,不应仅限于侵权赔偿请求权。本案平安财险公司是基于镇江安装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非侵权行为行使代位求偿权,镇江安装公司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对案件的处理并无影响。并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不得将本工程进行分包施工”。因此,镇江安装公司关于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因而不应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平安财险公司向镇江安装公司主张权利,主体适格,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镇江安装公司提出,在发包人与其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40条中约定,待安装设备由发包人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从该约定可以看出,就工厂搬迁及设备的拆解安装事项,发包人与镇江安装公司共同商定办理保险,虽然保险费用由发包人承担,但该约定在双方的合同条款中体现,即该费用系双方承担,或者说,镇江安装公司在总承包费用中已经就保险费用作出了让步。由发包人向平安财险公司投保的业务,承包人也应当是被保险人。关于镇江安装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六款分别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据此,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可以具有不同的保险利益,可就同一保险标的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保险险种,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并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获得保险保障,从而实现利用保险制度分散各自风险的目的。因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不同的保险利益,只有分别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财产保险类别,才能获得相应的保险保障,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发包人华东制罐公司和华东制罐第二公司作为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人,其投保的安装工程一切险是基于对保险标的享有的所有权保险利益而投保的险种,旨在分散保险标的的损坏或灭失风险,性质上属于财产损失保险;附加险中投保的“内陆运输扩展条款A”约定“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供货地点到保险单中列明的工地,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该项附加险在性质上亦属财产损失保险。镇江安装公司并非案涉保险标的所有权人,不享有所有权保险利益,其作为承包人对案涉保险标的享有责任保险利益,欲将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应当投保相关责任保险,而不能借由发包人投保的财产损失保险免除自己应负的赔偿责任。其次,发包人不认可承包人的被保险人地位,案涉《安装工程一切险投保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为华东制罐公司及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并明确记载承包人镇江安装公司不是被保险人。因此,镇江安装公司关于“由发包人向平安财险公司投保的业务,承包人也应当是被保险人”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明确约定“运至施工场地内用于工程的材料和待安装设备,由发包人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及“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责任与义务,分包单位的任何违约行为或疏忽导致工程损害或给发包人造成其他损失,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发包人从未作出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免除承包人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未约定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免除承包人的赔偿责任。再次,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积极向承包人索赔并向平安财险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根据以上情况,镇江安装公司以其对保险标的也具有保险利益,且保险标的所有权人华东制罐公司和华东制罐第二公司已投保财产损失保险为由,主张免除其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对两制罐公司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并进而拒绝平安财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理由作出如上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振、曹霞、马倩)
指导案例75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要点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3日,中国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违规将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发池,造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截至起诉时仍然没有整改完毕。请求判令瑞泰公司:(一)停止非法污染环境行为;(二)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予以消除;(三)恢复生态环境或者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四)针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由法院组织原告、技术专家、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验收;(五)赔偿环境修复前生态功能损失;(六)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
绿发会向法院提交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亦提交了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此外,绿发会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在案件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绿发会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活动的相关证据材料。
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卫民公立字第6号民事裁定,以绿发会不能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为由,裁定对绿发会的起诉不予受理。绿发会不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宁民公立终字第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绿发会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绿发会应否认定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解释》第四条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社会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判断标准,即“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有关本案绿发会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重点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关于绿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众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优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表现形式多样。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社会组织章程即使未写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内容属于保护各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畴,包括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均可以认定为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我国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亦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发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符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环境保护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等内容契合绿色发展理念,亦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属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范畴。故应认定绿发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内容。
二、关于绿发会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问题。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绿发会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提交的历史沿革、公益活动照片、环境公益诉讼立案受理通知书等相关证据材料,虽未经质证,但在立案审查阶段,足以显示绿发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长期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环境保护活动,符合《环境保护法》和《解释》的规定。同时,上述证据亦证明绿发会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时间已满五年,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社会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五年以上的规定。
三、关于本案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依据《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应与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一定关联。此项规定旨在促使社会组织所起诉的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或者关联关系,以保证社会组织具有相应的诉讼能力。因此,即使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本案环境公益诉讼系针对腾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而脆弱的沙漠生态系统,更加需要人类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护。绿发会起诉认为瑞泰公司将超标废水排入蒸发池,严重破坏了腾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之维护属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
此外,绿发会提交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还按照《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提交了其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据此,绿发会亦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其他要求,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小飞、吴凯敏、叶阳)
指导案例76号
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合同解释/司法审查/法律效力
裁判要点
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的解释,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依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
基本案情
2004年1月13日,萍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受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委托,经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批准,在萍乡日报上刊登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定于2004年1月30日至2004年2月12日在土地交易大厅公开挂牌出让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块位于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万公塘,土地出让面积为23173.3平方米,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容积率2.6,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于2006年2月12日以投标竞拍方式并以人民币768万元取得了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于2006年2月21日与被告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331.42元,总额计人民币768万元。2006年3月2日,市国土局向亚鹏公司颁发了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和萍国用(2006)第43751号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土地证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8359平方米,萍国字(2006)第43751号土地证地类为商住综合用地。对此,亚鹏公司认为约定的“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是维持冷藏库的使用功能,并非维持地类性质,要求将其中一证地类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但市国土局认为维持现状是指冷藏车间保留工业用地性质出让,且该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车间为工业出让地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2012年7月30日,萍乡市规划局向萍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出《关于要求解释〈关于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地块的函〉》中有关问题的复函,主要内容是:我局在2003年10月8日出具规划条件中已明确了该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约7300平方米,下同)但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根据该地块控规,其用地性质为居住(兼容商业),但由于地块内的食品冷藏车间是目前我市唯一的农产品储备保鲜库,也是我市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因此,暂时保留地块内约7300平方米冷藏库的使用功能,未经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拆除。2013年2月21日,市国土局向亚鹏书面答复:一、根据市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条件和宗地实际情况,同意贵公司申请TG-0403号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二、由于贵公司取得该宗地中冷藏车间用地使用权是按工业用地价格出让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之规定,贵公司申请TG-0403号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可按该宗地出让时的综合用地(住宅、办公)评估价值减去的同等比例计算,即297.656万元*70%=208.36万元。三、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调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亚鹏公司于2013年3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将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地类用途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撤销被告“关于对市亚鹏房地产有限公司TG-0403号地块有关土地用途问题的答复”中第二项关于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裁判结果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安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一、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天内对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8359.1m2的土地用途应依法予以更正。二、撤销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2月21日作出的《关于对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TG-0403号地块有关土地用途的答复》中第二项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宣判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提出上诉。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萍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本案中,TG-0403号地块出让时对外公布的土地用途是“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出让合同中约定为“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但市国土局与亚鹏公司就该约定的理解产生分歧,而萍乡市规划局对原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复函确认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3173.3平方米(含冷藏车间)的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萍乡市规划局的解释与挂牌出让公告明确的用地性质一致,且该解释是萍乡市规划局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有助于树立诚信政府形象,并无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具有法律效力,并对市国土局关于土地使用性质的判断产生约束力。因此,对市国土局提出的冷藏车间占地为工业用地的主张不予支持。亚鹏公司要求市国土局对“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土地证(土地使用权面积8359.1平方米)地类更正为商住综合用地,具有正当理由,市国土局应予以更正。亚鹏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市国土局要求亚鹏公司如若变更土地用途则应补交土地出让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朱江红、李修贵、邹绍良)
指导案例77号
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诉讼/举报答复/受案范围/原告资格
裁判要点
1.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对举报进行处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11月1日修正)第12条、第25条
基本案情
原告罗镕荣诉称:2012年5月20日,其在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电信营业厅办理手机号码时,吉安电信公司收取了原告20元卡费并出具了发票。原告认为吉安电信公司收取原告首次办理手机号码的卡费,违反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中不得向用户单独收费的禁止性规定,故向被告吉安市物价局申诉举报,并提出了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查处和作出书面答复等诉求。被告虽然出具了书面答复,但答复函中只写明被告调查时发现一个文件及该文件的部分内容。答复函中并没有对原告申诉举报信中的请求事项作出处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在处理原告申诉举报事项中的行为违法,依法撤销被告的答复,判令被告依法查处原告申诉举报信所涉及的违法行为。
被告吉安市物价局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本案中被告于2012年7月3日对原告做出的答复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被告对原告的答复符合《价格违法行为规定》的程序要求,答复内容也是告知原告,被告经过调查后查证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8日,原告罗镕荣向被告吉安市物价局邮寄一份申诉举报函,对吉安电信公司向原告收取首次办理手机卡卡费20元进行举报,要求被告责令吉安电信公司退还非法收取原告的手机卡卡费20元,依法查处并没收所有电信用户首次办理手机卡被收取的卡费,依法奖励原告和书面答复原告相关处理结果。2012年5月31日,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诉举报函。2012年7月3日,被告作出《关于对罗镕荣2012年5月28日〈申诉书〉办理情况的答复》,并向原告邮寄送达。答复内容为:“2012年5月31日我局收到您反映吉安电信公司新办手机卡用户收取20元手机卡卡费的申诉书后,我局非常重视,及时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江西省通管局和江西省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江西电信全业务套餐资费优化方案的批复》(赣通局〔2012〕14号)规定:UIM卡收费上限标准:入网50元/张,补卡、换卡:30元/张。我局非常感谢您对物价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原告收到被告的答复后,以被告的答复违法为由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2012)吉行初字第13号判决:撤销吉安市物价局《关于对罗镕荣2012年5月28日〈申诉书〉办理情况的答复》,限其在十五日内重新作出书面答复。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吉安市物价局举报答复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通过)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应受理当事人对此提起的诉讼。本案中,吉安市物价局依法应对罗镕荣举报的吉安市电信公司收取卡费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调查认定,并告知调查结果,但其作出的举报答复将《关于江西电信全业务套餐资费优化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规定的UIM卡收费上限标准进行了罗列,未载明对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此种以告知《批复》有关内容代替告知举报调查结果行为,未能依法履行保护举报人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本身就是对罗镕荣通过正当举报途径寻求救济的权利的一种侵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范围,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罗镕荣的原告资格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举报人就举报处理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该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罗镕容虽然要求吉安市物价局“依法查处并没收所有电信用户首次办理手机卡被收取的卡费”,但仍是基于认为吉安电信公司收取卡费行为侵害其自身合法权益,向吉安市物价局进行举报,并持有收取费用的发票作为证据。因此,罗镕荣与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举报答复合法性的问题。《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举报办结后,举报人要求答复且有联系方式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举报人。”本案中吉安市物价局作为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具有受理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并对价格是否违法进行审查,提出分类处理意见的法定职责。罗镕荣在申诉举报函中明确列举了三项举报请求,且要求吉安市物价局在查处结束后书面告知罗镕荣处理结果,该答复未依法载明吉安市物价局对被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应予以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胡建明、张冰华、刘桃生)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16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16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施工企业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银保监会,现答复如下: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快速,建筑行业大量纠纷亦不断涌现。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相关领域存在的现实风险不容忽视,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工程款拖欠问题。同样,人民法院办理工程欠款执行案中,关于工程价款估价与鉴定、商品房预售资金专有用途监管、实际施工人优先权益保障、工程欠款给付、工程款执行分配、违章建筑拍卖变卖、房地权利分离时强制处置等法律问题,亟待研判规范。您提出的解决施工企业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反映了当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一、工程欠款执行案件的特点
(一)从行业类型看,房地产项目拖欠工程款较为严重。根据调研,拖欠工程款问题在房地产领域较为高发,主要表现为进度款延后及资金不到位。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商业房地产热度高,发展快。以2017年辽宁省大连市房地产市场为例,该市全年新开商业楼盘项目119个,累计投入资金566.6亿元,增速较上年提高46.3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34.3%。由于房地产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部分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较少,除了出售期房缓解资金压力外,为使项目建设滚动发展,基础性“土建"施工大多依靠建设工程企业先行垫资,待主体结构完工后再统一结算。因此,一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出现问题,就极易出现工程款拖欠问题。而且,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把投资经营风险转嫁给建设工程企业而故意拖欠支付,导致“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更为严重。此外,随着近年限购、限贷等楼市的政府调控力度加大,房地产销售走势下滑,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情况陷入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程款的偿付。
(二)从企业类型看,民营企业拖欠工程款执行案件呈增长趋势。近年来,民营企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建筑业领域非政府投资工程较多。据《2017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市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953.5亿元,同比下降8.9%;但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4393.4亿元,同比增长11.6%。相比建造资质完备、发展历史较长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金融风险能力差,融资渠道单一,因此,民营企业工程欠款执行案件的增长趋势明显。另外,也有部分民营企业盲目追求发展规模,不仅自身高风险经营,而且要求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垫资承包,同样也导致“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的产生。
(三)从造成影响看,拖欠工程款是导致欠付农民工工资和大量“三角债"的重要原因。建筑行业债务链比较复杂,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先作为工程款支付给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再支付工程款给分包商,然后再通过分包商直接或者间接支付农民工工资。在此过程,如果建设资金不能顺利、及时地流动,矛盾纠纷就将沿着资金流程传递,形成债务链,而处在债务链末端的农民工将成为最终受害者。因此,“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将直接引发农民工群体讨薪,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由于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经常垫资施工,在发包方拖欠工程款后,常无力支付工人工资以及材料供应商的货款,也会产生大量“三角债",造成多头债务纠纷,不仅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给相关案件执行带来阻力与障碍。
二、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的成因
“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原因。首先,发包方的信用问题。一些工程项目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阴阳合同",要求其垫资施工;甚至利用交易优势地位在合同中附加不平等条款,使得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在承揽工程初期就陷入不利局面,也为工程项目公司拖欠工程款埋下隐患,为案件后续的强制执行设置了障碍。此外,由于企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对失信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惩罚机制,使得一些本来具有支付能力的工程项目公司反复、多次恶意拖欠工程款。其次,施工企业的信用问题。一方面,部分总承包企业取得工程后,因自身资源、资质问题或者追求更高利润等原因,采取多层分包、私自分包、整体转包、挂靠承揽等违法行为将项目肢解,转包或者分包给其他施工企业,并通过收取高额管理费和压低工程造价获得利益。另一方面,部分执行案件中存在承包企业恶意拖欠材料款、设备款、劳务人员工资等情况。最后,施工企业的法律意识。部分施工企业自身维权意思不强,对建设工程风险预防和相关法律制度缺少明确的认识,也是造成“工程欠款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建筑行业竞争激烈,这使得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处于某种弱势地位,再加上其自身法律维权意识不强,部分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出努力,这为日后发生“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埋下伏笔。而且,也有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由于担心日后承揽发包方(即甲方)的配套、装修、二期等其他工程受到影响,即使发包方没有及时支付工程款,施工企业也不敢、不愿积极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三、解决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的举措
(一)完善制度规范,保障施工企业合法权益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人民法院对党中央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人民法院的责任和使命。近三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多措并举,着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高度重视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的权益保障,先后出台《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复函》《关于商品房预售款项目可否用于偿还公司股东个人债务有关问题意见的函》等旨在保护施工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意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方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有效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在执行工作中,严格适用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确保施工企业工程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包括工程欠款执行案在内的涉民生执行案件专项活动,发布典型案例,总结实践中涉民生执行案件“快速、主动、优先"的办案经验。江苏、浙江等地法院,针对本地区执行工作中较为突出的建设工程纠纷,尤其是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问题,发布疑难问题解答与培训读本,统一了执法办案尺度,一批长期未结的工程欠款执行案件得到解决。
下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监督、指导和管理力度,不断完善办理工程欠款执行案件的制度规范,依法保障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执行力度,妥善办理工程欠款执行案件
2018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全国法院正上下一心,有针对性地攻坚破难,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面对“工程欠款执行难"问题,人民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加大执行力度:
一是在案涉财产保全处置、变价款分配、工程造价估价、鉴定等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保障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的优先受偿权。
二是加强对跨省区市执行案件督办力度,整合执行力量,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工程欠款执行案件中,工程项目、建设方、施工方通常分属不同省区市,为有效加强工程欠款案件异地执行工作,突破地方保护主义,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根据“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三统一原则,在执行指挥平台部署“委托执行"“应急调度"“协同执行"等模块。一方面,指定专人处理全国四级法院事项委托工作,形成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一盘棋"。“科技是平台,管理作保障"——任一执行法院可根据办案需要随时委托全国任一地区人民法院协助办理存款查询、冻结、扣划、续封、不动产或者车辆查封、财产调查等措施。另一方面,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中级人民法院协同执行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实施案件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受到七种类型严重非法干预的案件,可报请上级法院协同执行,上级法院也可以指定或者决定实施协同执行。
三是有效监管商品房预售资金账户,专款专用,确保账户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工程款。商品房预售系房地产开发商融资及经营的主要方式,商品房预售资金是购房者在商品房预售期间支付给房地产开放商的购房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因此,我们正在加紧研究在办理执行案件中如何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施工,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保全、扣划如何确保有关工程正常施工。当前,天津、江苏等地人民法院与国土资源、房管部门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确立了促进执行与促进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双促原则",采取一案一议的方式协调处理。
四是强化失信被执行人平台的深度应用及惩戒功能,提高市场准入标准。为加大对拖欠工程款,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被执行人的惩戒,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合作,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被执行人信用档案,提高拒不支付工程款等被执行人的贷款难度,从而达到提高建筑行业市场准入标准,规范和净化建筑行业的作用。
(三)加强金融监管,探索建立工程款担保制度
经商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为建设单位或者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属正常的业务经营行为,目前监管政策上没有限制,相关企业可与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在自主决策、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同时,银保监会也表示,将不断加强政策引导,推动银行金融机构完善贷款支付管理,监控信贷资金使用,强化贷后管理,加大对借款人资金和信用状况的监控能力。
人民法院工作,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参与与配合。在此,真诚希望您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人民法院工作,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9月26日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中国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中国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11日)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中国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0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0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使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等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国家法律。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单位,处于推进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最前沿,承担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做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您提出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的建议,非常重要。
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提升基层法院司法水平。202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对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作出部署。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将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会议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切实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在优化布局、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但是,正如您所提到的,人民法庭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短板,包括人案矛盾、人事矛盾突出,法庭布局有待优化,解纷机制有待完善,工作机制有待健全等问题。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印发《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您的调研报告和所提建议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并汲取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坚持群众路线”的建议
人民法庭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一是将“两便原则”发展完善为“三便原则”,即“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便于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三大工作原则,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不断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和时代价值。二是分类分步骤推进“一站式”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在人民法庭建立诉讼服务站,在人民法庭及辖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或者矛调中心设立自助诉讼服务设备,方便当事人随时随地办理诉讼业务。加强委托调解、委派调解的实践应用,推动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推动调解员进法庭、法官进基层全覆盖,促进形成基层多元解纷网络。三是坚持和完善巡回审判制度。继承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充分运用车载法庭、马背法庭、背包法庭等形式,深入村镇、社区、企业、景区、农牧场及交通不便地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为基层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群众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二、关于“合理调整人民法庭布局”的建议
截至今年6月,全国实际运行的人民法庭10145个,其中乡村法庭6201个、城区法庭1234个、城乡结合法庭2710个,基本实现全国乡村和大部分城区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全覆盖,区域布局总体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下一步,一是综合考虑城乡差异,区分城区法庭、城乡结合法庭、乡村法庭,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不断优化人民法庭区域布局;二是人民法院要推动把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强化人民法庭建设作为强基固本的重点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总体工作格局,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对人民法庭建设的人财物支持;三是强化各高级人民法院主体责任,根据辖区实际,结合案件数量、区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条件、信息化发展状况、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任务等因素,准确掌握辖区人民法庭设置、改建等需求,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及时指导基层人民法院调整区域布局。期待您一如既往、帮助呼吁推动有关工作。
三、关于“加强对人民法庭的保障”的建议
根据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暂行办法规定,法院办案经费实行“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经费保障体制。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力度,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中西部地区、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及经济困难地区市(地)级政法部门办案(业务)和业务装备经费的保障水平;地方财政部门也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可能积极加大投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各级人民法院经费保障水平得到较大提高。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联合修订印发《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明确了人民法院办案费和装备费开支范围以及人民法庭相关业务支出需求。下一步,一是各级人民法院要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推动省级财政部门将人民法庭建设、车辆、信息化设备保障支出列为专项资金;二是法院系统持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脱贫地区人民法庭经费保障的政策倾斜力度,充分运用好有关转移支付资金,帮助解决办案经费保障和物质装备建设等问题;三是对于已经落实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省级统一管理改革的地区,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积极争取由当地财政保障人民法庭服务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出,由高级人民法院协调推动省级有关部门根据实际,下放人民法庭新建、维修等项目经费的审批权。
四、关于“发挥人民法庭的联络枢纽作用”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文件,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强调要立足法定职责,发挥人民法庭在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功能定位。下一步,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为契机,立足审判职能,妥善处理涉传统“三农”和新业态纠纷案件,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维护粮食安全战略,保护种业安全。二是立足人民法庭法定职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对没有形成纠纷但具有潜在风险的社会问题,可以提出法律风险防控预案。对已经发生矛盾纠纷的,可以提出可能适用的法律依据及相应裁判尺度,但是不宜在诉讼外对个案提出具体意见。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应当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大数据研究报告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反馈。三是因地制宜推进人民法庭“一站式”建设,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探索建立法庭直接或派驻立案机制,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综合运用电子送达和网格员送达破解难题,探索建立法庭直接执行工作机制,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希望您一如既往大力支持、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让我们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共同努力。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11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110号提案答复的函
甄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形成共识,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严格执行层报审批制度,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7月18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您的建议体现了对公益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考,对健全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下一步,高检院将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下,积极与最高法院沟通协调,充分吸纳试点成功经验,共同制定检察机关提起、人民法院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解释,结合您提出的具体建议,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建立调查核实等配套保障机制,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益诉讼程序。一是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性质定位,以及对应的程序设置。依据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坚持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作为监督者、公诉人的性质定位,对案件管辖、诉讼具体程序、诉讼监督程序等作出规定。二是明确规定诉前程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当履行诉前程序。诉前程序的设置,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督促者的法律属性,从制度上保障和激发了其他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也给行政机关继续依法履职提供了空间,节约了司法资源。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修法吸收上述成功经验,明确规定了诉前程序。高检院将在具体办案规定中加以细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认为,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和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宜由诉讼法律规定。最高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普通诉讼当事人的特殊之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仍应遵循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相应审判规律,并表示如需“两高"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将会同高检院就公益诉讼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一步调研、协商,尽快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关于将公益诉讼职权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予以规定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表示,全国人大内司委将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中央政法委表示,将大力支持和配合立法机关、“两高"和相关部门加强公益诉讼立法、司法相关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5日 (2017)最高法民他131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7)425号《关于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案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进行审查。根据你院请示报告中查明的事实,涉案仲裁裁决共有21个被申请人,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以下简称商智龙二基金公司)提起仲裁时,仅请求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5个“创始人”和北京瑞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VII)等7个主体承担赎回、回购义务,但仲裁裁决第1、2项裁决所有被申请人承担回购义务,超出了商智龙二基金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符合前述《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的情形。该裁决将所有被申请人作为一个整体作出裁决,裁决事项不可分,根据《安排》的规定,应对整个仲裁裁决裁定不予认可。商智龙二基金公司在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仲裁裁决时,也未将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BVII列为被申请人。综合以上分析,不同意你院“对于公司、创始人和BVII这7个主体的赎回、回购义务应予以认可和执行”的意见。
此外,商智龙二基金公司在本案中仅对21名仲裁被申请人中的12名申请认可与执行,但仲裁裁决一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即在内地对所有仲裁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为保障所有当事人的相关权利,应追加其他仲裁被申请人参加该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7年9月26日 京高法(2017)4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中院)立案受理了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一案,拟部分不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IP Cathay II, L. P.)。住所地:盖曼群岛大盖曼岛哈钦斯路克拉迪克广场2681号信箱(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0. Box 2681, Grand Cau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代表人:张某煌(Richard Chang),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献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湘林,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周某庭,男,194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薇,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周某奎,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申请人:郑某红,女,195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北京市......
被申请人:陈某合,男,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万润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永,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李某彪,男,1962男3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万瑞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住北京市延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娟,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万瑞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A座20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某彪,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娟,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万润鹏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北东二楼204、205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永,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万瑞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A座17层2005。
法定代表人:李某彪,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娟,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天津万瑞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122号2段G3701室。
法定代表人:陈某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永,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18号办公楼202。
法定代表人:周某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薇,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周某庭,该学院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枫,男,......,汉族,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员工,住本单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伦敦路8号。
法定代表人:周某庭,该学院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申请人按顺序分别为被申请人1-12。
二、案情简介
2011年6月30日,当事人签订《C类优先股购买协议》(以下简称《C类协议》),签约方包括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VII)、5个创始人(周某庭、周某奎、郑某红、陈某合、李某彪)、北京润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昌有限公司、北京瑞和有限公司、北京瑞宏有限公司、北京瑞景有限公司、北京瑞魁有限公司、北京万润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瑞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万瑞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万瑞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英属盖曼群岛商智龙二基金公司(以下简称智基公司)、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H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TD)等在内。
《C类协议》约定:由仲裁申请人智基公司支付认购款1000万美元,购买目标公司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87303股C类优先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686%)。
2013年2月18日,依据《C类协议》第13条约定的仲裁协议,智基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将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被申请人为:1.周某庭;2.周某奎;3.郑某红;4.陈某合;5.李某彪(被申请人1-5统称为创始人);6. BVII;7.公司担保人,包括各创始人、BVII、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润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魁有限公司、北京瑞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和有限公司、北京瑞宏有限公司、北京瑞景有限公司、北京万瑞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万润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瑞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万瑞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其中被申请人BVII、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润昌有限责任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开曼群岛设立的公司,北京瑞魁有限公司、北京瑞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和有限公司、北京瑞宏有限公司、北京瑞景有限公司系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系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该案简称为智基仲裁案,案号为HKIAC/A13027号,仲裁庭由首席仲裁员苏秉德(Peter Thorp)和仲裁员张宪初、崔炳权组成。仲裁庭依据《C类协议》第13.1.4条和第13.1.5条的约定,适用纽约州的实体法,并依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管理程序》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0)下仲裁。
申请人智基公司于2013年9月9日向仲裁庭提出《仲裁索赔书》,请求:
1-智基公司根据《出售通知》通过下列方式请求支付欠款:(a)创始人和/或BVII实际履行《C类协议》第9.1.1条和9.1.2条,没有公开或合理存在的市场可以出售这些股份,并且《C类协议》第14.12条确认了智基公司享有请求实际履行的权利;(b)公司担保人按《C类协议》第11.1.3条支付已最终视为其责任的金额;(c)因创始人、BVII和公司担保人违反《C类协议》的损害赔偿金额,等于第9.1.1条和9.1.2条项下的金额总和。
2.或者智基公司以违约赔偿的名义要求创始人和/或BVII支付《出售通知》中主张的金额,该金额由第9.1.2条的公式决定,金额是:(a)《C类协议》第2.2.1条项下的C类优先股认购股款(投资金额);(b)从C类优先股发行日起,直至收到全部认购股款,以认购股款为基数年利率20%计算的单利的利息;(c) C类优先股所有已宣布但未付的股息。根据《出售通知》,截至2013年9月6日,第9.1.2条项下拖欠申请人的金额为14306850美元。  3.创始人和/或BVII和公司担保人支付第9.1.2条项下和组织大纲、章程第9.4条项下金额的利息,年利率9%,期限自2012年10月18日(《出售通知》发出之后30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止,此部分独立于且附加于所请求的实际履行或经济赔偿。  4.创始人和/或BVII在最终裁决中支付律师费、其他成本和费用。
申请人于2015年1月30日向仲裁庭提交《申请人庭后陈述意见书》,第9.8条申请人主张,根据强制履行救济,仲裁庭应命令“公司”:(a)赎回申请人在公司持有的所有股份;(b)偿还申请人1000万美元作为认购价;(c)按照20%的年利率向申请人支付认购单利,自C类优先股发行之日起计算至收到认购价全款为止;且(d)向申请人支付C类优先股已宣派的、应计的但尚未支付的股息。
2013年7月9日,申请人根据仲裁规则第17条第5款的规定,请求仲裁庭将已经提起仲裁程序的柏瑞仲裁案(当时柏瑞仲裁案已经选定了一名仲裁员)的申请人柏瑞投资人并入为智基仲裁案的共同申请人,或将柏瑞仲裁案并入智基仲裁案审理,理由是基于两案的被申请人相同、依据的合同相同、依据的仲裁协议相同的考量。被申请人对此项申请提出异议,认为违反了仲裁规则。2013年7月25日,仲裁庭通过《一号程序令》,决定柏瑞投资人作为智基仲裁案的共同申请人加入智基仲裁,理由是仲裁规则第17条第5款规定的仲裁庭将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加入仲裁程序的三个条件在本案中均已满足,该指令完全符合仲裁规则。2015年2月8日,仲裁庭决定,尽管柏瑞仲裁案并入智基仲裁案,但针对智基公司和柏瑞投资人各自的主张,会作出各自独立的裁决,柏瑞仲裁案会另行单独裁决。
2015年8月7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智基仲裁案作出仲裁裁决。2015年8月24日,该中心为了与修改后的柏瑞仲裁案裁决日期一致,又作出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由三位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原文为英文),相关内容中文翻译如下:
“六、申请人的救济请求。55.申请人寻求如下救济:(a)创始人和/或BVII按照《C类协议》第9.1.1条、9.1.2条以及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第9.3条、9.4条的规定实际履行义务,基于上述条款,智基公司已发出出售通知,有权要求创始人和/或BVII购买智基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而言,智基公司主张,履行上述义务时,仲裁庭应当要求:(i)赎回智基公司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ii)退还智基公司1000万美元的投资款;(iii)向智基公司支付以投资款为本金、自C类优先股初始发行之日起至收到全部赎回款之日止、按单利年利率20%计算的利息;以及(iv)向智基公司支付全部已宣布且应计但尚未支付的C类优先股股息......
“十二、裁决可执行部分。233.因此,本仲裁庭裁决、命令以及指示如下:
“1.就实际履行而言,裁决被申请人:(a)回购申请人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份;(b)向申请人支付1000万美元的投资款;(c)向申请人支付投资款的利息(从C类优先股的首次发行日期起算至申请人收到全部款项为止,按年利率20%计算)。  “2.或者,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与上述第1(b)条和第1(c)条所列款项相同金额的赔偿。  “3.针对上述第1(b)条和第1(c)条所列款项,公司担保人向申请人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进行赔偿;该赔偿不超出《C类协议》第11.1.4(ii)条规定的责任上限,即在任何情况下,公司担保人根据《C类协议》第11条约定的赔偿责任而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下述款项的总金额:(x)投资款;(y) C类优先股所有已宣布但未付的股息;加(z)按年利率15%对(x)的金额,从该C类优先股首次发行日起至全部赔偿支付日,以年度复利计算利息。  “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款项的利息(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计算)。”
仲裁裁决在55(a)段“仲裁庭应当要求”后使用的是“company”一词。2016年7月11日,仲裁庭首席仲裁员Peter Thorp以电子邮件形式答复称,仲裁裁决在55(a)段中的引用,的确应当是“被申请人”而不是“公司”。
2015年10月8日,仲裁庭基于仲裁被申请人《关于解释仲裁裁决的请求》,作出《部分仲裁裁决之解释与更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落款处仅有首席仲裁员苏秉德(Peter Thorp)的签名,而无另外两名仲裁员的签名。首席仲裁员Peter Thorp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称,另两位仲裁员同意首席仲裁员代表整个仲裁庭签署备忘录。
另查明,本案被申请人于2015年8月25日收到了仲裁庭以电子邮件形式、以PDF文本格式向其送达的由三位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签署日期为2015年8月24日),之后也以同样的形式收到了备忘录,但称未收到纸质版的仲裁裁决和备忘录。首席仲裁员Peter Thorp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称,其代表仲裁庭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已向双方送达了纸质版仲裁裁决。
再查明,《C类协议》签订于2011年6月30日,签约方包括公司(即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BVII,创始人(周某庭、周某奎、郑某红、陈某合、李某彪)、北京润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昌有限公司、北京瑞和有限公司、北京瑞宏有限公司、北京瑞景有限公司、北京瑞魁有限公司、北京万润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瑞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万瑞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万瑞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智基公司、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H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TD)等在内,智基公司和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合称为各C2投资人。
第9.1.1条约定,若有以下任何一项情况触发,除非向公司出具书面同意,智基公司等将可以选择:(a)向公司发出赎回股份通知并有权按照第9.1.2条规定的价格向公司要求赎回其持有的公司的所有股份,公司应当在收到该通知后的30天内完成赎回并分别向智基公司等支付相关赎回款项;或(b)向创始人和/或BVII发出出售通知并有权按照第9.1.2条规定的价格要求创始人和/或BVII购买其持有的公司的所有股份,创始人和/或BVII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的30天内向智基公司等完成股份转让并支付相关购买款项;或(c)在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之情况下或根据第9.1.3条等规定向独立第三方转让其持有公司的所有股份:(i)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募股;(ii)公司2011年经调整税前利润少于人民币1.3亿元;......(iv)其他股东以及其各自的受让人和继承人向公司提出赎回通知或向创始人和/或BVII提出出售通知或要求公司清盘、解散、停业、破产或终止......  第9.1.2条约定,如果赎回或转让乃根据第9.1.1条中任一项触发,按本第9条赎回或出售的C类优先股的赎回价或转让价应等于以下(i)(ii)(iii)之和:(i)C类优先股之投资款;(ii)自C类优先股首次发行日期直至完成赎回时,对C类优先股之投资款按20%年利率逐年单利计算的利息;(iii)C类优先股上所有已宣布单位支付的股息(如有)。  第13.1.1条约定,因本协议或其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发的或有关的任何争议、争端或索赔都应当根据本款进行解决。一旦发生某一争议,各方应当首先通过各方间的协商解决该争议。该种协商应当自本协议一方向对方提交书面要求进行该种协商之日后7天内开始。如果争议在该种书面要求作出日之后的30天内未能得以解决,一方在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可以将该争议提交仲裁。第13.1.2条约定,仲裁将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并且受仲裁中心的管理。应当有三名仲裁员。公司担保人集体有权选一名仲裁员,各C2投资人集体有权选一名仲裁员。第13.1.4条约定,仲裁应当依据本协议签署日生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国际仲裁管理程序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下作出。
三、申请人的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申请人智基公司向四中院请求:
1.依法认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HKIAC/A13027号部分裁决(除仲裁费用外的终局裁决,以下简称仲裁裁决)。  2.依法强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具体执行请求包括:
(1)被申请人承担实际履行义务,包括:a.回购申请人持有的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b.向申请人支付1000万美元的投资款; c.向申请人支付投资款本金的相应利息(从C类优先股的首次发行日期起算至申请人收到全部回购款项为止,按年利率20%计算)。
(2)或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与上述第(1) b条和第(1) c条所列款项相同金额的赔偿。
(3)针对上述第(1) b条和第(1) c条所列款项,公司担保人(申请人注明为被申请人6-12)向申请人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进行赔偿;该赔偿不超出C2 SPA第11.1.4(ii)条规定的责任上限,即在任何情况下,公司担保人根据C2 SPA第11条约定的赔偿责任而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下述款项的总金额:(x)投资款;(y) C类优先股所有已宣布但未付的股息;加(z)按年利率15%对(x)的金额,从该C类优先股首次发行日起至全部赔偿支付日,以年度复利计算利息。
(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上述应付款项的利息(自本案裁决作出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计算)。
(5)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执行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11年6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C类协议》,由申请人支付认购款1000万美元,购买目标公司中国职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87303股C类优先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686%)。
《C类协议》第9.1.1条约定,若以下任何一项情况触发,除非向目标公司出具书面同意,申请人有权选择:(1)向目标公司发出赎回通知并有权按照《C类协议》第9.1.2条规定的价格向目标公司要求赎回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份;(2)向被申请人1-5和/或BVII发出出售通知并有权按照协议第9.1.2条规定的价格要求被申请人1-5和/或BVII购买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份;(3)在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之情况下或根据协议第9.1.3条的规定向独立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份:(i)目标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募股;(ii)目标公司2011年经调整税前利润少于人民币1.3亿元......(iv)其他股东以及其各自的受让人和继承人向目标公司提出赎回通知或向被申请人1-5和/或被申请人6提出出售通知或要求公司清盘、解散、停业、破产或终止。
2012年9月17日,鉴于目标公司在2011年经调整税前利润少于人民币1.3亿元,申请人向被申请人1-5和BVII发出出售通知,要求其购买自己持有的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份。但是,被申请人1-5和BVII均未按照出售通知履行其购买股份的义务。
2013年2月4日,基于:(1)目标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募股;(2)目标公司在2011年经调整税前利润少于人民币1.3亿元;以及(3)申请人于2012年9月17日向被申请人1-5和BVII发出了出售通知,柏瑞投资(目标公司的股东之一)向BVII发出了出售通知。申请人同样基于该等赎回或出售触发事项主张索赔。
根据《C类协议》的约定,被申请人6-12均是《C类协议》项下的公司担保人。《C类协议》第11.1.1条约定,公司担保人连带地同意赔偿每一投资人及其董事、高管、股东等,使其免于向受偿方承担任何和所有与下列内容相关的可赔偿损失:“......任何违反或未能充分履行本协议或任何其他C2交易文件中所述的任何公司担保人的任何约定、协议、允诺或义务,但该C2投资人已书面予以豁免的(如有)除外......”
2013年3月12日,申请人通知公司担保人(包括被申请人6-12),主张由于被申请人1-5和BVII没有按照出售通知履行其相关义务,其依据《C类协议》第11.1.1条的约定应获得赔偿,赔偿数额应相当于因出售通知的履行而应获得的数额和申请人为实现债权的花费的总额。申请人要求公司担保人在30日内答复是否对申请人的该赔偿请求持有异议。公司担保人(包括被申请人6-12)均没有在30日内对该赔偿请求提出异议。
2013年9月2日,申请人要求公司担保人(包括被申请人6-12)支付赔偿款,但公司担保人对该请求置之不理。
由于被申请人违反《C类协议》的约定,未向申请人购买申请人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或未对申请人进行赔偿,申请人于2013年6月8日针对被申请人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启动了仲裁程序。仲裁庭经审理后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内容如下:
“1.就实际履行而言,裁决被申请人:(a)回购申请人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份;(b)向申请人支付1000万美元的投资款;(c)向申请人支付投资款的利息,按年利率20%单利计算,从C类优先股的首次发行日期起算至申请人收到全部款项为止;  “2.或者,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与上述第1(b)条和第1(c)条所列款项相同金额的赔偿。  “3.针对上述第1(b)条和第1(c)条所列款项,公司担保人应向申请人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进行赔偿,该赔偿不超出C2 SPA第11.1.4(ii)条规定的责任上限,即在任何情况下,公司担保人根据C2 SPA第11条约定的赔偿责任而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下述款项的总金额:(x)投资款;(y) C类优先股所有已宣布但未付的股息;加(z)按年利率15%对(x)的金额,从该C类优先股首次发行日起至全部赔偿支付日,以年度复利计算利息;  “4.应付款项的利息,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3%计算。”
仲裁裁决作出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履行其在仲裁裁决下的义务,但被申请人一直对申请人的合理要求未予理睬。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等有关规定,申请人请求法院依法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HKIAC/A13027号案仲裁裁决。
四、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
被申请人1、5、6、8、10、11答辩称,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的仲裁裁决严重违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0年修订,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的规定,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情形,同时也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故应依法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具体如下:1.仲裁裁决的送达方式不符合仲裁规则规定,仲裁裁决和备忘录未合法送达纸质版,对被申请人没有发生效力;且备忘录应视为仲裁裁决的一部分,应当适用仲裁规则第34条第2-6款的规定,由三名仲裁员签字,但是备忘录却只有首席仲裁员的签字,因此备忘录也没有效力。2.申请人的认可和执行申请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且与仲裁裁决的内容不符。(1)仲裁庭作出了同一个案号下的两份裁决,申请人是要认可和执行的哪一份仲裁裁决?(2)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却只选择了21个仲裁被申请人中的12个被申请人,故意遗漏其他9个仲裁被申请人,导致9个当事人无法陈述意见,在缺失的9位中有8位是境外人,有1位是境内的且有财产可供执行,破坏了仲裁裁决的完整性,造成程序的不合法。(3)申请人遗漏了仲裁裁决的具体内容。仲裁裁决担保人是连带责任,但有上限,担保人区别于其他当事人,申请人的执行请求中对担保人的上限没有列明,属于申请事项不明确。3.仲裁裁决具有《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的情形,依法应裁定不予执行,即仲裁裁决第1项、第2项超出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由于申请人对仲裁裁决的中文翻译件存在多处错误,尤其是对仲裁裁决55a段的翻译,仲裁裁决用的就是“company”,意在目标公司,而不是指21个被申请人,也就是申请人当时的该项请求针对的是目标公司,不存在申请人和首席仲裁员所说的仲裁裁决写错“company”一词的问题;在申请人于2015年1月30日向仲裁庭提交的结案陈词中,也是命令“公司”回购申请人持有的全部股份;被申请人认为,根据《C类协议》的约定,目标公司才是回购股份的义务人,所以仲裁裁决要求21个被申请人回购股份属于超裁。4.仲裁裁决存在《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的情形,依法应裁定不予执行。(1)仲裁裁决的仲裁庭组成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约定不符。《C类协议》第13.1.2条约定“公司担保人集体有权选一名仲裁员,各C2投资人集体有权选一名仲裁员”,“各C2投资人”在《C类协议》项下是指“智基和汇致”,即智基公司和汇致公司有权共同选择一名仲裁员,任何一方不得单独选择仲裁员。然而,仲裁庭允许智基公司单独选择仲裁员,没有征求汇致公司意见,显然与仲裁协议不符。(2)仲裁庭将HKIAC/A13085号案(柏瑞仲裁案)和HKIAC/A13027案(智基仲裁案)进行强制合并仲裁违反了仲裁规则的规定。a.强制合并仲裁没有征得全部当事人的意见,仲裁庭将周某庭认定为北京瑞和有限公司的代表是违反仲裁规则的。b.强制合并两案侵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c.强制合并两案违反了仲裁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密的原则。5.《C类协议》中关于适用美国纽约州法的约定无效,符合《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可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应依法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6.仲裁裁决存在《安排》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不予执行”的情形,应依法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1)申请人在《C类协议》中对赌条款的设置与被申请人的公益性质相冲突,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被申请人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作为一所公益民办大学,若执行该裁决将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C类协议》系“VIE”结构安排的组成部分,违反中国内地强制性法律规范,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协议,若执行仲裁裁决将违反我国外资并购公共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4)《C类协议》中担保效力的认定应适用中国内地对外担保的有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国内地法律规定,该担保属于无效担保。因此,仲裁裁决若得以执行,则违反了我国外汇管制政策,损害了我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被申请人2、3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申请人4、7、9的答辩意见同被申请人1、5、6、8、10、11的答辩意见。被申请人12的答辩意见同被申请人1、5、6、8、10、11的答辩意见。补充意见:本案存在《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二)(四)项以及第三款应该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1.被申请人12未收到仲裁任何通知,因为被申请人12的举办权和管理权发生了重大变更,申请人完全知悉该情况,但申请人并没有向仲裁庭提供,导致被申请人12没有参与仲裁程序。2.备忘录作为仲裁裁决的一部分,仅有首席仲裁员的签字,构成《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3.柏瑞仲裁案和HKIAC/A13027案(智基仲裁案)强制合并审理构成了《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不予认可和执行情形。仲裁庭在决定将另一个已启动的柏瑞仲裁案合并处理时,虽然声称其决定是新增追加当事人,但实质上是将两案合并处理,处理不当。4.被申请人12作为担保人在中国法下是无效的,被申请人12是一个民办学校,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将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五、四中院拟处理意见
1.关于管辖权异议的问题。
首先,本案并非普通程序案件,而是属于特别程序案件。其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特别程序案件,当事人不得提出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本院确无管辖权的,依职权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此,本案被申请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2.关于是否应当追加仲裁其他9个被申请人的问题。
首先,本案认可和执行不是一个审判程序,只是一个审查程序,别人审判完了,由我们按照《安排》来审查香港的仲裁裁决有没有不认可和不执行的情况,没有《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就要认可和执行,不能与审判程序混同,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其次,现有规定并没有必须追加的规定,就可以不追加,完全按照申请人的申请来处理。再次,根据《安排》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精神,可知本案申请人是可以就其他未涉及的被申请人再次起诉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况且本案中未涉及的被申请人有8个属于境外主体,住所地和财产所在地均不在境内,还有一个被申请人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虽然住所地在境内,但申请人认为其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未诉,应当允许和尊重申请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综上,本案可不予追加其他9个被申请人参加诉讼。
3.关于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即“超裁”的问题。
本案庭审中申请人亦认可其提交的《仲裁索赔书》和《申请人庭后陈述意见书》中都没有提出要求除“公司”之外的被申请人赎回股份的请求,亦没有提出要求创始人、BVII之外的被申请人购买股份的请求。
仲裁裁决结果第1项、第2项却将以一定价格赎回、购买申请人持有股份的义务裁决让所有21个被申请人承担。
对于是否构成“超裁”,四中院认为,本案仲裁裁决确存在超裁的情况。理由是:双方提交仲裁的争议依据的合同是《C类协议》,根据该协议第9.1.1条、9.1.2条的约定,以一定价格赎回、购买申请人股份的义务属于公司、创始人和BVII这7个主体,其他被申请人没有此项合同义务。即便本案中仲裁裁决55(a)段存在笔误,也还是能得出仲裁裁决与申请人的请求不一致、仲裁庭超出申请人请求裁决的结论。况且本案中申请人智基公司亦认可仲裁裁决结果中含有其没有请求的部分。因此,构成“超裁”。
根据《安排》第七条第(三)项“但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的规定,我院认为,对仲裁裁决第1、2项中涉及其他14个主体的赎回、回购义务不予执行,对于公司、创始人和BVII这7个主体的赎回、回购义务应予认可和执行。
4.关于仲裁程序是否与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地的法律规定不符的问题。
(1)仲裁庭对于仲裁裁决和备忘录的送达程序是否与仲裁规则以及香港仲裁法律规定不符。
相关规定如下:仲裁规则第34条第2款规定“所有仲裁均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第6款规定“仲裁庭应将经仲裁员签名的裁决书发送各方当事人”;第38条第3款规定对裁决的更正“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应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应适用第34条第2款至第6款的规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管理程序》(2005年3月31日生效)第9.2条规定“所有当事人之间或其在仲裁程序中与仲裁庭的通讯和通知应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
四中院认为,即便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员以电子邮件形式、以PDF文本格式发送给被申请人仲裁裁决和备忘录,也不构成与仲裁规则和香港仲裁法律规定不符,因为书面形式的送达并非只有纸质版送达一种形式,能够看到仲裁员签名的PDF格式电子邮件方式的送达也符合书面形式作出并送达的要求。
(2)备忘录上仅有一名首席仲裁员签名,没有其他两名仲裁员签名,是否与仲裁规则第34条第4、6款和第38条第3款的规定不符。
相关规定如下:仲裁规则第34条第4款规定“裁决书应由仲裁员签名,并应载明作出裁决的日期和指明仲裁地。仲裁员不止一名而其中有任何一名仲裁员未签名的,裁决书应说明未签名的理由”。
四中院认为,即使备忘录仅有一名仲裁员签名而未说明理由问题会导致备忘录不生效或不被认可和执行,该种不生效、不认可、不执行也仅及于备忘录的部分,对由三名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的效力不构成影响,对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不构成影响,况且从备忘录的内容看,一更多的是回复被申请人提出的问题、向其解释仲裁裁决,并不涉及仲裁裁决具体可认可和执行的内容。因此,该不符不能作为不认可、不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
(3)仲裁庭作出两份内容相同但日期不同的仲裁裁决,是否与仲裁规则不符。
仲裁庭对本案作出两份内容相同但日期不同的仲裁裁决,一份日期是2015年8月7日,一份日期是2015年8月24日。后一份替代前一份仲裁裁决且未作任何说明。
四中院认为,该种情况确实存在瑕疵,但是仲裁规则并未对此有明文规定,并不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且两份仲裁裁决的内容完全一致,不影响仲裁当事人的权利,因此不能以此否认仲裁裁决的效力,也不能因此不认可和不执行。
(4)仲裁庭通过追加柏瑞仲裁案的申请人作为智基仲裁案共同申请人,实际上导致两个仲裁案件的合并审理,是否与仲裁规则以及香港仲裁法律规定不符。
柏瑞仲裁案晚于智基仲裁案立案,立案后已经开始了仲裁程序,被申请人指定了仲裁员郑若骅。后智基公司向仲裁庭申请,请求仲裁庭将柏瑞仲裁案申请人追加为智基仲裁案的共同申请人或者将柏瑞仲裁案并入智基仲裁案审理。被申请人明确反对申请人的上述申请,向仲裁庭递交了书面文件。后仲裁庭考虑了双方提交的各类资料,发出1号程序令,将柏瑞仲裁案申请人作为智基仲裁案的共同申请人,加入智基仲裁案。柏瑞仲裁案随后中止。审理后,仲裁庭(智基仲裁案的仲裁庭)分别于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24日作出柏瑞仲裁案裁决。
仲裁规则对案件合并审理没有规定,仅于第17条第5条款规定了追加当事人。香港仲裁法律下也没有合并仲裁处理的概念。为此,被申请人12提出专家意见,认为仲裁庭通过追加实际上导致了两案合并审理,违反了仲裁规则和香港仲裁法律规定,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密的原则。
仲裁规则和香港仲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合并审理,因此不构成与仲裁规则和香港仲裁法律不符。况且将柏瑞仲裁案合并入智基仲裁案审理,并未影响智基仲裁案中各方当事人诸如选择仲裁员、陈述意见等权利的行使,即使这一并入程序存在问题,也是柏瑞仲裁案存在问题,智基仲裁案并未受到影响。
(5)仲裁庭的组成是否与当事人仲裁协议约定的不符。
《C类协议》第13.1.2条约定“各C2投资人集体有权选一名仲裁员”,智基公司和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合称为“各C2投资人”。
被申请人提出仲裁员张宪初由智基公司单独选定,没有征求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的意见,因此不符合仲裁协议约定。我院一致意见为,汇致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虽是《C类协议》签约人,但不是智基仲裁案的当事人,智基公司选定仲裁员的程序还需经案外人的同意,也不是《C类协议》第13.1.2条约定的本意,故不存在与仲裁协议约定不符或与仲裁规则不符的问题。
5.关于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的问题。  被申请人11、12于本案中提出,其属于民办学校,执行其名下财产(大部分是教育设施等)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对此,四中院一致认为《安排》所称的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限于影响国家主权等方面的问题,不应作扩大解释,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执行该仲裁裁决不存在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被申请人的该项答辩意见,应不予采纳。
我院同意四中院关于“超裁”的意见,对HKIAC/A1307号仲裁裁决第1、2项中涉及其他14个主体的赎回、回购义务不予执行,对于公司、创始人和BVII这7个主体的赎回、回购义务应予认可和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事行政审判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事行政审判工作的通知
(2018年3月9日 法〔2018〕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
2016年2月我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法释[2016]4号)以来,各海事法院紧紧围绕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大局,通过专业化审判妥善化解海事行政纠纷,得到海事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加强海事行政审判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号)规定“海事法院审理第一审海事行政案件”,各海事法院应依照该规定,切实履行海事行政审判职能。
二、各海事法院要积极探索与海事行政机关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协调平台,形成海事司法与海事行政良性互动机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维护正常海事行政管理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三、各海事法院要强化海事行政审判服务功能,重视司法建议工作。对在海事行政审判中发现的海事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为海事行政机关改进工作提供参考。
四、各海事法院应采取措施,切实做好海事行政案件的立案、审理和执行工作。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报告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五、各高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要组织学习培训,加强海事行政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海事行政审判人员专业水平,确保海事行政审判质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2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227号建议的答复
初建美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公安部等部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当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多发,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是打击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需要,对于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一直积极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设。202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已下发执行。
一、《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意见》内容突出以下特点。
(一)力求职责明确,实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能报、发现必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何保证强制报告的制度要求落到实处是《意见》起草过程中各部门共同关注的重点。为保证强制报告制度的可行性、实效性,《意见》起草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具体明确。对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报告情形等规定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表述,力求规定内容界定清晰,明确易懂。二是方便可行。尽量采取有利于报告人员快速、便捷反映情况的方式,简化报案要求,赋予报告单位先期核实权利,提高报案效率。三是强制落实。通过强化责任追究,实行多途径监督督导,保证强制报告的制度刚性,使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二)充分整合资源,实现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司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未成年人。司法机关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后,不仅要及时有效惩治犯罪,更应促进被害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的救助保护。为此,《意见》要求司法机关接到报案后协调相关部门同步开展被害人救助、安置、身心康复等工作,整合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保护、衔接有序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三)推动部门联动,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使司法机关及政府职能部门能够对辖区内未成年人群体状况和可能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为发现、堵塞管理漏洞,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有利条件。为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意见》提出建立定期通报和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希望通过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
二、《意见》落实情况
《意见》下发后,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为方便强制报告制度执行,重庆市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开发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报告智能平台——“强制报告APP",该平台具有举报方便、受案快捷、查处及时、监督同步等特点,能同步上传相关照片和视频,方便及时收集证据。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在支付宝平台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用户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视频及共享定位等多种方式对身边存在的侵害未成年人情况进行即时举报,拓宽了报告和监督的渠道,加快了举报线索的流转效率。强制报告制度试行后,湖北省恩施州教育、卫生部门依据《意见》规定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已向公安机关报案2起,向检察机关移送线索3起。北京儿童医院医生在接诊时发现三岁女童可能遭家暴的情况后,果断报案,使一起监护侵害案件及时被发现,被害儿童得到了及时保护,涉事家庭也认识到行为错误,改变了错误的监护方式。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针对一起教师在校园内猥亵女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依法监督。区纪委监察委经过审查调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级的处分。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继续共同抓好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一是加强培训,促进相关部门和人员充分掌握和正确执行这项制度,让全社会了解、支持、督促制度的落实,使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二是联合相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及时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保证制度落实。三是鼓励各地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工作细则,进一步细化工作方式、程序。对于此前已建立相关机制的,做好衔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不断完善。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联系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李薇,联系电话:010-6520565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5)沪贸仲裁字第318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5)沪贸仲裁字第318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7年3月29日 (2017)最高法民他3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沪民他20号《关于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中东公司)申请撤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
关于本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你院请示的两种意见对此并无分歧,同意你院的认定。
关于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是否相符的问题。(一)指定仲裁员是否符合仲裁规则的问题。依据请示所述事实,上海贸仲于2012年11月27日发出《仲裁通知》,广厦中东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3月1日两次致函上海贸仲提出相关异议,但其始终未依照上海贸仲2012年5月1日版《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期限选定仲裁员,故上海贸仲主任为其指定仲裁员及首席仲裁员并不违反《仲裁规则》。(二)以所谓的仲裁员的选定存在利益冲突请求撤销裁决并无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汪某武同时担任该案仲裁员和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顾问。而汪某武已主动退出仲裁庭,案件裁决最终由新组成的仲裁庭作出,汪某武曾任本案仲裁员对仲裁裁决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三)汪某武任仲裁员期间参与的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的问题。依据《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更换仲裁员后,此前审理的事项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属于仲裁庭自由裁量的范围。本案新仲裁庭组成后,已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对之前审理的程序不再重新进行,广厦中东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新组成的仲裁庭决定对此前已审理的程序不再重新进行,并不违反《仲裁规则》。(四)仲裁庭不接受逾期提交的反请求是否符合仲裁规则的问题。按照《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反请求。广厦中东公司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反请求,仲裁庭对逾期提交的反请求作出不予接受的决定,并不违反《仲裁规则》。
综上,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的多数意见,即涉案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撤销。
此复。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6年12月26日 (2016)沪民他20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受理的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该院经审查多数意见认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的撤裁理由不成立,少数意见认为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并报我院请示。我院经讨论认为,因对仲裁员利益冲突判定及对仲裁程序影响方面存在一定法律争议和认识分歧,需向贵院请示。现将我院审查情况及审查意见上报贵院。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厦中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中东公司),住所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0ffice 203 King Mohammed Haji Muzaffar-Deira-Naif, Dubai, U. A. E.)。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龙门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余姚市牟山镇新东吴村。
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及答辩意见
(一)申请人的请求事项及理由
广厦中东公司请求撤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贸仲)作出的(2015)沪贸仲裁字第318号仲裁裁决。
事实和理由如下:1.涉案仲裁条款无效,上海贸仲对涉案纠纷无权管辖。广厦中东公司与浙江龙门公司签订的《授予函》中明确约定合同适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的法律。上海贸仲关于认定合同的准据法仅适用于合同的实体争议,不能扩张到作为确定仲裁条款有效性的准据法的理由不当。此外,根据阿联酋法律,只有广厦中东公司成立章程上及执照上的经理即李某霏女士才具备资格身份和签署协议的权利,且《授予函》约定“本合同只有在总包商、总包商担保方和分包商三方全部签字、盖章之后方可即刻生效”,现《授予函》虽具备形式上的要件,但作为总包商签字人的余某立未经广厦中东公司授权,造成《授予函》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仲裁条款约定无效。2.上海贸仲为广厦中东公司指定仲裁员,剥夺了广厦中东公司选择仲裁员的权利,致使广厦中东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3.浙江龙门公司指定的仲裁员汪某武是浙江龙门公司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的顾问,与该公司代理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应当回避,其不及时披露且参与了管辖权的处理及两次开庭,仲裁程序违法。4.在汪某武退出仲裁庭后,新组成的仲裁庭没有对案件事实重新进行审理,违反了仲裁规则及仲裁应遵循的法定程序。5.仲裁庭未接受广厦中东公司正当的反请求,严重违反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直接导致案件审理结果错误。综上,广厦中东公司认为涉案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撤裁情形。
(二)被申请人答辩意见
被申请人浙江龙门公司请求驳回申请人广厦中东公司的撤裁申请。
事实和理由如下:1.基于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本案的仲裁协议不受合同约定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合同的变更、无效等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合同中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并不当然适用于仲裁协议。《授予函》第22条明确约定了仲裁机构,也即约定了本案仲裁地在中国上海,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协议效力所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仲裁地法,即应适用中国法律。根据中国法律,本案仲裁协议是有效的。《授予函》经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合法有效。广厦中东公司的签署人余某立当时是该公司股东、董事长。2.汪某武系上海贸仲仲裁员名单中的人员,浙江龙门公司在选定仲裁员时汪某武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律所)无任何关系。2013年8月4日汪某武提出退出仲裁庭,在此之前汪某武并没有在锦天城律所担任顾问。之后,上海贸仲重新选择了仲裁员。汪某武的退出及重新选定仲裁员都已得到广厦中东公司的同意。3.上海贸仲受理浙江龙门公司提出的仲裁申请后,即发出通知并要求广厦中东公司指定仲裁员,但广厦中东公司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指定仲裁员,故上海贸仲为其指定仲裁员,符合仲裁规则。4.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新组成的仲裁庭已询问了广厦中东公司的意见,且新组成的仲裁庭两次开庭,广厦中东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也未要求对仲裁案件重新进行审理。5.《仲裁规则》明确规定反请求应当在收到仲裁通知书45日内提出,而广厦中东公司的反请求是在仲裁申请受理两年半后的2015年2月才提出,是为扰乱仲裁庭,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故仲裁庭的处理正确。综上,被申请人浙江龙门公司认为涉案裁决不存在法定撤裁情形。
三、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及仲裁裁决
广厦中东公司系设立在阿联酋迪拜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作为总承包商承接了迪拜Nad Al Sheba跑马场工程。浙江龙门公司为分包该工程的部分钢结构项目而于2009年6月13日与广厦中东公司签署《授予函》。其中第4条约定“此授予函须接受阿联酋法律的管辖”,第22条约定“在上述条款期间内未达成一致的任何的争端,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并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由一名或多名仲裁人授权开启、查阅及修改任何的决策、意见、指示、决定、证书或估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仲裁会另有决定外,由败诉方承担”。广厦中东公司在《授予函》的签名栏除盖有公司公章外还有“余某立”签字。2009年6月15日,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上述《授予函》项下工程款的支付提供了担保。
2012年11月15日,浙江龙门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以广厦中东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向上海贸仲提交书面仲裁申请,请求裁令广厦中东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折合人民币约3.7亿元。上海贸仲于同年11月27日受理了上述《授予函》项下争议仲裁案,并于当日通过DHL向广厦中东公司寄送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以及仲裁申请书和相关证据材料。同年12月26日,广厦中东公司向上海贸仲提交一份《函件》。次日,上海贸仲针对该《函件》提及的有关《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的寄送、仲裁地及仲裁程序的工作语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2013年3月1日,广厦中东公司再次提交一份《函件》,对《授予函》所涉仲裁条款效力及上海贸仲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同年3月20日,上海贸仲作出《管辖权决定》,驳回广厦中东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仲裁审理中,浙江龙门公司指定汪某武为仲裁员;由于广厦中东公司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选定或委托指定仲裁员,上海贸仲的主任为广厦中东公司指定了朱某元仲裁员;因双方未能就首席仲裁员人选达成一致,上海贸仲的主任按《仲裁规则》的规定指定陈某东为首席仲裁员。2013年3月22日仲裁庭组成并通知双方当事人。2013年4月27日、7月25日仲裁庭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同年8月14日,仲裁员汪某武以“被聘任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顾问,与本案申请人的代理律师在同一律师事务所”为由,申请退出仲裁庭。同年8月22日,浙江龙门公司重新指定胡某光为仲裁员。2013年11月7日、2015年3月1日新仲裁庭又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2015年2月2日,广厦中东公司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反请求,仲裁庭经合议后认为广厦中东公司在上海贸仲受理本仲裁案超过两年以后再提出反请求,但未说明其拖延这么久才提出反请求的正当理由,故根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决定不受理广厦中东公司提出的反请求申请。2015年9月29日,仲裁庭对上述仲裁案件作出仲裁裁决。
2015年12月4日,广厦中东公司向二中院申请撤销涉案裁决。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1.浙江龙门公司已就《授予函》项下工程款的担保事宜,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该案尚在审理中。  2.2016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上海仲裁委员会原副主任、秘书长汪某武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五、二中院的拟处意见
二中院多数意见认为广厦中东公司的撤裁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仲裁条款的效力及上海贸仲的管辖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8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不能用来确定涉外仲裁条款的效力。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的,应当适用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法律;未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但约定了仲裁地的,应当适用仲裁地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本案中,两当事人虽在《授予函》第4条约定“此授予函须接受阿联酋法律的管辖”,但该约定独立于仲裁条款之外,且未明确系针对仲裁条款效力所约定的准据法,故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在中国上海之事实,系争仲裁协议效力应根据中国法律确定。根据中国法律,鉴于《授予函》中盖有广厦中东公司公章,并有“余某立”签字(二中院审理中曾收到广厦中东公司的信访函,函中称余某立为广厦中东公司董事长),《授予函》项下的工程分包内容也已实际履行,故上海贸仲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其对所涉仲裁案件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2.关于指定仲裁员问题。涉案仲裁案件于2012年11月受理,应适用上海贸仲2012年5月1日版的《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当各自在收到受理案件的通知/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内选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委托本会主任指定。当事人未在上述期限内选定或委托本会主任指定的,由本会主任指定。(二)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内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2012年11月27日,上海贸仲受理涉案仲裁案件后,即向广厦中东公司送达了仲裁通知及《仲裁规则》等文件。广厦中东公司在2012年12月16日、2013年3月1日两次致函上海贸仲提出相关异议,但始终未按《仲裁规则》的规定指定仲裁员,故上海贸仲主任根据《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为其指定仲裁员及首席仲裁员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或《仲裁规则》。3.关于汪某武的仲裁员身份问题。汪某武系浙江龙门公司指定的仲裁员,于2012年12月17日签署《仲裁员声明书》,2013年4月、7月参与了两次仲裁庭审,2013年8月14日汪某武申请退出仲裁庭。鉴于并无证据证明汪某武在接受指定时已担任锦天成律所的顾问一职,故该选定当时并无违反程序之处。更何况在汪某武主动申请退出后,仲裁庭已重新组成,又经过两次庭审和长达两年的审理后,新仲裁庭作出涉案裁决,故汪某武曾担任仲裁员的事实不构成撤裁理由。4.关于更换仲裁员后,新组成的仲裁庭未就此前审理事项重新进行的问题。《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替代的仲裁员选定或指定后,由仲裁庭决定以前进行过的全部或部分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可见,是否重新审理系仲裁庭裁量范畴。就本案而言,新仲裁庭组成后委托秘书处于2013年9月5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的开庭通知中明确载明“本案已经进行过的全部审理不再重新进行,并决定......举行第三次开庭审理”。广厦中东公司收到该通知后,并未对继续审理事宜提出书面异议,也未在此后的仲裁开庭审理中就此提出异议。故仲裁庭关于继续审理的决定并不违反《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5.关于仲裁庭不接受广厦中东公司反请求的问题。《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一)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应当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45天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本会秘书处......(二)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提交反请求期限的,由仲裁庭决定是否延长此期限......(三)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反请求。”本案中,广厦中东公司未在收到仲裁通知后45天内提出反请求,而是在历经工程造价鉴定及三次庭审之后,于2015年2月2日才提出反请求,故仲裁庭决定对其反请求不予接受,并不违反《仲裁规则》,何况,广厦中东公司并不会因此丧失就此另行提起仲裁的权利。少数意见认为仲裁程序存在瑕疵,具备法定撤裁条件。理由如下:1.关于更换仲裁员后,新组成的仲裁庭未就此前的审理事项重新进行问题。虽无证据表明汪某武担任该案仲裁员时已受聘为锦天城律所的顾问,《仲裁规则》也规定了仲裁庭有权决定以前进行过的全部或部分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但因汪某武担任了对方当事人的律所顾问,故在其退出仲裁庭后,新组成的仲裁庭理应对案件全部重新审理,以消除当事人之合理怀疑,未经重新开庭有违仲裁的基本精神。2.关于仲裁庭不接受广厦中东公司反请求的问题。《仲裁规则》虽规定了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期限,广厦中东公司也确实未在该期限提出,但广厦中东公司提出,其在仲裁审理中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因施工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导致业主方没有支付相应工程款,且2014年12月业主方在赛前安全检查时发现系争工程出现大量断裂、垮塌等情况,要求广厦中东公司立即修复并全面检查,故广厦中东公司于2015年2月2日提出反请求及时合理。广厦中东公司的该理由具有合理性,故仲裁庭决定对其反请求不予接受,不具合理性。
六、我院拟处意见
广厦中东公司系阿联酋法人,系争裁决系涉外仲裁裁决,故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进行审查。
经审理,我院多数意见同意二中院的多数意见,即涉案仲裁裁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情形,广厦中东公司的撤裁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的问题。基于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当事人如果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必须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署的《授予函》第4条约定“此授予函须接受阿联酋法律的管辖”,其约定的阿联酋法律仅系合同适用的法律,不能当然视为确认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授予函》第22条约定了提交上海贸仲进行仲裁,故系争仲裁条款的效力应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授予函》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授予函》第22条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和明确的仲裁机构,故系争仲裁条款属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上海贸仲据此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2.关于广厦中东公司选择仲裁员的权利是否被剥夺的问题。2012年11月27日,上海贸仲通过DHL向广厦中东公司寄送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以及仲裁申请书等。广厦中东公司收悉后,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3月1日两次致函上海贸仲,但始终未按《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指定仲裁员,故上海贸仲为广厦中东公司指定仲裁员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3.关于仲裁庭的组成以及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是否不符的问题。汪某武系浙江龙门公司指定的仲裁员,其于2013年4月、7月两次参与了仲裁庭的开庭审理,并于2013年8月14日申请退出仲裁庭。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汪某武参与仲裁庭或者退出仲裁庭存在有违《仲裁规则》之处。根据《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前进行过的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由新组成的仲裁庭决定。汪某武退出后,新组成的仲裁庭于2013年9月5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的开庭通知中明确载明“本案已经进行过的全部审理不再重新进行,并决定......举行第三次开庭审理”。广厦中东公司收到该通知后,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新组成的仲裁庭对之前进行的审理没有重新进行,并不违反《仲裁规则》。退一步讲,即便汪某武在参与仲裁庭审理期间确有需回避的事项,但鉴于其已主动退出仲裁庭,案件裁决最终由新组成的仲裁庭作出,对仲裁裁决也不构成实质性影响。4.仲裁庭未接受广厦中东公司的反请求是否违反《仲裁规则》。根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反请求。本案中,广厦中东公司在经过工程造价鉴定以及三次庭审后提出反请求,仲裁庭对其逾期的反请求不予接受并不违反《仲裁规则》。况且,广厦中东公司可另行提起仲裁,主张权益。我院少数意见同意二中院的少数意见,认为新仲裁庭未对之前的审理重新进行,仲裁程序违法,仲裁裁决应予撤销。本案中,汪某武系浙江龙门公司指定的仲裁员,而该公司的仲裁委托代理人来自锦天城律所,在仲裁进行过程中,汪某武即受聘该所顾问,存在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可能。故尽管并无证据表明汪某武同时担任该案仲裁员和锦天城律所的顾问,《仲裁规则》也规定了仲裁庭有权决定以前进行过的全部或部分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但在本案利益冲突可能性明显的情况下,与《仲裁规则》所规定的一般情形有所不同,新组成的仲裁庭未经重新开庭对案件全部重新审理,程序不当,难免引起合理怀疑,也难以体现仲裁中立、权威的基本形象。此外,考虑到当前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规模超大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跨所流动也时有发生,故同一律所部分律师代理仲裁案件、其他律师担任仲裁员的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此种情形是否当然构成利益冲突,如何正确认识潜在利益冲突对仲裁程序合法性的影响,在司法界和仲裁界均有一定争议,提请贵院对此一并研究。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已经研究确定。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现将2019年度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均可申报。
二、申报限制  1.已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尚未结题的,没有申报资格。  2.已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等项目的课题组不得以相同题目重复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3.重大课题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厅级以上行政职务;其他课题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相关职业经历或法学博士学位。
三、立项原则
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应着眼于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力求具有原创性和针对性,贴近检察实践。自拟题目与参考选题同等对待。鼓励专家学者和检察实务部门人员联合申报课题。课题评审将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课题组研究力量和论证质量,择优立项。
四、项目类型
本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经费课题。重大课题资助经费10万元,重点课题资助经费5万元,一般课题资助经费2万元。
五、申报要求
(1)课题申请人须填写并提交纸质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2份(课题申请书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http://www.spp.gov.cn“公告”栏目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相关材料》中下载)。
(2)课题申请表电子版须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应包括以下内容:2019年课题申报:申报课题名称-单位-申请人姓名。
(3)申报的课题名称表述应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课题申请书须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财务章。
(4)具体申报和评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六、申报材料受理
今年受理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4月15日。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检察理论研究所科研管理部,邮编:100144
联系人:倪娜
联系电话:(010)86423817
申报材料接收邮箱:jiancha3@ 163.com
七、参考选题
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如下(共42项):
(一)重大课题(2项)
1.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究  2.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研究
(二)重点课题(18项)
1.检察机关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研究  2.司法办案新型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3.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察办案业绩考核制度研究  4.捕诉一体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5.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  6.检察机关公共关系建设研究  7.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  8.巡回检察研究  9.民营经济发展语境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研究  10.引领司法理念语境下民事抗诉标准实证研究  11.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程序立法研究  12.依法惩治涉黑涉恶“保护伞”研究  13.民营经济司法保护与检察职能发挥  14.金融领域风险防控与检察职能发挥  15.新时代检察技术与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工作研究  16.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中的“长臂管辖”问题研究  17.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犯罪态势及其治理现代化研究  18.司法责任制下廉政风险与防范监督问题研究
(三)一般课题(22项)
1.办案与监督关系研究  2.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关系研究  3.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完善  4.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  5.检察建议制度完善  6.审判人员违法监督一体化实证研究  7.检察机关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研究  8.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监督研究  9.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10.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研究  11.环境损害公益诉讼鉴定勘验专家意见取证路径多元化研究  12.生态环境领域刑事公诉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政府提起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13.预防与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机制研究  14.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办案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15.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  16.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研究  17.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涉案财产处理实证研究  18.侵犯商业秘密罪检察实务研究  19.网络“黑产链”的惩治与预防  20.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侵犯财产犯罪研究  21.民间借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22.醉驾犯罪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19年2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宇〔2021〕11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的意见》已经2021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2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的重要意义
刑事错案是典型的司法不公,严重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损害司法公信力,甚至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刑事错案的依法纠正、责任追究和善后工作是消除司法不公、解决违法不究、救济当事人受损合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依法依规依纪追责、稳妥做好善后工作,有利于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彰显党和国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决心;有利于警示和教育司法工作人员,深刻吸取教训,防止类似错案再次发生;有利于抚慰受害人及其家属,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依法纠正刑事错案,跟进做好纠正后的责任追究及国家赔偿、司法救助等善后工作,不护短、不遮丑,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担负起厚植党执政政治基础的检察使命。
二、进一步完善刑事错案纠正工作机制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完善刑事错案发现、纠正机制,坚持有错必纠,对刑事错案发现一起、坚决依法纠正一起。
(一)高度重视刑事错案线索。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网络舆情等反映案件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况,注意从中发现刑事错案线索。高度重视服刑人员的申诉,对具有长期申诉、拒绝减刑或者因对裁判不服而自杀、自残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收到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自首、坦白或者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相关线索和材料表明犯罪可能不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人实施的,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二)认真落实刑事申诉案件审查工作制度。落实公开听证制度,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可以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听证员和其他参加人员的意见。落实提级审查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及时介入、督办,必要时可以直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落实异地审查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省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原处理决定、判决、裁定可能有错误,并且在办理中遇到较大阻力,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或者因存在回避等法定事由,当事人认为管辖地省级人民检察院不能依法公正办理等情形的,可以指令其他省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
(三)切实履行对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未被人民法院采纳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对于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审查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依法改判的意见。
三、依法依规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错案责任
(一)错案责任认定的原则。认定检察人员对刑事错案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大小,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权责相一致。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对其职责范围内决定的事项负责。检察长、副检察长、业务机构负责人以及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
--主客观相一致。检察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有无责任、责任大小应当与检察人员主观上有无过错,主观过错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主观过错与错案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等相对应,不能简单根据案件处理结果认定司法责任。检察人员及时向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自己办理的刑事错案并积极配合调查的,可以从宽处理;对抗、阻碍或者指使他人对抗、阻碍司法责任调查和追究的,应当从严处理。
--旧案与新案相区别。认定错案责任,应当充分考虑刑事错案形成的历史背景、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权配置和运行机制、刑事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时代因素,结合办理案件时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办案程序和证据要求,准确认定检察人员对刑事错案的发生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二)完善错案责任调查机制。对于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后作不起诉处理,提起公诉后撤回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无罪、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逐案进行评查。经评查,发现检察人员可能存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应当及时移送本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
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应当依据干部管理权限,按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规定的程序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对于需要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检察官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的,应当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可以通过交办、督办、听取汇报、备案审查等方式指导下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对检察人员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
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在司法责任追究工作中,发现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线索,应当移送负责侦查的部门。基层人民检察院发现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线索,应当移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属于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机关。
(三)建立刑事错案追责情况报告制度。对于当事人被错误执行死刑或者错误羁押十年以上的案件,对检察人员的追责情况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当事人被错误羁押不满十年的案件,对检察人员的追责情况应当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务督察的部门应当跟踪监督对相关检察人员的处理决定和决定的落实情况。
(四)落实错案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对已退休的检察人员追究错案司法责任,根据其承担的责任应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对已调至其他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的人员追究错案司法责任,由作出错案认定的人民检察院将错案调查情况和结论向其现所在单位通报,由其现所在单位依纪依规给予处分。对已调离、辞职、退休的检察人员,涉嫌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对因办理某一刑事案件立功受奖或者被授予荣誉称号的检察人员,该案件后被确认为错案的,不论是否追究该检察人员的司法责任,都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所获荣誉,并追回奖金、证书、奖章等。
(五)完善追责结果告知制度。对有关检察人员的处理结果应当告知刑事错案的受害人或者其家属。依照有关规定不予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向当事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可以向社会公开披露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依据和理由。
(六)落实国家赔偿费用追偿制度。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依法赔偿后,对于具有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情形的检察人员,应当作出向其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决定。作出追偿决定前,应当听取被追偿人员的陈述和申辩。追偿国家赔偿费用应当根据违法性质、损害后果、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涉及两个以上责任人的,分别确定追偿比例和追偿金额,合计追偿总额不得超过实际发生的国家赔偿费用。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于追偿额度、缴纳期限以及缴纳方式等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四、认真做好刑事错案的善后工作
(一)切实维护刑事错案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生效判决宣告其无罪,当事人要求国家赔偿的,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对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遭受的精神痛苦,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的影响等情况确定。
(二)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刑事错案被依法纠正后,因刑事附带民事裁判全部或者部分被撤销,损害赔偿金未执行或者已经执行的损害赔偿金全部或者部分返还被执行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因犯罪侵害造成生活困难、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以及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予以司法救助。
对于未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围或者实施国家司法救助后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以及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人民检察院可以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社会救助。
刑事错案被依法纠正后,真正实施犯罪的人尚未归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督促公安机关继续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10件残疾人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10件残疾人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5月13日)
1、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障残疾人就业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促进残疾人就业 盲人医疗按摩 亲清护企
【要旨】
盲人医疗按摩是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典范之一。检察机关以保障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盲人医疗按摩活动作为积极稳妥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能动履职,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作为,调动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基本案情】
近年来,晋江市盲人医疗按摩行业蓬勃发展,但行业管理不规范问题突出,存在假借盲人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违规开展诊疗活动、盲人按摩师劳动权益保障不到位、部分盲人按摩机构未登记注册、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侵犯了合规从业盲人的正当权益,损害盲人医疗按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在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回头看”中发现上述线索,遂于2022年4月6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经调查核实,辖区内盲人按摩行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假借盲人名义开办按摩机构问题突出,78家挂“盲人按摩”招牌的机构中,有16家机构没有盲人按摩师,9成以上的盲人非医疗按摩机构违规开展诊疗活动;二是盲人按摩师劳动权益保障缺失,部分机构未与盲人按摩师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未组织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盲人按摩就业经营场所存在卫生、消防等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在就业保障、卫生消防安全、注册登记等方面存在监管缺位。为此,晋江市院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规范盲人医疗按摩行业,维护从业盲人合法权益。
为了以“我管”促进“都管”,晋江市院联合市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召集相关行政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盲人代表召开诉前圆桌会议,共同研究盲人医疗按摩行业规范化建设方案。会后,相关部门积极履职尽责,残疾人联合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盲人按摩师培训共60人次,新颁盲人按摩师证件19人次,签订或补签劳动合同31份;市场监管、民政部门为20家符合条件的盲人医疗按摩机构进行登记注册;卫生健康、消防部门监督15家营业场所改造设施,消除安全隐患。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晋江市正在积极发挥区域示范作用,带动影响周边地区规范建设盲人医疗按摩机构,为泉州市乃至福建省推进相关医疗、康复、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组建相应医疗管理团队,规范开展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快行业标准建设,多渠道开发盲人就业新形态,探索和积累经验。晋江市院还结合监督办案,主动向市人大提出完善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地方立法的建议,促进盲人医疗按摩行业规范化、品牌化、法治化发展。
在此基础上,晋江市院深化全国检察机关“亲清护企”十佳文化品牌,将盲人按摩就业促进行动拓展为“就业帮扶·平等共享”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目前已促成“爱心企业”开发504个公益性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搭建晋江市疗养院为辅助性就业平台,已吸纳8名精神残疾人就地就业,12名提交就业意向;助力税务部门年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7000余万元;与全国首批本科职业学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共建,计划每年组织特教学生、残疾人群体学习非遗技艺200人次,免费培训残疾人300名,促进非遗传承、就业创业同步发展,以共商共建共享之举取得双赢多赢共赢之效。
【典型意义】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促进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坚持“小切口,大作为”,通过依法扶持和规范盲人医疗按摩行业发展,进而激活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力量,增设公益性岗位,加大资金投入和保障,为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提供无障碍支持服务,拓宽残疾人文化艺术、心理卫生等领域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职业康复、实现社会融合,为残疾人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让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贡献了检察力量。
2、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消除残疾人就业歧视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人就业歧视 互联网招聘广告
【要旨】
用人单位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发布存在歧视残疾人的招聘广告,损害了残疾人享受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借助与残联组织建立的协作机制,精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纠正用人单位违法招聘行为,共同维护残疾人群体的平等就业权。
【基本案情】
广州市多家用人单位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发布注明“不录用残疾人”的招聘广告,侵犯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2月2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黄埔区院)与区残疾人联合会会签《关于残疾人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的实施意见(试行)》,协同推进辖区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2022年以来,双方结合当地作为工业发展大区、用工需求量大的实际,联合开展残疾人就业专项调查,经检索各类人才市场招聘信息,发现多家用人单位侵犯残疾人平等就业权的线索。2022年4月19日,黄埔区院立案调查。经调查查明,注册地在黄埔区的广州盈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在某大型互联网招聘网站上发布关于黄埔区内用工的招聘广告,招聘要求中明确注明“无残疾”;注册地不在黄埔区、但发布包括在黄埔区内用工的招聘广告的广州某某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某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州某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州市团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佳某(广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晨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迈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在某大型互联网招聘网站上发布的招聘要求中亦明确注明“无残疾”。而上述招聘岗位多为维修、装配、包装等普通工种,且为无学历限制、无经验要求。
黄埔区院审查认为,国家法律明确保障残疾人劳动权利,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条件。根据《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关于“用人单位发布的招用人员简章或招聘广告,不得包含歧视性内容”和《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第二条关于“残疾人依法享有平等就业、自主择业和平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等规定,上述招聘广告中所招用的均为一般简单工种,并没有要求掌握特殊技能或者是对身体协调性较强的岗位,应当被认定为就业歧视,损害了残疾人平等就业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部门,黄埔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将残疾人就业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依法维护残疾人劳动就业权利。2022年4月21日,黄埔区院及时与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磋商,督促其积极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并采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形成保护合力等措施推进整改。目前,相关用人单位已删除平台广告中含有残疾人歧视的相关内容。区残疾人联合会还联合相关部门对150名余残疾人开展就业培训,为90余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帮扶服务。同时,黄埔区院还主动将注册地在同市其他区的用人单位发布招聘广告中存在歧视残疾人的8条案件线索移送5个基层检察院跟进调查。
【典型意义】
残疾人就业相对困难,就业歧视使得残疾人就业难上加难,影响和制约残疾人融入社会、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检察机关立足公益保护能动履职,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保驾护航,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增强残疾人就业法律保障的刚性,努力消除就业歧视,有利于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残疾人驾照体检服务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人驾照体检 道路交通安全  益心为公检察云
【要旨】
残疾人通过体检获得医疗机构出具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是依法申请或者更换机动车驾驶证的法定条件。检察机关可以依托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拓展残疾人权益保障公益诉讼,督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落实定点医疗机构为残疾人办理驾照提供体检服务,既保障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和就业的平等权利,也促进防控残疾人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平衡保护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近年来,为保障残疾人驾车权益,国家相关部委相继印发关于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工作的部门规章,规定右下肢残疾人、双下肢残疾人、单眼视力障碍人士、上肢残疾人驾驶汽车的身体条件,并明确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专门医疗机构为残疾人办理驾照进行体检、出具证明。部分医疗机构未依法依规开展残疾人驾照体检服务,相关职能部门未严格依法履职,致使残疾人难以进行驾照体检,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杭州市肢残人汽车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院)反映杭州市某家残疾人驾照体检定点医疗机构长期未开展相关服务。经查,为贯彻执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右下肢、双下肢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身体条件规定》《单眼视力障碍、部分上肢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身体条件规定》,浙江省相关职能部门发布全省残疾人驾照体检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杭州辖区内共计9家医疗机构被确定为定点体检医院,负责对残疾人的视力、坐立能力、徒手握力、手指功能等基本驾车能力进行重点评估并出具身体条件证明。杭州市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组织全市各区、县(市)检察机关对辖区定点体检医疗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并邀请部分公益志愿者参与现场勘查。针对查明的萧山区、临平区、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6家定点医疗机构或因不知晓政策而从未开展体检业务,或在开设体检业务后因体检人数较少予以取消,导致有需要的残疾人因体检渠道不畅影响后续驾照申领、换证等权利的公益受损情形,杭州检察机关依据属地管辖分别向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整改违法情形,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相关职能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第一时间约谈定点驾照体检医疗机构负责人,6家定点医疗机构及时落实残疾人驾照体检业务,并对外公布通知或通报辖区残疾人联合会。其中,萧山区、临平区、桐庐县、淳安县在医院体验中心增设服务,临安区、建德市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在驾驶培训机构和车管所内增设服务,方便残疾人体检。截至2022年4月,已有10余名残疾人在上述定点医疗机构完成驾照体检,依法取得驾驶人身份条件证明。此外,萧山区定点医疗机构还进一步完善体检场所无障碍设施,邀请残疾人现场体验;临安区职能部门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淳安县职能部门开通残疾人驾照体检报告网上传递渠道,实现与交警部门办事窗口的实时信息交互,方便残疾人驾照申领、换证。在此基础上,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组织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残疾人驾照体验工作进一步落实落地。
【典型意义】
保障符合法定条件的残疾人通过体验、办理驾照,体现了对残疾人平等权利和尊严的保护,对于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促进残疾人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障社会公众对残疾人驾驶汽车放心的安全阀。检察机关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从残疾人群体精准获取案件线索,以专项办案推进系统监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打通有关法律政策落地落实“最后一公里”,促进全域范围内残疾人驾照体检服务无障碍、全覆盖,共同营造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便利的良好社会氛围。
4、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残疾人盲道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残疾人盲道安全 公开听证 溯源治理
【要旨】
针对盲道安全监管不力,残疾人交通安全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检察机关加强与残疾人联合会的协作配合,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全程跟进监督,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公开听证协同推进问题整改,推动建立多部门齐抓共管长效工作机制。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罗甸县院)在履职中发现,罗甸县城区内东环路、解放中路、河滨路、斛兴路等多个路段上的多处盲道缺失、毁损;拐弯及尽头处未按要求铺设提示砖、盲道与路口衔接处未设置缓坡;部分盲道建设未避开树木、电杆等障碍物;其中两处盲道上还压有配电箱、消防栓等危险物品。盲道建设问题影响了残疾人交通安全,侵害了残疾人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5月10日,罗甸县院对上述线索依法立案办理,针对辖区内盲道铺设不连续、未避开障碍物、不同砖块混用、被违法占用的问题,全面排查固定证据、查找相关法律法规、厘清盲道监管责任部门职责。罗甸县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贵州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罗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罗甸县住建局)对城区内道路无障碍设施(盲道)负有管理和维护的职责,并于2021年5月20日向罗甸县住建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及时对城区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问题积极进行整改,保障残障人士出行安全。2021年7月19日,罗甸县住建局回复称部分路段已整改完毕,部分路段因客观原因暂不能整改,另有部分路段陆续安排整改中,预计2021年8月10日前整改完毕。罗甸县院分别于8月3日、8月11日实地跟进监督,发现东环路、河滨路、商业街等路段均未全面整改。8月13日,罗甸县院发函致罗甸县住建局,要求该局于8月16日前回复最新整改情况。8月25日,罗甸县住建局复函称已对县城内河滨南路、湖滨大道、兴华路等路段盲道进行全面整改,现已整改完毕。2021年9月6日,罗甸县院再次派员到现场勘查,发现东环路、河滨路、斛兴路等路段盲道仍然存在不连续、未避开障碍物、不同砖块混用等问题。同年9月14日,罗甸县院到罗甸县残疾人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罗甸县残联)了解县域内盲人有关情况及盲道设施建设情况,罗甸县残联向罗甸县院提交了《关于县城区盲道建设使用中存在有关问题的建议》。9月15日-16日,罗甸县院联合罗甸县残联走访了县城区部分盲人,他们反映盲道上有许多障碍物、许多该铺设提示砖的地方没有铺设和一些地方盲道只铺了部分。9月17日、10月12日,又先后派员到上述路段进行现场勘查,发现盲道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整改,社会公共利益仍持续受到侵害。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13日,经层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审批同意,罗甸县院按照行政诉讼集中管辖规定,向龙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罗甸县住建局对辖区内多处盲道缺失、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罗甸县住建局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区内问题盲道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障视障群体的出行安全。
2021年11月29日,罗甸县住建局申请延期开庭,表示现已完成5条主干道无障碍通道改造,还剩8条路段盲道还未整改,已制定整改计划逐步推进整改,并致函罗甸县院要求撤回起诉。12月3日,罗甸县院联合县残联就罗甸县住建局履职情况、问题盲道整改效果、是否符合撤回起诉条件等问题进行公开听证,并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行政机关代表、盲人代表参加,听证员及盲人代表对罗甸县住建局采取有效措施对5条主干道盲道进行整改予以认可,但认为县城区内仍有8条问题盲道仍未能得到全面整改,残疾人出行交通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检察机关诉讼请求未能全部实现,不符合撤回起诉条件。
2022年3月31日,龙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围绕罗甸县住建局是否已依法全面履职展开辩论。罗甸县住建局辩称,已对主干道盲道问题进行整改,其余路段问题盲道在持续整改中。检察机关认为罗甸县住建局已部分履职,但未全面履职到位,法院完全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于2022年5月9日依法判决:责令被告罗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审理查明的罗甸县城区内仍未整改的8条道路盲道35处问题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整改完毕。罗甸县住建局表示不上诉,正积极整改中。
同时,罗甸县院结合个案办理,与罗甸县残联、罗甸县住建局、罗甸县综合执法局联合会签《关于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实施办法》,从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协同协作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对残疾人权益保护合力,从源头上筑牢残疾人权益保护机制。
【典型意义】
盲道建设是城市无障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残疾人交通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残疾人其他权益保障。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对盲道安全监管不到位的情形,在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加强与当地残联协作配合,持续跟进监督。因行政机关未全面履职整改,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针对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申请延期开庭、要求撤回起诉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让第三方参与评价整改效果,对诉讼请求未能全部实现的拒绝撤诉,继续通过诉讼判决督促问题盲道全面整改,建立完善工作机制,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助力溯源治理。
5、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人行天桥无障碍设施建设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无障碍环境建设 公开听证 类案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以改善人行天桥无障碍环境作为服务特定群体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公益诉讼督促、协同的特有功能,搭建公开听证、诉前磋商的平台,以“我管”促“都管”,合力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
【基本案情】
2021年初,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时,有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展对人行天桥进行适应特定群体改造的建议。其中,徐汇区肇嘉浜路宛平路人行天桥未设置电梯,现有无障碍环境无法满足老、幼、病、残、孕等特定群体的出行需求。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时了解到该线索,遂交办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徐汇区院),徐汇区院于2021年4月立案审查,通过实地勘察对全区18座人行天桥中7座应改未改的天桥进行了逐项分析,查摆原因,并向相关行政机关了解改建工程进展情况。其中,肇嘉浜路宛平路天桥地处徐家汇,南侧居民区密集,西北侧有徐家汇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人流量较高。该天桥桥身高达十多米,仅设有步行上下楼梯,无法满足老、幼、病、残、孕等特定群体的出行需求。经查,虽然肇嘉浜路宛平路天桥已列入该区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但因天桥所在范围内市政管线错综复杂,周边地下有地铁、22万伏高压线及其他各类公用管线,若增设无障碍电梯必须对管线、绿化进行大规模改迁,施工难度大,故该天桥的改建工程迟迟没有进展。
根据《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居住区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因此徐汇区院在全面排查人行天桥的环境、交通和人流现状,系统梳理、研究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法律规定后,与徐汇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开展多次诉前磋商,督促多部门协同履职,推动天桥无障碍设施改造进展。2021年 6月2日,徐汇区院会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召开全市首例无障碍设施检察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邀请3名市人大代表担任听证员,同时邀请徐汇区市政管理中心和承担天桥设计工作的工程设计研究院参会,共商解决方案。徐汇区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代表分别发表了意见。听证员围绕是否存在比加装电梯更优的无障碍通行方案、施工技术难点、推进改造工程需协调解决问题、设施运维的可持续性等问题开展评议。通过与会各方的动态论证,一致认可给人行天桥加装电梯是平衡兼顾桥下市区主干路快速通行与天桥附近人群便捷安全出行两类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并最终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斜挂式升降平台+上下行自动扶梯”改造方案作为磋商结论。同时会议邀请市人大、市残联等10余家单位,以及18家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参与旁听,积极推动全市一类问题的解决。
2021年9月6日,肇嘉浜路宛平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取得了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计划于2022年竣工。目前,区域绿化和南侧管线基本搬迁,天桥装饰部件和北侧旧楼梯段基本拆除,两侧钢楼梯基础施工均已完成。下一阶段,徐汇区院将针对辖区内3座符合改造条件但存在跨行政区划难点的人行天桥,积极探索与相邻检察机关开展跨行政区划办案,协同两区相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推动区域无障碍环境建设。
【典型意义】
探索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检察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规范的人行天桥无障碍设施建设,是保障特定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满足应急需求的标准配置,更是城市形象、品质的亮丽名片。本案中,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人大代表提出的人行天桥适老性改造建议,通过诉前磋商和检察听证,在释法说理的基础上,推动各方协同履职,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共同研究人行天桥改造的可行性方案,并以个案办理为契机,探索跨行政区划治理,推动当地行政部门激活创新“试验场”,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从“散点”到“条线”、从“局部”向“领域”推进,让检察公益诉讼和协同治理的成果更广泛惠及特定群体。
6、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健全120急救调度系统文字报警功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特定群体权益 120急救调度系统 文字报警功能 公开听证
【要旨】
120急救调度系统因欠缺文字报警功能,听力障碍、言语障碍人士的自主呼救权益难以保障。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能,通过公开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协同督促120急救调度系统功能优化,打通特定群体120急救报警渠道,助力信息无障碍环境共建共治共享。
【基本案情】
浙江省建德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是建德市域内负责医疗急救指挥调度的唯一机构,其使用的指挥调度系统仅具备普通来电、110联动、122联动等电话呼救功能,不具备文字信息报送和文字呼叫功能,无法满足听力障碍、言语障碍人士在紧急情况下的自主呼救需求,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建德市院)收到群众反映线索,称辖区120急救调度系统仅能够接收电话呼救,对听力障碍、言语障碍群体自主报警造成客观障碍,生命健康安全难以有效保障,遂立案审查。建德市院赴建德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进行调查核实,查明该中心负责建德市域医疗急救指挥的统一调度工作,日常使用的急救调度系统“安克120院前调度系统V7.0标准版”仅具备普通来电、110联动、122联动等电话呼救功能,不具备文字报警功能,违反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二十四条、《浙江省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办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等规定。建德市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建德市卫健局)作为辖区医疗服务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存在未依法履职情形,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21年1月27日,建德市院针对医疗急救系统增设文字信息报送和文字呼叫功能的必要性与完善路径问题,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残疾人联合会、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代表,卫生、财政等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无障碍环境建设专家等参会,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建议,一致认为,120急救调度系统文字报警功能的建设是保障听力障碍、言语障碍群体及其家属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要举措,完善医疗急救文字报警系统建设确有必要。听证会结束后,建德市院向建德市卫健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督促建德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尽快完善呼救系统相关功能,切实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
2021年3月20日,建德市卫健局向检察机关作出书面回复,表示已积极联系调度系统设计研发公司完善软件开发,文字报警功能即将上线。同年4月1日,“互联急救”平台正式启动,建德市院邀请人大代表、医疗行业专家、特定群体代表等参与平台运行调试。经验收,“互联急救”目前已具备“一键呼救”的便捷操作功能,并能实时定位注册患者,有效提升调度救援效率,市民亦可通过发送文字内容至指定号码实现文字报警。
在本案办理基础上,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院)指导区县检察机关对辖区其他八个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进行排查,发现指挥调度系统不具备文字报警功能的情形具有普遍性。2021年5月18日,杭州市院与杭州市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协调会,邀请卫健、残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形成《杭州市一键急救及文字报警系统建设推进会议纪要》,明确由市卫健部门牵头制定全市医疗急救文字报警系统建设完善方案并组织实施。2021年7月9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关于做好杭州市推进一键急救及文字报警系统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相关区、县(市)卫健部门切实推进医疗急救文字报警系统建设、投入使用及长效管理。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市120急救调度系统均已具备文字报警功能。
【典型意义】
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系统文字报警功能是听力障碍、言语障碍等特定群体的应急保障。检察机关运用“公开听证+检察建议+评估验收”等方式,督促协同有关职能部门推动医疗急救调度系统完善文字报警功能。立足个案开展类案监督,推动全市120急救调度系统实现文字报警功能全覆盖,取得“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实效。
7、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 义务教育 控辍保学
【要旨】
针对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难、休学到期未复学、送教上门不规范等问题,检察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教育部门依法全面履行控辍保学职责,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充分保障残疾未成年人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基本案情】
重庆市綦江区存在部分残疾未成年人失学辍学,如重庆市綦江区的未成年人罗某某原就读于綦江区某小学,2017年因意外事故致使下肢瘫痪申请休学治疗,至2019年休学期满罗某某病情已稳定在家疗养,其家长未向学校申请延长休学,原就读学校也未积极组织劝返复学,亦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送教上门,致使罗某某长期未接受义务教育。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綦江区院)在开展残疾人权益保护专项行动过程中发现本案线索,遂统筹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成立联合办案组立案调查。检察机关从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调取基础数据,通过分工协作对全区600余名适龄残疾未成年人入学情况逐一核实摸底,再对筛选对比出的10余名疑似受教育权被侵害的重点对象开展入户调查,同时走访残联、民政、特殊学校等多家单位听取意见。通过全面调查,綦江区院查明辖区内存在多名适龄残疾未成年人未入学或未按期复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部分学校未按要求对不宜到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提供送教上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等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因残疾不适宜到校入读的,对其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等方式实施义务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
2021年5月21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以下简称五分院)在听取綦江区院对该案的汇报请示时,对监督方向、调查措施、司法救助等重点问题介入指导。据此,綦江区院进一步与綦江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区教委)磋商沟通,明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保障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决辖区内相关特殊教育问题。
2021年7月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綦江区院向区教委发出残疾人受教育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针对调查发现的部分适龄残疾未成年人纳入学籍管理、送教上门不规范以及盲人儿童就近入学难等问题,建议区教委依法全面履职,保障相关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完善特殊教育保障体系,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内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相关问题的全面整治。检察建议发出后,区教委高度重视,成立以区教委主任为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详细制定整改方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专项督查整治行动,以未实际入学、休学到期未复学、区外就读返綦治疗等为分类,建立工作台账、摸清情况底数。整改过程中,綦江区院全程动态跟进监督,对教育部门收集掌握残疾人信息不全面等困难,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残联部门支持配合。
2021年8月30日,区教委书面回复检察建议,在秋季开学时已对清理出未入学的79名适龄残疾儿童全部完成安置,以“全覆盖、零拒绝”要求,多方协调解决4名返綦康复治疗的学生和2名盲人儿童就近入学难问题,率先在全市探索因地制宜、因人施策解决送教上门质效问题。
2021年11月18日,五分院、綦江区院和区残联一同对本案开展“回头看”,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对象启动帮扶救助,对行动不便的开展“莎姐送法上门”等活动。2021年12月,在綦江区院、区教委和区残联共同推动下,綦江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随班就读工作机制,进一步压实教委、民政、团委等相关部门及村社、学校等单位的责任,推动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问题长效治理。2022年1月,綦江区院联合区妇联对部分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的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联合民政部门引入社工帮扶和慈善资金,形成多方社会力量协同关爱残疾人的工作局面。
【典型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办好特殊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检察机关以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问题为切入点,及时提出针对性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推动建立“动态预测、齐抓共管、精准帮扶”的控辍保学监管体系,制度化解决适龄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问题,坚持监督与救助同步推进,实现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无缝衔接、相互补充,积极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进一步营造了平等保护残疾人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
8、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障残疾人康复训练权益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孤独症及脑瘫患者康复训练 医疗保障
【要旨】
康复训练对提升孤独症、脑瘫等残疾人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针对影响和制约康复训练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会同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督促协同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民政等职能部门依法贯彻执行残疾人康复训练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规定,规范康复训练机构管理,切实保障孤独症、脑瘫患者康复训练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由于康复训练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的实际落实效果欠佳,一些孤独症、脑瘫患者因高昂的康复训练费用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被迫减少甚至放弃康复训练,错失干预治疗黄金期,不利于改善自理能力,影响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一些康复训练机构在设施设备、师资力量配备和康复方案针对性等方面缺乏规范,影响康复训练效果。一些社会福利中心监护脑瘫患者未按规定安排康复训练。对此,行政监管存在漏洞和盲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4月11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彭州市院)根据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移送的辖区内孤独症及脑瘫患者康复训练情况,决定联合开展专项监督行动。
经查,对于依据《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办法》《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关于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相关事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已经将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ADI)测评、言语能力筛查、日常生活动作训练等明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康复训练项目,有关职能部门普法宣传和政策解读不到位,造成一些孤独症患者家属不知情,未能依法享受救助和保障。同时,一些康复救助服务定点机构不属于医保部门核定的定点医疗康复机构,导致脑瘫患者不住院的医疗康复费用无法纳入医保支付。2022年4月21日,彭州市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于4月23日会同市残联与市医疗保障局进行诉前磋商,建议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建立适合孤独症、脑瘫患者实际情况的康复训练费用医保支付方式的配套机制。市医疗保障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医保政策的宣传力度,在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下落实医疗康复训练项目纳入医保支付政策。4月28日,彭州市院向市妇幼保健院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及时对接医保部门,争取纳入定点康复医疗机构,保障残疾人在康复训练中的合法权益。市妇幼保健院已专题研究申报方案。
另查明,辖区内三家定点康复训练机构未严格执行《四川省孤独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准入标准(试行)》中“有条件的定点机构可配置VR训练设施”“康复教师需具备中专以上学历,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康复教师与孤独症儿童的比例不低于1:5”“康复机构应制定和实施个别化康复服务计划”等规定,影响患者康复训练效果。4月26日,彭州市院组织召开公益诉讼听证会,公开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法制部门意见。会议明确,对公立医疗康复训练机构存在的问题,由市卫生健康局加强管理和指导,确保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提升患者康复训练效果;对民营康复训练机构存在的问题,由市残联牵头,市卫生健康局配合,责令整改。截至目前,定点康复机构通过公开招聘和送教师外出培训等方式解决师资配备不足的问题,并就训练课时、训练方式等问题听取患者家属意见建议,严格按标准改进训练方案。
同时,针对福利中心存在的部分脑瘫患者未送往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问题,彭州市院于4月26日向市民政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督促福利中心履行监护职责,定期将脑瘫患者送往康复训练机构开展康复训练,并落实好康复训练补贴的资料收集报送工作。福利中心现已联系定点评估机构对脑瘫患者进行评估,诊断是否具有相应康复适应指征,明确康复需求,采取康复训练机构通过送教上门等方式,对脑瘫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典型意义】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质量。检察机关找准困扰孤独症、脑瘫患者及其家庭的突出问题能动履职,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康复救助制度,推动完善康复医疗保障项目,加强和规范康复训练机构建设,为实施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强化法律监督、做实公益保护,体现对残疾人的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9、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发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人权益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
【要旨】
对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的依法发放,有利于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积极性,促进监护责任落实,为生活困难的患者家庭有效减轻负担,促进部门、社会、家庭、个人协同到位,提升精神疾病防治能力,完善患者救治救助保障体系。针对行政机关未及时依法发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磋商方式促使其积极履职,推动及时拨付到位。
【基本案情】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2020年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未按时发放,其中部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经济困难,又未能按时取得相应补助,一定程度影响了患者定期复诊、生活照料和居家康复,可能带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生危害自身和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受损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初,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要区院)收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举报反映,2019年以前银行账户会定期有政府发放的补贴转入,2020年后未收到该项补贴。高要区院立即开展初步核查,及时与举报人取得联系,调取其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清单,向相关部门调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清单、补贴发放情况等,核查到该项补贴实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举报人银行账户在2018年、2019年期间均有收到该项补助,但2020年未收到。针对可能存在补助使用不规范或不及时发放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情形,高要区院迅速启动立案调查。
经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肇庆市实施“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办法》(以下简称《肇庆办法》)等相关规定,高要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每年底由监护人和村(居委)填写申报审批表并签署意见后,送镇(街)综治部门受理,由镇(街)综治部门送辖区公安派出所、卫生计生、残联等部门审核,经区综治部门审批,最后由财政部门发放。每年中根据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发放一半补助,另一半在年底患者未发生肇事肇祸行为、且监护责任落实经评估合格再发放至监护人。高要区依据《肇庆办法》从2016年起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发放工作。2020年度该项补助发放的前期审核审批工作基本完备,但因各部门之间衔接不畅,截至2021年4月仍未发放。高要区院遂向区财政部门发出《磋商函》,商请依法履行辖区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发放和资金管理监控职责。2021年4月19日,高要区财政部门根据相关部门审核资料情况,将2020年度经申请批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经费共计人民币484.915万元全额拨付至全区4000余名患者监护人账户中。各相关职能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沟通协调,依规及时发放补助,切实维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高要区院收到回复后,走访线索举报人家庭,核实补助到账情况并释明行政部门已及时向全区发放该项补助。
【典型意义】
精神卫生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严重精神障碍防治和救助工作,出台一系列法律政策。检察机关主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相关行政部门积极履职,推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按程序及时拨付到位,促进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实落地,有利于防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鼓励和督促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责任,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发生,消除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潜在风险,营造理解、关爱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促进扶残助残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10、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残疾人个人信息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人权益 政府信息公开 个人信息安全
【要旨】
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不当泄露残疾人个人信息,可能导致电信诈骗等人身、财产侵害的行为,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善信息公开审查制度,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桐庐县财政局在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公示的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重度护理补贴信息中,含有未经去标识化处理的残疾人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残疾类型等个人信息上万余条,导致大量残疾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存在被电信诈骗利用的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8月,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桐庐县院)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并立案办理。通过走访调查、提取电子数据、截屏固证等方式,查明桐庐县财政局在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示的信息中包含残疾人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残疾类型等个人信息1.2万余条,且未经过去标识化处理。桐庐县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涉及残疾人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属于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等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桐庐县财政局作为政府信息的制发单位,未依法履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审查职责,致使大量残疾人的个人信息处于泄露状态,损害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为推动问题快速有效解决,桐庐县院及时与县财政局进行磋商,向其阐明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和查证的相关事实,提示了相关个人信息泄露可能导致残疾人群体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等风险。2021年9月17日,桐庐县院向县财政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消除残疾人个人信息安全隐患,依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切实保障残疾人个人信息权益。
桐庐县财政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落实整改,于一周时间内对案涉1.2万余条个人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同时,桐庐县院结合办案,推动县财政局对2020年以来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公示情况开展自查,另行排查发现1.8万余条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重度护理补贴的公示信息存在不当公开的情况。该局立即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并完善信息公开审查制度,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提醒,强化信息公开法治教育,切实加大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残疾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有效规范政府信息公开。
【典型意义】
残疾人个人信息安全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内容。残疾人个人信息特别是敏感个人信息的泄露,容易导致违法行为人以“残疾补助”等为诱饵对残疾人实施电信诈骗,侵害其人身、财产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聚焦残疾人个人信息安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及时消除残疾人个人信息安全隐患。结合个案办理,推动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排查,在助力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推动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不断织密残疾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网,保障残疾人的人格尊严和财产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6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0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第二条 审理非因海上事故引起的港口设施或者码头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保险法等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 审理保险人因发生船舶触碰港口设施或者码头等保险事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追偿的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第四条 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重要情况,仍收取保险费或者支付保险赔偿,保险人又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重要情况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被保险人未按照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向保险人支付约定的保险费的,保险责任开始前,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人已经签发保险单证的除外;保险责任开始后,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未支付保险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未立即书面通知保险人为由,要求从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书面通知后仍支付保险赔偿,又以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的书面通知后,就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等事项与被保险人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的,保险合同于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
第九条 在航次之中发生船舶转让的,未经保险人同意转让的船舶保险合同至航次终了时解除。船舶转让时起至航次终了时止的船舶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船舶出让人享有、承担,也可以由船舶受让人继受。
船舶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当提交有效的保险单证及船舶转让合同的证明。
第十条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均不知道保险标的已经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或者保险标的已经不可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第十一条 海上货物运输中因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依约定。
第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而采取的合理措施没有效果,要求保险人支付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保险人在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未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已经向被保险人实际支付保险赔偿凭证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四条 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第十五条 保险人取得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后,以被保险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申请扣押船舶或者第三人同意履行义务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保险人取得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后,主张享有被保险人因申请扣押船舶取得的担保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2017年5月15日)
案例一
准确适用合同解释原则 明晰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
【基本案情】
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与蓝粤能源公司于2011年12月签订了《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等相关附件,约定该行向蓝粤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5.5亿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包括开立等值额度的远期信用证。粤东电力等担保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等。2012年11月,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开立8592万元的远期信用证。为开立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并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信托收据》确认自收据出具之日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证项下所涉单据和货物的所有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蓝粤能源公司为信托货物的受托人。信用证开立后,蓝粤能源公司进口了164998吨煤炭。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承兑了信用证并付款人民币84867952.27元。建行荔湾支行履行开证和付款义务后,取得了包括本案所涉提单在内的全套单据。蓝粤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未能付款赎单,故建行荔湾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持有提单及相关单据。提单项下的煤炭因其他纠纷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查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蓝粤能源公司清偿信用证项下本金人民币84867952.27元及利息;确认信用证项下164998吨煤炭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所有,并对处置提单项下煤炭所获价款有优先受偿权;粤东电力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蓝粤能源公司还本付息以及担保人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请,但以信托收据及提单交付不能对抗第三人为由,驳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请求确认煤炭所有权以及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一审判决驳回所有权及优先受偿权诉请的判项,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但并不意味着谁持有提单谁就当然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了开证及付款义务并取得信用证项下的提单,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移转货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为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提单即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信托收据》内容是以让与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来提供担保,让与担保因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而让与担保明显区别于动产质押或权利质押,故《信托收据》亦不应作为认定设立提单权利质押的合同依据。由于《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约定蓝粤能源公司违约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享有担保权利并有权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货物,因此根据合同整体解释以及信用证交易的特点,表明当事人关于担保权利和处分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包括设定提单质押的权利。本案符合权利质押设立所须具备的书面质押合同和物权公示两项要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作为提单持有人,享有提单权利质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确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提单对应货物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远期跟单信用证开证纠纷,争议焦点是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在通过跟单信用证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交易中,因付款而合法持有提单的开证行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何种权利,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一直缺乏定论,众说纷纭。本案判决对提单的法律属性、信托收据的法律意义以及提单持有人享有何种权利等疑难复杂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解答,对于统一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本案判决明确了跟单信用证对应的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提单持有人的具体权利取决于提单流转所依据的原因法律关系,由此澄清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提单凭证法律属性之争。其次,本案判决将涉案《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信托收据》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合同体系解释,结合跟单信用证的基本机制和惯例,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开证行对提单享有质权,切实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保护开证行的优先受偿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业交易的生命血液”发挥着保障交易安全和资金融通的重要功能。该判决通过统一裁判规则,定分止争,完善了跟单信用证交易和保障制度,有效避免了因规则缺位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困扰,充分体现了严格公正司法的精神。
案例二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合理保护居间者的报酬请求权
--英属维尔京群岛万嘉融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叶某某与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案
【基本案情】
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万嘉公司、叶某某于2009年2月26日与中宇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约定叶某某和万嘉公司为中宇公司募集资金引荐投资者,中宇公司支付实际投资资金总额9%的融资服务费,分两部分支付,其中4%于注资完成后的14天内以现金或汇款的方式支付,其余5%按照投资者的同等条款作为战略投资资金注入中宇公司或指定上市主体。此后,万嘉公司、叶某某成功为中宇公司引荐了投资者,但中宇公司未支付报酬,引发纠纷。万嘉公司、叶某某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宇公司支付拖欠的融资服务费及其利息。
【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万嘉公司、叶某某的诉讼请求,酌情判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引入投资金额5%的报酬。万嘉公司、叶某某以及中宇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是正确的。《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万嘉公司、叶某某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万嘉公司、叶某某可以从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合同约定第二部分报酬5%的支付方式不是现金方式,事实上会涉及万嘉公司、叶某某作为中宇公司或其指定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问题,面临公司法上的障碍,难以实现,因此酌定与另4%报酬采取同样的方式支付。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即人民币18280753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该案对于合理保护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居间人为投资者或者募集者提供居间服务,其报酬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中国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居间报酬的金额,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居间报酬的支付方式,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投资和国际交流。
案例三
明确中介行过错赔偿责任维护信用证交易安全
--栖霞市绿源果蔬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证转让纠纷再审审查案
【基本案情】
2007年6月7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收到经由乌克兰第聂伯信贷银行以SWIFT格式转递的可转让信用证,显示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开证申请人是塞浦路斯塔塔卢卡有限公司,受益人为倍恩公司,转让行和通知行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同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向受益人倍恩公司通知了该信用证,倍恩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以绿源公司为第二受益人转让该信用证,并指定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为通知行。2007年6月14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照倍恩公司的指示转让了该信用证,并以SWIFT格式发送转让信用证电文。绿源公司从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接收的转让信用证通知书所标明的开证行为乌克兰第聂伯银行。绿源公司交单后未收到信用证项下款项,经联系与查询,发现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并非一家银行,遂以信用证通知信息错误使绿源公司信赖涉案信用证为银行开立并导致损失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赔偿绿源公司损失人民币6790344元及利息损失、退税损失人民币246606.06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通知错误,存在过失,这是导致绿源公司产生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并非造成绿源公司损失的唯一原因,据此判决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绿源公司人民币340万元损失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驳回绿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出现的通知错误存在重大过失,本案没有依据证明绿源公司在接到转让信用证通知前已明确知晓开证行名称,绿源公司的损失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在转递信用证中的通知错误存在因果关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改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给付绿源公司人民币6749265.85元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驳回绿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因其未收到货款,只好向银行贷款,故产生贷款利息损失,同时还有出口退税款损失,二审判决未支持上述两项损失赔偿请求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所涉信用证约定适用的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中介银行就其错误通知行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过错侵权的规定,并无不当。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过错行为,导致绿源公司错误信赖开证人是一家信用良好的银行而接受信用证并遭受损失,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单据交易,因此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应当仅限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绿源公司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和出口退税损失,是基础合同如能履行可以避免的支出以及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不是信用证当事人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与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的过错行为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不应在信用证关系中得到赔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绿源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该案系涉“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信用证转让纠纷,在中国法律以及国际惯例对中介行错误通知的责任范围均没有明确规定,中介行与受益人之间又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依据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确定中介行负有准确通知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需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保障信用证交易秩序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案裁定指出信用证关系中的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仅是单据,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因此判断中介行过错行为所致损失的唯一法律依据必须是信用证本身,而不能根据基础合同计算损失,清晰地揭示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内涵。其次,该案裁定在明确银行义务的同时,运用可预见性原则,确定赔偿损失范围不超过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金额及利息,保证了赔偿责任范围的可预期性,具有统一裁判规则、填补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对今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类似信用证纠纷案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案例四
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营造自贸试验区优质法治环境
--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3日,黄金置地公司与西门子公司通过招标方式签订了一份货物供应合同,约定西门子公司应于2006年2月15日之前将设备运至工地,如发生争议须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解决。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黄金置地公司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停止支付货款。西门子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出反请求,要求支付全部货款、利息并赔偿其他损失。2011年11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裁决,驳回黄金置地公司的仲裁请求,支持西门子公司的仲裁反请求。黄金置地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尚欠仲裁裁决项下未付款及利息合计人民币5133872.3元。西门子公司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黄金置地公司抗辩认为,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理由为: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合同履行地也在国内,故案涉民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协议无效,若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将有违中国的公共政策。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逐级报告至最高人民法院并获答复后,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裁定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关于仲裁条款约定本案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是否有效的问题,关键在于认定系争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如有涉外因素则仲裁条款有效,反之则无效。综观本案合同所涉的主体、履行特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可以认定系争合同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体理由为:一是西门子公司与黄金置地公司虽然都是中国法人,但注册地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内,且其性质均为外商独资企业,与其境外投资者关联密切。二是本案合同的履行特征具有涉外因素,案涉设备系先从中国境外运至自贸试验区内进行保税监管,再根据合同履行需要适时办理清关完税手续、从区内流转到区外,至此货物进口手续方才完成,故合同标的物的流转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特征。故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且仲裁裁决内容亦没有与中国公共政策抵触之处,因此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不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同时,该裁定还指出黄金置地公司实际参与全部仲裁程序,主张仲裁条款有效,并在仲裁裁决做出后部分履行了裁决确定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其又以仲裁条款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不符合禁止反言、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等公认的法律原则,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平台、重要节点和战略支撑。接轨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健全国际仲裁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增强中国法治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案裁定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投资贸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对自贸试验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外因素的认定方面给予必要重视,确认仲裁条款有效,并明确“禁止反言”,践行了《纽约公约》“有利于裁决执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恪守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立场。同时,该案由点及面推动了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选择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司法经验的一宗成功范例。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规定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并规定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主张仲裁协议无效,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以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五
认定中新两国互惠关系首次
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
--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
【基本案情】
高尔集团系在瑞士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于2016年6月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称,其与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未履行和解协议,高尔集团依据和解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了生效判决。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财产在中国境内,故请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加坡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陈述意见称,中国和新加坡签署的《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并没有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裁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驳回高尔集团的申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经新加坡高等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缺席判决,判令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偿付高尔集团35万美元及利息、费用。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亦收到了该判决。2014年1月,新加坡高等法院曾承认和执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民事判决系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并未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生效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国际条约,但由于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对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执行,根据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经审查,案涉判决亦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9日裁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共和国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的O13号民事判决。
【典型意义】
该案系中国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依据为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而目前中国仅与不到三分之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签有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因此认定两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对沿线国法院的商事判决能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十分关键。该案根据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首次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不仅对中新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
案例六
依约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
统一规则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
--现代重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独立保函索赔纠纷上诉案
【基本案情】
现代公司系在韩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其与浙江中高公司签订柴油发电机组供货合同,约定浙江中高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即独立保函,作为基础交易的付款方式。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向现代公司开立的独立保函载明,现代公司索赔时需提交“凭指示的标注运费到付通知人为申请人的清洁海运提单副本”。后浙江中高公司未能按期付款,现代公司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索赔并提交记名提单副本被拒。现代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偿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6648010美元和滞纳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答辩称,现代公司依据独立保函作出的索赔系无效索赔,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已依约发出拒付电文,并指出三个不符点,请求驳回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保函约定适用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该约定有效。根据该规则的规定,在保函条款和条件明确清晰的情况下,担保人仅需考虑单据与保函条款条件是否表面相符即可,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是审单时应考虑的因素。因案涉单据与保函条款之间有不符点,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多次拒付均合规有效,据此判决驳回现代公司诉讼请求。现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独立保函作为开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一旦受益人接受保函条款或根据保函条款向开立银行提出索赔,即表明受益人自愿接受保函的全部条款并受其约束。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开立的保函明确列明了单据条件,受益人现代公司接受保函时并未提出异议,其索赔时即应提供与该保函条款和条件相符的全部单据。根据独立保函载明的审单标准即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第2条的规定,开立人在审单时应当适用表面相符、严格相符的原则。现代公司提交的记名提单副本与案涉保函所要求的指示提单副本在提单类型上显著不同,两者在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中存在差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以存在不符点为由拒付款项符合保函约定。现代公司以基础合同的履行主张其提交单据和保函要求的单据并无区别,违背了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表面相符原则,故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独立保函具有交易担保、资信确认、融资支持等重要功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常见金融担保工具。人民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索赔案件中,充分尊重并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国际交易规则,对于准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至关重要。本案独立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一、二审法院均以该规则为依据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严格相符、表面相符原则,基于交单本身,审查单据是否严格遵循保函的条款和条件,从而认定了不符点的存在,展示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国际规则的能力。本案判决明确指出不能依据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得出表面相符的结论,体现了对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的充分尊重,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了独立保函的交易秩序。该案也反映出中国银行业了解并运用国际金融交易规则保护自身权益以及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案例七
正确界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性质
维护合资企业投资者权益
--山东华立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基本案情】
埃尔凯公司原为外商独资企业,于 2010年9月14日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以下简称LKE公司)是合资方之一。2010年10月,LKE公司与华立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华立公司对埃尔凯公司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华立公司和LKE公司增资扩股,并约定如果LKE公司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并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华立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项。2010年12月6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埃尔凯公司将申请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改制后华立公司占有目标公司股份800万股。在2013年10月10日后,华立公司有权向LKE公司提出以原始出资额为限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份额,LKE公司承诺无条件以自身名义或指定第三方收购华立公司提出的拟转让股份。2011年1月27日,埃尔凯公司的各方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华立公司溢价认购埃尔凯公司增资,并占10%股权。华立公司有权在出现合同约定情形时通知LKE公司后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此次增资扩股的投资。该协议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各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华立公司持有埃尔凯公司10.001%股权,LKE公司拥有76.499%股权。华立公司以LKE公司拒不依约履行增资义务,又不及时履行回购股份担保责任为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股权并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立公司请求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华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华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双方协议性质实为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故其有权在融股公司不能按期上市时请求回购股权为由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宗中国国内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对中外合资企业进行投资的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如何判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的性质,是否属于新型的投融资方式即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以及该种约定能否得到支持。该判决一方面肯定了股东之间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高度融资需求有权自治约定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内容;另一方面坚持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合意必须清晰地约定于合同中的原则。针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设定经营目标也没有约定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时由LKE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情况,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先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为附未来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条件未成就前,华立公司无权请求LKE公司回购股权。该案判决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确定当事人的投资意思表示,并有效避免公司资本被随意抽回,维持了中外投资者合资关系的稳定性,依法保护了投资者权益,对于“一带一路”新型投资方式的有序开展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案例八
准确解释《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
民事责任公约》明确排除公约规定赔偿范围之外的索赔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再审审查案
【基本案情】
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轮(77399总吨)于 2005年4月3日在大连险礁岩(38°57.34′N,121°54.53′E)搁浅,船体破损泄漏原油,造成海洋污染。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分别为该轮所有人、油污责任保险人。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05年5月23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昂迪玛公司与保险协会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5907.6万元(含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人民币5647.6万元、调查估损鉴定费人民币260万元)。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洋与渔业局属于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是请求本案油污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但海洋渔业局未能证明其于污染事故发生后实际采取恢复措施,相反,根据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报告,溢油影响海域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已实际恢复,遂判决驳回海洋与渔业局的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海洋渔业局诉请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包括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属于对海洋环境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在二审庭审中提供其已经支付了人民币50万元的评估监测费用的凭证,该费用属于合理费用,应由昂迪玛公司承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遂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昂迪玛公司赔偿海洋渔业局评估监测损失人民币50万元;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系《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缔约国,一、二审判决适用该公约解决本案纠纷正确。根据该公约第一条第6项的规定,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当限于已经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该公约第三条第4项规定,除非符合该公约,否则不得向船舶所有人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提出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能否得到赔偿取决于该损失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海洋渔业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受污染海域采取了实际恢复措施并产生费用,其虽根据损失评估报告主张污水处理费用人民币5520万元属于“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但是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检测结论,本案溢油事故发生25天后的2005年4月28日,溢油海域的水质未超过海水水质二类标准;到2005年10月,海洋环境已经恢复,海洋渔业局亦无证据证明对该海域进行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费用不属于公约规定的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裁定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海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当事船舶的所有人和油污责任险保险人分别为西班牙和英国公司,本案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切实贯彻法发〔2015〕9号《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指引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海事大国,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具体明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的环境损害赔偿限于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含监测评估费用),确保国际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现行公约体系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有其特殊性,但部分当事人因不能准确领会公约精神,索赔有关船舶油污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时不以恢复措施费用索赔,而以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索赔,该索赔损失项目与公约不匹配,属于公约明确排除于赔偿范围之外的请求,该案裁定对于指导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准确索赔类似海洋生态损害有重要意义。尽管原告系中国国家机关,本案三级法院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坚决驳回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严格贯彻对中外当事人平等保护原则。
案例九
合理填补《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
规则》空白完善国际海事裁判规则
--徐州天业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与圣克莱蒙特航运股份公司、东京产业株式会社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
【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29日,徐州天业与CJ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向其购买5万吨(加减10%)散装印度尼西亚红土镍矿。2011年1月28日,承运人圣克莱蒙特航运和东京产业共同所有的 “海运漓江(Maritime Lijiang)”轮驶抵印度尼西亚北克纳韦港受载货物,因质疑货物水分过高而决定该轮自2011年2月12日起停留北克纳韦港锚地开舱晒货并取样检验。之后,该轮于2011年3月27日航行两天后于3月29日抵达菲律宾达沃港继续开舱晒货并检验,5月16日驶离达沃港,于5月23日抵达目的港连云港。CJ公司作为托运人取得承运人为涉案货物签发的全套正本清洁指示提单,徐州天业通过信用证付款方式取得了该套正本提单。徐州天业于2011年6月28日以承运人违反了不得绕航和速遣义务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承运人赔偿其货物市价下跌损失人民币1414万元及其利息。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承运人在装货港及达沃港采取停航、晒货、检验等行为不属于不合理绕航,不违反合理速遣义务,据此判决驳回徐州天业的诉讼请求。徐州天业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海运漓江”轮绕道达沃港停留属于不合理绕航,但徐州天业不能证明其货物转卖损失的客观性与合理性,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选择,本案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缔约国,《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以下简称《散货规则》)依据该公约成为强制性规则,于2011年1月1日对中国生效;根据《散货规则》的规定,托运人在装载前须向船长或其代表提供易流态化货物的水分含量、适运水分极限等适当信息的声明与测试证书,以便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货物进行妥善积载和安全运输;易流态化货物除装载于专门建造或装有专用设备的船舶上外,只有在实际含水量少于适运水分极限时方可装载运输。托运人和承运人提供的检验报告等证据均没有载明涉案货物中尺寸大于7毫米或者6.7毫米货物的适运水分极限和整批货物的适运水分极限,承运人在装货港判断货物不适合安全运输的理据相对充分,船舶航行至达沃港,属于合理绕航。据此,裁定驳回双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审查并作出裁定,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填补国际海事规则空白,提出合理裁判标准。《散货规则》对单一细小颗粒的含水量与其适运水分极限(TML)对比有明确规定,但对于类似该案中细小颗粒与较大块货物混合的散装固体货物如何对比(是以整体含水量与细小颗粒的TML对比,还是以同类细小颗粒的含水量与同类细小颗粒的TML对比) ,没有专门规定。尽管托运人和承运人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载明规格大于7毫米或者6.7毫米货物的TML和整批货物的TML,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到流盘测试方法的限制,但最高人民法院合理解读《散货规则》的体系和相关条款的文意,从维护海运安全的价值取向出发,认定《散货规则》规定的TML系指整批货物的TML(而不仅仅是其中细小颗粒的TML),认定货物是否适运应当对比整批货物的含水量与整批货物的TML;在托运人没有提供检验报告载明整批货物的含水量与整批货物的TML情况下,承运人有合理依据判断货物不适合安全运输。第二、为维护“一带一路”海上运输安全,发挥规范指导作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镍矿石的主产区,近十年国际需求不断增长。而镍矿石是易流态化散装固态货物,一旦其实际水分含量超过TML则很可能出现液态化,使船舶失去稳性导致船舶倾覆。就在涉案货物装运的同期,自2010年10月27日至12月3日,三艘装载镍矿的船舶[“建富星(Jian Fu Star)”轮、“南远钻石(Nasco Diamond)”轮、“宏伟(Hong Wei)”轮]在自印度尼西亚驶往中国途中沉没,44名中国船员死亡或失踪;自2011年12月25日至2013年8月14日,又有三艘装运印尼红土镍矿的船舶[越南籍“皇后(Vinalines Queen)”轮、巴拿马籍“Harita Bauxite”轮、香港籍“夏长(Trans Summer)”轮]沉没,导致37名船员遇难。运输此类货物存在一系列潜在的危险性和复杂性,包括托运人申报水分含量不实、检测取样不具代表性、检测后露天堆放和装运时下雨等因素,承运人有必要适当加强观察、检测和把关,一旦有合理依据怀疑货物运输安全性,应及时向托运人提出质疑并可拒绝装运。本案是近年来运载易流态化散装固体货物船舶及时预防倾覆事故的一个成功范例,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承运人有合理依据怀疑货物水分含量过高的基础上,支持其采取停航晒货等合理措施,体现了保障航运安全的价值取向。案例十
依法认定海运集装箱超期使用费
维护公平航运贸易秩序
--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与上海蝉联携运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海蝉联携运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纠纷再审案
【基本案情】
2010年1月,蝉联深圳分公司委托马士基公司将5个集装箱货物从广东黄埔运到印度新德里。2月23日,货物运抵目的港,其后托运人不断变更收货人,但一直没有人提取货物。2011年2月21日,集装箱货物被印度孟买新港海关拍卖。2月28日,海关签署了提货单,要求马士基公司将货物交付买受人。2012年2月27日,马士基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蝉联深圳分公司和蝉联公司共同承担从2010年3月1日开始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8026425卢比(按起诉当日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1029554.51元)。
【裁判结果】
本案经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两级法院均认为,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造成马士基公司权利被侵害的原因是马士基公司提供的集装箱被超期占用,该损害事实持续不间断发生,直至货物被海关拍卖后,集装箱超期使用所造成的损害才停止,费用数额才固定。故马士基公司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应从印度孟买新港海关向其发出交付货物通知之日,即2011年2月28日起算,至2012年2月27日马士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一年的时效期间。因无人提货导致涉案集装箱被长期占用而不能及时投入运输生产,托运人蝉联深圳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重新购置新的集装箱的价格为限。遂判决蝉联深圳分公司和蝉联公司共同向马士基公司赔偿涉案5个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人民币150000元。蝉联深圳分公司和蝉联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予以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因蝉联深圳分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没有提取货物,导致承运人马士基公司为履行运输合同提供的集装箱被长期占用而无法投入正常周转,构成违约。马士基公司有权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就迟延履行归还集装箱的义务所造成的违约损失向托运人蝉联深圳分公司提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赔偿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的规定,该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应从马士基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根据各方当事人的确认,托运人蝉联深圳分公司从2010年3月1日开始应当向马士基公司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马士基公司请求给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已经产生,即马士基公司从2010年3月1日起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蝉联深圳分公司于3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承诺托运人将承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时效中断情形。故本案时效应当从2010年3月30日起算,马士基公司于2012年2月2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对该项请求的胜诉权。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马士基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随着全球贸易增速的放缓,航运市场也经历了持续的低迷,导致了大量海事纠纷的产生,纠纷类型从传统的货损纠纷、海上保险纠纷等向上下游链条蔓延。其中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纠纷近年来在海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其间出现的问题也不断增加,包括法律关系的界定、滞箱费的计算标准、诉讼时效的起算等,中国国内司法实践的标准一直不统一,国际上对该类纠纷的处理意见也不尽相同,导致相关航运企业在实务操作中无章可循。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本案的提审改判,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纠纷的性质和诉讼时效问题做出了明确认定。本案判决系涉外海事判决,引起了中外航运企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判决结果在依法保护航运企业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提出的赔偿请求权利的同时,还明确了航运企业应当如何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向托运人或收货人主张权利,为中外航运企业积极采取法律手段,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支持,也为中国海事司法实践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中国是海洋大国、海运大国和贸易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一带一路”战略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公正、高效的司法是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健康经济环境必不可少的要素。该案的审理充分发挥了海事审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了中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开民商事案件相关信息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开民商事案件相关信息的通知
(法〔2019〕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加大民商事案件相关信息公开力度,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现就深化司法公开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扩大民商事案件司法公开的范围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司法公开平台或者开辟专门司法公开平台,主动向社会公开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结案率等信息。
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向当事人公开未按审限要求审结的民商事待结案件预期审理期限。因法院无法掌控的客观原因难以确定具体审理期限的,可暂不予公开。待客观原因消除后,仍应予以公开。
二、把握民商事案件司法公开时间节点
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结案率等相关信息尽可能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抓取、实时更新,条件暂不具备的高级人民法院更新最低频率不低于每季度一次。
民商事待结案件预期审理期限原则上应当在审限届满之日起公开,因法院无法掌控的客观原因难以确定具体审理期限的,应当在客观原因消除之日起及时公开,实时更新。
三、落实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具体要求
北京、上海两地高级人民法院确保在2019年2月中旬前完成该项工作,其他高级人民法院视本地区情况尽快完成该项工作,最迟在2019年年底前完成。工作完成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将情况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2〕1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已经2022年9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2年第32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9月26日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是建设高素质检察官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为推进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检察官队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线,以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以提升检察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为重点,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体系,增强质量效果,全面推进检察官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第三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大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各方面,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围绕服务大局开展教育培训,一体推进检察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提升。
(二)坚持按需施教,学以致用。聚焦检察官职责和检察业务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检察官素能提升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检察官教育培训,推动教学相长、学用一致。
(三)坚持上下一体,全员培训。加强政治建设融入业务培训,建立统一的师资、课程、教材、标准,确保检察官教育培训上下目标一致、方向相同,实现全覆盖。
(四)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共享。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创新线上线下培训方式方法,建立常态化网络培训机制,丰富培训内容,共享系统内外优质培训资源,确保检察官教育培训全时全效。
(五)坚持依法治教,严格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检察官教育培训,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风气。
第四条 检察官有依法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
各级人民检察院及其业务部门应当保障检察官依法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
第二章 教育培训组织管理
第五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管理,省级人民检察院统筹负责,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管理权限分级实施。
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和人员力量保障。
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基层人民检察院应当确定专人负责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把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党组重点工作安排,统筹研究部署。
开展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应当作为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是全国检察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部署要求,履行整体规划、制度建设、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等职能。具体负责:
(一)制定检察官教育培训政策制度,统一编制检察官教育培训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等;
(二)规划和指导全国检察官队伍中领军人才、急需人才、青年人才、双语人才、涉外人才等培训工作;
(三)规划和指导检察官教育培训基地、师资、课程、教材、网络和信息化平台等建设;
(四)指导各级检察官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工作,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五)其他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负责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九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是各省检察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同级党委对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部署要求,履行本辖区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的规划、管理、指导、协调、监督等职能。具体负责:
(一)组织、指导、监督本辖区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制定本辖区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
(二)规划和指导本辖区检察官队伍中领军人才、急需人才、青年人才、双语人才、涉外人才等培训工作;
(三)规划和指导本辖区检察官教育培训基地、师资、课程、教材、网络和信息化平台等建设;
(四)指导本辖区检察官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工作,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五)其他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负责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条 市、县级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负责组织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党委部署的各项教育培训任务,并根据需要组织本辖区、本单位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业务部门应当在检察官业务培训中发挥主导作用,了解掌握本条线培训需求和短板弱项,加强与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承办部门会商,共同做好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二条 建立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情况报告制度。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情况。
各级人民检察院业务部门应当及时将开展业务竞赛、组建人才库、加强课程教材建设等情况报本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审核并备案。
第三章 教育培训分类及内容
第十三条 检察官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
(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轮训;
(二)初任检察官的统一职前培训;
(三)初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的任职培训;
(四)晋升高级检察官的晋高培训;
(五)在职期间的岗位培训;
(六)其他培训。
第十四条 检察官政治轮训实行分级分层组织,突出政治建设融入业务培训,实现全员覆盖,重点提升检察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培训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第十五条 初任检察官统一职前培训,分集中教学、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阶段,重点加强理论武装、提升法律素养、强化职业道德、掌握实务技能。培训时间为一年,集中教学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第十六条 初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任职培训,应当在任职前或任职后1年内完成培训,重点加强政治理论与形势任务、司法办案理念、检察改革理论与实践、检察领导与管理能力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
第十七条 晋升高级检察官的晋高培训,应当在晋高1年内完成培训,重点加强司法办案理念、最新法律政策、重大疑难案件分析处理技能、案件管理和高级检察官实务学习等。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或者230学时。
第十八条 检察官在职期间的岗位培训,重点提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每年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
第十九条 政治培训应当紧密结合检察业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重点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章党规党纪、党史和人民检察史、理想信念、群众路线、意识形态、形势政策、保密等教育培训。
第二十条 业务培训应当坚持做到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其中,重点培训司法办案理念、法律政策理解适用、事实认定及证据判断、新类型案件办理、法律文书说理、流程管理、防范化解风险等法律监督业务。
根据检察业务需要,有针对性加强金融、知识产权、食品药品监管、环境资源保护、大数据运用等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
第二十一条 职业道德培训重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伦理、检察职业道德和廉洁司法等教育培训。
第二十二条 综合素质培训重点开展政策运用、群众工作、风险防控、媒介素养、心理健康、人文科技等教育培训。
第四章 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第二十三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以脱产培训、自学、检察委员会和检察官联席会议学习、岗位练兵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脱产培训以组织调训为主。检察官必须服从组织调训。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计划完成调训任务,落实线上脱产培训任务时,应当保障检察官培训时间。
检察官参加同级党委和其他培训情况,应当报上级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备案,避免多头调训和重复培训。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检察官自学制度。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鼓励检察官在职自学和在职学历提升,并提供相应条件。
第二十六条 发挥检察委员会、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决策部署及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的学习。
第二十七条 广泛组织检察官开展实战性较强的教、学、练、赛、研一体化岗位练兵活动。
第二十八条 增强网络培训吸引力,加大适应网络培训的师资库、课程库、案例库建设,大力推行线上线下融合、线上咨询答疑、远程案例研讨和会诊等形式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提升网络培训针对性、互动性、实效性。
第二十九条 大力推进跨地区、跨部门共同开展检察官与法官、人民警察、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或相关行政部门人员同堂培训,凝聚法治共识。
鼓励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跨地区交流协作和区域联合培训,推动区域间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共建共享。
第三十条 深化检察机关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交流合作,加强对检察官的联合培养培训,共建检察理论研究基地,促进检察实践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
支持检察机关领导干部、业务专家、检察英模等优秀检察官代表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
第三十一条 严格规范和改进检察官赴境外培训。合理确定培训机构,择优选派培训对象,严格培训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计划组织检察官赴境外培训。省级人民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开展涉外法治培训。
第三十二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应当根据培训内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引导和支持检察官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
第五章 教育培训机构
第三十三条 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是检察官教育培训的承办部门,负责检察官教育培训的组织实施。检察官教育培训原则上应当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承办。
国家检察官学院应当加强对分院教学业务工作的指导。
第三十四条 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应当以教学为中心,完善培训内容,改进培训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研究,发挥智库作用,提高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水平。
第三十五条 国家检察官学院承担的任务: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各类调训班次;
(二)初任检察官的统一职前培训;
(三)初任省级院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分州市院检察长及基层院检察长的任职培训;
(四)晋升高级检察官培训;
(五)检察官在职培训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堂培训;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指定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委托的其他培训;
(七)国家检察官学院根据培训需求举办的其他培训。
第三十六条 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承担的任务:
(一)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各类调训班次;
(二)本辖区内其他初任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等领导干部的任职培训;
(三)本辖区或与其他辖区联合举办的检察官在职培训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堂培训;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指定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委托的培训;
(五)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根据培训需求承办的其他培训。
第三十七条 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硬件和软件建设与管理,大力推进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一体化建设。
依托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建立检察官特色培训基地,构建分工明确、布局科学、优势互补、有序竞争的特色培训基地体系。
依托市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设立检察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实践基地,充分发挥辅助教学作用。
第三十八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师资、课程等方面的审核把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和从严办学要求贯穿教学管理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六章 教育培训师资、课程、教材、经费
第三十九条 按照政治合格、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原则,建设高素质检察官教育培训师资队伍。
检察官教育培训教师,必须对党忠诚、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严谨治学,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有一定的检察工作经验,掌握现代教育培训理论和方法,具备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第四十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教师应当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联系检察工作实际开展教学,不得传播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第四十一条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鼓励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上讲台授课,领导干部上讲台情况应当纳入考核。
第四十二条 全面推进检察官教检察官制度。各类检察业务培训中,检察官教检察官比例不低于总课时的50%。检察官经组织安排完成教学任务的,工作量应当纳入所在部门业务考核范围,并应当按照规定给付课酬。
建立完善驻校检察教官制度。定期选派一些政治坚定、理论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胜任教学的检察官担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驻校检察教官。
第四十三条 建立完善检察专职教师实务锻炼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应当根据需要定期安排专职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实务锻炼。
第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检察官教育培训师资库,推动师资共享。
师资库应当按照严格准入、规范统一、从严考核、动态调整的原则进行管理,积极吸纳检察系统内外优质师资。
第四十五条 建立完善检察官教育培训课程开发和更新机制,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覆盖所有检察业务、适应不同层级检察官素能培养的课程体系。
加强精品课程建设,重点开发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检察理论和实践创新、适应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堂培训的精品课程。建立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库,实现课程资源互通共享。
第四十六条 加强教学案例库建设,推动检察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向教学案例转化,实现检察实践与教育培训良性互动。
第四十七条 建设开放共享、务实管用、形式多样、具有时代特色的检察官教育培训教材体系。
加强检察官教育培训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检答网”等学习培训平台作用,建设全国检察机关互联互通的网络教育培训平台。
第四十九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各级人民检察院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保证培训及师资、课程、教材、基地建设等需要。加强对检察官教育培训经费的管理,厉行节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第五十条 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检察官教育培训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向基层一线特别是薄弱基层院倾斜。
第七章 教育培训考核评估
第五十一条 检察官参训情况和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考察、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检察官未按规定参加培训或未通过培训考核的,检察官年度考核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
检察官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培训或者未达到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
第五十二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考核由教育培训承办部门和检察官所在单位共同实施。教育培训承办部门具体考核检察官培训期间的学习态度和表现,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检察官所在单位结合年度考核情况,对其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司法办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导培训和培训成果转化等情况进行评价。
第五十三条 健全完善检察官教育培训登记管理制度。检察官所在单位和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检察官教育培训数字化档案,及时如实填写检察官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
第五十四条 健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跟班管理制度,完善培训情况登记、反馈、跟踪管理。
注重发挥学员党支部和班委会作用,强化检察官自我管理。
第五十五条 建立健全检察官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重点加强对教育培训承办部门培训任务落实情况、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课程质量、组织管理、学风建设、基础设施等考核评估。
检察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负责对检察官教育培训情况进行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培训机构进行评估。
检察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应当充分运用评估结果,改进和完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五十六条 检察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和贯彻执行本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参照本条例组织实施。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检察官培训条例》(高检发政字〔2007〕3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5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侵权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第二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共同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部分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与其他侵权人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第五条 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分别或者同时起诉侵权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侵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第三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相应赔偿责任。
侵权人以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
(一)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
(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 侵权人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的行为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
(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实施之前已发生的;
(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第八条 对查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两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污染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修复措施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未申请,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释明。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条 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一条 对于突发性或者持续时间较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具有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或者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申请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害行为或者采取防治措施。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被侵权人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判侵权人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其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时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
侵权人在生效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他人进行环境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第十五条 被侵权人起诉请求侵权人赔偿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弄虚作假:
(一)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明知委托人提供的材料虚假而出具严重失实的评价文件的;
(二)环境监测机构或者从事环境监测设备维护、运营的机构故意隐瞒委托人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事实的;
(三)从事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故意不运行或者不正常运行环境监测设备或者防治污染设施的;
(四)有关机构在环境服务活动中其他弄虚作假的情形。
第十七条 本解释适用于审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受污染损害发生的纠纷,不适用本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07号建议的答复
阎建国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力度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其他部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仲裁作为一种与诉讼并行的争议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及时化解民商事经济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裁终局"作为仲裁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有利于节约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间成本。您在建议中提出“加强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力度",有利于保证仲裁的公正性,提高仲裁的公信力。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力度,取得了一定效果。
一、开展民事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强化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在此次专项活动中,各地检察机关注重调查研究,聚焦执法办案,基本实现对仲裁案件违法情形监督的全覆盖。具体包括仲裁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仲裁和仲裁执行等环节。例如,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仲裁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和相关证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仲裁行为,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裁定不予执行为由提出检察建议。
二、出台指导性案例,加强对仲裁案件监督的指导。2019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李某芹虚假仲裁监督案、许某荣虚假劳动仲裁监督系列案均是检察机关对虚假仲裁案件的监督案件,为各地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监督权、揭开虚假仲裁的“面纱"提供了案例参考,同时对社会公众起到良好警示教育作用,维护了仲裁秩序和司法权威。
三、以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出台为契机,适时开展监督。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就县法院受理的4件“先予仲裁"调解书执行案提出检察建议,宝应县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理由,对该批案件作出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该批案件为2018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后,江苏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首批“先予仲裁"调解执行监督案,对遏制违法仲裁调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建立仲裁与检察工作的衔接机制。2020年4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共同出台《关于加强仲裁与检察监督工作衔接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线索移送机制、调查取证协助机制、仲裁员信息通告机制、仲裁员诚信档案机制、联席会议机制、日常联络机制,搭建信息化合作平台的意见,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仲裁工作的支持与监督,有利于提升仲裁的公信力。
正如您建议中所说,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对仲裁案件监督的不完善之处。今后,检察机关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措施:一是强化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力度,提高仲裁公信力。一方面不断强化检察工作与仲裁的衔接,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及时互通工作动态和反馈意见建议。另一方面结合民事非诉执行专项活动,实现重点领域监督,形成长效监督机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仲裁领域的业务指导,确保精准监督落到实处。我们将协同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调研,适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统一对仲裁案件的监督标准。同时,注重业务指导,出台关于仲裁领域的典型指导性案例,邀请专家教授进行授课,不断提升检察人员对仲裁监督的理解和业务素能。三是建立与仲裁委、法院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优化监督环境。强化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仲裁委的沟通协调,依托互联网技术,建立网络化的电子卷宗系统对接机制,在案卷共享、大数据分析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完善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途径,不断提高仲裁的公信力。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六检察厅,承办人阚林,联系电话:010-65209865。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1〕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人社部发〔2017〕70号)提出的“开展类案分析,联合筛选并发布典型案例”等要求,明确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进一步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全力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现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请各地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在办案中予以参照。
附件: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二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30日
附件:
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二批)
目 录
案例1.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2.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能否主张加班费
案例3.用人单位未按规章制度履行加班审批手续,能否认定劳动者加班事实
案例4.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实行包薪制,是否需要依法支付加班费
案例5.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增加工作任务,劳动者是否有权拒绝
案例6.处理加班费争议,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案例7.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8.用人单位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劳动者加班事实是否有效
案例9.劳动者在离职文件上签字确认加班费已结清,是否有权请求支付欠付的加班费
案例10.加班费的仲裁时效应当如何认定
案例1
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20年6月入职某快递公司,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月工资为8000元,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相关规定。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2个月后,张某以工作时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上限为由拒绝超时加班安排,某快递公司即以张某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委员会将案件情况通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某快递公司能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为确保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我国法律对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予以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制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制度,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条款,均应认定为无效。
本案中,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能据此认定其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法律在支持用人单位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同时,也明确其必须履行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义务。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应工作安排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既要承担违法后果,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自身健康发展。
案例2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能否主张加班费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20年6月入职某科技公司,月工资20000元。某科技公司在与张某订立劳动合同时,要求其订立一份协议作为合同附件,协议内容包括“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奋斗者计划,放弃加班费。”半年后,张某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加班费。某科技公司认可张某加班事实,但以其自愿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为由拒绝支付。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科技公司支付2020年6月至12月加班费24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科技公司支付张某2020年6月至12月加班费24000元。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某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后,还能否主张加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加班费是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加班费的责任。约定放弃加班费的协议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了劳动者权利,显失公平,应认定无效。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利用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的主导地位,要求张某在其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上签字放弃加班费,既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公平原则,侵害了张某工资报酬权益。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科技公司支付张某加班费。
典型意义
崇尚奋斗无可厚非,但不能成为用人单位规避法定责任的挡箭牌。谋求企业发展、塑造企业文化都必须守住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应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激发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统筹促进企业发展与维护劳动者权益。
案例3
用人单位未按规章制度履行加班审批手续,能否认定劳动者加班事实
基本案情
吴某于2019年12月入职某医药公司,月工资为18000元。某医药公司加班管理制度规定:“加班需提交加班申请单,按程序审批。未经审批的,不认定为加班,不支付加班费。”吴某入职后,按照某医药公司安排实际执行每天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其按照某医药公司加班管理制度提交了加班申请单,但某医药公司未实际履行审批手续。2020年11月,吴某与某医药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某医药公司支付加班费,并出具了考勤记录、与部门领导及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会议纪要等。某医药公司虽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以无公司审批手续为由拒绝支付。吴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医药公司支付2019年12月至2020年11月加班费50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医药公司支付吴某2019年12月至2020年11月加班费50000元。某医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一审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一致,某医药公司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医药公司能否以无公司审批手续为由拒绝支付吴某加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从上述条款可知,符合“用人单位安排”“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加班费。
本案中,吴某提交的考勤记录、与部门领导及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会议纪要等证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某医药公司亦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某医药公司未实际履行加班审批手续,并不影响对“用人单位安排”加班这一事实的认定。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医药公司支付吴某加班费。
典型意义
劳动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具有约束力。一方面,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实施管理行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为维权提供依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应准确把握加班事实认定标准,纠正用人单位规避法定责任、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案例4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实行包薪制,是否需要依法支付加班费
基本案情
周某于2020年7月入职某汽车服务公司,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4000元(含加班费)。2021年2月,周某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认为即使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认定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某汽车服务公司亦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要求支付差额。某汽车服务公司认可周某加班事实,但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中已含加班费为由拒绝支付。周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汽车服务公司支付加班费差额17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汽车服务公司支付周某加班费差额17000元(裁决为终局裁决),并就有关问题向某汽车服务公司发出仲裁建议书。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汽车服务公司与周某约定实行包薪制,是否还需要依法支付周某加班费差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从上述条款可知,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并与劳动者进行相应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加班费支付标准的规定。
本案中,根据周某实际工作时间折算,即使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认定周某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并以此为基数核算加班费,也超出了4000元的约定工资,表明某汽车服务公司未依法足额支付周某加班费。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汽车服务公司支付周某加班费差额。
典型意义
包薪制是指在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部分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中比较普遍。虽然用人单位有依法制定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的自主权,但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存在以实行包薪制规避或者减少承担支付加班费法定责任的情况。实行包薪制的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同时按照国家关于加班费的有关法律规定足额支付加班费。
案例5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增加工作任务,劳动者是否有权拒绝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18年9月入职某报刊公司从事投递员工作,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工作6天,月工资3500元。2020年6月,因同区域另外一名投递员离职,某报刊公司在未与张某协商的情况下,安排其在第三季度承担该投递员的工作任务。张某认为,要完成加倍的工作量,其每天工作时间至少需延长4小时以上,故拒绝上述安排。某报刊公司依据员工奖惩制度,以张某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报刊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报刊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000元(裁决为终局裁决)。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报刊公司未与张某协商一致增加其工作任务,张某是否有权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劳动合同是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未经变更,双方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特别是涉及工作时间等劳动定额标准的内容。
本案中,某报刊公司超出合理限度大幅增加张某的工作任务,应视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违反了关于“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已构成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因此,张某有权依法拒绝上述安排。某报刊公司以张某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报刊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典型意义
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有利于保障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合理调整用工安排的权利。但要注意的是,变更劳动合同要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工作量、工作时间的变更直接影响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用人单位对此进行大幅调整,应与劳动者充分协商,而不应采取强迫或者变相强迫的方式,更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案例6
处理加班费争议,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林某于2020年1月入职某教育咨询公司,月工资为6000元。2020年7月,林某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林某主张其工作期间每周工作6天,并提交了某打卡APP打卡记录(显示林某及某教育咨询公司均实名认证,林某每周一至周六打卡;每天打卡两次,第一次打卡时间为早9时左右,第二次打卡时间为下午6时左右;打卡地点均为某教育咨询公司所在位置,存在个别日期未打卡情形)、工资支付记录打印件(显示曾因事假扣发工资,扣发日期及天数与打卡记录一致,未显示加班费支付情况)。某教育咨询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主张林某每周工作5天,但未提交考勤记录、工资支付记录。
申请人请求
请求裁决某教育咨询公司支付加班费10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教育咨询公司支付林某加班费10000元(裁决为终局裁决)。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分配林某与某教育咨询公司的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从上述条款可知,主张加班费的劳动者有责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提供证据,或者就相关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提供证据。用人单位应当提供而不提供有关证据的,可以推定劳动者加班事实存在。
本案中,虽然林某提交的工资支付记录为打印件,但与实名认证的APP打卡记录互相印证,能够证明某教育咨询公司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某教育咨询公司虽然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交反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教育咨询公司支付林某加班费。
典型意义
我国劳动法律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之一,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作出了相应规定。在加班费争议处理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举证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明妨碍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合理分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举证责任。
案例7
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某服务公司(已依法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与某传媒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某服务公司为某传媒公司提供派遣人员,每天工作11小时,每人每月最低保底工时286小时。2017年9月,某服务公司招用李某并派遣至某传媒公司工作,未为李某缴纳工伤保险。2018年8月、9月、11月,李某月工时分别为319小时、293小时、322.5小时,每月休息日不超过3日。2018年11月30日,李某工作时间为当日晚8时30分至12月1日上午8时30分。李某于12月1日凌晨5时30分晕倒在单位卫生间,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肌梗死等。2018年12月,某传媒公司与李某近亲属惠某等签订赔偿协议,约定某传媒公司支付惠某等工亡待遇42万元,惠某等不得再就李某工亡赔偿事宜或在派遣工作期间享有的权利,向某传媒公司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上述协议签订后,某传媒公司实际支付惠某等各项费用计423497.80元。此后,李某所受伤害被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某服务公司、惠某等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
惠某等请求判决某服务公司与某传媒公司连带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1193821元。
某服务公司请求判决不应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应支付的各项赔偿中应扣除某传媒公司已支付款项;某传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因用人单位未为李某参加工伤保险,其工亡待遇由用人单位全部赔偿。某服务公司和某传媒公司连带赔偿惠某等医疗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合计766911.55元。某传媒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务院令第174号)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即使在支付劳动者加班费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仍然受到法定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制约。劳务派遣用工中,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动者的损失均负有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达成赔偿协议的,当赔偿协议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时,不应认定赔偿协议有效;当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时,应当支持劳动者依法行使撤销权。
本案中,某服务公司和某传媒公司协议约定的被派遣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及每月工作保底工时,均严重超过法定标准。李某工亡前每月休息时间不超过3日,每日工作时间基本超过11小时,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小时数倍,其依法享有的休息权受到严重侵害。某传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长期安排李某超时加班,存在过错,对李某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惠某等主张某传媒公司与某服务公司就李某工伤的相关待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予支持。惠某等虽与某传媒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但赔偿协议是在劳动者未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的情形下签订的,且赔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某服务公司和某传媒公司应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典型意义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个别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长期安排劳动者超时加班,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参与社会生活等造成了严重影响,极端情况下会威胁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本案系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伤而引发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是超时劳动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权的缩影。本案裁判明确了此种情况下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有效避免劳务派遣用工中出现责任真空的现象,实现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同时,用人单位应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的工伤权益,也能分散自身风险。如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全部由用人单位支付。
案例8
用人单位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劳动者加班事实是否有效
基本案情
常某于2016年4月入职某网络公司。入职之初,某网络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常某,公司采取指纹打卡考勤。员工手册规定:“21:00之后起算加班时间;加班需由员工提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常某于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通过工作系统累计申请加班126小时。某网络公司以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21:00之后方起算加班时间,21:00之前的不应计入加班时间为由,拒绝支付常某加班费差额。常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网络公司支付其加班费差额。某网络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不支付常某加班费差额。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某网络公司支付常某加班费差额32000元。双方不服,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网络公司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常某加班事实是否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本案中,一方面,某网络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有加班申请审批制度,该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具有合理性,在劳动者明知此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另一方面,某网络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21:00之后起算加班时间,并主张18:00至21:00是员工晚餐和休息时间,故自21:00起算加班。鉴于18:00至21:00时间长达3个小时,远超过合理用餐时间,且在下班3个小时后再加班,不具有合理性。在某网络公司不能举证证实该段时间为员工晚餐和休息时间的情况下,其规章制度中的该项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人民法院依法否定了其效力。人民法院结合考勤记录、工作系统记录等证据,确定了常某的加班事实,判决某网络公司支付常某加班费差额。
典型意义
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应促进企业有序发展。合法的规章制度既能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行使,又能保障劳动者参与用人单位民主管理,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社会声誉差、认同感低,最终引发人才流失,不利于用人单位的长远发展。用人单位制定的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确定用人单位、劳动者权利义务的依据。一旦用人单位以规章制度形式规避应当承担的用工成本,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单位实际,制定更为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增强劳动者对规章制度的认同感,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减少劳动纠纷,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贡献。
案例9
劳动者在离职文件上签字确认加班费已结清,是否有权请求支付欠付的加班费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肖某与某科技公司(已依法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订立劳动合同,被派遣至某快递公司担任配送员,月工资为基本工资加提成。肖某主张某快递公司在用工期间安排其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并提交了工资表。工资表加盖有某科技公司公章,某科技公司和某快递公司均认可其真实性。该工资表显示,2017年7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肖某存在不同程度的双休日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但仅获得少则46.15元、多则115.40元的出勤补款或节假日补助。2019年11月,肖某向某科技公司提出离职,当日双方签署离职申请交接表。该表“员工离职原因”一栏显示:“公司未上社会保险,工作压力大、没给加班费。”“员工确认”一栏显示:“经说明,我已知悉《劳动合同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现单位已经将我的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结清,我与单位无其他任何争议。本人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向某科技公司及用工单位主张权利。”员工签名处有肖某本人签名。肖某对离职申请交接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表中“员工确认”一栏虽系其本人签字,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若不签字,某科技公司就不让其办理工作交接,该栏内容系某科技公司逃避法律责任的一种方法。肖某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某科技公司与某快递公司支付加班费82261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肖某加班费的诉讼请求。肖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改判:某科技公司与某快递公司连带支付肖某加班费24404.89元。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肖某是否与用人单位就支付加班费达成合法有效的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司法实践中,既应尊重和保障双方基于真实自愿合法原则签订的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也应对劳动者明确持有异议的、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协议真实性予以审查,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肖某认为离职申请交接表“员工确认”一栏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面记载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该表中“员工离职原因”与“员工确认”两处表述确实存在矛盾。两家公司均未提供与肖某就加班费等款项达成的协议及已向肖某支付上述款项的证据,且肖某否认双方就上述款项已达成一致并已给付。因此,离职申请交接表中员工确认的“现单位已将我的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结清,我与单位无其他任何争议”与事实不符,不能认定为肖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情形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故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肖某关于加班费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会与劳动者就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等达成协议。部分用人单位利用其在后续工资发放、离职证明开具、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借机变相迫使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提供的格式文本上签字,放弃包括加班费在内的权利,或者在未足额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让劳动者签字确认加班费已经付清的事实。劳动者往往事后反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本案中,人民法院最终依法支持劳动者关于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既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日后诚信协商、依法保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亦有良好引导作用,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在签署相关协议时,亦应熟悉相关条款含义,审慎签订协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案例10
加班费的仲裁时效应当如何认定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16年7月入职某建筑公司从事施工管理工作,2019年2月离职。工作期间,张某存在加班情形,但某建筑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2019年12月,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建筑公司依法支付其加班费,某建筑公司以张某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抗辩。张某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某建筑公司支付加班费46293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某建筑公司支付张某加班费18120元。张某与某建筑公司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案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某关于加班费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令第1号)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五)加班加点工资”。仲裁时效分为普通仲裁时效和特别仲裁时效,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劳动争议的,应当适用特别仲裁时效,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拖欠劳动报酬仲裁时效不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加班费属于劳动报酬,相关争议处理中应当适用特别仲裁时效。
本案中,某建筑公司主张张某加班费的请求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人民法院认为,张某与某建筑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2月解除,其支付加班费的请求应自劳动合同解除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张某于2019年12月提出仲裁申请,其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执法中调取的工资表上的考勤记录,人民法院认定张某存在加班的事实,判决某建筑公司支付张某加班费。
典型意义
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其权利即发生效力减损的制度。作为权利行使尤其是救济权行使期间的一种,时效既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切相关,又与当事人通过相应的程序救济其权益密不可分。获取劳动报酬权是劳动权益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益,考虑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弱势地位,法律对于拖欠劳动报酬争议设置了特别仲裁时效,对于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征文获奖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征文获奖情况的通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办理涉互联网刑事案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经批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决定面向全国法学理论界和公检法司等司法实务界开展“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主题征文活动。
目前,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组织专家进行初评、复评,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雨田、周明撰写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刑法分类--构建场景融入与场景抽离的双重路径》等5篇论文被评为一等奖;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信托、李小龙撰写的《从“精确印证”到“概括印证”: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司法证明之路径优化》等10篇论文被评为二等奖;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韩冬撰写的《再识、透视与审思:区块链网络犯罪认定的困境与规制》等15篇论文被评为三等奖。
希望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理论实务工作者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履职、担当作为,不断强化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工作。积极探索疑难复杂新型网络犯罪的司法应对方案,推广创新实践,推动新时代互联网刑事司法研究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
附件:“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征文获奖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1日
“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5名)
1.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刑法分类--构建场景融入与场景抽离的双重路径
作者:王雨田、周明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 网络毒品犯罪的平台化治理机制探索
作者:梅传强、董寅辉 西南政法大学
3. 网络时代非法集资犯罪的涉众型特征及司法创新应对
作者:熊理思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4. 企业涉个人信息刑事风险合规风控研究
作者:吴沈括 北京师范大学
5. 刑法规制爬取企业数据行为的误区与正解
作者:陈 峰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等奖(10名)
6. 从“精确印证”到“概括印证”: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司法证明之路径优化
作者:王信托、李小龙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7. 网络推广引流行为刑法定性的实践分歧及其消解--以上海市109件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
作者:葛立刚、公绪龙、祁婷婷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8. “评价”如何体现:互联网诈骗犯罪刑责评价体系的司法调适--对300件判决书的再研究
作者:洪泉寿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9. 从教义到政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适用难题的疏解
作者:陈昊 中国政法大学
10.网络开设赌场犯罪涉案资金处置机制之完善
作者:余向阳、荣剑、黄轲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11.网络电信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与规制
作者:张素敏、张亚敏 西南政法大学、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12.网络游戏平台中游戏商人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100份随机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作者:杨妮、刘轩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13.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刑事合规若干思考
作者:张建肖、赵军、粟伟 理想汽车法规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YY直播高级运营
14.监督过失责任视角下事前合规的出罪路径
作者:龚文博 东南大学
15.再论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37号导性案例评析
作者:程 闯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等奖(15名)
16.再识、透视与审思:区块链网络犯罪认定的困境与规制
作者:韩 冬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17.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共犯追缴和退赔的裁判路径探究--以341份电信网络诈骗刑事判决为分析样本
作者:熊进、张坤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18.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适用困境、成因与逻辑重构
作者:唐淑臣、许林逸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19.犯罪专门性问题流转的虚置与盘活基于事实建构与技术审查的双重考量"
作者:孙梦龙、庄新宇 黑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20.利用信用卡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作者:李世寅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1.原理·方法·路径:刑事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规则与审查规范
作者:张浩朋 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2.非法获取型数据犯罪的实务反思与规则重塑
作者:金鸿浩 北京化工大学
23.企业数据伦理问题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防控--基于“滴滴出行”海外上市的案例研究
作者:郑海山、王泽鸿 浙江工商大学、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24.数据合规语境下数据犯罪标准效力二重性功能
作者:宋伟锋 西北政法大学
25.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重构帮信罪帮助行为类型为切入
作者:代英勋、吴经纬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26.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共犯认定与帮信罪适用
作者:范万顺、黄莎、符香凝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法治日报
27.网络游戏中玩家间的辱骂行为应否受刑罚处罚--基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前瞻思考
作者:纪福和 四川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28.网络非法期货交易犯罪的类型化判定
作者:安汇玉 北京大学
29.网络犯罪案件电子数据的收集、审查判断研究
作者:李 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30.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反思--以刑法谦抑性在“打早打小”政策下正确适用
作者:袁金萍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法办发〔201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提供支持与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1次会议2018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现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商事法庭)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
第二条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聘任的中外专家组成。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专家委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商事法律领域具有精深造诣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影响力;
(二)品行高尚、公道正派;
(三)能够按照本规则认真履职尽责。
第三条 专家委员可以根据国际商事法庭的委托,承担下列职责:
(一)主持调解国际商事案件;
(二)就国际商事法庭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涉及的国际条约、国际商事规则、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等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三)就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规划提供意见和建议;
(四)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五)国际商事法庭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专家委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结合专业特长,以个人身份独立、客观、公正地提供咨询意见及建议;
(二)中立、公正调解国际商事案件,平等对待当事人;
(三)遵守专家委员行为守则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专家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择优聘任。
专家委员每届聘期四年,期满可以续聘。
聘期内因个人意愿、身体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担任专家委员,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担任专家委员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终止聘任。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并承担下列职责:
(一)为专家委员与国际商事法庭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联络提供服务与保障;
(二)为专家委员从事调解、咨询、意见和建议工作提供服务与保障;
(三)登记、备案案件材料及裁判文书;
(四)筹备、组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研讨会及咨询会,制作简报,汇编、存档会议资料;
(五)定期向专家委员发送国际商事法庭运行情况以及中国法治发展信息;
(六)其他日常管理事务。
第七条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专家委员中指定一人担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并受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处理有关事宜。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召开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研讨会或组织部分专家委员召开咨询会,由召集人或者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召集。
召集人至迟应于会议召开三个月前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向专家委员发送会议通知,专家委员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参加。
确有紧急情况,需要召开临时会议的,在取得专家委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不限于第二款规定的期限。
会议可以采用在线视频方式或者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第九条 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第十七条委托专家委员调解的,应在受理案件后七个工作日内将《委托调解征询意见函》、选定或指定的专家委员名单报送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并附《审前分流程序征询意见表》及案件相关材料副本。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七个工作日内联络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应在收到《委托调解征询意见函》后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收到专家委员回复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国际商事法庭。
第十条 专家委员同意主持调解的,应签署无利益冲突的书面声明,明确其不存在可能影响调解独立性、公正性的情形。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选定或者指定的,国际商事法庭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出具《委托调解书》,并通知当事人。
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主持调解,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本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对调解的有关规定,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公平、合理、保密的原则进行,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调解可以通过在线视频方式或者现场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二条终止调解时,专家委员应于终止调解后七个工作日内填妥《调解情况表》,连同案件相关材料,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调解情况表》及案件相关材料,送交国际商事法庭,并保留副本。
第十三条 经专家委员主持达成调解协议,并由国际商事法庭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或判决书的,国际商事法庭应在作出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备存。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专家委员发送副本。
第十四条 受理案件的国际商事法庭或者其他人民法院根据本规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向专家委员进行咨询的,应以咨询函的形式向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附相关材料。
咨询函应列明被咨询的专家委员姓名、所咨询的法律问题以及答复期限,答复期限一般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咨询函后三个工作日内联系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咨询的,应按期制作书面答复意见,签字确认后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必要时,可以由若干名专家委员召开专家咨询会,形成书面答复意见并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五条 对于专家委员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出具的关于国际条约、国际商事规则以及域外法律等专门性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案件当事人申请专家委员出庭作辅助说明的,国际商事法庭应在收到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征询专家委员的意见。专家委员同意的,可以出庭作辅助说明。
第十六条 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本规则第三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委托专家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等事项的,应以委托函的方式向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附相关材料。
委托函应当列明受委托的专家委员姓名、委托事项以及答复期限,答复期限一般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委托函后三个工作日内联系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委托的,应按期制作书面答复意见,签字确认后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必要时,可以由若干名专家委员召开专家咨询会,形成书面答复意见并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专家委员履行职责提供相应的保障。
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专家委员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及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及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为专家委员和国际商事法庭之间、专家委员之间开展调研活动、信息交流以及各种形式的法律合作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2018年12月5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四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四批)
(2022年7月19日)
目录
1.浙江省嘉兴市嘉某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包某华等14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2.重庆市巨某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郑某强等5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3.四川省宜宾市廖某贵等3人非法采矿刑事公诉案
4.云南省昆明市马某昆等17人恶势力犯罪集团非法采矿刑事公诉案
5.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北长江口水域生态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6.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大运河、太浦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7.安徽省滁州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跨区域固体危险废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8.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叶家大港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9.湖南省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10.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琼江水体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11.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麦架河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12.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
浙江省嘉兴市嘉某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包某华等14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引导侦查 追诉单位犯罪 禁止令 损害赔偿
【要旨】
在办理危险废物已灭失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和自行补充侦查,依法查明非法排放危险废物的方式和数量。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较大的问题,检察机关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导督促涉案单位和人员主动缴纳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为后续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提供资金保障。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嘉兴市嘉某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某公司)是一家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的民营企业,经营范围为批发、储存盐酸、硫酸、硝酸、液碱等业务。公司实际持股人为被告人包某华和伍某鸣、费某祥,其中包某华全面负责公司事务。公司常年从其他化工企业购进副产盐酸等化学品后,销售牟利。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化工企业将副产盐酸(系化学合成中产生的副产品,主要成分为氯化氢,具有一定工业用价值,但比工业盐酸杂质更多)以支付补贴款的形式,转售给其他化工企业处理。为谋取利益,嘉某公司大量购进副产盐酸予以销售。由于市场需求出现波动,嘉某公司购进的副产盐酸因滞销出现大量积压。
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间,包某华决定将仓储的部分副产盐酸排入平湖塘(连接嘉兴南湖和东湖的水域,与京杭大运河互通相连,全长40多公里),以减少公司经营损失。受包某华指使,嘉某公司员工被告人方某其、翁某权,码头报港人员被告人王某明,运输船主被告人宋某勇、倪某广,运输车司机被告人钱某权、邱某丰等人相互配合,将储存的副产盐酸直接排入地面洞孔或应急池雨污分离箱。被非法排放的副产盐酸流入平湖塘后,部分水体因PH值过低,导致水域内大量鱼死亡上浮,沿岸大量水草死亡;一些沿岸企业在抽取平湖塘水用于生产时,频繁出现残次品甚至机器设备被损坏。为逃避监管,嘉某公司向嘉兴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全市易制毒化学品专管员许某峰行贿13.5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6月21日,浙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针对南湖区大桥镇平湖塘水质异常的情况,会同公安机关对重点嫌疑单位嘉某公司进行调查,并现场查获宋某勇等人在嘉某公司卸货码头水域非法倾倒酸性液体。6月25日,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由于案情重大复杂,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湖区院)介入侦查,针对嘉某公司部分入库副产盐酸去向不明、上报公安机关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系统出入库统计数据存在差异等问题,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嘉某公司购进和运出副产盐酸的台账资料等书证,查明嘉某公司非法排放副产盐酸的数量;引导调取监控视频、多次复勘现场、开展侦查实验,查清非法排放副产盐酸的方式。在大量证据面前,拒不认罪的包某华承认了其指使他人,采用多种方式偷排副产盐酸的犯罪事实。同年8月、10月,南湖区公安分局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嘉某公司股东费某祥和运输车司机邱某丰取保候审,对包某华、伍某鸣、钱某权、倪某广等12人提请南湖区院批准逮捕。经审查,南湖区院批准逮捕了包某华等9人,对情节较轻的运输车司机钱某权等2人和证据不足的运输船主倪某广不批准逮捕,并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同时,南湖区院刑事检察部门主动联系该院公益诉讼部门、区环保局和鉴定机构,了解到修复环境的费用大约需要一亿元后,向犯罪嫌疑人阐明了缴纳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的必要性,为督促犯罪嫌疑人预缴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做好准备。同年12月,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南湖区院审查认为,本案系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体现的是单位意志,遂追加嘉某公司为犯罪单位;按照“入库就低、出库就高”的原则,对审计报告的结论作了修正,认定嘉某公司向22家供应商采购副产盐酸18.2万吨,其中非法排放3.99万吨;通过与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反复沟通,将认罪认罚与追赃挽损有机结合,阐明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情况是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促使全部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其中,包某华、伍某鸣和费某祥以个人名义,主动缴纳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3200万元。由于后续环境修复的资金仍存在较大缺口,考虑到嘉某公司账目资金有限,但该公司即将因征迁得到3000余万元补偿款,为此南湖区院向当地政府建议,将征迁补偿款优先用于生态损害赔偿,确保了后续环境修复资金最大限度及时到位。2020年6月16日、7月1日,南湖区院以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分别对被告单位嘉某公司及包某华等1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依法对包某华等人提出从宽处罚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建议法院对其中可能判处缓刑的被告人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2021年7月22日,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嘉某公司罚金1010万元,判处包某华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10万元;翁某权等其他13名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对部分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宣告禁止令。包某华等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近年来,化工企业蓬勃发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增多,产量增大。与此同时,危险废物相关的法律法规愈加严格,在市场需求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因自身消化再利用能力不足,多以补贴的方式进行转移处理。一些危险化学品经营公司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将危险化学品直接偷排入江河、地下,严重损害环境安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由于关键物证已灭失,且涉案人员多、犯罪链条长、作案手段隐蔽,给调查取证和打击处理带来很大困难。为准确指控犯罪,检察机关主动介入侦查,追根溯源,摸清产生、运输、倾倒危险废物的犯罪链条,准确认定危险废物数量,对涉案人员依法严惩重罚。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不同的地位作用区别对待,及时追诉犯罪单位,不枉不纵。突出再犯罪预防,对适用缓刑人员依法建议宣告禁止令;充分释法说理,促使涉案人员真诚认罪悔罪。积极督促涉案单位、人员缴纳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为后续生态环境修复,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重庆市巨某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郑某强等5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犯罪 后果特别严重 联动履职 专业团队办案
【要旨】
污染环境罪司法实务中,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联动履职,主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参与环境治理、行业整治,有效提高公益诉讼介入“提前量”。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专业性强,法律适用问题多,检察机关组建环境资源犯罪检察专业团队,充分发挥智囊作用,有效提高整体办案质效。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1日,被告人郑某强发起成立重庆市大足区巨某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某公司),郑某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者,公司经营范围为收购、销售、综合处理废旧轮胎等。2020年3月,郑某强违规将公司裂解废旧轮胎过程中清罐产生的33.692吨废燃料油,以600元/吨的价格交由不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被告人瞿某某、周某某、丁某某、李某某处置。为降低处置成本,瞿某某等4人将废燃料油运至重庆市长寿区,将其中17.262吨废燃料油倾倒在小石溪支路雨水井内,排入长江上游左岸一级支流古佛河;将16.43吨废燃料油倾倒在化南二路雨水井内,排入长江某二级支流。后生态环境部门以阻断水流的方式,连续对该二级支流进行了7日的应急处置和治理,共清理黑色油状污染物38.77吨,转运处置污染河水2493立方米。经鉴定,涉案的废燃料油系含苯、甲苯等有害物质的废矿物油,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编号HW08类危险废物。经评估,本案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111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0年4月16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鉴于该案属于跨行政区划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件,为依法准确办理案件,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渝北区院)依据该市办理环境资源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由于瞿某某等人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给长江支流水体造成严重污染,检察机关经依法调查,于6月5日向主管部门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境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开展涉长江危险废物专项执法行动,对沿江企业进行整治。6月17日,长寿区公安局将案件移送渝北区院审查起诉。鉴于案情重大复杂,渝北区院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重庆市院)就案件办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重庆市院组织该市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刑检专业团队,对渝北区院提请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难以认定、本案危害后果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情形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一是郑某强虽然否认明知交由他人处置的清罐产物系危险废物,但其作为巨某公司实际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明知巨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载明清罐产物属于危险废物,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理,却没有尽到查验瞿某某等人经营许可证的注意义务,仍将危险废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交由瞿某某等人处理。因此,郑某强应当以污染环境罪共犯论处。二是案发地位于长江上游,本案共导致30余吨危险废物被排入长江支流,造成长江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超100万元,且倾倒的17.262吨废燃料油对长江支流水体造成的危害,已无法通过人工治理修复,严重影响沿岸人民的生命健康,属于“后果特别严重”情形。渝北区院根据指导意见,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后,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完善了全案证据体系。10月15日,渝北区院以污染环境罪,对巨某公司及郑某强等5人向渝北区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5月19日,渝北区法院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判处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对被告单位巨某公司处罚金50万元,对被告人瞿某某、郑某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宣判后,郑某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8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环境污染案件具有污染范围确定难、被告人主观过错查证难、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认定难等特点。检察机关把握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方向,通过“刑事+公益诉讼”一案双查,推动刑事追责、公益诉讼、行业治理工作三位一体落实。工作中,检察机关持续探索实践刑检专业团队“诉、研、教”一体化运行模式,组建由业务骨干、专业人才、标兵能手组成的专业办案团队,有效强化了环境资源犯罪检察的专业能力建设,通过充分发挥“排头兵”“智囊团”的作用,群策群力解决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的疑难问题,精准认定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助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守护工作。
四川省宜宾市廖某贵等3人非法采矿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 长江采砂 引导侦查 先行修复
【要旨】
非法开采江砂犯罪多具有作案隐蔽、客观证据相对缺乏、矿产资源损失鉴定难等特点。对公安机关商请介入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循线深挖,对犯罪实施精准打击。为避免诉讼时间过长给公共利益造成新的损失,在刑事案件二审阶段,上诉人对履行生态修复赔偿责任无异议且已缴纳赔付款,可在必要时开展环境先行修复。
【基本案情】
2015年,四川省宜宾市发布禁令,自当年7月至2019年7月,长江河道宜宾境内91公里江段禁止采砂。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廖某贵明知上述禁令且未取得采砂许可证,仍伙同被告人吴某军以承建散货码头和港池清淤为掩护,在长江禁采段宜宾港散货码头对面的长江边,非法挖采砂夹石21923.14立方米,价值761851元;伙同被告人鲁某刚在长江禁采段宜宾港散货码头下游长江边,非法挖采泥夹石2119吨和黄沙10966.15吨,价值共计244732.55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3月29日,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以下简称长航泸州分局)接群众举报,对本案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案发地虽然禁止采砂但属宜宾港在建工程范围,作为工程承包方,廖某贵和鲁某刚挖采泥夹石和黄沙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采矿,存在疑问。为此,长航泸州分局商请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翠屏区院)介入侦查。办案检察官通过审查施工合同和图纸,赴现场查看,引导侦查人员从工程项目的时间、案发地点的位置、合同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取证,夯实了廖某贵和鲁某刚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证据基础。同时,检察官发现不同工人对采挖地点的描述存在细微差异。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检察官联合侦查人员实地查看,发现廖某贵在散货码头对面另有一个因水位上涨,已被江水淹没的非法采挖点。针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检察官提出强化现场指认、固定现场证据等补充侦查意见。鉴于案发地位于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翠屏区院建议公安机关开展生物资源以及生态价值损害鉴定,以准确评估行为的危害后果。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意见。2019年11月,廖某贵、吴某军和鲁某刚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投案。2020年2月14日,公安机关将廖某贵等3人涉嫌非法采矿案移送翠屏区院审查起诉。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廖某贵等人主动缴纳了矿产资源损失费、生态修复款、专家调查评估等费用,共计101万元;鲁某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7月28日,翠屏区院向翠屏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12月29日,翠屏区法院一审判决廖某贵等3人犯非法采矿罪,其中廖某贵、吴某军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鲁某刚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三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且全额履行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对廖某贵、吴某军减轻处罚,对鲁某刚从轻处罚,分别判处廖某贵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吴某军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鲁某刚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没收廖某贵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廖某贵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鉴于案发已两年,等待二审宣判还需要一段时间,非法采挖砂石在河床上形成的两个大坑凼边坡不稳定,随时可能垮塌,并且坑凼内常有江水倒灌,给附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翠屏区院联合法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决定对受损河道先予修复回填。与会单位就修复生态方案,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参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企业立即修复受损河道,待判决生效后再向施工方支付费用。施工完成后,检察机关、法院对工程验收合格报告进行了审查。经修复,河道的抗冲刷能力得到大大提高,有效确保了航运安全和附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4月12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廖某贵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翠屏区院就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分别向沙坪街道办事处、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江新区分局、宜宾市三江新区城乡融合发展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更加重视群众举报,提升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能力;加强日常巡查;制定进一步修复涉案河道生态的方案。三家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按要求进行了整改。
【典型意义】
近年来,长江河砂价格持续走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监管漏洞疯狂盗采砂石,且作案手段和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实践中,盗采河砂的犯罪案件普遍存在客观证据相对缺乏,证据整体证明力不强,价值鉴定难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商请,介入这类案件的侦查,不仅就案件定性、证据收集等提出意见建议,还在审查中发现证据间的疑点,通过深挖细查,确保了打击犯罪的精准和及时。盗采、滥采长江河砂是对国土资源的严重破坏,不仅影响长江生态,也影响航道安全和防洪安全。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不可恢复的损失,在刑事二审诉讼终结前,赔偿人明确表示对生态损害赔偿没有异议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推动有关部门对受损河道先予修复,既有利于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也能避免诉讼时间过长给公共利益造成新的损失。
云南省昆明市马某昆等17人恶势力犯罪集团非法采矿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 恶势力犯罪集团 引导侦查 综合治理
【要旨】
自然资源领域是黑恶势力插手介入的重点领域。检察机关在办理非法采矿案件时,注意案件的串并研判,及时发现非法采矿案件伴生的黑恶势力犯罪线索,通过引导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破解取证难、定性难、销赃金额及环境损害程度鉴定难等问题,推动落实“打伞”“打财”工作,准确认定犯罪。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政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使行政主管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生态环境修复。
【基本案情】
2011年,被告人马某昆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被告人胡某岗、马某波、马某祥等人在位于滇池西岸的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桃树居委会白莲水井等地,非法开采磷矿石。经查,马某昆犯罪团伙的非法采矿行为导致当地山体塌方、林地被毁坏、植被被掩埋、基本农田被覆盖,未经处置的矿石中的磷元素渗漏造成地下水和下游河道污染,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经鉴定,马某昆等人非法开采的磷矿石价值2731万余元。2016年11月23日,马某昆、马某波等人在海口镇曹家沟非法开采磷矿石时,遭到村民阻止。后马某昆等人与村民发生冲突,造成两名村民轻微伤。此外,马某昆等人还犯有强迫交易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时任桃树居委会书记的被告人年某学、副主任被告人刘某辉、李某芬等5人犯有包庇罪。
【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6月25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立案后,商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山区院)介入侦查。西山区院对马某昆、胡某岗、黄某等10余人先后实施的多起案件进行串并研究,认为该团伙可能涉嫌恶势力犯罪,遂与公安机关就进一步完善证据和取证方向,提出意见建议。7月26日,西山公安分局提请西山区院批准逮捕马某昆等人。西山区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针对犯罪团伙组织架构证据收集不全面,非法采矿导致的农用地损毁面积、植被破坏数量不准确,非法采矿行为是否造成水土流失、水土污染的危害后果不明确等问题,提出50余条继续补充侦查的意见。11月21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西山区院审查认为,马某昆、胡某岗以共同实施非法采矿为目的,以公司名义,长期纠集多人实施违法犯罪,设置固定人员专门滋扰、打击阻碍其非法采矿的人,团伙内部形成了较固定的管理层级,该犯罪组织符合法律对犯罪集团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此外,该犯罪团伙长期盘踞在海口矿区,利用非法采矿获取的非法收入支持组织活动,维护组织稳定;为抢占矿产资源,多次殴打他人甚至替人行凶,强迫交易、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活和生产经营,威胁他人向公安机关作伪证,同时伴有恶意拖欠挖机租金、随意打骂他人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违法行为;行为表现出暴力与软暴力结合,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共生的特点,该犯罪集团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西山区院审查中还注意到,司法会计鉴定出的销赃数额存在误差。通过多次走访行业专家,和鉴定人进行沟通,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收集了相关书证和证人证言,西山区院对司法会计鉴定的依据作了进一步充实完善。重新鉴定后的销赃金额由原来的110万元提高至700余万元。针对公安机关将马某昆等人在非法采矿中将两名村民打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可能存在定性错误的问题,西山区院邀请专家学者研究论证,以该行为并非孤立的逞凶斗狠、随意殴打他人,而是在非法采矿过程中为争抢资源产生的危害后果为由,将罪名由“寻衅滋事罪”改变为“非法采矿罪”,并与公安机关达成共识。为加快案件办理,西山区院同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组织环评专家、收集周边住户的证言、委托上级检察院技术中心对现场进行勘验、比对盗采前后的卫星图片,对农用地、植被等环境资源毁坏面积、数量、程度等进行了认真核实,进一步完善了该团伙犯罪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证据。通过上述工作,最终补充案卷20册;将指控的未销售矿石(堆)从1个增加到4个,全部指控金额从90万元增加到2700余万元,并揪出为恶势力集团充当“保护伞”、构成包庇罪的5名公职人员。12月10日,西山区院以马某昆等17人分别构成非法采矿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包庇罪,向西山区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12月28日,法院判决认定马某昆等恶势力犯罪集团犯非法采矿罪、强迫交易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包庇罪,分别判处马某昆等17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追缴磷矿石12.6万吨,追缴违法所得743万余元。马某昆、马某祥等8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后马某祥撤回上诉。2019年3月26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马某昆等7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基层组织存在的腐败现象及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西山区院分别向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分局、海口街道办通报了相关问题,提出加强国土部门巡查监管、加强街道办对居委会监督指导的检察建议,并到发案街道开展预防犯罪法治宣讲。两家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海口街道办重新任命了涉案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对辖区全体干部、人员开展常态化法治教育和廉洁教育。西山国土分局5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案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组建了一支由100人组成的巡查队;新装了21个监控探头,实现了对西山区滇池流域和其他重点区域24小时的视频监控;补植树木6380棵,播撒草籽120公斤,恢复植被面积46.07亩,补植复绿效果明显。2020年6月,西山区院生态文明巡回检察室在西山国土分局挂牌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作配合。
【典型意义】
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中段的重要湖泊,是金沙江流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恶势力插手介入滇池流域矿产资源的开采,不仅破坏了当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扰乱了社会治安和行业经济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依法惩治“矿霸”违法犯罪及其“保护伞”,检察机关一方面高度关注非法采矿等犯罪中伴生的恶势力犯罪,及时发现、准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实质性引导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发现并及时解决案件定性、司法鉴定等问题,为依法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为彻底铲除恶势力的滋生土壤,结合案件溯根源、查原因,协助党委政府推动解决行业管理漏洞、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做好了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北长江口水域生态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采砂 跨区域多部门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长江入海口两省(市)交界位置非法采砂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涉及多个监管部门问题,向承担主要监管职责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同步推动其他相关部门加强执法衔接和协作,形成监管闭环和长效机,保护长江生态资源安全。
【基本案情】
长江B7浮位于上海市与江苏省交界的入海口水域,砂石资源丰富,且水情复杂、港汊较多,便于非法采砂船舶藏匿。多年来,该水域已成为非法采砂行为人在长江水域盗采砂石的主要据点,非法采砂问题突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9月,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办理长江B7浮非法采砂刑事案件时发现公益诉讼线索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上海市院),上海市院指定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崇明区院)管辖。
崇明区院通过现场调查、调取卷宗、询问证人等方式查明了相关违法事实。调查发现,该案违法行为发生地水域长江B7浮位于沪苏交界处的长江入海口,既涉及跨省监管问题又涉及跨河流和海洋监管部门的确定问题。为查明该案具有法定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崇明区院走访了崇明海事局、水务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民政局等相关行政机关,明确了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行为的主要监管部门是崇明区水务局,多个相关行政部门负有部分监管职责。崇明区院对该水域的行政监管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崇明区水务局未能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执法设备薄弱,未与江苏省在该水域形成有效执法衔接,导致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活动屡禁不止。
10月21日,崇明区院向崇明区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大查处长江B7浮及附近水域非法采砂行为力度,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并加强与江苏省相关部门的联动协作。崇明区水务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加强巡查执法,加大对“三无”采砂船、运砂船的打击力度,并申请资金在长江B7浮水域建设远程视频监控设备,以对该水域全天候持续监控。同时,强化对沪苏交界重点河段、敏感水域的日常监管和联合执法,预防长江水域非法采砂行为。11月26日,崇明区院联合相关行政机关对长江B7浮及附近水域开展回头看和执法巡查,现场未发现可疑船只,水域情况正常。
在个案办理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崇明区院依托北长江口检察协作办公室,联合崇明区水务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检察院、海门区水利局、长航公安上海分局、崇明海事局等六部门,共同会签了北长江口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备忘录,实现对长江B7浮及附近水域“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公益诉讼”闭环监管,推动两地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北长江口水域同步同频保护。
【典型意义】
长江B7浮位于沪苏交界处的长江入海口,属于长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紧邻东风西沙水源地。针对该水域非法采砂行为长期多发的问题,检察机关厘清各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找准监管不力的主要症结,针对性地开展公益诉讼监督。一方面督促具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另一方面推动北长江口左右岸检察、水务、海事多方跨区划、跨部门协作,实现对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行为闭环监管,为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治理提供了有益样本。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大运河、太浦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污染综合治理 一体化办案 跨区划协作
【要旨】
针对流域水污染治理问题,检察机关可通过一体化办案机制,在线索移送、调查取证、督促整治等方面加强跨区划协作,形成协同共治合力,促进水污染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京杭大运河、太浦河、頔塘河、苏申外港线等是流经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主要河道,是江浙沪区域重要水线。该区域航运发达、码头密布,存在不同程度的废水直排、泥浆偷倒、扬尘污染、违法建设等问题。卫星遥感监测显示,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平望镇梅堰工业集中区、同里镇邱舍工业区、汾湖湾318国道南、京杭大运河北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偏高。
【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大运河、太浦河流域4条水环境问题线索交办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后转至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苏州市院)办理。由于问题线索跨区域多、涉及面广、成因复杂,苏州市院整合全市检察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下辖4个办案组分别制定工作方案,统筹跨区划线索管理,协同推进案件办理。
办案组与行政职能部门加强联动,通过共同巡河、现场走访,运用公益诉讼快速检测技术,无人机(船)、水下机器人等发现码头散乱污、渣土偷倒、违法建筑等50多个问题。调查中还发现,吴江区内一处“飞地”长期权属不清,企业违法乱建、违规排污严重。经综合分析认定,通航扰动底泥释放颗粒物、沿岸码头泥浆水入河、沿岸生产或生活废水直排等是造成涉案水域浊度偏高的共性原因。
2021年7月,苏州市院经研判后,指导下属检察机关针对不同线索分别启动行政或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同时将辖区外相关问题线索根据协作机制移送属地检察机关协同治理,共同推动问题整改和流域综合治理:
1.由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吴江区院)向具有重点问题的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8份。发挥“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作用,促使政府高度重视,推动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对河道沿岸55家企业逐一开展执法检查,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26家,拆除21家企业违法建筑136400平方米,补办企业环评手续和涉水许可证17家,改造提升标准化码头10个,修复市政管网10处。针对问题企业,吴江区院立案民事公益诉讼4起,经公开听证督促3家环境违法企业支付损害赔偿金3万余元,1家环境违法企业通过增殖放流放生鱼苗6000余尾,对环境实施了替代性修复。
2.指定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吴中区院)对吴江区“飞地”问题线索开展监督。吴中区院向属地街道和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水务等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4份,督促其责令“飞地”上违建排污企业全部停产整改,并推动以上部门启动地块确权以及规划利用事项,推动大运河码头规范治理。
3.由吴江区院根据环太湖流域、大运河流域、长三角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将相关水污染问题线索移送浙、沪属地检察机关,上下游联合水质检测,共享数据,统一监管标准,联动一体化综合治理。浙江嘉善、上海青浦等地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14份,推动涉饮用水水源保护、偷排污水、岸线堆放垃圾等问题整改。
截至2021年11月,4个问题线索区域水体悬浮物浓度日均值整体呈下降趋势,均已达到III类水质标准。
【典型意义】
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事关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针对水体污染,检察机关实行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整合办案力量;运用跨区划协作机制,坚持线索跨区划移送、调查跨区划协作、公开听证等调动多方力量。在具体的办案中,基层检察机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船)等查明污染原因,实现多种手段并用、相联区域同行、河湖两岸同治,推动案件有效办理。
安徽省滁州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跨区域固体危险废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危险废物污染 一体化办案 公开听证
【要 旨】
针对跨区域危险废物污染案件,污染责任人无法及时处理危险废物污染导致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一体化办案机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遏制污染持续扩大,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起,安徽省滁州市邦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某化工)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未经环保审批,从安徽省铜陵市、淮北市等地接收硫膏4000余吨,在其位于滁州市南谯区、全椒县的厂房内外堆放。堆放地距离村庄两百米左右,且地面未硬化、部分硫膏无覆盖露天堆放,雨季来临致使硫膏产生淋溶液流出厂外,造成周边水塘、农田污染,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经鉴定,涉案硫膏系危险废物。2020年8月10日,非法贮存硫膏行为人被刑事立案侦查,2021年5月被提起公诉。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9月30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挂牌督办并于10月30日将线索交由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滁州市院)办理,滁州市院接到线索经初步研判后,采取市院统筹指导,属地院分别立案的工作模式,指定污染所在地的全椒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全椒县院)、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谯区院)分别立案管辖。
经查,涉案硫膏贮存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贮存厂房现状起不到防扬散、防流失、防渗透作用。非法贮存硫膏行为人已被刑事羁押,而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及滁州市全椒县生态环境局分局(以下简称全椒分局)未能依法处置涉案危险废物,导致硫膏逸散持续污染生态环境。
11月10日,南谯区院、全椒县院分别向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全椒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两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处置涉案危险废物,避免生态环境持续受损。11月底及12月初,检察机关收到两单位回复后进行“回头看”,发现涉案危险废物并未得到妥善处置,污染损害仍在持续。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8日,全椒县院、南谯区院分别向全椒县人民法院、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全椒分局、滁州市生态环境局为被告请求确认其对涉案危险废物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将涉案危险废物依法处置。
起诉后,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见证和公证部门公证下,将涉案硫膏全部规范、安全转移至危险固体废物仓库予以暂存,设置警示标识,消除了露天堆放进一步污染可能;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签订委托处置合同,进行规范处置;同时走访淮北市、铜陵市生产危废源头企业,落实企业的相关责任。
5月8日,全椒县院召开全椒分局对涉案硫膏依法履职情况审查听证会,县人大代表、专家等听证员在考量硫膏已妥善处置,且涉案企业在全椒分局的监管下已支付150余万元生态修复费、约30万元周边群众损失赔偿费等因素后,同意对全椒分局终结行政公益诉讼。县法院于2021年5月18日裁定终结诉讼。
南谯区院在确定硫膏已全部规范贮存处置、邦某化工已与生态环境部门就生态修复费达成协议并支付危废处置资金480万元,公益目的已经实现后,向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提出终结行政公益诉讼。区法院于2021年10月28日裁定终结诉讼。
【典型意义】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处置危险废物,防止污染问题的持续扩大,以实现最佳的办案效果。本案中,检察机关着眼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造成的损伤,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在行政机关未有效履职的情况,坚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同时坚持内外协作联动,督促行政机关规范、科学、及时处置危险废物,最大限度实现公益保护目的。
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叶家大港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水体污染综合治理 跨区划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跨流域、跨区域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可以发挥跨区划协作机制作用,克服线索获取、调查取证、诉讼支持等方面的困难,凝聚办案合力,助推水体污染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砖桥渠上游为钱家湾水库,下游连接叶家大港,流入龙会桥河后经长湖汇入长江。叶家大港位于湖北省两市交界处,分上下两部,上部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境内,下部位于荆州市荆州区境内。自2018年9月起,叶家大港流入荆州市断面水体呈泡沫状,散发恶臭,水质长期处于劣V类。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17日,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荆州市院)根据长湖流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将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工业园非法排污污染叶家大港上部水体案件线索移送至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荆门市院),后转至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沙洋县院)办理。沙洋县院立案后开展调查,检测砖桥渠至叶家大港上部水质确为劣V类,但不是由纪山镇郭店村工业园内企业排放所致,而是由砖桥渠岸边之前企业长期排污及两岸村民生活污水直排导致。
6月10日,沙洋县院向沙洋县纪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纪山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叶家大港的劣质水体予以治理,提升水环境质量。8月初,纪山镇政府回复称已对叶家大港上部采取多项监管治理措施。8月17日,沙洋县院对整改效果进行回访发现,叶家大港水体的水质达标规划尚未制定,整治方案亦未实施,水质仍为劣V类,社会公共利益仍在持续受损。
【诉讼过程】
9月7日,沙洋县院依法向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掇刀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纪山镇政府继续履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职责,制定砖桥渠和叶家大港上部限期水质达标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对砖桥渠和叶家大港上部劣V类水质进行整治。
诉讼过程中,纪山镇政府辩称涉案水域污染源并非本镇范围内,无相应监管职责。沙洋县院商请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荆州区院)联系荆州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对砖桥渠上游荆州辖区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出具《关于川店镇紫荆村太阳村水系分布情况的说明》,明确案涉污染源来自纪山镇。
12月29日,掇刀区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沙洋县院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纪山镇政府制定了砖桥渠至叶家大港上部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并向沙洋县委县政府汇报。沙洋县政府将叶家大港水环境治理纳入沙洋县生态环境补短板工程,总投资340万元。项目于2021年7月完工,共清理、固化被污染的河道4公里,挖走淤泥1000余吨,建设生态浮岛8处共1000平方米用于持续修复被污染的水体,搬迁沿线排污企业2家,沿线厕改1139户,沿线新增2处生活污水处理站、2处工业污水预处理站。
2021年11月,荆门市院、荆州市院、沙洋县院、荆州区院,两地两级检察机关到叶家大港上部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经现场查看及水质检测,叶家大港上部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水质已由劣V类提升至IV类。
【典型意义】
跨区域环境污染案因涉及多地,办理难度大,存在诸多难题。相关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协作机制,实现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判决执行监督等全流程合作,形成办案合力,有利于查明污染来源、明确损害结果、明晰监管责任,助推“老大难”问题解决和水体综合治理。
湖南省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垃圾填埋场污染 跨区划协作 公开听证
【要旨】
探索铁路运输检察机关跨区划管辖,以突破重点难点案件,同时以公开听证提升检察监督的透明度和社会效应,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基本案情】
湖南省临湘市城乡生活垃圾填埋场自2013年建成运营以来,一直存在雨水导排沟外高内低、排水不畅问题。2019年8月,为处理库尾积水坑污水,填埋场工作人员使用水泵将污水抽排至垃圾填埋场中部渗滤能力较强的垃圾堆体上,污水自然下渗后通过导排盲沟和渗滤液导排管排入调节池。作业过程中,因抽排时间过长、未控制好抽排量、现场作业疏忽等原因,导致污水从覆盖膜下垃圾堆体表面向外漫溢出至雨水导排沟和路面后流入下游长安河。
2019年8月,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通过垃圾填埋场雨水排口的污染残留发现并确认了污染事实。经检测,排洪沟化学需氧量浓度为870毫克/升、氨氮浓度为248毫克/升,分别超标7.7倍、8.92倍。因该次污染的发生具有偶发性和突然性,影响范围未能得到及时确认,但也暴露出该垃圾填埋场存在较大生态环境污染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2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的临湘市城乡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下游河流案件线索后,指定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长沙铁检院)办理并挂牌督办。
长沙铁检院经初步调查核实,于2020年6月3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和岳阳市检察机关的协调帮助下,长沙铁检院多次与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岳阳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座谈沟通,调阅了有关行政机关监管工作台账、处罚台账和监管工作机制,还前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实地踏勘,逐一查看重点部位、调阅管理台账、询问有关人员等,查明了污染产生的原因和有关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
2020年9月28日,长沙铁检院向临湘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临湘市城管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其高标准完成生活垃圾填埋场雨污分流系统应急改造,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进一步健全监管工作机制,完善监管措施;积极向党委、政府专题汇报,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提升运营管理专业水平。
临湘市城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在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和临湘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投入资金2300万元对该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和雨污分流系统进行提质改造;建立常态化巡查、应急处理等长效监管机制;定期邀请专家培训监管人员;与专业公司合作启动渗滤液系统市场化运营。施工改造工程于2020年7月完工,共完成尾库垃圾整形及封场覆膜约7000m2,一级坝抽排竖井2个及库区渗滤液导排盲管施工1065米,改造截洪沟3287米,库区雨污分流系统得到有效完善,渗滤液处理能力显著提高。行政机关以此为契机,对全市城乡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全面系统治理。
2020年11月27日,长沙铁检院就本案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等多名听证员参与听证。会上,临湘市城管局通报了污染整改和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听证员对行政机关敢于纠错的态度、积极整改的效果给予充分肯定。
经审查,长沙铁检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终结案件决定。
【典型意义】
城乡生活垃圾的治理关乎生态环境安全和民生福祉,是比较常见的治理难题。检察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指定铁路运输检察机关进行管辖,较好地发挥了跨区划管辖优势,增强聚合效应;在上级院和属地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协同推进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系统化建设,并以公开听证引进公众监督,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推动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源头系统性科学治理,共同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使城乡生活垃圾填埋场成为湖南省生活垃圾填埋场整改工作的标杆,成为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典范。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琼江水体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活污水治理 跨区划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从个案协作中探索建立信息联享、办案联动、平台联建、人才联训等全方位协作机制,推动跨界河湖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治。
【基本案情】
四川省遂宁市麻子滩水库位于长江二级支流琼江的上游,下游流经重庆市潼南区。2019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中兴镇污水处理厂生物转盘发生故障,致使进入厂内管网的生活污水在未达到处理标准的情况下,直排入麻子滩水库。排污口水体呈灰白色,气味恶臭刺鼻,水库内水体富营养化、含氧量下降,水中生物缺氧死亡,污染已严重危及到琼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检察院收到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潼南区院)移送的琼江水域受污染案件线索后,交给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居区院)办理。安居区院于2020年1月立案,通过现场调查、委托检测、走访群众、询问污水处理厂管理人员后查明污染事实。经检测,排污口水体化学需氧量为64.9mg/L、氨氮为21.8mg/L、总磷为5.4mg/L,属超标排放,并查明遂宁市安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对区域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未及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020年1月15日,安居区院向区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中兴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管,确保污水处理厂治污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区住建局积极履职整改,及时向安居区院回复整改情况。4月,遂宁市人民检察院、安居区院会同区住建局、中兴镇政府回访,确认污水处理厂设备故障已排除、运转正常,出水水质达标并建立健全了相关管理制度。
安居区院、潼南区院、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检察院、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区人民检察院、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检察院签订《涪江、琼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协作意见》,两省(市)五院建立信息资源联享、司法办案联动、协作平台联建、人才培养联训“四联”协作模式,共同开展跨界河湖水污染治理、岸线乱占耕地林地清理、非法捕捞整治等专项监督活动。五院联合巡江11次,针对污水处理厂污水超标排放、岸线垃圾污染、非法捕捞、破坏岸线耕地林地等问题,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2件,督促相关主管部门投入资金2900余万元,进行污染整治,琼江涪江跨界河湖及岸线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典型意义】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与重庆市潼南区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且跨省域江河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结合部。两地检察机关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跨界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协作,从个案办理延伸至人员交流、类案监督、专项监督,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界河界湖水污染治理监督共同体,提升了监督合力和成效。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麦架河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工业污染治理 系统治理 公开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砂石企业在长江流域河道两岸露天开采打砂,导致大量矿石及扬尘掉入长江流域河道,造成河道污染的问题,在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职整改的同时,推动河道污染专项治理,切实保护水资源安全。
【基本案情】
麦架河系乌江二级支流,流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河道边建有贵阳神某有限公司马堰石灰岩矿石厂(以下简称矿石厂)。该厂在露天开采打砂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甚至直接使用大型机器跨河悬空操作,大量矿石及扬尘落入河中,污染了麦架河水体。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9月,因麦架河污染严重,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线索层转至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云区院)办理。白云区院经初查于2020年4月1日立案,经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和无人机航拍取证,查明矿石厂污染行为及对麦架河造成的污染情况。
2021年4月10日,白云区院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贵阳市生态环境局白云区分局(以下简称白云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时履职,并以点带面对矿山矿石行业系统排查治理,白云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成立了由白云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行政部门组成的麦架河河道污染整改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责令企业整改。矿石厂投资约1000万元,对厂区范围以外河岸约20亩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对河道内的散落砂石进行清理,修建约236米隔离设施(围墙),防止生产厂区砂石进入河道;对原生产场地内生产设备及跨河道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安装企业办公区域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河道两边的道路进行硬化;修建约4000平方米扬尘大棚、喷淋等防尘配套设施。整改工作完成情况已通过专家验收,矿石厂露天开采污染麦架河河道水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为确保麦架河河道水体污染问题得到彻底根治,白云分局、区自然资源局还对辖区内8家矿石矿山企业开展全面排查,依法督促7家企业对未采取防尘、降尘等防护措施,露天开采打砂,扬尘污染等问题进行全面整改,有效推进河道污染专项治理。
5月8日,白云区院召开矿石厂露天采矿污染麦架河河道水体案办案效果公开听证会,邀请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白云分局以及相关行政部门代表到会听证。会上听证员充分肯定了此案的办案效果,一致认可麦架河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为巩固办案成效,白云区院依托“河长+检察长”机制,与白云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行政部门建立定期巡河机制,持续跟进监督麦架河水域的保护和综合治理。
【典型意义】
河流水系旁矿石矿山企业造成的工业污染往往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多是全行业共同的污染问题。检察机关在治理水系污染中,以点带面的对整个行业进行督促整改,促进系统化治理;在案件整改后及时进行公开听证,提高社会公信力;依托“河长+检察长”协同职能部门建立长效巡河机制,巩固整改成效,保障河流水系得到持续长效综合保护。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危险废物污染 认罪认罚认赔
【要旨】
针对跨省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造成环境污染案件,检察机关在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主动做好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衔接,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导违法行为人自愿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至12月,张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在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将浙江海宁某能源有限公司、安徽省池州市某电子有限公司等产生的工业废酸5100余吨,交由未取得处置废酸资质的江西峡江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峡江某贸易公司)非法处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平伙同他人用石灰简单中和上述废酸后,直接排出厂区向赣江重要支流沂江和周边农田排放,造成农田土壤严重污染,并导致沂江河内的鱼和养殖的小龙虾大面积死亡。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6日,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干县院)在履职中发现沂江河东湖桥污染线索,遂与县生态环境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同步进行沟通协商。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开展调查,及时将留存在峡江某贸易公司内的污泥296.1吨、废液20.5吨就地集中封存,并将该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新干县院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开展调查取证、委托鉴定等工作。经鉴定,该废液具有腐蚀性、危险性,其所含氟化物、铅、砷具有浸出毒性的危险特性。本案中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2423万元、造成渔业直接经济损失30.9万元、受损河段环境修复费29万元、峡江某贸易公司内剩余的废渣、废液处置费190.3万元,合计2673.4万元。
因江西省吉安市辖区内涉赣江流域环境资源集中管辖法院为峡江县人民法院,新干县院将刑事案件移送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峡江县院)审查起诉。根据《吉安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新干县院主动联系并督促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工作,同时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经多次磋商,2021年8月17日,张某某配偶作为赔偿义务人的代理人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同意承担渔业资源费、生态环境修复费、鉴定费等共计2682.4万元。10月26日,张某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日,峡江县院向峡江县人民法院提交量刑建议调整书,建议量刑调整为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目前生态环境修复款等费用已全部缴纳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公益诉讼检察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配合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了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作用,及时将履职中发现的破坏生态环境线索通报相关行政机关,以督促支持磋商的方式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一方面为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法律支持,及时帮助解决磋商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另一方面加强检察机关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探索将涉刑违法行为人生态修复情况作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考量因素,实现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相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疑问”的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疑问”的回复
贺佳谊律师:
您好!
您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疑问”收悉。经研究,回复如下:
一、关于“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的反证标准问题
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法释〔2019〕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对2001年公布的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其中第10条,对于“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的反证标准进行了修改,在保留生效仲裁裁决作为免证事实的同时,降低其反证的标准,由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3条、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的“足以推翻”变更为“足以反驳”,意味着排除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作为免证事实的要求有所降低,当事人提出的反证不必达到推翻该事实的程度,只需要动摇免证事实对法官的心证基础,使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因《民事证据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的进一步解释,属于特别规则,相对于2020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继续沿用的第93条,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10条应当优先适用。
二、关于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被执行人的清偿顺序问题
本次司法解释修订过程中,为避免条文重复,删去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原第89条、第90条、第92条至96条的规定,但保留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5条(原第88条)规定。第55条的三款条文确定了关于清偿顺序的三种处理原则:第1款规定多个债权人均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且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即适用优先主义原则;第2款规定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第3款规定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执行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数额比例受偿,即平等主义原则。《民诉法司法解释》则是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的处理原则进一步予以明确,第508条、第510条规定了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的适用参与分配程序,按照平等主义原则,普通债权人按照债权数额比例受偿;第513条规定了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执行转破产程序。上述《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系为执行程序中的一般规则,而非适用于被执行人资不抵债、申请执行人参与分配或执行转破产的情形,该部分规定与《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不冲突,共同构成了对于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被执行人的清偿顺序问题的体系化规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  院长信箱
2021年4月6日
最高检、证监会联合发布12起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证监会联合发布12起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11月6日)
(一)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欣某股份有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欣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某公司)原系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某乙与财务总监刘某胜为达到使欣某公司上市的目的,组织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外部借款、使用自有资金或伪造银行单据等方式,虚构2011年至2013年6月间的收回应收款项情况,采用在报告期末(年末、半年末)冲减应收款项,下一会计期期初冲回的方式,虚构了相关财务数据,在向证监会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中记载了上述重大虚假内容,骗取了证监会的股票发行核准,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57亿元。欣某公司上市后,于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间,沿用前述手段继续伪造财务数据,粉饰公司财务状况,并分别于2014年4月15日、2014年8月15日、2015年4月25日向公众披露了虚假和隐瞒重要事实的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
二、诉讼过程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向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欣某公司上市公开发行股票之后,在向社会公开披露的三份财务报告中仍包含虚假财务信息,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遂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温某乙、刘某胜在公司上市后的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进行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再次移送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欣某公司为达到上市发行股票的目的,采取伪造财务数据等手段,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财务虚假内容并发行股票;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多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和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利益。温某乙、刘某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17年4月20日,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提起公诉。
2019年4月23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被告单位欣某公司罚金人民币832万元;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被告人温某乙、刘某胜数罪并罚,对温某乙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对刘某胜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中国证监会对欣某公司的欺诈发行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进行调查后,于2016年7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欣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欣某公司退市后,主承销商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涉案投资人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
三、典型意义
1.依法从严惩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上市公司在发行、持续信息披露中的财务造假行为,严重蛀蚀资本市场的诚信基础,破坏市场信心,损害投资者利益,必须严厉惩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主要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表现出来,损害投资者利益。对于不同阶段涉财务造假信息的违规披露行为,刑法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相应刑罚。司法办案当中要注意区分不同时期信息披露行为触犯的刑法规范,根据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分别适用不同罪名,数罪并罚;对于审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和线索,通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查清事实,依法追诉。
2.综合发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职能作用。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违反行政监管法律规范和刑法规范,触发行政处罚程序和刑事追诉程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根据执法司法工作的需要,及时追究相关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认为相关人员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有效衔接,防止以罚代刑,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影响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欺诈发行、违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符合退市条件的,还应当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强制退市。
3.注重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0年3月实施的新修订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先行赔付、证券代表人诉讼等规定为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案办理过程中,主承销商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投资人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二:中某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卢某旺等人欺诈发行债券、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一、基本案情
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分别系中某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通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原财务总监;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和徐某分别系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某分所副所长、项目经理、主任会计师授权签字人和部门经理;边某系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证券公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业务部董事。
2013年下半年,中某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卢某旺为发行私募债券融资,经与卢某煊、卢某光合谋,虚增公司营业收入5.13亿余元、虚增利润总额1.31亿余元、虚增资本公积金6555万余元、虚构某银行授信额度500万元、隐瞒外债2025万余元。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中某通公司审计项目后,未按审计准则要求对中某通公司账外收入和股东捐赠情况进行审计,在审计报告中虚增了上述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本公积金。其中,杨某杰在出具重大失实报告中实施了组织、管理等行为;陈某明实施了现场审计和初稿起草行为;王某宇作为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授权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在未按审计准则对中某通审计报告进行审核的情况下,草率签发审计报告;徐某作为注册会计师,在未实际参与中某通项目现场审计的情况下,应杨某杰要求在审计报告上署名。承销券商某证券公司以此为基础出具了《中某通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募集说明书》。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中某通公司于2014年5月至7月间非公开发行两年期私募债券共计1亿元,被相关投资人认购。其中,两位投资人在边某的介绍下分别认购该私募债券,边某收受中某通公司给予的贿赂款150万元。2016年该私募债券到期后,中某通公司无力偿付债券本金和部分利息,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以边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中某通公司、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2017年8月3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边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17年8月21日、11月2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以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中某通公司、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提起公诉。
2017年8月2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边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杰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被告人陈某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被告人王某宇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分别判处罚金5万元至10万元不等;以欺诈发行债券罪,判处被告单位中某通公司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卢某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卢某光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卢某煊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一审宣判后,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2020年4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以及其他同类案件的办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出了加强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检察建议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积极采取措施增强中介机构职责重要性教育,完善注册会计师专业标准体系,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研究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相关准则,更好地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三、典型意义
1.坚持保护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和惩治证券违法犯罪并重,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规范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拓宽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1年开展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在总结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证监会于2015年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全面建立了非公开发行债券制度。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益创新,但一些中小企业的欺诈发行行为,严重损害了私募债券市场信心,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私募债券、新三板、科创板等资本市场中的创新活动,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保护创新和惩治犯罪并重,坚定地维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秩序,依法惩治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法等严重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犯罪,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2.严厉惩治中介机构参与财务造假,促进落实“看门人”责任。资本市场中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是信息披露、投资人保护相关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看门人”,中介机构不依法依规履职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在惩治市场主体财务造假行为的同时,应当主动开展“一案双查”,同步审查相关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合法经营和中介机构依法依规履职。
3.注重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促进资本市场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对于办案当中发现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职业操守、职业规范,以及相关监督管理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深入分析原因,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改进工作、完善监管的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
案例三:唐某博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间,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使用本人及其控制的数十个他人证券账户,不以成交为目的,采取频繁申报后撤单或者大额申报后撤单的方式,诱导其他证券投资者进行与虚假申报方向相同的交易,从而影响三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随后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获利,违法所得金额共计2581万余元。其中:
2012年5月7日至5月23日,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操纵“华资实业”股票,违法所得金额425.77万余元。其间,5月9日、10日、14日撤回申报买入量分别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买入量的57.02%、55.62%、61.10%,撤回申报买入金额分别为9000万余元、3.5亿余元、2.5亿余元。
2012年4月24日至5月7日,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操纵“京投银泰”股票,违法所得金额1369.14万余元。其间,5月3日、4日撤回申报买入量分别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买入量的56.29%、52.47%,撤回申报买入金额分别为4亿余元、4.5亿余元。
2012年6月5日至2013年1月8日,唐某博伙同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操纵“银基发展”股票,违法所得金额786.29万余元。其间,2012年8月24日撤回申报卖出量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卖出量的52.33%,撤回申报卖出金额1.1亿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6月,唐某博、唐某子、唐某琦分别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主动缴纳全部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唐某博还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
上海市公安局以唐某博、唐某琦、唐某子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起诉。
2019年3月2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唐某博、唐某琦、唐某子提起公诉。
2020年3月3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对唐某博、唐某子减轻处罚,对唐某琦从轻处罚,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被告人唐某博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450万元;被告人唐某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被告人唐某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操纵证券市场违法所得2581万余元予以追缴。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严厉惩治各类操纵型证券犯罪,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违法干预证券市场供求关系,破坏自由、公平的证券价格形成机制,损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危害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操纵市场行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明显增强,操纵手段花样翻新。新修订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幌骗交易操纵”“蛊惑交易操纵”“抢帽子交易操纵”“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跨期、现货市场操纵”等常见操纵手段,并降低了定罪标准,全面加大了惩治力度。司法机关要准确认识操纵型证券犯罪方法手段的变化,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各类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危害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严肃追究。
2.准确把握虚假申报操纵犯罪和正常报撤单的界限。虚假申报操纵是当前短线操纵的常见手段,操纵者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后撤单或者大额申报后撤单,误导其他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司法办案当中要准确区分虚假申报操纵行为和合法的报撤单交易行为,着重审查判断行为人的申报目的、是否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并结合实际控制账户相关交易数据,细致分析行为人申报、撤单和反向申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撤单所占比例、反向交易数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行为性质。
3.有针对性地提出量刑建议,不让贪利型犯罪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惩治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要注意发挥各类刑罚方法的功能作用,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要注重剥夺自由刑与财产处罚刑、追缴违法所得并用,不让犯罪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增强刑事追究的惩罚力度和震慑效果。
案例四:王某、王某玉等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间,某基金公司总经理王某,向上市公司青某公司推荐华某公司的超声波制浆技术,并具体参与了青某公司收购该超声波制浆技术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过程。其中,2014年8月6日至7日,王某参与了项目的考察洽谈活动,并于同月28日与青某公司、华某公司签订了《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了某基金公司、青某公司、华某公司的合作内容。2014年10月14日,青某公司公告停牌筹划重大事项。2015年1月29日,青某公司发布签订收购超声波制浆专利技术框架协议的公告。2015年2月12日,青某公司复牌并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国证监会依法认定,上述公告内容系内幕信息,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2月12日。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被告人王某分别与其朋友尚某、妹妹王某玉、妹夫陈某、战友王某仪联络、接触。上述人员及王某仪的妻子王某红在青某公司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大量买入该公司股票共计1019万余股,成交金额2936万余元,并分别于青某公司因重大事项停牌前、发布收购超声波制浆技术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信息公告复牌后将所持有的青某公司股票全部卖出,非法获利共计1229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以王某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尚某、陈某、王某仪、王某红等5人涉嫌内幕交易罪向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在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王某、王某玉、尚某、陈某不供认犯罪事实,王某仪、王某红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证据进行了细致审查分析,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某玉、尚某、陈某、王某仪在涉案股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均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王某联络、接触,并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交易行为具有明显异常性,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足以认定王某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等5人构成内幕交易罪。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12月28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王某仪、王某红涉嫌内幕交易罪,尚某、陈某涉嫌内幕交易罪,王某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涉嫌内幕交易罪提起公诉。
2017年11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35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尚某有期徒刑六年、陈某有期徒刑五年、王某仪有期徒刑三年、王某红有期徒刑三年、王某玉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不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其中,对犯罪情节较轻、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具有悔罪表现的王某仪、王某红依法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一审宣判后,王某、王某玉和尚某、陈某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依法惩治内幕交易违法犯罪,促使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依法履职。证券期货从业人员及上市公司高管、员工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严格依照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可能影响市场行情的敏感信息履行保密义务,不得主动、被动向第三人透露相关内幕信息,不得直接或变相利用掌握的相关内幕信息谋取利益,自觉维护证券从业市场生态。
2.准确把握内幕交易犯罪的证据特点和证据运用规则,全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认犯罪事实,依靠间接证据同样可以证明犯罪事实。在指控证明过程中,要根据内幕交易行为的特征,围绕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与内幕交易行为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联络行为,相关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利益关联程度等证明要求,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取证,全面收集交易数据、行程轨迹、通讯记录、资金往来、社会关系等相关证据,按照证据特点和证据运用规则,对各类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构建证明体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述犯罪事实,其他在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明链条,排除其他可能性,证明结论唯一的,可以认定犯罪事实,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对于主动认罪悔罪、退赃退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对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要注重做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释法说理工作,通过讲法律、讲政策、讲危害、讲后果,促使其认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动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犯罪造成的损失。
案例五:胡某夫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一、基本案情
胡某夫于2007年开始在某基金管理公司中央交易室工作,先后担任交易员、副总监,负责分发、执行基金经理的指令,下单操作交易股票,具有知悉本公司股票交易信息的职务权限。2010年4月至2015年5月,胡某夫按照基金经理指令下单交易股票后,使用其父胡某勋、岳父耿某刚证券账户或者指使胡某勋使用其本人证券账户,同期交易买入与本公司相同的股票,买入成交金额共计11.1亿余元、卖出金额共计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186.07万元。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公安局以胡某夫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移送起诉。
被告人胡某夫辩称,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缺乏违法性认识,部分买入与基金经理指令相同的股票的行为属于“交易巧合”。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夫身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后,明知其所在的基金管理公司禁止员工交易股票,仍由本人操作涉案账户或明示其父胡某勋操作,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且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交易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2017年10月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胡某夫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提起公诉。
经释法说理,胡某夫家属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代为退缴违法所得800万元,胡某夫在庭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有一定悔罪表现。2017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被告人胡某夫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充分认识“老鼠仓”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危害,依法严肃查处犯罪。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违背了基金从业人员对基金公司的忠实义务,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损害基金管理人的声誉和投资者对有关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信赖和信心,也同时危害了有关基金的长期运作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基金公司从业人员知悉未公开信息后,不论是在基金公司下单前交易,还是在基金公司下单同期交易,都属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司法机关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退赃退赔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价其刑事责任。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应当从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杜绝侥幸心理,强化守法意识,严格依法履职,共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2.重视客观性证据的证明作用,以证据证明反驳不合理辩解。随着证券市场监管力度加大,证券市场犯罪活动日趋隐蔽,犯罪手段狡猾多变,案发后规避责任、企图以拒不供认犯罪事实逃避惩罚的现象日趋增多。检察机关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应当加强与证券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运用,依靠严谨的证据体系和科学的证明方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以有力的指控打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侥幸心理,使其受到应有惩罚。
案例六:滕某雄、林某山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8日,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海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公司)董事长滕某雄未经过股东大会授权,明知未经股东大会同意无法履行协议条款,仍代表海某公司签订了以自有资金2.25亿元认购某银行定增股的认购协议,同时授意时任董事会秘书林某山发布公告。次日,林某山在明知该协议不可能履行的情况下,仍按照滕某雄的指示发布该虚假消息。随后,在原定股东大会召开之日(5月26日)前三日,又发布“中止投资某银行”的公告。
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22日,即认购公告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放弃认购公告发布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海某公司股价(收盘价)由18.91元上涨至30.52元,盘中最高价32.05元。按收盘价计算,上涨幅度61.40%,同期深综指上涨幅度20.68%,正偏离40.71%。从成交量看,上述认购公告发布前10个交易日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4020万余股,日均成交402万余股;认购公告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放弃认购公告发布前的最后一个个交易日的10个交易日中,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8220万余股,日均成交量822万余股;放弃公告发布后10个交易日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6221万余股,日均成交622万余股。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海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交易量异常放大,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以滕某雄、林某山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移送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滕某雄、林某山在发布信息的同时在二级市场进行关联交易,从中谋取相关利益,认定滕某雄、林某山操纵证券市场的证据不足,遂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人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但是足以认定二被告人不以实际履行为目的控制海某公司发布虚假公告,且该发布虚假公告行为造成了股票价格和成交量剧烈波动的严重后果,构成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2018年3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滕某雄、林某山涉嫌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提起公诉。
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滕某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林某山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依法惩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净化证券市场交易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制度保障。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其他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人员发布的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往往造成证券交易价格剧烈波动,产生恶劣影响。为此,证券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并对各类利用虚假信息行为设置了不同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和立法精神,对涉虚假信息类证券期货犯罪依法从严追诉,维护证券市场信息传播正常秩序。
2.严格区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法律边界,准确指控犯罪。刑法规定的多个证券期货犯罪罪名与证券交易信息有关,但具体构成要件有所不同。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和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又称“蛊惑交易操纵”)客观上均实施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且足以造成证券价格的异常波动,但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还要求行为人利用证券交易价格波动进行相关交易或谋取相关利益,且刑罚更重。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是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同样应受刑罚处罚。对于不能证明行为人有操纵证券市场故意及从中谋取相关利益,但其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行为扰乱证券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做到不枉不纵。
(二)证券违法典型案例
案例一: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6年9月,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系上市公司)通过虚构境外工程建设项目、虚构建材出口贸易、以及虚构国内建材贸易业务等方式虚增业绩,实施财务造假。为实现虚构业绩的目的,雅某公司采取了伪造工程进度单、人工成本计算单、材料成本等相关资料,制造材料和货物进出口假象,签订无真实需求的购销合同并伪造有关凭证,安排公司转账形成资金循环等手段,违法行为隐蔽。涉案期间,雅某公司共虚增营业收入约5.8亿元,虚增利润约2.6亿元,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二、处理结果
本案听证期间,当事人雅某公司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相关业务虚假;有关责任人员提出未参与、不知情、不分管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发现违法等理由,请求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
证监会复核认为:相关监管机关协查提供材料、有关资金往来、有关人员笔录等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违法事实成立。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司忠实、勤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主动作为的积极义务,一旦有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有关人员应当证明其已勤勉尽责,不能仅凭未参与、不知情、不分管等理由免除责任。
2017年12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场禁入决定,认定雅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行为。证监会决定,对雅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陆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至30万元的罚款。同时,对陆某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他部分责任人员分别采取3年至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将陆某、李某松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19年4月,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陆某、李某松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8月,江苏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陆某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5万元;李某松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三、典型意义
1.国际执法协作机制在查处资本市场跨境违法案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下,由境外具有执法权的机构所提供的证据,本质是行政执法权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可以直接确认,可以作为证监会作出处罚的依据。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境财务造假案件,手段复杂隐蔽,查处难度较大。证监会通过美国、巴基斯坦、香港等证券监管机构获取了有关证据,为案件查处提供了重要支持。本案的查处表明,上市公司不管在何地上市,不管业务如何开展,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证监会也将一如既往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夯实资本市场诚信基础。
2.行政、刑事、民事立体追责,提高资本市场违法成本。本案行政处罚作出后,证监会将涉嫌犯罪主体移送公安机关,涉案人员陆某和李某松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雅某公司也承担了对受损投资者的巨额民事赔偿。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通过进一步加重处罚力度,优化民事赔偿诉讼机制,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有利于督促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夯实资本市场基石。
3.依法追究中介机构责任,督促资本市场“看门人”归位尽责。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行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督促其归位尽责,对于形成资本市场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至关重要。证监会对本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同时,积极履行“一案双查”职责,对负有持续督导责任的财务顾问机构和履行年报审计职责的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警示有关中介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审慎开展相关工作,若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例二:华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
一、基本案情
华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由王某家族控股,王某担任董事长,系实际控制人之一,多名亲属担任董事。为向家族集团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王某指示他人成立若干壳公司,通过虚假业务向该家族集团公司提供资金。2013年末华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约8.2亿元,2014年末占用余额约11.5亿元,2015年6月末占用余额约13.3亿元。为掩盖关联方占用资金,王某安排员工将无效票据入账充当还款。华某公司还以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为家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同时以华某公司名义为王某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3.35亿元。华某公司的相关定期报告未披露上述情况,同时相关定期报告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二、处理结果
本案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华某公司主张,其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责任人员王某主张,即使构成违法,其主观上没有违法故意,客观上情节轻微,配合调查积极整改,申请不处罚或减轻处罚;其他责任人员主张其主观上没有违法故意或不知悉、未参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是被王某家族刻意隐瞒等。
证监会复核认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华某公司构成信息披露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某作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董事,华某公司所有涉案违法行为均由王某主导、参与或指使他人实施,其主观故意明显,涉案金额巨大,违法情节严重。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动了解并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具备与职责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主动调查并获取决策所需资料,独立发表专业判断,不知情、未参与及参考借鉴审计结果等不能构成免责理由。
2018年1月,证监会对华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场禁入决定,认定华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对华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王某处以90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60万元;对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以3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款。同时,对王某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他部分责任人员分别采取5年至10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同年,证监会对本案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华某公司财务总监不服上述处罚和决定并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起诉。同时,证监会将华某公司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典型意义
1.严厉打击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本案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掩盖资金占用的事实,指使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的典型案件,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侵害了投资者利益。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也是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证监会对华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予以顶格处罚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体现了严厉打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督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中介机构等各类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归位尽责的态度和决心。证监会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夯实市场稳定运行基础,为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驾护航。
2.依法追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精准打击。近年来,社会融资环境产生变化,有的上市公司长期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时有发生,本案即是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掏空上市公司的典型案例。王某主导、参与或指使他人实施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已经超出上市董事长职务行为的范畴,构成实际控制人实施的超出公司集合意志范畴的指使行为。证监会依法对王某两种身份下的两个行为分别予以认定和处罚,实现了对“关键少数”的精准打击,能够有效警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敬畏法律、敬畏规则,引导其肩负起规范发展的主体责任,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依据执法实践,新《证券法》在“指使”行为的基础上,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信息披露违法或“隐瞒”导致信息披露违法发生的,也应承担相应违法责任,并将处罚幅度提高为50万至1,000万元。证监会将持续推进贯彻实施新《证券法》,切实加大违法成本,提升执法威慑,净化市场生态。
3.督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确认识、自觉承担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的社会责任及法定义务,忠实勤勉履职。近年来,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现象频发,根源在于其内部治理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性不足,未恪尽职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缺乏有效监督,忽视乃至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试图以不知情、不专业、被隐瞒等理由作为免责盾牌。证监会将继续严厉打击此类做惯“甩手掌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警示上市公司“关键少数”提升守法意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勤勉履职,积极作为,保护中小股东知情权,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案例三:廖某强操纵证券市场案
一、基本案情
廖某强系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某知名节目和某周播节目嘉宾主持人,上述两档节目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均高于同时段其他频道财经类节目在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2015年3月至11月,廖某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在其微博、博客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在推荐前控制使用包括其本人账户在内的13个证券账户先行买入相关股票,并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集中卖出,牟取短期价差。涉案期间,廖某强实施上述操纵行为46次,涉及39只股票,违法所得共计43,104,773.84元。
二、处理结果
本案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廖某强主张,其没有控制涉案账户进行证券交易;其推荐股票是基于对相关股票的技术分析研究,荐股行为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相关账户的盈利归属于其亲属、公司员工及朋友,其本人并未获利,无力承担罚款,请求从轻处罚。
证监会复核认为:基于资金关系、MAC地址重合、身份关系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多个方面,足以认定当事人在2015年3月至11月间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当事人操纵市场行为由先行建仓、公开荐股、反向卖出等系列行为构成,证监会处罚的是其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而非单独处罚其荐股行为;当事人控制涉案账户组实施操纵市场行为所产生的违法所得应予没收,其与他人之间关于盈利的分配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罚;当事人不具有法定的从轻情节。
2018年4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廖某强的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情形。证监会决定,没收廖某强违法所得43,104,773.84元,并处86,209,547.68元罚款。
三、典型意义
1.整治股市“黑嘴”乱象,严厉打击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演进和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通过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体及互联网、手机APP等新型传播平台向广大投资者提供证券、期货投资分析、预测、建议而获取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市场“名嘴”们也日益活跃。但部分“名嘴”并不满足于通过吸引眼球,提升知名度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是试图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先行建仓,再公开荐股,进而反向卖出的方式从股票、期货交易中直接攫取收益,“名嘴”变“黑嘴”。此种利用散户投资者对其行业声誉和专业能力的信赖操纵市场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证券期货市场交易秩序,极大侵害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此类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一直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使市场参与各方守规矩、存敬畏、知底线。
2.科学认定当事人市场影响力,严惩“抢帽子”操纵市场行为。本案是证监会处罚的非特殊身份主体从事“抢帽子”操纵市场第一案。“抢帽子”操纵行为的实质是当事人具有市场影响力,且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荐、评价、预测股票,后进行反向交易获利。虽然当事人不是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等专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但证监会综合考量当事人节目收视率、出版书籍销售量、博客点击率、讲座听众人数及收入等因素,认定当事人在证券投资者等特定人群中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对众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操纵市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故其行为构成“抢帽子”操纵市场。
案例四:通某投资公司操纵证券市场案
一、基本案情
通某投资公司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2016年6月3日至6月24日期间,通某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使用其发行的4个私募基金产品账户,以及受托管理的2个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和11个理财专户账户共计17个账户(以下简称账户组),集中资金优势,采用盘中拉升、对倒交易、日内或隔日反向交易、尾盘拉升等方式交易永某公司股票,影响股票价格,合计获利6,814,322.69元。时任通某投资公司执行总裁、董事、投资经理刘某具体负责账户组的投资决策。
二、处理结果
本案听证过程中,当事人通某投资公司、刘某主张,通某投资公司不实际控制和管理上述2个资产管理计划账户,亦非投资指令的最终审核主体;当事人没有操纵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操纵行为;账户组最终收益不归属通某投资公司,通某投资公司对账户组交易并没有违法所得等。
证监会复核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通某投资公司涉案期间受托管理2个资产管理计划,具有账户交易决策权,是交易的实际决策者,实际控制2个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应对账户的交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通某投资公司集中资金优势,采用盘中拉抬、对倒交易、日内或隔日反向交易、尾盘拉升、大额封涨停等方式交易永某公司股票,影响其交易价格,扰乱证券市场正常的价格机制,构成操纵市场行为;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范围,应当包括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收益的最终归属不影响操纵行为违法所得的认定。
2018年7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通某投资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三、四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决定,没收通某投资公司违法所得6,814,322.69元,并处以13,628,645.38元的罚款;对刘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三、典型意义
1.持续加强对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私募基金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私募机构及从业人员依法合规经营。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私募基金在股票二级市场中参与度越来越高。私募基金具有杠杆率高、产品结构复杂、透明度偏低等特点,有效防范行业风险对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私募基金行业治理,严格督促私募机构及从业人员增强法律意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对欺诈、利益输送、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着力规范私募基金行业市场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在对利用资管产品实施操纵市场的执法实践中,账户交易决策权是认定资管产品账户控制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账户控制关系认定是对当事人在涉案期间实际掌握账户交易决策权的事实的确认。资管计划产品中产品管理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受托管理人,对产品账户具有管理、控制权。但对于通道业务,产品管理人通常不实际负责投资决策,往往根据投资顾问、委托人等其他主体的投资建议或交易指令进行交易。本案中,通某投资公司作为相关通道业务资管产品的投资顾问,负责发送交易指令,管理人某基金公司仅作合规审核,交易决策权实质由通某投资公司行使。因此,通某投资公司系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涉案交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3.在交易型操纵案中,应当围绕操纵行为的本质,结合当事人的交易行为、交易模式、交易对证券价量的影响等判定是否构成操纵市场。即应关注当事人是否集中资金、持股优势,通过连续买卖、在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交易等手法拉抬、打压或维持股价。在连续买卖操纵案中,当事人的操纵意图主要通过其交易中的不当或异常行为来认定。本案中,通某投资公司作为专业投资机构,以连续大单、集中堆单的方式致使股价显著波动,在明知无法成交时以大单强化涨停趋势,在股票基本面或市场走势无明显变化时多次反向交易,同一时期对其控制的不同账户下达相反的交易指令或建议,高买低卖等,均有违交易理性,交易行为的异常性明显。同时,结合涉案交易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对股票价量的影响等事实,证监会综合认定通某投资公司构成操纵市场并依法作出处罚,有效打击了操纵市场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了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案例五:周某和内幕交易案
一、基本案情
江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某公司,系上市公司)自2010年起寻求卖壳,唯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某公司)自2013年计划借壳上市。2014年3月,唯某公司股东合伙人吕某委托保荐代表人任某升协助找壳,任某升委托张某业协助。2014年4月10日,经张某业促成,江某公司委托的保荐代表人叶某与张某业等人会面。2014年4月15日,任某升受吕某所托,结合张某业所告知的“JQSY”壳资源相关情况草拟《重组简要方案概述》,起草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均由张某业沟通转达。2014年4月29日,任某升将《重组简要方案概述》发送给吕某。2014年5月14日,重组双方达成初步一致意见。2014年6月12日,江某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重组事项信息公开前为内幕信息,张某业作为中间介绍人参与筹划,不晚于2014年4月29日知悉内幕信息。周某和曾为张某业老师,二人长期交往密切,且有资金往来。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周某和与张某业频繁通讯联系,并从张某业处得知江某公司有重组预期。周某和控制其本人、学生、朋友的证券账户,突击转入资金集中买入“江某公司”,获利12,640,120.03元。
二、处理结果
本案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周某和主张,张某业未向其泄露内幕信息,其买入“江某公司”不具备内幕交易的特征;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周某和涉嫌内幕交易罪案件终止侦查,行政机关不应再作行政处罚;证监会将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
证监会复核认为:涉案期间内,周某和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张某业频繁联系,并获知江某公司有重组预期,且据此买入“江某公司”,证据确凿,其交易理由不足以排除其交易的异常性;证监会认定周某和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于法有据,其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证监会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公安机关调取的资料和制作的讯问笔录系证监会依法取得,所载内容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可以作为本案证据。
2016年8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周某和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证监会决定,没收周某和违法所得12,640,120.03元,并处以12,640,120.03元罚款。
周某和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并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起诉。2019年6月周某和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同年9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证监会处罚决定及人民法院相关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办案程序合法,决定不支持周某和的监督申请。
三、典型意义
1.充分发挥行刑衔接机制优势,依法审查刑事回转案件证据,传递“零容忍”信号。本案系行刑回转案件,证监会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发现周某和、张某业涉嫌内幕交易犯罪,通过行刑衔接程序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司法机关依法对本案开展刑事侦查,最终对周某和以“证据不足”决定终止侦查程序,并移交证监会处理。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明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区别,公安机关终止侦查的决定,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刑事追诉标准作出的独立判断,不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处罚程序。证监会接受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对公安机关调取的资料和制作的讯问笔录进行了充分审查,并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及2005年《证券法》有关规定,依法对周某和作出处罚。本案调查、移送、回转、处罚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行刑衔接机制在法律追责方面的优势,向市场传递了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信号,警示市场参与者戒绝侥幸心理,依法依规参与市场活动。
2.综合分析在案客观证据,依法查处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内幕交易具有“隐蔽性”的突出特点,对内幕交易行为人是否获知内幕信息这一主观状态,往往缺乏直接证据,需要结合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进行认定。本案中,周某和拒不承认获知内幕信息,证监会通过对其交易行为异常特征及其与张某业联络接触情况等客观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依法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对违法者形成有力震慑,司法机关亦予以认可。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的“顽疾”,严重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新《证券法》显著提高包括内幕交易在内的证券违法违规成本的背景下,证监会将持续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提振中小投资者信心。
案例六: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案
一、基本案情
人造板生产是森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原材料来自控股股东森某集团下属单位的采伐剩余物。因国家林业局规定2015年4月起禁伐天然林,森某集团和森某公司拟将林业相关业务从森某公司置出。2015年5月、6月,森某集团的董事长柏某新安排人员研究森某公司的人造板业务整合路径,拟装入森某集团下属的人造板集团。2015年12月7日,森某公司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以人造板业务资产、负债、子公司股权向人造板集团增资,并获得人造板集团约40.08%股权。森某公司以人造板业务等向森某集团的人造板集团出资、参股事项信息公开前为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不晚于2015年6月底形成,公开于2015年12月7日。柏某新全面负责人造板业务整合事宜,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吉某信托公司董事长高某波与柏某新较为熟悉,两人在涉案账户交易森某公司股票前后电话联系频繁。高某波通过电话下达交易指令,吉某信托公司控制使用涉案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大量买入森某公司股票并在复牌后全部卖出,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盈利43,733,230.05元。
二、处理意见
本案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吉某信托公司主张,根据国家政策、森某公司官方网站信息、股吧讨论以及森某公司股价走势等,涉案内幕信息已经公开;相关交易行为是高某波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单位违法;吉某信托公司仅收取固定信托报酬,不享有涉案账户的收益,没有违法所得,不应被没收任何收入和处以罚款等。高某波主张,买入森某公司股票是基于市场上的公开信息以及专业判断,买入时其已提交辞职申请,没有为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的主观动机等。
证监会复核认为:林业局公布的国家政策性信息,森某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日常经营性、战略规划性信息,以及股吧等平台的讨论信息,并不是关于涉案资产重组的具体信息,也不是在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并置备于官方网站、证券交易所的依法披露的信息,不能据此判断内幕信息已经公开;高某波在违法行为期间实际履行吉某信托公司董事长职责,其交易决策系职务行为;吉某信托公司是否仅收取固定报酬以及是否享有账户收益,不改变吉某信托公司异常交易森某公司股票的事实。
2017年12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吉某信托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证监会决定,没收吉某信托公司违法所得43,733,230.05元,并处以43,733,230.05元罚款;对高某波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
2018年2月,吉某信托公司、高某波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同年3月,证监会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意义
1.准确把握内幕信息公开要件,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违法行为。2005年《证券法》和新《证券法》均明确“非公开性”是内幕信息应当具备的要素,亦明确重大信息应通过法定途径发布。本案当事人辩称的国家政策性信息、公司新闻、股吧平台讨论信息,只是据以猜测、分析、推断的模糊信息,并非本案认定的内幕信息,亦非由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发布,不能据此认为内幕信息已经公开。重大信息依法公开,是保证广大社会公众知悉相关信息,保障投资者公平知情权的重要基础。证监会依法认定内幕信息公开时点,从严惩治内幕交易违法行为,能够切实维护证券市场“三公”原则。
2.全面分析认定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精准追究行为人违法责任。在内幕交易案件违法主体的认定中,不能仅凭违法行为的决策者、实施人违反单位制度、超越权限等因素即认定个人违法、单位免责,而是应当综合考虑相关投资决策能否代表单位意志,相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违法行为的实施是否利用了单位的平台、团队、资金等资源,违法行为所获利益是否归属于单位等多方面因素,准确认定违法主体为单位或是个人。
3.依法认定违法所得,合理确定罚没款数额,实现过罚相当、不枉不纵。资本市场交易模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复杂多样,委托理财等模式的交易类违法案件中,当事人可能仅收取固定报酬,或只享有账户一定比例收益。当事人通常以未获取全部收益为由,主张以本人获利认定违法所得。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通过实施违法行为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或者财产性收益,均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最终分配方式不影响其违法性。本案中,证监会依法认定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全部获利为违法所得,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执法警示包括机构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提高法律意识,尊崇法律规范,律己慎行,恪守底线。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0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08号建议的答复
牛宝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村霸”宗族恶势力和诬告歪风整治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与中央纪委、公安部、民政部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农村稳则天下安。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农村和谐稳定,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历来高度重视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打击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统一组织领导,积极开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工作。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些地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横行乡里、严重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现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大整治力度,严惩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确保农村和谐稳定。1月18日,高检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在全国检察机关统一部署开展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工作。各地检察机关积极行动,各省级检察院迅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加强对专项工作的领导,配备精干力量,具体负责部署、推动和协调专项工作,并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和工作方案。广东、海南、宁夏、西藏、内蒙等省级院检察长亲自担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黑龙江、四川、辽宁等省级院派员分组深入基层,就专项工作进行督导调研,积极推广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帮助基层解决疑难问题。贵州省检察院制定《贵州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拍蝇除霸保民生”专项行动方案》,统一部署开展专项活动。
二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合力。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检察机关注重加强与纪检监察、综治、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形成打击合力。在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违法犯罪工作中,检察机关还特别注意依法惩治农村基层人员在涉农惠民补贴申领和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救灾扶贫优抚、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利用职权恃强凌弱、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职务犯罪,采取贿赂或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河北、四川等省级检察院与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民政厅会签相关文件,把专项工作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反腐败斗争紧密结合,实行重大案件会商制度。广东、黑龙江等省级检察院着力建立健全与发改委、财政、农业、扶贫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为发现和查办“村霸”相关犯罪畅通信息来源渠道。北京、云南等地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和社会综治部门协作配合,对严重侵害农民切身利益、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生产生活以及有组织有策划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欺压群众、破坏腐蚀基层民主政权的案件,从严打击,高效办理。吉林、甘肃、山东等地检察机关盯住退耕还林、粮食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机补贴、泥草房改造、低保社保等重点领域,集中查办了一批影响惠民政策落实、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职务犯罪案件。
三是强化诉讼监督,从严打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普通犯罪。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对严重侵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正常生产生活、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从严打击、加快办理,形成依法严厉打击的强大声势。海南、宁夏、贵州等地检察机关在办理农村发生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案件时,注重分析参与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及时发现背后可能隐藏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把打击村霸与打击非法宗教活动相结合,依法办理芒康县宗西乡宗西村党总支部原副书记、昌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平等11人利用非法宗教“十善法”控制村民的涉黑犯罪,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四是坚持惩防并重,主动预防“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相关犯罪的同时,积极开展专题犯罪分析和预防调查,找准容易被“村霸”及宗族恶势力控制渗透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向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建言献策、督促整改,构建预防工作体系,强化源头治理。贵州、宁夏、广西、湖南、吉林、安徽、重庆等地检察机关利用“检察开放日”、控告申诉接待窗口、举报宣传周、预防职务犯罪邮路、“五进”活动、“预防农村职务犯罪百场讲座进乡村”等载体,有针对性地宣传专项工作信息,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线索,加大专项工作力度。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专项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在组织领导上再加强,在推进措施上再深化,切实将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及时查办一批、起诉一批,推动法院审判一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为维护农村稳定、全面践行党的宗旨、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做出新的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0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公正、及时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保护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根据票据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现对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一、受理和管辖
第一条 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 依照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汇票、支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以背书人为被告行使追索权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条 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
第五条 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追索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顺序权利,即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或者具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所列情形的,持票人请求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支付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所列金额和费用的权利。
第六条 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二、票据保全
第七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票据纠纷案件时,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经当事人申请并提供担保,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一)不履行约定义务,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所持有的票据;
(二)持票人恶意取得的票据;
(三)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的持票人持有的票据;
(四)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贴现的票据;
(五)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质押的票据;
(六)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有其他情形的票据。
三、举证责任
第八条 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
第九条 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
第十条 付款人或者承兑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持票人因行使追索权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向受理法院提供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宣告破产裁定书或者能够证明付款人或者承兑人破产的其他证据。
第十一条 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
四、票据权利及抗辩
第十二条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第十三条 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二)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
(三)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
(四)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
(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
第十五条 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
(二)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
(三)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
(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
第十六条 票据出票人或者背书人被宣告破产的,而付款人或者承兑人不知其事实而付款或者承兑,因此所产生的追索权可以登记为破产债权,付款人或者承兑人为债权人。
第十七条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
第十八条票据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票据出票人的追索权。
第十九条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
第二十条票据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书面通知是否逾期,以持票人或者其前手发出书面通知之日为准;以信函通知的,以信函投寄邮戳记载之日为准。
第二十一条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第二十二条 代理付款人在人民法院公示催告公告发布以前按照规定程序善意付款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以已经公示催告为由拒付代理付款人已经垫付的款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失票救济
第二十三条 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四条 出票人已经签章的授权补记的支票丧失后,失票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五条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第二十六条 出票人已经签章但未记载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丧失后,失票人依法向付款人即出票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七条 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丧失以后,失票人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八条 失票人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后三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公示催告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票面金额;
(二)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
(三)申请的理由、事实;
(四)通知票据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时间;
(五)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名称、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应当同时通知付款人及代理付款人停止支付,并自立案之日起三日内发出公告。
第三十条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止付通知,应当立即停止支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非经发出止付通知的人民法院许可擅自解付的,不得免除票据责任。
第三十一条 公告应当在全国性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
第三十二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
第三十三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以前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因债务人拒绝付款或者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提起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五条 失票人因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遭到拒绝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被告为与失票人具有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出票人、拒绝付款的票据付款人或者承兑人。
第三十六条 失票人为行使票据所有权,向非法持有票据人请求返还票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七条 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数额。
第三十八条 对于伪报票据丧失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或者诉讼程序后,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伪报人的法律责任。
六、票据效力
第三十九条 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八条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当事人使用的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票据的,按照《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但在中国境外签发的票据除外。
第四十条 票据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上不符合票据法以及下述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
(一)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二)银行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和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的签章,为该银行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三)银行本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为该银行的本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四)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出票人为单位的,为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出票人为个人的,为与该个人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一条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未加盖规定的专用章而加盖该银行的公章,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十二条 依照票据法第九条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不一致,或者票据载明的金额、出票日期或者签发日期、收款人名称更改,或者违反规定加盖银行部门印章代替专用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对此类票据付款的,应当承担责任。
第四十三条 因更改银行汇票的实际结算金额引起纠纷而提起诉讼,当事人请求认定汇票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银行汇票无效。
第四十四条 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五条 票据的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人民法院对票据上其他签章效力的认定。
七、票据背书
第四十六条 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
第四十七条 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票据的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背书行为无效。背书转让后的受让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出票人、承兑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十八条 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十九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连续背书的第一背书人应当是在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最后的票据持有人应当是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书人。
第五十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
第五十一条 依照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贷款人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从事票据质押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押行为无效。
第五十二条 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质押的,通过贴现、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三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第五十四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
第五十五条 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其非开户银行申请贴现,与向自己开立存款账户的银行申请贴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持票人有恶意或者与贴现银行恶意串通的除外。
第五十六条 违反规定区域出票,背书转让银行汇票,或者违反票据管理规定跨越票据交换区域出票、背书转让银行本票、支票的,不影响出票人、背书人依法应当承担的票据责任。
第五十七条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第五十八条 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依照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逾期提示付款的持票人付款与按照规定的期限付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票据保证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票据保证无效,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国家机关提供票据保证的除外。
第六十条 票据保证无效的,票据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九、法律适用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第六十三条 票据当事人因对金融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票据法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票据管理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票据法施行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票据纠纷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票据法。
十、法律责任
第六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债务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已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无效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一)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
(二)出票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三)出票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第六十六条 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
第六十七条 对票据未记载事项或者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
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一)未依照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以及汇票背书的连续性履行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的;
(二)公示催告期间对公示催告的票据付款的;
(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后付款的;
(四)其他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
第七十条票据法第六十三条所称“其他有关证明”是指:
(一)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亡的证明、法律文书;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或者下落不明的证明;
(三)医院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死亡的证明;
(四)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
承兑人自己作出并发布的表明其没有支付票款能力的公告,可以认定为拒绝证明。
第七十一条 当事人因申请票据保全错误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因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支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
第七十四条 依据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五条 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由于出票人制作票据,或者其他票据债务人未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除应当按照所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持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前款情形而接受的,可以适当减轻出票人或者票据债务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通知
(法[2017]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活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切实提升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水平,现就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在审理案件中,应当依法审慎适用拘传措施。对必须到庭的被告,人民法院适用拘传的,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限于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或者是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民事诉讼、被告提出反诉的诉讼,本诉原告相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反诉人处于被告地位,可以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拘传。
对于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按撤诉处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缺席判决。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虚假诉讼或者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公益诉讼案件,对不到庭就无法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可以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拘传。
对当事人适用拘传的,应当严格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进行。
二、在执行程序中适用《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八十四条采取拘传措施的,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的条件与程序。拘传措施对于查明被执行财产、调查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严重影响被拘传人的人身自由。执行法院在采取拘传措施前必须经过依法传唤,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应进行说服教育,经说服教育后仍拒不到场的,才能采取拘传措施。
对于已经控制被执行人的财产且财产权属清晰、没有必要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宜采取拘传措施。采取拘传措施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时间期限,不能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羁押被拘传人。
三、被执行人的债权作为其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债务的一般担保,不能豁免执行。但是执行到期债权涉及次债务人的权利保护,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在执行程序中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条件与程序,兼顾相关各方主体的权利保护。
在对到期债权的执行中,应当依法保护次债务人的利益,对于次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除到期债权系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人民法院对提出的异议不予审查,即应停止对次债务人的执行,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代位权诉讼主张权利。对于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相应程序予以处理。
被执行人有银行存款或者其他能够执行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优先予以执行;对于被执行人未到期的债权,在到期之前,只能冻结,不能责令次债务人履行。
四、在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过程中,发现有新的问题的,应当及时层报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命名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命名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决定
(法〔2019〕90号)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关押战争罪犯的场所,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保护比较完整的一处成功教育改造战犯的场所,创造出世界战犯管理史上的“抚顺奇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日本侵华战犯的伟大实践,见证了新中国人民司法事业的光辉历史。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公开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所有战犯全部认罪服法,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的奇迹,在新中国人民司法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按照尊重史实的原则,通过复原陈列和史实陈列有机结合,运用文字、图片、实物、史料、音像等多种表现形式,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经过。管理所和法庭旧址布设展出的内容,对于教育引导法院干警增强爱国情怀、继承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司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命名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相关中级、基层人民法院要积极协助有关管理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充分发挥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功能。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现场教学或其他适当方式,运用基地对干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81号建议的答复
姚晓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出刑事申诉期限和次数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刑事申诉的期限和次数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一方面,使错案有机会得到纠正,充分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近年来纠正的于英生、聂树斌等重大冤错案件都是十多年前判决生效且经过多次申诉的案件。另一方面,实践中出现“终审不终,无休无止"的申诉现象,既浪费司法资源,又引发与涉法涉诉信访相关的社会矛盾。但对于是否应该明确限制刑事申诉的期限和次数问题,在目前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一定争议,需要我们谨慎对待和深入研究。
一、关于是否明确刑事申诉期限和次数的观点
关于刑事申诉期限。第一种观点认为,申诉不应设期限,这样一方面能够充分体现我们历来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精神;另一方面,再审程序是在穷尽普通救济程序之后的特殊救济程序,很难预知新证据、新情况出现的时间,因此不能限制申诉提出的期限。第二种观点主张,申诉应当设立合理期限,这样既有利于督促申诉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因时过境迁而给司法机关复查处理案件造成困难,又能够避免申诉人滥用申诉权,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同时,对于一些在规定期限内未得到处理的确属冤错案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也能够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且无时间限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申诉应区分不同情形确定是否设立期限,即基于人权保障的理念考虑,对有利于被判决人的申诉应不受时间限制,对于不利于被判决人的申诉,即经过再审程序可能将无罪改判有罪,罪轻变为罪重的,应进行合理限制。
关于刑事申诉次数。一种观点认为,申诉不应有次数限制,理由是:一方面,申诉的提出并不会影响原处理决定和裁判的执行;另一方面,申诉是申诉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对次数加以限制,难免会出现一些司法机关对申诉不做实质化处理,甚至以处理次数为由将确有冤情的申诉人拒之门外的情形。另一种观点主张,申诉应有次数限制,若无限制,申诉人可以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任何一级司法机关提出申诉,一次申诉被驳回后,申诉人还可以无休止地进行申诉,不仅会大量增加司法机关的工作量,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还会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机关处理决定和裁判权威性的质疑。因此,从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司法机关的办案重点能够放在确有冤错的申诉案件上考虑,应对申诉次数加以限制。
二、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的应对措施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刑事申诉的期限和次数,实践中,重复申诉、缠访闹访的现象时有发生,高检院高度重视此问题,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将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实现诉访分离、依法导入、依法办理、依法终结等。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申诉管辖、受理条件、不再立案复查等环节中充分考虑了申诉时限和次数的问题,符合我国现阶段公民通过申诉维护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与现阶段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以及案件质量现状相适应。
2014年5月,我院制定下发《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以下简称《复查规定》)。在《复查规定》的起草、调研、征求意见过程中,对于申诉的期限和次数问题,曾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为引导申诉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因期限规定的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复查规定》审议稿中曾对申诉的一般期限作出专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申诉人在原案处理决定、判决、裁定生效后或者原审被告人在原判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以内提出的刑事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受理:(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可能改变原案处理决定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二)申诉人有证据证明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曾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申诉,符合受理条件但是人民检察院未受理的;(三)其他认为应当受理的情形。"但在征求意见和审议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有观点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均未直接限制当事人的申诉权,因此该条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同时通过对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发现,对申请再审的期限作出限制的也比较少。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对向人民法院提出刑事申诉的期限作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申诉时效的法律空白,但其在理论上和解释权限上都尚有争议。为此,我们专门就《复查规定》审议稿中申诉的期限内容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考虑到目前各方面对限制刑事申诉期限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不宜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复查规定》没有再对刑事申诉期限作出规定。
为了对申诉次数进行合理限制,我院近年来也作出了一些规定。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94条规定:“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人民检察院不再立案复查,但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另外,根据《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标准》第7条规定,案件已经两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且采取公开审查形式复查终结,申诉人没有提出新的充足理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再立案复查。结合这些规定,同时为避免因明显不存在错误可能的申诉纳入复查程序,造成刑事申诉反复复查、结而不终问题,我院在《复查规定》第20条规定:“对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且采取公开审查形式复查终结,申诉人没有提出新的充足理由的,不再立案复查。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再立案复查,但是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这一规定既是对限制刑事申诉次数的变通规定,同时也是对不再立案复查的条件作出的严格限制,一方面避免了申诉主体反复申诉所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刑事申诉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对于您提出的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释,对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和不服检察机关诉讼终结的处理决定分别规定刑事申诉期限和次数的建议,我们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强研究,结合司法实际,不断探索规范刑事申诉期限和次数的新思路,并且积极推动刑事诉讼法适时对刑事申诉的期限和次数作出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2020]36号)
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为适应民商事审判工作发展要求,促进矛盾纠纷化解重心下移,现就调整你院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当事人住所地均在你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你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三、本通知未作调整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 〔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8〕13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执行。
本通知自2020年10月1日起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余某汉、杨某金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余某汉、杨某金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30日 (2018)最高法民他112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闽民他19号《关于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余某汉、杨某金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股权合作意向书》中约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从本案仲裁条款的表述来看,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向自己所在地仲裁机构启动仲裁程序,仲裁条款中没有仲裁相对方应受提起仲裁方行为约束的表述,双方各自向所在地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的行为各自独立、互不约束。鉴于当事人住所地分别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和江苏省常州市,而两地分别存在厦门仲裁委员会以及常州仲裁委员会的实际情况,上述仲裁条款实际上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对案涉争议的平行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争议发生后,余某汉、杨某金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可以认定双方就仲裁机构选择问题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本案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余某汉、杨某金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6月13日 (2018)闽民他19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余某汉、杨某金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该院向我院请示并报我院审查。现将该案有关情况及我院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62号。
法定代表人:蔡某太,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洪明,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云龙,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余某汉,男,汉族,1942年11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代理人:刘庆,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杨某金,男,汉族,1969年7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委托代理人:刘庆,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7年11月26日签订《股权合作意向书》,同年12月26日又签订一份《股权合作意向书》,对前一份《股权合作意向书》部分内容作出修改,约定双方之前签订的关于标的公司股权合作意向书及其补充协议同日作废。《股权合作意向书》第12.3条约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人认为,第 12.3条仲裁条款没有“选定的仲裁机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有效仲裁协议所应具备的要件。故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被申请人余某汉、杨某金答辩称:《股权合作意向书》第12.3条仲裁条款约定了厦门仲裁委员会与常州仲裁委员会均为仲裁机构,该仲裁条款表明,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同意并接受当余某汉、杨某金以申请人身份向所在地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反之,余某汉、杨某金也同意并接受对方在先以申请人身份向所在地厦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由于余某汉、杨某金的仲裁申请在先,依《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常州仲裁委员会当然取得仲裁管辖权。
二、案件主要事实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查明:2017年11月26日,以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为甲方,余某汉、杨某金为乙方,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711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就乙方向甲方转让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作出约定,《股权合作意向书》第12.3约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7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712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就乙方向甲方转让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作出约定,其中第9.7条约定:在本意向书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关于标的公司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及其补充协议同日作废,但甲方支付乙方的关于定金的约定仍然有效。第 12.3条约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余某汉、杨某金于2018年2月11日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主张双方签署前述两份《股权合作意向书》后,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的相关行为明显表明不再有继续与余某汉、杨某金进行转让股权交易的意愿,属违约行为,因此请求裁决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并裁决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赔偿损失。常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仲裁争议案,并向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书。2018年2月2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厦门建筑研究院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
双方当事人未就争议解决方式达成补充协议。
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
关于案涉《股权合作意向书》第12.3约定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是否属无效仲裁条款的问题。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股权合作意向书》中的甲乙双方住所地分属不同省份,但《股权合作意向书》并没有明确“所在地”是指当事人所在的市还是省,显然,无法根据当事人“所在地”认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案涉仲裁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为无效仲裁协议。其次,根据案涉仲裁条款的表述,甲乙双方住所地分属不同省份,即使将合同所约定的“所在地”确认为地级市,在发生争议时,将出现因甲乙双方提起仲裁先后不同而导致受案仲裁机构不同,即至少存在由厦门所在地的仲裁机构和常州所在地的仲裁机构受理合同争议的两种可能,因此,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也为两个以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有效仲裁协议所应具备的“选定仲裁委员会”这一要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情形,依此案涉仲裁协议也应认定为无效。
四、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提起仲裁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约定未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且如果仲裁协议双方均在自己所在地提起仲裁,将出现两个仲裁机构受理案涉合同纠纷的情况,因此,该约定属于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该仲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我院同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中的处理意见。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和居住地分别在福建和江苏两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有关规定,本案应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现特请钧院审核,请指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惩治盗窃、破坏窨井盖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失职渎职等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盗窃、破坏窨井盖等刑事犯罪,符合立案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要加强立案监督,依法及时批捕、起诉。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审判,作出裁判。在办案中发现的公职人员涉窨井盖职务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监察机关依法处理。要加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完善涉窨井盖相关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倾向性问题和社会管理漏洞,要通过公安提示函、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等方式提出意见,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要加强法治宣传,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有效预防涉窨井盖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积极推进窨井盖问题的综合治理。
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0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因盗窃、破坏窨井盖等行为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多发,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反映强烈。要充分认识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运用刑罚手段依法惩治的必要性,完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维护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推动窨井盖问题的综合治理。为依法惩治涉窨井盖相关犯罪,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升办案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提出以下意见。
一、盗窃、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
二、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车站、码头、公园、广场、学校、商业中心、厂区、社区、院落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三、对于本意见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场所的窨井盖,明知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而实施盗窃、破坏行为,致人受伤或者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分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
四、盗窃本意见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场所的窨井盖,且不属于本意见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故意毁坏本意见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场所的窨井盖,且不属于本意见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五、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擅自移动窨井盖或者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窨井盖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
六、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窨井盖,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窨井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定罪处罚。
七、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盗窃所得的窨井盖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八、在窨井盖采购、施工、验收、使用、检查过程中负有决定、管理、监督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分别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九、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分别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十、对窨井盖负有管理职责的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人员坠井等事故,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分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
十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与窨井盖相关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二、本意见所称的“窨井盖”,包括城市、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等地的窨井盖以及其他井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0〕3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张那木拉正当防卫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案例144-147号),作为第26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31日
指导案例144号
张那木拉正当防卫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2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正当防卫/特殊防卫/行凶/宣告无罪
裁判要点
1.对于使用致命性凶器攻击他人要害部位,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可以适用特殊防卫的有关规定。
2.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部分不法侵害人已被制伏,但其他不法侵害人仍在继续实施侵害的,仍然可以进行防卫。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
基本案情
张那木拉与其兄张某1二人均在天津市西青区打工。2016年1月11日,张某1与案外人李某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某某驾车逃逸。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张那木拉一方认为交警处置懈怠。此后,张那木拉听说周某强在交警队有人脉关系,遂通过鱼塘老板牛某找到周某强,请周某强向交警“打招呼”,周某强应允。3月10日,张那木拉在交警队处理纠纷时与交警发生争吵,这时恰巧周某强给张那木拉打来电话,张那木拉以为周某强能够压制交警,就让交警直接接听周某强的电话,张那木拉此举引起周某强不满,周某强随即挂掉电话。次日,牛某在电话里提醒张那木拉小心点,周某强对此事没完。
3月12日早上8时许,张那木拉与其兄张某1及赵某在天津市西青区鱼塘旁的小屋内闲聊,周某强纠集丛某、张某2、陈某2新,由丛某驾车,并携带了陈某2新事先准备好的两把砍刀,至天津市西青区张那木拉暂住处(分为里屋外屋)。四人首次进入张那木拉暂住处确认张那木拉在屋后,随即返回车内,取出事前准备好的两把砍刀。其中,周某强、陈某2新二人各持砍刀一把,丛某、张某2分别从鱼塘边操起铁锨、铁锤再次进入张那木拉暂住处。张某1见状上前将走在最后边的张某2截在外屋,二人发生厮打。周某强、陈某2新、丛某进入里屋内,三人共同向屋外拉拽张那木拉,张那木拉向后挣脱。此刻,周某强、陈某2新见张那木拉不肯出屋,持刀砍向张那木拉后脑部,张那木拉随手在茶几上抓起一把尖刀捅刺了陈某2新的胸部,陈某2新被捅后退到外屋,随后倒地。其间,丛某持铁锨击打张那木拉后脑处。周某强、丛某见陈某2新倒地后也跑出屋外。张那木拉将尖刀放回原处。此时,其发现张某2仍在屋外与其兄张某1相互厮打,为防止张某1被殴打,其到屋外,随手拿起门口处的铁锨将正挥舞砍刀的周某强打入鱼塘中,周某强爬上岸后张那木拉再次将其打落水中,最终致周某强左尺骨近段粉碎性骨折,其所持砍刀落入鱼塘中。此时,张某1已经将张某2手中的铁锤夺下,并将张某2打落鱼塘中。张那木拉随即拨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待。陈某2新被送往医院后,因单刃锐器刺破心脏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张那木拉头皮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周某强左尺骨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
裁判结果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6)津0111刑初5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那木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被告人张那木拉以其系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津01刑终3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1刑初5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告张那木拉无罪。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那木拉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而且是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防卫行为。本案中,张那木拉是在周某强、陈某2新等人突然闯入其私人场所,实施严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进行反击的。周某强、陈某2新等四人均提前准备了作案工具,进入现场时两人分别手持长约50厘米的砍刀,一人持铁锨,一人持铁锤,而张那木拉一方是并无任何思想准备的。周某强一方闯入屋内后径行对张那木拉实施拖拽,并在张那木拉转身向后挣脱时,使用所携带的凶器砸砍张那木拉后脑部。从侵害方人数、所持凶器、打击部位等情节看,以普通人的认识水平判断,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达到现实危害张那木拉的人身安全、危及其生命安全的程度,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张那木拉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顺手从身边抓起一把平时生活所用刀具捅刺不法侵害人,具有正当性,属于正当防卫。
另外,监控录像显示陈某2新倒地后,周某强跑向屋外后仍然挥舞砍刀,此时张那木拉及其兄张某1人身安全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排除,其在屋外打伤周某强的行为仍然属于防卫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张那木拉的行为虽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后果,但是属于制止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行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杨雪梅、何振奎、路诚)
指导案例145号
张竣杰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2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采用其他技术手段/修改增加数据/木马程序
裁判要点
1.通过植入木马程序的方式,非法获取网站服务器的控制权限,进而通过修改、增加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向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上传网页链接代码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采用其他技术手段”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2.通过修改、增加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但未造成系统功能实质性破坏或者不能正常运行的,不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自2017年7月开始,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经事先共谋,为赚取赌博网站广告费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租住的Trillion公寓B幢902室内,相互配合,对存在防护漏洞的目标服务器进行检索、筛查后,向目标服务器植入木马程序(后门程序)进行控制,再使用“菜刀”等软件链接该木马程序,获取目标服务器后台浏览、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权限,将添加了赌博关键字并设置自动跳转功能的静态网页,上传至目标服务器,提高赌博网站广告被搜索引擎命中几率。截止2017年9月底,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链接被植入木马程序的目标服务器共计113台,其中部分网站服务器还被植入了含有赌博关键词的广告网页。后公安机关将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抓获到案。公诉机关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四人提起公诉。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均对指控的主要事实予以承认;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及其辩护人提出,各被告人的行为仅是对目标服务器的侵入或非法控制,非破坏,应定性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或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8)苏0106刑初487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张竣杰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彭玲珑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祝东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四、被告人姜宇豪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姜宇豪以一审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姜宇豪宣告缓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苏01刑终768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共同违反国家规定,对我国境内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且系共同犯罪。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实施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予以指控不当。经查,被告人张竣杰、彭玲珑、祝东、姜宇豪虽对目标服务器的数据实施了修改、增加的侵犯行为,但未造成该信息系统功能实质性的破坏,或不能正常运行,也未对该信息系统内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增加、删改,其行为不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中的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相同定性的辩解、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上诉人姜宇豪提出“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提出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该上诉人及其他被告人链接被植入木马程序的目标服务器共计113台,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犯罪事实和上诉人的犯罪情节,对上诉人减轻处罚,量刑适当且与其他被告人的刑期均衡。综合上诉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所造成的后果及其社会危害性,不宜对上诉人适用缓刑。故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斌、黄霞、李涛)
指导案例146号
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2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开设赌场罪/“二元期权”/赌博网站
裁判要点
以“二元期权”交易的名义,在法定期货交易场所之外利用互联网招揽“投资者”,以未来某段时间外汇品种的价格走势为交易对象,按照“买涨”“买跌”确定盈亏,买对涨跌方向的“投资者”得利,买错的本金归网站(庄家)所有,盈亏结果不与价格实际涨跌幅度挂钩的,本质是“押大小、赌输赢”,是披着期权交易外衣的赌博行为。对相关网站应当认定为赌博网站。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北京龙汇联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汇公司”)设立,负责为龙汇网站的经营提供客户培训、客户维护、客户发展服务,幕后实际控制人周熙坤。周熙坤利用上海麦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聘请讲师、经理、客服等工作人员,并假冒上海哲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在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的支付账户,接收全国各地会员注册交易资金。
龙汇网站以经营“二元期权”交易为业,通过招揽会员以“买涨”或“买跌”的方式参与赌博。会员在龙汇网站注册充值后,下载安装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和龙汇网站自制插件,选择某一外汇交易品种,并选择1M(分钟)到60M不等的到期时间,下单交易金额,并点击“买涨”或“买跌”按钮完成交易。买定离手之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不能止损止盈,若买对涨跌方向即可盈利交易金额的76%-78%,若买错涨跌方向则本金全亏,盈亏情况不与外汇实际涨跌幅度挂钩。龙汇网站建立了等级经纪人制度及对应的佣金制度,等级经纪人包括SB银级至PB铂金三星级六个等级。截止案发,龙汇网站在全国约有10万会员。
2017年1月,陈庆豪受周熙坤聘请为顾问、市场总监,从事日常事务协调管理,维系龙汇网站与高级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出席“培训会”“说明会”并进行宣传,发展会员,拓展市场。2016年1月,陈淑娟在龙汇网站注册账号,通过发展会员一度成为PB铂金一星级经纪人,下有17000余个会员账号。2016年2月,赵延海在龙汇网站注册账号,通过发展会员一度成为PB铂金级经纪人,下有8000余个会员账号。经江西大众司法鉴定中心司法会计鉴定,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陈淑娟从龙汇网站提款180 975.04美元,赵延海从龙汇网站提款11598.11美元。2017年7月5日,陈庆豪、陈淑娟和赵延海被抓获归案。陈庆豪归案后,于2017年8月8日退缴35万元违法所得。
裁判结果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8)赣08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庆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驱逐出境;被告人陈淑娟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赵延海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淑娟和赵延海的违法所得。宣判后,陈庆豪、陈淑娟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赣刑终93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陈庆豪犯开设赌场罪,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驱逐出境;上诉人陈淑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赵延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陈淑娟和赵延海的违法所得。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国务院2017年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规定,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交易应当在期货交易所等法定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未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简言之,期权是一种以股票、期货等品种的价格为标的,在法定期货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金融产品,在交易过程中需完成买卖双方权利的转移,具有规避价格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龙汇“二元期权”的交易方法是下载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和龙汇网站自制插件,会员选择外汇品种和时间段,点击“买涨”或“买跌”按钮完成交易,买对涨跌方向即可盈利交易金额的76%-78%,买错涨跌方向则本金即归网站(庄家)所有,盈亏结果与外汇交易品种涨跌幅度无关,实则是以未来某段时间外汇、股票等品种的价格走势为交易对象,以标的价格走势的涨跌决定交易者的财产损益,交易价格与盈亏幅度事前确定,盈亏结果与价格实际涨跌幅度不挂钩,交易者没有权利行使和转移环节,交易结果具有偶然性、投机性和射幸性。因此,龙汇“二元期权”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间的对赌,是披着期权外衣的赌博行为。
被告人陈庆豪在龙汇公司担任中国区域市场总监,从事日常事务协调管理,维护公司与经纪人关系,参加各地说明会、培训会并宣传龙汇“二元期权”,发展新会员和开拓新市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规定的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其非法所得已达到《意见》第二条规定的“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5倍以上,应认定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但考虑到其犯罪事实、行为性质、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从轻量刑情节,对其有期徒刑刑期予以酌减,对罚金刑依法予以维持。陈淑娟、赵延海面向社会公众招揽赌客参加赌博,属于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行为,且行为具有组织性、持续性、开放性,构成开设赌场罪,并达到“情节严重”。原判认定陈淑娟、赵延海的罪名不当,二审依法改变其罪名,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维持一审对其量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建平、汤媛媛、尧宇华)
指导案例147号
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0年12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专家意见
裁判要点
1.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属于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对核心景区内的世界自然遗产实施打岩钉等破坏活动,严重破坏自然遗产的自然性、原始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有关地质遗迹的特点、损坏程度等,可以认定为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
2.对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鉴定机构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报告,相关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4条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份左右,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三人通过微信联系,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4时左右,张永明、毛伟明、张鹭三人携带电钻、岩钉(即膨胀螺栓,不锈钢材质)、铁锤、绳索等工具到达巨蟒峰底部。被告人张永明首先攀爬,毛伟明、张鹭在下面拉住绳索保护张永明的安全。在攀爬过程中,张永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使用电钻在巨蟒峰岩体上钻孔,再用铁锤将岩钉打入孔内,用扳手拧紧,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张永明通过这种方式于早上6时49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毛伟明一直跟在张永明后面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并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左右攀爬到巨蟒峰顶部。在巨蟒峰顶部,张永明将多余的工具给毛伟明,毛伟明顺着绳索下降,将多余的工具带回宾馆,随后又返回巨蟒峰,攀爬至巨蟒峰10多米处,被三清山管委会工作人员发现后劝下并被民警控制。在张永明、毛伟明攀爬开始时,张鹭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之后张鹭回宾馆拿无人机,再返回巨蟒峰,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30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在顶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在工作人员劝说下,张鹭、张永明先后于上午9时左右、9时40分左右下到巨蟒峰底部并被民警控制。经现场勘查,张永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论证,三被告人的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严重损毁。
裁判结果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8)赣1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张永明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毛伟明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张鹭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免予刑事处罚。四、对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手机四部、无人机一台、对讲机二台、攀岩绳、铁锤、电钻、岩钉等予以没收。宣判后,张永明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赣刑终44号刑事裁定,驳回被告人张永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主要为: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采信问题
本案中,三被告人打入26个岩钉的行为对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的程度,目前全国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鉴定,但是否构成严重损毁又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经人民法院通知,检验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检验报告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故对打入26个岩钉的行为是否对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的这一事实,依法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合情合理合法。本案中的四名地学专家,都长期从事地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地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地学领域发表过大量论文或专著,或主持过地学方面的重大科研课题,具有对巨蟒峰受损情况这一地学领域的专门问题进行评价的能力。四名专家均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四名专家出具专家意见系接受侦查机关的有权委托,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现场实地勘查、证据查验,经充分讨论、分析,从专业的角度对打岩钉造成巨蟒峰的损毁情况给出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并共同签名。且经法院通知,四名专家中的两名专家以检验人的身份出庭,对“专家意见”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接受了控、辩双方及审判人员的质询。“专家意见”结论明确,程序合法,具有可信性。综上,本案中的“专家意见”从主体到程序均符合法定要求,从证据角度而言,“专家意见”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关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检验报告的规定,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二、关于本案的损害结果问题
三清山于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2年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作为三清山核心标志性景观独一无二、弥足珍贵,其不仅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型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巨蟒峰是经由长期自然风化和重力崩解作用形成的巨型花岗岩体石柱,垂直高度128米,最细处直径仅7米。本案中,侦查机关依法聘请的四名专家经过现场勘查、证据查验、科学分析,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的价值、成因、结构特点及三被告人的行为给巨蟒峰柱体造成的损毁情况给出了“专家意见”。四名专家从地学专业角度,认为被告人的打岩钉攀爬行为对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景观巨蟒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破坏了自然遗产的基本属性即自然性、原始性、完整性,特别是在巨蟒峰柱体的脆弱段打入至少4个岩钉,加重了巨蟒峰柱体结构的脆弱性,即对巨蟒峰的稳定性产生了破坏,26个岩钉会直接诱发和加重物理、化学、生物风化,形成新的裂隙,加快花岗岩柱体的侵蚀进程,甚至造成崩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结合“专家意见”,应当认定三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名胜古迹“严重损毁”,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
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是受我国刑法保护的名胜古迹。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核心的部分,既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违反社会管理秩序,采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在巨蟒峰花岗岩柱体上钻孔打入26个岩钉,对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应依法惩处。本案对三被告人的入刑,不仅是对其所实施行为的否定评价,更是警示世人不得破坏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从而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一审法院根据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量刑情节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张永明及其辩护人请求改判无罪等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三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对三被告人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胡淑珠、黄训荣、王慧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1997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和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存单纠纷案件的范围
(一)存单持有人以存单为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
(二)当事人以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
(三)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纠纷案件;
(四)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
第二条 存单纠纷案件的案由
人民法院可将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单纠纷为案由。实际审理时应以存单纠纷案件中真实法律关系为基础依法处理。
第三条 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与中止
存单纠纷案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审查,符合规定的,均应受理。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
第四条 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存单纠纷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或出具存单、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当事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金融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一)认定
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
(二)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  1.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3.持有人以在样式、印鉴、记载事项上有别于真实凭证,但无充分证据证明系伪造或变造的瑕疵凭证提起诉讼的,持有人应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陈述。如持有人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陈述,而金融机构否认存款关系存在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足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如有本规定第三条中止审理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第六条 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一)认定
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但符合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除外。
(二)处理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充抵本金,出资人,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因参与违法借贷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分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1.出资人将款项或票据(以下统称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资金自行转给用资人的,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对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  2.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指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  3.出资人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再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  4.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自行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本条中所称交付,指出资人向金融机构转移现金的占有或出资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注明出资人或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的下属部门)为收款人的票据。出资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有资金数额但未注明收款人的票据的,亦属于本条中所称交付。
如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确已发生,即使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的存单、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存在虚假、瑕疵,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超越权限出具上述凭证等情形,亦不影响人民法院按以上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
(三)当事人的确定
出资人起诉金融机构的,人民法院应通知用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出资人起诉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金融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公款私存的,人民法院在查明款项的真实所有人基础上,应通知款项的真实所有人为权利人参加诉讼,与存单记载的个人为共同诉讼人。该个人申请退出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
第七条 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存在的委托贷款关系和信托贷款关系的认定和纠纷的处理
(一)认定
存单纠纷案件中,出资人与金融机构、用资人之间按有关委托贷款的要求签订有委托贷款协议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成立委托贷款关系。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的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均不影响金融机构与出资人间委托贷款关系的成立。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后,由金融机构自行确定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成立信托贷款关系。
委托贷款协议和信托贷款协议应当用书面形式。口头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当事人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予以认定;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金融机构与出资人之间确系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关系的,人民法院亦予以认定。
(二)处理
构成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出具的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不作为存款关系的证明,借款方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如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出具上述凭证是对委托贷款进行担保的,金融机构对偿还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委托贷款中约定的利率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部分无效。构成信托贷款的,按人民银行有关信托贷款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对存单质押的认定和处理
存单可以质押。存单持有人以伪造、变造的虚假存单质押的,质押合同无效。接受虚假存单质押的当事人如以该存单质押为由起诉金融机构,要求兑付存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告知其可另案起诉出质人。
存单持有人以金融机构开具的、未有实际存款或与实际存款不符的存单进行质押,以骗取或占用他人财产的,该质押关系无效。接受存单质押的人起诉的,该存单持有人与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为共同被告。利用存单骗取或占用他人财产的存单持有人对侵犯他人财产权承担赔偿责任,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因其过错致他人财产权受损,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有重大过失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仅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存单虚假而接受存单质押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以金融机构核押的存单出质的,即便存单系伪造、变造、虚开,质押合同均为有效,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向质权人兑付存单所记载的款项。
第九条 其他
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有关当事人如有违法行为,依法应给予民事制裁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有关当事人实施民事制裁。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犯罪线索,人民法院应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并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94号(政治法律类2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94号(政治法律类2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为规避上市公司潜在债务风险及维护投资者利益对〈公司法〉第177条适用范围进行司法解释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如您所言,此项改革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公司创建、成长,以及活跃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注册资本制度的变化,并不影响公司资本维持不变是贯穿于公司设立、运营到清算各个阶段的基本原则,公司的注册资本仍然是公司对外责任能力的承诺和公司的财产基础,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依然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由于资本认缴制在公司设立门槛、出资形式、出资比例、资本充实程度等方面大为缓和和宽松,对于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有所弱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公司法的其他制度进行平衡,如规定严格的减资程序。公司减资将导致公司公示的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债权得以实现和保障的资产减少,对债权人利益关系甚大。考察各国公司法减资制度,均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出发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态度。我国《公司法》采用信息披露机制下的严格债权人保护模式。《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公司减资更是关系众多投资者利益的大事。为此,我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还规定,在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等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述规定体现了我国立法对于公司减资采取了“可以"但“严格限制"的态度,这是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贯彻,同时也是交易安全的需要。
公司减资程序是对公司债权人保护与投资人保护的双重兼顾。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严格减资程序能够减少公司减资可能对债权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上市公司投资人而言,减资属于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及时披露减资事项,有利于理性投资人做出正确风险判断,如果披露信息不充分,反而容易导致内幕信息、小道消息传播,不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投资人利益。所以说,对公司减资程序作出严格规定,不仅保护了债权人利益,还保护了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对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177条作出司法解释,对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适用情形做进一步优化,将被动减少注册资本情形作出除外规定,或规定减少注册资本金额达到5%以上才需要履行减资程序。司法解释需在立法基础上做出,在立法未修订或者全国人大未对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作此解释属超越权限。我们将积极与立法部门沟通,经立法部门同意后再起草相应司法解释。此外,立法机关将对《公司法》进行修改,我们会认真研究您提出的问题,并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关修法建议。在今后工作中,我们也将结合您提出的上市公司经营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促进上市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就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第二条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二)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八)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第三条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条 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自诉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第五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第七条 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第八条 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291号(政治法律类08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291号(政治法律类085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再次修改国家赔偿法确有必要。制定国家赔偿法、建立国家赔偿制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1994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符合中国国情、获得社会认可,2010年修法也解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部分问题。但同时,进入新时代后,国家赔偿法受制于原有时代背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导致实务工作中相关问题因存在制度性瓶颈,唯有通过再次修法方能妥善解决。为此,近年来,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呼声再起,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修法建议和提案。您的提案问题和建议,很有针对性,也印证了再次修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动国家赔偿法修改相关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现已针对国家赔偿法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修改建议稿,并拟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提交立法机关。您提案中所涉侵犯财产权赔偿问题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所提宝贵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并充分加以吸收和借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的答复
(2016年12月23日 (2016)最高法民他75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豫民他2号《关于申请人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申请不予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分别于2015年2月6日、6月15日作出HKIAC/A12167号案件《部分裁决》以及《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的更正和解释备忘录》,申请执行人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向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请求不予执行上述仲裁裁决,理由之一是仲裁员在仲裁审理中以韩语与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人员及证人进行交流,违反了仲裁协议关于仲裁过程使用英语的约定,属于仲裁程序违反仲裁协议的情形。从查明的事实看,除了一位仲裁员在其他仲裁员和当事人均在场的仲裁庭审中短暂使用韩语外,仲裁过程使用的语言始终为英语,符合仲裁协议。仲裁庭审记录没有记载使用韩语的问答内容,也无证据证明案涉仲裁裁决以韩语问答内容作为裁决依据之一,故上述情形应未影响仲裁裁决。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亦未在仲裁中及时提出程序不当。因此,如无其他可不予执行的情形,本案仲裁裁决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予以执行。
此复。
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申请不予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的请示
(2016年6月22日 (2016)豫民他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漯河中院)于2015年9月21日受理申请人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申请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分别于2015年2月6日、2015年6月15日作出的HKIAC/A12167号案件《部分裁决》以及《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的更正和解释备忘录》。该案立案执行中,被申请人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漯河中院审查后拟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上述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漯河中院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拟同意漯河中院意见,倾向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故向贵院请示。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被执行人):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漯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红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正,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半导体材料株式会社(Semi-materials Co.,Ltd.,以下简称半导体会社)。住所地:大韩民国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三坪洞633板桥7风险谷2园区1栋6号。
代表人:朴某,该公司总经理。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0年12月30日,协鑫公司(英文简称GCL)与半导体会社订立《SM-150PV单晶炉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约定协鑫公司购买半导体会社用于生产多晶硅铸块的设备若干。《采购合同》第17条约定:“对于因本合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一切争议,包括合同的存在、效力以及解除,均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由三名仲裁员根据其有效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香港。仲裁过程使用的语言为英文。”合同订立后,协鑫公司向半导体会社支付了80%总货款,即2444万美元,但半导体会社交付设备在安装调试过程中一直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生产标准。2012年8月31日,协鑫公司向半导体会社发出《解除通知书》,解除《采购合同》及所有相关协议。
2012年9月6日,协鑫公司将合同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请求:1.声明半导体会社违背其在《采购合同》下的法律责任,GCL有权终止《采购合同》;2.半导体会社退回GCL依《采购合同》支付的一切金额并赔偿利息和损失,在支付完所有金额后从GCL的工厂撤回所有130套设备;3.支付违约赔偿金38051200美元、利润损失人民币47744066.64元、设备价格减少金额人民币127185000元、额外损失和费用人民币52161636.24元及利息;4.仲裁费、律师费及由此发生的费用。仲裁庭由协鑫公司指定的仲裁员苏某德(Peter Throp,法国人)、半导体会社指定的仲裁员金某猷(Kevin Kim,韩国人)以及协鑫公司、半导体会社共同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莫某(Michael J. Moser,中国香港人)组成。2013年4月2日,协鑫公司代理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质疑申请,因金某猷是其供职的一家韩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该事务所代理的其他当事人又是半导体会社其他案件中的债权人,就半导体会社的财产利益认定上,协鑫公司与该事务所存在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关系,协鑫公司据此要求金某猷回避本案仲裁。2013年6月24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理事会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质疑规则》的规定,驳回了协鑫公司上述质疑。2014年3月17日,半导体会社提出了反索赔仲裁申请,请求:1.否决协鑫公司的请求;2.宣告协鑫公司违反《采购合同》及相关协议;3.协鑫公司支付剩余20%合同价款110000美元、违约赔偿金1527500美元及其他损失和费用9571606美元、韩元528364734.47元;4.2013年9月为保全证据产生的费用和仲裁费用。
2015年2月6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上述合同争议作出部分裁决:1.半导体会社向协鑫公司支付以下金额:(1)延期交付12套提拉头的违约金728406美元;(2)延期安装设备的违约金276360美元;(3)延期交付技术文件的违约金305500美元;2.半导体会社应向协鑫公司支付人民币475373.45元和人民币497540.32元,以赔偿协鑫公司的杂项费用,这是半导体会社违反义务的结果;3.协鑫公司应向半导体会社支付611万美元,代表《采购合同》中合同价格尚未支付的20%余款;4.协鑫公司应向半导体会社支付本金611万美元的利息,单利年利率为6%,自2012年10月31日起计算到本裁决日期为止;5.本裁决所有金额的利息应自裁决之日起按香港年判定利率8%(单利)予以支付,直到应付的所有金额全部付清;6.《采购合同》及其有关协议应被视为自2012年8月31日起解除,双方自该日期起被免除合同及其有关协议下的进一步的义务;7.仲裁费用(包括当事人双方的费用)和本裁决的费用应在未来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裁决中予以解决;8.当事人双方的所有其他起诉、反诉以及异议被驳回。
2015年6月1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1.协鑫公司应向半导体会社支付1411087.55美元,作为半导体会社的法律费用和法庭助理的开支费用;2.协鑫公司应向半导体会社支付3280441.65港币,作为仲裁庭的费用和开支以及仲裁庭助理的费用;3.协鑫公司应向半导体公司支付211485.39港币,作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行政管理费和其他费用;4.驳回所有其他索赔和请求。
三、当事人申请及答辩意见
协鑫公司申请称:1.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对HKIAC/A12167号案件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组成不符合当地法律规定及仲裁规则,仲裁员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及独立性问题;2.仲裁员在审理中违反仲裁协议约定,以韩语与半导体会社人员及证人进行交流,仲裁程序违反仲裁协议;3.裁决书认定双方解除合同的事实结论超出了申请人交付解决事项范围,侵害了申请人的权益;4.仲裁裁决结论相互矛盾,违反合同法原则且显失公平;5.对于律师费部分裁决的认定过程违反仲裁规则;6.半导体会社提供的裁决书中文件存在多处翻译错误。协鑫公司请求对于该裁决书不予执行。
半导体会社辩称:涉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组成符合仲裁协议的约定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协鑫公司对韩国籍仲裁员提出的质疑也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依法处理并驳回;仲裁程序中均是使用英文;协鑫公司在仲裁申请书及仲裁过程中明确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请求,裁决书并未超出其交付解决事项范围;关于裁决结论互相矛盾及律师费认定违规的事由不属于法定的法院审查事项。半导体会社请求驳回协鑫公司的申请。
四、漯河中院的审查意见
漯河中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协鑫公司的申请理由中“裁决结论相互矛盾,违反合同法原则且显失公平”以及“对于律师费部分裁决的认定过程违反仲裁规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七条规定的审查范围,对此不予审查。
针对半导体会社指定的仲裁员金某猷,协鑫公司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提出质疑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理事会依据《机构仲裁规则》第11条和《质疑规则》的规定,指定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对协鑫公司的质疑进行判定。该小组委员会出具了《报告和建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理事会据此驳回了协鑫公司的质疑。对于协鑫公司的质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依据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处理,该处理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且该质疑程序也已终结,故漯河中院对协鑫公司关于此问题的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仲裁书部分裁决》第六部分“当事人请求救助”(P11)中,协鑫公司的诉求是:确认半导体会社违约、赔偿已支付价款损失和利润损失、支付违约金、赔偿其他费用和利息损失等。半导体会社的诉求是:否决对方的所有诉求、确认协鑫公司违约、支付剩余货款、赔偿其他费用损失、支付违约金等。尽管双方均未明确要求解除合同,但在纠纷发生后,协鑫公司在提请仲裁之前就已明确书面通知半导体会社解除合同,且仲裁书的分析部分显示在仲裁过程中协鑫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要求,半导体会社对此亦予以认可,基于此,仲裁庭只是确认了双方解除合同的事实,同时双方的诉请事由也是基于合同已经解除的结果而提出的。因此,仲裁书第6项确认双方已解除合同的结论不能认定为“超出了当事人交付解决事项范围”。协鑫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第16条规定在开庭审理中应当使用当事人约定的语言。《采购合同》第17条约定“仲裁过程使用的语言为英文”。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开庭笔录(P257、258)显示,在2014年9月25日的审理中,韩籍仲裁员金某猷在对韩国当事人半导体会社的证人(韩国人)进行询问时,在未征得其他仲裁员和仲裁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使用韩语进行了提问,而记录员由于不懂韩语也未对其提问内容进行书面记录,协鑫公司、其他仲裁员以及书记员均不能知晓提问内容。该行为已经违反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程序,符合《安排》第七条第(四)项规定的“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之情形。据此,漯河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意见为:拟裁定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HKIAC/A12167号案件作出的《部分裁决》以及《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关于费用的最终裁决的更正和解释备忘录》。
五、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认为,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应当按照《安排》的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安排》第七条列举了内地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作仲裁裁决的五种情形,包括(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经审查,韩籍仲裁员金某猷(Kim)在开庭审理中直接使用韩语对韩国当事人半导体会社的证人(韩国人)进行询问,不符合《采购合同》第17条“仲裁过程使用的语言为英文”之约定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第16条“在开庭审理中应当使用当事人约定的语言”之规定。另外,仲裁质疑程序中,《报告和建议》确认了“Kim是一家律师事务所(BKL)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一个韩国法院的再审程序中代理一名对半导体会社提起索赔诉讼的债权人”之事实,但对于协鑫公司提出“因BKL客户是半导体会社的债权人,Kim有‘内在诱因’来确保BKL客户的地位排在协鑫公司之前,并在仲裁案件中对抗协鑫公司,从而确保BKL的客户在再审程序中获得更大收获”之质疑,《报告和建议》认为Kim “存在无意识偏向的可能性较小”,理由是: Kim先生表示他对该案件并不知情,他没有看出其律师所代理该公司与仲裁案件中提出的事项之间有任何关联。在对委员会提出请Kim先生评论质疑的回应中,Kim先生重申了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声明。《报告和建议》认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一名专业仲裁员披露类似于Kim先生在本案件披露的情况时,该仲裁员很可能会在处理案件时特别小心谨慎。从另一个角度看,绝对不会存在无意识偏见或其感知”。最终,《报告和建议》不认为根据案件事实可以得出以下任何一种结论:1.存在Kim先生目前或者将来有偏见的任何真实可能性;2.存在Kim先生会受案件是非曲直之外的因素所影响的任何真实可能性。《报告和建议》提到了《香港仲裁条例》要求“仲裁员目前是并始终对各方当事人保持公正和独立”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第11.4条对“可以质疑一项任命”的识别是“只要存在对其公正或独立的合理怀疑”。但《报告和建议》并未回应协鑫公司所称Kim先生基于“内在诱因”存在的固有利益冲突问题,只是回应了协鑫公司对Kim存在公正性的合理怀疑,而未回应对Kim存在独立性的合理怀疑。Kim是BKL的合伙人,BKL是半导体会社再审程序中债权人的代理人,即Kim与BKL存在利害关系,BKL与半导体会社存在利害关系,该关系下协鑫公司产生对Kim公正性和独立性的合理怀疑,《报告和建议》的评判是否符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第11.4条的规定以及内地法院能否对《报告和建议》进行审查,我院一并请示。我院拟同意漯河中院呈报意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特报请贵院审查决定。
请审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56号建议的答复
朱列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保障办案质量的关键。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必须坚决予以杜绝。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呼格吉勒图等多起冤错案件,都与刑讯逼供、未对证据进行严格把关有关。因此,我们非常赞同您关于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促使办案人员恪守法律界限调查取证、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建议。工作中,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各项规定,坚持对办案中发现的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切实防止“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也先后对健全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明确,要求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2017年4月,中央深改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会签下发,从启动程序、申请时限、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处理和二审程序中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裁判的救济程序等四个方面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一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时间。您在建议中提出,应当赋予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在审判环节各阶段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的权利。我们研究认为,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诉讼程序,为避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而导致庭审中断,有必要督促其在开庭前尽早提出申请,此为一般原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明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如果能够说明理由,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未提出申请的,也可以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在一审程序中未提出的,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对于该类申请,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
二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您在建议中提出,应当明确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必然进入审查程序。对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有相关规定。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也就是说,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召开庭前会议就是一个必经程序。
三是关于将非法证据排除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您关于将非法证据排除和人民监督员监督结合起来的建议很有价值,可以有效发挥人民监督员这一体制外监督力量,扩大群众司法参与,促进司法民主,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根据《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人民监督员是对检察环节权力运行的监督,不包括对审判环节的监督。对于审判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活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已有相关规定,同时还有人民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法庭审理,代表人民群众对审判权进行监督。您关于在审判环节提请人民监督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非法证据进行判定的建议,涉及人民监督员制度乃至现行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目前尚缺乏法律依据,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结合司法实践认真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结果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结果的通报
(法办〔2022〕5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建设,推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承办的“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现已全部完成。此次评选活动共收到符合评审条件的论文968篇。为保证评审工作公平、公正,体现评审水平和质量,对参评论文进行匿名化处理后,我院邀请30余位资深法官和法学专家按照专业领域分组进行初评、复评评审,并综合初评、复评阶段的得分高低等情况确定进入终评阶段的论文名单。同时,为确保获奖论文质量,又专门组织召开终评会议,对拟获奖论文从意识形态、选题立意、篇章布局、论证表述、实践意义以及学术查重等多个方面进行集体评议。经初评、复评、终评,共评选出获奖论文255篇,其中一等奖10篇、二等奖45篇、三等奖90篇、优秀奖110篇。
现将评选及表彰结果予以公布。各级人民法院要以“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中国应用法学与审判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更好地服务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获奖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2年12月2日
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1.心怀“国之大者”:民商事审判融入治国理政新格局的若干思考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寇昉、胡嘉荣、李俊晔、阚道祥)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代法院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作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李占国、程建乐、冯亚景、杨治)
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3.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活动的程序规则建构
作者:葛晓燕
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4.事实认定分歧的解决方式与制度安排
作者:王雨田、周明
单位: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人民司法制度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研究
作者:郭彦
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6.消费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冲突与破局
作者:刘荣安
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7.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葛明秀、丁丽、孙政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8.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知识产权法实施研究
作者:姚建军
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推进司法裁判科学化研究
作者:孙佑海、杨帆
单位:天津大学
10.我国法院参与跨境数据全球治理的司法路径研究
作者:张贻博
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等奖
1.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贯彻研究
作者:侯昀佑
单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案件提级管辖机制的适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作者:程财、孙建文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思维的两种路径--基于“规则考量”与“后果考量”的界分
作者:唐楠栋
单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4.关于数字经济案件审判理念及类型化研究的思考
作者:顾全
单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5.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环境审判机制改革研究--以十八大以来环境司法改革的江苏实践为主要视角
作者:王树义、陈林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6.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司法方法论的引领与规制
作者:李卫国
单位: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7.情理与法理的兼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指引和边界划定
作者:程显波、刘明、代红玉
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实证研究
作者:冯嫣然
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作者:王辉、杜伟杰
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10.超越个案:军事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扣除制度的司法适用研究--兼论加强行政相对人诉权保障
作者:延辉、于宁、杨燕燕
单位:解放军北京军事法院
11.平台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时代变迁下司法人民性的回应
作者:吴丹盈
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12.无辜者认罪认罚的程序防范
作者:韩瀚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13.村规民约的实效检视及完善进路--基于L市部分行政村的实证调查
作者:许中竞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4.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裁判文书上网的数字正义研究--裁判文书上网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作者:吴莹、王治云
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互联网民事裁判的法解释学路径
作者:林北征、江蔼
单位:广州互联网法院
16.数据正义实现的关键:个人信息权益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
作者:蔡一博、潘裕
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17.论数字正义视角下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审查规则
作者:奚哲涵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18.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路径思考
作者:尹贵贤、肖亚、田芳、李向梅、蒋青柏
单位: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19.坚持党对人民法院绝对领导:逻辑、实践、进路
作者:刘太平、余杰、陈细凤、王兆忠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繁简分流中案件识别机制构建研究--兼论繁简分流与快慢分道之概念区分
作者:李宁、王子杰
单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1.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在线诉讼中的数字正义
作者:靳超
单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22.厘定与校正:论法治转型视野下中基层法院社会治理职能--从甲市两级法院特邀调解制度改革样本切入
作者:杜豫苏、何育凯
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3.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铸造涉藏地区政法铁军
作者:张宇
单位: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4.新疆社会治理法治化:价值需求、功能发挥与执行方案
作者:答诗婕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5.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军事法院工作中的贯彻研究
作者:孔凡明、曾毅
单位: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法院、解放军郑州军事法院
26.主观程序正义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活动的程序构造--立足诉讼主体行为互动性的整体思考
作者:舒卫平、董美霞
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27.论持续性法律事实的司法认定
作者:刘怡麟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28.新时代中国特色刑事合规法院审查模式研究
作者:陶朗逍、李若柳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9.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粤澳规则衔接的司法进路
作者:郑恒、许珊珊
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西南政法大学
30.“德法兼治”视角下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法治功能与社会治理价值--从四起代表性案件看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复活”之路
作者:朱与墨、何伦波
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1.公司司法解散认定要素裁判尺度研究--基于司法实务视角的现行立法评析
作者:林鸿
单位: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32.以人民为中心:论司法建议运行的限度及其效能提升--以江苏法院的实践为视角
作者:席飞
单位: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33.新发展格局下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高质量发展研究--以金融审判中准确厘定管理人责任切入
作者:郑博涵、张智潇
单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34.偏离与矫正: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审判质效评估的可比性优化
作者:黄伯青、顾嘉旻
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35.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智慧法院建设研究
作者:郭琦
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36.不动产买受人、抵押权人相互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司法裁判规则的厘清与构建--以中级以上法院61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作者:陈坚、邓画文
单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37.首都法院关于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市域治理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执笔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余亚宇)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38.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推进环境司法修复执行机制的改革研究
作者:游志华、陈维
单位:江西财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
3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京津冀跨域协同立法机制研究
作者:董晓晶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40.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司法困顿与路径突围--基于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构下执破衔接视角的反思
作者:刘纲、逯菁、亢居阁
单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41.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微观区域基层法律治理现实可能性研究
作者:梁飞斐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42.我国中基层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试点问题及完善路径
作者:唐云阳
单位:四川大学
43.类案检索机制的梳理与构建--以Q市两级法院的实践样态为视角
作者:叶明忠、邓洪政、黄保长
单位: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人民法院
44.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的应然逻辑与实然构造--基于法律史学、法社会学等多视角分析
作者:王海波、李奇伟
单位: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
45.彩礼返还纠纷法律适用研究
作者:宋天一
单位:武汉大学
三等奖
1.习近平法治思想视角下破产法修改的路径探析
作者:郭云峰
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法定解除之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的判断和识别
作者:张纪元
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
3.主合同/担保合同下纠纷主管的解释论展开
作者:陈杭平、李凯
单位:清华大学
4.人民法院加强党的领导的逻辑基点与实践面向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执笔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杨炎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田璐)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5.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史与检察制度的人民立场
作者:贺卫
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6.尊重与规制:发挥“12368司法服务热线”群众投诉监督司法权的困境与出路--以B市基层法院群众投诉数据与相关调查访谈为样本
作者:刘瑾、韩啸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高院、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7.《民法典》视野下习惯走入裁判的路径构建--以廓清“可以”的标准为视角
作者:侯军、王梦琦
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8.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兼论智慧法院的辽宁范式
作者:郑梦娟、叶茂
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
9.平台经济背景下反垄断分析框架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李迎新
单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10.认罪认罚案件抗诉制度优化研究--以18个试点城市337件认罪认罚抗诉案件为样本
作者:于晓航
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1.《民法典》背景下的融资融券担保的法律适用--以《担保制度解释》第70条为核心
作者:王世轩
单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2.商事案件提级审理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作者:杨璐
单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13.新发展格局下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法院党建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动态管理体系”的重塑--基于全国227家法院现状以社会网络学和法政策学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作者:吕媛、王凯毅
单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14.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完善--基于B市法院之实证考察
作者:何星星
单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15.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域外法适用体系之构建
作者:刘鹤
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16.推进涉外法治建设视域下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制度的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的批准与实施为视角
作者:程勇跃
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7.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构建环境资源案件“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审判结果执行机制
作者:荆向丽、董亚伟
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8.房屋居住权与所有权冲突之研究--兼论生存配偶居住权的保护
作者:谭筱清
单位:南京海事法院
19.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显性”运用的实证梳理与优化路径--基于306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内容分析
作者:姚强、王丽平
单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研究
作者:刘晓飞
单位: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2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着力开创人民法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作者:毕同春、林美宇、陈悦鸣
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22.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对二审刑事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标准问题的建构
作者:李欣桐
单位: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23.浅谈人民法庭对红色司法传统的弘扬
作者:李艳艳、石景川、马敬君
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
24.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机制研究--基于公司资本认缴制视角的实证分析
作者:梁春霞
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5.“凶宅”类案件中合同和侵权请求权竞合的体系化分析
作者:谷昔伟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6.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以法治民企建设为视角
作者: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李德通、王晓勇、高逸、廖承诺、屠怡涵)
单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7.探究营商环境法治化下的多元商事纠纷解决路径
作者:卢颖、季洁
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大学
28.从应然走向实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谱系应如何融入裁判文书说理
作者:靳先德
单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29.分类定型:公共空间公民拍摄行为侵权判定的要素式表达
作者:喻文勇
单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30.“雷同”与“立异”之间--裁判说理的风格优化与创新边界
作者:顾飞
单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31.不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时抵押人的责任形式研究--基于实务中裁判分歧的分析与展开
作者:左兵、左霞、杨涛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32.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人民法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角色嵌入与范式转向--以司法自主性嵌入乡村类型化秩序展开
作者:阮彦宁
单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33.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贯彻研究--以推动新时代刑事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视角
作者:任辉、刘静静
单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34.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涉外知识产权司法能力--以如何完善我国涉外知识产权司法管辖权为视角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执笔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刘义军)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35.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建设“治未病”论述研究--以人民法院开展诉源治理为视角
作者:陈胜楠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36.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行政裁判文书说服功能实现进路--以优化行政裁判文书说理为切入点
作者:寇建东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37.以司法塑造体育法治文化:篮球运动中自甘风险的界限
作者:何宛珊
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38.检视与回归:共同富裕视野下发挥国家司法救助“托底”作用的规范与实践--以浙江瑞安法院2016-2021年司法救助案件审查情况为研究样本
作者: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胡丕敢、薛箴言、李伟、郑婷婷、曹婧、张俊豪)
单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9.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理性:以560份优化营商环境公共政策为样本--以政策进入司法场域迁移的路径规则构建为对象
作者:祁崇捷、边杨薇
单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40.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作者:陈可
单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41.环境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裁判规则检视与重构--以刑民四维实体审理机制构建为中心
作者:张燕
单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42.破产预重整管理人制度弥合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办理破产”指标的路径构建--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作者:陈蒙、王艳
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海事法院
43.执行异议之诉中继受取得瑕疵房屋产权实质审查研究--以三种主要继受取得方式的审查为视角
作者:邢霞、苏斐、肖珊珊、牛利冉
单位: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44.法典化思维视角下侵权领域夫妻共同债务“三步四阶”认定法: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研究对象
作者:陈曦、程立武、王琳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
45.五年回望: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之窘境审思与路径疏解
作者:张歆梅、郭会平
单位: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46.司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路径研究--以司法审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视角
作者:李昊、张景卫
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47.法治中国语境下虚假诉讼罪入刑标准的检视和重构--以虚假诉讼罪立法和司法解释修改建议为视角
作者:徐哲、张志强、张娟娟
单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48.司法确认制度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证图景与进路探析
作者:徐合林、刘鑫
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49.逻辑之旅: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数字正义的思辨进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进阶式数字司法
作者:孙惠波、车志平
单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50.基层法院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以H省D市法院实践为研究样本
作者:张磊、李卫华
单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51.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司法保障机制研究
作者:张天资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52.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裁判文书改革中的贯彻与运用研究--以中部某地级市727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作者:文惠良
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53.论加强党对执行工作的全面领导
作者: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处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江宁、喻英辉、金洋、李文玉、吴燕鹏、孙泽桦、程傲梅、孙兆松、杨锦)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54.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现状、内涵与路径--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司法的重要论述切入
作者:陈铭强、王朝辉
单位:广州海事法院、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55.法定救助者致受助者损害民事责任研究
作者:衡敬之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56.智慧法院建设与法院内部管理程序的冲突与思考--以缓解“案多人少”为视角
作者:李琢暘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57.论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多元处理与诉源治理
作者:肖芳、***
单位: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58.修辞·渗透·场景:基层法官民间纠纷调解的困境解读与技术补强--基于礼法、场域与情感的微观分析
作者:曾令军、汪媛媛、高岚
单位: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59.抵押权的追及与阻断--论《民法典》抵押物流转规则的法律适用及立法完善
作者:梁启星
单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60.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进党建与审判业务融合发展--以司法改革时代背景为切入点
作者:黄敏、肖颂洋
单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61.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司法进路
作者:席锐、覃宏烨
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
62.中介人必要调查核实义务的解释证成
作者:傅远泓、张一凡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西南政法大学
63.检视与探索:基于广西流域环境司法治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对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模式的实践审视与完善进路--以Y市环境资源审判数据为研究样本
作者:胡海兰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64.检视与廓清:论《民法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法目的在裁判文书中的司法实践养成--基于《民法典》实施后10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作者:张景卫、王坤
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65.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民族地区环境软法治理研究--以四川省阿坝藏族地区为视角
作者:曹金容、豆晓红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66.裁判文书公开的内涵革新与价值重构--以C市法院近5年裁判文书公开体系的运行样态为切入点
作者:贺盼慧
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67.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宪法和党章的关系研究
作者:程冰梅、冯能、张铭垚
单位: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农业大学
68.电子公证证据证明效力问题研究
作者:邓矜婷、周祥军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69.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以海南自贸港国际商事争端新型解决机制为例
作者:刘怡
单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
70.疑难事实认定与裁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作者:谷川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1.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社会治理的多维向度
作者:党振兴、刘吉旭
单位:甘肃省岷县人民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72.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理逻辑与方法--以维系社会团结案件类型化为分析视角
作者:刘源东
单位: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
73.法治道路的中国优势诠释:包容性的视角
作者:邹鹏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74.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涉外名誉权保护再完善的指引
作者:张玲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75.权利束视角下新型财产权利的生成与分配--以NFT数字资产为例
作者:阮神裕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76.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制机制的引领与保障
作者:王润华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77.法官助理绩效管理制度的困境与超越--以OKR绩效管理机制为镜鉴
作者:常鑫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尼勒克县人民法院
7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区域环境法治协作机制研究
作者:郑杰、汤超
单位:喀什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79.到期债权执行中的权利救济机制研究--以执行程序与派生诉讼的制度衔接为视角
作者:李娜
单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80.刑法新旧条文关系的判断标准:不法类型连续性说之提倡
作者:翟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81.网购平台商品“划线价”法律效力探析--基于6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作者:徐宝军、刘欢、方宁馨
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坪垦区人民法院、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南昌铁路运输法院
82.安全系统工程理论视野下安全生产犯罪立法的理论纠偏与罪刑重塑
作者:储琪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8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观研究
作者:邓恒、董朝阳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84.公平正义“感受度”影响因素理性思辨与提升进路探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为指引
作者:李庆、王静
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85.论破产申请及配合侵权责任之因果关系--基于对涉《九民纪要》第118条71件案件的分析
作者:李业亮
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86.论刑事司法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
作者:马琳娜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87.习近平国家治理观引领下涉业主委员会纠纷研究
作者:周圣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8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路径
作者:杨巾杰
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89.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
作者:何佳
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90.《民法典》连带债务适用规则的体系化解释
作者:刘坤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优秀奖
1.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个人份额的路径探析
作者:孙贺、褚晓勇
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履行制度探析--基于《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
作者:康天军、刘文武、贺洁、杨姣
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交通大学
3.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意涵及更新
作者:薛莉萍、陈静
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4.《民法典》代位权效力规则的程序法展开--基于解释论立场的规范分析
作者:荣学磊
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5.人民法治视野下业主权利救济的“团体”路径--以公司治理逻辑规则为参考
作者: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刘慎辉、周媛、张演亮、吴一冉、魏琪、费蜜)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我国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之衔接--以立法和司法为视角
作者:郑蓉
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7.地方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机制建设研究
作者: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袁江华、胡杏、许建飞)
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8.司法制约监督机制闭环体系之构建
作者:柳建安、尤洁
单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
作者:宋华健
单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10.策略还是规律:执行预强制措施的提出与规制--以杭州法院系统执行“四预”措施为样本
作者:毛煜焕、陈腾峰
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
11.个人信息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以人脸信息识别为例
作者:周一、谷莺
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12.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在司法领域中的现实解读--以首都法院为视角
作者:王晓
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13.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作者:张钢成、林挚
单位:北京市创业投资法学研究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14.新媒体时代法院舆情应对机制的检视与重构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张长山、马越、沙爽、乔溪)
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15.论关税保证保险代位求偿形成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受偿顺位
作者:陈靖宇、刘英
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16.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制度的适用与纾困
作者:司伟攀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7.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着力推动诉源治理北京模式“立体化”拓展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执笔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田璐)
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18.“共享法庭”参与行政争议化解的进路探寻
作者:陈敏、宋歌
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19.挂靠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类型化解析--以“发包人是否明知”为类型化标准
作者:徐艳阳、许院生
单位: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积极主义刑法观下网络犯罪定量证明标准之路径优化
作者:王信托、李小龙
单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1.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改革刍议
作者:田孝民、徐振凯
单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2.司法裁判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作者:周杰
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3.国家法益视域下涉种子犯罪刑责标准的省思与司法政策完善
作者:饶辉华
单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4.集体土地征收争议司法审查的多元化解新路径
作者:刘士浩、颜亚伟
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5.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基层人民法庭建设的检视与反思--以荆门法院辖区人民法庭为样本
作者:何震、金玉姣
单位: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6.“守正创新”:人民法庭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以H省H市91个人民法庭数据分析为样本
作者:肖笛、裴廷雪
单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27.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诉讼服务路径重塑探索
作者:龙鑫、任莉莉
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8.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贯彻研究
作者:窦淑霞
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民法典实施研究
作者:梁慎思、宋琦
单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30.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德治与法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作者:孙擎、董倩
单位: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
31.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危险与风险关系论
作者:吴云朋、史振郭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
32.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
作者:项贤国、李永玮、李风志
单位:宿迁学院、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
3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
作者:孙巍峰、赵茜、魏云鹏
单位:山西省垣曲县人民法院
34.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作者:崔胜楠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35.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以“智慧法院”建设为角度浅谈“数字正义”
作者:任巧玲
单位:通辽铁路运输法院
36.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诉前调解工作完善研究
作者:管影
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37.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民商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应用
作者:刘宏博、康晓宝、李慧馨
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38.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以人民为中心驱动智慧法院运行机制再完善
作者:常鹤、张书宇
单位:黑龙江省亚布力人民法院
3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诉源治理现状透视及未来建构
作者:刘亚玲、吴大成、张振新
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40.保证制度的司法迭变与理论证成--兼议审判实践中争点衡平的左支右绌
作者:王朝晖、李红、丁勇
单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41.融入与引领:在司法裁判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潘溪、孙媛、陶媛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42.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改革社会效益评估的方法、路径与体系
作者:李玲、凡振峰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43.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网络安全建设暨新型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
作者:徐建东、林静宜、封韬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44.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打造诉源治理新高地--以激活多元协同联动效能为中心
作者:薛文华、潘忠、刘海龙
单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
4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环资审判服务保障辖区生态治理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作者:孙宪腾、黄舒、马颖
单位: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46.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冯奔
单位: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47.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民事案件裁判文书说理应用的实践探析--基于103份应用“传统文化”的民事裁判文书论证
作者:李青、阚东广、吴广辉
单位: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
48.失范与重构: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探析
作者:周化冰、王现霓
单位: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4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我国探望权制度之完善路径研究
作者:高健、闫大华、王兴无
单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50.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的营商环境视域下破产重整审判质效提升相关问题
作者:金春吉、王小云、熊蓓
单位: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51.从逻辑到经验:审判团队建设的检视与完善--以基层法院人、案、量适配为核心
作者:肖新征
单位: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
52.“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实证研究--以H法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运行情况为样本
作者:闫大华、杨艳荣
单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53.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国家安全法治保障研究
作者:沈明、黄菊兰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54.人民法院内部监督一体化模式的路径探索--以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为视角
作者:蒋泽稳、詹研、程远汾、黄碧云
单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55.公司担保中债权人合理审查义务的界定
作者:向华波、向志勇
单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重庆机电控股(集团)
56.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院执行权合理配置研究
作者:严树华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57.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实现路径研究--以共建共享型在线诉讼综合配套机制为中心视角
作者:吴义文、李婷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58.真正利他合同中第三人诉讼地位研究--以315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作者:胡鲸文、汪为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59.习近平金融法治观指引下的中国特色金融司法制度
作者:管秋荣、李海燕、陈成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60.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一站式”多元解纷建设的完善路径--基于H省Y市基层法院诉调对接现状之考察
作者:蒋正、周海峰
单位: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61.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刑事申诉制度的完善建议
作者:郑娟
单位: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法院
62.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
作者:张成义、李焱华、朱治军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
63.回顾与展望: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进路与现实超越--以73年来人民法庭与基层政府的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
作者:黄天伏、王继春、高岚
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
64.对抗与平衡:民法典语境下忠诚协议的效力思考和理性应对
作者:胡剑涛、彭蓓蓓
单位: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65.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村规民约审查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评侵害“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类案裁判
作者:王立明
单位:广东培正学院
66.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讼费交纳制度的检讨与改良--以H省X县法院近五年民事案件收费为分析视角
作者:黄志岗、何彦慧、刘星佐
单位: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
67.论我国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检视与反思
作者:刘荣荣
单位: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68.利益保护与契约自由的平衡:用工主体责任承担的思考
作者:张海燕、郑兰君
单位: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69.法治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的路径探究--以政法系统协同创新为视角
作者:田光耀、李春林、王娟
单位:湖南省祁阳市人民法院
70.愈疗型司法模式在诉源治理场域嵌入性发展研究--以防范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为视角
作者:张艳红、朱琳
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71.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调解前置的进路探究--以涉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纠纷为视角
作者:黄志岗、王彦平、王娟
单位: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
72.收养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作者:李姗萍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司法研究所
73.理想如何照进现实: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新型破产法律制度建设路径探析
作者:梁秉锋、蒋敏娟、李晓霞
单位: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74.试论我国数字化信息财产权益保护制度
作者:李文权、李雯、黄丹媛
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75.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权的研究
作者:张聪、汪毅、丛中笑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华南师范大学
76.信息时代“大数据杀熟”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作者:陈秀玲
单位: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
77.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司法审查
作者:袁智龙、张钧侨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78.中国应用法学国际话语权传播范式
作者:臧豪杰、任国征
单位:郑州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79.小纠纷、大矛盾:习近平法治思想下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反思--以安居乐业、感受公平正义理念为视角
作者:熊文镇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80.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中业主表决权规则之法律完善路径--以高低层业主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作者:曾耀林、李亚曦
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81.“行刑衔接”视阈下我国反洗钱立法的检视与调适
作者:潘智源、刘诚
单位:中山大学
82.庭审实质化与审刑事裁判文书制作改革
作者:何良彬
单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83.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优化进路--以法院工作为视角
作者: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罗登亮、宿波、张萍、徐春龙、穆虹宇、张嘉诚、纪福和)
单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84.“看得见的司法正义”实现路径研究--以提高裁判文书可读性为视角
作者:李勤、陈江、陈思蒙
单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85.行政裁判文书说理的审级繁简分流之构造--以S省M市102份裁判文书为例
作者:蹇红、江春秀、王海霞
单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86.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
作者:肖敏
单位: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
87.向管理要质效:以公正高效裁判案件为中心构建审判业务管理新机制
作者:张永琴、黄明军、雷鸣、毛晗
单位: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
88.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协同模式
作者:韩英夫
单位:辽宁大学
89.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有机统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论逻辑展开
作者:蒋少国
单位:中共四川省绵阳市委党校
90.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司法公正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雍自元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91.名誉权侵权抗辩的实证观察及体系化构建--以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对商家的批评为视角
作者:贾梦嫣
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
92.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特色刑法学科体系、刑法概念体系、刑法话语体系、刑法解释体系建设
作者:怯帅卫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93.“感受到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与民事突袭性裁判的防止
作者:赵佳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94.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用变动的“数字”磨合出舒适的温度,实现司法中人民的正义
作者:罗占杰、郭振虹
单位: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法院
95.《民法典》第10条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以黔东南少数民族习惯为例
作者:潘俊崇
单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96.浅析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权益刑事保护之不足及完善--从G省S县法院近三年性侵害犯罪案件展开
作者:陈岗、王丽琴
单位: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97.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研究
作者:赵洪彬、刀红艳、余典岳、冯睿
单位: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
98.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研究--以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与实践为视角
作者:张绍辉、江云
单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9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人民法庭推进诉源治理研究
作者:牛锐
单位: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100.执行指挥中心实质化运行视角下“简案快执”长效机制的构建研究
作者:孙廉锋、刘锋强、陈玉荣
单位:陕西省旬阳市人民法院
101.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程序法治观:重大意义、基本范畴与实践向度
作者:杨钢、贾力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最高人民法院
102.法治视域下监狱稳定风险化解研究
作者:张克彪、樊爱、牟九安
单位:甘肃省金昌监狱
103.法官司法礼仪运行的困境与破解
作者:陈建华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104.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审判权独立行使与制约监督机制协调创新
作者:贾宏斌
单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05.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贯彻的外在性
作者:普新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106.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为例
作者:苗民田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人民法院
107.何为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民法庭专业化审判的现状、需求与路径
作者:洪泉寿
单位:广东省湛江市法学会
108.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则适用与立法完善研究
作者:吴国平
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109.检视与探索:我国遗产管理人指定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民法典》1146条的适用为视角
作者:李新红、刘玲
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
110.繁简分流背景下基层法院民商事裁判文书的格式化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收案量最大的基层法院为视角
作者:高馨月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2〕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适应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以及军事司法体制重大变革,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军事检察机关和地方检察机关协作工作的意见》;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聚焦服务保障大局深化军地检察协作的通知》;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上述文件为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操作依据,极大的促进了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在当前对军地检察机关协作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同时,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确立,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发布,以及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体系的形成,对军地检察协作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军地检察机关协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结合军地检察协作实际,现就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全国各级军地检察机关着眼于服从服务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军地检察协作,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权益取得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加强军地检察协作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再次发出动员号令。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党全国的责任,也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各级检察机关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紧紧围绕新时代强军目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改革强军、服务依法治军,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俱进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
二、积极主动拓展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内容
(一)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防、军队建设和军人军属权益的犯罪。军地检察机关要通力协作,开辟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对涉军案件快速受理、快速移送,确保依法优先办理。受案后发现属于对方管辖的案件线索,应当按规定及时移送,并将有关证据材料和涉案款物随案移送。在办理涉军案件时,军地检察机关可以在信息查询、证据调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开展协作配合;地方检察院可以就涉军物品鉴定征询部队意见。
(二)强化对涉军案件的法律监督。军地检察机关对涉军案件实施法律监督,定期进行联合督导检查,对疑难复杂、有重大影响的涉军案件采取提前介入等形式进行监督。各省级检察院每年将涉军案件办理情况逐级汇总,书面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重要事项及时报告。
(三)加强军人家庭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工作。地方检察院可以协同军事检察院或驻军部队建立军人家庭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未检工作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的优势,从扩展线索发现渠道、加强情况报送、及时干预处置、信息互通常态化等方面为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切实解决军人后顾之忧。
(四)共同做好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对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案件优先受理审查,对有重大影响且救助金额较大的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案件,上下级检察机关可以联动救助。军地检察机关要积极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接,引导并帮助其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和帮扶救助政策。
(五)共同研究军事法律。加强在战争法律、发布军事检察案例、制发军事案件办理规则及司法解释等方面交流合作。地方检察院对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予以关注和支持。共同促进军队法治化进程,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等,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六)加强人才培养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统筹教育培训资源,互派专家授课,邀请对方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协调参加对方组织的理论业务培训、同堂培训、检察开放日。鼓励有条件的军地检察机关互派干警挂职交流。地方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军事检察院定期开展国防教育,积极开展“检察干警军事日”、到部队参观体验、“送法进军营”等活动。
(七)共同推进检察信息化建设。地方检察院依托自身优势,在技术、人才、项目、科研等方面支持军事检察院技术信息化工作创新发展,推动军事检察院智慧检务建设,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增加“涉军要素”。全面实现军地检察机关信息平台对接和资源共享,努力发挥智慧检务助推引领和检察技术监督纠错作用。
(八)共同开展代表委员联络工作。加大地方检察院与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通联络力度,创新联络方式,完善联络机制。军地检察机关可以共同组织代表委员视察检察工作,真诚听取军队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监督。
三、务求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取得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设立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省内各级人民检察院和辖区有关军事单位协作工作的组织领导。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协作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军地检察协作工作。遇有重大或突发情况,及时召开协作工作会议。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专项协作会议。
(二)加强调查研究。围绕提高“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和协作工作质效,联合开展调查研究,拓展协作范围,注重研究相关领域、重点环节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突出问题。加强涉军案件数据分析,共同研究案件特点、发案规律、防范对策,积极整合案例素材,编发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推动协作工作创新发展。
(三)加强宣传工作。积极通过主流媒体发声,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两微一端”等媒介,广泛宣传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取得的成效。编发《军地检察协作工作情况》专刊,积极宣传军地检察协作发展成果和法治建设成果,对协作工作落实到位,成效显著的单位及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2020年9月3日)
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目录
一、汪天佑正当防卫案
二、盛春平正当防卫案
三、陈天杰正当防卫案
四、杨建伟故意伤害、杨建平正当防卫案
五、刘金胜故意伤害案
六、赵宇正当防卫案
七、陈月浮正当防卫案
一、汪天佑正当防卫案
--正当防卫起因条件的把握
基本案情
被告人汪天佑与汪某某系邻居,双方曾因汪某某家建房产生矛盾,后经调解解决。2017年8月6日晚8时许,汪某某的女婿燕某某驾车与赵某、杨某某来到汪天佑家北门口,准备质问汪天佑。下车后,燕某某与赵某敲汪天佑家北门,汪天佑因不认识燕某某和赵某,遂询问二人有什么事,但燕某某等始终未表明身份,汪天佑拒绝开门。燕某某、赵某踹开纱门,闯入汪天佑家过道屋。汪天佑被突然开启的纱门打伤右脸,从过道屋西侧橱柜上拿起一铁质摩托车减震器,与燕某某、赵某厮打。汪天佑用摩托车减震器先后将燕某某和赵某头部打伤,致赵某轻伤一级、燕某某轻微伤。其间,汪天佑的妻子电话报警。
处理结果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害人燕某某、赵某等人于天黑时,未经允许,强行踹开纱门闯入被告人汪天佑家过道屋。在本人和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汪天佑为制止不法侵害,将燕某某、赵某打伤,致一人轻伤一级、一人轻微伤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这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司法适用中,要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既要防止对不法侵害作不当限缩,又要防止将以防卫为名行不法侵害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错误认定为防卫行为。
第一,准确把握不法侵害的范围。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要防止将不法侵害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进而排除对轻微暴力侵害或者非暴力侵害以及违法行为实行正当防卫。对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本案中,燕某某、赵某与汪天佑并不相识,且不表明身份、天黑时强行踹开纱门闯入汪天佑家,该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居住安宁,而且已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可以进行防卫。因此,汪天佑为制止不法侵害,随手拿起摩托车减震器,在双方厮打过程中将燕某某、赵某打伤,致一人轻伤一级、一人轻微伤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第二,妥当认定因琐事引发的防卫行为。实践中,对于因琐事发生争执,引发打斗的案件,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系防卫行为,较之一般案件更为困难,须妥当把握。特别是,不能认为因琐事发生争执、冲突,引发打斗的,就不再存在防卫的空间。双方因琐事发生冲突,冲突结束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本案中,汪天佑与汪某某系邻居,双方曾因汪某某家建房产生矛盾,但矛盾已经调解解决。此后,汪某某的女婿燕某某驾车与赵某、杨某某来到汪天佑家准备质问纠纷一事,进而实施了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综合全案可以发现,汪天佑随手拿起摩托车减震器实施的还击行为,系为制止不法侵害,并无斗殴意图,故最终认定其还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二、盛春平正当防卫案
--正当防卫时间条件、限度条件的把握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30日,传销人员郭某(已判刑)以谈恋爱为名将盛春平骗至杭州市桐庐县。根据以“天津天狮”名义活动的传销组织安排,郭某等人接站后将盛春平诱至传销窝点。盛春平进入室内先在客厅休息,郭某、唐某某(已判刑)、成某某等传销人员多次欲将其骗入卧室,意图通过采取“洗脑”、恐吓、体罚、殴打等“抖新人”措施威逼其加入传销组织,盛春平发觉情况异常予以拒绝。后在多次请求离开被拒并遭唐某某等人逼近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予以警告,同时提出愿交付随身携带的钱财以求离开,但仍遭拒绝。之后,事先躲藏的传销人员邓某某、郭某某、刘某某(已判刑)等人也先后来到客厅。成某某等人陆续向盛春平逼近,盛春平被逼后退,当成某某上前意图夺刀时,盛春平持刀挥刺,划伤成某某右手腕及左颈,刺中成某某的左侧胸部,致心脏破裂。随后,盛春平放弃随身行李趁乱逃离现场。
当晚,传销人员将成某某送医院治疗。医院对成某某伤口进行处治后,嘱咐其回当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同年8月4日,成某某出院,未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治疗。同年8月11日,成某某在传销窝点突发昏迷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经法医鉴定:成某某系左胸部遭受锐器刺戳作用致心脏破裂,在愈合过程中继续出血,最终引起心包填塞而死亡。
处理结果
公安机关以盛春平涉嫌故意伤害罪(防卫过当)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认定盛春平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通常认为,成立正当防卫,应当同时符合起因、时间、主观、对象、限度等五个条件。本案在诸多方面,对于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
第一,关于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就本案而言,本案案发开始时和案发过程中盛春平并不知道成某某、郭某等人是传销组织人员,也不了解他们的意图。在整个过程中,盛春平始终不能明确认识到自己陷入的是传销窝点,甚至以为对方要摘自己的器官,其感受到人身安全面临不法侵害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盛春平进入传销窝点后即被控制,随着成某某、郭某等人行为的持续,盛春平的恐惧感不断增强。盛春平到桐庐是和郭某初次见面,且进入郭某自称的住处后,盛春平提出上厕所、给家里人打电话,均被制止,此时其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之后一名陌生男子不断劝盛春平进入里面房间,而里面又出来一名陌生男子,盛春平感觉到危险升级,拒绝他们靠近。而后房间内又出来三名陌生男子逼近,对盛春平而言,不断升级的危险不仅客观而且紧迫。盛春平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警告阻吓不法侵害人无效后,精神紧张状态进一步增强。传销人员不断逼近,成某某上前夺刀。从当时情境看,盛春平面临客观存在且威胁、危害程度不断升级的不法侵害,其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第二,关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本案中,传销组织得知盛春平来杭后,一边指令郭某前去接站诱进,一边准备实施以恐吓、体罚、殴打和长期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抖新人”措施威逼盛春平加入传销组织,系正在进行的有组织侵害行为。盛春平进入案发现场后,即遭多人逼近实施拘禁,其遂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警告阻吓传销人员放其离开,而传销组织人员反而增加人手进一步逼近,侵害手段不断升级。由此可见,本案中的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正在进行,且危险程度不断升级,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第三,关于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既可以针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也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本案中,一群以“天津天狮”为名义的传销人员有组织地共同实施不法侵害。其中,成某某不仅参与围逼盛春平,而且当盛春平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警告时,还上前意图夺刀。此时,盛春平对其实施防卫,属于该种情境下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第四,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在判断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时,不仅要考虑已经造成的损害,还要考虑造成进一步损害的紧迫危险性和现实可能性。本案中,多名传销组织人员对盛春平实施人身控制,盛春平在多次请求离开被拒并遭唐某某等人逼近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予以警告,同时提出愿交付随身携带的钱财以求离开,但仍遭拒绝。其后,又有多名传销人员来到客厅。成某某等人陆续向盛春平逼近,并意图夺刀。此种情形下,盛春平持刀挥刺,划伤成某某右手腕及左颈,刺中成某某的左侧胸部,致心脏破裂。成某某受伤后经住院治疗,已经出院,但未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治疗,导致心脏在愈合过程中继续出血,最终于出院一周后因心包填塞而死亡。考虑案发当场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特别是盛春平所面临的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同时考虑成某某的死亡过程和原因,应当认为盛春平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三、陈天杰正当防卫案
--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的界分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2日晚,被告人陈天杰和其妻子孙某某等水泥工在海南省三亚市某工地加班搅拌、运送混凝土。22时许,被害人周某某、容某甲、容某乙(殁年19岁)和纪某某饮酒后,看到孙某某一人卸混凝土,便言语调戏孙某某。陈天杰推着手推车过来装混凝土时,孙某某将被调戏的情况告诉陈天杰。陈天杰便生气地叫容某乙等人离开,但容某乙等人不予理会。此后,周某某摸了一下孙某某的大腿,陈天杰遂与周某某等人发生争吵。周某某冲上去要打陈天杰,陈天杰也准备反击,孙某某和从不远处跑过来的刘某甲站在中间,将双方架开。周某某从工地上拿起一把铁铲(长约2米,木柄),冲向陈天杰,但被孙某某拦住,周某某就把铁铲扔了,空手冲向陈天杰。孙某某在劝架时被周某某推倒在地,哭了起来,陈天杰准备上前去扶孙某某时,周某某、容某乙和纪某某先后冲过来对陈天杰拳打脚踢,陈天杰边退边用拳脚还击。接着,容某乙、纪某某从地上捡起钢管(长约1米,空心,直径约4厘米)冲上去打陈天杰,在场的孙某某、刘某甲、容某甲都曾阻拦,容某甲阻拦周某某时被挣脱,纪某某被刘某甲抱着,但是一直挣扎往前冲。当纪某某和刘某甲挪动到陈天杰身旁时,纪某某将刘某甲甩倒在地并持钢管朝陈天杰的头部打去。因陈天杰头戴黄色安全帽,钢管顺势滑下打到陈天杰的左上臂。在此过程中,陈天杰半蹲着用左手护住孙某某,右手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单刃小刀(打开长约15厘米,刀刃长约6厘米)乱挥、乱捅,致容某乙、周某某、纪某某、刘某甲受伤。水泥工刘某乙闻讯拿着一把铲子和其他同事赶到现场,周某某、容某乙和纪某某见状便逃离现场,逃跑时还拿石头、酒瓶等物品对着陈天杰砸过来。容某乙被陈天杰持小刀捅伤后跑到工地的地下室里倒地,后因失血过多死亡。经鉴定,周某某的伤情属于轻伤二级;纪某某、刘某甲、陈天杰的伤情均属于轻微伤。
处理结果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害人容某乙等人酒后滋事,调戏被告人陈天杰的妻子,辱骂陈天杰,不听劝阻,使用足以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凶器殴打陈天杰。陈天杰在被殴打时,持小刀还击,致容某乙死亡、周某某轻伤、纪某某轻微伤,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第一,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性质存在本质差异。对于因琐事发生争执,引发打斗的,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互殴还是防卫时,要综合考量案发的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本案中,陈天杰在其妻子孙某某被调戏、其被辱骂的情况下,面对冲上来欲对其殴打的周某某,陈天杰也欲还击,被孙某某和刘某甲拦开。陈天杰在扶劝架时被推倒在地的孙某某时,周某某、容某乙和纪某某先后冲过来对陈天杰拳打脚踢,继而持械殴打陈天杰。陈天杰持刀捅伤被害人时,正是被容某乙等人持械殴打的紧迫期间。因此,陈天杰是在其妻子被羞辱、自己被打后为维护自己与妻子的尊严、保护自己与妻子的人身安全,防止不法侵害而被动进行的还击,其行为属于防卫而非斗殴。
第二,准确把握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本案还涉及特殊防卫适用的相关问题。有观点提出,从双方关系和起因、容某乙等人选择打击的部位及强度看,容某乙等人的行为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根据刑法规定,不能要求只有在不法侵害已经对人身安全实际造成严重危害时才能进行特殊防卫,在不法侵害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特殊防卫。本案中,容某乙等人持械击打的是陈天杰的头部,是人体的重要部位,在陈天杰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致头部轻微伤,钢管打到安全帽后滑到手臂,仍致手臂皮内、皮下出血,可见打击力度之大。在当时的情形下,陈天杰只能根据对方的人数、所持的工具来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处境。容某乙、纪某某、周某某三人都喝了酒,气势汹汹,并持足以严重危及他人重大人身安全的凶器,在场的孙某某、刘某甲都曾阻拦,但孙某某阻拦周某某、刘某甲阻拦纪某某时均被甩倒。而且,陈天杰是半蹲着左手护住其妻孙某某、右手持小刀进行防卫的,这种姿势不是一种主动攻击的姿势,而是一种被动防御的姿势,且手持的是一把刀刃只有6厘米左右的小刀,只要对方不主动靠近攻击就不会被捅刺到。综上,应当认为本案符合特殊防卫的适用条件,陈天杰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三,要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既可以针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也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本案中,击打到陈天杰头部的虽然只是纪某某,但容某乙当时也围在陈天杰身边,手持钢管殴打陈天杰,亦属于不法侵害人,陈天杰可对其实行防卫。当时陈天杰被围打,疲于应对,场面混乱。容某乙等人持足以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凶器主动攻击陈天杰,严重侵犯陈天杰、孙某某的人身权利。此时,陈天杰用小刀刺、划正在对其围殴的容某乙等人,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属于正当防卫。
四、杨建伟故意伤害、杨建平正当防卫案
--准备工具防卫与准备工具斗殴的界分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建伟系被告人杨建平胞弟,住处相邻。2016年2月28日中午1时许,杨建伟、杨建平坐在杨建平家门前聊天,因杨建平摸了经过其身边的一条狼狗而遭到狗的主人彭某某(殁年45岁)指责,兄弟二人与彭某某发生口角。彭某某扬言要找人报复,杨建伟即回应“那你来打啊”,后彭某某离开。杨建伟返回住所将一把单刃尖刀、一把折叠刀藏于身上。十分钟后,彭某某返回上述地点,其邀约的黄某、熊某某、王某持洋镐把跟在身后十余米。彭某某手指坐在自家门口的杨建平,杨建平未予理睬。彭某某接着走向杨建伟家门口,击打杨建伟面部一拳,杨建伟即持单刃尖刀刺向彭某某的胸、腹部,黄某、熊某某、王某见状持洋镐把冲过去对杨建伟进行围殴,彭某某从熊某某处夺过洋镐把对杨建伟进行殴打,双方打斗至杨建伟家门外的马路边。熊某某拳击,彭某某、黄某、王某持洋镐把,四人继续围殴杨建伟,致其头部流血倒地。彭某某持洋镐把殴打杨建伟,洋镐把被打断,彭某某失去平衡倒地。杨建平见杨建伟被打倒在地,便从家中取来一把双刃尖刀,冲向刚从地上站起来的彭某某,朝其胸部捅刺。杨建平刺第二刀时,彭某某用左臂抵挡。后彭某某受伤逃离,杨建平持刀追撵并将刀扔向彭某某未中,该刀掉落在地。黄某、熊某某、王某持洋镐把追打杨建平,杨建平捡起该刀边退边还击,杨建伟亦持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刀参与还击。随后黄某、熊某某、王某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彭某某身有七处刀伤,且其系被他人以单刃锐器刺伤胸腹部造成胃破裂、肝破裂、血气胸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另杨建伟、黄某、熊某某均受轻微伤。
处理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杨建伟持刀捅刺彭某某等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行为是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微伤的主要原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依法应负刑事责任,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杨建平为了使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杨建伟的行为系防卫过当,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据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杨建伟有期徒刑四年,并宣告被告人杨建平无罪。
典型意义
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冲突,引发打斗,特别是一方事先准备工具的,究竟是防卫行为还是相互斗殴,准确界分存在一定困难。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把握正当防卫的意图条件,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准备工具防卫与准备工具斗殴,以准确认定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第一,正当防卫必须出于免受不法侵害的正当动机。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的意图既包括使本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也包括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本案中,彭某某返回现场用手指向杨建平,面对挑衅,杨建平未予理会。彭某某与杨建伟发生打斗时,杨建平仍未参与。彭某某等四人持洋镐把围殴杨建伟并将其打倒在地,致其头部流血,双方力量明显悬殊,此时杨建平持刀刺向彭某某。杨建平的行为是为了制止杨建伟正在遭受的严重不法侵害,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条件。彭某某被刺后逃离,黄某等人对杨建伟的攻击并未停止,杨建平继续追赶彭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综上,杨建平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妥当界分准备工具防卫与准备工具斗殴。实践中,防卫行为在客观上也可能表现为双方相互打斗,具有互殴的形式与外观。二者界分的关键就在于行为人是具有防卫意图还是斗殴意图。本案中,彭某某与杨建伟兄弟二人并不相识,突发口角,彭某某扬言要找人报复时,杨建伟回应“那你来打啊”,该回应不能认定杨建伟系与彭某某相约打斗。行为人为防卫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准备防卫工具的,不必然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杨建伟在彭某某出言挑衅,并扬言报复后,准备刀具系出于防卫目的。彭某某带人持械返回现场,冲至杨建伟家门口拳击其面部,杨建伟才持刀刺向彭某某胸腹部,该行为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第三,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以准确认定防卫过当。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彭某某空手击打杨建伟面部,杨建伟此时并非面临严重的不法侵害,却持刀捅刺彭某某胸、腹部等要害部位,杨建伟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杨建伟的防卫行为并非制止彭某某空手击打的不法侵害所必需,从损害后果看,彭某某要害部位多处致命刀伤系杨建伟所致,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杨建伟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具体而言,杨建伟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主观上持故意,但对于造成死亡结果系过失,故对其防卫过当行为应当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作出评价。
第四,妥当把握防卫过当的刑罚裁量。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特别是不法侵害人的过错,以确保刑罚裁量的准确和公正。本案中,杨建伟的防卫行为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其减轻处罚,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裁量刑罚。杨建伟明知他人报案,仍在案发现场等待,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成立自首。综合考虑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杨建伟有期徒刑四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五、刘金胜故意伤害案
--滥用防卫权行为的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金胜与黄某甲非婚生育四名子女。2016年10月1日晚9时许,被告人刘金胜与黄某甲因家庭、情感问题发生争吵,刘金胜打了黄某甲两耳光。黄某甲来到其兄长黄某乙的水果店,告知黄某乙其被刘金胜打了两耳光,让黄某乙出面调处其与刘金胜分手、孩子抚养等问题。黄某乙于是叫上在水果店聊天的被害人李某某、毛某某、陈某某,由黄某甲带领,于当晚10时许来到刘金胜的租住处。黄某乙质问刘金胜,双方发生争吵。黄某乙、李某某各打了坐在床上的刘金胜一耳光,刘金胜随即从被子下拿出一把菜刀砍伤黄某乙头部,黄某乙逃离现场。李某某见状欲跑,刘金胜拽住李某某,持菜刀向李某某头部连砍三刀。毛某某、陈某某、黄某甲随即上前劝阻刘金胜,毛某某、陈某某抱住刘金胜并夺下菜刀后紧随李某某跑下楼报警。经鉴定,黄某乙的伤情属于轻伤一级,李某某的伤情属于轻伤二级。
处理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正当防卫以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为前提,对轻微不法侵害直接施以暴力予以反击,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评判。黄某乙、李某某各打被告人刘金胜一耳光,显属发生在一般争吵中的轻微暴力。此种情况下,刘金胜径直手持菜刀连砍他人头部,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综合案件具体情况,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刘金胜有期徒刑一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制止行为。司法适用中,既要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也要注意把握界限,防止滥用防卫权,特别是对于针对轻微不法侵害实施致人死伤的还击行为,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准确认定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一般违法犯罪行为。
第一,注意把握界限,防止权利滥用。本案中,黄某乙、李某某打刘金胜耳光的行为,显属发生在一般争吵中的轻微暴力,有别于以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为目的的攻击性不法侵害行为。因此,刘金胜因家庭婚姻情感问题矛盾激化被打了两耳光便径直手持菜刀连砍他人头部,致人轻伤的行为,没有防卫意图,属于泄愤行为,不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第二,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要根据整体案情,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做到依法准确认定。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确保案件的定性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或者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的不法侵害,特别是发生在亲友之间的,要求优先选择其他制止手段,而非径直选择致人死伤的还击行为,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契合我国文化传统。对于相关案件,在认定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以及防卫过当时,要综合案件具体情况、特别是被害方有无过错以及过错大小进行判断。本案中,刘金胜与黄某甲因家庭、情感问题发生争吵,刘金胜打了黄某甲两耳光,这是引发后续黄某乙、李某某等实施上门质问争吵行为的直接原因。换言之,本案因家庭琐事引发,且刘金胜具有重大过错。据此,法院对刘金胜致人轻伤的行为,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契合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念,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六、赵宇正当防卫案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26日晚11时许,李某与在此前相识的女青年邹某一起饮酒后,一同到达福州市晋安区某公寓邹某的暂住处,二人在室内发生争吵,随后李某被邹某关在门外。李某强行踹门而入,谩骂殴打邹某,引来邻居围观。暂住在楼上的赵宇闻声下楼查看,见李某把邹某摁在墙上并殴打其头部,即上前制止并从背后拉拽李某,致李某倒地。李某起身后欲殴打赵宇,威胁要叫人“弄死你们”,赵宇随即将李某推倒在地,朝李某腹部踩一脚,又拿起凳子欲砸李某,被邹某劝阻住,后赵宇离开现场。经鉴定,李某腹部横结肠破裂,伤情属于重伤二级;邹某面部挫伤,伤情属于轻微伤。
处理结果
公安机关以赵宇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赵宇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认定赵宇防卫过当,对赵宇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福州市检察院经审查认定赵宇属于正当防卫,依法指令晋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赵宇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对此不难判断。实践中较难把握的是相关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少案件处理中存在认识分歧。司法适用中,要注意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对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作出准确判断。
第一,防卫过当仍属于防卫行为,只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本案中,李某强行踹门进入他人住宅,将邹某摁在墙上殴打其头部,赵宇闻声下楼查看,为了制止李某对邹某以强欺弱,出手相助,拉拽李某。赵宇的行为属于为了使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和意图条件等要件,具有防卫性质。
第二,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应当坚持综合考量原则。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在判断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时,不仅要考虑已经造成的损害,还要考虑造成进一步损害的紧迫危险性和现实可能性。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更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反击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方式要对等,强度要精准。防卫行为虽然超过必要限度但并不明显的,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本案虽然造成了李某重伤二级的后果,但是,从赵宇的行为手段、行为目的、行为过程、行为强度等具体情节来看,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赵宇在阻止、拉拽李某的过程中,致李某倒地,在李某起身后欲殴打赵宇,并用言语威胁的情况下,赵宇随即将李某推倒在地,朝李某腹部踩一脚,导致李某横结肠破裂,属于重伤二级。从行为手段上看,双方都是赤手空拳,赵宇的拉拽行为与李某的不法侵害行为基本相当。从赵宇的行为过程来看,赵宇制止李某的不法侵害行为是连续的,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在当时场景下的本能反应。李某倒地后,并未完全被制服,仍然存在起身后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此时,赵宇朝李某腹部踩一脚,其目的是阻止李某继续实施不法侵害,并没有泄愤报复等个人目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七、陈月浮正当防卫案
--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5日凌晨2时许,被害人陈某某酒后来到被告人陈月浮家,用随身携带的一把菜刀敲击陈月浮家铁门,叫陈月浮出来打架。陈月浮的妻子下楼,佯称陈月浮不在家。陈某某继续敲击铁门,陈月浮便下楼打开铁门,陈某某遂用菜刀砍中陈月浮脸部,致陈月浮轻伤。陈某某再次砍向陈月浮时,被陈月浮挡开,菜刀掉在地上,陈月浮上前拳击陈某某的胸部等部位,二人在地上扭打。后陈某某因钝性物体作用胸部致心包、心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处理结果
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陈某某无故持刀上门砍伤陈月浮,陈月浮为了使本人的人身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陈某某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司法适用中,要妥当把握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准确理解和把握“行凶”。
第一,根据刑法规定,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限于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与一般防卫不同,特殊防卫起因条件的实质在于不法侵害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需要注意的是,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不法侵害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且系暴力犯罪,才能实行特殊防卫;相关不法侵害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应当适用一般防卫的法律规定。对于相关不法侵害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应当注意从不法侵害是否具有暴力性、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是否达到犯罪程度等方面作出判断。本案中,陈某某无故持菜刀凌晨上门砍伤陈月浮,属于使用致命性凶器实施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应当认定为“行凶”,对此陈月浮可以实行特殊防卫。
第二,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可以是使用致命性凶器实施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也可以是以其他形式实施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不法侵害人的具体故意内容不确定,但根据侵害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不法侵害人持有凶器判断,暴力侵害行为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防卫人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本案中,陈某某持菜刀砍中陈月浮脸部致其轻伤,陈某某再次砍向陈月浮时被其挡开,菜刀掉到地上。此时,要求陈月浮被菜刀砍伤后保持高度冷静,在将行凶者打倒之后,还要仔细判断行凶者有没有继续行凶的能力,这对于在黑夜之中高度惊恐的防卫人,是强人所难。因此,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认为在陈某某菜刀掉到地上之后仍然可以实行防卫。
第三,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刑法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认定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实践中,受“人死为大”观念的影响,在处理因防卫致人死亡的案件时,办案机关往往面临外部压力,存有心理顾虑,以致有的情况下将原本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连防卫因素也不予认定。这是极端错误的。作为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是天职,决不能为了所谓的“息事宁人”牺牲法律原则。否则,既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也不利于为全社会树立正确导向,对正当防卫人来说更是有失公正。对于确系正当防卫的案件,应当勇于担当,严格公正司法,坚决依法认定。实践证明,只有依法判决,才能赢得好的效果;只要依法判决,就能赢得好的效果。本案就是例证,依法宣判陈月浮不负刑事责任后,获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肯定,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法办〔2017〕54号 2017年4月6日)
关于印发《2017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
(法发〔2023〕5号)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系统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提供司法服务,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2.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减污降碳、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依法助力协调和平衡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走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司法服务道路。
3.贯彻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准确把握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精神,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正确适用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强化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以及能源开发等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规章为补充的碳达峰碳中和法律制度供给和执行,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裁判规则体系,确保法律适用统一。
4.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落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秉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依法审理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碳交易、绿色金融等相关案件,促进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持续深化环境司法领域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依法审理新业态新模式生产服务消费纠纷案件。把握好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被纳入全国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体系的重要契机,加大新类型生态资源权益司法保护力度,推进数字化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对新类型环境权益交易模式、资源要素市场创新的规则指引,降低绿色项目开发和交易成本,形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普惠共享的生产服务新格局。妥善审理涉标的物包装方式争议的消费纠纷案件,对包装方式是否符合通用方式,是否足以保护标的物并且有利于碳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等因素作出合理判断,积极倡导电子商务平台绿色消费和可持续经营发展。
6.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审理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依法认定企业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侵权人自愿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并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核销或购买其他碳汇产品折抵赔偿碳汇损失、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损失的,坚持生态修复优先,处理好固碳和增汇的关系。
7.依法审理大气污染防治案件。依法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无证排放、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放、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对发动机、污染控制装置弄虚作假,以及违法焚烧废弃物等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对造成污染的排放设施设备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推动行政机关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促进低碳发展,采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措施,全面提升减污降碳综合效能。对违法使用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走私木炭、硅砂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依法审理适应气候变化行政补偿案件。加大司法对行政机关采取措施积极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审理企业退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自然保护地等行政补偿纠纷案件,企业主张因行政机关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而遭受实际损失的,依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保障企业有序退出。审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划变更、移民安置等行政补偿纠纷案件,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陆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9.依法审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纠纷案件。引导企业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强化环境责任意识,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环境信息。投资者以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等未按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管理要求,公布企业碳排放量、排放设施等碳排放信息,年度融资形式、金额、投向等信息,以及融资所投项目的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致其遭受损失为由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依法确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等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确保资金投向气候友好型绿色低碳项目,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气候投融资市场秩序。
三、保障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10.依法审理产能置换纠纷案件。审理钢铁、水泥等产能置换纠纷案件,依法确认合同效力,结合产业政策,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和总量控制要求,认定合同履行和违约责任,推动产能指标从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向低耗能、低碳排放企业转移。审理债务人在建项目被纳入国家相关领域产业规划或产能置换范围的破产重整、破产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等纠纷案件,积极引导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协调解决企业兼并问题,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推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11.依法审理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侵权人提出延长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交纳期限、分批赔偿申请,同时提供有效担保的,依法予以准许,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侵权人按照生效裁判要求,在合理期限内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申请支付清洁生产改造费用折抵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损失的,依法予以准许,加强绿色低碳技改抵扣赔偿损失方式的推广适用。
12.依法审理绿色金融纠纷案件。审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具有发展前景,但经营、资金周转暂遇困难的企业所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要充分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专项再贷款、碳减排项目质押贷款等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促进金融机构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审理绿色股权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基金等纠纷案件,投资者以相关责任主体违反绿色金融管理规定或擅自改变资金绿色用途、致其遭受损失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鼓励更多资本和机构参与气候投融资。
四、助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13.依法审理煤炭资源利用和电源结构调整纠纷案件。审理涉煤炭资源整合案件,被兼并中小煤矿主张兼并煤炭企业与其新设目标公司共同承担矿业权转让债务清偿责任等的,要结合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合同签订主体、具体内容以及履行情况,依法保护中小煤矿合法权益,推动高碳排放企业低碳公正转型。审理煤炭中长期合同纠纷案件,坚守契约精神,依法推动完善煤炭生产企业与发电供热企业长协机制,并严格落实。审理电源结构调整纠纷案件,要促进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依法服务国家能源结构清洁高效转型,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防范社会风险。
14.依法审理油气资源开发纠纷案件。审理油气资源矿业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依法确认合同中履行报批义务等条款的效力。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合同相对方请求其履行报批义务的,依法予以支持,推动油气企业尽快释放产能。预约合同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委托、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本约合同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依法惩处涉能源资源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犯罪行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15.依法审理可再生能源发展纠纷案件。审理清洁能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案件,要按照能源项目建设用地分类指导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依法妥善处理好沙漠、戈壁、荒漠生态环境保护和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等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关系,助力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供应体系。依法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涉及公众生态环境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公众参与决策的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监督检查情况等政府信息。依法引导和推动电力企业重视促进碳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加大设备资金投入,提升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能力。审理电网企业涉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运行服务和涉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运行纠纷案件,依法推动能源高效、清洁利用。
16.依法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节能服务企业与用能单位以合同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企业向用能单位提供节能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企业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用能单位未依约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的,依法认定构成违约。节能服务企业作为出质人,以节能服务项目收益权作为质押财产出质并在法定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质权人主张就质押节能服务项目收益优先受偿的,依法予以支持。
五、推进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
17.依法审理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案件。重点排放单位、其他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规定的机构或个人等碳排放权交易主体主张通过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等方式订立的交易合同有效的,依法予以支持。审理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合同案件,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行政规章,结合碳市场业务规则、交易合同约定,全面、客观审核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以及核证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核证自愿减排交易系统记载的分配、持有、交易、变更、注销等信息、数据,依法确定碳交易产品的归属。交易主体主张碳排放权、核证自愿减排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行政规章关于注册登记机构与交易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和风险防范制度、结算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规定,结合碳市场业务规则、交易合同约定等,依法予以认定,保障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8.依法审理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担保纠纷案件。担保合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不是可以设立担保的财产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从严认定合同无效情形,依法最大限度维护合同效力。当事人在碳排放权或者核证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等办理质押登记,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主张就登记账户内的碳排放配额或者核证自愿减排量优先受偿的,依法予以支持,助力碳交易产品发挥融资功能,稳定市场预期。
19.依法审理碳排放配额清缴行政处罚案件。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实际排放量超过所持有的上一年度碳排放配额,未按时履行足额清缴义务,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重点排放单位逾期未改正、未补缴碳排放配额或未提交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等量核减重点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温室气体减排行政监管职责。
20.依法办理涉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金钱债权执行案件。对被执行人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机动车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范围。应当向碳排放权、核证自愿减排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21.依法审理涉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纠纷案件。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因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或者虚构、捏造、瞒报、漏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技术服务机构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恶意串通,虚构、捏造、瞒报、漏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对他人造成损害,受害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依法予以支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
22.建立完善涉碳案件审判机制。构建有利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案件归口审理制度。完善由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牵头,与立案、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相关部门分工配合的审判协调机制。对新类型、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的案件提级管辖。统筹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确保法律适用统一。
23.着力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加强对民法典绿色原则,新类型生态资源权益保护、担保融资等重大、前沿性基础理论研究,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体系建设、减污降碳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纠纷案件特点和审理思路。加快具有跨部门法学理论,能够综合运用财政、金融和环境工程等基础知识,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碳达峰碳中和复合型审判人才储备。探索建立与域外涉碳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加快涉碳案件审判经验积累。
24.推动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作。依法支持仲裁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实现调解、仲裁和诉讼有机衔接。深度应用司法大数据技术,探索建立与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之间安全、高效的信息共享。持续开展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主题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自身节能降碳行为的感知,鼓励企业、机构、个人建立碳账户、优先使用碳普惠减排量进行碳中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共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好家园。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发布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发布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
(2021年2月10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评选的2020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今天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商事案例,均为2020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
这十个案件分别为:吴声威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上诉人许勤勤、常州市通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周洁茹与被上诉人青岛铸鑫机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河南中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江茂均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钟秀支行合同纠纷案,上诉人宣春华与上诉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湖南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案,上诉人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海昌以及被上诉人庄敏、庄明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诉人吴曼与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陵分公司、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力帆丰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丽水满贯商贸有限公司、徐州恒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悦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案,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破产重整案,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岳典工贸有限公司、张金娥、郭中平、张家宏、张旗、张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这十个案件展示了过去一年中,人民法院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定分止争,惩戒威慑违法行为,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企业的合法利益,优化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和保障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北京大学教授郭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圣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洁、北京大学教授蒋大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建国、清华大学教授汤欣、清华大学副教授耿林应邀为上述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商事案例进行了精彩点评。
一、作为格式合同的“一对众”互联网视频服务协议不应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
——吴声威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原告吴声威系爱奇艺公司的黄金VIP会员。在VIP会员服务合同中,第3.5条:“超前点播剧集,根据爱奇艺实际运营需要,就爱奇艺平台上部分定期更新的视频内容,爱奇艺将提供剧集超前点播的服务模式,会员在进行额外付费后,可提前观看该部分视频内容的更多剧集,具体的点播规则以爱奇艺平台实际说明或提供为准。”导言第二款:“双方同意前述免责、限制责任条款不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即您和爱奇艺均认可前述条款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您不会以爱奇艺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为由而声称协议中条款非法或无效。”第3.1条:“爱奇艺有权基于自身运营策略变更全部或部分会员权益、适用的用户设备终端。”第10.2条:“双方同意,解决争议时,应以您同意的最新《爱奇艺VIP会员服务协议》为准”。第3.3条中“您理解并同意部分视频出于版权方等原因,视频的片头仍会有其他形式的广告呈现,上述呈现不视为爱奇艺侵权或违约。”
吴声威认为在电视剧《庆余年》播出过程中爱奇艺公司又推出的“付费超前点播”模式,使其需要额外付费才能看最新剧集,损害了其会员权益。此外,“VIP会员协议”被爱奇艺公司单方面更改,该协议中亦存在多处违法条款,应属无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确认服务协议导言第二款内容无效,第3.5条中的内容对原告吴声威不发生效力,爱奇艺公司向吴声威连续15日提供吴声威原享有的“黄金VIP会员”权益,使其享有爱奇艺平台卫视热播电视剧、爱奇艺优质自制剧已经更新的剧集的观看权利,赔偿吴声威公证费损失1500元等。爱奇艺公司上诉,北京四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轶
本案涉及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创新商业模式的合法性问题。案件的裁判对于如何妥当以“公平原则”规范格式条款的运用具有标杆意义,对于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制定和提供格式条款起到了规范指引作用,有力维护了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巧妙运用合同法的既有规则来应对和解决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引发的新争议。实践中,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往往利用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优势地位,在用户“点击即同意”的格式合同中为自己设置可以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就此类条款的效力,有观点认为,应当认定无效,原因在于不能赋予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这会危及不特定用户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观点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单方变更后的条款内容,进行具体判断。相较而论,后一种观点更为稳妥恰当。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法院立足协调兼顾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与用户权益的妥当保护,在尊重网络服务平台经营者创新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一方面认可本案被告通过格式条款为自己设置单方变更权条款的效力,另一方面又强调单方变更权的行使必须受到公平原则的制约,必须建立在不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如果单方变更权行使后形成的合同条款,不当地克减了用户的主要权利,就应当认定此类合同条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效。
本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在于一方面公众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通过法院的庭审直播和判决书的公布,“围观了”特定用户维护自己看似“细微”权益的历程,不仅仅是看了“热闹”,也收获了“启蒙”,认识到用户的合法权益无论多小都将受到法律的关注和保护;另一方面网络服务平台的经营者也应当通过本案的审理意识到在探索新型商业模式的进程中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尊重用户感受、遵守法律规定。本案通过对网络服务平台格式条款有效性的审查,起到了对服务平台行业进行规制的示范效应,对于保障互联网平台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借助本案,对涉众服务合同纠纷的妥善化解路径进行了有益尝试。基于网络服务平台“一对众”的特有产业模式,一审判决生效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及时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行政监管方式督促被告对其他存在类似情况的用户进行补偿,有效化解纠纷,避免了大量产生同类诉讼,借助“府院联动”的方式,本案判决的示范效应也会得到进一步扩大。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二、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而转让公司股权的,符合出资加速到期条件时,应就出资不足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许勤勤、常州市通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周洁茹与被上诉人青岛铸鑫机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7年五、六月间,青岛铸鑫公司(供方)与常州铸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需方)签订两份机器设备购销合同。常州铸仑公司支付了定金,青岛铸鑫公司将设备安排托运,常州铸仑公司于当年7月接收设备后,青岛铸鑫公司安排人员对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2017年9月29日,常州铸仑公司的股东周洁茹、庄巧芬、通舜公司、常州市吉瑞电梯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将其在铸仑公司的全部认缴出资额90万元、60万元、90万元、60万元(出资均未实缴)无偿转让给许勤勤,许勤勤成为常州铸仑公司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常州铸仑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同年11月6日常州铸仑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2018年5月15日,许勤勤申请注销常州铸仑公司,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于2019年7月3日对该公司予以注销。截至青岛铸鑫公司起诉,常州铸仑公司尚欠设备款245360元未付。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判令许勤勤向青岛铸鑫公司支付设备款及违约金共计355932.8元,通舜公司在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洁茹在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宣判后,许勤勤、通舜公司、周洁茹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故许勤勤无需支付货款其违约金,通舜公司、周洁茹以股权转让之时出资并未到期等为由提起上诉,青岛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蒋大兴
资本认缴制是2013年公司法修正的重大改革,修订后的《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改实缴制为认缴制。但这一改革并不意味着股东从此对注册资本的认缴和履行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操弄公司,作为其“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公司资本制度之设计,在微观上事涉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多方利益主体,在宏观上则涉及国家、地区的投资政策,事关公共利益目标。因此,如若将资本认缴制改革等同于股东完全逃脱其出资义务,规避法律对公司资本的限制,则不仅背离认缴制的初衷,动摇公司资本三原则的根本,也将致使社会上 “皮包公司”“空壳公司”泛滥,对经济交易秩序危害极大。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认缴的股东未届出资期限即转让公司股权也并不是找到了逃避股东出资责任的“法门”,以为将认缴的出资额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就可以全身而退、从此置身事外,显然“打错了算盘”。股东关于出资的约定本质上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对于认缴出资期限的确认无异于对公司负有的附期限的合同义务。股东在出资期限届至之前将股权一转了之,仅仅是让渡了自己的合同权利,履行出资的合同义务并不会当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当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之时,没有切实履行出资的原股东也依然不能免除其出资义务,应就未尽足额出资的部分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公司原股东要求查阅或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应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河南中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2年10月,中汇公司因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认购持有周口银行5500万股股份,取得股东地位。2014年7月,因改革重组,中汇公司持有的周口银行股份折股为中原银行股份6435万余股。2014年12月,中原银行成立。2015年4月的中原银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2014年末可分配利润50132930.25元进行现金分红。2016年2月,中汇公司收到中原银行支付分红534283.59元。2015年2月10日,中汇公司将其在中原银行的股份转让给河南省豫南高速投资有限公司,约定中汇公司在中原银行股权的相应收益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中原银行上市时公开发布的财务资料中显示的中原银行2014年度净利润比其《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显示的净利润高出一亿多元。中汇公司遂主张其获得的收益与中原银行的盈利严重不符,中原银行取得巨额净利润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查阅、复制持股期间相应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会计账簿等特定文件材料;补足分红差额及其他收益3000万元及利息。
该案经过了四次审理,二审法院为河南高院。第一次一审,裁定驳回中汇公司的起诉。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第二次一审,判决中原银行提供中汇公司持股期间的周口银行和中原银行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等供中汇公司查阅、复制;中原银行提供中汇公司持股期间的周口银行和中原银行的会计账簿供中汇公司查阅。二审改判驳回中汇公司的诉讼请求。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耿林
对中小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是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与法院相关三项重要指标之一。股东知情权是中小投资者的基础性权利,保护股东知情权也是中小投资者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对股东退出公司后又以公司在其股东资格存续期间对其隐瞒真实经营状况为由,诉请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原股东是否具备提起知情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公司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绝对有权说、绝对无权说与相对有权说。实务界亦有不同认识,比如2005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若干问题的问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该问题均采绝对无权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17]16号)第七条第二款明确原股东的知情权的诉权问题,采纳相对有权说观点,即原则上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除外。在除外情形下,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
河南中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的二审判决,采纳相对有权说,即在诉讼程序中如原股东有证据证明其实质利益受有损害,即支持其行使知情权。因此,二审在审理中仔细审查了一审原告实质利益是否受损的证据之后,认为其利益并无受损的事实,从而未支持其诉讼请求。这一审理结果堪称合理,它既考虑并维护了一审原告的诉权利益,也避免了简单从形式上赋予一审原告股东知情权后,会不当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后果。该结果建立在正确的学理基础之上,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作出了正确的理解。它厘清了适用该条款所要解决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的界限,很好贯彻了兼顾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政策。该案判决在保护原股东知情权诉权的同时,又依法保护了上市金融机构的经营秩序,避免了运营成本的不当增加,很好地处理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纠纷,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案例。
四、坚持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用好调解手段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江茂均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钟秀支行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20年3月16日,江茂均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APP与中国银行南通钟秀支行签署《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个人产品协议》电子合同一份。签约当日,江茂均购买500手(桶)“人民币美国原油2004合约”,实际成交单价为213.53元人民币。2020年3月18日,江茂均追加购买100手(桶)“人民币美国原油2004合约”,实际成交单价为187.05元人民币。2020年3月20日,江茂均购买的“人民币美国原油2004合约”到期,到期处理方式为“到期移仓”,结算单价为178.65元人民币,当日结算后移仓至“人民币美国原油2005合约”,开仓数量为600手(桶),实际成交单价为184.73元人民币。2020年4月16日至18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钟秀支行每日均向江茂均发送提示短信,告知“人民币美国2005期合约”将于2020年4月21日到期,并将于2020年4月20日22时停止交易和启动移仓。2020年4月20日22时,“人民币美国原油2005合约”停止交易。2020年4月21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原油宝”产品美国原油合约4月21日暂停交易的公告。2020年4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原油宝”2020年4月22日合约结算价格的公告,告知人民币美国原油2005合约多头平仓结算价格为-266.12元。同日,江茂均“原油宝”交易账户产生平仓损失139723.95元,其中保证金损失28885.95元、本金损失110838元。
江茂均诉请判令:确认江茂均与中国银行南通钟秀支行之间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个人产品协议》无效;判令中国银行南通钟秀支行赔偿江茂均本金损失110838元并退还保证金28885.95元。
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中国银行南通钟秀支行于2021年1月4日前支付原告江茂均本金损失22167.6元、退还保证金28885.95元,合计支付原告江茂均51053.55元;二、本案纠纷一次性了结,双方再无其他纠葛。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雳
2020年4月21日,芝加哥商品交易WTI5月期货合约价格报收-37.63美元/桶,历史上首次跌为负值,为疫情期间全球原油市场剧烈动荡下的极端表现,致使“原油宝”多头持仓客户全部穿仓。事件发生后,为妥善处理投资者的损失赔偿事宜,中国银行依托其网点积极与客户诚挚沟通,与绝大部分投资者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是涉中国银行“原油宝”民事案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批开庭审理的3个案件之一。庭审后,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中国银行承担负油价损失和投资者20%的本金损失,投资者自担80%的本金损失,诉讼费由中国银行负担。协议达成次日,双方即履行完毕,快速解决了纠纷。审理法院坚持法治思维,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主持调解,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次日即主动履行完毕,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依法高效处理此类纠纷,维护金融秩序,有效化解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了范例。
五、金融机构应当以合理的方式开展客户身份信息识别和更新工作
——上诉人宣春华与上诉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湖南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08年1月8日,宣春华作为甲方,财通证券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就委托证券公司代理证券(包括证券衍生品)交易及其他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约定:身份资料等重要资料变更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按乙方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如乙方有理由认为甲方向其提供的资料、证件严重失实,可要求甲方限期纠正,甲方不能按期纠正或拒不纠正的,乙方可视情形依法终止其与甲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或暂停甲方对其账户的使用。宣春华在《开户申请表(个人)》中填写了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固定电话、联系地址等身份信息。2019年3月29日,财通证券公司在其网站及手机APP 发布公告,告知开展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和更新工作。2019年7月30日,财通证券公司以宣春华身份信息不完整为由中止提供金融服务,对其股票交易账户进行冻结。2019年8月14日,财通证券公司解除宣春华股票交易账户的冻结,但又于同日以宣春华未更新电话号码、职业代码为由进行冻结。2019年8月15日,宣春华与财通证券公司员工通过微信进行通话并予以录音。后因财通证券公司未解除冻结,宣春华诉至法院,主张财通证券公司存在违法和违约行为,要求其赔偿损失242729.70元及利息4854.59元。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浙0110民初16569号民事判决:一、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湖南路证券营业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解除对宣春华股票交易账户的冻结;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湖南路证券营业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宣春华利息损失1456.13元;三、驳回宣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出上诉。杭州中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20)浙01民终69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湖南路证券营业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宣春华赔偿金10000元。三、驳回宣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圣平
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制度是金融机构为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遏制洗钱及相关犯罪应尽的法定义务。对此,客户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对拒不配合的客户,金融机构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其账户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但金融机构在要求客户配合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同时,亦应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一方面,要求客户配合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应当以合理方式恰当地履行告知义务;另一方面,因客户拒不履行反洗钱义务,金融机构对其账户采取的限制措施应当合理适度。
本案中,杭州中院考虑到就现代通讯手段存在使用障碍的群体的特殊需求,否定了财通证券东湖南路营业部仅以在其官网以及APP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履行告知义务的合理性,对当前日益凸显的“数字鸿沟”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司法回应,对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恰当履行其相关法律义务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
对于金融机构采取账户限制措施的合理性,生效判决在认定财通证券东湖南路营业部在宣春华已实际知晓客户身份核实需求及拒不提供的后果但仍拒绝配合提供相关信息阶段,对其账户采取限制措施行为符合金融机构操作的流程规范的同时,指出财通证券东湖南路营业部在善尽告知义务前和已获知客户的相应身份信息后对宣春华账户采取的限制措施构成违约,在支持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的同时,保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合理地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本案判决不但解决了双方的纠纷,对其他类似纠纷的解决也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
六、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的,应当向受损害的机构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海昌以及被上诉人庄敏、庄明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
上市公司中达股份公司因破产重整,于2014年10月30日披露《保千里电子公司及庄敏等收购中达股份公司的收购报告书(草案)》,其中包括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保千里电子公司的估值为28.83亿元。随后,中达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决议,中达股份公司更名为保千里公司。在保千里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后,中车公司与保千里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中车公司以每股14.86元的价格认购保千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中的13383604股股票,锁定期12个月。中车公司决策参与保千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前,进行了专业投资分析和研究,并形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保千里公司业绩增长较快,未来成长空间很大,市场对智能驾驶概念股票也比较追捧,预计定增发价会比较接近保千里公司市价,故决定认购保千里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年12月29日,保千里公司公告披露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7年8月9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保千里公司在中达股份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进行重组资产评估时,保千里电子公司向银信评估公司提供了两类9份虚假的意向性协议,虚假协议致使评估值虚增较大,对保千里公司处以行政处罚。针对保千里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中车公司向深圳中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保千里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庄敏等十一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深圳中院判决保千里公司向中车公司投资差额损失20570599.35元等;庄敏、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中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中车公司、保千里公司以及陈海昌不服,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欣
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驱动的市场,真实、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近年来,随着证券监管力度的加强,部分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屡屡曝光,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资本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人民法院不断加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工作,在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惩戒威慑证券违法行为、落实资本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要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常见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相比,本案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索赔主体特殊,不是“散户”而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二是交易方式特殊,投资者不是通过公开竞价而是通过参与定向增发购买股票。在这种情形下,对机构投资者要不要赔、如何赔,《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证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机构投资者针对证券虚假陈述的索赔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理由通常是机构投资者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这种更高注意义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何确定其合理边界,缺乏深入的、体系化的思考。
本案的审理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对该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经过严谨分析后,本案的审理法院认为,不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都是投资者。投资者是否应负有更高注意义务,应当主要根据交易市场和交易方式来确定。对于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和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的“非面对面”证券交易,投资者均是信赖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交易,所面对的风险和可获得的收益是一致的,因此投资者的注意义务也不应有所区别。而对于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协议转让等“面对面”证券交易,投资门槛高、投资期限长,风险与收益显然较“非面对面”交易形式更高。因此在这类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指出,在“面对面”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已完成交易因果关系举证证明义务后,将会发生举证责任转移,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专业投资者未尽到注意义务的,应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举证证明义务,从而推翻投资者合理信赖的主张。法院进一步认为,投资者的注意义务应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但如何进行此种义务和能力的细致比对,还有待未来持续进行案例的深入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失衡,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偏低,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本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有利于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各类投资主体,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健康发展,将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大决策部署发挥积极作用。
七、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信托业务中虽仅负责事务性管理,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
——上诉人吴曼与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3年6月,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上海寅浔)与华澳信托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该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上海寅浔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华澳信托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浙江联众公司)发放贷款。信托资金金额为2.8亿元。2013年6月至8月期间,上海寅浔以“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募集文件中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吴曼认购100万元,《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募集资金于2013年8月2日正式成立并起息,项目期限为24个月,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后,华澳信托与浙江联众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华澳信托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将上海寅浔交付的信托资金(包含吴曼的投资款)向浙江联众公司发放贷款。基金到期后,上海寅浔未向吴曼返还本金。
经查,吴曼的投资款100万元被上海寅浔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成志等人用于归还案外人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8年6月29日,上海一中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罪等。该刑事判决认定:上海寅浔系于2013年5月30日成立,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陈成志。浙江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成志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成志系实际控制人。2013年初,被告人陈成志因辽阳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霞等人,在王霞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浙江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成志自行伪造浙江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小陈伪造浙江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霞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陈成志、林小陈等人与华澳信托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辽阳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浙江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霞使用上海寅浔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霞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贷款给浙江联众公司。浙江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辽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成志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
吴曼起诉认为华澳信托没有对信托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导致损失,应该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决,华澳信托对吴曼根据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吴曼与华澳信托均提出上诉。上海金融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商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洁
通道类信托业务是依托我国特定发展时期经济法律制度土壤,由金融市场孕育产生的实践产物。近十年来,基于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需要,银信、证信、基信合作等各类通道业务迅速崛起,业务量不断加大,几乎占据了中国信托业的半壁江山。由于通道类信托在业务模式上偏离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传统模式,权利义务设置上也有别于传统信托法律关系的基本结构,以致其合法合规性饱受争议。该案为全国首例在通道类业务中判决信托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案件,它积极回应了业界极为关注的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是否应当免责的问题。在裁判思路上,它秉承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中明确的“通道类业务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的观点,将通道类业务归入事务管理类信托的类型,认定信托公司的义务仅为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这一认定充分体现了当前司法审判立足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实际,秉持客观务实的态度,正视金融交易当事人之合意,平等保护各方权益的裁判理念。同时,在司法裁判中承认通道类信托业务的信托属性,明确其类型范围,更有利于理顺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合理界定委托人与受托方的责任,也有助于对展业经营该类业务的信托公司作出规范性的要求与约束。
该案的另一亮点在于较为清晰地厘清了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合法经营的责任边界,为解决同类金融产品兑付风险引发的纠纷提供了可行路径。当前,受经济增速放缓及下行的影响,部分通道业务出现无法兑付的情况,有的还因资金被不法分子利用挥霍而最终引发群体性纠纷,信托公司作为通道业务的受托人也因此面临外部投资者的民事追责。2018年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已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说明监管层面已经对通道类业务中的乱象及潜在风险有了充分的警醒与认识。该案在裁判要旨中阐明的“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信托业务中虽仅负责事务性管理,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的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司法实践顺应宏观金融监管政策变化之大势,理性应对前期信托实践中的乱象和痛点,对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放任纵容违规募集、无视监管风控程序、随意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行为严格追责,恰到好处地厘清了信托公司合法审慎经营的权责边界,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投资者诉求,给予了受损投资者合理的经济赔偿。
八、电子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行为具有持续性,承兑人虽对到期日前的提示付款行为不作拒绝付款之操作,汇票到期之后仍发生到期日已提示付款之效力
——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陵分公司、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力帆丰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丽水满贯商贸有限公司、徐州恒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悦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8年7月2日,力帆销售公司作为出票人,向力帆丰顺公司开具了一张可转让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300万元,承兑人为力帆财务公司,到期日为2019年1月2日。在该票据承兑信息栏处记载如下信息:“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人承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日期:2018年7月2日”。随后,案涉汇票经背书转让给陕西煤运黄陵分公司,最终持票人为芬雷选煤公司。2018年12月28日,芬雷选煤公司提示付款后,该汇票“付款或拒付”一栏中载明“同意签收”,“付款或拒付日期”一栏载明“2019年1月2日”。同时,汇票票据状态显示“结束已结清”。因案涉汇票未得到实际付款,芬雷选煤公司于2019年5月5日向力帆财务公司、力帆销售公司等邮寄《关于要求兑付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法律事务函》,称从2019年1月起多次要求兑付案涉到期汇票,但均遭到拒绝,至今尚未实际兑付,要求各票据债务人承担票据付款义务及相应法律责任。芬雷选煤公司后向重庆一中院提起票据纠纷之诉。审理中,力帆财务公司确认其至今尚未实际履行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义务。
一审判决,力帆财务公司、力帆销售公司、力帆丰顺公司、陕西煤运黄陵分公司等向芬雷选煤公司支付汇票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宣判后陕西煤运黄陵分公司上诉。重庆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邹海林
电子商业汇票是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业务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电子商业汇票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手段已大量出现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与传统纸质汇票相比,电子商业汇票具有以数据电文代替纸质凭证、以计算机录入代替手工书写、以电子签章代替人工签章、以网络传输代替人工传递等特点,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准入门槛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功能不完善等缺陷,给票据交易、司法裁判带来挑战。因此,涉电子商业汇票案件的审理应当更加注重电子商业汇票的自身特点以及与纸质汇票的实质差异,才能依法对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公平保护。
本案基于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可以在承兑人的信息系统持续储存的特点,确认了持票人的提示付款行为可具有持续性,认定持票人在到期日前提示付款行为在承兑人不做拒绝付款操作的情况下,汇票到期后发生到期日提示付款效力。虽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信息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记录为准,但并非所有的记录都不可推翻。承兑人未向已提示付款的持票人支付票据款项,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票据状态却记录为已结清的,经人民法院查明承兑人确实存在拒付事实,可以推翻系统中的不实记录。承兑人存在拒付行为已经人民法院查明,若此时仍要求持票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提交拒付证明才能行使追索权,对于事实查明已无必要,只会增加持票人的维权成本。人民法院对持票人行使追索权予以支持,既符合票据法的立法本意,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该案中人民法院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的特点,准确适用法律,对规范和完善电子商业汇票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该案是力帆系24家企业破产重整的关联诉讼案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现阶段司法实践中针对电子商业汇票的典型案例较少,该案总结的裁判规则对电子商业汇票案件的正确裁判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促进了裁判规则的明确和统一,从而推动了涉力帆系企业近千件票据纠纷案件的顺利审理,为企业重整提供了重要保障,做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九、深化府院联动机制,综合采用庭外重整、司法重整等多种手段,实现企业重整重生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情简介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以下统称物产集团)是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国有生产资料流通集团之一,主要经营大宗商品贸易及物流、汽车销售及机电制造、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业务。受自身经营模式及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物产集团陷入债务风险,虽尝试庭外重组但未成功。为统筹化解风险,经报请最高法院同意,以物产集团为被告、第三人或者被执行人、被申请人的民商事案件(劳动争议除外)及相应的执行案件、破产案件移送天津一中院管辖。
2020年7月23日,陕西煤业化工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以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物产集团破产重整。经审查,物产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法规定的重整受理条件。7月31日,天津高院、天津二中院分别受理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破产重整案。受理法院指定物产集团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发布通知和公告,允许债权人通过互联网提交债权材料。发函要求各地法院中止执行程序并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准许物产集团继续营业并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维持重整期间公司日常经营和职工稳定。
重整期间,共召开三次管理人会议,合议庭成员列席参加,并对管理人职责、内部事务管理制度、企业公章保管和使用、债权审查、继续营业、债权人会议程序、重整方案编制等提出司法意见。指导管理人确定继续履行的合同近千件。充分了解并督促战略投资人遴选,监督管理人加强营业管理,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企业关联程度和经营情况,适用协调审理方式,天津高院于10月12日统一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指定工商银行为债权人会议主席。债权人审议了管理人第一期重整工作报告,核查了债权表。对债权人提出的170余条问题,安排管理人及相关人员回答。经管理人审查及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债权人1233户,各项债权共计2568.50亿元。根据审计评估报告,物产集团账面资产749.85亿元,资产评估价值830.65亿元。
在遴选确定战略投资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基础上,天津高院于12月22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在线参会债权人1061户。债权人审议了管理人第二期重整工作报告,听取管理人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说明,并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及出资人组分别以82.14%、100%、93.75%、87.27%、100%的赞成人数,以81.72%、100%、99.52%、74.85%、100%的代表债权、股权数额,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12月23日,天津高院、天津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为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6个月。通过传统贸易模式和新型产业平台的整合,新物产集团将于5年内塑造“产业链+平台+生态圈”,努力打造具有行业竞争力的贸易企业集团。
2020年12月22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12月23日,管理人向法院提出批准《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法院审查后认为,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即为通过。重整计划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批准。12月23日,天津高院、天津二中院裁定批准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专家点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曙光
集团破产重整因涉及重整的企业主体众多、资产情况复杂、业务跨度广、体量规模大等原因,与对单一企业的破产重整相比,面临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更为复杂,重整过程中的沟通和协调难度明显增加。一些大型集团重整对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就更大了,妥善处理该类破产重组案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案涉及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44家公司的集体重整,作为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国有生产资料流通集团,其破产重整被业界及市场瞩目。为保证重整程序的顺利推进,天津高院积极争取最高法院的指导和支持,依法实现对44家公司重整的集中管辖,为企业重整提供稳定的司法环境;强化对案件党的领导力,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形成推进重整合力;多措并举确保债权申报及审查工作按时完成;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将保护债权人权益贯穿于重整全过程;督促管理人建立健全监督工作机制,准许债务人继续营业和自行管理;监督战略投资人遴选,指导重整计划制作并监督重整计划执行,不但有力地促成了重整计划的顺利通过,助力涉案44家企业走出困局,合理平衡和保障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对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十、一审胜诉的当事人提起上诉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
——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岳典工贸有限公司、张金娥、郭中平、张家宏、张旗、张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岳典公司分两次向兴业银行贷款3600万元,到期后未归还,兴业银行向十堰中院提起诉讼。在十堰中院一审审理期间,兴业银行因另案生效判决需向岳典公司返还款项1158万余元及利息。兴业银行在该判决生效数日后,于2018年10月8日晚21时,向岳典公司在该行开立的账户转入1158万余元及利息168万余元,备注用于履行生效判决。几分钟后,兴业银行将上述两笔资金从该账户扣收,备注用于抵偿本案借款本金。兴业银行据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请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扣减上述两笔款项后的2272万余元。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仍判决岳典公司应向兴业银行偿还3600万元及利息等。兴业银行上诉,请求改判岳典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272万余元及利息等。湖北高院二审判决支持了兴业银行的上诉请求,改判岳典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272万余元及利息等。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建国
上诉人兴业银行与被上诉人岳典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判决既厘清了上诉人的上诉利益这一法律问题,又有利于解决与此案当事人相关案件的执行,减少了当事人诉累。考虑到债权人在本案调解过程中作出的书面让步,判决予以体现,符合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首先,本案的二审判决厘清了上诉利益这一法律问题,即在原告请求减少诉讼请求标的额未获准许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虽然支持了原告最初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仍具有上诉利益。本案中,兴业银行在起诉后,基于履行另案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请求变更、调减本案诉讼请求标的额,未被一审法院准许。在此情况下,虽然一审法院支持了兴业银行请求变更诉讼请求前的全部诉请,但从兴业银行主张变更诉讼请求的理由看,其并非简单减少诉讼请求标的额,实质是请求法院对其行使抵销权的事实进行审查并确认该行为的效力,以期减少争议标的额。一审法院对兴业银行两次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不予准许,并在判决中认定其转账、扣款行为系行使抵销权,认为其行使抵销权的条件不成就,实际上是驳回了兴业银行提出的对其行使抵销权的事实进行审查并予以确认的请求。在该情形下,兴业银行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审查和确认,享有上诉利益。二审法院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兴业银行主张的行使抵销权的事实进行审查,认定岳典公司对其开设在兴业银行账户上的资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兴业银行将11584545.17元和1688077.4元转入岳典公司在该行开立的账户,履行生效判决的意思表示明确,上述款项进入岳典公司的账户后,即可发生清偿相关生效判决的后果。其扣划岳典公司银行账户存款的行为,系依约扣收岳典公司欠款的行为,产生消灭其等额债权、减少本案诉争相应欠款本息的法律后果。上述审查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体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
其次,二审法院将兴业银行的转款和扣划行为认定为行使抵销权并予以支持,并未加重债务人岳典公司的债务负担,也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且有利于解决兴业银行与岳典公司有关的另案生效判决的执行,既可简化债的清偿,从整体上减少当事人诉累,又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体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二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组织兴业银行和岳典公司进行多轮调解,虽未达成调解协议,但兴业银行向法院出具书面承诺,以最大限度支持企业发展为由,同意免除岳典公司欠付的部分利息。二审法院基于兴业银行出具的书面承诺,认定该承诺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符合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综上所述, 二审法院围绕一审完全胜诉的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是否缺乏上诉利益这一看似“定论”的问题,根据原告在一审中主张抵销未获支持的情况,在查明抵销成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仅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丰富了“上诉利益”的内涵,特予以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审理行政赔偿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例
(2022年3月21日)
目 录
1.马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杨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3.李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及县林业局林业行政赔偿案
4.范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案
5.易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房屋强拆行政赔偿案
6.李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7.魏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8.杜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9.周某某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行政赔偿案
1
马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不予赔偿决定依法属于行政赔偿诉讼受案范围。
(一)基本案情
马某某认为某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其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并造成损害,向某区人民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某区人民政府作出告知书,告知马某某其所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该区人民政府存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故该区人民政府不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马某某不服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某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时间内未作出赔偿决定违法,并赔偿损失18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以本案未经确认违法即要求赔偿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则以不予作出赔偿决定行为系程序性行为,不对马某某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维持一审裁定。马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某就赔偿问题向某区人民政府请求先行处理并由某区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不予赔偿的告知书。依据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该不予赔偿决定告知书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应当对某区人民政府和马某某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
2
杨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当事人对行政强制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同时提起诉讼,即使人民法院分别立案,
仍属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等待确认违法判决生效后再另行主张赔偿。
(一)基本案情
杨某某一并就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件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行政强制案件,该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确认某区人民政府对杨某某房屋强拆行为违法,二审法院以同一理由维持一审判决。
(二)裁判结果
对于行政赔偿案件,一审法院以一审期间由于违法侵害的事实及赔偿责任主体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避免司法程序空转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二审期间违法侵害的事实及赔偿责任主体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杨某某仍可通过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或者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维持一审裁定。杨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为了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依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行政赔偿申请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请求行政赔偿的,人民法院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应当依法对行政赔偿请求一并作出实体裁判。本案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杨某某对某区人民政府要求行政赔偿的起诉,属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合法权利。
3
李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及县林业局林业行政赔偿案
--由于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导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违法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与袁某婚后与村民干某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办理公证,承包干某等人山地共82亩并种植了杉树。之后,李某某与袁某协议离婚,82亩杉树归李某某所有。2010年6月23日,袁某将82亩种植杉树出售给范某和黄某。2010年7月12日,范某以他人名义提交砍伐申请,某县林业局向范某发放了8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2011年11月22日,李某某以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某县人民政府提交《国家赔偿违法确认申请书》,请求撤销8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要求某县林业局赔偿损失共计120万元。某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一、撤销8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二、范某未经李某某等人的授权,私自进行砍伐,属于个人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范畴。李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县林业局赔偿其经济损失120万元;某县人民政府与某县林业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某县林业局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该行政行为并无不妥。虽然该采伐许可证后被某县人民政府撤销,但撤销的原因系范某冒用权利人名义申请所为,而非某县林业局违法审查所致。故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某县林业局在颁发涉诉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未依照法定程序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颁证行为违法。某县林业局的违法颁证行为与范某提供虚假材料申办林木采伐许可证及其私自砍伐林木的民事侵权行为共同致使李某某财产损失,某县林业局应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范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案
--违法征收征用土地、房屋,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赔偿,
不得少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获得的安置补偿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某区人民政府在未与范某某就补偿安置达成协议、未经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作出安置补偿裁决的情况下,将范某某位于征收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拆除行为违法。范某某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赔偿。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判决某区人民政府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赔偿。某区人民政府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不应低于赔偿时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否则,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有纵容行政机关违法之嫌。因此,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格对被征收人予以行政赔偿,符合房屋征收补偿的立法目的。
5
易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房屋强拆行政赔偿案
--财产损害赔偿中,损害发生时该财产的市场价格不足以弥补
受害人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一)基本案情
在未与易某某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相应补偿决定的情况下,易某某的房屋被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生效行政判决亦因此确认强拆行为违法。易某某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法定期限内某区人民政府未作出赔偿决定。易某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某区人民政府恢复原状,或者赔偿同等区位、面积、用途的房屋;判令某区人民政府赔偿动产经济损失3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判决由某区人民政府赔偿违法拆除易某某房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6万余元的同时,驳回易某某要求赔偿动产损失的诉讼请求。易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财物,价格波动较大,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房屋损失赔偿时点的确定,应当选择最能弥补当事人损失的时点。在房屋价格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以违法行政行为发生时为准,无法弥补当事人的损失。此时以法院委托评估时为准,更加符合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
6
李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无法恢复原状的,
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金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一)基本案情
2012年7月16日,某区人民政府组建的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强制拆除了李某某的房屋,2015年4月27日,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李某某房屋程序违法。李某某向某区人民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某区人民政府不予答复。李某某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恢复原状。本案再审审查阶段,某区人民政府就涉案房屋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被拆除已灭失,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李某某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要求将被拆除房屋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据此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因强制拆除已毁损灭失,且涉案地块已经纳入征收范围,涉案房屋不具备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原审对李某某主张的恢复原状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李某某仍享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法院应当依法通过判决赔偿金等方式作出相应的赔偿判决,仅以恢复原状诉请不予支持为由判决驳回李某某诉请,确有不当。
7
魏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可以对行政机关作出赔偿的方式、项目、标准等予以明确,
赔偿内容直接且确定的,应当作出具有赔偿金额等给付内容的判决。
(一)基本案情
魏某某案涉集体土地上房屋位于某区城中村改造范围,因未能达成安置补偿协议,2010年5月25日,魏某某涉案房屋被拆除,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了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5年6月,魏某某依法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要求判令某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某区人民政府赔偿魏某某房屋损失等损失。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责令某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对魏某某依法予以全面赔偿。魏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基于司法最终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赔偿之诉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赔偿判决,以保护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原则上不应再判决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赔偿决定,使赔偿争议又回到行政途径,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中,二审判决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责令某区人民政府对魏某某依法予以全面赔偿,无正当理由且有违司法最终原则,裁判方式明显不当。
8
杜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原告的损失已经通过行政补偿途径获得充分救济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行政赔偿请求。
(一)基本案情
2014年初,某县人民政府为了绕城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需要,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其成立的征迁指挥部与被征收人杜某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并约定付款时间及交房时间。随后,征迁指挥部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同年10月,案涉房屋在没有办理移交手续的情况下被拆除。该拆除行为经诉讼,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某县人民政府拆除行为违法。2016年11月7日,杜某某向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某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杜某某提起本案赔偿之诉。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在房屋被强制拆除前,杜某某已经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相关补偿款项及宅基地安置补偿,在房屋拆除后,杜某某向村委会领取了废弃物品补偿款及搬迁误工费用,故判决驳回杜某某的诉讼请求。杜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并不必然产生行政赔偿责任,只有造成实际的损害,才承担赔偿责任。某县人民政府成立的征迁指挥部与杜某某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因此,杜某某的房屋虽被违法强制拆除,但其在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损害,其合法权益并未因违法行政行为而实际受损,其请求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9
周某某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行政赔偿案
--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法应当获得的奖励、补贴等以及对财产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属于直接损失。
(一)基本案情
周某某在某自然村集体土地上拥有房屋两处,该村于2010年起开始实施农房拆迁改造。因未能与周某某达成安置补偿协议,2012年3月,拆迁办组织人员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周某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其安置赔偿人民币800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已被拆除且无法再行评估,当事人双方对建筑面积、附属物等亦无异议,从有利于周某某的利益出发,可参照有关规定并按照被拆除农房的重置价格计算涉案房屋的赔偿金,遂判决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赔偿周某某49万余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周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赔偿法维护和救济受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功能与作用,对该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如应享有的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等财产利益损失。本案中,如果没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违法强拆行为的介入,周某某是可以通过拆迁安置补偿程序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的,故这部分利益属于必然可得利益,应当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复函
(2017年2月23日 (2017)最高法民他4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沪民他17号《关于原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租约第23条约定:“ARBITRATION IF ANY, AT HONG 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
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涉案货物运输起运港为上海港,且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为上海,属上海海事法院地域管辖范围。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上海海事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
(2016年12月16日 (2016)沪民他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海事法院(以下简称海事法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该院审查后认为系争涉外仲裁条款并非有效的仲裁协议,故拟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并报我院请示。我院审查后认为,根据你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报请你院审查。现将我院审查情况及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2601室-1。
法定代表人:韦某娟,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通州路69号131室。
法定代表人:岳某峰,该公司总经理。
二、案件基本事实
原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喜公司)为与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向海事法院诉称:捷喜公司与恒鑫公司均系(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208号案当事人。根据该生效判决,捷喜公司应对外赔付人民币3290765.77元及相应利息。同时,该生效判决认定虽然由恒鑫公司负责的绑扎系固工作存在缺陷,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承运人对全程运输负责的法律规定,应当由捷喜公司作为涉案运输的承运人先行向货方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再另行向恒鑫公司追偿。故捷喜公司认为,捷喜公司与恒鑫公司之间构成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由于恒鑫公司工作不当,导致原告上述损失,且生效判决赋予捷喜公司就该损失向恒鑫公司追偿的权利。为此,原告捷喜公司诉请判令恒鑫公司赔偿捷喜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821175.97元及其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恒鑫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称:依据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23条约定:“如有争议,(双方均有权)在香港提起仲裁,适用英国法。如果索赔与反索赔金额不超过50000美元(或其他约定金额),仲裁应在其程序开始时根据伦敦海事仲裁协会规定进行。[ARBITRATION IF ANY, AT HONG 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 IN CASE WHERE CLAIM NOR ANY COUNTERCLAIM EXCEEDS THE SUM OF USD 50000( OR SUCH OTHER SUM AS MAY AGREE),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MAA SM PROCEDURES CURRENT AT THE TIME WHEN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S ARE COMMENCED.]”,双方已达成了明确有效的仲裁管辖条款,从而排除了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故请求驳回捷喜公司的起诉。
针对恒鑫公司的管辖异议,捷喜公司答辩称:“ARBITRATION IF ANY”表达的是对争议解决方式选择性的假设,应当理解为“如果发生任何仲裁”或“如果提起任何仲裁”,而非双方对争议解决方式唯一的约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上诉人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州天恒船务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财富国际船务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9)民四他字第36号]中所涉及的仲裁条款与本案系争条款基本一致,为“ G/A ARBITRATION IF ANY TO BE SETTLED IN HONGKONG WITH ENGLISH LAW TO APPLY”,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其含义为“如果提起仲裁,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并认为“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涉案航次起运港为上海港,属于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因此,请求驳回恒鑫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三、海事法院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双方就中国上海港至印度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订立了涉案的航次租船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规定(即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因此系争仲裁条款系涉外仲裁条款。
捷喜公司与恒鑫公司签订的租约第23条为:“ARBITRATION IF ANY, AT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四他字第36号复函,应当理解为“如果提起仲裁,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因此,系争条款并非有效的涉外仲裁条款。因本案货物运输起运港为上海港,且被告恒鑫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属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海事法院依法享有案件管辖权。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拟裁定驳回恒鑫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四、我院拟处意见
合议庭一致认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装货港为中国上海,卸货港为印度孟买,涉案合同具有涉外因素,系争仲裁条款为涉外仲裁条款。“如果提起仲裁,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仅是双方当事人对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鉴于该仲裁条款并未排除法院的管辖,海事法院作为起运港所在地以及被告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专属管辖权,本案应裁定驳回恒鑫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以上意见当否,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的通知
(高检民〔201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民事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现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印发,作为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指引。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
2018年3月12日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的一般程序
(一)管辖
1.一般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
2.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在与人民法院沟通协商后,共同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指定辖区内其他人民检察院或者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管辖。
3.管辖权转移。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由侵权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
4.管辖权协商。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改变级别管辖或者地域管辖的,可以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与同级人民法院协商管辖的相关事宜,共同指定。
5.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检察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由办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管辖。
(二)立案
1.线索发现、评估和管理
(1)线索发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限于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情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公益监督等职责。
实践中,对于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平台等发现案件线索的,视为“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2)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将案件线索及有关材料及时移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在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线索和违纪线索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移送监察机关;发现其他刑事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侦查机关。
(3)线索评估。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应当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审查评估。评估线索应当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线索的真实性,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情形,违法和公益受损的情形是否真实存在。
线索的可查性,是否属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和程度是否可以得到查证,调查取证存在什么困难和障碍等。
线索的风险性,包括社会舆情、信访风险、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等。
(4)线索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由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统一管理。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应当建立案件线索台账,对案件线索来源、案件类型、被监督对象、分流转办、案件承办人、审查意见、诉前程序及诉讼情况等逐一列明,实行一案一登记、一案一跟进,并对案件流转、审查意见、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等节点实行层级管理。
(5)线索备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实行备案管理制度,重大案件线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2.立案条件和程序
(1)立案条件。经审查认为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
(2)立案程序。制作立案审批表,附初步证据材料,经过初步调查的,还应附《立案审查报告》,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并到案件管理部门登记。决定立案的,应当制作《立案决定书》,并到案件管理部门登记。
(三)诉前程序
1.调查
(1)调查方式。检察机关的调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查阅、摘抄、复制有关行政执法卷宗材料;询问违法行为人、证人等;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委托鉴定、评估、审计;勘验、检查物证、现场;其他必要的调查方式。
(2)调查前期准备。研究确定调查的思路、方法、步骤及拟收集的证据清单等,制定调查计划;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国家和地区标准等;准备执法记录仪、相机等调查设备。
(3)调查内容。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
一是侵权主体的基本情况。侵权主体是个人的,应当调查行为人身份信息、户籍信息等;侵权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调查行为主体的性质、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缴纳税收情况、营利情况、经营规模等。同时,还需要调查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侵权人。
二是行为人实施了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及具体过程。
三是损害事实,包括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处于持续状态,以及损害的类型、具体数额等。
四是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把握三个方面:第一,因果关系应是条件相当的因果关系;第二,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案件一般通过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的方式作出;第三,对于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案件而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虽在侵权行为人,但检察机关基于确定违法事实的需要仍然应对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进行调查。
五是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程度,应结合侵权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次数、持续时间、手段和方式、获利情况、是否曾接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综合确定。虽然污染环境案件中的污染者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是基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和庭审应对的需要,宜全面调查取证。
(4)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
询问。询问被调查人前,应当制作《询问提纲》,《询问提纲》包括以下内容:询问被调查人需要解决或者证明的主要问题;询问重点;询问策略和方法;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等。
询问被调查人应当个别进行,且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共同进行。办案人员在询问被调查人前应当出示工作证。
询问被调查人,应当场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经被调查人确认无误后,由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物证、书证的收集。办案人员需要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取物证、书证的,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持上述文书调取有关证据材料。
《调取证据通知书》应当载明被调取单位或个人的名称、调取事由、调取证据名称等;《调取证据清单》应当载明证据名称(品名)、型号(编号)、数量等,经核对无误后,双方签字,一式两份,各持一份。
调取书证应当尽量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复印件。书证为复印件的,应当注明调取人、提供人、调取时间、证据出处和“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等字样,并签字、盖章。书证页码较多的,加盖骑缝章。调取物证应当尽量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材料。
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收集。确有必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办案人员可以自行调取,也可以委托检察技术部门调取。
办案人员委托检察技术部门调取电子证据,应当向检察技术部门提交《委托技术协助书》,《委托技术协助书》应当载明案号、证据名称、取证具体要求等。
调取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应当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副本或者复印件。
咨询。可以就专门性问题书面或者口头咨询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
口头咨询的,应当制作笔录,由接受咨询的专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鉴定、评估、审计。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评估、审计的,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审计。
办案人员应当为鉴定、评估、审计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向鉴定、评估、审计人员送交有关检材、数据和样本等原始材料,说明与鉴定、评估、审计有关的情况,并明确提出鉴定、评估、审计的目的和具体要求。
勘验。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
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需要大范围俯视拍照取证的,可以使用无人机航拍。
(5)调查的保障
检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经风险评估或现场观察可能发生妨碍调查行为的,应当由司法警察协助调查。调查过程中应当使用执法记录仪等录音录像工具。
对于拒绝配合调查的,检察人员应当警告其可能妨碍公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干扰阻碍调查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检察人员的,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
2.审查
(1)审查内容。检察机关审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查明:行为人实施了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主体及各主体责任分配;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以及各证据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法律适用,包括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参考的政策性文件等;其他需要查明的内容。
(2)讨论及审批程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经过审查,应当制作《诉前审查报告》并明确提出是否发出公告或终结审查的处理意见,并经集体讨论。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应当报检察长决定。检察长认为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3)审查期限。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拟作出终结审查或者公告的,应当自决定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终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经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鉴定、评估、审计期间及报送审批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4)审查决定。对审查终结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区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终结审查;在全国范围发行的媒体上公告。
3.终结审查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终结审查:经审查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需要追究民事法律责任情形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在依法公告前已经消除且社会公共利益已经获得有效救济的;其他应当终结审查的情形。
终结审查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
4.公告
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在全国范围发行的媒体上公告,告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适用条件
行为人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事实已查清、基本证据已收集到位;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发布;在全国范围的媒体上公告;内容是告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为三十日。
(2)公告的对象
第一,法律规定的机关。目前,法律规定的机关中有明确规定的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2016年11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海洋环境监督部门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有权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国务院授权的省、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职能部门,可作为赔偿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这项改革完成后,“法律规定的机关”的范围会做相应扩大。
第二,社会组织。一是环保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环保组织是指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二是消费者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消费者协会是指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3)公告的内容
公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为人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损害危险的基本事实;建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组织在公告期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告期;联系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公告单位、日期等。
(4)公告的效力
检察机关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进行公告。
5.审批程序
经过诉前程序,应当制作《起诉审查报告》,提出是否提起诉讼的处理意见,集体讨论后,报经检察长决定。检察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
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内办理终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经检察长决定。
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建立拟起诉案件审批、备案制度。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可以按照《人民检察院案件请示办理工作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
拟决定不提起诉讼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
(四)支持起诉
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
1.启动程序
检察机关审查是否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应当制作《支持起诉审查报告》,经集体讨论后,报检察长决定。
2.支持起诉的对象
(1)法律规定的机关,主要是指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经国务院授权的省、市级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察机关也可以支持起诉。
(2)有关组织,主要是指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协会。
3.支持起诉书的内容
事实部分应当写明案件来源、案件基本事实及证据情况。法律适用部分应当写明原告起诉的理由,分析法律关系与责任,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法律依据。
4.支持起诉的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支持起诉的方式包括: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
5.决定
决定支持起诉的,应当制作《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发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对申请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决定不支持起诉的,应当制作《不予支持起诉决定书》,并发送申请人。
对依职权审查的支持起诉案件决定不支持起诉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
(五)提起诉讼
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的,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起诉条件及提交材料
(1)起诉条件:有充分证据证明侵权主体实施了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或者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有初步证据证明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损害后果,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起诉应提交的材料: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检察机关已履行公告程序的证明材料。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无须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起诉机关,需要列明起诉的检察机关;被告为个人的,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等,被告为单位的,写明单位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等;诉讼请求,写明具体的诉讼请求,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写明案件线索来源、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被告的违法行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和有关证据、诉前程序履行及回复情况等;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等。
2.诉讼请求
(1)诉讼请求的内容。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
(2)诉讼请求的确定:明确侵权责任主体,包括行为人及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侵权人;明确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类型;明确检验、鉴定费用,专家辅助人咨询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负担。
3.诉讼费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交纳诉讼费用。
4.保全
(1)财产保全。对于可能因被告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其他侵害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
根据检察机关建议,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检察机关无需提供担保。
(2)证据保全。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建议人民法院保全证据。
5.庭前准备
(1)庭前会议
根据案情需要,可以建议法院适时召开庭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归纳争议焦点,规范庭审程序,并就双方出庭人员、合议庭组成、人民陪审员等问题达成共识,提高庭审效率。
(2)制作庭审预案
庭审预案的主要内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庭审模式及争议焦点;举证提纲;法庭调查环节发问提纲;辩论提纲;针对被告发问预案;公益诉讼起诉人最后陈述意见;相关法律规定。
举证提纲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证据分组出示,应分为程序组证据和实体组证据。其中,程序组证据主要用于证明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的主要情况,包括公益诉讼起诉人主体情况、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线索情况、检察机关建议有关机关起诉和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公告等情况;实体组证据主要对应证据交换环节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分组。
法庭调查环节发问提纲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在法庭调查环节,公益诉讼起诉人向被告发问,可以巩固己方证据达到强化法庭认识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借助被告的回答了解调查环节中难以核实的部分事实。应当注意问题设计的内在逻辑性,同时与调查收集的证据相互支撑。问题应当简单、明了。
辩论提纲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辩论提纲是检察机关充分阐述己方提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的重要环节,应当结合证据着重分析各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针对双方争议焦点,充分展开论述。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予以说明。
针对被告发问预案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重点关注被告针对检察机关一方申请的专家辅助人或者鉴定程序发表质证与辩论意见;被告以受污染客体具有自净能力且已经恢复原状无需修复为由免除己方赔偿责任发表辩论意见;被告以已经缴纳行政处罚罚款或在刑事执行程序中已经缴纳罚金为由减免己方赔偿责任发表辩论意见等内容。
最后陈述意见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应当简明扼要的概括案件的关键事实和法律适用,同时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的,力求实现一定的教育警示效果。应当结合庭审中新的变化,不拘泥于预案中准备的原稿,及时调整。
6.出席一审法庭
(1)出庭人员及手续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出庭履行职责,参加相关诉讼活动。
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发送的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和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2)出庭任务
宣读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出庭意见;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休庭或者庭审结束之后,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3)反诉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以受理。
(4)提供证据的责任
检察机关对以下事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是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意见所依据的事实;二是履行诉前程序的事实。
(5)撤诉
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可以撤回起诉。
庭审过程中,当发生需要撤回起诉情形时,出庭人员应当向法庭说明原因,要求休庭。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建立拟撤诉案件审批、备案制度。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拟决定撤回起诉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批准后,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提交人民法院。
(六)二审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未生效裁判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与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庭。
(七)执行
1.启动方式
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而被告未按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履行的,由人民法院移送执行。
2.费用
检察机关不交纳执行费用。
(八)诉讼监督
检察机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履行对民事公益诉讼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责。
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主要包括因侵权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的生态遭受损害或者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者有重大损害危险行为的案件。
1.污染环境类。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类型。
大气污染指排放超标的污染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或温室气体等进入大气进而对人体健康、生物、气候等产生危害。
水污染指排放、倾倒未处理或未达标处理的废水、废物,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如污染渠、江、河、海等地表径流,因这些地表径流流经不同的区域,会对灌溉、饮用、养殖等造成损害。其危害性表现在:损害饮用水安全;损害农业生产安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损害文化休闲功能。
土壤污染指通过排放污染物,在土地上堆放废弃物或有毒有害物质等方式,造成土壤污染。
固体废物污染指在生产建设、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的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把固体废物分为工业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三类。
2.破坏资源类。主要指通过破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林业资源、草原资源等致使生态遭受破坏的案件类型。由于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客体是社会公共利益,破坏资源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际上是指侵权人通过破坏资源的方式使得生态遭受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单纯的破坏资源,如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1)破坏资源的主要类型
破坏土地资源类。主要表现为: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的;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
破坏矿产资源类。主要表现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
破坏林业资源类。主要表现为: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非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破坏草原资源类。主要表现为: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草原的;非法开垦草原的;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的;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和采挖方式在草原上进行采土、采砂、采石等活动的;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临时占用草原,占用期届满,未恢复植被的。
(2)破坏资源的后果
破坏资源的后果必须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实践中最常见的是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破坏生态主要包括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地盐碱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类型。
水土流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土地荒漠化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
土地盐碱化是指土壤底层或地下水的盐分随毛管水上升到地表,水分蒸发后,使盐分积累在表层土壤中的过程。包括土壤有机物含量降低;土壤物理性状不良等情形。
生物多样性减少是指由于人类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地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外来物种的引进或入侵等诸多原因,导致物种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情况。包括影响未来的食物来源和工农业资源;土壤肥力以及水质遭到破坏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情形。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侵权主体的调查
侵权主体为个人的,可从公安机关调取其个人的户籍信息,了解其身份信息情况;侵权主体为企业的,可从工商部门调取其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等内容;侵权主体的企业行业性质,是否属于国家和地区重点污染监测名单中所列明的企业,是属于国企、营利性企业还是福利性质的企业,是否属于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市(县)招商引资而入驻的企业等;侵权主体是否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列明的经营范围与该企业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一致;侵权主体是否有排污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其他限制性行业经营许可证及相关审批资料;侵权主体的注册资金、缴纳税收情况、盈利情况、经营规模等;侵权主体的重点经营业务、所采用的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及其先进性;侵权主体投资用于处理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水或者固体废物等的资金规模和情况;侵权主体是否配套建设相关的污染处理设施及设施的运行情况;侵权主体相关运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材料及相关环保设施的竣工验收材料,常见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侵权主体是否曾经因环境污染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过的材料,常见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2.侵权行为的确定
调查收集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具体日期、手段、方式、持续性等方面的证据。主要调查方式是从环保部门、国土部门、林业部门等行政执法单位及公安部门调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案件卷宗材料,结合询问侵权行为人及相关证人,从而确定侵权行为的事实。
(1)调查的重点内容。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侵权行为人及其他证人所作询问笔录,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现场勘测材料,包括勘测笔录、勘测报告等;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等行政文书;证明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的环保监测报告;污染防控企业在线监测数据;项目立项、规划、环评、建设等审批材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环保设施竣工及验收相关材料,建设项目合同等; 现场拍摄污染物直排或者超标排放形成的视听资料;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气、水、土壤污染,或者造成资源损失的相关鉴定报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等;排污许可证、排污费缴费单、发票等相关材料;涉刑案件材料,主要包括案件移送手续、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法院判决等。
(2)调取上述材料后,检察机关应当重点核实下列信息:污染源的数量、位置和周边情况等信息;污染排放时间、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和排放频率等信息;污染源排放的特征污染物种类、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等信息;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进入外环境生成的次生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等信息;林地、耕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自然状态以及野生动植物受到破坏或伤害的时间、方式和过程等信息;资源遭受破坏的范围、程度、持续状态等信息。
3.过错的确定
调查侵权主体对于其破坏生态或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即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因侵权主体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及其过错程度的大小属于主观方面的内容,实践中只能通过其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等客观方面予以确定。主要调查以下方面的内容:
侵权主体实施破坏生态或者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如是否采用私设暗管、偷埋排污管道等故意逃避监管的手段和方式;侵权主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和次数多少,例如是否连续三年以上实施排污行为,每次排污行为的持续时间长短;从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查询违法主体是否曾经因环境污染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过,从而确定违法主体的主观过错和恶劣程度;从税务部门调取违法主体的应缴税款登记簿和资产负债表等相关材料,查明违法行为人的盈利能力和经营规模大小;对比侵权主体的防治污染设备成本或者污染物处理成本,确定被告是否主观上存在为利益最大化而故意破坏生态环境。
4.损害后果及数额的确定
对于资源保护案件,除调查资源受破坏的情形外,还需调查生态遭受破坏的程度或者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程度。造成破坏生态结果的案件通常采取鉴定、评估的方式确定生态遭受破坏的程度。对于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国家级古树名木等资源,由于其本身就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可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委托鉴定、评估。
对于污染环境案件,损害后果已经出现的,可以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和录像资料,行政机关的环保监测数据和关于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的检测报告,鉴定机构的鉴定技术报告等证据材料,综合认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仍然处于持续状态。损害后果尚未出现的,应定期前往违法现场拍照摄像,记录违法现场遭受破坏的持续性和变化情况;还应就存在某种违法行为时是否可能会有重大损害危险等专业性问题咨询专家意见。对于资源保护案件的损害后果调查,必须调查收集生态遭受破坏或者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证据。
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主要依据鉴定意见或者专家意见。调查时主要查明以下内容:水质或者空气、土壤质量标准等级;污染物的种类、成分、浓度、排放量等;污染排放的方式、时间、排放去向和频率等;污染物在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等介质中迁移、扩散、转化以及长距离运输的过程;通过询问专业人员或者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确定污染物的处理成本;污染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可能影响污染物迁移扩散的构筑物、沟渠、河道、地下管网和渗坑等要素;区域水文地质、地形地貌等自然状况;污染区域环境敏感点,例如是否属于饮用水水源地,是否属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周边区域环境敏感点,是否承担水源涵养等功能;侵权行为人的生产规模和盈利情况;污染处理的情况,包括污染清理的组织、工作过程、清理效果、二次污染物的产生情况以及环境自行净化情况;生态系统内植物群落建群种、分布面积、密度、生物量、是否有保护物种分布和保护物种的级别、植物群落的受损程度,以及主要动物物种密度、出生率、死亡率、繁殖率、生境、是否有保护物种分布和保护物种的级别、动物的受损程度等情况;对水污染、大气污染、油品泄露等严重污染行为进行应急化处理例如紧急疏散、抢险救援、围堵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委托专家对污染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专业问题进行鉴定或者出具专家意见而支出的检验、鉴定或咨询费用。
5.关于因果关系的确定
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可以通过委托鉴定的方式确定。在调查掌握污染源排放状况、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等基础资料的基础上,确定污染源及被污染的土壤、地下水或者人体等所含的特征分析物基本一致。主要调查以下内容:侵权行为人从事的行业例如废油桶清洗、造纸工业可能产生的特征污染物;污染源中存在的污染物的种类、成分、浓度、排放量等;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存在的污染物的种类、成分、浓度等;当地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条件等自然环境条件存在污染物从污染源迁移至污染区域的可能性。
6.其他重要调查方式
(1)借助专家辅助人,调查询问参与撰写、编制、审核、评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分析解读侵权行为人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该类报告中具有重要调查价值的部分包括企业某项投产项目的规划年产量、污染物形成过程、污染物防治设备运行流程图、环境主管部门对该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污染物总量控制等。通过调查该报告,可以充分掌握侵权行为人企业预期产量及相对应的待处理污染物总量,主要污染物防治处理工艺流程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掌握其偷排污染物实际数量的证据。
(2)调查重点防控污染企业的在线监测数据情况。目前根据国务院和有关中央部委的要求,已经在基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广泛建立起在线监测系统,通过调取该系统数据信息,可以充分掌握侵权行为人是否超出排污许可证许可的排放指标,是否逃避在线监测,是否未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规划建设污染防治设备等能够反映侵权行为人是否违法排放污染物,结合企业实际产量还可以确定侵权行为人在有关机关查证属实的偷排数量之外的偷排污染物的数量。
(3)借助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建立的环境监测网平台,对侵权行为人造成的周边环境损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比如,正在完善的国家土地环境监测网等。
(4)调查能够证明受侵害客体水文环境、地质条件、文化休闲功能等服务功能的证据材料,以确定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服务功能损失。
(5)调查能够证明在工厂污染物治理环节处理污染物的实际成本的证据。该部分调查,主要通过涉案企业污染物处理设施实际负责人、财务人员以调查笔录的形式取得,同时,应当注意通过同地区、同类型其他生产企业的污染物处理设施实际负责人、财务人员以调查笔录的形式取得。
7.审查中的特殊问题
(1)关于举证责任。环境侵权行为人对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情形: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是否有可能造成该损害;污染者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是否到达该损害发生地;该损害是否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其他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2)关于环境社会组织的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对于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判断标准,规定“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其中,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关于环境损害类型及其具体数额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应急性处置费用,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检验、鉴定费用或其他合理费用。
第一,应急性处置费用。应急性处置费用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为减轻或消除对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各级政府与相关单位针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而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与其他三项费用适用于大多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类民事公益诉讼不同,应急性处置费用只适用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
在确定应急性处置费用的具体数额时,包括损害确认和损害量化两个步骤。损害确认时应当对污染清理、污染控制、应急监测、人员转移安置等费用的合理性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真正属于应急性处置期间,为减少进一步的损害或者必须采取紧急性措施所支出的合理性费用。损害量化时,应注重审查调查阶段所调取的对水污染、大气污染、油品泄露等严重污染行为进行应急化处理例如紧急疏散、抢险救援、油污围堵时所支出费用的单据或者发票,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计算得出。
第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使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到基线状态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一般需要通过鉴定程序或者专家意见等方式来确定。
实践中,通过采用环保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来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条件为: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具体计算方法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
第三,服务功能损失。服务功能损失是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即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考虑的是生态环境交换价值的恢复,而服务功能损失费用考虑的是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追回。实践中,由于受污染环境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服务功能损失往往难以准确计算。但鉴于此项损失客观存在,因此在确定侵权主体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时,综合考虑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例如是否承担着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等重要生态功能,予以酌情考虑。
第四,检验、鉴定及其他合理费用。该部分主要包括: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人员对污染物的种类或属性、某种污染物是否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是否属于有毒有害物品进行检验的费用;对生态环境基线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确认、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判定、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恢复目标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选择、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案的筛选、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费用的鉴定或评估费用;委托专业辅助人对专业性问题进行解答的咨询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在确定上述费用时,主要依据鉴定机构开具的发票、收据、单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2.行政法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3.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
4.规章:《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监察办法》《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环境行政复议办法》《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等。
5.行业标准或指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渔业水质标准》《土地基本术语》《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等。
三、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是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1.食品主要是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以及国家实行严格监督管理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主要涉及: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的贮存和运输等。
2.药品主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药品安全,指通过对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全环节进行监管所表现出来的消除了外在威胁和内在隐患的综合状态,以及为达到这种状态所必要的供应保障和信息反馈,其内涵可以界定为质量符合标准、不良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临床无用药差错和可及性四个部分。
案件范围主要包括:
(1)食品、药品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2)食品、药品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未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未标明正确使用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方法的;对提供的食品、药品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3)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
(4)其他侵害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的重点
(1)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应当通过调查其身份信息、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有关生产经营项目的立项审批、生产经营许可证、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境、规章制度等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生产经营规模及状况等进行认定。
(2)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实施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应当通过调取相关刑事案件和行政执法案件卷宗材料、食药监管部门的检验报告、质检部门的检测报告、食品药品安全标准、生产销售记录、专家或者行业协会对违反食品药品安全标准的意见等,审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事实。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销售假药或者劣药、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药品安全标准和要求,损害公众身体健康的生产经营活动。
(3)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通过调取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和样品、进货查验记录、食品药品销售渠道范围及购销记录、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等的询问笔录、专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不符合食品药品安全标准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的社会公益受到侵害或侵害危险的意见等,审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并造成实然损害的,应当以10人以上作为基准调查收集证据。
(4)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通过调查众多消费者等不特定多数人的证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检验鉴定报告等,并可以通过咨询专家或者行业协会意见来综合把握违法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5)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的过错。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实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不限定为“明知”,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应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具体情节、损害后果等综合认定。
2.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的审查重点
(1)是否属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案件范围。
(2)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生产经营者等行为人及其违法行为是否确定,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人,是否存在连带责任情形。
(3)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既可以是具体的侵害事实,也可以是重大侵害危险。该部分事实应当通过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专家意见等多种证据综合认定。
(4)关于审查应提出诉讼请求的内容。第一,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可以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第二,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义务,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收集、分析食品安全信息,依法履行不安全食品的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和处置义务。”《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要求进行调查评估,发现药品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决定召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具体案情,在提出判决其消除危险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可以提出判决责令其召回并依法处置的诉讼请求。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食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等。
(2)药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
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的一般程序
(一)管辖
1.一般规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
2.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在与人民法院沟通协商后,共同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指定辖区内其他下级人民检察院或者跨区划人民检察院管辖。
3.管辖权转移。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4.管辖权协商。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改变级别管辖或者地域管辖的,可以在起诉前与同级人民法院协商管辖的相关事宜,共同指定。
(二)立案
1.线索发现、评估和管理
(1)线索发现。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限于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情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公益监督等职责。
实践中,对于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平台等发现案件线索的,视为“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2)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应当将案件线索及有关材料及时移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线索或违纪线索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移送监察机关;发现其他刑事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侦查机关。
(3)线索评估。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应当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审查评估。评估线索应当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线索的真实性,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情形,违法和公益受损的情形是否真实存在。
线索的可查性,是否属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和程度是否可以得到查证,调查取证存在什么困难和障碍等。
线索的风险性,包括社会舆情、信访风险、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等。
(4)线索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由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统一管理。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应当建立案件线索台账,对案件线索来源、案件类型、被监督对象、分流转办、案件承办人、审查意见、诉前程序及诉讼情况等逐一列明,实行一案一登记、一案一跟进,并对案件流转、审查意见、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等节点实行层级管理。
(5)线索备案。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实行备案管理制度,重大案件线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2.立案条件和程序
(1)立案条件。经审查认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
(2)立案程序。制作立案审批表,附初步证据材料,经过初步调查的,还应附《立案审查报告》,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并到案件管理部门登记。决定立案的,应当制作《立案决定书》。
(三)诉前程序
1.调查
(1)调查方式。检察机关的调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查阅、摘抄、复制有关行政执法卷宗材料;询问行政机关相关人员以及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等;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委托鉴定、评估、审计;勘验、检查物证、现场;其他必要的调查方式。
(2)调查前期准备。研究确定调查的思路、方法、步骤及拟收集的证据清单等,制定调查计划;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国家和地区标准等;准备执法记录仪、相机等调查设备。
(3)调查内容。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
一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权限和法律依据。包括该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除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法定职责外,还应当参考地方政府制定发布的权力清单和涉及行政机关职权、机构设置的文件等;该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常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内部规则、操作指南、流程指引及技术标准等;该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律依据、程序流程、处罚条件、适用情形及处罚措施等;不同行政机关存在职能或者权限交叉时各自的分工及职责。对于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如其职权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则应直接以其作为被监督对象;如其职权来源于行政机关委托,则应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作为被监督对象。
二是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事实,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过程、方式和状态。包括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具体环节和方式;违法行使职权的原因、手段、后果及持续性;行政许可和审批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查处违法行为的手段和程序是否依法依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处理结果上是否依法依规;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具体方式及履职可能等。
三是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及状态。
四是其他需要查明的事实。
(4)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
询问。询问被调查人前,应当制作《询问提纲》,《询问提纲》包括以下内容:询问被调查人需要解决或者证明的主要问题;询问重点;询问策略和方法;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等。
询问被调查人应当个别进行,且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共同进行。办案人员在询问被调查人前应当出示工作证。
询问被调查人,应当场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经被调查人确认无误后,由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物证、书证的收集。办案人员需要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取物证、书证的,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持上述文书调取有关证据材料。
《调取证据通知书》应当载明被调取单位或个人的名称、调取事由、调取证据名称等;《调取证据清单》应当载明证据名称(品名)、型号(编号)、数量等,经核对无误后,双方签字,一式两份,各持一份。
调取书证应当尽量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复印件。书证为复印件的,应当注明调取人、提供人、调取时间、证据出处和“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等字样,并签字、盖章。书证页码较多的,加盖骑缝章。调取物证应当尽量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材料。
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收集。确有必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办案人员可以自行调取,也可以委托检察技术部门调取。
办案人员委托检察技术部门调取电子证据,应当向检察技术部门提交《委托技术协助书》,《委托技术协助书》应当载明案号、证据名称、取证具体要求等。
调取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应当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副本或者复印件。
咨询。可以就专门性问题书面或者口头咨询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
口头咨询的,应当制作笔录,由接受咨询的专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鉴定、评估、审计。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评估、审计的,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审计。
办案人员应当为鉴定、评估、审计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向鉴定、评估、审计人员送交有关检材、数据和样本等原始材料,说明与鉴定、评估、审计有关的情况,并明确提出鉴定、评估、审计的目的和具体要求。
勘验。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
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5)调查的保障
检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经风险评估或现场观察可能发生妨碍调查行为的,应当由司法警察协助调查。调查过程中应当使用执法记录仪等录音录像工具。
对于拒绝配合调查的,检察人员应当警告其可能妨碍公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干扰阻碍调查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检察人员的,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
2.审查
(1)审查内容。检察机关审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查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权限和法律依据;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证据;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及状态;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他需要查明的内容。
(2)讨论及审批程序。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审查终结的,应当制作《诉前审查报告》并明确提出是否发出检察建议或终结审查的处理意见,并经集体讨论。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应当报检察长决定。检察长认为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3)审查期限。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拟作出终结审查或者提出检察建议决定的,应当自决定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终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经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鉴定、评估、审计期间及报送审批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4)审查决定。对审查终结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区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终结审查;提出检察建议。
3.终结审查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终结审查:经审查不存在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情形的;行政机关在检察机关向其提出检察建议前已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的;其他应当终结审查的情形。
终结审查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
4.检察建议
经过调查,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1)检察建议的对象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对于同一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数个行政机关均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情形的,可以分别发出检察建议。同一行政机关对同类多个违法事实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情形的,可以合并为一案发出检察建议。
(2)检察建议的内容
检察建议书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被监督对象的名称;案件来源及监督目的;检察机关调查查明的案件基本情况,检察机关认定的被监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被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构成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建议的具体内容;告知被监督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办理情况,但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在十五日内依法履行职责;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形。
(3)送达
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并在七日内发送被监督的行政机关。《送达回证》应当由行政机关相关人员签字或加盖公章。
(4)回复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者紧急情形下的十五日内依法履行职责,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5)跟进调查
检察机关收到行政机关书面回复的,应当及时对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情况,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跟进调查。根据案件需要,检察机关可以及时就有关情况与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听取意见。
回复期满后,行政机关没有回复的,检察机关应重点围绕检察建议的内容,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进行调查。
5.审批程序
经过诉前程序,应当制作《起诉审查报告》,提出具体处理意见,集体讨论后,报经检察长决定。检察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
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应当在检察建议回复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内办理终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经检察长决定。
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建立拟起诉案件审批、备案制度。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可以按照《人民检察院案件请示办理工作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
拟决定不提起诉讼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并在七日内发送行政机关。
(四)提起诉讼
检察建议回复期满后,行政机关没有纠正违法行为或者没有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或者没有回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的,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起诉条件及提交材料
(1)起诉条件:经过检察建议程序,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主要有: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明确表示不进行整改的;行政机关虽回复采纳检察建议并采取整改措施,但实际上行动迟缓、敷衍应付、没有作为的;行政机关仅部分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虽采取了履职措施,但履职仍不完全、不充分,无法达到监管目的,且没有进一步行使其他监管职权等情形。
对于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等程序,尚处于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则应看其是否在法定期间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存在客观障碍,不能一概认定为未依法履行职责。
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如恢复植被、修复土壤、治理污染等,行政机关主观上有整改意愿,但由于受季节气候条件、施工条件、工期等客观原因限制,行政机关无法在检察建议回复期内整改完毕的,应当继续跟进调查。行政机关回复将采取明确可行的措施,制定有详细的计划和目标,并积极准备前期工作的,检察机关应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人员的意见,认为方案切实可行的,暂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整改到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的,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对于行政机关回复本案已经过刑事处罚,不应再进行行政处理的,办案人员应继续查找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如查实行政机关还可以通过继续履行行政监管职责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起诉应提交的材料: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检察机关已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包括检察建议书以及行政机关的书面回复等材料。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无须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起诉机关,需要列明起诉的检察机关,无需注明检察长、单位地址、组织机构代码、委托权限等;被告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等;诉讼请求,写明具体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的内容应当与检察建议书的建议内容相匹配,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变更行政行为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写明案件线索来源、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和有关证据、检察机关诉前程序及被告回复情况等;被告行政行为构成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等。
2.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履行法定职责等诉讼请求。
(1)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行政行为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二是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三是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该诉请一般表述成“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某某职责行为违法”。在要求确认违法的同时,可以一并要求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2)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适用于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六种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可以一并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3)责令履行法定职责,适用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仍有意义的情形。在诉讼请求中一般无需列明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可由法院在裁判中确定合理期限。该诉请一般表述为“责令被告依法履行某某职责”。
(4)变更行政行为,适用于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变更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核心是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并使得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将责令履职的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违法。
3.诉讼费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交纳诉讼费用。
4.保全
(1)财产保全。对于可能因被告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其他侵害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
根据检察机关建议,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检察机关无需提供担保。
(2)证据保全。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建议人民法院保全证据。
5.庭前准备
(1)庭前会议
根据案情需要,可以建议法院适时召开庭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归纳争议焦点,规范庭审程序,并就双方出庭人员、合议庭组成、人民陪审员等问题达成共识,提高庭审效率。
(2)制作庭审预案
庭审预案的主要内容: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庭审模式及争议焦点;举证提纲;法庭调查环节发问提纲;辩论提纲;针对被告发问预案;最后陈述意见;相关法律规定。
举证提纲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证据应分类出示,包括证明提起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是适格主体的证据,即案件系履行职责中发现,且属于本院管辖;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资格及具有法定职责的证据,即行政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构设置文件、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关于调整职责范围的文件、行政机关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有关规定行政机关职责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证明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证据;证明检察机关已经履行诉前程序的证据,即检察建议书、送达回证等;证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证据。
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举证内容的质证意见需要注意的事项: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行政机关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检察机关在质证时应重点关注: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执法主体、认定事实、执法程序和执法依据等是否有证据证实;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是否回复,是否履职或采取整改措施;提起诉讼后,行政机关是否履职或采取整改措施等。
辩论提纲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辩论提纲是检察机关充分阐述己方提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的重要环节,应当结合证据着重分析各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充分展开论述。通常的辩论焦点有:该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是否适格;行政机关是否有法定职权;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履职等。
最后陈述意见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应当简明扼要的概括案件的关键事实和法律适用,同时强调促进依法行政、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的,力求实现一定的教育警示效果。应当结合庭审中的情况变化,不拘泥于预案中准备的原稿,及时调整。
6.出席一审法庭
(1)出庭人员及手续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出庭履行职责,参加相关诉讼活动。
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发送的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和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2)出庭职责:宣读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出庭意见;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休庭或者庭审结束之后,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3)提供证据的责任
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检察机关对以下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一是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二是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三是检察机关已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4)调解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
(5)变更诉讼请求
适用条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而使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以及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其他情形。
程序:庭审过程中,当发生需要变更诉讼请求情形时,出庭人员应当向法庭说明原因,要求休庭。拟决定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报经本院检察长决定后制作《变更诉讼请求决定书》提交人民法院。
(6)撤诉
适用条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而使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
程序:庭审过程中,当发生需要撤回起诉情形时,出庭人员应当向法庭说明原因,要求休庭。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建立拟撤诉案件审批、备案制度。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拟决定撤回起诉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批准后,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提交人民法院。
撤诉应当从严把握。撤诉后,检察机关应当继续跟进监督,保证行政机关切实履职到位,巩固行政公益诉讼的效果。
(五)二审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未生效裁判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与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庭。
(六)执行
1.启动方式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而行政机关未按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履行的,由人民法院移送执行。
2.费用
检察机关不交纳执行费用。
(七)诉讼监督
检察机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履行对行政公益诉讼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责。
二、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生态环境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指对生态环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对污染环境的事实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由于生态与环境在实务中无区分的必要,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包括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环境案件类型。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
大气污染指排放超标的污染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或温室气体等进入大气进而对人体健康、生物、气候等产生危害。
水污染指排放、倾倒未处理或未达标处理的废水、废物,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如污染渠、江、河、海等地表径流,因这些地表径流流经不同的区域,会对灌溉、饮用、养殖等造成损害。其危害性表现在:损害饮用水安全;损害农业生产安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损害文化休闲功能。
土壤污染指通过排放污染物,在土地上堆放废弃物或有毒有害物质等方式,造成土壤污染。
固体废物污染是指在生产建设、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的污染。固体废物分为工业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三类。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办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先查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形,再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上述违法行为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再调查收集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生态环境遭受侵害的证据。
调查、审查中应重点关注:
1.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即环境遭受污染的过程、事实和程度。包括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违法行为人的情况,建设项目或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的具体情况,行政许可和审批情况,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污染物的种类、数量,造成污染和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污染排放时间、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和排放频率,污染治理措施实施情况,林地、耕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自然状态以及野生动植物受到破坏或伤害的时间、方式和过程等。
调查方式是向环保部门、国土部门、林业部门等行政机关以及公安机关调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案件卷宗材料,结合询问违法行为人及相关证人,从而确定案件事实。调查的主要材料包括:
(1)违法相对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违法行为人个人的户籍信息,从工商部门调取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等内容;
(2)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违法相对人及其他证人关于违法行为具体方式、过程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的询问笔录;
(3)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或生态破坏现场的勘查材料,包括勘查笔录、勘查报告等;
(4)证明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的检测报告;
(5)环保部门等行政机关的环保监测数据;
(6)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
(7)环保设施竣工及验收相关材料;
(8)破坏生态环境或者造成大气、水、土壤污染的相关鉴定技术报告;
(9)项目立项、规划、环评、建设等审批材料;
(10)排污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其他限制性行业经营许可证及相关审批资料;
(11)排污费缴费单、银行汇款记录、发票等相关材料;
(12)建设项目合同、土地承包协议等书面协议或者合同;
(13)涉刑案件材料,主要包括案件移送手续、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法院判决及相关证据材料等;
(14)办案人员前往现场拍摄的污水直排或者超标排放、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或者电子垃圾随处丢弃等能够证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照片和录像资料;
(15)办案人员就生态环境领域的专业性问题咨询相关专家形成的意见。
2.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权限和法律依据。查明对某一环境违法行为具有监管职责的具体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的主要职权范围、内容、对象、程序及使用情形,该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经常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内部规则、操作指南、流程指引及技术标准,该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律依据、程序流程、处罚条件、适用情形及处罚措施,不同行政机关存在职能或者权限交叉时各自的分工及职责。
调查方式是通过法律数据库查询生态环境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涉及内部规则、地方政府权限清单、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等内部文件的,可以前往行政机关、档案部门或者编制办等相关单位调取收集,结合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咨询专家意见,确定负有监管职责的明确的行政单位及其具体的岗位职责。
确定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时,应考虑是否有政府文件设置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或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经国务院批准或授权,省级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或行政处罚权。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如果涉及多项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职能只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授权,因此要重点查找是否有省级政府文件设置或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或处罚权,如果有相关的政府文件,则应重点调查收集被指定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或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权限和法律依据,原行政机关因不具有相应职权而不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如果没有政府文件设置集中许可或者处罚,则应对涉案的行政机关分别予以调查。
生态环境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主要是环保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环保部门主要履行以下监管职责:
(1)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对象包括综合性规划、专项规划以及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综合性规划、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人民政府负责审批,而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则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审批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建设项目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分。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排污许可证审批。排污许可证制度是指凡是需要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事先向环境保护部门办理申领排污许可证手续,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获得排污许可证后方能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制度。省、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监督管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排放工业废气或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排污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运营单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单位;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应当取得而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罚款、限制生产、停产整顿等行政处罚。
(3)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事先向有关审批单位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经营的制度。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
国家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颁发: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其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4)监督检查权。该职权主要包括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及现场检查两项。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又称为“三同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根据法律规定,环保设施竣工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
违反“三同时”制度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均有规定。如2017年7月16日修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公告。2017年6月27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超过水污染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业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2016年11月7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条规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未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未达到规定要求即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享有现场检查权力的主体主要包括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被检查对象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根据《环境监察办法》第六条规定,现场检查主要包括:现场监督检查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执行情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现场监督检查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权具有强制性,不需要被检查单位的同意,有一定的随机性,有关执法主体可以随时进行检查。根据《环境监察办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从事现场执法工作的环境监察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有权依法采取以下措施:进入有关场所进行勘察、采样、监测、拍照、录音、录像、制作笔录;查阅、复制生产记录、排污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约见、询问有关人员,要求说明相关事项,提供相关材料。责令停止或者纠正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5)行政处罚权。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种类。
(6)行政强制权。行政强制权包括查封、扣押,加处罚款或滞纳金,代履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
查封、扣押的实施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查封、扣押的实施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查封、扣押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因此,查封、扣押的对象只能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查封扣押的适用情形。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第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第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第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工业污泥的;第四,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第五,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未按照要求执行停产、停排措施,继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第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其中,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已造成严重污染或者有第四项、第五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实施查封、扣押。
关于加处罚款或滞纳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后,如果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如果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三十日,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此前曾依法查封、扣押了当事人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那么在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关于代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物质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不按照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的,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指定有处置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置,所需费用由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承担,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不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2.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3.规章:《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监察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环境行政复议办法》《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等。
4.行业标准或指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渔业水质标准》《土地基本术语》《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等。
三、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资源保护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指对资源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对破坏资源的事实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1.案件类型
(1)土地资源类。主要表现为: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或堆放固体物质的;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
(2)矿产资源类。主要表现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或不按照规定,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
(3)林业资源类。主要表现为: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非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
(4)草原资源类。主要表现为: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草原的;未依法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的情况下,违法批准临时占用草原的;非法开垦草原的;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的;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和采挖方式在草原上进行采土、采砂、采石等活动的;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临时占用草原,占用期届满,未恢复植被的。
2.破坏资源的后果
在资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领域,只有破坏资源造成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才可以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破坏资源的后果中,最常见的是破坏国家所有的资源,侵害国家利益。其次是破坏生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侵害了其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在具体案件中,上述三种情形既会独立存在,也会相互交叉。
(1)破坏国家资源,侵害国家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包括矿藏、水流、海域、城市的土地等;第二类资源是一般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包括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第三类是需法律明确规定属国家所有的资源,包括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等。
(2)破坏生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破坏生态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地盐碱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水土流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土地荒漠化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
土地盐碱化是指土壤底层或地下水的盐分随毛管水上升到地表,水分蒸发后,使盐分积累在表层土壤中的过程。包括土壤有机物含量降低;土壤物理性状不良等情形。
生物多样性减少是指由于人类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地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外来物种的引进或入侵等诸多原因,导致物种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情况。包括影响未来的食物来源和工农业资源;土壤肥力以及水质遭到破坏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情形。
(3)侵害其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资源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有些案件虽未破坏国家资源或者破坏生态,但损害了其他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对面积较大的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破坏或者占用,侵害了国家对耕地的“占补平衡”及粮食安全。对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资源破坏,亦可能存在侵害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如对设立地役权的承担“南水北调”功能的土地的破坏。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包括资源遭受破坏的过程、事实和程度。可采取现场勘查、实地查看、拍摄现场照片、航拍等形式,以确定资源被破坏及恢复治理情况。
造成破坏生态结果的案件通常采取鉴定、评估的方式确定生态遭受破坏的程度。对于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国家级古树名木等资源,由于其本身就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可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委托鉴定、评估。
资源保护领域案件需要调取的证据主要包括:规划立项、用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文件,土地使用权证、林权证、林木采伐许可证、探采矿许可证、草原使用证等证书,原始地貌图,地籍档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现场勘查笔录,资源受损的调查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等。
2.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的事实。
(1)土地管理。重点调查: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违法行为,未采取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等监管措施的;对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限期改正、治理、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限期改正、责令缴纳复垦费、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等监管措施的。
(2)矿产管理。重点调查: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或不按照规定,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要求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监管措施的;对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未采取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未采取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等监管措施的;对当事人逾期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3)林业管理。重点调查:对滥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要求依法赔偿损失、责令补种、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未采取代为补种等措施的;采取代为补种措施后,未就代为补种的费用向违法行为人追缴的;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要求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非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要求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未采取要求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等监管职责的。
(4)草原管理。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草原的违法行为,未责令退还非法使用的草原,对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擅自将草原改为建设用地的,未限期拆除在非法使用的草原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草原植被,并处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罚款的监管措施的;对非法开垦草原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或追究刑事责任后,未依法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限期恢复草原植被等监管措施的;对代为履行恢复措施后,未就代为恢复费用向违法行为人追偿的;对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的,未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罚款的监管措施的;对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和采挖方式在草原上进行采土、采砂、采石等活动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监管措施的;对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违法行为,未采取责令限期拆除、依法强制拆除等监管措施的,对临时占用草原,占用期届满,用地单位不予恢复草原植被的未责令限期恢复,对逾期不恢复的,未采取代为恢复等措施的。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
2.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复垦条例》《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等。
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是对食品药品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对食品、药品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等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1.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主要涉及: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的贮存和运输等。
2.药品主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药品安全,指通过对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全环节进行监管所表现出来的消除了外在威胁和内在隐患的综合状态,以及为达到这种状态所必要的供应保障和信息反馈,其内涵可以界定为质量符合标准、不良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临床无用药差错和可及性四个部分。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可以调取相关刑事案件卷宗材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检验报告,质检部门的检测报告,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专家意见或者行业协会意见,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和样品,相关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食品药品购销记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证言等材料。
2.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
(1)调查负有食品药品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法定职责。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主要涉及以下监管部门: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消费环节食品卫生许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进行监督。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24号)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其他国家部委的职责分工为:
与农业部的有关职责分工。农业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职责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理。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按食品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农业部门负责畜禽屠宰环节和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两部门建立食品安全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及时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组织进行检验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及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对于得出不安全结论的食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需要制定、修订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当尽快制定、修订。完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理事会制度。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国家药典委员会,制定国家药典。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建立重大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有关职责分工。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的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发现食品相关产品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应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在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采取措施加以处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由食品相关产品造成的,应及时通报质量监督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应当立即在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环节采取措施加以处理。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和监督管理。进口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应当收集、汇总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并及时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境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对我国境内造成影响,或者在进口食品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应当及时采取风险预警或者控制措施,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职责分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审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活动的监督检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其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进行检查,对于违法广告,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报并提出处理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两部门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
与商务部的有关职责分工。1商务部负责拟订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药品流通的监督管理,配合执行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2商务部负责拟订促进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酒类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3商务部发放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进口许可前,应当征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
与公安部的有关职责分工。公安部负责组织指导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公安部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公安机关依法提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检验、鉴定、认定等协助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省、市、县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及上述其他部门的具体职责权限参见其权力清单和职责清单。
(2)调查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食品监管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种类主要有:一是行政许可。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食品监管部门按照食品的风险程度对食品生产实施分类许可,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的风险程度对食品经营实施分类许可。二是行政处罚。食品监管部门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的;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违反食品、保健食品、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并根据情节轻重做出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及其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罚款;吊销许可证;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三是行政强制。食品监管有权采取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等行政强制措施。四是行政确认。对病死、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涉案食品,食品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五是行政监督检查。食品监管部门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食品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及餐饮服务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等。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药品监管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种类主要有:一是行政许可。开办药品生产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生产许可证》;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二是行政处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药品、经营药品的;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未按照规定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并根据情节轻重做出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罚款;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三是行政强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在七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药品需要检验的,必须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四是行政确认。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的涉案药品,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假药、劣药的意见并说明理由。五是行政监督检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3)调查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通过调取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档案材料、行政相对人的证言、生产经营许可证等,审查行政机关有无下列违法情形:对未经许可从事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等行为,未依法、及时处理的;对生产经营有毒有害、掺杂掺假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未按食品安全标准生产经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等行为,未依法、及时处理的;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药品,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等行为,未依法、及时处理的;其他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致使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受到危害的情形。
检察机关收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书面回复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跟进调查:1对于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否依法启动了调查并依法处理;2对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有毒有害或者不合格食品足以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规定,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了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依法全面履行了监管职责;3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等违法行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了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依法全面履行了监管职责;4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否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5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其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等不安全食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否已采取一切必要的监管措施,责令停止生产、责令召回并依法处置等。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
1.食品监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召回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
2.药品监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
五、国有财产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指对国有财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国有财产包括国家所有的各种财产、物资、债权和其他权益。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取得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
(1)经营性国有财产。经营性国有财产主要指的是国家出资的企业所支配的国有财产。
购销管理方面,如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合同标的价格明显不公允;交易行为虚假或违规开展“空转”贸易;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未按照规定进行招标或未执行招标结果;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含抵押、质押等)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违规开展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业务;未按规定对应收款项及时追索或采取有效保全措施等。
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方面,如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批程序或超越授权范围转让;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违反相关规定;违反相关规定和公开公平交易原则,低价转让企业产权、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等。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如未按规定进行可行性研究或风险分析;项目概算严重偏离实际;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批程序擅自投资等。
投资并购方面,如投资并购未按规定开展尽职调查或进行风险分析;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或估值违反相关规定,或出具虚假报告;违规以各种形式为其他合资合作方提供垫资,或通过高溢价并购等手段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资合同、协议及标的企业公司章程中国有权益保护条款缺失;违反合同约定提前支付并购价款等。
改组改制方面,如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批程序;未按规定组织开展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将国有资产以明显不公允低价折股、出售或无偿分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等改组改制过程中变相套取、私分国有股权;未按规定收取国有资产转让价款等。
资金管理方面,如违反决策和审批程序或超越权限批准资金支出;设立“小金库”;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违规以个人名义留存资金、收支结算、开立银行账户;违规超发、滥发职工薪酬福利;因财务内控缺失,发生侵占、盗取、欺诈等。
风险管理方面,如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缺失、存在重大缺陷或内部控制执行不力;对经营投资重大风险未能及时分析、识别、评估、预警和应对;对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不到位;企业账实严重不符等。
工程承包建设方面,如未按规定对合同标的进行调查论证,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投标,中标价格严重低于成本;违反规定擅自签订或变更合同,合同约定未经严格审查,存在重大疏漏;工程物资未按规定招标;违反规定转包、分包;工程组织管理混乱,致使工程质量不达标,工程成本严重超支;违反合同约定超计价、超进度付款等。
(2)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指的是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案件主要表现为:不按规定权限,擅自批准产权变动的;不如实进行产权登记、填报资产报表、隐瞒真实情况的;弄虚作假,以各种名目侵占资产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用于经营投资的资产,不认真进行监督管理,不履行投资者权益、收缴资产收益的;不按规定报损、报废国有财产等。
2.基于国家行政权力行使而取得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
(1)税收类国有财产。税收类国有财产指的是税务机关或海关通过行使征税权所取得国有财产。案件主要表现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免征税款,或者擅自决定税收优惠,截留、挪用、私分应当入库的税款、罚款和滞纳金等。
(2)费用类国有财产。费用类国有财产指有关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是政府的行政命令等,就特定的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等收取费用而形成的国有财产。费与税不同,不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费是建立在有偿原则的基础上的,较之于税收而言,是一种不稳定的或是不规范的国有财产,并且强调专款专用。费用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类收费、资源补偿类收费、鉴定类收费、培训类收费、其他类收费等种类。案件主要表现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免征费款,擅自决定收费优惠,截留、挪用、私分应当入库的费款、罚款和滞纳金,不按规定专款专用等。
3.国家因政策扶持和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各项资金。
(1)财政补贴类国有财产。财政补贴类国有财产多指企业或个人在符合相关标准的前提下,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财产或非货币型财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财政补贴主要为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等。其类型多样,如燃油补贴、农机补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补贴、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补贴、林业贷款中央财政贴息、国家深松整地作业补贴、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淘汰落后产能中央奖励资金、危房改造补贴、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资金、畜禽国家补贴等。该类案件,多涉及财政部门和具体行业主管部门,所依据的法条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确定。案件主要表现为:相对人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虚报冒领或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行政机关未认真审核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行政机关截留挪用财政补贴资金,行政机关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补贴资金,行政机关违反规定扩大财政补贴发放范围和标准等。
(2)社会保障类国有财产。社会保障类国有财产指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而支出的国有财产。此处的社会保障类国有财产不包括征缴社会保险费用而形成的国有财产,征缴社会保险费用形成的国有财产可纳入前述费用征收类国有财产。具体可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案件主要表现为: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违规投资运营社会保障基金;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障基金未专款专用等。
4.由国家已有资产的收益所形成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如国有房屋出租收取的租赁费用、国有资产入股的分红等。
5.其他类型国有财产。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经营性国有财产。经营性国有财产案件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监管职权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等。
财政部门的主要监管职权有:承担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负责政府性基金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指导和监督中央国库业务,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制定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收取中央本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按规定管理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和资产评估工作;负责办理和监督中央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中央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管理中央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负责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监督检查财税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2.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和实际占有、使用国有财产的行政单位。应当调查收集的主要材料:无偿转让国有财产的,包括申请文件、资产清单、权属证明、价值凭证和接收单位同类资产存量情况;因单位划转撤并而移交资产的,需提供划转撤并批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清查等相关报告以及下级单位接收资产符合配备标准和相关编制要求等。
有偿转让或置换国有财产的,包括申请文件、资产清单、权属证明、价值凭证、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单位同类资产情况;协议转让处置的,转让意向书;置换方式处置的,当地政府或部门的会议纪要、置换意向书等。
国有财产报废、报损的,包括申请文件、资产清单、价值凭证和权属证明;技术原因报废的,技术鉴定;债务人已依法破产的,人民法院裁定书及财产清算报告;债务人死亡或宣告死亡的,财产或者遗产不足清查的法律文书;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相关案件证明材料、责任认定报告和赔偿情况。
3.税收类国有财产。税收类国有财产案件主要涉及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税务部门的主要监管职权有税务管理权、税收征收权、税收检查权、税务违法处理权、税收行政立法权、代位权和撤销权等,海关税收权力主要有征收管理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应当调查收集的主要材料:不同税种的征收标准规定;纳税人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及其说明材料;与纳税有关的合同、协议书及凭证;税控装置的电子报税资料;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和异地完税凭证;境内或者境外公证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的合法凭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扣款回单;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税收部门或海关催缴通知书、行政征收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知、公函等。
4.费用类国有财产。实务中常见的是人防易地建设费。对此类案件,应当调查收集的材料主要有:人防易地建设申请审批文件;建设规划工程许可审批表;关于人防工程项目修建实际情况、建筑面积等勘查笔录;相对人缴费凭证及人防部门出具收费发票;审计报告;人防部门催缴通知书、行政征收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知、公函;政府会议纪要及领导批示缓缴免缴的文件等。
5.财政补贴类国有财产。财政补贴类国有财产案件主要涉及财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调查收集的主要材料:规定各种补贴标准的规定或文件;相关企业或个人的申报文件;主管行政机关的审核批准文件;财政部门同意拨付补贴文件;拨款凭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审计报告;银行转账支票;领款收据;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追缴通知书等。
6.社会保险类国有财产。社会保险类国有财产类案件主要涉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及财政部门。应当调查收集的主要材料:相关企业或个人的申报文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稽核意见书;参保资料;人社部门的审核批准文件;拨款凭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审计报告;银行转账支票;领款收据;追缴通知书等。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经营性国有财产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
2.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类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地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等。
3.税收类国有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行政法规方面主要包括国务院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如国务院制定的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关税等诸多税种的税收条例。
4.费用类国有财产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价格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等。
5.社会保险类国有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社会保险稽核办法》《最低工资规定》等。
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重点问题
(一)案件范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是指在国有土地供应、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收、出让土地使用监管等环节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履行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常见类型有以下几种: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流失类:(1)行政机关违法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2)行政机关应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等出让方式供地的,违法以划拨方式供地的;(3)行政机关违法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使用权出让金;(4)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5)土地成交后,土地使用者既不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出让合同,也不足额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6)土地使用者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不缴纳,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7)土地使用者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不补缴,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8)其他与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收入流失的情形。
2.土地闲置类。土地使用者以出让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或者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投资额占比达不到法定要求并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造成土地闲置的,行政机关不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3.违法使用土地类。(1)土地使用者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2)土地使用者在未依法足额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尚未交付,或者未获得相关部门审批、许可的情况下,即擅自使用土地,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3)土地使用者存在其他违法使用土地行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处理的情形。
4.违法审批许可类。如在土地使用者未缴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情况下,行政机关违法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等。
(二)调查、审查的重点问题
1.调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相关部门监管职责。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决定和实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出让方案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划拨土地使用权申请转让,应征得市、县国土、规划管理部门同意,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由受让人办理协议出让,但依法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进行监督检查。
(2)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征收。市、县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和征收管理工作,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入征收工作。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督促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严格履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确保将应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地方国库。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对于征收土地出让金的保障措施有:一是征收违约金。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二是不得登记发证。未及时足额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土地使用权证。对违规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的,应予收回和注销;三是解除合同、收回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十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得退还定金;已签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必须收回土地。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之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受让人依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后,方可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未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不得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也不得按出让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时应提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改变用途审批。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或转让房地产后,受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原出让方和市、县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5)调整容积率等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审批。土地使用者申请变更容积率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办理规划审批并及时抄告土地主管部门。经依法批准调整容积率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批准调整时的土地市场楼面地价核定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6)对不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国有土地的监督检查权。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严禁保障性住房用地改变用地性质,保障性住房用地改变用地性质搞商品房开发的,必须依法没收违法所得,收回土地使用权,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重新招拍挂出让。
(7)对非法占用土地建设行为的监督检查权。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视情采取限期改正、罚款、限期拆除、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等处理。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
(8)对土地闲置的监督检查权。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的调查认定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实施。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有涉嫌闲置土地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开展调查核实,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发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非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分别作以下处理:一是土地闲置费征收。造成土地闲置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土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按照土地出让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二是闲置土地收回权。造成土地闲置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土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调查明确相关职权后,确定具体的监督对象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对于设区市(含直辖市)政府将中心城区土地使用权出让上收到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统一实施的,应以实施土地出让的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作为监督对象。(2)对于虽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派出机构的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经依法授权行使相当于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和管理权限的,可以将该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作为监督对象。
2.调查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首先应当调阅土地使用权出让卷宗档案,查清基础法律事实,查明土地使用者的身份信息,重点审查出让土地使用权公告、成交确认书,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询问国土、建设、规划、财政等部门相关人员以及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受让人、实际使用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等,查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内容是否有变更,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原因,再根据不同的行政违法行为类型,有侧重地调查取证:
(1)对于违法低价出让土地、减免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违法行使职权问题:应调取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方案及政府审批文件、土地价格评估报告、政府会议纪要等书证、审计部门专项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咨询土地价格评估、审计会计等部门专业意见,调阅相关账册、单据,查清实际付款情况。
(2)对于征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中不作为问题:应调取相关账册、单据、审计部门专项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查询财政专户、有关企业或个人金融账户,行政机关向受让人发出的催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通知书、律师函,受让人所作承诺书。
(3)对于行政机关在审批许可环节违法行使职权问题:在查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缴情况基础上,还应调取违法发放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开工通知书,要求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作情况说明等。
(4)对于行政机关在土地使用监管中不作为问题:应调阅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材料,调取政府相关会议纪要、批复、通知,有关土地资料、航拍图,现场勘验涉案土地实际使用情况。
(5)对于行政机关在闲置土地监管中不作为问题:应调取有关的土地资料、航拍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认定书,查询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咨询审计会计、土地勘测等专业人员或相关部门意见,现场勘验涉案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3.调查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
(1)对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流失问题:审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成交确认书等,厘清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土地面积、土地用途、土地出让价款及支付期限等,查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流失的类型、原因、过程,结合银行进帐单等缴款凭证,核算实际流失的金额,了解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约问题导致受让人行使合同抗辩权等。
(2)对于土地被违法使用问题:调阅相关书证,现场勘验,询问受让人、实际使用人,要求城乡规划部门出具证明、提供航拍图等资料,核实违法使用土地的主体、过程、面积、时间、现状等。
(3)对于土地闲置问题。审查合同约定的开发期限、开发条件,批准动工文件的有效期,结合现场察看,判断是否属于土地闲置,核实造成土地闲置的原因、时间及现状,应了解是否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部门行为造成动工迟延。
(三)常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
3.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
4.规章:《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划拨用地目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
5.部委文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1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307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规〔2012〕22号)、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1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决定(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11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决定
(法释〔2021〕21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本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同意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依据本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作出审核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备。”
三、原第四条作为第五条。
四、原第五条作为第六条。
五、原第六条作为第七条。
六、原第七条作为第八条。
七、原第八条作为第九条。
本决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一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一批)
(2023年4月28日)
目 录
1.金某与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民政府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检察监督案
2.辽宁省沈阳市曲某申请执行行政生效判决检察监督案
3.楼某某与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4.某热力公司与河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某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5.邓某林等人与广东省清远市某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6.向某国与重庆市某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工伤保险待遇认定检察监督案
7.单某与江苏省南通市某区人民政府、区综合执法局和某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案例一:金某与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民政府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征收补偿 被征收房屋评估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3日,武汉市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区政府”)因实施旧城区改建需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并予以公告,对旧城改建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2017年11月6日,某区政府因与被征收人金某多次协商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以下简称“补偿决定”)。金某认为,补偿决定依据的《分户评估报告》未落款评估时间,但其中载明以“2016年11月3日”作为估价时点,应以“2016年11月3日”作为《分户评估报告》的出具之日。《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规定,“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从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不得超过一年”,某区政府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补偿决定时,因《分户评估报告》已超过有效期,不应作为补偿决定依据。金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补偿决定。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未支持金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12月4日,金某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北省院”)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湖北省院审查后认为,本案《分户评估报告》系征收拆迁中对房屋进行的价值评估,应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确定评估时点和有效期;金某主张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关于估价报告有效期的规定在本案不能适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金某对法律规定仍有疑问,“法结”难开,湖北省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并邀请社区书记、退休公安民警、律师等3名群众工作能力强、具有征收工作经验的基层代表、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以更好释明法理,促进服判息诉。
公开听证。2021年6月7日,湖北省院组织召开听证会。围绕“评估时点”“评估时间”的区别,就评估报告是否有效以及征收补偿标准是否合理等问题开展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作为主持人介绍案情,双方当事人分别陈述各自主张与理由。检察官针对争议焦点中“评估时点”与“评估时间”进行阐释说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条均规定,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评估时点,以使被征收房屋评估客观反映征收决定作出时的价值,避免征收补偿标准随着市场变化产生浮动。《分户评估报告》的落款时间是评估公司作出评估报告的时间,即评估公司根据上述法定程序依照“评估时点”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结论的具体时间。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分户评估报告作出程序,以及案涉项目分户初评公告的相关证据,可推定本案中的《分户评估报告》的出具时间应在2016年11月27日公告期满之后。房地产抵押评估是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的价值依据,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此《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对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作了规定;而房屋征收中价值评估,其法定评估时点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中规定的“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房屋价值在确定评估时点时已经确定,作出评估的具体时间不影响评估价格。征收补偿中的房屋评估与房地产抵押中的房屋评估,不属于同一事项。因此,《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中有关评估报告有效期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评估。
听证员针对金某提出评估不当导致补偿金额不足的疑虑进行解释和回应:分户评估报告的落款日期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评估时点,金某反复纠结于评估公司作出评估报告的时间,提出评估报告超期问题,实质是担心房屋价值评估过低,但在征收决定公布至征收补偿决定作出这段期间内,被征收房屋所在类似地段的房地产价值浮动不大,不影响金某可获得的补偿权益。
经检察官、听证员释法说理,金某表示对确定评估时点确实存在认识错误,其因需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妹妹,存在生活困难,期望行政机关在拆迁补偿政策范围内,提供可解决生活困难的补偿方案。
某区政府现场表态,经请示报告和重大事项会议表决,愿意在置换房屋总面积指标幅度范围内将置换房屋分为两套小户型,调配至同一门栋单元,方便金某照顾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妹妹。同时,结合金某工商登记、交纳税款情况,比照其他住改商的面积测算,以最高限度给予商业门面面积补偿,最大限度保障金某房屋被征收后的生活质量。
此后,听证员公开发表评议意见,认为评估报告缺少落款日期确不规范,但并未影响评估报告的效力,评估报告中的估价时点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法院裁判并无不当,某区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符合政策规定。
听证效果。金某当场表示,听证会帮助自己正确理解了法律规定,当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
【典型意义】
公开听证作为检察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方式,在调查核实案件事实、论证阐释法律依据、化解行政争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房屋征收补偿引发的部分行政争议源于监督申请人不认同房屋评估价格。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争议双方充分呈现各自主张和证据、依据,检察官析法条、释法理,听证员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围绕当事人核心诉求阐明观点,消除申请人对征收补偿和行政机关的质疑,重新建立双方信任,促使监督申请人服判息诉。
案例二:辽宁省沈阳市曲某申请执行行政生效判决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行政判决执行监督 专家论证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曲某居住在沈阳市某区某住宅楼3楼。2017年3月,曲某以楼下临街商户私拆建筑物内部承重墙给本楼居民生命财产带来安全隐患为由,通过民心网投诉,要求恢复被拆墙体原状。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某分局(以下简称执法分局)接到投诉后,向该商户作出《行政执法责任改正通知书》,责令: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自行停止施工,立即恢复,并到执法大队接受调查处理。随后,该商户向执法分局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主张该墙体的拆除未影响房屋安全,亦未按上述通知恢复墙体。曲某认为执法分局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于2017年9月诉至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和平区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认为执法分局在初步调查后,未依照法定程序对曲某投诉申请进行事实认定并作出行政答复,亦未告知曲某相应的权利义务,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判令执法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针对曲某提出的行政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执法分局上诉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执法分局向曲某送达《办理情况告知书》,告知其已按照法定程序针对曲某的投诉申请进行事实认定并作出行政答复,且已向曲某告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生效判决已经履行完毕。曲某认为商户并未恢复墙体,执法分局仍未履行法定职责,于2018年8月20日向和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和平区法院认为执法分局已按照生效判决履行完毕,作出结案处理。2020年1月,曲某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和平区检察院)申请行政诉讼执行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和平区检察院受案后依法向当事人、鉴定人调查核实,经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后,执法分局向曲某送达《办理情况告知书》,但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一是执法分局认定涉案建筑物安全的依据不足。临街商户业主向执法分局提供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中,鉴定对象限于该商户本身,而非建筑物整体;鉴定手段为现场目测勘查,未经科学测算;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不能排除商户私拆建筑内墙安全隐患。二是执法分局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对曲某的申请进行事实认定并作出行政答复。《办理情况告知书》仅体现执法分局的调查过程,并未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作出事实认定和最终处理,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内容要素,执法分局尚未依照行政判决内容履行法定职责。和平区检察院向沈阳市检察院汇报后,市、区两级检察院为解决生效行政判决“白条化”的问题,决定采取一体化办案模式,通过举行公开听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与信访部门共同推动争议双方解决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听证会前,考虑到本案涉及建筑安全领域,经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检察机关邀请辽宁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专家出席并发表意见。
公开听证。2020年9月23日,和平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建筑专家列席会议。听证会上,曲某认为楼下商户私拆建筑内墙,导致楼体存在安全隐患,提出了停止违法行为恢复被拆墙体原状的诉求。执法分局对曲某这一诉求表示认同,并提出整改方案,承诺会后将依法履职,切实整改。
辽宁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专家对整改方案进行评估,结合听证会前应检察机关邀请,查阅建筑图纸和现场走访勘查的情况,认为案涉商户拆除的建筑内墙并非承重墙,行政机关提出的拆除墙体加固整改方案具有可行性,能够有效保护楼上居民的安全。
听证员评议认为,曲某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由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执法分局履行职责,将延长曲某诉求实现的时间。通过检察听证,搭建曲某与执法分局沟通的平台,能够高效化解行政争议,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听证效果。听证会后,执法分局立即督促案涉商户按照执法分局提出并经建筑专家认定的安全整改方案进行房屋安全加固。施工后,曲某到现场查看、监督。最终,曲某主动撤回监督申请,曲某、执法分局、案涉商户对处理结果和工作方式均表示满意。
办案过程中,和平区检察院发现周边多个建筑物存在临街商户私拆建筑内墙情况,就此向执法分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该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并处理违规拆墙行为。执法分局采纳检察建议,对该区域49家小微企业进行排查,共发现16家存在私拆建筑内墙的行为,责令按照房屋加固方案进行了整改,案涉商户均按要求完成整改并持续平稳经营。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申请履行法定职责一般应作出事实认定和违法性判断。检察机关在办理履行法定职责的生效行政判决执行监督案件中,可以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明确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对于案件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可以听取相关行业的专家意见,提升监督的精准性,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案例三:楼某某与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工伤认定 残疾人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楼某某在原工作单位与同事发生争执,后感身体不适,在自行就医途中突发中风,经康复治疗后被评定为肢体残疾三级。2017年5月,楼某某申请工伤认定,杭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区人社局)经审核后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楼某某不服,认为其在上班时间因工作原因遭受同事辱骂,属于受到“言语暴力”即“冷暴力”,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条件,应被认定为工伤,提起行政诉讼,但未获法院支持,申请再审被驳回。2021年5月,楼某某向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某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某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某区人社局所作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正确。但考虑到本案矛盾已历时7年之久,且楼某某因伤病、诉讼致贫,其坚持认为构成工伤,若直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不利于化解争议。为解开当事人心中多年郁结,提升司法公信,某区检察院综合评估听证化解纠纷的必要性、可行性后,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考虑到本案系因工伤认定引发争议、楼某某肢体残疾等情况,检察机关决定邀请省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高校学者、律师、残联及社区工作人员等担任听证员。
公开听证。2021年10月13日,某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检察长担任听证会主持人。听证会围绕楼某某是否遭受了“暴力等意外伤害”以及突发疾病是否具有可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两项议题展开。听证员结合各自工作领域,有针对性地发表专业见解,从不同角度对当事人开展释法说理和心理疏导。例如,学者、律师、人大代表等从不同角度对“言语暴力”“工作场所暴力”等概念发表了观点,均认为“言语暴力”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暴力等意外伤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楼某某发病与此前的言语争执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某区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正确;残联及社区工作人员结合楼某某家庭生活情况,从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人文和社会关怀、无障碍设施建设、司法救助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并对楼某某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使其备受安慰。
听证效果。楼某某当场表示愿意接受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听证会后,某区检察院针对楼某某反映其后遗症症状为同侧上、下肢瘫痪(即偏瘫)应评定为肢体残疾二级却被评定为三级的情况,联合楼某某所在社区为其安排“一对一”的助残服务,通过再次鉴定,楼某某办理了残疾等级升级手续,申领了重残补贴。同时,考虑到楼某某因病致残、因案致困的实际情况,向楼某某提供3万元司法救助,为其后续治疗和家庭生活纾困解难。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于长年诉讼且难以支持监督申请人诉求的案件,不能简单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结案了之,可通过公开听证,搭建监督申请人与行政机关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以常识聚共识,以公开促公信,促进案结事了。借助听证员各自领域的专业见解和基本认知,运用法治思维、凝聚多方智慧,打开心结,消弭积怨。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协调残联、社区等部门落实多元救助帮扶措施,由一次性救助延伸为持续性帮扶,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切实维护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某热力公司与河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某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工伤认定 督促用人单位履行工伤赔偿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7日10时42分许,某热力公司暖气交换站巡检员卢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回家吃饭,行至河南省三门峡市下辖的某县级市千秋路市宾馆西路口处,与驾驶两轮电动车逆向行驶的林某相撞,卢某随即拨打电话叫其外甥郭某前来帮忙,交警也到达现场,后卢某被送往医院急诊科救治。当日15时许,卢某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2017年10月12日,安某(系卢某妻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提交卢某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经补正齐全后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30日受理了该申请。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卢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某热力公司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决定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于2018年6月4日起诉至湖滨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市人社局所作的工伤认定,并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某热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二审判决。某热力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卢某工作性质特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属于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的合理时间,且对交通事故负次要责任,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当。检察机关同时查明,该案二审判决生效后,安某向市人社局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市人社局裁决:某热力公司赔偿安某618686.52元,裁决生效后,安某已申请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某热力公司对工伤认定仍存有疑义,长期不履行生效裁决,致使本案历经3次行政诉讼、2次劳动争议仲裁、1次申请民事执行后,安某仍未得到赔偿款。为督促某热力公司履行生效裁决,以释法明理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邀请3位兼具专业素养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
公开听证。2020年12月22日,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听证会围绕卢某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在上下班时间、是否为合理路线等议题展开。
某热力公司认为,第一,卢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在10时42分,并非上下班时间;第二,卢某驾驶摩托车沿千秋路由东向西行驶并非上下班合理路线,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撤销。第三,卢某索要的赔偿数额太高,不合常理。
市人社局认为,第一,卢某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其负次要责任,即非主要责任。第二,卢某居住在狂口社区,当时驾驶摩托车沿千秋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市千秋路市宾馆西路口处发生事故,正是其惯常回家路线。第三,卢某根据某热力公司安排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上班,中午有换班吃饭时间。10时42分许卢某发生事故,虽然事故时间早于某热力公司所述中午换班吃饭时间为11:30至13:30,但关于吃饭时间问题公司员工说法不一,某热力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确有制度且已经向员工明确传达告知必须在11:30至13:30之间换班吃饭,再结合卢某从事巡线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及当天天气状况,能够认定事故发生时是合理下班时间。即使卢某存在早退换班吃饭行为,违反单位内部的工作纪律,但在无证据证明卢某早退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卢某发生交通事故是在下班途中能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认定。
听证员就上下班时间、合理路线、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确定的赔偿数额等问题,分别向某热力公司与市人社局提问,并引导当事人围绕听证议题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
听证员闭门评议后,一致认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和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主持人向双方当事人作了听证评议宣告。
听证效果。听证会结束后,申请人某热力公司表示愿意与安某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由某热力公司在听证会结束后3日内向安某一次性支付工伤赔偿金59万元,并向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讼争持续多年,因用人单位对是否构成工伤存在异议而拒绝执行工伤赔偿的案件,可以通过举行公开听证,进一步厘清争议事实,借助听证员的判断缩小分歧,围绕争议焦点释法说理,引导用人单位履行生效行政判决,推动争议化解。
案例五:邓某林等人与广东省清远市某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调查核实 国家赔偿
【基本案情】
邓某林等五人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临时建设手续的情况下,在广东省清远市某地拆旧建新,搭建相连的五卡铁架屋。2018年1月2日,清远市下辖的某县级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城综局”)巡查时,发现邓某林等人正在搭建涉案铁架屋,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催告拆除未果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2018年5月17日,城综局将屋内财物清空返还后强行拆除涉案铁架屋,并对拆除后的材料进行回收处理。邓某林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城综局拆除房屋行为违法。法院认为,涉案铁架屋为违法建筑物,依法应予拆除,但城综局在当事人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限内,未经公告限期履行程序径直拆除涉案铁架屋,程序违法。该判决生效后,邓某林等人向城综局申请国家赔偿,该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邓某林等人向清远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家赔偿。一审、二审、再审均未获支持。2022年1月,邓某林等人向清远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远市院)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清远市院受理本案后,围绕涉案铁架屋所占地块是否为邓某林等人的宅基地开展调查核实:1.向某地自然资源局调取1985年该地块被某公司征收时的地籍档案,以及2010年、2015年、2021年三个时期该地块的用地影像图。2.因涉案地块已建为住宅,向某房地产公司调取该小区住宅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总平面定位图。根据地籍档案记载和征用土地示意图,某公司于1985年征收该村小组的地块中已包含邓某林等人所建铁架屋占用的地块,且已于2015年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后某房地产公司受让该土地用于建设小区住宅,其总平面定位图已包含涉案土地。检察机关调取的用地影像图亦直观清晰地显示,涉案土地所在区域为国有土地。清远市院认为,国家赔偿必须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违法利益损失不予赔偿。涉案铁架屋并未取得临时建设批准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属于合法权益范畴。该局在拆除前已将屋内财物交还,拆除后的材料也已妥善处理。城综局的强拆行为虽有程序违法,但并未损害邓某林等人的合法权益,邓某林等人不符合获得国家赔偿的条件,依法应不支持其监督申请。为更好地释法说理,增强检察办案的公开性和公信力,促使邓某林等服判息诉,清远市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并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5人担任听证员,邀请邓某林等人所在居委会派员参加听证。
公开听证。2022年3月17日,清远市院围绕涉案铁架屋是否为违法建筑,涉案土地是否为邓某林等人的宅基地和国家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等议题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检察机关依次展示1985年地籍档案中涉案地块被征收时的四至图、某房地产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所附总平面定位图、涉案地块2010年、2015年、2021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用地影像图,与检察机关到争议地现场制作的案涉铁架屋四至图进行对照并予以说明,证明涉案地块于1985年被某公司征收,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的事实。邓某林等人对检察机关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表示认可。
听证员就涉案土地有无权属证明、涉案铁架屋是否需要办理审批、有无办理审批手续等问题分别向行政机关和邓某林等提问。在邓某林等人承认搭建涉案铁架屋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基础上,听证员向邓某林等人进一步解释,涉案铁架屋的建设并未取得临时建设批准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规定的规划许可制度,城综局认定其属于违法建筑物并无不当。听证员还以举例的方式、浅显的语言、通俗的道理,使得邓某林等人明白并接受违法利益损失不应得到赔偿,劝导邓某林等人尊重法律、尊重事实,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听证员也指出行政机关执法程序中的问题,建议城综局严格依法行使职权。
听证效果。听证会后,清远市院向邓某林等人送达《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文书送达后,承办检察官主动电话联系邓某林等人跟进回访,邓某林等人表示接受检察机关决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依职权取得的新的证据,可以在公开听证的示证、举证环节向各方当事人充分展示,以厘清事实、辨明是非。对于被诉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但申请人主张赔偿的利益不属于合法权益的争议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开展释法说理,增强不支持监督决定的说服力,促使监督申请人服判息诉。
案例六:向某国与重庆市某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工伤保险待遇认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工伤保险待遇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向某国原系重庆某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炭公司)采煤工人。从业期间,向某国于2007年8月左眼受伤,于2008年9月30日与煤炭公司签订协议,约定除医疗费外,煤炭公司一次性支付其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等共计18万元,该款已按约支付完毕。2016年4月至10月,向某国先后被认定为煤工尘肺病贰期、工伤,并被鉴定为四级伤残。向某国向某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提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社保中心于2020年9月2日《复函》认为:煤炭公司虽然在2005年8月5日至2007年2月14日、2007年4月10日至2009年5月11日期间为向某国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但是煤炭公司在2010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未给向某国缴纳工伤保险费,故向某国的工伤保险待遇不应由社保中心支付,依法应由煤炭公司承担。向某国不服,于2020年9月7日向某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社保中心作出的《复函》,并判令社保中心支付其相应工伤保险待遇。一审法院认为社保中心的《复函》理由成立,故判决驳回向某国的全部诉讼请求。向某国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2022年1月27日,向某国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二分院)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二分院与某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作用,成立办案组审阅原审案卷材料,并通过带案下访及向三方当事人了解向某国从业、参保及煤炭公司现状,认为某县作为历史上的产煤大县,煤炭公司等产煤企业曾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被政策性关闭后,已无力向工伤职工支付相关保险待遇金额。若能妥善化解该案争议,不但能有效解决向某国的个人困难,同时也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助推解决该县众多工伤职工的保险待遇落实问题。为充分发挥检察听证体现司法民主、促进矛盾化解、凝聚多方智慧的作用,以司法公开助推该案矛盾的实质性化解,二分院决定组织公开听证。
听证会前,考虑到该案申请人年老体弱,难于奔波劳碌,为减轻申请人讼累,经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二分院将听证会就近安排在当地检察院;又考虑到该案涉及职业病专业领域,特别邀请了曾任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的市人大代表,和专业素养高、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两名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参加听证。
公开听证。2022年4月1日,二分院组织向某国及其委托代理人、社保中心等在某县人民检察院举行听证会,由二分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主持。
向某国及其代理人发表意见认为,向某国与煤炭公司在2008年9月30日签订的《工伤事故处理的协议书》证明,向某国已在当时与煤炭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其从业期间煤炭公司已为其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社保中心应当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
社保中心发表意见认为,从《工伤认定书》载明事实看,向某国在与煤炭公司签订《工伤事故处理的协议书》后,又在煤炭公司采煤直至该公司关闭(2008年9月30日至2016年4月26日),且煤炭公司未给向某国缴纳2010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的工伤保险费,故向某国的工伤保险待遇不应由社保中心支付,而应由煤炭公司承担。
听证会上,听证员就案情疑点发问,并就双方争议焦点对向某国释法说理:向某国在煤炭公司工作存在两个时间段,对双方签订《工伤事故处理的协议书》前的工伤保险费,煤炭公司已足额缴纳,但在向某国重新回到煤炭公司采煤后,煤炭公司仅给向某国缴纳了9个月的工伤保险费,没有给其缴纳2010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的工伤保险费,属于未足额缴纳公司保险费情形,应当由煤炭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虽然煤炭公司被政策性关闭已不能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但国家针对尘肺病这类职业病有一定的救助政策,重庆市也发布了相关救助方案,建议向某国争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生活、医疗困难。建议检察机关排查辖区内与向某国相似情况的案件,从机制和源头解决该类问题。
综合案件事实和各方意见,检察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及《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煤炭公司没有给向某国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事实客观存在,主张向某国的工伤保险待遇应由煤炭公司负责支付具有法律依据。但是,煤炭公司现在因政策性关闭,已无力支付向某国的工伤保险待遇。在用人单位确实无力支付情形下,社保中心应当本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全面理解适用社会保险法,尽量通过先行支付方式帮助陷入困境的工伤职工解决生产生活、看病就医障碍。
听证效果。听证会后,向某国撤回监督申请,并与社保中心签订《和解协议》约定:1.社保中心将积极协调乡镇及时落实,将向某国纳入尘肺病救助。2.向某国不再向社保中心诉求其尘肺病工伤保险待遇。二分院考虑到向某国因病及多年诉讼生活困难,为缓解协议落实前向某国的生活、医疗困境,决定给予其3万元的司法救助。
二分院根据听证员的建议,排查某县离岗尘肺病患者不能及时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后,向某县人民政府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将保障救治救助落到实处,增强工伤保险制度执行力,进一步提升全县工伤待遇保障能力和水平。某县人民政府采纳检察建议,制定《某县关闭煤矿工人离岗脱保后诊断为尘肺病患者救助实施方案》,决定将全县类似向某国的关闭煤矿离岗脱保尘肺病患者纳入专项救助救治范围,设立尘肺病医疗救治救助资金用于该群体的医疗救治救助,将尘肺病住院医疗费用纳入医保范围;设立乡镇尘肺病康复站为该群体提供药物治疗、吸氧、康复训练等医疗服务;设立离岗脱保尘肺病患者生活困难补助资金和就业困难生活补助。经回访反馈,目前相关人员陆续按方案按月得到救治救助并将持续终身受益;重庆市人社局对该处理方式给予充分肯定,拟作为参考模式供全市其他区县借鉴。
【典型意义】
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将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风险从工伤职工身上转移到工伤保险基金上,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再向用人单位代为追偿,以确保工伤职工的待遇支付。检察机关在办理工伤类案件中发现用人单位确实无力支付时,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结合本地实际,以督促社保中心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提供司法救助等方式,帮助陷入困境的工伤职工解决生产生活、看病就医障碍。对于办案中发现的离岗尘肺病患者不能及时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的普遍性问题,可以向人民政府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共促诉源治理。
案例七:单某与江苏省南通市某区人民政府、区综合执法局和某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公开听证 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精神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2011年,单某出资购买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某小区的一套底楼住宅,该房屋原所有权人在未取得相关批建手续的情况下,于2002年在房屋南侧搭建了39.51平米的违法建筑。2018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某区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区执法局)和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在实施黑臭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中,将单某的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未对屋内及周边财产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及办理交接手续。单某向江苏省南通市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确认强制拆除程序违法,责令行政机关对财物损失依法赔偿,但对单某要求恢复违法建筑原状和支付精神抚慰金等请求未予支持。2019年1月,单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区政府复议决定的部分内容,判令街道办和区执法局对原告房屋恢复原状、支付精神抚慰金1元并书面道歉,被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单某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2021年3月,单某向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通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听证过程】
听证前准备。南通市检察院与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某区检察院)组成办案组,共同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全面核实财产损失情况,确认行政机关未对违法建筑内的个人合法财产清点登记、制作财物清单、办理交接手续等违法情形。二是与案涉三家行政机关交流沟通,建议行政机关直面问题,制定既能满足申请人合理诉求,又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方案,解决行政争议。三是了解单某坚持主张仅1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书面道歉,系对行政机关强制拆除其房屋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强烈不满。办案组先后三次当面听取单某意见,对其进行初步释法说理和情绪疏导,获得初步认可和信任。为消弭单某对行政机关的不满情绪,促成双方就行政赔偿达成一致,做到案结事了政和,办案组决定举行公开听证,并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律师等担任听证员。
公开听证。2021年7月15日,南通市院和某区检察院围绕应否对案涉房屋恢复原状,是否对单某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及如何确定财产损失赔偿标准等焦点问题展开听证。
听证会上,单某坚持要求恢复被拆除房屋原状,且因行政机关在拆除过程中未给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执法手段粗暴、态度蛮横,造成其精神痛苦,应当赔偿其精神抚慰金并书面赔礼道歉。
检察官对此作出针对性回应:一是单某要求恢复原状的诉求不能成立。案涉房屋建设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及住建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的对违法建筑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范围,依法应当予以拆除。二是指出街道办不具有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权、区执法局未履行法定程序构成违法,复议决定及法院判决对此予以确认,但行政机关始终未与单某达成赔偿协议,又未作出赔偿决定,损害了单某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应当履行财产损害赔偿义务。三是本案单某房屋被强制拆除仅涉及财产直接损失,其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检察官同时指出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履职应当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尤其是实施此类对基本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在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同时更应注重方式方法,坚持规范文明执法。行政机关在听证过程中就案涉违法行为和执法方式向单某真诚表达歉意,并承诺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单某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听证员肯定了单某支持城市治理工程的态度,同时指出在国家赔偿的范畴内,要求赔偿义务机关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行政行为损害单某的人身权利并造成单某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本案中,街道办、区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仅造成了单某财产损失,虽然给单某精神状态带来了不良影响,但没有证据证明致单某精神损害且达到后果严重,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行政机关已表达歉意,显示了化解矛盾纠纷的诚意,希望单某能够体谅和理解行政机关依法拆除违法建筑系职责所在,继续支持城市更新建设。
经过检察官和听证员的释法说理,单某逐渐打开心结,自愿放弃要求恢复原状、精神损害赔偿和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请。经协商,单某与行政机关达成具体赔偿方案。
经过评议,听证员认为,复议决定及法院判决并无不当,行政机关应当就违法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听证会中达成的赔偿协议合法合理,有效推动矛盾化解,避免信访风险隐患。
听证效果。听证会后,单某签署书面承诺书,表示不再就此事进行信访和诉讼,并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持续跟进,行政机关及时足额支付了赔偿款。至此,单某耗时三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化解。
【典型意义】
行政行为经法院确认违法后,行政机关应依法承担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对于检察监督申请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举行听证会,公开释法说理,在督促行政机关正视问题、主动纠错的同时,引导申请人回归理性、放弃不合法诉求,促进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达成赔偿协议,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52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52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烈士名誉权司法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以学术研究、商业营销活动等手段,以互联网媒体为主要工具,诋毁、侮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的形象,贬损英雄人物的名誉的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人民法院也受理了一批涉及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的民事案件。2016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规定,侵权法保护的范围是人身、财产权益,这里“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这里的利益,包括去世的人的人格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人格权益应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对保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对保护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关于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均作出了规定,死者的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近亲属的范围首先是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现行法和司法解释将提起诉讼的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也是现行法关于去世的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时间长度的限制。但是鉴于英雄烈士有的生于革命年代,均和一定历史事件相关联,有些英烈并无近亲属,或近亲属已经离世,这种情况下,按照现行法的规定,英烈人格权益的保护将面临无适格诉讼主体的尴尬。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适时制定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解决。关于诉讼主体范围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扩大该类诉讼的权利主体,除近亲属之外,可由英雄烈士的旁系亲属提起诉讼,这种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旁系亲属范围较广,应该进行一定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将此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可以将英雄烈士所在单位、授予英雄烈士称号的有关部门、人民检察院列为诉讼主体,既可以解决诉讼主体的问题,也延长了主张权利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只有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将侵害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需要立法部门作出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再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实现对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充分保护。
维护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一贯坚持的立场。各级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通过司法审判,依法保护英雄人物包括去世英雄人物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聘用制书记员差额体检考察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聘用制书记员差额体检考察人选的公告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招聘书记员公告》,根据法律能力测试、计算机技能测试、面试的综合成绩,经研究,确定41名人员作为差额体检考察人选(具体名单附后)。
体检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11日(星期二、星期三)上午。请参加体检的人员当日务必空腹,携带身份证、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于当日7:50前到指定地点集合(具体体检医院、个人体检日期、各类注意事项等将于近日通过邮件通知)。
请参加(或放弃)体检的人员于12月3日(星期二)18:00前回复确认邮件至diaopeichu@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手机号+确认(或放弃)参加体检。
附件:41名差额体检考察人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9年12月3日
41名差额体检考察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志媛 方 芳 王超帆 王楠迪 王 燚
卢金孟 叶晨阳 白明娟 边金鑫 刘志岩
刘冠楠 刘琪殊 吕姝君 孙胜超 邢丽娟
余 敏 吝小丽 吴迪楠 张奕欣 张 霖
李心明 李 佳 李思倩 李 贺 李 根
李梦琳 李群英 杜政璇 杨双悦 周晋帆
林白琳 苑林林 侯伟航 赵 洁 徐丁颖
郭 染 屠春燕 曹凯悦 谢 云 韩应国
冀瑞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通知(2019修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已经201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4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010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201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发挥指导性案例对检察办案工作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检察机关严格公正司法,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案件处理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三)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对办理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四)体现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三条 指导性案例的体例,一般包括标题、关键词、要旨、基本案情、检察机关履职过程、指导意义和相关规定等部分。
第四条 发布指导性案例,应当注意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保护涉案人员隐私。
第五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本地区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收集、整理、审查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荐工作。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检察官可以向省级人民检察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
省级人民检察院各检察部和法律政策研究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口部门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指导性案例推荐表;
(二)按照规定体例撰写的案例文本;
(三)有关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初步审查认为可以作为备选指导性案例的,应当通知推荐案例的省级人民检察院报送案件卷宗。
第六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咨询委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检察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
接受推荐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推荐人备选指导性案例的后续情况。
第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统筹协调指导性案例的立项、审核、发布、清理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检察厅和法律政策研究室分工负责指导性案例的研究编制工作。各检察厅研究编制职责范围内的指导性案例,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编制涉及多个检察厅业务或者院领导指定专题的指导性案例。
第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检察厅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编制指导性案例,可以征求本业务条线、相关内设机构、有关机关对口业务部门和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的意见。
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管法律政策研究室的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部分检察厅负责人或者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以及法学界专家组成。
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的备选指导性案例,应当经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讨论同意。
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应当定期研究案例指导工作,每年度专题向检察委员会作出报告。
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承担。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检察厅和法律政策研究室认为征集的案例符合备选指导性案例条件的,应当按照指导性案例体例进行编写,报分管副检察长同意后,提交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讨论。
第十一条 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同意作为备选指导性案例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的,承办部门应当按照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讨论意见对备选指导性案例进行修改,送法律政策研究室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进一步修改后,报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
第十二条 检察委员会审议备选指导性案例时,由承办部门汇报案例研究编制情况,并就案例发布后的宣传培训提出建议。
第十三条 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指导性案例,承办部门应当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送法律政策研究室进行法律核稿、统一编号后,报分管副检察长审核,由检察长签发。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应当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公布。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类似案件,可以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进行释法说理,但不得代替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为案件处理决定的直接依据。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案件时,承办检察官应当报告有无类似指导性案例,并说明参照适用情况。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指导性案例数据库,为各级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公众检索、查询、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指导性案例纳入业务培训,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应用。
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案例指导工作中,应当加强与有关机关的沟通。必要时,可以商有关机关就互涉法律适用问题共同发布指导性案例。
第十九条 指导性案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宣告失效,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公布:
(一)案例援引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废止;
(二)与新颁布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冲突;
(三)被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取代;
(四)其他应当宣告失效的情形。
宣告指导性案例失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3号提案答复的函
赵振铣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关于您提出的“厘清检察长和承办人在案件办理中的权责关系,最大限度放权给承办检察官"的建议,我们表示赞同。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办案的主导模式是“承办人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检委会)审批决定"。这种办案模式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体现检察一体,强化对检察办案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防止检察权的滥用。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检察官专业素质的提升,这种办案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审批层级过多,影响办案效率;各层级执法权限不明、责任不清,司法过错责任难以严格落实等。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完善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对完善司法责任制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一再强调,司法责任制是必须紧紧牵住的“牛鼻子",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为贯彻中央改革部署,高检院在总结以往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经验基础上,2015年9月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基本导向是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要求,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使检察官既成为司法办案的主体,也成为司法责任的主体。《若干意见》根据司法实践和改革需要,健全司法办案组织及检察权运行机制,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的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使一线办案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相对独立的办案主体。其中,第5—7条根据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不同属性的检察业务设计了不同的检察权运行方式;第16—20条明确了检察长、检察官等各类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第21条授权省级人民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检察业务类别、办案组织形式,制定辖区内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可以将检察长的部分职权委托检察官行使。高检院于今年3月底出台《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4月10日—11日,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会,要求到今年8月底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全面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均已完成首批员额制检察官的遴选工作,并均制定了辖区内三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及系列配套制度,北京、吉林、上海、海南等地已在全省(市)运行新的办案模式。
关于您提出的“在放权的同时,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的建议,我们认为,突出检察官司法办案主体地位与加强监督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是对宪法法律更全面的理解。放权强调的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强化监督强调的是保障公正行使检察权,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障公正司法。因此,在明确检察官职责权限特别是“放权"的同时,要相应地研究完善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办案各环节之间、办案组织之间、办案组织内部的制约机制,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更有力的监督,确保检察官依法正确行使权力。《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对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承办案件的审核权。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或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第11—15条限定了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对健全检委会运行机制作出具体规定。第22条对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司法办案工作的领导作出规定。《若干意见》出台后,一些省份检察机关对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细化。《若干意见》同时提出,全面推行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由案件管理机构对办案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管理、流程监控,全面记录检察官办案信息;建立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
关于您提出的“强化案件质量评查、强化检务公开、强化检务督察"的建议,《若干意见》提出,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质量评价机制,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外部监督,加强纪检监察机构的内部监督。为进一步规范检察官履职评价工作,全面评价检察官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河北、内蒙古、福建、广西等省(自治区)检察院自今年5月以来先后出台检察官业绩考核实施办法。为打造阳光司法新机制,开创检务公开新局面,高检院先后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案件流程监控工作规定(试行)》等文件,全面加强法律文书公开等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对于起诉书设置查询和评价功能的问题,目前高检院正联合案件信息公开系统研发部门作进一步完善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各地改革进展,继续加强跟踪指导,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对您在提案中的具体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吸收,充分运用于改革实践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47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474号建议的答复
厉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在惩治虚假诉讼工作中转变工作立足点和着力点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指出了当前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我们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落实您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顶层设计。全国两会后至6月,我院张军检察长就虚假诉讼问题先后作出多次批示,要求加强虚假诉讼监督工作,切实解决虚假诉讼问题。5月9日,张军检察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期代表学习班上,对您提出的加大打击虚假诉讼的建议,表示检察机关将加强研究,持续发力,不断强化对虚假诉讼打击力度。我院张雪樵副检察长也多次对强化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特别是提升监督质效提出具体要求。我们以贯彻落实您的建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顶层设计。一是召开专题会议。6月21日,我院在河南新乡召开全国检察机关虚假诉讼监督现场会,总结交流典型经验,研究部署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新形势下加强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6月27日,在上海浦东召开的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联系点经验交流会上,明确将提升虚假诉讼监督能力作为提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内容。二是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6月13日,我院审议通过了“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法院意见后即将会签颁布施行。目前正在抓紧研究起草与该司法解释相衔接的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指导意见,同时,正着手修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适度拓宽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范围,解决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控告举报涉嫌虚假诉讼案件受理不畅问题。6月25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对涉“三大攻坚战”虚假诉讼的监督和惩治。三是加强对下指导。我院创办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虚假诉讼监督专刊)》,反映工作动态,总结成功经验,共享制度成果,发布典型案例,探讨前沿理论,回应社会关切。专刊和创刊号全文转发了您的建议,要求各地作为重点督办事项,认真研究提出整改措施,狠抓落实。我院还征集了各地2013年来办理的虚假诉讼监督典型案例130件,将择优发布指导性案例。
二、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内部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体制机制优势,在落实现有的内部衔接配合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虚假诉讼检察监督资源和力量。一是提倡检察长带头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成立由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任组长,民事、刑事、职务犯罪检察等部门资深检察官等组成的专案组,统一办理虚假诉讼案件所涉的诉讼监督案件、刑事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在检察环节的各项业务,统一协调与公安、法院、监察委的工作衔接,确保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如,今年5月,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检察院郭晓东检察长出庭支持该院以再审检察建议监督的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虚假诉讼案,引起强烈反响。二是逐步在省、市两级检察院建立虚假诉讼监督指挥协调中心。有关虚假诉讼监督的案件线索报省级检察院评估后制定实施调查核实方案。省内需要跨区划办理或者指定管辖的,由省级检察院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必要时由省级检察院督办、提办、参办。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标志性、影响力案件,由高检院挂牌督办。今年6月29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虚假诉讼是举报中心受案重点之一。三是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发现虚假诉讼线索方面的研发应用。我们正在加快研发能够通过设定相关罪名、关键词、异常关系等筛选条件和标准,从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法院裁判文书网、电子卷宗、庭审录音录像以及互联网中自动检索、识别、判断出涉嫌虚假诉讼的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三、进一步增强各职能部门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工作合力。我们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共同实现对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的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诉讼秩序,净化司法环境,捍卫司法公信,修复社会诚信。一是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我们立即与公安机关进行对接,双向移送虚假诉讼犯罪线索,有效转化证据,依据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加大对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力度,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和预防功能。二是加强与法院协作配合。对虚假诉讼骗取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及时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在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中主动进行风险提示,支持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虚假诉讼犯罪线索并加强立案监督,支持法院在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等案件中自行纠正虚假诉讼形成的生效裁判、调解书,将集中纠正一批虚假诉讼导致的错误执行案件纳入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内容,共同防范法官参与虚假诉讼或者成为虚假诉讼的违法犯罪工具和受害者。支持法院加快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在办案中发现诉讼失信行为人符合《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规定的条件的,依法移送法院纳入被执行人员名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三是加强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的协作配合。我院加强与银保监会的配合协作,共同对保险理赔领域虚假诉讼易发多发问题进行专题调研,部署开展类案监督,争取出台协作机制,将合作成功后把相关做法复制、推广到其他领域。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律师协会及其相关专业委员会的协作配合,完善和落实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充分发挥律师在发现和查证虚假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强与媒体监督协作配合。建立快速通道,加强专业意见交换,共同把好舆论导向。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案件信息披露和曝光制度。通过新闻发布会、检察白皮书等方式发布典型案例。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普法宣传,推动全社会共建崇尚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法治文化,真正把诚实信用作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根本要求。如,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虚假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
2018年10月,我院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工作情况。届时,我们将把虚假诉讼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争取立法机关和全国人大代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不断加强对虚假诉讼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71号建议的答复
崔智友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机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为充分发挥侦查活动监督职能,不断完善对侦查权的监督,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2015年至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司法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通过10个省份的试点,深入推进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派驻公安检察室(官)制度、适时介入侦查机制等制度机制,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增强打击合力,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加强了对侦查机关违法立案的监督。2015至2016年,共监督公安派出所立案5243件,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监督3246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监督1997件。二是通过监督案件质量普遍得到提高。不捕率明显下降、捕后撤案明显减少、捕后作无罪处理明显减少、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三是各试点院在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方面加强了长效机制建设。一些试点地区在省级层面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如吉林省院制定了《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情况监督工作制度》、《侦查监督联络员工作制度》、《适时介入、提前协商案件的范围》等多项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机制"的要求,高检院于2016年初,在内蒙古等9个省部署了开展刑事拘留适用问题专题调研,并先后派员赴湖北、四川、重庆、广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2016年10月18日,高检院侦监厅根据前期调研发现的刑事拘留底数不明,适用不规范甚至违法适用等问题,下发《开展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专项监督调研工作通知》,要求河北、内蒙古等省侦查监督部门以问题为导向,认真组织开展好调研工作。目前,浙江等省级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共同制定加强刑事拘留监督工作的规定。下一步,侦监厅将进一步总结、摸清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以及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开展专项检查监督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高检院还不断加强侦查措施的现代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加强与侦查机关网上信息系统的衔接,用好远程视频讯问系统,强化同步监督,动态监督。2016年6月,高检院下发《关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山西等9个省份开展推广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各试点地区平台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实现了逮捕案件侦查活动监督全覆盖,工作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侦查活动监督效果显著增强,提高了侦查活动监督能力。
为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的程序,2016年检察机关又启动了《侦查活动监督指引》的编纂工作,并提出了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即建立从监督线索受理、立案、调查核实、实施监督、跟踪反馈、复议复核到结案的完整流程。《指引》以司法实践中信息知情难、调查核实难、纠正处理难的“三难问题"为导向,通过“线索发现、调查核实、审查认定和处理"等各个环节,进一步体现了“案件化"和规范化,使侦查监督工作有章可循。目前,该《指引》已进入最后的审订环节,《指引》的完成将更有利于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指导。
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和探索,检察机关在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方面做了不少的有益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还存在监督难的问题。您的建议十分重要,为解决检察机关监督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许多都是针对检察机关“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及怎样确保监督的效果"的,如建议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召开调查庭,有权提出惩戒;建议建立拘留备案制度,将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一款增加“拘留决定后三日内将拘留证的副本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98条增加“赋予检察机关宣告违法侦查行为无效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容等等。鉴于这些内容涉及检警双方,涉及刑事诉讼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适时提出修改建议,以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权,保证监督力度,确保监督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02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02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订和深化执行〈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专章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章相关立法条文的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向立法部门反映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关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增加由出租人自行处置方式确定租赁物价值的规定的建议,我们将通过调研及时论证完善的具体方式。
一、关于出租人取回租赁物与主张赔偿损失是分别基于物权和债权而提出的不同主张,不存在抵偿关系的问题。从立法的体系角度看,根据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章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第七百五十二条)、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第七百五十三条)、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第七百五十四条)等情形下,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您在建议中关注的问题,我们主要分析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构成根本违约,出租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请求支付全部剩余未付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时,因租赁物的归属不同,可能产生的不同法律后果。如果出租人选择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未付租金、其他费用和损失(未付租金占有的利息损失等)的,并不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的清算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出租人可以在诉讼中主张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受偿,也可以请求参照“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受偿。拍卖、变卖租赁物发挥的是担保功能。租赁物已经登记的,出租人享有优先权,租赁物未登记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如果出租人选择请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出租人收回租赁物的法律后果会因为租赁物归属不同而有所区别。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章分别规定了租赁物归属出租人或者承租人的不同情形。一是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支付象征性价款时视为约定的租金义务履行完毕后租赁物归承租人。二是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下认定租赁物归出租人。
进一步而言,当事人约定租赁物归承租人的情况下,应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适用清算规则,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合同约定应付租金、其他费用包括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与承租人已支付租金、租赁物残值之间是否存在差额。如果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残值大于承租人欠付租金、其他费用包括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承租人有权向出租人主张返还剩余部分价值;如果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残值等于承租人欠付租金、其他费用包括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出租人不再予以返还;如果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残值小于承租人欠付租金、其他费用包括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承租人还需要向出租人继续承担差额补足的责任。
在合同约定承租人享有留购选择权的情况下,虽然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租赁物的归属,但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九条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出了解释和补充,承租人享有留购选择权视为约定的租金义务履行完毕后租赁物归承租人。然而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承租人行使留购选择权的条件不具备,则应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租赁物归属约定不明确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此时,因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承租人返还租赁物是出租人行使物上返还请求权的结果,租赁物并不具有担保功能,并不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清算规则。
二、关于承租人已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的判断标准难以认定和操作的问题。如上所述,在合同约定租赁物归承租人的情况下,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只要符合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进而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适用清算规则。“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的规定并非限制出租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出租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在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时,如果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残值大于承租人欠付租金、其他费用包括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的,承租人有权向出租人主张返还抵扣的剩余部分价值。
三、关于收回租赁物的价值应考虑到可变现价值,而非简单机械地进行租赁物价值评估,否则极易造成不公平的问题。如建议中所说,出租人的本意并非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而是要回收融资款并取得相应的利息,但由于承租人已不能继续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了,为了保障出租人的利益,出租人不仅有权主张承租人承担剩余未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部分的损失,还有权通过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残值来弥补自身的损失。出租人一旦选择收回租赁物,则要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租赁物担保功能的清算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租赁物价值确定的机制:融资租赁合同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融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来确定;如果根据前述方法仍难以确定,或者当事人认为依照前述方法确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评估确定,而并非直接引入评估机构对租赁物进行价值评估。
至于能否以租赁物实际市场变现价值作为租赁物价值的确定依据,即能否采取建议中所说的参照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以“出卖的合理价格"为准确定标的物价值的做法。这涉及出租人能否自力取回租赁物并向第三人转卖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第六百四十三条规定,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当事人可以协商取回标的物。从实践情况看,出卖人不能通过协商一致取回标的物,往往是因为买受人已经支付了大部分价款,且标的物的价值又超过了买受人欠付的价款及其他费用,买受人担心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自己无力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三条进行回赎,而出卖人又不能以合理价格转卖标的物并将超出欠付价款及其他费用的部分返还买受人,将导致买受人的利益受损。因此,民法典一方面允许当事人通过非诉程序实现担保物权,另一方面也允许出卖人通过诉讼程序取回标的物。而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明确了收回租赁物的前提是解除合同,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是只有在承租人严重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前提下,出租人才能行使取回权,并且是充分考虑到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租赁物使用价值的发挥。在当事人无法就合同解除和租赁物收回达成一致意见时,出租人可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在执行程序中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确定租赁物价值,或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而不提倡出租人在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形下,采取自力取回的方式。
四、关于统一租赁物所有权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执行标准,依法保护出租人所有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当时的法律、法规尚没有规定法定的融资租赁登记机构,但实践中,国内已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开发运行的融资租赁登记系统以及商务部开发建设的融资租赁业务登记系统,许多租赁公司以及商业银行通过前述系统的登记、查询,作为保证其租赁物权利的重要支撑。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九条也专门对第三人不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作出列举式规定,较为全面地弥补了立法不足,从满足行业急需,引导市场行为的角度出发,对征信中心的融资租赁登记予以认可,有效促进了整个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为配合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修改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其中第35条将融资租赁纳入到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形式。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并对纳入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范围的担保类型、登记系统、统一登记制度等规范的制定主体等作出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进行租赁登记以及登记机构、登记程序均已明确。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已经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今后,融资租赁交易的登记有着统一的平台,司法裁判中判断租赁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适用标准也是统一的。
关于实践中的机动车租赁市场中出现的机动车所有权属于出租人但租赁物登记在承租人名下的问题。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所指“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是指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必须登记才能取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在交易时,负有审查出卖人是否享有处分租赁物权利的义务,租赁物已在法定的登记平台进行登记的前提下,第三人未对租赁物的权属状况进行查询,不应认定为善意。但是在机动车融资租赁业务当中,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权利主张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形下:一是承租人与第三人发生机动车买卖的真实交易,由于机动车登记在承租人名下,第三人的权益应当予以保护。融资租赁公司明知机动车的登记管理制度与出租人所有权冲突可能产生的风险,仍然开展相关的租赁业务,对此,法律并不能例外作出保护;二是承租人的债权人对承租人名下的租赁物申请强制执行,出租人以其系真实所有权人或者抵押权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实践中,出租人通常会通过办理抵押登记方式对租赁物设定抵押权。如果对租赁物办理了融资租赁(抵押)登记的,是能够对抗保全、执行措施的;如果对租赁物未办理融资租赁(抵押)登记,人民法院基于承租人的债权人的申请对租赁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出租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不应予以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观点仅是我们初步的看法,供您参考。我们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遴选指导案例等方式发挥对下指导作用,积极推动金融审判会议纪要出台以进一步完善裁判规则,在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司法解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远航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请示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远航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请示案的答复
(2008年12月20日 (2018)民三他字第12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7)陕民三终字第68号《关于深圳市远航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侵犯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联系,以及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进行判断。至于你院请示案件中所涉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网络游戏软件使用和网络游戏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具体情形,作出认定。
二、对于在一定地域内的相关公众中约定俗成的扑克游戏名称,如果当事人不是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使用,只是将其用作反映该类游戏内容、特点等的游戏名称,可以认定为正当使用。你院请示案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否属于上述情形,请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作出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83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83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案例审判指导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性、不平衡性,以及成文法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社会反映强烈。自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即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促进同案同判的建议和提案。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审判责任制,要求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对于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伴随着审判权力的下放,“司法尺度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更为凸显,成为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实现裁判标准统一的认识和观点,我们表示赞同。
事实上,在人民司法制度建立初期,人民法院就十分重视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用案例指导审判工作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案例指导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是党的文献首次对案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案例指导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正式确立。2011年12月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至今已陆续发布16批87个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和运用,对于统一裁判标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都发挥了积极明显的作用,真正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落到实处。
一、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工作机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负责指导性案例的推荐、审查等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辖区内指导性案例的推荐、调研、监督等工作。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并指定专人负责案例指导工作。另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案例,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提出推荐建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61号)第九条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目前,北京、重庆、四川、辽宁、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高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和完善了参考性案例发布制度,对于指导辖区内审判业务工作、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发挥了积极和显著的作用。另外,全国各中级人民法院也普遍采取编发典型案例的形式,以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业务工作。人民法院已逐步形成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以参考性案例为基础、以其他典型案例为补充的案例指导工作体系。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案例发现、编选、推荐和审查机制初步形成,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及其他典型案例发布步入常态化轨道,其运用机制逐步明确,案例指导制度对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作用和效果日益明显。
二、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上述规定的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指导性案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理由引述。并且对于控诉辩各方引述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予以回应,在裁判理由部分说明是否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上述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的明确,强化了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促进了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指导性案例的运用,对规范法官裁量权、统一裁判标准具有积极作用。
三、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考评机制
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案例指导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规定给予奖励。"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案例指导工作绩效考评暂行办法》,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单位推荐、审查指导性案例评分标准,有力地促进了案例指导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案例指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指导案例入选证书颁发办法》,规定对取得指导性案例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建立了相应的案例指导工作考评激励机制,如立功受奖、绩效加分,或作为进入法官员额考评依据等,极大地激发了法官参与案例指导工作的积极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指导性案例推选方面的考评激励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方面的评估、考核机制相对薄弱。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深入调查研究,探索依托案例库大数据平台,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案例参照适用评估的方案。
四、关于通过案例运用实现情理法的融合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其目的是统一法律适用,实现类案同判,本质上是在现有司法功能框架下的一种法律适用活动,以遵循现行法律为前提。指导性案例的实质是总结审判经验并讨论决定如何统一裁判标准和提高审判质效等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目的是使抽象的法律规则和概念进入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层面,其作用在于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因此,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参照适用要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情理法,正确地“解释"法律,以适应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经过严谨规范的遴选和审查机制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应当说基本符合上述要求,一定范围内解决了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促进了裁判标准的统一和公正司法。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审判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案例,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或者机械司法,作出的裁判不合乎事理人情,违背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对于这种情况的案例,确实有必要予以重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审判警示指导,防范和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司法案例对司法活动影响的持续深化,社会公众对案例指导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期待。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通过各种措施,不断完善案例指导的工作机制、运行机制和考评机制,并借助智慧型法院的飞速发展,加快司法案例库大数据平台建设,为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和社会各界查阅、检索、使用案例资源提供便利。由此,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体系必将不断丰富完善,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的司法案例遴选、参照适用、学习研究、教育普法等工作也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6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6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4月26日)
典型案例之一
湖北张伟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被告人张伟(无业人员)为非法牟利,在未取得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的情况下,在湖北省汉川市仙女街道办事处徐家口村租赁的一民房内,进行假冒“飘柔”“海飞丝”“潘婷”洗发露和“玉兰油”多效修护霜的生产和销售。2015年11月12日,汉川市工商局现场查获成品假冒“飘柔”“海飞丝”“潘婷”洗发露和“玉兰油”多效修护霜共计5300余瓶,查获印有假冒“飘柔”“海飞丝”“潘婷”商标标识的空瓶及纸箱共计2.8万余个。经鉴定,上述涉案成品洗发露、修护霜价值共计人民币29万余元;上述涉案空瓶、纸箱上的标识与“飘柔”“海飞丝”“潘婷”“玉兰油”注册商标完全相同。
二、诉讼过程
2016年1月8日,汉川市检察院通过“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发现本案后,侦查监督部门派员迅速前往汉川市工商局了解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举报人多次反映张伟的行为系侵权违法行为,汉川市工商局虽然及时查处,但因张伟在查处当天潜逃而没有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汉川市检察院通过调取案件材料、核实证据、走访相关执法人员后发现,该案符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系一起典型的刑事案件。
为了防止行政执法机关降格处理,2016年1月11日,汉川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向市工商局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汉川市工商局收到建议函后于次日将该案移送汉川市公安局。汉川市公安局没有在《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规定时间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1月18日,汉川市检察院向汉川市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该局没有按要求书面回复不予立案理由。2016年3月8日,汉川市检察院发出《通知立案书》通知汉川市公安局立案侦查。3月11日,汉川市公安局以张伟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其立案侦查,并于同年7月7日将犯罪嫌疑人张伟抓获归案。
2016年8月9日,汉川市检察院以张伟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16年11月3日,汉川市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被告人张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的成功监督,严厉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促进了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执法,增强了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配合,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汉川市检察院的做法值得借鉴:
一是发挥平台功能,挖掘监督线索。汉川市检察院充分利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通过线上发现与线下调查相结合,成功发现并监督本案,有效防止了行政机关对该案以罚代刑和“降格处理”。
二是依法开展监督,督促规范执法。针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汉川市检察院在监督过程中多次与公安机关协商无果,遂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立案书,有力地促进了公安机关的规范执法。
三是强化跟踪监督,注重监督实效。本案中,检察机关既对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案件和公安机关受理案件进行同步有效监督,又适时介入侦查并始终跟踪监督,没有因公安机关作出立案决定而终结监督程序。检察机关就如何取证指控犯罪,如何防止“人头搞错”,多次与侦查人员交换意见,列出详细的取证清单和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确保案件准确批捕、顺利起诉和依法判决,取得了良好效果。
典型案例之二
福建陈飞虎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被告人陈飞虎(原上海虎霸电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上海虎霸电池有限公司”名义租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一工业区房间作为生产车间,从江苏省等地购进光身电池(无任何商标电池),组织工人贴标生产、包装假冒南孚“聚能环”电池,并雇用被告人程航静(上海虎霸电池有限公司职工)负责生产工作,雇用被告人李永寿(上海虎霸电池有限公司职工)驾驶货车接收原材料、发送成品假冒南孚“聚能环”电池给全国各地客户,共计销售金额22万余元。同时,陈飞虎还通过其经营的位于合肥市瑶海区长江批发市场内的“虎霸电池”店销售他人生产的假冒“南孚电池”,销售金额19万余元。
2013年9月起,陈飞虎持伪造的南孚公司证明文件与被告人曹结渝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安庆市龙珠包装有限公司共谋,印刷假冒“南孚电池”标纸。陈飞虎指派公司技术人员到龙珠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并监督生产。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龙珠公司共生产并销售给陈飞虎假冒“南孚电池”标纸约1000万张。陈飞虎再以每1万张280元销售给河南省新乡市的客户,共计销售假冒“南孚电池”标纸约300万张。
二、诉讼过程
2015年11月9日,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陈飞虎、李永寿等人立案侦查。同年11月11日对上述人员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对陈飞虎、李永寿等人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批准逮捕。2016年6月29日,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对陈飞虎等6人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8日,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判决被告人陈飞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36万元;其他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零八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罚金。上述判决已于2016年12月19日生效。
三、评析意见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系国内知名企业,其所拥有的“聚能环”注册商标为公众广泛知晓。本案被告人生产、销售假冒南孚“聚能环”电池及标纸,涉及多个省份,涉案人员多,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并已形成跨省生产、销售、购买的“一条龙”犯罪链条。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准确适用法律,积极引导取证,强化检察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审查逮捕阶段,在依法从快从严批捕的同时,针对尚未查清的裴振新等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事实,发出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对侦查机关将陈飞虎、李永寿共同实施犯罪却分别立案侦查的做法予以口头纠正。在审查起诉阶段,全面厘清了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和涉案金额,特别是细致审查全案犯罪行为后,认为陈飞虎还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依法予以追加起诉,不遗漏一起犯罪事实,确保准确适用法律。检察机关在此案中的充分履职,确保了准确及时全面追诉犯罪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案例之三
上海沈澄、黄如伟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3年初,被告人沈澄、黄如伟等人出资注册设立狂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狂人公司,沈、黄二人为公司股东),租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幸福路777号闵杰楼六楼作为办公场所,并先后雇用朱振亚(狂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人,向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租用境外服务器,在全国多地开设、运营百余个互联网站,将从广东、福建等地采购的假冒LV、MK、NIKE等注册商标的商品向境外销售。案发后,经审计,自2013年初至2015年3月,狂人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通过国际支付结算平台收取的货款为840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15年4月1日,该案由上海市水上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水上公安局在狂人公司福建莆田的经营场所,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同年5月7日,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沈澄、黄如伟等人批准逮捕。10月23日,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将其中11名被告人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其间,虹口区检察院多次就本案的案件事实、证据标准、审计标准与杨浦区法院、审计事务所和计算机司法鉴定部门沟通、确认。2016年7月至9月,杨浦区法院先后对涉案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沈澄、黄如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和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980万元和900万元。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八个月至三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7万元至38万元不等。
三、评析意见
上海正在全力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亚太知识产权中心,上海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批捕、起诉等检察职责承担了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任务。虽然本案被告人均为福建人,但涉案公司开设境外网站所租用的服务器在上海,销售对象全部是境外人士,被侵权的品牌也均为国际知名品牌,对上海的经济秩序、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该案的成功办理维护了上海注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
该案作案手法新颖,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广泛,是近年来上海地区一起较为典型的借助互联网实施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本案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极强,导致案件办理难度大、取证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作案区域广。犯罪分子是通过开设网站向境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案公司为了躲避侦查,将公司各部门分开,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关停一个网站,开设新网站,防止被一网打尽,租用的服务器遍及全国各地。二是查获涉案物品难。涉案商品全部销往境外,致使难以获取犯罪原始物品。狂人公司有订单才进行订货,且负责进货、发货的渠道部设在狂人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以外,藏匿在租借的民房中,当狂人公司主要经营场所被公安机关查处后,渠道部立即从租借处退出,销毁具体货物证据。三是犯罪金额难以确定。狂人公司通过国际支付结算平台进入公司实际掌控的多个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货款结算,避开了公司账户,导致确定最终犯罪金额十分困难。
办案过程中,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案件,与上海水上公安局研判案件,确定打击范围,明确取证方向、固证要点及后期的移送程序,为案件的顺利办理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了准确认定本案犯罪金额,上海市检察机关整合技术部门、鉴定部门和审计部门的力量,通过对资金的走向,账户资金的使用情况综合分析明确个人账户与售假资金的关系,进而确定整个案件实际售假的犯罪金额。此外,本案开庭审理期间邀请了多名全国、上海市人大代表对案件庭审过程进行观摩评议,彰显了上海市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决心。
典型案例之四
山东刘飞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刘飞等人从河北省高阳县的毛巾加工作坊中定制假冒的金号牌和洁丽雅牌毛巾,以淘宝网和阿里巴巴网为平台,开设“晨旭纯棉毛巾商行”“纯棉大世界”等多家网店,销售假冒的金号牌和洁丽雅牌毛巾100余万条,涉案金额15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15年4月22日,山东金号织业有限公司到山东省茌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晨旭纯棉毛巾商行在淘宝网上大肆销售假冒金号牌毛巾,近30天的交易额就达5万余元。茌平县公安局于次日立案。2016年2月,茌平县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飞等人依法批准逮捕;7月22日,对刘飞等人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2016年11月,茌平县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其他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七个月至二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上述判决为生效判决。
三、评析意见
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这一新兴商务模式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因侵权假冒行为大量发生而备受社会诟病,加大打击网络售假力度势在必行。刘飞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系列案件,给“金号”“洁丽雅”等知名毛巾生产企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品牌价值损失严重。茌平县检察院在介入侦查时提出“上线下线同步查”的办案思路,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一举端掉5个相关生产作坊,有力地打击了制假售假犯罪活动,净化了网络市场,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是引导侦查取证,明确侦查方向。涉案犯罪团伙体系严密,上下游分工明确,假冒毛巾生产者、销售者、包装生产者均有涉及,制假、售假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茌平县检察院适时介入,立足“上线下线同步查”的办案思路,针对网络售假犯罪手段隐蔽、查处取证难度大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对生产假冒毛巾作坊及时勘查、拍照,并调取相关证据,巩固了犯罪嫌疑人制假、售假的证据链条;针对网店经营中“刷单”(用虚假的销售记录表示该商品的畅销)现象比较普遍、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调取发货单、网络交易记录等相关书证多方印证。该案最终成功侦办、顺利诉讼。
二是注重证据审查,严把案件质量。案件提请批捕后,多名犯罪嫌疑人辩解不知道其所销售的毛巾为假冒毛巾,茌平县检察院对该辩解充分重视,通过细致审查相关犯罪嫌疑人的进货渠道、进货价格、销售价格、供货商证言等证据,层层分析,环环相扣,综合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在难以回避的一系列客观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对销售假冒毛巾的事实供认不讳。
三是提出检察建议,服务企业发展。茌平县检察院办案中发现,相关生产者之所以大肆制假,除了利益驱动外,也存在“毛巾真假难辨、不易被发觉”等侥幸心理。针对此情况,茌平县检察院向有关企业提出升级防伪标识、畅通正品验证通道、建立网络销售授权制度等检察建议,被相关企业采纳,有效防范了制假售假的发生,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之五
广东罗开玉等人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深圳市久洲集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开玉以牟利为目的,于2014年4月11日以久洲公司的名义与无锡友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芯公司)签署协议,先后出资约40万元并提供和芯润德公司的正版9700USB网卡芯片,由友芯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振、研发技术部主管朱晓勇组织技术人员对正版9700USB网卡芯片(含上述固件程序软件)各层电路布局进行拍照,提取、分析数据信息,后将提取的代码数据、电路图等提交给和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舰公司),由其生产出芯片晶圆,再切割、封装为仿冒9700USB网卡芯片成品。截至2015年5月,和舰公司先后共生产了112片该假冒芯片晶圆交付给友芯公司,每片晶圆可制作成约6500个假冒芯片。徐振将首批5万个封装好的成品仿冒9700USB网卡芯片交付给罗开玉,罗将其中的3000个以每个4.5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罗开春(另案处理),其余芯片则由罗开玉自行委托他人对外销售。2015年6月4日,公安机关对罗开玉住址进行搜查,现场查扣仿冒网卡成品105个、半成品150个,网卡芯片6包等物。
经鉴定,和芯润德公司登记号为“2015SR003215”的软件著作权的软件源代码经编译生成的ROM数据与其型号为9700USB芯片的ROM数据相同,两者具有同一性。从被告人罗开玉处提取的芯片ROM层与和芯润德公司芯片的ROM层数据信息相似度99.998%,友芯公司的GDS文件中ROM层信息与和芯润德公司芯片的GDS文件中ROM层信息相似度为99.998%,均只有4位数据不同(共计有13万多个数据信息位置)。
二、诉讼过程
该案由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5年2月14日立案侦查。7月10日,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犯罪嫌疑人罗开玉批准逮捕。8月5日,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罪嫌疑人徐振,并在徐振配合下抓获犯罪嫌疑人朱晓勇,后对该两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2016年2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对该案三名被告人罗开玉、徐振、朱晓勇提起公诉。其间,犯罪嫌疑人徐振、朱晓勇赔偿被害单位损失,与被害单位达成和解。同年4月7日,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罗开玉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徐振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朱晓勇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上诉后,深圳市中级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判。
三、评析意见
该案犯罪行为是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一种新型手段,被侵犯对象是在集成电路芯片只读存贮介质ROM中固化的软件著作权,权利人将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程序复制在ROM上,从而实现芯片对外部数据的处理功能,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一起构成此种芯片的核心技术。犯罪嫌疑人无法直接通过对侵权对象程序进行复制获取程序代码达到复制目的,只能使用反向工程技术对正品芯片逐层拍照,提取、分析其中的数据信息,最终获取芯片的整个集成电路布图构造(包含已经固化其中的软件著作权)。
立案之初,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并就案件的定性、侦查方向提出合理化建议。该案中,权利人拥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芯片ROM固体软件程序著作权以及使用该芯片制成的网卡的驱动程序著作权三种权利。犯罪嫌疑人通过仿制芯片侵犯了正版芯片上承载的软件著作权,检察机关根据侵权链条中不同环节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主观认识特点,建议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该定性在审判阶段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侦查期间,检警紧密互动,在犯罪嫌疑人罗开玉到案后,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从友芯公司下游晶圆、封装生产商处提取到侵权芯片的原始生产数据;对罗开玉批准逮捕后,又针对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出具了较为详细的《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有效引导侦查取证,确保了案件后续顺利起诉、审判。案件的成功办理,体现了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对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保障单位和个人的研发热情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典型案例之六
河北霍国章销售侵权复制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5月,被告人霍国章(河北省保定市宏祥书刊发行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到河南郑州参加图书展销会,并从一刘姓男子手中购买了大量盗版图书,储存在其租用的保定市清苑区田各庄村某库房准备销售。同年6月16日被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日常工作检查中发现,共计查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教材全解》丛书8.1万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北斗地图》系列丛书1.7万余册,标价共计人民币270余万元。经河北省印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鉴定,上述图书均为非法出版物。
二、诉讼过程
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在接到该市扫黄打非办移交的案件线索后,经审查认为霍国章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遂指派侦查监督部门主动介入该案。2016年8月9日,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将该案移送保定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保定市公安局同日指定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公安分局管辖。2016年9月3日,霍国章被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分局抓获并刑事拘留。2016年9月14日,保定市莲池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霍国章。2016年12月6日,该案被起诉至莲池区法院。2016年12月15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国家版权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联合挂牌督办。保定市莲池区法院判决被告人霍国章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霍国章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典型案件,涉案盗版图书数量和金额特别巨大。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作用,强化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和协调配合,体现了检察机关打击侵权盗版犯罪的坚定决心,震慑了侵权盗版违法犯罪分子,为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和营造规范有序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为全社会诚信守法、崇尚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016年6月获悉该案线索后,保定市检察院根据《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工作办法》提前介入本案,指派侦查监督部门检察官主动与行政执法机关多次召开案件讨论会,指导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查获过程和调查笔录予以录音录像、对查获的非法出版物进行鉴定等方式固定证据,同时也建议公安机关提前介入、配合行动,并与公安机关就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审查标准、涉案金额的确定、法律的适用、案件的管辖等问题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为该案的成功侦破奠定了扎实基础。后在保定市检察院建议下,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将该案移送保定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侦查期间,保定市检察院又多次跟踪案件进展,引导侦查取证,指明侦查方向,最终法院对本案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取得了良好效果。
典型案例之七
北京何晨亮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被告人何晨亮、刘春刚、臧廷杰原系北京理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正公司)项目研发及管理人员。2011年5月至2014年间,被告人臧廷杰等人成立北京大成华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违反与理正公司的保密协议,使用其所掌握技术信息,向广州市艺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筑公司)等5家公司销售其研发的管理信息系统,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410余万元。经鉴定,艺筑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中当前使用的35个数据库表、10个存储过程/函数,7个源代码文件、1个源代码文件中的8个函数,以及从艺筑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中恢复的已被删除的10个数据库表、22个存储过程/函数与理正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对应的内容相同或实质相同。大成公司向其他公司销售的管理信息系统对应内容与理正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也存在部分相同或实质相同。上述理正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库表、存储过程/函数、源代码文件均不为公众所知悉,是非公知的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
二、诉讼过程
2012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接理正公司报案,后立案侦查。何晨亮于2014年7月3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刘春刚于2014年8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同年9月5日,二人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3月11日,臧廷杰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同年3月3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取保候审。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分别于2015年6月18日以何晨亮、刘春刚二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于2016年9月1日以臧廷杰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7月4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何晨亮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刘春刚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2016年7月15日,二人提出上诉,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2016年12月12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臧廷杰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零六个月,罚金10万元,并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工程勘察设计及工程管理行业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销售及实施。臧廷杰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上述判决均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系北京市首例涉及企业数据库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案件专业性强,被告人均具有专业背景和较高学历,反侦查能力强,被抓获后拒不认罪,取证难度大。为及时锁定案件关键证据,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提出的引导侦查意见被公安机关采纳,对大成公司的销售客户突袭调取证据,确保了案件质量。对于发现的原有非公知性鉴定意见部分涉及公知内容这一瑕疵证据,检察官通过多次走访鉴定机构、咨询专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后,主动申请其他机构重新鉴定,排除了有瑕疵的原鉴定意见,为准确认定犯罪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首先移送的何晨亮、刘春刚案件中,发现臧廷杰虽未直接参与产品研发,但其作为大成公司的负责人在犯罪中起着主要作用,及时固定了其参与共同犯罪的客观证据,依法对其追加起诉,确保案件公正审理。
在庭审阶段,针对被告人及律师提出的无罪辩解、意见,即大成公司销售的管理信息系统与理正公司对应内容相同或实质相同的技术信息占整个管理信息系统比例非常小,检察机关围绕具有同一性的技术信息的实质作用,充分论证这些技术信息均是理正公司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且系主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通过申请鉴定人员、证人出庭,展示大量客观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使被告人臧廷杰在庭审最后阶段认罪服法,最终被告人臧廷杰被法院判处了从业禁止令。案件成功办理后,被害单位送来锦旗感谢检察官的公正司法和专业敬业精神,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典型案例之八
南京科鲁斯压缩机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被害单位南京尚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爱公司)系一家生产空气压缩机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的中小型空气压缩机拥有系列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2012年至2014年间,被告单位南京科鲁斯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鲁斯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恒静为获取尚爱公司商业秘密,以高额利益收买该公司员工龚利方,被告人龚利方利用负责管理技术图纸的便利,多次秘密窃取尚爱公司83SH、09WM、09SH、35VZ等多款型号压缩机技术秘密图纸并拷贝至私人电脑。随后再通过QQ传输、U盘传递、打印等方式,将图纸交给被告人梁恒静。科鲁斯公司利用所窃取图纸,生产出“科鲁斯”牌K1、K2、K3、K4VZ等与尚爱公司系列产品对应型号多款空气压缩机,同时还利用尚爱公司原销售人员和渠道在市场上销售侵权产品,造成尚爱公司产品销量直线下降,直接损失120万余元,间接损失近千万元。
二、诉讼过程
本案于2014年7月22日由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立案,2015年6月30日移送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5年12月8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以被告单位科鲁斯公司、被告人梁恒静、龚利方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2月6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科鲁斯公司、梁恒静、龚利方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科鲁斯公司罚金40万元;被告人梁恒静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龚利方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单位)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侵犯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企业商业秘密的典型案件,对空气压缩机行业具有重大影响。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案件侦查,提出取证思路。检察机关针对公开专利与商业秘密的异同点、罪与非罪的争议点,结合机械制造业特点,提出生产同型号成熟稳定的机器产品仅有专利远远不够,必须要具有能实现专利及其他产品性能的更加详细具体的尺寸、参数、公差等商业秘密,进一步明确了专利技术结构公开不影响商业秘密认定的具体情形,为本案定性和搜集证据指明方向,也为后期起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强化核心证据的效力和证明力,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多次实地勘查,咨询专家学者和行业协会意见,在鉴定意见中补充明晰了如何区分专利与商业秘密的详细内容和依据。同时根据难以从被害人单方直接测算损失、难以测算获利的复杂情形,科学确定了以“被告人销售侵权产品数量×被害单位单个产品净利润”认定重大损失的方法。针对庭审期间被告人突然翻供、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突发情况,检察人员通过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建议法庭进行实物比对等方式有力举证、质证,法院最终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公诉意见,被告人也认罪服法,未提出上诉。案件的成功办理,体现出检察机关在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有力保护了企业的知识产权成果,保障了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
典型案例之九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商标权纠纷申请支持起诉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现市面上多家个体经营的门店内销售假冒“迅达”注册商标的燃气灶。工商部门在抽查时也曾发现“迅达”牌燃气灶不合格,联系迅达公司鉴定后发现是“山寨”产品。迅达公司委托律师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到各家贩假店铺内购买了带有“迅达”商标字样的灶具,并邀请公证员进行了全程记录及相关证据保全。所购灶具经仪器扫描鉴定,无迅达公司防伪条形码显示,属于假冒产品。之后,迅达公司以多家商铺大肆销售假冒迅达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侵犯迅达公司商标权、损害迅达公司品牌声誉、影响迅达正品在市场上销售,给迅达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由,向长沙市中级法院提起一系列诉讼,并于2016年11月29日分别向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二、诉讼过程
检察机关受理该系列案件后,迅速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并分析该案是否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经审查,迅达公司在被告的多家个体经营的门面中购买的燃气灶经鉴定属于假冒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三)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从上述规定可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包括以下因素:商品的相同或类似;商标的相同或类似;混淆的可能性。本案中,首先,被控侵权商品为燃气灶,与迅达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中的厨房炉灶属于相同商品。其次,被控侵权商品上的“迅达”标识与迅达公司注册商标均构成近似的商标标识。再者,迅达公司的商标为较多公众所知悉,在厨房炉灶商品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被控侵权商品上突出使用的“迅达”标识足以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来源于商标权利人即迅达公司,从而引起混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这些经营者的销售行为已构成对迅达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由于假冒的“迅达”燃气灶缺乏自动熄火等保护装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且销售假冒商品的店铺较多,涉及面广,消费群体具有不特定性,对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关于使用缺乏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造成消费者受伤的事例层出不穷,频繁见诸报端。因此,检察机关支持迅达公司起诉具有公益性和代表性,长沙市检察院、天心区检察院、岳麓区检察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分别对上述共计35件侵害商标权的案件向长沙市中级法院、天心区法院、岳麓区法院提出支持起诉,其中长沙市检察院支持起诉30件。在支持起诉的同时,长沙市检察院民行处承办人员积极与长沙市中级法院审理该案的民五庭负责人及承办法官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案件审理进度和其他相关情况,并指导迅达公司代理律师进一步收集和充实相关证据,确保案件审判效果。
目前35件案件中,已经有8件被长沙市中级法院采纳支持起诉意见,均判决支持了迅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中有3件已经生效;另有7件案件的被告已在庭审过程中与迅达公司达成和解(其中在中级法院达成和解的4件),迅达公司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其余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长沙地区两级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
一是关注社会公益及民生保障,积极探索支持起诉案件办理机制。首先,在确定案件类型方面,长沙市检察院民行处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范围具体归纳为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公害、产品质量公害、劳动者群体讨薪等几个类型,并在办案中重点关注上述类型案件,以便发现相关线索。其次,在拓展案件线索方面,长沙市检察院民行处通过向律师事务所发送联系函、邀请律师座谈等方式,宣传民行检察部门支持起诉等职能,以便其在代理相关诉讼案件中寻求支持和帮助。本案就是迅达公司代理律师了解到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主动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的,也为市级检察院开展支持起诉工作提供了司法实践案例。
二是在办案中重点审查鉴别“公益”及“私权”界限,牢牢把握支持起诉的公益性及检察监督的居中性。本案表面上是商事主体对自身商标专用权的维权纠纷,属于普通民事诉讼领域;即使有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购买者起诉维权,也仍然属于私权领域,检察机关不宜主动介入。但通过对本案案情进行分析,本案不仅涉及个体的商标权保护、财产权保护或人身权保护,还涉及到产品质量安全和众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由于售假店铺多、波及面广、影响恶劣,除了对已经购买假冒产品的人造成实际损失之外,还存在着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风险,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监督的公益性,符合检察机关监督的条件。该案在办理过程中,长沙市检察院民行处充分发挥公益保护领域的检察职能,会同代理律师分析案情,对被告身份及侵权事实认定方面可能存在的证据缺陷进一步补足和充实,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法律支持。同时,与法院承办法官及庭室负责人充分沟通协调,及时了解案件的审理、和解及判决情况,督促法院快审快结,确保支持起诉意见能够获得法院采纳,确保案件办理的公益效果。
三是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办案效果突出。迅达商标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多年来在市场上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占有率。迅达公司一直受到假冒产品的侵害,近几年来,涉及迅达商标的侵权案件层出不穷,每年都有几十起,其中2016年一年就有70起,维权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巨大,个体维权势单力薄,而制假售假却屡禁不止。在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后,对驰名商标的维护、对假冒产品的打击力度、对同类诉讼的监督力度均得到极大的加强。本系列案部分案件在检察机关发出支持起诉书后当月开庭并审结,均获得法院采纳。在办案同时,通过新闻报道、报纸刊登及互联网新媒体等多个平台,介绍本案办理情况,推广民行检察部门职能宣传,扩大案件办理的社会影响力,引导类似受害者积极维权,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企业科技创新无后顾之忧。
典型案例之十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与董超侵害商标权纠纷执行监督案
一、案件事实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是“珍视明”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该商标为驰名商标。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维权人员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董仁堂大药房购买了包括“深圳康盛珍视明眼药水”在内的五种药品。涉案药品瓶及外包装盒上“珍视明”标识明显突出,没有注册商标标识,外包装盒标识生产商为深圳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而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并未授权深圳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带有“珍视明”标识的产品,董超系董仁堂大药房的经营者。2014年11月17日,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将董超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至枣庄市中级法院。2015年1月27日,枣庄市中级法院作出(2014)枣知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董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一审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董超拒不履行法定义务。2015年12月9日,申请执行人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向枣庄市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执行董超赔偿经济损失等费用32150元。2016年1月8日,枣庄市中级法院指定枣庄市山亭区法院执行本案。
二、监督过程
2016年1月22日,山亭区法院对本案进行立案执行,法院未按法律规定执结。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2016年12月20日,山亭区检察院向山亭区法院发出山检民(行)执监〔2016〕37040600006号检察建议书,认为山亭区法院超过6个月未对本案执行结案,也未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中止执行或延长执行期限等程序,存在违法情形,建议法院依法对本案办理,尽快执行结案或者完善办理相关法定程序。山亭区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半月内执结本案,并函复山亭区检察院。
三、评析意见
近年来,法院系统内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破解“执行难”问题切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实践中,“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有效解决。本案中,被执行人董超系董仁堂大药房的经营者,在诉讼以及执行过程中,其药房正常经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和可供执行的财产。山亭区法院执行期限内一直未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且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正当事由,损害了申请人合法权益,存在怠于执行的违法情形。山亭区检察院向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采取执行措施,早日执结该案。随后通过与法院的沟通协调,督促法院及时将案款过付给了申请人。本案的办理,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申请人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有力震慑了侵害商标权的违法经营者。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个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个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5日)
目录
1.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洪湖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2.湖南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洞庭湖下塞湖非法矮围破坏湿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
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13人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4.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5.河南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诉洛阳市吉利区H养殖专业合作社、关某某、河南省国有M林场破坏湿地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6.吉林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莫莫格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7.山东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大河东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8.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保护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整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法养殖行政公益诉讼案
10.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督促整治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侵占长江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12.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红树林湿地公园违法养殖行政公益诉讼案
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洪湖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际重要湿地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确认违法
【要旨】
行政公益诉讼既可以督促适格行政机关对损害公益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直至受损公共利益得到完全保护,还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明晰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定纷止争,促进依法行政。对省级人民政府决定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机械理解条文,使得已经被赋予的法定职责无法落到实处。
【基本案情】
湖北省洪湖市云雾湖M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公司)于1998年在洪湖自然保护区内筑低矮围埂用于水产养殖,承包、围垦水面面积3827.84亩。2000年,该公司在围埂上架设了水泥杆和铁丝围网,后在保护区内四湖总干渠南堤堤段上建设一栋约50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2014年至2016年,该公司又在洪湖水面架设2000余平方米玻璃栈道、长廊,修建水上高尔夫、垂钓亭等旅游休闲娱乐设施。与M公司同一法定代表人的云雾湖休闲农庄以上述房屋和设施从事旅游经营,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直接向湖中排放。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洪湖市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后,上报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荆州市院)。2019年10月18日,荆州市院就该问题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2019年10月21日,荆州市院向湖北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洪湖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M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同年12月12日,洪湖管理局回复称:一是检察建议书反映的事实客观存在;二是对云雾湖休闲农庄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确实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现已督促该农庄停止旅游经营活动;三是违建宾馆位于水利部门管理的堤防之上;四是餐饮及生活污水直接向洪湖排放,玻璃栈道、筑坝拦汊虽在保护区范围内,但该局不是适格行政执法主体;五是已经通报和移交洪湖市人民政府,目前整改工作正在推进。
2019年12月,洪湖市人民政府以其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荆州市人民政府发函,请求协调整改。2020年1月9日,荆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M公司问题整改专题会议,洪湖市政府、洪湖管理局和荆州市院派员参会,会议责成由洪湖市人民政府牵头、洪湖管理局配合共同制定整改方案。2020年1月16日,洪湖市人民政府、洪湖管理局共同拟定《洪湖云雾湖休闲农庄违规建设等问题整改方案》报荆州市人民政府,明确在2020年6月底前完成全部整改工作。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改工作延期。
【诉讼过程】
截至2020年10月,除旅游被督促停止外,其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整改。荆州市院商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交由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异地管辖,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公安县院)于2020年10月10日依法对洪湖管理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洪湖管理局对M公司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法定监督管理权限。公安县人民法院认为,洪湖管理局是荆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2006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由其在洪湖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相对集中行使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野生动物、植物保护,渔政管理、船检港监管理,旅游管理,航运管理等五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上述条例设定的行政处罚以及赋予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限均在洪湖管理局相对集中行使的处罚权限之内,因此洪湖管理局对M公司的违法行为具有实施行政处罚,以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的法定职权。
鉴于在本案审理期间,M公司和洪湖市沙口镇政府签订了退垸还湖协议,围埂、水泥杆和铁丝围网、玻璃栈道、长廊、水上高尔夫等设施均被拆除,被分割的水面已与保护区水域连成一片;违规建设的房屋被依法没收,M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整改到位。公益诉讼起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洪湖管理局未对M公司违法行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法,2021年4月7日,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洪湖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洪湖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保护区,其生态地位不言而喻。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常常出现职责交叉、权限不明的情况,再加上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建立、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带来的不适应,导致监管容易出现真空。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厘清了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明确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和违法行为,为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合法合理开展退垸还湖工作提供了法治支撑,助力解决久拖不决影响大的疑难问题,洪湖再现“春涨一篙添水面”的美景。
湖南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洞庭湖下塞湖非法矮围破坏湿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际重要湿地 非法矮围 跨流域 一体化办案
【要旨】
针对严重破坏湿地生态环境资源的跨流域跨区划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实行一体化办案,进行“一案三查”,通过圆桌会议、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同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公诉和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基本案情】
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岳阳市湘阴县的下塞湖,地处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交汇处,全域范围均为湖泊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洞庭湖的组成部分。夏某某自2002年开始在下塞湖湿地保护区域内违法修建矮围,形成了面积约为2.7万亩封闭性湖泊,违法从事捕捞、养殖、耕种等生产经营活动。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沅江、湘阴两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施部分拆围,拆围费用全部由沅江、湘阴两地政府垫付或直接支付给夏某某。2018年6月底,下塞湖矮围全部拆除,但下塞湖的湿地生态环境资源未修复,政府垫付的拆围费用以及已被夏某某领取的拆围资金尚未追回。另查明,夏某某未经许可组织夏某泉等人在下塞湖湿地保护区域,于2016年6月至11月与李某等6人从事非法采砂,于2014年至2018年8月采取矮围、赶网和电捕等禁止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影响了洞庭湖湿地和河道地形地貌、岸带稳定性、水文情势和水生生物,破坏了鱼类产卵场的生态环境资源,造成了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受损以及水生生物与渔业资源损失。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对本案挂牌督办。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成立专案组,坚持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由益阳、岳阳市县两级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先行全面调取了夏某某违法修建矮围破坏湿地生态环境以及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等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6月19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沅江市水务局立案调查,同年7月19日,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益阳市院)分别对沅江市林业局、沅江市财政局立案调查。同年9月4日,两级检察机关分别向三个行政机关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沅江市水务局依法向夏某某追偿应由其承担的矮围拆围费用,责令其限期修复被围垦湖泊生态环境;建议沅江市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修复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议沅江市财政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回拆围费用。2018年6月28日,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并于同年9月4日分别向湘阴县水产局、湘阴县林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湘阴县水产局依法追回400万元拆围费用;建议湘阴县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修复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并按期回复。沅江市林业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在夏某某拒绝履行后代为履行,通过人工修复和自然修复完成了湿地生态修复。沅江市财政局督促市水务局协助追回夏某某非法占有的财政资金。沅江市水务局要求夏某某偿付矮围拆围费用1043.0837万元。湘阴县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赔偿损失,并在夏某某拒绝履行后代为履行。湘阴县水务局通过诉讼等方式追回夏某某已领取的矮围拆除费用400万元。
【诉讼过程】
2019年7月,益阳检察机关对夏某某等人提起刑事公诉。法院最终判决夏某某等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罪。
2019年3月26日,益阳市院对夏某某等人非法采砂案、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无适格主体起诉。湖南省院派员全程参与案件办理,结合采砂船不同获利金额、不同或交叉的参与人员,认定不同违法行为人在共同侵权中的责任份额,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湿地等资源受损情况、修复费用进行鉴定。同年9月12日,益阳市院分别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夏某某等15人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生态环境连带赔偿873.579万元;诉请判令夏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直接渔业经济损失、修复渔业资源费用共计3379.6万元。2020年6月8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根据检察机关诉请金额、范围承担相应费用。非法采矿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被告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办案过程中,湖南省院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在全省部署开展“江河湖泊非法矮围”检察专项监督活动,共立案82件,发出检察建议82件,督促拆除非法网围、矮围16897.9米,清理网箱353910平方米,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典型意义】
洞庭湖是“长江之肾”,是重要的国际湿地湖泊,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本案中,湖南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把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始终,整合四级院办案力量,采取最高检督办指导、省院统筹协调把关、市院办案主导、基层院协助调查的一体化办案模式,充分运用“一案三查”机制,通过办理刑事、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诉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并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推动洞庭湖流域湿地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的系统治理。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13人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国际重要湿地 非法狩猎 生物多样性
【要旨】
针对破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在追究资源破坏者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环境的有效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初至10月下旬,李某某等13人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扎龙保护区)内及周边,投放高毒农药“呋喃丹”猎杀包括斑嘴鸭、琵嘴鸭在内的鸟类22种,共计5000余只。经东北林业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被猎捕的鸟类均属于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李某某等人非法狩猎的行为,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平衡,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调查和诉讼】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沙区院”)在办理相关刑事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在加大违法行为惩治力度的同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于2019年3月25日决定立案并在《检察日报》发布公告。龙沙区院在办案过程中,积极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司法鉴定机构沟通协作,重点围绕犯罪数量、损害后果、修复费用等方面收集固定证据。委托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扎龙保护区管理局)出具专业意见,综合生态环境损害程度、修复难易度、行政主管机关意见、非法狩猎者获利数额等具体情况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2019年5月23日,龙沙区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某等13人承担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00960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2019年7月3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省、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市级各有关部门及当地居民、被告人家属等170余人参加旁听。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龙沙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李某某等13人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刑期,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判决生效后,李某某等13人当庭赔礼道歉,赔偿了判决确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扎龙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当地森林公安局对被捕杀的野生鸟类进行了集中无害化处理。
龙沙区院以办案为契机,针对扎龙保护区周围部分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法治意识不足的问题,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主体责任,一方面重回案发地,动员已刑满释放的非法狩猎人员向村民现身说法,并制作宣传手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以该案为素材拍摄《守护,这生生不息的希望》法治宣传片,让公众在了解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湿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2022年8月1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庆市,江苏省盐城市三地检察机关建立生态检察区域协作机制,并会同扎龙保护区管理局、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签订《关于加强生态检察区域协作服务和保障扎龙、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推进跨区域生态保护联盟建设,加大生态司法保护力度。
【典型意义】
扎龙湿地是亚洲第一湿地,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和丹顶鹤繁殖地,以鹤类、鸟类等为主的重要珍稀水禽分布区,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水质、降解污染、蓄水防洪、补给地下水、调节区域的水量平衡、防止自然力侵蚀等功能。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让违法者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通过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案说法、建立协作机制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环保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效服务和有力保障。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河口湿地 围堰养殖 海洋生态保护 系统治理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仅采取部分整改措施而没有实质性执行,导致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及时修复受损的湿地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河口湿地保护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湾内湾,保护区内包括涂滩、水域、林地等,总面积达7008.84公顷。渔民柯某某在未取得使用海域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保护区核心区内围堰养殖,养殖面积达14.79亩。2018年3月,泉州市丰泽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以下简称丰泽区农水局)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柯某某立即停止无证用海、违法养殖的行为。截至2018年6月,河口湿地保护区内围堰养殖违法行为仍未被纠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丰泽区院)在开展“强化湿地保护”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遂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经调查核实,丰泽区农水局作为河口湿地保护区丰泽辖区的行政主管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致使涉案海域湿地生态环境受到侵害。2018年7月10日,丰泽区院向丰泽区农水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对违法行为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依法查处。该局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书面回复称:2018年3月22日、8月13日已向柯某某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限期退出无证养殖的通知》;现已完成鱼塘面积测量,发布退出养殖公告并制定出台补偿方案。2018年12月,检察机关在跟进调查中发现,柯某某围堰养殖违法行为依然存在,受损海域仍未恢复原状,湿地生态损害状态仍在持续。
【诉讼过程】
2018年12月13日,丰泽区院向丰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丰泽区农水局依法全面履行对14.79亩海域被非法占用的监管职责。2019年2月19日,丰泽区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发现涉案鱼塘三面土石结构的围堰尚未拆除,水面上部分养殖设备仍存在,未恢复海域原状。2019年3月7日,丰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丰泽区农水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柯某某围堰得以全部拆除,受损海域恢复原状。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丰泽区政府开展专项行动,出台《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养殖渔池清退补偿方案》,促成239户渔民获得海域补偿款,清退562宗围堰养殖,退还侵占的保护区湿地1399多亩,湿地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泉州市院)坚持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组织泉州沿海岸7个基层检察院共同成立“护卫泉州海岸线检察联盟”,推出“破坏沙滩岸线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湿地保护”等七个联动活动,合力构建海洋生态立体联动的司法保护体系。截至2022年10月,环河口湿地保护区检察机关共督促治理被污染湿地1781.49亩,督促清理、回收固体废物、生活垃圾2655.8吨,追偿环境损害赔偿金、治理环境费用3754.139万元,开展增殖放流,放流鱼虾苗1.16亿尾,花蛤苗210万粒。同时,泉州市院与泉州市湿地管理处建立湿地保护协调联动机制,推动建成面积达32000平方米湿地公园。
【典型意义】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湿地生态环境保护,针对行政机关仅进行书面整改而未采取有效整改措施落实检察建议的行为,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形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及时修复受损的湿地生态环境。同时,召集环湿地保护区检察院组建护卫海岸线联盟,开展跨区域专项整治活动,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促进诉源治理,全方位筑牢湿地生态司法保护屏障。
河南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诉洛阳市吉利区H养殖专业
合作社、关某某、河南省国有M林场破坏湿地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起诉 黄河湿地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要旨】
对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协调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实现对湿地污染的协同治理。在当事人实施的某种行为对生态周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损害风险时,在损害发生前即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实现对湿地污染的协同治理。
【基本案情】
1993年以来,关某某租用河南省国有M林场(以下简称M林场)东南部黄河滩涂建设养殖场并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存栏生猪5000头以上,年出栏规模1万头左右,系规模以上养殖场。2009年1月17日,关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注册成立洛阳市吉利区H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H合作社),对上述养殖场进行实际管理。该畜禽养殖建设项目位于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黄河湿地保护区)以及洛阳市吉利区地下水井群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二级保护区内,未依法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也未依法配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养殖废水一部分经两个水泥沉淀池简单沉淀后经二道河流入黄河,另一部分废水直接排入无防渗措施的渗坑,养殖粪便未采取无害化处理露天堆放于围墙外无任何防渗措施的渗坑,具有污染黄河湿地生态环境、威胁广大人民群众饮用水水源安全的重大风险。
【调查和诉讼】
2016年9月,河南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委托环保律师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H合作社、关某某、M林场依法承担排除危害、消除污染、恢复环境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并申请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助力开展调查工作,并派员与洛阳、焦作两地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农业农村等行政机关进行对接、达成共识,形成生态保护合力。
2018年8月20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H合作社立即停止实施排放污水、粪便等侵权行为,拆除其养殖场所和设施,消除其养殖行为造成的危险性或支付相应的代履行费用等;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被告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成果进行验收,监督判决执行情况。H合作社不服并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H合作社对存栏生猪进行处理,对养殖场占用土地内的设施予以拆除,及时清除养殖污染物及垃圾,黄河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群众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河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饮用水水源地和湿地保护区域给予了特殊的法律保护,严格禁止在上述区域内非法从事养殖等存在污染环境危险的行为。本案是一起社会组织提起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坚持双赢多赢共赢和预防性司法理念,通过支持起诉提供专业意见和法律支持,实现对湿地污染的协同治理。
吉林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莫莫格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际重要湿地 非法取土 一体化办案 卫星遥感
【要旨】
针对非法取土、非法围垦等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坚持一体化办案,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盗挖湿地表层土违法行为的行政监管和处罚力度,推动完善地方立法等方式,建立常态化保护机制。充分发挥预防性监督作用,协同各方对白鹤等珍稀野生禽类加强预防性生态保护。
【基本案情】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莫莫格保护区)位于吉林省西部地区,面积14.4万公顷,其中湿地面积占80%以上,是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的栖息繁衍地。莫莫格湿地生态系统比较脆弱,非法取土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表层土及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地区出现沙化现象,严重破坏湿地生态功能,使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动物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吉林省院)发现上述线索后统筹调度,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城市院)与镇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镇赉县院)成立专案组,探索开展公益诉讼,有效遏制了倒卖莫莫格湿地表层土的违法行为。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为进一步巩固监督成果,白城市院与镇赉县院常态化开展莫莫格湿地公益诉讼专项行动,针对屡禁不绝的盗挖湿地表层土问题,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31件,推动治理修复湿地39845.71亩;针对在莫莫格保护区核心区内非法围垦、非法围堤、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开展监督,共立案调查16件,督促行政机关恢复被围垦种植农作物的湿地2328.13亩、拆除非法围堤设施3处,拆除观鸟台、游船码头等违章建筑3处;针对在湿地内非法狩猎鸟类、鱼类等问题,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清网”行动,清理大量捕鸟工具、地笼及捕鱼网具。
2022年6月,白城市院对莫莫格湿地开展检察监督“回头看”发现,由于违法成本较低,破坏湿地及损害野生动物行为仍时有发生;行政机关虽然加大监管保护力度,但依然存在职责划分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莫莫格湿地保护亟需在工作机制和立法上予以完善。鉴于涉及地方立法,属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白城市院向吉林省院报请移送了相关案件线索。
2022年8月15日,吉林省院决定立案,启动公益诉讼大要案一体化办理机制,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核实及相关办案工作。同年8月17日,吉林省院在莫莫格保护区组织5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磋商,形成《莫莫格保护区湿地公益司法保护磋商会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各方监管职责、协同保护意见等问题。检察机关根据磋商情况,确定了能动履职、开展预防性监督的办案思路,推动建立并完善区域常态化保护机制。
针对地方立法不完善问题,吉林省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在《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修订稿中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加强林田湖草湿生态一体化保护,加大对盗挖滥挖黑土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为破解监管难题,减少黑土在市场流通,推动相关部门达成对非法开采的黑土不再拍卖、统一进行回填的共识。
针对监管保护机制不完善问题,吉林省院指导白城检察机关与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签订《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白城市院建立“湿地保护天眼”空天大数据应用平台,运用遥感卫星技术对莫莫格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湿地等进行实时“巡查”,及时发现线索。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日常通报机制、联络人机制,按照相关规定从速从快办理破坏湿地案件,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职。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莫莫格湿地保护全面升级。同时,检察机关推动财政部门就珍稀濒危野生禽类保护增加专项资金投入,莫莫格保护区内增建了17处人工招引巢,为野生鸟类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周边区域以村为基本单元建立生态共管责任区4个,进一步壮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队伍,破坏湿地现象明显减少。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白鹤、东方白鹳每年如约而至,在迁徙途中落脚莫莫格湿地停歇,成为吉林省内一道美丽风景线。
【典型意义】
《湿地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引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吉林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针对盗挖湿地表层土违法行为开展法律监督,能动履职推动地方立法完善。并积极开展湿地生态立体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以一案带多案,加强溯源治理,推动完善系统治理、严格管理、保护优先常态化工作机制,凝聚湿地公益保护合力,切实筑起湿地生态保护的检察防线。
山东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大河东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滨海湿地 一体化办案 公开听证 异地生态补偿修复
【要旨】
针对未纳入现有湿地保护名录但具有湿地自然属性的被损害区域,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依法督促行政机关按照湿地标准恢复生态功能,并进一步纳入湿地保护名录。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可以由上级检察院挂牌督办或直接提办,并听取专家意见采取异地生态补偿修复方式,通过公开听证确认生态修复成效。
【基本案情】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辖区大河东处有百亩湿地,是山东省海岸线上少见的滨海型河口淤泥湿地,设有青岛市第一个湿地鸟类监测站,曾有26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40余种海洋生物在此洄游繁殖,但始终未纳入湿地名录予以保护。自2010年开始,该区域被非法设置为建筑废弃物收纳场所,大面积湿地被填埋。行政机关虽多次执法,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但建筑垃圾一直未得到清理,湿地被侵占,环境被污染,生态未修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27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山东省院)根据群众反映,决定对该案线索挂牌督办,由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岛市院)指定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崂山区院)立案调查。同年4月19日,崂山区院通过无人机航拍建模、卫星历史图像比对等方式,查明被填埋湿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建筑废弃物10万余立方米。2019年5月14日,崂山区院先后向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等4家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各自职责,推动修复湿地生态。各行政机关以该区域不在国家2014年湿地保护名录为由,认为该区域不是湿地,无法按照湿地标准进行生态修复。
围绕涉案区域是否为湿地,山东省三级检察机关分别开展调查。山东省院查明,国家湿地普查分批进行,目前仅完成两批次普查,已完成的湿地普查起调面积为120亩。青岛市院查明,涉案区域面积在120亩以下,尚不在普查范围,且湿地保护名录是行政确认,湿地属性是自然属性,依据《国际湿地公约》第四条规定,不在湿地保护名录不等于不是湿地,更不应放弃保护。2019年10月17日,青岛市院决定提办该案,并多方联系鉴定机构和专家学者寻求认定依据和鉴定方法,经过17次现场勘查与13次专家论证,最终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协助下确认了被填埋区域的湿地属性,并建议为避免二次污染,可实行异地生态修复补偿。同年12月4日,青岛市院召开专家意见解读会,确认湿地属性的理由以及生态修复意见均得到行政机关认可。
2020年1月9日,青岛市院向崂山区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按照湿地保护标准开展修复工程,打通水系形成循环并异地补偿修复。同年1月14日,崂山区政府召集现场调度会,明确严格按照湿地保护要求,在专家指导下制定湿地异地补偿生态修复方案。同年11月23日,累计投资4200余万元的生态修复工程完成。陆域部分栽植了多种特定植物,用于吸附、分解建筑垃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逐步治理土壤污染;水域部分通过清淤、增设涵洞等方式打通水系,实现了水系随海水潮汐自动循环;补种的水草初步连片,湿地生态明显改善,面积也由百亩增加到近300亩。同年12月23日,青岛市院邀请专家、人民听证员、媒体现场观摩评估修复成效,并组织了公开听证,确认行政机关已初步履行保护湿地职责,当场对本案作出终结审查决定。在检察机关的后续推动下,2021年8月湿地公园、双拥公园建成,2022年7月党建公园、法治公园建成落地,以湿地区域为核心的“一区四园”专项治理工程全部完成。2022年6月,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完成区域湿地普查,将修复区域纳入湿地保护名录(征求意见稿)。
【典型意义】
《国际湿地公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应设置湿地自然保护区,无论该湿地是否已列入名录,以促进湿地和水禽的养护并应对其进行充分的监护。对于未纳入现有湿地保护名录,但经调查确认具有湿地自然属性的被填埋损毁区域,应依法督促按照湿地属性修复湿地生态。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上级检察院通过挂牌督办等方式,为下级检察院办案提供指导和帮助。对于案情复杂或办案可能存在阻力的,上级检察院可以对案件进行提级办理,确保监督效果。对无法恢复原状或原址生态修复可能导致二次污染的,可采取异地生态补偿的方式修复湿地生态功能。同时,应坚持司法公开,以公开听证等方式组织现场效果评估,同步实现接受监督、依法办案与以案普法的多重目的。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保护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黄河湿地 违法侵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跨行政区划
【要旨】
针对违规开采破坏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铁路运输检察机关发挥跨行政区划办案优势,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地方政府整合各方力量,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受损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基本案情】
2007年至2016年,三门峡J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矿业公司)和陕县A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矿业公司)在三门峡市湖滨区某铝土矿区和三门峡市陕州区某铝土矿区铝土矿开采过程中,大量侵占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黄河湿地保护区)。因其违规开采,黄河湿地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两矿区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予以通报。2018年10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再次指出该生态破坏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2月12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南省院)将该案件线索交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办理。郑州铁检分院初查发现,第一轮中央环保督查对该问题进行通报后,J矿业公司和A矿业公司虽然已于2017年8月退出湿地自然保护区,但曾被侵占的湿地保护区内仍存在侵占土地修复不到位、矿山山体裸露、山坡水土保持工作滞后可能导致滑坡阻塞河道等问题,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2019年2月,郑州铁检分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经进一步调查发现,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除涉案两个铝土矿区外,还有18个大型铝土矿区存在破坏生态问题,其中9个涉及湿地保护区。
为更好统筹解决所涉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修复及矿山治理等系列问题,2019年3月26日、27日,郑州铁检分院先后向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责成涉案的两个矿业公司补充、完善生态修复方案,做好对矿区生态恢复的监督、验收工作,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对辖区内的其他18处铝土矿开展核查,对存在的侵占黄河湿地保护区、违法开采等问题,明确责任,及时整改,确保黄河沿岸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检察建议发出后,郑州铁检分院持续跟进监督,主动向三门峡市委、市政府汇报,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同步将案件进展情况上报河南省院,由河南省院协调省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自上而下一体推进。郑州铁检分院还特别邀请黄河水利委员会生态修复专家对湿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专业知识支持,与湖滨区、陕州区人民政府及J矿业公司、A矿业公司反复协调沟通,最终就黄河湿地保护区内外受损环境的治理标准、进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属地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先后制定《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滨段生态治理工作方案》《陕州区黄河湿地保护区修复治理方案》等文件,持续加大黄河湿地保护内外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力度,共投入资金7000余万元,湿地保护区内生态修复治理土地2299.6亩,湿地保护区外生态修复治理7453.622亩,共复植各类树木作物56万余棵,播撒草籽11700公斤。
2019年5月,收到三门峡市陕州区、湖滨区人民政府对检察建议的书面回复后,郑州铁检分院先后两次赴三门峡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进调查,确保湿地生态环境修复取得良好效果。
【典型意义】
黄河湿地保护区是黄河中下游平原人口稠密区交通发达地带的天然湿地,具有涵养水源、补充地下水、保持水土、防止洪涝灾害、保证黄河水供给等重要意义。本案中,矿产企业违规开采严重破坏黄河湿地保护区内外生态环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多次通报仍未得到有效整改。检察机关发挥跨区划办案优势,全面调查存在的问题,厘清各方责任,坚持系统治理,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属地政府统筹多方力量,对黄河湿地保护区开展整体性修复治理,实现矿山开采治理、水土保持修复、湿地生态保护的同步治理。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整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法养殖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红树林湿地 违法养殖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红树林湿地大量违法养殖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促使各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形成执法合力,有效保护红树林湿地,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
【基本案情】
海南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清澜红树林保护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冯家湾海域,总面积2914.6公顷,现有红树占全世界81种红树的40%,为我国红树品种之最,素有“海上森林公园”之美誉。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海水养殖兴起,保护区邻近村民在保护区内砍树围地造塘养殖鱼虾螺,致使大片红树林被侵占,且养殖废水直排入海,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2010年至2018年间,文昌市相关职能部门对其中22家养殖场的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但违建养殖场未依法依规拆除,且绝大多数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海南省明确要求,2018年底前对自然保护区内存在的鱼虾塘养殖活动制定退塘方案,并于2020年底前全部完成退塘工作。但截至2020年12月,清澜红树林保护区内违建养殖场未开展清退工作,致保护区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的状态持续长达25年之久。
【调查和督促履职】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海南一分院)对该院办理的符某某等人在清澜红树林保护区非法占地刑事案件“补植复绿”情况开展现场勘查时发现,符某某非法占地建设的工厂化养殖场仍在正常生产经营,遂于2020年5月将该案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查。经实地调查,清澜红树林保护区内除符某某的工厂化养殖场外,还有另外85家工厂化养殖场,占地面积共153.74亩,均未办理任何行政审批手续,所占林地均为沿海200米内海防林林地,且绝大多数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海南一分院查阅了大量综合执法改革文件,就疑难复杂的专业技术性问题征求林业、渔业、环保等领域专家意见,深入梳理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全面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在此基础上,海南一分院于2020年12月15日、23日分别向文昌市林业局和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根据各自职责采取制定退塘方案、拆除违建养殖场、修复生态、做好养殖户的普法宣传教育等措施进行整改。同时,将检察建议抄送海南省林业局、文昌市人民政府。
检察建议发出后,文昌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集文昌市林业局、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会文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实检察建议的意见措施,并于2020年12月31日出台清退方案,通过“一比一”置换土地使用权和安排转产转型补助资金的方式引导养殖户转产转型。随后,在文昌市政府统一部署下,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林业局、会文镇人民政府联合对清澜红树林保护区内86家违建养殖场开展拆除工作。
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推动落实整改效果。截至2021年6月,清澜红树林保护区内86家工厂化违建养殖场全部拆除,相关土地清理平整及生态修复工作基本完成。在上述86家违建养殖场成功拆除的示范推动下,清澜红树林保护区内1000多家传统土塘养殖场陆续予以清退,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修复治理。
【典型意义】
红树林湿地是我国十分特殊的一类湿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对其保护和修复进行专门规定。但在利益驱动下,红树林内违法占地围塘养殖等破坏湿地生态现象较为普遍。本案中,针对行政机关长期以来未依法履行对清澜红树林的监管职责、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问题后仍未得到有效整改的“老大难”问题,检察机关深入调查取证,全面厘清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助推环保督察整治的特殊作用。在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将检察建议抄送省级主管部门及市县人民政府,推动政府牵头出台整治方案、相关职能部门联动整改,切实守护好红树林这一海洋生态屏障。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督促整治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滨海湿地 违法建设 围填海 全国人大执法检查
【要旨】
针对违法建设圈占破坏海域生态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以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整改任务作为办案重点,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开展湿地生态修复整改工作,并强化跟进监督,协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有效解决。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随机抽查有关问题线索中,明确指出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海新城北部存在一条违规建设的跨海道路,导致约21公顷面积的海域被圈占,削弱了被圈占海域的水动力和水体交换功能。圈占海域涉及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天津湿地保护区)贝壳堤核心区和缓冲区,对自然保护区产生不利影响,且尚未按要求整改到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天津三分院)发现上述线索后,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调查。经实地踏勘调查发现,某管委会在组织实施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海新城区域用海建设期间,自2008年起在临海新城北部海域违规建设跨海施工道路,淤堵了透水通道,导致天津湿地保护区贝壳堤核心区和缓冲区海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实际丧失水体交换能力,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2019年11月8日,天津三分院向该管委会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完善涉案跨海道路的用海手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力度,细化提升涉案海域水动力和水体交换功能施工方案,及时开展整改工作。
2019年11月18日,天津三分院与该管委会召开关于检察建议书整改落实磋商座谈会,专题研究开展整治工作。2019年11月底,该管委会在专家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完成生态修复整改工程项目招投标和立项工作。涉案生态修复整改工程包括自然保护区内部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工程和自然保护区外部海堤改造工程两个项目,工程总金额近4.5亿元。
涉案生态修复整改工程施工期间,天津三分院持续跟进监督,定期实地查看整改工作进展情况,与行政机关研究解决自然保护区内违建设施拆除和改造难题,督促施工单位在确保施工安全前提下按期完成修复整改工程。2020年7月,自然保护区内部水系连通工程竣工,建成过水箱涵三处,每处60米,打通自然保护区内部水系循环通道,为湿地功能恢复提供保障;同年11月底,自然保护区外部海堤改造工程完工,建成可与外海水系连通的桥闸,桥闸总过水断面360米,打通了自然保护区内外海潮水循环通道,解决了违建施工道路封闭导致的海水循环问题。同时,涉案生态修复整改工程也被列入天津市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283公顷湿地修复任务。2020年12月28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实地查看、现场验收,确认涉案海域已恢复水动力和水体交换功能,全面恢复了湿地风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天津湿地保护区是近一万年以来渤海海退成陆的海洋遗迹,是以贝壳堤、牡蛎礁构成的珍稀古海岸,其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对研究海陆变迁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等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整改任务,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司法理念,在跟进监督中协同推进治理,与行政机关同向而行,破解多年海洋湿地生态保护难题,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侵占长江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湿地 违法侵占 民营经济
【要旨】
针对湿地保护中因权责交叉不明导致非法占用湿地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助推行政机关明晰职责,并强化与行政机关协同履职,助力长江生态湿地保护。在保护公益的同时,保护民生和民营企业经济利益,实现了湿地和民营经济保护共赢格局。
【基本案情】
2008年3月,扬州G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船业公司)未经批准,在其租赁的扬州市沙头镇100余亩集体土地上建造船厂。2013年8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将G船业公司所在区域划为长江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2013年至2018年期间,扬州市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对G船业公司作出罚款、责令限期拆除等行政处罚,但一直未能拆除,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2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苏省院)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G船业公司案件线索进行联合挂牌督办,交由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院)和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陵区院)办理。扬州两级检察院立即启动初步调查,调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处理的材料,了解行政机关执法困难及原因;赴实地走访,约谈企业负责人,了解G船业公司现实情况;运用现场勘验、无人机现场取证等方式,固定侵害湿地证据。2019年2月初,广陵区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于2月底向广陵区生态环境局、防汛防旱指挥部、水利局、沙头镇人民政府送达检察建议,建议:生态环境局严格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保护和改善长江湿地环境;防汛防旱指挥部清除广进船业在行洪通道内的房屋和船台等建筑物、构筑物;水利局督促扬州广进船业退出非法占用的水利工程,恢复原状;沙头镇人民政府立即履行对广进船业取缔拆除的职责,对已拆除的项目做好督查落实。
四家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分别结合各自职责开展履职。广陵区院针对各行政机关信息互通困难、人员数量及专业限制、单独执法力量较为薄弱、难以形成执法合力的现实情况,积极向区委、区政府汇报案件进展。在区委、区政府支持下,成立由检察机关和四家行政机关组成的专项整治小组。广陵区院和四家行政机关每两周一次派员赴拆除现场查看,五次召开拆除推进会,实时掌握船厂拆除进度;广陵区院协同区水利局、沙头镇政府三次约谈广进船业负责人,进行释法说理。考虑到G船业公司尚有总造价1.92亿元的3艘在建船只,为保护企业发展利益,沙头镇人民政府与区防汛防旱指挥部、水利局和生态环境局三家单位协商同意,提议给予G船业公司自行拆除的宽限期。同时,为保证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沙头镇人民政府邀请安全生产与造船专家制定在建船只限期造完、自行驶离的可行性方案,G船业公司表示接受并积极组织自行拆除。生态环境局在拆除后继续跟进,推动受损湿地复绿,实现同步拆除、同步修复,保护和改善长江湿地环境。
2019年4月29日,在江苏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双重合力下,G船业公司4.8万余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已全部拆除,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湿地保护难题。
【典型意义】
湿地保护是长江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案中,检察机关注重争取行政机关的理解和支持,以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职,厘清职能单位权责,共同推进G船业公司拆除违法建筑,修复湿地生态环境。同时,考虑到造船行业专业性强、施工量大、工艺复杂,检察机关邀请专家就船舶建造、拆除周期、工艺标准等提供专业意见,根据气象条件适时调整工艺顺序和进度,协同G船业公司制定拆除可行性方案,推动实现湿地保护和民营经济发展共赢。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红树林湿地公园违法养殖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红树林湿地 违法养殖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超出生态容量过度养殖生蚝侵害红树林湿地生态环境、威胁桥梁安全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实行合理规划和科学管控,并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基本案情】
广东阳东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以下简称寿长河湿地公园)是少有的河流型红树林湿地,在寿长河流经地区一直有生蚝养殖的历史,打造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阳东寿长蚝”。近年来生蚝市场需求上升,寿长河中无证、无序养殖蚝排明显增多,入海口水体富营养化,从寿长河大桥到寿长河出海口范围的河段分布着上百个蚝排,不仅严重影响河道通航,生产销售过程中随意弃置的蚝壳等还造成河床淤积,明显对河道潮汐通道的畅通以及红树林的正常生长都带来了不利影响,损害寿长河水体和红树林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2月,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阳东区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发现上述线索,经初步调查查明,近年来在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范围外养殖蚝排大量、无序增长,流域内水产养殖业过度开发,堤岸、河漫滩侵占现象普遍,造成河床淤积严重影响河道生态环境和红树林湿地保护。同年12月30日,阳东区院对负有相关职责的阳江市自然资源局阳东分局、阳东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以下简称农水局)、阳东区东平镇政府、阳东区大沟镇政府等四个单位依法立案审查,通过无人机勘察定位、调阅相关材料等方式查明,该河段的上百个养殖蚝排均未办理养殖许可和海域使用许可,违法养殖问题已对河流水体质量和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侵害。
2021年3月26日,阳东区院向上述四单位依法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各部门依法履行各自职能,联合对寿长河蚝排违法养殖问题进行整治。上述四单位收到建议书后,积极履职并按期回复。2021年4月,阳东区院与上述四单位、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和养殖户代表召开整治动员座谈会,就湿地公园违法蚝排整治达成基本共识。2021年5月,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清理整治那龙河、寿长河及东平渔港非法渔业设施及碍航物的通告》,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工作。同时,考虑到当地特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阳东区院从保护“阳东寿长蚝”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标识、防止过度养殖影响产品质量的角度出发,推动阳东区东平镇政府、阳东区大沟镇政府、阳江市自然资源局阳东分局等共同商定,在寿长河道规划合理利用区,科学管控养蚝规模与密度,解决好养殖用海历史遗留问题。
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间,阳东区院多次到现场对红树林湿地保护情况进行“回头看”,并持续动态跟进监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深入群众释法说理,逐步推动将蚝排迁移至生态红线外的可养殖区,部分养殖户主动自行清拆,并对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蚝壳等垃圾的合理堆放、清理提出整改意见。目前违法养殖蚝排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改,湿地公园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
【典型意义】
红树林生态系统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特殊的湿地生态系统,对防风消浪、生物繁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运用检察智慧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建设,统筹海洋、河口、湿地公园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履职,在办案中坚持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产业发展辩证统一,做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发展,使红树林湿地公园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又促进当地名优产品健康发展,实现了以个案监督推动综合治理的良好办案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7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7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诉前保全力度,能诉前保全的必须保全,解决执行难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发改委,现答复如下:
您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后,部分法院没有做到有效执行,实践中仍有很多案件不能实现诉前保全的问题。对此,您建议基层法院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能诉前保全的全部应予诉前保全。同时,您建议从四点解决“执行难",一是加强诉前保全的力度;二是加大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等先进科学技术,强化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沟通效率;四是加强对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您的建议对于推动执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以最终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
一、加大执行监督力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保全的权益。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对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变更;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对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并采取保全措施;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据此,如果法院没有依法进行保全,申请保全人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对不予保全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同时,我们将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加大监督力度,依法依程序督促地方各级法院依法履行职责。
二、加强解决“执行难"工作宣传。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解决“执行难"的宣传工作方案,明确将“加大宣传力度"列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纲要的一项具体任务进行部署。在实践中,全国各级法院加强宣传,进行正反两方面宣传报道,扩大执行威慑力的影响范围,惩戒失信,褒奖诚信,形成警示,提高主动履行率。一段时期以来,全国法院通过传统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不断展示执行工作成效,扩大了社会影响,形成了一定声势。广东、河南、北京法院执行“老赖"的强力举措得到当地媒体的重点宣传;江苏徐州法院尝试网上直播“抓老赖",通过不同渠道进行多维度报道,获得网民好评;上海法院、唐山法院进行的执行改革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密切关注,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
三、继续加强网络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力度。执行信息化建设是解决“执行难"的基础性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努力推进全国四级法院一体化的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的部署和应用。对于网络执行查控体系的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底正式开通了“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与35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理财产品、个人对外投资等14类18项信息。全国法院都能使用该系统对案件进行查控。此外,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与国土、税务、民政等部门对接,扩大查控范围,形成了对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益补充。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完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建设:一是积极推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14个沿海、旅游城市实现不动产的网络查控功能;二是与保监会、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合作,将被执行人保险财产、纳税退税信息、婚姻信息等纳入网络查控范围;三是在实现证券冻结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冻、扣范围,积极推进与公安部、互联网银行的合作,实现对车辆的查扣和网络资金的冻结功能,有力破解查人找物难题。
四、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从2013年10月推出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群众满意、社会认同的好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也已经出台。截至目前,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46万人次,当前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626万人次。201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始对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联合惩戒工作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限制失信人高消费。目前,全国法院共限制704万人次、56万人购买机票,264万人次、126万人购买动车、高铁票。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签署了《备忘录》,实现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多层面限制。截至目前,限制失信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结合中央文件要求,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将一些特殊主体纳入失信名单进行联合惩戒。以上这些惩戒措施,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有近百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的义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对部分地方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进一步研究对特殊主体纳入失信名单的管理。建立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备案制,拟纳入名单的,要逐级报备到最高人民法院。将政府机构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依法督促其解决欠债问题,履行法律义务。
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制度,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6年6月份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涉及11类100余项惩戒措施。为落实中央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与各惩戒单位的对接机制,拟将失信名单的信息推送到国家发改委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各机关从中抓取数据,嵌入到自己的办公系统,在审批中自动拦截、自动惩戒。最高人民法院还与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求,对失信人进行更具体的限制。比如,2016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对失信被执行人招标、投标、评标等活动进行限制。为了扩大影响,各地法院也尝试用各种形式对失信人进行曝光。法院把黑名单推送到“信用中国"网站,这部分信息已经成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全国法院也积极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与信用惩戒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执行工作威慑力。近3年来,全国法院累计拘留14.7万人次,限制出境2.9万人次。2014年11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拒执罪的活动,共惩戒3481人。
今后,我们将以此项制度为依托,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不断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江必新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上讲话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江必新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上讲话的通知
(法办〔2019〕3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江必新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11月8日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努力开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局面
--在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江必新
(2019年10月18日)
今天我们在合肥召开全国法院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推进会,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总结成绩经验,认真研究问题对策,统筹部署工作举措,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此次会议得到了安徽省委的高度重视,刚才,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姚玉舟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介绍了安徽省的人文历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司法保护的成绩经验。安徽、吉林、江苏、湖南、四川、云南、重庆、甘肃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分管领导围绕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进行了交流,其他省(市)也提交了书面交流材料。大家讲得都很好,对成绩总结得很充分,对问题的分析客观深入,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动适应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更新环境司法理念,有效发挥职能作用,探索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审判职能作用有效彰显
各级人民法院严格遵循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职能,有效服务保障国家大局,有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一是依法审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认真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障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015年1月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依法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98件,审结119件;支持检察机关发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从2015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开展以来,依法受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3964件,审结2796件。准确把握省、市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性质,从2015年12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试点开展以来,依法受理省、市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53件,审结35件。二是积极助力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目标,立足大气的扩散性、水的流动性、土壤污染历史成因复杂和修复周期长、成本高的特点,坚持保护优先、修复为主,加大案件审理力度。江苏、宁夏、河北等地法院审理的泰州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等标志性案件,依法追究责任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促进环境整体改善。三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域流域治理。准确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通过审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服务保障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点区域流域发展战略。山东法院审理的德州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关切,湖南法院跨行政区划审理的林源纸业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符合环境整体保护的要求。四是充分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面对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突出环境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审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案、贵州清镇法院审理的公众景观权公益诉讼案、重庆法院审理的恩施磺厂坪矿业公司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公益诉讼案、江苏法院审理的安徽海德化工公司废碱液排入长江水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等,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二)规范体系日趋健全
最高人民法院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先后发布5份规范性文件,牢牢把握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特点,围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侵权、海洋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检察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单独或联合发布5部司法解释和相关指导性案例,细化审判规程,统一裁判标准,确保公正司法。一是健全立案受理规范。畅通诉讼渠道,依法及时审查受理符合法定条件的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构建有利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程序和配套机制。山东、江苏、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浙江、上海、天津11个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意见,对辖区内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资格、管辖法院、审判组织构成、案件范围、起诉提交材料等问题作出规范。二是细化证据制度规则。完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原告就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确立专家意见的采信、环境信息不利推定、行政程序公文书证和非公文书证的分类审查等具有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明确证据保全措施的司法适用,完善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和程序。三是规范诉讼程序衔接。积极探索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不同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其他诉讼等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山东法院审理的金诚化工公司、弘聚新能源公司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对妥善协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四是注重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在案件审理中,就原告不足以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请求主动释明,对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需要的证据依职权调查收集,如确有必要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进行鉴定的,可以委托鉴定。加大对原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力度,主动移送执行生效裁判,确保环境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维护。
(三)审判执行方式不断创新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系统保护思维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智慧,通过创新裁判方式和执行方式,确保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一是注重适用预防原则。明确将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四川法院、云南法院依法受理具有预防性的珍贵濒危植物保护环境公益诉讼“五小叶槭”案、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绿孔雀”案。积极探索先予执行、行为保全等措施的司法适用。北京、浙江、河南、贵州、云南等多地法院探索以发布禁止令的方式在诉前或诉中实施行为保全。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场勘验后裁定被告立即停止排放废水,查封、扣押被告持有的生产报表、日志等资料,避免环境侵害行为造成更大损害。重庆法院判令污染者在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前不得恢复生产,有效防范了污染行为再次发生。二是探索创新生态修复方式。立足不同环境要素的修复需求,探索适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修复方式。福建、江西、河南、贵州、江苏、黑龙江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专门意见,积极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劳务代偿”“技改抵扣”“分期履行”等责任承担方式。甘肃、江苏等地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刑事案件量刑考量情节,黑龙江法院制定在刑事案件中全面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各地积极探索代履行、第三方监督、执行回访等制度,贵州法院在判决书中附生态修复方案,推动责任落实到位。三是有效构建多元解纷机制。浙江、江西等地法院以司法确认的方式,支持省、市级人民政府与破坏生态环境者先行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为环境资源纠纷的解决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积极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由社会组织监督、法院释法指导、律师普法调解等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环境社会治理模式新探索。四是不断丰富公众参与形式。落实人民陪审员法规定的七人合议庭制,扩大公众参与效果,提升诉讼裁判的公信力。依法及时公告案件受理信息、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和解及磋商协议、公示修复方案,在案件执行阶段邀请公众监督,最大限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博士尔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示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现场发放问卷,鼓励支持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环境修复。(四)配套保障制度日益完善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加强诉讼配套制度建设,为审判工作的正常运行提供制度支持。一是建立资金管理制度。山东、重庆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在省级层面设立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资金账户,从全局上统筹解决环境修复问题,确保修复费用和赔偿金专款专用,为落实环境修复责任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现代汽车大气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创新引入公益信托机制,为探索资金管理提供了有益经验。二是建立技术辅助制度。针对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并与司法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就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和规范管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破解鉴定难题中积极探索发挥专家作用。天津、重庆、甘肃、江苏、福建、江西、贵州、安徽、广东、陕西等地法院组建环境资源专家库,在庭审中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有效破解专业事实查明的技术藩篱。浙江、江苏等地法院注意选择具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三是建立审判协同制度。根据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积极探索构建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与传统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立案、执行等业务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紧密配合的协同审判工作机制。探索建立集中管辖法院和非集中管辖法院协同配合的审判执行协作机制,促进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中管辖法院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签订《京津冀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青海省共12家高级人民法院签订《长江经济带11+1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湖南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签订《环洞庭湖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对京津冀、长江流域、洞庭湖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协作进行了有益探索。四是建立协调联动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加强人民法院与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查询社会组织基本信息、调取证据材料及组织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配合。浙江、福建等地定期召开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参加的府院联席会议。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湖北、广东、陕西、新疆等多地法院单独或与检察机关联合发布办理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相关意见,规范案件审理。上海、天津、重庆、甘肃、河南、贵州、云南、河北等地多家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的意见,为建立信息交流共享、召开联席会议、发送司法建议等会商对接机制提供依据。(五)审判影响显著提升
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审判功能作用,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促进审判效果最大化。一是注重宣传作用的发挥。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40件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6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典型案例,有效展示高质量的司法裁判,提升环境司法公信力。各地法院积极利用“6.5”环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进行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公开开庭审理或宣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开展集中宣传,形成集约示范效应,扩大审判影响力。上海、福建、云南、江苏、贵州、黑龙江、浙江、四川、陕西等地法院建立碳汇教育基地、公益林、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实践基地和生态示范园等,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二是司法功能有效延伸。各级人民法院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审理,研究解决法律适用重点难点问题,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裁判规则,有力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纳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进程,有效推进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针对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积极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堵塞漏洞、防范风险。江苏法院审理的优立光学眼镜公司固体废物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先后发出两份司法建议,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措施,较好地发挥了司法的能动作用。三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最高人民法院立足理论实践交流互鉴,成立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设立环境司法理论研究基地,在龙岩等21个中级、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指导各理论研究基地、司法实践基地围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公益诉讼协调等重点课题,结对开展研究工作。贵州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大学合作开展《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研究》,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展《公益诉讼前沿问题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四是国际交流持续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订《谅解备忘录》,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建立专门的中国环境司法裁判板块,包括泰州水污染公益诉讼案、宁夏腾格里沙漠公益诉讼案、福建谢知锦等林地破坏公益诉讼案、徐州鸿顺造纸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德州晶华集团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在内的10件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判决书(英文版)被收录数据库,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审判成就的重要窗口。最高人民法院举办五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班,邀请中外资深法官、专家学者围绕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授课,各地法院也积极开展中外环境司法交流培训,进一步拓展法官的国际视野。在肯定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部分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在服务和保障大局方面的功能及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的法院抵御地方干扰能力不强,不能依法及时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或者立而不审、久拖不决;部分法官在审判理念、业务素质等方面尚不能完全适应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审判水平能力、专业技术知识等方面还存在短板;案件审理程序、裁判规则尚不完善,尤其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数量较少,裁判规范还需进一步实践探索;诉讼配套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和集中管辖制度仍需有效推动,鉴定难问题依然制约审判工作的开展;此外,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的管理使用等制度也有待完善。上述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要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推进解决。
二、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价值定位和制度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保审判作用有效发挥。
(一)准确把握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审理重点
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实现环境公共利益普惠性、共享性的诉讼目的和裁判效果上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对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的救济。在案件审理中,既要关注二者的相同点,也要关注不同主体提起的不同诉讼形态的特点和审理重点。
有效释放社会组织维护环境公益的潜力活力。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对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落实公众参与原则,弥补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要按照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度从宽把握主体资格要件,严禁非法设置和随意抬高起诉门槛,确保依法运行且具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能力的社会组织能够参与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来。要积极探索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负担规则,有效降低诉讼成本。在支持鼓励的同时,也要依法规范其诉权行使。对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社会组织利用或者涉嫌利用公益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应依法处置并向其登记管理机关发送司法建议。要准确把握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边界,严格审查社会组织将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一并作为共同被告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防止通过这种打“擦边球”的诉讼行为变相扩大社会组织的诉权范围。
充分观照检察机关督促履职和诉权后置的特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调动其他适格主体积极行使公益诉权,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要注重发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履职作用。对于重大违法行为,可以视情节采取撤销、责令重做或者确认无效。进一步加大裁判文书的释法析理,明确环境资源主管部门履职中的不当行为,规范行政职权行使。对行政机关未全面、适当、及时履行相关法定职责,检察机关诉请确认违法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采取措施使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修复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裁判确认其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方式,进一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公益诉权行使的后置性特点,依法审查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以及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履行情况,妥善处理好适格社会组织加入诉讼、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相关联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一并审理,以及检察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等问题。要充分考量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避免裁判冲突和节约诉讼成本方面的制度价值,刑事诉讼案件或者附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疑难复杂,一并审理会造成刑事案件审判过分延迟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另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依法妥善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注重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要充分考虑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损害调查、鉴定评估、制定和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等方面所具有的专业人才、技术、设备、执法手段优势,支持行政机关适用限期治理、限期恢复等责任形式,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消灭在源头或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磋商达成的协议要依法及时确认。社会组织和行政监管部门针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诉讼的,优先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充分利用行政执法阶段证据的直接性和时效性,对环境资源行政监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注重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函告制度的作用,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创新、完善与环境资源行政监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修复的衔接机制,及时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有序开展。
准确把握审判权的行使限度。要正确认识环境资源审判的角色定位,牢固树立谦抑、审慎理念,严格遵循司法权的运行规律和行为边界。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相关职能部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要认真考量行政机关能否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行政行为实现诉讼目的,恪守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坚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和受到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恢复作为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主要审查标准。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已作出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但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经审查行政机关已经穷尽行政手段,或者存在未能在两个月内履职完毕的客观障碍,不宜认定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要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和自由裁量权,注意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深度,避免以司法裁量权取代行政裁量权。
(三)坚持能动创新和规律遵循相结合
强化创新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认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不同于传统民事、行政审判的特点,必须立足我国环境资源审判实践,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在理论创新上下功夫,系统研究环境权益、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与关系,强化司法能动和当事人主义的衡平等重大课题,也要在实践创新上下功夫,密切关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炼总结裁判规则。既要加强对域外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相关制度和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也要利用好本土资源,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数据、案例,梳理转化为符合我国审判实际、具有我国审判特色的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要在维护环境法治的整体性、统一性的前提下,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加大对基层创新典型的推广力度,鼓励和支持各地法院结合所在区域实际,积极探索创新符合环境资源审判规律和具有地方特点的裁判执行方式。
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和自然规律。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必须始终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具备司法的基本属性。要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框架下,坚持正当程序,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给予被告充分的辩论权利,注意关注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维护,不能因起诉主体不同而有所偏袒。对于尚无法律依据,或者当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能适应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特殊规律的,要善于结合具体案件,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按照正当程序规则予以解决。要充分关注生态环境可完全修复、无法完全修复和完全无法修复情况下的责任承担,从符合生态环境特点、有利于当事人履行等方面,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责任承担方式。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注重生态修复的科学性,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将人工修复和自然恢复、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纳入制度考量。对具备自然恢复条件、不能或者不宜进行人工修复或者人工修复可能导致二次损害的,应优先采用自然恢复的方式。
(四)依法衡平不同价值利益冲突
统筹保护多元价值利益。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牵涉多元价值,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既涉及生态保护价值、生存价值和财产价值之间的衡平,又涉及个案价值和制度价值之间的衡平。在针对个案作出裁判时,不能单纯考虑个案价值,还要考虑裁判作出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制度价值。要统筹考量待决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包括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要在厘清案件审理中所涉各种利益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生态正义观为指导,以高度正当化的程序为路径,以法律制度为主要标准,以法律解释为基本方法,以统筹兼顾为基本思路;坚持依法保护、平等保护、按序保护、协调保护的原则,妥善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统筹保护。要通过案件审理积累经验,总结提炼并丰富裁判规则,在充分开展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统一裁判标准。
妥当衡平个案利益冲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准确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既不能无限度扩大公共利益范围,以公共利益挤压、取代个人利益,也不能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名,行损害公共利益之实。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私益诉讼。要注意利益保护的顺位,对被告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中均承担责任,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义务的,应当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先履行私益诉讼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在确定保护某一利益时,还要注意比例原则的适用,如果存在多种选择手段均有助于实现目标,则应尽可能择取具有较小侵害性的手段。在判决企业承担环境修复和赔偿损失责任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探索在企业提供有效担保下的分期履行、技改抵扣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
(五)有效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根据生态环境损害是否可以修复区分资金管理模式。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其赔偿资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预算管理;生态环境损害可以修复的,赔偿义务人负责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修复资金由赔偿义务人向委托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支付。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要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明确法院判决后修复费用转入资金账户的执行、资金转出用于修复方案的审核等管理使用程序。加强与财政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探索设立以省为单位的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条件成熟时可以设立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在基金设立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设立专项资金账户等办法,以便专项资金能更有针对性地用于环境修复。在法律框架下,要注意边实践、边总结,积极探索研究公益信托等资金管理模式的可行性,加强对相应资金使用的监管。
完善技术辅助制度。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少、周期长、费用高等鉴定难问题已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开展的重大瓶颈。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生态环境部和司法部的沟通协调,推动构建科学、公平、中立的环境损害鉴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注意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积极创新技术专家参与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方式,除了建立专家库、聘请环境资源领域的专家担任特邀调解员以及专家陪审员参与诉讼等方式外,还可以借鉴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直接聘请技术专家担任法官助理或技术调查官的做法,与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团队,弥补法官技术判断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技术判断和司法判断的关系,既要避免出现将专门性问题的审查判断权完全交给鉴定机构或技术专家的现象,也要注意保持专家立场的超然性和专家意见的客观性。
三、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
各级人民法院要牢记职责使命,勇毅笃行,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提升审判工作水平,实现创新发展。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指引
各级人民法院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深入、系统地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下更大的功夫。一是深刻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目标、途径和原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环境司法作为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体现和落实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二是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资源纠纷案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严格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路径,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理念,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不断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视野统筹考量各环境要素司法保护的不同需要,强化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区域统筹、综合治理。要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强化底线思维,严守主体功能区和生态红线制度,协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加强国际交流,合理借鉴域外环境资源司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信心和巨大成就,提升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三是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部署的基本内容,是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提升站位意识,坚决扛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政治责任。要正确处理服务大局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把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放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同人民法院依法履职、开展工作统一起来,增强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坚定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确保审判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以健全环境资源审判体制为基本载体
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紧紧抓住这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注重健全环境资源审判体制的重要载体作用。一是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要充分认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专业性对设立专门审判机构的现实需求,尚未设立专门机构的高级人民法院,要把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设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新设机构确有困难的,可以在相关审判庭加挂牌子,并配备专门审判团队。要适应内设机构改革新要求,对运行良好、区位优势明显、案件数量较多、审判力量较强或是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要尽可能保留专门机构。不能全部保留已有机构的,应当在辖区内保留部分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的专门机构并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对确实不符合保留条件的专门机构,可以通过在相关审判庭加挂牌子,或者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审判专门化。各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各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特点和审判需要,探索设置环境资源专业法庭,也可以结合人民法庭改革,探索把人民法庭设置为专司环境资源审判的机构。此外,在研究确定业绩考核指标时,要关注到环境公益诉讼等环境资源案件办理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不能单纯以办案数量作为业绩考核标准。二是构建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要高度关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环境介质的流动性和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特点,继续推进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制度。积极探索以流域、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划集中管辖。尚未开展此项改革的省份要尽快推开,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本地自然保护地、重要饮用水源地、重点流域、河域和重点化工园区等特殊环境区域开展集中管辖,实现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积极探索在京津冀、长江流域、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实行跨省级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三是健全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机制。要以部分法院探索实施的“二合一”“三合一”等归口审理模式为基础,借鉴知识产权审判推进“三合一”的经验做法,加强顶层设计,从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角度出发,探索构建更加科学的审判模式。在完善归口审理模式的同时,科学界定环境资源案件范围,合理确定环境资源审判机构职责范围,积极构建环境资源案件信息平台,打造全国法院环境资源案件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
(三)以审判协调机制建设为主要抓手
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认识司法权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打造畅通高效的内部协同和纵横并重的外部联动机制。一是强化协同审判执行。要科学界定各审判业务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大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与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立案、执行等业务机构协同审判的力度。高度关注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法院和非集中管辖法院的审判执行分工,充分发挥非集中管辖法院的地域优势,在跨域诉讼服务、案件审理保障、争议事项化解、部门协调沟通等方面加强与集中管辖法院的沟通协作,形成保护合力。围绕跨区域、跨流域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纠纷,完善司法协作机制,统筹流域、区域的一体化保护。二是强化纵向沟通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统筹指导,立足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出台司法政策、制定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完善顶层设计,前瞻性地谋划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发展方向,统一环境司法理念,完善诉讼程序和裁判规则,维护国家环境法治的整体性、统一性。同时,不仅要抓宏观、抓部署,更要抓督导、求实效。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环境资源审判考核制度,既从机制上激励,又从考核上约束。三是强化横向协调联动。要在准确把握司法权边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环境资源行政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和智慧法院建设的有利契机,打造环境保护信息共建共享平台,以科技手段拓展协调联动范围,简化协调联动程序,发挥协调联动机制效能。认真研究集中管辖机制下的环境修复工作,以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异地办案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衔接等具体问题,不断创新、改进工作方法。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审判中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风险并提前分析研判,以司法建议的方式为党委政府和有关机关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四)以扩大裁判效果为重要着力点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对审判职能发挥、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全社会法治信仰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上的重要意义。一是注重宣传引导公众参与。结合审判工作特点,做好法律宣传以及舆论引导,着力构建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全媒体、立体化信息传播新格局,拓展宣传载体、丰富宣传渠道。进一步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畅通沟通渠道,自觉接受监督。同时,也要规范和引导媒体和社会公众尊重环境司法规律,依法有序参与环境司法,防止对案件审判的不当干扰。坚持专业审判与公众参与相结合,注重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扩大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旁听庭审,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力度,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理、调解情况公告制度,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二是加强典型案例培育发布。抓好重大典型案件的审判,充分发扬精益求精、专注敬业的工匠精神,审理好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领域的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要审理好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案件,以及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案件。充分依托专家学者、律师和法官等的协同力量,不断提升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和专业化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完善规则、政策形成功能的标志性判决,产生一批具有示范教育、评价指引作用的典型案例。积极搭建典型案例评选平台,畅通报送渠道,完善环境资源典型案例的推荐规范和评价标准,为典型案例的生成创造更多机会。着力扩展案例发布渠道,准确把握案例发布时机,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发挥重大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促进典型案例发布效果最大化。三是注重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坚持立足我国环境资源审判的实际需要,深化与有关国家司法机构、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对域外先进审判理念和裁判规则合理甄别,积极探索、创新转化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审判路径。继续选派环境资源法官赴国外学习交流、挂职锻炼、参加国际研讨,积极开展在人才培养尤其是在环境资源法官培训领域的合作交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加大对中国环境司法的推介展示力度,充分发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数据库展示中国环境司法新形象的积极作用,继续选送优秀审判案例,加强环境资源领域法律比较研究和司法案例信息共享,增进中外环境司法的相互了解。(五)以进一步强化审判队伍的素质能力为不竭动力
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对干警的审判水平和专业能力有着较高要求。加强审判队伍建设,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基础性工程。要多措并举不断提高环境资源审判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一是全面提升政治能力。要加强政治和思想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审判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将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有机结合起来,落实责任担当。二是全面提升业务能力。要结合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政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特点,准确把握审判客观规律,开展审判能力培训,进一步丰富、更新环境法官知识体系和知识储备,尽快补齐其他审判知识、生态环境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短板,提高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多元化、复合型业务能力。要围绕请求权性质、特殊程序规则和诉讼衔接等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开展调研,充分利用海量数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司法实证分析,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化解风险水平,加强对重大复杂和疑难敏感案件的分析研判,注意从专业角度回应社会关切,善于将社会舆论导入法治和理性的轨道。三是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工作牵涉利益大、影响面广、政策敏感度高,思想上稍有放松就极有可能被利益俘获和围猎。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建设,增强廉洁意识,扎紧制度篱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以加强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公正廉洁的高素质环境资源审判队伍。
同志们,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扬帆。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法履职,勇于创新,为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
(法释〔2020〕24号)
为正确审理物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
第二条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第三条 异议登记因民法典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事由失效后,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物权归属的,应当依法受理。异议登记失效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
第四条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等物权,或者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
第五条 预告登记的买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被认定无效、被撤销,或者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债权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所称的“债权消灭”。
第六条 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变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
第八条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至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人,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至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权的,应予支持。
第九条 共有份额的权利主体因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变化时,其他按份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的,不予支持,但按份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条民法典第三百零五条所称的“同等条件”,应当综合共有份额的转让价格、价款履行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确定。
第十一条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按份共有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一)转让人向其他按份共有人发出的包含同等条件内容的通知中载明行使期间的,以该期间为准;
(二)通知中未载明行使期间,或者载明的期间短于通知送达之日起十五日的,为十五日;
(三)转让人未通知的,为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之日起十五日;
(四)转让人未通知,且无法确定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的,为共有份额权属转移之日起六个月。
第十二条 按份共有人向共有人之外的人转让其份额,其他按份共有人根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请求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共有份额的,应予支持。其他按份共有人的请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支持:
(一)未在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期间内主张优先购买,或者虽主张优先购买,但提出减少转让价款、增加转让人负担等实质性变更要求;
(二)以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份额转让合同或者认定该合同无效。
第十三条 按份共有人之间转让共有份额,其他按份共有人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优先购买的,不予支持,但按份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
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一)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
(二)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三)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
(四)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
(五)受让人知道他人已经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
真实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第十六条 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第十七条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
当事人以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方式交付动产的,转让动产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当事人以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方式交付动产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
法律对不动产、动产物权的设立另有规定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认定权利人是否为善意。
第十八条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第十九条 转让人将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
第二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
(一)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
(二)转让合同被撤销。
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就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一)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
(二)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行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三)其他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纠纷案件。
第二条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第三条 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侵害著作权行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该行为人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已经过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侵害著作权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
第四条 因侵害著作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的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是指大量或者经常性储存、隐匿侵权复制品所在地;查封扣押地,是指海关、版权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复制品所在地。
第五条 对涉及不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共同诉讼,原告可以选择向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六条 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七条 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第八条 当事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定购、现场交易等方式购买侵权复制品而取得的实物、发票等,可以作为证据。
公证人员在未向涉嫌侵权的一方当事人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如实对另一方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和取证过程出具的公证书,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第九条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条件。
第十条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作品,著作权人是自然人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著作权人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一条 因作品署名顺序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按照下列原则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
第十二条 按照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委托作品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的情形,委托人在约定的使用范围内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双方没有约定使用作品范围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作品。
第十三条 除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外,由他人执笔,本人审阅定稿并以本人名义发表的报告、讲话等作品,著作权归报告人或者讲话人享有。著作权人可以支付执笔人适当的报酬。
第十四条 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
第十五条 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第十六条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时事新闻。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
第十七条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转载,是指报纸、期刊登载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行为。转载未注明被转载作品的作者和最初登载的报刊出处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八条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十)项规定的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
对前款规定艺术作品的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人,可以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不构成侵权。
第十九条 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出版物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出版者应对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 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著作权转让合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的规定审查合同是否成立。
第二十三条 出版者将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丢失、毁损致使出版合同不能履行的,著作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等规定要求出版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发行减少量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
第二十五条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第二十七条 侵害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三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著作权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涉及著作权法修改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著作权法修改以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著作权法修改前发生,持续到著作权法修改后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
第三十条 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437号(政治法律类2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437号(政治法律类2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现提出答复如下:
一、关于年底撤案后重新立案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做好年底立案工作。2021年,院党组和周强院长亲自部署、亲自安排,贺荣常务副院长在12368热线不立案专报上作出批示,将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作为教育整顿顽瘴痼疾一项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关于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的意见》,上线人民法院立案偏离度预警系统,建立12368不立案投诉机制,开展不立案预警“灭灯行动”,打出整治年底不立案组合拳。
二、关于加大对服判息诉率的考核权重
最高人民法院将审判绩效考核作为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2021年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及配套的案件权重系数设置指引,重点突出对法官办案业绩的考核,从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四个维度设置考核指标。其中“服判息诉”是重要的考评指标之一,在考核中正确运用该指标,能够引导法官重视提高一审裁判的正确率,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关于加强调解队伍建设
人民法院始终注重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的调解能力和水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强化在一审诉前、立案、审判和判后各环节对于当事人的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制度,推动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
四、关于强化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不断加强司法责任体系建设。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细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确保院庭长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扎紧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制度闭环。
五、关于畅通当事人的监督反馈渠道
最高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特别是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依托互联网上线运行覆盖四级法院的“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特别是当事人的监督。群众只要在互联网上登陆举报中心网站,即可查询全国任意一家法院受理群众投诉的邮寄地址、热线电话、网址等信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投诉方式,并跟踪投诉办理的进展。
六、关于加大对于法官行为规范的监督与考核
为进一步加强对法官司法行为的有效监督,2022年初,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全国法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司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法官庭审行为和诉讼服务行为不规范问题。为进一步监督规范办案法官和法院服务窗口法官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定期汇总梳理通过智能审务督察系统发现的各地法院庭审行为、诉讼服务行为不规范典型问题,及时通报相关法院督促整改。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您提出的宝贵建议,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审判绩效考核制度,优化调解队伍结构,加大审判管理监督指导力度,畅通当事人的监督反馈渠道,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05号建议、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012、1019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05号建议、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012、1019提案的答复
您关于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设“就业性别歧视"相关案由的建议或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劳动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也都对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作了相应规定,这对于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保障妇女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为就业歧视的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就业歧视问题,特别是性别歧视的情形,对妇女就业权益造成了不应有损害。
我院历来高度重视包括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在内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下业务指导工作,通过发布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或者典型案例的形式,统一各级法院裁判标准,依法保障妇女就业权利。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37号)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在劳动条件、安全生产、劳动报酬,以及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引导和树立城乡平等的社会观念。对因就业歧视等引发的纠纷案件,要按照促进城乡平等就业、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及有效化解农村就业压力的指导原则,做好审判及相关工作。"再比如在2016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十起“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中就有就业性别歧视纠纷的案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您指出,就业性别歧视相关案由的缺失,容易成为立案障碍,直接影响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也不利于同类案件的统计和分析,因此建议我院修改完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有关就业性别歧视的案由,具体在第六部分“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的“十七、劳动争议"之下,增加一项“就业歧视纠纷",并在其下明确列举“就业性别歧视纠纷"及其他常见的就业歧视纠纷形式。我们经深入研究论证后认为,您所提建议紧密结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新情况,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当前妇女平等就业一直面临严峻挑战。现实中生育和就业性别歧视总是捆绑在一起,使妇女在求职和职业发展方面面临两难困境。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一方面要在各项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法律,加大促进平等就业权的审判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做好完善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法律法规的立法及研究工作,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并将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给立法机关。而且,对于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的彻底解决,也不能通过单纯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予以解决。尤其是在施行立案登记制以来,人民法院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有关就业性别歧视纠纷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即使《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没有明确列明此类纠纷案由名称,人民法院也都要依法受理。换言之,妇女就业权益的保护,通过依法起诉进行维权,并没有诉讼制度上的障碍。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即对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关于就业歧视纠纷的案由确定,涉及到此类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诚如您提出的,实践中常见做法是将此类纠纷作为一般人格权纠纷予以受理,这一做法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将就业歧视问题作为侵害当事人人格尊严的一种情形来处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中也存有一定争议,甚至涉及宪法权利如何具体保护的重大问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对有关就业性别歧视在内的性别歧视类及其他歧视类纠纷作深入调研,系统研究论证歧视类纠纷所涉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认真吸收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在下一步修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予以参考和借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5月11日)
目 录
1. 员明军故意杀人案
——蓄意报复捅刺、砍击医生致死,罪行极其严重
2. 孙文斌故意杀人案
——经预谋持刀杀害医生,罪行极其严重
3. 柯金山寻衅滋事案
——疫情期间损坏医生防护用具、殴打医生致轻微伤
4. 李苏颖寻衅滋事案
——疫情期间持注射器挟持护士致损伤
5. 李广伟寻衅滋事案
——捅刺、殴打医务人员致1人轻伤、1人轻微伤
6. 曹会勇寻衅滋事案
——殴打医务人员致1人轻伤,系累犯
7. 李发才等故意伤害案
——殴打医生致轻伤
8. 李红军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聚众扰乱医疗机构秩序,情节严重
案例1
员明军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员明军,男,汉族,1976年5月20日出生,务工人员。
2017年2月9日,被告人员明军到甘肃省兰州市五洲皮肤病医院治疗其鼻根两侧暗褐色沉着斑,该院皮肤科主任张某(被害人,女,殁年35岁)对其进行了色素分离、表浅电解术等治疗。一个疗程结束后,员明军自认为疗效不好并对其造成烧烫伤,要求医院赔偿并扬言报复。后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调解,因员明军无端索要高额赔偿而未果。
同年12月,员明军决意报复张某,并购买了作案工具尖刀、菜刀。2018年1月22日14时20分许,员明军携带刀具闯入五洲皮肤病医院张某的办公室,将门反锁,持尖刀朝张某胸背部等处连刺十余刀,在张某倒地后又持菜刀连续砍击张某颈部等处,致张某颈内外动脉、颈内静脉断裂及左肺静脉、双肺破裂大失血死亡。员明军作案后明知有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公安人员。
裁判结果
本案由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员明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员明军不能正确认识治疗效果,在索要高额赔偿未得到满足后蓄意报复,到医生办公室持尖刀、菜刀连续捅刺、砍击医生致死,犯罪情节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员明军虽有自首情节,但综合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员明军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员明军已于2020年5月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医学是复杂的生命科学,诊疗方案是医生基于医学知识作出的专业判断,患者对治疗效果要理性对待,不能仅因自认为治疗效果不佳就迁怒于医生甚至报复行凶。
本案是一起患者因对治疗效果不满,经调解未果,报复杀害医生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员明军虽有自首情节,但其蓄意报复,在就诊近一年后携刀具到医生办公室连续捅刺、砍击医生致死,主观恶性深,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员明军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严惩。
案例2
孙文斌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文斌,男,汉族,1964年12月23日出生,无业。
2019年11月12 日,被告人孙文斌之母(95岁)因患哮喘、心脏病、脑梗死后遗症等疾病到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同月22 日出院。其间,医院曾下达病危病重通知书。同年12月4日,因孙母在家中不能正常进食,孙文斌联系999急救车将孙母送至北京市民航总医院。孙母经急诊诊治未见好转,被留院观察。孙文斌认为孙母的病情未好转与首诊医生杨某(被害人,女,殁年51岁)的诊治有关,遂对杨某怀恨在心。
同月8日,孙文斌返回其暂住地取了一把尖刀随身携带,扬言要报复杨某,并多次拒绝医院对孙母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同月24日6时许,杨某在急诊科抢救室护士站向孙文斌介绍孙母的病情时,孙文斌突然从腰间拔出尖刀,当众持刀反复切割杨某颈部致杨某倒地,后又不顾他人阻拦,再次持刀捅刺杨某颈部,致杨某颈髓横断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孙文斌作案后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投案。
裁判结果
本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文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孙文斌因母亲就医期间病情未见好转,归咎并迁怒于首诊医生杨某,事先准备尖刀,预谋报复杀人,并在医院急诊科当众持刀行凶,致杨某死亡,犯罪动机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孙文斌虽具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孙文斌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孙文斌已于2020年4月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使命,但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疗效果并不总能满足患者和家属的期待。患者和家属首先应当积极配合医院进行治疗,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病情和治疗效果,不能简单因病情未好转便归咎于医院和医生。
本案是一起患者家属因患者病情未见好转而预谋报复杀害医生的典型案例,2019年年底案发后产生巨大且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孙文斌在将其年迈并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母亲送到医院治疗期间,多次拒绝医院对其母进行检查和治疗,却认为其母病情未见好转与首诊医生的诊治有关,经预谋后在医院当众杀害首诊医生,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孙文斌判处死刑,体现了坚决惩治暴力杀医犯罪的严正立场。
案例3
柯金山寻衅滋事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柯金山,男,汉族,1979年1月15日出生,务工人员。
2020年1月27日,被告人柯金山的岳父田某因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入住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医院(西区)就医。同月29日上午,柯金山等家属因田某转院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当日21时40分许,田某病情危急,家属呼叫隔离区护士,护士查看后通知隔离区外的值班医生高某。其间,柯金山大喊大叫、拍打物品。高某进入隔离区时见患者家属情绪激动,遂返回办公室向主任报告,同时通过电脑下医嘱,安排护士对田某进行抢救。田某因肺部感染致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次日零时许,柯金山及田某的女儿因对医生处置方式不满,在隔离区护士站对高某进行质问。其间,柯金山殴打高某,田某的女儿上前抓挠、撕扯高某防护服。在高某返回医生办公室途中,柯金山和田某的女儿继续拦截、追打,致高某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被撕破、脱落,头面部及左肘受伤、左尺骨轻微骨折、左脚韧带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微伤。公安机关接报警后到现场将柯金山抓获。高某因被隔离无法正常工作,经检测排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柯金山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发泄不满情绪,伙同他人在隔离病区内撕扯医生防护服、殴打医生致轻微伤, 并使医生处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之中,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柯金山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柯金山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0年4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发生在疫情爆发区湖北省武汉市的伤医案例。被告人柯金山等患者家属为发泄不满情绪,在医院隔离区殴打医生致轻微伤,并损坏其防护用具,致使医生因隔离观察无法正常从事诊疗工作。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柯金山犯罪的事实、性质、后果及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对其依法判处刑罚。
案例4
李苏颖寻衅滋事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苏颖,女,汉族,1977年4月21日出生,务工人员。
2020年1月26日16时30分许,被告人李苏颖在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住院部西五病区肾内科走廊,从护士站外的治疗车上拿了一支带针头的注射器进入护士站,走到正在工作的护士张某身后,用左手勒住张某的脖子、右手持注射器针头抵住张某右颈部,以要面见专家反映新冠肺炎情况为由挟持张某,致张某右颈部皮肤损伤。经医务人员反复劝说至17时许,李苏颖松开左手,张某趁机脱离挟持。后李苏颖被公安人员带离现场。
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苏颖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定点收治医院用注射器挟持、恐吓医护人员,持续时间长,致医护人员受伤,且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应以寻衅滋事罪从重处罚。鉴于李苏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苏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0年4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又一起疫情防控期间发生在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的伤医扰序案例。被告人李苏颖无端滋事,以面见专家反映疫情为由,在医院护士站持注射器挟持、恐吓正在工作的护士,给被害人造成身心伤害,并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李苏颖犯罪的事实、性质、后果及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严惩。
案例5
李广伟寻衅滋事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广伟,男,汉族,1981年6月30日出生,无业。2002年10月28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2019年6月29日,被告人李广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果口腔门诊就医,经检查后未同意医生马某提出的治疗方案。李广伟离开后认为马某为其检查时将其牙齿钩坏,遂返回该口腔门诊进行理论,并扬言要报复马某。
后李广伟回家取一把尖刀再次返回该口腔门诊,寻找马某欲进行报复未果,此时看到医务人员于某,为泄愤用刀把砸于某头部数下,致于某轻微伤。于某挣脱后,李广伟在诊疗室看到医务人员栾某,又持刀捅刺栾某手臂数下,致栾某轻伤二级。李广伟继续持刀追逐他人,并将医务人员范某背部划伤,后离开现场。当日,李广伟被公安人员抓获。
裁判结果
本案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广伟为泄愤,在医疗机构持刀随意殴打、捅刺医务人员,致1人轻伤、1人轻微伤,并造成医疗机构秩序混乱,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李广伟曾因犯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又犯罪,应依法惩处。李广伟虽认罪认罚,但综合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不足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广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0年5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理性就医,遇矛盾加强沟通,是全社会积极倡导的正确就医理念,患者不能因对治疗或检查效果不满而动辄泄愤报复医务人员。
本案是一起患者因报复诊治医生未果,为泄愤转而持刀随意殴打、捅刺其他医务人员致伤的案例。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李广伟犯罪情节恶劣、后果较为严重且有犯罪前科等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严惩。
案例6
曹会勇寻衅滋事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曹会勇,男,汉族,1983年6月15日出生,农民。2002年1月3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9年5月14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2014年11月4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5年2月17日刑满释放。
2019年2月6日20时许,被告人曹会勇酒后送朋友到陕西省太白县县医院就诊。其间,曹会勇持挂号单到医院二楼找医生,无端与值班医生高某发生言语冲突,遂拿起听诊器扔向高某。高某躲开后,曹会勇又用拳头、手机击打高某的头面部,致高某鼻骨粉碎性骨折及其他多处损伤,构成轻伤二级。在场的值班护士韩某上前阻拦,曹会勇脚踢韩某。后其他医务人员将曹会勇拉开,曹会勇仍在楼道谩骂,引起住院病人及家属围观,直至公安人员赶到将曹会勇制服带走。
裁判结果
本案由陕西省太白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曹会勇酒后陪同朋友就医,随意殴打医生致轻伤,并脚踢上前阻拦的护士,谩骂医生,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曹会勇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曹会勇认罪认罚,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曹会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19年10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近年来,出现多起患者或患者陪同人员酒后在医院滋事扰序、伤害医务人员的案件。本案就是一起患者陪同人员酒后滋事,随意殴打医生、护士致医生轻伤的案例。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曹会勇有多次犯罪前科且系累犯及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其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7
李发才等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发才,男,哈尼族,1996年1月12日出生,务工人员。
被告人郭辉,男,哈尼族,1993年6月13日出生,务工人员。
2018年6月24日22时许,被告人郭辉、李发才等人陪同他人到云南省昆明市五三三医院急诊室就诊。值班医生詹某接诊后根据患者病情建议转院,郭辉、李发才等人对此不满,与詹某发生争执。后郭辉、李发才等人殴打詹某致轻伤二级。当日,郭辉、李发才被公安人员抓获。
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发才、郭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李发才、郭辉伙同他人在医院殴打医生致轻伤,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二人均当庭认罪,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发才、郭辉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19年4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医院急诊部门是发生医患冲突较为集中的科室。急诊与专科门诊的诊疗处置方式有一定差别,患者及其陪同人员如遇到问题应与医生理性沟通,而不是肆意拳脚相向。
本案是一起患者陪同人员多人殴打医生的案例。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犯罪的事实、性质、后果和被告人李发才、郭辉当庭认罪等情节,依法对二人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8
李红军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红军,男,汉族,1968年12月16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李洪团,男,汉族,1979年1月2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黄昌青,男,汉族,1975年12月25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李红司,男,汉族,1972年12月16日出生,农民。
2018年2月20日中午,被告人李红军之子李某因饮酒过量被送至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集镇卫生院救治,后经救治无效死亡。当日下午,李红军和被告人李洪团等人欲给卫生院施加压力,将李某尸体停放在该院观察室内。被告人李红司纠集庄邻、亲友等50余人至卫生院,滞留在观察室、输液室、大厅等处。当晚,李红司煽动庄邻等阻止公安人员执行公务。
同月21日上午,被告人李红司、黄昌青煽动他人推搡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被告人李红军、李洪团、李红司等人为给卫生院和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纠集更多人至卫生院,伙同黄昌青指使李某的同学用输液座椅堵住走道、拍摄视频在网络上发布。为造出更大声势和影响,李洪团经与李红军商议,携带煤气罐、汽油等危险品至卫生院门诊楼。当晚,李红军再次让李红司纠集更多庄邻至卫生院,后公安人员要求李红军等人将煤气罐、汽油等危险品运走,李红司、黄昌青煽动庄邻继续在卫生院闹事,拒不运走煤气罐、汽油等危险品。
同月22日,被告人李红军、李洪团、黄昌青、李红司等人采取封堵卫生院门诊楼大门、输液室、观察室、过道,辱骂、冲撞、投掷汽油瓶、向自己身上浇汽油欲自焚等方式,阻碍公安人员正常执行公务。当日14时许,李红军、李洪团、黄昌青等人被公安人员强制带离现场,李红司乘机逃离,后主动投案。因本案致上述卫生院门诊楼部分门窗、玻璃、输液座椅、监控设备等物品被损坏,维修费用共计18770元,重新购置输液座椅25张(价值共计2483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红军、李洪团、黄昌青、李红司聚众扰乱卫生院医疗秩序,情节严重,致使该院医疗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李红军、李洪团系首要分子,黄昌青、李红司系积极参加者,均应依法惩处。李红司有自首情节,李红军、李洪团如实供述罪行,黄昌青当庭自愿认罪,均可从轻处罚。据此,对被告人李红军、李洪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被告人黄昌青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对被告人李红司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二审裁定已于2019年6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患者医治无效死亡,悲痛者莫过于亲属。患者亲属如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处置有分歧意见,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不是采取违规停尸、聚众围堵、损毁财物、妨害公务等行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表达不满。这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影响其他患者的就诊权益。
本案是一起情节严重的在卫生院聚众扰序的典型案例。患者因饮酒过量经送卫生院救治无效死亡,患者亲属纠集多人连续三天在卫生院聚众闹事,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红军、李洪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严惩。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办〔201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9年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要点
2019年,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主题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总要求,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部署,按照2018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会议暨审判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要求,扎实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全力服务保障执法办案
1.扎实开展科学、客观、精细、准确的审判执行运行态势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有序推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促进形成人案均衡、收结案平稳的良好局面。
2.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细化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力职责清单,明确与院庭长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确保履职有据、权责明晰。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制度,细化监管范围、发现机制、启动程序和监管方式。
3.健全新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全流程无纸化网上办案,实现审判监督管理全程网上运行、全程留痕,智能监测审判过程和结果偏离态势,推动审判监督管理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创新审判管理方式,坚持问题导向,贴近审判执行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微观层面的审判管理制度和机制。
4.扎实开展办案绩效考评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应根据当地及辖区法院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设定考评指标,形成正确导向,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指标加大权重,不断推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二、持续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5.强化对辖区法院和内设机构裁判文书公开情况的督促通报,不断提升裁判文书公开的自动化、常态化水平。严格规范文书不上网情形及审批程序,对于不上网文书要全面公开案件基本信息项。认真抓好撤回裁判文书的后续处理,撤回文书修改后要及时重新上网公开。继续开展“百篇”优秀文书评选活动。全面部署和推广应用裁判文书自动纠错软件,全面开展已上网裁判文书的主动筛查,建立完善覆盖全流程的裁判文书质量管控机制,深入推进上网裁判文书质量评查活动,确保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不出现低级错误。
6.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热点案件的庭审公开协调力度,提升庭审公开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对庭审公开落后地区进行专项函询,提高庭审公开工作整体水平。推动全国法院员额法官庭审公开全覆盖,实现庭审公开常态化。继续开展“百场”优秀庭审评选活动。
7.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规范和业务标准,进一步明确公开内容、公开渠道和公开机制。按照《审判流程信息公开业务标准》要求,将公开范围内的全部诉讼文书、笔录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向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公开。尚不具备公开条件的法院应当立即启动对接联调工作,尽快落实公开要求。
8.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电子送达模块,推动诉讼文书多渠道送达,切实推动解决“送达难”问题,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便群众诉讼。推广“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微信服务号和小程序,向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开服务。
9.继续开展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第三方评估工作,通过第三方评估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升工作水平,将各项司法公开工作落到实处,健全完善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切实将司法公开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三、加强案件评查与特殊案件管理
10.进一步完善全国法院案件质量管理平台,对接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带卷评查”。对接法官业绩档案系统,实现法官与案件评查双向全覆盖。进一步落实评查法官的评查责任;梳理重点案件评查考核对象。
11.高度重视目前长期未结诉讼案件量持续增长的态势,继续以“控制增量、消化存量”为导向,建立健全督办台账和定期通报、专函督办等长效机制,把责任层层压实。要将已报结的长期未结案件纳入常态化评查,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从根本上防范边清边积情况的发生。
12.强化久押不决案件定期通报制度,对案件存量较多、久押不决案件数量增长过快的法院落实专函督办机制。推进审判管理平台中久押不决案件管理系统的建设,加强久押不决案件信息的适时录入和更新,实现精准管控,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报送数据不准确、费时费力的问题。
13.完善外部领导干部干预过问案件记录制度,提升填报规范性,研究外部干预案件在违纪认定、查处手段、查处依据等方面的相关机制,进一步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14.健全完善重大敏感案件管理机制。按照“三同步”要求,落实“重点案件”在办案系统中标识、提醒、预警、督办机制,单独建立台账,实施分类管理,严格实施重大案件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呈报审批机制,确保重大敏感案件依法妥善处理。
四、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
15.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要求,优化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规范专业委员会会议的组成及运行。
16.科学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监督指导审判工作的重要职能,梳理提炼审判委员会确立的裁判规则及理念,通过裁判规则指引平台等方式适当公开,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提供参鉴。
17.规范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范围,建立主审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的衔接机制、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严格落实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和议事规则,确保委员客观、公正、独立、平等发表意见。
18.推进审判委员会信息公开,除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及理由。加强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履职保障,明确合议庭成员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责任承担。
五、提升审判管理信息化水平
19.将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与全流程无纸化网上办案、同步形成电子卷宗等工作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实现诉讼材料网上流转、诉讼文书在线制作、管理事项在线审批、流程信息自动生成,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填录信息环节,切实减轻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负担,确保审判流程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便利性,不断提升执法办案信息化水平。
20.积极组织、协同信息技术部门指导软件开发公司推进裁判文书信息平台升级改造工作,解决网络拥堵和延迟问题,提高裁判文书质检水平。
21.广泛调研审判管理业务需求,建设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平台,争取一站式获取绝大多数审判管理、态势分析所需的数据,方便开展各项审判管理工作。
22.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不断提高汇聚至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数据的质量,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平台提供更优质的数据基础。
23.做好长期未结案管理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全面开通全国四级法院的使用权限,做好相关数据项的法标切换与数据对接,校准案件信息,升级督办台账填录模块,使长期未结案管理系统“更准确”“更易用”“更智能”。
六、不断深化审判管理理论建设
24.充分发挥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究平台优势,定期发布全国法院审判管理重大研究课题,广泛征集审判管理学术论文,定期举办理论研讨交流活动,结集出版审判管理理论研究成果。
25.做好《审判管理研究与参考》编辑出版工作,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加强审判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升华,推动审判管理理论实践创新,实现成果转化推广。
七、切实加强审判管理机构、队伍及能力建设
26.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积极推进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稳步推进改革政策落实到位。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除认真谋划推进本院相关机构改革工作外,应当统筹推进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机构设置工作,确保政法编制50人以上、内设机构总数在5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普遍设置审判管理办公室,政法编制50人以下、内设机构总数不超过5个的基层人民法院,在设立综合办公室时要确保审判管理各项工作专人专岗。
27.配齐配强审判管理办公室各类人员。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一般应当具有审判执行工作经历,符合条件的,要争取选任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在研究执法办案等重大事项时,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应列席会议。在法官员额制改革、内设机构改革中,要有效保留、及时补充审判管理骨干力量,并充实信息技术应用、软件服务保障、数据统计分析等专业技术人员,满足审判管理工作需求。
28.加强审判管理与审判业务部门人员的双向交流,从审判业务庭室选调法官和优秀审判辅助人员充实到审判管理部门。审判管理部门的人员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分批次纳入员额管理,暂不符合入额条件的,纳入法官助理序列培养锻炼。
29.发挥好“全国法院审判管理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机制在提高认识、培育典型、树立标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优秀审判管理业务大交流”活动,总结推广审判管理先进经验,不断提升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综合能力和均衡发展水平。
30.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手段和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确保每年至少组织一期审判管理综合培训,集中开展审判管理业务专项培训,既要突出审判管理主要业务,也要包括信息技术应用、管理科学等相关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的通知
(高检发侦监字〔2018〕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已经2018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3届检察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1月9日
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
目 次
一、审查证据的基本要求
(一)审查逮捕
(二)审查起诉
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
(二)犯罪形态的审查
(三)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
(四)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
(五)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
(六)电子数据的审查
(七)境外证据的审查
三、社会危险性及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审查逮捕
(二)审查起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以下简称《意见》),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除了要把握普通诈骗案件的基本要求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二是犯罪形态的审查;三是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四是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五是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六是电子数据的审查;七是境外证据的审查。
一、审查证据的基本要求
(一)审查逮捕
1. 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实
(1)证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证据主要包括:报案登记、受案登记、受案笔录、立案决定书、破案经过、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银行开户申请、开户明细单、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银行汇款单、网银转账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手机转账信息等证据。跨国电信网络诈骗还可能需要有国外有关部门出具的与案件有关的书面材料。
(2)证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危害结果
1证明诈骗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银行转账凭证、汇款凭证、转账信息、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的账户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提成记录、诈骗账目记录等证据以及其它有关证据。
2证明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以及页面浏览量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CDR电话清单、短信记录、电话录音、电子邮件、远程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网页浏览次数统计、网页浏览次数鉴定意见、改号软件、语音软件的登录情况及数据、拨打电话记录内部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证据。
2. 有证据证明诈骗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1)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行为方式与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交付财物过程或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对于团伙作案的,要重视对同案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梳理各个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指证是否相互印证。
(2)有关资金链条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交易流水、第三方支付交易记录以及其他关联账户交易记录、现场查扣的书证、与犯罪关联的银行卡及申请资料等,从中审查相关银行卡信息与被害人存款、转移赃款等账号有无关联,资金交付支配占有过程;犯罪嫌疑人的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审查与犯罪有关的信息,是否出现过与本案资金流转有关的银行卡账号、资金流水等信息。要注意审查被害人转账、汇款账号、资金流向等是否有相应证据印证赃款由犯罪嫌疑人取得。对诈骗集团租用或交叉使用账户的,要结合相关言词证据及书证、物证、勘验笔录等分析认定。
(3)有关信息链条的证据:侦查机关远程勘验笔录,远程提取证据笔录,CDR电话清单、查获的手机IMEI串号、语音网关设备、路由设备、交换设备、手持终端等。要注意审查诈骗窝点物理IP地址是否与所使用电话CDR数据清单中记录的主叫IP地址或IP地址所使用的线路(包括此线路的账号、用户名称、对接服务器、语音网关、手持终端等设备的IP配置)一致,电话CDR数据清单中是否存在被害人的相关信息资料,改号电话显示号码、呼叫时间、电话、IP地址是否与被害人陈述及其它在案证据印证。在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查获的手机IMEI串号以及其他电子作案工具,是否与被害人所接到的诈骗电话显示的信息来源一致。
(4)其他证据: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记录、户籍证明材料、在境外使用的网络设备及虚拟网络身份的网络信息,证明犯罪嫌疑人出入境情况及身份情况。诈骗窝点的纸质和电子账目报表,审查时间、金额等细节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犯罪过程中记载被害人身份、诈骗数额、时间等信息的流转单,审查相关信息是否与被害人陈述、银行转账记录等相互印证。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诈骗脚本、内部分工、培训资料、监控视频等证据,审查犯罪的具体手法、过程。购买作案工具和资源(手机卡、银行卡、POS机、服务器、木马病毒、改号软件、公民个人信息等)的资金流水、电子数据等证据。
3.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1)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证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同案犯指证;诈骗脚本、诈骗信息内容、工作日记、分工手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职责、地位、参与实施诈骗行为的时间等;赃款的账册、分赃的记录、诈骗账目记录、提成记录、工作环境、工作形式等;短信、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审查其中是否出现有关诈骗的内容以及诈骗专门用的黑话、暗语等。
(2)证明提供帮助者的主观故意的证据:提供帮助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指证、证人证言;双方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信息材料;犯罪嫌疑人的履历、前科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双方资金往来的凭证、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的收益数额、取款时的监控视频、收入记录、处罚判决情况等。
(二)审查起诉
除审查逮捕阶段证据审查基本要求之外,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还应坚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保证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均已排除合理怀疑。
1.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实
(1)证明电信网络诈骗事实发生。除审查逮捕要求的证据类型之外,跨国电信网络诈骗还需要有出入境记录、飞机铁路等交通工具出行记录,必要时需国外有关部门出具的与案件有关的书面证据材料,包括原件、翻译件、使领馆认证文件等。
(2)证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危害结果
1证明诈骗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能查清诈骗事实的相关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交易凭证、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的账户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的诈骗账目记录以及其它有关证据。
需要特别注意“犯罪数额接近提档”的情形。当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一般掌握在80%以上,即达到2.4万元、40万元),根据《解释》和《意见》的规定,具有《意见》第二条第二款“酌情从重处罚”十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提高一档量刑。
2证明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以及页面浏览量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类型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2.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诈骗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1)有关资金链条的证据。重点审查被害人的银行交易记录和犯罪嫌疑人持有的银行卡及账号的交易记录,用于查明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及犯罪嫌疑人诈骗的犯罪数额;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用于查明是否出现涉案银行卡账号、资金流转等犯罪信息,赃款是否由犯罪嫌疑人取得。此外,对诈骗团伙或犯罪集团租用或交叉使用多层级账户洗钱的,要结合资金存取流转的书证、监控录像、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分析认定。
(2)有关人员链条的证据。电信网络诈骗多为共同犯罪,在审查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证据基础上,应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手机通信记录等,通过自供和互证,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查明各自的分工和作用,以区分主、从犯。对于分工明确、有明显首要分子、较为固定的组织结构的三人以上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言词证据及有关信息链条的证据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3.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证明犯罪嫌疑人及提供帮助者主观故意的证据类型同审查逮捕证据类型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犯罪嫌疑人各自分工不同,其供述和辩解也呈现不同的证明力。一般而言,专门行骗人对于单起事实的细节记忆相对粗略,只能供述诈骗的手段和方式;专业取款人对于取款的具体细目记忆也粗略,只能供述大概经过和情况,重点审查犯罪手段的同类性、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分工和作用。
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要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在案证据,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
1. 此罪彼罪
在一些案件中,尤其是利用网络钓鱼、木马链接实施犯罪的案件中,既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又可能存在秘密窃取的行为,关键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对财物的主动处分意识。如果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行为获取他人财物,则应认定构成盗窃罪;如果窃取或者骗取的是他人信用卡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则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如果通过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后又转入接触式诈骗,或者为实现诈骗目的,线上线下并行同时进行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诈骗,应当按照诈骗取财行为的本质定性,虽然使用电信网络技术但被害人基于接触被骗的,应当认定普通诈骗;如果出现电信网络诈骗和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等特殊诈骗罪名的竞合,应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2. 追诉标准低于普通诈骗犯罪且无地域差别
追诉标准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甚至罪与非罪的认定。《意见》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而《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因此,电信网络诈骗的追诉标准要低于普通诈骗的追诉标准,且全国统一无地域差别,即犯罪数额达到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二)犯罪形态的审查
1. 可以查证诈骗数额的未遂
电信网络诈骗应以被害人失去对被骗钱款的实际控制为既遂认定标准。一般情形下,诈骗款项转出后即时到账构成既遂。但随着银行自助设备、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推出“延时到账”“撤销转账”等功能,被害人通过自助设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转账,可在规定时间内撤销转账,资金并未实时转出。此种情形下被害人并未对被骗款项完全失去控制,而犯罪嫌疑人亦未取得实际控制,应当认定为未遂。
2. 无法查证诈骗数额的未遂
根据《意见》规定,对于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犯罪嫌疑人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的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中“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
1. 诈骗数额的认定
(1)根据犯罪集团诈骗账目登记表、犯罪嫌疑人提成表等书证,结合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数额。
(2)根据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
(3)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全部被害人,尽管有证据证明该账户系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犯罪嫌疑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的,也不能简单将账户内的款项全部推定为“犯罪数额”。要根据在案其他证据,认定犯罪集团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违法所得”有无其他可能性。如果证据足以证实“违法所得”的排他性,则可以将“违法所得”均认定为犯罪数额。
(4)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对通过向被害人交付一定货币,进而骗取其信任并实施诈骗的,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性和经济价值,该部分货币可以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2. 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
(1)拨打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拨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
(2)被害人是否接听、接收到诈骗电话、信息不影响次数、条数计算。
(3)通过语音包发送的诈骗录音或通过网络等工具辅助拔出的电话,应当认定为拨打电话。
(4)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发送信息条数、日拨打人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予以认定。
(5)发送信息条数和拨打电话次数在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宜换算累加。
(四)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
1. 对于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犯罪处罚,并且对犯罪集团中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依法从严惩处。
2. 对于其余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3. 对于部分被招募发送信息、拨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对其参与期间整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可以考虑参与时间较短、诈骗数额较低、发送信息、拨打电话较少,认定为从犯,从宽处理。
4. 对于专门取款人,由于其可在短时间内将被骗款项异地转移,对诈骗既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大大增加了侦查和追赃难度,因此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进行认定,不宜一律认定为从犯。
(五)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
根据《意见》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刷卡套现等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等五种方式转账、套现、取现的,需要与直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事前通谋的才以共同犯罪论处。因此,应当重点审查帮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行为人是否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前与实施诈骗犯罪嫌疑人共谋或者虽无共谋但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对于帮助者明知的内容和程度,并不要求其明知被帮助者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细节,其只要认识到对方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可。审查时,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以及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分析认定。
(六)电子数据的审查
1. 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审查
(1)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2)电子数据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3)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4)电子数据如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5)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2. 电子数据合法性的审查
(1)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2)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3)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4)电子数据检查是否将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有条件的,是否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并对备份进行检查;无法制作备份且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的,是否附有录像。
(5)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利用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收集到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是否随案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对其来源等作出书面说明。
(6)对电子数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资质。
3. 电子数据的采信
(1)经过公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可以采信的电子数据: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的;笔录或者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对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格式等注明不清的;有其他瑕疵的。
(2)不能采信的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
(七)境外证据的审查
1. 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
境外证据的来源包括:外交文件(国际条约、互助协议);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平等互助原则);警务合作(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国际刑警组织)。
由于上述来源方式均需要有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对境外证据的审查要注意:证据来源是否是通过上述途径收集,审查报批、审批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材料移交过程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全,确保境外证据的来源合法性。
2. 证据转换的规范性审查
对于不符合我国证据种类和收集程序要求的境外证据,侦查机关要重新进行转换和固定,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注重审查:
(1)境外交接证据过程的连续性,是否有交接文书,交接文书是否包含接收证据。
(2)接收移交、开箱、登记时是否全程录像,确保交接过程的真实性,交接物品的完整性。
(3)境外证据按照我国证据收集程序重新进行固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进行,注意证据转换过程的连续性和真实性的审查。
(4)公安机关是否对境外证据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保管移交的过程等作出说明,有无对电子数据完整性等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意见等。
(5)无法确认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收集程序违法无法补正等境外证据应予排除。
3. 其他来源的境外证据的审查 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的境外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注重对其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进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三、社会危险性及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审查逮捕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考虑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有羁押必要: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高检会〔2015〕9号)规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情节的。
2. 犯罪嫌疑人是诈骗团伙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对于首要分子,要重点审查其在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是否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对于其他主犯,要重点审查其是否是犯意的发起者、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主要责任者,是否参与了犯罪的全过程或关键环节以及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诈骗团伙的具体管理者、组织者、招募者、电脑操盘人员、对诈骗成员进行培训的人员以及制作、提供诈骗方案、术语清单、语音包、信息的人员可以认定为主犯;取款组、供卡组、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组等负责人,对维持诈骗团伙运转起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对于其他实行犯是否属于主犯,主要通过其参加时段实施共同犯罪活动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后果的作用等来认定。
3.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行为,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或者作虚假供述的。
4. 有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参与诈骗且既遂数额巨大、被害人众多,诈骗数额等需进一步核实的。
5.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参与诈骗的时间长,应当明知诈骗团伙其他同案犯犯罪事实的,但犯罪嫌疑人拒绝指证或虚假指证的。
6. 其他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羁押必要的情形。
在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参与时间、工作内容、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情节,结合案件整体情况,依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或者羁押必要性。在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如实供述且供述稳定的情况下,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考虑社会危险性较小:
1. 预备犯、中止犯。
2.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有自首、立功表现的。
3.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参与时间短的发送信息、拨打电话人员。
4. 涉案数额未达巨大,受雇负责饮食、住宿等辅助工作人员。
5.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积极退赃的从犯。
6. 被胁迫参加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7. 其他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把握,要根据案件社会影响、造成危害后果、打击力度的需要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和考虑。
(二)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要结合侦查阶段取得的事实证据,进一步引导侦查机关加大捕后侦查力度,及时审查新证据。在羁押期限届满前对全案进行综合审查,对于未达到逮捕证明标准的,撤销原逮捕决定。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
2. 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
3. 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
4. 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预备犯或者中止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2.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3. 系未成年人或者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4. 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5.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6. 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7. 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8. 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9. 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20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并经2020年8月25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0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和保障,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1.深刻认识服务和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自贸试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深入开展制度创新,探索试验了一批重大基础性改革,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就是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理念,积极履职尽责,以服务保障为出发点,以风险防控为底线,针对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立足检察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创新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产品。
二、树立正确司法理念,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检察工作质效
2.树立依法平等保护理念,注重对自贸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的司法保护。把依法平等保护作为检察工作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发展的重要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坚持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统一司法尺度和司法标准,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增强创业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自贸试验区各类企业共生共赢。
3.树立宽容谦抑理念,严格司法办案标准,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准确把握自贸试验区内主体自主经营、自由交易特征,正确把握依法惩治犯罪与全力支持改革的辩证关系,注意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执行和利用国家政策谋发展中的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等界限,坚决防止把一般违法违纪、工作失误甚至改革创新视为犯罪,支持改革、宽容失误,保护制度创新的积极性。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加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力度,提高办理新类型案件的精准度。
4.树立服务保障理念,改进办案方式,努力提升办案效果。坚持打击犯罪与依法帮助企业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并重,合理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慎重使用拘留、逮捕和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办理企业关键岗位人员涉嫌犯罪案件,主动加强与涉案企业或者自贸试验区有关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理掌控办案进度、适用办案措施,帮助涉案企业做好生产经营衔接工作。慎重发布涉企业案件信息,注意顾及企业关切,维护企业声誉。主动听取工商联及企业界人士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积极履行检察职责,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5.依法打击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人身财产权利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的自贸试验区社会环境。依法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维护企业财产安全,打击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企业财产等犯罪。依法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严惩破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犯罪。依法打击妨碍卫生防疫、检疫等犯罪,促进常态化依法抗“疫”,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和周边治安的专项整治,切实保障自贸试验区社会秩序稳定,生产经营活动安全正常进行。
6.依法打击破坏自贸试验区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依法打击故意损害商业信誉、虚假广告宣传等犯罪,维护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支持企业金融创新,保护投资人和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依法打击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支持企业合法利用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跨境双向流通渠道开放等便利化政策开展经营活动。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惩治力度。慎重处理企业涉税涉汇案件,严格非法经营罪等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犯罪的认定,防止刑事打击扩大化。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增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投资信心。
7.依法办理损害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促进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批捕、公诉等职能,依法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市场准入、招商引资、市场监管等环节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以及不履行、不正当履行职责导致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深入分析金融、航运、商贸等领域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综合运用案件办理、检察建议、犯罪风险预警和专项治理等手段,努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形成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8.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营造创新开放的投资环境。依法打击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重点加大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研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鼓励和保护对科技成果的合理利用和改进提升,正确处理平行进口、贴牌加工出口、临时过境等贸易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推进诉讼权利告知试点工作,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参与程度。积极维护自贸试验区内科技产品和成果的自由交易秩序,为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供有力司法保护。
9.强化对涉及自贸试验区经济主体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监督纠正刑事案件违法立案特别是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和违法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以及财产刑执行不当、非法处置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财物等问题。强化民事诉讼监督,注重加强对涉外民商事纠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企业债权债务纠纷、劳动争议等案件审判、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大对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惩治力度。注重运用民事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多元监督手段,保护自贸试验区民商事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围绕市场准入审批、投融资审批、外汇兑汇管理、海关监管等重点领域,加大对涉及自贸试验区的行政诉讼监督力度,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坚持把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与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结合起来,注重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
10.强化对自贸试验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依法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跨境电商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聚焦民生热点,加大与行政机关专项整治的协同力度,解决好公益损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确保办案追偿资金真正用于公益保护、修复。探索安全生产、危化品管理、产品及工程质量等公共安全领域,互联网公益保护领域等公益诉讼检察,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11.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拓宽法律服务渠道。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紧密结合司法办案,积极开展检察官以案释法工作。加强法治宣传,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帮助自贸试验区企业和从业人员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规范经营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促进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加强对自贸试验区企业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依托检察机关远程视频接访系统、12309检察服务中心等平台,依法及时办理控告、申诉和举报,为企业和从业人员寻求法律帮助提供便捷高效服务。推动建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引导和解机制,推动建立社会协同、政府扶持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推动建立健全与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衔接联动机制,推动建立律师参与的信访工作机制。
12.深入研究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推动自贸试验区综合监管制度建设。结合自贸试验区相关法规政策和管理实际,加强对司法办案趋势和前沿社会管理问题分析研判,增强服务保障的前瞻性、预见性。加强对涉自贸试验区典型案件的总结分析,深入研究发案原因、规律,提出检察建议,帮助自贸试验区内企业、行政监管部门发现管理漏洞、建章立制,完善监督制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握市场主体在金融改革、商贸物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治需求,为自贸试验区相关法规政策的研究制定、调整完善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立足检察职能,在自贸试验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综合评估机制、社会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等方面提供检察支持。
四、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13.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举措。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服务自贸试验区发展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任务,与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相结合,切实加强领导,完善措施,细化落实。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增强保障和促进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下业务督导和具体指导,促进各级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好相关检察职能。
14.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工作合力。加强检察系统内部工作协调,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对检察工作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妥善做好涉及自贸试验区建设案件的协查取证、法律文书送达等工作;加强与公安、法院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做好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工作,统一新型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确保办案效果;加强检察机关与自贸试验区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定期通报情况,及时掌握改革措施、政策走向,提升服务保障工作质效;加强全国各地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协作机制,打造自贸检察工作交流平台,加快推进信息联络、案件协作、经验互鉴、联合调研、理论研讨、人员交流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共同推进自贸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15.强化队伍、机制建设,积极提供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的智力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贸易、物流、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的教育培训,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熟悉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精通涉外民商事和金融业务、了解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具有外语能力的专家型、复合型检察人才。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加强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与税务、金融、环保等部门之间的干部挂职交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设置自贸试验区专门机构或者派驻检察室、专业化办案团队,强化组织保障,延伸服务触角。积极借助“外脑”,探索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商事专业领域、涉外律师事务所等聘请专家学者,建立检察服务自贸试验区专业智库,鼓励与法学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自贸试验区检察研究机构,丰富自贸试验区检察理论,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1〕2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北京隆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诉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案例166-171号),作为第30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9日
指导案例166号
北京隆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诉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合同纠纷/违约金调整/诚实信用原则
裁判要点
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第114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585条)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北京隆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昌贸易公司)因与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重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作出(2016)京0106民初6385号民事判决,判决城建重工公司给付隆昌贸易公司货款5284648.68元及相应利息。城建重工公司对此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城建重工公司与隆昌贸易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城建重工公司承诺于2016年10月14日前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人民币300万元,剩余的本金2284648.68元、利息462406.72元及诉讼费25802元(共计2772857.4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城建重工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首期给付款300万元或未能在2016年12月31日前足额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应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违约金80万元;如果城建重工公司未能在2016年12月31日前足额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隆昌贸易公司可以自2017年1月1日起随时以(2016)京0106民初6385号民事判决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有权向城建重工公司追索本协议确定的违约金80万元。(2)隆昌贸易公司申请解除在他案中对城建重工公司名下财产的保全措施。双方达成协议后城建重工公司向二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并按约定于2016年10月14日给付隆昌贸易公司首期款项300万元,隆昌贸易公司按协议约定申请解除了对城建重工公司财产的保全。后城建重工公司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剩余款项,2017年1月隆昌贸易公司申请执行(2016)京0106民初638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并于2017年6月起诉城建重工公司支付违约金80万元。
一审中,城建重工公司答辩称:隆昌贸易公司要求给付的请求不合理,违约金数额过高。根据生效判决,城建重工公司应给付隆昌贸易公司的款项为5284648.68元及利息。隆昌贸易公司诉求城建重工公司因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承担违约金的数额为80万元,此违约金数额过高,有关请求不合理。一审宣判后,城建重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城建重工公司恶意违约的基础上,适用惩罚性违约金,不考虑隆昌贸易公司的损失情况等综合因素而全部支持其诉讼请求,显失公平,请求适当减少违约金。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京0106民初15563号民事判决: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隆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违约金80万元。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京02民终86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隆昌贸易公司与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本案涉及诉讼中和解协议的违约金调整问题。本案中,隆昌贸易公司与城建重工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城建重工公司如未能于2016年10月14日前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人民币300万元,或未能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的本金2284648.68元、利息462406.72元及诉讼费25802元(共计2772857.4元),则隆昌贸易公司有权申请执行原一审判决并要求城建重工公司承担80万元违约金。现城建重工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未依约向隆昌贸易公司支付剩余的2772857.4元,隆昌贸易公司的损失主要为尚未得到清偿的2772857.4元。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与隆昌贸易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隆昌贸易公司按协议约定申请解除了对城建重工公司账户的冻结。而城建重工公司作为商事主体自愿给隆昌贸易公司出具和解协议并承诺高额违约金,但在账户解除冻结后城建重工公司并未依约履行后续给付义务,具有主观恶意,有悖诚实信用。一审法院判令城建重工公司依约支付8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苏丽英、王国才、周维)
指导案例167号
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诉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代位权诉讼/未获清偿/另行起诉
裁判要点
代位权诉讼执行中,因相对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债权人就未实际获得清偿的债权另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7条)
基本案情
2012年1月20日至2013年5月29日期间,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与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公司)之间共签订采购合同41份,约定百富公司向大唐公司销售镍铁、镍矿、精煤、冶金焦等货物。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滚动结算的方式支付货款,但是每次付款金额与每份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并不一一对应。自2012年3月15日至2014年1月8日,大唐公司共支付百富公司货款1827867179.08元,百富公司累计向大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总额为1869151565.63元。大唐公司主张百富公司累计供货货值为1715683565.63元,百富公司主张其已按照开具增值税发票数额足额供货。
2014年11月25日,大唐公司作为原告,以宁波万象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公司)为被告,百富公司为第三人,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该院作出(2014)浙甬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万象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款项36369405.32元。大唐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就(2014)浙甬商初字第74号民事案件向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6年10月8日依法向万象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但万象公司逾期仍未履行义务,万象公司尚应支付执行款36369405.32元及利息,承担诉讼费209684元、执行费103769.41元。经该院执行查明,万象公司名下有机动车二辆,该院已经查封但实际未控制。大唐公司在限期内未能提供万象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未向该院提出异议。该院于2017年3月25日作出(2016)浙0225执367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大唐公司以百富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百富公司向其返还本金及利息。
裁判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鲁民初10号民事判决:一、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75814208.13元;二、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赔偿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以75814208.13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10号民事判决;二、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53468000元;三、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赔偿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53468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驳回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2014)浙甬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36369405.32元债权问题。大唐公司有权就该笔款项另行向百富公司主张。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根据该规定,认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相应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前提是次债务人已经向债权人实际履行相应清偿义务。本案所涉执行案件中,因并未执行到万象公司的财产,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故在万象公司并未实际履行清偿义务的情况下,大唐公司与百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灭,大唐公司有权向百富公司另行主张。
第二,代位权诉讼属于债的保全制度,该制度是为防止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或者应当增加而未增加,给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障碍,而非要求债权人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择一选择作为履行义务的主体。如果要求债权人择一选择,无异于要求债权人在提起代位权诉讼前,需要对次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作充分调查,否则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债务不得清偿的风险,这不仅加大了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经济成本,还会严重挫伤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积极性,与代位权诉讼制度的设立目的相悖。
第三,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主要条件是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等。代位权诉讼与对债务人的诉讼并不相同,从当事人角度看,代位权诉讼以债权人为原告、次债务人为被告,而对债务人的诉讼则以债权人为原告、债务人为被告,两者被告身份不具有同一性。从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上看,代位权诉讼虽然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但针对的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而对债务人的诉讼则是要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针对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两者在标的范围、法律关系等方面亦不相同。从起诉要件上看,与对债务人诉讼不同的是,代位权诉讼不仅要求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同时还应当具备《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的诉讼条件。基于上述不同,代位权诉讼与对债务人的诉讼并非同一事由,两者仅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大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伟、王毓莹、苏蓓)
指导案例168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诉陈志华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金融借款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 赔偿责任/过错
裁判要点
以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人未依抵押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的,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债权人依据抵押合同主张抵押人在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抵押权人对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有过错的,相应减轻抵押人的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15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13条第1款、第119条第1款(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第584条、第591条第1款)。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31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与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盛公司)、东莞市亿阳信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公司)、东莞市高力信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力信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为亿阳公司、高力信公司、华丰盛公司提供4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使用期限自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为担保该合同,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于同日与陈志波、陈志华、陈志文、亿阳公司、高力信公司、华丰盛公司、东莞市怡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联公司)、东莞市力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宏公司)、东莞市同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汇公司)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高力信公司、华丰盛公司、亿阳公司、力宏公司、同汇公司、怡联公司、陈志波、陈志华、陈志文为上述期间的贷款本息、实现债权费用在各自保证限额内向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还分别与陈志华、陈志波、陈仁兴、梁彩霞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陈志华、陈志波、陈仁兴、梁彩霞同意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对亿阳公司等授信产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限额均为4亿元,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抵押物包括:1.陈志华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的房产及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中堂汽车站旁的一栋综合楼(未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2.陈志波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陈屋东兴路东一巷面积为4667.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位于东莞市中堂镇吴家涌面积为3080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面积为1264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均未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3.陈仁兴位于东莞市中堂镇的房屋;4.梁彩霞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陈屋新村的房产。以上不动产均未办理抵押登记。
另,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于同日与亿阳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
基于《综合授信合同》,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与华丰盛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19日分别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为华丰盛公司分别提供2500万元、2500万元、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3月18日至2015年3月18日、2014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15日、2014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12日。
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1年6月29日向东莞市各金融机构发出《关于明确房地产抵押登记有关事项的函》(东房函〔2011〕119号),内容为:“东莞市各金融机构: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市存在一些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产权人不一致的房屋。2008年,住建部出台了《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168号),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办理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因此,上述房屋在申请所有权转移登记时,必须先使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后才能办理。为了避免抵押人在实现该类房屋抵押权时,因无法在房管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而导致合法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局进一步明确房地产抵押登记的有关事项,现函告如下:一、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产权人不一致的房屋需办理抵押登记的,必须在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取得一致后才能办理。二、目前我市个别金融机构由于实行先放款再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纠纷。为了减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和信贷矛盾纠纷,我局建议各金融机构在日常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申请时,应认真审查抵押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是否一致,再决定是否发放该笔贷款。如对房地产权属存在疑问,可咨询房地产管理部门。三、为了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利益,我局将从2011年8月1日起,对所有以自建房屋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业务,要求申请人必须同时提交土地使用权证。”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依约向华丰盛公司发放了7000万贷款。然而,华丰盛公司自2014年8月21日起未能按期付息。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华丰盛公司归还全部贷款本金7000万元并支付贷款利息等;陈志波、陈志华、陈仁兴、梁彩霞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一、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7000万元、利息及复利并支付罚息;二、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赔偿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支出的律师费13万元;三、东莞市亿阳信通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高力信塑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力宏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同汇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怡联贸易有限公司、陈志波、陈志华、陈志文在各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限额范围内就第一、二判项确定的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所负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追偿;四、陈志华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中堂汽车站旁的一栋综合楼、陈志波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陈屋东兴路东一巷面积为4667.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三幢住宅)、位于东莞市中堂镇吴家涌面积为3080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面积为1264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范围内就第一、二判项确定的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所负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债务的未受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6)粤民终11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425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15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10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四、陈志华在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的房屋价值范围内、陈仁兴在位于东莞市中堂镇的房屋价值范围内、梁彩霞在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陈屋新村的房屋价值范围内,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判项确定的东莞市华丰盛塑料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未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分别与陈志华等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陈志华以其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的房屋、陈仁兴以其位于东莞市中堂镇的房屋、梁彩霞以其位于东莞市中堂镇东泊村陈屋新村的房屋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上述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虽然前述抵押物未办理抵押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该事实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六条“甲方声明与保证”约定:“6.2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合法的所有权或处分权,需依法取得权属证明的抵押物已依法获发全部权属证明文件,且抵押物不存在任何争议或任何权属瑕疵......6.4 设立本抵押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或不会造成任何不合法的情形。”第十二条“违约责任”约定:“12.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12.2 甲方在本合同第六条所作声明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误解,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根据上述约定,陈志华等三人应确保案涉房产能够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陈志华等三人尚未取得案涉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证,因房地权属不一致,案涉房屋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依法设立,陈志华等三人构成违约,应依据前述约定赔偿由此给中信银行东莞分行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额抵押合同》第6.6条约定:“甲方承诺:当主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乙方有权直接请求甲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无需行使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先行处置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第8.1条约定:“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第2.2款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的,乙方有权按本合同的约定处分抵押物。”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可直接请求就抵押物优先受偿。本案抵押权因未办理登记而未设立,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无法实现抵押权,损失客观存在,其损失范围相当于在抵押财产价值范围内华丰盛公司未清偿债务数额部分,并可依约直接请求陈志华等三人进行赔偿。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法履行亦存在过错。东莞市房产管理局已于2011年明确函告辖区各金融机构,房地权属不一致的房屋不能再办理抵押登记。据此可以认定,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在2013年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于案涉房屋无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应当知情或者应当能够预见。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作为以信贷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应比一般债权人具备更高的审核能力。相对于此前曾就案涉抵押物办理过抵押登记的陈志华等三人来说,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具有更高的判断能力,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未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对抵押权不能设立亦存在过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在知晓案涉房屋无法办理抵押登记后,没有采取降低授信额度、要求提供补充担保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可以适当减轻陈志华等三人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案具体情况,酌情认定陈志华等三人以抵押财产价值为限,在华丰盛公司尚未清偿债务的二分之一范围内,向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高燕竹、张颖新、刘少阳)
指导案例169号
徐欣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银行卡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银行卡纠纷/网络盗刷/责任认定
裁判要点
持卡人提供证据证明他人盗用持卡人名义进行网络交易,请求发卡行承担被盗刷账户资金减少的损失赔偿责任,发卡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违反信息妥善保管义务,仅以持卡人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相符为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
基本案情
徐欣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延西支行)储户,持有卡号为××××的借记卡一张。
2016年3月2日,徐欣上述借记卡发生三笔转账,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及46200元,共计146200元。转入户名均为石某,卡号:××××,转入行:中国农业银行。
2016年5月30日,徐欣父亲徐某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经侦支队报警并取得《受案回执》。当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经侦支队向徐欣发送沪公(青)立告字(2016)3923号《立案告知书》,告知信用卡诈骗案决定立案。
2016年4月29日,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出具融公(刑侦)捕字(2016)00066号《逮捕证》,载明:经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兹由我局对涉嫌盗窃罪的谢某1执行逮捕,送福清市看守所羁押。
2016年5月18日,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向犯罪嫌疑人谢某1制作《讯问笔录》,载明:......我以9800元人民币向我师傅购买了笔记本电脑、银行黑卡(使用别人身份办理的银行卡)、身份证、优盘等设备用来实施盗刷他人银行卡存款。我师傅卖给我的优盘里有受害人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银行卡号、取款密码以及银行卡内的存款情况。......用自己人的头像补一张虚假的临时身份证,办理虚假的临时身份证的目的是用于到手机服务商营业厅将我们要盗刷的那个受害者的手机挂失并补新的SIM卡,我们补新SIM卡的目的是掌握受害者预留给银行的手机,以便于接收转账等操作时银行发送的验证码,只有输入验证码手机银行内的钱才能被转账成功。而且将受害者的银行卡盗刷后,他手上持有的SIM卡接收不到任何信息,我们转他银行账户内的钱不至于被他发现。......2016年3月2日,我师傅告诉我说这次由他负责办理受害人假的临时身份证,并补办受害者关联银行卡的新手机SIM卡。他给了我三个银行账号和密码(经辨认银行交易明细,......一张是招行卡号为××××,户名:徐欣)。
2016年6月,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出具《呈请案件侦查终结报告书》,载明:......2016年3月2日,此次作案由谢某1负责转账取款,上家负责提供信息、补卡,此次谢某1盗刷了周某、徐欣、汪某等人银行卡内存款共计400700元...... 。
2016年6月22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向徐欣发送《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载明:犯罪嫌疑人谢某1、谢某2等3人盗窃案一案,已由福清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
徐欣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招行延西支行赔偿银行卡盗刷损失及利息。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沪0105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给付徐欣存款损失146200元;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给付原告徐欣自2016年3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146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沪01民终93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办理了借记卡并将资金存入上诉人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对作为存款人的被上诉人,具有保障账户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以及向被上诉人本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履行的合同义务。为此,上诉人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应当对交易机具、交易场所加强安全管理,对各项软硬件设施及时更新升级,以最大限度地防范资金交易安全漏洞。尤其是,随着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电子交易系统的开发、设计、维护者,也是从电子交易便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一方,应当也更有能力采取更为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以增强防范银行卡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涉案账户的资金损失,系因案外人谢某1非法获取被上诉人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取款密码等账户信息后,通过补办手机SIM卡截获上诉人发送的动态验证码,进而进行转账所致。在存在网络盗刷的情况下,上诉人仍以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通过为由主张案涉交易是持卡人本人或其授权交易,不能成立。而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案外人谢某1如何获得交易密码等账户信息,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账户信息泄露系因被上诉人没有妥善保管使用银行卡所导致,因此,就被上诉人自身具有过错,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另主张,手机运营商在涉案事件中存在过错。然,本案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手机运营商并非合同以及本案的当事人,手机运营商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有权向手机运营商追偿,并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上诉人账户资金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又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可以减轻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账户资金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崔婕、周欣、桂佳)
指导案例170号
饶国礼诉某物资供应站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效力/行政规章/公序良俗/危房
裁判要点
违反行政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违反行政规章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经鉴定机构鉴定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出租用于经营酒店,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大小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57条)
基本案情
南昌市青山湖区晶品假日酒店(以下简称晶品酒店)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系饶国礼,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宾馆服务。2011年7月27日,晶品酒店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中标获得租赁某物资供应站所有的南昌市青山南路1号办公大楼的权利,并向物资供应站出具《承诺书》,承诺中标以后严格按照加固设计单位和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等权威部门出具的加固改造方案,对青山南路1号办公大楼进行科学、安全的加固,并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后,再使用该大楼。同年8月29日,晶品酒店与物资供应站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物资供应站将南昌市青山南路1号(包含房产证记载的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1号和东湖区青山南路3号)办公楼4120平方米建筑出租给晶品酒店,用于经营商务宾馆。租赁期限为十五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止。除约定租金和其他费用标准、支付方式、违约赔偿责任外,还在第五条特别约定:1.租赁物经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楼,需加固后方能使用。晶品酒店对租赁物的前述问题及瑕疵已充分了解。晶品酒店承诺对租赁物进行加固,确保租赁物达到商业房产使用标准,晶品酒店承担全部费用。2.加固工程方案的报批、建设、验收(验收部门为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或同等资质的部门)均由晶品酒店负责,物资供应站根据需要提供协助。3.晶品酒店如未经加固合格即擅自使用租赁物,应承担全部责任。合同签订后,物资供应站依照约定交付了租赁房屋。晶品酒店向物资供应站给付20万元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投标保证金。中标后物质供应站退还了800万元投标保证金。
2011年10月26日,晶品酒店与上海永祥加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加固改造工程《协议书》,晶品酒店将租赁的房屋以包工包料一次包干(图纸内的全部土建部分)的方式发包给上海永祥加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加固改造,改造范围为主要承重柱、墙、梁板结构加固新增墙体全部内粉刷,图纸内的全部内容,图纸、电梯、热泵。开工时间2011年10月26日,竣工时间2012年1月26日。2012年1月3日,在加固施工过程中,案涉建筑物大部分垮塌。
江西省建设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于2007年6月18日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意见》,鉴定结果和建议是:1.该大楼主要结构受力构件设计与施工均不能满足现行国家设计和施工规范的要求,其强度不能满足上部结构承载力的要求,存在较严重的结构隐患。2.该大楼未进行抗震设计,没有抗震构造措施,不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的要求。遇有地震或其他意外情况发生,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3.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GB50292-1999),该大楼按房屋危险性等级划分,属D级危房,应予以拆除。4.建议:(1)应立即对大楼进行减载,减少结构上的荷载。(2)对有问题的结构构件进行加固处理。(3)目前,应对大楼加强观察,并应采取措施,确保大楼安全过渡至拆除。如发现有异常现象,应立即撤出大楼的全部人员,并向有关部门报告。(4)建议尽快拆除全部结构。
饶国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一、解除其与物资供应站于2011年8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物资供应站返还其保证金220万元;三、物资供应站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81万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物资供应站承担。
物资供应站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请:一、判令饶国礼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2463.5万元;二、判令饶国礼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再审中,饶国礼将其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案涉《租赁合同》无效。物资供应站亦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饶国礼赔偿物资供应站损失418.7万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3)洪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解除饶国礼经营的晶品酒店与物资供应站2011年8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物质供应站应返还饶国礼投标保证金200万元;三、饶国礼赔偿物资供应站804.3万元,抵扣本判决第二项物资供应站返还饶国礼的200万元保证金后,饶国礼还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物资供应站604.3万元;四、驳回饶国礼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物资供应站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饶国礼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赣民终17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洪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洪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三、物资供应站返还饶国礼履约保证金20万元;四、饶国礼赔偿物资供应站经济损失182.4万元;五、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确定的金额相互抵扣后,物资供应站应返还饶国礼375.7万元,该款项限物资供应站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六、驳回饶国礼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物资供应站的其他诉讼请求。饶国礼、物资供应站均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268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9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终173号民事判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洪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饶国礼经营的晶品酒店与物资供应站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三、物资供应站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饶国礼返还保证金220万元;四、驳回饶国礼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物资供应站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建设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于2007年6月18日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意见》,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前,该合同项下的房屋存在以下安全隐患:一是主要结构受力构件设计与施工均不能满足现行国家设计和施工规范的要求,其强度不能满足上部结构承载力的要求,存在较严重的结构隐患;二是该房屋未进行抗震设计,没有抗震构造措施,不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国家标准,遇有地震或其他意外情况发生,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房屋安全鉴定意见》同时就此前当地发生的地震对案涉房屋的结构造成了一定破坏、应引起业主及其上级部门足够重视等提出了警示。在上述认定基础上,江西省建设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对案涉房屋的鉴定结果和建议是,案涉租赁房屋属于应尽快拆除全部结构的D级危房。据此,经有权鉴定机构鉴定,案涉房屋已被确定属于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D级危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房屋鉴定标准》(2016年12月1日实施)第6.1条规定,房屋危险性鉴定属D级危房的,系指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处于危险状态,构成整幢危房。尽管《危险房屋鉴定标准》第7.0.5条规定,对评定为局部危房或整幢危房的房屋可按下列方式进行处理:1.观察使用;2.处理使用;3.停止使用;4.整体拆除;5.按相关规定处理。但本案中,有权鉴定机构已经明确案涉房屋应予拆除,并建议尽快拆除该危房的全部结构。因此,案涉危房并不具有可在加固后继续使用的情形。《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虽在效力等级上属部门规章,但是,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公序良俗的维护。结合本案事实,在案涉房屋已被确定属于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当尽快拆除的D级危房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仍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该房屋出租用于经营可能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商务酒店,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从维护公共安全及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的角度出发,对本案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司法不应支持、鼓励这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共安全的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关于案涉房屋倒塌后物资供应站支付给他人的补偿费用问题,因物资供应站应对《租赁合同》的无效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后,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上述费用应由物资供应站自行承担。因饶国礼对于《租赁合同》无效亦有过错,故对饶国礼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亦应由其自行承担。饶国礼向物资供应站支付的220万元保证金,因《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物资供应站基于该合同取得的该款项依法应当退还给饶国礼。(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爱珍、何君、张颖)
指导案例171号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11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优先受偿权/除斥期间
裁判要点
执行法院依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发包人的建设工程强制执行,承包人向执行法院主张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未超过除斥期间的,视为承包人依法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发包人以承包人起诉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超过除斥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注: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07条)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7日,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2013年6月25日,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的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工程。2013年6月26日,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和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双方对工期、工程价款、违约责任等有关工程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场施工。施工期间,因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2013年11月12日、11月26日、2014年12月23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多次向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送达联系函,请求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应损失。2014年4月、5月,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与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委托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审核。2014年11月3日,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结算审核报告》。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别在审核报告中的审核汇总表上加盖公章并签字确认。2014年11月24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到通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将对案涉工程进行拍卖。2014年12月1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建设公司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在建工程拍卖联系函》中载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在建工程承包方,自项目开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产值2.87亿元工程,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请求依法确认优先受偿权并参与整个拍卖过程。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均认可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5日停工。
2018年1月3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请求确认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欠付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豫民初3号民事判决:一、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17日、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二、确认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欠付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88428047.89元及相应利息(以288428047.89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价款288428047.89元范围内,对其施工的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四、驳回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2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优先于设立在建设工程上的抵押权和发包人其他债权人所享有的普通债权。人民法院依据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或抵押权人申请对建设工程采取强制执行行为,会对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产生影响。此时,如承包人向执行法院主张其对建设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属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合法方式。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和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委托的造价机构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对案涉工程价款出具《审核报告》。2014年11月24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到通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将对案涉工程进行拍卖。2014年12月1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建设公司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在建工程拍卖联系函》,请求依法确认对案涉建设工程的优先受偿权。2015年2月5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停止施工。2015年8月4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发送《关于主张恒和国际商务会展中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工作联系单》,要求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5月5日,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建设公司又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优先受偿权参与分配申请书》,依法确认并保障其对案涉建设工程价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因此,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在6个月除斥期间内以诉讼方式主张优先受偿权,其优先受偿权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包剑平、杜军、谢勇)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77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77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网络拍卖悔拍规则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分析了网络司法拍卖发生原买受人悔拍的法律后果较轻的问题,提出应明确网络司法拍卖悔拍规则,提高悔拍成本,对于原买受人悔拍的,人民法院没收保证金的同时,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足重新拍卖价款与原价款之间的差价,维护网络司法拍卖秩序的稳定与良性发展。对此,我们非常赞同,并在积极推动统一规则的立法工作。
关于司法拍卖悔拍的处理,目前共有两条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一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二十五条(2020年修正后为第二十二条)。其中规定,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受人;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二是2017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二十四条。其中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
针对网络司法拍卖悔拍的,上述《网拍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悔拍人预交的保证金明确了“不退”的原则,但对保证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时是否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的问题未作明确规定,由此导致执行实务中对原买受人悔拍后保证金的处理原则问题产生了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对网络司法拍卖悔拍的,《网拍规定》第二十四条对原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确定的处理原则为“多不退少不补”,即对于因原买受人悔拍而重新拍卖造成的费用损失、差价等,原买受人仅以其交纳的保证金为限承担责任,即使保证金数额不足,也不能责令原买受人补交。且在未经过诉讼程序确认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认裁定执行原买受人,缺乏程序公正,在实践中可能出现极端不公平的情况。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原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两次拍卖之间的差价时是否还需补交这一问题,《网拍规定》并未明确规定,应根据该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款“本规定对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有关司法拍卖的规定”之规定,对该问题适用《拍卖变卖规定》规定,采用“多不退少补”的处理原则。悔拍人应容忍法院的直接强制执行。
随着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快速推进发展,悔拍现象时有发生,正如您所提到的,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司法权威和公共秩序,竞买人故意出高价后又悔拍,除对当事人带来损失外,还对司法权威造成破坏,扰乱了拍卖秩序,若只是在保证金范围内由悔拍人承担责任,并不能充分体现出对悔拍人制裁或威慑的机能,也不利于遏制悔拍现象。为解决执行实务中的上述问题,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司法解释条文适用编注》(2019年7月出版)中对此予以明确:《拍卖变卖规定》第二十五条“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的规定,继续适用于网络拍卖。结合网络司法拍卖的特点,为保证竞买人充分了解竞买规则和法律风险,减少执行争议,执行法院在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中对此应予以特别提醒,明确上述处理原则。江苏、北京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下发通知或出台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辖区法院按照上述处理原则办理。关于您所关注的广东法院做法,经我们核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解决处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于2020年7月下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执行程序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五)》,统一明确:可以责令原买受人承担两次拍卖的差价,但应当在拍卖公告及竞买须知中明确该处理原则。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配合全国人大进行强制执行法的起草工作,我们拟建议将网拍的重要规则从司法解释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您关于拍卖悔拍规则的建议,我们将充分吸收并建议纳入法律中。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摘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2018年)
一、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敢于担当,全力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突出打击重点,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1.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一要贯彻依法严惩方针,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对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惩处力度。二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要正确把握“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四要依法加大惩处“保护伞”的力度。五要正确适用法律,防止机械执法。  2.突出打击重点。要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特别是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犯罪,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将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指导意见》规定的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煽动村民闹事、强揽工程、欺行霸市、操纵经营黄赌毒、非法高利放贷、插手民间纠纷、组织或雇佣“水军”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跨国跨境等黑恶势力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3.严格依法办案。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切实增强证据意识,严格依法办理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调研指导,强化部门联动,形成扫黑除恶强大合力  1.落实重大复杂敏感案件及时请示报告制度。  2.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指导和挂牌督办。  3.加强职能部门联动作战。  4.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
四、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当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对积极参加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具体安排,制定实施方案,并在人员、经费、装备、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善于把党的群众优势转化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优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坚持转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新途径新办法,最大限度把群众达动起来,打一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0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0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2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20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2月3日
2020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结合大局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笃信笃行学,组织开展分层次、全覆盖的政治轮训,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干警不断强化科学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立足司法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履职尽责,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找准司法工作服务大局的结合点、着力点。
2.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人民法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在司法领域落地落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做好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坚持通过法定程序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司法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彰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制度优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统一起来,把讲政治和讲法律统一起来,更好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司法治理效能。
二、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牢固树立适应新时代的刑事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高度,深刻认识刑事审判功能,主动回应现实关切,重视裁判示范作用,更好服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准确适用法律,兼顾国法天理人情,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尊重群众朴素情感和正义观念,以严格公正司法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准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适用刑罚,区别对待、轻重有别,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和国家的死刑政策,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正确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防止在社会上产生“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等误解。
5.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杜绝人为“拔高”或者“降格”,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准确把握扫黑除恶阶段性新形势新任务,紧盯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审理,加大“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力度,加强源头治理,突出标本兼治,确保打深打透、除恶务尽,推动实现“长效常治”。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加快扫黑除恶案件依法审判进程,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6.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犯罪,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准确适用缺席审判制度,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依法严惩各类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以及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严惩侵害留守妇女儿童、危害校园安全、妨害公共交通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坚持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确保定罪公正、量刑公正、程序公正。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推进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刑事审判全过程,进一步扭转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观念,确保依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8.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强化人民法院内部疫情防控措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种违法犯罪,扎实抓好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等工作措施的落实,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9.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精准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紧扣“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审理涉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案件,加强破产审判工作,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制度机制,依法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用足用好司法手段,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处理好数字权利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服务和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深入推进“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严格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10.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依法纠正不适应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和做法,服务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围绕“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三项指标加大工作力度,在指标巩固提升和政策落实创新上狠下功夫。深化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加强行政争议调解工作机制建设,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服务“放管服”改革。
11.持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坚持把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作为一项长期重点工作抓紧抓好,坚决把全面、依法、平等保护产权要求落到实处,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稳定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发展。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助力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严惩侵犯产权犯罪,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财产,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12.服务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依法严惩制售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犯罪和脱贫攻坚领域腐败犯罪,精准对接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司法需求,落实国家三农政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提供司法服务。加强对经济金融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加强金融审判工作,妥善审理网络借贷、非法传销等涉众型案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经济犯罪,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依法严惩各类环境资源犯罪,推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环境资源法庭建设,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13.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推动完善我国法律域外适用体系以及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提高保护我国公民、企业境外安全和合法权益的司法能力。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作用,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法规则制定,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司法为民实践
14.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对照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重点任务,依法妥善审理就业、医疗、养老、劳动报酬和婚姻家庭等领域涉民生案件,保障人民权益。坚持严格公正司法,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促进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加强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助工作,切实提升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提高涉诉信访信息化应用水平,推动涉诉信访依法规范运行、群众诉求依法理性表达、合法权益依法有效保护。
15.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充分发挥司法裁判指引评价功能,弘扬真善美,鞭答假恶丑,涵养社会正气。认真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设施、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等行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认真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依法妥善审理涉及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案件,树立鲜明正确道德导向。坚持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让“小案件”发挥出大效应,推动培育和强化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主动回应人民关切,对社会高度关注、公众存在模糊认识的案件,加强裁判说理,厘清争点、亮明观点,让热点案件审判变成一堂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16.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按照既定部署狠抓落实,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以点带面深入推进全国法院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目标任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加强诉源治理机制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推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分发挥调解这一东方经验“治未病”的优势作用。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畅通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加强诉讼服务集成建设,提供多元解纷、登记立案、分调裁审、审判执行辅助、巡回审判、涉诉信访等全方位服务,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巩固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在实现跨域立案基础上,推进深化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拓展跨域诉讼服务功能,提高诉讼服务质效。按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部署,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提升人民法庭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7.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全面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1号文件精神,推进解决执行难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认真落实平安建设考评办法,加快推进执行工作纲要实施,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集中开展“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专项执行行动,全面巩固提升“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认真总结破解“执行难”工作经验,研究制定深化民事执行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配合做好民事强制执行法起草论证工作,促进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参加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健全信用惩戒分级管理和失信修复机制,精准实施惩戒,强化善意执行。健全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加大对自动履行当事人的褒奖力度,营造尊重裁判、崇尚诚信的社会风尚。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夯实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基础
18.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正确处理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改革方向。健全和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制度机制,发挥法官在办案中的主导性、基础性作用,建立主审(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委会衔接机制,严格落实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和议事规则,更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完善审判人员权责清单,确保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用权、严格限权。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和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细化“四类案件”具体情形,实现监督管理自动触发、全程留痕、实时查询、有效追溯。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完成后,院庭长和内设机构负责人着力提高审判管理、行政管理能力,更好适应形势任务需要。要落实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实施办法,从制度和机制层面推动解决裁判尺度统一问题。健全法官惩戒制度,完善问责制度体系,准确把握审判瑕疵和违法审判的界限,支持保障司法人员依法履职。
19.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回头看”工作,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举措进行系统梳理、盘点总结,对于已经成熟的经验做法要巩固深化并推动上升为制度,对正在推进的改革举措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对有待跟进的配套措施要及时推出、有效整合,在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取得新突破。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协调各方推动综合配套措施落实落地,促进各方面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举措充分发生“化学反应”。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准确把握审判管理工作规律,建立健全审判管理制度机制,完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审判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严格执行“三项规程”,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机制。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推动构建现代化诉讼程序体系。推进司法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员额动态增补和退出机制,推进员额遴选常态化,做好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后配套政策落实工作,加大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力度,持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推进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法院机构职能体系。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完善巡回审判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20.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强化人民法院信息系统总体设计,加强智慧法院建设统筹、标准规范和系统研发,建好用好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实验室,补齐智能化服务短板,推进全面建设智慧法院向纵深发展。全面推广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纠错、类案强制检索等应用,努力攻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一批关键技术,持续深化智慧审判建设。全方位升级执行办案平台,打通审判与执行办案平台数据接口,持续在执行管理、网络查控、联合惩戒、司法拍卖等环节信息化建设上发力,提升智慧执行水平。汇聚各方解纷资源力量和各类诉讼服务功能,推动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诉讼,实现一网统管、一网解纷,建设领先全球的智慧诉服体系。着力提高数据汇聚、管理、分析和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智慧管理优势。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机制,推进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提升司法公开信息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
21.加快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认真总结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建设经验,深入研究互联网纠纷新特点新趋势,积极探索互联网审判机制和审理规则。深化移动微法院建设和应用试点工作,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落地,形成全国统一的人民法院区块链应用体系。加强互联网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世界互联网法治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六、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法院队伍
22.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坚定理想信念,确保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全面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紧紧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推动解决制约法院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切实加强人民法院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23.狠抓巡视整改。认真贯彻中央巡视组关于巡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反馈意见,切实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对照巡视整改工作方案和全面整改台账、专项整改台账一项一项抓好落实,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针对巡视反馈的问题,认真对照检查,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剖析原因,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真改实改、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整改落实到位。坚持把巡视整改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与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结合起来,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推动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审判执行、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积极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24.强化能力建设。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切实提升干警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使广大干警的思想、理念、能力真正进入新时代。认真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引导推动广大干警及时补强本领短板、更新知识体系、提升工作能力。加强民法典衔接适用研究和学习培训工作,确保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有序开展。加强高层次、专家型审判人才培养,加大力度培养储备知识产权、涉外、环境资源、互联网、金融、破产等领域司法人才。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实施法院文化产品创作工程,为法院队伍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着力提高司法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人民法院的生动实践,宣传人民法院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宣传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干净担当、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把强化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党纪国法和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认识到不公不廉是最大耻辱,在全国法院营造出以铁面无私、秉公司法、不偏不倚、不枉不纵为荣,以请托和以权谋私为耻的廉洁风气。加强调查研究,创新调研形式,提升调研能力水平,服务科学决策。
25.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一以贯之、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标本兼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以新的作风开创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新局面。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严格贯彻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出台实招硬招,让防止干预司法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深刻汲取王林清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教育引导干警增强纪法意识,切实防范和解决“灯下黑”问题。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把严管与厚爱结合起来,始终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善于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强化干警履职保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干警秉公办案、依法履职、安心工作。
七、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26.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健全代表、委员沟通联络工作机制,创新联络沟通方式方法,高效便捷开展沟通联络工作,畅通民意沟通渠道。积极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参加会议、旁听庭审,认真倾听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积极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广泛采纳各方面意见。
27.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切实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建立完善工作台账,细化分工方案,加强督查督办,及时向代表、委员反馈办理进展和成效,积极争取代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28.认真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人民法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准备工作。认真总结近年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经验,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做好专项报告准备工作,以专项报告为契机,推动提升民商事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要点,结合工作实际,做好任务分解,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党的建设、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切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856号(政治法律类277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856号(政治法律类27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项任务的重要举措。3月28日,中央深改委已经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4月2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出台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专门司法解释,进一步加强对上海金融法院的指导,切实发挥上海金融法院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提升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创造金融司法的中国模式方面的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2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2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居民小区高空抛物监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一些高空抛物、坠物的情况,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16条具体措施。《意见》明确了高空抛物者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对行为人形成了有效震慑,同时规定了不履行维护和管理义务以及隐匿、销毁、篡改或者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有关证据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应责任,有利于推动对高空抛物的综合治理。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意见》实施以来,对遏制高空抛物的多发态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充分肯定《意见》的积极作用,在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明确规定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规则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责任。
高空抛物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存在多方面因素。比如,由于宣传不到位或者道德素养缺失,行为人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抱有侥幸心理;高空抛物行为人查找难,受害人救济不及时不充分,未能形成有效震慑等。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全民公德教育、全面推行高层小区安装摄像头、采取分类处罚制度、对高层建筑定期检验等四方面建议,对于有效预防高空抛物、坠物现象的发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非常赞同。
高空抛物、坠物多发生在高楼大厦,尤其是城市中高楼林立的商业圈、生活小区,具有随机性、瞬时性和隐蔽性。因此,在高空抛物、坠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责任主体认定难、举证取证难一直是困扰司法审判的主要难题。以举证取证难为例,首先,高空抛物行为具有明显的瞬时性,能目击案发经过的证人一般极少,也不一定愿意作证,开展法庭调查的难度较大;且目击者可能仅仅是途径事发现场,短时间内即离开,难以追踪和固定。其次,高空抛物行为事发现场周边往往建筑物密集,排查梳理嫌疑人时,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查明建筑物所有人或使用人在案发时是否在建筑物内、是否具备实施高空抛物的条件等基本情况,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难度非常大。再次,受害人或群众往往证据意识不足,物品上的指纹、使用痕迹、案发现场等,第一时间可能遭到破坏,且抛坠物较少有明确的私人印记、或者物品在高速撞击下发生变形、碎裂,具体由谁从何处抛出难以确定,加上风速、风向等不确定因素,难于分清是高空抛物还是建筑物悬挂物脱落,使得取证十分困难。关于您所提的利用高科技手段,全面推行高层小区安装摄像头,加强高空坠物监管的建议,对破解人民法院审理高空抛物相关侵权案件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破解高空抛物行为人查找难、取证难等症结性问题,帮助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处理相关案件,有利于切实有效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尽可能防范此类行为发生,真正祛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威胁,不断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该建议能够被相关部门采纳,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的推进。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把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作为重要任务,在依法惩治此类行为的同时,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与公安、基层组织等的联动,积极推动和助力有关部门完善防范高空抛物、坠物的工作举措,形成有效合力,共同预防和减少高空抛物、坠物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3月1日 (2018)最高法民他305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豫执他19号《关于被执行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的报核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违约金数额应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进行计算,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与守约方的损失相比较。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案件,你院以涉案裁决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远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24%年利率为由,认为其违反公序良俗,理据不足。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指社会或者某一领域的共同利益,涉案仲裁裁决确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仅影响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能据此认为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不同意你院以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裁定不予执行洛阳仲裁委员会(2010)洛仲字第226号仲裁裁决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的请示
(2018年10月10日 (2018)豫执他19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现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洛阳中院)向我院报核的申请执行人张某与被执行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的相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查: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张某,男,汉族,1974年3月30日生,住洛阳市洛龙区。
被申请人: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军,执行董事。
二、案件由来和执行经过
张某与洛阳天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置业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洛阳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12月21日作出(2010)洛仲字第226号裁决书,裁决:天力置业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支付90000元及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1190元(此后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0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因天力置业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洛阳中院依张某申请于2013年1月10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3)洛执字第16号。2013年10月10日,洛阳中院查封了天力置业公司名下天力商厦1幢1单元1303号、704号、714号、1308号、1306号、1101号的房产(后于2015年10月10日续行查封)。2013年11月5日,洛阳中院作出(2013)洛执字第1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案于 2016年5月23日恢复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豫03执恢14号。恢复执行后,洛阳中院于2018年3月6日又查封了天力商厦1幢1单元817号、1216号、1305号、609号、610号、809号、917号、1004号、1006号、1307号的房产。现拟对前述查封天力置业公司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洛阳中院经审查认为,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拟裁定不予执行,向我院报核。
三、基本案情
2005年3月7日,张某与天力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天力置业公司开发销售的天力商厦1幢1单元1216房,建筑面积32.2平方米,房款83000元,该合同于2005年6月27日经洛阳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进行预售登记备案。2005年5月17日,张某又与天力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天力商厦1幢1单元817号房产,建筑面积32.2平方米,房款77000元,该合同于2005年5月30日进行预售登记备案。该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使用国家示范文本,除房号、楼层、价款不同之外,其他条款内容相同。该合同第十九条约定: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张某在合同签订后按约定支付了1216号房款83000元和817号房款77000元,共计160000元。2005年5月30日,张某缴纳1216号房产契税款 1660元、817号房产契税款1540元。2005年9月30日,天力置业公司为张某开具河南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两张。按照合同约定,天力置业公司应当在2005年9月30日之前交房。因天力置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交房,张某与天力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军达成《退款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乙方(张某)购有甲方(天力置业公司)天力商厦817房和 1216房商住宿舍两套累计付款十六万元,因甲方逾期交房,甲乙双方协商乙方退房,甲方承诺自付款之日自退款之日之间日期内按一年贷款利息年 5.58%计息付给乙方捌仟元整。逾期按自来水费滞纳金标准计取滞纳金。” 2006年3月16日天力置业公司退张某房款68000元,2006年10月17日退房款10000元。因其剩余款项未退,2006年11月30日张某起草的《协议》上写明如下内容:“乙方(张某)购有甲方(天力置业公司)天力商厦817房和1216房,合同经房管局已备案,房款已清,契税已交。甲方逾期交房。甲方已退给乙方房款利息柒万捌仟元整(78000元),甲乙双方协议议定甲方欠付乙方费用从2006年3月15日起算为日息千分之五。现经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甲乙双方原签817房、1216房合同,甲方允许乙方以2400元/平方米均价,其中817房每平方米贰仟肆百元,1216房每平方米贰仟伍佰元取得合法权属手续并转让他人。2.乙方收取甲方欠付费用日息从千分之五调整为万分之五,已付乙方款项先付息后还本。3.甲方同意将817房、1216房以74060元、80500元价款抵欠乙方款项。4.乙方不再追究甲方逾期交房责任。”天力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军在协议上签署意见:“按张某意愿将此两套房变更或将壹套变更,8楼 2300元/平方米,12楼2400/平方米,变更后,利息重新决算。”之后双方没有结算利息,天力置业公司也未支付张某款项及利息。天力置业公司在 2008年4月10日将1216号房屋交付张某,817号房至今未交给张某。2008年9月26日,张某因与天力置业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天力置业公司交付天力商厦817号、1216号房产,协助张某办理房屋所有权并支付张某90281元。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13日作出(2008)西民初字第2162号民事判决,判决天力置业公司协助张某办理天力商厦817号房和1216号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并向原告张某支付违约金90281元。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天力置业公司以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发生纠纷由洛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及817号房已经退回天力置业公司,天力置业公司已全部退还张某房款77000元,并承担利息1000元为由申请再审。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再审后以应以双方购房合同中的约定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为由于2010年6月24日作出(2010)西民再字第16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08)西民初字第2162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某的起诉。张某不服,向洛阳中院提起上诉。洛阳中院于2010年11月1日作出(2010)洛民立终字第23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张某向洛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依法裁决天力置业公司履行2006年3月14日《退款协议》和2006年11月30日《协议》义务,退还款项66850元,并按未还款数额每日万分之五承担自2006年12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滞纳金(暂计算至 2010年12月1日,为48801元);2.要求天力置业公司给张某办理天力商厦1216号和817号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并承担自2007年3月1日逾期办证的利息(暂计14349元)。
仲裁裁决认为:张某与天力置业公司在2005年3月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天力商厦1幢1单元1216号房)和2005年5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天力商厦1幢1单元817号房)合法有效,之后因天力置业公司逾期交房,双方经过协商,天力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军与张某达成《退款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退房退款,实质是对上述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张某军是天力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他在与张某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退款协议》《协议》上的签章或签字均属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天力置业公司应当对张某军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退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解除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天力置业公司在2006年3月15日前向张某退款168000元的约定意思表示明确,《退款协议》中“逾期按自来水费滞纳标准计取滞纳金”中滞纳金的性质是违约金,合法有效。2006年 11月30日的《协议》是先由张某书写,书写的内容是要约。张某的要约中利息变更时间和以房抵债的履行期限不明确。之后天力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军在张某书写的内容之后书写的“按张某意愿将此两套房变更或将壹套变更,8楼2300元/平方米、12楼2400元/平方米,变更后,利息重新计算”一段文字中12楼的价款2400元/平方米与张某的要约2500元/平方米明显不一致,对价款的变更属于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新要约。但是天力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军签署的意见中“利息重新计算”的意思不明确具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明确;......不是新的有效要约。”当事人双方没有达成合意。因此该协议不成立。张某与天力置业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签署的《退款协议》的内容履行。该协议明确约定天力置业公司应于2006年3月15日前退还张某款项168000元,逾期按自来水水费滞纳金标准计取滞纳金。《洛阳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定期抄总表。用户在接到缴费通知单5日内到城市供水企业缴纳水费,超过15日的,每日按应缴纳水费额的5%。加收滞纳金......”因此天力置业公司应当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06年3月15日起算为日息千分之五。天力置业公司除应当履行《退款协议》义务,退还张某剩余款项90000元之外,还应当承担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违约金计算明细如下:1.大力置业公司应在2006年3月15日前付清全部款项168000元整,天力置业公司实际于2006年3月16日付款68000元整,68000元延迟付款2日,68000元延迟付款违约金为:违约金:68000元×千分之五/日×2=340元。2.天力置业公司于2006年10月17日付款10000元整,10000元延迟付款时间从2006年3月15日起至2006年10月17日延迟付款2170,10000元延迟付款违约金为:违约金=10000元×千分之五/日×217=10850元。3.剩余90000元整至今未付,90000元延迟付款违约金应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从200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天力置业公司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仲裁庭裁决如下:1.天力置业公司应当履行《退款协议》义务,天力置业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支付款项 90000元。2.天力置业公司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张某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其中68000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06年 3月15日起算至2006年3月16日止为340元,10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06年3月15日起算至2006年10月17日止为 10850元,90000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0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向张某付清90000元全部款项之日为止。天力置业公司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支付上述违约金。3.对张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4.仲裁费5382元,由天力置业公司承担。四、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一,在仲裁裁决中查明,天力置业公司销售不动产发票票册中817号房和1216号房的第四联(房地产管理部门办证联)和第五联(土地管理部门办证联)在天力置业公司控制中。
第二,在仲裁裁决中,张某曾认可其于2008年5月5日对抵债的817号房和1216号房进行验收,实际接受房产至今(见仲裁裁决书第24页)。
第三,仲裁裁决作出后,天力置业公司曾以张某申请仲裁的依据是 2006年3月14日的《退款协议》及2006年11月30日的《协议》,该两份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条款,洛阳仲裁委员会不应受理张某的仲裁申请为由向洛阳中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洛阳中院审理后认为此案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应以双方在购房合同中的约定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故天力置业公司主张洛阳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理由不成立,据此驳回了天力置业公司请求撤销该仲裁裁决的申请。
第四,天力商厦项目由天力置业公司开发建设,总工程量只完成了 90%,因工程未完工,不能办理产权手续。天力商厦项目遗留问题曾引起上访,市政府也多次进行协调。现天力置业公司已停业。
第五,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并拟进行评估、拍卖的16套房产除原出卖给张某的817号房和1216号房外均已出卖给案外人,有的交了全部房款,有的交了部分房款,有的实际占有入住,有的尚未入住。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本院经审查对部分执行异议予以支持(据目前掌握情况,支持的为五起),部分未予支持。未获支持一方(案外人及张某)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现正在审理程序中。
五、洛阳中院拟裁定不予执行的理由
洛阳中院经审查认为:第一,仲裁裁决认为《退款协议》约定“逾期按自来水费滞纳标准计取滞纳金”中滞纳金的性质是违约金,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退款协议》的内容履行。2006年11月30日的《协议》没有达成合意,该协议不成立。据此裁决天力置业公司除应退还张某剩余房款90000元之外,还应按照“自来水水费滞纳金标准”即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年违约金高达到180%,远远超过法律的规定,截至目前仅违约金高达200余万元,明显超过其实际损失,此高额的利息约定,形成实际的高利贷,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不予执行。第二,根据审查中查明的案情,张某原购买本案所涉817号和1216号房产并未退还天力置业公司,一直由张某占有至今,仲裁裁决天力置业公司退还全部房款,却对房产一直由张某占有至今的事实未予考虑,明显不当。第三,目前天力置业公司资不抵债,无其他资产可供执行,能执行的只有本案中已经查封的天力商厦房产。而这些已经查封的房产均已出售给他人 (除817号房和1216号房外),如继续执行明显有误的仲裁裁决,对这些房产采取拍卖等执行措施,极易引发不稳定因素,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据此洛阳中院认为,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有关“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的相关规定,拟裁定本案不予执行。
六、本院的审核意见
本院经审核认为:根据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的第二项,天力置业公司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张某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按照此计算标准,违约金的水平远远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此项裁决,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洛阳中院认为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的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拟裁定本案不予执行,本院经审核,拟同意洛阳中院的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报核,请予以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佳建亚洲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佳建亚洲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6日 (2017)最高法民他115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粤高法民四申字第111号《关于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佳建亚洲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案涉仲裁裁决第三项、第四项是在合作经营合同被解除,合作企业应当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仲裁庭对清算时合作企业偿还对外债务之后的财产在合作各方之间如何分配以及合作各方相互之间责任的承担、合作企业开办和存续期间及注销之前产生的亏损在合作各方之间如何承担作出的裁决,裁决事项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庭有权仲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民事裁定中阐述的裁决“是基于合作经营合同解除后对各方权利义务的认定,并未涉及到合作企业的具体清算事宜”的意见是正确的。你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涉仲裁裁决第三、四项不予执行的意见不能成立。
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驳回了佳建亚洲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和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对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作出的裁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综上,不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佳建亚洲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6月19日 (2015)粤高法民四申字第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受理的(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佳建亚洲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珠海中院作出(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执行裁定书后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应部分不予执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南国仲)作出的(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116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116号裁决),并拟依该意见作出处理。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被申请执行人):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茂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4号。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珠海经济特区香洲金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紫荆路357号1栋201。
被申请人(被申请执行人):佳建亚洲有限公司(Best Fair Asia Limited ,以下简称佳建公司)。住所地:Flat/Rm,202,2/F, Tower II South Seas Centre,75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二、案件基本事实
(一)涉案合同及缔约经过。
1.仲裁庭审理的合作经营合同及补充合同。
(1)1993年4月18日金都公司与香港祥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祥建公司)签订《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经营合同》)、《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约定合营方是金都公司和香港祥建公司,合作条件是金都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香港祥建公司提供资金,金都公司认缴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20%,香港祥建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12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80%。合同还约定了投资合作企业的经营范围、利润分配等。其中第17.1条“合营各方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精神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应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的仲裁规则在广东深圳进行仲裁,此裁决为终局裁决,各方应遵守执行。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负责。在解决争议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合营各方应继续履行合营企业合同、章程所规定的其他各项条款。”1993年5月31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批准《合作经营合同》《章程》。
(2)1995年6月9日,金都公司与香港佳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佳和公司)、香港祥建公司、广东省三茂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三茂总公司)签订编号为1995补字0418号的《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以下简称《合作经营补充合同一》)以及《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修改补充章程之(一)》(以下简称《补充章程一》)。《合作经营补充合同一》约定香港祥建公司退出合作企业,由香港佳和公司和三茂总公司承接履行香港祥建公司在合作企业中的权利义务,并对股东权益、出资比例、出资方式等进行调整。1995年10月5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批准了《合作经营补充合同一》和《补充章程一》。
(3)1997年11月9日,金都公司与香港佳和公司、三茂总公司、三茂公司签订《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之(二)》及《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章程补充修改之(二)》,约定将三茂总公司在合作企业中的合作权益与义务全部转让给三茂公司。
(4)2001年5月27日,金都公司与香港佳和公司、佳建公司、三茂公司签订《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之(三)》及《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章程补充修改之(三)》。约定将香港佳和公司的股权调整为30%,三茂公司调整为70%,香港佳和公司将30%的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佳建公司。2001年7月6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批准同意。此时,合作企业股东为佳建公司和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占30%,三茂公司占70%,金都公司地位不变。
2.未经过审批的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
(1)1993年4月18日,金都公司与香港祥建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经营“金都大厦”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合同》)。香洲区政府作为鉴证单位在合同上盖章。合同约定金都公司与香港祥建公司成立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祥建公司),开发、经营合作项目金都大厦、金都广场等。并约定,合作企业的全部亏损由香港祥建公司承担,如果香港祥建公司违约,金都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土地使用权。
(2)1995年3月12日,金都公司与香港祥建公司签订编号为95补字0418号的《补充合同》,对《合作开发合同》进行修改。罗某柏代表香洲区人民政府作为鉴证机关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明确约定了土地手续、减少土地出让金及出让金的支付等内容。
(3)1996年4月18日,金都公司与香港佳和公司、三茂总公司签订编号为ZG960418的《合作开发经营“金都大厦”补充合同之二》,对《补充合同》进行部分修改补充。香洲区政府作为鉴证单位在合同上签字盖章。
3.三茂公司提交的经备案的合作经营合同。
三茂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珠海中院提交了一份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文件(珠特引外资字〔1993〕238号),其中附有一份《合作经营合同》。该合同书于1993年4月18日签订,主要是合作经营珠海祥建公司的总则、合作方、经营范围、管理机构等内容,与仲裁依据的《合作经营合同》在批准情况、签署方式、经营范围、出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二)关于金都公司作为合作出资的土地变更情况。
《合作经营合同》第5.1条约定金都公司以提供南坑工业小区内37189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合作条件。珠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许可证[珠国土转许字(95)第1202号]显示金都公司将坐落于香洲人民西路与紫荆路交叉处以北的371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珠海祥建公司,使用期限自1995年5月10日至2043年2月18日止。1996年7月31日,珠海祥建公司取得香洲紫荆路用地面积为33975.56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使用许可证(编号98拨字176号)。2004年12月20日,珠海市规划局复函珠海祥建公司,告知其位于紫荆路与人民西路交叉口处的酒店、商业、住宅用地,面积28418.65平方米,已规划为公共绿地,需予以调整。2006年3月2日,珠海市整规办、珠海市规划局发布《公告》,通知金都公司、珠海祥建公司等已将被绿化的用地调整为城市公园绿地,原用地将调整到梅华北居住区。
(三)仲裁基本情况。
2010年12月,金都公司依据《合作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裁决立即解除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并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与金都公司共同清算珠海祥建公司及由三茂公司、佳建公司承担清算时发生的全部清算费用。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立即向金都公司返还金都公司为履行珠海祥建公司《合作经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而转入珠海祥建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置换权益,如果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不能完整向金都公司返还土地使用权,则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应将不能返还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按裁决之日的市场评估价值所对应的金额共同赔偿给金都公司。2.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在仲裁请求第1项中向金都公司赔偿的款项由金都公司应返还给三茂公司、佳建公司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抵扣后的剩余赔偿金额仍由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向金都公司共同赔偿。3.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承担合作企业珠海祥建公司开办和存续期间及公司注销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欠缴税款及相应滞纳金、欠缴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国土费人民币1047万元及欠缴至清缴之日止的滞纳金。4.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补偿金都公司因办理本案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人民币400万元。5.裁决三茂公司、佳建公司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2012年8月17日,华南国仲116号裁决,内容如下:1.解除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签订的珠海祥建公司《合作经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2.合作企业应当依法进行清算。3.金都公司有权获得合作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的置换权益。在金新公司获得土地使用置换权益时,金都公司应同时在取得的土地置换权益价值范围内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共同对合作企业清算过程中的对外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金都公司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就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向三茂公司、佳建公司追偿。4.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应承担合作企业开办和存续期间及公司注销之前产生的全部亏损。5.佳建公司向金都公司支付其因办理本案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人民币80万元,三茂公司向金都公司支付其因办理本案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6.驳回金都公司提出的其他仲裁请求。7.本案仲裁费为人民币2227233元,由金都公司、佳建公司、三茂公司按照2:5:3的比例承担,即金都公司承担人民币445446.60元,佳建公司承担人民币1113616.50元,三茂公司承担人民币668169.90元。金都公司预缴了全部仲裁费人民币2227233元,现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佳建公司、三茂公司应将其承担的仲裁费直接支付给金都公司。8.金都公司选定鲁昆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而向华南国仲预缴的费用为人民币30万元,该费用由金都公司自行承担,由华南国仲全额转付给鲁昆先生。9.佳建公司、三茂公司共同选定黎学玲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而向华南国仲预缴的实际开支费用为人民币3000元(双方各预缴人民币1500元),但该仲裁员实际发生的费用为人民币7179.60元,差额人民币4179.60元华南国仲已垫支。佳建公司、三茂公司应向华南国仲缴纳仲裁员实际费用开支的差额人民币4179.60元(双方应各自缴纳人民币2089.80元)。
(四)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案件审理情况。
116 号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佳建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出撤销116号裁决的申请。佳建公司请求撤销的理由是:1.116号裁决涉及没有仲裁协议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仲裁机构在参加仲裁的当事人与珠海祥建公司没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甚至是在珠海祥建公司没有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况下,作出清算珠海祥建公司的裁决。2.116号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直接超裁。(1)仲裁机构无权对珠海祥建公司是否应当进行清算进行裁决,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对清算公司的案件进行受理。(2)116号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且仲裁机构无权仲裁。金都公司申请仲裁所依据的条款为《合作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但仲裁裁决第一至四项却是依据《合作开发合同》所作出。3.116号裁决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法。4.116号裁决依据的仲裁条款无效。5.116号裁决存在严重的责任划分错位。6.由于仲裁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且审理过程违反仲裁规则,导致最终裁决显失公正。深圳中院经审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施行)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于2013年2月21日作出(2013)深中法涉外仲字第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佳建公司的撤裁申请。
(五)珠海中院审理情况。
金都公司向珠海中院申请执行116号裁决,三茂公司提出不予执行的抗辩。珠海中院经合议庭审查并报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于2014年3月18日向我院请示。我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并于2014年6月20日答复珠海中院,具体意见如下:你院《关于驳回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116号仲裁裁决的请示》收悉。你院请示的事项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第二条规定的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情形,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3〕194号)规定的因修改仲裁规则导致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适用以及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权限等问题产生争议的情况,不属于应当向省法院请示的案件。从业务指导出发,建议你院在审理时注意以下问题: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案涉《合作经营合同》第17.1条约定“合营各方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精神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应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的仲裁规则在广东深圳进行仲裁”,仲裁庭应当将其审理范围限定在《合作经营合同》及其相关的争议范围内。《合作经营合同》第13.2条约定:“合营企业提前中止或期满解散,应由董事会提出清算程序,并组成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合营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资产,按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分配。”合营各方将清算程序作为确认珠海祥建公司资产归属的前提,清算后珠海祥建公司的剩余资产按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分配,并没有直接在合同中约定珠海祥建公司清算后剩余资产的具体归属。清算委员会在清算期间负责清理企业财产、处理与清算有关的企业未了结业务、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等,将涉及企业与案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案涉116号裁决第3项在珠海祥建公司尚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直接确认金都公司有权获得珠海祥建公司土地使用权的置换权益,并对清算过程中对外债务的承担、追偿等问题予以裁决,部分超出《合作经营合同》约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范围,属于部分超裁。在你院已受理珠海祥建公司强制清算案的情况下,如何处置珠海祥建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资产,应当在该清算案件审理中处理。以上意见供你院参考。
珠海中院收到我院上述复函后,再次经合议庭审查并报经该院审委会讨论,并根据审委会的最终意见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三茂公司不予执行116号裁决的申请。
三、珠海中院的裁定意见
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民事裁定的审查处理意见如下:
首先,关于三茂公司所称本案仲裁机构为非法仲裁机构,无权管辖,其所作116号裁决是无效裁决,本案应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后才能作出裁定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年8月1日发布的管理公告,是针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及华南分会拒不执行2012年5月1日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这一情况作出的,其所公告的自2012年8月1日起,中止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及华南分会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仲裁案件的授权,是对2012年8月1日起提出的仲裁申请而言的。而金都公司在2010年12月即已向华南国仲提起了涉案仲裁,且116号裁决适用的是2005年的仲裁规则而不是2012年的仲裁规则。因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年8月1日发布的公告及2012年5月1日发布的声明均不适用于案涉116号裁决。华南国仲有权受理金都公司的申请,并依法审理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同理,116号裁决适用的是2005年的仲裁规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3〕194号)规定的因修改仲裁规则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适用以及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权限等问题产生争议的情况。
其次,因华南国仲作出的116号裁决为涉港裁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三茂公司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必须举证证明该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
(一)关于三茂公司提出的116号裁决存在“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情形的审查。金都公司因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依据《合作经营合同》第17.1条的约定向华南国仲提起仲裁申请,华南国仲依据该仲裁条款的约定受理金都公司的仲裁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三茂公司主张仲裁条款源自虚假、无效经营合同,属没有仲裁条款。对此珠海中院认为,首先,三茂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并未对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任何异议,且对《合作经营合同》的效力亦予以认可,三茂公司现以《合作经营合同》中金都公司未加盖公章、未经审批为由主张该合同系虚假、无效合同,理据不足;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十九条的规定,仲裁条款独立存在,即便合同无效,也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因此,三茂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三茂公司提出的116号裁决存在“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情形的审查。三茂公司称仲裁庭并没有就《合作开发合同》及其相关事项受理和审理,却将《合作开发合同》及其事项纳入仲裁范围,并以《合作开发合同》作为裁决依据,剥夺了三茂公司陈述意见的权利。对此珠海中院认为,仲裁庭根据金都公司提出的仲裁申请对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合作经营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其因审理需要涉及《合作开发合同》,《合作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作为仲裁案的证据,仲裁庭当然有权审查其效力,且各方当事人在仲裁中对所涉及的两套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的效力均予以认可。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三茂公司对《合作经营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的关系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不存在未能陈述意见的情形,因此,三茂公司的该项理由不成立。
(三)关于三茂公司提出的116号裁决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形的审查。三茂公司主张涉案仲裁案件中首席仲裁员替换不符合仲裁规则。三茂公司认为替换首席仲裁员应当首先由当事人共同选定,不应由仲裁委员会主任直接指定,而根据2005年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二项“仲裁员因死亡、除名、回避或者由于自动退出等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按照原选定或者指定该仲裁员的程序,在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选定或者指定替代的仲裁员”及第四项“是否替换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终局决定并可以不说明理由”的规定,涉案仲裁案件中原首席仲裁员鲁昆是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替换后的首席仲裁员曾银燕也是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该替换仲裁员的程序符合2005年仲裁规则的规定。因此,三茂公司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四)关于三茂公司提出的116号裁决存在“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的审查。首先,根据《合作经营合同》第17.1条的约定,仲裁事项应是“各方因执行合作经营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作经营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而从116号裁决的事项来看,其处理的就是解除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及解除合同之后合作企业及财产的处理方式问题,因此,116号裁决事项并未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其次,针对金都公司提出的其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共同清算珠海祥建公司的仲裁请求,仲裁庭经审查,作出合作企业应当依法进行清算的裁决,只是对合作经营合同解除之后合作企业是否应当依法进行清算作出的确认,各方当事人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清算,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至于116号裁决裁决金都公司有权获得合作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置换权益,是基于《合作经营合同》解除后对各方权利义务的认定,并未涉及合作企业的具体清算事宜,不存在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综上,三茂公司提出的116号裁决超越仲裁协议的范围且超越仲裁权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关于执行116号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金都公司与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形成民事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金都公司因认为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存在违约情形,向华南国仲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和相关补充协议及双方共同清算合作企业等仲裁申请,华南国仲依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裁决解除《合作经营合同》和相关补充协议及合作企业应依法进行清算等事项。116号裁决并未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对三茂公司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珠海中院裁定驳回三茂公司不予执行116号裁决的申请。
四、当事人申诉理由及答辩意见
三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向我院提交申诉状。听证程序过程中,三茂公司主张其是依照执行监督程序向本院提起申诉。
三茂公司申诉理由如下:
(一)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与金都公司没有达成仲裁条款。1.金都公司仲裁时提交的是一份虚假合同。该合同没有金都公司的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从未经珠海市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办公室的批准,不符合合同成立要件。没有成立的合同,其仲裁条款也是不存在的。2.金都公司提交仲裁的虚假合同也从未履行。合作企业珠海祥建公司是依据真经营合同成立的。根据珠海祥建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金都公司认缴的出资额、实缴出资额以及比例均为0,其不是珠海祥建公司的股东。而根据假经营合同,金都公司认缴20%的注册资本,故假经营合同从未履行。3.仲裁裁决的事项属于珠海祥建公司与金都公司的纠纷,但珠海祥建公司与金都公司从来没有达成过任何仲裁协议,包括金都公司提供的虚假合同以及华南国仲超范围审理的真经营合同、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均没有珠海祥建公司的确认或盖章。
(二)116号裁决超权限受理、处理法院专属管辖的解散清算事项。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的解散清算事项属于法院专属管辖。116号裁决不仅裁决珠海祥建公司进行清算,而且裁决珠海祥建公司的唯一资产土地置换权益归金都公司所有,珠海祥建公司的经营亏损由三茂公司、佳建公司承担。对于该实体解散清算事项,仲裁庭无权仲裁。
(三)116号裁决超越仲裁条款裁决。假经营合同与真经营合同、开发合同不存在任何联系。1.116号裁决以假经营合同立案就只能审理假经营合同的事项。根据真经营合同以及补充合同的约定,合同主要是围绕三茂方和香港方对于合作企业珠海祥建公司的注册资本比例的调整,与金都公司无关,而且实际上根据工商资料可知,金都公司从未持有珠海祥建公司的股份。开发合同承载的则是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与金都公司的土地买卖法律关系。仲裁庭既然认为案件属于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就只能依据合作经营约定进行清算,绝对不可能超范围管辖开发合同,也绝对不能超范围引用开发合同(买卖合同)的法律责任作为裁决合作经营关系的依据。2.以假经营合同立案,不能超越假经营合同的范围解散、清算公司。由于珠海祥建公司是根据真经营合同成立的,即便要进行解散、清算,也只能根据真经营合同的约定进行。按照真经营合同12.2条的清算条款,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是按照各方出资比例进行清算,而金都公司的股权比例为0,所以其可获得的财产也是0,不可能发生仲裁中的金都公司可取得整个土地置换权益的错误裁决。3.即便假经营合同存在,仲裁庭根据假经营合同解散、清算公司,其裁决的结果也与假经营合同的约定相反。根据假经营合同第13.2条约定,“合营企业提前中止或期满解散,应由董事会提出清算程序,并组成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合营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资产,按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分配。”而金都公司的出资比例为0,故按假经营合同进行清算,金都公司能得到的土地置换权益也为0,也不可能得出金都公司可获得整个土地的错误裁决。4.开发合同与经营合同从未合二为一,以假经营合同立案,不能超范围以开发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裁决各方责任。
(四)116号裁决首席仲裁员的指定违背仲裁规则。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年5月1日发布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声明》、《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以及案件《受理通知》第四条,如果双方当事人推荐名单中没有相同人选时,由仲裁委主任在推荐名单之外指定首席仲裁员。而本案首席仲裁员不是仲裁委主任指定,而是由华南国仲秘书处违法作出,明显违反仲裁规则。根据《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首裁的指定须经当事人共同选定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不能共同选定的情况下才能由华南国仲主任指定。116号裁决首裁的更换未经过“当事人重新选定”的前置程序,同样违反仲裁规则。
(五)仲裁庭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裁决属于无效裁决。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年8月1日发出的《管理公告》,自2012年8月1日开始中止对华南国仲管理仲裁案件的授权。根据假经营合同的仲裁条款,本案适用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而不是华南国仲的仲裁规则。换言之,在华南国仲的授权被中止后,其对假经营合同无权管辖。
金都公司提交意见称:
(一)三茂公司在(2013)珠中法民四执仲字第4号民事裁定生效1年之后提出申诉,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应当予以驳回。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民立他字第71号《关于对驳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能否申请再审问题的复函》中的规定,应当驳回三茂公司再审申请,维护“一裁终局”的基本法律原则。
(二)本案中,除三茂公司提出的“关于原仲裁机构为非法机构”的理由之外,其他均与深圳中院审理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2013)深中法涉外仲字第29号案]中,佳建公司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理由相同。此外,在深圳中院审理的该案中,三茂公司当庭答辩称“关于116号裁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三茂公司尊重法院对该案最终审查的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深圳中院已经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故应当驳回三茂公司的不予执行申请。
(三)华南国仲是有权作出涉案裁决的合法、独立仲裁机构。1.参加涉案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包括三茂公司和佳建公司自仲裁程序开始至仲裁程序结束期间,均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间内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应当对三茂公司认为仲裁协议效力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3.华南国仲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之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没有隶属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涉外仲裁机构。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3〕194号)的适用范围。
(四)三茂公司所称华南国仲系依据金都公司提供的“虚假经营合同”进行仲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其在仲裁中的表示和行为自相矛盾。1.针对三茂公司提出的“虚假经营合同”的主张,珠海中院于2014年9月1日向珠海市档案馆调取了珠海祥建公司档案资料中的《合作经营珠海市祥建房产有限公司合同书》,认定该文件内容与版本与各方在仲裁程序中所提交的文件一致。2.三茂公司、佳建公司及金都公司在仲裁之时均对证据进行过质证,三方均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仲裁庭在认定仲裁裁决书的第二部分“案情”之前,向各方书面发出过有关案件事实的询问函,且将归纳的案情(草稿)发送给各方,要求各方对案情(草稿)分别提出删减、修改、增加意见。三茂公司、佳建公司、金都公司均充分向仲裁庭书面表达过意见,均对案情中针对第一份证据的表述予以认可。
(五)三茂公司认为裁决书中裁决金都公司在合作公司清算完毕之后取得涉案土地置换权益的裁项,扩大和改变裁决义务主体及超越仲裁权限的意见,不能成立。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表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清算并不排斥合作各方预先约定合作企业财产的归属,而且,法律要求合作各方在合作合同中“应当”事先约定这一事项。仲裁庭按照合作各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在处理合作合同的争议时,明确在清偿合作企业债务后剩余财产的归属,此属于合同争议的范围,也不会导致合作各方在未清算之前就实际获得已分配的合作企业的财产。2.(2012)珠中法民二清(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认为:金都公司(申请人)是祥建公司(注:合作公司)的投资人,而且依据珠海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的珠科工贸信资(2012)769号《关于提前解散中外合作企业祥建公司的批复》,珠海祥建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解散,且被要求清算。由于珠海祥建公司未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此受理金都公司提出对珠海祥建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目前该案正在依法清算之中)。故珠海中院并没有“在清算开始之后,清偿债权人债权之前”,就将合作公司土地置换权益裁定给金都公司。
(六)116号裁决不存在违反程序问题。三茂公司、佳建公司与金都公司在仲裁中适用的是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根据仲裁规则第八条“放弃异议”规定,三茂公司和佳建公司在参加仲裁程序中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故应视为其已经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佳建公司提交意见称:三茂公司所提出的不予执行的申请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佳建公司的意见与三茂公司的申请理由基本一致。
五、我院的审查处理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三茂公司依照执行监督程序向我院提起申诉,我院可予受理本案并依照执行监督程序予以审查。
经审查,案涉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佳建公司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公司,故本案为申请不予执行涉港仲裁裁决,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审查。对于三茂公司提出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等问题,我院同意珠海中院的处理意见。但对于三茂公司提出的仲裁庭将《合作开发合同》事项纳入仲裁范围,超越了仲裁协议,且对清算公司事项作出裁决,超越了仲裁机构的权限的理由是否成立,我院与珠海中院持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一)珠海祥建公司并非《合作经营合同》的签约主体,未参与订立仲裁条款,《合作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珠海祥建公司。116号裁决第三项、第四项对珠海祥建公司的财产和债务作出分配,实质是将珠海祥建公司作为仲裁案件的当事人赋予其应履行的义务,超越了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
(二)116号裁决中第三项、第四项直接对珠海祥建公司的财产及债务在公司股东之间作出分配,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关于公司清算的裁决应由法院主管的规定,超出了仲裁庭的权限范围。
综上,116号裁决第三、四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且该两项裁决内容可与其他裁决项区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七条的规定,116号裁决第三、四项应不予执行。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5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50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罪犯减刑假释从严处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益,严重破坏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冲击社会伦理,而且往往还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故意伤害等关联犯罪,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成效明显。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和受害者家庭造成了无尽的痛苦,特别是无法查找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危害更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当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比于其他犯罪,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对无法找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可视为没有挽回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危害后果仍在持续中,此因素需要在减刑假释工作中予以考虑。对您所提对此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罪犯减刑假释从严处理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制定具体措施,统一裁判标准,对此类罪犯原则上不予减刑假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202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依法惩处黑恶势力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对涉黑涉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在逃人员”)“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予在逃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在逃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1日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将根据犯罪情节及造成的危害依法从严惩处。在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二、由于客观原因,本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司法机关投案,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等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到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以及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三、在逃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在逃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在逃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任何个人或公司、企业、团体不得为在逃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和交通、通讯工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假证明包庇,或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无论境内境外,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凡知悉在逃人员情况、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司法机关将对检举揭发人员依法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9月2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1年9月2日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典型案例(第三批)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0年4月22日)
案例1
吉林辽源市某消毒剂有限公司执行案
案情简介
辽源市某消毒剂有限公司是国家指定的东北三省唯一一家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在非典时期曾作出过突出贡献,但该企业在2016年间因要扩建等原因,外借资金不能及时偿还,引发多起诉讼和执行案件,相关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生产经营一度陷入困境。2020年1月2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向辽源市下达通知,要求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火速支援武汉一线,并要求必须当天起运。辽源市政府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深入到该消毒剂有限公司开展疫情防护物资调配和防控工作检查指导。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得悉后,立即派执行干警赶赴该公司,积极联系涉案申请执行人,经开展大量说服与和解工作,征得申请执行人理解同意后,将前期申请执行人运走的相关物资运回,企业当天就将5000套防护服准备就绪,并将26.1万只N95口罩紧急发往武汉疫情防控一线,成为首批运抵武汉的防护物资。同时,该消毒剂有限公司及时扩大口罩生产、按时完成任务,得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报表扬。
2月13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暖企”措施再升级,直接派执行干警进驻公司,累计协调、帮助公司偿还债权人本金100余万元,同时暂缓对该公司厂房司法拍卖,并帮助将公司保留作为国家级实验基地。目前,该公司能够保障日产N95杯型口罩4000只、N95拱形口罩9000~10000只、平板型口罩1.3~1.4万只,通过组织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确保了疫情防控任务的顺利完成。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涉案企业同时承担着物资储备、生产经营等重要任务,案件诉讼主体和执行标的物均具有一定特殊性。人民法院不断强化大局意识,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灵活变更查封、拍卖和失信、限高等强制措施,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坚持“生道执行”,在发挥司法社会职能和服务疫情防控大局的同时,穷尽措施盘活企业、助力企业发展,确保执行工作取得“多赢”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2
上海某通用航空救援公司申请延期履行案
案情简介
某通用航空救援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直升机航空救援的企业。近期,由于重要客户因故与其合作发生中断,导致公司经营困难,引发了多起经济纠纷。公司虽然多方筹措资金偿付欠款,但仍困难重重。此次疫情发生后,该公司接到湖北省应急管理部门任务指示,派遣机组人员至湖北武汉一线,多次运输护目镜、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紧急医疗防护物资前往武汉、黄冈、鄂州、随州等地,参与当地抗疫物资救援。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对于法院受理的12起欠薪执行案件,公司准备申请延期履行。
为此,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启动绿色通道,全面摸排案情,与被执行人联系,核实案件具体情况。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交《延期履行执行通知申请书》及参与疫情防控的相关文件。因其肩负保障疫情运输物资的重要使命,申请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内,延缓采取执行措施。执行法官与申请执行人逐一电话联系,做好和解工作,经过充分沟通, 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通过“云端”系统在线签署公司延期履行的和解协议。嗣后,该公司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执行法院也及时将案款发放给各申请执行人,该批案件顺利得到解决。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注重强化善意文明执行,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和精准化,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正常经营。本案中,面对十万火急的抗疫物资运输任务,法院充分运用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实现了抗击疫情与保障民生两不误。
案例3
北京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产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基因和生命科学仪器的公司。2016年6月,建某公司与博某公司签署《代理进口合同》,后因博某公司到期未支付货款,建某公司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博某公司须支付货款、违约金及其他费用近300万元,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博某公司银行账户进行了额度冻结。
疫情发生后,法院了解到博某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被列入中关村“首批抗击疫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清单”,急需扩大生产投入疫情防控,需要法院解除对该公司账户的冻结。执行法院立即对案件进行研判,结合案件事实与当时疫情,组织双方当事人通过云审判系统进行和解,并最终力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建某公司减免了博某公司部分违约金,法院依法免除了执行费用。和解当日,在博某公司支付建某公司203万余元案款后,法院立即将其账户予以解冻,此案圆满执结,被执行人博某公司顺利复工复产。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善意执行理念,从疫情防控大局出发,仅用不到48小时即促成了双方握手言和,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被执行人也顺利复工复产,积极投入到防疫物资生产中,实现了“多赢”。
案例4
福建莆田某房地产公司系列执行案
案情简介
福建省莆田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共涉执行案件33件,标的7亿余元。该系列案于2019年陆续进入执行程序。经查,该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仅有其名下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青山片区的房地产项目和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七境村的房地产项目,但均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工程烂尾。而涉案土地被执行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两年未动工开发,已构成土地闲置。在财产处置陷入僵局的同时,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迎难而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智慧“战疫”,经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在2020年新年伊始,将该项目以36618.128万元拍卖成功。接着,又通过见“网”如面、“隔空”协调等方式,及时为竞买人解决筹款困难,并有效促成了396户网签户与买受人福建某房地产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取得了金融风险得以化解、购房户安居乐业、工人工资得以支付、企业得以复工复产、政府税费得以保障“五赢”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按照“依法拍卖,引资盘活,实现共赢”的工作思路,在疫情面前启动“云”执行模式,协调促成金融部门为买受人转贷与续贷。同时给予竞买人合理缓冲期,既缓解买受人资金压力,又保证拍卖款全部到位。坚持“云上”发放案款,及时保证复工复产,拍卖款到位后三日内即依法发放。其中2家金融机构回笼资金1.9亿元,7家企业回笼资金5900万元。该项目的成功拍卖既解决了390多户网签户的信访问题,也有效缓解了当地财政紧缺的问题,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充分展示了“移动执行”“生道执行”的新形象。
案例5
湖北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执行案
案情简介
被执行人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是湖北省荆州市一家大型工业及生活污水处理企业,承担着荆州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化工污水及周边30万居民生活污水的处理任务。公司在建设和扩大规模的过程中遭遇资金链断裂。后经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荆州某水业有限公司须偿还债权人湖南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务本息及各项费用共计4000余万元。
执行过程中,经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荆州某水业公司当时已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除固定资产外,并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如果再贸然查封其银行账户、拍卖公司资产,公司将无法保障基本运转,荆州开发区化工污水及城南开发区30万居民的生活污水的处理都将受到影响,于企业生存、污水处理及城市环境都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荆州开发区管委会经多次研究确定了“推动某水业特许经营权转让、争取以执行和解方式结案为优先方案、法院强制执行某水业资产作为备选方案”的执行策略。2020年1月13日,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终于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此后,疫情日重,执行人员坚持跟踪沟通、及时督促,被执行人某水业公司最终于2020年1月23日将大部分执行款汇入法院执行账户;2020年3月21日,也将剩余尾款全部缴纳完毕。法院同时解除了此前对被执行人采取的系列执行措施,全案执行完毕,各方当事人非常满意。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是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对被执行企业坚持“保障生产、依法执行”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等执行方式,维持一定的经营资产,帮助其逐步恢复清偿能力,较好地体现了执行工作中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同时,该案又是在地方党委、政府多方统筹协调下,取得了案结事了、城市污水处理不受影响的多赢效果,充分展现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办、社会配合”执行工作大格局在破解执行难方面的机制优势。该案经过前期多方统筹、反复协调,疫情期间坚持协同不松懈,最终在疫情期间顺利执结,有力保障了被执行人企业及整个工业园区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案例6
广东华某国际商业保理(深圳)公司执行案
案情简介
2017年4月,因湖南省某县人民医院、某医药公司未按照《药品购销合同》约定向华某国际商业保理(深圳)公司支付账款,华某公司将二者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请求二者支付应收账款人民币4000多万元和利息。经法院调解,医院支付了部分账款。2019年2月,经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再次调解,确认某县医院和医药公司应分期向华某公司再支付货款2800余万元。医院在履行2015万元后,未按期偿还剩余款项。2020年1月,华某公司向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某县医院和医药公司偿还剩余货款842.5万元。
此时恰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两被执行人因主体特殊,引起了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关注。经了解,医院表示其一直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还款计划,作为当地唯一定点救治医院,该院已动用全部资源抗击疫情,不仅无暇、也暂时无法筹措到充足的偿债资金。医药公司也因投入大量资金采供抗疫物资,陷入资金周转困境。二被执行人都请求延缓执行。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情况,立即组织双方当事人线上协商,双方互谅互让,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华某公司减免医院违约金112.5万元,医院和医药公司延期支付剩余欠款。
典型意义
医院作为抗疫主战场,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案中医院和医药公司并非拒不履行,而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战争暂时无法履行。人民法院坚持特事特办,审慎采取执行措施,积极促成和解,既保护了债权人合法权益,又全力支持医院抗击疫情,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7
浙江某健身俱乐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杭州某健身俱乐部是一家连锁经营公司,在杭州地区健身行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实行会员充值消费模式,现有会员三万多名。2019年10月,健身俱乐部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被杭州余杭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后双方达成调解,健身俱乐部分期支付租金等费用约350万元。2020年1月,因为健身俱乐部未按照调解协议按期支付当期租金,该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恰逢疫情爆发,健身俱乐部停业,没有任何营业收入。该房地产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场地,健身俱乐部复工复产遇到重大障碍。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随即走访该房地产公司与健身俱乐部,获悉在疫情发生前,健身俱乐部积极履行,已支付前2期租金130万元,部分会员从其他渠道获悉健身俱乐部有“官司缠身”,经常相约去俱乐部询问了解情况,更有会员要求退会员费,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隐患,一定程度影响了疫情防控。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第一时间组织双方协商,从被执行人履行主动性和疫情不可抗力出发,分析“竭泽而渔”可能“两败俱伤”,从维护社会稳定、承担社会责任、共克时艰等方面讲道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某房地产公司同意延期付款,继续提供租赁场地,同意法院不对健身俱乐部采取失信、限高措施,为其复工经营排除障碍。目前,健身俱乐部已正常营业,某房地产公司的租金利益、会员权益有了保障。
典型意义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降至最低,修复利益“失衡”,稳定社会秩序,是当前发挥执行服务职能的首要任务。人民法院坚持“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综合考虑被执行人既往履行记录和履行意愿,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兼顾相关主体合法利益,实现多方共赢,为依法防控疫情、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
案例8
贵州某路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贵州某建材有限公司与贵州某路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调解,调解书确认:贵州某路面有限公司分期偿还货款33.6万元。因某路面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某建材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向贵阳市白云区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过程中,白云区人民法院本着善意执行理念,审慎选择影响最小的执行措施推进案件执行,在冻结被执行人某路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26.61万元后,了解到某路面有限公司被冻结的存款计划用途是发放农民工工资、支付部分工程款,账户被冻结后公司生产受到影响,执行法院加大了调解力度,积极促进双方自愿和解。
经执行法院多次反复做工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在达成上述执行和解当天,法院解除了对被执行人银行账户的冻结,被执行人迅速兑现了农民工工资,恢复了路面工程现场施工。2020年3月3日,被执行人某路面有限公司主动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全部债务,法院解除对被执行人担保财产的查封。至此,某建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全额执行完毕,双方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均表示满意。
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考虑到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是民营企业,根据被执行人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的执行措施,既有利于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又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被执行人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避免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灵活变通执行措施,公平高效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善意执行之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双赢”。
案例9
辽宁建平县某热力有限公司执行案
案情简介
辽宁建平县某热力有限公司是建平县一家热力生产与供应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热力生产与供应、煤炭购销、保温工程施工。2019年,因某热力公司欠付毛某某煤款139万,法院依法判决某热力公司承担煤款给付责任。因热力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支付货款,2020年,毛某某向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人员研究认为,疫情防控期间,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利于企业复工复产,对冬季供暖工作也会造成一定影响。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货款分期付清。法院依法准许并解除对被执行人某热力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中小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面临破产等问题。鉴于供暖季某热力公司的正常复工对民生有重要影响,如果直接冻结账户将不利于其复工复产。为此,人民法院依法促成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对被执行人而言,调解后可以尽快解除查封、及时向员工发放工资、缴纳税款和社保、保障物资生产、确保复工复产回笼资金,保障地方供暖需要;对申请执行人而言,被执行人只有尽快复工复产才能保证其及时收到货款,实现双赢。
案例10
黑龙江王某某、姜某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王某某、姜某某共同经营一家大型养猪场,为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二人先后向刘某、白某某借款134万元,后因未偿还全部借款,刘某、白某某将二人诉至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因二人不履行法律义务,刘某、白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法院积极促成双方自愿达成了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随着疫情的发生,申请执行人担心被执行人无法按期履行和解协议,遂要求法院依法拍卖养猪场。
鸡东县人民法院经过分析研判,认为疫情期间难以进行正常的生猪屠宰及运输,若强行启动司法拍卖,容易造成财产价值大幅贬损,将会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对疫情期间猪肉市场稳定造成影响,决定再次促成双方和解。经过反复多次沟通,申请执行人同意待疫情结束后启动执行,被执行人承诺疫情结束后立即履行全部义务,双方再次达成了执行和解。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到被执行人经营的是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场,若在疫情期间强行启动评估拍卖程序,不仅会造成养猪场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申请执行人面临无法实现全部债权的风险,还可能对当地猪肉市场供应及猪肉价格稳定造成消极影响。人民法院主动服务大局,着眼执行的长远效果,既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还对维护疫情期间市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案例11
四川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申请执行人某银行成都双流支行因其与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支行于2020年1月15日向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了查封,其中冻结被执行人之一的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银行存款50余万元。该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长期为生产口罩、医用纱布等下游企业提供优质棉纱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口罩需求量剧增,与该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合作的口罩、医用纱布生产企业急需其提供的棉纱进行防疫物资生产,但因资金冻结,该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销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影响了棉纱的及时供应。
2月19日,双流区人民法院了解该案情况后,为充分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储备,迅速与申请执行人某银行成都双流支行联系,经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沟通,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和解。2月20日,由于银行盖章申请流程较慢,双流区人民法院秉承特事特办、从快处置原则,与申请执行人电话沟通,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保全措施,并形成电话笔录,双流区人民法院依法快速进行解封。目前该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
典型意义
因被执行人系为生产口罩企业提供棉纱等重要物资的上游企业,为及时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及时回应抗疫一线企业的迫切需求,组织申请执行人及被执行人沟通协调,为双方达成和解提供了便捷、快速、高效的司法服务,最终,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了执行和解,充分保障了抗疫一线的物资供应。
案例12
北京中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案
案情简介
该案判决确定双方互负义务,中某实业公司应向某电子科技公司支付货款,某电子科技公司需向中某公司交付设备。疫情发生后,被执行人中某公司的1万余名安保人员承担了北京、武汉等多地的地铁安检和航空安保工作。因法院在案件执行中依法冻结了该公司的基本账户,导致安保人员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积极开展执行调查,并通过北京法院“云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谈话,推进执行和解。经过反复劝说和多次协商,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被执行人先期给付申请执行人货款1000万元,通过法院扣划领取,后续1000万元分两期支付,待货款给付完毕且疫情结束后,申请执行人将线下向被执行人交付涉案机器设备。与此同时,申请执行人同意法院解除对被执行人银行基本账户的冻结,并由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提供个人名下一套位于海口的房产作为担保。
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朝阳区人民法院当即通过网络扣划将1000万元案款先行发放给申请执行人;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委托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担保房产进行了查封,随后对被执行人的基本账户进行解冻。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从疫情防护大局和善意文明执行的角度出发,在最大程度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巧用执行和解维护疫情防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正常运转,让投身抗疫工作的安保人员工资发放有所保障,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本案的成功和解,是法院依法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动体现。
案例13
湖北徐某某、葛某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简介
2018年6月7日,徐某某、葛某某夫妻以资金周转为由,向陶某借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20‰,借款期限6个月。后因徐某某、葛某某未按期限还款,陶某起诉至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因徐某某、葛某某未按调解书确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陶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依法扣押了被执行人徐某某所有的重型罐式半挂牵引车一辆。后徐某某夫妻履行了40余万元执行款,余款仍未履行。2020年2月13日,被执行人徐某某接到襄阳市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采购防疫酒精的委托,徐某某遂向该院申请解除车辆扣押,让罐车进行酒精运输。
襄州区人民法院鉴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经与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核实情况后,立即决定特事特办,为了能够让该酒精罐车早日驶上战“疫”一线,执行员迅速启动网上办案模式,经过多次与双方沟通协调,于2月14日促成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陶某同意解除对罐车的扣押,全力支持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扣押的车辆是专业运输酒精车辆,若在平时只是正常的执行措施,但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该车辆已经转化为特种设备。为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民法院疫情防控协作意识强,对案件涉及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单位人员和设备,特事特办,迅速启动网上办案新模式,为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贡献了法院智慧和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定,现将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27—130号)作为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职务犯罪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9日
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127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证明标准 鉴定人出庭 举证重点
【要旨】
检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应有证据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犯罪所得,或者能够排除财产合法来源的可能性。人民检察院出席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庭审,应当重点对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进行举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以申请鉴定人出庭。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白静,男,A国有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中心本币投资处原处长。
利害关系人邢某某,白静亲属。
诉讼代理人牛某,邢某某儿子。
2008 至2010年间,白静伙同樊某某(曾任某国有控股的B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销售交易部总经理等职务,另案处理)等人先后成立了甲公司及乙公司,并在C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公司开设了资金一般账户和进行银行间债券交易的丙类账户。白静、樊某某利用各自在A银行、B证券公司负责债券买卖业务的职务便利,在A银行购入或卖出债券,或者利用B证券公司的资质、信用委托其他银行代为购入、经营银行债券过程中,增加交易环节,将白静实际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引入交易流程,使上述两公司与A银行、B证券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套取A银行、B证券公司的应得利益。通过上述方式对73支债券交易进行操纵,甲公司和乙公司在未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套取国有资金共计人民币2.06亿余元。其中,400余万元由樊某某占有使用,其他大部分资金由白静占有使用,白静使用1.45亿余元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9套房产,登记在自己妻子及其他亲属名下。该9套房产被办案机关依法查封。
【诉讼过程】
2013年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白静立案侦查,查明白静已于2013年7月31日逃匿境外。2013年12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白静批准逮捕,同年12月17日国际刑警组织对白静发布红色通报。2019年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白静涉嫌贪污罪线索移送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同年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对白静立案调查。同年5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同年5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同年6月6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法院公告期间申请参加诉讼,对检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没有提出异议。2020年11月1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白静使用贪污违法所得购买的9套房产。
【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完善主体身份证据,依法妥善处理共同犯罪案件。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白静案时,审查发现证明白静构成贪污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不足,而共同犯罪人樊某某已经被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依法将白静案和樊某某案一并审查,建议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针对二人主体身份进一步补充调取证据。监察机关根据检察机关列出的补充完善证据清单,补充调取了A银行党委会议纪要、B证券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任命文件等证据,证明白静与樊某某均系国家工作人员,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有资产的共同犯罪行为应当定性为贪污罪。检察机关在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就案件新证据和适用程序等问题充分沟通后,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申请没收白静贪污犯罪所得,依法对樊某某案变更起诉指控罪名。
(二)严格审查监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意见,准确界定申请没收的财产范围。监察机关调查期间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了白静亲属名下11套房产及部分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认定上述财产均来源于白静贪污犯罪所得,建议检察机关依法申请没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监察机关查封的9套房产系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均登记在白静亲属名下,但登记购买人均未出资且对该9套房产不知情;9套房产的购买资金均来源于白静实际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白静伙同樊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套取A银行和B证券公司资金后转入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该9套房产来源于白静贪污犯罪所得。
其余2套房产,现有证据证明其中1套系白静妻兄向白静借钱购买,且事后已将购房款项归还,检察机关认为无法认定该套房产属于白静贪污犯罪所得,不应列入申请没收的财产范围;另1套房产由樊某某购买并登记在樊名下,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购房资金来源于二人贪污犯罪所得,但在樊某某案中处理更为妥当。监察机关冻结、扣押的资金,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来源不清,且白静夫妇案发前一直在金融单位工作,收入较高,同时使用家庭收入进行了股票等金融类投资,现有证据尚达不到认定高度可能属于白静贪污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不宜列入申请没收范围。监察机关认可上述意见。
(三)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增强庭审举证效果。本案证据繁杂、专业性强,白静贪污犯罪手段隐秘、过程复杂,在看似正常的银行间债券买卖过程中将其所控制公司引入交易流程,通过增加交易环节、控制交易价格,以低买高卖的方式套取A银行、B证券公司应得利益。犯罪行为涉及银行间债券买卖的交易流程、交易策略、交易要素等专业知识,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2020年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时,检察机关申请鉴定人出庭,就会计鉴定意见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对白静操纵债券交易过程和违法资金流向等进行全面分析,有力证明了白静贪污犯罪事实及贪污所得流向,增强了庭审举证效果。
(四)突出庭审举证重点,着重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庭审中,检察机关针对白静有贪污犯罪事实出示相关证据。通过出示任职文件、会议纪要等证据,证明白静符合贪污罪主体要件;运用多媒体分类示证方式,分步骤展示白静对债券交易的操纵过程,证明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贪污犯罪。对申请没收的9套房产属于白静贪污违法所得进行重点举证。出示购房合同、房产登记信息等书证及登记购买人证言,证明申请没收的9套房产系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但登记购买人对房产不知情且未出资;出示委托付款书、付款凭证等书证,证明申请没收的9套房产的购买资金全部来源于白静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出示银行开户资料、银行流水等书证,相关证人证言,另案被告人樊某某供述及鉴定意见,并申请鉴定人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说明,证明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高度可能属于白静套取的A银行和B证券公司的国有资金,且部分用于购买房产等消费;出示查封、扣押通知书、接收协助执行法律文书登记表等书证,证明申请没收的9套房产已全部被监察机关依法查封。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采信上述证据,依法裁定没收白静使用贪污违法所得购买的9套房产。
【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认定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依法提出没收申请。检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应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无法收集的证据外,其他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都应当收集在案。在案证据应能够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系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违法所得或者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对于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部分财产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则不应列入申请没收的财产范围。
(二)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是检察机关庭审举证的重点。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承担举证责任。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重大犯罪出示相关证据后,应当着重针对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进行举证。对于涉及金融证券类等重大复杂、专业性强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增强证明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彭旭峰受贿,贾斯语受贿、洗钱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128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主犯 洗钱罪 境外财产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要旨】
对于跨境转移贪污贿赂所得的洗钱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贪污贿赂违法所得。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移至境外的财产,如果有证据证明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依法申请予以没收。对于共同犯罪的主犯逃匿境外,其他共同犯罪人已经在境内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充分考虑主犯应对全案事实负责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因素,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彭旭峰,男,某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曾任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犯罪嫌疑人贾斯语,女,自由职业,彭旭峰妻子。
利害关系人贾某,贾斯语亲属。
利害关系人蔡某,贾斯语亲属。
利害关系人邱某某,北京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
另案被告人彭某一,彭旭峰弟弟,已被判刑。
(一)涉嫌受贿犯罪事实
2010 至2017年,彭旭峰利用担任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承租土地及设备采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贾斯语及彭某一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亿余元和美元12万元。其中,彭旭峰伙同贾斯语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万余元、美元2万元。
2015 至2017年,彭旭峰安排彭某一使用两人共同受贿所得人民币2085万余元,在长沙市购买7套房产。案发后,彭某一出售该7套房产,并向办案机关退缴房款人民币2574万余元。
2015年9月至2016年11月,彭旭峰安排彭某一将两人共同受贿所得人民币4500万元借给邱某某;2016年11月,彭旭峰和彭某一收受他人所送对邱某某人民币3000万元的债权,并收取了315万元利息。上述7500万元债权,邱某某以北京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某商业有限公司的40%股权设定抵押担保。案发后,办案机关冻结了上述股份,并将上述315万元利息予以扣押。
2010至2015年,彭旭峰、贾斯语将收受有关单位或个人所送黄金制品,分别存放于彭旭峰家中和贾某、蔡某家中。办案机关提取并扣押上述黄金制品。
(二)涉嫌洗钱犯罪事实
2012年至2017年,贾斯语将彭旭峰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4299万余元通过地下钱庄或者借用他人账户转移至境外。
2014年至2017年,彭旭峰、贾斯语先后安排彭某一等人将彭旭峰受贿款兑换成外币后,转至贾斯语在其他国家开设的银行账户,先后用于在4个国家购买房产、国债及办理移民事宜等。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相关国家对涉案房产、国债、资金等依法予以监管和控制。
【诉讼过程】
2017年4月1日,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彭旭峰立案侦查,查明彭旭峰已于同年3月24日逃匿境外。同年4月25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对彭旭峰决定逮捕,同年5月10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彭旭峰发布红色通报。
2017年4月21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洗钱罪对贾斯语立案侦查,查明贾斯语已于同年3月10日逃匿境外。同年4月25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对贾斯语决定逮捕,同年5月10日,国际刑警组织对贾斯语发布红色通报。
2018年9月5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岳阳市监察委员会办理。岳阳市监察委员会对彭旭峰、贾斯语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立案调查,并向岳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2019年6月22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人贾某、蔡某、邱某某在法院公告期间申请参加诉讼。其中贾某、蔡某对在案扣押的38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该38万元属于违法所得,同时提出彭旭峰、贾斯语未成年儿子在国内由其夫妇抚养,请求法庭从没收财产中为其预留生活、教育费用;邱某某对检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无异议,建议司法机关在执行时将冻结的某商业有限公司40%股份变卖后,扣除7500万元违法所得,剩余部分返还给其公司。2020年1月3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彭旭峰实施受贿犯罪、贾斯语实施受贿、洗钱犯罪境内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黄金制品以及境外违法所得共计5处房产、250万欧元国债及孳息、50余万美元及孳息。同时对贾某、蔡某提出异议的38万元解除扣押,予以返还;对邱某某所提意见予以支持,在执行程序中依法处置。
【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完善证据体系。本案涉嫌受贿、洗钱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境外财产分布在4个国家,涉及大量通过刑事司法协助获取的境外证据。检察机关发挥提前介入作用,对监察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详尽梳理案件涉及的上下游犯罪、关联犯罪关系以及电子证据、境外证据、再生证据等,以受贿罪为主线,列明监察机关应予补充调查的问题,并对每一项补证内容进行分解细化,分析论证补证目的和方向。经过监察机关补充调查,进一步完善了有关受贿犯罪所得去向和涉嫌洗钱犯罪的证据。
(二)证明境外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在案证据显示彭旭峰、贾斯语将受贿所得转移至4个国家,用于购买房产、国债等。其中对在某国购买的房产,欠缺该国资金流向和购买过程的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证明,贾斯语通过其外国银行账户向境外某公司转账59.2万美元,委托该境外公司购买上述某国房产,该公司将其中49.4万美元汇往某国,购房合同价款为43.5万美元。同一时期内彭旭峰多次安排他人,将共计人民币390余万元(折合60余万美元)受贿所得汇至贾斯语外国银行账户,汇款数额大于购房款。因此,可以认定彭旭峰、贾斯语在该国的房产高度可能来源于彭旭峰受贿所得,应当认定该房产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检察机关对彭旭峰、贾斯语在上述4个国家的境外财产均提出没收申请,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均未提出异议,法院裁定均予以支持。
(三)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本案彭旭峰涉嫌受贿犯罪事实,大部分系伙同彭某一共同实施,彭某一并未逃匿,其受贿案在国内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办理,二人共同受贿犯罪涉及的部分境内财产已在彭某一案中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系利用彭旭峰的职权实施,彭旭峰系本案主犯,对受贿行为起到了决定作用,宜将彭某一案中与彭旭峰有关联的境内财产,如兄弟二人在长沙市购买的房产、共同借款给他人的资金等,均纳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申请没收。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彭某一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作出的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生效后,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申请境外执行,目前已得到部分国家承认。
【指导意义】
(一)依法加大对跨境转移贪污贿赂所得的洗钱犯罪打击力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一般均已先期将巨额资产转移至境外,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确规定此类跨境转移资产行为属于洗钱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洗钱犯罪案件,可以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应当加大对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审查力度,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应积极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违法所得。
(二)准确认定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境外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适用“具有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经审查,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违法所得转移至境外,在境外购置财产的支出小于所转移的违法所得,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足以支付其在境外购置财产的其他收入来源的,可以认定其在境外购置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需要申请没收的违法所得。
(三)对于主犯逃匿境外的共同犯罪案件,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共同犯罪中,主犯对全部案件事实负责,犯罪后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内被司法机关依法查办的,如果境内境外均有涉案财产,且逃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共同犯罪的主犯,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追缴共同犯罪违法所得,有利于全面把握涉案事实,取得较好办案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129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利害关系人异议 善意第三方
【要旨】
检察机关在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应当承担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举证责任。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主张权利,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据或者其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依法予以辩驳。善意第三方对申请没收财产享有合法权利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黄艳兰,女,原某市物资总公司(简称物资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利害关系人施某某,黄艳兰朋友。
利害关系人邓某某,黄艳兰亲属。
利害关系人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简称A银行上海分行)。
利害关系人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简称B银行市南支行)。
利害关系人C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简称C银行虹桥支行)。
1993年5月至1998年8月,物资总公司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及融资借款经营期货等业务,由黄艳兰等人具体操作执行。其间,黄艳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控制和使用包括D商贸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等多个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进行期货交易,累计盈利人民币1.8亿余元,其中1.1亿余元未纳入物资总公司管理,由黄艳兰实际控制。
1997年7月至1999年4月,黄艳兰直接或指使他人先后从D公司等六个账户转出人民币3000.35万元,以全额付款方式在上海购买2套房产,又向A银行上海分行、B银行市南支行、C银行虹桥支行按揭贷款在上海购买50套房产,分别登记在李某某(黄艳兰亲属)、施某某等人名下。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黄艳兰隐匿并占有上述房产。
2000年12月,涉案20套房产因涉及民事纠纷被法院查封。为逃避债务,黄艳兰指使其亲属李某某将另外32套房产的合同权益虚假转让给施某某和高某某(施某某朋友),后又安排邓某某与施某某、高某某签订委托合同,继续由邓某某全权管理该房产。之后,黄艳兰指使邓某某出售15套,用部分售房款和剩余的17套房产(登记在施某某、高某某名下)出租所得款项又购买6套房产,其中4套登记在施某某名下,2套登记在蒋某(邓某某亲属)名下,另将部分售房款和出租款存入以施某某等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经查,上述23套房产均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2002年12月至2003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封了涉案23套房产,依法冻结施某某等人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90余万元、美元2.7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02年8月14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黄艳兰立案侦查,查明黄艳兰已于2001年12月8日逃匿境外。2002年8月16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黄艳兰刑事拘留,同年12月30日决定逮捕。2005年5月23日,国际刑警组织对黄艳兰发布红色通报。2016年12月23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人施某某、邓某某、A银行上海分行、B银行市南支行、C银行虹桥支行申请参加诉讼,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2018年11月1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依法没收黄艳兰实施贪污犯罪所得23套房产、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90余万元、美元2.7万余元及利息,依法向A银行上海分行、B银行市南支行、C银行虹桥支行支付贷款欠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利害关系人施某某、邓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6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检察履职情况】
(一)详细梳理贪污资金流向,依法认定涉案财产属于贪污违法所得。检察机关经审查在案资金流向相关证据,结合对黄艳兰实施贪污犯罪行为的分析,证实黄艳兰贪污公款后购买52套房产,其中2套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50套以抵押贷款方式购买。司法机关已在相关民事诉讼中依法强制执行20套,黄艳兰指使邓某某出售15套,后用售房款和出租剩余17套房产所得款项又购买6套房产,另将部分售房款和出租房屋所得款项存入施某某等人名下银行账户。因此,在案23套房产以及存入施某某等人名下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均系黄艳兰贪污犯罪所得,依法应予以没收。
(二)针对性开展举证、质证、答辩,依法驳斥利害关系人不当异议。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利害关系人邓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以李某某名义开设的E期货账户曾转出3077万元至黄艳兰控制的D公司账户,购房资金来源于李某某从事期货交易的收益,并向法庭提交了开户资料等证据。出庭检察员对此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发表质证意见,提出邓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开户资料等证据均为复印件,均未加盖出具单位公章,并有明显涂改痕迹,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同时,根据证监会对涉案部分期货合约交易中有关单位和个人违规行为的处罚决定、期货公司出具的说明等书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检验鉴定意见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足以证实E期货账户系由黄艳兰指挥物资总公司工作人员开设和操作,账户内的保证金和资金高度可能属于物资总公司的公款。邓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所提意见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建议法庭不予采纳。另一利害关系人施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施某某、高某某名下房产系施某某合法财产。对此,出庭检察员答辩指出,上述房产是相关民事纠纷过程中,黄艳兰为逃避债务,与李某某、黄某一(黄艳兰亲属)串通,将涉案房产登记到二人名下。且在变更登记后,施某某即将涉案房产委托给邓某某全权管理,涉案房产仍由邓某某实际控制,售房款、出租款等也均由邓某某控制和使用。施某某无法提交购房资金来源的证据,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因此,施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所提意见,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应支持。法院对检察机关上述意见均予采纳。
(三)依法认定其他利害关系人身份,切实保护善意第三方合法权益。涉案23套房产均系黄艳兰利用贪污所得资金支付首付款后,向A银行上海分行、B银行市南支行、C银行虹桥支行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三家银行对按揭贷款房产依法进行抵押,约定了担保债权的范围。诉讼期间,三家银行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涉案房产的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并享有抵押权,依法应当优先受偿。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三家银行既未与黄艳兰串通,亦不明知黄艳兰购房首付款系贪污赃款,依法应当认定为善意第三方,其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依法认定上述三家银行系本案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三家银行主张的优先受偿权,依法予以支持。
【指导意义】
(一)利害关系人对申请没收财产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的,检察人员出庭时应当作为质证重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事实及证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对申请没收财产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对于其提供的证据不合法,或其异议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围绕财产状态、财产来源、与违法犯罪的关系等内容,有针对性地予以驳斥,建议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善意第三方对申请没收财产享有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保护。对申请没收财产因抵押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或者享有其他合法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抵押权设定时对该财产系违法所得不知情,或者有理由相信该财产为合法财产,依法应当认定为善意第三方,对其享有的担保物权或其他合法权利,依法应当予以保护。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至十七条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130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财产混同 孳息
【要旨】
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人在立案前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涉案的巨额财产,可以由其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说明来源。没有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者说明来源,或者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所提供的证据达不到相应证明标准,或说明的来源经查证不属实的,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并产生孳息的,可以按照违法所得占比计算孳息予以申请没收。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男,某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曾任A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A集团)董事长、总经理,B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B环能公司)董事长。
利害关系人任某一,***亲属。
利害关系人任某二,***亲属。
利害关系人袁某,***亲属。
(一)涉嫌受贿犯罪事实
2001 至2013年,犯罪嫌疑人***利用担任A集团董事长、总经理,B环能公司董事长,某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请托人在职务晋升、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向下属单位有关人员索要人民币共计70万元用于贿选;要求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单位为其支付旅游、疗养费用,共计人民币123万余元;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共计30万元,被办案机关依法扣押、冻结。
(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事实
2000年9月至2014年8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名下的财产和支出共计人民币3100余万元,港币43万余元,美元104万余元,欧元21万余元,加元1万元,英镑100镑;珠宝、玉石、黄金制品、字画、手表等物品155件。
***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亲属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为人民币1835万余元,港币800元,美元1489元,欧元875元,英镑132镑;物品20件。***亲属对扣押、冻结在案的人民币1265万余元,港币42万余元,美元104万余元,欧元21万余元,加元1万元及物品135件不能说明来源。
【诉讼过程】
2014年9月20日,***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同年9月30日因病死亡。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7月11日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同年10月19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同年12月2日,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利害关系人任某一、任某二、袁某申请参加诉讼。2017年6月21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同年7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及孳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所得人民币1265万余元、港元42万余元、美元104万余元、欧元21万余元、加元1万元及孳息,以及珠宝、玉石、黄金制品、字画、手表等物品135件。
【检察履职情况】
(一)准确把握立法精神,依法对立案前死亡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纪检监察机关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调查期间因病死亡。检察机关认为,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旨在解决涉嫌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不同,违法所得没收作为特别程序主要解决涉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追缴问题,不涉及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涉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在立案前死亡的,虽然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也应当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其违法所得。本案中,***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重大犯罪,虽然未被刑事立案即死亡,但其犯罪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依法仍应予以追缴,应当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处理。
(二)认真核查财产来源证据,依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涉嫌犯罪事实及违法所得数额。办案中,检察机关对***本人及其转移至亲属名下的财产情况、***家庭支出及合法收入情况,进行了重点审查,通过对涉案270余个银行账户存款、现金、155件物品的查封、扣押、冻结,对160余名证人复核取证等工作,查明了***家庭财产的支出和收入情况。根据核查情况,将***家庭的购房费用、购车费用、女儿留学费用、结婚赠与及债权共929万元纳入重大支出范围,计入财产总额。鉴于***已经死亡,且死亡前未对本人及转移至亲属名下的财产和支出来源作出说明,检察机关依法向***的亲属调查询问,由***亲属说明财产和支出来源,并根据其说明情况向相关单位、人员核实,调取相关证据。对于相关证据证实及***亲属能够说明合法来源的工资奖金、房租收入、卖房所得、投资盈利等共计1806万余元,以及手表、玉石、黄金制品等物品,依法在涉案财产总额中予以扣减。将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名下财产和家庭重大支出数额,减去家庭合法收入及其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收入,作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违法所得,据此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人任某一和袁某对检察机关没收申请没有提出异议。任某二对于检察机关将***夫妇赠与的50万元购车款作为重大支出计入财产总额,提出异议,并提供购车发票证明其购买汽车裸车价格为30万元,提出余款20万元不能作为重大支出,应从没收金额金额中扣减。检察机关根据在案证据认为不应扣减,并在出庭时指出:该50万元系由***夫妇赠与任某二,支出去向明确,且***家庭财产与任某二家庭财产并无混同;购车费用除裸车价格外,还包括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任某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购车款结余部分返还给***夫妇。因此,其主张在没收金额中扣减20万元的依据不足,不应支持。该意见被法院判决裁定采纳。
(三)依法审查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混同的财产,按违法所得所占比例认定和申请没收违法所得孳息。经审查认定,依法应当申请没收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所得为人民币1265万余元、部分外币以及其他物品。冻结在案的***及其亲属名下财产为人民币1800余万存款、部分外币以及其他物品。其中本金1800余万元存款产生了169万余元孳息。关于如何确定应当没收的孳息,检察机关认为,可以按该笔存款总额中违法所得所占比例(约1265/1800=70.2%),计算出违法所得相应的孳息,依法予以申请没收,剩余部分为合法财产及孳息,返还给其近亲属。法院经审理予以采纳。
【指导意义】
(一)涉嫌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的人立案前死亡的,依法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目的在于解决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追缴问题,不是追究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涉嫌实施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行为的人,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犯罪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无论立案之前死亡或立案后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死亡,都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中,本人因死亡不能对财产来源作出说明的,应当结合其近亲属说明的来源,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以及提供的证据情况,依法认定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已死亡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说明来源的,应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并进行调查核实。没有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说明来源,或者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虽然主张权利但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相应证明标准,或者说明的来源经查证不属实的,应当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
(三)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并产生孳息的,可以按照比例计算违法所得孳息。在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财产中,对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后产生的孳息,可以按照全案中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的比例,计算违法所得的孳息数额,依法申请没收。对合法财产及其产生的孳息,及时予以返还。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至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5号(政治法律类04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85号(政治法律类04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大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诉讼管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马内尔服饰有限公司、周乐伦与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异议案中,确立了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通过网络购物取得被诉侵权产品,不能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的裁判规则。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部分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管辖做了规定。
上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典型案例,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案件侵权行为地的确定提供了一定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以及互联性环境的复杂性、开放性等因素,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管辖问题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有效解决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诉讼程序的问题,包括您提案中提出的有关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案件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调研和论证工作,希望通过该法的制定,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二、关于诉讼证据的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隐蔽性等原因,权利人存在“举证难"问题。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作了进一步完善,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增加规定专家参与诉讼。201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年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利人举证难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针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了专项调研,于2017年启动《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该司法解释的起草,立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诉讼诚信体系建设,将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文书提出令的相关规则,充分发挥证据保全制度优势,适当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建立激励当事人积极、主动提供证据的诉讼机制。根据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妨碍排除规则,细化公证证据、电子证据的采信规则。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根据司法解释制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将就司法解释稿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技术事实查明问题,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技术鉴定、专家辅助人、专家咨询、技术调查官等解决。201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强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工作。2014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技术调查官的功能定位、参与案件范围、工作职责、技术审查意见等。2019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明确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技术调查官制度。至此,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专家咨询等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初步形成。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技术疑难程度,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调研技术调查官等参与诉讼活动的情况,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高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关于诉讼保全的问题
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行为保全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了行为保全的申请主体、管辖法院、询问、行为保全条件、行为保全担保和反担保、保全申请错误与赔偿、保全措施的解除等内容,为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案件的审查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该司法解释的颁布施行对于提高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将密切关注该司法解释具体施行情况及司法实务中行为保全案件的审查情况,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坚强监督和指导,明确裁判标准,规范行为保全条件,强化行为保全担保和反担保措施,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四、关于赔偿
司法实践中,由于权利人提交的权利人损失或者被告侵权获利的证据不足,或者权利人主动请求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比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在多次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侵权损害赔偿应当充分反映、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充分弥补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本和预期利润,有效激励创新,同时充分考虑律师费等诉讼合理支出;对于恶意、重复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加大赔偿力度,起到足以制止和惩戒侵权行为的作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立项起草《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召开了相关法院参加的专题调研会。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以来,各地法院积极探索构建能够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赔偿制度,呈现出赔偿数额整体大幅跃升,权利人实际获赔数额明显提高的良好态势。一是转变理念,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有效性作为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大力提高赔偿数额。二是从创新、完善和用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入手,采取责令侵权人披露证据,在侵权人拒绝披露证据时令其承担不利后果,在证据具有高度可能的真实性时支持权利人的请求,以及鼓励各领域专家对专业问题进行说明等多种措施,尽力查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侵权获利,妥善确定反映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三是发挥司法主动性,稳妥有效地开展诉讼保全,大力推进诉讼诚信建设,降低维权成本。四是在加大赔偿力度的同时,为减少因侵权判定的不确定性导致法官不敢认定高额赔偿的倾向,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在重大侵权案件中探索实行对知识产权归属以及是否构成侵权等部分争议先行判决;在侵权行为判决终审后,再另行裁判赔偿数额。我院将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以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运用为导向,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低"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9月27日 (2019)最高法民他244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粤民他123号《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根据请示所述事实,仲裁申请人陈某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与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仲裁代理人李伯侨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且刘颖在被选定为仲裁员后,未披露该关系。仲裁案件中,一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事实,并不当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法定回避事由;且本案仲裁机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也未明确规定仲裁员在该情形下有披露的义务或应予回避。根据上述事实,不应认定本案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故不同意你院案涉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9年8月14日 (2019)粤民他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南国仲)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一案,拟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经审查,我院拟同意深圳中院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向钧院报核。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第一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某鹏。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陈某瑶,女,195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
被申请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资本)。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1幢5楼519室。
法定代表人:董某儒。
二、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及答辩意见
光大银行申请:撤销华南国仲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书。事实和理由如下: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裁决书裁决的事项不属于《银河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仲无权仲裁。1.华南国仲受理本案是依据陈惠瑶提交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书面仲裁申请。但在仲裁庭第三次开庭时,陈惠瑶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纠纷,光大银行表示了异议,认为该侵权责任纠纷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仲无权仲裁。2.裁决以《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属本会仲裁管辖范围为由,认为无论陈惠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纠纷还是违约责任,仲裁庭都有权处理。(1)裁决将本案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陈某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且裁决以过错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认定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承担责任。(2)裁决依据《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销售代理协议》(以下简称《销售代理协议》)裁决光大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并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的责任作出了划分,在《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国仲)的情况下,华南国仲无权仲裁,裁决明显超出了仲裁范围。1本案作为侵权纠纷,争议焦点是销售、托管涉案资管计划产品过程中,陈某瑶、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各自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对本案焦点的认定、裁决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而不是《资产管理合同》。从裁决过程及结果来看,对于这些焦点问题,仲裁庭主要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而不是《资产管理合同》。因为《资产管理合同》中光大银行仅为托管行,并未约定应向陈某瑶解释产品、提示风险的义务,光大银行没有任何违约行为。2仲裁裁决关于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责任划分及裁决结果适用《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条款管辖是错误的。仲裁裁决对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责任划分及裁决结果是基于《销售代理协议》作出的,但《销售代理协议》不是《资产管理合同》的附属协议,两者具有独立性。《销售代理协议》第十一条争议解决约定在中国国仲仲裁,地点在北京。因此,在《销售代理协议》与《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同的情况下,本案裁决不属于华南国仲的仲裁范围,该会无权进行仲裁。3仲裁裁决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不仅错误,而且超出了《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范围,并与《销售代理协议》仲裁条款相冲突。仲裁裁决光大银行向陈某瑶赔偿损失及承担仲裁费用,银河资本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假设本案应对陈某瑶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也不应是光大银行,而是银河资本,仲裁裁决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对陈某瑶的侵权责任既不是共同责任,也不是单一责任,更不是各自不同的过错责任,而是连带赔偿责任。这样的责任划分依据的是《销售代理协议》,不仅错误,而且违背了《销售代理协议》对争议解决的不同约定,超出了《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约定的合同仲裁范围,华南国仲无权仲裁。审查期间,光大银行补充申请理由如下:1.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了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1)仲裁员刘颖在仲裁庭组成前出具的《仲裁员声明书》中,违反仲裁规则要求的独立性、公正性,隐瞒其与仲裁案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而不予声明。(2)在仲裁庭组成后的庭审及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刘颖并未披露其与光大银行代理人之一的李伯侨为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的事实和情况。本仲裁案当事人选定适用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12月1日起实施,以下简称《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一)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声明书,向仲裁委员会书面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二)在仲裁过程中出现应当披露情形的,仲裁员应当立即书面向仲裁委员会披露。(三)仲裁员披露的信息应转交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庭成员(如有)。”仲裁庭作出裁决违反该规定。2.仲裁员刘颖隐瞒其与代理人李伯侨上下级同事及前后任领导关系的行为,违反了《仲裁法》应当回避的规定。总之,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仲裁裁决属于应当裁定撤销的情形。
陈某瑶答辩称:1.光大银行认为华南国仲深裁(2018)D110号案件为侵权责任纠纷,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没有依据。从《资产管理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凡因《资产管理合同》而产生的,或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属于当事人约定交由华南国仲管辖的仲裁范围,而争议的性质并不仅仅局限于违约责任纠纷。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某瑶根据仲裁庭的要求,明确仲裁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陈某瑶销售资管计划产品,造成陈某瑶财产损失而构成的侵权责任。鉴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的前述侵权行为发生于《资产管理合同》的订立过程之中,且最终各方当事人订立了《资产管理合同》,因此因该侵权行为引发的争议当然属于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的范围,也即属于应当交由华南国仲管辖的仲裁范围。2.光大银行以《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仲为由主张华南国仲没有管辖权,完全是企图混淆“认定责任的证据”与“案件管辖权依据”的概念,从而达到拖延执行仲裁裁决的目的。陈某瑶作为《资产管理合同》的当事人,在与合同相对方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发生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争议之后,向华南国仲提起仲裁的依据是《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而《销售代理协议》只是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签订的合同,陈某瑶并不是该合同当事人,因此《销售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只能作为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因《销售代理协议》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权依据,而不能作为陈某瑶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之间争议的管辖权依据。仲裁庭援引《销售代理协议》的相关内容对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法律责任作出认定,这说明《销售代理协议》属于仲裁案件审理之中认定责任的证据。3.光大银行以仲裁员刘颖未披露其与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的同事关系为由,主张仲裁庭组成及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其理由不能成立。《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仲裁员应当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但并未对应当披露的情形作出列举式的明确规定,因此仲裁员可以基于自己的判断,对何种事实或情况属于“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作出认定,从而决定是否披露。虽然仲裁员刘颖与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律师属于同事关系,只要仲裁员刘颖认为该种关系不会对其秉持公正、独立的原则进行仲裁造成影响,则其不予披露的行为并不违反《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的该项规定。反观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律师的行为,其与仲裁员刘颖属于同事关系的事实属于其在仲裁案件首次开庭前就明知的事实,如果其认为仲裁员刘颖担任该案仲裁员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其完全可以且应当依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以及《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仲裁程序中要求刘颖仲裁员予以回避。但是,李伯侨律师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从未提出过要求仲裁员刘颖回避的要求,说明其也不认为仲裁员刘颖与他的同事关系可能对仲裁的公正性、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仲裁员刘颖是否披露其与李伯侨律师的同事关系的判断标准,与李伯侨律师是否申请仲裁员刘颖回避的判断标准是相一致的,即同事关系不属于“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此外,《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八条“放弃异议权”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鉴于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律师明知其与仲裁员刘颖属于同事关系,但其仍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从未就此提出书面异议的行为,也应当认为李伯侨律师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根据光大银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李伯侨律师为光大银行授予特别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完全代表委托人光大银行的行为,即李伯侨律师知悉的事实应当视为光大银行知悉的事实,李伯侨律师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均应当视为光大银行的行为。既然李伯侨律师在明知其与刘颖仲裁员属于同事关系的情况下,未申请其回避且仍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则其行为应当视为光大银行作出的行为,即李伯侨律师代表光大银行放弃了提出程序异议的权利。此种放弃给光大银行造成的任何后果,均应由光大银行承担。  银河资本答辩称:1.裁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的事项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且华南国仲有权仲裁。具体而言,侵权责任纠纷属于可以仲裁的范围,华南国仲和本案仲裁庭也不因当事人选择侵权的请求权基础而不得仲裁和处理。本案关于销售系争资管计划过程的争议和仲裁裁决的事项均系在《资产管理合同》签订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因此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节第二款的约定,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本案仲裁庭并未超越仲裁协议范围作出裁决。银河资本不同意光大银行在申请书第二部分第二条第三项所述的“假设本案应对陈某瑶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也不应是光大银行,而是银河资本”,银河资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同时,银河资本注意到,仲裁裁决书对于陈某瑶和光大银行在销售环节过错的认定、对光大银行的责任认定和责任划分及裁决结果并非依据《销售代理协议》作出的。仲裁庭仅在仲裁裁决书第二部分仲裁庭多数意见第三条第四点论述银河资本在光大银行销售过错中的法律责任的部分援引了《销售代理协议》。因此,仲裁裁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仲裁协议的范围。2.关于光大银行在《补充申请书》中提出的关于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仲裁规则及法定程序,和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相关事实和情况,银河资本是在收到送达的光大银行提交的《补充申请书》和证据后方才知悉的,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就仲裁员刘颖是否应当回避,以及是否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恳请法院考虑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后依法裁决。综上,银河资本认为,仲裁裁决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决的事项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南国仲有权仲裁。最后,银河资本对于仲裁裁决银河资本对光大银行应支付给陈某瑶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持反对意见,银河资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银河资本保留通过相关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三、案件的基本事实
(一)仲裁的基本情况
华南国仲根据陈某瑶与光大银行、银河资本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光银托管2015JX223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陈某瑶于2016年7月27日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了仲裁案件,案号为SHEN DF20160297。
陈某瑶仲裁请求为:1.裁决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向陈某瑶连带赔偿损失20423532.63元[包括:(1)本金损失17576397.40元;(2)1亿元的利息损失2392638.89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6月9日起计,计至2015年11月26日止;(3)投资损失17576397.40元的利息损失454496.34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1月26日起计,暂计至2016年6月26日止,要求计至实际付款日止];2.裁决光大银行、银河资本承担本案全部的仲裁费用以及陈某瑶因本案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交通费、差旅费(含食宿费)等费用,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
仲裁程序适用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华南国仲仲裁规则》。陈某瑶选定刘颖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共同选定谢石松先生作为本案仲裁员,因双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而由本会主任指定郑建江先生作为首席仲裁员。上述三名仲裁员于2016年10月9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分别于2016年11月9日、2017年2月16日、2018年1月29日三次开庭审理。
仲裁庭多数意见,依据《合同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并参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作出裁决如下:
1.光大银行向陈某瑶赔偿损失8788198.7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8788198.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9日起计算至光大银行实际支付之日止。  2.本案仲裁费204977元,由陈某瑶承担50%,即102488.50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102488.50元。陈某瑶已预缴的204977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光大银行应将其承担的仲裁费102488.50元迳付陈某瑶。
本案仲裁员实际开支费用合计13360.11元,由陈某瑶承担50%,即6680.06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6680.05元。根据仲裁员实际开支费用承担原则进行结算后,陈某瑶应向银河资本支付1430.56元,光大银行应向银河资本支付2624.74元。
本案两次鉴定的鉴定费合计为53020元,由陈某瑶承担50%,即26510元,由光大银行承担50%,即26510元。根据鉴定费承担原则进行结算后,陈惠瑶应向光大银行迳付24110元,应向银河资本迳付1200元。
3.银河资本应对光大银行在上述裁决项第一项、第二项中确定的应支付给陈惠瑶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驳回陈某瑶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各项应付款项,各方当事人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15日内支付完毕。
(二)深圳中院查明的事实
1.《资产管理合同》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其中,“风险提示函”第二款载明:“投资者在认购本计划之前,请仔细阅读资产管理合同,全面认识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理性判断市场,谨慎作出投资决策。”“风险提示函”同时载明:“本人作为资产委托人签署本风险提示函,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及所有的资产管理计划文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陈某瑶在“风险提示函”落款处签名。
第三节“声明与承诺”第二款约定:“资产管理人保证已在签订本合同前充分地向资产委托人说明了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同时揭示了相关风险;已经了解资产委托人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对资产委托人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充分评估。资产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除保本资产管理计划外,不保证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第三款约定:“资产托管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安全保管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一款“资产委托人”第三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四约定:“及时、全面、准确地向资产管理人告知其投资目的、投资偏好、投资限制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基本情况。”第三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十二约定:“接受资产管理人进行的尽职调查,应资产管理人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资料,并在上述文件和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提交变更后的相关文件与资料。”第三项“资产委托人的义务”之十八约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二款“资产管理人”第二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四约定:“根据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资产托管人,对于资产托管人违反本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第二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五约定:“自行销售或者委托由基金销售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资产管理计划,制定和调整有关资产管理计划销售的业务规则,并对代理销售机构的销售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第二项“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之七约定:“有关对资产委托人进行尽职调查,要求资产委托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资料,并在上述文件和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提交变更后的相关文件与资料。”第三项“资产管理人的义务”之十六约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节“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因本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违约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本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应付的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给计划财产或者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因各自职责以外的事由与其他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因共同行为给计划财产或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节“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第二款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当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立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2.《销售代理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1)2015年1月,银河资本(甲方、委托方)与光大银行(乙方)签订《销售代理协议》。
第五条“代理业务安排”第一款“账户类及交易类业务安排”第3项“业务申请的受理”约定:“在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前,乙方应当保证有充足时间供资产委托人审阅合同内容,并对资产委托人资金能力、金融投资经验和投资目的进行充分了解,要求并指导客户填写客户调查问卷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代为完成投资者尽职调查工作,履行反洗钱义务,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资产管理人;乙方应当指派专人就资产管理计划向资产委托人作出详细说明,甲方应在能力范围内全力予以配合。”
第十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委托人、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属双方共同违约,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款约定:“如一方承担了按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应由另一方承担的责任,该方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另一方进行追偿。”
第十一条“争议解决”第一款约定:“对于因本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仲,按照当时有效的金融争议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2015年5月,银河资本(甲方、委托方)与光大银行(乙方)签订《银行资本-新盈系列-荟金新跃2号资产管理计划销售代理协议补充协议》。
第二条约定:“本资产管理计划B类份额和C类份额由代销机构进行代销。”
第五条“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之规定并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一方当事人违约,对方当事人除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外,并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协议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争议的处理”约定:“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解决适用《销售代理协议》中有关争议解决的规定。”
第七条“本补充协议的效力”第一款约定:“本补充协议与《销售代理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销售代理协议》不一致者,以补充协议为准。”
3.争议的仲裁程序
仲裁期间,陈某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任暨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任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仲裁员刘颖在2016年9月29日签署《仲裁员声明书》,其中,“独立性声明”项下内容为“本人声明,本人独立于前述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并将公平审理案件。本人同时确认,就本人所知,不存在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披露及勤勉义务”项下内容为“本人确认,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如果本人知悉新的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本人将继续履行及时披露义务......”
仲裁员刘颖及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均参加了仲裁庭三次庭审。2016年11月9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时,陈某瑶补充申请理由: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存在着违法、违约行为,造成了陈某瑶的损害后果,而且光大银行、银河资本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陈某瑶的损失,因此,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陈某瑶在最后陈述中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法或者违约,给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我方主要的合同依据。
2017年12月26日,仲裁庭向各方当事人发出《第三次开庭通知及问题清单》,其中,第一项内容为:陈某瑶在《仲裁申请书》和《代理意见》中称,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违反相关规定向不符合投资者资格的申请人销售资管计划产品,请陈某瑶明确这部分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也请光大银行、银河资本就此发表意见。陈某瑶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
四、深圳中院的意见
深圳中院审查,形成以下两种意见。
(一)多数意见认为:撤销涉案仲裁裁决
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理由如下:
1.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
陈某瑶申请仲裁要求光大银行、银河资本连带赔偿其损失,依据的是三方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同时,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上述两份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并不相同。本案仲裁庭认定光大银行没有向陈某瑶详细说明《资产管理合同》并确保陈某瑶有充足时间审阅合同,故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代理销售协议》确定银河资本应对光大银行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仲裁庭认定光大银行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即《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资产管理人应尽的义务即银河资本的义务,而不是光大银行的义务;反而是在《销售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了资产托管人光大银行应履行上述义务,银河资本配合光大银行履行上述义务。仲裁庭根据侵权责任进行仲裁,混淆了三方之间的《资产管理合同》与两方之间的《销售代理协议》,忽视了两份合同中仲裁协议的不同,实质上对两个合同均进行了审理,超出了《资产管理合同》中仲裁协议的范围。
陈某瑶主张的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仲裁庭根据侵权责任进行仲裁超出《资产管理合同》中仲裁协议的范围:
根据第一次开庭时陈某瑶的补充意见,陈某瑶主张赔偿损失的依据是明确的,系基于合同纠纷要求光大银行与银河资本承担违约责任;在仲裁庭第三次开庭前,仲裁庭发出问题清单要求陈惠瑶明确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陈某瑶才开始主张侵权责任,而光大银行对此表示了异议。
仲裁庭根据侵权责任对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赔偿损失请求进行了审理,但《资产管理合同》系复杂的金融投资型合同,本案三方当事人通过详尽的合同条款来分配自己的权利、义务和风险,使各方能够在所得利益和所付代价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对基于该合同产生的或与该合同有关的纯粹经济损失,应根据合同条款才能确定各方的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主要用于规范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保护人们的人身权和有形财产权,一般不涉及对一般财产利益的保护,在当事人通过合同可以获得救济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金融投资类商业合同,如果抛开合同中复杂的权利、义务、风险约定而不适用,签订合同的目的将落空,适用侵权法来认定金融投资产生的纯粹经济损失,当事人根本无法预见其将会承受的经济风险,这种处理将严重损害金融投资等行业的发展,而且与同类型案件一般从违约责任进行处理明显不同。
本案《资产管理合同》对于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详细、明确,除约定的各方义务之外,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纳入了各方要履行的义务范围,同时约定了各方的违约责任,本案仲裁的争议问题根据合同约定才能进行明确的认定,守约方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保护。
综上,对本案金融投资领域的纯粹经济损失,不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仲裁庭根据侵权责任进行仲裁超出《资产管理合同》中仲裁协议的范围。
2.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仲裁员与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必须回避。仲裁期间,陈某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任暨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光大银行的代理人李伯侨任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可能影响公正裁决,属于法定必须回避的情形,仲裁员未回避,构成违反法定程序。
(二)少数意见认为:应驳回光大银行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驳回申请的理由如下:
1.裁决的事项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纯粹经济损失应从合同角度来主张较为妥当,只有这样复杂的金融类合同的签订才有意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才能明确,当事人对其金融投资的风险才能合理预期,从侵权责任主张会使合同签订的目的落空,仲裁庭应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坚持从侵权责任主张权利的,应驳回其仲裁请求,但这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的范围。《资产管理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系因该合同产生的或与该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当事人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主张权利均属于《资产管理合同》中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庭引用《销售代理协议》系在证据层面使用,并没有对《销售代理协议》的争议进行处理。  2.仲裁程序不违反法定程序。《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仲裁员与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仲裁审理期间,陈惠瑶选定的仲裁员刘颖与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均明知双方之间的关系,但仲裁员刘颖未进行披露,光大银行代理人李伯侨亦未申请回避,两者均不认为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形,光大银行在裁决作出后认为仲裁员未回避构成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深圳中院拟撤销涉案仲裁裁决。
五、我院的拟处理意见
本案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应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审查。
《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本案中,仲裁员刘颖与光大银行仲裁代理人李伯乔同为暨南大学法学院老师,两人之间同事关系可能影响到仲裁案件的公正审理。《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一)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声明书,向仲裁委员会书面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的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二)在仲裁过程中出现应当披露情形的,仲裁员应当立即书面向仲裁委员会披露。(三)仲裁员披露的信息应转交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庭成员(如有)。”刘颖被指定为仲裁员后,明知其与李伯乔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但未按上述仲裁规则的规定披露该关系。故涉案仲裁裁决违反了《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及《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陈某瑶辩称,刘颖和李伯乔均知晓对方的身份,两人均没有在仲裁过程中提出回避,即刘颖和李伯乔均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引起对刘颖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但仲裁员是否应回避,是否引起对仲裁员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并非以仲裁员或仲裁当事人代理人的主观判断为准,而应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从一般人的理解予以认定。陈某瑶还称,依据《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八条“放弃异议权”的规定,光大银行仲裁代理人李伯乔明知其与仲裁员刘颖为当事人而不提出回避,视为光大银行放弃了对仲裁员刘颖提出回避的权利。但《华南国仲仲裁规则》第八条规定的“放弃异议权”并非适用了仲裁程序所有不符的情形,对于严重影响仲裁当事人权利,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的情形,该放弃异议权并不适用。因此,陈某瑶的上述答辩意见均不成立。
综上,涉案仲裁裁决存在《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应予撤销。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的通知
(高检发[201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已报经中央政法委员会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各地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7日
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检察机关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司法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持续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检察改革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更高。特别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施,检察机关完成了空前而又深刻的职能、机构调整和人员转隶,如何把“转隶”变为“转机”,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做实做好做强,实现法律监督工作的“双赢”“多赢”“共赢”,成为检察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检察工作、检察队伍仍然存在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和亟需补强的短板,法律监督工作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相适应,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推动检察职能得到全面、充分履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司法改革工作做了总体部署。落实好这一部署,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理念,自觉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按照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要求,紧贴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全局,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进改革,使检察改革真正成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健全完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面落实十八大、十九大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深化综合配套改革举措,保持改革工作的连续性和力度的持续性,在巩固中深化,在深化中巩固;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聚焦法律监督主业,提升检察公信力,推动新时代检察制度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改革中完善;提高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服务大局能力和法律监督能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总体目标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全面、充分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构建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为主要内容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体系,提升司法办案专业化、组织体系科学化、检察队伍职业化水平,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符合,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新时代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
--坚持党对检察改革的绝对领导,完善检察机关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工作制度,健全检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符合宪法法律定位、符合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要求、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各项法律监督职权全面、协调、充分发挥作用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与司法责任制相适应的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突出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与“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要求适应的检察权运行体系。
--加强检察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健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规范,形成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推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健全和规范检察机关组织机构,落实省以下地方检察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要求,构建科学高效的检察组织体系。
--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培育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全面提高检察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推进检察工作与科技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完善检察人员专业能力专业素养提升体系。
(三)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的绝对领导,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司法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把握和处理检察改革的重大问题,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期待新需求,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通过检察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坚持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全面、协调、平衡发展检察机关各项法律监督职能,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提升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把传统业务做优,把新增职能做好,把短板工作补强。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实现法律监督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既遵循司法活动一般规律,又尊重检察工作自身规律,全面把握不同层级检察机关职权运行、队伍管理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特点,从检察权不同于其他国家权力的特点和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实践,推动检察制度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实际,进一步抓住司法责任制尚未全面落实、综合配套措施不到位、部分检察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等影响改革效果、影响司法公信力、制约检察工作质量效率的瓶颈问题和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规范统一,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检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1.完善检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工作制度。健全在检察工作中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成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等制度。严格执行检察机关党组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的规定,健全检察机关重大事项和办案工作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实现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完善直辖市检察院党组对分院党组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完善系统内政治巡视、巡察制度。建立检察机关政治督察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建设功能,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在重大案件办案一线设立临时党组织。
2.完善检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工作机制。坚持把检察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根据党和国家重大工作部署,突出工作重点,完善工作措施。完善和细化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安全、服务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工作、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等工作机制。
(二)健全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
3.完善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法律监督机制。健全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工作机制,完善对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
4.完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全面科学把握逮捕条件,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建立有重大影响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健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工作机制。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
5.健全发挥检察机关审前程序作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公安机关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明确退回补充侦查的条件,建立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和说理机制,明确补充侦查方向标准和要求;加强自行补充侦查工作,完善自行补充侦查工作机制;建立补充侦查反馈机制,对自行补充侦查的案件,及时向侦查机关反馈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化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6.健全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构建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完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符合庭审和证据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特点的证据收集、审查指引,深化书面审查与调查复核相结合的亲历性办案模式,确保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建立健全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完善对鉴定意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技术性证据审查机制,发挥技术性证据审查对办案的支持作用。完善举证、质证和公诉意见当庭发表机制,提高揭示犯罪本质、运用证据证明犯罪的能力,充分运用刑事司法政策,引导法庭增强对指控犯罪的本质、危害性及证据证明意义的认同,更好发挥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7.健全与多层次诉讼体系相适应的公诉模式。完善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相互衔接的多层次诉讼体系,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做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形成简易案件更加注重效率、疑难案件更加注重精准、敏感案件更加注重效果的公诉模式。推动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健全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机制,完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标准,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和合法性审查机制。严格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预防和杜绝“带病起诉”。完善不起诉公开审查机制。规范撤回起诉工作,对于符合撤回起诉条件的案件,依照规定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
8.完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机制。建立对监狱、看守所的巡回检察制度,把巡回检察与派驻检察结合起来,强化刑事执行检察力度和效果,保障被羁押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监管秩序,促进监管场所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完善刑事执行检察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的衔接机制,驻所检察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有刑讯逼供等情形的,及时反馈负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健全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机制,推动建立与人民法院财产刑执行案件信息、执行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完善社区矫正检察机制。
9.建立执法活动中非正常死亡在检察机关主持下鉴定的工作机制。对于公民在传唤、拘传、羁押、监所服刑、强制隔离戒毒、强制医疗期间死亡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当在检察机关主持下,委托具有法医病理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死亡原因鉴定。
10.健全刑事申诉案件受理、移送、复查机制。完善不服检察院处理决定刑事申诉案件复查工作机制,完善不服法院生效裁判刑事申诉案件复查工作机制,规范刑事再审案件出庭工作。健全纠防冤错案件工作机制。完善刑事申诉公开审查机制。深化重大刑事冤错案件异地审查工作机制。完善刑事申诉案件分析报告制度。完善申诉事项回复、督办机制,实现每一个申诉事项都有回复。完善国家赔偿监督机制和司法救助工作机制。
11.健全控告检察工作机制。坚持“受理、办理”相分离的原则,完善群众控告、申诉、举报的审查分流、受理、办理机制,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建设。完善检调对接、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等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建立巡回接访、带案下访工作机制,推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诉求。
12.建立完善对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侦查机制。对诉讼活动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由市地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市地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或者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协助侦查。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的,可以自行决定立案侦查,也可以将案件线索交由指定的省、市地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13.健全以“精准化”为导向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机制。完善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多元化监督格局和四级院分工负责、各有侧重的工作格局,努力实现裁判结果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执行监督全面均衡发展。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和审查机制,规范办案流程。建立繁简分流的办案机制,提高办案效率。探索民事、行政诉讼类案监督工作机制。明确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标准,突出办理具有社会意义、有指导价值的典型案件,增强监督的精准性和监督效果。
14.完善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全面贯彻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作用,建立健全诉前沟通机制,收到案件线索后,根据线索的来源、涉及问题的性质等因素,及时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需要进入诉前程序的,依法发出检察建议并努力协调促进落实。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需要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可以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配合有关部门探索制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后付费”制度。健全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行使行政执法权的机关工作协调机制,建立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衔接平台,进一步规范公益诉讼办案流程和标准,构建配置科学、运行高效的公益诉讼检察机构职能体系。完善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机制。
15.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以全面综合司法保护为导向,规范“捕、诉、监、防”一体化办案工作机制,探索未成年人检察特殊业务案件化办理。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促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制度化,进一步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等工作。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推动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有效衔接。
16.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对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必要时可以邀请法学专家、专家型法官、律师以及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评议、咨询和研判,促进提升检察官司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强化办案质量和效果。
17.与有关行政机关、金融管理部门等开展干部交流,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对于涉及金融、经济、环保、食药等专业性较强领域的案件,探索引入相关行业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辅助检察人员办案,提供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咨询。
18.完善检察建议制度。完善检察建议的制作、审核、送达、反馈及质量、效果评估机制,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建立检察建议跟踪制度,及时掌握每一个检察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以及未被采纳的原因,定期对检察建议总结分析,提高检察建议质量和效果。探索建立检察建议限期回复制度,试行检察建议公告、宣告制度。探索向党委、人大报告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制度。建立向被建议机关的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抄送检察建议副本制度,增强检察建议的效果。
19.创新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紧紧围绕检察环节审查运用证据、收集完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指控犯罪等重点环节,反映检察机关工作特点,凸显检察机关办案特色,创新典型案例选编和发布方式,强化典型案例指导意义。
20.完善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进一步规范和落实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工作,强化列席审判委员会的质量和效果。建立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定期通报制度。
21.拓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工作途径。建立在检察工作中推广、运用、实践“枫桥经验”工作机制。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实施检察官以案释法及法律文书说理制度,深入开展送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活动,促进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结合办案建立类案分析机制,加强检察环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促进共治共享、平安和谐。
22.健全与监察委员会工作衔接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的留置与强制措施转换、退回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等工作机制。建立退回补充调查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案件线索移送与处置机制,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线索及时移送,形成监督合力。
(三)完善检察权运行体系
23.科学设置办案组织和办案团队。加强以办案组织检察官为核心的办案团队建设,科学界定办案团队中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的职责,形成分工负责、运行有序的司法办案工作机制,突出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
24.完善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办案制度。明确检察长、副检察长等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办理案件的内涵和要求。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提倡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新类型案件和在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完善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办案数量的统计标准,建立担任领导职务检察官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25.规范检察官办案权限。总结制定各级检察院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经验,修改完善刑事诉讼规则、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和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制定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负责和决定的事项,规范检察辅助人员职责权限。
26.完善检察官承办案件确定机制。检察官承办案件,根据“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原则确定。除规定情形不宜纳入随机分案的以外,应当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自动随机确定承办案件的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需要指定分案的,由检察长决定。
27.完善检察官业绩评价机制。建立以办案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为基本内容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和考评机制,并将业绩评价结果计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检察官绩效奖金分配、评先评优、等级晋升、交流任职、惩戒和退出员额的重要依据。业绩评价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体系,发挥检察官在检察辅助人员业绩考核评价中的作用。
28.完善案件管理和监督机制。健全对司法办案活动的统一集中管理,强化流程监控等监督机制。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充分发挥案件质量评查结果的作用。建立健全横向纵向相结合、系统内外相结合的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机制。
29.完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落实《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明确惩戒的条件和程序。
30.深化检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完善法律文书和案件信息公开范围,发布典型案例,公开检察建议。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探索拓宽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完善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办案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渠道。
(四)完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31.完善检察官入额遴选和公开选拔检察官制度。细化和统一检察官遴选条件、标准和程序,明确禁止入额情形,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基础上,突出对办案能力、司法业绩、职业操守的考察,确保入额检察官的专业能力水平。完善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检察官制度,优化检察官队伍结构。探索区域内检察官跨院遴选制度。
32.推动完善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制度。进一步明确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工作职能、工作规则和程序,优化组织结构,建立委员专家库,适当增加基层资深检察官比例,推行入额人选社会公示制度,切实发挥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作用。
33.健全和完善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推进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化、常态化,市地级以上检察院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检察院遴选产生,市地级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检察官应当到基层检察院任职,省级以上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检察官一般到基层检察院任职。完善检察官逐级遴选程序,优化遴选方式,确保遴选检察官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34.建立检察官员额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在中央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控制检察官员额比例。综合考虑办案数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等因素,遵循以案定额和依职能定额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员额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在省域总额范围内明确辖区各检察院员额控制的具体比例,确保员额向人均办案量大且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单位倾斜,向基层一线倾斜。建立健全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明确退出的条件和程序。
35.全面实施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制定实施检察官等级晋升办法,建立统一的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的检察官等级晋升制度。完善特别选升的范围、限额、条件和程序,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检察官,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报经省级党委组织部审批同意后进行特别选升。
36.完善编制内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检察官助理职务序列,按规定组织检察官助理职务晋升。探索实行检察辅助人员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使用和所在部门管理、动态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使用模式。按照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检察技术人员和司法警察管理、使用和交流制度。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落实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拓宽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通道。根据工作需要,各类检察人员按规定进行交流转任。
37.完善落实检察人员职业保障。进一步健全符合司法人员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保障体系,落实国家关于检察官工资制度的规定。细化落实与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相应的生活待遇。研究探索检察官退休制度,明确退休的条件、程序与待遇标准。完善检察辅助人员职业保障政策。完善落实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完善检察人员申诉控告制度,健全检察人员合法权益因履行职务受到侵害的保障救济机制和不实举报澄清机制。
38.推行符合检察人员职业特点的司法人才储备、招录和法科学生实习制度。探索实行符合司法人员职业特点的招录制度。完善检察官到政法院校、科研机构兼职担任教授,法学专家到检察院挂职担任检察官制度。探索建立引进法律专业人才到检察机关工作的“绿色通道”。探索检察机关与党政部门、其他执法司法机关、重点企业互派干部任职、挂职交流制度。建立法律、法学专业学生到检察院实习助理的常态化制度。
(五)完善检察机关组织管理体系
39.深化内设机构改革。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全面优化检察职能配置,全面落实法律监督,整合司法资源,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案件类型组建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分设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构;检察业务机构内设立检察官办案组。地方检察机关参照落实,业务机构名称统一称为“部”。基层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数量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执行。
40.健全法律监督机构。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健全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法院等的法律监督机制。
41.有序推进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完善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检察官统一由省级检察院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完善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统一管理制度。完善市地级、基层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人员可委托当地市地级党委管理制度。因地制宜推进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机制。
42.完善和规范派出、派驻机构管理。严格规范派出检察院、派驻检察室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和设置标准。明确派出主体,完善审批程序和管理制度。
(六)完善法律监督专业能力专业素养提升体系
43.健全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检察官遴选、等级晋升工作中加强政治把关,完善政审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检察官入职晋级宣誓制度。弘扬新时代检察职业精神,大力培育践行“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检察职业道德,完善检察职业道德考核评价机制,把职业道德素质作为检察人员招录、任免的重要标准。建立检察纪念章制度、检察职业荣誉制度。
44.健全检察人员职业培训制度。建立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新入职培训制度。坚持和完善检察人员任职培训制度,初任检察官、晋升检察官等级应当参加培训。完善专业培训机制,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着力培育各项专业能力,加强对办理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等新领域、新类型案件的培训。健全检察业务专家制度,深化各类检察人才库建设,完善检察官教检察官制度。优化“检答网”建设管理与应用,不断加强政治性极强的检察业务交流和工作指导。
45.健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机制。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检察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健全规范检务督察制度,整合监督力量,形成巡视巡察和检务督察联动的监督网络。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检察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完善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机制,引导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
46.健全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司法办案、检察管理与服务能力机制。深化检察改革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推进智慧检务工程,全面构建应用层、支撑层、数据层有机结合的新时代智慧检察生态。完善运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检察办公系统、队伍管理系统、检务保障系统等检察信息化成果。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统筹研发运用智能辅助办案和管理系统,完善类案分析、结果比对、办案瑕疵提示、超期预警等功能,促进法律统一适用。推广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智能辅助阅卷等技术,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语音同步转录、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能力,减少人力投入。推广远程视频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应用,提高办案效能。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促进与其他政法机关案件信息网上流转和业务协同办理。整合检察互联网平台,构建融检察服务、检务公开、检察宣传、监督评议于一体的12309检察服务公共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三、组织实施
加强组织领导。检察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是落实改革任务的第一责任人,要亲力亲为、以上率下抓落实。分管负责同志与职能部门要勇于担当,把改革具体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合力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省级检察院要健全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察指导作用。及时向党委和政法委请示报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解决工作衔接和改革推进中的问题。
深化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贯穿于检察改革的各个环节,敏锐发现问题,捕捉基层首创意识和成功经验。改进调查研究方式,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检察改革推进和落实中的难点和短板,增强调研的针对性。要加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和检察改革实证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内涵、本质、功能和特征的认识。
狠抓督察落实。将落实作为抓改革的重中之重,推动每一项改革任务取得实效。完善改革评估机制和督察工作机制,加大改革督察力度,推动督察工作拓点扩面,落实督察常态化机制,提高改进问题、解决问题的力度和效率。对改革中不作为的,要抓住典型进行严肃问责。
严肃改革纪律。要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改革部署和高检院统一安排推进改革。中央和高检院有明确要求的,要严格遵照执行;中央和高检院明令禁止的,不得擅自突破或者固执己见。经授权试点的,要在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对涉及基本职能配置、机构改革、人事管理等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敏感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直至高检院请示报告。
强化思想工作。坚持思想工作与检察改革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及时回应和解答干警在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困惑。要区分不同情况开展思想工作,需要进行改革政策解读的,要准确解读改革政策,防止误读走偏,造成不良影响;需要进行思想疏导的,要及时发现、抓早抓小,通过点对面、点对点等不同方式进行疏导,防止扩散扩大。要把思想工作与改革宣传结合起来,通过总结宣传改革经验和成效,引导全体检察人员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
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
(2021年2月20日)
附件: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2015-202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2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200号建议的答复
单桂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授权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试点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开展人民检察院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相关安排与您提出的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建议基本吻合。但鉴于现在正值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期间,有关制度设计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协调配合,监督试点工作已暂停。
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经过两年的试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6月通过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该法的修改进一步丰富了监督形式,明确了监督程序。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决定部署,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有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可以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根据掌握的办案情况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根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研究和经验总结,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5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受理和审判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
(二)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件;
(三)植物新品种权更名行政纠纷案件;
(四)植物新品种权强制许可纠纷案件;
(五)植物新品种权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案件;
(六)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件;
(七)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案件;
(八)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九)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十)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十一)假冒他人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十二)植物新品种培育人署名权纠纷案件;
(十三)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件;
(十四)植物新品种行政处罚纠纷案件;
(十五)植物新品种行政复议纠纷案件;
(十六)植物新品种行政赔偿纠纷案件;
(十七)植物新品种行政奖励纠纷案件;
(十八)其他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当事人涉及植物新品种权的起诉时,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均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三条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一至五类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第六至十八类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当事人对植物新品种纠纷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条 以侵权行为地确定人民法院管辖的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案件,其所称的侵权行为地,是指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或者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
第五条 关于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植物新品种权无效或者更名行政纠纷案件,应当以植物新品种审批机关为被告;关于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纠纷案件,应当以植物新品种审批机关为被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原告所请求的事项和所起诉的当事人确定被告。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审批机关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的通知
(法发〔20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现将《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尽快转发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并认真组织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不断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建立能进能出的法官员额管理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相关规定,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官员额退出,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人岗相适;
(三)业绩导向;
(四)能进能出;
(五)公开、公平、公正。
第三条 法官退出员额,包括申请退出、自然退出、应当退出三种情形。
第四条 法官自愿申请退出员额,具备正当理由的,经批准后可以退出法官员额。
第五条 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退出员额:
(一)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调出所任职法院的;
(三)退休、辞职的;
(四)依法被辞退或者开除的;
(五)实行任职交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的。
第六条 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员额:
(一)符合任职回避情形的;
(二)因健康或个人其他原因超过一年不能正常履行法官职务的;
(三)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
(四)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担任法官职务的;
(五)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意见应当退出员额的;
(六)入额后拒不服从组织安排到员额法官岗位工作的;
(七)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儿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八)其他不宜担任法官职务的情形。
第七条 经任职法院法官考评委员会考核认定,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属于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不能胜任法官职务”:
(一)办案数量、质量和效率达不到规定要求,办案能力明显不胜任的;
(二)因重大过失导致所办案件出现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而影响公正司法等严重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多次出现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问题,经综合评价,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达不到员额法官标准的;
(四)负有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法官违反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情形。
第八条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因个人意愿申请退出员额或者具有本办法第六条情形之一的,由所在法院组织人事部门提出意见,经本院党组研究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批。高级人民法院应在两个月内完成审批,如批准退额的,送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因个人意愿申请退出员额或者具有第六条情形之一的,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批准后退出员额,并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
第九条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情形之一的,所在法院应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在一个月内完成退额手续,并报送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具有第五条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办理退额手续,并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 法官对涉及本人退出员额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后七日内向所任职法院党组申请复核。
中级以下人民法院党组经复核不改变原退额决定的,应自收到当事法官复核申请三十日内,书面答复当事法官;经复核拟改变原退额决定的,应自收到当事法官复核申请三十日内,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书面答复当事法官,并送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
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应当自收到本院法官的复核申请后三十日内做出决定,并书面答复当事法官。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具有退出员额的情形,但下级法院未启动退出员额程序的,应当督促下级法院尽快启动相关程序。
第十二条 员额法官退出员额后需要免除法律职务的,应当及时提请办理相关免职手续。
第十三条 员额法官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情形之一的,自上述情形出现时起,不再行使员额法官职权;申请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具有本办法第六条情形之一的,自审批机关批准退出员额之日起,不再行使员额法官职权。
第十四条 员额法官退出员额后,转任法院司法行改人员、司法辅助人员的,应按照法官等级晋升审批权限,综合考虑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以及担任员额法官期间的审判业绩、工作表现、退出情形等因素,在规定的职数范围内,比照确定职务或职级。
第十五条 法官因惩戒委员会意见退出员额五年后,因本办法第四条、第七条情形退出员额两年后,可以重新申请入额。符合入额条件的,参加考试考核,按照统一程序遴选入额。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法院纳入员额管理的法官。
第十七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工作实际,研究细化法官员额退出的情形和程序等内容,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955号(政治法律类34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955号(政治法律类34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内地与香港、澳门达成相互认可与执行仲裁裁决三方统一安排,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内地与香港、澳门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发展情况
诚如您在提案中提到的,1999年以来,内地已先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上述安排在司法实践中为促进仲裁裁决的异地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前者,对于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今后,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内地仲裁机构和当事人也将更加清晰地了解向香港法院申请保全(香港称为临时措施)的程序和提交的材料。这是内地首次签署向其他法域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的文件,标志着两地司法协助涵盖的范围和内容超出了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助。此举也填补了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内地与香港仲裁认可和执行程序中没有关于财产保全措施规定的空白,对于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的协助来避免当事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促进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您在提案中提到的目前内地与香港、澳门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临时仲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09]415号)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于不存在依法不予执行情形的,该仲裁裁决可以在内地得到执行。因此,临时仲裁裁决问题已有明确规定,不影响相关当事人申请在内地对临时仲裁裁决申请认可和执行。二是关于不允许申请人同时向两地法院提出申请,易出现被申请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问题。如前所述,今年4月2日《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签署后,当事人在一地提起仲裁后,可以在另一地申请仲裁保全或者临时措施。通过采取这种预防性救济措施,相信将极大降低被申请人恶意转移财产的可能性,充分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在《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单独提起认可缺乏法律依据的意见。该安排制定时间较早,在制定时主要是从仲裁裁决的执行角度出发,没有充分考虑到部分当事人仅需要认可仲裁裁决、仲裁裁决没有执行内容或暂时不需要执行的可能。我们将围绕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形式对《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予以修改完善。
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签署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安排的问题
诚如您在提案中所述,以已有安排为基础,由内地与港澳特区协商建立统一的仲裁裁决互认及执行三方安排是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随着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三地经贸往来愈加频繁,能否在“一国"之内的三个司法管辖区协调好区际法律冲突,对于构建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内地与港澳特区联合签署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推动仲裁裁决在三地互认和执行,有利于充分发挥仲裁作为解决商事争议的特殊优势,有利于避免三地诉讼方式在纠纷解决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有利于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我们将适时调研,研究三地仲裁裁决认可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政府展开磋商,推动三地仲裁裁决认可和执行安排的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也将随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内仲裁、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情况,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切实促进调解、仲裁等与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推动更多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诉解纷渠道解决,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典型案例
(2017年6月22日)
目 录
1.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
2.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检察院诉尹宝山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3.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诉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4.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5.倪旭龙诉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
6.江西星光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江西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7.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方运双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8.邓仕迎诉广西永凯糖纸有限责任公司等六企业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9.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10.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案例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
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07年以来,明盛公司在废水处理措施未经环境影响评估,未经申报登记、验收的情况下,擅自在厂区外东侧腾格里沙漠采用“石灰中和法”处置工业废水。2009年6月18日,廉兴中任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并决定继续使用“石灰中和法”处置工业废水。明盛公司于2011年5月11日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有限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明盛公司在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到期后,仍继续非法排污。至2014年9月被责令关闭停产时,该公司厂区外东侧腾格里沙漠渗坑内存有大量工业废水。经宁夏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现场废水取样检测认定,废水中多项监测因子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案发后,明盛公司、廉兴中为防止污染扩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污染。明盛公司支付因采取合理必要措施所产生的费用626640元。
【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盛公司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非法排放、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廉兴中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明盛公司和廉兴中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予以支持。廉兴中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明盛公司、廉兴中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可以酌情从宽处罚。明盛公司排污时间相对较长,且在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到期后,仍非法排污,严重污染环境,结合明盛公司的具体犯罪事实,决定对其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根据廉兴中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廉兴中可以适用缓刑,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一审法院判决明盛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廉兴中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发生后首例宣判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环境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本案审理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私设暗管排放、倾倒有毒、有害废物,严重污染腾格里沙漠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该案的审理也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敲响了警钟,警醒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应当如何取舍。该案的审理和判决对于教育和促进企业依法生产,依托科技手段提升清洁生产工艺和排放控制技术,实现绿色发展具有较好推动和示范作用。
【点评专家】竺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最大的亮点在于法院采用了“双罚制”,即对涉案企业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判处刑事罚金500万元,让涉案企业在经济上“得不偿失”,今后不敢再犯,较好地威慑了那些不依法办理环评手续、超标排污、无排污许可证排污或“超(许可)证”排污、偷排污染物的潜在的类似环境污染危害行为人。同时,法院对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污染行为直接负责的企业主管人员廉兴中,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那些心存侥幸的污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该以此为戒,环保警钟时时敲响,环境守法谨记于心,依法经营,保护环境,避免犯罪入狱“自由和财产两失”。
此外,该案也结合案发后明盛公司、廉兴中及时采取措施,支付因采取合理必要的环境处置措施所产生的费用626640元,以积极消除污染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等具体案件情节,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廉兴中适用了缓刑,即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依法对其实行社区矫正。环境损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该案中,法院的这一做法对于引导类似环境危害行为人在案发后积极预防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修复被破坏的生态或恢复被污染的环境,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果。
案例二: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检察院
诉尹宝山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初至7月30日,尹宝山召集李至友、秦军、秦波涛、李明明、秦新波等人,在伏季休渔期间违规出海作业捕捞海产品,捕捞的海产品全部由尹宝山收购。至2012年7月30日,尹宝山收购上述另五人捕捞的水产品价值828784元人民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检察院以上述六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根据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修复方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六人采取一定方式修复被其犯罪行为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
【裁判结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尹宝山召集李至友、秦军、秦波涛、李明明、秦新波等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六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六人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确有悔罪表现,还主动交纳了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同意以实际行动修复被其犯罪行为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六人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海产品的犯罪行为,影响海洋生物休养繁殖,给海洋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为了保护国家海洋渔业资源,改善被六人犯罪行为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六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予以修复。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修复意见,采取增殖放流的方式,放流中国对虾苗可以有效的进行修复。遂对六人分别判处一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部分适用缓刑,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同时判决六人以增殖放流1365万尾中国对虾苗的方式修复被其犯罪行为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一审判决作出后,尹宝山以一审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江苏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该案在审判及执行方式上的探索创新,对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一审法院在依法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后,查明案件事实并充分听取了各被告对修复方案的意见,将生态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在汇总、审查社会公众意见后,确认了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根据产出比1:10增殖放流中国对虾苗的修复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开创了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司法的新机制。本案对环境资源审判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审理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案件,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审判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罗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是由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追究犯罪行为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责任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第一,本案充分发挥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的功能。我国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使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一体化,实现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救济被害人的刑事政策目标。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在追究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够有效实现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等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之目的。因此,针对犯罪嫌疑人构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案件,检察机关除提起公诉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外,还应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维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等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例如,在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六名被告人修复被其犯罪行为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81900元的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法院最终判决六名被告以增殖放流中国对虾苗1365万尾的方式修复被其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实现了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之目的。第二,本案在审判和执行方式方面引入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方案。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会涉及到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对相关重大事项向社会公开,并推行公众参与机制,便于公众监督,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如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听取了各被告对修复方案的意见,并将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地方新闻媒体、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这种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过程中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民主科学决策的创新方式,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案例三:
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诉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何建强、钟德军在湖南省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收鱼时,与养鱼户及帮工人员方建华、龙雪如、龙启明和涂胜保、余六秋、张连海、任小平等人商定投毒杀害保护区内野生候鸟,由何建强提供农药并负责收购。此后,何建强等人先后多次在保护区内投毒杀害野生候鸟,均由何建强统一收购后贩卖给李强介绍的汪前平。2015年1月18日,何建强、钟德军先后从方建华及余六秋处收购了8袋共计63只候鸟,在岳阳市君山区壕坝码头被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当场查获。经鉴定,上述63只候鸟均系中毒死亡;其中 12只小天鹅及5只白琵鹭均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余苍鹭、赤麻鸭、赤颈鸭、斑嘴鸭、夜鹭等共计46只,均属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查获的63只野生候鸟核定价值为人民币44617元。
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何建强等七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岳阳市林业局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七名被告人共同赔偿损失53553元,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何建强伙同钟德军、方建华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采取投毒方式非法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白琵鹭及其它野生动物,李强帮助何建强购毒并全程负责对毒杀的野生候鸟进行销售,何建强、钟德军、方建华、李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情节特别严重。龙雪如、龙启明、龙真在何建强的授意下,采取投毒方式,分别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猎杀野生候鸟,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猎罪。何建强、钟德军的犯罪行为同时触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应择一重罪以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此外,因何建强等七人的犯罪行为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各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相应损失以涉案63只野生候鸟的核定价值认定为44617元,根据各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担,判决何建强、钟德军、方建华、李强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十二年不等,并处罚金。龙雪如、龙真、龙启明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不等,其中二人缓刑二年。由何建强等七人共同向岳阳市林业局赔偿损失人民币44617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罚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运用刑罚手段惩治和防范环境资源犯罪,加大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力度,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本案发生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由相关环境资源主管部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依法同时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具有较高借鉴价值。一审法院在认定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在自然保护区内投毒杀害野生候鸟的主观犯意前提下,正确区分各自的客观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七名被告人分别以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定罪;并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区分主从犯,分别对七名被告人判处一年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部分适用缓刑,既体现了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基本价值取向,突出了环境法益的独立地位,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了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此外,本案不仅追究了被告人杀害野生候鸟的刑事责任,还追究了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给国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对环境资源刑事犯罪和民事赔偿案件的一并处理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秦天宝,武汉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中司法机关依法对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不仅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制惩治环境犯罪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意义,而且本对今后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本案体现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中的多部门协作。本案中,湖南省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现犯罪行为后立即将该案移交岳阳市森林公安局办理。公安机关积极进行案件侦办和移送工作,并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最终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同时,检察机关还派员支持了由岳阳市林业局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多部门的协作配合不仅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而且也代表了新时期我国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方向。其次,本案提升了公众保护环境、特别是野生生物的意识。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了判决,不仅使违法行为人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且证据鉴定、法律适用等内容向公众呈现了我国司法机关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运行机制。同时,人民陪审员的加入以及开庭审理的方式体现了司法机关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进而提升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最后,本案积极探索了生态环境修复机制。在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其违法行为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虽然单纯的经济赔偿难以完全填补和修复生态环境损失,但本案判决体现了我国环境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的生态环境修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四:
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日上午,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东海域海水出现异常。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的《监测报告》显示,海水悬浮物含量24mg/L、石油类0.082 mg/L、铁13.1 mg/L。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结论为:2010年8月2日山海关老龙头海域(靠近山船重工公司)存在海水异常区;海水水质中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铁,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根据山船重工公司系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修造船舶的刨锈污水中铁含量很高,一旦泄漏将严重污染附近海域,推测出污染海水源地系山船重工公司。吕金奎等79人系长期在山海关老龙头海域进行扇贝养殖的养殖户,诉请法院判令山船重工公司赔偿养殖损失20084940元。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吕金奎等79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仅有被调查人陈述,未能提供现场的客观记录予以佐证;《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卫星图像不能证明养殖区域在2010年8月2日上午10时遭受污染,判决驳回吕金奎等79人的诉讼请求。吕金奎等79人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选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具有科学性,《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实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向海水中泄漏含铁量较高污水的行为、涉案79人中的王丽荣等21人从事扇贝养殖且养殖区域遭受污染,以及山船重工公司的污染行为和王丽荣等21人损害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等三项事实。吕金奎等其余58人未能完成证明责任。关于山船重工公司提出铁物质不属于评价海水水质的标准,其行为不属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环境标准并非判断某类物质是否造成损害的唯一依据,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意见,鉴定人作出的涉案海域水质中铁物质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的评价,可以作为确定铁物质能够致害的依据。山船重工公司未能完成证明本案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王丽荣等21人养殖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事实以及《鉴定意见》确定的污染物有三类,其中山船重工公司排放的铁物质对水质污染最严重的结论,判决山船重工公司对王丽荣等21人养殖损失承担40%的损害赔偿责任,共计1377696元。宣判后,山船重工公司主动履行了全部判决内容。
【典型意义】
本案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型污染物时有出现,由此引发的纠纷日益受到关注。在未纳入环境标准的物质导致损害结果的情况下,致害物质是否属于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污染物”以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难点。本案在正确分配举证证明责任的基础上,针对山船重工公司提出的铁物质不属于评价海水水质的标准,其行为不属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抗辩理由,综合考虑相关环境标准未及时更新和具备专业资质的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山船重工公司应就其污染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确立了环境污染责任中“污染物”应界定为一切能够造成环境损害的物质,排放未纳入环境标准物质致损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的裁判规则,依法规范了生产企业的行为,对类似案件审理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点评专家】邓海峰,清华大学副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纠纷案件。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类型污染物时有出现,由此引发的纠纷日益受到关注。与同类新案件相比,本案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受害人不持有海域使用权许可证及养殖许可证等实体权利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是否应当提供救济及如何救济?其二是发生未纳入环境标准的物质致损,对该物质是否属于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污染物”应如何认定?其三是重要证据存在一定瑕疵时,对其证明力应当如何判断。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二审法院分别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目的性解释、对环境标准内容与效力的动态评价、对证据证明力的辩证分析等严谨的方法,得出了具有公信力的结论。二审法院以成本损失为据确定海域使用权缺失情况下扇贝损失的计算方法、以“一切能够造成环境损害的物质”为基准确立的“污染物”认定规则及以相关佐证作为媒介判定“鉴定结论”等重要证据证明力的证据认定方式,均为审理海上污染损害纠纷案件探寻出了有益的裁判基准。本案的妥善处理,依法规范了企业的生产行为,有效衡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积极探索了涉海污染侵权案件的审理规则,对类似案件审理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案例五:
倪旭龙诉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倪旭龙于1993年建温室养殖场养殖中华鳖。2000 年3月, 海洋红公司在倪旭龙养殖场周边村落建成大规模风力发电机组,其中两组发电机位于养殖场附近。一组位于养殖场东南约100米处,另一组位于养殖场西北400-500米处。2000年9月份后倪旭龙养殖的中华鳖大量死亡。2001年7月25日,倪旭龙自行委托监测站针对海洋红公司对倪旭龙中华鳖生产影响进行了论证,结论为:风力发电机叶轮转动投影及噪声扰乱改变了温室大棚中中华鳖所需的安静生活环境,而且这种惊扰正值中华鳖繁殖、发育和生长期间,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倪旭龙针对所致损失,又委托评估鉴定,结论为损失总计1637966元。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渔业生态监测中心针对“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厂对室内养殖中华鳖生长影响”进行现场试验鉴定, 渔业生态监测中心出具鉴定报告,结论为:试验现场的噪声、电磁辐射以及转动的阴影,不会对中华鳖的存活和生长造成影响。农业部渔业局资源环保处出具证明材料认为: 渔业生态监测中心“关于风车的噪声、电磁辐射、转动阴影等因素对中华鳖的存活和生活影响的试验鉴定”已超出该局核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业务范围。农业部渔业局针对一审法院就相关问题的咨询函答复: “渔业生态监测中心持有我局颁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甲级),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资格”。倪旭龙诉请海洋红公司赔偿其养殖的中华鳖损失1637966元。
【裁判结果】
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渔业生态监测中心作出的鉴定报告结论为:“试验现场的噪声、电磁辐射以及转动的阴影,不会对中华鳖的存活和生长造成影响。”倪旭龙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农业部渔业局已复函证实渔业生态监测中心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资格,故对该鉴定报告内容予以采信,判决驳回倪旭龙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存在发生损害的事实,且海洋红公司客观上实施风力发电所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可能会形成环境污染,海洋红公司应当就倪旭龙饲养的中华鳖死亡与其实施的风力发电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渔业生态监测中心虽作出鉴定意见认为现场的噪声、电磁辐射以及转动的阴影,不会对中华鳖的存活和生长造成影响。但农业部渔业局资源环保处答复认为,渔业生态监测中心“关于风车的噪声、电磁辐射、转动阴影等因素对中华鳖的存活和生活影响的试验鉴定”已经超出核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业务范围。农业部渔业局虽答复称,渔业生态监测中心具有渔业污染事故鉴定资质,但并未对本案噪声、电磁辐射、转动阴影等因素对中华鳖的影响是否系渔业生态监测中心的鉴定范围作出实质性答复。本案应当认定渔业生态监测中心不具有涉及本案环境污染因素的鉴定资质。案涉环境污染损害纠纷,是基于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造成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渔业水域污染,仅具有渔业污染鉴定资质的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鳖属于对噪声及光影敏感生物,而本案中风力发电机最近一组机组距离养殖场仅100米,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辽宁省风力发电厂生态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可以印证中华鳖死亡与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噪声、转动阴影、电磁辐射等因素具有一定因果关系。本案海洋红公司未完成中华鳖死亡与其实施的风力发电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改判海洋红公司承担本案损失的80%民事责任,赔偿倪旭龙经济损失1310327.8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造成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噪声是风力发电场典型的污染因素。光影的影响,虽未明确作为环境污染的类别,但与光污染类似,且相关研究表明风电场光影的规律性变化和晃动可能对居民和敏感生物产生影响,是可致污染的重要因素。关于电磁波污染,由于风力发电的原理即在于利用风力使得叶片带动磁场转动,由磁场能量转化为电能,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磁场或电磁波的负面影响,也是已知的可能污染源。本案再审法院根据案件系风力发电厂噪声、光影及电磁致损的新类型污染的特点,综合相关部门就鉴定资质出具的证据,对于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进行了审查判断,未予采信鉴定意见,同时依据风力发电机组与养殖场的距离、风力发电厂生态建设相关规范文件,结合中华鳖的习性,认定了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与中华鳖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中对于专业性问题审查判断的特殊性,对于准确认定污染行为和损害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侯佳儒,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中华鳖死亡与海洋红公司实施的风力发电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虽一审、二审法院未予认定该因果关系,但再审法院通过对鉴定机构资质的判断以及综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该因果关系存在,是正确的。侵权法上,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该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符合自然科学上的因果规律;二是该因果关系认定具有主观性,一个社会内在的文化观念、习俗伦理、立法政策都影响该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不仅依赖自然科学知识,还依赖法学的价值判断。本案存在对鉴定机构资质出具的两份结论相悖的意见,人民法院在采信证据方面没有依赖鉴定意见,而是在审查鉴定机构资质确定不予采信鉴定意见基础上,从规范要求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出发,依据风力发电机最近一组机组距离养殖场仅100米,选址违反法律规定等因素,对于因果关系予以认定,体现了法学的价值判断对于认定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重要意义。
案例六:
江西星光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江西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鹰鹏公司在生产中因故导致生产废气泄漏,致使星光公司苗木叶面受损,星光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自行按比例计算损失为3742600.1元,据此诉请判令鹰鹏公司赔偿苗木损失。
【裁判结果】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鹰鹏公司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星光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星光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自行按比例计算损失为3742600.1元,因其委托资产评估机构所作的资产价格评估不属损失鉴定,评估报告亦未对其苗木损失作出鉴定意见,不能达到其证明损失数额的证明目的,故参照当地林业部门的建议补偿标准,结合星光公司受损苗木面积、品种、树龄等本案实际情况,判令酌定由鹰鹏公司向星光公司赔偿损失共计160000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资产评估报告可信程度较高,该评估报告虽未直接给出星光公司的受损价值金额,但根据该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结合会昌县林业局出具的《关于江西会昌县鹰鹏公司废气污染林业苗木受害情况调查报告》,可以计算出星光公司的受损价值金额,会昌县林业局《2014年鹰鹏污染事故林业苗木受损情况调查登记表》中载明了星光公司因案涉污染事故而受损苗木的树种、苗龄、面积、株数、受害程度(分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等具体信息,评估机构的《苗木资产评估明细表》对应《2014年鹰鹏污染事故林业苗木受损情况调查登记表》中载明的受损苗木的树种作出了单项评估价值,两者相结合并扣除必然发生的税费和交易成本,可以计算出星光公司的受损总值为1363217.29元,据此改判由鹰鹏公司赔偿星光公司因废气污染造成的苗木损失1363217.29元。鹰鹏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判决根据有资质机构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受损苗木的总资产价值7492147元为基础,酌定扣减涉案苗木的实际交易成本和税费,并参照林业局评估报告中林分受损等级划分标准,取75%、35%、15%三个较低数值作为重度、中度、轻度三种损害程度的计算比值,得出星光公司苗木损失为1363217.29元,该计算方法公允、客观,事实依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鹰鹏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系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在能动计算环境侵权损失数额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环境侵权诉讼具有举证难、损失鉴定难的特点,在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已经实际发生,但受害人难以举证证明损失具体数额的情况下,法官应当注重适度发挥职权作用,根据已有证据进行认定,以救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倒逼污染者强化环境保护意识,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本案是在两次委托鉴定未果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林业部门的调查材料,秉持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理念确认星光公司受损金额,具有公平合理性。
【点评专家】周塞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点评意见】
在比较典型的有毒气体排放导致损害赔偿的侵权案件中,案件的侵权事实部分一般没有太大的争议,侵权的行为与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争议也不大,但是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讼的焦点问题,各地的判决结果也存在差别。
法院如何认定和采信鉴定机构对损害赔偿的鉴定报告,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环境侵权案件的鉴定意见往往是关系到责任认定和赔偿额度的关键证据,但各级法院对鉴定意见的采信持比较慎重的态度。这是由于我国环境侵权案件的鉴定工作也是刚刚开始,鉴定机构的设置和工作开展,确保鉴定意见真实、合法、有效的鉴定规则,鉴定人资质要求,鉴定人的职业道德,鉴定的法律依据和技术标准,鉴定结果的权威性都在逐步的建立和制度完善之中,社会对环境损害赔偿也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接受过程。此外对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审查鉴定意见的规则也需要不断完善。应该说本案鉴定报告对基本事实的范围、鉴定技术方法是有价值的,但单独的鉴定报告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此法院在评判鉴定报告时,将其与林业局《关于鹰鹏公司废气污染林业苗木受害情况调查报告》和其他证据相结合,得出了赔偿范围和价值,较好地解决了案件争议。
案例七: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方运双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1年8月,方运双将其承包的两个鱼塘转租给谭耀洪。当年9月1日至3日,谭耀洪向其中一个面积为0.75亩的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110车。之后,方运双收回鱼塘,撒上石灰后继续养鱼。2011年9月14日,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到上述被倾倒污泥的鱼塘进行现场检查取样。经检测,确认该鱼塘铜和锌超过相应限值。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请法院判令谭耀洪、方运双共同修复鱼塘至污染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和功能,或承担恢复鱼塘原状所需的环境污染处理费4092432元,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人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对危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为当地百姓消除环境污染损害,对其积极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赞许。双方对于谭耀洪向涉案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造成环境污染的事实均无异议,对该侵权事实予以认定。只要污染源没有清理,重金属通过食物链的浓缩和富集会对鱼塘及周边环境形成持续的污染危害。方运双既未证明鱼塘倾倒污泥前已经受到污染,也未证明污染损害已经消除。遂判决谭耀洪、方运双共同修复涉案鱼塘到本次污染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逾期未修复的,由环保部门指定具有专业清污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谭耀洪与方运双共同承担,并相互负连带责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专门从事与环境相关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依法有权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谭耀洪倾倒污泥的行为造成鱼塘污泥中的铜、锌重金属超标,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环境污染侵权,其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次污染的损害后果是由谭耀洪倾倒污泥的行为和方运双出租鱼塘的行为直接结合所共同导致的,故二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谭耀洪直接倾倒污泥导致污染的发生,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主要作用;而方运双仅为倾倒污泥提供场所和便利,且在事后积极向村委会反映情况,配合村委会阻止了谭耀洪的继续倾倒行为,其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仅起到次要作用,故酌情确定谭耀洪承担80%的责任,方运双承担20%的责任。修复鱼塘属于谭耀洪和方运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行为义务,如果二人逾期未履行,应当由人民法院选定代为修复的机构,而非由环保部门指定。二审法院对谭耀洪、方运双的责任分担以及代履行机构的选定等内容进行改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倾倒固体废物污染水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由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弥补了个体受害者难以应付专业性强、案情复杂的环境侵权诉讼的不足和环境公益救济主体的缺失,无论对个体权益还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都非常必要和及时。本案环境污染的后果是鱼塘污泥中的铜、锌重金属超标,侵权行为所侵害的环境权益是公众享有无害水产品和清洁水环境的权益,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已有特定主体因此受到重金属的毒害,但是二审判决基于“超过最高容许含量的重金属会通过食物链进一步浓缩和富集,并最终毒害人体”的原理认定污染行为“造成损害”,符合环境污染损害的特点,对于审理固体废物污染案件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司法机关如何应对?近几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力推进,司法机关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环境公益诉讼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突破性的措施。作为个案,本案的裁判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司法机关全面应对环境问题,实施强有力的司法救济。首先,采取民事公益诉讼加支持起诉的方式,弥补公益保护之不足。在本案中,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与法律监督机关支持起诉相结合的方式,将“分散化”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以公益聚合在一起,以对抗通过“专业化”和“商业化”聚合而形成的侵权人,通过法庭控辩双方对等博弈,最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其次,确定共同被告,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本案依据二被告行为结合产生损害的事实,将鱼塘承包人方运双与污泥倾倒者谭耀洪确定为共同被告,在判定二被告共同侵权,负连带责任的基础上,细化了责任比例。这样,既凸显责任分担比例,又通过连带责任使追责机制得以完善。最后,通过举证责任转移、申请评估人员作证等程序与相关制度,构建完整的审理机制,体现了环境侵权案例审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
案例八:
邓仕迎诉广西永凯糖纸有限责任公司等六企业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广西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连续发生多起网箱养殖鱼类死亡事故,邓仕迎是遭受死鱼事故的养殖户之一。事故河段是横县人民政府为保护重点流域水质和饮用水源安全而划定的禁止网箱养殖水域,邓仕迎未持有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死鱼事件发生后,当地渔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死鱼原因开展调查,认为溶解氧偏低是主要原因。邓仕迎认为广西永凯糖纸有限责任公司等六企业所在的河岸位置均属其养殖河段的上游,且其排污管都是通向郁江,其排污行为直接造成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溶解氧过低,从而导致其网箱鱼大量死亡,诉请法院判令六家企业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人工费114786元、饲料鱼苗成本302500元,并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北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邓仕迎已经举证证明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均排放了可能造成其养殖鱼缺氧致死的污染物,并且该污染物到达了损害发生地,而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污染行为与邓仕迎的死鱼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应认定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的排污行为与邓仕迎的养殖损失存在因果关系。邓仕迎在死鱼事故发生时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并不享有使用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权利,其养殖收益不具有合法性,故养殖鱼价值构成中的利润部分及养殖人工费不受法律保护,但其购买的鱼苗、饲养鱼类必要的饲料等成本性投入属于合法民事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邓仕迎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强降雨导致各种污染源汇入郁江所输出的有机污染物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为75%,沿江生产企业正常排放生产废水所输出的有机污染物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为25%。对于生产企业排污所造成的邓仕迎养殖成本损失23056.13元,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华鸿公司的排污行为与邓仕迎养殖的鱼类死亡有因果关系正确。一审法院以行政部门记载的死鱼数据为依据,综合鱼种类、数量、鱼苗市场价格等各方面实际因素,对邓仕迎购买鱼苗的损失进行合理计算,对购买饲料的成本根据养殖惯例进行酌定,尊重客观事实且公平合理。邓仕迎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对其非法占有水域进行养殖而取得的不正当收益损失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对其具体实施非法养殖行为所投入的人工费亦不应支持,但其购买的鱼苗、饲料、鱼药等生产成本并无非法性,仍属于合法的民事权益,应予以保护。根据南宁市环保局的报告,从造成死鱼河段溶解氧降低的有机污染物的来源构成来看,沿江生产企业正常排放的生产废水为输出耗氧有机物的来源之一,还存在另外三方面的污染源,一审确定排污企业对邓仕迎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应承担25%的责任比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网箱养殖鱼死亡事件引发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本案被诉排污企业较多,水体污染来源多样,甄别侵权责任主体及判定各主体责任比例是审理的难点。一审、二审法院依法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被告企业的排污虽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但并不能直接免除其责任;正确分配举证责任,由原告对存在侵权行为、损害以及侵权行为和损害之间有一定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对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准确认定责任比例,在数个企业分别排放污水,造成流域性溶解氧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难以确定各自责任大小,判定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系无证在政府划定的禁止网箱养殖水域进行生产的养殖户,其主张的损失应否支持是本案审理的另一难点。一审、二审法院正确处理行政管理和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的关系,对原告的损失进行细化定性,对不正当收益损失部分及其具体实施非法养殖行为所投入的人工费不予支持,对其购买鱼苗、饲料、鱼药等生产成本的损失赔偿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审理思路清晰,对水污染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张梓太,复旦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对污染水体造成损害的案件,应适用有关环境侵权的特殊规则。但水体污染成因复杂,具有间接性、长期性、潜伏性、滞后性等特点,即使适用特殊规则,要厘清致损原因及责任范围等也殊为不易。环境侵权规则的目的是合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本案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理念,具体体现在:一是无过错责任与违法性关系的把握上,明确了合法排污仍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产生的原因不是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是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因而违法性不应纳入考量因素。二是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准确把握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原告仍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且举证程度需达到一定的概然性。三是在损害范围的确定上,本案没有直接探寻单个污染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影响,而是首先明确了不同类型的污染源的致损原因力,进而在同一类型的污染源排放企业间划分责任,较好的解决了污染源复杂所导致的责任确定困境。
水污染案件的另一特殊性在于所侵害权益的把握上。民事法律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不包括非法民事利益。我国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个人利用水资源,必须依法进行。本案中原告未取得养殖证,不享有受到物权法保护的养殖收益权,其养殖收益不具正当性,不属于民事权益。但原告购买鱼苗、饲料、鱼药等并不违法,在因污染受损后应予以救济。
案例九:
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5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琼环监字[2013]第153号《监测报告》(简称153号《监测报告》)。儋州环保局根据该《监测报告》,认为桑德水务公司涉嫌违法排放水污染物,于2014年4月16日拟对桑德水务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桑德水务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申请。同年6月16日,儋州环保局作出被诉儋土环资罚决字[201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47号处罚决定),对桑德水务公司处以2013年5月应缴纳排污费二倍的罚款177719元。儋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对47号处罚决定予以维持。桑德水务公司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47号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儋州环保局作为儋州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采样是本案监测的必经程序。但儋州环保局未能提供采样记录或采样过程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采样程序合法,进而无法证明送检样品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儋州环保局在没有收集确凿证据证实样品来源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仅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153号《监测报告》认定桑德水务公司超标排放废水,主要证据不足。儋州环保局于2014年6月16日同时分别对桑德水务公司2013年1月14日和5月22日超标排放行为给予二次处罚,程序违法。被诉47号处罚决定只给予桑德水务公司罚款,未责令桑德水务公司限期改正,行政处罚行为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撤销47号处罚决定,由儋州环保局承担诉讼费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153号《监测报告》的合法性是审查本案被诉环保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是否清楚的基础。由于153号《监测报告》的取样程序违法,不能作为认定桑德水务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而除153号《监测报告》外,儋州环保局没有进行相关调查,并且违反查处分离的规定,程序违法。47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涉及对环保行政处罚行为所依据证据的审查认定,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意义。近年来,各级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加大了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行政执法力度,有效遏制了环境持续恶化的基本态势。但从法院审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看,环保行政执法不同程度存在执法不规范,“重结果、轻程序”等问题。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应重视环境监测程序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涉及水污染的环保处罚案件中,被检测标本的取样是否合乎技术规范,直接影响该标本检测结果正确与否。因此,《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专门进行对现场调查取样程序作了规定,要求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由于儋州环保局在一审中未能提供取样记录或取样过程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取样程序的合法性,故法院认定153号《监测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桑德水务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依法撤销处罚决定。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对环保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对于推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职权、促进依法行政具有积极作用。
【点评专家】竺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法院以程序合法性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程序合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本案中,儋州环保局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153号《监测报告》认定桑德水务公司超标排放废水,并作出47号行政处罚决定。但儋州环保局却未能提供采样记录或采样过程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采样程序合法,进而无法证明送检样品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儋州环保局环境执法中监测程序违法导致153号《监测报告》亦不具有合法性。可见,环保部门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尤其是环境监测过程中,应重视执法程序的合法性,摒弃环境行政执法“重结果、轻程序”的思想,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另外,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本案中,由于儋州环保局未能提供采样记录或采样过程等相关证据,而承担诉讼中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可见,环境监测证据的采集与提交对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行政诉讼均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环境执法案件量的增长,环境行政诉讼应诉将成为环境行政执法部门的一种“新常态”,事先执法必须重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正确认识和对待事后应诉的法定举证义务。
案例十:
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陈德龙系个体工商户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办德龙加工厂业主,自2011年3月开始加工生产钢化玻璃。2012年11月2日,成华区环保局在德龙加工厂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天鹅社区一组B-10号的厂房检查时,发现该厂涉嫌私自设置暗管偷排污水。成华区环保局经立案调查后,依照相关法定程序,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成华环保罚字(2012)1130-0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陈德龙的行为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遂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责令立即拆除暗管,并处罚款10万元的处罚决定。陈德龙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龙加工厂工商登记注册地虽然在成都市龙泉驿区,但其生产加工形成环境违法事实的具体地点在成都市成华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成华区环保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虽然成都市成华区环境监测站于2012年5月22日出具的《检测报告》,认为德龙加工厂排放的废水符合排放污水的相关标准,但德龙加工厂私设暗管排放的仍旧属于污水,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德龙加工厂曾因实施“未办理环评手续、环保设施未验收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本案违法行为系二次违法行为,成华区环保局对德龙加工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遂判决驳回陈德龙的诉讼请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德龙加工厂的工商登记注册地虽然在龙泉驿区,但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地点在成华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华区环保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陈德龙租赁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天鹅社区厂房的目的是用于德龙加工厂的钢化玻璃生产加工,涉案生产点是否办理工商登记、租赁者是否为陈德龙个人,并不影响涉案生产点的经营主体为德龙加工厂这一客观事实,故成华区环保局将德龙加工厂作为处罚对象并无不当;涉案生产点存在私设暗管排放生产污水的违法行为,该生产点所排放的生产污水是否达标并不影响德龙加工厂私设暗管规避监管这一违法事实的成立;成华区环保局在《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幅度内,综合考虑德龙加工厂系二次违法等事实,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逃避监管和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工商注册地与违法行为发生地不一致,导致监管缺失;二是违法行为实施主体隐藏,导致处罚对象认定困难;三是违法行为和违法后果隐蔽,导致发现和查处困难。对此,在认定执法主体时,一审、二审法院依据法律关于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的规定,在查明生产加工形成环境违法事实具体地点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了行政职权的行使主体,避免了执法监管的空白。在认定处罚对象时,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尽管涉案生产点未办理工商登记,涉案厂房租赁者为陈德龙个人,但根据陈德龙系个体工商户德龙加工厂业主这一事实,以及涉案厂房生产加工的产品与德龙加工厂生产经营范围的关联性,可以认定涉案生产点的实际经营主体为德龙加工厂,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和被处罚对象应为德龙加工厂,从而避免了违法行为人利用其身份的隐藏性、模糊性逃避监管和处罚。在认定违法行为时,一审、二审法院从《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的立法目的出发,认为只要存在私设暗管等规避环境执法部门监管的行为,无论其排放的污染物是否达标,是否对环境实际造成了影响,均应受到处罚,从而更加有效地打击规避监管的违法行为。本案的处理有利于揭开该类逃避监管和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的面纱,为环保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李挚萍,中山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是一种主观恶性更大的违法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更严重环境损害后果,而且对监管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及干扰,大大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成本。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第22条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4款规定“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相关的环保行政处罚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只要存在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不管是否造成损害后果,都视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执行严格的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本案系典型的逃避监管和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违法行为人不仅有私设暗管排放生产污水的行为,而且在违法实施主体身份上进行隐瞒混淆,法院根据这些重要违法事实所做出的判决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规避监管的环境违法行为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10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10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3月10日)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10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妨害传染病防治,妨害防疫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甚至杀害防疫人员,冒充防疫人员实施抢劫,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利用疫情实施诈骗及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服务疫情防控大局,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严格依法办案,准确把握政策,及时、从严惩处一批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分子,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田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隐瞒武汉旅居史致多人被隔离观察
简要案情
2019年12月22日,被告人田某某乘坐火车从山东济宁前往湖北武昌打工。2020年1月9日,田某某乘坐火车辗转湖北荆州、汉口、河南商丘等地后,返回山东成武县大田集镇家中。1月20日,田某某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即到本村卫生室就诊。1月22日,田某某到大田集镇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肺炎。医护人员询问其是否有武汉旅居史,田某某隐瞒到过武昌、汉口的事实,谎称从石家庄返回家中。1月23日,田某某到成武县人民医院就诊,医护人员询问其近期是否到过武汉,其仍故意隐瞒到过武昌、汉口的事实,被收治于该院呼吸内科普通病房。1月25日,田某某在医护人员得知其有汉口旅居史再次询问时,仍予以否认,在被诊断疑似患有新冠肺炎而转入感染科隔离治疗过程中,不予配合并要求出院。1月26日,田某某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因田某某违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故意隐瞒从武昌、汉口返乡的事实,造成医护人员及同病房病人共37人被隔离观察。
裁判结果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田某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对新冠肺炎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后,明知应当报告武汉旅居史,却故意隐瞒,拒绝配合医护人员采取防治措施,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致37人被隔离观察,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田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3月1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2:马某某故意杀人案
——持刀杀害两名防疫卡点工作人员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5日,云南省红河县石头寨乡根据上级安排,在该乡么索村委会通往阿扎河乡洛孟村委会之间设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卡点,开展疫情防控和监测工作,对往来车辆及人员进行信息登记、监测和防疫宣传。2月6日11时许,马某某驾车载么索村委会村民马某龙(另案处理)等人经过么索村委会疫情防控卡点,到洛孟村委会村民马某光(另案处理)家吃饭喝酒,之后马某某驾车搭载马某龙等人准备到马某龙家KTV唱歌。18时20分许,当车辆行至么索村委会疫情防控卡点时,马某龙下车搬除卡点路障,并与前来劝阻的卡点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此过程中,马某某因对卡点工作人员张某某(红河县财政局下派扶贫干部,殁年39岁)持手机拍摄取证的行为不满,遂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张某某胸腹部连续捅刺,又向前来劝阻的卡点工作人员李某某(红河县石头寨乡干部,殁年50岁)腹部捅刺,致张某某、李某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鉴定,张某某系因被单刃锐器刺击胸腹部致胸腹腔多脏器破裂急性出血死亡;李某某系因被单刃锐器刺击腹部致肝脏破裂出血死亡。
裁判结果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某在云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无视国家法律和疫情防控秩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马某某在疫情期间杀害两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马某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马某某虽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但其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3月1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例3:业某某抢劫案
——冒充疫情防控人员持刀入户抢劫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11日14时许,被告人业某某经事先踩点,携带水果刀、透明胶带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某小区,冒充疫情防控人员,以登记疫情为由骗得小区住户赵某某(被害人,女)打开房门。业某某闯入室内,采取胶带捆绑、持刀威胁等方式向赵某某强行索要8000元。赵某某被迫通过微信向他人借款2000元,后通过支付宝将2000元转入业某某的赌博游戏账户内。业某某威胁赵某某不准报警后逃离现场。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业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冒充疫情防控人员,骗开小区住户房门,持刀入户抢劫,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应依法从严惩处。业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3月4日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业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案例4:刘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编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公共场所传播的虚假信息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24日,被告人刘某某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暂住地内,利用微信号编造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到公共场所通过咳嗽方式向他人传播的虚假信息,发送至其另一微信号,并将聊天记录截图后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传播,直接覆盖人员共计2700余人,并被其他个人微博转发。公安机关掌握该信息后,采取了相应紧急应对措施。
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刘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2月28日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案例5:赵某某诈骗案
——疫情期间虚构销售口罩诈骗财物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间,被告人赵某某谎称其有稳定的医用一次性口罩、N95口罩来源,通过微信兜售口罩,将收到的货款用于网络赌博挥霍等。在被害人催要口罩时,赵某某采取给被害人寄送零食的方式拖延,随后变更手机号码、微信等联系方式,使被害人无法与其联系。赵某某采取上述手段先后骗取被害人朱某某、周某、王某等人口罩款合计34.18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利用网络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巨大。赵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虚构销售疫情防护用品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应依法从严惩处。据此,于2020年2月25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案例6:孙某某、蒋某诈骗案
——假冒慈善机构骗取疫情募捐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27日12时许,被告人孙某某、蒋某经预谋打印虚假宣传材料3000份,在北京市西城区多地张贴、散发,假借“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市志愿者协会”之名,以“为抗击新冠肺炎募捐”为由,谎称已联系到口罩等物资的购买渠道,欲欺骗他人向孙某某微信账户转募捐款。当日16时许,孙某某、蒋某到案。截至案发,尚无钱款转入孙某某微信账户。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某、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假冒慈善机构的名义,以赈灾募捐为由,欲骗取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孙某某、蒋某假借抗疫之名,实施诈骗行为,主观恶性深,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孙某某、蒋某已着手实施诈骗,因被及时查获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2月28日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孙某某、蒋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例7:叶某妨害公务案
——拒不配合疫情防控管理暴力袭警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2日17时许,被告人叶某驾车载其舅父和胞兄途经湖北省崇阳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金塘镇寒泉村疫情检测点时,工作人员要求叶某等人检测体温。叶某等人拒绝检测,辱骂工作人员并用车辆堵住检测点,后经人劝导移开,工作人员报警。当日18时许,崇阳县公安局金塘派出所所长张某某带领民警万某、辅警姜某等人到叶某家传唤其接受调查,叶某拒绝并用拳头殴打张某某、姜某等人,其亲属亦撕扯、推搡民警,阻碍民警依法传唤叶某。经鉴定,被害人张某某、姜某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裁判结果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防控管理,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执行公务,致二人轻微伤,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应依法从重处罚。叶某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情节,于2020年2月10日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叶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案例8:唐某某寻衅滋事案
——疫情防控期间在医院暴力伤医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6日22时许,被告人唐某某酒后未戴口罩至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草堰口卫生院探望其住院的父亲。因值班医生周某某提醒其戴口罩,并制止其在正在使用的输氧病房内抽烟,唐某某心生不满,与周某某发生口角,继而殴打周某某头面部及颈部,并致周某某衣物损坏。后唐某某又先后殴打前来劝阻的医生王某某、群众姚某某和唐某。经鉴定,被害人周某某、王某某和姚某某的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裁判结果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在医院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三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唐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已赔偿被害人周某某的经济损失,取得了三被害人的谅解。据此,于2020年2月28日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案例9:黄某某非法制造枪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持有枪支案
——自制枪支猎杀果子狸、小灵猫等野生动物
简要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黄某某从他人处获得自制预充气式气步枪和自制气枪各一支。2018年购买一支射钉枪及钢管、瞄准仪等部件,并将射钉枪改造为猎枪用于捕杀野生动物。2019年5月至11月,黄某某利用其改装的射钉枪在东印山猎捕4只(1只已被煮食)疑似果子狸的野生动物。11月13日黄某某被抓获,公安机关在其住处搜查出“快排”气枪1支、“突鹰”气枪1支、射钉枪改装的疑似枪支1支、瞄准镜1个、钢珠94颗、射钉弹86颗,并从其亲属处查获黄某某猎杀的3只疑似果子狸。经鉴定,3支疑似枪支均具备致伤力,认定为枪支,其中射钉枪改装的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非制式枪弹的非制式枪;3只疑似果子狸中有1只为小灵猫,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另2只为花面狸(俗称果子狸),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裁判结果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私自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1支 ,其行为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猎捕、杀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其行为还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应依法并罚。黄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3月4日对被告人黄某某以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例10 陈某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介绍他人非法收购穿山甲
简要案情
2019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陈某某得知薛某(在逃)及吴某某、高某某(均因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尚在审查起诉中)等人走私入境一批穿山甲死体后,介绍杨某某(因涉嫌其他犯罪由广西另案处理)向吴某某、高某某等人购买。3月2日,陈某某伙同杨某某一起到高某某入住的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某公寓,吴某某、高某某等人提供穿山甲死体一箱交由杨某某验货。次日,陈某某陪同杨某某按照约定到广州市花都区一路段,杨某某以41.75万元向吴某某、高某某等人购得穿山甲死体20余箱(每箱装有穿山甲死体至少4只,合计达80只以上),共重747公斤。9月25日,陈某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楠木山边境检查站被民警抓获。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陈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实施了介绍杨某某与卖家联系、陪同验货和交易等行为,系从犯。据此,于2020年3月5日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23号(政治法律类18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23号(政治法律类185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各级人民法院广泛深度应用电子卷宗系统,提升案件审判效率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是人民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的基础性工作,自《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的指导意见》印发以来,全国法院积极贯彻落实,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运用工作逐步推进,一些工作难点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法院混淆了电子卷宗和电子档案的关系,只存档不应用;有的法院囿于技术难点只解决了纸质材料扫描问题,在案件信息自动回填、归档文件一键排序,同步调阅等方面存在短板。为进一步统一工作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工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于2018年1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建设和应用和组织实施角度分别编制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技术要求》、《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管理要求》(以下简称《管理要求》)进行规范,并于2018年10月印发了《&lt;电子卷宗阅卷目录规范&gt;等15项信息化标准》(以下简称《信息化标准》)。此外,还总结了电子卷宗集中生成模式和分散生成模式的地方实践经验,供全国法院借鉴。
上述文件和规范对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电子签章"、“卷宗移送"等问题做出了相关要求,《信息化标准》中包含《法院电子签章应用规范》,进一步细化了法院电子签章应用、使用场景、数据质量、制章及验章等要求;《管理要求》中明确规定要严抓移送环节,保证当前环节电子卷宗和纸质卷宗(如有)一致,并在每个接受纸质卷宗的环节时确认电子卷宗的完整性,要求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对电子卷宗、纸质卷宗流转全程留痕。
《通知》印发以来,人民法院推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一是建成系统及投入应用的法院持续增加。截至今年上半年,全部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深度应用核心功能建设的地区比去年增加11个;全国91%的法院从技术上已经能够支持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全国87%的法院投入应用,为全国推广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梳理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深度应用场景。最高人民法院以六个巡回法庭信息化系统全面培训为契机,促进电子卷宗进一步在审判过程中深度应用,梳理了全业务建设情况和思路图。三是电子卷宗数据可用率逐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法院案件质量置信度基本稳定在99%以上,文书覆盖率基本稳定在95%以上,全国法院2019年卷宗档案合并可用率提升至80.53%,最高人民法院原审案件电子卷宗档案合并可用率提升至82%。同时,全国法院电子卷宗统计页面研发并上线,原审卷宗汇聚统计服务分年度统计功能也逐步完成升级。
关于您提出的“建议出台相关规定,在解除查封、委托执行、移送管辖、移送执行等仅需要了解案件信息、不需要当事人提交书面申请便能启动的程序中使用电子卷宗先行启动相应司法程序,不必等待纸质卷宗移送到位"及“建议对确实需要移送纸质卷宗才能进一步审理的案件,应当出台规定明确移送过程的时限,同时对当事人公开纸质卷宗的移送过程和进度,并对卷宗移送过程中侵害当事人权利的行为设立救济途径"等建议,我们将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研究实现路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1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1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2022年1月24日)
目 录
1.崔某诉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案
2.张某诉辽宁省某县农合局履行报销医疗费用职责监督案
3.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对交通道路标线设置不合理监督案
4.王某诉江苏省无锡市某区市场监管局行政登记监督案
5.福建省某县卫健局征收社会抚养费非诉执行监督系列案
6.某百货公司诉山东省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监督案
7.毛某诉河南省某市公安局、市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监督案
8.胡某诉湖南省某市某镇政府行政强制监督案
9.杨某诉广东省某市税务局涉税行政争议监督案
10.韦某、黎某诉陕西省某市某区建设局撤销备案登记监督案
1.崔某诉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抗诉 政府信息公开
【案例简介】
崔某与马某再婚后将户口迁入某胡同17号公房承租人马某处。2013年马某去世。2014年,马某长子及孙子将户口迁入某胡同17号。崔某得知此事,认为马某已经去世,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以下简称某分局)未经户主同意不应办理户口登记,遂向某分局申请公开“某胡同17号户籍信息中马某长子及马某孙子迁入的文件信息”。某分局答复该信息不存在。崔某诉至北京市某区法院,某区法院判决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崔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
崔某向北京市某检察院申请监督。某检察院听取了崔某和某分局的意见,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座谈调研并向东城、丰台等分局询问实践中户口迁移的做法,查明,户口迁入材料中有一份已去世的“马某”签字的《户主同意书》,实践中市内户口迁移要求双方到场,不能到场的,公安部门会要求提供户主授权书或户主同意书。检察机关还了解到,马某去世后,其公房的承租人已依法变更为崔某,但崔某被马某长子及孙子赶出家门,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崔某的腾房诉讼已判决但迟迟未执行。某检察院认为,《户主同意书》是某分局办理马某长子及孙子户口迁入的依据,某分局认为该份《户主同意书》并非办理这次户口迁移的依据、不属于审批信息,因此未向崔某公开的理由不充分,法院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某检察院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该案发回重审并得到改判。
某检察院提请抗诉后开展化解工作,与公安机关和法院执行部门沟通协调,目前,公安机关为崔某办理了新的户口簿,民事判决亦及时得到执行,崔某已搬回原住所居住。
【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在办案中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放在首位。检察机关坚持“穿透式监督”和“能动监督”的工作理念,在依法对行政案件进行监督的同时,将抗诉的势能转化为解决纠纷的动能,积极与法院和行政机关沟通协调,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张某诉辽宁省某县农合局履行报销医疗费用职责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抗诉  医疗报销
【案例简介】
2015年5月23日23时许,张某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系摩托车单方事故。张某先后入住两家医院治疗。经辽宁省县农村合作医疗局(以下简称县农合局)调查,认定张某系交通事故导致受伤,遂作出不予报销监管决定。张某向某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县农合局履行医保报销职责。某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县农合局经调查取得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某系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符合《辽宁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范围》中因“交通事故”发生的医疗费不予报销的规定,因此作出的不予报销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张某提出上诉、申请再审亦被以相同理由驳回。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某市检察院经审查提请辽宁省检察院抗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国家建立新农合的目的是充分保障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在发生特定情形时享有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未将交通事故作为不予报销的法定情形。《辽宁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范围》虽然规定了因“交通事故”发生的诊疗费用不属于新农合的报销范围,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该“交通事故”不予报销,应当理解为有第三方责任人的侵权交通事故,这与该法中“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不予报销情形相衔接,符合立法目的,张某的情形应当属于新农合的赔付范围。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检察院向辽宁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10月28日,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判决撤销原审裁判,县农合局在60日内对张某依法履行医疗费报销职责。12月24日县农合局为张某报销医疗费111700元。
【意义】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正确理解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的内在要求。人民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立法目的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推动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3.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对交通道路标线设置不合理监督案
【关键词】
道路交通 行政处罚 类案监督
【案例简介】
2020年8月份以来,多名行政相对人在上海市中环线某路下匝道,驾驶机动车经过两次虚线变道后进入右转车道,事后被上海市某区公安分局以驾驶机动车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为由处以罚款200元。
某区检察院在受邀参与共同化解行政争议中发现,该道路发生多起道路交通违法,系交通违法易发多发路段,经调查核实查明,上述道路标线设置不合理问题,是造成该路段连续变道违法行为高发且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某区检察院据此向某区公安分局提出类案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涉案道路交通标线设置合理性研究,进一步优化道路设置。
2021年初,某区公安分局采纳检察建议,对上述中环线下匝道右转车道的路面标线进行了整改,避免驾驶人员产生误判和不必要变道,提升了道路标线设置的合理性。目前,该路段违法数量明显下降,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意义】
道路交通是城市运行和市域治理的重要方面,道交行政执法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检察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同时,从同一地点、同一类型的多起违法变道案件中,发现实质上的道路标线不合理造成高发频发的违法问题,通过类案监督促进交管行政部门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标线和技术监控设备,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检察机关助力行政机关破解城市道路交通管理难题,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日常出行的身边事和烦心事,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行政争议根源,体现了行政检察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综合效果。
4.王某诉江苏省无锡市某区市场监管局行政登记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冒名企业登记 跟踪问效
【案例简介】
2009年,王某被钱某冒用身份信息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某机械厂投资人。后因某机械厂涉及民事纠纷,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了王某被冒名注册登记的事实。后王某向无锡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该局于2018年5月17日向王某出具行政告知书,告知因无法进行核实,故作延期处理,后未给予其他答复。2019年4月22日,王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工商核准登记。法院以登记行为已超过5年最长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王某不服向检察机关控告,检察机关依职权受理案件。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该案涉及企业设立核准登记和对举报申请撤销复查处理两个行政行为,王某起诉时未明确表达被诉行政行为是具体指向哪一个行政行为,法院未经释明被诉行政行为直接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无锡市检察院向无锡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强化跟踪问效,与法院沟通后达成共识,认为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王某被冒名登记事实,行政机关对冒名企业登记行为负有主动纠错职责,检察机关可继续通过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实质性化解争议,有利于及时解决当事人诉求。检察机关遂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主动纠错,撤销上述冒用王某名义的企业注册登记行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因机构改革相关职能转移到行政审批局履行,将该案移送该局处理。区行政审批局认为不属于自己管辖,且撤销登记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鉴于以上情况,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促进解决本案行政机关争议的问题。听证会后,区行政审批局依法作出撤销决定。王某撤回再审请求,2021年6月28日,法院作出终结审查裁定。为统一裁判尺度,检察机关加强类案监督,与区法院会商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对于此类因当事人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不作实质性审查的案件,由检法两家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解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
【意义】
冒名企业登记不仅侵害他人姓名权,同时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难免产生债务纠纷,使得被冒名之人莫名背负连带之债,财产权益亦严重被侵害。登记机关对于提供虚假材料冒他人之名进行企业注册登记的,应当主动纠错。检察机关抗诉后跟踪问效,推动行政机关主动撤销冒名企业登记,并会同法院就冒名企业登记裁判现实困境,共研裁判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
5.福建省某县卫健局征收社会抚养费非诉执行监督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社会抚养费 检察建议
【案情简介】
2019年至2020年,福建省某县卫生健康局(下称“县卫健局”)以违反《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为由,决定对颜某等4户家庭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后因颜某等未主动履行缴款义务,县卫健局向某县法院申请对颜某等8人强制执行,县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并对其采取了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财产控制等措施。2021年8月,国家三孩生育政策实行后,颜某等8人向某县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要求停止执行并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2021年9月2日,县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认真研究当前国家生育政策精神的变化。通过调查核实,共发现全县未执结社会抚养费案件达上千件。围绕“以点带面、以个案推进带动类案治理”监督思路,县检察院多次到县卫健局调查核实、征求意见,面对面了解情况和顾虑,主动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联系县法院,召开两次工作协调会,就联动全局谋划、整体部署推动解决系列案件化解达成共识。在调查核实及沟通协调基础上,县检察院向县卫健局发出类案检察建议,2021年9月7日县卫健局采纳检察建议,并向县法院申请对该类案件作结案处理。县法院及时将8名当事人从失信名单中去除,解除限制消费、财产控制等措施并结案。
为进一步落实检察服务群众,便民利民,县检察院还针对群众关心的此类案件是否需要逐一申请监督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公开答复,明确此次检察建议是针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建议,个人无需再申请监督。
2021年10月,福建省检察院指导某市检察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征收抚养费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共发出类案检察建议9件,排查发现同类案件4020余件,目前,该类案件已办结946件,涉及946户1877人。日前,福建省检察院总结并转发某市检察机关办理社会抚养费案件的相关经验,部署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线索摸排和类案办理。
【意义】
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后,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相应取消,但实践中,法院未执结案件仍有不少,被执行人在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仍受限制,直接影响家庭正常生活。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国家政策精神,为国家人口政策落地落实提供司法保障,以“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方式,解决了涉及上千户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6.某百货公司诉山东省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监督案
【关键词】
工伤认定 司法救助 社会帮扶
【案例简介】
吕某原系某百货公司派驻大型连锁超市的专柜商品促销员,但并未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5月,吕某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腿部三处骨折,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经鉴定,吕某为十级伤残,劳动能力障碍程度八级。山东省某市人社局根据吕某提供的百货公司出具的《聘用证明》《工资表》《停发工资证明》三份证明材料,认定吕某属于工伤。百货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与吕某无劳动关系,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并提交吕某书写的《保证书》,该保证书载明“这三份证明只用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及事故有关联的事宜均与百货公司无任何关系”。某市法院认为,因《保证书》与市人社局据以认定劳动关系的三份证明材料相互矛盾,导致认定劳动关系的证据真实性存疑,作出撤销该工伤认定,并责令市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认定的终审判决。吕某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某市检察院依法受理,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吕某与百货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通过向吕某曾经工作的连锁超市发出调查函,检察机关获取吕某确系百货公司派驻促销员的证据,证实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裁判错误。考虑到通过诉讼监督程序纠正仍需较长周期,相较而言,市人社局依据新证据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对申请人合法权益保护更为及时。检察机关遂与市人社局充分沟通、论证,同时向吕某开展释法说理和心理疏导。吕某了解案件情况后主动撤回了监督申请,市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依据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再次作出工伤认定。
检察机关了解到吕某离异无子女、收入低、生活条件差等情况后,对其展开司法救助和多项司法服务。一是经审查认为其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为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1万元。二是咨询相关部门,帮助吕某办理残疾证,享受相应优惠政策。三是协助市人社局对吕某开展就业指导,为其联系到离家较近的培训学校,并根据相关政策帮其申请政府补贴免费培训名额,帮助其通过提高职业技能,改善生活状况。
【意义】
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责令人社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案件,发现新证据的,从减轻当事人讼累出发,可以督促人社部门根据新证据作出认定。综合运用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措施,实行司法救济和社会救济有效结合,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解决当事人生活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7.毛某诉河南省某市公安局、市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处罚 抗诉 行政行为法律后果承担
【案例简介】
毛某系一名钩机车司机,2013年12月28日在河南省某市政府主导的合村并城改造项目施工中,将郑某部分房屋设施推倒损坏。郑某报案后,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于2013年12月31日受理立案。2017年11月10日,某市公安局以故意毁坏财物为由,对毛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被维持后,毛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毛某在他人指使下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及市政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毛某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毛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某市检察院审查后提请抗诉。
河南省检察院依法受理并经调查核实,查明:2019年2月13日,省高级法院就郑某诉某市政府确认拆迁行为违法一案作出生效判决,确认政府拆迁行为违法。审查认为,案涉合村并城改造项目是由该市人民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行为,毛某实施的拆除行为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拆除行为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市人民政府承担,而非毛某个人承担。同时,毛某虽客观上实施了拆除行为,但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损毁公私财物的主观故意。最后,行政处罚办案期限明显超期,公安机关主张的“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不能成立。据此,2021年7月13日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10月30日,该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意义】
在政府主导实施的征收拆迁过程中,为实现行政征收目的,公民个人在行政机关组织下实施的具体拆除行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属性,应当认定为行政征收实施过程中的事实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行政机关承担。公安机关将其认定为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个人行为并进行行政处罚的,系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应当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撤销原行政处罚,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8.胡某诉湖南省某市某镇政府行政强制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调查核实 公开听证 释法说理
【案例简介】
2016年3月,胡某所在的村民小组因政府项目建设纳入征收范围,该组与当地镇政府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胡某未在协议上签名捺印,也未领取补偿款。2018年3月,镇政府依据上述《征地补偿协议》对该组部分地上青苗予以铲除,胡某以镇政府未与其个人签订协议并补偿即铲除其10.5亩承包林木缺乏法律依据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一审、二审均未支持,申请再审亦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查明,胡某围绕其征地拆迁补偿,以不服省政府两个农用地转用审批、省发改委作出的信息公开告知、市自然资源局对涉案土地施工不予查处、镇政府强制迁坟等为由,先后提起5次行政复议和5个行政诉讼,其中除强制迁坟经复议被确认程序违法外,胡某提出的诉讼均败诉。检察机关经全面审查认为,上述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诉讼裁判结果均无不当。针对本案,胡某未提供其对涉案林木的权属凭证,镇政府依据和村民小组签订的补偿协议,在相关款项足额存储到专户后,对相关林木予以铲除并无不当,但胡某“补偿太少”的实质诉求有合理之处。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同时,对行政机关执法不文明和法院违法采信证据但未影响裁判结果的行为,发出检察建议。
针对胡某的核心诉求,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召开听证会、协调会,为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真实想法提供平台,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观点进行释法说理,促进双方真诚沟通、互谅互信,促使胡某放弃不合理诉求,双方回归法治轨道解决补偿分歧。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在依法依规补偿范围内给予合理补助,即,在原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基础上,对因估算不准确而少算的青苗补偿款、胡某所养生猪、家禽因低价变卖造成的损失、因迁坟少付的迁坟补助以及过渡安置费等项目进行了补偿,对因房屋强制拆除给胡某造成的实际生活困难,依照当时某市征迁政策,从征地拆迁不可预见事项开支中给予困难救助2万元。双方重新签订补偿协议,胡某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全部争议一揽子化解。
【意义】
检察机关对于有多个诉讼纠纷、矛盾尖锐复杂,依法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案件,应当避免就案办案,要结合本案诉讼和所涉其他诉讼、行政复议情况,综合分析申请人实质、合法诉求和事实,精准开展公开听证、释法说理,促进双方真诚沟通,回归法治轨道化解争议,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同时,履行“一手托两家”的监督职责,对法院、行政机关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纠正。
9.杨某诉广东省某市税务局涉税行政争议监督案
【关键词】
房产交易阴阳合同 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案例简介】
2017年4月,杨某与万某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杨某向万某转让涉案房产,转让款为150万元,房产过户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万某承担。后中介公司以50万元的交易合同代为办理涉案房产办税业务。2018年12月,杨某向税务部门实名举报涉案物业未按照真实交易价格申报纳税。税务部门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杨某,要求其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相关税费。杨某不服税务通知,经行政复议被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涉案复议决定和税务通知书。两级法院均驳回杨某诉讼请求。申请再审被驳回后,杨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广东省某市检察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1.杨某作为涉案房产买卖交易中的卖方,是法定纳税人,具有依法如实进行纳税申报义务。涉案《税务事项通知书》仅是通知杨某前往办理纳税申报事宜,并未直接确定扣缴义务人,亦未确定具体税种和缴税金额。法院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2.涉案尚有100万元的交易款未缴纳相关税费,万某是该笔税款实际扣缴义务人,税务部门未追缴到位。3.涉案房产中介公司违法协助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合同的行为违反《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住建部门负有监管职责。
某市检察院依法对杨某的监督申请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同时依职权监督,分别向市税务局和市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税务、住建部门依法查处涉案逃税行为,对涉案中介公司违法办理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对房地产交易中以“阴阳合同”避税现象开展专项清查,强化监管,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
收到检察建议后,税务、住建部门均多举措落实检察建议内容,追缴涉案逃税款4万元,排查本地近3年房产交易台账1千余宗,核查人员2千余人,通过稽查追缴税款18万余元,处罚涉案中介公司,排查全市中介机构130余家,促成相关职能部门完善系统数据交换对接平台建设和存量房价格评估机制,实现房地产交易的“三价合一”,最大限度降低房屋交易税务风险,启动市级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工作等。
【意义】
检察机关发挥行政检察“穿透式”监督职能,在督促税务部门依法追缴逃税款,督促住建部门依法查处违法中介过程中,既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净化市场营商环境,又紧抓房产中介违法操作“阴阳合同”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类型化问题,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韦某、黎某诉陕西省某市某区建设局撤销备案登记监督案
【关键词】
业委会选举  业主权利  检察建议 基层治理
【案例简介】
2019年1月,陕西省某市某小区组织进行了业委会换届选举并向某区建设局备案。2019年5月,该小区业主韦某、黎某向某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备案。2019年11月,法院以原告业主人数、专有面积都未过半,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韦某、黎某的上诉请求和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某市检察院经调阅案卷、听取法院、某区建设局相关人员意见等调查核实查明,该业委会选举中存在参加投票的业主人数和专有面积占比均未过半,换届筹备组成员作为候选人参选等情形,选举过程和结果明显违法。某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法院以不具备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此案涉及1500余户群众切身利益,业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情形,导致部分群众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引发诉讼。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针对“业委会成立难”“业主作决议表决难”等问题,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应当对业主委员会选举等给予指导和协助;对业主大会作出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决定,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对本案所反映出的基层社会治理短板和漏洞,检察机关可以通过督促行政机关和有关基层组织履行行业监督和指导职责的方式,规范业委会选举和履职,实质性解决争议。
2021年3月,某市检察机关对本案公开听证后,分别向某街道办事处、某社区居委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街道办事处加强对业主大会成立、业委会选举的指导和协助,确保业委会选举依法依规进行;建议社区居委会加强指导和监督,规范引导广大业主依法参与、自我管理,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和矛盾。相关单位采纳检察建议并整改落实。某社区制定了《居委会指导监督业委会工作指南》,某街道办事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相关法律规定,收回原业委会印章,指导该小区重新组织业委会选举,并对辖区另外两个小区的业委会选举进行了规范。韦某、黎某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依法终结审查。
【意义】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是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体现业主自治、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方式。《民法典》对业主委员会的设立、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及表决规则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小区治理的业主共治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理念。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民法典》有关规定精神,督促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履行指导协助职责,维护广大业主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在推动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方面展现了检察担当。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残疾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残疾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2日)
一、汪某红诉汪某华继承纠纷案
二、刘某某诉某景观工程公司、李某某姓名权纠纷案
三、王某祥、王某进诉某某村民委员会、高某等相邻通行纠纷案
四、卢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五、宋某某诉某银行人格权纠纷案
六、于某某诉某公交客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七、某公租房公司诉马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八、高某琴等诉高某明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九、牛某某诉某物流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十、王某某诉某康复器具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一
汪某红诉汪某华继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汪某红为持证智力残疾人,残疾等级贰级,经当地民政局审核,符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有关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汪某富系汪某红之父,汪某华系汪某富养子。1988年,汪某富将汪某华、汪某红共同居住的房屋翻新重建。1996年因洪水冲毁部分房屋,汪某华重新建设了牛栏等附属房屋;后又建设厨房、洗澡间各一间,并对房屋进行了修缮。汪某富去世后,2019年,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汪某华与某某人民政府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含主体房屋、附属房及简易房、附属物在内的拆迁补偿价款共490286.7元,汪某华实际领取。汪某红认可其中部分房屋由汪某华建设,扣除相应补偿款后剩余款项为314168元。汪某红起诉请求汪某华返还其中的230000元。
(二)裁判结果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华作为养子,对汪某富进行赡养并承担了汪某富的丧葬事宜。汪某红享有低保且生活困难,分配遗产时亦应对其进行照顾。综合考虑涉案房屋及部分附属设施的建造、管理以及继承人赡养汪某富等实际情况,酌定汪某红继承的财产份额为30%,即94250元(314168元×30%)。遂判决汪某华支付汪某红94250元。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红系智力残疾人,其家庭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特殊家庭。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有关“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遗产继承份额时应给予汪某红特殊照顾及倾斜保护。汪某华应向汪某红支付拆迁补偿款157084元(314168元×50%)。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汪某华支付汪某红拆迁补偿款157084元。
(三)典型意义
通常情况下,同一顺序的各个法定继承人,在生活状况、劳动能力和对被继承人所尽的赡养义务等方面条件基本相同或相近时,继承份额均等。一审法院认定汪某华对被继承人履行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同时对于遗产有较大贡献,进而认定其有权继承遗产的70%。从法律层面分析,似乎并无不当。但是,继承法同时规定,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本案中,汪某红及其配偶均身有残疾,其家庭经区民政局审核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汪某红生活具有特殊困难,符合继承法关于遗产分配时照顾有困难的特殊人群的规定。鉴于此,二审法院在遗产分配时,从照顾汪某红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对遗产分配比例进行了调整,较好地实现了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刘某某诉某景观工程公司、李某某姓名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听力壹级、言语壹级多重残疾人,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2018年,某景观工程公司与李某某签订制作冰灯协议,约定由李某某为其制作冰灯4组。2019年,李某某承包的工程完工,某景观工程公司告知李某某以工人工资的形式结算工程款。因李某某雇佣的工人工资不能达到工程款数额,李某某便盗用刘某某身份信息,冒充自己雇佣的工人。后某景观工程公司做工资账目时,使用了刘某某的身份信息,同时向税务部门进行了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
2019年,民政部门对城乡低保人员复审工作期间,发现刘某某收入超标,于2019年7月开始终止对刘某某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刘某某以侵害姓名权为由,起诉请求某景观工程公司、李某某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某未经刘某某同意,私自盗用其身份证复印件,某景观工程公司做工资账目时,使用了刘某某的身份信息,并用作纳税申报,导致民政部门终止对刘某某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因此给刘某某造成的损失,某景观工程公司、李某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某景观工程公司、李某某连带赔偿刘某某2019年7月至同年12月的基本生活费9900元、生活照料费7680元、物价临时补贴300元、电价补贴42.92元、2019年的采暖补贴1800元、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3日的医疗费3847.44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及误工费5000元。
(三)典型意义
如《残疾人权利公约》序言第十三款所指出的,残疾人对其社区的全面福祉和多样性作出了宝贵贡献。残疾人作为特殊困难的群体,更需要给予特别的保护。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是整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个人信息领域的立法完善,社会普遍提高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残疾人作为社会公众中的一员,其姓名作为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区分的主要标志,承载着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侵犯残疾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判决较好地保护了残疾人的人格权益,向社会彰显残疾人权益应当得到全方位保障的价值理念。
案例三
王某祥、王某进诉某某村民委员会、高某等相邻通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王某祥、王某进均为盲人,二人系父子关系,与本村其他农户分离,单独居住在本村在某某寨的集体所有土地上,与某某村某组农户相邻。2003年,二人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从某某村某组调换而来的土地修建了一条与从某某寨经水库大坝通向国道(某某寨与外界相通的唯一公路)的便道用于通行。2012年,高某经流转取得某某村某组524亩土地用于生产经营,并受某某村某组委托在某某寨集中修建居民点。居民点修建过程中,王某祥、王某进修建的便道被挖断,致便道尽头与居民点地平面形成约20米高落差,便道现不能通行,也无法恢复。王某祥、王某进起诉请求由某某村民委员会、高某等另开通道恢复便道通行,赔偿交通、误工损失5602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原则处理相邻关系,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相邻权利人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案中,无论从哪个方向修建机动车便道从某某寨至主路相连,均需经过某某村某组的土地,某某村某组应当提供土地供王某祥、王某进通行。遂判决某某村民委员会、高某等从王某祥、王某进原修建便道被挖断处另开通道,修建一条宽3米的便道通向某某寨前寨门水泥路,赔偿王某祥、王某进交通、误工等损失费5602元。
(三)典型意义
修建居民点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有积极意义,但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特别是王某祥、王某进为老年人且身有残疾,其合法权益更应得到充分保护。切实依法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认真落实禁止歧视残疾人法律规定的具体表现。该判决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的重要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残疾人自立、自强,让残疾人更多感受到全社会的温暖,树立残疾人生活的信心,使其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案例四
卢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卢某某(女)系二级智力残疾,王某某与卢某某为夫妻关系。因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基础差,王某某在婚姻生活中稍有不满,即对卢某某及其父母拳脚相加,实施家庭暴力。卢某某为此提起离婚诉讼,并提交了公安机关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家庭暴力告诫书等证据。案件受理后,法院邀请区残联共同走访卢某某及其家人,向当事人及其单位了解具体情况,委托区残联对卢某某遭受家庭暴力的程度以及存在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等进行综合评估。经调查评估后,区残联以卢某某遭受家庭暴力且受到威胁不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代卢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卢某某系二级智力残疾,残联曾为其发放残疾人证。现残联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救助服务职责,以卢某某遭受家庭暴力危险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代卢某某提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禁止王某某对卢某某及其近亲属实施家庭暴力,禁止王某某在距离卢某某工作单位200米范围内活动。
(三)典型意义
残疾人是社会特殊困难群体,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加倍爱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残疾人自身的生理缺陷,导致诉讼能力较弱,因受到威胁等原因不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本案是全国首例由残联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较好地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印发的《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融入到司法审判实践中,既是反家暴审判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回应残疾人司法需求和司法服务的具体体现。
案例五
宋某某诉某银行人格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宋某某为贰级残疾人,表现为口齿不清、身体协调性差。2017年4月,宋某某在某银行领取粮食补贴款,并给其父亲缴纳养老保险金时,因忘记银行卡密码,需要办理重置密码业务。工作人员告知其需到开户行办理,因交流不畅发生口角。该银行工作人员不了解宋某某身体残疾情况,见宋某某行为异常,遂启动银行报警系统。宋某某听到警铃声后,随即匆忙跑出营业场所。宋某某以侵害其人格权为由,起诉请求某银行在省级媒体上向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40000元。
(二)裁判结果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作为“人”所应有的最基本社会地位、社会评价,并得到最起码尊重的权利。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某银行没有证据证实宋某某在该行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抢劫企图或者有危及某银行工作人员生命健康安全行为的迹象,仅是为办理业务事宜时,和某银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宋某某作为残疾人,社会适应能力差。某银行的行为给身为残疾人的宋某某适应社会平添了心理障碍,造成精神上严重伤害。遂判决某银行赔偿宋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就使用警铃不当行为给宋某某造成精神伤害作出书面赔礼道歉。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残疾人在社会适应力、心理承受力方面弱于普通人,更加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关怀。保障残疾人的人格尊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在民事活动中,更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关心、理解、尊重残疾人,消除偏见和歧视。尤其是社会服务行业,在工作环境设置和办理业务过程中应为残疾人充分提供便利。该案在残疾人参加社会活动受到歧视时给予充分保护,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判决结果在当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充分彰显了司法的公正性,凸显了新时代司法为民主题,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六
于某某诉某公交客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于某某为肢体肆级残疾人,户籍甲市。2014年7月,于某某在乙市乘坐某公交客运公司公交车时,出示其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要求免费乘车,遭该车驾驶员拒绝,双方发生纠纷。于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公交客运公司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赔偿其交通费用、住宿费、餐饮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5254.6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残疾人享有乘车优惠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各项社会保障的权利。第五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某公交客运公司作为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应当本着保障残疾人享有各项社会福利的原则,给予外地残疾人更为简便、灵活的免费乘车手续。某公交客运公司拒绝于某某免费乘坐,侵害了残疾人的免费乘车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遂判决某公交客运公司赔偿于某某2528元。
(三)典型意义
残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享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实践中,一些地方性文件仍未能有效落实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在地方性文件未规定非本市户籍残疾人享受乘车优惠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的规定依法作出裁判,充分保障了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的权益,将法律法规赋予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同时,在本案审结后,玄武区法院还向乙市公交总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在兼顾公交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牵头制定更加便利残疾人免费乘车的相关制度及政策,通过司法建议进一步延伸对残疾人的司法服务。
案例七
某公租房公司诉马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某公租房公司与马某某于2014年签订公租房租赁合同,约定某公租房公司将一套公租房租赁给马某某,租期12个月,每6个月交纳一次租金,逾期2个月不交租金的,某公租房公司可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马某某拖欠9个月租金。某公租房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马某某给付自2020年8月4日至实际退还房屋之日的租金,并腾退其租住的房屋。
(二)裁判结果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马某某系行动不便残疾人,主要生活来源是政府低保,年近花甲,没有子女,长期一人独居生活。因其外出未按政策规定按时提交低保申请信息,低保被暂时取消,导致未能按时缴纳房租。考虑到马某某的实际情况,经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马某某可以继续租住,并于2022年2月10日前一次性给付某公租房公司2020年8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期间所欠租金4802.08元。
(三)典型意义
公共租赁住房是党和政府为困难群众提供的生活保障,本案如单纯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将难以避免地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导致残疾老人无房可住。人民法院充分释法,耐心说理,劝说某公租房公司充分考量马某某的困境,给予8个月的宽限期,劝告马某某再次申请低保,同时调解暂时不解除租赁合同,避免马某某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境。既保障了政府公租房政策通过合同的形式得到落实,同时又切实保障了残疾人的居住权,在具体案例中落实了司法为民的宗旨。
案例八
高某琴等诉高某明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高某琴与高某明系同胞兄妹,高某航、高某雪系高某琴的子女,上述4人均与案外人高某宝(高某琴之父)属同一户籍,被识别为贫困户。高某明肢体贰级残疾,其妻视力壹级残疾。2017年5月,户主高某宝与镇政府签订了《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和《易地扶贫搬迁旧宅基地腾退协议》,享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政策人均补助25000元,共计125000元;享受旧房宅基地腾退补助政策人均补助10000元,共计50000元,上述款项均汇入高某明指定的账户。2016年10月,高某明购买房屋一套,支付购房款140000元,契税、印花税合计1860元,该房屋系该户唯一住房。高某琴等起诉请求高某明支付贫困户移民搬迁款75000元、旧宅基地腾退款30000元,合计105000元。
(二)裁判结果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旧房宅基地腾退政策,其目的均为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居住权利。高某明按照上述政策购买住房,该住房现为其唯一住房,高某琴等与高某明、案外人高某宝均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在该房屋未被处置的情况下不能主张已享受政策资金的返还,遂判决驳回高某琴等的诉讼请求。
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款项是政府为解决贫困户基本住房问题的特定款项,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高某琴分割款项用于生活开支的主张,与政府发放该款项的特定用途相悖,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既涉及残疾人的居住权又涉及扶贫安置政策的具体落实。扶贫安置政策是政府为改善贫困户的生活质量、从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搬迁到生存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解决农民基本住房的惠民政策,应当用好,以真正解决当事人住房需求。高某明等四人均在高某宝户内,与高某琴系同胞兄妹,高某明夫妻均为重度残疾人,虽高某琴等三人对案涉款项享有权利,但案涉款项购买房屋为当事人唯一住房,判决驳回高某琴等人的诉请对保障残疾人的居住权益、对落实国家扶贫政策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
牛某某诉某物流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牛某某为左手大拇指缺失残疾。其2019年10月10日到某物流公司工作,担任叉车工。入职时提交了在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入职体检合格。公司要求填写员工登记表,登记表上列明有无大病病史、家族病史、工伤史、传染病史,并列了“其他”栏。牛某某均勾选“无”。2020年7月4日,某物流公司以牛某某隐瞒持有残疾人证,不接受公司安排的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7月10日,牛某某申请仲裁,要求某物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2020年10月13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物流公司支付牛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60元。牛某某起诉请求某物流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物流公司招聘的系叉车工,牛某某已提供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入职时体检合格,从工作情况来看,牛某某是否持有残疾人证并不影响其从事叉车工的工作。故某物流公司以牛某某隐瞒残疾人证为由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遂判决某物流公司支付牛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60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有权了解劳动者的基本情况,但该知情权应当是基于劳动合同能否履行的考量,与此无关的事项,用人单位不应享有过于宽泛的知情权。而且,劳动者身体残疾的原因不一而足,对工作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在残疾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不主动向用人单位披露其身有残疾的事实,而是作为一名普通人付出劳动,获得劳动报酬,这是现代社会应有的价值理念。用人单位本身承担着吸纳就业的社会责任,对残疾劳动者应当有必要的包容而不是歧视,更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判决对维护残疾人劳动权益,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起到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案例十
王某某诉某康复器具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王某某因交通事故手术截肢,向某康复器具公司购买假肢产品。2016年4月25日,双方签署《产品配置单》,约定由某康复器具公司为王某某提供假肢产品,并根据王某某的个人适应性提供修正装配方案以及终生免费调整、保养、维修等专业技术服务。某康复器具公司根据王某某情况先为其装配了临时假肢,王某某支付相应价款8000元。2017年4月18日,王某某因左下肢残端溃烂住院治疗,支付医疗费52725.42元。王某某称其安装假肢后不到十天出现溃疡,向某康复器具公司业务员反映情况,对方称需磨合,慢慢会好,故未及时入院治疗。王某某起诉请求某康复器具公司赔偿其购买假肢费用8000元、医疗费52725.4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营养费11500元、护理费17400元、交通费2000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康复器具公司未向王某某提供足够的假肢佩戴指导和跟踪服务,导致王某某在使用假肢的过程中出现残端溃烂的损害后果,应对王某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某康复器具公司退还王某某假肢款8000元,赔偿王某某医疗费52725.4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护理费11500元、营养费5750元、交通费500元。二审中双方调解结案。
(三)典型意义
残疾辅助器具对残疾人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残疾辅助器具的质量是否合格,以及能否安全有效地使用,与辅助器具使用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权益密切相关。残疾辅助器具产品除了具有物的属性外,还包含服务属性,任何一项属性存在缺陷都有可能对使用者造成损害。本案确立了残疾辅助器具侵权责任纠纷的基本裁判规则,即残疾辅助器具的经营者在向购买人出售产品后,除应保证产品质量合格外,还应根据产品性能及合同约定,为购买人提供装配、调整、使用指导、训练、查访等售后服务,若因服务缺失导致购买人产生人身损害,经营者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8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8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专门司法解释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规制和约束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体现着诉权保障、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等价值。但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程序拖延案件审理进程。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专门司法解释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规制和约束,重点对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条件、不予审查的情形、滥用权利行为的界定及相应法律后果等问题予以明确,对于我们做好民事诉讼管辖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管辖异议的制度价值在于弥补立案登记阶段对管辖权审查不周全、不严格,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保障管辖权正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了管辖权异议须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但对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客体以及程序适用等问题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管辖异议制度空洞化,导致部分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达到不正当目的。正如您建议中所提出的,部分当事人利用法律规定的管辖异议权,拖延诉讼,逃避实体责任,对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诚信诉讼秩序的建立均造成极大影响。
我们将认真研究您的建议,一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推进管辖权异议案件审理程序改革,将管辖权异议案件归入民商事速裁案件范围,简化审理程序,简化文书样式,简化送达程序,提高审判效率;二是支持地方各级法院对恶意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予以惩戒;三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加强对管辖权异议的规范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依法严惩涉新冠疫苗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依法严惩涉新冠疫苗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2月10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但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传染现象仍有发生,“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作为对抗疫情的终结武器,新冠疫苗对于阻断疫情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安全,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公益性物资。我国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和有序上市,极大地增强了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实力和信心,维护疫苗的生产、流通和接种秩序,对于最终取得抗疫胜利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在新冠疫苗上市初期,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暂时供应稀缺,利欲熏心,通过制假售假、高价倒卖和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擅自进行群体性接种等手段,牟取暴利,有的甚至将假疫苗走私至境外,严重扰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败坏国家形象,这种犯罪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针对涉新冠疫苗犯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坚决予以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依法逮捕、起诉。截至2021年2月10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在21起案件中依法批准逮捕70名犯罪嫌疑人。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全国展开,依法严惩涉疫犯罪,维护防疫秩序的任务更加艰巨。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提高站位,继续发挥介入侦查、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职能作用,坚决遏制各种涉疫苗的犯罪活动,为全国的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为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惩新型涉疫犯罪,现编发涉新冠疫苗犯罪典型案例4件,供办案中参考。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四批
案例一:孔某、乔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假药案
犯罪嫌疑人孔某,男,33岁,大学文化,个体经营者,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乔某,女,29岁,无业;犯罪嫌疑人殷某等,基本情况从略。
2020年8月,孔某、乔某产生制造假新冠疫苗并销售牟利的想法,为此二人通过互联网查找、了解了真品疫苗的针剂样式和包装样式。随后,二人购买预灌封注射器,在酒店房间和租住房内,用生理盐水制造假新冠疫苗。为扩大制假规模,乔某从老家找来亲属、朋友3人帮助制造。制假后期因生理盐水不足,乔某以矿泉水代替。应孔某委托,殷某等3人利用制图技术、印刷技术和印制条件,为孔某设计制作了“新冠肺炎灭活疫苗”标签和包装盒。制作完成后,孔某对外伪称是“从内部渠道拿到的正品新冠疫苗”,销售给王某(另案处理)等人,以致假疫苗流入社会。11月19日深夜,孔某指使他人将制假过程中剩余的包装盒、半成品等运至偏僻处焚烧、销毁。
2020年11月27日,公安机关发现孔某等人的犯罪线索,决定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将携赃款出逃的孔某、乔某抓获,随后相继抓获殷某等人。初步查明,孔某、乔某等人制造并销售假新冠疫苗约5.8万支,获利约1800万元。12月22日,公安机关以孔某、乔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孔某、乔某等人以不具有药物成分的物质制造所谓新冠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98条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假药。参照《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假药劣药认定有关问题的复函》(药监综法函〔2020〕431号)的规定,对于通过“事实认定”确定为假药、劣药的,不需要再对“涉案药品”进行检验。孔某、乔某等人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的规定,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有逃跑、串供或毁灭证据的危险,应当依法予以逮捕。
2020年12月25日,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孔某、乔某等人批准逮捕。
案例二:李某等人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49岁,无固定职业;犯罪嫌疑人陈某、严某等,基本情况从略。
2020年8月起,孔某(另案处理)制造假新冠疫苗并伪称正品对外销售。李某误以为是真品,决定购买。陈某、严某此前因倒卖口罩、防护服等与李某熟悉,二人得到消息后决定从李某手上购买这些疫苗并走私到国外牟利。
2020年11月上旬,李某、陈某、严某等人协商了交易细节和运送分工,并确定陈某、严某向李某购买疫苗2000支,价款132万元。11月10日,李某通过他人以104万元的价格购得孔某制造的疫苗2000支。随后,李某将这批疫苗分装在严某提供的四个保温箱中,通过物流公司经天津空运至深圳。11月11日,李某、严某通过中介将第一批600支疫苗以货运隐藏夹带的方式运至香港,11月12日这批疫苗被运往国外。在11月12日同一天,第二批1200支疫苗被以相同的手段运至香港。本次交易余下的200支疫苗,陈某安排人员运到福建暂存。11月25日,陈某得知行为败露,遂安排人员将存放在香港、福建两地的1400支疫苗全部销毁。
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李某等人的犯罪线索,决定立案侦查,并于11月19日至28日将李某等人相继抓获。12月19日,公安机关以李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李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有逃跑、串供或毁灭证据的危险,依法应当予以逮捕,但涉嫌罪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1条第3款的规定,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罪。主要理由:一是疫苗属于生物制品,未经检疫不得出境,犯罪嫌疑人对疫苗真假的认识错误,不影响走私故意的成立;二是认定为走私犯罪更能完整评价本案行为的性质和危害;三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罪的法定刑较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更重,作定性调整符合“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一般原则。
2020年12月25日,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李某、陈某、严某等人批准逮捕。
案例三:陈某涉嫌非法经营案
犯罪嫌疑人陈某,女,40岁,无固定职业。
2020年10月,陈某的哥哥(另案处理)购买到一批所谓“正规新冠疫苗”。随后,陈某伙同他人高价对外销售,并委托乡村医生林某在住处、汽车内为购买者接种。截至2020年12月,合计为200余人接种500余支,陈某等人得款54.7万元。
2020年12月22日,部分接种群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当日立案侦查并于次日将陈某抓获。案发后,公安机关在陈某住处查获“新冠疫苗”26支,经溯源调查,证实这些疫苗均系用生理盐水灌装的假疫苗。2021年1月19日,公安机关以陈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陈某虽不明知所销售的疫苗系假药,但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公众销售并提供接种服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51条“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50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等国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的规定,陈某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且陈某系与他人共同作案,有串供或毁灭证据的危险,应当依法予以逮捕。
2021年1月25日,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陈某批准逮捕。
案例四:王甲、王乙涉嫌非法经营案
犯罪嫌疑人王甲,男,56岁,企业经营者;犯罪嫌疑人王乙,男,42岁,无固定职业。
2020年9月,某地决定实施秋冬季新冠疫苗紧急接种计划,以“重点人群优先、疫情地区优先”为接种原则,并规定了相应的接种条件。11月中旬,王甲经王乙介绍认识了本地负责接种工作的医院负责人。王甲、王乙商定,高价安排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到该医院接种,借机牟利。随后,王甲通过微信群对外发布广告招揽客源,对有需求者收取高额费用。针对付费人员,王甲通过控制的公司,伪造了企业员工证明、出国务工证明和机票行程单等全套接种证明文件,并由王乙安排到医院接种。截至12月初,王甲、王乙共收取了300余人的费用,并安排其中241人做了接种,获利40余万元。
2020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王甲、王乙的犯罪线索,决定立案侦查,并于12月6日将二人抓获。2021年1月5日,公安机关以王甲、王乙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甲、王乙通过伪造紧急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文件,倒卖接种服务,牟取暴利,扰乱防疫秩序,该行为与高价倒卖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行为,在性质上并无差别,在危害程度上还要更为严重,且二人系利用内部关系作案,社会影响恶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二人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二人的行为牵涉多个环节,有串供或毁灭证据的危险,应当依法予以逮捕。
2021年1月12日,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甲、王乙批准逮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决定,现将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50-153号)作为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新型毒品犯罪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6月21日
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
(检例第150号)
【关键词】
贩卖、制造毒品罪 国家管制化学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毒品含量 涉毒资产查处
【要旨】
行为人利用未列入国家管制的化学品为原料,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明知该成分毒品属性的,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检察机关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审查毒品含量,依法准确适用刑罚。对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收益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1979年出生,原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被告人王某明知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γ-羟丁酸可以由当时尚未被国家列管的化学品γ-丁内酯(2021年被列管为易制毒化学品)通过特定方法生成,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购进γ-丁内酯,添加香精制成混合液体,委托广东某公司(另案处理)为混合液体粘贴“果味香精CD123”的商品标签,交由广东另一公司(另案处理)按其配方和加工方法制成“咔哇氿”饮料。王某通过四川某公司将饮料销往多地娱乐场所。至案发,共销售“咔哇氿”饮料52355件(24瓶/件,275ml/瓶),销售金额人民币1158万余元。
2017年9月9日,公安机关将王某抓获,当场查获“咔哇氿”饮料720余件,后追回售出的18505件。经鉴定,“果味香精CD123”“咔哇氿”饮料中均检出γ-羟丁酸成分,含量分别为2000-44000μg/ml、80.3-7358μg/ml。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2017年10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以王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请批准逮捕。10月18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依法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咔哇氿”饮料中含有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γ-羟丁酸,王某可能涉嫌毒品犯罪。为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王某涉嫌犯罪主观故意开展侦查:一是核查王某的从业经历及知识背景;二是调取王某通讯记录和委托生产饮料的情况;三是调取王某隐瞒饮料成分、规避检查的情况;四是核查饮料销售价格等异常情况。
(二)审查起诉
2017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认为王某在制造饮料过程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以王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审查起诉。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定性存在疑问,继续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一是收集、固定网络检索记录等电子证据,查明王某在生产“咔哇氿”饮料前,已明知γ-丁内酯可生成γ-羟丁酸,且明知γ-羟丁酸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二是收集、固定“咔哇氿”饮料包装标签等证据,结合王某的供述及其与他人的聊天记录,查明王某在家多次实验,明知γ-羟丁酸的性质和危害。三是对查获的饮料取样、送检、鉴定,收集专家的证言,证实γ-丁内酯自然状态下水解可少量生成γ-羟丁酸,但含量不稳定,在人工干预等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含量较为稳定。四是调取快递发货单等书证,查明王某贩卖“咔哇氿”饮料的数量、途径。五是调查王某的涉案财物、资金流向及不动产登记情况,查封、扣押其涉案房产和资金。
检察机关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审查认为,王某明知γ-丁内酯能生成γ-羟丁酸,γ-羟丁酸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而将γ-丁内酯作为原料生产含有γ-羟丁酸成分的饮料并进行销售,饮用后有麻醉、致幻和成瘾等后果,具有制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贩卖、制造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2018年6月15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年1月15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一是“咔哇氿”饮料中含有的γ-羟丁酸,可能是原料自然生成;二是王某没有制造和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三是王某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γ-丁内酯,应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针对第一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公安机关对原料厂商仓库内的γ-丁内酯进行抽样鉴定,未检出γ-羟丁酸成分,而对查获的“咔哇氿”饮料进行抽样鉴定,均检出γ-羟丁酸成分,能够排除“咔哇氿”饮料中γ-羟丁酸系自然生成。二是γ-丁内酯在自然状态下生成的γ-羟丁酸含量不稳定,而以γ-丁内酯为原料人工合成的γ-羟丁酸含量较为稳定,本案查获的“果味香精CD123”和“咔哇氿”饮料中γ-羟丁酸含量均相对稳定,系特定条件下水解生成。三是王某以γ-丁内酯为原料制造混合液体“果味香精CD123”,再以“果味香精CD123”为原料通过特定方法制成“咔哇氿”饮料。在制造“咔哇氿”饮料过程中,虽然“果味香精CD123”被饮料用水稀释,但鉴定意见显示成品饮料中γ-羟丁酸的含量却上升。综上,“咔哇氿”饮料中的γ-羟丁酸不是原料自然生成,而是王某通过加工生成。
针对第二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根据王某所作供述、通讯记录、网络搜索记录等证据,结合王某长期经营酒类、饮料工作经历,能够认定王某预谋用γ-丁内酯生成国家管制的γ-羟丁酸。二是王某通过长期实验制造出“咔哇氿”饮料,其不仅独自掌握配方,且在委托加工时刻意隐瞒使用γ-丁内酯的事实,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证实王某明知γ-丁内酯的特性及加工方法,仍将其作为原料加工生成γ-羟丁酸。三是王某委托生产时要求包装瓶上印刷“每日饮用量小于三瓶”“饮用后不宜驾驶汽车”等提示,配料表上用“γ-氨基丁酸”掩盖“γ-羟丁酸”,且将该饮料以远超“γ-氨基丁酸”类饮料价格销往娱乐场所,证实王某明知γ-羟丁酸的危害性,而将含有该成分的饮料销售。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王某具有制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
针对第三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的,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本案中,王某明知γ-羟丁酸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在生产饮料过程中使用工业用的非食品原料γ-丁内酯生成γ-羟丁酸,以达到麻醉、致幻和成瘾的效果,其行为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构成要件不符,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
另外,公诉人当庭指出,被扣押的两套房产及人民币643万余元,其中有的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部分资产存于他人账户,但均系王某的毒品犯罪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四)处理结果
2020年6月2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百二十七万元;依法没收扣押的用毒资购买的两套房产及违法所得、收益、孳息人民币六百四十三万余元。宣判后,王某提出上诉。2020年9月1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制发检察建议
含新型毒品成分的饮料、食品向社会销售扩散,严重危害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针对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问题,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从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平台、开展综合整治、加强日常宣传及警示教育等方面,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积极整改,对酒吧、KTV等娱乐场所加大监管力度,与卫生部门建立食品风险监测合作机制,加强了联合执法和饮料、食品安全监管。
【指导意义】
(一)对于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的行为,应当区分不同情形依法惩处。行为人利用未被国家管制的化学品为原料,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明知该成分毒品属性的,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行为人对化学品可生成毒品的特性或者相关成分毒品属性不明知,如果化学品系食品原料,超限量、超范围添加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法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如果化学品系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依法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行为人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对于相关毒品成分主观上是否明知,不能仅凭其口供,还应当根据其对相关物质属性认识、从业经历、生产制作工艺、产品标签标注、销售场所及价格等情况综合认定。
(二)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审查涉案毒品含量。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新型毒品混于饮料、食品中,往往含有大量水分或者其他物质,不同于传统毒品。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虑涉案新型毒品的纯度和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及其非法所得等因素,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三)认真审查涉案财物性质及流转情况,依法追缴涉毒资产。追缴涉毒资产是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惩治毒品犯罪质效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对涉案资产进行查封、扣押,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涉案资产,要着重审查性质、权属及流转,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并在提起公诉时提出明确的处置意见。对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收益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
马某某走私、贩卖毒品案
(检例第151号)
【关键词】
走私、贩卖毒品罪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主观明知 非法用途 贩卖毒品既遂
【要旨】
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出于非法用途走私、贩卖的,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评价新型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某某,男,1996年出生,原系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
2020年8月16日,马某某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称有三唑仑及其他违禁品出售。2021年4月16日,马某某通过网络向境外卖家求购咪达唑仑,并支付人民币1100元。后境外卖家通过快递将一盒咪达唑仑从德国邮寄至马某某的住处,马某某以虚构的“李某英”作为收件人领取包裹。
2021年4月20日至25日,马某某以名为“李医生”的QQ账号,与“阳光男孩”等多名QQ用户商议出售三唑仑、咪达唑仑等精神药品,马某某尚未卖出即于同年7月15日被民警抓获。民警在其住处查获透明液体12支(净重36ml,经鉴定,检出咪达唑仑成分)、蓝色片剂13粒(净重3.25mg,经鉴定,检出三唑仑成分)、白色片剂72粒(净重28.8mg,经鉴定,检出阿普唑仑成分)等物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提请批准逮捕。2021年8月20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根据走私类案件管辖规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出检察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通过阅卷审查,承办检察官发现有较充分证据证明马某某实施了通过网络从境外购买、走私精神药品咪达唑仑的犯罪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从其家中搜出的其他精神药品三唑仑、阿普唑仑的来源和用途。对于走私精神药品的目的,马某某时而称拟用于非法用途,时而称拟用于贩卖,可能同时存在走私和贩卖的行为。为查明其主观上是否明知药品性质及危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意见书,引导侦查机关调取马某某任职情况、学历证书、网页截图、网络聊天记录等证据,并查清涉案精神药品的来源和用途。
(二)审查起诉
2021年10月12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走私案件管辖规定,于2021年11月5日将案件报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马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认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种类繁多,马某某案发时并不明知所购买的咪达唑仑、三唑仑等精神药品属于国家管制名录中的毒品,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毒品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一是涉案毒品均已列入向社会公布的《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马某某作为药学专业毕业生和药剂师,具备专业知识,对于精神药品属性具有认知能力。二是据马某某供述,其明知涉案药物不能在市面上随意流通和购买,只能通过翻墙软件、借助境外网络聊天工具购买,并假报姓名作为收货人,通过隐秘手段付款,将精神药品走私入境。后马某某又在网上发布出售广告,称相关药品可用于非法用途,与多名买家商谈价格和发货方式。可见,马某某的行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经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马某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结合马某某的犯罪行为、目的、毒品效能及用量,提出了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马某某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1年12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马某某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人马某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再次表示认罪认罚。马某某的辩护人认为,马某某自愿认罪悔罪,平时表现良好;涉案毒品数量少,未贩卖成功,也未实际使用,属于贩卖毒品未遂。
公诉人答辩指出,对于马某某的认罪态度、平时表现以及涉案毒品数量等情节,已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得到体现。马某某以贩卖为目的走私入境咪达唑仑等毒品,后又在网上发布出售毒品的信息,且与多名买家商谈交易事宜,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既遂。
(四)处理结果
2022年2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马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审查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用途和行为人主观认知,依法认定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性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以在医疗、教学、科研用途合法使用,也会被违法犯罪分子作为毒品使用。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毒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出于其他非法用途,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未核实购买人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具体用途,但知道其不是用于合法用途,为非法获利,基于放任的故意,向用于非法用途的人贩卖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非法用途”,可以从行为人买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是否用于医疗等合法目的予以认定。判断行为人对涉案毒品性质是否明知,除审查其供述外,还应结合其认知能力、学历、从业背景、是否曾有同类药物服用史、是否使用虚假身份交易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准确认定非法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犯罪既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行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
(三)综合评价新型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往往具有数量小、纯度低等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考虑毒品数量、折算比例、效能及浓度、交易价格、犯罪次数、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各种因素。对于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实施其他犯罪的,还应当考量其用途、可能作用的人数及后果、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一条
郭某某欺骗他人吸毒案
(检例第152号)
【关键词】
欺骗他人吸毒罪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情节严重 自行补充侦查 客观性证据审查
【要旨】
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而向他人的饮料、食物中投放,欺骗他人吸食的,应当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为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而欺骗他人吸食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应当加强自行补充侦查,强化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审查,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某某,男,1990年出生,原系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
2015年,郭某某为寻求刺激,产生给其女友张某甲下“迷药”的想法。此后,郭某某通过网络了解药物属性后多次购买三唑仑、γ-羟丁酸。2015年至2020年间,郭某某趁张某甲不知情,多次将购买的“迷药”放入张某甲的酒水饮料中,致其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昏睡等症状。其中,2017年1月,郭某某将三唑仑片偷偷放入张某甲酒中让其饮下,致其昏迷两天。
2020年10月5日,郭某某邀请某养生馆工作人员张某乙及其同事王某某(均为女性)到火锅店吃饭。郭某某趁两人离开座位之际,将含有γ-羟丁酸成分的药水倒入两人啤酒杯中。后张某乙将啤酒喝下,王某某察觉味道不对将啤酒吐出。不久,张某乙出现头晕、呕吐、昏迷等症状,被送医救治。张某乙的同事怀疑郭某某下药,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因案件涉及新型毒品犯罪,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应公安机关商请参与案件会商,根据郭某某给人下“迷药”的事实和证据,引导公安机关从欺骗他人吸毒罪的角度取证,重点调取涉案电子数据及书证。同时,检察机关发现郭某某属于国企工作人员,向公安机关提出收集、固定其岗位职责等方面的证据。2021年1月7日,公安机关以郭某某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立案侦查。
(二)审查起诉
2021年3月2日,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以郭某某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移送审查起诉。审查期间,郭某某辩解对张某甲未使用三唑仑片,对张某乙和王某某使用的“迷药”是在外地酒吧陌生人处购买的“拼酒药”,不知道该药成分,认为可能是高度酒精。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查证毒品来源为主线自行补充侦查,从郭某某上网记录海量电子数据中,发现了其购买药品的名称、药效、使用方法、支付方式、收货地址等诸多细节,最终查明了其在火锅店使用的γ-羟丁酸的来源,形成了客观性证据锁链。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郭某某明知三唑仑、γ-羟丁酸为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在酒水饮料中掺入含上述成分的药物,欺骗多人吸食,其行为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郭某某作为国企工作人员,欺骗多人吸食毒品,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
2021年4月28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郭某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依法提起公诉,结合郭某某的认罪态度提出了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6月3日、8月23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两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郭某某不供认犯罪事实,称对所下药物的成分不明知,药物不是毒品。郭某某的辩护人认为,郭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一是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郭某某给张某甲下的药系三唑仑片;二是郭某某缺乏对其所下“迷药”属于毒品的认知;三是郭某某的行为构成自首;四是郭某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且在本案中未造成被害人成瘾,也未出现严重后果,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公诉人答辩指出,郭某某的行为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且应认定为“情节严重”。一是涉案“迷药”为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三唑仑和γ-羟丁酸。郭某某的网络交易记录、浏览历史记录和聊天记录等客观性证据足以证明其所使用精神药品的药名、药效、购买方式等事实,特别是购买记录与作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和时间间隔对应,结合被害人张某甲、张某乙、王某某的陈述内容,就医症状和鉴定意见等,足以认定涉案“迷药”为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三唑仑和γ-羟丁酸。二是郭某某主观上对“迷药”的性质和毒品性状具有明知。从郭某某与网络卖家的聊天记录、郭某某浏览相关药品信息以及其通过网上邮寄、假名收货的方式进行交易等情节,足以推定其明知此类药物的性质属于毒品。三是郭某某得知他人报案后虽主动投案,但到案后拒不供认主要犯罪事实,不构成自首。四是欺骗他人吸毒罪不需要具备特定的动机或目的,亦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郭某某“为寻求感官刺激”而下药,未让被害人染上毒瘾等不成为否定其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抗辩理由。五是在案证据证实郭某某系国有公司管理人员,且欺骗多人吸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处理结果
2021年8月26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以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郭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1月16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准确认定欺骗他人吸食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性质。当前,一些不法分子给他人投放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案件增多,社会危害性大。对于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而向他人的饮料、食物中投放,欺骗他人吸食的,应当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为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而欺骗他人吸食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二)针对不同情形,依法认定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为毒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镇静、安眠等药用功效,往往成为行为人抗辩其毒品属性的借口,对此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审查。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仍利用其毒品属性和用途的,应当依法认定相关物品为毒品;行为人对于涉案物品系毒品主观上是否明知,应当根据其年龄、职业、生活阅历、有无吸贩毒史以及对物品的交付、使用方式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综合分析判断。
(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依法做好补充侦查工作。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引导侦查机关对新型毒品成分、来源和用途等事实进行补充侦查,制作具体可行的补查提纲,跟踪落实补查情况。必要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自行补充侦查职能,充分发掘客观性证据,尤其要重视电子数据的恢复、勘验、检索和提取,加强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全面、公正评价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后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九条
何某贩卖、制造毒品案
(检例第153号)
【关键词】
贩卖、制造毒品罪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未管制原生植物侦查实验
【要旨】
行为人利用原生植物为原料,通过提炼等方法制成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物质,并予以贩卖的,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引导侦查机关开展侦查实验,查明案件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男,1992年出生,原系某单位医务人员。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间,被告人何某明知某类树皮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网络购买某类树皮,磨成粉末后按特定方法熬制成水溶液“死藤水”,先后三次贩卖给袁某某、傅某某、汪某吸食,非法获利人民币1800元。2019年9月23日,何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其住处查获某类树皮粉末,净重256.55克。
归案后,被告人何某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并查证属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2019年9月1日,公安机关对何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立案侦查。公安机关认为,查获的树皮粉末中检出二甲基色胺,树皮粉末和制成的“死藤水”均是毒品,何某买入树皮加工成“死藤水”销售获利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其应当对查获的树皮粉末以及售出的“死藤水”的总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鉴于本案系新类型案件,应公安机关商请,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检察机关认为,某类树属于原生态天然植物,目前并未列入国家管制,并非毒品原植物,不能仅因其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成分而直接认定为毒品;在树皮实物灭失无法鉴定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何某通过熬制等方式制作出的“死藤水”含有该种成分。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实验,并列明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公安机关按照何某供述的制作方法和流程进行侦查实验,获取“死藤水”样本一份,现场提取、封存并形成侦查实验笔录,该份“死藤水”经送检后检出二甲基色胺成分。
(二)审查起诉
2021年5月11日,公安机关以何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除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何某三次贩卖“死藤水”的犯罪事实外,何某从树皮提炼“死藤水”的行为还涉嫌制造毒品罪。在听取辩护人意见过程中,辩护人提出,无论是何某将树皮磨成粉末的行为,还是对树皮熬制提炼成“死藤水”的行为,都只包含物理方法,不存在化学加工行为,因此也没有产生与树皮有本质区别或是新的国家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其行为不构成制造毒品罪。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第一,制造毒品的行为不仅包括以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还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何某通过特定方法对树皮粉末进行反复熬制,提炼出“死藤水”,目的就是将其中的二甲基色胺从树皮粉末中溶解并浓缩至易于人体服用的液体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树皮的天然状态和效用,该提炼行为将原生植物转变成“毒品”,应认定为制造毒品的行为。同时,何某将制成的“死藤水”贩卖给他人吸食,应当以贩卖、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何某将树皮磨成粉末,改变了树皮的物理形状,未改变其内部成分比例和效用,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制造毒品”行为,故查获的树皮粉末系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不应当将其计入毒品数量。
经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何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据此提出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的量刑建议。何某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
2021年7月1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何某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7月21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被告人何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再次表示认罪认罚,希望从宽处理。辩护人对指控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何某贩卖、制造的毒品数量不多,有立功表现,社会危害性不大,建议宣告缓刑。
公诉人答辩指出,被告人何某多次贩卖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的“死藤水”,且所贩卖的“死藤水”是其本人购入未管制原生植物的某类树皮作为原料,提炼其中的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所制成,应当以贩卖、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何某不仅制造毒品“死藤水”用于自吸,还多次向他人贩卖牟利,结合其犯罪性质及相关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处罚,但不宜适用缓刑。
(四)处理结果
2021年7月29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依法没收扣押在案的“死藤水”、树皮粉末,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八百元。宣判后,何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准确区分利用原生植物制成的毒品和未管制原生植物。根据禁毒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古柯植物、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用于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以国家未管制但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原生植物为原料,通过特定方法,将植物中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提炼制成相关物质,相关物质具有使人形成瘾癖的毒品特征,应当认定为毒品。对于未被国家管制的原生植物,以及通过研磨等方式简单改变外在形态的植物载体,虽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不认定为毒品。
(二)依法认定从未管制原生植物中提炼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行为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的规定,制造毒品是指非法利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或者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或者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行为人明知某类植物系未被国家管制的原生植物,但含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采取特定方法提炼出植物中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改变了原生植物的物理形态,使其具备毒品效用,应当认定为制造毒品行为。行为人从未管制原生植物中提炼出毒品并予以贩卖的,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
(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运用有效的侦查方法。检察机关应当引导侦查机关采取各项侦查措施,全面收集、固定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关于主观明知和制造、贩卖行为认定等方面的证据。在制造毒品方法存疑等情形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引导侦查机关开展侦查实验,列明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依法及时固定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法发〔2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发挥人民法院在服务、保障、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方面的职能作用,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
为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和实践经验,制定以下措施。
一、公正高效审理案件,全面保障诉讼权利
1.坚持公正高效司法,维护台湾同胞的各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依法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逐步享有同等待遇。
2.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投资安全、财产安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3.对台湾同胞、台湾企业因涉及在大陆享有国家各项政策优惠、补贴、奖励、激励、准入等同等待遇产生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
4.依法慎用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限制出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正常生活、经营的不利影响。
5.人民法院决定对台湾当事人采取拘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者逮捕措施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无法通知其家属的,可以通知其在大陆的工作单位、就读学校等。
6.受审在押的台湾被告人,其监护人、近亲属申请会见,经审查认为不妨碍案件审判的,应当准许。
7.对因犯罪受审或者执行刑罚的台湾居民,应当依法平等适用缓刑、判处管制、裁定假释、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
8.向台湾居民送达司法文书,应当采取直接送达、两岸司法互助送达等有利于其实际知悉送达内容、更好行使诉讼权利的送达方式;未采取过直接送达、两岸司法互助送达方式的,不适用公告送达。
9.对涉台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应当依申请或者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在台湾地区的,可以通过两岸司法互助途径调查收集。
10.根据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商事法律的,应当适用,但违反国家法律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适用。
11.依法及时审查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申请;经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经裁定认可的仲裁裁决,应当依法及时执行。
12.涉台案件判决生效后,督促败诉方及时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提高涉台案件执行效率,保障涉台案件执行效果。
二、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13.完善涉台案件诉前、诉中、诉后全流程便民利民措施,为台湾同胞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14.受理涉台案件较多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涉台案件专门立案窗口。为伤病、残疾、老年、未成年的台湾同胞提供立案、送达、调解等方面的便利。适应涉台案件特点,不断完善便利台湾同胞的在线起诉、应诉、举证、质证、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信息化平台。
15.不断完善对台湾同胞的诉讼指导,为台湾同胞编制在大陆诉讼的指导材料。涉台案件较多的人民法院可以开设专门网站、电话、微博、微信等涉台司法服务平台。推广在台湾同胞聚集区、台湾同胞投资区、台湾创业园区等设立法院联络点、法官工作室等司法服务机构。
16.完善各项诉讼服务措施与司法管理设施,便利台湾同胞使用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作为身份证明参与诉讼活动和旁听审判。
17.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当事人委托大陆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转交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公证认证或者履行其他证明手续。
18.经济确有困难的台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可以依法准予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
19.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台湾当事人,主动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台湾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0.对权利受到侵害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台湾当事人,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提供一次性国家司法救助,帮助解决其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
21.台湾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依照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经济困难等有关证明材料,其户籍地难以或者不予提供,而其台湾居民居住证颁发地、在大陆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在大陆的工作单位、就读学校等依照有关规定提供的,可予认可。
三、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健全服务保障机制
22.受理涉台案件较多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审判庭、合议庭、审判团队、执行团队等审判、执行组织,负责涉台案件的审理、执行。未设立专门审判、执行组织的法院可以指定相对固定的人员审理和执行涉台案件。探索建立涉台案件综合审判组织,集中负责涉台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
23.涉台案件分散的地区,可以探索实行涉台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制度。
24.不断完善便利台湾同胞在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新类型法院进行诉讼、维护权利、解决纠纷的制度机制。
25.建立与涉台案件特点相适应的审判管理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办理两岸司法互助案件情况纳入司法统计和绩效考核范围。
26.充分发挥调解机构、仲裁机构作用,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涉台纠纷解决效率,降低纠纷解决成本。
27.支持涉台案件较多的地区设立台湾地区民商事法律查明专业机构、涉台社区矫正专门机构等。
28.及时发布涉台审判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规范性文件和典型案例,探索建立涉台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制度,统一涉台案件裁判标准和尺度。
四、扩大参与司法工作,推动两岸司法交流
29.选任符合条件的台湾同胞担任涉台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为其更好履行职责提供培训等保障。
30.探索聘请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同胞担任人民法院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逐步扩大台湾同胞参与审判工作范围。
31.依法保障获得大陆律师执业证书的台湾居民的执业权利,鼓励其在人民法院参与律师调解等工作。
32.聘请台湾同胞担任人民法院监督员、联络员,以及特邀调解员、家事调查员、心理咨询员、缓刑考察员、法庭义工等。
33.聘请符合条件的台湾同胞担任涉台、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医疗、海事、金融、互联网等审判领域的咨询专家或者鉴定人。聘请对相关法律领域有精深造诣及较大影响力的台湾同胞担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34.推动人民法院与两岸教学、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两岸青年学生教学实践基地。鼓励、支持台湾青年学生到人民法院实习,并积极提供相应便利与保障。积极打造两岸青年学生、青年法官的交流交往平台。
35.鼓励支持台湾法律界人士到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分院研修、培训、讲学,加入中华司法研究会等专业性社团组织,申报人民法院及其主管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发布的司法调研、理论研究课题。
36.鼓励支持台湾各界人士到人民法院参访、交流,参加人民法院举办的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具体落实措施;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统筹谋划,推进落实。各地人民法院出台的有关措施,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台湾司法事务办公室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公告
(法[2016]456号)
根据工作需要,任命王毓莹、司明灯、张颖新、陈宏宇、钱小红、奚向阳、曹刚、龚斌、熊俊勇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任命万挺、王连祥、李桂顺、张能宝、武建华、骆电、郭修江、董华、潘杰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任命马东旭、王展飞、毛宜全、仇晓敏、白雅丽、汪军、张爱珍、周伦军、耿宝建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任命方金刚、刘京川、刘雪梅、刘崇理、刘慧卓、杨立初、梅芳、阎巍、董保军为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任命王丹、王季君、李玉林、李晓云、李智明、杨科雄、张纯、郭载宇、潘勇锋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任命王云飞、冯文生、华伟、李涛、李春、杨卓、汪国献、晏景、崔晓林为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2016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2023年5月5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通过颁布之际,为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宣传,展示人民法院司法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经验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内容简介及全文如下: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区、敏感区,也是世界山地冰川最发育的地区和亚洲多条重要江河的源头区。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质量与功能状况直接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供应、气候系统稳定和碳收支平衡,对于维护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安全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作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之一,强调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党中央印发《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对加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专门部署,提出建立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为走出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贯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依法妥善审理涉及青藏高原的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次发布的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专题典型案例包括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等不同诉讼类型,涵盖森林、高寒草甸、草原、河流、湖泊、湿地、雪山冰川等生态系统要素,涉及青藏高原珍贵濒危和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大江大河源头和重点湖泊保护、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保护、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传统生态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守护国家生态安全边界的有益实践。
2023年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生态环保领域出台的又一部专门法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这一主线,聚焦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特殊问题、突出特点,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治支撑。人民法院将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颁布施行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更好发挥人民法院服务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职能作用,为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一、唐某良等三人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王某前祁连山森林草原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杨某平等六人非法开采若尔盖湿地泥炭案
四、色某等五人盗掘古文化遗址、色某等三人盗窃文物案
五、吾某拉、夏某白危害高原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六、康定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某村民委员会及孟某安等八人非法采矿案
七、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青海省某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诉格尔木市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
九、云南省龙陵县人民检察院诉龙陵县某镇人民政府怠于履行外来物种阻截防控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检察院诉某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矿山修复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唐某良等三人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20日下午,被告人唐某良联系被告人赵某仓、杜某龙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环湖东路羊场附近,使用橡皮艇、船尾机、渔网、水裤等工具捕捞青海湖裸鲤。8月21日凌晨,唐某良驾驶载鱼车辆返回时侧翻,被执法民警查获。当场查获疑似青海湖裸鲤总计重239.65公斤。经鉴定,渔获物为青海湖裸鲤,为修复生态应在青海湖增殖放流裸鲤23965尾,所需费用46971.4元。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唐某良等三人提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唐某良、赵某仓、杜某龙违反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青海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青海湖裸鲤,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遂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拘役六个月不等,没收犯罪工具;同时判决其共同支付生态修复费用46971.4元,并公开赔礼道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泊,在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环湖40余条河流及众多泉水形成大面积的高原湿地,成为候鸟迁徙停留和生息繁衍的天堂。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是青海湖特有野生动物物种,在青海湖“水-鱼-鸟-草地”生态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打击破坏青海湖水生动物资源犯罪,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共同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并组织增殖放流,切实贯彻“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力维护青海湖裸鲤种群数量稳定和生态系统食物链安全,展示了司法守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有益实践。
二、王某前祁连山森林草原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16日,被告人王某前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土林沟青泉一带,参加肃南县某村“祭泉”民俗活动时,使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煨桑”用品。活动结束后,王某前用石块将“煨桑”火种封盖,在未确定火种完全熄灭的情况下离开,致使火种引燃周边干草引发火灾。经鉴定,过火总面积121.69亩,其中乔木林地35.43亩、天然牧草地86.26亩,火灾共烧毁祁连圆柏847株、青海云杉778株、爬地柏842株、锦鸡儿6930丛,损失共计468578元。祁连山林区人民检察院以失火罪对王某前提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甘肃省祁连山林区法院一审认为,王某前因过失引发森林草原火灾,构成失火罪。其行为同时侵害国家林草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遂判处王某前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王某前依据补植工程作业设计完成生态修复义务,逾期未按要求完成修复,承担生态修复费用98.67万元或按照后期评估数额承担相应费用。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祁连山绵亘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涵盖森林、草原、冰川、荒漠等,自然资源丰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在维系高原高寒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案系因野外用火不慎引发森林草原失火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综合研判案件实际情况与当地生态条件的前提下,采纳专业机构意见,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按照专业修复方案对遭受破坏的林草资源予以植被恢复。同时,考虑到祁连山区域内有多个民族居住生活,民族风俗各异,野外用火频次较高,人民法院前往案发地宣判,以案释法,警醒广大群众提高森林草原防火及安全用火意识,在传承民族风俗文化的同时,共同守护好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取得了“挽救一个人,教育一群人,恢复一片绿”的良好效果。
三、杨某平等六人非法开采若尔盖湿地泥炭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至12月,被告人杨某平等六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红原县非法采挖泥炭并出售牟利。经鉴定,六被告人采挖土壤为泥炭土,共采挖1614.65立方米,价值797694.32元。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对杨某平等六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杨某平等六人违反矿产资源法规,擅自进入若尔盖、红原高原高寒沼泽湿地盗采泥炭,谋取非法利益,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认罚和社会危害程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2万元不等,追缴违法所得。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若尔盖湿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湿地总面积约55万公顷,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碳库。这里蕴藏着70亿立方米高原泥炭,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泥炭作为非金属矿产资源,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水源涵养、固碳增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案中,六被告人在若尔盖国家公园禁采区盗挖泥炭,严重影响若尔盖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发挥,破坏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盗采高原泥炭犯罪行为,加强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司法保护,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有力守护了雪域高原生态安全。
四、色某等五人盗掘古文化遗址、色某等三人盗窃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被告人色某、索某、嘎某到西藏自治区普兰县实施盗窃,在居民家中盗得一尊佛像。经鉴定,所盗佛像系镀金铜释迦牟尼坐像,属于三级文物。同年8月,被告人丁某与卫某共谋在西藏自治区札达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谢遗址盗掘佛塔,两人使用十字镐和钢钎对该遗址中最大佛塔的西侧墙体实施盗掘,造成墙体毁损。后卫某与色某、达某、索某商定盗掘佛塔事宜,索某留在车内等候接应,其他三人对遗址进行挖掘。四人盗掘古文化遗址所得文物共33件,其中5件属于三级文物,28件属于一般文物。札达县人民检察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对色某、卫某、达某、索某、丁某提起公诉,以盗窃罪对色某、索某、嘎某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色某等五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及国家对古文化遗址的所有权,以非法获利为目的,私自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色某等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遂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合并执行)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案涉文物依法移交文物管理部门或返还给被害人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厚重、绚丽多姿的青藏高原生态文化。文物和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文化纽带,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本案所涉古文化遗址包括佛殿、望楼、僧舍、佛塔、石窟、防御墙等上百处建筑遗迹,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载体,具有文化宗教研究价值。被告人盗掘、盗窃各类文物30余件,对案涉古文化遗址造成了无法修复的巨大损害。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破坏文物和文化遗产犯罪行为,有效震慑潜在犯罪分子,教育引导公众增强保护意识,对于加大青藏高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弘扬青藏高原优秀生态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五、吾某拉、夏某白危害高原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1日开始,被告人吾某拉在未取得野生动物产品加工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经营一家制作野生动物制品的手工艺品店,非法制作加工没有合法来源的盘羊角及头盖骨、北山羊角及头盖骨、野山羊角等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制品20件,收取加工费2.06万元,价值共计26.65万元。2019年12月,被告人夏某白在吾某拉从巴音库鲁提乡山上采集野生动物角头时,帮助其运输、藏匿野生动物制品132件。经鉴定,其中98件为北山羊制品、24件为盘羊制品、4件为羊角制品,其余6件不能鉴定出物种,价值共计69.5万元。此外,夏某白于2019年1月驾车在三屯碑草原伙同他人捕杀一只北山羊后食用。库尔勒铁路运输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吾某拉、夏某白提起公诉,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对夏某白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吾某拉以盈利为目的,未取得野生动物产品加工经营许可证,制作、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夏某白帮助吾某拉运输、藏匿案涉野生动物制品,逃避检查,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夏某白与他人共同非法猎捕并杀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1只,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吾某拉、夏某白有期徒刑五年、三年五个月(数罪并罚合并执行),并处罚金,追缴犯罪所得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青藏高原涉及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四个地州,主要是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在新疆的区域,平均海拔4400米至5000米,拥有独特的高原生态系统。本案所涉乌恰县位于中国最西端,北接天山山脉西端,南靠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北麓,境内有雪豹、棕熊、鹅喉羚、盘羊、北山羊、野猪、旱獭、雪鸡、石鸡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及紫草、甘草、阿魏、麻黄、车前草、党参、当归、蒲公英、黄芪、锁阳、茯苓等野生药用植物资源。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先天脆弱敏感,自我维持和恢复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修复难度大。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和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力保护青藏高原珍贵、濒危和特有野生动物物种,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六、康定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某村民委员会及孟某安等八人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9年初,被告单位康定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水泥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为解决公司生产原材料紧缺困难,在明知公司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与时任被告单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主任的被告人孟某安协商,达成向同样不具备采矿许可资格的某村收购石灰石的意向,并分别于2019年3月至8月、2020年4月至11月期间在某村非法采挖石灰石1196042.82吨,价值21528770.76元,造成案发地多处大面积原始植被毁损。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对某水泥公司、某村委会及孟某安等八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水泥公司和某村委会及二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挖采石灰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情节特别严重,二被告单位与八被告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根据犯罪事实、社会危害程度、罚金履行能力及主动到案、认罪认罚情节,分别判处某水泥公司、某村委会罚金200万元、1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判处八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至二年不等,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18万元至5万元不等。宣判后,某水泥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青藏高原各类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国家生态安全边界。本案案发地四川甘孜地处青藏高原东南区域,被称为“川西高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及地热温泉等其他自然资源。被告公司与当地村委会共同犯非法采矿罪,非法采挖数量巨大,造成严重矿产资源破坏和巨大经济损失。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犯罪,对于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升当地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意识具有警示教育意义。同时,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被告人主动到案、认罪认罚等情形,对部分被告人依法适用缓刑,有效发挥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势。
七、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某铝业公司)于2015年至2018年之间,长期违反法律规定,超标排放工业气体及颗粒物,在未采取防尘措施的情况下破碎作业,导致粉尘污染,数次被处以行政处罚。某铝业公司对固体危险废物大修渣(废阴极炭块)处置不彻底,将其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共计1500余吨混合填埋在大通河流经区域地下。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某环研所)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铝业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环境损失等。
【裁判结果】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并组织调解,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某铝业公司已经按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及某环研所的诉讼请求,完成废渣处置及大气排放的清理整改工作,案涉场地不再具有环境风险;2.某铝业公司已经按照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完成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3.某环研所为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案件受理费等,由某铝业公司负担。该调解协议经依法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予以确认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大通河系黄河支流湟水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祁连山脉东段,流经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本案中,被告超标排污,违规处置固体废物,造成区域大气和粉尘污染,严重影响大通河流域的地下水质和生态系统,对黄河上游地区的水循环系统及水资源补给造成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督促被告落实整改、及时减损、积极修复,监测数据显示整改后已不再具有环境风险,这起社会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最终以被告公司自愿接受环保社会组织诉讼请求并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方式得以妥善解决。人民法院遵循自愿合法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一方面严守生态红线,确保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另一方面优化多元解纷机制,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助力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有机统一。
八、青海省某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诉格尔木市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格尔木市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发展公司)为矿山企业,2006年与原告青海省某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在案涉租赁场地堆存尾矿渣,直至2016年退租时仍未进行合法处置。经调查评估,上述尾矿渣为第I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周边有枸杞种植地、耕地和地表水流经。因无法与某发展公司取得联系,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向某农垦公司发出督办通知,将历史遗留尾矿渣交由出租人某农垦公司处置。某农垦公司委托专业公司处置后,起诉某发展公司追索由此产生的治理费用2612402.28元。
【裁判结果】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某发展公司负有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及合同终止时将土地恢复原状的义务,反映出某农垦公司可以预见某发展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但其在长达十年的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未对某发展公司持续、大量堆存尾矿渣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要求其依法处置;在合同关系终止后,随即将案涉场地出租给第三人使用,其不作为导致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确定某农垦公司自行承担15%的责任,判令某发展公司承担剩余85%的责任。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生态文明转化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案中,被告在种植地、耕地和地表水流经地周边长期堆存尾矿渣,严重侵害周边生态环境。原告作为土地权利人,对场地租赁方堆存固体废物的行为未尽合理监督义务,在承租方失去联络时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先行承担土地修复治理费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及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确定租赁双方各自分担修复治理费用的比例,对于教育民事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示范意义。
九、云南省龙陵县人民检察院诉龙陵县某镇人民政府怠于履行外来物种阻截防控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1年以来,外来有害物种“红火蚁”入侵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部分地区,龙陵县某镇是被入侵的乡镇之一。2021年12月,龙陵县人民检察院向被告龙陵县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对辖区内红火蚁的阻截防控职责,某镇政府书面回复辖区暂未发现红火蚁。2022年3月,龙陵县人民检察院监督发现,某镇龙山湖公园人行道周围、邦腊掌景区、中心公墓等进行过绿化或草皮移栽的区域有红火蚁蚁巢分布,数量增多,防控形势严峻性加剧,遂对某镇政府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镇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物安全工作负责,负有阻截、防控其辖区内外来入侵物种红火蚁的法定职责,但其未采取有效消杀措施,致使红火蚁侵害进一步蔓延。诉讼中,某镇政府虽对部分区域进行了消杀,但仍存在大量红火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状态。遂判决责令某镇政府继续履行对行政区域内外来物种红火蚁的阻截防控工作职责。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云南保山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是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多样的生物种群。青藏高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生物系统独特而脆弱,外来入侵物种在当地往往没有天敌,其大量繁殖会直接影响当地其他生物数量和种类,甚至对食物链造成灾难性破坏,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严重危害生态安全。本案系因地方政府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外来入侵物种侵害进一步蔓延而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主动作为。判决生效后,被告政府积极采取全面摸排、重点区域消杀诱杀、扩大宣传引导等措施,有效防治了辖区内红火蚁繁殖蔓延。本案审理为人民法院持续加强生物安全保护,防治外来物种侵害,以法治手段保障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十、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检察院诉某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矿山修复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5年10月,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矿业公司)取得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某铬铁矿采矿权。在采矿期限内,某矿业公司造成矿区环境损害面积达14亩,停止开采后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造成矿区岩石裸露、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被告某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7月23日向某矿业公司发出限时整改紧急通知,要求其立即开展环境恢复工作,但该公司未对破坏地区进行治理恢复。朗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9月4日向某自然资源局送达检察建议书,要求其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责,但该局未采取有效措施对案涉矿区进行恢复治理,检察机关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自然资源局应依法积极履行对案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监督管理职责,其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要求某矿业公司开展环境恢复工作效果不明显,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仍未采取积极措施,案涉矿区环境治理恢复工作始终未能开展,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遂判决确认某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其依法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西藏林芝地区资源丰富、拥有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素有“西藏江南”“雪域明珠”的美誉。案涉矿区开采期间造成的环境损害面积较大,地表植被和区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职能部门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要求其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判决生效后,被告单位采取土地复垦等措施对案涉矿区进行环境修复治理,已取得初步治理成效,后续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本案处理对于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意识、规范履职行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引导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依法履行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责任,加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协同保护、特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通知
(法明传[2017]455号)
变卖是执行程序财产处置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明确规定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变卖的,参照《网拍规定》执行。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后进行网络司法变卖的,各地法院操作不统一,为规范人民法院网络司法变卖行为,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的衔接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关于网络司法变卖平台选择的问题。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后,人民法院采取网络司法变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中的平台上实施。原则上沿用网拍程序适用的平台,但申请执行人在网拍二拍流拍后10日内书面要求更换到名单库中的其他平台上实施的,执行法院应当准许。
二、关于发布网络司法变卖公告期限的问题。网拍二拍流拍后,人民法院应当于10日内询问申请执行人或其他执行债权人是否接受以物抵债。不接受以物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网拍二拍流拍之日起15日内发布网络司法变卖公告。
三、关于网络司法变卖公告期、变卖期的问题。网络司法变卖期为60天,人民法院应当在公告中确定变卖期的开始时间。变卖动产的,应当在变卖期开始7日前公告;变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变卖期开始15日前公告。变卖公告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变卖财产、变卖价、变卖期、变卖期开始时间、变卖流程、保证金数额、加价幅度等内容,应当特别提示变卖成交后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关于变卖价确定的问题。网络司法变卖的变卖价为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价。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领会《网拍规定》关于确定一拍、二拍起拍价的精神,在评估价(或市场价)基础上按《网络规定》进行降价拍卖。
五、关于竞买人资格确定的问题。竞买人交齐变卖价全款后,取得竞买资格。竞买人可以向法院指定的账户交纳,也可以在变卖平台上在线报名并交纳。竞买人向法院指定账户交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过操作系统录入并推送给确定的变卖平台。
六、关于网络司法拍卖变卖流程问题。变卖期开始后,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即可以出价。自第一次出价开始进入24小时竞价程序,其他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竞价程序内以递增出价方式参与竞买。竞价程序参照《网拍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进行,加价幅度参照我院法明传(2017)第253号通知要求进行设置。竞价程序内无其他人出价的,变卖财产由第一次出价的竞买人竞得;竞价程序内有其他人出价的,变卖财产由竞价程序结束时最高出价者竞得。变卖成交的,竞价程序结束时变卖期结束。
七、关于网络司法变卖结束后相关事宜处理的问题。变卖成交的,由平台以买受人的真实身份自动生成确认书并公示;变卖期内无人出价的,变卖期结束时变卖程序结束,相关财产按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依法处置。
八、关于变卖成交后买受人不交纳尾款如何处理的问题。经过竞价变卖成交后,买受人反悔不交纳尾款的,从所交纳变卖价款中扣留变卖公告中所确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扣留的保证金参照《网络规定》第二十四条处理,买受人反悔不交纳尾款导致人民法院重新变卖的, 原买受人不得再次参与竞买。
九、关于未经拍卖直接变卖财产如何处置的问题。未经拍卖直接变卖的财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进行变卖。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指导辖区内法院认真学习本通知精神,按通知要求开展好网络司法变卖工作。我院已根据上述规则要求各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程序改造,同时一并开发内网变卖操作系统,系统具体上线时间及操作手册将另行下发。请各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中注意收集辖区内法院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及时报告我院。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7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33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33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离婚干预项目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指出了当今社会离婚率高涨,婚姻关系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多部门联合实施离婚干预项目的建议,对于人民法院改进司法审判工作,更好地司法为民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离婚案件的审判工作,并从维护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的宗旨出发,对离婚案件审判持谨慎态度。在制定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中采取多种措施,尽量挽救每一个有复合希望的家庭,具体包括以下举措:一是第一次起诉离婚一般不予判离。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即除非存在婚内出轨、家庭暴力等严重影响夫妻一方身心健康的情节,否则对于第一次起诉的离婚案件,一般判决不予离婚。二是就第二次起诉设置冷静期。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七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进一步补充规定,原告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法院不予受理。三是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法官会从多角度对夫妻双方进行说服教育和劝导,夫妻双方感情并未彻底破裂的,尽量引导夫妻双方重归于好。
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立案窗口建设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的工作中,很多法院已建立起诉前调解室。各地法院对纳入诉前调解的案件类型规定尚未完全统一,但绝大多数地区法院将离婚纠纷的调解工作前置,已将离婚纠纷案件纳入必须进行诉前调解的案件类型,对于降低离婚率,妥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切实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和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全国妇联等15家部门成立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目的就是突破改革的瓶颈,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改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调研,吸收一些地方法院在离婚案件诉前调解工作中取得的好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进一步探索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各类社会组织,引入多方力量参与到诉前调解工作中的方式,实施多项目的离婚干预,引导当事人积极化解婚姻家庭中的矛盾,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7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7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2018年4月)
目录
1.江苏无锡市张承兵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洪立洲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黄孟浩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2.北京海淀区宗冉、陈令杰、王旭侵犯著作权案;
3.陕西商洛市聂忠桥、吴传霞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4.天津河北区魏伟、张玉鹏等7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5.云南曲靖市赵广生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6.四川成都市林文勇、马骏、张翔侵犯著作权案;
7.安徽合肥市徐林、李玉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8.山东沂水县刘竹丽、刘竹春非法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9.福建宁德市张五堂、钟开富侵犯商业秘密案;
10.湖南长沙市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因著作权侵权纠纷申请支持起诉系列案。
典型案例一:
江苏无锡市张承兵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洪立洲等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黄孟浩非法制造、销售
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一、案件事实
(一)假冒注册商标部分
1. 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间,由被告人张承兵提议,被告人王家财、徐绍兵与张承兵三人经合谋并共同出资,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假冒使用美国玛氏公司的“德芙DOVE”注册商标,在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华特橡塑厂内生产、制作巧克力并进行销售,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2103850元。
2016年1月7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王家财、张承兵、徐绍兵进行生产的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华特橡塑厂内查获假冒的散装“德芙”巧克力12100粒、整箱“德芙”巧克力153箱计306000粒。
2. 2015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王家财、胡克华经合谋,由王家财负责出资、生产,胡克华负责联系制作商标标识,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假冒使用意大利费列罗集团的“FERRERO ROCHER”的注册商标,在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喇叭口大道一处民房内生产、制作巧克力。后被告人王家财以每箱人民币400元的价格,销售给洪立洲、徐中生、林瑞平等人假冒的“费列罗”巧克力计300箱,非法经营数额计人民币118700元。
2016年1月8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王家财、胡克华进行生产的民房内查获假冒的“费列罗”巧克力18360粒。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
2014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洪立洲明知从被告人王家财处购得的“德芙”巧克力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在其经营的无锡市新吴区塘南招商城副食品市场店铺内销售给被告人徐留军假冒的“德芙”巧克力749箱,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462500元。
2014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徐留军明知从被告人洪立洲处购得的“德芙”巧克力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在江苏省溧阳市将上述749箱假冒的“德芙”巧克力销售给叶玉庆,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570840元。
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被告人钱社明明知从被告人张承兵处购得的“德芙”巧克力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众彩物流农副产品配送中心销售给孔令金假冒的“德芙”巧克力约600箱,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302200元。
2016年1月7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洪立洲经营的无锡市新吴区塘南招商城副食品市场100号及7号、14号仓库内查获假冒的“费列罗”巧克力5370粒。2016年1月20日,公安机关在叶玉庆处查获假冒的“德芙”巧克力139箱。
(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部分
2015年9月至11月,被告人黄孟浩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制造印有费列罗集团的“FERRERO ROCHER”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纸5万张、底版纸5万张、圆形小贴纸100万余枚,后被告人黄孟浩将上述商标标识以人民币10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被告人王家财。
二、诉讼过程
2015年5月7日,原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治安大队、旺庄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塘南招商城副食品市场100号鸿运喜铺涉嫌销售假冒的德芙巧克力,店方负责人洪立洲等人有犯罪嫌疑。公安机关接报后,对该案立案侦查。原无锡市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了解情况后,及时、主动派员介入,对该案进行引导取证,并及时对符合逮捕条件的涉案人员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16年4月6日,原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张承兵、王家财、徐绍兵、胡克华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徐留军、洪立洲、钱社明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黄孟浩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0月20日向原无锡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月17日,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原无锡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承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5万元;被告人王家财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4万元;被告人徐绍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3万元;被告人徐留军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有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横跨苏浙皖三省四地、大量制贩国际知名品牌“德芙” “费列罗”巧克力的窝案,系公安部2016年“利剑”行动督办案件之一。无锡高新区(现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情况通报后,第一时间选派“知识产权办案专业小组”业务骨干迅速介入引导侦查,与无锡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及原新区分局专案组民警多次商讨,并根据案件定性走向提出收集证据的建议。
首先,针对不同罪名提出如何重点取证的建议。本案涉及了侵犯注册商标犯罪全部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三个罪名。介入的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就取证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分别提出意见。如共性的问题,即主观明知的认定,尤其是在生产者与销售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调取客观性证据进行司法认定,检察官建议要结合洪立洲、徐留军等人的进货渠道、销售价格、会计账目、销售手段、知识经验、生活环境等多方面调取证据。针对不同罪名涉及的关键性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取证意见,如关于张承兵、王家财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金额,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查明涉案的销售侵权产品实际销售价格、标价、销售产品的货值金额,便于后续犯罪金额、犯罪形态的认定。
其次,提出对涉案商品是否属于伪劣产品进行鉴定的建议。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侵犯商标类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系,即行为人侵犯商标类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可能存在想象竞合。对于制假行为是否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关键在于产品是否“劣”。故建议公安机关对涉案扣押的物证进行鉴定,查明涉案巧克力是否属于伪劣产品。
第三,提出雇员行为如何认定的建议。本案行为人不仅自己实施了侵犯注册商标权行为,同时也雇用大量人员为其加工、生产侵权产品,甚至进行管理和经营,为避免打击面过大,又要做到不枉不纵,检察官从共犯原理角度,提出两方面取证建议:即雇员的主观明知和在生产、加工或管理中的行为相结合进行认定,建议公安机关查明雇员在犯罪中的主观明知及客观行为。公安机关通过梳理涉案银行交易明细等客观证据,及时调整侦查方向。
同时,该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对两名确有认罪悔罪表现、愿意缴纳保证金、已不需要继续羁押的被告人,依法向法院建议变更强制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该案的成功办理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高度重视,有力地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商品犯罪活动。
典型案例二:
北京海淀区宗冉、陈令杰、王旭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开始,被告人宗冉伙同被告人王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幻想纵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存储在云服务器上。被告人宗冉负责编写程序,使微信公众号可依据指令将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作品推送到指定邮箱,实现传播文字作品的功能。
2015年8月,被告人陈令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被告人宗冉、王旭支付合作费用,获得上述传播文字作品功能的权限。被告人王旭提供个人支付宝账号收取合作费用。后被告人陈令杰通过淘宝网店“墨墨的图书小馆”“优加云推送”销售激活码,用户使用该激活码在被告人陈令杰运营的“优加书院”“优加云推送”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操作后,可通过邮箱获得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作品。
经查明,涉案作品侵犯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器在北京市海淀区)、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幻想纵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享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文字作品共计700部。
2017年5月5日,被告人宗冉、陈令杰、王旭先后被抓获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二、诉讼过程
2017年4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接到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报案,遂立案侦查。2017年6月3日,经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被告人宗冉、陈令杰、王旭执行逮捕。2017年12月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宗冉、陈令杰、王旭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2018年1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陈令杰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宗冉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判处王旭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宗冉、陈令杰、王旭均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国内首例利用电商、社交、云存储多平台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案件,三名被告人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云存储平台存储侵权资源,利用通讯协议端口搭建社交平台与侵权资源的联系,后在电子商务平台向互联网用户销售获得侵权作品的“通行证”激活码,实施的是一种利用多平台领域相互关联作用的侵权行为,作案手段隐蔽、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给著作权人造成严重损失。在案件受理之初,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即利用专业化办案优势,组织骨干办案力量,向前延伸引导侦查,传导庭审证明标准,促使提高侦查质量;向后提高出庭指控犯罪的能力,通过庭审中高质量的控辩对抗,确保法庭公正裁判。
第一,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打牢指控基础。一是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传导庭审证明标准。在本案提请逮捕之前,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便应公安机关的请求,指派具有此类案件办理经验的检察官及时介入侦查,向侦查机关建议侦查方向,锁定关键证据,强化规范取证意识,初步保障了案件质量。二是引导相关人员科学规范举证。检察官多次在该院接待被害公司法务,引导其提供配套侵权证明文件,出具被侵权作品的总数和被侵权作品的明细。本案涉及海量电子证据,电子证据具有易被修改或灭失的特点,取证难度大、取证规范化要求高。为此,检察官多次邀请公安机关网安、法制、派出所来该院进行沟通,要求侦查机关通过远程勘验、委托公证等多重手段固定和提取关键证据,保证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在案证据的完备性及规范性。三是坚持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双管齐下,更多掌握工作主动权。
第二,强化指控和证明犯罪主体作用,确保指控精准。一是庭审中积极应对,确保精准指控。在庭审中,检察官通过合理有序的举证示证,向法庭完整展示被告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多平台的交互功能,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文字作品和营利的过程。检察官并就“作品数量的认定”“涉案淘宝店铺销售金额”等核心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答辩,通过控辩对抗确保指控的准确性。二是教育被告人当庭悔罪,确保庭审效果。在发表公诉意见阶段对被告人进行适时有力的法庭教育,说明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多名被告人当庭悔罪,表示服从判决,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案例三:
陕西商洛市聂忠桥、吴传霞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4月,被告人聂忠桥与杜国华(另案处理)商议在陕西省商洛市推销茅台酒。同年5月,杜国华以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熟悉,可以购买到低于市场价的飞天茅台酒为诱饵,向商洛市金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麻浩奇推销茅台酒。5月23日,被告人聂忠桥、吴传霞伪造虚假身份证,以聂忠强、吴传英的名义连同杜国华和金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茅台酒购销协议书,协议规定:价格按市场价随机协商,确保所购商品为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合格商品。后聂忠桥和吴传霞以每瓶300元的价格向杜国华销售飞天茅台酒,再由杜国华以每瓶780元到750元的价格先后多次销售给商洛市金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案发前,聂忠桥、吴传霞通过杜国华共销售给商洛市金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飞天茅台酒650箱(每箱6瓶),合计3900瓶,销售金额117万元。该批酒部分流入市场后被发现,公安机关追回2951瓶。经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检验,该批茅台酒属于侵犯该公司“贵州茅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经商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追回的“茅台酒”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的要求。2017年2月、3月,被告人聂忠桥、吴传霞先后被抓获归案。
二、诉讼过程
2016年7月22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报案,商州分局于同年8月10日对聂忠桥、吴传霞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2017年4月28日,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对聂、吴二人批捕。7月6日,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对聂、吴二人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同年10月22日,商州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聂忠桥有期徒刑四年,罚金80万元;判处被告人吴传霞有期徒刑二年,罚金40万元。宣判后,聂忠桥提出上诉。2017年12月25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聂忠桥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判处吴传霞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40万元;对聂忠桥、吴传霞违法所得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88.53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三、典型意义
聂忠桥、吴传霞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涉及假酒数量多、金额大,且跨省市作案,犯罪涉及面较广,取证难度大,为确保从上线到下线,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环节,全方位打击侵权假冒领域刑事犯罪,检察机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扎实工作,确保了案件顺利批捕、起诉和判决:
第一,坚持提前介入,围绕关键证据引导侦查取证。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对“侵权假冒”案件适时介入,有效开展工作。检察机关通过提前阅卷及时发现证据链条缺失问题,通过案件讨论有效解决案件认识问题,通过联席会议及时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并对假酒的数量、金额及时提出鉴定认定意见,结合案情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调取涉案假酒流通单等书证,佐证并查实涉案假酒数量的侦查方向,为案件顺利批捕打下了扎实基础。
第二,加强法律监督,确保打击侵权假冒力度和效果。本案系商州区院在办理其上线杜国华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审查逮捕案件中发现,为了确保全方位严打侵权假冒刑事犯罪,商州区院从详审案卷材料入手,寻找犯罪上线、下线、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相关犯罪及人员,框定犯罪嫌疑人,通过讯问杜国华,询问证人,最终成功锁定聂忠桥、吴传霞涉嫌犯罪相关事实,但因当时聂忠桥、吴传霞下落不明,公安机关未立案,商州区院及时监督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对该二人立案侦查,并在聂忠桥、吴传霞归案后依法快速批捕,确保了打击力度和效果。
第三,强化跟踪监督,推动形成打击侵权假冒合力。一方面,在认真分析案件事实还不全面、证据链条还不完整等问题的基础上,批捕同时向公安机关送达《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有针对性地定期联系公安机关掌握补侦进展,督促落实补侦意见;另一方面,发挥侦、捕、诉衔接机制作用,积极协同配合共同解决案件侦查中的新问题,提升诉讼效率,促进形成打击合力。
第四,延伸检察职能,促进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通过案件的办理,商州区人民检察院积极联系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建立健全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常态化工作制度,如完善了商州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细则》、针对监管漏洞向工商局、科技局提出防治对策六条,并在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建议下,全区联合开展了烟酒市场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大排查活动,促进和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
本案的办理有效打击了侵权假冒刑事犯罪,有力震慑了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职能和作用,取得了执法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典型案例四:
天津河北区魏伟、张玉鹏等七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HAIOU海鸥” “GOLD SEA-GULL” “SEA-GULL”系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鸥公司)注册的商标,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华老字号。2013年至2016年7月5日间,被告人魏伟(系海鸥公司原职工)为牟取非法利益,伙同张玉鹏在未经海鸥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从他处订制假冒的海鸥手表零配件及说明书、外包装盒、提袋等,雇佣魏近东、闫海伶、周海永、杜学亮、孙凤龙先后在天津市、河北省组装假冒的海鸥手表(商标包括“HAIOU海鸥”“GOLD SEA-GULL”“SEA-GULL”), 并利用“绝对大当家”“小小马9988”等六家淘宝店铺在网上以正品海鸥表进行宣传,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公开对外销售。魏伟、张玉鹏自2014年7月29日至2016年7月5日通过网上店铺销售金额共计2000万余元,违法所得178万元。
后公安机关在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春和仁居查获26种不同型号的假冒海鸥手表886块、大量手表零配件、说明书、外包装盒、提袋以及作案工具等。经鉴定,被查获的886块假表价值54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4年3月27日,海鸥公司向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报案称,有人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淘宝网”上销售假冒的海鸥手表,致使该公司销售额急剧下降,年损失近千万元人民币。河北分局经侦查发现***燕等人在淘宝网站注册“绝对大当家”等店铺销售假冒海鸥手表,遂于2014年3月31日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其立案侦查,并根据线索于2016年7月5日在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春和仁居当场查获大量组装好的假冒海鸥手表。同年8月11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批准逮捕魏伟、魏近东、周海永,并于2017年4月5日对魏伟等7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6日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7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不等,并处罚金116万元至3000元不等。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天津海鸥牌手表系我国知名的民族品牌。主犯魏伟系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职员工,由于能够第一手接触各类正品海鸥表,其通过定制仿造配件私自组装、仿真度高,其售卖假冒海鸥表具有较强迷惑性,消费者不易辨认。
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取证难度特别大。本案的涉案销售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且通过网上平台销售至全国各地,交易时间长、次数多、涉及地域广。检察官积极认真履职,提前介入案件侦查,并在审查逮捕过程中,认真梳理证据,针对商标延展期不明、淘宝销售记录缺乏来源说明等问题详细列出补充侦查提纲,督促公安机关前往阿里巴巴公司调取涉案淘宝网店的销售记录。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通过认真梳理补充侦查的数万条交易记录,确定两万余条涉案交易信息,击破主犯所谓的存在“刷单”的辩解,成功追加犯罪销售数额2000余万元,并得到法院的认可。案件办理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办案分析,针对被侵权企业在管理中的漏洞以及对自身品牌保护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同时针对网络监管的力度问题,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成功办理本案凸显了检察机关打击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水平不断提升,彰显了检察机关对民族品牌、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的保护力度。
典型案例五:
云南曲靖市赵广生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被告人赵广生、刘天全合伙在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漾月街道落龙村广生生物有机肥料公司生产劣质硅钙肥并销售,由于销路不好,被告人刘天全、赵友明、刘启光、平顺涛等人与赵广生商量以每吨180元的价格向赵广生等人购进其生产的劣质硅钙肥,并假冒云南昆阳磷肥厂有限公司生产的“昆磷牌”钙镁磷肥、“乌龙牌”钙镁磷肥、玉溪银河磷化有限公司生产的“玉溪”牌钙镁磷肥、贵州胜境化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胜境牌”钙镁磷肥等商标进行销售。被告人赵华先明知被告人赵广生未经注册商标人许可,使用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还帮助实施上述行为。经查,被告人刘天全、赵广生、赵友明、平顺涛、刘启光使用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非法经营数额分别为8.8万余元、11万余元、7.7万余元,6.2万余元、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通过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师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赵广生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师宗县公安局没有在《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规定时间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遂于2016年3月17日向师宗县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同日,师宗县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4月22日,师宗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批准逮捕刘天全、赵广生、赵友明、刘启光4人。该案于2016年6月22日师宗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2月27日师宗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7年6月9日师宗县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决刘天全、赵广生、赵友明、平顺涛、刘启光、赵华先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11万元至2万元不等。6名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假冒品牌化肥不仅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侵犯了广大农户、经营者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严厉打击。近几年,检察机关先后开展了危害民生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对重点领域的刑事犯罪予以集中打击,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案系检察机关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继而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最终成功追诉一起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案例。师宗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机关建立了案件咨询、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借助于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知情渠道的畅通。检察机关发现监督线索后,积极联系公安机关并形成工作合力,列出详细的取证清单和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有效打击了犯罪,共同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
典型案例六:
四川成都市林文勇、马骏、张翔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07年3月以来,被告人林文勇(网名:LEO)在网站上创建“轻之国度”论坛(www.lightnovel.cn),并在该论坛上发布日本原著未经授权轻小说提升论坛人气,后吸引广告商前来投放广告牟取利益。被告人张翔经林文勇许可进入“轻之国度”论坛并参与网站管理,在明知该网站发布侵权小说牟利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负责小说的中文翻译和电子书的组织管理工作。该网站未经权利人授权,非法发布日本原著文学作品800多部,共收取广告费231273.6元。被告人马骏建立“轻之文库”(www.linovel.com)网站,复制“轻之国度在线轻小说”网站数据到“轻之文库”网站,吸引广告商前来投放广告谋取利益,后其将“轻之文库”网站以10万元人民币出售。该网站未经权利人授权,非法发布日本原著文学作品1400多部,共收取广告费47950元。
二、诉讼过程
林文勇、马骏、张翔侵犯著作权一案,由腾讯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报案至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公安局,双流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4日立案侦查,同年11月10日三人被双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17日,林文勇、马骏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张翔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14日,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分局(原成都市双流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22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以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双流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2017年2月24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被告人林文勇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以被告人马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以被告人张翔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林文勇、马骏、张翔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该案为公安部、国家版权局挂牌督办案件。本案中,涉案网站侵权时间跨度十年,非法发布日本原著文学3000余部,具有调查取证时间跨度大、取证难度大、媒体与社会各界关注度高等特点。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调取了日本株式会社KADOKAWA授权书声明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等书证,夯实了林文勇等三人侵犯著作权的犯罪事实,并准确区分了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其依托网站收取广告费用的非法经营数额,做到了精准指控,效果良好。本案的查处,体现了网络背景下刑法对社会生活调整的维度和方法,对规制网络服务行为、深入理解网络环境下“复制发行”的含义、准确把握网络侵犯著作权、尤其是涉外侵权的取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典型案例七:
安徽合肥市徐林、李玉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本案所涉特百惠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以生产经营塑料保鲜容器闻名,被告人徐林、李玉福原系特百惠(中国)公司的分销商,2012年11月,二人以徐林的身份信息在淘宝网注册成立“特百惠店铺”网店(店铺号117683)。2015年6月,徐林、李玉福开始在网上联系低价购进假冒“Tupperware”注册商标的水杯和包装盒,包装后通过网店对外进行销售牟利。经查,2015年7月11日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二人通过该淘宝网店“特百惠店铺”共计对外销售标有特百惠“Tupperware”注册商标的四种规格塑料水杯共计2108369.56元,扣除其中约20万元正品销售额,共计销售假冒“Tupperware”注册商标的水杯19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16年8月15日,安徽省肥西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称,有人在淘宝网销售假冒“特百惠”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巨大,肥西县公安局遂于当日立案侦查。同年9月20日,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两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同年11月20日,肥西县公安局向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7年2月24日,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合肥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同年5月31日,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徐林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判处李玉福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徐林、李玉福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重大的通过淘宝网店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案发后,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联系,及时介入引导侦查,就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非法经营数额等问题提出侦查取证方向。针对公安机关认定的涉案金额过低的情况,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调取相关销售记录,科学确定计算方法,最终准确认定涉案金额为1908369.56元,这也是被告人被科以重刑的重要依据。在审查案件中,检察机关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依法从快批捕、起诉,确保了犯罪分子及时受到应有刑事处罚。此外,在办理该案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进一步总结工作经验,探索建立重点企业联系备案制度,强化对知识产权的靠前保护;进一步完善对重大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提前介入制度,提升打击力度和效率;注重结合典型案例,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宣传力度,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打击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良好氛围。
典型案例八:
山东沂水县刘竹丽、刘竹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件事实
(一)刘竹丽、刘竹春非法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部分
2016年9月以来,被告人刘竹丽经刘竹春联系并帮助,从福建晋江邹志平(已判决)等人处购进15万余元的假徐福记酥心糖包装膜销售给他人并牟取非法利益。
2016年6月30日,被告人刘竹春将价值16560元的假徐福记酥心糖包装膜销售给他人并牟取非法利益。
(二)刘竹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
2016年9月以来,被告人刘竹丽从王进发(另案处理)处购进40余万元的大白兔奶糖、阿尔卑斯棒棒糖等假冒产品,后销售给孙洪强(另案处理)等人予以牟利。
2016年11月以来,被告人刘竹丽从他人处购进1800余件假冒的徐福记酥心糖,后销售予以牟利,涉案价值28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7年2月7日,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提请对被告人邹志平批准延长羁押案件时发现,涉案人刘竹丽、刘竹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符合立案条件,但公安机关未立案。2月20日,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向沂水县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2月27日,沂水县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同年12月15日,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2018年1月30日,刘竹丽因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刘竹春因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万元。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检察官在办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中发现线索进而成案的。检察官积极履职,确保案件的办理取得良好成效。
第一,强化延押案件实体审查把关,依法监督立案。该案系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材料中发现监督线索的案件。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中,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提交的案件材料。发现刘竹春、刘竹丽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线索后,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核实公安机关在逮捕后的侦查阶段调取的新证据等,并加强与公诉部门沟通,经讨论认定现有证据已达到立案标准,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第二,注重跟踪监督和引导取证,确保监督效果。该案监督立案之初,在案证据仅能证实两名被告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涉案价值刚刚达到追诉标准。被告人刘竹丽因身体原因,不适合羁押,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在监督立案后,并未因此放松跟进监督,而是始终保持与公安机关的密切沟通,引导公安机关对言词证据等相关证据进行固定和收集,根据取证情况适时建议公安机关追加罪名,有效提高了案件质量,加快了诉讼进程,增强了监督效果。
第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涉案主体系小作坊,不仅产品质量无法保障,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且因涉及假冒多家知名食品商标,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本案随着侦查的深入和案件证据的进一步完善,发现被告人涉嫌的多起犯罪事实,最终刘竹丽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该案在侦查中发现的另两名同案犯王进发、孙洪强分别被判处刑罚,有力地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典型案例九:
福建宁德市张五堂、钟开富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被告人张五堂、钟开富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系校友,先后供职于福建省宁德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能源公司),二人在任职期间,违反与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及公司保密制度,将时代新能源公司研发的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通过外网邮箱以邮件方式泄露给他人,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给时代新能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5月份,被告人钟开富和张五堂通过各自网易邮箱与腾讯qq邮箱相互转发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从宁德新能源有限公司授权取得的含有SiO烧结设备、硅材料开发指标、SiO工艺流程等技术信息材料,而后被告人张五堂通过腾讯qq邮箱将含有SiO烧结设备、硅材料开发指标、SiO工艺流程等信息材料发送给东莞市凯永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彭勃,获得20万元, 钟开富和张五堂各分得10万元。经北京京洲科技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SiO烧结设备、硅材料开发指标、SiO工艺流程在2014年7月31日以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其中SiO烧结设备与SiO工艺流程具有同一性。经北京中润达会计师事务所评估,SiO烧结设备--氧化硅烧结炉与SiO工艺流程中SiO制备粒径分级设备--气流分级机的价格总计76万元人民币。
2.2016年5月份,被告人张五堂通过其腾讯qq邮箱将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研发的含有N1拉线开发中工艺文档中记载的磷酸铁锂电池制作工艺信息中的“YT86/YT120”和“YT86/YT120补锂”型号的工艺信息、阳极补锂、冷压- Pinch的技术信息与KTList的经营信息等发送给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的李向前,获得30万元。2016年12月份,被告人张五堂又通过其腾讯qq邮箱将含有N1拉线开发中工艺文档中记载的磷酸铁锂电池制作工艺信息中的“YT86/YT120”和“YT86/YT120补锂”型号的工艺信息、阳极补锂、冷压- Pinch的技术信息与KTList、N1设备价格清单的经营信息等发送给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的李永富,未获得现金。经北京京洲科技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信息在2017年3月以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经北京中润达会计师事务所评估,N1拉线开发项目研发过程中采购的物料及工夹具的成本为78万元。
二、诉讼过程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接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报案,于2017年2月16日对钟开富、张五堂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4月28日向宁德蕉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该院于5月5日对该二人作出批捕决定。同年7月5日蕉城分局向该院移送审查起诉,该院经审查于8月18日向蕉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1月10日蕉城区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五堂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被告人钟开富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蕉城区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工作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敢于办案与善于办案相结合,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案件初期,该院提前介入,实时跟踪监督案件后续侦破进展情况。通过多次与办案民警沟通探讨,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对案件构罪起关键作用的证据材料,如被告人邮箱内相应信息与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拥有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锂电池相关信息是否具有同一性等。案件进入检察院环节后,指定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负责审查批捕、起诉工作,通过全面审查证据和集体讨论的方式,从案件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层层剖析,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最终依法认定张五堂、钟开富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此外,蕉城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办案认真开展调研,针对新能源公司在员工法制教育、保密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及时向该公司发出检察建议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典型案例十:
湖南长沙市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因著作权侵权纠纷申请支持起诉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发现长沙市天心区湘府吉园娱乐城、黎庆,未经授权,擅自在其经营的KTV娱乐场所内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放映《刀马旦》《真情人》《You And Me(你和我)》《我的野蛮女友》等200首MV音乐电视作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且自身维权受阻,拟通过诉讼途径维权,并申请天心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二、诉讼过程
2017年2月20日,音集协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提交20起案件支持起诉案件申请。该院经审查认为,长沙市天心区湘府吉园娱乐城、黎庆侵权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侵犯了申请人的著作权。该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申请人的正当权益,还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于同年3月15日向天心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并出庭支持起诉。在检法两院的共同努力下,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和解协议。2017年5月22日,法院根据音集协的申请,作出撤诉裁定。
三、典型意义
一是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KTV行业流动性大,有些经营者经常更换营业地点,有些营业周期短,很多情况下,KTV负责人玩“躲猫猫”避而不见,一些KTV经营者采取转承包、再承包等方式,导致难以查清实际的经营者,而经营者也常常采取踢皮球的方式推卸责任,这些都给当事人维权带来了困难。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从证据的调取、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到案件的最终处理,为著作权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二是提高了经营者的法治意识。该系列案涉及的著作权人较多、影响较广。KTV未经音集协许可以盈利为目的向公众放映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有的KTV播放的MV作品多达上千首。不少KTV经营者缺乏法律常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未经许可便使用KTV点唱机向公众播放;有些则认为设备中的歌曲是和设备一体的,在购买设备时应视为可以一并使用歌曲,不构成侵权;还有一些则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追究责任。该系列案件的办理有利于提高经营者的法治意识。
三是维护了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在KTV等经营场所向消费者提供MV音乐制品,系公开放映涉案作品的行为,应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一些KTV经营者未经许可播放MV,降低其经营成本,不少经营者纷纷效仿,侵犯著作权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文化市场秩序,有力地维护了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对营造健康发展的文化市场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法〔2018〕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执法办案质量水平和司法公信力,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7月22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坚持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执法办案质量水平和司法公信力,现就相关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坚持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以提高干警政治素质、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高司法能力水平、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吸引保留审判人才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基层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时代人民法院改革发展要求的过硬基层队伍。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基层队伍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1.切实加强基层人民法院队伍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干警深刻理解人民法院作为政法机关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落实政治轮训、政治督察等制度,引导干警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影响,增强广大干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2.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分类分级开展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基层干警集中轮训,在基层干警各类培训班次中普遍开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门课程,引导基层干警队伍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最高人民法院举办5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轮训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和基层党组织书记1000名左右;高级人民法院抓好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集中培训,全面提高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把方向、带队伍的能力水平。
3.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法院实际提出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扎实抓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突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警头脑,坚持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着力解决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使命感不强、担当不力等突出问题,引导基层党员干警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要求,结合主题教育开展政治教育精品课程评选推介工作。积极发现、选树、表彰不同岗位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评选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激励广大干警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建功基层。
(二)实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
1.优化基层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设置。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推动各地符合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全部设立机关党委或党总支。根据内设机构改革进展情况,调整完善基层人民法院党组织设置,推进在符合条件的审判团队或合议庭设立党小组,把党组织全覆盖拓展到执法办案的基本单元。继续推进在符合条件的人民法庭单独设立党支部,使基层党组织在人民法庭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贯彻落实《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确保基层人民法院党组织任期调整统一规范、平稳衔接。建立人民法庭党员干警及时调配、随缺随补的动态机制,确保每个人民法庭始终至少有1名党员。
2.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结合法院内设机构改革,选准配强基层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为党员较多的党支部配备专兼职副书记。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任职培训和定期轮训,举办全国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在中国法官培训网开设基层党组织书记网络培训课堂,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知识学习和履职能力培训。组织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普遍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责任清单,积极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传导压力促进工作落实。
3.开展基层人民法院党支部建设达标活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指导基层人民法院因地制宜制定党支部建设标准,细化党支部各方面工作要求,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考评依据。组织基层人民法院党支部对照标准开展自查评估,针对问题和差距积极整改。基层人民法院党组和机关党委要选树一批先进党支部典型,帮助转化一批后进党支部,带动中间党支部加强和改进工作。开展“支部工作法”创建和党建工作创新案例评选推介活动,推动党支部工作质量整体提升。
(三)提高基层执法办案规范化水平
1.开展司法规范化大检查。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部署要求,开展司法规范化大检查,以基层人民法院为重点,认真开展司法作风问题专项督察和审务督察工作,进一步整治司法行为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不严格的问题,严惩司法腐败。强化执行案件办理节点可视化监督作用,着力解决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等失范执行、违法执行问题。对司法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察。对检查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通报,督促相关法院认真抓好整改。
2.开展裁判文书评查。组织开展全国法院上网裁判文书质量评查,综合运用多种评查手段,重点就发回重审、改判、指令再审、长期未结、信访申诉、裁判尺度不一的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开展专项评查。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自查和交又互评,从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证据分析和事实认定、裁判理由和法律适用、裁判主文和实体处理等方面重点查找基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通报评查情况,不断完善裁判文书校核机制。
3.规范审判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等专业领域主要审判程序及执行程序的流程标准。高级人民法院要完善以审判执行工作为重点的案件流程和审限管理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程序流程标准,进一步规范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办理流程,整体提升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标准化水平。扎实开展裁判文书公开和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以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为重点,充分运用网络直播、视频录播、图文直播等形式,积极回应社会和网络对司法案件的关切。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开展电子送达工作,切实提升送达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四)提升基层法官司法能力水平
1.加大基层法官培训力度。完成基层法官全员轮训任务,做好新一轮全员轮训准备工作。利用中国法官培训网中的培训课程、培训课件,加大对基层法官的培训力度。组织本辖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和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到基层人民法院巡回授课。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要,综合采取集中脱产培训、网络视频教学、巡回授课等方式,加强对基层法官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信息技术、舆情应对技巧的培训,确保每一名法官每年接受业务培训不少于10天。
2.开展岗位练兵活动。紧密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广泛开展基层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活动,把丰富生动的审判实践转化为教学资源,切实提高基层干警履职能力。高级人民法院要以基层法官为对象,组织开展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百个优秀庭审、百名岗位能手“三个一百”评比活动,以赛促学,全面提升基层法官的司法水平。加大司法警察初任培训和专项技能培训力度。
3.健全人才对口支援机制。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支援和帮带,推行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东西部地区法院之间、京津冀法院之间法官的挂职锻炼、交流任职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和东部发达地区法院接收一定数量西部、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挂职锻炼,帮助提高这些地区基层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高级人民法院定期组织本辖区基层法官到上级法院、其他省份发达地区法院学习交流,组织本辖区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基层人民法院采取结对子形式进行对口支援,促进基层法官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审判能力。
4.深入实施双语法官“千人计划”。加大双语法官培训力度,按照《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法官评定办法》,开展首批双语法官评定工作。出版双语法官思想政治教育、审判实务技能、司法解释及指导案例系列丛书。会同国家民委研发推广双语智能翻译和语音识别技术,拓展民汉双语学习平台,辅助双语诉讼工作。
(五)加大基层人民法院人员补充力度
1.推动编制资源、员额配备向基层倾斜。推动省级政法专项编制分配时,优先保障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需要。加强内部挖潜,合理使用已有编制资源,及时招录补充所需人员。切实做好法官员额省级统筹,使法官员额分配向基层一线倾斜,并建立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
2.推动制定特殊的人员招录政策。推动落实《关于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意见》,完善省级统一招录政策,在为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空缺岗位组织省级统一招考时,适当放宽开考比例和学历要求,并拿出适当比例的岗位,面向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员招录。推动完善国家法律职业统一资格考试政策,积极探索与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定向培养、联合培养等方式,着力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员短缺问题。推动落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招录培养制度,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推动落实《关于人民法院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人员和聘用制书记员队伍建设。
3.加大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招录力度。积极落实《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在坚持规范招录、严格把关的同时,允许市、县两级法院招录法官助理采取单独申报招录计划、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等特殊招录政策,进一步加大艰苦边远地区政策支持力度。
(六)加强基层队伍管理和职业保障
1.坚持从严治警。加强对基层干警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约束与激励并重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监督管理与基层党的建设、人员选拔任用等深度融合,建设风清气正的基层人民法院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管理监督功能,把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加大对不担当、不作为干部的问责和组织调整力度,实现考核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
2.认真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构建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管理模式,加快开展法官等级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工作,用好用足倾斜基层政策,推动法官等级配备规格、比例设置、晋升方式等政策落地见效。
3.全面落实基层法官工资制度改革。全面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工资政策,及时兑现员额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及司法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奖金。认真落实法官交流转任时相应职级待遇、女法官退休年龄政策、法官医疗、公务交通补贴及差旅待遇,积极协调解决法官住房等政策。尽快落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衔津贴、值勤岗位津贴、加班补贴等职业保障政策。
(七)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1.优化人民法庭设置。结合审判工作需要和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在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传统职能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类型化、专业化审判和综合性法庭建设,更好地发挥人民法庭根植基层、面向群众的窗口作用。加快建设“智慧法庭”,积极推行专业化、类型化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建设,有效提升纠纷化解效率。
2.加强人民法庭人员配备。适应人民法庭审判工作需要,配齐法庭工作人员。人民法庭庭长应当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协调能力强,具有审判工作经历的法官担任,切实把人民法庭作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
3.提升人民法庭保障水平。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到人民法庭蹲点工作制度,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改善人民法庭工作条件,加强人民法庭办公办案现代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加强对人民法庭干警的业务培训,切实提高人民法庭的司法水平和工作效率。丰富干警的文化生活,关心法庭干警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困难,让干警能够全身心、愉快地投入工作。
三、2018年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一)推动省以下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关于积极推进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在理顺职能、优化分工的基础上,精干、规范设置内设机构,各基层人民法院和开展内设机构改革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要在2018年底前形成内设机构改革方案,完成审批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2019年3月前基本完成内设机构改革任务。
(二)加快推进审判执行团队建设。合理配备审判辅助人员,结合案件量、审级、队伍结构等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审判执行团队,明确职责分工,完善绩效考核。
(三)推进专业化、信息化法庭建设。在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传统职能的基础上,根据法院案件构成和诉讼需要,在经济发达、案件量大、交通便利的城市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家事审判、劳动争议、道路交通事故、旅游纠纷、知识产权等专业化法庭,提高类型案件的审判质效。推进远程立案、语音查询、网上办案、电子签章、异地视频作证等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工作,加强人民法庭办案智能化、管理科学化、监督实时化,积极搭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平台,为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高效司法,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和技术保障。
(四)杜绝裁判文书低级差错。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级错误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普及安装文书智能纠错软件,健全完善裁判文书校核和质量管理机制。扎实做好2018年度上网裁判文书质量评查工作,力争评查裁判文书30万余份。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要及时进行通报,并督促抓好整改;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问题,既要严肃追究直接承办人责任,又要追究法院领导责任,努力使基层人民法院和法官形象得到明显提升。
(五)全面落实法官工资待遇。严格根据《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要求,加大落实推进力度,力争年底前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均能按照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落实中央改革政策,及时兑现绩效考核奖金。
(六)解决部分地区双语法官短缺问题。会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维汉藏汉双语法官示范培训班,组织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分类分级双语法官培训工作,力争培训1500名左右双语法官。出版10册双语法律教材和辅导读本。按照《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法官评定办法》开展首批双语法官评定工作,评定双语法官800余名,确保涉及双语案件较多的民族地区法院有3至4名既精通审判业务又能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家型法官。
四、组织实施
(一)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是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着力打造适应新时代人民法院发展需要的过硬基层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高度重视,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专题研究部署,统筹抓好贯彻落实。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政治部门要在党组领导下,切实履行主管职能,牵头组织实施,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按照工作职责共同抓好落实。
(二)精心组织、加强督导。各地法院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建立工作台账和督促落实机制,认真抓好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地落实。高级人民法院要定期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了解实施方案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督促辖区法院各项任务按计划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情况通报、经验交流等形式,加强对各地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的督促检查。
(三)搞好宣传、营造氛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梳理总结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举措、重大进展、典型经验和实际成效,充分利用法院系统内外各主流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开展多层次宣传报道,努力推出有特色、成效好的经验做法,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1)
(2022年)
为集中展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的司法理念、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法庭从2021年审结的3460件案件中,精选48个典型案例,提炼55条裁判要旨,形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1)》,现予发布,供社会各界研究和参考。
一、专利行政案件
1.权利要求用语解释的合理性
【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61号
【裁判要旨】在专利授权确权案件中,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后所理解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在此过程中,应当以合理解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权利要求用语的最大含义范围。
2.限定机械部件数量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的新颖性评价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349号
【裁判要旨】限定机械部件数量的数值范围是自然数区间,其区别于长度等具有连续性物理量的数值范围;限定机械部件数量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原则上应当视为并列技术手段的集合而非一个技术手段,当对比文件仅公开其中一个或者部分数量时,不足以认定该对比文件已经直接公开了该技术特征所限定的其余并列技术手段。
3.新颖性单独比对原则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83号
【裁判要旨】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一份现有技术文献作整体性解读后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记载于该文献不同部分的技术内容之间存在属于同一技术方案的逻辑关系,将该不同部分的技术内容共同构成的技术方案作为新颖性判断的比对对象,不违反单独比对原则。
4.同一现有技术文献中存在矛盾记载时公开内容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83号
【裁判要旨】同一现有技术文献所记载的特定技术方案内容与其所记载的其他关联内容存在矛盾,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阅读文献后,结合公知常识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不能判断其正误的,可以认定该现有技术文献未公开上述特定技术方案。
5.中药发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选择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58号
【裁判要旨】中药发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对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选择,不宜过度关注现有技术披露的发明技术特征数量,如药味重合度,而应当根据中药领域技术特点,特别是配伍组方、方剂变化、药味功效替代等规律,综合考虑发明技术方案和现有技术方案的适应症及有关治则、治法、用药思路是否相同或者足够相似。
6.创造性判断中对具有协同关系的区别技术特征的考量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155号
【裁判要旨】创造性判断中,对于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具有协同作用、共同解决同一技术问题、产生关联技术效果的区别技术特征,可以作整体考虑,而不宜简单割裂评价。
7.已知化合物药用发明的创造性判断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558号
【裁判要旨】已知产品的用途发明中,该产品用途能否从产品本身已知的活性性质以及现有用途中显而易见地得出,是创造性判断的关键。如果该已知产品的用途发明是从现有技术概括的用途中选择其中一种适应症且并未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其不具备创造性。
8.化合物组合产品权利要求中的用途限定对创造性判断的影响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286号
【裁判要旨】化合物组合产品权利要求中的用途限定通常不会影响或者改变化合物组合的组分、配比、理化性质等,故在对化合物组合产品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中,原则上无需考虑用途限定。
9.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对于非形状构造类特征的考量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621号
【裁判要旨】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由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构成的技术方案。如果权利要求中非形状构造类特征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不具有影响,则其通常对于该权利要求的创造性不产生贡献。
10.现有技术对中药发明技术启示的判断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58号
【裁判要旨】中药发明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现有技术是否给出将区别技术特征用于最接近现有技术以解决技术方案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应当基于中医药传统理论,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基本治疗原则,从治则、治法、配伍、方剂、效果等方面全面分析。
11.创造性判断的直接证据与“三步法”的关系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19号
【裁判要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广泛使用的“三步法”是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推演方法;基于解决长期技术难题、克服技术偏见、实现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获得商业成功等直接证据判断创造性的方法则属于经验推定方法,两者都属于创造性判断的分析工具。运用“三步法”判断的结论是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时,一般无需再审查有关创造性直接证据;运用“三步法”判断的结论是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时,应当审查有关创造性的直接证据,并根据基于创造性直接证据的经验推定结论复验“三步法”分析,综合考虑逻辑推演和经验推定两方面结论作出判断。
12.创造性判断中对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考虑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19号
【裁判要旨】基于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认定专利创造性时,专利权人应当对存在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且其来源于相关区别技术特征承担举证责任。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应当足以构成技术方案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改进目标。如果某一技术方案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然选择,即便有关技术效果难以预料,其也仅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作出的必然选择的“副产品”,仅此尚不足以证明该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
13.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的审查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520号
【裁判要旨】关于专利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的判断,应当以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及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对象,以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后能否实现该技术方案和解决该技术问题为标准。说明书中与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及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无关的内容,对于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的判断一般不产生影响。
14.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修改是否超范围的判断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9号
【裁判要旨】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认定,应当审查“修改后示出的外观设计”与“修改前示出的外观设计”是否属于相同设计。删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中存在明显错误的图片或者照片,未导致原申请文件中其他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外观设计发生变化的,该删除一般不构成修改超范围。
15.对依据生效裁判所作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99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依据在先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行政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被诉决定是否全面、准确履行了在先生效裁判以及是否增加了新的事实或理由;被诉决定未全面、准确履行在先生效裁判或者增加了新的事实或理由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对其中不受在先生效裁判羁束的内容予以审理;被诉决定全面、准确履行在先生效裁判且未增加新的事实或理由的,当事人对该行政决定不再享有诉权,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6.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278号
【裁判要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收到被诉决定之日。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时间的,以实际收到之日为准;在案证据难以证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时间的,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的时间另有规定或约定,且该规定或约定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对“收到有关决定之日”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
二、专利民事案件
17.权利要求和说明书已明确界定的技术特征的解释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742号
【裁判要旨】对于权利要求和说明书已有明确界定的技术特征,不能脱离其所界定的明确含义对其作抽象解释,进而不适当地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18.使用环境特征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313号
【裁判要旨】使用环境特征系权利要求中用来描述发明创造的使用背景或者条件的技术特征,其并不限于与被保护对象的安装位置或者连接结构等相关的技术特征,在特定情况下还包括与被保护对象的用途、适用对象、使用方式等相关的技术特征。
19.存在多种使用环境时功能性特征内容的认定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409号
【裁判要旨】在专利技术方案存在多种使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说明书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确定功能性特征的内容时,应当从本领域技术人员角度,区分具体实施方式中为实现该功能性特征限定的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和因使用环境不同而产生的适应性技术特征,适应性技术特征通常并不属于功能性特征的内容。
20.实用新型专利中功能性特征内容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411号
【裁判要旨】实用新型专利中,说明书及附图所载、为实现功能性特征所限定的功能、效果不可缺少的形状构造类特征和非形状构造类特征,均对该功能性特征具有实质限定作用,均构成功能性特征的内容,在侵权判定时均应予以考虑。
21.“保藏号”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的侵权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02号
【裁判要旨】关于被诉侵权菌株是否落入以“保藏号”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一般可以借助一种或者多种基因特异性片段检测方法,并结合形态学分析等予以认定。检测微生物菌株的基因特异性时,并非必须采用全基因序列检测方法,如果以“保藏号”限定的菌株具有特有特定序列扩增标记(SCAR)的分子标记片段,则可以该分子标记为检测指标,结合基因序列以及形态学分析,对被诉侵权菌株作出认定。
22.未将明确知晓的技术方案写入权利要求对等同侵权判断的影响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92号
【裁判要旨】专利权利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未将其明确知晓的技术方案写入权利要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认为专利权利人明确不寻求保护该未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一般不应再通过等同侵权将该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23.先用权抗辩中原有范围的证明标准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508号
【裁判要旨】先用权抗辩中“原有范围”的证明标准不宜过高。被诉侵权人已经尽力举证,所举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所主张的原有范围具有合理性,专利权利人没有提供充分反证予以推翻的,一般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系在原有范围内实施。
24.许诺销售行为的损害赔偿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58、1659号
【裁判要旨】许诺销售行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不以销售实际发生为前提。许诺销售行为一经发生,即可能造成影响专利产品合理定价、减少或者延迟专利权利人商业机会等损害,因此,许诺销售行为实施者不仅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人仅实施了许诺销售行为,专利权利人难以举证证明其因此遭受的具体损失的,可以基于具体案情,着重考虑在案证据反映的侵权情节等,以法定赔偿方式计算损害赔偿数额。
25.涉信息网络专利侵权行为地的判断及法律适用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746号
【裁判要旨】涉信息网络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行为的部分实质环节或者部分侵权结果发生在中国领域内的,即可以认定侵权行为地在中国领域内。被诉侵权网站服务器所在地并非判断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唯一因素,被诉侵权人仅以该服务器位于中国域外为由,抗辩其行为不侵害中国专利权的,一般不予支持。
26.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848号
【裁判要旨】关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发明创造的认定中,“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和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等技术条件;“主要”是对前述物质技术条件在发明创造研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限定,系指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是作出发明创造不可缺少的条件,相对于发明人使用的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件而言,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在重要性上胜过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件,居于主要地位。
27.单位负责人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403号
【裁判要旨】发明人是可以调动单位有关资源的单位负责人时,可以综合考虑其日常工作内容、知识背景以及单位的性质、主营业务等与诉争专利的关联性,判断专利是否为其“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28.因职务发明专利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能否构成发明人报酬的计算基础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230号
【裁判要旨】单位基于职务发明专利权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系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而获得的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维权开支后,可以视为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营业利润,发明人可以据此主张合理报酬。
29.公司董事、高管违反忠实义务无偿受让公司专利权的后果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94号
【裁判要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公司专利权无偿转让至其个人名下,且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的,构成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有关专利权转让行为无效,专利权仍然应归公司所有。
30.通过改进他人非公开技术方案获得专利时的权属证明责任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293号
【裁判要旨】原告以涉案专利系被告将原告的非公开技术方案申请专利为由,主张涉案专利权归其所有的,应当举证证明涉案专利来源于其在先完成的非公开技术方案,并且被告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能够获知该技术方案;被告主张其对原告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改进并据此享有涉案专利权的,至少应当证明或者合理说明涉案专利相对于原告的技术方案存在区别,且该区别构成涉案专利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1.擅自转移、处分保全证据的法律后果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334号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擅自转移、处分人民法院已经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被诉侵权产品,致使有关侵权事实无法查明的,构成对诚信诉讼原则的违反,可以推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并可以对被诉侵权人采取罚款等民事强制措施。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32.涉“信息匹配平台”销售种子行为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人通过网络交易平台以“信息匹配”名义组织被诉侵权种子买卖交易,并实际主导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履行时间等具体交易条件的,可以认定其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
33.单方委托检验报告的证据性质和证明力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732号
【裁判要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在法律性质上虽非鉴定意见,但仍具备证据资格,一般可以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和准用私文书证的质证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对其证明力适当从严审查。自行委托取得的书面意见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作出、检测程序合法、对照样品来源可靠、检测方法科学,经质证对方当事人未提出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或者足以令人信服的质疑的,一般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对照样品来源不明等重大错误,或者对方当事人提交了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或者足以令人信服的质疑的,不予采信。
四、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
3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被撤销时侵权案件的处理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313号
【裁判要旨】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中,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被撤销,权利人据以提起诉讼的权利基础处于不确定状态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并允许权利人在有证据证明撤销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行政决定被生效判决撤销后另行起诉。
35.芯片量产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开发方履约情况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394号
【裁判要旨】涉及芯片量产的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件中,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结合量产芯片研发领域的技术研发特点和产业实践惯例,认定开发任务完成情况。有关合同明确约定以量产芯片为研发目标,但未明确约定全部研发任务详细内容的,原则上应当以完成晶圆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芯片封装测试,且晶圆测试、封装测试合格,作为认定完成全部研发任务的标准。鉴于集成电路制造是整个技术开发流程中难度最高、步骤最多、投资最大的主要环节,亦鉴于晶圆测试合格后,有关芯片封装测试可以另行开展,故开发方完成了集成电路设计、样片制造且晶圆测试合格,但未完成芯片封装测试的,可以认定其完成了主要研发任务。
五、技术秘密案件
36.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的保护对象及其证明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472号
【裁判要旨】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与流程、逻辑关系、算法等内容一般构成相对独立的技术信息。当事人主张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和与源代码对应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均构成技术秘密的,应当分别明确请求保护的具体技术信息并分别证明其符合法律保护条件。
37.约定保密期限届满后的保密义务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621号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一般仅意味着被许可人的约定保密义务终止,但其仍需承担侵权法上普遍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后合同附随保密义务。
38.非法获取全部技术秘密后对使用技术秘密行为的推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
【裁判要旨】权利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人非法获取了完整的产品工艺流程、成套的生产设备等技术秘密信息或者技术秘密载体,且被诉侵权人已经实际生产出相同产品的,可以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和日常生活经验,推定被诉侵权人使用了全部技术秘密。
39.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共同侵权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企业系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专门为从事侵权而登记设立,该被诉侵权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系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且该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自身积极参与侵权行为实施的,可以认定该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与该被诉侵权企业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并应当依法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40.以侵权为业时侵权获利的计算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
【裁判要旨】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以侵权为业的,可以被诉侵权行为相关产品的销售利润为基础计算损害赔偿数额;被诉侵权行为相关产品的销售利润难以确定的,可以被诉侵权行为相关产品的销售量乘以权利人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及销售利润率为基础计算损害赔偿数额。
41.技术秘密侵权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及计算方法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7号
【裁判要旨】确定技术秘密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技术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研究开发成本、创新程度、能带来的竞争优势、技术贡献度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以及现有证据能证明的部分侵权损失或者侵权获利情况等因素。
42.针对披露技术秘密行为的重复诉讼认定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7号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的披露是一过性行为,权利人已就同一主体向另一主体披露同一技术秘密信息的行为提起诉讼,又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就此提起诉讼的,构成重复诉讼。
六、计算机软件案件
43.共有著作权的正当行使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402号
【裁判要旨】共有著作权人的权利行使可以参照适用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合作作者行使合作作品著作权的规定。原则上,共有著作权人应当通过协商一致行使著作权;不能协商一致或者实际已不具备协商可能的,任何共有著作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止其他共有著作权人行使除转让、许可他人专有使用、出质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共有著作权人。
4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举证责任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138号
【裁判要旨】著作权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的在先软件界面高度近似,或者被诉侵权软件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能够初步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软件构成实质性近似且被诉侵权人接触主张权利软件的可能性较大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由其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
45.计算机软件附条件免费商业使用中的侵权认定责任承担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
【裁判要旨】软件著作权人向不特定用户提供软件,允许其免费下载并商业使用,但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要求必须保留有关版权标识和链接信息,用户免费下载并在商业使用时去除该版权标识或者链接信息的,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可以判令其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还可以根据侵权人过错及侵权情节视情判令其赔礼道歉。
46.计算机软件委托开发合同中未履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677号
【裁判要旨】计算机软件委托开发合同约定开发方负责开发源代码、委托方享有源代码著作权的,开发方负有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保证第三人不就该源代码享有任何权利。开发方违反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可以认定委托方取得软件著作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
七、垄断案件
47.药品专利侵权案件中对“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388号
【裁判要旨】“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是药品专利权利人承诺给予仿制药申请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补偿(包括减少仿制药申请人不利益等变相补偿),仿制药申请人承诺不挑战该药品相关专利权的有效性或者延迟进入该专利药品相关市场的协议。在涉及药品专利权利人和仿制药申请人的药品专利侵权案件中,作为当事人主张依据或者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的有关协议具有“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外观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对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
对于以不挑战专利权有效性为主要内容的“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是否涉嫌构成垄断协议的判断,核心在于其是否涉嫌排除、限制专利药品相关市场的竞争,一般可以通过比较签订并履行有关协议的实际情形和未签订、未履行有关协议的假定情形,重点考察在仿制药申请人未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况下,药品相关专利权因该无效宣告请求归于无效的可能性,进而以此为基础分析对于专利药品相关市场而言有关协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竞争损害。原则上,专利权利人为使仿制药申请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无正当理由给予高额利益补偿的,可以作为认定专利权因仿制药申请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归于无效的可能性较大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同时一般还要对假定仿制药申请人未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情况下相关审查结果进行预测判断。
48.垄断协议豁免的证明责任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
【裁判要旨】被诉垄断协议实施者主张涉案协议具有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之一,不构成垄断协议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具有前述五项法定情形之一所称积极的竞争效果或者经济社会效果;该协议为实现上述效果所必需,因而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该协议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被诉垄断协议实施者不能仅仅依赖一般性推测或者抽象推定有关积极的竞争效果或者经济社会效果,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关效果是具体的、现实的。
49.垄断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880号
【裁判要旨】对于垄断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应当重点考量:该行政处罚是否在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和范围之内;该行政处罚是否具有足够的威慑作用,能够实现反垄断法关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该行政处罚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具体审查时,应当结合垄断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经营者的主观恶意、经营者在违法行为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已经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经营者是否存在抗拒行政查处或者主动停止违法行为的情节等个案具体情况,以有利于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和确保个案处理结果公正为指引,进行综合判断。
50.涉及垄断协议的合同效力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
【裁判要旨】反垄断涉及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关于禁止横向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原则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条款应属无效。为降低和消除经营者继续实施垄断协议行为的风险,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与横向垄断协议条款具有紧密关系、与之脱离即不再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合同条款,以及实质上服务于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实施的合同条款,亦应属无效。
51.反垄断执法机构行政不作为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12号
【裁判要旨】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对反垄断书面举报的调查设定期限的,可以综合考虑作为调查对象的涉嫌垄断行为的行为性质、调查难度、调查范围等因素确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履行法定职责的合理期限。当事人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履行法定职责的合理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反垄断执法机构构成行政不作为的,不予支持。
52.涉及同一合同的合同之诉与垄断协议之诉的重复诉讼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87号
【裁判要旨】涉及同一合同的合同之诉和垄断协议之诉,分别涉及合同法律关系和反垄断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即便所涉当事人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其亦不构成重复诉讼,但原则上宜由一个法院合并审理为宜。
八、技术类知识产权合同案件
53.合同订立是否存在虚假意思表示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809号
【裁判要旨】关于当事人是否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合同的判断,一般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认定:一是审查合同主给付义务是否具备特定类型合同项下主给付义务的基本特征;如不具备,则可以初步认定订立合同时存在虚假意思表示。二是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前后的情况和实际履约行为等事实,进一步认定订立合同时所隐藏的真实意图。三是综合全案案情,如果上述两个方面的认定可以相互吻合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则可以最终认定当事人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合同。
54.管辖争议中履行地点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合同履行地的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所称“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当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
55.劳务派遣合同与技术开发合同的区分认定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合同主要条款为派遣人员要求、派遣工作期间、人员级别评估、人员费用结算,且人员费用结算的主要依据为人员级别评估而非技术开发成果,合同亦未明确约定技术开发有关具体权利义务的,一般可以认定该合同属于劳务派遣合同而非技术开发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
(2020年11月25日)
目  录
一、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二、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三、周某及子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四、李某、唐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变更抚养权案
五、朱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六、林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七、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八、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九、黄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十、洪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
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陈某(女)与被申请人段某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因工作原因分居,仅在周末、假日共同居住生活,婚初感情一般。段某某常为日常琐事责骂陈某,两人因言语不合即发生争吵,撕扯中互有击打行为。2017年5月5日,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厮打,陈某在遭段某某拳打脚踢后报警。经汉台公安分局出警处理,决定给予段某某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因段某某及其父母扬言要在拘留期满后上门打击报复陈某及其父母,陈某于2017年5月17日起诉至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作出人身保护裁定并要求禁止段某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段某某骚扰、跟踪、接触其本人、父母。
(二)裁判结果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段某某对陈某实施辱骂、殴打等形式的家庭暴力;二、禁止段某某骚扰、跟踪、接触陈某及其相关近亲属。如段某某违反上述禁令,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典型意义
因段某某尚在拘留所被执行拘留行政处罚,汉台区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缺席听证,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办案法官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危害性的特点,抓紧时间审查证据,仔细研究案情,与陈某进行了面谈、沟通,获知她本人及其家属的现状、身体状况、人身安全等情况,准确把握针对家庭暴力的行为保全申请的审查标准,简化了审查流程,缩短了认定的时间,依法、果断作出裁定,对受暴力困扰的妇女给予了法律强而有力的正义保护。陈某为家暴受害者如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了好的示范,她具有很强的法律、证据意识,在家庭暴力发生后及时报警、治疗伤情,保证自身人身安全,保存各种能够证明施暴行为和伤害后果的证据并完整地提供给法庭,使得办案法官能够快速、顺利地在申请当日作出了民事裁定,及时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案例二
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赵某(女)与被申请人叶某系夫妻关系,因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叶某通过不定时发送大量短信、辱骂、揭露隐私及暴力恐吓等形式进行语言威胁。自叶某收到离婚诉讼案件副本后,恐吓威胁形式及内容进一步升级,短信发送频率增加,总量已近万条,内容包括“不把你全家杀了我誓不为人”、“我不把你弄死,我就对不起你这份起诉书”、“要做就做临安最惨的杀人案”等。赵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后,因叶某不配合前往法院,承办人与叶某电话沟通。叶某在电话中承认向赵某发送过大量短信,并提及已购买刀具。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裁定:禁止叶某骚扰、跟踪、接触赵某及其父母与弟弟。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被申请人实施精神暴力行为而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被申请人虽然未实施殴打、残害等行为给申请人造成肉体上的损伤,但若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侵害申请人精神的行为,法院亦将对其严令禁止,对申请人给予保护。
案例三
周某及子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周某(女)与被申请人颜某经调解离婚后,三名未成年子女均随周某生活。然而每当颜某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不管不顾地到周某家中骚扰、恐吓甚至殴打周某和三个孩子,不仅干扰了母子四人的正常生活,还给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周某多次报警,但效果甚微,派出所的民警们只能管得了当时,过不了几日,颜某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地侵害母子四人的人身安全,连周某的亲友都躲不过。周某无奈之下带着三名子女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责令颜某禁止殴打、威胁、骚扰、跟踪母子四人及其近亲属。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颜某对周某及三名子女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颜某骚扰、跟踪、接触周某母子四人及其近亲属。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针对“离婚后家暴”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反家庭暴力法,顾名思义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现有法律对家庭成员的界定是基于血亲、姻亲和收养关系形成的法律关系。除此之外,《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到家庭暴力中,受到法律约束。
案例四
李某、唐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变更抚养权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李某(女)与被申请人唐某原系夫妻关系,2008年协议离婚,婚生子唐小某由唐某抚养。唐某自2012年以来多次对唐小某实施家暴,导致唐小某全身多处经常出现瘀伤、淤血等被打痕迹,甚至一度萌生跳楼自寻短见的想法。李某得知后曾劝告唐某不能再打孩子,唐某不听,反而威胁李某,对唐小某的打骂更甚,且威胁唐小某不得将被打之事告诉外人,否则将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医院检查唐小某不但身上有伤,并且得了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李某、唐小某共同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诉请法院依法禁止唐某继续施暴,同时李某还向法院提起了变更唐小某抚养权的诉讼。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唐某对李某、唐小某实施谩骂、侮辱、威胁、殴打;二、中止唐某对唐小某行使监护权和探视权。
(三)典型意义
由于法治意识的薄弱,不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依旧停留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种落后的粗放式教育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会对孩子心智的健康发育,造成伤害且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本案中,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家事法官还建议警方和社区网格员,不定期回访李某、唐小某母子生活状况,及时掌握母子生活第一手资料,确保母子日常生活不再受唐某干扰。通过法院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快速作出并及时送达,派出所和社区的通力协执,及时帮助申请人恢复安全的生活环境,彰显了法院、公安、社区等多元化联动合力防治家庭暴力的坚定决心。
案例五
朱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朱小某(10岁)与父亲朱某(被申请人)、继母徐某(被申请人)共同生活。朱某和徐某常常以“教育”的名义对朱小某进行殴打,树棍、尺子、数据线等等都成为体罚朱小某的工具。日常生活中,朱小某稍有不注意,就会被父母打骂,不管是身上还是脸上,常常旧痕未愈,又添新伤。长期处于随时面临殴打的恐惧中,朱小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区妇联在知悉朱小某的情况后,立即开展工作,向法院提交派出所询问笔录、走访调查材料、受伤照片等家暴证据,请求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朱某、徐某对朱小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朱某、徐某威胁、控制、骚扰朱小某。
(三)典型意义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父母或是其他家庭成员应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以恰当的方式引导和教育孩子,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案中,朱小某的父母动辄对其谩骂、殴打、体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给其童年留下暴力的阴影。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立即送达被申请人、辖区派出所、居委会及妇联,落实保护令监管事项,并专门与被申请人谈话,对其进行深刻教育,同时去医院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朱小某。法院和妇联对朱小某的情况保持密切关注,及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定期回访,督促朱某、徐某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随着反家暴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自救意识和求助能力欠缺的家暴受害人,妇联等职能机构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越来越多。勇于对家暴亮剑,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法院、公安、妇联、社区等部门构建起严密的反家暴联动网络,全方位地为家庭弱势成员撑起“保护伞”。
案例六
林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林小某(女)与被申请人林某系亲生父女关系,林小某从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从未见过母亲。后林小某转学到林某所在地读初中,平时住校,周末与林某一同居住。林小某发现林某有偷看其洗澡并抚摸其身体等性侵害行为,这对林小某的身体、心理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林小某感到害怕不安,周末就到同学家居住以躲避父亲。林某找不到林小某,便到学校威胁和发微信威胁林小某,导致其不敢上晚自习。老师发现并与林小某谈话后,林小某在班主任陪同下报警,配合民警调查,并委托社工组织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林某对受害人林小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林某骚扰、接触林小某。同时,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向林小某的在校老师和班主任,林小某和林某居住地的派出所和居委会进行了送达和告知。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学校在发现和制止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安部门接到受害人报警后,联系了社工组织,为受害人提供心理疏导及法律救助。社工组织接到救助后,第一时间到学校了解情况,为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林小某也转学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贯彻“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理念,较好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
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罗某现年68岁,从未结婚生子,在其27岁时,收养一子取名罗某某,并与其共同生活。期间,罗某某经常殴打辱骂罗某。2019年11月,因琐事,罗某某再次和罗某发生争执,并声称要杀死罗某。罗某害怕遭罗某某殴打,遂向当地村委会反应了上述情况,村委会考虑到罗某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且受到罗某某的威吓,村委会代罗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罗某某对罗某实施家庭暴力;二、责令罗某某搬出罗某的住所。
(三)典型意义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本案中,由于罗某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且受到罗某某的威吓,当地村委会代为申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案例八
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吴某某(女)与被申请人杨某某(男)2009年相识后成为男女朋友,并居住在一起。2018年农历春节过后吴某某向杨某某提出分手,杨某某同意。2018年4、5月,杨某某开始对吴某某进行跟踪、骚扰、殴打并强行闯入吴某某的住所和工作场地,限制吴某某的人身自由,抢夺吴某某住所的钥匙、手机,在吴某某住所地张贴污蔑、辱骂、威胁吴某某的材料。吴某某多次向住所地、工作场地所在的派出所报警,杨某某在经警察教育、警告之后仍屡教不改,并且变本加厉骚扰吴某某。吴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杨某某对吴某某实施暴力行为;二、禁止杨某某对吴某某及其家属实施骚扰、跟踪、接触;三、禁止杨某某接近、进入吴某某的住所及工作场所。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同居关系的一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反家庭暴力法》不仅预防和制止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同居关系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同居关系的一方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人民法院也可依当事人申请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例九
黄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陈某某(女)与被申请人黄某系夫妻关系。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黄某多次对陈某某实施家庭暴力。2016年3月22日晚,黄某殴打陈某某后,陈某某报警,后经医院诊断为腰3右侧横突骨折。2016年3月28日,陈某某向东兴法院提出人身保护申请,请求禁止黄某对陈某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威胁陈某某及其近亲属。陈某某在承办法官联系其了解受家暴情况时,表示只是想警告黄某,暂不希望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承办法官随即通知黄某到法院接受询问,黄某承认实施家庭暴力,承认错误,并承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人民法院为预防黄某再次实施家暴,于2016年5月19日裁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同时向黄某及其所在派出所、社区、妇联送达。后黄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于2016年7月9日晚上20时许和次日早晨两次对陈某某实施家庭暴力。陈某某在2016年7月10日(周日)早上9时许电话控诉被家暴事实,法官即联系城东派出所民警,派出所根据联动机制对黄某拘留五日。
(二)裁判结果
2016年5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681民保令1号民事裁定:一、禁止黄某殴打陈某某;二、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陈某某及其近亲属。
(三)典型意义
如何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一是看证据是否确凿,如报警记录、信访材料、病历材料等,能充分证明家庭暴力存在的,立即裁定准许人身保护;二是通过听证或询问认定是否存在家暴行为,以便有针对性、快速地认定家暴,及时保护受家暴者及其亲属方。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利用联动保护机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将裁定抄送给被申请人所在辖区派出所、妇委会、社区等,并保持紧密互动,互相配合,对裁定人身保护后再次出现的家暴行为进行严厉处罚。联动机制对受家暴方的紧急求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案例十
洪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包某(女)与被申请人洪某原系恋人关系,双方共同居住生活。洪某在因琐事引起的争执过程中殴打包某,导致包某头皮裂伤和血肿。包某提出分手,并搬离共同居所。分手后,洪某仍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以及到包某住所蹲守的方式对其进行骚扰。包某不堪其扰,遂报警,民警对洪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包某担心洪某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洪某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无视禁止,继续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骚扰包某,威胁包某与其和好继续交往,期间发送的消息达300余条。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决定,对洪某处以1000元罚款和15日拘留。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针对家庭暴力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予以司法惩戒的案例,主要有以下几点典型意义:第一,通过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彰显了法治的应有之义。中国几千年来都有“法不入家门”的历史传统,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和进步,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可以被认定为是拟制家庭成员,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二,依法对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予以惩戒,彰显了遵法守法的底线。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仅是一纸文书,它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线,必须予以严惩。第三,通过严惩家暴行为,对施暴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弘扬了社会文明的价值取向。“法不入家门”已经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通过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严惩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施暴者,让反家暴不再停留在仅仅发布相关禁令的司法层面,对施暴者予以震慑,推动整个社会反家暴态势的良性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180号(政治法律类02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180号(政治法律类023号)提案答复的函
台盟中央: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感谢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此提案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基本情况
随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不断深化推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由点到面、逐步探索铺开,围绕检察公益诉讼“4+1"领域,集中开展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领域,重点围绕校园餐、校园周边食品卫生、校外培训机构食品卫生、儿童疫苗、校园周边污水和尾气排放、医疗废物垃圾堆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办理了一批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公益诉讼案件。二是结合刑事案件办理,开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对食品药品、环境领域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犯罪行为提起公诉的同时,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双管齐下,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和震慑力度。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并将积极探索构建、发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作为试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一方面,试点单位加大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力度,不断扩大和丰富经验积累,不断深入总结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已有经验,加快推进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持续有序推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围绕群众密切关注、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遵循公益诉讼立法精神,积极稳妥开展“等"外领域探索,不断拓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办理了福建福清市检察院督促市教育局、街道办等部门依法履职整治无证幼儿园案、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督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依法履职整治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问题案等一批广受赞誉的公益诉讼“等"外探索案件。2019年,针对幼儿园无证办学、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乱象、游泳场所安全隐患、学生用品假冒伪劣、学生配镜不规范、儿童玩具“三无"以及校园周边环境、景区门票、非法雇佣童工、娱乐场所、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侵犯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突出问题,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138件。通过这些“等"外探索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有效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社会的认可度和反响很好。
二、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工作的分析研判,持续深化推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盲区,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关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发展,这就要求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必须持续深化和大力推进,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高水平、更高期待、更丰富内涵的司法需求,更加充分有效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公共利益。
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其中对深化推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一是着力提升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品质和效果。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和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集中办理的特色和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优势,更加主动、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线索,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开展监督,引入和调动更多力量,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二是进一步突出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重点,对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烟酒销售、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以及其他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领域,结合实际需要,更加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工作,持续拓展和丰富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三是稳步有序推进和推广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打造试点工作“升级版",促进试点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试验田"向“示范田"转变。加强对试点成效和经验的分析总结,推出一批体现未成年人检察特色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针对性研究解决好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强化法律落实,完善配套措施,更好地守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这一规定将大大拓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范围,并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奠定坚实立法基础。检察机关将围绕落实法律的新要求,强化法律落实,不断完善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各项配套措施,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逐步扩充,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守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一是加强分析研判,择机深入开展调研,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广泛听取意见,争取支持。二是进一步深入梳理、研究总结各地成功探索经验,不断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分步骤、分层次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积极总结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使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在推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突出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三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为工作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供给和制度支撑。四是切实加强跨部门合作和内部联动,凝聚多方合力。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不断完善与其他部门之间信息通报、线索移交、办案协作等机制,把相关单位、部门协调、动员起来,共同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更到位。同时,加强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宣传普及,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氛围。五是加强专业素能建设。加强业务培训交流,着力提升未检干警专业素能和专业化队伍建设,为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提供人才保障和力量支撑。
今年年底,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指导性案例工作计划》安排,我们将研编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等"外探索指导性案例,进一步强化对办案实践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指引。同时,积极加强内部协作,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积累经验做法,适时修改完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及时制定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及配套文件,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具体办案问题,深入有序推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四批)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四批)
(2021年12月16日)
1.山东省某县人社局申请执行违法拖欠工人工资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拖欠农民工工资 检察建议 一揽子化解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山东省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接到工人投诉称某铁合金公司拖欠工资,经立案调查,人社局依据该公司实际经营人陈某某提供的工资表(未盖公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10000元,并支付462名职工2018年9月-2019年11月工资共计人民币536万余元。铁合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县人社局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铁合金公司以县人社局依据未加盖公司印章的工资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且工资表中有18人的工资系伪造为由申请再审。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8日以不属于再审范围为由驳回再审申请。铁合金公司又针对该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因超过法定期限被法院驳回起诉。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21年6月,铁合金公司、陈某某与以孙某某为代表的200余名工人分别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县人民检察院发现,该案涉及人数众多、工资数额巨大,矛盾复杂,而且400多名工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民,许多工人因工资被拖欠导致生活困难,讨薪情绪激动。县人民检察院经进一步调查核实了解到:1.铁合金公司已于2019年9月将工厂租赁给陈某某,但租赁前的工人工资并未结清;2.陈某某提供的工人工资名单有18人身份虚假,该名单系公司原聘任的法定代表人高某伪造,陈某某对此不知情;3.铁合金公司与陈某某之间存在工资责任分担纠纷及厂房租赁民事纠纷;4.县人社局行政处罚过程中对证据调查审核不严。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案矛盾有两个:一是该公司与陈某某之间的民事租赁纠纷,租赁合同签订前后工人工资结算没有对接好,工资支付责任主体不明。二是工人工资名单存在虚假记载,县人社局行政处罚决定错误,影响到工资支付的具体对象及工资总量。2021年7月7日,县人民检察院组织有法院办案人员、工人代表等参与的争议调解后,转变工作思路,办案人员加入200多人“职工讨薪微信群”,“面对面”与职工交流,开展释法说理,安抚职工情绪,及时了解工人想法和诉求,引导其依法理智维权,说服各方于7月14日进行第二次调解,最终促成铁合金公司与陈某某就支付工人工资事宜达成和解并当场签订和解协议:一是确认18名工人名单系伪造,将这18名虚假工人工资从总额中剔除;二是陈某某支付租赁协议签订后拖欠的工人工资135万余元,铁合金公司支付租赁协议签订前拖欠的工人工资312万余元;三是工人工资划转到法院指定账户后,法院对查封的公司设备予以解封。工人代表对协议充分认可并签字。目前,铁合金公司已累计支付工人工资150万余元。
针对县人社局对证据调查审核不严导致部分行政处罚(处理)错误问题,县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7月21日依法向其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人社局全面调查案件事实、认真审查案件证据,确保严格依法行政。8月13日,县人社局书面回复表示对因虚假工资名单导致部分行政处罚(处理)错误问题进行纠正,在今后执法调查处理过程中严格细致审查案件证据资料,对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的案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确保全面把握案件事实。鉴于县人民法院在裁定作出前已经将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情况发函县人社局处理,县人民检察院未再就准予强制执行裁定错误提出检察建议,但对其没有充分考虑到案件涉及人数众多、可能造成重大影响问题,提出“加强非诉执行行政案件影响评估,对案件影响重大的依法举行听证”的工作建议,法院予以采纳。对高某伪造工人工资名单骗取工资问题,检察机关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各方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一揽子化解争议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
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既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关系企业发展经营和社会和谐稳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立足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大局,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在厘清事实和法律关系基础上,找准案件症结,通过让各方“坐下来谈”的方式,解开各方的“疙瘩”,解决各方难题,传递司法的公正和温暖,收到群众满意、企业满意、政府满意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2.广东省某市人社局申请执行拖欠劳动者工资行政处理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农民工权益 综合治理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05年,广东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5)第2号、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某区人民法院向该局发出《司法建议书》,以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属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范围为由,告知市人社局对此类强制执行申请将不予受理或者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2013年,市人社局针对另一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作出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2013)第003号行政处理决定,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区人民法院以该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实质为劳动监察指令书为由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鉴于法院作出的上述《司法建议书》及不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市人社局在办理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案件中,10余年来未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调取了案件材料,走访并听取了市人社局市区两级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市区两级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的意见。经研究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为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针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法可依、于法有据。
某市人民检察院与某区人民法院进行座谈,切实畅通人社局就行政处理决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渠道。同时,为拓宽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救济途径和提高欠薪问题解决效率,某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社局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1.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且拖欠事实清楚、金额明确的案件,人社局应依法作出责令支付的行政处理决定,如用人单位逾期不履行义务又不提出诉讼,应及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人社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应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用人单位欠薪的人数及金额做出详细认定及说明,让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内容具备可执行性;3.人社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对于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裁定不准予执行不服的,及时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市人社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及时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判,并向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处理未依法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时,要依法根据案件进展情况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知》发出后,市人社局对四家用人单位作出了依法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加付赔偿金的行政处理决定,并就其中两个案件于2021年3月16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3月22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农民工欠薪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立足为民办实事,经调查核实、分析研判,充分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职能作用,在畅通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行政处理决定通道的同时,以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纠正其在行政非诉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畅通劳动者、农民工维权渠道,切实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减少农民工维权成本的诉累。
3.黑龙江省某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工资保证金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某市某区在建的风电工程项目,建设方为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因承建方多次违法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100余万元。经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调查,该项目在开工前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按照法律规定多次催缴未果后,人社局依据《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第二十三条,“建设单位未足额缴纳工资保障金的,或者责任单位在工资保障金启动后未及时补缴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缴······”,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15日内补缴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91万余元。
新能源公司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亦未补缴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经人社局依法催告,仍未缴纳。2021年5月11日,人社局申请某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新能源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认为法院受理存在违法情形。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法院受理案件不存在违法情形。围绕新能源公司认为工程项目发生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尚未生效,不应依据该条例要求其缴纳工资保证金的申请监督理由,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条例》生效前建设方就有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义务,行政处理决定合法合规;新能源公司虽已支付了100余万农民工工资,但目前工程尚未结束,仍存在工人工资未结情形,该笔保证金仍须收缴到位。考虑到新能源公司属于朝阳行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强制执行对公司发展不利,检察机关决定多措并举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2021年5月,某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新能源公司、人社局、法院等参加的座谈会,研究目前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为确保工资保证金缴纳到位并尽可能降低对公司发展的不利影响,会议建议在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之前新能源公司将保证金缴纳到位,由当事人申请法院撤案。某区人民检察院继续跟进,最终191余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经人社局申请,人民法院已撤案并保护涉案企业信息。某区人民检察院牵头与人社局、法院建立监督、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农民工及时获得劳动报酬的合力。
【典型意义】
保障农民工及时获得足额报酬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重要民生工作。检察机关办理涉建设工程领域欠薪类案件,应当研究农民工被欠薪背后深层次问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促进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得到落实,助力根治工程领域欠薪问题,同时注重维护企业形象,保护企业健康发展。
4.陕西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劳动监察部门依法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职责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承包某县某街道办事处一小区桩基工程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某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该工程交由郝某某等37名农民工进行施工。由于施工难度增大,工期延长,农民工多次要求提高工资,而建筑公司拒绝支付,导致农民工停工。建筑公司工程负责人与农民工代表郝某某等人进行商谈,口头承诺在原约定的工资基础上每米加价300元。工程完工结算时,建筑公司未按照口头约定的加价之后的工资标准进行支付。双方就工资数额问题产生争议,多次协商未果。农民工向劳动监察部门和某街道办事处申诉,但工资问题未得到解决。为此,农民工代表郝某某以工程管理中存在诸多违法情形,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为由,向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行政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案件开展调查核实,通过走访农民工、询问工程负责人、调取劳动监察部门执法卷宗、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调取工程项目管理相关材料等方式查明:工程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没有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确实存在。同时,该案反映出工程项目管理环节存在对劳动用工未进行实名制管理、未建立书面工资支付台账、未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未存储工资保证金等问题,违反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且县域内其他工程项目亦存在类似问题。某县劳动监察部门和某街道办事处未依法履行对用工实名制登记、工资台账记录管理,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资保证金等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职责,存在明显监管漏洞,应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2021年5月19日,某县人民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调查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行政机关的拟监督建议于法有据、符合实际。行政机关代表对检察机关查明案件事实和拟监督建议完全认同。建筑公司负责人同意向农民工足额支付拖欠的61500元工资。
2021年6月7日,某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向劳动监察部门、某街道办事处发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大工资支付执法监察力度,及时处理欠薪争议案件,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对全县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多次召开整改工作会议,部署专项整治活动,对照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分类施策,逐一整改。截至目前,全县住建领域工程建设项目已全部通过省、市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了用工登记和管理,在建工程已全部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缴纳了工资保证金,行政机关对县域308家用人单位全部进行了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还通过网络宣传和实地检查方式,发放宣传材料400余册,提醒农民工联系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在办理涉拖欠农民工工资检察监督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司法专业优势,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同时,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针对案件中暴露出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监管职责问题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内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
5.云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某县人社局依法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农民工工资分账管理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云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某职业学院学生宿舍建设项目后,将该项目的劳务施工转包给王某,王某再次将建设项目的内外墙粉刷等劳务施工转包罗某。2020年8月左右建设项目全部完工并移交使用,但项目尚未达到约定的建设方拨付工程进度款条件,而建筑公司、王某、罗某均无力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郭某等202名农民工工资368万余元 。2020年11月,部分被欠薪农民工因诉求长时间未得到妥善解决,集体到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县委县政府“讨说法”,直至2021年1月仍未得到解决,存在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隐患。郭某等48名农民工认为人社局查处欠薪投诉不力,申请某县人民检察院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县人民检察院经查阅人社部门工作材料、走访建筑公司、王某、罗某及涉案农民工,查明建设方因涉案建设项目尚未达到约定的拨付工程进度款条件,导致欠薪情况发生。本案系建筑工程项目未落实农民工工资分账管理和总承包方代发“六制一金”等制度、层层转包、工程管理混乱引发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职能部门存在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某县人民检察院向人社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该局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促进工资支付相关制度的落实,督促相关单位尽快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检察建议发出后,为有效化解矛盾,县人民检察院跟进案件处理,协助人社局追讨被拖欠农民工工资,共同组织某职业学院、建筑公司、王某、罗某及农民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最终,建设方同意提前支付该项目农民工工资,并执行农民工工资分账管理、施工总承包核实代发和银行代发支付到每一名农民工银行账户,农民工代表签署了息诉息访承诺书,争议得到圆满化解。
人社局书面回复整改情况,表示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加强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检查,进一步落实“六制一金”制度,畅通投诉举报通道,加大执法力度。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农民工欠薪类案件,应当着眼于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与行政机关形成合力,促进争议化解,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在解决个案问题的基础上,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提高履职能力,落实工资支付相关制度,促进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综合治理。
6.江苏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化解张某某等群体性劳资纠纷案
【关键词】
群体性劳资纠纷 联动调处机制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始,张某某等27名农民工在江苏省某市从事厂房钢结构制作加工。某集团公司作为工程发包单位于2020年4月将工程发包给总包单位上海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该建设公司又将部分业务分包给了某县保温施工队。包工头陈某某则与某县保温施工队形成挂靠关系,并以某县保温施工队名义招揽张某某等27余名工人施工。至2021年6月,承发包单位对已建工程款进行了结算,而陈某某在收到工程款后拖欠张某某等27人2021年2月至5月工资共计49万余元。2021年6月,张某某等27名工人将上述工资拖欠情况投诉至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在受理投诉后,依托与该市检察机关建立的欠薪联动调处工作机制,6月17日,某市劳动监察大队向某市人民检察院发出介入邀请函,邀请检察机关共同做好案件的矛盾化解工作。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化解后,发现该案涉及弱势群体民生保护,且案情复杂,系比较重大的群体性事件,遂全力开展化解工作。某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查明了该案的发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包工头等,捋清四层承发包关系后,查实支付主体为包工头陈某某,其未将工人工资支付到位。查清支付主体后,检察机关对陈某某释法说理,向其讲明拖欠工资的法律责任和农民工的实际困难,情理法结合督促其按期支付劳动报酬。陈某某逐渐认识到行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现已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27万元。
为深入化解该案矛盾,2021年7月29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与该市人社局联合举行约谈和化解仪式,要求承发包单位均到会,现场就转包的法律风险、支付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等开展普法,要求承发包单位持续关注该案进展,总包单位表示将督促陈某某按时支付余款,如不能按时支付,将从后续尚未结算的工程款里扣减,推动欠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典型意义】
对于群体性劳资纠纷,人民检察院应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联动,依法介入,共同化解矛盾。在化解工作中,应结合检察职能,注重方式方法,全面调查核实,找准义务履行主体,情理法融合开展释法说理,联合举行约谈等,妥善化解矛盾。在争议化解中全力维护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助推案结事了政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新疆乌鲁木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化解拖欠9名农民工工资案
【关键词】
根治欠薪协作机制 农民工欠薪 协商和解
【基本案情】
李某某等9名农民工在新疆某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承包、新疆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分包的某大厦项目从事水暖工工作,2019年6月工程完工后,安装公司未能及时支付李某某等9名农民工工资16万余元。李某某等人向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投诉反映欠薪问题,建设公司以工程未结算为由未支付工程款,安装公司因此未支付农民工工资。经多次索要未果,农民工急于返乡,于2020年12月向某区人民检察院反映欠薪问题,希望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根据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签的《关于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助力根治欠薪工作的意见》,某区人民检察院收到线索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区人社局受理9名农民工投诉后,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并依法启动了行政协调程序进行处理,不存在明显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怠于履职等问题,同时认为,虽然工程尚未结算,但拖欠农民工工资应当及时支付,该9名农民工的诉求合法合理,遂与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沟通协作,共同参与化解,多次与建设公司、安装公司负责人沟通协调。
2021年1月4日,某区人民检察院与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召开协调会,建设公司、安装公司负责人到场,各方就工资支付当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交流,明确责任,同时检察机关对建设公司、安装公司负责人进行释法说理和法律政策宣讲,最终,推动各方达成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共识。2月4日,安装公司向9名农民工支付工资10万元,剩余6万余元欠薪待建设公司工程款到位后支付。李某某等9名农民工均表示理解并同意该化解方案,拿到部分工资后返乡过年。按照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要求,某区人民检察院继续跟进督促,在某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区人社局主要领导直接推动下,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目前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典型意义】
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事关农民工个人权益和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检察机关依据与人社部门共同建立的根治欠薪协作机制,主动介入,调查了解案情,在发现行政机关没有违法行政行为,但农民工的诉求正当的情况下,为促成各方共同协商和解搭建平台,推动达成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共识,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让被欠薪者拿到工资返乡过年,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承担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研究任务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题目及招标公告,经评审,确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等30个课题组为中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为课题管理部门,通过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预审等形式,加强课题研究管理。在课题指导单位指导下,各课题组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截至2020年9月,多数课题组提交了结项申请和调研报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至12月对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开展结项验收评审。
2020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结项验收评审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万明出席并讲话,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管理部门、指导部门代表以及法学院校、科研机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听取各课题组课题研究成果汇报并出具评审意见,各课题组根据评审意见再次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改。
以结项验收评审会上评审专家的现场打分为基础,综合各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总体表现,经课题管理部门、指导部门和专家综合评议并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批准,评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大学的《类案裁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研究》等10个课题研究报告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职能作用研究》等19个课题研究报告为合格课题研究成果。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将以适当方式进行转化。
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司法研究重大课题为牵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完善调研制度、创新调研方式、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形成人人参与调研、人人善于调研的大调研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为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实现新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特此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评审结果
一、优秀课题研究成果  1.类案裁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安凤德
武汉大学 冉克平  2.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背景下的海事审判改革研究
课题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朱深远
宁波海事法院 张宏伟  3.人民陪审制度下的法官指引机制研究
课题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杨临萍  4.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课题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郭伟清
中央财经大学 王克玉
大连海事大学 翟云岭  5.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研究
课题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万国营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袁荷刚  6.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课题组:西南政法大学 邓宏光
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裘晓音  7.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相关纠纷法律适用及审判执行工作机制研究
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 高圣平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龚德家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银温泉  8.公益诉讼前沿问题研究
课题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郝银钟
中国人民大学 王轶  9.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课题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董开军
中国人民大学 肖建国  10.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天津大学 孙佑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蔡志萍
二、合格课题研究成果  1.人民法院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职能作用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鲁桂华  2.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课题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张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吴汉东  3.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课题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邹中华
中国政法大学 谭秋桂  4.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刘涛  5.深化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改革研究
课题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李静  6.人民法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研究
课题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李玉生  7.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北京理工大学 杨成铭  8.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研究
课题组: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 洪英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陈立如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祖鹏  9.京津冀协同发展司法保障机制创新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靳学军
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刘光辉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祥刚  10.深化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改革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蔡慧永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天明
华侨大学 许少波  11.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研究
课题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戴军
重庆大学 黄锡生  12.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江波
北京大学 郭雳  13.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社军  14.民事赔偿对刑法适用的影响与规范研究
课题组:西南政法大学 唐力  15.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研究
课题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贺耀  16.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课题组:西南政法大学 朱福勇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志君  17.类案裁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研究
课题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道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许娟  18.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融合应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陈影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敏
广西师范大学 陈宗波  19.人民陪审制度下的法官指引机制研究
课题组: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荣
常州大学 曹义孙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李勇
(以上各课题组仅列明课题主持人姓名及其所在单位,所在单位以课题研究时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课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司法审判、繁荣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深度开发司法案例的法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经专家组评审,现将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结果予以公告。
一、中华法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中华法系律学和案例中的法律解释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龚浩鸣
二、刑事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2.刑民交叉案例的类型化研究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刑民交叉问题的规范与完善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段守亮
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国家法官学院 郑未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丰
4.涉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 王辉
5.刑法视野下涉个人信息产业链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余剑
6.野生动物刑事保护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裴显鼎
三、民商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7.涉《民法典》担保制度新规则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黄祥青
8.《民法典》绿色条款司法适用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钱海玲
天津大学 孙佑海
9.算法时代涉《民法典》人格权新规则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卢君
10.《民法典》视角下涉私募案例的裁判规则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复旦大学 许多奇
11.农村土地产权纠纷案例研究--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属纠纷为中心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国家法官学院 胡云红
12.滥用诉权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胡淑珠
13.滥用民事诉权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石时态
14.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类型化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孙军
15.涉冷冻胚胎纠纷类案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咏梅
四、行政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6.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行政诉讼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爱云
17.受欺诈婚姻登记行政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梁炳扬
18.行政协议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李健
五、综合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9.类案检索多维分级评价指标构建及其应用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四川大学 李鑫
20.人工智能技术与类案检索实效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唐亮
21.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案件中的适用分析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北京理工大学 罗丽
22.大陆法系国家案例编纂模式与作用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安徽师范大学 周振杰
23.征地拆迁纠纷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澎
24.文化遗产案件中非遗传承规则与国家法的协调问题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河北工业大学 崔璨
六、服务保障大局司法案例研究
25.涉港澳区际冲突案例研究
承办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刘懿彤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4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886号(政治法律类4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886号(政治法律类4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李颖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正当防卫制度鼓励见义勇为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与其他有关部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正当防卫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高频词,2017年于欢案和2018年昆山“龙哥"案,唤醒了被称为“沉睡条款"的正当防卫制度。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当防卫发布了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2019年河北涞源反杀案、邢台董民刚案、浙江盛春平案等系列正当防卫案件的办理,使正当防卫制度被常态化地适用于司法实践并上升到理念层面,“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日益深入人心。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正当防卫制度,鼓励见义勇为的提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正当防卫制度缺乏统一的司法解释,主要是因为实践中每个案件都各不相同,很难归纳出抽象的适用规则,司法人员对正当防卫制度存在不敢用、不会用的问题,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鼓励公民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因此,去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力推动此项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20年8月28日正式印发实施。
《意见》主要包括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总体要求、正当防卫的具体适用、防卫过当的具体适用、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和工作要求等五个部分,您在提案中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在《意见》中予以体现和明确。
第一,树立正确导向问题。《意见》中明确,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就是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对于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时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对于防卫过当的,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立足常情常理把握问题。《意见》中明确,认定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是否防卫过当以及对防卫过当裁量刑罚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准确界定正当防卫五个条件问题。《意见》中明确,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依法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不能强人所难。要避免将以防卫为名行不法侵害之实的防卫挑拨、相互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错误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对虽系防卫行为,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依法认定为防卫过当。
第四,做好宣传引导问题。《意见》中明确,要认真贯彻“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做好以案释法工作,使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成为全民普法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披露办案进展等工作信息。要加大涉正当防卫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发布力度,旗帜鲜明保护正当防卫者和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同时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平和解决琐事纠纷,充分发挥司法案例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此外,《意见》还就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意图条件以及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予以明确。对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进行准确界定。对滥用防卫权的行为提出防止适用正当防卫的要求。对“行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把握、一般防卫和特殊防卫的关系如何理解作出明确规定。对侦查取证、定性处理、释法说理、矛盾化解等提出明确要求。
在今后办案工作中,检察机关将严格贯彻落实即将出台的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按照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切实做好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办理处理相关工作。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转变过去单纯的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等错误做法,更加注重办案社会效果,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结论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合乎情理,通过办案活动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高度重视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办理。对于涉正当防卫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敢于担当、准确定性,依法妥善处理。近期,将发布检察机关办理涉正当防卫不批捕不起诉案件典型案例,以统一执法尺度,力求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检察机关在依法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同时,将高度重视舆情,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在案件办理的主要诉讼阶段或者取得重要进展后,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检察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发布案件信息,主动、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2016年12月23日 (2016)最高法民他78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闽民他14号《关于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案件。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船长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波里公司)在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如发生争议,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未能自行协商解决的,由甲方(地波里公司)指定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按照我国法律认定本案仲裁协议的效力。
我院认为,将争议交由地波里公司指定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是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结果,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在地波里公司已经指定仲裁委员会的情况下,当事人通过该协议选定的仲裁机构具有唯一性,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所指的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的情形。地波里公司已经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不宜认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无效。
此复。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6年7月18日 (2016)闽民他1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受理的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与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该院向我院请示。现根据贵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要求,特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福建泉州老船长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船长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火炬工业区常兴路128号2楼。
法定代表人:杨某宁。
被申请人:地波里国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波里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台北县三重市重新路五段609巷14号3F-15(汤城)。
代表人:刘某荣。
二、简要案情
申请人老船长公司申请称:老船长公司与地波里公司于2007年8月1日签订的《生产及销售许可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如发生争议,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未能自行协商解决的,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违反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的表述亦无法明确本案的管辖机构即为广州仲裁委,从而得出其对本案有管辖的结论。双方除签订《合同》外,并未就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达成补充协议,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仲裁协议无效。
被申请人地波里公司未作答辩。
经查,泉州中院于2016年2月25日对本案进行了听证。听证笔录载明:被申请人地波里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听证。申请人向泉州中院提交了证据:1.《合同》,拟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关系;2.《仲裁申请书》,拟证明被申请人就其与申请人合同纠纷事宜,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申请仲裁;3.《说明》《仲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拟证明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已经受理该案,确定了裁决该案的仲裁员及开庭时间。申请人在泉州中院听证时确认:广州仲裁委员会向其发出通知,中止仲裁。
三、泉州中院的审查意见及理由
泉州中院认为:因本案被申请人地波里公司系在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应适用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有关规定。因本案双方在《合同》中既未约定对仲裁协议效力审查适用的法律也未约定仲裁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即大陆法律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合同》第十七条即为仲裁条款,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如发生争议,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未能自行协商解决的,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首先,“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第一款“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的规定,当属无效。其次,根据“......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双方亦未对仲裁机构作出明确的选定。综上,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虽然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亦约定了明确的仲裁事项,但未协议选定仲裁委员会,因此,该仲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拟裁定:老船长公司与地波里公司于2007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第十七条仲裁协议无效。
四、我院审查意见和理由
我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无效的案件。因地波里公司系在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应适用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虽在《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了“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但没有明确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未对仲裁地作出明确约定,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就本案而言,双方在《合同》中虽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亦约定了明确的仲裁事项,但《合同》约定的“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中“由甲方指定的仲裁委员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第一款“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的规定,为无效约定;而“或由广州法律仲裁解决,并适用该会之各项仲裁条款”亦不能说明双方明确选定仲裁机构,故属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在地波里公司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提起仲裁、老船长公司向泉州中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双方无法就仲裁机构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仲裁条款无效。
当否,请指示。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司法解释施行日期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司法解释施行日期问题的通知
(法办发〔2019〕2号)
本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我院司法解释的施行日期,保证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司法解释的施行日期是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重要内容,司法解释应当在主文作出明确规定:“本解释(规定或者决定)自X年X月X日起施行”。批复类解释在批复最后载明的发布日期作为施行日期。
二、确定司法解释的施行日期应当充分考虑司法解释实施准备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司法解释的施行日期应当在提交审判委员会的送审稿中拟出,并提请审判委员会审议确定。
四、发布司法解释公告中的施行日期应当与司法解释中的施行日期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2月1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已经2018年5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供参考。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充分认识加强举证质证工作的重要意义。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是刑事公诉工作的龙头,举证质证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核心环节。举证质证的质量,直接影响指控犯罪的质量和出庭支持公诉的效果。随着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深入推进,包括举证质证工作在内的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工作面临着新的更高要求,公诉人在庭前审查预测和准备、把握庭审主动权、有效应对庭审变化等方面面临新挑战。加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对于检察机关深化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有效应对庭审实质化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加强举证质证工作,更好发挥公诉人在庭审中的职能作用,着力提高出庭公诉质量和效果,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指引》的内容。《指引》适应建立完善多层次诉讼体系需要,着眼于构建以庭前准备为基础,以当庭指控证实犯罪为核心,认罪与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公诉模式,提升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水平,对举证质证的概念内涵、目标任务、遵循原则、基本要求、一般方法等作了规定,为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指引》内容,熟练掌握运用举证质证原则和方法,更好履行指控犯罪职能。要坚持实事求是,恪守客观公正立场,尊重辩方,服从法庭,理性文明。要推进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疑难复杂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举证质证,简单案件简化举证质证。要加强举证质证的准备,特别是有效运用庭前会议整理争点、解决争议、确定举证方式等。要加强证据合法性的举证和证明,积极质证答辩,保证公诉案件客观公正,符合程序正义。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类举证质证方法,通过构建证据体系,证明公诉主张,有效反驳辩解,掌握庭审主动权,确保指控犯罪有力。
三、切实抓好《指引》的学习培训。《指引》充分吸收了各级公诉部门和优秀公诉人实践经验,基本涵盖了举证质证工作全过程的常见问题,对于提升公诉人出庭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将《指引》作为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开展庭审观摩、听庭评议等,教育引导公诉人准确掌握举证质证工作理念原则、基本要求和常用方法,规范出庭履职行为,围绕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效提高举证质证工作质量,有力指控和证明犯罪。要加强对司法实践中举证质证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及时总结推广优秀公诉人的成功办案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举证质证方法策略。要加强案例指导,注重收集和编发具有典型意义的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案例,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执行《指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7月3日
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
(2018年5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新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构建认罪和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公诉模式,增强指控犯罪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举证是指在出庭支持公诉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宣读、播放有关证据材料并予以说明,对出庭作证人员进行询问,以证明公诉主张成立的诉讼活动。
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对所出示证据材料及出庭作证人员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确认是否作为定案依据的诉讼活动。
第三条 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注意运用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有力揭示和有效证实犯罪,提高举证质证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四条 公诉人举证质证,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二)突出重点,有的放矢;
(三)尊重辩方,理性文明;
(四)遵循法定程序,服从法庭指挥。
第五条 公诉人可以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采取不同的举证质证模式。
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经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一般应当全面详细举证质证。但对辩护方无异议的证据,经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举证质证也可以简化。
第六条 公诉人举证质证,应当注重与现代科技手段相融合,积极运用多媒体示证、电子卷宗、出庭一体化平台等,增强庭审指控犯罪效果。
第二章 举证质证的准备
第七条 公诉人审查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出庭准备和庭审举证质证工作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作审查报告。
第八条 公诉人基于出庭准备和庭审举证质证工作的需要,可以在开庭前从人民法院取回有关案卷材料和证据,或者查阅电子卷宗。
第九条 公诉案件开庭前,公诉人应当进一步熟悉案情,掌握证据情况,深入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熟悉审判可能涉及的专业知识,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制作举证质证提纲,做好举证质证准备。
制作举证质证提纲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照片、录像、复制件、副本等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五)证据形成的原因;
(六)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
(七)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关系;
(八)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
(九)证据是否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有无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全案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根据全案证据认定的事实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是否具有唯一性;
(十)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及其证明力的其他问题。
第十条 公诉人应当通过参加庭前会议,及时掌握辩护方提供的证据,全面了解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据的主要异议,并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就案件的争议焦点、证据的出示方式等进行沟通,确定举证顺序、方式。根据举证需要,公诉人可以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辩护方出庭人员名单提出异议。
审判人员在庭前会议中组织展示证据的,公诉人应当出示拟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公诉人经查证认为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应当在庭前会议中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公诉人可以在庭前会议中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公诉人应当根据庭前会议上就举证方式达成的一致意见,修改完善举证提纲。
第十一条 公诉人在开庭前收到人民法院转交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证人等递交的反映证据系非法取得的书面材料的,应当进行审查。对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已经提出并经查证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应当通知人民法院,或者告知有关当事人和辩护人,并按照查证的情况做好庭审准备。对于新的材料或者线索,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
第十二条 公诉人在庭前会议后依法收集的证据,在开庭前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法院,并了解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是否提交新的证据。如果有新的证据,公诉人应当对该证据进行审查。
第十三条 公诉人在开庭前,应当通过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参加庭前会议、与法庭沟通等方式,了解掌握辩护方所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反映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关材料情况,进一步熟悉拟在庭审中出示的相关证据,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全面预测被告人、辩护人可能提出的质证观点,有针对性地制作和完善质证提纲。
第三章 举 证
第一节 举证的基本要求
第十四条 公诉人举证,一般应当遵循下列要求:
(一)公诉人举证,一般应当全面出示证据;出示、宣读、播放每一份(组)证据时,一般应当出示证据的全部内容。根据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及庭前会议确定的举证方式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简化出示,但不得随意删减、断章取义。没有召开庭前会议的,公诉人可以当庭与辩护方协商,并经法庭许可确定举证方式。
(二)公诉人举证前,应当先就举证方式作出说明;庭前会议对简化出示证据达成一致意见的,一并作出说明。
(三)出示、宣读、播放每一份(组)证据前,公诉人一般应当先就证据证明方向,证据的种类、名称、收集主体和时间以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向法庭作概括说明。
(四)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举证时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以及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详细出示。
(五)举证完毕后,应当对出示的证据进行归纳总结,明确证明目的。
(六)使用多媒体示证的,应当与公诉人举证同步进行。
第十五条 公诉人举证,应当主要围绕下列事实,重点围绕控辩双方争议的内容进行:
(一)被告人的身份;
(二)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三)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结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等;
(四)犯罪集团或者其他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犯罪人员的各自地位和应负的责任;
(五)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的动机、目的;
(六)有无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有无法定从重或者从轻、减轻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七)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数量以及去向;
(八)被告人全部或者部分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否认的根据和理由能否成立;
(九)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十六条 对于公诉人简化出示的证据,辩护人要求公诉人详细出示的,可以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当详细出示:
(一)审判人员要求详细出示的;
(二)辩护方要求详细出示并经法庭同意的;
(三)简化出示证据可能影响举证效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可以向法庭说明理由,经法庭同意后,可以不再详细出示:
(一)公诉人已经详细出示过相关证据,辩护方重复要求的;
(二)公诉人简化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并反驳辩护方异议的;
(三)辩护方所要求详细出示的内容与起诉书认定事实无关的;
(四)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的。
第十七条 辩护方当庭申请公诉人宣读出示案卷中对被告人有利但未被公诉人采信的证据的,可以建议法庭决定由辩护方宣读出示,并说明不采信的理由。法庭采纳辩护方申请要求公诉人宣读出示的,公诉人应当出示。
第十八条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收集被告人供述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公诉人可以根据讯问笔录、羁押记录、提讯登记、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医院病历、看守管教人员的谈话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机关对讯问过程合法性的证明材料、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核实的结论、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结论等,对庭前讯问被告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可以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必要时可以申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控辩双方对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收集物证、书证等的合法性以及其他程序事实发生争议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出示、宣读有关法律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等予以证明。必要时,可以建议法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
第二节 举证的一般方法
第十九条 举证一般应当一罪名一举证、一事实一举证,做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第二十条 举证顺序应当以有利于证明公诉主张为目的,公诉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种类、特点和庭审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和调整举证顺序。一般先出示定罪证据,后出示量刑证据;先出示主要证据,后出示次要证据。
公诉人可以按照与辩护方协商并经法庭许可确定的举证顺序进行举证。
第二十一条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结合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举证可以采用分组举证或者逐一举证的方式。
案情复杂、同案被告人多、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一般采用分组举证为主、逐一举证为辅的方式。
对证据进行分组时,应当遵循证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将证明方向一致或者证明内容相近的证据归为一组;也可以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分组,并注意各组证据在证明内容上的层次和递进关系。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应当单独举证。
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定罪证据,可以简化出示,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出示证据。
第二十三条 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应当立足于证明公诉主张,通过合理举证构建证据体系,反驳被告人的辩解,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证明。重点一般放在能够有力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系被告人所为的证据和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辩解不成立的证据上,可以将指控证据和反驳证据同时出示。
对于被告人翻供的,应当综合运用证据,阐明被告人翻供的时机、原因、规律,指出翻供的不合理、不客观、有矛盾之处。
第二十四条 “零口供”案件的举证,可以采用关键证据优先法。公诉人根据案件证据情况,优先出示定案的关键证据,重点出示物证、书证、现场勘查笔录等客观性证据,直接将被告人与案件建立客观联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全案证据体系。
辩点较多案件的举证,可以采用先易后难法。公诉人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和庭前会议了解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观点,先出示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或者分歧较小的证据,后出示控辩双方分歧较大的证据,使举证顺利推进,为集中精力对分歧证据进行质证作准备。
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不认罪案件的举证,可以采用层层递进法。公诉人应当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合理安排举证顺序,出示的后一份(组)证据与前一份(组)证据要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通过逻辑分析揭示各个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综合证明案件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第二十五条 对于一名被告人有一起犯罪事实或者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证据情况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举证。
第二十六条 对于一名被告人有数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可以以每一起犯罪事实为单元,将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分组举证或者逐一举证。其中,涉及每起犯罪事实中量刑情节的证据,应当在对该起犯罪事实举证中出示;涉及全案综合量刑情节的证据,应当在全案的最后出示。
第二十七条 对于数名被告人有一起犯罪事实的案件,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情节,一般先出示证明主犯犯罪事实的证据,再出示证明从犯犯罪事实的证据。
第二十八条 对于数名被告人有数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可以采用不同的分组方法和举证顺序,或者按照作案时间的先后顺序,或者以主犯参与的犯罪事实为主线,或者以参与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并注意区分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一般共同犯罪行为和个别成员的犯罪行为,分别进行举证。
第二十九条 对于单位犯罪案件,应当先出示证明单位构成犯罪的证据,再出示对其负责的单位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证据。对于指控被告单位犯罪与指控单位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罪的同一份证据可以重复出示,但重复出示时仅予以说明即可。
第三节 各类证据的举证要求
第三十条 出示的物证一般应当是原物。原物不易搬运、不易保存或者已返还被害人的,可以出示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并向法庭说明情况及与原物的同一性。
出示的书证一般应当是原件,获取书证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出示书证副本或者复制件,并向法庭说明情况及与原件的同一性。
出示物证、书证时,应当对物证、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收集情况作概括说明,可以提请法庭让当事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辨认。物证、书证经过技术鉴定的,可以宣读鉴定意见。
第三十一条 询问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发问应当单独进行;
(二)发问应当简洁、清楚;
(三)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形式,不宜同时发问多个内容不同的问题;
(四)发问的内容应当着重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
(五)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
(六)不得威胁或者误导证人;
(七)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
(八)不得泄露证人个人隐私;
(九)询问未成年人,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进行。
第三十二条 证人出庭的,公诉人可以要求证人就其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陈述,也可以直接发问。对于证人采取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语言作证的,公诉人应当提醒其客观表述所知悉的案件事实。
公诉人认为证人作出的回答对案件事实和情节的认定有决定性或者重大影响,可以提请法庭注意。
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与庭前提供的证言相互矛盾的,公诉人应当问明理由,并对该证人进行询问,澄清事实。认为理由不成立的,可以宣读证人在改变证言前的笔录内容,并结合相关证据予以反驳。
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宣读前,应当说明证人和本案的关系。对证人证言笔录存在疑问、确实需要证人出庭陈述或者有新的证人的,公诉人可以要求延期审理,由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到庭提供证言和接受质证。
根据案件情况,公诉人可以申请实行证人远程视频作证。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人不需要出庭的,或者证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且无法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的,公诉人可以出示、宣读庭前收集的书面证据材料或者作证过程录音、录像。
第三十三条 公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当庭改变证言、被害人改变其庭前的陈述,公诉人可以询问其言词发生变化的理由,认为理由不成立的,可以择机有针对性地宣读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证言、陈述,或者出示、宣读其他证据,对证人、被害人进行询问,予以反驳。
第三十四条 对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宣读被告人供述,应当根据庭审中被告人供述的情况进行。被告人有多份供述且内容基本一致的,一般选择证明力最充分的一份或者几份出示。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实质性内容一致的,可以不再宣读庭前供述,但应当向法庭说明;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公诉人应当问明理由,认为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就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内容宣读庭前供述,并结合相关证据予以反驳。
第三十六条 被告人作无罪辩解或者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内容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宣读被告人庭前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出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予以反驳,并提请法庭对其当庭供述不予采信。对翻供内容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第三十七条 鉴定意见以及勘验、检查、辨认和侦查实验等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并对鉴定人、勘验人、检查人、辨认人、侦查实验人员的身份、资质、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作出说明,必要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公诉人可以根据需要对其发问。发问时适用对证人询问的相关要求。
第三十八条 播放视听资料,应当首先对视听资料的来源、制作过程、制作环境、制作人员以及所要证明的内容进行概括说明。播放一般应当连续进行,也可以根据案情分段进行,但应当保持资料原貌,不得对视听资料进行剪辑。
播放视听资料,应当向法庭提供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但应当向法庭说明原因。
出示音频资料,也可以宣读庭前制作的附有声音资料语言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三十九条 出示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电子数据证据,应当对该证据的原始存储介质、收集提取过程等予以简要说明,围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以及被告人的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出示证据。
第四章 质 证
第一节 质证的基本要求
第四十条 公诉人质证应当根据辩护方所出示证据的内容以及对公诉方证据提出的质疑,围绕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
质证应当一证一质一辩。质证阶段的辩论,一般应当围绕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能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对于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证据的综合证明作用问题,一般在法庭辩论阶段予以答辩。
第四十一条 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质证。
对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可以在庭审中简化质证。
对于被告人认罪案件,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质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定罪证据,可以不再质证。
第四十二条 公诉人可以根据需要将举证质证、讯问询问结合起来,在质证阶段对辩护方观点予以适当辩驳,但应当区分质证与辩论之间的界限,重点针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辩驳。
第四十三条 在每一份(组)证据或者全部证据质证完毕后,公诉人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提请法庭对证据进行确认。
第二节 对辩护方质证的答辩
第四十四条 辩护方对公诉方当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的质证意见,公诉人应当进行全面、及时和有针对性地答辩。
辩护方提出的与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无关、与公诉主张无关的质证意见,公诉人可以说明理由不予答辩,并提请法庭不予采纳。
公诉人答辩一般应当在辩护方提出质证意见后立即进行。在不影响庭审效果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法庭辩论阶段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发表意见,但应当向法庭说明。
第四十五条 对辩护方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质证,公诉人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
辩护方因对证据内容理解有误而质证的,公诉人可以对证据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第四十六条 公诉人对辩护方质证的答辩,应当重点针对可能动摇或者削弱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质证观点进行答辩,对于不影响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质证观点可以不予答辩或者简要答辩。
第四十七条 辩护方质疑言词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公诉人可以综合全案证据,立足证据证明体系,从认知能力、与当事人的关系、客观环境等角度,进行重点答辩,合理解释证据之间的矛盾。
第四十八条 辩护人询问证人或者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当及时提请审判长制止,必要时应当提请法庭对该项陈述或者证言不予采信:
(一)以诱导方式发问的;
(二)威胁或者误导证人的;
(三)使被害人、证人以推测性、评论性、推断性意见作为陈述或者证言的;
(四)发问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的;
(五)对被害人、证人带有侮辱性发问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对辩护人询问侦查人员、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质证,参照前款规定。
第四十九条 辩护方质疑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矛盾的,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证人进行发问,也可以提请法庭决定就有异议的内容由被告人与证人进行对质诘问,在发问或对质诘问过程中,对前后矛盾或者疏漏之处作出合理解释。
第五十条 辩护方质疑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公诉人可以综合采取以下方式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一)宣读被告人在审查(决定)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笔录,证实其未曾供述过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或者证实其在侦查机关更换侦查人员且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后仍自愿供述,或者证实其在检察人员讯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后仍自愿供述;
(二)出示被告人的羁押记录,证实其接受讯问的时间、地点、次数等符合法律规定;
(三)出示被告人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医院病历,证实其体表和健康情况;
(四)出示看守管教人员的谈话记录;
(五)出示与被告人同监舍人员的证言材料;
(六)当庭播放或者庭外核实讯问被告人的录音、录像;
(七)宣读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笔录,当庭播放或者庭外核实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时的录音、录像;
(八)申请侦查人员出庭说明办案情况。
公诉人当庭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第五十一条 辩护人质疑收集被告人供述存在程序瑕疵申请排除证据的,公诉人可以宣读侦查机关的补正说明。没有补正说明的,也可以从讯问的时间地点符合法律规定,已进行权利告知,不存在威胁、引诱、欺骗等情形,被告人多份供述内容一致,全案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被告人供述自愿性未受影响,程序瑕疵没有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等方面作出合理解释。必要时,可以提请法庭播放同步录音录像,从被告人供述时情绪正常、表达流畅、能够趋利避害等方面证明庭前供述自愿性,对瑕疵证据作出合理解释。
第五十二条 辩护方质疑物证、书证的,公诉人可以宣读侦查机关收集物证、书证的补正说明,从此类证据客观、稳定、不易失真以及取证主体、程序、手段合法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三条 辩护方质疑鉴定意见的,公诉人可以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法定资质、检材来源、鉴定程序、鉴定意见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四条 辩护方质疑不同鉴定意见存在矛盾的,公诉人可以阐释不同鉴定意见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阐明检察机关综合全案情况,结合案件其他证据,采信其中一份鉴定意见的理由。必要时,可以申请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控辩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且辩护方质疑有合理依据,对案件有实质性影响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第五十五条 辩护方质疑勘验、检查、搜查笔录的,公诉人可以从勘验、检查、搜查系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勘验、检查、搜查人员和见证人有签名或者盖章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六条 辩护方质疑辨认笔录的,公诉人可以从辨认的过程、方法,以及辨认笔录的制作符合有关规定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七条 辩护方质疑侦查实验笔录的,公诉人可以从侦查实验的审批、过程、方法、法律依据、技术规范或者标准、侦查实验的环境条件与原案接近程度、结论的科学性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八条 辩护方质疑视听资料的,公诉人可以从此类证据具有不可增添性、真实性强,内容连续完整,所反映的行为人的言语动作连贯自然,提取、复制、制作过程合法,内容与案件事实关联程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五十九条 辩护方质疑电子数据的,公诉人可以从此类证据提取、复制、制作过程、内容与案件事实关联程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六十条 辩护方质疑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合法性的,公诉人可以通过说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出示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六十一条 辩护方在庭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经审查被驳回后,在庭审中再次提出排除申请的,或者辩护方撤回申请后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的,公诉人应当审查辩护方是否提出新的线索或者材料。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予以驳回。
第六十二条 辩护人仅采用部分证据或者证据的部分内容,对证据证明的事项发表不同意见的,公诉人可以立足证据认定的全面性、同一性原则,综合全案证据予以答辩。必要时,可以扼要概述已经法庭质证过的其他证据,用以反驳辩护方的质疑。
第六十三条 对单个证据质证的同时,公诉人可以简单点明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以及在整个证据链条中的作用,通过边质证边论证的方式,使案件事实逐渐清晰,减轻辩论环节综合分析论证的任务。
第三节 对辩护方证据的质证
第六十四条 公诉人应当认真审查辩护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对于开庭五日前未提交给法庭的,可以当庭指出,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要求查阅该证据或者建议休庭;属于下列情况的,可以提请法庭不予采信:
(一)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的证据;
(二)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明显有悖常理的;
(三)其他需要提请法庭不予采信的情况。
对辩护方提出的无罪证据,公诉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质证。对于与案件事实不符的证据,公诉人应当针对辩护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否定证据的证明力。
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当庭难以判断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第六十五条 对辩护方提请出庭的证人,公诉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质证:
(一)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二)证人的年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生理和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言的内容及其来源;
(四)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证人感知案件事实时的环境、条件和精神状态;
(五)证人作证是否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者影响;
(六)证人与案件事实的关系;
(七)证言前后是否矛盾;
(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六十六条 辩护方证人未出庭的,公诉人认为其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提请法庭通知其出庭。
对辩护方证人不出庭的,公诉人可以从取证主体合法性、取证是否征得证人同意、是否告知证人权利义务、询问未成年人时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是否到场、是否单独询问证人等方面质证。质证中可以将证言与已经出示的证据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并反驳前后矛盾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应当提请法庭注意。
第六十七条 对辩护方出示的鉴定意见和提请出庭的鉴定人,公诉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质证:
(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
(二)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四)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五)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
(六)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无异议。
必要时,公诉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辩护方出示的鉴定意见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
第六十八条 对辩护方出示的物证、书证,公诉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质证: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
(二)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是否与原物核对无误;
(三)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件核对无误;
(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
(五)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鉴定过程中是否受损或者改变;
(六)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第六十九条 对辩护方出示的视听资料,公诉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质证:
(一)收集过程是否合法,来源及制作目的是否清楚;
(二)是否为原件,是复制件的,是否有复制说明;
(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情形;
(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
(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第七十条 对辩护方出示的电子数据,公诉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质证:
(一)是否随原始存储介质移送,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等情形时,是否有提取、复制过程的说明;
(二)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技术规范;
(三)电子数据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删除、修改、增加等情形;
(四)电子数据制作过程中是否受到暴力胁迫或者引诱因素的影响;
(五)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第七十一条 对于因专门性问题不能对有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可以建议休庭,向有专门知识的人咨询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延期审理,进行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四节 法庭对质
第七十二条 控辩双方针对同一事实出示的证据出现矛盾的,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到庭对质。
第七十三条 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
各被告人之间对同一事实的供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在被告人全部陈述完毕后,建议法庭当庭进行对质。
第七十四条 辩护方质疑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检查、搜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侦查人员、见证人等出庭。
辩护方质疑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合法性的,必要时,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不公开技术侦查措施和方法等保护措施,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并要求在场人员履行保密义务。
对辩护方出示的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和提请出庭的鉴定人,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与辩护方提请出庭的鉴定人对质。
第七十五条 在对质过程中,公诉人应当重点就证据之间的矛盾点进行发问,并适时运用其他证据指出不真实、不客观、有矛盾的证据材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七十六条 本指引主要适用于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第一审非速裁程序案件。对于派员出席第二审、再审案件法庭的举证、质证工作,可以参考本指引。
第七十七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53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534号建议的答复
阎建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检务公开力度、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报告如下。
一、关于尽快出台检务公开的实施细则,细化依法公开、实质公开、全面公开的的内容和范围
诚如您所言,实行“检务公开",增大检察工作透明度,是检察机关接受群众监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检察工作,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办事、公正司法、文明办案的重要保障。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检务公开工作,早在1998年,最高检就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此后又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分工方案,对检务公开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大力推进检务公开,不断创新检务公开方式,深化检务公开内容,拓展检务公开领域,检务公开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
检察开放日活动助力打造开放、透明的检察院。我们把检察开放日作为推进检务公开的重要抓手,努力邀请更多的人走进检察院、了解检察院。特别是今年以来,从加强检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检察开放日活动,制定开放日活动规划,提升开放日活动频次,增强受邀人员的代表性,特别是注意在重要节日和纪念节点举办针对不同人群的检察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提升开放日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4月28-29日,我们开展了“‘我将无我’奋斗,不负人民重托"检察开放日活动,请劳模、人大代表等共和国建设者走进检察机关。5月6日,举办了针对青年大学生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五四精神。5月30日,举行了以“携手关爱,共护明天"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120余名小学生及老师、家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7月31日,邀请驻院武警战士参加“感受检察零距离"检察开放日活动,并与机关转业干部座谈交流。8月中旬,拟举行一次面向社会公众的检察开放日活动,让普通群众通过预约方式都能有机会走进检察机关,了解和监督检察工作。
加强职能信息、案件信息以及队伍建设信息的公开力度。主动与社科院法学所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的联系,就检务透明度评估的指数选择、评估对象确定、评估数据采集等问题与研究中心进行沟通交流,促进优化指标设置和权重。根据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8)》,2018年中国检务公开成效显著。一是基本信息公开进步显著。人员信息公开成效突出,93.55%的省级院和85.71%的市级院提供了院领导信息,32.26%省级院和57.14%的市级院提供了本院检察官的基本信息。最高检还公开了法律实习生人选。二是案件信息公开走向常态化。有96.77%的省级院和97.96%的市级院通过门户网站或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开重要案件信息,法律文书公开日渐成为规定动作。三是新媒体公开成效显著。所有被评估对象不仅实现了“两微一端"全覆盖,而且在新媒体与传统门户网站的无缝对接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微博的更新度和微信公众号的功能拓展都有质的飞跃。四是数据报告公开有力有效。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公开成效突出,93.55%的省级院和75.51%市级院网站设置了工作报告或类似栏目并有对应内容。有的单位设置了专门的“办案数据公开"栏目。五是积极探索便民友好。高检院、江苏省院等单位提供的检索功能,不仅可选择要素进行筛选,还提供相关的“智能推荐"。高检院开通“12309检察服务中心",集约化公开向纵深发展。80.65%的省级院和36.73%的市级院能够完整、全面地公开新闻发布会。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将对原有的检务公开工作意见进行再修改,制定检务公开实施细则,全面梳理总结检务公开工作,深入研究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程序和机制、时限和要求等问题,进一步明确检务公开的具体事项和措施要求,重点加强基本信息公开,积极拓展案件信息公开范围,强化诉讼服务信息公开,主动开展检务指南、司法改革、检察活动、队伍建设、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完善内部协作工作机制,把检务公开做细做实,确保能够公开的事项全部公开,积极探索检务公开的新内容、新形式,不断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完善检务公开工作流程,明确各环节的监管责任,更加注重通过多种载体和形式进行公开。高检院有统一要求的,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开,同时鼓励基层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检务公开形式,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取信息。三是主动邀请社科院法学所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等第三方评价单位参加检察机关相关活动,为其全面客观了解检务公开工作创造条件,使检务透明度评估活动与深化检务公开工作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二、关于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智慧检察院建设力度
最高检注重加强检察系统信息化建设,从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入手,先后印发《“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智慧检务行动指南(2018-2020年)》等,积极推进智慧检务工程立项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建设完善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和智慧检务支撑平台,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合作共建,与航天科工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科大讯飞等合作建立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建立联合实验室,涵盖检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为智慧检务长远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
我们还积极推进电子检务工程建设,目前最高检本级已经完成了初步验收,全国各地电子检务工程建设整体进展顺利。全国检察机关涉密网已经100%覆盖;“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六大平台系统全面建成并应用。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利用智能化手段打造高效、便捷、智能的工作模式,推进智慧检务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检察机关智能语音云平台建设,目前多个省份已完成智能语音云平台建设,为检察干警提供语音识别、转写、双语翻译等功能,提高了工作效率。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上海、江苏、贵州等地检察机关组织研发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把统一的证据标准嵌入办案程序中,通过数据分析和比对,为案件质量评查提供精准依据。推进智慧检务工程立项,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编制完成《最高人民检察院智慧检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会同最高法院、司法部编制完成《国家法治信息化工程框架方案》并报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审核中。
三、关于畅通当事人和律师获取信息的途径,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当事人和律师提供诉讼服务和申诉、监督的便利
2018年6月28日,高检院举行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标志着整合检察机关所有服务群众功能,全国检察机关共享共用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正式建立。这个中心集检察服务、检务公开、接受监督、检察宣传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一站式"检察服务窗口,具体包括3大模块13项具体功能,即:检察服务模块,包括控告、刑事申诉、民行申诉、国家赔偿、其他信访、法律咨询6项功能;案件信息公开模块,包括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重要案件信息、法律文书公开4项功能;接受监督模块,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平台、人民监督员监督服务、群众意见建议箱3项功能。当事人和律师“只进一个门"就可以获得一条龙、一揽子、一站式检察服务。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设立并要求地方各级检察院设立律师专用通道、专用接待窗口和专用接待室,最大限度为律师执业提供便利。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和应用情况已列为今年最高检党组重点督办任务,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力争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部统一挂牌运行,为律师、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法律服务。
四、关于畅通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指导沟通力度
最高检创新方式加强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指导、沟通力度,组织研发了基层检察院直通最高检的智能化、数据化业务咨询平台“检答网",该平台具有问题咨询、问题解答、统计分析、资料查询等多项功能,可为检察人员提供法律政策运用、检察业务咨询、答疑服务,实现了“一网在手,什么都有",被称为检察版“百度"。自平台2018年10月份正式上线以来,登录人次超过277万,93%的检察人员实名登录,累计咨询问题1.1万个,80%的问题都在三天内得到答复,得到了全国广大检察干警的普遍好评。同时在最高检微信公众号、《检察日报》上开通了“检答网集萃"栏目扩大检答网的影响力,在2019年5月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检答网荣获“2019年中国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
下一步,最高检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继续扎实做好工作,不断加大检务公开力度,全面构建应用层、支撑层、数据层有机结合的新时代智慧检务生态,助力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推动检察工作发展再上新台阶。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6月25日)
案例一
四川王某某贩卖、制造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制造毒品 γ-羟丁酸 打财断血
【要旨】
对于明知γ-羟丁酸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而制造含有γ-羟丁酸成分的饮料并予以贩卖的行为,应以贩卖、制造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要强化对涉毒资产的审查,依法对毒品犯罪“打财断血”。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79年6月出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3年7月,被告人王某某注册成立某贸易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以来,王某某多次以公司名义购进γ-丁内酯,与香精混合制成混合液体“香精CD123”。后委托广东某食品公司为“香精CD123”粘贴“果味香精CD123”标签,并将“果味香精CD123”通过物流发往其指定的广东中山某食品饮料公司,按照王某某提供的配方和技术标准加工制成“咔哇氿”饮料。王某某通过总经销商四川某酒业公司将“咔哇氿”饮料销往多地娱乐场所。至案发,共销售“咔哇氿”饮料52355件(24瓶/件,275ml/瓶),销售金额人民币1158万余元。2017年9月9日,公安机关在王某某家中将其抓获,在其家中及公司仓库内查获“咔哇氿”饮料723件零25瓶。经鉴定,“果味香精CD123”及“咔哇氿”饮料均检测出γ-羟丁酸成分。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7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15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0年6月2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27万元,依法没收被扣押在案的两套房产及违法所得、收益、孳息人民币643万余元。被告人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9月18日,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办案着重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该案系四川省首例制造、贩卖新型毒品的犯罪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与青羊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专案组提前介入侦查,了解案情及在案证据,引导公安机关收集王某某手机、电脑文档、微信聊天、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及证明王某某主观犯意、原料来源等方面的证据,夯实证据基础。同时,强化与广东省有关办案机关的信息互通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
(二)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核心争议点在于生产、销售“咔哇氿”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贩卖、制造毒品罪。检察机关多次组织检察官联席会议,就相关专业问题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交换意见,经多方研讨论证,认定王某某明知“咔哇氿”中的成分γ-羟丁酸属于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饮用后具有成瘾性、危害性,应当依法以贩卖、制造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毒品犯罪案件“打财断血”。为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震慑毒品犯罪分子,检察机关强化证据审查,先后两次就王某某的涉案财物、资金流向、不动产登记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提出补查意见,并将涉案财物清单移送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处置意见,摧毁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打击效果。
【典型意义】
针对新型毒品犯罪隐蔽性、迷惑性强的特点,检察机关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构建严密证据锁链,夯实证据基础。发挥检察官联席会的作用,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专业机构的联动配合,对新型毒品案件准确定性。本着打击毒品犯罪和彻查追缴涉毒资产并重的办案理念,深入推进毒品犯罪“打财断血”工作,引导公安机关加强对涉毒资产的查证,加大查处力度,彻底摧毁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案例二
江苏彭某甲等人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麦角酰二乙胺 禁毒教育
【要旨】
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要延伸办案效果,多措并举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切实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
【基本案情】
被告人彭某甲,男,1995年9月出生,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彭某乙,男,1999年12月出生,在读学生。
被告人龚某某,男,1998年12月出生,无业。
2019年10月底,被告人彭某甲、彭某乙明知“LSD”(“邮票”)系毒品,为谋取非法利益,购得80多张“邮票”,准备予以贩卖。2019年11月7日,被告人彭某甲在长沙市某大厦内,以每片人民币120元的价格将其中的47片“邮票”贩卖给被告人龚某某,合计人民币5640元,彭某甲将其中2800元转账给被告人彭某乙,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鉴定,查获的“LSD”(“邮票”)检测出麦角酰二乙胺成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0年3月26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彭某甲、龚某某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4月28日,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对彭某乙追加起诉。同年6月28日,天宁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龚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处彭某甲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判处彭某乙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检察机关办案着重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依法慎重办理,精细化审查新型毒品案件。办案中,检察机关了解到被告人彭某乙系在校学生,主动开展社会调查,向其在读学校、亲友、老师、同学等详细了解其平时学习、交友状况、在校表现等,为提出量刑建议和帮教工作提供参考。同时,结合彭某乙对于新型毒品的明知程度、贩卖毒品的主观罪过、客观行为和获利情况等情节,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二)关注新型毒品,联合企业成立禁毒教育基地。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以该案为切入点,联系辖区制药企业,利用企业药品研发车间设立新型毒品禁毒教育基地,涵盖新型毒品的发展、演变、种类、后果、案例等内容,组织青少年参观学习,提高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该院创设“彩虹时空法治课堂”,结合该案办理情况,采用“以案释法+微视频”的方式,用网络语言阐释法律术语,用视频短片诠释是非观念,用卡通形象解读真实案例,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掌握预防新型毒品的知识。
(三)制发检察建议,专项整治辖区环境。针对该案反映出“邮票”等新型毒品在青少年群体流传,以及辖区内曾出现青少年在酒吧等场所接触新型毒品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向辖区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加强治安管理。同时联合公安机关开展娱乐场所清查行动,对存在毒品交易、吸毒、未成年人进入特定场所等问题进行检查督导、责令整改。
【典型意义】
针对“LSD”(“邮票”)等新型毒品危害性大、监管疏漏等问题,检察机关以点带面,在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对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的形式,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督促辖区全面整治。同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与制药企业等单位合作,设立新型毒品禁毒教育基地,定期组织青少年参观学习禁毒知识。通过微博直播平台等形式,依托“云课堂”等途径,增强青少年的禁毒意识,构建防范新型毒品综合治理新格局。
案例三
广西吕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尼美西泮 追捕漏犯
【要旨】
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提前介入,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及时追捕漏罪漏犯,积极开展新型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吕某某,男,1980年11月出生,农民。
被告人黎某某,女,1990年8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吕某某在明知“神仙水”含有毒品成分的情况下,通过QQ、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利用被告人黎某某等人对外贩卖“神仙水”。黎某某以“神仙水”具有减肥功能为由,按每袋人民币400元的价格向赵某某进行贩卖。黎某某收到钱款后,转账350元给吕某某,从中赚取了50元的差价。吕某某按照约定将“神仙水”丢包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某市场门口附近绿化带处,并将藏毒地点拍摄视频发给黎某某,由黎某某将视频转发给赵某某。赵某某根据视频前往藏毒地点拿取毒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查获“神仙水”1包,净重1克。随后,公安机关在吕某某的汽车上查获“神仙水”43包,共净重39.01克,均检出尼美西泮成分。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8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对吕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依法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同时发现黎某某涉案,但公安机关未移送审查逮捕,遂于同年8月30日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要求追捕黎某某,后公安机关将其抓捕归案。2020年10月27日、2021年3月7日,江南区人民检察院以吕某某、黎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分别依法提起公诉。2020年11月27日、2021年3月31日,江南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吕某某、黎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检察机关办案着重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依法及时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检察机关依托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主动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注重对吕某某、黎某某的QQ、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同时,以该案作为样本,与公安机关法制大队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及时通报新型毒品案件处置、侦查情况,加强案件联合会商,统一证据标准。
(二)全面审查证据,积极追捕遗漏同案犯。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调取了吕某某手机内近年来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后,承办检察官经逐一细致审查,发现吕某某通过QQ、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发展下家销售“神仙水”,其中黎某某是其下家,涉嫌贩卖毒品犯罪。检察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追捕黎某某的意见,将黎某某及时追捕到案。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对未到案的其他涉案人员加大追捕力度,有效打击全案“神仙水”的销售网络。
(三)积极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确保办案效果。对侦查阶段不认罪的吕某某、黎某某,检察机关认真开展释法说理,告知贩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通过教育感化,促使二被告人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自愿认罪悔过。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提升了办案效果。
(四)针对“神仙水”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开展预防宣传工作。该案系贩卖“神仙水”的新型毒品犯罪,检察机关及时总结办案经验,通过“两微一端”等媒介发布办案情况,向广大群众宣传“神仙水”所含的尼美西泮属二类精神类管制药品,以及“神仙水”的常见形态和滥用危害,提醒广大群众增强识毒、防毒意识。
【典型意义】
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充分依托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等机制,主动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固定证据,特别是客观性证据。对于发现遗漏的同案犯,要依法及时追捕到案,实现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要认真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保毒品犯罪案件办案效果。对于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要广泛开展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防范新型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案例四
福建胡某某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莫达非尼 不起诉
【要旨】
对于涉毒青少年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公开听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督促涉毒青少年回归正途。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胡某某,男,2001年9月出生,在校学生。
2020年7月14日,被不起诉人胡某某通过QQ及微信联系,以人民币160元的价格将3颗重0.75克的“聪明药”贩卖给一男子。同年7月22日,胡某通过微信与该男子再次商定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贩卖3颗“聪明药”,并约定在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某书店门口交易,交易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鉴定,查获的“聪明药”检测出莫达非尼成分。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8月26日,公安机关以胡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9月25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办案着重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审查全案事实证据,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根据胡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供述等证据,可以证实胡某某在明知“莫达非尼”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情况下,为牟取非法利益,向他人贩卖含有“莫达非尼”成分的“聪明药”1.48克,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考虑胡某某是在校学生,检察机关根据其身份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教育,使其认识到毒品犯罪的危害和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促使胡某某真诚认罪悔罪。
(二)公开听证听取意见,综合评估作出不起诉决定。胡某某贩卖毒品的数量较小,部分毒品未流入社会,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案发时系应届高三毕业生,学校证实胡某某在校期间一贯表现较好,审查起诉时已被某技术学院录取。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胡某某涉嫌犯罪情节、在校表现、认罪悔过情况,决定就是否以贩卖毒品罪起诉胡某某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机关代表、辩护人及熟悉学生身心特点的中学教师参与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胡某某主观恶性较小,其作为在校期间一贯表现较好的准大学生,具有教育挽救的可能性,同意对其作相对不起诉的意见。检察机关遂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积极开展跟踪帮教,引导涉毒青少年回归正途。检察机关本着对涉罪青少年高度负责的态度,制定个性化的帮教方案,主动对接学校、家庭、社区,不定期向被不起诉人胡某某及其家属了解其行为表现,关心其思想、生活、学习情况。向其提供由检察机关与社工事务所联合组织的帮教服务,由专业社工定期与其谈话,了解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加强引导教育,努力做到监管与教育并重,并组织其参加志愿活动,丰富其课余生活,促使其重塑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目前胡某某已戒掉毒瘾,在校表现良好,成绩优异。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青少年新型毒品案件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的同时,秉持“惩治、教育、挽救”的办案理念,综合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和公开听证等制度机制,对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深的青少年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通过指导家庭教育、送法进校园等举措,帮助涉毒青少年进行心理矫治和戒毒治疗,引导其回归正途。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2017年5月16日)
典型案例之一
韩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基本案情
2014年初至2016年7月期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韩某利用其工作便利,进入他人账户窃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更新的全市新生婴儿信息(每月约1万余条),并出售给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张某某,再由张某某转卖给被告人范某某。直至案发,韩某、张某某、范某某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计30万余条。
2015年初至2016年7月期间,范某某通过李某向王某某、黄某出售上海新生婴儿信息共计25万余条。2015年6月至7月,吴某某从王某某经营管理的大犀鸟公司内秘密窃取7万余条上海新生婴儿信息。2015年5月至2016年7月期间,龚某某通过微信、QQ等联系方式,向吴某某出售新生婴儿信息8000余条,另分别向孙某某、夏某某二人出售新生儿信息共计7000余条。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于2016年8月18日以韩某等8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其批准逮捕,同年11月25日提起公诉。2017年2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韩某等8人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至七个月不等。
二、典型意义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逐渐增多,相关灰色产业链已初现雏形,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影响尤其恶劣。本案涉及国家工作人员与销售商勾结,买卖婴儿信息数量达几十万条,给家庭生活造成困扰,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检察机关认真办理该案,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有力监督,有效追诉。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派员提前介入,会同公安机关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方式、来源、动机及后果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孙某某、夏某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遂向公安机关发出直接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二是制发检察建议,延伸办案效果。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浦东新区检察院向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从系统账号密码专人专用、使用留痕,签订岗位保密协议,建立事后备查制度等方面进行整改完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函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并将相关整改落实情况由专人至区检察院进行通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典型案例之二
张某某、姚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利用恶意程序批量非法获取网站用户个人信息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6月,被告人张某某在登录浏览“魅力惠”购物网站时发现,通过修改该网站网购订单号可以查看到包含用户姓名、手机号、住址等内容的订单信息。为谋取利益,张某某委托他人针对上述网站漏洞编制批量扒取数据的恶意程序,在未经网站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网站后台管理系统,从中非法获取客户订单信息12503条,通过QQ等联络方法将上述客户信息分数次卖给被告人姚某某,获利人民币5359元。被告人姚某某购得上述订单信息后,又在网络上分别加价倒卖从中牟利。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于2015年9月30日以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张某某批准逮捕,于同年10月20日以证据不足对姚某某不批准逮捕,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此案提起公诉后,2016年3月29日,黄浦区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远程、非接触的状态下跨省区、多地域完成,作案手段技术含量高,涉案人员关系松散,特别是犯罪活动涉及的电子证据源中电脑、QQ、移动存储介质、手机、银行卡等证据的数据提取、固定、转化和验证等给案件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增加了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逮捕中的工作难度。
检察机关从多个方面加强案件指导和审查,确保案件质量和监督效果。一是注重引导案件侦查,确保取证工作扎实到位。鉴于案件系当地首例以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即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会同公安机关刑侦、网安等部门商讨案情、引导侦查。检察机关就捕前侦查取证方向、证据标准规定、所涉罪名法律适用等问题与公安机关进行详细分析沟通,有效提升案件侦办的效率和质量。如针对犯罪嫌疑人主要犯罪手法系利用恶意程序批量扒取网站用户信息的手段,检察机关对所涉现场勘验检查、远程勘验记录、电子证据检查、作案工具扣押等环节的取证要点与规范要求予以明确,确保证据收集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严格案件证据审查,确保核心证据固定。本案证据体系中,认定犯罪事实的核心证据之一系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身份信息的电子数据。如果该核心证据缺失,即使犯罪嫌疑人作有罪供述亦难以定罪处罚。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移送审查逮捕过程中,检察机关对电子数据仔细比对后发现,有关姚某某非法获取公民数据信息情况的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难以作为定案依据,需重新鉴定,故综合案件证据情况,对姚某某作存疑不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说明不捕理由并提出五条补侦建议。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要求逐一进行补侦,待证据达到要求后移送起诉,后法院对姚某某作出有罪判决。三是重视后续跟踪指导,确保案件质量过硬。加强不捕案件补侦工作的指导监督。姚某某案中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检察机关在该案补充侦查过程中多次与鉴定人员联系沟通,重新梳理证据情况,明确相关鉴定要求,及时修正证据瑕疵问题。加强捕诉联动交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围绕案件定性、证据认定、涉案情节等疑难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统一意见。庭审中,公诉人运用充分证据指控犯罪,张某某、姚某某均供认指控事实,庭审效果良好。
典型案例之三
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构成数罪的,依法予以并罚
一、基本案情
2016年初,被告人章某某到广东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C2栋1201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2016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用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出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万元。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福建省安溪县检察院于2016年6月3日以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章某某、汪某某等人批准逮捕。此案提起公诉后,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8万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二年零九个月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典型意义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极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交易,往往被不法分子大量窃取、利用,催生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百度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本案的查处震慑了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也有力地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案例之四
郭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1日间,被告人郭某某利用其原在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工作的便利和通过QQ群交换等途径,非法获取楼盘业主、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民等的姓名、电话、住址及工作单位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85203条,上传存储于“腾讯微云”个人账户内。后通过QQ群发布信息,将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4000元。
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于2016年9月30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郭某某批准逮捕。同年12月30日,该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厦门市思明区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月11日,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二、典型意义
当前,除行政管理机关和金融、电信、交通等单位接触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外,宾馆、快递等服务行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会获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单位、公司的个别员工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违反职业道德和保密义务,将在工作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及正常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应依法严惩。本案被告人郭某某原在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推广400电话服务。郭在工作中接触和获取大量包含公民姓名、所在公司、联系电话等信息,辞职后将工作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上传至个人网络储存空间,利用QQ等社交软件与他人交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被告人郭某某出售、提供履职、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严惩处。本案的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将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犯罪行为。
典型案例之五
鲁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单位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依法追究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自201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鲁某利用网络QQ群寻找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网友,向王甲等人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通过QQ传输信息、支付宝转账、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交易。鲁某将获取的公民信息,按照类别通过QQ卖给一些电话促销人员,其中卖给王乙8万余条,非法获利6万余元。犯罪嫌疑人王甲通过QQ向他人购买“快递提取”软件程序,批量下载公民的快递订单信息10万余条。2016年5月8日,王甲将“快递提取”软件提供给鲁某,两人意图合作实现公民信息的资源共享。2016年5月11日,鲁某、王甲被山东省新泰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查获两人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1000万余条。
山东省新泰市检察院于2016年6月16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鲁某、王甲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侦查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监督公安机关对另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新泰市某快递公司负责人和鲁某的下线王乙立案侦查。同年6月24日,新泰市公安局对该快递公司负责人和王乙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已提起公诉。
二、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确保案件监督效果。一是提前介入,适时引导侦查。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已经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进行审阅,同时查看了侦查机关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电脑中所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就取证方向和证据的收集、固定向侦查机关提出了固定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资金往来账单、“快递提取”软件,制作电子物证检查笔录等建议,提高了案件的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二是有效沟通,统一司法认识。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和定罪量刑标准的把握,检察机关与公安、法院及时沟通,统一了司法思想和司法尺度。三是深挖线索,加强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后发现涉案的新泰市某快递公司负责人将K8软件和工号出卖给鲁某,用于查看和复制该快递公司的订单信息。王乙向鲁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约8万余条,交易金额达6万余元,王乙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电话促销保健品。该快递公司和王乙均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检察机关启动了立案监督程序,新泰市公安局对该快递公司和王乙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侦查。
典型案例之六
籍某某、李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特殊主体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数量达到一般主体立案追诉标准一半以上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被告人籍某某身为河北省高邑县王同庄派出所民警,利用其在高邑县王同庄派出所工作的职务之便,使用已调离的前所长段某某的数字证书查询公安系统内公民个人信息3670余条,并通过微信向被告人李某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共计19840元;被告人李某某将从籍某某处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非法获利42185元。
河北省赵县检察院于2016年5月21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籍某某、李某某批准逮捕。2016年12月14日,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赵县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3月9日,赵县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籍某某、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各并处罚金5000元。
二、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籍某某利用公安民警的特殊身份,在掌握全国人口信息的平台上任意查询,并非法出售3670余条,比一般人员非法收集信息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其属于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法予以惩处。本案的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犯罪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发布5件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发布5件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3年4月21日)
目 录
1.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长城行政公益诉讼案
2.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侵害长城历史风貌及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3.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4.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清水营城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5.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大通段)行政公益诉讼案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长城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城保护 一体化办案 检察长办案 长效机制
【要 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针对长城本体点多面广、涉及保护管理主体众多等特点,省级人民检察院发挥办案主体、示范引领作用,统一、系统指挥三级检察机关针对多处长城保护问题一体化办案,加强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协同协作,促进依法全面履职,推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建设。
【基本案情】
甘肃境内的历代长城总长度3654千米,居全国第二,其中明长城1738千米,为全国之首。2019年12月,有关媒体反映,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部分长城遗存成为当地居民的宅院墙、圈舍墙和人行道,有的长城墙体被村落和农田包围,长城周边环境未得到有效保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甘肃省院)经初步调查发现,辖区内涉及长城保护的问题点多面广、违法情形复杂多样,为统筹推动长城保护系列问题高效解决,甘肃省院于2020年6月23日将该案作为省院自办案件立案办理,成立由一把手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公益诉讼检察部、检察技术处、警务处等多部门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对省内跨11个市、州共计14地28处长城遗存进行了现场调查。专案组细化调查方案,采取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标准,分级、分类开展全面调查,省院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指导涉长城保护的各市、县两级检察院配合专案组开展调查,走访市县乡三级人民政府及负有文物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300余家,查明各单位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履职情况。调查中充分运用无人机、高清拍摄设备、卫星遥感图像及大数据分析等设备和技术开展调查取证,提升调查质效。
经调查查明,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在加强长城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长城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不少紧邻长城区域的农业、畜牧业生产活动危害长城安全。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专案组审查认为,督促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更有利于区域内多处长城保护相关问题的统一协调解决。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负有主体责任,长城保护中的“硬骨头”问题需要地市级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长城保护。据此,专案组采取分级监督的模式,将重点难点问题列入省检察院对地市级人民政府监督范围;对于具体问题,能及时整改到位的,列入基层检察院监督范围。据此,甘肃省院与武威市人民政府、定西市人民政府进行磋商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后,于2020年8月12日、9月22日分别向两个市级人民政府宣告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从长城保护范围内耕地有序退出、消除安全隐患、制定整改方案、加强保障措施建设等方面强化履职,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相关问题整改。甘肃省院在自办案件基础上,结合摸排掌握的个案线索,同步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向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共发出检察建议55份,发挥检察上下一体化机制,就长城保护开展系统、全面的公益诉讼监督。
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武威市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武威市长城文化保护研究院,在每个县(区)设立长城文化保护站,专门从事长城保护工作;武威市文旅局下发了《武威市长城巡查检查办法》和《武威市长城保护存在问题整改方案》,细化任务推动整改落实。定西市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关于〈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反馈定西长城保护存在问题的整改方案》,并将问题整改作为重点工作列入第四季度市政府履职管理督促考核,案件涉及的4个县(区)政府分别制定了整改方案,对检察建议书列明的具体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同时,全省从推进文物保护联动机制、加大重点点段保护管理力度、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文物保护普法宣传、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等方面持续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甘肃省院经跟进调查,确认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
在甘肃省各级党委、政府、文物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甘肃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已经完成,《甘肃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即将发布,长城保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长城专题博物馆等一批规划项目得以有序推进,长城保护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典型意义】
甘肃省长城资源丰富,分布点多线长面广,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保护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省级检察院经综合研判将涉案难点问题作为自办案件立案办理,遵循“保护与发展并重,找寻最佳结合点”的原则,引领长城沿线检察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办理长城保护系列监督案件,办理过程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运用科技调查手段,统一指挥、全面调查、精准监督。检察机关和文物部门系统联动,共商治理难点,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上下衔接、各有侧重,同向发力、一体推进。案件办理中,重点督促地市级人民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监督效果具有溯源性、长效性,为省级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样本。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侵害长城历史风貌及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明长城保护 违法建筑 文物专家论证 惩罚性赔偿
【要 旨】
违法建设破坏长城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构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决拆除违建、保护长城风貌,对环境损害部分提出惩罚性赔偿,既惩戒了破坏文物和环境的违法主体,也保障了受损公益的有效修复。
【基本案情】
“明长城-紫荆关段”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至2017年间,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在未经文物保护和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非法占用长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林地建设石料加工厂,对长城遗迹的历史风貌、环境风貌以及林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调查和诉讼】
2021年3月22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河北省文物局到易县开展长城实地踏查工作时发现案件线索,并将该线索交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保定市院)办理。保定市院成立两级院办案组,启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审查,同年4月29日发出诉前公告。在调阅涉案企业信息和行政执法卷宗材料、对涉案人员进行询问等基础上,办案组通过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测绘、调取涉案区域历年卫星图片,证实石料加工厂及石料加工设施均在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之内;邀请长城保护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对石料厂以及石料加工过程可能对长城本体及其附属建筑带来的安全隐患、现实危害进行多次电脑模拟推演和评测。经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公司非法占用紫荆关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重破坏长城周边环境风貌、历史风貌,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为528397.81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717876.13元。
2021年6月23日,保定市院依法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限期拆除其石料加工厂;2.将其破坏的生态环境限期修复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若不能完成修复工作,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17876.13元;3.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528397.81元,并支付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8397.81元;4.承担鉴定费用40000元;5.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9月2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确定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是否实施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后果;2.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应否承担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承担的各项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非法占用“明长城-紫荆关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修建石料加工厂和道路,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长城遗迹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被告行为对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的破坏,不仅对文物遗迹本身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更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侵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当庭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未上诉。现被告已拆除违建厂房,判决的各项费用已全部执行到位,2021年11月19日被告在正义网上公开赔礼道歉,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明长城-紫荆关段”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具有文化景观典型特征的代表性长城段落。保护长城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针对企业违法破坏长城资源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对损害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公益赔偿责任,并通过公开赔礼道歉,对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法治意识。
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长效机制 长城保护员
【要 旨】
针对辖区内长城保护普遍存在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问题,检察机关组织开展长城保护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个案办理推动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推动多元参与,形成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陕西省神木市境内的长城包含战国秦、隋和明三个时期,共550处,涉及明长城374处,其中山峰则卧虎寨堡、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水头沟烽火台、五龙口敌台等四处于2017年4月18日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均不同程度存在人为破坏情况。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按照省人民检察院要求,在全市部署开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神木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神木市院)成立了“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法警”办案团队,通过走访神木市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局)、长城保护协会,全面了解辖区内长城底数,邀请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城协会代表共同实地摸排、走访,并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调查。神木市院通过无人机航拍取证、调取文物档案等方式查明了长城受损情况。主要表现为:山峰则卧虎寨堡寨门、墙体、马面出现受损情形;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水头沟烽火台墙体存在裂缝、墙砖剥离、坍塌等情形;五龙口敌台周边存在违法架设电线、彩灯、搭建临时仓库的情形;部分长城段落未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同年5月8日,神木市院向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等4家长城遗址所在地街镇人民政府公开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建议对长城保护管理问题依法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长城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文旅局与长城沿线各街镇召开了长城保护工作推进会,针对检察建议提出的具体问题逐项进行整改。针对五龙口敌台周边存在的违法搭建问题,市文旅局和所在街道办事处联合进行拆除,2020年5月20日整改到位。针对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情形,市文旅局按程序组织修复,2020年10月已修复完毕。针对山峰则卧虎寨堡受损情形,市文旅局在长城周边铺设木栈道、设置保护网,并委托编制修缮保护方案上报审批。针对水头沟烽火台墙体裂缝情形,市文旅局经调查认为系国家能源集团神东榆家梁煤矿(以下简称煤矿)采空区塌陷和多年水土流失等原因造成,遂联合店塔镇人民政府与煤矿座谈协调。煤矿积极采取措施,对遗址周边约3000余平方米井田采用跳采方式,留存煤柱,不再开采。为支持长城保护工作,经国家能源集团审批,煤矿捐赠长城保护专项资金5800万元,助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同时,针对专项活动中发现的市自来水公司院落内长城保护问题,市文旅局向市自来水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该公司已拆除与长城保护无关的线路和设施。针对部分长城段落未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的情形,市文旅局与长城沿线各镇街共增设保护标志碑27块,保护界桩1210根,保护公示牌251块。市文旅局向各街镇、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等印发《关于建立长城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共享机制的通知》,强调建设工程需做好前置审批手续以及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
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神木市院形成专项报告报神木市委。市委于2020年7月2日组织市政府、市纪委监委、相关行政机关及镇街、长城保护工作站、长城协会召开了“文物保护工作暨长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推进会”,要求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长城保护合力。同年9月10日,市政府办出台《神木市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神木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建立了文物保护联席会议长效工作机制,明确了21家长城保护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将长城保护工作纳入年终考核。目前,神木市辖区内长城遗址均进行了“围网工程”,长城沿线11个街镇均设立了长城保护工作站,聘请了62名长城保护员并组织了专门培训,加强长城的巡查、保护。
【典型意义】
长城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史以及沿线自然环境、民族关系、农牧业生产生活等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本地长城资源丰富特色开展专项活动,推动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长城安全隐患积极向党委汇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推动出台制度规范,明确各行政机关在长城保护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促进联动配合,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有效推动长城保护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清水营城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违法建设
【要 旨】
长城相关重要城址因违法建筑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优势,推动多部门共同履职,正确处理长城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既恢复了文物周边历史风貌,又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
【基本案情】
清水营城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东镇清水营村,北临明长城,是明长城(灵武段)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屯兵城堡,其作为明长城附属设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2010年该城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某影视公司在清水营城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擅自搭建一处木质影视拍摄基地,破坏了文物周边历史风貌,增加了消防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灵武市院)在开展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并立案调查。灵武市院利用无人机、GIS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现场取证,查阅相关资料,咨询清水营城址附近村民、看守人员、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查明:某影视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木质影视拍摄基地,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未对清水营城址周围采取围挡和防火措施,城墙角下遗留大量木质建筑垃圾,对文物安全、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以上情况,灵武市院积极协调文物保护部门组织专家对明长城及清水营城址保护与利用开展论证,分析评估长城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现状,科学指引长城文化遗产合理利用。2020年8月27日,灵武市院采取公开宣告送达的方式向灵武市宁东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属地政府依法履行长城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清水营城址及周边环境免遭破坏,文物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收到检察建议后,镇政府对文物本体采取围挡保护的措施并清理建筑垃圾。其后,市文广局与镇政府共同成立文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文物保护专题会议,细化文物保护监管机制,对辖区内文物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划定安全旅游观光区域,加强文物保护宣传工作。
2020年9月,灵武市院对该案跟进监督,确认清水营城址保护范围内的木质违法建筑及垃圾已全部拆除、清运和整治,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典型意义】
清水营城址作为明长城(灵武段)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屯兵城堡,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检察机关针对文物利用中出现的破坏文物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的情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协调文物保护部门组织专家对明长城及清水营城址保护利用开展论证指引,促进合理利用,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恢复文物历史风貌,加强环境保护,完善旅游措施,推动地方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大通段)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公共工程建设 线索移送
【要 旨】
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强化协同协作、信息共享,针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当履职行为导致的文物受损情形,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予以整改,恢复文物历史风貌。
【基本案情】
青海明长城(大通段)始建于明代中叶,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明长城遗址,也是该省明长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分布于大通县九个乡镇,极具历史、文化、艺术价值,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明长城(大通段)周边存在违规施工、挖掘取土等行为,危害长城安全及环境风貌。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月,大通县文物局在巡查中发现,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县林草局)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同意,擅自在大通县朔北乡马场村明长城(大通段)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向大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通县院)移送了关于县域内明长城(大通段)保护相关问题的案件线索。
2020年4月27日,大通县院对该线索进行立案调查。办案干警对明长城受损情况进行实地走访、现场勘查,并询问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通过调查查明,县林草局实施的“三北”防护林输水管道建设项目,其铺设的防护林灌溉输水管道、修建的隔离围栏、修盖的防火观察点房屋等施工建设内容,均位于明长城(大通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且未履行相应文物报批手续,属违法建设。防火观察点房屋严重影响长城历史风貌。县林草局在铺设输水管道期间擅自进行挖掘作业,管道以架跨方式穿越墙体顶部,对该段明长城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同时,输水管道存在漏水等安全隐患,如发生漏水或者管道破裂,将对墙体造成冲刷、坍塌等毁灭性破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5月7日,大通县院向县林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在林业和草原规划建设中既要保障山林灌溉和消防用水,也要依法保护文物安全,要求对违法建设工程及内容,会同有关文物行政部门进行整改,拆除修建完成的防火观察点房屋建筑和管道等设施,采取保护措施,恢复长城周边历史风貌。县林草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与县文物管理所进行对接,协商解决方案。2020年7月8日,县林草局对防火观察点房屋进行了拆除,文物原貌已恢复;经市林业和草原局、县人民政府批准,长约4千米的输水管道已于2022年12月15日全部拆除。大通县院以办理此案为契机,在明长城脚下设立“公益检察守护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纪念碑,与县文体旅游部门会签《关于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意见》,营造文物保护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典型意义】
青海明长城(大通段)修筑于明隆庆六年,是为保卫西宁而建的军事防御工事,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以个案办理强化良性协同互动,针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职中未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的文物损害,积极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寻求公益司法保护的最大公约数,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严格履职,在推动城镇建设、社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的同时,强化文物古迹整体风貌维护工作,促进城镇建设和文物保护利用协调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11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8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6年1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8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6〕29号)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八)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
(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十一)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十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十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十四)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五)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六)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七)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八)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十项至第十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
(三)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四)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五)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六)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七)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人以上的;
(八)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九)致使十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一)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致使五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二)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十三)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尚不构成妨害公务等犯罪的;
(二)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三)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第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第七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节严重的,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一)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的;
(二)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
(三)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取污染物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十三条 对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的废物,可以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结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见作出认定。
对于危险废物的数量,可以综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业的生产工艺、物耗、能耗情况,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四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五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三)含重金属的污染物;
(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第十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第十七条 本解释所称“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本解释所称“重点排污单位”,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应当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重点监控企业及其他单位。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
本解释所称“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本解释所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从严惩治胁迫、教唆、引诱、欺骗等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现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0年3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严格依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期,不少地方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发现一些未成年人被胁迫、利诱参与、实施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从严惩治胁迫、教唆、引诱、欺骗等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1. 胁迫、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2. 拉拢、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3. 招募、吸收、介绍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4. 雇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5. 其他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情形。
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定认定。
(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组织、指挥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
2. 向未成年人传授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方法、技能、经验的;
3. 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
4. 为逃避法律追究,让未成年人自首、做虚假供述顶罪的;
5. 利用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
6. 利用多人或者多次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
7. 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
8. 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照料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9. 其他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从重处罚。对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按照其组织、指挥的犯罪,从重处罚。
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对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纠集者,恶势力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从重处罚。
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成员直接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从重处罚。
(四)有胁迫、教唆、引诱等利用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虽然未成年人并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没有实际参与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的成员,即便有自首、立功、坦白等从轻减轻情节的,一般也不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五)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利用,偶尔参与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按其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定性,一般不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
二、严格依法办案,形成打击合力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要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及时查明利用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避免纠缠细枝末节。要加强对下指导,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重特大案件,可以单独或者联合挂牌督办。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层报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二)公安机关要注意发现涉黑涉恶案件中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线索,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依法收集、固定和运用证据,并可以就案件性质、收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等听取人民检察院意见建议。从严掌握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的成员,应当依法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三)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发现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认为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于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建议。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依法坚决批准逮捕,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坚决起诉。不批准逮捕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的,应当分别制作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写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理由、侦查方向、需要补充收集的证据及其证明作用等,送交公安机关开展相关侦查补证活动。
(四)办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要将依法严惩与认罪认罚从宽有机结合起来。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人民检察院要考虑其利用未成年人的情节,向人民法院提出从严处罚的量刑建议。对于虽然认罪,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足以从宽处罚的,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要依法从严从重。对被黑恶势力利用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愿如实认罪、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的,应当依法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
(五)人民法院要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及时审判,从严处罚。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严格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依法运用财产刑、资格刑,最大限度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应当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标本兼治
(一)认真落实边打边治边建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深挖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根源,剖析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漏洞,及时预警预判,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建议,从源头遏制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群体侵蚀蔓延。对被黑恶势力利用尚未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要配合有关部门及早发现、及时挽救。对实施黑恶势力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要通过落实家庭监护、强化学校教育管理、送入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二)加强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利用。建立与共青团、妇联、教育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教职工的法治教育培训,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远离违法犯罪。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成年人与黑恶势力的联系,防止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诱导利用。推动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加强与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联系,重视和发挥基层组织在预防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宣示、警醒、引领、示范作用,通过以案释法,选择典型案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经验和做法,揭露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加强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法治教育,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多发的地区、街道、社区等,强化未成年人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远离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38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38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非法放贷"纳入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规制,制定立案标准及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完善。但实践中也存在很大风险,近年来实践中不断出现当事人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也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现象,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认为,将民间非法放贷纳入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规制,并制定立案标准及司法解释的建议,是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所引发大量违法犯罪问题的有益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非常重视该问题,2018年10月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相关单位对非法放贷问题开展了联合调研,形成了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初稿,目前正在办理会签,有望于近期出台。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的通知(2017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1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规范人民法院对执行款物的管理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对2006年5月18日发布施行的《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法发〔2006〕11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
为规范人民法院对执行款物的管理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参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执行款物,是指执行程序中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经管的财物。
第二条 执行款物的管理实行执行机构与有关管理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原则。
第三条 财务部门应当对执行款的收付进行逐案登记,并建立明细账。
对于由人民法院保管的查封、扣押物品,应当指定专人或部门负责,逐案登记,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
执行机构应当指定专人对执行款物的收发情况进行管理,设立台账、逐案登记,并与执行款物管理部门对执行款物的收发情况每月进行核对。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开设执行款专户或在案款专户中设置执行款科目,对执行款实行专项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付。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一案一账号的方式,对执行款进行归集管理,案号、款项、被执行人或交款人应当一一对应。
第五条 执行人员应当在执行通知书或有关法律文书中告知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户名,以及交款时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用途等信息。
第六条 被执行人可以将执行款直接支付给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也可以将执行款从被执行人账户直接划至申请执行人账户。但有争议或需再分配的执行款,以及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将执行款划至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扣划的执行款,应当划至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
第七条 交款人直接到人民法院交付执行款的,执行人员可以会同交款人或由交款人直接到财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交付现金的,财务部门应当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款凭据;交付票据的,财务部门应当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在款项到账后三日内通知执行人员领取收款凭据。
收到财务部门的收款凭据后,执行人员应当及时通知被执行人或交款人在指定期限内用收取凭证更换收款凭据。被执行人或交款人未在指定期限内办理更换手续或明确拒绝更换的,执行人员应当书面说明情况,连同收款凭据一并附卷。
第八条 交款人采用转账汇款方式交付和人民法院采用扣划方式收取执行款的,财务部门应当在款项到账后三日内通知执行人员领取收款凭据。
收到财务部门的收款凭据后,执行人员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第九条 执行人员原则上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确有必要直接收取的,应当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同时制作收款笔录,由交款人和在场人员签名。
执行人员直接收取现金或者票据的,应当在回院后当日将现金或票据移交财务部门;当日移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回院后一日内移交并说明原因。财务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办理。
收到财务部门的收款凭据后,执行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第十条 执行人员应当在收到财务部门执行款到账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核算、执行费用的结算、通知申请执行人领取和执行款发放等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可以延缓发放:
(一)需要进行案款分配的;
(二)申请执行人因另案诉讼、执行或涉嫌犯罪等原因导致执行款被保全或冻结的;
(三)申请执行人经通知未领取的;
(四)案件被依法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
(五)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延缓发放执行款的。
上述情形消失后,执行人员应当在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发放。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放执行款,一般应当采取转账方式。
执行款应当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确需发放给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但依法应当退还给交款人的除外。
第十二条 发放执行款时,执行人员应当填写执行款发放审批表。执行款发放审批表中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金额、交款时间、交款方式、收款人姓名或名称、收款人账号、发款金额和方式等情况。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交由财务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的,应当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当附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函及律师执照复印件。
第十三条 申请执行人要求或同意人民法院采取转账方式发放执行款的,执行人员应当持执行款发放审批表及申请执行人出具的本人或本单位接收执行款的账户信息的书面证明,交财务部门办理转账手续。
申请执行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到人民法院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的,执行人员应当在查验领款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手续后,持执行款发放审批表,会同领款人到财务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第十四条 财务部门在办理执行款支付手续时,除应当查验执行款发放审批表,还应当按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发放执行款时,收款人应当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款凭证。财务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发放执行款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执行款提存:
(一)申请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领取的;
(二)申请执行人下落不明的;
(三)申请执行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的;
(四)按照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通知其领取的;
(五)其他不能发放的情形。
第十七条 需要提存执行款的,执行人员应当填写执行款提存审批表并附具有提存情形的证明材料。执行款提存审批表中应注明执行案件案号、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金额、交款时间、交款方式、收款人姓名或名称、提存金额、提存原因等情况。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办理提存手续。
提存费用应当由申请执行人负担,可以从执行款中扣除。
第十八条 被执行人将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包括票据、证照等)直接交付给申请执行人的,被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物品接收证明;没有物品接收证明的,执行人员应当将履行情况记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附卷。
被执行人将物品交由人民法院转交给申请执行人或由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交接的,执行人员应当将交付情况记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附卷。
第十九条 查封、扣押至人民法院或被执行人、担保人等直接向人民法院交付的物品,执行人员应当立即通知保管部门对物品进行清点、登记,有价证券、金银珠宝、古董等贵重物品应当封存,并办理交接。保管部门接收物品后,应当出具收取凭证。
对于在异地查封、扣押,且不便运输或容易毁损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物品所在地人民法院代为保管,代为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专门场所存放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物品。
第二十一条 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将价款交付人民法院;必要时,执行人员可予以变卖,并将价款依照本规定要求交财务部门。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被执行人交付,且属于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执行人员应当自查封、扣押或被执行人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费用的结算、通知申请执行人领取和发放物品等工作。不属于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符合处置条件的,执行人员应当依法启动财产处置程序。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解除对物品的查封、扣押措施的,除指定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外,应当自解除查封、扣押措施之日起十日内将物品发还给所有人或交付人。
物品在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期间,因自然损耗、折旧所造成的损失,由物品所有人或交付人自行负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符合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物品进行提存。
物品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存拍卖或者变卖该物品所得价款。
第二十五条 物品的发放、延缓发放、提存等,除本规定有明确规定外,参照执行款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执行款物的收发凭证、相关证明材料,应当附卷归档。
第二十七条 案件承办人调离执行机构,在移交案件时,必须同时移交执行款物收发凭证及相关材料。执行款物收发情况复杂的,可以在交接时进行审计。执行款物交接不清的,不得办理调离手续。
第二十八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实施本规定过程中,结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要求,以及执行工作实际,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2006年5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法发〔2006〕11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8〕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和裁判文书质量,结合审判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增强裁判行为公正度、透明度,规范审判权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发挥裁判的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讲究文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增强说理效果。
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立场正确、内容合法、程序正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要针对诉讼主张和诉讼争点、结合庭审情况进行说理,做到有的放矢;要根据案件社会影响、审判程序、诉讼阶段等不同情况进行繁简适度的说理,简案略说,繁案精说,力求恰到好处。
四、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根据证据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判断,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
五、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裁判文书应当说明是否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证据是否排除及其理由。民事、行政案件涉及举证责任分配或者证明标准争议的,裁判文书应当说明理由。
六、裁判文书应当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重点针对裁判认定的事实或者事实争点进行释法说理。依据间接证据认定事实时,应当围绕间接证据之间是否存在印证关系、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等进行说理。采用推定方法认定事实时,应当说明推定启动的原因、反驳的事实和理由,阐释裁断的形成过程。
七、诉讼各方对案件法律适用无争议且法律含义不需要阐明的,裁判文书应当集中围绕裁判内容和尺度进行释法说理。诉讼各方对案件法律适用存有争议或者法律含义需要阐明的,法官应当逐项回应法律争议焦点并说明理由。法律适用存在法律规范竞合或者冲突的,裁判文书应当说明选择的理由。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法官应当首先寻找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如果没有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可以依据习惯、法律原则、立法目的等作出裁判,并合理运用法律方法对裁判依据进行充分论证和说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案件时,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充分论证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并阐明自由裁量所考虑的相关因素。
八、下列案件裁判文书,应当强化释法说理:疑难、复杂案件;诉讼各方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案件;宣告无罪、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判处死刑的案件;行政诉讼中对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一并进行审查的案件;判决变更行政行为的案件;新类型或者可能成为指导性案例的案件;抗诉案件;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重审案件;再审案件;其他需要强化说理的案件。
九、下列案件裁判文书,可以简化释法说理: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民事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及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行政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但是诉讼各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其他适宜简化说理的案件。
十、二审或者再审裁判文书应当针对上诉、抗诉、申请再审的主张和理由强化释法说理。二审或者再审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或者原审不同的,或者认为一审、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应当在查清事实、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针对一审或者原审已经详尽阐述理由且诉讼各方无争议或者无新证据、新理由的事项,可以简化释法说理。
十一、制作裁判文书应当遵循《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文书样式》《涉外商事海事裁判文书写作规范》《人民法院破产程序法律文书样式(试行)》《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件文书样式》等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但是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合理调整事实认定和说理部分的体例结构。
十二、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释法说理,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准确、完整地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项序号;需要加注引号引用条文内容的,应当表述准确和完整。
十三、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立法说明等立法材料;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
十四、为便于释法说理,裁判文书可以选择采用下列适当的表达方式:案情复杂的,采用列明裁判要点的方式;案件事实或数额计算复杂的,采用附表的方式;裁判内容用附图的方式更容易表达清楚的,采用附图的方式;证据过多的,采用附录的方式呈现构成证据链的全案证据或证据目录;采用其他附件方式。
十五、裁判文书行文应当规范、准确、清楚、朴实、庄重、凝炼,一般不得使用方言、俚语、土语、生僻词语、古旧词语、外语;特殊情形必须使用的,应当注明实际含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避免使用主观臆断的表达方式、不恰当的修辞方法和学术化的写作风格,不得使用贬损人格尊严、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明显有违常识常理常情的用语,不能未经分析论证而直接使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之类的表述作为结论性论断。
十六、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收集、整理和汇编辖区内法院具有指导意义的优秀裁判文书,充分发挥典型案例释法说理的引导、规范和教育功能。
十七、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判文书的制作和释法说理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和审判质效的必备内容,确立为法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法官业绩档案。
十八、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符合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规律的统一裁判文书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定期组织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评查活动,评选发布全国性的优秀裁判文书,通报批评瑕疵裁判文书,并作为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
十九、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作为裁判文书质量评查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常规性工作之中,推动建立第三方开展裁判文书质量评价活动。
二十、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则。
二十一、本指导意见自2018年6月13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下发《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下发《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的通知
(法明传〔2020〕609号)
为进一步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规范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提高网上立案服务水平,更加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现将《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和《网上立案须知》印发全国法院。其中,《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是内部文件,《网上立案须知》是在网上立案平台供当事人阅读的文件。两个文件配套使用,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
2.网上立案须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28日
附件1:
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规范
为进一步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规范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作,提高网上立案服务水平,更加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网上立案是指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自助立案设备等网上立案平台提交立案申请,人民法院在线接收材料并决定是否立案的服务方式。
第二条 可以申请网上立案的案件包括:一审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
对于民事上诉、申请再审,可依托网上立案平台接收材料。
第三条 人民法院开展网上立案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便民利民原则。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在诉讼服务大厅提供指引辅导、配备自助立案设备等方式,为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申请网上立案提供便利条件。
(二)依法依规原则。网上立案应严格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立案、管辖、代理、送达和期间的规定。
(三)在线办理原则。实现网上立案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送达平台、网上保全系统、委托鉴定系统、网上交退费以及审判流程管理系统的数据互通和业务协同,确保立案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
第四条 网上立案平台应支持上传PDF文本格式、JPG或PNG图片格式、WORD格式的立案材料。
第五条 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网上立案申请的,除不适宜调解或已经调解但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上立案平台进行诉前调解引导。同意诉前调解的,将纠纷信息及时推送至调解平台进行调解,不同意诉前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及时转入立案程序。
第六条 人民法院在收到网上立案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在线作出以下处理:
(一)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起诉(自诉、申请),及时登记立案;
(二)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过网上立案平台推送补正通知和补正材料清单,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未在指定期限内按要求补正的,立案材料作退回处理;
(三)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可在线退回材料并释明具体理由,坚持提交的,依法裁定或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立案;
(四)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情形的,在线退回立案材料,不予登记立案;
(五)无法确认网上提交的立案材料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通过现场递交的方式申请立案。
第七条 经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同意,可以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及相关材料。
对于受理结果、补正通知以及重要流程节点信息,通过网上立案平台进行推送。
第八条 登记立案后,立案部门应及时将案件电子卷宗移送审判、执行等业务部门。案件承办法官对卷宗材料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或认为存在虚假诉讼可能的,由承办法官依法处理并通知立案部门。
承办法官可自行下载打印起诉状(自诉状、申请书)副本和证据材料进行送达;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材料原件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提交。
第九条 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平台应具备为当事人提供以下服务的功能:
(一)立案信息识别回填功能。对起诉状(自诉状、申请书)中的案件基本信息进行自动识别、自动回填,辅助填写立案信息项。
(二)网上交费功能。登记立案后,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可直接在线交纳诉讼费用。
(三)诉讼辅助功能。为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供诉状模板、立案材料清单、法院指引信息、诉讼费用计算、管辖提示等服务。
第十条 除本规定第六条第(五)项情形外,人民法院不得要求网上提交立案材料后到现场办理立案手续;对于已到现场提交立案材料的不得要求通过网上提交。
第十一条 对含有下列内容的立案材料,人民法院可予以退回或者要求修改,并视情形停止提供网上服务:
(一)违反法律法规,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国家利益的;
(二)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侮辱诽谤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诋毁的;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在申请网上立案过程中存在提起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或者滥用诉权,扰乱网上立案秩序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停止为其提供网上立案服务。
第十三条 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畅通投诉建议通道,为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供满意度评价服务,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不立案。未在规定期限内立案、未落实一次性告知要求等投诉及时处理并予回复。
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立案服务工作的监督指导,及时纠正办理网上立案中的不当做法。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本辖区网上立案工作督导检查,对违反立案登记制规定以及当事人反映问题突出的法院,及时督促整改,造成严重影响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将自建立案平台与中国移动微法院对接联通,实现数据互通、业务融合;汇总本地网上立案数据,上传至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
人民法院应当规范网上立案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将不同平台的网上立案数据统一纳入司法统计;深化网上立案服务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为审判执行等工作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网上立案须知
1.可以申请网上立案的案件包括:一审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民事上诉、申请再审,可通过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
2.申请网上立案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申请人对上传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申请网上立案过程中存在提起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或者滥用诉权,扰乱网上立案秩序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停止为其提供网上立案服务。
3.申请人应实名注册并完成身份验证;律师可以通过律师服务平台直接登录。
4.申请人应按提示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立案相关信息,确认送达地址和送达方式。为便利诉讼,建议选择电子送达方式。
5.申请人需提交的起诉材料包括诉状(诉状格式要求可参照平台内诉状模板),身份证明,委托手续,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材料以及证据材料。以上材料可为PDF、JPG、PNG、WORD等格式,但需保证上传材料规范、完整、清晰。
为便于立案信息识别录入,申请人提交起诉状等文字性材料的,建议同时提交WORD文本。
6.申请人提交的立案材料中,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1)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2)危害国家安全的;
(3)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4)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5)违反法律法规,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国家利益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7)侮辱诽谤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诋毁的;
(8)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出现以上内容的立案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接收,并视情形追究责任。
7.对于补正通知、审核结果和重要流程节点信息,当事人可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等网上立案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71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71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对于民事审判中案件事实的查明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世界各国一般采取在证人作证程序中要求证人具结或者宣誓的方式作为证人作证的约束机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作证程序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证人在作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实质上是采纳了以具结作为证人作证约束机制的做法。我们目前正在起草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拟规定证人在签署保证书后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以此增强具结的效力以及对于证人的约束力。
对于证人宣誓,我们持开放态度,鼓励地方法院做进一步探索。在2016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探索当事人和证人宣誓制度。我们将对地方法院的探索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研究总结,努力改进和完善证人作证的程序和制度,提高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关工委:
现将《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年5月31日
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持续加强、成效明显,但性侵害、欺凌、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时有发生,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等问题比较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痛点和治理的难点。未成年人犯罪和遭受侵害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家庭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为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现就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建立健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强化家庭教育责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为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培养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情怀,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确保家庭教育的正确方向。
--突出问题导向。注意发现总结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引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改善家庭教育方式。着力解决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体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教育理念和方法欠缺,家庭成员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
--遵循科学规律。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家庭教育规律,着眼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引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观,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方式抚养教育未成年人。
--坚持标本兼治。既注重个别教育,对办案中发现明显存在问题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家庭教育干预和指导;又着眼源头预防,探索建立常态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坚持创新推动。鼓励家庭教育指导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二、主要任务
各地要结合已有经验和本地实际,重点推动开展以下工作:
(一)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未成年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家庭教育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见,必要时可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1.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2.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3.遭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侵害的;4.其他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
(二)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对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尚未导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害后果的,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长期分离家庭、收养家庭、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家庭、强制戒毒人员家庭、服刑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曾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等,更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动提出指导需求的,应予支持。人员力量不能满足需要的,可以帮助链接专业资源提供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三)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发地区,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城乡接合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等重点地区要结合办案广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家庭教育知识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和家庭教育宣传,提高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监护意识、监护能力和法治观念,营造民主、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遭受侵害问题发生。各地可灵活运用线上直播、新媒体短视频等多种形式,以案释法,扩大家庭教育宣传的覆盖面。
三、工作内容
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法律素养,提高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强化监护意识,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3. 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良好道德行为习惯,树立正确价值观;
4. 教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采取有效的沟通方式;
5. 引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改变不当教育方式;
6. 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重塑良好家庭关系,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7. 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促进未成年人健全人格的养成。
四、工作机制
为确保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各地要积极推动构建相关长效工作机制。
(一)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各级检察机关、妇联、关工委要加强协作配合,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主动做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和监护状况评估,准确掌握家庭教育指导需求,启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并根据办案需要和具体需求,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本地区妇联、关工委。各级妇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会力量,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提供社会支持,积极承接、提供或者协助、配合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妇联要依托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等活动场所,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宣传提供平台和支持。关工委要组织动员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协助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二)完善人才培育机制。要加强家庭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同时,带动、发现、培养一批业务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家庭教育工作力量。尤其要支持、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工作。通过委托服务、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深入研究、积极开展教育行为矫正、亲子关系改善、家庭跟踪指导等专业工作,培养一支稳定、专业、可靠的专家型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力量。
(三)构建成果转化机制。要注意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与罪错未成年人帮教、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等工作有机结合。家庭教育改善成果要体现、运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检察机关可探索将家庭教育评估结果作为支持撤销监护权诉讼、附条件不起诉的参考依据。同时,要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实践经验的提炼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模式,研发一批高水准、易推广、受欢迎的优质课程。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细化职责分工,及时研究解决困难问题,确保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沟通配合。各有关部门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设置联络员、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互通信息、研判情况、总结经验,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效。
(三)加强政策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开展家庭教育政策宣传,引导社会大众充分认识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重要性,正确看待家庭教育的科学性、专业性,营造重视家庭教育,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31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31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立法保护英雄人物和革命英烈名誉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英雄人物和革命英烈名誉案件,既涉及到英雄人物个人名誉、荣誉等民事权益的保护问题,更涉及到以法治手段、法治思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英雄人物的事迹、形象和精神价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和民族感情的一部分,它们对现代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并由此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也受理了一批涉及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的民事案件。2016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不仅要依法保护英雄人物的个人权益,也要强调判决的公共价值彰显功能。通过判决,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引导社会公众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关于制定相关法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对保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对保护的范围进行了明确。
关于诉讼主体范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死者的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近亲属的范围首先是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现行法和司法解释将提起诉讼的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也是现行法关于去世的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时间长度的限制,三代以内血亲即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但是对于英雄烈士这个群体,的确存在英雄烈士人格权益受到损害时,没有近亲属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将面临无适格诉讼主体的尴尬境地。一种观点认为,将该类诉讼的权利主体扩大,可以考虑由英雄烈士的旁系亲属提起诉讼,这种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旁系亲属范围较广,应该进行一定限制。另一种观点,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将此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将英雄烈士所在单位、授予英雄烈士称号的有关部门、人民检察院列为诉讼主体,这种设计既可以解决诉讼主体的问题,也延长了主张权利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只有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将侵害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需要立法部门作出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再进一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几种方案,我们将认真研究,力争能够实现对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充分保护。
维护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一贯坚持的立场。各级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通过司法审判,依法保护英雄人物包括去世英雄人物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6月25日)
目录
1.梁玉景、黎国都制造毒品案——纠集多人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2.冯志国运输毒品案——暴力抗拒检查,持刀捅刺致执法人员重伤,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3.邱山喜贩卖、运输毒品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不构成立功,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4.郑保涛等制造毒品、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明知他人制造甲卡西酮而向其提供制毒原料;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
5.万昊能等贩卖毒品、洗钱案——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并“自洗钱”,依法数罪并罚
6.古亮引诱、教唆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案——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且系累犯,依法严惩
7.梁宇立走私、贩卖毒品案——多次走私大麻入境,并向多名吸毒人员贩卖,情节严重
8.周洪伟贩卖、运输毒品案——利用“互联网+物流寄递”手段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麻精药品,情节严重
9.何启安贩卖毒品案——向吸毒人员贩卖氟胺酮,且系累犯,依法严惩
10.郑波故意杀人案——吸毒致幻后杀死父母,罪行极其严重
案例1
梁玉景、黎国都制造毒品案
——纠集多人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玉景,男,壮族,1976年8月2日出生,无业。2010年1月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被告人黎国都,男,壮族,1983年7月10日出生,农民。
2016年底,被告人梁玉景、黎国都商定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后黎国都伙同郑力纯(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租赁制毒场地,并与郑力纯、陈元武(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共同完成制毒前期准备工作;梁玉景购买制毒原材料,安排黄炳鹏(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检修制毒工具反应釜。2017年4月底至5月初,梁玉景安排黎国都收集部分制毒出资,其中黎国都出资70万元,陈元武、梁玉升(二审期间因病死亡)夫妇出资90万元,零岸(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出资15万元。零骏良、凌晨(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在梁玉景、黎国都指使下,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将毒资交给梁玉景,将制毒辅料运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又从广东省梅州市将梁玉景组织购买的氯麻黄碱运至南宁市,由陈元武驾车运至制毒场地。同年5月28日,梁玉景先后安排农多想、黄炳贵(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前往位于南宁市经开区那洪街道古思村的制毒场地,与黎国都、陈元武、郑力纯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同月31日,公安人员在制毒场地抓获黎国都等人,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419.2千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143.92千克及氯麻黄碱148.42千克、反应釜等。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梁玉景、黎国都伙同他人制造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制造毒品罪。梁玉景、黎国都共谋制造毒品,梁玉景纠集多人参与,管理毒资,购买制毒原料,黎国都大额出资,租赁制毒场地,直接参与制造,二人在制造毒品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罪责突出。梁玉景、黎国都制造甲基苯丙胺,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梁玉景、黎国都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梁玉景、黎国都已于2022年6月1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制造毒品属于源头性毒品犯罪,历来是我国禁毒斗争的打击重点。近年来,广东等地的规模化制毒活动在持续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之下,逐步得到遏制,但制毒活动出现了向周边省市转移的现象,国内其他地区分散、零星制毒犯罪仍时有发生,且犯罪手段呈现分段式、隐秘化等特点。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广西的家族式重大制毒犯罪,参与人数多、制毒规模大,涉案人员大多具有亲属关系。同案人在梁玉景、黎国都指挥下实施制毒犯罪,从广东购入制毒原料,跨省运输至广西农村地区进行制造。案发时在制毒场地查获甲基苯丙胺晶体419.2千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143.92千克及制毒物品氯麻黄碱148.42千克,毒品数量特别巨大。梁玉景、黎国都系该制毒团伙中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二人适用死刑,体现了突出打击重点、严惩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正立场。
案例2
冯志国运输毒品案
——暴力抗拒检查,持刀捅刺致执法人员重伤,且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冯志国,男,汉族,1987年5月6日出生,农民。2012年12月26日因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7年3月9日刑满释放。
2017年4月、5月,被告人冯志国与同村村民李复生、周明(均另案处理)先后从贵州省来到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共谋实施毒品犯罪。同年6月1日,三人携带毒品驾乘摩托车由镇康县南伞镇前往云南省保山市,23时许途经镇康县勐堆乡铜厂北路时发现前方设卡检查,冯志国遂将毒品丢弃在路边。执法人员经检查,发现三人形迹可疑,遂沿三人驶来方向搜查,在约30米远路边处查获海洛因1777克。冯志国见罪行败露,即持刀捅刺追捕的执法人员昝某后逃跑,致昝某肠破裂,构成重伤二级。2018年1月10日,冯志国在贵州省贵阳市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冯志国明知是毒品而伙同他人进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冯志国从贵州省到云南省边境地区实施毒品犯罪,与另案被告人李复生、周明分工配合,共同运输毒品,应依法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冯志国运输海洛因数量大,并暴力抗拒检查,情节严重,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冯志国曾因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实施本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冯志国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冯志国已于2021年9月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部分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不惜铤而走险,采用暴力手段抗拒检查、抓捕,增加了执法人员查缉毒品犯罪的风险,也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并具有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情形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是指造成执法人员死亡、重伤、多人轻伤等情形。本案中,被告人冯志国在罪行被执法人员察觉后,为逃跑持刀连续捅刺执法人员致其重伤,属于暴力抗拒检查情节严重的情形。冯志国曾因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即再次实施本案犯罪,系累犯。冯志国对抗执法权威的行为及其前科情节,均反映出其较深的主观恶性和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依法应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人民法院对其依法严惩并适用死刑,警示妄图以暴力对抗手段逃避法律追究的毒品犯罪分子,切勿心存侥幸。
案例3
邱山喜贩卖、运输毒品案
——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不构成立功,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邱山喜,曾用名邱三喜,男,汉族,1976年5月5日出生,农民。2004年1月12日因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2013年6、7月份,被告人邱山喜欲从广东省广州市一名毒贩(身份不明)处购买毒品进行贩卖,并将此事告知元海银(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让元海银为其准备30万元现金。元海银同意,并提出从中购买一块毒品。同年7月13日,邱山喜携带元海银提供的30万元毒资,前往广州市交易毒品。后邱山喜将购得的毒品藏匿于其驾驶的丰田汽车后排座椅内,驾车返回安徽省临泉县,途中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查获海洛因3481.4克。邱山喜被抓获后,其亲属通过贿买手段获取范某某贩卖毒品犯罪线索,交由其检举揭发。
二、裁判结果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立功材料,错误认定被告人邱山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据此从轻判处邱山喜无期徒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原审裁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经再审改判邱山喜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邱山喜明知是海洛因而伙同他人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邱山喜提起犯意,纠集他人参与出资,自行完成购买、运输毒品行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邱山喜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因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处刑罚,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邱山喜检举范某某贩卖毒品的线索系通过贿买的非法手段获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自首立功意见》)第四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具有立功表现。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邱山喜改判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邱山喜已于2022年6月1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刑法设立立功制度,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犯罪分子承诺并兑现从宽处罚,换取其积极揭露他人罪行,以便司法机关及时发现、查处犯罪,节约司法资源。同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犯罪分子弃恶从善的愿望,有利于促成其悔过自新。但是,构成立功要求犯罪分子检举线索的来源必须合法,否则就背离了立功制度创设的初衷和价值取向,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破坏公序良俗。《自首立功意见》第四条规定,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被告人邱山喜携款向上家求购大量毒品并跨省长途运输,罪行极其严重,且系毒品再犯,论罪应处死刑。邱山喜到案后检举揭发范某某贩卖毒品线索,公安机关据此侦破范某某贩毒一案,范某某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经再审查明,上述检举线索系邱山喜亲属通过贿买的非法手段获取后交由邱山喜检举揭发,根据《自首立功意见》的规定,即便检举线索查证属实,邱山喜的行为也不构成立功。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再审,对邱山喜改判死刑,彰显了对严重毒品犯罪绝不姑息的态度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
案例4
郑保涛等制造毒品、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
——明知他人制造甲卡西酮而向其提供制毒原料;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保涛,曾用名郑俊杰,男,汉族,1987年11月11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焦绪波,男,汉族,1975年2月5日出生,个体经营者。
被告人李晓龙,曾用名李龙,男,汉族,1994年1月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金学,男,汉族,1992年2月2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房晓帅,男,汉族,1983年4月6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郑营,男,汉族,1979年3月18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郑保涛明知张新明、宋书斌(均另案处理)等购买溴代苯丙酮、苯丙酮等用于制造毒品,自2019年3月至10月间,在山东省滨州市、高青县、桓台县等地,多次向张新明等介绍购买或者贩卖溴代苯丙酮、苯丙酮等制毒原料,并介绍李勇(另案处理)加入张新明等制毒、贩毒团伙。张新明等利用从郑保涛处购买的制毒原料生产甲卡西酮至少28.23千克。
2019年8月至11月,被告人郑保涛、金学、郑营在桓台县非法生产溴代苯丙酮、苯丙酮,并将生产的溴代苯丙酮分两次贩卖给陈云飞、王成毅(均另案处理)。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被告人焦绪波、李晓龙、郑保涛、金学在山东省潍坊市非法生产溴代苯丙酮、苯丙酮,并交叉结伙多次向被告人房晓帅和陈云飞、王成毅、韦冰冰(另案处理)非法贩卖。其中,焦绪波共计非法生产溴代苯丙酮1428千克、苯丙酮3700千克,李晓龙共计非法生产溴代苯丙酮1428千克、苯丙酮2100千克,郑保涛共计非法生产、买卖溴代苯丙酮127.6千克,金学共计非法生产、买卖溴代苯丙酮54.2千克、苯丙酮21千克,郑营共计非法生产、买卖溴代苯丙酮17千克、苯丙酮21千克,房晓帅共计非法买卖溴代苯丙酮24.3千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保涛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提供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郑保涛伙同被告人焦绪波、李晓龙、金学非法生产、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郑营非法生产、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告人房晓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对郑保涛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在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共同犯罪中,郑保涛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金学、郑营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郑保涛、焦绪波、李晓龙、房晓帅买卖溴代苯丙酮部分事实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郑保涛到案后协助抓获房晓帅,构成立功;焦绪波、李晓龙、郑营、金学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可依法从轻处罚。焦绪波、李晓龙、金学、郑营、房晓帅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郑保涛以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焦绪波、李晓龙、金学、房晓帅、郑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九年、五年、三年、一年九个月,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以制毒物品为原料,采用化学合成方法制造甲卡西酮等新型毒品的犯罪呈上升趋势。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是从源头上遏制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本案是一起非法制造、买卖制毒物品,同时构成制造毒品共犯的典型案例。溴代苯丙酮、苯丙酮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制毒物品,被告人郑保涛等多次、大量非法生产、买卖溴代苯丙酮、苯丙酮等制毒物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当前制造毒品犯罪日益呈现团伙作案、分工精细、分段进行等特点,有必要予以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处理。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向其提供制毒原料的,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依法应予严惩。人民法院以制造毒品罪与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对郑保涛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以高额财产刑,体现了坚决遏制毒品来源、严厉惩治此类犯罪的一贯立场。同时,人民法院对本案中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具有从犯、立功、坦白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案例5
万昊能等贩卖毒品、洗钱案
——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并
“自洗钱”,依法数罪并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万昊能,男,汉族,1998年1月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黄云,男,汉族,2000年10月4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刘智勇,男,汉族,2001年8月14日出生,无业。
2021年7月1日至8月21日,被告人万昊能在明知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已被列管的情况下,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微信兜售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先后六次采用雇请他人送货或者发送快递的方式向多人贩卖,得款共计4900元。被告人黄云两次帮助万昊能贩卖共计600元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被告人刘智勇帮助万昊能贩卖300元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为掩饰、隐瞒上述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万昊能收买他人微信账号并使用他人身份认证,收取毒资后转至自己的微信账号,再将犯罪所得提取至银行卡用于消费等。同年8月23日,公安人员在万昊能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查获电子烟油15瓶,共计净重111.67克。次日,公安人员在万昊能租赁的仓库内查获电子烟油94瓶,共计净重838.36克。经鉴定,上述烟油中均检出ADB-BUTINACA和MDMB-4en-PINACA合成大麻素成分。万昊能、黄云到案后,分别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吴某某(另案处理)、刘智勇。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万昊能、黄云、刘智勇向他人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万昊能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采取收买他人微信账号收取毒资后转至自己账号的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其行为又构成洗钱罪。对万昊能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万昊能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万昊能、黄云、刘智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万昊能、黄云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黄云、刘智勇自愿认罪认罚,均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万昊能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六万元,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六万元、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被告人黄云、刘智勇均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相较天然大麻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吸食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等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情况,社会危害极大。2021年7月1日起,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进行整类列管,以实现对此类新型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往往被不法分子添加入电子烟油中或喷涂于烟丝等介质表面,冠以“上头电子烟”之名在娱乐场所等进行贩卖,因其外表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故具有较强迷惑性,不易被发现和查处,严重破坏毒品管制秩序,危害公民身体健康。本案被告人万昊能六次向他人出售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被抓获时又从其住所等处查获大量用于贩卖的电子烟油。人民法院根据其贩卖毒品的数量、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依法从严适用刑罚,同时警示社会公众自觉抵制新型毒品诱惑,切莫以身试毒。
毒品犯罪是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之一。洗钱活动在为毒品犯罪清洗毒资的同时,也为扩大毒品犯罪规模提供了资金支持,助长了毒品犯罪的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了对从洗钱犯罪中获益最大的上游犯罪本犯的惩罚力度。本案中,被告人万昊能通过收购的微信账号等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自身贩卖毒品所获毒资,掩饰、隐瞒贩毒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妄图“洗白”毒资和隐匿毒资来源。人民法院对其以贩卖毒品罪、洗钱罪数罪并罚,以同步惩治上下游犯罪,斩断毒品犯罪的资金链条,摧毁毒品犯罪分子再犯罪的经济基础。
案例6
古亮引诱、教唆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案
——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且系
累犯,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古亮,男,汉族,1996年4月16日出生,无业。2016年12月20日因犯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9年2月28日刑满释放。
2020年10月,被告人古亮与严某某、李某某(均系未成年人)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镇严某某母亲家中居住,古亮明知严某某、李某某没有吸毒史,在二人面前制作吸毒工具,询问二人是否愿意尝试吸毒,并示范吸毒方法,讲述吸毒后的体验,引诱、教唆二人吸食毒品,先后和严某某、李某某一起吸食了其提供的甲基苯丙胺(冰毒)。同年11月,古亮多次在宜宾市南溪区南山一品二期其租住的房间内容留吸毒人员及严某某、李某某吸食甲基苯丙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一审,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古亮通过向他人宣扬吸食毒品后的感受等方法,诱使、教唆他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古亮多次提供场所容留吸毒人员及未成年人严某某、李某某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对古亮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古亮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吸毒,且其曾因犯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实施本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古亮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古亮以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8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较强的致瘾癖性,一旦沾染,极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依赖。未成年人好奇心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欠缺自我保护能力,更易遭受毒品危害。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将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以及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作为打击重点。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吸毒案件。被告人古亮在未成年人面前实施言语诱导、传授吸毒方法、宣扬吸毒感受的行为,造成两名本无吸毒意愿的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后果,且其多次提供场所容留未成年人吸毒,社会危害大。古亮曾因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犯罪情节严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仍不思悔改,刑满释放不足一年又再次实施同类犯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贯彻了加大对末端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对侵害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予以严惩的坚定立场。在通过刑罚手段阻断毒品危害殃及未成年人的同时,人民法院也呼吁广大青少年深刻认识毒品危害,守住心理防线,慎重交友,远离易染毒环境和人群。
案例7
梁宇立走私、贩卖毒品案
——多次走私大麻入境,并向多名吸毒人员
贩卖,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宇立,男,汉族,1990年4月19日出生,公司职员。
自2021年3月起,被告人梁宇立多次以每克50元至70元不等的价格,在网上向境外人员购买大麻,并通过国际邮包寄递入境。梁宇立收到大麻后,以每克150元至18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吸毒人员朱某、何某某、梁某某、郑某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同年8月11日,梁宇立准备向吸毒人员朱某等人贩卖大麻时,在其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海康街的住处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梁宇立用于贩卖的大麻361.43克及作案工具电子秤、包装袋等。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梁宇立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从境外购买大麻非法寄递入境,并贩卖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梁宇立多次走私毒品并向多人贩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梁宇立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梁宇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2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大麻类毒品包括大麻植物干品、大麻树脂、大麻油等,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为四氢大麻酚,对人体有麻醉、致幻等作用。大麻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可导致呼吸系统、免疫系统问题或精神疾病。我国将大麻类物质和四氢大麻酚分别列为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药品进行严格管制。近年来,受境外部分国家大麻“合法化”的影响,一些留学生、海外归国人员、文娱从业人员产生大麻类毒品成瘾性低、危害性小的错误认知,出于猎奇心理或追求感官刺激而吸食大麻。随着国内管制不断加强,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从境外购买大麻,通过国际邮包少量、多次、分散寄递入境后,贩卖给滥用群体。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与境外卖家勾连交易,通过国际快递走私大麻入境后在国内贩卖的案件。被告人梁宇立为牟取高额利润,多次走私大麻入境,并向多名吸毒人员贩卖,既系源头性犯罪,又直接导致毒品进入消费环节,情节严重,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从严惩处,体现了厉行禁毒的坚定立场,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充分认识大麻危害,提高对毒品的防范意识和鉴别能力。
案例8
周洪伟贩卖、运输毒品案
——利用“互联网+物流寄递”手段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麻精药品,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洪伟,男,汉族,1993年5月22日出生,务工人员。
2021年3月,被告人周洪伟明知艾司唑仑片、泰勒宁(氨酚羟考酮片)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以牟利为目的,在微信、抖音、百度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寻找买家,通过闲鱼APP三次向吸毒人员贩卖,共计贩卖艾司唑仑片1盒(20片)、泰勒宁7盒(70片),并通过快递寄送上述精神药品。后公安人员将周洪伟抓获,并从其租住处查获艾司唑仑片、酒石酸唑吡坦片、劳拉西泮片、佐匹克隆片等数百片。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洪伟明知是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仍向吸毒人员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周洪伟多次贩卖毒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周洪伟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周洪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部分常见毒品逐渐较难获得,一些吸毒人员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处方麻精药品作为替代物滥用,以满足吸毒瘾癖,具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时有发生。为加大监管力度,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将含羟考酮的复方制剂(含泰勒宁)列入精神药品管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依托互联网联络毒品交易并收取毒资、通过快递物流渠道交付毒品的现象日益突出。信息网络的跨地域性、匿名性特点,使得毒品犯罪手段愈趋隐蔽化、多样化,监管、打击难度不断加大。本案就是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物流寄递”手段向吸毒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处方麻精药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周洪伟在微信、抖音、百度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寻找联系买家,明知买家购买麻精药品作为成瘾替代物,仍通过闲鱼交易平台下单结算,再通过物流方式向各地买家寄送,犯罪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周洪伟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情节严重。除已售出的麻精药品外,公安人员还从周洪伟租住处查获大量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人民法院对周洪伟依法适用刑罚,体现了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贩卖麻精药品犯罪的严厉打击。
案例9
何启安贩卖毒品案
——向吸毒人员贩卖氟胺酮,且系累犯,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启安,男,汉族,1974年6月27日出生,务工人员。2018年6月20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同年7月17日刑满释放。
2021年9月2日,被告人何启安在江西省萍乡市火车站一麻将馆内,以5000元的价格从“狗鸭”(身份不明)处购得约5克氟胺酮,后为增重将“消炎粉”掺杂到所购氟胺酮内形成混合物。次日,何启安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将15克上述氟胺酮混合物贩卖给吸毒人员刘某、陈某,得款7500元。同月6日,何启安在萍乡市区密码酒店附近将约11克上述氟胺酮混合物贩卖给陈某,得款550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攸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何启安明知氟胺酮是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精药品仍贩卖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何启安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实施本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何启安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何启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攸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俗称“K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类似物,从外观看两者同为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相似的麻醉、致幻等效果,长期吸食氟胺酮会引发对人体脏器的永久损害,滥用过量甚至会导致死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涉氯胺酮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不法分子逐渐将目标转向氟胺酮,将其作为氯胺酮的替代物非法吸食、贩卖,以逃避法律制裁。为防范氟胺酮等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等18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的公告》,决定从2021年7月1日起正式将氟胺酮纳入列管范围。该公告的施行为打击氟胺酮等新型毒品犯罪提供了依据。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涉氟胺酮犯罪案件。被告人何启安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又两次向吸毒人员贩卖氟胺酮,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根据何启安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人民法院坚决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的严正立场。
案例10
郑波故意杀人案
——吸毒致幻后杀死父母,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波,男,汉族,1981年7月1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郑波系吸毒人员。2019年10月4日,郑波在家中吸食了甲基苯丙胺(冰毒)。次日1时许,郑波无端怀疑妻子陈某有外遇,与其妻发生争执。4时许,郑波来到父母卧室称其欲离婚,遭到其母范某某(被害人,殁年66岁)责骂,即持随身携带的仿制军刀捅刺范的头面部、颈部等处数刀,后又持刀捅刺瘫痪在床的其父郑某某(被害人,殁年76岁)颈部等处数刀。陈某劝阻郑波,郑持刀威胁陈下跪。后郑波见范某某未死,遂脚踢范某某头部,并再次捅刺范某某、郑某某数刀,致二人死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波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郑波吸食毒品产生幻觉,持刀捅刺父母数刀,将二人杀死,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郑波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郑波已于2022年5月24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吸食毒品不仅给吸毒者本人造成难以逆转的身心损害,还容易诱发各类次生犯罪。长期吸食毒品花费大量钱财,吸毒者可能迫于经济压力“以贩养吸”,或者实施盗窃、抢劫等侵财犯罪。同时,因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抑制或者致幻作用,会导致吸毒者狂躁、抑郁甚至出现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症状,进而肇事肇祸,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本案中,被告人郑波自述长期吸毒,平时吸食冰毒、“摇头丸”等多种毒品,其曾因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社区戒毒,但仍不思悔改,又继续吸食毒品,致幻后无端怀疑妻子出轨,认为劝阻其离婚的母亲系“恶魔”,持刀杀死母亲和瘫痪在床的父亲,罪行令人发指。本案充分反映出毒品给吸食者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人民法院在严惩郑波罪行的同时,也告诫每一位公民自觉防范、抵制毒品,远离这一摧毁人性的真正“恶魔”。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4月21日)
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开展能动履职、协同推进网络治理的相关成效。检察机关希望通过发布这批案例,起到警示犯罪分子、引导社会公众、推动行业治理的积极作用。
这10件典型案例分别是: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邱某儒等31人诈骗案,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罗某杰诈骗案,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从案件类型看,有五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另外五件则是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10件典型案例较为全面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深入揭示了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点表现为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在这批典型案例中,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组建网络游戏情侣为名引诱玩家高额充值骗取钱款,是一种新型的“游戏托”诈骗方式;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700余名被害人1.2亿余元;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电信部门代理商和劳务公司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工作便利,非法采集务工人员身份证、人脸识别信息激活手机卡,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公民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从每个人做起,希望大家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筑起防范诈骗的“防火墙”。
案例一
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以投资虚拟货币等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犯罪集团 虚拟货币 投资风险防范
【要旨】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受害范围广、涉及金额多、危害影响大,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追捕、追诉境内外犯罪分子,全面追查、准确认定犯罪资金,持续保持从严惩治的态势。对于投资型网络诈骗,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和风险预警,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魏某双,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罗某俊,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谢某林,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刘某飞,无固定职业;
其他56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等人在黄某海(在逃)等人的纠集下,集中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市,以投资区块链、欧洲平均工业指数为幌子,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冒充专业指导老师诱使被害人在平台上开设账户并充值,被害人所充值钱款流入该团伙实际控制的对公账户。之后,被告人又通过事先掌握的虚拟货币或者欧洲平均工业指数走势,诱使被害人反向操作,制造被害人亏损假象,并在被害人向平台申请出款时,以各种事由推诿,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谋取非法利益。
在黄某海组织策划下,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担任团队经理负责各自团队的日常运营;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担任业务组长、业务员具体实施诈骗活动。该团伙为躲避追查,以2至3个月为一个作案周期。2019年10月,该团伙流窜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准备再次实施诈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并移交我国。
经查,该团伙骗取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7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2亿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21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侦查,将诈骗金额从最初认定的人民币1200万余元提升到1.2亿余元。2020年2月11日,公安机关以魏某双等60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分别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追捕追诉共计32名犯罪团伙成员(另案处理)。同年5月9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魏某双等60人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9月2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魏某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罗某俊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飞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1名被告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本案办理所反映的金融投资诈骗犯罪发案率高、社会公众对这类投资陷阱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无锡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并会签协作文件,构建了打击治理虚假金融投资诈骗犯罪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普法、社会治理等8项机制,提升发现、查处、打击这类违法犯罪的质效。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线上依托各类媒体宣传平台,线下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向社会公众揭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加强对金融投资知识的普及,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从严追捕追诉,全面追查犯罪资金,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高发,犯罪分子往往多国流窜作案,多地协同实施,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深挖细查案件线索,对于集团内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而未提请的、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的,依法及时追捕、追诉。注重加强追赃挽损,主动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追查、准确认定、依法扣押犯罪资金,不给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骗群众的财产利益。
(二)加强以案释法,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提升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当前,投资类诈骗已经成为诈骗的重要类型。特别是犯罪集团以投资新业态、新领域为幌子,通过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隐蔽性强、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为此,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揭示投资型诈骗的行为本质和危害实质,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新业态领域知识的普及介绍,提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选择正规途径理性投资,自觉抵制虚拟货币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二
邱某儒等31人诈骗案--虚构艺术品交易平台以投资理财为名实施网络诈骗
【关键词】
网络诈骗 虚假投资 法律监督 追赃挽损
【要旨】
对于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检察机关要全面把握投资平台操作模式,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精准惩治。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集团内部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强化追赃挽损,及时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邱某儒,系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文公司)股东;
被告人陶某龙,系广文公司后援服务中心总经理;
被告人刘某,系广东省深圳市恒古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古金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郑某辰,系广东省惠州惠赢浩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赢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蒋某,系广西元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美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26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6年3月,被告人邱某儒设立广文公司后,通过组织人员、租赁办公场所、购买交易软件、租用服务器,搭建了以“飞天蜡像”等虚构的文化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类期货交易平台。陶某龙等人通过一级运营中心恒古金公司刘某发展了惠赢公司、元美公司等三十余家会员单位。为实现共同骗取投资者财物的目的,会员单位在多个股票投资聊天群中选择投资者,拉入事先设定的聊天群。同时,安排人员假扮“老师”和跟随老师投资获利的“投资者”、发送虚假盈利截图,以话术烘托、虚构具有盈利能力等方式,骗取投资者的信任,引诱投资者在平台上入金交易。
交易过程中,广文公司和会员单位向投资者隐瞒“平台套用国际期货行情趋势图、并无实际交易”等事实,通过后台调整艺术品价格,制造平台交易平稳、未出现大跌的假象。投资者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认为在该平台交易较为稳妥,且具有较大盈利可能性,故在平台上持续多笔交易,付出高额的手续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黄某等6628名投资者共计人民币4.19亿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2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犯罪主体、诈骗手法、诈骗金额等问题夯实证据并及时追缴赃款。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分批以诈骗罪将邱某儒等237人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由于邱某儒以及陶某龙、刘某等7人(系广文公司后援服务中心及相关内设部门、恒古金公司主要成员)、郑某辰、蒋某等23人(系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其余206人分别由南山区、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2月至1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31人分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1月至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邱某儒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陶某龙、刘某等7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郑某辰、蒋某等23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至五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虚构交易平台,通过多次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投资钱款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确有错误,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依法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上诉,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改判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办案过程中,深圳市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交易平台电子数据,依法冻结涉案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850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并责令各被告人继续退赔。深圳市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发布伪交易平台类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加强防范警示。
三、典型意义
(一)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迷惑性强,要全面把握交易平台运行模式,准确认定这类行为诈骗本质。在投资型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往往以“空手套白狼”“以小套大”等方式实施诈骗。但在本案中,犯罪分子利用骗术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通过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钱款目的。与传统诈骗方式相比,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诈骗欺骗性、迷惑性更强、危害群体范围也更大。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围绕“平台操控方式、平台盈利来源、被害人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准确认定平台运作的虚假性和投资钱款的非法占有性,全面认定整个平台和参与成员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追诉。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
(二)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往往层级多、架构复杂、人员多,对于参与其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往往难以直接区分。对此,检察机关要围绕平台整体运作模式和不同层级犯罪分子之间的行为关联,准确区分集团内部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既要严厉打击在平台上组织开展诈骗活动的指挥者,又要依法惩治在平台上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的操作者,还要深挖诈骗平台背后的实质控制者,实现对诈骗犯罪集团的全面打击。
(三)强化追赃挽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投资类诈骗案件往往具有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账户多等特点,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机关要把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投资平台的后台电子数据。从平台资金账户、犯罪分子个人账户入手,倒查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相关的出入金账户;通过资金流向发现处置线索,及时扣押涉案相关财物,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案例三
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冒充明星以投票打榜为名骗取未成年人钱款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饭圈”文化 未成年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要旨】
以“饭圈”消费为名实施的诈骗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此类诈骗犯罪,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不良“饭圈”文化,提高防范意识。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系大学专科在读学生;
被告人易某,男,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刘某甲,男,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戴某,男,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黄某俊,男,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范某田,男,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单独或合谋,购买使用明星真实名字作为昵称、明星本人照片作为头像的QQ号。之后,上述人员通过该QQ号之前组织的多个“明星粉丝QQ群”添加被害人为好友,在群里虚构明星身份,以给明星投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
2020年6月,被告人张某通过上述虚假明星QQ号,添加被害人刘某乙(女,13岁,初中生)为好友。张某虚构自己系明星本人的身份,以给其网上投票为由,将拟骗取转账金额人民币10099元谎称为“投票编码”,向刘某乙发送投票二维码实为收款二维码,诱骗刘某乙使用其母微信账号扫描该二维码,输入“投票编码”后完成所谓的“投票”,实则进行资金转账。在刘某乙发现钱款被转走要求退款时,张某又继续欺骗刘某乙,称添加“退款客服”后可退款。刘某乙添加“退款客服”为好友后,易某、刘某甲随即谎称需要继续投票才能退款,再次诱骗刘某乙通过其母支付宝扫码转账人民币1万余元。经查,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9万余元。其中,4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应张某等人要求,被告人戴某主动联系黄某俊、范某田,利用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帮助张某等人转移上述犯罪资金,并收取佣金。期间,因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收款二维码被封控提示可能用于违法犯罪,不能再进账,他们又相继利用家人收款二维码继续协助转账。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绥阳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绥阳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张某、易某、刘某甲提起公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提起公诉。同年12月16日,绥阳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易某、刘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有期徒刑三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一千元不等。被告人戴某提出上诉,林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余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发后,检察机关主动联系教育部门,走进被害人所在的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提高网上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从严打击以“饭圈”消费为名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当下,在“饭圈”经济的助推下,集资为明星投票打榜、购买明星代言产品成为热潮,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盯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差、盲目追星等弱点,以助明星消费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不仅给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坚持惩防结合,结合司法办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活动,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防止被诱导参加所谓的应援集资,落入诈骗陷阱。
(二)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利用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收款码为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固定环节,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对于这类犯罪行为,检察人员既要认定其利用银行卡和二维码实施收取、转账赃款的客观行为,又要根据被告人实施转账行为的次数、持续时间、资金流入的频率、数额、对帮助对象的了解程度、银行卡和二维码被封控提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认定其主观明知,对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依法可以该罪论处。
案例四
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以组建网络游戏情侣为名引诱玩家高额充值骗取钱款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游戏托 高额充值 网络游戏行业规范
【要旨】
“游戏托”诈骗行为隐蔽套路深,欺骗性诱惑性强。检察机关要穿透“游戏托”诈骗骗局,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通过办案引导广大游戏玩家提高自我防范能力,督促网络游戏企业强化内控、合规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峰,系辽宁盘锦百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公司)实际控制人;
杨某明等36名被告人均系百思公司员工。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百思公司代理运营推广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款网络游戏,被告人刘某峰招聘杨某明等36人具体从事游戏推广工作。为招揽更多的玩家下载所推广的游戏并充值,刘某峰指使杨某明等员工冒充年轻女性,在热门网络游戏中发送“寻求男性游戏玩家组建游戏情侣”的消息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在微信添加为好友后,再向被害人发送游戏链接,引诱被害人下载所推广的两款网络游戏。在游戏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组建游戏情侣,假意与被害人发展恋爱关系,通过发送虚假的机票订单信息截图、共享位置截图等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被害人向游戏账号以明显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数额充值。部分被告人还以给付见面诚意金、报销飞机票等理由,短时间多次向被害人索要钱款,诱使被害人以向游戏账号充值的方式支付钱款。经查,刘某峰等人骗取20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89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9月9日,公安机关以刘某峰等37人涉嫌诈骗罪移送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刘某峰等37人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刘某峰等37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刘某峰提出上诉,2021年3月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检察机关制作反诈宣传视频,深入大中专院校、街道社区进行宣传,警示游戏玩家警惕“游戏托”诈骗,对游戏中发布的信息要仔细甄别,理性充值,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同时,检察人员深入游戏研发企业座谈,提出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督促企业规范产品推广,审慎审查合作方的推广模式,合理设定推广费用,加强产品推广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三、典型意义
(一)以游戏充值方式骗取行为人资金,在“游戏托”诈骗中较为常见,要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从严惩治。“游戏托”诈骗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扮演异性角色,以“奔现交友”(系网络用语,指由线上虚拟转为线下真实交友恋爱)等话术骗取被害人信任,以游戏充值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支付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游戏费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检察机关要透过犯罪行为表象,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其诈骗犯罪本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二)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提高游戏玩家自我防范能力。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大、人数多,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使用虚假身份,运用诈骗“话术”,极易使游戏玩家受骗。对于广大游戏玩家而言,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于游戏中发布的信息仔细甄别,对于陌生玩家的主动“搭讪”保持必要的警惕,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游戏,理性有节制进行游戏充值,防止落入犯罪分子编织的“陷阱”。
(三)推动合规建设,促进网络游戏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结合司法办案,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网络游戏行业,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完善游戏推广机制,加强对游戏过程中违法犯罪信息的监控查处,推动网络游戏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案例五
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虚构基因缺陷引诱被害人购买增高产品套餐骗取钱款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网络销售 保健品 基因检测
【要旨】
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惩治。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分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确保案件效果良好。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强,系广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被告人吴某祥,系助高公司副总经理,吴某强之弟;
其余58名被告人均系助高公司员工。
2016年9月,被告人吴某强注册成立助高公司,组建总裁办、广告部、服务部、销售部等部门,逐步形成以其为首要分子,吴某祥等人为骨干成员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产并低价购进“黄精高良姜压片”“氨基酸固体饮料”“骨胶原蛋白D”等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装贴上“助高特效产品”标识,将上述食品从进价每盒人民币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将产品和服务捆绑销售,在互联网上推广。
为进一步引诱客户购买产品,助高公司私下联系某基因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编造客户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虚假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谎称上述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青少年在3个月内增高5-8厘米,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额货款,以此实施诈骗。当被害人以无实际效果为由要求退款时,助高公司销售及服务人员或继续欺骗被害人升级套餐,或以免费更换服务方案等方式安抚、欺骗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弃。经查,该犯罪集团骗取1323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633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1月,公安机关以吴某强、吴某祥等117人涉嫌诈骗罪提请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批准逮捕,对参与时间短、情节轻微、主观无诈骗故意的57人不批准逮捕;对2名与助高公司共谋、编造虚假基因检测报告的人员监督立案(另案处理)。同年6月16日至20日,公安机关先后将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同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检察机关先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年2月9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强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吴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他5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据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调整量刑;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被告人为了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需要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其中存在着与民事欺诈、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分问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人员要从商品价格、功能、后续行为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被告人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过于悬殊、对所销售商品功效以及对购买者产生影响“漠不关心”、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套路被害人反复购买、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结合被告人供述,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为了拓宽销路、提高销量,对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虚假宣传的,可按民事欺诈处理;情节严重的,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虚假广告罪论处。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二)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层级多、人员多,对此检察机关要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不宜一刀切。对于参与时间较短、情节较轻、获利不多的较低层次人员,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与诈骗分子同谋,为诈骗犯罪提供虚假证明、技术支持等帮助,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做到罚当其罪。
案例六
罗某杰诈骗案--利用虚拟货币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跨境转移资金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虚拟货币 资金跨境转移 共同犯罪
【要旨】
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进行资金跨境转移,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全链条惩治。对于专门为诈骗犯罪团伙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某杰,男,1993年9月4日生,无固定职业。
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罗某杰在境外与诈骗分子事前通谋,计划将诈骗资金兑换成虚拟货币“泰达币”,并搭建非法跨境转移通道。罗某杰通过境外地下钱庄人员戴某明和陈某腾(均为外籍、另案处理),联系到中国籍虚拟货币商刘某辉(另案处理),共同约定合作转移诈骗资金。同年2月15日,被害人李某等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口罩被诈骗分子骗取人民币110.5万元后,该笔资金立即转入罗某杰控制的一级和二级账户,罗某杰将该诈骗资金迅速转入刘某辉账户;刘某辉收到转账后,又迅速向陈某腾的虚拟货币钱包转入14万余个“泰达币”,陈某腾扣除提成,即转给罗某杰13万个“泰达币”。后罗某杰将上述13万个“泰达币”变现共计人民币142万元。同年5月11日,公安机关抓获罗某杰,并从罗某杰处扣押、冻结该笔涉案资金。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5月14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同年8月12日,公安机关以罗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因移送的证据难以证明罗某杰与上游诈骗犯罪分子有共谋,同年9月3日,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同时开展自行侦查,进一步补充收集到罗某杰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前联络、在犯罪团伙中专门负责跨境转移资金的证据,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罗某杰为诈骗罪共犯。2021年7月1日,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罪名为诈骗罪。同年8月26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罗某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罗某杰提出上诉,同年10月19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济宁市检察机关与外汇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召开座谈会,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和监测封堵机制;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违法性、危害性的社会宣传,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三、典型意义
(一)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虚拟货币因具有支付工具属性、匿名性、难追查等特征,往往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利用,成为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工具,严重危害正常金融秩序,影响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开展。检察机关要依法加大对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步惩治为资金转移提供平台支持和交易帮助的不法虚拟货币商,及时阻断诈骗集团的资金跨境转移通道。
(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配合实施,有的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未归案,司法机关难以获取相关证据,加大了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认定难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全面收集行为人与境外犯罪分子联络、帮助转移资金数额、次数、频率等方面的证据,对于行为人长期帮助诈骗团伙转账、套现、取现,或者提供专门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在综合全案证据基础上,应认定其与境外诈骗分子具有通谋,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七
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行业“内鬼”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激活手机“白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手机卡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旨】
公民个人信息是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物料”。特别是行业“内鬼”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危害尤为严重。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系浙江杭州某科技公司负责人;
被告人郑某,系浙江诸暨某通信营业网点代理商;
被告人马某辉,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时某华,系江苏某人力资源公司员工;
被告人耿某军,系江苏某劳务公司员工;
被告人赵某,系上海某劳务公司员工。
2019年12月,被告人徐某、郑某合谋在杭州市、湖州市、诸暨市等地非法从事手机卡“养卡”活动。即先由郑某利用担任手机卡代理商的便利,申领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又称“白卡”);再以每张卡人民币35元至40元的价格交由职业开卡人马某辉;马某辉通过在江苏省的劳务公司员工时某华、耿某军等人,以办理“健康码”、核实健康信息等为由,非法采集劳务公司务工人员身份证信息及人脸识别信息,对“白卡”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为规避通信公司对外省开卡的限制,时某华、耿某军利用郑某工号和密码登录内部业务软件,将手机卡开卡位置修改为浙江省。此外,马某辉还单独从赵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400余条用于激活“白卡”。
经查,上述人员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办理手机卡共计3500余张。其中,被告人徐某、郑某、马某辉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47705元,被告人时某华、耿某军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9700元,被告人赵某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220元。上述办理的手机卡中,有55张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68起诈骗案件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284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现为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12月10日,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现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2月4日,公安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起诉。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将案件线索同步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后,开展了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2021年11月30日、12月1日,检察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2月31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徐某等6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同时,判决被告人徐某等6人连带赔偿人民币14万余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通信公司网点人员“养卡”的问题,检察机关与有关通信公司座谈,建议加强开卡和用卡环节内部监管,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产链条。针对不法分子通过“地推”[ “地推”是指通过实地宣传进行市场营销推广人员的简称。]获取大学生、老年人、务工人员等群体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人员在辖区大学城、社区、园区企业开展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升民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三、典型意义
(一)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当前,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大多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有的犯罪分子把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作为实施诈骗的基础工具;有的利用这些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检察机关要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的重点任务,既要通过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溯前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又要通过查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深挖关联的诈骗等犯罪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特别是对于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要坚持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加大罚金刑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二)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线索移送、人员协作和办案联动,形成办案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案例八
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多人参与、多途径配合搭建专门运输通道向境外运送银行卡套件
【关键词】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银行卡 物流寄递
【要旨】
当前,银行卡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围绕银行卡的买卖、运输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输通道。结合司法办案,推动物流寄递业监管,压实企业责任,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施某凌,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王某韬,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吴某鑫,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蔡某向,某快递点经营者;
被告人施某补,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郑某,某快递点经营者;
被告人施某莉,无固定职业;
其他11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间,时在菲律宾的被告人施某凌以牟利为目的,接受被告人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均系化名,在逃)等人的委托,提供从国内运送信用卡套件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物流服务。
被告人施某凌接到订单后,直接或者通过被告人吴某鑫联系全国各地1000多名长期收集、贩卖银行卡的不法人员,通过物流快递和水客携带运输的方式,将购买的大量他人银行卡、对公账户通过四个不同层级,接力传递,运送至菲律宾。具体运输流程如下:首先由施某凌等人将从“卡商”处收购的大量银行卡以包裹形式运送至蔡某向等人经营的位于福建晋江、石狮一带的物流点;再由被告人施某补等人将包裹从上述物流点取回进而拆封、统计、整理后,乘坐大巴车携带运往郑某等人经营的广东深圳、珠海一带的物流点;后由往来珠海到澳门的“水客”以“蚂蚁搬家”方式,或由被告人郑某通过货车夹带方式,将包裹运往被告人施某莉在澳门设立的中转站;最终由施某莉组织将包裹从澳门空运至菲律宾。包裹到达菲律宾境内后,吴某鑫再组织人员派送给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等人。
经查,被告人施某凌等人参与运转的涉案银行卡套件多达5万余套,获利共计人民币616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20日、10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本案被告人分两批移送起诉。检察机关于同年8月18日、11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被告人分批提起公诉,晋江市人民法院对两批案件并案审理。2021年5月6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施某凌、王某韬、吴某鑫、蔡某向、施某补、郑某、施某莉等1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9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决。
根据本案所反映出的物流行业经营的风险问题,晋江市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商务、交通运输、海关、邮政部门联合制发了《晋江市物流行业合规建设指引(试行)》,通过建立健全物流行业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行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管理,促进物流行业合规建设。同时,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内部人员法治教育,加大以案释法,切实推进行业规范经营发展。
三、典型意义
(一)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转通道。当前,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诈骗资金,需要获取大量的国内公民银行卡,银行卡的转移出境成为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将物流寄递作为运输的重要渠道,通过陆路、水路、航空多种方式流水作业,将银行卡运送到境外。为此,检察机关要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加强物流大数据研判分析,掌握银行卡在境内运转轨迹,依法严厉打击买卖、运输银行卡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要切断境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阻断银行卡跨境运转通道。
(二)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物流寄递业规范经营。物流寄递具有触角长、交付快、覆盖面广等特点,因而在运输银行卡过程中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主动加强沟通,推动物流寄递业加强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寄递企业“源头关”、寄递物品“实名关”、寄递过程“安检关”。对于发现的涉大量银行卡的包裹,相关企业要加强重点检查,及时向寄递人核实了解情况,必要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防止银行卡非法转移。结合典型案例,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培训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防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
案例九
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非法买卖GOIP设备并提供后续维护支持,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帮助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GOIP设备[ GOIP(Gsm Over Internet Protocol)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该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供上百张手机卡同时运作,并通过卡池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人机分离、人卡分离、机卡分离等功能。] 技术支持 网络黑灰产业链
【要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GOIP设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加大了打击治理难度。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GOIP等设备行为,源头打击治理涉网络设备的黑色产业链。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唐某琪,系广东深圳乔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尚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方某,系浙江杭州三汇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销售经理。
被告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之后其仍以乔尚公司名义向方某购买该设备,并通过网络销售给他人。方某明知唐某琪将GOIP设备出售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0月,唐某琪从方某处购买130台GOIP设备并销售给他人,并提供后续安装、调试及配置系统等技术支持。期间,公安机关在广西北海、钦州以及贵州六盘水、铜仁等地查获唐某琪、方某出售的GOIP设备20台。经查,其中5台设备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张某淘、李某兰等人被诈骗人民币共计34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7日,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1月25日,公安机关以唐某琪、方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指定由海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方某作为行业销售商,明知GOIP设备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收到公司警示通知的情况下,对销售对象不加审核,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导致所出售设备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均应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年6月21日,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唐某琪、方某提起公诉。同年8月2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琪、方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万元。唐某琪提出上诉,同年10月18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GOIP设备被诈骗犯罪分子使用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坚持打源头斩链条,防止该类网络黑灰产滋生发展。当前,GOIP设备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诈骗团伙在境外远程控制在境内安置的设备,加大反制拦截和信号溯源的难度,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难题。检察机关要聚焦违法使用GOIP设备所形成的黑灰产业链,既要从严惩治不法生产商、销售商,又要注重惩治专门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以及提供专门场所放置设备的不法人员,还要加大对为设备运转提供大量电话卡的职业“卡商”的打击力度,全链条阻断诈骗分子作案工具来源。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明知条件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综合认定。对于曾因实施有关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被监管部门告诫、处罚的,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如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可依法认定其明知。对于行业内人员出售、提供相关设备工具被用于网络犯罪的,要结合其从业经历、对设备工具性能了解程度、交易对象等因素,可依法认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案例十
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冒用他人信息实名注册并出售校园宽带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工具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宽带账号 通信行业治理 平安校园建设
【要旨】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非法办理、出售网络宽带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打击、严肃惩处。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规范电信运营服务、严格内部从业人员管理。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平,系某通信公司宽带营业网点负责人;
被告人施某青,系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营业网点代理商上海联引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2019年上半年起,被告人周某平在网上获悉他人求购宽带账号的信息后,向施某青提出购买需求。施某青利用负责面向在校学生的“办理手机卡加1元即可办理校园宽带”服务的工作便利,在学生申请手机卡后,私自出资1元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以每个宽带账号人民币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平,周某平联系买家出售。周某平、施某青作为电信行业从业人员,明知宽带账号不能私下买卖,且买卖后极有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仍私下办理并出售给上游买家。同时,为帮助他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两人还违规帮助上游买家架设服务器,改变宽带账号的真实IP地址,并对服务器进行日常维护。周某平、施某青分别获利人民币8万余元、10万余元。经查,二人出售的一校园宽带账号被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致一被害人被骗人民币158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6月4日,公安机关以周某平、施某青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对周某平、施某青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7月12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周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施某青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本案办理中所暴露的宽带运营服务中的管理漏洞问题,检察机关主动到施某青所在通信公司走访,通报案件情况,指出公司在业务运营中所存在的用户信息管理不严、业务办理实名认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业务监管机制,加强用户信息管理。该公司高度重视,对涉案的驻某高校营业厅处以年度考评扣分的处罚,并规定“1元加购宽带账户”的业务必须由用户本人到现场拍照确认后,方可办理。检察机关还结合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提示在校学生加强风险意识,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重视名下个人账号管理使用,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三、典型意义
(一)非法买卖宽带账号并提供隐藏IP地址等技术服务,属于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宽带账号直接关联到用户网络个人信息,关系到互联网日常管理维护,宽带账号实名制是互联网管理的一项基本要求。电信网络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冒用校园用户信息开通宽带账户倒卖,为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影响网络正常管理,也给司法办案制造了障碍。对于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追诉;对于行业内部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实施上述行为的,依法从严惩治。
(二)规范通信运营服务,严格行业内部人员管理,加强源头治理,防范网络风险。加强通信行业监管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内容。网络黑灰产不断升级发展,给电信行业监管带来不少新问题。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所反映出的风险问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业内企业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规范用户账号管理;建立健全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密管理机制,及时堵塞风险漏洞,对于频繁应用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风险业务及时清理规范。要督促有关企业加强对内部人员管理,加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强化警示教育,严格责任追究,构筑企业内部安全“防火墙”。
(三)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当前,校园及周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在校学生不仅容易成为诈骗的对象,也容易为了眼前小利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要深化检校协作,结合发案情况,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深入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规范校园内电信、金融网点的设立、运营,重视加强就业兼职等重点领域的法治教育。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04号建议的答复
李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公益诉讼立法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法院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把试点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及立法工作。两年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其中诉前程序案件7903件、提起诉讼案件1150件。诉前程序案件中,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5162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35件。起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结案437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9亿余元;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2.9万公顷;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180余平方公里,督促1700余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
第一,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两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
第二,“两高”继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共同制定检察机关提起、人民法院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解释,并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以及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管辖、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权利义务、案件流程中所有涉及到的法律期限、二审和再审程序、执行程序及执行方式等关键问题,建立调查核实、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配套保障机制,在充分吸纳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益诉讼程序。高检院和各地检察机关还将积极与各专业机构联系,建立环境损害和修复的鉴定评估机制。
第三,完善诉前程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当履行诉前程序。诉前程序的设置,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督促者的法律属性,从制度上保障和激发了其他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也给行政机关继续依法履职提供了空间,节约了司法资源。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修法吸收上述成功经验,明确规定了诉前程序。检察机关将继续通过履行诉前程序,提高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积极性,同时在没有其他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3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34号提案答复的函
巩富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公益诉讼法>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并全面实行。
为保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正确运行,2018年3月2日,我院与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基本原则、诉讼主体身份、管辖、调查核实权等具有公益诉讼特殊性的制度进行了规定。3月12日,高检院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就公益诉讼工作相关具体程序以及适用等问题进行了细化,及时为各级检察机关依法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参考。目前,我院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正在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基本法律程序规范。
制定专门《公益诉讼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推动。目前,公益诉讼工作正式开展时间不久,仍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总结、研究和探索,应当稳步推进,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下一步,我院将继续总结吸纳有益的工作经验,加强与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不断探索完善公益诉讼工作机制,从符合审判规律、检察规律的角度不断推动公益诉讼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
同时,对您提出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范围,使其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刑事案件及其中涉及的民事赔偿问题,与一般民事侵权案件有所不同,目前各界在是否有必要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争议。他们表示,会密切关注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在相关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考虑您的建议。我院将会持续关注,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16号(政治法律类18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016号(政治法律类18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监督制约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教育管理,增强司法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强化责任意识,推动司法职业道德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教育管理,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法院队伍。近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扎实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培训。组织指导全国各级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十九大报告等内容,向全国法院下发指导文件,对加强思想理论武装进行部署。研究制定《2019-2023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制定印发全国法院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坚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意识形态学习教育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举办全国高中级法院院长专题培训班、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专题培训班、全国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主题,对全国法院领导干部开展政治轮训。党的十九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举办18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累计培训高中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基层法院院长3400余人。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其他各类培训班,必须安排专门课程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培训,重点培训班次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不低于总课时的20%。二是大力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起草制定《关于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彻底肃清***流毒影响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印发院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分工方案,对加强政治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切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底线。三是推进表彰宣传常态化,提升干警职业荣誉感和尊荣感。在全国法院定期开展“全国模范法院和法官"以及两年评选一次的“全国优秀法院和法官"“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个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表彰评选,及时发现挖掘新面孔、新人物、新故事,持继推出符合时代要求、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远学重大典型,近学身边榜样"活动,为广大法官树立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向社会展示法院队伍的本质和主流。激励机关干警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制定《关于及时奖励工作的规定》,及时发现挖掘新人物新故事,表彰奖励干警身边涌现的办案先进、好人好事,激励广大干警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制定《关于颁发荣誉天平奖章的办法》,定期颁发荣誉天平奖章,为从事人民法院工作满30年(边远高寒地区满20年)的干警颁发奖章,有效提升广大干警的职业尊荣感和自豪感。培养选树体现当前工作发展方向、引领带动工作进展的重大典型,先后推出时代楷模孙波、邹碧华、黄志丽、郭兴利、翟树全等一批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在法院系统乃至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全国重大典型。其中,邹碧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称赞他是“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进一步抓好法院干警思想政治建设和教育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法院队伍政治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政法干警,严格执行政治轮训制度,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引导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积极培育法院干警职业精神。深入开展干警职业信仰、职业道德、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教育,培育干警坚定信念、恪守良知、理性公允的职业品格。加强干警职业道德准则、职业行为规范教育,完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规范司法行为,树立司法形象,提高干警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水平和素养。
三是加强干警职业荣誉建设。结合法院工作特点,完善定期奖励与及时奖励机制,常态化开展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表彰活动,全方位拓展政法干警荣誉成长空间。建立健全先进典型选树机制,有计划、有重点的培养选树一批走在时代前列、堪当时代重任、符合时代特征、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先进典型,综合运用多媒体、多形式、多手段开展宣传,营造宣传英模、学习英模、崇尚英模、捍卫英模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常态化组织劳模专家进行疗养或休养,加大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的培养使用力度,做好干警就医、子女就学、解困脱困等服务保障,不断增强法院干警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
二、关于研究出台加强司法权力运行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并抓好实施,形成“放权不放任"“既放权又放心"的管理监督机制
加强对司法权力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既是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的一项改革任务。各级人民法院为此已经推动开展了一些工作。
在工作部署层面,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召集会议、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就加强审判监督管理澄清思想认识,作出工作部署,提出明确工作要求。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会同中央改革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开展了5轮改革督察,其中重点督察了各地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制度机制建设、院庭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等情况,对实践中存在的院庭长对法官的审判活动“不敢管、不会管"现象,通过集中或者单独反馈、通报批评等方式,督促相关法院及时整改。
在制度机制层面,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审判监督平台的功能,明确院庭长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程序、权限等,还明确了院长、副院长、庭长对案件监督建议的时间、内容、处理结果等应当在案卷和办公平台上全程留痕。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就完善新型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出健全信息化全流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细化落实院庭长权责清单、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制度等7项举措。各地法院也积极制定院庭长权力职责清单和有关规定,规范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范围和方式。
在贯彻落实层面,各级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健全新型监督管理体系。各地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构建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院庭长对案件的意见均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公开提出,并在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实现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法院,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探索运用自动化识别、标签化处理、系统推送、节点控制、权限冻结等方式实现监督智能化;天津高院印发4批29类司法标准,涵盖审判流程、权力运行、司法公开、诉讼服务等各方面;四川成都中院紧扣立案、审理、结案、上诉、执行五大环节,依托信息化办案平台,对183个工作节点、68个监控节点实行全程静默化监督,辅助法官办理案件。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按照“五五改革纲要"部署,不断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推动实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努力构建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具体推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审判职责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已将制定完善院庭长审判职责清单纳入2019年度重点工作计划予以推进,具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本院的审判职责清单、加强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审判监督指导意见和完善各级人民法院审判职责清单指导意见三份文件。文件涵盖院长、庭长、法官在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办案职责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力求覆盖审判权力行使的全部流程,同时能够进一步指导各地法院细化落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和法官审判责任。目前三份文件初稿均已起草完成,正在征求院内各相关部门和全国各高院意见。
二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委托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等第三方科研机构,已经就基本解决执行难、“四五改革纲要"推进落实情况等开展了评估,对促进相关领域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成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确保向社会公众公开一切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总结相关工作经验,不断完善第三方社会评价体系,不断深化司法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三是健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研究改革文件、开展调研督察时,历来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监督和建议意见。“五五改革纲要"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曾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特约咨询员的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分别于2019年5月、2018年11月赴相关省市监督指导法院检察院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均派员参与、主动介绍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和完善各项审判监督管理工作机制,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确保司法权力始终在社会各界的有力监督中公正运行。
四是提高监督管理信息化水平。在总结各地法院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探索智能化监督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通过类案智能推送、系统识别判定、自动全程留痕等手段,重点加强对信访申诉、长期未结、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抗诉再审等案件的审判监督机制,切实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健全完善全面覆盖、科学规范、符合规律的审判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三、关于加大惩戒力度,形成纪律震慑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坚持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同步推进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加大对法院干警的监督力度,坚决惩处枉法裁判和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始终保持惩治司法腐败高压态势,为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证。
但司法体制改革仍有一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正如您提案中列举的一些问题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审判执行活动中违纪情况仍时有发生,审判执行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仍需加大推进力度,无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作风建设。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充分发挥审务督察部门职能作用,从整治“节日腐败"入手,紧盯年节假日和重大时节,采取常规督察、专项督察、交叉督察等方式,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紧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继续严肃查处“冷硬横推"“吃拿卡要"“庸懒散奢"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严重伤害群众感情的案件。
二是进一步发挥巡视和司法巡查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巡视工作要求,今年,继续推进对本院有关单位和巡回法庭党组织的巡视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省级党委的沟通联系,并积极参与省区市党委对高级人民法院的巡视,切实加强对高院领导班子的协管监督。加大司法巡查力度,重点巡查贯彻上级法院决策部署和司法业务以及队伍建设等情况。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对合议庭和独任法官权力行使的监督,重新评估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可能面临的廉政风险,充分发挥廉政监察员在审判一线的“探头"作用。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官惩戒工作。根据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及新修订的《法官法》的要求,积极推动法官惩戒运行机制构建工作。今年,要推动各省(区、市)全部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及惩戒工作办公室,并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及惩戒工作办公室的工作规则。对各地开展法官惩戒工作加强指导、监督,并对惩戒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调研,及时发现惩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惩戒工作中产生的好经验、好做法。
四是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不断加大对法院干警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始终保持严惩司法领域腐败行为的高压态势。继续紧盯违反审判执行纪律问题,重点查处法院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失职渎职案件和审判执行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案谋私案件。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司法作风和司法腐败问题,尤其对涉及法院领导干部和干警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坚决查处,决不姑息。持续加大问责力度,对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敢于问责、曝光典型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19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19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规范法官裁量权的工作。您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其中,有的工作我们正在推进,有的工作我们已经列入工作计划。
一、关于不断提升法官自身素养,以保障法官裁量的规范性和合理性的建议
近年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法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培养。通过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提升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确保法官在执法办案中坚持为民情怀,顺应社情民意,正确行使裁量权;通过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锤炼法官敬业担当精神,培养法官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鼓励法官加强调查研究,认真钻研法律,敢于主动正确规范行使裁量权;通过着力拓展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不断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法官业务能力和水平,提升法官司法理念、法律素养,提高法官审判执行工作能力水平,妥善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例如,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各地分院有针对性地开展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国家赔偿等各领域重点案件类型行使裁量权的专项培训,不断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各级法院也注重强化法官能力培养,提升业务水平,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通河南法官培训网,依托河南法官学院举办司法能力类培训,在全省法院持续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在开展线下培训的基础上,各级法院还充分利用中国法院培训网、“云课堂”开展线上同步、异步免费培训,让因出差、开庭、调解而错过培训的法官能够随时随地补课自学。除加强法律、司法解释、案例分析等法律业务培训外,也注重对类案检索方法、科技应用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升法官应用法院信息化建设成果的能力水平。
二、关于切实落实合议制度,避免法官独断专行的建议
近年来,各级法院不断加强案件评查,强化案件质效监管。通过常态化开展案件评查,将承办法官审理案件行使裁量权是否超出法律、司法解释的界限,是否进行类案检索,以及合议庭是否实质评议,对核心证据、关键争议点、类案裁判规则等问题的评议情况,是否依照规定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等情况,作为案件评查的重点,确保法官规范行使裁量权。各级法院还在考核制度中加入相应考核指标,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制定《法官审判业绩评价办法》,遵循司法审判规律,不断优化绩效考评机制,激励法官规范行使裁量权。
三、关于增强司法裁量的说理性,提升裁判的有效性及可接受性的建议
人民法院不断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高裁判文书公开工作力度和规范化水平,让裁量权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全方位监督,倒逼法官全面提升司法能力,不断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从立足司法规律出发,着重提出五方面的要求:一是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恪守五项原则,即合法性原则、正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和繁简适度原则;二是合理界定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范围,即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和讲究文理;三是科学划分裁判文书说理的类型,即审查判断证据说理、认定事实说理、适用法律说理和行使自由裁量权说理,并以问题为导向,重点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具体的规范要求;四是准确把握裁判文书制作的规范化和个性化的有机统一;五是科学构建符合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规律的统一裁判文书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文书说理展现法律适用的理由和裁量过程,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杜绝暗箱操作,让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司法、信赖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关于运用人工智能等方式保障法官裁量的可预测性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考虑一线法官需求,搭建完全自主、集法律和案例检索、应用、研究于一体的统一法律适用平台和数据库,实现智能分析和人工筛查相结合,为进一步完善类案检索、规范裁量权行使、推进统一法律适用提供科技支撑。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审判委员会案例、其他生效裁判及有指导价值的案例为主体资源的最高人民法院类案检索数据库,实现案例库体系完整、有点有面、要旨统一,解决实践中类案检索平台不明确、法官检索到无效类案信息过多、难以归纳总结参考等问题。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加大审判管理监督指导力度,有效规范法官裁量权,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2020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
(2020年3月17日 法〔2020〕78号修订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人民法院接受监督工作机制,规范特约监督员工作,发挥特约监督员作用,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约监督员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接受外部监督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程序选聘,以兼职形式履行监督职责的社会各界人士。
特约监督员主要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以及基层群众中按照相应比例聘请担任。
第三条 特约监督员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充分发挥特约监督员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建言献策、桥梁纽带和宣传引导作用,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
第二章 聘请、任期、解聘
第四条 特约监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公正廉洁、作风正派,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三)在各自领域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
(四)关心关注人民法院工作,有较强的责任心,热心从事特约监督员工作;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第五条 特约监督员的聘请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每届特约监督员具体人数,商请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提出特约监督员推荐人选,并征得被推荐人选本人及所在单位同意;
(二)对各有关单位推荐人选的综合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确定聘请特约监督员具体人选,作出聘任决定;
(三)将聘任决定抄送特约监督员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
(四)召开聘任会议,颁发聘书和特约监督员证,向社会公布特约监督员名单。
第六条 特约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期间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增补,受聘期满自然解聘。
第七条 特约监督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商推荐单位予以解聘,并书面通知本人及所在单位:
(一)受到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刑事处罚的;
(二)本人申请辞任特约监督员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一年不履行特约监督员职责和义务的;
(四)其他不宜继续担任特约监督员的情形。
第三章 职责、权利、义务
第八条 特约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
(二)反映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三)宣传人民法院工作和成效;
(四)监督其他有关事项。
第九条 特约监督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工作情况;
(二)参加或者列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作会议和活动;
(三)旁听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庭审;
(四)参与见证案件执行工作;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或转递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和法院工作人员意见、建议以及举报材料;
(六)了解所提意见、建议等事项的办理情况。
第十条 特约监督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保守国家秘密以及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审判、执行工作秘密,廉洁自律、接受监督;
(二)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作制度,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
(三)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特约监督员活动;
(四)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对与本人、亲属及所在单位有利害关系的事项应主动回避;
(五)未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不得以特约监督员身份发表言论、出版著作、参加有关社会活动以及就案件出具专家意见;
(六)不得以特约监督员身份谋取任何私利。
第四章 履职保障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特约监督员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便利。
第十二条 开展特约监督员工作所需必要经费,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业务经费保障范围。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特约监督员工作的办事机构设在办公厅,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开展特约监督员聘请、解聘、换届等工作;
(二)负责特约监督员的日常联络、活动开展和履职管理等工作;
(三)统筹协调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开展相关活动,对落实特约监督员工作机制和计划进行督办;
(四)汇总、登记、转办、督办特约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并进行答复反馈;
(五)总结、报告特约监督员年度工作情况;
(六)向特约监督员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通报、反馈特约监督员履职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
(七)办理其他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协助与配合特约监督员履职,研究制定本部门特约监督员年度工作计划,开展相关活动,听取意见建议,办理和反馈有关事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2012年7月20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沈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沈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0〕32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沈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20年12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
(1997年5月16日,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山东等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如何认定产业工会、基层工会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对工会财产、经费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的问题,向我院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的规定,产业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取得是由工会法直接规定的,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基层工会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成立,即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条件,审查基层工会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产业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与建立工会的营利法人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企业或企业工会对外发生的经济纠纷,各自承担民事责任。上级工会对基层工会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的条件审查不严或不实,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确定产业工会或者基层工会兴办企业的法人资格,原则上以工商登记为准;其上级工会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批是必经程序,人民法院不应以此为由冻结、划拨上级工会的经费并替欠债企业清偿债务。产业工会或基层工会投资兴办的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如果投资不足或者抽逃资金的,应当补足投资或者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投资全部到位,又无抽逃资金的行为,当企业负债时,应当以企业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
三、根据工会法的规定,工会经费包括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比例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以及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人民政府的补助等。工会经费要按比例逐月向地方各级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拨交。工会的经费一经拨交,所有权随之转移。在银行独立开列的“工会经费集中户”,与企业经营资金无关,专门用于工会经费的集中与分配,不能在此账户开支费用或挪用、转移资金。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不应将工会经费视为所在企业的财产,在企业欠债的情况下,不应冻结、划拨工会经费及“工会经费集中户”的款项。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批)
(2022年12月9日)
案例一:
张某甲与河北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老年人权益保护 领导包案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张某甲和张某乙系亲兄弟,均年逾古稀。1981年,兄弟二人在村干部及中间人的见证下订立分家单,约定“西边四间归张某甲所有,东边三间归张某乙所有,院内土地为两户均用”。1987年,河北省某县人民政府为张某甲、张某乙分别颁发了宅基地使用权证。后张某甲全家搬至某县城居住,其四间房屋由张某乙使用。2004年,某县人民政府为张某乙颁发编号为0348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将张某甲所有的四间房屋及张某乙所有的三间房屋合并登记在张某乙名下。2019年8月,张某甲方获知某县人民政府该颁证行为。
2020年1月,张某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348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甲与张某乙分别拥有1987年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2004年县人民政府在未核实相关宅基地使用情况、未履行相关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即将分别属于张某甲和张某乙的宅基地登记在张某乙名下,并为其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该颁证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某县人民政府为张某乙颁发的编号为03483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该判决已生效。
2020年11月,张某甲依据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向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了撤销0348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申请,该中心一直未撤销。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张某甲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成立市县两级院办案组,并由市院检察长与县院检察长共同包案,帮助协调相关机关,指导办案组开展工作。
办案组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人民法院调阅案件相关案卷;二是对张某甲、张某乙进行询问,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三是向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情况并调取相关审核材料档案;四是向某县纪委调取原村会计姚某某、原土地所所长邱某某的纪律处分。查明:2004年,张某乙在张某甲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将张某甲、张某乙宅基地进行合并,因姚某某与邱某某工作疏漏,未尽调查核实义务,同意将二人宅基地合并,为张某乙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表》加盖村委会公章,后某县政府依据此表为张某乙颁发编号为03483的集体土地使用证。2019年12月20日,张某乙又在张某甲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集体土地使用证遗失为由,向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补办新证,该中心于2020年5月22日向张某乙补发不动产权第09966号证书。对张某甲要求撤销038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申请,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法院判决撤销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与现有的不动产权证编号不同为由未予撤销。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撤销编号为03483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据此证丢失补办的09966号不动产权证亦应撤销,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以法院判决撤销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与现有的不动产权证编号不同为由未予撤销,于法无据。某县人民检察院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积极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及时、高效办理撤证申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纳检察建议并回复称已注销第09966号证书。考虑到张某甲已年逾古稀,因撤销房屋登记一事争执多年,检察机关进一步协调行政机关在撤销证件后及时为张某甲颁发新证,同时加强对兄弟二人的心理疏导,既使张某甲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又尽力修复兄弟关系。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2022年7月14日,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张某甲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房屋是关涉人民群众生活保障和民生的重要财产,也是老年人“老有所养”的根本。检察机关办理涉老年人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案件,依法审查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判、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发现因行政行为损害老年人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职,促进依法行政的同时促进修复受到损害的行政法律关系,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加强心理疏导,减少老年人的诉累,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案例二:
周某诉江西省某市政府、某区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房屋征收补偿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江西省某市某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对某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内居民房屋实施征收,周某(1937年1月出生)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8年7月,某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评估认定案涉房屋价值为142万余元。周某对评估结果、复核结果不服,申请专家委员会鉴定。同年11月22日,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12月28日,某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出具说明,维持案涉房屋价值估价报告。周某不服案涉征收补偿决定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周某不服,先后起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请求撤销房屋征收决定;判令区政府赔偿经济损失23万余元,精神损失费5万元;责令区政府恢复房屋通水、通电及道路通行,修复被损坏的给水排水供电道路和房屋的窗户、院门及场地。关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区政府采信房屋估价报告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存在程序不当,但对被征收人实体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规定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关于房屋征收决定纠纷案,某市中级法院认为周某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裁定不予立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周某对法院的判决、裁定均不服,上诉、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分别就两案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后,调取原审案卷材料,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审查;询问当事人,听取当事人意见。经审查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案中,区政府在专家委员会鉴定意见尚未出具前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确有不当,但未对周某实体权利造成影响;案涉征收补偿决定对周某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搬迁、临时安置等予以了补偿,提供了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两种方式,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房屋征收决定纠纷案中,周某于2019年5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虽然法院判决和裁定并无明显错误,但区政府补偿决定确有不当之处。
检察机关调查了解到周某已85岁高龄,退休后自建房屋用以安度晚年,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至今在外租房居住;因周某未选择补偿安置方式,区政府已按货币补偿方式将补偿款存入周某账户,但周某未激活该账户;周某认为征收系为了商业开发,现补偿价格过低,且对未产权登记房屋按重置价格予以补偿不合法。检察机关找准症结,有针对性开展释法说理。办案人员三次到申请人所在地组织双方现场调解。针对区政府在专家委员会鉴定意见出具前作出房屋补偿决定的不当行为,引导其当面致歉消除周某怨气;促使周某认可了原补偿标准并放弃精神损失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双方同意在申请人对装修评估遗漏部分、强制拆除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证据后由征收部门核实认定。经持续跟进协调,周某认可补偿决定中安置费用起算时间,对无法提供财产损失证据的部分放弃了赔偿主张,区政府对装修遗漏部分复评后相应增加了装修补偿款。周某与区政府达成和解,主动撤回监督申请。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履行行政检察职能,既要监督行政审判和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又要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尤其要高度关注和解决老年人群体的合法合理诉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针对行政裁判虽无明显错误,但行政行为确有不当,行政相对人始终不予接受且存在合理诉求未得到根本解决,检察机关在维护合法的行政行为、生效裁判基础上,加强释法说理,积极与行政机关沟通,促进依法解决诉求,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案例三:
吉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促进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监管社会治理案
【关键词】
社会治理 签约服务监管 老年人权益 类案监督
【基本案情】
吉林省某县某卫生院按照县卫生健康局的要求,自2017年以来开始在本地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该卫生院2021年度家庭医生签约名单、考核方案、绩效考核发放表等材料均记载吴某某(系某县某村居民,已于2018年6月18日死亡)系签约居民,签约合同中记载的签约时间为2022年8月10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某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中发现案件线索,依法启动监督程序。经初步调查发现,吴某某于2018年6月18日死亡,其家属已在公安户籍系统办理了死亡注销登记证明。某卫生院存档的家庭医生签约合同中记载的吴某某签约时间为2022年8月10日。经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本案不是个案,当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签约人数不实等问题。县检察院以某村为基点,对某镇辖区内六个村的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使用“大数据比对+实地入户”的方式,通过比对六个村户籍人口、死亡销户、常住人口、特殊人口的详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名单,发现在公安户籍系统中记载的4位已故老人出现在2021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名单中。该院根据比对结果,有针对性地下村入户走访调查、精准排查,收集相关证据。经调查查明,该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存在个别签约服务单非本人签字、个别签约服务人员非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考核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某县检察院审查认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医改办发〔2016〕1号)强调,卫生计生等部门要加强对签约服务行为的监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18〕35号)规定“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服务工作实施考核”等。依据上述规定,某县卫生健康局作为辖区内卫生行政部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负有监管职责,存在行政职责落实不到位,监督考核不严等问题。
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某县检察院向县卫生健康局制发了类案监督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充分履行监督职责,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到实处,让国家的优惠政策真正惠及百姓。某县卫生健康局采纳检察建议,整改落实。
【典型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等特点,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解决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国家卫生健康事业面临的挑战。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是解决居民健康问题,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要求,针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上门治疗、随访管理、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等服务的制度,是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机融合。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卫生健康部门行政监管漏洞,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强检查指导,保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顺利开展,解决人民群众的就医难、养老难,使国家民生政策真正能够为民纾困解难。
案例四:
邱某诉浙江省湖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其他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司法救助 老年人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邱某,1936年9月出生,原系浙江省某县总工会教办职工。1963年,邱某因机关单位精简人员被作为“政转企”干部转至某工厂工作,期间人事关系仍保留在总工会,享受待遇为行政级别24级。后因工作调动频繁,部分原始档案资料遗失。2003年湖州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开展“政转企”补助政策落实工作。邱某申请补助,但因原始档案材料缺失,未被列入“政转企”补助符合条件人员名单。
2018年11月10日,邱某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政府“政转企”补助政策落实退休待遇。同月21日,某县人民法院以邱某起诉材料不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邱某不服,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邱某不服二审裁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邱某向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邱某起诉时材料欠缺,法院已明确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尽到充分的释明义务,而邱某在法院两次补正告知后,未能按要求提供补正材料,法院据此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邱某的原始档案材料因其工作单位未妥善保存而缺失,导致无法证实其国家干部编制身份。邱某要求获得“政转企”补助,具有一定合理性。检察机关希望调取原有其他证据以证实邱某国家干部编制身份,经过多方查找均未有所获。考虑到邱某已耄耋之年,且身体状况欠佳,为争取自身合理诉求,四处奔波,多年申诉,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启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为疏解邱某负面情绪,围绕法院审查事实、裁定结果的正当性、合法性等方面,多次到邱某家中耐心解答其对法律的疑惑和不解,设身处地为其分析利弊,进行心理疏导,努力解开邱某内心堵结。同时,为了改善邱某生活质量,市区两级检察机关积极对接职能部门,争取相关老年人政策帮扶;联系住所地街道,紧密关注邱某的生活质量;依法为其申请司法救助,让当事人真心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和关怀。邱某最终息诉,表示感谢检察机关为其解决了压在内心多年的难心事、烦心事。
【典型意义】
针对人民法院以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老年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难以维护合法权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关注案件中老年人的正当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对于因不能归结于自身的客观原因导致权利受到损害的,以心换心,以情共情,通过耐心的释法说理解开老年人心结,消弭社会矛盾;能动履职,多元化解,依法运用司法救助与争取社会帮扶、政策支持等综合手段,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充分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案例五:
刘某某诉四川省乐山市某区自然资源局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拆迁补偿 公开听证 一揽子化解
【基本案情】
刘某某(男,1951年3月出生)原系四川某药业公司(原为国有企业,下称药业公司)职工,在职期间于1996年7月18日购买药业公司的职工宿舍并支付购房款3700余元。其后,刘某某一直居住至2016年(后因照顾孙子搬至成都居住)。期间,刘某某将自己户籍登记到该房屋所在地址,以自己名义办理水电气户头。2008年7月,因企业转制,药业公司向乐山市房改办申请办理58户职工住房房改手续。药业公司以刘某某因病在外就医未归不能及时完善购房手续为由,申请延缓办理涉案房屋的手续,直至涉案房屋拆迁时一直未完善相关手续。2018年9月10日,某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隶属于某区房屋征收和补偿局)因该房屋无权属登记而认定为国有资产,遂与该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办公室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并结算。2018年10月,某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对涉案房屋实施拆迁。因机构改革,区房屋征收和补偿局职能由区自然资源局承继。
2019年3月11日,刘某某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以刘某某对被拆迁房屋没有产权登记,刘某某与被诉拆迁行为无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刘某某的起诉。刘某某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刘某某不服,向乐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乐山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先后查询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和相关档案资料,走访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核实刘某某购房具体情况,调取有关破产转制的政策文件等,查明涉案房屋无权属登记,但当时药业公司确有为刘某某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意思表示。在药业公司剩余资产划转到某区人民政府时,文件表明该公司所有房屋均已经出售。刘某某因该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先后对某区自然资源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人民政府提起数件行政诉讼。
为一揽子解决刘某某的纠纷,乐山市检察院检察长包案,主持召开听证会,邀请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结合申请人诉求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事实,围绕刘某某是否实际具有涉案房屋所有权、与房屋拆迁行为有无利害关系等争议焦点,听证员充分表达观点,表示支持刘某某合理诉求,希望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乐山市检察院审查认为,刘某某与案涉拆迁行为之间有实际上的利害关系,向市中级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同时,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乐山市检察院与法院、行政机关5次座谈,深入沟通共促争议化解。考虑刘某某年逾古稀、照看孙儿等客观情况,检察机关到刘某某在成都的住所地多次沟通,针对其“心结”耐心疏导,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利弊,促使其放弃不合理诉求。某区自然资源局与刘某某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场兑现补偿款18万余元。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历史遗留问题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兼顾历史与现状、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查明症结,为准确适用法律、开展监督、推动化解等工作奠定基础。检察机关应当坚持能动履职,依法监督的同时推动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共同化解行政争议,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诉源治理。
案例六:
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老年行政诉讼当事人出庭诉讼权利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审判程序监督 出庭诉讼权利 公开听证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18日,李某某等9户24人(8人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9岁)因与北京市某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行政协议纠纷分别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均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某为诉讼代理人,某区人民法院分别予以立案。2020年11月26日,某区人民法院对9个案件合并公开开庭审理。多名原告本计划与诉讼代理人共同出庭陈述意见,但某区人民法院仅安排诉讼代理人何某坐在原告席,其他原告则被安排坐在旁听席。
庭审过程中,多名原告举手示意要求发言未被允许,有原告主动站起来发言被制止。法庭笔录记载,对于关系原告重大利益的事项,被告曾表示应当明确原告本人的意见,但原告未获得发言机会。庭审结束后,法庭笔录记载李某某等24名原告均未到庭。李某某等9个案件的原告认为某区人民法院未保障其诉讼权利,遂将何某的代理权限由特别授权代理变更为一般授权代理,并申请重新开庭审理案件,某区人民法院未再开庭审理。一审裁判作出后,原告均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2年1月6日,李某某等19人分别以其与某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行政协议纠纷等8起案件中审判程序违法为由向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因某区人民法院在诉讼阶段将包括上述案件在内的9个案件合并审理,另一案当事人虽未申请监督,但案件审判程序可能存在同样问题,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包括该案在内的9个案件。
考虑到当事人年龄大、人数多、腿脚不方便等情况,某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赴当事人家中当面听取申请监督意见,向诉讼阶段的代理律师何某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某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核实庭审情况。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充分听取意见,2022年3月22日,某区人民检察院针对9起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审判程序问题进行公开听证。某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本案老年人诉讼经验缺乏,理解力、表达力较差的特点出发,在听证会流程设计上特别为每位当事人提供表达诉求的机会,力求全面、细致了解案件的诉讼过程和庭审情况,为听证员发表评议意见提供事实支撑。听证员围绕争议焦点询问当事人并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庭审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未依法得到保障。听证员客观、公正、专业的意见不仅为案件办理提供重要参考,同时起到了释法说理效果。
某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某区人民法院存在未依法保障原告的陈述、提出新证据、辩论、陈述最后意见、阅读补正法庭笔录等诉讼权利的问题。2022年3月29日,某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问题制发纠正违法类案检察建议,建议某区人民法院加强庭审规范化建设,充分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在庭审中行使诉讼权利,严格规范开庭通知发送程序。某区人民法院予以接受。
【典型意义】
庭审是司法审判工作的核心环节,是彰显案件审理公开、公平、公正的仪式化象征。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让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庭审的重要意义。原告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但原告出庭的诉讼权利亦应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关系原告重要利益的事项,更应明确原告的真实意愿。首次参加行政诉讼的老年当事人,不仅期待其实体诉求能够得到满足,同时也关注庭审程序是否规范,其诉讼权利是否依法得到保障。检察机关从保障老年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出发,以制发类案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人民法院规范庭审程序,维护司法公信力,赢得了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可,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案例七:
江苏省泰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治理案
【关键词】
“半失能”老人 居家养老服务 政策“落地”
【基本案情】
黄某某,现年78周岁,天生双目失明,具有自行穿衣、吃饭等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多年来王某奎(亦为孤寡老人,与黄某某无血缘关系)一直照料黄某某生活。2022年初,王某奎外出务工,黄某某独自生活,因年事已高加之健康状况不佳,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后黄某某通过社区向泰州市某区民政部门申请政府居家养老服务,但被告知因其未达到80周岁,不符合享受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条件。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2年5月,泰州市某区检察院在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遂依法受理。
某区检察院围绕黄某某的申请开展了调查核实:一是走访调查实际情况。经走访黄某某所在村委会、邻居,电话询问王某奎,确认黄某某反映情况属实,且其不愿意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拒绝赴养老机构养老。二是组织评估申请人情况。某区检察院与该区民政部门就黄某某的诉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磋商,民政部门表示根据《泰州市某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只有年龄达到80周岁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居民,才能享受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民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为黄某某进行详细评估,第三方机构经评估后认为黄某某既未达到80周岁,又具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不符合享受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条件。在与民政部门的对接中,检察机关了解到,该区类似于黄某某这样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又达不到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条件的老人有2800余名。三是查清问题症结。检察机关经查阅相关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发现,对于无法享受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2022年5月,某区检察院邀请区民政部门、残联以及黄某某所在村委会召开磋商会,研究黄某某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民政部门提出,确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老人可以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套餐的政策,但是由于相关套餐费用低、风险大、纠纷多,第三方服务机构不愿提供相应服务套餐,因此居民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地。
某区检察院认为,居民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是政府提供的另一种便民、惠民养老政策,类似于黄某某这样的情况,不能享受政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但是可以享受一定优惠的付费居家养老服务。政府既然有这样的政策,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创造条件推动政策落地,解决该区几千名“半失能”老人的实际困难。该院遂向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充分运用政府政策,健全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完善居家养老照护服务项目,为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套餐的政策落地创造条件,切实解决该区“半失能”老人的实际困难。
民政部门经与检察机关沟通后采纳了检察建议,于2022年6月底向黄某某提供了付费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帮助黄某某与某专业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了居家养老照护服务协议,黄某某每月支付套餐购买费用。同时,为打消第三方服务机构的顾虑,降低照护风险,该区检察院还建议民政部门招募公益志愿者,为老年人照护提供现场安全保障。目前,该区民政部门已将居民付费购买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套餐在全区推广。
【典型意义】
健全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机制,落实好社会保障政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的重要出路。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应当通过个案反映的社会需求,剖析社会管理漏洞,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推动政府便民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解决辖区内“半失能”老人居家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等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证监会、铁路总公司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发改财金〔2018〕3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文明办、高级人民法院、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铁路运输企业、铁科院、各铁路公安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大格局的重要指示,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要求,防范部分旅客违法失信行为对铁路运行安全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大对其他领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现就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提出以下意见。
一、限制范围
(一)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责任人被公安机关处罚或铁路站车单位认定的  1.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2.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的;  3.查处的倒卖车票、制贩假票的;  4.冒用优惠(待)身份证件、使用伪造或无效优惠(待)身份证件购票乘车的;  5.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的;  6.无票乘车、越站(席)乘车且拒不补票的;  7.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处罚的。
对上述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
(二)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  1.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挪用、拖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到期债务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  3.在社会保险领域中存在以下情形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未如实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且拒不整改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拒不缴纳的;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拒绝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  4.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没款,逾期未缴纳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承诺的;  5.被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定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或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  6.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相关部门加入本文件的,应当通过修改本文件的方式予以明确。
对上述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包括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
二、信息采集
(一)铁路旅客相关失信信息采集
在铁路站车发生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立为刑事案件的,由相关铁路公安局通报相关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并纳入惩戒名单。未被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述行为,由铁路站车工作人员收集有关音视频证据或2名旅客以上的证人证言或行为责任人本人书面证明,报铁路运输企业审核、认定后,纳入惩戒名单。
(二)其他领域相关失信信息采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证监会将本部门确定的因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需要纳入限制乘火车高级别席位的名单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平台推送给铁路总公司,由其按国家规定程序纳入限制乘火车高级别席位名单。如果之前已和铁路总公司建立数据传输通道的、实现名单信息共享的,可以保持原数据传统通道和信息共享方式,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不再重复推送名单信息。
向铁路总公司提供的名单信息应当包括:被列入限制乘火车高级别席位名单人员的姓名、旅行证件号码、列入原因,有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书的,还应当提供该法律文书的名称与编号。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名单异议处理人,并通报铁路总公司。
三、发布执行和权利救济
各铁路运输企业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在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信用中国”网站发布限制购买车票人员名单的完整信息,有关部门的异议处理人联系方式应当同时公布。名单自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为公示期,公示期内,被公示人可通过铁路“12306”客服电话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公示期满,被公示人未提出异议或者提出异议经审查未予支持的,各铁路运输企业开始按照公示名单执行惩戒措施。被纳入限制购买车票名单的人员认为纳入错误的,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提起复核。
四、移除机制
对特定严重失信人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乘坐火车。相关主体从限制乘火车人员名单中移除后,不再对其采取限制乘火车措施,具体移除办法如下:
(一)行为责任人发生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行为第1~3、7条的,各铁路运输企业限制其购买车票,有效期为180天,自公布期满无有效异议之日起计算,180天期满自动移除,铁路运输企业对其恢复发售车票。
(二)行为责任人发生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第4~6条的,各铁路运输企业限制其购买车票。行为责任人补齐所欠票款后(自补票次日算起),铁路运输企业恢复发售车票;行为责任人补齐第一次所欠票款一年内,三次发生上述4~6条行为的,行为责任人补齐所欠票款90天后(含90天),铁路运输企业恢复发售车票,不补齐所欠票款,铁路运输企业不对其恢复发售车票。
(三)其他领域产生的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的相关人员名单,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在有效期内,其法定义务履行完毕的,有关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铁路总公司移除名单。
五、诉讼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各级人民法院指导,依法处理因执行限制乘坐火车名单而引发的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明确审理标准,公正司法,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六、宣传工作
各相关部门及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发挥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大力开展铁路信用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利用“诚信活动周”“安全生产月”“诚信兴商宣传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公益活动,有步骤、有重点地介绍宣传限制乘坐火车制度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帮助广大社会公众熟悉并监督这一制度的实施。
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央 文 明 办
最高人民法院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 务 总 局
证  监  会
铁 路 总 公 司
2018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280号(财税金融类26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280号(财税金融类26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的高收益债券市场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庞大,已经成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妥善化解债券违约事件,保障债券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已经成为防范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风险较大,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2020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及债券违约纠纷的审判和风险化解工作,积极参与推进债券市场的法治化建设。去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打击发债企业恶意违约逃废债务、责令违法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加诉讼等提供了依据,有效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了投资者维权成本,对惩治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为正确审理因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和交易所引发的合同、侵权和破产民商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相关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案件的受理、管辖与诉讼方式、债券持有人权利保护的特别规定、发行人的民事责任、其他责任主体的责任、发行人破产管理人的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对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规范了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包括管辖、先行审查、代表人的推选、审理与判决、执行与分配等。对代表人诉讼的启动条件、代表人的权限范围、对调解协议草案及重大诉讼事项的审查、代表人放弃上诉的处理等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予以回应。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职能作用,提高了审判执行的公正性、高效性和透明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就全国首例债券欺诈发行纠纷代表人诉讼“五洋建设债券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五洋建设实际控制人陈志樟、承销商德邦证券和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者的债务本息承担全额连带赔偿责任,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和为此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分别在10%和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在北京、上海设立了金融法院,实现了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推动增设金融法院,提升包括债券纠纷在内的金融纠纷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平及审判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与监管部门的配合,加大对债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我国债券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21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1〕15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制度体系,促进经济融合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结合司法实践,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进行会谈协商,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按照纪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定本意见。
一、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法院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试点工作。
二、本意见所称“香港破产程序”,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公司条例》进行的集体清偿程序,包括公司强制清盘、公司债权人自动清盘以及由清盘人或者临时清盘人提出并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673条批准的公司债务重组程序。
三、本意见所称“香港管理人”,包括香港破产程序中的清盘人和临时清盘人。
四、本意见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香港破产程序。
本意见所称“主要利益中心”,一般是指债务人的注册地。同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认定。
在香港管理人申请认可和协助时,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应当已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连续存在6个月以上。
五、债务人在内地的主要财产位于试点地区、在试点地区存在营业地或者在试点地区设有代表机构的,香港管理人可以依据本意见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
依据本意见审理的跨境破产协助案件,由试点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六、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香港管理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请求认可和协助的函;
(三)启动香港破产程序以及委任香港管理人的有关文件;
(四)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在内地以外形成的,还应当依据内地法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五)申请予以认可和协助的裁判文书副本;
(六)香港管理人身份证件的复印件,身份证件在内地以外形成的,还应当依据内地法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七)债务人在内地的主要财产位于试点地区、在试点地区存在营业地或者在试点地区设有代表机构的相关证据。
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交中文译本。
七、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债务人的名称、注册地以及香港管理人所知悉的债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香港管理人的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三)香港破产程序的进展情况和计划;
(四)申请认可和协助的事项和理由;
(五)债务人在内地的已知财产、营业地、代表机构和债权人情况;
(六)债务人在内地涉及的诉讼、仲裁以及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执行程序等情况;
(七)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针对债务人进行破产程序的相关情况;
(八)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
八、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认可和协助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并予以公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通知或者发布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听证。
九、在人民法院收到认可和协助申请之后、作出裁定之前,香港管理人申请保全的,人民法院依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十、人民法院裁定认可香港破产程序的,应当依申请同时裁定认可香港管理人身份,并于五日内公告。
十一、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无效。
十二、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香港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十三、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十四、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申请裁定允许香港管理人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接受内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进行审核;
(九)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允许香港管理人履行的其他职责。
香港管理人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时,如涉及放弃财产权益、设定财产担保、借款、将财产转移出内地以及实施其他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香港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得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范围,也不得超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范围。
十五、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香港管理人或者债权人的申请指定内地管理人。
指定内地管理人后,本意见第十四条规定的职责由内地管理人行使,债务人在内地的事务和财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处理。
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
十六、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申请裁定对破产财产变价、破产财产分配、债务重组安排、终止破产程序等事项提供协助。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上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予以公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应当自发布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听证。
十七、发现影响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终止认可和协助。
发生前款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并提交相关材料。
十八、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后,应当裁定不予认可或者协助香港破产程序:
(一)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连续存在未满6个月的;
(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
(三)对内地债权人不公平对待的;
(四)存在欺诈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不予认可或者协助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认为认可或者协助香港破产程序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不予认可或者协助。
十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就同一债务人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债务人分别进行破产程序的,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
二十、人民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在内地的破产财产清偿其在内地依据内地法律规定应当优先清偿的债务后,剩余财产在相同类别债权人受到平等对待的前提下,按照香港破产程序分配和清偿。
二十一、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二十二、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应当依据内地有关诉讼收费的法律和规定交纳费用。
二十三、试点法院在审理跨境破产协助案件过程中,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请示重大事项。
二十四、试点法院应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积极沟通和开展合作。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5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2020〕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反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3月4日
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会[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近年来,我国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出现一些新变化新特点,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和重大风险。为依法严惩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现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本意见印发后,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34号)同时废止。之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8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了依法惩治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准确认定犯罪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定罪处罚:
1.发起、建立恐怖活动组织的;
2.恐怖活动组织成立后,对组织及其日常运行负责决策、指挥、管理的;
3.恐怖活动组织成立后,组织、策划、指挥该组织成员进行恐怖活动的;
4.其他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积极参加”,以参加恐怖组织罪定罪处罚:
1.纠集他人共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
2.多次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
3.曾因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
4.在恐怖活动组织中实施恐怖活动且作用突出的;
5.在恐怖活动组织中积极协助组织、领导者实施组织、领导行为的;
6.其他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情形。
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但不具有前两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其他参加”,以参加恐怖组织罪定罪处罚。
犯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犯罪,又实施杀人、放火、爆炸、绑架、抢劫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帮助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
1.以募捐、变卖房产、转移资金等方式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恐怖活动培训筹集、提供经费,或者提供器材、设备、交通工具、武器装备等物资,或者提供其他物质便利的;
2.以宣传、招收、介绍、输送等方式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培训招募人员的;
3.以帮助非法出入境,或者为非法出入境提供中介服务、中转运送、停留住宿、伪造身份证明材料等便利,或者充当向导、帮助探查偷越国(边)境路线等方式,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恐佈活动培训运送人员的;
4.其他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恐怖活动培训,或者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情形。
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包括已经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也包括准备实施、正在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包括在我国领域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也包括在我国领域外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包括我国公民,也包括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主观故意,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认知能力、一贯表现和职业等综合认定。
明知是恐怖活动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洗钱罪定罪处罚。事先通谋的,以相关恐怖活动犯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的规定,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
1.为实施恐怖活动制造、购买、储存、运输凶器,易燃易爆、易制爆品,腐蚀性、放射性、传染性、毒害性物品等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2.以当面传授、开办培训班、组建训练营、开办论坛、组织收听收看音频视频资料等方式,或者利用网站、网页、论坛、博客、微博客、网盘、即时通信、通讯群组、聊天室等网络平台、网络应用服务组织恐怖活动培训的,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心理体能培训,传授、学习犯罪技能方法或者进行恐怖活动训练的;
3. 为实施恐怖活动,通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利用网站、网页、论坛、博客、微博客、网盘、即时通信、通讯群组、聊天室等网络平台、网络应用服务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人员联络的;
4.为实施恐怖活动出入境或者组织、策划、煽动、拉拢他人出入境的;
5.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情形。
(四)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的规定,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
1.编写、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散发、播放载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图书、报刊、文稿、图片或者音频视频资料的;
2.设计、生产、制作、销售、租赁、运输、托运、寄递、散发、展示带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标识、标志、服饰、旗帜、徽章、器物、纪念品等物品的;
3.利用网站、网页、论坛、博客、微博客、网盘、即时通信、通讯群组、聊天室等网络平台、网络应用服务等登载、张贴、复制、发送、播放、演示载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图书、报刊、文稿、图片或者音频视频资料的;
4.网站、网页、论坛、博客、微博客、网盘、即时通信、通讯群组,聊天室等网络平台、网络应用服务的建立、开办、经营、管理者,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平台、网络应用服务散布、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后仍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发布的;
5.利用教经、讲经、解经、学经、婚礼、葬礼、纪念、聚会和文体活动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
6.其他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
(五)利用极端主义,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四的规定,以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1.煽动、胁迫群众以宗教仪式取代结婚、离婚登记,或者干涉婚姻自由的;
2.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司法制度实施的;
3.煽动、胁迫群众干涉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者破坏学校教育制度、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等国家法律规定的教育制度的;
4.煽动、胁迫群众抵制人民政府依法管理,或者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5.煽动、胁迫群众损毁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等国家法定证件以及人民币的;
6.煽动、胁迫群众驱赶其他民族、有其他信仰的人员离开居住地,或者干涉他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
7.其他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制度实施的行为。
(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五的规定,以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定罪处罚:
1.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的;
2.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文字、符号、图形、口号、徽章的服饰、标志的;
3.其他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情形。
(七)明知是载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图书、报刊、文稿、图片、音频视频资料、服饰、标志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达到下列数量标准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六的规定,以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定罪处罚:
1.图书、刊物二十册以上,或者电子图书、刊物五册以上的;
2.报纸一百份(张)以上,或者电子报纸二十份(张)以上的;
3.文稿、图片一百篇(张)以上,或者电子文稿、图片二十篇(张)以上,或者电子文档五十万字符以上的;
4.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二十个以上,或者电子音频视频资料五个以上,或者电子音频视频资料二十分钟以上的;
5.服饰、标志二十件以上的。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虽未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量标准,但具有多次持有,持有多类物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曾因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等情形之一的,也可以定罪处罚。
多次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未经处理的,数量应当累计计算。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涉及不同种类或者形式的,可以根据本条规定的不同数量标准的相应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主观故意中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为基础,结合其一贯表现,具体行为、程度、手段、事后态度,以及年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等综合审查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行为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曾因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被责令改正后又实施的;
2.在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藏匿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的;
3.采用伪装、隐匿、暗语、手势、代号等隐蔽方式制作、散发、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的;
4.以虚假身份、地址或者其他虚假方式办理托运,寄递手续,在托运、寄递的物品中查获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的;
5.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情形。
(八)犯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犯罪,同时构成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至之六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犯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至之六规定的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认定。
二、正确适用程序
(一)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宣扬极端主义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极端主义物品罪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案件数量等情况,决定实行相对集中管辖,指定辖区内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第一审刑事案件,或者指定辖区内特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极端主义犯罪第一审刑事案件,并将指定法院名单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对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作出认定并予以公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办案中根据公告直接认定。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没有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有关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的定义认定,必要时,可以商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意见作为参考。
(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服饰、标志或者其他物品的认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有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规定,从其记载的内容、外观特征等分析判断。公安机关应当对涉案物品全面审查并逐一标注或者摘录,提出审读意见,与扣押、移交物品清单及涉案物品原件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在案证据、案件情况、办案经验等综合审查判断。
(四)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以及通过网络在线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原始存储介质位于境外或者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上的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电子数据,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提取。必要时,可以对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立案后,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于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电子数据量大或者提取时间长等需要冻结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检察长批准,可以进行冻结。对于电子数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具备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公安部指定的机构出具报告。
三、完善工作机制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对于主要犯罪事实、关键证据和法律适用等可能产生分歧或者重大、疑难、复杂的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商请听取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意见和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移送案件应当一案一卷,将案件卷宗、提取物证和扣押物品等全部随案移交。移送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指派专人配合接收案件的公安机关开展后续案件办理工作。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应当坚持对涉案人员区别对待,实行教育转化。对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和监护人对其进行帮教。对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社会危险性评估结果和安置教育建议,在其刑满释放前作出是否安置教育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安置教育进行监督,对于实施安置教育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的通知
(法发〔2019〕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研究制定了《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各地在执行中遇到重大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沟通联系,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
第四条 开庭通知、庭前阅卷、调查询问、参与调解、评议安排、文书签名等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密切相关事宜由各审判部门负责,其他管理工作包括随机抽取、协调联络、补助发放、送交裁判文书等事宜由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实际情况确定负责部门。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应当完善配套机制,根据各自职责搭建技术平台,研发人民陪审员管理系统,加强系统对接和信息数据共享,为完善人民陪审员的信息管理、随机抽取、均衡参审、履职信息、业绩评价、考核培训和意见反馈等提供技术支持。
第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为人民陪审员颁发《人民陪审员工作证》。《人民陪审员工作证》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制发统一样式,各地法院自行印制。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或依法免除职务后,人民法院应当收回或注销其持有的《人民陪审员工作证》。
第七条 除法律规定外,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人民陪审员的通讯方式、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第八条 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期间,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第二章 培训
第九条 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和任职期间培训。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培训应当符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培训内容包括政治理论、陪审职责、法官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和法律基础知识等,也可以结合本地区案件特点与类型安排培训内容。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制定统一的人民陪审员培训大纲和培训教材,提出明确的培训教学要求,定期对人民陪审员培训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必要时,可以举办人民陪审员培训示范班和人民陪审员师资培训班。
第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本辖区人民陪审员培训规划和相关管理、协调工作。高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法官教育培训机构承担本辖区人民陪审员岗前培训工作任务时,可以采取远程视频等信息化手段,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配合。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本辖区人民陪审员培训工作的年度培训方案和实施意见,并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备案。
第十二条 任职期间培训主要由人民陪审员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培训教学方案由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定,直辖市地区的培训教学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审定。
必要时,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法官培训机构可受委托承担人民陪审员培训任务。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及时提出接受岗前培训的人员名单和培训意见,报上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法官培训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相关业务部门。
第十四条 人民陪审员培训以脱产集中培训与在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也可结合实际采取分段培训、累计学时的方式。
培训形式除集中授课外,可采取庭审观摩、专题研讨、案例教学、模拟演示、电化教学、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
岗前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40学时,任职期间的培训时间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合理确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提供人民陪审员参加培训的场所、培训设施和其他必要的培训条件。
第三章 考核与奖励
第十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
第十七条 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实行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
平时考核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时间和方式。
年终考核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每年年终进行。年终考核应对人民陪审员履职情况按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评定等次。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制定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考核办法,应当征求同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
第十九条 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陪审工作实绩、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审判作风和参加培训情况等方面。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与本院审判工作的,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没有对应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院,在其所在地级市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或案件管辖区内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的,应将人民陪审员在本院履行审判职责的情况通报其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依据之一。履职情况通报时间及方式由上述法院与人民陪审员所在法院具体协调。
第二十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及时将年终考核结果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
人民陪审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考核结果书面通知后五日内向所在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复核,基层人民法院在收到复核申请后十五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
第二十二条 考核结果作为对人民陪审员进行表彰和奖励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对于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表彰和奖励应当坚持依法、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人民陪审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可认定为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
(一)对审判工作提出改革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
(二)对参加审判的案件提出司法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的;
(三)在陪审工作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事迹突出的;
(四)有其他显著成绩或者突出事迹的。
第二十五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及时将对人民陪审员的表彰和奖励决定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
第四章 免除职务与惩戒
第二十六条 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职务自动免除,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在其官方网站或者当地主流媒体上予以公告,无须再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时,其参加审判的案件尚未审结的,可以履行审判职责到案件审结之日。
第二十七条 人民陪审员有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查证属实的,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第二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被免除职务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书面通知被免职者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同时将免职名单抄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将免职名单逐级报高级人民法院、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九条 人民陪审员有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所列行为,经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查证属实的,可以采取通知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在辖区范围内公开通报等措施进行惩戒。
第三十条 人民陪审员有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所列行为,由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查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共同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制定的有关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工作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2020年5月18日)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切实贯彻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精神,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和神圣使命。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手软。2013年至2019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卖儿童、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8975件,惩处罪犯29787人。对其中罪行严重、恶劣者,该重判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心慈手软,绝不姑息养奸,坚决铲除社会毒瘤,坚决伸张公平正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更加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护。深入开展家事审判改革,大力推动少年审判、家事审判融合发展,将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2013年至2019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抚育、监护、探视等民事案件共计713671件,同比增长34.18%。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切实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依法有效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近年来,人民法院持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织细织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网,落实落细特殊、优先保护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法律政策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落实,公平正义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彰显。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筛选了近年来审理的七起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七起案例中,既有强奸未成年人等刑事案件,也有撤销监护权、侵犯未成年人健康权、侵犯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还有对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开展跨省司法救助的案件。有三起强奸案件,尽管未造成未成年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但具有强奸幼女多人、多次的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仍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是要正告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者,莫向未成年人伸手作恶,伸手必严惩、作恶必重判!
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高度关切。对此我们充分理解、感同身受。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更加有效地贯彻落实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政策,更加坚决地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更加全面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坚决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现将七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1.被告人何某强奸、强迫卖淫、故意伤害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为达到利用幼女供他人嫖宿牟利的目的,单独或与他人伙同作案,使用诱骗、劫持手段,将被害人常某某(8周岁)、有智力残疾的谢某某(13周岁)、被害人杜某某(10周岁)拘禁在出租房内。期间何某多次对三名被害人实施奸淫,并致常某某轻伤,杜某某轻微伤。何某还拍摄三名被害人裸体照片及视频并通过QQ发布招嫖信息,强迫三名被害人卖淫。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采取诱骗、劫持等手段将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拘禁,后强奸并强迫其卖淫,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强迫卖淫罪;何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其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且具有强奸幼女多人、多次的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何某死刑。何某已于2019年7月24日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严重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感,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对此类案件要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治,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案件有所增加。未成年人辨别能力、防范意识相对较弱,更容易成为受害对象。本案警示我们,一定要加强网络监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网络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履行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空间的法律义务;学校、家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情况的监督,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时,本案也提示学校、老师、家庭、家长,一定要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监护法律责任。本案第三名被害人在上学途中被劫持,学校老师发现被害人未到校后及时通知家长,家长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监控锁定犯罪分子的藏匿地点,及时解救了被害人,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从而避免了犯罪分子继续为非作恶,更多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2.被告人赵某某强奸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赵某某与同案被告人李某(女,已判刑)经共谋,由李某到河南省某县的初中学校寻找女生供赵某某奸淫。李某纠集刘某、吴某某、蒋某某、郝某(均另案处理)、谷某某、秦某某、李某某、赵某某(以上人员均系未成年人)等人,采取殴打、恐吓、拍下体照片威胁等手段,先后强迫被害人朱某某等在校初中女学生与赵某某发生性关系,共计25人32起,其中幼女14人19起。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伙同他人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赵某某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死刑。赵某某已于2019年6月4日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儿童权益,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严惩处”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本案被告人赵某某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却道德败坏,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赵某某的行为虽未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但其罪行对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判处并对赵某某执行死刑,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绝不手软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
3.被告人王某利用网络强奸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4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王某通过网络聊天、电话联系等方式,或经张某(另案处理,已判刑)、侯某某(未满十四周岁)等人介绍,以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强行与多名未成年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或明知多名被害人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之发生性关系,先后对14名被害人实施奸淫23次,其中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11人。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与多名未成年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或明知多名被害人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王某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致使被害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其犯罪性质和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予以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死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利用网络平台,以威逼利诱等方式,利用未成年少女和幼女自我保护意识弱,对之实施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在本案中,王某预谋犯罪时即选择在校学生作为奸淫对象,被害人案发时均系小学或初中在校学生,其行为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主观动机极其卑劣。 王某的行为虽未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但对被害人生理心理造成严重摧残,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极其恶劣。对王某判处并执行死刑,是严格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彰显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4.跨省对被害人甲巴某某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被害人甲巴某某(彝族)生前在渔船打工。2017年11月,甲巴某某在从事捕捞作业时与船员郭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厮打,郭某持刀捅刺甲巴某某,致其死亡。案件办理过程中,山东高院承办法官了解到被害人甲巴某某家深处四川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甲巴某某遇害后,留下6名未成年子女,妻子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生活非常困顿。考虑到上述情况,承办法官向院司法救助委员会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
二、裁判结果
山东高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经审查认为,甲巴某某遇害后,其家庭生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为切实保护6名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本着“细致关怀、精准救助”的工作理念,用足用好司法救助政策,为其家庭申请了23万元司法救助金。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是法院少年审判工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延伸职能,本案是山东高院开展的首例跨省对少数民族未成年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案件。为确保司法救助金能够切实保障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承办法官亲自将司法救助金和相关手续送到大山深处的被害人家,向被害人妻子讲解了司法救助的用意,与其签订了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协议,并邀请村支书作为保证人,由村支书监督救助金的使用情况。
经后续追踪,因为有司法救助金的支持,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次跨省司法救助,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让更多更远的人了解到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5.原告周某诉被告张某、第三人张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第三人张某某未经行政机关许可、备案,在自住房内开办课外辅导班。被告张某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招收了原告周某等六名儿童,在张某某的培训场地开办中国舞培训班。2018年6月,周某练习下腰动作时,张某指示周某应加大下腰动作幅度,但未指导其适度动作,未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摔倒。周某回家当晚,发现有下肢肌力改变等症状,经多家医院住院治疗,后其伤情鉴定为三级伤残。周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张某承担主要责任,张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未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不具备儿童舞蹈教学的资格和能力,在培训教学中,未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安排练习和休息,在原告周某已连续多次下腰练习后指示周某加大动作幅度,且未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受到严重身体伤害。张某对周某受伤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第三人张某某未经主管机构批准、备案开办校外培训机构,对张某是否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和资质进行审查和监督,对周某受伤应承担次要责任。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周某各项损失948 168.26元;第三人张某某赔偿原告周某各项损失222 542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繁荣,一定程度上为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由于监管机制和安全保障工作的不完善,未成年人在培训机构受到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也警示广大家长,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应认真审查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备案登记情况,对培训机构的安全保障机制、培训人员的从业资质要尽可能有所了解,确保孩子在合法、规范、安全的培训机构接受教育。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对未经许可擅自开办的培训机构要及时取缔,对未履行从业人员资质审查、培训场所安全保障等义务的培训机构要依法惩处。
6.陈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未婚生育一子小吕,小吕出生后被诊断患有多种疾病,治疗费用高昂且难以治愈。小吕生父瞿某因病身亡,陈某自小吕出生起便将小吕滞留在医院不予照料。法院以遗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小吕被送至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鉴于小吕生父身亡,母亲未尽监护人职责,且小吕祖辈均表示无力抚养小吕,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陈某的监护权,并指定第三人静安区某居委会作为小吕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保障其健康成长的义务。被申请人陈某作为小吕的母亲,对患有多种疾病的小吕不履行监护职责,拒绝抚养,不提供小吕所必需的生活、医疗保障,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故对申请人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要求撤销陈某对小吕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依法予以支持。由于被监护人小吕目前没有其他亲属适合作为其监护人,第三人上海市静安区某居委会作为陈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表示愿意承担小吕的监护职责,故指定该居委会作为小吕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实践中多部门联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案件受理后,法院开展庭前社会调查,聘请社会观护员对相关监护人及本案的后续安置、抚养、审核监护机构资质等情况进行审查。在审理过程中,坚持依法高效原则,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与申请确认监护人两案同时立案、同步审理、同日判决。在没有其他近亲属适合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成长的原则,指定当地居委会担任小吕的监护人,避免被监护人出现监护真空的困境。宣判后,办案法院和法官持续对当事人进行跟踪回访,关爱观护其健康成长。
7.镇人民政府申请执行义务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案
一、基本案情
马某为适龄入学儿童,其监护人马某哈、马某格牙无正当理由,未将马某按时送入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经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人民政府认定,马某哈、马某格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于2018年9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马某哈、马某格牙处以罚款,并责令将马某送入学校就读。被执行人马某哈、马某格牙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且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作出后,经法院多次执行,两名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法院对被执行人马某哈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决定书。在拘留期间,被执行人马某哈、马某格牙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马某现已入学就读。
三、典型意义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属特困区,当地农民有的不重视教育,不让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象较为普遍,严重违反义务教育法规定,严重背离法定监护职责。近年来,化隆回族自治县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多项举措开展“控辍保学”集中行动。一年多来,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几十起控辍保学的行政非诉案件,本案就是其中一起。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采取了巡回就地开庭的方式,以案释法,对旁听群众深入细致讲解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政策,让群众明白了作为监护人不送适龄子女上学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院通过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有力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使100多名留守儿童重返校园,受教育权得到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1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5号)
为依法保障和规范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的,合议庭成员确定后,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二条 对于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之外的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和被告、行政案件原告,在收到通知五日内有权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的申请后,经审查决定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的,合议庭成员确定后,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七日前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判需要,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候补人民陪审员,并确定递补顺序,一并告知当事人。
因案件类型需要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符合专业需求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第四条 人民陪审员确定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参审案件案由、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开庭地点、开庭时间等事项告知参审人民陪审员及候补人民陪审员。
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将参加审判活动的时间、地点等事项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
第五条 人民陪审员不参加下列案件的审理: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
(三)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六条 人民陪审员不得参与审理由其以人民调解员身份先行调解的案件。
第七条 当事人依法有权申请人民陪审员回避。人民陪审员的回避,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法律规定。
人民陪审员回避事由经审查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确定递补人选。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相关权利和义务告知人民陪审员,并为其阅卷提供便利条件。
第九条 七人合议庭开庭前,应当制作事实认定问题清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区分事实认定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对争议事实问题逐项列举,供人民陪审员在庭审时参考。事实认定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难以区分的,视为事实认定问题。
第十条 案件审判过程中,人民陪审员依法有权参加案件调查和调解工作。
第十一条 庭审过程中,人民陪审员依法有权向诉讼参加人发问,审判长应当提示人民陪审员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发问。
第十二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先由承办法官介绍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证据规则,然后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依次发表意见,审判长最后发表意见并总结合议庭意见。
第十三条 七人合议庭评议时,审判长应当归纳和介绍需要通过评议讨论决定的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并列出案件事实问题清单。
人民陪审员全程参加合议庭评议,对于事实认定问题,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在共同评议的基础上进行表决。对于法律适用问题,人民陪审员不参加表决,但可以发表意见,并记录在卷。
第十四条 人民陪审员应当认真阅读评议笔录,确认无误后签名。
第十五条 人民陪审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其参加审理的案件时,可以发表意见。
第十六条 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应将裁判文书副本及时送交参加该案审判的人民陪审员。
第十七条 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保障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结合本院实际情况,一般在不超过30件的范围内合理确定每名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加审判案件的数量上限,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规范和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不得安排人民陪审员从事与履行法定审判职责无关的工作。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公安厅(局)刑侦局、刑侦(警)总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刑事审判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
在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协作配合,积极履职作为,“断卡”行动深入推进,打击整治成效日益明显,有力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的势头。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 (二)》”),进一步解决了实践中的部分难点重点问题,为打击治理专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
当前,涉“两卡”(即手机卡、信用卡)犯罪形势依旧复杂严峻,犯罪类型多样且不断发展,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依据,更好实现打击治理的目的。为此,2021年11月26日和2022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先后召开联席会议,就当前“断卡”行动中各地反映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就相关问题形成共识。现将会议纪要下发,供各地在办案中参考。
一、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理解适用。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人的关系、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出租、出售“两 卡”的次数、张数、个数,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同时注重听取行为人的辩解并根据其辩解合理与否,予以综合认定。司法办案中既要防止片面倚重行为人的供述认定明知;也要避免简单客观归罪,仅以行为人有出售“两卡”行为就直接认定明知。特别是对于交易双方存在亲友关系等信赖基础,一方确系偶尔向另一方出租、出售“两卡”的,要根据在案事实证据,审慎认定“明知”。
在办案过程中,可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下特征及表现,综合全案证据,对其构成“明知”与否作出判断:(1)跨省或多人结伙批量办理、收购、贩卖“两卡”的;(2)出租、出售“两卡”后,收到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电信服务提供者等相关单位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告知其所出租、出售的“两卡”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未采取补救措施,反而继续出租、出售的;(3)出租、出售的“两卡”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又帮助解冻,或者注销旧卡、办理新卡,继续出租、出售的;(4)出租、出售的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网络账号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查封,又帮助解封,继续提供给他人使用的;(5)频繁使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6) 事先串通设计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7)曾因非法交易“两卡”受过处罚或者信用惩戒、训诫谈话,又收购、出售、出租“两卡”的等。
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适用。该项所规定的“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应理解为分别为三个以上行为人或团伙组织提供帮助,且被帮助的行为人或团伙组织实施的行为均达到犯罪程度。为同一对象提供三次以上帮助的,不宜理解为“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
三、关于《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理解适用。该项所规定“违法所得一万元”中的“违法所得”,应理解为行为人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由此所获得的所有违法款项或非法收入。行为人收卡等“成本”费用无须专门扣除。
四、关于《关于深入推进“断卡”行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20 年会议纪要》”)中列举的符合《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理解适用。《2020 年会议纪要》第五条规定,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达到犯罪程度,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三十万元的,按照符合《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理。在适用时应把握单向流入涉案信用卡中的资金超过三十万元,且其中至少三千元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行为人能够说明资金合法来源和性质的,应当予以扣除。以上述情形认定行为“情节严重”的,要注重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程度、出租、出售信用卡的张数、次数、非法获利的数额以及造成的其他严重后果,综合考虑与《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其他项适用的相当性。
行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资金,但行为人未实施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或者未实施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不宜认定为《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支付结算”行为。
五、关于正确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在办理涉“两卡”犯罪案件中,存在准确界定前述三个罪名之间界限的问题。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确定其行为性质。以信用卡为例:(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2)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结合主客观证据,重视行为人的辩解理由,确保准确定性。
六、关于《意见(二)》第三条的理解适用。为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犯罪,该条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适用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要求:(1)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参加了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且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了具体的诈骗犯罪行为;(2)行为人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30日以上,应当从行为人实际加入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日期开始计算时间;(3)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是指基于客观困难,确实无法查清行为人实施诈骗的具体数额。在办案中,应当首先全力查证具体诈骗数额;在诈骗数额难以查清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还应当查证发送诈骗信息条数和拨打诈骗电话次数,如二者均无法查明,才适用该条规定。
七、关于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的行为,可否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刑法修正案 (五)》设立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主要考虑是:利用信用卡信息资料复制磁条卡的问题在当时比较突出,严重危害持卡人的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故设立本罪,相关司法解释将本罪入罪门槛规定为1张(套)信用卡。其中的“信用卡信息资料”,是指用于伪造信用卡的电子数据等基础信息,如有关发卡行代码、持卡人账户、密码等内容的加密电子数据。在“断卡”行动破获的此类案件中,行为人非法交易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在于直接使用信用卡,而非利用其中的信息资料伪造信用卡。故当前办理“断卡”行动中的此类案件,一般不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八、关于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四件套”行为的处理。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四件套”(一般包括信用卡,身份信息,U 盾,网银),数量较大的,可能同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断卡”行动中破获的此类案件,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的信用卡“四件套”,主要流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或人员手中,用于非法接收、转移诈骗资金,一般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对于涉案信用卡“四件套”数量巨大,同时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构成要件的,择一重罪论处。
九、关于重大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的管辖。对于涉案人数超过80人,以及在境外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公安部根据工作需要指定异地管辖的,指定管辖前应当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持续深入推进“断卡”行动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和全面惩处的方针,坚决严惩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和人员、贩卖“两卡”团伙头目和骨干、职业“卡商”、行业“内鬼”等。同时,还应当注重宽以济严,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特别是其中被胁迫或蒙骗出售本人名下“两卡”,违法所得、涉案数额较少且认罪认罚的,以教育、挽救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确保社会效果良好。
各省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尽快传达并转发本会议纪要,不断提高办案能力,依法准确办理涉“两卡”犯罪案件,确保“断卡”行动深入健康开展。在司法实践中如遇有重大疑难问题,应及时对口上报。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2022年3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的通知
(法发〔2020〕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工作,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20年8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及配套规范性文件实施过程中,部分地方就有关问题进行请示,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如何选任人民陪审员?
答:没有对应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兵团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兵团分院确定,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兵团分院任命。在未设立垦区司法局的垦区,可以由师(市)司法局会同垦区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2.《人民陪审员法》第六条第一项所指的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包括行政编制外人员?
答:上述工作人员包括占用行政编制和行政编制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3.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不是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法律另有禁止性规定的除外。
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法律另有禁止性规定的除外。
5.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监察委员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离任后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离任后,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上述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比例应当与其他人员的比例适当平衡。
(2)法官、检察官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3)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曾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在原任职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曾在基层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不得在与原任职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同级、同辖区的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
(4)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得参与原任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得参与原任职人民检察院同级、同辖区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6.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7.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公民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期间,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法院撤销或者删除失信信息后,公民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
8.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两次,是否包括《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前以及在不同人民法院任职的情形?
答: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总共不得超过两次,包括《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前任命以及在不同人民法院任职的情形。
9.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可以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
答: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依据《人民陪审员法》相关规定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
10.人民法院可否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答: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情况,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但不需要开庭审理的除外。
11.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参加案件执行工作?
答:根据《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参加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人民法院不得安排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执行工作。
12.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判需要,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候补人民陪审员,并确定递补顺序,一并告知当事人。如果原定人民陪审员因故无法到庭,由候补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是否需要就变更合议庭成员另行告知双方当事人?候补人民陪审员的递补顺序,应如何确定?
答:人民法院已一并告知候补人民陪审员名单的,如变更由候补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的,无需另行告知当事人。确定候补人民陪审员的递补顺序,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等方式确定。
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七人合议庭开庭前和评议时,应当制作事实认定问题清单。审判实践中,如何制作事实认定问题清单?
答:事实认定问题清单应当立足全部案件事实,重点针对案件难点和争议的焦点内容。刑事案件中,可以以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为基础,主要包括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事实,以及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等。民事案件中,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纠纷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归纳出当事人争议的要件事实。行政案件中,主要包括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所必须具备的事实。
14.合议庭评议案件时,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可否分组分别进行评议、表决?
答:合议庭评议案件时,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应当共同评议、表决,不得分组进行。
15.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将裁判文书副本送交参加该案审判的人民陪审员时,能否要求人民陪审员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答:人民陪审员不是受送达对象,不能要求人民陪审员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人民法院将裁判文书副本送交人民陪审员时,可以以适当方式请人民陪审员签收后存档。
16.如何把握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数上限一般不超过30件的要求?对于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批量系列案件的,如何计算案件数量?
答:个别案件量大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提出参审数上限在30件以上设置的意见,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后实施。高级人民法院应统筹辖区整体情况从严把握。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批量系列案件的,可以按一定比例折算案件数以核定是否超出参审数上限。具体折算比例,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17.对于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占第一审案件数的比例即陪审率,是否可以设定考核指标?
答:《人民陪审员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和年度参审数上限,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一审案件总体陪审率设定考核指标,但要对第一审案件总体陪审率、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等情况进行统计监测。
18.人民陪审员是否适用法官法中法官任职回避的规定?
答:人民陪审员适用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中诉讼回避的规定,不适用法官法中法官任职回避的规定。
19.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庭审等履职过程中,着装有何要求?
答: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庭审等履职过程中,着装应当端庄、得体,但不得配发、穿着统一制服。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建立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建立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法办〔2021〕3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各非银行支付机构,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大部署要求,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法发 [2019]27号)等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巩固已建立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即人民银行组织其指导下的各级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通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的方式开展全流程在线委派、委托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等工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建设的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以下简称调解网)与调解平台实现对接,通过调解网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申请司法确认条件的,可以在线进行司法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法院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为调解员提供培训和业务指导,调解平台研发、运维、宣传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负责提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具体业务指导等。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负责人民银行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具体推动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规范发展,指导其配合做好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做好调解名册信息日常维护更新,并具体组织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参与诉调对接等。
二、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采集和管理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准确掌握经其业务指导的本辖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指导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在做好调解员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通过调解平台推送到相应的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纳入本院特邀调解名册,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三、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支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入驻调解平台或调解网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向入驻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委派、委托调解案件。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调解平台接受委派或者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平台,并告知相关人民法院。
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对调解协议依法进行在线司法确认,或者立案后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者继续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网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需要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且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调解协议经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由调解组织将调解协议从调解网推送至调解平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依法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四、强化全流程在线调解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积极使用调解平台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者委托案件,传送、接收调解材料,并及时开展在线音视频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或者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全流程在线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
五、建立沟通会商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加强沟通会商工作,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具体工作层面落实相关建设应用要求。
六、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工作实际分别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激励体系,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形成调解工作质效分析报告。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表扬。广泛开展宣传报道,吸引更多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积极参与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各地在落实推进中的经验做法、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1年10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长垣县人民法院设立长垣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长垣县人民法院设立长垣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法〔2019〕226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撤销长垣县人民法院设立长垣市人民法院的请示》(豫高法〔2019〕27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撤销长垣县人民法院,设立长垣市人民法院,管辖所辖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其上一级人民法院为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长垣县人民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长垣市人民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045号(政治法律类27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045号(政治法律类27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以高审判质效为统领的审限管理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所提出的“对案件高发省份灵活调配编制、经费和待遇”“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大力开展庭审评查和推优工作”“综合考量长期未结案件的特殊情况、复杂程度和承办法官的审判能力”“进一步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全力推进信息化应用”等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推动解决案件高发地区法院办案压力、防止绩效考核指标异化、提升人民法院案件审判质效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具体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开展对庭审公开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同时开展全国法院优秀庭审的评比活动,不断提升庭审的规范化水平。
二是在督查督办长期未结案件的同时,注重加强请示报告以及外部沟通协调,为清理长期未结案件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等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的把关,进一步强化对重点案件的审判监督管理,提升审判质效。
四是出台《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并大力推进类案检索平台的建设和使用,为法官办理疑难案件提供决策参考,加强法律适用的统一。
五是大力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技术辅助法官办案,减轻法官以及辅助人员的办案压力,提升审判质效。
这些工作有的已经落地见效,有的还在持续推进中。下一步,人民法院将针对您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继续完善现有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30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303号建议的答复
宁启水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落实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省级统管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和对基层法院检察院的重视支持。目前,全国已有吉林、广东等19个省区市检察机关实现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省市县检察院均为省财政部门一级预算单位。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改革后市县检察院经费保障更加持续均衡稳定,经费保障水平和管理效益都有提高,受到检察干警的欢迎。
陕西省检察机关2018年初实行财物省级统管,当年8月退回到市级统管模式,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经向陕西省检察院了解,实行财物省级统管以来,受管理层级跨度大、半径长,加之人员构成复杂、各市县经费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等因素的制约,财物省级统管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为此,陕西省有关牵头部门在调研座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报经陕西省司法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审议通过,决定将之前实行的省级统管加市级统管模式,统一调整为市级统管。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任务,并明确由财政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和最高法、最高检参加。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改革建议,推动这项改革落实落地。
针对陕西有关情况,我们将充分考虑您的建议,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积极与陕西省检察院沟通,根据我们掌握的各地省级统管改革情况,为陕西省相关改革提供有益参考。二是加强调查研究,研究起草检察机关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情况专题报告。加强与财政部等牵头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省级检察院的工作指导,持续推进检察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25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253号建议的答复
刘超代表:
您与其他3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推动和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当前,推动和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非常必要。自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成立我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历经32年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已初具雏形,但距离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尚有一定距离。您所提建议都是关系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未检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内容,非常有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推动落实。
一、关于建立专业未检办案队伍的建议。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首先应立足于配齐配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力量,加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级院、1000多个市县级检察院成立独立未检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各个地方检察机关在人员编制、案件数量方面差异较大,在人员少、案件少的地方,成立未检机构存在很多困难和质疑。因此,我们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导各省级院、地市级院成立独立未检机构的同时,研究制定基层检察院未检办案组织建设指导意见,推动建立以独立机构为主,未检检察官办公室、未检办案组、集中管辖等形式为辅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组织体系。同时,拟对全国未检部门的名称、职能和受案范围进行统一。中央编办认为,对于是否成立专门机构,应根据中央关于地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精神,综合考虑未成年人案件数量、检察工作力量配备情况等因素科学研究制定。中央编办同时指出,确实不能保留专门机构的,保留独立的检察官工作组是有合理性的,可根据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要求积极探索。
二、关于深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建议。强化未成年人权益的检察监督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事关千家万户核心利益,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对监护侵害和监护缺失案件,积极提出建议或支持有关部门、个人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权;先后监督督促有关职能部门整治学校周边环境,严禁向未成年学生销售“水晶泥”、“牙签弩”、“电子烟”等有毒有害玩具、不卫生食品,严肃整治违规开设网吧等问题,取得很好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推进未成年人权益全面综合保护,其中把未成年人监护权、抚养权、教育权作为了监督工作重点。试点结束后,将适时在全国推广。二是在加强刑事诉讼、执行和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同时,切实加强其他法律监督,重点监督纠正有关职能部门不履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职责问题,及时消除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隐患。三是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环境等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开展公益诉讼;对于产品质量等其他领域侵害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并探索开展支持起诉等工作。四是坚持每年突出一个重点领域或者重点问题进行监督,今年专题开展对校园安全管理问题的监督。五是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工作,争取把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法律监督的内容体现到法律中。
三、关于依法依规实行有效监督的建议。您在建议中提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实应当引起重视。我们认为,在目前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下,应以检察机关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主体为宜。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只有负责监督考察才能更全面更深入了解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真实情况,在附条件不起诉期满后准确做出诉或不诉的决定。此外,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已经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建立信任关系,了解他们个人情况,由检察机关继续进行帮教考察,效果会更好。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解决您所提出的问题。一是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依法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意见,并通过引入听证程序等方式,不断提升附条件不起诉工作透明度。二是规范帮教考察工作。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对监督考察的内容、方式、工作要求等做出详细规定。如,对附条件不起诉人建立由检察机关、司法社工、社会观护基地、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各方组成的考察帮教小组等。三是规范帮教考察期满后的评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规定考察帮教小组应当为考察对象制作个人帮教档案,对考察帮教活动情况及时、如实、全面记录,并在考察期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定,出具书面报告。四是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建立观护基地,联合爱心企业、志愿者共同做好附条件不起诉帮教考察,这样既能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把帮教考察工作落到实处,又能在考察期满后,听取司法社工、观护基地的意见,确保做出决定的公正性、准确性。有的地方还探索把附条件不起诉帮教考察与社区矫正工作结合在一起,也起到很好作用。
四、关于司法实践中避免重保护轻打击的建议。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双向保护,宽容不纵容,依法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实践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帮教未成年人为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依法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一方面,对情节轻微、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处理,减少羁押定罪对他们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依法惩处,保持必要的警示作用,保护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权益。下一步,我们将高度重视您建议中反映的问题,坚持把帮教贯穿办案始终。一是进一步提高社会调查的比例和质量,健全完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甄别机制,推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准纠治和个性化帮教。二是加强跟踪帮教,及时掌握未成年人再犯罪情况。建立全国未成人检察部门异地协助平台,解决异地帮教考察难的问题。三是推动建立亲职教育机制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临界预防机制。
五、关于探索对未成年人有效地矫正保护制度的建议。近年来,为解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等高危未成年人的管理和处理难题,上海浦东、四川资阳等地检察机关借助信息化、大数据手段,从高危未成年人的社会化、网格化、专业化预防帮教着手,加强精准临界预防。一是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共享数据库,实施“三色预警”。对涉罪未成年人,根据违法犯罪的情况和个性特征,以黄色、橙色和红色三个预警等级,开展差异性帮教。二是整合多部门职能,构建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成立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工作领导小组,联合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及群团组织公开开展帮教预防工作。三是借助网格化平台,探索网格化预防帮教新模式。社区网格员通过“数据采集、精确界定、靶向施策、巡查监督、激励考核”五步工作法,保证高危未成年人预防帮教工作落到实处。四是引入专业力量,提升预防帮教专业化水平。引入律师、社工、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等高危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亲职教育、心理疏导、观护帮教等预防帮教工作,提升预防帮教专业化水平。这些探索取得很好效果,我们已经把他们确立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创新实践基地,加强指导,准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适时在全国推广。
六、关于连接协调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议。近年来,我院和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努力推进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面临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如,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办案缺乏法律依据;经费不足、专业力量缺乏;长效机制建设不完善;缺少专门转介机构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重视社会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加强与团中央的配合,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专业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组织的发展,建立完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机构,将两家会签的《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落到实处。二是提出加强和规范观护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对观护基地的职能任务、建设标准、管理制度、效能评估等予以明确,实现观护基地规范健康发展。三是推动建立“全国青少年维权岗”动态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维权岗创建活动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应有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6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6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2017年1月10日)
1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6年5月13日,最高检发布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涉嫌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一案,由最高检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利用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对***,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法对***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2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徐玉玉被电信诈骗致死案事实、证据、定性,及时批捕7名犯罪嫌疑人
2016年9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山东考生徐玉玉被电信诈骗致死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文辉等7人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016年8月19日,临沂市罗庄区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发放助学金的名义,实施电信诈骗骗走9900元。案发后,徐玉玉与父亲到公安机关报案,回家途中心脏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过公安机关大力侦查,8月底,7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
2016年9月25日,陈文辉等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受理案件后,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迅速组织专案组人员通过阅卷、讯问,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进行审查。经审查,2016年7月初,犯罪嫌疑人陈文辉租住房屋,购买手机、手机卡、无线网卡等工具,从犯罪嫌疑人杜天禹手中购买5万余条山东省2016年高考考生信息,雇用郑贤聪、黄进春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名义对高考录取学生实施电话诈骗。其间,郑金锋又与陈文辉商议,由郑金锋负责提取诈骗所得赃款。在得到“得逞后抽成10%好处费”的约定后,郑金锋联系陈福地,由陈福地向郑金锋提供多张用于实施诈骗的银行卡。2016年8月19日16时许,郑贤聪拨打徐玉玉电话,骗取其银行存款9900元。得手后,陈文辉随即让郑金锋在福建省泉州市取款,郑金锋随后又指挥熊超将9900元提取。
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文辉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郑贤聪、黄进春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涉嫌诈骗罪;郑金锋、熊超、陈福地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银行卡、提取赃款,均涉嫌诈骗罪;杜天禹非法出卖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对上述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3 检察机关依法查办辽宁贿选案所涉职务犯罪,***等被最高检立案侦查
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触目惊心。2016年9月13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依法确定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
在中央依纪依法彻查和处理辽宁拉票贿选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查办其中所涉及的职务犯罪。
2016年,最高检经审查决定,先后依法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委原书记***,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以涉嫌受贿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4 北京检方对“e租宝”案提起公诉,认定涉案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达762亿余元
2016年12月1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丁宁等10人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之焕等16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人丁宁等人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组织、利用其控制的多家公司,在其建立的“e租宝”“芝麻金融”互联网平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及个人债权项目,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通过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累计人民币762亿余元,扣除重复投资部分后非法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598亿余元。至案发,集资款未兑付共计人民币380亿余元。
另经审查,相关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还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及偷越国境罪被一并提起公诉。
2016年1月14日,“e租宝”平台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会执行局主席丁宁等“e租宝”平台21名涉案人员被北京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此外,与此案相关的一批犯罪嫌疑人也被各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5 检察机关起诉庞红卫母女非法经营疫苗案,两被告人对指控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
2014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庞红卫未经批准从事人用疫苗买卖,从全国十余省份低价购进疫苗,放置在没有任何冷藏设施、不符合国家疫苗存放要求的仓库内,并通过快运物流将疫苗加价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获取非法利益。该案涉嫌非法经营疫苗销售金额7500余万元,涉案人数众多。2015年6月2日,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庞红卫、孙琪。2016年3月,该案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最高检立即下发《关于切实做好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办理工作的通知》,对该系列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提出明确工作要求。截至201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324人,已提起公诉68人,立案侦查相关职务犯罪嫌疑人100人。
2016年12月9日9时,被告人庞红卫、孙琪非法经营一案在济南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济南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庞红卫、孙琪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指控,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庞红卫在尚处于缓刑考验期,并且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条件的情况下,在山东省聊城市、济南市天桥区等地进行药品经营活动。其间,庞红卫从国内多地购进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B型嗜血杆菌结合疫苗等多种药品,存放于不符合冷藏要求的个人租赁场所,并以“配件”或“保健品”名义,用不符合冷藏要求的运输方式通过快递公司将上述药品发往本省及省外买家,销售金额共计7497万余元。
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孙琪明知其母亲庞红卫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条件,仍帮助庞红卫从事记录账目、收货、发货、银行转账等非法经营药品的活动,参与销售金额共计4266万余元。检察机关据此提请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庞红卫、孙琪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庞红卫、孙琪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二被告人均作了最后陈述。庞红卫、孙琪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6 检察机关依法介入深圳“12·20”特大滑坡事故调查,立查25名职务犯罪嫌疑人
2015年12月20日,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红坳渣土受纳场发生滑坡事故。造成7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17人受伤,33栋建筑物被损毁、掩埋,直接经济损失8.81亿元。
事故发生后,最高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派员介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依法组织广东省和深圳市、中山市两级检察院干警组成检察调查专案组,依法对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深入开展调查。
检察调查专案组经调查查明,“12·20”事故暴露出地方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在发生事故的红坳渣土受纳场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建设、审批、招投标、经营许可、日常管理、安全监管等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失职渎职问题,相关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6年1月6日以来,检察机关先后依法对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原局长蒙敬杭,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敏锋,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光明管理局局长彭水清等25名犯罪嫌疑人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强制措施。
7 贵州省锦屏县检察院诉环保局怠于履职案一审胜诉,系法院判决的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
2016年1月13日,贵州省福泉市法院开庭审理贵州省锦屏县检察院诉该县环保局怠于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确认锦屏县环保局对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等企业污染环境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这是法院判决的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
锦屏县检察院在开展督促起诉专项工作中发现,该县7家石材公司在未依法建设环保设施的情况下长期违法生产,并将未经沉淀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排清水江。锦屏县环保局虽责令相关石材企业限期改正,但部分企业在收到限期改正通知书后仍继续生产和违法排污,锦屏县环保局未对整改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怠于履行职责。锦屏县检察院遂根据相关规定,先后两次向该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但该县环保局既不予以回复,也未履行监管职责,相关企业仍然存在违法生产排污行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的状态。
锦屏县检察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以及贵州省高级法院《关于环境保护案件指定集中管辖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锦屏县环保局为被告向福泉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锦屏县环保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请求判令县环保局履行监管职责。
2016年1月13日,福泉市法院在锦屏县法院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锦屏县认真整改,责令相关污染企业停产整顿,并对全县非煤矿山进行集中整治。
8 江苏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批准、决定逮捕上海垃圾非法倾倒太湖案5名涉案人
2016年7月1日,8艘装载垃圾的船只从上海行驶至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码头停靠,欲将垃圾倾倒至戒毒所内废弃宕口堤岸。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政府暂扣8艘船只,并对船主采取控制措施。据调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市嘉定区、长宁区,主要为建筑垃圾和少部分生活垃圾,由昆山市锦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锦鹿公司”)负责转运。6月15日以来,该公司已陆续倾倒垃圾2万余吨。
2016年8月24日,最高检、公安部、环保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包括“上海垃圾非法倾倒苏州太湖西山岛案”在内的两起环境污染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江苏省三级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调查,引导侦查取证,与此同时,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也介入展开调查,依法严查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的职务犯罪。
据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锦鹿公司法定代表人、犯罪嫌疑人陆某某和股东王某某在没有与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签订协议或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偷倒固体废物合计23336.3吨,固体废物主要成分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入的生活垃圾为含有有害物质的固体废物,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吴中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陆某某、王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因虚构与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有宕口、低洼地填埋工程的事实,骗取陆某某、王某某工程押金25万元,吴中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孙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检察官办案发现,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韩某某、基建科科长张某在明知强戒所区域内不可以倾倒垃圾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孙某某等倾倒垃圾行为,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和巨大经济损失。其中,2014年至2015年,张某在担任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基建科科长期间,还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建设监管、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4万元。
2016年9月5日,苏州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张某决定逮捕。9月9日,江苏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韩某某决定逮捕。
9 甘肃省检察院复查“沈六斤案”认为原审身份认定错误,提出抗诉获改判
2013年3月1日,甘肃省西和县农民沈六斤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西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2日被逮捕。同年8月5日,陇南市检察院以沈六斤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18日,陇南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沈六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六斤未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提出上诉。
2014年5月20日,甘肃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12月15日,原审被告人沈六斤向甘肃省检察院提出申诉,称其真名叫方未社,系西和县西高山乡方集村人,本人不是沈六斤,也没有杀人。
甘肃省检察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将方未社认定为犯罪人沈六斤,属于身份认定错误,于2016年3月2日向甘肃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2016年7月15日,甘肃省高级法院依法再审判决方未社无罪,当庭释放。
10 四级检察院组成专案组,对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特别重大事故10名职务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2016年11月24日7时33分,江西丰城发电厂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截至当日22时,确认事故现场74人死亡,2人受伤。
“11·24”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最高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尽快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训、严肃追究责任的重要指示精神,立即派员介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成立由最高检和江西省三级检察院组成的专案组,在国务院调查组的统一协调下,立足检察职能,依法开展调查工作。查明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丰电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工程建设总指挥邓勇超(副厅级)、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电力安全监管处处长张志祥、丰电三期扩建工程质量监督项目站站长杨飞云、丰城市工信委副主任毛卫东等9人存在严重失职渎职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对邓勇超等9人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同时还依法对一名行贿犯罪人员立案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已经2019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各地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8月27日
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
(2019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健全检察权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行职责,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依照法律和本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第三条 人民监督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监督职责。
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受法律保护。
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保密规定。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第五条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依照相关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协助。
第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明确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
(二)通报检察工作情况;
(三)受理、审查、办理人民监督员提出的监督要求和相关材料;
(四)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办理监督事项;
(五)反馈监督案件处理结果;
(六)有关人民监督员履职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办案活动实行监督,应当遵守有关人民监督员回避的规定。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下列工作可以安排人民监督员依法进行监督:
(一)案件公开审查、公开听证;
(二)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三)巡回检察;
(四)检察建议的研究提出、督促落实等相关工作;
(五)法律文书宣告送达;
(六)案件质量评查;
(七)司法规范化检查;
(八)检察工作情况通报;
(九)其他相关司法办案工作。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拟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等进行公开审查,或者对有重大影响的审查逮捕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等进行公开听证的,应当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和案件处理的意见。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官出席法庭的公开审理案件,可以协调人民法院安排人民监督员旁听,对检察官的出庭活动进行监督,庭审结束后应当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官出庭行为规范、文书质量、讯问询问、举证答辩等指控证明犯罪情况的意见建议。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看守所等进行巡回检察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巡回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研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检察建议等相关工作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建议必要性、可行性、说理性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或者对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方案、效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法律文书宣告送达活动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动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担任评查员,听取人民监督员对评查工作的意见建议,或者对检察办案活动的意见建议。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司法规范化检查活动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检查方式、内容、效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或者对检察办案活动的意见建议。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检察工作通报机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重大工作部署、司法办案总体情况以及开展检察建议、案件质量评查、巡回检察等工作情况,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
第十七条 人民监督员通过其他方式对检察办案活动提出意见建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应当受理审查,及时转交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审查处理。
第十八条 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依法独立发表监督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如实记录在案,列入检察案卷。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依法作出处理。监督意见的采纳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人民监督员。
人民检察院经研究未采纳监督意见的,应当向人民监督员作出解释说明。人民监督员对于解释说明仍有异议的,相关部门或者检察官办案组、独任检察官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人民监督员的人数。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的,由本院协调联络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抽选人民监督员并组织开展监督;基层人民检察院或者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或者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协调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抽选人民监督员,具体联络、组织开展监督等工作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或者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负责。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根据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拟安排人民监督员开展监督活动,应当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或者检察官办案组、独任检察官在工作中予以配合。相关部门或者检察官办案组、独任检察官也可以视具体工作,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依照本规定进行监督,并提前告知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做好联络安排工作。
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应当通知相关部门或者检察官办案组、独任检察官提供与监督有关的材料并及时送交人民监督员。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前将邀请参加监督活动的人民监督员人数、监督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有关事项通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相关规定,从人民监督员信息库中随机抽选和联络确定参加监督工作的人民监督员。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依照本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不得限制、规避人民监督员对办案活动的监督,不得干扰人民监督员依法独立发表监督意见,不得违反规定泄露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情况。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人民监督员提供履行监督职责所必需的工作场所以及其他必要条件。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信息化建设,为人民监督员实时了解相关司法办案信息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十七条 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的经费,除依照相关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补助外,列入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经费保障范围。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情况通报司法行政机关。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6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2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2021年3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5号)
为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依法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职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听取报告、召开会议、组织研究、下发文件等方式进行指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指导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告知其以具体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能部门为被告。
第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责成有关职能部门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职能部门为被告。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集体土地征收中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除有证据证明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外,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等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已经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该职责或者义务属于下级人民政府或者相应职能部门的行政职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已经转送下级人民政府或者相应职能部门处理并告知申请人,申请人起诉要求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以下级人民政府或者相应职能部门为被告。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其他实际履行该职责的职能部门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实际履行该职责的职能部门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之前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继续行使其职权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实际履行该职责的职能部门为被告。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指定具体机构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指定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指定机构为被告。
第七条 被诉行政行为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作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指导和释明,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人民法院释明仍不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也可以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八条 本解释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法发[2017]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予以印发,请在人民法院内部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发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推动和规范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先行调解、速裁等工作,依法高效审理民商事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民商事简易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先行调解、和解、速裁、简易程序、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督促程序等。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起诉的民商事纠纷,在依法登记立案后,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供选择的简易纠纷解决方式,释明各项程序的特点。
先行调解包括人民法院调解和委托第三方调解。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指派专职或兼职程序分流员。
程序分流员负责以下工作:
(一)根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案件应当适用的程序;
(二)对系列性、群体性或者关联性案件等进行集中分流;
(三)对委托调解的案件进行跟踪、提示、指导、督促;
(四)做好不同案件程序之间转换衔接工作;
(五)其他与案件分流、程序转换相关的工作。
第三条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后,程序分流员认为适宜调解的,在征求当事人意见后,转入调解程序;认为应当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的,转入相应程序,进行快速审理;认为应当适用特别程序、普通程序的,根据业务分工确定承办部门。
登记立案前,需要制作诉前保全裁定书、司法确认裁定书、和解备案的,由程序分流员记录后转办。
第四条 案件程序分流一般应当在登记立案当日完成,最长不超过三日。
第五条 程序分流后,尚未进入调解或审理程序时,承办部门和法官认为程序分流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不得自行将案件退回或移送。
程序分流员认为异议成立的,可以将案件收回并重新分配。
第六条 在调解或审理中,由于出现或发现新情况,承办部门和法官决定转换程序的,向程序分流员备案。已经转换过一次程序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次转换。
第七条 案件适宜调解的,应当出具先行调解告知书,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当事人明确拒绝的除外。
第八条 先行调解告知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先行调解特点;
(二)自愿调解原则;
(三)先行调解人员;
(四)先行调解程序;
(五)先行调解法律效力;
(六)诉讼费减免规定;
(七)其他相关事宜。
第九条 下列适宜调解的纠纷,应当引导当事人委托调解:
(一)家事纠纷;
(二)相邻关系纠纷;
(三)劳动争议纠纷;
(四)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五)医疗纠纷;
(六)物业纠纷;
(七)消费者权益纠纷;
(八)小额债务纠纷;
(九)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纠纷。
其他适宜调解的纠纷,也可以引导当事人委托调解。
第十条 人民法院指派法官担任专职调解员,负责以下工作:
(一)主持调解;
(二)对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
(三)对调解不成适宜速裁的,径行裁判。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委托调解的,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十五日。调解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移交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人员应当在三日内将调解协议提交人民法院,由法官审查后制作调解书或者准许撤诉裁定书。
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书面说明调解情况。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委托调解未能达成协议,需要转换程序的,调解人员应当在三日内将案件材料移送程序分流员,由程序分流员转入其他程序。
第十四条 经委托调解达成协议后撤诉,或者人民调解达成协议未经司法确认,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的内容或者履行发生争议的,可以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受原调解协议的约束。
第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在立案后移送审理前由专职调解员或者合议庭进行调解,法律规定不予调解的情形除外。
二审审理前的调解应当在十日内完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十日。调解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第十六条 当事人同意先行调解的,暂缓预交诉讼费。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诉讼费减半交纳。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先行调解可以在诉讼服务中心、调解组织所在地或者双方当事人选定的其他场所开展。
先行调解可以通过在线调解、视频调解、电话调解等远程方式开展。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建立诉调对接管理系统,对立案前第三方调解的纠纷进行统计分析,与审判管理系统信息共享。
诉调对接管理系统按照“诉前调”字号对第三方调解的纠纷逐案登记,采集当事人情况、案件类型、简要案情、调解组织或调解员、处理时间、处理结果等基本信息,形成纠纷调解信息档案。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速裁组织,对适宜速裁的民商事案件进行裁判。
第二十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银行卡纠纷、租赁合同纠纷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金钱给付纠纷,可以采用速裁方式审理。
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新类型案件;
(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三)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指令立案受理、指定审理、指定管辖,或者其他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案件;
(四)再审案件;
(五)其他不宜速裁的案件。
第二十一条 采用速裁方式审理民商事案件,一般只开庭一次,庭审直接围绕诉讼请求进行,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序限制,但应当告知当事人回避、上诉等基本诉讼权利,并听取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意见。
第二十二条 采用速裁方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应当当庭宣判并送达。
当庭即时履行的,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笔录中记录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采用速裁方式审理民商事案件,一般应当在十日内审结,最长不超过十五日。
第二十四条 采用速裁方式审理案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
(一)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致案情复杂;
(二)被告提出反诉;
(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四)追加当事人;
(五)当事人申请鉴定、评估;
(六)需要公告送达。
程序转换后,审限连续计算。
第二十五条 行政案件的繁简分流、先行调解和速裁,参照本规程执行。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7修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1年8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试行)》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经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实施。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2017年7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
(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根据法律、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重要意义
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是人民检察院在制作检察法律文书时,或者应有关人员请求,对文书所载的处理决定依据的事实、证据、法律、政策等进行分析阐述、解释说明的活动。开展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有利于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有利于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有利于促进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各界准确理解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办案行为依据,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依法进行。说理应当依据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规定,围绕检察法律文书涉及的案件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适用等进行。
(二)有针对性。说理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特点、复杂程度、社会关注度等,针对说理对象的实际需求进行。
(三)讲求方法。说理应当综合考虑说理对象的年龄阶段、文化程度、心理特征等具体情况,采用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
(四)注重实效。说理应当做到法理情相结合,注重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重点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制作的决定书、意见书、建议书、告知书、通知书等各类检察法律文书,涉及公民、组织重要权利处置或者诉讼重要进程,可能引发质疑、异议或者舆论炒作的,应当在叙述式法律文书中或者送达、宣告决定时有重点地进行说理。以下办案环节涉及的检察法律文书应当着重进行说理:
(一)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对有关实名举报、控告作出不立案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作出不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或者驳回取保候审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申请决定的。
(二)侦查监督工作中,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或者对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且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复议复核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通知侦查机关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纠正违法的;认为侦查机关决定立案、不立案正确或者实施侦查活动不存在违法而不支持监督申请的。
(三)公诉工作中,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对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且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作出起诉决定的;复议复核维持原不起诉决定的;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抗诉请求作出不抗诉决定的。
(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意见的;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后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对有关羁押期限、被监管人死亡或者伤残问题向控告人作出答复的。
(五)刑事特别程序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要求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或者决定不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要求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或者决定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提出纠正强制医疗不当决定意见的。
(六)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对不服检察机关刑事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经复查不支持申诉请求的;对国家赔偿案件作出审查决定的。
(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监督的案件,决定不予受理、不支持监督申请或者作出终结审查决定的;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案件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的。
四、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主体
办理案件的检察官是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主体,其他检察人员可以协助检察官进行说理。对于依照规定需要由案件管理部门或者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统一答复申诉人的决定事项,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应当配合案件管理部门或者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进行说理。
五、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时机
检察法律文书说理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在要求,应当自觉地贯穿其司法办案全过程。对于涉及案件终局处理或者办案重要节点的检察法律文书,应当在文书中说理或者在送达文书时主动说理。当事人等对已送达的检察法律文书记载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提出质疑或者异议的,应当随时有针对性地进行说理。有关人员对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行为及其检察法律文书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可能引起上访、缠访的,应当及时进行说理。
六、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方式
人民检察院作出有关决定,需要向有关机关或者人员书面说理的,可以在叙述式法律文书中进行说理;对填充式法律文书,可以增加附页或者制作说明书进行说理。
对于不宜书面说理的,或者在办案中遇到紧急情况的,或者说理对象认可同意的,可以进行口头说理。口头说理,一般应当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检察人员在场,并制作笔录附卷。现场不具备笔录制作条件的,检察人员可以事后予以记录并签字后附卷。
探索建立检察宣告制度,有条件的检察院可以设置专门的宣告场所,由检察官召集当事人、申诉人、赔偿请求人等到场,当面宣告决定内容,送达法律文书并进行释法说理。
七、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
(一)阐明事实。要准确说明人民检察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必要分析,说明采信和不采信的理由。
(二)释明法理。要结合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结论,对人民检察院所作决定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的具体内容予以列明,解释法律适用的理由和依据。
(三)讲明情理。说理要注重法理情的有机结合,释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增强司法办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效果。
(四)繁简适当。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社会关注的案件,以及当事人或者相关机关可能产生异议的案件,应当做好充分的说理准备,必要时,可以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说理时要针对焦点问题,充分阐释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对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处理的案件和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简化说理的方式、内容。
(五)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通俗易懂。
八、完善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制度
建立检察法律文书说理质量评析通报制度。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听取说理对象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评价意见。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将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纳入检察官办案质量评查体系,定期对本辖区内各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说理工作进行分析、总结、通报,通过典型案例示范、优秀说理文书展评等形式开展经验交流,提高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完善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责任制。对于违反规定不履行检察法律文书说理责任,或者在说理工作中发生重大过错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纪依规追究检察人员的工作责任。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意见,对各诉讼环节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制定实施细则。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2011年8月9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90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9050号建议的答复
易捷、朱惠英、罗金仁、冯海燕、邹升廷、陆爱益、罗朝阳、林少群、兰燕、韦红梅、马空、吴洁秋、覃鸿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幅提高法检两院工作人员收入待遇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官检察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的工作任务也大幅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怀司法队伍,着力解决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问题。目前,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职务晋升、交流转任、交通医疗等职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除退休待遇标准正在研究制定外,其他都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力度明显提高,改革获得感不断增强。
对于您提出的法检人员工资收入较低,有的地方增资低于党委政法委、司法局的问题,我们十分重视,也非常感谢您对法检工作人员的关心关怀!根据人社部、财政部《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人社部发〔2015〕111号)等政策规定,员额制改革后,法官、检察官工资收入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收入50%,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收入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收入20%。由于法检人员增资是依据当地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核算,党委政法委、司法行政部门增资是依据全国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核算。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一些地方公务员工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确实会出现法检人员增资数额低于同级党委政法委和司法局的情况。但是从整体来看,与其他政法单位和整个公务员队伍相比,法检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得到了相对较好保障。
目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原因,一些地方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正如您提到的广西融安县、田林县等地检察院公务员招录流考率高等问题,都是目前基层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艰苦边远地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直以来,高检院都高度重视基层检察院人才队伍建设问题。2013年7月,高检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检察人才六项重点工程的意见》,采取了健全激励人才向基层流动机制、改进边远贫困地区招录制度、深入开展东西部检察机关互派干部挂职锻炼等一系列举措,切实解决基层检察院留人难的问题。2016年9月,下发了《“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坚持把检察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推进各项人才工程。下一步,随着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法检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与职务职级对应的待遇也将逐步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法检工作人员收入较低的问题。同时,新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初任法官、检察官一般到基层任职,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基层法院、检察院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近日,中央印发《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精神,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引导和配置更多优质司法资源向基层和司法办案一线倾斜,并不断加强对基层法检人员的职业保障力度。
您提出尽快实行以设区市为单位统一两院工作人员收入的建议,我们认为非常重要,但是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以来,各省级检察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现状和实际条件等差异,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推进程度不一。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厅字〔2017〕44号)指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目前,从各地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可以探索实施以省或设区的市为单位的财物统一管理,但是各地公务员工资收入一般由当地有关部门根据政府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核算确定,在保证法院检察院现有办案经费和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统一全市法检人员的工资收入可能还存在一定困难。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研究提高基层法检人员的职业保障水平,并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加强对现有政策落实情况的调研和督导,确保中央政策在执行中不打折扣,切实保障法检人员的职业待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人民检察院行刑衔接工作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人民检察院行刑衔接工作典型案例
(2021年10月11日)
案例一
广东戚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至2018年年底,戚某某先后招聘陈某某等39名工人在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某地从事木工施工。工程全部完工后,戚某某以工程尚未完成为由,拖欠工人工资约200余万元。2018年12月、2019年1月,接到多名工人投诉后,湛江市赤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两次向戚某某发送《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限期整改,戚某某拒绝签收和支付。2019年1月,赤坎区检察院在主动走访社保局时发现该案线索,经核实案情,于1月14日建议社保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次日,社保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有关材料抄送检察机关。2019年2月,赤坎区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戚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督促犯罪嫌疑人戚某某支付了大部分欠薪,与39名被害人达成和解。2019年5月,赤坎区检察院对被告人戚某某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量刑建议。同年7月,赤坎区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一审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被告人戚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检察履职情况】
1.落实衔接机制主动走访发现线索,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湛江市赤坎区“两法衔接”联席会议纪要》中确立了相关单位案件协助、监督配合工作机制。赤坎区检察院积极落实,不定期主动走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座谈中发现本案线索。之后检察官通过查阅案卷、与社保人员沟通交流等方式详细核查了本案涉案数额。赤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之后立即向社保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加强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立案后,赤坎区检察院介入侦查,并根据与社保部门、公安机关沟通联系情况,分析研判本案难点,在批准逮捕的同时制作继续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劳务用工合同、工资薪酬表等证据,扎实认定涉案金额。
3.善用释法说理,化解社会风险。经侦查核实后,本案涉案金额200余万元,被害人39名。鉴于被害人数量较多、情绪较大,赤坎区检察院高度重视,指派检察官从批准逮捕后即开展释法说理,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阐释法律规定,帮助其认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告知其及时支付拖欠工资可以在量刑时从轻处罚;另一方面,耐心说服稳定被害人情绪。截止起诉前,督促犯罪嫌疑人戚某某支付拖欠工资约178万余元,取得了39名被害人的谅解,余25万元工资欠款未偿付。赤坎区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向法院提出了六个月到一年的幅度刑量刑建议,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典型意义】
依法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检察机关通过不定期走访等方式加强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交流,及时发现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办恶意欠薪、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犯罪行为的同时,耐心释法说理,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在起诉前支付绝大部分欠薪,促成和解,为弱势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实现了息诉罢访,最大程度化解了社会矛盾,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二
江苏肖某某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10月间,肖某某等在未取得食品生产、销售许可的情况下,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某冷冻厂房内,将死因不明的螃蟹加工成蟹黄蟹肉,并进行分销。之后,涉案蟹肉及蟹制品被某酒店制作成“蟹黄鱼翅”等菜品供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食用。2018年10月初,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案件线索后向检察机关咨询。同年10月30日,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该案涉嫌犯罪,建议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当日,相城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在涉案厂房内查获大量死蟹及蟹制品,总重约2.86吨。同日,市场监管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有关材料抄送检察机关。12月7日,相城区检察院对主要犯罪嫌疑人肖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12月29日,检察机关对肖某某、刘某某等人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2月,法院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肖某某等人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拘役不等刑罚,并处九万元至两千元不等罚金;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同时判处肖某某等被告人共计承担惩罚性赔偿金39.09万元,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检察履职情况】
1.与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就案件定性等问题提供咨询。2018年8月,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与区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食品药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作机制,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办重大、复杂案件时,可以邀请检察机关介入,就线索研判、案件定性等提供协助。2018年10月初,收到区市场监管部门商请协助的邀请后,相城区检察院立即抽调办案骨干成立专家组。检察官经多次与执法人员共同对线索研判,认定涉案窝点确实存在加工死蟹制品的行为,且持续时间较长。针对市场监管部门对上述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存有疑问,办案检察官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走访养殖户、营养学家并听取意见,经对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认定该行为涉嫌食品安全犯罪。
2.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2018年10月30日,相城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督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建议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相城区检察院派员介入了公安机关对涉案窝点的侦查取证,就如何分类封存、称重、抽样送检等提出意见,并建议对扣押查封全程录像,对查获的死蟹制品进行鉴定。在侦查过程中,针对公安机关扣押的多部涉案手机,检察官建议严格按照程序制作电子物证勘验报告,通过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印证核查涉案金额,确定公共利益受损程度。
3.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长带头办案。相城区检察院针对本案组成了由检察长和刑检部门、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办案组对案件证据深入分析后认定,窝点加工死蟹食品持续时间较久,且分销流入市场供给不特定消费者食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18年12月29日,相城区检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依法对肖某某等五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1月29日,相城区检察院检察长担任公诉人和公益诉讼起诉人出席一审法庭。庭审中,针对死蟹制品的危害性、公益诉讼诉求的依据等争议焦点,检察官进行了有针对性答辩并发表出庭意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执法机关、大闸蟹养殖户等60余人观摩本案庭审,庭上检察官通过举证、示证、法庭辩论等方式,现场释法说理,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4.做好案件后续工作,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案后,针对死蟹回收规范性文件缺失、部门职能不明的情况,相城区检察院建议区城市管理部门完善死蟹等水产回收机制,设置死蟹集中回收点、引进科技设备粉碎再利用。此外,该院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印发宣传册,依托“两微一端”、门户网站平台,以多种方式对大闸蟹养殖户、经销商等重点人群宣传死蟹危害性、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定点投放等知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建立信息共享、调查协作等工作机制加强配合,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察机关寓监督于支持,充分体现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多次主动协调行政执法机关、公安部门,保证了案件顺利移送。检察长带头办案,在庭审中释法说理,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通过新闻宣传、提出建议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民生领域制度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检察履职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案例三
北京刘某某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到11月间,被告人刘某某在未取得许可证,也无专业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在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某河道内盗采砂石,涉案砂石料价格为1279734.6元,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2019年5月,密云区检察院在与区水务局日常工作沟通联系中发现案件线索。之后,区水务部门开展调查并邀请检察机关就案件定性提供咨询。密云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上述行为涉嫌犯罪,于2019年10月11日向密云水库管理处和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次日,密云水库管理处、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向密云公安分局移送案件,并将相关材料抄送密云区检察院。同年10月29日,密云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批准逮捕;同年12月26日,公安机关移送密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情复杂,为查清案件事实确保起诉质量,经依法退回补充侦查,2020年6月,密云区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20年9月密云区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罚金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1279734.6元予以没收。2020年11月,北京市第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1.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日常工作互动,凝聚合力共同守护环境安全。密云区检察院与区水务局建立了日常沟通联系机制,为行政执法机关在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2019年5月,密云区检察院在解答盗采行为执法权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在水务部门对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密云区检察院在证据收集、数额认定等方面提供咨询意见供水务部门参考。最终,行政执法机关查实,刘某某借工程之机,盗采河道内砂石共计1279734.6元,经鉴定,所采砂石为建筑用砂矿产资源。鉴于上述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密云区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建议水务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专业化办案组承办,确保案件质量。密云区检察院指定由本院生态环境资源办案组承办此案,捕诉一体,严格把握证据标准。疫情期间,办案组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启动自行补充侦查,补充完善证人证言20余份,夯实了案件证据,节约了司法资源。上述证据在一审、二审中均被法庭采信。
3.案后延伸职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机制完善建议。密云区检察院结合本案发现的问题,主动与区水务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进行沟通说明,会上提出完善审批程序方面建章立制的建议。2020年12月,区水务局对检察院提出的建议予以书面反馈,表示将完善审批制度,并进一步健全与相关部门的执法沟通衔接机制。
【典型意义】
密云区检察院与区水务部门通过建立联系机制,为相关行政执法机关日常工作中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并注意在咨询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督促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充分体现了专业化办案模式的优点,同时依法自行补充侦查,确保案件质量。
案例四
上海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间,被不起诉单位上海R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公司”)、上海T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公司”)实际经营人姜某在无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他人为R公司、T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R公司收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2份,价税合计人民币628万余元,涉及税款人民币87万余元;T公司收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价税合计人民币50万余元,涉及税款人民币7万余元,均已申报抵扣。2020年7月13日,经电话通知,姜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2020年7月21日,R公司、T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全部税款及相应滞纳金。
2020年11月27日,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对R公司、T公司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确认两家企业按期完成刑事合规整改。2021年2月5日,金山区检察院经公开听证,对R公司、T公司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日,金山区检察院分别向R公司、T公司注册地国家税务局制发《检察意见书》,通报案情,建议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姜某已另案处理,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检察履职情况】
1.调查取证,综合评估涉案企业刑事追究必要性。金山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通过走访涉案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税务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全面了解涉案企业经营状况,查实两家涉案企业主要从事高科技软件开发应用,案发前经营状况良好,如被刑事追究,将很难再与国际先进技术团队开展合作,易造成经营困难。金山区检察院综合该案公司实际经营人姜某自首、认罪认罚、到案后补缴全部税款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决定分案处理R公司、T公司及其实际经营人姜某,对涉案企业进一步考察评估,对姜某作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起公诉。
2.制发检察建议,助推企业刑事合规建设。2020年12月18日,金山区检察院向R公司、T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并上门公开宣告,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落实整改,建立健全刑事合规制度。2021年1月27日,R公司、T公司函告整改情况后,检察机关派员上门考察回访,确认两家公司已按照检察建议,落实了向律师事务所咨询、建立项目管理流程等整改措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企业合规制度并遵照执行,有效降低了再犯可能性。
3.公开听证,依法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在考察评估的基础上,2021年2月3日金山区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邀请人民监督员、区工商联等有关人员评议,听证参与人员均同意对R公司、T公司不起诉。2021年2月5日,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对R公司、T公司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向R公司、T公司释法说理,阐明其违法行为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仍需承担行政违法责任,要求涉案企业配合税务机关后续调查工作。
4.提出检察意见,及时移送税务机关处理。在宣告不起诉前,金山区检察院主动与税务部门联系,向其通报案情,并就拟作出不起诉决定和行政处罚可行性等问题听取意见。2021年2月5日,金山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制发《检察意见书》,将案件移送税务部门。为减少重复取证、节约司法资源,检察机关一并向税务机关移送了银行流水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
5.跟踪回访,了解后续进展。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后,多次联系税务机关,了解行政处罚进展。2021年3月底,税务部门回函告知,已正式立案并开展调查。之后,检察机关多次与税务部门召开专题协调会,就刑事案件证据标准与行政案件证据标准差别提供咨询。2021年9月,上海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分别对涉案企业作出罚款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提出整改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反向衔接,在拟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同步对行政处罚必要性予以审查,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处理,避免“不刑不罚”。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提出检察意见前后多次与行政执法机关沟通,统一执法认识。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同步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减少重复取证,提升质效。
案例五
重庆谈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基本案情】
2010年8月,被不起诉人谈某某从雷某某处受让其位于重庆市南川区某地的山林。2012年9月至2016年9月,谈某某在未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通过直接铲除地表植被的方式,先后修建了四条集材道。经鉴定,合计占用林地面积13.32亩。
2017年11月16日,犯罪嫌疑人谈某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事实。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集中办理环境资源案件,本案依法由涪陵区检察院管辖。2018年1月15日,公安机关将谈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移送审查起诉;2018年7月6日,涪陵区检察院对谈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将谈某某移送林业部门处理。同年12月4日,南川区林业局对谈某某作出责令恢复原状以及罚款6.2万元的行政处罚。
【检察履职情况】
1.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依法决定不起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通过审查案卷证据、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认定谈某某确在未办理占用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用了林地进行非农建设,造成林地破坏;同时,谈某某主动投案,在侦查阶段即认罪悔罪,有能力并有意愿补植苗地,且已购买了部分苗木,被损坏的林地具有恢复可能,可以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
2.主动沟通,及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相应处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涪陵区检察院主动走访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案情,并就损害林地补植复绿、行政处罚措施等问题听取林业部门意见,提前为移送行政处罚做好准备。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涪陵区检察院向南川区林业局提出检察意见向其移送案件,建议林业部门依法对谈某某违反林业、土地法规的行为给予行政罚款,并对谈某某在涉案林地上补植苗木、复植复绿情况予以督促。
3.做好案件后续跟踪,提升办案效果。案件移送林业部门处理后,涪陵区检察院多次与南川区林业局沟通,及时跟进行政处罚实施及补植复绿情况。后来,南川区林业局对谈某某作出责令恢复原状以及罚款6.2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受损用地已完成补植复绿工作。
【典型意义】
在依法查处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综合评估生态环境受损程度,引导违法犯罪行为人自愿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将其作为认罪悔罪和犯罪情节轻重的考量因素。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就违法行为是否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主动与林业主管部门沟通,听取林业部门意见。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依法以检察意见的形式将案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做好跟踪督促,使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无缝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等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
(法办〔2018〕2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地方性评估行业协会;各有关评估机构:
为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参考价规定)(法释〔2018〕15号),依法规范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提高委托评估工作效率,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联合研究制定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2018年12月10日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
为依法规范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提高委托评估工作的效率,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参考价规定)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等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推荐的评估机构名单建立人民法院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
按评估专业领域和评估机构的执业范围在名单库下设资产、土地、房地产、矿业权、珠宝玉石首饰等名单分库;在分库下根据行政区划设省、市两级名单子库;市级行政区划内的评估机构满三家的,设市级名单子库;除青海、西藏两地省级行政区划内的评估机构满五家即设省级名单子库外,其他省级行政区划内的评估机构满十家的,设省级名单子库。
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等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自行制定本行业推荐入选名单库的标准。
因违反资产评估法或者评估行业监督管理办法被有关部门处罚的评估机构,五年内不得推荐入选名单库。
评估机构的收费标准高于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各评估机构平均收费标准10%的,不得推荐入选名单库。
三、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以及评估机构在其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报备的收费标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进行公示。
已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评估专业人员的,该评估机构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及时函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更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四、已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评估机构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及时函告最高人民法院,将其除名: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因违反资产评估法或者评估行业监督管理办法被有关部门处罚的;
(三)已办理企业注销登记的;
(四)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五)违反所属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规定,受到严重惩戒的。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的建议,将相关评估机构从名单库中除名,并函告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同时建议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五年内不得再推荐该评估机构入选名单库。
五、已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该评估机构所属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将其除名,五年内不得再推荐该评估机构入选名单库: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的;
(二)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
(三)具有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但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未函告最高人民法院的;
(四)未按照在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报备的收费标准计算评估费用的。
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及时回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的回复意见,将相关评估机构从名单库中除名,并函告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
六、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除名的评估机构名单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进行公示。
七、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将名单库中评估机构的评估工作情况向其所属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通报一次。
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每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已入选名单库和新申请加入名单库的评估机构的情况,重新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名单。
八、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以下简称询价评估系统),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建设本协会全国司法评估管理系统/平台(以下简称评估管理系统/平台),询价评估系统与评估管理系统/平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之间专线进行对接,实现对推荐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和收费标准的信息共享,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人民法院与评估机构之间委托评估数据和相关材料的传输。
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一)涉及国有资产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的;
(二)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拍卖法、公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委托评估的;
(三)双方当事人要求委托评估的;
(四)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不能或者在期限内均未出具网络询价结果的;
(五)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十、委托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从人民法院指定的名单分库中协商确定三家评估机构及顺序。
双方当事人未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在名单分库中一致确定三家评估机构及顺序,或者因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协商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在询价评估系统中采取摇号方式随机确定三家评估机构及顺序。财产所在地设有市级名单子库的,应当在市级名单子库中随机确定;财产所在地未设市级名单子库,但设有省级名单子库的,应当在省级名单子库中随机确定;财产所在地未设名单子库的,应当根据财产类型,在名单分库中随机确定。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协商或者通过摇号方式确定的评估机构名称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进行公示。
十二、评估机构确定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过询价评估系统向顺序在先的评估机构发送评估委托书,评估委托书应当附财产清单。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范附件中列明的各项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将查明的材料扫描上传至询价评估系统。本规范附件评估材料清单中列明的委托评估必须提供的材料,人民法院未能调取到或实际不存在的,应当在评估委托书中注明。图纸、账册等无法扫描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评估委托书中注明。
十三、评估机构应当及时通过系统接收人民法院的评估委托书。
人民法院通过询价评估系统向评估机构成功发出评估委托书后,评估机构三个工作日内未接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评估机构接收,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督促评估机构接收。评估机构接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仍未接收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对该评估机构的委托,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十四、评估机构接收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后,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提出不承接委托评估申请:
(一)其与当事人或者评估财产有利害关系;
(二)已办理注销登记或者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三)依法不能进行评估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评估机构申请不承接委托评估的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日内撤回对该评估机构的委托,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认为评估机构申请不承接委托评估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在三日内通知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不承接委托评估申请的,视为接受委托。
十五、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评估机构不承接委托评估的理由进行公开。
当事人协商或者通过摇号方式确定的三家评估机构不承接委托评估的理由均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原方式重新确定评估机构;当事人不能协商确定三家评估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摇号方式确定。
十六、评估机构接受委托或者其不承接委托评估的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扫描上传至询价评估系统的材料发送给评估机构;图纸、账册等材料无法扫描的,应当及时邮寄或者直接交付给评估机构。
十七、评估机构收到评估委托书和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确定评估专业人员,并通过系统将评估专业人员的信息发送给人民法院。
因违反资产评估法或者评估行业监督管理办法被有关部门处罚不满一年,以及与当事人或者评估财产有利害关系的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参与司法委托评估工作。
十八、评估机构确定评估专业人员后,应当及时开展评估工作。
需要现场勘验的,评估机构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法院组织进行。
十九、人民法院未按本规范附件中列明的委托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提供全部材料,评估机构认为无法进行评估或者影响评估结果的,应当及时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并要求当事人提供材料或材料线索。
当事人不提供或未能提供,以及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线索无法提取到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评估机构根据现有材料进行评估,并告知当事人因缺乏材料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风险。
二十、评估机构应在收到评估委托书和相关材料后三十日内出具评估报告,并通过系统发送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询价评估系统发送委托评估材料的,询价评估系统提示成功发送的时间为评估机构收到的时间;人民法院邮寄或者直接交付委托评估材料的,以评估机构签收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二十一、评估机构认为不能在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通过系统向人民法院发送书面的延期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说明不能按期完成评估的原因,以及申请延长的期限,但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
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的延期申请后,应当在三日内决定是否延期,并通过系统通知评估机构。决定延期的,应当确定延长的期限;决定不延期的,应当说明理由。
评估机构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延长期限内,仍不能出具评估报告的,应当按照第一款的要求向人民法院再次提出一次延期申请。对于评估机构的延期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二款的要求办理。
二十二、评估机构未在收到评估委托书和相关材料后三十日内或者未在人民法院确定的第一次延长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亦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对该评估机构的委托,告知其在三日内退回委托评估的材料,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二十三、人民法院认为评估报告具有参考价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通过系统向评估机构发出通知书,要求评估机构在三日内予以说明或者补正。通知书应当载明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或者补正的事项。
评估机构未在期限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进行说明或者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该评估机构在三日内退回委托评估的材料,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二十四、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评估报告或者书面说明、补正材料后,按照参考价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发送。
二十五、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评估报告存在参考价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情形,在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或者补正。
评估机构在五日内未作说明或者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对该评估机构的委托,告知其在三日内退回委托评估的材料,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二十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评估报告存在参考价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四项情形,在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该评估机构在三日内退回委托评估的材料,并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二十七、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对评估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评估机构在五日内未作说明或者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交该评估机构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组织进行专业技术评审。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指定省级评估行业协会进行专业技术评审。
省级评估行业协会或者全国性行业协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出具评审意见。
二十八、人民法院依据参考价规定第二十八条决定暂缓委托评估的,应当通过系统向评估机构发送暂缓委托评估通知书。
暂缓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过系统向评估机构发送恢复委托评估通知书。
二十九、人民法院依据参考价规定第二十九条撤回委托评估的,应当通过系统及时向评估机构发送撤回委托评估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载明撤回委托评估的原因,以及指定期限要求评估机构出具因评估已实际支出费用的说明,并附相关凭证。
三十、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其在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报备的收费标准,并依据参考价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收取委托评估费用。
三十一、评估机构应当根据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和在所属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报备的收费标准计算预估评估费,并出具预估评估费交纳通知书与评估报告一并提交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预估评估费用的50%通知申请执行人垫付。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执行人交纳的评估费支付给评估机构,并注明实际评估费用按照参考价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计算,多退少补。申请执行人以签订保险合同的方式垫付评估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评估机构。
三十二、人民法院通过系统向评估机构成功发送退回委托评估材料的通知,即视为终止委托评估。
评估机构是否接收前款规定的通知,以及是否退回委托评估的材料,不影响人民法院另行委托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人民法院通过线下发送给评估机构的评估材料,评估机构未在期限内退回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提取。对妨碍强制提取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三十三、最高人民法院与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建立司法委托评估工作协调和处理机制工作小组,负责名单库的推荐与除名,以及解决人民法院与评估机构间因委托评估发生的相关事宜。
三十四、最高人民法院与各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协商确定的《人民法院委托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作为本规范附件。
附件:人民法院委托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清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8月4日)
廖某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直播带货 全链条打击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24日,廖某与G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为该公司签约主播,并由该公司配备人员组建直播团队,在某电商平台以直播方式为网店商家营销商品。自2019年起,廖某直播团队先后与“ADOL直白轻奢定制”“BLINGBLING卜莉卜莉”“创昇服饰”“诸暨市安妮珠宝”等多家网店合作,通过该电商平台以直播方式为上述网店销售假冒“Dior”“CHANEL”“LOEWE”等商标的服装、饰品、手表等商品,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7万余元。
2021年3月2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廖某直播团队6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关联售假商家犯罪嫌疑人均另案处理)。2021年6月29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廖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其余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二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五千元不等,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引导侦查取证。本案系通过直播的方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与通过实体店铺或者网店销售商品的传统模式相比,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具有“即时性”“受众广”“带货和发货分离”等特点,因此直播售假型犯罪在证据的固定、侵权商品的认定、直播展示商品与实际发货商品同一性的比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证明等方面都存在难点。为解决上述办案难点问题,虹口区检察院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明确了取证思路和证明标准。一是建议侦查人员对主播的直播行为进行有针对性地录屏和截屏,固定其在直播过程中销售侵权商品证据。二是引导侦查人员从直播平台、电商平台分别调取主播以及商家的销售数据,并注意数据的完整性。三是确定从“供货”到“带货”的全链条打击思路,分别从供货商家和买家两个方向取证,从上下游两个方向构建主播与侵权商品的关联,证明“代卖”模式中主播在直播间展示的商品与商家所销售货品具有同一性且确系侵权商品。四是建议侦查人员调取主播团队成员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过主播团队成员之间、主播团队与供货商家、主播团队建立的粉丝群、售后群等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主播团队对于售假的主观明知。
审查起诉阶段。虹口区检察院在引导侦查的基础上,适时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清案件事实。一是明确犯罪金额。将从直播平台、电商平台调取的电子数据与直播录屏、截屏文件进行比对,并结合买家证言及购买记录印证直播售假事实。通过上述方式进一步明确廖某通过直播销售的侵权商品的品牌和金额。二是厘清涉罪主体。经审查发现,廖某系G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签约主播,并由该公司为廖某配备人员组成直播团队在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带货。为查清G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是否参与犯罪,虹口区检察院通过调取公司与主播签署的合作协议、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岗位职责、企业规章制度等公司文件,询问公司的高管人员及部门负责人等方式查明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签约主播之间的隶属关系、合作模式以及直播工作流程,从而排除该科技有限公司的涉罪嫌疑。
法庭审理阶段。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但廖某的辩护人认为廖某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过程中未起主要作用,系从犯。公诉人答辩指出,廖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一是廖某虽与G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合作关系,且公司基于廖某的粉丝量和直播销售量为其配备了直播团队,但由于廖某属于头部主播,其团队运营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具体直播行为不受G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支配和控制。二是廖某作为主播,系直播团队的核心人物,虽前期由运营人员对接商家、安排档期及初筛直播选品,但对于最终直播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在直播中展示商品(包括在直播过程中贴标等)具有决定权。三是商家选择与廖某合作就是看中廖某的粉丝量和带货能力,虽然商品由商家提供,但销售量系由廖某的直播带货产生,商家与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的作用相辅相成。四是通过直播售假不仅损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网络营销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典型意义】
(一)严惩直播领域侵权假冒犯罪,维护网络营销秩序。“直播带货”作为新型电商营销模式,通过流量“变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利益诱惑之下的刷单炒信、虚假宣传、侵权售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逐渐显现,给直播电商行业带来冲击。通过直播的方式销售侵权商品,不仅损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为维护网络营销的安全和秩序,检察机关深挖售假主播背后的产业链条,对售假商家等上游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关联售假商家人员共计39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
(二)能动履职延伸检察职能,护航直播新经济发展。直播电商企业合规经营是直播营销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基石。检察机关在惩治犯罪的同时,还应关注到案件中直播电商企业的刑事合规风险,充分发挥检察能动性,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延伸检察职能,督促、引导企业健全相关机制,跟踪企业落实整改,从而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依托典型案例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引导网络直播营销主体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良好的网络营销环境。
王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 创新激励 审前主导
【基本案情】
A公司是一家科技创新企业,成立于1994年,经营范围包括节能环保干燥技术开发、服务及技术转让;节能环保干燥与配套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等。被告人王某某于1998年7月至2014年3月在A公司工作,2008年7月1日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保密合同》,先后在A公司担任精细化学品事业部部长、设计院副院长等职务。2008年7月9日,王某某在A公司工作期间,为谋取利益,借用他人身份成立B公司,并实际控制经营B公司,B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化工用除尘和干燥设备。2008年8月至2018年10月间,王某某违反与A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和要求,使用A公司的商业秘密,在B公司生产、经营与A公司同类的闪蒸干燥机(工业干燥设备)。经鉴定,A公司拥有的高粘性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是商业秘密;B公司使用的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与A公司的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相同。经审计,被告人王某某侵犯A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给A公司造成损失共计人民币455万余元。
2019年8月12日,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5月15日,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王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王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1月2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王某某给A公司造成的损失数额有误(原审判决认定损失为563万余元),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阶段。本案涉及的闪蒸干燥机技术系干燥技术,属于国家通用机械装备类技术。为准确认定涉案闪蒸干燥机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将亲历性办案和引导侦查取证相结合,夯实案件证据体系。办案人多次前往A公司查看被侵权设备,详细了解干燥专业技术和涉案各种型号闪蒸干燥机设备的构成及工作原理,落实从研发、设计到制造、使用各环节的技术密点,并将三个核心密点与图纸一一对应。同时注重审查涉案技术是否具有非公知性。通过调取电子数据固定检材,复核查新报告中关于三个密点的检索策略和查新过程,听取行业专家意见,最终认定虽然闪蒸干燥机属于国家通用机械装备,在生产时设备的尺寸、结构会根据客户要求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技术所依附的密点是通过大量实际工程应用得以验证且从未对外公开,具有非公知性,依法采纳《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涉案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为非公知技术的意见。此外,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王某某成立的B公司并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研发,公司生产的产品多是A公司的同种设备,图纸都是用王某某提供的A公司图纸,王某某成立B公司即是为了利用A公司的技术生产同类产品,B公司成立后以侵犯A公司的商业秘密为主要活动,因此应认定为王某某个人犯罪。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王某某做无罪辩解,辩护人做无罪辩护,提出:一是A公司的闪蒸干燥机技术是公知技术,不是商业秘密。二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图纸来源于王某某,也不能证明王某某使用了图纸。三是关于涉案金额及获利的数额,按照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行业主营业务毛利率最高不超过10%计算,A公司损失应为36万余元。公诉人答辩如下:一是现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专家意见等能够相互印证,证实A公司的三个密点真实反映了其闪蒸干燥机核心技术。本案鉴定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查新机构依据鉴定材料得出客观公正的查新报告,由此可以认定A公司涉案技术信息为非公知技术。另外,根据A公司提供的研发资料、销售合同以及鉴定意见,能够认定A公司的闪蒸干燥机技术进行了自我研发改进,为A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具有价值性和实用性,并且A公司为保护其商业秘密采取了保密措施,能够认定涉案技术系商业秘密。二是根据多名证人证言,均能证实B公司生产闪蒸干燥机使用的图纸是王某某提供的;结合A公司的报案材料和员工证言、A公司与王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密合同》,可以证实王某某在A公司工作期间有条件接触到A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闪蒸干燥机图纸;根据鉴定意见能够证实B公司销售的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与A公司的闪蒸干燥机技术信息相同。王某某在明知该闪蒸干燥机图纸系A公司采取保密措施而不予对外公开的情况下,仍然违反保密要求使用上述图纸,其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三是本案认定的造成损失数额,以B公司闪蒸干燥机的销售量乘以A公司闪蒸干燥机的利润率确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并仅包括B公司闪蒸干燥机及核心部件,已将普通部件、辅机予以去除,计算方式客观公正。合议庭对公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予以采纳。
【典型意义】
(一)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维护市场创新激励机制。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权利人对自身商业秘密的可期待利益,而且破坏了市场创新激励机制,可能导致创新投入的减少、技术研发进度的减慢,长此以往会损害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案中,A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多项技术信息,是这些商业秘密的权利人,这些技术形成的业务收入占A公司收入的绝大部分。被告人将权利人的百余张技术图纸拷出并使用,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企业经营陷入困局。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权利人合法权益,影响了创新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二)积极延伸检察职能,护航企业创新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A公司系多年从事干燥技术研发的科技企业,其研发的多项干燥技术在全国、全省获奖。但是在注重研发科技创新的同时,对商业秘密的全面保护仍有不足。对此,检察机关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建章立制,完善内部防控监管机制,预防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再次发生。同时,向企业推荐使用济南检察护航App,为企业提供在线法律咨询服务和风险防范建议;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线上线下同步助力企业发展。目前A公司失去的客户和市场已逐步回归,企业恢复正常运行。
李某某、范某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
【关键词】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互联网行业 估机制 挽回损失
【基本案情】
上海N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的一家互联网企业,“U**”App是一种互联网社交软件,系该公司唯一商业运营的互联网产品。
2019年10月,时任上海某科技公司审核经理的被告人李某某伙同下属范某某,为达到打压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目的,在明知违规内容经该App运营平台审核不会被公开发布的情况下,在该App上发布违规内容并伪装该内容已被公开发布的假象,捏造“U**”App允许用户发布违规内容的相关材料并通过他人向监管部门举报。因上述举报,2019年11月,“U**”App被监管部门作出从全国应用商店下架的处置。用户无法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小米应用商店等下载该App或享受更新服务。N公司因“U**”App被下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2020年9月22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二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2020年12月30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范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扣押在案的退赔款发还被害单位。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引导侦查取证。为明确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情况,检察机关邀请司法审计单位以涉案App被下架后直接损失的新增用户量及月活跃用户变化量为参考依据出具审计意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就涉案App下架前后的相关用户数据、产品口碑变化情况及被害单位市场占有份额、企业运营规模、融资情况变化等内容补充商业信誉受损方面的证据材料。另补充调取了涉案App下架前后第三方机构检测的用户数变动情况,产品用户注册、登录活跃度变化,客户对App被下架的评价、投诉、退费等可予以量化、明确的相关内容,确保指控内容清楚准确。
审查逮捕阶段。2020年2月19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范某某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罪名,罪状表述为“由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其打击的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涉案App被下架后,原有用户并非不能继续使用,李某某等人行为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减少了该App的受众渠道及新增用户量,降低了被害单位的市场地位及发展预期,被害单位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在对被害单位造成信誉损害的同时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等“毁弃型”财产犯罪存在差异。同时,被害单位名下仅运营涉案App这一款互联网产品,其企业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具有高度统一性,因此对于涉案App的恶意诋毁行为将导致上述两种商誉同时受损,本案定性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更为适宜。2020年2月26日,检察机关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范某某批准逮捕,也为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法庭审理阶段。法庭审理期间,案件争议焦点集中在被害单位受损经济数额评估。二被告人辩护人辩称:被害单位在案发前后始终处于资金账面亏损状态,公诉机关采信的审计报告意见及被害单位提供的商誉损失相关咨询报告都不能客观反映被害单位经济损失状况。为明确指控,检察机关邀请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对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经济损失认定的差异、审计报告中引入“月活跃用户数”作为评估指标、评估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客观性等内容进行陈述。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产是用户量和数据(或知识产权)。月活跃用户数据的持续上涨意味着不断有新用户下载该App,同时也体现原有客户对于产品的持续使用情况,反映出该App的真实市场情况。因此,将月活跃用户数的变化情况作为评估企业直接受损情况的参考数据之一具有合理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互联网企业遭受的经济损失。检察机关通过展示被害单位会计账簿、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入账资金、相关销售数据等内容,直观地展示了被害单位用户平均月销售基准净现金流入情况,确保指控于法有据,事实清楚完整。最终,法院采纳了公诉人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一)纠正网络行业乱象,明确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互联网行业服务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使得该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呈现出新态势。恶性商业诋毁行为不仅包括利用互联网公开捏造、诋毁竞争对手,也包括向监管部门恶意举报竞争对手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本案被告人向网络监管部门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即是较为典型的情形之一。该行为不仅侵害了企业利益,更破坏了正常的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依法打击。
(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积极追赃挽损。该案案发于疫情期间,为帮助受害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检察机关积极与有关监管部门联系,了解涉案App的下架原因,并将案件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有关部门,为监管部门后续评估App正常运营指标提供参考;同时联系被害单位负责人,鼓励其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涉案App陆续在各应用商店重新恢复上架运营。为进一步帮助被害单位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向李某某、范某某充分释法说理,解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李某某、范某某真诚认罪悔罪,二人主动向司法机关缴纳人民币300余万元作为对被害单位的经济赔偿,尽力挽回被害单位经济损失。
(三)能动履职,服务保障互联网企业营商环境。检察机关聚焦权益保障,积极履行检察职能,对于情节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时予以惩处,依法保障互联网领域市场主体权利,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办理该案发现互联网企业合规运营的潜在风险,通过走访调研,问需企业,号召区内30余家互联网企业签署互联网企业合规共识框架协议,定期与区内互联网企业召开研讨会,通过法律风险提示、专业咨询培训等制度引导区内互联网企业合规运行,在互联网行业当中激发良性共鸣,取得较好效果。
南通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万某某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关键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不正当竞争 企业合规
【基本案情】
南通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系家纺销售电子商务类民营企业。2017年12月初,X公司法定代表人万某某因怀疑竞争对手J公司攻击了自己公司的网站,与技术总监杨某某等人商议后决定雇佣黑客攻击J公司网站(该网站为1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万某某通过QQ群与刘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建立联系。2017年12月12日上午,万某某雇佣刘某攻击J公司网站。当日13时许,刘某雇佣朱某等人共同对J公司网站进行DDoS攻击,导致网站租用的服务器被封堵,J公司网站于当日17时15分至18时30分没有流量、不能正常运行。J公司为应对流量攻击、恢复网站功能,付费进行抗DDoS攻击服务。
2018年11月30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X公司、万某某、杨某某、朱某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10月21日,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X公司罚金十万元,判处万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不等,适用缓刑。目前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引导侦查取证。2018年4月,应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发现X公司采取DDoS攻击的方式,破坏了J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竞合,按择一重罪处罚原则,本案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对照犯罪构成要件和立案追诉标准,检察机关提出如下引导侦查建议:一是调取涉案DDoS攻击记录、流量数据、防御日志、云服务器工单等客观性证据,明确攻击方式、攻击时间、不能正常运行时段等事实。二是调取被害单位案发前用户情况,包括个人用户、商户注册时间、数量、交易情况等,明确计算机信息系统用户数量。三是调取被害单位购买安防服务的合同、费用支付明细等,查明网络攻击给被害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为恢复数据、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同时,为保障涉罪企业的正常运营,基于全案情节,建议对各犯罪嫌疑人均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意见,开展进一步侦查,补充完善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一方面公安机关并未能调取到J公司网站会员信息,致使服务器用户数量不明;另一方面涉案公司均系南通市家纺销售电子商务民营企业,案件起因系企业间不正当竞争,惩治犯罪的同时还应注重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依法保护被害企业客户信息。网站用户数量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同时也是电商平台赖以生存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检察机关建议侦查人员依法提取被害公司相关会员信息电子数据,但装订成秘密卷,仅提供办案单位及律师审阅,庭审中不做公开质证,同时及时告知被害公司对相关证据采取的保密措施和知悉范围,消除被害单位担心数据外泄的顾虑,主动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二是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基于DDoS攻击类案件办理存在的技术溯源难、因果关系证明难、经济损失认定不统一等问题,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检察机关依托南通市金融网络犯罪研究基地,发挥学术、技术委员会作用,与高校教授、网络技术人员针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用户数量、经济损失、因果关系等问题充分研讨,为案件处理提供理论支撑。三是促成双方和解。检察机关多次实地走访两家单位,从家纺销售电子商务行业良性发展的角度释法说理,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X公司自愿向J公司赔偿人民币50万元。
法庭审理阶段。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攻击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不具有排他性、网站注册用户数量不能排除系案发后新增等辩护意见。针对辩护意见,公诉人申请专家证人出庭,就网站受流量攻击不能正常运行等发表意见,结合证据答辩如下:一是根据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腾讯云服务器异常诊断报告、腾讯云工单、安防协议等证据,被告人商议攻击的时间点、被告单位向黑客转账的时间点与网站实际不能正常运行的时间点、被害单位购买防护包、委托安防公司防护的时间点相互对应,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被告单位雇佣黑客攻击被害单位网站致使网站不能正常运行1小时以上。二是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截至案发时的网站注册用户数据,在去除无效数据和重复数据后应认定为网站用户数。同时被害单位提供的网站鉴定文书以及案发前两年申报材料、新闻报道,亦显示网站用户情况及增长情况,为准确认定网站用户数夯实了证据基础。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采取流量攻击妨碍、破坏竞争对手网络服务的行为性质,依法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属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利用流量等技术手段攻击竞争对手网站是同行恶意竞争的常见手段。办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审查攻击手段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提供网络服务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对行为人出于恶意竞争、打击报复等目的,以流量攻击的方式,致使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不能正常运行,造成经济损失,同时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应从一重罪处断。
(二)发挥案例法治教育作用,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推动企业建立良性竞争机制,检察机关结合办案中发现的涉案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意识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一方面,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开展“送法进企业”,邀请涉案企业代表参加法治讲座、公开听证、旁听庭审等,帮助企业明确市场竞争主体权利义务、争议解决途径;另一方面,结合办案,通过实地走访等,针对公司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公平竞争规章制度,引导企业依法经营。
丁某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行刑衔接 垄断协议 行业治理
【基本案情】
2007年起,被告人丁某甲纠集多人,以串通投标、行贿、非法拘禁等多种非法手段插手江西省丰城市老城区拆迁。2010年,丁某甲成立丰城市闽邑建材有限公司,利用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纵容,通过暴力、威胁方法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逐渐形成了以丁某甲为组织、领导者,以丁某乙、游某某、邹某某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实现非法垄断丰城市商品混凝土市场目的,2012年7月,闽邑建材有限公司与丰城市另外几家商品混凝土企业联合成立丰城市商品混凝土企业行业自律小组(2013年9月更名为丰城市预拌混凝土协会,以下简称“混凝土协会”)。丁某甲作为该协会会长,一方面通过统一提高协会成员公司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统一降低销售垫资额度的方式,操纵混凝土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在市容监察大队有关工作人员的纵容下,利用其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对非混凝土协会会员的混凝土搅拌站及建筑商自建搅拌站进行强势打压,迫使建筑商不得不接受协会成员公司提供的高价商品混凝土。2012年至2018年间,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混凝土协会名义强揽混凝土业务,强迫交易犯罪金额高达4000余万元,并收取混凝土协会会员公司会费1700余万元。混凝土协会会员公司因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丰城城区及周边商品混凝土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共计2.57亿余元。
2020年1月18日,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丁某甲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提起公诉。2020年9月28日,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丁某甲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强迫交易罪、行贿罪等11个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9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至一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及剥夺政治权利。被告人丁某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6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引导侦查取证。2019年6月3日,应公安机关邀请,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检察机关在审查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事实时,发现丁某甲等人垄断丰城市城区及周边混凝土市场的行为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提出如下侦查建议:一是查明该犯罪组织与混凝土协会的关系。调取混凝土协会关于限制混凝土生产数量、固定价格、分割销售市场、联合抵制交易的垄断协议,自律小组和协会先后通知城区及周边预拌混凝土使用单位关于混凝土涨价的通知、协会会员微信群关于统一价格的聊天记录、内部管理办法、协会的职位等级和分工等相关证据,以证明该犯罪组织以协会为载体,借助协会的组织管理行为,实现组织垄断商品混凝土市场的非法意图。二是查明该犯罪组织非法控制市场的手段。调取混凝土协会组织巡查队对非协会搅拌站实施的强势打压违法犯罪行为,丁某甲等组织成员拉拢、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公职人员选择性执法、非法限制非协会成员公司进入丰城市场的证据,以证明该犯罪组织以暴力为后盾,非法控制商品混凝土市场。三是查明该非法控制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调取城区及周边工地混凝土全部由混凝土协会会员企业供应、非协会会员企业无法进入丰城市场的证据,丰城各工地混凝土价格是否与协会定价一致的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移送协会涉嫌垄断线索,积极配合调查取证,证明该犯罪组织非法控制市场的程度,以及是否构成行业垄断。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意见,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相关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尚未对混凝土协会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作出结论;有的协会会员单位反映企业系被迫加入协会,迫切希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护企业正常经营;混凝土协会长期非法控制商品混凝土市场的行为暴露出的相关行业乱象亟待整顿。检察机关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多次前往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会商研讨,推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协会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二是协调侦查机关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反垄断调查取证的相互配合衔接,根据协会各会员单位实施垄断行为的持续时间、情节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等进行区别认定。三是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丰城市混凝土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分别向工信、住建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法庭审理阶段。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丁某甲没有通过混凝土协会对丰城商品混凝土市场形成非法控制,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一是混凝土协会不仅没有垄断混凝土销售,而且通过打击无资质搅拌站,遏制了行业恶性价格竞争。二是丁某甲等人虽然实施了打击非法搅拌站违法行为,但并无相关机构认定构成垄断,不足以认定形成行业非法控制。针对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丁某甲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危害性特征。一是该组织打击的对象并非“无资质搅拌站”,而是“非协会搅拌站”。本案中两家有资质的公司前期因未加入协会屡次受到打压,后期被迫加入协会,参与了共同非法控制丰城商品混凝土市场,从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二是该组织打击非混凝土协会搅拌站的目的是垄断市场。对无资质搅拌站,该组织明知无权处置,不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却以拦车、缴钥匙、甚至拆除等违法犯罪行为擅自打压,其目的并非打击行业恶性价格竞争行为,而是排除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实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三是行政机关对垄断行为的认定,不是认定非法控制特征的必要条件。虽然行政主管部门对混凝土协会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尚未出具调查结论,但该组织招揽社会闲散人员成立巡逻队,大量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以暴力为后盾统一了丰城城区及周边的商品混凝土价格,足以认定对丰城市商品混凝土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了非法控制,严重破坏了丰城城区及周边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典型意义】
(一)行刑衔接双向联动,形成打击垄断行为合力。本案中,丁某甲等人垄断丰城市城区及周边混凝土市场的行为可能触犯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及时与公安机关交换意见,建议公安机关收集调取预拌混凝土协会协议、内部管理办法、统一商品混凝土价格的文件等证据,引导公安机关查明该协会强迫交易、价格控制等事实。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向市场监管部门移送协会涉嫌垄断线索,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取证,多次前往了解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最终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丰城市预拌混凝土协会构成垄断,决定对其罚款50万元;建议丰城市民政局依法撤销其社会团体法人登记;对协会会员企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18年销售额3%-8%的罚款,合计罚没2.86亿元。
(二)检察建议促进行业治理,延伸职能助力行业清源。预拌混凝土是城市建设基础性材料,近年来,国家对发展预拌混凝土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保障预拌混凝土行业的快速发展。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丰城市混凝土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分别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工信部门加强对非法混凝土搅拌站的查处力度、强化对混凝土行业的行为监管;建议住建部门加强预拌混凝土企业市场准入管理、开展预拌混凝土企业资质专项核查、加强预拌混凝土企业管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启动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集中整治工作,促进了当地预拌混凝土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三)破网打伞肃清壁垒,纪法衔接严惩“保护伞”。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通过选择性执法等方式包庇纵容,是导致丁某甲等人控制的协会垄断丰城混凝土市场的重要原因。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发现原丰城市市容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甘某某、大队长助理金某某等人充当“保护伞”的线索后,经共同研判后分别将相关线索移送宜春市纪委监委。市场监管部门也按照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协同贯通要求,将相关线索移送宜春市纪委监委。后宜春市纪委监委对甘某某、金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检察机关对2人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公诉,最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年十个月。
冯某、黄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关键词】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公平竞争 宽严相济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冯某、黄某某分别担任北京S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外卖事业部华南区域经理和大客户销售经理。2017年,冯某、黄某某与“尊宝披萨”的全国市场营业部负责人王某某(另案处理)商定,由王某某按照每月15万元人民币支付“团建费用”给冯某、黄某某,冯某、黄某某则在降低S公司的抽成比例、提供优惠补贴、流量卡等方面对“尊宝披萨”提供帮助。2017年7月至2020年5月,王某某按照每月15万元标准转到黄某某指定的银行账号,共计转款人民币540万元。
2020年10月26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冯某、黄某某提起公诉。2021年6月29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冯某、黄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追缴冯某的违法所得268万元,黄某某违法所得272万元。2021年7月27日,冯某、黄某某提出上诉。2021年11月9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冯某、黄某某的定罪和量刑部分,认定冯某分得的赃款数额为260.5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为268万元),予以追缴。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引导侦查取证。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调取冯某、黄某某指定收款的涉案人员陈某某、黄某凤的银行账户流水,对每一期的数额进行核实,查清涉案金额。对同案人王某某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要求侦查机关核实王某某行贿资金来源、对“尊宝披萨”相关人员进行询问。
审查起诉阶段。冯某、黄某某辩解称S公司与“尊宝披萨”的合作最终决定权均是由公司决策层决定,与两人所提供的帮助并没有直接必然联系;两人在本案中并没有违反公司规定操作,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检察机关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发现案发期间冯某、黄某某在非法收受财物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给“尊宝披萨”提供的补贴、超级流量卡分配占比较大,资源配置异常。冯某、黄某某违规为“尊宝比萨”配置巨额补贴、流量等倾斜政策的行为严重扰乱了S公司在华南区域的正常经营秩序,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两人是“尊宝披萨”业务的直接联系人和负责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冯某、黄某某均辩称自己属于从犯。通过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等材料,检察机关认定冯某是S公司华南区域相关业务负责人,是黄某某的上级,对于“尊宝披萨”相关的补贴费率、流量卡等有审批权限。黄某某作为大客户销售经理,直接负责“尊宝披萨”业务,与王某某直接洽谈受贿具体事宜。冯某、黄某某共同受贿的540万元基本由二人均分,二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无明显主从之分,依法认定二人均为主犯。
在核实资金来源、行贿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行贿企业以及该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某。鉴于王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认罪认罚,对王某某依法建议适用缓刑。
法庭审理阶段。在提起公诉后,检察机关引导被告人冯某在开庭前自愿认罪认罚,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积极引导两名被告人退赃,一审判决前,冯某退赃25万元、黄某某退赃270万元。
【典型意义】
(一)发挥审前主导作用,依法打击犯罪。本案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员工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典型案例,平台内经营者在交易上高度依赖S公司平台,平台员工在收受贿赂后违规为行贿人提供优惠补贴、流量卡等帮助,使行贿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严重危害了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检察机关在办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相关职务犯罪案件时应积极引导侦查,调取上游资金流水等证据,准确锁定行贿资金来源,夯实案件证据基础。
(二)注重社会治理,促进行业合规经营。健康合规的平台环境对平台内经营者至关重要,是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特别关注大型互联网平台员工的犯罪行为可能对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平台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加强佣金费率、流量加权、平台补贴等方面政策的监管力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平台内经营者的舞弊行为;同时引导平台落实保护中小微企业的相关国家政策,协助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较大的平台内经营者摆脱困境,恢复市场活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10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做好检察环节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并经2020年7月21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现就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提出如下意见:
1.依法惩治妨害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相关犯罪。落实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要求,依法惩治破坏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刑事犯罪,为“六稳”“六保”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对妨害复工复产、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依法从严从快追诉,最大程度帮助企业挽回损失。突出惩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恶意阻工、破坏交通等扰乱复工复产秩序的犯罪,以及利用提供虚假就业、兼职信息,虚假订立公司企业合同,虚假提供中小企业贷款等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二是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把握好司法政策与法律标准,依法及时处理妨害传染病防治和国境卫生检疫,非法捕杀、交易野生动物,制售伪劣防治防护产品物资、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标准医用器材等犯罪。依法严惩以暴力、威胁方法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犯罪行为,对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人,坚决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三是针对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期间网络犯罪数量大幅上升,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侵犯个人信息、网络“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积极配合公安、工信等部门坚决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强化源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四是充分考虑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等因素,对“职业放贷人”采取非法手段催收高利放贷债务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不法分子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制造“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加大打击力度。
2.依法妥善化解涉疫矛盾纠纷。以学习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推进涉疫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依法办理与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合同履行、劳动争议、医疗损害、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诉讼时效等法律规定,支持和监督法院依法审判。二是以民法典为重要标尺,加强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执法行为损害公民、组织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办案中加强释法说理、化解矛盾、消弭对抗。结合办案深入剖析相关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发案规律和深层次原因,及时提出加强监管、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推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
3.依法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深刻认识“六稳”“六保”最重要的是稳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企业,努力落实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的目标。一是加大力度惩治各类侵犯企业财产、损害企业利益的犯罪。依法严格追诉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挪用资金犯罪,根据犯罪数额和情节,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商业信誉、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精准提出量刑建议。对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资金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对数额特别巨大拒不退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依法从严追诉。二是依法慎重处理贷款类犯罪案件。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求企业等借款人。对于借款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贷款过程中虽有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实际损失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借款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虽给银行造成损失,但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人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三是依法慎重处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灵活采取检察建议、督促履行、协调追欠追赃垫付等形式,既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又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但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四是严格把握涉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新类型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对于企业创新产品与现有国家标准难以对应的,应当深入调查,进行实质性评估,加强请示报告,准确认定产品属性和质量,防止简单化“对号入座”,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定罪处罚。
4.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对企业生存发展、创新创业的重要意义,坚决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是依法着力保护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诊断检测技术、抗病毒药物、医用呼吸防护产品、环境消毒与废物处理、疫苗研制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二是对涉及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网络侵权、链条式产业化有组织侵权等严重侵权假冒犯罪开展重点打击,对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或者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链条中的生产制造者,以及具有多次、恶意侵权等情形的行为人,依法从严追诉并提出限制缓刑适用或者适用禁止令、职业禁止的量刑建议。推进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告知试点,提升案件办理透明度。三是强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加大对采用盗窃、利诱、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打击力度,综合权利人因被侵权遭受的销售利润损失、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等因素,正确认定权利人损失数额和侵权人违法所得。四是依法妥善办理科研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为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营造宽松有序的环境。对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中的问题,坚持以科研经费政策为遵循,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不以形式违规简单依数额作犯罪评价。
5.依法惩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深刻认识“稳金融”在“六稳”“六保”中的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一是加大对证券期货领域金融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全链条”从严追诉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扰乱资本市场秩序、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犯罪行为,既追究惩治具体实施造假的公司、企业,又追究惩治组织、指使造假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还要追究惩治帮助造假的中介组织,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要求。二是依法从严惩治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犯罪。严惩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从严追诉组织者、领导者。按照依法追缴、应追尽追、鼓励退赔、统一返还等原则,持续推进非法集资涉案财物追缴处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集资参与人的实际损失。三是加大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做法,办理上游犯罪案件时要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上游犯罪共犯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非法经营地下钱庄等行为同时构成洗钱罪的,择一重罪依法从严追诉。
6.依法维护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认识“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对稳定宏观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有效维护相关领域的市场秩序。一是围绕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依法惩治侵害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以及扰乱投资秩序、妨害项目推进的各类犯罪,保障外商投资法顺利施行,营造安全、透明的投资环境。二是聚焦当前对外贸易、外商投资领域的新形势,依法惩治利用外贸合同诈骗,虚开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走私、逃汇骗汇等犯罪,促进稳住外贸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资金流畅通运转。三是依法慎重处理企业涉税案件。注意把握一般涉税违法行为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涉税犯罪的界限,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7.努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司法保障。深刻认识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对保障民生底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脱贫攻坚。一是突出对重点领域和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依法严惩贪污侵占、截留挪用扶贫惠农、救灾救济资金等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犯罪。加强扶贫领域涉案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工作,审查起诉时及时审查认定权属关系,符合快速返还条件的,依法作出决定并于五日内将涉案财物返还给被侵害的个人或单位。二是突出对困难群体的司法救助。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或者被害人家庭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结合具体案情及时、主动给予司法救助,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多元救助措施,保障困难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三是突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持续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加大对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犯罪打击力度。对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一律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联合各方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救助,监督推动贫困地区将“控辍保学”、关爱重点儿童群体等相关政策落到实处。
8.积极促进基层依法治理。深刻认识基层有效运转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意义,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为基层运转提供法治保障。一是依法严惩“蝇贪”“蚁贪”。对发生在基层、影响恶劣的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吃拿卡要型索贿犯罪,坚决依法从严追诉。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惩“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维护基层政权的稳固。加强对基层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从严“破网打伞”,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害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二是深入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聚焦保护企业权益、保障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对诉求合法合理、有化解可能的行政申诉案件,通过促进和解、公开听证、司法救助、释法说理等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基层依法行政,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9.落实“少捕”“少押”“慎诉”的司法理念。适应新时期犯罪形势变化,在保持对少数严重暴力犯罪和恶性犯罪从严打击绝不放过的同时,对认罪认罚、轻刑犯罪充分适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综合治理。一是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审查批捕环节,注重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积极复工复产、开展生产自救、努力保就业岗位作为审查判断有无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二是积极探索总结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经验。推动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进一步探索使用电子手铐、赔偿保证金等措施,积极推广适用电子监控措施执行监视居住。认真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减少不必要的羁押。三是坚持依法能不诉的不诉。依法行使不起诉裁量权,逐步扩大酌定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鼓励和促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办案效果。四是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和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措施。依法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的,要根据案件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防止不起诉后一放了之。
10.依法合理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司法措施。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考虑涉案企业经营发展,在办案中依法采取更加灵活务实、及时高效的司法措施。一是慎重适用涉财产强制性措施。对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企业,原则上不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确需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应当严格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股东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于相关部门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要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二是优化刑罚执行环节司法措施。扩大涉企服刑人员假释的适用,对于同时符合减刑和假释条件的,依法建议适用假释。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具体措施,为接受社区矫正的民营企业人员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必要便利,简化批准流程。三是妥善采取公益诉讼案件司法措施。加强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在检察建议及诉讼请求中,慎重采取关停涉案企业等影响企业生存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措施,帮助协调解决涉案企业异地安置、补偿等实际困难。完善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向相关企业主张生态修复费用及惩罚性赔偿时,探索通过分期支付、替代性修复等方法促使其接受惩罚、守法经营、健康发展。
11.加大对涉民营企业各类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紧盯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强化检察监督,维护、促进司法公正。一是加强立案监督,着重纠正涉及民营企业案件不应当立而立和应立不立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等各类违法行为,重点监督纠正以非法立案为利害关系人追款讨债,干预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裁判的经济纠纷,将合同纠纷立为诈骗、民事侵权立为职务侵占、行业拆借立为挪用资金、买卖纠纷立为强迫交易、正常经营行为立为非法经营等问题。二是加大清理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力度。对既不依法推进诉讼程序,又不及时依法撤销案件的“挂案”,摸清底数,消化存量,杜绝增量,精准监督,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维护企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三是加强涉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强化对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受理、审查、裁定和执行环节的监督,防止企业因不当强制执行措施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四是加强控告申诉案件办理答复工作。做实做细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和信访积案清理工作,对涉及民营企业的控告申诉案件进行集中清理和统一管理,做到逐案交办、逐案督办,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健全检察环节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做到应纠尽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通知
(法〔2019〕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9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将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修订《法官法》的重要意义
《法官法》是规范审判权行使主体、构建我国法官制度的专门法律,是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加强法官队伍管理的基本依据。原《法官法》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并于2001年和2017年进行了修改。随着依法治国方略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法院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法院队伍建设和法官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法官法》关于法官的权利义务、任职条件、选任机制、职业保障等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法官法》立足审判工作规律及法官职业特点,充分吸收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成果,对法官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完善,为推进高素质法官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法官法》,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职,维护法官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法官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落实“五个过硬”总要求,推动建立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提高认识,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法官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抓实抓好。
二、切实加强《法官法》的学习宣传
各级人民法院要有计划、分批次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活动。领导干部和广大法官要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全面、准确领会新修订《法官法》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引导法院干警正确理解条文内涵和实践要求,努力提高对新修订《法官法》的理解和适用水平,确保法律各项规定有效实施。要多措并举做好学习解读,依托报纸、网络、微博微信等媒体,通过征文、座谈等形式,广泛宣传《法官法》修订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及修改重点等,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对《法官法》的理解和支持。
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等四项基础性改革任务。新修订的《法官法》明确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改革等内容,增加了法官助理工作职责等内容,使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升为国家意志,用法律制度巩固了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系统集成,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整体效能充分发挥,突出法官员额精准化管理,坚持“以案定额”,实行省内统一调配、动态调整,注重向基层和一线倾斜、向办案任务重的地区倾斜。要突出实绩导向,建立健全法官员额退出机制,对能力不胜任、办案不达标的员额法官,及时按程序退出员额。各地法院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尽快开展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晋升特别是择优选升工作,对特别选升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的,要突出办案导向和实绩要求,择优从严提出合适人选。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分类明晰、权重科学、导向鲜明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完善绩效奖金发放办法,落实员额法官配套待遇等政策,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结合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进一步完善法官助理序列管理制度。
四、严格把握员额法官的选任条件和机制
新修订的《法官法》提高了法官任职的学历门槛,延长了法律工作年限,删除了原《法官法》中法官任职年龄的规定,明确将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作为初任法官的任职条件,并对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以及法官逐级遴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从推进高素质法官队伍建设出发对法官选任制度做出的重大调整。各级人民法院要顺应取消设置助理审判员及提高法官选任条件的新形势新要求,从现在至2019年9月30日,严禁突击选任法官,严禁把不符合新修订《法官法》条件的人员选入法官队伍中。对于本轮司法改革中形成的未入额法官问题,可以灵活掌握,要按照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的要求,逐步消化在本级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作用,加强对入额人选专业能力的把关。要建立健全任前培训制度,按照“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原则组织专业培训,并落实初任法官一般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的规定。在新修订的《法官法》实施前,如果上级法院需要开展法官遴选,应当按照新法的立法精神组织实施。
五、进一步加强对法官队伍的监督和管理
新修订的《法官法》进一步细化了法官的职责,明确法官在职权范围内对所办理的案件负责,并对法官兼职、任职回避、离任后的从业限制以及法官惩戒制度等提出了新要求,加强了对法官的监督和管理。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在确立员额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的同时,合理确定院庭长办案数量,防止片面强调办案量冲击院庭长管理职责有效履行,确保院庭长有时间、有精力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官业外活动的监督约束,全面清理和规范法官兼职行为,对确因工作需要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协助开展实践性教学研究的法官,要严格审批、择优选派,确保法官业外行为依法合规。法官任职回避情形增加后,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把握实行任职回避的人员范围,对符合任职回避情形的人员及时调整工作岗位,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将任职回避情形的人员作为审判执行岗位法官拟任人选。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离任法官的跟踪管理,对离任法官违反从业限制规定的,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尽快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切实发挥其职能作用。
六、确保法官职业保障落实落地
新修订的《法官法》将法官履职保障、人身安全保障、干涉办案记录通报以及工资福利待遇等内容进行了整合,并突出了法官职业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要充分发挥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关爱干警身心健康工作。要做好安全保障设施建设,将维护审判秩序、维护法官人身安全的措施落实到位,增强广大法官依法履职安全感。要合理调控法官工作强度,动态调配审判力量,均衡分案,对于任务过重、加班过多、结案量远超人均办案量的法官,可优先安排参加疗养、培训等活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法院安保联动机制建设,完善法官权益保障机制,为法官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要全面落实法院工资制度改革要求,确保法官享受到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奖金、保险等工资福利待遇。
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新修订《法官法》过程中,对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认真研究并提出具体意见,由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9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9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8〕3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案例97-101号),作为第19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9日
指导案例97号
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非法经营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事处罚必要性
裁判要点
1.对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适用,应当根据相关行为是否具有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进行判断。
2.判断违反行政管理有关规定的经营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考虑该经营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对于虽然违反行政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一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被告人王力军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擅自在临河区白脑包镇附近村组无证照违法收购玉米,将所收购的玉米卖给巴彦淖尔市粮油公司杭锦后旗蛮会分库,非法经营数额218288.6元,非法获利6000元。案发后,被告人王力军主动退缴非法获利6000元。2015年3月27日,被告人王力军主动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力军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未经粮食主管部门许可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非法收购玉米,非法经营数额218288.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被告人王力军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有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对被告人王力军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宣判后,王力军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最高法刑监6号再审决定,指令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再审中,原审被告人王力军及检辩双方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原审被告人王力军的行为虽具有行政违法性,但不具有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建议再审依法改判。原审被告人王力军在庭审中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其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辩护人提出了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不符合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应宣告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内08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王力军退缴的非法获利款人民币六千元,由侦查机关上缴国库。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最高法刑监6号再审决定,指令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2017)内08刑再1号刑事判决: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6)内08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
裁判理由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原审被告人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原审判决认定王力军构成非法经营罪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提出的王力军无证照买卖玉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成立,原审被告人王力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王力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辛永清、百灵、何莉)
指导案例98号
张庆福、张殿凯诉朱振彪生命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见义勇为
裁判要点
行为人非因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实施阻止不法侵害者逃逸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
基本案情
原告张庆福、张殿凯诉称: 2017年1月9日,被告朱振彪驾驶奥迪小轿车追赶骑摩托车的张永焕。后张永焕弃车在前面跑,被告朱振彪也下车在后面继续追赶,最终导致张永焕在迁曹线90公里495米处(滦南路段)撞上火车身亡。朱振彪在追赶过程中散布和传递了张永焕撞死人的失实信息;在张永焕用语言表示自杀并撞车实施自杀行为后,朱振彪仍然追赶,超过了必要限度;追赶过程中,朱振彪手持木凳、木棍,对张永焕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并数次漫骂张永焕,对张永焕的死亡存在主观故意和明显过错,对张永焕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朱振彪辩称:被告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张永焕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不具有违法性,该行为与张永焕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张永焕的意外死亡不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9日上午11时许,张永焕由南向北驾驶两轮摩托车行驶至古柳线青坨鹏盛水产门口,与张雨来无证驾驶同方向行驶的无牌照两轮摩托车追尾相撞,张永焕跌倒、张雨来倒地受伤、摩托车受损,后张永焕起身驾驶摩托车驶离现场。此事故经曹妃甸交警部门认定:张永焕负主要责任,张雨来负次要责任。
事发当时,被告朱振彪驾车经过肇事现场,发现肇事逃逸行为即驾车追赶。追赶过程中,朱振彪多次向柳赞边防派出所、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等公安部门电话报警。报警内容主要是:柳赞镇一道档北两辆摩托车相撞,有人受伤,另一方骑摩托车逃逸,报警人正在跟随逃逸人,请出警。朱振彪驾车追赶张永焕过程中不时喊“这个人把人怼了逃跑呢”等内容。张永焕驾驶摩托车行至滦南县胡各庄镇西梁各庄村内时,弃车从南门进入该村村民郑如深家,并从郑如深家过道屋拿走菜刀一把,从北门走出。朱振彪见张永焕拿刀,即从郑如深家中拿起一个木凳,继续追赶。后郑如深赶上朱振彪,将木凳讨回,朱振彪则拿一木棍继续追赶。追赶过程中,有朱振彪喊“你怼死人了往哪跑!警察马上就来了”,张永焕称“一会儿我就把自己砍了”,朱振彪说“你把刀扔了我就不追你了”之类的对话。
走出西梁各庄村后,张永焕跑上滦海公路,有向过往车辆冲撞的行为。在被李江波驾驶的面包车撞倒后,张永焕随即又站起来,在路上行走一段后,转向铁路方向的开阔地跑去。在此过程中,曹妃甸区交通局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郑作亮等人加入,与朱振彪一起继续追赶,并警告路上车辆,小心慢行,这个人想往车上撞。
张永焕走到迁曹铁路时,翻过护栏,沿路堑而行,朱振彪亦翻过护栏继续跟随。朱振彪边追赶边劝阻张永焕说:被撞到的那个人没事儿,你也有家人,知道了会惦记你的,你自首就中了。2017年1月9日11时56分,张永焕自行走向两铁轨中间,51618次火车机车上的视频显示,朱振彪挥动上衣,向驶来的列车示警。2017年1月9日12时02分,张永焕被由北向南行驶的51618次火车撞倒,后经检查被确认死亡。
在朱振彪跟随张永焕的整个过程中,两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未曾有过身体接触。朱振彪有劝张永焕投案的语言,也有责骂张永焕的言辞。
另查明,张雨来在与张永焕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当日先后被送到曹妃甸区医院、唐山市工人医院救治,于当日回家休养,至今未进行伤情鉴定。张永焕死亡后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二人,即其父张庆福、其子张殿凯。
2017年10月11日,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大秦车务段滦南站作为甲方,与原告张殿凯作为乙方,双方签订《铁路交通事故处理协议》,协议内容“2017年1月9日12时02分,51618次列车运行在曹北站至滦南站之间90公里495处,将擅自进入铁路线路的张永焕撞死,构成一般B类事故;死者张永焕负事故全部责任;铁路方在无过错情况下,赔偿原告张殿凯4万元。”
裁判结果
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2017)冀0224民初348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庆福、张殿凯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张庆福、张殿凯不服,提出上诉。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庆福、张殿凯撤回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8)冀02民终2730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张庆福、张殿凯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庆福、张殿凯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准许撤回上诉。
本案焦点问题是被告朱振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被告朱振彪对张永焕的死亡是否具有过错;被告朱振彪的行为与张永焕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首先,案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张雨来受伤倒地昏迷,张永焕驾驶摩托车逃离。被告朱振彪作为现场目击人,及时向公安机关电话报警,并驱车、徒步追赶张永焕,敦促其投案,其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交通肇事发生后,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张永焕肇事逃逸的行为违法。被告朱振彪作为普通公民,挺身而出,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应予以支持和鼓励。
其次,从被告朱振彪的行为过程看,其并没有侵害张永焕生命权的故意和过失。根据被告朱振彪的手机视频和机车行驶影像记录,双方始终未发生身体接触。在张永焕持刀声称自杀意图阻止他人追赶的情况下,朱振彪拿起木凳、木棍属于自我保护的行为。在张永焕声称撞车自杀,意图阻止他人追赶的情况下,朱振彪和路政人员进行了劝阻并提醒来往车辆。考虑到交通事故事发突然,当时张雨来处于倒地昏迷状态,在此情况下被告朱振彪未能准确判断张雨来伤情,在追赶过程中有时喊话传递的信息不准确或语言不文明,但不构成民事侵权责任过错,也不影响追赶行为的性质。在张永焕为逃避追赶,跨越铁路围栏、进入火车运行区间之后,被告朱振彪及时予以高声劝阻提醒,同时挥衣向火车司机示警,仍未能阻止张永焕死亡结果的发生。故该结果与朱振彪的追赶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原告张庆福、张殿凯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学静、刘群勇、徐万启)
指导案例99号
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名誉权/荣誉权/英雄烈士/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点
1.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等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审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案件,不仅要依法保护相关个人权益,还应发挥司法彰显公共价值功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任何组织和个人以细节考据、观点争鸣等名义对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进行污蔑和贬损,属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5条
基本案情
原告葛长生诉称:洪振快发表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以历史细节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雄,企图达到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形象和名誉的目的,请求判令洪振快停止侵权、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洪振快辩称:案涉文章是学术文章,没有侮辱性的言辞,关于事实的表述有相应的根据,不是凭空捏造或者歪曲,不构成侮辱和诽谤,不构成名誉权的侵害,不同意葛长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1941年9月25日,在易县狼牙山发生了著名的狼牙山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基本事实和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和广泛赞扬。新中国成立后,五壮士的事迹被编入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壮士被人民视为当代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
2013年9月9日,时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财经网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文中写道: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8月31日报道,广州越秀警方于8月29日晚间将一位在新浪微博上“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网民抓获,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为由予以行政拘留7日。所谓“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原本就有。据媒体报道,该网友实际上是传播了2011年12月14日百度贴吧里一篇名为《狼牙山五壮士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帖子的内容,该帖子说五壮士“5个人中有3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了出来。”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洪振快撰写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亦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网站。该文分为“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部分。文章通过援引不同来源、不同内容、不同时期的报刊资料等,对“狼牙山五壮士”事迹中的细节提出质疑。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2784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名誉、荣誉的行为;二、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振快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原告葛长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公告须连续刊登五日,公告刊登媒体及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洪振快承担。一审宣判后,洪振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2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941年9月25日,在易县狼牙山发生的狼牙山战斗,是被大量事实证明的著名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基本事实和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高度认同和广泛赞扬,是五壮士获得“狼牙山五壮士”崇高名誉和荣誉的基础。“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称号在全军、全国人民中已经赢得了普遍的公众认同,既是国家及公众对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中作出巨大牺牲的褒奖,也是他们应当获得的个人名誉和个人荣誉。“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事件载体。“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经由广泛传播,已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反抗侵略、英勇抗敌的精神动力之一;成为人民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军魂来源之一。在和平年代,“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仍然是我国公众树立不畏艰辛、不怕困难、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精神指引。这些英雄烈士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看,还是从现行法上看,都已经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案涉文章对于“狼牙山五壮士”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抗敌的事迹和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一基本事实,自始至终未作出正面评价。而是以考证“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以及“‘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为主要线索,通过援引不同时期的材料、相关当事者不同时期的言论,全然不考虑历史的变迁,各个材料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各个材料的语境等因素。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案涉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因此,尽管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烈士群体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产生质疑,从而否定基本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洪振快的行为方式符合以贬损、丑化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和荣誉权益的特征。
案涉文章通过刊物发行和网络传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损害了葛振林的个人名誉和荣誉,损害了葛长生的个人感情,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在我国,由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价值已经内化为民族精神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洪振快作为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熟练使用互联网工具的人,应当认识到案涉文章的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对其近亲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情形下,洪振快有能力控制文章所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而未控制,仍以既有的状态发表,在主观上显然具有过错。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平、何江恒、赵胤晨)
指导案例100号
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诉陕西农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特征特性/DNA指纹鉴定/DUS测试报告/特异性
裁判要点
判断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是认定构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前提。当DNA指纹鉴定意见为两者相同或相近似时,被诉侵权方提交DUS测试报告证明通过田间种植,被控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对比具有特异性,应当认定不构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2条、第6条
基本案情
先锋国际良种公司是“先玉335”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其授权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海公司”)作为被许可人对侵害该植物新品种权提起民事诉讼。登海公司于2014年3月16日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2013年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公司”)生产、陕西农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丰种业”)销售的外包装为“大丰30”的玉米种子侵害“先玉335”的植物新品种权。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于2013年6月9日对送检的被控侵权种子依据NY/T1432-2007玉米品种DNA指纹鉴定方法,使用3730XL型遗传分析仪,384孔PCR仪进行检测,结论为,待测样品编号YA2196与对照样品编号BGG253“先玉335”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0,结论为相同或极近似。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于2014年4月25日出具的《“大丰30”玉米品种试验审定情况说明》记载:“大丰30”作为大丰公司2011年申请审定的品种,由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所作的DNA指纹鉴定认为“大丰30”与“先玉335”的40个比较位点均无差异,判定结论为两个品种无明显差异,2011年未通过审定。大丰公司提出异议,该站于2011年委托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对“大丰30”进行DUS测试,即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测试,结论为“大丰30”具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与“先玉335”为不同品种。“大丰30”玉米种作为审定推广品种,于2012年2月通过山西省、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大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2011年12月出具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测试报告》原件,测试地点为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杨凌)分中心测试基地,依据的测试标准为《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指南-玉米》,测试材料为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提供,测试时期为一个生长周期。测试报告特异性一栏记载,近似品种名称:鉴2011-001B先玉335,有差异性状:41*果穗:穗轴颖片青甙显色强度,申请品种描述:8强到极强,近似品种描述:5中。所附数据结果表记载,鉴2011-001A(大丰30)与鉴2011-001B的测试结果除“41*果穗”外,差别还在“9雄穗:花药花青甙显色强度”,分别为“6中到强、7强”“24.2*植株:高度”,分别为 “5中”“7高”“27.2*果穗:长度”分别为“5中”“3短”。结论为,“大丰30”具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二审法院审理中,大丰公司提交了于2014年4月28日测试审核的《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报告》,加盖有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杨凌)分中心和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印鉴。该报告依据的测试标准为《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测试时期为两个生长周期“2012年4月-8月、2013年4月-8月”,近似品种为“先玉335”。所记载的差异性状为:“11. 雄穗:花药花青甙显色强度,申请品种为7.强,近似品种为6.中到强”“41.籽粒:形状,申请品种为5.楔形,近似品种为4.近楔形”“42.果穗: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强度,申请品种为9.极强,近似品种为6.中到强”。测试结论为“大丰30”具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132号判决,判令驳回登海公司的诉讼请求。登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陕民三终字第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登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633号裁定,驳回登海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判断“大丰30”具有特异性的问题
我国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品种审定时,要求申请审定品种必须与已审定通过或本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已受理的其他品种具有明显区别。“大丰30”在2011年的品种审定中,经 DNA指纹鉴定,被认定与“先玉335”无差异,视为同一品种而未能通过当年的品种审定。大丰公司对结论提出异议,主张两个品种在性状上有明显的差异,为不同品种,申请进行田间种植测试。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的规定,申请者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审定委员会申请复审。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在复审前安排一个生产周期的品种试验。大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DUS测试报告正是大丰公司提出异议后,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委托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完成的测试。该测试报告由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按照《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的规定,指定相应的DUS测试机构进行田间种植,依据相关测试指南整理测试数据,进行性状描述,编制测试报告。该测试报告真实、合法,与争议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涉案DUS测试报告记载,“大丰30”与近似品种“先玉335”存在明显且可重现的差异,符合NY/T2232-2012《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关于“当申请品种至少在一个性状与近似品种具有明显且可重现的差异时,即可判定申请品种具备特异性”的规定。因此,可以依据涉案测试报告认定“大丰30”具有特异性。
二、关于是否应当以DNA指纹鉴定意见认定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
DNA指纹鉴定技术作为在室内进行基因型身份鉴定的方法,经济便捷,不受环境影响,测试周期短,有利于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提高筛选近似品种提高特异性评价效率,实践中多用来检测品种的真实性、一致性,并基于分子标记技术构建了相关品种的指纹库。DNA指纹鉴定所采取的核心引物(位点)与DUS测试的性状特征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对应性,而植物新品种权的审批机关对申请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实质审查所依据的是田间种植DUS测试。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时,也是以申请审定品种的选育报告、比较试验报告等为基础,进行品种试验,针对品种在田间种植表现出的性状进行测试并作出分析和评价。因此,作为繁殖材料,其特征特性应当依据田间种植进行DUS测试所确定的性状特征为准。因此,DNA鉴定意见为相同或高度近似时,可直接进行田间成对DUS测试比较,通过田间表型确定身份。当被诉侵权一方主张以田间种植DUS测试确定的特异性结论推翻DNA指纹鉴定意见时,应当由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由于大丰公司提交的涉案DUS测试报告证明,通过田间种植,“大丰30”与“先玉335”相比,具有特异性。根据认定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以“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不同是因为非遗传变异所导致”的判定规则,“大丰30”与“先玉335”的特征特性并不相同,并不存在“大丰30”侵害“先玉335”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大丰公司生产、农丰种业销售的“大丰30”并未侵害“先玉335”的植物新品种权。综上,驳回登海公司的再审申请。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钱小红、罗霞)
指导案例101号
罗元昌诉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政府信息公开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不存在/检索义务
裁判要点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被告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答复原告的,人民法院应审查被告是否已经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原告提交了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等初步证据后,若被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并举证证明已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有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主张。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第13条
基本案情
原告罗元昌是兴运2号船的船主,在乌江流域从事航运、采砂等业务。2014年11月17日,罗元昌因诉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需要,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以下简称“彭水县地方海事处”)邮寄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具体申请的内容为:1.公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港航管理处(以下简称“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设立、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2.公开下列事故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兴运2号在2008年5月18日、2008年9月30日的2起安全事故及鑫源306号、鑫源308号、高谷6号、荣华号等船舶在2008年至2010年发生的安全事故。
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于2014年11月19日签收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罗元昌进行答复,罗元昌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彭水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1月23日,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载明:一是对申请公开的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内设机构名称等信息告知罗元昌获取的方式和途径;二是对申请公开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经查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彭水县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对该案作出(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确认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在收到罗元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的行为违法。
2015年4月22日,罗元昌以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并由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向罗元昌公开海事调查报告等涉及兴运2号船的所有事故材料。
另查明,罗元昌提交了涉及兴运2号船于2008年5月18日在彭水高谷长滩子发生整船搁浅事故以及于2008年9月30日在彭水高谷煤炭沟发生沉没事故的《乌江彭水水电站断航碍航问题调查评估报告》《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关于近两年因乌江彭水万足电站不定时蓄水造成船舶搁浅事故的情况报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委托开展乌江彭水水电站断航碍航问题调查评估的函(渝发改能函〔2009〕562号)》等材料。在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主动撤销了其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但罗元昌仍坚持诉讼。
裁判结果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驳回罗元昌的诉讼请求。罗元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50号行政判决,撤销(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确认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为行政机关,负有对罗元昌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和提供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的规定,罗元昌申请公开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设立、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属于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当属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已为罗元昌提供了彭水编发(2008)11号《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对县港航管理机构编制进行调整的通知》的复制件,明确载明了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机构性质、人员编制、主要职责、内设机构等事项,罗元昌已知晓,予以确认。
罗元昌申请公开涉及兴运2号船等船舶发生事故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船舶在内河发生事故的调查处理属于海事管理机构的职责,其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为彭水县的海事管理机构,负有对彭水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内河交通事故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的职责,其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罗元昌提交了兴运2号船于2008年5月18日在彭水高谷长滩子发生整船搁浅事故以及于2008年9月30日在彭水高谷煤炭沟发生沉没事故的相关线索,而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第二项告知罗元昌申请公开的该项政府信息不存在,仅有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自述,没有提供印证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查询、翻阅和搜索的义务。故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在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主动撤销了其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罗元昌仍坚持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政府信息告知行为违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红梅、蒲开明、王宏)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55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552号建议的答复
黄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党中央一再强调,司法责任制是必须紧紧牵住的“牛鼻子”,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为贯彻中央改革部署,高检院总结以往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经验,于2015年9月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基本导向就是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要求,通过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和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使检察官既成为司法办案的主体,也成为司法责任的主体。
为指导各省级检察院进一步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高检院于今年3月底出台《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会,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要在8月底前全面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完成首批员额制检察官的遴选工作,省级检察院均制定辖区内三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并制定系列配套制度,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办案模式正在逐步落实。地方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司法办案主体地位正在确立,办案组织和检察权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体现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指标明显向好。
一、关于修改检察官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
2012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修订列入立法计划。高检院根据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加快检察官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修订步伐,目前已起草检察官法和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对检察官的选任条件、权利义务、职责、职级、等级和考核奖惩等作出规定。
二、关于重新制发工作证件的建议
检察工作证件是检察人员身份和执法资格的直观依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涉及人员身份和执法资格的重大变化,有必要重新制发检察工作证件并规范使用。高检院将结合您的建议,要求省级检察院根据人员分类结果并结合实际,做好有关工作。
三、关于严格司法办案主体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体制改革要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员额的法官、检察官,要在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为确保“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落实到位,高检院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性文件均贯穿了未入额人员不得独立办案的精神。《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17条规定,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和检察长委托履行职责,并第18条列举了应当由检察官亲自承担的办案事项;第20条规定,检察官助理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履行讯问、询问、现场勘验检查、草拟法律文书、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等职责。《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检察官助理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可以在检察官指导下履行除《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检察官须亲自承担及检察官权力清单确定的办案事项决定权之外的办案职责。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但不得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单独出席案件的法庭审理。检察官助理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要在案卷材料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全程留痕。今年5月至6月,中央政法委联合高检院和最高法院就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未入额人员独立办案问题。全国检察机关6月份试运行新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多人一案”操作模式,分别体现检察官和辅助人员的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各级检察院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员额检察官行使办案事项决定权和完成亲历性事项,辅助人员发挥辅助办案作用,真正实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为进一步规范司法权运行,高检院正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拟于近期下发实施。
四、关于进行多渠道监督的建议
正在修订的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应当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高检院要求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应主动向案件当事人及律师出示工作证件,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律师的监督。要求地方各级检察院在完成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将本院检察官人员名单在本院公示栏内长期公示,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目前,有些完成分类管理改革的检察院已将入额检察官名单及照片在本院公示栏内公示。下一步,高检院将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检察人员职务序列的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分类管理有关规定,实现各类人员各归其类、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五、关于对检察官进一步“放权”的建议
《检察官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通过依法合理放权,使一线办案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相对独立而且要承担责任的办案主体,逐步解决“责任分散、主体不明、责任难追”和“逐级审批层层把关、集体负责而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高检院正在健全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组织,科学划分内部司法办案权限,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系,构建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确保各项检察工作不仅符合司法规律,而且体现检察特色。
关于您建议中提到的“决定不(批准)逮捕、决定不起诉的权力也应当下放给检察官”的问题,《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16条明确规定,检察长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履行相应职责,同时第21条规定省级人民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检察业务类别、办案组织形式,制定辖区内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可以将检察长的部分职权委托检察官行使。各地已制定本省(区、市)检察官权力清单,目前正根据3月份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下一步,高检院将指导各地检察机关本着“充分放权、应放尽放”的原则,根据不同层级检察院办案职责、不同业务类别的性质和特点,综合考虑对当事人权利、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的影响程度,逐步扩大对检察官授权范围,把检察官主观能动性和责任心充分释放出来。同时,适应“放权”后的新情况,充分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活动的全程动态监督,确保检察官依法公正办理案件。
六、关于健全完善检察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的建议
2016年7月21日,中办、国办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建立了多项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制度机制,比如,将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责任追究制度扩大适用于任何单位和个人;分别对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的情形、程序予以明确规定;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等。文件下发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规定,为检察官依法履职排除干扰和阻碍。
正在修订的《检察官法》(草案)明确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检察官有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权利等。随着检察官法的修订完善,将以法律形式保障检察官的独立司法活动,确保检察官能够公平公正独立行使检察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定,现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北京某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儿童个人信息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41-145号)作为第三十五批指导性案例(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3月2日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北京某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儿童个人信息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41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 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 综合司法保护 案件管辖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注意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通过综合发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促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网络运营者未依法履行网络保护义务,相关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综合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在多个检察机关均具有管辖权时,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层报共同的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管辖,行政公益诉讼一般由互联网企业注册地检察机关管辖。
【基本案情】
某App是北京某公司开发运营的一款知名短视频应用类软件。该App在未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并征得儿童监护人明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儿童注册账号,并收集、存储儿童网络账户、位置、联系方式,以及儿童面部识别特征、声音识别特征等个人敏感信息。在未再次征得儿童监护人明示同意的情况下,运用后台算法,向具有浏览儿童内容视频喜好的用户直接推送含有儿童个人信息的短视频。该App未对儿童账号采取区分管理措施,默认用户点击“关注”后即可与儿童账号私信联系,并能获取其地理位置、面部特征等个人信息。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徐某某收到该App后台推送的含有儿童个人信息的短视频,通过其私信功能联系多名儿童,并对其中3名儿童实施猥亵犯罪。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2020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徐某某猥亵儿童案时发现北京某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遂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展初步调查。检察机关综合App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数量、APP用户言词证据等证据材料,以证明App收集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事实。对该App用户服务协议、隐私权保护政策、应用界面等内容进行手机截图,收集儿童用户未经监护人同意即可注册使用App的言词证据;使用“区块链”取证设备证明App采取监护人默示同意、一次性授权概括同意等方式收集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等,以证明APP收集处理儿童个人信息行为的侵权性质。收集固定数百名儿童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的证据,以证明危害后果。提取固定徐某某供述等,以证明App侵权行为与实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
经调查并听取当地网信、公安、法院意见,组织互联网领域法律专家、技术专家进行论证,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北京某公司运营的短视频App在收集、存储、使用儿童个人信息过程中,未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依法利用原则,其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个人信息保护、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网络经营者应当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相关规定,违反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中“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网络运营者因业务需要,确需超出约定的目的、范围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再次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等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违规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
据该公司提供数据显示,2020年,平台14岁以下实名注册用户数量约为7.8万,14至18岁实名注册用户数量约为62万,18岁以下未实名注册未成年人用户数量以头像、简介、背景等基础维度模型测算约为1000余万。该App的行为致使众多儿童个人信息权益被侵犯,相关信息面临被泄露、违法使用的风险,给儿童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为涉互联网案件,北京、浙江等地相关检察机关均具有管辖权。余杭区为徐某某猥亵儿童案发生地,杭州市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所在地,考虑到调查取证、诉讼便利等因素,经浙江省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2020年9月,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该线索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9月15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发布诉前公告,公告期满,没有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2月2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北京某公司立即停止实施利用App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检察机关发布诉前公告的同时,将公告送达北京某公司。该公司表达积极整改并希望调解结案的意愿。检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司完善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北京某公司积极配合,对所运营App中儿童用户注册环节、儿童个人信息储存、使用和共享环节、儿童网络安全主动性保护等方面细化出34项整改措施,突出落实“监护人明示同意”等规则,重点制定单独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用户协议,建立专门儿童信息保护池、创建推送涉未成年人内容的独立算法等制度机制,并明确落实整改措施时间表。同时,该公司表示将结合整改,完善管理制度,自愿接受网信等部门审查,并愿意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2021年2月7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北京某公司对公益诉讼诉求均予认可,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促进企业完善管理表示感谢。在法庭组织下,双方在确认相关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一是被告停止对儿童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行为,对涉案App按照双方确认的整改方案、时间推进表执行整改;二是被告完成整改后,对整改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估,并向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法院出具报告书;三是被告将整改方案及整改完成情况报送网信部门,接受审查;四是被告在《法治日报》及涉案App首页公开赔礼道歉。经30日公告,3月11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结案。
(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鉴于该案同时反映出相关行政主管机关对北京某公司监管不到位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经浙江省检察机关请示,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线索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10月2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向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全面排查、发现和处置违法情形,推动完善儿童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保护的特殊条款,落实监护人同意的法律规定等相关建议。
12月4日,北京市网信办将其约谈北京某公司负责人、推进该公司严格落实网络保护责任及提升优化软件等履职监管情况函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机关工作建议,北京市网信办制定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信息安全保护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对属地重点直播和短视频平台逐一梳理,压实网站主体责任,并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与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治理等专项工作有效衔接,形成保障未成年人用网安全管理合力。
202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报该案有关情况,提出开展短视频行业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权益问题专项治理,压实网络运营者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促进互联网企业对算法等相关技术规则改进提升,推动行业源头治理,建立健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督促企业依法经营等工作建议,强化对网络空间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监管整治。12月31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对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作出了进一步规范。
【指导意义】
(一)统筹运用四大检察职能,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优势,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中一个侵害行为往往涉及多个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应当在办案履职中强化综合司法保护意识,尤其是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要同步审查未成年人其他权益是否遭受损害,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与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相互融合,在线索发现、调查取证、综合治理等方面统筹推动,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能动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以四大检察业务融合发展加大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力度。
(二)检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职能,对网络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进行监督。不特定人群的个人信息权益具有公益属性。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应予以特殊、优先保护。针对网络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综合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并注重加强两种诉讼类型的衔接和协同。通过对网络运营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使其承担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实现对公共利益的有效救济。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充分履行监管职责,实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三)对于跨行政区划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应综合考虑案件性质、领域、诉讼便利、有利整改等因素,确定管辖机关。涉网络案件通常具有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侵权行为地、侵害结果地分离的特点。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在涉及多个行政区划,多个检察院均具有管辖权的情形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层报共同的上级检察院指定,一般应当由损害结果发生地检察机关管辖;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一般应当由网络企业注册地检察机关管辖,以便利行政监管。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施行)第一百七十九条(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施行)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施行)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五十五条(现为2021年修订后的第五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第十三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施行)第二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2019年施行)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对章某为未成年人文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42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公共利益
【要旨】
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未成年人成长发展,侵犯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提起公益诉讼。在办理个案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可以针对此类问题的监管盲区,提出完善管理的检察建议,推动解决监管缺失问题,健全完善制度,促进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以来,章某在江苏省沭阳县沭城街道中华步行街经营某文身馆,累计为数百人提供文身服务,其中未成年人40余名。章某还在未取得医疗美容许可证的情况下,为7名未成年人清除文身。其间,曾有未成年人家长因反对章某为其子女文身而与其发生纠纷,公安机关介入处理。部分未成年人及父母反映因文身导致就学、就业受阻,文身难以清除,清除过程痛苦且易留疤痕,但章某仍然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发现线索和调查核实
2020年4月,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现,一些涉案未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文身,且大部分是满臂、满背的大面积文身,有文身馆存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清除文身服务的行为。其中,章某经营的文身馆先后为40余名未成年人文身,并在未取得医疗美容许可证的情况下为7名未成年人清除文身。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清除文身属于医疗美容项目。2020年10月31日,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向县卫生健康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行对无证清除文身行为的监管职责。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局在全县范围内整治无证清除文身乱象,对5家文身馆立案,并处以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沭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未成年人文身具有易感染、难复原、就业受限制、易被标签化等危害。章某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危害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健康权,影响其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虽然现行相关规定对文身行业的归类管理不尽完善,对为未成年人文身也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以及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的规定,可以通过履行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禁止文身场所经营者继续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020年12月,沭阳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围绕提供文身服务时章某主观上是否明知未成年人年龄、危害后果、公共利益属性等,与章某、40余名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开展谈话询问70余次;对文身馆开展现场勘查、提取相关物证,拍照固定证据;向案件当事人调取支付凭证、门诊病历、发票等书证,进一步证明文身行为事实;检索文身法医学鉴定实例等文献资料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等规定,对部分未成年人及父母反映的文身难以清除,导致就学、参军、就业等受阻情况进一步调查核实。
(二)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5日,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发布诉前公告。公告期满,没有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4月12日,沭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公益诉讼级别管辖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5月6日,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章某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并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5月24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检察机关围绕诉讼请求、争议焦点、案件的来源和程序合法性、文身行为事实、文身损害后果等3组13项证据进行多媒体示证,发表质证意见。同时申请了沭阳县中医院美容中心主任医师、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证实文身对身体造成创伤,具有不可逆、难以复原等特征;未成年人文身后,易遭社会排斥,给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创伤,文身行为还会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产生模仿效应。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法律没有禁止给未成年人文身,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章某的行为未达到涉及全体或多数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度,不应认定为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答辩意见:第一,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章某对文身对象不进行筛选,对未成年人文身行为予以放任,且文身经营活动具有开放性特征,导致其提供文身服务的未成年人数量众多。文身行为可能在未成年人中随时、随机出现,侵犯未成年人权益,属于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第二,文身破坏皮肤组织健康且极难清除,清除文身需要多次、反复治疗,并留下疤痕。文身容易被贴上负面评价的标签,易出现效仿和排斥双重效应,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学习、生活、就业、社交。第三,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对自身行为甄别能力不足,对行为后果缺乏理性判断,很多未成年人对自己的文身行为表示后悔。未成年人正值生长发育期,对任何可能改变其正常身体发育状态、影响其健康成长的行为均应受到合理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保护规定,都是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章某明知未成年人文身的损害后果,仍为未成年人文身,不仅侵犯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健康权,也影响未成年人发展。
2021年6月1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章某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章某当庭表示不上诉并愿意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2021年6月3日,章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公开道歉书》,向文身的未成年人、家人以及社会各界公开赔礼道歉,并表示今后不再为未成年人文身。
针对文身行业归类不明、监管主体不清、对为未成年人文身行政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沭阳县人民检察院推动起草并由沭阳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的决议》,明确文身场所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任何人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强迫、劝诱未成年人文身。同时结合各行政部门的职能,对各部门在文身治理中的职责、任务进行规范,并对为未成年人文身的从业人员从信用记录等方面予以规制,提供可操作性规则,促进问题源头治理。
【指导意义】
(一)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监督范畴。文身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认知和辨别能力较弱,自护能力不足,对文身给自身成长和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缺乏预见和判断。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且侵犯行为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侵犯结果和范围可能随时扩大,应当认定为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在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亟待保护的情况下,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定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中国化表达。检察机关在处理关乎未成年人的问题时,要全方位考虑未成年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综合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健康发展需要,选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措施,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中,当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各部门、各方责任难以界定,但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或面临侵犯危险、公益亟需保护时,检察机关可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通过公益诉讼方式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检察机关可以结合个案办理推动健全制度、完善监管,促进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应当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充分履职。对于存在法律、政策不完善、行政监管缺失等问题的,检察机关可以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推动解决因行政监管有限性和社会事务复杂性造成的监管盲区,促进健全制度和完善管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施行)第十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五十五条(现为2021年修订后的第五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第五条、第十三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五条、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条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消除幼儿园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43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无证办学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要旨】
教育服务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但行政监管不到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充分履职。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可以综合运用不同类型检察建议,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过程中,应当推动行政机关选择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履职方式。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以来,福建省福清市音西街道等7个街道(镇)共有无证幼儿园16所,在园幼儿约1500人。16所幼儿园均未按规定配备消防设施,未经消防审批验收合格。其中部分幼儿园建在加油站、综合汽车站出入口、高压输变线电力走廊等危险路段,部分幼儿园直接租用普通民宅且在高层建筑内办学,部分幼儿园未经教育局审批擅自改变园址,部分幼儿园使用无资质车辆集中接送幼儿并超载,部分幼儿园玩教具配备、室内外设施设备、保健室设施、卫生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配置不达标。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3月,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三起“黑校车”危险驾驶案过程中,发现部分涉案幼儿园系无证办学,存在安全隐患。经调查核实,前述16所幼儿园无证办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批准发布的《幼儿园建设标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中关于保障幼儿园场所安全、办学许可证及幼儿园选址、消防等方面的规定要求。福清市教育局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虽多次发出《责令停止办学行为通知书》,并向相关街道(镇)发函要求取缔,但监管手段有限、处罚措施未落到实处,也未能有效推动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无证幼儿园所在街道办事处及镇政府未严格执行《福州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关于依法取缔无证幼儿园的规定,使部分无证幼儿园被检查时停办,检查后又复开。相关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使无证幼儿园长期存在,影响幼儿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教育权。
2018年4月,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向福清市教育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和镇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一是疏堵结合,妥善处理无证幼儿园。对缺乏基本办园条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无证幼儿园,依法关停、取缔,并妥善分流在园幼儿和从业人员。对经整改后有条件取得办园许可证的无证幼儿园,主动引导,给予支持,积极促进整改以达到获取办学许可证条件,确保在园幼儿安全、健康。二是科学规划,形成合理布局。科学测算辖区内学龄前儿童数量分布,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引导民办幼儿园合理布局,与公办幼儿园互补互惠。三是齐抓共管,落实主体责任。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组织专门力量负责对无证幼儿园实施动态监管、指导整改、依法取缔工作,并协调教育、卫健、消防、物价、食药监局等部门齐抓共管,形成治理合力。福清市教育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和镇政府表示曾多次对无证幼儿园作出行政处罚并采取取缔措施,但始终无法根治,这与当地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关,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协同治理,建议由市政府统筹协调。
为提高监督效果,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向福清市人民政府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市政府牵头,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通过落实责任主体和设定绩效考核指标等方式将无证幼儿园治理工作落到实处。检察建议发出后,福清市人民政府会同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召集相关街道(镇)、教育、公安、消防、安监等部门举行圆桌会议,制定联合执法方案,针对无证幼儿园选址布局、消防设施、校车营运、设施配备不达标等方面存在的隐患与问题,进行整改落实,同时明确各部门具体分工,全程监督联合执法进展。经整改,福清市教育局及相关街道(镇)回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3家经整改后符合办学条件的幼儿园已申请并取得办学许可,13家整改后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均已取缔关停,原在园幼儿已妥善分流至附近公办幼儿园或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持续跟进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定期走访、了解、调查无证幼儿园取缔后是否有反弹现象,并建议福清市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工作。
检察机关通过案件办理,既推动消除了幼儿园安全隐患,又妥善解决了幼儿就读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此后,福清市未再发现无证民办幼儿园,政府部门持续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公办幼儿园学额比为66%,较2017年上升6个百分点,全市普惠学额覆盖率达92.62%。
【指导意义】
(一)教育服务场所存在安全隐患,行政机关没有充分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照顾、看护等职责的教育服务场所,明知不符合办学条件,存在安全隐患,仍向未成年人开放,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面临风险,行政主管部门未依法充分履职,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侵犯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
(二)不同层级人民政府和多个职能部门均具有与涉案事项相关的法定职责的,检察机关可以向能够发挥统筹作用的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相关人民政府、行政部门未依法完全充分履职导致公益损害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履职。为提升监督效果,可以向能够发挥统筹作用的人民政府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人民政府对下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协调调度,形成治理合力。
(三)检察机关应当建议行政机关采用有效履职方式,推动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题实质性解决。行政机关对安全隐患无法消除的教育服务场所依法取缔关停时,检察机关应当建议行政机关疏堵结合、分类治理,根据未成年人及家长实际需要妥善安置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保障未成年人继续享有接受教育、照顾、看护、健康发展等权利,落实检察公益诉讼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正)第二十二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修正)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六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第二十一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二十一条)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44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线索发现 跟进监督 提起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现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消除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规范校园周边秩序,是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的重点领域。对于易发多发易反弹的未成年人保护顽疾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在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持续跟进监督,对于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全面、充分履职的,应依法提起诉讼,将公益保护落到实处。
【基本案情】
2018年秋季学期开学后,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沿河县”)民族小学等7所中小学周边存在流动食品经营者占道制售肠粉、炒粉、油炸土豆、奶茶等食品,供周边中小学生食用的问题。流动食品经营者在未依法办理食品经营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以车辆为餐饮作业工具,未配备食品经营卫生设施,未按规定公示健康证明,未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所售卖食品存在安全隐患,影响中小学生身体健康,同时占道经营行为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2018年9月,检察机关接到人大代表和家长师生反映,沿河县民族小学等学校周边存在流动食品经营者以车辆为餐饮作业工具,违法向未成年学生售卖食品的现象,影响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和校园周边秩序。获取该线索后,沿河县人民检察院经调查认为:流动食品经营者未经办理经营许可或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即以车辆为餐饮作业工具进行食品经营活动,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隐患,危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对校园周边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沿河县市场监管局怠于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导致食品经营者在中小学校园周边占道经营、制售食品的行为形成多发乱象,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遂决定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予以立案。
9月13日,沿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沿河县市场监管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依法调查处理城区学校周边的流动食品经营者违法经营行为。11月12日,沿河县市场监管局书面回复称,已取缔了所有学校周边以车辆为餐饮作业工具的食品经营活动,对校园周边环境联合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对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发现沿河县市场监管局在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虽采取了取缔、劝离等措施,但食品经营者以流动作业方式在校园周边向未成年学生制售食品的问题仍时常反弹,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犯状态。
(二)诉讼过程
2019年8月8日,沿河县人民检察院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向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沿河县市场监管局对城区校园周边无证食品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法,判决沿河县市场监管局对城区校园周边无证食品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依法履行职责。
12月27日,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沿河县市场监管局辩称,其不具有划定临时区域和固定时段供食品摊贩经营的职责,无直接管理流动食品摊贩的职权。沿河县人民检察院答辩指出,食品摊贩是食品经营者的类型之一。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内容,不应因食品经营者无固定经营场所而放松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贵州省食品安全条例》及市场监管局“三定”方案等规定,市场监管局承担食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职责,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管理,指导食品生产小作坊、小餐饮登记管理和食品小摊贩备案管理的职责,对违法情形应当由其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等。2020年8月1日,思南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沿河县市场监管局未提出上诉。
判决生效后,沿河县人民检察院持续监督判决的执行,并促成沿河县人民政府牵头制定《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城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组织沿河县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局、公安局、教育局、街道办事处开展城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加强法治宣传,划定经营区域,引导流动食品经营者进行备案登记、规范经营。该县中小学校园周边流动食品经营者的经营和生活得到保障,校园周边环境秩序和交通安全得到有效治理。
【指导意义】
(一)全面正确理解“履职中发现”的含义,多渠道拓展案件线索来源。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既可以在办理其他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也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交、新闻媒体反映以及法治副校长送法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参加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等渠道发现。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注意拓展未成年人保护案件线索发现渠道,通过依法履职,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工作重点。食品安全事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消除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维护校园周边秩序和交通安全,是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工作重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充分履职,致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被侵犯状态的,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分析研究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合理确定监督对象,以促使全面履职、有效整改。
(三)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应当持续跟进监督,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对于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等易发多发易反弹的未成年人保护顽疾问题,检察机关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后,要持续跟进落实。行政机关根据诉前检察建议采取了监督管理措施,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犯状态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或隐患尚未消除的,要结合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履职条件、履职方式、履职效果等进行综合分析,行政机关未依照法律规定全面、充分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诉讼。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修订)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第二十一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二十一条)
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45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社会支持体系 综合治理
【要旨】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易滋生违法犯罪,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推动行政机关落实监管措施。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作用,促进社会综合治理,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2019年以来,江苏省溧阳市所辖市区及农村地区部分网吧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问题。有的网吧未在入口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有的网吧经营者在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时未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并核对年龄,有的网吧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进入后,仍然使用成年人身份证帮助其开户上网,家长多次反映但未能得到解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9年11月,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孟某某盗窃案中发现,溧阳市辖区内多家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部分未成年人甚至通宵在网吧上网。溧阳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发放120份调查问卷、调查走访全市所有58家网吧等方式,全面了解辖区内未成年人随意进出网吧的数量和比例,发现120名受访未成年人中曾随意进出网吧未受制止的占32%。未成年人出入网吧影响身心健康,易沾染不良习气,甚至滋生违法犯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务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2020年3月2日,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市文旅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一是结合实际情况,处罚涉案网吧;二是联合相关部门,推动专项执法;三是发挥社会力量,加强监督宣传;四是加强监督管理,规范网吧经营;五是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文旅局对涉案网吧分别给予警告并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市文旅局、市公安局运用信息技术,联合推出双重严防系统,在全市所有网吧内全部强制上线运行,将网吧经营管理后台数据接入公安机关,实现对网吧运行数据的有效监控,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市文旅局在全市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清风行动”,通过定期通报、签订承诺书、“文明网吧”创建等形式,推动网吧规范经营。
5月2日,市文旅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提出进一步加强网吧监管的工作措施:一是严格审批,强化退出机制,对违法违规的网吧一律列入黑名单;二是对照标准,完善监管体系,会同公安机关建设信息化监管平台;三是依法管理,推进社会监督,聘请200余名市场监督员对网吧进行监督;四是定人定岗,实行网格监管,全市每个网吧均有对应的管理执法人员,进行滚动式巡查;五是严管重罚,在寒假、暑假和法定节假日开展专项治理。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文旅局、市公安局召开联席会议,从2020年6月开始开展三个月的“回头看”工作。检察机关将办案中发现的放任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情况,向妇联、关工委等通报,推动妇联、关工委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积极协同相关职能部门,链接司法社工、“五老”、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资源力量,推动构建常态化监管网络体系,有效防止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问题复发和反弹。溧阳市人民检察院注重延伸办案效果,扩大保护范围,牵头与市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团市委、卫健局、妇联等6家单位会签《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意见》,建立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推动形成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指导意义】
(一)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多次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行政监管不到位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监管履职。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以及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等,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甚至诱发违法犯罪。上述违规行为发现难、监管难、易反弹,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未依法充分履行监管执法职责的,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避免出现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诱发违法犯罪等危害后果。
(二)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作用,促进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检察机关在积极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责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优势,加强跨部门协同协作,引入并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和专业力量参与,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检察办案与社会化保护优势互补,促进齐抓共管和协同治理,以更强的综合保护合力,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正)第三十六条、第六十六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第二十一条(现为2020年修订后的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07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07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已作裁判的历史形成产权案件进行监督审查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对于推动依法平等保护产权,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对甄别和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迅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涉产权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2016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多渠道收集涉产权疑似冤错案件线索,逐一进行甄别审查,并指导各级法院依法甄别纠正了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案件,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目前已宣判。张文中案全案改判无罪,顾雏军案得到大幅度的改判。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门力量,对广东、山西、宁夏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等工作进行了实地督察,督促各地法院加大工作力度,将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引向深入。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护产权,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对各级法院的指导,统一思想,厘清认识,充分调动各级法院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继续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和纠正力度,着手启动第二批重大涉产权案件再审工作,不断释放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积极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在民事、行政、执行等多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积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十个必须”》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十个必须”》的通知
(法办发〔20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十个必须”》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1年11月11日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 十个必须”
一、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宗旨意识,筑牢政治忠诚,践行执行为民,严禁“冷硬横推”、“吃拿卡要”、作风不正;
二、必须强化纪法意识,严守纪律规矩,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弄权谋私、执行不廉;
三、必须严格遵守“三个规定”,严禁与当事人、律师不正当交往,违规干预过问案件;
四、必须高效公正执行,严禁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
五、必须规范文明执行,严禁违规评估、拍卖,超标的查封,乱执行;
六、必须严格把握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结案标准,严禁未穷尽执行措施而以终结本次执行方式结案、应恢复执行而不及时恢复;
七、必须全面实行执行案款“一案一账号”管理模式,具备发放条件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案款发放,严禁截留、挪用、超期发放;
八、必须接访即办,件件有录入、事事有回应,严禁敷衍塞责、程序空转、化解不到位;
九、必须深化执行公开,关键节点信息实时推送,严禁暗箱操作、权力寻租;
十、必须强化执行权监督制约,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严禁恣意妄为、滥用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以最高人民再审案件为契机加强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严惩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鼓励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文化繁荣,为营造平等有序、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和谐共赢的营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4月,为响应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各项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举措新要求。《意见》进一步强调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和不同国别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当事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
人民法院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建设。2014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及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2017年以来,南京等21个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集中管辖部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推动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职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2018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原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专利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保障了技术类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人民法院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法官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加大统筹协调和对下指导力度,推动各地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审判专门人才培养和储备规划,建立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各地法院以提升司法能力为重点,充分运用专题培训、专题研讨、在职培养、交流挂职、庭审观摩等形式,并推动知识产权法官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创新与完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优化了审判模式,有力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质效,促进了知识产权审判能力现代化。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除应当由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以外,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全面调整和统一明确了各级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目前,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部分商标民事案件和著作权案件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如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如仍不服,可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不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除此以外,对于不符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再进行立案审查。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后,当事人如不服一审判决,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提起上诉,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直接审理,对此判决或者裁定不服,还可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申请再审。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504件,审结1976件,比2018年分别上升174.26%和260.07%;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行政案件1066件和884件,比2018年分别上升70.83%和52.15%。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99031件,审结394521件,分别比2018年上升40.79%和44.02%;共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16134件,比2018年上升19.11%。其中涉大量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案件。如在今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与麦达可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王成刚、张红星、刘芳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268号〕,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48号〕等,均为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的案件,对依法平等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指引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工作,已连续十多年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和“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件"。各高级人民法院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也发布各地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自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01件指导性案件中,涉及知识产权类案件22件,占有较高比例。人民法院已建立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多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司法裁判中的指引作用,促进裁判规则统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依托四大平台落实审判公开。充分利用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关于您建议中提及的有关知识产权申诉案中选取代表性案件进行再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会积极研究,持续关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中小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案件,并适时进行调研和业务指导,加强典型案例的审理、发布、宣传工作,为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3〕13号 2023年2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附件:《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22〕46号)(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7日)
刘某损毁笔录、殴打法官案(辽宁)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18日上午,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某与其丈夫离婚纠纷一案。刘某因对法官张某制作的调解笔录内容不满,在法庭内公然将笔录撕毁,并连续追逐、殴打张某直到法庭之外,致使庭审被迫中断、张某经鉴定受轻微伤。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四)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在法庭审理期间,故意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其行为妨害了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正常活动和秩序,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沙河口法院于2016年6月判决:刘某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典型意义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审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案件,必须确保良好的法庭秩序。维护法庭秩序,就是维护法律权威、司法权威。法官在法庭内的主导地位是确保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制度依靠,法庭设施、诉讼材料是开展案件审理工作的物质基础。进入法庭的一切人员均负有尊重司法人员、遵守法庭规则、听从法官指挥的义务。实践中,一些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蓄意违反法庭规则,拒不服从法官指挥,有的故意破坏法庭设施、损毁诉讼材料,甚至公然挑战法律尊严,暴力侵犯他人人身安全,不仅导致正常的审理工作无法进行,还严重破坏了公共安全秩序。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将一些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增列为犯罪,强化了对法庭秩序的法律保障力度。《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维护庭审秩序。本案中,张某撕毁调解笔录、追打法官的行为已严重触犯刑律,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是正当的。
刘某1、刘某2聚众哄闹法庭、殴打法警案(浙江)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23日上午,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刘某等人聚众斗殴一案。在法警将刘某押解至法庭时,刘某的妹妹刘某1、刘某2等人起立鼓掌。面对法官和法警的劝说制止,刘某1、刘某2等人不仅拒不听从,反而变本加厉地鼓动喧闹,致使宣判被迫中止,刘某被法警带回暂押。刘某1、刘某2等人见状,强行闯入审判区域和羁押通道,围困、推搡、拉扯法警衣物。其间,刘某1持手机将前来劝阻的法警郑某头部砸伤,并伙同刘某2纠集部分旁听者不停打骂郑某及法警黄某,导致黄某全身部分软组织挫伤,郑某全身多处表皮剥脱。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九条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乐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1、刘某2不听从法庭指挥,伙同他人在法庭上哄闹,后又强行进入法庭羁押通道,推搡、拉扯、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二人的行为均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根据刘某1、刘某2各自行为情节,乐清法院分别于2016年5月、2016年3月判决:刘某1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刘某2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判处拘役六个月。
典型意义
旁听案件审理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公民的旁听权利,但同时公民也应当遵守旁听案件的纪律规范。在案件审理中,法庭内的区域被划分为审判活动区和旁听区,两区之间以栏杆等进行隔离。如此设置不仅是对法庭内的空间作出物理区隔,也是对参与案件审理活动人员各自的权利范围作出法律界定,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秩序,确保司法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务。旁听人员虽然并非案件当事人,但同样负有遵守法庭纪律的义务,没有规矩约束和规则引领,审判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就无从谈起。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庭规则》第十七条对法庭纪律作出了规定,其中明确在庭审活动中全体人员都应当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挥,尊重司法礼仪,不得鼓掌、喧哗,并且明确旁听人员不得进入审判活动区。但在实践中,一些旁听人员和诉讼参与人无视司法礼仪,有的不听劝阻,乱闯非审判区域,不仅扰乱了庭审秩序,也破坏了法院正常工作环境,有的甚至导致被告人脱逃、公共安全事故等重大安全隐患,严重损害法律权威。为此,《办法》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活动区域与法官办公区域的相对隔离原则,第十一条也对维护庭审秩序和机关安全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本案中,刘某1、刘某2作为旁听人员,故意违反法庭规则,不仅聚众哄闹庭审现场,致使公开宣判无法进行,而且强行闯入禁区、暴力袭击司法警察,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已经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故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刑罚。
黄某寻衅滋事罪案(江苏)
基本案情
黄某是闫某之母。2007年9月15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闫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该案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判。黄某不服一、二审判决,多次申诉信访。徐州中院、扬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对该案进行复查,均驳回黄某申诉。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查后决定对该案不提起再审。2012年至2014年5月期间,黄某因不满闫某案的复查结果,单独或者带其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先后数十次到徐州中院门前,采取身披状衣、使用高音喇叭播放录音等方式喧闹,干扰法院办公,并不断辱骂该案承办法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处理结果
2014年5月8日,徐州中院在充分固定证据后报警。徐州市泉山检察院于2014年7月14日向泉山法院提起公诉。泉山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判决:黄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司法公信是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基础,法官良好声誉是司法公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应当强化规则意识,形成尊崇法律、尊重法院、崇尚法官的法治观念。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在对诉讼结果不满时,不是通过正常渠道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而是在法院周边拉横幅、喊口号,聚众喧闹、散发材料,播放高音喇叭、招徕围观注意,严重扰乱法院办公秩序,或是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介上夸大事实、捏造谎言,侮辱法官人格尊严、肆意诋毁法院工作,甚至编演舞台剧大搞“行为艺术”向法院施加压力,以求达到其个人目的。这些错误行为不仅会妨碍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形成客观评价,也不利于全民法治观念的塑造,还会削弱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为此,《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分别对维护机关安全和维护法官名誉作出了规定。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对黄某判处刑罚,不仅是对其非理智行为的制裁,也是对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的积极维护。
党某侮辱法官被拘案(北京)
基本案情
党某原系某协会职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党某与该协会之间的劳动争议上诉案期间,上诉人党某在当庭提交的回避申请书中,多次使用“乌龟”“王八蛋”“乌星人”等贬损性语言,对之前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进行侮辱。针对党某的错误行为,法院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立即修改申请书内容并书面具结悔过,但党某拒不承认错误,态度嚣张。
处理结果
考虑到党某的学历、工作阅历、前后行为表现等因素,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使用贬损性语言侮辱审判人员是蓄意行为,主观恶意明显,性质十分恶劣,遂于2016年10月25日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法官履行法定职责,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结果的过程。当事人是否尊重法官,不仅关乎法官个人尊严,更关乎司法权威和法治底线。近年来,部分当事人由于对裁判结果不满等各种原因,通过诉讼材料、网络等各种媒介肆意贬损、侮辱、谩骂、威胁、诽谤,甚至跟踪和攻击审判人员的现象屡有发生,不仅让审判人员个人承受正常审理案件之外的巨大压力,也严重影响案件审理秩序,损害国家司法权威。本案中,法院果断实施司法拘留措施,既表明了依法维护司法权威的坚定决心,也通过加大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了审判人员的人格尊严。
上海某房屋征收公司妨害执行案(上海)
基本案情
因沈某申请执行陈某、上海某科技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等3人于2016年4月26日下午来到上海某房屋征收公司办公室,对被执行人上海某科技公司动迁经济补偿款予以执行。3名法院工作人员出示执行公务证、工作证,并发送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要求房屋征收公司协助扣留、提取上海某科技公司动迁款,遭到房屋征收公司职员拒绝。执行法官反复解释做工作,但该公司职员仍拒收相关文书。执行法官依法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留置送达,并按照规定拍摄留置送达过程。执行法官离开现场时,该公司数名职员将法院干警团团围住,勒令法官删除拍摄的视频资料;遭拒后又将3人扣留在该公司办公室达半小时,期间还不停辱骂、推搡法院人员,致1名法官助理手部挫伤,移动摄像仪被砸毁。后长宁法院组织执行人员和法警20人赶赴现场,将带头暴力扣留法官、砸坏器材的四名肇事人员带回法院。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规定,长宁法院认为:上海某房屋征收公司工作人员阻碍法院执行的行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该公司疏于对员工的教育管理,对造成本次暴力阻碍执行公务事件负有管理责任。长宁法院于执行当日对该公司四名肇事人员作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于2016年5月对上海某房屋征收公司作出了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决定。
典型意义
生效裁判的法律效力具有普遍性,不仅案件当事人应当尊重和履行,一切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负有配合、协助执行的法定义务。但在实践中,一些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往往以“内部另有规定”“涉及其他案件”“需要当地协调”等等各种托辞对法院执行工作故意设置障碍、百般推诿阻挠,有的编造虚假信息、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为其逃避执行提供便利,还有的甚至直接威胁、拘禁法院执行人员,严重妨碍执行工作开展,必须以国家强制力坚决排除一切妨害。本案中,上海某房屋征收公司作为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绝配合执行工作,围困、袭击法院工作人员,破坏执行公务装备,属于典型的妨害执行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罚。
曹某等寻衅滋事、非法变卖查封财产案(山东)
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立案执行曹某、曹某1等人与新泰市某建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2011年5月,曹某、曹某1等人通过竞拍取得新泰市某建材公司租赁权,但其以对新泰市某建材公司享有债权抵顶租赁费为由拒绝缴纳拍卖款。在新泰法院未出具拍卖裁定情况下,曹某、等于2011年6月擅自进入该公司生产,并将该公司内查封的一台振动筛、厂房钢构大棚、两台锤破机切割后变卖。2013年,新泰法院工作人员对曹某、曹某1等人非法占用的新泰市某建材公司依法采取了断电、强制腾退等措施,曹某、曹某1因此怀恨在心。为发泄不满,二人多次到新泰法院办公场所、宿舍区辱骂法院工作人员,并将被褥长期放在法院办公室拒不搬出,严重影响法官正常工作和法院办公秩序。其间,曹某还故意殴打新泰法院法警徐某,致徐某轻微伤。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曹某、曹某1为发泄情绪,多次辱骂、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曹某明知司法机关对相关财产已查封仍予以变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宁阳法院于2015年3月判决:曹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曹某1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是保证案件执行到位、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必要手段,非经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处置。为保障案件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法律对破坏执行措施的行为规定了多层次、多类别的处罚方式,刑法还将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对法院执行措施的尊重,就是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仅应当尊重生效裁判,也应当尊重法院其他审判执行措施。本案中,曹某等人明知司法机关对相关财产已查封仍予以变卖,严重妨碍了案件执行工作,且扰乱法院工作秩序,属于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民法院对其判处刑罚,是保障法律实施、维护司法权威的必要举措。
宿某扰乱法院工作秩序案(北京)
基本案情
宿某以进京信访为由,拒绝购买北京公交车票,与公交司机发生冲突,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宿某因此提起系列行政诉讼,因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宿某不服判决,于2014年3月21日下午,擅自闯入丰台法院办公区、进入承办法官办公室,要求复印案件开庭笔录及部分证据材料,导致办公室内其他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办公。承办法官将其劝离办公室后,宿某又在办公区楼道内大声辱骂承办法官达数分钟。后经法官劝导教育并与其约定领取相关案卷材料时间,宿某方才离院。3月24日上午,宿某依约再次来到丰台法院,在等待过程中,再次长时间高声侮辱谩骂该院行政庭副庭长和承办法官,并频繁敲击审判区域与办公区域之间的玻璃门,严重影响法院工作秩序。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以哄闹、冲击法庭等方法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丰台法院认为,宿某严重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侮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于2014年3月24日决定对宿某司法拘留15日。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良好的工作秩序是司法人员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法院内的区域属于公共场所,进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公共规则。自觉维护国家机关工作场所秩序,是公民参加公共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然而近年来,在立案大厅、信访接待室、诉讼服务中心、电梯间、楼道间和工作人员办公室等法院公共区域内喧哗吵闹,甚至公然侮辱、诽谤、殴打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毁损法院公共设施和办公物品等行为时有发生,不仅对其他公民参与诉讼活动造成干扰,也妨碍了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办法》第十条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的立案信访、诉讼服务、审判区域应当与法官办公区域相对隔离,配备一键报警装置,而且应当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配备相应设备,提供专门接待场所,强化依法履职的设施装备保障措施。本案中,宿某擅自闯入法院办公区域及法官办公室,用污言秽语辱骂承办法官,人民法院根据其行为对其予以制裁,不仅是为了维护法院正常工作秩序,也是为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营造正常工作环境的必要举措。
宋某诬告陷害案(河南)
基本案情
宋某因交通事故纠纷于2009年10月19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李某强支付宋某各项损失9万余元。由于李某强未履行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宋某向法院申请执行。由于李某强一直未到案,经查找其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先后申请救助基金5万元发放给宋某。后经对担保人李某军(李某强父亲)采取执行措施,李某军交纳了执行款3.8万元。加上此案在审理期间已向宋某发放救助金1万元,截至2014年4月30日,宋某领取案件款项达9.8万余元,已实现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宋某亦向法院出具结案证明。
2014年6月3日以来,宋某多次向市区两级纪委、党委政法委、检察院、新华社等单位领导发送举报信息,称二七区法院工作人员孙某宁、李某欢克扣、截留其执行款4.5万元,意图使其受到刑事追究。2014年6月5日,二七区纪委接到市纪委转来的署名短信举报后,立即成立调查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核实。经查,并未发现孙某宁、李某欢有任何克扣、截留执行款项的行为。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新郑市人民检察院对宋某依法提起公诉,新郑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宋某捏造犯罪事实、意图陷他人于刑事追诉之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故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判决宣告后,宋某不服,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提升司法公信力不仅要求司法案件的结果公正,也要求司法人员的形象符合中立、公正的客观标准。司法人员的社会声誉是司法机关公正形象的重要载体,恶意贬损法官形象就是诋毁司法公信。当事人对裁判结果或者法院工作人员司法作风不满,可以通过上诉、申请再审、信访投诉举报等多种合法途径反映情况、表达诉求,但决不能毫无根据地随意指责司法人员贪腐或有其他犯罪行为。没有确凿证据,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轻易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提出性质严重的指控,不仅是对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格污蔑,也是对司法公信的恶意破坏,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肆意侵犯。《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其所在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维护法官良好声誉,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本案中,宋某故意捏造事实、进行虚假告发,导致有关单位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给司法人员工作造成巨大压力、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刑罚,不仅是对法院干警的关心爱护,也是为司法人员依法履职提供制度保障的必要举措。
张某威胁法官案(江苏)
基本案情
因与邢某典当纠纷一案,江苏某典当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高淳法院对被执行人邢某的抵押房产进行拍卖,涉案房产在第三次拍卖时成交。高淳法院依法通知邢某将拍卖房产腾空。2016年5月18日,案外人张某通过手机与执行法官通话,称其为邢某的亲戚,但未透露姓名,并扬言“你作为一个高淳人,你走在路上当心点。你也是有家人的,不好好处理这件事,你将邢某的房子强制处理了,我就到你家里去。”5月19日,经多方查找,威胁法官的张某被带至高淳法院。经询问,张某承认其实施威胁行为的事实。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高淳法院认为,张某行为属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于2016年5月20日决定对张某司法拘留五日。后张某经教育真诚悔过,向法院出具悔过书,高淳法院提前对其解除司法拘留,并决定对其罚款三千元。
典型意义
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必须确保其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如果司法人员需要屈从于威胁才能换取自己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那么法律的正确实施、裁判的公平公正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司法人员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必须切实保障本人及其近亲属的正当人身权利。近年来,一些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因不满诉讼结果,向法官随意发泄不满情绪,无理纠缠、侮辱威胁甚至直接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还出现了如电话恐吓,邮寄危险物品,微信、微博辱骂等各种侵害法官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虽然只是个别人员的偶发行为,但却给正常履职的司法人员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挥之不去的安全压力,不仅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日益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为此,《办法》第十四条、十五条明确了对法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措施。本案中,张某用电话恐吓的方式对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发出威胁,已经构成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处罚是完全必要的。
叶某辱骂、殴打执行法官案(福建)
基本案情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涂某与被执行人叶某、严某保证合同纠纷,和申请执行人叶某1、徐某与被执行人叶某、严某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中,依法冻结查封了叶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股权等财产,并将叶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6年4月12日晚,叶某在浦城县永辉超市购物时,碰巧遇到该案承办法官带着6岁的女儿也在购物,于是上前找承办法官理论。承办法官见其情绪激动,告知其现在是休息时间,叶某可于次日上班后到法院面谈。叶某不听劝解、立时恼羞成怒,当即在超市内高声辱骂并推搡、揪拽该承办法官,致其6岁幼女突然受到巨大惊吓,嚎哭不止。直到该承办法官万般无奈、报警求助,叶某才悻悻离去。
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浦城法院认为,叶某的行为构成对法院工作人员的侮辱和打击报复,于2016年4月决定对叶某某司法拘留15日。
典型意义
司法人员不仅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拥有家庭和亲人,同所有人一样分享着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他们也同样脆弱、易受伤害。伤害法官,最终伤害的是法治。近年来陆续发生的湖北十堰中院4名法官遇袭,马彩云法官遇害等伤害法官事件,极大挫伤法院工作人员职业感情,严重挑战法治和法律权威。个别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法院工作人员实施报复伤害,呈现出由工作时间向业余时间、由本人向其近亲属弥漫的态势,更加凸显了将对司法人员的履职安全保障范围适度扩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办法》第十四条明确了法官因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人或其近亲属遭遇恐吓威胁、滋事骚扰、跟踪尾随,或者人身、财产、住所受到侵害、毁损的,其所在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派员采取保护措施,并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五条明确了法官执行审判任务时的保护措施。本案中,叶某因财产被查控而迁怒于承办法官,在业余时间、于公共场合公然袭击法官,给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人民法院对其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施是对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及时维护,不仅正当,而且十分必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督促整治非法采矿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督促整治非法采矿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3年6月28日)
目 录
1.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非法采矿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江西省萍乡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3.河北省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4.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治理洪水沉积砂及灾毁地复耕行政公益诉讼案
5.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6.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7.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诉左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8.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某某、王某甲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9.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诉彭某某等五十五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1.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非法采矿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生物多样性 同步修复 鉴定与专家意见
【要旨】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与关联刑事案件协同推进,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赔偿情况作为刑事案件量刑参考。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借助专家力量进行论证,在明确具有损害事实但无法量化评估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结合案件情况,根据专家意见对损害结果提出酌定意见向法院起诉。
【基本案情】
南京老山林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临长江,北枕滁河,生物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生态价值。2015至2016年期间,王某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炮头机、挖掘机等机械在老山林场原老宕口内非法开采泥灰岩、泥页岩等矿产资源78147吨。2017年至2018年期间,王某某利用在南京市浦口区北沿山大道施工,在施工红线外非法开采灰岩、泥灰岩、泥页岩等矿产资源89368.7吨。
【调查和诉讼】
2019年9月,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浦口区院)在办理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刑事案件中发现本案线索,立即立案审查。后因考虑该案社会影响较大,遂将线索移送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京市院)办理。
南京市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委托鉴定机构就非法采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2020年3月鉴定机构出具评估报告,认为生态环境损害包含生态资源经济损失、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经济损失、修复期间生物多样性价值损失三部分。南京市院邀请生物多样性领域专家对鉴定意见进行论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报告较为科学,但未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影响进行评价。南京市院遂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补充评估。同年5月,鉴定机构出具补充意见,增加了对鸟类生态价值损失的评估,认为非法采矿行为对哺乳动物栖息地造成损害的事实存在,但因无相关研究依据,无法量化。南京市院认为损害客观存在,即综合考虑该区域植被覆盖率、所在位置以及人类活动对区域影响等因素,酌情按照其他生态环境损失总和的1%量化损害。
2020年9月10日,南京市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令:王某某赔偿矿山及植被生态损害修复费用共计1893112元,支付损害评估事务性费用400000元。检察机关在实地勘查时了解到,属地政府已根据自然资源部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要求对涉案两地开展修复工作,考虑到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可与已开展的修复工作相融合,南京市院在庭审中提出了具体修复方案,建议法院在判决时直接明确生态环境赔偿金用于两个修复工程。
2020年12月4日,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案件审理,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王某某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93112元(已缴纳)承担赔偿责任,并明确赔偿款项的具体用途:1498436元用于两个修复工程使用,394676元用于两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同年12月20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关联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对王某某积极修复生态的态度以及赔付情况予以认定,并作为量刑从轻的情节。
截至2022年6月,案涉两处非法开采点均已完成生态修复工作;经过专家论证,生物多样性恢复工作也在进行中。
【典型意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是要求生态破坏者承担侵权责任,使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并引导其主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重要。民事案件先于刑事案件判决,将违法行为人积极修复受损生态作为刑事判决的量刑情节,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
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除矿产资源、水土流失等外,还需考虑开采区域的林草、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全方位生态要素及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在某些方面损失明确但尚无法计算时,检察机关可参考专家意见,根据破坏程度等酌情提出诉讼请求。
2.江西省萍乡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矿产资源保护 超范围开采 提级办理 指定提起诉讼
【要旨】
行政机关对超出批准范围采矿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不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整改,弥补矿产资源保护的行政监管漏洞。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20年间,江西省上栗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查处了11起超出批准范围非法采矿案件,所有案件均存在未依法责令企业赔偿矿产资源损失、未依法核算企业违法所得、未督促企业依法恢复和治理地质生态环境的问题,且绝大部分案件存在降低罚款幅度情形,导致国家罚没款损失3000余万元,700余亩矿山地质环境未予修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根据江西省环保督察和江西省扫黑除恶督查反馈的问题,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萍乡市院)通过线索摸排,发现上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上栗县资规局)在查处上栗县某采石场等11家企业超出批准矿区范围采矿案件中,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考虑到案涉矿山企业多、金额大,可能涉及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且辖区群众对非法采矿问题反映强烈,萍乡市院决定提级办理,于2020年9月15日对上栗县资规局立案调查。
立案后,萍乡市院分别向上栗县资规局、税务机关调取了行政执法案卷、涉案企业非法采矿期间增值税发票开具情况等证据。调查查明,在对11起案件处理过程中,上栗县资规局存在如下履职不当情形: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江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责令涉案企业赔偿矿产资源损失;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的规定,查证非法开采矿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而直接采用价格认证或根据企业主自述价格核算违法所得;根据《江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江西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部分案件在法定罚款幅度之下进行罚款;未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的规定,监督涉案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2020年11月19日,萍乡市院向上栗县资规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涉案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涉案企业赔偿矿产资源损失,并对矿山进行修复治理。收到检察建议后,上栗县资规局仅对部分案件未在法定罚款幅度下进行罚款予以认可,依法下达了补缴罚款通知书,并督促涉案企业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对采矿区域限期复垦复绿。但对于是否应当责令涉案企业赔偿矿产资源损失和依据何标准赔偿,以及以何依据核算违法所得,上栗县资规局存有异议。对此,萍乡市院通过主动走访、召开专题会商会、公开听证会等方式多次沟通督促,但上栗县资规局仍不采纳检察建议相关要求。
【诉讼过程】
为减少办案干扰,保障案件诉讼工作顺利进行,萍乡市院指定芦溪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芦溪县院)对该案提起诉讼。2021年9月30日,芦溪县院按照审判机关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向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上栗县资规局对11个非法采矿案件未完全履行监管职责违法;判令其依法作出责令赔偿决定、依法重新核算并作出罚没决定以及监督涉案矿山完成地质环境修复。
法院审理期间,上栗县资规局按照检察建议开展整改,要求企业新增赔偿损失147.15万元,对企业新增罚款2397.61万元并责令修复矿山600余亩。2022年5月27日,芦溪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听证人员一致认为,上栗县资规局在诉讼期间进行了部分整改,对11个非法采矿案件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其中8座矿山已完成生态修复,另外3座关闭矿山因需要闭坑处理尚未完成修复。2022年6月28日,芦溪县院综合参考听证意见,依法变更诉讼请求,诉请上栗县资规局对尚未完成生态修复的3座矿山继续履行监管职责。6月29日,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上栗县资规局按照判决严格督促矿山企业认真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工作。目前,案涉3座矿山已复垦复绿。
【典型意义】
对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可以提级管辖。行政机关对违法情形始终存在分歧,无法达成一致认识的,可诉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行政机关在法院审理期间作出部分整改的,检察机关可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对整改情况进行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撤回起诉或变更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尚未整改到位的,应继续以诉讼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3.河北省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违法占地建厂 督促全面履职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要旨】
检察机关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时,针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职权下放、权责空档等情况,通过召开磋商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正确理解“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及相关法律法规,多项行政执法权下放至乡镇或街道办,行政机关仍负有行业监管权,厘清法定职责,防止出现执法权下放后无人监管的“真空”地带。
【基本案情】
2017年,河北省涉县A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占地约2000平方米建设砂石破碎厂,在周边山体盗采石英石进行生产加工,获利6万余元。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县自规局)和辽城乡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职,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3月,河北省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涉县院)接到举报线索后,初步调查发现,A公司自2017年开始,在未取得用地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占地建厂,非法开采矿石。3月17日,涉县院分别对县自规局和辽城乡人民政府立案调查。
为了厘清行政执法权下放后,行政机关和乡政府的监管职责,2022年3月18日,涉县院邀请县自规局、涉县辽城乡人民政府召开磋商会,参会人员围绕针对行业监管权、乡镇监管权和行政执法权等争议焦点,展开了讨论。涉县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参照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事项的通知》的规定,通过释法说理,进一步厘清了相关部门的法定职责,使县自规局认识到作为土地、矿产资源监管部门,其对违法占地和非法采矿行为负有监管职责;使乡政府认识到其对违法占地和非法采矿行为有行政处罚权。并在现场向县自规局和辽城乡人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自规局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建议辽城乡人民政府依法履行行政处罚权,责令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土地原状,并对受损林地进行生态修复。
县自规局及辽城乡人民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整改,依法拆除违法占地的厂房,没收违法行为人非法采矿违法所得61296元,并处罚款12259.2元。并于2022年5月16日书面回复检察机关,相关责任人已处罚,采矿坑已填埋。
涉县院跟进监督发现,涉案砂石破碎厂房虽已拆除,但仍有部分弃料随意堆放,采矿坑回填较浅,土地未完全恢复原状,受损林地生态未全面修复。
【诉讼过程】
2022年6月15日,涉县院依法对县自规局和辽城乡人民政府向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两被告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起诉后,辽城乡人民政府在县自规局的全面配合和指导下,制定了生态修复方案,督促A公司对采矿坑进行回填并对被毁林地进行补植复绿,共种植树木5700株,复植补绿17.68亩。鉴于两行政机关已全面履职,诉讼请求全部实现,8月19日涉县院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8月30日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县自然资源局以此案为契机在全县开展非法采矿专项整治活动,对县域内废旧矿山进行补植复绿和生态修复,采矿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行政机构改革后,行政执法权向基层扩展,多项行政执法权下放至乡镇或街道办,虽有效解决了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执法监管难题,但部分行政机关也产生了执法权下放后就可“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检察机关通过磋商、制发检察建议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使行政机关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有效化解行业监管权、乡镇监管权和行政执法权交叉等治理难题,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贡献检察智慧。
4.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治理洪水沉积砂及灾毁地复耕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洪水沉积砂监管 灾毁地复耕 基层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对洪水沉积砂监管及灾毁地治理等资源保护新课题进行积极探索,通过办案并结合基层治理实际,厘清洪水沉积砂监管主体并督促其依法履职,有效保护了国有自然资源。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7日至20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嘉陵江一级支流涪江沿岸的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段岸线和近千亩土地被淹没。洪水消退后,部分沿江河岸、土地表面沉积了大量河砂,富金村蔬菜基地等区域土地及河岸上沉积河砂约130万吨。当地村民、土地承租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等私挖滥采洪水沉积砂并进行销售,导致洪水沉积砂资源被非法侵占,耕地灾毁后又因人为采砂被进一步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接上级检察院通报长江非法采砂破坏国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线索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重庆市一分院)、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经初查发现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存在非法采挖洪水沉积砂情形,重庆市一分院于2021年7月20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经调查,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富金村涪江沿岸被洪水沉积砂覆盖土地均为耕地,因2020年“8·17”洪灾导致灾毁土地面积达474.69亩。土地上覆盖的沉积砂绝大部分已被当地村民及其他社会主体等以自发清理、恢复耕作条件等为由私自采挖、销售,采挖沉积砂导致地表出现六七米深的坑凼和沟壑。经生态环境资源专家现场踏勘并出具勘察意见认为:地块可见明显的人为扰动痕迹,清运砂石行为导致地块地形地貌发生较大改变,增大了后续复垦难度、可能造成周边耕地坍塌损毁、影响后续复垦后土壤结构与质地。
在行政监管履职上,属地水利部门认为,因洪水沉积砂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故不属水利部门的监管范围;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认为,洪水沉积砂未列入矿产资源目录,是否系矿产资源或其他自然资源存在疑问,介入监管依据不足;公安机关则认为因资源性质和行为性质难以界定,打击处理难度较大。故属地行政机关均未开展有效行政监管。
重庆市一分院结合自然资源属性和相关法律法规,审查认定,洪水沉积砂系洪水裹挟积淀而成,具有跟河砂相似的性状和经济利用价值,属国有自然资源;灾毁土地原系耕地,正在遭受进一步的人为破坏。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自然资源和耕地均有保护职责。2021年8月27日,重庆市一分院向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全面履职,对洪灾损毁土地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及时组织实施损毁土地的整治复垦工作。
由于整治工程庞大复杂,治理难度大、周期长,加上汛期等原因需分期实施整改。2021年10月26日、2022年5月23日、2023年1月13日,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照整改方案和步骤三次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重庆市一分院多次开展回头看,发现洪水沉积砂得到有效监管,私挖滥采情形已消除,资源利用由国有平台公司统一管理。在本案的推动下,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合川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补位机制、重庆市洪水沉积砂管理制度,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本案成功探索了洪水沉积砂监管及灾毁地治理等涉农、涉资源问题的基层治理新课题,以厘清洪水沉积砂的国有自然资源属性,通过公益诉讼履职,促进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从“缺位不管”到“补位都管”,探索建立了具有示范效应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缺乏监管主体时的所有者补位管理机制,并积极推动将灾毁地保护纳入了地方立法程序。
5.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采矿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要旨】
检察机关利用数字赋能监督,通过分析研判,创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着力破解非法采矿数量固定难、销赃地点隐匿等行政执法难题,融合“公益诉讼+刑事”检察职能,联合多部门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形成数字“智治”强大合力。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吴某等人在浙江省嵊州市浦口街道三塘村胡公庙自然村原砖场地块开设砂石洗筛场。9月30日至12月30日期间,吴某等人未经批准,非法开采嵊州市棠头溪村桃花渡地块砂石资源,经洗筛后对外销售。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初,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嵊州市院”)组织开展砂石资源领域专项监督活动,并对嵊州市浦口街道工作人员反映的非法采矿案件线索进行摸排。经调查发现,由于涉案桃花渡地块为沿江洼地,非法开采人员采取先挖优质毛砂后填入渣土的方式,盗掘矿产资源,违法行为隐蔽性极强,打击难度极大。
为此,嵊州市院成立专案组,根据《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利用运输矿产资源的重载货车总质量普遍超过12吨,应当安装并正常运行卫星定位装置的规律特征,研发了非法采矿监督模型(以下简称“监督模型”),通过可视化拟合涉案车辆运行轨迹,还原矿产资源真实非法外运路径,精准计算非法外运矿产资源的总车次数,预估非法开采总量。经监督模型分析,在吴某非法采矿案件中,非法外运毛砂至同街道三塘村一处砂石洗筛场共计491车次,造成国家矿产资源严重流失。
模型研发期间,嵊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自规局”)于2022年2月11日,对吴某非法采矿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于同年3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吴某从浦口街道棠头溪村桃花渡地块非法开采毛砂140车次,责令停止非法采矿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880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1760元。
专案组随即向自规局调取了全部案卷材料,审查认为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是认定的非法外运毛砂车次数仅为140车,比大数据模型认定的491车次少;二是认定从涉案桃花渡非法外运的单车重量少;三是存在以罚代刑的可能。
2022年4月1日,嵊州市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根据调查查明的事实,5月7日向自规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查清涉案人员违法事实,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7月6日,自规局书面回复,监督模型分析统计涉案地块非法外运毛砂的车次数,与现场查获运输台账记载的时间和次数基本吻合,能够证实运输台账记载内容客观真实,重新查实吴某等人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价值达62余万元,已依法将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嵊州市院公益诉讼部门将非法采矿的刑事案件线索及时移交本院刑事检察部门,并将在调查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移送市纪委监委。
嵊州市院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自规局联合出台《关于非法采矿数字“智治”的意见》,明晰部门职责,实现数据协同、模型共享,破解非法采矿领域监管难题,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已应用监督模型办理了多起非法采矿案件,挽回国有矿产资源价值350余万元。
【典型意义】
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难题,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运用车辆轨迹数据等信息,研发大数据监督模型,把数字技术应用于线索搜集、分析研判、调查取证等环节,并联合行政机关,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协同、模型共享,推动多部门建立长效机制,加速实现非法采矿领域数字“智治”。
6.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开采页岩 新媒体线索 检察建议转化政协提案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发现案件线索,运用诉前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与民事责任。并将检察建议转化为政协提案,推动开展行业专项整治。
【基本案情】
杨某某于2016年10月12日注册成立新化县某某养牛专业合作社。从2020年7月开始,杨某某在湖南省新化县桑梓镇石皂岭山场以建养猪场的名义先后在桑梓镇人民政府、县发改局、县林业局、县生环局办理了相关手续,但未取得采矿许可。杨某某于2020年10月份开始施工,刘某某、扶某某于2021年4月份投资入股。2021年6月24日左右,杨某某等人在施工处采挖出页岩(俗称“黑土”),因杨某某曾因盗采页岩被行政处罚过,便与刘某某、扶某某商议决定先向政府报告集中处置挖出的页岩。杨某某向新化县自然资源局报告请求同意现场找空地摆放页岩以待处理,后新化县自然资源局、桑梓镇人民政府等工作人员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杨某某等人继续借平整土地的名义采挖页岩,直至2021年7月22日被责令停工。
2021年7月16日,新化县自然资源局对杨某某等人采挖的8064.42吨页岩先行登记保存。经新化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后,新化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县财政局原所属事业单位)与县集中整治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化县整治办)组织拍卖该批页岩。曹某某在刘某某的授意下以25.5万元的价格中标,实际出资人为刘某某。此后,杨某某等人将拍得的8000余吨页岩进行了销售,销赃数额达百余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14日,环保志愿者“湖南小武哥”(现已成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益心为公”平台志愿者,提供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数十条)发现石皂岭山场非法采矿的违法行为,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发布案件线索并直接@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官方账号。省、市两级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将案件交办至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化县院)并挂牌督办。
新化县院接到案件线索后立即开展了调查,通过无人机现场航拍,调取书证、询问证人证言等方式,查明矿产资源被盗采和林地毁损的事实,同时查明了新化县财政局组织的拍卖会不规范,且拍卖的物资未经行政机关依法没收或追缴;新化县桑梓镇人民政府未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对非法采矿和破坏林地行为监管不到位;新化县林业局对杨某某等人非法损毁林地行为未及时查处并督促其恢复植被。由于上述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化县院于2022年6月21日分别对新化县自然资源、林业、财政部门及属地镇政府立案。
经前期全面调查,新化县院于6月23日向新化县自然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依法查处杨某某等人的非法采矿行为;于6月24日分别向新化县桑梓镇人民政府和县财政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桑梓镇人民政府协同各职能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建议县财政局对行政机关处置罚没财物程序、方法进行严格审查,并依法处置;于7月1日向新化县林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督促新化县某某养牛专业合作社及时有效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上述行政机关分别于2022年8月15日至8月31日按期回复,整改效果显著。自然资源局依法查处了杨某某等非法采矿的违法行为,林业局依法查处了破坏林地等违法行为,财政局纠正了矿产资源拍卖程序瑕疵。对违法者无力赔偿或者违法主体不明的,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及时代为治理、修复生态环境,石皂岭山场种植、修复松柏树1万余株、草皮及山林18000余平方米。
新化县自然资源局将杨某某等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件3人。截至目前,新化县院已对杨某某等3人非法采矿案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新化县院将案件办理情况向党委政府汇报,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新化县整治办于2022年6月28日制发《新化县打击非法采矿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新化县院以此为契机同步开展了非法采矿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立案办理27件公益诉讼案件,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线索7件、纠正行政违法线索1件,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违纪违法线索2件。
新化县院于2022年10月17日向新化县自然资源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同时抄送县人大常委会,依托双向衔接转化机制,县政协委员将检察建议内容转化为政协提案。2023年2月1日,娄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打击非法违法采矿行为有奖举报的通告》等,推动全市深化整治非法采矿。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借力抖音短视频软件等新型网络媒体,将环保志愿者吸纳为“益心为公”志愿者,畅通线索发现渠道。综合发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并将检察建议转化为政协提案,将办案效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7.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诉左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开采灰岩 侵权责任区分 生态环境整体修复 “林长+检察长”机制
【要旨】
针对不同侵权人在不同时间段累积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依法区分确定被告侵权责任,促进被告积极履行赔偿责任。在受损山体多数责任人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有效、整体修复,推动与相关部门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以机制建设促责任落实。
【基本案情】
2019年,左某某等未经许可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东渴马村北侧鲍家峪山体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售卖牟利,造成该处山体大面积不可逆性损坏。该地长期存在非法采矿现象,违法犯罪分子夜间作业,隐藏机械,和执法人员打“游击战”,大量违法犯罪行为未被查处,而且引发“破窗效应”,该地山体破坏、扬尘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环境问题愈演愈烈。
【调查和诉讼】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中区院)在办理左某某等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发现本案线索,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4月13日发出诉前公告。
因受损山体系不同侵权人在不同时间段累积造成,为确保过责相当,明确左某某等的侵权责任,市中区院聘请专业人员现场勘验,对受损山体进行区块划分,并经左某某等现场确认具体破坏面积后,依法委托专门机构鉴定评估,确定因本案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治理工程费用为522781.5元。
2020年9月1日,市中区院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左某某等对其破坏的山体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如不能修复,连带承担环境治理工程费用522781.5元。2021年1月13日至15日,市中区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左某某等表示认罪认罚。8月4日,市中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左某某等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522781.5元。左某某等未上诉。判决生效后,左某某等积极履行了赔偿责任,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上缴至指定账户。
受损山体处于所在山脉的主要排水通道,破面裸露,存在稳定性差、水土流失等地质问题,不及时治理极易发生次生灾害。为此,诉讼期间,市中区院多次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地质专家到现场实地勘察、座谈交流,共同商议制定修复方案。由于其他山体破坏责任人已无法确定,市中区院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人灭失的,由矿山所在地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使用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政府专项资金进行治理恢复。”以及《济南市山体保护办法》第二十二条“山体修复治理应当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开发谁修复、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确定责任人。无法确定的,由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修复治理。”之规定,主动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进行磋商,督促其对案涉受损矿山在内的山体进行整体修复治理,以渣石内倒、毛石挡土墙砌筑方式稳定边坡,消除地质灾害,并种植乔木、灌木、地被等,受损山体的地质环境现状得到极大改善。
山体修复完成后,市中区院与林业部门召开座谈会,督促林业部门加强受损山体的植被种植,增加植被覆盖率,并会签《市中区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协作机制,增强共护绿水青山的工作合力。
【典型意义】
环境破坏现状系不同侵权人在不同时间段累积造成的,检察机关区分并明确被告侵权责任,保证过错与责任相当,在打击犯罪、震慑不法行为的同时,依法维护被告合法权益,有助于被告认罪认罚并积极履行赔偿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无法确定的部分,检察机关积极督促政府履行先行修复职责,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及时、有效、整体修复。
8.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某某王某甲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引导侦查 遥感检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
【要旨】
针对非法采矿案件,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端口前移,以公益调查引导刑事侦查。以案件办理为契机,推动出台地方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至8月,王某甲伙同王某乙、赵某某(在逃),在张某某的帮助下,借实施王平镇110千伏变电站盗采点修复项目之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盗采叶蜡石。2021年4月,王某甲纠集高某某、王某乙、黄某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吕家坡村私挖盗采叶蜡石,同期还伙同王某乙等盗采叶蜡石。上述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矿产资源损失、生态环境破坏。
【调查和诉讼】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门头沟区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履行审查逮捕职责时,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并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2021年9月6日门头沟区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于次日发出诉前公告。
案件中违法行为人借修复工程的合法外衣掩盖非法采矿的目的,同时买通保安队长为盗采行为作掩护,犯罪手段非常隐蔽。为确定损害结果,门头沟区院公益诉讼部门委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2021年4月发现的非法盗采点为圆心、方圆1公里为半径、时间跨度为1年,进行遥感检测。遥感影像不仅显示了2021年4月发现的矿坑面积变化和矿坑形成时间,还显示出了2020年5至8月间变电站附近矿坑的变化,且变动面积较大。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将《检察公益诉讼遥感综合应用监测分析报告》分享给刑事检察部门,共同以遥感影像为依托引导侦查机关调取2020年盗采点项目修复施工合同,固定证人证言、最终攻克了犯罪嫌疑人和具体组织实施人员,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追加认定了2020年非法盗采叶蜡石484.49吨的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
2021年9月10日,门头沟区院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风险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环规院)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案涉矿坑所需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42924.7元,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费用47354.62万元。
公告期满后,2021年11月23日,门头沟区院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王某甲、王某乙连带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费用742924.7元,连带承担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47354.62元;高某某、黄某某对其中的171753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6529.44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张某某对其中的544060.33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7630.13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判令五被告连带承担门头沟区院为诉讼支出的委托鉴定费用60000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门头沟区院与王某甲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王某甲自愿承担修复生态及鉴定的全部费用共计85.03万元。2022年7月7日,门头沟区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予以司法确认。上述费用王某甲已全部缴纳。
为确保赔偿金额充分用于生态修复,门头沟区院就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收取、管理和生态环境修复问题主动寻求区委政法委支持。经区委政法委和区政府批示,门头沟区院会同区财政、区规自部门就生态损害赔偿资金的收支和管理工作办法召开协调会并形成意见,赔偿义务人缴纳的生态损害赔偿资金进入法院执行账户后再通过区规自部门以政府非税收入的形式全额上缴国库,并由规自部门申请组织实施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现赔偿义务人缴纳费用全部收缴到位,大部分生态环境已得到修复,后续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以该案办理为契机,门头沟区院联合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推动出台《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收取、管理、使用进行了积极探索。
【典型意义】
针对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案件,检察机关充分利用遥感影像等科技手段调查收集证据,并引导刑事案件侦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实践融合履职。同时,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在不减损诉讼请求,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基础,同被告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节约了司法资源。
9.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诉彭某某等五十五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砂 共同侵权 惩罚性赔偿 分批起诉
【要旨】
对于多人参与的非法采矿破坏生态行为,检察机关深入调查、分批起诉,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被告在各自侵权损害范围内按比例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同时以生态资源损失为基数,提起破坏生态环境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恶意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违法成本。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彭某某等人出资购买四艘船并改造成吸砂泵船,形成了以彭某某为首、陆某某等人为固定成员、刘某某等人为一般参与者共五十五人的非法采砂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长期盘踞在安徽省芜湖市东梁山一带长江水域,大肆盗采江砂,形成集盗采、运输、销售为一体的非法产业链。案涉采砂水域有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活动且毗连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法盗采威胁江豚生存环境。
【调查和诉讼】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芜湖经开区院)在履行审查批捕职责时获取该线索,刑事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介入侦查,于2021年7月6日、2022年6月13日决定对彭某某等二十九人及周某等二十六人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分别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依法履行公告程序。
芜湖经开区院通过调取涉案刑事案件材料、走访调查、委托鉴定等方式,查明,彭某某等人非法采砂170048吨,价值4602996元。芜湖经开区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非法采砂行为导致的江砂资源和河床结构等损失进行评估,经评估,非法采矿行为造成河床原始结构受损94550.07立方米,水源涵养减少50913.32立方米,建议采用工程手段恢复河床原始结构及水源涵养量,共需5149997元;造成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恢复费用90680元。
芜湖经开区院认为,彭某某犯罪集团非法采矿行为对国家自然资源造成巨大损害,严重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符合民法典关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其中三名当事人因同起犯罪事实已在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被判令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应当排除在此次诉讼被告之外。另考虑刑事责任的免除并不能阻却民事责任的承担,依法将因犯罪数额未达刑事立案标准不予公诉的八名当事人列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并厘清各被告侵权责任关系,为精准提出诉讼请求奠定了证据基础。
2021年11月18日,芜湖经开区院向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彭某某、陆某民等二十九人连带赔偿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40677元、损害赔偿金数额10%惩罚性赔偿金524068元、评估费10000元;在安徽省省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2022年3月25日,经开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彭某某等五名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22年8月15日,芜湖经开区院向经开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周某等二十六人分别对各自参与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已判决的彭某某等二十九人对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及惩罚性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经开区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针对非法采砂犯罪集团人数众多的特点,检察机关分批次提起刑事公诉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持案件完整性前提下依法及时惩罚罪犯,合理确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将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不予公诉、但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列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精准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司法解释,以生态资源损失为基数提出破坏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增加了非法采砂犯罪集团的违法犯罪成本。
10.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 非法采砂 引导侦查 共同侵权
【要旨】
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履职,认定非法采砂与购砂者构成共同侵权,一体诉请其承担公益损害责任,全链条打击整治非法采砂产业链。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方式,在追偿生态损害赔偿的同时,推动受损生态系统治理,助推地方立法,构建长效治理制度机制。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茅岭江流域、茅尾海海域存在十分突出的非法采砂问题”,并向广西发出“1号督办单”。在随后开展的专项整治打击行动中,公安机关查获胡某某、梁某某、陈某某及何某某等4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且没有采取任何生态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故意规避海洋执法检查,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尾海、茅岭江流域长期利用抽砂船非法开采海砂,并销售给经营砂厂的管某某、丁某某。管某某、丁某某明知胡某某等人出售的海砂为非法盗采,仍予收购并加价出售,且在入海河流茅岭江沿岸租用村民的水田、林地等非法占用土地用于堆放盗采的海砂。
【调查和诉讼】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防城区院)成立“刑事+公益诉讼”办案组,分别于2021年5月12日、7月15日、8月10日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从非法采海砂及购砂行为人的定性、涉案人员违法犯罪金额认定、海砂价格确定、卖砂购砂共责等方面,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并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论为:胡某某等4人非法开采海砂共计17721.73立方米,造成的矿产资源损失、水污染补偿、海洋生物资源损害等共计2959535.7元。防城区院分别于2021年6月23日、8月2日、8月18日发出诉前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防城区院审查认为,购砂人对于收购的海砂来源具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采砂、卖砂、购砂行为人均为非法获利,处于非法采砂行为的一体链条,具有高度协同性,采砂与购砂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该院分别于2021年9月17日、10月18日、11月5日依法向防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3件,请求判令胡某某、梁某某、陈某某、何某某4人赔偿矿产资源损失、水污染补偿费、海洋生物资源损害等共计2959535.7元,鉴定费70000元。管某某、丁某某分别在其共同侵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22日,防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部分被告不服,提出上诉,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防城区院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砂场违法占用水田、林地等线索,于2022年9月6日对防城区自然资源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通过诉前磋商,促请防城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关停整治非法堆砂砂场58个,对被非法占用的海岸、水田等进行水泥硬化破除,并补植复绿。茅岭江流域生态修复工程被列入2022年防城港市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项目总投资3257.9万元,目前项目进入配套设施建设结尾阶段,即将建成生态环境整治公园。
防城港市检察院结合办案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并促推市人大将出台《防城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开采海砂的决定》纳入立法计划。目前该决定已经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综合发挥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既打击非法盗采海砂行为,又追偿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失,推动全链条整治非法采、卖、购砂产业。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法占地堆砂问题,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责任部门依法履职,实现海洋、海岸、河岸等生态环境全方位、立体化保护,并结合办案促推地方立法。
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报告
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2日)
目 录
前言
一、加强组织协调,增强服务保障的主动性、协同性和前瞻性
(一)准确把握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建立健全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机制
(三)不断加强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二、依法惩治各类犯罪,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长三角
(一)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依法惩治妨害防疫秩序犯罪
(三)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四)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安全的犯罪
(五)依法惩治金融犯罪
(六)强化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服务保障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精准服务“六稳”“六保”
(二)合力优化营商环境
(三)协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四)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五)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六)服务保障金融创新发展
(七)推动绿色美丽长三角建设
(八)服务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适应新时代要求,促进实现长三角高效能治理
(一)强化民生权益司法保护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积极融入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大格局
(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五)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六)认真贯彻实施民法典
五、深化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一)一体推动专业化审判机构建设
(二)科技赋能协同推进一站式建设
(三)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四)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五)合力推动长三角执行工作“一体化”
(六)联动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结语
前 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
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适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加强组织协调,增强服务保障的主动性、协同性和前瞻性
(一)准确把握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法院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认真贯彻落实《规划纲要》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找准结合点、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完善司法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努力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司法的新需求。同时,人民法院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建立健全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机制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改革创新,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探索,建立健全最高人民法院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以下简称四地法院)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动性、协同性和前瞻性,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对相关工作进行系统全面部署。202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以下简称第三巡回法庭)设立办公室,协调四地法院共同开展相关工作。202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座谈会,周强院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行了部署。
202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实施措施》,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举措,明确了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召开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全面推进长三角地区智慧法院建设和执行工作“一体化”的具体举措,指导四地高院签署《长三角地区法院执行工作“一体化”备忘录》。建立健全长三角一体化司法协同工作规划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和日常沟通机制,共同研究和协调解决司法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密切与国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自觉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工作全局。建立健全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发布机制,统一法律适用,加强法治宣传。2021年10月,第三巡回法庭与华东政法大学共同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研究中心”,深入研究司法服务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理论创新,积极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为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不断加强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四地法院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紧紧围绕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发展需要,坚持一体推进和因地制宜相统一,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相统一,不断完善共建共享共保共治合作机制,多次召开长三角地区法院司法协作工作会议,共同出台一系列精准有效的服务保障举措。四地法院在重大案件审理和重大事件防范处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资源审判、法律适用统一、审判执行联动、司法协作协助、跨域诉讼服务、信息数据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了会商、合作等机制,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四地法院签署《关于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推进法律适用统一的实施办法》,建立健全长三角地区法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机制,并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第一批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位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上海市青浦区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浙江省嘉善县法院深化司法协作,在审判执行、诉讼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协作意见,积累了有益经验。上海法院专门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的行动计划》,明确了14项重点任务和46个具体项目,积极探索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效举措。安徽法院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实施意见》,提出16条工作举措。
二、依法惩治各类犯罪,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长三角
人民法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严格公正司法,依法惩治各类犯罪,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维护长三角区域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长三角。2019年至2021年上半年,四地法院依法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53.4万件,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一)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严厉打击渗透破坏颠覆、间谍、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对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涉黑涉暴、涉枪涉爆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于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对于残害老弱妇孺等严重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重大犯罪,对于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重大毒品犯罪及毒枭、职业毒犯,坚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四地法院严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性质和具体情况,努力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一方面,用好用足“从严”的一面,该重判的重判,有力震慑犯罪,依法判处“冰柜藏尸案”“28年前南医大女生被害案”“乐清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以及“卫敏杀害医护人员案”的罪犯死刑;另一方面,切实体现“从宽”的一面,对具备法定、酌定从宽情节的案件,该轻判的轻判,发挥政策感召力,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二)依法惩治妨害防疫秩序犯罪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出台司法政策,依法惩治涉疫情防控犯罪,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经济社会安定有序。上海法院依法审理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谢某某非法经营案,依法严惩疫情期间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用品价格牟取暴利行为。江苏法院发布《关于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会议纪要》,依法严惩危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对拒不遵守防疫规定、殴打医护人员的罪犯从严惩处。浙江法院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制售假劣医药用品等各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审结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545件,判处罪犯716人。安徽法院审结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1件。
(三)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方针,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同时,严把案件质量关,坚持法定标准、法定程序,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坚持“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紧盯“案件清结”“黑财清底”重点,取得显著成效,社会治安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感显著增强。江苏法院、安徽法院被评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上海法院依法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赵富强等38人特大涉黑案,有力打击黑恶势力嚣张气焰。江苏法院依法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5件,对5年来涉黑涉恶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开展“回头看”,确保刑罚执行严格规范;建立健全“打财断血”等17项制度机制,积极参与重点行业专项整治,提出司法建议938条,推动堵漏建制、长效常治。浙江法院依法审结虞关荣特大涉黑案,判处3名首要分子无期徒刑,判处其余63名被告人及26名“保护伞”有期徒刑,彰显了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伞”必打的坚强决心。
(四)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安全的犯罪
坚决守住“米袋子”“菜篮子”“药瓶子”“钱袋子”“舌尖上”的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上海法院依法审结赵秀涛等17人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以及走私疫区冷冻肉制品案等案件。江苏法院依法审结付志强等网络销售有毒有害减肥药案,坚决打击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浙江法院严惩恶意欠薪行为,依法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安徽法院依法对“7·12”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的79名被告人,以及实施“杀猪盘”电信诈骗的41名被告人予以严惩,有效发挥震慑作用。
(五)依法惩治金融犯罪
健全证券刑事案件审判体制机制,依法审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洗钱等金融犯罪案件,惩治危害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对犯罪分子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依法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P2P“爆雷”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健全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机制,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六)强化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严格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依法甄别纠正涉民营企业家错案,完善涉企产权案件申诉、复核、重审等保护机制,推动涉企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上海法院依法审结某珠宝公司、吴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法认定吴某等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案入选全国法院“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江苏法院依法再审倪菊葆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认定倪菊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服务保障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融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全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聚焦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关键问题和现实需求,研究出台精准有效的司法政策,依法履职尽责,为长三角区域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2019年至2021年上半年,四地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672.1万件,一审行政案件11.5万件。
(一)精准服务“六稳”“六保”
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有效预防和化解涉疫矛盾风险;充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作用,依法妥善审理疫情引发的相关诉讼,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和经济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审理涉疫民商事、涉外商事海事、执行案件等4个意见,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应对疫情引发的诉讼问题。四地法院积极运用“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诉讼事项办理由线下转为线上提供新渠道,有效减少审判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信访接待窗口的人员聚集,满足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网上立案、诉讼、调解、信访等诉讼服务事项的需求,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诉讼权利。
上海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意见》,围绕依法审理涉疫情案件、妥善推进执行工作等方面出台26项举措,向社会公开涉疫情的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破产、海事海商、金融、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问答五批56个;发布涉疫情防控典型案例20个,强化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江苏法院开展疫情应对专题调研,出台19份审判业务文件加强常态化应对分类指导;苏州中院紧急准许处于破产阶段的企业恢复生产,保障紧缺医疗物资供应,调解两起案值达5.5亿元的金融案件,引导当事人达成延期还款协议,盘活企业流动资金;苏州市吴江区法院依法妥善审理刚松公司司法重整案,借鉴“假马”竞标规则,创新适用“线下承诺出价+线上拍卖竞价”规则确定重整投资人,最大程度保障破产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破产成本;南通中院依法延长磐宇公司破产重整期限,推动恢复口罩生产,帮助企业“起死回生”;宜兴法院紧急解冻远东集团银行账户,支持企业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浙江法院依法运用绿色通道、活扣活封、信用修复、暂缓破产等方式,帮助企业打通梗阻、释放产能;宁海法院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某医疗器械公司予以紧急“信用修复”,快速投入生产,两个月内提供价值6000多万元的医疗床、抢救床5万张。安徽法院出台保障疫情防控23条意见,开展“江淮风暴”执行助力复工复产行动和服务“六稳”“六保”专项执行行动,对1790家企业暂缓强制措施,为企业纾危解困。
(二)合力优化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人民法院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积极出台各类司法意见,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政策文件;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系列司法举措;发布人民法院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
上海法院发布《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计划4.0版》,确定61项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任务,为优化营商环境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与市工商联、市企业联合会签署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共同搭建法律服务平台的备忘录,畅通民营企业维权渠道,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制定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实施意见,2019年以来先后发布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典型案例三批共30个。江苏法院与省工商联建立服务民营经济协作机制,开展“以案释法进民企”等系列活动,促进企业防范风险、合规诚信经营;开展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债务案件专项执行行动,执结921件,执行到位金额6.6亿元;宜兴法院依法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运用物联网技术创新质押和贷后监管方式,70多家企业共获得贷款13.5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浙江法院全面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制定《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分工方案》,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促进涉企纠纷快速解决;建立健全与省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提升执行合同质效、办理破产便利化两个行动方案,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合力;灵活运用“活封活扣”等手段,努力避免“办了一个案子,垮了一个企业”。《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杭州、衢州营商环境名列全国前十,其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执行合同、办理破产3个指标均获评全国标杆指标。安徽法院积极参与全省创优“四最”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对2013年以来的400余件涉产权案件开展评查,完成《立足司法大数据透视民营经济发展》调研报告,发布20个涉民营企业典型案例;宣城中院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产权保护巡回法庭,马鞍山市雨山区法院建立涉民营企业案件大数据平台。
(三)协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人民法院“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全面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着力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着力优化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境。紧扣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战略,紧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科创中心,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植物新品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参与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打造“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四地法院与当地知识产权局建立合作机制,加强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助推区域协同创新。
四地法院签署《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合作协议》,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机制,推动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上海法院制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若干意见》《技术审查意见适度公开规则》等司法文件,完成《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等调研报告,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强化进博会知识产权司法服务与保障,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保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实施意见》,建立涉进博会案件立、审、执快速通道和专项审理制度;依法审结平衡身体公司与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对商标恶意侵权行为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浦东新区法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合作,成功调解全国首例境外争议解决机构参与调解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取得良好示范效果。江苏法院出台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6条措施、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纪要,修订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审理指南、侵害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与省工商联、省知识产权局等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常态联系机制,化解知识产权纠纷2701件,形成保护合力;依法审理华为公司诉英国康文森公司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审结侵害小麦“宁麦13”植物新品种权、水稻“临稻16”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保障种业种源创新发展。浙江法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案件数量从2018年的5件增加到2020年的79件,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2020年全省知识产权案件判决赔偿金额总计15.1亿元;推行知识产权严重侵权人“黑名单”制度,让恶意侵权者寸步难行;出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在线庭审规程(试行)》,“中国移动微法院”运用率和诉讼文书电子送达率均达85%以上,积极研发以3D扫描技术为基础的电子物证保存应用管理系统,建设“云上物证室”,解决知识产权案件的物证积压问题。安徽法院与15家省直单位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与省市场监管局等签署《关于建立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协作机制的备忘录》;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合肥宣言》,促进形成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制定《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运行规范》,促进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道;审结侵害“郑麦9023”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对合法来源抗辩法律适用予以明确。
人民法院强化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出台司法文件,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保护创新成果。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改革的指导。上海法院制定《关于常见知识产权犯罪的量刑指引》,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共同制定《关于调整本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明确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则和管辖规定;依法审理犯罪金额高达3.3亿余元的李海鹏等9人侵犯乐高玩具著作权案,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9000万元,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江苏法院制定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量刑指引,审结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幽灵机”盗录传播院线电影案,该案入选国家版权局“2020年中国版权十件大事”;审结“童话大王”郑渊洁实名举报的“2·22”重大侵权盗版少儿出版物案,被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评为“2020年度十大版权热点案件”。浙江法院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2020年对818人作出有罪判决。安徽法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出台《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程序问题的意见》,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统一管辖机制。
(四)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人民法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认真贯彻实施《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促进公平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服务“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四地法院深入调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公正审理涉及人工智能、网络游戏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案件,明确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创新发展;依法公正审理涉数字经济垄断纠纷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坚决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海法院成立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积极开展数字经济领域司法裁判规则研究,形成《加强互联网司法研究赋能在线新经济》调研报告;浦东法院作出国内首例涉APP唤醒策略网络不正当竞争诉前行为保全裁定。江苏法院依法审理国内首例“反向行为保全”案,及时裁定恢复被删除的交易链接,有效应对电子商务平台恶意投诉难题。浙江法院紧紧围绕全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开展关于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研,形成《关于涉平台经济案件审理情况分析》《平台经济案件司法处置难题及规范健康发展对策建议》等调研报告;公开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依法保护消费者对人脸等身份识别信息享有的合法权益,规范生物识别信息收集;依法审结“5G云游戏案”“企查查信息误导案”“微信群控案”等一批典型案件,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手机应用流量劫持案”,依法惩治网络流量造假行为。
(五)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建立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完善破产企业识别、府院联动、执破衔接等机制,推动健全市场主体司法救治退出机制,依法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优化升级。上海法院设立上海破产法庭,推动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大力推进“执转破”工作;与税务、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推出30余项措施,创新破产管理人准入、选任和管理机制,积极推进“僵尸企业”清理工作;制定《破产案件办案要件指南》,为破产案件的审理提供规范指引。江苏法院建立企业破产处置省级协调联动、企业破产涉税事项办理、简易破产案件快审等机制,全面开展“执转破”工作;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促进161家企业起死回生;南京中院审理的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以及睢宁法院审理的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溧阳法院在“申特系企业破产重整案”中实现炼钢高炉不熄火、3000员工不下岗,帮助企业引入战略投资176亿元,形成千亿级新产能。浙江法院发布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指引,依法支持企业家重新创业;温州、台州等地法院积极开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工作;上虞法院历时15个月促成绍兴“金盾系”企业破产重整,妥善化解债务84亿元,有效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安徽法院与13家省直单位共同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妥善审理“徽铝公司破产案”,帮助民营企业脱困重生。
(六)服务保障金融创新发展
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妥善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夯实金融稳定基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聚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主要目标,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制定《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服务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修改完善《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明确案件管辖范围,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服务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实施。
四地法院举办长三角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长论坛,加强金融审判领域司法协作,促进法律适用统一;依法审理涉证券欺诈、P2P网络借贷等涉众型金融案件,有序推进涉互联网金融案件清偿工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上海法院制定《关于服务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若干意见》,开通涉科创板案件“快立、精审、速执”绿色通道,完善“示范判决+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全链条多元解纷机制;举办陆家嘴论坛首届金融司法环境专题国际研讨会,出台《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若干意见》,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市场引导、专业支持、风险防范等协作机制;研发金融审判数据分析及风险预警系统,实时进行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发布中英文金融审判白皮书及法律风险防控提示书,运用简报、专报等形式提出金融风险防范建议;依法审理石油掉期合约纠纷案,有效发挥裁判指引示范作用。江苏法院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证券虚假陈述案,有效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依法支持以保险保函作为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降低保全期间涉诉企业账户冻结、资金占用等风险。浙江法院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共同推进“职业放贷人”利息征税协作机制,新收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显著下降。安徽法院出台加强金融审判执行工作意见,芜湖法院、淮北法院设立金融法庭,安庆法院办理的“府院联动化解金融借款纠纷案”入选全国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七)推动绿色美丽长三角建设
人民法院牢记“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回应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发展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完善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坚持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力度,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区域系统性出发,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开展“司法护航美丽长江”集中调研宣传活动,发布《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并通过《昆明宣言》,对深化国际环境司法合作、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江苏高院、浙江高院在大会上分享环境司法保护成果与经验。
四地高院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长三角六地市环境资源协作会议暨司法协作实施细则》,联合发布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积极探索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审理模式;贯彻落实“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长江十年禁渔”重大决策,加强相关案件审判执行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充分发挥上海、武汉、南京、宁波海事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相关区域内通海可航水域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上海法院出台《关于加强环境资源生态司法保护和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调整本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关于环境资源案件范围的规定》,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实施案件集中管辖新模式;依法支持检察机关、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32件,与相关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共筑生态安全屏障;依法审结首例“洋垃圾”进口案、“废油污染案”“非法捕杀中华鲟案”等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海市金山区法院审理的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江苏法院建立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为核心的“9+1”环境资源审判体系,集中管辖相应省域内环境资源案件,设立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精心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共同制定严惩非法捕捞刑事犯罪意见;充分发挥案件示范作用,3个案例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批中国环境司法十大案例;依法审理“向长江非法排污案”,判令排污者支付5.2亿元环境修复费用和罚金;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在高邮湖现场审理特大“电捕鱼”民事公益诉讼案,集中销毁非法捕捞器材,农业农村部组织200多位渔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及渔民代表旁听庭审。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栏目共同组织的“现在开庭”全媒体直播活动聚焦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在线审理的“史某非法捕猎野生斑鸠案”,共计40余家媒体平台参与直播,1500万人在线观看,实现司法审判与生态科普、法治教育的深度融合;苏州中院与大运河沿线6家基层法院共同制定11项措施,共同保护大运河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浙江法院设立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平台,健全重点地域、流域司法协作机制,共同守护绿色生态;依法审理规避机动车尾气检查的“‘年检神器’系列产品案”,判决赔偿大气污染环境修复费用350万元;依法审理“佐罗号轮船碰撞导致矿物油泄漏案”,维护我国海洋环境安全;湖州、衢州、丽水等地法院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发出“生态补植令”“土壤修复令”等司法令状百余份,依法审结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安徽法院探索环境资源案件“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机制,发布《安徽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状况及典型案例》;在长江沿线、新安江源头、巢湖沿岸设立生态巡回法庭,进一步加强对大江大河的生态司法保护,依法审理“通过暗管向长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案”。(八)服务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提升涉外司法效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加强国际商事海事审判能力建设,深入实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出台服务扩大对外开放意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意见,完善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举措;健全域外法查明与适用机制,加强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对外开放能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安徽外经建设集团公司与哥斯达黎加东方置业公司保函欺诈纠纷再审案,准确适用《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明确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欺诈的认定标准,在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高度评价;依法审结浙江隆达不锈钢公司与穆勒-马士基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再审案,确立了托运人变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受公平原则约束的裁判规则。
四地法院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恪守国际条约义务,尊重国际惯例,准确适用准据法,审结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有效发挥规则指引作用,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依法保障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等重要港区建设,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上海法院制定《服务保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司法服务保障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意见、司法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见;在全市法院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调解、仲裁一站式工作机制,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司法保障;加强进博会法庭建设,完善常态化工作机制,设立服务专窗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依法高效审理涉进博会纠纷案件,2019年以来的相关案件调撤率达到73%;妥善审理涉钓鱼岛船舶碰撞等案件,宣示我国海洋领土主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朝鲜豆满江船舶会社与韩国海运株式会社船舶碰撞后,协议选择上海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我国法律,彰显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上海海事法院开发海事审判司法大数据平台,积极推动海事审判与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提升海事审判能力水平。江苏法院聚焦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在苏州设立全国首家地方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成立南京海事法院,该院成立一年即受理案件2306件,标的额共计74.2亿元,审执结案件1621件,当事人涉及“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京、苏州、连云港法院出台有力措施,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南京海事法院与省交通厅、省海事局等建立协作机制。浙江法院制定《关于为我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浙江基地”建设的意见》,建立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信息专报制度;与省台办建立涉台纠纷审判和行政协调对接机制,与省侨联共同出台《关于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方案》,与海外侨团共建司法联络平台,打造“海内海外联动调解、线上线下多元共治”解纷模式,探索委托海外侨团送达机制,持续提升涉台涉侨纠纷化解能力水平;宁波海事法院设立全国首个海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青田、文成等地法院设立涉侨网上法庭。安徽法院积极参加省台办组织的“贴心服务助台企”行动,促进涉台纠纷多元化解。
四、适应新时代要求,促进实现长三角高效能治理
人民法院聚焦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提升,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社会生活新变化,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长三角区域高效能治理。
(一)强化民生权益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牢记“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紧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自觉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有担当、善作为,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人民群众有保障、有遵循、有温暖。第三巡回法庭充分发挥“家门口的最高法院”职能定位,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难最痛最烦”的矛盾纠纷化解难题,提供高效、便捷、利民的司法服务。
四地法院“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强对人民群众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补齐民生短板,平等保护城乡居民人身权益,共同开展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标准试点工作和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上海法院成功调解“上海迪士尼乐园禁止携带食品案”,引导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动修改携带食品细则、优化安检流程;依法审理“‘咸猪手’强制猥亵案”,让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江苏法院持续推进少年家事审判改革,三级法院全部设立专门化审判团队,借助社会力量巧断家务事;发布《涉老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和相关典型案例,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积极参与“护薪行动”,快立快审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畅通涉军维权绿色通道,维护军队军人合法权益,南京中院涉军停偿工作受到中央军委表彰;苏州法院设立全国首家专业化劳动法庭,大力推进审判专业化和劳动人事争议解决联动机制建设,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常州法院指导晨山村委会修订“外嫁女”土地权益村规民约,一揽子化解纠纷20余起;镇江法院依法妥善审理“山水湾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积极组织当事人协商调解,推动当地特色农业项目稳步推进;睢宁法院审结“空巢老人要求子女探望案”,判令子女“常回家看看”,弘扬尊老敬老良好风尚。浙江法院依法审理“强行啃老侵权责任纠纷案”,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安徽法院与省妇联共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家事调解、案后回访等工作机制;针对部分老年人运用智能设备不便等问题,增设特殊立案窗口,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以公正裁判弘扬正气、保护诚实守信、惩治违法失德,旗帜鲜明捍卫英烈形象,努力让新时代司法更有力量、更有温度,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梳理2018年以来制定修改司法解释过程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依法惩治虚假诉讼行为。
上海法院依法审理安盛物业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规范引导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用工管理。江苏法院研发全国首个“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出台打击防范“套路贷”虚假诉讼的两个工作指南;审结“侵害刘磊烈士名誉权公益诉讼案”,坚决捍卫英烈形象;妥善审理“鱼塘偷钓溺亡案”“醉酒攀桥坠亡案”,依法认定管理人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让守法者为他人过错买单;依法审理“捐款建桥被索赔案”,不让公益热心变寒心;依法审理“共享单车进小区被拒案”,支持物业公司依法履职;依法审理“团伙碰瓷勒索案”,追究“碰瓷者”刑事责任,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浙江法院审结“侵害黄继光、董存瑞名誉权案”“侵犯消防烈士名誉权案”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侵权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司法手段捍卫英烈荣光。安徽法院审结“未拴狗链致人伤害案”“私自捕虾溺亡案”“侵犯凉山救火烈士名誉权案”等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出台防范制裁虚假诉讼工作指引,开展虚假诉讼纠错专项行动,2020年对92名实施虚假诉讼的罪犯予以惩处,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三)积极融入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大格局
坚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进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为人民群众解决纠纷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促进矛盾纠纷系统化解、多元化解、源头化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加强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第三巡回法庭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签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金融专家在咨询服务、息访止纷、案件调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探索诉源治理新机制,联合社会各界,协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化解信访老案;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志愿参与诉讼服务工作,凝聚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2020年以来共计值班110次,接待来访人员123人次。来访总人数和日均人数均持续下降,实现了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的改革目标。
四地法院把加强诉源治理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主动融入基层解纷网络,打通多元解纷“最后一公里”,新收一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上海法院与全市6400多家人民调解组织以及经贸、银行、证券等行业调解组织互联互通,构建“市-区-街镇”三级诉调对接网络,实现矛盾纠纷远程调解、线上确认。江苏法院积极推进“一法庭一品牌”建设,实现“审务进基层、法官进网格”全覆盖,“法润乡风”“左邻右理”等品牌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可;江苏高院与省工商联签订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协作机制的框架协议,吸纳有经验、有威望的商会领导、民营企业家参与调解,持续加大商会商事调解工作力度;全省设立商会调解组织332个,聘用调解人员1528名,各类商会调解组织有效化解商事纠纷3757件,化解标的金额达10亿余元;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整合7种非诉解纷资源,与省消保委、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分别建立商品房、金融纠纷联动化解机制,不断完善非诉解纷体系。浙江法院不断完善“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分层化解体系,全省92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区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嘉兴市南湖区法院与区工商联调委会共同组织优秀企业家入驻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构建“线下调解+线上确认”工作新模式。安徽法院出台《关于全省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工作意见》,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工作机制,总结推广合肥市蜀山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中心经验,通过“线上警民联调司法确认平台”处理公安机关调处案件和司法确认案件,参与《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坚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推动定纷止争从终端裁决向源头化解转变。第三巡回法庭成功调解“王宇信访申诉案”和邱龙军诉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政府行政强制案;诉前协调化解杨祥民等41人诉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政府等强拆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系列案,取得较好示范效果。上海法院制定《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工作指引》,在全市三级法院设立行政争议调处中心,促进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和实质性化解,2020年一审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率达到28.7%。江苏法院与省司法厅建立预防化解行政争议联席会议机制,开展行政诉讼法律援助改革试点;连云港中院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取得良好效果。浙江高院联合省人民政府设立省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覆盖,2020年全省共有36.6%的行政案件得到协调化解,新收一审行政案件同比下降20.3%。安徽高院与省司法厅共建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办案平台,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机制,发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典型案例;依法妥善审理和协家禽养殖公司诉安徽五河县政府行政强制案,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府院联动实质性化解纠纷。
(五)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依法惩治侵害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改革方向,加强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严惩危害未成年人犯罪,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努力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在各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第三巡回法庭充分发挥审判点职能作用,加强对巡回区法院少年法庭工作指导,倾心守护祖国未来。
上海法院不断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圆桌审判”方式,严格执行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审结全国首例“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案”。江苏法院设立少年案件审判机构44家,实现全省三级法院全覆盖。浙江法院着力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2020年审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案件392件,有效发挥震慑作用。安徽法院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项配套制度,2020年回访帮教186人次,未成年人犯罪率同比下降15.9%。
(六)认真贯彻实施民法典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推动贯彻实施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切实贯彻《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的有关要求,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加强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四地法院加强业务培训,积极完成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
上海法院通过编撰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在“上海法院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网上咨询系统”中开设专栏等方式贯彻实施民法典;通过新媒体发布《民法典适用与司法实务》专栏24期,制作微视频、微课堂17期。江苏法院组织编写《民法典重点条文实务详解》,成立“民法典宣讲团”深入社区、企业、学校等宣讲2996次,制作微电影、微视频258个,利用新媒体发布宣传作品2434期,与省司法厅合作编写《漫画民法典》,精选76个典型案例解读民法典。浙江高院组织编写《民法典背景下企业民事法律实务》,举办专题培训12次,在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录制民法典宣讲节目。安徽法院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安徽法院大讲堂”等民法典培训33场。
五、深化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密结合长三角区域发展实际和实践需要,进一步健全金融、知识产权、海事等专业性较强案件的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审判机制。协同推进一站式建设,有序开展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工作,扎实推动执行工作“一体化”,联动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一体推动专业化审判机构建设
针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案件特点,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司法资源优势,加强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审判专业化水平。加强上海金融法院建设,聚焦建设“专业化、国际化、智能化世界一流金融法院”目标,建立健全金融审判体制机制,为国家金融战略实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加强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温州破产法庭建设,因地制宜构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大力推进“执转破”工作,助推长三角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加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和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完善与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程序衔接,共创大保护格局,实现全链条保护。加强上海、武汉、南京、宁波海事法院建设,推动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刑事案件管辖试点工作,不断完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调合作机制,有序推进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工作。设立上海、江苏、浙江自由贸易区法庭,提升涉外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加强南京等环境资源专门法庭建设,建立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推动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积极发挥杭州互联网法院示范引领作用,以国际一流标准深化互联网司法改革,率先在平台建设、规则创新、技术运用、网络治理等方面形成可复制的改革经验,高效化解涉网纠纷,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做出积极贡献。
(二)科技赋能协同推进一站式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围绕“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目标,大力推进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出台相关意见及配套规范,制定“总框架”和“路线图”;指导地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畅通在线诉讼服务渠道,提供立案、开庭、调解、送达等全方位服务。第三巡回法庭搭建覆盖巡回区三级460余家法院的远程视频系统和技术人员工作平台,实现巡回区所有法院之间跨域诉讼服务协作“点对点”直接联通,为当事人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跨域立案”服务。
四地法院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紧扣一体化目标,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跨域立案工作规范》《长三角地区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全面建立常态化司法协作工作机制,共同构建多元解纷资源共享机制,强化涉诉信访处置合作机制,合力化解社会矛盾;以“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为统领,“一网统管”诉讼机制有效运行。上海法院升级网上诉讼服务平台,设置“诉讼服务智慧舱”,为当事人提供立案、在线庭审、财产查控、智能答疑等全流程诉讼服务;上海法院诉讼服务平台入驻上海政务“一网通办”,直接面向4400多万注册用户,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指尖诉讼”的便利。江苏法院以“一次办好”为目标,推进诉讼服务集约化,将诉前调解、立案登记、速裁快审、保全、送达等事项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办理,努力让老百姓“走进一个门、事务一站清”,家门口的诉讼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浙江法院发布诉讼服务规范省级标准,深化司法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诉讼服务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安徽法院不断丰富一站式诉讼服务内容,集成网上立案、诉讼咨询、评估鉴定等50余项诉讼功能,60%以上的案件在诉讼服务中心有效化解,安徽法院“一站式建设”入选安徽省2020年度“十大法治事件”;芜湖法院创新“邻里法官解纷芜优”工作机制,黄山法院设立“做退一步想”法官工作室,让司法服务贴近人民群众。
(三)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挥庭审实质性作用,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刑事诉讼资源合理高效配置,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不断提升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上海法院积极推进“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庭审应用,推进电子卷宗“单套制”改革,以信息化手段助推庭审实质化;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制定《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准确有效适用。江苏法院出台办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加强审判业务指导;2019年至2021年上半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285次,依法宣告26名公诉案件被告人、55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裁定准予撤回起诉241件,切实保障人权。浙江法院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达到80.6%,2019年对初犯、偶犯等3.8万名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安徽法院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发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见,加强律师代理申诉与法律援助的制度衔接,完成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推动各项刑事诉讼制度落地见效。
(四)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四地法院有序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积极运用繁简分流智能识别系统,优化司法确认程序,扩大简易程序和独任审判适用范围,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上海法院出台小额诉讼、司法确认、特邀调解等十余项制度规定,有序推进改革试点工作;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率达到99.9%,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87.2%。江苏法院出台17项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措施,南京、苏州法院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审结的案件数量持续上升;淮安中院建立“繁简分流自动识别系统”。浙江法院积极稳妥采取改革措施,杭州法院开展电子督促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平均处理时间仅为14.3天,较同类案件减少21.6天,更好满足当事人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宁波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时间较试点前缩短8天。安徽法院出台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年速裁快审案件303712件;合肥法院优化调解团队、速裁团队配置,推广“要素式”庭审模式。
(五)合力推动长三角执行工作“一体化”
深刻把握执行工作“一体化”对于服务保障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努力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强化政策协同,扎实有力推动执行工作“一体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召开“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部署长三角地区全面推进执行工作“一体化”的具体举措,指导四地法院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法院执行工作“一体化”备忘录》。会后,成立四地法院执行联动协调工作小组,扎实推动长三角执行工作“一体化”阔步向前。
四地法院坚持创新引领,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手段,优化“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实现对被执行财产的“智”监管、“活”查封和“快”处置。2019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浙江省嘉善县法院召开执行协作专题座谈会,签署《长三角一体化法院执行协作备忘录》,并与三地相关政府部门签署会议纪要,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共同发布执行领域典型案例,共同推进执行工作“一体化”。2021年4月,全国首个跨省域执行领域全流程数字协同平台“长三角示范区执行在线”上线,实现16个高频执行协作事项一网通办、一次办结。2021年7月,上海二中院、苏州中院、嘉兴中院召开执行工作“一体化”推进会,共同签署《执行协作备忘录》,围绕委托执行、协助执行、执行协调、资源共享等事项开展深入合作,长三角执行工作“一体化”取得新成效。上海法院将执行工作融入平安建设考评体系,推动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协同联动机制,织密全方位立体化执行网;积极推进“智慧执行”系统建设,扎实推进“执行案件智能辅助”“终本案件智能巡查”重点研发任务,不断健全本地“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推动实现执行办案平台互联互通,执行各环节数据共享,“智慧执行”系统荣获全国“智慧法院十大创新案例”。江苏法院以执行指挥中心“854”模式为核心,运用现代科技进行迭代升级,建立以执行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执行案件无纸化”和“执行事务中心”为依托的“一体两翼”新机制,执行结案平均用时从176天缩短到80天,法定期限内结案比例从不到70%提升到96%。浙江法院创新推进执行“一件事”综合改革,深化智慧执行,在全省法院统一办公平台上线“智慧执行2.0”模块,实现全省所有执行案件在同一平台全流程线上办理。安徽法院以协同办案、智能监管、在线公开、云端互动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大力推进全流程智能监管,建立健全“执行不能公示平台”和“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连续两年举办“6·18”“11·11”网络司法拍卖节。
(六)联动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主动适应数字化变革,推动信息技术与法治建设融合促进,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智慧法院建设,以“数字正义”助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成功举办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并通过《乌镇宣言》,制定《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意见;明确提出以司法数据中台、智慧法院大脑、在线法院建设为牵引,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的发展路径,为各级人民法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地法院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智慧法院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方案》,着力破除跨域执法办案信息壁垒,推进办案信息跨域网上交换流转、共享共用。目前,长三角地区智慧法院“诉讼服务平台”已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实现在线运行。四地法院坚持统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根据不同需求精准施策,分区分层推进智慧法院建设,赋能审判执行工作;以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为重点,打造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实现节点可查询、进程可监控、全程可追溯。上海一中院、苏州中院、合肥中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建长三角司法区块链联盟,打造“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的电子存证系统,上链数据总量超过56.6亿条,通过区块链调取电子证据6800余条,相关案件调撤率达到93.2%。上海法院推进“上海移动微法院”建设,初步形成“掌上诉讼”新格局,网上立案率达到73.3%;完成“迁网上云”工程,将上海法院信息化系统迁移到全市政务网统一运行;“法宝智查”智能辅助系统荣获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十大创新案例”;制定《关于在互联网公开相关司法数据的若干规定》,设立司法大数据公开平台,及时发布全市法院相关办案数据。江苏法院将32项诉讼服务链接入驻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网通办”,积极运用线上诉调对接平台“江苏微解纷”;南通中院成立“数助决策”实践基地,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社会矛盾纠纷态势。浙江法院积极运用“凤凰金融智审”“智慧执行”等创新成果,建成全省法院统一办公办案平台;嘉兴法院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共同建立服务市域治理现代化联动机制,以数字科技赋能社会治理。安徽法院积极运用法律法规智能查询、智能语音服务、诉讼费用管理等系统,提升审判执行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结 语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的征程上,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健全完善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协同工作规划制度和司法联席会议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司法协作平台建设。聚焦平安长三角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绿色美丽长三角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457号(经济发展类294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457号(经济发展类294号)提案的答复
贵党派提出的《关于推动“僵尸企业"依法退市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实现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
当前,我国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实践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主体退出比例低,与市场主体规模和经济运行周期不相适应。市场主体退出渠道不畅通、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配套政策措施不完善,影响了我国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正如贵党派所建议,需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的供给,加快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破产是解决企业产业深层次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产业质效的重要法治途径,破产制度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切实将破产审判置于服务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中谋划和开展,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建立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在优化企业破产法治环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是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运用企业破产法治实现新的发展。在2015年底党中央提出处置僵尸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2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座谈会,研究部署破产审判服务僵尸企业处置的工作。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开展破产案件审理积极稳妥推进破产企业救治和清算工作的通知》,就分类处置僵尸企业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指导。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广东、甘肃等10余个高级法院及时制定司法指导意见,积极协同、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深刻分析破产审判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困难,总结、推广有益经验和成果,并形成《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共50条,强调了破产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破产审判工作的总体要求,为解决破产审判工作重大性、普遍性、瓶颈性问题指明方向,提供路径。
人民法院运用破产法治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力推动、积极引领企业实现新的发展。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关联企业、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大中型企业通过破产重整,解决了技术水平不高、治理结构落后、债务负担沉重等问题,为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着力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问题,确保困境企业通过破产程序实现救治及退出。最高人民法院聚焦破产启动难这一顽疾,首先从人民法院内部解决阻碍破产启动的问题。通过规范破产立案程序,大力推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强化上级法院审判监督功能等有效措施,人民法院受理审理的破产案件数量大幅上升。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企业破产申请审查、破产案件9542件,同比上升68.4%;审结6257件,同比上升73.7%。
三是补齐企业破产的制度机制短板,降低企业破产的制度性成本。企业破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成熟、配套、协调的制度机制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着力补齐企业破产的制度机制短板。主要包括:推动地方法院与政府建立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企业破产中职工安置、维护稳定、企业征信恢复等问题;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管理人在企业病因诊断、资源整合等方面重要作用,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保障,积极支持、引导和推动各地成立管理人协会;落实破产重整企业的识别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对企业是否具备运营价值和重整可能性进行审查,2016年、2017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中,重整案件占比分别为18.4%,18.6%,企业重整稳步有序推进;推动建立破产费用保障制度,很多地方法院结合实际建立破产费用保障资金,解决破产案件中管理人报酬等破产费用不足的问题。
四是深入推进破产审判组织建设,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要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所在地等中级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鼓励其他中级法院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案件数量、审判力量、管理人数量等因素基础上研究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截至2017年底,全国法院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从2015年初仅5家的基础上增至97家,包括3家高级法院、63家中级法院、31家基层法院。
五是加快完善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破产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2016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人民法院以信息网为基础全面推动破产信息化建设,初步实现了监督和规范破产受理、审理司法行为,及时、全面公布破产企业信息,维护破产正当法律程序,提高破产效率等方面的功能。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近期正在与相关部委联合推动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将采取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方式、完善破产法律制度、健全清算注销制度、健全市场主体退出甄别和预警机制、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关联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市场主体退出配套政策等措施推动改革的进行。贵党派提出的重新定位公共法律服务职能、完善企业行政监管与税费制度、完善退市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研究论证,积极回应、吸收采纳有关意见建议。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的内容和部门较多,协调难度较大,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密切关注和积极推动中,同时希望贵党派继续关注和呼吁,共同推进相关制度尽早落地生根。
感谢贵党派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73号(政治法律类119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73号(政治法律类119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提案》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现答复如下: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旨在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体现出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但正如您所提出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该制度规定的比较原则,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合适成年人的具体范围、先后顺序、义务规范、未到场的言词证据是否排除等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中,对您提出的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细化,具体如下:
一是合适成年人的范围。除未成年人的近亲属外,合适成年人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掌握一定未成年人心理、教育或者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并经过必要培训的社工、共青团干部、教师、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律师及其他热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担任。所在地政府部门或者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组织组建了青少年社工或者合适成年人队伍的,应当从社工或者确定的合适成年人名册中选择确定。
二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序。选择合适成年人应当重点考虑未成年人的意愿和实际需要,优先选择未成年人的近亲属。
三是合适成年人的义务。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1.接到参与刑事诉讼通知后持有效证件及时到场;2.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承担的职责;3.在场发挥监督作用和见证整个讯问、询问过程,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4.抚慰未成年人,帮助其消除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5.帮助未成年人正确理解讯问或者询问程序,但不得以诱导、暗示等方式妨碍其独立思考回答问题,不得非法干涉办案机关正当的诉讼活动;6.保守案件秘密,不得泄露案情或者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7.发现本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不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情况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或者所在地未成年人保护组织;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是合适成年人未到场所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履职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发现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但没有到场,笔录内容无法和同步录音录像相互印证,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发现询问未成年证人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但没有到场的,或者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而通知合适成年人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解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督促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上述规定虽然能解决一些实践中的问题,但其效力有别于法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合适成年人制度存在着诸如未成年人的自主选择权、近亲属外的合适成年人选择、合适成年人职责履行的监督、非法证据排除等现实难题,亟待立法、司法部门通过完善法律或者制定司法解释予以全面明确。因此,对您所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完全赞同。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5个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专题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5个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专题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5日)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内容简介及全文如下。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轨道上扎实服务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展示人民法院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同时,遴选发布15个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专题典型案例。
该批案例涉及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等不同诉讼类型,涵盖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领域,保护对象包括斑海豹、藏羚羊、大白鲨、红豆杉、荷叶铁线蕨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森林、草原、湿地、河湖、海洋等多种自然生态系统,所涉生态要素多、保护范围广、复合程度高、创新意识强,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求和职能作用。
本次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有利于进一步指导全国法院统一审判理念和裁判尺度,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更好发挥人民法院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作用,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让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一、翟某涛等十一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案
二、戴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三、孙某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四、沈某发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五、马某么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六、田某阳、沈某贤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七、吝某富、颜某高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案
八、泽某甲失火案
九、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蒋某成等六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艺术鉴赏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一、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诉陈某云、罗某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二、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三、陶某高诉张某、付某顺林木买卖合同纠纷案
十四、顾某宏诉防城港市渔政支队渔业行政处罚决定案
十五、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检察院诉贵阳市某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翟某涛等十一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翟某涛在大连长兴岛地区,多次收购渔民(均另案处理)非法猎捕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幼崽50余只并出售。2018年至2019年期间,翟某涛指使被告人翟某凯、王某民、刘某辉、刘某权、刘某国、曲某良、宋某有、邢某强、李某义等人,多次在大连长兴岛地区海边收购渔民(均另案处理)非法猎捕的斑海豹幼崽100余只。2019年2月,被告人翟某堃帮助他人非法收购斑海豹幼崽10只。案发时,40余只斑海豹幼崽已被非法运输并出售给多地的海洋馆或个人(均另案处理),70余只准备出售的斑海豹幼崽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裁判结果】
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翟某涛纠集被告人翟某凯、王某民、刘某辉、刘某权、曲某良、刘某国、宋某有、邢某强、李某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斑海豹幼崽,被告人翟某堃非法收购斑海豹幼崽,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侵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已分别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认罪认罚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2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500万元至5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辽东湾是中国渤海三大海湾之一,地处北纬39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海湾,也是北半球纬度最低的大面积结冰海域,具有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斑海豹、黑嘴鸥等珍贵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斑海豹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是我国渤海和黄海的旗舰物种。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显示,辽东湾繁殖区的斑海豹属于世界范围内斑海豹独立进化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2021年2月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将斑海豹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对危害斑海豹犯罪行为实行全链条打击,彰显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理念。同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查获的斑海豹进行野化训练并放归海洋,助力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践行我国坚决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条约义务的庄严承诺。
二、戴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戴某明知象牙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仍与外国人“阿南”协商,由“阿南”安排人员分两次将象牙绕关偷运入境。其中,2018年12月“阿南”安排人员将共计36段、重约291千克的象牙,绕关偷运至戴某处,戴某将之销售牟利。2019年2月,“阿南”安排人员利用同样方式,将共计34段、重约272千克的象牙偷运入境至戴某处,后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并扣押。经鉴定,该34段象牙均为现生象(非洲象或亚洲象)象牙。戴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走私象牙共计70段、重约563千克,价值23473520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戴某明知象牙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仍自境外购买,并运输入境后销售牟利,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鉴于戴某归案后主动坦白,认罪认罚,故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象牙等物品予以没收。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长期以来,国际象牙贸易猖獗,走私象牙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疯狂的盗猎导致野生象群数量持续锐减,在部分区域已呈濒危状态,野生象面临几十年内功能性灭绝之虞。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严厉打击象牙走私犯罪,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是我国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将大量象牙绕关入境,既严重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制秩序,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惩治涉野生动物犯罪,斩断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制品非法链条,充分展现我国在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方面的大国担当。同时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珍贵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摒弃购买、使用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三、孙某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以来,被告人孙某炎未经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非法低价收购包含大白鲨、柠檬鲨、鲭鲨、虎鲨在内的各类鲨鱼牙齿,加工后通过网络平台向国内外不特定买家销售牟利。2020年10月,孙某炎为进一步确定其收购和销售的大白鲨牙齿的物种属性以及保护级别,自行委托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板鳃亚纲鼠鲨目鼠鲨科噬人鲨。此后孙某炎继续销售包含大白鲨牙齿在内的各类鲨鱼牙齿及其相关制品,直至2021年4月被抓获。经鉴定,该案涉及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噬人鲨牙齿6389颗,价值319.45万元,及噬人鲨颌骨价值8.5万元,合计327.95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孙某炎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噬人鲨制品,价值达327.95万元,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考虑到孙某炎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涉案大部分赃物已被追缴等情节,判处孙某炎有期徒刑6年7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及扣押的噬人鲨牙齿等物品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噬人鲨别名“大白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濒危野生动物及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噬人鲨是海洋中的“伞护种”,其生境需求能够涵盖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通过保护噬人鲨可以同时为海洋里的其他物种提供保护,有利于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平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新司法解释,既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又全面考虑案件有关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阐释了依法惩治犯罪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通过严厉打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充分展现了我国履行国际环境条约义务、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大国担当。本案宣判得到多家媒体报道,推动社会公众了解大白鲨这一凶猛而又脆弱的大型水生野生物种,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具有积极意义。
四、沈某发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以来,被告人沈某发经营文玩店时,在未取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许可且营业执照过期的情况下,将17件收购所得的野生红珊瑚制品摆放在店内销售。经鉴定,该17件珊瑚制品均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红珊瑚的制品,净重至少0.2806千克,价值至少112240元。案件审理中,沈某发自费印制保护红珊瑚倡议书在厦门古玩市场发放,现身说法倡导保护红珊瑚,同时预缴1.2万元用于执行罚金刑,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赔偿金2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沈某发非法收购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红珊瑚制品,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沈某发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非法出售的红珊瑚制品已全部追缴等情节,于2021年11月16日判处沈某发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2万元;暂扣的17件红珊瑚制品予以没收;暂扣的生态修复赔偿金2万元依法上缴国库。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系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生产力最高的典型生态系统之一,非法捕捞、开采珊瑚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红珊瑚系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无证捕捞、收购、出售、运输红珊瑚及其制品均可能触犯刑律。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中,本着“判处一案,挽救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结合被告人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佳、家庭经济困难但时间充裕等因素,动员被告人及其家属自愿缴纳部分生态修复金,印制红珊瑚保护倡议资料,联系古玩市场管理方在市场内大规模发放,现身说法倡导红珊瑚保护。通过探索创新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生态修复模式,有效杜绝了该古玩市场售卖珊瑚制品的现象,增强公众对珊瑚等海洋生物的保护意识,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五、马某么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期间,被告人马某么在马某元纠集下与马某某尼、二某、海某等12人潜入可可西里地区,非法猎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1994年1月16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赴可可西里将上述人员及在可可西里地区非法捕杀藏羚羊的王某某买、韩某某曰等另外8人抓获,并收缴藏羚羊皮1200余张、小口径步枪6支、半自动子弹3000余发及东风卡车3辆、北京吉普车1辆。同年1月18日,上述人员被押往格尔木途中,韩某明、马某孝等人组织反抗。马某么趁乱潜逃,直至2020年9月10日被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拘传到案。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31日,以马某么涉嫌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某么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依据其行为时适用的1988年11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应当以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其在1994年1月18日押解途中趁乱潜逃,直至2020年9月10日被抓获,依法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鉴于马某么系从犯且认罪认罚,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2000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誉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201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是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本案中被猎捕杀害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是青藏高原基础物种和动物区系典型代表,支撑着一个完整的生物链系统,对维持青藏高原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1月18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发生特大藏羚羊盗猎枪杀案,“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与盗猎者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中枪牺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告人马某么作为从犯,潜逃近30年后被抓获归案接受法律制裁,告慰了烈士英灵。本案的依法审理充分彰显人民法院牢记“国之大者”使命要求,运用司法手段全面保护青藏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决心。
六、田某阳、沈某贤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28日,被告人田某阳、沈某贤在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某废弃采石场附近的山林中非法采挖红豆杉24株、小叶黄杨13株,并将上述树苗临时存放在一栋未完工房屋。同年6月30日,沈某贤、田某阳运输上述树苗返回巴东县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鉴定,送检的红豆杉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植物。案涉树苗被移送进行专业栽植,并经林业技术人员确定全部处于成活状态。
【裁判结果】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田某阳、沈某贤违法擅自采挖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24株,情节严重,已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考虑二被告人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神农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永久性示范基地和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拥有各种动物1060种,各类植物3700多种,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红豆杉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第四纪冰川期遗留下来的濒危珍稀植物,被誉为“植物大熊猫”,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案中,人民法院考虑到被告人犯罪动机是基于红豆杉的特殊药用价值,非为牟利,认罪认罚,且案涉树苗经过专业移栽后已全部成活,得到了最大限度保护,故对其依法适用缓刑,体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助力神农架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同时,传递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七、吝某富、颜某高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案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22日、6月9日,被告人吝某富明知被告人颜某高未取得木材运输证和植物检疫证书,仍向其采购自四川省宜宾市松材线虫病疫区运来的松木原木20余吨,堆放于彭州市桂花镇某竹木材加工厂场内准备加工。同年7月13日,彭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工作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批松木原木携带松材线虫,遂扣押并移送侦查。二被告人案发后自首,涉疫松木已按规定销毁。
【裁判结果】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颜某高、吝某富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非法调运、经营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森林植物产品,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危险,情节严重,均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松材线虫病是世界上最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森林病害,具有传播途径广、致死速度快、防治难、成本高等特点,松树染病后极易造成大面积死亡,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为此,我国专门划定松材线虫疫区,对松材的运输和使用实行严格管理。本案中,二被告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规定,明知当地已被划为松材线虫疫区,仍非法购买、运输该区域内松材。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惩处,警醒相关从业者提高法律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防止埋下“生态炸弹”,切实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八、泽某甲失火案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12日,被告人泽某甲吸烟后对烟头处理不当,导致红原县瓦切镇发生草原大火,后经当地群众及应急管理部门组织,于2020年2月14日扑灭。经林业和草原部门认定,此次大火造成草原过火面积2119公顷。
【裁判结果】
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泽某甲过失引起III级草原火灾,过火面积达2119公顷,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红原大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动植物物种资源库,孕育了喜马拉雅山旱獭、藏狐、斑羚、猞猁等珍稀动物200余种,广产贝母、甘松、大黄、羌活、虫草等500余种中药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湿地保护区”。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对于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案系因扔烟头引发的大面积草原火灾,对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危害草原防火安全的犯罪行为,坚守高原公平,维护云端正义,为提高全民防火意识,守护“中华水塔”生态环境,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九、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蒋某成等六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5月期间,蒋某成、周某华联系蒋某平等三人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作业,由蒋某成、周某华统一收购渔获物,蒋某成还雇佣夏某军接驳搬运渔获物并协助销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此作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案涉六人非法捕捞长江刀鱼及凤尾鱼共计1470.9公斤,价值101673.7元,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经鉴定,该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的渔业资源直接损失为101673.7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为305021.1元,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为406694.8元,共计813389.6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及鉴定费用,并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六被告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从事非法捕捞,对长江天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经鉴定,本案非法捕捞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包括天然渔业资源直接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以及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遂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813389.6元和鉴定费用4000元,并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长江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加大对生物种群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案非法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在该区域实施非法捕捞,受损渔业资源恢复难度更大,更易引发生物链结构受损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侵权人承担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旨在保护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生长繁育区域水生生态,警示和震慑长江保护区内非法捕捞行为,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筑牢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十、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艺术鉴赏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青岛市崂山区某艺术鉴赏中心(以下简称某艺术中心)系经营餐饮服务的个体工商户,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未依法取得收购、出售野生动物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先后购入大王蛇3条、穿山甲1只、熊掌4只,并将部分野生动物做成菜品销售。经鉴定,大王蛇为孟加拉眼镜蛇,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三有”保护动物;熊掌为棕熊熊掌,棕熊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于2020年6月被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20年10月,某艺术中心负责人吴某霞因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6万元。后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评估,某艺术中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野生动物损失8.3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90.75万元。
【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艺术中心违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将其做成菜品销售,造成野生动物及其生态价值损失近百万元,除应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赔偿责任外,还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某艺术中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悔改态度较好,申请以劳务代偿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责任,予以准许。遂判决某艺术中心赔偿野生动物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惩罚性赔偿共计108余万元,其中惩罚性赔偿99050元中的24924元以某艺术中心指定两人、每人提供60日生态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由法院指定当地司法局作为协助执行单位管理和指导,最迟于2022年1月28日前完成。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将其做成菜品销售,为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提供了市场和动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本案中,被告故意侵权行为造成野生动物及其生态价值损失近百万元,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允许被告以提供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劳务方式替代履行部分惩罚性赔偿责任。宣判后,被告在协助执行单位组织下,参与向当地餐饮企业宣讲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和发放宣传单等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本案处理充分体现人民法院严厉惩治非法交易、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坚定立场。
十一、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诉陈某云、罗某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3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规定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全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禁止猎(捕)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2019年9月,陈某云在未办理相关狩猎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捕捉昭觉林蛙、黑斑蛙共3.5公斤约280只,全部出售给罗某酃经营的水产店。同年10月,炎陵县森林公安局在该水产店查获并追回昭觉林蛙、黑斑蛙共220只,送检完毕后予以放生。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以陈某云、罗某酃的行为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经评估,陈某云、罗某酃造成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000元(100元/只×60只)。
【裁判结果】
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云未取得狩猎证,在湖南省禁猎区、禁猎期期间非法猎捕昭觉林蛙、黑斑蛙并出售;罗某酃从陈某云处收购、出售、宰杀昭觉林蛙、黑斑蛙,前述行为破坏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危及猎捕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判决陈某云、罗某酃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000元,在株洲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以植树造林、设立野生动物保护牌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依法保护“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案涉昭觉林蛙、黑斑蛙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规定保护的“三有”动物及《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动物,因其系食、药两用的珍贵蛙种,经常成为非法捕捉、食用的对象。根据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出具的专家评估意见,在长期进化中,每只昭觉林蛙、黑斑蛙都携带着本种群的基础基因以及个体的特殊基因,由此构成该种群的生物遗传多样性,其复杂的基因结构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旦消失,相应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损失无法挽回。本案通过依法判令非法捕猎、收购、出售、宰杀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责令其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对查获的昭觉林蛙、黑斑蛙及时放生,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对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说“不”,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全过程。
十二、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9年建立,位于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长江干流岸边,属于内陆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以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三峡库区特有种荷叶铁线蕨为代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2011年6月起,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港开发公司)擅自占用该保护区兴建移民生态工业园基础设施,导致该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2013年,某港开发公司整体合并至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盛开发公司),但该公司并未注销。2018年5月起,石柱县人民政府启动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改,并委托专业机构制定了生态修复方案。同年10月,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港开发公司、某盛开发公司等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诉讼过程中,某港开发公司、某盛开发公司根据前述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了整改,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基本恢复。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港开发公司、某盛开发公司在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内修建工业园区,严重损害湿地生态环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两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已按照生态修复方案对受损生态进行了基本修复,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其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客观存在,侵权人仍应予以赔偿。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判令某港开发公司、某盛开发公司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300万元并支付合理诉讼费用。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宝库”,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水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正在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保护,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本案系侵权人在长江上游干流附近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内修建工业园区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引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涉地区物种丰富,有三峡库区特有濒危植物荷叶铁线蕨,属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物种。侵权人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建设,严重破坏受保护的湿地生态系统。人民法院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在侵权人停止侵权、修复生态的基础上,依法判令其承担修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为加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十三、陶某高诉张某、付某顺林木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张某、付某顺受让云南省景谷县民乐镇某村民小组名下位于“大干箐”集体林的18公分以上林木后,于2007年11月与原告陶某高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将“大干箐”集体林木销售给陶某高,陶某高为此向张某、付某顺支付了林木转让款48万元。“大干箐”集体林于2014年12月进行林权登记。后因案涉林地属于天然林,无法办理采伐许可证,至今未能采伐。陶某高与张某、付某顺协商未果,形成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支持了陶某高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由张某、付某顺返还林木转让款48万元。宣判后,张某、付某顺提出上诉。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口头达成的林木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案涉收条载明购买18公分以上林木,而对林木进行合法采伐是取得林木的必要条件。双方虽未以书面形式约定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应由哪方办理,但张某、付某顺作为出卖人,依法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案涉林木属天然林,现已无法办理采伐手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天然林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屏障。我国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坚持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制度之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森林资源的民事纠纷案件处理,在尊重契约精神、促进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同时,应当注重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的维护,兼顾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案涉及天然林活立木交易,而林木采伐须取得相应行政许可。人民法院结合合同目的,依法认定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系林木转让方全面履行合同的从义务,引导民商事主体在交易中恪守绿色原则,为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十四、顾某宏诉防城港市渔政支队渔业行政处罚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4日,顾某宏驾驶渔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西湾海域进行抽螺捕捞作业。次日,被防城港市渔政支队执法人员查获。经查,该船系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三无”渔船,船上安装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拖曳泵吸耙刺抽螺捕捞作业设备1套、用网袋包装的渔获物螺苗、贝苗(带沙)65包共计1950千克。防城港市渔政支队认为顾某宏的行为违反了渔业相关法律法规,于2018年5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顾某宏的案涉渔船。顾某宏不服,向北海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北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案涉船舶是顾某宏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私自请人建造的“三无”渔业船舶。“三无”渔业船舶在渔港和海上航行或者停泊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应予以没收。顾某宏在该船上违法安装禁用渔具拖曳泵吸耙刺,在海上非法捕捞菲律宾蛤仔苗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防城港市渔政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顾某宏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包括顾某宏在内的11名系列案原告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本案非法捕捞海洋贝类资源的案发地位于广西北部湾海域,该海域不仅是著名渔场,也是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施氏獭蛤、织锦巴非蛤、钝缀锦蛤、大竹蛏等特有珍稀贝类品种,是重要的海洋贝类基因库。违法行为人使用的禁用渔具拖曳泵吸耙刺俗称“吸蛤泵”“吸蛤耙”“抽螺机”,通过渔船水泵将所经海域的一切底栖生物连泥带砂全部吸起,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这种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行为,极大破坏了海洋资源和生态平衡,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支持渔业行政管理机关取缔“三无”渔船和禁用渔具,充分彰显了司法守护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坚定决心。
十五、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检察院诉贵阳市某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辖区古树保护情况时发现,东风镇高穴村养猪大寨的一棵百年以上的古柏树未得到有效保护,其树干基部区域被水泥硬化,树干中部钉有输电线支架,违反了《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定。该古柏树长势衰弱,出现明显枯枝,部分树皮缺失,树干暴露,且电线杂乱其间,存在火灾隐患。检察机关向贵阳市某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该古树履行监管职责,但未收到该局回复。2021年5月,检察机关现场查看发现该古树仍未得到保护,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贵阳市某自然资源局作为该地区林业主管部门,对辖区古树负有保护、管理和监督职责。该局收到检察建议直至本案一审开庭前,始终未有效解决案涉古树被破坏的问题,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情形。遂判决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东风镇高穴村养猪大寨的古树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古树是大自然和前人留下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弥足珍贵且不可再生。古树饱经沧桑,记录了自然变迁,承载着乡愁情思,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座城市悠久历史的见证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科研、景观等价值,被誉为“绿色文物”“活的化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国家保护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禁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案涉古树及其生长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长势衰弱,而行政主管部门未依法及时进行管护。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审理,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古树管护责任,提升社会公众古树保护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九起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九起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9月29日)
1.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三五九旅革命史迹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一体化办案  红色资源集中连片保护
【要旨】
针对部分革命史迹保护不善问题,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采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多种形式,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保护,推动革命史迹全面系统保护。
【基本案情】
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是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八路军三五九旅驻防于此,屯田垦荒,留下大量的红色革命史迹。八路军三五九旅英烈园遗址(以下简称英烈园)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赵家河村,约200余名烈士集中在此掩埋。由于英烈园曾遭国民党军破坏,部分墓冢化为平地。现英烈园中仅存关福祥烈士墓碑一块,周边土地被村民耕种,未进行管理保护。三五九旅后方医院(以下简称后方医院)于1941年3月迁驻至南泥湾赵家河村,旧址位于该村东头。1945年6月,医院随大部队转移后,由部分村民居住过,现存三大院十二孔窑洞缺门少窗,院内杂草丛生,棋盘、石台等裸露风化,未进行管理保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塔区院)在南泥湾赵家河村寻访革命旧址时发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关福祥烈士的墓碑。4月28日,宝塔区院针对该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工作存在的墓碑风化、环境恶劣、管理缺失等问题立案调查,并向宝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南泥湾镇人民政府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对关福祥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职责。
后宝塔区院在了解关福祥烈士生平过程中,得知关福祥烈士墓址所在地现称“坟湾”,是当年集中掩埋八路军三五九旅英雄烈士的地方,称为“英烈园”。宝塔区院立即组织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党史研究部门组成工作组,共同查找英烈园相关历史资料。同时,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英烈园在国家烈士褒扬信息系统登记上报,积极开展烈士身份信息确认工作。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宝塔区院在英烈园周边又发现了后方医院旧址。6月28日,宝塔区院向区文旅局、南泥湾镇政府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将英烈园和后方医院列入地方保护名录。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现场调研、测绘、制定设计方案、协调土地征收工作。工作组多次召开推进会、座谈会,互相通报、督促工作进度,并邀请专家对英烈园遗址和后方医院旧址的文物认定和保护方案进行评审论证。7月13日,宝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向宝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报请英烈园遗址的恢复重建项目。8月2日,宝塔区人民政府将八路军三五九旅英烈园遗址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后方医院旧址公布为宝塔区第八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针对英烈园恢复重建和后方医院旧址修缮的相关问题,延安市人民检察院于9月6日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向宝塔区人民政府、延安纪念地管理局、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统筹恢复英烈园风貌,加强管理维护工作;加强后方医院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推动集中连片保护。就英烈园恢复重建项目实施涉及迁址等问题与采气一厂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与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延安纪念地管理局、宝塔区人民政府等10余家单位共同厘清各单位职责,研究革命旧址保护措施,并就南泥湾多处红色革命史迹集中连片保护问题达成共识。
目前,英烈园文物保护标志已设立,已确认112名烈士的信息资料,恢复重建项目用地已纳入全市整体土地空间利用规划,与南泥湾镇赵家河村委会和村民已达成土地征收协议。后方医院文物保护修缮方案已编制完成。
【典型意义】
针对革命史迹不同程度受损以及未纳入国家保护范畴情况,结合行政机关不同职能,检察机关采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多种方式,发挥上下一体化办案优势,督促实现烈士墓址和革命旧址全面系统保护。同时,注重区域红色革命史迹集中连片保护,有效激活和提升了烈士纪念设施及革命文物保护能力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2.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线索移送 磋商 执法合力
【要旨】
针对辖区内烈士纪念碑、墓群、烈士纪念亭等设施管理保护不到位,致使上述纪念设施破坏严重的情形,军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配合优势,强化诉前磋商机制,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促使军地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整改,形成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位于榆中县城关镇兴隆山卧龙湾的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于1986年由榆中县人民政府拨款建造,占地38628平方米,陵园安葬着解放兰州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314名烈士。陵园西南方建有无名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周围掩埋着615名无名烈士遗骨。由于管理维护不到位,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整体环境脏乱差,墓群、纪念碑等设施自然损毁十分严重,烈士纪念亭面临垮塌的危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6月,榆中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榆中县院)在收到兰州市军事检察院移交的线索后,结合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的具体要求,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对烈士陵园开展调查核实。经实地勘查发现陵园存在张一悟同志纪念碑碑面部分损坏、纪念碑亭地面塌陷裂缝,英雄烈士墓碑刻字斑驳脱落、碑身侧面破损、墓碑旁杂草丛生并堆放建筑垃圾,陵园通往无名烈士碑方向道路台阶阶面松动破裂,路旁护栏塌陷、断落等问题。针对上述调查发现的问题,榆中县院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对辖区内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不到位,未对受损的纪念设施及时进行修复,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受侵害情形,遂立案调查。
由于兴隆山烈士纪念设施位于兴隆山自然保护区内,修缮维护需得到林业部门同意,存在主管部门修缮维护资金缺口较大、人员短缺等困难,榆中县院采取前期沟通、跟进监督、协同整改的办案模式,与兰州市军事检察院、榆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实地召开联席会议积极磋商,听取各方意见,找准问题症结。磋商会后,榆中县院及时向榆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立即采取有效整治措施,对烈士陵园设施进行修缮、维护,规范陵园管理,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宣传的作用,维护陵园庄严肃穆的环境和氛围。同时,将检察建议上报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抄报县人大常委会。
检察建议发出后,榆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高度重视,召开会议成立保护工作小组,开展对烈士陵园的整改落实工作,并制定专门的整改方案,上报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同时,兰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会同兰州军事检察院积极协调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陵园破损及维护修缮情况召开座谈会,进行沟通磋商,落实资金问题。会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方面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申请资金,另一方面,积极协调榆中县财政拨付3万元用于烈士陵园的紧急修缮和维护。据悉,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全面整改的350万元资金,将于今年10月份全部到位。
鉴于陵园只有6名工作人员,初期整改人员缺口较大。为确保问题得到解决,公益保护取得实效,202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榆中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联合西部战区第二检察院、兰州军事检察院、驻兰部队官兵及榆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共计150余人,在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以协同整改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党日活动,全体人员协同陵园工作人员,对字迹斑驳脱落的烈士墓碑进行描红粉刷,清理杂草,对损坏的纪念设施进行了修缮。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使相关问题得到了整改。
【典型意义】
烈士纪念设施是中国共产党非凡奋斗历程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见证,是重要的红色教材。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特别是县级及以下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通过上下联动、军地联合的方式,以解决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存在问题为切入点,推动烈士陵园破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烈士遗骸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遗骸保护 散葬烈士墓管护  联合专项行动
【要旨】
通过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保护烈士遗骸、重修烈士墓和做好亲属安抚工作,整治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盲区”,补齐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短板”。
【基本案情】
1949年6月,为了开辟岜林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战士覃通寿等5人,在覃天铭的带领下组成武工队,宣传我党政策。在执行任务返程途中遭匪帮伏击,覃通寿为掩护战友撤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17岁。覃通寿牺牲后,简单掩埋于原河池县保平乡下洛村花京屯,仅立一块石头作为印记,没有留下墓志铭,墓茔年久失修,被当作无主墓。
2021年5月,河池市金城江区保平乡下洛村花京屯“旱改水”土地整治项目作业时,挖到一个顶部有枪眼的人形颅骨。此处疑似河池籍烈士覃通寿散葬墓地,项目作业当即停工。
【调查和督促履职】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城江区检察院)发现本案线索后遂成立专案组,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并迅速联合金城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民政局共同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通过现场实地勘查,走访覃通寿烈士的旁系亲属和知情人,查阅《金城江区烈士名录》《中国共产党金城江历史》《河池风云》等资料,最终确认工人作业挖到的疑似遗骸就是覃通寿烈士遗骸。确认覃通寿烈士身份后,金城江区检察院组织退役军人事务局、涉事施工方以及烈士亲属召开公益诉讼磋商会,共同商讨解决方案。6月12日,金城江区检察院向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指出覃通寿烈士墓被当作无主墓处理的情况反映出辖区内的烈士纪念设施,特别是散葬烈士墓保护管理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建议及时落实覃通寿烈士遗骨保存、墓茔重建、亲属安抚等相关工作;并对辖区内散葬烈士墓管护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完善墓地信息、统计存在问题、做到一墓一册。
收到检察建议后,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整改。一是覃通寿烈士墓地于7月12日修缮完工,金城江区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局、保平乡人民政府等单位向烈士敬献花圈,查看墓地修缮情况,并现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宣传学习覃通寿等烈士的英雄事迹。二是金城江区检察院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于7月16日至27日进行专项排查,对辖区内的71处散葬的烈士墓进行摸底,发现33处墓地存在墓基下沉、碑面老旧、坟顶塌陷等9类问题,检察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磋商方式推进烈士纪念设施的全面修整。
为进一步巩固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成果、推动工作开展,双方签订了《关于建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协作机制意见》,明确日常联络、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强化线索发现、调查取证等协作配合,着力构建良好互动、密切配合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格局。在协作机制推动下,行政机关拟提出方案向上级申请数十万元资金对辖区内存在问题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全面修整。
【典型意义】
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检察机关以覃通寿烈士遗骸保护案为契机,立足于河池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实际,注重以点带面,及时部署开展辖区内散葬烈士墓管护专项行动。工作中,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圆桌会议、磋商等方式,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形成办案合力,以办案实效回应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的社会关切,不断推动辖区内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水平全面提升,捍卫英雄烈士的荣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4.湖南省韶山市毛新梅等十五名散葬烈士墓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散葬烈士墓 公开宣告送达 纪念设施保护等级 军地协作
【要旨】
针对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不到位、不全面等问题,军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方面紧密协作,采取诉前磋商、公开宣告送达等方式,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系统修缮、保护散葬烈士墓。
【基本案情】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1925年,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在韶山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自此,革命救国的星星之火在这里燎原,并涌现出许多以毛泽东族兄毛新梅以及李耿侯、钟志申、毛福轩、庞叔侃等“韶山五杰”为代表的革命先烈。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韶山市院)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由于历史原因,毛新梅等十五名县级及以下散葬革命烈士墓地存在周边杂草丛生,墓碑、碑文一定程度污损,以及有些烈士墓无路可寻、枯叶堆积等管理保护不到位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韶山市院发现上述线索并于2月25日立案办理。为切实办理好这批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韶山市院与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进行诉前磋商协调,就散葬烈士墓的整改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与长沙市军事检察院共同分析研究案情,联合制发检察建议书,于2021年6月17日向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开宣告送达。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与韶山市院沟通、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报告,形成整改方案,有规划性地开展维护散葬烈士墓工作,目前已投入资金18万余元。目前革命烈士杨再麟的坟墓及周边道路已全面修缮;革命烈士庞叔侃墓前已重塑人物雕像,碑文清晰,庄严肃穆;其他散葬烈士墓正在按计划全面有序修缮中。
与此同时,韶山市院会同有关部门以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为切入点,结合韶山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大局,向韶山市委提交《关于韶山市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调查报告》,从改变管理模式、完善管理机制、多元筹措资金、注重开发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得到了韶山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批示和认可。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着手制定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针对未列入等级的散葬烈士墓地进行分类管理,制定韶山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办法,找到葬在外地的另外两位“韶山五杰”李耿侯、毛福轩烈士墓地,拟将“韶山五杰”中的毛新梅、钟志申、庞叔侃烈士墓申请评定为县级烈士纪念设施,形成长效保障机制。
【典型意义】
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保护好红色资源,韶山市有关方面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积极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采取军地协作、磋商、公开宣告送达、专题报告、联席会议等方式,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加强对散葬烈士墓的日常监管,推进“韶山五杰”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形成长效保障机制,为捍卫英雄烈士权益,促进红色资源修复和传承贡献智慧和力量。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西瓦烈士陵园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陵园保护 一体化机制 军地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会同行政机关通过军地联合、上下级联办、内外联动等方式优化整合资源,对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烈士陵园开展公益保护,与相关部门进行诉前磋商、事中沟通、多方跟进,促成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协同共治,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基本案情】
康西瓦烈士陵园位于喀喇昆仑山腹地、新疆和田皮山县赛图拉镇,海拔4280米,陵园修建于1965年,安葬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牺牲的78名烈士、30名因公牺牲和病故的卫国戍边官兵。陵园日常由驻地部队和当地镇政府管理,但实际管理权责一直未明确,未开展分级保护。该陵园纪念碑外饰黑色瓷砖,黑漆脱落,墓体大部分由石块混合水泥修砌,围墙整体结构不牢固,园内其他设施破损老化。未开展英烈事迹史料收集整理等工作,红色资源宣传教育功能未得到充分体现。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7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疆区院)与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在摸排安葬中印边境卫国戍边烈士、修筑天山公路(独库公路)牺牲烈士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及乔尔玛烈士陵园等保护情况中发现康西瓦烈士陵园在有效管护、规范整修方面缺失,设施管理保护水平低,随后将该线索交和田分院办理。因该案具有涉军因素,由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与和田分院联合办案。
同年7月19日,和田分院、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就该线索决定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当日,检察机关与和田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座谈会,双方就共同开展现场调查、申报分级保护、加强管理协作等事项达成初步共识。7月22日,军地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共赴康西瓦烈士陵园现场踏勘,邀请驻地部队、皮山县赛图拉镇人民政府共同研判协商,查找康西瓦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中存在的权责不明等问题,明确由当地护边员定期进行巡查,并当场设置了文明祭扫警示牌。
7月26日,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再次召开磋商座谈会,形成磋商会议纪要:一是和田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康西瓦烈士陵园修缮工作专班,制定修缮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分解专班任务,积极解决康西瓦烈士陵园修缮工程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在职责范围内对接协调南疆军区等有关军事单位,明确烈士纪念设施及其保护范围内土地和设施的管理权属;三是和田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照《烈士褒扬条例》第二十七条至三十条之规定,于年内启动陵园分级保护报批工作,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健全管理工作规范,维护纪念烈士活动的秩序,搜集、整理、保管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
考虑到康西瓦烈士陵园管理保护的重要性,新疆区院、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与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共商陵园保护事宜。目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康西瓦烈士陵园的2500万元修缮资金已到位。陵园修缮以“戍边英魂,高原丰碑”为主题,已于2021年8月8日启动,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悼念馆等主体工程预计于今年10月底前竣工。
【典型意义】
对红色资源的综合保护,应当注重在精神传承上“下功夫”,在推动落实上“做文章”。办理中,新疆检察机关整合上下级检察力量,携手军事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抓住契机,积极推动管理权责不明的烈士陵园归口管理,明确管护责任。相关方面密切协作配合,以履职担当守护红色信仰,坚定红色信念,为红色资源保护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6.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朱枫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建设用地合法化
【要旨】
针对烈士纪念设施未经用地审批先行建设,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的困境,检察机关通过磋商和诉前检察建议,协调退役军人事务等相关部门共同依法履职,督促推动烈士纪念设施补办用地合法手续,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妥善管理保护。
【基本案情】
朱枫烈士,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是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1949年受派到台湾地区协助我党潜入台湾高层的吴石将军执行党的秘密任务,为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50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与吴石将军等四人在台北英勇就义。1983年6月,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2010年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之际,其骨灰从台北运回大陆,经朱枫后人同意,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于其故乡镇海。
2011年5月,宁波市镇海区民政局在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附近地块建造朱枫烈士纪念设施,并举办了隆重的“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和“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但上述纪念设施未及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2011年8月,当地国土部门以非法占用林地为由作出行政处罚,要求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等。2015年11月,镇海区民政局在申报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土地证时,将该地块并入毗邻的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申报土地使用权证,国土部门未认真审核,错误办理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此后,虽经相关部门协调,朱枫烈士墓地土地合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在发现朱枫烈士墓存在的上述问题后,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镇海区院)与宁波市镇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简称镇海区退役军人局)沟通对接,了解情况。经调查查明:宁波市镇海区民政局(机构改革后相关职能转由镇海区退役军人局负责)在建设朱枫烈士墓时,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建成后亦未及时补办手续,致使被国土部门以非法占地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宁波市镇海区国土局(机构改革后相关职能转宁波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镇海分局)错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镇海区院认为,由于相关行政机关未正确履职,不仅有损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庄严、肃穆,更伤害了人民群众对烈士入土为安、敬仰烈士的朴素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6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镇海区院和镇海区退役军人局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会同宁波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镇海分局(以下简称镇海区资规局)等单位召开磋商会,并达成以下共识:一是加快办理朱枫烈士墓用地合法化手续;二是加强正面舆论宣传,消除对英雄烈士的不良影响;三是整治提升朱枫烈士墓周边环境,发挥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作用。镇海区院在向相关单位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对土地执法环节存在的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提出了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镇海区退役军人局、镇海区资规局等单位高度重视,及时依法履职,目前已完成朱枫烈士纪念设施立项审批和用地审批等相关报批手续,案涉地块已纳入现行国土空间规划并完成土地勘测定界。同时,镇海区退役军人局在镇海区院协助下,积极向区政府申请朱枫烈士墓土地划拨费、烈士陵园周边环境整治等资金约45万元。
【典型意义】
保护烈士纪念设施,既应当保护其有形的外观,也应保障其建设活动的合法性,避免产生负面社会评价。朱枫烈士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其纪念设施违法用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损害了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的形象和氛围,更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烈士入土为安的朴素情感。在专项行动中,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检察机关发挥检察监督作用,通过磋商和诉前检察建议方式,与行政机关凝聚共识,化解争议,共同推动烈士纪念设施用地合法化,保护英烈纪念设施,弘扬革命文化精神。
7.重庆市北碚区张自忠烈士陵园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环境综合整治
【要旨】
为解决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周边噪音污染、水污染问题,检察机关发挥检察建议、诉前磋商等程序机制优势,督促多家行政机关及时、协同履职,合力开展综合整治。
【基本案情】
张自忠烈士陵园系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墓。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批准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1986年至今,“张自忠烈士陵园”先后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因历史规划原因,张自忠烈士陵园紧邻渝武高速公路,长期遭受交通噪声污染。陵园正门两侧景观水池污浊,陵园旁设置有一处垃圾收集站,存在污水未经处理渗入烈士陵园水池情形,影响了烈士陵园庄严、清净的纪念氛围。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2月20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碚区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张自忠烈士陵园存在噪声污染问题的案件线索后,经与相关部门实地调查,除查证噪声污染问题属实外,还发现张自忠烈士陵园存在正门两侧水池水域污染问题及周边污水排放导致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深入调查,烈士陵园噪音污染、垃圾站污染问题成因、监管职责较为明确。为推动问题及时治理,北碚区院、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局等加强沟通,协同查明了张自忠烈士陵园噪声污染程度及历史成因,北碚区院分别于2021年1月21日、4月1日向两家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张自忠烈士陵园环境综合整治。
为推进水池污染治理,当地在明确水池权属、污水来源等关键事实的基础上,厘清涉案水池污染监管问题,初步明确缙云人文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生态环境局职能职责与问题整改关联性较强。为明确整改方案,推动污染问题实质性整改,2021年6月15日北碚区院联合缙云人文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生态环境局召开联席会,针对本案水池污染问题开展行政诉前磋商,会上行政机关对水池污染问题治理由缙云人文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工作共识。基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烈士陵园的工作便利,明确缙云人文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负责前期整改,区生态环境局承担水池污染整治工作的业务指导工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水池后续管理的工作方案。
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区交通局为解决烈士陵园噪声污染问题,协调重庆渝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高速公路沿线安装声屏障,加设禁鸣标识。针对周边垃圾站污水排放问题,区城市管理局已关停梅花山垃圾收集站,并计划将该站点改建为生活垃圾分类综合宣传基地。针对水池水域污染问题,区缙云人文科技城管理委员会积极立项,筹集资金60余万元对水池进行整治,由区生态环境局承担指导工作,预计2021年10月底完工,整改质保期满后移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后续管护工作。
【典型意义】
张自忠烈士陵园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见证。为协同推进解决烈士陵园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综合问题,维护烈士陵园庄严、清净的纪念氛围,当地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并注重发挥检察建议、诉前磋商等多种程序机制优势,及时高效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推动烈士陵园环境问题的综合整治取得成效。
8.河南省桐柏县红色资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红色资源保护 军地协作
【要旨】
针对相关部门在红色资源保护中职责不清、权责不明,致使部分遗址纪念设施损毁严重的问题,军地检察机关通过诉前程序督促有关单位依法履职,形成红色资源保护合力,较好地维护了国防和军事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从1926年到解放战争胜利的23年间,河南省桐柏县范围内先后共建立了3个中央级、6个省级、9个地级、12个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刘少奇、李先念、贺龙、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全县共有革命遗址、纪念设施200多处,但因疏于管理保护,经过自然侵蚀、人为破坏,有的建筑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有的建筑残缺破败,有的甚至已经完全灭失,红色资源受到严重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该县部分红色资源存在保护不善问题。根据军地检察机关有关协作机制,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向郑州军事检察院通报了相关情况,并邀请郑州军事检察院共同对该县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开展调查摸底。
经查,桐柏县200多处革命遗址、纪念设施中,有3处省级保护文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损坏问题,有63处县级保护文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部分遗址已经灭失,多处烈士墓葬及纪念设施处于无人管理状态。部分遗址所属乡镇、文物保护部门、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有关红色资源保护存在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等问题,未能有效履职,导致部分红色资源未能得到及时妥善保护。4月19日至28日,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6个乡镇政府公益诉讼立案。随后,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和郑州军事检察院共同向以上责任单位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积极履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好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
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军地检察机关针对各责任单位在文物修缮和保护中存在的障碍和顾虑,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于5月7日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召开红色资源保护座谈会,通过充分交流讨论,提升思想认识,明确自身职责。随后,桐柏县人民政府下发红色资源保护的实施意见,并深入各乡镇进行具体指导;乡镇人民政府也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制定相应的整改计划。月河镇人民政府对南阳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地进行了修缮,并筹建10间房屋作为展览室;新集镇人民政府建立了南阳市第一个村级红色革命遗址纪念馆;平氏镇人民政府、城关镇人民政府派专人负责收集红色文化和党史资料、修缮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并计划打造红色资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截至目前,各乡镇已修缮重要革命遗址30余处,树立纪念石碑50余座,收集相关党史资料300余份。
【典型意义】
军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方面通过有效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联合开展实地勘查、制发检察建议书、召开座谈会,针对不同位置、不同现状的文物,因地制宜、因类施策,有效提升和加强了红色资源监管和保护力度,修缮和挽救了一大批重点革命文物。
9.河北省灵寿县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管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集中管理保护
【要旨】
针对革命老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不力、损毁破坏严重、维护修缮不及时等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整改不到位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和集中管护工作落到实处。
【基本案情】
抗日战争时期,灵寿县是晋察冀边区政府、边区银行、抗大二分校等机关驻扎地,红色资源丰富,全县有35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503处散葬烈士墓,零散分布在15个乡镇的田间地头、屋前房后、公路边,乃至村委会院内,因长期疏于管理保护,纪念设施碑体污损严重、碑文模糊不清,周围杂草丛生、私搭乱建等问题突出,烈士纪念设施亟待修缮保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灵寿县院)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内多处烈士纪念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随即成立专案组,并于7月10日立案调查。
为全面掌握全县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相关数据和管理现状,专案组历时15天,行程1000余公里,实地走访与核查了遍布全县15个乡镇的35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和503处散葬烈士墓,发现有31处纪念设施未划定保护范围,29处纪念碑严重污损,3处纪念碑丢失,多数散葬烈士墓因长期疏于管理,污损破坏严重,且无人祭扫。
针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灵寿县院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呈报了《关于灵寿县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从整合红色资源、筹建烈士陵园、集中统一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经与主管行政部门灵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沟通,于2020年9月29日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对丢失、残缺、污损、碑文模糊不清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修缮;二是划定保护范围,对侵占、挤占烈士纪念设施等问题进行整改;三是强化管理保护,对烈士纪念设施周边的杂物、杂草、垃圾进行清理,恢复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2020年11月30日,灵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书面回复,已按检察建议进行整改,根据县委、县政府要求启动了烈士陵园建设工程,待竣工后将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迁入集中管理保护。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灵寿县院对整改情况实地跟进监督,发现检察建议指出的烈士纪念碑丢失、破损等问题没有完全整改,筹建的烈士陵园因经费问题也已经停工。为推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灵寿县院于2021年2月4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期间,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的要求,灵寿县院积极牵头协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文物局、县民政局、县住建局等部门召开推进会,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明确职责分工、制定迁入方案、协调解决搬迁中遇到的难题。在各方积极配合推动下,烈士陵园工程顺利复工,散葬烈士陆续迁入陵园,截至目前,总投资2500余万元、占地面积13000余平方米的灵寿县烈士陵园已完成工程量的90%,已有26处烈士纪念设施按照搬迁方案迁入烈士陵园集中管理保护。后续,散葬烈士墓也将陆续迁入。2021年8月25日,灵寿县院依法向法院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针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管理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地有关方面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对整改情况跟进监督,并积极向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建言献策。针对整改不到位问题,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力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尽责,推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贡献了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0〕20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司法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1.删除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  2.将第三条修改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3.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
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担保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条件时生效。”  4.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不受影响。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  6.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1.将第六十八条修改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有独立财产的村民小组为当事人。”  2.将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
原告起诉代理人和相对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代理人和相对人为共同被告。”  3.将第八十三条修改为:
“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  4.将第三百四十三条修改为:
“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清理下落不明人的财产,并指定案件审理期间的财产管理人。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失踪的,应当同时依照民法典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5.将第三百五十一条修改为:
“被指定的监护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的,裁定驳回异议;指定不当的,判决撤销指定,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当送达异议人、原指定单位及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判决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当送达申请人、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6.将第三百五十二条修改为:
“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被申请人没有近亲属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经被申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且愿意担任代理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为代理人。
没有前款规定的代理人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代理人。
代理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两人。”  7.将第三百六十五条修改为:
“依照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违反该约定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8.将第四百七十条修改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第一条修改为: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2.将第七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适用人民陪审制。”  3.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可以直接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  4.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已经履行公告程序、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意见的证明材料。”  5.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6.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
(三)已经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7.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区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判决予以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或者人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二条修改为: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3.将第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修复生态环境等诉讼请求。”  4.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检察机关、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5.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6.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7.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8.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9.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10.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以下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一)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二)清除污染以及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11.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12.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原告所需承担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费用,可以酌情从上述款项中支付。”  13.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申请承认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将答复内容修改为:
“当事人持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和第二百八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依法作出承认或者不予承认的裁定。”
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
将第一条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
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删除第四条。  2.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二条第(四)项修改为: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动产所在地、港口所在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营区内,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
将正文修改为:
“你院京高法〔2001〕271号《关于荆其廉、张新荣等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海外公司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确立问题处理结果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本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事故车的商标所有人,根据受害人的起诉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以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海外公司、通用汽车巴西公司为被告并无不当。”
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
将第九条修改为: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时不得涂改、损毁、抽取案件材料。
人民法院对修改、损毁、抽取案卷材料的诉讼代理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对审判监督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3.将第二条修改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4.删除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5.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必需的证据。”  6.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原判决、裁定对基本事实和案件性质的认定系根据其他法律文书作出,而上述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规定的情形。”  7.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经审查再审申请书等材料,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径行裁定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期限,或者超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8.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再审。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9.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影响程度以及案件参与人等情况,决定是否指定再审。需要指定再审的,应当考虑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以及便利人民法院审理等因素。
接受指定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审理。”  10.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再审。”  11.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的除外。”  12.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现将有关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问题规定如下:”
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1.将第四条修改为: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  2.将第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时,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可以依照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方式送达;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成员国,可以依照该公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办理。”  3.将第八条修改为:
“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4.将第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规定的公告方式送达时,公告内容应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
将第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委托外国送达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和进行民商事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提供译文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
翻译件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但应由翻译机构或翻译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译文与原文一致。”
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2.将第二条修改为: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二)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未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未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方法的;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三)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景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
(四)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
(五)其他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3.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原告认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请求被告承担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按指印。”  4.将第五条修改为:
“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按指印确认。
送达地址应当写明受送达人住所地的邮政编码和详细地址;受送达人是有固定职业的自然人的,其从业的场所可以视为送达地址。”  5.将第七条修改为:
“双方当事人到庭后,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按指印。”  6.将第九条修改为:
“被告到庭后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后果;经人民法院告知后被告仍然拒不提供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被告是自然人的,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或者经常居所为送达地址;
(二)被告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以其在登记机关登记、备案中的住所为送达地址。
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告知的内容记入笔录。”  7.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受送达的自然人以及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被邀请的人不愿到场见证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到场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从业场所,即视为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8.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9.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二)劳务合同纠纷;
(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五)合伙合同纠纷;
(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10.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按指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按指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且不属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11.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二)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三)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
(四)涉及自然人的隐私、个人信息,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五)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十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将第二条修改为:
“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十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1.将第十条修改为:
“按照第八条、第九条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同时应由申请人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2.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委托他人代理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在国外出具的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法〔2019〕155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指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请示》(琼高法〔2019〕93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指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海南省海口市、三沙市、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文昌市、琼海市、澄迈县、屯昌县、临高县、定安县、琼中县、昌江县辖区内,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和垄断纠纷案件除外;
二、同意指定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在海南省三亚市、东方市、万宁市、五指山市、陵水县、保亭县、白沙县、乐东县辖区内,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和垄断纠纷案件除外。
此复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2020〕11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宁夏、陕西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字〔2019〕42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法〔2020〕10号),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有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5日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为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面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维护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试点法院应当根据本办法,积极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健全审判组织适用模式,探索推行电子诉讼和在线审理机制,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促进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合理有效配置,全面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优化司法确认程序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特邀调解名册,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确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并对名册进行管理。
第三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第四条 司法确认案件按照以下规定依次确定管辖:
(一)委派调解的,由作出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
(二)当事人选择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特邀调解组织调解的,由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选择由特邀调解员调解的,由调解协议签订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案件符合级别管辖或者专门管辖标准的,由对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三、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第五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标的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
标的额超出前款规定,但在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审判组织、审理期限、审理方式、一审终审等相关事项。
第六条 下列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纠纷;
(二)涉外民事纠纷;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纠纷;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纠纷;
(五)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纠纷。
第七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告知放弃答辩期间、举证期限的法律后果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开庭审理。
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放弃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但一般不超过七日。
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放弃举证期限的,可以由当事人自行约定举证期限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但一般不超过七日。
第八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比照简易程序进一步简化传唤、送达、证据交换的方式,但不得减损当事人答辩、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庭审可以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序限制,直接围绕诉讼请求或者案件要素进行,原则上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第九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比照简易程序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主要记载当事人基本信息、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主要事实、简要裁判理由、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和一审终审的告知等内容。
对于案情简单、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法官可以当庭作出裁判并说明裁判理由。对于当庭裁判的案件,裁判过程经庭审录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完整记录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可以不再载明裁判理由。
第十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十一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的,裁定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一)当事人认为案件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关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
(二)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追加当事人,致使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且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继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三)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追加当事人,致使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十万元以上或者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
(四)当事人提出反诉的;
(五)需要鉴定、评估、审计的;
(六)其他不宜继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形。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中发现案情疑难复杂,并且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得再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确有必要的除外。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转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举证、质证。
四、完善简易程序规则
第十二条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案件,需要公告送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第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下列方式简化庭审程序,但应当保障当事人答辩、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
(一)开庭前已经通过庭前会议或者其他方式完成当事人身份核实、权利义务告知、庭审纪律宣示的,开庭时可以不再重复;
(二)经庭前会议笔录记载的无争议事实和证据,可以不再举证、质证;
(三)庭审可以直接围绕诉讼请求或者案件要素进行。
第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方式简化裁判文书:
(一)对于能够概括出案件固定要素的,可以根据案件要素载明原告、被告意见、证据和法院认定理由、依据及裁判结果;
(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者主要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裁判文书可以只包含当事人基本信息、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主要事实、简要裁判理由、裁判依据和裁判主文。
简化后的裁判文书应当包含诉讼费用负担、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等必要内容。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五、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
第十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第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
(四)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
(五)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
(六)发回重审的;
(七)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八)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九)其他不宜采用独任制的案件。
第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下列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一)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
(二)不服民事裁定的。
第十九条 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的第一审或者第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至(五)项或者第(九)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由独任审理转为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计算,已经作出的诉讼行为继续有效。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举证、质证。
第二十条 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的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的案件,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独任法官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民事裁定的;
(二)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
(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六、健全电子诉讼规则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信息化诉讼平台在线开展诉讼活动。诉讼主体的在线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效力。
人民法院根据技术条件、案件情况和当事人意愿等因素,决定是否采取在线方式完成相关诉讼环节。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以电子化方式提交的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直接在诉讼中使用,不再提交纸质原件。人民法院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要求提供原件的,当事人应当提供。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可以采取在线视频方式,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在线庭审:
(一)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且有正当理由的;
(二)双方当事人均不具备参与在线庭审的技术条件和能力的;
(三)需要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存在其他不宜适用在线庭审情形的。
仅一方当事人选择在线庭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用一方当事人在线、另一方当事人线下的方式开庭。
采用在线庭审方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转为线下开庭方式审理。已完成的在线庭审活动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四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全国统一送达平台、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
(一)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的;
(二)受送达人对在诉讼中适用电子送达已作出过约定的;
(三)受送达人在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中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的;
(四)受送达人通过回复收悉、参加诉讼等方式接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并且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
第二十五条 经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电子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裁判文书。当事人提出需要纸质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主动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送达信息到达电子地址所在系统时,即为送达。
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但未主动提供或者确认电子地址,人民法院向能够获取的受送达人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根据下列情形确定是否完成送达:
(一)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送达材料,或者根据送达内容作出相应诉讼行为的,视为完成有效送达;
(二)受送达人的电子地址所在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推定完成有效送达,但受送达人能够证明存在系统错误、送达地址非本人使用或者非本人阅知等未收悉送达内容的情形除外。
完成有效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电子送达凭证。电子送达凭证具有送达回证效力。
七、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
本办法所称的人民法院,是指纳入试点的人民法院;所称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包括纳入试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所称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包括试点地区内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第二十八条 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规定,并于2020年2月10日前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制定实施方案、修订现有规范、做好机制衔接的前提下,组织试点法院自本办法印发之日起全面启动试点工作,试点时间二年。2021年1月1日前,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形成试点工作中期报告报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之前有关民事诉讼制度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已经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月22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审查和发现上下游关联犯罪线索。对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依法进行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建立捕、诉、监、防一体的办案机制,加强以案释法,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加强网络犯罪预防和治理,净化网络空间。
第五条 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有多个犯罪地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理的原则确定管辖。
因跨区域犯罪、共同犯罪、关联犯罪等原因存在管辖争议的,由争议的人民检察院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跨区域协作办案,强化信息互通、证据移交、技术协作,增强惩治网络犯罪的合力。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加强对电子数据收集、提取、保全、固定等的审查,充分运用同一电子数据往往具有的多元关联证明作用,综合运用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八条 建立检察技术人员、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制度。根据案件办理需要,吸收检察技术人员加入办案组辅助案件办理。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辅助办案,提高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对集团犯罪或者涉案人数众多的,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及地位、作用等综合判断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按照区别对待原则分类处理,依法追诉。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把追赃挽损贯穿始终,主动加强与有关机关协作,保证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阻断涉案财物移转链条,督促涉案人员退赃退赔。
第二章 引导取证和案件审查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重点围绕主体身份同一性、技术手段违法性、上下游行为关联性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注重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
第十二条 经公安机关商请,根据追诉犯罪的需要,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并对以下事项提出引导取证意见:
(一)案件的侦查方向及可能适用的罪名;
(二)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全、固定、检验、分析等;
(三)关联犯罪线索;
(四)追赃挽损工作;
(五)其他需要提出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开展引导取证活动时,涉及专业性问题的,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共同参与。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案件办理情况:
(一)查阅案件材料;
(二)参加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三)了解讯(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情况;
(四)了解、参与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
(五)其他方式。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介入网络犯罪案件侦查活动,发现关联犯罪或其他新的犯罪线索,应当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或移送相关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侦查情况,向公安机关提出以下取证意见:
(一)能够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及时扣押、封存;
(二)扣押可联网设备时,及时采取信号屏蔽、信号阻断或者切断电源等方式,防止电子数据被远程破坏;
(三)及时提取账户密码及相应数据,如电子设备、网络账户、应用软件等的账户密码,以及存储于其中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交易记录等;
(四)及时提取动态数据,如内存数据、缓存数据、网络连接数据等;
(五)及时提取依赖于特定网络环境的数据,如点对点网络传输数据、虚拟专线网络中的数据等;
(六)及时提取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注意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
第十六条 对于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不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网络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重点围绕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有针对性地制作继续侦查提纲或者补充侦查提纲。对于专业性问题,应当听取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了解案件继续侦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情况。
第十七条 认定网络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犯罪嫌疑人与原始存储介质、电子数据的关联性、犯罪嫌疑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扣押、封存的原始存储介质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有、持有或者使用;
(二)社交、支付结算、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物流等平台的账户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身份关联;
(三)通话记录、短信、聊天信息、文档、图片、语音、视频等文件内容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四)域名、IP地址、终端MAC地址、通信基站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电子设备为犯罪嫌疑人所使用;
(五)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的内容。
第十八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其利用的程序工具、技术手段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设备信息、软件程序代码等作案工具;
(二)系统日志、域名、IP地址、WiFi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
(三)操作记录、网络浏览记录、物流信息、交易结算记录、即时通信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内容;
(四)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客观行为的内容。
第十九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专业水平、既往经历、人员关系、行为次数、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聊天记录、发布内容、浏览记录等;
(二)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明显违背系统提示要求、正常操作流程;
(三)犯罪嫌疑人制作、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的软件程序是否主要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四)犯罪嫌疑人支付结算的对象、频次、数额等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
(五)犯罪嫌疑人是否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
(六)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第二十条 认定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应当结合网络空间、网络行为的特性,从违法所得、经济损失、信息系统的破坏、网络秩序的危害程度以及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等综合判断,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聊天记录、交易记录、音视频文件、数据库信息等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获取和传播数据及文件的性质、数量的内容;
(二)账号数量、信息被点击次数、浏览次数、被转发次数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网络空间秩序产生影响的内容;
(三)受影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服务器日志信息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信息网络运行造成影响程度的内容;
(四)被害人数量、财产损失数额、名誉侵害的影响范围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造成侵害的内容;
(五)其他能够反映犯罪行为情节、后果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据的,可以根据记录被害人人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涉案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的电子数据、书证等证据材料,在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对相关犯罪事实作出认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数量众多的同类证据材料,在证明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特征或者功能时,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全部验证的,可以进行抽样验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材料,需要进行专门审查的,应当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自行侦查:
(一)公安机关未能收集的证据,特别是存在灭失、增加、删除、修改风险的电子数据,需要及时收集和固定的;
(二)经退回补充侦查未达到补充侦查要求的;
(三)其他需要自行侦查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自行侦查由检察官组织实施,开展自行侦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需要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的,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和警务部门派员协助。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部门,发现或者收到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负责公益诉讼的部门处理。
第三章 电子数据的审查
第二十七条 电子数据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形式:
(一)网页、社交平台、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通讯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用户身份信息;
(四)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浏览记录、操作记录、程序安装、运行、删除记录等用户行为信息;
(五)恶意程序、工具软件、网站源代码、运行脚本等行为工具信息;
(六)系统日志、应用程序日志、安全日志、数据库日志等系统运行信息;
(七)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数据库文件等电子文件及其创建时间、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大小等文件附属信息。
第二十八条 电子数据取证主要包括以下方式: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检查和侦查实验;电子数据检验和鉴定。
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
(二)现场提取电子数据;
(三)在线提取电子数据;
(四)冻结电子数据;
(五)调取电子数据。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围绕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对电子数据进行全面审查。注重审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多元关联,加强综合分析,充分发挥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
第三十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客观、真实,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是否说明原因,并注明相关情况;
(二)电子数据是否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三)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及结果是否可以重现;
(四)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五)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第三十一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是否完好;
(二)比对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是否发生变化;
(三)电子数据的原件与备份是否相同;
(四)冻结后的电子数据是否生成新的操作日志。
第三十二条 对电子数据的合法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保管的方法和过程是否规范;
(二)查询、勘验、扣押、调取、冻结等的法律手续是否齐全;
(三)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等取证记录是否完备;
(四)是否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等参与,因客观原因没有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说明原因;
(五)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六)对于收集、提取的境外电子数据是否符合国(区)际司法协作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对电子数据的关联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二)电子数据及其存储介质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联性。
第三十四条 原始存储介质被扣押封存的,注重从以下方面审查扣押封存过程是否规范: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与实物一一对应;
(二)是否封存或者计算完整性校验值,封存前后是否拍摄被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照片,照片是否清晰反映封口或者张贴封条处的状况;
(三)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五条 对原始存储介质制作数据镜像予以提取固定的,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位置、使用人、保管人;
(二)是否附有制作数据镜像的工具、方法、过程等必要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六条 提取原始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内容并予以固定的,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位置、使用人、保管人;
(二)所提取数据内容的原始存储路径,提取的工具、方法、过程等信息,是否一并提取相关的附属信息、关联痕迹、系统环境等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七条 对于在线提取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反映电子数据来源的网络地址、存储路径或者数据提取时的进入步骤等;
(二)是否记录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访问方式、电子数据的提取日期和时间、提取的工具、方法等信息,是否一并提取相关的附属信息、关联痕迹、系统环境等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对可能无法重复提取或者可能出现变化的电子数据,是否随案移送反映提取过程的拍照、录像、截屏等材料。
第三十八条 对冻结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冻结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二)冻结的电子数据是否与案件事实相关;
(三)冻结期限是否即将到期、有无必要继续冻结或者解除;
(四)冻结期间电子数据是否被增加、删除、修改等。
第三十九条 对调取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调取证据通知书是否注明所调取的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
(二)被调取单位、个人是否在通知书回执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被调取单位、个人拒绝签名、盖章的,是否予以说明;
(四)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或者以其他方法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
第四十条 对电子数据进行检查、侦查实验,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检查过程、检查结果和其他需要记录的内容,并由检查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是否记录侦查实验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并由参加侦查实验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三)检查、侦查实验使用的电子设备、网络环境等是否与发案现场一致或者基本一致;
(四)是否使用拍照、录像、录音、通信数据采集等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客观记录检查、侦查实验过程。
第四十一条 对电子数据进行检验、鉴定,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主体的合法性。包括审查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员的资质,委托鉴定事项是否符合司法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鉴定人员是否存在回避等情形;
(二)鉴定材料的客观性。包括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充分,取得方式是否合法,是否与原始电子数据一致;
(三)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包括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方法标准的选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四)鉴定意见的完整性。是否包含委托人、委托时间、检材信息、鉴定或者分析论证过程、鉴定结果以及鉴定人签名、日期等内容;
(五)鉴定意见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对于鉴定机构以外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可以参照本条规定进行审查。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第四十三条 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的;
(二)笔录或者清单上没有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三)对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格式等注明不清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第四十四条 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无法确定真伪的,或者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客观、真实情形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但经司法鉴定、当事人确认等方式确定与案件相关的重要数据未发生变化,或者能够还原电子数据原始状态、查清变化过程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五条 对于无法直接展示的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电子数据的内容、存储位置、附属信息、功能作用等情况的说明,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第四章 出庭支持公诉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网络犯罪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
(一)案情疑难复杂的;
(二)跨国(边)境、跨区域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人数众多、证据材料较多的;
(四)控辩双方对电子数据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的;
(五)案件涉及技术手段专业性强,需要控辩双方提前交换意见的;
(六)其他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的情形。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法庭申请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庭前会议。
第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网络犯罪案件,公诉人出示证据可以借助多媒体示证、动态演示等方式进行。必要时,可以向法庭申请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相关技术操作,并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出示电子数据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说明:
(一)电子数据的来源、形成过程;
(二)电子数据所反映的犯罪手段、人员关系、资金流向、行为轨迹等案件事实;
(三)电子数据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的相互印证情况;
(四)其他应当说明的内容。
第四十八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辩解或者辩护意见的,公诉人可以围绕争议点从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提取、复制、制作过程是否规范,内容是否真实完整,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四十九条 支持、推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网络犯罪案件全程录音录像。对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商请人民法院复制,并将存储介质附检察卷宗保存。
第五章 跨区域协作办案
第五十条 对跨区域网络犯罪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相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办案协作。
第五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统一调用辖区内的检察人员参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
第五十二条 办理关联网络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相互申请查阅卷宗材料、法律文书,了解案件情况,被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十三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向办理关联网络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材料的,可以持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明文件申请调取在案证据材料,被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
第五十四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异地调查取证的,可以将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明文件传输至证据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请其代为调查取证。相关法律文书应当注明具体的取证对象、方式、内容和期限等。
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及时将取证结果送达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无法及时调取的,应当作出说明。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可以与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协商;无法解决的,由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五十五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询问异地证人、被害人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系统进行询问,证人、被害人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远程询问的,应当对询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第六章 跨国(边)境司法协作
第五十六条 办理跨国网络犯罪案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及我国批准加入的有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加强国际司法协作,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协作国司法主权、坚持平等互惠原则,提升跨国司法协作质效。
第五十七条 地方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需要向外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应当制作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并附相关材料,经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后,由我国与被请求国间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出申请。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通过外交途径联系。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参加现场移交境外证据的检察人员不少于二人,外方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移交、开箱、封存、登记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代表、外方移交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般应当全程录音录像。有其他见证人的,在笔录中注明。
第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境外收集的证据,应当审查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备以及证据的移交、保管、转换等程序是否连续、规范。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网络犯罪案件,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协助的,可以参照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相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局域网络;
(二)存储介质,是指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硬盘、光盘、优盘、记忆棒、存储芯片等载体;
(三)完整性校验值,是指为防止电子数据被篡改或者破坏,使用散列算法等特定算法对电子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用于校验数据完整性的数据值;
(四)数字签名,是指利用特定算法对电子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用于验证电子数据来源和完整性的数据值;
(五)数字证书,是指包含数字签名并对电子数据来源、完整性进行认证的电子文件;
(六)生物识别信息,是指计算机利用人体所固有的生理特征(包括人脸、指纹、声纹、虹膜、DNA等)或者行为特征(步态、击键习惯等)来进行个人身份识别的信息;
(七)运行脚本,是指使用一种特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依据符合语法要求编写的执行指定操作的可执行文件;
(八)数据镜像,是指二进制(0101排序的数据码流)相同的数据复制件,与原件的内容无差别;
(九)MAC地址,是指计算机设备中网卡的唯一标识,每个网卡有且只有一个MAC地址。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海警机关、监狱等移送的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本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202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9日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正确贯彻实施民法典,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进一步增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努力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努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忠于宪法法律,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以人民为中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准确阐明事理,详细释明法理,积极讲明情理,力求讲究文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满意度,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平正义。
(三)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立足时代、国情、文化,综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作为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重要标准,确保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释法说理时,应当针对争议焦点,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律调查等情况,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说明裁判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和理由。
四、下列案件的裁判文书,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二)涉及疫情防控、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
(三)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四)涉及公序良俗、风俗习惯、权利平等、民族宗教等,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五)涉及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法律规定、司法政策等进行深入阐释,引领社会风尚、树立价值导向的案件;
(六)其他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
五、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官应当结合案情,先行释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再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晰法律内涵、阐明立法目的、论述裁判理由。
六、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除了可以适用习惯以外,法官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如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
七、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法官应当依据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并在裁判文书中详细阐明依据及其理由。
八、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在诉讼文书中或在庭审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用口头反馈、庭审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属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予以回应。
九、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正确运用解释方法:
(一)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准确解读法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案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语境。
(二)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将法律规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全面系统分析法律规定的内涵,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三)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以社会发展方向及立法目的为出发点,发挥目的解释的价值作用,使释法说理与立法目的、法律精神保持一致。
(四)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结合现阶段社会发展水平,合理判断、有效平衡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推动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
十、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使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求繁简得当,丰富修辞论证,提升语言表达和释法说理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探索建立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识别机制,立案部门、审判部门以及院长、庭长等应当加强对案件诉讼主体、诉讼请求等要素的审查,及时识别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并与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机衔接。
十二、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等相关要求,统一法律适用,确保同类案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一致性。
十三、对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案件,根据审判管理相关规定,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法官应当重点说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意见。
十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法官业务培训,将业务培训与贯彻实施民法典结合起来,坚持学习法律知识、业务技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重,增强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断提升法官释法说理的能力水平。
十五、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院长信箱等途径,认真收集、倾听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建议,探索运用大数据进行统筹分析,最大程度了解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反馈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十六、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优秀裁判文书考评激励机制,积极组织开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评选结果应当作为法官业绩考评的重要参考。
十七、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收集、整理和汇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典型案例,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带动人民群众将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培育和营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环境。
十八、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则,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十九、本意见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保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保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保密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现将《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 家 保 密 局
2020年3月12日
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为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强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案件的协调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三十一条、第四百三十二条规定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在作出起诉决定的同时,将案件基本情况通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起诉情形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将不起诉决定书抄送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因高度敏感不宜按照常规方式通报的,可以采用适当方式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将检察机关上一年度办理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情况书面通报国家保密局。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需要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或者是否属于情报进行鉴定的,应当依据《密级鉴定工作规定》向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提起。
第五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疑难、复杂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可以商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就专业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支持。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可以商请作出密级鉴定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就鉴定依据、危害评估等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可以依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或者涉案机关、单位等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向相关主管部门或者涉案机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同时抄送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督促、指导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作,适时相互通报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商案件办理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研究阶段性工作重点和措施。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双方分别确定具体牵头部门及联络人员,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多方位合作,依法加大对侵犯国家秘密案件的查处力度。
第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保密局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查办泄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国保发〔2016〕42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
(法发〔2022〕4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职能作用,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横琴合作区)建设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完善司法政策,统筹推进粤澳法治深度合作,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支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主要目标
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在“一国两制”制度下推进与澳门法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参与横琴合作区条例制定,提升内地与澳门司法交流合作水平。努力营造横琴合作区安全稳定、透明有序、互利共赢的法治环境,全力推进新时代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二、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3.完善域外法查明和适用机制。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横琴法院)设立域外法查明机构,重点加强包括葡语系国家(地区)、澳门在内的域外法查明服务,支持境内外法律专家在横琴法院出庭提供法律查明协助。支持横琴法院申请授权试点探索域外法适用机制,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者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在横琴合作区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
4.构建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支持横琴法院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鼓励其与国内外商事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及其他法律服务机构进行工作对接,推动社会解纷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支持横琴法院与葡语系国家(地区)相关机构开展合作,吸纳符合条件的外国及港澳地区调解组织、调解员参与国际商事、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调解,探索由横琴法院试点受理该类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件。
三、强化横琴法院职能作用
5.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支持横琴法院根据其自身职能定位和横琴合作区发展需要,依法申请授权在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功能定位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彰显“一国两制”优势的新型示范法院。
6.推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妥善审理公司、金融、知识产权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类型案件,平等保护横琴合作区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构建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公平竞争、有效监管、统一市场为基本导向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7.提升智慧法院诉讼服务水平。支持横琴法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以“一网通办”“一次办好”为目标,完善国际化、标准化、智能化诉讼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构建全流程在线诉讼新机制和诉讼服务新模式,加强与港澳诉讼服务对接,为境内外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8.积极延伸司法职能。与横琴合作区职能部门建立会商研究、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于涉港澳企业案件的梳理分析,定期通报典型案例或相关情况,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提供参考,发挥司法引导功能。
四、深化粤港澳司法协作交流
9.简化涉港澳案件诉讼程序。支持横琴法院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资格司法确认、授权委托见证、送达程序及诉讼证据审查认定。支持横琴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建立直接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机制,提高涉港澳民商事纠纷诉讼效率。
10.加强与港澳地区司法交流力度。落实珠澳法院互访和日常交流机制,推动简化跨境司法交流合作审批程序,加强粤港澳三地司法部门的交流合作,就粤港澳司法资源共享、业务培训与课题研究等方面加强交流学习,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化能力的人才队伍。
五、加强组织保障
11.加强组织领导。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横琴合作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协调推进,确保各项举措务实管用、科学有效。
12.完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各有关单位要加强条线指导,第一巡回法庭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要增强做好服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主动性、前瞻性,充分利用派驻广东的便利条件,立足司法职能,主动服务横琴合作区建设重大战略,持续推进改革进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督促落实,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凝聚服务保障合力,加快推动各项建设和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2017年7月25日 法发[2017]20号印发)
本院各单位: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部署,遵循司法规律,在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的基础上,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
2.立足最高人民法院职能定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明晰审判组织与人员的职责权限,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制度,巩固先行先试的改革成果,全面落实院党组关于执法办案的一系列工作要求。
二、审判组织与人员
(一)合议庭和审判团队
3.最高人民法院实行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每个合议庭配备适当数量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在巡回法庭一般以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1+1+1”的模式配置审判团队。
4.合议庭原则上随机产生,也可以根据专业化审判需要组成相对固定的合议庭。
5.合议庭审判长一般由资历较深的法官担任,也可以由承办法官担任。
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副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由其担任审判长。
6.因专业化审判需要组建的相对固定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人员应当定期交流,期限一般为两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7.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副庭长可以审理下列案件:
(1)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
(2)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
(3)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本院适用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国家赔偿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4)对本院生效案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进行再审、重新审理的案件;
(5)其他有必要由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副庭长审理的案件。
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审理上述案件时,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协调配合审判业务庭室和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指定分案、审判团队配备、诉讼程序运转、司法公开、新闻宣传等服务保障工作。
8.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审判职责外,还应当以下审判职责:
(1)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庭审分工并指导做好其他庭审准备工作;
(2)主持、指挥庭审活动;
(3)主持合议庭评议;
(4)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按程序层报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
(5)依照权限签署法律文书;
(6)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审判长自己承办案件时,应当同时履行承办法官的职责。
9.承办法官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
(1)指导法官助理做好庭前准备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
(2)就当事人提出的保全、司法鉴定、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等提请合议庭评议;
(3)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核,提出审查意见,依法调取必要证据;
(4)制作阅卷笔录,拟订庭审提纲,撰写审理报告;
(5)协助审判长开展庭审活动;
(6)参与案件评议,并先行提出处理意见;
(7)根据合议庭、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制作并签署裁判文书;
(8)指导审判辅助人员落实院党组关于网上办案、司法公开、电子卷宗、案卷归档等工作要求;
(9)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10.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合议庭其他法官应当认真履行审判职责,共同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
11.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审判长依次签署;审判长作为承办法官的,由审判长最后签署。
依法由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案件,裁判文书由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或经授权的副主任委员签署。
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裁判文书由院长或受其委托的其他院领导签署。
执行死刑的命令由院长签发。
12.除本规定列明的特殊情形外,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审核签发,也不得以口头指示、旁听合议、文书送阅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
13.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
(1)审查诉讼材料,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2)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调解,草拟调解文书;
(3)受法官委托或协助法官依法办理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
(4)受法官指派,协调司法技术辅助部门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工作;
(5)受法官委托或协助法官依法调取必要证据;
(6)根据法官要求,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7)在法官指导下草拟审理报告、裁判文书;
(8)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
14.书记员在法官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庭前准备的事务性工作;
(2)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3)负责案件审理中的记录工作;
(4)按照网上办案要求及时上传案件材料,具体落实司法公开各项工作要求;
(5)校对、送达法律文书;
(6)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7)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专业法官会议
15.专业法官会议由各审判业务庭室在本部门范围内召集,拟讨论案件涉及交叉领域的,可以在全院范围内邀请相关专业审判领域的资深法官参与讨论。专业法官会议形成的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16.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下列案件:
(1)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
(2)合议庭认为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的案件;
(3)合议庭拟作出答复或批复的请示案件;
(4)合议庭拟作出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不一致的案件;
(5)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决定提交讨论的案件;
(6)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7)合议庭少数意见坚持认为需要提请讨论并经庭长同意的案件。
(三)审判委员会
17.审判委员会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在内部设立刑事审判、民事行政审判、执行等专业委员会。
18.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下列案件:
(1)涉及国家利益、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
(2)本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需要再审、重新审理的案件;
(3)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国家赔偿监督程序对本院生效裁判、决定提出抗诉、检察意见的案件;
(4)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仍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
(5)法律规定不明确,存在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的案件;
(6)处理结果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7)对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
(8)其他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19.除讨论决定案件外,审判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
(2)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
(3)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4)听取审判业务庭室工作汇报,分析研判本院和全国法院审判工作运行态势,实施审判管理;
(5)讨论发布指导性案例;
(6)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
(四)赔偿委员会
20.赔偿委员会的职责、讨论案件范围、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工作规则》有关规定执行。
三、审判流程
(一)立案
21.收案和立案工作应当严格执行全院统一标准。
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形式要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
自接收材料起,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应当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及时向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公开收立案环节的信息。
22.符合收案和立案条件的,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应当全面采集申请立案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名称、证照号码、送达地址、通讯方式等信息,要求其签署送达地址、送达方式确认书,提供对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相应信息。
23.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应当按照案件类别,要求当事人或一审法院提供下列诉讼材料,并开具收取凭证:
(1)民事、行政再审申请和刑事、国家赔偿申诉案件,由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提交再审申请书或申诉状、原审生效裁判文书、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手续、证据材料的书面及电子文件。
(2)二审案件,由一审法院在移送上诉卷宗时,一并提供一审案件电子卷宗和上诉状、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手续、有关证据材料的电子文件。
24.信息中心应当健全完善电子卷宗调取通道,支持实时调取一审、原审案件的电子卷宗,并导入办案平台。
25.巡回法庭原则上不审理或办理请示案件,如确有必要的,应当在立案前向审判管理办公室提交报告并说明理由,审判管理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同意后,巡回法庭可以立案。
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审限或因管辖权问题报请裁定、决定的案件,由巡回法庭审理或办理。
(二)分案
26.分案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指定分案:
(1)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及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有必要由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承办的;
(2)当事人、诉讼地位、案由等信息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案件,或者同一批次受理的2件以上的批量案件;
(3)本院提审的案件;
(4)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根据特殊案件监督管理工作需要,提出分案建议的案件;
(5)其他不适宜随机分案的案件。
27.各审判业务庭室可以制定本庭室具体随机分案规则,经审判管理办公室审核后向全院公开,由信息中心在办案平台上落实。
随机分案规则需要调整的,有关审判业务庭室应当向审判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
(三)庭前准备
28.合议庭成员均应在庭前阔卷,重点关注庭审中准备查明的事实证据问题以及需要当事人及代理人进行辩论的法律问题。承办法官一般应制作阅卷笔录、提炼争议焦点、拟订庭审提纲。
29.遇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上诉案件有新证据的,合议庭可以召集庭前会议交换证据、组织质证、排除非法证据等。
对于适宜调解的案件,合议庭可以通过庭前会议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30.承办法官应当指导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及时将案件审理过程中采集的当事人信息录入办案平台,包括被申诉人、被申请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信息。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当事人又委托、增加、变更诉讼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发生变化的,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应当及时采集、填录、更新上述信息。
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应当通过查阅案卷、联系下级法院、联系检察院等途径完成上述信息由采集工作。
31.合议庭成员确定后,书记员应当依托办案平台及时制作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呈报承办法官签发后,提交总值班室电子签章。
书记员应当及时向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等文书和材料,并在办案平台及时填录送达信息。
对于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同意接受电子送达的,以上文书和材料应当采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
32.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当在开庭通知书、传票中告知检察机关和全体诉讼参与人庭审直播注意事项。
33.检察机关或当事人书面申请不进行网络直播,经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承办法官应当在办案平台填写《最高人民法院庭审不进行网络直播审批表》,层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34.庭审直播预告发布后,出现延期审理、撤诉、调解等特殊情况的,承办法官应当在办案平台填写《最高人民法院取消庭审网络直播审批表》,层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四)庭审
35.合议庭开庭审判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36.经庭前会议已确认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合议庭在庭审中作出说明后,可以简化庭审举证和质证。
37.庭审出现不宜直播的情况时,审判长有权指令书记员中断或终止直播,中断直播事由消除后,审判长应当指令书记员恢复直播。中断、恢复、终止直播的情况,应当记入庭审笔录。
38.案件审理中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由书记员负责同步扫描形成电子文档并上传办案平台。
(五)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
39.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检索类案与关联案件有困难的,可交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协同有关审判业务庭室、研究室及信息中心共同研究提出建议。
40.经检索类案与关联案件,有下列情形的,承办法官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1)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在合议庭评议中作出说明后即可制作、签署裁判文书;
(2)在办理新类型案件中,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裁判尺度的,应当提交专业法言会议讨论,出院庭长决定或建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3)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改交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的,应当报请庭长召集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梳理后,呈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4)发现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存在重大差异的,报请庭长研究后通报审判管理办公室,由审判管理办公室配合相关审判业务庭室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梳理后,呈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41.对适用死刑复核程序、二审程序、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国家赔偿监督程序审结的具有类案指导价值的案件,法官助理应当在承办法官指导下,高度提炼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评议意见、法律依据、裁判要旨等,形成书面裁判要览并上传办案平台。
(六)评议
42.承办法官应当将所有案件材料上传办案平台,确保其他合议庭成员在评议前通过办案平台查阅有关卷宗材料。
43.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负主要责任,应当全面客观介绍案情,说明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情况,提出拟处理意见。
44.所有合议庭成员均应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发表意见,重点说明证据采信情况及拟作出裁判结果的理由。合议庭成员发表最终处理意见时,应当按法官资历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
45.合议时,书记员应当全面、准确记录合议过程,合议笔录应由合议庭成员审核确认后上传办案平台。
(七)提交和报请讨论
46.合议庭认为案件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应当报请庭长召集会议。
对依法应当由赔偿委员作出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合议庭应当按程序报请赔偿委员会讨论。
专业法官会议、赔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及合议庭的决定,应当上传办案平台,入卷备查。
47.专业法宫会议、赔偿委员会、主管院领导可以建议合议庭复议一次,也可以建议合议庭按程序层报审判委员会讨论。
48.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列明需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汇报类案件与关联类案件检索情况,提出拟处理意见和理由,说明专业法官会议、赔偿委员会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或建议。
49.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执行。
50.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和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除外。
(八)裁判文书的制作、校核和印制
51.承办法官持少数意见的,由其按照合议庭、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制作裁判文书。
52.承办法官应当指导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对裁判文书进行校核,并提交总值班室电子签章后印制。
(九)送达和结案
53.承办法官应当督促指导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及时送达法律文书,准确填报送达方式、送达时间、结案方式、结案案由等信息。
54.裁判文书送达后7个工作日内,承办法官应当督促指导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拟公开裁判文书的技术处理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公告送达的,公告后即可公开。
(十)网上办案
55.承办法官应当严格落实网上办案工作要求,确保案件审理的全部案件材料网上运转、全部流程节点信息完整、内容准确。
56.各审判业务庭应当确定一名副庭长负责推动网上办案工作,并指定一名联络员协助庭领导负责此项工作,了解需求,查找问题,制定对策,反馈意见。
(十一)档案查阅
57.庭审录像和案件卷宗正卷应当向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公开。
查阅庭审录像的,出诉讼服务中心在核实查阅人员身份信息后直接提供查阅;查阅己归档电子档案的,经承办法官和档案管理部门批准后提供查阅,查阅未归档电子卷宗的,经承办法官批准后提供查阅。
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查阅上述材料,书记员应核对身份证件及代理权限后提供查阅,并安排专门人员监督阅卷。
(十二)刑事案件特别规定
58.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刑事大要案请示案件,涉外、涉侨、涉港澳台刑事请示案件,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核准案件,分案、阅卷、提讯、听证、评议及制作、审核、签署、送达、公开裁判文书等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其他刑事案件、按照本意见执行。
四、审判监督与管理
(一)院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59.院长履行下列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1)从宏观上指导本院和全国法院各项审判工作;
(2)组织研究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重大问题、制定相关管理制度;
(3)召集和主持审判委员会;
(4)召集和主持考评委员会;
(5)对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及本意见列明的特殊案件实施审判监督管理;
(6)指定本院审理案件的审判长;
(7)依法依规行使程序性事项审批权力;
(8)依法监督、管理其他审判执行工作;
(9)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其他院领导协助院长工作,受院长委托行使前款规定的部分职权。
(二)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60.庭长履行下列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1)从宏观上指导本庭审判工作;
(2)研究确定各合议庭、审判团队、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
(3)根据本意见有关规定指定分案;
(4)召集和主持专业法官会议;
(5)研究本庭审判工作运行态势,落实院党组、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审判工作部署;
(6)依法依规行使程序性事项审批权力;
(7)召集和主持部门考评会议,研究提出部门初评意见;
(8)依法监督、管理本庭其他审判执行工作;
(9)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副庭长协助庭长工作,受庭长委托行使前款规定的部分职权。
(三)纪律监督
61.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主要领导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各审判业务庭室廉政监察员可以列席专业法官会议、合议庭合议。
(四)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监督
62.对本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因当事人申请而需要再审、重新审理或依职权再审、重新审理的,由院长依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而需要再审的,由合议庭依法作出再审裁定,因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赔偿委员会决定提出检察意见的,由赔偿委员会决定直接审理。
63.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应当根提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监督权限指导有关审判业务庭室决定提审、直接审理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重新审理。
(五)审判管理
64.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可以要求合议庭报告以下案件的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并要求逐级审批:
(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2)疑难、复杂且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3)与本院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
(4)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
(5)死刑复核案件,刑事大要案请示案件,涉外、涉侨、涉港澳台刑事请示案件,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核准案件。
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可以决定或建议将上述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
65.对下列程序性事项,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审批:
(1)采取、变更、解除保全措施;
(2)先予执行;
(3)回避;
(4)拘传、拘留、罚款;
(5)采取、变更刑事强制措施;
(6)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7)依照规定公布、撤销、更正、删除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8)缓、减、免交诉讼费;
(9)其他重大程序性事项。
66.因回避或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的,应当由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按照审判管理权限审批决定。
67.案件出现应当扣除、延长、中止、重新计算审限的情形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提出申请,由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根据审判管理权审批决定。
68.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可以根据审判管理职责,查看、操作和监控案件审判流程运行情况,组织开展案件评查,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
69.院长及其他院领导、庭长实施案件管理的行为及有关决定内容,应当在案卷和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
70.各审判业务庭室包括巡回法庭代拟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指导性案例及其他司法政策文件等,应当层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统一发布。
71.院长主持考评委员会开展办案业绩考核工作,指导审判管理办公室健全完善办案业绩评价体系,运用权重系数计算办法科学测定办案工作量,合理评价法官办案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对法官办案业绩提出考核意见。
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时,应当重点听取所在庭室、审判团队和法官的意见。
72.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等规定执行。
73.本意见自2017年8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9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9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9号)
为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管理秩序,促进证券、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一)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二)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
(三)通过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四)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五)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六)通过囤积现货,影响特定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并进行相关期货交易的;
(七)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第二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量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十以上,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二)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三)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
(四)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合并持仓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最高值超过期货交易所限仓标准的二倍,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五)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六)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五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当日累计撤回申报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期货合约总申报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证券撤回申报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撤回申报的期货合约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七)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第三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
(二)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
(三)行为人明知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被有关部门调查,仍继续实施的;
(四)因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
(五)二年内因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在市场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等特定时段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量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十以上,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二)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三)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千万元以上的;
(四)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合并持仓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最高值超过期货交易所限仓标准的五倍,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
(五)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操纵期货市场行为,实际控制的账户连续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期货合约总成交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
(六)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
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五条 下列账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规定的“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
(一)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开户并使用的实名账户;
(二)行为人向账户转入或者从账户转出资金,并承担实际损益的他人账户;
(三)行为人通过第一项、第二项以外的方式管理、支配或者使用的他人账户;
(四)行为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等方式对账户内资产行使交易决策权的他人账户;
(五)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交易决策权的账户。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账户内资产没有交易决策权的除外。
第六条 二次以上实施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依法应予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相关交易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计算。
第七条 符合本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标准,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调查,退缴违法所得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和条件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通过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
本解释所称“连续十个交易日”,是指证券、期货市场开市交易的连续十个交易日,并非指行为人连续交易的十个交易日。
第十条 对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实施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严重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的,比照本解释的规定执行,但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除外。
第十一条 本解释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法〔2020〕312号)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更多专家参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建设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决定聘任以下24位专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批专家委员:
费宗祎、司玉琢、周汉民、张勇健、王俊峰、高祥、肖永平、杜新丽、刘晓红、易显河、范愉、梁定邦、利马(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阿马波拉·格里哈尔瓦(Amapola Grijalva)、巴特·卡图雷贝(Bart M. Katureebe)、克里斯托弗·阿德巴约·奥乔(Christopher Adebayo Ojo)、王宇清(Colin ONG)、法萨·奥古尔古兹(Fatsah Ouguergouz)、哈米德·谢里夫(Hamid Sharif)、伊斯迈尔·西里木(Ismail Selim)、约翰·阿齐尔·埃劳(Johan Achiel Erauw)、黄锡义(Michael Hwang)、莊泓翔(Steven Chong)、迈丹·苏莱曼诺夫(Maidan Suleimenov)。上述专家的聘期为四年。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惩处跨境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给相关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关联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二、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前,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属于自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三、犯罪嫌疑人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等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到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者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犯罪嫌疑人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
六、司法机关鼓励个人和有关组织积极举报在逃犯罪嫌疑人,动员、规劝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对举报人及其他有关证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保护。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1年1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已经202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的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9月28日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
(202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透明度,规范司法办案行为,促进公正司法,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开案件信息,应当遵循依法、便民、及时、规范、安全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互联网、电话、邮件、检察服务窗口等方式,向相关人员提供案件信息查询服务,向社会主动发布案件信息、公开法律文书,以及办理其他案件信息公开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12309中国检察网”,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本规定,在该平台办理案件信息公开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一般不予公开,确有必要公开的,应当依法对相关信息进行屏蔽、隐名等处理。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是案件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案件信息公开的组织、监督、指导和有关服务窗口的查询服务等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案件信息公开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不得利用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章 案件信息查询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履行法律规定的通知、告知、送达、公开宣布等案件办理程序职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可以依照规定,向办理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查询案由、受理时间、办案期限、办案组织、办案进程、处理结果、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处置情况,法律文书公开情况等案件程序性信息。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制作的下列法律文书,可以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供查询:
(一)未向社会公开的起诉书、抗诉书、不起诉决定书;
(二)逮捕决定书、不予逮捕决定书;批准逮捕决定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三)撤销案件决定书;
(四)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赔偿监督案件审查结果通知书。
第九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首次申请查询,应当向办理相关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提交身份证明、委托书等证明材料,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应当提供查询服务,并提供网上查询账号。查询申请人可以凭账号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查询相关案件信息。
当事人的辩护律师或者代理律师可以直接通过“12309中国检察网”或者微信平台、手机APP,在线注册后,查询案件信息。
第十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需要查询经常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信息的,可以到所在地县级人民检察院向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请求协助办理身份认证。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与办理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联系,传输有关信息,办理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审核认可后,应当提供查询服务及查询账号。
第十一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因与当事人解除委托关系等原因丧失查询资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注销其查询账号。
第三章 案件信息发布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向社会发布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案件信息:
(一)相关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
(二)相关民事检察案件的办理情况;
(三)相关行政检察案件的办理情况;
(四)相关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情况。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具有示范引领效果、促进社会治理的相关案件信息:
(一)对统一法律适用、普法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
(二)案件公开听证情况;
(三)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四)重大、专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和结果信息;
(五)其他应予发布的案件信息。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供新闻稿等方式对外发布重要案件信息,并且应当同时在“12309中国检察网”上发布该信息。
第十五条 案件信息由办理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发布。
第四章 业务数据发布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向社会发布以下检察业务数据:
(一)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二)检察机关立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信息;
(三)促进、推动社会治理的数据信息;
(四)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的数据信息,包括典型类案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
(五)其他应予发布的业务数据。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向社会发布检察业务数据:
(一)通过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官方媒体等统一发布,并同步组织做好相关数据解读宣传工作;
(二)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等全国性刊物上,发布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在地方确定的官方媒体上发布本地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三)公布检察工作报告;
(四)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工作白皮书、组织专项工作宣传、接受媒体采访报道等;
(五)以院名义发表文章;
(六)其他向社会发布的方式。
第五章 法律文书公开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社会广泛关注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涉及的下列法律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刑事案件起诉书、抗诉书;
(二)不起诉决定书;
(三)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具有示范引领效果、促进社会治理的案件涉及的下列法律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民事抗诉书、再审检察建议书、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复查决定书、终结审查决定书等民事检察法律文书;
(二)行政抗诉书、再审检察建议书、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终结审查决定书等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三)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12309中国检察网”上公开法律文书,应当对下列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姓名视情做隐名处理:
(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
(二)不起诉决定书中的被不起诉人;
(三)公益诉讼案件中的企业当事人。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要求公开本人姓名,并提出书面申请的,经承办人核实、案件办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后,可以不做相应的隐名处理。
第二十一条 根据本规定第二十条进行隐名处理时,应当按以下情形处理:
(一)保留姓氏,名字以“某某”替代;
(二)复姓保留第一个字,其余内容以“某某”替代;
(三)对于少数民族姓名,保留第一个字,其余内容以“某某”替代;
(四)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姓名的中文译文,保留第一个字,其余内容以“某某”替代;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英文姓名,保留第一个英文字母,隐去其他字符;
(五)对于企业当事人的名称中有所在地的,保留所在地,其余以“某某企业”替代;对于企业当事人名称中没有所在地的,直接以“某某企业”替代。
对不同姓名隐名处理后发生重复的,通过在姓名后增加甲乙丙丁、阿拉伯数字等进行区分。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12309中国检察网”公开法律文书,应当屏蔽下列内容:
(一)与公众了解案情无关的自然人信息,如:家庭住址、通讯方式、公民身份号码(身份证号码)、社交账号、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工作单位等;
(二)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
(三)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地址;
(四)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
(五)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
(六)根据文书表述的内容可以直接推理或者符合逻辑地推理出属于需要屏蔽的信息;
(七)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在互联网公开法律文书,除根据本规定第二十条进行隐名处理和第二十二条进行屏蔽处理的以外,应当保留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辩护人的下列信息:
(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保留名称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保留姓名、执业证号和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其他人员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以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第六章 监督和保障
第二十四条 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发布案件信息不规范、不准确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反映。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及时协调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第二十五条 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中有履行职责不力、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依纪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的技术规范、标准及相关工作细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另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高检发办字〔2014〕68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4月22日)
4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包括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等11件。发布透露,对互联网企业未履行个人信息管理和保护义务的,检察机关将通过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公益损害责任,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在此次发布的余杭区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余杭区检察院发现该公司开发的音乐视频教学类APP存在违法违规收集、储存、使用个人信息等情形,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调解,该公司自愿对APP进行全面整改,删除违法违规收集、储存的全部用户个人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承诺不再侵害用户个人信息。对该APP后续整改情况,检察机关引入第三方代表评估,通过合规检测后才允许其重新上架。
在最高检发布的11件典型案例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涉及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网信、农业农村等行政机关个人信息监管、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涉及快递、医疗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泄露个人信息问题。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包括互联网企业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进行消费欺诈等问题。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通过技术软件、物业服务等不同手段非法获取并交易个人信息问题,除了依法打击行为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还将网络运营者作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公益损害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目前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最高检2020年9月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领域的办案重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其中有19个省份明确要求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开展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契机,持续跟进监督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办理更多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为个人信息保护贡献公益诉讼检察力量。
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1.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手机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2.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就诊者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3.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快递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4.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学生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公益诉讼案
6.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装饰装修行业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7.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8.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9.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诉H科技有限公司、韩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诉熊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1.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检察院诉谭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1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手机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公开听证 委托检测
【要旨】
针对手机APP等互联网软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昌市院)从有关媒体报道中发现,本地部分手机APP存在侵害用户个人隐私和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问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南昌市院委托专业检测公司在人民监督员及公证人员的见证下,对本地企业开发经营的“贪玩蓝月”“地宝网”“洪城乐骑行”“江教在线”“魔题库”等6款手机APP进行详细检测,发现上述APP均存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规定的违法违规收集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包括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结合相关部门“三定方案”和权力清单,南昌市院确定江西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通信管理局)、南昌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南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网信办)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并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
因手机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监管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存在职能交叉、监管部门层级不同等问题,南昌市院在与行政机关充分沟通磋商的基础上,决定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稳妥推进案件办理。2020年8月21日,南昌市院组织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高校教授、律师作为听证员进行听证监督,省通信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网信办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员一致表示,该类手机APP存在的问题已不是个案,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建议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抓紧整改,妥善保护群众个人信息安全。
2020年8月27日,南昌市院分别向市公安局、市网信办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两行政机关依法对案涉手机APP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监管及处罚,并加强对本市辖区内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的监管,强化网络执法督查相关工作。同年10月23日,市公安局、市网信办回复南昌市院,已要求案涉手机APP运营主体针对检测发现的25个问题逐一开展对照整改及优化等工作,对其中4款手机APP运营主体予以警告处罚。
办案过程中,南昌市院还向省通信管理局移送案涉手机APP违规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的相关线索和证据材料。省通信管理局通过组织开展全省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检查,现场督导案涉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整改,对管辖范围内APP运营主体进行宣传教育等方式加大监管力度。为评估整改效果,南昌市院委托专业检测公司对案涉APP进行复测,确认相关问题已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办理手机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专业力量,调查收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相关证据,确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事实。对手机APP侵害个人信息进行监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检察机关运用“磋商+听证”的监督模式,加强与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协同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形成个人信息保护合力。
案例2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就诊者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就诊者个人信息保护 源头治理
【要旨】
针对非法获取就诊者个人信息用于商业营销的市场乱象,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强类案监督,完善社会治理,构建长效机制,形成个人信息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8年期间,温州某儿童摄影公司员工张某某、某儿童培训公司员工卢某某等人,为公司商业营销需要,采用购买、交换等方式从温州多家医院非法获取1万余条孕产妇个人信息,期间张某某等人还向他人出售、提供孕产妇个人信息。涉案两家公司对员工非法收集、使用、泄露孕产妇个人信息用于商业营销的违法行为未尽到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严重侵害就诊者合法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鹿城区院)在刑事检察部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发现本案公益损害线索,于2019年7月31日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专案组通过调阅刑事卷宗、检索监管依据、搜集处罚案例、走访职能部门等方式,查明公益损害事实,明确监督对象,找准监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个人信息享有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负有监管职责。张某某等人因涉嫌刑事犯罪,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涉案公司未因张某某、卢某某利用非法获取的孕产妇等个人信息进行商业营销受到相应处罚。2019年8月29日,鹿城区院向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涉案公司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辖区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检察建议发出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查处工作一度停滞,鹿城区院持续跟进监督。2020年7月,区市监局对摄影公司作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4000元、罚款34000元的行政处罚,对培训公司作出责令改正、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与此同时,区市监局开展全区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查处违法公司4家,罚没款16.8万元。其中一案获评浙江“亮剑2020”保护重点领域消费安全综合执法行动十大典型案例;开展“送法上门”宣传活动,督促重点领域和经营单位严格履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办案过程中,鹿城区院针对就诊者个人信息主要从温州两家医院泄露这一情况,分别向两家医院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就诊者个人信息保护。两家医院通过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采取了加强信息查询权限分级管理、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岗、工作电脑加密等措施积极落实整改,完善个人信息安全源头管理。同时,鹿城区院结合办案,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监局等部门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消费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司法协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形成消费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司法合力。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非法获取就诊者个人信息用于商业营销的市场乱象,通过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推动医疗机构加强源头管理,构建执法司法长效机制,全方位保护就诊者个人信息安全,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医疗就诊环境。
案例3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快递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快递单个人信息保护 隐匿化技术处理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快递单直接显示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隐患,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快递收发前端和末端的监管,避免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基本案情】
甘肃省平凉市辖区内多家快递企业的快递单未对用户个人信息采取隐匿化等有效保护措施,直接显示客户姓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存在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重大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29日,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凉市院)收到群众举报上述线索并进行初步调查属实,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调查。平凉市院通过对快递单拍照取证、走访营业网点、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查明辖区各快递企业的快递单均未对收寄人姓名、手机号等采取隐匿措施,也未进行信息安全提醒。对此,平凉市院通过微信小程序开展随机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群众中,90.59%认为快递单可能泄露个人信息;98.82%希望对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采取隐藏等保护措施;100%认为有必要加大对快递行业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力度。
办案过程中,平凉市院与平凉市邮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邮政局)就完善快递单个人信息保护措施进行多次磋商,并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公益诉讼志愿者作为听证员。会上播放了快递单泄露公民信息新闻调查短片,讲解了相关法律政策,进行了多媒体示证,听取了市邮政局和快递企业代表意见。听证员一致认为:平凉市普遍存在快递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风险,市邮政局对快递行业个人信息安全管理不到位,应当加强监管。2020年9月8日,平凉市院向市邮政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快递市场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快递企业采取有效手段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邮政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邮政行业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的通知》并进行专项整改。对快递企业负责人集体约谈,要求快递企业规范管理和定期销毁快递运单,杜绝倒卖用户信息前科人员从事快递行业,对快递单采取隐匿化技术处理等措施;开展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法制宣传,对快递员进行用户信息安全培训。
2020年10月14日,市邮政局就整改情况向平凉市院进行了书面回复。经抽样调查,快递企业有的在运单加盖了个人信息保护提示印章,有的在快递网点和快递车悬挂了信息安全提醒标语。顺丰快递单和快递员通信终端用户手机号已全部实现隐匿化技术处理。其他快递企业正在参照推进。各快递企业销毁纸质运单105万份,所有快递企业今后不再留存纸质运单。
【典型意义】
快递管理系统和运单存储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容易被不法分子获取、利用,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围绕快递收发前端和末端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通过随机问卷调查听取社情民意,通过诉前磋商和公开听证与行政机关和快递企业代表进行会商,共同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快递企业多方面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消除安全隐患,以最小的司法投入取得最佳的办案效果。
案例4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学生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学生个人信息保护 圆桌会议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要旨】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非法获取学生个人信息用于营销招生、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检察机关通过诉前磋商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职,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甲培训机构总经理孟某购买中小学在校学生个人信息23万余条,并将上述信息用于其培训机构电话招生。2018年7月,孟某向王某出售、向乙培训机构总经理方某提供上述信息。甲乙两培训机构均无办学许可证,而上述信息多为格式统一、内容全面、精确度高的整个学校或整个班级的信息,内容包括学校、学生姓名、入学年份、班级、学号、邮寄地址及父母姓名、联系方式等,给广大学生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孟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将案件线索移送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无锡市院)进行审查,该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调查。通过调取孟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卷宗,全面了解孟某违法事实;通过对办学场所实地调查,摸清两公司目前经营状况;通过走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发放、培训行为监管、学生个人信息保护等履职情况。2019年11月4日,无锡市院与无锡市教育局召开圆桌会议进行磋商,无锡市院阐述分析了教育行政部门未依法履职导致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实和理由,并听取了无锡市教育局的意见。无锡市教育局对检察机关的调查予以认可。2019年11月8日,无锡市院向无锡市教育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和对学生个人信息的保护。
收到检察建议后,无锡市教育局成立调查组全面排查治理。根据涉案个人信息数据分析、排查市区两级学籍数据管理系统的数据使用情况,查找风险点,对相关信息数据采取集中登记备案。加快建设网络安全技防措施,新增城域网防火墙,升级数据中心保护等级。完善数据下载流程并全程留痕,对学生身份证号码、家长联系方式等信息加密处理。加强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组织校长、园长、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员进行网络数据安全专题培训,举办全市1.5万余名教师参与的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竞赛,提升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意识。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力度,重点整治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营销招生行为,将其纳入年检和信用管理档案内容,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全面推行多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完善“互联网+教育监管”工作机制。甲培训机构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企业住所地失联异常名录,乙培训机构撤销方某职务,变更负责人并取得办学许可证。同时,无锡市教育局投入资金对教育城域网进行改造,并出台《无锡市教育数据暂行管理办法》,规范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学生个人信息的管理。
【典型意义】
校外培训机构非法获取学生个人信息用于营销招生,不仅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且易引发电信诈骗等多种关联犯罪,对学生及家长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运用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全面履职,一方面,及时堵漏补缺、完善人防技防管理措施,加强自身及校园对学生个人信息的保护;另一方面,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保护学生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害,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5
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政府信息公开 去标识化处理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能时泄露不应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整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江西省乐安县农业农村局在乐安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公布了四份内容为该县2017年至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情况的政府信息,信息内容不仅包括购机农户姓名、购机型号、购机数量、补贴金额等基本情况,还含有未经去标识化处理的农户个人信息,侵害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乐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乐安县院)在登录县政府官方网站时发现本案线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乐安县农业农村局于2020年5月先后制作了《2017年第一批农机购置明细表》《2017年第二批结算农户信息表》《2018年度县级享受补贴农户信息表发布》及《2019年度县级享受补贴农户信息表发布》等四份农机购置补贴政府信息,并公开在县政府官方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信息”栏目中。上述公开信息未对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内容进行去标识化处理,相关农户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银行账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被完整公开,涉及农户(含部分单位)1044人(次)。
乐安县院认为:根据《居民身份证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农业农村部《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涉及公民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属于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乐安县农业农村局作为农机购置补贴政府信息的制发单位,未依法履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的责任,致使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处于泄露状态,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7月22日,乐安县院向乐安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审查,及时撤回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内容的政府信息。为尽快消除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防止损害继续扩大,乐安县院要求该局在15日内依法办理并书面回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乐安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将相关信息从政府网站上撤回,对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后重新公开,并于2020年7月24日向乐安县院作出书面回复,表示今后将依法依规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对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既要依法依规及时准确地予以公开,也要对拟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查,确保不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工作中存在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可以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进行整改,实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依法公开政府信息职能的“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6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装饰装修行业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骚扰电话 骚扰短信 行业治理
【要旨】
针对房地产及装饰装修等行业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导致大量骚扰电话短信推销的行为,检察机关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动行业治理,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基本案情】
董某某等三人系濮阳市房地产管理交易中心、房地产公司和装修公司工作人员。该三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万余条并进行买卖。上述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后,业主频繁受到装饰装修企业电话骚扰,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调查和督促履职】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华龙区院)在审查起诉董某某等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发现可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该线索移交公益诉讼部门审查,经初查后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调查。办案人员通过发放问卷、走访群众等方式,查明房地产管理交易中心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漏洞,致使房地产及装饰装修等行业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事件频发多发,骚扰电话、骚扰短信已严重影响群众工作和生活。华龙区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河南省建筑装修装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濮阳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对其管理的个人信息负有依法保护职责;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职责;濮阳市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办公室和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对辖区装饰装修从业者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均存在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华龙区院向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对企业经营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以骚扰信息、骚扰电话等形式进行推销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向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加强信息安全管理,督促有关部门、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向市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办公室和区住建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切实加强对装饰装修企业监管和宣传教育,引导其合法规范经营,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向濮阳市室内装饰业协会发出工作函,建议依法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建议发出后,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辖区内商户开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集中宣传,并对有关企业约谈,督促其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加强职工教育,建立完善信息保护机制,并建议上级房产管理部门更新系统,增设个人信息保护模块,做到信息查询权责分明、全程留痕、动态预警。2019年12月10日,濮阳市、华龙区有关行政机关和装饰行业协会专门召开“濮阳市建筑装饰行业保护公民信息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会议,参会的20多家装饰装修企业作了表态发言并当场签订“加强信息安全、合法开展经营”承诺书。2020年5月,华龙区院跟进监督,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情况进行“回头看”,电话回访120人次,调查问卷回访200份。受回访人普遍认为辖区内房产装饰装修等领域电话推销明显减少。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骚扰电话、精准诈骗,给老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乃至生命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综合采取“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摸清现状,找准症结,通过个案办理和专项整治,督促行政机关健全、强化监管制度,指导相关行业优化自律自治,推动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7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第三方调查评估 调解协议
【要旨】
针对APP违法违规收集、存储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检察机关在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还可以对APP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侵权者承担侵权责任,多维度保护众多不特定用户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浙江省杭州市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经营的一款音乐视频教学类APP,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等情形,违法违规收集、存储用户个人信息,侵害了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诉讼】
201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余杭区院)在开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突出,针对辖区内企业开发经营的10余款APP存在违法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整治并开展专项治理。在跟进监督过程中,余杭区院发现,对于公民个人信息被APP违法收集后的处置问题,众多受侵害用户的合法权益无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得到维护,遂决定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解决这一问题。2019年10月16日,余杭区院对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音乐视频教学类APP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通过走访询问、提取电子数据、同步录像固证等方式,发现该款APP存在强制索取“访问设备上的照片、媒体内容和文件”及手机设备号等权限行为,涉及违法违规获取、存储用户个人信息数量千万条以上。
为进一步确定公益损害的后果,余杭区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调查,近九成受访者认为个人信息被侵害对其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先后两次组织论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互联网行业代表、高校的专家学者、行政机关的技术人员,就网络侵权行为的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诉讼请求的确定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并形成一致意见:该款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已侵害不特定多数个人信息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余杭区院经公告,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20年6月23日,余杭区院依法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停止违法违规收集、储存、使用个人信息并公开赔礼道歉。同年9月9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案涉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电子数据等证据,充分阐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被告同意履行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立即删除违法违规收集、储存的全部用户个人信息1100万余条;在《法治日报》及案涉APP首页公开赔礼道歉;承诺今后合法合规经营,若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将自愿支付50万元违约金用于全国性个人信息保护公益基金的公益支出。
达成调解协议后,余杭区院引入第三方代表评估,由网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对整改情况进行合规检测,确保调解协议执行到位。2020年11月18日,经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调解协议内容已全部履行到位。
【典型意义】
公民面对APP侵权行为存在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难以通过私益诉讼获得有效救济。检察机关回应民生诉求,在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监管、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针对APP过度采集并存储大量个人信息的公益侵害问题,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追究APP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受继续侵害。同时,检察机关立足企业发展利益,在征询网信部门意见引入第三方合规检测的前提下,以调解方式实现全部诉讼目的,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的办案效果。
案例8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消费欺诈 电子数据调查取证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并进行消费欺诈的行为,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的惩治力度,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7年以来,李某非法获取包含姓名、电话、住址等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290万余条,并伙同他人将其中1.9万余条个人信息非法出售获利。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李某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雇佣电话客服批量、随机拨打营销骚扰电话,并以收藏品公司名义,采用夸大收藏品价值和升值空间等方式,诱骗消费者购买肾宝片、纪念册、纪念币等商品,销售价款共计人民币55.4605万元。
【调查和诉讼】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保定市院)在审查郭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示案件时发现,李某被判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同时,存在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消费欺诈的行为。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保定市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调查。调查期间,保定市院通过调取刑事侦查卷宗、审查电子数据、询问被调查人和证人,查清李某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事实;通过委托公安机关依托异地协查平台调取46名消费者陈述,审查电话客服证言、话术音频、商品检测报告,证实李某利用个人信息批量、随机进行电话滋扰和欺诈的事实;通过调取快递公司快递收发记录、资金结算书证和李某银行账户流水资料,并委托出具会计专业分析报告,查清李某消费欺诈金额。同时,保定市院邀请河北大学公益诉讼研究基地的专家对该案进行论证并开展问卷调查,专家论证和调查结果均支持检察机关对李某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保定市院经公告,并函询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意见,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20年7月20日,保定市院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某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66.3815万元;采取有效措施删除所有非法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0年11月4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宣读了上述调取的证据,证明李某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消费欺诈,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12月30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个人信息泄露、电话营销欺诈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民生痛点。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专家论证和问卷调查,对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消费欺诈的行为提起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对充分运用公益诉讼职能惩治和预防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损害公益行为、真正实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的目的,具有积极的引领、示范和指导作用。
案例9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诉H科技有限公司、韩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网络运营者责任 关闭网站 删除数据
【要旨】
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网络运营者未依法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责的情形,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时,可以依法追加其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H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游戏及相关产品研发和技术咨询,韩某某任经理。2019年2月, 该公司设立“数迈网”,为数据信息交易提供平台,并雇用杨某某、黄某某、管某某参与运营。其间,韩某某明知用户上传数据中有大量个人信息,仍为非法交易个人信息提供平台。网站涉及确切有用的个人信息共37万余条,交易数量达3万余条。软件工程师管某某明知网站有买卖个人信息行为,仍帮助推送关键字搜索。2019年2月,陈某某注册“数迈网”会员,并上传其在“某公司天猫旗舰店”就职时获取的淘宝买家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等数据信息5757条,欲贩卖牟利。
【调查和诉讼】
2019年9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上海市院)从办案系统和媒体报道中获知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贩卖个人信息案,经研判后将该案线索交由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山区院)办理。宝山区院立案后,邀请专家辅助办案,对案件中涉及的QQ聊天记录、30余万条公民个人信息、银行卡交易明细、交易台账等文件逐一梳理、交叉比对,查清非法获利数额,确定赔偿数额。宝山区院经审查认为,H公司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宝山区院经公告,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19年11月25日,宝山区院对韩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对H公司、韩某某等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针对本案中网站服务器、QQ中保存的公民个人信息仍存在被传播、买卖的危险,宝山区院积极探索侵权责任承担方式,除了要求被告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之外,还向法院提出要求关闭网站、注销侵权用QQ号码并永久删除保存在QQ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诉讼请求。
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判决被告H公司、韩某某、杨某某、管某某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3900元,被告黄某某在上述赔偿款36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H公司关闭“数迈网”网站;H公司、韩某某、杨某某、黄某某、陈某某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所用QQ号码,并永久删除保存在QQ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H公司、韩某某、杨某某、黄某某、管某某、陈某某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一审判决后,刑事案件被告人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为促进源头治理,宝山区院将案件中“某公司天猫旗舰店”涉嫌违法的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云区院),并就调查取证等工作开展跨省协作。白云区院审查线索后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与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进行磋商。行政机关认定“某公司天猫旗舰店”的经营公司在执行网络安全信息制度的防范措施上存在明显漏洞,遂对该公司立案调查,并针对咨询、房地产中介、汽车销售、保险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信息公告,开展系统治理。
【典型意义】
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确定不能囿于刑事被告人范围,应结合个案情况具体明确侵权人。通过追究网络运营者的民事侵权责任,警示网络运营主体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加强内部安全管理、规范操作规程。对涉案的网站服务器,QQ中保存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传统扣押方式不能消除危险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关闭网站、注销侵权使用的QQ号码并永久删除保存在QQ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等诉请,彻底消除危险。针对网络侵害的跨地域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协同相关行政机关治理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有利于互联网领域损害公益问题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彰显了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
案例10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诉熊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 支付赔偿金
【要 旨】
针对在互联网上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在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支付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熊某某通过技术软件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在网上出售给他人获利。同年12月,熊某某传授其女友王某甲,并由王某甲协助其在网上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同获利。其间,王某甲又传授给其弟王某乙,使王某乙亦在网上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至2019年4月,熊某某、王某甲、王某乙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共计70余万元。
【调查和诉讼】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秀区院)在审查熊某某等3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时,发现熊某某等3人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该案线索移送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审查。2019年11月13日,西秀区院对熊某某等3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本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多、非法获利金额大。为确保证据充分,西秀区院在办理该案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及时固定熊某某等3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和非法获利的相关书证和电子数据,查清侵害众多不特定人员个人信息安全的事实,并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基层群众代表作为听证员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员在听取案情介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的相关法律依据,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后,一致认为西秀区院应该对熊某某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西秀区院经公告,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20年6月1日,西秀区院向西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熊某某等3人自行彻底删除所有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支付赔偿金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0年7月23日,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公诉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宣读了本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及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明熊某某等3人非法获取、出售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西秀区人民法院在当庭判决熊某某等3名被告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的同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熊某某、王某甲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本案判决现已生效并移送执行,赔偿金将存入检察机关与财政部门共同建立的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
【典型意义】
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导致众多不特定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损失等公益损害责任,加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成本,全面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案例11
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检察院诉谭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业主个人信息保护 庭审观摩 行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切入点,通过诉讼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并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全面依法履职,以案为鉴推动行业规范治理,全方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20年7月,谭某某等5人违反国家规定,通过出售、购买、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广东省广宁县辖区多个住宅小区业主的个人信息共计13784条,并组建微信群用以分享、买卖所获取的业主信息。
【调查和诉讼】
2020年9月22日,广宁县公安局将谭某某等5人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广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宁县院)审查起诉。广宁县院在履行批准逮捕职责中发现,谭某某等人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0年8月18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查。在充分把握刑事案件证据的基础上,办案人员通过询问被告人、走访有关部门和企业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补强民事侵权的证据,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构建完整证据链条。广宁县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谭某某等人所获取的小区业主信息,足以识别公民的个人身份,属于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个人信息。上述被告人不仅侵害了业主及其同住人员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人格权利,还具有危害其财产安全的可能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公益损害责任。
广宁县院经公告,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20年11月12日,广宁县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谭某某等5名被告解散用于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微信群,删除保存在微信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媒体上赔礼道歉,委托电信部门向被侵权人发送风险提示短信。
2020年12月4日,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广宁县院检察长出席法庭履行职责,县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安机关、住建部门有关负责人及县房地产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代表受邀观摩庭审,庭审还通过现场网络直播形式向社会公开。经审理,法院当庭判决谭某某等5名被告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全部支持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目前已全部履行完毕。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广宁县院向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并召开听证会督促其依法履职,做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案装饰装修企业作出了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同时,广宁县院向广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案庭审当天召开全县物管企业整顿会议,并邀请检察官开展法治教育,教育警示物管企业采取措施预防公民个人信息被不当使用。
【典型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采用“一案三查”模式,对刑事案件犯罪情节、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侵权情形和行政机关及有关运营主体监管履职情况统筹把握,综合运用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弥补了公民个人维权相对困难的不足,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通过个案办理促进类案整改,结合庭审观摩等方式,以司法公开激活行政机关、相关运营主体的监管职责,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
(2021年6月1日 法办〔2021〕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总工会,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
为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2020年2月20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法 [2020]55号)精神和工作要求,巩固已建立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协调推进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畅通线上线下调解与诉讼对接渠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各级工会同本级人民法院建立协调对接机制,指导各级工会劳动争议调解服务资源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提升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职责分工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宣传引导当事人运用调解平台化解劳动争议、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负责组织各地工会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建设,指导各级工会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关管理制度,协调指导各级工会充分运用劳动争议调解服务资源开展在线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等。
三、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范围
现阶段,劳动争议在线诉调对接工作仍主要立足于但不限于《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所确定的11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开展,鼓励非试点地区积极应用在线诉调对接平台开展调解工作。试点地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其他地区参照执行,一体推进。下一阶段,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在总结试点地区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推广方案。
四、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收集和管理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负责定期汇总并更新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信息。地方各级工会负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
各级工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 (法释[2016]14号)的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通过调解平台推送到本级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到本院的特邀调解名册中,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五、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调解申请后,通过调解平台向入驻的调解组织或调解员委派、委托调解案件;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调解平台接受委派、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调解平台,并将调解信息回传至人民法院。
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将通过调解平台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司法确认或立案后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继续审理。
经调解组织线下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法能够申请司法确认的,可通过调解平台向人民法院在线申请司法确认。
六、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要积极使用调解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法院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或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在线音视频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
七、落实联席会议制度
落实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门参与,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落实相关工作。
八、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工作实际逐步建立健全试点地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绩效评估激励体系,从组织建设情况、矛盾纠纷化解数量、调解成功率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并定期形成调解工作分析报告。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褒奖,引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优质高效参与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
各地在落实推进劳动争议在线诉调对接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遇到的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因违法建设及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因违法建设及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典型案例
(2017年2月)
案例1:李宝俊、卢祖富、李海轮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被告人李宝俊将北京市西城区德内大街93号院的建设改造工程委托给无建筑资质条件的被告人卢祖富,并要求卢祖富违法建设地下室,深挖基坑。卢祖富又指派无执业资格的被告人李海轮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指挥等工作。期间,施工人员曾提出存在事故隐患,但李宝俊、卢祖富未采取措施仍继续施工。2015年1月24日凌晨3时许,施工现场发生坍塌,造成部分道路塌陷、民房和办公楼毁损。经鉴定,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5835234元。案发后,三被告人被抓获。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宝俊、卢祖富、李海轮在建设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基坑坍塌,并导致相邻路面塌陷、房屋受损等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危害了公共安全,应依法惩处。综合全案情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宝俊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卢祖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李海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进行违法建设的现象十分严重,相关部门屡禁不止。违法建设未经任何审查,往往存在抢建、野蛮施工、隐蔽施工等情形,施工条件恶劣,安全隐患很大,容易发生道路坍塌、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事故,不仅侵犯了公众合法权益,也是一种严重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经媒体曝光,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宝俊等三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惩处,对于有效遏制违法建设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案例2: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章峰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基本案情】
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在被告人章峰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从2003年开始,陆续向江阴市临港街道某村村民及村委会租用集体土地共计22.79亩,用于建设厂房、宿舍、食堂及堆场等。经鉴定,造成原有耕作层种植功能丧失且难以复原,耕地已被严重破坏。案发后,该公司对部分厂房进行了拆除并复耕,对堆场部分进行了复耕。
【裁判结果】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法规,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章峰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自愿认罪,积极对被占用农用地进行复耕,且无再犯罪危险,适用缓刑对所在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故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章峰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
【典型意义】
近年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违反规划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耕地用途进行违法建设,造成土地沙化、土壤肥力消失等问题比较严重。此类违法行为无视国家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法规,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生态环境破坏。本案中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章峰,违反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遏制此类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案例3:钟庆辉妨害公务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被告人钟庆辉在其父亲老屋原址上违法建设房屋。惠州市城管执法部门在对其下达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无效后,于同年10月27日上午再次要求钟庆辉停止违法建设,并对违建模板进行拆除。钟庆辉暴力抗拒执法,持水果刀追刺现场执法人员,后被拦住,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案发后,钟庆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得到执法人员的谅解。
【裁判结果】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庆辉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且得到了被害人谅解,故依法以妨害公务罪判处钟庆辉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近年来,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且受利益驱使,部分地区出现了少数违法建设者拒不执行政府部门作出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等决定、拒不停止违法建设的现象,甚至出现撕毁查封封条、暴力抗拒执法部门执行公务的情况,这类行为既严重影响了城乡规划管理的严肃性,又严重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构成对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侵害,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告人钟庆辉持水果刀追刺执法人员,是严重的暴力抗法行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遏制城乡规划建设领域的暴力抗法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案例4:周安平玩忽职守案
【基本案情】
2008年5月至2012年6月,被告人周安平在任孝昌县周巷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期间,对被告人周某甲及开发商周某癸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12.67亩建房的行为,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未及时报告制止,从而导致违法占地建房成为事实,相关农用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无法复垦。
【裁判结果】
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安平在担任孝昌县周巷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期间,对开发商周某癸、被告人周某甲违法建设的行为未能及时上报制止,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鉴于周安平能够当庭认罪,且犯罪情节轻微,故判其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对违法建设行为负有监管、查处职责的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对违法建设行为疏于履行监管职责,对违法建设行为置若罔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此类纵容违法建设的行为,既助长了违法者的“气焰”,又给守法者造成了误导,形成了违法建设的“攀比”效应。被告人周安平疏于履行职责,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督促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积极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确保城乡规划法的全面落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案例5:蔡建辉受贿案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间,被告人蔡建辉担任龙海市颜厝镇党委副书记。在整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两违”工作过程中,他利用其工作职便,先后收受违法建设行为人7人11次贿送款项和购物卡,合计价值人民币60400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蔡建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款项、购物卡,共计价值人民币604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故依法判决蔡建辉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违法建设行为人为逃避处罚,使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而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丧失原则,为违法建设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此类行为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谋取一己私利,社会影响极坏。被告人蔡建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却为他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充当保护伞,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惩治违法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纯洁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级人民法院协同执行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实施案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级人民法院协同执行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实施案件的通知
(法〔2017〕1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实现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关键环节。执行指挥中心在执行工作中处于枢纽地位,对统筹执行力量、强化系统管理、提升执行质效、破解执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为充分发挥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功能优势,推动解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执行,根据有关规定,就加强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执行实施案件的协同执行工作通知如下:
一、中级人民法院要发挥协调和统筹优势,统一调度使用辖区法院执行力量,协同、帮助基层人民法院对重大、疑难、复杂或长期未结案件实施强制执行。
二、基层人民法院难以执行的下列执行实施案件,可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协同执行:
(一)长期未结案件;
(二)受到严重非法干预的案件;
(三)有重大影响,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
(四)受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案件;
(五)多个法院立案受理的系列、关联案件;
(六)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在其他法院辖区的案件;
(七)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上级人民法院在督办、信访、巡查等工作中发现下级法院立案执行的执行实施案件存在上述情形的,可以指定或决定实施协同执行。
三、实施协同执行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作出《协同执行决定书》,决定书同时送交执行法院和参与协同执行的相关法院。执行法院报请的案件不符合协同执行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告知其自行执行。
四、协同执行由执行指挥中心具体负责,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应指定专人负责协同执行,与执行法院共同商定执行实施方案,及时组织实施强制执行。
协同执行案件不移送、不提级,办案主体仍是执行法院,仍由执行法院以本院名义对外出具法律文书。参与协同执行的其他法院执行干警可以凭《协同执行决定书》和公务证件开展具体执行工作。
五、中级人民法院应统筹考虑辖区法院执行案件数量、执行力量等因素,均衡开展协同执行,优先协助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的辖区法院。应按照就进、便利原则开展协同执行,统筹使用辖区法院执行力量,最大限度节约执行成本,防止频繁、大跨度调用执行力量对辖区法院正常办案造成影响。
六、中级人民法院每年应办理一定数量的协同执行案件,办案数量和质效纳入执行考核范围,具体办案数量由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辖区各中级人民法院实际情况确定。
七、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协同执行工作的监督、管理和考核,每半年将协同执行工作开展情况予以通报。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要建立协同执行案件管理模块,加强对协同执行案件的信息化管理。
八、协同执行工作方案中,应明确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院和参与协同执行的相关法院具体职责。各法院应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存在消极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的,追究相应责任。
九、高级人民法院应就协同执行案件具体条件,职责分工,辖区各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协同执行案件数量,协同执行的监督、指导、考核等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十、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本通知要求,就辖区中基层法院需要协同执行的执行实施案件开展协同执行。
十一、本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实施过程有何问题和建议,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特此通知。
联系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孙建国、刘永存
电 话: 010-67557112、010-67557114
附件:协同执行决定书(样式)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5月23日
附件:
XXXX人民法院
执行决定书
(XXXX)XX执字第XX号
XXXX人民法院:
你院执行的XXX与XXX......(写明执行依据、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因......(写明协同执行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32条第2款规定,决定如下:
该案由本院和你院及XXX人民法院(写明参与协同执行的相关法院名称)协同执行。
XXXX年XX月XX日
(院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李某诉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是否由法院受理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李某诉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是否由法院受理的请示的复函
(2016年12月20日 (2016)最高法民他106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云民他字第5号《关于李某诉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是否由法院受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依据请示所述事实,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约定:“若发生任何争议,均需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解决时可交由仲裁机构仲裁解决。”因当事人一方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登记成立的公司,该案具有涉港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仲裁条款既未约定仲裁协议应适用的法律也未约定仲裁地,故本案涉港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选定仲裁委员会是仲裁协议生效的必备要件。本案仲裁协议没有选定仲裁委员会,且未有证据表明当事人之间就案涉仲裁事项达成补充协议,故案涉仲裁协议应认定无效,本案应由人民法院受理。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此复。
附: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李某诉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
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是否由法院受理的请示
(2016年10月8日 (2016)云民他字第5号)
最高人民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受理原告李某诉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后,依法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第一条,凡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和涉台经济、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现将本案有关情况及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自然情况
原告:李某,男,汉族,1955年2月2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南路×号×幢×号附×号,身份证号码:5301021955022××××7。
委托代理人:李建锋,云南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Standard Golf Industrial (Kunming) Company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干诺道中137-139号三台大厦12楼(12th Floor,San Toi Building,137—139 Connaught Road Central,Hong Kong)。
代表人:张某,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永福、王冕,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安石公路14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官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永福、王冕,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二、案件基本情况
1993年7月29日,安智贸易有限公司在香港依法注册成立;1994年10月25日更名为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2006年3月1日,更名为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该名称为该主体现有名称。
1997年8月23日,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李某以及案外人昆明名都高尔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在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书第六条约定:“本合同书由三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即告生效。若发生任何争议,均需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解决时可交由仲裁机构仲裁解决。”
原告李某认为,该条款缺少明确的仲裁机构,属于无效条款,除此之外,双方也没有就仲裁达成其他协议,故诉至法院。
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合同各方依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故主张法院无管辖权,应驳回原告起诉。同时,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也承认除了上述条款外,合同当事人并未就仲裁达成其他协议。
三、昆明中院处理意见
(一)关于确定本案仲裁条款的效力所适用的准据法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仲裁条款并未约定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及仲裁地,故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
(二)关于本案涉外仲裁条款效力及本案应否由法院受理的问题
本案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约定:“若发生任何争议,均需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解决时可交由仲裁机构仲裁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据此,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属于仲裁协议的必要内容之一,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并没有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现有证据和当事人自认均表明除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之外,当事人没有其他关于仲裁的协议或者补充协议。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认原告李某、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及案外人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所约定的仲裁协议条款无效,该案应由昆明中院受理。
本案中,原告虽然主张仲裁协议无效,但并没有依法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主张应当依据仲裁协议进行仲裁,并提出管辖权异议。故本案中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无法通过另案解决。经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审查,认为本案仲裁协议无效,应按照法定程序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由最高法院答复后再做处理。
四、云南高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同意昆明中院审委会讨论形成的上述意见。
我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关于仲裁的约定为无效条款,且依现有证据和当事人自认均表明当事人没有其他关于仲裁的协议或者补充协议。在仲裁条款无效的情况下,本案应由法院受理。对于被告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有限公司提出的本案应当仲裁解决的管辖权异议,应予驳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的规定,将我院的审查意见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8年3月2日)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 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 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3. 陕西省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4.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5.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6.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7.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8.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9.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10.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村民廖某某在未办理国土、环保、工商等手续的情况下,在本村租用土地86.44亩兴建选矿厂,从2006年底至2017年4月持续非法选矿生产。该厂无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多个尾砂库无防渗措施,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致使所占用土地产生了污染,发生了质变。蓝山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县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违法排污行为一直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虽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该厂始终未能完全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直到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后,县环保局才于2017年4月28日联合蓝山县新圩镇政府等部门,将该选矿厂强行关停并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该厂虽被取缔,但厂内的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尾砂也未作进一步处置,存在持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状况和危险,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被侵害状态。
诉前程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10月19日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环保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方廖某某选矿厂的废水、废渣进行处置,防止废水、废渣逸散,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责任,责令相关人员尽快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及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并监督相关责任人员依方案实施。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县环保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廖某某对被污染环境进行治理,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制定了《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非法选矿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方案》,并监督方廖某某按处置方案实施。截止2017年12月6日,已恢复可利用土地面积约4000m2,完成总量约70%;污泥池用地恢复面积约2500m2,完成总量的约25%;已沉淀处理污水约600m3(未中和),现厂区剩余污水量约15000m3。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
典型意义:该案在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对线索的研判、审查,发现了环保、国土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通过民行部门的督促履职、反渎部门的职务犯罪查办,将对行政单位的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互相渗透、促进,形成了检察监督合力。本案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对广大群众有着重要教育和宣传意义;特别是对当地的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基本案情:2016年至2017年9月,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管理局(以下简称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冯某某在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未提交登记资料及未取得任何审批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颁发了《营业执照》。该局根据该283户个体工商户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成都市双流区食品经营自查申请表》等资料,又为其颁发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案发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对283户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营业地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没有实体门店。该局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食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之规定,于2017年9月、11月分别作出了撤销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诉前程序:2017年11月,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民行部门通过与刑事部门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获得犯罪嫌疑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的线索。检察长召集侦监、公诉、民行部门办案人员召开案情分析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调查核实发现,上述个体工商户没有线下实体经营场所但准备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系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食品经营许可;同时,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在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后长时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手续。为防范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该院遂向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于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个体工商户依职权注销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切实防止上述个体工商户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后继续从事网络食品经营,同时建议将283户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被撤销、注销的相关信息发送有关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研究整改措施。注销了283户工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注销情况发送至“美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总部,并将继续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有效防范了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
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点餐”食品外卖消费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其中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亦层出不穷,相关行政机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依托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网络点餐”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督管理,有效防范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陕西圣米兰家俱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陕西圣米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米兰公司)于1998年12月12日取得西安市雁塔区149.979亩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2年7月18日,经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安市雁塔区将118.318亩净用地出让给圣米兰公司用于建设家具生产综合楼。同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与圣米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价格为每平方米49.5元,出让金3904569.02元。圣米兰公司就上述土地办理了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依照规划对土地进行开发。
2007年7月,圣米兰公司向西安市规划局申请将47.645亩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70.673亩土地性质变更为住宅用地。2007年9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给圣米兰公司重新颁发了(2007)17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时将1998年发给圣米兰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收回。但圣米兰公司未与国土部门重新签订合同,未调整土地出让金,亦未开发土地。2008年2月5日,市国土局作出《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作出78.0914万元的处罚决定。2015年10月26日,市国土局作出决定,要求圣米兰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前,重新签订出让合同及补交相应出让金。2016年1月26日,市国土局雁塔分局致函圣米兰公司,责令其立即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变更合同,加快手续办理速度,用地现场恢复施工,但该公司仍未按要求办理。
2015年6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圣米兰公司持有的两块土地。2015年10月2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致函市国土局,指出因该院对上述查封土地正在处理,贵局无权收回土地。但可以在该土地升值或维持现值的基础上变更上述查封土地用途,否则不得变更。
诉前程序: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7年4月24日向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认为土地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 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圣米兰公司取得土地后长期闲置,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建议该局依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予以处置。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2017年5月24日,市国土局复函称,已研究部署整改:一是要求雁塔区政府、市国土局雁塔分局加快制定整改方案,尽快完成处置工作。二是积极与法院对接处置事宜。三是多方约谈圣米兰公司,告知其处置要求。四是经雁塔区政府研究同意,市国土局雁塔分局上报了整改方案,由其督促圣米兰公司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完成开工审批手续后,按照约定的期限开工建设。
2017年10月1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国土局发出调查函,了解整改方案的进展情况。同年10月27日,市国土局回复称:“在贵院的督促支持下,经雁塔区政府和市、区国土部门多次督促协调,圣米兰公司已按照规划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46.842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商服,66.33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住宅。我局于9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共计67311.4274万元,2018年5月31日之前开工。”2017年11月1日,圣米兰公司向西安市财政局补缴了67311.4274万元土地出让金。11月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国土局送来的圣米兰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的票据。
典型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灵活性和实效性的特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主动保护公益,积极行使检察监督权,通过督促市国土局依法履职,成功盘活了处于黄金地段闲置14年的土地资源,使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权能达到最优化,为国家收回了6.7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切实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顾某某擅自改变草原用途没有及时恢复植被的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5年春季,顾某某未经任何部门审批,私自将位于镇南种羊场报好农场南侧草原非法开垦。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由洮北区草原站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勘查,被破坏草原性质为国有,面积为10.068公顷。2015年7月8日,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告知了顾某某,但未责令其将破坏的草原恢复植被。2017年9月14日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以顾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案件移送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至移送时,顾某某破坏的草原植被仍然没有恢复,严重破坏了生态资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此没有采取监督管理措施。
诉前程序: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8日向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顾某某停止开垦,恢复植被。该局于2017年8月28日书面回复洮北区检察院称找不到顾某某,已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职责。该局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
诉讼过程:2017年9月22日,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某某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请求判决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
洮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景平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责令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审宣判后,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使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遭到毁坏,侵害了公共利益,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5.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至2015年期间,泰兴市江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在长江河道内未经许可非法采砂317430.1立方米。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工作人员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采取“不予处罚或单处罚款”的方式,帮助江汉公司规避监管,免予缴纳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
诉前程序: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水行政管理法定职责后,于2016年10月24日向高港区水利局发出督促履职令,督促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收到督促履职令后,高港区水利局一直未依法查处。
诉讼过程: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16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高港区水利局不及时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责令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的违法行为。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收到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职令知晓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后,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查处,其不作为不仅导致国家矿石资源费的流失,还使得非法采砂活动对长江生态、水文及航道安全的破坏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处于受侵害状态,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长江采砂监管法定职责行为违法。遂判决责令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对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作出处理。
判决生效后,泰州市水利局于2017年11月7日对江汉公司处以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系泰州市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之一。长江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资源的流失,无序采砂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尽职履责,及时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惩戒是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水利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放任违法行为、帮助逃避监管的现象后,及时发出督促履行令,在相关职能部门依然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发挥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功能,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效果。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刘某未经审批焚烧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弃的印刷电路板等,熔炼金属锭。2014年7月31日,清流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责令刘某立即停止生产,并查扣现场堆放的电子垃圾,存放于附近的养猪场。同年8月7日、9日,清流县环保局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转移至东莹公司仓库贮存保管并过磅称重为28580千克。同年9月2日,清流县公安局对刘某涉嫌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2015年7月7日,清流县检察院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2015年5月12日,清流县环保局租用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九利公司仓库并将电子垃圾转移贮存。
诉前程序:清流县检察院于2015年7月9日向清流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扣押的电子垃圾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置并对焚烧电子垃圾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置。清流县环保局回复称对已扣押的电子垃圾等危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有处置危废资质的单位处置。但据清流县检察院调查,清流县环保局作为该县环境保护法定监督管理机构,未按要求对扣押的电子垃圾及焚烧现场进行无害化处置,只是对废弃电子垃圾进行了转移贮存,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贮存在九利油脂有限公司仓库中,始终未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诉讼过程: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清流县环保局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清流县环保局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诉讼期间,清流县环保局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案涉电子垃圾交由福建德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置。
明溪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本案的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清流县环保局作为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及依法处置的职责。清流县环保局在明知案涉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具有毒性,理应依法管理并及时处置的情形下,既没有依法处置危险废物,也没有联系有资质的企业代为处置,而是将危险废物自行转移且租用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贮存。人民检察院向清流县环保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后,清流县环保局依然拖延履行职责,未及时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处置,清流县环保局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法。遂判决确认清流县环境保护局未依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本案系全国首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之一。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中,遵循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就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举证责任的分配、庭审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本案的审理促使被诉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及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处置危险废物,防止对环境的持续不利影响,有效发挥了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积极作用。本案诉讼期间,被诉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发挥公益诉讼裁判的引导示范作用,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判决也强调了对于“电子垃圾”这种具有毒性、污染环境的危险废物应当依法妥善处置,促使公众、企业、政府重视“电子垃圾”的危害,共同参与到有效防范和依法处置危险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对危险废物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7.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05年,铜仁市国土局向紫玉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许可其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采矿,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亦对紫玉公司的采矿行为予以认可。紫玉公司在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许可、占用林地许可、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情况下,边建设边生产,置报批的开采方案不顾,采取爆破方式破坏性开采,资源毁坏率达80%、产生90%以上的废渣碎石,还将部分矿洞转让给当地村民组,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保护区内堆积长数百米、宽数十米、深度难以测算的尾矿废渣,压覆植被,形成地质灾害隐患。2016年6月采矿权期限届满,铜仁市国土局接收了紫玉公司延续采矿权申请并收取了相应费用。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铜仁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依法撤销向紫玉公司颁发的证号为5222000610002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11月25日,铜仁市国土局回复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采矿权行政行为合法,依法不应当撤销。已暂停办理紫玉公司的江口县德旺乡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
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紫玉公司作出处理。2016年11月29日,梵管局回复称:该局所属闵孝总站于2007年7月24日向紫玉公司下达停工通知,2009年该局责令紫玉公司恢复被占林地,2011年12月至2014年12月该局在保护区设三个点监守值班。2016年11月29日,江口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火堰组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区实地查看,发现该公司未拆除土地上建筑物和对矿区进行恢复原状,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江口县人民检察院遂向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采矿许可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责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履行环境治理监管职责。诉讼中,铜仁市国土局编制了环境治理方案并责令紫玉公司限期治理,但治理工程尚未开工。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铜仁市国土局作为铜仁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其权限范围内的矿业权设置、审批登记、矿山运营及停用后治理等监督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授权及相应行政主管机关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正确履行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铜仁市国土局在未取得国务院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在自然保护区设置采矿权并许可紫玉公司采矿的行为违法。对紫玉公司破坏性开采,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均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有滥用职权许可其违法开采的行为,应确认违法。遂判决:1.确认铜仁市国土局为紫玉公司颁发许可证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在对紫玉公司违法开采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由铜仁市国土局对紫玉公司矿山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至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由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对环境修复治理工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宣判后,第三人紫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紫玉公司所开采矿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内。铜仁市国土局、
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产资源遭到极大浪费。本案判决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监督紫玉公司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矫正“靠山吃山”“牺牲环境谋发展”的错误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守生态红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具有重要意义。
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路荣太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且不具备清洗资质的情况下,使用强碱洗刷机油桶,并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强碱废液直接排入私自挖掘的渗坑内,对渗坑周边及地下土壤造成污染。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并经对涉案地的排放液体取样鉴定,以路荣太涉嫌污染环境罪将其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6年12月20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路荣太承担刑事责任。
诉前程序: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民政局进行查询,根据《环保法》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淄博市辖区内没有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公益组织,且无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2017年3月17日,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指定,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路荣太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承担鉴定费及相关损失。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路荣太因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造成涉案地环境污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要求路荣太承担污染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的相关费用,于法有据,判决路荣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费38400元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
典型意义:本案是针对自然人实施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个人环境侵权行为具有行为隐蔽、污染周期长、监管困难的特点,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分必要。通过对污染者环境污染行为的司法处理,加大其违法成本,有利于警示与威慑潜在的环境污染行为人。本案充分考虑路荣太作为自然人缺乏环境修复能力的客观事实,没有机械地判决其修复环境,而是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案地环境污染情况依法作出的生态修复实施意见,依法判令其支付生态修复资金到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用于今后对涉案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及补偿。本案的裁判结果既体现了法律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惩治,又确保判决内容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5年3月7日20时,景谷公司选冶厂8号料液输送管道发生断裂,导致硫酸铜料液通过排洪道泄漏,造成白象村民委员会和民乐村民委员会的部分农田、菜地被污染,并导致民乐镇部分河段鱼类死亡。景谷县环保局于2015年3月8日作出行政决定书,要求景谷公司停业整改,并于同年4月7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污染事故发生后,景谷公司与受害村民就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景谷公司共计赔偿受害村民514928元。经景谷县环保局委托,云南德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此次环境污染损害数额量化结果为1358300元,其中包括:农田环境污染损害费用为528600元;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829700元。该鉴定数额不包含景谷公司通过调解协议赔偿受害村民的款项。景谷县环保局为此支出鉴定费400000元。
诉前程序:普洱市人民检察院经向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调查查明,在普洱市辖区内没有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普洱市民政局出具了情况说明,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出具了证明。
诉讼过程: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判令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
诉讼过程中,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与景谷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由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3.案件受理费15866元,减半收取7933元,由景谷公司负担。人民法院将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调解协议在法院公告栏、《人民法院报》《普洱日报》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现已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多次召开庭前会议,坚持案件审理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为原则,以保护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为重点,严格做到疑难问题及时讨论、新问题及时沟通,保证案件得到公平、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开庭审理时,邀请云南省相关检察机关及地方人大、政府、政协负责人进行了旁听,通过以案释法有力推动了当地政府依法行政,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案充分协调各方当事人,以修复环境为目的,以被告全额进行赔偿的调解方式结案,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完善生态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提供了实践样本。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7年3月25日,吴明安、赵世国将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朝阳村村民刘某家的一头死因不明并经深埋处理的成年母牛偷偷挖出,分割后将四个牛腿(共计150斤)和牛头以2300元的价格销售给在毛坝集市专门从事牛肉销售生意的黄太宽,该批牛肉经黄太宽以每斤18元至2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附近村民及毛坝集市上的不特定消费者,销售获款2890元。
2017年4月6日,吴明安、赵世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吴明安自家当日深埋的一头死因不明的成年母牛挖出,以1800元销售给黄太宽,黄太宽将102斤牛肉在毛坝集市上以每斤18元至20元的价格销售给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获款2000元。
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三人两次销售死因不明的牛肉共计获得销售价款4890元。利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就病死牛肉的危害后果进行认定,结论为: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等人经营销售死因不明的牛及其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2017年5月,利川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网络发现一段村民挖掘被埋死牛的视频,即将该线索反馈该市食药监局,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并联合展开调查。6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监督利川市食药监局将该案移送利川市公安局办理,同步监督利川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同年8月1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吴明安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决定立案审查。
诉前程序:2017年8月8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出公告,督促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对该案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7年11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共同支付牛肉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
2017年12月8日,利川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该院认为,吴明安等三人的行为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方式,程序合法,请求得当有据。在认定三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处以不同刑期的刑罚、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的同时,判决:吴明安等三人赔偿人民币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赔偿款付至利川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目前,吴明安等三人已于2017年1月23日在利川市电视台视点栏目公开道歉。赔偿款已部分执行到位,余款正在执行中。
典型意义:该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全国首例法院判决支持惩罚性赔偿的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加强对行政机关违法不行使职权、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和对违法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并得到法院支持,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诉讼,并提出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办案的优秀范例。同时,加强了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和对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一并追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典型案例
(2023年5月1日)
案例1 某集团公司涉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发挥破产重整挽救功能,全额保障职工债权
案例2 黄某某等31人与谢某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多措并举以“和”促执,妥善化解涉农纠纷实现共赢
案例3 吴某等47人与桐乡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执行到位百万欠薪
案例4 15位农民工与某家纺公司、邱某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及时执行企业回笼资金
案例5 多名船员、渔工与某远洋渔业公司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加速船舶拍卖款分配,优先保障远洋船员、渔工权益
案例6 马某某与某建设工程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线下走访查找财产线索,促成多案快速执结
案例7 某建工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执行异议案
--及时解冻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顺利兑付
案例8 赵某等11人与王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充分运用强制措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案例9 李某某等10余人与王某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法检联动助农民工讨回工资
案例10 某人造板公司涉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促成案外人注资收购,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案例1 某集团公司涉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发挥破产重整挽救功能,全额保障职工债权
【执行要旨】
在执行案件中,针对有资产且有挽救价值的被执行企业,可以通过“执破融合”机制导入预重整程序,充分利用破产挽救功能高效清偿职工债权。
【基本案情】
某集团公司是一家以铸件铸造加工为主要经营业务的集团型生产企业,自2019年始陷入了财务困境,累计拖欠97名员工的工资。相关员工陆续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并于2022年5月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查明,该公司名下虽有厂房、土地和进口铸造自动生产线等财产,但均已设定大额抵押,采取常规执行措施径行拍卖,不仅变价周期长、设备贬值率高,所得拍卖款清偿大额抵押权人后是否足以清偿员工债权难以保证,而且铸造产能指标的价值无法体现。面对上述难题,吴江法院认为,该公司虽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适用破产重整程序可在保全现有财产价值的基础上,充分释放产能指标等无形价值,公平有序清偿全体债权人,为企业再生赢得空间。
经吴江法院执破融合团队释明引导,该公司向该院提出重整申请,为提高重整成功率,其同时请求在重整申请审查期间进行预重整。预重整期间,为解职工燃眉之急,该院两个月内协调第三方先行全额垫付97名职工的工资、经济补偿金598万元。经公开招募、公开竞价,并征求辖区政府关于项目投资、产业规划的意见,最终由重整投资人支付偿债资金1.41亿元,全额清偿包括职工债权在内的各类债权,保障了相关职工的切身利益。
【典型意义】
本案中,对于所涉员工债权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对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被执行企业,执行法院依托“执破融合”机制,及时将案件精准导入重整程序,不仅保全了企业营运价值,而且快速兑现职工权益并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2 黄某某等31人与谢某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多措并举以“和”促执,妥善化解涉农纠纷实现共赢
【执行要旨】
被执行人投资的种植基地因客观原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及时偿还所欠的劳务报酬。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多措并举以“和”促执,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结案,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9年以来,黄某某等31人为谢某某的百香果基地提供劳务。2022年4月,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远法院)判决谢某某支付黄某某等31人劳务报酬1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谢某某未履行义务。黄某某等31人先后向安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该院调查了解到谢某某系当地引进的种植大户,在当地种植水果蔬菜,全年可为当地50余名村民提供劳动机会。谢某某不能及时偿还所欠的劳务报酬,是由于市场行情、天气干旱等综合原因,导致农产品效益遂下降,资金周转困难。此外,大多数申请执行人现仍在该基地务工。该案如处理不好,既会导致果蔬基地倒闭,又会影响乡村经济,减少当地村民收入。
在充分掌握案件情况后,执行法院采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主动作为,先后采取“背靠背”“面对面”“多方促和”的方式,做好当事人执行和解工作。一方面向谢某某释明法律规定,使其认识到法院的判决必须履行,另一方面多次召集黄某某等31人为其分析利弊。与此同时,执行法院还主动与镇政府、村委会进行沟通联系,邀请乡村干部共同做和解工作。经过反复释法明理,各方形成共识,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同意法院暂缓对谢某某采取司法拘留、暂不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谢某某筹集5万元先付部分款项,剩余款项在其卖出果蔬产品后按期履行。黄某某等31人劳务工资已全部执行到位。
【典型意义】
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进步,是司法机关应有的责任。人民法院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审慎执行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打好“和”字牌,多举措以“和”促执,保持了乡村产业不垮毁、农民增收不断链、农村经济不受损,实现申请执行人权益得以保障、被执行人产业继续生产经营、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三赢”效果。
案例3 吴某等47人与桐乡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执行到位百万欠薪
【执行要旨】
被执行人为一人公司,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依法审查后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通过执行股东财产,执行到位200余万元欠薪。
【基本案情】
吴某、叶某等47名员工受雇于某公司,因该公司经营不善,解聘所有工人,却未向员工发放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等。员工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裁决该公司支付工人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等共计300万余元。后因该公司未履行裁决结果,该公司员工陆续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因公司已停产,仅执行到5万余元,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桐乡法院)发现该公司为独资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能存在公司财务与股东财务混同情况,遂释明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程序。经过“申请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法院裁定公司股东陈某为被执行人-陈某提起执行异议-法院驳回异议”等程序后,该案继续执行。桐乡法院对被执行人陈某名下房产、银行账户进行查封,并对其释法明理,告知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后果。陈某主动要求与申请执行人和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被执行人按约支付和解款项,至此本案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中被执行人系一人公司,执行法院坚持司法为民、能动执行司法理念,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执行股东财产。人民法院善意执行、文明执行,推动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案例4 15位农民工与某家纺公司、邱某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及时执行企业回笼资金
【执行要旨】
执行法院考虑到被执行企业因疫情原因导致资金流转困难,采取了灵活的执行措施,给予被执行企业足够的“喘息”时间,同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最终促成案件圆满解决。
【基本案情】
本案被执行人邱某同时也是本案被执行企业某家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5位申请执行人曾与该企业建立了劳务关系。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寨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深入企业进行走访,了解到该企业是从江浙地区招商引资进入本地的一家经营家纺制品的公司,在近几年生产经营中,产品销售缓慢,资金流转困难,甚至难以支付工人工资。为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执行法院未将该企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未将该企业必要的生产机器进行查封,多次在当事人间组织座谈会进行协调,给予企业资金回笼的时间。同时,在与本地银行进行沟通后,银行向该企业介绍了相关的贷款业务,助力企业进行融资。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该企业回笼一笔资金。然而,被执行人邱某在企业获取该笔资金后,拒不支付工资,金寨法院立即对邱某进行了约谈。约谈过程中邱某态度强硬,仍拒不履行,金寨法院果断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拘留期间,邱某主动联系执行法院称其会将该笔资金用于支付工资,请求解除拘留措施。最终,15位农民工的工资得到全部支付,案件圆满执结。
【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本案办理过程中,执行法院考虑到被执行企业为本地招商引资企业的特殊性,采取了灵活的执行措施,在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多次协调沟通,给予被执行企业足够的缓冲时间,最终使该企业避免倒闭,也使农民工获得足额工资,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案例5 多名船员、渔工与某远洋渔业公司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加速船舶拍卖款分配,优先保障远洋船员、渔工权益
【执行要旨】
被执行人严重资不抵债,名下多艘渔船被法院处置,船舶变现程序多、时间长,债权人众多、变价款分配复杂,船员、渔工工资受偿缓慢。执行法院通过协调各方,优化船舶拍卖款分配思路,使船员、渔工劳动报酬得以优先、及时、便利发放。
【基本案情】
本案被执行人拖欠100多名船员、渔工劳动报酬,总执行标的约8亿元。涉执行船舶20艘,需经拍卖公告、债权登记、变卖等船舶处置法定程序和组织债权人召开船舶变价款分配会议,程序复杂、历时漫长。多名船员、渔工多次到法院及当地政府等有关单位反映生计问题。福建厦门海事法院经研判认为,依法从快优先解决具有优先权的船员、渔工工资发放问题,有利于保障远洋劳务工人合法权益。厦门海事法院与船舶债权登记及确权诉讼等部门建立对接机制,第一时间跟踪研判同类案件,实现涉执行风险提前预警;与船员、渔工所在地政府协作,多次召集船员、渔工代表、涉案关联企业商讨,积极争取具有抵押权的申请执行人等主要债权人理解支持,协调关联企业先行垫付船员工资;主动帮助异地船员、渔工联系法律援助。百名债权人难以集中到厦门海事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厦门海事法院通过微信、视频电话等多种信息化形式,对当事人进行身份核对、金额确认,依法发放案款,有效维护了远洋船员、渔工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本案申请执行人来自不同省市,被执行人名下多艘渔船执行程序复杂、协调难度大、影响范围广。执行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行与审判部门构建常态化信息互通机制,与异地重点渔村及所在地政府、关联案件审理法院等单位协调联动。依托信息化手段,有效克服船舶变价款分配债权人会议与优先权船员、渔工工资变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困难,及时分配发放船员、渔工劳动报酬,有效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案例6 马某某与某建设工程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线下走访查找财产线索,促成多案快速执结
【执行要旨】
执行法院通过到被执行人工地和住所地走访调查,查找到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未结工程款,协调执行到位工程款,发放农民工工资,案件在9天内全部执行完毕。
【基本案情】
马某某与某建设工程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法律文书确定该公司向马某某支付工资款7500元。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义马法院)立案执行,义马法院立案庭发现本案与其他新收9起案件被执行人相同,为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随即根据“立执互联反馈”机制要求,告知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立即组织研判,启动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与立案庭协商将10起案件合并执行,由快执团队办理。经过网络查控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积极到被执行人工地和住所地走访调查,终于发现被执行人在义马市某局有未结工程款,立即到义马市某局与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经与被执行人达成一致,工程款直接支付到法院账户。义马法院通过9天时间,将10件案件全部执行到位,及时将案款全部发放。
【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主动作为,立案部门和执行部门配合,准确甄别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辟绿色通道。办理过程中,线上查控与线下走访同时发力,快速查找财产线索。执行法院与政府机关联动,将工程款直接支付到法院,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兑现。
案例7 某建工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执行异议案
--及时解冻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顺利兑付
【执行要旨】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执行法院通过审查相关证据,及时解除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冻结,保障农民工工资顺利支付。
【基本案情】
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青法院)在办理某建工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诉前财产保全一案中,根据该混凝土公司的保全申请,在账户性质不具有外观明确性的情况下,冻结该建工公司在某银行的账户。该建工公司向高青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提交了该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公司、银行三方签订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托管协议、某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农民工工资专户证明,请求解除上述银行账户的冻结。高青法院经审查查明,冻结的上述账户确系该建工公司专门用于发放某幼儿园及地下车库项目农民工工资的专用账户,且该案不是为支付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的纠纷,高青法院及时裁定解除对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冻结。
【典型意义】
执行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审慎核查被冻结账户是否属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确保专用账户资金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被冻结或者划拨,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8 赵某等11人与王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充分运用强制措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执行要旨】
本案因被执行人长期无法联系而未能执结,执行法院多方查找被执行人,通过强制措施与释法明理相结合的方式,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全部义务,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部实现。
【基本案情】
王某承包小型建筑工程,雇佣同村的张某、赵某、关某等11位农民工从事力工、瓦工等工作,工程结束后,欠付11位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合计8万余元,张某等人将其诉至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邑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王某未履行给付义务,张某等人向昌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查,被执行人王某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脱,既不履行还款义务,也逃避与法院进行沟通。
昌邑法院对王某进行拘传,进行释法说理,制作拘留决定书。王某在强制手段的震慑下,将农民工工资款及案件执行费合计8万余元交至法院。11名申请执行人中有1人因病无法到昌邑法院领取执行款,在向其他10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后,昌邑法院及时赶赴其家中,将执行款发放到位,案件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立足司法职能,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执行案件加大执行力度,综合利用各项执行措施手段,最大限度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案例9 李某某等10余人与王某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法检联动助农民工讨回工资
【执行要旨】
执行法院在办理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过程中,主动接受检察院法律监督,强化法检协同配合,在现有个案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共同发力,系统化推进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质效提升。
【基本案情】
甘肃省兰州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新区法院)在执行王某支付10余名农民工劳动报酬案件过程中,因该案涉及申请人较多,且被执行人长期下落不明、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案件陷入困境。为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兰州新区法院与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加强司法联动,对王某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梳理,在多次联系王某未果的情况下,法检联动商讨并制定了有效工作方案。经过多方努力,联系到了王某的父亲,向其耐心释法说理,阐明王某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后果。王某父亲教育王某认识到不积极履行法院判决并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违法性,让农民工顺利拿到工资。
【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与当地检察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共同商讨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协作工作制度及法、检协作平台,形成司法合力,强化工作联动,推动案件执行。
案例10 某人造板公司涉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促成案外人注资收购,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执行要旨】
被执行人具备恢复经营的基础性条件,执行法院通过积极促成有意向的经营主体注资收购,并协调其他债权人同意解除被执行公司重要设备的查封,在清偿工资债务的同时,推动被执行人顺利复工复产。
【基本案情】
某人造板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欠债高达1.2亿元。该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已被多案冻结、查封,导致工人工资无法正常支付。该公司工人申请劳动仲裁裁决,某人造板公司未履行义务,工人向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开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共31件执行案件,执行标的额87万余元。开平法院经查,某人造板公司资产因其他纠纷被查封,且该公司所欠债务数额大,已资不抵债。开平法院根据另案债权人申请移送破产。期间,有意向的经营主体提交收购该公司的方案。开平法院认为,某人造板公司在该领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具备恢复经营的基础性条件,通过收购不但能解决被拖欠的工人工资及稳定就业问题,也能够让该公司得到有效救治,恢复市场经营能力。开平法院最终决定同意收购方案,买受人预先支付被拖欠的工人工资,87万余元工人工资得到全额兑现。与此同时,加强与其他债权人的沟通协商,解除该公司重要设备的查封,推动该公司顺利复工复产。
【典型意义】
一些有良好经营基础的企业陷入发展困境,进而无法按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清偿对外债务,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如何恢复企业正常经营成为破解诸多难题的关键。本案中人民法院灵活运用执行手段,通过收购方式,既解决被拖欠工人工资问题,又运用市场手段救治困境企业,统筹解决了困境企业发展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8〕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现将该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执行中的情况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地见效,切实解决当前部分地方改革落实不到位、配套不完善、推进不系统等突出问题,促进司法效能和司法公信力整体提升,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对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坚定不移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1.深刻认识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对于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2.牢牢把握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应当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严格遵照法律规定、遵循司法规律,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要着力破解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存在的职能分工不明、审判责任不实、监督管理不力、裁判尺度不一、保障激励不足、配套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管有力、运转有序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不断提升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二、完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切实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的要求
3.坚持一岗双责、权责一致。加强法院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为重点,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切实加强审判执行机构、审判执行团队的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健全完善审判执行团队的党团组织,提升团队组织力和战斗力。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干部要在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上率先垂范,充分尊重独任法官、合议庭法定审判组织地位,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副院长、庭长不再审核签发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得以口头指示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不得违反规定要求法官汇报案件。严格落实《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人民法院落实〈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法官应当将过问、干预案件情况在网上办案系统如实记录,并层报上级人民法院。
4.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团队建设。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数量、案件类型、难易程度和人员结构等因素,适应独任制、合议制的不同需要,统筹考虑繁简分流和审判专业化分工,因地制宜地灵活组建审判团队。审判团队中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实行双向选择与组织调配相结合,完善团队内部分工,强化审判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自我管理单元的功能,切实增强团队合力。统筹内设机构改革与审判团队建设,人员编制较少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置综合审判庭或者不设审判庭,实行“院-综合审判庭”或者“院-审判团队”管理模式;人员编制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一般实行“院-审判庭-审判团队”的管理模式。
5.明确司法人员岗位职责。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责任制要求,结合法院审级、案件类型、案件数量等实际情况,细化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各岗位职责清单和履职指引,并嵌入办案平台。
6.完善案件分配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机制。根据审判领域类别和繁简分流安排,随机确定案件承办法官。系列性、群体性或者关联性案件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织办理。已组建专业化合议庭、专业审判团队或者速裁审判团队的,可以在合议庭或者审判团队内部随机分案。承办法官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因存在回避情形或者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承办法官的,应当由院长、庭长按权限审批决定,调整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案平台记载。
7.全面推进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科学合理、统一确定辖区内三级法院院长、庭长办案工作量。院领导办案工作量可以本院法官平均办案工作量或办理案件所属审判业务类别法官平均办案工作量为计算基数。科学统筹院领导办案类型,完善配套分案办法,健全院领导主要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机制。加强对院长、庭长办案的网上公示和考核监督,充分发挥院长、庭长办案示范引领作用。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办案或者办案达不到要求的,应当退出员额。
8.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切实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统一法律适用、为审判组织提供法律咨询的功能。专业法官会议成员不以职务、等级为必要条件,参会人员地位平等。完善专业法官会议会前准备程序和议事规则,完善配套考核机制,提升专业法官会议质量。
健全专业法官会议与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工作衔接机制。判决可能形成新的裁判标准或者改变上级人民法院、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标准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不采纳专业法官会议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的,应当在办案系统中标注并说明理由,并提请庭长、院长予以监督,庭长、院长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应当按程序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除法律规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
9.健全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或者“类案不同判”可能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制作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报告,并在合议庭评议或者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时说明。
10.切实减轻审判事务性工作负担。审判辅助事务可以实行集约化管理,建立专门实施文书送达、财产保全、执行查控、文书上网、网络公告等事务的工作团队,提升工作效能。充分运用市场化、社会化资源,探索将通知送达、材料扫描、卷宗归档等辅助事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将协助保全、执行送达等辅助事务委托给相关机构,提高办案效率。
三、完善新型监督管理机制和惩戒制度,切实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
11.健全信息化全流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全面支持网上办案、全程留痕、智能管理,智能预警监测审判过程和结果偏离态势,推动审判监督管理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确保放权与监督相统一。
12.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领域审判、执行流程标准,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将立案、分案、送达、庭审、合议、宣判、执行到结案、归档的每个节点均纳入审判监督管理范围,严格落实审限管理,将监督事项嵌入办案平台,实现司法活动全程留痕、违规操作自动拦截、办案风险实时提示。
13.细化落实院长、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责清单。院长、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力职责一般包括:(1)配置审判资源,包括专业化合议庭、审判团队组建模式及其职责分工;(2)部署综合工作,包括审判工作的安排部署、审判或者调研任务的分配、调整;(3)审批程序性事项,包括法律授权的程序性事项审批、依照规定调整分案、变更审判组织成员的审批等;(4)监管审判质效,包括根据职责权限,对审判流程进行检查监督,对案件整体质效的检查、分析、评估,分析审判运行态势,提示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对存在的案件质量问题集中研判等;(5)监督“四类案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进行个案监督;(6)进行业务指导,通过审理案件、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加强业务指导;(7)作出综合评价,在法官考评委员会依托信息化平台对法官审判绩效进行客观评价基础上,对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绩效作出综合评价;(8)检查监督纪律作风,通过接待群众来访、处理举报投诉、日常监督管理,发现案件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责任制要求,分别制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权力职责清单。院长、庭长在权力职责清单范围内按程序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不属于不当过问或者干预案件。院长、庭长应当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而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的,应当追究监督管理责任。
14.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制度。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细化“四类案件”监管范围、发现机制、启动程序和监管方式。立案部门负责对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等案件进行初步识别;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主动向庭长、分管副院长报告;审判长认为案件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提醒承办法官将案件主动纳入监督管理;审判管理机构、监察部门等经审查发现案件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及时报告院长。探索“四类案件”自动化识别、智能化监管,对于法官应当报告而未报告的,院长、庭长要求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而未提交的,审判管理系统自动预警并提醒院长、庭长予以监督。院长、庭长对“四类案件”可以查阅卷宗、旁听庭审、查看案件流程情况,要求独任法官、合议庭在指定期限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提供类案裁判文书或者检索报告。院长、庭长行使上述审判监督管理权时,应当在办案平台标注、全程留痕,对独任法官、合议庭拟作出的裁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不得强令独任法官、合议庭接受自己意见或者直接改变独任法官、合议庭意见。
15.强化案件质量评查。坚持案件常规随机评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相结合,重点评查发回重审案件、改判案件、信访案件以及曾纳入长期未结、久押不决督办范围的案件。依托信息化平台对已上网裁判文书、庭审公开情况进行质量评查,质量评查范围应当覆盖所有法官,全面提升法官责任意识。重点从案件评查中发现违法审判线索,并依照有关程序进行调查。严格区分审判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确保法官依法裁判不受追究、违法裁判必问责任。
16.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要认真调查,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是否违反审判职责、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提出审查意见,相关法院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惩戒决定。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法官违反审判职责以外的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处理。
17.完善司法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自觉接受纪律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公正裁判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内部应当充分发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廉政监察员等功能作用,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判管理部门与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内部监督合力。全面梳理办案流程、审限管理等关键节点,分析研判每个节点可能存在的办案风险,加强审判执行活动风险监控智能预警,促进司法廉政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四、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提升司法责任制改革整体效能
18.统筹推进法官员额和政法编制合理配置。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控制法官员额比例,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办案数量等因素,完善法官员额动态管理机制,员额分配向基层和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倾斜。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配合省级编制部门,健全完善省以下地方法院编制统一管理制度,强化审判运行态势分析,加强对法官工作量的科学测算,统筹考虑各市(区、县)法院的案件数量、类型、难易程度、增幅大小和辖区面积、人口数量、自然条件、发展状况、人民法庭数量等因素,精准分析测算各市(区、县)法院所需政法编制,将编制向编制紧缺、急需补充的法院倾斜,实现编制、案件量、人员的合理匹配。
19.完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审判绩效不达标、辞职、辞退、被开除、违纪违法、任职回避、调出、转任、退休、个人申请退出等不同情形,规范员额退出程序,明确退出员额但仍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职级、待遇等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法官对退出决定进行陈述、举证、申辩、申请复议的权利。员额法官因工作需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五年内重新回到基层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经所在法院党组审议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入额;五年内重新回到高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分别经本院党组决定入额。
20.进一步完善法官初任和逐级遴选制度。健全完善从优秀法官助理中选任法官机制,配套建立科学完备的初任法官职前培训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跨院遴选,引导审判力量向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流动。
21.加强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备和培养。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助理招录机制,完善法官助理统一招录、保障机制。推行法学院校学生担任实习法官助理常态化制度,探索下级人民法院法官到上级人民法院交流担任短期助理制度,多渠道拓宽法官助理来源。积极研究建立法官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认真落实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创新完善法官助理培养模式,符合条件的法官助理可以申请参加法官遴选。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争取人社、财政等部门支持,加强聘用制书记员招录工作,落实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切实稳定聘用制书记员队伍。
22.完善司法人员业绩考核制度。坚持客观量化和主观评价相结合,以量化考核为主,充分考虑地域、审级、专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注重采用权重测算等科学计算方法,合理设置权重比例。暂时不具备案件权重系数测算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简便易行的案件工作量折算办法。将法官作为合议庭其他成员时的工作量、办理涉诉信访工作量、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量、案件评查工作量等纳入业绩考核。根据各级人民法院承担职能的不同,科学设置司法人员业绩考核内容。对法官和法官助理的业绩考核,应当考虑综合调研、审判指导等工作任务量,避免简单以办案数量作为考核业绩。对审判辅助人员的绩效考核,应当以岗位职责和承担工作为基本依据,注重与所在团队绩效相结合,听取法官和所在团队的意见。绩效考核奖金的发放,不与法官职务等级以及审判辅助人员职务挂钩,主要依据责任轻重、办案质量、办案数量和办案难度等因素,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
23.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不断提升裁判文书公开的信息化、常态化水平,确保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面、及时、准确公开。积极推广使用裁判文书自动纠错及技术处理软件,着力杜绝各类低级错误和质量瑕疵,切实减轻裁判文书公开工作量,不断提升裁判文书公开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抓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的贯彻实施,及时升级完善相关信息化平台,主动对接全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切实将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庭审公开新要求,切实发挥中国庭审公开网统一平台优势,将人民法院庭审公开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本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完善改革督察机制,对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紧盯不放、动态跟踪。贯彻落实本实施意见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按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株)S.M.ENTERTAINMENT与黄某韬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株)S.M.ENTERTAINMENT与黄某韬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18日 (2017)最高法民他123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鲁立函字第107号《关于(株)S.M.ENTERTAINMENT与黄某韬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你院请示问题涉及对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案涉仲裁协议签订于2010年12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施行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故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
案涉仲裁协议约定:“1.甲方和乙方应努力自行解决本协议发生的一切纠纷。2.通过第1款的方法无法解决时,可以根据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仲裁法规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予以解决。”虽然当事人对于其中的“仲裁法”是指我国仲裁法还是韩国仲裁法存在异议,但结合上下文关于“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大韩商事仲裁院”等表述,应当认定协议中的“仲裁法”为韩国仲裁法。本案应适用韩国法律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依据现行韩国法律,合同双方同时约定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条款,应视为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自行选择按照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协议中“根据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理解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由韩国法院行使管辖权,该约定排除了我国法院对案涉纠纷的管辖权。故青岛中院对本案纠纷不享有管辖权。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株)S.M.ENTERTAINMENT与
黄某韬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请示
(2017年9月15日 (2017)鲁立函字第10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受理的原告(株) S.M.ENTERTAINMENT与黄某韬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黄某韬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青岛中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专属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本案的法律关系,青岛中院依法享有管辖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现将该案情况汇报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株)S.M.ENTERTAINMENT。住所地:大韩民国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423(狎鸥亭洞)。
代表人:金某敏,代理理事。
被告:黄某韬,男,199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二、案件审查情况
(株)S.M.ENTERTAINMENT起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12月18日签订了《专属协议》,约定原告作为被告的经纪公司,对被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享有独占经纪权限,协议有效期至2022年4月7日。在双方《专属协议》有效期内,被告不仅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中国境内开展演艺活动,且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律师向原告发出解约通知。被告的解除合同行为,不仅不符合《专属协议》约定,无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合同法的解除规定。原告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于2015年5月26日通知解除其与原告之间《专属协议》的行为无效。
黄某韬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仲裁条款,该条款符合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原告据以起诉的《专属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甲方和乙方应努力自行解决本协议发生的一切纠纷,通过第一款的方法无法解决时,可以依照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仲裁法规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予以解决。该仲裁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后被告补充提交代理意见,认为即使争议条款中关于仲裁的约定无效,该条款亦约定了外国法院管辖,因此应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
原、被告就上述条款在韩国法下的效力问题分别向青岛中院提交韩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中院经审查,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8日签订《专属协议》,合同就经纪权限、演艺活动区域及范围、音乐制作、双方的权利义务、收入分配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第二十一条争议的解决约定:1.甲方和乙方应努力自行解决本协议发生的一切纠纷。2.通过第一款的方法无法解决时,可以根据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仲裁法规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予以解决。后原、被告因该协议履行产生纠纷,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专属协议》的通知,故原告向青岛中院提出诉讼。另查明,2015年8月24日,本案被告黄子涛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起诉本案原告(株)S.M.ENTERTAINMENT,请求确认上述《专属协议》效力不存在。该案仍在审理阶段。
青岛中院经研究认为,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仅在《专属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就争议解决未达成其他补充协议。《专属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1.甲方和乙方应努力自行解决本协议发生的一切纠纷。2.通过第一款的方法无法解决时,可以根据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仲裁法规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予以解决。原告提起诉讼系因为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专属协议》,因此,上述《专属协议》第二十一条的约定应适用于本案审查。
关于上述约定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青岛中院认为,我国与韩国均系《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成员国。依据公约第五条的规定,认定仲裁条款效力,应当适用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但约定了仲裁地的,应适用仲裁地法律。本案中,《专属协议》约定“根据仲裁法规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予以解决”,其中被告主张该仲裁法系指韩国仲裁法,原告主张系我国仲裁法。因此,该法律约定不明,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原、被告约定在大韩商事仲裁院进行仲裁,因此仲裁地为韩国,该条款的效力审查,应适用韩国法。依据被告提交的经公证认证的《韩国民事诉讼法》的审查,《韩国民事诉讼法》未对同时约定仲裁与法院管辖的条款效力进行规定。依据原告提交的BKL法务法人(有限)太平洋公司及律村法务法人(有限)公司出具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该“选择性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并要求根据该程序解决争议,对方当事人对此未另行提出异议而参加仲裁程序时,方可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韩国大法院2003.8.22宣告2003丙318号判决)。被告虽主张韩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被告并未提供韩国法律或法律意见书证明,在韩国法律规定下,合同同时约定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条款的,仲裁条款优先。因此青岛中院认为,依据现行韩国法律,合同双方同时约定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条款,应视为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自行选择按照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约定了仲裁条款,原告起诉不符合合同约定,应予驳回的理由,青岛中院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另主张,“根据大韩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应根据《韩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韩国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法院没有诉讼管辖权。对此青岛中院认为,诉讼法系程序法,不属于当事人可协议约定的事项。原、被告《专属协议》中约定既可提起仲裁,亦可提起诉讼,故原告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起诉讼,其管辖权的审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可在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提起诉讼。因被告住所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因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管辖异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青岛中院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被告黄某韬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成立。
三、我院意见
我院认为,被告黄某韬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成立,青岛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主要理由如下:
1.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原告提起诉讼系因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专属协议》,因此,《专属协议》中关于争议解决条款应当适用于本案审查。本案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仅在《专属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就争议解决未达成其他补充协议。  2.关于《专属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我院认为,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的规定,本案《专属协议》中当事人对仲裁适用的法律约定不明,应当适用仲裁地法律。本案当事人约定向大韩商事仲裁院申请仲裁,因此仲裁地为韩国,该条款的效力审查,应适用韩国法。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韩国仲裁法》等法律、韩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韩国大法院的判决等证据,我院认为,依据现行韩国法律,合同双方同时约定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条款,应视为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自行选择按照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3.关于《专属协议》中约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我院认为,诉讼法系程序法,不属于当事人可协议约定的事项。原、被告《专属协议》中约定既可提起仲裁,亦可提起诉讼,故原告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起诉讼,其管辖权的审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可在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提起诉讼。因被告住所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因此原告向青岛中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我院同意青岛中院报请意见,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该案报请你院审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959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959号提案答复的函
张震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监督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公安派出所的执法监督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认为,监督法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职能。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将不断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和要求,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努力推动包括公安派出所在内的各级公安机关规范执法。公安部认为,人大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法令,发布决议、命令,对于监督本级政府部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般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调查处理、追究责任,并不直接行使处置和制裁权。由人大加强对执法检查结果的评估,并通过行使处置和制裁权对公安派出所进行问责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政协对公安派出所的民主监督问题
全国政协办公厅认为,加强对公安派出所的民主监督,对于提升公安执法工作质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全国政协积极支持政协委员通过提出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担任公安部特约监督员等形式,开展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民主监督。2015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专门组织“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提案办理协商会。全国政协办公厅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工作的民主监督。积极探索开展民主监督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会议、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来信来访、委员举报和民主评议等方式,开展对公安执法活动的民主监督。继续积极推荐政协委员担任各类特约监督员,对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执法执勤、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监督。进一步健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制度,不断提高监督的组织化程度和实效。切实尊重和保障政协委员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权利,维护政协委员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的权利。
三、关于严格公安机关内外部监督问题
针对目前一些公安派出所存在办案质量不高、不作为、乱作为等执法问题,近年来,公安部持续推进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强化内部执法监督管理,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完善公安执法制度。全面修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出台《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及近500项裁量基准,制定并不断扩充完善《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不断明确和细化执法标准,减少执法随意性。二是提高民警执法能力。创新形式开展全警培训,成立全国公安派出所所长教官培训基地,决定用5年时间对全国1000名重点派出所长开展大轮训。推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明确规定未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的民警不得办案。三是强化执法管理。全面推行向派出所和基层执法勤务机构派驻和配备法制员制度,加强对执法办案初始环节的质量把关。重点推进受案立案制度改革,推进刑事案件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制改革,强化对侦查权的内部监督制约。修订《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全面推行网上执法办案,与监督信息系统对接,强化对执法办案全流程的实时、动态监督。开展执法规范化网上督察专项行动,重点查纠公安派出所存在的执法不规范问题。四是规范执法办案场所设置和管理使用。对执法办案场所进行规范化改造,实行分区设置和管理,积极推进执法办案场所向实战化、精细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强化办案区使用管理,建立完善使用登记、专人管理、安全检查等制度,明确工作要求,切实将侦查活动置于有效监督下。五是健全举报投诉事项办理机制。制定办理刑事案件复议复核案件程序规定,设立12389举报投诉平台,进一步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六是全面推行阳光警务。出台工作规定,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流程、进展、结果等信息,逐步开展网上公开办事,依托信息技术建立网上公安派出所。积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着力整改执法突出问题。
四、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的法律监督问题
2015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2015年4月,高检院制定下发《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改革试点工作的方案>的通知》,并确定山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试点省份进行为期一年试点工作。为进一步积累经验,稳步推进改革试点,2016年2月,高检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延长试点时间至2016年11月。据统计,试点期间,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个市(区),共有1064个县区级基层检察院参与其中,试点省份检察机关参与率达63%。全国共有6776个公安派出所直接参与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一些成效。试点检察院对公安派出所违法侦查活动提出纠正意见15162件次,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4931份;对公安派出所共监督立案5243件,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监督3246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监督1997件。不捕率下降、捕后撤案减少、捕后作无罪处理减少,通过纠正违法,促进了公安派出所侦查人员规范执法行为。各试点检察院在摸清底数、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立足侦查监督职能,不断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一些试点地区在省级层面制定规范性文件,如吉林省院制定《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情况监督工作制度》《侦查监督联络员工作制度》《适时介入、提前协商案件的范围》等多项工作制度。各试点地区还围绕重点问题和环节,探索形式不同的多种监督模式,如山西、宁夏针对各地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数量较少的现状,探索在区县公安局派驻检察室;北京在区公安分局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派驻检察室;上海通过社区检察室履行对派出所的监督职责等。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2017年3月29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对于向公安派出所派驻检察室加强监督问题,公安部建议进行深入调研论证。下一步,我们将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共同建立监督与支持有机统一的检警良性互动关系,全面履行对公安派出所侦查活动监督的职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7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73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法院案件调解力度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调整,各类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社会矛盾纠纷数量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调解和裁判作为化解矛盾的两大手段,都是推动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的重要途径。相对于裁判,调解具有缓和当事人矛盾、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和节约司法资源等优势,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被誉为“东方经验”。增强法官调解能力、提高案件调解率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调解工作,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了贯穿诉讼全过程的调解工作机制,在构建调解平台、完善调解规则、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在线调解、做好诉调衔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有效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高效调解。以诉前调解为例,2021年,全国法院对接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量达6.3万个和26万名,借助社会力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610.7万件,同比增长43.86%,诉前调解平均时长17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应当看到,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有的法院调解结案率不高、利用社会力量参与调解的渠道不畅,有的法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不强、调解能力有待提高,有的法官对调解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将结合审判职能,加强研究,积极吸收,认真落实。
关于提高法官业务水平的建议。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将法官的专业知识水平与群众工作能力相结合,不断提升法官调解意识和调解能力水平;通过法官教法官等方式,让调解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法官向其他法官讲解调解的技巧和方法,传授调解艺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作用,通过诉前调解、诉讼调解、委托调解、在线调解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调解工作,提高案件调解率和满意度。
关于加大对案件调解的监督的建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将包括调解工作在内的“诉源治理”“多元解纷”等作为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指导地方法院在考核法官办案工作量时,将法官开展调解等作为案件权重系数设置的因素之一,以全面准确反映法官工作量。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地方各级法院认真落实考核指导意见,同时继续加强研究,根据人民群众、社会发展对调解工作的需要,不断完善考核和奖惩机制,增强法官调解优先意识,把全程调解贯穿于审判的各个环节,对能够调解的案件争取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批复》已于2017年7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8月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批复
(2017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七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一些地方人民检察院就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请示我院。经研究,批复如下: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特定款物”。
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中的“特定款物”的范围有所不同,实践中应注意区分,依法适用。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30日)
案例一
汤某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网络“套路贷” 在校大学生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复合危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要旨】
“套路贷”是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类型化犯罪行为。按照主客观一致原则,对存在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制造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违约金及利息畸高、恶意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情况,综合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套路贷”犯罪。对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犯罪活动,实施“软暴力”催收达到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等相当的程度,产生欺压、残害群众的效果,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认定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犯罪,或因实施“套路贷”导致被害人及相关人员自杀、精神失常的,应该评价为在相关领域造成重大影响,依法从严从重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汤某甲,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
被告人汪某柏,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
被告人邓某龙,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
被告人汤某乙,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
其他31名涉案人员基本情况略。
2017年9月起,被告人汤某甲先后邀约被告人汪某柏、邓某龙、汤某乙注册成立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内设技术部、市场部、风控部、贷后部等部门,依托公司形式运作,利用信息网络,通过“任你花”“100分”等7个App平台,采取现金贷或者虚假购物再回购形式,签订虚假合同,以扣除服务费、保证金、中介费名义恶意减少实际放贷数额、恶意垒高违约金等手段,向在校大学生以及大学毕业三年以内的群体实施网络“套路贷”犯罪活动。该组织采取发送拼接被害人头像的淫秽图片和侮辱、威胁性短信,以及电话滋扰、短信轰炸等“软暴力”手段,对不能按期还款的被害人及其父母、亲友、同事、同学进行滋扰施压,索取“债务”,逐步形成了以汤某甲为组织、领导者,汪某柏、邓某龙、汤某乙等人为积极参加者,涂某玉等人为一般参加者,层级分明、骨干成员固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人数较多、层级分明,有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纪律规约,如部门之间禁止相互串门交流;禁止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公司地址;贷后部门员工不得在食堂吃饭,每日催收额未达到3000元以上的员工不得吃饭;不准向公检法子女、政法、军警院校学生放贷等。该组织通过信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该组织累计放款8000余万元,收款1.5亿余元,违法所得7000余万元,违法所得用于支持组织运转,向组织成员发放薪酬和提成,剩余由汤某甲等人按比例分赃。该组织“软暴力”催收共计1万余单,导致陈某某、李某某等20余名年轻被害人自杀、自残、抑郁、退学等,引发网络上大量投诉,严重影响被害人及周边亲朋正常生产生活,影响被害人所在校园安全稳定,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技术部被告人潘某勇、何某、彭某煊,在被告人汤某甲等人的授意下,以“任你花”App为基础,先后开发了“100分”“52购物”“365钱包”“91购”“88商城”“9号店”6个App用于网络贷款,并在App内植入具有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功能的子程序,在被害人通过贷款App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该子程序即非法获得被害人手机内的通话记录和通讯录内容等公民个人信息。经统计,该组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共计370万余条。
本案因被害人控告至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案发,由该局立案侦查。2019年3月28日,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乐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5月9日,乐山市人民检察院指定该案由夹江县人民检察院办理;2019年11月21日,夹江县人民检察院向夹江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2020年8月31日,夹江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判处汤某甲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被告人以其参与之罪分别判处二十年至六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的财产刑。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上诉。2020年11月30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依法审查,准确认定“套路贷”犯罪。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一为网络无接触型非法放贷能否认定为“套路贷”犯罪。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形成“套路贷”闭环型特征。汤某甲等人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诱饵,诱骗在校或毕业三年以内的大学生在其App平台借款,隐瞒被害人需要扣除高额服务费、保证金、中介费等事实,以各项费用的名义恶意减少实际放贷数额,实际扣除高达40%-50%费用,属于“制造民间借贷假象”。采取现金贷或者在购物平台中拟制虚假商品,由被害人高价购买、平台低价回购的形式高贷低支,属于“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对逾期被害人按照贷款金额每期、每天3%的比例收取高额违约金,通过修改平台的提示内容恶意延长逾期天数,并不断累加,属于“恶意垒高还款数额”。诱使被害人在该组织控制的不同App贷款来偿还之前欠款,属于“转单平账”。以发送侮辱性图片等“软暴力”方式进行“索债”的行为,属于“软硬兼施索债”。比如,自杀未遂的被害人陈某某在该组织的“100分”App平台借款,合同约定各项费用总额为借款金额的2%至6%,其借款3177元,实际扣除了高达40%的费用,到手借款为1906元。该借款分三期归还,每期默认还款金额为1059元,每期还款期限为7天,逾期按照每日3%计算违约金。截至案发,陈某某三期借款实际逾期121天,违约金累计高达10865.34元,并被“软暴力”催收。该组织的放贷行为体现出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在主观意图、借贷方式及纠纷处理方式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符合“套路贷”认定标准。
(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准确定性打击。该案组织特征和经济特征较为明显,审查的重点在该组织的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行为特征方面,该组织的主要行为手段为“软暴力”索债,且达到了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等相当的程度。贷后部对贷款逾期一至九天的被害人及其父母采取电话、短信联系的手段“索债”,对贷款逾期十天以上的被害人及其父母、亲友、老师、同学、同事等发送拼接了被害人头像的淫秽图片及侮辱、威胁性短信,并进行电话、短信轰炸等“软暴力”手段“索债”,对被害人及其父母、亲友、老师、同学、同事等进行滋扰施压,迫使被害人按照虚假合同载明的贷款总额归还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费用,牟取暴利。虽然“软暴力”行为未直接造成被害人肉体上伤害,但长期的侮辱、滋扰、威胁给被害人及周边亲朋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恐惧,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教学管理秩序。特别是该组织主要针对在校或者毕业三年内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放贷,该群体社会阅历和经验少、周边关系单纯、心理承受能力差,对被害人的长期侮辱、威胁及对其周边亲朋的频繁滋扰导致被害人与身边亲朋无法正常交往,甚至形成了比现实暴力更为恶劣的危害后果。危害性特征方面,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该组织有目的地向欠缺社会经验和还款能力的在校大学生或毕业三年内的毕业生放款,非法放贷规模大、人数多,犯罪动机卑劣,犯罪后果严重,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秩序。抽样取证的259名被害人中,涉及全国181所院校的223名在校大学生,占比86%。从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间,该组织累计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852名被害人虚假放贷8000余万元,收款1.5亿余元,违法犯罪所得高达7000余万元。该组织“软暴力”催收10000余笔,抽样取证259名被害人中就有140余人被“软暴力”催收,230名被害人亲朋被滋扰。经对扣押的手机进行抽查,仅18部手机中就存有发送过的侮辱、淫秽图片500余张。经查证的被害人中,3人自杀身亡,3人自杀未遂,3人患抑郁症,14人被迫退学或休学、辞职,后果特别严重。据“聚投诉”和“华声在线”网站统计,“聚投诉”网站涉及28个省区市129件对该犯罪组织7个App的投诉,点击量达到了47483次,“华声在线”仅涉及“任你花”App就有23条投诉,涉及11个不同地区,点击量达到了289929次,在网络空间和网络贷款行业造成较大影响。被害人相对集中在四川、云南、陕西、重庆、湖北等地高校,对一定区域内的高校生活、教学秩序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综上,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三)分层处理,依法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机关依法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组织、领导者汤某甲,积极参加者汪某柏、邓某龙、汤某乙均提出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对拒不认罪的首犯汤某甲数罪并罚顶格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31名被告人依据其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时间长短、获利情况、参与犯罪紧密度等情况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考虑到案件社会危害十分严重、情节十分恶劣,故从严把握从宽量刑建议的幅度,依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同时,对社会阅历少、参与犯罪时间短,且部分为刚参加工作或者实习的大学生,系为谋生而误入该犯罪组织的犯罪嫌疑人,则予以区别对待,依法从宽处理。
【典型意义】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传统由线下实施的非法放贷等违法犯罪行为转移到线上。相较于线下“套路贷”,虽然缺少人与人的物理接触,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渗透力更强、波及面更广、被害人更多、针对性更强、非法所得更为巨大。犯罪嫌疑人利用非法窃取的公民信息,在索要“债务”过程中,使用各种“软暴力”讨债,手段、情节恶劣,也容易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针对此类案件,要结合贷款的具体手段、情节和后果审慎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是属于“套路贷”犯罪还是属于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
对于在网络上有组织地以“软暴力”为主要手段实施犯罪的犯罪组织,要结合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时间跨度、影响的范围、针对的对象、性质、后果、侵害对象的数量、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群众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主要针对在校学生或刚毕业大学生等弱势群体实施的网络“套路贷”行为,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严惩;符合黑恶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认定为涉黑涉恶组织犯罪。
案例二
洪某都等人敲诈勒索案
【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集团 跨境裸聊敲诈 恶势力组织成员范围界定 组织成员犯罪数额认定 主从犯
【要旨】
对于仅以线上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点对点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隐秘性、尚未对被害人亲友等周边人群形成滋扰威胁、尚未达到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可以根据其胁迫手段、受害范围、后果等因素,依法认定为恶势力团伙,符合犯罪集团规定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对于犯罪链条长、层级复杂的涉网黑恶案件,应当注重审查区分犯罪分子地位、作用、参与程度等,依法界定有组织犯罪的成员范围。对犯罪集团内部各部门、成员之间围绕犯罪行为存在互相联系、支持和帮助的,组织成员应当对集团犯罪金额承担责任,再根据成员的具体地位、角色以及参与时间长短,区分主从犯,对于从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确保罪刑均衡、罚当其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洪某都,系犯罪集团财务管理人员。
被告人张某强,系犯罪集团物业管理人员。
被告人温某兵,系犯罪集团管理人员及Q组代理。
被告人董某江,系犯罪集团F组组长。
其他390余名涉案人员基本情况略。
2019年11月开始,李某思、曾某运(均在逃)等人为了攫取巨额不法利益,以高薪工作、报销路费为由,先后利诱、招揽并组织被告人洪某都、曹某州等数百人偷渡至缅甸邦康地区,专门采取视频裸聊方式,以胁迫为主要手段勒索被害人财物,逐步形成以李某思为首,曾某运、刘某南(在逃)、许某来、洪某都等人为重要成员,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通过培训其招揽的员工,设置专业话术剧本,以网络暧昧、网恋为诱饵诱骗受害人入套,以下载专门App进行视频在线裸聊为由,诱骗被害人下载木马程序以获取被害人手机通讯录及短信信息,通过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带有裸露女子内容的视频短片冒充真实裸聊场景,在此过程中截取、录制被害人裸体视频,再以发被害人裸体视频给其亲属、朋友、单位领导等进行威胁,通过网络对我国境内公民实施敲诈勒索。
该犯罪集团设后勤部、后台组、29个“裸聊”敲诈组、7个“杀猪盘”组和5个为犯罪集团提供技术支撑和支付结算的“码商”“Q商”“粉商”。犯罪集团成员相对固定,分工明确,配合紧密,以实施敲诈勒索为主,又先后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被害人遍布国内各地,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社会影响。截至2020年11月,该犯罪集团对我国各地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金额高达人民币1.2亿元。其中,被告人洪某都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在该裸聊敲诈勒索犯罪集团中担任财务,对接集团11个小组的财务工作,负责部分敲诈勒索资金的收取、对账以及工资发放。
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分批将涉及集团骨干、组长、小组长、业务员、下游码商等多个层级共计44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温州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温州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组织偷越国境罪等对洪某都、张某强等共计405人分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认定该跨境裸聊犯罪集团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截至2022年11月,人民法院对39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有期徒刑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刑罚。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会同公安机关查明事实,依法认定网络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是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有针对性加强侦查取证工作。该案争议焦点之一是,该犯罪集团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此,办案组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先后制发10余份侦查取证意见,要求重点围绕犯罪集团是否对被害人家属、亲友等实施滋扰行为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等进行取证。经进一步侦查取证,尚未发现对被害人的周边亲朋频繁滋扰的充分证据,不足以认定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但经过补充侦查案件涉案金额由500余万元增至1.2亿元,并新增了犯罪组织对内部员工暴力管理行为的证据。二是加强研究论证,认定该犯罪集团的行为特征与危害性特征尚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但根据实施犯罪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手段的恶劣性、受害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已符合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故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行为特征方面,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该犯罪集团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侵害名誉为要挟非法获取财物,如“兄弟,你好好看下这个是不是你的通讯录和你在网络上裸聊的视频,你想不想处理”,此种行为方式与一般的网络敲诈勒索个案并无明显差异,且这种匿名实施的威胁、恐吓,尚达不到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形成一定区域的组织威慑力。在案证据体现的暴力仅系集团对被骗至境外不服从工作安排的内部员工实施非法拘禁、殴打等管理行为,应视为控制管理内部成员组织特征的表现形式,而非行为特征。故,该案尚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方面,该犯罪集团涉及国内受害人群分布全国各地,现有证据表明其犯罪手段主要是针对被害人本人害怕因裸聊名誉受损被迫交付财物实施威胁,除个别家属接到过告知电话外,一般不存在对被害人的周边亲朋频繁滋扰而导致他人无法正常生活,严重破坏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况,其影响较为隐蔽、单一。因此,综合行为手段和危害后果,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细致甄别、依法认定网络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该案争议焦点之二是,是否应将全部到案人员均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以及如何划分主从犯。一是明确界定涉恶组织成员标准。该跨境裸聊犯罪集团涉及犯罪嫌疑人近千人,除中高层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后勤部、后台组、29个“裸聊”敲诈组、7个“杀猪盘”组和5个为犯罪集团提供技术支撑和支付结算的团伙,涉及集团骨干、组长、小组长、业务员、下游码商等多个层级。对于小组长层级以上人员,一般参与时间较长,且组织、指挥其他人员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原则上应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而对于业务员、下游码商等普通组员则根据其参与时间、有无直接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有无拉人入伙以及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判断,避免“一刀切”。如已判决的被告人洪某都、张某强、温某兵等重要成员、董某江等小组长以及颜某炀等参与程度较深的组员共计76名均认定为涉恶组织成员。二是明确共同犯罪中主、从犯划分标准。厘清各个涉案人员参与犯罪集团的时间、参与程度、个人获利情况、参与犯罪的原因等情况,明确集团的财务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人员为该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系主犯,对小组长、组员等层级较低的人员认定为从犯。
(三)统一标准,依法认定犯罪数额,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该案争议焦点之三是,组员、小组长、大组长(若一组里面组员较多则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小组长接受大组长管理)等各个层级定罪量刑时,是按照个人参与期间具体实施的敲诈勒索金额认定,还是按照参与期间犯罪集团全部金额认定。围绕上述问题,分析研究后认为,参考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本案涉及罪名虽然是敲诈勒索,但在犯罪手段上均系利用网络实施涉众类的侵财犯罪,其背后法理是相通的。对于共同犯罪尤其是集团犯罪,如果集团内部小组之间、成员之间存在联系、支持和帮助,成员就应当对集团金额承担责任;如果是“各自为政”,相互关联性弱、独立性较强的,则原则上应当“责任自负”,仅对个人参与实施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专案组在阅卷中发现该犯罪集团统一食宿,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提供码商粉商等技术支持,部分已归案的骨干人员和组员均供称组织存在被害人甄别流程,经分析认为是“大鱼的”,组员“钓上来”直接交由组织安排的“枪手”跟进,并且组员、“枪手”也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各小组之间成立交流群,相互探讨技术问题,足以体现该犯罪集团小组之间、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络、支持和帮助。故,一是该犯罪集团的组长、组员及负责技术、后勤等帮助、辅助行为的人员,按照参与期间犯罪集团全部金额认定,个人金额、获利情况能够查实的,在事实认定中一并表述并作为追缴判项的依据。二是量刑尺度统一到成员的具体地位、角色以及在窝点的时间长短,如上述人员按集团犯罪全部金额认定后,可以认定为从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三是参与时间明显较短(如不超过一个月的)且无法查实个人具体敲诈勒索数额的,可不作犯罪处理。
【典型意义】
随着黑恶犯罪不断向互联网延伸,犯罪链条不断拉长,各类网络上下游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聊”的行为极具有诱惑性、隐蔽性,“裸聊”行为双方甚至可能涉嫌传播淫秽物品、淫秽表演等违法犯罪。不法分子抓住被害人因为裸聊被敲诈而羞于报警的心态,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不仅侵犯他人财产,同时也对被害人的心理造成严重侵害,且在全国范围针对不特定人实施,影响范围广,因此依法严厉打击惩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聊”敲诈犯罪刻不容缓。在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聊”敲诈案件中,应当准确理解信息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交织关系,在是否应当认定为涉黑恶犯罪组织的问题上,除了要查清组织特征结构、经济特征外,尤其要严格把握组织行为特征。
案例三
袁某厚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
【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集团 网络新媒体 线上线下相结合 软暴力 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要旨】
对于有组织地利用自媒体等信息网络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曝光负面信息或不实信息相威胁或曝光相关信息后提供有偿删帖服务等方式,多次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严重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权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组织。对于以威胁手段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应当从被害方是否有涉案服务或商品的正常需求、行为人是否实际提供服务、商品服务及其对价是否合理、主观目的和侵害的法益等方面准确区分认定为敲诈勒索或强迫交易。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某厚,安徽省六安市徽网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六网论坛负责人。
被告人何某菲,六网论坛综合部主任、业务部经理。
被告人李某,六网论坛办公室主任、业务部经理。
其他6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3年3月,被告人袁某厚注册成立徽网公司,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5月,袁某厚从他人处接手经营六网论坛自媒体网站平台,该平台未取得新闻服务许可,不具备新闻采编、发布资质。2013年至2020年6月,袁某厚为谋取不法利益,陆续招募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人进入徽网公司,并将人员分配至编辑部、综合部、办公室等部门,明确各自分工,配发六网论坛工作证,购置设备。其间,袁某厚利用其六安市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员等兼职身份,指使安排李某、何某菲等人搜集六安市境内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利用六网论坛网站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曝光负面信息或者不撤回、删除负面信息相威胁,有组织地利用网络信息要挟、恐吓他人,长期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被告人袁某厚为首要分子,被告人李某、何某菲为重要成员,被告人程某等5人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被告人袁某厚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通过采访拍摄、网络转载、网友举报等途径获取六安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负面信息后,以曝光相要挟,要求被害方与六网论坛挂靠的徽网公司签订制式宣传合作协议,以收取宣传费的方式敲诈被害人钱财。协议到期时,袁某厚等人再次要求被害人续签,长期勒索“宣传费”。2013年至2020年6月,袁某厚单独或伙同其他被告人先后实施91起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共计279万余元。
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袁某厚等人以曝光负面新闻等威胁手段,强迫M中学等6家单位从袁某厚等人处购买煤炭、拓印纸、接受宣传服务,其中袁某厚涉案金额共计845万余元。2014年至2019年,袁某厚多次恐吓多名个人和单位,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
本案由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侦查终结移送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11月8日,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向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2021年2月4日,金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袁某厚犯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判决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3人犯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至五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刑罚;判决其他5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刑罚。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6月24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定罪量刑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依法审查,准确区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罪。本案的主要犯罪方式为袁某厚等人在未取得新闻服务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兼职监督员身份、使用密拍设备搜寻六安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或个人的负面信息,通过曝光负面信息相威胁,或者在其控制的自媒体发帖炒作后,在被害方要求删帖时明示或暗示对方与其签订宣传服务合作协议或购买指定商品等方式,迫使被害方给予财物、签订服务协议或购买商品,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检察机关共起诉敲诈勒索事实91起,强迫交易事实6起。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部分按照敲诈勒索起诉的事实存在自愿、真实、正常的交易,不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即使构成犯罪,也应当都认定为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认为,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都可以表现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违背真实意愿作出某种行为。结合案件事实,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两罪认定进行了区分。
一是被害方是否存在对涉案服务或商品的正常需求。本案涉及的服务或商品主要是袁某厚等人依托六网论坛等网络平台提供的“宣传服务”以及煤炭、用纸等商品。被害方大部分为政府部门、中小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以及少部分公司企业,在案证据表明,大部分单位对网络平台宣传没有需求。如有的被害政府部门表示,其本身没有宣传推广需求,即使有也主要与官方电视台、报社联系,且均为免费;有的被害农村中心小学,本身不需要做推广宣传;有的当地较大的医院、企业知名度较高,对六网论坛这种用户量较少的小平台没有宣传需求。被害方之所以同意与袁某厚等人合作,是基于对袁某厚等人恶意曝光负面信息及其恶名的恐惧,相关的宣传服务需求系袁某厚等人通过胁迫方式强加,不属于正常需求。涉案M中学、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某羽绒公司等被害方对煤炭存在正常需求,之前从他处购买煤炭,在已有长期固定供煤渠道的情况下,被迫转从袁某厚等人处购买煤炭,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二是是否实际提供服务、商品以及对价是否合理。签订宣传服务协议后,绝大部分被害方未获得袁某厚等人的有效服务,或者服务与对价严重不成比例。袁某厚等人提供的所谓“宣传服务”包括:在六网论坛这样一个用户量、人流量得靠员工刷数据的小平台上挂字幕横幅广告,帮被害方删除该论坛上的负面网帖,复制粘贴被害方介绍文字到论坛帖子中。这些服务与动辄上万元的服务费对价不匹配。而对于涉案某置业公司,六网论坛提供了现场采编发布该公司相关活动、微信公众号全年推广等较为实质的服务,故对该起事实定性为强迫交易罪。三是主观目的和侵害的法益是否存在不同。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直接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强迫交易侵犯的是正常、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以曝光负面信息等相要挟签订宣传服务协议并获“宣传费”的有关事实中,行为人主观上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不是提供服务,实际也未提供有效服务。在强迫购买煤炭等商品的事实中,行为人主观目的不是直接占有他人财物,而是通过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被害方并没有明显的财产损失。综上,将确有商品和服务需求且实际提供了商品、服务,对价在合理范围内的,基于威胁被迫从行为人处购买上述服务和商品的6起事实认定为强迫交易,其他事实认定为敲诈勒索。
(二)依法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是从组织特征上看,袁某厚等人以公司为形式,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犯罪活动。该犯罪组织以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已形成以袁某厚为首要分子,何某菲、李某作为较为固定的成员,程某等人作为一般成员的稳定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层级、分工、纪律及行为模式,获利由袁某厚以工资、提成等形式分配。二是从行为特征上看,该犯罪组织采用“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威胁、恐吓、滋扰等“软暴力”犯罪。一方面针对负面信息未按正常程序向相关部门反馈,“线上”有组织地恶意炒作曝光,通过六网论坛宣传造势给被害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形象负担,令被害方不得不忍气吞声,签订不对等的宣传协议或购买商品才息事宁人。另一方面,“线下”在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等情况下,携带拍摄设备到相关单位、公司采集信息,扰乱办公秩序,甚至当面恐吓威胁。如,袁某厚等人闯进被害的某粮油公司进行拍摄,刻意选择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通过恶意剪辑,无中生有,对被害公司进行恐吓,市场监管部门为避免形成恶劣影响,不得不对被害公司下令停业整顿。三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上看,七年来,被告人袁某厚一伙持续敲诈多家单位和个人,作案90余起,敛财260余万元;强迫M中学向其购煤800余万元;非法发布不实帖文恐吓威逼基层干部,严重影响他人生活工作;多次滋事恐吓某粮油公司致使其停业整顿、客户流失、产品退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该集团成员在六安市较大范围、多个行业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团伙特征。四是多人共同实施犯罪,形成犯罪集团。在具体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过程中,袁某厚负责指挥、分工,也经常直接参与,李某、何某菲等人接受袁某厚的指使、安排具体实施犯罪,被告人之间存在共同的犯意,袁某厚等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犯罪组织,符合犯罪集团特征。综上认定袁某厚等人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犯罪集团成员过程中,结合员工的从业时间、职务职责、参与犯罪的次数进行严格区分,对于从业时间一年以上、曾担任编辑部主任等重要工作职责、参与犯罪三次以上的,判定应当存在明知以曝光相要挟实施违法犯罪的主观故意,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对其他普通员工,如大专毕业后应聘六网论坛仅实习两三个月的文字编辑洪某某,鉴于其工作时间短,社会阅历较少,结合其在六网论坛的地位、作用,认定其明知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证据不足,最终对洪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典型意义】
国家依法保护传统和新媒体的新闻监督权和社会公众的公民监督权,维护正常的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秩序。依法惩治不具有新闻采编资质或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利用信息网络平台,通过有偿新闻、有偿删帖、以曝光负面信息相威胁索要财物等方式实施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对于有组织实施此类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符合黑恶势力特征的,依法予以严惩,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环境。
案例四
赵某等人寻衅滋事案
【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集团 网贷 “软暴力”催收 寻衅滋事
【要旨】
行为人针对债务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催收行为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使用从网贷公司获取的欠款人手机通讯录信息,滋扰、纠缠、辱骂、威胁、恐吓债务人以及与债务无关的第三方,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行为,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在依法严惩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行为的同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妥善处理涉众犯罪案件。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北京元海慧诚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海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郭某焕,元海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郑某波,元海公司催收部负责人。
其他39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5年4月以来,赵某先后成立元海公司及多家关联公司从事网络贷款催收业务,依托公司形成了一个以赵某、郭某焕为首要分子,包括部门负责人、高级主管、高级组长、培训师、催收员等人组成的多层级、组织严密的非法催收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间,元海公司业务员在催收过程中,采用发送PS淫秽图片、群呼、使用轰炸软件发短信等“软暴力”手段,对欠款人及其紧急联系人、通讯录联系人进行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被害人涉及全国大部分省份,侦查机关取证被害人达700余人。上述行为造成广州市公安局某城区分局及某派出所、湖北省随州市某医院及120急救中心等众多单位和个人无法正常工作,众多被骚扰人员因此产生恐惧心理,导致家庭矛盾,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审计,2017年至2019年,该公司催收员通过上述方式收取服务费1.87亿余元,待收服务费1.13亿余元,公司所收服务费部分用于公司运营及以工资、业绩提成等名义发放给各催收人员等。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1月23日,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赵某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且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对42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20年7月29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赵某犯寻衅滋事罪,并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决其他41名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至一年五个月不等,或并处罚金的刑罚。一审宣判后,所有被告人服判未上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本案涉网贷“软暴力”催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一是本案针对债务人的“软暴力”催收行为超过法律允许的合理限度,属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应当被刑事处罚。法律为保障民事行为中各方主体的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设置了诸如协商、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规则、制度。催收作为解决债务纠纷的一种方式,亦应当按照法律允许的方式进行,不得超过合理限度。本案被告人为了催收欠款,不分时段,长期采用频繁拨打电话、群发短信、组织群呼、使用手机轰炸软件等手段给欠款人施压,有的咒骂欠款人家人,威胁上门砍人,以其家人安全相威胁;有的一天甚至发上千条验证码信息进行短信轰炸;有的把经过PS的欠款人裸照发送给欠款人亲友,并配上辱骂文字,践踏他人人格尊严。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关于“催收人员...不得采用恐吓、威胁、辱骂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语言或行为胁迫债务人及相关当事人”等规定,催收手段违反行业规则,也为法律所不容许。有些受害者不堪忍受“软暴力”催收行为的影响向相关网络平台进行投诉,也有受害者向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进行过投诉和举报,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过批评制止,但催收公司仍未改正,继续实施非法催收行为。二是本案中催收人员使用从网贷公司获取的欠款人手机通讯录信息,骚扰、纠缠、辱骂、威胁欠款人的亲友甚至普通联系人,系寻衅滋事。网贷公司放贷时,预设霸王条款,以极小文字设置贷款人同意网贷公司收集个人通讯录数据等信息的格式条款,在未充分提示贷款人的情况下收集个人手机通讯录数据等信息,违反了民法关于订立合同时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合理提示的规定。催收公司使用其获取的与债务无关的个人、单位的联系方式,对无关的个人、单位发送带有威胁、辱骂内容的短信和持续不断的电话骚扰,侵害了第三方的隐私、生活安宁以及工作秩序。三是上述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以外的第三方实施的非法催收行为,达到了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本案“软暴力”催收时间长、次数多。催收人员针对个人用“呼死你”之类的恶意软件进行短信、电话轰炸、辱骂。涉案催收公司,雇佣300余名催收员,每个催收员打电话的总次数、发送短信的条数数以千计、万计。本案“软暴力”催收受害者总数超万人,被害人分布地域广,涉及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害者中包括欠款人本人以及与债务无关的个人、单位。本案“软暴力”催收造成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大。催收公司通过发送带有侮辱、威胁、辱骂等内容的短信和持续不断的骚扰等催收行为既给被害人个人造成心理强制,又严重影响个人及单位正常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如被告人对广州市某派出所辅警进行电话催收,恶意占用报警电话线路,骚扰办公电话19小时有余,甚至威胁电话“轰炸”该公安分局20余个派出所的值班室电话。又如湖北省某医院一后勤人员网贷逾期,催收人员遂对该医院各科室(包括急诊)进行电话“轰炸”,造成120急救室无法工作。(二)本案有组织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是被告人多人多次实施网络“软暴力”催收,有明确的纠集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成员众多,存续时间较长,符合恶势力组织的组织特征。为实施非法网络催收,2015年4月以来,赵某先后成立并控制元海公司及多家关联公司,下设催收部、质检部、招聘部等工作部门,催收部分设30余个催收组,招募300余名业务员,整个组织以公司形式运营,逐步形成了以赵某、郭某焕等人为首,包括部门负责人-高级主管、高级组长、培训师-催收员组成的规模较大、层级分明,骨干成员相对固定,相对稳定的犯罪组织。该案催收公司人员长期通过电信网络有组织地采取“软暴力”手段滋扰、威胁、恐吓、辱骂他人,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困扰进而形成心理强制,尤其是恶意滋扰与债务无关的人员,属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该案催收公司人员采取“软暴力”催收行为,违法犯罪次数多,涉及的侵害对象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如有个别欠款人在持续不断的催收骚扰下,精神失常、抑郁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催收员还利用电话“轰炸”派出所、医院等单位,严重破坏了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社会影响较为恶劣。二是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该恶势力组织实行公司化运作,公司虽在内部设立合规部但流于形式,公司管理人员对催收人员进行催收话术和催收方式培训,对催收人员实施恶意催收有明确授意,公司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定期组织中高层人员召开例会,研讨催收情况并按催收业绩严格考核催收员,组织成员对实施“软暴力”催收存在共同故意,属于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综上,该犯罪组织符合恶势力认定条件,同时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分层处理涉众型犯罪。对于犯罪嫌疑人众多的“软暴力”催收案件,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催收工作的实际控制人、主要部门负责人、作用较大的催收员,依法予以从严惩处;对于实施违法催收行为次数少、违法所得少,能够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好,如实供述本人及上下游同案犯的行为,对案件的侦破和犯罪事实认定起重要作用,社会阅历少的刚毕业学生或务工的年轻人,属于初犯、偶犯等,本着教育挽救的方针,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典型意义】
信息化时代人们的正常生活难以离开网络,信息网络的快速便捷性导致滋扰、纠缠、辱骂、威胁行为成本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具有传播快、强度大、危害严重等特点。行为人可以不分时段、不分对象不间断实施滋扰、威胁等行为,制造、编造的欠款人负面信息、泄露的个人隐私在网络空间传播迅速,范围广泛,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生活秩序造成严重损害。检察机关应当深刻认识非法催收行为的趋势变化,高度重视该类行为的危害性,切实加强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收集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同时,惩治“软暴力”催收并不是保护、放纵“老赖”,目的是规范催收方式,打击“软暴力”催收这一越界手段行为,维护正常的纠纷解决秩序和网贷市场秩序。对于确实有合法债务纠纷,要区分“软暴力”催收的具体情节、后果的严重程度,视情分别采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予以打击治理。要重点打击违法违规获得、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尤其是针对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员的滋扰、威胁、恐吓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法律、法规、管理规约,实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物业服务人请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业主以违规收费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人退还其已经收取的违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人退还已经预收,但尚未提供物业服务期间的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因物业的承租人、借用人或者其他物业使用人实施违反物业服务合同,以及法律、法规或者管理规约的行为引起的物业服务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关于业主的规定处理。
第五条 本解释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法释〔2020〕28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关于一般规定
第一条 因抵押、质押、留置、保证等担保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保理等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或者约定担保人对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该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主合同有效的,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发生的纠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对担保责任的承担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或者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主张仅在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担保人承担的责任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债务人主张仅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请求债权人返还超出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将担保物权登记在他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或者其受托人主张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担保物权登记在债券受托管理人名下;
(二)为委托贷款人提供的担保物权登记在受托人名下;
(三)担保人知道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机关法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讨论决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除外。
第六条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在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时,出卖人、出租人为担保价款或者租金实现而在该公益设施上保留所有权;
(二)以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以外的不动产、动产或者财产权利设立担保物权。
登记为营利法人的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提供担保,当事人以其不具有担保资格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六十一条和第五百零四条等规定处理:
(一)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提供担保造成公司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一款所称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二)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第九条 相对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相对人主张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并由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对人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或者相对人与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十条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公司以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导致无法清偿其他债务,提供担保时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其他债权人请求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公司的分支机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请求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除外。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在其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内开立保函,或者经有权从事担保业务的上级机构授权开立保函,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以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未经金融机构授权提供保函之外的担保,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金融机构授权的除外。
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未经担保公司授权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担保公司授权的除外。
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非善意,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公司名义加入债务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该行为的效力时,可以参照本解释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
第十三条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及分担份额,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约定分担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或者约定相互追偿但是未约定分担份额的,各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未对相互追偿作出约定且未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但是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受让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行为系承担担保责任。受让债权的担保人作为债权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相应份额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最高额担保中的最高债权额,是指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第十六条 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旧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一)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相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不同,或者旧贷无担保新贷有担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新贷的担保人提供担保时对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旧贷的物的担保人在登记尚未注销的情形下同意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在订立新的贷款合同前又以该担保财产为其他债权人设立担保物权,其他债权人主张其担保物权顺位优先于新贷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确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一)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二)担保人有过错而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三)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第十八条 承担了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担保人,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同一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第三人提供的担保,承担了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第三人,主张行使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担保合同无效,承担了赔偿责任的担保人按照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在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请求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反担保合同无效的,依照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处理。当事人仅以担保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反担保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纠纷案件时,可以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六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六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六百九十九条、第七百条、第七百零一条、第七百零二条等关于保证合同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
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
债权人依法可以单独起诉担保人且仅起诉担保人的,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对担保人的主张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担保人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后,可以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在债权人的债权未获全部清偿前,担保人不得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但是有权就债权人通过破产分配和实现担保债权等方式获得清偿总额中超出债权的部分,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请求债权人返还。
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未获全部清偿,请求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和解协议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担保人,致使担保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担保人就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但是担保人因自身过错未行使追偿权的除外。
二、关于保证合同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了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或者无力偿还债务时才承担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一般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了保证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未偿还债务时即承担保证责任、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不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二十六条 一般保证中,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债权人未就主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仅起诉一般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一般保证中,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是在作出判决时,除有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第二款但书规定的情形外,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仅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未对债务人的财产申请保全,或者保全的债务人的财产足以清偿债务,债权人申请对一般保证人的财产进行保全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二十七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后,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证人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一般保证中,债权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债务人的财产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按照下列规则确定:
(一)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或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作出终结执行裁定的,自裁定送达债权人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一年内未作出前项裁定的,自人民法院收到申请执行书满一年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是保证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仍有财产可供执行的除外。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债权人举证证明存在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第二款但书规定情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二十九条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债权人以其已经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部分保证人行使权利为由,主张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他保证人行使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保证人之间相互有追偿权,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部分保证人行使权利,导致其他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丧失追偿权,其他保证人主张在其不能追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均已届满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前款所称债权确定之日,依照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认定。
第三十一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人主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已经送达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权人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
第三十二条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第三十三条 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未在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保证人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保证合同纠纷案件时,应当将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等事实作为案件基本事实予以查明。
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未依法行使权利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债权人请求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仍然提供保证或者承担保证责任,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请求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
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关于担保物权
(一)担保合同与担保物权的效力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以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抵押,经审查构成无权处分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当事人以依法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财产抵押,抵押权人请求行使抵押权,经审查查封或者扣押措施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抵押人以抵押权设立时财产被查封或者扣押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依法被监管的财产抵押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八条 主债权未受全部清偿,担保物权人主张就担保财产的全部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四百五十条的规定处理。
担保财产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担保物权人主张就分割或者转让后的担保财产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主债权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各债权人主张就其享有的债权份额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债务被分割或者部分转移,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债权人请求以该担保财产担保全部债务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主张对未经其书面同意转移的债务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条 从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前,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从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在抵押权实现时可以一并处分。
第四十一条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财产被添附,添附物归第三人所有,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效力及于补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财产被添附,抵押人对添附物享有所有权,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添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添附导致抵押财产价值增加的,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增加的价值部分。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人与第三人因添附成为添附物的共有人,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条所称添附,包括附合、混合与加工。
第四十二条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抵押权人请求按照原抵押权的顺位就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给付义务人已经向抵押人给付了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抵押权人请求给付义务人向其给付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给付义务人接到抵押权人要求向其给付的通知后仍然向抵押人给付的除外。
抵押权人请求给付义务人向其给付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抵押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约定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但是未将约定登记,抵押人违反约定转让抵押财产,抵押权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财产已经交付或者登记,抵押权人请求确认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抵押权人有证据证明受让人知道的除外;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当事人约定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且已经将约定登记,抵押人违反约定转让抵押财产,抵押权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财产已经交付或者登记,抵押权人主张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因受让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导致抵押权消灭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人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债权人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后未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对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其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对留置财产享有所有权的第三人请求债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请求拍卖、变卖留置财产并以所得价款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动产质权、以交付权利凭证作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第二款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有权将担保财产自行拍卖、变卖并就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该约定有效。因担保人的原因导致担保物权人无法自行对担保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担保物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因此增加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规定,申请拍卖、变卖担保财产,被申请人以担保合同约定仲裁条款为由主张驳回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对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已经成就的,应当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二)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的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并告知可以就有争议的部分申请仲裁;
(三)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回申请,并告知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担保物权的,应当以债务人和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
(二)不动产抵押
第四十六条 不动产抵押合同生效后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抵押财产因不可归责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灭失或者被征收等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抵押人已经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在其所获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因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或者其他可归责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不得超过抵押权能够设立时抵押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第四十七条 不动产登记簿就抵押财产、被担保的债权范围等所作的记载与抵押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登记簿的记载确定抵押财产、被担保的债权范围等事项。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因登记机构的过错致使其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当事人请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十九条 以违法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合同无效,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办理合法手续的除外。抵押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依照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当事人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设立抵押,抵押人以土地上存在违法的建筑物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条 抵押人以划拨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抵押,当事人以该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抵押或者未办理批准手续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或者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权依法实现时,拍卖、变卖建筑物所得的价款,应当优先用于补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
当事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抵押人以未办理批准手续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或者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已经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抵押权依法实现时所得的价款,参照前款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债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土地上已有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已完成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的续建部分以及新增建筑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抵押权的效力范围限于已办理抵押登记的部分。当事人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续建部分、新增建筑物以及规划中尚未建造的建筑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抵押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上的建筑物或者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分别抵押给不同债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抵押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办理抵押预告登记后,预告登记权利人请求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经审查存在尚未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预告登记的财产与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时的财产不一致、抵押预告登记已经失效等情形,导致不具备办理抵押登记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已经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且不存在预告登记失效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应当认定抵押权自预告登记之日起设立。
当事人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抵押人破产,经审查抵押财产属于破产财产,预告登记权利人主张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破产申请时抵押财产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设立抵押预告登记的除外。
(三)动产与权利担保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在动产和权利担保合同中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描述,该描述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成立。
第五十四条 动产抵押合同订立后未办理抵押登记,动产抵押权的效力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受让人占有抵押财产后,抵押权人向受让人请求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抵押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已经订立抵押合同的除外;
(二)抵押人将抵押财产出租给他人并移转占有,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租赁关系不受影响,但是抵押权人能够举证证明承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已经订立抵押合同的除外;
(三)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或者执行抵押财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抵押权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抵押人破产,抵押权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五条 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协议,出质人以通过一定数量、品种等概括描述能够确定范围的货物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货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于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起设立。监管人违反约定向出质人或者其他人放货、因保管不善导致货物毁损灭失,债权人请求监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前款规定情形下,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监管人系受出质人委托监管该货物,或者虽然受债权人委托但是未实际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货物仍由出质人实际控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未设立。债权人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出质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不得超过质权有效设立时出质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监管人未履行监管职责,债权人请求监管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五十六条 买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已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担保物权人请求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
(二)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
(三)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
(四)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五)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称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是指出卖人的经营活动属于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且出卖人持续销售同类商品。前款所称担保物权人,是指已经办理登记的抵押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
第五十七条 担保人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新的动产,下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
(二)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
(三)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买受人取得动产但未付清价款或者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但是未付清全部租金,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前款所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买受人为他人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同一动产上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第五十八条 以汇票出质,当事人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汇票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
第五十九条 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经保管人签章,仓单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仓单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仓单,依法可以办理出质登记的,仓单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出质人既以仓单出质,又以仓储物设立担保,按照公示的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难以确定先后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保管人为同一货物签发多份仓单,出质人在多份仓单上设立多个质权,按照公示的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难以确定先后的,按照债权比例受偿。
存在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举证证明其损失系由出质人与保管人的共同行为所致,请求出质人与保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条 在跟单信用证交易中,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约定以提单作为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关于质权的有关规定处理。
在跟单信用证交易中,开证行依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约定或者跟单信用证的惯例持有提单,开证申请人未按照约定付款赎单,开证行主张对提单项下货物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开证行主张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跟单信用证交易中,开证行依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约定或者跟单信用证的惯例,通过转让提单或者提单项下货物取得价款,开证申请人请求返还超出债权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三款规定不影响合法持有提单的开证行以提单持有人身份主张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
第六十一条 以现有的应收账款出质,应收账款债务人向质权人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后,又以应收账款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现有的应收账款出质,应收账款债务人未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质权人以应收账款债务人为被告,请求就应收账款优先受偿,能够举证证明办理出质登记时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质权人不能举证证明办理出质登记时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仅以已经办理出质登记为由,请求就应收账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现有的应收账款出质,应收账款债务人已经向应收账款债权人履行了债务,质权人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质权人要求向其履行的通知后,仍然向应收账款债权人履行的除外。
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收益权、提供服务或者劳务产生的债权以及其他将有的应收账款出质,当事人为应收账款设立特定账户,发生法定或者约定的质权实现事由时,质权人请求就该特定账户内的款项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特定账户内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未设立特定账户,质权人请求折价或者拍卖、变卖项目收益权等将有的应收账款,并以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十二条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因同一法律关系留置合法占有的第三人的动产,并主张就该留置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以该留置财产并非债务人的财产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务人以该债权不属于企业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为由请求债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权人留置第三人的财产,第三人请求债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关于非典型担保
第六十三条 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约定以法律、行政法规尚未规定可以担保的财产权利设立担保,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未在法定的登记机构依法进行登记,主张该担保具有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四条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依法有权取回标的物,但是与买受人协商不成,当事人请求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拍卖、变卖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出卖人请求取回标的物,符合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以抗辩或者反诉的方式主张拍卖、变卖标的物,并在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以及必要费用后返还剩余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
第六十五条 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并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请求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价款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承租人以抗辩或者反诉的方式主张返还租赁物价值超过欠付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当事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租赁物的价值:
(一)融资租赁合同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融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来确定;
(三)根据前两项规定的方法仍然难以确定,或者当事人认为根据前两项规定的方法确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评估。
第六十六条 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保理人以应收账款债权人或者应收账款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保理人一并起诉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应收账款债权人向保理人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后,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向其履行应收账款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七条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等合同中,出卖人、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及其效力,参照本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十八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履行债务后请求返还财产,或者请求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在一定期间后再由债务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回购,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回购义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第二款规定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六十九条 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十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设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并由债权人实际控制,或者将其资金存入债权人设立的保证金账户,债权人主张就账户内的款项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以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浮动为由,主张实际控制该账户的债权人对账户内的款项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银行账户下设立的保证金分户,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当事人约定的保证金并非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设立,或者不符合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主张就保证金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主张权利。
五、附则
第七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法院关于“是否可以取消失信被执行人中标资格”问题的答复
最高法院关于“是否可以取消失信被执行人中标资格”问题的答复
(2017年8月1日)
来信人何政毅反映:是否可以以《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为理由,取消失信被执行人的中标资格。
答复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6]64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限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签署《关于在招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招标代理活动、评标活动和招标从业活动;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处理方法和评标标准,在评标阶段,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委员会应当查询投标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对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
综上,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未按照《关于在招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的要求,对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招标投标活动予以限制,可以据此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举行2018年招聘聘用制书记员专业技能考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举行2018年招聘聘用制书记员专业技能考试的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经资格审查,按照岗位要求和人选工作学习经历,按照8:1比例,比选择优确定240名人员参加专业技能考试。现将考试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2018年6月25日(星期一)
时间安排:上午8:30-9:00  资格审查
上午9:30-11:30 计算机录入速度测试
二、考试地点:国家法官学院通州校区(北京市通州区朝阳路天成桥甲1号)。
报到及考试具体地点,当日校内有指引。
三、考试内容:专业技能考试为计算机录入速度测试,分为看文打字与听文打字两部分,录入方式为计算机键盘录入(不使用专业速录工具),按成绩高低确定进入下一轮面试人选。
四、注意事项:
1.参加计算机技能测试者仅限于接到电话通知人员。请相关考生,对于是否参加考试,在6月15日8时前回复邮件到diaopeichu@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电话号码+确认(或者“确认不”)参加技能测试),未回复者视为放弃考试。已确认参加考试者如当日无故缺考,将计入我院诚信档案。
2.考试当日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报到时现场核验。计算机录入测试时请携带身份证,作为准考证使用。
3.考场配备台式电脑、标准键盘。预装常用拼音、五笔输入法,不得携带外接键盘、速录工具或移动存储设备。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
4.面试时间暂定为6月26日下午,外地考生请合理安排好在京时间。
5.计算机技能测试为我院组织,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各位考生留意,防止不法分子行骗。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6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乡村振兴局:
为切实加强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的协作,充分发挥司法救助“雪中送炭”“救急解困”功能,深入推进“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更好融入、服务、保障国家乡村振兴大局,现将谢某华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等10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协作开展司法救助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2年2月23日
案例一
谢某华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 上思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脱贫不稳定户 乡村振兴部门移送救助线索 联合救助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谢某华,女,1985年9月出生;黄某瑞,女,2006年12月出生;黄某伦,男,2009年6月出生;黄某庭,男,1956年8月出生;陈某莲,1965年11月出生。五人分别系冯某强故意杀人案被害人黄某兴的妻子、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其中谢某华亦系冯某强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
2012年6月24日,冯某强因琐事驾车将黄某兴、谢某华乘坐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并用刀砍杀黄某兴、谢某华,致黄某兴当场死亡,谢某华重伤、四级残疾。当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公安局对冯某强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同年9月4日移送上思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上思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报送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起诉。2013年5月3日,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冯某强提起公诉。2013年10月24日,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冯某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救助过程】
2021年5月20日,上思县人民检察院走访县乡村振兴局,该局移送了脱贫不稳定户谢某华家庭司法救助线索。上思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实地走访调查核实,谢某华家庭原系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纳入低保户,案发前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被害人黄某兴,案发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谢某华被砍伤后致残,无任何经济收入,尚拖欠上思县人民医院医疗费3.45万元,全家目前依靠政府低保金维持生活,两个未成年子女正常学习生活得不到保障;谢某华等人曾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医院未结算无法取得发票,经法院建议于2013年7月25日撤诉,后未再起诉;办案机关及村委会干部多次协调被告人家属赔偿,但因被告人冯某强服刑且家庭经济困难,没有赔偿能力,谢某华等人未得到赔偿。
上思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谢某华家庭主要劳动力被害,导致生活十分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重点救助对象,决定提请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两级检察院共向谢某华等人发放救助金10万元。考虑到谢某华家庭上有年迈公婆、下有未成年子女,防城港市、上思县两级检察院经与乡村振兴部门共同研究,由乡村振兴部门将谢某华家庭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予以重点帮扶,从社会扶贫资金中给予谢某华脱贫户困难补助6000元。上思县人民检察院又协调县财政局从社会捐助专项款中拨出大病救助资金3.45万元,帮助谢某华缴纳拖欠医院的医疗费;联合县教育局走访黄某瑞、黄某伦所在学校,协调学校减免二人在校生活费4000元,指派心理咨询师为二人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上思县红十字会还给谢某华家庭送去日用品、棉被、食用油等生活用品。通过协调落实一系列社会化帮扶措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显著改善了谢某华家庭的生活处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乡村振兴部门主动向检察机关移送司法救助线索,两方合力开展救助帮扶工作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上思县人民检察院接到县乡村振兴局移送的线索后,依职权启动救助程序。针对案件被害人家庭生活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提请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强化救助力度,优化救助效果,及时缓解被救助人家庭的急难问题。为提升司法救助质效,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长远生活困难,检察机关加强与乡村振兴部门的救助协作,将被救助人家庭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管理,并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多元综合帮扶措施,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能动履行司法救助职能,积极助推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
案例二
毋某法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泽州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联合救助 实施综合帮扶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毋某法,男,1962年9月出生;毋某梅,女,1964年9月出生;张某芳,女,1986年11月出生;毋某然,男,2009年12月出生。四人分别系李某龙故意伤害案被害人毋某会的父母、妻子和未成年子女。
2021年5月27日,李某龙因琐事与毋某会发生争执,李某龙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毋某会脖子右侧处捅刺一刀,致毋某会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山西省泽州县公安局对李某龙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后,泽州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报送晋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2021年10月11日,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害人毋某会的近亲属毋某法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21年10月29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某龙无期徒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40801.83元。
【救助过程】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救助线索移送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决定指导泽州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办案组,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到村入户实地调查核实,案发前被害人毋某会系家庭“顶梁柱”,全家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打零工挣得收入,案发后全家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又遭遇2021年洪涝灾害导致种田收入锐减;毋某法双眼视网膜脱落,进行两次手术后视力极差,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毋某梅自幼腿脚有疾,在家照顾毋某法,无其他收入,张某芳在家务农,收入微薄,毋某然小学在读,并且被害人毋某会的祖父母年过八旬,体弱多病,平日用药和生活用度主要由被害人毋某会提供;被告人李某龙无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赔偿未能实际执行。毋某法等人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晋城市、泽州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毋某法等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村地区重点救助对象,决定联合救助77856元,并加快救助金审批进度,及时将救助金发放到位。为使被救助人家庭生活得到长远保障,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座谈会,会同泽州县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共同研究实施综合帮扶。县乡村振兴局将被救助人家庭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在资金、就业、医疗等方面享受扶持政策待遇;县妇联将被救助人张某芳作为特困妇女开展就业培训,落实就业岗位,确保家庭经济来源稳定,并给予在校就读的被救助人毋某然每年1000元补助金直至成年;被救助人所在镇党委政府将被救助人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给予2000元的生活救济,并列为低保户;晋城市慈善总会给予被救助人家庭3000元的慈善救助金;团县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被救助人毋某然开展心理疏导。2022年1月4日,晋城市、泽州县两级检察院联合乡村振兴部门对被救助人家庭开展回访,毋某法等人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乡村振兴等部门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家庭予以重点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晋城市、泽州县两级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联合救助程序,到村入户调查核实,查明案件被害人家庭失去“顶梁柱”,生活陷入困境,及时提出予以救助的意见,快速发放救助金,突显了救助效果。检察机关还与乡村振兴等部门共同研商综合帮扶措施,强化与乡村振兴部门的救助协作,有效落实资金、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帮扶政策,并开展联合回访,让被救助人家庭切身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有效发挥了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的职能作用。
案例三
金某燕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 仙居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联合救助 预支救助金 社会保障建议函 制定帮扶计划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金某燕,女,2005年2月出生;王某田,男,1955年7月出生;沈某花,女,1955年7月出生。三人分别系张某甲、张某乙故意杀人案被害人金某平的女儿和父母。
2014年9月14日,张某甲伙同张某乙趁金某平感冒输液之际,将事先准备的兽用麻醉剂注射到金某平的输液瓶中,并对金某平实施捂口鼻行为,致其死亡。2018年11月13日,公安机关对张某甲、张某乙立案侦查。2019年7月19日,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移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2020年1月2日,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某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张某乙有期徒刑十五年,判令张某甲、张某乙共同赔偿金某燕、王某田、沈某花经济损失107万元。张某乙提起上诉,2021年2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救助过程】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张某甲、张某乙故意杀人案过程中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启动联合救助程序。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实地走访核实,张某甲、张某乙未向金某燕、王某田、沈某花支付任何赔偿,金某燕初中辍学,自幼跟随父亲及祖父母王某田、沈某花共同生活,其父亲金某平死亡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王某田年事已高,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沈某花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需要常年服药,祖孙三人家庭只能依靠微薄的种地收入和金某燕打工工资维系日常开支,生活难以为继。
台州市、仙居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金某燕、王某田、沈某花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重点救助对象,决定上门指导三人填报申请资料,调取所需证明材料,并从仙居县慈善总会“温暖检察”慈善基金支出2200元,预支救助金1万元,解三人燃眉之急。经全面评估金某燕、王某田、沈某花生活困难情况,两级人民检察院决定联合救助三人8万元。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又主动对接县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向该中心发送《社会保障建议函》。县乡村振兴促进中心根据仙居县低收入农户“一户一策一干部”政策,及时统筹县民政局、教育局、镇政府等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帮扶计划。一是将救助金交由被救助人所在镇政府代管,委托镇政府从2021年6月开始按每月5000元标准向金某燕三人分期发放,直至救助金发放完毕为止;二是县民政局将金某燕三人纳入县低保户范围,享受低收入家庭相关待遇;三是县教育局和镇农办将金某燕纳入“雨露计划”,根据金某燕的就业意向,为其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教育,并联系就业单位,帮助其独立生活,自食其力;四是针对沈某花医疗费用负担重的情况,由镇政府根据医疗补充政策性保险,按比例再次办理报销;五是减免被害人金某平的停尸费用,缓解金某燕家庭经济压力;六是为金某燕三人指定专职帮扶干部,协调落实相关帮扶事项。联席会议召开后,所有帮扶计划均落实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近亲属进行司法救助,并协同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长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台州市、仙居县两级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联合救助程序,协助被害人近亲属提交救助申请和证明材料,并预支救助金,及时解决被害人家庭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了司法救助“救急解困”功能。检察机关还坚持“一次救助、长期关怀”理念,根据被救助人家庭现况,主动对接乡村振兴部门,形成立体化多元救助帮扶体系,有效解决了被救助人家庭的后续生活困难。以办理此案为契机,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又协同县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开展“困境儿童”专项救助活动,统筹开展温暖关爱、心理救助、就学帮扶等工作,为困境儿童长远生活保障筑牢底盘。
案例四
林某果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宁德市人民检察院 霞浦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强制医疗案被害人家属 脱贫不稳定户 联合救助 助推乡村振兴协作平台 带案下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林某果,女,1985年7月出生;林某顺,男,2004年10月出生;林某婷,女,2011年8月出生;林某清,男,2012年8月出生。四人分别系苏某故意伤害强制医疗案被害人林某龙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
2020年1月5日,林某龙因琐事与苏某在福建省霞浦县溪南镇某村发生扭打,期间苏某持竹棍殴打林某龙头部、左眼眶等处,后双方被人劝离。次日10时许,林某龙被发现死于家中。经宁德市物证鉴定所鉴定,林某龙系钝性暴力作用于头部致重型颅脑损伤导致死亡。加害人苏某被霞浦县公安局抓获后,经司法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刑事责任能力。2021年3月17日,霞浦县公安局向霞浦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霞浦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21年4月13日向霞浦县人民法院提出对被申请人苏某强制医疗的申请。2021年5月8日,霞浦县人民法院对苏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救助过程】
霞浦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发现林某果等人属于农村地区重点救助对象,考虑到本院救助资金有限,遂逐级报请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经调查核实,林某果家庭属于脱贫不稳定户、低保户,林某果系文盲,无固定工作,收入来源不稳定,在林某龙身亡后未获赔偿,主要依靠低保补助、亲戚接济维持家庭生活和三个未成年子女的学费;加害人苏某的父母年迈,疾病缠身,无赔偿能力。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林某果等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共同救助20万元。霞浦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该案被救助人家庭系农村地区脱贫不稳定户,决定利用全省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协作平台,启动多元救助帮扶机制,主动对接当地乡村振兴局,协调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落实一系列帮扶措施。林某果家庭低保金调至每人每月450元的最高标准;安排林某果从事村保洁员公益性岗位工作,每月获得1500元劳动报酬;两名未成年小学生林某婷、林某清每人每年获得1000元学习困难补助;镇村两级为被救助人家庭提供房屋修缮基金2.5万元,改善林某果等人的居住条件。2021年11月19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带案下访,与当地乡镇领导干部座谈,进一步跟踪各项帮扶措施落实进展情况。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脱贫不稳定户开展司法救助,并协同乡村振兴等部门进行多元帮扶的典型案例。2021年,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主动走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牵头会签《关于加强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意见(试行)》,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等部门的衔接协作机制,搭建了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的协作平台。本案中,被害人家庭未获得加害责任人赔偿,生活十分困难,三名未成年子女学业也难以为继,福建省三级人民检察院为加大救助力度,决定开展联合救助,提高救助金额,救助效果良好。检察机关还利用全省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协作平台,积极协调乡村振兴等部门为被救助人家庭提高低保补助标准、改善住房条件、提供公益岗位,为被害人未成年子女提供就学资助,确保了被救助人家庭的长远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案例五
刘某、刘某格国家司法救助案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未成年子女 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平台 共享低收入人口信息库 救助金监管 跟踪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刘某,男,2018年11月出生;刘某格,男,2020年11月出生。二人均系刘某堂故意杀人案被害人王某莲的未成年子女。
刘某堂患有精神分裂症,2021年4月21日,刘某堂因琐事与王某莲发生矛盾,对王某莲采取双手扼颈、持刀捅刺腹部等手段,致王某莲死亡。案发后,刘某堂持铁叉将前来查看情况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打伤,并持铁锤打砸警车,对民警进行人身攻击,抗拒抓捕。经鉴定,刘某堂作案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2021年4月22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妨碍公务罪将刘某堂刑事拘留,后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1年10月14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堂犯故意杀人罪、袭警罪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30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袭警罪判处刘某堂无期徒刑。
【救助过程】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依托该院与市乡村振兴局、民政局建立的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平台,通过共享的全市低收入人口信息库查询到被害人家庭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低保户,遂决定启动救助程序。经走访调查核实,案发前王某莲无经济来源,案发后王某莲幼子刘某和刘某格成为“事实孤儿”,暂由年近七旬的祖父刘某善照顾,依靠刘某善低保收入维持基本生活,后续抚养难以维系。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刘某、刘某格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未成年子女,应予重点救助,决定加大救助力度,为二人发放救助金8万元。考虑到被救助人年龄幼小,其祖父刘某善无抚养条件且监护意识较弱,为保证救助金真正用于被救助人,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与省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民政、妇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联席会商,决定启动救助金监管机制,与被救助人所在的村委会和专门的司法社工组织机构签订三方协议,明确以分期的形式发放救助金,并由村委会代管,司法社工辅助监管。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及时向市乡村振兴局反馈司法救助情况,并协同市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开展跟踪帮扶。针对案发时刘某、刘某格因年幼尚未办理户口,积极沟通公安机关为二人办理落户;将刘某、刘某格纳入困境儿童信息库,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长效帮扶,每月发放救助金1600元,定期安排社工上门走访,做好卫生保障,添置生活用品;协调市妇幼保健院儿保所定期为刘某、刘某格进行健康检查,做好医疗保障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依托与乡村振兴等部门建立的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平台,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开展救助的典型案例。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部署,主动与市乡村振兴局等部门会签《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搭建了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的工作平台。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托该工作平台,及时查询到刘某、刘某格家庭属于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低保户,决定依职权启动救助程序。针对二人年幼、基本生活难以维系等困难情况,加大救助力度,快速审批发放救助金,并建立救助金监管分期发放使用机制,确保了救助金专款专用。检察机关还协同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多元帮扶,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为未成年被救助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长远保障。
案例六
陈某鑫国家司法救助案
(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边缘易致贫户 命案受害家庭未成年人 家庭帮扶计划 开展综合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陈某鑫,女,2007年7月出生,系赵某生故意伤害案被害人陈某周的女儿。
2020年9月27日凌晨,赵某生在云南省瑞丽市某烧烤店饮酒后与他人发生争执,被人劝开后离开烧烤店。后赵某生欲返回烧烤店,在途经某快餐店时,无故对陈某周实施殴打,导致陈某周颅脑损伤合并脾脏破裂失血死亡。当日,瑞丽市公安局对赵某生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后移送瑞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2020年12月23日,瑞丽市人民检察院报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起诉。2021年3月22日,德宏州人民检察院以赵某生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被害人陈某周的近亲属陈某鑫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21年9月13日,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赵某生死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53257元。
【救助过程】
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因案发时瑞丽市属于疫情中高风险封控区,经研究,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将本案交瑞丽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瑞丽市人民检察院经实地走访调查核实,被害人陈某周生前系家庭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在瑞丽市租房居住,每月需支付房租水电费等900元左右,家中没有资产,案发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且未获得赔偿,丧葬费大部分为家庭借款;其妻子南某系缅甸国籍农民,在某快餐店打临工,月收入1500元,受疫情影响,近一年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本身患有糖尿病;二人婚后育有一女陈某鑫,系某学校在读学生,因父亲遇害,精神和学习受到严重影响。
瑞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陈某鑫家庭系因案导致的边缘易致贫户,且疫情对其影响很大,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应予重点救助,决定向陈某鑫发放救助金5万元。为帮助陈某鑫健康成长,保障其家庭长远生活,瑞丽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陈某鑫家庭帮扶计划,开展综合帮扶工作。市乡村振兴局协调陈某鑫的母亲南某到某快餐店就业,保证其每月1600元的固定收入;市妇联安排南某参加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市妇联等部门举办的技能培训班,提高就业能力,待疫情好转,工厂复工复产后,再根据其工作能力协调安置工作岗位;市卫生健康局帮助南某解决外籍人员就医难问题;市教育体育局协调陈某鑫就读的学校为其减免部分学杂费。民政部门还向陈某鑫家庭发放疫情生活困难补助物资和困难救助金2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命案受害家庭未成年人开展司法救助,并协同乡村振兴等部门进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案过程中,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困难情况,将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考虑案发时当地疫情防控要求,遂及时移交当地人民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瑞丽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被害人子女系未成年学生、家庭系因案导致的农村地区贫困边缘户、未获得赔偿、疫情对其家庭生活影响很大等情况后,决定加大救助力度,及时发放救助金,解其家庭燃眉之急。检察机关又积极协调乡村振兴等部门实施综合帮扶,为被救助人家庭生活提供长远保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彰显了检察温情。
案例七
徐某杰、徐某清国家司法救助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跨地域救助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开展综合帮扶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徐某杰,女,1955年9月出生;徐某清,男,2006年3月出生。二人分别系吴某故意杀人案被害人徐某明的母亲和未成年子女。
2021年2月9日晚,吴某因琐事在其住处与徐某明、周某发生争执,吴某持刀实施报复,致徐某明被砍死,周某被砍成重伤。2021年5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以吴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6月3日,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报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2021年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吴某犯故意杀人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救助过程】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本案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核实,被害人徐某明来自黑龙江省宁安市农村家庭,依靠打工收入供养在老家生活的母亲徐某杰和独子徐某清;被告人吴某系来沪务工人员,本人及近亲属均无经济赔偿能力。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委托宁安市乡村振兴局进一步调查核实,徐某杰丧偶多年,患有心脏病,本人无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儿子徐某明早年离异现又被人杀害,留下未成年的孙子徐某清由其抚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徐某杰、徐某清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向二人发放救助金10万元。针对本案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较大的情况,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方案,指派办案组赴宁安市“面对面”协调当地有关部门聚力开展综合帮扶。办案组在属地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与宁安市乡村振兴局、医保局、教体局、当地镇政府等职能部门共商形成会议备忘录。宁安市乡村振兴局根据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信息,将徐某杰家庭列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并协同镇政府、村委会帮扶责任人持续关注和跟进被救助人生活状况,落实日常关爱措施,帮助其家庭恢复“造血”功能;宁安市医保局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徐某杰量身定制医疗方案;宁安市人民检察院和学校配合落实心理疏导,帮助徐某清尽早走出阴影;宁安市教体局结合徐某清学习成绩,为其提供市属某中等职业学校作为中考保底志愿,并协商学校减免学费,保障其习得一技之长。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还多方联系找到徐某清的生母,引导其与徐某杰就徐某清监护、抚养等问题达成协议,既保证司法救助金安全和定向使用,又促使徐某清生母履行法定抚养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跨地域对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近亲属开展司法救助,并在当地乡村振兴等部门支持下进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对户籍地在外省的被害人近亲属的司法救助程序,委托当地乡村振兴部门对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实,查明被害人近亲属符合救助条件,并且生活十分困难,决定提高救助标准,及时发放救助金,解决了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急迫困难。为延伸救助效果,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又在当地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与当地乡村振兴等部门研商形成备忘录,将被救助人家庭列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落实未成年人就学、老年人就医等帮扶措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无缝衔接”,有效防止被救助人家庭因案返贫,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还与金山区农村综合帮扶领导小组共同研究出台《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农村综合帮扶工作衔接机制的协作意见》,完善了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平台。
案例八
张某英、罗某飞国家司法救助案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河源市人民检察院 东源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联合排查线索 脱贫不稳定户 联合救助 “造血型”帮扶 定期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张某英,女,1936年9月出生;罗某飞,男,1990年2月出生。二人分别系罗某新故意杀人、非法制造枪支案的被害人袁某娣的母亲和儿子。
2014年7月24日19时许,罗某新趁下雨打雷之机,在其位于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某村的家门口,手持自制火药枪往罗某仟家方向开枪,致使被害人杨某英右脚中弹受伤。袁某娣和罗某仟在准备送杨某英去医院救治时,罗某新又朝罗某仟家方向开枪,致使袁某娣、杨某英同时头部受伤倒地,二人因伤势过重在送医途中死亡。2015年9月18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罗某新死刑,并赔偿张某英、罗某飞等人经济损失39672.5元。罗某新提起上诉,2016年5月2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救助过程】
2021年5月,东源县人民检察院与县乡村振兴局下乡排查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引导张某英、罗某飞向检察机关申请司法救助。考虑二人属于重点救助对象,且未获得罗某新及其家属任何赔偿,东源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经实地走访调查核实,张某英双目失明,一级残疾,与智力残疾的大儿子、二儿子共同生活,一家三口之前系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每月共可领取700余元低保金维持生活;罗某飞未婚,之前系建档立卡贫困户,其母亲袁某娣被害后,其父亲、祖父母相继病逝,医治费用和办理几位长辈后事的费用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其还要赡养年老体弱多病且系五保户的二叔罗某发,无法外出打工,生活来源主要靠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几亩茶园,因无钱购买设备,采茶炒茶全靠手工,费用高昂,销路不好,收入甚微且不稳定。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张某英、罗某飞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对二人分别救助18万元和15.3万元。三级人民检察院又积极对接乡村振兴等部门,区别二人不同情况,实施综合帮扶。对张某英的帮扶措施:一是做好救助金监管,联系银行为张某英办理共管卡,每月定额支取2000元用于其家庭日常生活开支,遇疾病等大额支出,经监管单位同意可动态调整、灵活支取;二是联系医院眼科专家为张某英检查治疗;三是改善其生活环境,对张某英居住的破旧老房子进行整修,给其门前屋后的小院和道路铺上水泥,并添置家具、家电。对罗某飞开展“造血型”帮扶,力助其乡村茶园转型升级,主要措施:一是协调县茶业协会,吸收罗某飞入会,为其提供行业信息、种植培训和技术支持,并为其更换优良茶种;二是协调县交通局,将通往罗某飞茶园的陡峭狭窄的黄泥路挖宽改造为水泥路,为其生活生产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是协调当地供电部门为其使用新设备进行规模化生产拉设三相电;四是县乡村振兴局推广罗某飞茶园的茶叶,扩大茶叶销路。检察机关还定期对张某英、罗某飞家庭进行回访,实时了解二人生活生产情况。张某英、罗某飞的家庭生活已走出困境,罗某飞的茶园经营得有声有色,在规模化生产后还雇用村民采摘茶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村民勤劳致富。
【典型意义】
本案是检察机关与乡村振兴部门紧密协作,救扶衔接,积极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东源县人民检察院主动作为,会同当地乡村振兴部门下乡排查司法救助线索,引导被害人近亲属提出救助申请。考虑被害人近亲属的特殊困难,广东省三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联合救助,提高救助标准,确保救助效果。检察机关还主动对接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针对性综合帮扶,罗某飞的乡村茶园在得到全方位帮扶后转型升级,带动村民勤劳致富,被救助人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履行服务乡村振兴政治责任,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取得的良好效果。
案例九
安某小等21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依职权启动 针对性帮扶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安某小,男,1937年8月出生;郭某印,男,1953年7月出生;杜某子,男,1948年11月出生。其他十八名救助申请人基本情况略。均系郑某某诈骗案被害人。
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郑某某多次冒充民政局、扶贫办工作人员,对河北省赞皇县多个村的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以办理五保、低保手续、残疾证、危房改造等名义,先后骗取21名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共计128893.3元,诈骗所得全部用于日常吃喝玩乐。2018年10月30日,赞皇县公安局对郑某某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9年10月17日,赞皇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7日,赞皇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8万元。
【救助过程】
2021年9月,赞皇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陆续接待安某小等多名群众来访,询问关于郑某某诈骗案的赃款追缴情况。赞皇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郑某某诈骗案被害人众多,家庭生活都十分困难,决定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郑某某诈骗案21名被害人均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群众,五保户13人,低保户2人,其他低收入人口6人,并且其中20名是60岁以上老人,主要依靠低保金、五保金以及政府救济生活,每个月的生活补助金是主要生活来源,生活原本就困难,被诈骗后更是雪上加霜,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冬天将至,有的被害人连取暖煤也舍不得买;被告人郑某某无正当职业,诈骗的赃款被全部挥霍殆尽,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赞皇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安某小等人是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向安某小等21名被害人发放救助金合计7.68万元。为确保救助长效,赞皇县人民检察院同步将21名被救助人家庭困难情况、司法救助情况书面通报县乡村振兴局。县乡村振兴局经认真研究,决定开展针对性帮扶。一是对被救助人发放扶贫贷款,补贴贷款利息;二是在兴办产业实体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三是与被救助人所在乡(镇)村联系,将被救助人纳入扶贫产业救助范围,定期分红;四是对被救助人开展扶志与扶智培训,对有劳动能力的进行厨师技能、养殖、种植、加工等行业培训,扶持被救助人积极就业。赞皇县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县乡村振兴局进行救助回访,21名被救助人中,有的已享受当地产业扶贫政策,年均增收2000元左右;有的被安排清洁工岗位,月工资800元;还有的被列入公益劳动务工补贴范围,年均增收3000元左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乡村振兴部门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赞皇县人民检察院在接待来访群众过程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决定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针对诈骗案被害人均是农村五保户、低保户等低收入人群,并且年龄普遍偏大、行动不便、书写困难等特殊情况,主动调取生活困难情况的证明材料,提出予以救助的意见,并及时将救助金发放到位。检察机关还与乡村振兴部门建立司法救助联席会议制度,主动将本案救助情况通报乡村振兴部门,乡村振兴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有针对性地落实了贷款补贴、产业政策、救助分红、就业培训等帮扶措施。从联合回访情况看,被救助人的生活处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案例十
陈某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交通事故被侵权人 司法救助协作机制 乡村振兴部门移送救助线索 民事支持起诉 边缘易致贫户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陈某某,男,1963年9月出生,系周某某道路交通事故案被侵权人。
2020年12月17日,陈某某在道路上行走时,被周某某驾驶的车辆撞伤,造成陈某某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睛失明,肺、肾严重损伤,全身瘫痪。抢救出院后,陈某某未获人身损害赔偿。
【救助过程】
2021年2月,江西省南城县乡村振兴局发现该县低保户陈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得到赔偿,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通过与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建立的司法救助协作机制,向该院移送救助线索。南城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深入陈某某所在镇开展实地调查,听取当地镇代表、村委会干部、周边村民意见,详细了解陈某某家庭生活情况。南城县人民检察院核实,陈某某是聋哑人,三级残疾,其妻叶某某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二级残疾,二人均无劳动能力,系低保户,家庭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儿子陈某甲每月三千元左右的打工收入;陈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先后在南城县人民医院、抚州市人民医院ICU病房抢救,后转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动手术、抢救,花去医药费20多万元,大部分费用为其子陈某甲向亲戚借款及贷款,其家庭已无力承担后续的高额医疗费用,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陈某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鉴于其身体的特殊情况,上门调取其家庭生活困难的相关证明材料,决定向其发放救助金2万元,并于2021年4月7日依法作出民事支持起诉决定,向南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一步维护陈某某的合法利益。经南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陈某某支付了交通事故理赔款。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将对陈某某的司法救助情况向县乡村振兴局进行了反馈,县乡村振兴局决定将陈某某家庭纳入边缘易致贫户进行管理。南城县人民检察院还积极沟通当地镇政府,将陈某某夫妇二人低保金从每人每月325元提高到420元,并争取到防贫险1万余元;积极向县残联反馈残疾人被伤害线索,县残联依据相关政策和陈某某今后的身体康复情况为其重新评定残疾等级,由三级残疾调整为二级残疾,并相应调整增加残疾人补贴和护理补贴。
【典型意义】
本案系乡村振兴部门移送司法救助线索,检察机关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残疾人进行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南城县乡村振兴局依托司法救助协作机制,主动向南城县人民检察院移送救助线索。南城县人民检察院经实地走访调查,查明案件被侵权人系生活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并且在交通事故后未获得人身损害赔偿金,遂决定在发放救助金的同时,依职权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帮助被救助人获得诉讼救济。检察机关又将司法救助情况反馈给乡村振兴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及时将被救助人纳入边缘易致贫户进行管理。检察机关还积极与镇政府、县残联等有关方面沟通协调,提高被救助人低保金标准和残疾人补贴、护理补贴标准,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有效发挥了司法救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职能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1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1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发挥案例指导作用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扎实推进统一法律适用工作的重要机制。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您所提建议,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真研究。我们认为,您反映的问题客观中肯,提出的建议有效可行,我们将结合您所提建议内容,对案例指导工作进行全面系统检视,着力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案例指导工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好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举措,对于确保裁判尺度统一、促进法律正确实施、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听取汇报并安排部署案例指导工作,在召开全国法院案例指导工作推进会的基础上,先后印发《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案例指导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确保裁判尺度统一,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代表建议
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作为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具体举措,不断提高办理代表建议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对您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认真研究,抓好落实,促进案例指导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发挥好“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示范作用,以案例指导的“小切口”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三、提高指导性案例发布数量,丰富案例种类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提高指导性案例发布数量、丰富案例种类,同时不断完善类型化指导性案例发布机制,以专题形式,提高聚焦度,增强专业性,扩大影响力。例如第16批知识产权专题案例、第20批网络犯罪专题案例、第21批涉“一带一路”专题案例、第24批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案例、第25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案例、第31批保护生物多样性专题案例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专题形式发布指导性案例作为重要工作方式,更好地发挥类型化案例的指导作用。
四、健全完善指导性案例工作机制
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案例审查论证,完善案例指导工作网络,有效提升案例指导工作效果。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拓宽指导性案例来源,注重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具有典型性、示范性、指导性的案件,形成备选指导性案例;进一步健全案例专业会议机制,对拟推荐的指导性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及时总结提炼裁判规则;注重发挥资深法官和专家学者优势,深化理论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确保案例发布质量;进一步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机制,加强对案例指导工作的统筹管理,提升案例讨论质效;进一步督促引导各级人民法院结合各地工作实际,建立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
五、提升指导性案例检索、应用水平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巩固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全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在案例指导工作中,我们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及信息化建设成果,加快建设以“法信”为依托的指导性案例信息化平台,较好发挥了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借助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案例推荐、审查、检索、应用、评估等工作信息化水平。特别是认真落实《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规定,要求法官审判、执行案件应先行检索现行有效的指导性案例,制作类案检索报告,并对是否参照或者参考类案予以分析说明。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
六、持续加强培训,完善考核机制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立形式多样的指导性案例培训机制,将指导性案例培训列入国家法官学院教学内容。同时,在审判质效考核中把应进行类案检索的是否检索、应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是否参照等内容列为考核内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法官的培训,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促使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更加自觉地参照指导性案例,更加严格地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22年4月21日)
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双飞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赖特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
二、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欣晨新技术有限公司与王龙集团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民事判决书〕
三、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路桥区东港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等、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民事判决书〕
四、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民事判决书〕
五、周勤与无锡瑞之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知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2020)苏05司惩1号决定书〕
六、惠氏有限责任公司、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94号民事判决书〕
七、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与吴桥县桑园镇张硕杂技团等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2823号民事判决书〕
八、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玩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
九、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初2265号民事判决书〕
十、梁永平、王正航等十五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0刑初826号刑事判决书〕
2021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权权属、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友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971号民事裁定书〕
2.阿斯利康有限公司与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388号民事裁定书〕
3.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凯赛(金乡)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305号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行终564号行政判决书〕
4.VMI荷兰公司与萨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萨驰机械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384号民事判决书〕
5.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天红等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1知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6.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市金牛区华润灯饰商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38号民事判决书〕
7.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肥城市华联商贸有限公司、肥城市华联商贸有限公司春秋古城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
8.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与天津丰美食用油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1331号民事判决书〕
9.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与博野县幻蝶雾语服装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冀知民终294号民事判决书〕
10.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平市铁西区亚萍牛羊肉摊床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1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
11.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与福建因尔心安木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
12.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与绍兴王星记扇厂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浙8601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书〕
13.美盛农资(北京)有限公司与津港美禾辛化肥(天津)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1160号民事判决书〕
14.巴布豆(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与泉州市巴布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696号民事判决书〕
15.吉尼斯世界纪录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广州大明联合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再208号民事判决书〕
16.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蓝月亮(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金八马生活用纸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终2977号民事判决书〕
17.重庆久圣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沈阳久圣成经贸有限公司与重庆盛百利防水建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民终96号民事判决书〕
18.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田继民、白银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知民终9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19.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河南草庐蜂业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55号民事判决书〕
20.苏梦与荆门秀锦娱乐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114号民事判决书〕
21.长沙米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
22.刘迅与李文涵、朱毅侵害作品发表权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黑民终365号民事判决书〕
23.深圳市脸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看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8001号民事判决书〕
24.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景德镇智宇贸易有限公司、景德镇市亿翔陶瓷厂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2知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
25.广州市立峰音乐传播有限公司与波密县时空隧道休闲吧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藏知民终30号民事判决书〕
26.吴妍与钟志燕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1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27.安徽金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安徽盛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10号民事判决书〕
28.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子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经纬智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3253号民事判决书〕
29.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民事判决书〕
30.上海尔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再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仿冒、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444号民事判决书〕
31.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601号民事判决书〕
32.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巴赫厨具有限公司、浙江中康厨具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50号民事判决书〕
33.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易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市蜀山区丽视音电子产品经营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书〕
34.哈尔滨工业大学与福建哈工大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闽民终828号民事判决书〕
35.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极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21)湘0105民初11329号民事判决书〕
36.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与广州正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力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2289号民事判决书〕
37.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等与成都财智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书〕
38.贵州双升制药有限公司与贵州长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民初1054号民事判决书〕
39.新疆雪山果园食品有限公司与西安彩虹星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终392号民事判决书〕
(五)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
40.深圳市星火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集成电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394号民事判决书〕
41.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与张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1)琼73知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
(六)司法惩戒、行为保全案件
42.东莞屹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司法惩戒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司惩1号决定书〕
43.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天极魅客科技有限公司诉前行为保全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行保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4.上海游奇网络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再254号行政判决书〕
45.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重庆市沙坪坝区互旺食品有限公司等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再255号行政判决书〕
46.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93号行政判决书〕
47.江西米兰婚纱摄影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许凤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6471号行政判决书〕
48.北京慧能泰丰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瑞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3240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9.北京欣盛建达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宏瑞建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王成等十人侵犯著作权罪、吴学青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刑终75号刑事裁定书〕
50.上海国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罪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刑终716号刑事裁定书〕
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涉“双飞人”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双飞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赖特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双飞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人公司)是“双飞人”注册商标权利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类的花露水、化妆品等。同时,双飞人公司还是两个核定使用在爽水产品上的双飞人立体商标的权利人。法国利佳制药厂拥有指定使用在第3类商品上的“利佳”注册商标,广州赖特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赖特斯公司)独家代理在中国境内宣传、推广、分销和销售利佳薄荷水等“利佳”品牌化妆品。双飞人公司以赖特斯公司等生产、销售利佳薄荷水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同时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利佳薄荷水与“双飞人”商标核定使用的“双飞人爽水”属于相同商品。经对比,被诉侵权产品包装与双飞人公司的立体商标构成近似并可能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赖特斯公司侵害了双飞人公司的立体商标专用权。同时,赖特斯公司为实现商业目的,在产品宣传中强调其产品为“双飞人”产品(双飞人药水),构成对“双飞人”文字商标的侵权。此外,利佳薄荷水的包装装潢与双飞人公司知名商品的包装装潢近似,赖特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赖斯特公司等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赖特斯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赖特斯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法国利佳制药厂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报纸上刊登“双飞人药水”广告,持续时间较长、发行地域和发行量较大,可证明法国利佳制药厂在先使用的“双飞人药水”所采用的“蓝、白、红”包装有一定影响。双飞人公司明知“双飞人药水”存在于市场,却恶意申请注册与“双飞人药水”包装近似的立体商标并行使权利,其行为难言正当,赖特斯公司的在先使用抗辩成立。双飞人公司关于赖特斯公司构成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双飞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商标先用权抗辩的审查问题。先用权抗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善意的在先使用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其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利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领域的重要体现。再审判决有效保护了诚信经营带来的使用权益,是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二、“香兰素”侵害技术秘密案
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欣晨新技术有限公司与王龙集团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上海欣晨新技术有限公司拥有使用乙醛酸法制备香兰素工艺的技术秘密。嘉兴中华化工公司基于该工艺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香兰素制造商,占全球市场约60%的份额。王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龙集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等通过嘉兴中华化工公司香兰素车间副主任非法获取了该技术秘密,并使用该技术秘密工艺大规模生产香兰素产品,导致香兰素产品价格下滑、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的市场份额缩减。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等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王龙集团公司等构成侵害部分技术秘密,判决其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350万元,同时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责令立即停止侵害涉案技术秘密。一审判决后,王龙集团公司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王龙集团公司系其法定代表人为侵权而设立的企业,且其法定代表人积极参与侵权行为的实施,故王龙集团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构成共同侵害全部技术秘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权利人提供的经济损失数据,综合考虑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大、侵权情节恶劣、被告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行为保全裁定等因素,改判王龙集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等连带赔偿1.59亿元。
【典型意义】该案是人民法院历史上生效判决确定赔偿数额最高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该案裁判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切实保护了重要产业核心技术,对于在侵害技术秘密案件中认定损害赔偿具有参考意义。人民法院还依法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推进了民事侵权救济与刑事犯罪责任追究的衔接,彰显了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的鲜明司法态度。
三、“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案
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路桥区东港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等、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的十五家汽车驾驶培训单位签订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联营公司即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东公司),固定驾驶培训服务价格、限制驾驶培训机构间的教练车辆及教练员流动,涉案十五家驾培单位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如报名、体检、制卡等)均由浙东公司统一在同一现场处理,浙东公司收取服务费850元。联营协议第三条具体约定了联营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涉案十五家驾培单位中的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融公司)以该十五家单位构成垄断经营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浙东公司统一处理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其收取服务费850元并无不当,有关股本结构条款和服务收费条款可以依法适用反垄断豁免,故一审判决仅确认涉案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中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条款无效。吉利公司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确认联营协议中股本结构条款和服务收费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主张适用垄断豁免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有关法定情形,不得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一般性推测或者抽象推定垄断豁免抗辩成立。违反反垄断法关于横向垄断协议规定的合同条款,与横向垄断协议条款紧密联系的条款,以及服务于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实施的条款均应属无效,否则不足以消除和降低垄断行为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全部无效。
【典型意义】该案是典型的横向垄断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澄清了横向垄断协议豁免事由的适用标准,阐明了违反反垄断法的横向垄断协议应归于无效的一般原则,且无效范围不限于横向垄断协议条款本身,还包括与之具有紧密关联、缺乏独立存在意义的条款和服务于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实施的条款。该案裁判有力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有利于从源头上制止垄断行为。
四、涉“金粳818”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公司)为水稻新品种“金粳818”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耕田公司)未经许可,以线下门店推广以及在微信群内发布“农业产业链信息匹配”线上宣传等方式,寻找潜在的交易者,收取会员费并向会员提供“金粳818”水稻种子交易信息,与买家商定交易价格、数量、交货时间,安排送货收款。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亲耕田公司并未直接销售涉案侵权种子,仅构成帮助侵权,判决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合理支出300万元。亲耕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亲耕田公司在网络平台发布种子销售信息,与购买者协商确定种子包装方式、价款、数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销售合同自合意达成时成立,亲耕田公司是交易组织者、决策者,应当认定其构成销售侵权而非帮助侵权;亲耕田公司发布和组织交易的种子远超农民自繁自用的合理规模,“农民自繁自用”不侵权抗辩不能成立。亲耕田公司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销售白皮袋侵权种子,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且拒不提供有关账簿,一审判决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打击种子套牌侵权的典型案件。裁判对于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组织销售白皮袋种子,以“农民”“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名义掩护实施的侵权行为进行了准确认定,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让侵权人付出沉重代价,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的司法导向。
五、侵害“排水板成型机”发明专利权及司法惩戒案
周勤与无锡瑞之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知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2020)苏05司惩1号决定书〕
【案情摘要】周勤系“排水板成型机”的发明专利权人,因发现无锡瑞之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之顺公司)涉嫌侵权,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对被诉侵权产品进行现场拍照并制作笔录,明确告知瑞之顺公司不得破坏或者转移保全证据,瑞之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后周勤以瑞之顺公司侵害其专利权为由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瑞之顺公司在未告知法院的情形下擅自转移诉前保全产品并导致该产品灭失。一审法院认为,诉前保全证据系本案关键证据,瑞之顺公司擅自转移并导致证据灭失,直接影响本案侵权判断,遂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侵害专利权并全额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同时,一审法院对瑞之顺公司擅自转移诉前保全证据并导致证据灭失、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给予司法惩戒,罚款20万元。瑞之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着力破解“举证难”、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的案例。该案明确了掌握证据一方的举证义务,以及证明妨碍和妨害证据保全的法律后果,对于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六、涉“惠氏”商标惩罚性赔偿案
惠氏有限责任公司、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9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惠氏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氏公司)是“惠氏”“Wyeth”等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氏上海公司)经许可在中国使用上述商标并进行维权。原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广州惠氏公司)长期大规模生产、销售带有“惠氏”“Wyeth”“惠氏小狮子”标识的母婴洗护产品等商品,并通过抢注、受让等方式在洗护用品等类别上获得“惠氏”“Wyeth”等商标,在宣传推广中明示或暗示与惠氏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并与其他被告以共同经营网上店铺等方式,实施线上线下侵权行为,获利巨大。惠氏公司、惠氏上海公司以原广州惠氏公司等为被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全额支持了惠氏公司、惠氏上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各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惠氏公司、惠氏上海公司明确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在案证据可证明的原广州惠氏公司侵权获利情况,按照赔偿基数的3倍计算,惠氏公司、惠氏上海公司提出的3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额支持。二审法院当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本案通过依法判处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侵权违法成本,让侵权者得不偿失,让遭受侵权者得到充分救济,让“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盗取他人财产”观念深入人心。
七、“空竹”杂技作品著作权权属及侵权案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与吴桥县桑园镇张硕杂技团等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282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杂技团)认为,吴桥县桑园镇张硕杂技团(以下简称张硕杂技团)等表演、传播《俏花旦》节目的行为侵害其著作权,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合同约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中国杂技团享有《俏花旦-集体空竹》除署名权外的著作权。张硕杂技团的演出行为等构成侵害著作权,故判令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张硕杂技团不服,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俏花旦-集体空竹》中的形体动作编排设计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属于具备独创性的表达,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杂技作品。张硕杂技团表演的《俏花旦》在开场部分的走位、动作衔接安排,以及多次出现的标志性集体动作等编排设计方面,与《俏花旦-集体空竹》的独创性表达部分等构成实质性相似,侵害中国杂技团杂技作品的著作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加强涉传统文化著作权保护的典型案例。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民族瑰宝。本案依法保护杂技艺术作品,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意活力、促进文化产业繁荣。
八、涉开源软件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
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玩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盒公司)的股东罗迪在Github网站上传了其开发的VirtualApp软件(以下简称涉案软件)初始源代码并适用GPLV3开源许可协议。广州市玩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玩友公司)开发了四款被诉侵权的微信视频美颜相机APP并上传于各平台供用户下载,但并未提供源代码。用户可免费试用半小时,之后需支付会员费使用。罗盒公司认为四款被诉侵权软件中的沙盒分身功能与涉案软件构成实质性相似,玩友公司不提供开源代码且收取会员费的行为违反限制商业使用条款和GPLV3开源许可协议,侵害其涉案软件著作权,遂诉至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被诉侵权软件的下载无需付费,玩友公司收取会员费仅用于运营维护和技术支持,该行为并不违反GPLV3开源许可协议的规定。但是,使用涉案开源软件开发的商业软件依约需公开其全部源代码,玩友公司未向用户提供被诉侵权软件源代码下载,违反了GPLV3开源许可协议的约定,玩友公司复制、发布涉案软件源代码的行为侵害了涉案软件著作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判令玩友公司停止提供含有沙盒分身功能源代码的四款软件的下载、安装和运营服务,并赔偿罗盒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5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是涉及开源代码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新类型案件。人民法院对开源软件的诉讼主体资格、开源协议许可的撤销、限制商业使用条款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九、“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初226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汉涛公司)是大众点评平台的经营者。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简易付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铁鱼霸王餐”与商户订立广告服务合同,在多个微信群发布任务,组织人员对大众点评的特定商户进行点赞、上门好评、人工店铺收藏、增加店铺访客量和浏览量。上海汉涛公司以青岛简易付公司等实施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青岛简易付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刷单炒信,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道德,造成了大众点评平台的相关数据失实,影响了上海汉涛公司的信用评价体系,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判令青岛简易付公司停止刷单炒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30万元。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互联网平台“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本案判决积极回应实践需求,通过制止“刷单炒信”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十、“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著作权罪案
梁永平、王正航等十五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0刑初826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自2018年起,被告人梁永平先后成立武汉链世界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快译星科技有限公司,指使被告人王正航聘用被告人万萌军等人作为技术、运营人员,开发、运营“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Android、IOS、Windows、MacOSX、TV等客户端;被告人梁永平又聘用被告人谢明洪等人组织翻译人员,从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至相关服务器,通过所经营的“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对用户提供免费在线观看和下载。经鉴定及审计,“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内共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数量共计683万余人。自2018年1月至案发,上述各渠道非法经营数额总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梁永平、王正航等十五名被告人结伙,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主犯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正航等十四名从犯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影视作品众多且权利人分散,判决阐述了如何认定“未经授权”及未经授权影视作品的数量等法律适用问题,有力打击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组织者及主要参与者的刑事责任,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决定,现将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31-135号)作为第三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社区矫正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月30日
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
(检例第131号)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违反规定外出、出境 调查核实 撤销缓刑
【要旨】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社区矫正对象等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保证社区矫正活动依法进行。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应当综合运用查阅档案、调查询问、信息核查等多种方式,查明社区矫正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精准提出监督意见。对宣告缓刑的社区矫正对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结合违法违规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情节,准确认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予撤销缓刑情形。对符合撤销缓刑情形但社区矫正机构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纠正意见;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普遍性、倾向性违法问题或者有重大隐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男,1978年9月出生,2016年7月6日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2016年7月17日至2020年7月16日止。孙某某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201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监督时发现孙某某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外出、出境等应当撤销缓刑情形,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提请人民法院对孙某某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19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监督中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在被实施电子监管期间,电子定位轨迹出现中断情形,孙某某可能存在故意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
2019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实地走访司法所,查看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
调查核实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通过查看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和社区矫正档案,发现司法所对孙某某进行监督管理时,缺乏实地查访、信息核查等监管措施。二是向铁路、航空、出入境等部门调取孙某某社区矫正期间出行信息,并与请假批准手续记录对比,发现孙某某在被实施电子监管期间故意对电子定位装置不充电擅自外出一次,在被摘除电子定位装置(因法律法规调整,孙某某不再符合使用电子定位装置条件)后又利用每个月到司法所当面报到的间隔期间擅自外出二十余次,最长一次达十九天,其中违法出境两次、累计十一天。三是对孙某某进行询问,其对未经批准擅自外出的事实予以承认。
监督意见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孙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多次违规外出并两次违法出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20年7月1日废止,有关规定内容被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吸收)第二十五条规定,且情节严重,于2019年5月24日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纠正意见,建议其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同时,向海淀区某镇司法所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依法纠正社区矫正监管教育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促进本辖区社区矫正工作全面规范提升,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近三年办理的社区矫正监督案件进行全面梳理,针对发现的监督管理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于2019年10月21日向海淀区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建立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综合运用实地查访、信息化核查、通信联络等方式,准确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实际情况;加强与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派出所的沟通协作和信息互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违法出境和违规外出等问题的发生。
监督结果 2019年6月19日,海淀区司法局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制发《撤销缓刑建议书》。2019年7月22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孙某某宣告缓刑四年,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同时,海淀区司法局采纳检察建议进行了整改:一是完善自身督察机制。采取专项督察、定项督察、随机督察、派驻督察等方式,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监管教育措施的落实。二是完善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及公安派出所的协作和信息互通机制。在采取原有出入境备案措施基础上,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对象护照、港澳台通行证暂停使用制度;同时加强与公安派出所的信息互通机制,及时排查社区矫正对象有无违规出行和违法出境等情况。三是加强社区矫正与法律监督配合机制。邀请检察机关共同研判社区矫正执法风险、开展线上线下警示教育,形成司法合力,以监督促社区矫正规范提升。四是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党政纪处分。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社区矫正法的正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并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社区矫正对象等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进行,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社区矫正对象再次违法犯罪。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时,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档案和信息管理平台中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教育、请假外出审批、考核奖惩等有关情况的审查。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监督线索,要及时开展调查核实,查清违法违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精准提出监督意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撤销缓刑监督案件时,应当全面考量行为人主客观情形,依法判断是否符合“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撤销缓刑情形。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沿用了2012年3月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20年7月1日废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撤销缓刑情形规定了兜底性条款,即有“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提出撤销缓刑建议。认定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时,应当全面考量社区矫正对象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行为的性质、次数、频率、手段、事由、后果等客观事实,并在准确把握其主观恶性大小的基础上作出综合认定。具有撤销缓刑情形而社区矫正机构未依法提出撤销缓刑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纠正意见,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
(三)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完善与公安机关等的沟通协作机制,防止社区矫正对象非法出境。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外出、报告、会客等监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不准出境。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遵守禁止出境等规定情况的监督管理,督促社区矫正机构会同公安机关等部门完善沟通协作和信息互通机制,防止社区矫正对象非法出境。
(四)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违法问题和重大隐患,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等提升监督效果。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人民检察院办理社区矫正监督案件时,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管理漏洞,应充分运用检察建议,依法依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督促执行机关整改落实、规范管理、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监督促进社会治理的效果,实现法律监督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双促进、双提升。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2012年3月1日起施行,2020年7月1日废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九条
社区矫正对象崔某某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132号)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重点审查对象 变更执行地 保外就医情形消失 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加强对因患严重疾病被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变更执行地等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监督工作中应当准确把握暂予监外执行适用条件,必要时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审查。发现社区矫正对象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且刑期未满的,应当依法提出收监执行的检察建议,维护刑罚执行公平公正。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崔某某,男,1958年8月出生,原山东某国有企业总经理。2015年6月2日因犯受贿罪被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至2025年1月20日止。2015年7月4日,崔某某被交付山东省淄博监狱服刑。2016年5月6日,崔某某因在监狱中诊断患有胃癌被暂予监外执行,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因其儿子在上海工作并定居,崔某某被暂予监外执行后在上海接受手术及化疗。后为便于病情复查及照料看护,崔某某提出申请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至上海市金山区。2017年3月6日,崔某某变更至上海市金山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崔某某在上海市金山区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能遵守社区矫正相关规定,按时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告病情复查情况,矫正表现良好。
2020年,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结合病情诊断、专家意见和法医审查报告认为,崔某某化疗结束后三年期间未发现癌症复发或转移现象,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且刑期未满,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提请监狱管理机关将崔某某收监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0年7月,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师等,以辖区内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工作为重点,开展专项监督。检察人员发现,崔某某自2017年6月化疗结束至2020年7月,由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出具的历次复诊小结中,均未见明显的胃癌症状描述,其是否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情形需要进一步调查。
2020年11月,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到金山区社区矫正中心就案件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调查核实 为全面掌握崔某某身体健康状况和接受社区矫正情况,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查阅了崔某某刑罚变更执行和接受日常监管矫正文书档案,以及原始病历资料和每三个月的病情复查材料等,询问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崔某某。同时为更精准判断崔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监督工作中所涉及的医学问题,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邀请主任医师杨某某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全程参与,提出咨询意见。经调查核实,崔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能够遵守各项规定,一直接受治疗,病情较为稳定。杨某某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出具“初步认为其胃癌术后恢复情况良好,无癌症复发指征”的专家意见。
监督意见 2020年9月23日,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向金山区司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组织对崔某某进行病情复查和鉴定。如鉴定结果为不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情形,应当及时提请收监执行。金山区司法局采纳了检察建议,组织病情复查。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作出“目前癌症未发现明显复发或转移”的诊断结论。2020年10月15日,金山区司法局就崔某某收监执行征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意见。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结合病情诊断、专家意见和法医审查报告认为,崔某某化疗结束后三年期间未发现癌症复发或转移现象,可以认定其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且刑期未满,符合收监执行情形,遂向金山区司法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同意对崔某某收监执行。
监督结果 2020年10月20日,金山区司法局向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发出《收监执行建议书》。2020年10月30日,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制发《暂予监外执行收监决定书》,决定将崔某某依法收监执行。2020年11月2日,崔某某被收监执行。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对于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对象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应当加强审查。对于交付社区矫正、变更执行地的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象,检察机关应及时审查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对于保外就医的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社区矫正对象,特别是在监内服刑时间较短、剩余刑期较长的人员,应当予以重点审查。社区矫正期间,人民检察院应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及时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对象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等情况,每三个月审查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象病情复查情况。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组织或者要求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组织诊断、检查或者鉴别。为保证相关结果客观公正,诊断、检查的医疗机构应当与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对象日常就诊的医疗机构不同且不存在利益相关。对于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出收监执行的检察建议,防止“一保到底”,切实维护刑罚执行公平公正。
(二)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可充分结合专家意见,综合判断社区矫正对象是否符合继续保外就医条件。人民检察院在对保外就医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活动开展法律监督时,要重点关注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依法判断是否仍属于《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规定的严重疾病情形。人民检察院在甄别病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保外就医情形是否消失时,可以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辅助对病情复查诊断书及相关化验单、影像学资料、病历、鉴定意见等材料进行审查,并充分考虑专家意见后进行综合判断。
(三)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的监督,切实防止通过变更执行地逃避刑罚执行问题的发生。为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因工作变动、居所变化、生活需要等正当理由,社区矫正对象可以申请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等情形的法律监督,重点审查变更理由是否合理、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充分、变更审批手续、交付接收程序等是否合法规范,同时应当监督变更执行地后的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九条(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2012年3月1日起施行,2020年7月1日废止)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四十四条
社区矫正对象王某减刑监督案
(检例第133号)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见义勇为 重大立功 减刑监督 检察听证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既监督纠正社区矫正中的违法行为,又依法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发现宣告缓刑的社区矫正对象有见义勇为、抢险救灾等突出表现的,应当监督相关部门审查确定是否属于重大立功情形,是否符合减刑条件。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减刑监督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召开听证会,围绕社区矫正对象是否符合重大立功等重点内容进行听证,结合原判罪名情节、社区矫正期间表现等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王某,男,1989年6月出生,2018年3月14日因犯诈骗罪被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缓刑考验期自2018年3月27日至2022年3月26日止。王某在浙江省德清县某街道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间,王某能够积极接受教育管理,各方面表现良好。
2019年11月12日上午,王某在德清县某街道进行社区服务时,发现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口的道路上,一辆正在施工的热熔划线工程车上的液化气罐突然起火,危及周边安全。王某见状主动上前施救,并成功排除险情。经德清县人民检察院监督,王某的行为被法院依法认定为重大立功,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王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缩减缓刑考验期一年。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救火事件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德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通过查看现场照片,并与德清县社区矫正机构确认,主动救火的人是社区矫正对象王某。德清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王某的行为可能构成重大立功情形,符合减刑条件。
2020年4月,浙江省德清县检察院组织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
调查核实 德清县人民检察院将王某主动救火的情况向社区矫正机构反映,但社区矫正机构未及时进行核查。检察机关随即开展调查核实等工作。一是审查救火事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通过走访事发现场,询问事发地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医生、道路施工人员、消防救援人员及周边群众,收集调取现场照片等证据,了解到当日工程车上的液化气罐突然起火,王某发现后三次往返火场灭火,最后爬上工程车徒手将有随时被引爆风险的7个液化气罐全部拧紧,成功排除一起重大火灾爆炸险情。灭火过程中,王某身体多处受伤。事发地位于德清县城闹市区,来往车辆和行人较多,周边均为居民区,一旦发生爆炸可能造成重大事故。二是审查王某在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情况。全面调取王某的社区矫正档案材料,询问王某和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了解到王某原判罚金刑已履行完毕,其在社区矫正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积极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月度考核中多次获得表扬。三是论证是否符合重大立功情形。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等部门,就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重大立功表现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推动社区矫正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取证。2019年12月25日,德清县人民检察院向德清县公安局发出王某见义勇为举荐书,德清县公安局核实后于2020年1月3日依法确定王某的行为系见义勇为。四是召开公开听证会。考虑到王某见义勇为行为已被媒体宣传报道,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德清县人民检察院围绕是否构成重大立功等问题组织召开检察听证会,邀请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社区矫正机构代表等人员作为听证员,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也参加听证。听证员认为,王某见义勇为行为成功排除了一起重大事故,符合重大立功的条件,有力传播了社会正能量,建议德清县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德清县司法局对王某提请减刑。
监督意见 2020年4月17日,德清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德清县司法局提出对社区矫正对象王某提请减刑的检察建议。
监督结果 2020年7月1日,湖州市司法局在审查德清县司法局报送的减刑建议书后,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社区矫正对象王某在排除重大事故中有见义勇为行为,且表现突出,构成重大立功,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2020年7月13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王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缩减缓刑考验期一年。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发现宣告缓刑社区矫正对象有重大立功线索的,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核实,依法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在缓刑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因此,人民检察院在监督工作中发现社区矫正对象有见义勇为等突出表现,可能构成重大立功的,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及时进行调查,依法予以确认。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开展调查核实。
(二)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减刑监督案件时,可以通过公开听证方式听取各方意见,最大程度凝聚共识,确保案件办理质效。人民检察院办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区矫正对象减刑监督案件,可以运用公开听证方式开展案件审查工作,广泛听取意见,并通过以案释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听证过程中,应重点围绕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立功情形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综合听证员意见,结合社区矫正对象见义勇为的具体表现、有效避免或阻止发生的危害后果,以及原判罪名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社区矫正期间表现等因素,经审慎研究,依法认定符合减刑条件的,应当向刑罚执行机关提出提请减刑的检察建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第九条
社区矫正对象管某某申请外出监督案
(检例第134号)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生产经营需要 申请外出 依申请监督 跟进监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履行社区矫正对象申请外出的审批职责。社区矫正对象因生产经营需要等正当理由申请外出,社区矫正机构未予批准,申请人民检察院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调查核实后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批准。社区矫正机构批准外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外出期间的动态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放得出”“管得住”。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管某某,男,1970年5月出生,江苏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6年7月21日,管某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自2016年8月2日至2021年8月1日止。管某某在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管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遵纪守法,服从监督管理,表现良好。
2020年8月,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根据管某某的申请,依法对某司法所不批准管某某外出申请进行监督。经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批准管某某外出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0年8月,湾沚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社区矫正对象管某某反映,其经营的某电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亟需本人赴上海、江苏等地洽谈业务,其向某司法所申请外出,未获批准,遂向湾沚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监督申请。
2020年8月,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原芜湖县社区矫正中心查阅社区矫正档案。
调查核实 受理管某某的申请后,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了解司法所不批准管某某外出的理由。主要是担心管某某外出后,可能发生脱管或重新犯罪等问题。二是调查管某某外出的必要性。经实地走访管某某经营的公司,查阅公司营业执照、纳税申报表和业务合同等材料,询问公司相关人员,查明管某某经营的公司共有员工近200名,年均销售额7000万元,年均纳税400余万元。管某某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业务一直由管某某负责经营管理。另查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其公司销售业绩下滑约40%,面临停产危险,亟需管某某赴上海、江苏等地拓展加工销售市场,帮助公司复工复产。三是评估管某某的社会危险性。经查阅管某某原刑事案件卷宗、社区矫正档案,走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综合分析其原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况,同时查明管某某在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社区矫正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未发生漏管、脱管情况。
监督意见 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管某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且为初犯,能认罪悔罪。同时,管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能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创业热情较高、回报社会意愿较强,现实表现良好,造成社会危险的可能性较小,其申请外出从事企业亟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申请外出的条件。2020年8月26日,湾沚区人民检察院与湾沚区司法局召开联席会议,检察机关结合管某某原判罪名情节、有期徒刑缓刑考验期间改造表现、申请外出事由等情形,提出社区矫正机构应依法批准管某某外出的检察意见,并与该区司法局就批准管某某请假外出事宜达成共识。
监督结果 2020年9月10日,某司法所批准管某某外出4天。之后,管某某又因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外出共计11次,均被批准。管某某因外出开展经营业务,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企业未出现停产、裁员情况,稳定提供就业岗位近两百个。
管某某外出期间,湾沚区人民检察院监督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对象重点监督台账,并与司法所对接,通过登陆司法局社区矫正智慧矫正系统,动态获悉司法所对管某某的监督管理情况。该司法所通过电话通讯、微信实时定位、社区矫正智慧监管系统平台推送信息等方式,核查管某某行动轨迹,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实现对管某某的动态监管。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申请审批工作。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应当自觉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保障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因生产经营需要等有正当理由的外出申请,社区矫正机构未批准,申请人民检察院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可综合社区矫正对象所在企业经营状况、个人在企业经营中的职责地位、外出理由是否合理紧迫、原犯罪性质和情节、社区矫正期间表现等情况,判断申请外出的必要性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危险性,准确提出监督意见。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确因生产经营、就医、就学等正当理由申请外出且无社会危险性的,应当认定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社区矫正机构依法予以批准。
(二)对于社区矫正机构批准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外出社区矫正对象的动态监管。社区矫正对象经批准外出,仍应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将批准外出社区矫正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电话联络、实时视频或者信息化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加强动态管理。必要时,可以建议外出目的地社区矫正机构协助进行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放得出”“管得住”。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
(检例第135号)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经常性跨市县活动 依申请监督 简化审批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保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因正常工作、生活需要申请经常性跨市县(包含跨不同省份之间的市、县)活动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予以批准,并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男,1978年2月出生,汽车驾驶员。2020年11月2日,贾某某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被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自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2月2日止。贾某某在河南省滑县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贾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遵纪守法,服从监督管理,表现良好。
2021年1月,河南省滑县人民检察院根据贾某某的申请,依法对滑县司法局不批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进行监督。经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批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1年1月,河南省滑县人民检察院接到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反映,其以从事长途货运服务为生,在社区矫正期间,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跨市、县活动,于2020年12月8日向滑县司法局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未获批准。现已严重影响其工作和生活,申请检察机关对滑县司法局进行监督。
调查核实 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请后,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了解社区矫正机构不批准贾某某申请的理由。通过走访滑县司法局,询问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滑县司法局不批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外出申请的理由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可以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批准一次的有效期为六个月。但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经常性跨市、县活动能否跨省,因此不予批准。贾某某可以在每次外出时,临时单独申请,社区矫正机构将根据申请予以审批。二是了解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必要性。通过调取贾某某家庭情况信息、父母及岳父母病历、贷款信息、银行流水,询问贾某某及其家属、村委会成员,了解到贾某某承包某运输公司滑县至江苏和山东某运输线路,每月需往返5至8次,频次较高;运输任务一般临时通知,接到任务后再向社区矫正机构申请外出,严重影响其按时完成运输任务。贾某某全家的生活支出主要依赖其工作收入,现因无法完成运输任务,收入锐减,已开始举债偿还每月一万余元的货车贷款和房贷,家庭正常生活开支难以维持。三是评估贾某某的社会危险性。经查阅贾某某原刑事案件卷宗、社区矫正档案,走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了解到贾某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系亲属之间矛盾引发,被宣告缓刑,社区矫正表现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其从事长途运输期间未发现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行为。
监督意见 滑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一是“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应当包含跨不同省份之间的市、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正常工作需要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根据立法精神,可以将“经常性跨市、县活动”中的“跨市、县”理解为包含跨省份之间的市、县。二是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确有必要。贾某某的运输任务一般临时通知,每次单独申请严重影响其正常工作需要。贾某某一直从事货运服务,运输收入为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如无货运服务收入,其家庭生活将无以为继,不利于贾某某顺利融入社会,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贾某某申请社区矫正机构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一次性批准其六个月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确有必要。
2021年1月20日,河南省滑县检察院组织召开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听证会。
2021年1月20日,滑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纪检监察人员作为听证员,就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必要性、社会危险性等问题组织了听证会。听证员一致认为,贾某某确属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社会危险性较小,一次性批准其六个月内可以跨市、县活动,更有利于解决贾某某家庭困难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滑县人民检察院参考听证意见并研究后,依法向滑县司法局提出检察意见,建议滑县司法局批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申请。
监督结果 2021年1月21日,滑县司法局就“经常性跨市、县活动”范围理解问题逐级请示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后,批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六个月。2021年10月,河南省司法厅印发《河南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审批管理办法》,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申请跨市、县活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省。
贾某某外出活动期间,滑县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滑县司法局加强对贾某某的教育管理措施,保证社区矫正效果。2021年5月,滑县人民检察院进行回访调查,了解到贾某某外出期间能够遵守法律法规,通过经常性跨市、县活动从事货运服务的收入保障了家庭正常生活。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保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新要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检察机关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重要体现。人民检察院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要立足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办理好事关社区矫正对象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起“小案”,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厘清“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界限。对社区矫正对象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提出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进行审批时,应当将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所指的“市、县”理解为,既包括本省域内的市、县,也包括不同省份之间的市、县。对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以相对固定时间、频次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长途货运司机、物流押送员、销售员等特定社区矫正对象,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履职,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批准社区矫正对象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申请。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19修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2004年制定,2005年第一次修订,2010年第二次修订,2019年第三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课题”)的管理,充分发挥课题制对检察理论研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工作方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结合实行课题制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的选题、组织实施和验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鼓励理论创新,着力研究检察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检察工作、检察改革和检察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条 课题每年面向全国发布,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
课题实行公开竞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择优立项。
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和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课题管理的日常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所”)具体负责,其职责如下:
(一)拟定课题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拟定课题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课题选题方向;
(三)办理课题的申报、评审、检查及成果验收,编辑出版课题研究成果,协调解决课题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四)组织和协调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
(五)其他相关事宜。
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审查理论所的课题管理工作,包括选题的拟定、课题的立项、经费的分配、结题的审查等。
第二章 课题申请、受理与审批
第五条 理论所在向检察实务界和法学界征求意见后提出课题选题建议,经领导小组审批,向社会发布课题申报公告。
第六条 课题申报条件:
(一)课题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研究工作的能力,能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二)重大课题负责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厅级以上行政职务;其他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相关职业经历或法学博士学位;
(三)申请人可以单独申报,也可以组成课题组联合申报;
(四)课题申请须经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所在单位承诺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负责经费的管理;
(五)申请课题的题目原则上须属于公布的选题范围,也可以有一定比例的自选题目;
(六)承担课题未结项的,不得再次申请;
(七)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会等相近内容课题的,不得申请。
第七条 课题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须填写并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交电子版申请书。
第八条 课题评审的基本标准:
(一)课题组具有完成该课题的能力,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
(二)课题研究方向正确,论证充分,研究重点明确、思路清晰、方法可行;
(三)研究具有前瞻性,能够产生具有创新性、实效性或应用性的研究成果,对实践具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第九条 理论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意见,报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向社会发布立项公告,并书面通知课题承担人。
第三章 课题中期检查
第十条 课题中期检查的目的是指导和督促各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保证课题研究工作实现课题设置的预期目标。
第十一条 课题中期检查应当采取以下方式之一:
(一)各课题组组织课题研究中期成果的论证座谈会,可以邀请理论所派员参加;
(二)理论所召开中期推进会,通知课题组负责人汇报和座谈,组织专家评议、提出改进意见;
(三)课题组向理论所提交研究中期成果,以书面方式征求意见或建议。
第十二条 中期检查的时间一般应安排在课题发布后半年内。
第十三条 课题组不能按时完成研究工作或课题组负责人工作发生变动致使课题研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理论所可决定中止该课题。
第十四条 理论所选派重点课题组代表在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汇报研究进度及主要成果。
第四章 课题结项及成果推广
第十五条 课题的研究期限从书面通知立项之日起算。重大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1-2年,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年;其他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1年,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半年。
各课题组应于预定完成期限以前向理论所提交结题申请书、结题报告、课题研究成果(重大课题的著作不少于10万字,重点课题的论文不少于2万字,一般课题的论文或调研报告不少于1万字)和课题成果要报(2000字左右)。
第十六条 理论所对各课题组的结题报告进行审查,根据结题报告的具体情况,提出准予结项或者修改的意见。
第十七条 课题验收的基本标准是理论上有创新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实践中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符合学术规范。
重大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专著出版或者有研究成果在权威报刊上发表;
重点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研究成果在法学知名期刊上发表;
一般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研究成果在综合知名期刊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自筹经费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或论文集上发表。
上述“权威报刊”、“知名期刊”的范围,按《检察系统权威、知名报刊名录》(请见附件)的有关规定确定。
理论所建立课题成果要报制度,积极组织和协调课题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每个课题结项之前都应当提交一份不少于2000字的成果要报,理论所择优刊载《检察理论参考》(内刊),或者通过其它途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和相关部门报送参阅。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可以随时提交要报。课题成果得到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采纳的,重点推荐。
第十八条 课题研究成果达到结题要求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给课题组发结题证书。
第十九条 课题报告未达到结题要求的,课题组应当对课题成果进行修改。对于不能按照修改意见完成修改工作的,根据具体情况,理论所可以作出延长一年结题或者结题报告不能通过验收的决定。
第二十条 理论所择优编辑出版当年结题的课题研究报告。
第二十一条 课题成果发表或出版时,应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成果”字样。
第五章 课题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课题经费的筹集、安排和拨付由理论所负责。
课题经费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从检察理论课题研究、评估及奖励费中拨款。国家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委托研究,课题选题具有较大价值,且提供一定经费支持的,可作为特别委托课题立项。
第二十三条 各类课题的设置及各个课题的经费数额视当年经费筹集情况具体安排。
重大课题的资助经费为10万元;
重点课题的资助经费为5万元;
一般课题的资助经费为2万元。
提倡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给予配套科研资金。
第二十四条 课题经费一次核定,分期拨付,包干使用,超支不补。
课题立项后,拨付课题启动经费,即课题经费总额的50%;
课题经验收合格准予结项的,拨付剩余经费,即课题经费总额的50%。
第二十五条 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同时要有利于促进科研人员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课题经费要专款专用,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项目承担者应充分利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现有的科研和工作条件,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效。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理论所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附:
检察系统权威、知名报刊名录(2019年版)
一、权威报刊(5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理论版)
二、法学知名期刊(27种)
中外法学、清华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当代法学、政法论坛、法商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法学论坛、政治与法律、行政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检察(地方版除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东方法学、北方法学、政法论丛、河北法学、法律适用、知识产权
三、综合知名期刊(5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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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2019〕8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水平,促进成果应用,现将《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在各地法院科研工作中参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0日
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相关要求,切实发挥人民法院相关项目业务指导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相关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水平,促进成果应用,实现科技创新与智慧法院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不断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一、加强组织保障,确保责任落实
(一)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人民法院科技创新工作进行指导和决策。
(二)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具体指导和协调工作。组织形成牵引各项目研究的核心成果应用与集成总体方案。依托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项目服务办公室。
(三)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项目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服务办”)。与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为各项目研究提供沟通、协调等综合服务。针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组织相关科学研讨和需求对接。
(四)项目示范法院。与项目承研单位联合开展科技创新需求研究和项目研究成果应用示范。
(五)项目牵头单位、课题承担单位。依据项目来源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和本意见,开展项目研究工作。
二、加强沟通协调,确保协同研究
(六)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意向和正式申报阶段,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业务应用需求、技术攻关目标、示范应用场景等内容形成共识。
(七)各级人民法院作为推荐单位或示范单位联合开展项目合作,或为项目成果应用出具示范证明时,应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八)项目服务办实时跟踪掌握各项目研究进展,了解存在问题和需协调的重大事项,及时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进行指导和决策。
(九)项目牵头单位在本项目研究过程中,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可通过项目服务办与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沟通、协调。
(十)项目牵头单位配合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及时梳理阶段性成果,并将相关过程文件及研究成果同步抄送项目服务办,实现项目数据汇交,以便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掌握项目整体情况,并在更大范围推动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共享,提升人民法院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三、加强技术研究,确保成果创新
(十一)项目牵头单位充分发挥跟踪专家作用,在核心成果应用与集成总体方案牵引下,结合智慧法院建设实际需求和现有基础开展重大技术问题创新研究。通过技术创新成果驱动智慧法院建设,及时形成相关政策建议,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十二)项目牵头单位应形成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案,并在研究方案中以图形方式对系统核心功能、内外部信息交互关系、应用场景等重点内容进行阐述,明确系统运行机理。
(十三)项目牵头单位结合系统运行机理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沟通研讨,就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重点、研究思路、预期成效等内容形成共识。
(十四)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成果遵循人民法院信息化技术标准,新增标准内容与现有人民法院信息化标准工作相统筹。
(十五)加强项目成果试验测试,重大测试活动安排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和相关专家参加观摩。
四、加强示范应用,确保发挥实效
(十六)对于存在应用示范任务的项目,项目牵头单位联合示范法院,形成项目应用示范总体方案,并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沟通研讨,形成共识。
(十七)开展应用示范的技术原型、系统、平台和装备必须在智慧法院实验室完成集成,验证技术标准一致性和功能性能符合性,集成试验过程可作为应用示范的一部分。
(十八)示范应用成果应具备采集核心功能应用性能、系统用户使用情况等运行质效数据的能力,为定量化应用示范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十九)项目牵头单位在示范法院指导下开展应用示范成效评估,形成应用示范成效评估报告,并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交换意见。
(二十)项目经费管理、检查验收、质量管理,以及其他未尽事宜参照项目来源主管部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发布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法办发〔2019〕10号)
本院各单位:
现将《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9月26日
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建设廉洁司法,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中得到严格贯彻落实。
2.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各项工作部署,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着力构建全面覆盖、科学规范、监管有效的审判监督管理制度体系,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
3.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当前在审判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明确职责分工、规范业务流程、细化工作要求,全面推动各级审判管理主体充分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二、审判流程管理
4.实行以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分案规则。
下列案件实行指定分案:
(1)一方当事人相同,且在事实、法律关系、案由、程序等方面存在客观关联性的案件;
(2)院庭长承办的案件;
(3)纳入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范围的案件。
指定分案的,应当在办案系统内注明具体原因。
5.分案后,一般不得变更承办法官及其他合议庭成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院庭长可以变更承办法官及其他合议庭成员:
(1)承办法官及其他合议庭成员需要回避的;
(2)承办法官及其他合议庭成员因客观原因需要脱产一个月以上的;
(3)因审判监督管理工作需要变更的。
变更承办法官及其他合议庭成员的,应当在办案系统中注明具体理由。
6. 根据审判监督管理工作需要,院庭长可以确定由五人组成合议庭审理下列案件:
(1)刑事二审、民事二审、行政二审案件;
(2)刑事再审、民事再审、行政再审案件;
(3)疑难、复杂的执行复议、执行监督案件;
(4)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
7.案件审判长一般由二级以上高级法官担任,也可由院庭长根据工作需要指定。
办案系统根据随机分案规则为每个案件自动匹配审判长、承办法官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庭长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或调整后,分案完成。分案过程在办案系统全程留痕。
8.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办案系统、档案系统、法信等相关检索工具,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并制作检索报告。
检索类案与关联案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向审判管理办公室提出需求。
9.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报告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情况后,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1)合议庭拟作出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规则一致的,除根据本规定需要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的以外,评议后可以制作、签署裁判文书;
(2)办理新类型案件时,合议庭拟作出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裁判规则的,应当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由院庭长决定是否按程序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3)合议庭拟作出裁判结果将改变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规则的,应当在审理报告中说明理由,然后提交主审法官会议研究,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梳理后,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按程序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4)合议庭发现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规则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报请庭长研究后将相关材料送交审判管理办公室,启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10.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定期将具有指导价值的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典型案例、专业法官会议纪要等文件整理后送审判管理办公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商相关业务部门审核认可后在本院内网“裁判规则指引”栏目公开。
11.合议庭经评议认为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审判长提交主审法官会议研究讨论:
(1)合议庭对案件处理存在重大分歧或承办法官持少数意见的;
(2)合议庭拟对二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
(3)合议庭拟对申请再审审查案件裁定提审、指令再审的;
(4)刑事、民事、行政再审审理案件;
(5)应当纳入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范围的案件;
(6)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7)其他需要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
12. 主审法官会议讨论案件之后,合议庭应当进行复议。合议庭复议多数意见与主审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一致的,由承办法官按多数意见草拟裁判文书并由合议庭全体成员签署或层报院庭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复议多数意见与主审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的,不再进行复议,按程序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3. 纳入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范围的案件,合议庭复议后应当由承办法官按多数意见草拟裁判文书,层报院庭长签发或层报院庭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14. 拟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的案件,层报主管院领导决定。
15. 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裁判文书由合议庭根据审判委员会决议草拟并层报院庭长签发。
各审判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审判委员会决议的落实进行监督,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督促检查。
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案件,决定后一个月仍未审结的,合议庭要说明理由,报主管院领导审批后送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
16. 下列案件的结案日期确定如下:
(1)以驳回、不予立案、撤回申诉、撤回申请、按撤回申诉处理、按撤回申请处理方式结案的申诉审查、申请再审审查、依职权再审审查、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案件,以结案文书送达申诉人、申请人的日期为结案日期;
(2)请示、指定管辖、提级管辖、移交管辖审批、执行协调案件,以结案文书送达报请法院的日期为结案日期;
(3)死刑复核、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核准、特殊假释复核、刑罚与执行变更、司法救助、司法协助、执行监督案件,以结案文书签章日期为结案日期;
(4)二审、再审、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等其他案件,以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等结案文书送达最后一方当事人的日期为结案日期。
17. 区分不同送达方式,确定送达日期如下:
(1)留置送达的,以裁判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日为送达日期;
(2)公告送达的,以公告刊登之日为送达日期;
(3)邮寄送达的,以交邮日期为送达日期;
(4)委托送达或通过有关单位转交送达的,以送达回证上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18. 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审限管理,建立审限管理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对案件审理期限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对一年半以上未结案件逐案分析原因、督促研究清理。
19.对于一年半以上未结案件,审限变更应当报请主管院领导审批。
审判管理办公室每半年形成对本院所有一年半以上未结案件的专项分析报告,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所在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应当逐案说明未结原因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20.申请重新计算、扣除、延长、中止审限,需要院庭长批准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提交申请并完成办理流程。
21. 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审限的规定。审限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至结案之日。
22.各类案件审(执)结后,书记员应当在三个月内完成卷宗归档;巡回法庭可适当延长一个月,其他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归档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最迟不能超过六个月。
档案部门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归档验收不合格退回的案件,书记员应当在一个月内补正完毕,送交档案部门。
23.在保管、使用卷宗过程中,必须确保卷宗始终处于可控制范围内,妥善保管,确保安全。
严格履行卷宗流转签收手续。借阅本人未参与审理的未归档卷宗的,应当书面层报庭长审批;借阅审批单归入案卷副卷。
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纸质卷宗移转、签收、保管操作规范,并适时开展抽查工作,确保卷宗移转、签收、保管符合操作规范。
三、案件质量评查
24.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公正公开、规范高效开展案件评查工作,将评查贯穿审判执行各环节、全流程。
评查案件时,应当着重检查案件实体、程序、卷宗管理等方面是否符合规定,将案件庭审质量、审限内结案、文书错误等核心评查指标与法官绩效考核挂钩,压实工作责任,实现评查工作的全覆盖、精细化和实质化。
25.开展案件评查工作可以分别采取重点评查、专项评查和常规评查等方式:
(1)重点评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牵头,在院机关抽调相关人员,或者邀请地方法院法官代表、法学专家、人大代表、特邀咨询员、特约监督员等参与,组成案件质量评查小组,对发回重审案件、改判案件、信访案件以及曾纳入长期未结、久押不决督办范围的案件等开展专门评查;
(2)专项评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定期对某一类案件的办案质量或办案环节进行专门的检查评定,一般采取部门间交叉评查方式进行。专项评查范围包括裁判文书、庭审活动、长期未结案件等;
(3)常规评查由各审判业务部门自行开展,对本部门各类已结案件开展定期评查,于每年年末形成本部门常规评查报告,提交审判管理办公室。常规评查原则上每季度开展一次,随机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同期结案数的10%,全年应当覆盖全体法官,具体可以采取合议庭互查、组织评查小组等方式进行。
26.案件承办法官对案件评查发现的差错,可以书面说明情况进行申辩,经所在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批后,报送至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决定最终评查结果。
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将案件评查结果作为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归入个人业绩档案,并结合案件评查结果,总结、推广优秀庭审主持、文书制作的先进经验,分析差错、瑕疵案件的具体原因,及时进行整改,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27.审判管理办公室和审判业务部门在评查工作中发现违法审判线索以及其他违法违纪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驻院纪检监察组。
四、附则
28.审判管理办公室应当加强对案件审判流程各环节的协调、监督、检查和通报,及时掌握各部门情况,定期公布推广各部门先进经验做法,督促提高审判监督管理水平。
29.本意见中所指的“庭长”包括各审判业务部门庭(局)长、主持工作的副庭长以及巡回法庭主持工作的副庭长。
30.本意见执行情况,纳入对各审判业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年度考核。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根据院考评委员会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细化审判绩效考核方案,区分案件类型、人员类别、工作内容等情形,对法官以及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业绩进行差别化的综合考核评估。
31.本意见自2019年10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三起检察机关简易公开听证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三起检察机关简易公开听证典型案例
(2022年6月23日)
张某某刑事申诉简易公开听证案
【关键词】
刑事申诉 矛调中心 网格管理
【要旨】
对一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信访人,以上门开展简易公开听证的方式审查办理,充分依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简称矛调中心)资源集成优势,邀请当地矛盾调处能力较强的人民调解员、法律工作者、村(居)委会代表等担任听证员,把听证室“搬”到信访人家门口,以人民群众可感可触可信的方式,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同时利用基层网格管理跟踪问效,既实现矛盾实质性化解,又促进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养成。
【基本案情】
申诉人张某某,系原案被害人任某某的丈夫。
2021年8月19日晚,被告人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某路段时,因超速且疏于观察,将停留在非机动车道内的任某某撞倒,致任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徐某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候,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经认定,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任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2022年2月28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判决生效后,张某某不服,以原案被告人徐某交通肇事后未出面道歉和赔偿,法院对徐某判处的刑期太轻,且法院未同意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未通知其参加庭审为由,向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机关组织简易公开听证过程】
审查办理。申诉案件受理后,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由检察长包案办理,控申、刑检等部门协作配合调阅原案卷宗、询问原案办案人员及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经审查,原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张某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承办人经与张某某进一步沟通了解到,其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的主要原因是对法律规定不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家庭经济困难,事故发生后未获得任何赔偿,内心难以接受。
听证准备。为快速有效解开申诉人法结心结,南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征得张某某同意,决定举行简易公开听证会。依托浙江省12309检察服务中心成建制、常态化入驻矛调中心,多部门一地办公、区镇村三级联动的特色协同优势,南湖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具有多年刑辩工作经验的派驻律师和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员担任听证员,并提前将申诉材料送听证员审阅。同时考虑到张某某身患残疾,腿脚不便,家中有年近九旬的老母随时需要照顾,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将听证场地安排在申诉人所在地村委会,以上门形式开展简易公开听证,同时邀请村网格员一同参与听证。
公开听证。2022年3月24日上午,张某某刑事申诉案件简易听证会在当地村委会召开,检察长担任主持人,原案检察官、张某某及其民事诉讼代理律师、村网格员到场参加。针对申诉人提出的问题,承办检察官指出,徐某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候处理,属于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本案应在两年以下确定基准刑,法院判决综合考虑事故责任认定、自首、认罪认罚及未赔偿等情节,确定的刑期并无不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系代理律师根据张某某授权,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更多赔偿而自愿放弃撤回,并非法院不同意其请求;徐某案发前经济条件窘迫,无赔偿能力,且案发后即被羁押,因此未能出面道歉。听证员随即指出,法院根据徐某的犯罪性质、情节所作判决,在量刑时已考虑徐某未赔偿情况;因张某某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其不再具有刑事案件当事人身份,法院未通知张某某参加庭审亦不违法。村网格员介绍了张某某的家庭情况,指出其为该村普通农民,与老母亲共同生活,二人均患多种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家境贫困。经过各方深入讨论交流,检察官详尽释法说理,听证员从中立的第三方角度发表了评议意见,一致认为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张某某表示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并当场签订息诉息访承诺书。
听证结束后,南湖区人民检察院考虑到张某某因案致贫的生活现状,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三天内即向张某某发放司法救助金3万元,并建议村委会对张某某的家庭生活情况予以关注、给予帮扶。张某某对检察机关的做法表示满意和感谢。南湖区检察院还积极联系村网格员开展回访,得知张某某目前生活稳定,心中“症结”已化解。
【典型意义】
针对信访群众年老体弱、不宜远行,或因婚姻家庭、亲友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信访案件开展上门简易听证,根据听证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托矛调中心大调解格局,发挥横向多部门协作、纵向多层级联动的协同优势,选取群众熟悉信任、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听证员,就地开展释法说理。同时,把检察工作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借助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加强“点对点”精准帮扶,真正解决信访人实际困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诉源治理促国家治理的能动履职。
陈某俊等民事虚假诉讼申请监督简易公开听证案
【关键词】
虚假诉讼 部门协作 线上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发挥信息化优势,借助科技手段,对于涉及多名当事人的同类型申诉案件,依托线上视频系统进行集中简易公开听证,融调查、说理和评议于一体,既为身处异地、因疫情防控规定无法出行的当事人提供便利,又将矛盾纠纷化解端口前移,用心用情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基本案情】
申诉人陈某俊,男,35岁,系原告金某诉债权追偿案的被告。
其他申诉人邹某楠、林某、王某玉、符某望、王某峰、杨某、赵某平、汤某、储某,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4至2018年间作出的多起同一原告金某诉债权追偿案的被告。
2015年9月22日,金某将陈某俊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陈某俊归还其借款本金40万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相应利息,并在诉讼期间提出财产保全申请。2016年2月1日,法院作出(2015)杨民一(民)初第7376号民事判决,支持原告金某的所有诉求。后法院对陈某俊存款等财产予以冻结、扣押,并将陈某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9年,经公安机关侦查,上述陈某俊、邹某楠等10人所涉民事借贷纠纷,均为原告金某与其同伙实施的“套路贷”诈骗犯罪案件。又查明:自2015年起,金某、吴某山在受害人邹某楠等所涉多起案件中陆续以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诉讼给付痕迹等方式,向邹某楠等多人实施“套路贷”行为,并恶意运用诉讼程序,获取多份民事生效判决,依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金某及其同伙吴某山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对前述事实供认不讳。2020年11月30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金某等原审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该院以金某等被告人犯诈骗罪,分别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金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沪02刑终111号判决,认为一审人民法院认定金某等犯诈骗罪事实清楚,并确认陈某俊等10人为该诈骗案的受害人。申诉人陈某俊于2021年2月致电杨浦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就前述涉民事虚假诉讼进行反映。
【检察机关组织简易公开听证过程】
审查办理。经初步审查,原案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办案过程中,发现了金某与陈某俊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已将监督线索移送至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相关虚假诉讼的事实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立即指定承办人负责收集陈某俊等受害人的信访诉求,与民事检察部门进行对接,整理案件证据材料,及时将处置进程告知受害人,将相关虚假诉讼案件线索进行并案处理,并与10名申诉人建立了经常性联系。
听证准备。为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控告申诉、民事检察部门联合接待申诉人后,决定采取部门协作开展简易公开听证方式,解答申诉人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的疑惑。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该系列监督案件涉及申诉人数众多、居住分散、出行不便,决定邀请法学专家、人民调解员、律师等三名专业人士作为听证员,于2022年3月16日进行线上集中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为了保障听证顺利有效开展,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事先拟定调查核实提纲、听证程序等,力求每位受害人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每个诉求的回应专业详实;控告申诉、民事检察部门会商后,进行多次讨论,形成视频会议简易听证方案;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与10名申诉人逐一联系确认,告知线上听证的时间、方式及调查询问程序等,得到了信访人的理解和配合。
公开听证。听证会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检察官主持,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认真听取了申诉人的诉求和依据,结合先期核实情况作了回应,依据法律规定一一解答了申诉人的提问。听证员对信访人需进一步收集、提交的证据材料等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同时建议检察机关在已查明事实基础上,在审查办理案件过程中,应依法区分真实借贷和虚假借贷的不同情形,通过一类问题通报或检察建议的方式,延伸案件办理效果,助推民间借贷领域法治化。
【典型意义】
针对信访人出行困难、居住地分散等原因,不能在现场参加听证的实际情况,依法能动履职,延伸检察监督的着眼点,将同类诉讼案件关联起来,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部门协作开展线上视频集中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以“个案审查、集中评议”的方式审查办理,拓展简易公开听证案件适用范围,充分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形成了工作合力,有利于将矛盾化解在首办环节。
徐某某申请侦查监督简易公开听证案
【关键词】
侦查监督 久侦未结 集约办案
【要旨】
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久侦未结引发的申请侦查监督案件,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侦查职责,但申请人仍心存疑惑,从受理环节开始对内统筹检察合力,对外协调其他机关,通过简易公开听证的方式面对面解答申请人的疑问,充分发挥出集约化综合办案效果,满足群众充分表达诉求和对公开公正的程序追求,促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
【基本案情】
2012年以来,申请人徐某某(原案立案监督申请人)多次向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反映,称温某某、王某玲等人涉嫌抽逃出资60万元,伙同王某国共同侵占公司资金,多次挪用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某公司和温某某、王某玲涉嫌虚假破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等多项刑事犯罪。另外,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徐某某诉某公司、温某某、王某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认为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将案件移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立案侦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不立案决定。
申请人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向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20年10月19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向该局发出宁雨检诉通立〔2020〕8号通知立案书。2020年11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作出雨公(板)立字(2020)333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温某某、王某玲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后,因证实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尚未收集到位,致使该案一直未能侦查终结。徐某某认为公安机关未能依法履行侦查职责,多次来电、来访要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督促公安机关加大侦办力度。
【检察机关组织简易公开听证过程】
审查办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在立案后三个月未能侦查终结,依法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故联系公安机关调查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非常重视,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同时派员陪同检察机关前往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调查。经调查,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侦查职责,其具体如何开展侦查工作不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遂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答复申请人。
听证准备。考虑到徐某某立案监督一案迁延日久,案发时间跨度大,较为疑难复杂,且申请人对立情绪严重,为及时就地化解矛盾,消弭对抗,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通过简易公开听证的方式,推进徐某某侦查监督案的办理。针对案件的特点、专业领域、矛盾焦点等问题,商请该案侦查机关负责人参与听证,并专门邀请了企业家、律师等专业人士担任听证员。
公开听证。2022年2月15日,徐某某申请侦查监督案简易公开听证会,在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举行,听证主要围绕以下争议焦点展开:
一是关于公安机关是否存在消极侦查的问题。公安机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立案以来开展的工作情况,承办人结合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补充说明,增加了相关内容的可信度。随后,听证员对公安机关近一年克服疫情影响,积极采取措施推进侦查工作予以肯定,同时对侦查工作中可以进一步细化和提升的地方提出了意见,尤其是律师听证员提出,希望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加强和申请人的有效沟通,并注意方式方法。
二是关于公安机关目前收集到的证据是否已达犯罪指控标准的问题。承办人耐心解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差异,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存在犯罪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就已经达到起诉定罪标准。法学专家听证员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据有较高的体系化要求,目前的证据情况尚未达到移送审查起诉标准,如果强行移送,检察机关只能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申请人权利义务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是关于企业经营失败导致的经济损失应当如何承担。企业家听证员一方面肯定了申请人作为企业家在经营中克服重重困难,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出了企业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层次的,针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更加理性的分析论证,从而帮助申请人逐步回归理性,打开了心结。法学专家听证员就如何协助公安机关更好地开展侦查工作发表意见,同时指出刑事诉讼不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手段,申请人应当系统思维,全面考量,不应当过度偏执于单一的刑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系统、科学地选择维权方式,更有效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听证结束后,在进一步梳理听证员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围绕申请人徐某某的诉求,控告申诉部门联合刑事检察部门进行会商,拟制补充侦查提纲,并召开检察院、公安机关联席会议,经过充分论证,检察机关提出的补充侦查计划获得了公安机关的认可。同时联合公益律师,帮助徐某某设计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方案,为其依法维权提供了更多的路径,让其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决心和务实举措,为有效化解矛盾创造条件。
【典型意义】
对于侦查监督案件采取简易公开听证方式审查办理,邀请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参与听证,既拓展简易公开听证案件适用范围,又能更好地对内统筹检察合力,对外协调其他机关,既增强法律监督工作质效,又发挥了集约化综合办案效果,有利于信访问题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法发〔202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规范量刑和量刑建议工作,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量刑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制定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现将《量刑指导意见》印发你们,并从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检察院全面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和量刑建议工作。量刑规范化改革和量刑建议改革对规范刑罚裁量权,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司法廉洁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实施《量刑指导意见》,是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和量刑建议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标准尺度,精心组织实施,积极推动量刑规范化工作和量刑建议工作深入发展,促进量刑公开公平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共同制定实施细则。《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的指导原则、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等作了原则性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规范、实用、符合司法实际的原则要求,共同研究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重点细化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以及罚金、缓刑的适用,确保实施细则符合相关规定,符合量刑实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021年6月底前,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完成实施细则制定工作,经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并与《量刑指导意见》同步实施。
三、全面深入组织实施。《量刑指导意见》自2021年7月1日实施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全面实施到位。对于符合规范范围的二十三种常见犯罪的量刑,都应当按照《量刑指导意见》提出量刑建议、规范量刑。对于其他没有纳入规范范围的案件,可以参照相关量刑规范提出量刑建议、规范量刑。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在量刑过程中坚持以定性分析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依法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要正确理解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情节,准确把握认罪认罚的基本内涵和不同诉讼阶段的表现形式,依法确定认罪认罚情节的适用和从宽幅度。要将宽严相济的指导原则贯穿到量刑的各环节和全过程,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切实加强培训指导。全面实施《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加强对基层办案法官、检察官特别是新任法官、检察官的业务培训,让每一位刑事法官、检察官都掌握量刑的基本方法,切实提高规范量刑建议、规范量刑的能力和水平,确保量刑公正。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加强调研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断总结提高,确保《量刑指导意见》全面、顺利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适时修改完善《量刑指导意见》,促进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工作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6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量刑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量刑的指导原则
(一)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的刑罚。
(二)量刑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
量刑时,应当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
(一)量刑步骤
1.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
(二)调节基准刑的方法
1.具有单个量刑情节的,根据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直接调节基准刑。
2.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一般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具有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进行调节。
3.被告人犯数罪,同时具有适用于个罪的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确定个罪所应判处的刑罚,再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
(三)确定宣告刑的方法
1.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刑幅度内,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
2.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只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确定法定最低刑为宣告刑;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3.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高刑以上的,可以依法确定法定最高刑为宣告刑。
4.综合考虑全案情况,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可以在20%的幅度内对调节结果进行调整,确定宣告刑。当调节后的结果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法确定宣告刑。
5.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适用。
(四)判处罚金刑,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据,并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决定罚金数额。
(五)适用缓刑,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依法作出决定。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具体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时,应当综合平衡调节幅度与实际增减刑罚量的关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一)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应当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30%-60%;
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10%-50%。
(二)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故意犯罪,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过失犯罪的,减少基准刑的20%-50%。
(三)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以及聋哑人或者盲人犯罪时的控制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四)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五)对于从犯,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情况,应当予以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六)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等不足以从宽处罚的除外。
(七)对于坦白情节,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
1.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
3.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
(八)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九)对于立功情节,综合考虑立功的大小、次数、内容、来源、效果以及罪行轻重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
1.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重大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十)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当从严掌握。
(十一)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对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当从严掌握。
(十二)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十三)对于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十四)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认罚的阶段、程度、价值、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等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
(十五)对于累犯,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应当增加基准刑的10%-40%,一般不少于3个月。
(十六)对于有前科的,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前科犯罪为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除外。
(十七)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十八)对于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故意犯罪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四、常见犯罪的量刑
(一)交通肇事罪
1.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因逃逸致一人死亡的,在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事故责任、致人重伤、死亡的人数或者财产损失的数额以及逃逸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综合考虑事故责任、危害后果、赔偿谅解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二)危险驾驶罪
1.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依法在一个月至六个月拘役幅度内确定宣告刑。
2.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根据危险驾驶行为、实际损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3.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综合考虑危险驾驶行为、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非法吸收存款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对于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根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存款人人数、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5.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综合考虑非法吸收存款数额、存款人人数、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清退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四)集资诈骗罪
1.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集资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根据犯罪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综合考虑犯罪数额、诈骗对象、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五)信用卡诈骗罪
1.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信用卡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根据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六)合同诈骗罪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诈骗手段、犯罪数额、损失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七)故意伤害罪
1.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以特别残忍手段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造成六级严重残疾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伤害后果、伤残等级、手段残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伤残程度可以在确定量刑起点时考虑,或者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
3.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综合考虑故意伤害的起因、手段、危害后果、赔偿谅解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八)强奸罪
1.构成强奸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强奸妇女一人的,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奸淫幼女一人的,在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三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二人以上轮奸妇女的;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强奸致被害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程度、强奸人数、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强奸多人多次的,以强奸人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强奸次数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
3.构成强奸罪的,综合考虑强奸的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
(九)非法拘禁罪
1.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致一人重伤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致一人死亡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非法拘禁人数、拘禁时间、致人伤亡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非法拘禁多人多次的,以非法拘禁人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非法拘禁次数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
3.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10%-20%:
(1)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
4.构成非法拘禁罪的,综合考虑非法拘禁的起因、时间、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抢劫情节严重程度、抢劫数额、次数、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抢劫罪的,根据抢劫的数额、次数、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抢劫罪的,综合考虑抢劫的起因、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
(十一)盗窃罪
1.构成盗窃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二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多次盗窃,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盗窃数额确定量刑起点,盗窃次数可以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以盗窃次数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
3.构成盗窃罪的,根据盗窃的数额、次数、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二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4.构成盗窃罪的,综合考虑盗窃的起因、数额、次数、手段、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二)诈骗罪
1.构成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诈骗罪的,根据诈骗的数额、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的起因、手段、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
(十三)抢夺罪
1.构成抢夺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或者二年内三次抢夺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抢夺数额、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多次抢夺,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抢夺数额确定量刑起点,抢夺次数可以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以抢夺次数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
3.构成抢夺罪的,根据抢夺的数额、次数、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抢夺罪的,综合考虑抢夺的起因、数额、手段、次数、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四)职务侵占罪
1.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的,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根据职务侵占的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职务侵占罪的,综合考虑职务侵占的数额、手段、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五)敲诈勒索罪
1.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或者二年内三次敲诈勒索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敲诈勒索数额、次数、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多次敲诈勒索,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敲诈勒索数额确定量刑起点,敲诈勒索次数可以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以敲诈勒索次数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
3.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根据敲诈勒索的数额、手段、次数、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在二千元以上敲诈勒索数额的二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被告人没有获得财物的,在二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4.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综合考虑敲诈勒索的手段、数额、次数、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六)妨害公务罪
1.构成妨害公务罪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妨害公务造成的后果、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单处罚金的,根据妨害公务的手段、危害后果、造成的人身伤害以及财物毁损情况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妨害公务罪的,综合考虑妨害公务的手段、造成的人身伤害、财物的毁损及社会影响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七)聚众斗殴罪
1.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聚众斗殴三次的;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聚众斗殴人数、次数、手段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聚众斗殴罪的,综合考虑聚众斗殴的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八)寻衅滋事罪
1.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寻衅滋事一次的,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纠集他人三次寻衅滋事(每次都构成犯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在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寻衅滋事次数、伤害后果、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根据寻衅滋事的次数、危害后果、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寻衅滋事罪的,综合考虑寻衅滋事的具体行为、危害后果、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十九)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情节严重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犯罪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根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犯罪对象、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综合考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危害后果、上游犯罪的危害程度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二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1.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五十克或者其它毒品数量达到数量大起点的,量刑起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十克或者其它毒品数量达到数量较大起点的,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情节严重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毒品犯罪次数、人次、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10%-30%:
(1)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2)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
(3)毒品再犯。
4.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1)受雇运输毒品的;
(2)毒品含量明显偏低的;
(3)存在数量引诱情形的。
5.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根据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种类、数量、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6.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综合考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种类、数量、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
(二十一)非法持有毒品罪
1.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非法持有毒品情节严重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根据非法持有毒品的种类、数量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综合考虑非法持有毒品的种类、数量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
(二十二)容留他人吸毒罪
1.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次数、违法所得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综合考虑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次数、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二十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1.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情节一般的,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情节严重的,在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人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的条件,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增加基准刑的10%-20%。
4.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根据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人数、次数、违法所得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5.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综合考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人数、次数、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五、附则
(一)本指导意见规范上列二十三种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其他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参照量刑的指导原则、基本方法和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规范量刑。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共同制定实施细则。
(三)本指导意见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3月9日《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7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决定,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立项131项,其中,经费资助课题90项,自筹经费课题41项。现予公布:
一、经费资助课题  1.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研究--以构建司法办案廉政风险防控责任为视角
申请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高保京  2.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完善
申请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焦慧强  3.打击全能神等邪教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负责人:庄 伟  4.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检察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负责人:朱小芹  5.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检察职能发挥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朝霞  6.检察案例指导制度运行分析与制度完善
申请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宫 鸣  7.“捕诉一体”刑事办案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申请单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郑立泉  8.危险驾驶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高树勇  9.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朱新燕  10.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研究--以司法责任制“双责”运行模式为依托
申请单位: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傅君佳  11.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裁量权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南和县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邵卫国  12.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管理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宋静芳  13.办理金融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孙中杰  14.民事虚假诉讼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山西省朔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原维宁  15.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内蒙古通辽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忠明  16.监狱巡回检察改革研究
申请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于 昆  1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沈迪满  18.互联网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研究--AI数据侵权
申请单位: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晶岩  19.互联网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以电商外卖平台为介入视角
申请单位: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朱 闯  20.生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等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宏弢  21.罪错未成年人干预措施分级管理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 雪  22.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研究
申请单位: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功杰  23.程序衔接+实体配合: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中沟通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孙长国  24.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研究--以黑恶势力犯罪为例
申请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成军  25.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检察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负责人:徐燕平  26.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实务初探--关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措施的思考
申请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浦雪章  27.生态环境领域刑事公诉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政府提起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谢闻波  28.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法律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恒进  29.加强和改进检察建议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孙 静  30.危险驾驶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登高  31.加强和改进检察建议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闵正兵  32.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朱 赫  33.涉互联网支付类案件若干法律疑难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邹建华  34.互联网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研究
申请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祺国  35.“捕诉一体”运行机制研究--以浙江实践为视角
申请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乐绍光  36.酒驾案件中“醉酒依据”的理解与适用--对“两高一部”法发〔2013〕15号文件第六条前半段的解读
申请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飞飞  37.正当防卫与回避义务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00份判决书为考察样本
申请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项振升  38.生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等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周 翔  39.民事虚假诉讼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李卫东  40.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确化研究
申请单位: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大学
负责人:胡胜友  4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华东升  42.检察建议的刚性效力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叶燕培  43.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申请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欧秀珠  44.“捕诉一体”改革背景下审查逮捕期间辩护律师阅卷权研究
申请单位: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沈 威  45.检察调查核实权及其运行机制探析
申请单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熊国钦  46.检察职能视域下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机制实证研究
申请单位: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刘鸿斌  47.检察建议宣告机制的规范化构建
申请单位: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邱运龙  48.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研究
申请单位: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宋晓磊  49.监狱巡回检察改革研究
申请单位: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世训  50.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检察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田效录  51.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业务监督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赵光南  52.办理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申请单位: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吴志军  53.生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等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孟宪英  54.检察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廖焱清  55.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陈晓华  56.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丁维群  57.新时代法律监督职能全面协调发展研究
申请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王国忠  58.串通投标犯罪司法认定及防治研究
申请单位: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 鸿  59.“捕诉一体”下审查报告改革的模式及路径
申请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雅衡  60.办理非法传销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林淑瑜  61.生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等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许 瑛  62.监狱检察监督“派驻+巡回”模式探究
申请单位:广东省乐昌中山地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何泳川  63.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黄继平  64.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申请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苏金基  65.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
申请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曾庆云  66.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黄常明  67.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梁经顺  68.检察机关入额领导干部直接办案研究
申请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永强  69.检察机关履行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职能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申请单位: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廖全军  70.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裁量权研究
申请单位: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黄国清  71.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承志  72.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脱贫攻坚战研究
申请单位: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杜树生  73.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申请单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玄玮  7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参与湖泊污染防治研究
申请单位: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李晓红  75.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研究
申请单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刘 刚  76.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研究
申请单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魏忠敬  77.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和菊利  78.审判人员违法监督一体化实证研究
申请单位: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黄 河  79.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防范与法治构建
申请单位: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梁 曦  80.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类型选择及衔接研究
申请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同振魁  81.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丁霞敏  82.检察调查核实权研究
申请单位: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金 石  83.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实践路径思考
申请单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 杰  84.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业务监督管理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韩 军  85.未检民事行政诉讼工作的发展研究
申请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 岩  86.办理“娜塔莎”毒品案件法律适用研究
申请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孙宝平  87.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郭立新  88.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研究
申请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新峰  89.办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工作机制若干探索
申请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易志斌  90.关于刑事诉讼中涉案当事人及相关企业民商事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申请人:赵旭东
二、自筹经费课题
1.检察机关保护民营经济共性化和差异化研究
申请单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祁治国
2.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罪过认定研究
申请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杨永华
3.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负责人:李 强
4.新时代检察机关优化法律监督产品供给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李学军
5.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柴畅达
6.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夏晓鹏
7.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的解释与适用
申请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郑明玮
8.加强和改进检察建议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丁校波
9.关于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裁量权研究
申请单位: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负责人:张宇宏
10.依法惩治涉黑涉恶保护伞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安文录
11.检察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严伟青
12.监检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葛志军
13.监检职务犯罪调(侦)查办案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王新阳
14.扫黑除恶法律问题研究之关于“保护伞”的认定
申请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鲍书华
15.新时代语境下以加强监督刚性为内核推动法律监督全面协调发展研究--以检察权为逻辑视角展开
申请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陈海鹰
16.论人民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办案衔接机制之构建
申请单位: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程相鹏
17.检察服务提升区域法治竞争力研究--以“亲清护企”为例
申请单位: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高扬捷
18.行政机关败诉案件调查研究--以2000余份生效行政裁判文书为样本
申请单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南昌铁路运输分院
负责人:刘 凡
19.检察官诉前、诉中和诉后主导责任研究
申请单位: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刘 娟
20.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构建
申请单位: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宋春波
21.罪错少年分级管理机制研究--以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分级预防矫治为视角
申请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陈宏钧
22.民事非诉执行活动检察监督困境及对策
申请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朱 斌
23.民事虚假诉讼监督研究
申请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谭泽林
24.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曾 翀
25.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
申请单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陈复军
26.打击网络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互联网3.0时代为视角
申请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卢 军
27.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新探索--以提前介入制度为切入点
申请单位:广西南宁铁路运输检察院
负责人:韦九报
28.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研究--以中国-东盟检察机关司法合作为视角
申请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邓光明
29.加强和改进检察建议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谭金生
30.危险驾驶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李鹏飞
31.检察机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
负责人:唐 立
32.浅论检察机关创新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促进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
申请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姜正权
3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解和适用
申请单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负责人:蒋涤非
34.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务相关问题探析
申请单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孔宪府
35.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
申请单位: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冯耀辉
36.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环节实践问题研究
申请单位: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张学军
37.生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等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申请单位:甘肃省张掖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柳小惠
3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速裁案件上诉审查程序研究
申请单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马连龙
39.监狱巡回检察改革研究
申请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赵红香
40.“一带一路”经济带背景下疆内城市转型法律服务保障研究
申请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康 锦
41.改进和加强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工作研究
申请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分院课题组
负责人:陈葛婧名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6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一般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请示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一般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请示的批复
(2017年9月30日 (2017)最高法民他88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湘高法〔2017〕41号《关于申请指定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一般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庭或者合议庭负责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
(法〔2020〕341号)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表现优异、实绩突出的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激励队伍,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等83个单位“全国优秀法院”称号,授予朱建娜等97名同志“全国优秀法官”称号,追授席伟等2名同志“全国优秀法官”称号,授予丁宇翔等198名同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2018-2019年度)”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各级人民法院和全体法院干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和把握“十四五”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受到表彰的优秀法院、优秀法官、办案标兵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见贤思齐、对标先进,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提高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质量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4日
全国优秀法院名单
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河北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晋州市人民法院
大名县人民法院
安国市人民法院
阳原县人民法院
山西省
天镇县人民法院
榆社县人民法院
绛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太仆寺旗人民法院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辽宁省
北镇市人民法院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临江市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
鸡西市梨树区人民法院
嘉荫县人民法院
逊克县人民法院
宝泉岭人民法院
上海市
崇明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
杭州互联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
砀山县人民法院
明光市人民法院
霍山县人民法院
福建省
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
南安市人民法院
尤溪县人民法院
江西省
贵溪市人民法院
上高县人民法院
永新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莒县人民法院
临沭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巩义市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
汝南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远安县人民法院
嘉鱼县人民法院
湖南省
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
新田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横县人民法院
浦北县人民法院
武宣县人民法院
海南省
澄迈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
渝北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叙永县人民法院
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安岳县人民法院
金川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
清镇市人民法院
施秉县人民法院
平塘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
永善县人民法院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洱源县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
尼木县人民法院
工布江达县人民法院
陕西省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凤县人民法院
彬州市人民法院
甘肃省
金塔县人民法院
岷县人民法院
两当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
祁连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隆德县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青河县人民法院
新和县人民法院
伽师县人民法院
解放军
长沙军事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
全国优秀法官名单
北京市
朱建娜(女)顺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谭劲松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天津市
胡艳阳(女,满族)宝坻区人民法院方家庄人民法庭副庭长
柳 斌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河北省
王玉杰(女,满族)承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海英(女)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
李永玮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
位海珍(女)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信深谦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山西省
马兴华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邢如灏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陈建新 保德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庭长
内蒙古自治区
王爱林(女)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邓宏涛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斯 琴(女,蒙古族)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沙圪堵人民法庭庭长
辽宁省
杨 松(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赵丹阳(女,满族)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徐春艳(女,蒙古族)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裘春华(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吉林省
刘明晶(女,满族)通榆县人民法院开通人民法庭庭长
谭 宏(女)蛟河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黑龙江省
王 洋(女)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付春红(女)依安县人民法院红星人民法庭庭长
*** 肇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
张淑霞(女)铁力市人民法院铁林人民法庭副庭长
上海市
吴盈喆(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二庭审判员
陆 淳(女)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
江苏省
刁安心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王 斌(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海忠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杨 菁(女)泗阳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黄文娣(女)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横山桥人民法庭庭长
浙江省
王优明(女)新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孙聪碧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金融审判庭)庭长
邹 丹(女)桐乡市人民法院濮院人民法庭庭长
徐黎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安徽省
李跃文(女)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吴 欣(女)寿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席 伟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福建省
李缘缘(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
邱熠枫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雁石人民法庭庭长
洪彦伟 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江西省
刘英生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桃花人民法庭庭长
李 鸿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秦传勇 湖口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山东省
马 骏(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刘美玲(女)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杨 宁(女)诸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董 芸(女)冠县人民法院定远寨人民法庭庭长
楚孔岭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李营人民法庭审判员
河南省
刘 沛(回族)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宋海燕(女)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骆慧杰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谢小丽(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蔡智玉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湖北省
李 军 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张艳丽(女)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陈彩霞(女)钟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韩笑莲(女,土家族)恩施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曾建彬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湖南省
王 健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 波(女)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周光清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靳 晓(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广东省
张海疆(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陈舒舒(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
林 兵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彭秋香(女)信宜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丘耀辉 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赵 会(女)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曹 阳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海南省
沈美萍(女)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重庆市
徐曼(女,土家族)黔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蒋陆军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白市驿人民法庭庭长
四川省
马小丽(女)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冯艳红(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万胜人民法庭庭长
李 洁(女)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审判员
袁 兵 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庭长
臧 永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贵州省
刘 琴(女,侗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张海波(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云南省
孙 莉(女)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李雪江(彝族)大姚县人民法院原院长
杨章亮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审判员
西藏自治区
杨 冰 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朗 珍(女,藏族)嘉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陕西省
伍贤畅 紫阳县人民法院洄水人民法庭庭长
李文庆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局局长
杨 军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甘肃省
马彦虎(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李 静(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张学丽(女)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青海省
宋春花(女,藏族)玉树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志聪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艾山江•吾布力(维吾尔族)英吉沙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张 斌 吐鲁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阿不力孜•沙吾提(维吾尔族)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解放军
海 娃(女)解放军军事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赵 辉 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梧桐人民法庭庭长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名单
北京市
丁宇翔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王相杰 东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杨 杰 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吴 薇(女)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副庭长
辛崇增 房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环境保护审判庭)副庭长
陈良刚 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周丽婷(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陶 钧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天津市
刘 斌 西青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刘冠球 东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陈妍红(女)河西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黄 帅 北辰区人民法院天穆人民法庭副庭长
河北省
王 冰 兴隆县人民法院半壁山人民法庭庭长
刘子明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祁 峰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孙海永 武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
李 霞(女)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邸 亮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张文庆(回族)黄骅市人民法院滕庄子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庆伟 乐亭县人民法院汤家河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 栋 滦南县人民法院长凝人民法庭负责人
山西省
王天明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申 艳(女)长治市屯留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李 成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张英迪(女)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张朝晖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内蒙古自治区
杨斌林 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张 静(女,蒙古族)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张静超(女)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夏晓伟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乌兰毛都人民法庭庭长
韩 宇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辽宁省
王洛宜(女)东港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刘 微(女,满族)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陈铁强 大连海事法院长海法庭副庭长
周发遴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贾宏斌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曹 雨(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韩 雪(女,回族)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吉林省
孙彦辉(女)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何芳松(女)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张宇桐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金钟浩(朝鲜族)延吉市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黑龙江省
宇文鸿宾 宾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孙 冰(女)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张淑梅(女)虎林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段余昆 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庭庭长
高 龙 龙江县人民法院龙兴人民法庭庭长
上海市
朱颖琦(女)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审判员
刘亚玲(女)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杨 帆(女)上海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审判员
沈 言(女)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岳婷婷(女)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庭长
倪 鸿 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虞增鑫 松江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审判员
江苏省
李师柯 句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 熠(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张戎亚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审判员
张祺炜(蒙古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陆 超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侯建伟 射阳县人民法院兴桥人民法庭副庭长
秦国渠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庭审判员
徐 平(女)泰兴市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判庭副庭长
徐福灿 昆山市人民法院千灯人民法庭庭长
蒯 舒(女)灌南县人民法院灌河流域环境资源法庭庭长
浙江省
成文娟(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未来科技城人民法庭庭长
杜 鹃(女)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邱依君(女)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张硕栋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处副处长
林彩霞(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罗孝炳 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审判员
金朝文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郑向华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黄振贤 象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廖水平 龙泉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诉讼服务中心主任
安徽省
方 春 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太平湖风景区人民法庭庭长
吕 芳(女)宿松县人民法院佐坝人民法庭庭长
刘 倩 枞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许汝佺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余海兰(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宋 鑫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尚凯飞 怀远县人民法院包集人民法庭副庭长
福建省
余崇斌 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景区人民法庭庭长
陈延忠 厦门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陈富强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郭 淋 平潭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黄 翔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埭头人民法庭副庭长
黄 曦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程 羽(女)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江西省
汪锦红 乐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昌 伟 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周小兵 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郑红葛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谌志卫 南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山东省
刘文强 昌乐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副庭长
许庆晓 费县人民法院速裁庭庭长
许学同 郓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李 钧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杨 帆(女)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肖窈窈(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张 红(女)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林 娜(女)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逯元丽(女)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
谭秀良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河南省
马俊勇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巡回审判庭庭长
许玉霞(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李 伟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处长
张 帆(女)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张亚敏(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张啸飞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万金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彩霞(女)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赵中友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
戚振岭 尉氏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崔云飞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湖北省
王建新 武汉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庭长
代先华(女)随县人民法院均川人民法庭庭长
张卫疆 蕲春县人民法院漕河人民法庭庭长
张亚斌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肖港人民法庭庭长
周黎笋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胡志刚 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高 虹(女)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汀祖人民法庭庭长
黄 超 仙桃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湖南省
艾艳萍(女)桃源县人民法院陬溪人民法庭庭长
田代飞(土家族)龙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李育君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鹤岭人民法庭副庭长
肖 为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余园静(女)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易江山 洪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曾海丰 新化县人民法院燎原人民法庭副庭长
广东省
王 敏(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刘培英(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审判庭审判员
陈剑锋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陈晓文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周冰清(女)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黄永松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谢郁清 郁南县人民法院连滩人民法庭庭长
廖泰琳(女,土家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速裁庭)审判员
谭艳婷(女)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常平人民法庭审判员
魏 海(满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审判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 娜(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周 灿(女)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唐胜伟 桂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盘桂淑(女,瑶族)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葛译超 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海南省
李东波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林宏业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审判员
袁艺畅(女)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重庆市
刘天柱 巴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芯妍(女)潼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
刘娟娟(女)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庭长
杨宝黎 南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陈方玲(女)巫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蒋佳芸(女)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四川省
王士雨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南岸人民法庭副庭长
王代伍 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员
刘 莉(女)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李海燕(女)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周 航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审判员
郑 飞 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胡全胜 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唐 强 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蒋毅君 大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
贵州省
朱琪瑨(女,苗族)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刘 飞 兴义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局局长
李晓燕(女)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蔡官人民法庭庭长
张 敏 石阡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赵 敏(女)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云南省
王艳红(女)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许 跃(女)文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治平 弥勒市人民法院朋普人民法庭副庭长
易 文(女)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钏祚能 腾冲市人民法院固东人民法庭审判员
陶润仙(女,基诺族)景洪市人民法院速裁庭审判员
西藏自治区
扎西欧珠(藏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江当人民法庭庭长
央宗(女,藏族)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张铁球 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陕西省
孙明治 洛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李晓婷(女)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曲江新区人民法庭审判员
胡 喆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河东店人民法庭庭长
贾珍亚(女)商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徐 炯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甘肃省
马进荣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
王素芳(女)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郭 红(女)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北道埠人民法庭庭长
常喜娥(女)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董志人民法庭副庭长
青海省
乔莉芹(女)贵南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伊海龙(蒙古族)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裴淑文(女)格尔木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马瑞玲(女,回族)平罗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杨天成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蒲茜淞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马 荣(女)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艾尼瓦尔•艾则孜(维吾尔族)库车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陈思思(女)伊宁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和 颖(女,满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解放军
邓建良 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薛永刚 中部战区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李 丽(女)北屯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邱书霞(女)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二十起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二十起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17日)
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目录
1. “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涉横向垄断协议的合同效力认定
2. “无励磁开关专利侵权和解协议”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298号】--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3. “幼儿园”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253号】--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违约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4. “涉沙格列汀片剂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388号】--非垄断案由案件中的反垄断审查
5. “延安混凝土企业”合同纠纷及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知民初509号】--横向垄断协议的损害赔偿计算
6. “涉中超联赛图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中的反垄断审查
7. “威海水务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公用企业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及损害赔偿计算
8. “海南消防检测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行政处罚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880号】--反垄断罚款基数“上一年度销售额”的理解
9. “茂名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行政处罚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29号】--“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以及“上一年度”的理解
10. “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行政处罚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行初12号】--行业协会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1.“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涉横向垄断协议的合同效力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诉台州市路桥区东港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等、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吉利驾培公司、承融驾培公司与东港驾培公司等13家被诉驾培单位以及第三人浙东驾培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中,同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的涉案15家驾培单位签订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联营公司即浙东驾培公司,固定驾驶培训服务价格、限制驾驶培训机构间的教练车辆及教练员流动,涉案15家驾培单位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如报名、体检、制卡等)均由浙东驾培公司统一在同一现场处理,浙东驾培公司对应收取服务费850元。其中,联营协议第三条具体约定联营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涉案15家驾培单位中的吉利驾培公司和承融驾培公司以该15家单位构成垄断经营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无效。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涉案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中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相关条款无效,但同时认为,浙东驾培公司统一处理涉案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其收取850元服务费的行为符合垄断协议豁免条件。吉利驾培公司、承融驾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改判确认联营协议中股本结构条款无效,东港驾培公司等13家被诉驾培单位提出的固定价格协议豁免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欲以该协议具有2008年施行的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为由主张豁免,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协议具有上述五项法定情形之一项下所指积极的竞争效果或经济社会效果,且该效果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能仅仅依赖一般性推测或者抽象推定;一审法院在经营者没有提供真实、有效证据支持其豁免主张情况下,主要根据一般经验推定浙东驾培公司统一提供服务的效果,直接认定其统一收费符合垄断协议豁免情形,适用法律不当。合同条款违反反垄断法关于禁止垄断行为的规定原则上无效;如果合同无效部分会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也应无效;涉案联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主要是当事人实施横向垄断协议、实现市场垄断目的的手段;判断合同或者合同条款是否因违反反垄断法而无效时,还应该考虑消除和降低垄断行为风险的需要,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案涉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全部无效。
【典型意义】
本案强调当事人主张垄断协议豁免应当承担具体证明有关实际效果的举证责任,同时明确了认定涉横向垄断协议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原则、考量因素与价值目标。本案裁判对于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反垄断司法职能作用,依法消除和降低垄断行为风险隐患,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具有示范意义。
2.“无励磁开关专利侵权和解协议”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298号〔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诉武汉泰普变压器开关有限公司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泰普公司起诉华明公司侵害其“一种带屏蔽装置的无励磁开关”发明专利权,双方于2016年1月签订“调解协议”(未经法院确认,实为和解协议),约定:华明公司仅能生产特定种类的无励磁分接开关,对其他种类的无励磁分接开关只能通过泰普公司供货转售给下游客户,且销售价格要根据泰普公司供货价格确定;在海外市场,华明公司为泰普公司持股的泰普联合公司作市场代理,不得自行生产或代理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且销售价格与泰普公司的供货价格一致。2019年华明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和解协议属于垄断协议,违反反垄断法,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和解协议不属于垄断协议,判决驳回华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华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如果专利权人逾越其享有的专有权,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则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涉案和解协议与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缺乏实质关联性,其核心并不在于保护专利权,而是以行使专利权为掩护,实际上追求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属于滥用专利权;涉案和解协议构成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和销售数量、固定商品价格的横向垄断协议,违反反垄断法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和解协议全部无效。
【典型意义】
专利权是一种合法垄断权,经营者合法行使专利权的行为不受反垄断法限制,但是经营者滥用专利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则受到反垄断法规制。该案明确了涉及专利权许可的横向垄断协议的分析判断标准,就审查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达成的调解或和解协议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作出了指引,对于规范专利权人合法行使权利、提高全社会的反垄断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3.“幼儿园”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违约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253号〔进贤县温圳镇艺术幼儿园诉进贤县温圳镇六佳一幼儿园、万珍、进贤县温圳镇艾乐幼儿园、进贤县温圳镇金贝贝幼儿园、进贤县温圳镇才艺幼儿园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艺术幼儿园主张其与六佳一幼儿园等其他四家幼儿园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各方对收入和开支共同结算并平均分配利润,六佳一幼儿园等四家幼儿园对艺术幼儿园的人数减少和其不在特定区域开设幼儿园进行补偿。后因该四家幼儿园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偿款,故艺术幼儿园起诉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六佳一幼儿园支付补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五家幼儿园签订涉案协议并确认了收费标准,划分了当地幼儿园市场,该行为明显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且在特定时间内实现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涉案协议因违反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故判决驳回艺术幼儿园的诉讼请求。艺术幼儿园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协议明确约定了固定和上涨价格、个别经营者退出相关市场等内容,不仅明显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而且也实际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并无不当。艺术幼儿园请求六佳一幼儿园和万珍向其支付协议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及违约金,实质上是要求瓜分垄断利益,人民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垄断行为限制公平竞争,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由此而产生的收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本案阐明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为垄断行为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而不为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提供不当获利的机会。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根据该协议主张损害赔偿,实质上是要求瓜分垄断利益,人民法院对该类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对于打击横向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引导幼教行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涉沙格列汀片剂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非垄断案由案件中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388号〔阿斯利康有限公司诉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瑞典阿斯利康公司为一种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专利号为01806315.2、名称为“基于环丙基稠合的吡咯烷二肽基肽酶IV抑制剂、它们的制备方法及用途”的发明专利的继受权利人,专利产品为沙格列汀片。涉案专利原权利人为使专利权效力免受挑战,曾与无效宣告请求人(奥赛康公司关联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请求人撤回针对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请求人及其关联方即可获许在涉案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前5年多实施涉案专利。后请求人依约撤回无效宣告请求,并由其关联方奥赛康公司实施涉案专利。之后,阿斯利康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奥赛康公司侵害涉案专利权。一审法院认为,奥赛康公司方有权依据涉案《和解协议》实施涉案专利,故判决驳回阿斯利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阿斯利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又以双方于二审审理期间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回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撤回上诉申请应当依法进行审查,涉案《和解协议》符合所谓的“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外观,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对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之后再决定是否准许撤回上诉。经审查,综合考虑涉案专利权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等具体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准予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是药品专利权利人承诺给予仿制药申请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补偿(包括减少仿制药申请人不利益等变相补偿),仿制药申请人承诺不挑战该药品相关专利权的有效性或者延迟进入该专利药品相关市场的协议。本案是目前中国法院首起对“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作出反垄断审查的案件,虽然只是针对撤回上诉申请所作的反垄断初步审查,而且最终鉴于案件具体情况也未明确定性涉案和解协议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但该案裁判强调了在非垄断案由案件审理中对当事人据以提出主张的协议适时适度进行反垄断审查的必要性,指明了对涉及“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审查限度和基本路径,对于提升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意识、规范药品市场竞争秩序、指引人民法院加强反垄断审查具有积极意义。
5.“延安混凝土企业”合同纠纷及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横向垄断协议的损害赔偿计算
【案号】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知民初509号〔延安市嘉诚混凝土有限公司与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及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嘉诚公司自2018年3月开始向福建三建公司供应混凝土。包含嘉诚公司在内的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10家混凝土企业联合声明,自2018年7月1日开始,所有标号的混凝土每立方米在原价基础上上浮60元。2018年7月13日,嘉诚公司与福建三建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混凝土每立方米单价全面上涨45元。同月,原陕西省工商局接到嘉诚公司等涉嫌垄断的举报,于2018年8月启动调查,但嘉诚公司对混凝土供应单价并未作出调整,亦未向福建三建公司告知相关情况。自2019年4月开始,福建三建公司和嘉诚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对同标号混凝土在先前价格基础上每立方米再次上涨25元。2019年8月,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对嘉诚公司和其他9家混凝土企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作出处罚决定。2019年9月底,嘉诚公司对福建三建公司的混凝土供应结束,10月双方组织结算。在嘉诚公司向福建三建公司主张欠付混凝土货款时,福建三建公司得知嘉诚公司因实施垄断行为被行政机关处罚,遂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嘉诚公司赔偿相应损失。该院审理认为,当事人之间因形式上的契约自由不能成为实施垄断行为一方违法行为的合法外衣。经营者达成涨价协议对交易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横向垄断协议损害赔偿,对难以脱离当地供应市场或对技术支持需求较高的商品,应以垄断协议所固定价格与此前在自由市场竞争中与交易相对人所约定产品价格的差值进行计算。故判决福建三建公司向嘉诚公司支付欠付合同款约602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嘉诚公司向福建三建公司支付因实施横向垄断协议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金约143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横向垄断协议的受害人在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认定被诉垄断行为违法并作出行政处罚后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反垄断民事诉讼是垄断行为受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的基本途径,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方式。本案基于经济学原理和一般市场交易规律,对不同交易形态特征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数额认定和计算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同时也生动展现了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形成反垄断法执法和司法合力、切实提升反垄断法实施效果具有典型意义。
6.“涉中超联赛图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中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基本案情】
经中国足协授权,中超公司取得中超联赛资源代理开发经营权。中超公司于2016年网上公开招标2017-2019年中超联赛官方图片合作机构,映脉公司以相应报价中标,由此取得独家经营中超联赛图片资源的权利,而体娱公司未中标。但体娱公司仍于2017年、2018年派人进入中超联赛现场拍摄图片并销售传播,期间中国足协出面发布声明予以制止以维护映脉公司的独家经营权。体娱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以中超公司、映脉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映脉公司进行交易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超公司、映脉公司停止垄断行为、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超公司、映脉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两公司从事被诉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判决驳回体娱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体娱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滥用权利以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但是由权利内在的排他属性所形成的“垄断状态”并非权利滥用行为。中超公司、映脉公司在中超联赛图片经营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中超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授权映脉公司独家经营2017-2019年中超联赛图片资源,在程序上体现了竞争;该经营权独家授予是竞争的应然结果,且有其合理理由,不具有反竞争效果。同时,中超联赛图片用户(需求方)只能向映脉公司购买该赛事图片,系基于原始经营权人中国足协依法享有的经营权并通过授权形成的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且有合理性,该限定交易情形有正当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排他性民事权利的不正当行使才可能成为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而民事权利的排他性或者排他性民事权利本身并不是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本案对于厘清排他性民事权利的行使边界、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具有重要价值。
7.“威海水务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公用企业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及损害赔偿计算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诉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宏福置业公司是一家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21年1月宏福置业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威海水务集团赔偿因其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给宏福置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支付诉讼合理开支。一审法院认定,威海水务集团在威海市区供水、污水设施建设和管理中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威海水务集团存在限定交易行为,判决驳回宏福置业公司诉讼请求。宏福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威海水务集团不仅独家提供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而且承担着供水设施审核、验收等公用事业管理职责,其在参与供水设施建设市场竞争时,负有更高的不得排除、限制竞争的特别注意义务。威海水务集团在受理给排水市政业务时,在业务办理服务流程清单中仅注明其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联系方式等信息,而没有告知、提示交易相对人可以选择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属于隐性限定了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宏福置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限定交易的实际支出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合理交易价格,且其自身对涉案给排水设施的拆除重建负有主要责任,其也没有提供可供法院酌定损失的相关因素。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威海水务集团赔偿宏福置业公司为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阐明了认定限定交易行为的重点在于考察经营者是否实质上限制了交易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为具有市场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特别是公用企业提供了依法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行为指引。同时,本案明确了限定交易垄断行为造成损失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为类案审理中确定垄断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裁判指引,也为垄断行为受害者通过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积极寻求救济提供了规则指引。
8.“海南消防检测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反垄断罚款基数“上一年度销售额”的理解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880号〔海南盛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盛华公司于2017年起在海南省消防协会消防维保检测行业分会组织下与其他企业达成并实施消防安全检测价格的垄断协议,该公司经营业务范围有20余项,其2018年度销售额1亿元,其中开展消防安全检测业务的经营收入为93.9万元。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经立案调查于2020年11月决定对盛华公司处以2018年销售额1亿元1%的罚款即100万元。盛华公司不服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海南省市场监管局以实施垄断协议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未实施垄断行为所取得的销售收入一并作为处罚基数来计算处罚金额错误,遂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海南省市场监管局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2008年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计罚基数时对“上一年度销售额”没有作进一步限定,结合立法目的和一般法律适用原则,将“上一年度销售额”原则上解释为全部销售额具有合理性;考虑盛华公司实施垄断协议的时间、性质、情节等因素,本案罚款数额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盛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多年来反垄断行政执法实践和学理研究中对反垄断罚款基数“上一年度销售额”存在多种理解,本案二审判决从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出发,对其含义作出了原则性阐释,并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了确定罚款数额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本案裁判对依法支持和监督反垄断行政执法、促进司法标准与行政执法标准统一具有重要价值。
9.“茂名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以及“上一年度”的理解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29号〔茂名市电白区建科混凝土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12月期间,包括建科混凝土公司在内的19家广东省茂名市及高州市预拌混凝土企业通过聚会、微信群等形式就统一上调混凝土销售价格交流协商,并各自同期不同幅度地上调了价格。2020年6月,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该19家企业的行为进行查处,且均以2016年度销售额为基数,对3家牵头企业处以2%的罚款,对其他16家企业处以1%的罚款。建科混凝土公司不服处罚决定,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建科混凝土公司诉讼请求。建科混凝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包括建科混凝土公司在内的涉案19家预拌混凝土企业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信息交流,具有限制、排除相互间价格竞争的共谋,其被诉行为具有一致性,且不能对该行为的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释。同时,根据相关市场的市场结构、竞争状况、市场变化等情况,被诉行为产生了反竞争效果。因此,建科混凝土公司的被诉行为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横向垄断协议项下的“其他协同行为”,涉案19家混凝土企业达成并实施了“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横向垄断协议。关于被诉处罚决定的罚款计算,“上一年度销售额”是计算罚款的基数,原则上“上一年度”应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被诉行为发生于2016年并于当年底停止,反垄断执法机构于2017年启动调查,因此,以2016年销售额作为计算罚款的基准,更接近违法行为发生时涉案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与执法实践中通常以垄断行为停止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来计算经营者销售额的基本精神保持一致,也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其他协同行为”属于横向垄断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因其不直接体现为明确的协议或决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在行政主管和司法认定上存在难度。本案明确了一致性市场行为和信息交流两个因素可以证明存在“其他协同行为”,然后应由经营者对其行为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释。该分层认定方式有助于厘清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合理分配了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同时,本案对反垄断罚款基数的“上一年度销售额”中“上一年度”作出原则性阐释,既尊重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权,保证行政执法效果,维护反垄断执法威慑力,也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裁量基准和方法依法作出指引。
10.“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行业协会涉嫌垄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案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行初12号〔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为抵制个别检测单位降价或变相降价,制订《工作方案》并通过会员《公约》,以行业自律之名要求全体会员不得降价或变相降价。为保证落实到位,还要求会员单位缴纳保证金。2018年前后,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多次倡导并讨论如何调整收费,制定统一调价方案并组织实施。自2018年6月4日起,协会31家会员单位同步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调整后的收费标准几乎完全相同。因集体同步统一涨价且涨价幅度较大,此事引发当地热议和媒体关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开展反垄断调查后,认定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上述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罚款40万元。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涉案处罚决定。该院审理认为,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利用行业特性所产生的区域影响力限制会员单位降价或变相降价,制定了划定各项收费项目收费下限的统一收费标准及实施时间的垄断协议,并组织会员单位实施的行为,属于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经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后,驳回了惠州市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行业协会既有促进行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功能,又有促成和便利相关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的可能性和风险。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行业依法竞争和合规经营。本案分析了被诉行业协会通过集体决策实施垄断行为的本质,对于规范行业协会加强自律、引导其防范垄断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目录
1.“陪伴式”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涉直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2.“不粘锅”商业诋毁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50号】--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3.“喜剧之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2289号】--作品名称权益的保护
4.“App唤醒策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87715号】--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5.“微信抽奖”有奖销售行政处罚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1)苏0509行初44号】--违法有奖销售行为的认定
6.“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913号】--“刷单炒信”行为的认定
7.“张百年”仿冒混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4号】--仿冒混淆行为的认定
8.工程图片虚假宣传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号】 --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9.“胍基乙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621号】--被许可人保密义务的认定
10.“芯片量产测试系统”侵害技术秘密行为保全措施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46号】--侵害技术秘密案件中行为保全措施的适用
1.“陪伴式”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涉直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案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盛力世家(上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经国际奥委会和中央电视台授权,央视公司在中国境内享有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第31届里约奥运会电视节目实时转播、延时转播、点播服务的专有权利。里约奥运会期间,央视公司发现新传在线公司、盛力世家公司未经许可,将“正在视频直播奥运会”等作为百度推广的关键词,吸引用户访问其网站并下载“直播TV浏览器”,可直接观看央视公司直播的奥运赛事。此外,两公司还在网站设置“奥运主播招募”栏目,鼓励用户充值打赏支持主播直播奥运会,吸引用户下载“直播TV浏览器”,引导用户进入专门直播间后,以“嵌套”的方式呈现央视公司转播奥运会节目的内容,向用户提供主播陪伴式奥运赛事“直播”,并借此牟利。央视公司以新传在线公司、盛力世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两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两公司作为专业的体育赛事直播平台经营者,以“搭便车”为目的,通过实施被诉侵权行为获取不当的商业利益与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全额支持央视公司的诉讼请求。新传在线公司、盛力世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规范网络直播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坚持保护合法权益与激励创新并重的原则,为经营者划定行为界限,为直播行业等网络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行为指引,彰显了人民法院加大奥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鲜明态度。
2.“不粘锅”商业诋毁纠纷案
--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案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50号〔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巴赫厨具有限公司、浙江中康厨具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苏泊尔公司认为,巴赫公司在多个媒体平台通过主持微博话题讨论、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明示或暗示苏泊尔公司生产、销售的“X晶盾不锈钢炒锅”侵害其“蜂窝不粘锅”专利权,损害苏泊尔公司的商业信誉,构成商业诋毁。中康公司与巴赫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混同,应对被诉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苏泊尔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巴赫公司、中康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巴赫公司将未定论的状态作为已定论的事实进行宣传散布,宣称苏泊尔公司模仿其专利,超出了正当维权的范畴,构成商业诋毁。遂判令巴赫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苏泊尔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300万元。苏泊尔公司与巴赫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关于判令巴赫公司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判项,并加判巴赫公司立即停止传播、编造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的行为(立即删除相应平台发布的内容)。二审判决生效后,巴赫公司推诿执行、消极执行,人民法院对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典型意义】
本案是规制经营者实施商业诋毁行为的典型案例。涉案商业诋毁行为的传播渠道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微博、直播等网络途径。本案从裁判内容到判决执行乃至采取司法处罚等各环节,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制裁商业诋毁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司法导向。
3.“喜剧之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作品名称权益的保护
【案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2289号〔星辉海外有限公司诉广州正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力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星辉公司是电影《喜剧之王》的出品公司及版权持有人,该片导演为周星驰、李力持。《喜剧之王》于1999年2月至3月期间在香港上映,票房位列1999年最卖座香港影片榜首。2018年3-4月,李力持、正凯公司分别在新浪微博账号“李力持导演”“正凯影视”发布多条宣传被诉侵权电视剧《喜剧之王2018》及演员海选试镜会的微博。李力持还发表微博称“香港导演李力持自1999年拍摄电影《喜剧之王》后,意犹未尽,......周星驰御用导演李力持喊你来试镜啦!”星辉公司以正凯公司和李力持实施的上述行为构成仿冒混淆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电影《喜剧之王》及其名称在我国内地具有较高知名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正凯公司、李力持未经许可使用“喜剧之王”,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及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正凯公司与李力持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制止仿冒混淆及虚假宣传行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涉案电影作品名称知名度的过程中,不仅全面审查了其在香港影院上映期间的票房收入、宣传力度的相关证据,还充分考虑了涉案电影从院线下架后的线上播放量、光盘销售量,相关媒体对于电影持续报道、推介程度等因素,有力制止了电影市场竞争中的“搭便车”行为。本案是人民法院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生动实践。
4.“App唤醒策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案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87715号〔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江苏斑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支付宝公司系“支付宝”App支付功能的运营主体。经许可,支付宝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使用“alipay”注册商标,并以www.alipay.com作为其官方网站的网址。斑马公司系“家政加”App的运营主体。支付宝公司认为,斑马公司无正当理由,在其开发、运营的“家政加”App中设置与“支付宝”App一致的链接,导致用户选择通过“支付宝”App进行付款结算时将被跳转至“家政加”App,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支付宝公司的经济利益及商业信誉。支付宝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斑马公司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斑马公司实施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承担消除影响及赔偿经济损失与合理支出共计48万余元的民事责任。斑马公司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即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秉持对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予以一体保护的精神,依法认定涉案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有力制止了非法干扰他人软件运行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了科技金融服务市场电子收付领域的效率与安全。
5.“微信抽奖”有奖销售行政处罚案
--违法有奖销售行为的认定
【案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1)苏0509行初44号〔苏州优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优幼公司在微信公众号“趣游亲子游泳俱乐部”举办抽奖活动,参与者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如转发朋友圈邀请他人报名还可获得额外抽奖机会。王某夫妻抽中终极大奖,但领奖后发现奖品实物与公众号发布的图片不一致,且差距较大,故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管局举报。该局调查后认定,优幼公司兑奖宣传页面未明确奖品的价格、品牌等具体信息,导致消费者对奖品实际价格认知产生分歧,优幼公司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遂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优幼公司不服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优幼公司举办的微信抽奖活动虽不以消费为前提,但目的在于扩大公司知名度,宣传商品或服务,发掘潜在客户、获取更大利润,实质上是一种有奖销售活动,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优幼公司举办的微信抽奖活动属于有奖销售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优幼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规制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立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认定以截取流量、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的微信抽奖活动属于有奖销售,并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奖品信息不明确,实际奖品与发布的图片不一致,欺诈消费者的有奖销售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行行政处罚,对建立诚实信用、公平有序的互联网服务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6.“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刷单炒信”行为的认定
【案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913号〔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四川金口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汉涛公司运营的“大众点评”平台中,消费者在某店铺消费后,可对店铺进行打分与文字点评,上述内容显示在店铺主页且所有用户可见。汉涛公司认为,金口碑公司在其运营的“捧场客”软件中,利用发放红包的方式诱使消费者对特定商家进行点赞、打分、点评、收藏等行为,导致商户评价与消费者实际评价不符,造成虚假的宣传效果,构成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遂诉至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金口碑公司以营利为目的,通过诱导消费者对其合作商户在“大众点评”平台进行特定分数的好评、评论、收藏等行为,造成平台内展示的商户数据失真,影响平台的信用体系,扰乱平台内商户的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令金口碑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汉涛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及合理开支。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打击互联网环境下虚假宣传行为的典型案例。判决积极回应实践需求,通过制止利用“刷单炒信”行为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力维护和促进网络生态健康发展,有助于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7.“张百年”仿冒混淆纠纷案
--仿冒混淆行为的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4号〔郑州张百年医药有限公司诉徐振强、金牛区博鳌保健用品批发部、成都市济世博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百年公司系“张百年”及“虎镖”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以及“张百年牌虎镖痛可贴”系列产品商品名称及包装权益的享有者。根据在先刑事判决的认定,徐某在其经营的博鳌批发部和济世公司销售了被诉侵权商品。被诉侵权商品与张百年公司生产销售的“张百年牌虎镖痛可贴”商品类别和名称相同、外包装近似,且使用了张百年公司的企业名称。张百年公司以徐某等实施了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但驳回了张百年公司与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诉讼请求。张百年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被诉侵权商品与张百年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及包装高度近似,且标注了张百年公司的企业名称,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品来源于张百年公司或者与张百年公司存在特定联系,徐某在其经营的博鳌批发部、济世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遂改判徐某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共同赔偿张百年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严惩仿冒混淆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的典型案例。再审判决依法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仿冒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根据侵权具体情节对赔偿数额作了相应调整,对统一类案裁判标准具有积极意义。
8.工程图片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号〔南京德尔森电气有限公司诉美弗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德尔森公司与美弗勒公司为同行业经营者。德尔森公司成立时间较早,且在智能化变电站恒温恒湿汇控柜等领域拥有多项专利权。德尔森公司认为,美弗勒公司将德尔森公司的8个工程案例作为其成功案例印制在自己的产品宣传册上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遂诉至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德尔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德尔森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定,美弗勒公司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改判其承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制止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本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制止虚假宣传、诋毁商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市场竞争秩序,净化市场环境,引导经营者进行良性竞争的司法导向。
9.“胍基乙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被许可人保密义务的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621号〔北京君德同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石家庄泽兴氨基酸有限公司、河北大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君德同创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饲料添加剂研发、生产、销售,其拥有盐酸胍-氯乙酸法的发明专利权,并将甘氨酸-单氰胺法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2010年6月,君德同创公司与泽兴公司分别签订开发胍基乙酸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和委托加工协议,约定泽兴公司为君德同创公司加工饲料级胍基乙酸产品,并提供生产设备、场地等支持。协议同时明确,泽兴公司应严格控制胍基乙酸生产技术外泄,也不得向第三方出售,否则应赔偿君德同创公司的经济损失,合同及保密期限为三年。2012年6月,君德同创公司将生产工艺提供给泽兴公司。后双方于2014年6月终止合作关系。2016年下半年开始,君德同创公司发现,大晓公司在宣传、销售其饲料级胍基乙酸产品时,宣称生产工艺来自于君德同创公司、泽兴公司或与两公司有关。同时,大晓公司出具的产品分析报告显示,该公司销售的胍肌乙酸(饲料级)产品质量与战略合作协议相符。大晓公司为泽兴公司的关联企业。君德同创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泽兴公司、大晓公司共同侵害了君德同创公司胍基乙酸产品的技术秘密,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泽兴公司、大晓公司的行为均构成对君德同创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使用和披露,判决泽兴公司、大晓公司停止侵害并共同赔偿君德同创公司经济损失。泽兴公司、大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结合本案具体证据和事实,可以认定在战略合作协议、委托加工协议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后,虽然泽兴公司的约定保密义务终止,但其仍需承担侵权责任法意义上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消极不作为义务,以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后的附随保密义务;技术许可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后,泽兴公司仅可以自己使用相关技术秘密,不得许可他人使用、披露相关技术秘密。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相关判项,改判泽兴公司停止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大晓公司停止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并共同赔偿君德同创公司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本案是制止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典型案例。二审判决明确,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间届满后,被许可人的约定保密义务终止,但其仍需承担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作为义务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附随保密义务。本案对于倡导诚实信用原则、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具有典型意义。
10.“芯片量产测试系统”侵害技术秘密行为保全措施案
--侵害技术秘密案件中行为保全措施的适用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46号〔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彭某、珠海泰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彭某曾为炬芯公司员工,并担任高级系统设计工程师,双方签订了《员工保密协议》。在炬芯公司工作期间,彭某参与了“芯片量产测试系统”等涉案技术信息的研发工作,后离职进入泰芯公司工作。炬芯公司以彭某、泰芯公司侵害其技术秘密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炬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彭某、泰芯公司披露、使用了涉案技术信息,遂判决驳回炬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炬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提出责令彭某、泰芯公司不得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信息的行为保全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基于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技术信息确有被非法持有、披露、使用的可能,故一审法院应对彭某、炬芯公司是否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重新予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在将本案发回重审的同时,裁定彭某、泰芯公司在生效判决作出前不得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信息。彭某、泰芯公司不服该行为保全裁定,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其复议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首次在案件发回重审的同时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探索。案件发回重审时采取临时行为保全措施,有效降低了涉案技术信息再次被非法披露、使用的风险,为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人民法院结合案件情况,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于提高商业秘密保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具有示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公告
(法[2018]168号)
根据工作需要,任命:
王间、朱理、孙祥壮、杜军、沈红雨、张勇健、奚向阳、高晓力同志为国际商事法庭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2018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安全生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安全生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16日)
目录
1.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督促监管赤泥堆场闭库工程行政公益诉讼案
2.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互联网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3.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液化天然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4.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5.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农家乐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行政公益诉讼案
6.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涉海涉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7.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加油站行政公益诉讼案
8.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高铁运营安全重大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9.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消防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天童禅寺消防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高邮市某水产品加工厂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民事公益诉讼案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督促监管赤泥堆场闭库工程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安全生产 赤泥堆场闭库 专项治理
【要旨】
针对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尾矿库未纳入监管范围的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开展专项排查活动,将全省无生产许可证的尾矿库纳入监管范围,对全省应当闭库而未闭库的尾矿库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基本案情】
某铝业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生产制造铝制品的企业,在从铝土矿中提取氧化铝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废渣,因多呈红色,故被称为赤泥。自1954年以来,该公司建造了第一赤泥堆场库堆放赤泥,占地约52万平方米,库容2500万立方米,经几十年的不断堆积,坝体实际高度达到75米,于2002年停用。2004年国务院出台《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对矿山企业等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第一赤泥堆场因已停用,并未办理或补办安全生产许可证。2018年某铝业有限公司开始着手准备闭库,并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2019年10月,某铝业有限公司向行政机关就闭库工程的安全设施设计申请备案审查,行政机关以该公司之前没有办理过安全生产许可证,建议其自行组织有关专家审查,且未依法对其进行监管。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山东省院)移交环保督察清单中反映:“某铝业有限公司第一赤泥库未按要求完成闭库工作。”山东省院收到该线索后,经初步调查,认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可能存在怠于履行职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于2021年7月6日予以立案。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相关行政机关执法卷宗、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展开调查。查明:行政机关对包括闭库在内的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批具有法定监管职责,法律明确规定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准不得施工。某铝业有限公司自行进行预评价,邀请专家审查,委托设计单位修改报告后并进行施工。涉案企业自行组织闭库,行政机关应予以监管。
2021年10月29日,山东省院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将无生产许可证的尾矿库纳入监管范围,并对应当闭库而未闭库的尾矿库进行监管。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立即加强尾矿库监管工作,依法履行对某铝业有限公司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监管职责,依法受理某铝业有限公司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立即启动审查程序并组织专家开展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会,设计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完成整改,行政机关经过审查,同意通过其安全设施设计,并正式批复。同时,积极督促该企业认真落实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三同时”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批复的安全设施设计开展施工。期间,山东省检察机关和被监督行政机关现场勘察,并对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问题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确保闭库工程的科学、规范。
为切实加强全省尾矿库的监督管理,行政机关下发《关于开展全省非煤矿山基础数据调查工作的通知》,对全省行政区域内所有非煤矿山、尾矿库基础数据开展摸底调查,并对摸排出的148座尾矿库全部落实包保责任。制定《山东省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加强全省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实现全流程监管。
针对回复情况,检察机关对涉案闭库工程进行跟进监督,通过审查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及相关书面材料,涉案工程已依法规范实施闭库并通过验收,消除了安全隐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维护。
【典型意义】
针对历史原因没有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资质的矿山企业,行政机关未将其闭库工程纳入监管范围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规范履行监管职责,实现了闭库工程全过程监管,消除第一赤泥堆场闭库工程的安全隐患。同时,检察机关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全省范围内非煤矿山、尾矿库基础数据开展摸底调查,进一步强化了全省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实现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和溯源治理的良好办案效果。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互联网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共安全 互联网小微型客车租赁 溯源治理
【要旨】
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新业态,因身份查验不严、协同监管不够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检察机关坚持类案思维,创新办案模式,推动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有序规范发展,并通过跨区域协作,对行业龙头企业实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通山县院)在办理余某、石某抢夺案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余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利用联动云App安全漏洞,以向他人借用联动云App账号登录、通过人脸识别验证的方式,在咸宁市区向深圳前海联动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云公司)咸宁分公司租赁机动车,并驾车从咸宁市区至通山县实施抢夺。联动云App存在运营管理漏洞,未能严格履行身份查验义务,且该公司部分分支机构还存在未备案、车辆登记不规范等问题,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通山县院将涉案线索层报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北省院)。湖北省院收到涉案线索后,经分析研判,确立了由省检察院牵头,各市州分院同步监督的“1+N”办案思路,2021年8月19日,湖北省院依法对涉案线索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调查,发现联动云公司在湖北省成立分公司17家,投放运营机动车5000余辆,设立取车点、还车点1000余个。同时对近年来涉联动云刑事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发现联动云App存在以下监管漏洞:一是人脸识别时间长,且此过程中可在不同城市、使用不同手机登录同一账号完成识别;二是可以使用提前拍摄好的人脸照片通过人脸识别;三是信息更新不及时,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甚至吊销后仍可通过App验证。
结合调查情况,湖北省院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以下简称湖北省交通厅)进行磋商,通报了案件办理情况,督促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就案件重点难点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其后,湖北省交通厅下发《关于开展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组织全省交通主管部门开展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整治专项行动,并派员分赴重点地区进行督办,责成相关交通运输局对联动云公司及分公司进行约谈,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实名制”租车要求,规范租赁经营行为。
2021年12月1日,湖北省院与湖北省交通厅进一步座谈,达成以下意见:一是湖北省交通厅继续组织协调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强化监管,引导企业合规经营;二是湖北省交通厅尽快与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和协作要求;三是湖北省院争取与广东省检察机关协同办案,共同推动联动云公司解决软件安全漏洞问题。湖北省院组织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同步对本地类似问题开展监督,办理公益诉讼案件34件,形成了一体化监督合力。2021年12月下旬,湖北省交通厅联合省网信办、公安厅、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等部门会签《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协同监管工作的通知》,完善监管衔接,堵塞监管漏洞。
鉴于联动云公司是一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汽车互联网创新型企业,已在全国350余个城市开展机动车租赁业务,湖北省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下,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建立协作,于2021年12月17日邀请湖北省交通厅共赴深圳,向联动云公司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同时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帮助解决现实困难,促进企业合规经营。
联动云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2022年3月9日、6月9日三次向湖北省院提交整改方案及进展情况,该公司已经通过技术升级解决了人脸识别中的安全漏洞。新版App已于2022年3月上线,通过蓝牙控制车辆技术(有效距离仅20米)彻底解决手机远程遥控租赁、解锁车辆的问题,同时,在有条件地区探索对租赁车辆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集中审核模式,并设立租赁备案专员,依法办理汽车租赁备案手续。
【典型意义】
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新业态,因身份查验不严、协同监管不够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新形势下网络小微型客车租赁的健康发展,湖北省院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创新省院牵头,各市州分院同步监督“1+N”办案模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为全省范围内新业态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检察力量。在初步解决湖北省类似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协作,向行业龙头企业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液化天然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安全生产 液化天然气点供 一体化办案
【要旨】
近年来全国燃气事故多发频发,燃气行业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整改和防患于未然尤为紧迫和重要。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燃气和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职责,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堵塞安全监管漏洞,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政策和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海南省某市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引进海南某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8家LNG(液化天然气)点供企业对某加工产业企业实施“煤改气”,使用LNG作为锅炉燃料,并建成48个LNG气化站。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未对LNG点供企业及气化站的进驻程序和生产经营进行规范、有序管理,存在履职不充分、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事前审核环节,LNG气化站没有办理城镇燃气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没有履行消防设计审核及验收等手续。在安全风险防控环节,市政府没有组织对LNG气化站安全生产设施进行审查和开展安全风险评估论证,没有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实施重大风险联防联控、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等。在事后处置环节,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未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除治理制度、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等,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未能依法排除、及时处理。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期间,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LNG点供企业及气化站开展过三次安全生产检查,但发现的安全隐患甚至高风险隐患并未整改完毕。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8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该线索,依法将线索移交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万宁市院)办理。调查期间,鉴于案情重大复杂,海南省院于2021年10月20日决定与万宁市院实行一体化办案,将该案作为自办案件提级办理。经过实地查看、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违法行为人及证人、查阅相关资料、调取相关书证、走访相关职能部门,查清造成液化天然气安全隐患的具体违法情况、责任主体、相关义务及职责等。
经调查发现,LNG气化站存在诸多重大安全隐患,比如气化站没有实体围堰、围墙,围堰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储罐、放散管之间及与站外建构筑物(厂房)之间防火间距不足,站点选址紧邻乡镇道路,罐区离高压线太近等,相关职能部门就LNG气化站“主管部门是谁”“适用危险化学品还是城镇燃气管理”等问题产生分歧。2021年11月19日,海南省院和万宁市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分别向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明确LNG气化站的监管主管部门和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强化监管实效,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规范行业安全生产。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并召开专题会议。期间,省编制部门向全省各市县下发通知,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对LNG点供的监管职责。市政府根据该文件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辖区LNG点供监管主管部门和监管责任,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之前未落实整改的LNG企业及其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复查,并依法移送相关执法部门查处。市政府出具了整改承诺函,承诺根据LNG气化站具体情况,采取利用管道燃气代替、协调改用其他能源、原站点整改等措施推进整改工作。截至2022年10月31日,48个LNG气化站中已完成整改33个,占68.8%;正在推进整改15个,占31.2%。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一体化办案方式,解决了LNG点供行业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及职责、执法依据和标准不明确的问题。根据安全生产法确定的安全生产领域“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紧扣相关职能部门“三定”方案,从一般关系到特殊关系进行辨析,就相关职能部门在LNG点供中的综合监管及直接监管责任作出判断,指出各职能部门应当承担的监管职责,阐明LNG点供是适用危险化学品还是城镇燃气管理的问题,以司法办案推动LNG点供行业专项整治顺利开展,推动安全发展理念落地落实。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尾矿库安全 秦岭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秦岭保护区违法采矿导致的尾矿库安全隐患和秦岭生态环境受损等问题,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通过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推动相关地方政府统筹多家行政机关联合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助力矿山生态修复。
【基本案情】
陕西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于2009年11月取得石墨矿采矿许可证,采矿区域位于秦岭南麓一般保护区内。2014年某公司停产后,其配套建设的页沟尾矿库停止使用,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该尾矿库未依法实施闭库,存在尾矿库堆积坝偏陡、未设置排渗管、截洪沟尺寸偏小、防洪高度和澄清距离不足、下游截渗坝被洪水冲刷破坏等重大安全隐患。尾矿库坝体地处秦岭较高海拔,是典型的“头顶库”,库区周边河流均汇入丹江,下游有53户住户,一旦坝体出现崩塌,可能造成丹江水源污染,严重危及下游居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某公司在建设矿山过程中还存在边建边采、以建代采,未执行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生态环境修复等既定方案,违规露天开采以及超过审批面积非法占用农用地建设厂房等违法行为,大面积改变了秦岭原生地形地貌,严重破坏秦岭生态,引发矿区内多处出现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9月21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陕西省院)收到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移交的该案线索后,9月24日交由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西安铁检分院)办理,并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西安铁检分院于2021年10月11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现场卫星图斑、行政机关执法卷宗、涉案企业各类申请、备案资料等书证,询问证人等方式,查明了案件事实和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针对涉案企业违规堆放矿渣造成扬尘污染,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林地等问题,商洛市生态环境局、丹凤县林业局分别多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涉案企业虽然缴纳了相应罚款,但并未执行行政处罚中关于对扬尘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和恢复被破坏土地原状等决定内容。对涉案企业上述逾期未完全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相关行政机关未采取任何措施。11月4日,西安铁检分院向商洛市生态环境局、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丹凤县林业局、丹凤县应急管理局及蔡川镇人民政府等5家行政机关公开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及矿区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检察建议发出后,西安铁检分院组织涉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应急管理等行政机关及丹凤县人民政府召开圆桌会议,就公益受损情况、潜在危害风险、相关行政机关监管权责范围以及整改措施等进行研究论证,最终形成政府牵总、十余家职能部门联合整治的基本思路。会后,丹凤县人民政府立即制定综合治理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对某公司露天堆放的矿渣进行防尘处理,设置4处水质监测点,每季度对尾矿库内存水及下游回水池排水、河道水质取样检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向附近群众进行公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确保群众用水安全。经过3次连续采样,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对某公司建设选矿厂超占的12亩违法用地上的建构筑物依法全部进行拆除,于2021年12月底完成复耕并交还农民耕种。对矿区多处崩塌、滑坡区进行有效治理并修筑挡墙,设立安全警示牌。根据山体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栽植侧柏、人工覆土后撒播刺槐种子和黑麦草籽,恢复植被139.87亩,切实防止水土流失。压实属地镇政府网格化管理责任,加强基层土地资源保护、日常护林巡查、地质灾害预警、环境污染防治等综合管理工作。
结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对秦岭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及尾矿库闭库等问题持续跟进监督。对于整改过程中涉及到尾矿库闭库等专业性较强问题,陕西省院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以下简称陕西省应急厅)多次沟通论证,丹凤县政府按照陕西省应急厅《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实施闭库。目前,丹凤县应急管理局已经完成水泥浇筑、排水涵洞、截洪沟加固和子坝削坡等所有工程,现进入尾矿库销号验收阶段。陕西省应急厅将组织有关部门完成验收后,作销号处理。在通过闭库验收后,将进一步开展补植复绿,彻底消除页沟尾矿库及其库区下游安全隐患。
2022年6月份,西安铁检分院先后收到商洛市生态环境局、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丹凤县林业局、丹凤县应急管理局、丹凤县蔡川镇人民政府等5家行政机关的正式书面回复。同月22日,西安铁检分院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进行尾矿库闭库和秦岭生态修复情况在丹凤县组织公开听证。地质灾害防治、林业、尾矿库安全方面的3名专家分别发表了专家意见,认为整改后被毁坏的耕地、林地复耕复绿,采取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尾矿库加固及闭库措施科学有效,能够消除尾矿库安全隐患,实现修复秦岭生态环境的既定目标。听证员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了评议,对行政机关的整治效果一致予以认可。
【典型意义】
尾矿库是堆存尾矿、保护环境的重要设施,也是一个具有高势能的人造泥石流危险源。本案中所涉尾矿库如果不依法及时闭库,可能造成尾矿泄漏、溃坝、环境污染等重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秦岭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下联动,推动地方政府及其多家职能部门协同发力开展综合治理,有效整治秦岭区域内尾矿库安全隐患,努力实现矿山生态修复,助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解决,达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农家乐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燃气安全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多元主体协同 事前提示机制
【要旨】
针对经营餐饮的农家乐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检察机关通过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在督促燃气行业管理部门解决“存量”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推动农家乐行业管理部门构建事前提示机制,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事项纳入乡镇考核评价体系,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协同开展农家乐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等方式解决新设农家乐燃气安全隐患“增量”问题,及时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基本案情】
上海市崇明区现有农家乐961家,选址大多位于居民住宅区,人口密集,现农家乐数量不断增长,燃气使用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家乐餐饮经营主体因燃气安全风险防控基础薄弱、管理缺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后,仍未依照法律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即开展餐饮经营活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10日,有群众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崇明区院”)举报,崇明区农家乐经营主体经营餐饮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存在安全隐患。崇明区院接到举报线索后,立即制定《关于农家乐安全生产问题的调查方案》,部署对辖区内农家乐经营主体燃气安全问题开展调查。
2022年2月15日,崇明区院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区文化和旅游局(农家乐行业管理部门)沟通联络,了解崇明区农家乐经营主体现状,并前往农家乐保有量最大的两个乡镇进行实地走访摸排。在办案人员走访调查的9家农家乐中,有8家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这些农家乐将燃气瓶放置在厨房间外,燃气瓶通过约3米长的软管与室内厨房间的燃气灶相连,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厨房间内的人无法及时发现,且仅依靠人工识别气味,也难以确保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具有重大燃气安全隐患。上述农家乐经营者利用自有的农村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周边均系居民住宅,人口密集,如果不能及时发现燃气泄漏等隐患,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但崇明区内有大量农家乐餐饮经营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因农家乐安全生产工作涉及职能部门多,崇明区院结合农家乐行业管理部门、燃气行业管理部门不一致的实际,多次走访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了解情况、查阅制度文件,在厘清农家乐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监管部门为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依法履行燃气安全监管职责,对农家乐经营主体未依法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行为予以处置,督促辖区内农家乐餐饮经营主体做到应装尽装。
崇明区院调查发现,崇明区辖区内的农家乐均为小型餐饮企业,其大多使用钢瓶液化石油气,因钢瓶液化石油气使用前无需向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申请批准,故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农家乐用气情况。此外,区文化和旅游局作为农家乐行业管理部门,其需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农家乐颁发食品经营许可后,方能了解其监管的农家乐是否经营餐饮,也无法从源头上督促农家乐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行政机关对新设立农家乐带来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增量”问题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案。为解决上述问题,崇明区院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区文化和旅游局多次商讨后,会签《关于引导农家乐规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协作备忘录》,备忘录约定:区文化和旅游局在收到农家乐经营主体申请设立农家乐时,以书面提示方式要求拟经营餐饮服务的农家乐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将情况同步抄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便于两部门共同对农家乐燃气安全问题进行监管。同时,因农家乐数量多、分布区域广,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工作主要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督促各乡镇安全办落实,崇明区院推动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事项纳入乡镇考核评价体系中,以督促各乡镇做好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全、日常使用工作。
2022年6月17日,崇明区院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益心为公”云平台志愿者、区人大代表组成公益整改评估团对本案行政机关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进监督,评估团分别对农家乐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情况、燃气安全使用情况进行现场察看,评估认为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积极履职落实整改,不但督促检察建议书中存在燃气安全隐患的农家乐经营主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还对辖区内所有小型餐饮企业进行摸排调查,做到了农家乐及小型餐饮企业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全覆盖。
【典型意义】
餐饮行业使用燃气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强制性要求。针对大量农家乐使用燃气但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协调,督促农家乐餐饮经营主体做到应装尽装。同时,推动构建农家乐设立事前提示机制及农家乐申请餐饮经营资质同步报送抄送机制,推动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将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工作纳入乡镇考核评价体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涉海涉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安全生产 涉海涉渔 公开听证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涉海涉渔领域存在的渔民驾驶“三无”船舶出海、私拆船载定位系统、无证作业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邀请具备专业知识的公益志愿者、特邀检察官助理等参与现场调查、公开听证等监督活动,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海涉渔安全隐患全方位治理,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公益志愿者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反映称:近年来,平湖市存在渔民出海作业未穿戴救生衣,私拆船载定位系统,甚至夜间驾驶“三无”船舶出海非法捕捞等问题,2021年嘉兴港区发生“9·18”“三无”船舶沉船事故更是造成3人死亡、2人失联等重大损失,涉海涉渔领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2日,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湖市院”)针对“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反映的涉海涉渔安全生产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向相关部门调取渔业执法司法情况,梳理近年来涉海涉渔违法犯罪特点、详细了解嘉兴港区“9·18”“三无”船舶沉船事故发生原因,发现部分渔民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存在船舶不适航,船员不适任,未穿戴救生衣,拆卸、关闭船载定位终端设备,甚至驾驶“三无”船舶违法作业等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洋航行安全。
2022年6月17日,平湖市院向负有渔港、渔业船舶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加强海上执法检查,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依法处置违法作业的相关人员;开展船舶不适航、船员不适任等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私拆、关闭船载定位系统等违法行为。涉海涉渔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制定《平湖市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方案》,从加强渔船管控、加大执法力度、提升智控水平、强化宣传教育等七方面推进涉海涉渔安全整治工作。
2022年7月29日,为评估整改成效,凝聚多方共识,提升办案公信力,平湖市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志愿者、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会前,检察机关邀请全体听证员及具备专业知识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前往渔船停泊港口进行现场调查,了解渔船安全设备配置、使用和检验情况。会上,听证员围绕违法行为危害性、船舶检验管理、行政职能划分、整改落实情况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评估现阶段行政机关履职成效,并就加强行刑衔接、部门联动、人员配备、普法宣传等方面建言献策。
2022年8月5日,涉海涉渔行政主管部门回复检察机关,自部署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以来,会同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查获非法捕捞、无证作业等涉海涉渔违法案件45起,清缴海上涉渔“三无”船舶6艘,采购配置渔船救生设备2900余套,为135艘渔船更新迭代船载北斗定位终端设备,64名船员通过培训考试获得船员资质,登船船员持证率达到100%,同时建立完善“乡镇+村社区(基层渔船管理组织)”综合管理模式,加强渔船进出报备和动态跟踪,进一步提升涉海涉渔智控水平,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借助“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破解涉海涉渔安全生产线索发现难问题,并邀请具备专业知识的“益心为公”志愿者、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环节,提供专业意见;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履行涉海涉渔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公益保护落到实处。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加油站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安全生产 非法加油站 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区域内非法加油站点安全隐患,在提出检察建议仍未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由点及面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的系统治理、根源治理。
【基本案情】
天门市拖市镇、卢市镇、净潭乡等乡镇道路沿线多处居民点,存在设置简易加油站为过往车辆提供汽油、柴油等现象,因加油站靠近人群聚集区,且油罐设置管理随意,消防设施配备简陋,安全生产隐患问题突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天门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天门市院)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拖市镇闵某、贾某、彭某、张某,卢市镇黄某、罗某,净潭乡蒋某在未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设立加油站点,为过往车辆提供汽油、柴油。非法加油站位于居民密集区,未按要求配备消防安全设施设备,未经安全规范评估与验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2021年4月14日,天门市院依法立案调查,并向天门市应急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消除安全隐患。4月23日,天门市应急管理局对卢市镇、拖市镇、净潭乡政府下发督办函,要求各乡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此后,卢市镇、净潭乡政府与天门市商务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对蒋某、黄某、罗某加油站加油设备予以拆除。6月22日,拖市镇政府向闵某、贾某、彭某、张某4家加油站分别下达拆除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限期自行拆除设施设备,逾期则强制拆除。6月23日,天门市应急管理局回复天门市院,称将迅速督办加油站点所属乡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非法加油站点专项整治,预计2021年7月份完成非法加油站点拆除。2021年7月1日,天门市应急管理局向拖市镇闵某、贾某、彭某、张某4家加油站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上述加油站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停止营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闵某、彭某2家加油站和张某加油站分别于7月2日、3日自行关停,拆除加油机。2021年7月5日,拖市镇政府强制关停贾某加油站并拆除加油机。
2021年8月,天门市院开展“回头看”专项工作,发现天门市应急管理局未全面依法履职,涉案七家加油站点危化品由经营户自行处置,相关设施设备(储油罐等)未予查封扣押,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消除,相关罚款亦未收缴到位。
【诉讼过程】
2021年8月30日,天门市院向天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天门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非法加油站违法经营危险化学品履行监管职责。案件起诉后,应急管理局表示非法加油站的监管涉及到多个行政部门,希望各部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庭审中,双方围绕行政机关是否是适格的行政主体、是否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进行了质证、辩论。2021年12月13日,天门市人民法院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判决天门市应急管理局在60天内对非法加油站违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继续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判决生效后,天门市应急管理局积极履行职责,于2022年1月没收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汽油)3吨,查扣涉案加油设施设备7套,彻底关停涉案非法加油站,杜绝反弹回潮。
天门市院以办理该案为切口,通过深入调研形成专题报告,于2022年3月向天门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同时,天门市院向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系统治理,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的长效机制。2022年3月至7月,天门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非法加油站专项整治活动,共组织执法检查8次,出动执法人员132人次,彻底关停全市25家非法加油站点,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聚焦违法加油站点重大安全隐患,在助力行政机关厘清属地管理与全面监管职能划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检察建议、提起诉讼、专题报告等方式,持续跟进督促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为彻底消除同类安全生产隐患贡献检察力量。同时,坚持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深入调研提出社会治理建议,助力推动开展行业专项整治,促进域内同类问题系统治理、根源治理,为区域安全生产发展和市域综合治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高铁运营安全重大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安全生产 高铁运营安全
【要旨】
针对严重危及京广高铁运营安全的重大隐患问题,检察机关立案后及时磋商,督促行政机关迅速整改,从根本上消除持续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京广高铁上行K595+288m(卫共特大桥1145#墩)处,有一违建四层楼房,严重危及高铁运营安全。2019年1月,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郑州铁路公司)将该问题作为直接影响京广高铁如期提速至350km/h的一级外部环境安全隐患(铁路外部环境安全隐患分为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和一般环境安全隐患。一般环境安全隐患分为三级,其中一级环境安全隐患是指对铁路运输安全影响较大、或可能对高铁和旅客列车运输安全构成一定威胁,是一般环境安全隐患中最为严重的隐患),先后向相关部门进行通报,一直未得到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18日,接到郑州铁路公司移交的线索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立即开展调查工作。经现场核查,询问村民及相关证人,向铁路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调阅执法资料,查明:2001年,卫辉市汲水镇辛庄村村民张某某在集体土地上自建二层住宅,办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京广高铁建成后,张某某违法将住宅加盖至四层,使得该楼房距京广高铁桥梁外檐仅1.5米,房顶高过高铁桥面约20厘米,部分侵入铁路地界,站在四楼房顶伸手可触及高铁桥梁护栏。2019年1月,郑州铁路公司新乡桥工段排查发现,该问题为一级外部环境安全隐患问题,遂向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及新乡市人民政府、卫辉市人民政府进行通报,请求解决。2019年3月4日,卫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张某某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同年3月8日,卫辉市规划监察大队对张某某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11月14日向张某某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张某某作出限10日内拆除的行政处罚,张某某拒绝签收。直至2022年,该违法建筑仍未拆除,危及京广高铁运营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2022年3月8日,郑州铁检分院立案,10日向卫辉市人民政府现场送达立案决定书,并与卫辉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召开磋商会。政府部门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进行整改,确保京广大动脉安全和高铁提速工作不受影响。磋商会后,卫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汲水镇人民政府等组成的工作专班,立即开展调查及与违建房屋屋主的协商处置等工作。当日,在汲水镇人民政府见证下,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与屋主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7日内张某某按照协议将房屋全部腾空。
3月18日,汲水镇人民政府对该处房屋进行拆除,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组织人员对拆除工作进行全程防护及配合,防止拆除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郑州铁检分院主办检察官现场予以监督。至当日下午,包括违建在内的四层房屋全部拆除完毕。3月29日,卫辉市人民政府向检察机关书面反馈高铁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经郑州铁检分院、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现场核查,确认该处重大安全隐患已彻底消除,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京广大动脉安全是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检察机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迅速解决持续多年的危及高铁运营安全的重大隐患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具体实践。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消防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安全生产 智能换电柜消防安全 政协提案衔接转化 地方立法
【要旨】
针对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和国家标准缺失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全面开展行业治理,实现全市换电柜安全监管全覆盖,并为出台地方立法提供实践样本,推动从行业监管到地方立法一体解决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消防安全问题,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基本案情】
随着外卖和快递行业不断拓展,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以换代充”业务悄然兴起。电动自行车使用者可在智能换电柜经营点通过扫码支付更换电瓶,及时解决电动自行车补能问题。2021年以来,成都某科技公司与主营锂电池租赁业务的广西某科技公司合作开展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经营业务,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布设4个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由于缺乏行业规范,智能换电柜设置地点存在选址随意、安装不规范、经营场地有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泉驿区院”)在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专项监督中发现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并于2022年1月21日立案。通过现场调查、询问公司负责人、委托专家论证、组织公开听证等调查取证工作,查明成都市龙泉驿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局”)未全面落实相关法律规定,导致成都某科技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智能换电柜经营场地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2年1月29日,龙泉驿区院向区应急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责,督促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经营企业对“换电柜未进行防火分隔、换电场所未配备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失效”等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同时将检察建议抄送区消防救援大队。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及时督促整改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成都某科技公司将全区智能换电柜设置点的柜体与柜体、柜体与墙体之间均保持25cm间距,每个设置点重新配置了2套消防灭火器材,并健全完善安全巡检制度。
龙泉驿区院就该案向龙泉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进行了通报,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于2022年6月制定《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电动自行车换点场所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建设规范指引(试行)》,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明确,并对换电设施建设提供指导和规范。
结合本案办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成都市院)于2022年1月下旬,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部署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安全生产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截至目前,两级院共立案并提出检察建议20份,成都市院梳理分析案件办理中折射的消防安全共性问题,为成都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推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换电业规范有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提供选题参考和实践依据,该提案已于2022年成都市两会期间受理并转相关职能部门办理。
2022年6月6日,成都市院向成都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开宣告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健全工作衔接协调机制、推动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充换电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地方标准三方面工作,加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安全生产经营的监管力度。收到检察建议后,成都市应急管理局开展了换电企业消防安全、电动车行驶停放充电安全等关键环节隐患整治行动,摸清全市2128个智能换电柜运营情况,共排查整治消防问题2432项,与全市所有的智能换电柜经营企业逐一签订换电柜消防安全承诺书,督促落实换电柜经营场所消防安全责任和安全防范措施,并形成《换电企业消防安全风险问题清单》,制定《成都市换电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指南(试行)》《成都市换电企业安全生产检查清单》,明确场所选址布局、电池换电柜设置、场所防护措施要求等4大类37项监管内容。
成都市院、成都市应急管理局积极向成都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汇报智能换电柜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情况,积极推动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换电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写入《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为加强电动自行车智能换电柜安全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典型意义】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成都市作为人口两千多万的超大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以换代充”续航方式能够解决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但其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检察机关聚焦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智能换电柜安全隐患,通过个案办理、专项监督、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与政协提案衔接转化、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工作,推动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强化联合监管,开展专项整治,出台行业规范。同时检察机关深入调研梳理分析共性问题,为政协委员提案提供实践样本,与职能部门共同推动将智能换电柜安全生产经营监管写入地方立法,通过解决个案实现行业治理并形成技术规范。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天童禅寺消防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消防安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要旨】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涉及行政机关和属地乡镇共同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分别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各方厘清责任,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
【基本案情】
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太白山麓的天童禅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游客香客众多、香烛法物焚烧、电路设置不合理、消防设施缺失等原因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院)接到浙江省政协委员天童禅寺住持方丈反映,天童禅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问题长期未能解决。鄞州区院对此高度重视,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进行调查。通过走访相关行政机关,实地勘查天童禅寺及周边环境等方式,查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童禅寺主要以木结构建筑为主,各建筑依山而建,彼此间紧密相连,形成庞大的建筑群,一旦发生火灾影响整个寺庙建筑安全。但天童禅寺所在区域呈盆地状,东西出口与外界公路是通过两车道的隧道相连,周边消防队最快车程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到达,且要经过隧道,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鄞州区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宁波市鄞州区消防救援大队以及属地东吴镇人民政府作为主管职能部门,应及时督促落实消防法有关要求,消除天童禅寺消防安全隐患。2021年5月,鄞州区院向鄞州区消防救援大队、东吴镇人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天童禅寺存在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争取了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9.5万元,全面实施天童禅寺智慧消防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增设了消防设施,并新建了消控室,实现远程监控。但相关部门也向检察机关反映天童禅寺设立专职消防队存在的困难,如建设经费问题,专职消防队的启动资金需要200万元左右,每年的运维费用也在100万元左右,此外,还涉及消防队选址、办公用房和人员保障等问题。
为推动问题有效解决,2021年6月,鄞州区院召集相关部门召开圆桌会议,共同研究解决问题,初步达成由属地政府牵头建设消防队的建设方案。2021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赴现场指导,有力推动了案件进展。经鄞州区院多次牵头组织协商,东吴镇人民政府和鄞州区消防救援大队最终确定了消防队建设方案,明确了由消防总队与天童禅寺分队共同建设的模式,即在隧道出口靠近天童禅寺方向不到5公里处设立综合消防站总队,天童禅寺设立消防分队,人员由消防总队派驻轮流在天童禅寺值岗。鄞州区院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推动相关部门筹集1000万元资金用于消防队营房选址、建设等工作。目前营房建设已完成,消防队伍已入驻,困扰天童禅寺多年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典型意义】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消防安全更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旦发生火灾事故,不仅对人员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更对文物和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针对困扰天童禅寺多年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厘清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职责,凝聚各方监督合力,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场地和人员等实际困难,实现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业化、规范化、长远化保护。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高邮市某水产品加工厂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安全生产 民事调解
【要旨】
针对生产经营单位长期存在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但拒不执行要求立即整改的行政决定,在行政决定非诉强制执行难以及时有效消除和防范事故隐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涉案企业申请调解,且履行诉讼请求全部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经过综合评估,确认整改完毕的,可以同意调解结案。
【基本案情】
液氨属于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具有毒性、易燃、腐蚀性;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2003年,高邮市某水产品加工厂(以下简称某水产厂)购得高邮市某肉联厂(始建于1970年左右)厂房及附属设施后,对高邮市某肉联厂原有的氨制冷设备设施进行简单的维修、改造,便投入生产经营。上述老旧制冷设备设施内含危险化学品液氨,与周围居民聚居区安全距离不足,存在氨泄露引发事故的安全隐患。高邮市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高邮应急局)于2019年5月现场检查发现上述问题后,至2021年期间,多次向某水产厂作出立即排除事故隐患、责令限期整改等行政决定、行政处罚(罚款)。某水产厂均未按照要求整改,且持续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9月,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邮市院)通过江苏省安全生产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机制,梳理排查高邮应急局近年来行政执法信息时发现线索,遂开展初步调查,并同步向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院)报告。
2021年10月11日,扬州市院经评估研究,决定由高邮市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两级院一体化履职,通过现场勘验、无人机取证、查阅复制执法卷宗、函询行政机关提供情况、询问相关人员、走访了解、查询涉案企业及负责人不动产信息及金融账户等财产信息、查询近三年企业年度报告和纳税情况等,查明:某水产厂东侧和南侧是居民区,方圆30米范围内,约有40到50户居民;方圆500米范围内,约有700户居民。该厂用于生产经营的氨制冷设备设施老旧,缺乏液氨安全防范措施,主要表现为该厂周边防护距离不符合《氨制冷企业安全规范》(AQ7015-2018)规定,其中,氨机房距离周边民居住宅区约6m,储氨桶距离居民住宅不足5m。某水产厂在具有整改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自2019年5月至2021年6月间,拒不执行高邮应急局要求立即整改的数次行政决定、行政处罚。2021年10月22日,高邮应急局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认定:某水产厂氨制冷设备设施构成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存在可能发生氨泄漏导致中毒、火灾、爆炸等人员伤亡或重大社会影响事故的重大事故隐患。
2021年11月1日,扬州市院认为,某水产厂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的行为既违反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又放任重大事故隐患持续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行政机关通过数次行政执法难以及时有效防范和消除上述侵害危险;鉴于案情重大,决定由扬州市院提办。11月23日,扬州市院向某水产厂现场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其立即系统规范治理隐患;并告知拒不整改的涉诉风险。期间,检察机关先后6次通过走访、询问、磋商、圆桌会议等方式,推动某水产厂负责人转变拒不整改的思想认识。至2021年底,该厂仍未开展实质性整改。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4日,扬州市院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扬州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该厂立即依法治理隐患,彻底消除安全危险;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该案审理期间,某水产厂对扬州市院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表示愿意立即整改,主动申请调解;并提交了载冷剂制冷工程改造合同、压力管道设计项目图纸、新制冷设备产品供销合同、技改工程进度安排等整改材料。2022年3月17日,扬州市院会同扬州中院实地查看,确认某水产厂已经着手整改的事实,与该厂初步形成调解共识。2022年4月24日,经扬州中院主持调解,扬州市院与某水产厂达成由该厂在2022年5月底前整改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安全危险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调解协议。市中院将调解协议书面征求扬州市应急管理局意见,并依法公告,未收到任何异议;该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6月16日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调解协议达成后,检察机关持续督促高邮应急局、高邮市高邮镇人民政府跟进协议履行情况,至2022年5月,某水产厂投入200多万元资金,将原液氨制冷系统技改为安全稳定的卤代烃及其混合物(氟利昂R507A)制冷系统。5月23日,经委托专业机构再次评估,认定某水产厂重大生产安全隐患已消除。5月30日,经3名安全生产专家书面及现场核查,一致认为之前的液氨重大危险源物质已安全处置,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已消除。2022年6月2日,某水产厂在正义网公告致歉声明,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针对长期存在安全隐患又拒不整改的企业,检察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起诉及结案的条件和标准。本案中,涉案企业经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但在具备整改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行政机关立即整改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持续超过2年时间,具有导致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且依靠行政决定非诉强制执行难以及时有效消除安全隐患的现实危险性。据此,检察机关可以对涉案企业提起安全生产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消除危险及赔礼道歉;在被告自愿整改的前提下,同意案件调解结案,并监督被告采用技术改造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23年4月20日)
2022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 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
二、 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与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民事判决书〕
三、 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与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
四、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知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书〕
五、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闪速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苏05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
六、 深圳奇策迭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杭州原与宙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5272号民事判决书〕
七、 特威茶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2)沪73行终1号行政判决书〕
八、 京研益农(寿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1)琼73知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
九、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郴州七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8661号民事判决书〕
十、 罗某洲、马某华等八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3刑终514号刑事裁定书〕
2022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权权属、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徐斌等与河北易德利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96号民事判决书〕
2.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触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触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9)沪73民初399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商标合同纠纷案件
3.海亮教育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等与浙江荣怀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诸暨荣怀学校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31号民事判决书〕
4.德禄产业与发展有限责任两合公司、德禄国际有限公司、德禄(太仓)家具科技有限公司与德禄家具(上海)有限公司、德禄家具(南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民终2636号民事判决书〕
5.京山市粮食行业协会、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与武汉什湖知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鄂知民终483号民事判决书〕
6.卡地亚国际有限公司与梦金园黄金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63号民事判决书〕
7.广州阿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藁城区安东街阿婆家常菜馆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冀知民终528号民事判决书〕
8.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兴安北路分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内知民终91号民事判决书〕
9.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柳梧鑫旺达商贸、刘晓培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藏知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
10.烙克赛克公司(ROXTEC AB)与上海怡博船务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1)沪73民终228号民事判决书〕
11.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5237号民事判决书〕
12.沈阳狮子王农业有限公司与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书〕
1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广西百度房地产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百度房地产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五星分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1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14.张旭龙与北京墨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雷、马跃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民事裁定书〕
15.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再62号民事判决书〕
16.王海成、王平、王海燕与高天鹤、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
17.江西省亿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厦门表情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闽民终879号民事判决书〕
18.北京豪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吉林省帝王酒店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金帝首席纯歌厅、吉林省帝王酒店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吉民终339号民事判决书〕
19.饶昌俊与深圳市大百姓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百姓网络视频黄页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再346号民事判决书〕
20.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永宁县杨和镇浪漫之约休闲会所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宁知民终31号民事判决书〕
21.广州加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悠久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2021)粤73民终5651号民事判决书〕
22.景德镇市耘和瓷文化有限公司与景德镇溪谷陶瓷文化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02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23.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书〕
24.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市搏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知民初61号民事判决书〕
25.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杭州百豪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古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申5195号民事裁定书〕
26.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TCL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38号民事判决书〕
27.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黑民终236号民事判决书〕
28.云南合道康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滇医通医疗信息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滇医通互联网医院(云南)有限公司、邹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云民终904号民事判决书〕
29.中交大建(西安)桥梁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中隧桥波形钢腹板有限公司、周亚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知民终665号民事判决书〕
30.西安思安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聚远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高勇、李强侵害商业秘密及虚假宣传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陕知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
31.烟台市松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万林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终390号民事判决书〕
32.重庆天权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游才梅、浪胃仙(重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渝民终859号民事判决书〕
33.巴州网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额敏县新大同创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雅岚商业诋毁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新民终81号民事判决书〕
34.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与北京小壕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4553号民事判决书〕
35.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六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市扒块腹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书〕
36.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田友源、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金耀林、鲁有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10950号民事判决书〕
37.山西瑞亚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蒙继祥、深圳市瑞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5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
38.青海景榛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与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青01知民初141号民事判决书〕
(五)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
39.刘国湘与安徽绿亿种业有限公司、合肥丰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合同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湘知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
40.德农种业股份公司与安徽金培因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华展种业有限公司、灵璧县黄湾镇朱鹏农资、泗县久久农资经营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
41.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李万贵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知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2.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佛山市凯达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行再3号行政判决书〕
43.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再283号行政判决书〕
44.长沙市华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终475号行政判决书〕
45.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高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1号行政判决书〕
46.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与南京市知识产权局、拜耳知识产权有限责任公司专利行政裁决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451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行初261号行政判决书〕
47.荔波县程氏珠宝商行二店与荔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黔行终309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任某侵犯著作权罪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6刑初86号刑事判决书〕
49.纪某民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刑初5190号刑事判决书〕
50.王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22)苏0214刑初579号刑事判决书〕
2022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涉“大头儿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1994年,受《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95 版动画片导演等人委托,刘泽岱创作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正面图,双方并未就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签署任何书面协议。95 版动画片演职人员列表中载明:“人物设计:刘泽岱”。2012年,刘泽岱将“大头儿子”等三件作品所有著作权转让给洪亮。2013年,刘泽岱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视动漫公司)先后签订委托创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央视动漫公司拥有“大头儿子”等三个人物造型除署名权以外的全部知识产权。后刘泽岱签署说明确认了上述事实,并称与洪亮签订转让合同属于被误导。央视动漫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落款为1995年刘泽岱的书面声明,该声明确认三个人物造型权属归央视。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头儿子文化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央视动漫公司侵犯其著作权。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没有签订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属,故刘泽岱对三幅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依据转让合同取得了上述作品著作权,央视动漫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央视动漫公司的上诉和申请再审均被驳回,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改判,认定涉案作品系委托创作,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属于央视动漫公司所有,判决驳回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委托创作作品、法人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的判断标准以及权属证据分析认定方法,对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作品著作权人权利保护提供了参考,对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支持优秀文化作品广泛传播、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涉药品专利链接纠纷案
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与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中外制药株式会社是名称为“ED-71制剂”的发明专利权的权利人,同时也是上市原研药“艾地骨化醇软胶囊”的上市许可持有人。中外制药株式会社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就上述药品和专利进行登记,主张其原研药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7均相关。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鹤公司)申请注册“艾地骨化醇软胶囊”仿制药,并作出4.2类声明,即仿制药未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六条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海鹤公司申请注册的仿制药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仿制药技术方案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故驳回中外制药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经比对,涉案仿制药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系全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件。202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确立了我国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本案判决贯彻立法精神,对实践中出现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给排水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案
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与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福置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水务集团)赔偿因其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给宏福置业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威海水务集团在威海市给排水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判决驳回宏福置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宏福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威海水务集团不仅独家提供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而且承担着供水设施审核、验收等公用事业管理职责,其在受理给排水市政业务时,在业务办理服务流程清单中仅注明威海水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联系方式等信息,没有告知、提示交易相对人可以选择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属于隐性限定了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部分支持宏福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反垄断法上限定交易行为的司法认定,重在考察经营者是否实质上限制了交易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为具有市场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特别是公用企业,依法从事市场经营活动提供了指南。
四、涉“青花椒”商标侵权纠纷案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知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翠堂公司)系第12046607号注册商标、第17320763号注册商标、第23986528号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核定服务项目均包括第43类饭店、餐厅等,且均在有效期内。2021年5月21日,万翠堂公司发现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以下简称五阿婆火锅店)在店招上使用“青花椒鱼火锅”字样,遂以五阿婆火锅店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五阿婆火锅店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并赔偿万翠堂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五阿婆火锅店被诉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遂判令五阿婆火锅店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万元。五阿婆火锅店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青花椒作为川菜的调味料已广为人知。由于饭店、餐厅服务和菜品调味料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涉案商标和含有“青花椒”字样的菜品名称在辨识上相互混同,极大地降低了涉案商标的显著性。涉案商标的弱显著性特点决定了其保护范围不宜过宽,否则会妨碍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当使用,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本案中,五阿婆火锅店店招中包含的“青花椒”字样,是对其提供的菜品鱼火锅中含有青花椒调味料这一特点的客观描述,没有单独突出使用,没有攀附万翠堂公司涉案商标的意图,不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误认。五阿婆火锅店被诉行为系正当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万翠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该案二审判决明确了商标正当使用的认定标准,讲出“权利有边界,行使须诚信”的“大道理”。二审判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常识、常情和常理,依法维护诚信、正当经营的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五、干扰搜索引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闪速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苏05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是百度搜索引擎的经营者。苏州闪速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速推公司)通过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利用技术手段生成大量与客户所在行业常用搜索关键词相关的广告页面,并将这些页面挂接到高权重网站的二级目录中,当用户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搜索这些关键词时,被推广公司的广告网页就会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一条或多条,实现“万词霸屏”的效果。百度公司以闪速推公司实施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闪速推公司依附于百度搜索引擎开展“万词霸屏”业务,故意利用技术手段破坏百度搜索引擎根据关键词搜索的正常收录和排名秩序,增加了用户信息获取成本,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闪速推公司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275.3万元。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判决有效遏制了利用技术手段干扰、操纵搜索引擎自然搜索结果排名的行为,有利于保障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健康有序的搜索生态和公平竞争的互联网秩序,彰显了人民法院营造风清气朗网络空间的力度与决心。
六、“胖虎打疫苗”NFT数字作品侵权案
深圳奇策迭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杭州原与宙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527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奇策迭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策公司)经漫画家马千里授权享有“我不是胖虎”系列作品独占性著作财产权。奇策公司在杭州原与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与宙公司)经营的平台发现其用户铸造并发布了“胖虎打疫苗” NFT数字作品,该作品与马千里在微博发布的插图作品完全一致,甚至依然带有相应水印。奇策公司遂以原与宙公司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NFT数字作品交易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结合交易模式、技术特点、平台控制能力、营利模式等,涉案平台应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认定原与宙公司侵权成立。原与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NFT数字作品的上架发布阶段涉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作为数字藏品的一种形式,NFT数字作品使用的技术可较为有效地避免后续流转中被反复复制的风险。基于NFT数字作品交易网络服务伴随着相应财产性权益的产生、移转以及可能引发的侵权后果等因素,此类服务提供者应当审查NFT数字作品来源的合法性,确认NFT数字作品铸造者具有适当权利。本案中,原与宙公司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系涉及NFT数字作品交易平台责任的典型案件。判决对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核心技术的NFT数字作品的法律属性、交易模式下的行为界定、交易平台的属性以及责任认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于构建公开透明可信可溯源的链上数字作品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七、涉“龙井茶”商标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特威茶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案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2)沪73行终1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是“”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类别为第30类“茶”商品。特威茶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威茶公司)销售贴附有“龙井茶”和“盛玺龙井茶”标识的茶叶,上述茶叶是特威茶公司从案外人TWG公司进口,并在进关过程中要求案外人旭暮公司将标有龙井茶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在商品上。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认定特威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决定没收标有“盛玺龙井茶”“龙井茶”标识的茶叶共计1422盒,并处罚款54万余元。特威茶公司不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认为,特威茶公司提出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特威茶公司不服,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处罚结果并无不当,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合法,遂判决驳回特威茶公司的诉讼请求。特威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商标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有标识商品原产地的功能,以表明因原产地的自然条件、工艺、制作方法等因素决定的商品具有特定品质。特威茶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商品来源于涉案证明商标要求的种植地域范围,其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构成商标侵权。特威茶公司不仅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其还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销售侵权产品的金额较大,行政机关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作出的罚款金额合理,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判决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地理标志保护行政执法标准与裁判标准统一,对于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范经营者正确使用含有地理标志字样的商业标识,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八、涉“都蜜5号”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京研益农(寿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1)琼73知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都蜜5号”是经农业农村部授权的植物新品种。京研益农(寿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研寿光公司)认为,在植物新品种权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临时保护期内,新疆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丰公司)以“世纪蜜二十五号”之名生产、销售实为“都蜜5号”的种子。京研寿光公司遂诉至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请求判令昌丰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品种权人在起诉前单方自行委托的鉴定,不是司法委托鉴定,但从样品来源、鉴定资质、适用的鉴定规则和测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后,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认定“世纪蜜二十五号”与“都蜜5号”为相同品种。昌丰公司未经许可,在“都蜜5号”植物新品种的临时保护期内生产、繁殖、销售与“都蜜5号”为同一品种的“世纪蜜二十五号”,应当向京研寿光公司支付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综合考虑品种类型、生产销售时间、销售单价以及数量等因素,判决昌丰公司支付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判决生效后促成关联案件当事人达成使用费支付协议和品种权许可协议,取得积极效果。该案加强对植物新品种权人的保护,促进甜瓜种业自主创新。
九、生成社交软件虚假截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郴州七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866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开发、运营“微信”“QQ”软件。郴州七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市岳麓区智恩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两被告)共同开发、运营“微商截图王”(后更名为“微商星球”)“火星美化”两款软件,该两款软件提供与“微信”“QQ”软件的界面、图标、表情等完全一致的素材和模板,使用户能够自行编辑并生成与“微信”“QQ”软件各种使用场景界面相同的对话、红包、转账、钱包等虚假截图。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乐商店”应用平台为被诉软件提供下载服务。腾讯公司认为三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借助微信、QQ软件所具有的广泛用户基础以及构建起的真实、诚信社交生态,利用部分用户意图通过造假、作弊来获取不当利益的心理,使被诉软件获得大量用户并据此牟取高额收益。两被告为其用户提供了造假、作弊的重要工具,为弄虚作假、行骗欺瞒之行提供了条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被诉行为直接冲击了微信、QQ以真实社交为依托的运营基础,易使消费者因虚假截图受到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害,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结合被诉软件用户数量、交易流水金额等因素,判令两被告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28.452万元。两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打击网络“黑灰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打击了提供作弊、造假工具的行为,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保护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促进作用。
十、罗某洲、马某华等八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
罗某洲、马某华等八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3刑终514号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AIRPODS”“AIRPODS PRO”商标权人为苹果公司,核定使用商品包括耳机等。被告人罗某洲、马某华等生产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对外销售牟利。涉案蓝牙耳机及包装无论是否印有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经蓝牙连接苹果手机后均弹窗显示 “Airpods”或“Airpods Pro”。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洲等人有期徒刑二至六年及罚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另查明,本案已销售侵权耳机金额应调整认定为22106296.08元。二审法院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等有形载体中,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就属于商标性使用。蓝牙耳机的消费者通过蓝牙配对建链寻找设备,对蓝牙耳机产品来源的识别主要通过设备查找正确的配对项实现蓝牙耳机功能。被告人生产的侵权蓝牙耳机连接手机终端配对激活过程中,在苹果手机弹窗向消费者展示“Airpods”“Airpods Pro”商标,使消费者误认为其使用的产品是苹果公司制造,造成对产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数字经济环境下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施新形态商标犯罪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把握商标犯罪行为的实质,正确界定商标使用行为,有力打击了利用新技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22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225号建议的答复
金硕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诉讼工作的法律监督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健全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构的建议
建立健全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构对履行监督职责,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十分必要。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部分地方检察院先行先试,对现有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民事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等内设机构进行改革。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设立侦查监督部、刑事审判监督部等部门,湖北、天津等地检察机关也有类似做法。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认真总结经验,按照《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司法办案组织及运行机制,强化法律监督,由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承办诉讼监督案件,确保监督实效。
二、关于建立对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制度的建议
近年来,检察机关处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和以完善检察监督体系为目标的检察改革的交会点。2014年,高检院提出侦查监督法治化现代化的工作主题,并提出通过构建“四梁八柱”,即围绕“抓好检警关系与捕诉关系、实现审查逮捕诉讼化与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的转型、建设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和“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做好审查逮捕核心能力和监督核心建设”来推动侦查监督的科学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侦查监督机制。
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违法行为(包括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违法查封冻结财物等侦查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共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22019件次,公安机关已纠正19310件次。其中,对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113件次,对侦查取证违法书面纠正225件次,对阻碍诉讼权利行使提出书面纠正意见332件次。检察机关不断研究探索建立强化对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一是积极探索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司法改革要求,2015年至2016年,高检院在10个省份试点,深入推进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二是积极探索建立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机制。2016年初,高检院部署开展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专项监督专题调研,针对调研和工作中发现的刑事拘留底数不明,适用不规范甚至违法适用等问题,要求相关省级检察院以问题为导向,认真组织开展调研工作。三是积极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目前,高检院正积极推动该项改革的落实。
三、关于强化对审判工作法律监督的建议
强化对审判工作的法律监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指示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与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指导,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加大抗诉工作力度,通过刑事抗诉职权的正确行使来维护司法公正、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拓宽监督视野,创新监督方式。注重综合运用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意见函、口头监督、联席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形成以抗诉为中心、多种监督手段齐头并进、相互配合的多层次监督体系,更好地实现监督效果。注重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解决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以及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认识分歧,统一司法尺度。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认真总结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做好公诉工作,既尊重和支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权威,又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推动公诉工作和刑事审判工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某荣等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54-157号)作为第三十八批指导性案例(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6月28日
李某荣等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154号)
【关键词】
民间借贷 举证责任 司法鉴定 抗诉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加强对借款、还款凭证等合同类文件以及款项实际交付情况的审查,确保相关证据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并就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定规则加强监督。对于鉴定意见应否采信,检察机关应当统筹考虑鉴定内容、鉴定程序、鉴定资质以及当事人在关键节点能否充分行使诉权等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作出判断。
【基本案情】
2004年至2005年期间,李某云因经营耐火材料厂,分四次向魏某义借款140万元并出具借条。2006年7月31日,魏某义因病去世。魏某义的法定继承人(即李某荣等七人)凭借条多次向李某云催要借款,李某云以已经偿还为由拒绝还款。
2007年6月5日,李某荣等七人将李某云诉至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云偿还借款140万元及起诉后的利息。李某云应诉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内容为“李某云借款已全部还清,以前双方所写借款条和还款条自行撕毁,以此为据。2006.5.8立字据人:魏某义”的字据(以下简称还款字据),据此主张已将借款还清。李某云于2007年7月9日自行委托河南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还款字据进行鉴定。2007年7月17日,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还款字据中“魏某义”的签名系本人所写,指纹系本人捺印。经李某荣等七人申请,一审法院于2007年7月26日委托西南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还款字据进行鉴定。2007年9月4日,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还款字据上“魏某义”三字不是本人书写形成,不能确定指印是否打印形成。法庭质证中,李某云对内容为“李某云原借款下欠20万元未还,因合作硅砖款未收回,收回后归还,其他借款已全部归还,原借款条作废。2006.5.4.魏某义”的鉴定样本提出异议。经法庭核实,双方均否认提交过该鉴定样本,法院亦未向西南某司法鉴定中心送检。李某云以此为由主张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并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辽宁某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2008年5月21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认为还款字据上“魏某义”签名与样本上“魏某义”签名为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采信辽宁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判决驳回李某荣等七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某荣等七人不服一审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中,李某荣等七人申请对还款字据重新鉴定。二审法院委托北京某物证鉴定中心对还款字据进行鉴定。2009年10月19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还款字据上“魏某义”签名字迹与样本上“魏某义”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指印是魏某义用印油按捺形成。二审法院采信北京某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荣等七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再审认定,李某云提供还款字据证明其偿还魏某义140万元借款,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第一,李某云自行委托河南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还款字据进行鉴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该鉴定采用的样本未经质证,李某荣等七人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第二,西南某司法鉴定中心采用的一份比对样本未经质证且来源不明,鉴定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第三,辽宁某司法鉴定所在接受委托时,明确表示依其资质仅能接受文书鉴定,而指纹鉴定属痕迹鉴定,超出其资质范围。一审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委托辽宁某司法鉴定所在其鉴定资质范围内进行鉴定,程序合法。第四,二审法院委托北京某物证鉴定中心重新作出的鉴定,虽与辽宁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存在一定差异,但主要结论相同,印证了李某云的主张。综上,再审法院采信辽宁某司法鉴定所和北京某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李某荣等七人不服再审判决,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并审查后,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卷宗并询问当事人,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一是审查承兑汇票贴息兑付情况。在本案历次诉讼中,李某云主张已偿还的100万元是以承兑汇票贴息的方式兑付,而办理承兑汇票贴息兑付手续时李某云必然会在银行划转留痕。从本案的客观情况看,款项交付情况对正确认定还款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在还款字据这一核心证据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并未要求李某云提供相关证据对款项交付情况予以证明,亦未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明显不当。二是审查还款字据的形式和内容。经审查,还款字据系孤证,且存在明显裁剪痕迹、正文与签字不是同一人所写等重大瑕疵。李某云自行委托河南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还款字据进行鉴定时,该鉴定机构对字据原件中“魏某义”的签名和指印采用溶解、剪切的破坏性检验方法。在李某荣等七人对该瑕疵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亦未要求李某云提供其他能够证明还款事实的必要证据予以补强。三是审查鉴定意见。再审判决采信的鉴定意见存在李某云与鉴定机构负责人多次不当电话联系、原审法院送检时未说明该检材已经多次鉴定等瑕疵,且未采信西南某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理据不充分。虽然再审法院以西南某司法鉴定中心采用未经质证且来源不明的样本为由,认定鉴定程序违法并对鉴定意见不予采信,但是从鉴定人王某荣出具的《出庭质证的书面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不采用该份比对样本,依据其他鉴定样本也能够得出检材字迹“魏某义”非本人所写的结论。
监督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还款字据的形式和内容以及鉴定意见等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审查后,认为再审判决认定李某云已经偿还借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遂于2015年5月12日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并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再审民事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李某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某荣等七人支付140万元及自2007年6月5日起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并就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定规则加强监督。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用以证明交付借款或还款的书证往往系孤证或者存在形式、内容上的瑕疵,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对借款合同、借据、收条、阶段性汇总协议等合同类文件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审查;二是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方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等要素,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判断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还款字据系孤证且自身存在重大瑕疵,债务人据此主张所借款项已经清偿,法院未要求债务人就还款字据项下的款项交付情况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亦未在必要时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属于举证责任分配失当。实践中,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监督,及时监督纠正错误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对鉴定意见是否采信应当结合相关证据进行综合性审查。司法鉴定是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适用司法鉴定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及客观公正办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鉴定意见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鉴定机构或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鉴定资质;检材是否经各方当事人质证;鉴定人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是否答复以及答复是否合理;对合理异议鉴定机构是否作出补充鉴定意见;鉴定人是否对鉴定使用的标准和方法作出说明;鉴定人是否出庭答疑;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与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方式是否相符等。特别是在经过多次鉴定且鉴定意见存在冲突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当统筹考虑鉴定内容、鉴定程序、鉴定资质以及当事人在关键节点能否充分行使诉权等因素,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判断鉴定意见是否可以采信,防止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第六百七十五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3年施行)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四十三条、第九十条)
某小额贷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155号)
【关键词】
借款合同 依职权监督 高利放贷 抗诉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件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关联公司,以收取咨询费、管理费等名义预先扣除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认定借款本金并依法计息。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应当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发放贷款行为的审查和调查核实,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法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23日,某置业公司与某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借款期限为90天,从2012年11月23日起至2013年2月22日止;借款月利率15‰,若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则以提款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为准,逾期罚息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日,某置业公司(甲方)与某信息咨询服务部(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甲方邀请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贷款业务,为甲方提供贷款基本资料、贷款抵押品估价等办理贷款相关手续的咨询服务,使甲方融资成功;融资成功后,甲方同意在贷款期内向乙方缴纳服务费总额78万元,超过首次约定贷款期限的,按月收取服务费,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收取,标准为:以贷款金额为标的,每月按20‰收取咨询服务费。某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赵某露在乙方负责人处签字。同日,某小额贷款公司按约向某置业公司支付1300万元,某置业公司当即通过转账方式向赵某露支付咨询服务费45.5万元。其后,某置业公司又陆续向某小额贷款公司、某信息咨询服务部支付508.1602万元。
2015年6月24日,某小额贷款公司将某置业公司诉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某置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约定的借期与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某小额贷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某小额贷款公司依约支付借款,某置业公司即应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向某小额贷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某小额贷款公司主张逾期月利率为22.5‰过高,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息。某置业公司与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故某置业公司辩称咨询服务费应作为本金抵扣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遂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判决,判令:某置业公司偿还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本金1300万元;截至2015年3月20日,利息142.2878万元;从2015年3月21日起,以13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当事人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在协助上级检察院办理某小额贷款公司与王某、何某等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中,发现本案监督线索。经初步调查了解,某小额贷款公司可能存在规避行业监管,变相收取高额利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情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并重点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询问赵某露以及某小额贷款公司副总经理、会计等,证实某信息咨询服务部是某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赵某露既是某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也是某小额贷款公司出纳;调取赵某露银行流水,查明赵某露收到某置业公司咨询费后,最终将钱款转入某小额贷款公司账户;查阅某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凭证等会计资料,发现某小额贷款公司做账时,将每月收取的钱款分别做成利息与咨询费,本案实际年利率达到42%。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依法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抗诉。
监督意见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履行合同不得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某信息咨询服务部名义上向某置业公司收取的咨询费、服务费,实际是代某小额贷款公司收取的利息,旨在规避国家金融监管,违规获取高息。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应扣除借款当日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即“砍头息”45.5万元,其后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应抵扣借款本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于2020年10月26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再审。再审中,某小额贷款公司认可检察机关查明的事实。再审另查明,2017年12月28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置业公司的破产申请;同日,某小额贷款公司申报债权。综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于2021年6月2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某小额贷款公司对某置业公司享有破产债权1254.50万元及利息,已付利息508.1602万元予以抵扣。当事人双方均未上诉,再审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关联公司预先扣除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认定借款本金并依法计息。实践中,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为规避监管,利用其在放贷业务中的优势地位,采取预扣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等违法手段,损害借款人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从表面上看,此类小额贷款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要求借款人与关联公司订立咨询、中介等服务合同,收取咨询、管理、服务、顾问等费用,但实际上是预先扣除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上述内容再次予以确认并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关联公司预扣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符合民法典精神及稳定规范金融秩序的要求。
(二)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应当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发放贷款行为的审查和调查核实,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法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当前,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背离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民间资本满足实体经济、服务“三农”、小微型企业、城市低收入者等融资需求的政策初衷,违背“小额、分散”原则,违法违规放贷,甚至违背国家房地产调控措施,以首付贷、经营贷等形式违规向买房人放贷。这不仅增加自身经营风险,而且加大金融杠杆,增大金融风险,乃至危及国家金融安全。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中,一方面保障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当注重通过大数据筛查类案情况,积极调查核实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及资金流向等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等存在违规发放贷款情形的,可以依法通过抗诉、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六百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3年施行)第四十一条、第九十一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七条、第九十条)
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
(检例第156号)
【关键词】
一房二卖 可得利益损失 自由裁量权 再审检察建议
【要旨】
“一房二卖”民事纠纷中,房屋差价损失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内容,属可得利益损失,应当由违约方予以赔偿。对于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明显失当的,检察机关应当合理选择监督方式,依法进行监督,促进案件公正审理。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13日,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商业用房,面积251.77平方米,单价2万元/平方米,总价503.54万元。合同还约定了交房日期、双方违约责任等条款。郑某安付清首付款201.44万元,余款302.1万元以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2005年6月,某物业发展公司将案涉商铺交付郑某安使用,后郑某安将房屋出租。郑某安称因某物业发展公司未提供相关资料,导致案涉商铺至今未办理过户手续。2012年1月16日,某物业发展公司与某百货公司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包括郑某安已购商铺在内的一层46-67号商铺2089.09平方米,以单价0.9万元/平方米,总价1880.181万元,出售给某百货公司。2012年1月20日,双方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某物业发展公司向某百货公司依约交接一层46-67号商铺期间,某物业发展公司与郑某安就商铺回购问题协商未果。
2013年2月28日,郑某安将某物业发展公司诉至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503.54万元,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及房屋涨价损失。一审法院委托评估,郑某安已购商铺以2012年1月20日作为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单价6.5731万元/平方米,总价为1654.9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某物业发展公司于2012年1月20日向某百货公司办理案涉商铺过户手续,导致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构成违约。因违约给郑某安造成的损失,应以合同正常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为限,某物业发展公司应按此时的案涉商铺市场价与购买价之间的差价1151.37万元,向郑某安赔偿。郑某安主张的按揭贷款利息为合同正常履行后为获得利益所支出的必要成本,其应获得的利益在差价部分已得到补偿。某物业发展公司在向某百货公司交付商铺产权时,曾就案涉商铺问题与郑某安协商过,并且某物业公司以同样方式回购了其他商铺,因此某物业发展公司实施的行为有别于“一房二卖”中出卖人存在欺诈或恶意的情形,郑某安请求某物业发展公司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503.54万元的赔偿责任,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某物业发展公司向郑某安返还已付购房款503.54万元、赔偿商铺差价损失1151.37万元。
郑某安、某物业发展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定,某物业发展公司与郑某安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实施。因此,某物业发展公司应当预见到如其违反合同约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除对方当事人所遭受直接损失外,还可能包括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综合本案郑某安实际占有案涉商铺并出租获益6年多,以及某物业发展公司将案涉商铺转售他人的背景、原因、交易价格等因素,一审判决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点的市场价与郑某安购买价之间的差额作为可得利益损失,判令某物业发展公司赔偿郑某安1151.37万元,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超出当事人对违反合同可能造成损失的预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精神,为了更好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酌定某物业发展公司赔偿郑某安可得利益损失503.54万元。据此,二审判决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某物业发展公司向郑某安返还已付购房款503.54万元、赔偿商铺差价损失503.54万元。
郑某安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驳回郑某安提出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郑某安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调阅卷宗并询问当事人,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一是审查郑某安主张的房屋差价损失1151.37万元是否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及应否赔偿。本案中,郑某安依约支付购房款,其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完毕,某物业发展公司亦已将案涉商铺交付郑某安。因不可归责于郑某安原因,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其后,某物业发展公司再次出售案涉商铺给某百货公司并办理过户,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违约损失赔偿额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某物业发展公司作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专业企业,订立合同时应预见到,若违反合同约定,将承担包括差价损失赔偿在内的违约责任。某物业发展公司再次出售案涉商铺时,对案涉商铺市价应当知悉,对因此给郑某安造成的房屋差价损失也是明知的。因此,案涉房屋差价损失1151.37万元属于可得利益损失,某物业发展公司应予赔偿。二是审查生效判决酌定某物业发展公司赔偿郑某安可得利益损失503.54万元,是否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某物业发展公司擅自再次出售案涉商铺,主观恶意明显,具有过错,应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郑某安出租商铺收取租金,是其作为房屋合法占有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应作为减轻某物业发展公司民事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案涉商铺第二次出售价格虽仅为0.9万元/平方米,但郑某安所购商铺的评估价格为6.5731万元/平方米,某物业发展公司作为某百货公司发起人,将案涉商铺以较低价格出售给关联企业某百货公司,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故案涉商铺的第二次出售价格不应作为减轻某物业发展公司民事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
监督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郑某安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予赔偿以及酌定调整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是否属行使裁量权失当等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审查后,认为生效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有失公平,遂于2019年1月21日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监督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再审中,在法庭主持下,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一)解除双方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某物业发展公司向郑某安返还已付购房款503.54万元,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03.54万元;(三)某物业发展公司另行支付郑某安商铺差价损失450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支付200万元,于2021年5月31日前付清其余250万元;某物业发展公司如未能如期足额向郑某安付清上述款项,则再赔偿郑某安差价损失701.37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依法予以确认。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一房二卖”民事纠纷监督案件中,应当加强对可得利益损失法律适用相关问题的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一房二卖”纠纷中,出卖人先后与不同买受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后买受人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前买受人基于房价上涨产生的房屋差价损失,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可以依法主张赔偿。同时,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考虑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等因素,合理确定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本案系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法院采纳监督意见进行再审后,依法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监督实务中,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二)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行使自由裁量权明显失当行为的监督,促进案件公正审理。司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审慎的原则,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办理未能充分体现法律精神,裁量时违反市场交易一般规则,导致裁量失当、裁判不公。“一房二卖”纠纷中,涉案房屋交付使用后,签约在先的买受人出租房屋所获取的租金收益,系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主要义务后,基于合法占有而享有的权益,而非买受人基于出卖人违约所获得的利益,不能作为法院酌减违约赔偿金的考量因素。对行使自由裁量权失当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加强监督,在实现个案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统一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五百八十四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3年施行)第三条、第四十七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条、第四十三条)
陈某与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157号)
【关键词】
房屋租赁合同 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合同解除 抗诉
【要旨】
出租人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并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承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准确适用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保障当事人能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某地产公司与向某贵、邓某辉等拆迁户分别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及产权调换安置协议》,约定对向某贵、邓某辉等拆迁户所属房产实施产权调换拆迁。2017年10月,某地产公司与向某贵、邓某辉分别签订《门面接房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安置的房产为案涉同一门面房。其后,某地产公司通知向某贵、邓某辉撤销前述两份协议,并重新作出拆迁安置分配方案,将案涉门面房安置给向某贵,隔壁门面房安置给邓某辉。此后,向某贵与某地产公司办理案涉门面房交房手续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门面房,但邓某辉以其与某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及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为由,主张其为案涉门面房权利人。2018年5月1日,出租人向某贵与承租人陈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将案涉门面房出租给陈某,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59900元,第二年62500元,第三年62500元,保证金1000元,陈某已交纳保证金1000元及第一年的第一期租金29900元。门面房交付后,陈某即开始装修。装修中,案外人邓某辉及家人以其享有讼争门面房权属为由,多次强行阻止陈某施工。陈某多次报警,经当地派出所多次协调未果,陈某被迫停止装修。其后,陈某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协议》,向某贵不同意,并拒绝接收陈某交还的钥匙。
2018年7月10日,陈某将向某贵起诉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向某贵退还租金、保证金并赔偿损失。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租赁房屋权属有争议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虽然案外人邓某辉阻止陈某使用案涉房屋,但是并无证据证明其对案涉商铺享有所有权,其干涉承租人租赁使用属于侵权行为,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租赁房屋权属有争议的情形。据此,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后陈某不服一审生效判决,向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0月30日裁定驳回陈某提出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陈某不服一审生效判决,向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并审查后,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抗诉。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卷宗并询问当事人,重点对房屋租赁协议应否解除等相关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向某贵作为出租方,虽向陈某交付案涉门面房,但在陈某装修门面房期间,案外人邓某辉以享有案涉门面房权属为由阻止陈某施工,导致陈某不能正常使用该门面房,签约目的不能实现,陈某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协议》。陈某租赁案涉门面房的目的是尽快完成装修投入经营使用,案外人邓某辉阻止陈某装修,导致陈某三分之二租期内未能使用该门面房,继续履行合同对陈某明显不公平。
检察机关还查明,一审判决生效后,陈某曾于2019年6月13日向向某贵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向某贵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不同意解除房屋租赁协议,遂于2019年8月29日起诉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陈某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陈某支付剩余租金92500元及利息。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陈某诉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确认陈某无权解除租赁合同,现陈某再次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陈某应当依约支付租金及利息,遂判决支持向某贵的全部诉讼请求。陈某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外人邓某辉对案涉门面房主张权属并阻止陈某装修,系发生了合同成立后难以预见的客观情况变化,并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陈某不公平,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陈某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有效,判决撤销该案一审判决,驳回向某贵的诉讼请求。
监督意见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在对案涉门面房权属、房屋租赁协议履行情况以及应否解除房屋租赁协议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陈某诉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的一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遂于2020年6月19日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陈某诉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发回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再审一审判决:撤销一审生效民事判决;确认陈某与向某贵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已经解除;向某贵退还陈某房屋租金28589.32元、保证金1000元;赔偿陈某装修损失13375元。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监督案件中,应当依法对出租人负有的出租房屋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作出正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在于使用租赁物并获得收益,出租人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即要承担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包括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的瑕疵担保责任。其中,出租人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出租人应担保不因第三人对承租人主张权利而使承租人不能依约使用、收益租赁物的责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如果承租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可以主张解除租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三条、第七百二十四条延续了上述规定精神。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第一,出租房屋权利瑕疵在签约时是否存在。如在签约时已存在,承租人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第二,承租人是否明知出租房屋存在权利瑕疵。如承租人在签约时不知存在权利瑕疵,则其为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如承租人明知存在权利瑕疵,自愿承担案外人主张讼争标的物权属可能带来的风险,则出租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第三,承租人是否及时告知出租人权利瑕疵存在并要求出租人合理剔除。如承租人及时告知,但出租人未能合理剔除权利瑕疵,出租人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如承租人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出租人丧失剔除瑕疵时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出租人的赔偿责任。
(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准确适用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保障当事人能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情形,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延续并完善上述规定:一是如果当事人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合同应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应当保障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二是如果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应当保障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出租人不同意按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双方对此协商未果,后承租人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未获得法院支持,在此情形下,承租人向出租人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亦未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对于承租人通过协商与诉讼已穷尽法定的合同解除手段,但仍然未能解除合同而申请检察监督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保障当事人能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的有效结合。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九十三条、第七百零八条、第七百二十三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四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09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现为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2013年施行)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四十三条、第九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10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外商投资企业在设立、变更等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
第二条 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
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该合同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约定一方当事人以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标的物出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标的物已交付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使用,且负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完成了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方当事人履行了出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义务。外商投资企业或其股东以该方当事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该方当事人不享有股东权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外商投资企业或其股东举证证明该方当事人因迟延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给外商投资企业造成损失并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以转让方为被告、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转让方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方同时请求在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时自行报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拒不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赔偿损失的范围可以包括股权的差价损失、股权收益及其他合理损失。
第七条 转让方、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受让方根据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报批,未获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受让方另行起诉,请求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方请求转让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根据转让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大小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赔偿数额。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后转让方才办理报批手续,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经转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转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因迟延履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亦未履行报批义务,转让方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令转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续。该股权转让合同获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的,对转让方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已实际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但合同未获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转让方请求受让方退出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并将受让方因实际参与经营管理而获得的收益在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支付给转让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应当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经同意;
(二)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
(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其他股东以该股权转让侵害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主张优先购买权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转让方、受让方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股东与债权人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仅以股权质押合同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权质押合同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办理了出质登记的,股权质权自登记时设立。
第十四条 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
(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
(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
(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
第十五条 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依据双方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实际投资者请求支付必要报酬的,人民法院应酌情予以支持。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履行与实际投资者之间的合同,致使实际投资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实际投资者请求解除合同并由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实际投资者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约定,直接向外商投资企业请求分配利润或者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名义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高于实际投资额,实际投资者请求名义股东向其返还投资款并根据其实际投资情况以及名义股东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对股权收益在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明确表示放弃股权或者拒绝继续持有股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以拍卖、变卖名义股东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所得向实际投资者返还投资款,其余款项根据实际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情况、名义股东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在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第十九条 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名义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低于实际投资额,实际投资者请求名义股东向其返还现有股权的等值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明确表示放弃股权或者拒绝继续持有股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以拍卖、变卖名义股东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所得向实际投资者返还投资款。
实际投资者请求名义股东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名义股东对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大小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赔偿数额。
第二十条 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被认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或者外商投资企业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所载股东,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他方股东丧失股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他方股东请求确认股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该股权的除外。
他方股东请求侵权股东或者外商投资企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投资设立企业产生的相关纠纷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二批法律研修学者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二批法律研修学者人选的公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研修学者制度的规定》,经研究,接收以下人员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批法律研修学者。
1.项目名称:法官培养机制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草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副教授)
2.项目名称:滥用诉权问题的规制研究
研修学者:张海燕(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3.项目名称:刑事庭审实质化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施鹏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4.项目名称:“僵尸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陈景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5.项目名称: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战略研究
研修学者:管育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研究员)
6.项目名称:我国海洋维权司法对策研究
研修学者:张文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7.项目名称:行政协议案件审理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郑雅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8.项目名称:刑事申诉诉讼化改造问题研究
研修学者:程雷(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9.项目名称: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体制和工作机制研究
研修学者: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10.项目名称: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及审级制度完善研究
研修学者:刘哲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感谢全国各高等法律院校、科研机构的组织推荐!
特此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7年2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推动办好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现将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社区团购食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案例作为《“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3月13日
“3·15”检察机关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目录
1.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社区团购食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2.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小微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3.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添加金银箔粉食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外卖餐饮包装不规范封签行政公益诉讼案
5.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疗美容机构违法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6.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段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添加管制精神药品饮料民事公益诉讼案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8.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等29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9.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强等人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起诉重庆市云阳县某副食店、胡某销售假冒白酒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社区团购食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社区团购 “益心为公”志愿者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社区团购网络零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以点带面推动行业治理,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浙江省海宁市某商家系嘉兴市排名第一的社区团购商家,以微信“群接龙”的方式开展线上预售和线下供货,截至2022年8月,该团购商家微信成员数多达7.7万余人,接龙次数高达217万余次,有消费者反映其存在销售“三无”、添加剂超限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超范围经营以及违规发布广告等违法行为,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7月,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宁市院”)收到“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以下简称“志愿者”)提供的该案线索后,经分析研判,于2022年8月15日立案。经调查发现,该团购商家存在销售没有食品标签的食品、添加剂超限的食品;超许可范围从事食品经营;使用“最好等级”“最经典”“全网最低”等用语对销售的食品做虚假广告宣传;在广告语中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等违法行为。
为进一步发现社区团购存在的各类问题,海宁市院充分发动志愿者面向广大消费者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两千余份,并针对消费者集中关注的无证经营、缺斤短两、掺杂掺假、售后无保障等情形形成问卷调查报告。海宁市院经审查后认为,社区团购作为电子商务新业态,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规定,食品安全隐患、违规经营、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侵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2年10月8日,海宁市院向市市场监管局制发了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社区团购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治理。2022年12月5日,市市场监管局反馈,对某团购商家违法销售食品、虚假宣传等行为作出罚款12.5万元的行政处罚;在全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团购类经营活动排摸整治专项行动,重点约谈辖区内6户头部团购商家,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
此外,检察机关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某团购商家未依法申报缴纳税款的违法行为,督促税务部门追缴27万余元。
【典型意义】
社区团购作为当前的消费热点发展迅猛,但其不规范经营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不仅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影响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充分发挥“益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等方面的作用,开展社会调查获取消费者真实体验,为监督办案提供参考;以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制定科学合理的行业监管政策,构建起新业态行业自律机制,在激发保护市场活力的同时全面规范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小微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小微养老机构 代表建议转化
【要旨】
对于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涉及的公益侵害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将其作为重点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予以办理,通过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检察建议的衔接转化,实现同向发力保护公益。针对小微养老机构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规范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基本案情】
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多家小微养老机构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设置食堂,违规向入住老人提供餐饮服务,且此类养老机构普遍存在提供餐饮服务的员工未办理健康证,餐厨操作间卫生脏乱、未配置消毒设备及未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不符合食品经营安全标准的情况,有的甚至使用过期食品、调味品,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开发区院)在办理镇江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期间发现该案线索,并进行初步调查。经走访人大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并向民政部门调取全区养老机构信息,检察机关发现该区18处养老机构中多处小微养老机构存在内设食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餐饮服务的员工未办理健康证,使用过期食品、调味品,餐厨操作间卫生脏乱、未配置消毒设备及未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问题,且其中6处养老机构未办理机构营业执照。
7月13日,该院对此予以立案调查,经分析研判认为:小微养老机构食品安全问题易成为监管盲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该院遂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本地区养老机构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设置食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向老年人提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同时,该院就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检察建议制发情况专题报告区党工委。
收到检察建议后,镇江新区(即经济开发区)专门成立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并下发《未备案养老服务场所安全隐患集中整治方案》。区市场监管局对本地区各养老机构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共检查养老机构18家,依法处理食品安全问题32个;召开养老机构经营者约谈会,现场讲解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督促食品经营者落实责任、依法规范经营。2022年10月底,镇江新区通过分类施策整治,完成了养老机构整改,对不符合养老服务场所标准的机构予以关停,符合条件的另行选址建设、转型为合法养老经营机构,95名原入住老人也得到妥善安置。
11月15日,开发区院邀请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估。检察长带队走访分流老人入住的镇江新区中心敬老院及正在建设的新办养老机构,并对区市场监管局是否采取全面措施依法履职举行公开听证,整改情况获听证员一致认可。
【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小微养老服务机构不断增多,因经营、管理不规范滋生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凸显。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运用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机制发现案件线索,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向党委报送专题报告、公开听证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形成监管合力,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助力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添加金银箔粉食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含金银箔粉食品 非法添加 虚假宣传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虚假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等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落实生产经营者、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治理,营造良好食品经营环境。
【基本案情】
江西省龙南市部分烘焙商家为牟取高额利润,迎合不良消费心理,在蛋糕等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非法添加金银箔粉,并冠以“大富大贵”“暴富款”等名称制造噱头提高售价。在营销过程中,有的商家向消费者宣称金银箔粉可以食用。但金银箔粉并不会被身体吸收,部分消费者食用后出现恶心、肠胃不适等情况。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3月,龙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南市院)组织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龙南市院移送12315举报平台反映的当地蛋糕店销售含有金银箔粉蛋糕的线索。同年3月18日,龙南市院依法立案,先后调查走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公司、辖区内蛋糕店、部分消费者等,调取销售记录等相关材料,并询问涉案蛋糕店相关工作人员。经调查查明,根据2022年1月29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的通知》的规定,金银箔粉不是食品添加剂,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而某网络餐饮服务平台上,“柒某烘焙”蛋糕店在线销售添加“金银箔粉”蛋糕,并在销售过程中宣传金银箔粉可以食用;“卡某奇”蛋糕店在制作蛋糕中使用“金银箔粉”,经营者明确宣称可以食用。实地调查过程中,在“左某”蛋糕店发现使用中的“金银箔粉”。涉案几家蛋糕店使用的金银箔粉原料既有国内厂商生产,又有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进口的产品,部分产品说明书标明成份99.96%铜、0.04%铁,且明确用于装饰,不得食用,成本仅每克十几元至几十元,并非对消费者宣称的纯金纯银箔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食品安全和广告监管的职能部门,应当对食品中非法添加金银箔粉、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加强监管。3月23日,龙南市院向该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督促其履行食品安全、广告监管职责,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食金之风”。
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立即对“柒某烘焙”“卡某奇”“左某”等蛋糕店立案调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柒某烘焙”蛋糕店非法所得,并罚款三千余元;责令“卡某奇”“左某”等蛋糕店停止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行为,没收“金银箔粉”原料。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约谈某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在本地的分支机构,督促其加强服务平台相关违法行为的监测管理,责令该平台对“柒某烘焙”等蛋糕店涉及违法添加非食品原料和虚假宣传的产品采取下架等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行业治理,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开展打击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专项整治活动方案》,集中查处食品中非法添加金银箔粉行为,加强网络食品交易、食品广告宣传监管,依法从严查处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广告,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并组织烘焙行业、餐饮酒店、大型商超、“网红小吃店”等经营者集中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开展食品安全和营养教育宣传,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倡导科学理性消费。
【典型意义】
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牟取暴利,制作、售卖或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类物质食品,不仅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影响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身体健康,也助长了宣传奢靡享乐、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使用金银箔粉等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虚假宣传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益损害问题,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全面整治食品交易、广告宣传中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健康教育,有效遏制“食金之风”,净化市场消费环境,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外卖餐饮包装不规范封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外卖餐饮封签 地方标准
【要旨】
针对外卖餐饮包装未有效密封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在地方标准已经明确对外卖包装密封方式提出规范要求的背景下,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加大对地方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服务安全管理规范落地适用,切实保护消费者用餐安全。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13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网络餐饮服务餐饮安全管理规范》(DB11/T 1924-2021,以下简称《管理规范》),明确要求外卖打包“应使用外卖包装封签或一次性封口的外包装袋等密封方式,封签、外包装袋口在开启后应无法复原”。北京市延庆区部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未按照《管理规范》的规定使用外卖封签的问题,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延庆区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该案线索后,为进一步查证核实,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通过外卖APP点餐,点餐的5家外卖中有4家未使用外卖包装封签或使用一次性封口的外包装袋,各类餐食可以随意打开。6月27日,延庆区院立案调查,并与行政机关进行了沟通。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对辖区内外卖餐饮安全的监管职责和对地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责。2022年7月11日,延庆区院向该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送检察建议,要求其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加大执法和宣传力度,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对外卖餐食进行规范包装,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进一步凝聚履职合力,加大保护食品安全的公益宣传力度,整改期间,延庆区院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召开了外卖食品安全专题座谈会,共同到部分外卖餐饮经营店铺进行实地普法宣传,对已包装的外卖食品进行现场查看,引导经营者对外卖食品进行规范封装。
2022年8月19日,行政机关书面回复了问题整改情况。一是开展全区餐饮业食品安全大检查工作。重点对原材料进货情况、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操作间环境卫生状况、食品加工操作过程、食品贮存情况、食品安全封签落实情况等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二是对各大外卖平台延庆网点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其进一步加强对外卖配送人员的培训工作,并发放了食品安全封签。整改期间,行政机关共办理涉外卖餐饮封签案件4件,对涉案店铺给予了警告处理并采取宣传、引导措施,督促相关经营者对外卖食品进行规范包装,保障外卖食品安全。
延庆区院于2022年9月2日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涉案的4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及商圈内其他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均按规定使用了外卖包装封签或一次性封口的外包装,外卖食品包装得到有效密封。
【典型意义】
随着外卖成为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的便捷方式,外卖食品安全也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堵住外卖食品安全漏洞,既要靠平台与餐饮服务者行业自律,更要靠制度规范引领。检察机关及时关注到地方标准的出台,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督促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地方标准在本地的实施,协同引导企业合规经营,促使外卖封签这类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落地执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疗美容机构违法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卫生安全 医疗美容
【要旨】
针对医美机构重复使用注射器、使用过期药品等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基本案情】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某医美门诊部在对消费者进行医美整形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使用过期的“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等药品,使用过期的医疗器械“注射用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用于面部五官塑形,使用过期的医用免洗消毒凝胶、甲紫液等消毒用品,存在医疗安全隐患,威胁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3月,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秦都区院)在开展小诊所医疗安全整治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并于3月21日立案。立案后,采取现场勘验、调取营业执照等书证材料、询问违法行为人、咨询专业人员、走访行政机关等方式,查明:某医美门诊部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使用过期药品和消毒产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
2022年3月25日,秦都区院针对某医美门诊部的违法行为,向咸阳市秦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职责;向咸阳市秦都区卫生健康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医疗机构消毒工作监管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医美门诊部作出行政处罚,没收“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等过期药品19支、“注射用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等过期医疗器械5支,并处罚款。区卫生健康局对某医美门诊部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某医美门诊部缴纳了罚款,改正了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过期药品及消毒产品的行为。
秦都区院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推动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成立医美行业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印发《医美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和职责分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共摸排辖区43家医美机构,发现无证无照经营、使用过期消毒产品、化妆品等问题线索20余件,责令关停6家无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美机构,责令10家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美机构依法办证,作出罚款、没收过期药品、消毒产品、化妆品等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对“美”消费需求的增加,医美行业迅速发展,随之产生的用药、行医不规范问题多发高发。检察机关积极回应人民关切,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查处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深化“检察+”协作格局,从个案办理扩展到类案监督,督促行政机关进行专项整治,引导从业者依法规范经营,系统治理医美服务痛点、难点,实现人民群众对安全医美、放心医美、健康医美的美好愿望。
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段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添加管制精神药品饮料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精神药品 国家管制化学品 惩罚性赔偿 全链条追责
【要旨】
对于在饮料中非法添加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严重侵害不特定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让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起,段某某明知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γ-羟基丁酸可以由当时尚未被国家列管的化学品γ-丁内酯(2021年被列管为易制毒化学品)通过特定方法生成,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购进γ-丁内酯并制成添加剂后,以四川某公司名义委托佛山某饮品公司生产名为“咔哇潮饮”的饮料。该饮品公司在明知添加剂来源不明的情况下仍生产饮料,最终导致饮料流入市场。2022年4月,段某某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调查和诉讼】
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佛山市院”)在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同时,将本案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理。经调查,γ-羟基丁酸属于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物,会造成人暂时性记忆丧失,严重的会导致死亡。涉案饮料的γ-羟基丁酸添加量,足以对人体构成伤害。段某某、四川某公司、佛山某饮料公司生产、销售涉案饮料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官办案组通过调取网络平台的销售情况固定电子证据,并主动联系公安机关等部门,查明涉案饮料流入市场的销售数量、价格及范围。
2019年9月,经履行诉前程序,佛山市院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段某某、四川某公司、佛山某饮料公司共同支付销售价款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1.7亿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2023年1月,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检察机关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全部获法院判决支持。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管制精神药物的生产和销售商进行全链条打击,让其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加大其违法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起到警示震慑的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惩罚性赔偿 企业合规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损害赔偿责任。在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时,对于违法企业及时赔偿的,可以综合考虑企业违法行为的主观恶性、损害结果、整改效果,以及优化生产作业流程、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等合规因素,统筹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在起到惩罚、震慑和预防作用的同时,激励企业落实合规整改承诺,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对克拉玛依市某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畜牧公司)生产销售的鸡蛋进行抽检时,检出鸡蛋中含有氟苯尼考成分,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且同批次鸡蛋已全部销售给消费者,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2022年2月,克拉玛依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分局按照与检察机关签订的线索移送机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克拉玛依市院”)移送了某畜牧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一案线索。克拉玛依市院于2022年2月11日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检察人员实地走访某畜牧公司,现场查看鸡蛋生产作业车间,了解生产过程及产品销售情况。该公司养殖项目包含产蛋鸡与生猪养殖,被抽检出不合格鸡蛋后,通过生产流程自查发现鸡蛋中含有氟苯尼考成分是工作人员将鸡饲料与猪饲料在同一混拌装置中加工造成,而在生猪养殖中允许饲料添加氟苯尼考防止生猪生病,在鸡产蛋期间却不允许喂养含有氟苯尼考饲料。为查实不合格鸡蛋的销售数量及金额,检察人员调取了某畜牧公司案发前后的出库单据,向企业负责人、生产一线工作人员了解核实企业生产情况及产蛋鸡饲养管理等情况,核实了2021年6月7日该公司以11969.28元的价格将含有氟苯尼考的鸡蛋销售给某粮油副食品店,最终销售给不特定消费者。
克拉玛依市院于2022年2月18日在正义网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同年4月20日,针对某畜牧公司在生产中存在的不合规情形,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了某畜牧公司企业合规座谈会,邀请了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及人大代表等从事食品安全监管、检测方面的专家、业务骨干参加。与会人员提出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召回制度、自检自查制度,加强生产人员安全培训、完善农产品初检及第三方检测等建议。某畜牧公司承诺将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保证合法合规经营。
2022年5月6日,克拉玛依市院根据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向乌鲁木齐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某畜牧公司案发后及时采购了新的鸡饲料加工装置,弥补了饲料加工管理漏洞,且承诺通过完善企业管理制度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等因素,基于服务“六稳”“六保”、督促企业完善合规管理考虑,决定提出要求某畜牧公司承担销售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即35907.84元的诉讼请求。2022年7月22日,经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调解,检察机关与某畜牧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实现了全部诉讼请求。调解协议生效后,某畜牧公司已将全部赔偿金交由克拉玛依市院上缴国库。
克拉玛依市院于2022年8月9日向某畜牧公司制发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督促企业落实制度建设,启动合规整改。某畜牧公司书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建议,已制定《猪肉和鸡蛋生产环节过程质量安全自检自查制度》《饲料原料及投入品检测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制度》等一系列企业管理制度,并在企业内部组织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承诺为克拉玛依市场提供安全合格的农产品。整改期间,克拉玛依市院开展产品质量“回头看”,向克拉玛依市农业农村局调取了案发后对某畜牧公司产品的抽检报告,并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对该公司生产的鸡蛋随机抽检,结果均为合格。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通过对违法行为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加大其违法成本,对潜在违法者产生震慑与警示作用。为促进企业长远发展,检察机关同时开展企业合规审查,通过检察监督关注案涉企业不合规的根源所在,积极推动案涉企业合规整改。对整改力度大、效果好、配合度高的企业在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上予以综合考虑,以此作为企业合规整改激励措施,推进司法助力整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企业“真合规”“真整改”。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等29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违法销售金额大、受害人覆盖面广的违法行为人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有效震慑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至2020年11月,刘某夫妇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从李某等人经营的养殖厂购买未经检疫的病、死牛进行屠宰,并将未经检验检疫的牛肉等食材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给张某某等人经营的餐厅、肉店用以加工销售。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定,公安机关查获的牛肉、牛内脏等物品所涉及的死亡牛犊尸体系不明原因死亡;经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刘某夫妇等人屠宰、销售病死、死因不明的畜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经宁夏五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刘某等29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金额自1177元至603444.8元不等,共计1331908.8元。
【调查和诉讼】
刘某等29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沙坡头区院)在履行审查起诉职责中发现。2021年5月、6月,沙坡头区院对刘某等20人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先后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沙坡头区法院)提起公诉。沙坡头区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张某某等9人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遂于同年9月17日对刘某等29人向沙坡头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支付其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3319088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李某等20名被告主动足额缴纳了惩罚性赔偿金5796650元,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已实现,沙坡头区院遂撤回对该20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
2022年3月11日,沙坡头区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沙坡头区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履行职责。同年4月8日,沙坡头区法院认定被告刘某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同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支持沙坡头区检察院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决刘某等9人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7522438元。一审宣判后,各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目前,惩罚性赔偿金已执行到位1241589.77元。
【典型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本案中刘某等29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牛肉等食材持续时间长,数量大,销售金额高,涉及人员多,安全隐患大,危害后果严重。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在各被告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张销售数额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不敢再犯,不能再犯。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强等人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生产销售假药 惩罚性赔偿 多部门联动 行刑民衔接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综合发挥多种检察职能,依法能动履职。一方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行政机关在履职整改过程中发现的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多部门联动,发挥“法治共同体”的最大效能。另一方面,针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生产、销售假药的刑事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至2020年8月,李某强在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雇佣张某朋在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生产名为“蚁力神”“植物伟哥”等20种药品,通过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使用银行卡转账等方式收取销售款共计人民币429.45万元。沈某珍通过网络平台,从李某强等人处购买“蚁力神”“植物伟哥”等41种药品,在互联网平台上对外销售,通过网络转账等方式收取销售款共计7.15万元。经鉴定,上述药品含有“西地那非”成分,应按假药论处。
【调查和诉讼】
2019年5月,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鄂城区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药品监管相关公益受损线索后,经上级检察院指定,于同月9日对鄂州市、鄂城区两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行药品监管职责进行行政公益诉讼案立案,并于同月15日,向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对全市成人用品销售店全面排查,并在此过程中向鄂州市公安机关移送生产销售假药刑事案件线索。公安机关根据该移送线索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地域管辖原则立案侦查,并通过追溯上游犯罪,成功侦办了受害消费者遍及全国多个省份的李某强等3人生产、销售假药案。
2020年12月,鄂州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鄂城区院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程序。经公告,无适格主体就该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6月1日,鄂城区院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强、张某朋、沈某珍等生产商、零售商分别按销售价3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金共1309.81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
2022年3月1日,鄂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主要围绕以下焦点展开:一是本案中违法行为是否造成了消费者的实际损害问题;二是本案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问题。检察机关认为,是否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以是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为前提,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有重大损害风险的情形。同时,李某强等3人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跨越了2019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实施的节点,鄂城区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的意见也得到了法院支持。
同年3月10日,鄂城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分别判处李某强等三人十一年三个月、五年、一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后,李某强等人以量刑过重、罚金和惩罚性赔偿金过高为由提起上诉。同年8月5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违法行为人制造假药,并利用网络进行销售,数量多、范围广、获利大,严重损害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系统观念,依法能动履职,综合运用公益诉讼检察、刑事检察等多种职能手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配合、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双向互动的办案模式,提升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执法、司法保护合力,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威慑效果和司法指引功能,为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贡献检察力量。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起诉
重庆市云阳县某副食店、胡某销售假冒白酒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起诉 消费者权益保护 跨省域协作
【要旨】
针对跨省域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统筹公益诉讼检察与知识产权检察职能,强化协作履职,支持并促成川渝两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起诉,督促侵权人通过公益服务实现公益修复,推动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重庆市云阳县某副食店先后多次向重庆市云阳县、四川省巴中市等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销售金额共计41601.1元。2021年8月27日,该副食店经营者胡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的行为,侵犯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2021年8月,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云阳县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该案线索。因该案涉及川渝两地众多消费者权益保护,受害面广,社会影响较大,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重庆二分院)依法能动履职,组织二分院、云阳县院一体化统筹办案。同时,依托川渝检察协作机制,积极与四川省巴中市人民检察院进行沟通,围绕案件信息共通共享、公益诉讼检察履职、跨省域案件管辖等事项开展办案协作。
2021年11月,重庆二分院将案件线索移送给两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随后,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均表示将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并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为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办案效率,川渝两地检察机关经充分沟通研判,就跨省域支持起诉管辖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两地检察机关共同协助调查取证、提供法律咨询,并由重庆二分院支持两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共同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2022年5月11日,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内,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向法院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诉讼期间,重庆二分院针对公益修复方式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评估,积极协助川渝两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探索由侵权人参加消费宣传、消费教育等公益活动并支付活动经费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以确保公益修复精准化、实效化。2022年10月18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当庭判决被告某副食店、胡某公开赔礼道歉,并在2年内参加4次消费宣传、消费教育等消费领域公益活动,每次活动支付的经费不低于1万元;如被告不履行以行为赔偿损失,则应支付124803.3元赔偿金至原告专门账户用于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活动。
【典型意义】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仅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更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充分运用川渝检察协作机制,在办理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强化协作配合,通过支持两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共同提起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推动筑牢公益保护防线,净化消费领域环境。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一批)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1年8月6日)
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一批),以此引导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以深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牵引,常态化解民忧破难题。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有关于行政赔偿的监督案件,如唐某诉河北省某市食药监局确认违法扣押物品检察监督案;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案件,如倪某某诉浙江省文物局政府信息公开检察监督案;有工伤认定及赔偿领域的监督案件,如杨小某等四人诉安徽省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有服务保障民营经济的监督案件,如山东某机械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等。
该批典型案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坚持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把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必经程序,综合运用监督纠正、以抗促和、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厅长张相军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强行政检察工作的定期通报和业绩考评,落实“一案三查”(即一查法院行政生效裁判是否准确,审判、执行活动是否合法;二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三查有无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可能性);加强类案监督,督促预防和纠正一类问题,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规范化建设,加快制定出台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指引,主动融入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
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916件,其中,涉及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案件413件;领导包案化解占比31%,组织公开听证567件次;给予司法救助58件次,救助金额72万余元;化解10年以上行政争议180件,其中20年以上行政争议28件。
“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一批)
1.唐某诉河北省某市食药监局确认违法扣押物品检察监督案
2.倪某某诉浙江省文物局政府信息公开检察监督案
3.杨小某等四人诉安徽省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4.山东某机械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1.唐某诉河北省某市食药监局确认违法扣押物品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唐某与闫某系母子关系,闫某为北京某医药公司销售业务员。2014年8月19日,河北省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决定对闫某(已故)涉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一案立案调查,并决定扣押闫某所持的药品及相关物品。2014年12月16日,某市食药监局决定对闫某涉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案撤案,但涉案药品及相关物品一直被扣押。
2015年7月7日,唐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某市食药监局对其子闫某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撤销扣押决定书并返还扣押物品。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某市食药监局自2014年12月16日继续扣押药品及相关物品的行为违法,责令将药品及相关物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某市食药监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河北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唐某的起诉。唐某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法院再审裁定维持二审行政裁定。唐某不服再审裁定,向河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河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经审查认为该案再审行政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仅依据扣押决定书落款及送达日期为起算点计算当事人的起诉期限,从而认定唐某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属适用法律错误;某市食药监局对闫某涉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案撤案后,继续扣押涉案药品及相关物品属程序违法,唐某针对该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认定唐某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当。2021年4月12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本案被扣押物品为药品,即便法院改判返还,药品也已过有效期,且不能解决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的实质诉求,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期间,持续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河北省、某市和某县级市三级人民检察院一体化办案,省人民检察院加强指导,市、县级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在调查核实基础上,组织多次案情分析讨论,全面掌握该起行政争议形成的背景及成因,寻找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突破口。在了解到某市食药监局因机构改革已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后,办案人员第一时间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听取该局负责人意见,了解行政机关的思想顾虑和面临的现实困难。考虑到唐某已89岁高龄,是上世纪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为此案奔波7年,办案人员为纾解其负面情绪,多次到唐某家中与其谈心说案,设身处地站在唐某角度考虑,邀请唐某居住地办事处和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其寻找案件的解决方案。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消除了双方的抵触情绪,促成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交流,矛盾分歧逐渐得到消弭,对赔偿方案基本达成一致。
2021年5月27日,河北省三级检察院组织召开行政争议化解公开听证会,在人民监督员、律师、办事处和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行政机关根据原被扣押药品及相关物品委托评估价格及赔偿标准,支付唐某60万元。唐某当场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撤回抗诉,终结审查。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积极开展“检察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三级检察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形成化解行政争议合力;办案人员敢于担当,精准监督,成功化解争议,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实现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倪某某诉浙江省文物局政府信息公开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倪某某所在村确定农房改造方案,其被安置到该村中学附近地块。2018年1月,该地块经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实地勘察,属于某故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需及时开发保护,倪某某安置房建设因此无法进行,需另行安置。倪某某遂向浙江省文物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案涉地块勘探文物和确认文物的依据。因对公开信息内容存疑,倪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因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后申请再审亦被驳回。2020年11月,倪某某向浙江省杭州市原下城区人民检察院(现为拱墅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原下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检察机关不应支持倪某某的监督申请。但经调查核实,了解到倪某某因安置房迟迟未能落实,合法安置建房权益未得到保障,一家四口居住在拥挤破旧的老房中,该案行政争议并未得到实质化解,案涉地块的某故城遗址开发保护工作也受到阻滞。
为了更好地推动本案行政争议化解,帮助申请人尽快落实安置建房手续,推进某故城遗址开发保护工作,原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成立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赶赴当地调查核实,现场查看某故城遗址状况,向申请人、当地村干部、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了解具体情况,查明申请人的实质诉求是实现“尽早落实安置建房”和“要求政府对某故城遗址考古工作作出说明和不会用于商业开发的承诺”。
2021年3月30日,原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物专家、法学教授、基层群众代表担任听证员,围绕倪某某原安置房地块是否确系因某故城遗址考古需要而重新选址、遗址所在地是否会被用于文物保护之外的其他用途、倪某某现安置房建设能否得到保障等三个焦点问题展开听证。听证会上,文物部门对某故城遗址的历史价值、开发情况和后续规划作出说明,相关行政机关提出安置建房方案,并承诺及时为其办理相关手续,让其尽早安置建房。倪某某表示接受,愿意息诉罢访,当场签订息诉罢访承诺书。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不能简单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结案,应当从当事人实质诉求出发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在监督办案中把为民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召开公开听证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听证员,多维度开展释法说理和普法宣传,凝聚争议化解合力,助推案结事了政和。
3.杨小某等四人诉安徽省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杨某系某学校副校长。2016年11月25日,杨某骑电瓶车上班途中因雪后路滑不慎摔倒,致头部、手部等多处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3日,某学校向市人社局申请对杨某依法进行工伤认定。2017年2月8日,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称,因现场被破坏,某学校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委托交警部门作出非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12月26日,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杨某父母杨某彬、赵某珍,妻子韩某与儿子杨小某(以下简称杨小某等四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市人社局受理某学校对杨某工伤认定申请,仅以未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为由,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市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某区人民法院重审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交警部门未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人社局认为杨某所受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杨小某等四人不服,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2021年1月,杨小某等四人向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市人社局对杨某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同时通过走访了解到,杨小某等四人多年来坚持诉讼花费了高额费用,杨小某系杨某的独子,在部队服役时因训练导致腰部受伤,退伍后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杨某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其突然离世使其家庭陷入困境。鉴此,检察机关在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前,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多次当面释法说理,耐心解答申请人对法律的疑惑和不解,向其释明工伤认定的法定条件,使其能够理性对待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二是组织公开听证,给申请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邀请并听取人民监督员对该案的意见,使申请人切切实实感受到检察机关办案的公开透明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三是积极协调进行司法救助,给予申请人救助8万元,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和关怀。2021年4月,检察机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杨小某等四人表示接受并签订息诉承诺书,历时5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对于不支持申请人监督申请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要善用释法说理,增进当事人的理解认同,打开其心结,促进争议化解;要善用公开听证,让申请人把“烦心事”说清,请听证员把理辨明,由检察官把法讲透,让当事人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义,化解当事人的心结。检察机关应充分考量当事人的特殊情况,设身处地考虑当事人的实际难处,运用司法救助,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4.山东某机械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12日,山东省莱西市生态环境局发现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械公司)畜牧设备生产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投入生产,违反了有关规定。2019年5月15日,该生态环境局向该公司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当日作出罚款人民币20万元,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向该公司送达。机械公司于当日申请延期三个月缴纳罚款,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延期缴纳。期限届满后,机械公司依然未能履行处罚决定。同年11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向该公司发出《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要求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20万元,以及加处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义务,机械公司未能履行。2020年2月12日,市生态环境局向该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市人民法院于2月19日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行政裁定,并对该企业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2020年9月,机械公司以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法院执行裁定错误为由,向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围绕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定的合法性和加处罚款的事实法律依据等争议焦点问题调查核实,调阅审查了行政处罚卷宗和执行卷宗材料,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了解案件基本情况;走访了机械公司,实地察看生产车间,查阅企业订单合同、环保设施验收证明等工作资料,了解企业对违法情形整改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组织了当事人双方、人民监督员、执行法官参加的公开听证,进一步厘清争议焦点,广泛听取意见,努力促成共识。经过调查核实和公开听证,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听证等权利,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因机械公司没有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该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督促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机械公司已有效整改违法情形并通过验收,受疫情影响经营确有困难等因素,根据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和民营经济的政策要求,对该类企业应当予以保护。为此,莱西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市生态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以及“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等规定,建议依法减免对该公司的加处罚款。市生态环境局采纳检察建议,与机械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机械公司缴纳了行政处罚决定中的罚款20万元,市生态环境局为该公司免除加处罚款20万元,同时向法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法院解除了对该公司的限制消费令。目前,机械公司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新建厂房3100余平方米,新增就业10人,新签合同金额同比增长50%,上交国家税款300余万元。今年以来,莱西市人民检察院以此案办理为实践样板,按照“一案一策”原则,对其他涉企类案进行逐案审查。目前,已促成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与2家企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受到企业的好评。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应当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发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作用,采取多元化解手段,以促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小切口”,精准助力实现服务民营企业效果最大化,积极落实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的目标,通过扎实的办案成效,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案件,不断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努力把检察为民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2018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保险标的已交付受让人,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承担保险标的毁损灭失风险的受让人,依照保险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主张行使被保险人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条 被保险人死亡,继承保险标的的当事人主张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
(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
(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
(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
(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
(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
(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第五条 被保险人、受让人依法及时向保险人发出保险标的转让通知后,保险人作出答复前,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主张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保险人承担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采取的措施未产生实际效果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主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因第三者侵权或者违约等享有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因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依法主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在保险人以第三者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求偿权之诉中,第三者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前已放弃对其请求赔偿的权利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认定上述放弃行为合法有效,保险人就相应部分主张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就是否存在上述放弃情形提出询问,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不能代位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请求返还相应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仍同意承保的除外。
第十条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获得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情况未通知第三者或者通知到达第三者前,第三者在被保险人已经从保险人处获赔的范围内又向被保险人作出赔偿,保险人主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就相应保险金主张被保险人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保险人获得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情况已经通知到第三者,第三者又向被保险人作出赔偿,保险人主张代位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三者以其已经向被保险人赔偿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义务,致使保险人未能行使或者未能全部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主张在其损失范围内扣减或者返还相应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保险人以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为被告提起代位求偿权之诉的,以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
第十三条 保险人提起代位求偿权之诉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合并审理。
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保险人向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当事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被保险人不同意的,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
(二)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一致;
(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主张按照保险合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后,被保险人不履行赔偿责任,且第三者以保险人为被告或者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时,被保险人尚未向保险人提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请求的,可以认定为属于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
第十六条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但未获得清偿或者未获得全部清偿,第三者依法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保险人以前述生效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商业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且经保险人认可,被保险人主张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范围内依据和解协议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未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赔偿之前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第三者依照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时,保险人以其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为由拒绝赔偿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向第三者赔偿后,请求被保险人返还相应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3年4月1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过去一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审理了一大批种业知识产权案件,为推动种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在2021年9月和2022年3月分别发布第一批和第二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各10件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严格筛选,确定了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本次发布典型案例共15件,其中民事案例13件,行政案例1件,刑事案例1件。案例所涉植物品种涵盖面较广,既有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也有西葫芦、猕猴桃、柑橘等人民群众日常消费的蔬菜、果树作物。本次发布的案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涉种子犯罪和严重侵权行为。在被告人魏某华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依法严惩销售伪劣种子的坑农害农行为。在“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和“扬麦25”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对于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共同侵权行为和销售“白皮袋”种子的侵权行为从高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判令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出借方承担连带责任,使侵权人得不偿失,让权利人理直气壮。在“郑麦113”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以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再次侵权的赔偿数额确定损害赔偿,有效遏制重复侵权、恶意侵权。
二是切实加强保护,充分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在“强硕68”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案中,依法认定育种者在申请日前委托他人制种而交付繁殖材料并约定回购的行为不构成销售,不会导致申请品种丧失新颖性,依法保障确有创新性的育种成果获得品种权保护,有效激励育种创新。在“裕丰303”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明确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后侵权人仍应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充分弥补权利人因市场挤占而遭受的损失。在“都蜜5号”甜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案中,判决支持品种权人关于赔偿维权合理开支请求,为品种权人维权提供充分保障。在“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判令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生产者停止对该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销售行为,有效延伸品种权保护环节,为权利人提供全链条保护。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有效破解实践中存在的维权难题。在“中柑所5号”柑橘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面对无性繁殖品种通常并无保存标准样品的现实难题,以该品种授权审查中现场考察指向的母树和通过母树扩繁的个体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有效解决对照样品的确定和来源问题。在“鲁丽”苹果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进一步细化判断种植无性繁殖品种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考量因素,有效破解种植行为的侵权定性问题。在“希森6号”马铃薯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积极探索被诉侵权物既是繁殖材料又是收获材料时客体性质的认定问题。在“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结合育种遗传规律适时转移举证责任,推定被诉杂交玉米种与授权品种之间的亲子关系,解决侵权事实认定难问题。在“鲁葫1号”西葫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根据被诉侵权人在产品包装上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名称相同,推定两者为同一品种,用好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简化案件事实认定难题。
四是强化系统思维,推动构建种业大保护格局。在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明确玉米自交系亲本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条件,丰富育种创新成果的多元法律保护手段。在“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在依法维护品种权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利用、乡村扶贫等多种因素,鼓励以支付足额许可使用费代替铲除、灭活等停止侵害措施,实现多方共赢。在“伟科609”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以行政机关查扣的被诉侵权样品作为待测样品进行鉴定,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鲜活的案例是有力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最好证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发有为,拼搏担当,妥善处理好各类种业知识产权纠纷,大力提高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为促进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三批)》
目录
案例1.“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两案【四川雅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金禾种业有限公司、云南瑞禾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两案】
案例2.“扬麦25”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李某贵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3.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市搏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例4.“郑麦113”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河南丰诺种业有限公司与河南永乐种业有限公司、襄州区欣欣田园农资经营店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5.“伟科609”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鑫丰种业有限公司、山东省德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6.“都蜜5号”甜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案【京研益农(寿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案例7.“鲁葫1号”西葫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山东省种子有限公司与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平原县圣思园种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8.“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荆州市恒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甘肃金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9.“裕丰303”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与吴某寿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10.“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四川依顿猕猴桃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与马边彝族自治县石丈空猕猴桃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11.“鲁丽”苹果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威海奥孚苗木繁育有限公司与河南省郑果红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12.“希森6号”马铃薯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13.“中柑所5号”柑橘植物新品种侵权案【重庆奔象果业有限公司与重庆环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例14.“强硕68”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案【大连致泰种业有限公司与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衣泰龙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案例15.魏某华销售伪劣种子案
案例1.“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两案
【四川雅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金禾种业有限公司、云南瑞禾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两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783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789号
一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知民初136号、(2021)云01知民初106号
【基本案情】
雅玉科技公司系“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金禾种业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将“YA8201”作为亲本用于生产杂交玉米品种“金禾玉618”和“金禾880”并进行销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金禾种业公司借用瑞禾种业公司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向瑞禾种业公司支付管理费。针对“金禾玉618”和“金禾880”两个被诉侵权品种,雅玉科技公司分别提起侵权之诉,均请求判令金禾种业公司、瑞禾种业公司停止侵害,金禾种业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瑞禾种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金禾种业公司构成侵权,瑞禾种业公司构成帮助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两案中金禾种业公司分别赔偿104022元、456897元,瑞禾种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雅玉科技公司、金禾种业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金禾种业公司非法租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且拒不提供财务账簿构成举证妨碍,应采纳品种权人主张的利润作为计算数据,从严适用惩罚性赔偿,考虑雅玉科技公司“YA8201”品种权对“金禾玉618”和“金禾880”的贡献率,改判金禾种业公司在两案中分别赔偿雅玉科技公司693480元、1522990元,瑞禾种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两案系对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两案中人民法院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司法理念,合理确定亲本品种权对侵权利润的贡献率、从严适用惩罚性赔偿,为净化种子市场提供有力司法支持。同时,准确适用举证妨碍排除规则,为有效破解品种权人“举证难”问题开辟新路径。
案例2.“扬麦25”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李某贵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知民初96号
【基本案情】
中国种子集团江苏分公司获得品种权人许可,可以实施“扬麦25”小麦植物新品种权,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维权。李某贵通过抖音软件发布视频面向种植户宣传“杨麦25,100斤白包装”。中国种子集团江苏分公司经公证向李某贵购得被诉侵权种子,公证照片显示大量白皮袋包装货物,李某贵向取证人员宣称其销量大并保证出芽率。中国种子集团江苏分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李某贵停止侵害,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李某贵赔偿损失135万元和合理费用69400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综合考虑“杨麦25”与“扬麦25”的字形相近、读音相同,李某贵经法院释明仍未举证证明实际存在“杨麦25”小麦品种,以及李某贵在取证过程中的具体情节,现有证据已经初步证明被诉侵权种子与授权品种为同一品种,提交反证推翻两者不具备同一性的责任在于李某贵。综合考虑李某贵在取证过程中表述的销售规模、侵权手段、销售侵权种子的价格、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等因素,按照侵权获利的计算方式确定支付补偿性赔偿数额为396000元。李某贵销售白皮袋种子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为二倍。最终判决李某贵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1188000元和维权合理开支69400元。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善用举证责任转移和因销售“白皮袋”种子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本案基于案情适时转移举证责任,有效降低品种权人维权难度。考虑侵权人存在销售“白皮袋”种子的严重侵权情节,在准确、合理确定赔偿基数的基础上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取得了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与重拳打击侵权行为的良好效果。
案例3.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市搏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
一审: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知民初61号
【基本案情】
华穗种业公司是“万糯2000”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同时主张其系“万糯2000”的亲本“W68”的技术秘密权利人。华穗种业公司起诉搏盛种业公司侵害“W68”的技术秘密,请求判令其承担有关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搏盛种业公司构成对“W68”技术秘密权益的侵害,判决其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50.5万元。搏盛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W68”作为亲本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通过育种创新活动获得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育种材料,在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条件下,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育种材料的商业秘密案件。判决明确了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的亲本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条件和保护路径,是人民法院综合运用植物新品种、专利、商业秘密等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保护育种成果的积极探索,有利于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持续创新,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育种成果综合法律保护体系。
案例4.“郑麦113”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河南丰诺种业有限公司与河南永乐种业有限公司、襄州区欣欣田园农资经营店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256号
【基本案情】
丰诺种业公司是“郑麦113”小麦植物新品种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丰诺种业公司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欣欣农资经营店通过公证保全方式购买的产品包装袋显示,种子名称为“郑麦113”,相关生产主体名称、经营批号等信息均与永乐种业公司的信息一致。永乐种业公司先前曾实施侵害涉案“郑麦113”品种权的行为,并承诺若再次侵权自愿赔偿丰诺种业公司50万元。丰诺种业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永乐种业公司、欣欣农资经营店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70万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永乐种业公司生产、销售,欣欣农资经营店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外包装显著位置突出标注“郑麦113”字样,侵害“郑麦113”植物新品种权。考虑到丰诺种业公司与永乐种业公司签订的承诺书中关于违约金明确约定为50万元,遂判决永乐种业公司、欣欣农资经营店停止侵权行为,永乐种业公司赔偿损失50万元、欣欣田园农资经营店赔偿损失3万元。永乐种业公司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依据当事人就未来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约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损害赔偿的案件。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再次侵权应支付的赔偿数额系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约定确定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既有利于简化侵权损害赔偿计算,节约司法资源,又有利于遏制重复侵权、恶意侵权,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案例5.“伟科609”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鑫丰种业有限公司、山东省德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487号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知民初29号
【基本案情】
金苑种业公司是“伟科609”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山东省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检查发现鑫丰种业公司销售的玉米种子并非标注的“豫禾868”,属于假种子,遂对鑫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嗣后,金苑种业公司起诉,主张鑫丰种业公司销售的“豫禾868”实际是“伟科609”,德发种业公司是“豫禾868”的生产、加工和供应单位,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山东省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查扣鑫丰种业公司销售的“豫禾868”玉米繁殖材料经鉴定与“伟科609”构成近似品种,德发种业公司和鑫丰种业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涉案品种权。德发种业公司拒绝提供其生产、销售侵权品种繁殖材料的数量,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销售范围等因素,判决德发种业公司、鑫丰种业公司停止侵害,德发种业公司赔偿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40万元。金苑种业公司、德发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效衔接、优势互补的范例。案件处理充分体现出行政查处的及时高效与司法审判的定分止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通过行政机关的先行查处,既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并防止权利人损失扩大,又能及时固定侵权证据,便于后期诉讼中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同一性,准确认定侵权行为,有利于形成行政和司法保护合力。
案例6.“都蜜5号”甜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案
【京研益农(寿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一审: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1)琼73知民初24号
【基本案情】
京研寿光种业公司与他人联合培育“都蜜5号”甜瓜植物新品种,并依约取得维权打假的授权。该品种公告日为2019年5月1日,授权日为2021年6月18日。2019年12月13日,京研寿光种业公司公证购买到“世纪蜜二十五号”甜瓜种子,生产商标注为新疆昌丰农科公司。经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鉴定,测试样品“世纪蜜二十五号”与“都蜜5号”的65个基本性状表现均无明显差异。京研寿光种业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新疆昌丰农科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承担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新疆昌丰农科公司未经许可,在“都蜜5号”植物新品种的临时保护期内生产、繁殖、销售与“都蜜5号”为同一品种的“世纪蜜二十五号”,应当向京研寿光种业公司支付临时保护期使用费。京研寿光种业公司基于正当理由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予以支持,由新疆昌丰农科公司适当分担。综合考虑甜瓜作为经济作物的属性、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情况等因素,判决新疆昌丰农科公司支付京研寿光种业公司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的案件。对于品种权人在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中的维权合理开支予以支持,体现了对品种权人的全面保护。该案判决生效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支付协议以及品种权许可协议,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7.“鲁葫1号”西葫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山东省种子有限公司与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平原县圣思园种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96号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知民初1047号
【基本案情】
山东种子公司是“鲁葫1号”西葫芦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山东种子公司以寿光蔬菜种业公司、圣思园种业公司生产、销售包装标注有“鲁葫1号”品种名称的西葫芦种子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起诉请求判令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侵权品种的产品包装显著位置标注“鲁葫1号”,在品种名称位置亦标注了相同字样,应当认定构成侵权,判决寿光蔬菜种业公司与圣思园种业公司停止侵害,分别赔偿50万元与3000元。寿光蔬菜种业公司、圣思园种业公司不服,上诉主张在其涉案产品包装上使用“鲁葫1号”的行为是对其注册商标“鲁葫”的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授权品种名称是区别于其他植物品种的法定标志,在商业用途上具有标识品种特质的功能。寿光蔬菜种业公司在品种名称的标注中使用“鲁葫1号”,以及将其注册商标“鲁葫”不规范使用为“鲁葫1号”的行为,实为指示商品品种而非指向商品来源。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使用注册商标为名实施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新的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司法解释关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时推定两者为同一品种的规定,认定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即为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同时,对于不规范使用注册商标,以使用商标之名行侵权之实的行为依法予以严惩,使得侵权人以使用注册商标为名掩饰侵权的行为无处遁形。
案例8.“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荆州市恒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甘肃金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3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638号
【基本案情】
恒彩农科公司系“T37”和“WH818”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共有人,其使用上述品种作为父母本选育的“彩甜糯6号”通过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恒彩农科公司认为,金盛源农科公司销售,郑州华为种业公司生产、销售的“彩甜糯866”种子是重复使用“T37”和“WH818”作为亲本生产的繁殖材料,侵害了涉案品种权,起诉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共同赔偿损失2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恒彩农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侵权行为侵害了“WH818”和“T37”植物新品种权,驳回恒彩农科公司诉讼请求。恒彩农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种子与“彩甜糯6号”属于基因型相同或极近似品种,可以初步推定其使用了与“彩甜糯6号”相同父母本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人不得销售其生产的该另一品种繁殖材料,是制止生产者侵权行为、防止损失扩大的应有之义。遂改判郑州华为种业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彩甜糯866”种子,并全额支持恒彩农科公司的赔偿请求。对于郑州华为种业公司、金盛源农科公司未经审定推广主要农作物种子的涉嫌违法行为,依法移送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典型意义】
本案系以玉米杂交种相同推定其所使用的亲本相同并积极探索扩展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环节的案件。人民法院结合玉米遗传规律适时转移举证责任,运用事实推定认定被诉杂交玉米种与授权品种的亲子关系,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有利保护。同时,判令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人停止对该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销售行为,进一步扩展了品种权保护环节,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有力保护。此外,将未经审定推广玉米种子的违法行为线索移送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也体现了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助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案例9.“裕丰303”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与吴某寿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105号
一审: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知民初14号
【基本案情】
联创种业公司系“裕丰303”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吴某寿未经许可,擅自繁育涉案品种的玉米种子达207亩,农业执法部门对上述种子果穗进行了灭活处理。联创种业公司认为吴某寿的行为侵害了涉案品种权,起诉请求判令吴某寿赔偿损失并承担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500元。
【裁判结果】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某寿虽实施了侵权行为,但该侵权行为已经停止,联创种业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和吴某寿的侵权获利,结合侵权种子已经灭活、无法作为繁殖材料流入市场的实际情况,涉案侵权行为并未对联创种业公司造成损害结果,故对联创种业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酌情认定吴某寿承担合理开支5000元。联创种业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即便作为繁殖材料的被诉侵权玉米种子因被灭活处理最终没有流入种子市场,也不意味着品种权人没有因其市场被挤占而遭受损失,吴某寿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改判吴某寿赔偿联创种业公司损失207000元、合理开支5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彰显了全面维护品种权人合法利益的司法导向。判决澄清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件中责令采取灭活措施与赔偿损失两种民事责任之间的适用关系,明确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后侵权人仍应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体现了依法全面维护品种权人利益的司法理念。
案例10.“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四川依顿猕猴桃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与马边彝族自治县石丈空猕猴桃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11号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知民初523号
【基本案情】
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系“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的实施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授权可以自己名义维权。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认为,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未经许可在种植基地种植授权品种猕猴桃树7000株,侵害了涉案品种权,起诉请求判令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无需停止侵权,但向其支付许可使用费至不再种植或品种权期满为止。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未经许可生产、繁殖涉案品种的繁殖材料,侵害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因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种植的涉案猕猴桃树即将进入结果期,如责令其铲除将不利于经济发展,损失较大,综合考虑种植户利益、社会效益,以及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的诉讼请求更利于本案的处理。故判决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支付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从2019年12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的品种许可使用费110833元;从2021年7月17日起,按每株每年10元的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至停止种植之日,最长不超过授权品种保护年限;并支付本案维权合理开支30000元。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关于无性繁殖品种的种植行为侵权判断以及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的案例。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鼓励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权,既有效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利,又合理兼顾种植户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在切实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发挥多年生植物的长久经济效益,实现多方共赢。
案例11.“鲁丽”苹果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威海奥孚苗木繁育有限公司与河南省郑果红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435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1818号
【基本案情】
奥孚苗木公司是“鲁丽”苹果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奥孚苗木公司以郑果红生态农业公司未经许可繁殖、销售“鲁丽”种苗,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为由,起诉请求判令郑果红生态农业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郑果红生态农业公司繁殖“鲁丽”苹果树苗具有高度盖然性,判令其停止侵害并赔偿奥孚苗木公司损失1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8500元。郑果红生态农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种植“鲁丽”苹果树目的是为了“挂果”而非生产繁殖。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是否属于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行为目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郑果红生态农业公司是果树育种和育苗的经营主体,其持有的“鲁丽”苹果树没有合法来源,其种植“鲁丽”苹果树的动机是为获取商业利益,明显不属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其种植行为构成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关于种植行为侵权定性的案件。判决在新的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司法解释关于种植行为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判断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考量因素,有助于切实降低无性繁殖品种权利人的维权难度,有效加大无性繁殖品种司法保护力度。
案例12.“希森6号”马铃薯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知民初244号
【基本案情】
希森马铃薯公司是“希森6号”马铃薯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希森马铃薯公司主张,唐某无任何合法的经营手续,私自以“希森6号”名义销售马铃薯种子,四川省广汉市农业农村局查封了唐某销售的马铃薯种子,经某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显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希森6号”为同一品种。四川省广汉市农业农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唐某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违反种子法相关规定,决定罚款15000元。希森马铃薯公司起诉,请求判令唐某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判断被诉侵权人销售的植物体是繁殖材料还是收获材料,应当以行为人在交易中的外在表示为准。唐某以马铃薯种子经销商的身份面对购买者,并且其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认可其向案外人销售“希森6号”种子,足以认定唐某销售了侵害“希森6号”的繁殖材料,遂判决唐某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6万元。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被诉侵权物既可以作为繁殖材料又可以作为收获材料时侵权定性的案件。对于以块茎进行无性繁殖的马铃薯,其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的表现形式相同,人民法院基于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行为、在行政处罚中的陈述、被诉侵权物的价格等因素,准确认定被诉侵权物系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有效打击了侵权行为。
案例13.“中柑所5号”柑橘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重庆奔象果业有限公司与重庆环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782号
一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民初3309号
【基本案情】
奔象果业公司获得品种权人许可,可以对“中柑所5号”柑橘植物新品种进行繁育和推广,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维权。奔象果业公司以环霖农业开发公司未经许可繁殖、销售“中柑所5号”种苗,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为由,起诉请求判令环霖农业开发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环霖农业开发公司销售“金秋砂糖桔”苗木侵害了“中柑所5号”植物新品种权,判决其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万元。环霖农业开发公司不服,上诉主张对照样本来源不明,并非标准样品,不能证明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于审批机关没有保存标准样品、以无性繁殖方式扩繁的果树作物而言,在品种权审查中现场考察指向的母树和通过母树的繁殖材料扩繁的其他个体,可以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未保存标准样品的无性繁殖品种的侵权案件。判决明确了未保存标准样品的以无性繁殖方式进行扩繁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方法,有效解决了对照样品的确定和来源问题。本案裁判反映出人民法院在现有制度下积极保护无性繁殖授权品种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案例14.“强硕68”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案
【大连致泰种业有限公司与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衣泰龙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809号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行初3144号
【基本案情】
衣泰龙为“强硕68”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2008年,衣泰龙委托张掖敦煌种业公司生产“强硕68”,并约定制种回购。致泰种业公司以“强硕68”丧失新颖性为由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作出2020年第25号品种权无效宣告审理决定,维持“强硕68”品种权有效。致泰种业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衣泰龙自2008年起将“强硕68”的繁殖材料交付给张掖敦煌种业公司制种,至2009年12月9日申请品种权已经超过一年,丧失新颖性。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强硕68”没有丧失新颖性,判决驳回致泰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致泰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销售行为是否存在是判断申请品种具备新颖性的重要事实。导致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品种丧失新颖性的销售是指行为人为交易目的将品种繁殖材料交由他人处置,放弃自身对该繁殖材料的处置权的行为。育种者委托他人制种而交付申请品种繁殖材料,同时约定制成的品种繁殖材料返归育种者,因育种者实质上保留了对该品种繁殖材料的处置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不会导致申请品种丧失新颖性。衣泰龙委托张掖敦煌种业公司生产“强硕68”的繁殖材料并回购,没有放弃对申请品种繁殖材料的处置权,不属于销售“强硕68”繁殖材料的行为。致泰种业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强硕68”丧失新颖性。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植物新品种确权行政案件。判决澄清了申请品种权保护的品种因销售丧失新颖性的判断标准,明确育种者为委托制种目的交付繁殖材料并约定回购的行为不属于导致品种丧失新颖性的销售行为。判决通过合理解释法律上的销售行为,为育种者在研发过程中委托制种后申请品种权构筑起法律保护屏障,保障确有创新性的育种成果获得品种权保护,有效激励育种创新。
案例15.魏某华销售伪劣种子案
一审: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2021)豫1481刑初126号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陈某刚(另案处理)、王某亚(另案处理)分别通过江苏省宿迁市的刘某、安徽省萧县的刘某联系到被告人魏某华,向其购买“中豌6号”和“中豌9号”豌豆种。被告人魏某华明知是假种子,以“中豌6号”5.2元/斤、“中豌9号”6.5元/斤的价格通过物流将12000多斤豌豆种发运至河南省永城市。其中卖给王某亚“中豌6号”5600斤、“中豌9号”900斤,卖给陈某刚“中豌6号”和“中豌9号”各3000斤。王某亚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人魏某华支付豌豆种款33910元,陈某刚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刘某豌豆种款47000元。陈某刚、王某亚分别将该豌豆种销售给种植农户多人。播种后,禾苗出现抽丝多、开花晚、结荚少,导致减产或者绝收,经鉴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79293元。案发后,被告人魏某华赔偿被害人损失285775元,取得被害人谅解。
【裁判结果】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魏某华明知是假种子,仍冒充合格种子进行销售,使生产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魏某华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魏某华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法严惩销售伪劣种子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查明伪劣种子来源、成交价格,进行损失鉴定并说明鉴定方式方法,依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在判处有期徒刑的同时,并处罚金,体现了严惩涉种子犯罪的鲜明态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法院积极帮助被害农户挽回损失,取得了有效维护品种权和净化种业市场秩序的良好法律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17号(政治法律类07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17号(政治法律类075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提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存在不妥之处,包括学历、年龄和事实审法律审区分问题,建议对学历门槛与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联动、降低陪审员选拔的年龄准入条件、扩大陪审员的参审范围、重视农村地区陪审员的培训与引导等予以调整。我们认为,您的提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功能具有参考意义。
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同日公布施行。您所提及的有关问题,人民陪审员法已作了相应规定:
第一,关于学历门槛、降低陪审员选拔年龄的问题。人民陪审员法在选任条件上体现了“一升一降"的变化,即将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从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的“年满23周岁"提高到“28周岁",学历要求从“一般大专以上"降低到“一般高中以上",强化了人民陪审员的群众性和代表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立法对年龄和学历的修改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是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知识,年龄太低不利于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影响司法的公信力。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法官法修订草案,担任法官应当具有5年法律工作经历,担任法官的实际年龄一般在28周岁以上,人民陪审员行使的也是审判权,年龄规定为28周岁与担任法官年龄大体一致,较为适宜。二是关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目前,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网络信息发达不等同于教育程度的同步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已是日益普及,但还有相当比例的低学历和文盲人群,而担任人民陪审员,需要独立判断能力和文字理解能力。因此,立法上还是应当规定一定的学历条件。考虑到学历条件太高,会影响人民陪审员队伍的代表性,但学历条件太低甚至不规定学历条件,又会影响人民陪审员正常履职,甚至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实践来看,将学历规定为“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较为合理,可以兼顾人民陪审员代表性和广泛性要求,同时也能满足我国人民陪审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认知的知识要求。并且,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少数情况下,如对于贫困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德高望重者可以不受学历限制。
第二,关于学历门槛与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关联问题。您在提案中建议在较为简单的案件中将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放宽,广泛吸收各层次民众参与司法,以保障公民陪审权利;在相对复杂疑难的案件中,应保持甚至适度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学历准入条件,以确保人民陪审员具有较高的参审能力。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同时将学历从原来的大专下降到高中。实践中,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还可以不受学历限制,这些措施将使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利于吸收各层次各行业的民众参与司法,保障公民的陪审权利。
关于在相对疑难案件中适度提高学历准入问题实际上涉及专业陪审员问题。目前,是否保留专业陪审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专业类的疑难案件;反对者则认为,专业陪审与陪审员制度的大众化相冲突,还可能导致专业偏好。虽然人民陪审员法没有排斥专家进入人民陪审员队伍,但考虑到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质上要求人民陪审员应以区别于职业法官的思维、视角和方法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旨在强调该项制度的大众化、平民化。从理论上讲,专家参与诉讼的方式有许多种,如鉴定人、专家证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和人民陪审员。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设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帮助法官解答审判过程中的专业疑难问题。因此,人民陪审员法暂没有对专业陪审员作出规定。审判实践中,特殊案件需要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范围内随机抽取。
第三,关于扩大陪审员的参审职权的问题。您在提案中提出,经过正确的引导和培训后,普通公民对于案件的法律适用能力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建议保留人民陪审员审理法律适用问题的权力,以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扩大(陪审员)参审范围"的要求。从各试点法院反馈的情况来看,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分离确实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难度。因此,人民陪审员法采用了两种形式,并没有要求完全实行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即第21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第22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实际上,在三人陪审合议庭中,仍然保留了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相同的职权,即在案件审判中,既认定事实又适用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知民情、懂常理的优势,进一步增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有效性和实质性。
第四,关于重视农村地区陪审员的培训与引导问题。您在提案中提出,农村地区居民较城镇居民排除外界影响、保持对案件独立判断能力较差,在案情复杂的案件中适用法律的能力也稍显不足。因此,建议对在农村地区选拔出的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加强法官的指引。您的建议对增强农村地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运行具有积极意义。人民陪审员法第25条规定对人民陪审员应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人民陪审员应当按照要求参加培训。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改进和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工作。根据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变化和新的履职要求,对人民陪审员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加强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诉讼程序、庭审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等形式,切实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同时,各级人民法院要强调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指引、提示义务,增强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以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实质性作用。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相关部门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参审、管理、培训等作出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确保人民陪审员法得以有效实施,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功能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相关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相关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
(法〔2020〕261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推动民事诉讼文书有效适应试点工作新要求,进一步明确相关诉讼文书样式,增强文书规范性,提高文书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相关诉讼文书样式》,现予印发,自2020年11月1日施行。
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指导各试点法院严格按照文书样式出具诉讼文书。对于前期各地已经出台的诉讼文书样式规范性文件,应当结合本文件的内容予以修订完善。相关诉讼文书的排版印制格式,适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相关规定。实施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30日
附件: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相关诉讼文书样式
最高检发布7起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7起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10月26日)
典型案例一:杨某某、黎某等3人诈骗医保基金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被告人杨某某担任四川省德阳市什邡H医院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分管财务工作。被告人黎某担任什邡H医院财务总监,分管医疗保险工作,协助分管财务工作。被告人郝某某担任什邡H医院出纳、医生。被告人杨某某在召开全院大会时,向全院医务人员暗示通过医生虚开处方、虚增住院天数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随后,H医院医生以虚开处方、虚增住院天数等方式,由护士录入检查及治疗项目,再由药房录入虚开药品数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被告人黎某负责具体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账务整理、报账等事务,被告人郝某某配合支出、使用被骗医疗保险基金。骗取的资金用于支出什邡H医院的招待费、差旅费、员工工资等。经司法会计鉴定,什邡H医院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通过上述方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共计176万余元。至2017年10月12日,什邡H医院已全额退回上述医疗保险基金。
2017年11月24日,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某某、黎某、郝某某涉嫌诈骗犯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19日,什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三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且系单位犯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某、黎某、郝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二年不等,缓期执行。什邡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定罪错误、量刑畸轻,于2018年1月3日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8年12月7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撤销什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三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被告人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被告人郝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1.认真研判法律、正确适用罪名。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适用,其中难点是对医疗服务协议性质的准确界定。德阳市检察机关认真研究法律政策,收集对照相关案例,邀请专家论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学理论,并结合医疗服务协议的约定内容,认定该类协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而属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管理和支付过程中依法签订的行政合同。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侵害的法益并非市场经济秩序,因而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应当认定为诈骗罪。德阳市人民检察院加强审判监督,纠正法律适用错误,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2.制发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结合此案,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向什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什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全面实行医疗费用智能审核,对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全面资格复查、建立定期复审制度,对医疗机构关键岗位和人员及医疗从业人员开展医保基础知识、法律政策和职业道德等培训,夯实医保基金管理基础,促进了医疗领域社会治理,使医药行业监管得到进一步规范。
【典型意义】
1.依法严惩骗取医保基金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民营医院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保障管理秩序,危害了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切身利益,依法应予以严惩。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抗诉纠正一审法院错误裁判,促进了法律正确适用,有利于司法机关严厉惩治骗取医保犯罪活动,有助于警示和预防此类犯罪发生,在全社会形成防骗反骗的良好环境。
2.打防并举,聚焦源头治理促进行业监管。针对有的医院通过骗取医保基金严重扰乱相关管理秩序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堵漏建制功能,有针对性地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加大对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的惩治力度,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典型案例二:昝某、凡某雨、林某永等人诈骗失业保险金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人昝某纠集被告人凡某雨、林某永及储某燕、王某、曹某军、赵某、陈某虎、张某青、谢某林等人,由被告人昝某私刻某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印章,并伪造上述公司开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工人身份信息等,由被告人凡某雨等人寻找并介绍不符合失业金领取条件的工人,昝某再通过填写伪造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等手段,由常州某科技公司财务部社保组员工储某燕帮助其查询、提供实施诈骗所需员工的入职信息,并操作员工退保,先后从常州市武进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骗得失业保险金总计人民币48万余元。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先后以昝某、凡某雨等十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先后以昝某、凡某雨等十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八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检察履职情况】
1.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积极追诉追赃。案件办理中,检察人员通过对昝某聊天、转账记录审查,发现储某某、王某等七人均不同程度参与该案诈骗犯罪活动,经对相关证据审查,发现上述人员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且涉案金额均达到追诉标准,即依法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建议对储某某等七人移送起诉。对于参与诈骗失业保险金数额达到6000元以上、但主观恶性不大、能积极退赃的工人,建议公安机关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多次与公安、社保等部门沟通协商,依法向被告人追缴赃款,并先后向150名工人追缴被骗失业保险金。
2.调研与建议相结合,深化社会综合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失业保险金监管存在的漏洞,检察机关深入区社保中心开展专门走访和专题调研,深刻剖析案发原因,积极探讨防范对策,及时向区社保中心制发检察建议,并跟踪监督整改。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根据检察建议,认真落实了整改措施,使该类现象未再发生。同时,针对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不到位、工人法治意识淡漠等现象,检察机关深入涉案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和法治宣传。
【典型意义】
1.发挥主导作用,依法打击犯罪。该案是常州市首例骗取失业保险金案件,犯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冒领保险金的工人众多,严重危害国家失业保险金安全和民生民利。针对该案侦查中面临的取证难等问题,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移送审查起诉后,多次引导侦查补充证据,依法确定诈骗金额。积极研究该类案件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今后办案提供有益指导。
2.注重职能延伸,促进行业规范。失业保险金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失业劳动者享有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确保民生民利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恶意骗取国家失业保险金,不仅侵犯国家失业保险金,而且损坏了失业者的切身利益。因此,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保部门程序简单、审核不严,相关公司用工管理不规范、失业保险金宣传不到位、企业沟通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积极运用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和企业严肃整顿,及时堵塞社会管理漏洞。
3.履职检察监督职能,积极挽回国家损失。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恶意诈骗失业救济金的储某燕等七名被告人坚决予以追诉,对另外四十余名因法治意识淡薄、主观恶性较小、骗取金额较少、且主动退出冒领金额的工人,依法建议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作撤案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打击犯罪的同时,对被骗的失业保险金,积极协助追缴,挽回国家损失。
典型案例三:李某、黄某某等10人编造“皇家资产”诈骗案
【基本案情】
自2000年开始,被告人李某自称是皇家资产的“继承人”、“皇室后裔”,谎称皇家资产存于海外,以巨额回报为诱饵,利用伪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照片等取得被害人信任,采取诱使被害人投入基金助其寻找相关物资和手续,以便解冻皇家资产的方式诈骗钱财。随着皇家资产解冻骗局的发展,李某培养王某文、王某、黄某先、张某荣等人为骨干代理人。10名被告人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运作实施皇家资产解冻骗局形成闭环,骗取被害人大量钱财共1086.07万余元,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危害社会稳定。
2021年3月25日,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黄某某等10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五年不等,并分别判处罚金。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引导侦查取证,补充完善证据链。本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次数多、时间跨度大,其上线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又在境外,且均未到案,再加上本案被告人均否认知道“皇家资产”解冻项目是虚构的,导致本案主要依靠言辞证据定罪的证明难度较大。承办人多次与侦查机关会商,进一步捋清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向,引导公安机关全方位加大侦查力度,最大限度补充完善相关证据。
2.综合审查判断证据,有力指控犯罪。针对犯罪嫌疑人据不认罪的辩解,一方面对反证能否实质性阻断、削弱整个证据链条的证明效力进行审慎判断。另一方面结合各被告人的学识学历、工作经历、参与作案时间长度、个人分工、作案次数、诈骗人数、诈骗手段及其中的异常表现、涉案款项、同种犯罪前科等情形,综合评判有罪证据的各个因素。对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评判,指出了犯罪嫌疑人辩解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有力指控犯罪。
【典型意义】
1.明确指控思路,构建清晰的证明体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是一种集返利、传销与诈骗为一体的新型、混合型犯罪,其隐蔽性强、专业程度高,证据易被隐匿、灭失,犯罪证明难度较大。办理该类犯罪,首先要充分了解犯罪组织的构架、层级、运行方式等基本概况,在熟悉案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厘定“骨干代理人”“一般代理人”等特别概念和规定,准确把握犯罪的主要特征和证明要素,为捋清指控思路和构建证明体系奠定基础。
2.开展法治宣传,延伸检察职能。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关切、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特别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本案中涉及的某镇某村被骗人数众多,弥勒市检察院延伸法律监督职能,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大打击力度、扎实开展法律宣传。同时与公安等政法部门在当地进行法治宣传,督促整改落实,形成了打击犯罪合力,坚决遏制了该类型犯罪在当地的发展蔓延态势,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典型案例四:周某等人虚假诉讼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女,原系杭州H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又系杭州J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2年4月,浙江R集团出资1200余万元向周某收购H公司股份(含商会大厦房产),并签订并购协议约定H公司对J公司的债务由周某负责偿还。2013年至2015年期间,周某指使J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某、曹某某等人通过虚增借款、虚增交易环节、归还金额不入账等方式,制造H公司欠J公司巨额债务的假象,利用虚假债权起诉R集团。周某还通过伪造证据,制造H公司在被收购前已将商会大厦房产转让给胡某某的假象,指使胡某某起诉R集团,诉讼金额共计2100余万元。R集团民事诉讼败诉,截止案发,已被法院执行700余万元。
2019年7月至9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涉案人员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0年3月至8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肖某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判处曹某某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2021年1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精准研判,成功追诉漏犯。2017年2月份,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周某等人骗取贷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的过程中,浙江R集团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称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被骗2100余万元,已被法院执行700多万元,后续还将面临1400余万的损失。检察机关经过分析研判、引导公安机关初查,发现周某是J公司实际控制人,H公司与J公司的债务存在重大疑点。经对胡某某进行大数据信息分析,发现胡某某无正当职业,银行账户资金流水不大,出资300万收购商会大厦房产的可能性极低。经进一步深挖取证,追诉了胡某某、肖某某、曹某某。
2.公开审查,提升办案质效。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银行资金流水分析,推断周某父母在上海的别墅系由周某早年出资购买。为了加快追赃力度,提升办案效果,召集侦查人员、被害企业代表、嫌疑人辩护律师先后进行两次公开审查。第一次公开审查,主要围绕民营企业损失核定、犯罪嫌疑人资产状况、防止资产转移等方面进行沟通协调,充分了解损失情况及给嫌疑人一方主动退赃提供机会。第二次公开审查,主要围绕退赃工作推进、上海别墅拍卖、认罪认罚等方面进行协调。为了表达良好的认罪态度,周某家属自愿将别墅拍卖,不仅代为退赔700余万元的刑事赃款,还主动归还了剩余1100余万元的民事欠款。
3.保护民企,推进企业合规。2020年4月,R集团送来感谢信,并在市人代会上充分肯定检察机关关心、支持、保障民营企业工作。为推进企业合规建设,萧山区院联合萧山区工商联开展服务“六稳”“六保”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媒体代表及各行各业民营企业家等共15人走进检察机关,了解检察工作。
【典型意义】
1.为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引,保护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检察机关成功追诉一起在企业并购领域针对上市民营企业的虚假诉讼型诈骗案。办理本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宗旨,细致分析,精准研判,通过数字化办案,为民营企业主持公道,避免企业2100余万元的损失,更为企业挽回声誉。本案中运用数字化办案方式、证据审查方法、追赃挽损途径,为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工作指引,同时通过公开审查,为民营企业反映诉求、化解纠纷提供了畅通的渠道。本案的办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前主导责任。
2.本案的判决有利于预防和警示企业并购领域犯罪。本案系杭州地区企业并购领域诈骗第一案,R集团在向检察机关送感谢信时,表示目前R集团在企业数十亿的并购过程中,都会注意仔细核查被收购企业资产和债务的真实性,并会出示本案判决书给被收购企业,提醒被收购企业要真实、合法申报企业财务信息,否则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的办理不仅帮助企业追回损失,挽回声誉,维护法律公正,更重要的是,对于全国民营企业而言,在进行并购项目时,对收购方和出售方均具有警示、预防的指导意义。
典型案例五:杨某等43人虚构收藏品拍卖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间,被告人杨某伙同他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城区等地先后成立多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杨某安排公司业务员以固定的话术每天拨打电话,对被害人谎称粮票、油票等物品是“收藏品”,公司能将这些物品在境外免费高价拍卖,并以免费进行鉴定和包装为由,诱骗被害人携带“收藏品”到公司面谈。公司的“设计师”会对被害人带来的“收藏品”进行拍照,设计拍卖品图册;“鉴定师”会现场鉴定和评估价格,谎称被害人的“收藏品”极具市场价值,保守估价为几十万元;业务员虚构公司曾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成功高价拍卖的事实,诱骗被害人与公司签订《艺术品委托拍卖合同》。签订合同后,又要求被害人购买价值5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公司“藏品”成为会员,才能够享受境外免费拍卖服务。通过划分会员等级,以公司对不同等级的会员所提供服务内容不同以及拍卖成功后收取的佣金不同为由,逐步诱骗被害人购买更多的公司“藏品”。期间,公司不断更换名称、经营地点和法定代表人。经查,被害人高价购买的公司“藏品”仅价值几百元或几十元,系成批购进,公司亦未曾在境外举办过拍卖会。被害人460余名主要为老年人,共计被骗人民币3000余万元,
2018年12月2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杨某等28人犯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2019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28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十四年不等,并处罚金。
【检察履职情况】
1.对案件性质详细论证,准确适用法律,保证案件质量。因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以拍卖公司的名义与每位被害人签订《艺术品委托拍卖合同》,检察机关对案件是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进行了充分论证。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以委托拍卖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虚构具有海外拍卖实力、向被害人夸大所出售字画等物品的价值,向被害人提供虚假的国际航班机票和伪造的拍卖视频等诸多诈骗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向被害人高价售卖字画等物品,骗取被害人财物。因此本案是打着委托拍卖的幌子所实施的普通诈骗犯罪。
2.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最大限度追赃挽损。诈骗案件严重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权,检察机关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把为被害人追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财产损失作为工作重点。检察机关结合证据开示进行释法析理,使嫌疑人放弃侥幸心理,充分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真诚认罪悔罪,最终全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争取从宽。检察机关还主动做好家属代为退赃退赔工作,为被害人追回数百万元经济损失。不仅为嫌疑人争取更大从宽幅度,更有效挽回了被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降低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
【典型意义】
1.准确区分共同犯罪中各嫌疑人的作用,确定分层处理的原则。本案40余名犯罪嫌疑人,为了区别各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机关确定分层处理的原则。对在公司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并参与公司整体分红的杨某等3人认定为主犯,对全案负责,其他嫌疑人为从犯,对其所参与的犯罪负责。对25名从犯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了量刑建议,对15名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处理,使案件繁简分流。既突出了刑罚惩治和打击犯罪的重点,也充分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和教育挽救的刑事政策。
2.对以拍卖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有效打击和遏制。近年来,“以拍卖为名,实则诈骗”的案件屡屡发生,不仅犯罪时间长,人员流动性大,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而且被害人范围广,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取证难度随之增大。由于涉及拍卖行业的专业领域,行为人往往会利用被害人不了解拍卖“行规”,夸大获利前景,骗取被害人信任花费高额费用。在给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后,则以“流拍”或者“拍卖属于风险投资”等借口,规避责任。本案为拍卖领域的犯罪认定和预防提供了有益借鉴。
典型案例六:洪某源、张某发、彭某明等61人利用期货交易平台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起,被告人洪某源、黄某龙、吴某嘉等平台方分别搭建BNP、RBS、Kentcarlyle、TRADEMAX等虚假期货投资交易平台,嫁接于MetaTrader4交易软件,设A、B两个交易通道。A通道连接真实期货交易市场,B通道为封闭的交易通道,平台方可根据代理商要求修改后台数据,投资人的“入金”钱款进入平台方或代理商控制的公司、个人银行账户。被告人张某发、彭某明等平台代理商从洪某源等人处购买上述平台,招募业务员,发展下级平台代理商,要求业务员以微信虚拟定位、虚构“白富美”身份、发送虚假盈利截图等方式,诱使客户在平台投资。并使用B通道交易,通过设置高杠杆规则、诱导高频交易等方式使客户亏损,骗取客户交易损失及手续费。从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案发,张某发等人利用BNP、RBS、TRADEMAX平台骗取37名被害人共计1047.1万余元,被告人彭某明等人利用Kentcarlyle平台骗取64名被害人共计295.4万余元。
2018年11月22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同平台和代理商层级,以诈骗罪分7案对洪某源等61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9年8月23日至9月6日,松江区人民法院对7起案件一审判决,全部采纳指控意见,以诈骗罪对被告人洪某源等11名平台方和代理商负责人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十年不等,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和相应罚金;对被告人刘某豪等42名业务员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一年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对被告人王某萍等8名参与时间相对较短、涉案金额较小的业务员判处一年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1.提前介入,积极引导侦查。本案系利用虚假期货投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新型网络犯罪,作案手法专业性强,电子证据多。案发后,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扣押和封存电子数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制作笔录,规范完整记录提取电子数据的过程及数据清单。厘清犯罪嫌疑人层级关系,根据不同层级特点针对性地制定讯问提纲。
2.会商研判,精准适用法律。围绕本案系诈骗还是非法经营的争议焦点,多次召开联席会议会商,进一步证实涉案平台具有虚假性、犯罪嫌疑人诈骗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洪某源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平台真伪、犯罪行为因果关系、主观目的三个层面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性质。
3.延伸职能,扩大办案效果。注重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坚持深挖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并通过强化资金流向审查完善涉案账户冻结工作。最终本案顺利冻结了银行账户内资金300余万元、扣押汽车3辆、被告人主动退出违法所得60余万元,最大程度减少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1.加强电子证据收集、固定和审查。针对电子数据证据易篡改、易灭失的特点,引导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手机、电脑等原始存储介质规范扣押和封存,完整提取和固定后台数据。对平台电子数据委托专业鉴定机构提取、恢复,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必要时通过邀请期货行业专业人员介入等方式,提高电子数据审查的专业性。
2.把握犯罪特点确保精准打击。对期货投资交易平台类案要从平台真伪、被害人亏损原因、犯罪嫌疑人盈利来源厘清诈骗与非法经营等犯罪的界限,抓住涉案平台的虚假性、被告人虚构事实与被害人“入金”的因果关系、资金走向及盈利来源等关键点,依法准确定性。
3.深挖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针对网络诈骗案件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的特点,检察机关全面梳理平台电子数据,厘清各平台、各层级、各角色人员的犯罪事实,及时发现纠正漏罪漏犯,从犯罪嫌疑人分赃、取现的资金账户入手,倒查资金流向,及时冻结关联账户,加强追赃工作,尽可能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
典型案例七:腾某珠、童某散等7人“骗婚”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腾某珠曾在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交界处的农村地区生活多年,深知该地区地处偏远且经济相对落后,很多家境贫寒的大龄男青年急需介绍对象结婚。2013年2月至2018年3月,腾某珠为牟取非法利益,与被告人李某刀、小某、排某比等人合谋,介绍女青年假意与被害人结婚以骗取高额彩礼。经介绍,已经结婚且生育的被告人金某米、童某散以及离异的被告人吴某梅(另案处理)、王某努等,隐瞒婚史及生育史,与被害人史某某、倪某某等6人先后结婚。上述被告人在介绍过程中及婚后生活期间,刻意隐瞒婚育史,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并骗取彩礼后,再故意制造家庭矛盾离开被害人。被告人采取上述手段共计骗取人民币76.3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0月,先后以腾某珠等七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向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对腾某珠等七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检察履职情况】
1.持续引导侦查,及时追捕追诉,做到查深查细查准。该案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广,前期南京溧水、高淳公安机关仅就个案开展侦查,未作并案处理,证据相对薄弱。案件分别报捕后,两地检察机关均作出证据不足不批捕的决定。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主动挂牌督办,由高淳区院引导公安机关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先后发出3份补充侦查提纲,并坚持深挖彻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对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遗漏的金某、小某等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事实,依法纠正漏捕、漏诉。最终犯罪数额由8.6万元增至76.3万元,犯罪事实由2笔增至6笔,犯罪嫌疑人由3人增至7人。
2.融合法理情,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针对腾某珠等人在侦查阶段拒不供述犯罪事实的情形,详细阐释犯罪事实、罪名、情节,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充分开展认罪认罚说理。发现腾某珠担心未成年女儿无人抚养问题后,主动帮其联系家人照顾女儿。市区两级院检察长主动接待被害人,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面向社会制发防范诈骗犯罪“检察关注函”,在农村基层设立巡回“道德法治讲堂”,开展系列普法活动,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典型意义】
1.发挥检察一体优势,立体监督与自行补侦相结合。对于案件跨多个区域、涉及多笔犯罪事实的,应采取上下级检察机关一体联动模式,采取挂牌督办、指定管辖等方式加大案件办理力度。针对证据薄弱、犯罪嫌疑人供述不稳定等问题,检察机关应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综合运用纠正违法、纠正漏补、漏诉等监督手段,并发挥引导侦查、自行补充侦查等职能,及时固定证据,精准指控犯罪。
2.厘清犯罪事实,精准认定骗婚类诈骗犯罪。婚姻应当基于感情,绝不能成为骗财的手段。在办理农村“骗婚”类案件中,不能仅以是否领取结婚证、是否共同生活作为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而应当把握诈骗犯罪的实质,综合考量行为人是否隐瞒婚育史、婚后是否故意挑起矛盾意欲解除婚姻关系、是否存在故意失联行为等。在此基础上,准确区分索取钱财的行为是正常的索要彩礼还是以结婚为名的诈骗。对于隐瞒婚育史、婚后不履行夫妻义务、彩礼得手后故意挑起夫妻矛盾、以夫妻感情不合等理由离家出走、要求离婚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保障被害人权益,延伸社会治理职能。针对因骗婚行为致被害人“人财两空”、生活陷入困境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防止因案致贫。并注重引入社会力量适时开展心理疏导,化解负面情绪。针对农村地区“骗婚”案件多发的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关注函”,提示当地政府关注农村大龄男青年婚育问题,提醒农村群众认清诈骗分子“真面目”、守好手中“钱袋子”。同时,广泛开展送法进社区、进乡村,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促进公民法治观念养成。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2016年12月26日)
案例一:
刘祖清污染环境案
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超标,构成污染环境罪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以来,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人,在未按国家规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水污染防治等环保设施的情况下,雇佣工人从事鞋模加工。期间,产生的废水未经过处理,通过连接围堰的管道排至村庄排水渠。经监测,上述加工厂总外排口废水中重金属浓度为镍23200 mg/L、总铬8.64 mg/L、铜36mg/L、锌132 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的排放标准23199倍、4.76倍、35倍、25.4倍。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人在鞋模加工时,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含镍、铬、铜、锌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3199倍、4.76倍、35倍、25.4倍,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刘祖清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二:
田建国、厉恩国污染环境案
非法炼铅污染环境,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建国租赁炼铅厂,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废旧铅酸蓄电池还原铅生产。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田建国先后从张柱芳等人(已另案处理)处购买价值人民币108330105元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共计13500余吨,用于还原铅生产,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厉恩国建设炼铅厂租赁给田建国,且为田建国经营提供帮助。田建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田建国非法收购废旧铅酸电池,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炼铅,在非法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均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溢出的粉尘用自制布袋收集,生产的成品铅锭露天堆放,造成严重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历恩国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综合考虑污染行为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污染范围以及排放污染物的数量等因素,二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田建国、厉恩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案例三: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一万八千余吨精馏残液倾倒海塘,判处罚金二千万元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隆公司”)是一家年产4万吨保险粉及3800吨亚硫酸钠的化工企业,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主要经营印花、染色等项目,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人严海兴。在保险粉合成、过滤干燥过程中产生的精馏残液(含有甲醇、甲酸钠、亚硫酸钠等成分),属于危险废物。2012年7、8月间,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严海兴经与被告人潘得峰(汇德隆公司总经理)、潘华林(腾达公司土建主管)商议,将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外运至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腾达公司。精馏残液经与腾达公司自身产生的废水混合后,通过暗管直接排入管网,累计排放5000余吨。2012年10月起,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潘得峰又以50-80元/吨的价格委托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汝建国外运处置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严海兴明知且默许上述外运处置行为。汝建国伙同被告人汝建成、汝俊,分别雇佣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等人采用槽罐车将上述精馏残液运至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外海塘等地直接倾倒,累计倾倒18000余吨。被告人潘德凤(汇德隆公司仓库主管)明知汇德隆公司非法外运处置精馏残液,仍接受潘得峰的指派,组织人员负责对运输精馏残液的槽罐车过磅、填写供货清单等工作。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汇德隆公司伙同被告人汝建国、汝建成、汝俊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立功、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补缴污水处理费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判处被告人严海兴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得峰、汝建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华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汝建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汝俊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德凤、徐夫锁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唐长征、李镇华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罗卫杰拘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禁止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相关的活动。
案例四:
王秋为等污染环境案
居民区附近非法填埋生活垃圾,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起,被告人王秋为承包现代农业物流园用地回填工程,并转包给他人,在明知该物流园用地不具备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任其倾倒、填埋生活垃圾。该填埋场西北侧为吴淞江,东侧为农田,500米内有村庄3座,最近的村庄距离该填埋场125米。王秋为和被告人李伟根系合伙关系,其中王秋为总体负责填埋工程。被告人刘红海系南侧填埋工地负责人,被告人韩洋应刘红海之邀作为合伙人参与南侧填埋工程。该填埋场采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层填埋的方式填埋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垃圾被发现后,王秋为派人移除北侧部分生活垃圾,南侧继续填埋生活垃圾直至2015年3月。经测算,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量为48236立方米,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量为146935立方米。经评估,王秋为、李伟根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12067009.94元,刘红海、韩洋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9084680.27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秋为、李伟根明知涉案物流园用地不具备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任其倾倒、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被告人刘红海、韩洋违反国家规定,无资质倾倒、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王秋为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刘红海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李伟根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韩洋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五:
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后果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系具有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企业,其许可经营项目为湖州市范围内医药废物、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感光材料废物等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2011年至2014年4月,被告人施政(法定代表人)指使、授意或者同意其下属经营管理人员,将该中心收集的危险废物共计5950余吨交由没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处置,从中牟利。其中,部分危险废物被随意倾倒。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施政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使、授意或者同意其下属经营管理人员实施上述行为。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本案相关犯罪情节,判决被告单位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施政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与其所犯行贿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案例六:
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挥发酚超标直排大气,判处罚金二百四十五万元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二期生化处理站的生化池出现活性污泥死亡,不能达标处理蒸氨废水。被告人王成武(公司总经理)、张剑甫(公用工程部经理)、胡晓晶(公用工程部副经理)、陈瑞(二期生化处理站主任)和张铸(岗位责任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在未采取有效措施使蒸氨废水处理达标的情况下,为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由张剑甫指使陈瑞、张铸捏造达标的虚假水质检测表,并将这些未达标处理的蒸氨废水用于熄焦塔补水,导致蒸氨废水中的挥发酚被直接排入大气,严重污染环境,经检测,熄焦塔补水中的有毒物质挥发酚超出国家规定标准137倍。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张剑甫、张铸、陈瑞、王成武、胡晓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案发后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对设备进行改造,达到环保要求,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百四十五万元;被告人张剑甫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张铸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陈瑞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王成武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胡晓晶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七:
白家林、吴淑琴污染环境案
非法处置含矿物油的包装桶,构成污染环境罪
(一)基本案情
润滑油等矿物油系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亦属于危险废物。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白家林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被告人吴淑琴等人处收购沾染有矿物油、涂料废物及废有机溶剂等物的废旧包装桶,并雇佣工人清洗或者切割后出售。对于清洗废旧包装桶产生的废水,白家林指使工人倾倒在地上,通过铺设的管道排放至外环境。据查,吴淑琴先后向白家林出售沾染有润滑油的废旧包装桶共计50.5吨。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白家林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吴淑琴明知白家林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共同犯罪。据此,综合考虑被告人吴淑琴系初犯,庭审中自愿认罪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白家林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50000元;被告人吴淑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80000元。被告人白家林提起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准许。
案例八: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非法倾倒草甘膦母液三万五千余吨,判处罚金七千五百万元
(一)基本案情
方埠化工厂系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帆达公司)下属企业,专门生产农药草甘膦。2011年,方埠化工厂生产产生的危险废物草甘膦母液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胀库。为不影响生产,并降低处理成本,被告人杜忠祥(金帆达公司副总经理)、宋秋琴(金帆达公司国内贸易部经理),经被告人蒲建国(金帆达公司总经理)默许,委托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杭州联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环公司”)、湖州德兴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公司”)、富阳博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新公司”)及被告单位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禾公司”)等有业务往来的化工原料提供单位非法外运处置草甘膦母液。被告人李小峰(方埠化工厂分管物管部的副厂长)明知生产产生的草甘膦母液应委托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置,仍负责联系宋秋琴通知新禾公司等单位非法拉运草甘膦母液。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金帆达公司共非法处置草甘膦母液35000余吨,直接倾倒至外环境。
2011年下半年,被告单位新禾公司为谋取利益,在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违反国家规定,经被告人吴贵长(新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由被告人洪国女(新禾公司副总经理)与杜忠祥、宋秋琴联系,约定为金帆达公司处置草甘膦母液,并收取每吨80-100元的处置费用。从2012年初至2013年5月期间,新禾公司通过被告人黄小东、王飞合伙经营的槽罐车将共计5000余吨的草甘膦母液从方埠化工厂运至衢州,倾倒在小溪、沙滩、林地等处,并支付黄小东、王飞每吨50-60元的处置费用。被告人严琦(新禾公司股东)负责与黄小东、王飞及金帆达公司结算草甘膦母液处置费用、开具发票等事宜。被告人林树木、舒文忠、柴荣贵、杨建云、傅国祥、陈卸荣、张仙国、方岳良、邱土良、蒋东华作为槽罐车的驾驶员、押运员,参与草甘膦母液的运输及协助倾倒。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人黄小东、王飞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七千五百万元;判处被告单位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杜忠祥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及其他各被告人相应有期徒刑和罚金。
此外,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萧山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已分别对涉案的博新化工、联环化工、德兴化工及相关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65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658号提案答复的函
陈中红委员:
您与其他17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提案中所指出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办案实践中确实存在取证难、认定难、打击难的问题,您通过调研提出的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检察机关也一直在加大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力度,努力推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一、加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力度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在做好依法从严从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同时,通过以下措施强化此类案件办理:一是对公安机关开展立案监督。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未立案的,及时提出纠正违法意见。例如某学校教师谢某猥亵多名未成年学生,事件发生后,谢某仅被处以治安处罚。检察机关在媒体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进行调查并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谢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某支教老师发现一村小教师性侵多名学生,报案后公安机关未立案。获悉此情况后,检察机关立即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立案书》,通过监督立案使案件及时得到侦办。二是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对于社会影响大、取证困难、证明标准不好把握的案件,在与公安机关沟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通过对案件中证据证明力分析,从完善证据的角度引导侦查,向侦查机关提出收集、固定、补充、完善证据的意见建议,以便于及时提取相关证据,提高案件侦办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拓宽案件线索发现渠道。12309检察服务中心即将开设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家属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服务热线、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直接表达诉求。同时检察机关还积极推动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案件线索共享机制。例如上海市检察院在今年3月与上海市妇联及妇儿工委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线索转交机制。
此外,在性侵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检察机关尽量采取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办案方式。《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实行)》明确规定:“询问未成年人被害人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已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制作笔录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重复询问"。我们积极推行“一站式"询问机制,截止2018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建设办公场所、出台办案机制等方式,已建立“一站式"询问办案区323个。
二、准确把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证据审查标准,有力打击犯罪
证据的审查判断是一个复杂过程,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由于此类案件具有隐蔽性强、证人少、物证少、供证矛盾等特点,证明指控的难度更大。为此,检察机关主要通过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大专业化建设力度,避免出现因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上把握不一致、不准确而影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一是发布指导性案例,引导案件办理。去年高检院下发了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予以明确。案例发布对各地检察机关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湖北检察机关借力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成功抗诉了一起量刑畸轻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取得了很好效果。二是研究制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案规定。高检院计划联合最高法制定性侵案件办案规定,对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程序保障、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进行全面的规定,明确办案要求,推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解决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办案人员专业化水平。通过组织专题培训班、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等活动,加大对未检人员的专业能力培养。通过培训,讲授性侵案件中儿童证言审查应当注意的问题、审查重点,以及如何在此类案件中更好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检察机关处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能力。
三、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新特点,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惩治犯罪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性侵犯罪出现了新的形式,嫌疑人利用网络交友平台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视频等情况不断出现,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针对这一新情况,检察机关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严厉打击惩治。一是准确适用法律规定。对于不直接接触被害儿童身体的网络性侵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检察机关认为:刑法没有对猥亵儿童的具体方式作出列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认定。实践中,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猥亵儿童的行为,侵害了特定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就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在高检院发布的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就专门对一起通过互联网“隔空猥亵"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了界定。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预防宣传。高检院进行了“网络大灰狼"系列宣传,利用网络大课堂平台,通过一系列的案例,来讲解未成年人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未成年人及家长防范意识,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强化自护技能,从而减少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让他们远离网络“大灰狼"。三是为网络环境的净化添砖加瓦。高检院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修改和制定工作,将案件办理中发现的网络犯罪涉及未成年人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立法完善建议,呼吁加大对网络的监督管理力度,净化网络空间,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寄递违禁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寄递违禁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25日)
案例一 郭某明等人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某明,男,1989年12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李某君,男,1997年9月出生,无业。
2020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郭某明通过VPN“翻墙”使用境外网站注册Telegram软件,以“隔壁老王叔”的网名创建聊天群组并在该群组内发布贩卖毒品大麻的信息。购毒人员通过该群私信郭某明下单购买大麻,并以比特币、门罗币等数字货币向其支付毒资。被告人郭某明先后四次通过上述方式向傅某某等人贩卖大麻51.01克。另查,2020年7月31日、8月4日,被告人郭某明先后两次通过Telegram软件向他人购买毒品大麻,并约定以寄递方式交付。被告人李某君先后两次帮助他人将装有大麻的包裹通过快递邮寄到郭某明提供的收件地址。同年9月2日,公安民警在西安市碑林区某快递网点查获被告人李某君第二次邮寄快递包裹内的大麻99.03克。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12月10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被告人郭某明、李某君提起公诉。2021年2月26日,瑞安市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判处被告人李某君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积极引导侦查取证。检察机关受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时,发现该案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该案主犯郭某明到案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其他在案证据较为单一,导致案件证据链条无法形成闭环。二是现有证据不能锁定被告人郭某明就是涉案群主“隔壁老王叔”。三是被告人郭某明与购毒人员交易使用比特币、门罗币等数字货币,调取相关证据较为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意见:一是建议转变侦查思路,采取技术手段调取对应的Telegram账号云端聊天记录,并全程录音录像制作电子远程勘查笔录。后公安机关查询到三个账号均为“隔壁老王叔”的小号,且均发布过相同文字的贩毒广告,从而确定了被告人郭某明系贩毒通讯群群主的事实。二是要求公安机关通过区块链信息查询,查清购毒人员提供的贩毒人员收取比特币的链接地址和被告人郭某明网络钱包地址之间是否存在“虚拟货币”的流转。后经取证,发现被告人郭某明网络钱包地址接收过购毒人员支付的比特币,进而确定被告人郭某明收取毒资的事实。最终通过不断完善证据链条,促使被告人郭某明认罪,交代全部犯罪事实。
(二)及时追诉漏罪。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通过检索同类案件的判例,发现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的某被告人也是通过Telegram软件向“隔壁老王叔”购买大麻。检察人员认为该判决认定的犯罪时间、犯罪手段和本案相似,极可能是被遗漏的郭某明贩卖毒品犯罪事实,故要求公安机关调取该案的案卷材料。经审查发现,该判决书中的“隔壁老王叔”在Telegram软件贩毒使用的Telegram账户名、头像均和本案被告人郭某明一致。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被告人郭某明进行提审,其对该起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检察机关及时追诉了该起遗漏的犯罪事实。
【典型意义】
近年来,大麻滥用和网络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贩毒分子利用境外网络平台、“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便于隐匿身份、信息传播迅速、不受地域限制等特点,创建网络群组,使用“虚拟货币”结算,通过寄递渠道完成毒品交易,使案件办理难度加大。本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通过电子远程勘查提取电子数据,调取账户信息,破解作案手机,调取快递单,完善证据链条,及时追诉遗漏的犯罪事实,最终促使被告人认罪伏法,有力打击了新型网络毒品犯罪。
案例二 唐某来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唐某来,男,1970年7月出生,某公司职员。
2019年7月16日17时30分许,被告人唐某来明知他人贩卖毒品,受人指使接收他人通过某快递邮寄的毒品,并将该毒品存放在上海市某小区楼下的四个快递柜内,后将取件码发送给他人。购毒人员从他人处取得取件码后从其中一个快递柜中取得毒品。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他快递柜中查获出剩余毒品疑似物3包。经鉴定,上述毒品疑似物重4.53克,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某来涉嫌贩卖毒品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依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提出了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2020年1月20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唐某来一案作出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唐某来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积极引导侦查,完善证据链条。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本案系利用寄递渠道实施的贩卖毒品犯罪,被告人唐某来与购毒人员之间无直接联系,并且贩卖毒品的上家尚未到案,证据较为单一,被告人唐某来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为夯实证据、厘清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依法调取比对唐某来与购毒人员联系的上家电话号码、快递柜取件码、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结合毒品扣押称重笔录、鉴定意见和两人的言词证据,形成了可以互相印证、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唐某来在上家指示下,将毒品放入快递柜中贩卖给购毒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查获的毒品情况,准确认定了被告人唐某来参与贩卖毒品的数量。
(二)向邮政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立足本职,针对在多起毒品案件办理中发现的监管盲区和漏洞,先后向上海市宝山邮政管理局、上海市黄浦邮政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就切实做好收寄验视,强化智能快递柜的备案、检查工作,加强寄递企业的安全教育培训等提出建议。宝山、黄浦邮政管理局书面回复表示已开展专项整治、强化安全管控,同时提出监管力量不足、企业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高等难题。针对这些问题,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宝山邮政管理局会签《关于建立邮政监管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联动机制的意见》,从深化信息共享、强化业务交流、开展专项检查、建立联席会议、优化执法监督、遵守保密规定等六个方面,明确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邮政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系,形成监管合力,为寄递行业禁毒工作注入检察力量。
【典型意义】
在办理利用智能快递柜贩卖毒品案件过程中,被告人作为毒品贩卖链条中的一环,在上家未到案、与下家无直接联系、钱货分离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短信记录及关联人员供述等证据的补强和固定,确保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延伸检察职能,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犯罪分子利用快递、智能快递柜漏洞寄递毒品等问题,向邮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联合相关主管部门建立邮政监管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联动机制,为寄递行业禁毒专项工作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三 段某喜非法持有毒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段某喜,男,1982年10月出生,农民。
2018年8月初,被告人段某喜与洪某(另案处理)分别驾乘车辆从云南省石林县出发前往重庆市。同年8月7日,一个以收件人为李某的涉毒邮包通过某快递从云南省瑞丽市邮寄至重庆市九龙坡区。8月11日12时许,被告人段某喜与快递员约定了取货地点,但二人在邮包签收过程中,被告人段某喜拒绝签收。随后,段某喜将收件上的信息通过微信发送给洪某,后洪某向快递员领取包裹准备离开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公安人员在距离该接货地点100米左右的公路边将段某喜抓获。公安人员从洪某接收的包裹中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疑似物9袋,共计净重3407.1克,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含量为15.0%至15.9%。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18年12月25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以被告人段某喜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被告人段某喜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经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收集大量证据后,段某喜在开庭审理前表示认罪认罚。庭审中,段某喜对于犯罪事实如实供述,法院采纳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2019年2月2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段某喜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审查发现的问题。本案系典型的寄递毒品犯罪案件,犯罪分子指使他人收取装有毒品的快递包裹,查办难度大。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被告人段某喜对其指使洪某收取包裹的行为均予否认,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段某喜所持有的手机因技术原因不能破解导致无法获取更多的破案线索。对于段某喜的犯罪行为,负责取包裹的洪某仅能指证段某喜让其收取包裹,虽然洪某的手机中确有他人指使洪某前往毒品交易地点收取包裹的信息,但是无法锁定指使人确系段某喜。负责派送快递的唐某只能证实段某喜系疑似收取包裹的人员,但电话非段某喜所留,在案证据与段某喜的关联性无法建立。对于段某喜指使洪某收取包裹以及段某喜对包裹内藏毒主观是否明知存在诸多疑问。
(二)自行侦查的情况。检察人员对本案进行了自行侦查。一是查看现场,以现场为中心重组证据。对取货现场的路口、周围的方位和设施、监控镜头等进行查看,对路面距离进行测量,对案发时被告人段某喜的位置变化、被告人和快递员的位置、被告人在洪某到达现场后的位移情况等进行了模拟重演,解决了言词证据和客观性证据关联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询问证人洪某和快递员唐某。公安曾询问洪某和快递员唐某,但部分细节未能查清,检察人员自行对两名证人进行询问。将案发过程中所有客观性证据梳理后,以时间轴进行整合,通过询问证人,使证人证言与客观性证据进行关联,还原案发详细经过。三是围绕段某喜的经历、行动轨迹调取客观性证据。段某喜辩解其具有正当工作,到重庆目的之一是考察冻货生意。检察人员围绕段某喜的经历进行调查核实,发现其无正当职业,在案发前不久因贩卖毒品曾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具有涉毒的经历。段某喜辩解此次到重庆顺便游玩,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调取了段某喜的车辆通行记录、所到之处的监控视频等资料,显示段某喜到重庆直至被抓获为止的活动轨迹,均系以案发现场为核心,其辩解内容无证据印证,亦不合理。
【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分子指使他人收取寄递的毒品,零口供案件多,证据较为单一,将在案证据与犯罪事实构建起关联性尤为重要。检察人员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要发挥司法亲历性,积极开展自行侦查工作。通过自行补充侦查,依法调取相关证据,充分发挥通话清单、监控视频以及电子证据等客观性证据的作用,通过出示客观证据的方式进行针对性讯问,还原案发经过及相关证据与被告人之间的关联性,完善证据体系,切实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
案例四 某速递有限公司、苏某生运输毒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某速递有限公司。
被告人苏某生,男,1970年11月出生,某速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
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17日间,苏某生明知韩某(另案处理)将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作为毒品邮寄给他人,在向韩某收取高于市场价的寄递费用后,先后7次将韩某更换包装箱后的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通过其经营的速递有限公司寄递到广西等地,共寄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12箱(含磷酸可待因192.24克),获利人民币2842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17年12月25日,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某速递有限公司、被告人苏某生涉嫌运输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18年7月24日,南靖县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单位某速递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苏某生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审查发现的问题。2017年6月16日,南靖县公安局将苏某生涉嫌运输毒品案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一是主观明知的证据体系较为薄弱。苏某生供述不稳定,侦查阶段后期翻供,否认其明知寄递物品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二是公安机关遗漏起诉单位犯罪。某速递有限公司为一人独资企业,苏某生作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对公司业务等运营事项具有决定权,为赚取高于市场价的寄递费用,在明知他人寄递毒品时,仍通过公司速递业务进行运输,符合单位犯罪要件,应当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引导侦查取证,及时有效追诉。一是补强主观证据体系。检察机关开具补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从寄递费用是否合理、言语交谈是否异常、收寄流程是否规范等细节入手,补强证明苏某生主观明知的证据。经过退回补充侦查,查明韩某在寄递之前已明确告知苏某生寄递的物品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苏某生要求价格高出市场价一倍,而且明知涉案药物的吸食效果。寄运时未实名登记、开箱验视,未留存底单。二是追加起诉单位犯罪。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调取涉案单位的注册信息,向公司职员收集公司运营管理方面的证言,明确了该公司系一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苏某生对公司业务等运营事项具有决定权,犯罪获取的利益归属于公司,因此认定该公司涉嫌单位犯罪,检察机关对该公司依法进行刑事追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典型的快递从业人员参与寄递毒品案,反映出快递企业内部监督缺失、邮政管理部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引导侦查作用,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完善证据体系,有力破解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等难题,确保了案件质量。同时,强化监督意识,对于可能存在遗漏单位犯罪的问题,检察机关引导、督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使犯罪得到及时追究。依法严厉惩治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涉嫌毒品犯罪案件,从源头上斩断寄递毒品非法渠道,有利于推动快递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助推企业合规经营,促进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切实维护寄递安全。
案例五 杨某帆等人非法买卖、运输枪支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帆,男,1988年9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刘某,男,1993年12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孙某,男,1984年9月出生,农民。
2016年11月,被告人刘某通过网络认识被告人杨某帆,随后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杨某帆处购买大量枪形物,后刘某、被告人孙某以微信等网络方式联系交易,并通过某快递向全国各地寄递出售。2017年2月23日,山西省孝义市某快递在检验快递包裹时,发现该包裹由陕西省周至县寄出,内有仿真枪。2017年2月24日,公安人员在陕西省周至县将孙某、刘某当场抓获,在孙某指认下现场缴获仿“柯尔特M1911A1”式手枪1支。后刘某带领公安人员在位于周至县某村的门面房内查获仿“柯尔特M1911A1”式手枪211支。同月28日,公安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某货运处查获杨某帆从广东汕头发给刘某的38箱共456支仿“奥坡瑞特”式手枪。公安机关从查获的668支枪形物中随机抽取仿“柯尔特M1911A1”式手枪24支、仿“奥坡瑞特”式手枪20支共计44支进行鉴定。经鉴定,送检的44支枪形物均被认定为枪支且以压缩气体作为发射能源。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18年8月30日,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孙某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依法提起公诉。2019年1月28日,周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刘某、孙某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八年,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六年。二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16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4月16日,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某帆涉嫌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8月18日,周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杨某帆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上述裁判均已生效。
(一)派员提前介入,上下联动引导侦查取证。周至县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介入,就事实认定、证据收集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对买卖枪支是否具有主观故意以及枪支鉴定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取证建议。因案情重大,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就犯罪主观故意、枪支数量认定等问题多次组织县检察院、县公安局进行座谈,共同研判案情,确保了案件证据及时收集和证据体系的完善。
(二)强化监督,发挥诉讼主导作用。针对公安机关组织辨认没有个别进行等执法不规范问题,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针对法院审理不规范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相关单位均及时反馈,进行整改。
(三)组织庭审观摩,开展以案释法活动。检察机关就本案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社区、街办代表到场旁听,西安市检察业务骨干共30余人全程观摩。公诉人通过构建证据体系,指控和证明犯罪,同时向旁听人员讲解非法枪爆物品的危害性和违法性,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枪爆违法犯罪。庭后,法检两家组织座谈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基层组织代表受邀参会,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击枪爆违法犯罪。
(四)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寄递安全监管。针对案件反映出的跨省跨区域寄递枪支,相关单位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未严格落实问题,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27日向周至县邮政分公司、周至县公安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提出强化安全监管建议。相关单位及时制定相关措施,加强行业监管。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也及时对接西安市邮政管理局,就办案中发现的寄递行业管理问题进行座谈,积极参与和推动行业综合治理。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网络联络交易,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的跨省跨区域非法买卖枪支案件,社会危害严重。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开展诉讼监督,切实在办案中发挥主导作用。认真落实普法责任,依托庭审以案释法,开展法治教育,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和动员效果。针对办案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寄递行业综合治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六 陈某帅等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帅,男,1992年7月出生,无业。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间,被告人陈某帅、蔡某等19人,以牟利、药用、收藏等目的,通过微信网络平台展示、看货、询价,使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转账进行资金结算,利用寄递渠道实施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行为共计30余次,涉案野生动物制品羚羊角900余根,象牙制品30余件4900余克,犀牛角制品7件160余克及其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若干,合计价值人民币2600余万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5月22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帅等人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1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陈某帅等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五个月拘役不等刑罚。被告人陈某帅等6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4月1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裁判均已生效。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本案系新型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犯罪,犯罪分子将野生动物制品图片等信息通过微信平台展示,与买家达成交易后直接将野生动物制品通过寄递方式邮寄给买家,并通过电子支付渠道收付货款,事后通过删除网络、手机记录,使用虚假电话、姓名投寄快递等方式逃避打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手机电子数据、快递信息、交易账单等客观证据,以及通过收集微信聊天记录、货款流转记录、微信平台展示物品和扣押物品特征比对等,夯实证据基础。针对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某帅到案后拒绝认罪的情形,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同案犯供述及相关客观性证据,对其通讯工具等进行技术鉴定,促使其在强有力的证据体系面前自愿认罪。
(二)深挖犯罪,延伸打击链条。检察机关以中间商蔡某为关键节点,深挖上下游犯罪,引导、监督侦查机关通过交易账单追查上下游犯罪嫌疑人,通过快递信息追查涉案野生动物制品流向,延伸打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交易链条,发出监督文书8份,成功追捕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层层挖掘,本案从侦查机关第一次报捕时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查扣1件野生动物制品、认定1笔犯罪事实,到结案时成功在福建、广东、黑龙江、湖南等地查获羚羊角等野生动物制品1000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认定涉案事实30余笔,其中5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规范寄递,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本案中,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交易通过寄递方式完成,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的同时,对相关企业进行法治宣传,对辖区内快递企业进行走访约谈,提醒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寄递管理制度,告诫提醒依法依规经营。检察机关还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通过“两微一端”等媒介发布办案情况,在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向广大群众宣传非法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法律后果,呼吁全社会共同抵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交易,构筑人类与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谐共生的环境。
【典型意义】
针对利用寄递渠道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犯罪证据固定难、全链条打击难的特点,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机关有针对性地收集、固定证据,构建了严密证据锁链,监督侦查机关通过关键案件线索逐层深挖犯罪,扩大了打击效果,为类案办理积累了宝贵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引导快递企业堵塞制度和人员管理漏洞,依法依规经营。同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和教育,引导群众全面自觉抵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消费,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注:本案所涉罪名,《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变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篇
(2022年11月9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创建“背包法庭”“冷极诉调服务站”“女子法庭”“家风文化教育基地”“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建立“红黄绿”预警机制,立足乡村乡情,精准把握职能定,到景区、林区、库区和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多元调解、普法宣传,主动融入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实现立案无障碍、司法服务“不打烊”,形成“一站式”解纷、“观调式”化解、“服务型”司法的基层治理模式,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溪翁庄法庭
“1+4”保水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多元共治”
案例点评:溪翁庄法庭打造预防、打击、保护、修复为主线的“1+4”法治保水工作机制,积极回应密云水库一级圈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需求,积极回应水源保护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趋势,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天蓝、水清、岸绿生态环境的美好期待。
密云法院溪翁庄法庭位于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2021年以来,法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的回信精神,主动参与密云水库一级圈生态治理工作,坚持生态优先、源头防范、社会共治,构建以制度建设为引领、以预防、打击、保护、修复为主线的“1+4”法治保水工作机制,为水源保护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坚持预防优先,推动环保源头治理
一是对接“接诉即办”,建立预防性环境资源纠纷诉源治理机制。未诉先办,提前介入,与水库周边村镇开展合作。建立“村内吹哨、法官报到”镇村联合治理机制,实现涉环境纠纷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的转变。于诉前妥善化解310户村民因土地流转、移民补贴等引发的群体性纠纷12批1000余起,协助镇村劝解水库周边30余户村民退养牲畜800余头。“无讼村居”创建工作效果明显。23个村实现“零诉讼”,在辖区村落中占比39%。二是探索建立环保禁止令预防性司法机制。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制定《环境保护禁止令实施办法》,推进预防协同治理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判决支持密云区收回被占用的白河河堤343米,助力“美丽岸线”建设。签发全市首份环境保护禁止令,被最高院、生态环境部推介。
二、坚持制度创新,推动环境审判专业化
一是出台法治保水制度,规范涉水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治保水的工作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21项举措,建立“立审执”全流程衔接工作模式。二是实行“三合一”专业化审判,严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全面履行“保水法庭”职责,实行环境资源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集中审理。与区检察院、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建立行刑衔接机制,形成环境违法犯罪打击合力。审结全市首例因非法倾倒垃圾引发的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北京市首例“洗洞”案件。三是主动服务绿色发展,健全完善生态恢复司法举措。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审判工作,探索完善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式。裁判前咨询农业农村局、渔政等单位专业意见,共同制定科学的生态修复方案,实现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在审理兰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判处被告人增殖放流鱼苗2136千克。健全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衔接机制,共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件。审理田某等7人非法倾倒、填埋垃圾污染环境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时,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判决7人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6万余元。
三、坚持多元共治,构建法治保护体系
一是打造法治保水“社会共治圈”。推进跨流域司法协作,与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河南淅川法院签订协议,共建法治保水司法示范基地;与密云水库上游流域京冀“两市三区”法院构建法治保水司法框架,形成密云水库全流域司法屏障。在全市率先建立“河长+院长”法治保水协作机制,与区水务局、水库一级保护圈内的7个乡镇签订保水协议,形成水库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二是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密切关注重点领域法律风险。围绕水库周边退耕禁养、蜂产业发展等问题,与镇政府座谈研讨百余次,发送司法建议21份,报送法院专报7期,相关调研报告荣获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审判业务类成果一等奖。打造普法宣传矩阵,引领社会保水护水风尚。召开新闻通报会,发布全市首份《法治保水白皮书》,开展法治保水巡回宣传650场,受众20万余人次。
“1+4”法治保水工作模式,统筹涉水解纷资源,整合社会共治力量,探索出司法保护生态环境新路径。该模式获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项目,被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汇编推广,相关举措得到北京高院领导批示肯定18次,《法治日报》等省级以上媒体关注56次,《人民法院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广府法庭
三维联动三心服务三重强化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广府法庭立足当地乡村乡情,精准把握职能定位,以三维联动、三心服务、三重强化为抓手,有机嵌入自治体系,有力扩增诉源治理效果,有效并联法治手段,切实推进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小法庭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大“治”慧。
广府法庭紧邻5A级古城景区,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一类法庭标准打造,总面积3068平米,法庭青砖、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特色,是冀南地区一张靓丽的名片。法庭以综合性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为发展思路,坚持三维联动、三心服务、三重强化,实现助民解纷、助农发展、助旅兴旺。2021年,广府法庭荣获邯郸市中院“集体三等功”。
一、三维联动构建基层治理大格局
一是织密解纷网格点。法庭围绕辖区101个行政村、15.47万人的现状,将其划分为303个网格,建立“法官包镇、助理包村、网格员包片”的三包机制。吸纳两委干部、乡贤名人、家族尊长等300余人,组建各村网格员队伍。以微信群、公示栏等为载体,公开联系方式和调解范围,达到人在网格中走、事在网格中办的效果。二是搭建解纷服务线。与乡镇开展联建共建,各镇设立“法官联络站”,组建以乡镇党委、司法所、法庭为主的乡级调解组织。搭建“精细排查‘网格调’、发挥优势‘乡贤调’、整合资源‘乡镇调’、集体会诊‘法庭调’”的线状解纷模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三年来,1600余起矛盾纠纷化于诉前,“无讼村”由10个增至31个。三是拓宽司法覆盖面。建立定期反馈沟通制度,法庭将潜在社会风险、多发共性纠纷、各村诉讼情况向乡镇党委及时反馈,为党委决策提供司法指导15次。建立8个普法宣传点,深入镇村巡回审判40余次,对乡镇党政机关、村两委干部、网格员等开展培训16次,参训人员600余人次。
二、三心服务奏响三农发展振兴曲
一是专心护航农业发展。辖区内有集中连片的蔬菜、葡萄、大蒜等种植基地,在辖区合作社、涉农企业、种植基地等设立“签约法官”,提供法律咨询与指导。积极服务以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涉农企业,针对涉企纠纷,依法快调快审、灵活保全的方式,既不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也确保了企业正常经营。二是精心守护美丽乡村。辖区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坚决贯彻“两山”理念,成立特色生态旅游专业法庭,创建刑事、民事、行政的环资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建立“民事赔偿+生态修复”惩戒模式。三是用心力促农民增收。开辟涉农“绿色通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司法服务。三年来,依法快处农产品生产、销售等各类涉农纠纷80件,确保在审判环节不误农时。为辖区农户提供《农资买卖合同样本》《农产品购销合同样本》《农村土地出租流转合同样本》等13000余份,让农民专心发展生产。
三、三重强化谱写法旅融合新篇章
一是强化软硬实力,打造“10分钟”诉讼服务。法庭迁至广府景区附近,游客驱车10分钟内可达法庭,享受“立、调、审、执”一站式优质服务。法庭配备3名员额法官、4名法官助理、1名司法警察及4名书记员,打造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专业水平过硬、调审经验丰富的法庭队伍。二是强化速调快处,建立“1小时”解纷机制。主动与管委会、文旅局、广府景区联系,成立涉旅纠纷调解委员会,联合出台《涉旅纠纷速调快处实施意见》,涉旅纠纷1小时内可快速化解。三年来,共调处化解各类涉旅纠纷300余件。三是强化主动担当,提供“360度”管家服务。在景区门口、活动广场等11个点位公布法官电话,畅通24小时服务热线,三年累计接受咨询1400余次。以景区古城、府衙、故居、游船为切入点,开展巡回审判13次,实现古代府衙与现代法庭历史交汇。开展普法宣传29次,将杨武氏太极文化的刚柔并济与新时代法治文化的公平公正有机融合。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人民法院金河法庭
发展“枫桥经验”打造冷极诉调服务网
案例点评:金河法庭以党建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三字机制”“四心服务”“五老调解”工作格局,打造中国冷极诉调服务网络,及时高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人民法庭发挥各项职能、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金河法庭位于大兴安岭腹地根河市金河镇,金河镇是全国纬度最高的边陲小镇之一,辖区面积5353平方公里,冬季极端气温达零下58°C,是中国“冷极”根河市的冷极点。多年来,金河法庭立足工作实际,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探索构建“三字机制”“四心服务”“五老调解”工作格局,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及时高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一、党建引领,打造冷极司法品牌
金河法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身在冷极心向党”司法品牌。
一是政治引领提升向心力。找准与党委政府工作连接点,积极融入党委主导、齐抓共管、群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二是头雁领航提升凝聚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挂牌行动让干警抢立标杆、争做头雁,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凝聚党员力量,注入“群雁活力”。三是冷极情怀提升战斗力。成立“党员天平工作站”,开展巡回审判、诉前调解、法治宣传等工作,全力推动审判力量下沉、审判重心下移、审判服务下倾,时刻传递“最美最冷最热情,最偏最远最忠诚”的为民情怀。
二、“三字”机制,展现冷极司法速度
金河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机制挺在前面,形成“评、调、判”“三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以“评”为先,构建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对所有案件进行诉前风险评估,帮助当事人知悉诉讼风险,引导其选择非诉解纷途径。二是以“调”为重,构建“三调联动”工作机制。采取调解员初调、法官助理同步跟进、法官指导把关的工作模式,与辖区行政调解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动对接,开展联合调解,诉前调解成功率达65%。三是以“判”为主,构建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对进入速裁程序的简单案件,当天立案,当天送达,15天内办结,推动简案快审、繁案精审。“评、调、判”无缝对接,进一步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丰富当事人的解纷选项。
三、“四心”服务,传递冷极司法温度
金河法庭明晰新时代“枫桥法庭”功能定位,以“四心”优质服务打造中国冷极诉调服务网络,实现“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的转变。积极适应“枫桥经验”从碎片化治理向整体高效协同治理迭代升级的新要求,做好了解社情民意的信息员、落实司法惠民的协调员,让司法服务更走心。注重协作,认真听取和收集相关意见建议37条,做好联系基层组织的联络员、指导基层调解的监督员,让司法服务更省心。充分发挥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提供法律咨询58次,接待来访1000余人次,做好提供法律服务的咨询员、息诉罢访的防控员,让司法服务更帖心。下沉网格开展“三进”工作150余人次,引导群众依靠法律手段解决纷争,做好法治宣传的宣传员、理顺群众情绪的消防员,让司法服务更暖心。
四、“五老”调解,彰显冷极司法情怀
金河法庭选任一批懂政策、作风正、素质高、心肠热、威信足的“五老”为成员,成立“五老调解”工作室,借助“五老”熟悉镇况村情、经验丰富的优势,以中立方身份积极参与辖区各类矛盾纠纷调解,为社会治理注入新鲜活力。线上,“五老”在微信工作群中推送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线下,“五老”采取坐班与走进社区、林场等方式提供咨询,进行述情析理释法,开展随手调、人民调、联动调,多途径化解矛盾纠纷,共受理各类案件378件,调解219件,开展法律咨询500余次,解疑息访息诉108人次。同时,在辖区景点冷极村设立“冷极诉调服务站”,为游客提供一站式诉调服务和法律咨询,通过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就地调解等方式,将诉讼服务延伸到矛盾发生的“第一线”,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冷极特色”。
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二密法庭
大山里的巡回法庭让法治之花开遍乡村
案例点评:二密法庭坚持发扬和传承“马锡五审判方式”,用热情和汗水筑起“立案到乡镇、开庭在村屯、调解进家门”司法服务网,以“大山里的巡回法庭”理念为司法服务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准落脚点。
吉林省通化县地处长白山南麓,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县域东北部二密法庭辖4个乡镇、84个自然屯,星罗棋布于11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间,崎岖蜿蜒的山路昭示着群众出行的不便。二密法庭按照“窗口前移、服务延伸”工作要求,汲取“枫桥经验”的思想精髓,赓续“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传承,创新“矛盾纠纷实质化解”的司法新实践。法庭调撤率91.3%,息诉服判率95%。
一、便民服务措施“三到位”,提升基层司法服务质效
制定“立案到乡镇、开庭在村屯、调解进家门”便民服务措施,找准司法服务群众的契合点。一是立案到乡镇。定期到巡回办案点,运用“移动微法院”指导当事人就地网上立案,现场及时解纷,为特殊群体提供定制化诉讼服务,巡回立案占67.8%。在涉贫、涉未成年人等案件中,法庭将登门立案、庭前质证、就地送达、炕头开庭有机融合,用司法温度温暖当事人心田。二是开庭在村屯。为解决辖区偏远村屯交通困难、弱势群体维权能力不强、侵权纠纷举证不便等问题,实行“到村屯开庭”。坚持用理普法、用情感化,将庭审变成生动的法治课,巡回审判案件占比67.1%,均以调解方式结案。三是调解进家门。针对婚姻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等案件,积极开展登门调解,尽力减少当事人心理对抗,维护家庭和谐和邻里和睦。利用情绪疏导、亲情规劝、社会介入等方式,“炕头调解”案件占31%,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二、多元解纷机制“三衔接”,搭建基层司法服务平台
构建点、线、面结合的“三衔接”机制,凝聚多元化调解合力,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一是做好法庭与其他调解力量的衔接。加强与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沟通,实现司法、行政、行业和人民调解主体的整合。根据辖区纠纷特点打造“蓝莓专题”巡回法庭,借助外聘专家力量集成调解涉诉纠纷。高效调处涉红色园区建设纠纷,15日内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部腾迁,有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二是做好审判与诉讼外调解的衔接。加强法官与人民调解员诉前调解的有效衔接,诉讼和诉前调解之间双向引导、双向分流。同时,强化诉前、审判与执行的衔接,逐步形成“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诉讼调解+智能审执衔接、执前和解+快执办案”的立、审、执一体推进新模式。四棚乡16名农民工的“参园打工”劳务费,通过此模式在一个月内追回,维权讨薪绿色通道实现再提速。三是做好法庭与各乡镇综治中心之间的全面衔接。实现跨乡镇、跨村屯矛盾纠纷调解的融通,推动形成整体联动“一体化”快速调解机制,妥善解决跨区域群体性纠纷。诉前化解96件跨乡镇群体性劳务合同纠纷,仅用时4天。
三、畅通诉源治理“三系统”,破解基层司法服务难点
构建诉源治理纠纷排查化解的“神经、消化、免疫系统”,受案量同比下降46%。一是搭建全方位高灵敏度的“神经系统”。以各乡镇的“综合治理微信群”“法官进网格微信群”和巡回办案等载体,形成各乡镇政法委员、公安、村委会主任和法官为主体的覆盖全辖区的“神经网络”,通过微信互动、电话沟通等方式排查涉耕地、排水纠纷22起,涉洪水冲毁农田引发相邻关系纠纷28起,及时找准服务乡村振兴切入点。二是健全优质高效的“消化系统”。打造多方力量齐参与的“菜单式”矛盾纠纷调解模式。聘任“全国调解能手”等五老乡贤为调解员,将其基本信息和简历制作“菜单”上墙公布,当事人自愿挑选信得过的“公道人”通过面对面、线上或登门等方式进行调解,诉前调解成功率达99.54%。其中,调解员王德进成功化解光华镇几十起涉高速公路占地纠纷案件,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三是强化常态长效的“免疫系统”。主动加入村屯百姓群、社区居民群,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和查人找物。开展“典亮乡村”法治宣传活动,网格法官结合典型案例以案讲法,对网格员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分析研判,筑牢预防纠纷第一道防线。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胡吉吐莫法庭
用心用情用力激活服务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案例点评:胡吉吐莫法庭立足蒙古民族地区实际,结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创建、“四所一庭一中心”等活动,大力开展诉源治理、蒙语调解、案件清单、巡回审判等工作,有效提升多元解纷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胡吉吐莫法庭始建于1985年10月,辖4个蒙古族聚居乡镇、33个行政村,面积2050平方公里,人口近7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28.57%,是全县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近年来,胡吉吐莫法庭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深入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凝聚诉源治理合力,全力提升多元解纷效能,积极探索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
一、工笔勾勒,升级基层治理“架构图”
一是法官进网格。结合大庆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活动,按照1名法官、1个调解室、1张联系卡、1名联络员、1本台账的“五个一”模式,全体法官进驻辖区38个网格,通过发放联系卡、公布个人联系电话、加入辖区网格微信群等方式,将诉讼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二是构建诉源治理体系。健全完善“四所一庭一中心”工作机制,建设诉调对接多元解纷中心,与县综治中心信号对接、资源共享,实现网格事件分流、承接办理目标,整合各类调解资源。2021年以来,采取周联系、月驻站、季排查等方式诉前化解矛盾纠纷2000余件。三是推行案件清单制度。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将影响辖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重大事项纳入风险提示范围,定期梳理形成案件清单,及时通报案件数量、类型、特点,为辖区乡镇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提供法律参考。2021年至今,通报案件6个,提出司法建议4条。
二、倾情点染,共绘民族团结“同心圆”
一是创建民族团结“同心圆”。结合杜尔伯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活动,针对辖区内多数40岁以上蒙古族群众使用蒙语交流的习惯,设立“蒙语调解室”,安排通晓蒙语的蒙古族法官专门负责接待、调解、审理涉蒙古族群众的案件。2021年以来,化解矛盾纠纷283起,审理案件65件。二是打造“蒙古包调解室”。充分考虑辖区内部分群众居住分散、路途较远、行动不便等实际困难,成立“蒙古包调解室”,推出“八小时以外”诉讼服务延时办理,通过电话沟通、延长工作时间、节假日开庭等形式提供法律服务,让各族群众在人文关怀的愉悦氛围中化解矛盾纠纷。
三、聚力攻坚,奏响乡村振兴“和谐曲”
一是成立专班集中推进。设立涉农案件咨询台,提供立案咨询、诉讼指导、风险提示等服务,对党委政府关心、群众关注的项目建设、多占农地收费等案件,符合立案条件的快速立案,能诉前调解的当场调解,适用简易程序的快速审结。2021年以来,通过专班攻坚,仅多占农地收费案件就办结2500余件,诉前调解成功率达41.9%,带动村集体增收100余万元。二是加大巡回审判力度。采取提前通知、音频宣传、微信预约等方式,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工作。2021年以来,在春耕、秋收等农忙时节深入村屯院落、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106次、办结案件89件,保障了辖区乡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三是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充分发挥各行政村可视化网格管理中心、微信群作用,推广使用便民服务举措,及时高效办理案件。2021年以来,网上立案586件、网上开庭46件、网上审理68件,方便当事人在线参与诉讼活动。坚持每半个月在1个乡镇开展一次集中接访活动,通过提前公示、带案下访,2021年以来,化解信访积案2件,减轻了信访当事人诉累,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珊溪法庭
融入山区治理新格局打造新时代“无访法庭”
案例点评:珊溪法庭积极融入当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党委政府签订诉源治理共建协议,充分依靠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互动互助,不断创新工作举措,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家事案件10年零上诉,30年无信访,是司法领域贯彻“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文成法院珊溪法庭服务三镇四乡60个行政村居,依托“孝德之乡”人文基础,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抓实抓细机制融合、资源整合、实质化解等环节,送法入乡、种法进乡,实现家事案件10年零上诉,全部案件30年零信访。相关工作经验得到中央政法委长安剑、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一、坚持治理先行与诉讼断后相衔接,打造全链条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一是推进基层善治,止纠纷于萌芽。与党委政府签订诉源治理共建协议,将收案数、调撤率和上诉率等指标纳入村居综治考核。推动党委政府定期召开法庭工作专题会议,帮助法庭解决问题60个。建立法律风险预警和协同研判化解机制,发送涉诉风险预警司法建议、白皮书等50次。成立52名村干部、乡贤组建法庭信息员队伍,畅通沟通渠道。二是协同多元力量,化纠纷于诉前。与派出所、司法所、乡镇部门建立诉警调联动机制,提前介入治安调解,防止矛盾纠纷“民转刑”。2021年,推动辖区治安案件下降10%。对接解纷力量,聘任8名专职调解员、177名村级调解员,邀请族老、乡贤参与协调。10年来,调解员参与家事案件调解434件,成功率达51.38%。三是狠抓案源治理,断纠纷于诉中。开展狠抓案源治理,断治理行动,发挥示范判决作用,尽最大可能减少衍生诉讼。健全判后回访答疑机制,法官判决后以现场接待、电话联络等方式开展回访,回访满意度近100%。
二、坚持司法审判与法治关爱相融合,构建全龄段法治精神培育体系
一是离婚纠纷柔性化解。围绕“家和万事兴”主题,改造家事审判硬件设施,缓和当事人对抗心理。与妇联、民政等十部门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联动机制,出台离婚冷静期、家事观察团等文件,在585件离婚案件中推行财产申报,出具离婚证明书300份、子女抚养承诺书174份,促进家庭矛盾实质化解。二是儿童权益暖心维护。设立离异家庭子女成长数字档案,针对未成年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10年来,审结涉未成年人权益案件463件,发布家庭教育告知书100份。打造18家“伯温”青少年法治空间站,开展模拟法庭、法律集市等活动,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理念。三是老年群体温情保护。开辟老年人优先窗口,推广适老型诉讼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提供诉讼流程答疑解惑、智能化设备使用指导、诉讼材料转交等“一对一”导诉服务。针对争议较大、法理情交织的案件,由村委会、老人协会等组建“社会观察团”,或抽取人民陪审员组成“百姓评议团”,通过调查问卷、调查报告等形式收集意见作为裁判参考。10年来,审结家事案件1059件,调撤率从40.7%上升至90.1%,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100%,家事案件无一上诉。
三、坚持群众需求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构建全方位法律服务体系
一是让审判贴近民情。指导村社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对彩礼、担保等常见纠纷编制案例展板,着力培育乡村“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队伍,以法治建设传承提升孝德文化。推行“假日法庭”“晚间法庭”“预约上门立案”“全天候值班”“半小时司法确认”等系列便民举措,为偏远乡村提供贴身贴心司法服务。将群众工作能力、调解能力等列为法庭干警评优评先重要指标,涌现出扎根法庭30年的“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刘化勤等先进人物。二是让智服对接民需。研发“乡村e法官”基层治理应用,涵盖立案、调解、取证、监督等45项功能,全天候在线对接群众司法需求。辖区内乡镇、村社68家“共享法庭”全覆盖,为群众提供家门口司法服务。三是让法治走进民心。针对山区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开展员额法官“六进六送”机制,与司法所协力投放百堂“菜单式”普法课程,一体开展巡回审判、判后答疑和现场讲法等服务。一起经调解和好撤诉、挽回三十年感情的离婚案件“离婚法庭上的浪漫一幕”,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转发,得到百万网友的点赞好评。
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腊口法庭
一体建设双向互动三点支撑打造新时代山区法庭
案例点评:腊口法庭以打造“新时代山区人民法庭”为导向,推动镇矛调中心整体入驻法庭,打造“一站式”解纷闭环;建立家事纠纷人民观调团机制,开拓民意参审助审新路径;聚焦“普法宣传、风险防治、典型案例”三点支撑,延伸司法服务辐射半径,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腊口法庭地处浙西南山区,辖区“九山半水半分田”。近年来,腊口法庭继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构建“一体双向三支撑”基层治理模式,着力打造“新时代山区人民法庭”。近三年,诉前纠纷化解率上升50.9%,收案下降35.2%,服判息诉率达98.6%,无讼村比例31.3%。家事审判经验获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肯定。
一、聚焦一体建设,打造“一站式”解纷深化综治体系
推进党委综合治理平台与人民法庭在物理场景、解纷模式和调解队伍上一体建设、深度融合。一是打造“一站式”解纷新阵地。争取党委支持,统一谋划布局,推动镇矛调中心整体入驻腊口法庭,设立综合受理台,邀请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等单位入驻窗口,发挥集聚效应,提升解纷本领。二是探索“一站式”解纷新模式。持续深化“调立审执”一体化改革,纠纷由“综合受理台”登记后,分流至调解员先行调解或由调解员联系法官开展联合调解。调解未成的案件,即时流转至诉讼程序,提升诉非衔接效率。建立执行团队驻庭机制,强化审执衔接。通过构建“一窗口受理、一条龙调处、一揽子解决、一体化执行”解纷闭环,诉前化解和民事可调撤率达93.36%。三是汇聚“一站式”解纷新力量。邀请老姜工作室等6个品牌进驻法庭,推动多支乡镇法治队伍在法庭工作平台实现人才集聚,对调解力量实行统一管理、调配。在乡镇探索本土调解模式,由乡贤、基层干部参与化解本村纠纷,以乡情推进矛盾化解,以宗亲促进纠纷平息。
二、聚焦双向互动,探索“观调式”机制引领多元共治
以家事纠纷精细化治理为支点,建立人民观调团机制,强化法庭与群众双向互动,撬动乡村整体多元共治大格局。一是深挖本土元素,构建工作机制。2015年,腊口法庭在家事案件中率先运用人民观察调解团制度,通过“群众点单+依法指定”形式,邀请5名乡镇干部、特邀调解员作为民意型代表和2名妇联干部作为专家型代表组成人民观察调解团,促进调解效果最大化。二是汇聚多方民意,助力实质化解。针对家事纠纷当事人情绪激动、对抗激烈的情况,法庭采取一案一选模式,组织双方当事人选取观调团成员全程参与庭审旁听和调解工作,增强调解工作的权威性。调解不成的,对争议焦点当庭投票,并将观调员的意见作为裁判参考要素,提升司法判决的接受度。运用该机制成功化解家事纠纷213件,服判息诉率100%。三是强化调解指导,提升队伍能级。建立“1+1+N”调解指导机制,即一名法官、一名执行员,指导多个观调员。先后组织实战观摩23次、业务培训27场、座谈会8场,加大观调力量培养力度。人民观调团机制实施以来,已有2000余人次的群众参与调处,成功培育一批新时代乡村“法治带头人”,其中1人荣获省级优秀调解员。
三、聚焦三点支撑,延伸“服务型”职能赋能乡村治理
用好“普法宣传、风险防治、典型案例”,三点支撑赋能乡村治理。
一是创新普法宣传载体。在辖区5个乡镇矛调中心、26个行政村实现“共享法庭”全覆盖,充分延伸数字法治服务半径。依托“共享法庭”组织观看庭审直播、开办法律诊所、开展普法宣传,助力8份乡规民约法治化升级,化解历史遗留问题28个,助力祯埠镇实现信访积案首次清零。二是打造风险防治平台。依托“共享法庭”数字化集成功能,与腊口镇党委、各村支部共建社会风险防治平台,推动“一镇村一法官”常态对接机制落实落细,已通过“共享法庭”对辖区内的群体性事件、涉村委会突发事件等风险预警40余次。三年来,每季度召开“法庭论坛”,发布法庭季报,动态分析乡镇涉诉案件数量、类型案件趋势,助力党委政府重点预防、高效化解。三是强化典型案例示范。建立案例“一月一汇总,一季度一评选”工作机制,每月选取亮点案件,每季度由法庭组织辖区乡镇和宣传部门共同评选,已发布典型案例选编10期。6个案例在《今日说法》《社会与法》栏目播出,通过“羊在乡村小路吃草中毒死亡村委会侵权案”,推动村委会形成村规民约,社会反响较好。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金湖法庭
创新“背包法庭”工作模式推进乡村治理有力有效
案例点评:金湖法庭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一呼即应、一背就走”的“背包法庭”工作模式,把法庭背到景区、林区、库区和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坚持服务下沉,促进诉源治理,为实现共建共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泰宁县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金湖法庭坐落于美丽的泰宁大金湖畔。2019年以来,金湖法庭在福建省首创推行“背包法庭”工作模式,主动融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司法服务,诉源治理成效显著,诉讼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2021年度执法工作满意率达95.5%,被誉为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称之为“有特色、接地气,是新时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2022年6月,金湖法庭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福建省平安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坚持强基导向,优化精准服务
一是打造一个团队。围绕泰宁县生态旅游发展大局,整合金湖法庭、生态审判庭、旅游法庭的审判力量,组建“员额法官+书记员+N”的“背包法庭”新型审判团队,在金湖法庭管辖案件的基础上,对涉生态环境案件实行刑事+民事+行政(非诉执行)“三合一”集中审理模式,推动人民法庭职能与生态旅游司法高度契合,做到“融合创新、共促治理”。二是做到一呼即应。建立“一村一法官”责任片区制度,推行首问责任制;编制“背包法庭”司法服务手册,规范“背包法庭”服务标准,实行标准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做到“群众有所呼,法庭有所应”。三是实现一背就走。针对农村群众打官司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服务费时费力等困难,“背包法庭”采取固定或巡回流动的方式,随时将“一套办公信息化设备、一张便民联系卡、一本宣传折页、一组法治套餐”背到景区、林区、库区和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多元调解、普法宣传、社会治理等活动,做到“简便实用、灵活机动”。
二、坚持服务下沉,促进诉源减量
一是巡回审判进站。根据辖区乡(镇)村居、景区、林区、库区的特点,设立背包服务站,开展就地立案、调解、开庭、宣判、接访,并针对当地多发易发、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案件,深入案发地就地审理,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2021年以来,开展巡回审判99次,就地调处纠纷136件。二是多元调解进格。扎实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网格,“背包法庭”与乡镇司法所、旅游公司、大金湖景区协会等部门单位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通过线上联合开展“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司法确认”和“人民调解+诉讼调解”活动,合力化解纠纷195件,司法确认129件,诉前调解生态旅游纠纷33件,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71.25%。三是法治宣传进村。“背包法庭”利用圩日、节假日,采取“法治沙龙”居民夜谈会、电影放映“文化下乡”等方式,携带宣传展板和挂图、法治套餐深入农村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以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诉讼案件由2018年度的265件减少至2021年度的166件,同比下降37.36%。
三、坚持共建共治,助力乡村治理
一是深化庭村共建。“背包法庭”主动融入乡(镇)综治服务中心、村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联调、联处、联建工作机制,定期发布矛盾纠纷风险等级评估报告,协助村两委做好群众工作。在矛盾纠纷多发地设立特邀调解室,邀请“退伍老兵”“退休教师”“现任(离任)村主干”参与案件调解,壮大调解力量,强化释法说理,提升基层组织自我解纷能力。二是培育文明乡风。运用以案释法、文明劝导、司法建议等方式,“背包法庭”协助乡镇开展牛羊散养、乱占乱建、乱排乱倒、垃圾分类等人居、生态旅游环境专项整治,根除旧俗陋习,并先后向刑事被告人发出了护河令、林区司法禁令、失信惩戒令和司法碳购令,引导78个行政村将“环境保护”写入村规民约。三是注重文旅协同。依托“背包法庭”开展文旅融合司法,推行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司法协同机制,建立“文遗司法保长制”和“文遗调查官制度”,对辖区内现存295处代表性建筑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保护,诉前化解涉文化遗产保护纠纷6件,助力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创新“四个对接”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汶上县人民法院创新“四个对接”机制,将人民法庭作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桥头堡和主阵地,促进县域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点面网”成型,“诉调化”深度融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汶上县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创新推进人民法庭“四个对接”机制,抓实人民法庭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举措,2020年以来连续三年新收案件总量持续下降,服务县域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取得良好成效。
一、人民法庭“四个对接”,筑起基层社会治理防线
一是对接基层政法单位。人民法庭与司法所、派出所等基层政法单位实现案情信息、处置主体等资源互通共享,通过协作机制及时推送诉前调案件,各司其职,提升纠纷处置效能,筑起快速解纷第一道防线。二是对接乡村基层组织。主动对接参与网格化治理,建立法庭-管区书记-村支部书记以线带面的对接模式,借助“村两委”“五老会”等组织,充分运用村规、家风,帮扶说教化解矛盾纠纷,推动治理“点面网”成型,“诉调化”融合,有效织密了多元解纷前沿防线。三是对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制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办法》,确定对接主题,有针对性征询听取代表委员对人民法庭工作的意见建议,邀请代表委员参与调解案件,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上充分发挥代表委员的身份优势。四是对接基层教育机构。人民法庭法官担任基层学校法治副校长,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人民法庭,每年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20余场次,“小手拉大手”从娃娃抓起,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法治教育,深耕法治教育,播种法治信仰,受教育学生近万人次。
二、人民法庭“四个对接”,接出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一是为党委出台制度提供实践支撑。在人民法庭“四个对接”机制充分实践的基础上,提请县委县政府出台《加强诉调联动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实施意见》,《意见》进一步压实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各方责任,将“万人成讼率”“无诉村”“无访村”等纳入基层平安建设考核,树立起鲜明的综治考核导向,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合力。二是集中开展“四个对接”宣讲活动。各人民法庭积极向辖区群众宣讲、解读《意见》和“四个对接”机制,2020年以来在汶上县15个乡镇、街道集中宣讲49场次,发放宣传手册和法律书籍3000余本,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观念为群众熟知、接受和支持,有效服务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和多元解纷工作。三是不断壮大“朋友圈”。人民法庭与辖区乡镇、街道建立业务双向对接机制,积极参与县妇联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工作,联合司法行政部门开展人民调解员组织培训会13场,1000多人接受培训,人民调解员调解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诉前化解案件超过民商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形成同频共振的良好效应。
三、人民法庭“四个对接”,开出基层社会治理良方
一是及时发现“病因”。通过“四个对接”,深入一线及时发现宣讲、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同类型、潜在性问题,结合司法大数据进行综合梳理研判分析,向驻地党委、政府提出防范潜在风险的意见和建议。
二是集中分析“病症”。先后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金融风险防范、法律职业共同体等座谈会13场,与职能部门联席联审、展开协作、联合分析研判化解办法,进一步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效率。三是精准“治疗”。以司法建议为重要抓手,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2020年以来发出司法建议、问题参阅等20余份,涉及“三小”车辆、婚姻家庭、校园欺凌等领域,其中关于加强县域“三小”车辆整治的司法建议得到县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纳入了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项目,有效提升了基层常见、易发纠纷化解的精准度。人民法庭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得到《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
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
府院联动齐发力助推“无讼”见实效
案例点评:温县人民法院根据辖区实际情况,结合审判职能,找准契合点与辖区政府工作深度融合,持续推动开展“无讼”村创建工作,促进矛盾纠纷由“化讼止争”向“无讼无争”转变,激活诉源治理新格局,开创乡村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温县人民法院建立常态化的府院联动机制,大力推进“无讼”村建设,将“万人成讼率”纳入全县平安与综治考核,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量。诉讼案件从2019年的13915件,下降至2021年的9181件。全县262个行政村中“无讼”达标村148个,“无信访”达标率达80%。
一、多元参与,打造共治新格局
一是与辖区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构建法治“同心圆”。在当地党委、人大的领导下,推动诉源治理,打造“党委主抓+府院协同+各方参与”的共治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大格局,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了《全县开展“三无”(无刑事无诉讼无信访案)村(社区)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县委政法委印发《温县“三无”村(社区)创建工作标准》,对无讼村(社区)组织落实、创建标准等细化规范;出台《“无讼”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无讼”村创建的具体标准和目标任务,明确万人成讼率不高于1%的“无讼”村创建标准,提出2020年至2022年三年时间,无讼村达标率分别达50%、70%、90%的目标。二是构建社会力量前端化解、法庭裁判断后的“前店后厂”模式。全县人民法庭运用县乡村三级网络以及13个专业调解组织诉外化解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对诉讼案件做好诉前委托调解,因案甄别,分别移交乡镇调解委员会、驻庭调解员先行调解,在一个月内未能调解的案件,移送审判,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减轻法官办案压力,实现“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的彻底转变。
二、三大平台,激活治理“最末梢”
一是搭建诉调对接“一站式”平台。运用智能大数据,将全县16个调解组织、40名调解员纳入法院调解平台注册认证,联合司法局出台《诉调对接工作管理规定》《温县专职调解员管理考核办法》《诉前调解流程规范》等规定,按照案件类型及地域进行委派至各调解组织调解,逐月通报各乡镇万人成讼率和专职调解员调解情况,定期对调解员进行培训。2021年各调解组织诉前调解3295件,调解成功1482件。二是构建人民法庭“融入式”平台。制定《关于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规定》,人民法庭借助乡镇(村)综治网格,以及乡镇(村)干部、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将案件解决在诉前;各法庭每年向所辖乡镇(街道)呈送《白皮书》,对各乡镇案件类型、成讼案件特点及成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三是打造专业调解“一体化”平台。联合县总工会、公安局、司法局、人行、保险等部门先后成立道路交通事故、行政争议、劳动争议和金融纠纷等一体化处理中心,实行联合办公、大数据共享、诉调无缝专业化解、快速支付的线上线下纠纷化解模式,减轻群众诉累,节约司法资源。2021年以来,依托一体化专业调解平台成功调解各类专业纠纷829件,调处金额2.2亿元。
三、三位一体,绘就乡村新风貌
温县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打造“庭村”共建、“一村一法官”、巡回办案和法治宣传“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梢”,构筑“无讼”村“桥头堡”。一是按照“支部建在庭上,影响带动村上”的理念,以法庭党支部为核心外延党小组,分别对接辖区乡镇,与村级党支部轮流开展主题党日交流活动,引导基层组织依法规范管理。二是借助县委政法委“六个一”服务平台,切实落实“一村一法官”制度,由法官对所包村庄矛盾纠纷进行网格化摸排,预防矛盾升级形成诉讼。实现诉调对接村级全覆盖,强化纠纷源头预防。三年来,包村法官共排查化解矛盾1230起。三是坚持到案发地、村委大院巡回开庭,在全县乡镇村建立了128个巡回审判点,将司法服务下沉至村庄农户,用充满乡土味的语言,上好“法治公开课”。通过“无讼”村创建,激活诉源治理新格局,全县基层治理能力大幅提升,诉外调解案件从1000余件上升到3000余件,民事案件引发的刑事案件、信访案件逐年减少。
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法院宋河法庭
三个靠前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宋河法庭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力量,法庭出谋划策、主动靠前,充分结合农村地区人情社会特点,探索出一条符合乡镇综合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既整合了社会资源,又有效发动起群众力量,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宋河法庭下辖3个乡镇,共52个村、4个社区,辖区人口11万人。近年来,法庭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支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1年受案数较2019年下降30%,今年同期受案下降21.6%,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一、服务靠前,打造诉源治理新机制
积极融入乡镇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形成诉源治理工作合力。一是党政支持。京山市人大主要负责人到宋河专题调研诉源治理工作情况,进一步明确乡镇综治办、妇联、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等各部门职责,完善解纷机制、形成解纷合力。乡镇党委政府协调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为调解工作提供经济支持,确保良性运转。“万人成讼率”作为平安建设考评重要指标,进一步压实诉源治理责任。二是延伸职能。统筹推进“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等活动,走村入户、进店访企、问计问需,主动解决群众需求,把纠纷化解在萌芽。宋河法庭发现辖区内砍伐林木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较为多发,向辖区党委政府发出司法建议书,保护临时用工人员安全,防范用工风险。定期参加乡镇政法工作例会,分析辖区内社会治安形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建章立制。法庭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矛盾纠纷排查、诉调无缝对接、人民调解流程等制度规范,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流程化管理。
二、解纷靠前,形成共治共享新成效
立足法庭职能,主动指导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今年来,法庭参与调解纠纷90件,占受理诉讼案件数的74%。一是整合力量,形成多元解纷合力。在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中心,整合乡镇各部门职能,形成一体化解纷化解平台。法庭推送案件125件,调解成功42件。借助村民自治力量,从10户村民中选出1户代表,发动村里党员力量,组成村治调委员会,80%的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二是优化流程,形成诉调对接机制。建立人民法庭与基层组织诉调对接工作机制,调解成功的纠纷可线上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庭即时办理,3个工作日内办结。今年来,共确认20件。调解不成的,可直接就地申请立案,更加简单快捷、多快好省。三是提质增效,创新简案快审模式。充分吸收京山法院快审团队先进经验,结合辖区实际,宋河法庭摸索出适合乡镇法庭的工作模式,在充分释法明理的基础上,快出速度、快出效率。今年来,调撤结案占比60%,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占比93%,平均审理天数37天,一审服判息诉率98.6%。四是预执于审,实质化解矛盾纠纷。为方便群众诉讼,宋河法庭坚持立、审、执一体化,促进纠纷快速实质性化解。法庭2020年执行案件受案数73件,2021年降至55件,今年仅16件,进入执行程序案件占比仅13%,执结率99%,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可信。
三、宣传靠前,呈现法治乡村新面貌
宋河法庭认真践行“三个服务”要求,以法治方式服务乡村发展,为法治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一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组成“富水法治宣传小分队”,询问群众需求,开展“订单式”法治宣讲服务。把法律咨询服务台摆到田间地头,现场答疑解惑。制作宣传视频、宣传展板等,线上线下齐发力。今年来,到企业、村镇、单位等开展法治宣讲18场次。二是深入推进巡回审判。选取典型案例,到群众家门口开展巡回审判,现场普法、以案释法,用“身边事”引导“身边人”。对行动不便的当事人,主动上门立案、上门调解、上门开庭。今年来,开展巡回审判、上门调解等15次。三是主动邀请群众参与。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利用驻庭日,邀请镇村“两委”干部、部分村民等到法庭开展法治夜学,介绍法庭工作、研学典型案例、学习理论知识,让法治乡村意识深入人心。开展法庭开放日活动,主动把法庭工作置于监督之下,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桂头法庭
“以小促大”打造瑶乡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桂头法庭立足辖区民族特色,探索创新“以小促大”工作法,积极搭建瑶乡诉讼服务平台,建立涉瑶案件调审对接机制,强化基层多元解纷司法服务,促进瑶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现代化。
乳源瑶族自治县是广东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有着“世界过山瑶之乡”的美誉。桂头法庭所辖的游溪镇和必背镇,恰是乳源瑶族人口聚居镇。近年来,桂头法庭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强服务等举措,助力“无讼”村镇建设、守护一方瑶山和谐。桂头法庭多次获集体二、三等功。2021年,桂头法庭庭长赵良峰荣获广东“最美基层法官”。
一、搭平台,以“小站点”促成“大合力”
一是搭建全域覆盖联络平台。韶关法院始终坚持强基导向,增加乡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2021年,桂头法庭启动并逐步推进辖区四镇“和美瑶城”法官联络站全覆盖工作。法庭法官以联络站为平台,连接各个乡镇与法庭,形成具备联动基层治理单位及服务群众双向功能的法庭服务延伸平台。2021年12月陆续建站以来,该法庭负责的4个站点共接待服务群众266人次。二是搭建线上便民服务平台。坚持“足不出户网上办,出户就能就近办”理念,桂头法庭在诉讼服务驻地外的一六、必背、游溪三镇建立网上巡回法庭,配齐诉讼服务信息设备,可提供网上立案、调解、送达等“指尖上的诉讼服务”,最大程度让群众“少跑腿”。
二、建机制,以“小切口”促进“大和谐”
一是建立民族特色调审机制。乳源法院将涉少数民族案件交由桂头法庭归口办理,并将瑶族或具有瑶族聚居镇生活经历的办案人员列为涉瑶案件“支援力量”。桂头法庭对涉瑶纠纷进行初筛,对适宜开展诉前调解但受到语言文化因素等阻碍的案件,联同“支援力量”一同调解,以亲切“瑶语”释法明理,用浓浓“乡情”定纷止争;对不适宜调解且案情复杂、与文化因素相交织的案件,通过与“支援”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模式,避免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审理偏差,助力涉瑶案件服判息诉。2021年至2022年7月,桂头法庭共办结全县涉少数民族案件约182件,上诉案件仅4件,必背镇连续三年新收案件少于10件,基本实现村镇“无讼”。二是建立矛盾提前排查化解机制。以挂点负责的各个平台为哨点,桂头法庭法官对平台辖区进行电话或走访调研,提前探知可能成诉的矛盾,坚持“每事一填、每案一表”,建立排查情况台账。联络站挂点法官对排查发现的适宜调解的矛盾,根据纠纷属地联系协作部门,开展联调工作;对不适宜调解的矛盾,则引导其就近到人民法庭或网上巡回法庭提起诉讼。人民法庭、法官联络站、网上巡回法庭构筑成“三位一体”纠纷化解体系。2021年10月以来,该法庭挂点法官共调研18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79起。三是建立基层治理单位共建共治机制。依托“庭所共建机制”及必背镇特有的“五联”共建机制,桂头法庭定期与辖区司法所、派出所等基层治理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梳理矛盾线索,制定联调方案,为各联动部门化解矛盾提供法律意见。自联调协作机制建立以来,该法庭通过联调化解矛盾21起,调解成功率达92%。
三、强服务,以“小举措”促显“大力量”
一是完善司法调解补强支撑服务。桂头法庭将司法确认作为诉前调解的终端环节,并积极倡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部门对接司法确认作为强制力保障。2021年至2022年7月,共计进行司法确认案件63件,以司法服务“硬举措”为乡镇社会治理提供公平守信的良好价值导向。二是助力打造群众解纷品牌。桂头法庭特邀各村镇推选的“乡贤”“村贤”或学校老师作为兼职调解员,通过梳理收集的矛盾线索,选取区域内多发、易发的案件类型作为培训内容,并整理出其中的法律知识要点,围绕其实际运用、调解技巧等方面,通过法律知识讲堂、旁听案例庭审等形式提供法律知识培训服务。2021年以来,桂头法庭共开展法律知识培训5次。逐步培养一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调解力量,推进施行“群众自我消解-寻求专业调解-合力实地化解”的三级调解模式。
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富世法庭
三聚焦三强化以家为源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富世法庭将家风教育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新的着力点,注重发掘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自治中的独特价值并加以完善,促成法理情融合,思路新、举措实、效果好,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实践途径。
富世法庭秉持“家庭安定则乡村安定,家庭文明则乡村文明”的工作思路,打造“家风文化教育基地”“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等司法品牌,以法治、德治、自治“三治结合”,进一步加强家风文化教育,助力辖区基层善治。
一、聚焦家庭和睦,强化主责主业推进家风解纷
一是打造特色法庭,释法明理平息矛盾。成立“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6份。设立家事纠纷调解工作室,整合县公益联盟、心理学会等社会团体资源,引入心理干预、回访帮扶等特殊程序,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全方位援助。贯彻婚姻家事案件全程调解,以优良家风家训促进调解和裁判说理,调撤率达76.08%。二是强化风险预警,跟踪防范纠纷升级。针对家事、婚恋等成因复杂、矛盾易激化以及存在“民转刑”风险的案件,会同案发乡镇联动多元化解,实行一案一预警,明确诉讼风险及化解建议,全程跟踪对接风险处理。2020年6月至今,向案发乡镇发出《风险预警函》190份,收到回复172份,妥善处理案件181件。三是制定家风规范,加强家风司法运用。依托审判实践,拟定《富顺县加强家风教育促进“三治结合”的五年工作方案》,由县委政法委全县印发,为各执法司法机关及乡镇街道“家风育人、家风解纷、家风治乡”指明工作方向。遵循家风指引,贯彻核心价值。今年以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家风条款”制作文书18份,在法治引领中深度融合家风培育,促进家庭文明建设。
二、聚焦乡村安宁,强化源头防范助力家风治乡
一是设立服务站点,满足乡风建设法治需求。全面实施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在辖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新设诉讼服务站点10个,选聘6名特邀调解员,落实2名“驻庭调解”,实现政府购买社会调解服务,开辟特邀调解职业化、专业化新路径。落实“红梅党员法官在身边”法庭联系镇街工作机制,实现辖区内5个镇街“一镇街一法官”全覆盖,深度融入乡村治理,助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二是精准分析研判,织密乡风建设解纷网络。动员基层“微治理”力量,发挥妇女主任、网格员“微发现”优势,坚持定期排查,建立“分级+联动”“整体+个案”分析研判机制,运用道德、情感、习俗等方式动之以情,促进家事纠纷柔性化解。三是搭建价值桥梁,预留乡风建设自治空间。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类涉及乡风民俗的案件,扩大诉前调解比例,提倡鼓励纠纷自主和解,将家庭领域“软约束”和法治社会“硬要求”相结合,给予群众化解此类纠纷的自主空间,诉前调解成功率达50.5%。
三、聚焦群众安心,强化思想根基实现家风育人
一是打造教育示范基地,厚植家风培育土壤。以习近平总书记家风系列讲话为指导,在庭内打造全市首个集富顺名片、本地好家风、家风典型案例、好风传家模范等为一体的“家风文化教育基地”。今年以来,接待参观群众共580余人次,成为本地家风文化教育示范品牌,为家风领域“三治结合”提供了丰富土壤。二是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强化群众法治观念。与辖区“中国好人”义务开办的“宋婆婆爱心辅导班”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开展“送法进农村”“送法进学校”活动,组织模拟法庭和“法庭开放日”活动,全面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以家为主题拍摄法治宣传片,加大涉家风案件巡回审判和家风案例宣传力度,开展“家风主题日”“家风知识竞赛”“家风大讲堂”活动,大力弘扬优良家风。三是助力完善乡规民约,提高乡村自治能力。对所审理案件分辖区开展大数据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所反映的家风、家教等深层次问题,对相应的乡规民约、乡风乡俗提出完善修改建议18条,进一步提高乡村群众自治能力,促进基层社会前端治理。
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
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实现“双下降”助力乡村治理
案例点评:镇雄法院综合运用网格管理平台、行业联调机制、派驻政法干警等手段,便利群众“家门口”化解矛盾纠纷,推进诉调解纷功能延伸,坚持把调解优先作为案件处理的“第一选择”。“法院+”多元解纷体系迸发出强大活力,源头预防、前端治理工作有效推进,实现“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近年来,镇雄法院七个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拓展人民法庭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新途径,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推、多方联动”的诉源治理格局,推动“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取得实效。
一、建机制促联动,织密共建共治网络
一是镇雄县委在全县937个村(居)民小组联合组建“村(居)民发展议事委员会”,以村(居)民小组为网格单元,形成网格管理网络,人民法庭、派出所发挥“前沿哨所”和网格长、网格员作用,将服务群众触角遍布村组角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并向网格管理平台推送信息。二是实现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网格管理平台的信息共享,由管理平台向“村(居)民发展议事委员会,推送纠纷信息,便于矛盾纠纷在群众“家门口”化解,做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三是强化行业联调机制建设,激发诉调解纷动力。与人社、住建、交警等部门设立的19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全面联动,采取“人民法庭+”模式,吸纳行业调解专家和律师入驻法庭,开展诉前委派调解,诉中委托调解,推进诉调解纷功能延伸。自2021年以来,县域范围内诉前成功化解道路交通纠纷21889件、劳动争议纠纷3816件、住建领域纠纷1663件,调解成功率达85%。
二、抓载体重预防,前移控源减流阵地
一是前移诉讼服务触角。以开展“昭通政法挂千村、乡村振兴法治行”活动为牵引,法庭干警作为县政法委牵头向262个村(社区)派驻800名政法干警的重要成员,驻村组当好政策宣讲员、法治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信访老户稳控员、乡村振兴信息员、扫黑除恶联络员。建立“一村一法官”工作联络机制,开展“百场巡回审判、百场法治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大型巡回审判及以案释法普法教育11场次。二是人民法庭坚持用好“1321”调解工作法:“第一时间”了解当事人的心里预期;找准案件争议焦点、矛盾转化拐点、情与法的融合点“三个关键点”;坚持案件调解自愿、合法“两个原则”;坚持把调解优先作为案件处理的“第一选择”。2021年以来,人民法庭指导诉前调解纠纷1622件,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103件。
三、创示范强带动,探索“枫桥式”建设新模式
坚持示范引领,在中屯镇打造“枫桥式”人民调解组织示范点。人民法庭主动融入“村四级、镇五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围绕“人民矛盾人民调、人人都是调解员”和“人人参与、共建平安”目标,广泛吸纳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社会贤达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做到“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镇”。自2021年以来,法庭在示范点共指导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7件,中屯镇未发生大规模聚集上访、群体性事件,连续13年无重大民转刑案件和命案发生,创建16个无诉和谐村组,该镇齐心村被司法部、民政部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四、抓举措强保障,形成诉源治理合力
一是县委组织部定期开展“组织建设好、议事运行好、制度执行好、服务群众好、群众反映好”的“五好议事会”评选表彰,评选出的优秀议事会成员作为后备干部重点培养。二是县委政法委牵头开展“文明和谐村”评定,将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民事诉讼案件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数、信访问题发生数等列为评价重要指标,对“文明和谐村”授旗表扬。三是将各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由县司法局考核后报县政府划拨,按照“以案定补”“以奖代补”原则,对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按难易程度每件发放100元至2000元的补贴。
镇雄法院各人民法庭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下,走出法庭,联动各方资源和力量,“法院+”多元解纷体系迸发活力,源头预防、前端治理工作有效推进,努力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2021年以来,全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2648件,同比下降2.48%,七个人民法庭收案较同期减少1174件,同比下降13.5%,实现了立案、审判“双下降”。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陈炉法庭
发挥“女子法庭”司法韧性助力陶瓷古镇乡村振兴
案例点评:陈炉法庭秉承“小法庭亦有大作为”的理念,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乡村振兴法治“基础桩”,聚焦服务高效能治理,划好基层社会治理“同心圆”,聚焦服务高品质生活,细耕审判工作主业“责任田”,努力让辖区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可持续、安全感有保证。
“炉火不绝地、瓷韵传千年”的陈炉陶瓷古镇距离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城区20余公里,在这个历史文化名镇上有一支特别的队伍,那就是由3名女干警组成的印台区人民法院陈炉法庭,她们作为镇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女子法庭”,也是备受游客称赞的“最美旅游法庭”。近年来,陈炉法庭秉承“小法庭亦有大作为”理念,始终坚持“三个便于”、扎实落实“三个服务”、持续推进“三个优化”,以为民司法为宗旨、以队伍建设为抓手、以公正司法为主线、以服务大局为目标,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和基层司法服务保障能力,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利保障。2017年以来,先后荣获县级以上荣誉十余项。
一、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乡村振兴法治“基础桩”
陈炉法庭主动延伸司法触角,助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推动法庭工作既为一域添彩,又为全局助力。一是服务辖区营商环境建设。2017年陈炉法庭率先在陈陶工业园区内设立法官工作室,结合“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积极开展工作,通过进园区“涉企法律知识解析”宣传、组织座谈会等形式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已为园区企业提出法律建议16条,提供法律咨询67次。疫情防控期间,精心编印了《企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法律指引手册》,全力通过司法手段为民营经济增氧、造血、强体。二是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组织开展审判执行助力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向辖区群众发放自行编印的《农民日常生产生活法律风险防范108问》《农村实用案例选编》《农村实用法律手册》共计5000余册。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事人提供“一站式、零距离、无障碍”专人定向诉讼服务。对涉贫涉农案件,开辟立审绿色通道,快立快审涉贫涉农案件42件,涉贫案件判后答疑率达到100%。三是服务古镇旅游产业链。挂牌设立旅游巡回法庭,对涉及旅游纠纷的案件走“快速通道”,减少诉讼时间,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开展旅游法律宣传5次,接受法律咨询50余次,调处涉旅纠纷7件。
二、聚焦服务高效能治理,划好基层社会治理“同心圆”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一是创新纠纷调解形式。陈炉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为有效化解矛盾,法庭立足“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总结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摆法律、拉家常、讲亲情、背靠背、冷(热)处理”调解法,努力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法庭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60%。二是优化纠纷调解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与镇党委及镇司法所、派出所、综治办、妇联等部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镇综治中心建立了矛盾联调工作体系,与村、社区综治中心联合建立驻点调解工作机制,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法庭共引入特邀调解组织两家,近五年来通过特邀调解化解纠纷60余件,司法确认52件,协同综治中心化解民间纠纷48件,化解信访案件20余件。三是做优诉前调解功能。针对司法确认案件,与镇司法所联合制定诉调对接工作实施方案,不断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完善分流、调解、速裁、快审衔接转换机制。近五年来通过诉前调解各类纠纷60余件。
三、聚焦服务高品质生活,细耕审判工作主业“责任田”
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辖区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一是全力提升审判质效。法庭坚持以“双进”专项工作为抓手,努力做到“一般案件发改率低、重大案件‘三个效果’好、敏感案件‘三同步’工作实”。2017年至今,法庭共受理民商事案件629件,另诉前调解67件,结案609件,未结20件,其中撤诉142件,调解225件,结案率96.82%,简易程序适用率90%,陪审率95%。无长期未结案,裁判文书上网率100%,完成庭审直播179件。二是优化便民服务措施。法庭设立“代为立案制度”,到法庭即可缴费、立案,减少路途奔波。依托电子送达平台,当事人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查看相应的法律权利和义务,通过网络即可查询案件的进展情况。利用手机APP多元化调解平台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还可以形成调解笔录;借助“云上法庭”开庭审理案件90余件,实现“隔空对屏”化纠纷,最大程度的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三是常态开展巡回审判。对于农村及交通不便、人员稀少等偏远地区的当事人,坚持在案发地巡回审判,到农户家里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五年来累计开展巡回审判40余次,有效发挥“巡回一案,教育一片”的职能作用。
近年来,陈炉法庭这支富有朝气和战斗力的青年队伍深得当地群众和各级领导的认可,“家门口的女子法庭”将公平正义洒满古镇大山的先进事迹被各级新闻媒体多次进行专题报道。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鱼河法庭
创新“2+4+N”多元解纷机制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鱼河法庭以法庭2个工作室即“三治议事小屋”“家事调解室”,辖区4个调解工作室为依托,集合法官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各种力量,组成上下协同、内外联动、全域辐射的“2+4+N”多元解纷机制,精准服务乡村治理现代化。
鱼河法庭设立于1989年3月,位于榆林市榆阳区南部偏东的鱼河镇,距市区37公里。近年来,鱼河法庭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以法庭内2个工作室即“三治议事小屋”“家事调解室”,辖区内4个调解工作室为依托,集合法官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各种力量,组成上下协同、内外联动、全域辐射的“2+4+N”多元解纷机制,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为辖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先后获得省市区授予的多项荣誉称号。
一、“内外联动+巡回审判”,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一是“走出去”+司法确认,实现就地解纷。群众发生纠纷先由村干部、政府部门、调解员联合调解,对调解成功有执行内容的纠纷,由法庭进行司法确认,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对调解不成功的,符合立案条件的快速立案,进入司法程序,依法速裁快审。二是“请进来”+合力化解,实现高效解纷。对一些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纠纷、侵权类纠纷案件,主动邀请村镇干部、人民调解员等参与调解,充分凝聚调解合力。近三年来,鱼河法庭共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00余起,法庭受理案件数从2019年的504件下降至2021年的254件,降幅达49.6%,诉源治理成效明显。
二、“主动沟通+双向化解”,高效解决涉企业纠纷案件
一是主动沟通+微信互动,实现快速解纷。对辖区交通肇事案件,探索出“一案一微信群”多元解纷模式,将损失已确定的当事人引导至保险公司进行正常理赔,对损失尚未确定的当事人引导诉前鉴定,从而将大量涉及保险公司的纠纷在诉前、诉中快速化解。二是积极指导+双向化解,实现原被告“双赢”。对辖区劳动争议案件,与涉案企业领导就工伤、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等问题进行沟通,指出企业在用工制度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疏漏,并督促企业积极规范管理,堵塞漏洞,从而预防类似纠纷再次发生。近三年来,法庭辖区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保险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数量从2019年的88件降至2021年的23件,降幅达73.8%。
三、“互联网+微法庭”,提升司法便民利民水平
受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鱼河法庭积极转变办案工作思路,深化拓展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充分应用“互联网+”手段,大力推进“微法庭”的线上运用。2020年初,法庭在全市范围内率先通过互联网“陕西微庭审”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为疫情期间司法服务不打烊起了头。近三年来,通过互联网“微庭审”“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平台共办理各类案件200余件,切实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为全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司法保障。
四、“多元普法+司法建议”,营造普法宣传浓厚氛围
一是充分发挥“巡回审判”作用。将巡回审判点作为普法宣传点,以达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二是强化法庭与各单位间的联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发出司法建议书,有效预防类似纠纷发生。三是线上线下便民利民。利用微信平台在辖区乡镇组建“矛盾纠纷调解群”,线下向辖区群众发放便民联系卡,打通诉讼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四是设立旅游纠纷巡回工作室。从源头上预防旅游纠纷的发生,坚决防止小纠纷酿成大矛盾,推动辖区旅游持续健康发展。五是注重运用新媒体的正向引领功能。通过“两微一端”、抖音等平台,全面强化法治宣传,推动法庭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近三年来,法庭巡回审理6次,发出司法建议1份,发表通讯报道宣传法治37篇,线上释法700余人次,送法进乡村、集市、庙会、企业10次。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塔尔湾法庭
创建四个“三+”工作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案例点评:塔尔湾法庭立足民族乡镇实际,创四个“三+”工作模式,在辖区两镇三乡建立60个村书记联络点,邀请村委、乡镇综治等人员参与案件调解,不仅有效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还积极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挥引领作用。
塔尔湾法庭距离大通县城约7公里,地处县城的中间地带,辖塔尔镇、新庄镇、良教乡、极乐乡、斜沟乡两镇三乡,少数民族人口占81%。近年来,塔尔湾法庭立足辖区民族乡镇实际,探索出四个“三+”工作模式,既为群众提供了快捷、便利、精准的司法服务,满足了群众地司法需求,又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积极参与辖区社会治理,积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创“分+优+教”三字“组合拳”,实现立案无障碍
针对辖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司法需求较高的问题,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塔尔湾法庭探索出一条“二次分流,弱势优先,现场教学”的立案模式。二次分流。法庭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员和设备配置,接待来访当事人时,先由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进行分流,再由窗口立案人员根据起诉人的年龄、文化水平、离家距离等条件进行二次分流,对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当事人进行线下立案,同时指导有信息化操作能力的当事人进行网上立案,实现线上线下两同步。弱势优先。畅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以“优先办、引导办、便捷办”为原则,为农民工、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全程提供诉讼服务指导。现场教学。通过网上立案、签收法律文书、交纳诉讼费用等现场演示,让当事人亲身体验诉讼“家里办”“掌上办”“随时办”和立案服务“零距离”“指尖办”。
二、创“午+黑+联络点”送达模式,实现司法服务“不打烊”
针对当地人员流动较为频繁,很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无法尽快审理,法庭突破八小时工作制,将法庭工作人员进行合理分组,午休时间进行一次送达工作,无法完成的晚上进行再次送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利用60个村书记联络点,充分了解并掌握被告人的动态和家庭情况,以便为法官调解案件提供参考。2022年上半年,法庭通过联络点有效调解案件30余件。
三、创“诉前调解+多方联动调解+巡回审判”矛盾解决机制,有效实现诉源治理
法庭本着“诉源治理,将矛盾化解在源头”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辖区实际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把诉前调解挺在前面,将具有调解可能的婚姻家庭类案件转入调解平台,累计诉前成功调解案件12件。涉及赘婿等矛盾较大的案件,积极联系社区、乡镇综治办等相关组织和部门人员上门调解。对于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法庭利用塔尔、极乐两个巡回审判点就近巡回审判,并尝试将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邀请至庭审现场,集众家之力,解决农民工讨薪之难事。
四、“社区+学校+企业”“菜单式”普法宣传,实现普法全覆盖
塔尔湾法庭辖区群众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受地区条件和宗教习俗影响,群众法治观念欠缺、维权意识淡薄,为适应新时期法治建设和审判工作的要求,法庭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便民服务,将法律送到群众身边。一是在人群密集区挂横幅、发放书籍和宣传册,以提高普通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群众法治观念的转变。2022上半年进行普法宣传10余次,发放宣传册40余册。二是针对较为普遍的早婚早育现象,推进法治进学校,在极乐中心学校开展“蓓蕾初绽、青春护航”和“预防早婚早育”两场法治宣传。三是立足辖区企业发展需求,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走访,在征求企业意见建议的同时深入企业开展法律讲堂和政策宣讲、以案释法活动,引导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法庭
创新基层治理经验助力“良田”建设
案例点评:良田法庭地处移民安置区,少数民族多,通过联合基层党委政府联动治理,主动融入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体系,运用司法职能提高乡村善治水平;通过向村镇延伸网格化司法服务,完善乡村法律公共服务,助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良田法庭是宁夏高院根据当地实际优化调整增设的人民法庭,2020年4月设置运行,办公场所因陋就简,边运行边建设,2022年4月21日新办公场所竣工投入使用。良田法庭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审判机构、调解平台、治理前沿、普法窗口的综合作用,创新举措,力推“小法庭,大服务”,不断发挥便民服务、治理尖兵、稳定利器的职能作用。
一、立足基层践行司法为民
一是联动治理推动地区移风易俗。作为典型的民族地区,良田镇群众婚姻家庭问题兼具民族特点和乡村特色,包办婚姻、早婚、高额彩礼、家庭暴力现象频出,引发离婚率高、婚恋纠纷多且化解难。对此,良田法庭联合基层党委政府搭建“政府+法院+村居”工作平台,探索“前置宣传+中置调解+后置裁判”联动治理模式,成为镇党委政府推动乡村治理的有力抓手。良田法庭多次召开婚姻家庭问题治理座谈会,“会诊”家事矛盾,深化家事纠纷联调联治工作,用司法手段助推社会治理与移风易俗。二是网格化微信群精准普法。针对良田镇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权益难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未能充分实现、群众宗法宗族观念强但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良田法庭总结良田镇部分对外大讲堂经验,与村居共建网格化微信工作群,法庭持续推送精选的普法短视频,法官运用微信为村干部和群众答疑解惑、提供咨询,制作欠条借条模板及安检注意事项短视频发送到微信群,收到良好效果。自2022年4月建群以来,推送“法官说法”“学法典读案例答问题”等普法信息20余次,覆盖群众12000余人,受到村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认可,因针对性强、时效性好,被“学习强国”、人民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二、举纲张目,化解治理难题
一是围绕农民切身利益,化解土地纠纷。良田镇作为吊庄移民镇,移民之间、新老村民之间逐步积累了部分土地矛盾。土地是农民最重视的切身利益,很难协商解决,良田法庭紧抓“生态美丽良田”民生改造工程契机,审判中加强释法析理,涉地案件调撤率51%,服判息诉率95%。二是提高审理效率,安定民心。良田法庭实行涉承包地、宅基地及房屋案件专审、简审、快审,创新适用要素式审判方式,高效审结三百余件涉土地、房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36天,庭审和文书制作时间缩短至半小时,明确承包经营和流转的法律及政策,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行为规则,有力遏制了随意买卖土地乱象。
三、创新经验,打造塞上乡村乐园
一是坚持诉调对接,构建多元解纷。法庭与良田镇各村居、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共建诉调对接机制,在良田镇司法所挂牌成立“诉调对接工作站”,签署《关于开展矛盾纠纷联合化解工作的协议书》,整合法官和人民调解员配置,为群众提供多选择、更高效的解纷渠道。法庭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每月向司法所发送调解案件,数量根据司法所调解情况灵活确定,调解成功的进行司法确认;双方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研判化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合力推进乡村治理。二是“法校共建”护航成长之路。良田法庭协调金凤区法院民事审判庭与良田镇1中学、6小学建立法校联合机制,法官与学校畅通交流渠道,担任法律讲师定期到校授课,学校不定期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共同为保护学生权益、预防学生犯罪,优化治理环境履职尽责。三是突出法庭特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底色。法庭利用一楼多功能电子屏每月定期展播红色经典影片并邀请群众观看,不定期邀请移民群众代表回顾移民历程、分享奋斗经验。与宁夏大学法学院共建基层治理研究基地、构建法治发展“共同体”,并将与北方民族大学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邀请高校教师实地调研授课,推动良田镇民族团结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多维发力联动解纷凸显基层治理新成效
案例点评:阿克苏中院主动融入党委基层治理格局,创新人民法庭与矛调中心互嵌工作模式,完善“43221”闭环解纷体系,拓展“360”过滤化解渠道,建立“红黄绿”预警机制,培育形成新疆法院乡村法庭服务基层治理样板经验。
阿克苏中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矛调中心”联动解纷作用,完善“43221”闭环解纷体系,拓展“360”过滤化解渠道,建立“红黄绿”预警机制,纠纷调解率达94.8%,自动履行率达95.2%,诉讼案件、信访数量实现“双下降”。2022年5月6日,周强院长署名文章《新疆法院基层人民法庭蹲点手记》对阿克苏地区“老艾法律巴扎”工作经验给予肯定。
一、上下联动、互嵌共融,推动构建基层治理“新体系”
阿克苏中院立足辖区乡村人民法庭实际,在沙雅县人民法院红旗人民法庭率先探索乡(镇)矛调中心整体入驻人民法庭工作模式,得到党委充分肯定,并在辖区7县2市推广,整体构建了以政法委牵头,法院、公安、司法、信访等13家单位协作,35个人民法庭与乡(镇)矛调中心互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地方党委投入1000余万元支持人民法庭建设,组派精兵强将,吸纳基层力量,优化服务功能,将“人民法庭+矛调中心”建设纳入“平安阿克苏”考核,并创新“43221”多元解纷机制,切实将“人民法庭+矛调中心”建成“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方位服务、全链条解纷”的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二、精准施策、汇聚合力,激发服务基层治理“新动能”
出台《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方案》《矛调中心矛盾纠纷化解流程规范》等9项制度,持续巩固党委领导下的“43221”多元解纷机制,推进信访接待、调解纠纷、诉讼审判、法治教育“4大服务”一体运行,理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3调联动”工作衔接,突出选培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2员重点”,达成调解成功率稳中有升、万人成讼率逐步下降“2个目标”,确保实现“1个体系”闭环解纷功能。拓展创新“360”分层过滤机制,针对群众来访、上级转办、基层排查“3个渠道”收集的各类纠纷,细化一窗登记、分流转办、调解处理、联合化解、办结反馈、定期回访等“6个步骤”流程,规范成员单位解纷职责,畅通流转通道。辖区人民法庭以矛调中心为基点,统筹调配13个部门、12个行业调委会和“2员重点”解纷力量,按纠纷来源、类别和难易程度,纵向分流至村、组等基层调解细胞,横向分流至中心各个组织和调解部门,完善访调、警调、检调、仲调、专调、诉调等多种模式联动体系,穿引调解“纵横线”,织密联动“服务网”。截至目前,通过“360”机制前端解纷14401件,2022年人民法庭受理案件较去年同比下降10.3%,推动实现“调解成功率上升、万人成诉率下降、群众零信访”工作目标,促进基层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
三、延伸服务、善作善成,持续释放基层治理“新红利”
拓展司法服务触角,以35个人民法庭为中心,辐射87个法官工作站、202个巡回审判点,调配70支由党员、法官、驻村干警、信访干部、妇联主席、行业专家、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组成的“矛调队伍”,日研判、周分析、月评估,全方位、立体式开展“110”式司法服务,1231个行政村实现“小事不出村”治理目标。构建“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动态监测乡(镇)、村纠纷受理量“高、中、低”情况,绘制立体式网格化解纷“作战图”。针对辖区土地流转纠纷隐患提出专业调解建议书107份,推送至35个涉事乡镇,村“两委”协同专业力量分析研判,就地妥善化解土地纠纷279件。发挥专业优势,服务法治乡村建设,选培“法律明白人”15496人,协助302个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1510条,带动各族群众学法、知法、尊法、用法。目前,辖区176个村具备“无诉讼村”创建条件,夯实平安乡村建设根基,助力法治乡村和谐善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起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二十五周年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起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二十五周年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29日)
目录
1.秦德义、李宁静等人申请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2.郑传振申请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3.王建中申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4.黄彩华等人申请广东省连平县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
5.霍娄中、霍一米申请陕西省宝鸡县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6.任庆海申请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7.刘姣鸿申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返还追缴财产国家赔偿案
8.佘祥林申请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9.赵作海申请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10.叶春梅等人申请安徽省巢湖监狱怠于履职国家赔偿案
11.朱红蔚申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12.绿宝鑫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违法查封国家赔偿案
13.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14.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15.呼格吉勒图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16.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厅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17.郭孝先等人因郭建华死亡申请湖南省郴州监狱国家赔偿案
18.菲利浦海运公司申请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19.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国家赔偿案
20.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魏振国申请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追缴国家赔偿案
21.聂树斌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22.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23.刘守成申请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案
24.王振宏申请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25.黄凤亿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国家赔偿案
秦德义、李宁静等人申请
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后,赔偿请求人较早依据国家赔偿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例,也是全国首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因错误执行而予以赔偿的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中国工商银行衡南县支行诉衡南县糖酒副食品总公司(以下简称糖酒公司)贷款利息纠纷一案,经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该院执行。1994年12月29日,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糖酒公司沿江北路批发部仓库拟查封库存的洋河大曲酒500件。糖酒公司批发部主任李宁静对查封提出异议,主张库存洋河大曲为私人寄存。法院执行人员要求李宁静提供证据,李宁静未能提供,法院执行人员采取了异地扣押措施。其后,秦德义、李宁静提供了其与衡阳市城北公安分局下属的雁北物资贸易公司购销洋河大曲的清账协议和调拨单,糖酒公司出具的被扣押的洋河大曲不是该公司所有的证明,及诉争的洋河大曲寄存在沿江北路批发部仓库以及仓储费证明。1995年2月21日,衡南县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和所提供的证据,决定解除扣押,将先前扣押的500件洋河大曲返还给赔偿请求人,并支付搬运费350元,对扣押期间损坏的10瓶洋河大曲赔偿225元。1995年3月28日,秦德义等人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向衡南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该院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于同年5月3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衡南县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扣押糖酒公司库存洋河大曲时,由于事先未能查清被扣押物的归属,且李宁静以及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王世友当场不能、不愿出具证明,导致错误扣押。后经查证被扣押的洋河大曲非糖酒公司所有,执行人员及时解除了扣押,返还给赔偿请求人,支付了返还的搬运费,并赔偿扣押期间原物损坏的价款。衡南县人民法院对错误扣押行为的处理是合适的,但处理决定形式欠妥,应予纠正。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货款利息以及扣押物因扣押在时间上可能造成的差价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于1995年8月8日决定:解除对500件洋河大曲酒的扣押,并返还给赔偿请求人,驳回其他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
法者,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实施,标志着国家赔偿在立法层面上升为国家意志,为今后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规范遵循。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了一批国家赔偿案件,一批当事人依法获得了国家赔偿。本案是国家赔偿法实施后,目前能够确认的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申请人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国家赔偿,人民法院依据国家赔偿法审理且作出赔偿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案件的审理与决定尽管今天看来稍显粗糙,但案件中所隐含的对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错误扣押行为的认定、造成实际损失应予赔偿的规则,体现了国家赔偿法保障受害人依法享有国家赔偿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和制度价值。
(案例提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郑传振申请福建省南平市
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首例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决定赔偿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首次明确了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
【基本案情】
1991年5月,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投机倒把罪判处郑传振有期徒刑一年,以盗窃罪判处郑传振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5年3月1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维持一、二审法院对郑传振投机倒把罪的判项,撤销一、二审法院对郑传振盗窃罪的判项。1995年4月24日,郑传振被释放。同年6月,郑传振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因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不予赔偿,郑传振遂于同年8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本案虽不属于全案宣告无罪,但盗窃罪不能成立,原判郑传振盗窃罪被撤销,其盗窃罪已执行的刑期,赔偿请求人依法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1995年1月1日以后羁押的部分,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对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羁押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据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中法(1995)刑赔字第1号决定,由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郑传振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6501.12元。
【典型意义】
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是人民司法的最高理想追求。根据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在数罪并罚情形下,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应否赔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人民法院深刻把握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明确了数罪并罚案件再审后,部分罪名不成立但实际羁押时间超过再审改判确定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这一通过个案审理确定的国家赔偿领域裁判规则,最终被2016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所吸收,上升为司法解释规范。该案在深层次上推进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司法裁判的良规递进,体现出司法对基本人权的现实关怀与制度保障。
(案例提供: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建中申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首例国家赔偿案件。该案的赔偿决定,明确了刑事赔偿案件中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以及恢复名誉的实施方式。本案的审判实践,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早期对国家赔偿法立法精神的贯彻实施,对人权的切实保障。
【基本案情】
1981年5月18日,吉林省辉南县镇郊供销社综合商店被抢劫,更夫艾某被打伤致残。1981年12月,因王建中、施长喜涉嫌抢劫,吉林省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判处王建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施长喜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1995年7月,辉南县公安局经侦查认定1981年“5.18”案件系顾某、于某所为。1995年9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1995年9月,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宣告王建中、施长喜无罪。王建中、施长喜于1995年12月以再审无罪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王建中104846.29元,赔偿施长喜106475.92元,同时在赔偿请求人所在地召开会议,当场宣布赔偿决定,并当场给付赔偿金。后赔偿请求人王建中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1997年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199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第一届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分别由两位副院长兼任,其他委员由本院有关审判庭庭长兼任,负责审理本院受理的国家赔偿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成立后审理的首例国家赔偿案件。本案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初期,错判羁押时间较长,赔偿金额较大。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赔偿请求人所在地召开会议、公开宣布赔偿决定、当场给付赔偿金的方式,为赔偿请求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最大可能地帮助请求人回归社会,融入社区。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依法维持原赔偿决定的同时,明确了刑事赔偿案件中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以及恢复名誉的实施方式,对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初期全国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黄彩华等人申请广东省连平县公安局
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刑事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审讯犯罪嫌疑人应严格依法进行,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同时,还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1997年7月30日,韦月新因涉嫌盗窃罪被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公安局油溪派出所传唤。自1997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止,派出所警察黄某浩、黄某文审讯了韦月新3次,长达30多个小时,对其采用体罚、殴打等方式逼取口供。8月1日,韦月新自缢于该派出所留置室。经法医鉴定,韦月新身上多处损伤均系钝器作用所致,属轻微的非致命伤,结论为韦月新系生前缢死。1998年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黄某浩、黄某文构成刑讯逼供罪,依法追究二人刑事责任。1997年12月8日,韦月新的亲属黄彩华等人以刑讯逼供致韦月新死亡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决定:连平县公安局赔偿韦月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149580元;给付韦月新生前抚养的韦鹏锋、韦鹏勇俩人生活费合计为17745元;给付韦月新的父母韦娘金、黄亚田二人每年3120元的生活费,从1997年8月1日起直至死亡时止。
【典型意义】
徒法无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本案发生于1997年,系全国首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件,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刑讯逼供造成公民死亡”尚属空白。人民法院通过本案的审理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且与受害人自杀身亡具有内在联系,据此就应当认定属于“刑讯逼供造成公民死亡”的情形,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其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本案的赔偿决定,让死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均得到应有的赔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其权利,案件的审理结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借鉴意义。
(案例提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霍娄中、霍一米申请陕西省宝鸡县
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基于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同案犯罪嫌疑人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收容审查,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原批准逮捕决定应被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作出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应当是赔偿义务机关,对全部羁押期间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1996年8月22日,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与同乡孔某一同外出购买石英矿石。因孔某早先订购的矿石未交货款,导致货主收取霍如杰2000元货款后不予返还,霍如杰向孔某索要该款被拒。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遂乘孔某熟睡之机采用绳子捆手、毛巾堵嘴等手段,强行从孔某裤兜内掏走现金2000元。陕西省宝鸡县公安局以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在逃)涉嫌抢劫,于1996年9月将霍娄中、霍一米刑事拘留,6天后转为收容审查。同年12月31日,宝鸡县人民检察院对霍娄中、霍一米批准逮捕。1997年6月16日,宝鸡县人民检察院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同年6月24日二人被释放。随后,霍娄中、霍一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宝鸡县公安局以霍娄中、霍一米涉嫌抢劫对其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后经宝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该院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说明原批准逮捕决定是错误的,宝鸡县人民检察院应为赔偿义务机关。虽然宝鸡县公安局对赔偿请求人采取了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措施,但宝鸡县人民检察院是基于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对二人批准逮捕,故应对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部分一并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由宝鸡县人民检察院赔偿二请求人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各7948.8元,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犯罪嫌疑人先经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收容审查,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包括此前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部分的全部羁押期间一并承担赔偿责任。1994年国家赔偿法关于侵犯人身自由的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相互推诿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案中,人民法院按照赔偿义务机关“后置吸收原则”(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哪一个机关最后作出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决定,该机关即为赔偿义务机关),确定检察机关为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并承担赔偿责任,保障了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避免了程序空转对其权利保护不充分带来的诉累,也厘清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认识,推动国家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案例提供: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任庆海申请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赔偿请求人被法院判决无罪,获得所在单位足额经济补偿后,申请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仍应给予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与企业补偿性质不同,企业补偿不能代替国家赔偿。
【基本案情】
任庆海(原系通辽铁路分局业务员)因涉嫌贪污犯罪,于1996年4月被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批准逮捕。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于1996年7月22日向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通辽铁路运输法院于1996年8月12日作出刑事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任庆海犯贪污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宣告任庆海无罪。任庆海于同月14日被释放。通辽铁路分局于1997年4月2日一次性补发任庆海工资、奖金补贴、效益工资共计20526.21元。1998年1月13日,任庆海向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任庆海向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通辽铁路分局给赔偿请求人补发工资、奖金等属于企业补偿,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赔偿决定以及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复议决定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撤销。据此,决定撤销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赔偿决定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关于不予赔偿部分;维持关于“应当在任庆海原单位和现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部分;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支付任庆海被错误羁押赔偿金3878.5元;驳回请求人任庆海的其他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
赔偿请求人在已经获得单位经济补偿,且数额超过国家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是否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类案审理中标准也不统一。本案在国家赔偿工作起步阶段中明确,国家赔偿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进行的赔偿,与受害人所在单位给予的补偿性质不同,受害人所在单位的补偿不能代替国家赔偿。本案中人民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划清了国家赔偿与善后工作的界限,厘清了国家赔偿和工资补发两者的不同性质,对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救济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提供: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刘姣鸿申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返还追缴财产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插手经济纠纷,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属于职务行为的,公安机关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刘姣鸿原系海南永联药业公司(以下简称永联公司)会计,莫某强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8年7月,因莫某强将永联公司转手给韦某涉嫌合同诈骗,同月20日海口市公安局对其二人立案侦查,案件承办人为原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赵某某。2000年3月,刘姣鸿受莫某强委托,经周某革介绍,以29.5万元将永联公司转让给金某谊。金某谊又委托周某革将该公司转让给他人。之后,周某革以刘姣鸿非法转让公司使其无法经营为由要求退还转让费,刘姣鸿不同意。2001年1月3日,周某革与刘姣鸿因退款一事发生争执后报警,当晚值班民警赵某某带着干警出警,以办案为由要求周某革、刘姣鸿等人到海口市公安局接受调查。回到公安局后,赵某某对刘姣鸿一方说,莫某强是在逃诈骗犯,刘姣鸿帮其卖公司也属诈骗,刘姣鸿如果不答应退钱,当晚就回不去。刘姣鸿见状表示同意退还20万元,随后分两次在赵某某办公室将20万元交给周某革。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赵某某犯滥用职权罪。刘姣鸿随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赵某某身为公安民警,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插手经济纠纷,构成滥用职权罪。本案从报案、出警、追缴财产的地点及过程,均证明赵某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符合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追缴财产情形。海口市公安局应承担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由海口市公安局返还受害人20万元。
【典型意义】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规定,严禁公安机关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在办理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划清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线,不得更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个别公安干警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对当事人进行传唤,违法介入经济纠纷,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行为属职务行为,其所在机关应当承担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损失的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以及国家赔偿审判实践,通过明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的情形及责任,形成了制约和监督公权力运行的倒逼机制,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案例提供: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佘祥林申请湖北省荆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国家赔偿实行赔偿法定原则,1994年国家赔偿法未将精神损害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也没有明确协商解决赔偿争议方面的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之间通过协商解决赔偿争议,做到案结事了,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在法定人身自由赔偿金之外给予赔偿请求人生活补助,体现了司法的温暖。
【基本案情】
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经过当地公安机关排查,认为死者为佘祥林妻子张在玉,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后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佘祥林在湖北省沙洋监狱服刑。2005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回到家中。同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判决,宣告佘祥林无罪。2005年5月10日,佘祥林以再审无罪赔偿为由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佘祥林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付佘祥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255894.47元;赔偿佘祥林家人支付的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应为3600元,扣除京山县公安局已支付的2500元)。此外,京山县雁门口镇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费20万元。
【典型意义】
法无古今,唯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面对申请人的高额赔偿请求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灵活适用1994年国家赔偿法,率先将协商机制引入国家赔偿案件,并取得圆满成功,为2010年修正国家赔偿法引入协商机制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地政府给予赔偿请求人的家庭困难生活补助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10年国家赔偿法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增设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佘祥林国家赔偿案经新闻媒体的连续跟踪报道,加之大批法律界人士参与该案的深刻讨论及评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和认识国家赔偿法的难得机会,对于宣传贯彻国家赔偿法以及随后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案例提供: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赵作海申请河南省商丘市
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刑事案件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实际执行并长期羁押的,应认定为致受害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可以认定是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案”。
【基本案情】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某晌失踪4个多月。公安机关调查后怀疑系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遂将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并予以刑事拘留。2002年12月5日,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2010年4月30日,刑事案件认定的被害人赵某晌回村。2010年5月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依法释放。同月11日,赵作海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在国家赔偿案件处理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赵作海经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次性支付赵作海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2010年5月13日,时任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赴赵作海居住地,将65万元交到赵作海手中。赵作海撤回赔偿申请,并表示以后安心生活。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赵作海案再审改判无罪时,恰逢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颁布后、实施前的时间节点,鉴于新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内容,本案在依法给予无罪羁押赔偿金的基础上,参照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考虑到赵作海被长期羁押,应视为致其精神损害且后果严重,通过协商以另行支付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方式弥补其精神损害,及时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广泛关切,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案例提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叶春梅等人申请安徽省巢湖监狱怠于履职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突发疾病的被羁押罪犯未尽及时救治义务,应认定与其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监狱管理机关应予赔偿,同时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责任承担比例和赔偿数额。
【基本案情】
2001年8月23日,解永明因犯盗窃罪入安徽省巢湖监狱服刑。2011年4月30日7时许,民警巡查发现解永明身体不适,随即安排二名服刑人员送解永明至监内医院治疗。9时40分左右,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5月2日20时许,解永明病情加重,巢湖监狱将解永明送至巢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5月3日5时50分,解永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7月8日,皖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解永明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解永明符合全身多脏器急性化脓性感染,出现败血症、DIC及中毒性休克;导致急性呼吸功能、心功能、肾功能等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解永明的亲属叶春梅等人向巢湖监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因不服安徽省监狱管理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复议决定,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巢湖监狱在解永明生病救治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未尽到及时转院救治的义务,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应综合考虑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鉴于解永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患病,巢湖监狱未及时转院救治在导致解永明死亡中起次要作用,应按照40%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2012年12月1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2)皖法委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由巢湖监狱赔偿叶春梅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3396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2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后,在全国范围内较早认定监狱不及时履行救治义务致羁押人员死亡,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于该条文中的“等”字应根据条文本身的价值追求,结合立法本意去理解。监狱管理机关对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依法负有监管和保护的职责,如果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该条文规范的情形。本案中,巢湖监狱未及时履行救治义务是导致解永明死亡的次要原因,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考虑到解永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生病,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决定巢湖监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体现了司法的客观与公正。
(案例提供: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朱红蔚申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本案是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赔偿决定明确了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
【基本案情】
朱红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5年7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取保候审。2006年5月26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朱红蔚。同年6月1日,朱红蔚被执行逮捕。2008年9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依据不足为由,判决宣告朱红蔚无罪。同月19日,朱红蔚被释放。2011年3月15日,朱红蔚以无罪逮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决定认为,朱红蔚于2011年3月15日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本案应适用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朱红蔚被宣告无罪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已决定向朱红蔚以口头方式赔礼道歉,并为其恢复生产提供方便,从而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朱红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该项决定应予维持。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受到影响,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对朱红蔚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自2005年朱红蔚被羁押以来其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女儿患病,以及广东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考标准,结合赔偿协商协调情况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确定为50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后,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本案的审理,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条款应当具体考虑的因素,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标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严重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除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外,还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第42号指导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绿宝鑫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甘肃省
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违法查封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查封易变质商品后,因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处置不当致使被查封物价值贬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基本案情】
2007年9月6日,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酒泉市西域绿嘉啤酒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域公司)与酒泉市绿宝鑫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宝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西域公司申请,查封了绿宝鑫公司13.2吨压缩啤酒花并指定该公司为保管人。后绿宝鑫公司提供房产证作为担保请求解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西域公司不同意为由不予解封。2008年5月13日,西域公司和绿宝鑫公司就双方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后绿宝鑫公司再次申请解除10吨压缩啤酒花的查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予同意。2008年8月14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查封的啤酒花进行了检测,拟抵顶债务,发现该批啤酒花甲酸含量严重降低,抵顶未果。2008年9月23日,绿宝鑫公司和执行申请人西域公司达成并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6日解除了对绿宝鑫公司压缩啤酒花的查封,但因被长期查封,该压缩啤酒花甲酸含量过低,基本报废。绿宝鑫公司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遂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委托兰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13.2吨压缩啤酒花查封时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并以此为依据主持双方协商。绿宝鑫公司与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协议,由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因查封造成绿宝鑫公司的财产损失赔偿480000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是一部权利救济法,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在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违法侵害时为其提供救济。本案中,被保全人多次申请解封并提供房产作为担保,但赔偿义务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对应予解封的不宜长期保存的财产未予解封,又未依法及时处理或变卖查封财产,导致查封财产变质毁损,造成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予以赔偿。人民法院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将赔偿义务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情形界定为违法行使职权,由此造成权利人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予赔偿,体现了国家赔偿审判对权利人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
(案例提供: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申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刑事再审改判,赔偿请求人在原审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否定,而其他犯罪事实仍被认定有罪但减轻刑罚,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基本案情】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因涉嫌抢劫、盗窃犯罪,于1997年分别被判决:陈建阳、田伟冬犯抢劫罪、盗窃罪,王建平、朱又平犯抢劫罪,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判决撤销原审部分判决内容,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陈建阳、田伟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陈建阳等五人以抢劫(杀人)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田伟冬、陈建阳、朱又平、田孝平达成赔偿协议:支付田伟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40415万元;支付陈建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823555万元;支付朱又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2.388155万元;支付田孝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33.51493万元。因未与王建平达成赔偿协议,该院依法决定赔偿王建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6.01107万元。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无罪赔偿,应理解为针对具体的个罪。本案中赔偿请求人陈建阳、田伟东经再审判决虽保留了盗窃罪,但抢劫(杀人)部分宣告无罪,且监禁期限超过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故其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田孝平的情形比较特殊,原审认定的主要抢劫犯罪事实不存在,因其他抢劫犯罪事实,田孝平仍被再审判处抢劫罪,但减轻了刑罚,致其监禁期限超过刑事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人民法院仍决定予以赔偿。本案中,考虑到此类重大冤错刑事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被错判羁押的时间较长,重新融入社会困难重重,人民法院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用非货币化方式给予适当的救助,切实解决请求人养老、住房等实际生活困难,既体现了司法的尺度,也彰显了司法的温度。
(案例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对于冤错案件受害人而言,能够及时充分获得赔偿尤为重要。张辉、张高平没有从事违法或犯罪行为,无故被判有罪并被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再审改判无罪后,依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让人民群众相信,正义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
【基本案情】
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国家赔偿申请的当日即立案并派人听取请求人的意见,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应由该院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遂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各110余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2013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张辉、张高平无故蒙冤入狱且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并依法及时充分赔偿,体现了国家司法公正与司法文明的显著进步。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赔偿申请的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人民法院就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按照法定标准确定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的审理,昭示着公平和正义不但要内化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之中,也要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
(案例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呼格吉勒图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原死刑判决已执行,经再审改判无罪,死亡受害人的继承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赔偿项目应当包括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被害人父母生活费根据其现实生活状况依法酌定。
【基本案情】
1996年6月,呼格吉勒图因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同月10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刑事判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于2014年12月25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内法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呼格吉勒图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决定书送达后,李三仁、尚爱云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典型意义】
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改判和国家赔偿,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受害人死亡的此类国家赔偿案件,在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等问题上,法律规定尚不明晰,亦无经验可资借鉴。人民法院本着充分保护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赔偿审判理念,认真研判法律难题,合理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赔偿项目包括了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时,充分考虑侵害受害人生命权以及由此给其父母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等因素。生命权无价,国家赔偿虽然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但一定要给受害人亲属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慰藉。此案的处理,让受害人亲属充分感受到国家对重大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的决心和国家赔偿司法的温暖,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从处理理念、办理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案例提供: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辽宁省公安厅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涉及财产权益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违法扣押金钱应否计息及如何计息,但鉴于刑事扣押与追缴存在密切关系,故从平衡各方利益、完善裁判规则的角度考虑,参照有关违法追缴的计息规定予以计息,并将计息标准进一步细化。
【基本案情】
2005-2006年间,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鹏公司)在参与兰胜台村村屯改造过程中,擅自扩大占地29.7亩。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在侦办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某涉黑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北鹏公司及其人员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遂扣押该公司款项2000万元。案经审理,北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杰、原法定代表人刘华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但前述2000万元未被认定为犯罪所得。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向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公安部复议决定,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中,北鹏公司与辽宁省公安厅先于证据交换期间达成了返还财务文件的协议并于质证前履行完毕,后于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期间,经合议庭主持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本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北鹏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依据该协议内容作出赔偿决定并当庭宣布,当日送达且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公正、高效、阳光、便民司法的典范,通过公开质证,敲响了本部大法官到巡回法庭办案的“第一槌”,通过听取意见、证据交换、开庭质证、分步协商、远程视频决议、电子签章等,有效促成了协议达成和当庭宣布决定、当日完成送达。本案中隐含的对违法扣押金钱的赔偿应予计息并细化的计息标准的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吸收,推动了该解释的顺利出台。(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本案的顺利审结,也彰显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国家赔偿审判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职责担当。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郭孝先等人因郭建华死亡申请
湖南省郴州监狱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直播公开质证,是国家赔偿审判实践发展和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对于案件事实和因果关系争议较大、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疑难复杂案件,适用质证程序公开直播审理,既有利于查清事实,又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国家赔偿审判的功能作用。本案是首例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直播质证过程的国家赔偿案件。
【基本案情】
郭建华因犯强奸罪于2012年6月28日被送交湖南省郴州监狱服刑。2013年10月24日晚,郭建华出现呕吐和晕厥症状,被送至湘南医院,并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肾功能不全和酸碱失衡等病因导致感染性休克,建议转ICU治疗。监狱警官建议先观察,暂不转ICU治疗。25日凌晨,郭建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4年12月2日,郭建华亲属郭孝先等人向湖南省郴州监狱提出赔偿申请。因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均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郭孝先等人遂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通过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审理了本案。审理期间,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和解并撤回国家赔偿申请,该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公平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群众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方式,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可以质证。近年来,随着司法公开不断深入和网络科技发展,庭审直播成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主要形式和司法公开的新趋势。本案于2015年9月10日首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直播质证过程,开创了人民法院通过直播公开质证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先例,对于推进通过直播公开质证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案例提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菲利浦海运公司申请广东省揭阳市
公安局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公安机关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外籍货船上所载的货物,十六年后撤销刑事侦查案件,对于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的认定,应当基于违法扣押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被扣押财产无法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应当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基本案情】
1997年10月12日,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为由,对菲利浦海运公司(以下简称菲利浦公司)的务萨号集装箱货船(船籍利比里亚共和国,船东新加坡菲利浦公司)立案侦查。随后,揭阳市公安局对航行在广东省惠来县神泉封开海面的务萨号货船进行搜查,并扣押船上38个集装箱及物品。船东菲利浦公司缴纳10万美元担保金后,该船船长和船员被随船押送出境。2014年1月21日,揭阳市公安局决定撤销菲利浦公司集装箱货船涉嫌走私侦查案。2015年10月22日,菲利浦公司以刑事违法扣押造成财产损失为由,向揭阳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后因不服广东省公安厅复议决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的规定,揭阳市公安局除退还10万美元外还应对利息予以赔偿,利息以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计算至作出复议决定时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的规定,对集装箱(货柜)损失应予赔偿。遂决定维持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揭阳市公安局赔偿菲利浦公司担保金、船上设备物品损坏修理费等损失及利息、支付30个集装箱相应赔偿金的复议决定,驳回菲利浦公司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外刑事赔偿案件。扣押行为发生在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上个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外籍公司货船上的货物,十六年后才撤销刑事案件,造成外籍公司财产损失,侵害了该公司的财产权,应给予赔偿。对金钱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应支付相应利息;对财产损失,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不能恢复原状的,以直接损失为标准,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另外,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家赔偿案件审理,应坚持司法对等保护原则,正视本国公安机关侵犯外籍公司财产权的违法事实,平等对待中外主体,适用我国法律保护外籍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通过依法赔偿,提高了外籍主体对我国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信心,对发展中外经济交流,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提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
违法使用武器致伤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在必要限度内合理使用武器,对赔偿请求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依法不予赔偿。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某报警称,邓永华将其烧烤摊掀翻,要求出警。邓永华追砍杨某过程中,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现场,看到邓永华持刀向逃跑中摔倒在地的杨某砍去,被杨某躲过,遂喝令邓永华将刀放下,邓永华放弃继续追砍杨某,提刀准备离开案发现场。民警跟上并继续责令将刀放下,但邓永华拒不服从命令。辅警张某上前试图夺刀控制邓永华,邓永华拒绝就擒,民警李某鸣枪示警,邓永华不但未停下,反而提刀逼向民警。民警李某多次警告无效后开枪击伤邓永华。后经司法鉴定,邓永华所持刀具为管制刀具,其伤属十级伤残。后邓永华以民警违法开枪为由向南川区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南川区公安局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邓永华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邓永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现场后,喝令邓永华站住并放下刀具,邓永华仅停止了继续追砍杨某的行为,但没有服从警察命令放刀站住,而是提刀准备离开现场。民警李某及辅警张某在履行职责决定将邓永华控制并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和处理的过程中,邓永华拒不服从命令且在控制无果后,民警李某才鸣枪示警,而鸣枪示警没有达到震慑效果,邓永华反而持刀逼向警察,邓永华持刀拒捕及持刀逼向警察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警察”的情形,警察在警告无效后可以使用武器。遂决定维持重庆市公安局不予赔偿的复议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入选案例中唯一一件不予国家赔偿的案件。人民警察负有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职责,作为其权能体现及实施方式之一的武器使用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关注。人民警察在与违法犯罪嫌疑人较量博弈的瞬息之间,难以精准确认其武器使用的合法性及适度性,往往不敢使用武器或者使用武器不及时。国家赔偿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平冤理直、扶危济困的同时,又要保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常履职。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国家赔偿案件时,既要注重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注意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对人民警察合法合理使用武器的行为予以支持。本案是构建执法权与公民权平衡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国家赔偿平冤理直与维护公权的双重意义所在。
(案例提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魏振国申请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追缴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错误扣押、追缴案外人财产,对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本案对于依法保护企业财产权、完善企业产权保护、规范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丰富国家赔偿司法实践具有示范作用。
【基本案情】
魏振国原系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天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魏振国于2004年11月擅自将其保管的本单位资金20万元借给他人从事房地产开发,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遂判决:被告人魏振国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该案侦查过程中,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收取了魏振国退交的20万元赃款,另扣押了天新公司资金共计161.2万元。此后,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上述扣押款项以“罚没款”名义上缴至四川省泸州市财政局。天新公司、魏振国于2016年1月18日向泸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后因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逾期不作复议决定,天新公司、魏振国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解除扣押或返还天新公司、魏振国被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扣押的企业及个人银行存款、现金181.2万元。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天新公司系魏振国犯挪用资金罪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所涉20万元资金属于天新公司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检察机关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万元,虽然其中包含魏振国个人保管的账外账资金,可能带来违规违法管理资金的相应法律责任,但所保管资金所有权并未转移,仍然属于天新公司所有,故泸州市人民检察院系错误扣押、追缴案外人财产。遂决定:由泸州市人民检察院返还天新公司扣押资金181.2万元及利息180250.48元。
【典型意义】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落实“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要求,通过案例效应增强企业和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让产权人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业发展。本案的审理,对因刑事违法追缴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的请求权主体、有关违反刑事诉讼“物随案走”原则的相关情形、应追缴财产的范围界定、被追缴人的程序性权利等问题予以明确,属于企业产权保护的典型案例。
(案例提供: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聂树斌再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对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无罪后,聂树斌父母向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此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因错误判决被执行死刑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如何正确履行国家责任,合理确定赔偿项目、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充分维护受害人亲属的合法权益,是国家赔偿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基本案情】
聂树斌因涉嫌强奸、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同年12月14日,聂树斌的父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经多次与赔偿请求人充分沟通协商,双方在赔偿项目、赔偿数额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法赔1号决定,向聂树斌父母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聂树斌生前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生活费等费用。
【典型意义】
聂树斌再审改判无罪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事件,其后续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也是衡量我国人权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的标志性案件。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聂树斌母亲生活费等方面依法定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协商确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国家对此类情况下受害人亲属的诚意,对其相关权利的全力维护和保障。在重大有影响的国家赔偿案件处理过程中,让赔偿请求人充分表达赔偿意愿,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全面保障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首例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件,确立了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害,因被执行人没有清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而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裁判规则。
【基本案情】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自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该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被以益阳公司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为由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益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2日决定提审。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获任何清偿,该行为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益阳公司300万元,随后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用典型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和区分“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之间如何有机衔接,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本案对于全国法院进一步提升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质效,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障,倒逼和规范执行行为,起到助推和促进的作用。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第116号指导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刘守成申请重庆市忠县
人民检察院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违法刑事拘留赔偿期间自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基本案情】
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他案过程中,发现刘守成有涉嫌收受贿赂的线索,于2016年5月以办案需要接触初查对象为由,连续三日在该院办案区对刘守成进行询问,时间均为晚上23时许持续至第二天9时许,白天则送其至他处接受监察部门组织谈话。同月13日,忠县人民检察院以刘守成涉嫌犯受贿罪为由立案侦查,并决定刑事拘留,报请逮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同月26日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同月27日,忠县人民检察院对刘守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8年2月8日,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对刘守成不起诉。随后,刘守成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询问刘守成的同步录音录像,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连续三个晚上均有近10小时的询问,从询问时间、询问场所、被询问人所坐位置、询问方式以及未保证必要休息时间等综合判断,明显与对待证人的做法不同。故依法认定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以传唤证人调查为名,实际为变相违法拘禁限制刘守成的人身自由。对于变相拘禁等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从实质结果上看,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由忠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刘守成人身自由赔偿金5125.32元。
【典型意义】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偶有发生。从国家赔偿司法实务角度考量,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具备刑事拘留关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本质特点。且变相拘禁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刑事立案之前,因而该行为更具有程序违法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将该情形认定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既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也能够将正式刑事侦查立案前的变相拘禁行为和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视为一个整体,倒逼刑事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开展刑事侦查活动,进一步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权保障水平。
(案例提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王振宏申请河北省秦皇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因法律的修改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赔偿义务机关依据修改前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法律修改后继续对赔偿请求人限制人身自由则丧失法律依据,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王振宏因涉嫌抽逃出资于2011年7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批准逮捕,2014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判决王振宏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王振宏不服上诉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决,认为法律规定发生变化,自2014年3月1日起,王振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已不属于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的规定,判决王振宏无罪。王振宏据此于2015年3月25日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王振宏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王振宏抽逃出资案二审期间,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作出修改,由原来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导致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抽逃出资罪的含义发生变化,故二审法院认为王振宏的行为不再构成抽逃出资罪,并改判其无罪。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此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追诉并对行为人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对此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于2014年4月24日发布和实施,但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修改公司法的决定时已经为有关法律规定的实施预留了时间,故对于因公司法修改而不再符合抽逃出资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继续羁押的,已经丧失法律依据,属于错误羁押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形。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后,继续对王振宏羁押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已属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遂决定,赔偿王振宏人身自由赔偿金55809.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王振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就因法律的修改致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是否应予国家赔偿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刑事赔偿的原则,因相关法律的修改导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应区分对赔偿请求人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所依据的法律适用情形。法律修改前,因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对其羁押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修改后,赔偿请求人的行为依法已不构成犯罪,仍对赔偿请求人采取羁押措施,构成非法羁押,赔偿义务机关应予以赔偿。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于今后同类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凤亿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
违法使用武器致伤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赔偿请求人因人身损害致残获得国家赔偿,在残疾赔偿金等费用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届满后,再次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的应否予以支持,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此类请求难以获得支持。本案通过精细的法律分析,在认可赔偿请求人再次申请的同时,对再次赔偿的请求在法律限度内给予最大程度的积极回应。
【基本案情】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民警违法使用武器,开枪击中黄凤亿并致其终身残疾,经鉴定为一级残疾。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由平果县公安局赔偿黄凤亿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近30万元。其中残疾赔偿金按二十年给付年限计算。该决定生效后平果县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毕。二十年后的2018年,黄凤亿再次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平果县公安局支付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平果县公安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决定不予受理黄凤亿的申请。百色市公安局复议后维持。黄凤亿仍不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了黄凤亿再次提出的赔偿请求,并作出(2018)桂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黄凤亿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次申请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但黄凤亿二十年后仍生存,且其损害后果持续至今,应视为新的损害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和第十五条第一款“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应予支付其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遂决定在撤销平果县公安局不予受理决定和百色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的同时,责令平果县公安局继续支付黄凤亿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9万余元,驳回黄凤亿提出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
赔偿请求人在得到国家赔偿后再次申请国家赔偿,审判实务中多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人民法院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基于事理情理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认为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过后,申请人继续发生的损害,相对于原赔偿决定指向的损害而言属于新的损害,申请人就此提出的赔偿请求与原赔偿请求并非一事,故“一事不再理”不宜作为否定再次请求赔偿的理由。关于再次请求国家赔偿如何处理的问题,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该案参照了侵权法及相关规定的立法精神,对给付年限届满后继续发生的必要支出包括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给予赔偿。但因为国家赔偿法对残疾赔偿金设定最高二十年上限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不得突破,故对赔偿请求人再次主张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未予支持。本案的审理,创造性运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打破不合理惯例的束缚,精准诠释了“当赔则赔”“把好事办好”国家赔偿审判新理念,表明了人民法院努力打通国家责任制度堵点,畅通国家赔偿渠道的鲜明态度,揭示了新时期国家赔偿审判的新要求:既要能动司法,把法律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转化为权利保障红利,又要守住法律底线。
(案例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现将***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60号-63号)作为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12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检例第60号)
【关键词】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永久基本农田 “大棚房” 非农建设改造
【要旨】
行为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耕地上建设“大棚房”“生态园”“休闲农庄”等,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造成耕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应当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实际建设者、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男,1979年10月出生,北京大道千字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1月,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2016年3月,被告人***经人介绍以人民币1000万元的价格与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池杰商定,受让合作社位于延庆区延庆镇广积屯村东北蔬菜大棚377亩集体土地使用权。同年4月15日,***指使其司机刘广岐与池杰签订转让意向书,约定将合作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转让给刘广岐。同年10月21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广岐。其间,***未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以合作社的名义组织人员对蔬菜大棚园区进行非农建设改造,并将园区命名为“紫薇庄园”。截至2016年9月28日,***先后组织人员在园区内建设鱼池、假山、规划外道路等设施,同时将原有蔬菜大棚加高、改装钢架,并将其一分为二,在其中各建房间,每个大棚门口铺设透水砖路面,外垒花墙。截至案发,***组织人员共建设“大棚房”260余套(每套面积350平方米至550平方米不等,内部置橱柜、沙发、藤椅、马桶等各类生活起居设施),并对外出租。经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组织测绘鉴定,该项目占用耕地28.75亩,其中含永久基本农田22.84亩,造成耕地种植条件被破坏。
截至2017年4月,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先后对该项目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均未得到执行。2017年5月,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将上述违法建设强制拆除。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7年5月10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向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移送刘广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5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对刘广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立案侦查,经调查发现***有重大嫌疑。2017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辩称:1.自己从未参与紫薇庄园项目建设,没有实施非法占地的行为。2.紫薇庄园项目的实际建设者、经营者是刘广岐。3.自己与紫薇庄园无资金往来。4.蔬菜大棚改造项目系设施农业,属于政府扶持项目,不属于违法行为。刘广岐虽承认自己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项目建设的出资人,但对于转让意向书内容、资金来源、大棚内施工建设情况语焉不详。
为进一步查证紫薇庄园的实际建设者、经营者,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补充查证:1.调取***、刘广岐、池杰、张红军(工程承包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凭证,核实每笔资金往来的具体操作人,对全案账目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了解资金的来龙去脉,查实资金实际出让人和受让人。2.寻找关键证人会计李祥彬,核实合作社账目与***个人账户的资金往来,确定***、刘广岐在紫薇庄园项目中的地位作用。3.就测量技术报告听取专业测量人员的意见,查清所占耕地面积。
经补充侦查,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收集到证人李祥彬的证言,证实了合作社是***出资从池杰手中购买,李祥彬受***邀请负责核算合作社的收入和支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了资金往来去向。在补充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调取了紫薇庄园临时工作人员胡楠等人的证言,证实刘广岐是***的司机;刘广岐受***指使在转让意向书中签字,并担任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与***共谋参与非农建设改造事宜。针对辩护律师对测量技术报告数据的质疑,承办检察官专门听取了参与测量人员的意见,准确掌握所占耕地面积。
2018年5月23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以***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建设改造,改变被占土地用途,造成耕地大量毁坏,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针对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
一是现场勘测笔录、《测量技术报告书》《非法占用耕地破坏程度鉴定意见》、现场照片78张等,证明紫薇庄园园区内存在非法占地行为,改变被占土地用途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二是合作社土地租用合同,设立、变更登记材料,转让意向书,合作社大棚改造工程相关资料,延庆镇政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提供的相关书证等证据,证明合作社土地使用权受让相关事宜,以及未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擅自对园区土地进行非农建设改造,并拒不执行行政处罚。
三是司法鉴定意见书、案件相关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及凭证、合作社转让改造项目的参与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证明***是紫薇庄园非农建设改造的实际建设者、经营者及合作社改造项目资金来源、获利情况等。
四是紫薇庄园宣传材料、租赁合同、大棚房租户、池杰、李祥彬证人证言等,证明***修建大棚共196个,其中东院136个,西院60个,每个大棚都配有耳房,面积约10至20平方米;***将大棚改造后,命名为“紫薇庄园”对外宣传,“大棚房”内有休闲、娱乐、居住等生活设施,对外出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了公诉意见,指出***作为合作社的实际建设者、经营者,在没有行政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对园区内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改造并对外出租,造成严重危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提出:1.***不存在主观故意,社会危害性小。2.建造蔬菜“大棚房”符合设施农业政策。3.***认罪态度较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具有自首情节。4.起诉书中指控的假山、鱼池等设施,仅在测量报告中有描述且描述模糊。5.相关设施已被有关部门拆除。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
第一,***受让合作社时指使司机刘广岐代其签字,证明其具有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违法犯罪的故意,***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大量农用地被严重毁坏,其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第二,关于符合国家政策的说法不实,农业大棚与违法建造的非农“大棚房”存在本质区别,***建设的“大棚房”集休闲、娱乐、居住为一体,对农用地进行非农改造,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该项目因违法建设受到行政处罚,但***未按照处罚决定积极履行耕地修复义务,直至案发,也未缴纳行政罚款,其行为明显违法。
第三,***直到开庭审理时才表示认罪,不符合自首条件。
第四,测量技术报告对案发时合作社建设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录和专业说明,现场勘验笔录和现场照片均证实了蔬菜大棚改造的实际情况,另有相关证人证言也能证实假山、鱼池存在。
第五,违法设施应由***承担拆除并恢复原状的责任,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拆除违法设施,恢复耕地的行为,不能成为***从轻处罚的理由。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对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2018年10月16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刘广岐在明知***是合作社非农建设改造的实际建设者、经营者,且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和真相,向公安机关做虚假证明。经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追诉,2019年3月13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被告人刘广岐有期徒刑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广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中,延庆镇规划管理与环境保护办公室虽然采取了约谈、下发《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和《限期拆除决定书》等方式对违法建设予以制止,但未遏制住违法建设,履职不到位,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给予延庆镇副镇长等3人行政警告处分,1人行政记过处分,广积屯村村党支部给予该村党支部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指导意义】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随着传统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转变,以温室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快速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假借发展设施农业之名,擅自或者变相改变农业用途,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上建设“大棚房”“生态园”“休闲农庄”等现象,造成土地资源被大量非法占用和毁坏,严重侵害农民权益和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2018年,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在全国开展了“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推进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大棚房”予以出租出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属于破坏耕地或者非法占地的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或者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应当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实际建设者、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该类案件中,实际建设者、经营者为逃避法律责任,经常隐藏于幕后。对此,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引导公安机关查询非农建设项目涉及的相关账户交易信息、资金走向等,辅以相关证人证言,形成严密证据体系,查清证实实际建设者、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对于受其操控签订合同或者作假证明包庇,涉嫌共同犯罪或者伪证罪、包庇罪的相关行为人,也要一并查实惩处。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面积这一关键问题,可由专业机构出具测量技术报告,必要时可申请测量人员出庭作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四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七条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
(检例第61号)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假种子 农业生产损失认定
【要旨】
以同一科属的此品种种子冒充彼品种种子,属于刑法上的“假种子”。行为人对假种子进行小包装分装销售,使农业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男,1991年3月出生,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毕业,原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江西省宜春地区区域经理。
2017年3月,江西省南昌县种子经销商郭宝珍询问隆平高科的经销商之一江西省丰城市“民生种业”经营部的闵生如、闵蜀蓉父子(以下简称闵氏父子)是否有“T优705”水稻种子出售,在得到闵蜀蓉的肯定答复并报价后,先后汇款共30万元给闵生如用于购买种子。
闵氏父子找到***订购种子,***向隆平高科申报了“陵两优711”稻种计划,后闵生如汇款20万元给隆平高科作为订购种子款(单价13元/公斤)。***找到金海环保包装有限公司的曹传宝,向其提供制版样式,印制了标有“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T优705”字样的小包装袋29850个。收到隆平高科寄来的“陵两优711”散装种子后,***请闵氏父子帮忙雇工人将运来的散装种子分装到此前印好的标有“T优705”的小包装袋(每袋1公斤)内,并将分装好的24036斤种子运送给郭宝珍。郭宝珍销售给南昌县等地的农户。农户播种后,禾苗未能按期抽穗、结实,导致200余户农户4000余亩农田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0余万元。
经查,隆平高科不生产“T优705”种子,其生产的“陵两优711”种子也未通过江西地区的审定,不能在江西地区进行终端销售。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8年5月8日,江西省南昌县公安局以***涉嫌销售伪劣种子罪,将案件移送南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知道销售的种子为伪劣种子。***还辩解:1.印制小包装袋经过隆平高科的许可;2.自己没有请工人进行分装,也没有进行技术指导;3.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将“陵两优711”冒充“T优705”销售给农户,但其是否明知为伪劣种子、“陵两优711”是如何变换成“T优705”的、隆平高科是否授权***印刷小包装袋、造成的损失如何认定、哪些人员涉嫌犯罪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证。针对上述问题,南昌县人民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收集订购种子的货运单、合同、签收单、交易记录等书证;核实印制小包装袋有无得到隆平高科的授权,是否有合格证等细节;种子从四川发出,中途有无调换等,“陵两优711”是怎么变换成“T优705”的物流情况;对于损失认定,充分听取辩护人及受害农户的意见,收集受害农户订购种子数量的原始凭证等。
经补充侦查,南昌县公安局进一步收集了物流司机等人的证言、农户购买谷种小票、农作物不同生长期照片、货运单、***任职证明等证据。物流司机证言证明货物没有被调换,但货运单上只写了种子,并没有写明具体的种子品名;隆平高科方面一致声称***订购的是“陵两优711”,出库单上也注明是“陵两优711”(散子),散子销售不受区域限制,并且该公司从不生产“T优705”;而闵氏父子辩称自己是应农户要求订购“T优705”,到货也是应***要求提供场地,***代表公司进行分装。因双方没有签订种子订购合同且各执一词,无法查实闵氏父子订购的是哪种种子。但可以明确的是2010年5月17日广西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陵两优711”审定通过,可在桂南稻作区或者桂中稻作区南部适宜种植感光型品种的地区作为晚稻种植,在江西省未审定通过。***作为隆平高科的区域经理,对公司不生产“T优705”种子应该明知,对“陵两优711”在江西省未被审定通过也应明知。另查实,隆平高科从未授权***进行设计、印制“T优705”小包装袋。
针对损失认定,公安机关补充收集了购种票据、证人证言等,认定南昌县及其他地区受害农户合计205户,绝收面积合计4000余亩。为评估损失,公安机关开展现场勘查,邀请农科院土肥、农业、气象方面专家进行评估。评估认定:1.南昌县部分稻田种植的“陵两优711”尚处始穗期,已无法正常结实,导致绝收。2.2017年10月下旬评估时,部分稻田种植的“陵两优711”处于齐穗期,但南昌地区晚稻的安全齐穗期是9月20日左右,根据南昌往年气象资料,10月下旬齐穗的水稻将会受到11月份低温影响,无法正常结实,严重时会绝收。3.根据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平均亩产444.22公斤的数据,结合南昌县往年晚稻平均亩产量,考虑到晚稻因品种和种植方式不同存在差异,产量评估可以以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平均亩产444.22公斤为依据,结合当年晚稻平均单价2.60元/公斤计算损失。205户农户因种植假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为444.22公斤/亩×2.60元/公斤×4000亩=4619888元。
综合上述证据情况,检察机关采信评估意见,认定损失为461万余元,***及辩护人对此均不再提出异议。
2018年7月16日,南昌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向南昌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月10日,南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身为隆平高科宜春地区区域经理,负有对隆平高科销售种子的质量进行审查监管的职责,其将未通过江西地区审定的“陵两优711”种子冒充“T优705”种子,违背职责分装并销售,使农业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针对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
一是被告人***的立案情况及任职身份信息,证明***从农业大学毕业后就从事种子销售业务,有着多年的种子销售经验。2015年8月至2018年2月在隆平高科从事销售工作,身份是江西宜春地区区域经理,职责是介绍和推广公司种子,并代表公司销售种子,对所销售的种子品种、质量负责。
二是相关证人证言,证明***接受闵氏父子种子订单,并向公司订购了“陵两优711”种子,印制“T优705”小包装袋分装种子并予以冒充销售。其中,闵蜀蓉证言证明郭宝珍需要“T优705”种子,自己向***提出采购种子计划,***表示有该种种子,并承诺有提成;证人曹传宝等的证言,证明其按***要求印制了“T优705”种子小包装袋,***予以签字确认。证人闵生如的证言,证明***明知印制“T优705”小包装袋用于包装“陵两优711”种子,仍予以签字确认。
三是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四川隆平高科研发、运送“陵两优711”到江西丰城等情况。其中,四川隆平高科副总张友强证言证明:***向隆平高科江西省级负责人杨剑辉报购了订购“陵两优711”计划;杨剑辉证言证明公司收到“陵两优711”计划并向江西发出“陵两优711”散子,该散子可以销往江西,由江西有资质的经销商卖到广西,但不能在江西直接销售。隆平高科票据显示收到***订购“陵两优711”计划并发货至江西。
四是造成损失情况、相关鉴定意见及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明农户购买种子后造成绝收等损失。
***对以上证据无异议,但提出在小包装袋印制版式上签字是闵生如让他签的。
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没有主观犯罪故意,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
第一,从主观方面看,***明知公司不生产“T优705”种子,却将其订购的“陵两优711”分装成“T优705”予以销售。***主观上明知销售的种子不是订购时的种子,仍对种子进行名实不符的分装,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
第二,从职责角度看,不论***还是四川隆平高科的工作人员,都证明所有种子订购,是由经销商报单给区域经理,区域经理再报单给公司,公司发货后,由区域经理分销。***作为四川隆平高科宜春地区区域经理,具有对种子质量进行审查的职责,其明知隆平高科不生产“T优705”种子,出于谋利,仍以此种子冒充彼种子进行包装、销售,具备犯罪故意,社会危害性大。
第三,***的供述证明,其实施了“在百度上搜索‘T优705’及‘T优705’审定公告内容”的行为,并将手机上搜索到的“T优705”种子包装袋版式提供给印刷商,后在“T优705”包装袋版式上签字;曹传宝和李亚东(江西运城制版有限公司设计师)都证实“T优705”小包装袋的制版、印刷都是***主动联系,还拿出公司的授权书给他们看,并特别交代要在印刷好的袋子上打一个洞,说种子要呼吸;刘英(隆平高科在南昌县的经销商)也证实,从种子公司运过来的种子不可以换其他品种的包装袋卖,这是犯法的事。***能够认识“在包装袋印制版式上签字就是对种子的种类、质量负责”的法律意义,仍予以签字。
第四,***作为隆平高科的区域经理,实施申报销售计划、设计包装规格、寻找印刷点、签字确认、指导分包作业等行为,均表明***积极实施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犯罪行为,***提出是闵生如让他签字,与事实不符,其辩护理由无法成立。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2018年10月25日,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间,***及其家属向南昌县农业局支付460万元用于赔偿受害农民损失。2018年12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定性,鉴于上诉期间***已积极赔偿损失,改判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指导意义】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农业生产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益,及时、准确打击该类犯罪,是检察机关保护农民权益,维护农村稳定的职责。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应注意把握两方面问题:
(一)以此种子冒充彼种子应认定为假种子。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生产、销售假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应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假种子有不符型假种子(种类、名称、产地与标注不符)和冒充型假种子(以甲冒充乙、非种子冒充种子)。现实生活中,完全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比较少见。犯罪嫌疑人往往抓住种子专业性强、农户识别能力低的弱点,以此种子冒充彼种子或者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进行销售。因农作物生产周期较长,案发较为隐蔽,冒充型假种子往往造成农民投入种植成本,得不到应有收成回报,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应当依据刑法予以追诉。
(二)对伪劣种子造成的损失应予综合认定。伪劣种子造成的损失是涉假种子类案件办理时的疑难问题。实践中,可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对农业生产产量及其损失进行综合计算。具体可考察以下几方面:一是根据现场实地勘察,邀请农业、气象、土壤等方面专家,分析鉴定农作物生育期异常的原因,能否正常结实,是减产还是绝收等,分析减产或者绝收面积、产量。二是通过审定的农作物区试平均产量与根据现场调查的往年产量,结合当年可能影响产量的气候、土肥等因素,综合评估平均产量。三是根据农作物市场行情及平均单价等,确定直接经济损失。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二十三条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南京百分百公司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
(检例第62号)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借证生产农药 田间试验
【要旨】
1.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借用他人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等许可证明文件生产、销售农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追究刑事责任。
2.对于使用伪劣农药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可采取田间试验的方法确定受损原因,并以农作物绝收折损面积、受害地区前三年该类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为基准,综合计算认定损失金额。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南京百分百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分百公司)。
被告单位中土化工(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土公司)。
被告单位安徽喜洋洋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洋洋公司)。
被告人许全民,男,1971年12月出生,喜洋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百分百公司实际经营人。
被告人朱桦,男,1971年3月出生,中土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王友定,男,1970年10月出生,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易公司)市场运营部经理。
2014年5月,被告单位喜洋洋公司、百分百公司准备从事50%吡蚜酮农药(以下简称吡蚜酮)经营活动,被告人许全民以百分百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人王友定商定,借用久易公司吡蚜酮的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以下简称“农药三证”)。双方约定:王友定提供吡蚜酮“农药三证”及电子标签,并对百分百公司设计的产品外包装进行审定,百分百公司按久易公司的标准生产并对产品质量负责。经查,王友定擅自出借“农药三证”,久易公司并未从中营利。
2014年5月18日、6月16日,许全民代表百分百公司与中土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朱桦先后签订4吨(单价93000元)、5吨(单价87000元)采购合同,向朱桦采购吡蚜酮,并约定质量标准、包装标准、付款方式等内容,合同金额计813000元。
2014年5月至6月,中土公司在未取得吡蚜酮“农药三证”的情况下,由朱桦负责采购吡蚜酮的主要生产原料,安排人员自研配方,生产吡蚜酮。许全民联系设计吡蚜酮包装袋,并经王友定审定,提供给中土公司分装。该包装袋印制有百分百公司持有的“金鼎”商标,久易公司获得批准的“农药三证”,生产企业标注为久易公司。同年6月至8月,中土公司先后向百分百公司销售吡蚜酮计2324桶(6.972吨),销售金额计629832元。百分百公司出售给喜洋洋公司,由喜洋洋公司分售给江苏多家农资公司,农资公司销售给农户。泰州市姜堰区农户使用该批农药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药害,水稻心叶发黄,秧苗矮缩,根系生长受抑制。经调查,初步认定发生药害水稻面积5800余亩,折损面积计2800余亩,造成经济损失计270余万元。经检验,药害原因是因农药中含有烟嘧磺隆(除草剂)成分。但对涉案农药为何混入烟嘧磺隆,被告人无法给出解释,且农药生产涉及原料收购、加工、分装等一系列流程,客观上亦无法查证。
案发后,许全民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朱桦、王友定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久易公司及王友定向姜堰区农业委员会共同缴纳赔偿款150万元,中土公司缴纳赔偿款150万元,喜洋洋公司缴纳赔偿款55万元,百分百公司及许全民缴纳赔偿款95万元,朱桦缴纳赔偿款80万元,合计530万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本案由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委员会于2015年8月12日移送至姜堰区公安局。8月14日,姜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16年5月13日,泰州市姜堰区公安局以许全民等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移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1月1日,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向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2月14日,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在无“农药三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有药害成分的农药,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针对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三组证据予以证明:
一是销售合同、出库清单、协议书等证据,证明被告单位、被告人借证生产、销售农药的事实。
二是田间试验公证书、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检验报告等证据,证明被告单位、被告人生产、销售的吡呀酮中含有烟嘧磺隆(除草剂)成分,是造成水稻受损的直接原因。
三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明被告单位、被告人共谋借用“农药三证”,违法生产、销售伪劣农药,造成水稻大面积受损,及农户损失已经得到赔偿的事实。
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1.涉案农药不应认定为伪劣农药,行为人不具有生产伪劣农药的故意。2.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并非司法鉴定机构,其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泰州市农作物事故技术鉴定书是依据农药检测报告等作出的,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水稻受损原因不明,不能排除天气、施药方法等因素导致。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
第一,虽然因客观原因无法查证涉案农药吡呀酮如何混入烟嘧磺隆(除草剂)成分,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吡呀酮含有烟嘧磺隆(除草剂)成分,并造成水稻大面积减产的危害后果,可以认定为伪劣农药。被告单位、被告人无“农药三证”,未按照经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审批获得登记的农药配方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未进行严格检验即出厂销售,主观上具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的故意。
第二,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具有农药成分检验资质,其出具的检验报告符合书证有关要求,可证明涉案吡蚜酮含有烟嘧磺隆(除草剂)成分这一事实。泰州市农业委员会依据该检验报告和田间试验结果出具的《农作物事故技术鉴定书》,系按照《江苏省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实施办法》组成专家组开展鉴定后作出的,符合证据规定,能证明受害水稻受损是使用涉案吡蚜酮导致。
第三,为科学确定水稻受损原因,田间试验结果系由泰州市新农农资有限公司申请,在泰州市姜堰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进行拍照、摄像固定取得的。“七种配方,八块试验田”的试验方法,是根据农户将吡呀酮与阿维氟铃尿、戊唑醇、咪鲜三环唑混合施用的实际情况,并考虑涉案吡呀酮仅存在于两个批次,确定第一到第四块试验田分别施用两个批次、不同剂量(20克和40克)的吡呀酮;第五和第六块试验田分别将两个批次吡呀酮与其他农药混合施用;第七块试验田混合施用不含吡呀酮的其他农药;第八块试验田未施用农药。结果显示凡施用涉案农药的试验田,水稻均出现典型的除草剂药害情况,排除了天气等因素影响,证明水稻受害系因农户使用的涉案农药吡呀酮中含有烟嘧磺隆造成。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因被告人许全民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且判决前主动足额赔付了农户损失,达成了谅解,构成自首,依法减轻处罚,2017年9月19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判处被告单位百分百公司罚金五十万元,中土公司罚金四十万元,喜洋洋公司罚金三十五万元;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判处被告人许全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因被告人朱桦及王友定系从犯,如实供述,积极赔偿损失,依法减轻处罚,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判处被告人朱桦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判处被告人王友定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借用或通过非法转让获得他人“农药三证”生产农药,并经检验鉴定含有药害成分,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应予追诉。根据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生产销售应具备“农药三证”。一些企业通过非法转让或者购买等手段非法获取“农药三证”生产不合格农药,扰乱农药市场,往往造成农业生产重大损失,危害农民利益。借用或者通过非法转让获得“农药三证”生产不符合资质农药,经检验鉴定含有药害成分,致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二万元以上的,应当依据刑法予以追诉。农药生产企业将“农药三证”出借给未取得生产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且明知借用方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共同犯罪。其中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五十万元以上,销售金额不满二百万元的,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追诉;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从重处罚原则,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予以追诉。
(二)生产损失认定方法。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为结果犯,需以“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前提。办理此类案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认定生产损失:一是运用田间试验确定涉案农药与生产损失的因果关系。可在公证部门见证下,依据农业生产专家指导,根据农户对受损作物实际使用的农药种类,合理确定试验方法和试验所需样本田块数量,综合认定农药使用与生产损失的因果关系。二是及时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受损作物折损情况证据。检察机关应结合农业生产具有时令性的特点,引导侦查机关走访受损农户了解情况,实地考察受损农田,及时收集证据,防止作物收割、复播影响生产损失的认定。三是综合评估损害数额。农业生产和粮食作物价格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办案中对损害具体数额的评估,应以绝收折损面积为基准,综合考察受损地区前三年农作物平均亩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计算损害后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二十三条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
《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十八条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诉拖市镇政府不依法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63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监管职责 违法建设 农村垃圾治理
【要旨】
一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保护负有法定职责。政府在履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职责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整改回复,检察机关应当跟进调查;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整改到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05年4月,湖北省天门市拖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拖市镇政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未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相关手续,也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与天门市拖市镇拖市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关于垃圾场征用土地的协议》,租用该村5.1亩农用地建设垃圾填埋场,用于拖市镇区生活垃圾的填埋。该垃圾填埋场于同年4月投入运行,至2016年10月停止。该垃圾填埋场在运行过程中,违反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规定,未按照规范建设防渗工程等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诉前程序】
2017年2月,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拖市镇政府在没有申报审批获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未建设必要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以“以租代征”的形式,违法建设、运行生活垃圾填埋场,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损害公益的行为,决定立案审查。
调查核实过程中,检察机关查阅了拖市镇政府关于租用拖市村集体土地建设垃圾填埋场的会议纪要、文件、协议等档案材料;督促天门市环境保护局进行了现场勘查;采集了现场影像资料,询问了相关人员。基本查明:拖市镇政府未办理用地审批、环境评价等法定手续,建设并运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未建设防渗工程、垃圾渗滤液疏导、收集和处理系统、雨水分流系统、地下水导排和监测设施等必要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垃圾填埋场在运行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拖市镇政府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负有环境保护职责,应当对自身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予以纠正,并及时治理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2017年3月6日,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向拖市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修复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农用地功能。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多次与拖市镇政府进行沟通,督促整改。3月22日,拖市镇政府针对检察建议书作出书面回复称:其已将该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清运至天门市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理,并投入资金、落实专人对垃圾场周围进行了清理、消毒,运送土壤进行了回填处理,杜绝了垃圾污染,且在该处设立了禁止倾倒垃圾的警示牌。
4月12日,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对拖市镇政府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进调查时发现,拖市镇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整改措施,但整改后的垃圾填埋场表层覆土不到1米,覆土下仍有大量垃圾。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及周边地下水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拖市镇垃圾填埋场周边地下水样中铬、铅超标严重,渗滤液中含有重金属、氨氮、磷等污染物。经专家检测评价认为,该垃圾填埋场周边水质显示出典型的垃圾渗滤液污染特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态安全;现存垃圾随着时间推移还会产生大量渗滤液,若不采取措施将会对周边水体和汉江造成持续15到20年的长期生态污染风险;建议采取清理转移的方法,将垃圾清挖送到市区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抽取送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原址采用回填土壤绿化。
【诉讼过程】
(一)提起诉讼
通过诉前调查取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固定了相关证据,认定拖市镇政府采取有限整改措施后,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公益侵害仍在持续。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2017年6月29日,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向天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拖市镇政府建立、运行该垃圾填埋场,造成周边环境污染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拖市镇政府继续履行职责,对关停后的该垃圾填埋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消除污染,修复生态。
(二)法庭审理
2017年12月22日,天门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审理过程中,拖市镇政府答辩认为:1.只有县级以上政府及其环保部门才是具有环境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其作为镇政府,不具有该项职责;2.检察机关关于垃圾填埋场污染周边环境的证据不充分;3.镇政府建设垃圾填埋场的行为并非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不具有可诉性。
针对镇政府答辩意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交了《天门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三个配套文件的通知》《市环保局关于拖市镇垃圾填埋场环境问题的复函》、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检测报告》、相关专家出具的《关于天门市拖市镇区垃圾填埋场污染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估意见》、垃圾填埋场现场照片等证据。天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对生活废弃物的分类处置、回收利用。本案中,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建设、运行垃圾填埋场,目的是为了处置镇区生活垃圾,履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职责,是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但其履职不到位,未办理用地审批、环境评价,未建设防渗工程、渗滤液处理、地下水导排监测等必要配套设施,导致周边环境严重污染,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应当依法履职,采取积极措施治理污染,修复生态;拖市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然对该垃圾填埋场做了覆土处理,但未完全进行治理,检察机关经跟进调查和委托检测,确认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综上,拖市镇政府答辩理由不成立。
(三)审理结果
2018年3月19日,天门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认定拖市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具有环境保护的法定职责;拖市镇政府建设垃圾填埋场是履行职权行政行为;根据现有证据,该垃圾填埋场存在潜在污染风险;拖市镇政府治理垃圾填埋场是其违法后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其应当继续履行整治义务。判决如下:1.确认被告拖市镇政府建设、运行垃圾填埋场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拖市镇政府对垃圾填埋场采取补救措施,继续进行综合整治。
(四)案件办理效果
该案判决后,拖市镇政府积极履职,组织清运原垃圾填埋场覆土下的各类垃圾1000余立方并进行了无害处理。经湖北省相关部门审批同意,2018年4月至12月,在垃圾填埋场原址上新建污水处理厂一座,设计产能日处理污水500吨。目前该污水处理厂已投入使用。
该案办理后,天门市人民检察院摸排发现全市乡镇垃圾填埋场普遍存在环境污染风险问题。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向天门市委、市政府报送《关于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全市乡镇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治的报告》,提出了将乡镇垃圾填埋场整治工作纳入天门市污染防治工作总体规划、进行清挖转运以及覆土植绿等建议。天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全市乡镇27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堆放点进行了专项重点督查,整治恢复土地近8.5万平方米。
【指导意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之举,对于促进乡村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一)基层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其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导致环境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其依法履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基层人民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具有管理职责。其在履行上述法定职责时,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向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行职责。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整改回复,检察机关应当跟进调查,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整改到位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的公益损害行为,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虑各行政机关具体监管职责、履职尽责情况、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与公益受损的关联程度、实施公益修复的有效性等因素确定重点监督对象。农村违法建设垃圾填埋场可能涉及的行政监管部门包括规划、环保、国土、城建、基层人民政府等多个行政机关,而基层人民政府一般在农村环境治理、生活垃圾处置方面起主导作用。如果环境污染行为与基层人民政府违法行使职权直接相关,检察机关可以重点监督基层人民政府,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督促环保部门发挥监管职责,以形成合力,促使环境污染行为得到有效纠正。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发现本地普遍存在类似环境污染行为的,可以经过深入调查,向当地党委、政府提出建议,以引起重视,促使问题“一揽子”解决。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已于2021年2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2次会议、202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2021年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
(法释〔2021〕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结合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作如下补充、修改:
刑法条文
罪名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条)
妨害安全驾驶罪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条)
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
(取消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罪名)
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条)
危险作业罪
第一百四十一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五条)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取消生产、销售假药罪罪名)
第一百四十二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六条)
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
(取消生产、销售劣药罪罪名)
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七条)
妨害药品管理罪
第一百六十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八条)
欺诈发行证券罪
(取消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罪名)
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三条)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
商业秘密罪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七条)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一条)
袭警罪
第二百八十条之二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二条)
冒名顶替罪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三条)
高空抛物罪
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四条)
催收非法债务罪
第二百九十九条
(《刑法修正案(十》)
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
(取消侮辱国旗、国徽罪罪名)
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六条)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
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八条)
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
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
第三百三十六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九条)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取消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罪名)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
陆生野生动物罪
第三百四十二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二条)
破坏自然保护地罪
第三百四十四条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取消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罪名)
第三百四十四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三条)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
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四条)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
第四百零八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
(取消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
本规定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
(法〔2019〕2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李庆军,男,汉族,196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1993年2月参加法院工作,生前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2018年9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李庆军同志理想信念坚定,热爱司法事业,参加法院工作25年来始终坚守在审判一线,在多办案、办难案中摸索总结经验、苦练过硬本领,以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过硬的案件质量赢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信任。他恪尽职守,忘我工作,2014年确诊尿毒症后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守审判岗位,去世前仍审结上百起案件,工作业绩位列全庭第一。他牢记宗旨,司法为民,面对来法院打官司的群众,始终做到态度和蔼、耐心倾听,做公正为民的贴心人。李庆军同志去世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赞誉。2019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李庆军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2019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追授他“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9年9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新闻联播》栏目中专题报道了李庆军同志的先进事迹。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出《关于学习宣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学习宣传李庆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李庆军同志是全国法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代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司法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进典型。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通知》精神,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广泛开展向李庆军同志学习活动。
一、学习李庆军同志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李庆军同志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司法工作无比热爱。参加法院工作25年,他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忠诚履职、坚韧顽强的崇高品质,体现了人民法官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审判执行工作为重的政治品格。他常说:“作为法官,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不能给党抹黑,不能给法院抹黑。”全体法院干警要向李庆军同志学习,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对党忠诚体现在对崇高事业的追求、对司法事业的奉献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二、学习李庆军同志坚守初心、为民司法的公仆情怀。李庆军同志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作为努力方向。他连续11年写下19本工作日记,生动记录了日常办案的工作心得和心路历程。面对来法院打官司的群众,始终态度和蔼、耐心倾听,他常说:“越是扛着麻袋,拎着大包小包行李来开庭的当事人,越要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力,哪怕标的额再小,对普通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案件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全体法院干警要向李庆军同志学习,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增强群众感情,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本领,不断改进司法作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积极创新司法便民利民举措,通过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三、学习李庆军同志公正司法、坚守正义的职业追求。李庆军同志始终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毕生追求,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和法治信仰,在专业上求精,在细节上求严,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他重病住院做检查和透析时还忘我工作,生命最后的8个月,结案121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他坚持在实践中历练,在工作中提升,即使标的额仅为3500元的劳动报酬纠纷申请再审案,也坚持组织听证,查明事实真相,努力让当事人树立对法治的信仰。全体法院干警要向李庆军同志学习,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始终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学习李庆军同志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优秀品质。李庆军同志坚持原则、秉公司法、清正廉洁,从不向领导伸手要待遇,不给同事朋友找麻烦,不向当事人伸手要好处,是同事们眼中出了名的“三不法官”。有的当事人请托对案件打招呼、找关系,他总是说:“法律知识方面我可以全力帮助,找关系我坚决不办,这是我们的纪律。”25年来,他所办案件无一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的浩然正气。全体法院干警要向李庆军同志学习,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始终保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进一步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崇法尚德、守住底线,永葆共产党员、人民法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干警学习宣传李庆军同志的先进事迹,把向李庆军同志学习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向邹碧华等先进典型学习结合起来,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以李庆军同志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忠诚本色,奋力拼搏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1年10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请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部署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为新时代全面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作出专门规定,制定修改知识产权法律,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重大改革作出决定,加强对知识产权司法的监督,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专题调研,有力促进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
知识产权审判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刑事三大审判领域,主要审理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权利保护以及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规制相关案件,在激励创新创造、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文化繁荣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随着我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更加注重全面保护、更加注重严格保护、更加注重司法保护。当前,知识产权案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案件数量迅速攀升。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从2013年的10.1万件增长到2020年的46.7万件,年均增长24.5%,比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年均增幅高出12.8个百分点,反映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明显增长。二是新型纠纷大量涌现。涉及互联网核心技术、基因技术、信息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及平台经济等方面新型案件日益增多,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难度加大,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边界、责任认定对司法裁判提出新挑战。三是网络侵权易发多发。网络已经成为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最主要发生地之一。与线下侵权相比,线上侵权行为更易实施、更加隐蔽、更为复杂,影响涉及面更为广泛,收集固定证据更加困难,权利人维权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利益平衡愈加复杂。知识产权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平衡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准确把握多层次价值取向,稳妥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都对知识产权审判提出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与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同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生深刻变革、实现长足进步。专业化审判体系基本建成,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相继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专业化审判能力显著提高,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全方位司法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智慧化审判模式广泛运用,现代科技与知识产权审判深度融合,为知识产权突出问题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涉外审判影响力日益增长,中外权利人受到依法平等保护,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合作深入开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并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品牌强国建设、维护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及成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全面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着力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着力优化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境。2013年至2021年6月,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218.1万件,审结206万件。其中,审结专利案件14.3万件,著作权案件131.6万件,商标案件43.7万件,技术合同案件1.8万件。制定知识产权司法解释19件、司法政策性文件11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0个,完成党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知识产权相关改革任务12项。通过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一)加强对创新的保护,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激励创新。
依法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专利。科技创新成果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指导意见,出台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和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依法严格保护发明创造,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制定司法解释,落实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妥善审理涉及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一批高新技术案件,加大对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励科技创新,促进技术产业升级。
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保护创新就要保护人才。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保障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更大激励。审理职务发明奖励、报酬纠纷等案件,结合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保障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报酬的权利。合理界定已尽勤勉义务科研人员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保护科研人员技术成果利益和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法治环境。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加大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保护力度。制定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司法解释,依法严格保护国家种质资源,加大对“南繁硅谷”等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种业科技创新。会同农业农村部共建合作机制,积极参加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建立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家智库,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审理水稻“金粳818”、玉米“隆平206”等品种权案件,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突出问题重拳出击。加强优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依法审理“库尔勒香梨”等地理标志侵权案,保障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加强对公平竞争的保护,维护市场法治环境
产权和知识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加强反垄断审判工作。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有利于保护创新创造活力,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司法竞争中性特点,准确把握竞争政策,尊重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保护竞争活力。依法审理生物医药、电信服务、文化消费等民生领域垄断案件,消除市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依法审理奇虎与腾讯垄断纠纷等案件,坚决规制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互联网领域垄断行为。研究完善涉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认定标准,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违背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依法予以惩处。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精神,审结不正当竞争案件2.4万件,保护竞争者利益,改善消费者福利。审理电商平台“二选一”、“网络虚假刷量”、屏蔽浏览器广告等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规范网络空间市场竞争秩序。审理“小度”智能产品语音指令案,制裁人工智能产品市场恶意混淆、误导公众行为。坚决制止仿冒混淆、虚假宣传、诋毁商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引导经营者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进行良性竞争。
强化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商业秘密是最具竞争力的无形财富,是创新主体的“安身立命之本”。保护商业秘密就是保护创新财产、保护公平竞争。出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细化保护客体、保密义务、侵权判断、民事责任等规定,统一裁判标准,加大侵权违法成本。明确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的具体举措,打消对诉讼中“二次泄密”的顾虑,鼓励权利人依法维权。审理离职员工侵犯商业秘密等案件,依法严惩不诚信行为。审理泄露投标标底降幅案,明确标底降幅属于受保护的经营信息,坚决制裁招投标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规范商标注册使用行为。出台商标授权确权司法解释,维护诚信原则和商标注册秩序。2020年,审结商标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1.6万件,有力促进商标注册秩序规范化。审理“海棠湾”商标抢注等案件,坚决制止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扰乱商标注册使用秩序行为。审理王老吉与加多宝虚假宣传纠纷等案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涉商标、品牌纠纷。加大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力度,重拳惩治商标攀附、仿冒搭车等行为,服务品牌强国建设。
(三)加强对新兴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导新领域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带来新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审判要跟上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以规则之治激励创新创造、化解矛盾风险。
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理人工智能生成文章著作权案,对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文章是否构成作品进行有益探索。审理“懒人听书”有声读物著作权案,明确朗读文字作品保护规则,引导新兴文化消费行业规范发展。审理共享单车“扫码开锁”专利权案,依法保护共享经济自主创新成果。审理证券金融信息知识产权案,明确抄袭金融数据终端产品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规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秩序。通过公正审理一系列新型知识产权案件,明晰保护规则,明确权利边界,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妥善审理涉平台经济案件,明确规则、划清底线、规范秩序。出台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指导意见,平衡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审理群控软件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等案件,合理划分数据权益权属及边界,维护用户数据权益和隐私权。坚决制裁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利用算法实施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行为。妥善审理数据确权、交易、服务、隐私保护等案件,探索完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四)加强对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关系文化艺术创新创作,关系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关系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红色经典承载的精神价值,是党和国家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出台司法政策,指导正确审理涉及红色经典传承和英烈合法权益保护案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文化传播秩序,引导公众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严厉制裁侵害红色经典和英烈合法权益行为,旗帜鲜明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依法审理“刀靶大捷雕塑”等红色经典著作权案,坚持尊重历史、尊重法律、尊重权利,兼顾经典传承和权利保护,努力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加强著作权保护。出台著作权保护意见,切实加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著作权的保护。依法保护创作者权益,兼顾传播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平衡激励创作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关系,促进智力成果创作和传播。制定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司法解释及相关司法政策,细化“通知删除”规则适用标准,合理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平衡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平台权利义务关系。严厉惩治虚构版权牟利等“碰瓷”行为,维护图片版权市场法治秩序。依法审理同人作品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保护在先创作者和取得合法授权传播者的合法权益,为“二次创作”厘清法律边界。在网络游戏侵害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权案中,坚持市场价值导向,依法判处1600余万元赔偿。在侵犯《流浪地球》等热门影视作品著作权犯罪案中,对8名被告人判处实刑并追缴违法所得,彰显严惩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力度和决心。
加强文艺作品、文化产品保护。注重发挥司法的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激发文化创意活力,促进文化产业繁荣。依法审理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等领域知识产权案件,促进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健康发展。审理“Q版孙悟空”美术作品侵权案,尊重原作品权利人合法权益,也为传统历史文化再创作留出空间。审理涉“光头强”“喜羊羊”“米老鼠”“功夫熊猫”“小猪佩奇”等动漫形象知识产权案件,鼓励原创、反对剽窃。积极探索商品化权益保护,将知名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等作品元素作为在先权益予以保护,拓宽文艺作品、文创成果司法保护方式。
加强传统文化、传统知识保护。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民族瑰宝。依法审理涉及中医药、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等案件,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设,研究中药品种保护新情况新问题,助推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审理苏绣绣品侵权案,依法保护底稿作品著作权,保护刺绣艺人再创作付出的劳动,保障刺绣传统文化及刺绣产业健康发展。审理《寿光县志》古籍点校案,依法保护点校者创造性劳动,推动古籍发掘、保护和传播。设立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保障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福建德化法院加强陶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赞扬。
(五)健全知识产权诉讼规则,破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难题
由于知识产权权利的特殊性和侵权的隐蔽性,知识产权维权长期存在“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也是世界性难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切实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努力破解“举证难”问题。出台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完善证据提交、证明妨碍、证据保全、司法鉴定等制度,健全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将“书证提出令”扩大到“证据提出令”,明确掌握证据一方举证义务,明确证明妨碍和妨害证据保全法律后果,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审理“挂机刷量”案,依法适用证据规则,判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的被告赔偿2300余万元。审理区块链存证等案件,支持当事人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定、保存、提交证据。建立“云上物证室”,运用3D扫描技术建立电子物证管理系统,便利当事人举证、质证。
努力破解“周期长”问题。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缩短知识产权诉讼周期。完善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为权利人及时提供司法救济,避免因诉讼周期长导致合法权益受损扩大。兼顾及时保护和稳妥保护,防止滥用保全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平行诉讼高发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领域,探索完善“禁诉令”适用。审理涉电商平台反向行为保全案,26小时内紧急作出裁定,平衡保护专利权人、经营者、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利益。审理大疆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等案件,采取“先行判决+临时禁令”方式,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努力破解“赔偿低、成本高”问题。知识产权侵权易发多发,违法成本低是重要症结之一。出台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让严重侵权者得不偿失,让遭受侵权者得到充分赔偿。审理“小米”商标侵权、“卡波”技术秘密侵权等案件,依法判处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侵权违法成本,让“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盗取他人财产”观念深入人心。在“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中,综合考虑原告全球市场份额高、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大,被告侵权规模大、侵权时间长、拒不执行生效行为保全裁定等因素,判赔1.59亿元,切实保护重要产业核心技术,有效震慑不法行为。依法适用侵权人获利、证明妨碍制度等方式确定损害赔偿,让侵权违法者无利可图。
努力破解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加强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建立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等组成的案例指导制度体系,建成知识产权案例库和裁判规则库,出台加强类案检索指导意见。针对审判实践中疑难复杂法律适用问题,及时发布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使法律适用标准有案例参照、有规则指引,推进裁判标准统一。
(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司法改革,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改革思维破解难题,以创新方式保护创新,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变革,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
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设立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支持南京、武汉、深圳等24地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建成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优化案件管辖布局,审理一大批标杆性案件,在统一裁判标准、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深入推进“三合一”改革。全国21个高级法院、164个中级法院和134个基层法院有序开展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改革。会同有关单位推动刑事案件批捕、起诉集中管辖,促进民事维权、行政查处、刑事制裁有效衔接。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入罪标准及从重处罚情形,规范办案程序。审结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万件,严惩链条式、产业化犯罪。审理侵犯“乐高”积木著作权犯罪案,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六年并处9000万元罚金,充分发挥刑事制裁强大震慑效果。
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专业、前沿、复杂技术问题,技术事实查明直接影响案件质效。建立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增强技术事实认定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出台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司法解释,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和共享机制,450余名技术调查专家入库,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全国范围共建共享、按需调派,有效缓解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难题。
加大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力度。生效裁判的执行,决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终效果。出台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和工作指南,充分发挥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支撑的执行查控模式、执行财产变现模式、执行监督管理模式作用,切实提升知识产权案件执行质效及规范性、透明度。
推进知识产权审判执行信息化智能化。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加快建设适应知识产权审判的科技法庭,积极运用5G、AR、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提升审判质效。建成全国法院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支持当事人在线进行数据存证和验证。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等积极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在线办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有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人民群众称赞是立案“不打烊”、审理“云端见”、执行“不掉线”。
(七)参与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强化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增强系统保护能力。
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协作。会同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完善协同配合机制,推进业务交流、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形成保护合力。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审查,促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完善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加强在线诉调对接。推动构建行政执法、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强化协同治理效果。
推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长三角三省一市法院与当地知识产权局建立合作机制,加强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助推区域协同创新。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意见,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宣传教育。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化司法公开,推进阳光司法,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形成品牌效应。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旁听重大案件庭审,连续多年发布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加强以案释法,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氛围。
(八)加强知识产权平等保护与国际司法合作,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
坚定不移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对内外资企业、中外权利人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公平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促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展示我国保护创新、开放包容的自信与决心。审理“施耐德”商标侵权案,依法制裁恶意抢注行为,有效保护外商的驰名商标。审理达索公司软件著作权案,判决对外国工业软件权利人予以高额赔偿。审理“红牛”商标权属案,依法维护外国企业合法权利。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法院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我国日益成为值得信赖的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优选地。
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出台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司法解释,细化落实TRIPs协议有关临时措施规定。明确商业秘密“秘密性”、善意使用不停止使用等裁判标准,保障国际条约国内转化适用。审理“迪奥”商标行政案,准确把握《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精神,便利外国权利人在华获得商标权保护。审理“双季米槐”植物新品种权案,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将“许诺销售”纳入“销售”行为调整范围,使权利人得到充分保障。审理新思公司软件著作权案,同时适用《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我国国内法,对外国当事人权利给予有效保护。
深化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司法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联合发布典型案例集(中国卷),参与建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律与条约数据库。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开展诉调对接,成功调处多起涉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拓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渠道。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受邀出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官顾问委员会委员,促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验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创设和修订,加强司法交流合作,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总的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实践证明,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党的领导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知识产权审判改革创新、实现历史性跨越,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快健全,充分体现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根本立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通过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群众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第三,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着力营造尊重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法治环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第四,依法平等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切实贯彻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条约,始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和各国权利人知识产权,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第五,防止权利滥用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坚持公正合理保护,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坚决防止权利滥用,平衡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二、当前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结合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调研报告反馈的问题清单,根据调研分析,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一是知识产权司法理念与新时代新阶段要求还有差距。有的法院对知识产权审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还不到位,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对正确处理依法严格保护和防止权利滥用关系、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认识需要深化,司法实践中平衡把握和准确运用存在差距。
二是知识产权审判质效有待提升。虽然破解“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但这些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知识产权案件赔偿数额总体上仍显不足,对维权费用支持偏低。案件数量增长迅速,一些案件审理周期仍然较长。部分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现象仍然存在。知识产权案件诉前调解存在专业性、权威性不足现象。
三是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司法改革需要深化。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不够健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民事、行政和刑事保护衔接不够顺畅,制约了司法保护合力发挥。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尚不健全,证据规则、事实查明、保全制度、损害赔偿等审理规则亟待完善。
四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如,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如何健全,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知识产权如何有效保护,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如何有效规制,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如何尽快完善,针对一些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妨害研发创新如何建立裁判救济机制,等等。
五是知识产权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领域侵权假冒易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个别领域重复性纠纷居高不下,大量挤占司法资源。重点领域整治力度还不够、震慑还不到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手段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存在不统一现象,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协调有待加强。
六是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存在不适应问题。有的法官办理新型、复杂、高技术案件专业水平存在差距,服务国家战略的司法能力有待提高。知识产权复合型审判人才缺乏,专业法官流失现象在一些法院较为突出,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亟待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尚不健全,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作用发挥还不够。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的制约监督机制还需完善,存在司法不规范现象,甚至出现以案谋私、利益输送、枉法裁判等违纪违法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三、下一步的措施和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作出重大部署。当前,我国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作用愈发凸显,这对知识产权审判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知识产权审判各领域各环节,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一是着力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司法改革。全面总结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年试点工作情况,提出进一步改革方案,促进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设。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完善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和程序集约化的审判体系。强化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功能,加强信息化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深化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健全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惩治力度,提高维权费用支持比例,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深化案件繁简分流改革,推进知识产权案例、裁判文书和裁判规则数据库深度应用,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二是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加强专利权司法保护,切实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加强著作权司法保护,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加强商标权司法保护,助推商标品牌建设和商品服务贸易发展。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加强传统文化、中医药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三是着力推动健全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强化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加强与知识产权行政职能部门协调配合,推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动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有效惩戒滥用权利、恶意诉讼行为。充分发挥刑罚威慑功能,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知识产权侵权易发多发领域重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到位。
四是着力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深入推进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建设。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立足司法推动完善相关国际规则,促进创新创造更多惠及各国人民。加强跨境司法协作,依法保护我国公民、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安全和合法权益。
五是着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顺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加强知识产权新型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研究完善算法、商业秘密、人工智能产出物、开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司法。研究完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关制度,惩处“专利陷阱”“专利海盗”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破解知识产权诉讼难题,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果。
六是着力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增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服务大局意识和能力。加强知识产权法官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选拔,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储备和遴选机制,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基层和西部地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健全专业化审判人才梯队,切实解决优秀知识产权法官流失问题。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知识产权领域审判权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队伍忠诚干净担当。
针对当前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针对知识产权诉讼特点,研究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适时编纂知识产权法典,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二是制定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三是加大对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保障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法院布局,对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给予更多关心支持。四是加强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监督,对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监督,推动及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审判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坚决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担当作为,努力开创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法办[2020]71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已于2020年3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5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0年3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5次会议讨论决定,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为49件,分为二类:第一类共38件,要求2020年底前完成;第二类共11件,要求2021年上半年完成。司法解释工作要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二是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规定,遵循立法原意,正确解释法律,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妥善处理与已有司法解释的关系。三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意见,可视情公开征求意见,但要注意充分评估风险。四是切实提高司法解释工作水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科学规范,按时保质完成司法解释立项计划。
第一类(2020年底前完成)
1.关于办理诉前财产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立案庭
2.关于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及无理缠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立案庭 研究室
3.关于修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承办单位:刑一庭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贫污贿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6.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刑三庭
7.关于办理贷款诈骗等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刑三庭
8.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四庭
9.关于办理行政犯罪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刑四庭
10.关于审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五庭
11.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12.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一庭
13.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4.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转化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二庭
15.关于审理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二庭.
16.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论证据的若干规定
承办单位:民三庭 民一庭 研究室 知识产权法庭
17.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知识产权法庭
18.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刑一庭 知识产权法庭
19.关于审理药品专利链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三庭 立案庭 知识产权法庭
20.关于审理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四庭
21.关于审理林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环资庭
22.关于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新立项)
承办单位:环资庭
23.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行政庭
24.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5.关于行政诉论中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6.关于审理涉及表见代理纠纷再审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审监庭
27.关于办理股权执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执行局
28.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执行局
29.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执行局
30.关于办理民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1.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新立项)
承办单位:研究室
32.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论法》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3.关于司法技术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 审管办 行装局
34.关于人民法院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 审管办 行装局
35.关于涉港澳台同胞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研究室
36.关于人民法院互联网公开庭审过程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审管办
37.关于审理因垄新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新立项)
承办单位:知识产权法庭 民三庭
38.关于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
承办单位:研究室及相关庭室
第二类(2021年完成上半年)
1.关于审理国防专利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三庭 知识产权法庭
2.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知识产权法庭
3.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民三庭 知识产权法庭
4.关于行政案件庭审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5.关于行政诉论中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6.关于审理高等教育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行政庭
7.关于刑事案件再审改判标准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审监庭
8.关于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情节恶劣”如何认定问题的解释(新立项)
承办单位:审监庭
9.关于审理第三人撒销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
10.关于审理个人信息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11.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新立项)
承办单位:知识产权法庭 民三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1991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0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
对与我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
第二条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申请人应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须附有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否则,不予受理。
第四条 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址;
(二)判决由何国法院作出,判结结果、时间;
(三)受传唤及应诉的情况;
(四)申请理由及请求;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五条 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申请人不在国内的,由申请人原国内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接到申请书,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的,应当在7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作出的裁定不得上诉。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对于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没有指明已生效或生效时间的,应责令申请人提交作出判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
第九条 外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的原告为申请人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提交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第十条 按照第八条、第九条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同时应由申请人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第十一条 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被告为申请人,提交第八条、第十条所要求的证明文件和公证、认证有困难的,如能提交外国法院的应诉通知或出庭传票的,可推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为真实和已经生效。
第十二条 经审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承认:
(一)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二)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
(三)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唤情况下作出的;
(四)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已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
(五)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三条 对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的承认,以裁定方式作出。没有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的,裁定承认其法律效力;具有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第十四条 裁定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级人民法院”名义作出,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十五条 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申请人应向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
第十七条 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委托他人代理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在国外出具的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原告一方变更请求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或者被告一方另提出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申请的,其申请均不受理。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后,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虽经外国法院判决,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的申请为人民法院受理后,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人民法院以裁定准予撤回。申请人撤回申请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法〔2019〕285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重庆破产法庭的请示》(渝高法文〔2019〕28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破产案件:
(一)全市区、县级以上(含本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二)上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三)跨境破产案件;
(四)其他依法应对由其审理的案件。
本院以前的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4784号(政治法律类34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4784号(政治法律类34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司法确认制度,促进诉调精准对接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9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部署要求,人民法院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政治高度,将建设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为不同需求的当事人提供多样化“菜单式”纠纷解决服务,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多元纠纷解决中国方案,真正让老百姓解决纠纷更多元可选、更便捷高效、更普惠均等。
一是加强机制对接。先后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和《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对于诉前调解与诉讼对接的方式要求、组织形式、工作机制、程序安排等作出规范,建立诉前调解自动履行激励机制,优化司法确认程序,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诉前多元调解及时高效、低成本、不伤和气地得到解决。
二是加强平台对接。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主渠道,实现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人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中小企业协会等12家单位“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同时邀请各类社会主体入驻平台,提供委派调解、司法确认、立案、速裁快审等全流程、菜单式、集约化“一网通调”解纷服务。目前,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入驻调解组织7.3万家、调解员32万名,其中三成以上为律师和行业专业调解员。自2018年2月至2022年6月28日,累计诉前调解纠纷2300万件,调解成功率达65%。
三是加强人员对接。各级人民法院指派专人负责诉调对接工作,及时加强沟通,协同推进工作。开展“量体裁衣”式培训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去年以来共举办调解直播培训14场,累计培训调解员18.97万人次,最多一场培训人数达2.85万人,有力提升参与法院调解人员能力水平。
四是加强保障对接。建立覆盖全面、衔接紧密、运转顺畅的保障机制,加强在线司法确认,2021年当事人通过调解平台在线申请司法确认685007件,大大提高司法确认质效。
您在提案中对诉前调解,特别是司法确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您提出的专业行业调解力量不足、虚假调解防范难等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健康运行。推进诉前多元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同时有赖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的协同推进。对提出的相关建议,我们将认真吸收借鉴,不断改进工作,更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解纷服务。
一、关于加强顶层统筹规划的建议
您在提案中建议要立足司法确认性质定位,进一步统一法律规范,理顺细化救济程序。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已经将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从原来的仅限于“人民调解协议”,扩展至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为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参与调解提供有力保障。其中,第二百零二条区分不同情形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作出新的规定。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对诉前在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作出进一步规范明确,为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政策指引。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等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规范司法确认工作。
二、关于扩大案件管辖法院的建议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管辖作出明确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的,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向当事人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可以说经过人民法院长期实践后,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了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申请。
三、关于提高调解协议质量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调解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双向交流机制。一方面,各地法院通过参与矛盾纠纷诉源治理、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网格、进社区等工作,加强对行政机关、社会力量和基层组织调解的指导,目前全国9500多家人民法庭与5.5万多家基层治理单位进行对接,通过视频系统或到现场以联合调解方式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立类型化调解室,邀请各类社会力量入驻法院,并将调解员纳入法院速裁团队,通过全流程指导,促进提升社会各类主体化解矛盾纠纷能力,提高调解质量。在此基础上,创新建立司法联络员制度,各基层治理单位、专业行业调解组织通过指派司法联络员与人民法院开展诉源治理对接工作,有效开展沟通交流,共同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工作。
四、关于继续推广线上确认的建议
目前,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已经与在线服务、律师服务、委托鉴定等其他服务平台打通,实现一个入口服务当事人和调解员,方便一站式在线开展咨询评估、调解申请、委派委托调解、音视频调解、司法确认、网上立案等事务。今年,我们将以《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为指引,全面升级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推进司法确认工作线上、线下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更加便捷高效的解决矛盾纠纷。
五、关于加强虚假协议确认风险管理的建议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虚假诉讼、实施虚假调解行为的防范工作。《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专门对实施虚假调解行为作出规制,明确人民法院在审查司法确认申请或者出具调解书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可能采取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虚构法律关系等手段实施虚假调解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当事人不提供相关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或者出具调解书;经审查认为构成虚假调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将线索和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一站式建设,充分发挥立案辅助系统等信息化手段自动识别、预警虚假诉讼、滥用诉权作用,加大虚假调解预警管理和制裁力度,促使当事人诚信诉讼。
六、关于加大宣传告知力度的建议
为引导人民群众选择非诉讼方式及时高效化解纠纷,人民法院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动漫小视频、在诉讼服务大厅张贴调解指引等方式,积极宣传推广调解工作的优势特点。2022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举办《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2021)》新闻发布会,通报涉及劳动争议、婚姻家庭、证券期货、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价格争议、涉侨等8件在线多元调解案例,充分展现通过“法院+社会各界”在线多元解纷机制,有效发挥行业解纷优势和司法保障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中央部委加强在线调解案例宣传,并在“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多渠道收集调解典型案例,全媒体进行发布工作,吸引更多群众选择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18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司法解释等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  1.将第一条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破产财产,在企业破产时,有关人民政府可以予以收回,并依法处置。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其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2.将第二条修改为:
“企业对其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处分权,以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未经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或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不影响抵押合同效力;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续,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以抵押标的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缴纳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项后,对剩余部分方可享有优先受偿权。但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其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3.将第三条修改为:
“国有企业以关键设备、成套设备、建筑物设定抵押的,如无其他法定的无效情形,不应当仅以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和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规定。”  2.将第三条修改为:
“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与中止
存单纠纷案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审查,符合规定的,均应受理。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存单纠纷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或出具存单、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当事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金融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依法准确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的企业所发生的债务纠纷案件和破产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作如下规定:”  2.将第一条修改为:
“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和党政机关开办的企业(以下简称被开办企业)具备法人条件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根据民法典第六十条的规定,应当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将第二条修改为:
“被开办企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虽然实际投入的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但已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数额的,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开办单位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4.将第三条修改为:
“被开办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投入的资金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数额的,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单位承担。”  5.删除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6.将第七条修改为:
“开办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在被开办企业撤销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证明文件,自愿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应当按照承诺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7.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被开办企业向社会或者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未清偿的,在破产财产分配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清偿。”  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了正确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二条修改为:
“当事人起诉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3.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企业出售中,出卖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买受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4.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出售企业的行为具有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5.删除第三十二条。  6.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1.将第二条修改为: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同时又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依据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自行组织清算或者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  2.将第七条修改为:
“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
(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  3.将第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清算组成员:
(一)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行为;
(二)丧失执业能力或者民事行为能力;
(三)有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4.将第十五条修改为:
“公司自行清算的,清算方案应当报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确认;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清算方案应当报人民法院确认。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清算组不得执行。
执行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股东、董事、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5.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二人以上的,其中一人或者数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后,主张其他人员按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1.将第二条修改为:
“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将第七条修改为:
“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3.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1.将第二条修改为:
“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2.将第四条修改为: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外商投资企业在设立、变更等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外商投资企业股东与债权人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仅以股权质押合同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权质押合同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办理了出质登记的,股权质权自登记时设立。”
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1.将第一条修改为: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民法典第八十四条、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将第二条修改为:
“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或者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分配利润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作出后,公司应当在决议载明的时间内完成利润分配。决议没有载明时间的,以公司章程规定的为准。决议、章程中均未规定时间或者时间超过一年的,公司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利润分配。
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完成时间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时间的,股东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决议中关于该时间的规定。”
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第六条修改为:
“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2.删除第七条。  3.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公告应当在全国性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  4.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  5.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  6.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数额。”  7.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对于伪报票据丧失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或者诉讼程序后,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伪报人的法律责任。”  8.将第四十条修改为:
“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八条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当事人使用的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票据的,按照《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但在中国境外签发的票据除外。”  9.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
“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  10.将第六十条修改为:
“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票据保证无效,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国家机关提供票据保证的除外。”  11.将第六十二条修改为:
“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12.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13.将第六十七条修改为:
“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  14.将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票据法第六十三条所称‘其他有关证明’是指:
(一)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亡的证明、法律文书;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或者下落不明的证明;
(三)医院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死亡的证明;
(四)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
承兑人自己作出并发布的表明其没有支付票款能力的公告,可以认定为拒绝证明。”  15.将第七十五条修改为:
“依据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16.将第七十六条修改为:
“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由于出票人制作票据,或者其他票据债务人未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除应当按照所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持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前款情形而接受的,可以适当减轻出票人或者票据债务人的责任”。  17.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如何组织清算问题的批复》
将正文第二段修改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组织民办学校破产清算,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顺序清偿。”
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1.将引言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认定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制定本规定。”  2.将第四条修改为:
“债务人对按份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关份额,或者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应财产权利,以及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所得部分,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清算,属于共有财产分割的法定事由。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或者和解的,共有财产的分割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进行;基于重整或者和解的需要必须分割共有财产,管理人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因分割共有财产导致其他共有人损害产生的债务,其他共有人请求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放弃债权行为的,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等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上述行为并将因此追回的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对人以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第三人已善意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无法取回该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原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二)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因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导致原权利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5.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已向债务人支付了转让价款,但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未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依法追回转让财产的,对因第三人已支付对价而产生的债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二)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6.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
“买受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原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买受人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其他义务的期限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买受人管理人应当及时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其他义务。
买受人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未及时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完毕其他义务,或者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给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等规定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买受人已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者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除外。
因本条第二款规定未能取回标的物,出卖人依法主张买受人继续支付价款、履行完毕其他义务,以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因买受人未支付价款或者未履行完毕其他义务,以及买受人管理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导致出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出卖人主张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将第二条修改为:
“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提供借款的债权人主张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其主张优先于此前已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的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前述借款设定抵押担保,抵押物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抵押的,债权人主张按照民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了正确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对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制定本规定。”  2.将第四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  3.将第九条修改为:
“期货公司授权非本公司人员以本公司的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的,期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非期货公司人员以期货公司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具备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所规定的表见代理条件的,期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4.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期货经纪合同无效:
(一)没有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主体资格而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
(二)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主体资格的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5.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期货公司在与客户订立期货经纪合同时,未提示客户注意《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内容,并由客户签字或者盖章,对于客户在交易中的损失,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条第三项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根据以往交易结果记载,证明客户已有交易经历的,应当免除期货公司的责任。”  6.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
“在交割日,卖方期货公司未向期货交易所交付标准仓单,或者买方期货公司未向期货交易所账户交付足额货款,构成交割违约。
构成交割违约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有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的,对方有权要求终止交割或者要求违约方继续交割。
征购或者竞卖失败的,应当由违约方按照交易所有关赔偿办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将第八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需要通过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查询、冻结、划拨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应当予以协助。应当协助而拒不协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办理。”
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参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相关国际惯例,结合审判实践,就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制定本规定。”
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对外开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2.将第三条修改为:
“保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保函性质为独立保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函未载明据以付款的单据和最高金额的除外:
(一)保函载明见索即付;
(二)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等独立保函交易示范规则;
(三)根据保函文本内容,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
当事人以独立保函记载了对应的基础交易为由,主张该保函性质为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民法典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2.将第十条修改为: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章人身保险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2.将第九条修改为: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指定行为无效。
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议,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之外另有约定外,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以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二)受益人仅约定为身份关系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时,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根据保险合同成立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
(三)约定的受益人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
二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2.将第二条修改为:
“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制定本规定。”
二十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删除第四条、第五条。  2.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十三、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并参照国际惯例,对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的财产损害赔偿规定如下:”
二十四、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第一条修改为:
“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二十五、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2.将第三条修改为:
“因船舶碰撞导致船舶触碰引起的侵权纠纷,依照海商法第八章的规定确定碰撞船舶的赔偿责任。
非因船舶碰撞导致船舶触碰引起的侵权纠纷,依照民法典的规定确定触碰船舶的赔偿责任,但不影响海商法第八章之外其他规定的适用。”  3.将第八条修改为:
“碰撞船舶船载货物权利人或者第三人向碰撞船舶一方或者双方就货物或其他财产损失提出赔偿请求的,由碰撞船舶方提供证据证明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由碰撞船舶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者由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前款规定的证据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对于碰撞船舶提交的国外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和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的程序审查。”
二十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二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利息,自海事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以担保方式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基金设立期间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十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二十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将第六条修改为:
“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代表对方当事人订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该方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吴湘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等四件案例作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发布,供参考。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长江沿线省市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10项检察举措”,加强跨区域司法协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2月20日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
吴湘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要旨】
在非禁渔区、非禁渔期使用电鱼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因非法捕捞行为破坏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及时修复被损害的渔业生态资源,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先予执行。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湘,湖南省岳阳市旅游局原职工。
被告人王光飞、陈科等11人,均为渔民。
2017年6月,被告人吴湘在洞庭湖捕龙虾贩卖时认识了被告人王光飞。因为上半年经营状况不好,王光飞等渔民提出要吴湘组织他们在洞庭湖捕鱼,弥补捕龙虾贩卖的损失。吴湘找到被告人陈科,要求陈科利用其熟悉洞庭湖水域等便利,为他组织渔民采用电鱼方法捕鱼提供便利。吴湘与王光飞商议所捕渔获物由吴湘与渔民四六分成,吴湘得四成,王光飞等渔民得六成。
2017年12月19日至30日,吴湘组织王光飞等人多次在洞庭湖水域,使用国家明令禁用的“门板式”电网进行非法捕捞,共计捕获渔获物566.96千克,非法获利12280元。2018年1月1日,吴湘组织陈科等人分乘5条渔船,在洞庭湖大桥至长江城陵矶之间水域,使用“门板式”电网进行非法捕捞,被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民警当场抓获。现场查获的非法捕捞渔获物共计2150.05千克。
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评估,吴湘等非法电捕鱼损害了洞庭湖区和长江岳阳段城陵矶水域的渔业生态资源,造成成鱼损失量为8600千克,鱼卵、仔鱼损失量约为400余万尾。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出庭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8年5月7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湘等12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2018年6月21日,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出示、宣读了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出具的生态损失评估报告、渔政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并重点就本案“情节严重”的构罪要件进行了阐释,证明了被告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一是作案地点特殊。吴湘等人非法电捕鱼现场位于长江岳阳城陵矶段,东面为三江口长江水域,南面为城陵矶,西面为三江口洞庭湖水域,北面为君山芦苇荡。三江口是洞庭湖入长江之口,是长江干流与洞庭湖连通的重要水域,此处清浊交汇,是长江江豚种群进行迁移的唯一通道,也是多种鱼类洄游和产卵的越冬场和育幼场,鱼类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该江段共分布有鱼类215种,近年来由于非法捕捞,渔业资源明显衰退,现在能够监测到的鱼类仅有58种。
二是作案方式特殊。电鱼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一种捕捞方式。被告人采用的“门板式”电网,通过电线与发电机连接后,能够释放出1000至2000伏左右的高压,使用渔船拖着带电渔网在水中进行扫荡式捕捞,对渔获物没有选择,是一种毁灭式的捕捞方式。这种捕捞方式导致各类受波及水生物死亡或受损,侥幸逃脱电击的鱼类,其生理功能会遭受不同程度损伤,运动能力、捕食能力、抗病能力和识别能力都会显著降低,并极易导致不育,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同时电流还会对水体中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造成致命伤害,鱼类饵料生物资源量显著降低,导致过电水域局部“荒漠化”,增加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
三是非法捕捞数量巨大。根据评估,电鱼方式对成鱼造成的损失,可区分为沉底的鱼(电晕或电死)、上浮的鱼(电晕或电死)以及电伤逃跑的鱼三部分,其中仅上浮的鱼能够被打捞上来作为渔获物。本案现场查获的渔获物约有10个品种,达2150.05千克。根据评估,造成成鱼损失量8600千克,鱼卵、仔鱼损失量约为400余万尾。
吴湘等12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的事实和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
(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申请先予执行
2018年5月29日,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吴湘等12名被告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承担生态评估费用。
因国家规定的禁渔期将于2018年6月30日结束,如果等到裁判生效时执行,将不能完全修复洞庭湖生态资源。为充分利用洞庭湖尚处于禁渔期的时机,6月20日,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生态修复,法院裁定限吴湘等12名被告于6月25日前交付68666元,购买成鱼和鱼苗后在长江岳阳段城陵矶水域放流成鱼8600千克,幼鱼400余万尾,并责令吴湘等12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专家评估费用10000元。
2018年6月25日,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公安、渔政等部门,以“牢记嘱托,忠诚履职,守护好一江碧水”为主题,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渔民和志愿者在洞庭湖边举行了大型公益诉讼增殖放流生态保护活动,现场见证投放成鱼、幼鱼,并委托公证部门予以公证。
(三)处理结果
鉴于吴湘等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履行民事裁定,投放成鱼和鱼苗,被其破坏的水生物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对吴湘等12名被告人可依法从轻处罚。2018年7月5日,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吴湘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处被告人王光飞、陈科等拘役,没收发电机、门板式电网、电线等作案工具。吴湘等人当庭表示不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电鱼是国家法律禁止的捕捞方式。《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使用电鱼方式捕鱼,是典型的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电鱼方式捕鱼,无论渔获物多少,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非禁渔区和非禁渔期,使用电鱼方式捕鱼,达到500千克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的,也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二)检察机关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区别于普通民事公益诉讼的一种特殊、独立的案件类型,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而提起的一种诉讼类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本案中,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湘等12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时,就吴湘等人损害洞庭湖水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有利于及时修复洞庭湖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三)准确认定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和修复费用。如何确定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如何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是办理破坏生态环境类案件的要点和难点。本案中,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出具评估报告,明确量化了吴湘等12人非法捕捞行为对洞庭湖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害,提出了可通过投放一定数量的成鱼和幼鱼的方式对受损水体进行生态修复的建议。检察机关结合评估情况,委托渔政部门参考当地市场价格,对放流鱼种进行价值估算,为公益诉讼请求提供了明确依据。这种认定因非法捕捞导致生态损失范围的方法,可供检察机关办理类似案件时参考借鉴。
(四)在公益诉讼领域可探索适用先予执行措施。先予执行在民事诉讼中一般适用于申请人生活或生产经营急需等紧急情况。修复受损生态环境通常也具有急迫性、时效性,有的一旦错过合适的修复时机,可能导致生态损害扩大甚至永久性功能损害。本案中,为在禁渔期结束前及时修复受损水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保证了在禁渔期内增殖放流,既使受到损害的长江洞庭湖流域渔业生态资源得到修复,又从法律上惩治震慑了非法捕鱼行为,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刘洋等十六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要旨】
有组织地采取暴力、威胁、驱赶、滋扰、打砸、勒索等手段控制长江一定水域非法采砂作业,通过收取“保护费”等形式聚敛钱财,严重破坏该水域社会治安、航运秩序、堤防安全、生态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洋,无业。1997年3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7年10月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被告人黄华宇、张轩等15人,均无业。
2015年3月,被告人刘洋发现长江武汉二七长江大桥至天兴洲长江大桥段水域长达十余公里的江面上有船只在非法采砂,利润巨大。该段流域江面辽阔,公安机关查处难度大。刘洋“发小”黄华宇有个拆迁公司,手下养了一帮人。刘洋遂找到黄华宇,合谋商定采取控制长江武汉二七长江大桥至天兴洲长江大桥段水域非法采砂作业的手段从中牟利,每条船采砂一船收2000元。黄华宇安排人到江上去查船,查船的人负责报船号给刘洋,刘洋告诉他们哪些船已交保护费可以采砂,哪些船要交保护费,不交则要采取打砸等方式驱赶。每天收回来的钱交给黄华宇,由他负责开支查船费用,利润由刘洋和黄华宇平分。
为了达到犯罪目的,刘洋、黄华宇以原有人员为基础,并招募人员加入,逐步形成了分工明确的非法组织。该组织以刘洋、黄华宇为首,张轩等为骨干成员,利用夜晚和长江江面水域广阔之机,流窜作案,通过实施有组织的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对长江武汉段水域非法采砂活动予以控制。
为了便于作案和控制组织成员,刘洋和黄华宇多次向组织成员灌输“不准吸毒赌博,不准接私活,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等组织纪律,并向组织成员按月发放工资,由组织集中供应伙食和香烟,同时采取逢年过节发放慰问品和慰问金,行动中成员受伤医治由组织报销医药费等手段对该组织成员实施管理和控制。
2016年2月,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先后将刘洋等16名被告人抓获。经查实,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刘洋、黄华宇等共计敲诈勒索2381船次,聚敛钱财达173万余元。刘洋、黄华宇各分得赃款15万元。该组织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致1人轻伤、1人轻微伤及被害人巨额财产损失,给长江流域武汉二七长江大桥至天兴洲长江大桥段水域社会治安、航运秩序、堤防安全、生态环境和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影响恶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2016年3月16日,刘洋团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引导取证,认为该案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建议公安机关将侦查方向转向“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经进一步收集证据,公安机关对刘洋等16人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移送审查起诉。
(二)出庭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7年8月3日,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以刘洋等1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2017年11月4日,江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从四个方面对该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发表意见:
一是组织特征。本案中,刘洋和黄华宇为组织领导者,有6名较为固定的骨干成员,还有多名一般参加者,组织成员多达20余人。为了便于作案和控制组织成员,该组织内部等级结构严密、成员分工明确。
二是经济特征。该组织通过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聚敛巨额钱财。刘洋等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通过垄断经营长江部分水域非法采砂业务,以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向2381船次敲诈勒索,聚敛钱财达173万余元,数额巨大。
三是行为特征。以被告人刘洋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暴力、威胁、驱赶、滋扰、打砸、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手段,对采砂船主进行敲诈勒索,致1人轻伤、1人轻微伤。该组织利用其组织势力和影响对他人造成威慑,欺压、控制非法采砂船只和人员,表现出明显的暴力性、胁迫性、有组织性。
四是危害性特征。该组织非法控制采砂行业,扮演“地下执法者”的角色,危害生态环境,影响了长江堤防安全,破坏了当地的航运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降低了公众的安全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三)处理结果
2017年12月20日,江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洋、黄华宇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罚金30万元;判处其他14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有期徒刑三年到十一年六个月。刘洋等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结合办案提出对策建议
江汉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剖析案件特征,分析了监管和执法方面问题,提出了关于打击黑恶势力控制长江武汉段水域采砂行业的对策建议:一是针对长江武汉段流域“涉砂”利益链条,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监管体系;二是针对长江武汉段流域“涉砂”“涉黑”犯罪,构建联合执法协作机制;三是提高查办长江武汉段流域“涉砂”“涉黑”犯罪的执法水平,构建“涉黑”案件“侦捕诉”协作机制。武汉市政府有关部门对长江武汉段非法采砂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
【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刘洋等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长江非法采砂利润巨大,暴利诱惑下易滋生黑恶势力犯罪。刘洋等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对非法采砂船主形成心理震慑,对长江武汉段一定水域的采砂作业形成非法控制,以向非法采砂船主勒索“保护费”的方式牟取暴利,并将其中部分经济利益用于支撑该组织的非法活动和发展壮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二)检察机关对“涉黑”犯罪要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团伙性、行业性寻衅滋事等犯罪案件过程中,要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注重审查案件是否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可以派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对侦查方向、取证要求、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建议,处理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等问题,依法准确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三)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积极推动非法采砂行为的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惩治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背后的黑恶势力犯罪,对保障和促进长江经济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查找发案原因,搞清楚非法采砂为何禁而不绝,黑恶势力收“保护费”“地下执法”因何猖獗,政府部门的监管执法有何漏洞,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有关部门堵漏建制、规范管理、加强执法,最大限度挤压和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和非法采砂蔓延的空间和土壤,运用检察力量保障长江经济带社会治安、航运堤防安全和生态环境。
赵成春等六人非法采矿案
【要旨】
长江水域非法盗采江砂活动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和水体生态环境,严重威胁长江航运及堤防安全,应以非法采矿罪论处;采运一体盗采模式可以采用“抵岸价”认定犯罪数额;运输者和采砂者事前共谋,以非法采矿罪的共犯论处;受雇佣人员与主犯相互勾结,积极实施非法采矿活动,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成春,采砂船船主。
被告人赵来喜,运砂船船主。
被告人李兆海等4人,采砂船和运砂船船工。
2013年春节后,被告人赵成春与被告人赵来喜经共谋,由赵成春负责在长江镇江段采砂,赵来喜以小船每船1500元、大船每船2400元的价格收购。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赵成春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在长江镇江段119号黑浮下游锚地附近水域使用吸砂船非法采砂,将江砂直接吸到赵来喜的两艘货船上,后分别由赵来喜的雇工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等人驾船将江砂运输至赵来喜事先联系好的砂库予以销售。
经鉴定,涉案江砂成分主要为石英砂,属于非金属矿产。赵成春、赵来喜、李兆海、李永祥非法采砂38万余吨,造成国家矿
产资源破坏价值152万余元。赵加龙参与非法采砂22万余吨,价值90万余元;徐培金参与非法采砂15万余吨,价值62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2016年2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同步派员提前介入,提出三点取证意见:一是研究论证江砂是否属于矿产资源;二是重点收集有关盗采江砂数量的书证,并对江砂价值进行认定;三是查证受雇佣人员、收购江砂人员的作用和主观故意,评判是否构成犯罪。
检察机关提出取证意见后,公安机关在如何确定江砂价值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江砂被打捞出水面,非法采砂行为即已完成,应以江砂的出水价格认定砂石价值。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江砂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认定砂石价值。第三种观点认为,结合本案开采、运输、销售行为的整体性,应以江砂抵岸价格认定砂石价值,但涉案江砂经赵来喜等人运输到镇江、南京等多地,运输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江砂的收购价格。
承办检察官提出以江砂到达镇江本地的抵岸价格作为鉴定江砂价值节点,理由是:(1)本案系“采运一体”的作案方式,不应以出水价格来认定砂石价值;(2)犯罪嫌疑人将江砂运输到岸边并被砂商收购,其牟利目的才得以实现,以抵岸价格认定具有合理性;(3)犯罪嫌疑人在镇江、南京等不同地点销售,以距离较近的镇江本地抵岸价格认定,对犯罪嫌疑人较为有利。检察机关的意见获得公安机关认可。
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了以下问题:一是江砂属矿产资源。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出具的鉴定意见,一致认定本案江砂为细砂,成分主要为石英,为《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的非金属矿产中的天然石英砂(建筑用砂),属于矿产资源;二是涉案江砂价值。公安机关查获了犯罪嫌疑人之间交接江砂船次、资金往来等书证,有效锁定犯罪嫌疑人盗采江砂数量,并根据犯罪嫌疑人作案方式、目的等,以江砂运抵镇江的被收购价为节点,认定了涉案江砂的单价以及盗采江砂价值;三是受雇佣人员构成共同犯罪。李兆海等四名受雇佣人员明知他人盗采江砂而积极提供协助,且四人长期从事非法采砂行为并多次逃避行政处罚,应认定为共同犯罪。
(二)审查起诉进一步查明受雇佣人员作用
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经提讯查明,在日常盗采活动中,赵成春与赵来喜两名主犯主要负责谋划、组织,一般不在现场,由李兆海等四名受雇佣人员在采砂现场负责联络,敲定采砂具体时间、地点,以及负责江砂的交接、记账和现场签字确认等工作,四人对采砂现场具有管理职能。同时,经向有关部门调取近年统计年鉴、工资指导价位等资料,李兆海、李永祥等四人的收入明显超过当地一般船工,进一步证实了该四名受雇佣人员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
(三)出庭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6年8月31日,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成春等6人涉嫌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17年1月17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赵来喜及其辩护人称赵来喜只是运砂,没有采砂,不应当定性为非法采矿罪共同犯罪。
公诉人答辩:一是从犯意联络来看,二人事前共谋实施非法采砂活动;二是从本案操作流程分析,在非法采砂过程中,运砂与采砂不可分割;三是从犯罪目的来看,运输、销售是非法采砂谋取暴利的必然过程。赵成春与赵来喜分工协作,构成开采、运输、销售整体作案行为链,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对长江砂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应属共同犯罪。法庭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
(四)处理结果
2017年4月28日,京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成春、赵来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2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罚金1.8万元、1.6万元。被告人违法所得1425200元予以追缴,吸砂船只予以没收。赵来喜不服,提出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赵成春等被告人在长江水域非法采砂构成非法采矿罪。近年来,建筑市场对砂石需求旺盛,受利益驱使,长江流域非法采砂现象屡禁不止。河砂是保持河床稳定和水流动态平衡不可缺少的铺盖层和保护层,在河道非法采砂,破坏河床结构和水流动态平衡,掏空防洪工程基础,使堤防控水能力下降,影响防洪安全。非法采砂行为还改变局部河段泥沙输移的平衡,影响河势稳定,导致废弃物、污染物随意排放,扰动底泥引发重金属污染,危害饮水安全,破坏长江渔业资源生存繁衍环境。检察机关应当严格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非法采砂情节严重的,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要合理确定非法采砂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河砂是一种短期内不可再生资源,具有财产属性,天然河砂资源迅速减少,价格持续上涨。实践中,对非法采砂价值难以认定的,可由价格认证机构出具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江砂存在出水价、抵岸价、离岸后市场销售价等不同价格,以及因运输、销售地点的远近等因素导致价格差距较大的情况。对此,应从采砂工作原理、盗采运作模式入手,合理确定价格认定节点。对于采运双方未事前通谋,在采砂现场予以销售的,应以出水价格认定;对于采运一体实施犯罪,非法采砂后运至市场被砂商收购的,应以抵岸价格认定,销售地点难以确定的,一般应以较近的抵岸地为价格认定节点。
(三)要准确认定受雇佣人员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实践中,对非法采砂活动中受雇佣人员的责任认定,除结合其参与利润分成、领取高额固定工资或者曾因非法采砂行为受过处罚外,还应参考其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和主观过错,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分析评价:(1)是否明知他人未取得采砂许可,仍为其提供开采、装卸、运输、销售等帮助行为;(2)是否听命于雇主,是否具有一定自主管理职责;(3)是否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帮助逃避检查。通过综合评价,对构成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保不枉不纵。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镇政府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导致环境污染状态持续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治理。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中央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对上海市2017年城乡中小河道整治情况进行督查。上海市环保局2018年1至5月的水质检测结果通报显示,上海市崇明区黑臭河道(以小河小沟为主)约1000条,占当地河道的10%左右,水环境治理任务较为繁重。5月17日,上海市崇明区河长办向各乡镇河长办发出《关于切实做好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本区列入2017年城乡中小河道整治任务的18条河道及2018年新增的15条河道进行自查并整改落实。截至2018年7月,经上海市崇明区河长办委托第三方对相关水体进行检测,相关乡镇辖区内河道仍存在诸多黑臭水体,治理效果不佳。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线索来源
鉴于区河长办成立时间不长,工作机制制度尚不够健全完善,为推进黑臭水体治理,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区河长办多次与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沟通,希望积极发挥司法机关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黑臭水体治理。2018年8月,崇明区政府向检察机关移送了《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专项督查第六工作组受理事项交办单》《上海市崇明区河长制办公室督办单》《国家城市黑臭水体专项督查乡镇自查情况汇总》等线索和材料。
(二)调查核实
2018年8月6日,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成立“8·06”黑臭河道办案组,由检察长带领公益诉讼检察官、生态检察官,及时查清乡镇在河道治理中的职责,确定履职主体,开展相关工作。崇明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询问乡镇河长办负责人,详细了解河道水质整改现状及近期水质考核结果,并协助乡镇河长办勘查了崇明区相关乡镇河道,走访听取河道周边村民意见。利用无人机等设备,现场查看农业种植、蟹塘养殖、截污纳管改造、生活污染排放等影响水质的陆面区域,全面掌握河道周边环境现状,做好诉前取证固证工作。
经调查核实,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确定堡镇、中兴镇、长兴镇内10条河道存在较为严重的水质油黑污染,水体中氨氮、溶解氧和透明度等指标明显不达标,三镇政府履行河道管理不尽责,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三)提出检察建议
2018年8月17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的规定,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堡镇、中兴镇、长兴镇政府发出书面检察建议,督促三镇加强对水治理工作的重视,依法履行对受污染河道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职责,并提出了具体治理建议。
为增强检察建议实效,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在长兴镇政府组织开展了检察建议宣告送达。在对三镇政府负责人宣告检察建议时,邀请区河长办派员列席,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旁听。
(四)监督结果
三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在检察建议回复期内聘请社会化养护单位,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拆除违建、生态修复、加快居民生活污水统一截污纳管施工进度、确保“雨污分流”等措施,落实黑臭水体整改。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截至2018年12月,三镇政府均已依法全面履职,相关河道非法网簖和违章搭建等被及时拆除,岸坡垃圾、河道水生有害植物被及时清理,河水黑臭现象消除。同时,通过制发和公开宣告检察建议,起到良好警示效应,推动崇明区其他乡镇政府由点及面开展黑臭水体整治。根据整治后定期监测数据显示,崇明区优于三类水质的水体占监测水体70%以上,优于四类水质的水体约占90%,全区水体质量已有明显改善,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上海市崇明区位于长江入海口中心,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最后一公里。全区共有16000余条大小河湖,拥有青草沙、东风西沙两个重要水源地,以及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两个重要生态承载区。目前,崇明岛正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生态环境保护对崇明意义重大。本案中,三镇政府履行河道管理不尽责,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用“检察蓝”守护“生态绿”,督促基层政府及时全面履行污水治理职责。
(二)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的作用,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的双赢多赢共赢。《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发送检察建议与提起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因此,发送检察建议能够达到监督目的的,就不必再提起公益诉讼。
(三)宣告送达有助于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检察建议宣告送达,是提升检察建议社会影响力,增强检察建议“刚性”的有效方式。开展检察建议宣告送达,应当商被建议单位同意,可以在人民检察院、被建议单位或者其他适宜场所进行。由检察官向被建议单位负责人当面宣读检察建议书并进行示证、说理,听取被建议单位负责人意见。必要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第三方人员参加,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宣传、教育、警示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公司行为的认定规则,改变过度强调公章效力的观念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公司作为个体组织,其表示意思的方式必然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宜进行弱化,但可以进行裁判思路上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即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该条款是对原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进行了完善,使按手印与签字、盖章签订合同的方式并列,也成为法定的签订合同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好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同时不断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公司行为认定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法公正审理好案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91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91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改革审判制度彻底改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现象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足,“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发挥。
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些都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根据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在全国50个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开展为期三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出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了人民陪审员法立法进程。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选任方式、参审范围、职权行使、履职保障等内容。就您关心的有关问题,《人民陪审员法》均作了相应规定:
一是关于增加陪审员数量。《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这将使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一升一降"即选任年龄从原来的23岁上升为28周岁,学历从原来的大专下降到高中,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还可以不受学历限制,有利于大幅度扩大选任范围,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有机会选为人民陪审员。
二是关于优化陪审员组织结构,公开、健全选任制度。《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实行“二次随机",即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这是保障人民陪审员来源广泛性和公平性的重要手段。根据《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今后80%以上的人民陪审员将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20%。同时,《人民陪审员法》在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关方面作出重大调整,由基层人民法院牵头改变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共同参与。这些规定,有助于提高人民陪审员选任的透明度、公信度。
三是关于加强陪审员履职保护。《人民陪审员法》规定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利,同时也作出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参加审判活动的义务性规定。《人民陪审员法》还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有利于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职的积极性。
四是关于法官的指引义务。《人民陪审员法》首次明确规定,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要求切实强化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指引、提示义务,明确法官对案件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责任,努力增强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合理引导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其“民间智慧",促进案结事了。
今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认真做好人民陪审员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社会各界意见,认真学习领会立法精神,加大贯彻落实力度,确保将《人民陪审员法》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不断取得新进步。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52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52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人民法院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更大作为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相继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及《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顶层制度设计,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服务“三农"工作,对照中央“三农"工作要求,立足审判职能作用,出台系列司法服务保障意见。例如,2022年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对标对表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将党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
各地人民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深入贯彻《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乡村建设行动方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具有可推广性的典型。例如,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设立黑土地保护服务点,守护“黑土粮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人民法院可可托海人民法庭通过完善诉讼服务、多元解纷、法治宣传等机制,护航旅游龙头产业。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人民法庭在全镇55个村庄设立“法官工作站",大大提升治理效能;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蓝村人民法庭创建“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站,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还有您提到的云南省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围绕法治、自治、德治融合的实践和推动乡村“五个振兴"的探索,积极服务易地扶贫搬迁,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创建,推进无讼乡村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村民矛盾“不出村、不出组",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矛盾纠纷。在服务文明乡村建设方面,各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和要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以法治大力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有力推动平安乡村、美丽乡村建设。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在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存在参与界限不明、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在自身建设上还存在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财物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出台相关举措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强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调研和指导,积极总结实践中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加以推广,持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涉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2016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强调要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减少公权力对市场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预,维持市场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与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保护力度不断增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观念、认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产权保护领域仍然存在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理念未深入人心、保护产权的机制体系尚不完备等问题,在行政强制、征收拆迁等领域,侵害私有产权的违法行为仍然存在,导致行政争议的发生。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重大部署,更好营造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发挥司法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加强对产权保护的司法监督,促进提高全国法院产权保护行政案件办理质效,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从全国范围撷选了一批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今天正式向社会公布。
该批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坚持对产权的平等保护和全面保护,明确对行政机关侵犯产权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提示各种所有制主体产权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途径。期望通过这些案例的发布,有效推广相关法院的有益经验,提高产权保护精准度,加快建立产权保护长效机制;期望通过这些案例的发布,促进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推动完善守信践诺机制,促进构建更加和谐的官民关系,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恒心信心;期望通过这些案例的发布,积极传递司法正能量,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使产权的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提高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将坚持依法妥善审理涉产权保护行政案件,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和公民的财产权,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长治久安。
最高人民法院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一、海口博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口市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3月,海口博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隆公司)通过公开挂牌出让方式取得642351.2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2012年,原海口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作出的多份函件中,认为涉案土地存在权属纠纷和征地遗留问题,暂缓报建,待问题解决后再进行申报。海口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亦认可涉案土地未开发是政府原因所致。2015年,海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琼府〔2015〕2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24号文)规定,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以协议方式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权人已缴交的土地出让价款、前期合理投入以及自土地出让金缴交之日和前期合理投入资金之日至收回土地使用权期间利息总额予以确定;如该价格高于市场评估价格的,按照市场评估价格协议收回土地使用权。2017年,市国土局告知博泰隆公司涉案土地构成闲置土地并拟有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月3日,市政府向博泰隆公司作出了收地决定书,以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需要为由,决定收回涉案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给予适当补偿,“适当补偿标准按24号文的规定执行”。博泰隆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土地因政府原因导致闲置,市政府因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共利益需要,决定有偿收回涉案土地,认定事实清楚。24号文规定的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适用于因政府原因导致土地闲置、政府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一致的情形。涉案土地因公共利益需要被收回,却适用24号文中相关闲置土地标准给予补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遂判决撤销市政府作出的收地决定书中“适当补偿标准按照24号文的规定执行”的内容,并驳回博泰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土地同时存在因政府原因造成闲置和因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情形下,政府既可通过闲置土地处置程序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也可通过因公共利益需要国家依法有偿提前收回程序收回土地使用权。为公共利益需要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该款规定的“适当补偿”应当是公平合理的补偿,即综合考虑被收回土地的性质、用途、区位、评估方法、闲置原因等因素,参考市场价格予以补偿。涉案收地决定书简单以土地使用权人已缴交的土地出让价款、前期合理投入以及相应的利息总额进行补偿欠妥,且不符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自然资办函〔2018〕1903号函(以下简称自然资源部1903号函)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2019〕12号文(以下简称海南省人民政府12号文)的规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的问题。根据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该款规定的“适当补偿”应当是公平合理的补偿,即综合考虑被收回土地的性质、用途、区位、评估方法、闲置原因等因素,参考市场价格予以补偿。为了适时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土地使用权人及其他投资人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1903号函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12号文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存量商品住宅用地的补偿金额不低于土地使用权人取得土地的成本,并综合考虑其合理的直接损失,参考市场价格确定。本案中,行政机关应本着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按照自然资源部1903号函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12号文的精神,依法合理作出补偿,合法合理保护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二、古田翠屏湖爱乐置业有限公司、福建爱乐投资有限公司诉古田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及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7月3日,古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田县政府)与福建爱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爱乐公司)签订了《古田县翠屏湖片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约定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用地总面积约1000亩,项目定位为酒店、居住、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端生态城市综合体。其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2015年4月23日,福建爱乐公司指派庄某某通过公开拍卖竞得首期开发建设用地103084平方米,并与原古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人民币1.2亿元。2015年5月8日,古田翠屏湖爱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田爱乐公司)成立,作为案涉投资开发项目的落地公司。2015年7月13日,古田爱乐公司与原古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由古田爱乐公司承接庄某某之前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全部权利义务。随后,古田爱乐公司进行项目建设,不同程度建设了酒店、附属楼及50余栋别墅并预售了部分别墅。其后,古田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以适应省生态文明实验区建设需要,依照新颁布的水资源、国有林场的有关行政管理规定,按照省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以停止翠屏湖沿线公路内侧地产类开发项目的实施、对翠屏湖高头岭片区规划进行新的调整等为由,叫停了案涉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销售。同时,古田县政府成立整改对接工作小组,启动协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工作。后因收回及补偿事宜协商未果,古田爱乐公司、福建爱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古田县翠屏湖片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及补偿损失约2.6亿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政策、规划、用途等调整,涉案行政协议已无法履行,福建爱乐公司和古田爱乐公司请求解除案涉行政协议应予支持。同时,以相关评估机构对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评估价格作为解除案涉行政协议造成损失金额的计算依据,确定支付给古田爱乐公司的损失金额。为此,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古田县翠屏湖片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古田县政府向古田爱乐公司支付302146933元及相关利息的损失;驳回古田爱乐公司和福建爱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经多方组织调解,促成各方就案涉行政协议的解除、企业损失的支付、项目建设用地收回、在建工程的交接、相关购房户及建筑商款项的善后工作等事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根据调解协议,二审法院依法作出了《行政调解书》。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的行政协议应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应对符合法律规定解除行政协议给民营企业合法产权造成的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行政协议具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特点,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适用审理民事合同纠纷的相关规则,因此,属于可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二审法院为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实验区建设要求,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有效化解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积极组织各方当事人协商调解。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为双方厘清是非、释明法理,终于使各方取得共识,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有效化解了案涉行政协议的争议,还一揽子解决了因解除案涉行政协议引起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土地使用权收回、在建工程交接以及有关购房户、工程款纠纷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既为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提供司法服务,又为民营企业合法产权提供司法保障,促进了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李三德诉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李三德系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陈家村(以下简称陈家村)村民,在该组拥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2013年12月25日,宝鸡市渭滨区旧城改造领导小组发文成立了陈家村城改办,对陈家村进行城中村改造。2015年9月16日,李三德作为乙方与甲方陈家村城改办签订《拆迁过渡协议》。该协议约定全村实行统一的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并对于乙方住房面积做了确认,约定了过渡费和搬迁费、奖励的金额,同时约定乙方应在2015年10月15日前签订协议并腾空房屋、交付房屋钥匙,交由甲方实施拆迁。2015年10月2日,李三德将房屋腾空并向陈家村城改办交付住房钥匙。2016年9月11日,陈家村村委会组织实施拆除了李三德的房屋。李三德不服拆除房屋的行为,于2016年10月17日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渭滨区政府)强拆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裁判结果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渭滨区政府拆除李三德房屋系依据《拆迁过渡协议》实施的合法行为,判决驳回李三德的诉讼请求。李三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家村村委会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李三德房屋的行为系代渭滨区政府实施的受委托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渭滨区政府承担。渭滨区政府既没有依法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也没有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且在没有完成安置补偿工作的情况下,直接对李三德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渭滨区政府拆除李三德房屋的行为违法。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和方式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拆迁”原则,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在被征收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若要实现强制搬迁和拆除,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利。本案中,渭滨区政府在李三德腾空房屋并交付住房钥匙后实施拆除房屋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依照协议的行为,也不违背李三德的意愿。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貌似自愿”是建立在被征收人李三德并没有获得实质补偿的基础上。李三德受政府许诺“奖励”政策的影响,与陈家村城改办签订了《拆迁过渡协议》,仅对过渡费、搬迁费和奖励金额等进行约定,并未对李三德作出实质性补偿安置。渭滨区政府以此作为拆除房屋的依据,不符合“先补偿、后拆迁”原则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全面保护被征收人切身利益。因此,渭滨区政府在没有完成安置补偿工作,又没有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拆除了李三德的房屋,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四、武汉市武昌南方铁路配件厂诉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洪山区政府)作出洪政征决字〔2015〕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杨泗港长江大桥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征收部门为该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洪山区征收办)。武汉市武昌南方铁路配件厂(以下简称南方配件厂)的厂房位于征收范围内,规划用途为工业配套。被征收人投票选定评估机构后,洪山区征收办分别于2015年6月12日及24日对房屋初步评估结果和房屋征收价格评估结果进行了公告,评估公司在此期间制作了南方配件厂的分户评估报告,但洪山区征收办直至2016年5月31日才向南方配件厂留置送达。洪山区征收办另外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南方配件厂的变压器、车床等设备类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但未向南方配件厂送达。因南方配件厂与洪山区征收办始终未达成补偿协议,经洪山区征收办申请,洪山区政府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洪政征补字〔2016〕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补偿决定)并张贴于南方配件厂厂房处。该补偿决定设定的产权调换主要内容为:“......房屋征收部门提供位于洪山区红霞村红霞雅苑10处房屋作为产权调换房......规划用途为住宅......”。2016年9月28日,南方配件厂的厂房被强制拆除。南方配件厂不服该补偿决定,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满后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疑问的可以申请复核评估及鉴定。本案中,洪山区征收办向南方配件厂留置送达分户评估报告的时间距该报告作出近1年,导致南方配件厂失去了申请复核及鉴定的权利并错过签约期,构成程序违法。对于南方配件厂的设备资产补偿问题,虽然洪山区征收办另委托评估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但未向南方配件厂送达,亦构成程序违法。一审遂判决撤销洪山区政府作出的2号补偿决定。洪山区政府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2号补偿决定程序违法的一审裁判意见予以支持。同时认为,该补偿决定虽然在形式上设定了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供选择,但就实质内容而言,洪山区政府针对南方配件厂的规划用途为工业配套、实际亦用于生产的厂房,提供10套住宅用于产权调换,这与南方配件厂秉持的通过产权调换获得新厂房、征收后继续生产经营的意愿及需要严重不符,实质上限制了南方配件厂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权,洪山区政府也未能举证证明南方配件厂的上述意愿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客观上无法实现。据此,2号补偿决定设定的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不符合行政行为合理性原则的要求,属于明显不当的情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特别是经济效益尚可的企业在遇到征收时,出于坚持生产事业、安置员工等主客观方面的实际需要,往往抱有在征收后继续生产经营的意愿,这种意愿是企业经营权及财产权的合理延伸。为实现这一意愿,被征收企业多倾向于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希望直接获得用于继续生产的房屋、场地等必要生产资料。在征收补偿工作中,征收补偿实施主体应当适度考虑被征收企业的意愿和被征收房屋的特定用途,在不突破法律规定和征收补偿政策框架、不背离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正当履行告知、送达等法定程序义务,作出合理的补偿决定,在维护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对企业经营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力得以维系。
五、汕尾市真诚公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汕尾市人民政府排除、限制竞争案
(一)基本案情
为解决公共交通相对落后的状况,汕尾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汕尾市政府)于2015年7月27日形成《工作会议纪要》,决定以政府许可方式与广东省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公共交通事业,将该市公共交通经营权及公共站场土地使用权许可给其项目公司汕尾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尾粤运公司)。根据上述会议纪要,汕尾市交通运输局于同日向汕尾市真诚公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诚公司)发出《通知》,要求该公司办理相关公交车的报废手续并停止营运,同时收回经营权指标。
随后,汕尾市政府于2015年8月21日就该市辖区“0-50公里公共交通项目”发布特许经营权招投标公告,要求参与投标者的资质条件应达到包括资产总额不低于20亿元、具有10年以上国家一级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的资质等4项要求。经报名、公示,后因其他参与者中途放弃,广东省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关联公司成为唯一的投标者。经竞争性谈判,2015年9月28日,汕尾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公告,同意该特许经营项目具体由汕尾粤运公司负责实施。真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汕尾市政府上述独家特许经营许可决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真诚公司的诉讼请求。真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汕尾市政府发布招投标公告之前,已经事先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将汕尾市辖区范围内的公共交通特许经营权直接授予汕尾粤运公司独家经营。交通行政部门亦根据该纪要决定提前收回真诚公司的相关公交运营指标。汕尾市政府提前指定独家特许经营者,违反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关于应由市场竞争机制来确定经营者的相关规定,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市场原有同业竞争者的行为,应当认定该特许经营许可行为违法。但考虑到本案涉及公共利益,若撤销该许可将会给汕尾市公共交通秩序造成损害,给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不便,遂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汕尾市政府实施涉案特许经营权许可行为违法,但保留其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是我国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的行为。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管理领域,地方政府较常以授予独家特许经营权为对价,吸引、鼓励和引导更多优质社会资本参与相关投资和管理,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由于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加上独家特许经营许可本身具有排他性,因此在特许经营许可纠纷案中,如何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审查认定难度较大。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未经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未按法定程序实施或者故意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指定特许经营者,排除、限制同一市场其他同业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和参与权,损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属于反垄断法上所规制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应当确认其违法,以保护各种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六、新泰市海纳盐业有限公司诉原新泰市盐务局行政处罚案
(一)案情介绍
2014年5月15日,原新泰市盐务局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新泰市海纳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公司)涉嫌违规购进工业用盐。经调查,原新泰市盐务局认定该公司违规购进工业用盐52吨,违反了《山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购进盐产品”的规定,故根据《山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该公司工业盐52吨,罚款58000元。海纳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海纳公司购买工业用盐的行为违反了《山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新泰市盐务局依据《山东省盐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海纳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判断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结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对法律中没有规定的行政处罚行为可否作出补充规定问题的答复》的精神,对于该条款的正确理解应当是“第一,国家已经有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结合本地情况予以具体化,但是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第二,在国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为加强盐业管理,《盐业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购买经营工业用盐的行为没有设定行政处罚。本案中,原新泰市盐务局依据地方性法规对海纳公司购买工业用盐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超出了《盐业管理条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行为的范围,遂判决予以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意义
盐资源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对相关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满足市场和企业发展需求。《盐业管理条例》作为规范盐业管理领域的行政法规,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购买经营工业用盐的行为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不能超出《盐业管理条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行为的范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再审审查程序明确了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彰显了司法的监督纠错功能,保护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权,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七、广州市淦灿贸易有限公司诉原韶关市新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17日,韶关市新丰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县城集贸市场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告知凡肉类、蔬菜类等经营者一律进入市场经营,禁止在集贸市场外摆摊设点、流动、开店铺经营肉菜类行为。2017年12月26日,广州市淦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淦灿公司)向原韶关市新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新丰工商局)申请登记设立广州市淦灿贸易有限公司新丰三分公司,经营场所为新丰县丰城街道办事处人民西路93号09、10门店,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鲜肉。2018年1月11日,新丰工商局以淦灿公司的申请不符合《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韶关市农贸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及《通告》等规定为由,作出新工商驳字〔2018〕第1号《登记驳回通知书》(以下简称《登记驳回通知书》),决定不予登记。淦灿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新丰工商局作出的《登记驳回通知书》。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淦灿公司的申请事项,不符合《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和《通告》的规定,新丰工商局作出的《登记驳回通知书》合法,遂判决驳回淦灿公司的诉讼请求。淦灿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新丰工商局作出的《登记驳回通知书》依据是《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通告》以及在诉讼期间提供的《韶关市商事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但上述规定并未将新丰县丰城街道人民西路93号09、10门店列入禁设区目录,不能作为新丰工商局出具《登记驳回通知书》的依据。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公布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录的,商事主体不得以禁设区域目录所列的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规定,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是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录的公布主体,韶关市新丰县人民政府属于县级人民政府,无权公布经营场所禁设区域,《通告》不能作为《登记驳回通知书》的依据。新丰工商局也并未举证证实韶关市人民政府已公布新丰县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录。因此,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新丰工商局作出的《登记驳回通知书》,并责令新丰工商局对淦灿公司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典型意义
经营场所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平台,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不能随意被限制。政府因为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适当限定经营地点,有利于建设卫生文明城市、提升群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位。但权力的行使不能因为创建卫生文明城市等需要便不加限制,必须以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为限。《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授权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以禁设区域目录的方式,限定经营场所禁设区域。因此,行政机关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作出的涉及禁设区域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本案新丰工商局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为《暂行办法》的规定,但该办法与新丰工商局在诉讼期间提供的《管理办法》均未将涉案企业的经营地点列入禁设区域目录,据此新丰工商局作出的《登记驳回通知书》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民营企业经营场地的行政案件时,在支持人民政府积极开展创建卫生文明城市活动的同时,也应保护民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八、诸暨市勍田置业有限公司诉原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21日,诸暨市勍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勍田置业公司)与原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诸暨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坐落于诸暨市暨阳街道郭家村地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双方并对土地出让金额、土地交付、规划建设、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土地出让款为5000万元,土地交付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嗣后,勍田置业公司向诸暨国土局缴纳了全部土地出让金,但因出让地块内尚有高压线未搬迁,该公司未能入场施工。经勍田置业公司多次要求,至2016年4月底,出让地块内的高压线被迁移。勍田置业公司认为诸暨国土局收取土地出让金后,未能按时交付符合出让条件的土地,应承担相应责任,起诉要求诸暨国土局赔偿其损失。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国土资电发〔2007〕36号)等土地出让的相关政策的规定,国有建设用地实行“净地”出让,用于出让的土地应当是已完成建筑构筑物拆除、符合通平条件,且在法律关系上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限制的土地。案涉出让地块相应规划图明确高压线需迁移,但实际直至2016年4月才迁移完毕。因此,诸暨国土局存在未按合同约定交付符合开发条件“净地”之情形,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遂判决诸暨国土局赔付勍田置业公司自2013年10月22日起至2016年4月26日总价款50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部分(不超过8146458.33元),驳回勍田置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诸暨国土局不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诸暨市规划局向勍田置业公司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高压线移位是案涉地块动工开发、实施规划的前提条件,也是诸暨国土局按约交付出让土地的基本要求。因案涉出让地块上的高压线直至2016年4月才迁移完毕,晚于双方在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交付时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诸暨国土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生效后,诸暨国土局已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三)典型意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行政机关既是行政职权的行使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更要依法行政、诚实守信。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土地出让部门在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时,需要遵守的相关规定和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也依法保护了民营企业产权,是行政审判保护非公有制市场主体权利、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典型案例。
九、夏高凤诉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违法注销集体土地使用权案
(一)基本案情
夏高凤为都江堰市龙池镇红色村2组村民,在该村拥有住宅房屋一套,并于2008年10月28日取得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15年10月8日,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都江堰国土局)以夏高凤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时的申请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以虚假资料骗取土地登记的行为为由,要求夏高凤在十日内将土地使用权证交至都江堰市政务中心国土窗口并配合集体经济组织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若逾期不办理,将公告注销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夏高凤未在告知期限内交回《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15年11月10日都江堰国土局作出《注销公告》,注销了夏高凤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夏高凤不服该行为,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2008年2月1日起实施的《土地登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一)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二)依法征收的农民集体土地;(三)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原土地权利消灭,当事人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因此,除以上三种情形土地登记主管部门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外,注销登记均应依土地使用权人或他项权人申请注销。都江堰国土局在不具备上述三种情形的情况下直接注销夏高凤集体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土地登记薄记载的事项确有错误的,应当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更正登记,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换或者注销原土地权利证书的手续。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后,原土地权利证书废止”,即使夏高凤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内容存在错误,都江堰国土局也应当在进行更正登记后予以更换或注销。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都江堰国土局注销夏高凤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无效,并责令都江堰国土局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为夏高凤办理恢复登记。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都江堰国土局为夏高凤恢复了登记。
(三)典型意义
实践中,因分不清“权”和“证”的关系,错误采用注销“证”的方式注销“土地使用权”的现象大量存在。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权利人只有依法取得不动产后,才能进行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是拥有合法不动产权利的证书。通过该案的审理,厘清了先有“权利”后有“登记”,先有“权利消失”才有“注销登记”的关系,行政机关不能用“注销登记”方式侵犯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有重要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人民法院政治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1.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持续开展分层次、全覆盖的政治轮训,实现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干警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守初心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2.坚持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健全法院干警政治素质识别评价机制,细化考察内容,优化路径方法,提高政治素质考察的科学性、精准度和操作性,在遴选任命、提拔晋升、监督管理、考核评价、培养锻炼、表彰奖励等工作中严把政治关。探索建立干部政治素质档案,加强对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方面的常态化考核考察。注重掌握在承办重大案件、完成重大任务、参与重大斗争、面临重大考验等关键时刻的具体表现,通过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工作考察识别干部。
3.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健全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加强常态化政治督察和经常性管理监督,严肃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审判纪律,严厉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组织力,履行好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敬畏信守法律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法院队伍。
二、完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健全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4.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刻把握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细化完善本院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区分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其他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长、承办法官及其他成员等人员类型,逐项列明各类审判人员的权责内容和履职要求,重点就确保规范有序行权、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细化规定。推动将院庭长(含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下同)、其他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岗位职责清单和履职指引嵌入办案平台,实现对各类履职行为可提示、可留痕、可倒查、可监督。
5.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审级职能定位和审判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范围,完善院庭长监督管理“四类案件”的发现机制、启动程序和操作规程,探索“四类案件”自动化识别、智能化监管,提高审判监督管理的信息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统一的“四类案件”自动识别监测系统,对审判组织应当报告而未报告、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而未提交的案件,系统自动预警并提醒院庭长监督。
对于“四类案件”,院庭长有权要求独任庭或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对审理过程或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得要求独任庭、合议庭接受本人意见或直接改变独任庭、合议庭意见。院庭长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时,应当在卷宗或办案平台标注,全程留痕。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情况、分管领域审判质效总体情况,作为院庭长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6.优化审判团队组建。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人员结构、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综合调研等因素,适应繁简分流和专业化分工需要,灵活组建多种类型的审判团队。强化审判团队作为办理案件单元、自我管理单元的功能,根据职能需要合理确定人员配比。以优化协同高效、利于监督管理为原则,进一步完善内部组织架构,理顺审判团队、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团队负责人、独任法官、审判长、副庭长、庭长工作权责明晰合理、事务分配衔接有序。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可以实行双向选择与组织调配相结合,赋予法官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分配权、考核建议权以及一定的人事管理建议权。
7.完善案件分配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以随机分案为原则,以指定分案为例外”。已组建专业化合议庭、专业化审判团队或小额诉讼、速裁快审等审判团队的,应当合理确定案件类型搭配方式、灵活配置人力资源,尽可能在不同审判组织之间随机分案,避免一类案件长期由固定审判组织办理。对于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和合议庭,人员应当定期调整。指定分案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因回避或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分案后确需调整审判组织人员的,由院庭长按权限决定,调整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案平台标注原因。
8.健全院庭长办案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人员数量、案件规模、分管领域、监督任务和行政事务等因素,区分不同地区、层级、岗位,科学合理确定辖区法院院庭长办案数量标准。院庭长不得以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监督“四类案件”、接待来访、指挥执行等充抵办案数量,但相关事务可以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考核评价内容。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细化由辖区法院院庭长办理的具体案件类型,完善案件识别、分配机制,推动实现智能识别、标签处理、自动分配。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以指定分案为主,重点办理“四类案件”、发回重审案件等,基层人民法院院庭长也可以参与随机分案,但应当优先办理前述类型案件。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监督管理与办案平衡机制,优化辖区法院审判监督、审判管理、行政管理职责,协调减少院庭长事务性工作负担,不参加超出法院和法官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部门负责指导辖区法院测算核定院庭长办案量。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部门每季度应当通报辖区下一级人民法院入额院领导的办案任务完成情况。本院审判管理部门应当定期通报庭长、副庭长办案任务完成情况。
9.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进一步完善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机制、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确保各项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合力。通过类案检索初步过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咨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效解决审判组织内部、不同审判组织以及院庭长与审判组织之间的分歧,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承办法官应当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于应当类案检索的案件,在合议庭评议、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和审理报告中说明情况,或制作专门的类案检索报告。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类型、所涉事项,视情召开跨团队、跨庭室的专业法官会议。上级人民法院为推动法律统一适用,可以就类型化案件组织辖区法院召开跨审级、跨地域的专业法官会议。对于依法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不存在内部分歧的案件,可以不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务实管用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探索建立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反映法律适用不一致问题的渠道,配套完善监测、反馈和公开机制。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规范办案指导文件、参考性案例发布程序,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杜绝不同地区办案标准的不合理差异。
10.严格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健全法官惩戒工作程序,完善调查发现、提请审查、审议决议、权利救济等程序规则,坚持严肃追责与依法保障有机统一,严格区分办案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细化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划分标准,提高法官惩戒工作的专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推动在省一级层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进一步规范惩戒委员会的设置和组成,配合制定本级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惩戒工作规则,科学设立法官惩戒工作办事机构,制定实施细则。
理顺法官惩戒调查与纪检监察调查、法官惩戒委员会审查程序与纪检监察审查程序的关系,确保权责明晰、衔接顺畅。各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发现法官或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应当由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置的,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对法官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可以从专业角度提出审查意见,供纪检监察机关参考。
三、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11.健全落实“三个规定”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畅通信息直报系统,建立干预过问案件情况月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健全对记录违规干预过问案件办案人员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将法院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过问案件和干预办案情况,以及办案人员记录过问案件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与部门领导班子履行主体责任直接挂钩,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上级人民法院履行对下监督指导职责,或者院庭长在本院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规定范围内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不属于违反规定过问和干预案件。
12.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和政法系统内部监督的综合效能,加大违规违纪行为追责问责力度,坚持零容忍惩治司法腐败。梳理办案流程、审限管理等关键节点,分析研判每个节点可能存在的办案风险,加强审判风险监控智能预警,促进司法廉政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3.完善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依规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确保审判活动在受监督和约束环境下有序开展。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切实做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参审、培训、管理、宣传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和监督司法。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运用司法公开“四大平台”,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四、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履职保障体系建设
14.推进法官员额动态管理。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由高级人民法院在核定总量内统筹管理,原则上以设区的市(地区)为单位,在省级范围内合理分配、动态调整。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配置,应当以核定编制、办案总量、法官人均办案量为主要依据,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配置可适当考虑对下业务指导等工作量。
法官员额配置应当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比例不得高于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平均水平。上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法官员额进行调整配置的,可以调整使用预留的法官员额,也可以对已经配置的法官员额进行统筹调整。上级人民法院为动态调整预留的法官员额,原则上不得用于本院。法院员额动态调整后,适时相应调整相关法院法官等级比例核算基数,员额缩减的法院的法官等级职数可以逐步解决。
15.推进政法专项编制动态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的沟通协调,明确协同管理方式,完善工作运行机制,理顺编制事项审批程序,妥善解决政法专项编制省级统一管理改革后面临的问题。在法院政法专项编制总量内,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考虑辖区面积、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案件规模以及现有编制数等因素,推动编制向人均办案量较大的地区、法院倾斜。按照盘活存量、动态调整、优化结构的原则,统筹考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员额调整与政法专项编制调配的均衡性、准确性和协同性,强化政法专项编制科学管理,促进编制资源有序流动,提高编制使用效能。依托人事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更新编制、员额信息,准确、全面掌握变动情况。
16.健全法官遴选制度。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法官常态化增补机制,对辖区法院预留或空出的员额定期开展遴选,每年开展法官遴选原则上不少于一次;探索开展法官跨地域遴选工作,跨地市遴选法官的,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同意;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遴选法官的,应当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法官遴选过程中,在向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推荐拟入额人选时,可以综合考虑法官人均办案工作量、近期拟退休法官人数等因素,按照不高于法官空缺数30%的比例推荐递补人选。下次遴选工作启动前,法官员额空缺的,可以直接从递补人选中推荐拟入额人选,按程序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批后办理任职手续。未能递补入额的,在下次法官遴选时,按照与其他人员相同的程序和标准重新参加遴选。
17.完善法官退出机制。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不办案、办案达不到要求,或挂名办案、虚假办案,拒不改正的,应当退出员额。法官具有退出员额情形,所在法院未启动退出程序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督促。法官对涉及本人退出员额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后七日内向所任职法院申请复核。法官退出员额后需要免除法律职务的,应当及时提请办理相关免职手续。法官因惩戒委员会意见退出员额五年后,或因自愿申请、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退出员额两年后,可以重新申请入额。
18.健全法官逐级遴选制度。落实法官法关于法官逐级遴选的规定,健全上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到下级人民法院参加入额遴选的工作机制,完善与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相配套的保障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初任法官的,除原则上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外,也可以根据需要到中级人民法院任职。
员额制实施前在下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达到一定年限,符合现任职法院入额条件,且仍在审判部门协助办案的,可以在现任职法院参加入额遴选。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各高级人民法院可对辖区内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遴选法官的学历和在下级人民法院的任职年限等条件适当放宽。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开展逐级遴选工作效果评估,不断完善逐级遴选制度。
19.规范交流任职程序。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因工作需要,由组织安排调整到非办案岗位或调离法院系统,退出员额五年内回到法院办案岗位且符合任职法院法官条件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入额;上述人员如退出员额超过五年,需回到法院办案岗位参与办案满一年,经绩效考核合格后,按照上述程序办理入额手续。因工作需要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到同级或下级人民法院办案岗位,或通过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选任到上级人民法院办案岗位,符合新任职法院员额法官条件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入额;通过逐级遴选程序选任到上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的,即为员额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审判职务任命手续,无需再办理入额手续。经组织选派到法院办案岗位挂职锻炼的干部,符合挂职法院法官条件的,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入额;挂职锻炼干部入额的,不占用挂职法院的员额和职数。
20.规范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管理。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法官助理按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同时实行职级管理。在严把政治关、能力关和强化管理基础上,探索建立法学教师、法律院校学生等人员到法院交流、实习、担任法官助理的制度机制。书记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熟练的速录技能和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除部分办案岗位因涉密等需要保留部分政法编制书记员外,原则上不再占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可以结合实际实行聘用制、雇员制等方式管理。编制内书记员按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同时实行职级管理。推动符合条件的编制内书记员适时转任法官助理。制定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明确岗位职责、管理方式等。严格控制司法行政人员所占比例,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15%。积极畅通司法行政人员与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交流渠道。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实际,对编制外书记员、警务辅助人员实行等级管理,不断完善激励措施,协调当地财政、人社等部门,将编制外书记员和警务辅助人员所需经费列入法院年度预算,予以统筹保障;合理确定编制外书记员和警务辅助人员的薪酬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与工作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加强编制外书记员和警务辅助人员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待遇。
21.完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相关规定。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管理,采取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特别优秀或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法官可以特别选升。择优选升应当控制在规定的等级比例或数量范围内,鼓励特别优秀的法官实行特别选升,特别选升可突破任职资格或越级晋升。法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不进行年度考核,或参加年度考核不定等次的,该考核年度不计为晋升法官等级的年限。在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内的,不得晋升法官等级。
法官因工作需要转任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或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根据法官等级晋升审批权限,综合考虑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确定职级:一级、二级高级法官可以确定为一级、二级巡视员,三级、四级高级法官可以确定为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一级至五级法官可以确定为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交流到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职位的,比照交流到综合管理类职位的有关原则确定职级。
22.健全薪酬待遇制度。健全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实施后养老保险有关政策,完善落实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工资制度,推动落实法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其他公务员调整工资待遇标准时,相应调整法官工资待遇标准。分配发放法官绩效考核奖金,应当按照“突出实绩、奖优罚劣、倾斜一线”的原则,不与法官职务等级挂钩,注重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奖励性绩效考核奖金档次标准和人员比例,真正拉开档次、体现差别。因违纪违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影响期内不予发放奖励性绩效考核奖金;处分期间不足一年的,按比例核减发放奖励性绩效考核奖金。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加强与组织、财政、人社等部门沟通协调,全面落实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医疗、差旅、公务交通补贴、住房等待遇。
23.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遵循司法规律,综合考虑办案数量、办案质效等因素,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以及案件类型,分层分级制定针对性强、级差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法官绩效考核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量化为主的方式,科学制定和使用量化指标,采用加权测算等计算方法,合理设置权重比例。法官绩效考核包括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等基本内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重点,进行相应调整。
对法官在完成办案任务的同时,根据组织安排参与专项工作、审判调研、业务指导等,应当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全面体现法官工作量。探索将智能化应用嵌入办案平台,自动抓取办案、办公数据,实时生成考核过程,动态更新考核内容,全程公开考核流程,确保考核结果客观、精准、可追溯。法官考核采取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考核结果记入审判业绩档案,作为对法官奖惩、晋升、调整职务职级和工资、离岗培训、免职、降职、辞退的重要依据。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调整岗位、降低等级、停发绩效奖金或退出员额。
24.加强依法履职保护。进一步明确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协调有关单位,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健全与公安机关的联防联动机制,依法从严惩治对法院干警及其近亲属实施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报复陷害、暴力侵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法院干警及其近亲属受到人身威胁的,协调当地公安机关采取必要保护措施;认真落实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依法加强对司法警察的履职保护。推动完善法院因公伤亡干警特殊补助政策。积极落实中央有关因公牺牲法官、司法警察抚恤政策,认真做好“两金”申报、发放和备案工作。进一步规范督察检查考核工作,坚决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项目和指标,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干警减压。
五、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机制,切实提升审判效能
25.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积极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分流对接机制,加强在线诉非分流和诉调对接工作,加快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仲裁机构、公证机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解纷平台对接,充分运用线上平台,统筹集成法学会、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商会、律师等解纷力量,实现大量纠纷在诉前多元化解。针对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消费争议、劳动争议、医疗纠纷、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类型化纠纷,加强与有关部门对接,建立健全线上线下诉前联动调解机制,明确程序衔接细则,促进诉前高效化解纠纷。
26.深化案件繁简分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繁简分流机制的有效衔接,可以根据民事、刑事、行政和执行案件繁简分流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标准,研发繁简分流系统算法,嵌入立案系统,形成“智能识别为主,人工分流为辅”的繁简分流模式。完善程序适用激励机制,精准区分“繁案”和“简案”,建立科学合理的办案考核指标和机制,通过快审快执、绩效激励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鼓励法官依法依规选择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办理案件。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试点指导管理,研究制定实施细则,鼓励探索创新,为推动立法修改完善奠定基础。非试点地区法院应当在不突破法律和司法解释前提下,积极借鉴试点法院经验,做好推广准备。
27.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管理。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梳理适合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审判辅助事务范围和项目,规范有序开展向社会购买服务,建立健全公开竞标、运营监管、业务培训等制度,所需经费列入法院年度预算统筹保障。完善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管理工作流程,探索组建专业工作团队,集中办理文书送达、财产保全、执行查控等事务。
28.加强智慧数据中台建设。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托智慧法院建设,大力推进辖区法院区块链技术应用,积极探索智能合约深度应用,加强以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为基础的智慧数据中台建设。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探索拓展人工智能、5G等现代科技在审判工作中的应用形态,推进以电子卷宗自动编目、网上阅卷、法律文书辅助生成、电子档案自动生成为代表的深度应用,完善“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认识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好本实施意见的推进实施,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担当作为,杜绝“等靠要”思想,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等各方面支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基础性工作,配套完善实施细则,切实加强改革督察,充分调动辖区法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认真推进落实法院自身可为的改革措施,确保各项具体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落地。对贯彻落实本实施意见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研究并提出建议,由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及时报最高人民法院。
本实施意见自2020年8月4日起实施,之前有关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实施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听证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听证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1年6月10日)
6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听证: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检察听证工作开展情况,并发布检察听证典型案例(第二批)。
检察听证典型案例(第二批)
案例一
云南陈某刑事申诉案
【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间,申诉人陈某以种植茶树为目的,在未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情况下,陆续砍伐林木。经技术鉴定,采伐的林木活立木蓄积为41.685立方米。2015年3月21日,陈某被云南省景谷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景谷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5年6月4日,景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某犯滥伐林木罪,向景谷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县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自己砍伐的林木不属于国有林,自己有林地经营权证,不属于滥伐,不构成犯罪。经向县档案馆、镇农业服务中心、村委会核查,县法院无法证实陈某的合法经营权,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鉴于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县法院对其从轻处罚,以滥伐林木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陈某不服,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陈某上诉,维持原判。陈某仍不服,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20年10月,陈某向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普洱市检察院”)提出申诉,认为其行为只是在自己承包的农耕地上清理杂木、杂草,而非在国有林地滥伐林木,不构成滥伐林木罪。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做实做细阅卷工作,找准案件症结所在。普洱市检察院承办人认真审查全部卷宗材料,向一审公诉案件承办人详细了解原案办理情况,研究了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案中陈某砍伐的林木权属存在争议,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仍然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两审法院认定陈某犯滥伐林木罪符合法律规定。但裁判文书将该林地表述为“国有林”,表述不准确,虽然不足以影响案件定性,但却是申诉人坚持自己不构成犯罪的主要原因。为了打开申诉人心结,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向其充分释法说理。
(二)听证员专业解读,打开当事人心结。征得申诉人同意后,普洱市检察院在2021年1月26日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原县林业草原局工作人员)、特约检察员(原县林业草原局副局长)、人民监督员、社区书记等5人担任听证员。听证会上,申诉人陈某充分表达了申诉理由和请求,原案公诉人阐述了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听证员就申诉人采伐林木是否办理了采伐许可证、在原案办理过程中是否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或者重新申请鉴定等矛盾焦点提出问题,并对申诉人提出的耕地撂荒长出的树木及管理等林业、农业方面的问题作了专业解答,解释了被伐林木的权属问题。申诉人在与听证员问答交流中逐渐认识到即使是在自家农田上砍树,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也属于违法。
(三)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促使申诉人息诉服判。听证员进行评议后,一致认为原案裁判定罪无误,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陈某对检察机关认真组织听证会,让其充分表达诉求、由专家详细解答疑问、尊重其权益的方式表示满意,认为听证会解开了他多年心结,他愿意息诉罢访。听证会后,陈某对普洱市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其申诉理由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表示信服,没有不同意见,并在宣布笔录上亲笔写下“我同意息诉罢访”。
【典型意义】
找准病根才能开出良方。检察机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通过认真审查案件,找到打开当事人心结的钥匙。在准确把握案件争议焦点的基础上,组织召开听证会,由听证员和检察官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政策解读、人情事理等多角度、全方位深入释法说理,能够有效促进息诉罢访,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案例二
内蒙古额某申请民事诉讼监督案
【基本案情】
拉某与敖某均为内蒙古科右前旗某村(蒙古语“嘎查”)蒙古族牧民,两家草牧场相邻。1998年某村委员会重新调整草牧场承包关系,拉某、敖某就部分草场使用权产生纠纷。2001年,拉某诉某村至科右前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科右前旗法院”),请求认定某村委员会与敖某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无效,恢复拉某对涉案草场的使用权。2001年12月9日,科右前旗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某村委员会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也未征得拉某同意的情况下,将拉某承包的部分草牧场划分给第三人敖某并与之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无效。某村委员会不服一审判决,向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安盟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6月17日,兴安盟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敖某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蒙古高院”)申诉,要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内蒙古高院要求兴安盟法院复查该案。2015年3月26日,兴安盟法院裁定再审。此时,拉某、敖某已去世,额某(拉某之子)、陈某(敖某之女)作为二人继承人继续参加诉讼。2016年5月12日,兴安盟法院作出再审民事判决,认为敖某与某村签订的承包草牧场合同已经履行多年。虽然某村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也未经拉某同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1998年11月4日颁布实施,1997年某村并未设立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合同订立时该法并未实施,本案不适用。落实草牧场“双权一制”合同时,拉某和敖某分别与某村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符合当时法律政策,且两份合同确定的草牧场四至界限不重合,某村与敖某订立的草牧场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一、二审判决不当,敖某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兴安盟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拉某诉讼请求。额某不服再审判决,在2019年向内蒙古兴安盟检察分院(以下简称“兴安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深入调查核实,了解案件情况。兴安盟检察分院受理该案后,了解到自1998年产生草场使用权纠纷以来,拉某、敖某两家数次发生激烈冲突,当地政府部门及派出所曾多次出面调解处理。由于当事人是蒙古族,兴安盟检察分院指派蒙汉双语检察官承办。承办检察官数十次当面或者打电话与当事人交流,充分了解双方诉求,并多次前往争议草场实地了解、走访草原管理部门、村委员会,调查了解草场使用权纠纷始末。经征求当事人意见,兴安盟检察分院在2020年6月5日组织了公开听证会。
(二)做好听证会准备,切实提升办案质效。听证会前,检察机关向当事人详细介绍了听证会程序,保证当事人全面了解听证会的流程和作用。根据案件性质和邻里纠纷的长期性,兴安盟检察分院邀请了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乡司法所、边境派出所工作人员等担任听证员。听证会就在科尔沁草原纠纷草场举行,邻近牧民可以到场旁听。
(三)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促成和解。听证会上,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利用专业仪器对照双方草牧场使用证书标注边界进行精准定位,当事人围绕纠纷事实和现场测量结果发表意见,听证员、检察官深入释法说理,详细解释有关政策。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草场听证会,额某和敖某子女终于对草场边界逐渐达成了共识,按照新界限签订了和解协议。工作人员现场为双方打桩定界,额某当场撤回了监督申请。2021年4月,检察官赴当地回访,双方按和解协议划定界限各自经营,两家关系融洽,没有再发生任何纠纷,一场持续22年、跨两代人的纠纷终于得到彻底化解。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案件,从矛盾纠纷根源出发,深入调查核实,细致沟通了解,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在纠纷现场组织公开听证会,请听证员现场解答、调解疏导,搭起当事人之间重归于好的“连心桥”,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案例三
天津张某、付某申请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00年,张某、付某购买了天津市某小区住宅。因小区南侧一闲置空地的开发使用问题,张某、付某等小区业主与小区开发商长期存在民事纠纷。2019年6月,小区开发商未经规划部门审批,在争议地块建设围墙。张某、付某和小区其他业主多次与开发商沟通未果,便将开发商正在建设的部分围墙推倒,张某、付某因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二人不服行政处罚,2019年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但市公安局维持了处罚决定。随后,二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但一审、二审和申请再审均未得到法院支持。2020年12月19日,张某、付某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天津市二分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天津市二分院审查认为该案属于典型的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引发争议的根源是付某、张某等小区业主与开发商之间长达20年的民事纠纷。为一揽子解决争议,天津市二分院在2021年3月26日召开公开听证会。
(一)听证会前充分准备,查明分歧事实。听证会召开前,检察机关调取了关联案件卷宗材料,分析研判了基本事实,多次接访张某、付某,全面听取申请人诉求,并与公安机关充分沟通,了解了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此外,联合城市规划部门、综合执法部门前往开发商公司调研,掌握了争议地块的规划性质、围墙建设审批等关键问题。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教授等3人担任听证员,并提前向听证员介绍了基本案情、争议焦点和相关法律规定。因该案所涉民事纠纷,天津市二分院通知小区开发商也派员参加听证会。
(二)听证会参加人充分发表意见,确保听证质效。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案件事实,听证会参加人进行了十余回合的陈述、提问、辩论。听证员结合案件事实和听证会现场情况,深入提问。经认真评议后,听证员形成一致意见,认为申请人推倒围墙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能够达到教育和惩治的效果,但开发商建围墙也存在过错,应予纠正。同时评议意见还分别指出了申请人和行政机关、第三方在化解矛盾争议时的不当之处。张某、付某、公安机关、小区开发商都一致认可听证员的意见,表示愿意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妥善解决纠纷。
(三)跟踪落实听证会成果,促进争议实质性化解。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继续与当事人沟通协调,参考听证员意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并组织召开了争议化解协调会。在多方见证下,当事人就该案行政争议和背后的民事纠纷化解达成了一致意见。张某、付某撤回了监督申请并承诺息诉罢访。街道执法部门、小区开发商承诺将就争议地块的开发加强与小区业主沟通,充分保障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该案的行政、民事争议最终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行政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着大量行政、民事争议相交叉的情形,关联民事争议的解决对促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一揽子解决行民交叉案件,检察机关全面考量案件争议焦点,通过公开听证会的形式,查明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争议,找准产生矛盾纠纷的根源。通过各方参与的公开听证会,搭建当事人沟通了解的平台,由检察官、听证员充分释法说理,消除意见分歧,有效推动案结事了人和政和。
案例四
广东督促某区生态环境局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成立于1994年,从事漆包圆铜线生产,生产中会排放工业废气。企业位于工业用地,2014年,距离企业厂区110米左右的地方用地规划改变,开始修建居民住宅楼。2019年随着居民入住,周边居民开始向某区生态环境局投诉某公司废气扰民,各类上访达千余次,国家信访局和国家环保总局交办投诉件300多件,并曾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安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发现某区生态环境局行政不作为行为可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在2020年10月立案,成立以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开展调查核实。经调查发现,某区生态环境局怠于履职,未及时发现、制止某公司擅自关闭废气处理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由于案件涉众面广,事关居民生活环境,为了更好地履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监督职责,宝安区检察院在2020年11月5日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一)制定详细听证方案,搭建高规格听证平台。宝安区检察院通过约谈涉案企业代表及行政主管部门、会见群众代表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并制定了详细的听证方案。听证会由宝安区检察院检察长主持,邀请3名市人大代表、2名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某区生态环境局局长、环境保护专家、居民区业主代表、某公司代表等17人参加了听证会。高规格的听证会平台向人民群众展示了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化解陈年积案的信心和决心,也让参与部门更加重视。
(二)线上同步直播,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听证会上,宝安区检察院通过多媒体示证方式,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听证会参加人分别进行了多轮提问、讨论和说明。网络直播间的线上主持人向网民解释检察听证会的流程,向听证会现场反馈网民所提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实时互动,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与监督权。长达三小时的听证会直播,在线人数近2万人,很多网友在网络评论区留言为检察机关深入细致的工作点赞。
(三)分析深层次原因,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听证会融入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磋商程序,在厘清行政机关责任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主导听证会参加人共商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和企业正常生产的最优解决方案,把在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听证目标。生态环境局介绍了有关执法情况,听证员解释了废气排放检测的方法,提出了督促企业进行污染工艺搬迁的建议,某公司、居民代表充分交流了有关意见。听证会后,生态环境局要求某公司将废气处理设备全部开启,同时督促该公司制定了企业搬迁计划。目前,22台漆包机已被搬迁至异地厂区,其余厂内漆包机也已停止工作。鉴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已经达到,宝安区检察院依法终结案件,并将该情况及时告知了听证员。多次前往国家信访局投诉的群众代表在信访局回访文书上签下了息诉罢访意见。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既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也要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及时维护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为人民群众办好实事、办实好事。通过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搭建各方交流平台,释法说理,请听证员专业解读、献计献策,当事人共同研究讨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侵权行为人采取措施停止侵权,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案例五
浙江督促保护嘉兴市国界桥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国界桥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洪合村,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建,是嘉兴市1981年确定的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的部分桥体位于驻地部队院内。由于国界桥附近没有设立军事管理区标志牌,为防止非军事人员进入营区影响军事安全,国界桥桥面中段修建了一面砖混隔离墙。隔离墙存续20多年,桥墩已出现下陷、桥面已有裂缝,存在社会公共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嘉兴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在2020年9月10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军事检察院”)移送案件线索,并联合杭州军事检察院开展调查取证。经调查查明,建造隔离墙导致国界桥桥墩一定程度下沉、桥身松动位移,由于没有设置隔离防护设施,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属地政府没有设立军事管理区标志牌,国防军事利益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经上级院批准,嘉兴市检察院、杭州军事检察院在2020年12月3日联合向相关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加强国界桥文物和国防军事利益保护,保障公共安全。为解决国界桥修复保护及军事管理区标志牌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在2020年12月24日共同组织召开听证会。
(一)军地协同做好听证会准备。作为浙江省军地检察机关共同办理的首例案件,听证会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解放军东部战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派员指导。同时,由于案件涉及文物保护、国防军事等专业问题,听证会邀请了文物专家、军事专家、法学教授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听证员,请人民监督员监督,请属地乡镇、基层组织代表等参加。
(二)充分讨论形成解决方案。听证会上,嘉兴市检察院、杭州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作为承办人介绍案情,主持人明确了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文物专家对国界桥修复保护措施、军事专家对军事管理区标志牌及防护隔离设施设置、法律专家对国界桥保护责任主体分别发表了意见。听证会参加人围绕隔离墙拆除方式、拆除后防护设施设置、避免古桥损害等重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主持人在总结归纳各方观点的基础上,明确了拆除隔离墙、加固桥墩、在古桥南岸设置隔离防护设施、设立军事管理区标志牌等保护方案。
(三)跟进监督力促整改落实。根据听证会确定的修复保护方案,嘉兴市检察院和杭州军事检察院切实加强跟进监督,采取实地走访、联合文物专家评估等方式,督促听证会确定的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目前,影响国界桥安全的隔离墙已经拆除完毕,并妥善设置了军事管理区标志牌。国界桥原先存在的桥面、桥墩安全隐患随着整改措施的落实已经消除,文物风貌得到全面保护。
【典型意义】
文物和国防军事利益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领域。军地检察机关加强协作,有效整合资源,协同开展公益诉讼互涉案件办理,通过公开听证会,畅通属地政府和驻地部队信息沟通渠道,为开展落实相关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邀请专业人员担任听证员,解决诉前检察建议落实中的专业问题,确定最优方案,守护公众安全,保护国防军事利益。
案例六
上海丁某等9人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季某在担任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某村村民委员会残疾人工作助理员(以下简称“助残员”)期间,编造买房装修等虚假事由骗取其辖区内残疾人钱款。丁某、陆某、沈某、黎某、朱甲、朱乙等6名残疾人和俞某、胡某、杨某等3名残疾人家属,共9名被害人经济损失约16.6万元。由于季某不具有赔偿能力,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山区检察院”)告知上述被害人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2021年1月5日,被害人向金山区检察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2021年1月8日,金山区检察院以季某涉嫌诈骗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2月3日,季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丁某等9名被害人属于残疾人弱势群体,引起社会关注,为缓解其生活困难,传递检察温暖,做到公正救助,金山区检察院在2021年1月19日召开了国家司法救助公开听证会。
(一)扎实做好听证会预案。检察机关围绕涉案被害人经济困难状况开展调查核实,通过询问村委会干部、知情村民等方式,全面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遭受犯罪侵害的财产损失情况,并联合村委会工作人员释法说理,告知其司法救助听证的依据和程序。金山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案发村村委会干部和律师代表等担任听证员,向听证员提前介绍了案情和国家司法救助有关规定。组织召开了听证前预备会议,确定听证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听证会预案。
(二)采纳听证员多元化救助意见。听证会上,听证员对司法救助的性质及救助金标准提出了问题,承办检察官作出了详细说明。经评议后,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决定,并建议对本案被害人开展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多元化救助。从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当场采纳了听证员意见。
(三)督促有关工作建议落实。听证会后,金山区检察院主动为申请人联系该区民政局、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搭建司法救助和社会救济有效衔接机制。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丁某等9名申请人成为专门备案的经济帮扶对象。2021年春节前夕,金山区检察院为丁某等9名申请人发放了8.1万元救助金,案发镇的残疾人联合会给申请人发放了困难经济补助款。另外,金山区检察院还向区残疾人联合会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助残员的管理教育,杜绝类似案件发生。金山区残疾人联合会依照检察建议,明确了责任主体,强化了对助残员的监督管理。
【典型意义】
扶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依法打击侵害残疾人权益的刑事犯罪,通过听证会的方式,释法说理,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以高质量的检察履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公正及时救助,落实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多元化救助,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检察温暖。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公告
(2019年)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自发布申报公告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高等院校和其它有关单位单独或联合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报送课题申报共145项。经专家组匿名评审与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现确定对21项司法案例研究课题予以立项。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要求,司法案例研究课题要以服务法治中国建设、服务人民法院中心工作、服务社会稳定大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宗旨进行立项。为加强对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的管理,提高研究课题成果的质量与转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将有针对性地对课题的进度、难点、成果转化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按照课题研究进度,2018-2019年度课题应于2020年6月底前完成,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组织中期考核与结项验收。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结果予以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结果
一、中华法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清代司法案例研究:以秋审成案为中心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清华大学法学院 陈新宇  2.民国时期最高法院案例中的判词:兼与基层法院的比较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四川大学法学院 刘昕杰  3.司法案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孙海龙
二、刑事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邱峰  5.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	袁彬  6.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丽青  7.惩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学	赵树坤
三、民商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8.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国家法官学院 王锐  9.加强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黄祥青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席建林  10.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明  11.证券纠纷类别化研究及司法策略分析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管晓峰  12.违约金法律适用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马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苏号朋  13.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委员会借贷合同纠纷司法问题与对策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学群
辽宁大学  郭洁  14.互联网金融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深圳大学法学院 敖希颖  15.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案件法律问题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王云霞
四、综合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6.我国港澳台地区最新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国家法官学院  李晓民
香港城市大学  林峰  17. 国际贸易典型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南开大学 左海聪  18.“一带一路”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国家法官学院 赵海峰  19. 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与类案类判智能系统建设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韩德强  20.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钱海玲
南开大学法学院 陈兵  21.保障草原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东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1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2022年3月1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5日起施行。
2022年5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2〕15号)
为依法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损害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措施地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海域内,因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而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条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由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在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对侵权人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的行为,可以告知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据本规定第二条提起诉讼。在有关部门仍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就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海事法院应予受理。
第四条 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涉嫌犯罪的,在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没有另行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刑事公诉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的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5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法明传〔2019〕5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9年4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经充分调研,现就全国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应于今年内启动。
二、试点开展情况及试点中的问题请及时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2017年5月23日 (2017)最高法民他36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粤民他134号《关于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上报的材料,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区某行代张某年、关某雯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并代为做出将合同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是否对张某年、关某雯具有约束力。
本案包含仲裁条款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署于2012年9月19日,该合同签署前,区某行没有获得张某年、关某雯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概括授权或特别授权。房屋买卖合同签署后,张某年、关某雯没有对区某行代为做出之仲裁意思表示予以追认。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仅仅涉及出售房屋的意思、价款、定金交付等事项,没有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争议的意思表示。另外,从《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的文字表述审查,其没有对区某行代张某年、关某雯做出将合同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予以追认。从本案合同签署情况来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足以使潘某仪信赖区某行有权代理为仲裁意思表示的情形。综上,张某年、关某雯并非案涉仲裁条款的当事人,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本案虽然表面上仅仅涉及仲裁条款效力的判断,但仲裁条款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存在,在判断仲裁条款约束力时,应当避免对合同约束力提前作出判断,避免在管辖权争议阶段涉及案件实体处理。因此,对仲裁条款约束力的分析,不应涉及区某行是否有权代理张某年、关某雯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仅应限于区某行是否有权代为做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7年2月8日 (2016)粤民他13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后,经审查拟确认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张某年、关某雯不发生效力,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2000〕51号)的规定,呈报我院审查。现将本案有关情况报告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张某年(Jim Zhang),男,1952年12月20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关某雯(Sophia Zhang),女,1955年10月7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潘某仪,女,汉族,1962年8月25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街12号地下。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州裕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77号106房。
法定代表人:伦某卿,该公司董事。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区某行,男,195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某某路99号之一304房。
二、基本案情
(一)当事人诉辩意见
申请人张某年、关某雯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区某行以其名义与被申请人潘某仪和广州裕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所签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主要理由如下:张某年、关某雯均为美籍华人,一直居住在美国。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恩洲北横街70号2006房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2006房)属于张某年、关某雯二人所有。张某年、关某雯曾委托区某行代为管理该房产的出租事宜,但未授权区某行出售该房产。区某行在张某年、关某雯未授权且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2年9月19日与潘某仪、裕丰公司(中介)签订了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签订合同后,潘某仪未经张某年、关某雯同意,自2012年9月19日起在涉案2006房居住至今,且经张某年、关某雯多次要求均拒绝搬出,甚至对张某年、关某雯进行人身伤害。张某年、关某雯认为,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广州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相关案件。首先,该仲裁协议是区某行在未取得张某年、关某雯授权的情况下签署的,张某年、关某雯亦未对区某行的签署行为进行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该仲裁协议对张某年、关某雯不发生效力。其次,张某年、关某雯从未授权区某行出售涉案2006房,也未授权区某行与潘某仪签署售房合同及任何仲裁协议,就不存在可仲裁事项,更不可能对仲裁事项作出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该仲裁协议无效。最后,潘某仪凭借《存量房买卖合同》及仲裁协议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获得受理,其真正目的是取得涉案2006房,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严重损害了张某年、关某雯的合法权益,该仲裁协议无效。
被申请人潘某仪答辩称:
1.潘某仪拟购买涉案2006房给女儿。经了解,该房为张某年、关某雯共有,因两人不在国内,由区某行在裕丰公司放盘出售。在购房前,潘某仪查看了涉案2006房的房产证以及已办理公证的张某年、关某雯委托区某行管理该房的《委托书》。2012年9月19日,在裕丰公司主持下,潘某仪和区某行通过电话与张某年进行协商并就购房事宜达成一致,遂由区某行代张某年、关某雯签名,与潘某仪及裕丰公司共同签订了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购房款995000元,定金为20万元,签约当日交付房产给潘某仪使用,后续房款及过户手续待张某年、关某雯及潘某仪的女儿回国后办理(2013年2月18日前)。潘某仪依约于2012年9月20日支付了20万元定金(按张某年指示,其中10万元由区某行收取、10万元由裕丰公司代管,待张某年、关某雯从美国寄回20万元的定金收据后再由裕丰公司转交张某年、关某雯)。当日,潘某仪入住涉案2006房并开始装修。后由于张某年、关某雯迟迟未寄定金收据,裕丰公司退还了10万元定金给潘某仪。为处理实收定金与合同约定定金金额不同的问题,2012年10月份,各方再次协商后,签订了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将定金金额调整为1万元,同时约定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作废,并再次确认涉案2006房已于2012年9月19日交付潘某仪使用。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潘某仪收到了区某行转来的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9月21日出具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鉴于之前的收款收据是为处理定金问题而要求张某年、关某雯出具,而各方已就定金事宜达成新的一致意见,故该《协议书及收款收据》所提内容已没有实际意义,潘某仪并未理会。张某年、关某雯回国后,经协商,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11月14日同意将涉案2006房过户登记到潘某仪女儿名下,并同意通过公证委托的方式办理过户手续。次日,在办理公证委托手续过程中,张某年与裕丰公司因护照翻译费的承担问题产生分歧,张某年、关某雯遂决定不再配合办理公证委托手续和继续交易,反而上门要求潘某仪搬出涉案2006房,一直闹到当地派出所,后又以侵权为由将潘某仪诉至法院。为此,潘某仪才依据双方所签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由前述交易事实可知,编号为521761和70587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都是潘某仪、裕丰公司与张某年、关某雯电话沟通确定之后签订的,潘某仪并非仅仅依据张某年、关某雯委托区某行管理房屋的《委托书》就购买涉案2006房。潘某仪是在按照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交纳20万元定金、拿到钥匙之后入住涉案2006房的,其入住、装修房屋不仅得到了管理人区某行的同意,也得到了张某年、关某雯的同意。因此,张某年、关某雯有关区某行是在其不知情且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潘某仪、裕丰公司签订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以及潘某仪未经张某年、关某雯同意入住涉案2006房的主张是错误的。  3.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备的内容,且不存在我国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张某年、关某雯主张涉案仲裁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其未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上签名且未授权区某行签名,这实际上是否认合同成立的理由,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退一步讲,即便张某年、关某雯不知情、未授权,区某行的行为也已构成表见代理。再者,本案仲裁条款是整个房屋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若以仲裁条款未经张某年、关某雯亲自签名而确认无效,客观上必然造成整份合同均未成立,这完全超出本案只审查争议条款的审理范围,而直接对房屋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审查,有悖民事诉讼一案一诉的原则。因此,对于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存在表见代理等合同争议,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证据作出判断,而不是通过仲裁协议效力确认之诉来解决。潘某仪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张某年、关某雯请求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申请人裕丰公司答辩称:包括仲裁条款在内的案涉《存量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张某年、关某雯对于放盘、签约、收取定金等整个交易过程都是知情并认可的,其二人回国后也曾两次协商涉案房产的交易事宜。其后因为护照的翻译费问题与裕丰公司有分歧,才提出不履行合同并要求解除合同。张某年、关某雯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纯粹是因为不愿意履行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
被申请人区某行答辩称:张某年、关某雯在电话中告知区某行让其出售涉案2006房。《存量房买卖合同》落款处张某年、关某雯的签名是区某行代为签署的。张某年、关某雯对签订上述合同是知情并同意的,后来因为翻译费的问题产生分歧才引发纠纷。
(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
涉案2006房为张某年、关某雯名下物业。2009年10月26日,张某年、关某雯向区某行出具《委托书》,就上述物业及其名下相关物业委托区某行代理执行和处理以下事项:“一、对上述房屋进行管理、修缮;二、与有关单位或个人就上述房屋的修缮、改建签订协议;三、缴纳上述房屋有关的税款和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四、订立租赁合约,收取租金,并出具有效的收据;五、如上述房屋涉及诉讼,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应诉、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要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签收法律文书;六、申请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及仲裁书,并在执行过程中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执行要求,进行和解,签收法律文书,领取执行标的。”《委托书》同时载明,“受委托人无转委托权;受委托人在执行和处理上述事项的过程中,依法签署的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此委托书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结止”。同日,该《委托书》在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
2012年,区某行以张某年、关某雯(甲方)代理人的身份,与潘某仪(乙方)、裕丰公司(丙方)签订了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2006房以995000元的价格整套出售给乙方,双方选择自行交割房款,乙方于签订合同时向甲方支付1万元作为购房定金(首次支付房款时自动转为房款的一部分),房款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第一期于2012年9月30日前支付9万元,第二期于递件成功当天支付895000元;双方同意房产交付时间为2012年9月19日前,原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作废,以“本合同”为准。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同意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9月19日。张某年、关某雯主张其并未授权区某行出售涉案2006房,对签订上述合同也不知情。区某行确认合同上张某年、关某雯的签名是其代签,但认为张某年、关某雯对此是知情并同意的,同时表示双方只是电话沟通,没有其他证据可予证实。潘某仪主张双方在2012年9月19日签订的是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通过电话与张某年协商后,由区某行代张某年、关某雯签订的,约定定金为20万元;后由于迟迟未收到张某年、关某雯出具的定金收据,裕丰公司退回了10万元定金,2012年10月份各方经再次协商签订了上述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将定金金额由20万元调整为1万元,同时约定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作废。潘某仪未就其关于双方2012年10月份进行协商的主张提供证据佐证。
另外,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载明:“本人张某年,护照号码2013×××68,关某雯,护照号码2053×××28,现居美国,现委托裕丰公司职业编号0321×××1079,注册号440103000×××861,负责人刘春明出售位于广州荔湾区恩洲北横街70号2006房物业,粤房地证字第C09×××49号,经买卖双方协议,房价定为人民币996000元,并须一次性付清款项。成交后出卖人付1%佣金给裕丰公司。现裕丰公司收到受买人潘某仪定购该物业之订金人民币20万元,今由裕丰公司转交10万元给出卖人。在还未完全完成交易,受买人要求出卖人提早交锁匙予受买人以便提早作物业装修,有鉴于此,出卖人要求裕丰公司必须交齐余下之10万元订金予出卖人,始能交锁匙予受买人进行装修。在此之前,出卖人交托该物业管理员可以带锁匙开门与受买人睇(看)物业单位以便出售。在不知情情况下,出卖人物业管理员误将锁匙交予受买人,并未征得出卖人的同意。故受买人现只能暂作租客用途,不能对该物业进行装修,限期一个月为止,租金2500元由裕丰公司付租金(由2012年9月15日至2012年10月15日止),逾期(2012年10月15日)如出卖人仍未能收齐裕丰公司10万元订金,受买人必须交回锁匙予出卖人。一旦收齐20万元订金,受买人方可对该物业进行装修,但必须遵从该楼宇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和用途,如有违法或损坏,受买人应负一切责任,出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受买人之订金作为赔偿,并作违约处理。鉴于出卖人不在广州市居住,故受买人必须在出卖人在广州市期间(最快2012年11月15日)成交,并一次性付清余款796000元予出卖人,不得延误,否则亦作违约处理,出卖人有权收回该物业。此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买卖(双方和)裕丰公司三方都有在手,从今天生效。”同日,区某行以涉案2006房业主代理人的名义向潘某仪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潘某仪购房定金10万元。
之后,因在涉案2006房的交易过程中产生争议,潘某仪依据前述编号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定,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受理了潘某仪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3)穗仲案字第336号,并于2013年2月28日向张某年、关某雯发出《仲裁通知书》。张某年、关某雯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前述仲裁协议无效。
另查明:潘某仪在其仲裁申请书中称,在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当日,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已销毁。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出示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并确认各方并未就涉案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
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申请人张某年、关某雯均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本案系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确定涉案仲裁协议效力应适用的法律,也未约定仲裁地,只约定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的规定,审查本案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应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案涉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同意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即本案仲裁协议是以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的形式出现。经查,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区某行以张某年、关某雯的名义,与潘某仪和裕丰公司所共同签订的。但根据张某年、关某雯向区某行出具的《委托书》,其并未授权区某行出售涉案2006房,区某行以张某年、关某雯代理人的身份出售涉案2006房并签订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张某年、关某雯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上述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表明其已拒绝对区某行的无权代理行为作出追认,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作为相对人的潘某仪和裕丰公司有理由相信区某行有代理权,即不足以证明区某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前述仲裁协议对张某年、关某雯不发生效力。虽然区某行、潘某仪和裕丰公司主张,张某年、关某雯对整个交易过程是知情并认可的,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也是与张某年、关某雯协商一致后才签订的,但除了其各自的陈述之外,并不能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尽管裕丰公司只是涉案交易的居间人,但根据该公司和潘某仪的陈述,双方之间的纠纷最初是因该公司与张某年就护照翻译费的承担问题产生分歧而起,该公司的陈述亦因存在利害关系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的内容来看,虽然张某年、关某雯在其中表达了出售涉案2006房的意愿,但并没有授权区某行签订售房合同包括仲裁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其提出的定金数额、房款支付方式等也与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如潘某仪所称,《协议书及收款收据》是为履行编号为521761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所出具,后定金数额已经调整,该合同也已经作废,各方又于2012年10月份经再次协商签订了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但张某年、关某雯对此不予确认,潘某仪也未能就双方2012年10月份的协商进行任何举证。故不能得出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在获得张某年、关某雯授权或者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签订的结论,潘某仪、裕丰公司以及区某行就本案提出的抗辩不能成立,依法应不予采纳。综上,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被申请人区某行以申请人张某年、关某雯的名义,与被申请人潘某仪、裕丰公司所签《存量房买卖合同》(编号:70587)中的仲裁协议,即该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对申请人张某年、关某雯不发生效力。
四、我院的处理意见
我院倾向认为,本案张某年、关某雯申请确认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因张某年、关某雯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故本案为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因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施行以后,故本案应当适用该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的规定,在本案当事人未对仲裁协议适用法律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以仲裁机构所在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审查涉案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
张某年、关某雯向区某行出具的《委托书》显示,区某行有权代张某年、关某雯处理涉案2006房的出租事宜,但张某年、关某雯未授权区某行代为出售该房产。区某行、潘某仪、裕丰公司均主张张某年、关某雯知道且认可将涉案2006房出售给潘某仪,该事实的认定依据应是张某年、关某雯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由于该事实无法推定出张某年、关某雯委托区某行出售房产,故我院认为张某年、关某雯仅委托区某行处理涉案2006房的出租事宜,未委托区某行代为出售该房产。编号为70587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涉案2006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区某行确认合同中张某年、关某雯的签名为其代签,故本案不存在将房屋买卖相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合意。综上,我院倾向同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案仲裁协议对张某年、关某雯不产生效力的意见。
参照钧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要求,特向钧院请示,请予以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法院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法院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9〕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抓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一2023) 》(法发〔2019〕8号)落地落实,创新司法便民机制,拓展电子诉讼应用,提升审判执行效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移动微法院”试点范围从浙江省扩大至北京、河北、辽宁、吉林、上海、福建、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青海12个省(区、市)辖区内法院。为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附后),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辖区法院试点工作。
二、试点工作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诉讼权益,不得擅自调整适用相关法律。
三、各试点法院要高度重视系统和数据安全,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完善配套保密措施,确保平台系统和司法数据安全。
四、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筹管理、跟踪指导和评估问效,及时向我院报告试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五、为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尚未纳入试点的地区暂不开展与移动微法院相同或类似的平台研发建设。待试点全面推开后,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有序开展相关工作。
附件:关于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19日
附件:
关于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信息化水平,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法发〔2019〕8号)和《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8-2022)》(法〔2018〕105号),就进一步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主要目标
总结推广浙江省宁波市等地区“移动微法院”试点改革经验,充分利用我国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先发优势,搭建移动互联网审判执行工作平台,健全配套诉讼服务体系。探索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深化审判执行信息公开、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创新做法,进一步提升电子诉讼在全国法院的覆盖范围、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促进审判执行工作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二、工作原则
(一)便民利民。坚持以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为导向,积极利用“移动微法院”提供高效、便捷、完备的司法服务,确保“移动微法院”各项功能好用、管用、实用。依托信息化手段完善司法机制、扩大司法公开、提升司法效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合法自愿。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切实维护和保障各项诉讼权益,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得强制诉讼参与人接受移动在线诉讼方式。
(三)积极稳妥。坚持立足各地审判执行工作和信息化建设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分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逐步完善平台功能,提高应用水平,避免一哄而上、各自为战、重复开发和资源浪费。
三、试点范围
(一)地域范围。试点范围为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辖区内所有法院(含专门人民法院)。
(二)案件范围。“移动微法院”项目适用于试点法院受理的民商事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案件除外。
四、试点内容
(一)建设移动端诉讼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等技术手段,搭建移动端诉讼平台,实现审判执行系统与移动诉讼平台的有效对接。
(二)支持移动端在线诉讼。通过“移动微法院”诉讼平台,支持依托移动端以在线方式完成案件的起诉、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宣判、执行等诉讼环节,辅助当事人和法官在线开展诉讼和办理案件,探索完善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型案件审理模式。
(三)完善在线诉讼服务。依托“移动微法院”,拓展诉讼服务范围,优化服务方式,提供诉讼费用在线交纳、诉讼事项在线申请、审判执行信息在线查询、诉讼事务在线沟通、法律法规在线检索、诉讼风险在线提示等多重功能。
五、试点期限
试点工作自2019年4月1日陆续开始,期限一年。
六、工作步骤
(一)完成总平台建设。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建设“移动微法院”总入口及用户管理平台,并于2019年4月1日前完成。
(二)完成分平台建设。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按照相关要求和技术规范,最迟应于2019年9月底前完成分平台建设,并统筹指导辖区法院完成“移动微法院”与现有审判、执行系统的有效对接,做好运行前的测试准备等工作。
(三)投入实际运行。2019年4月1日开始,完成“移动微法院”分平台建设的法院,正式上线运行。
(四)开展评估验收。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在2019年11月底前,开展阶段性总结评估,并将评估情况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试点评估、验收情况,研究确定推广方案。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移动微法院”建设试点工作,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查指导作用。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统筹掌握工作进度,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二)健全制度规范。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移动微法院”相关管理规定。各试点法院要高度重视系统和数据安全问题,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制度规范,做好风险防控。
(三)强化保障措施。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试点法院做好各类系统的接口对接工作,根据试点法院办案量实际情况,做好前期调试和试运行,确保平台安全稳定有效。各试点法院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提高技术、经费、人员等方面保障水平。
(四)强化评估考核。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区域特点和试点法院工作实际,定期评估问效,及时反馈总结新情况、新问题,每月将本地“移动微法院”建设进展情况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建立健全监督、反馈、激励机制,将“移动微法院”建设应用情况纳入考核,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五)加强宣传普及。各试点法院要加强“移动微法院”功能、成效的宣传工作,积极营造社会关注、有效普及、广泛使用的良好氛围。健全程序应用、指引、培训机制建设,引导诉讼参与人有效利用,提高“移动微法院”应用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船舶碰撞,是指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所指的船舶碰撞,不包括内河船舶之间的碰撞。
海商法第一百七十条所指的损害事故,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依照海商法第八章的规定确定碰撞船舶的赔偿责任。
第三条 因船舶碰撞导致船舶触碰引起的侵权纠纷,依照海商法第八章的规定确定碰撞船舶的赔偿责任。
非因船舶碰撞导致船舶触碰引起的侵权纠纷,依照民法典的规定确定触碰船舶的赔偿责任,但不影响海商法第八章之外其他规定的适用。
第四条 船舶碰撞产生的赔偿责任由船舶所有人承担,碰撞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并经依法登记的,由光船承租人承担。
第五条 因船舶碰撞发生的船上人员的人身伤亡属于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的人身伤亡。
第六条 碰撞船舶互有过失造成船载货物损失,船载货物的权利人对承运货物的本船提起违约赔偿之诉,或者对碰撞船舶一方或者双方提起侵权赔偿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七条 船载货物的权利人因船舶碰撞造成其货物损失向承运货物的本船提起诉讼的,承运船舶可以依照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援用海商法第四章关于承运人抗辩理由和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第八条 碰撞船舶船载货物权利人或者第三人向碰撞船舶一方或者双方就货物或其他财产损失提出赔偿请求的,由碰撞船舶方提供证据证明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由碰撞船舶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者由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前款规定的证据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对于碰撞船舶提交的国外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和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的程序审查。
第九条 因起浮、清除、拆毁由船舶碰撞造成的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及船上货物或者使其无害的费用提出的赔偿请求,责任人不能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第十条 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时,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证据保全取得的或者向有关部门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出示。
第十一条 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主管机关依法进行调查取得并经过事故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确认的碰撞事实调查材料,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起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起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19年12月20日)
12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 重拳惩处 严厉打击伤害无辜儿童犯罪(云南)
案例二 及时介入侦查 坚决严惩驾车冲撞学生恶性犯罪(辽宁)
案例三 从严从快 惩处校园门口捅刺学生犯罪(陕西)
案例四 严打黑恶犯罪 坚决遏制拉拢侵蚀未成年人态势(浙江)
案例五 依法核准 坚决追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江苏)
案例六 “法治进校园”有成效 猥亵女童保安“显形”被严惩(重庆)
案例七 从重惩处教师性侵害犯罪 督促健全校园安全机制(四川)
案例八 依法抗诉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维护法律权威(广西)
案例九 协作追捕追诉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犯罪 深挖幕后“保护伞”(福建)
案例十 净化网络空间 严惩“童星招募”背后的性侵害犯罪(上海)
案例十一 精准适用法律 严厉打击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江苏)
案例十二 帮教期间发现线索 严惩引诱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北京)
案例十三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立案监督办理教师强制猥亵案(湖北)
案例十四 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依法办理涉恶集团欺凌学生犯罪案件(江苏)
案例十五 严惩校园欺凌 筑起平安校园防火墙(四川)
案例十六 准确认定从重情节 严惩校外培训机构猥亵儿童犯罪(江苏)
案例十七 依法打击非法经营“笑气”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天津)
案例十八 依法惩治遗弃犯罪 司法救助温暖困境儿童(四川)
案例十九 审慎审查追诉漏罪 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广西)
案例二十 强化法律监督以案促改 细化落实校园安全规章制度(河南)
案例一
重拳惩处 严厉打击伤害无辜儿童犯罪
一、基本案情
李某与紫某因矛盾发生争执,将紫某家面包车烧毁,被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2017年,李某刑满释放后到紫某家中寻找紫某未果,对放学回家的紫某之子(案发时6岁)报复泄愤,将硝酸浇在该童头上,致该童头面部及全身多处皮肤被严重灼伤,构成重伤二级,容貌重度毁损,构成二级伤残,全身多处体表形成瘢痕,构成八级伤残。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李某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因其伤害未成年被害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建议对其判处死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李某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并通过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等渠道为该童筹集救助款20余万元。
二、典型意义
为泄私愤,对无辜儿童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此类案件应当从严从重惩处。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提出从严惩处的量刑建议,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和重拳严厉打击的力度。
案例二
及时介入侦查 坚决严惩驾车冲撞学生恶性犯罪
一、基本案情
韩某某因生活琐事,预谋“驾车撞人”以宣泄情绪、报复社会。2018年11月,韩某某驾驶机动车至辽宁省某小学门口,逆向加速冲撞返校的学生队伍,造成6名未成年人死亡,20人受伤(18人系未成年人)。案发后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及时介入侦查,提出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快速审查,及时确认了韩某某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故意犯罪心态,综合全案犯罪事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韩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法院判处韩某某死刑立即执行。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驾车冲撞学生队伍造成多人伤亡的恶性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加强与公安机关衔接配合,依法从严从快办理案件,提出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彰显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依法坚决予以严惩的态度。
案例三
从严从快 惩处校园门口捅刺学生犯罪
一、基本案情
赵某某将生活、工作受挫归因于曾就读的中学所致,遂产生报复该校学生的恶念。2018年4月27日,赵某某携带三把刀具在该校门口等候,待放学之际持匕首迎面冲向学生连续捅刺,共造成9人死亡,4人重伤,7人轻伤,1人轻微伤。案发后,司法机关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第一时间参与讯问、现场勘验等活动,配合公安机关全面依法收集、固定证据。案发次日,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依法将赵某某批准逮捕;5月28日,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7月10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某某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校园周边捅刺学生的重大恶性案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与公安机关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批捕起诉,加大指控犯罪力度,充分发挥法律震慑作用,切实维护校园周边安全。
案例四
严打黑恶犯罪 坚决遏制拉拢侵蚀未成年人态势
一、基本案情
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吴某等人以共同出资成立某实业有限公司为幌子,吸纳形成了包括多名未成年人在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依托软、硬暴力手段面向未成年人群体开设赌场,引诱未成年人参与赌博并欠下赌债,后对这些未成年人及其家人实施敲诈勒索。在较短时间内实施聚众赌博29场,敲诈勒索19起,非法敛财人民币百万余元,陷入其中的未成年人55名,其中在校学生13名。该组织成员还诱骗少女吸食违禁品后实施性侵。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0月,对吴某等人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奸罪依法提起公诉。2018年12月,法院依法判处吴某等十二人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三年不等。结合案件办理情况,检察机关向教育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加强校园管理和学生安全教育。
二、典型意义
本案中,以吴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引诱未成年人参与赌博,并借赌博之名进行多种违法犯罪,将黑恶势力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和校园,社会影响恶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坚决遏制黑恶犯罪向未成年人领域蔓延。
案例五
依法核准 坚决追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一、基本案情
1997年7月28日,朱某在江苏徐州市某小区,入室抢劫致幼童彭某死亡,作案后逃离现场。此案多年未侦破。2018年,公安机关通过指纹比对发现线索,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2019年2月,江苏省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朱某核准追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虽已超过追诉时效,但考虑朱某的犯罪对象为年仅10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性质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至今没有消除,依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于2019年5月6日对犯罪嫌疑人朱某作出核准追诉决定。
二、典型意义
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一般经过二十年不再追诉。如果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依法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在办理此案中,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结合具体犯罪的性质、情节、手段、后果、社会影响、认罪态度等方面,认真审查,严格把关,依法作出核准追诉的决定,体现了坚决打击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案例六
“法治进校园”有成效 猥亵女童保安“显形”被严惩
一、基本案情
2018年7月,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法治进校园”部署要求,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检察院在某偏远乡镇学校讲授预防性侵法治教育课后,该校一名男生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称“看见学校保安刘某某摸了女同学,这是检察官说的猥亵行为”。公安机关随即开展调查,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提出意见,会同公安机关调取学校监控视频并实地查看,搜集相关证据,认定刘某某行为已涉嫌犯罪,2018年10月,以猥亵儿童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2018年12月,法院以刘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学校保安及其相关职业。
二、典型意义
自2016年6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部署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法治宣讲、以案释法和课堂普法等活动,成效显著。本案即在校学生听完法治课后主动举报案件线索,既及时惩治了犯罪,又增强了同学们的自护意识,是“法治进校园”活动成效的充分展现。
案例七
从重惩处教师性侵害犯罪 督促健全校园安全机制
一、基本案情
汪某某系某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其以检查作业、辅导功课为由,在教室、教师宿舍多次对班内多名女生(均为7至8岁)实施猥亵、强奸行为。案发后,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引导、配合公安机关收集完善证据,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汪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从重处罚和“从业禁止”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汪某某无期徒刑,并处“从业禁止”五年。同时,检察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采用公开送达的形式向成都市教育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教育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吊销了汪某某的教师资格证,禁止其终身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职业,并建立健全学生安全常识教育、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师德师风动态考核等机制。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教师利用职业便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件。检察机关在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严惩犯罪的同时,延伸职能,强化监督,督促教育部门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职责,建立健全相应防范机制,为有失师德者敲响警钟,告诫他们恪守职业道德,教书育人。
案例八
依法抗诉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维护法律权威
一、基本案情
2017年9月9日,杨某甲纠集杨某乙、杨某丙等其他5人(均另案处理)共同商量对小英(女,16岁)、小云(女,14岁)、小涵(女,12岁)实施强奸。次日凌晨,杨某甲、杨某乙等人欲强行与三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杨某丙(另案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强奸了小英,杨某甲、杨某乙因小云、小涵反抗且小涵处于生理期而未得逞。2018年9月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杨某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杨某乙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一审判决对杨某甲、杨某乙等人系强奸多人的情节未予认定,且未认定具有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从重情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畸轻,向法院提起抗诉。2018年12月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某甲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改判杨某乙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二、典型意义
多人性侵害多名未成年人案件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以从严惩处。本案中,检察机关认真履行审判监督职能,对错误判决依法提出抗诉,维护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九
协作追捕追诉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犯罪 深挖幕后“保护伞”
一、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期间,朱某某跨省组织包括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十余名女性在酒店卖淫。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期间与公安机关协作追捕4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成功查实朱某某等2人强迫多名未成年人多次卖淫的犯罪事实,又追诉协助组织卖淫的同案犯1人。同时,检察机关针对本案中可能存在为卖淫团伙通风报信、提供幕后帮助的“保护伞”行为,将线索移交监察委员会,挖出相关主管部门人员陈某某。最终朱某某等6人因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目前,陈某某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二、典型意义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必须依法全面、严厉打击。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配合协作,充分运用引导取证、追捕、追诉等监督手段,体现出对此类犯罪依法严厉惩处的决心。同时,对于办案中发现的“保护伞”相关线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坚决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帮凶与黑手。
案例十
净化网络空间 严惩“童星招募”背后的性侵害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曲某某为寻求性刺激,通过QQ聊天软件,冒充某影视公司的女性工作人员,以招募童星需先行检查身体发育情况为由,先后诱骗、唆使被害女童张某某、李某某等人(年龄均在10—13岁之间),要求被害人拍摄自身隐私部位的不雅照片、视频等供其观看。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对涉案电脑中的电子数据进行恢复和固定,进而查明多名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最终查证曲某某通过网络猥亵各地女童11人的犯罪事实。2018年3月,检察机关以曲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曲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二、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猥亵儿童的新型性侵害案件频发,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本案利用“童星招募”实施性侵害犯罪,一方面暴露出被害儿童涉世未深,缺乏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社交平台带来的安全隐患,对该类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有效净化了网络空间。
案例十一
精准适用法律 严厉打击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
一、基本案情
靳某某从2016年开始,使用感情笼络、威胁、殴打等手段,管理控制梁某等8名女性未成年人在KTV有偿陪客人喝酒、唱歌,持续近两年时间。案发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认为靳某某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应当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进一步完善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见。此后,经综合全案证据,认定靳某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情节严重,依法提起公诉。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靳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二、典型意义
不良社会风气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于不法分子组织未成年人在KTV等娱乐场所有偿陪侍行为,应予以严厉打击。本案中,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精准定性,打击治理娱乐场所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现象,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十二
帮教期间发现线索 严惩引诱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
一、基本案情
刘某等人招募祝某某、马某某、杜某某等多名未成年少女卖淫,后刘某以卖淫女系未成年人为由对嫖客实施敲诈勒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对涉案未成年少女开展跟踪帮教过程中了解到,刘某等人多次以诱骗的方式吸引外地未成年少女来京卖淫,并提供统一住宿、日常花销,以及避孕套、手机、收款二维码等实施“仙人跳”的作案工具,可能涉嫌组织卖淫罪。根据这一线索,检察机关积极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并协助调取和固定电子数据,核实嫖客身份,成功追诉刘某等人组织卖淫罪,追加四起敲诈勒索犯罪事实。2019年3月,法院以刘某犯组织卖淫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二、典型意义
组织未成年人卖淫并利用未成年人敲诈勒索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应予以严厉打击。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帮教中敏锐发现犯罪线索,积极提出收集完善证据意见,会同公安机关,成功追诉犯罪,展现了司法机关不放过、不纵容任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鲜明态度。
案例十三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立案监督办理教师强制猥亵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5月,江某某(男,某中学教师)以做实验的名义先后三次将学生小南(女,14周岁)叫到校实验室实施猥亵。事后小南父亲向当地教育部门反映了有关情况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江某某也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江某某并未对小南使用强制手段,未当即立案。湖北省枣阳市教育局根据该省制定的强制报告制度工作办法,向检察机关进行了通报。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核实具体案情后,认为江某某利用其作为教师的特殊身份,在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采用搂抱、亲吻等方式对学生实施侵害,给被害学生形成了心理上的威慑和压迫,这种行为应当构成强制猥亵罪,遂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后公安机关以江某某涉嫌强制猥亵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时提出从业禁止建议。法院依法判处江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禁止其从事教师职业。
二、典型意义
发生在校园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具有第一时间获得被害人遭受性侵害信息的客观条件,检察机关依托此条件,积极落实与多部门协同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对校园内侵害未成年人线索积极进行处理,依法履行立案监督职能,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保护。
案例十四
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依法办理涉恶集团欺凌学生犯罪案件案件
一、基本案情
自2017年10月以来,高某招揽邱某等14人(12人系未成年人)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采用威胁、恐吓等方式,在校园及周边向未成年在校学生收取“保护费”,实施抢劫、寻衅滋事、盗窃、诈骗等犯罪20余起,被侵害学生30余人,涉案金额达4万余元。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侦查,协助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追加认定一起进入学生宿舍收取“保护费”的寻衅滋事犯罪事实,改变定性四起诈骗犯罪为盗窃罪,对仅参与一起盗窃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吴某附条件不起诉,对其他集团成员提起公诉。法院依法采纳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意见,判处首要分子高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八个月,判处其他13名成员有期徒刑五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由成年人纠集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学生的涉恶校园欺凌案件,侵害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危害校园安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合力打击该类涉恶犯罪集团,依法维护了校园安全。
案例十五
严惩校园欺凌 筑起平安校园防火墙
一、基本案情
2018年3月,刘某某、陈某某等人纠结龙某某等3名未成年人,成立以帮忙打架收取保护费的“帮会”,先后逼迫10余名在校学生加入帮会并交纳保护费,殴打10余名在校学生,收取费用约2000元,致使多名被害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案发后,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依法追加起诉闵某某等帮派骨干成员涉嫌寻衅滋事罪。法院最终判处刘某某等人六年五个月至三年不等刑罚。针对案件中凸显的问题,检察机关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加强学生法治教育、建立校园安全防控及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等检察建议,教育部门及时整改落实,建立健全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
二、典型意义
在校园拉帮结派,收取保护费,欺凌同学,严重扰乱校园秩序,严重影响在校学生安全感,侵害学生身心健康。本案中,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追诉遗漏犯罪,体现严惩校园欺凌犯罪的决心。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为未成年人筑起了平安校园防火墙。
案例十六
准确认定从重情节 严惩校外培训机构猥亵儿童犯罪
一、基本案情
自2017年夏天起至案发,张某某在无照开办的书苑教授书法。期间,在有十余名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多次以单独辅导为由,分别将四名11至13岁幼女喊到教室最后一排桌子处,以抚摸胸部、小腹、生殖器及亲吻脸部等方式对上述女童进行猥亵。案发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审查,发现可能还有其他被害人,遂建议公安机关扩大侦查范围,又排查出两名学生被猥亵的事实。检察机关结合其他从重情节,以张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禁止其刑满五年内从事教育类相关职业。
二、典型意义
校外培训机构教师性侵未成年人,存在犯罪隐蔽、发现难、取证难等特点,检察机关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猥亵儿童案及时介入,提出建议,会同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准确认定从重情节,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类似行为起到了震慑和警示作用。
案例十七
依法打击非法经营“笑气”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一、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5月,武某从网上违法进购“笑气”(一氧化二氮,一种具有较强的传播性、成瘾性和致害性的危险化学品),在微信朋友圈售卖,以快递方式寄送给买方,销售金额6万余元。已查明的购买者中,在校大学生8人,高中生2人,其中一名购买者因长期吸食“笑气”,出现腿回沟关节受损、中毒性脑病、泌尿系统感染等不良反应。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武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武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7千元。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检察机关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引导青少年远离“笑气”危害。
二、典型意义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滥用,对未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双重摧残,以“笑气”为代表的暂未列入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的精神活性物质,逐渐成为不法分子新的牟利工具。针对此类案件,在依法予以打击惩罚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普法宣传,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案例十八
依法惩治遗弃犯罪 司法救助温暖困境儿童
一、基本案情
2017年9月,张某因家庭生活困难,幼子(9岁,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遂将其遗弃于道路旁。2019年3月,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检察院以遗弃罪对张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拘役四个月,缓期六个月执行。张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无故殴打其子,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向法院建议撤销缓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张某缓刑,收监执行。同时,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落实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教育资助、社会福利等政策。协调将未成年被害人安置于儿童福利院,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监护人遗弃幼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仍无故殴打幼子的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议法院撤销缓刑。同时积极开展司法关爱救助,用司法温情呵护困境儿童。
案例十九
审慎审查追诉漏罪 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8年,广西省博白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小雨(14岁,边缘智力)3次被拐卖案时发现,林某、黄某在收买小雨后,均曾与小雨同居后又将其出卖,且可能明知小雨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依法追加认定林某、黄某在拐卖过程中存在强奸行为,并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卜某追加认定强奸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林某、黄某犯拐卖儿童罪,且有强奸情节加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卜某犯强奸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对其余6名同案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幼女被连续拐卖并遭受性侵害的案例。被害人被拐卖三次,环节多、涉案人数多。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注重细节审查、及时发现强奸事实后追加起诉并获得法院支持,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二十
强化法律监督以案促改 细化落实校园安全规章制度
一、基本案情
李某系某小学教师,2017年6月先后在校内对3名7岁幼童实施猥亵,一审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在教室内实施猥亵,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加重情节,法院判决未认定该情节导致量刑畸轻,遂依法抗诉。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李某有期徒刑七年。同时,检察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制定教师入职审查制度,联合开展防性侵专项督查,教育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吊销李某教师资格证,将其录入从业禁止黑名单,并对该校校长予以免职处分,对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对辖区校园进行督导排查并加强师德教育,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校园环境。
二、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以抗促治,以案促改”,通过依法坚决抗诉,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会同教育部门全面落实和细化校园安全规章制度,参与推进校园安全体系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6起2022年度“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6起2022年度“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典型案例
(2023年02月27日)
2022年度“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典型案例
1.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矿山地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2. 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等四人电捕蚯蚓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案
3.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林地和耕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4.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非法猎捕黑水鸡民事公益诉讼案
5.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神医”“神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6. 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办理万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公益诉讼案
7.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住宅小区饮用水锌含量超标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9.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酸洗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处置公益诉讼案
10.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农药经营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河北省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乡村生活垃圾行政公益诉讼案
12. 甘肃省武山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顺渠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13.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庐山西海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14.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蚰蜒河黑臭水体行政公益诉讼案
15.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光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16. 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萧县某某材料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矿山闭坑治理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同一违法事实造成不同领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检察诉前程序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不同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经督促仍未依法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撤诉应当以受损公益得到有效保护为前提。
【基本案情】
重庆市武隆区某某石材公司矿区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乌江支流大溪河旁,矿区距大溪河汇入乌江入河口仅1公里。2012年12月以来,该石材公司在从事石灰岩露天开采过程中因防护措施不当,致大量弃土石渣滚落入大溪河中,造成边坡植被毁损、河道堵塞。2017年11月13日,某某石材公司经原武隆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区国土房管局)同意,开展闭坑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因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恢复工作虽通过验收,但矿区及大溪河生态环境仍持续处于受损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隆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某石材公司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遂立案调查。
武隆区检察院经现场勘查矿区,从行政机关调取书证,走访周边村民,查明:某某石材公司自2012年开采以来,因违规开采致弃土石渣冲入大溪河河道。2017年10月21日,原区国土房管局因该矿区位于大溪河保护区范围内,对大溪河环境保护带来一定的影响,未予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相关手续。某某石材公司后于同年11月13日提交《某某石材公司石灰岩矿矿山闭坑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及申请,报原区国土房管局同意后开展相关工作。但截至武隆区检察院立案时,矿区地质环境修复工作仍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
据此,武隆区检察院于同年6月20日、21日分别向原区国土房管局、原武隆区水务局(以下简称原区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相关单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督促某某石材公司开展矿山闭坑环境治理和河道岸线整治工作。
2018年8月10日,原区水务局回函称,矿坑弃渣于2018年8月31日前全部清除,该局将持续跟踪恢复治理工作。8月17日,原区国土房管局回函称,某某石材公司已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完成治理。
2019年1月因行政机构改革,原区国土房管局更名为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规资局),原区水务局更名为重庆市武隆区水利局(以下简称区水利局)。1月8日,某某石材公司闭坑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通过区规资局、水利局验收,并据此提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基金)共112.7万元。
2020年4月,武隆区检察院在“回头看”过程中对本案闭坑矿山地质恢复和复垦情况进行航拍,发现闭坑矿山北侧、大溪河靠矿区一侧等人员不易接近区域,仍有大量弃渣堆积,且侵占河道,生态环境受损严重。武隆区检察院进一步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固定河道生态环境受损的事实,复核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征询参与验收专家意见,委托重庆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武隆区林业局进行鉴定,查明某某石材公司矿区靠大溪河一侧植被损毁面积15余公顷,矿区边坡弃渣垒积2.6万立方米,弃渣侵占大溪河河道1.44余公顷。区规资局、区水利局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20年9月14日,武隆区检察院对区规资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法院,以下简称涪陵区法院)审理,11月9日,判令武隆区规资局依法履行对某某石材公司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监管职责。
区水利局负有保护大溪河河道及岸线生态环境的职责,武隆区检察院在引进无人机等技术设备和进一步调查取证后,于2021年1月5日对区水利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认为,已判决区规资局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与保护的监管职责,本诉讼请求包含在前述诉讼中,且某某石材公司现已开展治理,生态修复目的即将实现,建议武隆区检察院撤回起诉。
武隆区检察院经层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明确以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作为撤诉条件。2021年7月28日,区水利局会同涪陵区法院、区规资局及相关专家查看本案大溪河小三峡河段坠石区域,专家出具了“大溪河小三峡河段基本满足行洪要求,其坠石区不需再清理”的意见,区水利局据此商议武隆区检察院撤回起诉。同年8月26日,武隆区检察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员认为本案无专项治理方案,欠缺评判依据,建议区水利局重新制定整改方案实施后,再组织专家进行验收。同年9月,区水利局聘请重庆交通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武隆区某某石材公司大溪河小三峡坠石区河道清理专项方案》,邀请相关专家作出 “某某石材公司通过大溪河河道清理验收”的结论,再次商议武隆区检察院撤诉。
2021年12月,经重庆市三级检察院集中研究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达到证明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对武隆区检察院层报案件作出不予撤回起诉的决定。涪陵区法院于2022年3月至4月两次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后于同年5月30日作出判决,判令区水利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督促武隆区某某石材公司恢复大溪河河道及岸线的生态环境。
判决生效后,区规资局委托专业机构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对矿区进行治理,现已全面完成矿区及边坡区域治理和复绿工作。区水利局已督促某某石材公司重新制定河道清理方案,恢复岸线植被,并将根据水位高度等适时推进整治工作。
【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事关“保护长江母亲河”重大战略。针对多行政机关负有监管职责,但未能全面有效履职,检察机关在全面取证基础上,对负有不同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分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以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作为撤回起诉的必要条件,坚持生态环境应当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则,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最终使本案得到依法公正的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等四人
电捕蚯蚓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电捕蚯蚓 诉前禁止令
【要旨】
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采用电击方式“绝户式”捕捉野生蚯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对违法行为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以来,刘某某等四人向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二塘镇村民提供电捕蚯蚓设备“地龙仪”,并唆使村民以电击方式捕捉野生蚯蚓,其再以每斤3.5元至4元不等的价格收购,加工后以高价外销,形成一条捕杀、收购、加工、销售野生蚯蚓的“黑色产业链”。
【调查和诉讼】
2022年4月20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威宁县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对该线索依法立案调查。威宁县检察院通过实地走访核实、现场勘验核查等方式查清了案件事实,在公告期满后于同年6月16日,依法移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毕节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威宁县检察院发现毕节市生态环境局威宁分局和威宁县林业局负有野生动物保护监管职责,但未全面履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七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分别于2022年5月10日、6月20日对上述两家行政机关依法立案,并随后分别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对辖区内电捕蚯蚓行为履行监管职责,推动地方政府成立整治电击蚯蚓工作专班并出台《关于禁止非法捕捉收购加工野生蚯蚓的通告》,有效遏制了电捕野生蚯蚓的违法行为。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该案办理,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告最高检,在最高检指导下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依法开展鉴定,认定刘某某等人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为177390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为38655.1元。
2022年6月23日,毕节市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行政执法人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参加,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一致认为捕捉野生蚯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应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2年6月24日,毕节市检察院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毕节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刘某某等人立即停止唆使村民电击蚯蚓及违法收购、加工、销售的行为,赔偿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177390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38655.1元,承担鉴定费1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同日依法提出诉前禁止令和财产保全的建议,建议法院责令刘某某等人立即停止提供电击蚯蚓设备;停止组织电击蚯蚓;停止收购、加工、邮寄、销售蚯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并对刘某某等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毕节市中院于6月2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责令刘某某等人立即停止收购、加工、销售蚯蚓等行为,并对刘某某等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
2022年8月26日,毕节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行政执法人员、村民代表等旁听。刘某某等四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毕节市中院依法决定缺席审理,经审理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移送执行。
随后毕节市检察院组织开展了“小蚯蚓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依法发出检察建议6件,立案办理民事公益诉讼8件,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的解决。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非法捕捉野生蚯蚓的行为,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手段,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要求违法行为人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同时在诉讼中通过诉前禁令和财产保全等方式确保公益及时得到保护。检察机关从个案推动开展类案监督,从源头上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安全。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保护矿产、林地和耕地资源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资源保护 非法采矿 违法行为事数形态 规范竞合
【要旨】
围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全方位保护矿产、林地、耕地等各类自然资源,对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
【基本案情】
2016年,张某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街某村一废弃采石场基础上成立石料厂,从事石料加工及销售,非法开挖石料厂东北角山体,造成山体破坏、林地毁损,其中部分林地属于省级公益林。2019年,其在石料厂南侧占用耕地开挖3处池塘,用于沉淀碎石清洗后产生的废水,对耕地的种植条件造成破坏。该石料厂距长江仅5公里。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张某某石料厂存在非法采矿、破坏林地和耕地的问题,遂于2021年4月7日,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区自然资源局)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张某某石料厂破坏林地部分区域属于省级公益林,耕地部分属于基本农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结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职责和员额职数规定》,区自然资源局依法负有辖区矿产、林地和耕地资源的监督保护职责。2021年4月22日,东湖高新区检察院向区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对张某某石料厂非法采石破坏山体、林地和耕地的问题履行法定职责。
经持续跟进监督,区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8月5日书面回复称,在耕地方面,该局于2021年5月6日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占用耕地开挖的沉淀池已停止运行并全部回填;在林地方面,该局已于2019年9月2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限期恢复毁林场地原状并罚款49530元整,罚款已缴纳。
东湖高新区检察院跟进调查发现,该局对张某某石料厂破坏矿产资源问题未开展监督执法工作,对破坏林地问题未督促当事人恢复林地原状,对破坏耕地问题未依法进行处罚。
【诉讼过程】
2021年8月25日,东湖高新区检察院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区自然资源局对张某某石料厂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依法全面履行职责。2021年11月16日,东湖高新区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区自然资源局辩称其对张某某石料厂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已全面履职。关于林地问题,已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当事人已经补种树木;关于耕地问题,已责令当事人停止并改正违法行为,恢复耕地原状,且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范(试行)》的规定,毁耕的处罚属于“可以”并处罚款;关于非法采矿问题,因与毁林行为存在竞合,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应给予两次以上处罚,且其已经在进行非法采矿调查取证工作。
东湖高新区检察院认为,区自然资源局虽履行了部分职责,但仍存在怠于履职情形:一是对非法采矿行为未履职。本案中,非法采矿和毁林行为虽然存在行为结果上的牵连关系,但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侵犯了两个不同的法益,且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并不相同,因此不适用“一事不再罚”,应当继续追究非法采矿的法律责任。二是对毁林和毁耕的行为未完全履职。该局虽然对毁林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但未对“限期恢复毁林场地原状”的处罚事项监督履行到位;对毁耕行为未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并处罚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湖北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范(试行)》系地方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不能排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适用。
2022年4月30日,武汉东湖高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东湖高新区检察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区自然资源局未提出上诉。截至目前,区自然资源局对本案非法采矿问题已完成非法开采建筑用砂岩矿的调查,下一步根据矿产资源价值认定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对林地恢复的问题已督促当事人完成林木补植,并邀请专业技术单位现场验收;对耕地破坏问题已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已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森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对于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对于长江流域范围内同时侵害多种自然资源的行为,行政机关经检察建议督促后,仍以“一事不再罚”等理由怠于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诉讼,促进行政机关厘清行政违法行为的事数形态,推动行政机关规范执法,助力全方位维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环境。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
非法猎捕黑水鸡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刑事撤案 当事人自认
【要旨】
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行为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检察机关可以按照民事诉讼证据有关规则要求,依法认定有关案件事实,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主体民事责任。对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经上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指定,可以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基本案情】
2018年6、7月间,刘某某在洪泽湖东岸盱眙县马坝镇某村农田埂上,采用声波诱捕方式,先后四次猎获黑水鸡61 只,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时,缴获黑水鸡活体27只。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黑水鸡系国家保护目录中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为300元/只。
【调查和诉讼】
2019年10月,公安机关以刘某某涉嫌非法狩猎罪对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盱眙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由于刘某某仅承认现场抓获时猎捕27只黑水鸡,否认另外三次猎捕34只的事实,未达到立案标准,故不构成非法狩猎罪,退回公安机关作撤销案件处理。由于该案具有公益诉讼价值,2020年6月4日,盱眙县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于同日发布诉前公告。
调查核实中,多人证实曾在刘某某家中食用过黑水鸡,承办检察官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作出预判:庭审中如果刘某某继续否认猎捕其他34只黑水鸡的事实,需提出证据证明他人在其家中食用的黑水鸡来源合法,如果不能提供,则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如果刘某某自认,则无需由检察机关提供证明。遂决定以猎捕61只黑水鸡的事实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法院、检察院分别报请上级院指定管辖,盱眙县检察院于2020年10月19日向盱眙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盱眙县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刘某某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用人民币18300元(61只×300元),并在县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3月15日,盱眙县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庭审中,刘某某对猎捕61只黑水鸡的事实全部自认。盱眙县法院于3月31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某某于庭审结束后全额缴纳赔偿款,并在《盱眙日报》刊登了道歉信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由于证据出现变化,无法进行刑事追诉的,并不影响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标准的,可以根据刑事与民事证据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准确把握民事证据适用规则,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庭审中,可以充分运用当事人自认等规则,取得法院对诉讼请求的支持。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神医”“神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药店违规诊疗 老年人权益保护
【要旨】
以“神医”“神药”作虚假宣传,针对老年人到中草药店治疗、用药,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专项整治中医药养生乱象,规范中医药诊疗行业经营管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一些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医诊所备案证》的中草药店,店内从业人员无证上岗,销售来源不明的草药,并进行虚假治疗功效宣传,诱骗众多老年人消费者到店购买、接受治疗。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云区检察院)接群众举报,经立案调查查明,一些无证中草药店存在虚假宣传中草药疗效、违规诊疗等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对众多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进行虚假宣传中草药疗效和违规诊疗,延误消费者前往正规医院就医,危害了消费者身体健康权,已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12月30日,白云区检察院督促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白云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同类店铺虚假宣传及非法行医等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治,关停了涉案中草药店,拆除了夸大宣传广告标语,要求店内诊疗人员依法悬挂、佩戴证照营业。集中在全区开展打击非法行医、非法“中医养生保健”违法经营专项整治。共排查违法中药店145家、责令整改5家、立案查处1家,依法行政处理涉嫌非法行医3件。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白云区卫生健康局安排156块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视频、派发宣传资料3850余张,提示广大消费者提高用药就医安全意识。
2022年5月,白云区检察院与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签订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同推进食品药品领域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完善了长效工作机制。以此案为蓝本制作《他不是药神》宣传视频,在“学习强国”等平台发布,提示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科学用药就医。
【典型意义】
中医药诊疗保健领域一些中草药店利用“神医”“神药”等虚假宣传,开展非法诊疗活动,销售假劣中草药,侵害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诊疗造成负面影响。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公益诉讼职责,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中医药诊疗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养生保健领域虚假宣传、销售假劣药乱象,规范中医药诊疗行业管理,保护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就医用药安全。
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办理万某等人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 保健食品 从业禁止
【要旨】
检察机关构建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依法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并承担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落实食品领域从业禁止制度。
【基本案情】
万某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情况下,生产大量违法添加西布曲明成分的减肥胶囊。违法产品销售至安徽、广东和山东等多省,违法行为持续近两年之久,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人身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扰乱减肥产品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12月21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万某等人有期徒刑及从业禁止五年等刑事处罚。
【调查与诉讼】
2021年4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岛市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收集固定证据,与侦查机关、刑事公诉部门沟通协作。委托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调取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万某等人销售案涉保健品支付宝账户交易联单,并委托会计司法审查后,认定万某等人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共计198859元。2022年2月,检察机关依法对万某等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销售金额10倍惩罚性赔偿金1988590元诉求。2022年8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青岛市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涉案人员“从业禁止”限制相关规定,指导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南区检察院)对该案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对发现的同类违反从业禁止案,于2022年4月22日依法向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一并督促该区行政审批局禁止包含万某等人在内的违法行为人取得与从事食品有关的生产、经营证照等资格。并对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资质发放情况开展摸排调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2022年4月28日,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查明的违法行为人进行从业禁止。2022年5月9日,区行政审批局书面申请市局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万某等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警示性锁定,并开展资质调查专项行动。截至2022年12月,区市场监管局及区行政审批局已将117人纳入“黑名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市南区检察院与区市场监管局、区行政审批局会签《关于建立“食品药品领域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协作机制的意见》,建立了从业禁止人员长效监管机制。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构建“检察官主持+技术人员辅助”协作机制,实现技术部门运用技术手段协助公益诉讼部门开展固定、分析、判断证据等相关办案活动,体现了检察技术与公益诉讼办案深度融合的趋势。办案中坚持溯源治理,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通过建立协作机制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有效整治违法从业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共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住宅小区饮用水锌含量超标问题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住宅小区饮用水安全 磋商 为民办实事 化解争议
【要旨】
建筑工程公司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镀锌管安装自来水供水管道,导致住宅小区自来水含锌量超标,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行饮用水安全监管职责,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守护好饮用水安全“最后一公里”,让百姓喝上放心水。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岳阳楼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岳阳市某小区一期住宅自来水水质存在严重的锌超标的问题,多次反映、投诉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岳阳市湖滨某小区由某建筑公司承建,有住户1016户4000余人。自发现小区自来水含锌量超标后,小区居民不敢喝自来水,一直从外面购买瓶装矿泉水,给群众的生活造成极度不便。
【调查和督促履职】
发现该案线索后,岳阳楼区检察院组成检察官办案组进行初步调查,查明岳阳市湖滨某小区由某建筑公司承建,该公司施工过程中部分自来水供水管道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镀锌管。2020年10月,陆续入住的小区居民发现自来水呈乳白色、水面出现油面。发现水质异常后,小区业主先后向水务集团进行投诉,向地产公司、岳阳楼区和南湖新区的住建、街道等相关部门提交诉求函,向法院起诉开发商侵权等多轮谈判与维权。相关职能部门介入后,地产公司进行了两次整改,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小区入户自来水锌元素含量仍高于小区总表前锌元素含量,且远高于周边小区水质中锌元素含量。
2021年11月23日,岳阳楼区检察院对岳阳市南湖新区住房建设局(以下简称南湖新区住建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为推动案件妥善办理,办案人员先后走访了住建局、街道办、水务集团、承建商、该小区居民委员会等单位,商谈相关整改事宜。
检察官办案组通过查询法律法规资料、随机调取水质检测报告、主要设备材料表、小区水质投诉情况报告等书证材料以及实地走访、询问小区业主、走访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调查查明,建筑公司因工程款结算与开发商发生纠纷,对部分自来水供水管道安装时使用的镀锌管,系《建设部、国家经贸委、质量技监局、建材局关于在住宅建设中淘汰落后产品的通知》(〔1999〕295号)明确规定自2000年6月1日起在城镇新建住宅中被禁止使用于室内给水管道的冷镀锌钢管。
经水务部门组织检测,该小区自来水总表前的锌元素含量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中饮用水中锌含量(不得高于1.0mg/L)的标准,但小区内多处监测点入户自来水的锌元素含量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且明显高于自来水总表前的锌元素含量。住建、街道等相关部门介入后,房产公司进行了两次整改,但检测报告显示仍有2个水质监测点锌含量超过国家标准,分别为1.19mg/L、8.52mg/L,另有多个水质监测点锌含量超过该小区所在的湖滨片区水质锌含量平均值(0.003mg/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建筑材料使用以及供水管网建设实施监督管理。为解决市、区住建部门管理职能交叉、矛盾久拖不决的问题,办案人员与市、区住建部门、南湖新区区工委、区委政法委等单位沟通协调,厘清相关职责,各方共同确定对于涉案小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供水管网建设、使用建材不合格导致的供水安全问题,由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南湖新区所在住建部门负责。
2021年12月6日,为推动问题及时有效整改,岳阳楼区检察院联合岳阳市“洞庭清波”领导小组组织南湖新区住房建设局、水务集团及住宅小区工程建筑商代表和业主代表召开诉前磋商会。会上,检察机关提出整改建议,建议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全面检测和更换问题水管,并在整改完成后进行检测,确保该小区自来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且水中锌元素含量不明显高于总表前锌元素含量及该片区均值。磋商会召开后,行政机关针对工程水管质量问题,向该小区承建商、开发商、监理单位下发不良记录告知书,并在建筑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中向社会公示;对施工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委托水务集团制定了该小区水质整改方案,同时向承建商送达了整改通知书。
为确保整改方案落到实处,岳阳楼区检察院持续跟踪监督整改情况,多次到施工现场了解整改进度。整改工程竣工后,该院建议相关部门将原计划的水质检测点由30余个增加到60个,最大化地扩大检测覆盖面。2022年2月24日,该院邀请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小区业主代表共同到现场监督第三方检测机构取样送检。最终检测结果显示锌含量低于国家限定标准,达到该片区水质平均值。2022年3月1日,检察机关召集岳阳市“洞庭清波”领导小组、行政机关、地方政府代表、水务集团、小区工程建筑商代表及业主代表召开整改评议会。会上,业主代表对整改结果进行了评议,认可了整改效果,认为检察机关真正为民办了实事。
【典型意义】
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开发商、承建商在住宅小区管道建设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镀锌管,造成小区饮用水水质锌含量超标数倍,直接危害住宅小区饮用水安全,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侵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为切入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凝聚各方共识,以“我管”促“都管”,推动公益侵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解决,有效化解小区业主与承建商、开发商的争议,让小区居民喝上放心水,有力保障了住宅小区居民饮用水“最后一公里”的安全,解决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难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
督促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理标志农产品 知识产权保护 乡村产业振兴
【要 旨】
针对不法商贩长期销售假冒地理标志农产品,侵害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者的知识产权,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助推名优特农产品的原产地保护,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战成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基本案情】
吉木萨尔白皮大蒜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名优特产品,因其“绿嘴白皮”形象美观、辛辣多汁、大蒜素含量高、耐储存等优势,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条件和相关技术要求,已于2016年3月31日经农业部审定,正式登记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与上海嘉定蒜、江苏太仓蒜、山东蒜并称“中国四大名蒜”。每年8月是吉木萨尔白皮大蒜的收获季节,但是从5月开始,在吉木萨尔县和相邻县市的农贸市场,以及多家网络电商平台上,出现很多商贩谎称其出售的大蒜是当年的“吉木萨尔白皮大蒜”,与该品种大蒜收获时令不符。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7日,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吉木萨尔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本案线索,5月16日决定立案办理。办案人员对辖区内物流园、工业园区等县城交通枢纽地段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几处商户组织工人在公路两旁现场编大蒜辫子批发售卖,这些大蒜的原产地均为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商贩还专门在河南、山东等地承包土地种植大蒜,待收获后不惜千里迢迢转运至吉木萨尔县,到货就转手批发给相邻县市的零售商户。办案人员随后深入相邻县市的农贸市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很多商家均借“吉木萨尔白皮大蒜”的名义销售非吉木萨尔县原产地种植的大蒜,引导消费者基于认知混淆而增强购买意愿,利用吉木萨尔白皮大蒜独特的地理信誉,打开并拓展产品销路,提升产品销量。
吉木萨尔县检察院通过走访相关行政机关、查阅案卷资料和相关法律规范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机关三定方案,县农业农村部门作为地理标志农产品主管单位既未对产品包装、流通、质量检测等事项制定明确的标准,也未定期对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导致销售假冒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行为长期监管缺位,侵害了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者的知识产权及消费者的知情权,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22年5月19日,吉木萨尔县检察院向县农业农村部门公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对销售假冒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侵权行为;完善相关管理规则、质检标准等规范,切实做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县农业农村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于同年7月16日书面回复称,该部门已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行政机关及时对接,就规范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包装标识、流通场地等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并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要求商贩在指定的大蒜市场交易,禁止对大蒜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吉木萨尔县检察院在对该案跟进监督中发现,虽然市场上批发销售假冒吉木萨尔白皮大蒜的行为已得到有效制止,但质量管理规范的制定、品牌外包装设计等工作仍进展缓慢,消费者对真假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区分等仍缺乏科学、直观的标准。为有效遏制违法行为,助力推进地方名优特农产品保护工作,2022年7月18日,吉木萨尔县检察院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圆桌会议,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管理规范的制定、外包装设计等工作,争取在吉木萨尔白皮大蒜收获之前全面完成品牌设计、宣传工作。会后,行政机关聘请专业技术公司,从外包装设计、品牌宣传、品牌参展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推进加强品牌建设,制定了《吉木萨尔白皮大蒜地理标志产品标志使用规范》,规定了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标准。同时通过电视台、网络、机场广告屏同步播放吉木萨尔白皮大蒜广告等各种形式,加强品牌宣传。
2022年8月初,吉木萨尔白皮大蒜上市以后,吉木萨尔县检察院邀请县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同对办案效果进行实地踏勘,市场上吉木萨尔白皮大蒜的销售违法行为已得到全面规范。
【典型意义】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是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地理标志农产品所具有的独特品质、独特历史文化特征,蕴含着潜在的资源优势和文化内涵,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辐射力,引领农业品牌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建立完善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机制,维护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助推当地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为传承农耕文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酸洗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处置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危险废物 酸洗行业治理 数字赋能
【要旨】
针对在居民区存续近三十年的酸洗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在妥善处置污染物和追究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促使企业酸洗生产线从居民生活区搬离。依托数字平台构建类案监督模型,精准锁定区域内违规酸洗企业及出现的危险废物排释问题,有效推动酸洗行业专项整治,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基本案情】
1995年7月至2021年5月,开设于金华市金东区某镇居民区的某钢带厂,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未设置配套环保设施的情况下,擅自回收各种沾染了涂料、矿物油、有机溶剂的废旧包装桶进行冷轧板生产。上述废旧包装桶经过酸洗或碱洗工艺处理产生的150余吨废水、废渣被长期储存在未做任何防渗漏处理的隐蔽废物收集池中,废水废渣中的有害物质、挥发产生的有害气体持续排释,进入周边大气、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附近居民长期向有关部门反映“该钢带厂常年飘出刺鼻气味,雨天排水沟还常有黄绿色泛油液体流出,影响居住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但相关问题却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1月18日,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东区检察院)根据该院出台的互涉案件双向协办机制,将公安移送的潘某某、王某某涉嫌污染环境案转至公益诉讼部门。金东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迅速组建专案组,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勘验和提取物证等方式全面调查取证,同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于2021年11月19日向金华市生态环境局金东分局(以下简称区生态环境分局)发出第一份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金华市某钢带厂非法处置的危险废物进行合理处置,防止污染扩大。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生态环境分局立即组建专班,对该钢带厂开展执法检查,并根据检察建议内容和行政执法检查情况制定危险废物处理方案,责令该厂与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议》,将150吨危险废物进行标准化处理。检察机关还依托专家咨询意见,促成该厂对危险废物的全过程规范化管理及污染流水线的搬迁,目前该厂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已升级搬离开展规范化生产,原厂区仅用于铁板压制处理。在督促行政机关落实第一份检察建议的过程中,金东区检察院通过梳理排摸,发现类似情形不是酸洗行业个例。为践行“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模式,金东区检察院借助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构建“酸洗行业违法处置危废物”类案监督模型,开展数据碰撞,锁定违规处置酸洗废物企业9家。金东区检察院就此情况向区生态环境分局发出第二份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上述企业进行查处,并切实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对酸洗行业开展行业治理。区生态环境分局立即对全区用酸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共排查企业32家,其中7家被立案查处,4家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为酸洗行业全面整肃打开局面。
为进一步加强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联动,检察机关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持续凝聚公益保护司法执法合力。
【典型意义】
针对酸洗企业非法排释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痛点、难点问题,检察机关在能动履职中贯通运用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综合施策发挥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实现公共利益保护最大化。检察机关一方面构建“梳理类案、探究路径、果断建模、数字赋能、覆盖监督”模型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提供了智力保障和路径支撑,有效推动酸洗行业完善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部门执法行为进行“亲历监督、伴随协同、综合施策、闭环整治”,凝聚司法执法公益保护合力,有效提升环境执法和公益监督质效。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农药经营
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业面源污染 问卷调查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要旨】
针对调查样本量大,行政机关履职存在争议的农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问题,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在办案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制作“选项式”问卷调查单,邀请被监督机关派员参与,提升核查的效率和对调查结果的认可。检察机关通过向县委政府报告及组织座谈等方式,共同解决分歧、化解矛盾、保护公益,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基本案情】
固始县城乡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不规范问题长期存在,大量农药包装袋等被随意弃置。2018年,固始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县农业农村局)曾联合信阳市生态环境局固始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就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联合开展过专项活动,出台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鼓励方案。但因两部门职责权限不清、沟通配合不畅、经费保障不足等原因,该项工作未能深入开展,致使农药包装废弃物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调查和监督履职】
2021年5月7日,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固始县检察院)在开展涉农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发现该线索,在办案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遂以“选项式”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县域内30个乡镇67家农药经营店进行核查,询问农药经营者及部分群众,深入田间沟渠,核实了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环境现状,固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监管混乱以及农药经营者疏于监管的相关证据。经查:2017年,固始县被列入河南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县,但因种种原因,该项工作未能持续开展,固始县农药经营管理及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长期存在履行职责不充分、信息登记不规范、普法宣传不到位、清运处理不及时等问题,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到侵害。
2021年7月9日,固始县检察院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县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积极履职,开展行业专项整治活动。针对回收机制运行不畅及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固始县检察院向县政府提交了《固始县农药经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调查报告》,并多次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及县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分析原因,协商对策,完善整改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检察建议发出后,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回应,并邀请固始县检察院全程跟进监督。2021年7月16日,该局制定并实施了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先后召开两次专题工作会议,出动执法人员397人次,对全县196家农药经营店进行了全面排查,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书428份,配发《农药产品经营档案》620本,现场纠正违法行为11起,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266份。为强化日常监管,该局建立了全县农药经营单位名录库与执法人员名录库,实行日常监管双随机,并积极申请农药废弃物处理经费,深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2021年9月1日,县农业农村局邀请固始县检察院全程监督“双随机”执法检查,固始县电视台予以跟踪报道,提升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2021年9月6日,县农业农村局将整改情况和整改效果书面回复固始县检察院。2021年9月中旬,固始县检察院对该案整改情况进行了实地跟踪调查,发现县农业农村局已全面完善了农药经营单位的溯源管理制度,并利用县政府划拨的专项经费,清收并完成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60余吨。
【典型意义】
有效管控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案中,检察机关多方借力、全程监督,通过向县委政府报告、媒体跟进报道整改结果等方式,妥善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老大难”问题。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顾全大局,注重矛盾化解,充分发挥协同治理效能,推动具体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的综合解决,服务乡村振兴。
河北省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乡村生活垃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人居环境治理 公开听证 公开送达 企业纾困
【要旨】
针对部分乡村非法倾倒、随意填埋生活垃圾治理难题,检察机关以“公开听证+公开送达”的形式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整治并持续跟进监督,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行政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改善了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同时助力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基本案情】
张家口市蔚县,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冰雪运动与休闲旅游胜地。检察机关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能过程中发现辖区不少乡村存在生活垃圾非法倾倒、随意填埋的普遍问题,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危及土壤、水源和空气质量,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及首都水源功能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初,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蔚县检察院)在推进“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上述线索,于2022年1月25日立案调查,依法查明:全县19个乡镇存在生活垃圾非法倾倒,大量垃圾堆积、填埋在田间地头、村边、河边沟渠的问题,且其中5个垃圾填埋点紧邻水源地,而相关行政机关和乡镇政府怠于履职,严重破坏了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影响文化古城形象。同时查明,当地新投产试运营的环保能源热电厂却因垃圾供应量不足、企业成本过高等问题,制约该企业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
为明晰监管职责,凝聚多方治理共识,促使多家行政机关同向发力,2022年1月28日,蔚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县委、县人大、县政府领导,乡镇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经讨论后现场向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8个乡镇政府公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城管局和乡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清理各类垃圾计5000余吨,恢复土地100余亩,疏通清理河道10公里,新建垃圾转运站22个,落实每日清运制度。有效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困难后,该环保能源热电厂原本面临的发电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成本过高等困境也迎刃而解。根据该热电厂统计,垃圾处置量由整改前的日均180余吨提高到整改后的350余吨,大量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处理,企业运营成本也每月降低100余万元,实现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就业。
【诉讼过程】
2022年4月2日,蔚县检察院跟进监督发现,暖泉镇北关堡村的一处垃圾填埋点清理不彻底,存在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且未恢复土地原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2022年4月14日,蔚县检察院依法向蔚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案件审理期间,暖泉镇人民政府组织对垃圾填埋点彻底清理和绿化,共清理生活垃圾300余方,建筑垃圾500余方,回填土方600余方,栽种苗木8600余株。鉴于暖泉镇人民政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依法履行职责,诉讼请求全部实现,蔚县检察院于2022年6月23日撤回起诉。
为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蔚县检察院认真梳理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向县政府进行专题汇报,推动县政府出台《蔚县村庄整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乡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张家口市检察院认真总结蔚县检察院办案经验,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专项行动,市检察院与市城管局共同签署《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协作的意见》,集中开展全域人居环境治理,共计办理案件230件,督促清理转运垃圾5.67万吨,与4个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建立联动机制,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典型意义】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张家口“首都两区”建设的应有之责。本案中,检察机关围绕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难题,综合运用公开听证、公开送达、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提起诉讼,“回头看”等办案方式,督促相关单位依法履职,助推当地政府开展农村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替企业发展纾困解难,带动地方产业振兴,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了检察智慧和力量。
甘肃省武山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顺渠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生态环境污染 农田水利工程保护
【要旨】
因多个行政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导致水生态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整治的,检察机关可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协同履行法定职责,推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境内东顺渠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主干渠全长14.85千米,支渠25千米,承担该县城关、洛门两镇11个村1.22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为武山县重要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兼顾防汛功能。近年来,沿渠部分村镇将生产生活污水、垃圾、粪便等直接排入渠中,导致渠道内水质恶化,其中3.9公里渠道被严重堵塞,常年断流,4000余亩农田无法正常灌溉,严重减损东顺渠灌溉、防汛功能,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生态环境、河道岸线管理、污水管网建设等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责,整治工作未能有效开展,公益受损问题长期存在。
【调查和督促履职】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山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武山县东顺渠垃圾淤积问题,遂于2022年3月24日立案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向周围群众调查询问、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衔接等方式查明:原东顺渠渠首至红沟段大部分灌面已扩容为居住区,沿渠群众将生活垃圾和污水排入渠中,导致渠道内水质严重污染,并且长期的垃圾淤积致使渠道桥洞堵塞,无法通水运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武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武山县水务局、武山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分别对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及垃圾排放、水利工程建设和卫生环境管理具有相关监督管理职责。为厘清相关主管部门权责,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整改合力,2022年5月10日,武山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重点围绕各自职能分工,共同商议最佳整治方案。听证会后,武山县检察院结合听证情况,分别向武山县水务局、武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武山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整治向东顺渠渠道内排放污水、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行为,拆除搭建在渠道上的违章建筑,确保东顺渠正常运行,保证合理灌溉,充分发挥水利效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武山县水务局、武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武山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召开了武山县东顺渠清淤维修部署会议,成立由31个工程队组成的22个班组对该渠段进行全面清理疏通。每天累计投入机械198台(套),累计投入人工约1900余个,清理淤泥约1.2万m3。经过20多日的整治工作,解决了渠道清淤疏浚顽疾。2022年7月1日,东顺渠正式开闸通水,长期困扰沿渠农业生产用水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同时,武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沿渠周边居民区污水管网进行改造,全面竣工后将彻底改善污水乱排问题。城关镇人民政府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设置生活垃圾统一分类处置点,发放宣传手册和致农户的一封信,增强村民对人居环境整治的认识,发动村民妥善处理生活生产垃圾,保障东顺渠畅通无阻。
【典型意义】
灌溉古渠对当地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调节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意义。由于无序的人为活动,导致渠道堵塞、水质恶化,既影响农业灌溉,又严重影响周边人居环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座谈磋商、公开听证等方式凝聚各方共识,通过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管理、保护职责,形成多部门环境治理合力,打通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使水利设施重新恢复灌溉功能。在满足人民群众耕作灌溉需求的同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庐山西海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排污 河湖岸线保护
【要旨】
因多个行政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致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检察机关可以向其共同上级行政机关发送检察建议,督促上级行政机关协调其依法及时全面履职,推动公益损害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基本案情】
江西省庐山西海位于修河中上游,通过鄱阳湖汇入长江,属于国家5A级景区。2020年6月起,庐山西海某民宿开始营业,该民宿建有15间客房,生活污水日排放量约1吨,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通过原房主埋设的暗管直排庐山西海水域,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超出排放标准1.42倍、1.85倍。景区内还存在多家民宿生活污水未接入污水管网,大量网箱等渔业固体废物被随意丢弃在水域周边,侵占河湖岸线等问题,对景区环境和周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及时采取措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披露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存在“污水未处理直接排放入湖”问题线索。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九江市检察院)积极跟进开展调查。2021年6月22日,九江市检察院依法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案人员通过调取行政监管材料、实地走访、无人机航拍、取样检测等方式,查明某民宿违法排污和多家民宿生活污水未接入污水管网、渔业固体废物侵占河湖岸线等问题。农林、水务、综合行政执法等多个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致使生态环境遭受损害。
2021年8月2日,九江市检察院向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水污染监管职责,及时处理民宿非法排污问题,及时清理渔业固体废物,采取定期巡查等措施,预防、控制、减少水环境污染。
收到检察建议后,景区管理部门高度重视,邀请检察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对整改方案进行座谈研讨,并就开展民宿生活污水直排专项治理以及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达成共识。相关单位加强协作配合,迅速开展整治行动,督促某民宿拆除了排污暗管,完成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安装运行,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园林绿化,不再排入水体。同时,以点带面进行民宿排污专项整治,将36家民宿生活污水接入污水管网集中处置。景区管理部门组织当地乡政府、农林水务、综合执法等部门共同开展渔业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回收处置涉渔“三无”船舶256艘,处理被遗弃木筏24条、废弃网箱及渔网78副,在湖岸周边设置生态保护宣传牌25块。为了进一步巩固整治效果,景区管理部门深化“河湖长+检察长”机制,确定每年开展一次联合巡湖,将线索移送、信息通报、联合巡湖等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因案涉公益损害问题得到整改,2021年11月1日,九江市检察院作出终结案件决定。
2021年12月,九江市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常态化“回头看”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公益诉讼观察员作为第三方参与检察建议整改效果评估。经实地走访,某民宿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转正常、监测数据达标,其他民宿生活污水均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实现“污水不入湖”,周边固体废物也得到有效处置,环境明显改善。在“回头看”座谈会上,人民监督员、公益诉讼观察员对检察建议整改成效表示高度认可。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守护景区生态环境,针对景区民宿非法排污问题,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参与整改座谈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公益损害问题得到系统治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引入第三方对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成效进行科学评估,形成生态保护与服务小微经济绿色发展的合力,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检察院 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
督促整治蚰蜒河黑臭水体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农村黑臭水体 跟进监督 诉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行政机关有整改意愿的,可以在法院主持下召开协调会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职修复受损公益。检察机关通过召开听证会、走访调查、委托检测等方式,查明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及时全面履职,受损公益得到有效修复,符合撤诉条件的,可以依法撤回起诉。
【基本案情】
蚰蜒河位于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流经多个行政村后最终汇入黄河。终南镇东关村是历史著名的古恒州之地,蚰蜒河东关村段是当地有名的八景之一。多年来,附近村民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蚰蜒河,并在河道及两岸随意倾倒生活垃圾,形成了长约720米、宽约1.5米、面积约780平方米的黑绿色水体,水面漂浮大量塑料废弃物等生活垃圾,并伴有强烈刺鼻气味,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调查和督促履职】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周至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蚰蜒河黑臭水体线索,并于2021年7月9日立案调查。周至县检察院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所有检测点位PH值、氨氮、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五项指标均超出五类水标准5-20倍。周至县检察院通过实地勘查、走访村民、询问行政机关相关人员等方式,发现两岸无污水集中处置设施,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不规范,需从源头进行整治。相关行政机关之间协作配合不畅、治理进展缓慢。
2021年7月19日,周至县检察院向周至县生态环境局、周至县终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终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两部门依法及时全面履职,整治涉案黑臭水体。9月9日,终南镇政府书面回复称,蚰蜒河内的生活垃圾已全部清理。9月18日,周至县生态环境局书面回复称,已将涉案黑臭水体纳入该县农村黑臭水体二期治理工程项目,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后经周至县检察院调查核实发现,涉案河面仍漂浮有大量生活垃圾,水体仍为黑绿色,强烈的刺鼻气味亦存在,黑臭水体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持续存在。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15日,按照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辖的要求,周至县检察院将案件移送至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安铁检院)审查起诉,该院于11月17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周至县生态环境局、终南镇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责。
诉讼中,周至县检察院、西安铁检院会同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组织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周至县生态环境局、终南镇政府等六个行政机关召开座谈会,就责任分工、协同履职、治理模式、治理标准等问题深入沟通,形成了一致意见。会后,周至县生态环境局通过招投标方式,按照“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体净化、生态绿化”的原则,委托第三方开展整治。对污水采用“管道收集+泵站提升”模式收集处理,新建污水管道722.4米、污水提升泵1座,将沿河37个排污口全部接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在两岸约2400平方米岸带栽种绿草,绿化修复后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终南镇政府对河底淤泥、河道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并向村民进行环保宣传,引导村民将垃圾倾倒至收集站内。
为检验整治成效以及是否符合撤诉条件,西安铁检院组织召开了现场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听证员,并邀请环保专家、检测机构工作人员、村民代表、环保方面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与会人员一致肯定了整治成效,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建议。会后,西安铁检院督促行政机关按照听证意见进行了再整改。西安铁检院还入户走访了村民,村民对整治成效表示满意。经第三方检测,涉案水体治理达标,已不属黑臭水体。西安铁检院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农村黑臭水体是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事关民生福祉。针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顽疾,检察机关就源头治理和水体治理一并监督,秉持诉源治理和持续监督理念,在提起诉讼后,积极组织召开协调会,明确责任分工,促进协同履职,推动行政机关采取配套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两岸绿地、清理河道淤泥、完善垃圾收运等措施,有效整治了黑臭水体,助力乡村生态振兴。同时,检察机关还采取听证、走访群众等方式,听取多方意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在各方一致认可整改效果后依法撤诉,提升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公信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光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光污染治理 技术人员辅助办案
【要旨】
城市光污染属于新型环境污染,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上海市静安区内大型商场楼宇林立,夜晚璀璨的灯光在点亮城市的同时,过亮的光源却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和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光污染已经成为困扰公众的新型环境污染问题。南京西路部分商户的户外电子显示牌(LED显示屏)、灯箱、灯带等照明设施夜间亮度过高,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休息。灵石路一厂区照明设施距离地面约5.2米,属于非道路照明设施,但正对路面,产生的灯光对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造成干扰,影响行车安全。相关职能部门在收到市民多次投诉后,未依法及时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0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静安区检察院)在审查上海市公益诉讼全息办案智能辅助系统推送线索时发现,辖区内居民多次投诉部分地点的照明设施夜间亮度过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11月15日,静安区检察院研判线索后决定对上述问题予以立案办理。公益诉讼部门随即成立办案组,制定调查计划,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确定了18个需要重点排查的点位,并聘任了来自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为技术调查官,辅助案件办理。为查明相关照明设施是否符合技术规范,静安区检察院联合技术调查官多次在夜间至次日凌晨共同对排查点位进行了现场调查。运用光度计、照度计、全站仪等科学工具进行数据采集,并拍摄现场照片和视频。后通过司法鉴定,查明了6个点位的光源亮度或照度超过了规定限值。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及《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2017)》《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2021版)》等,室外灯光广告、照明设施在光照强度等方面应当符合本市环境照明技术规范要求,绿化市容部门对此负有监管职责。
由于光污染属于新的环境污染类型,现有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的职责规定较为笼统,目前相关领域行政执法仍处于起步阶段。2021年11月23日,为进一步凝聚共识,静安区检察院召开“城市光污染治理研讨会”,邀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市照明学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及相关行政机关参加。通过研讨会商,各方一致认为要加大对光污染问题治理力度,增强公益保护合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当天,静安区检察院向职能部门代表公开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行光污染监管职责,督促涉案商户、工厂对问题点位光源进行整改。
检察建议发出后,职能部门高度重视,立即调查处置,督促整改,形成了严把前端审批、加强日常巡查、注重投诉回复的长效监管机制。经督促整改,涉案6个问题点位的照明设施有3个被拆除、3个调低亮度至限定值以下。2021年12月13日,静安区检察院再次联合技术调查官至现场跟进调查光污染问题治理的成效,确认涉案光源已符合技术规范,不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休息。2022年2月18日,因行政机关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行职责,静安区检察院决定终结案件。
2021年12月17日,案件承办检察官受邀参加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修订《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专家座谈会,为加强光污染防治立法建言献策。2022年8月1日起,新修正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新增了防治“光污染”的内容,成为我国首部纳入光污染治理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
【典型意义】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城市光污染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新污染类型,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呈现高发态势,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休息、身体健康、交通安全等。检察机关秉持“智慧借助”理念,联合技术调查官调查取证,破解光污染违法事实如何认定的难题。同时,在找准具有法定监管职责行政机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研讨会、检察建议等方式,与行政机关就新情况新问题凝聚共识,有力地推动了光污染问题的治理,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为光污染防治贡献检察力量。
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萧县某某材料公司
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大气污染 专家评估 调解结案
【要旨】
行政机关通过工作协作机制向检察机关移送企业违法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线索,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违法主体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在法院的主持下,检察机关可以选择调解方式结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2日至2020年11月11日,萧县某某材料公司通过擅自篡改在线监测设备参数的方式,排放粉尘3.183t、SO215.842t、NOx31.489t,三种污染物超标倍数达9-71倍,经专家评估其行为造成环境污染,侵害社会公益。2020年12月31日,宿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环境局)对材料公司逃避监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调查和诉讼】
2021年1月12日,市环境局根据其与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宿州市检察院)会签的《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推进机制的意见》,将该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抄送宿州市检察院。2021年2月24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宿州市检察院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市环境局对某某材料公司进行整改“回头看”,实地了解企业生产情况、污染产生原因等事项。
2021年4月9日,宿州市检察院对该案立案调查。期间,针对大气污染行为隐蔽性强、证据容易灭失等特点,依托公安、生态环境等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对违法排放物的种类、数量及超标倍数进行电子数据固定,有效弥补公益诉讼调查核实能力的不足;针对生态损害、修复治理难以科学量化等问题,委托技术专家进行评估,评估意见认为此次违法行为造成下风向西北边10km及其他方向1-5km范围内的建筑物、市政设施、生态系统和人群聚集环境污染,并根据虚拟成本治理计算方式确定大气污染造成的期间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为290767.05元。经公告,宿州市检察院于8月30日向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某材料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290767.05元、专家评估费20000元。为方便案件审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0月28日将该案指定萧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萧县法院)审理。
2022年1月26日,萧县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某某材料公司对检察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全部认可,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同时表示企业受疫情影响效益不佳,请求分期支付赔偿费用。检察机关认为,分期支付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调解结案符合高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目的,遂同意调解。宿州市检察院与某某材料公司签署分四期支付290767.05元赔偿费、首期先行支付20000元专家评估费的调解协议。2022年1月26日,萧县法院对该调解协议进行为期30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反馈。2022年2月28日,萧县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内容依法予以确认。2022年5月20日,某某材料公司已按期将相关费用支付完毕,并在当地政府宣传栏书面公开赔礼道歉。
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中发现环境保护税欠缴问题,遂向税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追缴85家企业环境保护税款及滞纳金250万余元。
【典型意义】
在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密切配合,通过建立协作机制打通公益受损线索移送渠道,形成同向发力良好局面。行政机关因人员力量不足等原因未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情况下,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确保受损公益得到有效保护。在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充分借助“外脑”力量,有效解决大气污染类案件证据固定难、损害评估难、修复治理难等问题,在违法主体自愿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前提下,遵循公共利益及时保护原则,积极促成调解,实现修复污染环境、助力企业发展的共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394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394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专业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受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多元等因素影响,我国离婚率持续攀升。伴随着离婚数量的不断增长,大量社会问题如未成年人的教育与抚养、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赡养等社会问题频发,这些问题必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管理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甚至引发极端刑事案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相比,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在审判理念、体制机制、司法能力、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为积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类型趋于复杂多样、矛盾化解难度加大等现实情况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化解家事矛盾纠纷,维护家事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确定118个中基层法院,自2016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家事审判改革两年来,各地法院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在转变审判理念、强化机构人员配置、推进建章立制、创新工作机制、加强物质保障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一是积极推进家事审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工作要求。家庭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家事审判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参与。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在内的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这些举措,有力推动形成家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二是广泛引入心理学专业知识,努力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目标。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家事审判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合作框架协议,随后开展人员培训、案例编纂等具体合作事项。江苏高院、广东高院等多家法院也与相关高校建立了心理学合作机制,许多试点法院与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达成心理学合作事项。这些做法,大大提升家事审判改革的理论水平,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家事审判工作与心理学专业正在深度融合。三是不断创新家事审判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家事审判工作规程。各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家事案件诉前调解、家事调查、心理辅导干预、婚姻冷静期、案后回访等制度机制,准确把握家事审判职能,将婚姻家庭救治、家庭成员情感修复、未成年人妥善安置等作为家事审判的重要职能,突出家事审判对危机婚姻的救治职能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职能。这些做法,有效化解了一批婚姻家庭纠纷,切实满足了人民群众追求和谐稳定婚姻家庭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少走上离婚道路的夫妻重归于好,许多孩子和老人得到更加妥善的照料。与此同时,在以6个高院名义下发的6项程序性规定的基础上,各高院和超过70%的试点法院结合本地家事审判特点,制订了相应的审理规程,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诉讼程序贡献力量。四是迅速推进机构和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各试点法院积极响应改革要求,迅速成立专门家事审判机构,配备专业家事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试点法院中独立建制的家事审判庭和少年家事庭已占70%。各高院和试点法院切实加大人财物投入力度,超过80%的试点法院布置了符合家事审判特点的审判庭,配置家事调解室、沙盘分析室、单面镜观察室、心理辅导室等,为家事审判改革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五是全面落实反家庭暴力法,依法保障家庭成员合法权益。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施行后,截至2018年3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2280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许多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妇女、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人身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赢得社会广泛好评,被誉为司法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我们也看到,当前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比如,对家事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审判程序缺少上位法支持,工作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家事法官的专业培训较少,家事法庭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不足,硬件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家事审判需求,延伸工作缺少专项经费支持,有的法院争取相关部门的配合还有难度,等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指导全国法院勇于担当,找准问题,克服困难,重点落实好各项改革目标要求。
2018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大会暨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认真总结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体情况,推动形成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合力,全面部署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借款利息规定的建议的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借款利息规定的建议的回复
沈雪冰同志:
您寄来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借款利息规定的建议》(以下简称《借款利息建议》)收悉。经研究,回复如下:
您在《借款利息建议》中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利率规定存在的问题、修改理由等,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该条进行修改的建议。您的这些分析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您对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重视和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关心。在此,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各类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在拓宽融资渠道、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并呈现出“井喷式”上升趋势,给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我院在深入研究民间借贷案件审判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充分征求院外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2015年8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为统一裁判标准、完善民间借贷立法、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许多法院通过多种形式反映此类问题较为突出,给民事审判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有鉴于此,我院又在2018年及时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特别是针对利率问题,《通知》强调,要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要从严把握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
利率的高低设计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相关纠纷案件密切相关。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存在的问题和分析的理由,我们将高度重视,并及时开展相关调研。在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启动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2019年7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4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4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优秀法官的发现、褒奖与宣传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表彰宣传工作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法官职业尊荣感、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您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人民法院要加强法官职业形象建设,建立优秀法官发现、褒奖与宣传机制,创新载体、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不断促进法官与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沟通,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树立和改善人民法官形象。这一建议,切中当前法院表彰宣传工作亟需加强的关键环节,非常中肯也很有见地,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先进典型选树和宣传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当前,法治建设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稳步开展,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关注度日益提升。面对新的形势任务,人民法院对内要不断增强司法本领,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外要注重塑造自身形象,宣传展现人民法官公正为民的职业精神,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官的信任和对法院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根据您的提议内容,今后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创新宣传载体和方式,进一步加大优秀法官表彰宣传力度。一是本着积极选树、梯次培养的原则,在全国法院定期开展不同层级的表彰评选,及时发现挖掘新面孔、新人物、新故事,持继推出符合时代要求、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远学重大典型,近学身边榜样"活动,为广大法官树立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向社会展示法院队伍的本质和主流。二是面向社会走群众路线,在典型选树过程中,将群众意见、社会评价作为重要考察指标,确保推出的先进典型叫得响、立得住、群众信得过。三是拓展宣传渠道,积极适应信息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和群众接受习惯的新特点,有效利用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传播方式宣传优秀法官事迹,扩大宣传受众特别是青年人群的覆盖面。四是改进宣传方式,更多地采取网络访谈、拍摄影视作品、制作微文化产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提高社会关注度,增强先进典型宣传的感染力。五是强化先进典型与群众的沟通联系,推广设立优秀法官工作室的做法,鼓励优秀法官送法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推荐优秀法官当选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社团组织兼职,更多地接触群众,更大范围地发挥影响力。六是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关心、关爱力度,优先选派先进典型参加培训、疗养,优先提拔使用,主动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形成尊重先进、崇尚先进,为司法事业建功立业的良好风尚。
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了“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推选活动,从群众视角去发现百姓身边的好法官、讲述感人的办案故事。在活动的推选程序中设置了网络展示、公众投票、专家评议等环节,使先进评选和社会宣传有机融合,强化宣传效应。期间,我们还有幸邀请到您作为人大代表评委,参与好法官人选推荐工作。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创新载体、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做好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树立新时期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11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9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6〕28号)
为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切实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审理此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对婴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的,视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偷盗婴幼儿”。
第二条 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出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第三条 以介绍婚姻为名,采取非法扣押身份证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或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孤立无援等境况,违背妇女意志,将其出卖给他人的,应当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
以介绍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查来历不明儿童或者进行解救时,将所收买的儿童藏匿、转移或者实施其他妨碍解救行为,经说服教育仍不配合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规定的“阻碍对其进行解救”。
第五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业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解救时被买妇女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生活的,可以视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
第六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组织、强迫卖淫或者组织乞讨、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七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或者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构成妨害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八条 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出于抚养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员、亲友参与的,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周岁的为婴儿,一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为幼儿。
第十条 本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首届“天平卫士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理论与实践征文研讨活动获奖名单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首届“天平卫士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理论与实践征文研讨活动获奖名单的通报
(法政〔2022〕4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政治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基层基础工作,有力提高司法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水平,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联合《中国审判》杂志社举办了首届“天平卫士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理论与实践征文研讨活动。自征文研讨活动公告发布之日起,截至8月31日收稿,共收到投稿论文935篇,作者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以及有关院校单位。经初评、复评、学术原创性检测和评审委员会研究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40篇,以及5个优秀组织奖。
希望获奖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坚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继续发扬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研究成果的务实转化,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基础理论研究,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附件:首届“天平卫士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理论与实践征文研讨活动获奖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22年12月7日
首届“天平卫士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理论与实践征文研讨活动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
1.李 凯、侯凯耀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提请罚款和拘留诉讼强制措施裁量标准的缺失与建构》
2.刘佰利、谢朝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制度体系的探究与完善》
3.黄晓武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务实战教官培养机制探究》
二、二等奖
4.陈 兴、王偲阳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协助参与执行的困境检视及其突围》
5.陈 光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从焦虑到平衡:司法警察职业压力应对问题研究》
6.宋艳斐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职被诉的法律问题初探》
7.陈 亮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从建构主义教学法研究角度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教育培训制度改革》
8.王德成、赵 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执法勤务警员职级序列改革视阈下警力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三、三等奖
9.邓渝弋
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推进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
10.陈芳序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新形势下未羁押被告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11.陈路得
北京金融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法庭秩序维护权的厘清与完善》
12.张婉蓉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媒体视域下司法警察宣传工作路径研究》
13.欧阳嫣妮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刍议全国联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信息化训练平台的构建》
14.曹国平、阮林军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规范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提请办理诉讼强制措施案件初探》
15.涂煊亮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后真相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之管见》
16.林岩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政工干部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17.焦 斐、路 暾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庭“平台+模块化”安保管理的构建及应用探析》
18.张 鸿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变更强制措施中警察职权衔接的问题研究》
四、优秀奖
19.郭 欣、曹卓楠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处置安全妨碍类扰诉行为职权配置问题探析》
20.汪浩诩、江俊麒、张钦涵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法警办理司法制裁案件范围的规范化路径》
21.王国督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优化路径分析》
22.张 玺、赵弋军、郑志忠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提请罚款、拘留诉讼强制措施操作规程(试行)〉理解与适用的若干问题探讨》
23.欧祖军、罗 靖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配合强制执行工作制度机制研究》
24.朱赵明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3+3”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在司法警察体能训练中的应用》
25.马晓彪、徐 勇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提请罚款、拘留诉讼强制措施工作制度机制研究》
26.陈 青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实战化训练实践考察与对策研究》
27.洪耀宾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浅析疫情常态化刑事远程庭审警务保障机制》
28.林和利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困境与破局: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
29.王 慧、刘 凯、宋坤涛
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家事审判风险防控与警务保障路径》
30.姚 迪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司惩复议案件办理实践中的程序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
31.夏明辉、吴 磊
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2.胡正民、杨义聪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下司法警察配合执行路径之拓展》
33.蒋伶俐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现在与未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党建工作挑战与对策》
34.谢伟鹏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刑事庭审警务保障的风险防范》
35.魏熙来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工作研究》
36.谢培儒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37.葛泾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安检场域执法威慑力建设的制度反思与路径重构》
38.张纪元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
《民事庭审突发事件中司法警务的防范与应对》
39.曾佐宸、彭文圣
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
《内设机构改革背景下司法警察警务改革的效益锚定与路径构建》
40.陈 禄、李 蕙、付 乐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警务多角度音视频取证思忖》
41.穆峻秀、孙国祎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
《边疆民族地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研究思考》
42.张 璐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执法规范化视角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权的优化配置》
43.江俊麒、汪浩诩、唐文建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优化司法警察办理司法制裁案件程序》
44.田春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人工智能在基层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职能中的应用与完善》
45.柴建松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办理提请罚款、拘留案件中证据收集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46.王新峰
上海海事法院
《司法警察警务实战教官能力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路径研究》
47.向 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激励体系问题与对策的研究》
48.阮林军、陈艺尹、徐诗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实施权的警务化保障研究》
49.龙阳生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共情视域下司法警察支部党建工作发展路径研究》
50.朱玮、翁洋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打造司法警察党建高地的路径研究》
51.沈如波、殷 程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安全检查工作的现实考察与完善进路》
52.丛培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积分制管理,探寻司法警察实战教官管理新模式》
53.刘 意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安全检查工作高峰时段安全保障问题探析》
54.王晓琳、雷 蕾、付恒基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巡逻处突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55.张乾俊夫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警务实战化训练中蓝军的建设与运作》
56.詹涵笑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
《基层法院司法警察激励现状分析》
57.叶 凯、缪长飞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法院司法警察支队与人民警察学校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58.李红斌、胡辉、巩明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办理司法制裁案件制度研究》
五、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年3月31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提高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助力营造种业振兴良好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年9月发布第一批共10件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基础上,现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包括刑事案件2件、民事案件8件,案件所涉的品种包括稻、小麦、梨、辣椒、大豆、豌豆、黄瓜等,体现了人民法院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司法理念,加大对涉种子侵权违法犯罪制裁力度,切实保护和激发种业原始创新的坚定态度。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第二批)
一、陆某某、李某某、赵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二、薛某某销售伪劣种子、卢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三、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金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某某、曹某某、杨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四、深圳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司与合肥皖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霍邱县保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五、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与夏某某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六、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与扬州今日种业有限公司、戴某某、杨某某、柏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七、北京北方丰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平顶山市卫东区平鼎种植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八、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滑县丰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冯某某、项城市秣陵镇春花农资店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九、寿光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博盛种业有限公司、汤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十、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与张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陆某某、李某某、赵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二审: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4刑终285号
一审: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2021)豫1481刑初28号
【基本案情】2019年10月至11月,被告人陆某某以牟利为目的,将其以16720元购买、用于做饲料和芽菜苗的7600斤豌豆,冒充“中豌九号”豌豆种,先后两次共计20770元销售给被告人赵某某。赵某某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是三无产品假种子的情况下,以30660元销售给被告人李某某。李某某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是三无产品假种子的情况下,冒充“中豌九号”种子以42500元销售给肖某某。该批假豌豆种被5农户购买后种植。经鉴定,造成农户损失14万余元。陆某某、李某某、赵某某分别获利4050元、11840元、9890元。案发后,肖某某赔偿5农户损失,陆某某归案后退赔8万元,由肖某某赔付被害人。
【裁判结果】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陆某某、李某某、赵某某以假种子冒充真种子予以销售,使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陆某某、李某某、赵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陆某某主动退赔,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分别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陆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对被告人李某某违法所得11840元、被告人赵某某违法所得989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陆某某、李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告人陆某某二审中虽又赔偿2万元,但拒不认罪,依法不应从轻处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种子质量和安全关乎农民收入、农业效益和农村稳定。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处理“农资打假”案件,保持对农资制假、售假犯罪的高压态势和打击力度,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本案三被告人明知所售种子系三无产品假种子依然销售,坑农害农,社会危害严重,本案的处理体现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农民权益、服务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
二、薛某某销售伪劣种子、卢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审: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2刑初141号
【基本案情】2017年3月左右,被告人卢某某从山东、河南等地购买了大量未经审定的大豆种子,并将其包装成“农研一号”进行销售,其中以每桶38元的价格卖给被告人薛某某1500桶,以每桶36元的价格卖给周某某189桶,共计63804元。2017年3、4月,被告人薛某某在从卢某某处购买大豆种子后,又从山东购买了大量未经审定的大豆种子。被告人薛某某后将上述大豆种子卖给多名农户,销售金额共计148480元。经鉴定,多名农户大豆产量减产13521.15公斤,损失价值55436元。经认定,卢某某、薛某某所销售的大豆种子均系不合格种子。案发后,薛某某赔偿部分农户经济损失279000元并取得谅解,卢某某赔偿部分农户经济损失83020元并取得谅解。
【裁判结果】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某涉案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被告人卢某某涉案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薛某某、卢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薛某某、卢某某积极赔偿受害农户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酌定从轻处罚。薛某某具有前科劣迹,依法对其可以酌定从重处罚。据此,对被告人薛某某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卢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因认定卢某某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证据不足,故根据刑法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卢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体现了不枉不纵、严惩犯罪的司法态度。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释法说理,积极沟通,二被告人均主动赔偿农户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人民法院不仅判处二被告人监禁刑,还依法判处相应的罚金,严厉打击损害农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彰显了对危害民生的犯罪活动从严惩处的精神。
三、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金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某某、曹某某、杨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初850号
【基本案情】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公司)为水稻新品种“南粳9108”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2019年7月19日,高科公司向江苏省盐城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举报江苏金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某某等生产、销售假冒“南粳9108”水稻种子。江苏省盐城市农业农村局进行调查后作出《案件处理意见书》,认定金大丰公司、董某某、曹某某、杨某某等构成生产经营假种子的行为。高科公司认为金大丰公司、董某某、曹某某、杨某某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假冒“南粳9108”水稻种子,侵害其享有的独占实施权,导致其经济损失巨大,诉请判令金大丰公司等四被告停止侵害,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
【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四被告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假冒“南粳9108”水稻种子,构成侵害“南粳9108”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案四被告生产、销售侵权种子数量、金额特别巨大,仅已查明的数量就达到150560-160560斤,销售金额达到393684元,且还存在真假混卖、多次销售、仓储巨大,以及种植后杂稻较多等危害粮食安全的严重情节。综合考量“南粳9108”植物新品种权的知名度较高,侵权人主观恶意较大、侵权情节严重等因素,判决四被告停止侵害,考虑惩罚性因素并适用法定赔偿确定四被告连带赔偿高科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一审判决后,四被告未提起上诉,并主动联系高科公司履行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是司法与行政合力保护、严厉打击套牌侵权行为的典型案件。农业行政执法为民事诉讼固定了侵权证据,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开具调查令,调取行政机关执法证据,并据此审查认定侵权事实。在认定侵权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适用法定赔偿,并考虑适用惩罚性的因素,对权利人主张的300万元赔偿数额予以全额支持,取得了维护品种权及种业秩序的良好法律效果。
四、深圳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司与合肥皖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霍邱县保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466号
一审: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初1503号
【基本案情】深圳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美香公司)为水稻新品种“黄华占”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霍邱县保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丰公司)未经许可销售了“黄华占”水稻种子,该种子系由合肥皖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丰公司)生产。皖丰公司曾与金谷美香公司签订调解协议,明确约定皖丰公司不得再以任何方式销售“黄华占”水稻种子,如有违反,给予金谷美香公司不低于100万元的经济赔偿。皖丰公司确认,金谷美香公司以其他销售商为被告提起的另两案诉讼中,被诉侵权种子亦系皖丰公司在同一时期生产和销售的,但皖丰公司在另两案中并非当事人。金谷美香公司在本案中诉请,判令皖丰公司、保丰公司停止侵害,参照前述调解协议判令皖丰公司、保丰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维权费用5万元。
【裁判结果】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法院委托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杭州)分中心作出检验报告,被诉侵权种子与“黄华占”品种一致,皖丰公司、保丰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构成侵权,故判令皖丰公司、保丰公司停止侵害,皖丰公司赔偿金谷美香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保丰公司赔偿金谷美香公司经济损失4万元。三方当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金谷美香公司与皖丰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所约定的赔偿数额是就未来发生侵权时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预先达成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和确定方法,约定的赔偿数额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冲突,故对金谷美香公司请求参照调解协议判令皖丰公司承担100万元经济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综合考虑皖丰公司侵权行为性质、侵权规模以及关联案件等因素,判决皖丰公司赔偿金谷美香公司100万元经济损失及5万元合理维权费用,保丰公司在4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本案全额支持了权利人的赔偿请求,对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约定赔偿数额的审查认定具有参考意义。基于举证困难、诉讼成本等因素的考虑,本案明确允许将当事人对侵权赔偿数额作出的约定作为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有助于降低维权难度和简化赔偿数额的计算。同时,对于同一侵权人在同一时期的侵权行为引发的一系列案件,因其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具有一致性且难以分割,可在一个案件中一并确定赔偿数额。
五、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与夏某某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469号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知民初23号
【基本案情】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为辣椒“华美105”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华美公司通过案外人王某向夏某某微信购买“华美105”种子,王某先后向夏某某及其妻子转账315000元,从夏某某处购得辣椒种子。经鉴定,上述种子与“华美105”品种基因指纹图谱带型一致,为同一品种。华美公司认为夏某某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华美105”辣椒种子,诉请判令夏某某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
【裁判结果】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证处并未对该种子是否来源于夏某某进行公证,华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公证处封存的种子由夏某某生产和销售。故判决驳回华美公司的诉讼请求。华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的规定,品种权人仅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即可。虽然华美公司对收到被诉侵权种子的过程未予公证,但在案的微信聊天和打款记录等证据已能印证案外人王某向夏某某购买被诉侵权种子的关键事实,如种子种类、数量、价格、款项支付等,华美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经二审法院释明后,夏某某未能提交任何有效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华美公司虽未提供有关种子生产环节的直接证据,但基于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系由夏某某生产。2019年11月夏某某曾有“一年出10000多包,都用好几年了”的陈述,其行为可向前追溯2-3年,涵盖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即“华美105”植物新品种初步审查合格公告日至授权日期间。在向当事人释明后,二审法院将涉案品种的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权损害赔偿一并予以审理,并分别确定了数额,最终改判夏某某停止侵害,向华美公司支付临时保护期使用费45万元、侵权赔偿数额45万元,合理维权费用15万元,共计105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在品种权人已尽力举证,在案证据能够达到初步证明标准的情形下,适时转移举证责任,由被诉侵权人对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彰显了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平正义。同时,本案针对侵权人在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前后的持续性行为,既准确界定侵权行为,解决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又全面保护品种权人利益,确定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减轻当事人诉累,有效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六、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与扬州今日种业有限公司、戴某某、杨某某、柏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84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2143号
【基本案情】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土地种业公司)为小麦“扬辐麦4号”的植物新品种权人。扬州今日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日种业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销售“扬辐麦4号”侵权种子。戴某某、杨某某系今日种业公司原股东,未足额缴纳其所认缴出资额,并在侵权行为发生后以零元对价将股权转让给明显无经营能力的柏某某,转让后今日种业公司将注册资本由680万元变更为10万元。金土地种业公司诉请判令今日种业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戴某某、杨某某在认缴的出资范围内对今日种业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柏某某对今日种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今日种业公司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戴某某、杨某某在向柏某某转让今日种业公司股权时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判决今日种业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金土地种业公司经济损失(包含维权合理开支)20万元,戴某某、杨某某对该20万元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柏某某对今日种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今日种业有限公司、戴某某、杨某某不服,上诉认为其不构成侵权,且一审判决关于公司原股东戴某某、杨某某承担补充责任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构成侵权行为的认定正确。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结合今日种业公司在侵权事实发生前后一系列行为的连续性和目的性,公司原股东明显存在逃避出资的恶意,其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属于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今日种业公司减资后已不能偿付公司减资前产生的侵权之债,今日种业公司原股东就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恶意逃避债务行为的民事责任认定具有参考意义。侵害品种权纠纷中,侵权主体往往较多且侵权方式隐蔽,一些实施侵权行为的股东通过恶意转让公司股权、虚构债务等手段逃避责任,导致权利人损失无法获得弥补。本案判决滥用权利逃避债务的原股东对于公司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应当在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利用公司制度逃避债务的侵权行为人敲响了警钟。
七、北京北方丰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平顶山市卫东区平鼎种植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451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知民初982号
【基本案情】北京北方丰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为梨新品种“苏翠1号”在中国除江浙沪地区外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该品种权使用费包含100万元门槛费和销售价格6%的提成费用。平顶山市卫东区平鼎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平鼎合作社)未经许可对外销售梨树苗,经鉴定为新品种“苏翠1号”。丰达公司公证取证时,平鼎合作社负责人自称“该基地种植大概14万棵苏翠1号”,平鼎合作社认可曾参加政府采购并就该品种成交2.5万株。丰达公司诉请判令平鼎合作社停止种植和销售“苏翠1号”梨树苗,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300万元。
【裁判结果】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平鼎合作社未经许可对外销售梨树苗“苏翠1号”,其行为侵害了丰达公司在特定区域内对新品种“苏翠1号”的独占实施权,根据平鼎合作社现有经营规模和侵权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判决平鼎合作社停止生产、销售等侵权行为,并赔偿丰达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等共计8万元。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综合考量政府采购事实和成交情况、平鼎合作社自述繁殖规模较大、“苏翠1号”品种权实施许可费以及丰达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酌定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8万元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实现震慑侵权行为的效果,故将一审判决赔偿数额变更为平鼎合作社赔偿丰达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1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在依法适用法定赔偿时也体现了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精神。法定赔偿是在难以准确计算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的一种替代方法,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应引导当事人通过各种方法尽量查明损失、获益等情况,切实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简单适用法定赔偿。如确需适用法定赔偿,则应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当事人举证难易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等因素,依法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赔偿数额一般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二审逐一列举分析影响法定赔偿适用的具体情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有效弥补权利人损失并切实制裁侵权行为。
八、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滑县丰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冯某某、项城市秣陵镇春花农资店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661号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497号
【基本案情】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苑邦达富公司)为小麦新品种“伟隆169”在河南省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维权。滑县丰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之源公司)未经许可于2020年7月生产、销售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项城市秣陵镇春花农资店(以下简称春花农资店)未经许可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金苑邦达富公司请求判令春花农资店停止销售行为并赔偿30万元,丰之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丰之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行为并赔偿30万元,其股东冯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追偿期内,丰之源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了涉案品种的繁殖材料,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春花农资店未经品种权人授权,以商业为目的销售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小麦种子的合法来源,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依法应承担停止销售、赔偿损失的责任。故判决丰之源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10万元,冯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春花农资店停止侵害、赔偿损失5000元。丰之源公司、冯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伟隆169”小麦品种于2018年1月1日公告,2020年12月31日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丰之源公司的被诉生产行为发生于2020年7月,春花农资店被诉销售行为发生于2020年9月,本案系金苑邦达富公司对品种权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至被授予品种权期间,就生产、销售该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主张追偿利益,属于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丰之源公司在临时保护期内未经许可生产、销售“伟隆169”,金苑邦达富公司有权对此主张追偿利益损失。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一、二审判决参照品种权实施许可费,结合品种类型、种植时间、经营规模、当时的市场价值等因素综合确定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对品种权人的智力成果提供全链条的保护,确保其经济利益得到充分补偿。
九、寿光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博盛种业有限公司、汤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1210号
【基本案情】寿光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特公司)为黄瓜“德瑞特79”的植物新品种权人。2018年8月15日,德瑞特公司经公证自汤某某处购买取得山东博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盛种业公司)生产的“博盛99”黄瓜种子。德瑞特公司委托检测公司进行DNA谱带数据比对鉴定,结论为“博盛99”与“德瑞特79”黄瓜种子差异位点数为0,判定为疑同品种。德瑞特公司诉请判令博盛种业公司、汤某某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155万元。
【裁判结果】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瑞特公司单方委托的检验,其检测过程和检验方法缺乏公正性和权威性。法院依法委托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进行了植物品种田间对比鉴定,对比结果为经1个生长周期2点测试,测试样品和对比样品(德瑞特79)在49个测试性状中有0个性状有明显差异;测试样品与对比样品无明显差异。因博盛种业公司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故应认定两者为同一品种。一审判决博盛种业公司、汤某某停止侵害,博盛种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9.2万元。博盛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申请撤回上诉并获准。
【典型意义】本案是根据检测鉴定意见转移举证责任,降低品种权人证明难度的典型案件。本案中虽然对50个基本性状中的性状35“果实:表面斑块分布”未予测试,但其余49个性状经测试未发现有明显差异。在此情形下,法院准确把握接近阈值的侵权认定标准,认定权利人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适时转移举证责任,由被告对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在性状35存在差异点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在被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十、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与张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审: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1)琼73知民初1号
【基本案情】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亚华研究院)为水稻“隆科638S”的植物新品种权人。该品种可以作为母本与父本“R1377”组配,繁育“隆两优1377”杂交水稻。2020年5月,亚华研究院发现张某疑似利用“隆科638S”母本进行育种。张某生产被诉种子并被行政机关查处。经鉴定,被诉种子样品与“隆两优1377”系极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与“隆科638S”存在亲缘关系。亚华研究院向法院起诉,主张张某擅自使用“隆科638S”进行繁殖制种的行为构成侵权,诉请判令张某停止侵害,销毁繁育的全部侵权种子及其全部母本“隆科638S”种子,赔偿经济损失共50万元。
【裁判结果】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亚华研究院提交的初步证据,被诉侵权水稻种子具有使用“隆科638S”作为亲本繁育而来的极高可能性,在张某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水稻种子来源于其他亲本的情形下,可以认定张某存在重复使用授权品种“隆科638S”生产另一其他品种的行为。因张某未提供家庭承包土地的相关证据,且未能对其在三亚市组配繁育杂交水稻行为给予合理解释,故认定张某的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属于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利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一种较为典型的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人民法院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原则,在被诉侵权种子与授权品种存在亲缘关系的鉴定意见基础上,将是否以授权品种作为母本生产被诉侵权种子的事实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最终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侵权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五)》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五)》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为完善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法院在新时代传承创新“枫桥经验”,必须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实质,深入挖掘“枫桥经验”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切实将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遵循司法规律、尊重司法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这对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鼓励各地法院将“枫桥经验”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积极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的纠纷解决渠道,有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在平台建设、制度落实、程序设计、经费保障等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推进纠纷解决体系多元化、立体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法院升级版,形成了许多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总结提炼各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实践做法,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五)》,现予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8年11月8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五)
目 录
【案例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 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案例2】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创新法治路径 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案例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平台联动 精准调处 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案例4】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行“一乡一庭”建设 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案例5】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进阶“1+2+N”模式 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案例6】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托社区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纷模式
【案例7】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 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案例8】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传承创新“枫桥经验” 筑牢基层治理“桥头堡”
【案例9】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弘扬“小岗精神” 打造“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样本
【案例10】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创新惠民生 共治共建再升级
【案例11】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三治结合”搭桥梁 “寻乌经验”闯新路
【案例12】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一体两翼”平台 激发多元解纷质效
【案例13】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推行“双网联动”新模式 发挥“格格力量”新功能
【案例14】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夯实多元联动新机制 提升解纷服务新水平
【案例15】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满足“一带一路”新需求 探索商事解纷新路径
【案例16】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独立建制 多向互动 七步法则 构建矛盾纠纷综合调处的“荣昌模式”
【案例17】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化诉源治理 多元聚力解纷
【案例18】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加强多元配套保障 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
【案例19】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突出“内外多元” 构建“立体对接”纠纷解决体系
【案例20】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将自治与法治相融合 创新司法为民新实践
案例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 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首都超大城市的特点和需要,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持续推进立案阶段“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努力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枫桥经验”升级版,有力推动了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1-10月,全市法院“多元调解+速裁”机制共结案17.8万件,用约16%的民事员额法官速裁审结了46%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32天。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多元调解工作的政治保障
北京高院主动争取党委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将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纳入首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三年规划(2018-2020年)》,推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与诉讼相互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从村居调解、行业调解、再到法院特邀调解,最后由司法终局裁判的纠纷解决体系。二是及时、主动向党委汇报群体性、重大纠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托首都社会综合治理平台,自上而下建立完善了信息沟通、情报预警、会商研判、请示报告、督办指导等信息化管理机制,与北京市网信办、市金融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街乡政府等行政机关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借助行政监管机关、相关行业协会及社会调解组织等多方力量,联合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稳妥化解了一批群体性、重大纠纷。三是在市委的统筹协调下,14家基层法院共计8.2万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其中顺义、怀柔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已投入使用,与综治办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司法局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同构成北京市域社会治理的“一体化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总额4000万元的多元调解案件补贴经费被纳入市财政预算,为培育发展多元调解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诉调对接工作被纳入“首都综合治理考核指标”体系,以各区政府为考核对象,有力调动了各区党委、政府推动该项工作的主动性。
二、多元调解与诉讼紧密对接,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多元调解工作体系
国际贸易、高科技新兴产业和都市现代农业并存的多样化经济业态决定了北京地区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利益多元、类型多样等特点。北京高院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激活各方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实现社会矛盾社会化解。一是选聘240名特邀人民调解员常驻法院,接受法院的委派调解,在立案前成功化解了大量婚姻家庭、机动车交通事故、小额借贷、物业供暖、劳动争议等民间纠纷。二是与市网信办、市住建委、市证监局、市知识产权局等行政机关进一步深化专项诉调对接机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行政争议,立案前引导当事人先行选择行政调解,尽量做到行政纠纷以行政手段化解;同时在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物业、知识产权等类型化纠纷领域,大力推进行业协会先行调解。三是依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行业协会--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将其74家会员单位吸纳为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形成了覆盖不同行业领域和纠纷类型、专业性和规范性较强的超大城市类型化纠纷化解体系。四是联合市司法局、市律协,在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房山等六家法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目前已经选派393名资深律师,30名实习律师进驻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通州法院4名实习律师入职第一个月就成功调解纠纷70件,收到当事人7面锦旗和1封表扬信,调解专业优势初步显现。
三、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工作规范,提升“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
北京高院以创新为动力、以规范为保障,狠抓“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提升。一是针对法院多元调解“案件导出难”问题,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加大立案阶段纠纷引导分流力度,通过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实现60%以上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导入多元调解系统;通过加大调解流程管理、加强调解员管理和培训,实现18%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调解解决。二是大力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一体化机制建设,速裁法官与驻院调解员组成“1+N”型办案团队,速裁法官全程指导调解员依法调解,对于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对调解不成,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普通案件,运用多元调解过程中查清的事实和固定的证据快速审理和裁判。研发了“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集合了案件繁简分流、多元调解案件管理和在线调解、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类型化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等多种功能,为群众便捷解决纠纷、调解员和法官高效办案提供智能化支撑。三是出台《北京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北京法院立案阶段多元调解工作的规定》,明确全市法院多元调解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工作制度;制定《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调对接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员调解工作规程》《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若干规定》等八个工作规范,涵盖多元调解和速裁工作流程、队伍激励、案件补贴、场所建设、信息化等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做到诉前调解和速裁工作有据可依,有度可循。
案例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创新法治路径 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坚持党委领导、社会参与、司法先行理念,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定位,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新需求,厚植法治元素于副中心社会治理体系,积极打造副中心“枫桥经验”升级版。
一、搭建诉前群体性纠纷化解平台,筑牢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防火墙
落实市委、市委政法委关于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高效司法保障的相关意见,推动社会治理前端延伸,北京通州法院建立诉前风险识别、联动疏导、就地化解“三位一体”新平台。在立案阶段,通过“人机预警+背景联排”方式,有效甄别涉民生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案件;建立联动矛盾疏解机制,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住建委、国土局、公安局、属地政府,法院就地指导调解组织开展释法说理,诉前妥善化解了纠纷,保障副中心涉重点区域建设工程稳妥推进;建立“一院多所”联动巡回调解工作模式。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乡镇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地开展司法调解及确认案件2000余件,涉案人数7000余人,有效应对区域转型升级过程中农村房产类纠纷快速增长,实现边缘辖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二、培塑区域性多元调解新模式,织密副中心社会治理多元解纷网
改变法院单兵作战局面,协同多方推动社会纠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总结“诉前调解”经验,将类型化、重复性纠纷导出先行调解,探索建立普通民商事纠纷先行调解程序。组建“通和”人民调解工作室,从退休法官、基层调解工作者、实习律师等优质解纷资源中择优选聘30名调解员驻院,充分发挥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善用情理调解的优势,妥善化解千余起因拆迁补偿利益分配引发的家庭纠纷,助力平安和谐副中心建设。2017年,驻院调解员成功化解案件8899件,人均结案684.53件。调解员王蔚被评为北京市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北京市法院“十佳特邀调解员”,其通过“层层调解法”化解的继承案件入选“北京法院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创新“五微”调解员培育模式,通过微党建、微警示、微课堂、微团队、微典型,构建调解员党建、廉政、培训、使用、考核一体化、职业化培育机制,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和调解技能。试点律师调解进法院,设置诉讼回避、立体监督、弹性考评三大机制,成功化解商事纠纷近百件,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普惠、精准、高效的专业法律服务。
三、建立“分调裁”对接新机制,铺设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快车道
紧扣新时期群众对纠纷解决高效化、法治化和专业化的司法需求,北京通州法院创新“全面导入+三番分流”工作法,以“可调解、能速裁”为分流标准,对案件实行全面导入。同时,将分流端口前移至导诉环节,并贯穿于立案、调解、速裁三个阶段,层层过滤后,繁简纠纷得以快速、精准分离。在此基础上,简案调解、类案快解、繁案精解,实现纠纷梯次化解。构建“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模式,成立由10名员额法官组成的立案速裁庭,负责诉调对接和类型化案件审理;将调解员编入团队,建立紧密型司法ADR模式,实现调解成功案件快速确认,调解未果案件快速裁判。打造专业化速裁办案组,针对物业供暖、交通事故等类型化案件,探索“要素化”审判,简化审理流程,实现快审速裁。2017年,通州法院速裁法官人均结案2745.2件,是全市法官人均结案数的14倍,齐松、徐明祺法官分获北京市十佳速裁法官、北京市优秀速裁法官。
四、构建“ADR+ODR”一体化诉调平台,打造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
探索建立“ADR+ODR”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即可完成微信立案、预约调解、在线调解,实现零距离接近司法。2018年前七个月,已开展网上(微信)立案10457件,并与十余家司法所建立常态化在线调解和司法确认机制。建立智能化速裁办公平台,大力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电子送达,节约诉讼成本;研发思维导图、可视化速裁掌中宝,辅助法官办案,有效提升一次性开庭成功率;充分利用语音同步生成系统、要素式裁判文书生成系统,提高庭审效率,实现裁判文书繁简分流。2017年,多元调解和速裁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仅为14.23天,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初具成效。
2017年,通州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导出案件36256件,多元调解成功15940件,调解成功率为35%,位居全市法院前列,速裁结案11787件,实现以10%的员额法官资源办结全院60%的民商事案件。通过前端分流化解,后端审判庭案件量平均下降64.42%,审判质效综合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市法院第一名,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满意度显著提升,2017年社会满意度测评得分由全市法院第九名跃居至第二名。
案例3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平台联动 精准调处 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立足群众最关心、最期待的司法需求热点,着眼诉讼之前、法庭之外,充分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一、突出三个理念,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一是突出“源头最关键”。抓住诉前调解、源头治理的关键,把好案件第一关,在发现案件苗头时提前介入、提前调处,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讼之前、法院之外。二是突出“功夫在庭外”。在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调处中,往往庭上和解不如庭外调解,坐堂问案不如入户走访。为此,一方面坚持全流程调解,另一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真实地走进群众、深入一线,走进矛盾、破解难题,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参与权与选择权,以人民群众更加期待、更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三是突出“联动才能赢”。找准功能定位,努力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协奏曲,广泛联动各界资源,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教育、疏导、帮扶等办法,形成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二、完善三项机制,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
红桥法院与司法局合作建立诉前联合调解委员会,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一是诉前导流机制。诉讼服务大厅入口即为调解空间,大厅设置虚拟导诉平台、人工导诉员,印制各类宣传图册,以各种方式介绍诉前调解的功能优势。开展诉讼风险评估,自动生成案件风险评估报告;吸纳志愿律师以轮岗坐班方式每天在诉服大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通过第三方评测意见,让群众感受公正透明,正确看待风险,理性诉讼,在最早和最佳时机达成协议解决纠纷。二是案前分流机制。对当事人直接立案,案情简单、标的较小、有调解可能的简易案件,由立案法官开展诉讼辅导,引导当事人转至调解窗口登记。立案阶段不能调解的,通过繁简分流、小额速裁等方式导入诉讼程序快速化解。2015年以来,全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74.05%,简易程序适用率88.53%,其中小额程序达到45.87%,平均审限仅7天。三是对接合作机制。与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诉调对接框架协议,与卫计委、医学会探索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前置机制,与房管局协作建立物业纠纷对接窗口,建立政府法制与行政审判工作联席会议,与区属各街道、重点企业建立部门对口服务、院领导重点联系制度,推动形成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协作配合的纠纷梯次过滤和互动解决机制。2015年以来,累计诉前调解及司法确认各类案件402件,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打造四个品牌,满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红桥法院紧紧抓住群众普遍呼声较高、矛盾易发的重点领域,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司法品牌,实现矛盾纠纷“短平快”的精准调处。一是家事审判暖心调解。作为全国首批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和天津市首个家事法庭,注重突出发挥家事审判情感治愈功能,与区民政局、妇联建立联动化解机制,将23名阅历丰富、熟悉民情的妇联和社区干部聘为“家事特邀调解员”,共同参与案件审理、调解和入户走访、调查工作,家事特邀调解员参与的案件调解率达到85.9%。与天津商业大学深入合作,建立心理咨询室,在离婚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制定全国首个危机、死亡婚姻诊断标准,建成首个拥有专利的个性化家事法庭,家事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92.6%。二是服务棚改保障民生。在全市最大棚户改造区设立派出法庭,选派4名熟悉征收政策、审执经验丰富的干警全年无休驻站值守,逐渐成为辐射全区棚改片的矛盾调处中心。派出法庭设立后,坚持一线办案、现场调处,联合人民调解、居委会、居民代表、动迁干部,帮助居民快速调解及司法确认继承、析产、确权等纠纷259件,累计接待群众咨询4809人次,指导带动上千名群众自行协商解决家庭矛盾。派出法庭被评为市级为民服务示范岗,负责法官被评为“红桥好人”、“市优秀党员”。三是巡回审判因地制宜。坚持力量下沉,根据纠纷特点广泛布局,各具特色建立派出机构。如整合交管、保险多方力量,在交管大队、快速调处中心成立“张彦海法官工作室”和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安排专人驻点办公,在事故处理的第一时间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履行监督等一系列服务。2017以来诉前化解交通事故纠纷811件,涉及当事人2000余人。在人口稠密的大型成熟社区绮水苑、洪湖里设立家事社区法庭,带动小区居民自发成立“社区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家事纠纷15件,涉及当事人40人次。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双环邨街道,设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庭,常态化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在以回迁居民为主的新设街道和苑街,建立梦和园社区法庭,侧重解决新小区、新居民物业纠纷;在劳动仲裁院设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让仲裁与诉讼彻底“无缝”对接。目前,随着调解员队伍的建立,各派出机构已由最初的单纯法官定期巡回,实现了“日常见人、遇事立应”的实体化运行。四是智慧调解模式创新。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以“面对面+键对键”的“互联网+” 新模式,自主开发“E调解”智能系统实现远程调解,让当事人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快速解决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确认后,可直接使用电子手写签名工具进行在线签名。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事人签名后加盖印章,调解协议即告生效。E调解投入使用以来,结合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应用,已有336件案件通过智能在线系统调解结案,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不跑腿”的目标。案例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行“一乡一庭”建设 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创新人民法庭职能为切入点,从2013年开始探索在全省法院推行“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深度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中统筹推进。截止目前,乡镇法庭由830个增至2009个,实现全省全覆盖,人民陪审员由4771名增至15047名,乡镇法庭不新建办公楼,不增加人员编制,与人民陪审员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矛盾就地化解。
一、坚持创新驱动,调整人民法庭职能定位
河北高院将人民法庭定位于六大职能并进一步细化,重在诉前化解纠纷。第一,司法调解。新设立的人民法庭在职能任务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法庭,主要发挥诉非衔接平台的作用,对纠纷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不成,移送立案审理。第二,指导调解。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发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第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与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及派出所、司法所、民间调解组织密切联系,与基层综治中心无缝衔接,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第四,进行法治宣传。促进公民法律素养提升,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第五,司法确认。对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第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家事、邻里纠纷先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诉前调解或司法调解,将化解纠纷的关口前移。调解不成,采用“1+2+1”的模式,即1名审判员、2名陪审员、1名书记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庭履行六大职能的目标就是争取不成讼,乡镇一般的矛盾纠纷和传统的民事案件,及时处置、及时化解,使矛盾不出村、不出镇。
二、坚持改革优化,打造创新型运行模式
通过改革实现与新的职能任务相对应,全省新建人民法庭的人员调配、资源配置以及工作模式等与以往不同。第一,机构设置不同。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由基层法院指派一名庭长,由政治强、业务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法官担任。庭长负责整体工作,每个法庭选任几名当地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庭工作,人民陪审员协助庭长进行法律咨询与调解,形成办案和对外联系的工作平台。第二,工作模式不同。实行庭长负责制,庭长每周定期到法庭开展工作,庭长的职责主要是调动乡镇其它有关部门共同化解矛盾。合议庭的组成模式是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混合合议庭。法庭日常事务由人民陪审员处理,一般由两名人民陪审员值班,利用人民陪审员了解本土乡镇的历史传承、乡规民约的优势,由其先行处理矛盾纠纷。第三,办公场所设置不同。在法庭办公场所方面,设置灵活,不盖新房,利用乡镇政府的1至2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群众对“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副碗筷,吃住乡镇;一间屋子,不添负担;一张桌子,就地办案;一把利剑,稳固政权。”
三、坚持科技引领,打造智慧型治理模式
在河北高院的部署和指导下,基层法院运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打造“互联网+诉非衔接”的人民法庭工作新机制,使人民法庭建设走向现代化、规范化。第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现代化诉调对接平台。建立了“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开发了云调解服务平台管理系统和人民法庭专用办公办案软件系统。与诉讼服务网、法院审判系统深度融合,提供在线调解、远程调解等服务,调解结束后一站式申请司法确认或立案,实现网上咨询、在线委派、委托和邀请调解。石家庄铁路法院协同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在中国人寿财险河北分公司启动网上司法确认系统,积极探索“互联网+多元解纷”新机制。第二,以协同联动为突破口,建立互动型解纷机制。以人民法庭的“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为中心向外辐射,与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对接,建立解纷网络,形成信息平台集群。如人民法庭与司法局的“民调通”移动终端对接,实时了解村里发生的纠纷,第一时间排查矛盾。青县法院将法庭“诉调对接”系统与县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政府法制办、司法所等17个部门进行网络精准诉调对接,实现部门间对矛盾纠纷的网络移交、委派和委托调解。第三,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抓手,建立量化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诉调对接绩效考核机制,按照河北高院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所有来立案的纠纷均登录到系统编号。将诉前法官调解、委托调解、指导调解等案件分流到“诉前调”字号系统,录入诉调对接信息管理平台,立案前纠纷化解情况分类逐项统计,计入诉调对接工作量,作为工作考核依据。诉前调解的绩效考核权重优于一般案件,对于实现“无讼乡镇”的法庭给予立功授奖。
四、坚持司法为民,构建基层治理体系
河北全省法院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络体系,成效显著。第一,建立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矛盾的诉前分流。通过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庭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了一批矛盾激化、恶性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从2013年截至2018年,全省乡镇法庭诉前调解和指导调解案件37.28万件,司法确认1.08万件,提供法律咨询133.81万人次。安平大何庄法庭连续五年调撤率达95%以上。邢台中院开展了人民法庭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发放测评问卷2000余份,满意度达99.8%。第二,融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于一体,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方法,促进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阳原县大田洼乡人民法庭的法官定期到村里进行法治宣传,每个村选派法律联络员及时排查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外,所辖18个村,有10个村成为“无讼村”。今年以来,临城县法院诉非衔接中心共向各法庭转交纠纷146件,调解成功85件,各乡法庭自己受理纠纷500余件,仅72件到法院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第三,加强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律意识。2014年以来,开展普法宣传7.84万次,培训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8.91万次,发挥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风易俗中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基层群众的尊法和守法意识,缓解了信访压力。邢台法院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诉讼案件上升率由42%降到10%。
案例5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进阶“1+2+N”模式 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坚持问题、需求和民生导向,从机构场所、运行管理和对接渠道入手,将调解模式成功进阶“1+2+N”模式,委托调解成功率平均达49.26%,大量纠纷被稳控在基层、消灭在萌芽,带动审判质效、社会满意度和案件压力、案访比形成“两升两降”的良好态势。
一、构建“一体两翼”,破解设施、人员和场所难题
大庆高新区法院循序构建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主体,以专业队伍、社区网络为两翼,基础稳固、运转顺畅的诉非衔接载体。一是拓展服务空间,建标准化对接机构。与立案大厅贯通性建起450余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首创了“2151”的中心功能布局。各非诉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依托中心专设调解室,开展日常工作,诉前、审前、审中调解及执行和解成功率较改革前同比分别提升12.96、9.87、6.19和5.73个百分点,结案周期平均缩短近1个月。二是延伸工作触角,建网格化社区模式。将全区合理划分为38个单元网格,确保每个网格至少1个人民调解室、1个法官联络站,并通过电话表、微信群、QQ群等平台,在法院与各网格间形成实时、高效、有序衔接的常态。同时,发挥社区工作优势,通过日常巡访及时排查化解纠纷和隐患1400多起。三是挖掘人力资源,建专业化调解队伍。抽调9名优秀法官组建专职调解员队伍;与司法局对接,将38家调解组织、128名人民调解员、33名行政调解员和41名律师调解员纳入“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配合市法院遴选65名专业人士进入专家调解信息库;在院内指定5名调解指导员,适时开展专门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水平。
二、完善“两治两系”,疏通理念、方法和管理瓶颈
在宏观统筹层面,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和综合治理平台;在司法实践层面,不断完善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和调解实战方法体系。一是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法治化进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建议被省人大采纳后,大庆高新区法院按要求选派人员进入法律文稿起草小组。经反复征求意见、会议审议和修改完善,《黑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最终由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通过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将对接质效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建立由区管委会主任挂帅,全区政法各部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改革领导小组,制发工作意见,明确改革时间表和分工图;细化出台诉调对接考核管理办法,将成员单位工作成效纳入党政业绩和综治评价体系,有力地推动开展工作。三是建立健全平台运行日常管控制度体系。出台《委托调解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工作规则》等30项制度,建立起全程化诉非衔接运行监管体系;对涉及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民工讨薪等13类纠纷依法设置先行调解程序,促使这类涉民生纠纷快速便捷化解;出台“以案定补”机制,每年提供30-50万调解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专门管理;全面规范司法确认流程,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效力确认1269件,确认率98.25%,自动履行率达95.17%。四是探索总结一整套纠纷化解实用方法体系。建立包括情境感染、换位思考、隔离疏导、情感宣泄等21种技巧在内的调解方法体系,总结形成“六要”原则和快、准、合 “三字诀”,委托调解结案周期较改革前平均缩短近1小时,许多棘手纠纷因方法适当而及时妥善化解。
三、吸纳“N种元素”,坚持渠道、形式和主体开放
探索建立了以诉讼与非诉相衔接为轴心,广泛链接社会化有生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的开放式格局。重点推进七类调解:一是“梯式链接”人民调解。在不同诉讼节点,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员适时高效对接,推出了“老丁调解室”这一品牌,依靠人民调解组织的协助,短时高效化解纠纷。二是“网格链接”社区调解。法院可向各网格委托案件,各网格也可随时向法院求助;法官每周至少到对口社区调解室和联络站开展一次现场调解和业务指导;当事人可相对自由选择调解地点、人员和形式。三是“分类链接”特邀调解。区别案件特点,有针对性地联络不同行业、专业和群体的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辐射链接”团体组织。适时发挥工会、妇联、团委、行业协会(商会)、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等团体优势,形成以法院为轴心,多种组织共同参与调解的辐射状格局,年均结案占比达7%以上。五是“常态链接”律师调解。专设律师调解室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室,实现“两员合一”。每天都有一名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程序性事务帮助,同时接受法院委托调解,审判质效和公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六是“试点链接”公证调解。以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建设为契机,在诉调对接中心重点设立诉讼与公证协同工作室,由驻院公证员以“公证云”APP为平台,每天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配合法院开展送达、保全、调解、调查取证及执行查控等审判辅助事务,助力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瓶颈。七是“人脉链接”关系人士。适时邀请当事人领导、同学、亲友、代理人等共同参与调解,借助关系人员的心理攻势,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
案例6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托社区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纷模式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从2004年开始探索将法官委派到街镇村开展纠纷化解工作,2013年正式挂牌成立社区法官工作室,经过将近15年的探索完善,创新性地发展“前哨式”纠纷解决模式,形成了“五个特点、五个作用”的“五五模式”,推动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街镇,矛盾不上交”,取得良好效果。
一、突出五个特点,构建社区法官前哨式解纷模式
一是“基层性”,形成社区法官常驻社区工作模式。在全区9个街镇司法所分别设立社区法官工作室,配备调解室、咨询室等专门设施,并形成社区法官定人、定时、定点常驻社区的“三定”工作模式。制定《关于诉调对接中心社区法官工作室的实施办法》、《普陀法院派驻各街道(镇)社区法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等规章制度,将社区法官常驻社区工作模式制度化、规范化。
二是“专业性”,形成以在职法官和退休法官为主体的社区法官队伍。目前,9名社区法官由4名在职法官和5名返聘的退休法官组成。9名社区法官平均从事工作时间超过20年,其中四级高级法官6名,一级法官3名,法律理论功底扎实,法律实践经验丰富。
三是着眼“回应性”,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功能格局。不断拓展社区法官工作室职能,力求深入对接社区、群众需求,定位于指导人民调解、协同化解纠纷。此外,还承担提供规范指引、参与社区治理、协助审执业务等职能。
四是注重“协作性”,形成以法院为支撑,以街镇为依托,以群众为基础“三位一体”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充分借力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咨询服务团等资源,发挥法院本部的支撑作用;积极争取街镇党委、政府支持与配合,发挥街镇的依托作用;积极吸收社区群众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发挥群众的基础作用。
五是强调“平台性”,形成法院践行群众路线、锻炼青年法官的工作平台。主动下沉司法资源,让法官多动腿,让群众少跑路,为社区群众提供“一站式”司法服务,使每一位基层群众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发挥工作室锻炼青年法官的平台作用,定期组织青年法官进驻社区,协助社区法官开展工作,提升青年法官群众工作能力。
二、发挥五个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一是指导人民调解。以社区法官工作室为平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指导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强化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形成了“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的指导人民调解模式。“点对点”即社区法官通过现场示范调解,用具体案例对人民调解员进行示范带教;“点对面”即社区法官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对人民调解工作中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等进行集中讲解;“面对面”即社区法官联合法院资深法官将常用法律法规、经典案例、调解方法汇编成指导手册,供人民调解员学习。2013年8月至今,共组织人民调解员跟班实训100余次,集中培训30余次,培训人民调解员1000余人次,人民调解队伍的调解能力明显提升。
二是协同调处纠纷。将矛盾预防化解“阵地”前移,致力于协同化解社区矛盾,社区法官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活跃在社区一线的全科医生”。社区法官积极向基层调解力量提供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对于群体性矛盾、突发性纠纷,社区法官第一时间介入,及时提供专业指导。同时,工作室与基层调解力量共享所掌握的社区纠纷信息及排查到的重大矛盾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力争对潜在的矛盾纠纷早发现、早疏导、早化解。2013年8月至今,社区法官共参与指导群体纠纷调解200多批,涉及居民超2万人,无群体纠纷进入诉讼程序。
三是前置调解纠纷。对于涉及本街镇经社区调解组织未能调处的民间纠纷,且愿意在社区法官工作室调处的,实行预收案,符合立案要求的,报院立案庭正式立案。预收案前后,对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纠纷就地进行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的纠纷由双方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调解不成的,按规定移送法院进入审判程序。
四是提供规范指引。社区法官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向社区居民阐明相关法律规定,介绍相关案例等,引导其依法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定程度满足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因需制宜,对于继承、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等社区常见纠纷以及社区居民关注的其他法律问题开展法律接待,有针对性地讲解。因时制宜,结合“3.15消费者保护日”、“五一劳动节”等时间节点,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活动。因人制宜,针对老年人、妇女的合法权益,联合居委会、妇联等深入社区开展座谈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五是协助审执业务。充分发挥社区法官“扎根”社区、熟悉社区特点,协助破解送达难、执行难。法律文书送达过程中,当事人提供地址不对的,社区法官通过街道组织、邻里乡亲等积极确定送达地址;当事人拒收的,社区法官提前联系基层住址或有关单位到场见证,提高留置送达效率。对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较大,需采取强制措施的群体性、易引发信访矛盾的执行案件,社区法官提前沟通,确保执行效果。
案例7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解纷理念和模式,不断加大便民利民举措供给,不断强化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保障作用,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一、推动矛盾分层过滤化解,助力乡村社会治理
浙江高院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变“以我为主”为“党政为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党委在县、乡两级分别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统筹解决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形成分层递进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人民群众纠纷解决“最多跑一次”。目前,全省法院已有20%的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或派团队参加地方党委设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形成“社会调解在前,法院立案在后”的纠纷递进分流模式。如舟山市普陀法院,将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在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内,纠纷首先通过中心内配置的综治、司法、信访、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解纷力量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到诉讼服务中心立案。运行一年来,该中心统一受理各类纠纷11411件,把全区7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大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100%,形成了以“党委领导、关口前移、一站解纷”为特点的多元化解“普陀模式”。同时,始终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推动全省开展“无讼无访村(社区)”创建活动,大力发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村镇综治员等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解纷的“桥头堡”作用。如金华永康市的龙山法庭,大力推进“引导分流+办案指导+参与治理”的综合工作模式,形成了以“村镇先调、法庭兜底”为亮点的“龙山经验”,把传统民事纠纷基本化解在诉前。
二、打造“都市版”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针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浙江高院主导推动建立市场化调解和行业调解,让“枫桥经验”在市域治理中绽放光芒。除加强与传统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组织对接外,浙江在全国率先试点律师调解,全省法院已实现律师调解工作室的全覆盖,共聘请律师调解员1569名,2017年共委托律师调解3639件,调解成功1708件,调解成功率达47%。特别是杭州中院,积极构建律师、公证、仲裁为主体的市场化解纷机制,不仅争取到上百万元的财政专项调解经费支持,还会同物价部门在全国率先明确律师调解案件可按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予以收费的规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版”枫桥经验。此外,全省法院积极在医患、物业、金融、保险、证券、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等领域与行业调解组织加强对接,积极引导纠纷诉前调解,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多领域的纠纷联动化解机制。五年来,浙江法院共诉前引导调解48万件,调解成功33万件,办理司法确认16万件,两成左右的纠纷解决在立案之前。
三、创新矛盾在线解决模式,提升“互联网+社会治理”能力
“枫桥经验”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需要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浙江高院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将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融入其中,为推进矛盾纠纷在线解决、实现 “互联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动能。浙江法院已经全面贯通“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移动微法院和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三大在线解纷平台,实现了从诉前化解到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全流程在线运行,既让老百姓解纷“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成为可能,也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作为原中央综治办创新试点项目和浙江省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示范项目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今年被确定为纪念“枫桥经验”六大工程之“互联网+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其秉持多元共治、纠纷解决分层递进的理念,提供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服务功能,形成了递进式、漏斗型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化解机制,推动纠纷处理模式从事后处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了“解纷不出户”。该平台已与法院网上立案系统打通,网上立案的民商事案件可自动推送到平台进行在线分流,由社会调解力量进行诉前化解,调解成功的可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的自动回传审判系统进行立案。到2018年年底,全省要实现在线调处案件数量不少于上一年度矛盾纠纷排查总量20%、调处成功率不低于60%的目标。截至目前,平台已实现访问量410万人次,注册调解员32052人,提供智能咨询69万次、人工咨询3553次,评估案件1768件,仲裁案件128件,司法确认5467件,申请调解案件15.97万件,调解成功13.2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3%,先后被评为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优秀‘互联网+法律’创新项目”、原中央综治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创新优秀项目”第一名、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全国优秀项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称赞该平台是“枫桥经验”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继承和新发展。
案例8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传承创新“枫桥经验” 筑牢基层治理“桥头堡”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优势,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相继总结出“三前调解法”“四环指导法”“五时执行法”等特色经验,倡导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纠纷解决理念,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降低纠纷成讼率。近年来,枫桥法庭收案增幅逐年下降,远低于全市法院,且今年收案同比下降12%,被授予首批“枫桥式标杆法庭”。
一、健全三举措,丰富司法服务内容
一庭一中心。首创调解劝导制度,精心制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调解劝导书》,讲明人民调解的优势、步骤等,劝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高标准建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新型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和诉调对接窗口,将诉前劝导站、诉讼引导站、法律指导站、信访疏导站“四站合一”,并实行庭领导首问责任制,为当事人即时提供法律服务,实现纠纷化解“最多跑一次”。近两年来,已有320余起纠纷得到即时解决,诉前纠纷化解率达28.53%。
一镇一团队。根据法庭辖区内两镇一乡和现有人员配备的实际情况,实行一个乡镇确定一名审判员、调解员或者陪审员、书记员作为定点联村的业务指导员机制,发放联系卡400余张,形成法庭与乡镇、村居的联系网。业务指导员走遍村居、走进住户、走近民众,把司法服务送到当事人家门口,畅通民众反映自身诉求的渠道,切实解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利用便民立案站(点),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就地化解农村承包、相邻纠纷等案件。同时,通过向镇、村干部了解情况,掌握、排查基层社会中潜在的纠纷情况及矛盾隐患,以便尽早加以化解。近两年来,引入诸暨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枫桥调解中心驻庭办公,成功调解719件。
一月一指导。创设“诉前环节普遍指导、诉时环节跟踪指导、诉中环节个别指导、诉后环节案例指导”等四环指导法,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等业务指导与培训,源头上促进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在乡镇设立指导调解工作室、五个重点村居设立指导调解联络站,开通视频指导调解系统。建立法庭QQ群,邀请各调解组织、辖区部门站所、人民调解员加入。调解过程中发现疑难问题的,法庭工作人员可以随时通过QQ群进行业务指导。
二、打造三机制,拓展纠纷化解渠道
涉诉情况通报机制。以法庭公告栏及各镇、村便民服务站宣传窗为载体,每季更新涉农法律法规、政策及典型案例,实现法庭辖区司法宣传网络的全覆盖。每季度编发《法庭工作通报》,把辖区办案总量、同比增长情况,不同案例类型及所占比例、各村涉诉案件数量等情况反馈给辖区内党委政府、相关站所和市级以上人大代表,重点分析当前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呈现的特点和问题,分析各镇(村)收案形势,深入探究产生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等,推进辖区无讼村居建设,受到镇乡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部门联调联动机制。借助枫桥镇党委政府承担国标委首批《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的契机,积极参与制订“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规范”,进一步完善联调联动机制。对涉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工会、国土、工商等部门的案件,移送成员部门诉前委派调解,或由法庭牵头、邀请部门派员共同参与化解,实现法庭与乡镇各部门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良性互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探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剖析典型案例及矛盾纠纷的难点、疑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制定改进措施等。
信访合力化解机制。加强案件风险评估工作,对案件审理及纠纷排查工作中发现的信访隐患,第一时间通告辖区党政部门;党政部门在遇到信访事件时,也及时邀请法庭参与,共同研究对策措施,合力化解矛盾和信访隐患。密切关注涉重点企业、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易引起系列诉讼等信息,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并协助做好安抚与法律释明工作。高度重视信息互通与稳控联动,适时召开敏感时期维稳专题会议,提前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准备化解预案,确保辖区总体稳定。
三、探索三方法,创新纠纷调处路径
特色调解法。依托辖区丰富的社会组织资源,设置多个特色调解工作室参与化解矛盾,如:“大妈调解室”帮助化解婚姻家庭类纠纷,“乡贤调解室”帮助化解继承及邻里等纠纷,“行业调解室”帮助化解辖区内汽配、服装纺织类等比较专业的行业性纠纷,“代表委员工作室”帮助群众监督反馈法庭工作。近年邀请社会组织到庭参与调解51件,调解成功39件,调解成功率76.5%。
三度联调法。在“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判前调解”三前调解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实施“三度联调把握法”。即:庭前审查诉辩合理度,避免因未进行必要的实地考察或深入了解案情导致调解方案的偏离;庭中引导事实认同度,引导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基本事实取得一致认可;庭后解说判决基准度,通过辩法析理,告知当事人案件的一般处理原则,在当事人了解判决结果基本走向的情况下,促成案件调解,实现调解工作从立案到宣判各个环节的同向衔接。实行“三度联调法”以来,法庭一审民事可调撤率、民事调解自动履行率始终保持在80%和60%以上。
在线化解法。按照浙江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的统一部署,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形式多样、快速便捷的指尖诉讼和掌上办案,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解纷不出户”。今年4月以来,已在线受理250件,其中调解成功174件,调解成功率72.8%;指导乡镇调委会在线受理81件,其中调解成功75件,调解成功率95%。
案例9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弘扬“小岗精神” 打造“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样本
“农,天下之大业也。”为落实党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重要部署,滁州中院以弘扬协商共治的“小岗精神”为契机,充分发挥好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将多元解纷向人民法庭延伸,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将人民法庭的乡土优势、法治优势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着力打造“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自治为本,多元参与,无缝对接
“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为进一步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发动更多的基层组织、人民群众参与到纠纷调解中来,滁州中院在距离法庭偏远的地区设立123个法官工作室,打造以“人民法庭为点、法官工作室为线,基层调解组织为面”的大调解格局。一是积极探索乡村调解全覆盖的新模式。通过“法官1+1”、“法官1+N”、“一村一调解员”、“庭所联动”等模式积极向乡村延伸。建立法庭调解联络图,指导成立镇(社区)调解委和村调解小组,建立调解网络,推动矛盾调解无缝对接,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行”的调解实效。二是弘扬协商共治、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4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摁下18颗“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孕育和形成了富于时代特色的“小岗精神”。40年后,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现代农业有关的新类型社会纠纷随之涌现。2018年1月,小岗村人民法庭投入使用,是目前全国唯一设立在村级组织之中的人民法庭。小岗法庭立足于改革热土,传承和发扬“小岗精神”,通过德高望重的“大包干”带头人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并在“大包干”带头人的倡议下,小岗法庭指导该村成立了义务调解委员会,义务调解委员以“有事就商量、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理念,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自治功能,逐步形成了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2018年1月至10月,义务调解委员会成功化解了40余起纠纷,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肯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二、法治为基,司法引领,科技保障
滁州中院坚持司法引领、制度先行,全面构建多元解纷的制度框架,促进矛盾纠纷在法治化进程中多元化解。一是建立探索多元化解制度体系,加强司法指导与保障。滁州中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健全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等“1+20”个制度文件。全面推行先行调解制度、无争议事实认可制度、诉讼风险评估等制度,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并通过司法确认提供法治保障,确保多元化解机制规范运行。近年来,滁州两级法院委派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及司法确认率呈逐年攀升趋势。二是依靠各方力量,构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积极回应群众的司法需求,成立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委调解等多种调解组织,推动建立“三调联动”机制,将凡是有利于纠纷调解的均纳入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机构。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实行单双向自由组合调解,既能保证参与调解机构的行业专业性、解释权威性,又能快速便捷解决纠纷。全市两级法院同步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与保险、公证、仲裁、工商联等81家机构对接,在册调解员859人,成立物业纠纷、道路交通纠纷等“一站式”调处平台及类型化调处中心10余个。推行人民法庭与辖区派出所、法律服务所、司法所等搭建“庭所联动模式”,并开展常态化的人民调解业务指导。三是智能化助力实现指尖上的调解。全市法院开通在线调解平台,建成特邀在线调解组织35个,注册在线调解员389名。各院借助在线调解平台,已成功调解跨国婚姻纠纷和跨省继承纠纷的案例,特别是针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当事人提供快捷、便民、高效的调解方式,以智能化助力“指尖上”的多元解纷成效初显。
三、德治为魂,一庭一品,春风化雨
滁州法院现有人民法庭30个,均地处于农村及城乡结合部中心乡镇,管辖着81个乡镇,辖区人口433.85万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乡土社会的村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未完全割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善良风俗对农村社会治理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滁州法院主动作为,在全市深入 “一庭一品”特色创建活动,依托法庭辖区优秀德治文化,打造法庭特色品牌服务。如:定远张桥法庭根据其地方民族特点,建立二龙回族乡法官工作室,和当地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建立微信群,邀请回族德高望重的阿訇作为特邀调解员,成为专为回、汉两族矛盾纠纷提供司法服务的“解铃人”,创建德治为先、预防在前模式,实现了“无讼”民族乡创建目标;红色革命之乡定远县,其藕塘法庭在藕塘烈士陵园景区门口设置巡回办案点答疑解惑调解纠纷,成为流动的“红色法庭”;天长市秦栏镇是全国孝文化之乡,秦栏法庭将孝文化植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聘请当地“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表彰者和形象好、心地好、口碑好的“三好”媳妇参与家事等纠纷调解,通过播放《孝子歌》、扬剧《弃官寻母》片段,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感化。三年来,共调处家事纠纷346件,成功化解了60多桩婚姻危机。
案例10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创新惠民生 共治共建再升级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法院调解优势,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融合,实现调解工作转型升级,构建了“三全三融入”调解模式漳州样本。2008年至今,全市法院十年共审结民商事案件327487件,调解撤诉235856件,调解撤诉率达72.02%,连续11年位居全省法院第一;指导人民调解13万件,实现了“依靠和发动群众,矛盾不上交”;推动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年均达到94.56%,全省涉诉信访综合考评多次名列第一;有力促进漳州全市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不断提升。
一、调解功能全面覆盖:便民调解、专业调解、品牌调解齐发力
漳州中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形成以漳州中院为中心,12个诉讼服务中心、24个人民法庭、532个巡回办案服务点、法官工作室,20余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行业调解对接平台为辐射点,构建低成本、高效率、覆盖全市的立体调解网络。同时,发挥法院调解示范、引导、推动作用,2005年漳州市委将法院调解工作纳入综治考评项目,成为党政领导重要职责;2012年市综治委设立多元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以法院为骨干整合34家党政部门和社团组织资源,形成全覆盖大调解体系。立体联动、多元共治的矛盾化解格局逐渐形成。第一,融入基层,搭建便民调解平台。龙海法院以角美联片调解为基础,在重点乡镇设立40个人民调解工作室,每年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1万余件。推广巡回办案车,深化“一行政村一巡回办案服务点”建设,选聘803名便民服务联络员,通过电话调解、上门调解、网上调解、假日调解等,把法庭开到群众家门口。2011年平和法院成立全省首家交通综合审判庭,联合公安交警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保险理赔程序衔接的“一站式”服务。芗城法院将“人民调解工作室”升级为“多元调处中心”,指导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院调解,10年调处医患纠纷605件,有效促进医患关系稳定和谐。第二,融入大局,搭建专业调解平台。服务台商台胞发展,紧扣台资项目,在全国首创涉台案件审判庭,发挥110名台胞陪审员、120名台胞调解员和138名台企司法联络员“三员联动”纠纷化解机制的作用,成立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一线服务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古雷石化重点项目建设,及时调处涉台纠纷,全市涉台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1.7%。服务绿色发展,立足生态城市竞争力全省第一,在全国率先设立生态资源审判庭,持续深化与农业、环保、海洋与渔业等7家部门的生态资源纠纷诉前调解机制,推动生态资源保护从部门单一管理向司法、执法联动综合治理提升,七年共诉前化解生态资源纠纷2500多起。服务创新创业,紧跟实体经济建设前沿,成立40个涉企纠纷调解室,并在项目集中区、工业园区等建立服务民营企业法官工作室,集聚全市80余个商会、行业协会参与涉企纠纷化解,及时帮助企业解难题、渡难关。第三,融入特色,搭建品牌调解平台。芗城法院设立5个以“时代楷模”、全国模范法官命名的“黄志丽法官工作室”,弘扬黄志丽“三个贯穿始终”工作法,将亲和调解贯穿始终;龙文法院设立“陈少华法官工作室”,总结推广陈少华“三心三不”执行工作法。品牌升级,平和法院将“老红军调解室”升级为党员调解网络,实行党员包户、包片、联片网格化调解,解决老苏区纠纷消解功能滞后问题。创新治理,南靖法院聘任土楼楼长为特邀调解员,建立法律服务中心和10个调解工作室,推动“无讼景区”建设;华安法院立足当地“兴茶富民”战略,在茶叶主产区的八个乡镇聘请法制联络员、执行联络员,实现华安县新圩镇新圩村9年无诉讼案件。二、调解模式全速提效:分流速裁、线上解纷、信息共享齐畅通
漳州中院推进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坚持科技理性与司法理性“两个智慧”深度融合,调解优势与技术优势“两个优势”精准结合,实现调解模式全速提效,释放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效应。第一,融入分流速裁快处。深化“分调裁”机制改革,以繁简分流提质增效为中心,借力智能分流,推动立案、调解、速裁深度融合,全市法院设立程序分流员25名,成立速裁团队57个,聘任专职调解员41名,2018年来通过“分调裁”机制结案数12353件,占全部结案总数60%,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第二,融入线上解纷提速。推动传统线下调解向线上延伸,借力QQ远程视频、微信群聊等,建立“二维码直通法庭”,实行微信公众号专栏预约调解,打通网上调解渠道,随时随地开展调解。2017年南靖法院运用QQ远程视频妥善调解一起跨国买卖纠纷被《人民日报》刊载。漳州中院“漳州涉台司法直通车”微信公众号服务涉台纠纷解决、诏安法院微信公众号预约调解等“互联网+”解纷模式频获群众点赞。第三,融入集成信息共享。研发依托微信平台的综合集成式网上诉讼服务中心,探索开展网上委派、委托调解,实现纠纷“速递”,强化与各调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化解信息共享及调解技能线上指导,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线上渠道。在全市推广龙海联片调解微信服务平台“和谐号”做法,法院、公安、司法、调委会等有关部门和各个村调解主任均加入其中,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打造群防群治信息共享网络,有效实现纠纷预测预警预防。
三、调解队伍全员拓展:一把手抓、联动联调、多元拓展齐上阵
漳州两级法院坚持依靠群众参与,拓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广度,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高度,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格局,最大限度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一线。第一,融入职责一把手抓。推行院领导带头办案、带头调解,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以率先垂范激发多办案、办好案热情。近年来全市法院院领导带头办理“骨头案”13件。第二,融入联动多级联调。始终坚持“有1%的调解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的理念,全市建立基层调研组织、行政机关、律师等共同参与的“多级联调机制”,发挥合力调解的联动效应、标杆效应和综合效应。第三,融入社会多元拓展。努力调动社会力量,将全员调解从法院内部向外延伸,从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律师、廉政监督员、村两委、居委会干部、群团组织干部、专业人士及其他热心调解工作的社会人士中聘任部分人员作为特邀调解员。全市共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32个,建成527名特邀调解员队伍,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平安漳州作出了贡献。
案例11
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三治结合”搭桥梁 “寻乌经验”闯新路
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大力弘扬人民司法好传统和“深入、唯实”的作风,主动回应乡村治理新形势,围绕促进乡村平安和谐文明的目标,将基层司法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将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与便民利民深度融合、将审判职能与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逐渐形成了“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寻乌基层司法工作实践充分表明,基层司法是乡村治理和振兴的重要基础,大有可为。”
一、坚持以自治为基,紧密依靠群众
第一,与基层群众强化情感联结。寻乌法院在全县60个较大的村庄设立农村“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退伍军人、老教师)联系站,制定《关于邀请农村五老人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指导意见》,邀请“五老”人员处理矛盾纠纷,打消群众对打官司的顾虑。第二,与人民群众加强工作联系。寻乌法院从2017年开始实施1256巡回审判模式,即一个员额法官联系1个乡镇、2个中心法庭、5个巡回审判法庭、60个巡回审判联系点,实现群众参与乡村司法的网络全覆盖,让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司法,扩大司法民主,增强司法亲和力。第三,与基层组织增强工作联动。在各村委会组建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多个村民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制定《员额法官与村民自治组织定期联系制度》,通过担任理事会顾问、列席自治组织会议等方式,建立与村民自治组织定期联系机制,共同化解纠纷。与全县15个乡镇和交警大队等10家单位携手,设立诉前调解办公室,搭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三大对接平台。近三年来,诉前联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12起,委托人民调解组织、乡镇综治员调解案件69件。
二、坚持以法治为本,倡导规则意识
第一,法治宣传,化纠纷于未然。寻乌县果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后因为柑橘黄龙病蔓延,涉果矛盾纠纷不断。寻乌法院主动下到果园、果企和农户家中,走访相关部门,通过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起草了《致果农果商朋友的一封信》、果品销售样式合同,编写了涉果矛盾纠纷典型案例,并印制成册30000份,常年开展“法制宣传进果园、纠纷调处进果园、法官服务进果园”的“三进”活动。2015年以来无涉果纠纷进入诉讼程序。第二,延伸服务,适度诉前介入重大矛盾纠纷化解。寻乌法院出台《服务和保障全县中心工作妥善化解重大矛盾纠纷的意见》,对涉及脱贫攻坚、“三农”问题、“两违”整治(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等工作引发的矛盾纠纷,建立依法提前介入机制,提前了解情况、提前现场处置、提前进行调解、提前释法析理,防止矛盾激化成诉,有力维护地方发展和稳定大局。第三,巡回审判,方便群众诉讼。推行以“诉讼服务在一线、调查研究赴一线、巡回审判到一线、判后回访去一线”为内容的“一线工作法”,让案件当事人不出乡、不出村,甚至不出家门,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审判服务。第四,为民作风,体现司法真情服务。寻乌县当地素有喝茶的习惯。接待当事人时,养成“请吃茶”工作习惯,为当事人泡上一杯茶,问一问情况,摸摸底,不少纠纷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化解。沟通交流时,培养“讲土话”能力,使法院干警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自家人”。运用智慧法院最新成果,利用“收转发E中心”,有效实现所有案件网上办理和诉讼材料收、转、发事务集约化、智能化管理,真正实现由单向服务的“窗口部门”向“对外服务群众、对内服务审判”的双向平台转变。
三、坚持以德治为先,培育文明乡风
第一,寓乡风于审判。寻乌系赣南客家人聚居区。寻乌法院充分运用客家文化的民间习俗、家风家训,大力弘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客家精神”,把以客家人“中原古风”为核心的朴素正义观引入司法裁判中,在办理案件时将公序良俗、传统道德、乡规民约、人情事理等吸纳进来。寻乌法院搜集整理了近100条常用客家俗语,并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审判工作中运用客家善良风俗习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张贴在法庭。同时,充分利用祠堂文化中“和”的元素,以及宗族之间形成的血亲凝聚力,将发生在同宗同族之间的民事纠纷引入祠堂调解,巧借祠堂文化解决纷争。第二,引乡风向文明。开展涉老年人案件专项治理,寻乌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关于依法治理不孝行为、“老人住老房”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重拳整治不孝敬老人、老人有病不照料、不赡养老人及“儿女住新房好房、老人住破房或条件明显较差房屋”等现象。针对赣南地区婚嫁彩礼一直比较高,时有彩礼致贫、发生纠纷的情形,寻乌法院起草《提倡婚事新办、树立文明新风的通告》,对彩礼的范围、金额和返还额度发出倡议,并制定婚约彩礼协议样本,通过广泛宣传,鼓励青年男女通过共同劳动致富,反对大操大办、通过彩礼不劳而获或者因高额彩礼致贫返贫等不良现象。第三,固乡风为法治。寻乌法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各村委会开展村规民约“法律体检”,并对村规民约的修改完善提供法律指导,辅之以司法个案诉讼维权,促进村民自治依法规范运行。比如限制外嫁女落户、参与分配征拆补偿以及成年儿子承担赡养费而外嫁女儿不用承担等有关做法相继得到纠正。
案例12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一体两翼”平台 激发多元解纷效能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多元解纷工作放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个“大盘子”中统筹谋划,纵深协同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改革,创新规范诉前调解程序和速裁程序,构建起了“解纷网络全面覆盖、内外多元有序对接、配套机制健全完善”的多元解纷新模式。
一、打造“一体两翼”解纷网络,构建多元解纷社会格局
潍坊市两级法院坚持把推动解纷网络建设作为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环节,设点定桩、由点及面,推动建立起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体、以“基层解纷网络”和“专业化解纷平台”为翼的多元解纷网络格局。第一,搭建平台,建设功能完备、运行规范的诉调对接中心。全市法院均建立实体化、常态化运行的诉调对接中心,统一设置指导分流室、人民调解室、法官工作室、司法确认室,集中开展指导分流、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管理考核等工作。辖区法院结合各自实际,分别设立律师调解室、行业性纠纷调解室等特色对接平台,邀请律师和专业组织调解人员入驻,就地分流化解纠纷。目前,全市法院在诉调对接中心设置人民调解室、律师调解室、行业性纠纷调解室等101个,常驻特邀调解员156名,年均接受委派(委托)调解1万余件。第二,下沉资源,全面对接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网络。有效发挥司法的吸附、聚合作用,主动深入基层、寻求对接,推动基层纠纷预防和化解网络的升级。实践中,在乡镇人民法庭设立诉调对接工作站,在人口集中社区和偏远农村设立114个法官联系点和77个巡回审理点。第三,延伸触角,有力推动专业化纠纷化解平台建设。针对类型化、专业化纠纷增多的趋势,联合行政职能部门、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业协会等共建解纷平台,在交通、医疗、保险、家事、消费维权等矛盾易发、多发领域设立专业性、行业性调解中心,“一站式”调处常见、多发的专业纠纷。
二、坚持“三个规范”,充分激发外部多元解纷效能
从诉调对接规范化入手,制定《民事诉前程序若干规定》,规范诉调对接流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实现诉内诉外解纷程序的无缝衔接、顺畅运转。第一,规范诉前分流,实现纠纷有序导出。在诉调对接中心指导分流室配备专职指导分流员,向前来起诉的当事人发放《先行调解告知书》,进行诉讼风险评估,细算亲情、信誉、时间、经济、风险“五笔账”,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诉前调解。对同意进行诉前调解的,根据具体情况或当事人的选择将纠纷委派给适宜的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并将分流情况统一录入分调裁平台。第二,规范诉前调解,提高诉外解纷成功率。加强对诉前调解的跟踪监督和指导支持,有效增强诉前调解效能。2013年以来,全市法院共指导诉前调解纠纷6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41.5%。一是规范诉前调解流程。明确诉前调解的纠纷类型、调解程序、调解时限等事项,建立诉前调解卷宗和严格的归档制度,实现对诉前调解的全流程监督。二是健全特邀调解队伍。健全完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共建立特邀调解组织129个,吸纳代表委员、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退休法官、律师等535人担任特邀调解员。三是强化内外联合调解。推行“鉴定前置”,将建筑工程、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案件司法鉴定程序前置到诉前。2017以来,对5485件案件实行“鉴定前置”,鉴定评估结论作出后,促成诉前调解2860件。实行“以保促调”,在依法实施诉前证据保全或财产保全措施后,用足用活法律规定的30天起诉期限,积极引导当事人诉前调解。开展“难案联调”,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关部门”的重大疑难纠纷“3+N”联合化解机制,根据需要召开联席会议,实现重大疑难纠纷的“联防、联控、联解”。第三,规范效力对接,增强诉外解纷的公信力。推行“成果固定+司法确认”的双对接机制,依托司法权威提升诉外解纷公信。一方面,强化成果固定和应用。实行送达转换机制,诉前调解阶段向当事人一并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诉前调解不成正式立案后,不再向当事人送达上述材料。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对诉前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书面记载调解过程中没有争议的事实,诉讼过程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法院对无争议事实直接予以认定。另一方面,规范司法确认工作。对司法确认案件实行专人办理,由专职调解法官对提交申请的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调解协议,当场提出修改建议指导补正;对符合确认条件的,当日出具确认裁定,及时予以确认,2017年以来,全市法院办理司法确认案件2056件。案例13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推行“双网联动”新模式 发挥“格格力量”新功能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作为宜昌社会治理网格化的发源地,拥有“大数据+网格化”天然优势,全区划分为489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管理员,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她们为“格格”。为此,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线上依托网络大数据,线下依靠网格解难题”的“双网联动”工作法,充分发挥“格格力量”在信息采集、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以及协助调解、送达、执行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实现基层治理和司法为民能力的“双向提升”。
一、“平台网格中建”,紧密对接助力组织联动
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开展才有保障。伍家岗法院以联动为支撑,主动争取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加强与区网格管理中心紧密联系,建立审判工作与网格服务管理对接机制,将“双网联动”纳入辖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以网格为单元,由审判业务部门逐一对口负责,要求主动与各网格站点对接,明确职能,责任到人,形成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协调配合、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以科技为手段,打造信息化对接平台,与“社区E通”信息系统端口连接,实现网络数据实时共享。以激励为保障,安排专人建立台账管理,出台经费补助办法,对工作成绩明显、效果突出的社区、网格给予一定经费补助,充分调动“格格”们工作积极性。
二、“民意网格中取”,信息采集助力工作改进
进入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汇聚了价值无尽的信息流,伍家岗区每天近400名“格格”行走在各网格中,每天通过“社区E通”信息平台更新数据上万余条。“格格”们将每天入户走访期间收集的社情民意上传至数据平台,区网格管理中心及时将与法院工作密切相关的信息反馈至信息系统终端。伍家岗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随时将信息按照工作建议、法律咨询、信访举报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整理,并送交院内相关部门办理。2017年以来,区网格管理中心反馈各类信息102条,其中形成工作整改意见36条,纳入涉诉信访8件,提供法律咨询53次,提供相关办案资讯5条。
三、“矛盾网格中化”,多元调解助力纠纷化解
联系群众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了解居民才能更好地调解纠纷,利用“格格”对居民情况“一口清”优势,聘任“格格”担任调解联络员,由干警按照“六个一”要求开展工作,即建立1个网格员联络群,每周与网格员至少联系1次,每月深入网格指导1次矛盾化解,每季度开展1次巡回审判,每半年开展1次法治宣传,每年对网格员进行1次集中培训。同时,建立矛盾纠纷联合化解调解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凝聚调解力量,由“格格”协助开展诉前、诉中、诉后调解。对网格内纠纷,引导居民前往社区法律顾问、保险、消协、法学会、医疗、交通、劳动等调解组织进行免费调解,并随时配合法官开展调解工作。通过发动和依靠“格格”,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到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尽力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2017年以来,共在网格内化解纠纷625件,化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
四、“困难网格中解”,案情速递助力执法提速
送达难和执行难,是人民法院工作当前面临的两大难题,难就难在查人找物难。作为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中间人、联络员,“格格”们充分利用对网格内人、房、事、物、组织等精细化管理的优势,助力法院破解难题,提高司法效率。加强与网格管理中心联系,定期上传失信被执行人和失联送达人名单至数据平台,并根据人员住址所属网格,将名单发送至“格格”的移动终端上。在每日开展走访入户时,“格格”一旦发现相关人员行踪、财产线索等,及时通知和协助法院深入网格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侦察员”作用。2017年以来,网格员共协助送达传票、裁判文书等195件次,提供被执行人行踪86人次、财产线索58条,为破解送达难和执行难提供了有效帮助。
案例14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夯实多元联动新机制 提升解纷服务新水平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致力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司法保障,不断健全完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扎实深入开展。2012年5月以来,共诉前分流调解各类纠纷9378件,调解成功5510件,占全院民商事收案平均总数的17.78%;诉中委托调解2219件,调解成功1423件,调解总标的7700余万元;调解协议司法确认566件;平均调解时间为20天。
一、夯实平台建设,实施多元联动解纷
一是搭好诉调对接平台。岳麓区法院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深度融合,搭建诉讼服务、诉调对接、案件速裁、专业解纷、网络调解、信访接待等六大平台。诉调对接中心配备专门从事调解工作以及司法确认工作的法官及助理2人,另有12名特邀调解员及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常驻诉调对接中心。诉讼服务中心设置导诉和律师咨询窗口,由值班律师和大学生自愿者向群众提供免费咨询,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派出法庭设有“多元解纷调解室”,特邀律师事务所与特邀调解员共驻法庭化解纠纷。二是横向到边走出去。与人民调解组织建立诉调对接关系,在观沙岭、莲花、咸嘉新村等街道、社区设联络点,委派、委托、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工作。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将多元解纷工作与辖区服务群众工作有机结合,固定每月28日派遣中层以上干部深入社区服务,指导人民调解,将纠纷化解在百姓家门口。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协助和配合,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高新区综合治理局等11家行政机关建立提前联动协调、诉中协调化解、联席会议等协调和解机制,借用行政机关的力量进行行政调解。三是纵向到底请进来。以辖区“两代表一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等为主要对象,面向社会遴选82名特邀调解员。邀请2家行业调解组织、11家行政调解组织、9家人民调解组织成为特邀调解组织。吸纳116名特邀调解律师形成商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劳动争议等专业领域的律师调解队伍。2015年5月以来,特邀律师调解民商事纠纷821件,提供免费咨询3675人次,参与化解涉诉信访65起,见证被告人出具认罪认罚具结书873件。
二、做实专业解纷,提升纠纷化解实效
一是突出专业特色。创新开展“涉保险纠纷专项多元衔接”,邀请省保险行业协会定期来院驻点调解,及时解决纠纷。创新开展“知识产权纠纷专项多元衔接”,采取委托调解+邀请行政机关协助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2016年以来,岳麓区法院已委托调解知识产权纠纷660余件。创新开展“家事纠纷专项多元衔接”,在原有联调委、特邀调解员基础上,成立由妇联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心理咨询师参与的家事调解委员会。2016年以来,已开展家事调解632次,心理疏导30件次,妥善处理家事纠纷325件。二是突出重点领域。针对医疗纠纷,岳麓区法院在湘雅附三医院、湖南航天医院等4家医院设立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官指导、司法确认“四位一体”的“医疗纠纷专项调解室”。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在岳麓区交警大队、高新区交警大队开设“交通事故多元解纷衔接窗口”,将法院的特邀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无缝对接。2013年9月以来,共化解交通事故纠纷931件。针对物业纠纷,建立“物业纠纷联合调解室”,2015年以来已诉前调解物业纠纷4528件,调解率达68%以上。三是突出专业队伍组建。聘任家事纠纷调解经验丰富的人员作为特邀调解员,成立家事纠纷调解委员会。从专业领域遴选资深人士,组成商事纠纷调解、保险纠纷调解、医疗纠纷调解、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以及心理咨询团队,增强专业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公信力。
三、抓实流程管理,实现纠纷梯次滤化
一是科学设置分流机制。积极探索调解程序前置,诉前分流部分案件进行非诉调解,并同步录入数字法院系统,确保每个案件可查询、跟踪、监督。除确定物业纠纷、小额诉讼、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四类案件必须进行诉前调解外,还逐步拓展了诉前调解范围,如劳动争议、买卖合同纠纷、借款纠纷、信用卡纠纷等。目前,诉前调解的案件在民商事收案中占比已超过20%。完善诉中委托调解机制,对立案登记的案件进行再次引导分流。对适宜调解的案件进行委托调解;对不适宜调解的案件根据纠纷性质和繁简程度,适用小额诉讼等程序,实现繁简分流。2016年以来,已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化解纠纷843件。二是创新争议解决机制。建立健全无争议事实记载、无异议调解方案确认等机制,补强调解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自2015年以来,已对38件案件适用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对于案情疑难、复杂的专业领域调解,探索商事调解组织有偿调解。自2016年12月以来,共有6起纠纷的当事人自愿接受有偿调解服务。三是强化司法确认保障。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统一审核部门、统一确认标准,不断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进一步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自2012年以来,委托、委派调解成功的6446件纠纷中,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566件,经司法确认后当事人的自动履行率达到97.78%,效果良好。
案例15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满足“一带一路”新需求 探索商事解纷新路径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法院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结合综合性司法改革示范法院的定位,面对管辖案件的国际化、复杂化、专业化特征,坚持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以前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为平台,积极探索以“预防为主、程序正义、保证供给、科技辅助”为主要内容的纠纷化解路径,推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截至今年9月,诉调对接中心共受理商事纠纷案件4118件,成功调解1443件。
一、预防为主:延伸审判职能拓展司法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前海法院主动适应新时代人民司法的新需求,拓展司法服务延伸审判职能,建立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强化司法引领和预防矛盾作用。一是制定规范性保障意见,强化域内外商事主体投资创业的信心。发布实施《关于为自贸区与合作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实施意见》,依法保障域内外商事主体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平等参与诉讼程序、自由选择适用域外法律以及公正高效解决纠纷。二是倡导和引领诚信价值,推动诚信社会建设。制定《关于防范与惩戒非诚信诉讼行为的若干规定》,依法打击不诚信企业及个人,惩戒市场和诉讼失信行为,构建司法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新型监管模式,规范和引领域内外商事主体诚信参与市场活动,预防矛盾激发。三是协同社会治理创新,提升法治化治理水平。定期或专项编报商事风险评估报告,畅通与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渠道,形成社会风险防控合力。针对审判中发现的类型化或新情况新问题,梳理有关市场监管、行业自律、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和漏洞。向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等6家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为决策部门提供司法参考,防范纠纷于未然。
二、程序正义:强化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保障纠纷化解程序合法规范
前海法院建立系统化的“1+13”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充分保障当事人解纷程序的选择权,实现纠纷化解简便快捷的同时充分保障程序正义。一是实行商事纠纷先行调解程序。充分告知当事人先行调解程序相关内容,规定除案件性质不适宜调解的案件外,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其他案件可以纳入调解程序先行处理。调解期限不超过30日,确有调解可能的调解期限不超过60日。二是强化促进调解的引导机制。建立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前海法院已在4件涉港案件中运用该机制,促进纠纷调解解决。严格落实司法确认制度,探索扩大适用范围,发挥法院为非诉纠纷解决提供司法保障的作用。三是建立拒绝调解的约束机制。明确四类无正当理由拒绝合理调解方案的行为,针对不同情况规定诉讼费、律师费缴纳和负担办法,旨在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三、保证供给:实现解纷主体多元专业市场化,回应域内外商事主体司法需求
前海法院坚持“专业的问题由专业人士解决”和“市场产生的问题由市场解决”两大理念,进一步探索解纷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一是积极发挥专业组织和机构解纷优势。与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深圳前海香港商会等专业组织和机构建立纠纷化解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专业机构调解的优势。二是吸纳专业和域外人士参与纠纷化解。坚持选任调解员的高标准,聘请具有金融、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信息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员。聘请78名外籍和港澳台籍调解员,选任4家内地与香港联营律师事务所共22名外籍和港澳台籍律师参与纠纷化解。截至2018年9月,外籍港澳台籍调解员成功调解商事案件172件。三是建立公证和律师参与调解制度。前海法院引导市场资源向纠纷化解集中,与深圳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前海公证处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律师和公证员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专业优势。前海法院共聘任158名律师调解员,截至2018年9月,成功调解案件459件。四是支持调解组织市场化运作。前海法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调解组织可持续化发展,支持社会调解组织根据当事人的需求提供有偿调解服务,并与当事人协议收取费用,让市场在调解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四、科技辅助:纠纷化解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创新“互联网+”枫桥经验
前海法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努力提高调解的效率与便捷度,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一是建立在线调解平台。通过新浪网“在线法院”调解系统和“云会议”诉讼调解系统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解模式。二是建立“一带一路”法律公共服务平台。向域内外公众提供免费的线上法律信息服务,目前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3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相关案例及文献。同时,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千名法律专业人士为公众提供在线法律事务咨询服务。三是推进“线上法院”建设。实现诉讼指引、网上调解、网上立案、网上阅卷、法律咨询等全业务网上办理,为社会公众提供智能便捷的诉讼服务。建设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充分运用调解智能辅助系统、简易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系统,实现一键生成调解文书和简易裁判文书,促进纠纷解决机制更加便捷高效。
案例16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独立建制 多向互动 七步法则 构建矛盾纠纷综合调处的“荣昌模式”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因地制宜提出了“党政+司法+群众+智能”的社会治理创新思路,构建了以“独立建制、多向互动、七步法则”为特色的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荣昌综合调处机制,既有力推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真正发挥了为群众解困、为党政分忧、为企业解难、为诉访减压的功能,又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时代特征,被群众称颂为“管用模式、心坎办法”。自2013年荣昌综合调处机制运行以来,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4932件,涉案标的达4.2亿元,当场兑现1.3亿元,为群众节约诉讼费1000余万元;指导人民调解51043件,理性引导诉讼5519件,平均结案时间为5.6天,呈现出荣昌区信访总量连续8年下降,连续102个月无进京非访和到市重复集访的和谐稳定态势。
一、党政主导,独立建制,构建多元化解的稳固平台和合力体系
一是整合各种资源,建立荣昌综合调处机制。荣昌市在区委政府统一协调指挥下,以司法为引领,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建立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合一”为主体,行业、专业、访调和乡贤调解为补充,广泛吸纳社会调解力量的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机制,形成了快速、合法、灵活、高效、便民、护民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处置新方式。二是区委政府专门成立固定机构部门,搭建固定管理及工作运行平台。成立的区综合调处室,独立编制,且有独立经费的全额财政拨款,固定编制8名。另由区委政府固定名额抽调3-5名党政干部、社区干部定期轮流到岗,聘用6-8名专职调解员,专职从事矛盾纠纷化解管理工作和调解工作。区综调室在业务和管理上归属法院指导和代管。三是法院配套设置固定的工作对接机构,建立法院与综调室的专门对接平台。法院组建诉调对接中心,选派5名法官及法官助理与区综调室和区综治办对接,互助互补,专门从事统一预登记、过滤、辅导、释明、分流、跟踪监管工作,为当事人释明多元纠纷解决渠道,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适当的解决方式,并提供一站式委派或委托调解的后续服务工作。
二、健全体系,多向互动,力促多元调解群策群力群治
一是由区委政府组建35个非诉调解组织,选好配齐案件处置实战队伍,承接由法院统一安排的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办案任务。在诉调对接中心组建律师、网络、家事、商事、小额速调、妇女儿童、劳务工资与工伤等7个专职委派调解组织,与政府法治、公安、工商、国土、劳动人事、高新区、交通、环保、农业林业等部门和物管、消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行业团体组建了26个非诉委托调解组织,同时邀请乡村社区民间德高望重的贤达组建2个“乡贤特邀调解组”,由全国三八红旗手梁远平为代表的爱心人士组建“梁姐工作室”,由离退休老干部老法官组建的“夕阳红工作室”。二是外接三力、内合三力、各界配合、社会参与。外接三力:外接领导力,外接协调力,外接司法保障力。内合三力,整合以司法化解力(法院)、行政化解力(党政机关)和民间(社会)化解力(人民调解、特邀调解、行业调解及仲裁等)三大力量为主的纠纷化解工作队伍。三是形成强大管理体系和队伍合力。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协调下,除横向组建35个调解组织外,另在区、镇街和村社区组建三级纵向调解工作机构和调解组织,在全区167个行政村(社区)设纠纷调解室,21个镇(街道)设纠纷联调室,区法院设纠纷综合调处室,通过三级综合调处便民网络实现全覆盖,从而实现了多元化解工作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完整网络体系。全区共有近2000余名专兼职调解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管理工作,形成纠纷化解的群策群力群治的强大合力。
三、以人为本,七步法则,确保为民举措规范有序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加强管理科技推动。建立了司法确认管理制度等12个管理制度。同时,建立“互联网+”的多元化纠纷网络调解和司法确认模式,成立互联网+调解·司法确认室。二是坚持七步法则,推动为民举措有实效。坚持纠纷调处服务群众的民本观、尊重群众的民主观和依靠群众的民智观。坚持“1234567”工作方法和理念,即:坚持党管一切这一个前提;纠纷化解人本化和科学化“两化”工作方向;强烈的“事业心”、对民众的“关爱心”、高度的“责任心”的“三心”工作意识;为群众解困、为党政分忧、为企业解难、为诉访减压的“四为”工作目标;领导到位、职责到位、规范到位、服务到位、回访到位的“五到位”工作要求;聚力党政、乡贤群众、社会中介、人民调解、律师仲裁和法院司法的“六聚力”工作平台;心勤、腿勤、笑勤、手勤、耳勤、眼勤、口勤的“七勤”工作方法。在调解过程中,情理并举、德法并用,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精心设计,实现为民举措法治化规范化。坚持就近调解、方便调解和疑难呈转上级调解的原则,各级调解机构受理后原则上三日内调结,最长不超过十日,村(社区)、镇(街道)无法调处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转呈区综调室调处。明确诉前调解案件范围,对当事人纠纷进行登记后,书面送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书》,告知诉前调解优势,积极引导当事人接受诉前调解。
案例17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化诉源治理 多元聚力解纷
2016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推进诉源治理,以法治化思维、专业化优势、开放化体系、多元化方式、智能化支撑,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矛盾纠纷的预防与化解大格局,让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取得了减少诉讼案件增量,节约司法资源,案件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双提升的良好效果。2017年与2015年相比,成都21个基层法院有17个受理案件增幅放缓,增幅平均下降25.64个百分点。2018年1至9月,成都两级法院受理案件增幅同比再下降13.71个百分点。
一、推动“三层”统筹,滤纠纷于诉外
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纠纷多发领域,推动优质解纷资源共同参与纠纷的预防和化解。一是共谋解纷策略。主动服务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助推主管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及相关社区协力推进涉产业项目纠纷的源头治理。二是共搭解纷平台。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劳动、房产、物业、家事等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的联调共治,合力搭建多个专业化“一站式”纠纷联动预防化解平台。2016年,在全国首创“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平台汇集86个调解组织、479名调解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将纠纷便捷化解。截至2018年9月,已受理纠纷1.89万件,调解成功1.36万件,成功率达72.09%。三是共增解纷力量。与成都市司法局联合推进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建立律师调解名册和工作细则;与成都市综治办、成都市司法局共建“人民调解员培训学校”,培育壮大人民调解力量。
二、推进“三治”融合,化纠纷于社区
融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推动基层善治,将诉源治理纳入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打造高品质和谐宜居城乡社区。一是引导社区自治。在乡村“熟人社区”,培育发展“五老”调解员、说事评理员,构建以社会自治手段化解民间纠纷的新机制。在城市“陌生社区”,探索开展“社工调解”,并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将排查、调解纠纷纳入社区网格员职责,推动调解工作向社区院落、楼栋、家庭延伸。二是指导社区法治。创建“无讼社区”机制,整合人民法庭与司法所人员、人民调解员、社区工作者深入社区开展法治服务。建立“基层法治指导员”制度,选拔资深法官结对街道社区,提供“一对一”法治指导。开办社区“法治诊所”,推动常发多发纠纷不出居民小区。三是教导社区德治。通过举行“牡丹讲坛”、设立“晓双工作室”等形式,每月选派法官走进基层社区开展法治教育讲座,“以案说法、以事普法、以理送法”,大力传播法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传统和谐文化,促进乡风文明、社区和谐,净化了部分民间涉法纠纷滋生的土壤。
三、促进“三调”并进,解纠纷于调解
主动对接、协同和引入优质调解资源,努力做强人民调解、做实行政调解、做优司法调解“三大防线”,有效引导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一是做强人民调解。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设立7个基层调解指导站,创新开办“人民调解员培训学校”线上平台,让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常态化。2016年以来,成都两级法院共指导人民调解3375件,调解成功率达92.2%。二是做实行政调解。充分发挥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发挥解决所管理领域矛盾纠纷的主渠道作用。如成都两级法院搭建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站式”专业化纠纷预防和解决平台自2013年建成以来,通过公安机关、保险行业协会在前端共调解80余万件纠纷,有96%以上的纠纷化解在诉前。三是做优司法调解。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律师工作站”,选聘包括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118个特邀调解组织和包含法学专家、律师、仲裁员、公证员等608名特邀调解员,积极参与司法调解。近两年,成都两级法院共开展调解14.73万件,引导5.35万件涉诉纠纷向特邀调解、专业调解分流。
四、坚持“三环”同抓,止纠纷于诉内
构建法院内部各环节、各审理阶段、不同审级之间的“案源治理”新机制,实现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各个环节的分流过滤与分层递减,促进生效裁判自动履行,减少二审案件、执行案件和涉诉信访,切实将进入诉讼的纠纷优质高效化解在诉内。一是夯实一审案件“案源治理”。有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强化一审事实认定、证据裁判和法律适用功能,构建上诉案件中立评估机制、防范恶意诉讼机制和“上诉犹豫期”引导机制,将上诉较多的类案、案件上诉较多的承办法官纳入“重点案件、重点人员”管理,减少上诉案件。如成都中院牵头彻底化解3个历史遗留复杂案件,一次性解决由三个案件当事人分别就同一问题提起的总共458件各类一审、二审、再审案件。二是强化执行案件“案源治理”。建立诉讼中当事人主动履行引导机制、判后自动履行和不执行生效裁判风险及责任告知制度,促进当事人即时履行、自动履行。同时,加强立案、审判、执行联动,强化财产查控和保全,提前化解执行难案,助推“基本解决执行难”决战攻坚。三是狠抓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案源治理”。探索信访化解与再审审查有机结合的工作模式,结合再审审查案件特征,通过案件审查听证做好释法明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问题。近两年,成都两级法院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分别同比下降12.89%、23.32%。
案例18
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加强多元配套保障 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
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其中苗族人口占42.2%,侗族人口占29.7%,作为国家攻坚扶贫主战场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黔东南的真实写照。全州法院紧扣山区、民族两大特点,立足审判,延伸司法为民服务,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在大调解机制上深耕细作,探索实施具有山区民族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模式,形成“大调解、大和解、大化解”格局。
一、积极整合三类基层力量,为矛盾多元解决提供人力保障
一是联动试点村相关人员,推进“无诉讼村寨”创建。创办“无诉讼村寨”试点,强化诉调对接,整合“一庭(法庭)二所(司法所、派出所)”的作用,发挥“榔规榔约”(村规民约)、家规、族规作用,推动多种调解方式良性互动。二是联动司法联络人员。建立司法联络员制度,对联络员进行定向管理、定案补助,有效解决了村民案件“调解难”、诉讼文书“送达难”、执行案件“找人难”的“三难”问题。三是联动民间文艺人才。组建民族法制文艺宣传队和创办法制民歌学堂,动员民间歌师歌手宣传法律并担当调解员。指导村级成立民族法制文艺宣传队,将法制融入“草根带露”般的法治宣传节目中。指导苗侗农妇创办了首家法制民歌学堂,成为教化民众、化解纠纷的有力阵地。
二、精心营造五大网络,为矛盾多元解决提供运行保障
一是营造矛盾源头化解网络。筑好“三道防线”,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以组建村级调解即人民调解组织为第一道防线,组建乡级调解即行政调解为第二道防线,强化诉前调解即司法调解为第三道防线,相互呼应,形成合力。二是营造部门会诊会商网络。建立“1十N”联动调解机制,主动与相关执法部门单位联系,遇到重大的、跨区域的矛盾纠纷,共同研讨,携手调解,多轮驱动,共同化解矛盾纠纷。三是营造民间乡贤调解网络。组建寨老调解网络,让其发挥人熟、地熟、民情熟、经验丰富的优势,综合运用“释法、用情、说理”的技巧,以此化解纠纷。为让民间贤达发挥品牌效应,分别设立法制民歌学堂创始人“雷永竹调解室”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吴家兴调解室”。巧借寨老等乡贤调解民事纠纷,调成率达95.5%。四是营造横向调解网络。联合乡村党政组织、乡镇司法所和派出所、社会组织和民间人士,实现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社会组织调解的有机衔接,将人民调解纳入司法确认,保障协议有效执行。五是营造纵向调解网络。推行梯次调解,即法官助理庭前调解、主审法官庭中调解、审判长庭后调解、分管副院长庭外调解,院长最后调解,实现从“结案了事”到“案结事了”“案结事好”的转变。
三、是探索创新七大调解,形成矛盾化解主体方式
一是创建“民歌法庭”调解。将民间歌师请进法庭,形成“法官+歌师”的“坐庭+巡回”的“民歌法庭”创新举措,大大降低了发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二是探索“社会法庭”调解。在引导和支持社会性调解组织上下功夫,在纠纷突出村寨组建“社会法庭”,由德高望重的“寨老”担任“社会法官”。“社会法庭”利用来自本土、服务本土的优势化解身边纠纷,确保小事不出村。三是推行“网络法庭”调解。用好“互联网+法庭”,推行远程视频开庭。利用微信、QQ、短信等平台,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帮助当事人减少诉累和诉讼成本。四是推动“快捷法庭”调解。立足“小切口,大题目;小场所,大服务”,关口前移、先行调解,实施“马上立案、马上调解、立等可取”的受理、调解、发文快速处理机制,高效率低成本解决纠纷。五是推出“双语法庭”调解。立足“用群众语言,为群众办案”,在立案窗口、诉讼文书送达组和每个审判团队配备既懂汉语又懂一门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官”,确保当事人听得懂、好办事、快办事,力促双方早日和解。六是巧用民俗习惯调解。针对原告难以取证、双方难以质证、科学难以印证、法庭难以认证,却为民众极其忌讳和愤慨的“四难”案件,运用民间习俗调解,帮助双方达成和解。七是推行“温馨司法”模式。建立“强化人文关怀,立足调解为主,融合温良公正,致力民众和谐,实现案结事好,服务经济发展,助推社会祥和”的温馨司法新模式,让老百姓领悟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享受优质司法产品的独特韵致。
从2015年推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1357”模式以来,实现了案件增涨幅度与全省法院横比下降,涉诉纠纷调解率、人民调解成功率、信访案件结案率、调解撤诉率及兑现率“一降五提高”和无民转刑案件、无重大群体性事件、无重大矛盾纠纷、无涉诉非访事件发生的“四无”目标,取得了矛盾纠纷双方满意、社会满意、群众满意的良好社会效果。2017年,全州基层法院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周强院长对“1357”模式作出“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推广”的批示。中国网、新华网、央广网、凤凰网、腾讯网等300余家主流媒体对该创新模式进行了宣传。
案例19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突出“内外多元” 构建“立体对接”纠纷解决体系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是全省审执任务最重的基层法院,全院现有员额法官48名,截至2018年11月,员额法官与案件数比例已达1:546。官渡法院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驱动两翼,协同推进制度建设、团队打造、信息化升级三项工作,突出“内外多元”机制,构建“立体对接”平台,探索形成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官渡模式”。引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来,在连续五年新收案件数量剧增的情况下,2018年我院首次呈现新收案件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15.47%,并实现未结案件存量低,法官人均结案增,结案率增的良好态势。
一、发挥 “三个中心”作用,形成多元解纷机制合力
为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官渡法院构建起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速裁中心“三驾马车”,三者无缝对接,进行有效的分、调、裁工作。一是诉讼服务中心诉前调解减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除常规立案窗口外,增设诉调对接窗口、繁简分流窗口以及“云解纷”诉前调解窗口,对尚未立案或者已经立案适宜调解的纠纷和案件,先行分流至本院聘请的特邀调解组织和138名特邀调解员处开展调解。2018年1至9月,各调解组织院外调解点共计化解纠纷5577件,均未进入法院诉讼;运用“云解纷”平台开展线上调解, 今年7月上线以来已经成功化解纠纷160件,其中20件为线上调解。二是诉调对接中心分调衔接化纠纷。在诉调对接中心设立人民调解、公证调解、保险行业协会调解、证券期货调解、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医疗调解、商会调解及特邀调解等“八位一体”调解室,按照纠纷类型不同接收由诉讼服务中心分流的诉前纠纷及诉中案件,今年1-9月立案阶段向各调解组织分流5981件,成功化解1865件,相当全院员额法官一个月的结案量。有效推动群众理性维权,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律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模式。三是速裁中心调判结合解纠纷。在诉调对接中心设置5个速裁团队,对于无法调解的案件即刻转入速裁中心,用不超过全院10%的人员办理了同期民商事收案数43%的案件,案件流转平均提速20%,结案时间普遍缩短14-18天。
二、创新“三项机制”改革,提升多元解纷效能
官渡法院特邀保险机构、劳动仲裁委、区工商联、商会等多机构部门,积极探索构建保险、劳动仲裁、商会等立体化的多元解纷模式。一是首创道路交通案件线上线下一体保险联动机制。2013年以来,官渡法院与云南省保监局联合设立全省第一家“保险纠纷诉调对接调解室”, 32家保险公司轮流派遣保险调解员入驻官渡法院参与诉调对接。2018年10月11日,又在原有基础上,运用“云解纷”平台,在人保财险昆明市分公司正式设立官渡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人保财险试点工作室”。该机制建立以来,共调解成功2027件,结案金额12162万元,自动履行率达100%。二是商会调解促进非公经济规范发展。官渡法院辖区云集了飞机场、火车站、大型商贸物流及批发市场,经济体量在全省县区排名第一。2013年7月,官渡区法院与区工商联共同设立全省法院系统首家“商会调解室”,依托“商会”这条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引导当事人高效低成本解决纠纷。仅2018年1-9月,商会调解室院外化解纠纷5292件,接受法院分流调解案件193件,成功72件,协助法院确定当事人联系方式和地址121件,接受咨询193人次。该模式也被《人民日报》刊载宣传。三是裁审衔接机制妥善化解劳资纠纷。与省、市、区四个管辖关联仲裁院形成裁审衔接、诉调对接的协调联系机制,官渡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驻官渡法院成立首个劳动仲裁调解室,官渡法院在云南省劳动人事仲裁院设立诉调对接分中心,构建起合力化解劳资纠纷的司法、行政、仲裁大平台。近三年来受理的各类涉农民工案件2560件,有800余件案件调解撤诉结案,涉及3069名农民工当事人,2016年官渡法院被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全国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
三、抓住“一个外包”核心,增速审判执行效率
针对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式,对内整合资源,对外广借社会力量。官渡法院自2015年起与昆明明信公证处深入合作,积极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将法院案件中涉及的事务性工作外包,目前已经开展委托公证处送达、公证调解、调查取证、公证保全、执行辅助及公证等六大板块事务,极大地提升了审判效率。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四个首创,即全国首例公证机构代理诉讼文书送达、全国首例公证调解协议获司法确认、全国首例公证机构受托调查取证和全国首例公证机构参与法院拍卖房产延伸服务上线淘宝网,使得公证机构成为担当“司法辅助”重任的“优质选手”,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新活力。2018年1至9月,共向公证调解分流3996件,化解纠纷868件;公证机构还全面参与执行阶段辅助事务,仅2018年5月,受托核实涉及10800个被执行人房产的线索和档案, 2018年首创推出的 “安心拍”服务,法院拍卖房关注度增加34%,住房类拍品“一拍成交”率100%,拍卖成交溢价率高达133%,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提速加力。
案例20
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将自治与法治相融合 创新司法为民新实践
在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框架下,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认真学习“枫桥经验”精神,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司法精神,在原乡镇法官工作站、村(社区)法官工作室的基础上,于2012年10月推出了“群众说事、法官说法”便民联动机制,创新了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富县法院调研时指出:“‘两说’机制效果很好,是把村民自治与法治手段、法治思维相结合,是准确把握县域治理特点、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司法便民利民的良好机制,是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重要成果。”
一、细化五个环节让群众把事说透,使纠纷化解在源头
“群众说事”主要围绕本村(社区)发生的纠纷,由村(社区)党支部或村委会组织,涉事群众参与,邀请联村干部、有经验、威信高的村民或老干部,共同向涉事群众讲政策、讲道理,劝解疏导,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实现和谐稳定发展。可以一事一说,也可在“说事日”集中说事。
“说事”流程包括“说、理、议、办、评”五个环节:一是畅通渠道“说事”。村(社区)采取“群众要求说、登门入户说、急事及时说、主动邀请说、填写卡片说”等形式,敞开大门,组织群众说事。二是明确责任“理事”。收集到群众诉求后,能够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需“三委会”(村支委会、村委会、监督委员会)或县、乡部门研究解决的,及时告知说事人。三是集中民智“议事”。针对梳理归类的问题,召开议事会,鼓励群众畅所欲言,发挥“三委会”、联村干部、包村法官的合力,最终确定办理方案。四是凝心聚力“办事”。对于议定的事项,按照“谁分管、谁负责、上下联动、整体配合”的原则落实责任人,明确办理措施,按时办结议定事项。五是加强监督“评事”。事务办结后,及时向群众公示办理事项、办理时限、办理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和评议。
二、采取六种形式搭建法官说法平台,实现“止纷息诉”
“法官说法”是在“群众说事”的基础上,遇到涉法问题,由包村法官采取六种 “说法”形式,现场解纷。一是法制宣讲会上说。采取编发普法案例故事、举办法制讲座等多种方式,进村入户宣讲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基层群众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二是法律咨询当面说。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公布包村法官通讯号码,通过约谈、打电话和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及时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指导和帮助基层群众理性维权、依法维权。三是行动不便上门说。对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特困群体(老、弱、病、残),法官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帮助群众实现自身法律诉求。四是见面不便电话说。群众有法律诉求时,因交通不便或法官有紧急公务等不便与群众面谈,法官在电话里问明事情原委,做出法律释明。五是村民议事应邀说。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行使自治权,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时,联村法官应村委会邀请列席会议,并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现场讲解,指导村民合情合理合法议事,促进基层组织依法自治。六是调处纠纷现场说。帮助乡村干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现场指导自治组织或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阐释法律规定,辨明是非,划清责任。近年来,富县法院参与村民议事801次,现场“说法”调处纠纷1630件,通过和群众面对面说法和特邀调解员调解,化解纠纷751件,有效降低诉讼案件20%以上。
三、促进自治与法治融合,切实提升依法解纷能力
“两说”机制是将村民自治与法律手段、法治思维结合起来,把法律与道德、乡规民约结合起来,是乡村治理的好载体,在县域治理和村民自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了社会矛盾。“两说”机制的推行,构建了诉讼与非诉调解机制相结合的“诉调对接”大格局,整合了社会资源、司法资源和党政资源,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目标。二是激发了村民自治活力。通过“两说”机制,村民对村里的矛盾纠纷、重大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妥善解决了问题。同时,对于通过“两说”机制形成的调解协议,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其更高的法律效力,有力支持和保障了基层组织自治,从而激发了村民自治的活力。三是提升了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基层干部工作能力。“两说”机制为法院干警特别是年轻干警创造了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平台,提高了司法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法官深入农村生活,掌握村规民约,了解社情民意,与基层干部群众一道化解纠纷,使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同步锻炼和提升。群众通过说事平台联系法官,法官通过说事平台了解群众司法需求,司法服务更具有针对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实际困难。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16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160号建议的答复
刘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工作机制,通过建设办公场所、出台办案机制、开展综合救助等方式,积极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经建立“一站式”询问办案区323个。
一是积极建设“一站式”询问工作场所。有的是联合公安机关建设。如江苏淮安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在全市8个县区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中心--“暖阳之家”,确保实现一次、全面询问;上海奉贤区在部分基层派出所建立“一站式”取证场所供全区办案机关使用。有的是联合医院建设。如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在医院设立“一站式”询问场所,包括询问室、身体检查室、休息等候区三个功能区块,并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还有的是与公安、医疗机构共同建设,如河南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联合公安、医院共同建立医疗绿色通道,一次性完成询问、检查、提取、疏导等工作,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
二是注重建立专门的办案机制。为规范办案程序,提高案件质量,实现专业化办案,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专门的办案机制。河南安阳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签《对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细则》,按照简约、方便的方式确定询问地点,询问内容和询问技巧。许昌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业化办案机制的意见》,由公安机关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业化办案队伍,严格执行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江苏淮安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出台《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工作若干规定》,并下发《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笔录参考模板》,进一步规范询问人员、时间、地点、用语、隐私保护等内容。
三是积极开展综合救助。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救助工作。如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已在“一站式”询问场所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司法救助达50余人次;河南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与公安、法院等辖区11家单位建立对受侵害未成年人先行救助联动机制,并通过市文明办、慈善机构及检察院控申部门拓宽救助资金渠道,现已综合救助40余人,救助资金近50万元;江苏淮安检察机关联合多个部门会签文件,为每一名未成年被害人定制个性化救济菜单,目前,已对67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长开展心理援助,为45人提供痕迹提取、疾病筛查、身体康复、器官修复等服务,为28人提供资金救助20余万元。
四是不断加强业务指导。我院2017年3月出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对避免重复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提出明确要求,为各地推动建立“一站式”询问机制提供重要依据。其中,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已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制作笔录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重复询问”,同时,第一百三十条也明确提出尽量避免在检察环节重复询问未成年人。
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当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仍然存在理念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一站式”询问机制发展不平衡,社会支持体系不充分等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建立“一站式”询问机制等针对性建议,我们将继续立足工作实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树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依法从严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完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加快推进“一站式”询问场所的建设。建设“一站式”询问场所是该项机制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建设设施齐全、功能齐备、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一站式”询问场所。加强与公安机关、医疗等部门的联系,共同推进实施,凝聚工作合力,避免重复建设,并使场所布局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司法办案和综合救助方面的功效。三是出台相关意见。我院将对各地开展此项工作的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工作意见,切实推动“一站式”询问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落实。公安部也表示,将进一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规范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程序和标准,着手研究制定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侦查工作规范。四是进一步加强救助工作。在依法办理案件的同时,积极吸纳社会力量,聚集多方资源,形成由党委、政府主导,相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支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体系,确保每一个未成年被害人都能够获得及时、有效、全面的关爱和救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表示,将高度重视受侵害未成年人的诊疗和精神、心理康复医疗管理工作,积极配合、指导各地有关医疗机构配合做好“一站式”询问的相关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17〕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请分别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17年6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如下规定。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第二条 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 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 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五条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六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侦查
第八条 侦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侦查,收集、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第九条 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
第十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写明。
第十一条 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第十二条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对讯问笔录中有遗漏或者差错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况。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第十五条 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三、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第十六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
第十七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对于人民检察院排除有关证据导致对涉嫌的重要犯罪事实未予认定,从而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对涉嫌的部分重要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可要求复议、提请复核。
四、辩护
第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
第二十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二十一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证据材料。
第二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理由。
五、审判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四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实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第二十六条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且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决定不再进行调查。
第二十七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确有必要通知上述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的,可以通知上述人员出庭。
第二十八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法庭应当宣布开庭审理前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及处理情况。
第二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前述情形,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驳回申请。
法庭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的,法庭不再审查。
第三十条 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
第三十一条 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并申请法庭播放特定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对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关的,法庭应当制止。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辩论。
第三十二条 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第三十三条 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
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第三十四条 经法庭审理,确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法庭根据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而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法认定该部分事实。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上诉,对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人民检察院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第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排除有关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在第二审程序中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在第一审程序后发现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参照上述第一审程序的规定。
第四十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四十一条 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511号(政治法律类47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511号(政治法律类473号)提案的答复
贵委提出的《关于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这项改革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现实需要,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
一、关于完善庭审规程,推进庭审实质化问题。为确保中央改革要求落地见效,优化完善审判特别是庭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其中,法庭调查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集中审理和诉权保障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二、关于完善办案系统,统一证据标准问题。为减少侦查、起诉、审判对证明标准的争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17年5月3日,“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公检法共计25家试点单位试运行,取得初步成效。比如,软件系统联接公检法三机关,形成新的办案流程,初步实现了刑事办案网上运行、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制定证据标准、规则指引,初步解决刑事办案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办案行为不规范的问题;系统的证据校验、审查判断等功能,能及时发现、提示证据中的瑕疵和证据之间的矛盾,防止“一步错、步步错、错到底";该系统为办案人员提供了集成、高效的智能辅助,促进了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提升等。下一步,重点工作是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经验做法在其他省区市试点推行,视情况会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共同制定证据指引标准,借助大数据等重点解决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据标准指引,并以此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三、关于提升服务保障,完善出庭作证制度问题。我们已在多个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要求,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于此规定,尽管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但这种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只要控辩双方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原则上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此外,我们还积极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对因作证面临人身安全等危险的人员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建立证人、鉴定人等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划拨机制等。这些都是解决证人出庭作证后顾之忧、提高证人出庭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地方法院开展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创新证人出庭作证方式,设置远程作证室等硬件设施,并试行视频作证、遮蔽容貌、不公开作证等证人出庭的新方法。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开庭系统,并在庭审中对证人采取隔离变音作证、判决书中不披露证人真实身份信息等技术性保护措施。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还探索实行“人身保护令"“出庭强制令"、证人宣誓等作证方式。这些改革举措有效地推动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将认真总结地方法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研究制定更为完善的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规范工作。
四、关于发挥律师作用,逐步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问题。律师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庭审中的职能作用,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积极邀请律师代表参与司法改革,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文件规定,充分发挥辩护律师职能作用。一是积极推进法律援助参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律师承办刑事辩护案件激励机制、完善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等,提高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要求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017年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9万余件。二是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2017年8月,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对值班律师开展工作的条件范围、工作机制、日常监督、物质保障等作出明确要求。根据中央改革要求,目前在全国法院、看守所已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总数近6000个。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安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看守所为值班律师开展工作提供便利。我们将认真总结相关经验做法,扩展值班律师法律职能,协调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相区别又能对接的机制制度,并推动将相关规定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三是切实提高法律援助质量。通过综合律师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准、业务能力、执业年限等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人选,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律师库建设,同时运用质量评估、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受援人回访等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管理,提高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四是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2017年2月,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中央部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建立了律师工作联席会议,目前中央和地方层面也都建立了律师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以及律师执业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对律师执业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作出研究处理。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文件的出台,在保障律师辩护权、提高律师辩护率和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贵委提出的修改相关法律,落实审判中心理念等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考虑,推动将相关规定尽快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
感谢贵委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5次会议、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一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十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五张以上不满二十五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五十张以上不满二百五十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二十五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二百五十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十张以上不满一百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五张以上不满五十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十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一百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五十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十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十张以上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一张以上不满五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五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有证据证明持卡人确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除外: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申领信用卡后透支,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通过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情形。
第七条 催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认定为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有效催收”:
(一)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后进行;
(二)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
(三)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
(四)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
对于是否属于有效催收,应当根据发卡银行提供的电话录音、信息送达记录、信函送达回执、电子邮件送达记录、持卡人或者其家属签字以及其他催收原始证据材料作出判断。
发卡银行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应当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和银行公章。
第八条 恶意透支,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第九条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尚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不包括利息、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归还或者支付的数额,应当认定为归还实际透支的本金。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根据发卡银行提供的交易明细、分类账单(透支账单、还款账单)等证据材料,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审查认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恶意透支的数额难以确定的,应当依据司法会计、审计报告,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审查认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在对上述证据材料查证属实的基础上,对恶意透支的数额作出认定。
发卡银行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应当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和银行公章。
第十条 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诉;在一审判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次以上处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的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第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一百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适用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3件“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3件“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7日)
春光不负,农时不误。当前,春耕春播已经进入关键期。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做好2021年“农资打假”案件审判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三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
李某伟、项某忠销售伪劣种子案
2017年春,被告人李某伟在吉林省将自己购进的原产地南方的商品花生米(外包装无任何标识),在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未到农业部门备案的情况下,假冒“四粒红”花生种子对外出售,其中销售给被告人项某忠约22万斤,销售给李某文(另案处理)和徐某兵、张某详、孙某伍等人(均已另案判刑)共约11.92万斤。项某忠明知从李某伟处所购“种子”无正规标识,且缺乏“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等重要指标,为牟取利益,冒充“山东种子”或者“通榆四粒红”,一部分转售给徐某兵、另一部分由杨某祥、郑某红、周某琼、张某宝等人(均另案判刑)帮助销售给农民,李某文将所购假种子转售给付某(另案处理)。项某忠、付某、徐某兵、张某详、孙某伍等人将该假种子销售给黑龙江省肇源县、吉林省通榆县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共322户农户,销售金额共计约238万元,种植面积共计约1 450公顷,均不同程度减产,造成经济损失共计约1448万元。经鉴定,涉案种子为假种子。一、二审法院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伟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项某忠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案例二
刘某、周某、刘某凯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被告人刘某伙同被告人周某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设立“四川康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注册),专门从事生产、销售假兽药活动。2015年3月初至案发前,刘某在郑州市金水区一美食广场租赁两间简易仓库,组织生产假兽药,雇佣被告人刘某凯为公司经理,具体负责假兽药的生产和销售;周某从他人处购买兽药原料后,交被告人杨某、袁某掌加工生产,即在兽药原料中随意添加葡萄糖等原料,制成十几种假兽药,假冒“阿莫西林、氟苯尼考、替米考星、盐酸多西环素、粘杆菌素”等兽药并粘贴“四川康威”或者“康威牧鑫”的商标,由周某和刘某凯负责,通过网络或者电话对外销售。周某在生产繁忙时,还曾指使其弟被告人周某兴帮助生产或者发货。被告人方某成、范某凯明知刘某、周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兽药,为牟取利益,仍违反规定帮助其印制假兽药包装袋。经审计,自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四川康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总业绩(银行收入并物流公司代收货款)约为1080.15万元。经鉴定,涉案兽药为假兽药。刘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一、二审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凯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其余被告人亦被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三
王某春、王某辉、王某勇、毕某环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2014年至2018年9月,被告人王某春投资购买设备、原料、招聘工人,分别在山东省梁山县梁山镇独山村附近废旧厂房内、梁山县杨营镇侯寺村某养殖厂内、梁山县黑虎庙镇吴楼村某养殖厂内,伙同他人私自生产多家品牌的假农药并予以销售。其间,被告人王某辉提供银行卡帮助王某春结算假农药款,偶尔接送工人上下班。被告人王某勇、毕某环等均参与了部分非法生产、销售假农药的犯罪。在犯罪中,毕某环在杨营镇、黑虎庙镇租赁两处厂房并负责管理该处工人,间或运输货物;王某勇运输假农药并办理托运手续、代收货款;被告人毕某存、王某灵、杨某云、薛某香在杨营镇、黑虎庙镇两处厂房内帮助生产假农药。经查,王某春和王某辉生产、销售假农药金额为218.99万余元;王某勇参与销售假农药金额为65.94万元;毕某环、毕某存、杨某云、薛某香、王某灵参与生产的假农药销售金额为35万余元。毕某环、王某勇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系自首。一、二审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春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辉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勇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毕某环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其余被告人亦被判处相应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指出,2020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到“农资打假”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保持对农资制假、售假犯罪的高压态势和打击力度,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杨宗仁等19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杨宗仁等19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8〕4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下列人员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杨宗仁、刘晓云、夏道虎、李占国、吴偕林、张甲天、胡道才、田立文、杨临萍(女)、黄海龙、陈凤超、王树江、韩德洋、侯建军、李智、张海波、陈明国、沙闻麟、巴哈尔古丽·赛买提(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8年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2022年8月3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请审议。
“完善审级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要改革举措。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将“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列为重大改革任务。2021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明确了这项改革的目标和内容。2021年8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实施办法》),于2021年10月1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试点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试点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听取汇报,开展监督指导,有力促进了试点工作落实落地。
一、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试点工作在坚持“四级两审制”制度基础上,针对四级法院案件数量结构分布不够合理、审判资源分配不够科学、审级监督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突出问题,从三个方面优化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一是在试点地区调整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推动将审理难度不大、受地方干预少、适宜就地化解的四类行政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同步完善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实现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二是改革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调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关于再审申请一律“上提一级”的规定,再审纠错职能主要由高级人民法院承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查纠正法律适用错误,重点发挥统一全国法律适用、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职能。三是配套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推动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或者关乎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可能存在“诉讼主客场”现象的案件,主要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实现审判资源、案件结构与四级法院职能定位科学匹配。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试点督导落实、情况收集反馈、数据统计汇总、文件审查备案、联席工作会议、政策解读宣传6项工作机制,制定印发25个试点配套规范性文件,指导各试点法院严格落实《授权决定》要求,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有效确保试点工作因地制宜、精准落地。
二、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经过近一年探索,四级法院审级职能逐步优化,案件结构和分布日趋合理,司法职权配置更加科学,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是审判重心合理下沉,推动矛盾纠纷在基层实现公正高效实质性化解。民事、行政级别管辖标准调整后,各试点法院受理“下沉”的民事、行政一审案件数量增幅有限,审判质量保持稳中向好。试点基层人民法院共受理“下沉”的民事案件9570件,仅占同期全部新收一审民事案件的0.15%,一审民事案件上诉率、二审改发率分别为8.73%、1.25%,较试点前同比分别下降0.2、0.04个百分点;受理“下沉”的四类行政案件11275件,占一审行政案件的6.76%,其中已审结7545件,二审改发率1.74%,较试点初期前三个月下降0.26个百分点,审判质量稳步提升。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完善司法权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下指导,增强司法能力,防范廉政风险。各高级人民法院积极争取省级组织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支持,推动编制、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通过专题培训、典型案例、审判指引等方式,加强对下审判业务指导。基层人民法院积极参与诉源治理、深化案件繁简分流、加强案件质效监控。上海高院将四类行政案件办案指南嵌入审判业务平台,加强办案流程管理。天津各中院围绕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破产强制清算、民间借贷等案件,出台类案办理指引,统一裁量尺度。陕西高院与当地行政机关联合发布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典型案例,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浙江宁波中院要求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对“下沉”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配齐配强审判力量,确保案件质量过硬。
二是提级管辖机制有效激活,高、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重大典型一审案件职能作用更加凸显。各试点地区高、中级人民法院完善提级管辖机制,细化提级管辖标准,规范工作流程,配套完善繁案精审、类案同判、风险防控、案例转化等机制,有效推动涉及重大利益、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可能存在不当干预、疑难复杂新类型的一审案件由高、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案件有上有下、良性运转。试点以来,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共提级管辖案件435件,同比增长19.50%,其中23.70%的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33.96%的案件属于在辖区内类型较新、疑难复杂的案件,34.91%的案件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提级管辖的案件涉及数据权利确权、网络不正当竞争、新业态用工主体资格、“双减”政策下教育培训合同效力等法律问题,涵盖民事、行政、知识产权等领域。广东高院建立全省重点案件逐案跟踪指导制度,扎实做好提级管辖案件的审查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重庆高院对报请提级管辖案件探索要素式审查,突出报请理由、审查意见等关键要素,有效提升审查效率。四川高院将审结的提级管辖典型案件及时转化为参考性案例,相关规则纳入审判业务指导文件,实现审理一件、指导一片。
三是再审程序运行机制持续完善,实现再审依法纠错与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相统一。按照试点工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推动完善再审程序运行机制,案件数量结构不断优化,再审纠错能力水平稳步提升。试点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新收民事、行政申请再审审查案件2275件,较试点前下降85.33%,占全部民事、行政案件比例从试点前63.93%降至19.36%,案件数量结构明显优化,有效解决再审申请滥诉和审查程序空转问题。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试点工作要求,优化再审职权配置,普遍采取“终审审理和再审申请审查相分离”的模式,强化再审程序制约监督,有效提升再审申请审查质效。试点以来,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审查案件249323件,其中受理不服本院终审民事、行政案件的再审申请16094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下交”的再审申请5428件,“下交”案件仅占全部申请再审审查案件的2.18%。各高级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终审民事、行政案件的再审申请裁定再审率为9.08%,裁定再审案件改判率为28.18%,比同期办理的不服下级法院民事、行政生效裁判申请再审审查和再审案件分别高出3.37、6.55个百分点,未出现“高驳回率”和“高维持率”等现象,有效发挥再审依法纠错功能。浙江高院将本院生效裁判的再审申请审查、再审案件审理纳入“四类案件”监管,明确拟改判案件应当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山东高院修改法官绩效考核办法,明确本院生效裁判再审申请审查案件权重系数及考核方式,建立再审纠错激励机制。
四是最高审判机关职能定位不断优化,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最高人民法院优化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建立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再审提审工作机制,完善繁案精审模式,加大重大典型案件办理力度,健全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强化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监督指导。试点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民事、行政二审案件2712件,再审提审案件625件,解决了算法发明专利无效的判断标准、横向垄断协议行政处罚的计罚基数、授益行政行为中授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等一批法律适用问题。出台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网络消费、反不正当竞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惩罚性赔偿、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解释25个,发布3批20件指导性案例。召开跨领域专业法官会议7次,有效解决重大法律适用分歧20余个。建立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审查备案制度,审查地方法院审判业务文件162个、参考性案例219件,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五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不断提升。充分尊重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利益处分权、诉讼知情权和权利救济权,提高诉讼服务水平,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不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针对级别管辖调整,各地法院细化明确案件管辖清单,强化立案告知和法官释明,依法公正审理当事人管辖权异议,加强当事人诉权保障。针对提级管辖机制,北京、江苏等地高院建立当事人申请提级管辖机制,充分发挥当事人参与和监督作用。针对再审程序改革,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申请提交法院的选择权,严禁各地法院擅自“下交”再审申请审查,杜绝“该立不立”、“敷衍推诿”等问题发生。河南高院畅通引导民事涉诉信访导入申请再审的良性轨道,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辽宁等地高院健全法律援助机制,会同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帮助当事人便捷、高效、充分行使申请再审权利。
三、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当前,改革试点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一是试点法院工作开展不平衡。有的法院在落实改革任务上存在“温差”、“落差”,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还不多。有的简单照搬上级法院工作举措,在落实级别管辖调整、提级管辖机制等改革举措时,未充分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细化完善。有的对试点明确的新程序规则理解有偏差,习惯沿用老办法,探索创新不够。
二是试点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受新冠肺炎疫情、旧存积案和结案周期等因素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案件审结数量不多,重大典型案件示范效果和指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此外,从提级管辖、一审审理、案件上诉、再审申请审查到再审审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试点整体效果还有待充分显现。
三是配套保障机制仍需不断完善。重大典型案件的发现机制不健全,存在渠道单一化、标准不统一、识别不精准等问题,上下级法院在信息共享、沟通协调、程序衔接、案件流转等方面的工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部分法院未根据试点后案件数量结构、工作强度、职权配置等变化,优化调整审判业绩考核体系,导致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相关改革系统集成有待加强,诉讼收费与四级法院审级职能、程序类型还没有形成合理匹配,再审预收费制度尚未建立,杠杆调节作用发挥不充分,一定程度影响了改革效果。
四、下一步工作举措
目前,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期,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依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进一步深入推进试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试点任务,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审级制度。
一是强化统筹指导,推动试点工作均衡发展。进一步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切实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抓总、统筹管理、协同推进职能,压实各高级人民法院改革主体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实效评估,及时完善试点政策,纠正工作偏差,推动解决部分法院工作滞后、效果不突出等问题。
二是健全配套保障,巩固提升试点工作成效。密切跟踪试点法院整体审判运行态势,强化审判条线业务指导和专项培训,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案件质效监督管理。健全重大典型案件发现、识别和筛选机制,完善类案检索平台功能,推动精准识别法律适用不统一问题。建立申请再审审查案件和再审案件专项管理机制,确保重大典型案件办理及时、质量过硬。协调有关部门修改完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推动建立再审预收费制度,促进增强改革系统集成效应。
三是系统总结经验,适时提出完善立法建议。以本次中期报告为契机,认真做好试点工作的情况分析和经验总结,为民事、行政诉讼法修改提供有力的实证基础。严格按照立法工作有关程序和要求,深入开展修法研究论证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适时提出切合实际的高质量修法建议。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贯彻落实《改革方案》、《授权决定》和《试点实施办法》要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埋头苦干、勇毅前行,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0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0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调整后的配套制度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明确了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的改革要求,提出要完善审级制度,充分发挥其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正如您所提到的,为进一步促进矛盾纠纷化解重心下移,让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更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重大案件,树立裁判规则,在更广范围内发挥对下指导作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将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的下限提高到50亿元。通过此次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更好地发挥通过二审、再审审查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民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
关于您提到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数量多、办案压力大等问题。我们通过对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数的大数据分析,将原由高级人民法院办理的部分一审民事案件分散调整到各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压力不会明显增加。此外,随着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新型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初步形成,中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司法环境更加公正透明,因地方干预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中基层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审理好大量一审案件。这也符合当前国际上由地区基层的法院办理绝大多数一审案件的通行做法。应当看到,调整级别管辖后,大量矛盾纠纷集中到中基层法院。为确保及时高效公正处理这些矛盾纠纷,一方面,我们认真落实将非诉讼方式挺在前面的改革部署,全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通过诉源治理、多元化解让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方便、高效、低成本得到解决,部分简单案件通过速裁、快审方式在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决。2019年,中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比一审民事案件缩短49.2%,有16.6%的中基层法院案件量出现下降。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下监督指导职能,本部和六个巡回法庭通过指导案例、培训交流等方式加强辖区内案件监督指导工作,统一裁判标准,更好地指导地方实践。
关于您建议允许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申请提级管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根据该条规定,提级审理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提级审理的权利。
关于您提到重大案件受地方影响的问题,这并非调整级别管辖标准后新产生的问题。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中始终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全面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正如您所提到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个别法院受到地方的干扰,诸如以刑事手段处理民商事纠纷、争管辖、漠视民商事审判中的平等保护原则等,侵害个人、企业合法权益。对此,我们高度重视,通过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出台有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适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后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特别是对因当事人申请而裁定提审和指令再审的民商事案件,以及再审发回重审的民商事案件进行重点检查,以解决上述案件中裁定指令再审、再审发回重审随意性较大的问题,确保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提审原则和从严限定发回重审的原则得到有效落实,充分发挥再审的依法纠错功能,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协作配合,对于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而裁定再审的民商事案件,亦应坚持提审原则和从严限定发回重审的适用原则,通过审理上述案件纠正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生效裁判,进一步增强检察监督和审判监督的效果。
三是加强调查研究,继续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及巡回法庭作出生效裁判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监督,以解决司法责任制落实后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充分发挥审判监督守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作用。研究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提级审理机制,探索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印发《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印发《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
为促进侦查讯问规范进行,依法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制定了《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
国 家 安 全  部
2020年1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条 为了促进侦查讯问规范进行,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依法及时排除非法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是指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做好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
第四条 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前,及时制作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通知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
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收到侦查机关通知后,应当立即开展核查。
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或者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凭侦查机关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和有效工作证件到看守所开展调查核查工作。
第五条 检察人员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应当首先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制作听取律师意见笔录。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六条 检察人员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应当询问相关犯罪嫌疑人,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所录制的图像应当反映犯罪嫌疑人、检察人员及询问场景等情况,犯罪嫌疑人应当在图像中全程反映,并显示与询问同步的日期和时间信息。询问笔录记载的起止时间应当与询问录音录像反映的起止时间一致。
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个别进行,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七条 检察人员对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询问时,应当向其告知:如果经调查核实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办案机关将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核查询问时明确表示侦查阶段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在审判阶段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驳回申请。
第八条 检察人员应当围绕侦查阶段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询问,一般不询问具体案情。犯罪嫌疑人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具体说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相关信息。犯罪嫌疑人当场向检察人员展示身体损害伤情的,检察人员应当进行拍照或者录像。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
检察人员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结束时,将询问笔录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嫌疑人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发现漏记、错记的,应当及时补正。犯罪嫌疑人确认询问笔录没有错误的,由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逐页签名、捺指印确认,并标明日期。询问笔录应当与录音录像内容一致或者意思相符。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开展核查询问和听取意见时均明确表示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并且检察人员未发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据此制作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送达侦查机关,讯问合法性核查程序终结,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反映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初步调查核实:
(一)询问相关人员;
(二)根据需要,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意见;
(三)调取看守所或者办案区视频监控录像;
(四)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调取提讯登记、押解记录等有关材料;
(五)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驻所检察人员初步调查核实后,应当制作初步核查意见函,连同证据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自收到侦查机关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后七个工作日以内,完成第五至第十条规定的核查工作。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一)询问犯罪嫌疑人;
(二)向办案人员了解情况;
(三)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
(四)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意见;
(五)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
(六)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
(七)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
(八)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驻所检察人员应当做好配合工作。
第十三条 经调查核实,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应当听取侦查机关意见,并记录在案。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尚未终结的,不影响侦查机关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第十五条 调查核实结束后七个工作日以内,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根据核查情况作出核查结论,制作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并送达侦查机关。
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或者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报经本院检察长批准后,通知侦查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侦查机关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个工作日以内予以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侦查机关。
第十六条 侦查机关对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无异议或者经复查认定确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并制作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告知书,将排除非法证据情况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十七条 开展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过程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调查核实过程中所获悉的案件侦查进展、取证情况、证据内容,应当保密。
第十八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样式及制作说明
2.《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听取律师意见笔录》样式及制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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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样式及制作说明
5.《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报告》样式及制作说明
6.《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样式及制作说明
7.《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告知书》样式及制作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5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财产保全有关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高度关注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工作,指出了该项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给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启发性,对于人民法院完善诉讼保全措施、加强和改善执行工作很有裨益。
一、财产保全与解决执行难的关系
长期以来,执行难作为困扰法院和社会的一大“顽疾",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感和获得感。执行难的成因有很多,其中重要之一在于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这固然与债务人失信、恶意转移财产等诸多社会因素有关,但亦与法院查控财产的职能在诉讼阶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关。大量案件在诉讼(包括申请仲裁)前或者诉讼过程中是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但在案件诉讼期间,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诉讼执行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在掌握财产线索时没能采取有效措施,一旦债务人暗中将财产成功转移,再去查找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就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审理周期长、涉案金额大的案件,如果不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债务人很可能采取拖延时间,偷偷转移财产或者用增加债务等手段逃避将来的执行责任。诉讼阶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即使赢了官司,到头来也只会得到一纸空文,最终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为保障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避免胜诉方权利遭受损失,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这项制度在保证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缓解执行难、维护司法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财产保全采取的各种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固定了义务人诉后可供执行的财产,为执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义务人基于财产保全所带给其的压力,很可能自觉履行裁判确定的给付内容,从而减轻执行工作的压力。以保全促和解、以保全促执行,是从源头上缓解执行难,确保权利人的生效判决利益能够得到兑现的有力措施。但是,因申请财产保全的门槛设置得过高、司法实践中执法尺度不统一、操作不规范等引发的保全难和保全乱问题比较突出,使这项法律制度没有很好地发挥出作用,也使有些本来可以在这个环节得到控制的财产被转移和隐匿,给诉后执行造成了很大困难。财产保全问题因此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在过去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均有代表委员对此提出建议案,强烈要求降低申请财产保全的门槛,解决财产保全中的有关问题,破解找人难找财产难的问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总结审判执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保全规定》)。
《财产保全规定》实施以来,根据全国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法院保全案件立案418351件,结案390288件;2017年全国法院保全案件立案771488件,结案751179件。从各地法院反馈的情况来看,已实施诉讼保全的裁判案件在执行中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执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国法院执行案件实际执结率2017年比2016年提高了7.34个百分点。应当说,《财产保全规定》的实施对于提高实际执结率功不可没,为庭外和解、庭审调解、及时实现权利创造条件,缩短甚至简化诉讼程序与周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节省大量司法资源,有效避免找人难找财产难的执行难问题。
二、制度设计平衡各方权益,注重平等保护
通过强化财产保全措施解决执行难的同时,我们在制定《财产保全规定》以及后续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制度设计上权利义务的平衡,特别注重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调研,总结过往司法解释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既要降低保全门槛又要保障损害赔偿到位的办法。上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是对以往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相关具体规定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首先,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申请财产保全的申请人需要提供担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财产保全规定》第五条则对申请保全人提供担保的数额作出具体规定,即确定了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或争议标的财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的诉讼保全担保数额,切实降低诉讼保全的门槛;对于诉前保全,原则上仍要求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同时,为避免担保数额过低,不足以赔偿因保全期间过长、市场发生巨变等增加的可能损失,规定法院有权责令当事人追加担保,对担保数额予以调整。如果申请保全人和被保全人能够充分理解和运用好这些程序规则,基本能够满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需求。
其次,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完善依法保护产权制度的要求,在财产保全中体现“善治"理念。《财产保全规定》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保全措施的运用作出规范:一是在确保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依法保护债务人产权。《财产保全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第二十条规定,财产保全期间,在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允许债务人对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二是禁止超标的保全。《财产保全规定》第十五条明确不得超标的保全,对明显超标的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以部分保全为原则,对银行账户进行保全时应当明确冻结数额。三是合理分配解除保全责任,解决恶意延期解保问题。《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三条明确,在仲裁请求被依法驳回等六种情况下,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否则应当就此承担赔偿责任。四是保障权利救济,防止保全违法错误。《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六条明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第二十七条明确,对被保全财产主张实体权利的案外人,可以最终通过诉讼进行救济。应当说,以上规定是从坚守权利义务平衡的立法原则,实现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出发,作出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存在当事人错误申请保全、超额申请保全,甚至恶意滥用保全制度的情况;另一方面立法上确实存在对争议较大的问题或者解决条件尚未具备的问题未作规范,导致执行法院对保全申请不能进行充分审查、严格审查,致使被保全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您重点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一方面,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缺少对“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对于保全错误的情况,缺乏具体损失赔偿标准。进而建议:明确错误或超额申请保全的具体赔偿标准;运用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保全机制,作为对“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评价依据,对诚信评价较好,或支付能力较强的被申请人不采取保全措施或降低保全置换条件,相反,则应及时依法采取保全措施,重演保全置换。这些意见切中财产保全制度也均切中财产保全实践中的要害,我们将尽快通过批复、指导意见等形式,将您的意见予以贯彻。
三、关于保全适用前提和审查保全申请的评价标准问题
金钱给付之诉的目标是实现债权,法院能够帮助债权人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就是掌握或控制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为此,各国法律通常创设临时性救济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即为其中之一。该制度适用的前提是基于债权人由于债务人的行为或原因而对其履债能力或履债意愿不信任而提出的申请,并由法院裁定或指令实施。
(一)关于保全适用前提的评价主体。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从上述规定看,对财产保全适用前提的评价主体限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及人民法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评价是根据其在与债务人的民事交往中基于纠纷以及争议程度的了解而体现在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申请书中;人民法院的评价是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作出的,体现在依职权作出的保全裁定中。当然,上述评价是初步的,进一步的、全面的和最终的评价需要通过法定救济程序、通过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提出抗辩后,由人民法院最终确认。此外,第三人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中的)相关单位作为评价债务人能否履行判决的主体,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相关规定。从法理和实践的角度看,其作为诉讼参与人也似不适格。所需周期较长,难以有效发挥诉讼保全的功能。而且一旦出现履行不能风险,谁承担责任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您所提建议主要是针对乱查封问题,我们将指导各级法院严格执法,善意执法,把握好查封条件,用足查封救济措施。
(二)关于保全异议审查的发起。由于财产保全具有较强的紧迫性、时效性,执行时机可能转瞬即逝,立法上对财产保全适用前提的评价在未裁定实施前并不要求做实质性审查,而仅限于采取保全措施所必须的形式要件的审查;对被保全财产可能造成违法侵害的(被保全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的)评价及其解除保全请求,则置于事后救济的审查程序中。在制定《财产保全规定》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也曾充分讨论了错误甚至恶意保全申请可能造成侵害的问题,除了前述平衡权利义务的考量外,在事后救济的程序上也作了具体安排:一是在诉讼中,根据《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并作出裁定。二是在执行实施保全中,根据《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程序审查处理。三是对案外人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提出异议的,根据《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按照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上述程序救济的设计有一个充分认识和灵活适用的过程,熟练把握和及时运用这些救济程序,是维护权利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保障。四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通过侵权之诉确认损害及赔偿的结果。上述规定表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保全申请错误的评价原则上是事后评价,救济亦为事后救济。
(三)关于保全适用前提的评价(审查)标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是财产保全的适用前提。对“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的评价标准。一般认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主要指,某方当事人出于恶意而转移、变卖、毁损、挥霍、隐匿处于其占有、管理之下的争议财产或与本案有关的财产;而所谓“其他原因"是指当事人上述行为之外的各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其中主要指由于客观上的自然因素(如缺乏必要的条件),使得争议中的诉讼标的物无法长期保存而导致腐烂、变质、丧失原有品质(或功能)等。上述行为和因素在客观上都存在使日后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可能性。此外,在“其他原因"的人为因素方面,实践中经常需要采取保全措施的对象,诸如被保全人的到期债权、有价证券交易、保险投资、基金理财等财产权益,因控制或掌握在第三人手中,不及时采取保全措施而为第三人转移、隐匿、继续交易等,也存在债权人难以取得兑现债权的可能性。对于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标准,一方面需要提高执行人员的综合素养和法律适用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通过修改完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加以规范。我们将加紧在这方面的调研论证工作,堵塞规范漏洞。
四、关于明确错误保全或超额保全造成损害的赔偿标准
财产保全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保障合法债权的实现,但如果不当适用,或者滥用财产保全制度甚至将不仅损害有关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司法公信力。您在建议中提出,“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或出台指导意见,明确错误保全或超额申请保全的具体赔偿标准,对过错应体现惩罚性原则",深刻揭示了错误保全或超额保全的违法动态,对人民法院进一步完善保全制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现已有司法解释对如何确认具体赔偿标准,特别是惩罚性赔偿的标准,没有进一步适用的司法解释。根据您的建议,我们意识到并初步认为应当对以下问题认真加以调研论证:
一是关于错误保全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错误保全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中是指“申请有错误的",即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错误是指不正确,与客观事实不符或者不正确的事物、行为等。错误保全可理解为不正确或者违法申请保全的行为。超额保全可以理解为超过诉讼请求标的数额申请的保全,应属于错误保全的范畴。此外,编造纠纷事实而申请虚假保全;介于编造与确有纠纷两可之间,而恶意申请保全等情形,是否可为错误保全的外延所及,要研究论证立法本意。
二是关于错误保全责任的界定。就民事责任而言,错误保全既有权利滥用的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征,也有无权利而施加损害于他人的侵权责任的特征。此外,就刑事责任而言,捏造纠纷事实(提起或不提起诉讼,包括申请仲裁)而申请虚假保全,能否构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需要研究论证。
三是关于诉讼案由和程序设计。由于以上几种错误保全的情形因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损害程度不同、侵害主体不同,是否需要分别确立诉讼案由、区别审判程序,也需要由不同的审判、执行业务部门分别调研论证。
四是关于损害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标准由民事责任决定,而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又决定错误保全在不同的情形下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承担责任的大小,以及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就客观因素而言,如超额保全,申请保全“超额"多少构成滥用权利或者侵权,这在实践中的量和度难以把握,特别是在被保全财产是否可分割保全见仁见智难以判断的情况下,不好确定是否“超额"的标准;就主观而言,如判决后申请执行前,债权人只申请保全财产,而不申请执行处分保全财产,债务人亦不主动履行债务,因长期保全造成保全标的物的损害,对债权人的行为在主观上如何判断,是故意、过失还是无过错,适用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还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否要进行赔偿,赔偿直接损失,还是包括赔偿间接损失,能否处以惩罚性赔偿?实践中的情形更加复杂多变,还应区分情况深入探讨。
五、关于运用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保全机制的建议
社会信用评价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文明标志。通过建设诚信法治社会体制机制,不仅使“难以执行"的预判和评价有了依据,而且执行难问题也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您建议:“参照银行信用贷款管理模式,在办理财产保全案件中,引入社会日益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作为对是否存在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情形的评价依据,对诚信评价较好或支付能力较强的被申请人不采取保全措施或降低保全置换条件;相反,则应当及时依法采取保全措施,从严保全置换。"您提出的这个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将作为我们长期努力和研究的方向。
201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规定了11类37大项共计147项具体联合惩戒措施,最高人民法院陆续与59个部门和企业合作,已经实现44项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联合信用惩戒内容。正在全社会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加快推进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的建设。按照中央的部署,这个体制机制预计在2020年初见成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诚信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也在不断完善中,并加强与相关信用等级评价部门的联网合作。这些努力将使评价被执行人是否具有履行债务的能力,是否属于负债后“难以执行"的情况,逐步从债务人社会综合信用等级评价以及对其财产状况的掌握中找到依据并作出判断。
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债务人不守诚信,甘为道德沦丧欺世寡义的无赖之徒,社会失信的情形恶性循环,如瘟疫肆虐交叉感染,失信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利用各种手段骗得利益,而且避债逃债的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截至201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累计发布失信数据1092万次;近三年对拒执罪被告人共判处刑罚8687人;当前涉金钱给付的案件诉讼终结后自觉履行的很少,几近全部申请强制执行。近年来多发的非法集资案、网上P2P投资案最为典型,债务人在案发前似乎均被标有良好的信誉记录或者隐约官方宣传的影子。大量类案的发生使人们缺乏经济生活的安全感,缺乏交易诚信的认同感,需要法律救助的提前介入越来越强烈,因此,对当事人诚信状况的评价,虽应逐步作为立法、司法的考量标准,但也要面对债务人大面积失信的残酷社会现实。
目前,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尚未明确统一的规划或者统一的顶层设计。体现公民、法人、组织财产状况最具典型意义的不动产登记才刚刚开始;信用评价应当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现实中信用评价尚限于个案或个别方面。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非人民法院一家之功,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因此,目前引入信用评价体系的条件尚未成就。我们感到现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仅就央行的征信系统而言,主要收录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担保等信贷信息,而对于没有过信贷记录的人群,则很难进行评价,覆盖面不够。二是就金融市场上的信用评级机构而言,其性质属于中介机构,在权威性和覆盖个人群体方面亦有不足。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信用评价机构和相关职能,我们没有调研尚不掌握。三是从可靠性考虑,被保全人之前的诚信评价高低,并不等同于个案的绝对偿债能力。其实,银行对征信记录优良的主体发放贷款亦会产生不良贷款。四是从保全的目标和公平角度考虑,保全是法律规定的一种临时救济程序,并非真正处置债权人的财产,如果有选择性地实施保全,无法体现平等保护的原则,可能有失公允。特别是,根据尚不可靠的信誉等级评价一旦作出误判,不仅法官要受到误判追究,债权人的权利也无法实现。因此,就目前而言,引入信誉评价体系作为对是否存在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情形的评价依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您提出的建议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将继续就您建议的事项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尽快转化为指导执行工作的成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2020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
(2020年3月17日 法〔2020〕77号修订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拓宽人民法院听取社情民意的领域和渠道,健全和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规范特邀咨询员工作,充分发挥特邀咨询员作用,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根据工作需要,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程序从社会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中选聘。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充分发挥特邀咨询员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建言献策、桥梁纽带和宣传引导作用,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
第二章 聘请、任期、解聘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公正廉洁、作风正派,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三)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在所从事领域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
(四)关心关注人民法院工作,热心从事特邀咨询员工作,有较强的责任心,能够保证正常履行职责;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的选聘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每届特邀咨询员具体人数,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提出特邀咨询员推荐人选,并征得被推荐人选本人及所在单位同意;
(二)对各有关单位推荐人选综合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确定聘请特邀咨询员具体人选,作出聘任决定;
(三)将聘任决定抄送特邀咨询员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
(四)召开聘任会议,颁发聘书,向社会公布特邀咨询员名单。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每届任期五年,期间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增补。
特邀咨询员受聘期满自然解聘,连续聘任不超过两届。
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商推荐单位予以解聘,并书面通知本人及所在单位:
(一)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刑事处罚的;
(二)本人提出书面解聘申请的;
(三)其他不宜继续担任特邀咨询员的情形。
第三章 职责、权利、义务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关重大工作部署提出咨询意见:
(二)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重大工作决策,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起草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和工作报告等提出咨询意见;
(三)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具体工作提出咨询意见。
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以个人身份参加特邀咨询员会议,参加或者列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作会议和活动,独立发表咨询意见;
(二)对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建议;
(三)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或转递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和法院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以及举报材料;
(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查阅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有关材料。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保守国家秘密以及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审判、执行工作秘密,廉洁自律;
(二)未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不得以特邀咨询员身份发表言论、出版著作、参加有关社会活动以及就案件出具专家意见;
(三)不得以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身份从事与特邀咨询员工作性质不相符的工作与活动。
第四章 履职保障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特邀咨询员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便利。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因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由最高人民法院按规定核报。
为便于特邀咨询员履职,最高人民法院向特邀咨询员赠阅有关人民法院工作的期刊、资料。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特邀咨询员的办事机构设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开展特邀咨询员聘任、解聘、换届等工作;
(二)负责特邀咨询员的日常联络、活动开展和履职管理等工作;
(三)统筹协调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开展相关活动,对落实特邀咨询员工作机制和计划进行督办;
(四)汇总、登记、转办、督办特邀咨询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并进行答复反馈;
(五)办理其他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协助与配合特邀咨询员履职,研究制定本部门特邀咨询员年度工作计划,听取特邀咨询员意见,办理并反馈特邀咨询员意见建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2009年5月3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1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1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表决权的建议》收悉。经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答复如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我国老龄化趋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改善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在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居住条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具体指导下,全国各地完善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加装电梯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各地人民法院亦严格按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原《物权法》和《民法典》)规定,努力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人民法院坚持稳妥推进,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业主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审结大量涉及加装电梯诉讼案件。同时要认识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属于依法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对此,必须按照《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各地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开展党组织引领的多种形式基层协商,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及热心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及时化解加装电梯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分歧,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居民达成共识难等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进入法治化轨道。
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在表决权上的争议问题。实践中通常认为,建筑物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范畴。按照《民法典》第278条第2款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这一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对这个问题,您认为按原《物权法》第76条规定,通常一个单元12户中有8户同意即可达到面积和人数三分之二同意的法定最低门槛,但如果一个单元中12户业主均参加,按照《民法典》规定至少需要9户同意,反而抬高了门槛。应当认为,您的理解切中问题的关键,即在对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进行表决时,参与表决人数和面积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当业主参与表决比例较低时,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获得同意需要的业主人数和专有部分面积相对较少,反之在业主参与度较高,参与表决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获得同意需要的业主人数和专有面积则较多。具体来说,对于加装电梯事项,假如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均相同,如果只有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则只需二分之一(该三分之二业主的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即达到法定最低条件;但如果全体业主均参与表决,则需要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才能达到法定最低条件。表面上看,在所有业主均参与表决情况下,《民法典》上述规定的表决门槛相比原《物权法》有一定程度提高,但结合该条其他规定及实践中业主参与表决比例普遍较低的情况来看,《民法典》该条规定总体上适当降低了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门槛。
关于您建议对《民法典》第278条第2款出台司法解释,对表决范围大小和参与人数比例高低带来的解释歧义进行规范,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最低门槛出具明确实施意见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践中由于参与表决业主范围大小不同,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需要业主同意的人数确实有所变化。关于《民法典》该条规定在适用中是否需要解释以及如何解释的问题,我们将与立法部门及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加强调研、认真研究,确保《民法典》该条规定正确实施,确保人民群众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民生事项上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88号(政治法律类02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88号(政治法律类02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解决执行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列举了近年来执行工作取得的成效和进展,同时指出了现阶段执行工作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一、关于推进网络查冻扣一体化建设、加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建设的建议
(一)关于网络查控体系建设
针对传统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从2014年开始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近四年来,网络查控不断完善,以总对总为主体、点对点为补充,覆盖全国及所有基本财产形式,各级法院都能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执行查控系统已经构建完成。一是查控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开始20家银行发展为3800多家银行,联网部门由商业银行扩展到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二是查控内容日趋完善。从仅能查询银行存款一类信息发展到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所有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三是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形成了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网络查控系统建设涉及众多行业部门,其不断完善有赖于各级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有赖于各行业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也有赖于各联动单位间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和联通共享。网络查控系统发展到今天,能够纳入查控系统的已基本纳入,但仍需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尚未纳入系统的基本属于难啃的“硬骨头",人民法院也在攻坚克难,积极推进。
您提到的网络查冻扣一体化建设和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尽快实现不动产统一网络功能建设等建议,一直是人民法院网络查控体系建设推进的难点,也是需要补齐短板、重点推进的工作。经过与相关部门不断沟通会商,这两项工作目前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网络查冻扣一体化建设的进展情况。目前,21家全国性银行已全部上线存款的网络查询、冻结和扣划。有金融理财产品业务的19家全国性银行全部上线网络查询,其中17家上线网络冻结,另外2家银行均计划于近期上线,届时将基本实现全国性商业银行网络查冻扣一体化运行。
地方性银行上线查控功能,由所在高院负责督促推进。目前,全国3826家地方性银行已有3808家上线存款网络查询(仅有18家未上线),3749家上线网络冻结,3371家上线网络扣划,983家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的网络查询,722家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的网络冻结。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每周将地方性银行的上线情况及反馈情况在执行指挥管理平台进行督办,要求各高院督促辖区银行尽快上线相关功能;同时将此项工作与当前开展的执行巡查工作相结合,由各巡查组督促受检法院尽快协调推进。
二是关于全国不动产网络查控功能进展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完成重点城市的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建设的基础上,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的“总对总"网络查控,已于近期上线运行,将有效解决不动产查控问题。目前已有48个重点城市上线“点对总"不动产查询功能,“总对总"不动产查询也已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南、广东、重庆等10个省(市)开始试点运行,即将推广到全国,届时将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信息。
此外,经过不断努力,一些长期以来制约网络查控系统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例如,对人民银行基本账户的“一键式"精准查询,通过优化查询时间,进行整体网络改造,将有效解决查询信息反馈速度慢,反馈不及时,反馈错误等问题;与银保监会保险产品的查控机制正在建立,目前已进入专线对接和查控规范修改完善阶段;与公安部目前就查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已达成合作意向,利用公安部终端将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库进行网上追逃,解决找人难问题;公安部已同意配合法院对被执行人车辆查封,通过建立“总对总"查控机制对车辆进行“活封",选择2到3个省份对车辆进行“死封"试点,探索建立交警查控车辆后向法院的移交机制。
(二)失信联合惩戒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出台司法解释,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2015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44个部门共同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信用惩戒备忘录,初步构建起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大格局;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涉及60个部门11类150项惩戒措施,为联合信用惩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以该文件为依据,多部委形成了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工作制度。比如中组部将失信信息纳入干部人事档案,把失信信息作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干部晋升的考核内容;中编办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央文明办将失信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单位的“一票否决"指标;中央军委将失信情况作为入伍服役和军官评优评先、晋级晋职的重要参考;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招投标;司法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统一的失信名单数据库,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从2013年10月至今,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00余万例,有280余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和遏制。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不断提高,全社会遵法守法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持续提升。这一做法,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同时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尝试。
您提到的整合所有惩戒措施,加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建设对我们下一步继续健全联合信用惩戒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两办文件,健全联合惩戒机制,突破部分单位信息化建设使用程度不足的限制,促进惩戒措施落地。对已经实现用信息化办理业务工作流程的单位,要将惩戒措施嵌入业务流程,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对尚未实现用信息化办理业务工作流程的单位,积极推动有关部门采取系统内下发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二、关于依靠党委政法委领导,建立执行联动合作长效机制、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建议
执行联动是整合社会各界力量综合治理执行难的一项战略举措。执行难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仅靠法院一家无法完全解决。在全国各级法院的积极推动下,多地党委政法委出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规范性文件,或成立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小组,或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作出专门部署,把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工作大局统筹推进。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法委协调、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法院只是联动机制中的一环,由法院一家推动整个机制的运转,并且是一事一推动,难度很大,也不科学。尽管当前在执行联动方面,各个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成效非常显著,但仍有个别地方工作进展缓慢,迟迟打不开局面。目前,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推动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度,希望编办、财政等有关部门,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予以倾斜,帮助人民法院解决执行体制改革中的编制调整问题,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软硬件建设,为推动解决执行难提供有力的人财物保障。二是成立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建立执行联动会商会议工作机制,切实履行牵头职责,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解决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执行联动机制顺利运行。三是希望有关部门全面落实“两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支持人民法院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不断加强国家层面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建设。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打击拒执罪。一是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密切配合,开展集中惩治拒执罪专项行动,建立和落实公检法协同打击机制,持续保持对拒执罪的高压态势。2015年至2018年4月,全国法院对拒执罪被告人共判处刑罚8687人。二是依法畅通诉讼渠道,确保对拒执罪准确高效打击,印发《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促进准确、高效地打击拒执罪。三是定期公布拒执罪典型案例,推动形成打击拒执罪的社会共识,有效扩大惩处拒执犯罪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关于各级法院党组将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重大任务和一把手工程的建议
周强院长要求各级法院要强化“一把手"责任,要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及时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切实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重要举措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并率先垂范,亲自抓执行工作。今年以来,周强院长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开展工作,一竿子插到底,随时和地方各级法院院长连线,只听院长汇报,执行局长补充汇报,直接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通过几次现场督导会的情况来看,地方各级法院院长身先士卒,亲自参与执行工作,发挥了一把手的表率作用。突出强调各级法院院长的责任,不仅是一个重要经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
今年6月初起,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了对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专项巡查,其中一项重点检查内容就是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一把手抓、抓一把手"的落实情况。要检查地方各级法院是否认真落实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部署和工作要求,地方各级法院执行工作是否由一把手院长亲自抓,一把手院长是否熟悉、重视执行工作,是否对执行工作了然于胸,并统一把握和部署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执行质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责任是否落实到下级法院一把手院长身上;地方各级法院一把手是否准确把握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基本要求、核心指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长效机制建设;是否形成统一协调、保障完成任务的领导完成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此次专项巡查工作中关于“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发现的问题,提出督办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法院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一把手"统领全局、协调示范作用,对于工作推进不力的,将严肃问责。
四、关于大力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执行工作现代化水平的建议
实践证明,执行信息化既是解决执行工作诸多难题的重要抓手,也是从根本上破解执行难的有效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信息化工作,提出了“一性两化"的执行工作思路。“一性"就是突出执行的强制性,“两化"即规范化和信息化。要通过加强执行信息化提高执行办案效率、强化执行管理、推进执行公开、促进执行规范。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建设,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与共享,大大提高了查找及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能力和效率;大力推进联合惩戒措施,不断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及联合惩戒机制,对失信被执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广泛开展网络司法拍卖,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佣金及时间成本,极大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主动加快执行信息公开,对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进行改版升级,案件流程节点信息查询、当事人与法官交互等功能逐步实现,以信息化促进执行公开,加强社会公众以及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监督,推行“阳光执行"。日常工作中,注重与信息技术部门、研发团队之间的统筹协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每周都会与信息中心、研发团队召开协调会,就系统改造需求、存在问题等进行探讨和研究。注重对执行干警的业务培训和监督管理,及时下发相关规范文件、操作手册,视情况开展集中授课培训,确保干警及时掌握系统操作规则。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执行工作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第一,要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强与掌握财产及身份信息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的沟通与合作,创新网络查控新形式,进一步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第二,要进一步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相关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扩大联合信用惩戒范围,提升联合信用惩戒效果。第三,加强与信息技术部门及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协调,不断改进和优化系统,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五、关于强化执行过硬队伍建设的建议
执行工作发展关键在执行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将执行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为执行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政治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狠抓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纪委反腐倡廉建设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学习,通过座谈、撰写学习体会等多种方式,使中央精神入脑入心,确保做到融会贯通、准确把握,自觉贯穿到自身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确保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是加强队伍能力建设。要求各级法院要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精心组织培训活动,不断提高干警的信息化应用、法律适用、突发事件应急、做群众工作等各方面的能力,加强先进典型的培树工作,选树一批在执行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能力出众、业绩出色的执行人员,形成先进典型的集群效应,营造争先创优、力争上游的良好氛围,提高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三是强化作风纪律建设。继续深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严守纪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伦理操守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坚守法治信仰。深入开展执行系统反腐倡廉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案件流程管理、裁判文书上网、个人事项报告等全方位监督。注重用丰富的形式,鲜活的事例,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关警示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廉政教育和反腐工作,做到廉洁自律、警钟长鸣。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执行队伍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执行工作实践。不断加强对全国法院执行干警的培训,不断提升执行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进一步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坚决整治执行队伍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廉洁司法。关于前期沟通中您提到的执行员定位和待遇的问题,如员额制情况下执行员群体是否保留、执行员群体保留或者转化为其他类别人员的优缺点各是什么、如何在当前执行案件数量激增与办案人员不足的矛盾下提升执行质效等,我们也将认真研究。
六、关于依法公正高效办理执行案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提出,解决执行难必须注重实效。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有履行能力的案件,必须执行到位;对于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不能执行的案件,必须通过公开让人民群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外,我们还会借助我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引入保险理赔、社会资金等对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加大救助力度。为了便于群众申诉信访,并通过信访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还要求各级法院建立了执行信访互联网申诉、远程视频接访等网络系统,为申诉信访增加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建立执行信访的信息化管理,通过贯通四级法院的督办系统进行信访督办,实现信访案件办理整个流程的全覆盖,做到件件有记录、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实现信访个案的精准管理。重视涉民生案件的执行,每年春节前后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快速执结一批涉民生案件。2016年1月和2017年1月两次向社会共发布18个涉民生典型案例,既有智斗、严惩老赖的惩戒故事,也有被执行人诚实守信、七年如一日按时还债的正面典型。
“行胜于言",全国四级法院将会上下同心、积极作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七、关于加快推进执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执行工作健康长远发展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执行指挥中心和远程指挥系统,实现了四级法院执行指挥系统联网运行,建立了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工作体制机制,建立了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和案件流程节点管理平台。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具有案件管理、委托管理、执行指挥、质效考核等10多项具体功能。全国法院在一个平台上管理案件、事务和绩效,“一站式"开展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对不规范和消极执行行为进行“一键式"督办,“一竿子插到底"。
积极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近三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0多个涉执行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其数量与前20年出台的总数相当,填补规则空白,约束执行法官裁量权,加强监督制约。同时,针对法院内部存在的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发布了《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为执行工作进一步划定“高压线",还开展了为时一年的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刀刃向内,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问题。仅去年一年,对全国398名违法违纪执行人员立案调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注重理论研究与法治宣传。不断加强执行理论研究,尤其是今年5月,立足解决执行难实践需要,着眼于执行工作长远发展,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成立,将在推进高水平执行研究智库建设、加强全国执行干警专业培训、促进执行领域国际司法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加强法治宣传,围绕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对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进行全面报道,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以充分保障代表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基础,通过加强宣传,主动接受监督;积极邀请代表委员、媒体记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执行指挥中心,充分展现执行工作的新进展;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专门向代表委员介绍汇报有关执行工作情况,听取代表委员的相关意见建议,认真抓好落实,及时反馈,努力争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解决执行难是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非法院一家之力所能解决,也希望您继续向有关部门呼吁,我们将与各协助执行部门一起,继续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法委协调、政府支持下,加快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加大执行公开力度,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接受监督,下更大力气,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补足执行工作短板,积极研究解决网络查控和信用惩戒建设中的瓶颈问题,进一步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功能,进一步扩大信用惩戒范围,充分发挥执行联动的功能和作用,为推动执行难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共同努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的通知(2017修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落实检察环节普法责任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经2017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的监督,充分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建立并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落实检察环节普法责任制。
第二条 检察官以案释法,是指检察官对所办理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办案程序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释法说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活动。
第三条 检察官以案释法包括检察官办案释法和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
第四条 以案释法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规范原则。检察官以案释法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进行,做到事实准确,说理清晰,程序规范。
(二)及时有效原则。检察官以案释法应当把握时机,讲求方法,坚持情、理、法相统一,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协同配合原则。检察官以案释法应当坚持办案部门与新闻宣传部门、检察环节与其他法治工作环节的协同配合,形成普法合力。
(四)保守秘密原则。检察官以案释法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违反规定披露个人隐私以及涉案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和依法应当封存的犯罪记录等不应公开的信息。
第二章 检察官办案释法
第五条 检察官办案释法,是指检察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者办结案件后,通过检察法律文书或者书面、口头说明等方式向诉讼参与人、利益相关人等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和单位进行释法说理。
第六条 检察官着重围绕以下案件的办理开展释法说理:
(一)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对检察环节司法办案的公正性存在质疑,可能引发涉检网络舆情的案件;
(二)涉及群体性利益、可能引发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的案件;
(三)当事人对法律适用存在误解,释法说理有利于明确法律含义、阐明适用法律理由的案件;
(四)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五)涉及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案件;
(六)作出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批准逮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不抗诉、不支持监督请求等终局性处理的案件,以及作出纠正违法、通知立案、通知撤销案件等监督决定的案件;
(七)其他经当事人申请或者检察官认为有必要释法的案件。
第七条 检察官办案释法的对象,包括:
(一)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及其诉讼代理人;
(三)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实名举报人、发案单位;
(四)控告申诉案件的控告人、申诉人;
(五)国家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
(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七)案件涉及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利益相关人等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和单位;
(八)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可能存有异议的相关办案机关。
第八条 检察官对所办理的案件,应当适时、主动进行释法说理。办案过程中,当事人等提出释法请求的,应当进行释法说理。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可以指令检察官进行释法说理。
第九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释法说理,应当报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同意后进行。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应当对检察官以案释法予以指导。
第十条 检察官应当围绕检察法律文书内容及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涉及的重点问题,或者释法对象要求说明的重点问题进行释法说理,具体包括:
(一)认定的案件事实;
(二)适用的法律条文;
(三)涉及的司法政策;
(四)办案的程序和进度;
(五)释法对象提出的其他相关问题。
第十一条 检察官进行办案释法,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口头、书面或者其他适当方式。
采取口头方式释法,是指在案件办理中或者案件办结后,检察官约谈释法对象进行释法说理。口头方式释法,应当做好工作记录。
采取书面方式进行释法,既可以在相关检察法律文书中直接进行叙述式说理,也可以增加附页或者另行制作以案释法说明书进行释法。
制作以案释法说明书应当写明释法时间、地点、对象、内容等。
第十二条 检察官在释法说理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附页或者释法说明书等材料应当归入检察工作卷宗。
第三章 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官办理案件情况及其社会关切、舆情动向等,可以适时指派检察官或者其他检察人员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第十四条 下列案件可以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
(一)检察机关正在办理或者已经作出处理决定,通过以案释法有利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弘扬法治精神,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案件;
(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或者争议,可能引发重大涉检舆情,通过以案释法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的案件;
(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可能引发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通过以案释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案件;
(四)具有较强警示教育意义,通过以案释法有利于提高公众法治意识,促进法治社会建设和廉政建设的案件;
(五)能够体现新出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精神,通过以案释法有利于阐释和普及法律知识的案件;
(六)其他适合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的案件。
第十五条 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应当根据案件性质、特点,社会关注焦点,法治宣传的针对性和目的等,围绕以下内容进行:
(一)依法认定的案件事实;
(二)办案过程和诉讼阶段;
(三)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四)案件处理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
(五)案件具有的教育、警示意义。
第十六条 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开展以案释法;
(二)利用检察官方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以案释法;
(三)利用检务大厅、检察案件信息公开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开展以案释法;
(四)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以案释法;
(五)通过案件公开复查、举行听证会、建立警示教育基地等开展以案释法;
(六)组织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开展以案释法;
(七)通过其他方式开展以案释法。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其他重大案件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办案部门应当会同新闻宣传部门就释法的方式、内容、时机等进行评估,准备好释法资料及应对舆情的预案,报检察长批准后进行;必要时,应当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十八条 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可以结合国家宪法日、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和法治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普法活动重要节点开展,或者根据检察重点工作、案件情况、社会关切、舆情动向等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
第四章 组织与实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充分认识普法作为法治建设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检察工作总体布局,做到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要把检察官以案释法作为落实检察环节普法责任制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督促检查,形成检察长统一领导、办案部门各尽其责、新闻宣传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普法工作格局。
第二十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以案释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开展以案释法的,要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统筹安排和指导实施。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以案释法后,要及时关注、收集、分析相关舆情,做好后续的应对、引导工作,发挥释法最大效应。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评价激励机制,对在以案释法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检察官以及其他检察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要定期对检察官以案释法情况开展检查,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以案释法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案例资源库,做好以案释法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典型案例的收集、分析、整理、研究和发布,充分发挥以典型案例释法的引导、规范、预防与教育功能。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加大对检察官以案释法能力的培训,提高检察官政治素质、媒介素养、公共沟通及网络运用等素能,提高运用群众语言释疑解惑的能力和水平。加强检察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提升以案释法工作专业化水平。加大对西部地区检察官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双语检察官以案释法的培训力度。
第二十五条 以案释法的检察官或者其他检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违反《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披露自己或者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情况,妨害案件依法独立公正办理的;
(二)故意歪曲或者错误阐述案件事实,释法说理时有重大过失,引发舆情事件、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的;
(三)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对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多次提出释法说理请求,不依照本规定履行释法说理责任,引起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强烈不满,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造成其他消极社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检察官以案释法工作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7年4月22日印发,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现就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人民法院依法可以裁定扣押铁路运输货物。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应当予以协助。
二、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应当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写明:要求扣押货物的发货站、到货站,托运人、收货人的名称,货物的品名、数量、货票号码等。
三、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应当制作裁定书并附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载明:扣押货物的发货站、到货站,托运人、收货人的名称,货物的品名、数量和货票号码。在货物发送前扣押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始发地的铁路运输企业由其协助执行;在货物发送后扣押的,应当将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目的地或最近中转编组站的铁路运输企业由其协助执行。
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在中途站、中转站扣押铁路运输货物。必要时,在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输秩序、不损害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在最近中转编组站或有条件的车站扣押。
人民法院裁定扣押国际铁路联运货物,应当通知铁路运输企业、海关、边防、商检等有关部门协助执行。属于进口货物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我国进口国境、边境站、到货站或有关部门送达裁定书副本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属于出口货物的,在货物发送前应当向发货站或有关部门送达,在货物发送后未出我国国境、边境前,应当向我国出境站或有关部门送达。
四、经人民法院裁定扣押的铁路运输货物,该铁路运输企业与托运人之间签订的铁路运输合同中涉及被扣押货物部分合同终止履行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因扣押货物造成的损失,由有关责任人承担。
因申请人申请扣押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
五、铁路运输企业及有关部门因协助执行扣押货物而产生的装卸、保管、检验、监护等费用,由有关责任人承担,但应先由申请人垫付。申请人不是责任人的,可以再向责任人追偿。
六、扣押后的进出口货物,因尚未办结海关手续,人民法院在对此类货物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前,应当先责令有关当事人补交关税并办理海关其他手续。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切实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确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得到全面准确适用,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能力水平和工作成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择优选编了三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典型案例,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现印发给你们,供办理相关案件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10月28日
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典型案例
一、崔某某挪用公款案
【关键词】
挪用公款 征地补偿 查明涉案财物权属关系 依法快速返还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崔某某,男,河南省鲁山县某乡某村村委会原委员。
2012年5月,鲁山县财政局将某乡某村的乡村建设征地补偿款1011万余元拨入乡财税所,后财税所陆续将大部分补偿款下拨到大多数村民小组,并由村民小组分发给村民。由于其中两个村民小组在部分土地的权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涉及该部分的补偿款18万余元滞留在乡财税所账户未发放。2017年3月,两个村民小组商议并经乡政府同意,决定先将补偿款从乡财税所领出,由崔某某保管,待争议问题解决后再予分发。于是,崔某某到乡财税所办理了拨款手续,并提供自己的粮食直补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乡财税所将18万余元存入崔某某账户。2018年3月27日,崔某某通过转账方式支取15万元征地补偿款,用于其本人在新疆种植西瓜。后崔某某到鲁山县监察委员会投案,退缴其挪用的15万元。
【诉讼过程】
2020年5月26日,河南省鲁山县监察委员会将崔某某涉嫌挪用公款案向鲁山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涉案赃款15万元随案移送。2020年6月18日,鲁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崔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工作情况】
(一)推动解决土地权属争议,依法快速返还涉案赃款。本案案发时,鲁山县系国家级贫困县,崔某某所在村有贫困户52户153人。检察机关审查发现,由于两个村民小组对被征用土地的权属存在争议,导致补偿款先后滞留在乡财税所账户和崔某某账户。为促使补偿款尽快发放到村民手中,鲁山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监察委员会多次深入乡村,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土地权属争议情况,并与当地乡村两级协商解决方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土地权属争议妥善解决。2020年6月15日,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将15万元涉案赃款返还至乡政府代管的村账户上,并跟进督促村委会将补偿款发放到包括13户27名贫困群众在内的村民手中。
(二)全面查明案件事实、情节,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崔某某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惩处;同时其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并且认罪认罚,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崔某某一贯表现较好,先后带领一百多户村民到新疆种植西瓜,其在人力、技术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为村民脱贫致富贡献了力量。综合考虑全案情况,鲁山县人民检察院报经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后,依法对崔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针对发现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相关制度。针对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村组公私账户混用及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鲁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村集体资金审批使用流程、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并建议以案促改,增强工作透明度。乡政府对照《检察建议书》进行整改,制定下发乡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文件,加强对村集体资金的监管力度。
(四)结合所办案件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干部群众法治意识。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将不起诉决定公开宣布现场作为普法宣传现场,邀请县、乡、村三级相关人员参加并座谈交流。检察官公开宣布不起诉决定书,对犯罪事实、法律适用及相关知识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提高了相关人员对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危害的认识。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深入了解案发原因,查明涉案财物权属关系,依法快速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要符合涉案财物权属关系已经查明这一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深入了解案发原因,查明涉案财物权属关系,依法快速返还。
(二)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全面考虑案件事实、情节,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确保取得良好办案效果。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充分考虑犯罪事实、后果、情节等,还要考虑案件办理整体效果,防止入罪即诉或一诉了之。经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认罪悔罪、全额退赃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依法从宽处理;对当地扶贫工作有积极贡献、能继续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应酌情从宽处理。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应依法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三)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检察机关要结合所办案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向有关部门及群众讲解法律知识和国家政策,分析犯罪行为的危害,教育警示有关人员遵纪守法,建议有关部门完善涉扶贫款物管理制度,减少或避免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的发生。二、徐某、庄某贪污、诈骗案
【关键词】
贪污 诈骗 医疗救助 依法快速返还
【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男,江苏省丰县某镇人民政府原民政办负责人。
被告人庄某,男,江苏省丰县某镇某村原党支部书记。
(一)贪污罪
2011年至2012年间,徐某、庄某经商议,分别利用徐某负责审核其本镇大病医疗救助申请材料的职务便利和庄某负责报送其本村大病医疗救助申请材料的职务便利,伪造该镇郭某某等16人医疗救助申请材料,向县民政局申报,套取医疗救助金21万余元。2010年至2011年间,徐某与连某某(另案处理)经商议,利用徐某负责审核本镇大病医疗救助申请材料的职务便利,伪造该镇连某某等14人医疗救助申请材料,向县民政局申报,套取医疗救助金17万余元。
(二)诈骗罪
2011年至2012年间,徐某、庄某经商议,伪造丰县其他两个镇刘某某等7人的医疗救助申请材料,向县民政局申报,骗得医疗救助金11万余元。
庄某投案后,退缴赃款15万元。
【诉讼过程】
2019年9月2日,丰县公安局对徐某、庄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9年9月23日,丰县监察委员会对徐某、庄某涉嫌贪污罪立案调查。2019年10月17日,丰县监察委员会将徐某、庄某涉嫌贪污案向丰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涉案赃款15万元随案移送。2019年11月1日,丰县公安局将徐某、庄某涉嫌诈骗案向丰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9年11月1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并案向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8月11日,丰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四万元;认定庄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
【检察工作情况】
(一)加强沟通配合,准确界定案件性质。2019年9月10日,应公安机关商请,丰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与讨论徐某、庄某诈骗案,发现徐某、庄某在他们所属镇骗取医疗救助资金,利用的是各自职务便利,涉嫌共同贪污犯罪;徐某、庄某通过欺骗其他两个镇民政办获得医疗救助资金,与自身职务便利无关,涉嫌诈骗犯罪。检察机关将上述意见反馈给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三方达成共识,本案依法分别由监察机关调查、公安机关侦查。2019年10月14日,经监察机关商请,丰县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徐某、庄某贪污案,就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意见。
(二)明确资金性质,及时返还救助资金。根据《丰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细则(试行)》《丰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城乡医疗救助是对患病困难群众在获取国家规定补偿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而给予的补充性医疗救助,具有扶贫、救济性质。据此,丰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庄某贪污、诈骗的医疗救助资金属于扶贫领域财物,庄某退缴的15万元赃款应依法返还。2019年11月8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下,将15万元返还至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三)制发检察建议,完善救助资金管理。丰县人民检察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漏洞,向县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指出医疗救助制度在财务公开、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建议明示申请条件、审批流程和发放数额标准,公布救助对象和救助金额,定期跟踪检查使用情况。丰县人民检察院还与县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阐明检察建议的制发目的和具体内容。之后,有关部门对医疗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排查,召开医疗救助工作专题培训会,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治理活动,并研究出台《关于脱贫攻坚普查和问题排查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医疗救助暨医保扶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规范社会救助公示制度”等专项制度。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加强与其他单位沟通配合,积极沟通协商,形成办案合力。实践中,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类型多样,既包括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件,也包括诈骗等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或调查时,发现管辖机关应作出变更的,应积极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沟通协商,争取达成共识,及时作出调整,促进案件依法顺利办理。
(二)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及时明确涉案财物性质,对属于扶贫性质的,应及时开展依法返还工作。实践中,扶贫款物涉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危房改造、社会救助、基本医疗等多个领域,有些并不冠以“扶贫”二字,需要检察机关结合相关法律政策等明确其是否属于扶贫性质。对明确系扶贫性质,且符合快速返还条件的,应及时返还相关个人、单位或组织。
(三)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在依法办好案件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根据《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于管理环节存在漏洞的,检察机关要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扶贫款物依法正确使用。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形式,将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扶贫款物管理漏洞等问题通报相关部门并提出改进建议、督促落实完善,是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要在提升质量、强化效力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三、李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及时追缴涉案财物 释法说理 依法快速返还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某,男,陕西省吴堡县某镇某村村民。
2016年,吴堡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对某镇某村的村内道路拓宽工程进行立项,该村村委会负责组织实施。2017年3月10日,村委会与李某某签订村内道路拓宽工程的承包合同,总承包费用18万余元,李某某雇佣农民工进行施工。2017年6月30日,道路拓宽工程竣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将第一笔工程款13万余元转入李某某账户。2017年7月5日,李某某携工程款逃离吴堡县,共欠付包括11名贫困户在内的44名农民工劳动报酬12万余元。政府有关部门多次联系李某某,并责令其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李某某躲匿外地拒不支付。2019年7月6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与某镇人民政府联合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李某某在15日之内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李某某逾期仍不支付。后经公安机关网上追逃,李某某被抓获归案。
【诉讼过程】
2019年11月18日,吴堡县公安局对李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侦查。2020年2月1日,吴堡县公安局将李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向吴堡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20年3月17日,吴堡县人民检察院向吴堡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4月9日,吴堡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李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检察工作情况】
(一)释法说理,追回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李某某拖欠的劳动报酬,对44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11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对李某某释法说理,指出其犯罪行为的严重危害,促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害了农民工特别是其中贫困户的合法权益。李某某表示认罪认罚,并委托家属筹集资金,争取尽快还给农民工。随后,检察机关开展李某某家属的思想工作,使其家属意识到要通过退缴赃款等实际行动,消除李某某犯罪行为的影响,取得受害农民工谅解。2020年3月7日,李某某家属代退了李某某拖欠的农民工劳动报酬12万余元。
(二)克服疫情影响,快速返还劳动报酬。本案办理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外出打工,经济收入受到影响。吴堡县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李某某家属代退的工资款后,经审查认为符合依法快速返还条件,应及时返还农民工。次日,吴堡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到案发所在村,选择一处空旷地段作为返还工资款的现场,在做好相关防疫措施后,向44名农民工悉数发放了劳动报酬。
(三)开展以案释法,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吴堡县人民检察院办结本案后,通过相关媒体进行了系列法治宣传,包括依法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推动开展涉案财物快速返还、统筹协调检察工作与疫情防控等内容,后获多个中央机关媒体转载报道,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依法积极追缴涉案财物,为依法快速返还创造前提条件。根据《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办案机关办理有关扶贫领域刑事案件,应当依法积极追缴涉案财物。对于涉案财物尚未追缴到案的,检察机关应积极开展追缴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退缴、劝说其家属代为退缴或者通过其他工作方法将涉案财物追缴到案,既能达到不让犯罪嫌疑人在经济上占便宜的目的,又能为下一步依法快速返还工作创造前提条件。
(二)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对于具备快速返还条件的,要依法快速返还。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涉案财物已追缴到案且权属关系已经查明,有明确的权益被侵害的个人、单位或组织,返还不损害其他被害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利益且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或者案件公正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没有异议的,应当将涉案财物快速返还给相关个人、单位或组织,避免因时间过长导致涉扶贫款物迟迟不能发挥效用。
(三)检察机关办理涉扶贫领域刑事案件,要在依法办好案件的同时,重视做好检察宣传工作。检察机关要将检察宣传工作融入国家扶贫工作大局,精心设置策划选题、精心打磨新闻产品,通过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将检察履职和办案效果等进行宣传,让人民群众理解检察机关办案理念,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引导、深化、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20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
(2021年3月24日 法发〔202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中央编办《关于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对地方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的通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本院制定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经过清理,决定对13个涉及“条条干预”下级法院机构编制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现通知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法〔2005〕16号)
第39条:“最高人民法院、各高、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辖区内人民法庭日常工作的指导,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有条件的应单独设立办公室;条件不具备的,办公室应依托在民事审判第一庭,但应配备一至二名专职工作人员。”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各高、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辖区内人民法庭日常工作的指导,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办公室具体工作由本院相关内设机构承担。”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法〔2016〕128号)
删除第六条:“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合并试点。在试点法院或具备条件的基层法院派出法庭设立家事少年审判庭。已设立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更名为家事少年审判庭,并将家事案件纳入其审理范围;尚未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可在原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判庭的基础上进行更名或者新设家事少年审判庭,负责审理家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以及涉少家事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2018〕12号)
第46条:“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在规定的内设机构总数内,通过加挂牌子或者单独设置的方式设立家事审判业务机构。不具备条件的,可以在相关审判庭内设立专业化的合议庭或者审判团队负责审理家事案件。”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明确相关审判业务机构或办案团队负责审理家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
第28条:“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探索实行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在其他金融案件较多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设立专业化的金融审判庭或者金融审判合议庭。”修改为:“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法院探索实行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在其他金融案件较多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设立专业化的金融审判团队或者金融审判合议庭。”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9〕17号)
第17条:“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探索设立金融法庭,对证券侵权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其他金融案件较多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业化的金融审判合议庭。”修改为:“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探索对证券侵权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14〕11号)
第16条:“合理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本着确有需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原则,建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为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审判专业化的思路,理顺机构职能,合理分配审判资源,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根据环境资源审判业务量,合理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案件数量不足的地方,可以设立环境资源合议庭。个别案件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修改为:“本着确有需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原则,合理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为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审判专业化的思路,理顺机构职能,合理分配审判资源,在规定的内设机构限额内,明确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中级人民法院、个别案件较多的基层人民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根据环境资源审判业务量,合理确定承担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机构或办案团队。”
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8〕7号)
第17条:“完善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机制。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具备条件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在规定的内设机构总数内,通过单独设置的方式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尚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加挂牌子或者在相关审判庭内设立专业化合议庭或专门审判团队负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继续深化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探索设立环境资源专业性法院。”修改为:“完善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机制。具备条件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在规定的内设机构总数内,明确相关审判庭或专业化合议庭、审判团队负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法发〔2020〕19号)
第11条:“健全专门审判机构。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推进黄河流域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统一涉环境资源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修改为:“健全专门审判机构。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研究探索加强黄河流域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统一涉环境资源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
九、《人民法院涉港澳台工作归口管理规定》(法发〔2012〕12号)
第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对辖区内人民法院涉港澳台案件审判以外的涉港澳台工作实行统一归口管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的人民法院应当设立港澳台司法事务办公室,作为小组的办事机构和本院涉港澳台案件审判以外的涉港澳台工作归口管理机构。工作任务较重、有条件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单独设立与本院内设机构平行的港澳台司法事务办公室。”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对辖区内人民法院涉港澳台案件审判以外的涉港澳台工作实行统一归口管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成立涉港澳台工作指导小组的人民法院,可明确本院相关内设机构作为设立小组的办事机构和本院涉港澳台案件审判以外的涉港澳台工作归口管理机构。”
十、《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暂行规定》(法发〔2010〕43号)
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设置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作为组织开展司法巡查工作的常设办事机构。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可以独立设置;也可以与本院监察室合署办公。”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可明确本院相关内设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司法巡查工作。”
第五条:“中级人民法院因特殊情况不宜设置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可以不予设置,由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对其所辖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巡查。”修改为:“根据工作需要,高级人民法院可直接对中级人民法院所辖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巡查。”
第六条:“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至两名。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与本院监察室合署办公的,主任由监察室主任兼任。司法巡查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修改为:“司法巡查的相关工作应明确人员负责。”
十一、《人民法院审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法〔2011〕346号)
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本院监察部门设置审务督察机构,同时选配审务督察员三至七名。暂不具备机构设置条件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本院监察部门选配审务督察员三至五名。需要开展审务督察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在本院监察部门选配审务督察员二至三名。”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应明确本院相关内设机构和人员负责审务督察的相关工作。需要开展审务督察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可明确人员负责审务督察的相关工作。”
十二、《关于法院司法警察控编数的通知》(法人〔1992〕35号)废止。
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00〕437号)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016号(政治法律类30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016号(政治法律类30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通过修法和司法解释,依法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罪行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艾滋病是目前为止危害最为严重的性病,难以根治,易致人死亡。明知自己患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如卖淫嫖娼、通奸等,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严重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应作为犯罪处理。对此,我院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相关单位沟通,并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4日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以下简称《解释》),自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
《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以传播性病罪定罪,从重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认定为刑法第九十五条第三项‘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所指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一)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
(二)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行为人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亦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7月7日)
国(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大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高发多发。2021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7886件19998人,同比分别增长116.1%和94.5%;提起公诉10586件30878人,同比分别增长222.2%和229.0%。同时发现,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呈现出新特点、新情况。在犯罪主体上,此类犯罪呈现出共同犯罪、一人犯多罪情况突出、边民参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人数多等特点,且有的犯罪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特征;在行为方式上,手段不断翻新,分段运送、徒步带领等情形逐渐增多;在犯罪起因上,多与非法务工、出境参与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交织滋长;在区域特征上,呈现集中化态势,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广东、河南、浙江、贵州等8个省(自治区)起诉的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人数占全国85%以上;在涉嫌罪名上,主要集中在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三个罪名。这些犯罪,不仅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现实危害,在当前国际疫情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还增加了我国“外防输入”疫情防控压力,甚至带来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
近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法发〔2022〕18号),进一步统一了法律适用,细化了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等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办案程序,对案件管辖、证据收集、证据审查、境外证据转化等提出具体意见;进一步突出了打击重点,强化了源头治理,对于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骗取出入境证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出售出入境证件,运送偷越国(边)境等帮助行为,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打击;进一步落实了刑事政策,体现宽严相济,在加大对组织者、运送者、犯罪集团骨干成员以及屡罚屡犯者惩治力度的同时,明确了区分情况,依法妥善处理的原则。
为了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国(边)境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指导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相关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发了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6起典型案例。在这些典型案例中,有的在境外人员的领导指挥下,拉拢引诱多人共同偷渡;有的在高薪诱惑下,采用徒步等方式,逃避边防检查结伙偷越出入国境;有的为非法务工,在获得临时边界通行证后,非法越过边界通行证准许的活动范围,未获批准进入内地;有的系出租车司机,明知他人运送人员偷越边境而帮助运送;还有的为了牟取高额报酬,按照“蛇头”安排,组成运送团伙,采取隐蔽方式分段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特别是受高薪诱惑偷越国境出境务工,甚至从事电信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由于通过非法渠道偷渡,运送转移条件极度简陋,务工环境得不到保障,有的拿不到预期工资,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因此,有关务工人员、用工单位、运输行业人员要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国界意识、法律意识,侥幸心理不可有,跨境偷渡不可取,下游违法不可为,要自觉遵守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共同营造全社会共同筑牢国门边境安全屏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良好氛围。
为切实维护国(边)境安全,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指控证明犯罪职责,加强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坚持依法惩治犯罪与促进边境治理相结合,从源头上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切实提高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成效,确保边疆稳固、边境安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大局。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家治国治边重大战略部署,紧密结合检察职能,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切实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有效维护国(边)境安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案例一:陈某甲组织他人偷越国境、陈某乙等人偷越国境案
——拉拢引诱多人跨境偷渡应予以严惩
【关键词】
组织拉拢 羁押必要性审查 追捕漏犯
【要旨】
为了躲避国内打击,犯罪分子在境外建立窝点并召集国内人员前往当地实施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有的行为人在境外人员的领导指挥下,拉拢引诱多人共同偷渡,有的行为人在高薪诱惑下,逃避边防检查偷越出入国境,给我国国(边)境管理秩序以及国内人民财产安全带来风险隐患。检察机关坚持全链条打击,依法能动履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甲,男,1989年3月29日出生,户籍地为四川省古蔺县。
被告人陈某乙,男,1995年1月29日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雷州市。
被告人文某某,男,1998年7月16日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潮州市。
被告人谢某某,男,1995年12月10日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饶平县。
被告人周某某,男,1998年9月4日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雷州市。
2021年3月初,被告人陈某甲在其位于四川省古蔺县的家中,通过刷单、股票聊天群认识了发布招聘广告昵称为“菠萝”的微信网友。“菠萝”提出让陈某甲到“金三角”地区做销售,待遇保底八千加提成,并答应为其支付路途中的一切费用,同时承诺陈某甲另外带人到国外后有提成。陈某甲明知到“金三角”地区是从事赌博或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但经不起高薪诱惑,表示同意。陈某甲随后又以在国外可领取高薪为由拉拢、引诱被告人陈某乙一同到国外工作,后陈某乙又联系被告人周某某、文某某、谢某某一同前往。后陈某甲按照“菠萝”的安排,与陈某乙、文某某、谢某某、周某某及其他三名偷渡人员张某某(另案处理)、王某某(另案处理)、彭某某(另案处理)在云南昆明碰面,分段乘车准备偷渡到缅甸。期间,上述人员的一切花费均由“菠萝”通过微信转予陈某甲和张某某,由二人负责支付。同年3月21日凌晨,陈某甲等人在偷渡途中,被云南省关坪边境检查站挡获劝返。
【诉讼过程】
2021年4月3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并于同年7月19日移送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8月19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某甲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对陈某乙、文某某、谢某某、周某某以偷越国境罪提起公诉。同年10月26日,古蔺县人民法院对陈某甲、陈某乙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五千元;对文某某、谢某某、周某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加强提前介入,全面引导取证。该案刑事立案后,作为该县的首例偷越国(边)境案件,古蔺县公安局商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检察官通过听取案件介绍、审查证据后,提出针对管辖权、主观明知、案件性质三个方面重点取证,引导收集犯罪嫌疑人是否持有护照、准备出境的时间方式等证据,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偷越国(边)境的主观明知;引导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各犯罪嫌疑人在偷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锁定陈某甲系犯意提起者、行为组织者、指挥者。
(二)强化法律监督,依法追捕追诉漏犯。2021年5月12日,古蔺县公安局以文某某、谢某某涉嫌偷越国(边)境罪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检察院经审查分析认为,文某某不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存在串供可能,具有社会危险性予以逮捕,谢某某认罪悔罪,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同时,检察官发现在案证据证明组织者陈某甲组织人员实施偷渡行为,陈某乙实施了偷渡行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二人均“曾经故意犯罪”,符合径行逮捕条件,遂对陈某甲、陈某乙进行追捕,后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有力打击了“漏网之鱼”。
(三)动态审查羁押必要性,及时变更强制措施。2021年7月19日,古蔺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通过证据开示和释法说理,促使文某某克服侥幸心理,认罪悔罪,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综合文某某系初犯、未遂、认罪认罚等情节,对文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此,5名犯罪嫌疑人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检察院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后均获法院采纳。
【典型意义】
(一)应充分认识偷渡本身及其伴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提高法律意识,杜绝以身试法。某些行为人明明知道国外许诺的高薪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关,但在金钱诱惑面前突破法律底线,只顾来钱多、来钱快,而未考虑到自己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后果,亦在可能面临相关处罚时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某些行为人不仅自己偷渡,还在境外人员的领导指挥下,拉拢其他人员偷渡,实施组织偷渡行为,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些行为,均应予依法严惩。
(二)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加强法律监督,依法打击组织跨境偷渡等犯罪行为。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往往系共同犯罪,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注重发现遗漏犯罪情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未提请的,应当予以追捕,并及时固定证据,夯实证据指控基础,全方位打击犯罪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八十八条
案例二:廖某甲等4人偷越国境案
——结伙徒步穿越国境前往境外务工已构成犯罪
【关键词】
结伙偷渡 “大数据”平台 检察建议
【要旨】
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应当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且应当从对外开放的口岸出境入境,特殊情况下,可以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的地点出境入境。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构成偷越国(边)境罪的,应依法予以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廖某甲,男,1991年5月出生。
被告人廖某乙,男,1995年5月出生。
被告人郑某甲,男,1998年11月出生。
被告人郑某乙,男,1994年10月出生。
上述四人户籍地均为福建省安溪县。
被告人廖某甲、廖某乙、郑某甲、郑某乙4人聊天时觉得去缅甸可以赚大钱,经商议,相约赴缅甸务工。因4人均没有护照,便打算从云南偷渡出境。2020年8月31日,4名被告人为了逃避管控,未选择直达航班,而是先从厦门乘飞机到贵阳,再从贵阳乘高铁到云南省昆明市,后包车到云南孟连,并由包车司机(另案处理)将4人带至某旅馆住下,伺机偷渡出境。同年9月5日,4名被告人在旅馆老板等人(另案处理)的安排下分成两拨,在不同缅甸人带领下,采用乘车、徒步走山路的方式偷越国境。其中,廖某甲、廖某乙、郑某乙偷渡至缅甸邦康,郑某甲因路线被阻,偷渡不成返回孟连并寻机再次偷渡。9月8日,郑某甲在缅甸人带领下采用乘车、徒步走山路方式偷渡至缅甸邦康。因缅甸工作环境与预期差距大且当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4名被告人决定回国。2021年1月,4名被告人从云南孟连口岸入境,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处以行政处罚,疫情隔离期满后自行回到原籍。
【诉讼过程】
2021年3月11日,福建省安溪县公安局以廖某甲等人偷越国境罪立案侦查;4月14日、4月19日,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廖某甲等4人批准逮捕;7月1日,安溪县人民检察院以廖某甲等4人涉嫌偷越国境罪向安溪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8月16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以4人犯偷越国境罪,分别判处4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依托“大数据”平台搜集证据,准确认定“结伙越境”关键要件。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受邀提前介入该案后,针对廖某乙、郑某乙辩称单独偷渡、否认结伙偷渡的情况,建议侦查机关借助省公安厅“大数据”平台,在提请审查逮捕前调取到4人留下的同一航班、同一高铁、同一住宿记录、手机基站分布情况等交通出行数据,为准确认定4人“结伙”越境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过向始终不认罪的廖某乙、郑某乙开示交通出行数据、阐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2人在证据面前选择认罪认罚。
(二)通过数据核查发现管理漏洞,制发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安溪县人民检察院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全面统计、分析所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被告人户籍地、居住地,实地走访调研,发现辖区某镇相关案件高发、存在管理漏洞,向该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属地管控职能,促成该镇将“防范治理缅北涉赌诈暨非法出入境违法犯罪”列入专项工作,通过滞留境外直系亲属申报、召开未到案人员家属教育会等方式,全面摸排核实人员信息,劝返高危人员43人,181人通过正规渠道提前报备回国。
(三)深挖细查犯罪线索,密切协作斩断组织偷渡源头。通过细密审查,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发现该案与其他已办案件背后均存在一条由“蛇头”控制的云南到缅甸偷渡路线,及时与公安机关会商,研判发案特点、打击对策,建议其加大对涉案人员的回流审查力度,查清其偷渡路线、组织偷渡网络和背后组织者、参与者。2021年8月,公安机关破获汉某某等18人组织偷越国境案,成功斩断一条从福建至云南的组织偷渡链条,切断犯罪源头。
【典型意义】
(一)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国(边)境管理秩序,是履行公民义务和保护个人人身财产权益应有之义。近年来,有的境内人员轻信“跨国淘金”谎言,甚至为了牟取高额报酬,偷渡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国(边)境管理秩序,且置自身人身安全于缺乏保障状态。在当前国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我国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较大疫情防控压力的形势下,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还给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带来诸多风险隐患。公民应自觉遵守国(边)境管理规定,对于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具有多次、结伙、拉拢引诱他人偷越国(边)境等情节严重行为的,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应依法予以惩处。
(二)依法从严打击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认识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依法从严打击偷越国(边)境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涉毒、涉恐、走私、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跨境犯罪,以高质高效的检察办案维护国(边)境管理秩序和国家安全,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大局,筑牢国门边境安全屏障。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助推防范违法犯罪端口前移。检察机关应当延伸检察职能,能动履职,高度重视一定时期内案件多发、频发的情况,善于运用办案系统进行类案分析,针对案件暴露出的社会治理漏洞,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并综合运用座谈交流、走访调研、不定期会商等方式,督促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监管工作,加强源头管控、常态治理,提升治理水平,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案例三:吴某某偷越国境案
——境外边民越过临时边界通行证范围结伙进入内地非法务工触犯我国刑法
【关键词】
境外边民 临时边界通行证 检察建议
【要旨】
为了促进我国与边境国家的经济社会合作与发展,我国与有关边境国家签订边界管理合作协议,允许境外边民持临时边界通行证合法进入我国边境地区,从事探亲访友、旅游、互市贸易等活动。临时边界通行证持证人只限在规定的区域和有效期限内停留,对于违反国境管理规定,非法越过边界通行证准许的活动范围,未获批准进入内地,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偷越国境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吴某某,男,1983年出生,缅甸联邦共和国公民。
2017年吴某某曾从缅甸偷越国境至我国广东省东莞市打工。2018年1月返回后,吴某某告知周围亲友自己能拿到比在缅甸高出不少的收入,故其亲友乡邻等纷纷要求跟随其一同前往中国内地打工。2018年3月,吴某某带领其儿子、亲戚、乡邻等10人(均另案处理)从家乡出发,乘船、大巴等交通工具至缅甸掸邦木姐镇,申领《缅甸联邦共和国临时边界通行证》后进入我国云南省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途中,2名缅甸籍公民及1名国籍不明者亦请求加入跟随吴某某同行。
后经吴某某联系缅甸公民觉某某(另案处理),由觉某某负责安排偷越边境的线路、交通工具及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地点等。在觉某某的带领下,吴某某与上述13人违反《缅甸联邦共和国临时边界通行证》仅可作为从中缅双方指定的口岸或者通道出、入国境时使用,及只限于在规定的边境地区活动时使用等规定,在未依法向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前往内地证件的情况下,逃避边境检查,从云南姐告非法进入内地。后吴某某等人通过夜间行车、选择偏僻路线行驶等方式逃避检查,先后至广东省东莞市、浙江省海宁市多家小型工厂、物流公司非法就业。2018年6月15日,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对出租房进行检查时,吴某某因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被查获。
【诉讼过程】
2018年6月23日,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同年12月13日移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1月25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吴某某涉嫌偷越国境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4月16日,海宁市人民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驱逐出境。吴某某认罪服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查明事实,准确认定境外边民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我国内地的行为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我国与邻国签署的边境管理合作条约等相关规定,毗邻国家的边境居民按照协议临时入境的,限在协议规定范围内活动,需要到协议规定范围以外活动的,应当事先办理入境手续。如缅甸边民持《缅甸联邦共和国临时边界通行证》通过中缅双方规定的口岸或者临时通道进入我国国境后,只限于有效期内在中缅接壤的边境管理区活动。本案中,检察机关梳理证据后认定吴某某等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逃避边防检查非法进入内地,结伙偷越国境,依法应予以打击。
(二)能动履职,以检察建议、普法宣传等形式积极参与市域治理。吴某某等人隐姓埋名或者使用虚假证件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市、浙江省海宁市非法务工,给流入地劳务市场秩序以及社会治安稳定带来较大隐患。对此,检察机关就社会治理漏洞,向治安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专项排查,建立有效机制及时发现遣返非法入境居留人员。
【典型意义】
(一)境外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中外两国国(边)境管理制度,在合法证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境外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扰乱了我国国(边)境的管理秩序,亦给劳务市场、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同时,由于偷渡人员无合法居留身份,其在境内工作生活环境难有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亦存在隐患。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的偷越国(边)境案件增长迅速,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影响。检察机关要加大对偷越国(边)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坚决维护口岸边境安全稳定和出入境管理秩序,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二)准确理解刑法意义上国境的内涵,对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内地行为准确适用法律。对于境外边民持临时边界通行证合法进入我国边境地区后,违反边境管理规定,非法越过通行证准许的活动范围进入我国内地的行为,检察机关要结合行政管理法规,审查分析我国国境的认定、偷越国境行为的认定,对于境外边民入境后超出临时边界通行证的活动范围,从我国边境地区前往内地,情节严重的,依法应当认定为偷越国境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案例四:张某某偷越国境案
——轻信国外淘金结伙偷越国境被刑事立案,取保候审期间又非法出入境,应从严惩处
【关键词】
宽严相济 社会危险性 精准量刑
【要旨】
对于偷越国(边)境轻罪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过程中,要结合案情全面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对于刑事立案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又非法出入境的,一般应体现从严要求,采取羁押强制措施。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2002年1月出生,户籍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
2019年12月中旬,被告人张某某刷短视频时,看到有人发布招聘境外游戏网络后台人员的信息,对方承诺不仅工作高薪、轻松,而且路费全包。张某某将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送给对方后,在对方的安排下,于2020年1月3日,持对方为其订购的火车票从新疆伊犁乘坐火车前往乌鲁木齐,并在火车上结识了同样看到境外招工信息并准备偷渡出境的师某某、陈某某(均另案处理)。后3人结伙乘坐飞机、汽车、皮划艇等交通工具从乌鲁木齐经云南昆明、普洱直至偷越国境到达缅甸邦康。张某某一到邦康,手机和身份证均被没收,并被看守控制在山里某大院内,被要求不定期往指定的手机号发送网络赌博类的短信和链接。工作一段时间后,张某某发现这份工作与之前的宣传不符,便乘看守不备逃走,重新购买了一部手机后联系到之前一同出境的师某某和陈某某。同年4月9日,3人分别向缅甸“蛇头”支付借来的人民币3600元后被安排偷渡回国,在次日凌晨4时许走到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沧源县”)某村时被村民发现并报警,后被抓获归案。2020年4月24日,张某某被云南省沧源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但其因害怕被处罚,于同年5月26日又从云南孟连偷渡至缅甸邦康。其出境后摆过烧烤摊、做过水电工,但都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在接到老家派出所敦促投案自首的通知后,于2021年8月11日由云南勐阿口岸入境后被控制。
【诉讼过程】
2021年9月13日,沧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张某某,同年10月15日,向沧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10月27日,沧源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全面审查案件,准确衡量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与他人结伙非法出入国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涉嫌偷越国境罪。其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期间,违反规定又私自非法出境,致使刑事诉讼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沧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其主观恶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大,确有羁押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对张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案中,沧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告知张某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法律后果,其自愿认罪认罚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后在值班律师的现场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偷越国境的情形,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从严把握,但综合其在案发后受规劝回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又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从宽提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的量刑建议,并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
(三)结合指控犯罪,进行法治教育。在本案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张某某犯偷越国境罪的证据,发表了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并结合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分析了被告人张某某的行为不仅危害了我国的国境管理秩序,而且还给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法院当庭宣判,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本案通过公开开庭、法庭教育和公开宣判,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典型意义】
(一)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惩治偷渡犯罪。近年来,“境外高薪招工”陷阱频现网络,不法分子大肆虚假宣传境外“处处有商机、遍地是黄金、高薪待遇好、轻松又发财”,从而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在境外人员的遥控指挥与帮助下,大量偷渡人员无视我国国(边)境管理规定,通过非法方法出入我国国(边)境,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国(边)境管理秩序。偷渡人员出境后,被境外人员限制自由、侵害人身、索要财物甚至威胁生命,部分偷渡人员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了我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国内社会安全稳定。疫情防控期间,偷渡违法犯罪与疫情风险相互交织,严重妨害了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二)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让偷渡犯罪者罚当其罪。检察机关聚焦偷渡分子带疫入境这一疫情防控重大风险点,把打击偷越国(边)境违法犯罪活动与把好“外防输入”关口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依法从严的主基调,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和羁押必要性,准确适用强制措施,对偷越国(边)境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对主动回国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的非法出入境人员兑现相关刑事政策,依法从宽处理,综合全案的事实、证据和情节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让偷渡犯罪者受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罚。
(三)通过公开开庭审理,加强反偷渡法治宣传教育。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加强对偷渡犯罪案件的以案释法工作,通过参与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直播、集中宣判等方式,广泛开展反偷渡的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群众清醒认识到偷越国(边)境犯罪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及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教育引导国民牢固树立“国门”和“边境”意识,促进全民守法、群防群治、合力强边固防。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
案例五:刘某某等五人运送他人偷越边境案
——出租车司机明知他人运送人员偷越边境而帮助运送亦构成共犯
【关键词】
出租车司机 帮助运送 依法抗诉
【要旨】
出租车司机事先明知他人从事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而仍然提供帮助的,应当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共犯论处。对于审判机关判决认定错误的,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男,1983年6月出生,户籍地为安徽省泗县。
被告人杨某某,男,1986年2月出生,户籍地为湖南省洪江市。
被告人向某某,男,1987年11月出生,户籍地为湖南省洪江市。
被告人梅某某,男,1995年11月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雷州市。
被告人阳某某,男,1978年12月出生,户籍地为湖南省攸县。
2019年11月,温某某、彭某某(另案处理)等5人打算去澳门,但因在澳门曾有违法记录等原因不能通过正规途径前往,遂通过“蛇头”联系到梅某某等人负责接应、刘某某等人负责运送。2019年11月30日晚,刘某某安排杨某某在珠海某大楼门口接应梅某某及温某某等5名偷渡人员,并由刘某某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阳某某负责运送。阳某某此前曾于11月24、25日先后两次受刘某某雇请运送偷渡人员,在明知所运送的是偷渡人员的情况下,为了牟取非法利益,仍接受刘某某安排,驾驶出租车搭载杨某某及5名拟偷渡人员前往珠海市某船厂附近海边,由刘某某事先安排的向某某接应。阳某某还按照刘某某的指示,在下车点附近等候接应从澳门返回的偷渡客人。随后,向某某驾驶木船搭载温某某等5名偷渡人员欲渡海前往澳门,因向某某当天下午刚学习驾船操控经验不足、船只未配备救生设备、船上人员众多等原因,木船离岸行驶约2、3分钟(离岸边80米左右)时,船只倾斜、船头进水导致船只倾覆,船上6人均落入水中。向某某自行游泳到岸边获救,温某某、彭某某被闻讯赶来的海警救出,其余3名偷渡人员溺水死亡。
【诉讼过程】
2019年12月1日,珠海市海警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同年12月2日、3日将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0年3月6日移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6月5日,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交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检察院(现为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检察院,下同)审查办理。同年7月13日,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检察院以刘某某、杨某某、向某某、梅某某、阳某某涉嫌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罪向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现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下同)提起公诉。同年12月29日,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认定刘某某、杨某某、向某某、梅某某犯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罪,结合4人具有的既未遂、主从犯、坦白、赔偿等情节,对4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至二万元不等的刑罚;以阳某某系知情不举,不具有事先犯罪故意为由,判处阳某某无罪。2021年1月5日,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未认定阳某某构成犯罪有误,遂提出抗诉,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同年4月13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阳某某犯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罪,因其有未遂、从犯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审查梳理证据,准确适用法律,开展认罪认罚工作并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过程中,认真分析在案证据,梳理5名犯罪嫌疑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运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依法认定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犯罪。开展认罪认罚工作,准确认定5名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主从地位,结合犯罪后果、既未遂形态、是否主动认罪、早认罪、彻底认罪、稳定认罪等情节,对5人分别提出不同的量刑建议,并向法院提起公诉。
(二)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开展抗诉工作。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采纳了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检察院对刘某某等4人的定罪处刑意见,但是认为阳某某系知情不举,涉嫌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罪的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阳某某无罪。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阳某某此前曾二次受刘某某雇请运送“客人”,并已知道杨某某是刘某某团伙中具体负责带“客人”偷越边境的,仍然与刘某某达成以后继续帮其接送“客人”的合意,第三次(即此次)仍在刘某某的授意下接上杨某某及其带的5名客人,阳某某是在犯罪意志支配下积极实施的帮助行为,而不是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实施的中立的履职行为,不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判决阳某某犯运送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一)公民应选择合法途径出入边境,确保自己和他人人身安全。广东毗邻港澳,长期以来,偷越边境类违法犯罪活动持续高发。特别是近年来,有的人员为逃避入境防疫隔离规定,偷越边境情况多发,不仅危害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也对疫情防控、打击和预防走私、毒品等犯罪造成严重隐患。偷渡船只多为“三无”船只,致使偷渡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重大隐患。公民应自觉遵守出入港澳台边境管理秩序,办理合法手续、通过正规途径出入边境。
(二)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应增强合法经营意识,勿为短期经济利益犯险触法。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强,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降低风险,将偷渡人员招募、海上接送、路上接送等环节进行分割。犯罪团伙不再亲自负责整个组织、运送环节,而是通过支付高额费用按次或临时雇请出租车、私人运营车、船手等方式,由雇请人员负责偷渡人员接送,通过司机的职业行为来掩盖其违法行为,降低犯罪团伙被查获的风险。出租车、私人运营车司机在事前明知其接送人员是偷渡人员的情况下,为了牟取高额租车费用,仍然选择为犯罪团伙提供帮助,其行为同样危害了边境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一条
案例六:卢某某等人运送他人偷越国境案
——为逃避处罚,采取隐蔽方式分段运送他人偷越国境难逃法网
【关键词】
边境地区 交通运输行业 分段运输
【要旨】
近年来,通过偷越国(边)境的方式进入我国务工的外籍人员增多。一些生活在国(边)境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为了牟取高额报酬,按照“蛇头”安排,组成运送团伙,利用熟悉路卡、路况的职业条件,从内地至边境地区分段运送偷渡人员,为偷渡人员出境提供便利。此类行为助长了偷渡违法犯罪,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应认定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予以坚决打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卢某某,男,1987年7月出生,户籍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兼职网约车司机。
被告人黄某甲,男,1994年7月出生,户籍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汽车司机。
被告人李某某,男,1983年12月出生,户籍地为陕西省洋县,汽车司机。
2020年1月,卢某某为了牟取高额报酬,应他人安排,运送没有合法出入境证件的越南籍务工人员回国,并拉拢黄某甲、李某某和黄某乙、何某某(后两人已另案处理)等熟悉边境路线的汽车司机加入运输团伙。
2020年1月4日下午,卢某某接到张某某(越南籍人员,另案处理)电话,要求其到广西南宁接送21名无合法出入境证件的越南籍人员返回越南。卢某某便联系黄某甲,安排黄某甲于1月5日凌晨到南宁港收费站接10名越南人,卢某某则于同日凌晨到南宁吴圩出口附近接了11名越南人,后二人到崇左市汇合,再由黄某甲、黄某乙运送该21名越南人绕过检查关卡,于1月5日6时许运送至凭祥市南山物流园,交给黄某甲事先联系好的李某某,由李某某转运给他人接应。当日7时许,李某某驾驶面包车经过凭祥市友谊镇弄怀屯边境互市点某商贸城附近时被查获。1月7日,黄某甲向公安机关投案。
2020年1月13日,卢某某接到某微信好友(另案处理)通知,让其到广西南宁接送25名无合法出入境证件的越南籍人员返回越南。1月14日凌晨3时许,卢某某联系何某某驾车前往广西南宁某收费站附近接到该25名越南人,由卢某某运送其中的14人,何某某运送其中的11人。卢某某绕过检查关卡行至凭祥市夏石收费站时被查获,何某某则躲避检查,将11名越南籍人员运送到凭祥市综合保税区某高速桥下。后该11名越南籍人员从山路徒步偷越国境回到越南。
【诉讼过程】
2020年1月5日,凭祥市公安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同年4月8日移送凭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5月6日,凭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卢某某、黄某甲、李某某以涉嫌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提起公诉,对3人均提出了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同年5月20日,3人分别被凭祥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至二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引导侦查,夯实证据基础,依法追捕漏犯,实现全链条打击。凭祥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依法批准逮捕卢某某、黄某甲、李某某,同时在团伙分工、犯罪手段等方面列明进一步侦查方向和取证要求,确保准确定性,强化指控基础。同时,审查发现公安机关未对卢某某1月14日运送偷渡人员偷渡出境的事实展开侦查,涉案的何某某、黄某乙仍然在逃,遂要求公安机关针对遗漏的犯罪事实展开侦查,并对同案犯何某某、黄某乙进行追捕,后将2人追捕到案并提起公诉,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犯罪。
(二)审查分析证据,准确认定定罪、量刑情节,确保罚当其罪。针对部分被告人辩称不明知系共同实施犯罪、不知越南人要偷越国境等辩解,检察机关通过详细审查,根据3名被告人从业背景、获得高额报酬、选择夜间运送时间节点、绕开边防检查、目的地指向边境管理区、接续运送等客观情节,结合言词证据,准确认定3名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依法提起公诉、有力指控犯罪。
【典型意义】
(一)边境周边地区交通运输行业人员参与偷渡犯罪应引起重视。近年来,大量外国人员到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非法务工,他们通过“蛇头”的周密计划,组织偷渡进入中国,务工结束后又再次偷渡回国。某些“蛇头”为了规避打击,利用边境地区附近运输行业司机熟悉当地道路关卡、地形地貌的优势,采用高额报酬引诱当地司机帮助运送偷渡人员。司机又利用熟悉同业人员的便利,组成分段运输团伙,实现长距离运送。运输行业人员对偷渡行为的违法性、危害性认识不足,为获取高额的报酬积极参与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造成监管缺漏,亦给国内社会安全稳定带来隐患。
(二)分段运输使得偷渡犯罪更加隐蔽,但仍难逃脱法律制裁。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偷运越境犯罪,不断加强各行政区域之间、各主管部门之间衔接配合,坚持打击各类偷渡犯罪,不放过任何遗漏犯罪。对于行为人之间达成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合意,并实施了运送行为的,应当依法追捕追诉、严厉惩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
(2022年5月27日)
许某某等人强奸案
--住宿经营者怠于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受到处罚
一、基本案情
2021年6月7日晚,许某某、陈某、王某、王某某(未成年人)、唐某某(未成年人)等5人在广西桂林某烧烤店吃饭。其间,王某看到刘某带李某某(女,未成年人)回家,提议将欠烧烤店钱的刘某打一顿,许某某提出想与李某某发生性关系。随后,几人来到刘某租住的居民楼,对刘某和李某某进行殴打,并强行将李某某带到宾馆。许某某、陈某、王某某三人在宾馆房间强行与李某某发生性关系。6月10日,李某某报警。10月15日,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对许某某等5人提起公诉。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判处许某某、陈某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王某某有期徒刑七年,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唐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经查,案发当晚,本案6名当事人入住桂林某宾馆,其中包括3名未成年人。宾馆在接待上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入住时,既未严格落实登记制度,逐人核实身份信息,也未询问入住未成年人相关情况。通过查看宾馆监控视频,办案人员发现被害人李某某与许某某等人共同进入宾馆后,始终被唐某某拉着手,被害人神情疲惫,脚步迟缓,表现明显异常,多次在距离宾馆前台2米远的沙发处停留。宾馆工作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后,未询问情况或与监护人联系,也未按照强制报告要求向公安机关报案,怠于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二、处理情况
该案发生前夕,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检察院和市公安局七星分局联合召开了旅馆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推进会,向辖区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通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强制报告的有关规定。涉案宾馆明知法律规定,发现问题仍置之不理。因宾馆未尽到安全保护责任,李某某被多人毫无障碍地带入宾馆房间并遭到多人性侵害。2021年8月11日,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对涉案宾馆作出罚款二万元,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的处罚决定。
为推动辖区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进一步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七星分局联合制定《关于规范旅馆行业经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对两百余名住宿经营者进行强制报告制度培训,并建立联合督查机制,形成治理合力。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强制报告是法定责任,任何单位和人员均应严格遵守。近年来,旅馆、宾馆、酒店成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场所。为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住宿经营者的未成年人安全保护责任。该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二十二条分别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许可证,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住宿经营者强制报告义务的落实是预防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在办理住宿经营场所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逐案倒查是否存在违反询问、登记、强制报告等规定的情形,发现问题严格依法追责,从源头上遏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发生,共同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许某某、杨某强奸案
--住宿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面临侵害危险不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8日,许某某和杨某(未成年人)经事先商议,约王某某(女,未成年人)及其朋友刘某某(女,未成年人)吃饭,哄骗王某某、刘某某大量饮酒。次日凌晨1时许,杨某、许某某将醉酒的王某某、刘某某带至江苏省徐州市某商务宾馆。杨某强行与刘某某发生了性关系。许某某欲与刘某某、王某某发生性关系,但均未遂。2021年3月5日,杨某、许某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经法院依法审判,判处许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杨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经查,案发当日,该宾馆仅登记了许某某一人身份信息,就为许某某、杨某、王某某、刘某某四人开具一间三人间入住。办案人员查看宾馆前台监控发现,王某某、刘某某入住时明显处于醉酒状态,且王某某身着校服,工作人员未要求王某某、刘某某出示身份证件、未询问情况或联系监护人,发现异常情况后未向公安机关报告。
二、处理情况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涉案宾馆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等问题后,建议公安机关对涉案宾馆及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宾馆及相关工作人员分别处以限期整改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因宾馆未尽安全保护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在其经营场所遭受侵害,检察机关在依法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同时,支持被害人刘某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涉案宾馆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经法院组织庭前调解,涉案宾馆赔偿刘某某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检察机关起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导致被性侵的问题比较突出。部分住宿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不强,登记制度、报告制度等规定落实不到位,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住宿经营场所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身份并如实登记、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线索或者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重利益轻安全,发现异常情况不报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张某猥亵儿童案
--学校负责人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依法追责
一、基本案情
张某,原系安徽合肥某小学数学教师。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10月,张某在学校教室、办公室及家中补习班等场所,多次对班内女学生赵某某、刘某某、王某实施触摸胸部、臀部等隐私部位及亲嘴等猥亵行为。后该小学上级管理部门、镇中心学校校长沈某听到关于张某猥亵学生的传言,遂与该小学副校长钟某向张某和被害人家长了解相关情况。学校对张某作出停课处理,并要求张某自己与学生家长协商处理此事。此后,在钟某见证下,张某向被害学生及家长承认错误,并赔偿三名被害人各10万元。2020年11月,本案因群众举报案发。2021年2月23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张某提起公诉。庐江县人民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四年。
二、处理情况
2020年12月30日,庐江县人民检察院将沈某、钟某两名学校负责人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线索移送庐江县纪委监委处理。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线索,沈某被免去中心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钟某被免去小学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对五年来全市教职员工性侵害未成年学生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向市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和保障体系建设、让法治教育全面融入校园生活、强化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落实、完善对学校的考评机制,切实加大在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市检察院与市教育局联动整改,会签《关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检教合作的实施方案》,成立联合督查组,赴涉案学校、寄宿制学校等开展实地调研督导,健全了教师管理、学校聘用人员监督管理、女生宿舍管理等制度机制,推进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三、典型意义
学校是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具有保护未成年学生的法定义务。2021年6月,教育部颁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专门要求学校依法建立强制报告机制,规定学校和教职工发现学生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依照规定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学校和教职工发现未成年学生被侵害的,不得有案不报,更不能私下组织学生家长和涉案人员“调解”。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协同教育部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推动落实学校安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提升学校和教职工依法强制报告的自觉,合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火墙”。
孙某汝强奸案
--医疗机构接诊怀孕幼女不报告被严肃追责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孙某汝与孙某某(女,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认识。自2021年2月起,孙某汝在明知孙某某未满14周岁的情况下,多次奸淫孙某某致其两次怀孕、流产。孙某某的母亲得知此事后报警。2022年1月27日,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对孙某汝提起公诉。同年3月21日,东港市人民法院判处孙某汝有期徒刑十年。
经查,孙某汝曾于2021年10月带孙某某在东港市某门诊部做人工流产手术。该门诊部妇科医师季某某在明知孙某某为未成年人,无监护人陪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为其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且未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该情况。另据查证,该门诊部不具备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执业资格许可。
二、处理情况
东港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该门诊接诊医务人员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问题后,向东港市卫生健康局通报了相关情况,建议对涉案医疗机构和人员依法追责。东港市卫生健康局依据调查核实的事实,对涉事门诊部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注销相关科室;对医师季某某给予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为切实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东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卫生健康局组织辖区内相关医疗机构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专题培训,通过电子屏幕、微信、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组织法律法规宣传,切实提升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依法强制报告意识。
三、典型意义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规定,医护人员负有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及时报告的义务。医护人员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对及时发现、阻断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持续侵害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哪些属于疑似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情形,国家监委、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门《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高检发〔2020〕9号)进行了细化规定。其中,不满十四周岁女性未成年人怀孕、流产属于必须报告情形,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现此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医护人员强制报告不仅是帮助未成年人及时脱离危险的重要途径,也是发现犯罪、取证固证的重要手段。民营、公立医疗机构均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强制报告义务主体,均应严格落实强制报告法律规定。对于落实不力、瞒报、不报的,应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所属医疗机构依法追责。
王某故意伤害案
--报告奖励 不报告追责 奖惩并举压实强制报告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21年5月,马某某离婚后将其子岳某某(未成年人)接到男友王某家中居住。同年6月2日,马某某有事外出,将岳某某交由王某照看。因看到岳某某将厕纸装在裤兜里,王某先后用手打、脚踹等方式殴打岳某某,致其重伤。后岳某某被送至山东省临沭县某医院,医生王某甲、吴某甲先后为其治疗,但两名医生在发现岳某某伤情异常后均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6月8日,该院护士吴某乙将岳某某的情况反映给县妇联工作人员王某乙,吴某乙、王某乙二人在医院探视岳某某病情后,认为其可能遭受家庭暴力,遂决定报警,公安机关随即将王某抓获。8月22日,临沭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临沭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二、处理情况
临沭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的办理情况向县卫生健康局进行了通报。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医院对医生王某甲、吴某甲二人作出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深刻检讨,并取消二人2021年度评先树优资格的处分。同时,由于护士吴某乙及时报案,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惩处,被害儿童获得及时保护,临沭团县委授予吴某乙“临沭县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临沭县人民检察院建议县卫生健康局开展专项整改,对全县1300余名医务工作者进行培训,结合典型案例对医护人员的强制报告责任、应当报告的情形及注意事项等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医护人员主动报告的意识,形成“高度警惕、主动询问、如实记录、立即报告”的自觉。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层层签订《强制报告责任承诺书》和《强制报告责任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确保强制报告责任到岗到人。
三、典型意义
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外人难以发现的隐蔽侵害行为,医护人员强制报告对救助保护处于不法侵害中的未成年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切实落实强制报告要求,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医护人员在接诊受伤儿童时应认真查看伤情,询问受伤原因,特别是对多处伤、陈旧伤、新旧伤交替、致伤原因不一等情况,要结合医学诊断和临床经验,综合判断未成年人是否受到暴力侵害。认为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的,医护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对于发现侵害事实后瞒报不报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应当依法处分,严肃追责。对于因报告及时使犯罪分子依法受到惩处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法律和文件规定给予相关人员适当奖励。
陈某甲过失致人死亡案
--强化基层组织强制报告责任 靠前保护未成年人
一、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0日,上海市儿童医院在接诊3岁幼童陈某乙时,发现其死因可疑,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报案,同时报告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立案后,查明陈某乙系因被患精神疾病的母亲陈某甲强制喂饭导致呛饭后胃内容物反流致气管堵塞窒息死亡。2021年3月1日,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陈某甲提起公诉(陈某甲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同年3月19日,普陀区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陈某甲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经查,陈某甲住所地居民委员会通过计生统计和日常工作,知道陈某甲曾患有精神疾病,未婚生子,独自一人在家抚养孩子。居委会干部在家访中还发现陈某乙身上、脸上常有乌青,发育不良,陈某甲有强行给孩子喂饭、冬天只给穿一件背心等异常养育行为。但居委会对此未予重视,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向主管行政机关报告。
二、处理情况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陈某甲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问题后,向该居委会上级主管街道办事处制发了检察建议并召开检察建议公开宣告会,对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建议街道办事处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辖区工作人员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能力;开展专项行动,排摸辖区内强制报告线索;建立长效机制,设置专人负责强制报告事宜。针对强制报告制度社会知晓度不高问题,普陀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区妇联、公安、相关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等召开强制报告现场推进会,以真实案例深度解读强制报告制度。涉事街道在街道、居委会两级分别设置了专人专岗负责强制报告工作,建立滚动排查和线索报告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建立档案,专人跟进。2021年4月,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区卫健委等9部门联合签发《普陀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细则》,进一步形成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合力。
三、典型意义
居(村)委会作为一线基层组织,具有熟悉基层、了解群众的工作优势。居(村)委会切实履行强制报告责任对强化犯罪预防、保护未成年人,实现侵害未成年人早发现、早干预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报告。居(村)委会是法定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为充分履行强制报告职责,相关人员需要强烈的责任心、敏锐性和未成年人保护意识。特别是,发现未成年人“面临危险情形”时,一定要立即报告,及时干预制止,避免恶性案件发生,减小危害后果,做到“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检察机关应加强与街道、居(村)委会的沟通协作,帮助发现、解决问题,对存在明显问题或者多次指出不改正的,应通报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处分、追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八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八批)
(2022年10月10日)
案例一:
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江苏省南京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公司行政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撤销公司行政登记 再审检察建议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7日,江苏省南京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以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名义提交的《分公司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其中在《分公司登记申请书》申请人申明栏有“本公司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申请分公司登记,提交材料真实有效”等字样,并显示有“建设集团”印章;《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显示有“建设集团”印章。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材料依法进行了形式审查,认为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同日作出《分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2018年7月,建设集团发现集团名下多出一个“分公司”,经联系,案涉分公司负责人称,其从自称建设集团工作人员处取得授权,并获得全套注册登记材料。建设集团认为“分公司”授权材料系伪造,“分公司”则表示自己以授权材料登记设立的公司合法。双方发生纠纷,并均向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报案。其后,建设集团多次申请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设立登记但被拒绝。
2019年7月3日,建设集团将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诉至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该局撤销非法注册的分公司。法院认为,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审查认为申请设立登记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要求,依法核准登记,已尽到审查义务,并无不当;建设集团认为“分公司”申请设立登记“建设集团”的印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等系伪造,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判决驳回建设集团的诉讼请求。建设集团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建设集团向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查明,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于2020年7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分公司登记申请书》上的法定代表人“唐某”签名笔迹与唐某本人提供的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建设集团除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外,还向法院起诉案涉分公司侵害企业名称权纠纷。该分公司还涉及民间借贷、租赁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等多起纠纷,多名当事人诉至法院。建设集团因连带承担分公司的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够证明案涉分公司系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建设集团有注册登记分公司的意思表示,或曾参与该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本案判决确有错误,遂于2022年4月22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在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 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中,结合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相关要求,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评估认为,法律现已明确赋予行政机关调查职责,督促行政机关尽快撤销虚假注册登记,是帮助企业实质性解决问题最便捷的方式,遂于再审检察建议发出后,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进行会商,共同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会商认为:案涉分公司应予撤销,现因该公司登记地范围内公司登记职能划归某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局,应当由该局依法撤销设立登记。根据会商结果,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令某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本案。某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向该区审批局发出检察建议。2022年6月21日,某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局对案涉分公司依法作出撤销设立登记的行政决定。
【典型意义】
根据申请进行市场主体注册、变更、注销登记是行政机关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重要方式。国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后,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市场主体登记更为便捷。近年来出现少数人员恶意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的案件,损害了相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诚信。对于冒用他人名义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行政机关以形式审查为由不依法履行撤销职责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予以监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公司是否系恶意登记,应当结合全案事实,着重审查相关分公司设立人与总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综合认定。检察机关要强化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的联系与沟通,促进“放管服”改革后市场监督管理的跟进,尽快实质性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依法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案例二:
某纺织公司、某丝绸厂诉河南省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处罚 虚假广告 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某纺织公司、某丝绸厂系河南省某县两家澡巾企业,因存在市场竞争,二企业相互举报对方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推介澡巾产品的短视频存在虚假、夸大情形。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后,认定双方发布的视频均为虚假广告,并以“广告费用无法计算”对应的罚则分别对二企业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二企业不服行政处罚,分别起诉至某县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年7月19日,某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企业利用经营者个人短视频号,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宣传产品,其广告设计、制作、维护等费用均无法独立核算,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情形属于“广告费用无法计算”并无不当,且已考虑企业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事实而减轻了处罚,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分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二企业不服,申请再审被驳回。二企业向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某县检察院经调阅县法院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案件材料、与承办法官沟通、走访案件当事人,确定案件争议焦点为:案涉广告是否属于“广告费用无法计算”。为查明广告费用,检察机关委托某县价格认证中心对案涉广告价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广告费用分别为850元、450元。另查明:1.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本案处罚过程中,不认可行政相对人提交的费用凭证,未对案涉广告费用采取任何调查措施,亦未收集行政相对人故意隐瞒广告费用的相关证据,即认定案涉广告属于“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情形;2.案涉企业均系初次违法,在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处罚前,均已自行删除相关视频并积极配合执法工作,通过投放虚假广告,某丝绸厂直接获利金额为0元、某纺织公司直接获利金额为10元;3.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近三年来对广告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适用“广告费用无法计算”的标准不一,部分案件仅依据当事人陈述即认定广告费用进行三倍至五倍罚款,执法不规范。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案涉广告不属于“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情况,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处罚结果明显不合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遂向某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县法院采纳并启动再审程序。2022年5月31日,某县人民法院经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决及原处罚决定。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某县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争议化解工作会,一方面建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后续执法中,强化调查取证力度,统一裁量标准,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有据,同时充分考虑违法行为性质及危害程度,结合市场主体经营实际困难,力争行政处罚合理、适当;另一方面建议企业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市场活动,良性竞争,以产品质量赢得口碑和市场,同时,积极履行后续行政处罚义务,维护企业良好声誉。企业负责人当场表态,愿意履行新的行政处罚义务,共同推进“案结事了政和企顺”。
为进一步深化案件办理效果,长远保护某县传统行业发展,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某县人民检察院深入某纺织公司,召开“行政检察护航澡巾行业健康发展座谈会”,采取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全县近50家澡巾企业开展法律知识宣讲,使各企业进一步明确生产经营底线、树立良性竞争意识、凝聚集聚发展共识。
【典型意义】
民营企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为民营企业纾难解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减轻民营企业发展压力,需要多部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我国法律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于法院裁判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事实不清、过罚不相当等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及时纠正法院错误裁判,督促行政机关更新执法理念,统筹好执法工作和服务市场主体的关系,避免因行政处罚不当束缚民营企业发展,服务保障企业守法合规经营。
案例三:
岩某永等三人与云南省某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执行和解 景迈山申遗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云南省景迈山古茶林2013年1月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2年11月,某茶厂经某镇人民政府同意占用某镇景迈村(申遗核心区)土地扩建,同年,该项目被列为普洱市扩建及新建初制茶厂扶持项目。2013年某县自然资源局以违法占用土地对该茶厂立案调查,同年县自然资源局决定对案件中止调查。后经某镇人民政府、某镇景迈村委会同意,某茶厂恢复续建,2015年投入使用,之后又陆续建设了员工宿舍、品茶楼等建筑及其他设施。2019年2月,某县自然资源局以非法占地为由对茶厂三名实际经营者岩某永、刀某越、刀某红分别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共6300余平方米,拆除地上新建3700余平方米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罚款共13万余元。三人不服,先后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均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三人的诉讼请求。2021年某县自然资源局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同年5月,受某县人民政府委托,某县景迈山投资管理公司参照“奖励补偿”政策与茶厂的实际经营者签订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款700余万元。岩某永等三人自行拆除部分违法建筑,将存留的符合申遗要求的建筑提交申遗专家验收合格后,请求按协议内容兑现补偿款未果,遂于2021年11月向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因案涉地位于申遗核心区,该案的办理不仅涉及申遗大局,还涉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普洱市人民检察院、某县人民检察院一体化办案,对案件全面调查核实。经查阅卷宗、实地调查走访、询问当事人及案涉行政部门相关人员等查明:1.农用地的使用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某茶厂占用的土地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某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对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某县自然资源局逾期处罚行为导致茶厂损失进一步扩大;2.某县景迈山投资管理公司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违章建筑整改拆除过程中,参照带有“奖励性质”方式进行补偿,虽具有尊重历史遗留问题和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合理考量,但因程序欠完善,有违相关程序规定而无法兑付。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案涉茶厂是响应地方政府号召,为带动当地茶农发展,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鼓励下所建,所使用的土地均经某镇人民政府批准,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茶厂拆除部分建筑的损失应当得到补偿。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茶厂经营的影响,助力景迈山申遗工作顺利推进,检察机关多次与某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磋商、协调、释法说理,因势利导推动双方共同协商形成和解意向。在三级检察院合力推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及各方积极参与下,岩某永等三人与某县人民政府依据共同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建筑成本鉴定报告,就自行拆除的建(构)筑物建设成本补偿达成和解协议。
某县人民检察院向县自然资源局、某镇人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行政机关坚持执法为民,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某县自然资源局、某镇人民政府书面回复采纳检察建议,并表示将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全面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确保公正文明执法。
最终,某县景迈山投资管理公司按照第三方评估报告及时兑现了补偿款,岩某永等三人全心投入到茶厂经营。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责中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存在正当合理的信赖利益,要求予以保护的,应当依法予以支持。检察机关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应当主动融入地方申遗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大局,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推动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将司法办案与服务保障一流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相结合,依托基层政府搭建的磋商平台,恪守客观公正立场,依法保护企业信赖利益,帮助企业化解难题,有效、及时、稳妥化解争议,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案例四:
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行政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加处罚款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12日,江西省某市城市管理局因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在工程投标过程中实施违法行为,对该公司作出罚款32.4万余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建设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逾期未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该处罚决定书于10月15日送达建设公司。同年11月10日,建设公司向某市某县人民法院(注: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建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8月14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30日,建设公司向某市城市管理局缴纳32.4万余元罚款。
2021年10月15日,某市城市管理局认为建设公司逾期未履行加处罚款缴纳义务,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缴纳罚款所产生的加处罚款32.4万余元。10月27日某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建设公司不服提出执行异议,区法院于同年12月7日作出不予受理执行异议申请的裁定。建设公司以某区法院行政裁定违法为由,向某市某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区检察院依法受理。
为查明案件事实,检察机关调取了该案行政执法卷宗、行政裁判及行政执行案件卷宗。审查发现,某市城市管理局对加处罚款数额计算不当。建设公司确实存在逾期未缴罚款行为,但行政机关未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段剔除,导致加处罚款额计算错误,侵害了公司合法权益。2022年2月17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处罚的加处罚款在诉讼期间应否计算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加处罚款的数额在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区法院裁定执行的加处罚款数额包括了建设公司在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依法应予以剔除的数额,执行裁定不当,应当依法纠正。
区法院采纳检察建议,撤销原裁定,不准予执行加处罚款32.4万余元。某市城市管理局认为,全部不准予执行加处罚款不符合法律规定,遂申请复议,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撤销某区法院裁定,改为准予执行加处罚款24.3万余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作出后,检察机关向建设公司进行释法说理,建议其履行裁定义务,在今后严格依法规范经营。建设公司表示接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自愿息诉。
【典型意义】
加处罚款是行政机关运用较多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有利于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但错误计算加处罚款的期间,既影响到行政执法的严肃性,也损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处罚款未依法扣除不予计算期间侵害被执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政执行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制发检察建议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在监督履职中还应发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治理等功能作用,既监督纠正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又引导企业接受正确的司法裁判和合法的行政行为,加强自身管理做到合法经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案例五:
湖北省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李某等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社会治理 行政处罚 营商环境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5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省启动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同年7月,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某检测公司对该市城区范围内销售的电动车开展商品质量抽查检验。该检测公司对抽检的部分车型按随车合格证载明的执行标准进行检测后出具检验报告,结论为样品不合格。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遂于2018年7月26日决定立案,经过调查认为上述不合格电动车的经营主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分别对案涉不合格电动车的9个经营主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未销售的不合格电动车及违法所得并处以不同金额的罚款。
被处罚人之一李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经过复议及诉讼后向孝感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审查后提请抗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法过程中确有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尽规范之处,但相对人违法经营事实亦客观存在,案件不宜通过抗诉方式监督。遂将李某案及与该案相关的另外8件行政处罚案件线索移交某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某市人民检察院经调阅行政处罚卷宗和执行卷宗材料,询问行政执法人员,走访电动车生产公司,了解经营主体具体进货、退货数量,与案涉电动车经营主体沟通,了解其电动车经营情况等调查核实,查明: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因相同行为、以相同理由作出8件行政处罚决定中,对张某、董某的行政处罚按照货值金额3倍顶格处罚,其余案件均以货值金额2倍处罚;对杨某、付某的行政处罚处罚数量与当事人进货单据存在不一致,同时未予考虑当事人退货事实;实施行政处罚时,均未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对田某行政处罚案中,在田某对行政处罚提起诉讼未审结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审查认为:1.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同时、同地、同行为,违法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案件,适用不同处罚幅度存在不合理性。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实施行政处罚时,未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违反法律规定。3.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对进货数量核查不清、在当事人起诉未审结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查封期限届满后未及时作出处理决定也未解除查封等方面的问题。
2022年3月4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1.规范行政处罚执法活动,合理行使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2.更新执法理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单一处罚环节延伸为“教育、整改、处罚”的长链条;3.严格遵守执法程序,执法办案中准确把握法律界限,既严格依法执法,又充分考虑当前形势,特别是要考虑目前商户、经营者面临的难处,避免出现因执法不规范影响企业、商户的正常经营。
2022年4月8日,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回复,表示:1.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培训,组织执法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将制发的《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工作规定(试行)》落到实处;2.把执法重心从处罚为主转为教育为主,突出教育指导和责令改正为先,进一步贯彻落实《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清单》,对各类市场主体实施包容和审慎监管;3.进一步采取案件指导、跟岗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不断提升办案质效。
【典型意义】
同案同办、同案同罚是合理行政的题中之意,也是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办理市场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类案件,要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监督规范市场管理执法为着力点,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落脚点,通过办案督促行政机关统一裁量尺度,规范裁量权运行,让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产生合理预期,在同类案件中受到公平公正对待,促进法律预防、调整与引导功能的实现。
案例六:
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土地违法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土地执法查处 暂缓执行 公开听证
【基本案情】
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电公司”)未经依法批准,占用某村土地1978平方米建设风力发电机组,该宗地规划为城镇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20年11月4日,山东省某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给原使用权人;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以非法占地罚款人民币34845元。处罚决定书于当日向该公司送达。风电公司缴纳了罚款,逾期未履行其他处罚决定,且未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未履行。2021年1月5日,某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市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行政裁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给原使用权人”及“没收建筑物及设施”的处罚内容由某镇政府组织实施。
风电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经调取该案的行政处罚和法院裁判卷宗、到镇政府了解行政处罚执行情况及实地调查,查明:行政处罚决定和法院裁定并无不当,因执行难原因,非法占地建筑物仍未没收,非法占地状态仍未消除,企业整改进度较为缓慢;风电公司所建风力发电机组非法占地1978平方米,以草地、沟渠、林地为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风力发电项目是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每年发电量14000余万千瓦时,对该市风电产业发展影响较大。
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裁定的基础上,于2022年4月24日,向该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一方面,要求依法组织落实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处罚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宣告送达,进一步向镇政府释明要避免机械执行。2022年6月16日,某市人民检察院组织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乡镇政府召开公开听证,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及特邀检察官助理到场参加听证。听证主要围绕风电产业保护发展、加快消除违法状态、准确把握执行尺度等方面进行,最终形成了由某镇政府暂缓执行处罚决定,给予企业一定宽限期,企业加快审批进度落实整改的执行方案。另外,针对企业未批先建的违法情形,某市人民检察院向其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建议企业进行排查整改。某镇政府表示,根据听证会意见,考虑企业发展现状和前景,愿意配合企业消除违法状态,同意暂缓执行处罚决定。自然资源部门对该执行方案予以认同,表示全力配合企业做好用地审批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该项目用地目前已依法履行了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告听证、办理补偿登记、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相关程序,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符合有关规定,已经层报山东省政府审批。同时,案涉企业目前已进行全面排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设置专岗进行专项督导。
【典型意义】
办理涉企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检察机关要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依法能动履职,在依法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未批先建的招商引资项目,要综合考虑案涉企业发展、违法状态以及整改情况等各种因素,与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形成工作合力,帮助企业做好用地审批等相关工作,努力寻求土地资源保护和破解企业发展“困局”的最大公约数,避免企业因不当强制执行措施陷入生产经营困境,护航企业健康发展,服务保障实体经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
(法发〔2020〕33号)
为公正审理案件,依法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阻遏侵权行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加强适用保全措施
1.对于侵害或者即将侵害涉及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热播节目等知识产权以及在展会上侵害或者即将侵害知识产权等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行为,权利人申请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并作出裁定。
2.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既申请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又申请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及时审查。
3.权利人有初步证据证明存在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且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并作出裁定。涉及较强专业技术问题的证据保全,可以由技术调查官参与。
4.对于已经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被诉侵权产品或者其他证据,被诉侵权人擅自毁损、转移等,致使侵权事实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权利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属于法律规定的妨害诉讼情形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二、依法判决停止侵权
5.对于侵权事实已经清楚、能够认定侵权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先行判决停止侵权。
6.对于假冒、盗版商品及主要用于生产或者制造假冒、盗版商品的材料和工具,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证明存在上述物品并请求迅速销毁的,除特殊情况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在商业渠道之外处置主要用于生产或者制造假冒、盗版商品的材料和工具,尽可能减少进一步侵权的风险;侵权人请求补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依法加大赔偿力度
7.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举证妨碍、调查取证、证据保全、专业评估、经济分析等制度和方法,引导当事人积极、全面、正确、诚实举证,提高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充分弥补权利人损失。
8.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运用当事人提供的来源于工商税务部门、第三方商业平台、侵权人网站、宣传资料或者依法披露文件的相关数据以及行业平均利润率等,依法确定侵权获利情况。
9.权利人依法请求根据侵权获利确定赔偿数额且已举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其掌握的侵权获利证据;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未按要求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10.对于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依法支持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对于故意侵权行为的威慑作用。
11.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合理确定法定赔偿数额。侵权行为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利巨大的,为充分弥补权利人损失,有效阻遏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接近或者达到最高限额确定法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从高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侵权人是否存在侵权故意,是否主要以侵权为业,是否存在重复侵权,侵权行为是否持续时间长,是否涉及区域广,是否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破坏环境资源或者损害公共利益等。
12.权利人在二审程序中请求将新增的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纳入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查。
13.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案情复杂程度、工作专业性和强度、行业惯例、当地政府指导价等因素,根据权利人提供的证据,合理确定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律师费用。
四、加大刑事打击力度
14.通过网络销售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应当综合考虑网络销售电子数据、银行账户往来记录、送货单、物流公司电脑系统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定。
15.对于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在特定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以及因侵犯知识产权受到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
16.依法严格追缴违法所得,加强罚金刑的适用,剥夺犯罪分子再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已于2018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3月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3月3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
2018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4次会议通过,
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
自2018年3月30日起施行 法释〔201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就如何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用铅、铅合金或者其他金属加工的气枪弹)行为定罪量刑的问题提出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二、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气枪铅弹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气枪铅弹的数量、用途以及行为人的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14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14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审慎冻结企业基本账户等规则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所涉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问题。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从依法保全、确保监管资金用于商品房开发等角度对人民法院的保全、执行行为进行规范,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有关项目建设,切实保护购房人与债权人合法权益。该规范还同时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相关商业银行职责,切实实现相关部门联动,通过强化行政部门的监管,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依法、依规用于预售商品房项目建设,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稳定。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该规范较好平衡了购房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我们将继续监督指导地方法院贯彻落实好该通知精神。
关于企业银行基本账户能否保全问题,目前缺乏法律规定,执行实务领域存在不同做法,理论研究存在认识分歧。最高人民法院非常重视您的建议,已经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将继续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理念指引,切实提高全国法院执行干警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意识。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找准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要工作的结合点,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坚持比例原则,尽量避免和纠正在对企业银行结算账户采取保全措施时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维护社会经济、金融秩序平稳发展。
二是强化理论研究,力争尽快厘清所涉银行基本账户保全问题的理论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将以目前全国人大正在起草出台强制执行法为契机,强化所涉强制执行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配合强制执行法出台和贯彻实施,及时对包括企业基本账户保全问题在内的所涉疑难执行问题研究出台规范性意见,为全国法院对涉企业基本账户采取保全措施提供可操作性的规范依据。
三是强化典型引领,加强指导性案例和经验做法的发布推广工作,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对涉企业基本账户采取保全措施时提供案例指引。我们完全赞同您推广厦门中院典型做法的建议,将适时对厦门中院及其他地方法院的经验做法进行调研、总结、提炼,向全国其他法院推广。
四是强化信访监督工作,加强对企业基本账户采取保全行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个案监督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将依托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案件“接访即办”工作机制的意见》,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保全企业基本账户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问题的案件,监督指导相关法院以服务大局、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为指引,依法妥善处理,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依法实现平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2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24号建议的答复
刘璠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急需提高检察干警培训实效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完善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充实师资队伍、增强考评刚性等提高检察干警培训实效的建议,针对性很强、很有必要,也是我院不断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我院积极制定检察干警培训计划、创新培训形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培训全员规模化与专业化,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一、重视顶层设计,以制定培训规划引领工作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制定下发《“十三五"时期检察教育培训规划》,以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完善分层分类分岗培训大纲,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具有检察特色的教育培训体系,大力提高检察队伍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注重在职务晋升、薪酬待遇、荣誉激励等方面全面体现能力和业绩导向,积极构建素能培训、业绩考核、选拔任用“三位一体"管理机制,促进以岗位素能基本标准为指引的正规化培训,确立教学练战一体化工作机制,检察教育培训正规化专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培训针对性、实效性明显增强。
二、引入先进理念,以研制素能标准推动精准培训。根据《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精神,我院于2014年启动检察机关岗位素能基本标准研制工作,2016年3月出台《检察机关岗位素能基本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成果包括检察机关岗位素能通用标准、10类检察业务岗位专业标准、236个素质能力项目。《标准》首次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胜任力模型原理与方法应用到司法领域,是一个集法律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等素能要求的规范化标准体系,是建设过硬检察队伍的基本依据和检验标尺,为专业选才提供标准化内容,为人才培养和教育培训提供评价尺度和工作依据,助推检察教育培训精准发力。
三、不断探索创新,以推广实训模式增强培训实效。2010年启动检察机关业务技能实训试点工作,探索推行注重实战、练战一体的检察特色新模式。该模式既注重发挥集中培训、专题讲座等传统模式的优势,又加强研讨交流和互动教学,推动培训从课堂向外有效延伸,是集中授课、研讨交流和实战实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坚持以实训促进实战能力提高,推行“检察教官+实战训练+双向互动式教学",紧密结合修改后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新法的实施,积极开展岗位练兵、业务竞赛活动,扎实开展案例评析、庭审观摩评议、优秀法律文书评选等贴近实战的技能实训活动,强力推动教育培训从理论向实践转变、由知识传授向技能训练转变。通过总结实训试点经验,2015年开始推行特色培训基地建设,经过两批评选,现已确定北京、上海等6个,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5类特色培训基地,效果良好。
四、加强检校合作,以落实“双千计划"带动人才培养。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10号),制定《卓越检察人才培养实施意见》,加强检校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2013年以来,检察人员到高等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共有254人,参与讲授检察业务课程、举办实务讲座和学术研讨,其中有21人被评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各级检察机关以此为契机,主动与相关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全国已有40多所高校与检察机关建立了互挂互派与合作交流关系。
五、发挥网络优势,以建设中检网院丰富培训形式。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发建设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扩大优质教学资源覆盖面。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于2016年9月正式上线,目前部署综合类课程205门,检察业务类课程61门,网院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面向所有检察人员开放。采用三分屏在线学习模式,学员在观看课程视频、讲义的同时,还可以在线做笔记,可以根据学员不同培训需求,灵活开展网络培训工作,创新培训方式,满足学员个性化培训需求。
六、树立品牌意识,以评选精品课程提升培训质量。为促进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大力加强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建设,2011年、2012年相继出台指导意见和评选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和全国检察精品课程评选活动。截至2016年,共开展三期精品课程评选,评选出精品课程106门,精品提名课程111门,初步形成涵盖各类检察业务的课程体系。各省级检察院持续加大课程建设开发力度,组织本地区精品课程评选,进一步丰富课程资源,并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牵引,带动师资、教材、特色基地建设,为提升培训质量奠定扎实基础。
为持续有效提高检察干警培训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重点准备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研究修订《检察官培训条例》。2007年,高检院制定出台《检察官培训条例》,对推进检察官培训科学化、制度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官教育培训面临许多新形势新要求,拟依据《2011-2020年检察教育培训改革指导意见》和《“十三五"时期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规划》,结合《检察机关岗位素能基本标准》,对《条例》进行修订。总结吸收近年来检察教育培训创新工作经验,对培训类型、培训方式方法、组织机构、培训师资、课程建设等进行规范,建立检察官培训、考核、任用“三位一体"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增强制度的刚性,从制度设计上为增强培训实效奠定基础。
二是推进岗位素能标准应用实施。组织开展检察机关岗位素能基本标准及应知应会技能手册的学习实践活动,将素能标准融入岗位练兵及各项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开展岗位素能基本标准测评试点工作,掌握检察人员素能状况,有针对性完善教育培训和管理开发的措施。启动司法行政人员等类别岗位素能基本标准研制工作,在十类检察业务岗位素能标准基础上研究制定其它类别核心岗位的素能基本标准,构建完善的涵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所有核心岗位的标准体系。
三是全面开展分层分类分岗培训。认真实施“十三五"时期检察教育培训规划,逐级明确任务,按照分类管理要求,全面开展分层分类分岗培训,重点强化对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专项业务培训。组织开展新一轮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轮训,开展对检察机关新任领导干部、新入额检察官任职资格培训和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举办地市级和县级检察院新任检察长培训班,指导省级院定期开展新入额检察官任职资格培训。
四是不断深化教育培训方式改革。从解决检察人员实际问题出发,深入改革,大胆创新,丰富培训内容、改进培训形式。推广实战化培训模式,广泛运用现场教学、情景模拟、案例研讨、拓展训练等参与式、体验式实训教学方式,鼓励开展以学员为主体的经验分享式、开放式培训。推行案例分步推演式培训模式,按照案件办理流程、步骤和方式方法进行实战推演教学。探索加强定制式培训,以检察人员素能“短板"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主题设计培训课程,注重优化检察人员知识结构,拓宽公共安全、社会管理、舆情应对、心理调适、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领域知识培训。
五是深化教育培训信息化建设。牢固树立“互联网+"理念,健全“网络+培训"机制,推动信息化与检察教育培训深度融合。以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建设为龙头,搭建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平台,形成统一、开放、兼容的全国检察教育网络体系,广泛开展网络培训和远程教育,惠及更多检察人员。将线上线下有机结合,通过互联网开展定制培训、自主选学等个性化、差异化培训,满足检察人员不同的学习需求。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线下培训的运用,把12309平台、视频接访系统、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与教育培训融合起来,增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精准培训的能力。
六是持续加强培训基础建设。坚持把师资培养作为检察教育培训的第一要素和核心资源,狠抓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制定实施检察机关专兼职教师管理使用办法,通过在职进修、考察调研、挂职锻炼、跟案学习等方式,提高专职教师业务水平。积极开展检校合作,树立开放办学理念,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检校互动力度。深化检察官教检察官制度,推动领导干部、业务专家、模范检察官上讲台。“十三五"时期,重点培养100名以上优秀培训教师。完善全国检察系统、省级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师资库,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共享。强化品牌意识,2017年拟组织第三批全国特色培训基地考评和第四批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评选,发挥品牌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检察教育培训基础建设全面提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中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安排,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举措。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推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就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与创业板相关案件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认识,增强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
1.充分认识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改革工作。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证券采取注册制,并确定分步实施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改革。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中央推进“双区驱动”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落地的关键一步。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双区驱动”战略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以贯彻证券法为契机,依法妥善审理与创业板有关的各类案件,为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2.准确把握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总体安排。本次改革是在借鉴科创板改革经验基础上对创业板进行的系统性改革工程,改革思路核心是“一条主线”“三个统筹”。“一条主线”,即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提高透明度和真实性,由投资者自主进行价值判断,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三个统筹”:一是统筹推进创业板改革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坚持创业板与其他板块错位发展,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二是统筹推进试点注册制与其他基础制度建设,对创业板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实施一揽子改革措施,增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能力。三是统筹推进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包容存量,稳定存量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预期。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证券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通过司法审判推动形成市场参与各方依法履职、归位尽责及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良好市场生态,为投资者放心投资、市场主体大胆创新创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积极主动作为,依法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推进
3.对实行注册制创业板上市公司所涉有关证券民商事案件试点集中管辖。按照改革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履行创业板股票发行审核职责。为统一裁判标准,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推进,对在创业板以试点注册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所涉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试点集中管辖。
4.保障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依法实施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除在前端进行发行上市制度改革外,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还需对再融资、并购重组、交易、退市等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进行完善。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司法审判,通过统一法律适用保障各项改革举措有效实施。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经法定程序制定的、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创业板发行、上市、持续监管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案件时依法参照适用。对于证券交易所所涉行政与民事纠纷,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证券交易所听证、复核等程序表达诉求,寻求救济。严格执行证券法有关保障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的有关规定,依法落实证券交易所正当自律监管行为民事责任豁免原则。
5.全面参照执行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的各项司法举措。为服务保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专门司法文件,提出了17条专门司法保障举措。本次创业板改革,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创业板相关案件时,要增强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本意见未规定的,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9〕17号)。为更好地发挥司法政策对注册制改革的保障作用,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未规定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审理涉科创板相关案件时参照适用本意见规定。
三、做到“零容忍”,依法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成本
6.依法从严惩处证券犯罪活动。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修改工作,支持依法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做好新旧法适用衔接工作。依法加大惩治证券违法犯罪力度,依法从严惩处在创业板申请发行、注册等各环节滋生的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对于发行人与中介机构合谋串通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及发行审核、注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或者接受利益输送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从严惩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金融犯罪分子,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及时修改完善内幕交易等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适时发布人民法院从严惩处证券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刑事责任追究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
7.依法判令违法违规主体承担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民事责任。在证券民商事案件审理中,要严格执行证券法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厘清不同责任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责任边界,区分不同阶段信息披露的不同要求,严格落实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和证券中介机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核查把关责任。在审理涉创业板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时,司法审查的信息披露文件不仅包括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重组报告书等常规信息披露文件,也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审核问询的每一项答复和公开承诺。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应当依法判令承担欺诈发行民事责任。准确把握保荐人对发行人上市申请文件等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全面核查验证的注意义务标准,在证券服务机构履行特别注意义务的基础上,保荐人仍应对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风险进行客观中立的实质验证,否则不能满足免责的举证标准,以进一步压实证券中介机构责任。严格落实证券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违法违规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民事赔偿款和缴纳罚款、罚金、违法所得时,其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8.依法保障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实施。人民法院是贯彻落实证券法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责任主体,要认真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5号),充分发挥证券集体诉讼震慑证券违法和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功能。在司法办案中,要立足于畅通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两大价值导向,鼓励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证券代表人诉讼各项程序安排。大力开展证券审判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证券案件网上无纸化立案,依托信息平台开展代表人诉讼公告、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等群体性诉讼事项;依法加强与证券交易登记数据的信息对接,为损失赔偿数额计算、赔偿款项发放等提供支持,提高办案效率。进一步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沟通协调,依法保障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地位和权利,依法维护被代表投资者的合法权利,确保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行稳致远。
9.持续深化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依托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机制作用,完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诉调对接、先行赔付的方式及时化解证券纠纷,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完善示范判决机制,简化平行案件的审理,持续健全“示范判决+委托调解”机制。强化证券纠纷在线调解,加强与证券调解组织的协同配合,构建立体化、多维度的纠纷解决机制。
10.依法妥善处理好创业板改革新旧制度衔接问题。与科创板新设立不同,本次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在交易制度、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以及退市制度方面的改革,与创业板存量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创业板改革中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尊重创业板新旧制度衔接的制度规则,审慎评估、依法处理新旧制度衔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纠纷,保障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平稳实施。认真研究创业板改革过程中因公司治理、并购重组等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44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7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现将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及赵某、徐某某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案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73-76号)作为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
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及赵某、徐某某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案
(检例第73号)
【关键词】
单位犯罪 追加起诉 移送线索
【要旨】
人民检察院在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时,如果认为相关单位亦涉嫌犯罪,且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与监察机关沟通,可以依法对犯罪单位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遗漏同案犯或犯罪事实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依法处理。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全额拨款的国有事业单位。
被告人赵某,男,某县图书馆原馆长。
被告人徐某某,男,某县图书馆原副馆长。
(一)单位受贿罪
2012年至2016年,为提高福利待遇,经赵某、徐某某等人集体讨论决定,某县图书馆通过在书籍采购过程中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方式,收受A书社梁某某、B公司、C图书经营部潘某某所送人民币共计36万余元,用于发放工作人员福利及支付本单位其他开支。
(二)私分国有资产罪
2012年至2016年,某县图书馆通过从A书社、B公司、C图书经营部虚开购书发票、虚列劳务支出、采购价格虚高的借书卡等手段套取财政资金63万余元,经赵某、徐某某等人集体讨论决定,将其中的56万余元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本单位工作人员。
(三)贪污罪
2015年,被告人徐某某利用担任某县图书馆副馆长,分管采购业务的职务之便,通过从C图书经营部采购价格虚高的借书卡的方式,套取财政资金3.8万元归个人所有。
【检察工作情况】
(一)提前介入提出完善证据体系意见,为案件准确定性奠定基础。某县监察委员会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赵某立案调查,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后,通过梳理分析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完善证据的意见。根据检察机关意见,监察机关进一步收集证据,完善了证据体系。2018年9月28日,县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以赵某涉嫌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移送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二)对监察机关未移送起诉的某县图书馆,直接以单位受贿罪提起公诉。某县监察委员会对赵某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某县图书馆作为全额拨款的国有事业单位,在经济往来中,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情节严重,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与监察机关充分沟通,2018年11月12日,县人民检察院对某县图书馆以单位受贿罪,对赵某以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提起公诉。
(三)审查起诉阶段及时移送徐某某涉嫌贪污犯罪问题线索,依法追诉漏犯漏罪。检察机关对赵某案审查起诉时,认为徐某某作为参与集体研究并具体负责采购业务的副馆长,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以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在审查供书商账目时发现,其共有两次帮助某县图书馆以虚增借书卡制作价格方式套取财政资金,但赵某供述只套取一次财政资金用于私分,检察人员分析另一次套取的3.8万元财政资金很有可能被经手该笔资金的徐某某贪污,检察机关遂将徐某某涉嫌贪污犯罪线索移交监察机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后,通过进一步补充证据,查明了徐某某参与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以及个人贪污的犯罪事实。2018年11月16日,县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以徐某某涉嫌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移送县人民检察院起诉。2018年12月27日,县人民检察院对徐某某以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提起公诉。
2018年12月20日,某县人民法院以单位受贿罪判处某县图书馆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9年1月10日,某县人民法院以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对单位犯罪可依法直接追加起诉。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对于单位犯罪案件,监察机关只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移送起诉,未移送起诉涉嫌犯罪单位的,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与监察机关沟通,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可以依法直接提起公诉。
(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遗漏同案犯或犯罪事实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依法处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如果发现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遗漏同案职务犯罪人或犯罪事实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依法处理。如果监察机关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限内调查终结移送起诉,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并案起诉;如果监察机关不能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限内调查终结移送起诉,或者虽然移送起诉,但因案情重大复杂等原因不能及时审结的,也可分案起诉。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四条
李华波贪污案
(检例第74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犯罪嫌疑人到案 程序衔接
【要旨】
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办理。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生效后,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办理,并与原没收裁定程序做好衔接。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华波,男,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
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间,李华波利用担任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管理该县基本建设专项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该股副股长张庆华(已判刑)、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已判刑)等人,采取套用以往审批手续、私自开具转账支票并加盖假印鉴、制作假银行对账单等手段,骗取鄱阳县财政局基建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除李华波与徐德堂赌博挥霍及同案犯分得部分赃款外,其余赃款被李华波占有。李华波用上述赃款中的人民币240余万元为其本人及家人办理了移民新加坡的手续及在新加坡购置房产;将上述赃款中的人民币2700余万元通过新加坡中央人民币汇款服务私人有限公司兑换成新加坡元,转入本人及妻子在新加坡大华银行的个人账户内。后李华波夫妇使用转入个人账户内的新加坡元用于购买房产及投资,除用于项目投资的150万新加坡元外,其余均被新加坡警方查封扣押,合计540余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2600余万元)。
【检察工作情况】
(一)国际合作追逃,异地刑事追诉。2011年1月29日,李华波逃往新加坡。2011年2月13日,鄱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李华波立案侦查,同月1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李华波决定逮捕。中新两国未签订双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经有关部门充分沟通协商,决定依据两国共同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司法协助互惠原则,务实开展该案的国际司法合作。为有效开展工作,中央追逃办先后多次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由监察、检察、外交、公安、审判和司法行政以及地方执法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开展工作。因中新两国最高检察机关均被本国指定为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其中6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组团与新方进行工作磋商,拟定李华波案国际司法合作方案,相互配合,分步骤组织实施。
2011年2月23日,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对李华波发布红色通报,并向新加坡国际刑警发出协查函。2011年3月初,新加坡警方拘捕李华波。随后新加坡法院发出冻结令,冻结李华波夫妇转移到新加坡的涉案财产。2012年9月,新加坡总检察署以三项“不诚实盗取赃物罪”指控李华波。2013年8月15日,新加坡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对李华波的所有指控罪名成立,判处其15个月监禁。
(二)适用特别程序,没收违法所得。李华波贪污公款9400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同案犯供述等予以证明。根据帮助李华波办理转账、移民事宜的相关证人证言、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新加坡警方提供的《事实概述》、新加坡法院签发的扣押财产报告等证据,能够证明被新加坡警方查封、扣押、冻结的李华波夫妇名下财产,属于李华波贪污犯罪违法所得。
李华波在红色通报发布一年后不能到案,2013年3月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李华波违法所得申请。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认定李华波涉嫌重大贪污犯罪,其逃匿新加坡后被通缉,一年后未能到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新加坡警方扣押的李华波夫妇名下财产共计540余万新加坡元,均系李华波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相关人员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没收裁定生效。2016年6月29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将扣押的李华波夫妇名下共计540余万新加坡元涉案财产全部返还中方。
(三)迫使回国投案,依法接受审判。为迫使李华波回国投案,中方依法吊销李华波全家四人中国护照并通知新方。2015年1月,新加坡移民局作出取消李华波全家四人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决定。2015年2月2日,李华波主动写信要求回国投案自首。2015年5月9日,李华波被遣返回国,同日被执行逮捕。2015年12月30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以李华波犯贪污罪,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月2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李华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除同案犯徐德堂等人已被追缴的赃款以及依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裁定没收的赃款,剩余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指导意义】
(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贪污贿赂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办理。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促进追赃追逃工作开展。
(二)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生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依照特别程序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作出没收裁定生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向原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在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办理案件过程中,要与原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做好衔接。对扣除已裁定没收财产后需要继续追缴违法所得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审查提出意见,由人民法院判决后追缴。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14日修正)第十七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金某某受贿案
(检例第75号)
【关键词】
职务犯罪 认罪认罚 确定刑量刑建议
【要旨】
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切实履行主导责任,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要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一般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基本案情】
被告人金某某,女,安徽省某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2007年至2018年,被告人金某某在担任安徽省某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建工程项目、销售医疗设备、销售药品、支付货款、结算工程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61.1万元、4000欧元。
【检察工作情况】
(一)提前介入全面掌握案情,充分了解被调查人的认罪悔罪情况。安徽省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金某某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安徽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的证据材料进行初步审查,认为金某某涉嫌受贿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同时注意到,金某某到案后,不但如实交代了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受贿17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98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真诚认罪悔罪,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并已积极退缴全部赃款。初步判定本案具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条件。
(二)检察长直接承办,积极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安徽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后,于2019年1月16日以金某某涉嫌受贿罪移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起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于同月29日将案件交由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为承办人办案。经全面审查认定,金某某受贿案数额特别巨大,在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有重大影响,但其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全部退赃,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条件,检察机关经慎重研究,依法决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
(三)严格依法确保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合法性。一是及时告知权利。案件移送起诉后,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次讯问时,告知金某某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相关法律规定,加强释法说理,充分保障其程序选择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二是充分听取意见。切实保障金某某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就金某某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轻处罚建议,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等,充分听取金某某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三是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金某某虽然犯罪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其自监委调查阶段即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尤其是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坦白情节;且真诚悔罪,认罪彻底稳定,全部退赃,自愿表示认罪认罚,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相应从宽,检察机关综合上述情况,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四是签署具结书。金某某及其辩护律师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在辩护律师见证下,金某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9年3月13日,淮北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金某某犯受贿罪,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判处金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并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2019年4月10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本案。经过庭审,认定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某某犯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采纳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金某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指导意义】
(一)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效果,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工作。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检察机关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
(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切实履行主导责任。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即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性质、情节、被调查人态度等基本情况,初步判定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移送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法律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选择权。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及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同时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听取意见。
(三)依法提出量刑建议,提升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果。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职务犯罪案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对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一般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
张某受贿,郭某行贿、职务侵占、诈骗案
(检例第76号)
【关键词】
受贿罪 改变提前介入意见 案件管辖 追诉漏罪
【要旨】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应认真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把握案件定性,依法提出提前介入意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仍应严格审查,提出审查起诉意见。审查起诉意见改变提前介入意见的,应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如该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在征得相关机关同意后,可以直接追加起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北京市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环卫所原副所长。
被告人郭某,女,北京某物业公司原客服部经理。
2014年11月,甲小区和乙小区被北京市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确定为环卫项目示范推广单位。按照规定,两小区应选聘19名指导员从事宣传、指导、监督、服务等工作,政府部门按每名指导员每月600元标准予以补贴。上述两小区由北京某物业公司负责物业管理,两小区19名指导员补贴款由该物业公司负责领取发放。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郭某在担任该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期间,将代表物业公司领取的指导员补贴款共计人民币33.06万元据为己有。郭某从物业公司离职后,仍以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名义,于2017年6月、9月,冒领指导员补贴款共计人民币6.84万元据为己有。2014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张某接受郭某请托,利用担任某街道办事处环卫所职员、副所长的职务便利,不严格监督检查上述补贴款发放,非法收受郭某给予的人民币8.85万元。2018年1月,张某担心事情败露,与郭某共同筹集人民币35万元退还给物业公司。2018年2月28日,张某、郭某自行到北京市东城区监察委员会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检察工作情况】
(一)提前介入准确分析案件定性,就法律适用及证据完善提出意见。调查阶段,东城区监委对张某、郭某构成贪污罪共犯还是行受贿犯罪存在意见分歧,书面商请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主张认定二人构成贪污罪共犯的主要理由:一是犯罪对象上,郭某侵占并送给张某的资金性质为国家财政拨款,系公款;二是主观认识上,二人对截留的补贴款系公款的性质明知,并对截留补贴款达成一定共识;三是客观行为上,二人系共同截留补贴款进行分配。
检察机关分析在案证据后认为,应认定二人构成行受贿犯罪,主要理由:一是主观上没有共同贪污故意。二人从未就补贴款的处理使用有过明确沟通,郭某给张某送钱,就是为了让张某放松监管,张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就是因为收受了郭某所送贿赂,而非自己要占有补贴款。二是客观上没有共同贪污行为。张某收受郭某给予的钱款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正是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对于郭某侵占补贴款,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张某主观上有明确认识,郭某也从未想过与张某共同瓜分补贴款。三是款项性质对受贿罪认定没有影响。由于二人缺乏共同贪占补贴款的故意和行为,不应构成贪污罪共犯,而应分别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并应针对主客观方面再补强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将法律适用和补充完善证据的意见书面反馈给东城区监委。东城区监委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意见,补充证据后,以张某涉嫌受贿罪、郭某涉嫌行贿罪,于2018年11月12日将两案移送起诉。
(二)审查起诉阶段不囿于提前介入意见,依法全面审查证据,及时发现漏罪。案件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全面严格审查在案证据,认为郭某领取和侵吞补贴款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郭某作为上述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利用领取补贴款的职务便利,领取并将补贴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第二阶段,郭某从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岗位离职后,仍冒用客服部经理的身份领取补贴款并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提起公诉直接追加指控罪名,法院判决予以确认。检察机关在对郭某行贿案审查起诉时发现,郭某侵吞补贴款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符合起诉条件。经与相关机关沟通后,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追加认定郭某构成职务侵占罪、诈骗罪。
2018年12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以受贿罪提起公诉;对郭某以行贿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提起公诉。2019年1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行贿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一千元。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审查起诉意见与提前介入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时,已对证据收集、事实认定、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仍应依法全面审查,可以改变提前介入意见。审查起诉意见改变提前介入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
(二)对于监察机关在调查其管辖犯罪时已经查明,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追加起诉。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如该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经征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意见后,没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直接追加起诉;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并说明理由,建议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三)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准确区分受贿罪和贪污罪。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后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使非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财物的,如该财物又涉及公款,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一要看主观上是否对侵吞公款进行过共谋,二要看客观上是否共同实施侵吞公款行为。如果具有共同侵占公款故意,且共同实施了侵占公款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共犯;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侵占公款故意,只是收受贿赂后放弃职守,客观上使非国家工作人员任意处理其经手的钱款成为可能,应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行贿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同时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
(法发〔2022〕16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促进司法公信、服务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大力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多元解纷、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和司法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积极应用区块链平台服务社会治理、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二) 总体目标。到2025年,建成人民法院与社会各行各业互通共享的区块链联盟,形成较为完备的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标准体系,数据核验、可信操作、智能合约、跨链协同等基础支持能力大幅提升;区块链在多元解纷、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和司法管理工作中得到全面应用,有效促进司法公信,提升司法效率,强化廉洁司法;司法区块链跨链联盟融入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实现与政法、工商、金融、环保、征信等多个领域跨链信息共享和协同,主动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经济社会治理、风险防范化解和产业创新发展,助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数字中国和诚信中国建设,形成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模式,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 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统筹、注重协同联动。依法依规加强区块链基础设施统筹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审判执行工作需要,开展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顶层设计,加强与各行各业跨链协同应用模式研究,促进多方数据共享和协同应用。
坚持开放共享、注重标准先行。建设与社会各行各业互通共享的区块链联盟,形成共性基础技术支持能力,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技术标准体系,为跨部门节点接入、跨行业数据共同维护和利用提供规范化服务。
坚持应用牵引、注重创新发展。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和服务社会治理为牵引,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持续推进区块链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不断提高跨领域自动执行能力。
坚持安全可靠、注重有序推进。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着力提升上链数据和智能合约的准确可控水平,确保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推动形成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稳中求进、有序发展、安全可靠的应用生态。
二、 人民法院区块链平台建设要求
(四) 加强区块链应用顶层设计。遵照法律规范要求,按照内外部高效协同的总体思想,针对法院业务应用和服务社会治理协同应用需求,系统开展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的场景设计。针对内、外网协同应用需求,形成全国统一、支持跨网系、跨链协同司法应用的区块链总体建设方案。
(五) 持续推进跨链协同应用能力建设。针对主动服务经济社会治理和司法业务应用场景,构建基于分布式标识、互联互通、跨链互信的区块链联盟基础设施,有效整合执行区块链已有建设成果,充分发挥联盟链技术特点,加强司法区块链平台与各行业区块链平台跨链联盟建设,持续提升协同能力。
(六) 提升司法区块链技术能力。联合优势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开放共享的全国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提高数据核验、可信操作、智能合约、跨链协同等基础技术能力,支持各级人民法院基于司法链平台开展业务创新应用。
(七) 建设互联网司法区块链验证平台。基于全国司法区块链平台数据,在互联网端建设司法区块链验证平台,支持当事人等相关主体对调解数据、电子证据、诉讼文书等司法数据进行真伪核验。
(八) 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健全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为与相关领域区块链平台和节点接入互通、共享协同提供技术指引和标准接口支持。
三、 充分运用区块链数据防篡改技术,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九) 保障司法数据安全。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电子档案、司法统计报表、案件结案状态等司法数据上链存储,确保司法数据防篡改,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十) 保障电子证据可信。健全完善区块链平台证据核验功能,支持当事人和法官在线核验通过区块链存储的电子证据,推动完善区块链存证的标准和规则,提升电子证据认定的效率和质量。
(十一) 保障执行操作合规。推动执行案件信息、当事人信息、组织机构信息、执行通知、财产查控、财产处置、案款收发、信用惩戒、执法取证、执行互动、案件报结、卷宗归档等数据和操作上链存证,常态化开展执行全业务流程操作安全审计,进一步规范执行操作行为,探索开展执行查控等敏感操作在线闭环验证,确保可靠无误。
(十二) 保障司法文书权威。推动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执在司法区块链平台统一存储,支持在互联网端查验送达文书,保证送达全流程安全可靠,维护司法权威。
四、 充分发挥区块链优化业务流程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司法效率
(十三) 支持立案信息流转应用。建立立案登记材料分级分类自动流转业务规则,支持在材料提交限定期满后案件实现分级分类自动立案,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提高立案效率。
(十四) 支持调解与审判流程衔接应用。建立调解协议不履行自动触发审判立案、执行立案等业务规则和智能合约程序,增强调解程序司法权威,支持多元纠纷化解。
(十五) 支持审判与执行流程衔接联动。全面推进审判与执行办案系统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探索建立裁判文书不履行自动触发执行立案等业务规则和联动机制,优化审执衔接,畅通信息流转,减少重复工作,支持切实破解执行难。
(十六) 支持提升执行效率。探索建立符合条件的执行案件自动发起查询、冻结、扣划以及执行案款自动发放智能合约机制,在确保程序合规的前提下简化审批环节;建立对统查财产线索足额终本案件、对不履行义务的执行和解案件,无需单独提起立案流程即可自动立案恢复执行的智能合约机制。
(十七) 支持执行干警便捷办案。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动网络查控、评估拍卖、案款收发、失信限消、事项委托、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等向移动端延伸,形成去中心化、去网系化、去系统化的数据串联,方便执行干警随时随地办理执行事务。
五、 充分挖掘区块链互通联动的巨大潜力,增强司法协同能力
(十八) 提高律师资质验证协同能力。针对律师资质验证需求,构建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跨链协同应用,支持实现参与诉讼活动的律师资质、信用报告在线查询及核验,提高核验实时性。
(十九) 提高政法部门案件协同办理能力。针对减刑假释、刑事、民商事等案件跨部门协同办理和公民身份认证等需求,构建人民法院与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的跨链协同应用,提高案件在线流转效率和数据互信水平。
(二十) 提高跨部门协同执行能力。针对被执行人财产查控、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等需求,构建人民法院与行政执法、不动产登记、金融证券保险机构、联合信用惩戒等单位的跨链协同应用,建立自动化执行查控和信用惩戒模式,提高协同执行工作效率。
六、 充分利用区块链联盟互认可信的价值属性,服务经济社会治理
(二十一) 保护知识产权。构建与版权、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区块链平台的跨链协同机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权属、登记、转让等信息的查询核验,为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认定等提供便利,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二十二) 支持营商环境优化。构建与市场监管、产权登记和交易平台等区块链平台的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对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股权变动、企业间关联关系、不动产和动产权属状况、融资租赁、贵金属交易等权属登记和交易状况信息的查询核验,为权属认定和产权交易提供便利,促进基于数据与信用的分级分类监管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营商环境建设。
(二十三) 支持数据开发利用。构建与数据权属、数据交易等区块链平台的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对数据确权、数据交易等过程信息的查询核验和智能合约处置,助力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和数据价值释放,更好地服务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
(二十四) 支持金融信息流转应用。构建与金融机构区块链平台的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对金融贷款合同、信用卡等审批、履行、违约过程信息的查询核验和智能合约处置,更好地服务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二十五) 支持企业破产重组。构建与相关政府部门区块链平台的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对债务人企业的经营信息和涉诉涉执行信息互通共享,支持债权申报信息在线验证质证,在保障全体债权人知情权和查阅权的同时,强化债权审核公开透明,并进一步确保网络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效力,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
(二十六) 支持征信体系建设。构建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失信惩戒部门的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信息的查询核验和智能合约处置,确保失信信息可信产生、安全传播和合规使用,更好地发挥联合失信惩戒作用,助力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七、 保障措施
(二十七)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建设和应用,加强统筹协调,明确任务牵头部门负责区块链应用整体推进和管理。
(二十八) 建立协同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统筹辖区区块链应用重点,联合其他政法单位、社会机构等力量强化协同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二十九) 加大支持力度。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区块链应用工作纳入智慧法院建设规划统筹组织实施,并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相结合,争取经费支持,加大推进力度。
(三十) 注重应用示范。各级人民法院要面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法院业务需求,选择较为成熟的应用场景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
(三十一) 确保安全可靠。各级人民法院要健全事前审核和测试评估机制,确保上链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以及链上链下数据一致性,确保智能合约的合法性、有效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三十二) 积极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成功案例宣传推介,面向法院干警开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培训,全面提升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5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4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4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保护中国产业创新研发环境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尽快构筑以最高人民法院垂直领导的各级知识产权法庭体制,防止地方和单位干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过程,同时实行知识产权案件长期或终身追责制"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顶层设计,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近年来,先后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以及地方法院21个知识产权法庭,审判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初步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技术类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对统一法律适用,破除地方保护均起到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和有关典型案例,切实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不断统一法律适用,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
建议中有关错案终身追责的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院司法改革目标一致。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对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进行了详细规定。7月出台的《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关于“法院要加强知识产权案件判决的执行力度,让侵权的企业倾家荡产,支付高昂的违法成本;把侵权的责任人计入个人信誉纪录,不仅赔偿责任,更要追究经济责任,使其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建议
大幅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不断加大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力度,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共同的职责和目标。近年来,民法典、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先后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正后,也将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将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重点打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明确有关销毁侵权商品和侵权工具、材料的规定,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今年4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加强司法保护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26项具体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整体合力。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商业秘密、著作权、证据规则、网络侵权、电商平台、刑事保护和加大制裁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加强知识产权案件判决执行工作,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指南》,将于近期发布。
三、关于“切实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加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的建议
戴继双代表在电话沟通中提出,应切实降低维权成本,加大对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司法保护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切实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以完善证据制度为重点,切实解决“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制定有关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关于商业秘密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加快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整体提升商业秘密司法保护效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2号(政治法律类164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552号(政治法律类164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官员额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按照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制度,是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自2014年起,全国法院分批次开展包括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6月底,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初步实现了将优秀审判人才配置到一线办案的改革目的。您就员额制改革提出的建议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有些建议与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相契合的,对于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落地见效具有参考价值。
一、关于完善保障员额制正常运行的配套机制。正如您在提案所言,员额制改革要真正实现预期改革效果,需要在法官选任、业绩考核、员额分配及动态管理等方面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因此,在推进员额制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高度重视员额制改革的配套机制建设,确保此项改革落地见效。一是严格入额法官选任的条件和程序,突出实绩导向,不搞论资排辈、平衡照顾。院庭长入额不搞特殊化,除院长外,均要求按照统一标准、程序参加遴选。入额程序公开透明,做到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全程接受干警监督、接受社会监督,并由法官遴选委员会对法官人选进行专业把关,确保结果公认,让人信服。二是员额比例分配不搞“一刀切"。各高级法院在坚持“以案定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地区法院案件的类型和数量、人员配置以及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辖区面积等因素,实行法官员额省内统一调配,注重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向办案任务重的地区倾斜。三是在员额岗位配备上,坚持将员额配备在审判一线岗位,综合行政岗位一律不配备员额。综合行政岗位人员入额后,交流到审判一线岗位工作,并辞去原有行政职务。四是完善法官业绩考评、奖惩和退出机制,将法官审判业绩直接与奖金分配、等级晋升、员额退出等挂钩,坚持量化考核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将工作实绩作为考评主要依据和内容,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现司法职业特点,符合司法规律。对于达不到办案要求或作风不过硬、廉洁有问题的员额法官,及时按程序退出员额。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惩戒。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出建议,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
二、关于同步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与司法辅助和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将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配套改革与法官员额制改革同步研究、同步推进。一是加强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审判辅助人员能否配备到位,直接关系到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能否落地见效。201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法官助理可由省级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进行单独招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开考比例,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建立了政法专业毕业生就业流向与司法机关用人需求的有效衔接机制,进一步畅通政法专业毕业生进入人民法院的渠道。二是积极拓宽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空间。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组部等部门印发了《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明确编制内法官助理、书记员原则上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根据工作性质和管理需要设置职务名称,单独核定职数,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并向中基层法院予以政策倾斜,为进一步拓宽法官助理、书记员职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目前,各地法院正抓紧进行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套改工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协调中央组织部,将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纳入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职级晋升空间。三是着力提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工资待遇。201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水平分别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的相关政策。为推动试点方案的落实,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研究制定《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员额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工资标准、工资套改及正常晋升办法。为统筹提高司法行政人员的工资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印发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地法院要按照“三类人员、两种待遇"的要求,参照审判辅助人员增资水平和增资方式,一并发放司法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奖金。截至今年6月,全国67.3%的法院已基本落实工资改革,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收入均有一定增长。目前,尚未落实的法院正积极协调同级人社、财政部门,尽快足额兑现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四是完善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针对聘用制书记员队伍存在的管理不规范、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工资待遇保障水平低等问题,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社部印发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改革方案》对聘用制书记员的资格条件、使用方式、等级管理、招录模式、配备数量以及薪酬标准均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各地高院正根据改革方案,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本省聘用制书记员的具体管理办法。三、关于科学设定员额法官选任标准。员额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优秀的审判人才选拔出来,安排到一线办案,从而提高审判质效。各级法院均严格入额法官选任的条件和程序,突出实绩导向,并且入额遴选向包括助理审判员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人员敞开大门。按照竞争择优原则,让审判业绩突出、业务水平过硬、审判经验相对丰富、能够独立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年轻法官进入员额法官队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入额法官中助理审判员有98人,占到入额法官总数的26.7%。为确保入额法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区、市)均成立了由组织人事部门代表、社会代表、专家代表、法官检察官代表组成的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对入额人选进行审核评议。法官遴选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建议人选后,还需要所在法院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在政治素质、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考察审核,各级法院党组按照审批权限作出决定,再由同级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
四、关于畅通员额法官晋升机制、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为从源头上解决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办案一线法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职业尊荣感不强的问题。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制度的改革部署,2015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中组发〔2015〕19号),从法官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出发,将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按法官等级进行管理,实行按期晋升、择优选升和特别选升相结合的晋升制度,建立起了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后,中级、基层法院法官职务比例将大幅提升,晋升年限也将相应缩短,政治待遇、工资待遇都将得到提升。截至今年6月,全国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完成首批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工作,9.5万余名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进行管理。为推动形成“能进能出"“能者上,不胜任者让"的正确导向和良好氛围,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对能力素质、廉政作风等不适应岗位要求的,及时退出法官员额。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近期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政策要求,推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运转协调、有进有出的常态化员额法官遴选机制,充分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切实保障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加强法官职业保障,落实院庭长办案要求,探索审判监督管理新模式,加大改革督察力度,切实完善配套措施,坚定不移推进法官员额制等司法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2018〕3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经研究,现就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两类案由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的第三级案由“9、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加一类第四级案由“1、平等就业权纠纷”;
二、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348、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一个第三级案由“348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本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2011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对国有土地经营权转让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甘高法〔2010〕84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对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主张对方当事人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义务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2020年10月20日)
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案例一
江苏陈某故意伤害案
——以听证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一)基本案情
2019年9月17日晚,犯罪嫌疑人陈某来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某民营家具厂车间,与其同事被害人李某因工作原因发生争吵。陈某使用一块多层板朝李某腰部捅了一下,李某使用多层板回捅。随后双方使用多层板相互扔砸。其间,李某被陈某砸中面部,左侧上颌骨及左侧颧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2019年10月28日,陈某被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二)听证程序
2020年6月23日,公安机关以陈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在审查该案中发现,当事人双方系工友关系,平时关系良好。鉴于该案由民间纠纷引发,为彻底消除双方对立情绪,化解矛盾,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7月17日召开公开听证会。
一是认真做好听证准备。听证会召开之前,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制定详细听证方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3人担任听证员参与公开听证会,并提前向听证员介绍该案案情、需要听证问题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同时,确定犯罪嫌疑人陈某、被害人李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作为听证会参加人,为听证会召开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公开听证规范进行。为彰显司法透明、推进司法公正,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依照《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设置规范》设置听证会席位,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对本次听证会进行互联网直播,当事人所在单位同事等社会公众观看直播。听证会由院领导主持,承办检察官介绍案件事实和需要听证的问题,侦查人员与双方当事人相继发表了意见,听证员进行了充分提问与认真评议。
三是促进刑事和解。承办检察官向犯罪嫌疑人陈某释法说理,同时建议被害人李某按照相关赔偿标准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陈某主动筹措赔偿款项,在检察机关见证下与李某签署和解协议。
听证员评议后发表意见,认为该案符合不起诉适用条件,可以对陈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经审查,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采纳了听证员意见,认为该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陈某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作不起诉处理。2020年7月20日,检察院对陈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并及时将处理决定和相关理由告知听证员,该纠纷得以化解。
(三)典型意义
检察官在听证会召开前,制定听证方案,确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案件当事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等听证参加人,以保障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经过检察官介绍案情、当事人说明情况、听证员提问评议、当事人最后陈述等听证程序,检察官从化解民间矛盾纠纷、修复受损社会关系角度出发,释法说理,把握刑事和解契机,化解了民间纠纷,消弭了信访风险,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案例二
浙江孙某刑事申诉案
——以听证化解积怨,推动息诉息访
(一)基本案情
2012年4月22日,王某在浙江省慈溪市某牛排馆约见网友申诉人孙某。其间,被王某丈夫俞某发现,当即发生争执,俞某纠集多人在牛排馆门口聚集。王某到门口向俞某解释无果,就打电话让孙某离开。孙某从二楼窗户向一楼攀爬过程中不慎坠地,导致颅脑重伤,被评定为二级伤残。
孙某要求公安机关追究俞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2014年8月6日,慈溪市公安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经复议,维持不立案决定。孙某遂于同年8月26日向慈溪市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慈溪市检察院经审查于9月28日作出答复函,不支持立案监督申请。孙某不服,通过检察机关信访途径主张权利长达6年。其间,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孙某于2016年6月向慈溪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俞某负次要责任,承担孙某摔伤各项损失的20%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万余元。但孙某心中症结仍然未解开,先后几十次信访。
(二)听证程序
该案属于多年信访积案,慈溪市检察院按照有关要求将该案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6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厅局主要负责同志在慈溪市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会,并担任听证会主持人。
一是细致调查走访,认真准备听证会。最高检有关厅局主要负责同志带案下访,亲自参与矛盾化解,指导慈溪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下村镇走访,当面了解申诉人诉求,全面听取各方意见,为听证会的顺利召开打下良好基础。
二是以四级联播方式,形成公开听证示范。听证会通过浙江省检察院连线最高检,在全国四级检察机关进行网络直播。会场及听证设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布置。听证过程中的案件情况和听证问题说明、听证参加人提问、听证员评议等环节规范进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是听取各方意见,澄清争议问题。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村镇基层群众等5人担任听证员,确定申诉人、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参加。相关参加人就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发表了意见,检察机关说明了申诉人孙某受伤与俞某行为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四是听证员充分发表意见,促成申诉人解开心结。听证会上,5名听证员认真提问,经过评议程序后发表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不予立案监督的处理意见。申诉人孙某彻底解开心结,表示愿意息诉息访,回归正常生活,并当场提交息诉息访承诺书。
五是进行司法救助评议,解除申请人后顾之忧。因申诉人孙某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听证会设置专门议题讨论申诉人司法救助事项。承办检察官就司法救助的合法性、可行性进行了说明,拟通过宁波市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救助,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方案。2020年6月18日,慈溪市检察院作出国家司法救助决定,并将所作决定和相关理由及时告知听证员。
(三)典型意义
办理申诉信访案件,打开当事人心结、化解积怨至关重要。承办检察官在听证会召开前,当面了解当事人诉求,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做好各项准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所在村委会代表、公安机关承办人等人员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上,申诉人、公关机关案件承办人、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充分发表意见,全面展示案件事实和理由,消除各方疑虑,最终赢得了申诉人的理解支持,圆满化解了信访积案。同时,通过司法救助等方式解除申诉人后顾之忧,切实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案结事了人和。
案例三
安徽李某与姚某、牛某委托合同纠纷案
——以听证解决疑难问题,维护司法公正公信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牛某借案外人张某15万元。为保障张某债权实现,牛某和妻子姚某承诺,如未按期还款,他们的房屋由张某的朋友李某全权代理出售,并将授权委托书公证。后来,牛某未能及时向张某还款且失去联系。李某就在2013年5月将牛某和姚某的房屋以30万元价格出售给他人,并将售房款用于归还牛某和姚某购房所欠的按揭贷款以及偿还二人所欠张某借款。2013年5月,姚某委托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涉案房屋价格为47.89万元。2018年1月,牛某和姚某以李某存在重大过失为由,诉至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请求李某返还房屋本金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赔偿低价出售造成的损失。法院认为,涉案房屋2013年的计税价格(房管局对涉案房屋的评估价格)为43.7万元,李某的出售价明显偏离正常交易价格、构成重大过失,判决其赔偿牛某、姚某13.7万元。李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于2019年12月4日向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听证程序
该案案情较为疑难复杂,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定性、民事责任认定、赔偿方式和数额等方面争议较大,多次沟通无法达成和解。2020年5月14日,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是听证前充分准备,查明分歧事实。听证会召开前,检察机关综合评估了听证化解纠纷的必要性、可行性、纠纷解决的专业性等问题。一方面,该案申请人反映法院民事责任认定方面问题,被申请人反映申请人涉嫌“套路贷”犯罪问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争议较大,听证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较为理性,均希望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听证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还向公证员、房屋评估所工作人员等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查清涉案房屋评估价值、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等案件事实。
二是充分借助“外脑”,确保听证质量。听证会邀请院校专家、公安机关法制民警、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担任听证员,由承办检察官主持。经过当事人陈述、原案件承办人发表意见、听证员提问等程序后,主持人对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进行归纳。听证员评议后一致认为该案是民事纠纷,不涉及“套路贷”等刑事犯罪,双方当事人都存在一定过错。法院在判决时采用较低的计税价格,没有采用评估价格,事实上已经对双方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结果合法合理。
三是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有效化解矛盾。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经认真审查,采纳了听证员评议意见。2020年5月20日,该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并及时将处理决定告知双方当事人和听证员。通过听证,双方当事人对各自责任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都接受了监督结果。
(三)典型意义
当事人就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向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监督申请的案件,经常涉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民刑责任交叉等疑难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全面考量案件的争议焦点、评估听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听证会,解决专业疑难问题。通过听证,检察官充分释法说理,换位思考,重视“法理情”,从当事人的感受出发想问题、抓办案,让当事人理解有关裁判,认清责任划分依据,维护司法公正公信。
案例四
吉林李某等3人与某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等单位行政争议监督案
——以听证查清事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9日,李某等3人经营的某机械厂厂房因属于违法建筑,被吉林省白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和城市管理执法局强制拆迁。白城市政府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执行时也未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厂房内机械设备也未予返还。此后,李某等3人一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权利。2018年10月16日,李某等3人向白城市洮北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白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和城市管理执法局赔偿其机械设备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303万元。法院认为,李某等3人在2014年5月被强制拆迁后,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至提起行政诉讼已达4年之久,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遂裁定不予立案。
李某等3人不服法院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月30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一审裁定。李某等3人不服法院二审裁定,申请再审。2019年5月30日,吉林省高级法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行政机关未告知申请人诉权或起诉期限的情况下,李某等3人在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2年内没有行使诉权,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李某等3人认为该案属不动产案件,应适用最长20年的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不当,于2019年9月20日向吉林省白城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听证程序
鉴于该案申请人的诉求始终没有进入法院实体审理,且申请人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白城市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7日组织召开了公开听证会,确定双方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工作人员等作为参加人,并邀请法律专家担任听证员。听证会经过检察官介绍案情、当事人说明情况、听证员提问、评议、发表意见等环节,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是申请人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消除不满抵触情绪。听证会上,检察机关让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发表意见,通过说明情况、提问答问,使得申请人多年诉求得以倾诉,情感得以宣泄。检察机关也了解了申请人的真实想法,找到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突破口。
二是及时发现关键性材料,解决案件争议问题。听证会上,白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出示了2014年11月该中心与李某等3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证明该中心已经给付包括机械设备在内的各项损失共39.3万余元。这份之前一直没有出示的关键性材料在听证会上有了展示机会,成为准确查明案情、解决争议问题的突破口。
三是听证员充分发表意见,促成申请人息诉罢访。听证会上,听证员通过提问、评议、发表意见,进行释法说理。申请人充分认识到《补充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与法院裁判的正确性,表示息诉服判。同时,为了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在申请人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之间进行协调,促使双方达成和解,该中心同意申请人自行取回机械设备。
经审查,白城市检察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案不是“因行政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而提起的诉讼”,不能适用关于不动产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李某等3人申请监督的理由不成立,在2019年12月7日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并及时将决定和理由告知听证员。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等原因引起的无法立案现象较为常见,由于当事人诉求无法进入法院实体审理程序,息诉服判难度很大。特别是行政申诉案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普通群众往往认为与行政机关无法平等对话,难以打开心结。检察听证为双方当事人搭建了一个面对面平等对话和相互沟通的平台。听证会上,双方当事人、代理律师、听证员等听证会参加人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释法说理,发现了关键性材料,促进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案例五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督促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单位履职案
——以听证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保障残疾人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辖区内部分盲道被损坏、违法占用,导致视力残疾人士出行不便,社会公益严重损害,遂将该案件线索层报广东省检察院审批立案。立案后,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相关街镇政府等12家行政单位可能未履行对辖区内盲道建设、养护的监督管理责任。
(二)听证程序
为解决盲道所牵涉的多个行政单位职能交叉、责任交叉等问题,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公开听证会,将听取意见、诉前磋商、检务公开、督促履职加以融合,消除身份隔阂,聚焦难点问题,在有效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一是搭建听证平台,发挥听证员作用。根据该案特点,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确定涉案12家相关行政单位参加公开听证会,邀请包括建筑学专家、行政法学教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4名听证员参会,并邀请市区两级残疾人联合会代表旁听。听证会上,经过提问程序,建筑学专家对于建筑规划问题发表了意见,行政法学教授对于相关行政单位是否履职说明了情况,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案件如何处理发表了意见。
二是规范听证程序,合力推进社会治理。听证会通过检察官介绍案情、行政单位就盲道整治问题说明情况、听证员发表意见等程序,充分保障了行政单位的表达权,使其心平气和接受监督。听证会上,专家学者、行政执法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协同建立信息通报机制、构建盲道保护长效机制、排查辖区其他无障碍设施运维状况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检察机关与听证会参加人探讨了符合地区实际的盲道整改措施,为作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检察建议奠定了基础,对后续盲道修复整改提供了有效指引。
三是邀请相关利益方和媒体旁听,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听证会邀请了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体旁听。残疾人联合会表示全力支持检察机关对盲道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希望更多无障碍设施问题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当地主流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肯定了检察机关的工作。
经审查,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认为,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12家行政单位未正确履行各自承担的监管职责,遂向上述行政单位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并及时将所作决定和相关理由告知听证员。截至2020年7月20日,12家行政单位均已整改并回复,第三方评估显示整治效果良好,盲道障碍基本排除。
(三)典型意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依法行政是其核心。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为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解决多个单位的职能与责任交叉问题,组织召开相关领域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关单位及公共利益被侵害的相关主体代表等多方参与的公开听证会,充分调查核实情况,广泛听取意见,深入释法说理,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助推行政机关解决特殊群体权益保护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2423号(政治法律类1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2423号(政治法律类1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探索法治创新强化法治保障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高度,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不断加强诉讼与仲裁等非诉讼解纷方式衔接,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诉非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关于整合分散调解资源、建立统一服务平台的建议。2019年以来,人民法院致力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目前,一站式平台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单位建立起“总对总”诉调对接,已汇聚调解组织6.1万余家,调解员25.5万余名。为推动港澳台侨在线调解工作,我院已与中央台办联合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关于建立“总对总”涉台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80多名台湾同胞调解员入驻调解平台。目前,我们正在与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加强沟通,探索邀请港澳地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线多元解纷工作。
关于提升港澳调解员参调率、发挥澳门街坊总会等调解组织作用的建议。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建设,司法部指导广东省司法厅与香港律政司、澳门行政法务司共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已发布《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等,并就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统一的调解规则进行深入研究,支持粤港澳商事调解协同发展,为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更多选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商事纠纷特邀调解员机制,目前已有61名港澳特邀调解员纳入统一名册,可参与全省法院跨境商事纠纷调解工作,在调解领域开拓规则衔接新局面。我们也将继续推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下,支持港澳特邀调解员、调解组织参与多元解纷工作,为保障跨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二、关于依托澳门专业机构建立域外法查明中心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第二十三条规定,“受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代为查询并提供本辖区的有关法律。”据此,内地与澳门法院间建立了通过司法协助查明法律的机制,并已开展多年的司法实践。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逐步推进,内地与港澳人员和经贸往来愈加频繁,跨境民商事纠纷日益增多,对港澳法律查明需求迫切。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法律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其中规定:“双方同意加强法律查明方面的合作。推动建立高效专业权威的跨境法律查明机制,探索共建法律查明资源库和法律查明案例库。优化法院间依据司法协助安排相互提供法律查明协助机制;支持内地与澳门有关法律专家、法律查明服务机构、专家委员会委员等,通过向两地法院提供法律资料及专家意见等多种方式协助查明域外法,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也规定:“完善域外法查明和适用机制。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横琴法院)设立域外法查明机构,重点加强包括葡语系国家(地区)、澳门在内的域外法查明服务,支持境内外法律专家在横琴法院出庭提供法律查明协助。”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有关工作,拟与澳门大学开展合作,推动建立“中国-葡语国家司法法律研究中心”,完善涉澳及涉葡语国家的法律查明机制。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与港澳建立法律查明合作机制,依托广东法院已经建立的“域外法查明通”等在线平台,力争为当事人提供更全面、系统、便捷的域外法在线查明服务。
三、关于简化司法协助程序提升司法协助效率的建议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与澳门有关方面推进司法协助安排商签,提升司法协助质效,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在司法领域的实践。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共签署了5项司法协助安排,实现了“一国两制”下司法协助的多项突破。
关于区际司法协助全流程在线办理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20年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的修改文本,建立司法协助网络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司法协助质效,与澳门法院共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2020年3月1日平台正式开通,实现了两地送达取证案件的全流程在线转递、在线审查、在线办理和在线追踪,有效提升司法协助案件办理质效,案件平均办理周期缩短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关于授权横琴法院与澳门建立直接委托协助机制的建议。2022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通知,授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等三家法院自当年2月1日起,可以直接与澳门终审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推动横琴与澳门法院民商事司法协助提速增效。
关于简化判决和仲裁互认与执行机制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06年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建立涵盖两地全部民商事案件的互认与执行机制;2007年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并于2022年2月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实现内地与澳门仲裁领域相互协助的全面覆盖,促进仲裁在解决跨境争议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支持澳门仲裁业发展。目前相关协助机制运转良好,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相关机制的运行质效,高效化解跨境纠纷。
四、关于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探索法治创新的建议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研究强化拓展横琴新区法院职能和作用,为合作区建设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和保障。”2021年12月17日,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更名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
关于扩大澳门法律适用范围以及简化认证手续的建议。2022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横琴法院申请授权试点探索域外法适用机制,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者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在横琴合作区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简化涉港澳案件诉讼程序。支持横琴法院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资格司法确认、授权委托见证、送达程序及诉讼证据审查认定。”我们将继续指导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开拓创新,服务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机制,促进粤澳法治融合发展。
关于扩大横琴法院涉澳民商事案件管辖范围、允许澳门法官参与审判等建议。我们将继续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实际联系”等问题的研究,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探索允许当事人将与合作区虽无连接点但约定管辖的涉港澳民商事争议提交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稳定合作区内投资者对于纠纷化解成本和法律适用的预期;同时更加积极推动任命澳门人民陪审员等工作,支持澳门同胞参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五、关于加强粤澳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的建议
澳门有“联结东西、面向世界”的优势,是国家双向开放的桥头堡。近年来,内地与澳门司法法律界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特别是粤澳两地文化同源、人缘相亲,司法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高层论坛,邀请澳门司法高层作为中方代表参与中华司法研究会、海上丝绸之路司法合作国际论坛、数字经济法治论坛等活动,交流司法经验、凝聚司法共识;通过举办五期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范畴培训班,圆满实现澳门现职法官的首轮全员内地研修,不断增强内地与澳门司法法律界的联系。广东法院也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通过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等,深化粤澳司法交流与合作。
此外,国家法官学院自2021年开始建立了与澳门大学的合作培养机制,目前已选派20余名内地法官参加硕士、博士培养项目。司法部连续三年组织港澳青年律师、青年委托公证人来内地访问培训,加强粤澳两地调解组织、律师之间的交流合作。下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内地与澳门司法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支持内地青年法律人才到澳门学习深造,为澳门青年法律学生来内地实习就业等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23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23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机制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对于检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很有启发,颇具建设性。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吸收您的意见,在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内部工作机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加强与立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不断优化专利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您的书面建议,结合2021年6月9日与您当面沟通和9月3日您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调研活动时所提建议,并商国家知识产权局,现就有关具体问题和工作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我国现行法定的专利纠纷解决程序
导致专利纠纷解决周期长的原因很多,需要具体分析。专利案件往往涉及比较复杂的技术事实认定,有些需要技术调查官等审判辅助程序介入,有些需要委托鉴定,正常审理耗时一般会长于普通民事案件。不少案件当事人出于争管辖或获得充分应诉时间等考虑会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上诉,也会造成审理程序大幅拖延。一些案件在侵权诉讼期间涉案专利被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其中有的需要等待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对于专利权的稳定性作出终局认定;同时,由于两种程序并行交叉,当事人之间因为同一专利产生的民事和行政纠纷的最终彻底解决相对会耗时费力,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般会以纠纷最终彻底解决来评判纠纷解决周期,其感受到的纠纷解决周期会很长。专利案件的持续增长和许多法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在客观上也会影响到整体审判效率的提升。当然,一些法院存在的审判管理漏洞和审判人员对个案推动不力也会造成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不及时。
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二元分立体制是大陆法系的历史传统,我国在建立专利制度时借鉴沿用了该做法。随着专利制度的发展,为了提高效率缩短纠纷解决周期,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引入在专利侵权案件审理中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抗辩事由对专利有效性进行有限审查的制度,试图一次性终局解决纠纷。我国目前并未采取此种路径,而是重点通过提高行政审查程序和司法审理程序的效率和加强两种程序的协调对接来尽可能缩短纠纷终局解决周期。至于我国专利法未来修订是否可以借鉴域外的做法,还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关于一审阶段合并审理的建议
您建议,在法院对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未作出一审判决的情况下,被告人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若当事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审查决定不服的,应将因同一专利权引发的专利无效行政案件和民事侵权案件归属同一个合议庭审理,并指派相同的技术调查官参与两案审理。
根据我国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所有的专利无效行政一审案件和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侵权一审案件均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据了解,近年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直在探索推进专利民事诉讼案件和专利无效行政案件由同一合议庭集中审理的做法,也注重完善技术调查官参与疑难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机制。对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由于同时进行的专利无效行政一审案件只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也不可能将全国的专利侵权案件均集中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还无法实现在一审阶段集中管辖和合并审理。
三、关于二审阶段合并审理的建议
您建议,在法院对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将不再受理被告人提起的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申请;如被告人对法院的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二审法院将无效宣告程序合并审理。
您的这一建议涉及两种情形。第一,在法院对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否不再受理无效宣告请求。依据现行专利法,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时间作出限制,似尚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对此问题,我们将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持沟通,共同研究可否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未来通过修改专利法的方式对特定无效理由的提出时间作出限制。第二,如当事人对专利侵权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二审法院将之与专利无效案件合并审理。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运行,由其统一集中行使全国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管辖权,这为优化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专利无效案件与专利侵权案件在二审层面的集中协同处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对于同步进入二审程序的涉及相同专利的侵权和无效案件,一般由同一合议庭负责审理,可以确保裁判标准一致,能够有效提高审判效率。当然,因专利侵权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的一审法院及两种程序启动时间和进度的差异,一些案件尚不能实现在二审程序中同步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将在经验积累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拓展统一高效审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机制。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目前,优化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机制的改革探索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要求,“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我们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您的建议也体现出全社会对司法改革的关注、期待和支持。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如下工作措施:第一,深入推进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制度改革。2021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改革三年试点的收官之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健全完善符合创新期待、中央要求和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诉讼机制。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立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通力协作,重点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组织机构、优化诉讼程序、建设高素质队伍等方面推进各项改革举措,为专利权人依法维权提供有效支撑,切实保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第二,加强关于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与侵权诉讼程序的衔接与优化的课题研究。我们也将就此课题及时与您磋商相关研究内容,共同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共同推进研究成果转化落地。第三,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联系和沟通,共同致力于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链条。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和对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支持。期待您继续关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发展,并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
2021年10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的通知
(法发〔202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6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
为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涉外商事海事纠纷等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关于诉讼当事人
1.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向人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文件、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及时办理公证、认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申请延期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
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从我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及时办理公证、认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申请延期提交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二、关于诉讼证据
2.对于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当事人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在原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为由,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说明拟收集、提供证据的形式、内容、证明对象等基本信息。经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3.对于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及时办理公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对方当事人仅以该公文书证未办理公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其在保留对证明手续异议的前提下,对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等发表意见。
经质证,上述公文书证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即使符合证明手续要求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对提供证据一方的当事人延长举证期限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三、关于时效、期间
4.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在法定期间提出答辩状或者提起上诉,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延期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但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恶意拖延诉讼情形的,对其延期申请,不予准许。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间为二年。在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当事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提出承认和执行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关于适用法律
6.对于与疫情相关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等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应当适用我国法律的,关于不可抗力规则的具体适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执行。
应当适用域外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确理解该域外法中与不可抗力规则类似的成文法规定或者判例法的内容,正确适用,不能以我国法律中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当然理解域外法的类似规定。
7.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确定国际条约的适用。对于条约不调整的事项,应当通过我国法律有关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人民法院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要注意,我国已于2013年撤回了关于不受公约第11条以及公约中有关第11条内容约束的声明,仍然保留了不受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约束的声明。关于某一国家是否属于公约缔约国以及该国是否已作出相应保留,可查阅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官方网站刊载的公约缔约国状况予以确定。此外,根据公约第4条的规定,公约不调整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这两类事项,应当通过我国法律有关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并根据该法律作出认定。
当事人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约第79条相关条款的规定进行审查,严格把握该条所规定的适用条件。对公约条款的解释,应当依据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公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进行善意解释。同时要注意,《〈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并非公约的组成部分,审理案件过程中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五、关于涉外商事案件的审理
8.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遵循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与严格相符原则。准确区分恶意不交付货物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不能交付货物的情形,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审查当事人以存在信用证欺诈为由,提出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申请应否得到支持。
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的,人民法院要正确适用该惯例第36条关于银行不再进行承付或者议付的具体规定。当事人主张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银行营业中断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是否构成该条规定的不可抗力作出认定。当事人关于不可抗力及其责任另有约定的除外。
9.在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遵循保函独立性原则与严格相符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严格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的情形,并依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审查当事人以独立保函欺诈为由,提出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申请应否得到支持。
独立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的,人民法院要正确适用该规则第26条因不可抗力导致独立保函或者反担保函项下的交单或者付款无法履行的规定以及相应的展期制度的规定。当事人主张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相关营业中断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是否构成该条规定的不可抗力作出认定。当事人关于不可抗力及其责任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关于运输合同案件的审理
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提供证据证明因运输途中运输工具上发生疫情需要及时确诊、采取隔离等措施而变更运输路线,承运人已及时通知托运人,托运人主张承运人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运人提供证据证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起运地或者到达地采取禁行、限行防控措施等而发生运输路线变更、装卸作业受限等导致迟延交付,并已及时通知托运人,承运人主张免除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七、关于海事海商案件的审理
11.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负有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的义务。承运人未谨慎处理,导致船舶因采取消毒、熏蒸等疫情防控措施不适合运载特定货物,或者持证健康船员的数量不能达到适航要求,托运人主张船舶不适航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托运人仅以船舶曾经停靠过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或者船员中有人感染新冠肺炎为由,主张船舶不适航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2.船舶开航前,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出现以下情形,导致运输合同不能履行,承运人或者托运人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无法在合理期间内配备必要的船员、物料;(2)船舶无法到达装货港、目的港;(3)船舶一旦进入装货港或者目的港,无法再继续正常航行、靠泊;(4)货物被装货港或者目的港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列入暂时禁止进出口的范围;(5)托运人因陆路运输受阻,无法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运至装货港码头;(6)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
13.目的港具有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被限制靠泊卸货等情形,导致承运人在目的港邻近的安全港口或者地点卸货,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请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运人卸货后未就货物保管作出妥善安排并及时通知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请求承运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4.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集装箱超期使用,收货人或者托运人请求调减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尽可能引导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予以调减,一般应以一个同类集装箱重置价格作为认定滞箱费数额的上限。
15.货运代理企业以托运人名义向承运人订舱后,承运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取消航次或者变更航期,托运人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未尽到勤勉和谨慎义务,未及时就航次取消、航期变更通知托运人,或者在配合托运人处理相关后续事宜中存在过错,托运人请求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6.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船舶修造企业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劳动力不足、设备物资交付延期,无法及时复工为由,请求延展交船期限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船舶修造进度的影响程度,酌情予以支持。
因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船舶延期交付导致适用新的船舶建造标准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当事人请求分担因此增加的成本与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迟延交船的影响以及当事人履行合同是否存在可归责事由等因素,酌情予以支持。
17.2020年1月29日《交通运输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水路运输保障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规定,严禁港口经营企业以疫情防控为名随意采取禁限货运船舶靠港作业、锚地隔离14天等措施。在港口经营企业所在地的海事部门、港口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港口经营企业擅自以检疫隔离为由限制船舶停泊期限,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八、关于诉讼绿色通道
18.在审理与疫情相关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等案件中,人民法院要积极开辟诉讼绿色通道,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坚持线上与线下服务有机结合,优化跨域诉讼服务,健全在线诉讼服务规程和操作指南,确保在线诉讼各环节合法规范、指引清晰、简便易行。
九、关于涉港澳台案件的审理
19.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与疫情相关的商事海事纠纷等案件,可以参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长江流域水生态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长江流域水生态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9月25日)
目录
一、熊某辉等3人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案
二、毛某彩等1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三、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诉闵某、钱某礼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诉曾某飞等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五、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汪某林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六、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诉何某焕、孙某秋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七、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九等8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邢某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诉高某龙等10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王家坝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一、熊某辉等3人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25日,被告人熊某辉、杜某、江某波携带渔网、鱼竿等工具至长江干流丰都河段龙洞湾水域,捕获2只白鲢鱼和1条胭脂鱼幼鱼,并造成胭脂鱼死亡。三人所使用的刺网网目尺寸为6厘米,违反重庆市关于长江干流和嘉陵江、乌江水域网目尺寸不得小于8厘米的相关规定。经鉴定,胭脂鱼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以熊某辉等3人犯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熊某辉等3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内采用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三被告人捕获的胭脂鱼,系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构成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一审法院以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罪判决被告人熊某等3人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干流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引发的刑事案件。胭脂鱼是我国特有的淡水珍贵濒危物种,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社会、生态价值。被告人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网目小于规定尺寸的刺网捕捞,情节严重;非法捕获的水生动物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的幼鱼,并造成该幼鱼死亡的后果。人民法院依法择一重罪,以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罪定罪量刑,体现了严厉打击“绝户网”和非法捕捞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导向,有力维护长江水域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二、毛某彩等1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被告人毛某彩、毛某法、毛某国合伙购买快艇收购螺蛳。2019年9月7日,毛某法、毛某彩驾驶快艇现场指挥,被告人毛某根和石某屏、毛某芳和毛某霞、毛某长和毛某连、朱某勇和朱某青、张某元、王某孝分别驾驶六条吊杆式捕捞渔船,前往鄱阳湖水域捕捞螺蛳,并运至码头装船。经现场称重,被告人毛某彩等13人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净重29882斤。江西省鄱阳县人检察院以毛某彩等13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毛某彩等13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毛某彩、毛某法等人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良好,毛某根、王某孝有犯罪前科等情形,一审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毛某彩、毛某法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判处被告人毛某国拘役五个月、王某孝拘役四个月,判处被告人毛某芳等人罚金1.5万元至6000元不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鄱阳湖非法捕捞螺蛳引发的刑事案件。鄱阳湖系长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对调节长江水位、改善气候、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餐饮行业多以“野生江鲜”等为噱头宣传营销螺蛳。本案被告人为追求非法利益,形成固定团伙,驾驶快艇、渔船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吊杆式机动渔具大量捕捞螺蛳,严重破坏鄱阳湖区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本案判决有助于依法严惩非法过度捕捞水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加强“舌尖上的禁捕”源头治理,缓解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生物资源衰退危机。三、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诉闵某、钱某礼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日夜,被告人闵某、钱某礼在滇池水域船房河使用电鱼器捕鱼,被当场查获电鱼器一套,渔获物鲫鱼14条、泥鳅67条。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以闵某、钱某礼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闵某、钱某礼承担相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闵某、钱某礼违反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在滇池禁渔期,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工具和方法非法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其非法捕捞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分别判处被告人闵皓、钱兴礼罚金2000元;各向滇池水域增殖放流价值4000元的高背鲫鱼、花白鲢鱼及鳙鱼鱼苗,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滇池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滇池属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重要的景观养护、湿地调节和气候改善等生态服务功能。被告人非法电鱼区域属入滇河道,其行为影响滇池水域生物休养生息及鱼类产卵繁殖,破坏滇池水域生态环境。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违法犯罪情节轻微的事实,在适用财产刑、施以罚金的同时,采用“增殖放流”方式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有助于加大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成本,促进受损水域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对类案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四、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诉曾某飞等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16日,被告人曾某飞等3人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乡大河村赤水河水域,使用电击方式捕捞野生鱼类。经现场清点,三被告人共捕获河鱼205条,净重4.86斤。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曾某飞等3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曾某飞等3人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国家因恢复受损水产资源所需费用9000元。本案案发后,被告人曾某飞等3人与检察院、当地农业农村局达成增殖放流生态补偿协议,自愿登报道歉和修复受损生态。
裁判结果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曾某飞等3人违反国家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共同实施故意犯罪,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其行为并影响自然生态平衡,造成渔业资源破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赔偿。一审法院依法判处曾某飞等3人各管制6个月,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恢复受损水产品资源修复所需费用9000元。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本案所涉七星关区赤水河段,地处上述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被告人在禁渔期内使用电鱼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对自然保护区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人民法院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促进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签订生态补偿协议,探索创新“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裁判执行机制,有力维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及其栖息地生态环境安全。五、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汪某林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1日,被告人张某、汪某林共谋至崇州市街子镇味江河水文站河段,采取电瓶连接逆变器的方式捕鱼,被现场查扣捕鱼工具和渔获物,包括鲫鱼、鲤鱼、白条鱼等10个品种共计4.96斤。经鉴定,上述捕捞行为造成渔业资源损失6839.28元和其他间接生态损害。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汪某林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某、汪某林赔偿渔业资源损失费6839.28元,并承担本案渔业资源损失价值鉴定服务费8000元和公告费1000元。
裁判结果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某、汪某林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属共同犯罪,其中张某为主犯,王某林为从犯;其二人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了水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应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鉴于二人系初犯,有悔罪表现,在庭前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签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协议,承诺参加一年六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审法院依法酌定从轻处罚,分别判处张某、汪某林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连带赔偿渔业资源损失费、鉴定费、公告费共计15839.28元,没收扣押在案的捕鱼工具上缴国库。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流域天然河流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严重破坏天然河流的渔业资源和水文状况,应予惩治。人民法院参考专家意见,采取被告人参与社会实践公益活动以及将渔业资源损失费直接用于水域环境治理的方式,替代通常的“增殖放流”修复方式,拓展丰富了生态修复责任承担形式,有助于确保长江流域生态修复落到实处,促进惩罚犯罪与修复生态效果统一。六、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诉何某焕、孙某秋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27日,被告人何某焕、孙某秋驾驶渔船至长江岳阳段君山银沙滩、孙梁洲附近水域非法捕捞,何某焕负责驾船、控制发电机设备,孙某秋负责使用电舀子电鱼、舀鱼,被当场查获非法捕捞渔获物165.58斤。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何某焕、孙某秋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二人连带承担恢复原状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何某焕、孙某秋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止使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其二人均系主犯;其非法捕捞行为损害作业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应当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分别判处被告人何某焕、孙某秋拘役2个月,缓刑6个月,没收电捕鱼作案工具;责令其二人将4762元生态修复费用交付有关渔政部门购买幼鱼,投放于案发水域。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洞庭湖水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人采用电捕鱼非法作业方式,严重影响作业范围内各类水生动物种群繁衍, 破坏洞庭湖和长江流域水生物资源和水生态环境。本案系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挂牌成立以来集中管辖审理的第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人民法院在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将生态修复费用交付渔政部门,由渔政部门购买幼鱼、代为履行“增殖放流”,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执行方式,有利于促进司法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联动,确保受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态得到及时有效修复。七、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九等8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被告人李某九、陈某新、雷某华为实施电捕鱼,共同出资购买电捕鱼船舶1艘及相关设备,后李某九又邀约熊某孝入伙。此间,李某九邀约李某红等人参加非法捕捞,按次给付参与捕捞费用。2018年4月10日至6月4日,被告人李某九等8人多次在长江枝江段禁渔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共计5376.6斤,变卖渔获物得赃款25148元。经评估,被告人李某九等8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成鱼潜在损失量约7976斤,幼鱼损失量约174万尾。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九等8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李某九等8人投放成鱼7976斤、幼鱼174万尾以修复生态。一审审理中,李某九等人的亲属代为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用于放流成鱼、幼鱼。
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李某九等8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律法规,在长江禁渔期、禁渔区内使用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被告人李某九等人积极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其非法捕捞行为破坏了长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应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九等8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个月不等,退缴违法所得;并就电捕鱼水域放流成鱼7976斤、幼鱼174万尾承担连带责任(已履行的放流部分予以扣减)。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中上游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所涉长江宜昌至枝江段,渔业资源丰富,是长江重要经济鱼类产卵场的主要分布江段。近年来“电毒炸”非法捕捞作业方式屡禁不止,导致该江段渔业资源不断衰退。本案系目前为止该江段内抓获的最大团伙电捕鱼案件,人民法院对8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实刑,同时判令采用放流成鱼和幼鱼的方式对受损水体进行修复,并将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纳入量刑情节,展示了人民法院注重生态系统修复的司法理念,有力保障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安全。八、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邢某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6日,被告人邢某成在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驾驶自购渔船,行驶至上海市崇明区佘山岛北面水域,拖网作业实施捕捞,捕获疑似中华鲟活体一条及花鲢、鲈鱼若干,后将上述渔获物放入冰柜。经鉴定,确认该疑似中华鲟死亡个体为中华鲟,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邢某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邢某成赔偿损失4万元,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邢某成非法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并致其死亡,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行为造成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尚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邢某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4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华鲟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脊椎动物之一,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湿地之一,是中华鲟的重要栖息地。本案是长三角区域第一起非法猎捕、杀害中华鲟刑事案件,也是《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出台之后首例涉及非法猎捕、杀害中华鲟的案件。本案判决对于保护、延续中华鲟自然种群,维护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九、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诉高某龙等10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年初,高某龙等8人在高邮湖、邵伯湖禁渔期内,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多次采用快艇拉网方式电捕鱼,捕获渔获物1.3万余斤。李某宽明知非法捕捞仍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王某早明知系非法捕捞渔获物仍予收购。高某龙、李某宽、王某早等10人因非法捕捞行为已被另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高某龙等10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依法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高某龙等人作为电捕鱼组织实施者,组织策划或直接实施电捕行为,造成生态资源重大损害;李某宽作为协助者,其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王某早作为收购者,与高某某形成固定的捕捞、销售、收购链条,均应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高某龙等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对非法捕捞、收购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直接渔业资源损失分别或者连带承担152.44万元至3.95万元不等的赔偿责任,上述款项用于高邮湖、邵伯湖地区生态资源修复。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流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案中,人民法院对从事或者协助非法捕捞、收购的全部当事人均课以法律责任,并在庭后开展增殖放流、集中销毁电鱼器具网具等多种活动,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惩非法捕捞、销售、收购长江野生鱼类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有助于营造全社会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十、“王家坝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6日夜,姚某在禁渔期间至重庆市酉阳县酉酬镇溪口村一组小地名“王家坝河”的天然河流,操作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电鱼机非法捕捞野生鱼,被当场查获。经清点,姚某非法捕捞野生渔获物共计330尾,总净重10.2斤。后当地农业农村委员会与姚某就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磋商,并达成赔偿协议,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黔江区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自行协商一致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赔偿协议的法定条件,依法确认协议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约定自觉履行赔偿涉案生态环境损害7242元的义务,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流域天然河流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本案中,赔偿义务人因其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关与其进行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赔偿义务人依据专家评估意见通过实施增殖放流的方式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履行情况作为后续刑事案件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本案拓展了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路径,体现了生态优先、注重修复的环境司法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6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62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取消“破产管理人名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管理人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的重要创新制度
200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亮点之一就是确立了管理人制度,这是立法机关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并考虑我国审判实践需要而设立的一项全新制度。为了保证管理人制度的顺利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以下简称《指定管理人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以下简称《管理人报酬规定》),两部司法解释对管理人指定和管理人报酬有关的诸多问题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实行管理人资格准入、编制管理人名册也是发达国家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专业的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保障破产管理人能够胜任工作的基本条件。为了确保破产管理人专业水准,大部分发达国家规定了专门的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如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有的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但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从法律或者会计从业人员中挑选。从管理人名册的编制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1)由主管行政机关负责编制,如法国、葡萄牙等国法律规定由司法部负责编制,美国联邦托管人办公室负责培训、监督、管理和向法院推荐企业破产从业人员即私人托管人或监督人,发放从业执照。托管人办公室在审查破产从业人员(破产托管人)资格时,规定了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有良好的操守,二是具备与债务人良好的沟通能力,三是与破产案件涉及的各方没有利益联系,四是受过高等教育,五是具备个人融资经验,六是取得从业资格。(2)由职业协会负责编制,如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破产管理人协会、英格兰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英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英格兰法学会和苏格兰法学会等7个特许协会有权各自编制本协会的破产管理人名单。(3)由司法机关负责编制,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等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有编制破产管理人名单的做法。在荷兰有19个法院编制本院的破产管理人名单。德国180个有破产案件管辖权的法院都根据本院的标准编制本院的破产管理人名单。
二、《企业破产法》施行以来破产管理人已经成为推进破产审判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稳步推进。尤其是2015年底中央提出处置僵尸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破产审判工作推进的力度明显加大,效果明显提升。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明显增长,2018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破产案件18823件,审结11669件,较2017年分别上涨97.3%和86.5%。
破产管理人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支具体办理接管处置分配破产财产等破产事务,积极推进破产程序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队伍,为《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和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1)管理人队伍得到培育、壮大。总体来看,破产审判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管理人队伍的发展也比较成熟。比如浙江、广东两省的法院在2018年受理的破产案件均达到2000件左右。浙江法院通过2007年、2012年两次编制管理人名册,已经建立一支包括400余家社会中介机构(主要是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和23名个人管理人的全国数量最多的管理人队伍,为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广东法院的管理人名册也有100多家管理人,两地都建立了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2)管理人的履职能力和执业水平稳步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三个企业破产法的专门解释和一系列司法解释性文件,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全国各地的破产管理人通过破产案件办理、参加培训、召开论坛等方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大幅上升,管理人“实战"机会明显增加,管理人的履职能力和执业水平得以稳步提升。(3)管理人的行业自律逐渐加强。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省市区共成立了25家破产管理人协会。各地人民法院通过与协会等行业组织联合开展对管理人的业务培训,进一步加强管理人执业的规范化水平。
三、下一步继续推进和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工作安排
一是积极推动成立全国破产管理人协会,提升管理人的行业自律水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改委加快推动成立全国统一的破产管理人协会。通过协会平台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的动态管理,通过把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履行情况记录在案,进行评估从而建立客观、公平、公正的职业管理人信用体制,供所有债权人参考,并作为人民法院选聘的依据,建立和完善市场信用约束机制。
二是完善管理人的具体制度,如您建议中提到的在管理人产生环节适当增加破产企业主要债权人意见的比重。对于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债务人财产分散的企业破产案件,推动和规范受理破产案件人民法院邀请编入各地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竞争,从参与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中指定管理人。在管理人报酬决定的环节,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的破产管理人市场。
三是完善管理人履职保障,优化管理人履职环境。一方面强调履职监督,在个案中强化管理人履职的绩效考核,科学确定管理人工作报酬,通过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等方式依法追究管理人失职责任;另一方面要强调履职保障,切实提升管理人履职能力和执行水平,合理划分法院和管理人的职能范围,继续推动设立破产费用保障资金和管理人履职环境的优化,提升管理人的履职地位和社会认可度,依法保障管理人独立、中立和专业履职。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78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782号提案答复的函
温雪琼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公益诉讼深入开展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全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办案保障,通过一体化办案、挂牌督办、专项监督等方式,综合运用支持起诉、督促起诉、诉前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等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关切的案件。截止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5212件,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2122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702件,公益诉讼工作已成为检察工作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正如您提案中所指出的,仍存在对公益诉讼认识不够、各地工作开展不平衡、调查权缺乏保障、队伍不能适应办案需要等问题,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强化检察公益诉讼主责主业。我院张军检察长强调“要全面办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全面办案解决办案和履职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全面办案实现检察工作全面发展、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明确了公益诉讼在检察业务体系中的定位,提出了公益诉讼工作“谋发展、重自强”的路径。我们将坚持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牢牢抓住办案这个中心,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的高度,谋划和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二)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公益诉讼工作。积极向党委、人大汇报重大工作部署和重点案件的办理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争取党委、人大出台支持公益诉讼工作的文件或决议。如调查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但是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不配合应当承担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推动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行政机关不配合调查取证承担的责任。
(三)构建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公益合力。加强与监察机关、法院、行政机关、公益团体的协调,建立公益保护协作机制,通过监督、协调、配合,形成保护公益的强大合力。一是建立与监察委沟通协作机制。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对公益诉讼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尽快移送检察机关办理。同时,探索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制度,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保障。二是健全与法院沟通协调机制。我院将继续与最高法进行沟通协商,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三是完善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积极与行政机关联系沟通,使其充分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推动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建立与行政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公益保护合力。四是建立与公益团体的联系交流机制。继续加强与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努力形成行政机关、社会公益组织、司法机关同心合力保护公益的格局。
(四)加强公益诉讼队伍建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各级检察机关与编制部门沟通协调,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合理增加公益诉讼人员编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招录选拔一批精通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诉讼法等专业型人才,充实公益诉讼队伍;加大专业素质培训,通过业务巡讲、典型案例教学、组织旁听庭审、岗位练兵、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方法,提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75号(政治法律03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575号(政治法律03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筑牢司法保障底线的提案》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稳妥开展金融审判工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筑牢司法保障底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措并举不断加强金融司法保障,努力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司法保障工作。
一、关于加强专业化审判,为金融审判提供人才保障问题。金融审判具有专业性,您关于根据金融案件特点,建立专业化的金融审判机构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为推进国家金融战略实施,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8年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成立。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或金融法庭,探索实行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吉林等多地法院已有相关尝试。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重视对金融审判工作的调研和指导工作,每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培训班都要将金融审判工作作为重点培训内容。中国证监会也表示,将积极支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相关人才交流、培训的工作。
二、关于加强新类型金融案件研究,统一裁判尺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新类型金融案件的调查研究工作,及时通过制定指导意见、发布指导案例等统一裁判尺度。如2017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30项意见。又如2016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发布第1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浙江创菱电器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确定为第57号指导案例。
三、关于通过执转破化解执行难问题。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有利于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有利于化解执行积案,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和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保障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打通了执行不能案件通过法院移送进入破产程序的制度通道。
四、关于完善金融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等积极开展金融案件多元化解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在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在2016年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在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基础上,双方于2018年11月30日联合召开全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总结暨全面推进工作会,发布“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并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将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全面推向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还联合印发《司法审判与证券监管协调配合专门小组制度》,有效加强了双方的沟通协调配合。在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原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1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近三年后,双方于2015年9月29日组织召开全国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建设工作推进会,将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全面推向深入。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积极推进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及诉调对接机制建设;银保监会也在积极指导银行业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与诉讼、仲裁、公证、信访等有关部门建立对接机制。多部门的协调沟通和紧密合作,有利于更好地提升金融领域的司法水平,更好地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五、关于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推动完善金融法治体系问题。金融风险防范涉及到金融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金融从业者等各方主体,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推动完善金融法治体系确有必要。目前,我国已建立司法机关与金融行政监管部门、国务院相关部门之间的风险联动机制和合作机制。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为会员单位成立了公司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另根据中办发【2016】64号《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的通知》以及发改财政【2016】141号《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治的通知》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治的通知》。为实现信息共享,全面系统防范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信息共享和惩戒机制,中国银保监会也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各项失信惩戒措施。金融审判工作涉及很多金融专业知识、金融监管制度和新类型法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为更好地开展金融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通过与金融监管机构等单位开展学习交流、会议研讨、征求意见、工作建议等多种方式协调配合,加强良性互动,以期共同推动金融法治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六、关于强化金融审判大数据服务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不断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运用大数据助力金融审判质效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成立了司法案例研究院,以“互联网+司法案例"模式开创案例研究新局面,在广泛收集整理古今中外典型司法案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指导人民法院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在内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对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案例等并及时发布研究成果,有力地提升了人民法院的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法院开发专门的金融审判在线办案平台,并探索建立统一的金融审判信息平台,中国证监会也建议将金融审判信息平台与中国证监会的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对接,共同促进金融信息共享。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单位已就您的提案所涉内容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很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指导全国法院不断建立起有效防范、科学处置金融风险的金融审判机制,进一步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化金融司法体系,为更有效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出人民法院更有力的贡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仪式规范(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仪式规范(试行)》的通知
(法〔2019〕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广大司法警察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增强司法警察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仪式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0日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仪式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凝聚警心、激励斗志,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内务条令》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荣誉仪式,是指在司法警察职业生涯重要节点和特殊时刻举行的激励仪式,是增强司法警察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在人民法院营造崇尚荣誉良好氛围的重要载体和方式。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司法警察入警、立功授奖、授予(晋升)警衔、从警特定年限,退休等职业生涯重要节点,以及追悼因公牺牲司法警察等特殊时刻,举行司法警察荣誉仪式。
第四条 举行司法警察荣誉仪式,应当在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由政治部或司法警察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五条 举行司法警察荣誉仪式,应当充分体现司法警察职业特征,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做到隆重、庄严、简朴。
第六条 参加仪式的司法警察应当着警服、戴警帽。其他法院干警应当着法官制服,佩戴法徽。
第七条 举行司法警察荣誉仪式,可邀请司法警察家属代表、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第二章 入警宣誓仪式
第八条 入警宣誓是司法警察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承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为本院新加入司法警察队伍的司法警察举行入警宣誓仪式。
第九条 入警宣誓仪式应当在正式入警上岗前举行,可与初任培训结业典礼结合进行,也可与其他重要活动结合进行。
第十条 宣誓场地应当悬挂警徽。宣誓前,应当对宣誓人进行司法警察性质、宗旨、任务、纪律、作风等教育。
第十一条 宣誓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入警誓词》;
(四)颁发初任培训结业证书、司法警察服装;
(五)司法警察代表发言;
(六)领导讲话;
(七)奏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之歌》;
(八)宣布仪式结束。
第三章 授予(晋升)警衔仪式
第十二条 警衔是表明司法警察身份,区分司法警察等级的标志,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授予(晋升)警衔仪式应当在司法警察被首次授予警衔和警衔跨等次(司晋督、督晋监)晋升时举行。授予(晋升)警监警衔仪式,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实施;授予(晋升)警督警衔仪式,由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实施;授予(晋升)警司及以下警衔仪式,由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授予(晋升)警衔仪式可单独举行,也可在警衔晋升培训结业典礼结合进行,也可与其他重要活动仪式结合进行。
第十四条 授予(晋升)警衔仪式的场地应当悬挂警徽。组织仪式前,应当对首次授衔的司法警察进行授予警衔的目的和意义、警衔管理和佩戴要求等相关内容的教育。
第十五条 授予(晋升)警衔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授予(晋升)警衔的命令;
(四)颁发警衔标志、证书;
(五)重温《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入警誓词》;
(六)奏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之歌》;
(七)宣布仪式结束。
第四章 表彰奖励仪式
第十六条 表彰奖励是为了表扬先进、鼓舞士气,激发司法警察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为获得奖励的司法警察集体和个人举行表彰仪式。
第十七条 表彰奖励仪式由奖励批准人民法院或由奖励批准人民法院委托下级人民法院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表彰奖励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表彰决定;
(四)颁授、颁发奖牌、奖章、证书等;
(五)获奖代表发言;
(六)领导讲话;
(七)奏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之歌》;
(八)宣布仪式结束。
第十九条 表彰奖励仪式应当注重及时性,便于操作,不加重基层负担,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
第二十条 战时表彰奖励可根据战时战地需要、岗位工作特点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举行,简短庄重。
第五章 从警特定年限纪念仪式
第二十一条 从警特定年限纪念仪式是对司法警察从事司法警务工作满一定年限的激励和褒奖。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为累计从事司法警察工作满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司法警察举行从警纪念仪式。
第二十二条 纪念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颁发从警年限纪念章或纪念册;
(四)司法警察代表发言;
(五)重温《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入警誓词》;
(六)奏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之歌》;
(七)宣布仪式结束。
第二十三条 司法警察从警年限纪念章或纪念册式样由最高人民法院设计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参照制作。
第六章 退休仪式
第二十四条 退休是司法警察职业生涯和人生历程的重大节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为退休司法警察举行退休仪式并颁发警衔荣誉章。
第二十五条 退休时为警监警衔的司法警察,其警衔荣誉章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发;退休时为警督警衔的司法警察,其警衔荣誉章由高级人民法院颁发;退休时为警司警衔的司法警察,其警衔荣誉章由中级人民法院颁发。
第二十六条 退休仪式举办对象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符合相关规定允许提前退休,经批准并办理退休手续的司法警察。
第二十七条 退休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退休通知;
(四)颁发警衔荣誉章;
(五)退休司法警察代表发言;
(六)领导讲话;
(七)合影留念;
(八)奏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之歌》;
(九)宣布仪式结束。
第二十八条 警监警衔荣誉章由最高人民法院设计制作;其他警衔荣誉章由高级人民法院参照统一制作。
第七章 因公牺牲司法警察送别仪式
第二十九条 送别因公牺牲司法警察是表达深切缅怀和无限哀思,告慰英灵,抚慰亲属,弘扬正气的重要方式,司法警察因公牺牲后,所在人民法院应当举行送别仪式。
第三十条 参加送别仪式的人员应当胸佩白花,整齐列队。
第三十一条 送别仪式的基本程序:
(一)宣布仪式开始;
(二)介绍因公牺牲司法警察生平和事迹;
(三)宣读唁电等;
(四)向因公牺牲司法警察默哀,全体人员(脱帽)致哀;
(五)列队依次向因公牺牲司法警察送别。
第三十二条 因公牺牲司法警察送别仪式,应当庄严简朴,充分尊重因公牺牲司法警察亲属的意愿。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各级人民法院。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本规范规定程序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内容。
第三十五条 本规范自2019年5月7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1月30日 (2018)最高法民他175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冀民他23号《关于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美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应当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进行审查。
二、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为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只有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该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情况下,才应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对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进行审查。从你院请示报告所述长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机械公司)提出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看,长城机械公司仅主张本案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丙)(丁)项规定的情形,其并未根据该条第一款(戊)项的规定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且其所提具体理由中,并未涉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出具的证明违反仲裁规则的内容。在长城机械公司未主张并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的情形下,你院关于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报核意见有所不当。
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是“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而你院报核意见中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具体理由明显与该项规定的情形不符,你院并未说明本案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的情形。故你院关于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报核意见缺乏根据,不能成立。
四、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案涉仲裁裁决第十六段载明: “国际商会于2013年8月6日收到请求。2013年8月8日秘书处确认收到申请人的请求,并表示将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4年 8月6日开始仲裁。”而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秘书处收到申请书的日期在各种意义上均应视为仲裁开始的日期。因此根据仲裁规则,本案仲裁开始的日期应为2013年8月6日而不应是2014年8月6日。长城机械公司申请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一个理由就是仲裁裁决表述的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违反了仲裁规则规定的开始日期。但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认为裁决书表述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系笔误。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中表明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出具的证明、随证明所附的2013年8月8日的通信,以及仲裁裁决书中载明的仲裁程序进行的情况,可以认定仲裁裁决书中“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的表述系笔误。该笔误并不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五、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仲裁庭可以在裁决书作出之日后三十日内经提交仲裁院批准,自行更正裁决书中的誊抄、计算、打印错误或者其他类似性质的错误;或者在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在限定的期间内向仲裁院提交其就对请求的决定草案。更正或解释裁决书的决定应采用附件的形式,将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而本案中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出具的证明,从其内容和形式看,仅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以其个人名义对相关情况所做的证明,并非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的更正或解释裁决书的决定。因此,不应以该证明出具的程序违反仲裁规则为由,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
综上,不同意你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报核意见。
此复
附: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8月3日 (2018)冀民他23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一案,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查形成两种意见,倾向于驳回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的19646/AGF/RD仲裁裁决的申请,就此向我院请示。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Minera Chinalco Perú S.A.)。住所地:秘鲁共和国利马省利马市圣地亚哥德苏尔科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富。
被申请人:长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
法定代表人:马某红,该公司董事长。
二、当事人的请求及答辩情况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的仲裁案件编号为 19646/AGF/RD的终局裁决(第2至6项为申请费用及申请实际执行的内容,略)。事实与理由:申请人是一家在秘鲁注册的公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长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机械公司)于2009年6月2日签署了编号为R05323-M-019的《采购订单》 (包括此后进行的三次修订,合称《采购订单》)。在《采购订单》履行过程中,因被申请人未按合同约定向申请人交付四台板式给矿机及相关设备,未交付相关的图纸、手册和数据,双方发生争议。申请人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提请仲裁,仲裁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于2015年12月 10日作出终局裁决(案件编号19646/AGF/RD)。根据仲裁裁决第216节,被申请人已经违反《采购订单》的约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损害赔偿金4397889.89美元,并且支付仲裁成本1380796.32美元,共计 5778686.21美元;此外,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至上述仲裁金额全部偿付之日止,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按照上诉仲裁裁决金额的9%的年利率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上述仲裁裁决已经生效,被申请人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故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长城机械公司答辩称:1.依照双方当事人对于司法管辖权的约定,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本案。因为在《采购订单》第十三条第五项司法管辖权条款中,明确了仲裁裁决的执行法院为美国纽约州的联邦或州法院。本案应该由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向美国纽约州的联邦或州法院申请执行本案所涉的仲裁裁决。然后美国纽约州的联邦或州法院在受理案件后,按照美国与中国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将该案按照中美两国之间协议约定的程序进行,而不是直接向中国境内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
2.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未提供“经正式认证的”正本裁决,或“经正式证明的裁决副本”,也未提供仲裁协议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其提供的裁决书中文版也未经过公设或者宣誓的翻译员进行翻译,即不论是裁决书还是翻译译本,在形式上均不符合承认和执行的要求,不符合《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应作为予以承认和执行的依据。
3.涉案裁决存在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丙)(丁)项之情形,依法应对涉案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1)仲裁案件适用了不同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双方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根据届时有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定。但是,根据仲裁裁决中文版第一页第一节,说明案件适用的是2012版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但在第二页第十段,仲裁庭组成的程序中适用的是2014版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仲裁案件中只能适用一个仲裁规则。否则,属于仲裁程序与双方间协议的约定不符的情形,构成应拒绝承认执行之情形。(2)涉案仲裁组庭程序违反仲裁规则。1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名仲裁员,在当事人未提名仲裁员的情况下,才由仲裁院任命。但长城机械公司在己方仲裁员Helen(Hong)Shi(师虹)女士辞职后,仲裁员空缺的情况下,未接获提名通知,未明示放弃选定仲裁员权利。而仲裁庭于2014年3月6日,就在香港集团的建议下,径行任命Sally Harpole女士为长城机械公司的仲裁员,致使长城机械公司丧失选定仲裁员的机会。2仲裁庭组成程序违反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仲裁院任命仲裁员,应以其认为适当的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或小组的建议为依据。长城机械公司作为注册地及经营地均设在中国内地的一家公司,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存在并有能力为任命仲裁员提出建议的情况下,国际商会应向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获取建议,选取中国国籍仲裁员作为长城机械公司的仲裁员。然而,仲裁庭在未向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征询建议的情况下,直接由香港集团代表推荐Sally Harpole女士(美国国籍),致使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中有两位美国国籍仲裁员,一位加拿大国籍仲裁员,造成严重失衡的局面。这一仲裁员任命方式违反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情形。3长城机械公司对首席仲裁员提出的回避申请仲裁庭未作出回复,且本案首席仲裁员的选定不符合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五款之规定,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的国籍应与各当事人的国籍不同。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若任何当事人均未在仲裁院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也可以从任何当事人的国籍国选定。中国铝业公司原股东为加拿大公司,而本案的首席仲裁员Stephen Drymer也是加拿大国籍,即已违反仲裁规则。此外,长城机械公司曾于2014年3月19日向仲裁院明确提出,本案的首席仲裁员Stephen Drymer在另一国际商会仲裁案件中担任仲裁员,而中铝秘鲁矿业公司选定的仲裁员Gerald Aksen正是该案件首席仲裁员,存在利益冲突或利益交换的可能性,故长城机械公司反对任命 Stephen Drymer为本案的首席仲裁员。但在仲裁院未予以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仍指定其为本案的首席仲裁员。因国际商会未能按照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的回避程序处理规则行事,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行为。(3)开庭地点选定在中铝秘鲁矿业公司代理人律师事务所进行,违反仲裁规则且存在不正当性。2015年8月5日邮件通知开庭,地点是申请人代理律师提议的开庭地点,实际为申请人代理律师所属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八条关于仲裁地的规定,仲裁庭在确定开庭地点之前,应当与当事人各方进行充分协商,仲裁庭应选取适当的地点进行开庭。仲裁庭在长城机械公司并未明示同意该地点时,应视为仲裁双方未就开庭地址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应当另行选定第三地作为开庭地点以示公允。而仲裁庭却径行指定被答辩人单方推荐的地点进行开庭,长城机械公司有权据此质疑该庭审程序的公正性,且保留对仲裁员与申请人律师可能存在单方接触的合理怀疑。这一地点的选定致使长城机械公司在客观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并对代理人在庭审中的心理状态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导致整个庭审程序过程中的不公正。此举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情形。(4)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在仲裁请求中关于利息的请求均以仲裁庭裁决总额为基数,按照每年9%的法定利率计算裁决前后的利息。而仲裁裁决第216节的计算基数将裁决前利息连同其他款项一并作为了裁决后利息的基数,致使裁决后利息将裁决前利息纳入后重复计息,超出了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请求的范围,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之情形。(5)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秘书处收到申请书的日期应视为仲裁开始的日期。在本案的仲裁裁决书中却阐述:“2013年8月8日秘书处收到申请人的请求,并表示将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裁决书第四页第十六段)。如此,则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已经进行了组庭等若干程序。案件程序与仲裁规则的规定相违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及仲裁庭并未严格遵守并依法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情形。4.即便仲裁裁决被承认和执行,法院也不应按照中铝秘鲁矿业公司的请求予以执行。仲裁裁决的利息是单利,不应按照复利计算利息。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要求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长城机械公司认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未能遵循《纽约公约》第四条提交相关文件,且本案的裁决仲裁程序严重违反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符合第五条第一款(乙)(丙)(丁)项关于不得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不应予以支持。
三、查明的事实
(一)审查情况
2009年6月2日,中铝秘鲁矿业公司与长城机械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R05323-M-019的《采购订单》,约定长城机械公司向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供机械设备、资料及相应技术服务。《采购订单》13.6条纠纷解决规定:“双方约定,由采购订单引起或涉及采购订单的任何争议、分歧或主张,或有关采购订单的解释、违约、终止及有效的争议、分歧或主张,在一方接到另一方关于争议的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双方通过协商解决。若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应将该纠纷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并根据届时有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定。在不与本第13.6条的规定或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仲裁将受联邦仲裁法案第9条以及1958年联合国《纽约公约》管辖。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一位由买方或其代理人指定,一位由卖方代表指定,同时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国际商会仲裁庭确认第二名仲裁员后二十天内,由双方当事人选择的两名仲裁员提名第三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
因双方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中铝秘鲁矿业公司于2013年8月5日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提请仲裁,请求长城机械公司赔偿损失及利息并支付相应费用。国际商会于2013年8月6日收到仲裁申请,并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19646/AGF/RD号裁决书,裁决长城机械公司向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支持损害赔偿金4397889.89美元,支付仲裁成本1380796.32美元,并支持按照裁决金额的9%的年利率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上述仲裁裁决已经送达双方当事人。
本案审查过程中,长城机械公司提出,仲裁裁决书第十六段“申请人于2013年8月5日提交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仲裁程序开始。国际商会于 2013年8月6日收到请求。2013年8月8日秘书处确认收到申请人的请求,并表示将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与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中,2013年8月6日秘书处收到的仲裁申请,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违反了仲裁规则规定的开始日期,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该裁决应不予承认及执行。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认为此处为笔误,为此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请求更正或解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出具证明记载:1.2013年8月6日,仲裁院秘书处收到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交的诉长城机械公司、签署日期为2013年8月5日的仲裁申请。2.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2012年版)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于 2013年8月6日开始仲裁。3.根据2013年8月8日的通信,仲裁院秘书处告知收到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并指出根据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仲裁于2013年8月6日开始。4.根据秘书处2013年8月8日的通信,该仲裁已于2013年8月6日开始。随本证明附上一份秘书处于2013年8月8日的通信,该份信函已经过相应鉴证。
(二)审查意见
关于一审法院对申请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出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一案是否有管辖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本案中,被申请人住所地为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黄庄镇,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对申请人主张的按照《采购订单》13.5条约定,由美国纽约州H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本案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的19646/AGF/RD号仲裁裁决是否应得到承认和执行。
1.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仲裁裁决生效证明文件,记载该裁决书仲裁庭已于2015年12月14日通知送达双方当事人,该文件经纽约公证机关公证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认证,并后附已公证的真实仲裁裁决原件一份。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交的英文版裁决书加盖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印章,并于2016年8月24日经认证为原件的真实副本,且该裁决书由国内具有翻译资质的公司译成中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予以公证,表明申请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供的裁决书及译本符合《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申请人提交资料的内容。
2.仲裁裁决第十段记载,“共同仲裁员,由申请人提名后,经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依据2014年1月23日 (秘书处于2014年1月24日通知双方)颁布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一款予以确定”及“共同仲裁员,由香港集团代表被申请人提名后,由国际商会仲裁庭(秘书处于同日通知双方)依据2014年3月6日颁布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予以任命”。经查询,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最新版本为2012版,不存在 2014版问题,通过分析仲裁裁决第十段的表述,应为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于2014年1月23日及2014年3月6日确定的共同仲裁员,并且仲裁院秘书处通知了双方当事人。故对被申请人长城机械公司主张的仲裁程序与双方间协议约定不符的主张,不予支持。
3.仲裁裁决第十八段记载,“秘书处在2013年10月23日向被申请人发出的信中通知被申请人进行回复,或要求延长回复时间的期限截止到 2013年11月18日。结果,被申请人没有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回复,或未按照该规则规定指定仲裁员”。第十段记载,“共同仲裁员,由香港集团代表被申请人提名后,由国际商会仲裁庭(秘书处于同日通知双方)依据2014年3月6日颁布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予以任命”。在本页注释2中记载“在任命Sally Harpole女士之前,仲裁院已经代表被申请人,于2014年1月23日直接任命Helen(Hong)Shi(师虹)女士为共同仲裁员。后来,师女士辞去了共同仲裁员的职务,仲裁院于2014年2月2日批准了上述辞职,并且最终任命Sally Harpole女士为共同仲裁员。”另,从长城机械公司提供的2014年2月21日及2014年3月6日国际商会送达给仲裁双方的电子邮件中可以证明仲裁院对于共同仲裁员的选任符合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长城机械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向国际商会提出,反对任命Stephen Drymer为本案首席仲裁员,但是仲裁庭没有答复。申请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提交了国际商会于2014年3月6日向仲裁双方送达的电子邮件,记载:鉴于被申请人未能提名仲裁员,秘书处特此通知贵方,依据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根据香港小组的提名,已于2014年3月6日任命Sally Harpole女士拒任代表被申请人一方的仲裁员。随本函附上前述仲裁员的履历信息。根据仲裁协议,长城机械公司邀请二位于二十天内(即截至2014年3月26日)共同提名仲裁庭首席仲裁员。若二位未能在前述规定时间内或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延长期限内共同提名首席仲裁员,仲裁院将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直接任命首席仲裁员。随函附上了本案的基本情况以助于二位选择一合适的仲裁员。同日,国际商会向仲裁双方送达电子邮记载:“仲裁庭的组成:秘书处特此告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已于2014年3月6日任命Sally Harpole女士作为仲裁员之一参与本案件。鉴于被申请人未能提名相应仲裁员,Sally Harpole女士系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由香港小组提名,作为代表被申请人一方的仲裁员。附上Sally Harpole女士签署有关接受任命、处理案件,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声明以及其履历供知悉。首席仲裁员的提名:根据仲裁协议以及今日发出的另一封函件,两名仲裁员被授予二十天(截至 2014年3月26日)的期间共同提名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若两名仲裁员未在上述日期共同提名首席仲裁员,则国际仲裁院将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直接任命首席仲裁员。”仲裁裁决书第二十三段记载,继案件管理会议后,截至2014年6月9日,仲裁的审理范围书由双方和仲裁庭成员正式执行,且随后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 2014年7月10日的庭审中提交国际商会(审理范围书),值得注意的是在“审理范围书”条款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宣布......双方均明确放弃于审理范围书所载之日后以任何理由(已知的或应知的)对仲裁庭管辖权或构成以及任何成员的任命提出反对或质疑。上述可以证明,仲裁院对于首席仲裁员的选任符合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规定。
4.仲裁裁决第三十五段记载:正如所说,庭审于2015年8月10日至 8月12日举行。为了节省租赁纽约市庭审场所的巨大费用,在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的前提下,庭审于申请人律师的纽约办事处举行。对于选择申请人律师的纽约办事处,被申请人是明确表示同意的(见2015年1月 20日邮件)。故对被申请人主张开庭地点选定在申请人代理人律所进行,违反仲裁规则且存在不正当性,不予支持。
5.长城机械公司认为裁决后利息将裁决前利息纳入裁决本金总额后重复计息,超出了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请求的范围。仲裁裁决关于申请人解除请求第七十五段记载,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要求的4985343.47美元损害赔偿(包括裁决前的利息),加上1548074.74美元的费用,均以裁决后按照每年法定利率9%进行计算故仲裁裁决内容未超出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请求的范围。长城机械公司认为仲裁裁决的利息是单利,不应按照复利计算利息及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应予以支持。因长城机械公司抗辩的理由于法无据,具体执行内容亦不属于本案审查内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长城机械公司上述一至五项内容均不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6.关于长城机械公司提出的,仲裁裁决记载2013年8月6日秘书处收到的仲裁申请,2014年8月6日开始仲裁,违反了仲裁规则规定的开始日期,该裁决应否承认和执行问题。
一审法院合议庭多数人意见认为:仲裁裁决记载的该内容,属于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调整的内容,该款规定,当事人要求更正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述错误(更正裁决书中的誊抄、计算、打印错误或者其他类似性质的错误)的请求,或者要求解释裁决书的请求,必须在其收到裁决书之日后三十日内提交秘书处并按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供相应的份数。该请求应当转送仲裁庭。仲裁庭应给予其他当事人一个短的期限,一般不超过该当事人收到请求之后三十日,提交评论。仲裁庭应当在对方当事人评论期限届满后三十天内,或仲裁院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向仲裁院提交共就对请求的决定草案。该条第三款规定,更正或解释裁决书的决定应采用附件的形式,将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本案裁决书更正与解释的程序虽发生于仲裁结束且当事人已经签收裁决书正文之后,但是,(1)该更正与解释的程序和内容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仍属于仲裁程序规定的内容。(2)仲裁规则规定仅对当事人收到裁决书后三十日内提出的请求进行救济,且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享有评论的权利。(3)更正或解释裁决书的决定应采用附件的形式,并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仲裁规则对此请求进行时间限定系仲裁快捷、高效的体现,对程序进行规范系裁决公正的体现。本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出具的证明,按照仲裁规则的内容应视为附件的形式,该证明针对的请求已经超过三十日的期限,证明的作出未给予对方当事人评论的权利,亦未向对方当事人有效送达(经与双方核实),故该程序违反了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定,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一审法院合认庭少数人意见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资料和邮件,结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出具的证明,仲裁裁决记载的2014年8月 6日开始应为笔误。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对于超过期限的请求未作规定,综合案件实际,该笔误不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以及裁决结果的有效性,不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故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综上,一审法院审查意见为:驳回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的19646/AGF/RD的仲裁裁决的申请。
四、本院的审查意见
经审查,本院拟同意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种意见,即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出具的证明,属于更正与解释终局裁决的程序和内容,依据仲裁规则的规定该内容不能用更正的方式补正,且该证明已经超过仲裁规则规定的三十日期限。上述内容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的情形,故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的仲裁案件编号为 19646/AGF/RD的终局裁决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6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8号)
为了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办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确保公证债权文书依法执行,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公证债权文书,是指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第二条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
第三条 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除应当提交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申请执行所需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
第四条 债权人申请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包括公证证词、被证明的债权文书等内容。权利义务主体、给付内容应当在公证证词中列明。
第五条 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一)债权文书属于不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
(二)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债务人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
(三)公证证词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或者给付内容不明确;
(四)债权人未提交执行证书;
(五)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
第六条 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范围同时包含主债务和担保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执行;仅包含主债务的,对担保债务部分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包含担保债务的,对主债务部分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
第七条 债权人对不予受理、驳回执行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申请复议期满未申请复议,或者复议申请被驳回的,当事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当事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期间自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分期履行的,自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债权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申请执行时效自债权人提出申请之日起中断。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实施中,根据公证债权文书并结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确定给付内容。
第十一条 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文书中载明的利率超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予支持的上限的,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载明的利率未超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予支持的上限,被执行人主张实际超过的,可以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一)被执行人未到场且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办理公证的;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为办理公证的;
(三)公证员为本人、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
(四)公证员办理该项公证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等确认的;
(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
被执行人以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实体事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的,由提出申请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认为公证债权文书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多个不予执行事由的,应当在不予执行案件审查期间一并提出。
不予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同一被执行人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不予执行事由在不予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后知道的,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查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必要时可以向公证机构调阅公证案卷,要求公证机构作出书面说明,或者通知公证员到庭说明情况。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第十八条 被执行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
公证债权文书部分内容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对该部分不予执行;应当不予执行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裁定对该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违背公序良俗的,裁定不予执行。
第二十条 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部分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就该部分争议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不予执行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申请裁定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裁定,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
(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
(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
债务人提起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债务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债权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第二十三条 对债务人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当事人同时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
(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
债权人提起诉讼,诉讼案件受理后又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进入执行程序后债权人又提起诉讼的,诉讼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终结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债权人请求继续执行其未提出争议部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债权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
(高检会〔201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改革部署,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促进法治国土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结合工作实际,形成如下协作意见:
一、充分认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弥补了诉讼主体的缺位,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效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对于加强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对于健全检察监督体系,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对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利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国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通过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能够更好地促进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重塑外部执法环境、调整内部工作机制、降低廉政风险,全面促进法治国土建设。
二、正确把握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深刻内涵
(三)保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要义。“公益”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运行的落脚点。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公益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国土资源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主要表现形式,把重点放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加强对严重侵害公益行为的监督。
(四)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督促之诉、协同之诉。行政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检察机关不论是提出检察建议还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都旨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依法解决侵害公益的突出问题。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目标一致,要在监督中体现支持,把监督融入支持之中。
三、依法规范行使职权
(五)检察机关审慎行使权力,依法规范监督。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实质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敏感而复杂,而且行政管理还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检察机关既要加强监督制约,又要审慎行使权力。要严守检察权边界,严格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依法规范调查取证,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不自我扩权,不越权解释,确保检察监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六)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积极作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全力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对于检察机关指出的违法行政行为,依法积极作为,确保公益得到有效保护。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程序规定及合法性审查制度,公正、文明、规范执法。加强公益诉讼个案剖析和类案研究,研判执法风险点,对问题集中领域进行源头治理,促进规范执法。要按照“谁作为、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承办原行政行为的业务机构为行政公益诉讼承办机构。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立即明确承办机构,由承办机构按照检察建议书的要求组织落实整改;进入诉讼程序的,承办机构要按照《国土资源行政应诉规定》的要求积极参加诉讼,并及时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不断规范和改进工作,国土资源法制部门积极配合,提供相关法制保障。
四、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功能
(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作用,及时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保护公益的法定手段。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诉前程序和提起诉讼两个阶段、两种方式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积极通过诉前程序推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主动履职纠错,主动保护公益,形成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公益损害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八)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主动接受监督,积极整改落实。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自查,确属履职不到位或存在不作为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反馈;因客观原因难以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的,应当制定具体可行整改方案,及时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不存在因违法行政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情形的,应当及时回复并说明情况。
针对违法行为查处、土地出让、耕地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方面问题,要按照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是否全面运用行政监管手段、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等作为履职尽责的标准,进行认真自查,应当做到:发现并及时制止、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全面运用法定措施,要求相关义务主体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如果仍然拒不履行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本级政府、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和通报;向有关部门移交依法没收的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依法向有关部门进行移送违法犯罪线索;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采取上述措施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未得到有效保护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由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五、准确把握法律监督职能定位,依法参与相关诉讼活动
(九)始终坚持法律监督这个宪法定位。提起诉讼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环节,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保护公益的刚性手段,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既要遵循公益诉讼规律,又要遵循法律监督规律,实现两者有机结合。
(十)依法参加行政公益诉讼庭审活动。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充分维护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依法履行所应承担的义务。要认真做好行政公益诉讼应诉准备工作,根据诉讼类型和具体请求积极应诉答辩,对于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一类诉讼,应围绕履职行为是否事实清楚、程序是否合法、依据是否充分予以答辩;对于不作为一类诉讼,应围绕是否属于职责范围、是否已经履职以及履职是否适当进行答辩。对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要继续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力争实质解决。对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主动依法履职,防止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继续受到损害。
六、加强检察机关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协作配合
(十一)建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各级检察机关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的信息平台,选择部分地方进行试点,有序推进,共享国土资源领域违法信息、检察机关已办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等数据信息,实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能存在履职问题时提前预警、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网上告知等功能。
(十二)建立重大情况通报制度。为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时处置突发性、普遍性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重大情况通报制度,任何一方获得的涉及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及公益诉讼的重大舆情,应当及时相互通报,共同研究制定处置办法,回应社会关切。
(十三)建立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制度。双方开展的涉及对方工作范围的专项行动等,可邀请对方参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监督、刑事司法等职能,充分发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执法、勘验检查、卫星遥感等职能和技术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促进国土资源领域依法行政工作。
(十四)建立联合培训制度。举办相关培训时,可以为对方预留名额,或邀请对方单位领导或办案骨干介绍情况,定期开展业务交流活动,共同提高行政执法和公益监督能力。
(十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土资源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双方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讨国土资源领域涉及公益诉讼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于达成一致的事项,以会议纪要等形式予以明确,指导和推动行政公益诉讼工作。检察机关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存在的系统性、领域性问题,可以集中提出意见建议;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对检察机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
(十六)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双方各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两个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络及文件传输等工作。
七、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行政公益诉讼和依法行政工作
(十七)认真组织学习。各级检察机关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修改后行政诉讼法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贯彻落实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全面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检察机关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大局意识,积极争取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要高度重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工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行政公益诉讼工作,为依法行政和行政公益诉讼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人员保障和后勤保障。
各省(区、市)检察机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贯彻落实本意见的情况,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土资源部
2017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
(2017年7月19日 法〔2017〕2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5〕6号)、《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财政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6〕253号)的规定,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系中央财政为支持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而设立的专项资金。该资金专项用于相关国有企业职工以及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分流安置工作,目的在于去除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除为实现企业职工权利,审理、执行因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纠纷外,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涉及有关国有和非国有钢铁、煤炭企业的其他纠纷时,不宜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
各高级人民法院收到本通知后,要立即组织辖区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执行中的案件进行自查,发现相关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已被冻结,或者已经划拨但未发放的,除为实现企业职工权利,审理、执行因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纠纷外,应立即解除冻结措施,退还相关款项。
各级人民法院应结合账户性质、资金来源、发放程序、审批手续等因素准确判断资金性质,同时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既要避免因普通经济纠纷冻结、扣划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也要防止债务人恶意借奖补资金之名逃避债务。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9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799号建议的答复
郑传玖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中医药非遗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传承中医药宝贵财富,加大对国内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您提出关于“在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中,将中医药非遗传承保护纳入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办案重点"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加强药品安全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同时,通过探索非遗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完善对中医药传承人、药方、药材等的系统保护,规范中医药行业、产业源头治理,重视解决涉及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比如,广东省检察院专门赴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调研,认真总结办理“凉茶"非法添加西药系列公益诉讼案的经验,加强与省药监局等部门沟通,研究如何深入开展中医药保护非遗检察公益诉讼。山东省检察院在前期办理“阿胶"知识产权保护案件的基础上,加强对辖区内中医药非遗项目的专题研究,探索通过公益诉讼精准保护的具体措施。
下一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加强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沟通合作,以贯彻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检查中医药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为契机,联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调研,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完善办案协作等方式,出台推进中医药非遗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指导意见,共同做好传统医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保护。
二、关于加强对传统村落及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益之约·我们携手前行"的专题片中,专门介绍了您在贵州用吉他文化产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这也鞭策我们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检察公益诉讼方面积极作为。您提出的“在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适当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案例"的建议,我们正在持续落实推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12月发布的首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福建省晋江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安平桥文物和文化遗产行政公益诉讼案,就较好地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示范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诉前圆桌会议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系统推进对安平桥的文物修缮、周边污水整治和非遗项目传承,将当地“嗦啰嗹"“掠鸭"等非遗项目与元宵、端午、中秋民俗完美结合,助力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营造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检察机关重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积极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地方立法,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律保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协同协作,争取适时发布传统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三、关于在乡村振兴中推动非遗文创
您提出的“与抖音等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在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出检察官直播带货非遗产品项目"的建议,我们正在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研究论证必要性与可行性。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赴湖南、福建等地开展旅游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革命文物安全调研时,就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加强瑶族传统村落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福建“万应茶"“沙县小吃"非遗保护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向有关网络平台推荐“非遗"文创项目,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9〕22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服务和保障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使命感  1.深刻认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服务和保障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是新时代人民法院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为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准确把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发展目标,找准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切入点、着力点。当前,雄安新区已从编制规划为主转向实质性建设阶段,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把握这一工作实际,为全面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更加科学精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要牢牢把握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要求,加强与党政机关沟通协调,坚持法治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创新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司法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司法政策,创新工作机制,充分满足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的司法需求,全方位提升司法服务和保障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3.加强刑事审判,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严惩影响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严惩干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等犯罪案件,积极服务雄安新区产业优化布局。依法严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金融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加大对各类危害安全生产犯罪的惩治力度,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污染环境、盗伐林木、非法采矿等涉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审判,强化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依法严惩征收拆迁、企业转制过程中侵吞、挪用、骗取国家或集体财产的犯罪。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重点打击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涉黑涉恶犯罪,严惩相关职务犯罪,坚决打掉黑恶势力保护伞,切实维护雄安新区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  4.加强民商事审判,服务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妥善审理涉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合同纠纷、物权纠纷、公司纠纷、担保纠纷、破产纠纷、劳动争议等案件,积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依法慎用强制措施,为营造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依法妥善审理涉信贷、投资、招投标领域的隐性壁垒案件,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雄安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坚持围绕有效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转移的目标,加强涉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和就业创业等民生领域案件审理,积极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房地产相关领域案件审判,服务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支持有关部门严控周边房价、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为完善土地出让、租赁、租让结合、混合空间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等多元化土地利用和供应模式提供司法支持。  5.加强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保障雄安新区行政机关创新管理模式,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强土地开发利用、城市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等领域行政案件审判,强化司法审判对规划利用国土空间资源的服务保障作用。妥善审理征迁安置相关行政案件,健全完善程序规范、补偿合理、保障多元的土地征收工作机制。对行政机关向雄安新区下放工程建设、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审批和行政许可事项引发的行政诉讼,加强审判监督指导,有效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绿色通道,依法及时审查非诉执行申请,确保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及时推进。  6.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对雄安新区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指导,支持雄安新区构建公正高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指导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工作深入开展,推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实现专门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支持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扩大雄安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不断提升。支持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培养,推动建立雄安新区与各地法院之间的人才委托培养和锻炼交流机制,着力培养一支顾全大局、精通法律、了解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更好服务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  7.加强金融审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涉及雄安新区建设融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民间借贷等金融案件,妥善审理雄安新区企业发行上市、并购重组、股权转让、债券发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案件。加强对涉及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股权众筹融资等创新业务案件的司法研究。支持雄安新区管委会、仲裁机构、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创新发展,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完善诉调对接,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建立专门的金融审判庭。  8.加强涉农审判,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雄安新区实施。积极贯彻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政策和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推动雄安新区土地制度改革,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服务改革政策落实落地。依法妥善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涉及的农民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以集体资产股权入股企业或经济组织纠纷案件。加大对损害农民合法利益违法犯罪案件惩治力度,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发挥人民法庭在雄安新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9.加强环境资源审判,推动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推动环境资源司法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白洋淀流域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制度。依法妥善审理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纠纷,为推动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完善市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深入研究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交易权的法律属性及交易规则,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符合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和发展实际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多样化生态补偿制度和淀区生态搬迁补偿机制提供司法支持。  10.加强涉外商事审判,构筑开放发展新高地。完善涉外贸易司法规则,支持引入国际国内各类资本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对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关案件的审判。完善涉互联网金融案件审理,服务建设面向全球的数字化贸易平台。加强涉外金融案件审理,支持在雄安新区设立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司法规则体系,构建公平竞争制度。支持在雄安新区设立国际性仲裁、认证、鉴定权威机构,探索建立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11.加强执行工作,推动构建执行协作联动机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构建雄安新区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加大对涉重点工程、重点项目案件的执行力度,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支持完善雄安新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商务诚信体系,探索建立覆盖所有机构和个人的诚信账户,实行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建立完善覆盖范围广泛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实现对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对比、自动监督、自动惩戒,推动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三、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适应的司法工作体制机制  12.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雄安法院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雄安新区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原则,积极探索推动司法领域新机制新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司法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新区先行先试。支持新区法院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需求,积极探索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新区法院按照优化协同高效原则,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执行组织建设,调整优化新区法院政法专项编制布局结构,建立常态化和机动性相结合的法官遴选机制。探索适合雄安新区两级法院发展需求的择优招录制度,对新区法院的法官遴选和法官等级确认、晋升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支持雄安新区法院全面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构建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推动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理念革新、机制变革,切实提高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  13.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司法服务保障的信息化水平。支持雄安新区法院积极适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在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上主动作为、先行一步,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加快提升信息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法院专网性能和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使司法服务保障能力与雄安新区创建数字智能之城要求相匹配。支持雄安新区法院充分利用新区信息化应用的先发优势,提升电子诉讼的覆盖范围、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建立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机制,全面推进审判智能化应用。提高诉讼服务信息查询、信访接待处置、立案快速处理、在线调解等工作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促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14.推进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建设,建立完善案件裁判标准统一机制。完善案件沟通机制,加强京津冀区域内共性、前沿性法律问题和类型化案件裁判规则的研究总结提炼,对具有普适性、已达成共识的问题,及时通报区域内各级法院。探索建立覆盖刑事、民事等各业务领域的类型化案件审判指引,建立业务研讨交流长效机制,积极开展专题业务研讨和课题调研,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  15.深化区域司法交流合作,强化京津冀法院全方位协调配合。健全京津冀法院联席会议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强化对新区发展重大司法事项、司法需求、司法政策和重大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研判和支持,推动立审执各环节平台共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实现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切实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京津冀法院要按照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推出与雄安新区发展相配套相适应的司法政策措施,更好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服务和保障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16.加强对雄安新区法院建设和发展的支持。加强对雄安新区法院审判业务指导和物质保障,建立健全新区法院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法院在人才培养、智力支持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机制。鼓励京津冀法院选派相关领域的业务专家到雄安新区法院挂职锻炼,实现人员资源互通互融,为新区法院更好履职提供保障。支持雄安新区法院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积极探索改革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着力培育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外语的高层次审判人才。支持雄安新区法院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将雄安新区法院建设成为与雄安新区国际化定位相适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法院。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设立雄安新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本意见要求,明确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的通知
(法〔2020〕272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全面推进,各试点法院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加大探索创新力度,有序推进各项试点任务,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加强试点工作指导,统一政策口径,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前一阶段试点工作出现的共性问题,研究编写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以下简称《问答口径二》),现印发给你们,供各试点法院参照执行。
《问答口径二》结合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对特邀调解名册管理、诉调对接机制、司法确认案件管辖和审查标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和审理方式、独任制审理方式和异议程序等方面作出了细化规定;补充完善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第八条、第十三条关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计算的规定。
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试点推进机制,加强对下指导,做好统筹协调。一是狠抓试点推进落实。加大试点工作督促检查力度,适时开展专项督察,健全完善试点工作台账,畅通上下沟通联络机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二是开展试点中期评估。根据试点工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将于试点满一年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开展自行评估,系统梳理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全面总结分析存在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三是认真总结提炼规则。结合试点工作情况,全面检视试点程序规则,对认为不符合审判实际的,提出修改建议;对被实践证明可行的,进一步总结提炼为诉讼规则,为下一步推动民事诉讼制度修改提供参考。四是持续加强试点宣传解读。把握正确宣传导向,深入挖掘试点法院特色亮点举措,进一步丰富政策解读的形式和载体,扩大改革成效宣传,为试点工作中期报告和推动法律修改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收集研判所辖试点法院参照执行问答口径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通过试点工作月报或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23日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
一、如何理解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特邀调解组织需要“依法设立”的要求?
答:“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是指,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经民政部门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登记备案,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调解组织。
二、调解组织、调解员纳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应当满足哪些条件?
答: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调解组织,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依法成立,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规范的运行流程;(二)有固定办公场所、明确的负责人、必备人数的调解员和必要的运行经费;(三)受明确的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治组织监督管理。
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调解员,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记录、丰富的调解经验和相应的专业能力。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治组织探索建立调解员资质认证制度,推动将调解员资质证明文件作为调解员入册的形式要件。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管理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答: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自治组织履行对入册调解组织、调解员的监督管理职责。人民法院主要负责入册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业务指导工作,包括在日常工作中监督其依法履职,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统计工作业绩等。对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作出警告、通报、除名等相应处理,并及时通知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自治组织。
四、如何确定委派调解的期限?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特邀调解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委派调解的,调解期限为三十日。实践中,确定调解期限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委派调解期限为可变期间,调解过程中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特邀调解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终止调解,符合立案条件的必须及时转入诉讼程序。同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当延长调解期限。第二,委派调解期限可以适用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委派调解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和人民法院同意,由人民法院依程序组织鉴定或者评估的,鉴定、评估期间不计入委派调解期限。第三,委派调解的期限自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签字接收法院移交材料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开展委派调解,应当编立“诉前调”案号,并将案件信息录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案件分配至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时,应当尽量确保案号编立时间和材料移交时间一致。
五、诉前调解阶段完成的送达,效力是否及于起诉后?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委派调解中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和法律后果,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调解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作为诉讼材料使用”。根据上述规定,在诉前调解阶段已明确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和法律后果,当事人签字确认,且经人民法院审查合法的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其效力可以及于诉讼阶段。
六、当事人自行选择由特邀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应当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答:当事人自行选择由特邀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按照以下规则确定管辖法院:(一)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与名册所属人民法院一致的,由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与名册所属人民法院不一致的,由名册所属人民法院管辖。(三)调解组织同属多个人民法院名册的,各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但申请由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确认的,应当符合级别管辖或者专门管辖标准。
七、中级人民法院诉前委派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后因减少标的额达不到级别管辖标准的,是否需要调整管辖法院?
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委派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的,应当遵循“谁委派、谁确认”的原则,这样便于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监督指导调解过程,公正高效审查调解协议,提升调解工作质效。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让步,减少标的额是常见现象,对该类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仍应当由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管辖。
八、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能否约定选择管辖法院?
答:协议管辖是一种诉讼管辖规则,不适用于特别程序案件。因此,司法确认案件不能协议约定管辖,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九、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如果内容不明确、内容存在瑕疵或者不具备可执行性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对于调解协议内容不明确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六十条第(五)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申请。
对于调解协议内容存在瑕疵的,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区别处理。第一,如果对该瑕疵的解释、澄清或纠正,足以导致调解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实质性变动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重新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第二,如果该瑕疵属于笔误等显而易见的微细失误,且当事人对立即纠正相关瑕疵不存在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共同纠正瑕疵后,依法作出裁定。
对于调解协议不具备可执行性,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时发现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在案件受理后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十、司法确认案件是否可以在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
答:司法确认案件可以采取书面方式审查,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第一,通过书面审查,能够明显判断调解协议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的,或者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六十条规定的裁定驳回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作出裁定。第二,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由人民法院委派调解,调解全程受人民法院监督指导的,可以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第三,对于调解协议所涉纠纷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进一步审查核实相关情况的,可以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
十一、下列纠纷,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否申请司法确认:(一)涉及抵押权的优先受偿等准物权纠纷的;(二)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中涉及房屋所有权分割问题及分割后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三)代持股权权属认定的;(四)合同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的?
答:《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物权确权以及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等情形,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第(一)类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通过实现担保物权程序解决;对于第(二)(三)类调解协议,由于房屋所有权分割、代持股权权属认定属于确权类纠纷,不宜由司法确认程序处理,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对于第(四)类调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已经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当按照约定提起仲裁。总之,上述调解协议均不符合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条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司法确认。
十二、案件标的额在十万元以下,但起诉中包含金钱给付以外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答:按照《实施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对于当事人除给付金钱外,还提出其他诉讼请求的,原则上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如果案件标的额在十万元以下,且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十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能否缺席审理和判决?
答: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原则上可以缺席审理和判决,但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案件因当事人下落不明,需要公告送达的;或者因无法获取对方当事人意见,难以判断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争议是否不大的,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第二,小额诉讼案件缺席审理和判决应当以依法完成送达为前提。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审理和判决。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应当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已完成有效送达,否则不得缺席审理和判决。
十四、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标的额“五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是否包含本数?
答:《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标的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此处“五万元以下”应包含本数五万元,即以五万元为上限。《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标的额超出前款规定,但在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此处“五万元以上”不包含本数五万元。
十五、在格式合同中,如何认定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款的效力?
答:当事人在格式合同中约定在诉讼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应当根据以下规则确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第一,对于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无论约定是否有效,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第二,对于案件不符合《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条件,或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六条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情形的,无论该条款是否符合格式条款要求,人民法院均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第三,对于符合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件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按照格式条款要求认定其效力。因在诉讼中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涉及当事人重要诉讼利益,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若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采取合理方式,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主张该约定无效。
十六、小额诉讼程序的答辩期间与举证期限,能否合并计算?
答:可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为立案后至开庭审理前的阶段,该阶段包含了答辩期,因此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可以合并计算。
十七、简易程序审限到期后需要延长审限的案件,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审限能否再延长三个月?
答:不可以。《实施办法》第十五条关于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调整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时间已从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同时取消了延长审限需“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要求。实践中,即使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得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
十八、诉前保全、执前保全、仲裁协助保全等保全案件,能否由法官一人独任审查?
答:可以。《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对办理保全案件的审判组织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由立案、审判机构作出裁定”。实践中,对于普通的诉前保全、执前保全、仲裁协助保全案件均可以由审判员一人办理,但如果存在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标的额巨大等情形的,可以组成合议庭审查保全申请。
十九、当事人能否对一审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提出异议?如果可以,如何操作?
答:可以提出异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实践中是否依法合理适用,涉及当事人的重大程序利益,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
第一,关于异议的请求。当事人的异议请求,仅限于案件是否应当适用独任制审理,而不包括是否应当适用普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确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就审理程序再提出异议。
第二,关于异议的事由。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事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应当适用合议制的情形;二是案件不符合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适用条件。
第三,关于异议的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中,或者在作出转为独任制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时,告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当事人应当在独任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前提出异议。异议由独任法官负责审查。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由合议庭作出组成合议庭审理的裁定;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当事人,并记入笔录。
二十、当事人能否对二审独任制适用提出异议,如果可以,如何操作?
答:可以提出异议。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二审独任制适用范围限于“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和“不服民事裁定”的案件。二审独任制是否依法合理适用,涉及审判组织形式是否合法,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
第一,关于异议的事由。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事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适用合议制审理;二是案件不符合二审独任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适用条件;三是案件不符合二审独任制适用范围,不属于“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和“不服民事裁定”案件。
第二,关于异议的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审案件独任审理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异议。异议由独任法官负责审查。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由合议庭作出组成合议庭审理的裁定;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当事人,并记入笔录。
二十一、已经开庭审理的二审独任制案件,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后,是否需要再次开庭?
答:已经开庭审理的二审独任制案件,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后,并不要求一律再次开庭。案件是否需要再次开庭,应当由合议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
案件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当再次开庭:(一)开庭后,当事人又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申请再次开庭审理的;(二)案件审理过程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三)案件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合议庭认为有必要通过再次开庭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的。
二十二、《实施办法》中的电子诉讼规则,能否适用于执行案件?
答:可以。《实施办法》中明确的在线立案、电子化材料效力、电子送达等电子诉讼规则适用于执行案件。在办理执行实施案件或执行审查案件过程中,需要询问当事人的,可以参照《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在线庭审的规定在线询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经典红色司法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经典红色司法案例
(2021年6月15日)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1:
谢步升贪污案(苏维埃政权反腐第一案)
[案情简介]
谢步升,原瑞金九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谢步升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却逐渐变质,其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运输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甚至为了劫色敛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后,作出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同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进行了二审审理,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枪决,并没收个人一切财产。当日下午,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典型意义]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展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中,此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案,为我党有力打击犯罪、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判决原文]
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
第五号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梁柏台,陪审员:邹武、钟文芳,书记:李伯钊、何秉才,同时参加审判的国家原告人:陈子丰、张振芳;审判反革命案件被告人:谢步升。
本法庭审理的结果,认为瑞金县苏裁判部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对于谢步升的判决书是正确的,谢步升的上诉否决,仍按照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原判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主 审 梁柏台
陪 审 邹 武
钟文芳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
一审判决书:
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
第八号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立中,陪审谢正、钟桂先,书记杨世珠,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谢步升。根据国家原告机关的材料,法庭审判的结果,被告人自己在法庭的口供,被告人的反革命事实已完全证明。谢步升,男,瑞金九区叶坪人,曾为共产党员。兹将被告人的罪状列举如下:
一、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三千多毛(毫子)。
二、他当村政府主席时,借主席的势力,强奸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
三、奸淫了谢**的老婆,因谢**打他,就说谢**是社党,报私仇杀了谢**。
四、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
五、偷了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条过山,每只牛得大洋三元。
六、一九二七年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拿了金戒子、毡毯等物。
七、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二只。
八、加入AB团,担任AB团小组长。
九、抢了瑞林寨丘姓的东西。
十、一千七百毛(毫子)将自己的老婆卖了。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主 审 潘立中
陪 审 谢正平
钟桂先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2:
朱多伸反革命案(严格区分重罪与轻罪、罪刑相适应)
[案情简介]
此案的背景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了案件审理的复审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构筑了第二道保障线。案件初审后,如果当事人认为初审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允许其上诉,将案件提交上一级裁判机关复审。
1932年5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接到瑞金县苏裁判部送来的被告朱多伸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第20号判决书。何叔衡曾与朱多伸有过多次接触,了解到他曾对一些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乡干部进行多次举报,在认真研读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事实后,觉得事有蹊跷。为查清案件事实,他立即赶赴壬田乡调查核实。经仔细审查、认真考量,何叔衡严格按照量刑尺度,撤销了朱多伸的死刑判决,改判监禁二年。
[典型意义]
此案体现了中央苏区尊重事实、重视证据、坚持程序、情理法统一的优良司法传统,以及严格区分重罪与轻罪、罪刑相适应的法治精神,为人民司法审判工作奠定了公开、公正、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司法作风。
[判决原文]
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十七号
瑞金县苏裁判部第二十号判决书关于朱多伸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宁、石、瑞三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曾组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七十二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此批。
瑞金县苏裁判部
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审判决书:
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
第廿号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法庭主审潘立中,陪审钟桂先、钟文高,书记杨世珠,同时参加审判的国家原告人华质彬,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朱多伸。根据国家原告机关的材料及法庭审判的结果,被告人等反革命事实已经证明。朱多伸,男,七十二岁,瑞金县壬田区人,劣绅。兹将被告人的罪状列举如下:
一、过去是劣绅,以强欺弱,压迫劳苦群众。
二、欺骗别人的田做风水,霸占自己的山不分给别人。
三、吞没公款,克扣罚款。
四、冒称宁、瑞、石三县的巡视员。
五、私扣公家子弹,卖给公家以赚钱。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限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主 审 潘立中
陪 审 钟桂先
钟文高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3:
熊仙璧贪污渎职案(中央苏区党的高级干部反腐案)
[案情简介]
1933年底,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中共中央派出检查组进行调查,进展缓慢。1934年初,有重大问题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调查阻力进一步加大。之后,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成立突击队赶赴于都,深入群众、细致调查,不久就掌握了熊仙璧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并将查处情况上报。
1934年3月25日,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最高特别法庭对熊仙璧进行公开审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和500多名干部及群众旁听审理。经审理,法庭认为被告人纵容反革命分子、拒不执行中央命令、贪污并包庇贪污,判处被告人犯渎职、贪污罪,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利一年。
[典型意义]
此案体现了中央苏区时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展现了我党反腐的坚定决心,为赢得民心、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判决原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判决书
特字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最高法院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特别法庭,以董必武为主席,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李澄湘、邹沛甘为书记,同时参加审判的是最高特别法庭临时检察长梁柏台,审判渎职贪污的被告人熊仙璧。熊仙璧,又名石长,年三十一岁,于都罗垇区人,成分贫农,前中央执行委员,任于都县苏区主席,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逮捕,他的犯罪事实:
(一)对反革命分子纵容:被告人在领导于都县苏工作时,反革命大肆活动,张贴反动标语,殴打政府工作人员,抢夺保卫队枪械,甚至反革命分子混进到政府机关中来活动,曾经群众告发或捉送到县苏的,被告人亦没有迅速的处置。
(二)不执行上级命令:被告人身为县苏主席,对中央决定和命令一贯的采取消极抵抗;对推销公债,收集粮食,修路计划及赤色戒严,从来不去检查;更有些命令不曾在县苏讨论,甚至关起机关门来,放弃工作。
(三)贪污和包庇贪污:强借公家五十元交给家中做生意,影响县市区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做投机生意,放弃工作,造成全县的市侩作风。特别是私运大批米谷到白区,影响群众生活,违反苏维埃的基本原则,并包庇贪污,对县军事部大贪污案久延不决。
被告人身为县苏主席,自应竭尽智能,遵守苏维埃法纪为群众表率,乃竟敢放弃职务,图利自己,纵容反革命分子,包庇贪污,玩忽政府法令,已构成渎职罪。又强挪公款去做生意,破坏国家财政,兼犯贪污罪。法庭为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害虫,开展反渎职贪污的斗争,保障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对被告人之渎职贪污犯法行为,特判处监禁一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起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止。期满后剥夺公权一年。本判决无上诉权。
主 审 董必武
陪 审 何叔衡
罗梓铭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4: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婚姻自由)
[案情简介]
黄克功,原系延安抗大第六队队长,少年参加红军。被害人刘茜,系太原进步学生,冒险冲破封锁线,到延安抗大十五队学习。黄克功与刘茜短期接触后,有了一定感情,渐涉恋爱。后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后,俩人开始疏远。刘茜对黄克功的一味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表示拒绝同黄克功结婚。黄克功于是萌发杀害刘茜的意念。1937年10月5日夜,黄克功携带手枪,找刘茜谈话,当刘茜明确表示拒绝同其结婚时,黄克功掏枪连击二枪将刘茜杀害于延水畔之沙滩上。
案发后,有的干部以黄克功对革命贡献大为由,请求赦免。黄克功本人亦自恃有功,写信给毛泽东和审判长,请求从轻处罚。但边区高等法院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下,顶住各种压力,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正地审理了此案。同年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的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胡耀邦等为公诉人,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任审判长。经过审理,证据确凿,黄克功本人亦供认不讳,遂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典型意义]
此案对有革命功绩的黄克功判处极刑,意味着特权和以功抵罪观念被废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已经建立,这是革命法治走向成熟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背景下,此案蕴涵了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体现了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判决原文]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
刑字第二号
被告:黄克功,男性,二十六岁,江西南康人,前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上列被告人因逼婚不遂杀害人命案件,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本院公审,特判决如下:
主文
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
事实
黄克功所枪杀的刘茜,女性,十六岁,山西定襄人,陕北公学的学员。初在太原求学,自卢沟桥抗战后,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于本年八月间,决然舍弃家庭学业,冒险间道来到延安城,即进抗日军政大学,在第十五队为学员,学习、工作均极努力。当时黄克功适任抗大第十五队队长,遂得与刘茜认识,通信来往,渐涉恋爱,感情尚好。九月间,陕北公学成立,所有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公学。但不几日,黄克功仍复被调回抗大转任第六队队长;刘茜留在公学学习,二人关系开始疏离。嗣后黄克功向刘茜追求不已,送钱赠物,要求结婚,而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发生反感,曾经表示拒绝,并给以劝诫与批评。黄克功失望,更听信谗言,以刘在公学已另有爱人,去信责备,同时更迫切追求结婚,但刘茜决不愿意,亦不给答复。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忘却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放弃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不顾当前国家民族的危难,陷于恋爱第一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遂萌杀害刘茜之动机,藉以泄愤。于十月五日饭后,带备白郎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干部黄志勇到公学去访寻刘茜,在公学前适与刘茜相遇并有她的同学数人董铁风等,黄即招刘茜走向河边散步,刘不能拒,离开她的同学同黄克功偕行。适天已黑,黄志勇先行分手回校,尚见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谈话。黄即再向刘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予以严厉抗拒。当时黄克功即拔出手枪对刘茜威胁恫吓,刘亦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去理智,不顾一切,遂下最后毒手,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的刘茜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黄克功于谋杀事毕后,即回校,取水洗足,企图湮灭血迹证据,即自行解下外衣及鞋子洗尽血污,才去校部汇报。回来复将手枪擦拭,并对刘茜过去谈恋爱的信上加填十月四日的日期,藉作反证掩饰。陕北公学董铁风等因刘茜一夜未归(十月六日)即到黄克功处询问,黄神色怆忙,假作不知。迤后,群众在河边发现刘的尸体,特向陕北公学当局报告,并在当地捡获白郎宁手枪弹壳两颗,弹头一颗,转报法院检验。在刘身上,右肋下有枪伤,入口乌黑色,无出口;左耳背有一枪伤,弹穿脑门,血液模糊;左腿有伤痕两处,紫黑色;实属枪杀毙命。此项杀人行为黄克功实为凶犯,证据确凿。当经抗日军政大学当局,将凶犯黄克功拘押,捆送法院,该凶犯黄克功自己承认杀人不讳,复经检察机关侦查起诉。
理由
(一)蓄意杀害刘茜的犯罪行为,该凶犯黄克功既已供不讳,更加以检察机关所提出各种确凿证据证明,罪案成立,已无疑义。
(二)值兹国难当头,凡属中国人民,均要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才是自己国家民族的死敌,我们用血肉换来的枪弹,应用来杀敌人,用来争取自己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解放,但该凶犯黄克功竟致丧心病狂,枪杀自己革命的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的团结,无意帮助了敌人,无论他的主观是否汉奸,但客观事实,确是汉奸的行为。
(三)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令,未达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不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无论刘茜对黄克功过去发生如何极好的感情,甚至口头允许将来结婚,在后因不同意而拒绝,亦属正当,绝不能以此藉口加以杀害。
(四)男女婚姻,应完全是出于自愿的结合,条件或不适应,亦可正式分离,绝不许任何的强迫。黄克功与刘茜的关系,最高限度只不过是朋友相恋,即使结婚,各人仍有其各人的自由,黄克功决不能强制干涉刘茜的行动,更不能藉口刘茜滥找爱人成为枪杀原因。
(五)凶犯黄克功对刘茜实行杀害以后,清洗衣服,擦拭手枪,湮灭罪证,复在刘茜信上,假造时日,捏造反证,更对学校法庭讯问的时候,初尚狡赖,推卸责任。这适足以证明黄克功预蓄杀人的计划及对革命的不忠实,这些表现实为革命队伍中之败类。本院根据以上种种理由,特为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检察机关代表胡耀邦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高等法院刑庭
审判长 雷经天
陪审员 王惠之 李培南 周一明 沈新发
书记官 袁 平 任扶中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5:
惠思祥与张海胜窑洞求偿案(裁判文书让百姓看得懂)
[案情简介]
惠思祥与张海胜合伙开设磨坊,其间与张妻张白氏通奸。张海胜夫妇家因日寇轰炸导致无处居住,惠思祥为便于奸情,允许张海胜在其地上开辟两个窑洞,并允诺张海胜夫妇可长期居住,并未约定居住期间及租金等条件。之后,张白氏通奸生事,惠思祥恐日后受累,要求张海胜归还窑洞。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张海胜在开掘窑洞时经过了惠思祥的允许,其口头契约应当成立。因此张海胜夫妇仍有窑洞的居住权,如果张海胜日后移居,窑洞居住权即消灭。
[典型意义]
本案中判决文书的写作风格通俗易懂,在当时群众法律基础薄弱、普法宣传力度相对有限的大背景下,不仅使双方当事人易于理解,还便于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学习,体现了基层法官的办案智慧,有助于增加法律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判决原文]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即原告):惠思祥,男,四十九岁,原籍清涧,现住延安市南门外,务农。
被告:张海胜,男,三十七岁,原籍米脂,现住延安市南门外,商。
上列上诉人惠思祥为求偿窑洞一案,不服延安市地方法院六月二日之判决,提起上诉,经本院受理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撤销。
张海胜在惠思祥地上所开窑洞二座,仍由张海胜居住,如张海胜日后移居,在此窑洞之居住权即消灭。
张海胜之妻张白氏如再与人通奸生事,由当地政府驱逐其家出境,所开此二座窑即归惠思祥所有。
事实
据上诉人惠思祥称:“伊于民二十七年七、八月间与张海胜合伙在延安市内开设磨坊,尔时即与被告张海胜之妻张白氏通奸。及至是年冬延市被日寇飞机轰炸后,张海胜夫妻无处居住,伊当时为便利与张白氏通奸,自动提出要张海胜在窑背上开掘窑洞二座,并帮助张海胜出资四十余元,还向张海胜声言:‘住得好的话,可以常住。’并未提起居住期间及租金,更未提出任何条件。张海胜将窑洞造成后,于去年一月,伊即与张白氏感情破裂。以张白氏与人通奸生事(因此时张白氏又拒绝与胡玉林通奸,而胡玉林竟把张海胜之驴杀死一头,该案已由延市政府交军法处处理)、恐日后受累之词请求令张海胜将此二窑交还。”
被告张海胜答辩称:“伊在惠思祥地上开掘窑洞两个,是经过惠思祥的允许,现在不愿交出窑洞者,因开掘窑洞时惠思祥曾允许可以长久居住,且开掘窑洞自己花费大洋一百一十元,惠思祥并未出资,所以不愿交还窑洞。”至张白氏与惠思祥通奸,张海胜与张白氏均不承认有此事实。
理由
(一)张海胜在惠思祥地上开掘窑洞时,确经过惠思祥的允许,且未约定有任何条件,其口头契约自应成立。
(二)张海胜开掘窑洞,惠思祥出资四十元相助,并无证据。即或惠思祥确曾资助,但据供称亦系出于自愿,未附任何条件,当然亦不能翻悔。
(三)根据延安市地方法院调查,张白氏与人通奸是事实。
本院根据以上理由及两造具体情形,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民事法庭
兼庭长 雷经天
推 事 任扶中
书记员 兰作馨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6:
李延德、白占山等学疗人命案(干部作风、人权保障)
[案情简介]
此案发生在边区五一施政纲领及《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颁布不久后,当时边区法制初创,人权保障观念淡薄,刑事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1942年,延安市学生疗养院刘世有与李德成因口角动武,李德成负伤。李德成将事件报告至总务科科长白占山,白占山命令张永玉,让杜湛捆绑刘世有,但此时并未动手。后刘世有忤逆白占山命令,秘书李延德欲捆绑刘世有。此后,白占山叫运输队员郝树国前来,却屡召未至,故下令杨永和、王玉华、赵风岗捆绑郝树国、刘世有,并命令杨永和等分班看守。当晚,刘世有气绝身亡。
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杨永和提起上诉,并委托律师为辩护人。边区高等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其间,《解放日报》对该案进行高密度、持续性的宣传跟进,内容涉及案件基本事实、审理过程、裁判结果、评论研究等。边区高等法院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详细侦讯后,以刘世有致死的责任问题为核心进行公开辩论。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对李延德判处三年徒刑,白占山判处二年零十个月徒刑,王玉华、赵风岗判处二年徒刑,杨永和判处一年零十个月徒刑,对杜湛宣告无罪释放。
[典型意义]
此案二审法院调查细致深入、取证客观全面,以查清犯罪事实真相为审判基础;辩护人意见得到充分发表,有效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利用广泛宣传报道引导群众深入讨论,为加强边区人权保障教育提供了有利契机。此案是边区司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当前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也具有借鉴意义。
[相关材料]
1942年1月19日,延安市学生疗养院运输员刘世有与保管员李德成,因口角动武,刘世有将李德成打伤。李德成将经过报告给总务科科长白占山,白请示刘副院长后,刘副院长让白斟酌处理。因刘世有态度强硬,白占山遂命勤务员张永玉让管理员杜湛捆绑刘世有,杜湛见刘世有态度稍有转软而未动手。后白占山命令刘世有次日当天往返朱家沟运炭,刘世有称路太远一日内无法返回。管理员杜湛将此情形报告给秘书李延德,李听后即有捆绑刘之意。杜湛将情形转达白占山,白遂下令将刘绑缚。嗣后,白占山叫运输队员郝树国来,但其屡召亦未来。李延德遂命杨永和、王玉华、赵风岗绑郝树国来。郝树国、刘世有两人被杨永和等人带下,分别被绑绳紧拴在窑洞窗上。此时刘世有是大绑,郝树国是小绑。王玉华提议两个人应一样,遂将刘世有改成小绑。后赵凤岗表示要捆就捆紧,杨永和遂反捆了刘世有的双手,王玉华接着又把绳子在刘世有的右胳膊缠绕一周,经左肩与捆手腕之绳接连,紧系于窗上。杨等报告情形时,白占山问绑的松紧,王玉华表示比以前绑自己时松得多了。后白占山遂命令分班看守。
当晚,刘世有未认错以致未松绑,不久即停止叫喊。晚上十一时,刘已不应声,开门后见刘已倒地,杨永和遂将此情形告知秘书李延德,并商议请医生。李延德表示,刘世有是疲惫,并命令杨永和解开绳子给刘喂开水,让刘卧地休息,不必深夜去麻烦医生。待之后再请来医生时,刘世有已气绝。
案发后,延安市地方法院检验尸首、调查案情。2月7日,延安市地方法院判处王玉华、杨永和有期徒刑各四年,杜湛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白占山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刘副院长负行政处分。
一审后,该案被告人之一杨永和认为,自己实施捆绑的行为,系受白占山之命令,并在发现致死征兆时,立即报告李延德,但因李延德漫不经心而延误时机。遂以一审判决与事实大有差异而与刑事责任之确定尤为不合为由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并委托两位律师为二审辩护人。边区高等法院决定将全案重审,二审期间进行多次调查。6月13日,边区高等法院在历经数次侦讯后,举行公开辩论。这次辩论会各被告人及杨永和的辩护人均出席,辩论中心是刘世有致死的责任问题。
7月22日,边区高等法院公开作出二审宣判:撤销一审判决,判处李延德有期徒刑三年,白占山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王玉华、赵风岗有期徒刑二年,杨永和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杜湛宣告无罪释放。宣判后,法庭告知各犯如不服可在十日内向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上诉,杨永和及其辩护人均表示服从判决。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7:李刘氏、丁攀生“夏魏单”土地纠纷案(土地制度)
[案情简介]
李尚财、李刘氏夫妇原有一块60垧的土地“夏魏单”。1927年,因经济困难典给地主丁攀生,1929年李刘氏又因李尚财生病去世,家中生活难以为继将该地出卖给丁攀生。丁攀生加上自己原有的土地,共有300余垧。1936年,土地革命爆发,丁攀生因害怕逃跑。按照土地政策,丁攀生所有地及典受地被没收充公,所有权属国家所有。之后,丁攀生趁政府监管不严,侵占了一部分土地。李刘氏认为丁攀生侵占了一部分“夏魏单”,想进行回赎,丁攀生拒绝,据此李刘氏于1940年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定远县政府在前期没有细致调查,判决李刘氏和丁攀生各有一部分土地使用权。之后,县司法处于1942年对此案进行再审,了解案件真实情况后,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将判给丁攀生和李刘氏之地一律收归公有”“考虑到丁攀生和李刘氏家庭困难情况,重新分出一部分土地给两家耕种。”
[典型意义]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此案体现了我党以人民为中心、对土地政策的高度重视和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照顾不同阶层利益的优良司法作风。
[判决原文]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李刘氏,女,定边人。
代理上诉人:李秀林,男,六十二岁,定边一区六乡南园子,农。
被上诉人:丁攀生,男,五十八岁,定边市区四乡一村。
代理被上诉人:丁兆模,男,二十五岁,住址同上,小学教师。
上列当事人因土地涉讼一案,上诉人不服定边县司法处所为第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上诉驳回。
丁攀生之地,为政府所给予,与李刘氏无关,李刘氏不得再向丁攀生索地。
李刘氏现时分受之地,如实过少不够生活,可向定边县政府申请救济,补给土地。
事实
缘民国十六年,李刘氏之夫李尚财将本案系争之地名“夏魏单”出典于丁攀生。至民国十八年李尚财病故,据丁攀生称,李刘氏即将此地全部出卖于彼(举有说合人石成福、丁正科、赵惠智、魏现均及王如意等为证),由其管业。民国二十五年土地革命,丁攀生原为地主,连同夏魏单之地共有土地三百余垧,按当时土地政策,地主之所有地及其典受地,均在没收之列,已属全部归公。后丁攀生及当地居民,以政府对该地未加管理,侵种一部分。李刘氏见丁攀生侵种地内有其原有之地,虽于民国十六年出典于丁攀生,并未出卖,因于二十九年投诉于定边县,要求回赎。该县政府当时未加细查,不知该地早已没收归公,曾判决以三分之二归李刘氏耕种,三分之一归丁攀生耕种。迄至今年,定边县政府查明该地早已经没收归公,丁攀生等所占之地原系非法侵种,该县司法处因根据此项事实对二十九年所作之判决进行再审,撤销原判,将判给丁攀生及李刘氏之地,复行一律收归公有。惟该县政府第一科为照顾各阶层利益计,念及丁攀生及李刘氏生计困难,又各补充土地一部分。李刘氏以补充土地过少,心甚不甘,又睹丁攀生补充土地内仍有其原有之地,不服判决,来院上诉,要求回复二十九年所分之地,并诉丁攀生霸占其地。本院传讯两造,讯明上列事实,记录在卷。
理由
查系争之地,于土地革命时期按当时土地政策,早经没收归公。李刘氏所称仅于民国十六年出典于丁攀生并未出卖一节,无论是否属实,不能阻挠土地政策已成之实效,自此业已收归公有之土地,不能再返还于旧有地主。定边县署于二十九年对本案系争土地判决以虽经判决以三分之一归丁攀生、三分之二归李刘氏,实因未调查土地真相所致,但于今年发现新事实,确知该地曾没收归公,并非私人之产业,则原判认定之事实已属根本错误,依法进行再审,撤销原判,更将原判分给两造之地仍行一律收回归公,于法尚无不合。李刘氏请求废弃原判,回复其二十九年判决分种之地,实为无理。至丁攀生受政府所补充之地,内中虽有李刘氏原种之一部分土地,但既经没收归公,后复由政府给予丁攀生,不得指为丁攀生霸占。李刘氏即不得要求分割丁攀生合法分得之地。若李刘氏自己现时分地过少,无法维持生活,可将实际情况另向定边县政府声请补给土地,以资救济。
依上论结,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三日
民事法庭
庭 长 任扶中
推 事 王怀安
书记员 海 心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8:
封彦贵与张金才儿女婚姻纠纷案(妇女解放、“马锡五审判方式”)
[案情简介]
封彦贵之女儿(封捧儿)幼时与张金才的次子(张柏)订婚。随后,封彦贵为多索聘礼,暗中又将其女许给张宪芝之子为妻。捧儿与张柏偶然相遇,一见钟情,双方表示自愿结为夫妻。不久,封彦贵为收取高额聘礼,再次把女儿许给朱寿昌为妻。张金才获悉后,遂带人持械闯进封家,抢人回家成亲。封彦贵告至县上,县司法处认为聚众抢亲是违法的,遂一审判决张金才有期徒刑6个月,张柏、封捧儿婚姻无效。封、张两家都不满。
马锡五受理上诉后,首先询问区乡干部及附近群众,多方了解案情,并找平时与封捧儿来往较多的人谈话,再亲自征求封捧儿和张柏的意见,知道她不愿意与朱寿昌结婚。案件事实基本掌握后,马锡五在处理此案时,主要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同时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封彦贵和张金才进行思想教育,并多方调解。
经过公开审理,当庭宣判:依法撤销华池县原判;封捧儿、张柏自愿结婚,依据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符合婚姻自主原则,准予结婚,但应履行登记手续;张金才聚众抢亲,扰乱社会秩序,依法判处徒刑;封彦贵把女儿当财物多次高价出卖,违反婚姻法令,科处劳役。对此判决,当事人表示服判,群众认为入情入理。
[典型意义]
此案体现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切实了解案情的同时,广泛听取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既保证了案件审理的正确性,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作为新型的、民主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给正在摸索中前进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促进了根据地的安定与和谐;其所体现的许多原则和做法,被吸收、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中。
[判决原文]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封彦贵,男性,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塬子人,农业。
被上诉人:张金才,男性,华池县张家湾人,农业。
张金贵,男性,住址职业同上。
被上诉人为聚众实行抢婚一案,构成犯罪事实。上诉人不服华池县司法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三日之所为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1.原判决撤销。
2.张金才聚众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3.张金贵实行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4.张得赐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5.张仲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6.张老五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7.封彦贵实行出卖女儿包办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封彦贵出卖女儿法币七千元没收。
8.封捧儿与张柏婚姻自主有效。
事实
缘上诉人封彦贵之女儿(捧儿)小时于民国十七年同媒说合,许与张金才之次子(张柏)为妻。后于二十一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长大,藉女儿婚姻自主为名,遂以法币两千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将捧儿卖于城壕川南塬张宪芝之子为妻。被张金才告发,经华池县府查明属实,即撤销。谁料该封彦贵复于本年三月以法币八千元哔叽布四疋硬币二十元,经张光荣做媒又卖给新堡区朱寿昌为妻。于三月十日在封家订婚,当即交法币七千元,布两疋,棉花三斤。另外于本年古二月十三日适有新堡区赵家洼子钟聚宝过事时,该封彦贵之女儿捧儿前赴该事,而张柏亦到,男女两人亲自会面谈话,捧儿愿与张柏结婚,就是被父母包办出不了恶劣家庭环境,而张柏就回家告诉他父张金才,其后张金才听到封彦贵将捧儿许与朱寿昌之消息,即请来张金贵及户族张得赐、张仲、张老五等连儿子张柏共二十人,于三月十八日下午从家中出发,当晚二更后到封彦贵家,人已睡定,首由张柏进家将捧儿拖出,时封姓家中人见来多人,遂让捧儿由张姓抢劫前去,及天明两小成了婚姻。当日封姓控告至华池县府,县司法处判处张金才徒刑六个月,捧儿与柏儿婚姻无效。上诉人不服,上诉本庭。经调查,一般群众对华池县处理此案亦有意见。华池县司法处判决在案。
理由
基上事实,捧儿与张柏之婚约虽系于民国十七年父母之包办,但在地方一般社会惯例均如此。其后在边区政权建立后,封彦贵藉男女婚姻之说,将女儿简直当作法宝营业工具。如二次卖给张宪芝之子后又卖给朱寿昌,企图到处骗财,引起乡村群众不满,应受刑事处分;张金才既然与封姓结成亲眷,不论封姓怎样不好,须得以理交涉或控告,不得结合许多群众夤夜中实行抢婚,张金贵更不应参加,但该犯等竟大胆实施抢劫行动,而使群众恐慌,使社会秩序形成紊乱现象,所以对该犯应以刑事论罪;而封彦贵以女儿当牛马出售,且得法币数千,此类买卖婚姻款应予没收;至于捧儿与张柏本质上双方早已同意,在尊重男女婚姻自主原则下,应予成立,而华池县初审判决,系极端看问题,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对封姓过于放纵,对捧儿、张柏自主婚姻尚未真正顾到,所以该判决应予撤销。
基上结论,封、张双方行为均属违法,一则以女儿当货物出卖,一则胆敢实行抢劫,全依刑法第一百五十条及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受到处罚。特依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一款及边区婚姻法第五六两条之规定判决如主文。
上列当事人对本判决如有不服,得于送达之翌日起,在十日内提起上诉,由本院移转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核办(驻延安)。
兼庭长 马锡五
推 事 石静山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一日作成
本案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陈 夷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八日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9:
高金达与李贺氏合伙纠纷案(商事纠纷)
[案情简介]
1945年,李贺氏有市场铺房两间。高金达、杨培彪租赁了李贺氏的铺房并打算三人合伙做生意。在未正式开张前,三人分别投入了一些资金进行销售。经营亏损后,高金达声称自己不是入伙,而是帮工,投入的资金为借款,因此不应当承担亏损。李贺氏将其诉至延市地方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李贺氏提供的资本证及其营业账簿等物证可证明三人同样入资,并无借款字样;人证方面,高金达的证人杨培盛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缺乏足够的证明力。故法院认定高金达确属合伙入资,应当按照投入资金之多寡分配亏赔责任,如无现金,需要用货物进行抵付。
[典型意义]
此案是陕甘宁边区发生的商事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事实,梳理账簿往来,听取证人证言,并综合考量法律原则和商业习惯,实现公正裁判,以司法助力边区经济发展。
[判决原文]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高金达,女,年四十二岁,原籍横山县,现住延市新民村二组。
被上诉人李贺氏,女,年三十七岁,延长县人,现住新市场八号。
杨培彪,男,年三十八岁,绥德县人,现住延安县金盆区杨家峪村,商。
上列当事人等因合伙纠纷事件,上诉人不服延市地方法院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所为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上诉驳回,维持延市地方法院原判。
事实
上诉人高金达与被上诉人李贺氏、杨培彪原本相识。于去年底即因李贺氏有市场铺房两间,高金达曾与李贺氏商量将此房抽回合伙做生意。及今年古历正月间就由高金达招得杨培彪(由杨兄培盛说的)到李贺氏处赁李贺氏铺房一间,准备营业。但未正式开张之前,即陆续由李贺氏入了资金边币二百八十万元,高金达入了资金边币一百六十二万元,杨培彪入了资金边币八十六万零七百元,先买了一些布和染货销售,约五十余天结算,共亏损边币七十六万八千一百二十元(房赁、伙食等除外)。因高金达说她是入号揽工,是帮助号内借的款,掌柜是李贺氏,不能负亏赔责任。同时高金达于结帐后又私自扣用号款边币八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元,遂由李贺氏控告到延市地方法院。经审讯调查,复邀同市商会调解,李负算帐,证明高金达确属合伙入资,判决依所入资金之多寡分负亏赔责任;高金达负赔损边币二十三万八千元,应分得现金及存货折边币一百三十八万两千元;李贺氏负赔损边币四十一万零一百二十元,应分得现金及存货折边币二百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元;杨培彪负赔损边币十二万元,应分得现金及存货折边币七十四万零七百元。至高金达所取号款边币八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元,应提出现款依资本多寡分配,如高无现金归还,以所分货物抵付。高金达不服,又上诉本院,并举出证人杨培盛到案作证。经本院分别一一讯问,并详核帐内项目如上,各情记录在案。
理由
查本案上诉人高金达对所卖货亏损有无责任,应以其与被上诉人李贺氏等是同入资与否为断,而其入资抑借款,则当从其资本证及原日营业帐薄方面来判定是否。人证方面就其所举杨培盛仅能说明原日做生意时高金达说她们已有七百万元,让杨及其弟(即培彪)亦入三百万元,其他则声称不知;又并无第三人或字据可作佐证。而在原日营业帐薄上从其立帐第一日起三人同样入资,迄至结帐为止,并无借款字样。尤其负营业责任之杨培彪系高所介绍入号,从其营业经过供述,证明原日三人显然系同意出资营业,后以亏损了,高金达籍故抵赖,推卸责任,殊难推诿为借款,而应认为是共同出资营业,故应共同负赔损之责任。至结帐后高金达擅自扣现款不提出合伙开支更属无理。根据法律原则及商业习惯,原判决并无不合,应认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院  长 马锡五
副 院 长 乔松山
民事庭长 刘耀三
推  事 叶映宣
右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田少龙
经典红色司法案例10:
宋成玉诉吴俊彦抚养案(民事调解)
[案情简介]
宋成玉因家乡遭遇饥荒,逃难到吴俊彦所在处,在吴家居住期间食用吴家食粮并借用钱款,因无力偿还,故立嗣单,将宋成玉的孙子卖给吴俊彦家。两家现因该子的抚养权一案发生纠纷。
本案经黄龙分区高等法院分庭受理,对抚养、继承等事由进行调解后,双方同意达成和解。
[典型意义]
本案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实践,本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依据法律并照顾当地民间习惯,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和我党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方便群众、依靠群众的优秀品质。
[和解笔录原文]
黄龙分区高等分庭民事和解笔录
上诉人:宋成玉,男,年六十岁,河南信阳县北岗村人,磨面为生。
被上诉人:吴俊彦,男,年三十四岁,黄陵县北谷区桥玖村人,农民。
右当事人因抚养一案,不服黄陵县司法处于八月二日所为第一审判决,上诉本庭。复经调证询情,以双方同意,和解于后。
案情经过
宋成玉供称:“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我家乡遭灾荒,大儿和大媳妇死了,留一孙子,全家逃难到黄陵县秦家窑窠,日以乞食为生,在吴俊彦家住了两月,吃了吴姓小米三斗,荞麦两斗,借用敌币一千元。吴姓因说粮食无力归还,企此私立嗣单,说我把孙子卖给他了。”
吴俊彦供称:“二十九年大哥出征无信,孤嫂寡居,卖(买)此子使我嫂安居抚养。宋成玉卖子是实,有说合人刘岐山、中见人吴贵银、代笔人吴新民,同住家长户族,立有约据,身价言定两石麦子。他大娃驮了五斗小米、五斗荞麦,顶了一石麦子,下余一石麦子折敌币三千元,秦家川纹儿捎的给了他了。”
又本庭收到河南同乡会洛川分会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为此向黄陵伪保长提达公函略宋语称:“我吃吴家小米四斗,荞麦五斗,借款一千元。”是年宋成玉上诉伪黄陵县府及伪专署,均未给适当处理,本年六月又呈诉我黄陵县府转诉本庭。
和解理由
按其宋吴两家争执,均为继承后嗣,宋家有孙吴家无儿,双方后嗣均得接续,为免得两家再起诉讼,因而召请乡里,议定和解意见四点:
1.该子可同继两姓后嗣。娶妻后,先生之子姓宋,次生之子姓吴,另将小名进喜改为宋继吴;
2.吴姓供给读书,宜至中学毕业;
3.两姓认为亲戚,互相来往照料宋继吴成人,由宋继吴自愿可以到两家居住;
4.念宋成玉家境贫困,由吴俊彦自愿给帮助粮食糜谷各五斗。
和解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写此和解笔录为证,本庭亦整卷存案,准为结案息事。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四日作成
兼庭长 黑志德
副庭长 周玉洁
推 事 赵志清
书记员 高 羚
当庭和解人证明人 刘岐山
吴贵银
田滋轩
李广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2018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1月24日
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为做好人民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案件管辖范围的衔接,对在诉讼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依法履行侦查职责,作出如下规定:
一、案件管辖范围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实施的下列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案件,可以立案侦查:
1.非法拘禁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司法工作人员除外);
2.非法搜查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司法工作人员除外);
3.刑讯逼供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4.暴力取证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5.虐待被监管人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
6.滥用职权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非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形除外);
7.玩忽职守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非司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形除外);
8.徇私枉法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
9.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
10.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
11.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
12.私放在押人员罪(刑法第四百条第一款);
13.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
14.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刑法第四百零一条)。
二、级别管辖和侦查部门
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基层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的,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或者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协助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的,可以自行决定立案侦查,也可以将案件线索交由指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检察工作的专门部门负责侦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可以交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相对应的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需要指定其他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应当与同级人民法院协商指定管辖;依法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案件线索的移送和互涉案件的处理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规定所列犯罪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与同级监察委员会沟通,一般应当由监察委员会为主调查,人民检察院予以协助。经沟通,认为全案由监察委员会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案件,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委员会;认为由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监察委员会管辖的相应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委员会,对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沟通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沟通期间,人民检察院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的案件,调查(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就移送审查起诉有关事宜与监察委员会加强沟通,协调一致,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全案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规定所列犯罪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线索的,依照现行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四、办案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不再适用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逮捕犯罪嫌疑人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的规定。
(二)对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三)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检察工作的专门部门办理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由相应的刑事检察部门审查,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四)人民检察院办理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应当依法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印发的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4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5次会议、2019年6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9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5次会议、2019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9月4日起施行 法释〔2019〕13号)
为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等犯罪,维护考试公平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下列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
(二)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
(三)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注册建筑师考试、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四)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
前款规定的考试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第二条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的;
(二)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
(三)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试作弊的;
(四)组织考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弊的;
(五)多次组织考试作弊的;
(六)组织三十人次以上作弊的;
(七)提供作弊器材五十件以上的;
(八)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九)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考场防范作弊的安全管理措施,获取、记录、传递、接收、存储考试试题、答案等功能的程序、工具,以及专门设计用于作弊的程序、工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作弊器材”。
对于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作弊器材”难以确定的,依据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考试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涉及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等器材的,依照相关规定作出认定。
第四条 组织考试作弊,在考试开始之前被查获,但已经非法获取考试试题、答案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情形的,应当认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
第五条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试题、答案的;
(二)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
(三)考试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四)多次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五)向三十人次以上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六)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试题不完整或者答案与标准答案不完全一致的,不影响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的认定。
第七条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四款的规定,以代替考试罪定罪处罚。
对于行为人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行为人替考情况以及考试类型等因素,认为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第八条 单位实施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等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定罪量刑标准,追究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第九条 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又组织考试作弊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分别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和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组织考试作弊罪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数罪并罚。
第十条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组织作弊,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符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设立用于实施考试作弊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有关考试作弊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宣告禁止令。
第十三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2019年9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执法检查,继续严格执行立案登记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5年5月1日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全国法院全面执行中央决策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登记立案渠道畅通,秩序井然,成效显著,实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承诺。截止2017年3月,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100万件,同比上升33.92%。当场立案率超过95%,上海、重庆、宁夏等地超过98%。基本根除了“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问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仍有个别地方存在改革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诚如您在建议中提及的少数法院“对一些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有案不立,有诉不理"。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周强院长高度重视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贯彻落实。周强院长多次强调,要坚决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杜绝“立案难"问题回潮。在改革之初,最高人民法院就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预判,并在顶层设计时予以了充分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对切实加强立案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了违反登记立案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
为抓好登记立案的监督工作,全国法院采取专项督查、常态督导、交叉检查、全面自查等方式,对立案登记制改革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坚决防止“立案难"问题反弹回潮。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接受中央改革办专项督查。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法院开展自查整改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员及完成时间,确保整改到位。同时,开展集中督导活动,对全国130家法院进行抽查,督促改进工作。各地法院普遍建立常态化督查工作机制,如黑龙江成立专门督导组,先后督导检查中院23次,基层法院33次,通报相关事项230件次;福建建立司法大督查巡视机制,采用明察暗访和网上督查等形式,对改革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广东在全省范围聘请207名律师作为立案窗口监督员;陕西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座谈,全面接受各方监督,实现阳光立案。对于发现的极少数的“立案难"错误做法,人民法院进行了纠正,并依法依纪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各界的反应看,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贯彻落实的情况是非常好的,这项改革是成效最为显著的司法改革举措之一。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听取您的建议,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一线立案法官的业务水平;继续强化登记立案监督,坚决查处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有案不立、有诉不理"违法行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鼓励社会各界对登记立案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一起司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一起司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2023年2月17日)
一、上海某实业公司诉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二、德清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广西某矿业公司诉内蒙古某水泥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四、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五、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诉广州某交易中心等合同纠纷案
六、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诉某光电投资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七、深圳某容器公司诉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行为案
八、中国农业银行某县支行与福建某化工公司等碳排放配额执行案
九、韩某涛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十、阿罗某甲等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一、陈某华滥伐林木案
一、上海某实业公司诉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某甲公司签订《服务器设备采购协议》约定,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购买上海某甲公司采购的型号为M20S的服务器(即比特币“挖矿机”),货款未付清之前,服务器仍然由上海某甲公司所有。双方协商将服务器托管在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运营的云计算中心。2020年6月1日,上海某甲公司与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约定,由上海某实业公司代表上海某甲公司和第三方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直接结算,支付电费、服务费并接收比特币。2020年6月5日,上海某实业公司与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签订《云计算机房专用运算设备服务协议》约定,上海某实业公司委托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对案涉服务器提供机房技术服务,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应保证供电并确保设备正常持续运营。因案涉服务期间机房多次断电,上海某实业公司以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违约为由,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赔偿比特币收益损失530余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比特币“挖矿”行为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2021年9月3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按照相关规定禁止投资。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比特币“挖矿”行为电力能源消耗巨大,不利于高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相悖,亦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违反公序良俗,案涉委托维护比特币“矿机”及“挖矿”的合同应属无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自承担。判决驳回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比特币是一种通过特定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虚拟电子货币。比特币“挖矿”系通过一定设备及行为获取虚拟商品比特币的相关投资活动。本案融合了“矿机”买卖、合作分成和托管服务等多重合同关系。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被称为民法典的“绿色原则”。民法典将环境资源保护上升至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案中,人民法院贯彻民法典第九条立法精神,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依法认定比特币“挖矿”行为资源消耗巨大,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给予相关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彰显了人民法院积极稳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鲜明态度,对引导企业增强环保意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二、德清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主要从事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的生产,以及聚氨酯保温材料、塑料材料、建筑材料等批发零售。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在明知三氯一氟甲烷(俗称氟利昂)系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ODS),且被明令禁止用于生产使用的情况下,仍向他人购买并用于生产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购买三氯一氟甲烷共计849.5吨;经核算,其在使用三氯一氟甲烷生产过程中,造成三氯一氟甲烷废气排放量为3049.7千克。2019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分别以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存储使用的正戊烷等化学用品不符合环评要求、涉嫌超配额使用ODS为由,做出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祁某明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0年3月,德清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告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70万元(案涉行政罚款在本罚金中予以折抵,不重复执行);被告人祁某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2020年8月,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排放三氯一氟甲烷事件作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生态环境损害值为746421-866244元,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2020年10月,德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46421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氯一氟甲烷系有害物质、危险环境物质;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产生的三氯一氟甲烷废气未经有效处置,排放至周围环境中,将损害周围环境及空气质量,该物质可以扩散到大气同温层中,并以催化分解的方式破坏臭氧层,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导致过量的紫外线辐射到达地面,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应当承担其排放三氯一氟甲烷行为的环境污染责任;遂判决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46421元,支付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三氯一氟甲烷被释放到大气层后,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将造成臭氧层破坏。我国作为《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一贯高度重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工作,于2010年发布《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其中三氯一氟甲烷作为第一类全氯氟烃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被全面禁止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因本案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同时触犯了不同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诉讼前,行政机关已经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刑事案件中当事人也被依法判处相应刑事责任。本案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等规定,认定侵权人承担环境污染责任并赔偿损失。本案是人民法院在环境保护领域统筹协调适用行政、刑事、民事三种责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生动体现,对相关行业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警示和教育作用。
三、广西某矿业公司诉内蒙古某水泥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矿业公司等签订《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一》)约定,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将两条水泥熟料生产线产能指标转让给广西某矿业公司,转让价为90元/吨,共计1.24亿余元。2019年11月,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又与第三人广西某水泥公司签订《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二》)约定,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将案涉产能指标转让给广西某水泥公司,转让价为118元/吨,共计1.63亿余元。截至2019年8月,广西某水泥公司的母公司为案涉项目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申请项目用地,并支付土地使用相关费用1.42亿元。对于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水泥公司的产能指标转让事宜,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转入地主管部门同意案涉水泥产能指标跨省进入该市;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转出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该次产能指标转让进行了公示、公告。2020年1月,广西某水泥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8142万元。因内蒙古某水泥公司表示其不再履行案涉《转让协议一》,广西某矿业公司向人民法院诉请判令内蒙古某水泥公司继续履行该协议。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就转让案涉产能指标先后与广西某矿业公司、广西某水泥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从协议的履行情况看,广西某水泥公司不仅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转让款,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水泥公司的水泥产能置换也得到产能转入地、转出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且履行了公示、公告手续,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转让协议二》。据此,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矿业公司所签订《转让协议一》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广西某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广西某矿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严禁新增钢铁、水泥等产能,现有生产实行产能置换;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退出落后产能,需要推动产能指标从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向低耗能、低排放企业转移。实践中,为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转出地、转入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审批、公示和公告等程序加强对产能置换的监管。本案中,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前后两份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同时,考虑到第二份转让合同的水泥产能置换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第一份转让合同客观上已经无法履行,遂依法驳回第一份转让合同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保障产能置换政策有效实施,避免出现合同履行“僵局”,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和维护产业政策,推动符合产能置换政策的合同全面履行的立场和态度,为建材等相关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四、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杭州某球拍公司于1993年成立,主要业务为生产经营网球拍及相关产品,后陷入债务危机并歇业。2021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了管理人。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厂区内残存有大量废油漆、废磷酸、废有机溶剂等危废物。这些危废物具有易燃、腐蚀、剧毒等特点,如不妥善处置,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破产财产安全和变现价值,使破产财产处置陷入被动,且极易发生泄露等,污染周边生态环境。为妥善处理破产企业所涉环境问题,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通过“破产智审”智联应用(破产府院联动数字化系统)将破产案件信息推送给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再将核查出的破产企业涉环境问题及时反馈给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并对危废物处置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后管理人委托有资质的处置机构对危废物进行分类处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组织进行现场验收。管理人共处置废油漆、废磷酸、废有机溶剂等7个品类的危废物43余吨,处置费用合计26万余元,经债权人会议同意,该处置费用被列为破产费用。管理人依法向破产法院申请确认该处置费用为破产费用。
【裁判结果】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实施环境污染的破产企业是治理污染的义务主体,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也是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应当增强责任意识,积极排查涉环保隐患,科学制定危废物应急、处置预案,稳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从而充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本案中管理人对于危废物的处置行为,属于其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的范畴;生态环境治理费用是管理人在管理破产企业财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合法、合理。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遂裁定认可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作为破产费用列支。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企业破产案件中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益探索。人民法院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审判司法改革创新,在实行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基础上,进一步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延伸到破产案件审理中,一体协同推进。本案审理法院践行预防性司法理念,引导破产企业积极排查涉环保隐患、科学安全处置危废物,既有利于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又加强了对破产企业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力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有机统一。同时,本案中,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环境资源特设共享法庭”功能作用,共同打造畅通高效、内外协调的联动机制,统筹协作、共享信息,对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具有借鉴意义。
五、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诉广州某交易中心等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与第三人东莞某电力公司签订碳排放配额转让合同,约定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向东莞某电力公司转让碳排放配额23万余吨,转让价款378万余元。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在广州某交易中心将23万余吨碳排放配额划转给东莞某电力公司,但东莞某电力公司未依约付清款项。后东莞某电力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在该破产案中就东莞某电力公司尚未支付的案涉转让款申报了债权。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广州某交易中心赔偿东莞某电力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的款项218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交易双方选择的碳排放配额交易模式下,广州某交易中心既没有义务保证东莞某电力公司的交易账户必须持有满足案涉交易的相应资金,也没有义务保证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一定可以获得案涉交易款项;广州某交易中心系碳交易平台,在本案中非案涉交易相对方或者保证方,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承担交易风险,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主张广州某交易中心应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碳排放权交易纠纷案件。碳排放权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分配给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碳排放配额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签订的交易合同具体约定,结合广州某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认定该交易中心作为交易平台,而非案涉交易相对方或者保证方,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承担交易风险和法律责任,依法分配交易风险,较好地维护了碳市场交易秩序。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相继施行,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交易平台责任的纠纷案件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行政规章关于注册登记机构与交易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结算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规定,结合碳市场业务规则、交易合同约定等,依法予以处理,保障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六、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诉某光电投资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4日,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与某光电投资公司签订《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约定某光电投资公司委托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负责清洁能源四个项目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交易的专业咨询服务,某光电投资公司于每个项目的每一阶段任务完成后分别支付相应合同价款等。《服务协议》签订后,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完成了部分项目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备案审核,并向某光电投资公司请款、催款,但某光电投资公司未支付合同款项。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解除案涉合同,并由某光电投资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及逾期付款利息。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与某光电投资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合法有效,现因双方均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对于《服务协议》未履行部分予以解除。虽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完成全部项目的备案审核,但因双方在《服务协议》中约定,要在经友好协商后判定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无能力继续履行协议时才终止协议,再结合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已履行部分合同且已向某光电投资公司交付审定报告,某光电投资公司也予以接受并未提出异议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某光电投资公司支付北京某清洁能源咨询公司已完成项目的服务费用及逾期付款利息。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特定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项目具有投资回收周期较长,技术服务专业化程度较高、程序较为复杂等特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可用于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为了确保所交易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并具备真实性、可测量性和额外性,减排项目业主就其获得批准、备案的项目产生减排量之后,可以在碳市场交易。本案中,人民法院区分技术服务机构已完成项目和未完成项目,依法对提供技术服务的第三方提出的已完成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项目服务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较好地平衡了项目各方主体的利益,对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引导碳市场交易活动有序开展,发挥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作用。
七、深圳某容器公司诉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行为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发改委)对包括深圳某容器公司在内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2015年目标碳强度进行了调整。2015年5月深圳市发改委通知,深圳某容器公司2014年度超额碳排放4928吨二氧化碳当量,要求该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前按照实际碳排放量在注册登记簿完成履约。2015年7月1日,深圳市发改委通知要求深圳某容器公司在2015年7月10日前补缴与其超额排放量相等的碳排放配额,逾期未补缴将被处以相应的处罚。深圳某容器公司以其2014年用电量、工业产值比2013年度均有下滑为由拒绝支付。2015年8月4日,深圳市发改委告知深圳某容器公司,对于其未按时足额履行2014年度碳排放履约义务的违法行为,拟从深圳某容器公司2015年度碳排放配额中扣除2014年度未足额补缴数量的碳排放配额,对该公司处以其2014年度超额排放量乘以履约当月之前连续6个月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平均价格三倍的罚款。深圳市发改委依深圳某容器公司申请举行了听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某容器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深圳市发改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深圳某容器公司作为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其2014年度分配碳排放配额为1686吨二氧化碳当量,实际排放为6614吨二氧化碳当量。深圳某容器公司的实际碳排放量超过其持有的碳排放配额,且未能按期足额履行2014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义务,也未按要求如期履行补缴义务。根据《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碳排放配额总量是根据目标排放总量、产业发展政策、行业发展阶段和减排潜力、历史排放情况和减排效果等因素综合确定,与企业上一年度实际工业增加值密切相关,深圳某容器公司关于其2014年度用电量比2013年度减少,碳排放总量也应相应减少的主张,缺乏依据。深圳市发改委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深圳某容器公司诉讼请求。深圳某容器公司不服,以本案碳排放实际配额计算公式不合理等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碳排放行政主管部门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公开、公平、科学、合理的原则,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初始分配的碳排放额度。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确定的碳排放额度范围内进行碳排放。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是依据深圳市经济特区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的授权,对碳排放实际配额计算公式作出规定,该规定与上位法并无冲突,应予执行。碳排放配额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未按时足额履行碳排放清缴履约义务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温室气体减排行政监管职责,对促进节能减排,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积极意义。
八、中国农业银行某县支行与福建某化工公司等碳排放配额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21年,福建某化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某县支行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双方在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福建某化工公司应履行还款义务。调解书生效后,福建某化工公司未履行,中国农业银行某县支行申请强制执行。福建某化工公司有关联企业联保债务纠纷,已有多个法院的多起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福建某化工公司因技改及节能减排,尚持有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
【执行结果】
2021年9月,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依法冻结福建某化工公司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通知其将碳排放配额挂网至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同年10月,执行法院向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扣留交易成交款。该公司的5054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配额交易成功,并用于本案执行。
【典型意义】
碳排放配额具有财产属性,持有人可以通过碳排放配额交易获取相应的资金收益。案涉企业因节能改造持有结余碳排放配额,可用于清偿持有人债务,减轻债务负担。本案中,执行法院准确把握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型财产的法律属性,将其作为与被执行人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机动车、房产等财产属性相同的可执行财产,依法冻结被执行人持有的相应碳排放配额,并将该碳排放配额变卖后抵偿债权人的债权,既是执行方式的创新,也是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的有益探索,对于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碳市场交易量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九、韩某涛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基本案情】
韩某涛为天津某新能源科技公司下属的大良供热站站长,其于2016年11月前后至2017年2月,默许并授意该站员工、被告人刘某伟、赵某鹏对站内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中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后台参数进行篡改。上述行为造成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在线监控数据与实时上传到国家环保部门的监控数据严重不符,致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能有效监控该企业烟气污染物是否超标排放。2017年2月,经天津市环境监控中心对天津某新能源科技公司锅炉净化设施出口现场监测,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为377mg/m3,严重超过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裁判结果】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韩某涛、刘某伟、赵某鹏的行为致使检测数据严重失真,使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客观反映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烟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真实情况,超标排放污染物,后果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决韩某涛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刘某伟有期徒刑一年,赵某鹏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三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三被告人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重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或其他主体破坏环境监测计算机信息系统,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的案件时有发生,扰乱环境保护监管秩序,严重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污染物协同治理成效。本案中,被告人通过篡改环境监测数据、更改参数等方式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采样,后果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严厉打击破坏环境监测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行为,是贯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动体现,也为惩治碳排放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借鉴。
十、阿罗某甲等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阿罗某甲等六被告人得知枫树、槭树可卖给商家制作小提琴、大提琴而获利,遂产生结伙盗伐林木牟利的念头。2021年5月至9月期间,六被告人结伙先后在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天全县境内盗伐枫树和槭树60.68立方米,并运往乐山市出售,获利20余万元。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检察院以盗伐林木罪对阿罗某甲等六人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六被告人按照植被恢复方案在宝兴县国有林范围内补种云杉70株、当年造林存活率不低于90%、三年保存率不低于85%,六被告人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诉讼中,六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自愿从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认购碳汇用于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裁判结果】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森林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吸碳、储碳的重要生态功能,对维护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六被告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盗伐林木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森林资源。六被告人盗伐林木均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其行为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不仅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还应承担对生态资源造成侵害的民事责任。根据六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自首、认罪悔罪情节,购买碳汇替代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同时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六被告人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补种云杉70株,当年造林存活率不低于90%,三年保存率不低于85%;赔偿林木被盗损失(已履行),并要求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
【典型意义】
本案判决被告人采取“补植复绿”替代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固碳增汇,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被告人自愿认购碳汇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创新适用将被告人购买林业碳汇在碳市场注销、以替代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损失的赔偿方式,有效缓解了案涉补种树木幼龄期固碳增汇能力缺失的问题。此外,建设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本案适用碳汇修复大熊猫国家公园受损生态环境,也体现了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国家公园保护理念。
十一、陈某华滥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被告人陈某华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其所有的杉木,经评估鉴定砍伐杉木立木蓄积量为31.6立方米。2021年1月,陈某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2022年4月,公诉机关对陈某华以滥伐林木罪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诉讼中,陈某华向人民法院出具《自愿修复补偿承诺书》,愿意对其行为造成的破坏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审理法院与龙岩市新罗区林业局积极沟通,由该局委派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制定“补植复绿”修复方案并出具《碳汇价值损失评定意见书》,评估得出案涉植被修复费用为2.1万元,测算出陈某华砍伐杉木造成的森林碳汇价值损失为1966.99元。随后,陈某华与龙岩市新罗区林业局雁石林业站签订《森林生态恢复补偿协议书》,积极缴纳修复方案确定的异地生态修复履约金,主动承担森林碳汇损失赔偿金。庭审前,陈某华已足额缴付上述款项共计22966.99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华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雇请他人砍伐其所有的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陈某华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自愿缴纳生态修复履约金和森林碳汇损失赔偿金共计22966.99元。一审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陈某华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
【典型意义】
森林资源刑事犯罪行为对森林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不仅损害了林木本身,也损害了森林生态系统固碳调节服务功能,造成森林碳汇损失。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等规定,坚持生态修复优先、固碳与增汇并举、刑事责任与修复赔偿相协调的理念,与林业部门积极沟通、协同创新,共同制定森林碳汇损失的标准化计量方法,由林业部门委派专业技术人员依据该计量方法测算出森林碳汇损失量,并参照市场价格折算为碳汇损失赔偿金,共同推动构建了科学、便捷的森林碳汇损失计量方法和损害赔偿规则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2016)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16年12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月2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法释〔2016〕30号)
根据中央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巡回法庭的方案》,为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布局,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将第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受理巡回区内相关案件。第一巡回法庭设在广东省深圳市,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四省区。第二巡回法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三巡回法庭设在江苏省南京市,巡回区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市。第四巡回法庭设在河南省郑州市,巡回区为河南、山西、湖北、安徽四省。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市,巡回区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五省区。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省西安市,巡回区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直接受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古五省区市有关案件。”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715号(政治法律类06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715号(政治法律类06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合同违约法律对策的提案》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民政部,现答复如下: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对民商事活动造成较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毫不松懈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制定出台系列司法服务保障举措,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案件,在法治轨道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合同违约法律对策的提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提案中所涉问题也是我们在出台系列指导意见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关于通过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分情况对待合同违约问题的建议。我们在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意见一》)时,进行了重点研究,要求各级法院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严格限制不可抗力免责的适用条件,对于不受疫情影响的类型化合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以下简称《意见(三)》)中得到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关于执行法院可以中止执行与委托执行的建议。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工作,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朝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通过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执行意见》)等文件,在充分保障胜诉当事人权益的同时,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坚持依法执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实招硬招,千方百计帮扶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纾困解难、渡过难关。关于中止执行,上述文件明确了条件和范围,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允许暂缓执行。财产查控等执行措施涉及疾控相关企业和人员的,原则上应暂缓进行。二是暂缓或中止拍卖。被执行人有充分证据证明疫情期间进行拍卖将严重贬损其财产价值,申请暂缓或中止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三是暂缓以物抵债或者强制变卖程序。网络司法拍卖第二次流拍后,被执行人提出以流拍价融资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拍卖财产基本情况、流拍价与市场价差异程度等因素,酌情予以考虑;准许融资的,暂不启动以物抵债或者强制变卖程序。四是引导达成和解并中止执行。被执行人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无法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为被执行人缓解债务压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根据法律规定,和解协议履行期间,案件中止执行。五是暂缓采取或者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要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执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确因复工复产需要,申请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在征得其同意后及时予以解除。当然,被执行人受疫情影响临时性无资金、不能实施相应给付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6条规定,在申请执行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或者有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时,依法中止执行。关于委托执行,《通知》在借鉴之前“非典"疫情防控经验和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情况的基础上规定,有关案件需要跨区域执行的,原则上应通过执行指挥管理平台事项委托系统,委托当地法院协助办理;执行法院确需派员赴异地办理的,应层报执行法院所在地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备案。受托法院因疫情防控原因表示不宜受理事项委托的,委托法院应及时撤销委托。为更好解决异地执行问题,除委托执行外,人民法院还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统一管理指挥协调职能,运用“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开展异地财产保全查控和执行查控工作,尽可能减少线下查控。关于引导债务人进入债务重整程序的建议。我们在《意见(二)》第17条至第23条专门予以规定。《意见(二)》指出,企业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债务人与债权人进行协商,通过采取分期付款、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变更合同价款等方式消除破产申请原因,或者引导债务人通过庭外调解、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实现对企业尽早挽救。对于疫情爆发前经营状况良好,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而导致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要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全面判定企业清偿能力,防止简单依据特定时期的企业资金流和资产负债情况,裁定原本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关于人民法院、各调解组织应当加大调解力度,采取多元化机制,力促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的建议。我们完全赞同。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民事纠纷,必须秉持多元化解理念。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作用,主动融入疫情防控大局,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加强诉源治理机制建设,联动解决矛盾纠纷,共同预防化解涉及疫情各类纠纷。积极引导当事人调解协商、互谅互让、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这一理念在随后出台的系列指导意见中均有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各级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涉疫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认真实施关于加强对涉新冠肺炎疫情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加强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如,江苏徐州中院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工业企业涉疫情经济纠纷排查化解,努力把纠纷化解于诉前;上海黄浦区法院靠前服务,依托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引导上海南京东路商圈消费者和企业调解协商、互谅互让,诉前妥善化解商圈内大量涉疫消费纠纷,等等。
关于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组织参与救助的建议。民政部表示,民政部门作为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机关,将依法做好有关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工作,并积极支持、配合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理部门,引导相关社会团体在困难群众救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金融机构适当延展借款合同期限与利率的建议。中国银保监会表示,2020年3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6号),确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日期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免收罚息,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2020年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配合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银发〔2020〕122号),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并免收罚息。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其他中小微企业贷款和大型国际产业链(外贸企业)等有特殊困难企业的贷款,可由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延期还本付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与其他部门协作,进一步做好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合同违约法律对策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12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12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审判监督确保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受到平等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确保不同主体财产权利受到平等保护。既通过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了一系列重大涉产权冤假错案,如张文忠案等,又通过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了大量财产权利没有受到平等保护的案件,获得社会普遍好评。对于您提出的加强审判监督确保不同主体财产权利受到平等保护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周强院长、贺荣常务副院长等多位院领导多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法院范围举办大讲堂和辅导讲座。通过大讲堂的方式,邀请著名专家为四级法院干警进行专题辅导。就加强不同主体财产权利平等保护问题,特别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关于“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的讲话精神。通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干警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之中,确保学懂弄通做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其次,加强民法典条文和精神宣传,加强典型案例引领,形成平等保护财产权利统一理念。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学习,并以国家法官学院为依托举办专题培训班,专题讲解相关案例,特别对民法典平等保护原则等加强理解领会,强化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统一理念。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通过案例的引领和示范,彰显司法对不同主体财产权利平等保护的信念和力度。
第三,加大审判监督工作力度,确保不同主体财产权利没有获得平等保护案件获得及时纠正。为确保不同主体财产权利获得平等保护,2016年11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强调,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护。2017年8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充分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召开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重要体现,要始终坚持依法保护、平等保护,才能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增强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会议要求,要敢于纠错,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从大局出发,敢于担当,毫不动摇地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坚决果断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要及时纠错,各级人民法院对发现有问题的案件要及时审查,及时公布结果,坚决避免有错不改、有错不及时改的现象。会议为进一步加强审判监督工作指明方向,进一步促进不同主体财产权利获得平等保护。
正如您建议所述,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不能以破坏社会信用环境和交易公平、交易安全为代价,不能让保护国有资产成为违法裁判的幌子。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审判监督,依法纠错,及时纠错,进一步加大各类市场主体财产权利平等保护的工作力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全面收缴流散社会的各类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等物品,依法严厉打击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管理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严禁非法使用、私藏爆炸物品;严禁盗窃、抢夺、抢劫、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违法违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的信息;严禁制造、销售仿真枪。
二、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必须立即停止违法犯罪行为并投案自首,将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上交当地公安机关。
三、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30日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上述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
四、犯罪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涉枪涉爆涉弩等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涉枪涉爆涉弩等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违法人员检举、揭发他人涉枪涉爆涉弩等违法犯罪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五、凡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被抢、被盗或者丢失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不及时报告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法律责任;公民发现遗弃的枪支、弹药、仿真枪、弩、爆炸物品或者疑似爆炸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六、鼓励、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动员、规劝在逃涉枪涉爆涉弩等案件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凡举报有功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对窝藏、包庇涉枪涉爆涉弩等违法犯罪分子,帮助违法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七、严禁使用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等从事非法娱乐游艺活动。玩具制造企业不得生产、销售外形、颜色与制式枪支相同或者相似,或者枪口比动能大于0.16焦耳/平方厘米的玩具枪。广大人民群众在购买玩具枪时要选择正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要购买无生产厂家、无许可证号、无产品标志、来源不明的玩具枪,不要购买仿真枪、火柴枪、水弹枪和仿真手雷、炸弹等易于造成危害的物品。
八、本通告所称枪支包括:军用枪、猎枪、射击运动枪、麻醉注射枪、气枪、彩弹枪、火药枪等各类制式枪支、非制式枪支及枪支零部件;弹药包括:以上各类枪支使用的制式、非制式弹丸;弩是指以机械外力助推箭的发射装置。爆炸物品包括: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震源弹、黑火药、烟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品以及列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危险化学品。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21年5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1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15号提案答复的函
汤维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配套改革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的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法》或《公益诉讼法》的建议。建立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要司法改革任务。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2018年3月2日,最高法和我院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的任务、原则,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类型,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和权利义务,完善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规定了检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明确了检察人员的出庭职责,细化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二审程序的启动方式和出庭人员等,为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规范。2018年3月12日,我院编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进一步细化了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程序。最高法认为,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现有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已经可以较好的解决审判实践出现的问题,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定一部专门法律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尚不够成熟。
制定一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法律,对符合检察职能特点的制度作出全面规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下一步,我院将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制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办案规定(试行)》等司法解释性文件,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基本程序规范。同时,积极与最高法沟通协商,共同下发通知,对司法解释中未明确规定且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作出规定。并将继续深化公益诉讼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公益诉讼司法规律,为条件成熟时推动相关法律制定做好理论和实践准备。
二、关于优化检察公益诉讼外部环境建设的建议。检察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以及法院、行政机关的配合。我们将在原有外部环境建设基础上,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支持。督促各级检察机关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公益诉讼重大工作部署和重点案件办理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争取党委、人大出台支持公益诉讼工作的文件或决议。例如调查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但是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不配合应当承担的责任。可以以党委文件或者人大决议的形式,来明确行政机关不配合调查取证应当承担的责任。二是加强与地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食品药品监管等行政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平台建设,探索建立联席会议、执法线索双向移送、检察建议备案审查与跟踪落实等协作机制。三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在遵循基本诉讼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协调配合,完善沟通机制,共同加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保障。
三、关于制定《公益诉讼鉴定条例》的建议。我院和最高法、司法部高度重视构建科学、公平、中立的环境司法鉴定制度,共同出台《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范围的通知》(司法通〔2015〕117号),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作为第四类司法鉴定事项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司法部与原环境保护部共同制定的《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法通〔2015〕117号)要求,明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加快推进登记评审专家库建设,起草执业分类规定和机构登记评审细则,满足包括环境损害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需要。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积极与司法行政部门协作,进一步加强对公益诉讼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监督管理,规范执业活动和鉴定费用标准,推动公益诉讼工作顺利开展。
四、关于制定《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条例》的建议。检察公益诉讼迫切需要解决公益修复资金和损害赔偿资金的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无统一的处理办法。实践中部分地方由财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法院、检察机关共同设立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赔偿资金。比如吉林省、山东省、重庆市出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赔偿资金来源之一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经生效判决、调解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适用范围包括清除或者控制污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赔偿金以及鉴定评估、编制修复方案等必要费用。江苏省苏州市等六个城市、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漳州市、云南省昆明市等地方财政也设立了相关生态环境损害专用账户。此外,也有部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采用设立个案专用账户的方式,由地方财政局进行账户管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与财政、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联系,积极对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推动设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并对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情况及赔偿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加强监督。
五、关于探索建立跨区域环境资源检察院的建议。“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环境资源案件具有专业性、复合型和跨区域性等特征,我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传统司法管辖制度在跨区域环境保护中很难发挥及时、有效的作用。逐步改变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确定的管辖模式,从水、空气等环境因素的自然属性出发,结合各地的环境资源案件量,探索设立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域环境资源检察机关,实行对环境资源案件的集中管辖,可以成为我国环境司法改革的重要选择。目前,各地已经有了不少探索,建立起京津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公益诉讼联络机制,促进重点区域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中编办认为,考虑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只是公益诉讼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否单独设立跨区域环境资源检察院尚需论证、审慎研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遵循诉讼基本原则和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持续探索实践,加强与最高法、中编办等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研究论证,适时提出建议,稳妥推动跨区域环境资源检察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28条贯彻落实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28条贯彻落实意见
各级人民检察院:
2020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审议。栗战书委员长在常委会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要求:“人民检察院要发挥好主导作用,继续推进落实这项改革,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主动、准确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对专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自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足国家治理全局,着力更新司法理念,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主动加强与其他办案机关的协同配合,规范有序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取得了明显成效。委员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中也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刑事犯罪发展态势,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各级检察院检委会要组织开展集体学习,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刻理解全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大价值,结合本地、本院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努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检察司法保障。同时,就贯彻落实审议意见提出以下意见和工作要求,请认真抓好落实。
一、着力在依法能用尽用、提升案件质效上下功夫,树立正确的工作目标和业绩导向。经过两年自上而下的持续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达到较高水平,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也存在个别案件质效不高的问题。下一步,应在稳定保持较高适用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升认罪认罚案件质效。
1.既要依法适用、应用尽用,又要更加注重提升案件质效,不能片面追求适用率。上级检察院通报制度适用情况时,对已经达到较高适用率的,不搞排名、不分先后。要遵循司法规律,实事求是,避免层层加码。既不能为了追求高适用率,胁迫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也不能对无正当理由、要求一再从轻的犯罪嫌疑人过度迁就,防止造成量刑失当、轻纵犯罪,影响司法权威。
2.在稳定制度适用基础上,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考核评价要更加注重司法行为是否依法规范、释法说理是否充分、沟通协商是否到位、量刑建议是否准确、社会矛盾是否化解等方面。要通过评估办案质效、评查评选优秀(精品)案件、优秀文书等更为细化的标准评价检察官办案业绩。上级检察院要加强督导调研,有计划地对认罪认罚案件质效开展评查,及时全面掌握制度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改进工作。
二、着力在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下功夫,准确把握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认罪认罚是“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是“一味从宽、一律从宽”。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结合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准确把握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3.对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一般应当依法从简从宽办理,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适用缓刑的,依法提出适用缓刑量刑建议;能适用速裁或者简易程序的,及时提出程序适用的建议。对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要积极主动耐心做好矛盾化解、刑事和解工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真诚悔罪并取得谅解、达成和解、尚未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对其中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依法给予较大幅度从宽。但是对极少数情节恶劣的轻罪案件,即使认罪认罚,也可以不从宽或者从严把握从宽处罚的幅度。
4.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重罪案件,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即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要慎重把握从宽处罚的幅度,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予以严惩。
三、着力在保障当事人权益上下功夫,切实维护公平公正。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实践中,一些地方还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权保障不足,对被害人权益保障不到位,审查把关不严,因认罪认罚而降低证据要求等问题,影响制度适用效果。
5.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证明难度,但绝不能降低证明标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和认定证据,严把罪与非罪界限。对犯罪嫌疑人虽然认罪认罚,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6.加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要注重审查是否存在暴力、威胁、引诱等违法情形,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犯罪嫌疑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内容,防止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情形发生。
7.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获得有效法律帮助。对愿意委托辩护人,或者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严禁无故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委托。认罪认罚案件签署具结书时,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严禁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具结见证。对没有辩护人的,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通知、切实保障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8.依法保障被害方权益。要协同侦查机关做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调查,将是否“认赔”、是否赔偿到位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考虑因素,对有条件、有能力赔偿被害方损失而不积极赔偿的,慎重或者不适用从宽。要依法听取被害方意见,向被害人释明依法获得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赔偿的具体事项及计算标准,引导被害人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提出合理的赔偿诉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被害方拒绝接受赔偿,或者赔偿请求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制度适用和从宽处理。要积极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积极开展司法救助。
四、着力在促进认罪悔罪上下功夫,做好教育转化工作。释法说理不充分和教育转化工作不到位、方式方法不多是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的检察官嫌麻烦不愿意做教育转化工作,有的说理不充分、方式简单机械,这些都影响了制度适用的效果,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
9.高度重视认罪悔罪教育工作。更深入用好掌握的事实、证据和同类案例,认真细致地开展教育转化工作,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争取律师支持和被害方理解认同,防止简单、生硬,防止片面追求办案效率。
10.注意把握法律政策宣讲、转化引导的方式方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并理智地作出选择。严禁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迫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要注意甄别真诚认罪悔罪与虚假认罪认罚,特别是对累犯、惯犯,要加强对其认罪悔罪真实性的审查,从严把握从宽幅度。
五、着力在加强与律师沟通协商上下功夫,提升制度适用效果。认罪认罚案件中听取意见不到位和控辩量刑协商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个别办案人员不尊重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意见。
11.高度重视辩护律师、值班律师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健康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严格落实法律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依法履行听取意见的法律责任,在听取意见时加强沟通协商,充分尊重辩护律师、值班律师意见,做到每案必听意见、凡听必记录、听后有反馈。
12.注意提升沟通协商的能力和水平。协商前要有充分准备,协商中要加强释法说理,认真、理性、平和、诚恳听取意见和开展协商,合理意见要注意吸收和采纳,不合理的意见应有反馈和说明,避免办案人员“一锤定音”和“我说了算”。
13.积极探索控辩协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认罪认罚量刑协商、具结书签署等关键环节,探索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切实提高沟通协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六、着力在用好起诉裁量权上下功夫,发挥审前把关和分流作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轻微犯罪案件占有较大比例,其中部分案件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检察机关要运用好起诉裁量权,依法适用不起诉制度。另外,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不起诉后的行政处罚尚未跟上,“不诉了之”或者提出检察意见未得到认可的情况都存在,导致检察机关不起诉容易受到误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适用效果,要努力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4.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研判,对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轻罪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逐步提高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率。
15.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认罪认罚后不起诉处理与行政处罚程序、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依法运用检察意见,完善不起诉决定与后续行政处罚、处分的衔接机制,提升不起诉适用效果。
七、着力在精确量刑建议上下功夫,提升量刑规范化水平。经过两年的努力,量刑建议采纳率和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率逐步提高,但也存在少数量刑建议不准确,幅度刑区间过大,量刑建议决策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各地要认真组织学习“两高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不断规范量刑建议工作。
16.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在“两高三部”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量刑实施细则,细化常见罪名量刑标准,统一量刑方法与裁量幅度,形成共同遵循的量刑规则。鼓励探索新类型、不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逐步提升三年有期徒刑以上案件以及不常见、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对幅度刑量刑建议也要尽量缩小幅度范围,提升量刑结果的可预期性。
17.健全量刑建议程序规范,根据上级规定和本地实际情况完善量刑建议决策程序。区分案件类型,设置不同的量刑程序提出、研究、审核、把关规则,明确不同决策主体的分工和责任,既保障检察官依法履行办案主体责任,又注重发挥检察官联席会的会商咨询和部门负责人、检察长的把关作用,确保量刑建议尺度的统一、规范、透明,实现量刑均衡、同案同判。
18.加强量刑建议说理。根据不同案件情况,在起诉书、具结书、量刑建议书等文书中加强量刑建议说理,体现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的依据、理由,主要的量刑情节及其对应从宽幅度等内容。要考虑全部量刑情节,综合判断法定、酌定和可能影响量刑的其他事实情节。另行制定“量刑说理书”等量刑说理材料的,一并移送法院。
19.探索优化具结书和量刑建议书。实践中,量刑建议调整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量刑情节在具结书签署后发生变化。各地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能够预期的量刑情节变化,探索在具结书和量刑建议书中提出多项或附条件的量刑建议,供法庭在审判环节根据情节变化选择采纳。
八、着力在加强协作配合上下功夫,共同推动制度深入适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认识不够统一、协作不顺畅等协调配合方面的突出问题,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解决。
20.增进与监察机关沟通,配合完善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惩治职务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21.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会同公安机关健全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推动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同步开展认罪教育工作,引导公安机关在做好定罪证据收集的同时,加强对量刑证据的收集,从源头上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质量。
22.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进一步明确“从宽”的具体标准和不同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差异,统一司法尺度,减少量刑分歧。会同法院严格落实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和“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量刑建议调整的规定,完善量刑建议调整机制。对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要求检察机关调整的,要认真对待。认为法院意见正确的,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后,依法进行调整;认为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的,也要加强与法院沟通,争取法官认同和支持。对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精神,未告知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而迳行判决的,依法进行监督。
23.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沟通协调,推动解决值班律师资源短缺和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针对社区矫正法未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向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委托调查不顺畅,影响缓刑、管制量刑建议提出的问题,“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可能判处管制、缓刑的案件,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进行调查评估,提出意见,供判处管制、缓刑时参考。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收到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评估的委托后,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依法进行调查,形成评估意见,并及时提交委托机关”。各地要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落实上述规定,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委托社会调查活动顺畅进行。
九、着力在防范廉政风险上下功夫,确保制度廉洁适用。随着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施行,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力加大,被围猎的风险增加。为防范制度适用中的廉政风险,今年5月,最高检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各地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办法规定,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廉洁公正司法。
24.进一步健全和细化认罪认罚案件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不捕不诉案件、重大敏感复杂案件量刑建议把关力度,细化认罪认罚案件全流程规范,加大常态化巡查、督查、评查力度,防止徇私枉法、权钱交易、权权交易。
25.严格执行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记录报告的“三个规定”,对存在过问或者干预、插手办案活动,有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不当接触交往行为情况的,应当如实记录并及时报告,坚决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十、着力在提升素质能力上下功夫,为制度深入适用提供保障。当前,检察官整体能力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依法适用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检察官量刑建议能力、沟通协调能力、释法说理能力、化解矛盾能力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26.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培训,提升检察官审查证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量刑建议、释法说理、沟通协调、化解矛盾的能力。注重培养刑事检察领军人才,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整体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27.加强案例指导,注重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案例库,为基层一线办案提供参考。
28.加强宣传,以案释法,通过制作播放典型案例专题片等方式,加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传力度,扩大制度知晓度,增强全社会对制度的认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50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504号提案答复的函
庞学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必须对反诬救人者提出公益诉讼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严格执行层报审批制度,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7月18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适用于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不包括“反诬救人者案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决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确定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确定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立法机关尚未将反诬救人者的行为纳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根据职权法定原则,检察机关不能对此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被诬者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等其他法律途径获得救济。如果反诬者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涉嫌触犯刑法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也认为,受助人如果为使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伪造证据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等行为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助人如果捏造事实,侵害救助人名誉权等民事权利的,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受助人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为遏制救助人被受助人诬告现象的发生,需要法院在审判该类案件中,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确定举证责任,审核当事人提交的各项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受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反诬救人者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损害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将关注此类案件的办理情况,保护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公民勇于助人、乐于助人,弘扬社会正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表示,对您的建议将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07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07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依托法院“两个一站式"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乡村也难免成为这些问题的焦点和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司法为民提出一系列指示、批示、要求,既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您在建议中针对当代乡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要不断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司法保障,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解纷服务,这不仅是过去一年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也是未来人民法院不断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一是加强诉源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纠纷。近年来,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无讼"乡村(社区)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解纷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多种解纷渠道,进一步降低解纷成本,引导更多纠纷在诉讼外解决,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浙江法院推动地方党委将万人成诉率纳入本地区平安考核,江苏法院积极参与无讼乡村(社区)建设,吉林法院将诉源治理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等。我们将积极总结推广各地法院诉源治理经验做法,依托各地基层解纷网络,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就地化解工作。下一步,我们还考虑将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治理的国家大局。
二是坚持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与各地法院“点对点"引入多元解纷资源并重的工作思路,形成解纷工作大格局。近年来,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中央单位的推动和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推动作用,与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银保监会、全国妇联、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等联合发布20余份纠纷化解机制文件,着力形成开放共享、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同时,聚焦易发多发矛盾问题,建立“一体化处理"平台,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提高交通事故解纷效率。完善劳动争议解纷机制,与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治、司法等部门建立多元化调解联动模式,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19年,与中国证监会、全国工商联按照“总对总"对接方式,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相关专业性调解平台实质性的数据互联和业务互通,进一步提升类型化案件调处效率。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如北京法院打造覆盖不同行业领域和纠纷类型的类型化纠纷化解体系;广东中山中院依托市政府政务中心,实现法院与政府资源横向对接,打造“调解超市"等。下一步,我们拟将人民法庭纳入多元解纷工作格局,进一步延伸多元解纷工作触角,使多元调解更加深入乡村、接近群众。
三是依托在线调解平台,高效便捷实现正义。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链接各类解纷资源,集成咨询评估、分流引导、视频调解、司法确认等各项功能,对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直接进行在线委派调解,经人民法院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解决纠纷,极大减轻群众诉累。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2800余家法院使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调解工作,平台入驻调解组织2.8万家,调解员10.8万名,调解案件478万件,每周新增调解案件量从年初的百十件增长到上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60%。浙江、上海法院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本地区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ODR)、智慧调解平台等,实现“一网解纷",让群众不出户、纠纷线上解。应当说,调解资源的不断汇聚,调解平台的广泛应用,解纷途径的不断拓展,让老百姓得以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解决矛盾纠纷,避免走上争讼的“独木桥"。今年,我们将重点加强在线音视频调解工作,积极发挥在线调解能够突破场地、人员等限制的优势,建立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让当事人充分享有优质司法服务。
在党委领导下,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引领推动作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本形成,在线调解平台不断壮大并得到广泛应用,但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站式"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了更好为群众解忧,为法官减负,让公平正义提速,我们将持续用力、不断推进建设新时代“枫桥经验"法院升级版,并针对问题需求进一步健全多元解纷制度机制,汇聚调解资源,优化调解平台,开展“一站式"建设专题宣传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对一站式多元解纠纷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2月4日 (2019)最高法民他137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渝民他17号《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提供的案情,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行为;(二)送达程序和审理期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三)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现任职的仲裁机构案件的行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你院认定前两项事由不构成撤裁理由,但认为依据第三项事由,本案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有关现任仲裁员以律师身份代理该仲裁机构的案件是否程序违法,经我院征求司法部意见,司法部答复称:“依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关规定,律师代理仲裁案件及相关法律事务适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如果不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等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可以代理现任职的仲裁机构的案件。”故对于本案中现任仲裁员李仰德的代理行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应适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你院审查过程中并未对李仰德的代理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前述办法和仲裁规则关于利益冲突规定的情形进行审查和认定。经本院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如果李仰德的代理行为不违反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你院仅以李仰德代理现任职的仲裁机构的案件构成程序违法为由,认为本案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意见不妥。
此复
附: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
(2019年6月3日 (2019)渝民他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0日,我院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市一中院)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申请撤销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938号仲裁裁决一案。重庆市一中院审查后,认为华电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成立,拟撤销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938号裁决。我院在对本案进行复查后,认为重庆市一中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处理意见正确,拟同意撤销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现将该案请示贵院。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800号。
法定代表人赵某国,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唐某琴,女,汉族,1952年6月22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申请人:马某霞,女,回族,1948年11月12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申请人:樊某龙,男,汉族,1943年1月18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申请人:刘某祥,男,汉族,1947年3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申请人:钟某荣,男,汉族,1944年9月9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申请人:张某贤,女,汉族,1950年9月29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二、华电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实和理由
1.涉案仲裁裁决仲裁程序违法
重庆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4月28日受理案件后,直至2018年5月16日才向华电公司送达相关文件,违反了《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七条及时送达之规定。
仲裁庭于2018年6月12日组庭,申请人收到裁决书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已超四个月期限,且仲裁庭未向申请人送达延长审理期限决定书,违反了《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七条之规定。
裁决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送达申请人的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违反了及时送达之规定。
仲裁申请人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仰德系重庆仲裁委员会专职律师仲裁员,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2.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涉嫌枉法裁决
重庆仲裁委员会在双方签署的会议纪要效力、捷可电站开发权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曲解会议纪要内容,最终裁决申请人支付75%剩余股权转让对价款及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结果显失公正,存在涉嫌枉法裁决的重大嫌疑。
综上,本案仲裁裁决在审理程序和实体事实认定上均存在严重错误,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涉案仲裁裁决。
三、案件事实和仲裁情况
(一)仲裁裁决书载明的案件事实
1.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唐某琴等原系四川活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活兴公司)的全体股东。活兴公司通过投资参股了7家公司,其中对四川凉山水洛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洛河公司)拥有28.5%的股权。
2011年9月9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华电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申请人将其持有的活兴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申请人。本次股权转让后,被申请人拥有活兴公司100%的股权。(2)股权转让价款为82524.5万元。该对价包括了活兴公司所投资的水电企业的所有电站,包括但不限于已投产电站、在建电站和进入水电流域规划的前期电站。(3)股权转让为一次性买断行为,于股权交割完成的同时,股权转让及股权所附带的权利、义务、损益、风险等的转移视为完成,全部转由被申请人享有和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4)申请人保证经活兴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供的所投资水电企业电站流域开发权的资料真实、有效。(5)任何一方违反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诺而导致另一方蒙受损失,该方应给予受损方足额赔偿。(6)如被申请人不按本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期限、足额支付购买对价,申请人给予被申请人5日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每延期支付1日,被申请人应按应付未付的购买对价的1%。按日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在宽限期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仍没有支付相应的购买对价,申请人除有权要求被申请人按应付未付的购买对价的1‱按日支付违约金外并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7)因本协议执行所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尽量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同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还签署了一份《关于〈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方式履约事宜备忘录》。该备忘录就付款的具体方式进行了约定。
2.合同履行的基本情况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11年9月22日,被申请人发布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四川水电资产(活兴公司及协兴公司股权)的公告》。该公告载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07年4月26日四川省发改委批准了水洛河干流水电规划报告,同意水洛河干流按“一库十一级”开发,其中宁郎、撒多水电站已经开工建设,其余九个水电站将根据四川省发改委核准进度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开工建设并投产。2011年9月27日,申请人将己方持有的活兴公司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被申请人名下。
2012年5月1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送达一份《关于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要求被申请人尽快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2012年9月27日,就股权转让第三笔对价款支付有关问题,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协商,各方签署了一份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1)被申请人同意于2012年10月25日前完成股权转让第三笔对价款中除暂留的不高于1.2亿元对价款外其余款项的支付。(2)双方同意不再另行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3)如2012年10月25日前被申请人支付的款项为2.18亿元,经双方商定,同意在捷可电站开发权争议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前,视问题解决的进展程度,在适当的时间支付暂留款项中的2.3千万元。(4)为加快解决捷可电站开发权争议问题,被申请人因方案调整、沟通协调等方面发生的额外费用,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对价款额度。(5)按照本纪要第一条、第三条支付后的余款,双方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商定解决。
2017年4月11日,申请人委托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发送一份《律师催告函》,要求被申请人务必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二十日内先行支付暂留款中的3000万元。2017年5月11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一份《关于来函的复函》称,由于“捷可水电站开发权仍存在争议......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履约备忘录等约定,剩余对价款尚不具备支付条件”。
庭审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已经向申请人支付了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尚欠5859.7万元未付。
3.仲裁庭查明的其他事实
案涉捷可水电站建造所依附河流,在四川省境内称为水洛河,在云南境内称为冲天河。水洛河处于冲天河上游。
2011年5月17日,云南晁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云南省宁蒗县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2011年5月17日,四川省木里县人民政府向水洛河公司出具一份《木里县人民政府关于水洛河水电开发相关事宜的函》(木府函〔2011〕46号)。该函载明:“云南省宁蒗县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云南晁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冲天河水电开发项目(捷可水电站尾水、阿海水电站回水)”,“由于项目的地理位置特殊,宁蒗县、木里县与云南晁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7日签订了冲天河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宁蒗县、木里县以资源入股的方式,各占项目总装机容量一半的5%股份,相关税费和产值也各占50%”。
2011年6月23日,四川省木里县人民政府向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政府送达一份《木里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捷可水电站开展勘测设计工作的函》(木府函〔2011〕57号)。该函载明:12007年4月26日,四川省发改委、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水洛河干流(额斯至捷可)水电规划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川发改能源〔2007〕154号)中通过的水洛河干流规划方案,确定水洛河流域开发为一库十一级,其中自上而下第十一级为捷可电站。2捷可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与四川省交界水洛河下游河段,左岸属云南丽江市宁蒗县,右岸属凉山州木里县。其规划坝址处于捷可下游1.5km。32009年5月26日,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同意凉山州水洛河向丁、麦日、亚宗、捷可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川发改能源函〔2009〕570号)允许开展捷可水电站前期工作。42008年12月,水洛河公司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了捷可电站的勘测设计合同,该研究院已到捷可电站现场开展勘测设计工作,但是受到了宁蒗县境内当地村民的阻挠,特请宁蒗县人民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做好当地群众的工作,以便顺利开展捷可水电站的现场勘测设计。
2012年6月6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研究凉山州水洛河捷可水电站前期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川发改能源函〔2012〕818号)及附件《研究凉山州水洛河捷可水电站前期工作会议纪要》。在会议纪要中载明:“根据捷可水电站前期工作实际以及凉发改基础函〔2012〕50号和各方意见,木里县人民政府与云南方签订的‘冲天河水电建设项目’与已经批准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捷可水电站实为同一梯级电站。”该纪要还要求,“妥善协调处理水洛河捷可水电站涉及的有关企业的关系,在协商取得共识基础上,签订相关书面协议”。
2018年6月25日,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分院向水洛河公司出具一份《关于水洛河捷可水电站勘探工作暂停说明的函》。该函称:根据《开展捷可电站勘察设计工作的函》(水洛电函〔2014〕10号),该院于2014年5月20日进场开展地质勘测工作,但是受到宁蒗县当地居民阻挠,无法开展勘探工作。当地政府也以捷可水电站开发权属云南晁金水电有限公司为由,明确不允许开展捷可电站地勘工作。目前,云南省宁蒗县境内的捷可电站坝址左岸地勘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根据被申请人、水洛河公司以及关联单位网站信息,捷可水电站开发争议解决在积极推进中。
(二)仲裁申请
仲裁申请人唐某琴等的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款5859.7万元及违约金(从被申请人延退支付之日起,按照每日1%,计至付清之日止,暂计500万元)。2.本案的仲裁费、保全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在2018年6月27日第一次开庭时,申请人对第一项仲裁请求中的违约金,明确提出按照如下方式计算:从2014年6月1日起,以5859.7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仲裁裁决书载明的裁决事项
重庆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渝仲字第938号裁决,内容为:华电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支付股权转让款4394.77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7年5月11日起,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年24%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足额付清为止;自2018年4月28日起,以1394.775万元为基数按照每年24%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足额付清为止)。
四、申请撤销仲裁情况
2018年4月28日,重庆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与华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17日向华电公司直接送达了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指)定书等材料。仲裁案件的组庭时间均为2018年6月6日。仲裁庭于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1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仰德、樊文文,华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杰、秦介海到庭陈述了己方的主张及答辩意见,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核对和质证,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进行了辩论并作了最后陈述。
重庆仲裁委员会为确保相关仲裁文书能有效送达华电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向华电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邮寄送达了参加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邮件回执显示:邮件均于2018年5月6日签收,签收人系单位签发章;2018年5月15日,重庆仲裁委员会又向华电公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的办公地址(合同约定地址)邮寄送达了参加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邮件回执显示:邮件于2018年5月16日签收,签收人系单位签发章。后华电公司向重庆仲裁委员会寄回了前述邮件的送达回执并盖章确认其收到了重庆仲裁委员会邮寄的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指)定书等材料,前述送达回执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
本案审理过程中,重庆市一中院于2019年3月4日收到华电公司邮寄的《中止审理申请书》,华电公司称,其已就仲裁员枉法裁决行为向重庆市纪委、监委进行了实名举报,相关部门已按程序展开工作,故申请两案中止审理。但华电公司并未提交相关依据。
李仰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上述仲裁案件中担任唐某琴、马某霞、樊某龙、刘某祥、钟某荣、张某贤六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年8月编印的《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显示,李仰德在2018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担任重庆仲裁委员会第五届国际、国内贸易专业专职律师仲裁员。
《律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三)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122号,2010年6月1日生效,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违法行为:......(五)曾经担任仲裁员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原任职或者现任职的仲裁机构办理的案件的。”2016年修订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律师不得担任所在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担任仲裁员的案件的代理人。曾经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不得承办与本人担任仲裁员办理过的案件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该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本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此前司法部制定的有关律师执业管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五、重庆市一中院的处理意见
重庆市一中院认为,本案审查的重点为:1.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行为;2.送达程序和审理期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3.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现任职的仲裁机构案件的行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一)关于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行为的问题
重庆市一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仲裁员存在枉法故意,亦无证据证明仲裁员具有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枉法裁决行为。故,申请人的此项主张不成立,重庆市一中院不予支持。至于仲裁庭如何认定事实,属于仲裁庭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对案件实体和证据进行认定的问题,不属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
(二)关于送达程序和审理期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华电公司表示,重庆仲裁委员会未及时送达相关仲裁文书的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重庆市一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八条规定:“本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员选(指)定书等仲裁文书送达申请人,并将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连同其他仲裁文书送达被申请人。”《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十二条规定:“仲裁庭应当在组庭之日起120日内作出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仲裁庭报经本会批准。回避、鉴定、中止,重新组庭、管辖异议、双方共同申请延期、协商和解及送达不能等情形所需要的时间不包含在审理期限内。”重庆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4月28日受理仲裁案件后,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15日向华电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合同载明地址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并无不妥。另,仲裁案件中仲裁庭组庭时间均为2018年6月6日,根据前述规定,仲裁裁决应于2018年10月6日前作出。仲裁案件中,仲裁庭作出涉案裁决的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并未超出前款规定,相关送达也未有不妥。故,华电公司的该项撤销仲裁理由不成立,重庆市一中院不予支持。
(三)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现任职的仲裁机构案件的行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华电公司认为:仲裁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仰德系重庆仲裁委员会专职律师仲裁员,违反《律师法》和《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仲裁申请人认为:司法部2010年施行的《处罚办法》第七条关于仲裁员代理在任职机构民事案件的规定,已经被司法部2016年施行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替代而不再适用。
重庆市一中院认为:首先,《处罚办法》规定了一种禁止性情况,即律师不得代理任职仲裁机构案件的情况。《管理办法》又增加了两种新的禁止性情况,即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回避、曾经担任仲裁员办理案件的利益冲突回避两种情况。《管理办法》的禁止性规范与《处罚办法》的禁止性规范的内容不同,二者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抵触。因此,《处罚办法》第七条并没有因与《管理办法》相抵触而失效。其次,就本案是否构成回避的事由的问题。律师既是仲裁代理人,同时又是该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此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致使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的公正性、权威性产生合理怀疑。进一步来看,《律师法》《处罚办法》之所以禁止仲裁员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的身份承办本人原任职的仲裁机构办理案件,主要是为防止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与代理人因为同属于仲裁机构所聘请的仲裁员而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从而使仲裁庭组成人员在仲裁过程中丧失中立性而导致裁决不公,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律师法》为行政法,《处罚办法》为部门规章,但其前述规定显然不仅仅为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亦有保障仲裁过程中对方当事人程序利益之意旨,对其违反也必然使仲裁程序丧失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仲裁程序违法。具体到本案中,李仰德在担任重庆仲裁委员会第五届国际、国内贸易专业专职律师仲裁员的任职期间内,同时担任仲裁案件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五款之规定,其行为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至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涉案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综上,重庆市一中院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
六、本院的审核意见
本院审查后认为,同意重庆市一中院对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行为、送达程序和审理期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的处理意见。
对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现任职的仲裁机构案件的行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处罚办法》规定了一种禁止性情况,即律师不得代理任职仲裁机构案件,而2016年修订的《管理办法》则增加了两种新的禁止性规定,即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回避、曾经担任仲裁员办理案件的利益冲突回避。《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处罚办法》的规定内容不同,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抵触。故,《处罚办法》第七条与《管理办法》的规定不抵触,依然有效。其次,《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五项规定,仲裁员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的身份承办本人原任职的仲裁机构办理案件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违法行为。本仲裁案中,仲裁申请人的代理人李仰德律师在重庆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时还不是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但在作出仲裁裁决前的2018年8月起开始担任该仲裁委员会的专职律师仲裁员。此时,李仰德律师既是仲裁案件的代理人,又是仲裁该案件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其行为违反了《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五项规定,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违法行为。第三,《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仲裁员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以及《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年7月)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仲裁员应当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根据上述规定,仲裁员如果与当事人、代理人有上述情形关系的,仲裁员应当主动回避;同样,如果当事人的代理人与仲裁机构或仲裁员有上述关系的,该代理人应主动回避,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该代理人回避。本仲裁案中,由于李仰德律师的行为违反《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故其与仲裁机构之间存在《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年7月)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其他关系”,李仰德律师应主动向仲裁机构申请回避。但李仰德律师并未申请回避而仍然作为仲裁申请人的代理人参加仲裁程序,李仰德律师的行为可能导致仲裁机构作出不公正的仲裁裁决,并且使仲裁被申请人对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第四,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裁决。本仲裁案中,重庆仲裁委员会在李仰德律师没有回避的情形下作出裁决,仲裁程序违反法定回避情形,应依法撤销该裁决。综上,本院拟同意一中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处理意见。
妥否,请批复。
最高检发布10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
最高检发布10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
(2018年5月29日)
目录
1.坚决依法核准追诉 严惩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2. 挂牌督办重大拐卖儿童犯罪 护航被拐卖儿童顺利回家
3. 依法提出抗诉 准确认定网络猥亵儿童犯罪
4. 依法惩治利用儿童犯罪 督促异地职能部门落实监护职责
5. 结合办案强化监督 及时消除影响未成年人成长隐患
6. 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 促进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7. 依法打击遗弃留守儿童犯罪 督促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8. 横向联动 跨省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
9.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及时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10. 构建春蕾安全员机制 为困境儿童撑起司法保护之伞
典型案(事)例一
坚决依法核准追诉
严惩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一、基本案情
1996年刘某在河南新密市一路边,拦路强奸放学路过的8岁女童郭某,并致女童窒息死亡。事后,刘某将女童掩埋并潜逃。数日后,女童尸体被发现。此案多年未侦破。2013年,公安机关从被害人体内提取的生物检材中发现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刘某。2017年3月,公安机关将在新疆隐姓埋名打工的刘某抓获归案。本案虽已超过追诉时效,但考虑刘某的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且犯罪行为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至今没有消除,河南省检察机关按程序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依法核准追诉刘某。2018年1月,被告人刘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典型意义
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一般经过二十年不再追诉。如果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依法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除此案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依法核准追诉了康某故意杀人案、汪某抢劫案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利的案件。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秉持对严重侵犯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理念,结合具体犯罪的性质、情节、手段、后果、社会影响、认罪态度等方面,认真审查,严格把关,依法作出核准追诉的决定,体现了坚决打击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典型案(事)例二
挂牌督办重大拐卖儿童犯罪
护航被拐卖儿童顺利回家
一、基本情况
近期,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审查办理了拖木日初等13名被告人拐卖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在依法严惩各被告人的同时,经检察机关多方努力,全案11名被拐儿童得到妥善安置。此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挂牌督办7省(自治区)10起重大拐卖(骗)儿童犯罪案件的一个缩影。挂牌督办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是检察机关为促进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督办通知后,各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加强督办指导、加大办案力度,快速批捕起诉了一批拐卖儿童、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有力地震慑了此类犯罪。目前,所督办案件中6件已判决。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加强对被拐儿童权益保护,注重后续对被拐儿童救助安置机制建设,积极联动其他机关部门,妥善解决被拐儿童安置、抚养、入学、落户等问题,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成效显著。办理挂牌督办案件中,河北检察机关对遗漏的拐卖儿童犯罪补充起诉,山东检察机关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推进“打拐”专项治理,福建检察机关通过提高审级强化督办案件办理效果,并推动公安机关建立被拐儿童附条件落户机制,为未成年人落户、入学提供绿色通道。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建立被拐/失踪儿童信息库,及时查找被拐儿童亲生父母,及时跟踪监护抚养动态,努力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典型意义
拐卖儿童犯罪社会危害大,严重影响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全国重大拐卖儿童案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有力打击震慑了拐卖儿童犯罪分子,收到良好社会反响。同时,与普通犯罪案件不同的是,办理拐卖儿童案件的要求更高、工作更多、压力更大。除了要快捕快诉、确保案件质量外,还要更加注重对被拐儿童的心理疏导、解救安置等工作,并积极推动形成打击、保护、救助、安置等各项工作紧密相连、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长效机制,彰显了检察机关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决心与社会责任感。
典型案(事)例三
依法提出抗诉
准确认定网络猥亵儿童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骆某在社交聊天软件上,威胁、恐吓被害女童小羽(化名),迫使其自拍淫秽图片传送给被告人观看。又以公布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小羽开房并欲进一步实施猥亵,后因被害人报案未得逞。湖北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法院只认定后一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系犯罪未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虽未通过身体接触猥亵被害人,但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迫使被害人发送裸照,严重侵害了被害女童的性羞耻心,已经构成猥亵犯罪既遂,一审判决错误,遂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改判被告人骆某有期徒刑两年。
二、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利用网络实施猥亵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增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认识不一,此案的焦点在于通过网络而非直接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猥亵犯罪。办案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利用网络实施猥亵行为的本质特征,并通过抗诉得到法院认可,既有助于统一对类似新型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认识,为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又确保了对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典型案(事)例四
依法惩治利用儿童犯罪
督促异地职能部门落实监护职责
一、基本案情
2016年,眭某等三人至上海、湖南、贵州等地,组织并指使何某某(女,8岁)、汪某某(女,7岁)等儿童窃取商店内手机等财物。上海青浦区检察院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对眭某等三人提起公诉。2017年9月,法院分别判处眭某等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经审查发现,儿童何某某多次因偷盗行为被遣返原籍,但父母仍将其送回犯罪团伙;儿童汪某某的父亲向其传授犯罪手法,母亲多次带其实施盗窃犯罪。两名儿童父母拒不履行监护职责,任由孩子被利用甚至直接带其实施犯罪,情节严重,检察机关遂向该两名儿童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某县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责成相关职能部门提起撤销监护权之诉。2017年9月,该县社会救助站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法院依法撤销汪某某父母及何某某父母的监护权,并分别为汪某某、何某某指定了监护人。其后,上海检察机关继续保持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密切关注汪某某与何某某的被监护状况。
二、典型意义
“两怀妇女”(怀孕及怀抱婴儿的妇女的俗称)利用低龄儿童实施盗窃等犯罪,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且实践中此类犯罪存在调查取证难、适用强制措施难、易复发、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本案中,检察机关基于两名儿童的父母已不适宜也不可能履行监护人职责的事实,通过督促异地职能部门剥夺监护权,实现犯罪地与儿童居住地跨区域协作,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跨部门配合,解决了外流犯罪整治难、儿童保护配合弱的问题,有效衔接了未成年人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为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典型案(事)例五
结合办案强化监督
及时消除影响未成年人成长隐患
一、基本案情
2017年,江苏某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社会闲散人员以物质诱惑、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介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卖淫的案件中,发现涉案女生所在学校安全自护等课程缺失、校园保卫制度执行不到位、部分宾馆不按规定执行住宿和会客登记制度、部分网吧违规接纳并留宿未成年人等问题。经深入调查研究后,检察机关提出了应当高度重视相关情况并完善监管的检察建议,该检察建议获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关注。检察机关推动教育、公安、法院、文广新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清查校园周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专项行动中,2名学校校长被免职,40余家旅馆、洗浴场所和10余家网吧被依法查处整顿,3家无资质的黑网吧被关停。检察机关在对被害女学生开展心理疏导等正向引导教育的同时,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呵护花蕾--女童防性侵行动”巡回宣讲活动,有效提升在校女学生的自我防护安全意识。
二、典型意义
不良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为其提供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在办理本案中,检察机关敏锐发现涉事学校的教育、管理存在缺陷,相关行业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不到位。这种情况在不少地方较为普遍。为此,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发现、总结、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检察建议,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推动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法定义务,组织专项打击治理,及时清除了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隐患,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典型案(事)例六
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
促进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一、基本案情
2017年6月13日,四川省古蔺县检察院通过“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发现某小学外存在客运车超员搭载学生行为,督促公安机关查处。6月15日,当地交警部门又在该小学附近查获超员搭载学生的高某某,其运营和驾驶的小型面包车严重超员,核准载客9人的车辆搭载了含10名小学生在内共17名乘客。后检察机关以危险驾驶罪对高某某提起公诉,高某某依法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2017年以来,古蔺县检察院在该县已有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上增设未成年人事件上报端口,通过检察监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该平台由网格员负责采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相关信息,通过平台上报后流转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同时抄送县检察院,由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近期,在检察院指导网格员开展“黑校车”专项信息收集行动中,又查获2起“黑校车”严重超员搭载幼儿园学生的危险驾驶案件,均已提起公诉。
二、典型意义
如何及时处置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线索,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检察机关探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网格化管理有机结合新模式,拓展了未成年人保护线索来源新领域,使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事件能够及时进入监督视野,有助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把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化全面保护格局的形成。
典型案(事)例七
依法打击遗弃留守儿童犯罪
督促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一、基本案情
2017年5月,陈某在未与外出务工的妻子商量的情况下,将自己四个年幼的孩子遗弃家中,拒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四名儿童仅能通过向他人索要粮食、捡垃圾卖钱、依靠政府和学校的资助维持生计。贵州省某地检察机关在联合公安、法院开展打击遗弃留守儿童专项行动中发现此案。检察机关以遗弃罪对陈某提起公诉,2017年12月,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检察机关办案中,及时联系孩子母亲回乡照看孩子,开展司法救助为四名儿童申请司法救助金四万元,并监督乡政府落实被害人低保及入学保障等问题。陈某认识到自身过错,在家乡就近寻找工作,履行起监护职责,目前四名儿童学习生活正常,心理状况良好。检察机关对四名儿童后续情况持续予以跟踪关注。
二、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因缺乏有效监护,得不到关爱,儿童保护出现不少问题,尤其在中西部个别地区问题较为突出,有的甚至出现儿童被伤害、致死等极端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检察机关聚焦留守儿童,通过办案震慑遗弃犯罪,促使在外打工的父母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加强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权益维护和关爱救助,传递司法温情,有效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案(事)例八
横向联动
跨省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
一、基本案情
2017年,湖北省某地检察机关在办理高某强奸两名亲生女儿案件时,发现未成年被害人身心遭受严重伤害。本案案发后,高某的三个未成年子女先后前去广东投奔母亲。为有效开展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工作,消除本案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伤害,2018年1月26日,湖北检察机关书面委托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开展异地救助帮扶工作。受委托检察机关立即走访被害人,了解其当前生活状况和迫切需求,联合“点亮心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建救助团队,对被害人开展心理救助。针对被害人无学可上的困境,检察机关为弟弟联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为姐姐联系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劳动技能,并联系做好学费减免工作。目前,被害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状态良好,逐步走出心理阴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二、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员流动性大,未成年被害人需要异地救助的情况日益增多。各地检察机关加强联系配合,主动而为,跨省横向联动,在依法履行司法保护的同时,注意引入社会专业力量,链接各方面资源,多元化做好异地救助工作,为破解未成年被害人异地救助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典型案(事)例九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及时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一、基本情况
2017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本案系医院医生在接诊治疗时怀疑女孩疑遭性侵害而报案案发的。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固定证据不及时等问题,2018年4月,浙江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遗弃、暴力伤害或工伤、火灾、溺水、自杀等非正常伤害、死亡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检察机关、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备案,在医治过程中应及时记录、评估和保存相关资料,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及时出警、迅速审查,并向检察机关通报是否立案、证据收集情况、侦查进展、处理结果等案件信息。检察机关对于重大、敏感案件提前派员介入侦查,并加强立案监督力度。《意见》建立联系人制度,畅通联系渠道;建立定期交流制度,及时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强化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隐私保护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建立奖励表彰制度,提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积极性。
二、典型意义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着犯罪隐秘发现难、客观证据易灭失、被害人救助保护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实践中,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一般会到医院就诊,医疗机构具备第一时间获得未成年被害人遭受性侵害信息的客观条件。检察机关依托此条件,推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固定证据,提升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及时性,有助于第一时间开展保护救助工作,避免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
典型案(事)例十
构建春蕾安全员机制
为困境儿童撑起司法保护之伞
一、基本情况
2017年,郑某性侵养女长达三年之久,并致其怀孕,虽曾有群众反映,但公安机关一直未予重视。春蕾安全员发现后向检察机关通报,福建省漳州市检察院对此案进行立案监督,后依法将郑某一案提起公诉,现郑某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春蕾安全员机制,系福建省漳州市检察院为解决留守儿童遭侵害发现难、发现晚等问题,联合妇联、公安、法院出台《关于组建春蕾安全员队伍的工作意见(试行)》,组建以农村妇女主任为主体的2000余人、覆盖所有基层组织的春蕾安全员队伍,由检察机关对春蕾安全员进行履职知识技能培训,开通绿色通道,春蕾安全员可以就发现的问题直接联系检察机关反映情况。该机制将处于安全困境的儿童分为环境安全、环境关注、环境危险三个等级,把环境关注等级以上儿童纳入综治网格管理,统一实行建档管理、定期走访、实时介入等系列工作机制,推动预防未成年人受害工作由被动受案向主动预防转变。依托春蕾安全员机制,检察机关联合职能部门关停3家在学校周边容留留守儿童上网娱乐的网吧、游戏厅。
二、典型意义
春蕾安全员机制依托群众组织扎根基层,容易发现侵害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优势,创新了未成年人受害案件线索的发现机制,进一步整合了困境儿童救助保护资源,为实现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与社会化有效结合,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化支持体系,有效拓展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渠道作出了有益尝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2017年度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2017年度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为加强检察机关与法律院校合作交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经研究,接收以下20名在校学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度法律实习生(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朱率、李梦可
清华大学:田安超、苗东欣
中国人民大学:文嘉辰、梁宇晨、王单媛、唐超琰、刘浩翔
中国政法大学:斯涵、王倩
中共中央党校:熊文邦、王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赵一飞、杨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啸
北京师范大学:林仕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肃羽
中国传媒大学:齐天
中央财经大学:曹月
特此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2017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21号(政治法律类4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21号(政治法律类4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应用国家标准,提高视频资料在司法领域证据效力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视频资料作为记录信息的重要载体,在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将包括监控视频在内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概括为视听资料,并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与传统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相比,视听资料容量大,直观性强,具有较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与此同时,视听资料也存在着虚假的可能性,一方面,受仪器设备、制作技术、操作水平、环境条件的影响,视听资料可能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记录对象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视听资料本身很容易被伪造、添加、删减、编辑,从而丧失客观真实性。因此,视听资料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判断,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均对如何审查判断视听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出明确规定。以刑事诉讼为例,人民法院在审查视听资料时,应当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三)制作过程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和方法;(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根据您在提案中的介绍,GB35114-2017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基于数字证书和国密算法,对视频采集设备身份认证(防假冒)、视频数据签名认证(防篡改)、视频数据加密(防泄漏)等相关技术进行了规范,为确保视频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我们认为,在诉讼活动中推广应用国家标准,对提高视频资料在司法领域的证据效力大有裨益。下一步,我们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推动出台对视频监控证据的司法鉴定规则或者规范性文件,确保视频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发挥更好的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27号建议的答复
周善红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系统大部制下加强监督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是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的变革,为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升“十大业务"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更加优化、协同、高效的组织机构保障。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主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检察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刑事检察专业化分工加强,“捕诉一体"办案模式提质增效;司法责任制落地生根,检察官主体地位不断凸显。当然,一些检察官在工作中还存在工作理念、办案素能不适应的情况,与打造专业化、职业化检察队伍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要继续下功夫解决提升。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考核制度、强化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审查力度、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完善司法监督机制、加强员额检察官廉政教育、提升员额检察官职业素养等建议,也是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考核制度
2019年以来,检察机关通过探索建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压实办案责任,提升检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一是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02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通过51组87项评价指标的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对检察机关主要司法办案活动的质量评价,引领、促进各级检察机关、每位检察官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司法办案的生命线,不断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二是建立健全检察官业绩考评制度。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设置了涵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分层分类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指标,确定了79类业务、160项质量指标、106项效率指标、46项效果指标,明确了三类指标的计分规则和方式,建立了以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为基本内容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和考评机制。通过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将检察官依法履职的要求,细化落实到每一个检察院、每一个办案部门、每一个办案组和每一名检察官,让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差、是不是主动服务大局、是不是注重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区别开来,提升办案质量、效率、效果。同时,检察官业绩考评与检察官退出员额密切相关,通过考评指标的设置让检察官感到有压力。检察官业绩考评结果是退出员额的重要依据,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或者经考评委员会认定不能胜任检察官职务的,要退出员额。目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业绩考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下一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有针对性开展督促指导,加快推进三级检察院业绩考评整体进度,引领检察官主动参与、积极投入,推动检察官更加尽责履职,把案件办到极致、办到最好。
二、关于强化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审查力度,严格错案追究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捕诉一体"模式下检察官办案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优质高效办理捕诉案件。201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司法权力运行监督管理的意见》,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同时,同步强化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责任。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实施《人民检察院司法办案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指引》,特别突出对不批准逮捕案件、不起诉案件,经复议、复核、复查后改变原决定等刑事检察业务的12个方面风险点进行重点防控。同时,在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明确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职责权限,规定60项必须由检察长决定、6项必须由检委会决定事项,进一步强化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责任,完善刑事诉讼中检察权行使监督制约机制。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亟需强化顶层设计,依纪依规依法严肃追究违法办案责任,以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严格司法责任认定与追究、不断完善检察官惩戒机制等有关部署要求。2019年以来,组织专班起草《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司法责任认定与追究有关要求和工作程序予以具体化,明确提出司法责任追究要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坚持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统一,真正做到责任与处罚相当、惩处与教育结合、追责与保护并重。2020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条例施行后,将组织开展相关培训,抓紧准备一批相关案例,为各级检察机关有关部门追责办案提供示范。此外,正在积极推动组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下一步,将加强对省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工作的调研和指导,督促指导筛选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相关案件线索,积极推动办理一批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追责惩戒案件。
三、关于注重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设置多层次、多类型的检察官联席会议,总结归纳重点问题,研究提出参考意见。检察官联席会议是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后检察权运行新模式所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种选择性咨询程序,既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又发挥集体智慧优势,对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保障案件办理质量、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检察官联席会议对检察官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讨论,为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提供参考意见。"《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业务部门负责人与检察官处理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也可以将审核意见连同检察官处理意见一并报检察长(副检察长)审查或决定。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的,应当同时报送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情况。"在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也明确规定“业务机构负责人可以主持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也可以直接报请检察长决定或者向检察长报告。"近年来,为健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加强检察官办案廉政风险防控,确保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认罪认罚,检察官拟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报请检察长决定前,可以提请部门负责人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研究讨论。"
2017年,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联席会议规则》,明确检察官联席会议由本部门检察官组成,也可根据需要以本部门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形式召开。同时规定,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一般要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文件,完善检察官联席会议机制建设。比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检察官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403次,研讨各类议题529项,通过打造检察官联席会议的疑难复杂个案的“会诊室"、类罪处理的“思想库"、业务交流的“学习角"三重功能,办案质量和业务素质均获得明显提升。下一步,将对各地检察机关检察官联席会议运行程序、适用内容、制度规范等开展广泛调研,进一步推动完善有关制度。
四、关于加强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通过设立案件管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办理的案件,并通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网上办案、网上管理、网上监督,加强对办案情况的监督制约,有效促进规范司法。
在案件受理阶段,2017年7月,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案件承办确定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了“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案件管理部门对受理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符合受理条件的,按照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原则,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将案件直接分配给办案部门的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防止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在案件办理阶段,案件管理部门通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对在办案件的办理程序是否合法、规范、及时、完备进行实时、动态地监督、提示、防控,提醒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办理案件,减少办案超期、文书错误和程序瑕疵等问题。
在案件办结后,案件管理部门发挥牵头作用,组织对案件的办理质量进行检查、评定,重点评查案件办理的实体结果和办案效果,检验案件办理结果是否准确。同时,案件管理部门会同办案部门,定期分析检察机关业务数据变化情况,客观真实地展现一个时期内各业务条线工作的成效、问题和不足,为指导各业务条线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重点采取以下举措进一步加强司法监督机制建设。一是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的开发中,对办案组织、审批角色、审批权限等功能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书文号、电子印章的设置工作进行全新设计。二是在正在修订的《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用管理办法(2020年版)》中,对办案责任和权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三是为适应检察机关“捕诉一体"模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改革,研制统一受理流转案件工作规定,对具体分案规则、案件受理标准、案件流转程序等做出详细规定,进一步加强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助推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办案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五、关于员额检察官加强廉政教育、提升职业素养
《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完善法律监督专业能力专业素养提升体系,健全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着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铁一般"要求和队伍建设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目标,从多个方面切实提升检察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一是将政治建设和业务能力提升融为一体。为了防止政治和业务“两张皮",通过编写专门教材教案,推行领导干部带头讲、示范班等形式,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最高检党组的一系列的新理念融入到每期的业务培训班当中。2019年共举办了21期领导干部业务培训讲座和22期示范班。
二是坚持以空前的力度提升培训规模和质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2019年作为“培训年",统筹检察系统培训资源,发挥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分院一体化优势,大幅度地提升实体培训班次,调训任务比上一年增加了80%,各地培训规模也翻了将近一番。培训中注意保业务、保重点、保急需,做到应训尽训、全员轮训。比如,针对“捕诉一体"、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短板、弱项,采取增加班次和联合办班方式进行巩固提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培训“短平快"、覆盖面广的优势,通过视频讲座、网络学院等加大培训力度。
三是坚持实战实用实效的导向。创新实行了共享式、开放式、一体式、传导式等培训新理念。比如,我们打破部门和职业界限,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10期法官检察官同堂培训,取得很好的效果。特别是,为帮助检察官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张军检察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姜伟副院长及田文昌律师第三次举办了控辩审“三人谈",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此外,还推行检察官教检察官、指导性案例进课堂、组织岗位练兵和比武,专门开设了“检答网"帮助解答检察官办案咨询问题,目前“检答网"已经成为广大检察人员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品牌"。
四是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检察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健全规范检务督察制度,建立健全巡视巡察和检务督察联动的监督网络。完善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机制,引导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特别是狠抓“三个规定"落实,筑牢廉洁司法“防火墙"。201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为持续做好执行“三个规定"工作,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组织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集中填报,建立月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要求检察人员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情况进行全面、如实、主动记录报告。自2019年8月最高检要求严格落实记录报告制度以来,截至今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主动记录报告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35384件。5月6日,在全国两会召开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通报全国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工作情况。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强化监督检查,将执行“三个规定"情况,作为每轮系统内巡视的监督重点,纳入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继续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政治部,承办人黄畅,联系电话:010-6520913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程序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程序的规定》已于2016年1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0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程序的规定
(法释[2017]18号)
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规范人民法院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再审申请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再审申请人是生效裁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或者其他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被裁判文书列为当事人,但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是作出生效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三)申请再审的裁判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的生效裁判;
(四)申请再审的事由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第二条 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一)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二)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三)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第三条 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再审的,诉讼代理人应为下列人员: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第四条 申请再审,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二)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的,应当提交情况说明;
(三)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四)原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者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般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一审起诉状复印件、二审上诉状复印件;
(二)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
(三)支持再审申请事由和再审请求的证据材料;
(四)行政机关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
(五)其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相关证据材料;
(六)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时,应当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并可同时附上相关材料的电子文本。
第七条 再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列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住址及有效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地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的具体法定事由及事实、理由;
(五)受理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名称;
(六)再审申请人的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七)递交再审申请书的日期。
第八条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符合上述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出具《诉讼材料收取清单》,注明收到材料日期,并加盖专用收件章。《诉讼材料收取清单》一式两份,一份由人民法院入卷,一份由再审申请人留存。
第九条 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本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当场告知再审申请人。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材料退回再审申请人,并一次性全面告知其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予以补正。再审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补正且仍坚持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人民法院不得因再审申请人未提交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认定其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
第十条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立案,并应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同时向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副本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因通讯地址不详等原因,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副本等材料未送达当事人的,不影响案件的审查。
被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答辩意见,被申请人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
第十一条 再审申请人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越级申请再审的,原审人民法院或者有关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
第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申请再审期间为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之日起至再审申请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之日止。
申请再审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再审申请人对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的2年确定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5年10月31日尚未届满的,截止至2015年10月31日。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定申请再审期间要求的,应当告知再审申请人。
再审申请人认为未超过法定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在十日内提交生效裁判文书的送达回证复印件或其他能够证明裁判文书实际生效日期的相应证据材料。再审申请人拒不提交上述证明材料或逾期未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申请再审未超过法定期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十四条 再审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尚未立案的,人民法院退回已提交材料并记录在册;已经立案的,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撤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有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等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362号(政治法律类05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362号(政治法律类05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强司法指导,更好发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作用的提案》收悉,经商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破产退出数量逐渐增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有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化解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2020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以下简称《工作规程》),对债委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作出进一步完善,为实践中债委会的规范运行提供了指引。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债委会在企业破产案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2021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其中专门规定,要加强金融机构对破产程序的参与和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债委会等集体协商机制在企业破产中的协调、协商作用,等等。
您的提案非常专业,也很有针对性、建设性,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您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问题,其中就庭外重组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相应规范予以规定,其他问题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一、关于明确在庭外协议重组程序中表决通过的重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及金融机构债权人一致行动的建议
您提出的庭外重组协议的效力问题,是破产重整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事关庭外重组能否成功,理应从制度设计上予以确立。由于庭外债务重组在我国立法层面尚属空白,为了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破产制度效率,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4日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规定:“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整方案为依据拟定重组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201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委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出:“研究建立预重整和庭外重组制度”,“研究建立预重整制度,实现庭外重组制度、预重整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的有效衔接,强化庭外重组的公信力和约束力,明确预重整制度的法律地位和制度内容。”随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5条进一步作出规定:“继续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破产制度效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前,债务人和部分债权人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视为对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但重整计划草案对该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有关债权人有不利影响,或者与有关债权人重大利益相关的,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有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重新进行表决。”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在实质审查庭外重组协议与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债务人向有关债权人充分披露了信息等条件后,确认了庭外重组协议的效力。
您在建议中还提出,在重组企业正常履行重组协议过程中,对债委会成员肆意提起诉讼、申请(恢复)执行或其他司法限制措施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对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当事人有权利用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程序寻求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和救济,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之外,不宜限制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如果债委会成员在重组企业正常履行重组协议过程中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的应当依法受理。但如您所言,该种行为可能对庭外债务重组的高效性和可信度造成不利影响,债权清偿的公平性也会受到挑战。因此,取得债委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并保持在庭外重组协商过程中中止执行和保全措施,是庭外债务重组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为避免此类问题发生,《工作规程》从债委会议事规则、监管部门指导、协调、惩戒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如第九条规定:“债委会主席单位、副主席单位、成员机构应当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自愿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债权人协议”;第十三条规定: “债委会组建成立、日常运行中出现重大问题或涉及重要事项时,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金融管理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等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及时予以指导、协调,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期货业协会、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等自律组织(以下简称自律组织)应当积极支持和配合。”第十五条规定:“债委会成员机构存在......不遵守债委会按照约定的议事规则所作出的决议......的,债委会或者自律组织可以采取内部通报等自律性惩戒措施。因上述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金融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约谈、向债委会成员机构总部通报等方式督促债委会成员机构规范行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加强对下指导,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将对债务人的重组情况予以重点关注,做到案件处理与庭外债务重组协同推进。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庭外重组中的财产保全问题以及债权人一致行动问题,尽力促成庭外重组成功。此外,我们在破产法修改建议稿中,将把您所建议的有关内容予以充分体现。
二、关于明确相关时效问题,积极促进重组协议及时落地、有序履行的建议
您的建议我们深表赞同。《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包括“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情形,其中第四项还规定了“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该规定给予了积极行使权利的债权人诉讼时效制度上的保护。债委会的重要职责是依法维护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有效保护金融债权,因此债委会的成立即表明其积极行使了保护金融债权的权利。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对于债委会成立之时即参与其中的成员机构,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债委会成立之时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之时;对于在债委会成立之后新加入的成员机构,其加入之时即为诉讼时效中断之时。另外,金融机构债权人在重组协议协商过程中,还可以采取向债务人发送债务催告函等方式,避免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三、关于妥善处理经营债权,统一维护金融债权人和经营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建议
如您所言,当重组协议表决通过并正常履约时,经营性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执行并要求对重组企业采取司法限制措施,可能对重组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限制性影响,不仅会造成重组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甚至会导致相关金融风险的爆发。对此,您提出了人民法院要慎重采取司法限制措施、积极向经营债权人释理明法促成经营性债权与重组协议中同种类债权同条件清偿等建议。我们认为,由于经营性债权人不属于债委会成员,也未参与债委会会议,对债委会达成的重组方案或其他重大事项不享有投票权,所以除非经营性债权人与债务人都同意重组协议约定的清偿方案,否则清偿协议不能约束经营性债权人,理论上也无法阻止不参加协商谈判的债权人的追偿行为。因此,如果经营性债权人在重组企业履行重组协议过程中提起诉讼,或者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只能依法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的应当依法受理。但如您所言,该种行为可能对重组企业的经营活动、重组协议的正常履行造成影响。为尽可能避免该种情况发生,在庭外重组协议协商过程中,债委会应当高度关注除金融债权人之外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通过充分保障其他债权人的知情权、做好债委会与其他债权人等利益群体的有效衔接等工作,达到依法保护各类债权人合理利益、合力促成债务人重组的目的。《工作规程》第七条第二款亦作出规定:“债委会工作组应当与债务企业和其他非金融债权人充分沟通,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全体成员披露有关债务企业、债委会工作的重要信息,并平衡好与债务企业、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其他非金融债权人的利益关系”。另外,破产法正在修订过程中,就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以适当方式向立法机关提出关注并研究解决的建议。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单位已就您的提案所涉内容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很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适时以适当形式出台指导意见,在支持和促进债委会在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更有效地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人民法院更有力的贡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93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932号建议的答复
尚金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检察系统推广河北省邢台市检察机关工作经验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中央政法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不断深化涉检信访改革,坚持从严治检,持续加大规范司法行为力度,以信息化手段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客观、有深度,重点突出、针对性强,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央政法委也充分认可您的建议,认为您所提建议中蕴含的政法机关要坚持服务大局、强化智能化建设、规范司法行为等内容,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也对相关工作作了部署。
一是关于涉检信访工作。河北省邢台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开展优先办理群众来信工作,大力推进远程视频接访应用常态化,适时引入律师作为第三方介入涉检访案件工作,大胆探索“以返还态度沟通,以国家赔偿方式结案”工作思路,通过创新探索、完善制度、多措并举破解信访难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邢台市检察机关的涉检信访工作成绩突出,得到高检院的充分肯定。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邢台市检察院和6个基层检察院分别被授予第九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文明接待室”称号。
二是关于检察信息化工作。邢台市检察院认真落实高检院“智慧检务”战略部署,以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结合检察业务需求,研发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有效破解涉案财物管理难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研发“网上检察室”系统,探索加强对执法、审判及执行活动全面全程跨部门动态监督等。这些积极探索和创新举措,为检察机关通过信息化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参与政法机关大数据、云计算应用提供了积极可行的建设思路。我们赞同您关于邢台市检察机关的做法为全省乃至全国司法机关提供了借鉴和示范的意见。
三是关于全面从严治检、提高司法规范化工作。邢台市检察机关始终把过硬队伍建设作为重点,持续加大规范司法行为力度、坚持全面从严治检,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创新开展“学规范、明权限、严程序”活动,探索建立检务督察考核新机制,将日常考核、专项考核、年终考核融为一体,实现以督查考核助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邢台市检察机关在涉检信访、检察信息化和全面从严治检等方面工作有创新、有亮点,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其他检察机关学习和借鉴。我们赞同您提出的在全国检察系统推广邢台市检察机关工作经验的建议。我们将在深入调研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高检院信息简报等平台推介邢台市检察机关的一些经验做法,积极为邢台市检察院在检察机关全国性相关会议上交流经验创造条件,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8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8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亟待解决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的问题
针对您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正拟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一是进一步完善配套规定,切实解决各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空白地带,建立起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统一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各个具体环节及具体责任,明确封存对象、封存内容、封存范围、封存效力。
二是加强信息系统管理。在中央政法委统一协调下,协同公、检、司各部门共同建立统一的犯罪信息查询系统。对公安机关网上办案系统、公安档案查询系统、综合查询系统、户籍管理系统、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信息系统、监狱服刑信息系统、检察机关的网上办案系统、法院的网上办案系统等进行统一查询管理。
三是规范各方保密义务。我们将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掌握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保密义务和各自职责。对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帮教,对于参与的社会团体、志愿者、律师事务所,都应当签订保密协议,严格明确责任和义务。
四是规范相关工作流程。人民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裁定或者判决生效后,在送达执行通知书时,一并作出《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书》,并送达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生效的文书、案卷、影音资料都加盖专门的犯罪封存印章,对于涉及犯罪封存的影音资料,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查询,但是不得复制,严禁外传。
五是进一步明确泄露已封存犯罪记录的法律责任。依法查询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保证查询到的信息符合正当需要和法律规定,不得作为其他用途,不能将记录泄露给无关的单位和个人,因泄露记录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针对您的建议,其将会同有关方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
二、关于为未成年人提供全程辩护和加强落实“三分开"监督管理的问题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全程辩护的问题。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已经设立专章予以规定,未成年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全程享有辩护权。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未成年人享有辩护权,可以自己或监护人、近亲属委托辩护人,也可以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指定辩护人。检察机关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范性文件都作了明确规定,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在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提供了审判阶段的全程法律辩护,落实了指定辩护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出庭制度、法定代理人出庭制度,在审判阶段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针对您提出“三分开"管理的建议,司法部表示,实践中,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没有分别羁押主要体现在未成年女犯的管理上,主要原因是根据《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第15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男犯、女犯分别编队关押和管理。考虑到未成年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实际,大多数省份将未成年女犯关押在女子监狱中。下一步,全国监狱系统将继续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一是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犯的道德、法制和人生观教育;二是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文化教育;三是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犯的职业技术教育;四是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心理矫治。另外,继续做好未成年犯的狱内档案的保密工作。
在具体刑事诉讼程序实施过程中,公、检、法、司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和调研,使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益得到进一步落实。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94号(政治法律类40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94号(政治法律类40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证券服务机构责任承担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双向开放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不仅事关市场秩序的维护和投资者权益保护,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评级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为服务和推动企业融资,促进资本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证券服务机构在质量控制和执业规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瑞幸咖啡”等造成恶劣影响的多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都与社会审计机构履职不力,甚至曲意逢迎有关。这些财务造假案件,不仅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审计机构的声誉,恶化了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要以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严格高效的执法司法为保障。在财务造假案件中,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才是真正的主角和造假活动的受益人,面对花样翻新、手段多样的财务造假伎俩,单靠证券服务机构的审核、验证手段难以发现,为数不少的财务造假案件是在监管部门运用侦查手段后才得以侦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公平分配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法律责任制度,细化各类违法行为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赔偿标准,不断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的法治营商环境。
关于以故意和过失为区分标准确定证券服务机构责任的问题。为压实证券服务机构的“看门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和梳理历年来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于2007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不同情况,明确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承担。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于故意帮助造假的证券服务机构课以连带责任,不仅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清除行业的害群之马,净化执业环境和执业生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已经发生财务造假的案例中,会计师事务所确实面临着审验手段不足的困境,在审计机构已经勤勉尽责,履行了各种必要的审计程序仍不能发现财务造假的情况下,由其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并不符合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基本法理。去年以来,为解决注册制改革下证券服务机构的责任公平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先后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均提出了责任承担与其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要求。在新证券法施行后,如何结合该法第163条的规定,平衡好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证券服务机构执业法治环境及行业发展的问题,我们将积极协调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部门,就证券服务机构执业中存在的问题及民事赔偿责任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积极研究符合社会审计机构实际情况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安排。
关于保留民事诉讼前置程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需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生效的刑事判决文书,这一要求即为通常理解的前置程序。《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禁止在法律规定之外设定受理条件,全面清理和废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土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以前有关立案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在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审判工作中对于前置程序与立案登记制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案件受理不再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理为前提条件的工作要求。目前,取消前置程序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证券审判工作的要求。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取消前置程序,如何解决中小投资者诉讼中的举证难题,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就这一问题和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进行研究,探索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和沟通机制,切实破解证券纠纷诉讼中的举证难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7年8月29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三年来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请审议。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党委、人大、政府大力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和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和决定要求,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进展顺利。
一、主要工作情况及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工作,指导北京、上海、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筹建工作。三省市党委加强领导,成立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选址建设办公场所,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精神设置内部机构,成立遴选委员会遴选主审法官。2014年11至12月,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召开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座谈会,出台《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规定》《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和运行奠定坚实基础。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加强对知识产权法院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支持。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提高专业审判水平,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
坚持立足审判职能,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有效遏制侵权行为,有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截至2017年6月,三个法院共受理案件46071件,审结33135件。其中,受理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12935件,审结8247件。
一是发挥审判职能,促进创新发展。审结民事案件21620件。其中,审结专利案件7041件,依法审理涉及无人飞行器技术、4G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核心技术和前沿领域技术成果保护;依法审理晨光公司诉得力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等案件,加强对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审结商标案件1462件,对“老干妈”“LV”等中外商标给予驰名商标保护,规范对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与保护,制裁假冒商标、恶意抢注、搭车模仿等商标侵权行为,推动品牌战略实施。审结著作权案件11664件,在奇艺公司诉幻电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案件中加强著作权保护,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对文化创新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审结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564件,通过耀宇公司诉斗鱼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重大案件的审理,积极营造统一开放、有序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审结行政案件11113件,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规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18732件,审结11046件,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决定2166件,有效履行对授权确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职能。
二是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建设,深入开展侵权赔偿等问题研究,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提升赔偿数额,对恶意侵犯商标权情节严重的,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故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根据市场价值酌情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由侵权人承担被侵权人维权成本,让被侵权人获得充分赔偿,让侵权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在“U盾”专利侵权案中,一审全额支持原告4900万元的赔偿请求,并首次支持了原告以计时收费方式主张的100万元律师费。依法提高司法救济效率,强化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临时保护措施的适用,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在侵害“子弹口红”外观设计专利权诉前禁令案中,裁定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大力推进诉讼诚信建设,对毁损、隐匿、伪造证据,阻碍和抗拒证据保全,故意逾期举证,妨碍证人作证等行为,依法给予制裁。在海南旅游卫视诉爱美德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对当事人的伪证行为处以法定上限100万元的罚款,有效维护了正常诉讼秩序。
三是积极探索统一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标准。通过审理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对审判实务中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处理,确立了一系列重要裁判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行为示范和有效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完善典型案例生成、筛选、识别、使用机制,致力于建设全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理论研究中心,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理念、尺度和标准的统一。
(二)深化司法改革,创新知识产权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作为司法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完全按照司法改革要求组建,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有力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审判质量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一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率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措施,规范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形成法官主导、人员分类、权责明晰、协同合作的审判新模式。精简院、庭长行政管理职能,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严格贯彻审判委员会改革要求,着力转变审判委员会职能,明确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法官的权力界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安徽华源医药公司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案中,首次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取得良好效果。注重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促进解决疑难法律问题。
二是创新司法事务管理制度。落实司法改革要求,坚持把审判资源集中到办案一线,推进司法事务管理集约化改革。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综合保障新机制和扁平化管理新模式,由综合办公室承担政工纪检、组织人事、信息技术、司法宣传、办公基建、后勤财务等工作职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合署办公,坚持“审判业务独立,行政合署”,形成审判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效统筹、“立审执”有序衔接、司法事务有力协同的工作新机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综合办公室设立多个工作团队,根据“相对分工、共同承担、责任到人”的原则,明确岗位职责,提高日常管理工作效率。
三是构建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细化和完善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工作职责,规范技术调查报告的采信机制。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形成技术调查与专家辅助、司法鉴定、专家咨询有效衔接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确保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影响力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在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加强对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的研究论证,努力为京津冀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有力司法支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出台《服务保障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为“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服务保障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出台《加强司法保护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依法惩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专项工作方案》,为促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二是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坚持主动、依法、全面、实质公开原则,充分利用四大公开平台全方位公开司法信息。开通网上立案、咨询、调解、接访系统,探索远程视频庭审,提高司法公开的信息化、精细化水平。引入专业机构研究司法数据,努力建立科学、合理、客观的司法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结合“世界知识产权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加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宣传力度,提升人民群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和支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氛围。加强与行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交流,在案例研讨、人才培训、教学实践等方面强化资源共享与合作共建。建立专家型和服务型志愿者参与诉讼活动长效机制,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渠道,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是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涉外案件,充分展现我国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外国当事人自愿选择我国为诉讼地的知识产权案件不断增多。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以知识产权法院为依托,深化多领域合作。设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举办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论坛、中欧法官论坛等重要国际会议,深入研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前沿问题,向世界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接待来自美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商标协会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110批次1300余人来访,积极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项目、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论坛等国际交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四)加强队伍建设,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能力
知识产权审判具有专业性强、适用法律多元、国际影响大等特点,为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为做好审判工作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一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建、队建与司法改革和审判业务相融合、相促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信仰,恪守职业良知,涌现出一批公正为民的好法官,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共有4个审判庭、22名个人荣获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
二是推进知识产权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根据司法改革要求,选任员额法官9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78.9%;选任法官助理、书记员等辅助人员195人,行政人员27人。建设知识产权审判“人才高地”,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交由专家型法官审理,在审判实践中锻炼人才。组建专业法官团队,提高审判质量效率,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员额法官团队平均结案368件。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和研讨,搭建交流平台,提高各类人员的履职能力。
三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求。始终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严的要求贯穿知识产权法院队伍建设始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改进司法作风,确保知识产权法院队伍清正廉洁。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未发生违纪违法案件。
总体而言,三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勇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初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充分展示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形象,赢得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经过三年来的成功实践,知识产权法院的重要作用逐步显现。一是通过审理重大典型案件,确立裁判规则,彰显激励和保护创新的鲜明态度,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服务保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二是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三是通过推进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职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统一裁判标准,提高审判效率,对于提升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四是通过在组建和运行中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要求,推进司法责任制、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改革,不断规范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司法体制改革排头兵作用。五是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展示中国司法成就,有效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开创了知识产权审判新局面,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有标志意义。三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完全正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完全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需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全国人大代表和三省市人大代表以高度的责任感,监督支持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共同推动和见证了知识产权司法事业的新发展。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法院工作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一是受理案件数量增长远超预期,办案压力持续增大。二是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法能力水平提出了新挑战。三是干部梯队培养、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吸引、留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四是知识产权二审案件的审理法院不统一。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这类案件的二审法院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而一般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的二审法院则在各省区市法院,二审法院的不同容易导致法律适用冲突,影响司法公信力,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和裁判尺度统一有待进一步加强。五是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辐射范围不够,难以有效满足创新活跃地区对于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求。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与建设,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事关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好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是人民法院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能力和水平。
(一)提高思想认识,推动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大部署,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法院工作的重要性,牢牢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
(二)明确目标要求,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法院职能作用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妥善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坚持循序渐进、统筹发展,健全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审判机制,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质量效率,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国际视野,尊重国际规则,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创新的方法激励创新,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科学测算所需法官数量,尽快弥补法官员额缺口。推动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审判流程,改革裁判文书样式,节约审判资源。充分发挥挂职交流干部、司法志愿者、法律实习生等作用,探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解决司法辅助人员不足等问题。
(四)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法院司法能力
继续推进知识产权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强司法能力培养和科技知识培训,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加强知识产权法官对外交流,推动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实践,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技术调查官的积极作用,确保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针对知识产权法院面临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推进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审理方式改革。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知识产权法院对简单的一审民事、行政案件实行主审法官独任审理进行试点,促进案件繁简分流。二是开展对知识产权法院工作的专项检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对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进行专项检查,推动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深入发展。三是完善知识产权法院工作体制。建议从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总结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律的专门化审判体系,更好地满足科技创新对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求。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本次会议专门听取和审议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和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3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2021年3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6号)
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切实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第二条 下列行政申请再审案件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一)在全国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
(二)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
(四)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五)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六)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再审的其他案件。
第三条 行政申请再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一)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诉讼程序违法、遗漏诉讼请求的;
(二)再审申请人或者第三人人数众多的;
(三)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更适宜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
(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五条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裁定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第六条 本解释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时通知再审申请人用)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迳行驳回再审申请用)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书
(××××)最高法行决×号
××××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现将再审申请人×××诉×××(机关名称)一案,交由你院审查。请你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处理。
××××年××月××日
(院印)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通知书(××××)最高法行通×号
×××(再审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院将再审申请人×××诉×××(机关名称)一案,交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请等待审查结果。对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特此通知。
××××年××月××日
(院印)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最高法行申×号
再审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被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再审申请人×××因诉×××(机关名称)一案,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号行政判决(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简要列明请求和理由)。
本院认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 记 员×××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9月3日)
目录
一、章无涯、吕世龙、张夏阳等组织考试作弊案
二、杜金波、马维圆组织考试作弊案
三、段超、李忠诚等组织考试作弊案
四、李志刚非法出售答案案
五、侯庆亮、虎凯代替考试案
六、王学军、翁其能等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案
一、章无涯、吕世龙、张夏阳等组织考试作弊案
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章无涯设计以无线电设备传输考试答案的方式,在2017年研究生招生考试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中组织作弊,并以承诺保过的方式发展生源。被告人吕世龙通过被告人张夏阳、被告人张宗群通过被告人李倩,与章无涯建立联系,吕世龙、张夏阳、张宗群为章无涯招募考生,并从中获取收益。章无涯与张夏阳、吕世龙约定每名考生向章无涯支付2万元,考前支付1万元,通过考试后再支付1万元,组织18名考生参加考试作弊,吕世龙向张夏阳支付培训费18万元;章无涯承诺张宗群的考生通过全科考试,并可以达到国家A线,相关考生10人,每人2.6万元,每人预付款1万元,张宗群共支付章无涯预付款10万元。
章无涯购买信号发射器、信号接收器等作弊器材,张宗群、吕世龙、张夏阳将信号接收器分发给考生,并以模拟考试等方式配合章无涯组织考生试验作弊器材;章无涯让李倩找人帮忙做答案,在考场附近酒店登记房间,安装并连接笔记本电脑、手机、信号发射器等作弊器材,并指导李倩和被告人章峰通过电脑发送答案。2016年12月24日上午,章无涯、吕世龙、张夏阳、张宗群、李倩、章峰组织33名考生在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考试中作弊,章无涯、李倩、章峰在不同酒店为在三个考点参与作弊的考生发送答案。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研究生招生考试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涉及面广,属于国家级重要考试。被告人章无涯、吕世龙、张夏阳等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多名考生作弊,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章无涯、吕世龙、张夏阳、张宗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倩、章峰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组织考生的数量、参与犯罪的程度、以及坦白、认罪悔罪等情节,分别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章无涯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吕世龙、张夏阳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张宗群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李倩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章峰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二、杜金波、马维圆组织考试作弊案
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作弊,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金波、马维圆预谋后,组织参加云南省2017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考生作弊。杜金波向考生提供接收器、耳机等作弊器材,共收取1.3万元定金,口头约定考试通过后每名考生支付6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费用。马维圆向考生提供了接收器、耳机等作弊器材,共收取0.9万元定金,书面约定考试通过后每名考生支付6万元的费用。2017年4月21日下午,杜金波、马维圆对考生进行作弊器材的测试和运用培训。次日8时许,杜金波、马维圆安装发射器,准备通过语音传输方式向考生提供答案,9时许,考生携带接收器、耳机参加考试被查获。
(二)裁判结果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杜金波、马维圆出于牟利的目的,利用作弊器材组织多人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作弊,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且属“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杜金波是犯意提起者、作弊器材提供者、行为指挥和实施者,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马维圆是行为参与者,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累犯、认罪、退赃等情节,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杜金波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马维圆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三、段超、李忠诚等组织考试作弊案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三十人次以上作弊或者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2016年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前,被告人段超与被告人李忠诚共谋组织作弊,并分工合作。考试前由段超负责购买考试作弊器材(包括TK设备、无线耳机、无线接收器等)、考试答案,联系部分考生,发放作弊器材。段超亲自或通过李忠诚和被告人文贵洪联系了40多名作弊考生,预收了部分定金。李忠诚负责联系考生、发放作弊器材、为作弊考生传递答案。李忠诚共联系了30多名作弊考生,其中有10多名考生是李忠诚和段超的共有考生,共收取考生费用约10万元。被告人马斌帮助李忠诚架设考试作弊器材、收取作弊费用。被告人文贵洪帮助段超联系了12名考生,收取考生费用40余万元,交给段超9万余元。被告人杜永强、杨航帮助段超联系了40多名学生为作弊考生读答案,并由杜永强建立QQ群用于作弊。被告人刘姝帮助段超给作弊考生发放作弊器材、测试收听效果,收取考生作弊费用1.8万元。被告人万俊提供账户给段超用于收取部分考生作弊费用,至案发共收到32万余元。
2016年10月15、16日,在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时,段超将获得的答案发到杜永强建的QQ群,并安排李忠诚、马斌在考场附近架设作弊的TK设备,由李忠诚读答案通过作弊器材将答案传送给考场内的考生,马斌负责望风。此外,杜永强、杨航联系的学生通过手机一对一给在其他多个考场内的考生读答案。
(二)裁判结果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段超、李忠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被告人马斌、文贵洪、杜永强、杨航、万俊、刘姝为段超、李忠诚组织考试作弊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考虑本案的组织人次、违法所得数额等情节,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段超、李忠诚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马斌、文贵洪、杜永强、杨航、万俊、刘姝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综合考虑被告人坦白等情节,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段超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被告人李忠诚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他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不等,依法宣告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至五千元不等。
四、李志刚非法出售答案案
非法出售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答案,构成非法出售答案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志刚联系考生推销作弊手段,并通过网络购买2016年医师资格考试答案。李志刚与考生彭某签订协议,约定帮助彭某利用作弊的方式通过考试后,由彭某支付其4万元报酬,并先行收取0.4万元。2016年9月24日10时许,李志刚获取通过网络购买的考试答案后,利用无线电设备向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彭某发送考试答案,并通过手机微信向有购买意向的20名考生发送考试答案,被当场抓获。经比对,李志刚提供给考生用于作弊的考试答案正确率分别为75%和71.9%。
(二)裁判结果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志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答案,属于非法出售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答案,构成非法出售答案罪。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和坦白、退赃等情节,以非法出售答案罪判处被告人李志刚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五、侯庆亮、虎凯代替考试案
代替他人和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均构成代替考试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间,被告人虎凯通过他人联系被告人侯庆亮,让其代替自己参加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2015年12月26日上午,侯庆亮代替虎凯参加上述考试中的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科目时,被监考人员当场发现。虎凯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虎凯让被告人侯庆亮代替自己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代替考试罪。侯庆亮具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从轻情节,虎凯具有自首的从轻情节,予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以代替考试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侯庆亮拘役一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虎凯拘役一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六、王学军、翁其能等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案
非法获取属于国家秘密的试题、答案,而后向他人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应当数罪并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学军系某大学教授,自2004年起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命题工作。2017年7月,翁其能提出、授意王学军利用参加命题便利,获取非其出题的市政专业的试题、答案,由其在培训机构中讲课使用,并约定四六分成。同月8日至16日,王学军利用参加命题的便利,在命题现场通过浏览打字员电脑中市政等专业的考卷的方式,对关键词、知识点等进行记忆,于休息时间通过回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出题经验,将所获取的市政等专业的考卷内容整理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后在教材上对照电脑中整理的内容进行勾划、标注。翁其能在王学军住处,在自带教材上进行对照勾划、标注和补充。事后王学军从翁其能处获取120万元。
翁其能非法获取信息后,先后联系被告人许智勇、杨伟全、刘伟,商定采用以封闭式小班培训的手段,通过麦克风传话不见面的授课方式,对市政等专业的考生学员进行培训,并收取每名学员数万元以上高额费用。被告人翁学荣参与培训活动,并替翁其能收取报酬。2017年9月,参加培训的被告人王辉意识到该培训班上讲课的内容可能系考题、答案,以照片形式,通过微信发给被告人洪奕轩。洪奕轩将该资料发给被告人洪浩并收取0.6万元,洪浩以1万元出售给被告人刘向阳,刘向阳为分摊购买费用,向被告人江莉等人提供、出售,获利1450元。在上述流程中,上下线均要求保密、不得外泄。江莉等人将该加工过的资料以1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宣称“考前绝密”“不过退款”。经有关部门认定,上述内容与考试真题高度重合。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学军作为命题组成员,受被告人翁其能的授意,非法获取属于国家秘密的试题、答案,并提供给翁其能在对外培训中使用获利。被告人王学军、翁其能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数罪并罚,对王学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对翁其能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被告人翁学荣、许智勇等八人构成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到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对被告人刘伟、王辉、洪奕轩、洪浩、刘向阳、江莉依法宣告缓刑。同时,对被告人王学军、翁其能、许智勇、杨伟全依法宣告职业禁止,对被告人刘伟、刘向阳、江莉依法宣告禁止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8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第三条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起诉与答辩
第四条 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按指印。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按指印确认。
送达地址应当写明受送达人住所地的邮政编码和详细地址;受送达人是有固定职业的自然人的,其从业的场所可以视为送达地址。
第六条 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
第七条 双方当事人到庭后,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按指印。
第八条 人民法院按照原告提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无法通知被告应诉的,应当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告提供了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但人民法院无法向被告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诉通知书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人民法院经查证后仍不能确定被告送达地址的,可以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第九条 被告到庭后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后果;经人民法院告知后被告仍然拒不提供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被告是自然人的,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或者经常居所为送达地址;
(二)被告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以其在登记机关登记、备案中的住所为送达地址。
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告知的内容记入笔录。
第十条 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一条 受送达的自然人以及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被邀请的人不愿到场见证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到场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从业场所,即视为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三、审理前的准备
第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将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二)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双方当事人,并将上述内容记入笔录。
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十四条 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二)劳务合同纠纷;
(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五)合伙合同纠纷;
(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第十五条 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按指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按指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且不属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可以当庭告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领取民事调解书的具体日期,也可以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次日起十日内将民事调解书发送给当事人。
第十七条 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四、开庭审理
第十八条 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作为按撤诉处理和缺席判决的根据。
第十九条 开庭前已经书面或者口头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当事人各方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审判人员除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外,可以不再告知当事人其他的诉讼权利义务。
第二十条 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审判人员应当对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
第二十一条 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认后,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径行判决、裁定。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请求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未协商举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书记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对于下列事项,应当详细记载:
(一)审判人员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争议焦点的概括、证据的认定和裁判的宣告等重大事项;
(二)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撤诉、和解等重大事项;
(三)当事人当庭陈述的与其诉讼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对争议焦点和当事人各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并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及时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五、宣判与送达
第二十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
第二十八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送达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因交通不便或者其他原因要求邮寄送达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第三十条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双方已经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缺席判决。
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裁判文书送达给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并在定期宣判前已经告知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将裁判文书送达给未到庭的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二)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三)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
(四)涉及自然人的隐私、个人信息,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五)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六、其他
第三十三条 本院已经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2003年12月1日以后受理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3月4日)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严重破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决不姑息。”3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积极参与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切实保障消费者用药安全,牢牢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介绍说,2019年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与市场监管、药监部门共同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等,加大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切实发挥法律震慑作用。三年来共批准逮捕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1507件2485人 ,起诉3687件6537人;建议行政机关移送刑事案件312件364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02件230人,纠正漏捕88人,纠正遗漏同案犯200人,纠正移送起诉遗漏罪行81人,向有关单位提出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27件。
“这次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在依法从严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前提下,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体现了“两高”新修订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5件典型案例涉及生产、销售假药,妨害药品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贩卖毒品等多个罪名,有的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夯实证据基础;有的追诉漏罪漏犯全链条打击犯罪;有的联动公益诉讼,全方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的注重以案释法,开展普法宣传等,彰显了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鲜明态度,展示了检察机关参与药品安全综合治理的积极成效,具有较为突出的亮点和示范意义。
杨某某、金某某销售假药案
【关键词】
销售假药罪 主观明知 公益诉讼 普法宣传
【基本案情】
2019年初至2020年1月,被告人杨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非正规渠道购入处方药“波利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并通过网络渠道加价对外出售至上海、湖北、山东等全国多地。期间,被告人金某某明知上述药品来源不明,可能系假药的情况,仍利用身为快递员的从业优势,帮助被告人杨某某从事药品打包、收发、寄送等工作,并从中额外获利。2020年1月8日,被告人杨某某、金某某被民警抓获,民警从被告人金某某处查获尚未寄出的“波利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225盒、“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382盒。
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涉案“波利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未检出硫酸氢氯吡格雷成份,涉案“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未检出阿托伐他汀钙成份。经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上述涉案产品均存在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规定的成份不符的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98条之规定,应认定为假药。
【诉讼经过】
2020年5月9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某某、金某某犯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2020年5月27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某某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金某某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判决宣告后,二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适用法律,有效揭示涉案假药的社会危害性。“波利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用于预防和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等病症,均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但本案涉案药品经检验均未检出相关药品成份,属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规定的成份不符情形,检察机关按照修订后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规定,认定涉案药品系假药。被告人杨某某通过网络渠道将假药销往全国多地,社会危害严重。为进一步揭示涉案假药的实质危害性,检察机关邀请医学专家出具专家意见,进一步阐明涉案假药具有贻误患者病情,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严重危害性。
(二)严格把握证明标准,依法全面惩治假药犯罪。针对快递人员金某某的主观明知认定问题,检察机关并未仅仅按照相关供述认定,而是结合金某某长期运送涉案假药,已与杨某某形成密切合作关系,明知杨某某长期使用假身份,获利远高于正常快递工作所得等情形,综合认定其明知杨某某销售假药。金某某作为快递从业人员,在明知杨某某销售假药的情况下,利用其自身从业优势,帮助杨某某打包、收发、寄送假药,构成销售假药罪共犯,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联动公益诉讼,全方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检察机关围绕案件公益诉讼线索开展调查核实,认定被告人金某某所在的快递公司在收件验视制度及执行寄递违禁物品规定方面存在违法行为,邮政管理部门应对涉案快递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存在未依法履职的情形。检察机关充分运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监督手段,推动行政机关履行对药品运输的监管职责,促进物流企业落实实名收寄管理制度、履行验视寄递物品责任,从源头上遏制违法犯罪行为。
(四)启动普法宣传,延伸司法办案的预防效果。为进一步扩大办案效果,实现司法办案与普法宣传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以本案为依托,制作普法宣传短片,进一步向广大消费者揭示假药的危害,并警示消费者切勿因贪图低价而选择非正规渠道购药,进而贻误病情。
孟某甲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假药罪 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 主观明知行刑衔接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孟某甲自2016年开始经营“骨筋经”中医推拿疗养项目,其妻张某某帮助配制药品,其子孟某乙负责销售、培训,2018年、2020年唐某某、卢某某先后加盟该项目。孟某甲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购买国药准字号药品装入私自购买的包装袋、包装瓶中,贴上含有服用方法、使用禁忌等内容的标签,制成品名为“百宝丸”“妇科胶囊”“前列腺内调1号、2号”“肾3号”“仙丹”的药品,通过坐诊的方式对外销售。截至案发,孟某甲、张某某、孟某乙销售金额达11万余元,唐某某销售金额为8000余元,卢某某销售金额为3000余元。
经菏泽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产品“百宝丸”系用藿香正气软胶囊冒充、“肾3号”系用金匮肾气丸冒充、“前列腺内调1、2号”系六味地黄丸冒充、“妇科胶囊”系妇炎灵胶囊冒充、“仙丹”系云南白药保险子冒充,均属于假药。
【诉讼经过】
2021年11月12日,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孟某甲、张某某、孟某乙生产、销售假药罪,唐某某、卢某某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2022年1月14日,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孟某甲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张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孟某乙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唐某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卢某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假药”,依法惩处制售假药犯罪。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用药安全,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孟某甲配制药品的方式是将购买的国药准字号药品直接更换包装、变更名称,涉案药品能否认定为假药是本案的关键。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一是涉案产品含有药品成份,被告人宣称针对特定疾病具有治疗效果,将其作为“药品”生产和销售。二是涉案产品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三是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可能会因为适应症状、功能主治、服用方法、药物用量等禁忌而导致出现严重危害结果,且确实存在有患者服用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结合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假药认定意见书和菏泽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检验报告,根据药品管理法第98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综合认定涉案产品属于“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应当认定为假药。
(二)依法认定被告人主观明知,确保指控效果。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应当结合从业经历、认知能力、进货渠道及价格等事实综合判断认定。针对唐某某、卢某某声称主观上不明知所销售药品系假药的辩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从经营资质来看,唐某某、卢某某本身无药品经营资质,也未对孟某甲进行相关资质审查,即从孟某甲处购买药品并对外销售,未尽到审查义务;从产品包装来看,孟某甲所配制的药品外包装没有生产日期、生产地址、成份信息、生产批号,只显示名称、使用方法及一些简单的禁忌事项,不符合一般人对于正规药品的认知。综合以上情况,认定二人对其销售的药品系假药存在主观明知,构成销售假药罪。
(三)加强行刑衔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涉嫌假药案件线索后,商请检察机关就线索研判、案件定性等提供协助,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即抽调办案骨干,多次与执法人员共同研判线索,确保准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公安机关立案后,检察机关迅速派员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取证,调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信息等,查明嫌疑人是否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委托药品检验机构对扣押的疑似药品进行质量检验、对扣押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勘查,及时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以证实主观明知和涉案金额。通过积极引导侦查,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王某某等人妨害药品管理案
【关键词】
妨害药品管理罪  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引导取证
【基本案情】
2009年8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王某某伙同他人通过电话联系,向湖南、重庆、江西等地销售“张氏筋骨一点通”“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的药品,销售金额共计238万余元。期间,2019年6月至8月,被告人物流公司邮递员罗某某明知王某某等人托运上述药品的情况下,伙同被告人薛某某帮助邮寄销售,销售金额共计23万余元。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涉案的“张氏筋骨一点通”胶囊检出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吲哚美辛等化学药物;“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检出茶碱、醋酸泼尼松等化学药物。经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药品长期服用足以危害患者身体健康。
【诉讼经过】
2020年8月10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某等三人提起公诉。2021年6月22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某某等三人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薛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判断涉案药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依法严惩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王某某等人销售的药品号称主治风湿哮喘,经检验其中含有多种化学药物成份。上述化学药物在使用剂量或使用方法等方面有严格规定,有的为处方药,存在配伍禁忌,有的治疗中主要通过吸入途径给药,需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若在长期不知情下服用,会导致脏器损伤或延误疾病治疗,诱发或加重疾病,足以危害患者身体健康。销售此类药品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药品管理秩序,还可能造成贻误诊治、加重病情,甚至危害患者生命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此类犯罪行为,有力震慑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药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二)及时转变认定思路,夯实定罪量刑证据基础。侦查阶段,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修订前药品管理法第48条,认为涉案药品属于“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作出“按假药论处”的认定。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修订后药品管理法对假药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删除了“按假药论处”的情形,涉案药品不能再认定为“假药”。鉴于本案中王某某等人系明知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的药品而销售,检察机关及时转变指控思路,要求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对服用涉案药品的危害性进行论证,得出涉案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论,最终认定王某某等人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并得到法院支持。
(三)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准确认定涉案犯罪数额。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时认定王某某犯罪数额为90余万元,且王某某始终拒不供认其销售涉案药品的行为,辩称收取药款的户名为孟某甲的银行卡系其拾得,仅取款一次。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补充收集孟某甲银行卡卡号变更前的交易记录、取款凭证,并对取款人签名笔迹进行鉴定,查清了该银行卡自开户以来即为王某某销售涉案药品所使用的事实,最终认定王某某的犯罪数额为230余万元,为准确定罪量刑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劣药认定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底,被告人吴某利用担任Z药业公司药品研发中心检验五室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截留实验室送检检材盐酸安罗替尼原料药,向公司同事索要药品处方、原料药和印有商标的胶囊壳,网购辅料药,仿造商标标识,擅自生产该公司抗癌专利药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对外销售。后被告人吴某配制8mg和4mg含量的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假冒12mg含量进行销售,共计销售422瓶,销售金额82万余元。被告人吴某洁作为吴某女友,明知其私自配制药品,仍帮助吴某网购制药用品,联系快递发货,提供其个人及亲属微信收款码收取、保管销售款,参与销售金额44万余元。2019年3月27日,公安机关从吴某处查扣涉案药品31瓶。经江苏省连云港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药品含量均匀度及盐酸安罗替尼含量不符合标准规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药品为劣药。
【诉讼经过】
2019年12月26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吴某、吴某洁提起公诉;基于涉案药品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知情权、健康权等合法权益,一并对吴某、吴某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0年11月26日,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二万元;被告人吴某洁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被告人吴某交付赔偿款人民币229万余元,被告人吴某洁对132万余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吴某、吴某洁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吴某提出上诉后,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制售伪劣药品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检察机关认真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对药品犯罪依法从严打击。本案中,办理药品类犯罪案件的刑事检察部门积极对接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责任主体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加大违法成本,实现有效震慑。同时,向社会公开传递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实施“最严厉惩罚”的信号,引导从业者敬畏法律,不得逾越药品安全的底线。
(二)强化药品实质功效判断,对制售伪劣药品行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药品管理法对劣药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删除了按劣药论处的情形,强调实质功效判断。检察机关在审查药品性质时可依据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行政部门的认定意见,实质审查认定劣药。对于生产、销售伪劣药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结合涉案药品的性质和案件后果进行全面评价。对于涉案药品经检验相关成份含量不符合药品标准被认定为劣药的,应同时审查有无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证据。生产、销售劣药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不构成生产、销售劣药罪,但如果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三)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助力高新企业堵塞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漏洞。假药、劣药等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不仅危害广大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知情权,同时还因低价倾销、功效降低等问题侵害专利药研发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声誉,不利于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良好发展。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同时,针对涉案企业经营管理中暴露出的知识产权保护、现代化管理体制问题和漏洞,制发《检察建议书》《法律风险提示函》,帮助企业建章立制、长效运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陈某贩卖麻醉药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罪 国家管制 麻醉药品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系上海市某医院普外科医生,其于2012年因给殷某做外科手术而结识,后了解到殷某对舒芬太尼(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成瘾,平日需大量使用该药物。2015年至2017年间,陈某向本院多名麻醉科医生谎称自己亲友患有癌症需要镇痛药物,多次从上述医生处违规获取1000余瓶舒芬太尼针剂(每瓶含舒芬太尼50微克,共计0.05克,相当于2克海洛因)后提供给殷某使用,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310余万元。
【诉讼经过】
2020年3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2020年10月3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判决宣告后,被告人陈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可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因具有临床治疗价值,在严格管理使用条件下可作为药物使用,故出于医疗、科研等合法目的使用时,属于药品,但出于满足药物瘾癖而使用时,则属于毒品。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涉案药物“舒芬太尼”列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系受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为了满足药物瘾癖使用,可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毒品。
(二)向吸毒人员大量提供麻醉药品行为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严惩。被告人陈某身为医务人员,严重践踏执业底线,明知“舒芬太尼”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其工作便利,将从其他医务工作人员处骗取的“舒芬太尼”多次向吸毒人员大量提供,依法构成贩卖毒品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予以严惩。
(三)准确认定涉案罪名,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构成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还是贩卖毒品罪,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判断。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由特殊主体构成,即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麻醉药品的人员,而贩卖毒品罪由一般主体构成。本案中,被告人陈某系医院的普外科医生,其本人不是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条件,从同院麻醉科医生处骗取涉案“舒芬太尼”后有偿提供给吸毒人员,应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8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16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惩处非法行医犯罪,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二)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三)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四)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第四条 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
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五条 实施非法行医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诈骗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本解释所称“医疗活动”“医疗行为”,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
本解释所称“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46号(政治法律类287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46号(政治法律类28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执行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裁判和执行方面的问题
正如您在提案中所提到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而当前《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对于环境修复这一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及执行规定不足。为此,我们一方面以当前民法典分编编纂为契机,推动在侵权责任编中增加关于修复生态环境等相关责任形式的规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的方式规范生态环境修复相关工作,为受损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提供切实保障。第一,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明确环境修复的内容。该解释首先明确规定了环境修复责任的双轨制,即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同时,该解释还明确规定对于生态环境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第二,通过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范》)规范环境修复的裁判和执行工作。《工作规范》第三节有九条专就裁判和执行作出专门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裁判方面,首先,人民法院应当确保裁判具有可执行性,便于监督。裁判不仅要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还要确定其履行责任的方式、程序、标准和时限。其次,对于被告的行为属于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停止建设、停止排污、停止生产经营等等。再次,对于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可以根据被告的生产经营等情况判令分期给付,并确定分期给付的期限、次数和每次给付的金额。在执行方面,首先,《工作规范》明确规定原则上不能达成执行和解。确有必要达成执行和解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应当公告。其次,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请申请执行人或者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其他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对被执行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监督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此外,我们还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指导生态环境修复的裁判方式和执行工作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司法实践中好的做法,细化相关规定,更好地规范环境修复的裁判和执行工作,推动生态环境得到全面修复。
二、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等专项工作
“鉴定难、鉴定贵"一直是困扰环境资源审判的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环境损害成为继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之外第四类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类别。2015年以来,司法部与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不断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评审、登记和管理工作。2014年起,原环境保护部向社会推荐了两批共29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成立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向社会公告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名单,为环境损害鉴定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除法学专家外,专门聘任了20位来自科学技术界的专家。江苏、福建、广西、重庆等高级人民法院也相继建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并制定管理办法。这些专家不仅作为鉴定人、专家证人对个案提供社会服务,也为人民法院采信、认定鉴定意见提供专业咨询,为制定鉴定类规范性文件提供决策建议。
从具体做法来看,在现阶段,对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和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专门性问题,可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没有司法鉴定机构的,可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或者其他依法成立的科研机构出具意见,或者相关技术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推动规范鉴定机构、完善鉴定程序,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鼓励技术专家参加诉讼,必要时依据《人民陪审员法》相关规定,探索吸收技术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并就事实问题行使表决权,为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的问题
关于您提到的公益基金账户等问题,我们非常赞同。鉴于生态环境修复金和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款的公益性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明确规定上述费用和赔偿款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人民法院不能判令被告向公益诉讼原告支付。但是,对于此部分资金如何管理使用,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海南、昆明、贵阳、无锡等多地法院在建立公益诉讼专项资金制度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对该项资金的性质和使用范围认识不同,导致做法也不一致。有的法院为此推动设立了地方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有的法院将该笔费用作为非税收入上交地方财政,有的法院甚至出现打算与社会组织共建基金乃至直接交给社会组织管理的现象,亟需规范,以免影响资金安全使用,进而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欧美国家的做法,其大多是依托国家财政部门建立配套的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制度。如美国公民诉讼中的民事罚款,具有代替行政执法部门处罚的作用,该罚款一经判决确认,即进入财政部专项基金用于环境治理或者修复,而不是将赔偿款支付给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或者个人。同时,美国还专门建立了“危险物质超级基金"。《美国法典》第26篇第98章第950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作为美国财政部下设的一种信托基金,该基金主要来源于两大类:一种是基金创设时的资金,另一种则是通过转移支付的资金。其中,转移支付的资金可以来源于环境税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支付环境治理成本后向危险物质排放者、船舶及其设施的油污排放者等代位求偿的赔偿款,以及危险物质排放责任人在未履行清污和环境恢复义务的情况下被处以最低3倍的惩罚性赔偿款等。该基金可以用于支付以下费用:补偿政府治污成本,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社会组织为应急处置支付的费用,公众参与技术协助的资助,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应赔偿但未得到赔偿的部分,以及土壤污染研究费用、损害评估费用等。此外,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除污染者自行履行环境修复义务以外,经法院判决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一般由国家受领,放在财政部的专户上,用于生态环境修复。
近年来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建立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制度、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修复机制提出建议和提案,说明该问题已经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我们将会同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继续进一步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推动早日建立专项基金。
四、关于完善公众参与的问题
公众参与是新环保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公众参与作为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平,提升环境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诉讼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公众参与原则。例如,我们要求公益诉讼的起诉、调解、执行和解等环节必须公告,由公众监督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也设计了在磋商阶段必须有公众代表参加的制度。特别是新出台的《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于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一步为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有力举措推动公众参与的落实。例如,在常州中院受理的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被告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同时还要求鉴定机构出具3套生态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并到现场以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公众意见。常州中院以该公众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并结合案情最终确定了环境修复方案。又如,贵州清镇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裁判生效后,由法院指定第三人或者由责任主体自行聘请第三方主体对其整治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相应监督,并将监督情况及时向法院或者责任主体汇报,以及时监督和调整环境整治方案。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依法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保障适格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88号(政治法律类277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88号(政治法律类27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规定了证人出庭的范围和拒绝出庭的处理,明确了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助等相关问题,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庭调查程序中侦查人员的出庭义务,增加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和对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或者拒绝作证的处罚等规定,对于保障证人依法出庭作证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中因负责证人出庭的主体不明确、证人出庭意愿不强及强制力不够等原因,证人出庭制度执行不够理想,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16年7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了完善对证人、鉴定人的法庭质证规则,包括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障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以及完善强制证人到庭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健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多个文件,包括2017年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年11月出台的“三项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开展了以强化刑事庭审功能为核心的多项改革措施,在全国各级法院试行,改革内容包括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等内容,着力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同时,各地法院也积极出台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相关规定,比如天津、广东、湖北、山西等多家高级法院均出台了相关规定,内容包括应当出庭作证的案件类型、出庭必要性的审查标准、不出庭的合法事由、庭前证言排除规则、作证保护制度、远程视频作证等,以提高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率。
目前,通过各级司法机关的不懈努力,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比例较往年已有显著提升,但距离改革要求和社会期待还有一定差距,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开展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调研工作,总结“三项规程"试行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研究提出全面的证人出庭作证操作规范,以期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您在提案中提出的改变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证人应当出庭而未出庭时其庭外证言的证据能力、证人出庭作证时其出庭证言及庭外证言的采信问题等,对于我们起草证人出庭作证操作规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将认真研究并予以借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00号建议的答复
杨琴(沈艳芬)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系统改变代表资料送达方式,以实际行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报告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求积极吸纳、落实代表意见建议,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在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提案交办会上,张军检察长都提出明确要求,要在精准联络上下更大功夫,把精深联络的要求做实做好,实打实地办理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从中找准差距、推动工作。
在您的建议中,我们看到了自身工作的差距,也找到了下一步代表联络工作的抓手。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那样,应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代表资料寄送方式,考虑代表的阅读习惯、年龄构成、身份特点等因素,尽量减少纸质资料报送,通过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向代表们精准推送内容。为此,我们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利用好“检察号代表委员直通车"微信服务号,加强与代表委员日常联络。为减少纸质材料的寄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微信上开通了“检察号代表委员直通车"服务号。服务号设置了“信息发布"主页和“看检察"、“履职助手"和“我与检察"三个栏目,实现了个性化信息推送和意见建议及时答复。主页“信息发布"每个月4期,每期发布8条左右精选的实时检察新闻。资讯栏目“看检察"下设3个子栏目。其中,“检察资讯"发布检察重大工作情况和亮点检察工作资讯,“检务公开"发布检察改革、案件信息及检察要况,“联系我们"用于询问情况和留言,方便代表委员及时与检察机关沟通。支持代表委员履职栏目“履职助手"下设4个子栏目。其中,“检察案例"用于向代表委员推介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其他社会比较关注案件的办理情况,“法律法规"为代表委员整理了检察工作常用的法律法规,“履职声音"汇集了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检察机关的贯彻落实情况,“履职风采"记录代表委员履职的精彩瞬间和履职故事。“我与检察"搭建起代表委员与检察机关的沟通桥梁。其中下设的“检察印迹"记录代表参加检察机关活动、参与检察工作情况,“建言献策"让代表能够随时给检察工作提出建议,也使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后能够及时向代表委员反馈汇报。截至目前,共有100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注册登陆服务号,服务号已发布稿件700余篇,发布代表委员检察印记信息4.3万余条。在今年全国两会平台刚刚上线运行时,您作为最早一批用户注册使用了该平台。您可以在平台提供的评论区中随时发表评论、提出建议,监督检察工作,我们将及时整理、转办并向您反馈。
二是利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及时回应代表关切。为提高联络工作的精深度和信息推送的精准性,有效了解回应代表关切,我们将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对检察工作的4000余条意见建议逐一梳理,精细分类,找准代表对检察工作的关注点和期望,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推送检察资讯和邀请代表参加座谈、调研、听证等活动,及时汇报检察工作新进展。我们建立了省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市级检察院检察长直接联系代表制度,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对口联络部门直接联络工作方案。省级检察院班子成员和地市级检察院检察长与对口联系代表建立微信联系,省级院联络工作人员尽可能与本团全国人大代表建立“私微",有效利用微信群、“私微"等与代表进行联络,根据代表兴趣点个性化推送检察信息,随时接受监督。
三是优化联络方式,不断提升精准服务质量。代表委员手机报自2014年2月开通以来,在向代表委员及时通报检察工作重大问题和重大工作部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手机报以每周三期的频率向代表委员报告检察工作,每年发送160余期。今年我们还完善了互联网代表委员联络平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中国检察网增设代表委员意见建议收集、联络活动报名通知模块,了解委员普遍需求和个性化关注、活动意向等,改进联络方式,提升精准化服务质量。另外,在重大节日制作推出手机报专刊、多媒体祝福等,进一步加强与代表日常联系沟通。
您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是检察工作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采取环保、便捷的方式报告检察工作,减少纸质材料的寄送。在今后的联络工作中,根据代表的职业、对检察工作的关注点等探索个性化的联络方式,坚持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将意见建议中蕴含的民声民愿转化为推动检察事业发展的“源动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检察担当。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办公厅,承办人:程振楠,联系电话:010-65209633。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诉宇[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已经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2月1日
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
(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维护公共安全,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应当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以及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并注意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情形,
(一)对涉案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当的;
(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可以会见涉案精神病人,询问办案人员、鉴定人,听取涉案精神病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向涉案精神病人的主治医生、近亲属、邻居、其他知情人员或者基层组织等了解情况,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了解情况,就有关专门性技术问题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鉴定,开展相关调查。
相关调查情况应当记录并附卷。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
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公安机关收到启动强制医疗程序通知书后,未按要求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发现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鉴定的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精神病鉴定超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精神病鉴定超出鉴定人业务范围,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违反法律、有关规定,鉴定的过程和方法违反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
(四)鉴定文书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
(五)鉴定意见没有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的;
(六)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对精神病鉴定程序进行监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必要时,可以询问鉴定人并制作笔录,或者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不应当采取而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
(二)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方式、方法和力度不当,超过避免和防止危害他人和精神病人自身安全的必要限度的;
(三)对已无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解除约束措施后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涉案精神病人,未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有必要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而公安机关尚未采取的,可以建议公安机关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活动实行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情形:
(一)未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
(二)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
(三)未组成合议庭或者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的;
(四)未经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直接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的;
(五)未会见被申请人的;
(六)被申请人、被告人要求出庭且具备出庭条件,未准许其出庭的;
(七)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八)收到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书面纠正意见后,未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或者未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复议决定的;
(九)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决定不当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活动有前款规定的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案件开庭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审查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宣告被告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活动实行监督,可以参照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方式开展调查。相关调查情况应当记录并附卷。
第十一条 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记录在案,并在休庭后及时向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拟不开庭审理的强制医疗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开庭审理更为适宜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被申请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适宜到庭,且到庭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准许其到庭。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同级人民法院强制医疗决定书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决定书,可以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意见并记录附卷。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的决定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收到决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一)据以作出决定的事实不清或者确有错误的;
(二)据以作出决定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
(三)据以作出决定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
(四)据以作出决定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应当决定强制医疗而予以驳回的,或者不应当决定强制医疗而决定强制医疗的;
(六)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理和决定的。
第十六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决定依法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进行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审中发表意见,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强制医疗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对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强制医疗决定或者未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未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未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直接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第十七条 在强制医疗执行过程中发现强制医疗决定确有错误的,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前款规定的工作由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办理。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收到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复议申请后,未组成合议庭审理,或者未在一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收到复议决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强制医疗案件中发现公安机关的违法情形,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强制医疗案件中发现人民法院的违法情形,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被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者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收到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在二十日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反馈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纠正意见申请复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以内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及时通知申请复查机关。经过复查,认为纠正意见正确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认为纠正意见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意见正确的,应当及时通知同级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督促下级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根据纠正意见进行纠正;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意见不正确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及有关人员说明情况。有申诉人、控告人的,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申诉人、控告人。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了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纠正意见的执行情况。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纠正的,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意见正确的,应当及时通知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督促下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纠正;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的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书面纠正意见,并通知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对实施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的检察官权力清单作出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已于2023年2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4月20日起施行。
2023年4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法释〔2023〕1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明确房企风险化解中权利顺位问题的请示》(豫高法〔2023〕36号)收悉。就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商品房已售逾期难交付引发的相关纠纷案件中涉及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之间的权利顺位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二、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
三、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7〕1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依法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保证裁判尺度的统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仲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现就各级人民法院办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庭(合议庭)作为专门业务庭(以下简称专门业务庭)负责办理本通知规定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二、当事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的案件,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业务庭办理。
专门业务庭经审查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交由执行部门执行。
三、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裁定涉及仲裁协议效力的,当事人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二审人民法院专门业务庭办理。
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数据信息集中管理平台,加强对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申请撤销或者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的案件,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以及涉及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等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信息化管理和数据分析,有效保证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和裁判尺度的统一性。此项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与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具体负责。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5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2018〕356号)
本院各单位: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18〕 56号)要求,切实发挥好督查检查考核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就最高人民法院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制定本意见。
一、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准确把握工作要求
1.开展人民法院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要求,严格控制总量,实行计划管理,注重工作实绩,改进方式方法,进一步激发干部崇尚实干、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2.深刻认识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作为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督查检查考核的激励鞭策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3.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要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出现督查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减轻基层负担,增强督查检查考核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二、严格控制总量,实行计划管理
4.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党中央部署,依法依规开展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严格控制全国性督查检查考核的总量和频次,原则上每年开展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
5.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对全国法院开展专项督查检查考核的,同类事项合并进行,涉及多部门的可联合组团开展,防止重复扎堆。日常调研指导工作不能随意冠以督查、检查、巡查、督察、督导等名义。
6.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各部门拟于次年开展的全国性业务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于当年年底报院党组研究审核,统一报中央审批后,以年度计划形式印发执行。对紧急突发事项需要开展全国性督查检查的,由院党组研究决定,按程序报中央审批后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为促进各级法院及工作人员严格、公正、廉洁、文明司法开展的审务督察,不属于本意见所指的督查检查考核。
三、注重工作实绩,改进方式方法
7.突出工作重点,把督查检查考核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要位置,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8.健全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尊重司法规律,针对法院工作特点,科学合理设置指标。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差异,避免脱离实际,防止“一刀切”。
9.改进督查检查考核办法,注重实地考察。不能一味要求填表格报材料,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刚部署就进行考核,不搞花拳绣腿,不要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关注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加强常态化了解,以明察、暗访、抽查等多种方式,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说,确保掌握情况全面、真实。
10.坚持问题导向,着力通过督查检查考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既要发现贯彻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又要了解政策举措需要完善的地方。对发现的问题,以适当方式反馈,并跟踪督办,加强督促整改。
11.坚持改革创新,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信息资源共享,注重发挥第三方评估作用,促进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不断提升。
四、加强组织领导,激励担当作为
12.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在院党组领导下,由办公厅牵头抓总,各部门分工负责。办公厅对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进行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
13.强化督查检查考核结果的分析运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对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干部予以褒奖和鼓励,对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予以警醒和惩戒。
14.在督查检查考核中,对检举反映的问题依据权限和程序认真核实处理。确有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没有问题的,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者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行政协议典型案例(202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典型案例
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行政协议典型案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作为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新方式,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从权力服从关系转变到平等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是满足公众社会治理参与权和公共资源分享权的重要路径,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现代社会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发展理念。行政协议对于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推动社会资本潜力充分释放,推动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下,行政协议的广泛运用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将行政协议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19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推动建立完善政府依法行政、守信践诺机制,强化产权保护,保障民营经济和社会资本合作方的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提供了更详细的审理规则和更统一的裁判尺度。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审理标准也越来越规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已满一周年,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撷选了一批行政协议典型案例,今天正式向社会公布。
本次发布的是第一批,共十件案例,涉及行政协议的履行、变更、解除、无效等法律适用问题。这批案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的多样性。这十个案例既包括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案件,也包括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案件;既包括征收补偿协议案件,也包括政府特许经营、招商引资等行政协议案件。二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审判理念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在始终坚持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订立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协议,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注重对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审查,注重对履约行为的合约性审查,有效融合公、私法,彰显行政审判全面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优势。三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的特殊性。这十个案例涉及的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了优先适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鲜明公法特色。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时,也可以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规范。在举证责任分配和责任承担方式、行政机关依法履约的判断标准等方面,也有区别于其他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这些典型案例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兑现承诺、认真履行行政协议职责具有积极引导作用。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审判经验,不断丰富行政协议案件审判实践积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依法妥善审理行政协议等行政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引作用,推动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强化产权保护力度,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获得感。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协议典型案例
(第一批)
二〇二一年五月
目录
1.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2.温红芝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3.张绍春诉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复垦行政协议案;
4.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5.九鼎公司诉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管理委员会、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招商引资行政协议案;
6.陈佐义诉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单方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案;
7.马诺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8.恒裕公司诉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9.灵石公司、正和公司诉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政府、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政府请求订立特许经营行政协议案;
10.淮安红太阳公司诉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案。
一、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福建省卡朱米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朱米公司)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1年2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对莆田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工作制定了具体搬迁补偿细则。2015年3月8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城区政府)委托福建光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卡朱米公司企业资产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2017年1月22日,莆田市磐龙山庄项目指挥部受荔城区政府委托与卡朱米公司订立《企业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对合同主体,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实物资产情况,补偿方式,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过渡方式,征迁补偿款支付方式及交房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15日,卡朱米公司以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补偿协议。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补偿协议第六条约定,将搬迁补贴额预留12,104,576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卡朱米公司需开展兼并重组且兼并重组投资额需大于征迁补偿额36,182,713元,并经荔城区政府审核后,才可以取得履约保证金。如果卡朱米公司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额,将取消卡朱米公司履约保证金。该条款对被征收人获得搬迁费用人为附加了不平等条件,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补偿明显不合理,行政协议显失公平。遂判决撤销卡朱米公司与荔城区政府订立的补偿协议。荔城区政府不服,提出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就补偿协议内容来看,卡朱米公司要获得协议约定的全部搬迁补贴额,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完成企业兼并重组;二是兼并重组投资额必须大于征迁补偿额。而实践中,实现企业的兼并重组需要有合适的被兼并对象且兼并双方需能达成合意。因此,卡朱米公司要实现上述条款的首要条件就必须依赖第三方的参与及其意思表示,而非卡朱米公司依其独立意志可以成就,这样的条件设定对于卡朱米公司权利的实现显然困难。条件中关于“投资额必须大于征迁补偿额”“如果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额将取消履约保证金”等设定没有考虑到卡朱米公司投资的实际状况以及实践中投资额到位的各种可能性,没有对投资额到位作出合理的安排,简单规定投资额一旦小于约定就取消履约保证金,对于卡朱米公司而言显然过于苛刻。从补偿协议履约保证金设定的金额来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搬迁补贴额为27,173,083元,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为12,104,576元,约占搬迁补贴额的45%,如此巨额的履约保证金对于卡朱米公司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因此,补偿协议为卡朱米公司获得合法合理的搬迁补贴额附加了不平等的条件,违反了合同所应遵循的公平、平等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补偿协议存在不公平的情形,依法撤销补偿协议,于法有据。荔城区政府可在与卡朱米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原则重新就补偿安置达成协议。二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如何在契约自由与公法监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是行政协议案件审理的难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的订立过程中,应秉持公平公正、“禁止不当联结”等原则,合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与相对人展开平等协商,达到既实现公共治理,又有效保护和实现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本案中,获得拆迁补偿属于被征收人的法定权利,其与被征收人是否完成投资额等义务之间没有合理关联。涉案行政协议的订立,虽在形式上符合平等协商的要求,但因行政机关利用其强势地位为协议相对人设定明显不对等的条件或者义务,实质上并不具有合意基础,违反了“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因此,针对协议相对人提出行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之主张,人民法院除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对是否属于合意进行审查外,还应当适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对是否存在“不当联结”进行判断。经审查认定存在显失公平或者不当联结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协议相对人主张撤销行政协议的诉讼请求。
二、温红芝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3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冯志来为承租人,内有在册户籍人口14人。2016年1月20日,上海市虹口区旧区改造和房屋征收居住困难认定小组(以下简称虹口居困认定小组)确认冯志来户在册户籍人口包括冯志来、温红芝、冯桂英等11人符合居住困难户认定条件。2016年1月27日,冯志来户与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区房管局)订立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协议第六条(居住困难保障补贴)中载明:“经认定,被征收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居住困难人口为11人,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款人民币2,023,739.62元。”2016年2月3日,该户交房拆除。同年10月20日,冯桂英等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温红芝等人分家析产诉讼。在该案审理中,询问各方当事人对补偿协议效力的意见,各方均认为协议有效。2016年12月,冯志来过世。温红芝认为补偿协议认定的居住困难人口中有多人不符合居住困难认定条件,损害了国家利益,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案件审理过程中,虹口居困认定小组对该户居住困难人口进行了重新审核和认定,剔除了不符合居住困难认定条件的5人,将居住困难人口认定为6人。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补偿协议的签约主体适格,其内容并无法定无效的情形,故温红芝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理由及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但补偿协议对冯志来户的居住困难人口认定确有错误,进而影响到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数额的确定。虹口居困认定小组在本案审理中对居住困难人口重新作出认定,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考虑到补偿协议对于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的确定涉及国家征收补偿资金,虹口区房管局作为征收部门明确要求返还错误增加的补贴,因此对补偿协议第六条内容依法应予变更。温红芝正是以此为由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因此变更补偿协议与其诉讼请求并无矛盾。遂判决:一、驳回温红芝的诉讼请求;二、变更补偿协议第六条为:经认定,被征收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居住困难人口为6人,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款人民币428,739.62元。温红芝等户内人员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要的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协议订立主体、内容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既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利益,也要避免国家财政资金的非法流失。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或者部分成立,而行政协议又不具有合法性的,人民法院不宜简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行政协议对补偿款项的认定确有错误,但又不足以影响协议效力,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变更判决,既回应了当事人的实质诉求,保障被征收人获得公平、公正的补偿,又使涉案协议回归合法状态,有效监督房屋征收部门依法进行征收补偿工作,实质性解决行政协议争议,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三、张绍春诉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复垦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24日,张绍春与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盛镇政府)订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约定由张绍春自愿将其使用的位于新盛镇陈家村1社633m2农村建设用地,交付新盛镇政府向綦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綦江区国土房管局)申报实施复垦,待验收合格并取得合格证后,给予张绍春退出宅基地补偿费共计114,054元,由新盛镇政府统一拆除房屋后10个工作日内预付28,513元(后已实际支付),剩余款项待验收合格并取得合格证后,按竣工验收确认面积结算并支付。綦江区国土房管局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出具审查意见书后作出建设用地整理合格证,载明张绍春建设用地为575m2。张绍春退出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时同期发布的农户所得地票交易价格为13.005万/每亩。张绍春认为新盛镇政府未按约定履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规定的义务,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付剩余的土地复垦补偿费94,969.48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款时止资金占用利息。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系为完成行政管理目标而订立,协议内容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属于行政协议。新盛镇政府所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该地块所涉复垦项目竣工后审查确认面积为575m2。张绍春退出农村建设用地应得的土地复垦补偿费用112,168.13元,已领取首期付款金额28,513元,尚余83,655.13元未领取。但新盛镇政府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已将剩余款项依法支付,或者虽未依法支付但存在正当阻却事由。故新盛镇政府尚有83,655.13元土地复垦补偿费未支付给张绍春,且其未及时足额支付的行为确给张绍春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张绍春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应当依法支持。遂判决新盛镇政府继续履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张绍春土地复垦补偿费83,655.13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付至付清全款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土地复垦是优化农村土地结构布局、完善乡村设施配套、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方式,协议相对人与行政机关订立的土地复垦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行政机关通过柔性手段即与相对人达成协议推进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行政协议的履行争议提起行政诉讼,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形式上可能属于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之诉。如本案当事人原先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减少复垦面积违法并予以行政赔偿,但其实质为对土地复垦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对于此类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释明,引导当事人提起行政协议履行之诉。土地复垦协议的约定事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应当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协议当事人主张按照实际情况履行协议的,则应当对实际情况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本案在违约责任认定上,人民法院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有关规定,充分考量资金占用损失的法律性质,认定行政机关存在逾期支付款项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令其支付相应利息,有利于充分保障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守信践诺。
四、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张树祥系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滑石道村村民。1967年6月,张树祥与李兰香结婚,婚后育有两子:张铁军、张铁成。1985年4月,李兰香去世。1999年,张树祥申请宅基地并建设本案被征收房屋,该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2012年6月15日,张树祥作为被征收人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中心,相关职责已由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承担)、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5月11日,张树祥与门头沟征收中心、龙泉镇政府订立补充协议,约定安置张树祥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一套,其中两居室安置房一套已交付被征收人。2015年6月26日,由张铁军代张树祥选择了安置房屋。张树祥于2015年12月7日去世,张铁军于2016年7月2日去世,此时安置房屋尚未交付。张铁成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请求判令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向其交付涉案安置房屋。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树祥去世后,其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应当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现张铁成主张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并要求两被告向其履行协议,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张铁成以张树祥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向其交付涉案安置房屋并以自己名义领取钥匙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张铁成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依法向属地派出所、民政局、档案馆等单位查询张树祥、张铁军的户籍、婚姻登记信息,张铁军与张铁成属于同一户籍,未发现张铁军的婚姻登记信息。至二审判决作出,未发现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继承人。二审认为,结合张铁成提交的证据以及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被征收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在张树祥去世后,不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继承人,且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对此亦不持异议,因此张铁成可以继承张树祥在被诉协议和被诉补充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树祥尚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其他继承人,该继承人亦有权向张铁成主张涉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有权要求共同分割该部分利益。遂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向张铁成交付涉案安置房屋。
(三)典型意义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司法实践中,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可能根源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确认。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已有证据可以直接认定或者推定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不宜再要求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为确认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依职权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并在案件事实部分直接予以认定,可以减少当事人进一步证明“我就是我”的诉累,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同时,因可能存在推翻推定事实的证据,为保障潜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为后续可能产生的争议明确解决方案或者救济路径,可以实现裁判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五、九鼎公司诉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管理委员会、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招商引资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经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池北区管委会)请示,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白山管委会)于2011年6月28日作出会议纪要,允诺为招商企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润森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森公司)在办理前期手续、委托环评、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等项目筹建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随后,润森公司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九鼎商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负责人签署投资商砼混凝土搅拌站协议,九鼎公司负责人按照约定进行了投资建设。2014年,九鼎公司申请为商砼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办理环评手续,但因原选址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未获批准。2017年,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长管建函〔2017〕25号《管委会住建局关于九鼎商砼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异地选址的函复》,内容有:“......现有城区无法选出符合条件的选址场所;九鼎商砼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为我区刚成立时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议将该商砼站临时选择到宝马城空地内,以保证商砼站正常生产;九鼎商砼站与润森供热项目同属管委会招商遗留问题,在处理润森供热问题时应同时处理九鼎商砼站问题”。2018年4月,因一直未能重新选定地址、无法继续经营,九鼎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池北区管委会及长白山管委会为其尽快办理前期手续及场地选址事宜;如确实无法异地选址,应给予适当的货币补偿。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白山管委会认可九鼎商砼混凝土搅拌站项目是招商引资项目,并认为九鼎商砼站属招商遗留问题,因此九鼎公司可以享受招商引资政策,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案涉招商引资协议系行政协议,在案涉商砼混凝土搅拌站因原选址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无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池北区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应当履行协议义务,为九鼎公司及时办理前期手续和场地选址事宜;如果因客观原因在辖区内确实无法重新选址,项目无法继续推进,池北区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应当对九鼎公司的相关损失依法作出处理。遂判决:限池北区管委会和长白山管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为九鼎公司办理前期手续及场地选址事宜,或者对九鼎公司的损失依法作出处理。池北区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不服,提起上诉。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九鼎公司基于管委会的行政允诺,依约进行了投资建设。在相关政策及许可标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项目成为招商遗留问题,池北区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应当对此进行处理。在客观上无法实现原招商目的时,应当对实际投资人的损益作出处理,避免侵害营商环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诚信政府是最好的招商名片。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搞活本地市场,采取提供优惠政策的方式招商引资,符合法律规定。但有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营周期较长,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导致相关允诺未能按时如约履行,进而产生纠纷。本案明确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投资主体达成的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招商引资协议,属行政协议。对于此类协议,无论是从履行行政管理的公法主体角度,还是从合同缔约者的角度,地方政府都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依约履行协议义务。同时,一、二审判决遵循司法谦抑原则,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并对行政机关的后续履职行为提出明确的司法指引,充分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作为一起涉及优化营商环境、督促政府守信践诺的典型案件,彰显了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保障民营企业参与当地投资建设的安全感,推动当地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建设。
六、陈佐义诉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单方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7月21日,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政府(后更名为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以下分别简称为株洲县政府、渌口区政府)发布《关于王家洲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决定对株洲县渌口镇桔园居委会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陈佐义的案涉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房产证登记面积387.68平方米。2015年9月17日,湖南省株洲县渌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渌口镇政府)与陈佐义订立了《房屋征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补偿陈佐义378,206元。同日,渌口镇政府与陈佐义订立了第一份《房屋征收遗漏补充协议》(以下简称《遗漏补充协议》),约定补偿陈佐义1,362,575元。同日,渌口镇政府又与陈佐义订立了第二份《遗漏补充协议》,约定补偿陈佐义362,575.5元。2015年9月18日,渌口镇政府(甲方)与陈佐义(乙方)订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甲方应付乙方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款1,522,717元,奖励费535,502元,合计2,058,219元。陈佐义根据《补充协议》、第一份《遗漏补充协议》及《补偿安置协议书》共计获得补偿款3,779,000元。第二份《遗漏补充协议》约定的362,575.5元并未支付。2017年5月3日,株洲县政府主要以“渌口镇政府作为订立行政协议的主体不适格、涉案协议损害了公共利益”为由,向渌口镇政府、陈佐义作出《关于撤销株洲县渌口镇人民政府与陈佐义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决定书》)。该决定载明:1.撤销渌口镇政府与陈佐义签订的两份《遗漏补充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2.责令株洲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或受其委托组织依法重新与陈佐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相关协议,渌口镇政府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全力协作。2017年6月12日,株洲县房产管理局向陈佐义作出《关于拟责令陈佐义退还超范围征收补偿款的告知书》,责令陈佐义限期退还超范围征收补偿款1,740,781元。陈佐义不服,遂起诉请求撤销株洲县政府作出的前述《撤销决定书》。2019年8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认定:在王家洲储备地项目征拆过程中,渌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擅自决定为陈佐义提高补偿标准,导致公共财产损失80万元。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两份《遗漏补充协议》设定的补偿项目不符合客观事实,缺乏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存在重复、不当补偿,且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补偿。但株洲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决定书》将两份《遗漏补充协议》及一份《补充协议》均予撤销,依据不足。遂判决:一、撤销株洲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决定书》中第一点关于“撤销渌口镇政府于2015年9月17日与陈佐义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的部分;二、驳回陈佐义其他诉讼请求。陈佐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诉三份协议均由渌口镇政府与陈佐义所签,株洲县政府明知并同意由渌口镇政府负责征收工作,应视为对渌口镇政府的委托,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株洲县政府承担。株洲县政府本应依法征收,其委托渌口镇政府实施征收工作,属征收程序不规范,亦属未完全依法履职;现其又以渌口镇政府不具备订立征收补偿协议法定职权为由,主张协议无效并予撤销,有违诚信原则,亦不利于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关于相关协议的效力问题。已有生效刑事裁定认定渌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擅自决定为陈佐义提高补偿标准,导致公共财产损失80万元。故补偿协议中涉及80万元金额的部分依法无效,对该80万元应予以追回。但涉诉《撤销决定书》对案涉三份协议均予撤销依据不足,行政机关据此又责令陈佐义退还补偿款1,740,781元,同样依据不足。鉴于《撤销决定书》有“责令与陈佐义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具体金额可在重新订立协议时考量,故对一审的判决结果可予维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与协议性特征,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应当同时兼顾两种属性,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政府依法行政与诚信守约之间的关系。司法实践中,确有可能出现行政机关若严格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则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即形式上可能出现依法行政与诚信守约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形。造成前述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协议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等均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这是“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也是行政协议的根本属性,行政协议的各方当事人都应当合理预见并严格遵循。因此,在行政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监督行政机关依约履行义务,实现依法行政与诚信守约的有机统一。行政机关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撤销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相应证据,并综合各方因素予以审查,而不宜简单地以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为由否定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在已有生效刑事裁定认定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擅自决定为被征收人提高补偿标准、通过订立征收补偿协议超额支付补偿款、导致公共财产损失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征收补偿协议的相关内容违法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株洲县政府先委托渌口镇政府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后又以订立协议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有违诚信原则,依法不予支持。
七、马诺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沙区政府)对城中村三合地段实施征收。马诺在该地段有两处有证非住宅房屋,面积分别为610平方米、352.6平方米。2011年10月,马诺与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中村改造办)订立了两份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就房屋安置面积、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补偿费计算标准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5月,城中村改造办未征得马诺同意,就两处被征收房屋为马诺预留三合家园商服一套,面积为928.84平方米。马诺不同意将两户房屋合成一户,故未接收该房。后马诺与城中村改造办约定将原352.6平方米房屋分成三户安置,并分别订立了三份非住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将原610平方米房屋分成三户安置,并分别订立了三份非住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涉案协议系其中一份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从搬迁验收之日起至通知进户止,按月计发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费。2018年9月,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龙沙区征收办)下发三合村地段征收安置(期房)选房进户通知单。城中村改造办认为2016年5月已通知马诺进户,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费应给付至2016年5月。马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给付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补偿费,计算至2018年9月。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马诺被征收的352.60平方米房屋系商服,双方对此无异议。双方订立的涉案协议,约定了回迁房屋面积、回迁地点、停产停业损失及临时安置补偿费,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城中村改造办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对马诺进行安置。而城中村改造办为马诺提供的房屋面积928.84平方米,系城中村改造办未经马诺同意将两份协议约定的房屋合为一处安置,与协议约定不符。马诺于2016年5月未入住,系城中村改造办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导致。龙沙区政府向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请示,对马诺原352.60平方米房屋分三户进行安置,并与马诺重新订立了三份协议,对安置地点及安置户型进行变更,该变更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因龙沙区征收办于2018年9月28日通知马诺入户,停产停业损失及临时安置补偿费应计算至2018年9月28日。遂判决:责令龙沙区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补偿马诺停产停业损失245,916元,补偿临时安置费98,366.4元,合计344,282.4元。龙沙区政府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城中村改造办将本应依约为马诺安置的610平方米及352.6平方米两套房屋变更为安置一套928.84平方米房屋,该行为构成违约,马诺拒绝接收。后经双方协商,重新订立非住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中确认了停产停业损失及临时安置费的计发期间从搬迁验收之日起至通知进户时止,而本协议安置房屋通知进户日期为2018年9月。龙沙区政府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履行给付马诺至2018年9月的停产停业损失及临时安置补偿费义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龙沙区政府已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三)典型意义
行政协议订立后,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变更协议。尽管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行使行政优益权,但在不具备可以行使的法定情形时,行政机关不能单方变更协议内容,而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行政协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协议予以履行。本案中,行政机关单方变更安置房屋情况,不能发生补偿协议变更的法律效果,行政机关的行为属于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情形,对协议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后重新订立的协议,属于对原补偿协议的变更,人民法院在认定变更协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判令行政机关按照变更后的补偿协议履行义务,即限期给付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费等义务,既可以保障被征收人的补偿权益及时实现,又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依约履行行政协议。
八、恒裕公司诉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5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融安县政府)根据融安恒裕香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裕公司)提交的要求享受优惠政策的报告,作出答复:同意出让30亩土地给恒裕公司作为茶油深加工项目建设用地;通过竞拍方式获得该地后,当建设投资达180万元时,出让地价超过每亩3万元部分返还给企业,作为企业的建设资金以加快建设进程;要求投产第四年产值必须达到2000万元以上,年税收达到150万元以上,否则恒裕公司需返还出让地价超过每亩3万元部分的资金和同期利息。2012年4月23日,恒裕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恒裕公司于2012年底正式投产,当年实现销售收入29.19万元,上缴税费7.97万元。2013年9月30日,融安县政府对恒裕公司要求以技改扶持资金形式兑现专项补贴资金166.84万元的请示决定暂不兑现。2014年1月13日,融安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恒裕公司机械设备价格认证:恒裕公司存放于厂内用于生产的机械设备认证价格合计为783.7万元。恒裕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融安县政府履行承诺的优惠政策,即给付涉案答复中第一点允诺的资金。诉讼中,融安县政府提出抗辩,其不兑现承诺是因恒裕公司未达到年产值2000万元、年税收150万元的要求。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融安县政府在恒裕公司达到原允诺的条件后,就应当履行其允诺,支付恒裕公司扶持资金。遂判决:融安县政府支付恒裕公司166.84万元。融安县政府不服,提出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恒裕公司建设投资达到180万元的条件,但至本案诉讼时,恒裕公司一直未达到年产值2000万元、年税收150万元的条件要求,其请求返还扶持资金的条件未成就。融安县政府作为行政协议的行政机关,按现行法律规定,其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通过行政诉讼来主张权利,但其可以采取不依约履行义务的抗辩方式来行使权利,在双方义务具备相互抵销的情况下,融安县政府无需先行兑现扶持资金。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恒裕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行政协议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一种,应当遵循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协议诉讼中,行政机关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不能提起反诉。行政协议司法实务中,行政机关救济自身权益的路径,通常为通过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通过申请非诉强制执行途径促使协议相对人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同时,行政协议具有合意性或者合同性特征,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法权利且权利的行使不违反行政性要求的,同样可以适用于行政协议当事人,如主张抵销的权利。本案中,根据义务履行以及权利实现的先后顺序,行政机关应当先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同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协议约定,要求协议相对人履行返还义务。在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完全相同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支持了行政机关的抵销主张,避免协议相对人通过本案诉讼获得相应款项之后,行政机关另行通过申请非诉执行路径主张权益,可以有效减少当事人的诉累,高效、实质地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九、灵石公司、正和公司诉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政府、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政府请求订立特许经营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1日,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涡阳县政府)通过招商方式,与北京正和晴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公司)订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特许经营协议》。后因该协议违反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应当公开招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经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该协议终止。2012年12月,受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政府委托,涡阳县政府对三县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进行联合招标,招标文件规定“中标人需支付正和公司12,113.55万元”,该笔款项系涡阳县政府与正和公司终止上述协议产生的费用。因该笔费用较大,导致其他投标人弃标,又因竞标人没有达到三家,案涉招标转入单一来源采购,山西灵石正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石公司)与正和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2013年10月8日,国信招标公司向联合体发出签约通知书。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就合同部分内容的变更发生分歧,互相指责系对方原因导致迟迟不能签约。2017年7月5日,涡阳县政府作出关于项目终止的函。灵石公司、正和公司遂起诉,请求判令三县政府继续与两公司订立行政协议,三县政府赔偿违约金6,705万元及前期费用12,113.55万元、退还保证金10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
(二)裁判结果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两公司要求支付正和公司前期费用12,113.55万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可另案解决。因合同未成立,且双方并未就违约金进行约定,两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6,705万元,不予支持。两公司所缴纳的100万元保证金应予退还。遂判决:涡阳县政府返还正和公司所缴纳的保证金100万元,驳回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招标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应公开招标的规定,废标后没有报请相关部门批准重新招标;设置中标人承担“投入前期费用12113.55万元”这一明显不合理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等,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该招标行为无效。灵石公司、正和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涡阳、蒙城、利辛三县政府继续订立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由于案涉招标属于严重违法的无效招标,本案不适用违约责任。故灵石公司、正和公司要求招标人支付违约金6,705万元的请求不能成立。但涡阳县政府应当退还保证金,并依法支付投标保证金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正和公司因招商与涡阳县政府订立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特许经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经有关部门查处已经终止,其所产生的前期费用,不属于本案可以一并审理的范围,可循法律规定的途径解决。据此改判:涡阳县政府返还正和公司交纳的投标保证金1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驳回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当事人就某一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诉讼,但诉讼请求同时涉及其他行政协议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释明并区分处理,即对于与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相关联的诉讼请求直接进行处理,与之没有直接关联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另循法定救济路径。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的如招投标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对是否经过或者符合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进而对行政协议的效力作出判断。对于依法应当订立行政协议的情形,协议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法订立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未成立或者无效的,当事人提出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所涉的BOT项目,需经过法定的招投标程序,且先后出现两类行政协议行为,其对应的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并不相同。第一个行政协议系未经法定招标程序而通过招商订立协议的情形,依法属于无效行政协议。第二个行政协议虽通过招标形式,但违反了招投标的法定要求,招投标程序属于无效情形,招、投标当事人之间依法不能订立行政协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区分处理,未支持协议相对人要求订立行政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按照缔约过失情形确认协议当事人之间的责任,理顺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助于行政协议争议的妥善解决。
十、淮安红太阳公司诉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7日,高邮市红太阳物流有限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进入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投资,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涟水开发区管委会,甲方)与高邮市红太阳物流有限公司(乙方)订立《项目合同书》,该合同书主要约定:1.乙方在涟水注册成立淮安市红太阳物流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红太阳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后,合同涉及乙方权利义务,由淮安红太阳公司承担,从事物流货物运输等综合配套产业的经营;2.用地性质为物流仓储用地,甲方按期交付土地,达到“四通一平”的要求;3.涟水开发区五年内不重复引进、建设同类型物流(园)中心。2009年7月20日,双方再次订立《补充协议》并约定:1.由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涟水县政府)与淮安红太阳公司签订兑现有关优惠政策的承诺书,根据乙方需要,负责产权分户分割等各种手续办理;2.乙方企业自用码头,甲方应给予办理码头使用许可证;3.涟水县政府拿出土地净出让金补贴乙方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8月20日,涟水县政府签发《承诺书》,就《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中的优惠政策承诺落实,其中包括按要求办理产权分户分割手续。2015年10月23日,淮安红太阳公司以涟水开发区管委会、涟水县政府未完全履行涉案协议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涟水开发区管委会继续履行《项目合同书》;2.涟水县政府为淮安红太阳公司办理权属分户分割手续;3.赔偿综合楼停建损失5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就投资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总体上并不违法,但其中要求办理土地分割手续、返还土地出让金、禁止同类物流园建设以及办理码头许可证等约定和承诺超越涟水开发区管委会、涟水县政府职权,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无效条款。涟水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四通一平”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为有效条款,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淮安红太阳公司为实现“四通一平”中电通和路通而付出的费用,依法应由涟水开发区管委会承担。遂判决:涟水开发区管委会赔偿淮安红太阳公司为实现电通、路通支出的费用246,460元,并驳回淮安红太阳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淮安红太阳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行政协议的效力审查是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基础,人民法院首先要对行政协议的效力作出判断,具体包含合法性和合约性两个方面。人民法院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权、约定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进行审查,同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从合约角度审查行政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行政协议的部分条款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其他部分条款效力或者行政协议整体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仅认定部分条款无效。本案中,涉案《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和承诺超越行政机关的职权,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相关条款应属无效,人民法院对有效条款和无效条款的法律后果分别处理,未全盘否定涉案投资协议的效力,可以充分保护协议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对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招商引资行为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
(2022年4月11日)
目录
1.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应遵循自愿和有利成长原则
——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案
2.养女在过世养父母墓碑上的刻名权益受法律保护
——养女墓碑刻名维权案
3.用竞争对手名称设置搜索关键词进行商业推广构成侵害名称权
——网络竞价排名侵害名称权案
4.人工智能软件擅自使用自然人形象创设虚拟人物构成侵权
——“AI陪伴”软件侵害人格权案
5.具有明显可识别性的肖像剪影属于肖像权的保护范畴
——知名艺人甲某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
6.金融机构长期怠于核查更正债务人信用记录可构成名誉侵权
——债务人诉金融机构名誉侵权案
7. 未超出必要限度的负面评价不构成名誉侵权
——物业公司诉业主名誉侵权案
8. 近距离安装可视门铃可构成侵害邻里隐私权
——人脸识别装置侵害邻居隐私案
9.大规模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侵害人格权和社会公共利益
——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应遵循自愿和有利成长原则
——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案
一、简要案情
2011年10月,被告向某云与原告向某杉(未成年人)之母郑某离婚,约定原告由母亲郑某抚养。原告跟随郑某生活后,郑某将其姓名变更为“郑某文”,原告一直使用“郑某文”生活、学习,以“郑某文”之名参加数学、美术、拉丁舞等国内、国际比赛,并多次获奖。2018年12月,被告向某云向派出所申请将原告姓名变更回“向某杉”。在原告姓名变更回“向某杉”后,其学习、生活、参赛均产生一定困扰。原告及其母亲郑某与被告向某云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将原告姓名变更为“郑某文”。审理中,原告到庭明确表示,其愿意使用“郑某文”这一姓名继续生活。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姓名是自然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格标志,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的规定,自然人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父母离婚后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纠纷处理,应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本案中,原告多年来持续使用“郑某文”这一姓名,该姓名既已为亲友、老师、同学所熟知,也已成为其人格的标志,是其生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告作为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已经能够理解该姓名的文字含义及人格象征意义,结合其多次参加国际、国内赛事的获奖经历以及自身真实意愿,继续使用该姓名,有利于原告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将户籍登记姓名变更回“郑某文”。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适用民法典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姓名变更权的典型案例。实务中,因夫妻离异后一方变更未成年人姓名而频频引发纠纷。本案审理法院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将民法典人格权编最新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机结合,充分听取具有一定判断能力和合理认知的未成年人的意愿,尊重公民姓名选择的自主权,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利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二
养女在过世养父母墓碑上的刻名权益受法律保护
——养女墓碑刻名维权案
一、简要案情
原告石某连系已故石某信夫妇养女和唯一继承人,被告石某荷系石某信堂侄。石家岭社区曾于2009年对村民坟墓进行过搬迁,当时所立石某信夫妇墓碑上刻有石某连名字。2020年夏,石家岭居委会进行迁坟过程中,除进行经济补偿外,新立墓碑由社区提供并按照各家上报的名单镌刻姓名。石某荷在向居委会上报名单时未列入石某连,导致新立墓碑未刻石某连名字。石某连起诉请求判令石某荷在石某信夫妇墓碑上镌刻石某连姓名,返还墓地搬迁款,赔偿精神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的规定,除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外,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权益。逝者墓碑上镌刻亲人的名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后人对亲人追思情感的体现,对后人有着重大的精神寄托。养子女在过世父母墓碑上镌刻自己的姓名,符合公序良俗和传统习惯,且以此彰显与逝者的特殊身份关系,获得名誉、声望等社会评价,故墓碑刻名关系到子女的人格尊严,相应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原有墓碑上镌刻有养女石某连的姓名,石某荷在重新立碑时故意遗漏石某连的刻名,侵害了石某连的人格权益,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令石某荷按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在石某信夫妇墓碑上镌刻石某连姓名、石某荷返还石某连墓地拆迁款3736元。二审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养子女在过世养父母墓碑上刻名的权益关涉人格尊严和人格平等,符合孝道传统和公序良俗,本案将此种人格权益纳入一般人格权予以保护,回应了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型人格权益保护需求,对类似案件处理具有参考价值。
案例三
利用竞争对手名称设置搜索关键词进行商业推广构成侵害名称权
——网络竞价排名侵害名称权案
一、简要案情
某虎公司系某搜索引擎运营商,旗下拥有搜索广告业务。甲公司为宣传企业购买了上述服务,并在3年内间断使用同行业“乙公司”的名称为关键词对甲公司进行商业推广。通过案涉搜索引擎搜索乙公司关键词,结果页面前两条词条均指向甲公司,而乙公司的官网词条却相对靠后。乙公司认为甲公司在网络推广时,擅自使用乙公司名称进行客户引流,侵犯其名称权,某虎公司明知上述行为构成侵权仍施以帮助,故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某虎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连带赔偿损失3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三条、第一千零一十四条的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其名称权。乙公司作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其名称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甲公司擅自使用乙公司名称进行营销,必然会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已侵犯其名称权。某虎公司作为案涉搜索引擎运营商,对外开展付费广告业务,其对甲公司关键词设置的审查义务,应高于普通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某虎公司未正确履行审查义务,客观上对案涉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构成共同侵权。遂判决甲公司、某虎公司书面赔礼道歉、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并连带赔偿65000元。
三、典型意义
名称权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重要标识性权利,已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本案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通过揭示竞价排名广告的商业逻辑,明确他人合法注册的企业名称受到保护,任何人不得通过“蹭热点”“傍名牌”等方式侵害他人企业名称权。同时,本案还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进行了厘定,敦促其利用技术优势实质性审查“竞价排名”关键词的权属情况等,对制约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行业竞争秩序,构筑健康的品牌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案例四
人工智能软件擅自使用自然人形象创设虚拟人物构成侵权
——“AI陪伴”软件侵害人格权案
一、简要案情
被告运营某款智能手机记账软件,在该软件中,用户可以自行创设或添加“AI陪伴者”,设定“AI陪伴者”的名称、头像、与用户的关系、相互称谓等,并通过系统功能设置“AI陪伴者”与用户的互动内容,系统称之为“调教”。本案原告何某系公众人物,在原告未同意的情况下,该软件中出现了以原告姓名、肖像为标识的“AI陪伴者”,同时,被告通过算法应用,将该角色开放给众多用户,允许用户上传大量原告的“表情包”,制作图文互动内容从而实现“调教”该“AI陪伴者”的功能。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肖像权、一般人格权,故诉至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二、裁判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软件中,用户使用原告的姓名、肖像创设虚拟人物,制作互动素材,将原告的姓名、肖像、人格特点等综合而成的整体形象投射到AI角色上,该AI角色形成了原告的虚拟形象,被告的行为属于对包含了原告肖像、姓名的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同时,用户可以与该AI角色设定身份关系、设定任意相互称谓、通过制作素材“调教”角色,从而形成与原告真实互动的体验,被告对于案件的上述功能设置还涉及自然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虽然具体图文由用户上传,但被告的产品设计和对算法的应用实际上鼓励、组织了用户的上传行为,直接决定了软件核心功能的实现,被告不再只是中立的技术服务提供者,应作为内容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被告未经同意使用原告姓名、肖像,设定涉及原告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系统功能,构成对原告姓名权、肖像权、一般人格权的侵害。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三、典型意义
随着后疫情时代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进一步创新,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人人格要素被虚拟化呈现的应用日益增多。本案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及于其虚拟形象,同时对算法应用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人工智能时代加强人格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五
具备明显可识别性的肖像剪影属于肖像权的保护范畴
——知名艺人甲某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
一、简要案情
被告某生物科技公司在其公众号上发布的一篇商业推广文章中,使用了一张对知名艺人甲某照片进行处理后形成的肖像剪影,文章中介绍公司即将迎来一名神秘“蓝朋友”并提供了大量具有明显指向性的人物线索,该文章评论区大量留言均提及甲某名字或其网络昵称。原告甲某认为被告侵犯其肖像权、姓名权,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撤下并销毁相关线下宣传物料、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等。被告辩称,肖像剪影没有体现五官特征,不能通过其辨识出性别、年龄、身份等个人特征,不具备可识别性,不具备肖像的属性,被告未侵犯原告肖像权,且涉案文章刊载时间很短,影响范围较小,未给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裁判结果
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以“外部形象”“载体反映”“可识别性”三要素对肖像进行了明确界定,尤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是否为肖像的最关键要素。本案中,即便被告对原告照片进行了加工处理,无法看到完整的面部特征,但剪影所展现的面部轮廓(包括发型)仍具有原告的个人特征,属于原告的外部形象,而案涉文章的文字描述内容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通过人物特征描述的“精准画像”,大大加强了该肖像剪影的可识别性,案涉文章的留言部分精选出的大量留言均评论该肖像剪影为甲某,更加印证了该肖像剪影的可识别性。综上,案涉文章中的肖像剪影在结合文章内其他内容情况下,具有明显可识别性,因此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遂判被告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1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民法典实施后的新类型侵犯肖像权案件,被告试图利用规则的模糊地带非法获取知名艺人的肖像利益,引发了社会关注。本案适用了民法典人格权编的最新规定进行审理,体现了对公民肖像权进行实质、完整保护的立法精神,有利于社会公众知悉、了解肖像权保护的积极变化,也促使社会形成严格尊重他人肖像的知法守法氛围。
案例六
金融机构长期怠于核查更正债务人信用记录可构成名誉侵权
——债务人诉金融机构名誉侵权案
一、简要案情
原告周某某为案外人莫某某向被告上林某银行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后经2018年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周某某的保证责任被免除。三年后,周某某经所在单位领导提示,于2021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用,发现其已被列入不良征信记录,遂向上林某银行提出书面异议,并申请消除不良征信记录。但该银行在收到周某某提出的异议后未上报信用更正信息,导致周某某的不良征信记录一直未消除,周某某在办理信用卡、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受限制。周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上林某银行协助撤销周某某的不良担保征信记录,赔偿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费,并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九条的规定,信用评价关涉个人名誉,民事主体享有维护自己的信用评价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有权对不当信用评价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上林某银行作为提供信用评价信息的专业机构,具有准确、完整、及时报送用户信用信息的权利和义务,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应当及时核查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本案中,上林某银行未及时核查周某某已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况,在收到周某某的异议申请后,仍未上报信用更正信息,造成征信系统对周某某个人诚信度作出不实记录和否定性评价,导致周某某在办理信用卡、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受限制,其行为构成对周某某名誉权的侵害。遂判决被告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个人信用更正信息,因报送更正信息足以消除影响,故对周某某主张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金融机构怠于核查、更正债务人信用记录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渐增。本案依法适用民法典关于“信用评价”的相关规定,明确金融机构具有如实记录、准确反映、及时更新用户信用记录的义务,对督促金融机构积极作为,加强日常征信管理,优化信用环境,引导公民增强个人信用意识,合法维护信用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七
未超出必要限度的负面评价不构成名誉侵权
——物业公司诉业主名誉侵权案
一、简要案情
原告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被告吴某、案外人徐某系该小区业主。2020年12月11日,徐某在业主微信群内发了15秒的短视频,并在群内发表“小区大门口动用该房屋维修金,你们大家签了字,同意了吗?”被告吴某接着发表“现在一点这个东西就这么多钱,到时电梯坏了,楼顶坏了等咋办,维修基金被物业套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业主找谁去!”“真要大修没钱就自生自灭了,太黑心了”“所以这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是迫在眉睫”“不管怎样你们签的字违规,我们不认可,要求公示名单”等言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该群内制止吴某并要求吴某道歉,吴某继续发表“凭什么跟你道歉”“我说的是事实”等。原告某物业公司认为被告吴某的言论侵害其名誉权,遂诉至法院,要求吴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二审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的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法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涉及业主的切身利益,被告吴某作为小区业主,在案涉业主微信群内围绕专项维修资金的申领、使用等不规范情形对原告某物业公司所作的负面评价,措辞虽有不文明、不严谨之处,但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不足以产生某物业公司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物业公司系为业主提供服务的企业法人,对业主在业主群内围绕其切身权益所作发言具有一定容忍义务。因此,被告吴某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同时,法院认为,业主在行使监督权利时应当理性表达质疑、陈述观点。综上,判决驳回原告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业主为维护自身权益对监督事项所作负面评价未超出必要限度的,不构成对物业公司的名誉侵权,依法合理划分了法人、非法人组织人格权的享有与公民行为自由的边界。
案例八
近距离安装可视门铃可构成侵害邻里隐私权
——人脸识别装置侵害邻居隐私权案
一、简要案情
原、被告系同一小区前后楼栋的邻居,两家最近距离不足20米。在小区已有安防监控设施的基础上,被告为随时监测住宅周边,在其入户门上安装一款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可自动拍摄视频并存储的可视门铃,位置正对原告等前栋楼多家住户的卧室和阳台。原告认为,被告可通过手机app操控可视门铃、长期监控原告住宅,侵犯其隐私,生活不得安宁。被告认为,可视门铃感应距离仅3米,拍摄到的原告家模糊不清,不构成隐私,其从未有窥探原告的意图,对方应予以理解,不同意将可视门铃拆除或移位。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可视门铃、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是在自有空间内安装可视门铃,但设备拍摄的范围超出其自有领域,摄入了原告的住宅。而住宅具有私密性,是个人生活安宁的起点和基础,对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至关重要。可视门铃能通过人脸识别、后台操控双重模式启动拍摄,并可长期录制视频并存储,加之原、被告长期近距离相处,都为辨认影像提供了可能,以此获取住宅内的私密信息和行为现实可行,原告的生活安宁确实将受到侵扰。因此,被告的安装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被告辩称其没有侵犯原告隐私的主观意图,原告对此应予容忍等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因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行为造成实际精神及物质损害,故法院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拆除可视门铃的诉讼请求,而对其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未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本案就人工智能装置的使用与隐私权的享有发生冲突时的权利保护序位进行探索,强调了隐私权的优先保护,彰显了人文立场,对于正当、规范使用智能家居产品,避免侵害人格权益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案例九
大规模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侵害人格权和社会公共利益
——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简要案情
2019年2月起,被告孙某以34000元的价格,将自己从网络购买、互换得到的4万余条含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QQ等方式贩卖给案外人刘某。案外人刘某在获取相关信息后用于虚假的外汇业务推广。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被告孙某未经他人许可,在互联网上公然非法买卖、提供个人信息,造成4万余条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使用,严重侵害社会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据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二、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被告孙某在未取得众多不特定自然人同意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不特定主体个人信息,又非法出售牟利,侵害了承载在不特定社会主体个人信息之上的公共信息安全利益。遂判决孙某按照侵权行为所获利益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34000元,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民法典实施后首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准确把握民法典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精神,聚焦维护不特定社会主体的个人信息安全,明确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构成对公共信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彰显司法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决心和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
(法明传〔2017〕3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积极回应社会对人民法院将部分地方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问题的关切,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现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已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最高法院对全国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梳理,并通过执行指挥中心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下发给各高级法院,各高级法院要组织辖区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全面核查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失信信息,针对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一是对于符合屏蔽或撤销条件的,按照程序依法办理;二是对相关政府机构申请纠正的,要依法及时审查处理;三是对于符合纳入条件的,要全面汇总具体失信情况并通过管理平台逐级报送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有关情况报送国家发改委进行督促;四是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要通过管理平台逐级报送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同国家发改委研究解决方案。
二、积极配合国家发改委开展政府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各级法院在积极配合国家发改委开展政府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同时,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认真开展涉政府机构执行工作,依法妥善采取执行措施,执结一批被执行人为政府机构的执行案件,并认真总结经验,推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三、加强舆论引导
各级法院要做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舆论引导工作,防止恶意炒作和刻意放大政府机构失信问题,要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积极引导传统媒体、新媒体从正面宣传法院失信惩戒措施、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工作。
四、建立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的备案制度
为规范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工作,有效促进涉政府案件的执行,联合推动政务诚信建设,全国法院建立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的备案制度。
(一)政府机构范围
实施备案制度的政府机构范围为各级地方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
(二)实施办法
对于拟将地方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承办人通过执行办案系统将相关信息传送到管理平台,各级法院指挥中心通过管理平台逐级报备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汇总整理后报送至国家发改委;同时上级法院要将拟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失信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政府,请同级人民政府督促拟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在一定期限(3个月)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施行时间
因备案制度的实施涉及四级办案平台和管理平台的升级改造,目前改造工作技术部门正在抓紧进行,待改造工作完成后最高法院将组织全国法院进行培训并通知备案制度的施行时间。
(四)确定专人管理工作机制
各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要确定专人负责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管理工作(6月15日前逐级上报名单,高级法院汇总后通过管理平台上报至最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负责纳入失信名单的备案工作,协助做好失信信息纠正申请,积极妥善处理相关的舆论引导等工作;负责与上级法院及同级人民政府相关人员的对接,及时处理紧急事项、分析失信惩戒的整体态势以及存在的难题等。
五、对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只公布不限高
考虑到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职能,为了不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即日起对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将不再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措施,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对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名单信息予以公布。
各级法院要认真落实本通知要求,在扎实做好执行工作同时,促进政务诚信建设,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共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6月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工作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工作典型案(事)例
(2019年4月11日)
目录
案(事)例一 链接多方力量 综合救助受侵害的孩子
案(事)例二 检团共建帮扶平台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案(事)例三 实施精准帮教 天才少年由“黑客”变“白客”
案(事)例四 引入司法社工 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帮教深度融合
案(事)例五 坚持个性化帮教 帮助涉罪少年重圆校园梦
案(事)例六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有效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工作
案(事)例七 跨省协作 共同帮教 助力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案(事)例八 多部门联动 及时救助困境儿童
案(事)例九 建立青少年维权长效机制 及时救助困境未成年人
案(事)例十 依托专业力量 积极探索保护处分制度
典型案(事)例一
链接多方力量 综合救助受侵害的孩子
--未成年被害人小尹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某某因与被害人小尹(案发时7岁)父亲有纠纷,而当街持刀砍断了小尹的右手,并以断肢要挟小尹父亲向其支付50万元作为赎金。虽然断肢及时再植,但是小尹身心均遭受巨大创伤。
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在依法指控被告人马某某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犯罪的同时,通过团市委链接社会各方力量,迅速联动,共同为小尹制定一套综合救助保护方案。一是法律援助。由君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服务中心指派专职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无偿代理案件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在判决生效后继续跟进判决的执行问题。二是社工介入。由团组织所属“青年地带”站点服务承接机构启创社工中心提供个案跟进服务,通过每周家访制度,以谈心、游戏、外出活动等多种形式持续跟进被害人的康复情况、学习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及时向检察官沟通相关信息,并形成个案介入报告提交检察机关。三是心理救助。针对被害人与其家人在案件发生后的焦虑、恐惧的状态,在团市委的协助下,检察机关委托广州市惠爱医院对被害人以及其父母、哥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对由案件产生的抑郁、焦虑、恐惧情绪进行有效疏导。社工在介入的过程中发现,目睹案发全过程的被害人哥哥在心理康复方面仍存在障碍,并及时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即与社工协商进一步开展心理评估疏导的方案,必要时再次启动心理疏导程序。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负面情绪得到了缓解,尤其是被害人,从恐惧封闭的状态重新恢复到活泼开朗的性格,愿意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呈现出可喜的转变。四是经济救助。检察机关通过社工了解到,被害人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停止了康复治疗。为此检察机关主动启动了国家司法救助程序,创新建立起检察机关、医院及医务社工机构三方合作的模式,由检察院将救助金拨付到医院账户,医务社工监督该笔费用的使用情况,确保国家司法救助金全部用在被害人的治疗上。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检察机关与团组织合作,构建并运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支持的典型案例。案件中,检察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具体情况,提出社会服务需求,由团组织有效链接社会资源加入到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形成联动工作机制,在未成年被害人的身体康复、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面提供及时全面的帮助与支持。
典型案(事)例二
检团共建帮扶平台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被害人小阳救助案
一、基本情况
2017年11月,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害未成人犯罪案件中发现,8岁的被害人小阳患有巨结肠、心脏病等多种先天疾病,家庭贫困,这次性侵害又对她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可谓雪上加霜,让整个家庭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检察机关及时与共青团组织联系,通报了小阳的情况。共青团北京市委对此高度重视,组建了包括团组织、检察机关、专业心理机构在内的帮扶工作小组,及时介入该案。帮扶工作小组赴密云看望小阳,调查了解实际需求,同时对小阳进行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根据小阳的需求,团市委多方筹集资金,一方面协调北京儿童医院为小阳治理身体上的疾病,另一方面依托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小组为小阳每周进行一次心理治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小阳的身体已得到有效治疗,心理状况也明显好转,相关帮扶救助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二、典型意义
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及时专业地介入,开展有效的心理、法律、经济等援助,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小阳既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又是困境儿童,共青团组织积极发挥组织优势,整合资源,链接资金、医疗等资源,给予小阳身体、心理全方面的救助,尽力帮助她回归健康、快乐的童年,帮助她的家庭重拾了信心和希望。
典型案(事)例三
实施精准帮教 天才少年由“黑客”变“白客”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刘帮教案
一、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小刘为了炫耀其电脑技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其建立的QQ群,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放在群中,供群成员随意下载。后小刘被公安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侦查。2017年8月,案件移送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社会调查了解到刘某爱学习、能钻研,对网络技术有兴趣有天分,一贯表现良好,属于初犯,结合其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情节,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时成立了由检察人员、司法社工、学校老师等组成的帮教小组,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帮教考察方案。根据方案,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检察机关对小刘进行了法治教育,学校团委、社工定期和小刘谈话,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把天分和技术用于正途。在此期间,经检察机关批准,刘某利用自己的网络技术协助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件。他还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堵塞网络安全漏洞,由一名“黑客”变成著名“白客”,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官方网站的“白帽子原创积分排名”居于全国前列。2018年12月,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对小刘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典型意义
涉罪未成年人可塑性很大,容易改造,但如果处理不当,将来又可能变本加厉危害社会。本案中,检察机关联合团组织、司法社工、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多方社会力量,量身制定帮教方案,精准实施帮教,确保其认识到自身错误,转而利用专业特长服务社会,最大限度地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为国家保住了一个有用之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典型案(事)例四
引入司法社工 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帮教深度融合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白等人帮教案
一、基本情况
2018年8月,未成年人小白和小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移交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金水区检察院指派司法社工介入该案,对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区环境、犯罪原因进行了客观评估和深入调查。鉴于二人都是在校学生,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具有自首情节,金水区检察院对二人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根据社会调查还发现,二人已经给自己贴上了“犯人”的标签,有自暴自弃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为了帮助他们激发自身向上潜能、矫正不良行为,检察官会同司法社工专门为二人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帮教方案。司法社工邀请小白和小龙作为志愿者参加社区为留守儿童开展的“四点半课堂”活动、困境儿童帮扶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30余场。在检察官和司法社工的共同见证下,二人从最初的被动参与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积极参与,并从两千余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金水区2018年度“优秀社区志愿者”的荣誉称号。二人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成长,进而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最终,金水区法院依法对小白和小龙判处了缓刑。
二、典型意义
专业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能够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偏差行为,不断挖掘、肯定他们的内在价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激发自己的潜能,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成长和回归社会。本案中,检察机关引入司法社工参与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度中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观护帮教等工作,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帮教的深度融合,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更科学、更专业的帮助和教育。
典型案(事)例五
坚持个性化帮教 帮助涉罪少年重圆梦校园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杨帮教案
一、基本情况
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机关对涉嫌盗窃犯罪的未成年人小杨依法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并根据团市委与市检察院的合作协议,将他交由团市委孵化指导的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开展考察帮教。
小杨原在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汽修,学校得知他涉嫌盗窃犯罪后,将其开除。因此,父母很担心小杨的未来,找到司法社工及检察官,希望能够帮助小杨重返校园。司法社工经和小杨沟通,得知他也非常希望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但无奈已被学校开除。另外,父母希望小杨今后能够考大学,而小杨自己则希望学习烹饪技术,将来可以开个餐饮店,双方僵持不下,关系对立。为了化解小杨家庭的矛盾,司法社工与心理咨询师共同策划了几场亲子拓展活动,为小杨及其父母创造相互了解的机会。检察官与司法社工还多次家访做双方思想工作。通过一个暑假的努力,小杨父母同意他学习烹饪,但此时已过报名时间,小杨面临无校可上的问题。团市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和几所学校进行了沟通,由于小杨在暑假期间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由团市委组织的“菜场娃娃”公益活动并被评为优秀志愿者,一所技校同意接收小杨学习烹饪专业。小杨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检察机关对小杨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二、典型意义
在这个案件中,专业司法社工参与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杨的帮教中,发现并激发他向上的一面,鼓励他回归正途。团组织也发挥组织特长,帮助他协调解决学校问题,为他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在司法机关、团组织和专业司法社工共同开展了专业有效精准的帮教工作,有效教育挽救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典型案(事)例六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有效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工作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张等人帮教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暑假期间,犯罪嫌疑人小张(男,16岁)伙同妹妹(11岁)到福建省石狮市某中学宿舍楼,盗窃现金人民币4728元。石狮市检察院在对案件进行审查的同时,通过当地成立的“石狮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工作平台,委托团属社工组织对小张进行社会调查。经审查案件和社会调查发现,小张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某中学高三毕业生,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暑假期间,父亲因摔断腿回老家,母亲也回老家照顾,兄妹二人只能靠小张打暑期工生活。但由于打不到工,案发时兄妹二人已经几天没吃饭,便实施了盗窃。案发后,赃款已退还,被害人也均表示谅解。小张所在学校也反映他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检察机关经研究,依法对小张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又通过“联盟”联动团市委、教育局,成立由检察官、司法社工、学校等共同组成的帮教小组,制定帮教方案。开展帮教工作:一方面与小张定期联系,通过举办“青春成长法护航”法治培训班,组织参观法治教育基地、旁听刑事案件庭审、开展心理辅导、上专题法制课、组织军训等,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帮扶。另一方面鉴于小张家境确实困难,联盟还帮其取得助学贷款,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最终,小张得以顺利赴大学报到。同时,由于小张妹妹案发时只有11岁,帮教小组也专门为其建立了未成年人帮扶档案,开展帮扶工作。2019年,小张妹妹顺利升入中学学习。
二、典型意义
2018年,石狮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等12家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共同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出台未成年人保护十项措施,共同构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开展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案中,检察机关借助“联盟”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帮教、救助等一系列工作,及时挽救了一名因生活困难而走上歧途的未成年人。
典型案(事)例七
跨省协作 共同帮教 助力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涉罪未成年人异地考察帮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家在网络上进行卖淫嫖娼违法活动的“保健中心”,先后抓获涉案人员9人,其中包括年仅17岁的外来未成年人琪琪。经查,琪琪在该组织中担任客服,主要负责接单、排班和电话回访,无违法犯罪前科。2017年7月,琪琪因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被长宁区检察院取保候审。长宁区检察院认为琪琪依法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有悔罪表现,在听取相关意见后,依法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为7个月。此时,琪琪家长提出了让琪琪回某省户籍所在地接受帮教的请求。2017年8月,长宁区检察院和琪琪户籍所在地检察机关进行沟通,签订了共同帮教协议,决定通过远程跟进等方式进行该案的帮教计划。长宁区检察院还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参与相距上千里的“联合诊疗”。
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一方面,户籍所在地检察机关通过召开训诫教育会、赠阅图书、心理疏导等多种形式对琪琪进行实地帮教;另一方面,案发地上海的社工组织,根据检察机关的帮教协议制定个性化、精准化的帮教服务,并运用网络,与琪琪建立微信联系,及时动态了解琪琪表现等情况。考察期间,琪琪几次像许多涉罪未成年人一样,对自己的前途感觉迷茫,产生思想波动,社工及时捕捉到这些信息,并对琪琪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帮助其重构自我。在两地“联合诊疗”帮教下,琪琪顺利通过了帮教考察,检察机关对其依法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二、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异地帮教的典型案例。考虑到案发时琪琪系未成年人,又是初次犯罪,为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上海市与某省检察机关开展了跨越千里的异地考察帮教协作。两地检察机关坚持实地考察与网络监督相结合,综合运用训诫教育、心里疏导等多种方式,更加全面、细致地进行社会规范的指导和帮教,促进了涉罪未成年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错行为,改过自新,重新融入了社会。
典型案(事)例八
多部门联动 及时救助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小胡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某社区志愿者向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报告,其社区内有1名未成年女孩小胡(5岁,父亡,跟随母亲)长期无人监管。次日,云公益帮助小胡进入成都市未成年人救助中心,并将相关情况报告锦江区检察院。锦江区检察院立即联系街道协助开展工作,同时引入云公益专业社工对小胡开展心理干预,对小胡母亲胡某的监护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估。根据社工社会调查,发现胡某存在长期吸食毒品,多次带小胡共同盗窃,对小胡进行殴打等监护侵害行为,已具备剥夺监护权条件。检察机关固定相关证据后,会同区未保中心、派出所、民政局、滨河社区及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召开联席会议,一方面建议民政部门向法院申请撤销胡某的监护权,另一方面为小胡成长共商共建支持性计划。2018年5月,法院判决撤销胡某监护权,小胡也进入成都市儿童福利院接受监护,并于同年9月顺利进入某小学一年级就读。目前小胡生活于双亲健全的“模拟家庭”,学习生活状态良好,心态积极乐观向上。
二、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联动社区共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机制,积极调动社区志愿者发现监护缺失、监护侵害线索。对发现的监护缺失、监护侵害案件,一方面引入专业社工为相关未成年人提供包括心理干预、走访调查、监护人监护能力评估、跟踪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开展跨部门协作,通过联席会议明确职责,为未成年人远离监护侵害、妥善进行监护安置以及未来生存、就学等问题共建长期性综合救助计划,及时救助困境儿童,切实保障他们健康成长。
典型案(事)例九
建立青少年维权长效机制 及时救助困境未成年人
--涉案困境未成年人救助案
一、基本情况
2018年12月,山西省临汾市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丈夫家暴妻子致死案中,发现案件当事人的两名未成年子女小花、小朵(12岁、9岁)陷入了困境,就委托团市委所属的“青少年维权专员”开展救助工作。“青少年维权专员”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小花、小朵目睹了父亲将母亲家暴致死的经过,心理受到巨大伤害。同时,由于没有其他成年亲属愿意对二人进行监护和抚养,只能由所在村委会代为监护。村委会虽然为小花、小朵安排了寄养家庭,但由于种种原因,寄养家庭也已更换过多次。
经过调查,根据孩子的情况,维权专员制定并实施了具体帮扶方案:一是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小花、小朵开展心理干预。二是积极与寄养家庭、小花、小朵进行沟通,帮助他们增进感情,改善关系,尽力为小花、小朵创造正常、稳定的家庭环境。三是与民政等部门沟通落实救助政策,并通过市检察院为未成年人申请到2万元司法救助金,解决燃眉之急。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孩子的心理创伤正在慢慢愈合,逐步开始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二、典型意义
当地团组织对未成年人社工进行培训,组建了“青少年维权专员”队伍,以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本案中,“青少年维权专员”能够根据涉案困境未成年人的个性化需求,链接各方资源,对他们进行了综合有效的救助,发挥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应有作用。
典型案(事)例十
依托专业力量 积极探索保护处分制度
--何某某等三人保护处分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何某某(15岁)因琐事报复王某甲,纠集十余人前往上海市嘉定区某中学,对王某甲实施殴打,造成王某甲轻微伤。其间,围观人员拍摄了王某甲被殴打视频并上传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时发现本案的纠集者和主要殴打者是三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遂对他们作出保护处分决定:首先,对这三名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训诫教育。其次,将他们安置在专门学校,与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签订观护帮教协议,委托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的青少年社工对他们开展行为矫治、心理疏导及观护帮教等工作。最后,针对三名未成年人家长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要求家长到专业机构接受了强制性的亲职教育,以提高他们监护管教能力。目前,三名涉罪未成年人正在接受矫正之中。
二、典型意义
近年来,社会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反映强烈,高度关注。而我国目前法律对实施犯罪的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缺少有效应对的矫正措施。因缺乏具体程序和配套制度,《刑法》中对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或者“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制度难以落实到位。上海市嘉定区检察机关针对这一问题,与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共青团等单位联合会签《嘉定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工作协议》,探索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依靠社会力量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取得了很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
为让中外当事人享受到同等便捷高效的立案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指引、查询、委托代理视频见证、登记立案服务。
本规定所称跨境诉讼当事人,包括外国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居民、经常居所地位于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的我国内地公民以及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组织。
第二条 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案件范围包括第一审民事、商事起诉。
第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
第四条 跨境诉讼当事人首次申请网上立案的,应当由受诉法院先行开展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主要依托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等进行线上验证;无法线上验证的,由受诉法院在线对当事人身份证件以及公证、认证、转递、寄送核验等身份证明材料进行人工验证。
身份验证结果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在线告知跨境诉讼当事人。
第五条 跨境诉讼当事人进行身份验证应当向受诉法院在线提交以下材料:
(一)外国人应当提交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企业和组织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代表该企业和组织参加诉讼的人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可以经过该国公证机关公证,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如我国与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所在国订立、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证明手续有具体规定,从其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二)港澳特区居民应当提交港澳特区身份证件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企业和组织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代表该企业和组织参加诉讼的人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当经过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或者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章转递;
(三)台湾地区居民应当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件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企业和组织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代表该企业和组织参加诉讼的人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证明文件应当通过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渠道办理;
(四)经常居所地位于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的我国内地公民应当提交我国公安机关制发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者普通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并提供工作签证、常居证等证明其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合法连续居住超过一年的证明材料。
第六条 通过身份验证的跨境诉讼当事人委托我国内地律师代理诉讼,可以向受诉法院申请线上视频见证。
线上视频见证由法官在线发起,法官、跨境诉讼当事人和受委托律师三方同时视频在线。跨境诉讼当事人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或者配备翻译人员,法官应当确认受委托律师和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以及委托行为是否确为跨境诉讼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法官视频见证下,跨境诉讼当事人、受委托律师签署有关委托代理文件,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转递等手续。线上视频见证后,受委托律师可以代为开展网上立案、网上交费等事项。
线上视频见证的过程将由系统自动保存。
第七条 跨境诉讼当事人申请网上立案应当在线提交以下材料:
(一)起诉状;
(二)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相应的公证、认证、转递、寄送核验等材料;
(三)证据材料。
上述材料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文字或者有相应资质翻译公司翻译的译本。
第八条 跨境诉讼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的授权委托材料包括:
(一)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代表人在我国境外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可以经过该国公证机关公证,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在我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在法官见证下签署或者经内地公证机构公证;如我国与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所在国订立、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证明手续有具体规定,从其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二)港澳特区居民、港澳特区企业和组织的代表人在我国内地以外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经过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或者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章转递;在我国内地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在法官见证下签署或者经内地公证机构公证;
(三)台湾地区居民在我国大陆以外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通过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渠道办理;在我国大陆签署授权委托书,应当在法官见证下签署或者经大陆公证机构公证;
(四)经常居所地位于国外的我国内地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授权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爱国华侨团体证明。
第九条 受诉法院收到网上立案申请后,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登记立案;
(二)提交诉状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在15日内补正。当事人难以在15日内补正材料,可以向受诉法院申请延长补正期限至30日。当事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按照要求补正,又未申请延长补正期限的,立案材料作退回处理;
(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在线退回材料并释明具体理由;
(四)无法即时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跨境诉讼当事人可以在线查询处理进展以及立案结果。
第十条 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交的立案材料中包含以下内容的,受诉法院不予登记立案:
(一)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二)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政策;
(三)违反法律法规,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国家利益;
(四)侮辱诽谤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诋毁,经法院告知仍拒不修改;
(五)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
(六)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诉讼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1年2月3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
(法发〔2020〕35号)
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意义和应当坚持的原则  1.充分认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意义。在审判工作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保证,是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事关审判权依法正确行使,事关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各级人民法院要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作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审判工作制度、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统一裁判标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牢牢把握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应当坚持的原则。
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审判执行工作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兼顾国法天理人情,发挥裁判规范引领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始终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排除对司法活动的干预。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遵循证据规则,正确适用法律,严格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加大产权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加强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工作  3.发挥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重要作用。司法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特别是对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而使理解执行出现困难、情况变化导致案件处理依据存在不同理解、某一类具体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调查研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制定司法解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制定程序,健全调研、立项、起草、论证、审核、发布、清理和废止机制,完善归口管理和报备审查机制。  4.加强指导性案例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是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中,推荐具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确立规则意义的典型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统一发布。指导性案例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援引,但对正在审理的类似案件具有参照效力。进一步健全指导性案例报送、筛选、发布、编纂、评估、应用和清理机制,完善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转化为指导性案例工作机制,增强案例指导工作的规范性、针对性、时效性。  5.发挥司法指导性文件和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司法指导性文件、典型案例对于正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标准、实现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具有指导和调节作用。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司法指导性文件,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工作提供业务指导和政策指引。针对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典型意义及较大影响的法律问题,或者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布典型案例,树立正确价值导向,传播正确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裁判活动。
三、建立健全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问题解决机制  6.建立全国法院法律适用问题专门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建立重大法律适用问题发现与解决机制,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内外结合、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法律适用问题解决体系,及时组织研究和解决各地存在的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中的咨询作用,积极开展专家咨询论证工作,通过组织召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问题研讨会等方式,搭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平台,总结归纳分歧问题,研究提出参考意见,为审判委员会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供高质量的辅助和参考。  7.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审判委员会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审判管理办公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根据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需要,为审判委员会决策提供服务和决策参考。进一步优化法律适用分歧的申请、立项、审查和研究工作机制,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或者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标准存在分歧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提请解决。
四、完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  8.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办案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等方式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办案指导文件、参考性案例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不得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相冲突。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办案指导文件、参考性案例长效工作机制,定期组织清理,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切实解决不同地区法律适用、办案标准的不合理差异问题。  9.建立高级人民法院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做法,建立本辖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研究解决本院及辖区内法院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分歧。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发现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经研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层报高级人民法院,超出高级人民法院辖区范围的,应当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解决。
五、强化审判组织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法定职责  10.强化独任法官、合议庭正确适用法律职责。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充分发挥独任法官、合议庭等审判组织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中的基础作用。独任法官、合议庭应当严格遵守司法程序,遵循证据规则,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最大限度降低裁量风险,避免法律适用分歧。发现将要作出的裁判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不一致的,应当及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合议庭应当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情况纳入案件评议内容,健全完善评议规则,确保合议庭成员平等行权、集思广益、民主决策、共同负责。  11.发挥审判委员会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职责。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强化审判委员会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重要作用。审判委员会应当着重对下列案件,加强法律适用标准问题的研究总结:(1)涉及法律适用标准问题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案件;(3)独任法官、合议庭在法律适用标准问题上与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不一致的案件;(4)拟作出裁判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同类案件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审判委员会应当及时总结提炼相关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确保本院及辖区内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时裁判标准统一。
六、落实院庭长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监督管理职责  12.明确和压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院庭长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加强审判管理和业务指导,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通过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推动专业法官会议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上充分发挥专业咨询作用,定期组织研究独任法官、合议庭审理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审判委员会决定不一致的案件,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总结经验。及时指导法官对审理意见长期与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审判委员会决定意见不一致的案件进行分析,促进法官提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能力,防止裁判不公和司法不廉。推动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与审判组织审判职能、专业法官会议咨询职能、审判委员会决策职能有机衔接、有效运行,形成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制度机制体系。  13.加强对“四类案件”的监督管理。院庭长应当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四类案件”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已决或待决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依照程序采取改变审判组织形式、增加合议庭成员、召集专业法官会议、建议或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等举措,及时解决法律适用分歧。院庭长可以担任审判长或承办人审理“四类案件”,依照职权主持或者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四类案件”,在审判组织中促进实现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七、充分发挥审判管理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上的作用  14.加强和规范审判管理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判管理机制,构建全面覆盖、科学规范、监管有效的审判管理制度体系。审判管理部门在履行流程管理、质量评查等审判管理职责时,对于发现的重大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及时汇总报告,积极辅助审判委员会、院庭长研究解决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问题。  15.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作为审判管理的重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完善评查方法和评查标准,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情况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体系。对于可能存在背离法律、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所确定裁判规则等情形的,承办法官应当向案件评查委员会说明理由。对信访申诉、长期未结、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抗诉再审案件的审判管理中发现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的,应当及时提请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研究解决。
八、充分发挥审级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作用  16.发挥审级监督体系作用。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监督公正司法的职能。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指导,建立健全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案件的跟踪督办、异议反馈制度,完善分析研判和定期通报机制。充分发挥二审程序解决法律争议的作用,在二审程序中依法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对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内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对影响司法公正的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应当根据当事人诉求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  17.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错作用。生效案件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的,应当正确处理审判监督程序与司法裁判稳定性的关系,区分案件情况,根据当事人请求或者依法启动院长发现程序,对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的案件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抗诉等法律监督行为,涉及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的,应当依法处理,必要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九、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  18.规范和完善类案检索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承办法官应当做好类案检索和分析。对于拟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案件、院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对于应当类案检索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在合议庭评议、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及审理报告中对类案检索情况予以说明,或者制作类案检索报告,并随案流转归档备查。  19.规范类案检索结果运用。法官在类案检索时,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可以作为裁判的参考;检索到的类案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可以综合法院层级、裁判时间、是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因素,依照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予以解决。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归纳整理类案检索情况,通过一定形式在本院或者辖区内法院公开,供法官办案参考。
十、强化对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20.加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技术支撑。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供信息化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加快建设以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为基础的智慧数据中台,完善类案智能化推送和审判支持系统,加强类案同判规则数据库和优秀案例分析数据库建设,为审判人员办案提供裁判规则和参考案例,为院庭长监督管理提供同类案件大数据报告,为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提供决策参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等平台,加强案例分析与应用,提高法官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类案检索和案例研究的能力。  21.加强对审判人员法律适用能力的培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大对审判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培训力度,强化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相关的法律解释、案例分析、类案检索、科技应用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意识和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法〔2018〕69号 )
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归国华侨联合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推进涉侨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决定在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11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1.试点工作意义。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对于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和海外侨胞正当权益,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纠纷解决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2.试点总体要求。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侨联要共同研究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侨联备案。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加强涉侨案件审判工作,发挥好引领、推动、保障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重要作用。各级侨联组织要主动作为,积极参与纠纷解决工作,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工作创新,推动归侨侨眷相对集中的地区和传统侨乡先行先试。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要加强工作联系,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创造性地推进工作,确保改革方向正确、步调一致、取得实效。
3.健全调解组织。各级侨联组织应当广泛吸纳归侨侨眷和各类专业人员加入人民调解组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具有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涉侨纠纷调解中心。依托现有调解组织、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和诉调对接中心等,吸收归侨侨眷和各类专业人员担任调解员。涉侨调解组织可以在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小额债务、劳动争议、物权争议、工程承包、投资、金融、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提供调解服务。涉侨调解组织应当注重完善调解保密制度,总结推广成功调解经验,培养专业调解人才,积极开展与域外调解组织的交流。
4.吸纳律师参与。各级侨联组织要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创新律师与侨联组织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侨联组织法律顾问委员会作用,探索建立海外律师团队交流合作机制。可以在涉侨调解组织派驻律师或者设立律师工作室,在律师调解工作室和律师调解中心派驻调解员。充分调动律师参与涉侨纠纷解决的积极性,发挥律师的专业化、职业化优势,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5.鼓励横向合作。各级侨联及涉侨调解组织要与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等建立和完善工作对接机制。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在人员培训、业务拓展、工作协同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互相提供支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6.提升科技应用。各级侨联组织应当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便利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参与纠纷解决。各级侨联及涉侨调解组织要积极开发和应用信息化系统,建立纠纷在线解决平台,鼓励和引导当事人、调解员在线解决纠纷。积极探索与人民法院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关联,依法推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证据、争议焦点、调解理由、无争议事实等材料与诉讼程序有序衔接,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公正高效解决纠纷。
7.落实审判职能。试点地区人民法院要将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不断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切实发挥司法定分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试点地区基层人民法院要依法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不断提升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试点地区人民法院、侨联组织要按照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工作要求,积极推荐和确定符合条件的归侨侨眷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涉侨案件的审理工作。在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农场、企业和乡镇,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设立巡回办案点、权益保护基地等形式,方便群众诉讼。
8.强化司法保障。试点地区人民法院要加强与侨联组织的沟通协调,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涉侨纠纷,鼓励当事人即时履行调解协议。人民法院要完善涉侨案件诉调对接机制,积极吸纳涉侨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加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对于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适宜调解的涉侨纠纷或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委派或者委托调解,由涉侨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先行调解。经人民法院委派或者涉侨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完善涉侨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平台,提高预防和解决纠纷效率;支持侨联组织依法参与诉讼前和诉讼中的纠纷解决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正当权益。
9.加强人员培训。各级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应当加强调解员和人民陪审员培训工作,完善调解员和人民陪审员岗前培训和在职学习机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调解技能与法律素养。编写优秀培训教材,创新培训方式,不断提高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10.完善经费保障。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应当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协调和推动财政部门将涉侨纠纷解决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细化完善“以案定补”和各项考核激励机制。各级侨联组织应当探索建立涉侨矛盾纠纷化解基金,鼓励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相关单位提供纠纷解决专项捐赠或者专项资助,规范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有条件的涉侨调解组织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根据当事人需求提供纠纷解决服务并适当收取费用。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发挥诉讼费杠杆作用,依法惩戒滥用诉权、虚假诉讼等违法行为。
11.加强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应当充分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宣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将华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同中华传统解纷理念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加强自我管理、自主解决纠纷,不断发挥中华司法文化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促进作用。
12.完善地方立法。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应当及时总结本地区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本地区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已经出台相应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地区,要做好配套机制的完善和落实,将试点成果制度化、法律化,确保试点工作依法有序、顺利推进。
13.加强组织领导。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侨联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监督和指导。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和侨联组织应当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反馈试点情况,并将试点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工作建议等,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8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7〕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家事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事关夫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关婚姻家庭稳定和市场交易安全的维护,事关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的推进。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对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增加规定了第二款和第三款。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依法妥善审理好夫妻债务案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原则。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除应当依照婚姻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理念,增强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的社会效果,以达到真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促进交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目的。
二、保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事由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庭审中,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要求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书,以保证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未具名举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
三、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
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要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对夫妻一方主动申请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应当结合案件基础事实重点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要求,注重审查基础法律关系的真实性。
四、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在案件审理中,对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的债务,不予法律保护;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支持。
五、把握不同阶段夫妻债务的认定标准。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有关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和债务偿还原则以及有关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问题。
六、保护被执行夫妻双方基本生存权益不受影响。要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工资、住房等财产权益,甚至可能损害其基本生存权益的,应当保留夫妻双方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执行夫妻名下住房时,应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一般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七、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对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证人等,要加强罚款、拘留等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对实施虚假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除依法制裁外,还应向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或者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对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应依法将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食品安全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食品安全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9日)
目  录
一、李某与某购物广场买卖合同纠纷案
二、吴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三、郑某与某儿童食品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四、魏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五、江某诉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案例一
销售已过保质期的食品,构成经营者“明知”
——李某与某购物广场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食品已过标明的保质期,但经营者仍然销售,消费者主张食品经营者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营者“明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简要案情】
2018年10月22日,李某在某购物广场购买“呛面馒头”一袋,该商品外包装载明该食品保质期至2018年10月20日。购买后发现该食品为过期食品。李某认为该购物广场的销售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还货款并给予原告赔偿金1000元。
【判决理由】
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李某为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法院提交了购物发票、照片、商品实物,原告证据已经形成锁链,作为消费者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食品销售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清理下架。现案涉商品出售的日期已经超过保质期,应当认定某购物广场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原告主张赔偿款1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判决某购物广场退还李某货款并支付李某赔偿金1000元。
【司法解释相关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主张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明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已过食品标明的保质期但仍然销售的;
(二)未能提供所售食品的合法进货来源的;
(三)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货且无合理原因的;
(四)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
(五)虚假标注、更改食品生产日期、批号的;
(六)转移、隐匿、非法销毁食品进销货记录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
(七)其他能够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案例二
经营者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构成经营者“明知”
——吴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经营者怠于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即对食品进行销售,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售出,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
【简要案情】
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第三方交易平台开设网络店铺。2018年4月,吴某在该公司开设的网络店铺购买一盒天然虫草素含片。该商品的外包装标注生产日期为2018年2月9日,保质期24个月,产品参数显示了涉案产品的生产许可证标号以及执行许可证标号。
吴某收到商品后认为与平台页面显示信息不符,后向当地食药监局投诉。经食药监局调查发现,吴某在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的天然虫草素含片上标注的生产日期2018年2月9日晚于案涉产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2015年12月16日。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接受调查时承认销售事实,并表示案涉商品于产品生产许可证失效前所生产,其在接到吴某订单后直接联系生产商发货,生产商将案涉商品生产日期改为2018年2月9日并直接发出,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未经查验产品的相关生产资质材料即委托生产商发货。食药监局认为,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对其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的罚款;对其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及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行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判决理由】
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就本案查明事实,食药监局向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该公司在案涉产品进货时未履行查验义务,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认可其未对案涉产品进行检查。该公司怠于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即对案涉产品进行销售,致超过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涉案产品售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因此判令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吴某退货退款并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同时,案涉商品已过保质期,吴某将商品退还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后,该公司应将案涉商品予以销毁,不得再次上架销售。
【司法解释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主张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明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已过食品标明的保质期但仍然销售的;
(二)未能提供所售食品的合法进货来源的;
(三)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货且无合理原因的;
(四)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
(五)虚假标注、更改食品生产日期、批号的;
(六)转移、隐匿、非法销毁食品进销货记录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
(七)其他能够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案例三
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损害为前提
——郑某与某儿童食品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简要案情】
2015年10月20日,郑某在某儿童食品公司的网上店铺购买果冻一盒。后郑某在食用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果冻存在异物(注:该果冻未拆封),经辨认后发现异物为蜘蛛。该果冻亦为某儿童食品公司生产。双方协商未果,郑某提起诉讼请求某儿童食品公司向其退还货款并支付赔偿金1000元。
【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认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郑某在被告网上店铺购买的由被告生产的果冻,在食用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果冻存在类似蜘蛛状的异物,根据《GB192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果冻》“3.2感官要求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之规定,案涉果冻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本案中,虽然郑某并未食用该有异物的果冻,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食品给其造成了人身损害后果,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故郑某要求被告退还物款并支付1000元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遂判决某儿童食品公司向郑某退还货款并支付赔偿金1000元。
【司法解释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条 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四
经营未标明基本信息的预包装食品的法律责任
——魏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裁判要点】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标签未标明生产者的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请求食品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简要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店铺售卖食品。魏某在该店铺一次性购买了风干牛肉20袋,总共花费1000元。魏某收货后拆封10袋风干牛肉用以食用。但其所购买的风干牛肉包装标签上未标明该商品的生产者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魏某遂以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包装标签未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为由,请求该公司返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认为,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魏某的风干牛肉在包装标签上未标明该商品的生产者名称、地址等信息,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法律禁止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案涉产品的外包装袋标签上未标明该商品的生产者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某科技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按照相关规定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应认定其明知案涉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却仍然销售,魏某要求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故判决某科技有限公司向魏某返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司法解释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未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或者配料表,或者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除外。
案例五
经营者不能仅以进口食品已经过出入境检验检疫为由主张免责
——江某诉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裁判要点】
进口食品必须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果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食品经营者仅以进口食品已经过出入境检验检疫为由提出免责抗辩的,对其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
【简要案情】
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某电子商务平台开设网店,出售进口维生素胶囊食品。江某在该网店购买30瓶维生素胶囊食品,共支付货款8000元。根据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含非普通食品原料的食品定性等相关问题的复函》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的规定,该维生素胶囊食品违法添加了食品添加剂。江某遂以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网店上出售的维生素胶囊食品违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由,起诉该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
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该进口食品已经过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但这并不代表进口食品必然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含非普通食品原料的食品定性等相关问题的复函》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规定的相关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并不包括该维生素胶囊食品。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行政主管部门已许可其在该进口食品上使用案涉添加剂。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的进口维生素胶囊食品在配料中使用案涉食品添加剂,该进口食品属于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其销售的进口食品经过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为由提出免责抗辩,对该抗辩法院不予支持。故,对江某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司法解释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二条 进口的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暂予适用的标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进口商等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进口商等经营者仅以进口的食品符合出口地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已经过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19年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3月2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19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2次会议审议通过,
自2019年3月28日起施行 法释〔2019〕4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2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规定第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是指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庭审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形。”
二、增加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限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不超过两次;适用简易程序以及小额速裁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不超过一次。”
三、增加规定第四条,分四款:“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前款规定且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两倍以下的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证据交换、庭前会议等庭前准备程序与开庭程序一并进行,不再另行组织。”“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用公告送达。”
四、将《规定》第二条的“再次开庭”修改为:“延期开庭审理”。
五、将《规定》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第二条”调整为“第五条”,“第三条”调整为“第六条”,“第四条”调整为“第七条”,“第五条”调整为“第八条”,“第六条”调整为“第九条”。
本决定自2019年3月28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规定》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拓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渠道,整合国内外优质纠纷解决资源,大力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人民法院推进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是适应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重要部署。随着我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势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推进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保障“一带一路”、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取得实质进展。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以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吸纳了5家国际仲裁机构、2家国际调解机构,并聘请国际商事专家委员担任专家调解员,是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截止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了18起国际商事案件,审结8起案件中有5起案件运用了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全方位服务保障“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二是支持对外开放前沿地区加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服务保障上海临港新片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北京“两区”建设等司法文件,大力支持对外开放前沿地区加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同时还支持边境地区、重要节点城市、核心区域探索区域性的双边、多边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建立联合纠纷解决平台。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支持国际商事调解和国际商事仲裁机制创新发展,建立调解、仲裁和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这项务实举措对于拓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渠道,整合国内外优质纠纷解决资源,形成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合力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各地人民法院积极构建国际商事纠纷化解机制。上海在全市法院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调解、仲裁一站式工作机制;北京法院设立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天津高院与市侨联推动建立涉侨多元化解协作机制;新疆高院积极推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合纠纷化解平台建设;海南法院建立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在线多元化解平台(ODR)建设成效显著;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与域内外调解机构建立沟通联络机制,聘请上百名域内外特邀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提升调解国际化、专业化水平。2020年1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苏州国际商事法庭成立,建立涉外纠纷中立评估调解工作机制,运用“融畅”系统远程视频开庭、调解多起跨境纠纷,打造苏州营商环境法治“最硬内核”。
二、创新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机制的具体举措
您在建议中提出的促进多元解纷机制的体系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组建国际化、专业化的调解队伍,不断拓展调解领域,规范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非常务实。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创新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以优质高效的解纷服务助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一是健全国际商事法庭诉讼、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工作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将适当引入域外知名商事仲裁机构、调解机构,进一步促进国际司法合作、增进国际法治互信。积极推进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信息化平台尽快上线,为国内外当事人提供立案、证据交换、调解、开庭的全流程在线纠纷解决服务,切实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便利。同时,积极支持对外开放前沿地区创新发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支持境外仲裁机构经登记备案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临港新片区等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
二是支持各级人民法院创新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加强国际商事审判力量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将在海南设立联络点,参与协调指导海南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建设相关事宜。支持海南涉外民商事审判机构集中受理和审查在自由贸易港区域内设立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件,为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参与调解提供专业、高效的司法保障。
三是协助推动国际化、专业化调解队伍建设。协助推动高等院校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建设,实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计划。完善专业化调解人才选拔、培养、培训、考核机制,尤其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条约和国际规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专家型、复合型、国际化的高素质调解人才队伍,为服务保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四是推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利用我国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机遇,积极推动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完善,明确商事调解的原则、组织形式、调解程序,规范商事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机制等。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健全司法行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协同的商事调解机构的管理体系,为国内商事调解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 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 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
(法〔2021〕322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重大决策部署,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目标,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但是,执行难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甚至还比较突出。特别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执行领域暴露出的顽瘴痼疾和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反映出执行监督管理不到位,执行权制约机制不完善问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不断清除执行领域的顽瘴痼疾,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堤坝,确保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出以下意见。
一、始终坚持执行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1.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筑牢政治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落实执行领域重要工作、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向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各方资源,构建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和常态化工作机制。
2.突出政治教育。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论武装,提高政治理论修养。深入持久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司法基因,引导执行干警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深入持久开展宗旨意识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高效公正规范文明办理好每一个执行案件,切实解决群众观念缺失、“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等作风不正突出问题。
3.强化警示教育。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彻查执行领域违纪违法案件,清除害群之马,持续保持执行领域反腐倡廉高压态势。有针对性地深入持久开展执行人员纪法教育、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以案促改,促使执行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恪守司法良知。坚决杜绝违反“三个规定”、与当事人和律师不正当交往、违规干预过问案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等执行不廉行为。
4.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执行领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组书记、院长是本院执行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院领导、执行局长根据职责分工履行“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定期研究部署执行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强化责任考核,倒逼责任落实。
二、深化审执分离改革
5.深化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有效发挥审判、破产、国家赔偿程序对执行权的制约作用。执行中的重大实体争议问题,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相应诉讼程序解决,避免违规以执代审。执行中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暂缓财产分配,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申请或者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避免影响各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对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终本案件,要及时启动执转破程序,清理僵尸企业,有序消化终本案件存量。人民法院收到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面通知的,应依法中止执行,坚决杜绝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不配合解除相应保全措施、搞地方保护等现象。执行错误的,依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完善执行错误案件国家赔偿制度机制,有效及时挽回因执行错误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深化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离。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单独设立执行裁判庭,负责办理执行异议、复议、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以及消极执行督办案件以外的执行监督案件。不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复议、消极执行督办案件以外的执行监督案件由执行机构专门合议庭负责审查,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由相关审判庭负责审理。充分发挥执行裁决权对执行实施权的制衡和约束作用。
7.健全事务集约、繁简分流的执行权运行机制。首次执行案件应在立案后或者完成集中查控后,根据查控结果,以有无足额财产可供执行、有无财产需要处置、能否一次性有效执行等为标准,实施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执、难案攻坚。简易执行案件由快执团队办理,普通案件由以法官为主导的团队办理。做好简易执行案件与普通案件的衔接,简易执行案件无法在既定期限内执结的,应转为普通案件办理。通过对繁简案件分类考核、精准管理,有效避免繁简案件混杂引发的选择性执行问题。
8.确立专人监督管理制度。建立流程节点自动预警和专人监管的双重管理机制。设专人履行专项监管职责,对案件承办团队是否及时查控财产、发放执行案款、终本案件是否合规等关键节点进行日常核查,及时提示办案人员采取相应措施纠正违规行为,对未采取相应纠正措施的,及时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各级人民法院要对专人监督管理制度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9.严格落实合议制度。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合议的事项,必须由合议庭讨论决定,不得搞变通,使合议流于形式。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合议庭评议、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工作衔接机制。
10.制定完善执行权力和责任清单。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责任制要求,制定符合新的执行权运行模式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完善“四类案件”管理机制,并嵌入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实现对履职行为的提醒、留痕、倒查和监督,压实院长、执行局长监管职责,严格落实“谁审批、谁负责”要求。
11.深化执行公开。进一步优化执行信息化公开平台,将执行当事人、终本案件、限制消费、失信惩戒、财产处置、执行裁判文书等信息向社会全面公开,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执行流程节点、案件进展状态通过手机短信、微信、诉讼服务热线、手机APP等及时向案件当事人推送,实现执行案件办理过程全公开、节点全告知、程序全对接、文书全上网,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广泛开展“正在执行”全媒体直播等活动,凝聚全社会了解执行、理解执行、支持执行的共识。有效解决暗箱操作、权力寻租顽疾。
三、强化执行流程关键节点管理
12.全面升级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实现四级法院对执行程序关键节点可视化监管。全面推行全案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信息自动回填、文书自动生成、执行节点自动提醒、执行过程自动公开、执行风险自动预警、违规操作自动拦截等智能化功能,做到全节点可查询、全进程可预期、全流程可追溯。确保执行程序关键节点信息真实全面准确,确保线下执行与线上系统信息的一致性,彻底堵塞执行程序关键节点信息随意填报、随意改动的技术漏洞。
13.依法及时查封财产。执行部门收到立案部门移送的案件材料后,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财产发起查询,查询范围应覆盖系统已开通查询功能的全部财产类型。经线上查询反馈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无法线上采取控制措施的,应当在收到反馈结果后3个工作日内采取控制措施。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提供财产线索明确、具体,情况紧急的,应在24小时内启动调查核实,经查属实的,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有效解决消极、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顽疾。
14.同步录入财产信息。人民法院必须将全部已查控财产统一纳入节点管控范围,对于通过网络查控系统线上控制到的财产,财产信息同步自动录入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对于线下查控到的财产,执行人员应当及时将财产信息手动录入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财产查控信息应及时向当事人推送,彻底消除查控财产情况不公开不透明、规避监管和“体外循环”现象。
15.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值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坚决杜绝明显超标的查封。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冻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需要查封的不动产整体价值明显超出债权额的,应当对该不动产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措施;相关部门以不动产登记在同一权利证书下为由提出不能办理分割查封的,人民法院在对不动产进行整体查封后,经被执行人申请,应当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并解除对超标的部分的查封。有多种财产的,选择对当事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查封。
人民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对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切实将案外人权利救济前移。
一方当事人以超标的查封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争议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评估,评估期间不停止查封。
16.合理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财产处置参考价应当通过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确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后,对需要拍卖、变卖的财产,应当在30日内启动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程序,参考价确定后10日内启动财产变价程序。
双方当事人议价一致的,优先采取议价方式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当事人议价不成的,可以网络询价或者定向询价。无法采取上述方式确定参考价的,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17.探索建立被执行人自行处置机制。对不动产等标的额较大或者情况复杂的财产,被执行人认为委托评估确定的参考价过低、申请自行处置的,在可控制其拍卖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公开拍卖;有确定的交易对象的,在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或者能够满足执行债权额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直接交易。自行处置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实际情况、市场行情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
18.坚持网络拍卖优先原则。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但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者不宜采用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处置的除外。
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中进一步限定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不得干预、替代申请执行人进行选择。
拍卖财产为不动产且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无权占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负责腾退,不得在公示信息中载明“不负责腾退交付”等信息。
严格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对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管理的通知》,由高级人民法院制定拍卖辅助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名单库并规范委托拍卖辅助机构开展拍卖辅助工作。
19.完善“一案一账号”工作机制和信息化系统。各级人民法院要做到“一案一账号”系统与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对接,全面实现执行案款管理的全流程化和信息化。
历史性执行案件往来款必须于2021年12月30日前全部甄别完毕,在此之后不得出现无法与执行案件对应的不明款。彻底解决款项混同、边清边积顽疾。
20.完善“一案一账号”工作制度。执行立案时,必须向申请执行人确认接受案款方式和具体账户,以便案款发放准确及时。执行通知书、风险告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中必须载明:案件对应的具体账户;被执行人有权拒绝向文书指定账户以外的账户付款;如发现有执行人员指定其他案款交付途径的,可向12368举报。线下扣划时,严禁执行人员将案款扣划至文书指定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内。有效解决截留、挪用执行案款顽疾。
21.推行设立案款专户专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协调财政部门为执行案款单独设立执行款专户,形成专户专用,对执行款建立专项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付的长效机制。
22.及时发放执行案款。具备发放条件的,执行部门应当在执行案款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向财务部门发出支付案款通知,财务部门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案款。部分案款有争议的,应当先将无争议部分及时发放。有效解决执行案款发放不及时问题。
执行案款发放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层层把关,做到手续完备、线下和线上手续相互印证。对于有法定事由延缓发放或者提存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23.严格规范失信惩戒及限制消费措施。严格区分和把握采取纳入失信名单及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条件,符合失信情形的,纳入失信名单同时限制消费,仅符合限制消费情形的,不得纳入失信名单。
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情况紧急当事人申请立即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限制消费令;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有效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依当事人申请及时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令。
纳入失信名单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并制作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对将其纳入失信名单提出纠正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及时审查,及时纠正,不得拖延。案件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屏蔽失信信息并向征信部门推送,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探索施行宽限期制度。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设置一定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暂不执行限制消费令和纳入失信名单,通过宽限期给被执行人以警示,促使其主动履行。
24.严格把握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严禁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方式结案,严禁因追求结案率而弄虚作假、虚假终本,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依法穷尽必要的合理的财产调查措施。必须使用“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全面核查财产情况;当事人提供财产线索的,应当及时核查,有财产的立即采取控制措施;有初步线索和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存在规避执行、逃避执行嫌疑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采取委托专项审计、搜查等措施,符合条件的,应当采取罚款、司法拘留或者追究拒执罪等措施。
执行中已查控到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推进变价处置程序,不得滥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四条关于“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规定,不得以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拍卖为由不进行处置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得对轮候查封但享有优先权的财产未经法定程序商请首封法院移送处置权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制作执行裁定书并送达当事人。申请执行人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及时受理。严禁诱导胁迫申请执行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或者撤回执行申请。
四、 加强层级指挥协调管理
25.以信息化为依托,健全“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机制。结合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明确各层级监管职责,压实各层级监管责任,依托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实现各层级法院对关键流程节点齐抓共管,构建“层级分明、责任清晰、齐抓共管”的执行案件监督管理体系。
26.把执行工作重心下移到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强化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枢纽作用。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全方位管理、指挥、协调,调配力量、调配案件并进行监督考核;对辖区内跨区域执行案件、一个被执行人涉及多起关联案件、疑难复杂案件等统筹调配执行力量,集中执行、交叉执行、联动执行。
探索建立“区(县)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接受本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双重领导,在执行业务上以上级执行机构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使“三统一”管理机制落到实处。
27.依法及时协调执行争议案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发生执行争议的,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逐级报共同上级人民法院协调解决。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1个月内解决争议,提出协调方案,下级人民法院对下达的协调意见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有效落实,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及税务、海关、土地、金融、市场管理等执法机关因执行发生争议的,要依法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及时书面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或者依法治省(市、区〔县〕)委员会协调,需要报上级人民法院协调有关部门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协调解决。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启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程序,切实有效解决因部门之间长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久拖不决,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问题。
实行执行案件委托向执行事项委托的彻底转变,强化全国执行一盘棋的理念,健全以执行事项委托为主的全国统一协作执行工作机制。依托执行指挥管理平台,畅通异地事项委托的运行渠道,切实提高事项委托办理效率,降低异地执行成本。
28.纠正错误执行,防止消极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错误的执行裁定以及违法、失当、失范执行行为的,应函告下级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或者直接下达裁定、决定予以纠正;对存在消极执行或者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应充分运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及时督促执行、提级执行或者指令其他法院执行;指令其他法院执行必须坚持有利于及时公正执行标准,严禁以“指令其他法院执行”之名,行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之实。
29.改革执行监督案件审查程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复议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规定办理。
30.充分发挥执行信访发现执行工作突出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工作窗口作用。切实完善四级法院“统一办理机制、统一化解标准、统一解决程序”工作机制,确保接访即办,有错必纠,件件有录入,事事有回应。人民法院收到信访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必须录入执行信访办理系统,3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当事人。
31.切实加强“一案双查”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执行工作“一案双查”制度,加强督察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协作配合,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工作实行“一案双查”的规定》,将检查案件执行情况与检查执行干警纪律作风情况同步进行,充分发挥“一案双查”的威慑、警示作用。要通过线索受理、涉执信访、日常舆情等途径,探索拓展“一案双查”覆盖领域。督察部门对当事人反映执行行为存在规范性合法性问题,情节较为严重的,应及时转执行部门核查处理。执行部门发现执行人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应及时与督察部门会商并依程序移送处理。
32.健全完善“一案双查”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完善督察部门与执行部门的联席会议和会商机制,适时召开联席会议,定期研究会商具体案件。健全完善依法履职保护机制,既要严肃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违法执行、弄虚作假、监管失职、不落实上级人民法院工作部署及意见等行为,确保依法规范公正廉洁执行,及时堵塞执行廉政风险漏洞,又要注重充分保护执行干警正当权益,防范和减少办案风险。
33.充分发挥巡查督察作用。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对下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的力度,将执行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司法巡查工作范围,适时组织开展执行专项巡查。充分发挥审务督察利剑作用,精准发现执行工作存在的司法作风、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对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期限,逐案整改、逐一销号,切实扭转执行领域违纪违法问题高发态势。
五、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34.主动接受纪检监察专责监督。执行工作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因办案需要,查看调取执行信息系统相关信息,人民法院应当主动积极配合。
35.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拓展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渠道。依法接受和配合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专题询问,积极争取人大、政协对执行工作的支持。各级人民法院要向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执行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对社会影响较大、群众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听证、见证执行。
提升建议、提案办理及相关工作的办理质效。各级人民法院要健全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机制,加强对建议、提案反映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沟通意见,形成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答复意见,切实转化为工作成果有效落实。
36.主动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信息化工作平台”,推动建立法检信息共享,畅通监督渠道,与检察机关共同完善执行检察监督机制,使执行检察监督规范化、常态化、机制化。
对重大敏感复杂、群体性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应主动邀请检察机关监督,必要时可邀请检察机关到现场监督执行活动。
37.主动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对媒体曝光反映的执行问题,及时核查、及时纠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六、加强执行队伍建设
38.加强执行人员配备。克服“重审判、轻执行”的错误观念,强化执行工作力量配备,确保在编人员占比符合中央文件要求。根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进一步优化执行资源配置,完善落实“以案定编”“以案定额”的人员编制、员额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执行案件任务量足额配备员额法官。严把执行队伍入口关,提高准入门槛,真正将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充实到执行队伍。畅通执行队伍出口,及时将不适应执行工作发展需要的人员调离岗位,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切实加强对人员配备和保障的监督核查。
39.加强执行局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优配强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导班子。积极争取组织部门支持,及时配齐执行局长,增强执行工作领导力量。落实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向上级人民法院报告述职制度。下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不称职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调离或者免职。
40.加强执行队伍专业化建设。加强专业培训,开展执行人员分批分类培训和实操考核,对全国法院执行人员全员轮训。建立分级培训和考核工作机制,明确和落实四级法院的培训职责、任务和要求。探索实行上下级法院执行人员双向挂职锻炼制度。
41.进一步从严管理执行队伍。加强执行队伍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正风肃纪,深入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引导执行干警树牢公正、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坚决纠治执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行为,以零容忍态度惩治执行领域司法腐败,努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行为规范、作风优良的执行铁军。健全与执行权力运行体系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查究”的监督防线。
42.建立常态化交流轮岗机制。完善执行队伍交流机制,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执行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独立承办案件的执行人员,在同一职位任职满5年的必须交流,其他人员在同一职位工作满10年的必须交流。
43.健全执行人员激励机制。对执行工作业绩突出的干警要及时提拔任用。完善抚恤优待政策,落实带薪休假、调休轮休、心理疏导等机制,严防执行干警厌烦心理和畏难情绪,不断提高执行干警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6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6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诉源治理、多元化解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讲话精神,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这一重大改革部署,构建源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前端。两年多来,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新格局。您提出的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诉源治理、多元化解的建议,我们非常赞同。尤其是您提到的临沂兰山法院开展诉源治理、多元化解的经验,我们之前也就临沂法院诉源治理的经验做法,请他们提供书面材料,并吸收在正在起草的贯彻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的文件中。您的意见建议对我们下一步推进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于完善协同化治理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建议。去年,各地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治理体系,全面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法院解纷职能嵌入覆盖城乡的基层解纷网格,入驻党委政法委牵头建立的矛调中心,建立重点行业联动风险防范机制等,形成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人民法院积极参与无讼乡村(社区、团镇)建设工作,建立健全一村(镇、团)一法官、社区法官工作室等,加快诉讼与非诉讼实质性对接,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当地。法院案件量出现自2004年连续上升15年以来首次下降。今年,我们将以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简称“三进”工作)为抓手,凝聚基层解纷力量,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主要做法是,以人民法庭为中心,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系统对接、人员入驻等方式,在线对接基层解纷力量,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构建分层递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格,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目前,“三进”工作具体实施意见已经起草完毕,将在征求意见后尽快下发。
关于以智慧法院为建设为引领,完善多元解纷平台构建的建议。2018年2月28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实现与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3万个,调解员16.5万人,累计汇聚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平均调解时长23.33天。其中,通过平台诉前调解民事案件1094.7万件,调解成功626.3万件,调解成功率59.89%;诉前化解行政案件1.44万件,成功率70.5%。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66件矛盾纠纷在平台上进行调解,每天有近1.7万,也就是不到2秒钟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除了各地法院邀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专业行业调解、律师调解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最高人民法院还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为当事人提供“菜单式”解纷服务,形成了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新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与教育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单位以及中小企业协会等组织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扩大调解资源库,实现在线多元调解的全覆盖。进一步增加平台调解员数量,提升调解员活跃度,优化调解平台功能,运行用户体验计划,更大激发解纷主体活力,提升调解平台应用实效,增强在线解决纠纷能力水平,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关于健全多层次纠纷化解机制,层层过滤,让大量类型化纠纷置于诉外的建议。为推动建立分层递进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在总结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实践基础上,正在起草制定《关于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将明确建立分类分层纠纷解决路径,特别是对如何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纠纷层层化解作出规定;并将对加强诉非分流和诉前辅导工作提出要求,对于适宜通过调解等非诉方式解决的纠纷,应用诉讼结果智能评估系统及人工辅导等方式,引导选择最适宜的解纷方式。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该意见。此外,人民法院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建立类型化纠纷的多层次纠纷化解机制。2017年,针对道交纠纷多发易发情况,建立“道交一体化”平台。自上线以来,实现了法院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人民调解机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的数据共享和一体办理,统一赔偿标准并向社会公开。目前,3000多家基层法院全部应用该平台,累计调解成功案件47.8万件,成功率达69%,效果很好。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应用“道交一体化”平台,并在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加强与全国总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对接,建立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打通仲裁、鉴定、调解、诉讼等流程,实现一站式化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74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74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改革执行案件执行通知程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执行通知书送达率低,客观上“提醒"不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贻误执行时机等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一直积极解决的问题。执行通知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体现了文明规范执法的特点,与财产申报制度相契合,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存废和如何改革也存在很多争论。其中,执行通知书送达率低是该制度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文书送达率低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执行通知书送达环节,其他法律文书的送达也存在相同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切实改进和加强送达工作,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实践中,全面推进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进一步提升了民事送达的质量和效率,今后还将继续努力提高送达率,解决“送达难",将司法为民切实落到实处。
关于执行通知书客观上“提醒"被执行人贻误执行时机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明确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一规定,改变了之前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再强制执行的做法,基本解决了当事人借执行通知制度逃避债务的问题。但实践中,还可能因此给被执行人带来一定的规避执行空间。您建议改革现行执行通知程序,将执行通知程序前置于审判阶段,将执行程序中执行通知书内容作为判决主文的一个条款,判决送达即视为当事人已知悉执行通知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一是维护判决的权威性。判决书中明确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判决生效后,法院无须另行通知当事人履行,使得当事人自动履行判决义务成为应有之义,有助于提高判决权威性。二是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在判决中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内容和不履行的责任,有利于督促当事人按照判决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履行义务,有助于提高自动履行率。三是减少送达环节,提高效率。在送达判决时一并将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告知当事人,消除了在执行阶段再行送达的问题,对于减少执行环节、节约执行时间、提高执行效率有重要作用。我们将加强研究,依法适时向立法机关建议立法或者制定司法解释,修改完善现行执行通知制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
(法发〔2020〕8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要求,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等部署,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推动建设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提高矛盾纠纷化解质效,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就深化“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工作,制定本意见。
一、完善诉非分流对接机制
1.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分流机制。加强诉讼与非诉讼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解纷方式分流。为本省 (区、市)设立的综合性或者家事、医疗、物业、房屋、土地、金融、保险、证券、环境、知识产权、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专业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提供法律指引和示范裁判案例,或者派员入驻,保障非诉解纷中心先行开展调处化解工作。探索建立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调解)中心,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建立健全诉讼与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仲裁分流机制。在立案前做好起诉材料中纠纷解决方式的核查询问工作。对依法应当或者可以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或者先行仲裁的纠纷,告知或指引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选择行政裁决或者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2.加快建设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扩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成果。针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劳动争议、消费等多发易发纠纷,在党委领导下,与工会、公安、金融、市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建立一体化争议解决机制,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和证据规则,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在诉讼前高效解决纠纷。
3.加强线上诉非分流。加快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仲裁、公证、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其他非诉解纷平台对接,形成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线上联动工作体系。当事人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录入纠纷信息后,自动推荐可以选择的解纷方式和最适宜的争议解决方案。对选择人工咨询的,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提供解纷指引。对当事人直接通过网上立案平台申请立案的,根据案件情况智能推送是否同意诉前调解确认书。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转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4.促进非诉讼调解自动履行。非诉讼调解要注重调解内容的真实、合法和可执行性,做到权利义务主体明确、给付内容明确。建立非诉讼调解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通过将自动履行情况纳入诚信评价体系等,引导当事人主动履行、当场执行调解协议,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5.增强司法确认质效。推动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以及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指导培训、司法确认等工作。经人民法院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作出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制作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申请等统一样式,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强对民间借贷等案件司法确认审查甄别工作,防范恶意串通调解、虚假诉讼等行为。
6.建立健全诉前辅导机制。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讼咨询辅导评估区,配备诉讼辅导员和相应智能设备,提供诉讼结果评估等自助服务。登记立案前,由法院工作人员或者驻点律师、心理咨询师、特邀调解员、人民陪审员、退休法官、志愿者等作为诉讼辅导员,开展诉非分流,引导当事人选择最适宜的方式解决纠纷。
二、完善调裁分流对接机制
7.全面开展调解分流工作。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除根据案件性质不适宜调解、已经调解但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应当在立案前向当事人发放是否同意调解确认书。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进行委派调解。当事人不同意的,依法登记立案。当事人同意立案后调解的,开展委托调解或由法院专职调解员进行庭前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诉前或者庭前调解的,即时转入审理程序。双方当事人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鼓励在审理前自行和解。对行政赔偿、补偿等适宜调解的行政争议,探索建立委派和委托调解制度。对刑事自诉案件,在自愿合法基础上,鼓励自行和解或者开展第三方调解。对申请强制执行的,鼓励通过调解促使义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8.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调解。充分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集成工会、共青团、妇联、法学会、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会、行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商会、律师等解纷力量,并将符合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选任资格的组织和人员全部纳入特邀调解名册并在平台进行录入。上级法院建立的名册,下级法院可以使用。逐步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事项从民事纠纷扩展到行政纠纷、刑事自诉和执行案件,实现委派调解或者立案后委托调解工作均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开展。
9.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提高在线调解水平,广泛应用视频、电话、微信等音视频方式开展线上调解工作。当事人可以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直接提交在线调解申请书,填写电子送达地址,上传相关证据材料等,由调解员开展线上调解。在线调解的案件,可以通过电子签名等在线方式对调解协议、笔录等予以确认。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立案系统互联互通。对申请出具法律文书的,调解材料直接导入立案系统。立案后,原则上以线上方式联通各方当事人核实调解情况。经审查,法官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核实。经当事人同意,依法可以电子送达诉讼文书。
10.完善调裁一体登记流转机制。经人民法院分流开展委派、委托调解或者庭前调解的,应当将起诉状等相关材料扫描录入调解平台,由调解员负责联系对方当事人,指导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组织调解等。调解信息录入、工作流转、协议生成、调裁对接等均在调解平台上进行。调解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当延长。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调解员在系统中记录处理结果。需要出具法律文书的,转由速裁、快审团队办理。在规定期限内调解不成的,进行繁简分流。简单案件由速裁、快审团队继续审理。
11.强化调解案号编立工作。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开展诉前调解的民事、行政、执行、刑事自诉案件,以“收案年度+法院代字+案件类型+诉前调+案件编号”编立案号,当事人申请鉴定评估的,人民法院以上述案号出具相关手续。委托调解的,以“收案年度+法院代字+案件类型+委调+案件编号”编立案号。调解平台案号与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案号自动关联,实现调解案件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可统计。
12.明确诉前调解先诉管辖原则。当事人申请诉前调解的,诉讼时效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中断。因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转立案的,在发生管辖权争议时,以编立“诉前调”字号时间作为确定先诉管辖的依据。
三、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标准
13.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标准。除下列不适宜速裁快审的案件外,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对于其他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一审民事案件作为简单案件分流:
(一)新类型案件;
(二)与破产有关案件;
(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四)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案件;
(五)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
(六)第三人撤销之诉;
(七)执行异议之诉;
(八)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九)社会关注度高、裁判结果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在参照上述标准确定的同时,应当考虑诉讼标的额等情况。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人民法院采用速裁快审方式审结的上诉案件,以及当事人撤回上诉、起诉、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案件,针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提起上诉的案件等,原则上作为简单案件分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探索开展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繁简分流工作。
各地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实际制定民事案件具体分流标准。
14.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基层人民法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刑事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一审刑事案件,一般应当作为简单案件分流。
15.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标准。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对于下列行政案件作为简单案件分流:
(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情形的;
(二)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商标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
(三)起诉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案件;
(四)对投诉举报不服,要求履行层级监督,以及其他非诉审查案件。
行政二审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可以参照民事案件确定。
16.执行案件繁简分流标准。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执行案件作为简单案件分流:
(一)被执行人提供存款、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资金等可直接划拨以足额清偿债务的案件;
(二)被执行人财产可及时变价以足额清偿债务的案件;
(三)被执行人在同一时期其他案件中已被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
(四)保全执行案件。
四、建立健全速裁快审快执机制
17.完善专门团队集中办理制度。设立程序分流员负责调裁分流和繁简分流。加强民事速裁、快审团队建设,推动建立行政速裁、快审团队,推广调解员与团队对接,在诉讼服务中心或者其他多元解纷场所开展调解速裁快审工作。推动建立刑事速裁、快审团队,在看守所、诉讼服务中心等地设立刑事速裁区或者速裁法庭,开展刑事速裁、简案快审工作。探索建立快执团队,促进简案快执。
18.完善民事和行政案件简转繁机制。民事和行政速裁、快审团队收到案件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查是否存在当事人下落不明,需要调查取证、勘验、审计、鉴定、评估,案件疑难复杂不适宜速裁快审等情形。对具有上述情形的,即时提出异议,由程序分流员收回作为复杂案件分流。对在速裁快审期间,出现致使案情复杂情形的,承办法官应当在该情形出现两个工作日内提出简转繁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程序分流员转其他专门团队法官办理,并告知当事人。
19.推动速裁快审快执案件诉讼程序简捷化。对符合小额诉讼程序、刑事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一律自动适用小额诉讼或者刑事速裁程序。对其他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督促程序、普通程序等从简从快办理。推行集中时间审理简单案件做法。对简单案件可以集中立案、开庭、宣判,由同一审判团队在同一时间段对多个案件连续审理。在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情况下,进一步简化审理程序。采取诉讼平台、电话、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双方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径行开庭。当事人已经行使答辩权的,开庭时间不受举证期限、答辩期间限制。探索采取远程视频开庭或作证等在线方式进行审理,并推广使用电子签名和电子送达方式。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简要填写当事人情况、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探索简化执行案件财产调查。对被执行人在同一时期其他案件中已被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无异议的,可以不再进行财产调查。
20.推行要素式审判和示范裁判。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动争议、离婚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政府信息公开、商标授权确权行政纠纷等逐步推行要素式审判。由当事人填写案件要素表,并围绕案件要素简化庭审程序,使用要素式裁判文书。对多个当事人分别提起的同类型或者系列民事、行政简单案件,先行选取一个案件开展示范裁判,树立裁判标准,其他案件参照示范案例批量办理。
21.建立符合速裁快审特点的流程管理。速裁快审案件一般当日分案、一次开庭、当庭宣判、当场送达。对采用速裁方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十日内审结,最长不超过十五日;采用快审快执方式办理的案件,一般应当三十日内审结执结,最长不超过六十日,但速裁快审期间因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管辖权异议等经过的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审理期限短于上述规定期间的,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执行。
五、强化配套保障
22.加强统筹协调。将“分调裁审”工作纳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谋划部署。成立院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协调小组,统筹推动工作。加大与政府等有关部门在诉非分流对接、多元解纷方面的衔接联动。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经费保障,将多元调解工作纳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整体经费统筹安排,合理保障调解人员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3.选优配强调解速裁快审团队。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对接,进一步做好调解员选拔培训等工作,建立健全调解员业绩考评、激励机制,对调解员调解案件的数量、调解率、自动履行率等定期评估。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地区案件量配备相应数量的速裁、快审团队,选优主审法官,配齐法官助理和辅助人员,明确权责清单,形成适应“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审判管理机制。
24.建立分类考核机制。加大“分调裁审”工作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将诉前纠纷导出、委派调解、指导司法确认等纳入考核范围,提高引导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的积极性。科学评估本地区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考核权重,按照案件数量、难易程度、适用程序等进行综合评估,不简单以案件数量作为考核评价指标。
25.强化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水平。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繁简分流系统算法,并嵌入立案系统,形成智能识别和系统分流为主、人工分流为辅的繁简分流模式。深化对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的应用,推行速裁快审案件电子卷宗立案和无纸化办案,推进以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对庭审活动全程录音录像,探索经当事人同意以庭审录音录像代替庭审笔录。在办案系统嵌入速裁快审模块,增加文书自动生成功能,针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物业服务合同、信用卡、金融借款合同、政府信息公开、危险驾驶、盗窃等常见类型案件研发裁判文书库,逐步实现速裁快审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
26.加强宣传推广。进一步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宣传力度。加大对优秀调解员、优秀速裁、快审团队宣传表彰工作。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做法。采用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分调裁审”工作的认同感,营造良好改革氛围。  2020年2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54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54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针对目前基层法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提高基层法官的素质和能力,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值得我们认真吸纳、研究。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司法改革工作的全面推开,人民法院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也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与此相比,目前基层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司法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薄弱环节。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基层法官培训工作,将其作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分级分类开展对基层法官的续职培训,定期组织全国法院基层法官轮训。其中,2012-2014年全国法院基层法官轮训累计举办培训班4100余期,参训基层法官人数达21.5万余人次。目前正在组织开展2016-2018年新一轮全国法院基层法官轮训,计划用3年时间将全国基层法官再轮训一遍。加大对西部和民族地区基层法官培训的支持力度,采取组织讲师团赴西部地区巡回授课、实施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法官培养“千人计划"等措施,累计培训西部和民族地区基层法官17万余人次。在培训内容上,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第一要务,以提高司法能力为主线。在培训方式上,全面推广法官教法官、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基层法官培训工作,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一是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在各类基层法官培训中,将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必修内容,并采取“三会一课"、政治轮训、党校教育、专题培训、辅导讲座等途径,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培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司法良知、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基层法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司法良知,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二是着重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切实抓好正在全国法院开展的基层法官轮训工作,重点围绕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以及审判执行各业务领域的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开展培训,帮助基层法官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庭审驾驭、证据认定、裁判文书制作、调解工作、司法礼仪、执法规范化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规范化水平。积极引导法官准确把握社情民意,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众工作能力。同时,加强对培训的考试考核,检验培训效果。
三是持续加强综合素质培训。顺应“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趋势,加强基层法官信息化应用和舆情应对能力的培训。加强社会知识、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基层法官拓宽视野,善于从法律视角和社会视角通盘考虑法理、事理、情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是坚持创新教育培训方式。继续推行法官教法官,坚持现场教学,注重互动式教学,深化案例研究,大力推广网络培训、在线学习和远程视频授课。通过优秀庭审展示、审判实务技能竞赛、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岗位练兵。健全完善轮岗交流机制,推行青年法官导师制,组织基层法官到人民法庭、上级法院、发达地区法院学习交流,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中提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规范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根据案件需要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同时采取其他调查方式。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应当填写财产调查表。财产线索明确、具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三日内调查核实。财产线索确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查明财产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金钱债权执行中,报告财产令应当与执行通知同时发出。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再次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重新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
第四条 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二)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
(三)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
(四)违反报告财产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财产令应附财产调查表,被执行人必须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第五条 被执行人应当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下列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当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条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的,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一)转让、出租财产的;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
(三)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四)支出大额资金的;
(五)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第七条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补充报告。
第八条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代理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九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产报告程序终结:
(一)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
发出报告财产令后,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履行补充报告义务。
第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场调查等方式向被执行人、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协助办理。
人民法院对调查所需资料可以复制、打印、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提取、留存。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人民法院调查的财产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代理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调查过程中作出的电子法律文书与纸质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助执行单位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或者资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
第十五条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七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审计的,应当随机确定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并责令被执行人提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拒不提供、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审计资料,阻挠审计人员查看业务现场或者有其他妨碍审计调查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审计费用由提出审计申请的申请执行人预交。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务情形的,审计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
(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
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发布,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二十三条 悬赏公告发布后,有关人员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进行登记;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的,应当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
人民法院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应当保密,但为发放悬赏金需要告知申请执行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发布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悬赏金从前款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得的执行款中予以扣减。特定物交付执行或者存在其他无法扣减情形的,悬赏金由该申请执行人另行支付。
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
第二十五条 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本院以前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典型案例
(2019年10月25日)
目录
一、黄杰明、陶胜新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二、谭张羽、张源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三、赵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四、侯博元、刘昱祈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一、黄杰明、陶胜新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发布有关销售管制物品的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一)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黄杰明使用昵称为“刀剑阁”的微信,在朋友圈发布其拍摄的管制刀具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合计12322条,用以销售管制刀具,并从中非法获利。被告人陶胜新、李孔祥、陶霖、曾俊杰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从他人的微信朋友圈转载的管制刀具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数量分别为6677条、16540条、15210条、5316条,用以销售管制刀具,并从中非法获利。
2018年5月至7月,宋雨林(已判刑)先后三次通过微信联系陶胜新,购买管制刀具。陶胜新通过微信与黄杰明联系,由黄杰明直接发货给宋雨林,被告人陶胜新从中赚取差价。宋雨林购得刀具后实施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黄杰明违法所得人民币329元,陶胜新违法所得人民币858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黄杰明、陶胜新、李孔祥、曾俊杰、陶霖利用信息网络,发布有关销售管制物品的违法犯罪信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告人黄杰明、陶胜新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且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孔祥、曾俊杰、陶霖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且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杰明、陶胜新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李孔祥、曾俊杰、陶霖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时,禁止被告人李孔祥、曾俊杰、陶霖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网络销售及相关活动。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谭张羽、张源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为实施诈骗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为获取非法利益,被告人谭张羽、张源商定在网络上从事为他人发送“刷单获取佣金”的诈骗信息业务,即通过“阿里旺旺”向不特定的淘宝用户发送信息,信息内容大致为“亲,我是×××,最近库存压力比较大,请你来刷单,一单能赚10-30元,一天能赚几百元,详情加QQ×××,阿里旺旺不回复”。通常每100个人添加上述信息里的QQ号,谭张羽、张源即可从让其发送信息的上家处获取平均约5000元的费用。谭张羽、张源雇佣被告人秦秋发等具体负责发送诈骗信息。张源主要负责购买“阿里旺旺”账号、软件、租赁电脑服务器等;秦秋发主要负责招揽、联系有发送诈骗信息需求的上家、接收上家支付的费用及带领其他人发送诈骗信息。
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谭张羽、张源通过上述方式共非法获利约人民币80余万元,秦秋发在此期间以“工资”的形式非法获利人民币约2万元。被害人王某甲、洪某因添加谭张羽、张源等人组织发送的诈骗信息中的QQ号,后分别被骗31000元和30049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谭张羽、张源、秦秋发以非法获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发送刷单诈骗信息,其行为本质上属于诈骗犯罪预备,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虽然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具体实施诈骗的行为人归案并受到刑事追究,但不影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成立。谭张羽、张源、秦秋发共同实施故意犯罪,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谭张羽、张源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秦秋发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以及谭张羽、张源赔偿部分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情节,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被告人张源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谭张羽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秦秋发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赵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瑞经营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第三方支付公司网络支付接口代理。赵瑞在明知申请支付接口需要提供商户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五证信息和网络商城备案域名,且明知非法代理的网络支付接口可能被用于犯罪资金走账和洗钱的情况下,仍通过事先购买的企业五证信息和假域名备案在第三方公司申请支付账号,以每个账号收取2000至3500元不等的接口费将账号卖给他人,并收取该账号入金金额千分之三左右的分润。
2016年11月17日,被害人赵某被骗600万元。其中,被骗资金50万元经他人账户后转入在第三方某股份有限公司开户的某贸易有限公司商户账号内流转,该商户账号由赵瑞通过上述方式代理。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赵瑞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的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赵瑞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赵瑞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四、侯博元、刘昱祈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开办银行卡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一)基本案情
2018年5月28日,被告人侯博元、刘昱祈在台湾地区受人指派,带领被告人刘育民、蔡宇彦等进入大陆到银行办理银行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刘育民、蔡宇彦明知开办的银行卡可能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但为了高额回报,依然积极参加。当日下午,抵达杭州机场,后乘坐高铁来到金华市区并入住酒店。当晚,侯博元、刘昱祈告知其他人办理银行卡时谎称系来大陆投资,并交代了注意事项及具体操作细节。5月29日上午,在金华多家银行网点共开办了12张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功能。
另,2018年5月14日至18日,被告人侯博元、刘昱祈以同样的方式在金华市区义乌两地办理银行卡,并带回台湾地区。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侯博元、刘昱祈、蔡宇彦、刘育民明知开办的银行卡可能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仍帮助到大陆开办银行卡,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侯博元、刘昱祈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蔡宇彦、刘育民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48号(政治法律类11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148号(政治法律类115号)提案答复的函
熊水龙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对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在定罪前不予强制羁押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与其他有关单位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系列部署,讲政治、顾大局,将依法履职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作为检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任务,要求全国检察机关站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牢牢把握“三个没有变"的要求,依法、审慎、稳妥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积极履职尽责,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及经营者合法权益。
张军检察长多次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没有变"关键在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当前整体经济发展形势,精准把握刑事司法政策,从实从细落实好“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解答",坚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为民营企业正常运转、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针对您提出的关于对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在定罪前不予强制羁押的提案,我们研究认为,提案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部署指示精神,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很多意见对推动司法实践非常有益。我们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认真吸收借鉴,精准适用刑事司法政策,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真正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落到实处。结合当前形势,检察机关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进一步落实少捕慎诉司法理念。准确把握当前整体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深入了解企业的司法诉求,精准把握司法政策。强化对涉民营企业案件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进一步降低涉民营企业案件审前羁押率,对于羁押中需要处理企业紧急事务的,根据案件情况尽量允许涉案人员通过适当方式处理。对于已挽回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涉民企轻微刑事案件,依法能不诉的不诉。
二是加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力度。充分履行检察机关在指控证明犯罪中的主导责任,凡是符合条件的涉企案件,尽可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和促使更多的涉民企犯罪当事人认罪服法,积极退赔退赃、挽回企业损失。对于积极挽回企业损失,危害后果不大的,依法从宽处理,尽量减少对企业经营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是改进刑事司法办案的方式方法。慎重把握办案时机和办案方式,保障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干扰。涉民营企业案件,能够采取较为轻缓、宽和措施的,尽量不采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需要采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也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必备的流动资金、往来账号和生产运营资料。加快涉企业犯罪案件的办理进度,依法快速办结,助力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巩固开展的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及刑事申诉积案专项清理成果,继续加大“积案"的清理力度,推动建立“挂案"清理常态化机制。
四是扩大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对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不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民营企业负责人,首先考虑不批准逮捕。对已经批准逮捕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应当依法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已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对确有羁押必要的,也要考虑维持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在对外联系生产经营决策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您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这些举措很有针对性,我们将深入开展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出台司法政策和意见,依法有效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专线联系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四检察厅,承办人李志婷,联系电话:010-65209663。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202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2021)》
(2022年2月24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矛盾预防化解、诉讼制度改革等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新要求,为人民法院做好新时代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2019年初,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要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等重要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的实践经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新时代提升人民法院纠纷解决和服务群众能力作出体系化设计,进行全局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中国道路,坚持系统思维,坚持深化改革,坚持法治保障,立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服务审判执行的功能定位,促进参与社会治理、多元解纷与诉讼服务融合发展,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实现了全方位、跨越式、突破性发展。2021年初如期完成“基本建成一站式”目标。到2022年,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为框架、相关配套文件为基础的科学规范、有机衔接、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十大诉讼服务平台为支撑的互联互通、融合共享、业务协同的平台体系全部建成;以“厅网线巡”立体化服务渠道为载体,覆盖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分调裁审、立案服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等内容的一站集约、便民利民、高效解纷的应用体系加快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为抓手,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指标为牵引的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一网统管”管理体系不断优化。一站式建设规模化效应更加凸显,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人民期待、体现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模式日益成熟,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形成了司法为民新景观,创造了司法文明新高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一、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新体系形成“中国模式”,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加有力
毫不动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理论武装,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把握人民法院不仅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更是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诉求机关的职能定位,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在更高层次上创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思路方法,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以纠纷解决为导向,寓社会治理和化解纠纷于诉讼服务之中,及时定分止争,高效化解矛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一)高站位部署谋划。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始终将一站式建设作为重点工程、“民心工程”“一把手工程”。周强院长高度重视,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连续两年召开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部署工作,五次带队专题调研一站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目标、新要求,明确了一站式建设的战略目标、职能定位、方法路径、重点任务等,为全国法院一盘棋推进工作指明方向。今年2月22日,再次召开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参加的一站式建设工作推进会,全面总结三年来的宝贵经验,明确深化一站式建设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迅速统一思想认识,在党委领导下主动争取各方支持,将一站式建设纳入本地区重点民生项目清单,普遍成立“一把手”为组长,各部门协同配合的领导小组,全方位、全领域纵深推进,从夯基垒台到立柱架梁、精耕细作,一站式建设新蓝图已经绘就,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更加成熟定型。
(二)高标准定位布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服务审判执行“四项服务”职能作用,明确“一站式”关键定位,聚焦“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两项重点任务,从群众需求出发,提出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二十四字”要求,突出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五个关键,形成以诉讼服务为载体,多元解纷为主体,源头预防、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衔接配套的一站式解纷路径,充分释放多元解纷与诉讼服务“1+1>2”的体系化效应,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高质量供给保障。坚持制度体系、平台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一体建设,做到上下贯通、内外协同、工作联动、有机衔接。按照建机制、定规则、搭平台、推应用四个环节,突出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分调裁审、立案服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五大业务,将一站式建设内容逐项细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展示的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指标,并从1.0迭代升级为2.0、2.0+,推动四级法院一站式建设迅速铺开、整体跃升。2019年至2020年,全国法院全面建成“一个中心、十大系统”一站式主体工程,形成诉讼服务“一网通办”、诉服运行“一网统管”工作布局,完成1.0建设任务。2020年到2021年,全国法院全面实现立案、调解、速裁快审案件开庭、送达、诉前保全、委托鉴定等主要对外服务事项100%全流程在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应用率100%;跨域立案服务覆盖率100%;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化解纠纷数量达到一审民商事案件60%以上“三个100%一个60%”目标,推动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四个一”工程落地见效,完成2.0建设任务。2021年,全国法院围绕源头减量、服务增效、管理提质、改革促优,按照2.0+诉讼服务质效评估79项指标路线图,加快落地工作。在全国法院共同努力下,建机制、定规则成果丰硕,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等18个规范性文件,全国91%的法院完成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机制、万人起诉率考评机制、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规范等9项机制建设任务,96%的法院配套出台速裁快审、窗口立案、网上申诉来信办理等6项工作规范。搭平台全面开花,形成在线服务、调解、律师服务、跨境网上立案、送达、保全、委托鉴定、12368诉讼服务、网上申诉信访等智慧诉讼服务平台集群,平台之间、内外网之间做到互联互通、融合共享,实现数据自动汇聚。推应用成效明显,全国法院健全“厅网线巡”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四级法院平台应用率达100%,为群众提供便捷化、精准化、智能化、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与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相适应的“一网统管”运行体系已经形成,推动一站式建设不断优化升级,全面塑造中国特色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发展新优势。
二、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新路径彰显“中国优势”,服务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更加有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认真落实“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大部署要求,弘扬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文化,主动将人民法院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动人民法院定分止争职能从传统开庭审判向纠纷产生的源头和前端延伸,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向防“未病”、治“欲病”聚焦,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参与党委领导下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切实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保障作用,更好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一)制度机制更加完善。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出台《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推动一站式建设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网上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促进矛盾纠纷村村可解、多元化解、一网通调提出具体要求,推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诉无讼转变,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减少衍生诉讼案件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二)参与诉源治理路径更加清晰。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参与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入驻党委牵头建立的矛调中心,参与创建无讼乡村(社区、团镇、连队),推动将万人起诉率纳入本地区平安建设考核,实现纠纷“终端”与诉讼“前端”无缝对接,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源头治理消化在萌芽状态。各地法院解纷触角向基层网格、企业园区、重点行业不断延伸,巡回审判、送法上门、进村入户普遍开展,诉讼服务站点日益活跃,农村地区优质司法资源供给更加充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湖南法院在纠纷多发区域和行业领域成立1518个诉源治理工作站,就地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天津法院向市、区、街300余个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派驻骨干力量,打造“全科受理、集成联办、一站化解”的解纷新模式。广西法院加强“驻村、口岸调解联络站”建设,打造边境无讼村屯,维护边疆安全稳定。新疆兵团法院全面建立“一团一法官工作室”机制,成立195个“法官工作室”,实现农牧团场全覆盖,并向大型社区、工业园区、行政机关延伸。宁夏法院推行审务进乡镇村落、法官进村组网格,设立法官工作室65个、审务工作站91个、巡回审判点191个、入驻综治中心31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甘肃法院以法治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引擎发力,借助民间力量,让群众参与评理说法,就地化解纷争。
(三)基层解纷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坚持强基导向,科学布局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调处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中的“前哨”“堡垒”作用,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解纷服务大格局,有效激活基层解纷服务网格,把小问题小矛盾化解在基层。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上线诉源治理系统,实现矛盾预防、纠纷化解、在线调解、视频连线法官、司法确认等全流程在线办理,通过信息化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赋能。系统上线后,截至2022年2月中旬,全国8813家人民法庭和381个诉讼服务站点入驻,27个省(市、区)实现人民法庭入驻率100%,在线对接综治中心、矛调中心、司法所、派出所、工会、妇联、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治理单位45043家,依托“网络+网格”“高科技+好传统”集成优势,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纠纷解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就能得到实质性解决。各地法院结合区域实际,加快建设符合地区特点的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吉林法院全面推进“法官进网格”,按照“一员多格”配置,全省1866名法官和助理全面对接13045个基层网格,形成“网格吹哨、法官报到”工作模式。浙江法院将司法触角延伸街镇、村社等社会治理最末端,形成涵盖街镇、村社、网格、行业协会,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城乡司法服务新格局。内蒙古全区109个基层法院依托422个巡回审判点、936个流动诉讼服务点,协同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辽宁法院以创建源头解纷示范性人民法庭为载体,推动设立乡村调解工作室,推行法官进乡村,推广“一庭一品”解纷模式,促使大量纠纷及时就地化解。
图1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情况
三、联调共治纠纷解决新格局贡献“中国方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力
胸怀“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标对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思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调动社会各界力量,集合纠纷解决资源,形成优势互补、专群结合、融合发力的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格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挑战,提高纠纷解决效能,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多元化解纷机制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法院+”纠纷化解体系,不断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最高人民法院陆续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社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规范性文件,并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覆盖四级法院的行业专业调解资源库更加丰富。地方法院加快“点对点”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着力打造符合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案件特色的多元解纷品牌。多元主体、多元途径、多元方式,在法治轨道上及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有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大考,各地法院积极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主动下沉力量参与联防联控,预防化解一大批涉疫纠纷,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为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六稳”“六保”作出积极贡献。2020年,通过诉前多元调解,大量矛盾纠纷在前端高效化解,全国法院案件量出现连续上升15年后的首次下降。2021年,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610.68万件,同比增长43.86%。联治减讼、联调化讼成效显著,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诉讼激增与司法资源矛盾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可行思路。
(二)社会化参与空间不断拓展。进一步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为各类主体参与纠纷解决提供广阔平台和载体,广泛凝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会、商会、行业专家、律师学者、退休法律工作者、基层干部、网格员等解纷力量,推广群众说事、行业说理、法官说法,让更多纠纷通过社会力量调解得到化解。法院对接的调解队伍以月均增加7000人速度不断壮大,2021年全国法院对接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量分别是2018年的48.27倍和18.46倍,为人民群众提供“菜单式”解纷服务。各地法院持续优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布局,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行各业解纷力量,最大限度激发群众解纷活力,形成纠纷化解合力,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重庆法院聘请全国人大代表马善祥担任“重庆法院多元解纷业务指导专家”,发挥“品牌”带动效应,“老马带小马”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广东法院聘任90多名粤港澳资深退休法官、商事律师、法学专家等担任跨境商事纠纷特邀调解员,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商事纠纷调解。海南法院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吸纳香港和解中心、澳门和解中心、中国贸仲等10多家境内外调解机构入驻,为100多个国家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专业调解服务。云南法院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楚雄彝族“梅葛”调解、大理白族“金花”调解、普洱佤族“江三木洛”调解等做法纳入一站式解纷格局,设立民族特色调解室37个,选聘150名双语调解员,以各族群众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方式定分止争。四川法院在民族地区广泛建设“石榴籽”调解品牌,建立“石榴籽”调解室117个,配备专兼职调解员513名,有效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新疆法院打造“拉齐尼·巴依卡调解室”“冬不拉”调解室等一批深得群众信赖的特色调解品牌。福建法院设立103个涉台涉侨法官工作室,邀请232名台胞、侨胞作为特邀调解员,创新涉侨跨国(境)解纷服务。
图2 2018--2021年调解组织与调解员增长情况
(三)实质化解纷效能充分释放。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诉讼服务中心一站解纷能力持续增强,类型化调解室和速裁团队在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覆盖,调裁对接实质化、诉讼程序简捷化深入推进,“分调裁审”机制改革“提速增效”优势更加明显,人民法院少数法官在前端办理多数简单案件的工作格局基本成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审结合、快速解纷,方便群众在一个地方就能解决全部诉求。2021年,全国法院速裁快审案件871.51万件,与去年同比增加25.7%,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比一审民事案件缩短43%,审理周期大大缩短,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河北法院全面推行简案速裁快审快结,全省基层法院85.8%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结,审判质效全面向好,平均审理时长降低14.57天。陕西法院按照“1+N”的方式,组建速裁团队313个,建立二审、再审审查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省内三级法院实现速裁机构全覆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二审民商事案件速裁快审率达42.1%。
四、人民法院在线调解新发展创造“中国速度”,服务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更加有力
坚持开拓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应用现代科技,在世界发展ADR和ODR的改革潮流中,加快推进“互联网+多元化纠纷解决”,走出一条根植中国土壤、符合我国实际、有效融合调解优良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在线多元调解路径,让纠纷解决更便捷、更高效、更多元,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增添新动能。人民法院调解平台2018年2月上线以来,经过四年建设发展,已成为应用覆盖面最广、解纷功能最集约、调解资源最丰富、化解案件量最多、诉调对接最顺畅的强大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全时空、跨地域、全流程的一站式在线解纷服务,成为中国法院向世界展示的一张“金名片”。
(一)在线调解规则全面施行。2022年1月1日,首部指导全国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工作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正式施行,明确了在线调解框架体系,填补了在线调解程序空白,创新完善了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制度机制,拓展了调解资源共享的广度深度,标志着我国在线调解工作从实践探索向规则创新转变,对于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线调解规则30条围绕便民利民、依法规范、提质增效、体系构建四个着力点,对在线调解适用范围、在线调解活动内涵、在线调解组织和人员、在线调解程序、在线调解行为规范等作出规定,为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以及互联网司法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在线解纷质效不断提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打破地域阻隔和时空限制,将有关部门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职能协同起来,将各类调解优势资源集成起来,将协商、评估、调解、诉讼等解纷方式对接起来,将委派调解、司法确认、立案、速裁快审等流程贯通起来,重塑解纷格局,形成纵横联动、开放融合、集约高效的纠纷解决网络,最大限度提升纠纷解决效能。四级法院调解平台应用率100%,人民法院在线调解案件累计超过2400万件,2019年、2020年、2021年在线调解量增幅分别为132.9%、103.6%、35.6%。2021年,通过音视频方式调解案件298.19万件,与在线调解案件总量相比,超过四分之一,比2018年的占比提高27个百分点,表明越来越多当事人选择通过共聚一屏方式解决纠纷。2021年,在线调解超过1000万件,同比增长43.86%,平均调解时长17天,不到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三分之一。现在,6.1万家调解组织和25.4万名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工作,平均每个工作日有4.3万件纠纷在平台进行调解,每分钟就有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调解平台在线集约集成优势有效发挥,让远隔千里的当事人不用往返奔波,就能及时解决纠纷。安徽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工商联商会调解服务平台“总对总”对接,充分发挥“法院+商会”在线多元化解民营经济领域纠纷方面的显著优势。山西法院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公安机关掌上派出所、司法行政机关智慧调解服务系统解纷功能有机整合,并与省委政法委综治云、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国资委等平台对接,汇聚133个法院1223个专业调解组织3366名专业调解员;1457个派出所5085名基层民警;1276个司法所26373个调委会72112名人民调解员;2017个综治中心6291名网格员,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国资委1274名调解员的专业力量,矛盾调解从“线下跑”到“网上办”,调解效率和调解效果实现双提升。
图3 在线调解数据增长情况
(三)类型化纠纷在线调解多点突破。针对多发易发的道交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保监会建立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打通信息壁垒,整合数据资源,统一赔偿标准,实现责任认定、理赔计算、调解、司法鉴定、诉讼、一键理赔等工作全流程在线完成,有效解决赔偿标准不一、赔偿程序繁琐、鉴定时间过长等问题。自2018年1月运行以来,截至2021年底,3006家基层人民法院全部应用道交一体化平台,全国法院86.77%的道交案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调解,三年累计在线调解案件121.66万件,调解成功85.62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66%。充分应用“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加大劳动争议、证券期货、金融消费、银行保险、商事企业、医疗纠纷、涉侨涉台、知识产权、价格争议等类型化纠纷在线调解工作。2021年,各级人民法院在线委派“总对总”合作单位的调解组织调解案件21.70万件,同比增加1318.80%,调解成功11.86万件,同比增加1644.38%。其中,成功调解劳动争议34386件,知识产权纠纷14354件,涉侨纠纷11782件,价格争议6802件。医疗纠纷一体化解决试点工作在江西法院加快推进。浙江杭州中院探索开展市场化解纷工作,充分发挥律师等市场解纷主体在纠纷化解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公益性调解托底,市场化调解并行的运行模式,促进在线调解长效发展。
图4 2021年“总对总”工作推进情况
五、多元普惠诉讼服务新样态塑造“中国范式”,服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有力
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始终站在人民立场谋划一站式建设工作,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司法需求,有效创新诉讼服务提供方式,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提高纠纷解决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完善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最大限度消除诉讼不便,缩小数字鸿沟,让各类诉讼当事人共享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一站式建设成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一)全方位服务更加多元可选。四级法院全面建成“诉讼服务大厅、在线服务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巡回审判”“厅网线巡”立体化诉讼服务体系,推动实现诉讼服务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通过多主体服务、多渠道供给,让当事人解决纠纷有更多选择。全国法院基本建成立体化、集约化、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提供50多项诉讼服务,100%实现律师绿色通道一码通行,3300多家法院开通绿色服务窗口,为老年人、军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服务。诉讼服务大厅可立案、可调解、可裁判、可服务,方便当事人“只进一个门”就能办理各类诉讼事项。全国法院全部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为当事人提供查询、咨询、立案、事项办理等“一号通办”服务,做到一号响应,服务“零距离”。全国23个省(市、区)实现全国12368热线免区号呼入功能。2021年,人民法院12368热线办结群众来电诉求765.1万件,接通率95.75%,群众满意度超过96%。江西法院在12368热线一号通办基础上创设赣法民意中心,全省三级法院同步上线运行。运行9个多月,共接待处理群众线上线下诉求18.5万余个,其中95%的诉求均一次性办理到位。湖北法院在12368热线专门开通“不立案”及涉企案件投诉功能,进一步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共接听处理来电70.2万次,其中涉企来电2.4万次、不立案投诉51次,事项平均办理时间小于2天,服务满意度达99.72%。黑龙江法院持续推进“打官司不求人”工作,命名20个法院为“打官司不求人示范法院”,诉讼参与人满意度达99.38%。北京法院建立“接诉即答、接单即办”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充分发挥12368热线“一号响应”作用,2021年办结群众诉求25.2万个,回访满意度达100%。
(二)“不打烊”诉讼更加便捷高效。全国3500多家法院100%开通“一站式”在线诉讼服务功能,通过移动端统一入口提供立案、交费、开庭、送达、保全、鉴定等“一网通办”诉讼服务,实现群众办理诉讼事务全天候“不打烊”、全流程“零跑腿”。2021年,全国法院网上立案1143.9万件,移动端三成以上网上立案申请在8小时之外非工作时段、非工作日提交。联合司法部出台《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建立律师服务平台,提供35项在线诉讼服务,实现“一次核验、全网通办、全国通办”。截至2021年12月底,30.53万名律师申请注册,在线申请立案179.26万件(次),在线开展阅卷、调查收集证据、核实代理关系等事项申请60.88万件,为律师提供排期避让提醒服务32.14万次,满意度评价达97%,律师网上办理诉讼事务成为常态。出台《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通过跨境诉讼网上立案系统,为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以及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组织跨境诉讼提供在线身份认证、一审民商事网上立案、委托代理视频见证等服务。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法院提供跨境立案服务620件,涉及的当事人分布海内外22个国家和地区。上线统一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四级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实现“全程网办”,为当事人提供跨层级、跨区域的视频接待、网上申诉、办理进展查询、结果反馈等服务,做到接诉即办、事事回应。各地法院加快推进全流程网上办事工程,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工作进入了更加便捷、透明、高效的“智慧时代”。
图5 人民法院智慧诉讼服务平台集群
(三)“家门口”解纷更加普惠均等。在全世界率先实现跨域立案服务改革,异地立案服务网点遍布全国四级法院和1万多个人民法庭,实现立案就近可办、全国通办,更加方便当事人“家门口”起诉。2019年8月到2021年12月底,全国法院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其中人民法庭提供跨域立案服务840件,有效解决群众异地诉讼不便问题。加快推进跨域诉讼服务改革事项向材料收转、委托送达、视频接访等领域拓展,建立健全四级法院一体化诉讼服务机制,打破诉讼事项办理的地域限制,实现异地接收、无差别办理,为人民群众提供同质化、均等化诉讼服务。在山高路远的偏僻地方,各地法院通过马背法官、背篓法官、车载法庭、渔船法庭,努力把诉讼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贵州法院聚焦山区群众需求,建立法院立案邮政便民服务中心1683个,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化解纠纷。青海法院传承“马背法庭”“车载法庭”等优良司法传统,构建以“巡回审判点”+“法官进网格”+“一站式多元解纷”为抓手,以“诉非对接中心”和“执行事务中心”建设为驱动的“3+2”巡回审判模式,做到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便捷高效的解纷服务就送到哪里。
六、集约融合智慧辅助新平台提供“中国经验”,服务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更加有力
坚持制度改革与科技变革双轮驱动,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主动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思维深化一站式建设,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一站式建设中的深度应用,建立健全智慧服务平台辅助审判提速、辅助管理服务、辅助科学决策机制,强化平台融合和业务协同,推动司法工作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一)智促审判提速更加显著。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变革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加快推进审判辅助事务在线化集约化,为法官减负,让正义提速。四级法院全面应用网上保全平台,对接32家保险、担保公司,实现保全申请、审核、办理全流程在线开展。保全平台运行以来,截至2021年12月底,各级法院累计办理网上保全案件52.89万件,总标的额14456亿元。2021年,78.22%的保全案件网上办理,较2020年同期增长30%以上。全国法院100%应用委托鉴定系统,实现委托鉴定网上流转、全程留痕、公开透明、可视监管。系统上线以来,截至2021年12月底,共有15301家专业机构入驻,累计在线委托鉴定69.9万件,覆盖827个案由和29项鉴定类别,鉴定后采信率99.7%,平均周期比线下鉴定缩短37.1%。全面应用人民法院送达平台,2021年,72%的民事、行政案件通过送达平台送达,累计送达9724万次,其中电子送达4147万次,有效破解长期困扰当事人和法院的“送达难”问题。与中国邮政深化合作,推动建立邮寄送达网上流转、异地集中打印、专递同城送达的“绿色送达”新模式,全国31省(市、区)307个地市建成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国主要城市目的地集中打印邮寄送达服务“次日达”,大大节约送达成本,提高送达效率。江苏法院依托全省13个市级集中送达中心,优先开展电子送达工作,有效提升了审判效率,全省法院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减少21天。西藏法院立足西藏幅员辽阔、送达不便实际,积极推进数字赋能,19家法院成立集约送达中心,电子送达率达78.80%。
图6 人民法院网上保全系统2021年成效
图7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2021年成效
图8 人民法院送达平台2021年成效
图9 邮政集约送达2021年成效
(二)智助管理服务更加高效。改变过去传统条块分割、分散粗放的管理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建立覆盖四级法院,内外联通的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全量汇聚四级法院以及各诉讼服务平台数据,实现对四级法院一站式建设工作全业务、全流程的统一调度、精细管理、自动评估,动态调整,直观展示各地法院建设成效,一键生成质效评估报告。依托平台建立线上督导系统,形成日通报、周通报制度,对跨域立案服务、跨境立案、律师服务平台超24小时未接收、超7天未审核等问题专项督办,确保四级法院落实中央部署和最高法院要求不跑偏、不走样、不松劲。截至2021年12月底,累计督办235期,各地法院跨域立案超过24小时未反馈问题基本清零,7个工作日未审核案件逐渐减少。建立满意度评价系统,覆盖四级法院,贯通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平台、12368热线等服务渠道,由当事人对诉讼服务以及法院工作人员作风进行“好差评”,并系统集成评价情况。目前,全国95%以上法院已经正式运行,全面收集、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对诉讼服务工作问题建议,真正把评判诉讼服务质效的“表决器”交到群众手中。各地法院聚焦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以队伍教育整顿促进提升一站式建设效能,提高诉讼服务品质,不断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山东法院针对二审立案流转周期长问题,开展民事行政二审网上立案试点改革,上诉人可以直接向二审法院提交上诉状,上诉周转期从过去的57.8天左右下降为12.3天,流转节点实现了全程公开。上海法院将“胜诉退费”问题整改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首要项目,上线“胜诉退费”全流程网上预警审批办理系统,成功清退案件16万件,退费金额8.7亿元,退费平均天数为10.9天。河南法院应用诉讼服务“好差评”系统,对群众反映不立案问题突出的9家法院进行通报批评,对7人给予党务政纪处分,以最严标准执行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人民群众对立案工作整体满意率达93.6%,数千名律师接受问卷调查,99%认为立案难问题基本解决。
(三)智辅科学决策更加精准。充分挖掘司法大数据价格,发挥信息化在整治顽瘴痼疾方面的辅助作用,有效破解影响群众诉权行使的突出问题。针对虚假诉讼甄别预警难问题,建立立案辅助系统,发挥司法大数据全面筛查、自动关联、精准识别、提前预测、及时提醒等优势,加大虚假诉讼识别预警力度。2020年,在全国选取20家法院开展试点工作。试点期间,对超过6500件案件进行自动筛查,覆盖208个案由,识别虚假诉讼、无理缠诉、涉众型案件准确率超过85%。目前,全国3100多家法院应用该系统,提供虚假诉讼预警4000余次,有效提升源头防范、关口把控虚假诉讼能力水平。为全面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以四级法院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为支撑,建立立案偏离度预警系统,通过日、周、月三个维度,正负向六级预警机制,对立案量明显高于或者低于本地区日均、周均和月均立案量的情况实现自动预警。立案负面偏离度超过70%,存在“年底不立案”之嫌的地区,进行红灯警告,不能按期整改的,严格追究责任。各地法院根据预警提示,迅速开展“灭灯”行动,坚决消灭“年底不立案”这一顽瘴痼疾。2021年12月,全国法院收案数同比增长104.16%,连续24天未出现不立案预警,彻底扭转了2019年连续两年年底收案下降态势,全面兑现整治年底不立案的庄严承诺。
诉讼服务是司法文明的窗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推动一站式建设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网上延伸、向重点领域延伸,做实源头减量、“三进”强基、多元增效、智慧诉服、最优窗口五项重点工程,在夯基、拓面、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实现一站式建设从“有”向“优”转变,让中国特色一站式建设道路行稳致远,创造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附件1: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十大典型经验
附件2: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案例(略)
附件1
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十大典型经验
目录
1.灵活应用解纷平台源头化解诉讼纠纷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2.全方位打造诉讼服务“四化”新模式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3.“四调”并进精准交融打造务实高效诉前解纷体系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4.司法赋能创建商会人民调解新模式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有效运行赣法民意中心聚焦急难愁盼回应群众关切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6.依托道交平台快速多元化解纠纷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7.“走出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依托人民调解中心多元解纷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8.深入推进调解平台“三进”工作打造诉源治理的立体化模式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9.全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诉源治理新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10.构建“保调赔防诉”机制一站式化解医疗纠纷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活应用解纷平台源头化解诉讼纠纷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新路径,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解纷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依托开放多元、共治共享、高效便捷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精准对接“综治云平台”“智慧调解服务系统”“掌上派出所”等多个解纷平台,推动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远程调解、社区调解等多元解纷大格局,促进矛盾纠纷化解从终端裁决向源头防控延伸,为群众提供更加简约、精准、创新、高效的多元解纷服务。
一、坚持高位推进,部门齐抓共管,多元解纷机制形成合力
主动融入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大格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在全区范围内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推、部门参与、基层主抓的多元解纷大格局。推动构建“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社区网格”的纵向调解联络机制,实现了司法审判与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社会调解紧密结合的横向多边解纷力量融合。与政府、社会团体和基层行业调解组织紧密衔接联动,相继出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实施方案》《开展诉调对接工作实施方案》《特邀调解工作制度》《诉讼服务一体化实施方案》《关于多元解纷平台对接应用的实施方案(试行)》《多元解纷平台应用规范》等工作制度,与榆次区委政法委、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织协同发力,形成完备的诉源治理、诉非对接多元解纷制度体系。2021年3月,省法院在榆次区法院召开多元解纷平台运行推广现场会,对平台应用进行现场培训、答疑解惑、推广升级,多元解纷平台联动应用在榆次区实现提档升级。2021年,榆次区法院诉前调解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836件。其中,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934件,经过释法明理,促成当事人自行和解390件,即时履行撤案512件,化解矛盾涉案金额共计1.9亿元。
二、坚持联动调解,工作端口前移,诉源治理格局日臻完善
2021年3月,作为全省试点法院,榆次区法院促成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率先与区司法局“智慧调解服务系统”、公安“掌上派出所”实现互联互通,推动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三联”调解工作格局,构建“平台+调解+确认”的“一站式”诉前解纷模式,先后向各家解纷平台推送案件767件,调解成功426件。积极落实“总对总”平台对接应用工作,与人民银行、仲裁、工会、工商联等部门对接,向农民工工资纠纷解决、劳动争议调解、鉴定调解、公证调解、社区调解等25个基层调解组织,线上分类推送矛盾纠纷,整合社会各界调解资源,形成科学系统、精准多元、专业高效的解纷体系,促进纠纷解决更加专业、便捷、高效。
三、坚持远程调解,科技支撑保障,在线解纷更加便捷高效
借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运用线上视频指导调解工作。基层调解组织在遇到法律难题时,及时视频连线法官,法官借助类案裁判经验,面对面为当事人释法析理,准确为纠纷争议焦点“把脉会诊”。形成“线上推送流转+视频连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的一条龙服务,便捷高效的解纷方式节省了司法资源,提升了基层调解组织的公信力。目前,25个基层调解组织、14名专职调解员、76名特邀调解员入驻平台,线上调解实现常态化的同时,同步架起跨地域解纷“网上桥梁”。各平台应用单位搭乘数据快车,实现信息互通,发现问题及时交流解决,扩大典型案例辐射效应,充分提升平台应用效能。目前,该平台已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主渠道”、强化诉源治理的“大平台”,有效解决了群众纠纷、降低了诉讼增量。2021年,榆次区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上音视频调解案件2040件。
四、坚持选树金牌调解,依托模范调委会,以点带面求突破
多元解纷平台推进以来,榆次区法院以榆次区诉调对接调解委员会和“籍润萍调解工作室”为抓手,重点打造“一委一室”“双金牌”,以点带面,促进全区诉调对接工作全面突破。榆次区诉调对接调委会成立以来,年均成功调解各类纠纷达1200余件,位居榆次区人民法院各调委会之首。2020年,该调委会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籍润萍调解工作室”是榆次区人民法院打造的金牌调解室,以退休教师籍润萍的名字命名,调解中籍润萍坚持“教书育人,育其心智;调解纠纷,解其心结”理念,总结出“调解五入法”,用诚心、耐心、真心化解当事人纠纷,至今已成功调解案件601件,调解成功率达69%。
五、坚持下沉调解,延伸司法服务,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法院”
线上司法服务向一线下沉,2021年,榆次区人民法院先后与9个街道办事处合作共建12个“社区法官工作站”,在3个乡镇建立“诉调对接调解工作室”。通过主动延伸司法周边服务,深入乡村社区网格普法,了解社情民意,排查化解群众纠纷,增进人民群众对纠纷化解的法律认同,努力实现“小事不出乡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社区法官工作站”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直接化解矛盾纠纷93件,申请司法确认15件,间接指导调解化解各类纠纷579件,开展“送法进社区”宣讲12场。“老百姓家门口的法院”受到群众广泛认可,新时代“枫桥经验”得到推广,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同时,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
全方位打造诉讼服务“四化”新模式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吉林中院坚持群众需求导向,聚扣“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问效”六个环节,全力打造“规范化、精准化、信息化、人性化”诉讼服务新模式,全面强化线上线下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立案窗口多次被评为省级文明窗口、标兵窗口和先进集体。
一、强化制度机制建设,推升诉讼服务规范化
一是加强原有制度更新。梳理完善多元解纷、立案服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等原有制度二十余项,使旧制度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二是加强空白制度出新。根据形势任务需要,及时制定跨域立案、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分调裁审实施意见等近十余项新制度,有力提升诉讼服务规范化层次水平。三是加强制度体系落实创新。在全市法院开展“四统一”活动,即:统一立案标准、统一材料样式、统一着装标准、统一服务用语。制作各类文书样式40余种,归纳20余类常见案件的举证须知,通过司法公开网等多种形式对外公开,确保当事人“同样业务,同等办理”。
二、丰富工作平台载体,提升诉讼服务精准化
一是优化便民服务功能。坚持硬设施与软环境并重,持续升级诉服中心功能及应用,推行“六个一”便民举措,即:“一次性立案指导到位、一次性补正受诉材料、一次性办理完毕、一次性救助到位、一个人负责到底、一个中心全解决”,建立律师值班室,实现查询、立案、收费、阅卷、联系法官、收转材料等各项诉讼事务“一站式”办理。二是强化特色诉讼服务。增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服务窗口及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对特殊群体及企业优先接待、快速办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帮助群众把“办不成事”变成“办得成事”。受到群众好评并被多家媒体报道。三是深化矛盾纠纷化解。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创新打造以“矛盾尚未发生时,精准普法无诉讼;矛盾发生未成诉,多元化解在萌芽;矛盾成诉先行调,司法确认作保障;矛盾成诉难调和,繁简分流保质效”为核心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两级法院415名法官进驻7241个网格,63个调解组织、258名调解员入驻法院诉服中心。2021年,吉林地区诉前调解案件占一审民事案件比率为68.20%,调解成功率为91.67%。
三、深化现代科技支撑,提高诉讼服务信息化
一是持续推进线上业务办理。在全省率先开设智慧法院体验区,整合电子法院、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平台、跨域立案系统等平台资源,群众无需等候即可完成立案等各项事务线上办理。吉林地区民事一审网上立案率连续多年超过90%以上。2021年,两级法院开展跨域立案405件,并成功办理了全省首例跨境立案。二是高效推进线上纠纷化解。两级法院诉调中心全部入驻或对接地方综治中心,通过视频互联互通开展远程信访接待、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工作。全市法院通过音视频化解纠纷11592件,远程确认人民调解协议223件,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三是扎实推进智能辅助办案。成立“智能办案辅助中心”,开展电子卷宗集中扫描、装订等工作,与邮政公司探索集约送达合作。电子卷宗覆盖率、随案生成率均达100%,为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送达服务。
四、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增强诉讼服务人性化
一是开设12368服务平台。增设12368服务热线,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制度机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台账、跟踪督办、及时反馈,并纳入年度考核,确保当事人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自热线开通以来,接到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900余件,均在三日内办理完毕,有力保障了当事人诉权。二是开展服务“好差评”活动。在两级法院接待窗口设置诉讼服务评价器,张贴评价二维码。群众可当场或通过线上方式对窗口人员的服务作出评价。全市法院服务好评率达98%以上,且无一差评。三是开展诉讼服务社会监督。定期召开律师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层面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全面汇总,逐条整改,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四调”并进、精准交融打造务实高效诉前解纷体系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宿迁法院坚持“分得出、接得住、调得成、管得了、不空转”原则,引入各类调解资源,夯实诉前解纷平台,完善运行管理机制,切实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低成本的解纷服务。2020年以来,全市诉前调解案件占民事一审收案128%;诉前化解4.45万件,占民事一审收案48.2%;“调解挺前、诉讼断后”的解纷格局已然形成。2021年民事一审收案较2019年下降7.3%;法官人均结案309件,较2018年减少135件,全省第二;审判质效从整体落后变为全省领先,一举甩掉司法供需失衡连续14年在全省最突出的“老大难”帽子,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显著增强。
一、汇聚解纷资源,构筑“四大阵地”
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心”、“非诉讼服务分中心”,将调解组织和功能集成集约,打造“驻院调解、律师调解、乡贤调解、行业调解”平台,实行简单纠纷驻院调、专业纠纷律师调、家事邻里纠纷乡贤调、类型化纠纷行业调。
一是做强驻院调解。将驻院调解作为诉前解纷主阵地。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协调对接,在加大退休政法干部返聘力度的同时,首创从资深聘任制书记员中选任驻院调解员制度,充分发挥他们业务熟练、积极性高、利于对接、便于指导、易于管理等优势,实现调解员队伍老少结合、专兼互补,有效迸发驻院调解活力,化解大量简单纠纷。2019年以来,全市驻院调解成功3.9万件,占诉前调解成功总数78%。其中书记员选任调解员37名,占驻院调解员人数33%;调解成功3.1万件,占驻院调解成功总数79.5%;书记员选任的调解员最高月均调解成功82件。
二是做实律师调解。会同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在全省率先制定律师参与诉前调解实施意见,建立团队管理、首调在院、要素反馈、合理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以各律所为主体组建团队,动态轮流参与,减少时间冲突。首次调解在法院调解室,增强公信。律师调解法律关系复杂的纠纷,调解不成的制作要素式反馈表,为审理做铺垫;案件审结后,法官向律师反馈裁判结果,评估调解得失,促进解纷共识。优化考核办法,对调解成功、反馈合格的均予补贴。2019年以来,全市515名律师被选任为特邀调解员,接受委派2.3万件,调解成功4308件,反馈合格1.8万件,合格率92%。
三是做优乡贤调解。会同市政协、乡贤协会于2020年10月建立乡贤诉前调解员制度,将家事邻里等纠纷委派所在辖区乡贤调解,充分发挥乡贤“地熟、人熟、事熟”的优势,有效修复社会关系。全市法院坚持“贤中选贤”,按照“有德望、有热心、有能力、有时间”标准,从全市5千余名乡贤中选聘172名乡贤为特邀调解员;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乡贤诉前调解联络站;在全市19个人民法庭建立乡贤诉前调解工作站;在各乡镇乡贤参事会建立乡贤诉前调解工作室,实现全域覆盖、有效联动。目前已调解成功纠纷2514件,成功率53%。
四是做细行业调解。会同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出台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的实施意见。以“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为突破,与金融、市场监管、住建、价格认定、商会等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签订备忘录,在法院及纠纷多发场所联合成立调解工作室,开展金融、知识产权、商事等12类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诉调对接示范点创建,实现“总对总”在线对接与“点对点”线下实体运行双轮驱动。2019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建立金融、住建、商事、医患、交通事故等领域的诉调对接平台及调解工作室45个,诉前化解类型化纠纷5千余件。
二、聚焦系统融合,叠加解纷成效
强化系统观念,突出诉前调解与诉讼程序交融共享,最大限度提升诉前调解效能,服务审判能力提升。
一是推行“诉前调解+速裁快审”一体运作。全市法院均成立速裁庭,制定简单民商事案件速裁快审标准化流程,将驻院调解员编入速裁团队。速裁法官可以有效指导调解,诉前调解不成的简单案件亦能直接立案由速裁法官审理,纠纷解决全面提速。2021年全市法院结案率全省第一;案件平均审理天数58.3天,较2018年减少40天,全省最短。
二是推行诉前辅助机制。为避免诉前调解程序空转,建立诉前调解案件反馈制度。调解不成的,调解员要在诉前调解程序完成送达地址确认、诉状送达、引导举证、固定无争议事实及争议焦点等事项,完成情况纳入调解绩效考核。全面推行诉前鉴定,对有鉴定必要的按诉中鉴定程序启动鉴定;鉴定意见形成后,调解员继续调解,调解不成的在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2021年全市法院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全省第一;超一年以上未结案件仅有7件,全省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