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推行诉前调解集约送达机制。在全省首创全市两级法院一个中心集约送达模式。将诉前调解案件纳入集中送达系统,通过建立送达地址大数据库、选聘邮递员为特邀司法送达员等方式,实行“信息跑路+邮政跑腿”,有效破解诉前调解“找人难”,亦为调解不成案件进一步畅通诉讼送达渠道。2020年以来,诉前调解案件电子送达占比57%,成功率83%。
三、强化制度保障,促进长效运行
一是建立府院联动机制。坚持党的领导,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市委市政府出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具体实施意见,将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对多元解纷的平台体系、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等作出明确规定。主动将多元解纷建设纳入市县人大审议事项,邀请政协委员视察,增进社会认同。
二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在市委政法委支持下,会同市政协、司法行政等部门将驻院调解、律师诉前调解、乡贤调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20年以来,全市诉前调解经费每年预算支出600余万元。市场监管部门及金融、商会等行业协会每年为全市法院金融、知识产权、商事等纠纷调解工作室提供70万元经费,保障诉前调解可持续性推进。
三是完善监督考核机制。把民事纠纷诉前化解率纳入对基层法院考核体系,将指导诉前化解纠纷和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等计入法官办案工作量,推动诉前调解配置配强司法资源。聚焦最高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质效评估体系,建设一站式建设管理服务平台,将各类在线解纷系统及分调裁审具体职能、流程管理集成融合,加强解纷质效监管,促进诉前调解高质量运行。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诉前调解运行良好,调解成功案件中未履行协议而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仅占14.7%。
司法赋能 创建商会人民调解新模式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滁州中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根据最高法院、全国工商联《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部署要求,在全国率先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工商联调解平台同步对接,助力滁州中院一站式建设始终走在全国最前列。2020年,滁州中院被最高法院授予“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单位”。滁州法院推动商会人民调解模式做法多次被最高法院、全国工商联推广介绍。截至目前,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共接待咨询5.8万余人次,实质化解涉企矛盾纠纷6256件。与商会通过“总对总”平台联调案件3876件,调解成功率70.26%,涉案标的额4.6亿元,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新贡献。
一、统筹推进,搭建商会人民调解组织体系
按照“科学统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搭建商会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借力商会力量促进涉企纠纷诉前化解。
一是成立市级协调机构。在市政法委牵头领导下,滁州中院与市司法局、市工商联联合出台文件,成立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滁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商事调解中心,建立涉及非公有制企业商事纠纷诉调衔接机制,市、县两级同步开展非公企业商事纠纷诉前调解工作。2019年5月,滁州辖区8个县(市、区)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商调委全覆盖。
二是培育商会调解队伍。滁州市总商会有15971家会员单位,遍布各行业领域。为充分发挥总商会在化解民营经济领域纠纷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滁州中院与市总商会建立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设立调解机构,将热心调解的商会会员纳入工商联调解名册,建立商会调解员数据库,动态充实法官+商会调解员力量。现有商会人民调解员66人、参与调解法官65人。在天长、南谯等民营企业聚集地挂牌成立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9个,在15个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设立“司法服务信息采集点”,在16个镇街打造“无讼e站”,接受咨询、化解矛盾。
三是创建“商会+法院”团队调解模式。两级商会委派专人入驻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法院指派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民商事法官与商会调解员“一对一”搭配,共同参与释法答疑、纠纷调解、司法确认、调解履行全过程。商会调解员受法院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团队化运作使行业调解和审判工作无缝衔接、相得益彰,大大提高了商会人民调解的效率效果,调解成功的纠纷有70%左右在4天内办结,企业诉讼成本大大降低。
二、完善机制,优化商会人民调解对接流程
明晰各方功能定位与职责,切实发挥法院引导和指导功能,健全联调机制,保障纠纷化解诉非分离、快慢分道。
一是完善诉前调解机制。对涉会员企业纠纷,法院在立案前,经当事人同意,委派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商会调解员以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为突破口,利用行业商会的专业性、权威性,通过“行内人”身份、内部协调协商形式化解矛盾纠纷,形成“商人纠纷商人解”的局面。调解员在受理案件之日起30日内结束调解工作。对委派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可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及时登记立案。商会调解工作室运作以来,调解成功率达76.8%。
二是完善在线化解机制。全力推进工商联调解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总对总”全国首批试点对接工作,将两个平台同步前置诉讼柜台,实现平台同步、资料互推、信息共享。对于事实清楚、简单明了的商事纠纷,优先进入工商联调解平台进行调解,并依据调解结果直接转入法院调解平台司法确认或进入诉讼程序,无需当事人二次提交材料,减轻当事人诉累。试点期间,滁州法院通过“总对总”平台受理诉前调解案件3483件,约80%调解成功的案件在5天内结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有效发挥专业视频网络调解工作室作用,积极运用音视频方式进行调解,自该工作室成立以来,通过音视频方式调解案件1112件。
三是完善司法确认机制。创造性地开展调解协议审核前置工作,提高司法确认质效。对当事人线上、线下达成的初步调解协议,“结对”法官(助理)即时进行审核。符合法律规定的,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后,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提交司法确认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由“结对”法官(助理)对内容进行释明,引导当事人依法修改。经法官(助理)审核的司法确认申请,一般当日出具司法确认文书,商会调解和司法确认无缝衔接。2021年,滁州法院司法确认各类纠纷6853件。
四是完善调裁审结合机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由调解员直接调解;疑难复杂案件采取1+N模式运行,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业务指导,调解员具体调解,书记员辅助工作,会员企业做好协助。对委托、委派调解成功数量较多的法官,在审判质效考评上予以倾斜,激励法官以调解纷。对调解不成的纠纷及时通过速裁程序快速裁决。1+N模式大大缩短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审理周期。
三、强化保障,实现商会人民调解高质效运行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持续寻求政策推动,不断完善联调制度,优化调解激励举措,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和实施联调工作的积极性。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推动滁州市委办、市政府办将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考核。成立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协调落实人员、经费、场所和设施,规范工作制度。建立由法院、工商联、商事仲裁等多部门参加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联席会议制度,共同解决商事解纷化解中存在的纠纷委派以及调解员主动性等问题。
二是加强司法保障。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商事纠纷调解工作,提供全流程业务指导和法律协助。建立协议履行机制,经商事调解工作室调解成功的案件,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及时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对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支付令。对调解成功的案件督促自动履行,2021年,调解成功的涉企商事纠纷自动履行率达80%。
三是加强队伍保障。商调委广泛吸纳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调解能力、公道正派的人员加入商会人民调解员队伍,建立调解员名册,并实行动态管理,择优选派调解员入驻调解机构。法院将符合条件的调解员纳入特邀调解名册,加强诉前委派、诉中委托调解工作。强化调解业务指导,积极组织岗位培训和定期轮训,通过“以案代训”、“观摩调解”、“调解平台操作指导培训会”等方式提高调解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建立奖惩机制,评选优秀调解员,对成绩突出的调解员进行奖励,对违反调解制度的调解员,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四是加强经费保障。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落实好商调委补助经费和商会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根据《人民调解法》《滁州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暂行管理办法》,成立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财政对商会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专项经费支持。目前,财政每年向各县(市、区)商调委拨款15万元,用于调解人员基本工资、办公等。法院根据调解成功数和自动履行率、音视频调解率等“以案定补”,另外给予奖励,提高调解员实质化解纠纷和使用音视频的积极性。
有效运行赣法民意中心聚焦急难愁盼回应群众关切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高院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成立赣法民意中心,依托12368系统平台,研发民意工单处理回访系统,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和三级法院力量,建立三级督办和群众满意度评价机制,创新构建“12368一号通办+线上线下差评整改”融合工作模式,及时全面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健全了江西特色司法服务体系、群众满意度评价体系和司法监督体系,是江西“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实践成果。创新做法得到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八督导组、省委和最高法院充分肯定,工作经验在全国教整办专刊上推广,入选中国社科院司法制度法治蓝皮书。2022年1月江西省“两会”期间,多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向其他行业推广赣法民意中心做法。南昌是江西省会,也是江西法院案件数量最多的地区,赣法民意中心上线后,南昌两级法院同步成立分中心,能动性地开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1年共接待办理各类群众诉求5.8万余个,办理工单4701个,约占全省法院的27.9%,工单办理满意率达98.7%,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一、高位推动、科学谋划,主动融入民意“一盘棋格局”
坚持市县统筹、全省联动、一体提升,确保民意分中心高效规范运行,群众诉求高效及时办理。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法院均成立了民意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由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分中心主任,加强对民意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压实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职责,坚持事中监督、全程留痕、组织化行权,形成各级法院党组直接领导、院长亲自部署、各业务部门全面动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是健全制度机制。严格执行江西高院《赣法民意中心运行办法(试行)》等五个文件,细化实化相关规定,用好用活12368“一号通办”,全面对接线上线下服务差评,落实“前端登记分流、中端办理反馈、后端回访督办”和“一个号码对外服务、一个平台流转诉求、全省法院协同办理”要求,规范分中心运行管理、诉求办理和跟踪问效。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积极开展赣法民意中心和12368热线集中宣传活动,综合采用推送短信、定制“燃信”、开通视频彩铃、印发宣传手册、走进律所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诉讼群众遇到问题及时拨打12368热线反映解决,营造找热线比找人好用的良好社会氛围,倒逼全市法院进一步将“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二、聚力聚责、规范高效,做实办理诉求“一竿插到底”
坚持群众满意标准,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凸显司法为民决心、凸显工单办理实效。
一是配强工单流转枢纽。各法院办公室、立案庭挑选2名精干力量作为民意联络员,负责赣法民意中心分派工单的接收、分流、催办、督办以及民意中心工作的分析研判等,同时各业务部门确定1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干警担任部门联络员,负责本部门工单流转办理工作。定期组织全市法院民意联络员进行培训,进一步夯实民意工作基础。
二是提升工单办理质效。确定工单院内分配规则,立案诉讼服务工单按照窗口工作职责和首问负责要求确定责任人员,与法官行使审判权或者与案件密切相关的工单由承办法官负责办理。明确工单办理基本要求,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夯实服务的主动性和协同性,所有工单办理必须主动联系群众、倾听群众诉求、答复办理结果并规范反馈办结情况,对于涉及上下级法院或需要跨区域协调的事项,一律由中院牵头答复处理。此外,依托赣法民意中心群众满意度评价和三级督办工作机制,对回访不满意的,建立工单二次督办、直至由院领导重点督办,确保工单分得出去、办得高效、群众满意。
三是夯实工单办理责任。各法院“一把手”是民意工单办理的第一责任人,具体事项承办人是直接责任人。聚焦研判超期和不满意工单,及时发现工单办理、责任落实、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综合采取灵活督办、书面通报、提醒谈话、实地督导、考核评价等方式进行跟踪问效,开展灵活督办30余次,书面通报3次,提醒谈话12人次。将民意分中心工作纳入法院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设置组织领导、工单办理质效以及特色亮点等若干指标进行考核。与驻院纪检监察组、督察部门建立协同问效工作机制,将民意中心工作作为政治监督常态化的重要抓手,开展及时跟进检查、专项监督检查。
三、点面结合、系统集成,扎实推动“找问题堵漏洞建机制”
在处理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坚持“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定期研判机制,全面排查整治队伍纪律作风和法院系统顽瘴痼疾,既“及时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又注重“发现一个问题、堵住一个漏洞、健全一个机制”的综合效应,推动全市法院健全各类制度机制举措32个,进一步优化了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
一是锻造“诉事速办”服务品牌。针对赣法民意中心群众反映强烈的联系法官难问题,在江西高院出台《全省法院联系法官工作办法(试行)》基础上,新建了“诉事速办”服务通道,配置专用固定电话和十四个业务庭公用移动电话,建立运行管理平台,所有诉求均在24小时内答复解决,为诉讼群众提供直达式诉讼服务渠道。
二是解决开具生效证明之忧。针对赣法民意中心群众反映强烈的开具生效证明难问题,在全省法院率先制定规定做出承诺,当事人在全市法院申请执行立案无需提供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在此基础上,赣法民意中心制定了全省法院生效证明有关规定,推动升级了审判执行系统、研发了生效证明核查平台,将该项举措优化升级,向全省法院推广。
三是整治“有案不立”顽瘴痼疾。针对赣法民意中心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充分利用12368热线投诉监督功能,排查整治全市法院立案相关问题447起,办理满意率达99.5%。出台《关于建立全市法院立案管辖协商机制的通知》,着力整治立案推诿问题,规范管辖争议解决,努力实现群众立案“最多跑一次”。
依托道交平台快速多元化解纠纷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山东临沂作为北方最大的物流集散地和全国重要专业批发市场集群,被誉为“中国物流之都”。商贸物流发达,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多发频发。近年来,身处城区中心区域的兰山法院,依托“道交一体化平台”,开展道交纠纷类型化、专业化化解,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一站式司法服务。在道交一体化平台线上接收调解纠纷4853件,申请标的额6.3亿元,调解完成4137件,调解成功2240件,达成调解标的额2.1亿元,2021年道交纠纷案件降幅超过63.6%。
一、坚持非诉挺前,实现纠纷解决前沿化
一是组建专业团队。2015年9月,兰山法院主动服务临沂商城建设,设立王丽法官工作室,按照“1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的模式组建专业化团队,派驻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将司法服务关口前移,快速化解道交纠纷。
二是汇聚多方力量。积极与公安机关、调解组织和保险公司沟通协调,邀请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共建联合工作机制,打通关卡壁垒,接通堵点痛点。兰山法院协调30多家保险公司、鉴定机构、50名调解员入驻道交一体化平台,构建起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调解组织、保险机构、鉴定机构上下衔接、横向联动、线上线下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联合司法行政部门、保险行业协会,全面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提高调解员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是营造社会氛围。充分运用电视、报刊、微信公众号、诉服网站等多种媒体渠道,对道交一体化平台的便捷性、优越性开展宣传,提升社会认知度和公众接受度,引导当事人规范有序地参与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多元解纷的浓厚氛围。
二、坚持类案快办,实现解纷流程快捷化
道交纠纷案件的处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宁,更需要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化解。
一是规范工作流程。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先确定责任,引导当事人通过道交一体化平台先行进行调解,各保险公司自行线上查看并认领涉及自己公司案件,人民调解委员会则认领不涉及保险公司以及涉及多家保险公司的案件,第一时间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对于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和出具调解书的,调解员通过平台一键发起,由相应速裁团队在线办理,并督促当场履行,及时理赔。
二是统一调裁尺度。根据以往辖区道交纠纷数量多、调裁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兰山法院充分考虑、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对赔偿标准、裁判规则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规范,并嵌入道交平台办案流程,统一调裁标准,有效提高调解成功率。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构建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组织公安、司法、保险以及鉴定机构等部门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纠纷发展态势,制定相关对策,化解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调解过程中,速裁团队的法官跟进指导,运用专业优势助力调解员化解纠纷。
三、坚持司法为民,实现司法效能最大化
兰山法院依托道交一体化平台,构建“事故责任认定-保险核损-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网上立案-网上开庭”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模式,打通纠纷化解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有效减少案件增量。2018年以来,兰山区道路交通事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幅超过20%,但兰山法院立案受理道交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17年的4882件降至2021年的1778件,降幅超过63.6%。
二是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道交一体化平台统一了赔偿标准,固定了理赔预期,顺畅了当事人、保险公司、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得纠纷调解更易达成,理赔更易接受。尤其是通过平台将鉴定事项在诉前完成,当事人在立案前能够合理预判赔偿数额,更有利于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节约司法资源。目前,兰山法院道交纠纷化解平均时间缩短为12天。
三是有效减轻当事人诉累。依托道交一体化平台化解纠纷,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远程定责、保费计算、远程调解等事务,大部分案件在调解员的调解下以和解、调解方式解决,不再进入诉讼程序,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三年来累计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支出320余万元。
“走出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依托人民调解中心多元解纷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以来,咸宁中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部署和省法院工作要求,主动争取市委、市政府重视支持,推动参与建成7个人民调解中心综合体,实现咸宁全域高标准全覆盖。自2019年11月启用运行,截至2021年12月,全市各人民调解中心共接待咨询群众38752人次,受理案件16731件,结案16173件,调解案件结案率96.7%。咸宁中院一站式建设项目获评2020年全国政法智能化十大创新案例、湖北省2019年度“十大法治创新案例”,并被表彰为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先进单位。
一、向外借力,搭建多元解纷平台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强化政治保障。咸宁中院找准人民法院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的引领者、推动者和保障者角色定位,其关于“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法委统筹、部门主导、司法(局)管理、法院对接”多元化解大格局思路,得到咸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共咸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印发《咸宁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建设方案》,市政府将调解中心建设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市委政法委统筹推进建设;湖北高院主要领导多次到咸宁调研,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给予建设指导、信息化经费支持。
二是整合解纷资源,打造调解“超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14个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进驻市人民调解中心,调解、仲裁、公证、裁判等机构集中办公;市中心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有70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建立60多名专业人才库,并将全市44个调委会和55名专职调解员纳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调解工作。
三是完善制度机制,推进常态长效。所辖6县(区)人民调解中心全部启用运行,建筑面积8716平方米;建成乡镇人民调解中心46个,村级人民调解工作室71个;两级法院入驻“调裁一体化”团队8个,派驻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52人;推动市委、市政府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考核内容,设立每年1000万元调解奖补基金,并按季度发放。
二、内挖潜力,推进诉调实质对接
一是实施诉前分流。制定《民商事案件繁简立案识别分流标准(试行)》《关于民间借贷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等系列制度,明确诉调对接的案件类型、责任部门、责任人员,配备程序分流员,确保案件分流精准高效。2021年,全市法院诉前分流案件7475件。
二是加强先行调解。制定先行调解相关规定,建立无争议事实确认制度,明确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纠纷等十类案件先行调解,对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进行书面确认,进入诉讼程序后,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三是进行简案快审。对于委托、委派到人民调解中心的案件,或调或判均在调解中心办理,调解不成则由速裁团队一站式审理;制定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等五类案件裁判指引和八类小额诉讼案件简化文书样式。2021年,全市法院速裁团队共审结案件12027件。
四是开展业务培训。两级法院派驻人民调解中心法官工作室先后提供个案指导300余件次;制定人民调解员年度培训计划,围绕《民法典》、调解技巧、司法确认等组织专项培训21场;就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等多发案件在人民调解中心科技法庭开庭43次,为人民调解员作现场观摩培训。
三、多点发力,拓展多元解纷机制
一是围绕“稳”字,推进涉疫纠纷化解。建立涉疫合同履行等纠纷案件预警机制;联合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出台《关于处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劳动争议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开展“法院+工会”“法院+保险”诉调对接工作;开辟复工复产案件绿色通道,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共渡难关。
二是围绕“优”字,服务营商环境建设。联合市发改委、市工商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人民法院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推动成立知识产权纠纷调委会进驻调解中心;联合咸宁市税务局出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立税收共治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在全省率先建立破产案件税收共治协作机制。
三是围绕“和”字,打造家事审判品牌。联合市妇联、市司法局成立“宁和”三八红旗手工作室;与妇联、民政部门及基层组织联动化解涉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障案件;与妇联、民政共同形成《农民工付出的幸福代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研究》调研报告;牵头邀请市妇联、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共同举办咸宁市婚姻家庭纠纷化解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讨会,联合9家单位发出《加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建设和谐幸福平安家庭》倡议书。
四是围绕“化”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开展全市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年”,依托基层人民法庭,促进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诉前。通山县法院依托“三治两无”平安示范村建设,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形成一村一律师、一法官的“3+X”工作机制;通城县法院打造“续辉律师工作室”,推进涉诉信访、重大敏感案件与法律援助深度融合;赤壁市法院与公安机关联合设立“警庭调解室”,联合调处辖区内矛盾纠纷。
深入推进调解平台“三进”工作打造诉源治理的立体化模式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近年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坚持系统思维,注重将线下诉源治理与线上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深度融合,积极参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021年,通过调解平台调解案件9258件,其中诉前调解案件8776件,一审立案数占比达71.91%,诉前调解成功率达65.96%。2020年、2021年该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连续实现负增长,整体司法绩效排名全省一类基层法院第一名,各项工作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一、牢牢坚持党委领导,构建“三进”工作立体化工作格局
一是坚定依靠市委领导。按照“党政主导、法院主推、部门主责、基层主抓、群众主体”的体系要求,及时主动向浏阳市委汇报诉源治理工作。市委将民事案件增幅、诉前调解成功率纳入乡镇综治考评,开展创建“无讼”村(社区)活动,考核数据全部从调解平台上采集。二是依靠市委政法委强力推动。市委政法委牵头两次召开诉源治理和“三进”工作推进会,政法委领导带头到各乡镇督导。在政法委推动下,各乡镇(街道)积极参与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法院将调解室搬进各村(社区),并派出员额法官与专职调解员入驻工作站、调解室及物业、道交、医疗、食药品等专业性矛调中心,选派干警担任微网格长,构建了“市-镇-村-支-微”五级调解体系。三是在市委统战部推动下,与浏阳市工商联共同成立商事调解中心,依托各人民法庭成立商事调解基层工作站,结合“三进”工作推进商事纠纷源头化解。四是通过市委宣传部积极沟通联系,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湖南日报等各级媒体多次宣传推荐该院调解平台“三进”工作。
二、有效推进融合创新,构建“三进”工作立体化运行平台
在建立诉源治理“实体店”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调解平台运用,打造纠纷化解“网上点”,通过一张网将分散的基层治理力量全部集成起来,实现数据信息共享、纠纷网格推送、难点集中解决。一是在平台入驻方面,指导6个人民法庭、辖区123家基层治理单位、153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并与工商联商会调解服务平台、浏阳市社会治理指挥调度平台全面对接。二是在技术运行方面,通过平台进行案件指派、受理、信息录入、在线制作调解协议书、在线申请司法确认等操作,实现预警、分流、化解、调解、司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等全流程网上办理。三是在协调联动方面,充分运用调解平台“三进”新功能,利用音视频连线及时指导基层治理单位开展工作,提供定制式司法指导服务,形成了矛盾纠纷平台委派、党建网格对接化解、解纷效果平台汇总的衔接联动在线解纷网络。
三、切实着眼长远长效,构建“三进”工作立体化人才队伍
统筹推进诉源治理和“三进”工作队伍建设,建立了由员额法官、专兼职调解员和前端力量组成的全链条调解人才队伍。一是组建核心调解团队。成立由员额法官主导的诉调对接团队(姚龙武法官工作室),安排两名员额法官负责调解工作。二是推动服务重心下移。公开选任18名专职调解员,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专家、离退休老同志、商会会长、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300余人担任兼职调解员,打造了“调解帮帮团”“乡贤理事会”等一批民间调解品牌。三是注重能力素质提升。召开“三进”工作培训会,对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应用进行授课,指导基层调解员熟练掌握调解平台的使用方法。不定期组织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组织40名调解员到湘潭大学法学院参加调解技能培训班。四是建立调解前端力量。成立志愿普法宣讲团,针对企业、社区、重点项目等的不同需求,开展靶向式普法宣讲活动126场,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四、努力夯实工作基础,构建“三进”工作立体化保障体系
从多角度着眼,强化了多层次保障。一是强化组织保障。成立调解平台“三进”工作领导小组,并实行例会制。成员单位每个月召开一次座谈会。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院党组每半年听取一次工作情况汇报,统筹调度“三进”工作。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制定《浏阳市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工作的实施方案》,与浏阳市委政法委共同出台《关于推进矛盾纠纷总体化解的实施方案》,与浏阳市司法局共同制定《关于实施“党建+微网格”诉源治理行动的工作方案》,完善了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到司法调解,再到法院终局裁判的纠纷解决体系。三是强化物质保障。争取湖南省财政厅专项经费,升级改造院机关诉讼服务中心,新建园区法庭诉讼服务中心,其余人民法庭均设立诉讼服务室。在全市范围内建成10个在线音视频调解室,2021年该院在线音视频调解案件3756件。争取浏阳市财政支持诉源治理专项工作经费120万元,有效促进诉源治理工作。
全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诉源治理新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崇左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毗邻越南,边境线长533公里,全市壮族人口占比89.43%,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崇左中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探索边疆民族地区诉源治理新模式,有效减少案件增量,维护边疆和谐稳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6.10%,诉源治理取得新突破。
一、服务边疆安宁民族团结,全力打造“无讼村屯”
崇左法院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工作实际,以创建“无讼村屯”建设为载体,探索边疆民族地区特色解纷新路子。
一是推动网格化解纷。在边境村屯设立22个派出人民法庭、17个巡回法庭、巡回办案点、80个诉讼服务站、法官工作室,挂牌成立852个“一村一法官”联络点,形成“上下统筹、条块融合”解纷网络,打通镇(乡)、社区、村司法服务、矛盾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
二是实现调解平台全覆盖。吸纳边境村落“族老”、“贝侬”及熟知边境风土人情的网格员、护边员、边防协管员、边防派出所人员等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调解平台对各边境村屯和少数民族村全面覆盖。
三是创新民族特色普法宣传。组织特邀调解员、网格员“进村入巷”开展法治宣传,构建“边境人民法庭+特邀调解员+网格员”法治宣传新模式。在歌坡节、“三月三”等少数民族传统节假日推广“山歌”普法和双语巡回审判,从源头预防纠纷。结合壮族传统习俗开展“线下宣讲+5G线上直播”同步的“大榕树法治讲堂”,在线观看人数近万人,打造特色普法品牌。2021年,崇左中院被授予市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扶绥县新安村、渠新村,龙州县逐卜乡楞垒屯等多个村屯荣获“无讼村屯”称号。
二、服务开放发展,积极促进边境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
崇左法院立足边境实际,探索建立涉外商事诉讼与调解机制,促进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一是加强巡回联动。在中国(广西)自贸区崇左片区设立巡回法庭,与自贸区崇左片区管委会、海关、边防派出所构建联动机制,依托边境巡回法庭、巡回办案点、联合调解室组建边贸纠纷化解网络。
二是强化跨境调解。引进24名越南籍调解员,组建中越“双语”特邀调解团队,加强边贸纠纷诉前调解。近三年诉前化解边境纠纷605件,成功率90%,平均调解时长不超过48小时。
三是护航国际旅游发展。在德天跨国瀑布等知名景区设立旅游巡回办案点,构建咨询、调解、立案、快审等一站式“110”解纷服务,及时化解跨境旅游纠纷,司法护航国际旅游产业发展。
三、服务社会治理,构建多元共治诉源治理新格局
崇左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要求,推动构建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大格局”,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一是多部门联动解纷。针对当前婚姻家庭、机动车交通事故、劳动合同纠纷、金融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等呈现的“多发态势”特点,牵头与住建局、银保监分局、海关、贸促会、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等10余个部门、行业组织签署诉调对接合作备忘录,并在保险协会、商会等地设立11个联动化解工作室,充分发挥部门、行业协会等职能优势、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21年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案件1414件,调解成功750件,调解成功率53.01%。
二是推行“三个一”排查“三二一”化解机制。实行“一网格一管理员、一村一警务助理、一村一法律顾问”,网格员、警务助理、法律顾问按照“滚动式、全覆盖”要求,进村屯、社区、学校全面排查矛盾纠纷隐患。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实行村级调解三次,乡级调解二次,县级调解一次的原则,推动全市形成矛盾纠纷“全面排查、多元多层级调解、诉讼断后”的分级递进解纷模式。
三是积极开展诉前委派调解。对诉至法院的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通过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等在线多元化解,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2021年全市法院51个调解组织和各行业256名调解员诉前调解案件11242件,占一审民商事案件60.14%,调解成功8516件,调解成功率75.75%。
构建“保调赔防诉”机制一站式化解医疗纠纷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眉山法院积极推进医疗纠纷诉源治理,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各方参与、专业调解、司法保障的预防化解医疗纠纷的“保调赔防诉”新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医疗纠纷的“一站式”化解。机制运行以来,全市呈现医疗纠纷数量持续下降、“医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就医满意度显著提升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党委政府、医疗机构、患方、保险公司、法院五方满意的良好效果。
一、全市统保,有效分担医疗机构风险责任
一是坚持党政主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的原则构建统保机制,对全市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工作实行一盘棋布局、统筹推进。市委政法委、市中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眉山市医疗纠纷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统保相结合机制的方案》,按照统一保险方案、统一保险责任、统一工作步骤、统一保险价格、统一参加保险、统一调赔服务的“六统一”原则,在全市推进以统保为基础的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二是坚持部门协同。建立眉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统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中院、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医疗纠纷调解组织、保险经纪公司、三级医疗机构以及各县区卫健局、县区人民医院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为成员,定期研判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工作。成立由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与各共保体保险公司负责人组成眉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统保工作小组,开展统保工作。
三是坚持市场运作。公开面向社会遴选保险经纪公司作为全市医疗风险管理顾问,通过市场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保险公司作为全市医疗责任保险的共保体。目前全市累计保费2422.69万元,医疗机构总体参保率79.55%,民营医疗机构参保率37%,为全市医疗机构提供超过13.93亿元风险保障。通过保险方式,将医疗责任进行分担,减少了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
二、调赔结合,诉前专业化解各类医疗纠纷
一是建立市医调委,专业调解各类医疗纠纷。由保险经纪公司利用保险佣金设立市医调委并承担运行费用。市医调委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设立法官联络、警务、评估、调解、保险理赔等功能室,设立巡回法庭,为医患双方提供一站服务。医疗纠纷发生后,医调委第一时间介入,通过引导医患双方进入人民调解渠道,及时有效把纠纷现场从“院内”转移至“院外”,把医护人员从医闹、纠纷冲突中解脱出来,为患者设立解决其诉求的通道,恢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在仁寿、洪雅两个较为偏远的县设立市医调委工作站,各驻守2名专职调解员负责当地或相邻区县医疗纠纷调处,将调解服务延伸至县、区,及时化解当地医疗纠纷。
二是实行专业评估,公开透明确定医疗责任。建立专业的医学专家库和法学专家库,以“自愿、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合情”为原则,按程序实施医疗技术评估和专家合议,为医患双方免费进行专业化、程序化、标准化的责任评估。实行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调赔。对进入一般程序的,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医调委等人员开展医疗损害评估,对医疗纠纷实行定性、定责、定损、定赔,认定医疗过错和赔偿责任,坚决杜绝“无依据调解”和“无依据结案”。评估结论作为调解的依据和保险赔付的依据。
三是实现调赔结合,保障赔付款项及时到位。调解结果是保险赔付的依据,保险赔付是调解结果及时兑现的保障。对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具有过错责任的,医疗纠纷调解成功后,以调解结果为依据,由参与统保的保险公司快速理赔。赔付款的及时到位,有效防止了纠纷久拖不决继而引发诉讼。截止2021年12月,市医调委共受理(协助调解)全市范围内的医疗纠纷140件,调解成功130件,调解成功率92.86%,涉及患者死亡的案件45件。调解850场次,现场转移纠纷89次,转移成功率100%,评估105场次,司法确认13件。保险公司累计已为全市医疗机构支付医责险理赔款523.59万元,未决案件预估将赔付553.58万元。
三、防控风险,切实减少医疗机构医疗过错
一是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定期组织医学专家分析研究医疗纠纷原因,梳理医疗机构在制度管理、技术操作、服务流程、医患沟通等工作短板,形成医疗行为风险点和问题清单并及时反馈相关医疗机构,提升医疗机构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
二是建立术前见证制度。开展“高危、疑难、复杂”三、四级手术的术前谈话第三方见证,由医调委介入并见证重大手术的术前医患谈话,释明相关医疗风险,让患方充分认识手术风险及并发症、后遗症等问题,避免事后发生医患纠纷。医调委作为见证人在相关谈话材料上签字。
三是开展风险防范培训。医调委定期组织全市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医疗风险防范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机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水平,切实从源头上防止医疗纠纷发生。截止2021年12月,共开展风险防范培训24场1778人次,向医疗机构递送风险提示函63份,回访医疗机构116场次。术前第三方见证32场次,未发生一起医疗纠纷。通过风险防控,减少医疗损害情况发生进而减少医疗机构保险支出,增强了保险公司信心,医疗纠纷保险项目可持续开展,前景良好。
四、诉调对接,切实保障医疗纠纷化解效力
一是建立法官联络制度。加强法院与医调委的工作联系,市中院和东坡区法院各选派1名优秀员额法官担任市医调委的联络法官,并在医调委设立工作站,积极为医患双方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辅导和纠纷解决方式引导服务,对市医调委开展调解业务指导。
二是建立委派委托和邀请调解制度。对诉至法院的医疗纠纷,法院经诉讼辅导后采取委派方式将纠纷移送给市医调委进行诉前调解;对已立案的医疗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市医调委进行调解;法院在办理医疗纠纷案件中,需要市医调委调解人员或其他专业人员协助的,则通过邀请调解的方式请他们参与调解。同时,加强调解成果的司法保障,对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引导当事人向基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及时固定协议效力。
三是建立医疗纠纷巡回审判制度。市中院和东坡区法院在市医调委设立巡回审判庭和巡回法庭,对个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医疗纠纷实行巡回审判,以案释法,起到教育示范作用。以案代训,就地提升医调委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纠纷化解能力。2020年、2021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医疗纠纷案件分别仅19件、13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根据2008年12月1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第二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
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和书记员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第四条 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
第五条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
第六条 当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调解方案,主持调解的人员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
第七条 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八条 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九条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
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担保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条件时生效。
第十条 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一)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侵害案外人利益的;
(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第十一条 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
第十二条 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第十四条 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的记入调解书。
第十五条 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不受影响。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案件,在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通知
(法[2018]3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为正确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人民法院组织法是规定人民法院机构设置、组织和职权,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重大战略部署,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需要以立法形式且主要是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予以确认和体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部署要求的重大成果,促进人民法院设置更规范、审判组织更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更科学、行使职权更有保障,对推动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二、深入学习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
(一)全面、准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领会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认真学习新法关于人民法院的工作原则、组织体系、机构和职能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把学习贯彻新法同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结合起来,切实用以指导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
(二)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建设,改革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工作,加强案例指导工作,保证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法院内部根据审判需要设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审判监督庭,也可以设立综合审判庭或者不设审判庭。设立审判工作研究与指导、审判管理等综合性审判业务机构。设立执行实施、司法警察、诉讼服务、信息技术等审判辅助机构。可以设立综合行政、组织人事、会计装备等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或者设立综合性管理机构。
(三)坚定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切实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总体要求,推进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运行机制,落实法官责任。完善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科学界定审判委员会职能。理顺审判委员会与专业委员会的关系,明确专业委员会会议为审判委员会会议形式之一。理清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严格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启动程序。
(四)做好与法官法的衔接工作,切实加强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严格法官入职程序和条件,初任法官须由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专业能力审核。院长应当具有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职业经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法官、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相应条件的人员中产生。建立法官遴选机制,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般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遴选。加强法官员额省级统筹,确保优秀法官配置在一线办案岗位,确保法官数量与案件数量相匹配,确保审判辅助人员数量与法官数量相匹配。加强信息化建设,做好法官培训工作,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五)不断加强法院外部和内部监督,加强法官履职保障。法院外部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工作实施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进行监督。法院内部监督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审判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应及时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确保法官专司裁判工作。坚决防止外部人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或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法庭秩序和审判权威,督促当事人依法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完善落实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落实法官配套待遇政策。
(六)做好与三大诉讼法的衔接工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准确把握人民法院工作基本原则,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好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的审理工作,坚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组织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宣传培训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对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宣传培训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采取集中轮训、专题讲座等形式,组织全体干警学习新规定、领会新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立法本意和适用条件,并将组织学习情况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贯彻和宣传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过程中,对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结合审判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
2018年11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六)》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六)》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7年以来,为全面加强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经验的深度挖掘、系统总结和交流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5批《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共计95个案例,充分发挥了司法改革的示范引导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工作已写入2019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得到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更加明确清晰。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改革部署,扎实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形成了一批司法改革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当前,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攻坚的关键阶段。为进一步凝聚改革智慧,强化问题导向,鼓励探索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这一改革工作主线,选编形成了第六批司法改革案例,重点推广各地法院在强化审判监督管理,建立院庭长常态化办案机制,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推进诉源治理,深化案件繁简分流,强化科技手段深度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现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六)》印发给你们,供各级人民法院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学习借鉴。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改革任务统筹管理,建立健全案例工作常态化机制,加强对基层创新的引导、挖掘和培育,总结提炼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选编典型案例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9年7月16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六)
目 录
【案例96】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聚焦“三个强化” 切实发挥案件质量评查监督作用
【案例97】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发挥人民法庭优势 打造服务乡村振兴基层阵地
【案例98】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完善“四类案件”全流程监督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案件质效
【案例99】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积极整合外部资源 探索诉讼辅助事务社会化新模式
【案例100】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坚持全员覆盖全面监督全程管控 打造新型审判监督管理体系
【案例101】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标准化流程化智能化分流机制 实现审执案件科学繁简分流
【案例102】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打造无纸化审判管理“千灯方案” 释放智慧审判新动能
【案例10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司法风险防控系统 搭建智能化监督管理平台
【案例104】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创新建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推动执行领域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案例105】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实习法官助理机制 夯实审判辅助工作力量
【案例106】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步走战略打造全省法院集约送达新模式
【案例107】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五位一体”监督管理体系 多角度全方位严把案件质量关
【案例108】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建立“重点关注案件”评查机制为抓手 探索审判责任识别认定新途径
【案例109】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辅助事务社会化长效运行机制 构建司法资源科学配置新格局
【案例110】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完善院庭长办案配套机制 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实质化示范化
【案例111】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全方位完善管理制度 激发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活力
【案例112】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区域化统筹运行机制 推动民事财产保全案件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案例11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细化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规则 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案例11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完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 凝聚审判权运行监督管理合力
【案例115】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推进多元分流 强化系统支撑 着力构建分调裁审高效运行新格局
改革案例第96号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聚焦“三个强化” 切实发挥案件质量评查监督作用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强化监督管理、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审判质效为目标,扎实开展案件质量重点评查工作,着力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近两年,在收案增幅持续超过30%的情况下,实现结案数、结案率、结案均衡度上升、未结案数下降的“三升一降”良好审判运行态势,全院审判质效成绩连续两年位列全市法院第三位。
一、强化组织保障,实现评查主体固定化
该院制定出台《案件评查委员会管理办法》,不断完善案件评查机制。一是成立案件评查委员会。由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任主席,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任秘书长,20名业务庭副庭长和综合部门业务骨干任评查委员。二是组建相对固定的评查团队。建立形成主管院长主抓、专委牵头、审管办组织、评查委员具体负责的案件评查工作格局,除个别人事调整导致变动外,基本保持了人员稳定。三是强化组织保障。固定评查会议会期、场地,每季度首月第二个周三下午在审判委员会会议室举行,便于评查委员合理调配时间,确保按时出席,案件评查委员会运行以来,出席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
二、强化制度建设,实现评查程序规范化
一是制定出台《案件评查工作办法》。将评查工作办法作为全院案件评查工作的纲要和指南,实现评查工作制度化、平台化、透明化。二是严格执行回避制度。评查委员对于自己承办的案件,在评议时回避,实现评查公平公正。三是建立完善评查程序。建立完善“初评+复评”模式,围绕评查尺度、程序、实体讨论形成初评意见,若会议投票结果与初评意见相悖,缺乏合理解释,将对案件进行复评。建立异议案件复议机制,承办人若对评查认定结果有异议,可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复议。四是探索构建信息化平台。推动实现评查案件自动批量导入、固定评查项目、统一定错等级,并通过多变量分析法全面、精准反映案件质量问题。
三、强化问题导向,实现结果应用精准化
一是每季度编发《案件评查专刊》。汇总、梳理评查出的问题,辅以典型案例,供各庭室学习、借鉴,为解决类案问题提供参考。二是召开法官会议集中讲评。各业务口、各庭室围绕评查出的问题,定期通过召开法官会议集中讲评,便于法官查找问题症结、提高司法能力。三是建立定期报告制度。案件评查委员会定期向审判委员会报告工作,针对案件质量问题列出整改清单,明确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并以审判委员会决议的形式督促落实,充分发挥案件评查改进、提高案件质量的作用。四是强化责任追究。加强差错案件的责任追究,将评查结果与业绩考核和评优挂钩,对因工作责任心不强、案件出现严重低级错误的个人在年底评优评先时“一票否决”,并在绩效奖金发放中降档处理。
改革案例第97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发挥人民法庭优势 打造服务乡村振兴基层阵地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郊,所辖区域98.5%是山区农村。近年来,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设在农村地区的人民法庭为阵地,积极探索强化乡村振兴司法服务保障新模式。
一、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人民法庭建设工作机制
该院将夯实基层党建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健全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体系。一是拓宽“专业型党群服务中心”辐射面。该院人民法庭与属地党委建立“双向需求征集、双向提供服务、双向沟通协调、双向评价通报”的合作机制,在北京地区率先成立了“专业型党群服务中心”,推出“融进去”“迎进来”“沉下去”的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司法服务覆盖辖区全部130个村庄。二是扩展“司法职能型党小组”延长线。以“对接乡村中心工作要求、对接乡村群众司法需求”为导向,建立了“乡村小微企业法律志愿服务”等6个司法职能型党小组,通过与村党支部交叉讲党课、开展联合调研以及服务“两委”换届等形式,从“单一的案件审理”进阶为“多功能司法保障”。三是激活“模范先锋党员”关键点。将人民法庭作为优秀青年干警的成长基地、领导干部的选拔基地,制定人民法庭干警轮岗交流办法,选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优秀青年干警到法庭工作历练。法庭现有干警平均年龄为33岁,研究生以上学历占73%。同时,与属地党委签订合作协议,安排法官助理分期到镇村一线开展“浸润式”体察锻炼。近两年,已有20名法庭干警到属地镇政府、派出所等部门进行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跟班学习,帮助干警增加基层阅历,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二、推进“诉源治理”强化乡村振兴司法保障
该院在依法妥善审理好“涉农”案件的同时,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司法力量向基层下沉,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探索推进“诉源治理”,助力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一是因村制宜指导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根据各村生活特点,分析治理薄弱环节,对朴素的乡规民约进行细化和提升,协助77个村制定村民自治章程,以法治契约精神提升村民自治能力。二是精准发挥司法案件“晴雨表”作用。以审判执行规律为切入点,注重发现总结经济社会发展动向,通过司法建议、专题座谈、审判白皮书等形式,及时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提升纠纷隐患预警预防水平。比如,针对门头沟山区道路弯多路险的情况,梳理绘制《门头沟区交通事故高发地图》,并将该“地图”嵌入“百度地图”风险提示板块。三是依托“智慧法庭”推动司法便民提档升级。积极争取市高院,区委、区政府支持,完成全部法庭新建及改扩建工程,对软硬件设施进行全面升级。通过网上立案、在线查询、网络调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键理赔”等手段,有效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全域司法服务的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四是因势利导推进“和谐无讼村居”建设。制定《和谐无讼村居创建工作办法》,实行“定点联村”机制,明确年度量化指标。驻村法官经常性入村走访,开展订制式精准普法,定期排查潜在隐患,牵头建立三级联动协调机制,推动矛盾纠纷的就地、源头和多元化解。2018年,法庭指导民调化解诉前纠纷1541件,开展巡回审判66次。近两年,已创建的32个“和谐无讼村居”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
三、通过法治文明引导乡村文明焕发新气象
该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司法专业性与法治文明、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一是发挥法庭文化建设带动效应,营造良好文明氛围。大力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法系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结合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创新载体形式,引导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乡村社会心态。2018年,各人民法庭接待参观交流1600余人次,着力营造法治文化良好氛围。二是吸纳发挥乡贤积极力量,激发乡村文明内生动力。邀请作风正派、威望较高的乡贤依法依规担任诉讼联络员、人民陪审员、诉讼调解员、法治宣传员,通过先进“身边人”的典型示范,推动乡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三是树立“情理法”相融的裁判理念,引领乡村社会风尚。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倡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提高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本土化水平,传递“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正向价值观念。
改革案例第98号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完善“四类案件”全流程监督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案件质效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不断完善院庭长监督管理机制,针对“四类案件”发现难、启动难、留痕难、追责难问题,通过明确监督管理范围、细化监督管理权限、规范监督管理程序、落实监督管理责任等举措,实现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督管理统一。通过强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该院审判质效有效提升,2019年1月至5月,结案率78.11%,同比上升6.25个百分点;发改率0.87%,同比下降0.46个百分点;初访案件17件,同比下降69.09%。
一、细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范围,实现精准识别不遗漏
该院制定《规范审判权和审判监督管理权实施细则》,将“四类案件”具体细化为“七类21项”,提高识别操作规范化水平。一是明确“群体性案件”范围。综合考虑涉案群体、人数、领域、社会影响等因素,将重大集团诉讼案件、系列案件,涉少数民族宗教习俗的敏感案件,对区域发展、行业经营和群体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可能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归入该类。如该院审理的由最高法院指定管辖的10起涉92名被告人的电信诈骗系列案、15起涉案标的3.5亿元的“善林金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均作为“群体性案件”重点监督管理,对风险隐患提前防范监控。二是细化“疑难复杂案件”标准。将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多、涉案标的额大、证据采信存疑、法律适用困难、案件审理期限较长、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重大等11类情形细化归类,提高疑难复杂案件识别精准度。三是明确“类案冲突案件”标准。包括与本院或上级法院已生效、待生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案件,需要与本院正在审理的其他类案统一裁判标准案件,以及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或指令再审案件,着力避免“同案不同判”。四是结合实际界定“特定案件”范围。将矛盾纠纷敏感、激化或社会广泛关注、可能成为舆论热点等案件依规纳入监督管理,如棚改拆迁行政案件等。
二、明确“四类案件”发现主体,确保及时推送责任明
该院明确“四类案件”发现主体及发现重点,实现告申庭、承办法官、院庭长、监察部门等多主体多环节监督管理。一是加强立案环节审查。由立案法官初步评估甄别并及时提示院庭长实现源头及时预警。二是完善承办法官主动报告制度。明确要求承办法官发现符合“四类案件”标准后主动提请庭长监督,庭长认为确有必要的层报提请院长监督,并通过完善追责机制督促法官履行主动报告职责。三是规范信访纪检监督管理程序。纪检监察、信访窗口对举报违法审判线索初步识别,及时将认为符合标准案件信息移交院庭长,由院庭长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
三、规范“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程序,力争监督管理到位不越位
该院制定了《加强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工作规则》,细化“四类案件”发现、甄别、报告、公布等流程,明确发现、启动、认定、追责主体,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公开化监督管理。一是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方式。院庭长可以通过向审判组织推送类案判决、典型案例,全程查阅卷宗、旁听庭审、监督管理审判流程运行情况等方式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对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院庭长可以调整承办人。二是规范承办法官接受监督方式。包括主动识别、标注提请监督案件,并按要求报院庭长;根据院庭长要求,及时报告案件审限、办案计划、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落实院庭长对程序性事项审批意见,并将有关文书入卷备查。三是规范监督管理结果处理程序。明确院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意见,应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结果作为合议庭定案参考。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主管院长有权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四是规范监督管理责任追究。建立监督管理情况台账,对怠于履行发现、申报、认定、监督责任等责任导致严重后果的,依规追责。
四、研发应用个案监督管理平台,推动阳光监督管理全留痕
在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嵌入个案监督管理模块,全程记录案件审理、监督管理情况。2018年10月系统上线以来,该院共有347件案件通过该系统纳入监督范围。一是明确标注主体。明确告申庭、承办法官和院庭长甄别发现“四类案件”后及时在系统中标注公示,由系统自动提醒相关主体开展监督或接受监督。前述347件案件中,由立案庭标注8件,承办法官标注141件,院庭长标注198件(其中系列案件、串案65件)。二是监督意见留痕。院庭长对提请监督、主动监督案件,在弹出框中记录“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等具体监督意见,提交后案件承办法官及合议庭成员实时可见,确保监督过程及结果留痕可见。三是加强统计分析。办案系统对各类主体甄别出的案件标注不同颜色,在“大数据应用”系统中增设院庭长监督情况统计模块,及时收集研判监督数据情况。该系统上线后,进一步实现了各方责任清楚、边界清晰、留痕具体,有效防范解决了院庭长不会管、不敢管、不留痕担责等问题。
五、强化监督结果应用,推动严格监督管理提质效
一是强化案件评查针对性。对纳入监督范围的部分案件组织专人开展质量评查,提高评查命中率。对未纳入监督管理范围案件开展抽查,一旦发现存在应当发现未发现、应当标注未标注、应当认定未认定、应当监督未监督等情形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依法追责。二是统一类案裁量尺度。对串案、类案通过院庭长监督及时统一裁判标准,减少类案不同判问题。三是实现审判质效精准考核。将“四类案件”监督作为司法责任制考核项目纳入该院2019年审判质效考核办法,根据权责分配实际,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所在部门确定不同分值,以考核量化监督管理责任。
改革案例第99号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积极整合外部资源 探索诉讼辅助事务社会化新模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诉讼辅助事务社会化解决机制,制定《诉讼服务事务社会化管理办法》,在诉讼服务中心下设“诉讼服务事务社会化管理中心”,形成调解员、送达员、调查员、协执员、归档员、扫描员、诉讼辅导员、技术保障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社会化诉讼辅助人员队伍,规范辅助人员引进、培训、考核、续用、退出等环节。近年来,该院同期结案率、审限内结案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改判发回瑕疵率指标均位于全市基层法院前列,审判力量不断增强,质效不断提升。
一、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委托调解,调解员助力缓解案件压力
该院大力完善多元解纷机制,积极利用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案件调解,推动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是对接司法局联合调解委员会(“联调委”)。在诉调对接中心引入21名常驻调解员,在8名法官指导下开展诉前调解,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物业、信用卡、公用事业费等各类纠纷38022件。二是对接行政调解机构。在区交警支队设立“交通事故赔偿调解室”,派驻1名法官和1名书记员参与调解室工作,配备2名调解员,并陆续引入司法行政力量和保险同业公会派员参与,形成道交纠纷“四调联动”工作格局。截至2019年3月底,共调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19070件,占同期同类纠纷结案数三分之二以上。三是对接社区性调解组织。依托“甘棠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与辖区内13个街道(镇)诉调对接工作站对接,培训指导人民调解。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共审查689份人民调解协议,调解156起重大疑难纠纷。四是对接行业性调解组织。目前已实现与保险同业公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等3个市级行业调解组织和医患纠纷、劳动争议、房地物业等14个区内行业调解委员会的对接。2018年1月-2019年3月,委托调解成功2642件案件。五是引入社会组织参与调解。先后将“上海先行法治调解中心”“上海人桥法律服务调解中心”引入商事案件诉前调解工作,每月调解成功近20件案件。
二、引入第三方公司开展委托送达,送达员助力破解“送达难”
该院推动送达模式改革,探索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送达工作。一是审慎选定合作方。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一家具有安保护卫资质、目前承担上海轨道交通安保任务的保安服务公司承担送达工作。二是建设专业化队伍。指导第三方公司成立一支由17人组成的专业队伍,制定工作标准,开展专业培训,研发“诉讼材料护送查询管理系统”软件,开通“诉讼材料护送”微信公众号,便利管理查询。三是深入拓展服务范围。除传统送达外,还承担张贴市内公告、回收居委会复函等延伸工作。明确细化送达次数、录音录像等记录形式,以及确属无法送达后到物业、居委会开展走访调查等要求。新的送达方式与EMS同步运行,由业务庭自行选择。截至2019年3月,该公司已收件28万余件。公司送件的直接送达率(当事人签收)为90.4%。
三、引入公证力量开展委托调查,调查员助力缓解“取证难”
该院借助公证机关取证专业、权威的优势,引入公证力量开展委托调查取证,着力破解当事人取证难问题。该院成立诉讼与公证对接工作室,与区司法局、区公证处签约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合作,将合作范围从原家事案件调查拓展至事实证据调查、诉讼保全、执行保障、辅助送达等审执工作各方面。建立信息共享查阅快速通道,借助公证处渠道快速查询婚姻登记、医学死亡证明、公证遗嘱等信息和公证文书,引进公证处派员驻院提供“一门式”服务。截至2019年3月,累计委托646件,办妥588件。
四、聘请第三方力量参与现场执行,协执员助力破解“执行难”
成立上海法院首支“协助执行员”队伍,以群众反响强烈、老案难案集中的腾退类等现场强制执行案件为突破口,助力现场执行。一是内外联动,强化保障。积极与区财政等部门协调,落实经费保障。与相关单位提前现场勘察,共同制定工作预案,确保工作稳妥有序。二是加强培训,规范管理。制定协助执行员工作守则和管理细则,开展岗前培训,组织现场模拟演练,明确规范协助执行员工作职责、工作要领、着装用语等要求。截至2019年3月底,协执员共参与执行38起256人次。同时,将公证力量创新引入执行现场清点工作,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公信力。
五、签约律协和高校打造青年实践基地,志愿者助力减负诉讼事务
一是引入青年律师志愿者。在诉调对接中心设立“青年律师实践基地”,在执行事务中心设立“青年律师志愿服务岗”,由青年律师参与为期6个月的见习调解或执行辅助工作。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律师志愿者共参与诉前调解案件7155件。二是引入高校法律专业研究生志愿者。与上海师范大学法律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协助诉讼服务中心开展窗口咨询、诉讼引导、便民服务、裁判文书上网等辅助工作。
六、通过政府采购诉讼服务项目,引入归档员、扫描员、技术保障员和诉讼辅导员承担诉讼辅助工作
借助社会力量分解归档、卷宗扫描、信息技术保障及诉讼辅导等诉讼辅助事务,促进提高审判工作效率。比如引入归档员、档案扫描员、技术保障员等协助开展归档、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和归档扫描、驻场信息化维护等工作,并扩展物业服务范围,由物业公司派驻诉讼辅导员协助从事导诉、阅卷接待、信件收发、电话总机等事务,提高诉讼辅助效能。
改革案例100号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坚持全员覆盖 全面监督 全程管控
打造新型审判监督管理体系
近年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坚持放权不放任,逐步探索形成院级、庭级、职能部门、法官个人“四管齐下”,党组巡察、审务督察、信访核查、案件评查“四查并举”,审判程序、审理思路、规范指引、审判质效“四维一体”的新型审判监督管理体系。
一、强化“四管齐下”,实现监督管理全员覆盖
一是院级层面“重点管”。该院将审判监督管理列为“一把手”主抓事项。定期召开院党组会,专题研判审判质效,提出整改建议。强化审判委员会监督管理指导职能,推动从个案指导向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监督管理、研究审判重大事项等职能转变。
二是庭级层面“直接管”。明确庭长可通过案件流程监督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态势分析、审判经验总结等方式行使监督管理权限,确保本庭案件优质高效。
三是职能部门“牵头管”。围绕监督管理重点环节健全制度机制,督促院庭长履职尽责,细化院庭长办案数量要求,定期统计通报庭领导办案情况。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的监督管理和处置能力,履行好组织、协调、评估、监督等职责。
四是法官个人“自主管”。探索规范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制度,制定《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突出法官在审判中的主体地位。2018年,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有序参与审限外结案(62件)、改判发回重审案件(24件)、上网裁判文书质量评查(150篇)、全国法院上网裁判文书交叉互查(42篇)等评查工作。通过将审判委员会、院庭长、审管办、审判团队、法官自主多元化管理有机结合,促使全院协同形成推进执法办案、提升审判质效的“一盘棋”。
二、深化“四查并举”,实现执纪问责全面监督
一是聚焦部门建设深入开展党组巡察。发挥党组巡察监督功能,将巡察范围拓展到全体干警,通过“全身体检”规范审判执行权力运行。
二是聚焦行为规范扎实推进审务督察。实行两周一次现场检查庭审,常态化抽查庭审视频,及时通报暴露出的问题,挂钩季度绩效考核促进整改。2018年,实地检查44次,抽查庭审视频347件,发布《审务督察通报》4期,实名表扬19例、实名通报18人次,将督察结果纳入部门考核。
三是聚焦问题线索严格规范信访核查。把好问题收集、案件分流、流转督办、接访质效“四关”,畅通举报渠道,落实“面对面”谈话,精准问题研判,严格核查处理。2018年,处理各类信访97件(重复23件),其中检控件1件,经查均为不实。
四是聚焦司法责任切实开展案件评查。定期听取对长期未结案件、二审改发案件、案件质量评查等意见或报告,对问题集中的法官适时提醒、谈话。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案件评查,对信访案件、审判委员会确定承担差错责任的案件,查清情况,理清责任,做好研判。
三、坚持“四维一体”,实现案件质效全程管控
一是动态监督管理规制审判程序。开展均衡结案度与月度结案动态监督管理,每月定期召开收结存对账会,确保结案目标完成,建立长期未结案件审判委员会专项督办机制。优化分案制度,突出流程管理和节点控制,确保繁简分流、高效均衡结案。截至2018年12月,12个月以上未结案件大幅缩减,同期结案率100%,均衡结案度远好于同期全市基层法院均值。
二是统一规范类案审理思路。制定《专业法官会议实施细则(试行)》,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对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适用统一问题咨询功能,定期开展类案法律问题及审判思路讲评、培训,梳理形成覆盖立审执各类工作指南、规程二十余种。探索开发借贷类案件及少年权益保护司法大数据分析平台,利用“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等大数据手段服务法官办案,通过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加强审判执行监督。
三是司法公开倒逼落实规范指引。严格贯彻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加大庭审网络直播力度,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力量,2018年该院开展庭审网络直播267次,判决书上网率达到100%。
四是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逐案检查二审改发案件,检查结果向审判委员会书面报告。制定落实《关于案件差错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健全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2018年定责案件21件,均纳入工作绩效考核。制发《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审监工作提示书》《审判委员会通报》等,推动审判质量提升。2018年,在30项基层法院相关审判质效综合评估指标中,该院7项位列全市第一,26项高于全市均值,审判质效位居全市基层法院前列。
改革案例第101号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立标准化流程化智能化分流机制
实现审执案件科学繁简分流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8年,全市法院平均审理天数41天,市中院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天数17.6天。实施执行领域繁简分流改革以来,15个快执团队共办结简易执行案件13347件,约占同期执行结案总数的37.58%;2019年1-2月,执行案件平均结案用时81.38天,同比缩短68.86天;法定期限内结案率95.51%,同比提升24.08个百分点;执行完毕案件结案平均用时54.23天,同比缩短81.53天。
(一)构建标准化分案机制
该院成立由审管办和信息化人员组成的繁简分案小组,建立信息化甄别系统,实现智能归类分流。通过大数据分析,总结梳理出两级法院各类案件繁简程度核心甄别要素,制定《简单案件立案识别标准》《复杂疑难案件立案识别分流标准》,建立“35434”标准系统,即针对民事一审案件选取“案由、标的、主体”3要素;民事二审案件,选取“案由、标的、主体、审限、诉状字数”5要素;刑事二审案件,选取“罪名、主体、一审判处刑种、刑期”4要素;行政一审案件,选取“案由、主体、诉讼请求”3要素;行政二审案件,选取“案由、主体、一审程序类型、裁判方式”4要素,在立案阶段加以甄别,实现科学量化分流。
(二)科学划定繁简案范围
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该院进一步明确了划分案件繁简的5个重要考虑因素:一是审判方式,如管辖权异议等裁定类案件、劳动仲裁司法审查类案件等可以不开庭审理案件;二是案件类型,案件事实相对清晰、法律适用和实践研究较为成熟,可以采用要素式审判;三是平均审理时间,一般而言平均审理时间较短的案件相对简单;四是当事人需求,部分案件当事人对诉讼效率有迫切需求的,如买卖合同、借贷纠纷等;五是系列性案件或关联案件,由同一审判组织集中时间审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确定10类民商事、3类行政案件、5类刑事案件实行“简案快审”,除此以外的案件实行“繁案精审”,推动审判资源优化配置。
(三)推行执行案件纵向分流
依托“点对点”“总对总”系统,该院对执行案件进行“漏斗式”分流过滤。一是实行“类型化初选”,在执行指挥中心设立繁简甄别专员,立案2日内对新收案件统一进行网络查控、首次约谈、财产保全情况查询,将执行标的额较小、查控或保全财产足以清偿、查无财产等财产执行案件,发送协执手续即可办结的行为执行案件识别为简易执行案件,对排除妨害、强制拆除、房屋迁让等案件识别为普执案件,并在立案3日内进行首次分流。二是推进“精细化过滤”,经网络查询后,对于无法网上查明权属情况的案件,由查控专员进行二次实地核查。对有财产但无处置权的识别为简易案件,对有处置权且需要处置不动产、车辆及机器设备等较大价值动产案件,以及上级院交办、督办案件识别为普执案件,并根据情况二次分流。三是严格“流程化退出”,快执团队办理简易案件过程中,出现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或必须进行财产处置的,经批准转为普执案件。2018年,全市法院快执结案12421件,占同期执行结案的30.02%。
(四)推进信息化智能识别分流
以繁简案件识别标准为基本思路,该院研发了智能识别应用软件,并内嵌集成至人民法院立案信息系统。对当事人一审或上诉案件,在引入案号等必要信息后,实现一键识别、标记案件繁简类别。同时,将识别标准和识别结果推送立案人员对照参考,由立案人员结合实际辅以人工调整,减少识别盲区。2018年8月该应用上线以来,淮安中院二审简单民事案件甄别准确率达到90%以上。推动拓展繁简期限自定义设置、简案退回等功能,研究设置简案办理期限并实现跟踪提醒。增加“简案退回”网上审批流程,对实际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属于简案的案件,经领导审批后去除标记退回立案庭再次分流,确保繁简分流系统化、科学化。
改革案例第102号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打造无纸化审判管理“千灯方案”
释放智慧审判新动能
近年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案件受理数持续高位运行,连续两年超4万件,员额法官年均结案超430件。为缓解办案压力,提升审判质效,该院尝试在辖区千灯镇千灯人民法庭推进构建以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深度应用为基础,以纸质卷宗智能中间库为关键,以辅助事务集约化管理为保障的智慧审判“苏州模式-千灯方案”,并在昆山市人民法院全院推广运行,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建立全流程应用系统,实现审判管理智能化
该院建立覆盖全部审判环节的司法辅助集约化管理系统,院庭长、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通过登录系统实现线上线下统筹分工协作,提升审判管理效率。
一是重塑审判管理流程。在接收材料环节,服务外包人员将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扫描成电子文档,应用电子卷宗智能编目系统,运用图文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自动拆分、标注和编目。在立案环节,将电子材料即时在线推送立案人员审查,立案后直接推送法官,纸质卷宗同步移交中间库,实现电子、纸质卷宗线上线下同步有序流转。在审查办理环节,法官接收电子卷宗后,在线向司法辅助集约服务中心发送指令,中心根据指令完成材料制作、集中送达、保全等程序性事项。在结案归档环节,系统自动将诉讼材料整理形成电子卷宗,尝试完成纸质卷宗和电子卷宗同步“一键归档”。
二是加强智能化办案辅助。加强庭审技术支持,通过电子质证“随讲随翻”系统,提供语音识别转化、语义分析、智能转写、法条检索“随讲随查”等基础服务,实现了电子卷宗批量可视化质证,庭审时间缩短20%。加强办案智能辅助,应用“案件裁判智能研判系统”“简易裁判文书一键生成系统”“法律文书左看右写”等系统,自动分析电子卷宗,实现智能提取和对应关联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等关键信息,自动推送类似案例及有关法律法规供法官参考。针对案情相对简单的劳动争议、道交纠纷等5类案件,根据类案审理规则和裁判尺度,自动生成参考裁判文书,文书撰写效率提高30%以上。
2018年11月,该院全面复制推广“千灯方案”,截至2019年4月底,共收案20432件,结案18186件,人均月结案41.2件,同比上升16.5%,长期未结案件同比下降18.2%。
二、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动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
一是实行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管理。成立司法辅助集约服务中心,依托司法辅助集约化管理平台,将材料收发、庭审排期、文书送达、财产保全、案件报结、卷宗装订归档等辅助事务从审判团队剥离,按照“合并同类项”方式统一集中办理。积极引进社会化服务,以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为切入点,将纸质材料扫描、电子卷宗编目、EMS专递寄送、装订归档等事务外包,使法官助理工作减少约50%。
二是创新优化审判团队结构。根据队伍建设实际推动书记员分类管理,部分符合条件的书记员集体转为法官助理,部分书记员转入辅助事务团队集中从事辅助事务,由原有的“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团队模式,转变为多个“法官+法官助理”团队共用一个辅助事务服务团队的扁平化管理模式,确保法官专注行使审判权,法官助理主要负责业务性辅助工作,辅助事务团队主要负责事务性辅助工作,保障法官集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
三是完善人员考核体系。一方面,调整原有结案数量一元考核导向,综合考量分工、案件类型、流程节点等因素,合理设置权重比例,利用审判管理系统自动抓取、测算、分析案件信息数据,科学评价员额法官办案绩效。另一方面,对辅助人员实行“量化+定性”考核,通过考查系统中辅助事务指令的完成情况和完成效果开展综合评价。
三、加强在线审判监督管理,实现办案流程可视化
依托信息化手段,创新建立法官与集约中心相互协作监督、院庭长全程同步监督管理模式。法官通过司法辅助集约化管理系统将辅助事务派至集约服务中心后,可以随时进行线上督办指导。集约服务中心完成交办事务后,系统通知法官及时启动下一办理流程。法官和集约服务中心任何一方不及时完成流程工作的,系统将提示院庭长介入管理。院庭长也可利用系统主动监督管理案件办理情况,开展网上评查,提高审判管理质量与效率。同时,每个审判流程节点均能及时生成电子卷宗,并同步推送至司法公开平台,方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查阅,为加强社会监督、推动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和办案质效提供保障。
改革案例第103号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司法风险防控系统 搭建智能化监督管理平台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部署要求,自主研发与司法责任制改革相适应的台州法院清廉司法风险防控系统(以下简称清廉司法系统),不断完善审判权运行监督机制,有效织密科技“护廉网”。清廉司法系统正式运行两年以来,台州中院各部门触发廉政风险节点每季度均有大幅下降。截至2019年4月,共计触发248个风险节点,较上期(2019年1月)654个下降62.1%。
一、打造全方位综合监督管理平台
一是合理设置风险节点。清廉司法系统试设置了7大类60个审判、执行和综合风险点指标,其中审判风险24项,包括审判期限、审判事务、审判质量;执行风险26项,包括执行期限、执行措施、执行不力;综合风险节点10项。二是实现数据自动分析。清廉司法系统通过对接审判信息系统和执行管理系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和同步更新,并自动筛选触发风险节点案件,分别提示承办法官、院庭长、纪检监察部门关注、处理。三是强化“三位一体”监督。着力推动监督工作全覆盖,院庭长通过系统风险自动预警、动态监控、提醒督促等功能对审执质效实施组织化、公开化、标准化监督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借助系统的廉政数据库集成功能,建立干警廉政档案与全市法院廉政数据库;当事人可在线查看审判执行的节点推送情况,及时掌握案件公开信息。
二、筑牢全程监督信息化防线
一是创设“三色”预警模式,实现分类预警监督。该院充分研判案件风险类别和特征,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在清廉司法系统中设置红、黄、蓝三色预警模式:设置蓝色初级预警,由清廉司法系统自动向承办法官或直接相关人员推送信息,提示其自行纠正。设置黄色二级预警,风险等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由清廉司法系统提示院庭长关注,实时监控案件进展情况。设置红色三级预警,为高风险等级,预警后及时提醒院庭长、纪检部门履行监督职责。二是构建即时处理机制,确保实时监控管理。触发黄色、红色预警时,由院庭长、纪检监察部门通过短信、法务通、邮件等途径向承办法官或直接相关人员进行警示提醒,督促及时纠正。院庭长和纪检监察部门可根据系统自动触发的案件风险点,将风险节点提示的案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实现跟踪审查。2018年以来,清廉司法系统显示院庭长“已阅”193次、“谈话”16次、“提醒”50次、“定期处理报告”3次,推动实现监督管理常态化。三是落实事后查究,提升风险防控效果。全市两级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对触发风险节点案件定期分析、通报,提出整改意见建议。并不定期抽取触发风险节点案件进行廉政回访。对红色预警案件,由全市两级法院案件质量评查部门列为重点评查对象,将发现可能存在廉政风险的案件移送本院纪检监察部门调查。
三、健全清廉司法系统应用管理机制
一是明确平台强制使用规则。该院制定印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廉司法清廉司法系统管理使用办法》,规范承办法官、院庭长、纪检监察部门平台使用方式。对不按规定处理清廉司法系统警示风险提示、通报后仍整改不力的责任人员,以及对管理监督对象的廉政风险节点不提醒、不处置的院庭长、纪检监察人员,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采取约谈、批评等手段督促改正。二是建立专人专题数据分析制度。强化庭室主体责任,每庭室设一名廉政监察员,对平台运营使用和廉情动态变化进行梳理分析,确保建成“情况明、数据准、可监控”的数据库,切实发挥风险防控作用。三是注重建章立制,推进风险防控成果转化。梳理分析清廉司法系统运行中反应出的风险点类别,形成风险点台账,并制定完善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制度机制。2018年,该院已针对排查出的风险情况,完成该年度风险点建章立制工作,着力提升风险防控制度化、常态化水平。
改革案例第104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创新建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推动执行领域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近年来,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从完善执行权运行机制入手,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建立功能明确、辅助监督、过滤审查、科学管控的执行专业法官会议新机制,并制定《莲都区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会议规则》)等配套文件。目前已召开专业法官会议37次,研讨疑难和类型化案件涉及19次90余件,提供执行思路和建议26条,统一执行规范和管理标准10余次,指导案例5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明确会议功能定位,推进专业法官会议科学化发展
一是明晰职能定位。明确执行专业法官会议是为提供咨询意见、促进法律适用统一、依法依规开展执行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平台。明确规定院局长、团队负责人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得以职务身份对个案进行监督指导,且最终结论仅作为咨询参考意见。二是实现辅助功能。该院将执行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议题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筛查过滤功能,形成疑难复杂案件“专家会诊”机制,会议讨论意见被承办法官采纳率达98%。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总结审执规律作用,分析执行质效运行态势,每月、季度形成报告提出改进措施,确保执行质效全面向好。对所有需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依托执行专业法官会议组成的“案件质量评查组”实施过滤审查,并统一建立检查台账。现已对6000余件案件进行审查,存在案件质量问题降幅达68%。三是注重平台整合。该院根据需要将民事、刑事等其他专业法官会议合并召开,及时解决执行规范化和立审执协调等相关问题。比如,该院构建新型执行团队,形成繁简案件分流机制后,为适应“大分案”和统一执行尺度需求,在案件存在繁简难分等情况时,召集跨庭室专业法官会议;涉及财产刑案件执行时,召集刑庭等部门召开会议;根据实际需要也可邀请上下级法院资深法官或专家学者等作为特邀成员,参与执行疑难案件的会诊、研讨和咨询,听取多方意见,搭建各方沟通协调平台。
二、细化会议管理流程,推进专业法官会议规范化运行一是明确参会人员。根据执行一线工作经历、审执经验等具体要素,确定由分管院长、执行局长和执行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组成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充分保证咨询意见“专业性”;根据实际允许执行团队中的法官助理列席旁听,增强咨询专业“包容性”。二是实行分层管理。建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三级架构”,形成院长统管、分管院领导主管、局长实施的组织架构,确保管理有序和作用发挥最大化。对于督办或较为复杂、疑难案件,由院长召集,全体执行局及所涉事项团队的员额法官参加;分管院长、局长每月召集,对本月所涉复杂、新类型或类型化、多发事项提供咨询意见,比如对涉及系列执行案件处理、遗产处理等执行案件集中研讨;各执行团队负责人每周对本团队内所涉事项或个案处理进行会诊和提供咨询意见,比如新法的理解和适用问题、某些疑难案件处置等。如遇紧急情形,可由局长组织召集会议或经办人员提出申请召开会议。三是细化管理规程。制定完善会议申请召开程序、会议规则、备案登记、全程留痕记录制度等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水平。在申请召开会议方面,执行法官需根据案件情况提前申请,由会议专职秘书安排会议并提前将相关材料发送参会人员。在议事规则方面,参会人员需充分发表意见、阐述理由,遵循民主公开原则讨论案件,促进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并形成专项报告或调研报告。
三、丰富成果转化形式,形成专业法官会议长效机制。一是推动讨论意见转化。发挥会议总结司法经验、完善执行制度的功能作用,针对财产处置、涉拒执、“执转破”案件等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可供参考的意见建议。同时,在案件管理、财产保全、节点流程和结案条件等方面统一标准。如对照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和最高法院结案标准等,讨论形成执行节点、措施和时限等规定动作标准,供执行实施团队学习研究参考。自实行以来,已形成执行实施权和裁决权分权运行机制、终本程序案件标准、涉恢复执行等规范性文件。二是推动案件质量提升。强化执行专业法官会议案件质量评查功能,及时汇总类型化案件信息和存在的共性短板,梳理研判类案或新型案件的新特点、新问题,定期筛查典型案例,总结形成可供参考的统一法律适用意见,真正有效提升案件质量。三是推动增强办案专业化水平。根据办案需求实际合理选择参会人员,合理确定列席人员范围,加强对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等集中研讨,不断提升干警业务能力,实现“执行所专,案有所精”,构建学习型、专家型法官成长平台。
改革案例第105号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探索建立实习法官助理机制 夯实审判辅助工作力量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探索推行实习法官助理机制,拓宽审判辅助人员来源渠道,强化审判辅助工作力量。
一、探索构建制度,发挥实习法官助理审判辅助功能
一是规范接收条件。该院明确拟任命实习法官助理要求为在校法学研究生(含法律硕士)且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严格人员准入条件。近年来,该院共任命八批78名实习法官助理,生源范围包括西南政法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院校。二是严格接收程序。在加强报考人员资格审核的基础上,举办福州大学实习法官助理面试会,抽调审判业务庭员额法官、监察人员、政工人员作为考官,从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实习经历等方面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把好人员入口关。三是加强岗前培训。根据新招录人员年龄、经历、知识结构特点,近年来共举办实习法官助理岗前培训27次,培训内容涵盖法院实习生管理制度、纪律规定、保密制度、实习生日常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确保从严管理要求,帮助实习助理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四是推行实习法官助理“双导师”制度。建立业务、学术“双导师”制度,安排员额法官或审判执行一线的优秀干警对实习法官助理进行一对一带教,指导法官经各部门初审、推荐,由政治处审核确定。政治处每年对指导情况复审1次,根据实际及时调整导师名单。在指导法官带教期间,该院另为每名实习法官助理配备一名学术论文指导老师,引导实习法官助理在实习期间撰写案例分析或学术文章。五是加强服务保障。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实习人员的就餐、住宿、网络、生活设施等保障水平,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二、健全培养机制,建立业务水平与研究能力并重的培养模式
一是业务指导专业化。根据业务需求,按照专业对口原则合理分配至审判执行一线部门,增强岗位匹配度和业务指导专业性。基于实习法官助理理论基础扎实、研究能力较强,但司法工作经验不足的普遍特点,主要安排承担协助法官接待当事人、做好庭审准备、主持庭前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推动理论实践相互促进。二是学术指导规范化。深化“双导师”培养模式,积极拓展内外部资源,为实习法官助理撰写论文提供便利条件。比如,聘请高校教师为实习法官助理进行论文开题指导;为实习法官助理购买论文写作相关书籍;提供一周的“论文假”;鼓励支持实习法官助理与指导法官合作开展审判理论及实务课题研究。2018年,实习法官助理与指导法官合作完成的多篇论文,在《人民法院报》《中国劳动》等刊物上发表,其中获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1篇、三等奖1篇,获省级奖项6篇,市级奖项7篇。
三、坚持严管厚爱,创新实习法官助理评价考核体系
一是坚持规范管理。制定《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实习教学管理规定》,明确实习法官助理的岗位职责和行为规范,推动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二是组织定期回访。政治处定期组织院校回访,开展中期检查,全面了解实习情况,通过多方管理督促实习法官助理真学实干。三是注重氛围营造。领导班子定期组织召开座谈会,聆听实习法官助理对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审判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对有价值的建设性建议逐项研究、推动转化改进,激发实习法官助理工作积极性、创造力、责任感。四是开展评优活动。经过部门推选、分管领导推荐、政治处审核、院党组研究决定等程序,对表现优异的实习法官助理进行表彰,制发表彰文件,并在法院内网上通报表扬,激励学生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四、推进院校共建,拓宽实习法官助理的来源渠道
积极拓展高校资源,先后与西南政法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院等高校建立共建关系,签订共建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协议书。多次深入高校开展实习法官助理宣传活动,分别从实习法官助理的来源渠道、实习法官助理岗位职责与任务、明确岗位锻炼目标三个方面,开设“实习研究生法官助理的技能要领”主题讲座。该机制建立以来,签约高校向该院输送多批次实习法官助理,其中西南政法大学共六批次40名、福建农林大学共两批次19名、福州大学共一批次12名。
通过建立完善实习法官助理机制,在现有编制条件下引进新生力量,显著缓解审判资源配置不均、法官工作负荷过载等现实问题,进一步释放审判执行生产力。
改革案例第106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步走战略打造全省法院集约送达新模式
近年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全省一盘棋、集约化发展、成建制推动理念,坚持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交融互促思路,采取三步走战略,持续加强全省法院送达服务体系建设,探索成立了全国法院首个省级集约送达中心,进一步打破法院层级限制和固有管理模式,将以院为单位的分散集约送达升级为全省统一集约送达,推动送达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初级阶段:研发全省司法送达服务平台,构建以各法院为单位的分散集约送达机制
该院针对传统送达方式普遍存在的电话通知送达无准确记录、直接送达寻人难、邮寄送达签收难、公告送达被滥用等问题,在前期试点运行基础上,按照“审送分离”模式,研发全省司法送达服务平台,建立以全省各法院为单位的集约送达机制,将送达事务性工作从审判工作中分离,对所有文书送达进行归口处理,实现送达方式全覆盖、送达过程全留痕、送达服务多样化。一是送达工作统筹化。通过平台应用实现各类送达方式统筹集中管理,实现了在一个平台上既可支持网站、微信、电子邮件等电子送达方式,又可支持传统送达方式的信息对接、留痕和监督管理。二是送达过程全留痕。实现送达过程数据化、可视化,一方面,平台详细记录送达过程中所有节点信息、反馈结果、送达回证、证据材料等,方便法院管理和当事人查阅;另一方面,将原本独立的电子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各类送达方式,由一次送达事件串行起来,形成完整的送达流程事件链,为送达方式转变提供证据支持。三是送达服务多样化。引入“互联网+”理念,平台不仅支持语音热线、短信、电子邮件、网站等传统电子送达方式,还支持微信、手机App等移动客户端应用,同时对接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实现信息反馈,为当事人提供多样化、便捷化的送达服务。
二、中级阶段:融合全省司法送达服务平台,以“收转发e中心”集中推动送达工作优化升级
一是建立集中管理系统。依托全省各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融合司法送达服务平台,建设“收转发e中心”平台,在全省三级法院全部上线使用,对诉讼材料接收、流转、送达工作集约化、智能化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重塑诉讼材料接收、流转、送达流程,保障送达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形成覆盖全省的跨层级、跨区域送达服务事项办理网络。2018年全省法院共接收网上立案申请28571件,立案受理24115件,跨域接收处理材料16266批次。二是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全部送达文书在线生成、送达任务在线流转,并通过全省所有法院“收转发e中心”实体化窗口配套实现文书送达集约化、流水化作业。办案人员在网上办案终端根据需要发起送达任务,自动生成的送达文书并推送至“收转发e中心”送达服务系统,所有送达任务由送达专员在平台智能送达策略选择辅助下实现集约化处理。系统自动记录送达过程,自动生成送达日志和送达报告,回填办案系统、电子卷宗系统并同步向当事人公开。截至2019年4月,在平台上送达案件548932件,完成1762096次有效任务量;电子送达方式占比38.65%,电子送达成功率平均为78.65%。
三、高级阶段:首创全省法院集约送达中心,开启全省法院统一集约送达新篇章
一是提升人员集约化程度,集中组建全省送达服务团队。为解决初期工作标准不统一、工作效果不均衡、资源利用不充分、集约化程度不够等问题,该院成立江西法院集约送达中心,设置专门集约送达中心办公区域,集中组建由50名送达专员组成的全省电子送达服务团队,统筹办理全省法院的电子送达工作,推动逐渐取代分布在全省各法院承担类似送达任务的送达专员,提升人员利用效率。二是提升事务集约化程度,实现部分送达任务省级统筹。建立全省法院统一的集约化电子送达服务中心,发挥省院资源、人员优势,将全省法院电子送达任务统一归口集中处理,减轻全省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送达压力。利用全省法院“收转发e中心”网络,推进跨域邮寄送达集约化和本地化,推动“收转发e中心”向邮政延伸,在邮政系统省外业务分发中心设置送达站,集中处理全省法院向省外的邮寄送达。省内异地邮寄送达任务通过收转发网络系统向当地法院集中,由当地法院向当地邮政派单。三是提升管理集约化程度,规范全省送达工作标准程序。统一工作流程、热线电话、服务标准,着力为当事人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电子送达、网络公告送达服务,提高电子诉讼服务便民化水平。
改革案例第107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构建“五位一体”监督管理体系
多角度全方位严把案件质量关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构建以多环节启动监督管理程序为基础、审判流程全程跟踪为关键、院庭长事中监督管理为抓手、专业法官会议案件评查为重点、法官审判业绩考核制度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监督管理模式,实现审判权内部监督管理整体推进、分级负责、全程跟踪、问责有效,持续推进审判质效全面提升。2018年该院一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仅为3.7%,再审审查率为6.64%,均为全省最优值。
一、“六环节”启动事前事中监督程序
一是立案甄别。立案部门在立案阶段甄别“四类案件”中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案件,在审判流程管理平台标注,提醒审判团队启动监督管理程序。二是承办法官甄别。承办法官认为属于“四类案件”的,填写《申请监督管理备案表》,主动提请院庭长监督管理。三是审判长甄别。审判长在参与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提醒承办法官主动将案件纳入监督管理。四是监察部门甄别。监察部门发现举报违法审判案件属于“四类案件”的,填写《申请监督管理备案表》呈报相关院领导。五是综合甄别。宣传部门发现重大舆情过程中发现可能需要监督管理的案件,及时通知相关业务庭室启动监督管理程序。六是院庭长甄别。院庭长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属于“四类案件”需要进行监督管理的,主动填写《院庭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备案表》启动监督管理程序。
二、“五把关”加强审判全流程监督
一把立案关。全面实现网上办案,所有案件纳入流程管理,防范分案环节风险。二把审限关。设置审限临期预警提示、超审限警示功能,对法官进行智能化提醒,杜绝超审限案件,压缩扣审、延审比例。存在超期结案的,院长亲自签发督办函,限期结案。三把结案审批关。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中设置立案、开庭、审限变更、结案、归档六大管理节点,严格执行结案标准。四把隐形超审限关。对于涉及可能会影响当事人权益的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变更合议庭成员、变更审限等关键节点信息,系统通过短信平台向当事人发送信息,便利当事人及时了解审判流程,加强隐性超审限案件外部监督。五把上诉卷宗流转关。严格监控上诉案件卷宗移转环节,区分一、二审迟延移转的原因,定期通报,并纳入绩效考核。2018年全市法院扣除审限和延长审限案件占比为 12.42%,同比下降 2.35 个百分点。
三、“四细化”规范院庭长事中监督方式
一是完善制度。制定《进一步落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办法(试行)》,从四个方面规范院庭长“两权”运用,进一步明确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责清单,建立正常监督与干预过问的识别制度,准确把握正常监督与干预过问界限。二是明确标准。准确界定“四类案件”范围,明确涉及群体性纠纷、疑难复杂、类案冲突、违法审判等案件标准,确保院庭长行使职权精准监督管理。三是严格程序。细化院庭长对“四类案件”行使监督权及启动事中监督管理程序及方式,监督过程全程留痕,避免监督管理缺位。四是加强管理。明确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权14项禁止性行为,规定不当监督责任追究情形,并将履责情况纳入院庭长业绩考评,确保监督管理权不滥用、不越位。
四、“三评查”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事后监督作用
一是建立多层次评查体系。建立健全“三评查”,即常规评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制度。对全体员额法官审(执)结案件进行评查,每年一次随机抽选。对已审结的可能涉及质量问题、违法审判的特定案件进行重点评查,每季度开展一次。对某一类型案件、某一审判环节或裁判结果进行专项评查,并根据上级机关部署及审判管理需要适时开展专项评查,实现评查精准化、全覆盖。二是完善细化评查程序。“三评查”均由专业法官会议负责,由专业法官会议成员担任案件评查员,根据案件类型分配到各专业法官会议,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参与评查过程。评查结论分为合格、瑕疵、不合格、错误四个等次,重点评查由案件评查承办人提出评查意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后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常规抽查和专项评查由评查员个人做出评定,优秀等次和不合格以下等次的评定以及其他需提交集体评议的,按重点案件评查程序进行。规定提交集体评议案件要制作评议笔录,与评查表、评查报告一并交审管办留存备查。2018年该院对124起信访案件进行评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报,着力发挥案件评查监督作用。
五、“两挂钩”细化法官审判业绩考评制度
一是业绩考核与案件质量评定挂钩。制定员额法官绩效考核细则,采取计分制核定工作量,突出反映工作实绩。将审判指标逐项分解,重点关注案件发回改判、进入再审、信访情况、超审限等可能影响审判质效的情形,合理确定审判责任后纳入法官个人办案业绩考核,每月在电子屏公示每位员额法官审判业绩,强化法官责任。二是员额退出、表彰奖励、奖金发放等与业绩考核挂钩。明确法官员额退出以审判业绩为重要参考,探索将平时考核、年底奖金、职务职级晋升与审判业绩挂钩机制,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体系,健全差别化管理激励机制。
改革案例第108号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建立“重点案件”评查制度为抓手
探索审判责任识别认定新途径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建立“重点案件”评查制度,建立完善审判责任认定追究机制,督促院庭长切实负监督管理责任,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措施全面落实。
一、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确定重点关注案件
该院建立“重点案件”评查制度,制定《关于对“问题案件”进行评查的暂行规定》,明确将“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指令再审案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当事人强烈申诉、投诉的案件,本院依法决定再审案件,经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对中院“发改指”有异议的案件”等5大类型、10种情形的案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纳入“重点案件库”,明确重点关注案件性质仅为可能存在问题,需研讨、释疑的案件,在评查前与违法审判严格区分。
二、遵循司法规律,完善司法责任甄别认定机制
一是细化评查内容。“入库案件”分别由审理案件的合议庭和审判管理部门评查,并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认定。评查内容主要包括:上级法院“发改指”理由和依据是否成立,确定法官是否承担责任,及时分析研判存在问题;基层法院异议是否成立,确定法官是否承担责任,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发生等。中院审判委员会对经评查案件作出最终结论并每月通报,及时发现、纠正问题隐患。二是完善评查程序。注重兼顾评查程序性和专业性,对于下级法院提出异议和被上级法院改判案件,由审判管理部门评查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对于其他“重点案件”,由合议庭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均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意见为最终结论。三是严格责任认定。经评查认定为差错案件、违法审判需要追究责任的,严格依规追责;如果因对基本事实和证据采信、法律法规条文等方面理解认识的合理差异,以及出现新证据等因素造成的重点案件,法官不承担责任。在加强审判责任追究的基础上,充分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三、坚持强化结果运用,确保评查取得实效
近年来,该院纳入“重点案件库”案件共114件,占已结案件数的1.07%。其中,被省高院发回、改判的107件,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过程中决定纳入清单库的7件。2018年,采取分管院领导先组织评查,审判委员会再重点评查的方式,评查重点关注案件85件,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40件。评查的85件案件中,确定为一般差错4件,不认定为差错案件81件。各基层法院2017年被中院改判、发回重审案件873件,经各基层法院评查和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为一般差错案件397件,认定为重大差错案件28件,对其中14件14人分别给予警告、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对其他涉及人员扣发绩效奖金,责令加强学习。目前,各基层法院已相继建立了“重点案件”评查制度,实现了全市两级法院整体联动。
通过落实整改追责,案件评查成效初显。一是进一步强化了审判人员责任意识,倒逼审判质效提升。通过对问题案件中瑕疵、错误及所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等进行分类和公开,督促办案人员正视问题,查找不足,同时能显示出审判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增强监督管理的针对性;二是对“重点案件”原审合议庭及承办法官作出正面澄清,完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将“重点案件”评查结果作为考核评价法官业绩和能力的依据之一,使入额法官的业绩评价体系和业绩档案依据更加充分;三是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根据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意见,将理解认识上容易产生分歧且具有共性或指导意义的案件作为参考性案例,分期在法院内网发布,在全市法院范围内统一裁判尺度。
改革案例第109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立审判辅助事务社会化长效运行机制
构建司法资源科学配置新格局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部分辅助事务社会化外包。目前,该院已购买调解协助、辅助登记立案、诉讼引导、档案管理辅助等31项社会化服务,推动建立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规范化长效机制。2018年,在人员编制和法官员额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全市法院结案数增至410378件,同比增加3.3万件,增长8.9%;法官人均结案数上升到451件,同比增加44件,结案总量和法官人均结案量均位居全省第一。
一、积极沟通协调,依靠党委领导统筹推进
一是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当地党委的关心支持,将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纳入市委改革项目,在深圳市年度改革工作要点中,将市财政委员会、市中院明确为责任单位,推动法院购买社会化制度化运行。二是加强联动协同。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积极争取财政、编制等方面保障,就法院购买服务范围和内容、指导性目录、预算安排等重大事项反复沟通征求意见,为购买社会化落地实施提供外部支持,确保关键节点推进顺畅。目前,深圳市已将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列入财政预算,实现长效经费保障。
二、注重制度引领,推动购买服务运行规范化
一是健全购买服务机制。该院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上,会同市财政委员会制定《深圳市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暂行办法》,首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对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作出规范,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及指导性目录、预算管理和购买标准、购买方式和程序、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细化,为实施购买服务提供制度遵循和规范指引。二是细化购买服务标准。明确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既包括法院向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也包括法院履职所需的辅助性服务,并规定“凡是适合社会化服务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将辅助事务区分为核心辅助事务和非核心辅助事务,对大部分专业性强的核心辅助事务,如审查证据材料、组织证据交换、草拟审理报告、裁判文书等,主要由在编辅助人员承担。对部分重复性、操作性强、适宜集约实施的非核心辅助事务,如文书集中送达辅助、案件信息集中录入、案卷集中整理及扫描等,采取市场化、社会化外包方式适度剥离。三是编制购买服务内容目录。完善购买服务范围和内容,编制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形成购买事项三级目录事项清单,严格细节管理要求。在购买具体内容上,明确细化诉讼服务、审判执行、法院管理、后勤保障、司法公开、信息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领域的七大类41项具体服务事项类别。2018年以来,该院通过购买调解协助服务,已成功诉前调解纠纷仅2万件,利用社会力量对20余万案件的纸质材料集中扫描、生成电子卷宗,办案效率不断提升。
三、加强集约管理,实现购买服务效益最大化
该院推动法院购买服务与辅助性事务集约化、信息化运作相结合,设立辅助事务集约办理中心,在线集中办理排期、庭前送达、保全等辅助事务。加强信息化保障,上线运行类案在线办理、司法专邮E键送达等智能化操作平台,自动生成传票和邮单,通过“一键发送”邮局打印送达,最大程度提高事务办理效率。加强对购买服务的预算管理、监督管理,对购买服务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全方位考核评价。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发挥绩效评价结果的导向作用,不断提升购买社会化服务效能。
改革案例第110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完善院庭长办案配套机制
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实质化示范化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扎实践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审判权运行机制,坚持法官入额必须办案原则,通过强化院庭长职能定位、完善制度建设支撑、健全配套工作机制等系列举措,确保入额院庭长回归审判主责主业,以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实质化、示范化为抓手推动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一、细化办案规范压实责任,推动院庭长办案常态化
一是完善分案办案机制。制定《关于院庭长办理案件的暂行规定》,贯彻“多办案、办难案、办精品案”原则,明确审理案件类型,在随机分案基础上依规采取指定分案方式,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审理。院庭长在审理疑难复杂案件过程中,认为需要统一裁判尺度的,由庭长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讨,对于具有规则意义案件需要在全院层面统一法律适用的,由主管副院长推动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典型案例供全院办案参考。二是建立庭长承办长期未结案机制。出台《长期未结案件管理规定》,规定一年半至三年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原则上由本部门庭长担任审判长,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与督办;三年以上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原则上由庭长办理,其他法官承办的三年以上长期未结诉讼案件,直接转由庭长办理。三是合理设定办案任务指标。根据上级法院指导意见,制定院庭长办案硬性指标:院长每年办案量不低于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不低于30%;审判业务庭庭长、执行局局长任务为50%。结合工作实际,对院庭长设置具体化差异化的办案任务,院庭长每年办案量根据审判工作任务、法官员额编制、辅助人员配置等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并在全院公示。
二、重构管理链条优化配置,推动院庭长办案实质化
一是建立管理与办案平衡机制。构建“基础办案单元-团队-庭室-分管院领导-院长”管理链条,细化院庭长、团队负责人权力清单,优化各层级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减少院庭长非审判事务负担;院领导因承担重要专项工作、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等原因,需要酌情核减年度办案任务的,经核算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批备案。二是完善办案保障机制。完善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按照“1审+1助+1书”模式,为院庭长配备专门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院领导办理案件时,编入其办理案件类型相对应的业务庭室的庭(局)长团队,并与该团队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对于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由院领导直接组成合议庭审理;庭长、副庭长编入审判团队,承担相关案件的审判和监督职责,切实发挥传帮带作用。三是健全办案考核评价机制。将院庭长的办案绩效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同时明确院庭长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接待来访、指挥执行等事务计入绩效考核,但不能充抵办案数量。
三、强化审判公开引领作用,推动院庭长办案示范化
一是建立办案通报公示机制。定期统计院庭长主审、参审案件收结案情况,每月、每季度召开审判执行态势分析会,将院庭长办案质效与其他员额法官一起纳入全院排名,在态势分析会上进行通报,并在办公系统通报公示,督促院庭长带头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二是完善第三方案件评查机制。由内部监督向社会监督拓展,修订《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在深圳市率先与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开展第三方案件质量评查,将院庭长承办案件纳入必评范围,对其进行重点评查、重点讲评,切实提升院庭长审判规范化水平。三是强化院庭长庭审直播。坚持以示范化带动规范化,制定《直播录播庭审活动实施办法》,贯彻庭审“以直播为原则,不直播为例外”,创新性开展“院庭长庭审直播、当庭宣判”等活动,院庭长承办的可公开案件均进行网上直播,并组织青年法官、助理现场观摩,倒逼院庭长提高庭审驾驭能力,提升庭审规范程度。2018年该院院庭长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开展庭审直播864场,同比增长20倍以上。
2018年,该院受理案件126503件,结案107301件。其中,院庭长承办收案42265件,结案40692件,收结案同比2017年增长两倍以上,分别占全院收结案的33.41%和37.92%,院庭长全部超额完成任务,带头办案的示范作用和引领效果显著提升。
改革案例第111号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全方位完善管理制度
激发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活力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现有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230人,约占辅助人员90%左右。近年来,该院针对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普遍年轻、工作经验不足,聘用人员占比高等特点,不断创新完善管理制度,从招录、培养、履职、考核和薪酬管理等环节入手,着力实现“招得进、教得好、用得上、考得准、留得住”,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拓展渠道、创新方式,确保人员“招得进”
该院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通过政府聘员、劳务派遣、购买社会化服务等多种方式补充合同制辅助人员,由市镇两级政府参照聘员标准帮助解决经费,配足配强审判团队辅助队伍,较好地缓解了编制数量与案件数量不匹配的问题。一是坚持把好条件关,招录对象以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生为主,严格组织资格审查、速录技能考核、笔试、面试等环节,确保招录人员基本素质过硬;二是创新建立就业实习机制,由高校推荐应届毕业生到院开展半年左右实习,表现优秀人员优先招录,增强人员选聘系统性、科学性;三是设置三年服务期承诺,与拟聘用人员协商,在合同中作出最低服务期限三年的承诺,引导合同制辅助人员审慎选择,提高聘辅人员队伍稳定性。
二、精准培训、实践培养,确保人员“教得好”
该院积极加强聘辅人员培养培训,帮助其提高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尽快适应工作岗位。一是采取菜单式岗前培训,该院针对所有新入职人员区分不同岗位制定培训方案,设置个性化培训内容,并要求各部门充分利用庭审观摩、执行见证、书记员会议等多种方式加强实务技能培训;二是着力构建知识管理体系,整理汇编10万字的《审判、执行案件辅助人员跟案工作指引》,根据案由分类归纳实体、程序知识,包括案件审理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上级法院指导意见,审判常见问题,常用参考书籍等,帮助聘辅人员快速掌握业务知识和技能;三是坚持以考促学,每年按不同岗位类别组织两次辅助人员全员业务知识考核,定期开展日常工作抽查,考核与抽查结果与其薪酬挂钩;四是发挥法院文化育人功能,积极开展现代司法理念教育,不断增强辅助人员的职业尊荣感和集体归属感。
三、准确定位、明晰责权,确保人员“用得上”
一是明确聘辅人员权责。根据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岗位类别,分别制定执行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等职责管理规定,并对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权力清单和行权方式予以明确。其中法官助理的职责偏重于与案件实体处理相关的辅助性工作,而书记员则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部分权责交叉的事项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安排。二是优化聘辅人员配备。实行从部分优秀聘任制书记员中选任法官助理,为聘辅人员搭建成长平台。在组建审判团队的过程中,根据每名法官承办案件数量和难易程度精细测算辅助人员配比,在保证每名法官至少配备1名法官助理的基础上,允许多种配备模式结合,案件数量特别多的法官可以配备2名以上法官助理,案件相对较少的法官可以将书记员资源整合,组成诉讼服务团队集约化处理事务性工作。同时对团队辅助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审判团队办案量超出既定任务量则及时补充辅助人员,合理平衡人案关系。
四、分级分类、全面考评,确保人员“考得准”
该院从三个方面细化聘辅人员年度考核,体现对日常工作、跟案质量和团队协作能力的综合评价。一是部门综合评定,由所在部门作出综合评价,确定书面评鉴意见和部门评定等次;二是业务技能考核,包括各项跟案数据以及速录考核和岗位技能达标考核两项成绩;三是开展民主测评,由所在部门人员对其工作表现分别作出评价,并赋予法官相对更大的评价权重。四是加强结果运用。根据广东省《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积极探索原有绩效考核和等级晋升制度与该规定的有机对接,研究推进对合同制辅助人员实行分等分级管理,根据业务能力、跟案质量、工作作风考察结果,参考历年考核结果以及部门意见,确定各类人员等级,形成科学合理的辅助人才梯队。
五、以人为本、灵活薪酬,确保人员“留得住”
创设合同制辅助人员“阶梯式薪酬制度”,根据工作性质、强度合理确定薪酬,适当提高区分度,提高聘辅人员稳定性和归属感。该项薪酬制度将职业忠诚度和工作绩效表现作为提高薪酬区分度的重要依据,将工作第一年设定为学徒期,工资标准相对较低,从次年开始实行阶梯式薪级晋升办法,其中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主要与学历层次、工作年限挂钩,而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则主要与岗位职责、岗位序列评定等级和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在科学考核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工作时间长、表现优异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水平,拓宽合同制辅助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激发其工作积极性,留住优秀人才。
改革案例第112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建立区域化统筹运行机制
推动民事财产保全案件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系统建立民事财产保全中心,优化完善民事财产保全工作机制,推进审判资源结构性调整,推动审判执行质效明显提升,“执行不能”源头防范成效显著。截至2019年3月,全市法院办理民事财产保全案件133951件,同比增长68%;保全金额2525亿元。
一、设置专门机构,整合保全力量
按照“统一名称、同一机构、统一制度”要求,全市三级45家法院均成立民事财产保全中心,统一办理各业务庭民事财产保全工作。其中,6家法院经编办批准设有独立编制,4家法院设在立案庭,1家法院设在审监庭,其余34家法院设在执行局。调整后,全市法院保全机构共配有工作人员285名(含兼职),每个法院平均6.3人,其中11家法院超过10人,5家法院不足3人。除4家法院由立案庭、审监庭管理外,其余41家均由执行局负责业务指导及管理,但与执行局内设机构各自独立。
二、集约优化流程,提高保全效率
一是集约整合职能。坚持“诉保分离”理念,按照“一体化、多功能”标准,全市45家法院统一将原先分散在立案、审判、执行等部门的保全职能整合到民事财产保全中心,集中统筹推进“审查、裁定、执行、复议”,集中办理诉前、诉中、诉讼后执行前、仲裁四类保全案件,为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保全提供一站式便利。二是统一标准适用。制定保全财产估值办法,明确银行存款、公司股权、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房屋、车辆、到期债权等各类型财产的估值规则,确保不明显超标的额查封。三是健全制度规范。制定民事财产保全工作流程规定,各中级、基层法院制定民事财产保全中心工作规范,明确保全材料流转规则,推动保全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大幅提升。明确法院内部相关部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职责权限,有效打通保全案件在法院内外部多重环节的衔接“中梗阻”。 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出台《加强财产保全工作廉政建设的规定》,建立“三同办案”廉政回访与报备制度,堵塞制度漏洞,防范廉政风险。全市法院保全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促进诉讼案件办理周期大幅缩短,如长寿法院已实现区内2日、区外3日、市外7日内完成保全。
三、健全统筹机制,确保实施效果
建立中院、高院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三级法院业务交流,统一全市法院保全办理尺度。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和微信平台双重模式,建立全市法院民事财产保全案件事务委托机制,二审、再审阶段以及情况紧急、路途较远的保全案件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委托就近法院快速实施,实现三级法院保全力量和保全资源的有机联动。推进保全案件跨区域执行协作机制建设,市一中法院与广东、四川、贵州等地十余家中级法院联合建立跨区域执行协作机制,江北法院与12家银行签订协议实现账户冻结“一行一网点”,璧山法院与国土、公安、工商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实现定人定时集约处理房屋、车辆、股权等财产保全。
四、推进科技融合,实现平台管理
该院研发民事财产保全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保全案件办理需求,设定立案分案审批、跨系统启动保全程序、与诉讼案件关联归档、关联案件查询等多项功能,实现保全案件的网络全程办理。制定印发《保全案件网上操作流程》,督查各法院网上办案情况,在规范保全案件办理程序的同时,有效避免保全案件的“体外循环”。根据保全管理需求,跟进督促研发“保全综合管理平台”,加强对保全工作的评估管理,集成案件信息实时展示、自动统计、一键分析等多项功能,提升保全工作管理的科学化与信息化水平。依托保全案件管理系统的基础数据,建设“民事财产保全案件数据库”,逐步汇集保全财产大数据信息,实现财产与财产、财产与案件、财产与人的有机关联,打造网格式的保全办案信息数据体系,为保全、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大信息支撑。
改革案例第113号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细化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规则 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法官会议专业咨询、统一裁判尺度、指导审判实践的功能作用,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落实到位,切实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一、完善会议运行机制,保障流程“规范性”
一是建立健全制度。制定出台《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规则》,对专业法官会议组成、召集、研究讨论方式、会议记录及参考方式等方面作出指导性规定。全市两级法院第一时间出台相关制度18个,组建专业法官会议28个。二是规范运行流程。由研究室或审管办负责专业法官会议组织召集,设置会议秘书1名,负责会议安排、资料传递、会议服务、本庭案件总体讨论情况统计,建立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情况定期报送制度,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各县(区)法院、中级法院各业务部门报送本季度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情况,确保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建设工作整体推进。三是加强调研和经验总结。全市两级法院每季度进行总结经验、收集问题,定期对研讨的类型化问题和具有指导价值的内容进行整理,为调研课题实证研究、学术论文选题、选报典型案例、确定裁判尺度等提供参考。
二、科学设定议事规则,确保行权“平等性”
一是科学设计发言顺序。会议一般由相关领域分管副院长主持,按照职级、年资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发言,主持人最后发言,防止领导意志影响其他发言人而使讨论结果失真。二是确立充分陈述和独立表决规则。明确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发表意见时不得拒绝发表意见或仅作同意、不同意的表述,而应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三是明确参会人员的发言效力一律平等。明确法官会议的意见不具有强制力,发言仅供合议庭参考,法官会议意见被合议庭采纳的,作为合议庭评议结果,由合议庭对案件处理结果负责。经法官会议讨论仍然分歧较大的,由分管副院长提请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并纳入“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四是优化参会人员结构。在严守审判秘密,遵守回避制度的前提下,邀请法官助理、书记员列席会议,形成院庭长、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多层次多角度参与讨论模式,通过充分听取多方意见,提高咨询意见多元性、精准性。
三、严格限缩讨论内容,体现研讨“专业性”
一是明确讨论范围。严格限缩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个案范围,明确两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不讨论具体案件的裁决问题,只就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疑难案件分析等有关审判业务问题进行研究,为合议庭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二是突出指导功能。注重研究解决审判工作中普遍性、突出性和前瞻性问题,分析案件审理中的方向性或共性问题。突出总结全局性、指导性和典型性的审判工作经验职能,着重研究涉及统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问题,向审判委员会推选备选参考性案例等。三是健全沟通机制。建立联系沟通制度,下级法院对法律适用问题认为有必要参考上级法院意见的,经本院专业法官会议决定后,可以提请上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上级法院讨论结果供下级法院参考。下级法院对类案、个案的法律适用与上级法院存在争议的,可以提请上级法院召开上下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联席会议。
四、注重平台化应用,突出会议“亲历性”
一是建立应用系统平台。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用专业法官会议系统,承办人一律通过办案系统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明确提交讨论的案件需保证电子卷宗的完整性,方便参会人员通过电子卷宗直观查阅案件情况。二是实行信息化管理。承办人提前在系统中在线提交讨论报告,并推送给参会人员。参会人员会收到报告后在1日前将关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处理意见的阅读报告反馈至专业法官会议秘书。通过平台化应用,更加有利于参会人员查看卷宗,全面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发表意见,落实参会人员“亲历性”。
五、助力院庭长监督管理,突出会议“实效性”
发挥法官会议服务咨询和服务院庭长的管理监督职能,实现了放不乱、管有序,受到全市两级法院普遍认同和欢迎。2018年宜宾中院及10个基层法院纳入院庭长监督管理“四类案件”2479件,其中935件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876件案件采纳了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31件未采纳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进一步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把关作用。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召开专业法官会议347次,讨论案件1108件、其他议题66件,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采纳率97%,有效发挥统一裁判尺度、规范院庭长行权、强化司法能力、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作用。
改革案例第114号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完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 凝聚审判权运行监督管理合力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加强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目标,制定《关于对审判执行中案件依法监督的规定(试行)》,积极探索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围绕“四类案件”狠抓六项监督管理举措,努力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制定权力清单,明晰监督权限
该院针对司法改革后,一些法院院庭长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问题,专门制定审判权力清单,划分为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三个类别,并进一步细化了合议庭审判长、承办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权责。在充分保障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行使审判权的同时,明确院长、副院长、庭长可行使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的具体情形,除此之外的审判权力一律由合议庭行使,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督得到有机结合。
二、细化案件标准,界定监督范围
该院着力细化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的“四类案件”清单:一是细化具有社会影响案件标准。细化群体性纠纷人数标准,以及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案件标准。如一方当事人人数在10人以上,可能引发关联诉讼、集团诉讼的;审理结果可能对相关区域、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涉及群体利益的等。二是细化疑难、复杂案件标准。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涉及黑恶势力及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涉及在本省投资企业重大权益的民商事案件。三是细化可能发生类案冲突案件标准。如重点关注被上级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及与本院、上级院生效案件冲突案件,确保类案同判关口前移。四是细化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执行行为的具体类型。如通过审务督察、案件评查等渠道发现,或者举报人当面或以书面、电子文件等方式实名反映法官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或者渎职嫌疑等案件。
三、明确发现方式,实现及时监督
该院规定不同主体、不同阶段、不同层级发现和标记需要监督管理案件的方式,确保在审判执行中全流程及时发现问题。一是立案阶段。立案部门在立案时,发现案件有“四类案件”情形的,在立案同时进行标记。二是收案阶段。业务部门负责人在办案平台对案件是否符合“四类案件”进行初步判断,并进行标记,对案件办理进展情况及结果主动跟踪。三是办理阶段。在案件审判执行过程中,院长、庭长、合议庭成员发现存在“四类案件”情形的,可以随时进行补充标记,纪检监察、信访部门也随时可以提示标记。为确保及时发现转化为有效监督,对依规定标记的案件,合议庭必须在裁判前及时向庭长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
四、强化监督管理措施,确保监督有效
该院推动监督管理方式从个案审批转变为对程序性事项依法审核、对审判工作综合指导、对裁判标准督促统一、对审判质效全程监督管理、对案外干扰有效排除等。一是规范监督管理主体和程序。院长、副院长、庭长分别对全院、分管和本部门审判执行案件开展事中监督管理,院庭长不能直接改变审判组织决定,而是通过逐级开展扩大合议、复议、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等方式强化监督。二是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作用。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法律适用参考咨询机构作用,审判委员会专注审判经验总结和对审执工作的监督指导,按程序讨论“四类案件”。三是加大纪检监察、信访部门监督力度。纪检监察、信访部门发现“四类案件”情形,应向庭长或分管院长作出风险提示,有关责任主体应将跟踪管理的情况进行反馈。四是聚焦关键环节开展监督管理。试行“一案三查”机制,对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严格评查审判结果,审查合议庭成员是否应承担责任。
五、依托信息系统,保障监督透明
该院充分发挥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大数据作用,推动监督管理全程留痕,有效防范不当干预过问。一是积极探索系统自动化识别、标签化处理,逐步实现系统对符合本规定应当监督管理情形的案件自动提示、标记及推送,并自动进行节点控制。二是审判管理部门在网上办案系统自动提示的基础上,发现审判流程异常时,向有关业务庭庭长作出风险提示,并实行流程动态监督管理、定期统计通报。三是各项监督管理工作全部公开进行,并在案卷及办公办案系统平台上全程留痕,实现组织化、平台化、公开化监督管理。
六、严格考核奖惩,落实监督责任
一方面,强化监督责任。遵循“谁审理、谁裁判、谁决定、谁负责”原则,没有参与案件审理和决策的院庭长一般不承担错案责任。院庭长故意或重大过失未正确履行“四类案件”,导致错误裁判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监督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强化考核奖惩。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建立科学合理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考核奖金、评先选优、职级晋升不仅以办案数量、服判息诉率等审判执行工作指标为依据,更以“四类案件”的办理情况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确保监督责任落到实处。2018年,通过加强审判执行中案件监督,贵州法院29个案件评估质效指标中有20个同比呈增益效果,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8.29%。
改革案例第115号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推进多元分流 强化系统支撑
着力构建分调裁审高效运行新格局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收结案数连年位居全省基层法院前列。近三年员额法官人均收案数分别为406件、522件和399件,分别是全省员额法官人均收案数的3.5倍、3.6倍和2.4倍;结案数分别为300件、428件和340件,分别是全省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的2.9倍、3.2倍和2.3倍。面对新形势,该院创新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三次分流”“六个支撑”机制,取得显著效果。
一、推进三次分流,构筑立体分案体系
一是向区综治中心分流。充分利用甘州区综治中心成立的有利契机,提请甘州区委政法委出台《甘州区矛盾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暂行规定》,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对20余类简单民事纠纷,经立案庭审查登记后,引导当事人到综治中心先行调解,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对调解不成案件依法及时立案。自2018年6月综治中心成立至2019年2月底,分流案件1090件,调解成功597件,调解不成转立案493件,调解成功率54.8%。二是向审前调解中心分流。从退休法官、律师、人民陪审员中选聘136名特邀调解员,在法官指导下开展审前调解。案件受理后,经立案庭审查甄别、当事人自愿选择,将适合审前调解的案件分流到审前调解中心,由特邀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2018年至2019年2月,分流案件5223件,调解结案2845件,调解成功率54.5%。三是向专业审判团队分流。推行“门诊式”审理模式,将买卖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案件分流到专业化审判团队,对批量同类案件统一排期开庭,集中时间多案同审、多案连审。原则上当庭调解、当庭宣判、当庭制作并送达法律文书。2018年至2019年2月,分流案件6268件,目前已经审结4892件。经过三次分流,确保简案快审,类案专业审,疑难复杂案件精审,进一步提高审判效能。
二、完善衔接机制,实现诉调无缝对接
该院大力加强诉讼引导,充分告知当事人诉前、审前调解便民高效优势,提高当事人调解意愿。加强与综治中心的协作沟通,实现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无缝对接。各乡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的案件,可就近到辖区人民法庭申请司法确认;到院机关申请司法确认案件由专门团队统一办理;诉前调解成功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当日作出确认裁定。2018年共办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案件683件。区综治中心调解不成当事人申请立案的,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登记立案,由审前调解中心法官直接签发调解书或直接开庭审理、判决,实现“分调裁”的有序衔接、高效运转。
三、强化六个支撑,有效提升办案质效
一是审判团队专业化。结合近年来各类民商事案件收案数量、繁简类型、专业化程度三要素分析结果和法官队伍实际,组建买卖合同、金融借贷、劳动争议等7个专业化审判团队,集中审理同类案件,推动提升审判效能,实现类案同判。组建法官助理团队,实行集中管理、调配、培训,有效发挥审判辅助作用。二是办公办案信息化。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推行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深度应用,实现法律法规、同类案例推送、自动生成裁判文书功能。加快建设庭审语音识别系统,建成法院、检察院、看守所三方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大幅提升庭审效率。大力推广电子送达,依托“法院短信送达平台”,解决“送达难”问题。
三是保障服务社会购买化。将办公楼及派出法庭物业管理、餐厅运营等事务整体外包,明确相关工作标准、加强日常管理考核,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四是辅助工作集约化。推动送达、司法鉴定、诉讼保全、网络拍卖、卷宗扫描装订等部分辅助性工作集约化管理。成立送达组,集中送达法律文书;组建扫描组,由辅助人员集中办理卷宗装订、电子卷宗制作、文书公开等辅助性工作;由审管办统一管理司法鉴定评估工作,缩短鉴定评估时间;组建执行裁决组,统一办理保全、拍卖工作,有效提升案件执结率。
五是法律文书模板化。推行要素式裁判文书,制定、撤诉裁定、管辖权异议裁定及常用程序性文件等18份裁判文书模板,提高撰写效率。
六是绩效考核科学化。充分研究论证,根据案件类别测算难度系数,建立案件权重指标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树优、岗位调整、提拔任用、晋级晋档的重要依据,激发干警积极性和创造性。
2018年,该院受理民商事案件14008件,同比减少1037件,法官人均收案数399件,同比减少123件,有效减轻了一线法官办案压力。上诉案件二审维持率68.74%,同比上升11.59%,发回重审率7.63%,同比降低2.78%;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仅58天,同比减少5天,法官办案质量效率明显提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4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946号提案答复的函
宋青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执行机制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着眼于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并跟踪监督行政机关履职和环境修复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高检院在北京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二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业务,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项重点工作,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经过两年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是针对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机制的建立,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大量探索,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在环境损害鉴定方面的作用。我院制定《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并以贯彻落实规定为契机,研究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库。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与鉴定机构的沟通联系,争取建立协作配合机制等。二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方面,部分地方由财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法院、检察机关共同设立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赔偿资金。比如吉林、山东、重庆出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赔偿资金来源之一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经生效判决、调解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适用途径包括清除或者控制污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赔偿金以及鉴定评估、编制修复方案等必要费用。江苏省苏州市等、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漳州市、云南省昆明市等地方财政也设立了相关生态环境损害专用账户。此外,也有部分地方采用设立个案专用账户的方式,由地方财政局进行账户管理。三是检察机关在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同时,依法对法院的公益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包括对公益诉讼裁判执行行为监督。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执行监督案件发现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
诚如您在提案中提到的,相关法规不完善影响环境修复执行效率、企业运营不规范导致环境修复执行存在隐患、部门职责不清晰削弱环境修复执行成效、公众参与不足社会监督有待强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主动加强与生态环境、法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加大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力度,推动设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预算科目,保障落实检察公益诉讼司法鉴定费用。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共同设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并对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情况及赔偿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加强监督,将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落到实处。挖掘检察技术力量,利用检察技术资源,探索培育公益诉讼鉴定专门的机构与队伍。加大开展公益诉讼案件执行监督工作,尤其是涉及生态资源的判决执行情况,确保公益诉讼实效。同时,探索积累好的经验做法,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切实发挥公益诉讼的特殊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山西省大同市等十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山西省大同市等十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2017年11月17日 (2017)最高法民他119号)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晋高法〔2017〕90号《关于指定山西省大同市等十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大同市等十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地域管辖范围由你院确定。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上述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庭或者合议庭负责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发〔2019〕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专门人民法院,本院各业务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已于2019年9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6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0月28日起施行。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
为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树立与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审管办)、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法研所)根据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需要,为审委会决策提供服务与决策参考,并负责贯彻审委会的决定。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各专门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与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当向审管办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
(一)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
(二)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者标准存在分歧的。
第三条 法研所在组织人民法院类案同判专项研究中,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应当向审管办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
第四条 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应当包括以下材料:
(一)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提炼、总结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法律问题;
(二)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案号;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材料中含有在审案件的,应当隐去当事人及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信息。
第五条 审管办收到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符合立项条件的,应当立项并将有关材料送交法研所。
第六条 法研所收到审管办送交的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书中涉及的法律适用分歧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初审意见后送交审管办。
第七条 审管办收到法研所送交的初审意见后,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职能分工,将初审意见送交相应业务部门进行复审。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相应业务部门收到上述材料后,应当及时组织研究,形成复审意见后送交审管办。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九条 审管办收到业务部门的复审意见后,应当及时报请院领导提请审委会就法律适用分歧问题进行讨论。
第十条 审委会对法律适用分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后,审管办应当及时将决定反馈给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报送单位,并按照该法律适用分歧问题及决定的性质提出发布形式与发布范围的意见,报经批准后予以落实。
第十一条 审委会关于法律适用分歧作出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应当参照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10月2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的通知
(法〔2020〕105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建章立制,各试点法院主动作为、扎实推进、探索创新,有效确保了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为进一步加强试点工作指导,统一政策口径,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试点工作现阶段出现的共性问题,研究编写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现印发给你们,供各试点法院参照执行。
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切实履行好试点工作的主体责任。一是健全组织实施机制。完善试点工作组织管理机制,尽快建立由相关部门共同参加的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落实试点工作月报制度,形成上下贯通、有序衔接、统筹推进、分类指导的组织实施机制。二是做好配套系统集成。积极争取所在地党委政府政策支持,主动向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告试点工作,推动将试点工作深度融入诉源治理体系,完善配套举措,确保试点工作协同高效。三是强化对下政策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工作标准和操作指引,建立问题建议常态化收集反馈机制,鼓励基层创新,强化跟踪督导,适时开展评估。四是完善培训宣传机制。充分利用视频会议等信息化手段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编印试点工作解读材料,帮助审判人员树立正确理念、领会试点精神、提升办案能力。持续做好试点工作宣传引导,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导向,积极展示试点成效,推动凝聚改革共识。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试点工作安排和审判实践需要,不定期印发问答口径。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收集研判所辖试点法院参照执行问答口径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通过试点工作月报或专报形式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5日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
一、除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适用的法律条文外,哪些司法解释条文可以一并调整适用?
答: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试点法院可以调整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条文共六条,与之相关联的司法解释条文一并调整适用,具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四款。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条文能否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答: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实施办法》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引用。对于试点工作已调整适用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需要在庭审或裁判文书中明确法律条文依据的,可以引用《授权决定》,例如:“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三、如何配合试点工作,健全完善诉讼分流和衔接机制?
答:试点法院应当根据《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结合本院实际,健全完善诉讼分流和衔接机制,重点做好以下三个阶段的分流:
第一,完善“诉非分流”机制。加强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分流,做好与党委政府牵头建立的线上线下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平台工作对接,前移解纷端口,加强法律指引,示范典型案例,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完善“调裁分流”机制。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除根据案件性质不适宜调解,或者已经调解但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形外,先行在诉讼服务中心进行“调裁分流”。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在诉前开展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鼓励引导当事人自动履行。当事人不同意诉前调解的,依法登记立案。委派调解不成登记立案的,调解材料经充分告知、当事人同意及法院审查合法后,可以作为诉讼材料继续使用。
第三,完善“繁简分流”机制。试点法院可以设置程序分流员,综合考虑案件性质、案由、标的额、当事人数量、疑难复杂程度、社会关注程度等因素,判断案件繁简难易程度,初步确定应当适用的审理程序和审判组织类型,并在审判系统中标记。案件分配至审判组织后,应当先由其审查确认案件审理程序。审判组织认为程序分流不当的,应当与程序分流员沟通,一致认为应当调整的,收回重新分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及时报院庭长审批。向当事人告知相关事项后,发现符合审判组织或审理程序转换情形的,应当依法转换,不得再退回重新分流。涉及审判组织转换的,除非存在回避和投诉违法事宜,原独任法官一般继续参加案件审理。
四、人民法院能否委派特邀调解名册以外的调解组织或调解员调解?当事人对特邀调解名册以外的调解组织或调解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否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答:不能。在现阶段,确保特邀调解和司法确认紧密衔接,是防范化解风险、发挥调解优势的重要保障,不能绕开名册搞“体外循环”。人民法院委派调解的对象,除人民调解组织外,应当是特邀调解名册之内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实践中,当事人可以基于自愿,自主选择由名册之外的调解组织、调解员调解解决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后应当自动履行;这类情况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五、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案件是否以对纠纷具有诉讼管辖权为前提?
答:司法确认作为特别程序,不是对调解协议所涉纠纷事实的认定,而是对调解协议本身自愿性、合法性、可执行性的审查。根据《授权决定》,司法确认案件应当按照《实施办法》第四条确定管辖法院,不以对纠纷具有诉讼管辖权为前提,这样更有利于人民法院及时核实情况,提升调解协议审查的专业化、集约化水平。
六、当事人自行约定由特邀调解员调解,申请司法确认的,如何认定“调解协议签订地”?
答:当事人自行约定由特邀调解员调解的,可以分三种情形处理:第一,调解协议实际签订地与管理特邀调解名册的基层人民法院辖区一致的,由调解协议实际签订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二,调解协议实际签订地与管理特邀调解名册的基层人民法院辖区不一致的,以管理特邀调解名册的基层人民法院辖区为调解协议签订地;第三,因调解协议在线签订等情况,难以确定实际签订地的,由管理特邀调解名册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七、人民法院审查司法确认案件能否适用合议制?
答:可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特别程序案件的审判组织,明确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查,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实践中,对于司法确认案件,总体上以适用独任制为原则,以合议制为例外。同时,试点法院应当加强对民间借贷等案件司法确认审查甄别工作,切实防范恶意串通调解、虚假诉讼等行为。对于待确认调解协议的标的额特别巨大,并存在虚假调解可能的,由合议庭审查更显慎重。按照级别管辖标准,一些司法确认案件虽然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受理,但标的额不大,法律关系较为简单,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
八、如何理解《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金钱给付类案件”?标的额如何确定?
答:《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金钱给付类案件”,一般是指当事人仅在金钱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对于当事人除给付金钱外,还提出其他诉讼请求的案件,原则上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金钱给付类案件的“标的额”,是指当事人起诉时确定的诉讼请求数额,对于持续发生的违约金、利息等或者存在特定计算方法的,应当以当事人起诉之日确定的金额总额作为标的额。
九、第二审法院能否以第一审法院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而没有适用为由发回重审?
答:不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按普通程序审理。如果第二审法院以第一审法院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而没有适用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案件将重新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这样既违背小额诉讼程序快捷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制度定位,也增加了当事人讼累。实践中,这类情况应当通过健全完善以“该用即用”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予以解决。
十、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之后又反悔的如何处理?
答:《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标的额超出前款规定,但在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这里“当事人双方约定”,可以是原被告诉前约定适用,也可以是立案后原被告达成一致意见适用。案件开庭审理前,经充分告知原被告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等相关事项,可以征询当事人双方意见,一致同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按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当事人双方一经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原则上不得反悔。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异议的,应当说明正当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经审查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一条有关程序转换情形的,应当准许转换程序;不符合的,应当予以驳回。
十一、能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简单知识产权案件?
答:简单知识产权案件,例如图片类、音乐作品类著作权侵权案件等,只要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在规定标的额以下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十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答辩期间如何确定?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二款,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合理确定不超过七天的答辩期间;人民法院没有征询当事人意见或者当事人未明确放弃答辩期间,也未就答辩期间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答辩期间为十五日;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短信等简便方式征询当事人意见。
十三、小额诉讼程序的举证期限可否延期?如何确定?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三款,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申请延长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准许,但是举证期限一共不得超过十五日,当事人已放弃举证期限又提出延期举证申请的,一般不予准许。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放弃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的,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原则上分开计算,但当事人同意合并的除外。
十四、如何处理因当事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致小额诉讼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的情形?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导致案件总标的额超过《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数额上限,或者增加诉讼请求导致案件主要争议超出金钱给付类范围的,如果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应当裁定转为简易程序审理,否则应当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也可以裁定转为简易程序。
十五、如何理解《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确有必要”情形?
答:《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由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得再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确有必要的除外。”这里的“确有必要”,是指审理过程中,出现《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一至五项或者第九项规定的“需要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形。
十六、小额诉讼程序应当以什么形式转换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程序转换前已经开庭审理的,是否需要再次开庭?
答:小额诉讼案件转换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以裁定方式作出,可以视情采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采用口头形式的,应当以笔录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对于转换为普通程序且需组成合议庭审理的,裁定应以合议庭名义作出,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应当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转换为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经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举证、质证;开庭后转换为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应当再次开庭审理,但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再开庭的除外;转换为普通程序且需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的,应当再次开庭审理。
十七、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能否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
答:对于正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符合“简单民事案件”标准,不能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可以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但应当从严把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民事案件,经充分告知当事人小额诉讼程序有关事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第一,符合《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的额条件,或者因为当事人减少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致使案件符合前述标的额条件,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第二,因为当事人减少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致使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适用条件,且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
十八、《实施办法》第十三条明确简易程序案件“庭审可以直接围绕诉讼请求或者案件要素进行”,实践中应当如何操作?
答:试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法律关系明确、案情相对固定的类型化案件,可以不受一般庭审程序关于当事人诉辩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限制,而根据案件的固定要素,围绕主要争点展开庭审。开展“要素式庭审”一般应当完成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概括案件要素。应当针对买卖合同、民间借贷、金融借款、物业服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等类型化纠纷,概括提炼案件事实要素,确定案件审理要点,制作“案件要素表”。第二,确定案件争点。应当在庭审前指导各方当事人填写“案件要素表”,充分履行释明告知义务,引导当事人确认本案的核心要素事实和主要争点。第三,开展要素式审理。开庭时,应当再次归纳和确认本案审理的要素事实和争议焦点,对各方无争议的事实结合相关证据直接确认,对有争议的要素事实逐一进行陈述辩论、举证质证、调查询问,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限制。
十九、简易程序案件可以报请延长审限的“特殊情况”具体指哪些情形?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五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有特殊情况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审限可以延长1个月。“特殊情况”一般包括:发生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需等待法院依职权调取关键性证据;需与关联案件统筹协调等。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后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已延长的一个月审理期限应当计算在内。
二十、哪些期间可以不计入简易程序案件审理期限?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案件中止期间、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计入审限,但对扣除审限的期间和次数应当从严把握。
二十一、小额诉讼案件和简易程序案件裁判文书如何简化?
答:裁判文书一般应当重点简化当事人诉辩称、认定事实和裁判理由的内容。对于当事人诉辩称主要记载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简要理由;对于事实认定,主要记载法院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情况;对于裁判理由,主要针对事实和法律争点进行简要释法说理,明确适用的法条依据。
满足下列条件的,小额诉讼案件裁判文书可以不载明裁判理由,具体条件为:一是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法律适用清晰;二是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当庭裁判,并已口头说明裁判理由;三是裁判过程及裁判理由,已在庭审录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作完整记录。
简化的裁判文书可以采取要素式、表格式、令状式等文书格式。对于案件争点较多、证据较繁杂、需加强裁判说理的案件,裁判文书不宜一律简化。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将对简式裁判文书的具体样式作出统一规范。
二十二、《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关于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适用标准,应当如何理解?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的适用标准为“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在案件类型和案由上不作具体限制。对“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标准的把握,应当整体考虑,不宜孤立理解。所谓“法律适用明确”,是指事实查明之后,无论结果是正或反,都能形成清晰、明了的法律关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与之对应,在解释和适用上基本不存在空白与争议。所谓“事实不易查明”,主要是指查明事实需要经过评估、鉴定、审计、调查取证等耗时较长的程序,但一旦查明,法官一人即可认定事实与法律关系,并作出裁判。
二十三、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后,能否采取独任制审理?
答:案件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后,符合“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标准,并且不属于《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情形的,可以采取独任制审理。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须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裁定,并通知当事人。试点法院应当将简易程序转换为独任制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情况纳入院庭长审判监督事项。
二十四、符合哪些情形,独任制应当转换为合议制审理?
答:独任制转换为合议制不受审理程序限制,独任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一至五项或者第九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均应当转换为合议制审理。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需要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类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的应当纳入院庭长个案监督范围的“四类案件”类型。属于“四类案件”的,原则上都应当适用合议制审理。
二十五、独任制转换为合议制的裁定是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之后能否再转回独任制?
答:独任制转换为合议制应当以裁定方式作出,可以采用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作出裁定后应当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对于之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的,裁定中应当一并明确审理程序的转换。独任制转换为合议制后,即使审理过程中原有的审判组织转换情形消失,也应当继续由合议庭审理。
二十六、独任制转换为合议制的裁定应当由谁作出?
答: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需要转换审判组织的情形,转换可以由独任法官自行提出,也可以由院庭长依个案监督职权提出。经审查需要转换的,由合议庭作出转换裁定。试点法院可以结合案件情况和工作流程,自行确定审判组织转换的报批程序。
二十七、如何把握第二审案件适用独任制的条件?
答:第二审案件适用独任制,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第一,关于适用案件范围。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第二审案件仅限于“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上诉案件”和“民事裁定类上诉案件”,实践中不得扩大。对一审独任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上诉案件、采取合议制审结的上诉案件、报请解决管辖权争议的案件等,均不得适用独任制。第二,关于适用标准。对于上述两类案件,并非一律适用独任制,还应当满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标准,对事实待查明、法律适用难度大的案件不宜适用独任制。在独任审理过程中发现上述情形的,一般应当转换为合议制审理。独任法官认为原判事实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拟作出改判,以及因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拟发回重审的,一般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二十八、电子诉讼方式是否可以适用于所有案件?实践中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答:推进电子诉讼应当审慎控制节奏,严格适用条件,尊重司法规律,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第一,确保于法有据。现行法律规范有明确规定的,在未获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任意突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通过目的解释、扩张解释符合立法原意的,可以拓展适用;对于确属电子诉讼模式下的新机制新要求,可以探索完善相关规则,但不得有悖程序公正。第二,尊重当事人选择。开展电子诉讼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并充分告知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当事人已选择电子诉讼模式的,原则上不得反悔,但确有正当理由的,例如证明自身确不具备电子诉讼能力或已作出相应线下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调整审理方式。第三,符合案件实际。电子诉讼适用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性质、特点、证据类型等方面因素,对于诉讼参与人多、案件重大、案情复杂、证据繁杂、审理耗时长的案件,一般不宜在线开庭,但案件调解、文书送达等环节可以在线完成。第四,具备技术条件。推进电子诉讼必须拥有相应的技术条件,各试点法院应积极运用中国移动微法院、诉讼服务网等信息化诉讼平台在线开展诉讼活动。
二十九、当事人提交的电子化材料有何效力?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经过人民法院审核通过的电子化材料,具有“视同原件”的效力,可以直接在诉讼中使用,但该效力仅针对电子化材料形式真实性,对证据的实质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必须通过举证质证程序审查。
三十、法官应当如何审核电子化材料?
答:法官审核电子化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审核难度相对较小的诉讼材料,可以通过打通相关部门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和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在线核实,对授权委托书等材料采取电话核实。第二,对于双方都占有的证据材料,主要视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情况而定,无异议的可以直接认定,有异议且理由正当的应要求提供原件核对。第三,对于仅单方占有的证据材料,首先考虑是否系制式化、标准化或第三方出具,如发票、交费收据等,这类证据若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可以直接认定;对于单方提供的非制式化并对案件审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时,应当要求提供原件核对。
三十一、在线庭审适用于哪些案件?
答:在线庭审适用范围原则上没有案件类型限制,但实践中法官应根据案件性质、当事人数量、复杂程度等因素做出综合评估,确定案件是否适宜在线庭审。案件存在双方当事人不同意在线庭审、不具备在线庭审技术条件、需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形的,不适用在线庭审。
三十二、当事人不同意适用在线庭审应当如何处理?
答:在线庭审总体上应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若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全案在线庭审,要求各方当事人均线下开庭的,应当要求其说明理由,并判断理由是否正当。正当理由的情形一般包括:案件疑难复杂、需证人到庭现场作证、需与对方当事人现场对质等。实践中,对正当理由的把握标准不宜过于严格,除属于明显故意拖延诉讼、增加对方当事人诉讼成本、扰乱正常诉讼秩序外,一般应予以认可。
三十三、在线庭审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
答:在线庭审应严格遵循司法亲历性原则,必须采取在线视频庭审方式,并且一般应当在人民法院统一规范的诉讼平台上进行,不能通过法官个人的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开庭。
三十四、在线庭审如何维护庭审纪律和规范庭审礼仪?
答:在线庭审应当确保庭审庄重严肃。各试点法院应当根据在线庭审特点,细化完善庭审规范,重点就庭审场所、环境、着装、行为、旁听案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严禁违规录制在线庭审过程或者截取、传播相关视频、图片等行为;对不按时参加在线庭审或庭审中擅自退出的,可以视为“拒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对违反庭审纪律和礼仪的,应当作出训诫等强制措施。
三十五、开展电子送达,如何认定“受送达人同意”?
答:电子送达以受送达人同意为前提条件,符合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受送达人同意:第一,明确表示同意,即主动提出适用电子送达或者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第二,作出事前约定,即纠纷发生前已对在诉讼中适用电子送达作出约定,但此时需考察送达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若提供制式合同一方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确认该条款无效。第三,作出事中行为表示,即在起诉状、答辩状中提供了相关电子地址,但未明确是否用于接受电子送达。此时一般应向当事人作进一步确认,明确该地址用途和功能是用于联系还是接受送达。当事人仅登录使用电子诉讼平台,不宜直接认定为同意电子送达。第四,作出事后的认可,即受送达人通过回复收悉、参加诉讼等方式接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受送达人接受送达后,又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认定已完成的送达有效,但此后不宜再适用电子送达。
三十六、电子送达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方式?
答:电子送达可以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全国统一送达平台、即时通讯工具等多种方式进行,但应当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进行。采取即时通讯工具送达的,应当通过人民法院的官方微信、微博等账号发出,并在审判系统中留痕确认,生成电子送达凭证。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分散和多头送达,同一文书原则上只采取一种电子送达方式,如果送达后无法确认该种方式送达效力的,可以继续采取其他电子送达方式。
三十七、如何确定电子送达生效时间?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电子送达在不同情形下分别适用“到达生效”和“收悉生效”两种标准,对应生效时间有所不同。第一,对当事人主动提供或确认的电子地址,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电子地址的时间为送达生效时间。第二,对向能够获取的受送达人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以“确认收悉”的时间点作为送达生效时间,具体包括:回复收悉时间、系统反馈已阅知时间等。上述时间点均存在时,应当以最先发生的时间作为送达生效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邱水平、寇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邱水平、寇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7〕3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评定邱水平、寇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 强
2017年1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71号建议的答复
容永恩代表、吴小丽代表、林笑云代表、何雪卿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监督妥善化解夫妻债务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的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检察机关相关工作情况
结合您指出的问题,我们对二十四条立法沿革进行了梳理,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邀请国家检察官学院从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研究的教授专题讲授和辅导,提高办案检察官在办理涉二十四条相关案件中的问题意识和敏感性。
我们与最高法院民一庭婚姻家庭组进行了沟通,建议依据《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具体规定,仔细甄别涉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加大调解工作的力度,妥善化解矛盾。最高法院相关部门的同志也表示将严格按照《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和两个明传通知的要求甄别案件,并同时考虑与执行部门沟通,在执行环节避免出现明显不公的、对一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形出现。
我们具体选取了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2018年至2019年4月所受理的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平均涉案金额为42.67万元,债务发生事由多为一方或家庭所参与的生产经营。鲤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目前,检察机关监督的难点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开始施行,并无溯及力,最高法院71号和673号明传通知亦确立了再审改判的标准,检察机关办理诉讼监督案件亦需适用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颁布之前、法院按照当时的规定处理的案件,如何处理,如何化解矛盾,尚缺少明确稳妥的办法。
根据代表的建议,我们在最高检第六检察厅专门成立了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指定办案组和专人关注涉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司法的最新动向,积极参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研究工作,重点关注涉夫妻共同债务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切实履行监督职权,尤其注重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最新情况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进行了二次审议。二次审议稿第八百四十条之一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这一规定,完全吸收了2018年1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是确认了“共债共签"加“事后追认"原则,二是区分了“家庭日常生活债务"与“非日常生活债务",并实际分配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前者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无需举证;后者由债权人举证。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新法拟于明年3月份正式上会,如顺利通过,将巩固新司法解释的积极成果。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检察机关将依法办理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最高检将加强对这类案件的关注和指导,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此外,近期我们还以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与研究为重点课题,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并正在甄选一批典型案例,以期切断涉夫妻共同债务的虚假诉讼案件来源。
我们将继续与最高法院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密切关注各级法院的再审改判纠错情况。此外,我们在办理诉讼监督案件的矛盾化解环节和日常普法宣传工作中,也将加大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家庭财产风险隔离制度的宣传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关于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关于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
(2021年7月28日)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内地与香港司法交流合作,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达成以下共识:
1.双方同意研究完善内地与香港之间,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法律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积极推进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有关工作,探讨优化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具体举措,健全完善取证协助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机制建设,为内地与香港融合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
2.双方同意研究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广调解及仲裁服务。支持香港法律界人士加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及担任内地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加强法律查明方面的合作,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司法研究平台。
3.双方同意鼓励和促进相互交流。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统筹协调下推动定期进行人员互访、借调、实习,开展司法协助方面的研修培训;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安排内地司法实务培训。
4.双方同意鼓励司法信息化建设,探索加强互联网司法合作和搭建司法协助网络平台。
为便利双方就本会谈纪要相关事宜及时沟通和联系,双方同意在签署本会谈纪要后交换各自指定的联络人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7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7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2018年5月16日 法〔2018〕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5月15日发布的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标准为74318(元)÷12(月)÷21.75(月计薪天数)=284.74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自2018年5月16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应为284.74元。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我最喜欢的执行法官”予以表彰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我最喜欢的执行法官”予以表彰的决定
(法〔2018〕62号 2018年3月9日)
关于对“我最喜欢的执行法官”予以表彰的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
(2020年11月27日)
案例一、甘肃省泾川县王某民正当防卫不批捕案
——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在进行”“行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一)法律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使用致命性凶器,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可能继续实施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景,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对于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不法侵害,首先,要正确判断不法侵害是一般侵害还是严重暴力侵害;其次,要正确判断严重暴力侵害是否正在进行。据此来确定是否适用刑法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
(二)基本案情
2008年,王某民之女王某霞与潘某结婚,婚后生育儿子潘甲(11岁)、女儿潘乙(9岁)。因感情不睦,潘某多次对王某霞实施家暴,2016年1月12日二人协议离婚,约定潘某抚养儿子潘甲,王某霞抚养女儿潘乙。一年后,经他人撮合二人共同生活,但未办理复婚手续。2019年7月,二人先后独自外出打工。2020年春节前夕,王某霞打工返回王某民家中居住,潘乙跟随王某霞在姥爷王某民家中上网课,不愿意跟随潘某回去,潘某以领回潘乙为由两次来到王某民家中滋事。
2020年3月21日16时许,潘某驾驶摩托车载潘甲来到王某民家中,要求领回潘乙,因潘乙不愿回家,王某霞和潘某发生争吵,王某霞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将潘某劝离。3月22日16时许,潘某再次驾驶摩托车来到王某民家中,进入王某民儿媳薛某某的西房,欲抱炕上薛某某刚满月的婴儿时,被随后赶来的王某霞劝离该房间。潘某又到正房,拉起床上熟睡的潘乙欲离开,王某霞阻拦时,二人发生争吵。潘某右手持随身携带的单刃匕首(全长26.5厘米,柄长11厘米,刃长15.5厘米,刃宽2.8厘米),左胳膊夹着潘乙走出院子大门,王某霞紧随其后,因潘乙不愿随潘某回家挣扎并大哭,王某霞再次阻拦时,潘某遂持匕首在王某霞左腰后部、头部各刺戳一下,致面部血流模糊双眼,王某霞大声喊叫。此时正在大门外东侧棚房内收拾柴火的王某民听到喊叫声后,随手拿起一把镢头跑到大门外的水泥路上,见王某霞头部大量流血,潘某持匕首仍与王某霞、潘乙撕扯在一起。王某民见状持镢头在潘某的后脑部击打一下,潘某倒地后,欲持匕首起身时,王某民又持镢头在潘某后脑部击打两下,潘某趴倒在地。后王某民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29分钟后,120到达案发现场,出诊医生发现潘某手中攥着匕首,经检查潘某已死亡。王某霞被送往医院救治,被诊断为:左腰部开放性伤口、左腰部肌肉血肿、左肾包膜下血肿、左肾周血肿,左肾挫伤、头皮裂伤。经鉴定,潘某系被钝器多次打击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三)检察履职情况
2020年3月23日,甘肃省泾川县公安局以王某民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3月30日提请批准逮捕。泾川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潘某的行为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王某民为保护家人免受侵害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潘某死亡,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于4月6日决定不批准逮捕,同日王某民被释放,随后公安机关对王某民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甘肃省泾川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会同公安机关多次向双方当事人家属释法说理。经了解,潘某家中仅有其母胡某某(现年54岁)、其子潘甲二人,无其他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经协调,镇政府已将胡某某列为低保对象,并向民政部门为潘甲申请困难救助。对于王某霞及女儿潘乙予以司法救助。检察机关通过一系列工作,及时化解矛盾,解决当事人的现实困难,提高了办案质效。
(四)典型意义
我国刑法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不苛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完全对等,判断暴力侵害是否正在进行时要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所处的具体情景,作出法理情相统一的认定,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价值理念。此案中,不法侵害人潘某持致命性凶器刺中王某霞,王某民闻声赶到时潘某与王某霞撕扯在一起,王某霞头部流着血,王某民持镢头反击属于对“正在进行”的“行凶”实施防卫。潘某倒地后欲持匕首起身,仍有可能继续实施侵害,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仍然存在,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仍处于“正在进行”中。王某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时,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能过于苛求其反击方式、部位、力度精确到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王某民对“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实施防卫,符合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致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实践中,因不能正确处理感情、婚姻、家庭矛盾引发暴力冲突,导致重大伤亡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同时,对于因案致贫的家庭给予帮扶和救助,彰显了为民执法的情怀和司法的温度。此案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教育广大公民理性对待感情纠葛,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树立优良家风,建设和谐家庭,避免家庭悲剧发生。
案例二、河北省辛集市耿某华正当防卫不批捕案
——为保护住宅安宁、人身和财产安全实施防卫致人重伤的认定
(一)法律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
面对非法暴力强拆,防卫人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阻止暴力拆迁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综合不法侵害行为和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力量对比、所处环境等因素全面分析,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二)基本案情
2017年8月,石家庄某房地产公司与康某某达成口头协议,由其负责该公司开发的辛集市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尚未签订协议的耿某华等八户人家的拆迁工作,约定拆迁劳务费为50万元。
2017年10月1日凌晨2时许,康某某纠集卓某某等八人赶到项目所在地强拆民宅。其中,卓某某组织张某某、谷某明、王某某、俱某某、赵某某、谷某章、谷某石(以上人员均因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另案处理)等人,在康某某带领下,携带橡胶棒、镐把、头盔、防刺服、盾牌等工具,翻墙进入耿某华家中。耿建华妻子刘某某听到响动后出屋来到院中,即被人摁住并架出院子。耿某华随后持一把农用分苗刀出来查看,强拆人员对其进行殴打,欲强制带其离开房屋,实施拆迁。耿某华遂用分苗刀乱挥、乱捅,将强拆人员王某某、谷某明、俱某某三人捅伤。随后,卓某某、谷某章、赵某某等人将耿某华按倒在地,并将耿建华架出院子。刘某某被人用胶带绑住手脚、封住嘴后用车拉至村外扔在路边。与此同时,康某某组织其他人员使用挖掘机等进行强拆。当晚,强拆人员将受伤的王某某、谷某明、俱某某以及耿某华等人送往医院救治。经鉴定,王某某、俱某某二人损伤程度均构成重伤二级,谷某明、耿建华因伤情较轻未作鉴定。经勘验检查,耿某华部分房屋被毁坏。
(三)检察履职情况
案发后,公安机关对强拆人员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侦查。其中,康某某、卓某某、王某某、张某某、俱某某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三年二个月等相应的刑罚。石家庄某房地产公司因在未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聘用拆迁公司拆除房屋,支付了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等费用,对耿某华房屋部分毁坏予以相应赔偿。
2018年11月16日,河北省辛集市公安局以耿某华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于2019年5月22日提请辛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提请逮捕时认为,耿某华的行为虽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辛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中,对于适用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一般防卫,还是第二十条第三款的特殊防卫,存在认识分歧。同年5月29日,辛集市人民检察院经检察委员会研究认为,卓某某等人的行为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耿某华的行为具有防卫意图,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本案不符合特殊防卫的规定,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耿某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日,公安机关对耿某华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四)典型意义
耿某华面对正在进行的非法暴力拆迁,其实施防卫行为具有正当性,对于致二人重伤的结果,应当综合不法侵害行为和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力量对比、所处环境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作出正确的法律评价。不法侵害人深夜翻墙非法侵入耿某华住宅,强制带离耿某华夫妇,强拆房屋。耿某华依法行使防卫权利,其防卫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二人重伤的重大损害,但是,耿某华是在被多人使用工具围殴,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实施的防卫,综合评价耿某华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另外,此案不法侵害的主要目的是强拆,是对财产权利实施的暴力,对耿某华夫妇人身伤害的主要方式和目的是强制带离现场。虽然强制带离和围殴也是对耿某华夫妇人身的伤害,但是,综合案件具体情况,不法侵害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应当适用一般防卫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因暴力拆迁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类案件办理中,司法机关要查明案件事实,弄清强拆是否依法合规正当,依法惩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处罚。同时,妥善处理拆迁中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有序。要引导房地产企业依法文明规范拆迁行为,教育被拆迁业主要参与协商,依法维权,避免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发生。
案例三、江西省宜春市高某波正当防卫不起诉案
——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
(一)法律要旨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对此不难判断。实践中较难把握的是相关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少案件处理中存在认识分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在判断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时,不仅要考虑已经造成的损害,还要考虑造成进一步损害的急迫危险性和现实可能性。
防卫人被骗入传销组织,在人身自由、健康、安全遭受传销人员不法侵害时,面对多人围殴,尽管不法侵害人没有持器械,防卫人持刀反击,造成伤亡结果的,应当从防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二)基本案情
2018年3月5日上午,高某波被传销人员陶某某以谈恋爱为由骗至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次日11时许被带至传销窝点。根据传销组织安排,陶某某将高某波带入窝点的一房间后,郭某某、缪某某、张某某、刘某某四人要求高某波交出手机,高某波意识到可能进入传销窝点而拒绝。四人便按照控制新人的惯例做法,上前将其抱住,抢走其眼镜。因高某波情绪激动,在房间外的安某某和孟某某也进入房间,帮助控制高某波。随后,孟某某抢走高某波的手机,安某某用言语呵斥、掐脖子等方式逼迫其交出钱包。见高某波仍然不配合,在房间外的梁某某和胡某某也进入该房间共同控制高某波,要求高某波扎马步,并推搡高某波。高某波从裤袋内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非管制刀具),要求离开。安某某、张某某见状立即上前抢刀,其他同伙也一齐上前欲控制高某波,其中张某某抱住高某波的左手臂,郭某某从背后抱住高某波的腿部。高某波持刀挥舞,在刺伤安某某、张某某、梁某某等人后,逃离现场。安某某胸腹部被刺两刀,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安某某符合锐器刺击导致心脏破裂死亡;张某某枕部软组织创口,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梁某某左手拇指软组织创口,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三)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3月6日,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区分局以高某波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3月21日,经袁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同年5月16日,公安机关以高某波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袁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袁州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经检察委员会研究认为,高某波主观上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客观上面对的是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虽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微伤的客观后果,但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1月15日决定对高某波不起诉。
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袁州区人民检察院向袁州区公安分局阐明拟不起诉的理由,公安机关表示认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袁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主办检察官前往不法侵害人安某某家中,向其亲属开展释法说理和化解矛盾工作,其亲属表示接受处理结果。
(四)典型意义
在判断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通过综合考量,对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明显过激的,应当认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反之,不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高某波被骗至传销窝点,面对多人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对其围攻,强制其加入传销组织,为摆脱困境实施防卫,持刀反击,其行为虽然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微伤的客观后果,但从防卫人面对多人围殴的场景和情势急迫状况来看,持刀反击的行为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此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法规范办案,注重释法说理,提升办案质效,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近年来,暴力传销案件在全国各地多发,暴力传销组织肆意实施故意伤害、抢劫、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带来严重危害,也成为滋生黑恶犯罪的重要领域。依法严厉打击传销犯罪的同时,支持遭受传销组织不法侵害的公民正当防卫,同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依法对高某波作出不起诉决定,有利于依法保护公民正当防卫权;有利于震慑犯罪,遏制传销犯罪的蔓延;有利于弘扬正气,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案例四、湖北省京山市余某正当防卫不起诉案
——准确界分相互斗殴与正当防卫
(一)法律要旨
准确界分相互斗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关键看行为人在主观意图上是为了防卫合法利益还是故意不法侵害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在道路行车纠纷中,一方正常行驶,另一方违章驾驶,主动挑衅,引发打斗的,在判断行为人是互殴还是防卫时,要从谁引发矛盾,谁造成矛盾升级,以及行为手段和后果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判。要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准确认定,司法结论应彰显公平公正、邪不压正的价值理念。
(二)基本案情
2018年7月30日14时许,申某某与朋友王某某、周某某等人饮酒吃饭后,由王某某驾驶申某某的越野车,欲前往某景区漂流。与申某某同向行驶的余某驾驶越野车,带其未成年儿子去往同一景区。在行驶过程中,王某某欲违规强行超车,余某正常行驶未予让行,结果王某某驾驶的车辆与路边防护栏发生轻微擦碰。申某某非常生气,认为自己车辆刮蹭受损是余某未让行所致,遂要求王某某停车,换由自己驾车。申某某在未取得驾驶证且饮酒(经鉴定,血液酒精含量114.4mg/100ml)的情况下,追逐并试图逼停余某的车。余某未予理会,驾车绕开后继续前行。申某某再次驾车追逐,在景区门前将余某的车再次逼停。随后,申某某下车并从后备箱中拿出一根铁质棒球棍走向余某的车门,余某见状叮嘱其儿子千万不要下车,并拿一把折叠水果刀下车防身。申某某上前用左手掐住余某的脖子将其往后推,右手持棒球棍击打余某。余某在后退躲闪过程中持水果刀挥刺,将申某某左脸部划伤,并夺下申某某的棒球棍,将其扔到附近草地上,申某某捡取棒球棍继续向余某挥舞。围观群众将双方劝停后,申某某将余某推倒在地,并继续殴打余某,后被赶至现场的民警抓获。经鉴定,申某某左眼球破裂,面部单个瘢痕长5.8cm,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余某为轻微伤。
(三)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11月,湖北省京山市公安局以余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申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分别立案侦查,同年12月分别移送京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京山市人民检察院并案审查后认为,余某的行为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于2019年1月18日决定对余某不起诉。同时,申某某在道路上追逐拦截余某,把余某的车逼停后,手持铁质棒球棍对余某挑衅、斗狠、威胁及殴打,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京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决定追加起诉申某某的寻衅滋事犯罪。2019年3月4日,京山市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申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四)典型意义
实践中,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冲突、打架,导致人员伤亡,在故意伤害类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多发。正确判断是故意伤害行为还是正当防卫行为,行为人具有相互斗殴意图还是防卫意图,是司法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依法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时,不能简单地以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重于不法侵害造成的后果,就排除当事人具有防卫意图。应当从矛盾发生并激化的原因、打斗的先后顺序、使用工具情况、采取措施的强度等方面综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应以防卫人的视角,根据不法侵害的性质、强度和危险性,防卫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等因素,进行符合常情、常理的判断。此案中,防卫人余某正常行驶,不法侵害人申某某挑起矛盾,又促使矛盾步步升级,先拿出凶器主动对余某实施攻击。反观余某,其具有防卫意图,而且防卫行为比较克制,造成申某某轻伤的结果,不能认定为互殴。余某在车辆被逼停,申某某拿着棒球棍走向自己的情况下,携带车内水果刀下车可视为防身意图,不影响防卫目的成立。
司法机关要切实转变司法观念,坚决摒弃“唯结果论”和“各打五十大板”等执法司法惯性。对引发争吵有过错、先动用武力、使用工具促使矛盾升级的一方实施还击的,可以认定还击一方具有防卫意图。在判断是否防卫过当时,不应苛求防卫措施与不法侵害完全对等。要依法对有过错一方主动滋事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对于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现实生活中,道路行车过程中发生纠纷和轻微剐蹭比较常见,车辆驾驶人员应当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冷静处理纠纷。此案警示人们要注意道路行车安全,理性平和对待轻微剐蹭事件,避免以武力解决纠纷。
案例五、安徽省枞阳县周某某正当防卫不起诉案
——对强奸行为实施特殊防卫的认定
(一)法律要旨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强奸”与行凶、杀人、抢劫、绑架是并列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在实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
在强奸犯罪中,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表现形式,就是强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而不是要求危及到生命安全。对强奸行为实行特殊防卫不要求侵害行为已经达到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防卫人才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实践中,强奸案件具有证据相对薄弱的特点,在涉强奸的正当防卫案件办理中,在证据采信上要采取口供补强原则,在认定不法侵害人的侵害意图、侵害能力、侵害强度和不法侵害是否处于持续状态时,应体现有利于防卫人的原则。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二)基本案情
2018年9月23日晚19时许,许某某醉酒后驾驶电动三轮车路过许祠组农田时,遇见刚打完农药正要回家的妇女周某某,遂趁四周无人之机下车将周某某仰面推倒在稻田里,意图强行与周某某发生性关系。周某某用手乱抓、奋力反抗,将许某某头面部抓伤,并在纠缠、反抗过程中,用药水箱上连接的一根软管将许某某颈部缠绕住。许某某被勒住脖子后暂停侵害并站立起来,周某某为了防止其继续对自己实施强奸行为,一直站在许某某身后拽着软管控制其行动。
二人先后在稻田里、田埂上、许某某驾驶的三轮车上对峙。期间,许某某声称愿意停止侵害并送周某某回家,但未有进一步实际行动;周某某大声呼喊求救时,远处某养鸡场经营户邹某某听到声音,走出宿舍,使用头灯朝案发地方向照射,但未靠近查看,此外再无其他人员留意或靠近案发现场。
二人对峙将近两小时后,许某某下车,上身斜靠着车厢坐在田埂上,周某某也拽住软管下车继续控制许某某的行动,许某某提出软管勒得太紧、要求周某某将软管放松一些,周某某便将软管放松,许某某趁机采取用手推、用牙咬的方式想要挣脱软管。周某某担心许某某挣脱软管后会继续侵害自己,于是用嘴猛咬许某某手指、手背,同时用力向后拽拉软管及许某某后衣领。持续片刻后许某某身体突然前倾、趴在田埂土路上,周某某认为其可能是装死,仍用力拽拉软管数分钟,后见许某某身体不动、也不说话,遂拎着塑料桶离开现场。次日清晨,周某某在村干王某某的陪同下到现场查看,发现许某某已死亡,遂电话报警、自动投案。经鉴定,许某某符合他人勒颈致窒息死亡。
(三)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9月24日,周某某“投案自首”,9月25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安徽省枞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28日枞阳县公安局以周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批准逮捕,9月30日枞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1月28日,枞阳县公安局以周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枞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枞阳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某的行为可能属于正当防卫,遂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并重点围绕是否构成正当防卫退回补充侦查、补强证据。经该院检察委员会研究认为,周某某对正在实施强奸的许某某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许某某死亡,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于2019年6月25日决定对周某某不起诉。
(四)典型意义
我国刑法将正在进行的“强奸”与“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规定,可以实行特殊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体现了对妇女人身安全和性权利的充分保障和尊重。此案中,不法侵害人许某某将周某某推倒在稻田里,趴在周某某身上,解其裤腰带,意图强行与周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强奸行为,周某某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进行防御和反抗,致不法侵害人死亡,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在证据采信上,此案发生于夜晚的野外田间,没有目击证人,周某某供述稳定,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周某某的供述应予采信。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周某某试图求救但没有实现,在救助无门,逃跑不能的特殊环境下,在近两个小时的高度紧张和惊恐状态下,不能苛求周某某对许某某是否继续实施不法侵害作出精准判断,应当采信周某某认为不法侵害行为处于持续状态的判断。
此案办理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前主导作用,依法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对妇女权益的充分尊重和依法保障。此案的不起诉将对弘扬社会正气,消除社会戾气,促进社会治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鼓励公民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引领社会公众养成保护弱势群体的风尚,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和谐安宁。
案例六、湖南省宁乡市文某丰正当防卫不起诉案
——对共同侵害人实施防卫的认定
(一)法律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既可以针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也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对于正在进行的共同不法侵害行为,防卫人反击,造成暴力程度较低的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影响防卫强度的整体判断。
(二)基本案情
刘某某因对薪酬不满经常旷工,因此受到公司处罚。2019年3月19日18时许,刘某某为此事与公司负责人发生争吵,便联系其亲戚欧某某来帮忙。欧某某于当晚20时许赶到该公司后,因公司相关负责人已下班,刘某某便邀欧某某及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吃夜宵喝酒唱歌至次日零时。酒后,刘某某认为同事文某丰“讨厌、不会做人,此事系文某丰举报所致”,遂临时起意要欧某某一起去恐吓文某丰。刘某某醉酒驾车,和欧某某一起来到该公司门口,用微信语音聊天约正在上晚班的文某丰到公司门口见面。刘某某拿出一把事先放在车上的匕首交给欧某某,并吩咐欧某某等文某丰出来了就用匕首恐吓他。
文某丰来到公司门口后,刘某某提出自己从公司离职,要求文某丰给钱赔偿。文某丰当场拒绝并转身欲返回公司。刘某某追上阻拦并抓住文某丰的左手,同时用拳头殴打文某丰的头部,欧某某亦上前持匕首朝文某丰的左胸部刺去。文某丰见状用右手抓住匕首的刀刃抢夺欧某某手中的匕首。抢夺中,文某丰所穿针织衫左胸部位被匕首划烂,右手手指、手掌均被划伤。文某丰抢到匕首后,拿着匕首对仍在殴打自己的刘某某、欧某某挥刺。刘某某被刺后松开文某丰,欧某某亦摔倒在地。文某丰即转身跑往公司保安亭,立即拨打110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文某丰将匕首交给民警,如实供述了事发经过。医护人员到现场后,发现刘某某已经死亡。经鉴定,刘某某系因剑突下单刃刺器创伤致右心室全层破裂、右心房穿透创伤造成急性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文某丰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
(三)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3月20日,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以文某丰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同日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变更为取保候审。同年9月27日,宁乡市公安局在侦查终结后以文某丰涉嫌故意伤害罪、欧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文某丰面对刘某某以拳头殴打和欧某某持匕首刺向自己胸部,夺下匕首进行反击,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于2020年4月3日对文某丰作出不起诉决定。欧某某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被依法提起公诉,于2019年12月19日被宁乡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刘某某死亡后,其父母、两个女儿生活陷入困境,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在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的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帮助其家庭申请社会救济,相关部门及时给予困难补助。该案办理最终实现了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四)典型意义
对于不法侵害主观故意的具体内容虽不确定,但实施了足以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符合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防卫人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此案中,刘某某指使欧某某恐吓文某丰,到达现场后拿出匕首交给欧某某,尽管其吩咐恐吓的内容不确定,但当欧某某持匕首向文某丰的要害部位刺去时,二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已严重危及文某丰的人身安全。文某丰面对刘某某、欧某某共同实施的暴力侵害进行反击,无论造成二人中谁的死伤,都属于正当防卫,即使造成暴力程度较轻的刘某某重伤或者死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认定文某丰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鼓励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在遭受不法侵害,特别是严重暴力侵害时,要敢于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司法机关在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中,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和重大制度安排。中办、国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明确规定,对督察移送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检察机关可依法开展公益诉讼。根据最高检统一部署,全国检察机关聚焦督察反映的问题,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的监督支持补位作用,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用法治力量保障督察整改落到实处。为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诉包头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等10件案例作为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5月29日
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
1.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诉包头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诉某公司稀土项目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
3.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诉三亚某公司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
4.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5.山西省晋中市检察机关诉某煤气化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6.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 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袁河沿岸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案
8.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新城围垦区垃圾堆放点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9.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小昆山镇垃圾填埋场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湖南省检察机关监督支持湘西州人民政府对某锰业公司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
诉包头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危险废物污染 专家论证 企业自主修复 调解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涉及央企的生态环境问题,主动跟进监督,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其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保障督察整改落实到位。
【基本案情】
包头某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在未采取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在厂区内填埋大修渣处置后废渣约1.11万吨,环境风险极大。2020年9月至10月,该公司挖掘清理出大修渣处置后废渣混合物1.32万吨(含被污染泥土),暂存于企业固废存储中心。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包头市院)办理。2021年1月24日,包头市院就该线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同年2月17日,包头市院发布诉前公告。
2021年5月,涉案公司委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大修渣处置后废渣不属于危险废物,清理后土壤和地下水检测结果未超出确定的评估区基线。该意见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认定不一致。
鉴于该案重大复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内蒙古自治区院)于2021年6月17日决定提级办理。内蒙古自治区院先后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部门调取《包头某公司地块初步调查报告》《厂区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认定非法填埋大修渣处置后废渣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直接原因。同年11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院邀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召开论证会,就大修渣处置后废渣是否属于危险废物问题进行论证。与会专家认为:包头某公司的大修渣“无害化”项目是对电解铝大修渣的处置而非利用,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第六项“具有毒性危险物的危险废物处置后的固体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的规定,大修渣处置后废渣属于危险废物。内蒙古自治区院经审查认为,《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对危险废物的“利用”和“处置”有严格的区分,包头某公司对大修渣“无害化”处理不构成“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燃料”的利用要求,遂决定采纳专家论证会意见。包头某公司对专家论证意见亦予以认可。
内蒙古自治区院调查终结后,于2021年11月25日将案件交包头市院审查起诉。同年12月1日,包头市院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包头某公司按照危险废物处置标准对1.32万吨大修渣处置后废渣混合物依法处置,并对被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修复治理。
在诉讼过程中,包头某公司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修复治理方案》,并表达调解结案意愿。2021年12月29日,包头市院就《修复治理方案》合理性、调解的可行性等问题召开听证会,与会听证员一致认可该《修复治理方案》,并认为本案可以适用调解。同年12月30日,在法院主持下,包头市院与包头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对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予以确认,并确定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作为第三方对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监督。2022年1月5日,法院将《调解协议》依法公告。同年2月14日,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
2022年7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院对企业履行《调解协议》情况跟进核实发现,1.32万吨大修渣处置后废渣(含附土)全部依法处置,三处填埋废渣基坑已完成土壤清挖和修复,其中1处已补植复绿。企业先后投入6.78亿元用于技改提升,全部治理和修复工作已于2022年9月完成并通过验收。
在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2022年1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院向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推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的电解铝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发现并解决电解铝行业相关环境污染问题14个。
【典型意义】
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本案中,检察机关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央企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责任;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进行评断,有效解决各方对污染物性质认定意见不一致问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后,经公开听证,在法院主持下与涉案企业达成《调解协议》,推动企业自主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同时,引入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第三方主体监督环境修复治理效果,持续跟进监督《调解协议》落实,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
诉某公司稀土项目污染环境
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氨氮废水污染 以事立案 协同治理 撤回起诉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益诉讼案件时,针对涉及面广、违法主体较多、违法事实较复杂的行业性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以事立案、一体化办理,推动实现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某公司下属企业环境管理混乱、违法问题突出,存在较大环境风险。其中,C公司、W公司对闭矿项目没有按照环评要求处理废水至稳定达标即将废水处理设施一拆了之;H公司某项目闭矿后虽建有废水处理设施,但废水没有得到完全收集治理;W公司、G公司、H公司部分项目存在废水收集治理不完全,污染周边水环境等问题;Y公司项目发生山体滑坡突发事件处置不到位,致使淋洗液溢出外环境。因涉案项目采用原地浸矿回收工艺开采稀土,产生的废水氨氮值高,持续外溢污染周边环境。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线索交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西自治区院)办理。广西自治区院经初步调查后发现,相关稀土项目污染环境的事实客观存在,行政机关通过现场核查、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要求编制环境整治优化方案等方式,督促某公司下属企业整改,但未能彻底整改到位。鉴于污染问题分散在梧州、玉林、贺州、崇左四市,涉及厂矿均属于某公司下属企业,广西自治区院于2021年6月11日以事立案,由检察长担任专案组组长,统筹四个市级院和相关基层院办案力量,一体化办理。
专案组经现场勘验取样检测、调取环评报告和项目关停退出方案、询问当事人、委托鉴定等,查明了涉案稀土项目污染范围、污染时间、污染物状况、生态环境损害等情况。经综合研判,决定优先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推动修复受损的公益。
针对C公司某项目将全部废水处理设施予以拆除,对采区未进行有效治理,致周边地表水氨氮持续超标问题,梧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梧州市院)经公告,于2021年12月17日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等共计691.46万元。诉讼过程中,C公司全额赔偿到位,梧州市院依法撤回起诉。
针对Y公司某项目一采区发生山体滑坡,部分淋洗液向外环境泄漏,造成周边地表水氨氮超标问题,玉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玉林市院)经诉前公告,于2021年12月24日向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Y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等共计46.23万元。诉讼过程中,Y公司全额赔偿到位,玉林市院依法撤回起诉。
针对W公司、G公司、H公司部分项目存在的废水收集治理不完全,污染周边水环境问题,梧州、崇左、贺州三市检察院支持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三市生态环境部门分别与涉案企业签署赔偿协议,由相关企业赔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475.76万元。同时,梧州、崇左、贺州三市检察院就三市生态环境部门整改初期履职不全面问题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推动实现综合整治。
办案中,检察机关主动帮助分析查找环境污染风险隐患,助推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投入4290余万元用于问题整改及生产技术升级改造,从源头上消除氨氮废水污染风险。
【典型意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披露某央企下属企业污染环境问题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整改,但未能实现公益全部修复目标。广西自治区院统筹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作用,在全面查清公益损害事实的基础上,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立案办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独特价值,依法追究涉案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推动受损公益得到全面修复。检察机关在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前提下,依法撤回起诉,实现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诉三亚某公司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自然保护区破坏 代履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
【要 旨】
针对违法主体破坏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赔偿权利人未能与其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亦未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主体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07年底,三亚某公司高尔夫球场项目在未经土地利用规划许可,未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森林用地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启动建设,并于2008年底建成投入运营。该高尔夫球场建设范围全部位于海南甘什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甘什岭保护区)内,总占地面积1588.8亩,砍伐破坏林地323.1亩。
【调查和诉讼】
2020年7月16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行动,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本案线索交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亚市院)办理。三亚市院经调查查明,2007年至2008年高尔夫球场建设过程中,三亚某公司被三次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其拒不执行。原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2012年6月、2015年6月分别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累计执行罚款2670.7万元,并于2015年至2017年多次责令其停业整改进行生态修复,但该公司均未执行且持续经营。2019年6月,甘什岭保护区管理站对高尔夫球场全面封停后,三亚市林业局联合相关单位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截至2019年8月14日,共种植8个树种49500株,造林面积282.6亩。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后,三亚市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按照反馈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清单,责令三亚市林业局依法全面履职开展整改工作。但三亚市林业局未及时对该公司违法毁林占地的行为履行责令补种、追缴代履行费用等职责。三亚市院于2020年8月26日向三亚市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三亚市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于2020年9月18日发布责令该公司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的通知,同年10月委托海南省林业科学院、三亚市林业科学院对该公司破坏森林资源情况进行调查,10月22日、11月4日两次与该公司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在磋商无果的情况下,三亚市林业局于2021年11月8日将该案线索移送三亚市院。
三亚市院于2021年11月16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发布诉前公告。经鉴定评估,该公司高尔夫球场项目造成323.1亩林地和园地遭到损毁,植被群落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度遭到完全破坏,原有生态服务功能基本丧失,区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价值总量约3205.92万元。同年12月24日,三亚市院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三亚某公司赔偿非法侵占甘什岭保护区造成的林木资源损失、生态修复费用、林地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鉴定评估费用等共计3246.92万元。2022年3月1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正在执行中,案涉高尔夫球场破坏的323.1亩林地生态修复工作已全部完成。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长期破坏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的“顽疾”,调查核实后,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当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并与违法主体多次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未果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补位作用,诉请法院判令违法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通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评估和充分论证,在诉请赔偿林木资源价值和支付生态修复费用的同时,提出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诉讼请求,最大限度实现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诉贵州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占用农用地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全面担责
【要 旨】
违法行为人主动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但未弥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全面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自2014年起,贵州某公司在贵州省清镇市卫城镇坛罐窑筹建铝土矿矿区,2015年正式开采以来,在未取得用地使用审批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占用农用地654.765亩开采铝土矿。贵州省清镇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依法立案。案发后,该公司补办相关用地手续,取得用地许可审批,同时向土地承包经营农户赔偿损失,原地异地恢复治理土地。清镇市公安局于2020年11月决定撤案。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镇市院)办理。2021年7月6日,清镇市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通过现场实地勘查、调取书证、询问相关人员及采矿作业人员、无人机拍摄取证等方式查明该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的事实。经委托鉴定,该公司因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生态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调查评估费用等共计805.57万元。
经诉前公告,清镇市院于2022年4月1日将本案移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贵阳市院)审查起诉。贵阳市院通过调取坛罐窑矿区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贵州某公司坛罐窑矿山项目征地补偿款兑现清单、补植复绿现场照片及验收报告等证据,查明该公司向土地承包经营农户补偿了直接经济损失92.48万元,完成破坏林地原地异地恢复治理面积515.9亩,涉及生态修复费用207.20万元。同时,该公司于2018年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复同意取得了12.1168公顷集体土地临时用地使用权2年,支付期间生态价值服务功能损失费用约18.58万元。
贵阳市院经审查认为,该公司虽然采取完善用地许可审批、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完成补植复绿等补救措施,但仍需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2022年4月26日,贵阳市院依法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及调查评估费用共计487.31万元。同年5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求。目前,判决已全部执行到位。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坚持“损害担责”原则,在企业采取完善用地许可审批、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完成补植复绿等部分修复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企业依法全面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切实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山西省晋中市检察机关
诉某煤气化公司大气污染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大气污染 依法全面整改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要 旨】
针对企业违法排污损害生态环境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行政机关履职后仍难以达到恢复公益效果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主体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某煤气化公司长期将约一半的焦炉烟气通过私开焦炉旁路挡板的方式直排,焦炉烟气脱硫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导致粉尘污染、大气污染和周围环境污染。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太谷区院)办理。太谷区院经初步调查认为,某煤气化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负有监管职责的晋中市生态环境局太谷分局(以下简称太谷环境局)未依法全面履职。太谷区院于2021年5月19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于5月24日向太谷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履职。7月5日,太谷环境局书面回复已推动解决非法排污问题,并对该煤气化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处以罚款共计162.5万元,该公司已全部缴纳。
鉴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后,该煤气化公司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尚未修复,太谷区院于2021年7月29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同年7月30日发布诉前公告。太谷区院通过走访相关行政机关、调取执法卷宗、询问企业相关人员、现场勘查等方式收集该公司违法排污损害生态环境的证据。经委托鉴定,2019年10月1日至2021年4月8日,该公司非法排放二氧化硫约142吨、氮氧化物约90吨,造成环境空气损害数额约为359.76万元。
2021年9月18日,太谷区院将该案移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中市院)审查起诉。同年11月8日,晋中市院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该公司主动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359.76万元和鉴定费38万元交至晋中市太谷区国库中心。因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同年12月15日,晋中市院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大气污染防治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后,检察机关及时跟进,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的问题,依法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其有效解决案涉企业非法排污问题。同时,依据民法典等追究违法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将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落到实处。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材公司
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用地 检察职能协同 恢复性司法
【要 旨】
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行为,检察机关在追究违法主体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北京某石材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经营范围为来料加工生产销售石材。自2002年9月起,该公司在未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占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进行房屋搭建、场地硬化、堆料、生产等活动。2004年至2020年9月,该公司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燕山山脉牛蹄岭开采白云岩矿产资源,造成山体形成陡峭边坡,岩面裸露,开采废料堆积而成的渣堆严重破坏原生植被,增加区域水土流失风险,生态破坏严重。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昌平区院)办理。昌平区院经初步调查认为,该公司非法占地、非法采矿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相关规定,构成刑事犯罪,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2020年12月16日,昌平区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调查期间,昌平区院成立刑事和公益诉讼联合办案组,多次前往涉案地点现场勘查,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取证活动,并加强与规划自然、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及属地政府的沟通配合,调取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行政处罚材料,涉案地块租赁合同、规划用途、现状地类、历年遥感影像图,土地破坏鉴定意见以及相关证明材料50余份,全面梳理了该公司历年经营及非法占地、非法采矿行为。经委托鉴定评估,该公司非法开采白云岩矿产资源总方量为152097立方米,矿石量为41.07万吨,矿石市场价格为397.11万元。该公司非法占地、非法采矿破坏行为导致评估区域原有植被、土壤遭到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面积177.79亩。
2021年3月10日,昌平区院发布诉前公告。同年8月26日,昌平区院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该公司刑事责任的同时,诉请判令该公司承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等共计2500余万元。同年11月20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2022年4月27日,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昌平区院诉讼请求获得全部支持。后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8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昌平区院积极推动赔偿金的执行,首批赔偿金1300余万元已执行到位。目前,涉案地块修复工程已完成,同时建设了生态修复教育基地。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在办案中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发挥“公益+刑事”横向一体化办案优势,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并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打好维护公益的“组合拳”。在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要求违法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检察力量。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
督促整治袁河沿岸非法采砂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群众投诉 非法采砂 检察职能协同 系统治理
【要 旨】
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反映的非法采砂问题,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加强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协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的同时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追究违法行为主体刑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09年以来,潘某纠集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范某等10余人,借开办休闲农庄的名义在浙赣铁路与袁河河堤之间长期非法采砂,其在附近经营的砂石加工厂违法排放致使河道堵塞且严重污染环境。行政机关虽然进行了调查并督促整改,但非法采砂问题仍然延续,部分河堤被毁损,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且危及铁路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反映了该问题。收到交办信访件后,宜春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春市院)通过12345政府服务平台查询到,2021年5月至2021年11月,针对涉案区域非法采砂问题的投诉多达17条。2021年11月,宜春市院实地走访发现多辆大型挖掘机正在采砂,现场已形成50余亩、深达10余米的矿坑。因问题线索复杂,当地群众反映强烈,宜春市院决定直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经调取砂石加工企业和销售企业进料、销售记录,查询砂石运输车辆行车轨迹,委托对非法采砂持续时间、采砂区域面积变化等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分析等,宜春市院最终查明潘某、范某等人以开办休闲农庄的名义,在西村镇西村村长期非法采砂,开采面积达38594平方米,开采砂石超过20万吨,部分河堤被损毁,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国家矿产资源受到损失。
2021年11月30日,宜春市院向宜春市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因采砂点临近袁河沿岸且开挖面积较大,水利部门及自然资源部门负有不同监管职责,为督促两部门协同履职,2022年1月7日,宜春市院组织召开听证会,进一步厘清了两个部门的监管职责。同年1月11日,宜春市院向宜春市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因案涉非法采砂问题持续时间长、涉及金额大且生态破坏严重,宜春市院同时将检察建议抄送市河长办。宜春市水利局、宜春市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联合对非法采砂点进行查处,责令非法采砂点全部停止开采,并督促违法行为人采取推平围堰等方式对沿岸河滩、草地进行生态修复。
为强化公益保护效果,宜春市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将相关人员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线索向刑事检察部门移送。刑事检察部门收到线索后及时启动立案监督,促使公安机关立案1件17人。针对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赔偿生态修复费用430余万元。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宜春市院在全市部署开展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目前已立案行政公益诉讼案件20件,挽回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9.36万吨,恢复治理林地、耕地197.4亩。同时,创新运用“检察建议+调研报告”办案模式,向市委、市政府呈报专项调研报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主动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中排查发现群众反复举报的“老大难”问题,立足检察职能,着力推动问题整改。针对行政机关职能交叉、整改落实不及时问题,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协同履职。办案中,注重检察职能衔接融合,监督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同步介入引导侦查,全面调查取证,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检察院
督促整治新城围垦区垃圾堆放点
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垃圾堆放点污染 暂缓立案跟进监督 协同履职
【要 旨】
当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启动整改工作时,检察机关可暂缓立案并跟进监督。当发现行政机关整改不到位、不彻底时,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确保整改实效。
【基本案情】
龙港市新城围垦区垃圾堆放点系配合苍南垃圾发电厂扩容技改提升而设置的临时堆放点,自2016年4月开始堆放,占地5万平方米。2018年8月,第三方公司根据处置协议启动对堆放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后因未达技术要求,而停止裂解处置。2020年9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该围垦区堆放点堆存近20万吨生活垃圾,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港市院)办理。龙港市院收到交办线索后,通过现场勘查、实地走访、调取书证、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调查取证,跟进了解督察问题和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经调查查明,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案件涉及的垃圾处置负有统一监管职责,该局已启动清运工作。鉴于行政机关已经开始履职,龙港市院决定暂缓立案。
2021年7月5日,龙港市院再次现场勘查发现堆放点未得到有效整治,剩余垃圾体量仍然庞大,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对此,龙港市院及时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同年7月7日,龙港市院向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加快垃圾堆放点存量垃圾的处理工作,减少垃圾堆放点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因行政机关职责交叉,检察建议发出后,龙港市院两次组织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龙港市新城开发建设中心等单位召开座谈协商会议,研究处置意见。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上述单位积极协同履职,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截止到2021年7月底,垃圾清运工作已全部完成,累计清理处置垃圾28.575万吨。
经检察机关督促推动,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对随意倾倒垃圾等污染环境案件的办案力度,并建立智慧渣土管理系统,加强对渣土运输公司及车辆管控,实现从城市治理到城市“智”理的升级。2022年1月,龙港市院再次与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龙港市新城开发建设中心等单位座谈,共同推动龙港市人民政府在龙港新城设立多处垃圾消纳场,从源头上解决垃圾倾倒治理难题。
【典型意义】
龙港作为全国首个“镇改市”和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策源地,撤镇设市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垃圾堆放点污染环境问题后,检察机关及时跟进了解督察整改进展,在行政机关已经开始整改的情况下,暂缓立案。当发现行政机关整改不及时、不彻底时,及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办案同时,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建立正规垃圾消纳场,从源头上解决垃圾处理无序问题,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整治小昆山镇垃圾填埋场
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垃圾填埋场污染 氨氮超标 整改责任落实 饮用水水源保护
【要 旨】
针对行政机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进度缓慢,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问题,检察机关积极与行政机关沟通并跟进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完成修复整治工作。
【基本案情】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黄浦江上游斜塘支流边,所在区域被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占地25亩,2000年投入使用,2010年底停用,累计堆放生活垃圾8.5万吨。2011年封场时仅作简单覆土掩埋,无防渗措施,也无渗滤液导流处理设施。2019年4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该场周边水沟内废水氨氮浓度为143毫克/升,是地表水V类标准71.5倍。水沟与附近河道连通,垃圾渗滤液会影响周边水体,对饮用水水源地产生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0年3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转交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松江区院)办理。松江区院经初步调查查明,松江区小昆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小昆山镇政府)负责该垃圾填埋场的整治工作,其虽组织开展了相关工作,但项目招投标以及进场施工等实质性工作未如期推进,公益侵害尚未消除。
2020年4月3日,松江区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查,2019年1月和5月,松江区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函告小昆山镇政府涉案垃圾填埋场存在环境污染隐患。2019年10月,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办就上述问题发出书面通知。2019年10月至11月,小昆山镇政府委托专业单位对堆场及周边环境现状进行监测。同年12月,松江区人民政府要求加快整治力度,进一步明确整治主体责任及整治进度。根据安排,小昆山镇政府应于2020年1月完成整治工程设计并通过环保评审,2020年2月启动项目招投标。但至2020年4月松江区院立案前,整治方案仍未最终确定,相关整治工作亦未能按期推进。对此,松江区院先后三次与小昆山镇政府磋商沟通,详细了解整治工作未能按期推进的原因,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职,并就开挖整治可能存在二次污染问题建议其完善整治方案。2020年6月24日,松江区院与小昆山镇政府达成由小昆山镇政府按照整治方案确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落实、开挖清运垃圾过程中重点防治二次污染等磋商意见。
2020年7月至9月,小昆山镇政府组织挖掘清运固体废物19.51万吨,规范处置渗滤液2.68万吨,回填土方11.63万立方。场地平整后,小昆山镇政府会同松江区生态环境局、松江区绿化和市容局等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环境检测和工程验收,并邀请松江区院现场“回头看”。经检测,地下水指标数据下降明显,基本达标。目前,该处开展了复绿工程,在原地规划建造了开放式林地,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
【典型意义】
小昆山镇垃圾填埋场属历史遗留问题,地处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紧邻河道和高速公路。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披露的该问题,检察机关在了解到相关部门整改进度缓慢、整治工作尚未实质性推动后,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督促整改落实。检察机关数次赴现场勘查,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并提出完善整治方案的建议,助推其及时开展整治工作,实现了对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地的有效保护。
湖南省检察机关监督支持
湘西州人民政府对某锰业公司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锰三角”治理 一体化办案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要 旨】
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历史遗留问题,检察机关应依法能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积极融入地方党政督察整改统一部署,监督支持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某锰业公司距离长江支流酉水(花垣河)不到200米,系花垣县“锰三角”一家电解锰企业,配套建有一期库用于堆放锰渣。因一期库出现环境安全风险被要求整治,该公司于2010年紧挨一期库修建了二期库,用于处理解决一期库库底出现的地下水隐患问题。2014年,因锰渣量增加、地下水丰富等原因,二期库库底引水管破裂致渗滤液总锰、氨氮超标排放至花垣河,该公司自此停产无力治理。2017年5月、2020年2月、2021年5月,第一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长江经济带生态警示片均指出该锰渣库污染环境问题。
【调查和诉讼】
本案线索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202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逐级交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湘西州院)办理。湘西州院经初步调查,于2021年4月27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中,检察机关查明花垣县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施工完成二期库44.9万吨锰渣的回采、转运、填埋治理工程。
2022年5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根据湖南省委工作部署,进驻花垣县开展“锰三角”矿业污染综合整治专项工作,并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成立专案组集中办理。专案组通过调取执法台账与环评、设计、施工等书证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现场勘验、委托鉴定与检测等方式全面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和生态环境损害金额。同时,将该公司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线索移送刑事检察部门(目前湘西州院已监督公安机关立案)。随后,专案组召开案情通报会、沟通协调会和公开听证会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该公司对检察机关调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表示认同,并表示愿意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湖南省院研判后认为,由政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仅能使政府担起主管责任,还能使企业负起治理主体责任。2022年6月22日,湖南省院函告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湖南省环赔办)和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湘西州政府),督促湘西州政府对该公司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收到督促函后,湖南省环赔办积极沟通衔接并致函湘西州政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湘西州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指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湘西州生态环境局)负责具体磋商事宜,并复函请求检察机关给予支持。湖南省院、湘西州院全力支持,并出具《支持磋商意见书》。2022年7月26日,湘西州政府组织召开磋商会议,结合该公司过错程度、第三方治理及工程结算审核审计等情况,确定该公司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3890.97万元。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支持下,湘西州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同年12月9日,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赔偿协议予以司法确认。
2022年12月13日,湖南省院就花垣县“锰三角”矿业污染综合整治中存在的政策执行、产业引导、行业监管、规范执法、溯源治理、责任追究等问题,向湘西州政府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科学统筹谋划综合整治工作,推动矿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典型意义】
湖南省检察机关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警示片披露的花垣县“锰三角”矿业污染历史遗留问题,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全面摸排起底、调查核实,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支持州政府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促使企业主动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有效推进“锰三角”矿业污染综合整治提供法治实践样本。省检察院结合办案向州政府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提升依法管矿、依法治矿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3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30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公告送达期限和方式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频繁,送达难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效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解决送达难问题一直进行认真研究,2017年7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全面推进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为核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公告送达60日的期间,源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送达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在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与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间进行适当平衡。公告送达时间60日的规定,主要是平衡诉讼效率和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实体权利。关于您提出的修改完善公告送达期限和方式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在修改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过程中认真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改进公告送达方式也一直进行研究和探索。目前,可以通过已经运行的人民法院公告网,在网络上进行公告办理和查询。随着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我们会对完善公告送达方式进行持续关注和研究,不断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和公信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
(法发〔2018〕9号)
为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内部分工协作的工作职责,促进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的顺利衔接和高效运行,保障当事人及时实现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立案工作
1.立案部门在收取起诉材料时,应当发放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就申请财产保全作必要的说明,告知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具体流程、担保方式及风险承担等信息,引导当事人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
立案部门在收取申请执行材料时,应发放执行风险提示书,告知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义务,以及无财产可供执行导致执行不能的风险。
2.立案部门在立案时与执行机构共享信息,做好以下信息的采集工作:
(1)立案时间;
(2)当事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3)当事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
(4)送达地址;
(5)保全信息;
(6)当事人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
(7)其他应当采集的信息。
立案部门在立案时应充分采集原告或者申请执行人的前款信息,提示原告或者申请执行人尽可能提供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前款信息。
3.在执行案件立案时,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为被执行人的,立案部门应当将生效法律文书注明的该字号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一并列为被执行人。
4.立案部门在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移送执行立案审查时,重点审查《移送执行表》载明的以下内容:
(1)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2)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索;
(3)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产的情况;
(4)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
(5)移送执行的时间;
(6)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移送执行表》信息存在缺漏的,应要求刑事审判部门及时补充完整。
5.立案部门在受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执行异议之诉、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异议之诉、参与分配异议之诉、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之诉等涉及执行的案件后,应提示当事人及时向执行法院或者本院执行机构告知有关情况。
6.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退还当事人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时,不得以立执行案件的方式退还。
二、审判工作
7.审判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核实立案部门在立案时采集的有关信息。信息发生变化或者记录不准确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补充。
8.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9.审判部门在审理涉及交付特定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等案件时,应当查明标的物的状态。特定标的物已经灭失或者不宜恢复原状、排除妨碍的,应告知当事人可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10.审判部门在审理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诉讼标的物是否存在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情形。存在该情形的,应告知当事人可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11.法律文书主文应当明确具体:
(1)给付金钱的,应当明确数额。需要计算利息、违约金数额的,应当有明确的计算基数、标准、起止时间等;
(2)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应当明确特定物的名称、数量、具体特征等特定信息,以及交付时间、方式等;
(3)确定继承的,应当明确遗产的名称、数量、数额等;
(4)离婚案件分割财产的,应当明确财产名称、数量、数额等;
(5)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内容、方式等;
(6)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应当明确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标准、时间等;
(7)停止侵害的,应当明确停止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以及被侵害权利的具体内容或者范围等;
(8)确定子女探视权的,应当明确探视的方式、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交接办法等;
(9)当事人之间互负给付义务的,应当明确履行顺序。
对前款规定中财产数量较多的,可以在法律文书后另附清单。
12.审判部门在民事调解中,应当审查双方意思的真实性、合法性,注重调解书的可执行性。能即时履行的,应要求当事人即时履行完毕。
13.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有关情况。
三、执行工作
14.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已经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按照下列方法处理:
(1)原物毁损或者灭失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前的,执行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
(2)原物毁损或者灭失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后的,执行机构应当终结执行程序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可另行起诉。
无法确定原物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前还是结束后毁损或者灭失的,按照前款第二项规定处理。
15.执行机构发现本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应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审判部门应在1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或者裁定予以补正。审判部门未及时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执行机构可层报院长督促审判部门答复。
执行内容不明确的生效法律文书是上级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应当层报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由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向审判部门征询意见。审判部门应在1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或者裁定予以补正。上级法院的审判部门未及时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层报院长督促审判部门答复。
执行内容不明确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其他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可以向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执行机构发函,由该法院执行机构向审判部门征询意见。审判部门应在1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或者裁定予以补正。审判部门未及时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执行机构层报院长督促审判部门答复。
四、财产保全工作
16.下列财产保全案件一般由立案部门编立“财保”字案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
(1)利害关系人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
(2)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通过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的财产保全案件;
(3)当事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一般由负责审理案件的审判部门沿用诉讼案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
当事人在上诉后二审法院立案受理前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由一审法院审判部门审查并作出裁定。
17.立案、审判部门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应当及时送交立案部门编立“执保”字案号的执行案件,立案后送交执行。
上级法院可以将财产保全裁定指定下级法院立案执行。
18.财产保全案件的下列事项,由作出财产保全裁定的部门负责审查:
(1)驳回保全申请;
(2)准予撤回申请、按撤回申请处理;
(3)变更保全担保;
(4)续行保全、解除保全;
(5)准许被保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自行处分被保全财产;
(6)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保全法院将被保全财产移送给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
(7)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财产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
(8)对保全内容或者措施需要处理的其他事项。
采取保全措施后,案件进入下一程序的,由有关程序对应的受理部门负责审查前款规定的事项。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前进行续行保全的,由作出该判决的审判部门作出续行保全裁定。
19.实施保全的部门负责执行财产保全案件的下列事项:
(1)实施、续行、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2)监督被保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自行处分被保全财产,并控制相应价款;
(3)其他需要实施的保全措施。
20.保全措施实施后,实施保全的部门应当及时将财产保全情况通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的部门,并将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副本等移送入卷。“执保”字案件单独立卷归档。
21.保全财产不是诉讼争议标的物,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保全裁定或者执行行为不服提出异议的,由负责审查案外人异议的部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审查该异议。
五、机制运行
22.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院机构设置,明确负责立案、审判、执行衔接工作的部门,制定和细化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衔接的有关制度,并结合本院机构设置的特点,建立和完善本院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衔接的长效机制。
23.审判人员、审判辅助人员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脱节,导致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2023年5月29日)
目录
1.小敏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2.小安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3.小婷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4.小丹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5.小吉等6人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6.小思、小乐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7.小良、小徐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8.小依等5人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9.小伟等3人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10.小浩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1.小敏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敏(化名)母亲被害,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万余元。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附带民事判决无法执行到位。
【救助过程】
小敏为未成年人,其母亲生前已与小敏父亲离婚。小敏的父亲在城市打零工维持生计,居无定所。母亲被害后,小敏因丧母之痛身心遭受巨大打击,不愿在老家小学继续就读,来到城市与父亲生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发现小敏符合司法救助情形后,及时启动救助程序,在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针对小敏辍学后虽恢复上学但只能在小学借读、无正式学籍,以及需要心理疏导等问题,立即与当地妇联及教育部门进行沟通,帮助协调解决了小敏的实际困难。之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开展回访工作,为小敏送去书籍、牛奶等学习生活用品,鼓励其认真学习、快乐生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加大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力度,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为其提供学习条件的典型案例。司法救助不是终点,而是帮扶被救助人的起点。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救助生活陷入急困的未成年人时,发现其身心因亲历刑事案件惨烈现场而遭受巨大创伤,宁愿失学也不愿再留在原籍地,而是坚持投奔在异地谋生的父亲等特殊情况后,为了尽可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及时向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和教育部门通报情况,协调解决被救助未成年人异地入学难题,并提供专业心理疏导等帮扶措施,帮助其逐渐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状态,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生动法治故事,具有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2.小安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安(化名)的父亲与母亲离婚,约定小安由父亲抚养,小安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一千元,至其18周岁止。父母离婚后,小安与父亲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后父亲因患尿毒症丧失劳动能力,每月还需支付医药费、透析费等治疗费用,平时主要依靠爷爷奶奶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小安的母亲在离婚后未支付过抚养费,小安诉至法院,要求其母亲支付抚养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小安的母亲支付抚养费7万余元。后经调查核实,小安母亲离婚后无工作亦无其它收入来源,无履行能力。
【救助过程】
为妥善解决小安的实际困难,迎泽区人民法院庙前法庭依托迎泽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协调各进驻单位妇联、检察院、社区等部门,统筹各方力量开展跨区域联合救助,共同实地走访小安的家庭、居住的社区、就读的学校,了解小安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协商制定联合救助方案。在迎泽区人民法院的协调下,该院与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小安发放司法救助金;迎泽区妇联联系小安居住地妇联将其纳入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的重点关注对象,随时关注小安的生活情况,并与山西省妇联一同向小安发放生活救助金;小安居住的社区给小安和父亲办理了低保,在日常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基层人民法院统筹各方力量跨区域联合救助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单位,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托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统筹协调检察院、妇联、社区、教育等各部门,形成帮扶救助未成年人的合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解决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呵护其健康成长。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救助带动多部门共同发力,不仅缓解了小安的燃眉之急,更为其提供了常态化的有效帮助,这既是人民法院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缩影,也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精神的司法举措,更是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枫桥经验”的具体实践。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3.小婷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婷(化名)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缺乏性自我防卫能力。李某(化名)与小婷发生性关系。广东省某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六年。
【救助过程】
广东省某区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小婷和母亲均为贰级智力残疾人,其家庭为低保户,靠养父打散工维持生计,因家庭困难和智力问题,小婷16岁仍是文盲。该院认为小婷符合予以司法救助的条件,在决定向小婷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法院还将她的相关情况通报给区妇联,会同区妇联主要领导两次前往小婷家中实地了解情况,并向小婷所在市教育局发出商请函,商请市教育局联络辖区内特殊教育学校,解决小婷的教育问题。最终小婷进入某市特殊教育学校免费就读。在小婷入学当日,人民法院派员协助小婷办理入学事宜。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联合妇联、教育部门多维联合救助智力残疾未成年人,通过为其提供教育及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被伤害的阴影,使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性侵智力残疾未成年人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被害人不但面临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日后独立生活更成问题。单纯的经济救助明显不足以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困难。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给予司法救助金解决小婷家庭急迫困难的同时,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拓展救助思路,针对小婷智力残疾可能难以独立生存的问题,通过协调有关部门为其提供特殊教育的方式授人以渔,培养小婷形成健全人格,掌握独立生活技能,使其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并派员协助小婷办理入学手续,打消其担心受到歧视的顾虑,实现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有机衔接,提升了司法救助的效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4.小丹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丹(化名)奶奶被害,其本人和爷爷身受重伤。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万余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发回重审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而改判被告人无罪。
【救助过程】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小丹的父母未办理结婚登记,其母亲于多年前离家出走失去联系,小丹一直随父亲生活,家庭经济来源仅为其父亲的种地收入。小丹受重伤后已经花费了大量医疗费,后续还要负担沉重的治疗费用,这对本就困难的家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报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联动救助,两级法院决定分别向小丹发放司法救助金。小丹收到司法救助金后,表示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小丹进行定期回访中了解到其仍面临后续治疗及求学等困难后,又积极与当地妇联联系,共同对小丹开展心理疏导,协调民政部门将小丹家庭纳入低保及困难群众慰问范围,协助小丹申请学校资助项目,协调减免小丹的就医费用等。
【典型意义】
人身伤害类刑事案件不仅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往往还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有些案件一时又难以侦破,被害人无法从加害人处及时获得赔偿,被害人家庭很容易陷入急迫困境。所以,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将此作为重点救助情形,既要救早救急,也要优先用足救助金。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困难情况,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报请上级人民法院进行联动救助,加大了救助力度,帮助被救助人渡过难关。在司法救助后,人民法院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与妇联加强协作,共同开展综合帮扶和跟踪回访,帮助被救助未成年人恢复生活信心,充分体现了司法救助“救急救难”的功能属性和“加强生存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小丹受到不法伤害是不幸的,但他因及时得到帮扶救助而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并藉此产生回报社会的感恩之心,又是幸运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该案例充分体现了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的价值与意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5.小吉等6人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吉(化名,彝族)等6人的父亲被害,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1万余元。
【救助过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小吉等6人居住在大凉山腹地深处的四川省某县,小吉父亲遇害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小吉等6人都尚未成年,最大的只有12岁,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该院遂决定对小吉等6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确保司法救助金能够切实用以保障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承办法官辗转2000多公里,将司法救助金送到大山深处的小吉家中,并与小吉等人的母亲签订了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协议,约定每年提取2万元救助金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同时还邀请村支书作为保证人监督救助金的使用情况。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小吉一家几度落泪表示感谢,后来还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了用汉语和彝文双语书写的“不忘初心,司法为民”的锦旗。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对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远千里跨省将司法救助金及时送至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未成年被救助人手中,并与监护人签订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协议,确保司法救助金用于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有效缓解了未成年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帮助他们暂渡难关,让他们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和国家的温暖,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6.小思、小乐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思、小乐(化名)父亲去世后,母亲再婚,二人由爷爷、奶奶抚养。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奶奶除了务农之外,无其他劳动收入,抚养两名未成年人生活艰难。小思、小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二人的母亲履行抚养义务。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二人的母亲承担月生活费500元/人,教育费、医疗费凭票据承担。判决生效后,小思的母亲未主动履行义务。后经调查发现,小思母亲患有疾病,没有劳动收入,无力承担抚养费。
【救助过程】
射阳县人民法院审查认定小思、小乐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向两名未成年人发放了司法救助金。同时,法院还积极延伸司法救助功能,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两名未成年人办理了每月400元/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每月600元/人的困境儿童保障,并号召社会各界爱心力量伸出援助之手,该案的主审法官向两名未成年人捐助2000元,社会爱心人士捐助3000元,两名未成年人居住地乡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通过捐款捐物、上门走访等方式提供帮扶,一些社会组织还送去了慰问品。司法救助后,射阳县人民法院始终牵挂着两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生活状况,定期对案件进行回访,邀请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呵护两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同时,针对两名未成年人的母亲与爷爷奶奶的心理隔阂,通过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并行的方式,让双方体会到各自生活的不易,最终握手言和。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将司法救助与社会资源有效衔接,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进行救助的典型案例。父母子女之间具有抚养赡养义务,一方通过诉讼获得抚养费,本来就是充满辛酸的不得已之举,若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陷入生活困难,申请执行人必将遭受感情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对此类情形予以适当救助,不仅能缓解涉案未成年人的急迫生活困难,而且能预防某些人伦悲剧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同时,积极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两名未成年人办理专项补助、号召社会力量进行帮扶,并定期开展回访工作,将法治温暖和社会大家庭的关怀送到两名未成年人心间,充分体现了司法救助救急解难、传递温暖、关心关爱困难人群的功能属性,实现了“当下救”和“长久助”的统一。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7.小良、小徐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良、小徐(化名)的父亲被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6万余元。后执行到位赔偿款2万元。
【救助过程】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上诉案件期间,发现小良、小徐家庭生活困难,遂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该院经调查发现小良、小徐均为在校学生,父母离婚后,二人随母亲生活,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母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二人的父亲去世后,家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难,且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仅为丧葬费、交通费,且未执行到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向小良、小徐发放司法救助金。同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发现被害人的母亲年老体弱,丧子后生活亦十分困难,遂积极协调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对被害人的母亲进行联合司法救助。
【典型意义】
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充分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属于应予救助的情形。本案是此类情形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人民法院主动甄别、救早救急、有效保障生存权利、真诚传递司法温暖的示范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工作并未等到执行不能才启动,而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被害人近亲属存在生活困难后,即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同时协调人民检察院横向联合共同救助被害人家人。人民法院在审查决定司法救助金额时,未局限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赔偿金额,而是充分考虑被救助人的实际困难,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救助金额,将司法的人文关怀及时送到未成年人身边,让他们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8.小依等5人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逊某(化名)、杜某(化名)驾驶摩托车与小依(化名,维吾尔族)母亲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小依母亲当场死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人民法院判令逊某赔偿原告18万余元、杜某赔偿原告17万余元。判决生效后,仅杜某给付了1万余元。后经调查发现二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救助过程】
墨玉县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小依的家庭困难,经调查核实,小依等5人均为在校学生,随外祖母生活。小依的外祖母患有精神疾病,家庭系低保户,生活特别困难。因墨玉县人民法院无独立司法救助资金,故向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救助申请人进行救助。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救助申请人予以司法救助的同时,报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联动救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联动救助条件,决定向小依等5人发放司法救助金。司法救助后,人民法院还对救助申请人进行了电话回访,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
【典型意义】
本案系民族地区三级人民法院联动合力救助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规定的范围与标准内,为少数民族未成年救助申请人开辟绿色救助通道,加快办案节奏、加大救助力度、倾斜救助资金,充分体现了“把好事办好”的救助精神。本案中,三级法院通过联动救助,有效缓解了基层法院救助资金不足的困难,通过及时联动救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案涉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生活困难,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救急难、扶危困的重要功能,既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民族地区未成年人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9.小伟等3人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伟(化名)等3人的父亲被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1万余元。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附带民事判决未得到执行。
【救助过程】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小伟、小君、小青均为在校中、小学生,父亲去世后,3人的母亲打零工维生,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决定向3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保障该笔司法救助金能够切实用于3人的学习生活,承办法官经小伟母亲书面同意,与被救助人所在地乡镇政府、学校、居委会以及法定监护人共同协商签订《国家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监督方案》,由人民法院、镇政府、学校等6家单位共同监管,在居委会设立专门账户,实际托管司法救助金,确保救助金用于3名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每一学年,由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提交预算表,经校领导签字同意、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后,交居委会存档核实,由居委会按照预算金额从监管账户支付给监护人。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利用“一街道一法官”的工作机制,通过定期查看司法救助金管理档案、电话询问、实地走访等方式履行监督职责;其他监管单位也保持常态化联系,实时了解小伟等3人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在给予社会救助或帮扶政策时予以适当倾斜。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坚持“倾力救助+全程呵护”司法救助理念,引入“第三方司法救助金监管主体”,延伸司法服务职能的典型案例。相比一次性发放大额救助金而言,采取分时、分批、定额的发放模式,更能确保司法救助金切实用于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协调未成年人所在地政府、学校、居委会等单位,与法院共同制定《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督、监管方案》,明确司法救助金发放方式、程序、相关单位责任等内容,多方合力构建起规范、安全、方便、实用的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机制,精准使用司法救助金,确保每一分救助金都能用在解决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困难的刀刃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10.小浩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小浩(化名)的父亲被害,其本人亦受到人身伤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死刑,并判决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3万余元。后经调查,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救助过程】
在刑事案件二审期间,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现小浩依靠其父亲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且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考虑到小浩系未成年人、其心理因刑事案件受到重创的实际情况,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除决定直接向小浩发放生活救助金外,还为其申请了心理救助金,并与小浩居住地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采取跨省接力救助的方式,将心理救助金存放于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由该院协助医疗机构对小浩进行心理治疗。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协调区域间司法资源,并联合医疗机构跨省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救助的典型案例。审理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案件,需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特殊性,在关注到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生活困境外,更要关注未成年人所受到的心理伤害。本案中,小浩既是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直系亲属又是犯罪行为的直接被害人,其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单纯救助申请人的经济困难难以有效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尽早走出心理阴影恢复正常生活。人民法院在办理这起司法救助案件时,创新工作思路,拟定了生活救助金与心理干预救助金并行的工作方案,并与被害人居住地人民法院共同确定了跨省救助计划,联合医疗机构对未成年人提供持续的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咨询、情绪疏导服务,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长远权益,充分发挥了司法救助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能作用。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3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3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切实解决公民个人身份信息泄漏后“被法人"问题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少数不法分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干扰了正常的公司登记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守法公民尤其是被冒用者的合法权益。为预防和打击这种不法行为,人民法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在执行环节,为有效甄别身份信息,避免被冒用身份者权益受损,加强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等部门的信息联动,及时核验被执行人身份信息。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控时,必须对作为自然人的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作为法人的被执行人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进行强制校验,只有校验通过才能进行查询,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将冒用身份的情况识别出来的作用,避免对身份被冒用的公民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执行措施。
二是在执行过程中畅通救济渠道,及时解除对“被法人"者的惩戒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错误的,当事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纠正,执行法院不纠正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实践中,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实因“被法人"被限制消费、进行信用惩戒的,会及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予以纠正。
三是加强对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公司案件的审判工作,引导身份被冒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公民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对于冒用他人身份、触犯刑法的,通过刑事审判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合作,完善相关身份甄别、冒用预警机制,更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同时,以典型案例为载体加强相关法制宣传,一方面帮助公民提高对身份信息泄露危害性的认识,从而提高警惕,更加注重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另一方面,对不法分子形成强大威慑,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2〕22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切实增强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2.准确把握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切入点、着力点。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问题导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系统观念、注重协同配合、积极担当作为,统筹立审执各领域、各环节精准发力,统筹市场主体、要素、规则、秩序统一保护,对标对表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五大主要目标,有针对性地完善司法政策、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司法质效,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保障工作的实效性,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司法支撑。
二、加强市场主体统一平等保护
3.助力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依法审理建设工程、房地产、矿产资源以及水、电、气、热力等要素配置和市场准入合同纠纷案件,准确把握自然垄断行业、服务业等市场准入放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严格落实“非禁即入”政策。依法审理涉市场准入行政案件,支持分级分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遏制不当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加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推动行政机关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范性文件,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4.加强产权平等保护。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严格区分经济纠纷、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依法惩治侵犯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健全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机制,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充分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措施,严禁超标的、违法查封财产,灵活采取查封、变价措施,有效释放被查封财产使用价值和融资功能。完善涉企产权案件申诉、重审等机制,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纠正机制。支持规范行政执法领域涉产权强制措施,依法维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
5.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研究制定法律查明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适用等司法解释,准确适用域外法律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优化涉外民商事纠纷诉讼管辖机制,研究制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司法解释。加强司法协助工作,完善涉外送达机制,推动建成域外送达统一平台。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实质化运行,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机制,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信息化平台,实现调解、仲裁和诉讼有机衔接,努力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高地。准确适用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依法维护外商投资合同效力,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依法保护“走出去”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
6.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坚持破产审判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信息化方向,依法稳妥审理破产案件,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让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让市场资源配置更加高效。积极推动完善破产法制及配套机制建设,完善执行与破产工作有序衔接机制,推动企业破产法修改和个人破产立法,推动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和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推进建立常态化“府院联动”协调机制。
7.依法及时兑现市场主体胜诉权益。进一步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加强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考评,推动将执行工作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确保“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如期实现。进一步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拓展升级系统功能,强化执行节点管理,提升执行流程监管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探索建立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等制度,推进落实委托审计调查、公证取证、悬赏举报等制度。探索建立怠于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责任追究机制,建立防范和制止规避执行行为制度,依法惩戒拒执违法行为。配合做好强制执行法立法工作,制定或修订债权执行等司法解释,完善执行法律法规体系。
三、助力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8.支持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妥善审理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纠纷案件,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依法审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纠纷,支持加快建设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以盘活利用土地为目标,妥善审理涉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存量划拨土地资产产权确定、上市交易等案件。依法审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纠纷案件,保障建设用地规范高效利用。适应土地供给政策调整,统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尺度。
9.支持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依法严惩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贷款诈骗、洗钱等金融领域犯罪,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妥善审理金融借款合同、证券、期货交易及票据纠纷等案件,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委托理财、资产证券化、跨境金融资产交易等新型纠纷审理规则,加强数字货币、移动支付等法律问题研究,服务保障金融业创新发展。
10.支持建设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加强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司法保护,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权利质押、价值认定和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依法支持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依法保护数据权利人对数据控制、处理、收益等合法权益,以及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以合法收集和自身生成数据为基础开发的数据产品的财产性权益,妥善审理因数据交易、数据市场不正当竞争等产生的各类案件,为培育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创共享、公平竞争的数据要素市场提供司法保障。加强数据产权属性、形态、权属、公共数据共享机制等法律问题研究,加快完善数据产权司法保护规则。
11.支持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依法审理涉油气期货产品、天然气、电力、煤炭交易等纠纷案件,依法严惩油气、天然气、电力、煤炭非法开采开发、非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推动资源合法有序开发利用。研究发布司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司法政策,妥善审理涉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碳交易产品担保以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涉碳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等纠纷案件,助力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全面准确适用民法典绿色原则、绿色条款,梳理碳排放领域出现的新业态、新权属、新问题,健全涉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交易纠纷裁判规则。研究适用碳汇认购、技改抵扣等替代性赔偿方式,引导企业对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绿色升级。
四、依法维护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
12.优化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国际标准的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加大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情况在考评工作中的比重。出台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制定出台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规划,建立营商环境定期会商机制。依托司法大数据,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分析研判机制。加大营商环境司法保障工作宣传力度,提振经营者投资信心。探索设立人民法院优化营商环境专家咨询委员会。
13.助力营造公平诚信的交易环境。切实实施民法典,出台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贯彻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合法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完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审判执行工作配套机制,发挥司法裁判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平衡利益、定分止争功能,引导市场主体增强法治意识、公共意识、规则意识。构建虚假诉讼预防、识别、惩治机制,依法严惩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力度,完善失信惩戒系统,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修订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规定,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路径,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相关的司法大数据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
14.支持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健全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依法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作用,健全巡回区法院资源共享、联席会议、法官交流等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区域司法协作新路径。健全跨域司法联动协作机制,积极推广司法服务保障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典型经验做法。
15.推进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涉港澳台审判工作,探索建立涉港澳台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加强司法协助互助,落实内地与澳门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落实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机制。探索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资格司法确认和诉讼证据审查认定程序,拓展涉港澳案件诉讼文书跨境送达途径,拓宽内地与港澳相互委托查明法律渠道。推动建立深港澳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资质统一认证机制,完善港澳人士担任特邀调解员、陪审员制度,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权利。完善与港澳台司法交流机制,推动建立粤港澳法官审判专业研讨常态化机制,支持海峡两岸法院开展实务交流。
16.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衔接。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大力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重大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探索多语言发布涉外民商事指导性案例,扩大中国司法裁判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加快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探索完善航运业务开放、国际船舶登记、沿海捎带、船舶融资租赁等新类型案件审理规则,打造国际海事纠纷争议解决优选地。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司法领域合作,加大对走私、洗钱、网络诈骗、跨境腐败等跨境犯罪的打击力度。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网络空间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五、助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17.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原始创新司法保护力度。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行为保全等制度,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推动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健全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调解对接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
18.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妥善审理平等就业权纠纷等案件,推动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加强跨境用工司法保护,准确认定没有办理就业证件的港澳台居民与内地用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效力。出台服务保障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司法政策,依法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研究出台涉新业态民事纠纷司法解释,加强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积极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依法严惩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欠薪案件审执力度。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解决体系。
19.助力提升商品质量。坚决惩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制假售假、套牌侵权、危害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犯罪,促进国家种业资源统一保护。依法审理因商品质量引发的合同、侵权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注重运用民事手段助推商品质量提升。依法审理涉产品质量行政纠纷案件,支持行政机关深化质量认证制度改革,加强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制定审理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司法解释,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20.支持提升消费服务质量。完善扩大内需司法政策支撑体系,积极营造有利于全面促进消费的法治环境。严惩预付消费诈骗犯罪,妥善处理住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重点民生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提高群众消费安全感和满意度。完善网络消费、服务消费等消费案件审理规则,服务保障消费升级和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优化消费纠纷案件审理机制,探索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体诉讼制度,完善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部门间衔接联动机制,促进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六、切实维护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
21.依法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司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制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攀附仿冒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制,及时制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低价倾销、强制搭售等破坏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严厉打击自媒体运营者借助舆论影响力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以及恶意诋毁商家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善竞争案件裁判规则,适时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22.监督支持行政机关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修改完善办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解释,依法审理市场监管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公开市场监管规则。依法妥善审理涉市场监管自由裁量、授权委托监管执法、跨行政区域联合执法等行政纠纷案件,监督支持行政机关提高综合执法效能、公平公正执法。加强与检察机关协作,通过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发送司法建议等方式,共同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行顺畅的监管体系。加强与市场监管执法部门沟通协作,推进统一市场监管领域行政裁判规则与执法标准。
23.依法惩处扰乱市场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研究制定审理涉税犯罪案件司法解释,依法惩处逃税、抗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利用“阴阳合同”逃税、文娱领域高净值人群逃税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强与税务、公安等部门执法司法协同,推动完善税收监管制度。准确把握合同诈骗、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入刑标准,依法认定相关合同效力,维护市场主体意思自治。依法严惩通过虚假诉讼手段逃废债、虚假破产、诈骗财物等行为。研究制定审理非法经营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严格规范非法经营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研究制定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妨害市场经济发展的渎职犯罪处理问题作出规定。
24.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严惩利用疫情诈骗、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造谣滋事,以及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犯罪,维护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生活秩序。妥善处理疫情引发的合同违约、企业债务等纠纷案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精准服务做好“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民商事纠纷,持续完善司法惠民惠企政策,帮助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
七、健全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机制
25.深入推进诉讼制度改革。严格按照改革部署要求,系统集成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各项工作举措,切实满足市场主体高效便捷公正解决纠纷的司法需求。强化诉权保护理念,坚决贯彻执行立案登记制度。稳妥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优化民商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完善再审申请程序和立案标准,健全案件移送管辖提级审理机制,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用足用好繁简分流改革成果,出台民事速裁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进一步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
26.完善统一法律适用工作机制。加强司法解释管理,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全国法院法律统一适用平台,构建类案裁判规则数据库,推行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制度,完善合议庭、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责,构建多层次、立体化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加大司法公开四大平台整合力度。推进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全面推行审判权力责任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
27.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矛盾纠纷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纠纷解决成本。突出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五个关键,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集成作用,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联动体系,强化诉讼与非诉讼实质性对接。加大在线视频调解力度,建立健全劳动争议、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知识产权等专业化调解机制。
28.加强互联网司法和智慧法院建设。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以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为牵引,推动智能协同应用,拓展数据知识服务,构建一体云网设施,提升质效运维水平。推进落实《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进一步健全完善在线司法程序规范,优化平台建设,推动互联网司法模式成熟定型。深化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设置和案件管辖范围,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确立规则、完善制度、网络治理等方面的规范引领作用。
29.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水平。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加大知识产权、环境资源、涉外法治、破产、金融、反垄断等领域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力度,培养一批树牢市场化思维、精通相关领域业务的审判业务专家。通过教育培训、案例指导、交流研讨等形式,加强相关领域审判业务指导,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发布相关领域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充分用好人民法院各类研究平台和资源,加强对有关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30.加强组织实施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把服务保障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是否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开展自查清理。最高人民法院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条线指导,各地法院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细化完善服务保障措施,推出新招硬招实招,确保各项服务保障举措落地见效。要认真总结司法服务保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好经验好做法,全媒体、多角度、立体化做好宣传、总结、推广,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7月14日
2018年度专利行政诉讼案例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8年度专利行政诉讼案例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研究解决专利行政授权确权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及时形成共识和统一裁判尺度,进一步规范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专利授权确权纠纷,2018年4月12日至13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专利复审委员会共同召开了2018年度专利行政诉讼案例研讨会。会议主要交流和探讨了各级法院2017年度专利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情况、专利复审委员会2017年度的典型案件及应诉情况。同时,会议针对专利无效案件中的恶意中止、公知常识性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引入、化学领域实验数据的审查、外观设计涉及机械零部件申请的审查、涉及计算机程序类实用新型授权客体的审查以及图形用户界面外观专利的审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就会议形成的主要共识纪要如下,供审理专利授权确权案件时参考。
一、关于专利无效行政案件中的恶意中止行为
会议一致认为,近年来,当事人滥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程序中止规定的现象愈发严重,对于专利无效行政程序以及侵权民事程序均产生了不良影响,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七条的实施效果与原初的立法目的已经相去甚远。在发生专利权权属纠纷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中止无效程序的绝对必要性,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维护第三方的正当利益。对于发生专利权权属纠纷的案件,可以参考诉讼法中的“当事人恒定”原则,权属纠纷原则上不影响相关无效行政程序的继续进行,权属争议中未参与无效行政程序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参加无效行政程序或申请替代原无效程序的当事人参加无效行政程序,从而维护自己利益。对于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权采取财产保全的情形,由于财产保全的目的和效力仅仅在于防止专利权的不当转移,对专利权自身的价值和有效性等均不产生影响,因此无效行政程序不应当因财产保全而中止。会议一致认为,解决行政程序中止规定被滥用这一问题,需要推动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将无效程序从需要中止的事项中删除。在此之前,专利复审委员会应严格把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的适用条件,强化对中止申请的审查,最大限度地避免当事人的恶意中止申请得到支持。
二、关于公知常识性新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引入
会议多数观点认为,在申请再审程序中,原则上不应接受无效宣告请求人在原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中未提交的有关公知常识性新证据。由于无效宣告请求人另有其他救济机会,可以建议无效宣告请求人依据公知常识性新证据另行启动无效行政程序。
三、关于批量的低质量申请
根据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调查,目前审查实践中发现有两种类型的批量低质量申请:一是申请人通过实验数据造假大批量申请医药化学领域的专利,试图利用审查员不具备实验条件的局限性获得授权;二是申请人将已有的机械零部件拍照后大批量地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于上述批量低质量申请,单看每一件专利申请很难发现问题,但批量集中后较易发现其弄虚作假的本质。如果当事人在复审决定维持原驳回决定后,对其中个别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个案中不易发现或者判断其是否为低质量申请。会议一致认为,为应对此类批量低质量申请,应当加强专利审查系统对有关申请信息的预警和检索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和防止此类情况发生。同时,加强专利复审委员会与相关法院的信息沟通,由专利复审委员会及时向相关法院反馈该类案件的整体情况、发展动态、主要特点、有关当事人等信息;对于数据造假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应研究应对措施,加大惩处力度,切实维护诚实守信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以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由驳回申请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 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后或者签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后,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当事人财产保全申请的,申请财产保全的当事人为申请人。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财产保全申请书;
(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申请保全财产的具体情况。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的财产保全申请材料,应当进行审查。符合前条规定的,应予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需要补齐的内容。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应当于三日内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裁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五日。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第七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中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在申请保全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后,自动转为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关于查封、扣押、冻结期限的规定。
第八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当事人证据保全申请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证据保全申请书;
(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情况。
对证据保全的具体程序事项,适用本解释第五、六、七条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第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先行裁定后,一方当事人依法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执行。
申请执行先行裁定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执行书;
(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行裁定书;
(三)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
(四)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担保情况;
(五)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
第十条 当事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调解书、裁决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执行。
第十一条 当事人因不服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期从其收到裁决书的次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规定。
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已于2021年1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30日
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
(法释〔2021〕23号)
为方便当事人及时解决纠纷,规范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的在线调解活动,提高多元化解纠纷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在立案前或者诉讼过程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在线调解的,适用本规则。
第二条 在线调解包括人民法院、当事人、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的在线申请、委派委托、音视频调解、制作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等全部或者部分调解活动。
第三条 民事、行政、执行、刑事自诉以及被告人、罪犯未被羁押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法律规定可以调解或者和解的纠纷,可以开展在线调解。
行政、刑事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在线调解,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人民法院采用在线调解方式应当征得当事人同意,并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技术条件等因素。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专职或者兼职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以及人民法院邀请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开展在线调解。
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基本情况、纠纷受理范围、擅长领域、是否收费、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等信息应当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行公布,方便当事人选择。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可以邀请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民商事纠纷。
符合条件的港澳地区居民可以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及大陆港资澳资企业的民商事纠纷。
符合条件的台湾地区居民可以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台湾地区居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及大陆台资企业的民商事纠纷。
第七条 人民法院立案人员、审判人员在立案前或者诉讼过程中,认为纠纷适宜在线调解的,可以通过口头、书面、在线等方式充分释明在线调解的优势,告知在线调解的主要形式、权利义务、法律后果和操作方法等,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在线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第八条 当事人同意在线调解的,应当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填写身份信息、纠纷简要情况、有效联系电话以及接收诉讼文书电子送达地址等,并上传电子化起诉申请材料。当事人在电子诉讼平台已经提交过电子化起诉申请材料的,不再重复提交。
当事人填写或者提交电子化起诉申请材料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辅助当事人将纸质材料作电子化处理后导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第九条 当事人在立案前申请在线调解,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退回申请并分别予以处理:
(一)当事人申请调解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告知可以采用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二)与当事人选择的在线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建立邀请关系的人民法院对该纠纷不具有管辖权,告知选择对纠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邀请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
(三)当事人申请调解的纠纷不适宜在线调解,告知到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现场办理调解或者立案手续。
第十条 当事人一方在立案前同意在线调解的,由人民法院征求其意见后指定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
当事人双方同意在线调解的,可以在案件管辖法院确认的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中共同选择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当事人同意由人民法院指定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或者无法在同意在线调解后两个工作日内共同选择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在线调解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指定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
第十一条 在线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进行,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可以由两名以上调解员调解,并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中一人主持调解。无法共同选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一名调解员主持。
第十二条 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信息或者当事人在线调解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确认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或者当事人调解申请。纠纷不符合调解组织章程规定的调解范围或者行业领域,明显超出调解员擅长领域或者具有其他不适宜接受情形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可以写明理由后不予接受。
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不予接受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予确认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可以重新指定或者选定。
第十三条 主持或者参与在线调解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在接受调解前或者调解过程中进行披露:
(一)是纠纷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纠纷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调解关系的。
当事人在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披露上述情形后或者明知其具有上述情形,仍同意调解的,由该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继续调解。
第十四条 在线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申请更换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更换后,当事人仍不同意且拒绝自行选择的,视为当事人拒绝调解。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方立案前申请在线调解的,应当征询对方当事人的调解意愿。调解员可以在接受人民法院委派调解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协助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询问是否同意调解。
对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或者无法联系对方当事人的,调解员应当写明原因,终结在线调解程序,即时将相关材料退回人民法院,并告知当事人。
第十六条 主持在线调解的人员应当在组织调解前确认当事人参与调解的方式,并按照下列情形作出处理:
(一)各方当事人均具备使用音视频技术条件的,指定在同一时间登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无法在同一时间登录的,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分别指定时间开展音视频调解;
(二)部分当事人不具备使用音视频技术条件的,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调解组织所在地或者其他便利地点,为其参与在线调解提供场所和音视频设备。
各方当事人均不具备使用音视频技术条件或者拒绝通过音视频方式调解的,确定现场调解的时间、地点。
在线调解过程中,部分当事人提出不宜通过音视频方式调解的,调解员在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组织现场调解。
第十七条 在线调解开始前,主持调解的人员应当通过证件证照在线比对等方式核实当事人和其他参与调解人员的身份,告知虚假调解法律后果。立案前调解的,调解员还应当指导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等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 在线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语音、文字、视频等形式自主表达意愿,提出纠纷解决方案。除共同确认的无争议事实外,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证据等,不得在诉讼程序中作为对其不利的依据或者证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第十九条 调解员组织当事人就所有或者部分调解请求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在线制作或者上传调解协议,当事人和调解员应当在调解协议上进行电子签章;由调解组织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的,还应当加盖调解组织电子印章,调解组织没有电子印章的,可以将加盖印章的调解协议上传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均完成电子签章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向当事人送达。调解协议有给付内容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内容主动履行。
第二十条 各方当事人在立案前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应当记入调解笔录并按诉讼外调解结案,引导当事人自动履行。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在线提出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
各方当事人在立案后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或者申请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定书结案。
第二十一条 经在线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应当记录调解基本情况、调解不成的原因、导致其他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的行为以及需要向人民法院提示的其他情况。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作出处理:
(一)当事人在立案前申请在线调解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可以建议通过在线立案或者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当事人选择在线立案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应当将电子化调解材料在线推送给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登记立案;
(二)立案前委派调解的,调解不成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登记立案;
(三)立案后委托调解的,调解不成后,人民法院应当恢复审理。
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组织在线调解的,调解不成后,应当及时审判。
第二十二条 调解员在线调解过程中,同步形成电子笔录,并确认无争议事实。经当事人双方明确表示同意的,可以以调解录音录像代替电子笔录,但无争议事实应当以书面形式确认。
电子笔录以在线方式核对确认后,与书面笔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查司法确认申请或者出具调解书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可能采取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虚构法律关系等手段实施虚假调解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当事人不提供相关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或者出具调解书。
经审查认为构成虚假调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将线索和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
第二十四条 立案前在线调解期限为三十日。各方当事人同意延长的,不受此限。立案后在线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调解期限为十五日,适用简易程序的调解期限为七日,各方当事人同意延长的,不受此限。立案后延长的调解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
委派委托调解或者当事人申请调解的调解期限,自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确认接受委派委托或者确认接受当事人申请之日起算。审判人员主持调解的,自各方当事人同意之日起算。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线调解程序终结: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二)当事人自行和解,撤回调解申请;
(三)在调解期限内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四)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调解;
(五)当事人分歧较大且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六)调解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议,且各方当事人未达成延长调解期限的合意;
(七)当事人一方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章;
(八)其他导致调解无法进行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立案前调解需要鉴定评估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可以告知当事人诉前委托鉴定程序,指导通过电子诉讼平台或者现场办理等方式提交诉前委托鉴定评估申请,鉴定评估期限不计入调解期限。
诉前委托鉴定评估经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负责本级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选任确认、业务培训、资质认证、指导入驻、权限设置、业绩评价等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法院选任的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下级人民法院在征得其同意后可以确认为本院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建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道路交通、金融消费、证券期货、知识产权、海事海商、国际商事和涉港澳台侨纠纷等专业行业特邀调解名册,按照不同专业邀请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组织和人员加入。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特邀调解名册,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调解组织以及较强调解能力的人员加入,参与调解全国法院有重大影响、疑难复杂、适宜调解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建立区域性特邀调解名册,参与本辖区法院案件的调解。
第二十九条 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投诉:
(一)强迫调解;
(二)无正当理由多次拒绝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或者当事人调解申请;
(三)接受当事人请托或者收受财物;
(四)泄露调解过程、调解协议内容以及调解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但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违反调解职业道德应当作出处理的行为。
人民法院经核查属实的,应当视情形作出解聘等相应处理,并告知有关主管部门。
第三十条 本规则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已于2019年11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3次会议、2020年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3月2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3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
(2019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3次会议、2020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20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0年3月21日起施行 法释〔20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请示适用刑法第第三百四十四条的有关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古树名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规定,野生植物限于原生地天然生长的植物。人工培育的植物,除古树名木外,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非法采伐、毁坏或者非法收购、运输人工培育的植物(古树名木除外),构成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犯罪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于非法移栽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
鉴于移栽在社会危害程度上与砍伐存在一定差异,对非法移栽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植物的珍贵程度、移栽目的、移栽手段、移栽数量、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四、本批复自2020年3月21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20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
(法〔2019〕5号)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深入开展执行攻坚工作,不断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努力提升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新成就,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堪当楷模的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激励队伍,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根据《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84个单位“全国优秀法院”称号,授予赵锋等99名同志“全国优秀法官”称号,授予王磊等200名同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受到表彰的优秀法院、优秀法官、办案标兵为榜样,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投身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不断提升司法能力、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把人民司法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出色的工作业绩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9日
全国优秀法院
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红桥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
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青县人民法院
山西省
广灵县人民法院
平定县人民法院
繁峙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
辽宁省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北镇市人民法院
彰武县人民法院
吉林省
靖宇县人民法院
珲春市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桦川县人民法院
穆棱市人民法院
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新沂市人民法院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仪征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青田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
庐江县人民法院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
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建宁县人民法院
江西省
芦溪县人民法院
永修县人民法院
寻乌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莒南县人民法院
茌平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
清丰县人民法院
太康县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
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安陆市人民法院
咸丰县人民法院
湖南省
长沙县人民法院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洪江市人民法院
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
佛冈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容县人民法院
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
南岸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三台县人民法院
射洪县人民法院
昭觉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
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盘州市人民法院
织金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
昌宁县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
丁青县人民法院
陕西省
岐山县人民法院
富平县人民法院
洛南县人民法院
甘肃省
兰州新区人民法院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礼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县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市人民法院
于田县人民法院
奎屯市人民法院
解放军
济南军事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博乐垦区人民法院
全国优秀法官
北京市
赵 锋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晋 怡(女)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天津市
王 好(女)津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崔忻亭(女)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审判管理委员会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河北省
冯 静(女)兴隆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李立华(女)盐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杨鹏飞 曲周县人民法院河南疃人民法庭庭长
赵鹏壮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熊学军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山西省
关茹文 乡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晓平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杨春光 左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内蒙古自治区
牧 仁(蒙古族)巴林右旗人民法院索博日嘎人民法庭庭长
徐 雷(蒙古族)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梁旌斌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辽宁省
王文成 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孔祥政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杨春旭(女,满族)海城市人民法院牌楼人民法庭副庭长
夏明宇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吉林省
孟宪玲(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副庭长
谭贵林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黑龙江省
王中伟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阿什河人民法庭庭长
吕仙华(女)鸡东县人民法院鸡林人民法庭庭长
杨艳红(女)嫩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邹春光 明水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上海市
张卓郁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符 望 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江苏省
朱明来(女)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城东人民法庭审判员
杜开林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何 芬(女)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庭长
陈教智 江阴市人民法院华士人民法庭庭长
姚月梅(女)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浙江省
王 佳(女)开化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马金人民法庭庭长
叶 飞(女)义乌市人民法院电子商务审判庭副庭长
叶科技 余姚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江 伟 温岭市人民法院石陈人民法庭庭长
安徽省
李志军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张 凯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十九里人民法庭庭长
陈 丰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福建省
张得意 南安市人民法院诗山人民法庭副庭长
秦传熙 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
黄东标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小额案件审判庭庭长
江西省
孙丰堂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欧阳国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周淑琴(女)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人民法庭庭长
山东省
马敬启 莘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庭长
王 丽(女)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越洋(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孙建军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沣水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晓静(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
河南省
刘学彬 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闫 明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
李俊峰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宋炉安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董王超 罗山县人民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庭长
湖北省
万 怡(女)武汉海事法院南京法庭审判员
王 玲(女)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张晓燕(女)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程呈友 浠水县人民法院团陂人民法庭副庭长
湖南省
许艳红(女)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李世锋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旷曲宇 衡山县人民法院沙泉中心人民法庭庭长
广东省
毛月红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代 敏(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
刘 靖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狮岭人民法庭庭长
张松坚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大泽人民法庭副庭长
徐小新 廉江市人民法院安铺人民法庭庭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永辉(壮族)忻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韦璐明(女,壮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何祥文(京族)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海南省
苏 铭(女)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重庆市
徐 驰 江津区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审判员
温春来 云阳县人民法院第五人民法庭庭长
四川省
王树军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卢志坤 米易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周 斌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祝增巧(女)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
唐旭辉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贵州省
张永琴(女,土家族)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蒋文禄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云南省
纪文阜 泸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陈国春(佤族)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倪志敏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西藏自治区
巴桑次仁(藏族)扎囊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蒋克勤 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陕西省
李文龙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中心审判员
张 梅(女)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新区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庭长
赵进轩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甘肃省
田 伟 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刘 晶(女)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滕文祥 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青海省
党雪仁(女,蒙古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 琦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柔远人民法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玉素甫江·尼扎木丁(维吾尔族)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阿力普·图尔荪(维吾尔族)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黄竹玲(女)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四庭审判员
解放军
王 坤 中部战区军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宋文彬 芳草湖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最高人民法院
何东宁 执行局副局长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北京市
王 磊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
冯 刚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员
孟凯锋 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
赵 鑫 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
侯 军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童 飞 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人民法庭副庭长
蔡 秀(女)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天津市
刘 斌 西青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柳 斌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审判管理委员会立案二庭审判员
徐文捷 东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商 轶 红桥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河北省
丁山峰(蒙古族)平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裁决庭庭长
刘克伟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吴 夺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宋 威(女)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审判员
宋庆国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张永生 井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周爱静(女)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常永军 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城关镇人民法庭庭长
滕奉朝 黄骅市人民法院羊二庄人民法庭副庭长
山西省
王增仙(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平阳人民法庭庭长
冯沁峥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张永刚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禹都人民法庭副庭长
蔡世葆 应县人民法院义井人民法庭庭长
穆沛华(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内蒙古自治区
包哈达(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金宝屯人民法庭副庭长
庞文秀 四子王旗人民法院牧区巡回法庭庭长
梁文旭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斯 琴(女,蒙古族)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沙圪堵人民法庭庭长
潘少游 扎赉特旗人民法院保安沼人民法庭庭长
辽宁省
王忠泽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小额速裁庭庭长
季 烨(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柳 红(女)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王洛宜(女)东港市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何文辉 盖州市人民法院万福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轶军 昌图县人民法院三江口人民法庭庭长
盖士贤(女)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周发遴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吉林省
王海军(满族)梅河口市人民法院曙光人民法庭审判员
刘明晶(女,满族)通榆县人民法院开通人民法庭庭长
张亚卓(女)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崔 鹏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黑龙江省
王 洋(女)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冯玉堂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 肇源县人民法院新站人民法庭庭长
李振强 萝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赵静华(女)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上海市
王冬寅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任素贤(女)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李 俊 黄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科副科长
何 渊 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陈 强 青浦区人民法院西虹桥(进口博览会)人民法庭副庭长
林庆强 奉贤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荀为华 普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江苏省
王风华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王海忠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王婷玉(女)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审判员
刘 勇 东海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副庭长
孙 权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苏胜忠 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张 娅(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赵文杰 丹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徐新枝 滨海县人民法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庭长
黄伟峰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借贷审判庭副庭长
浙江省
王连生 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庭审判员
卢文伟 永康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朱敏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孙世光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
沈妙军(女)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陆玉珍(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陈 茜(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金 春(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
侯立伟 桐乡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温奕弋(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安徽省
马士鹏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刘 萍(女)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刘明荣(女)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李述东 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张志刚 怀远县人民法院常坟人民法庭审判员
徐 莉(女)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程小玲(女)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庭(局)长
福建省
王瑜敏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法庭团队审判员
李斌华(女)顺昌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邱熠枫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雁石人民法庭庭长
陈建红(女)仙游县人民法院少年与家事审判庭庭长
洪志峰 厦门海事法院执行庭庭长
黄卉靓(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曾 鸣(女)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江西省
朱金辉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李永刚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伟杰 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张志平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涂鸿星 玉山县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
山东省
马 骏(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王佃晓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温泉人民法庭副庭长
王德帅 新泰市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史丽丽(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刘广明 广饶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刘建国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
孙 兵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杨 宁(女)诸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吴兰玲(女)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张文文(女)桓台县人民法院唐山人民法庭副庭长
河南省
马俊超 兰考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王旭光 禹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 沛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杨得坡 温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陈晓菲(女)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金融审判法官工作室负责人
周云贺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
赵 曜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郭 宏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团队负责人
曹振亚 滑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执行第六团队负责人
穆莹莹(女)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湖北省
刘 斌 谷城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邹艳丽(女)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汪向阳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诉调中心主任
陈 超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周亚敏(女)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梁成刚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
湖南省
陈 昱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周强华 双峰县人民法院青树坪人民法庭审判员
姜业涛 津市市人民法院保河堤人民法庭庭长
顾 霞(女,土家族)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庭长
鲁毅东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谢 颖(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靳 晓(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广东省
邓小华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石晓利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李年富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旭生 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曲溪人民法庭副庭长
杨俊洁(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肖海棠(女)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陈 希(女)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黄彩丽(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正当竞争审判庭审判员
彭秋香(女)信宜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曾士芳(女)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万晓敏(女)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审判员
邓 媛(女,瑶族)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信都人民法庭副庭长
周芷宇(女)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黄 奎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黄文柳(女,仫佬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执行局负责人
海南省
宋 杰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黄 坚 儋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黄胜敏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重庆市
吴自印 梁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管理科科长
张晓华 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张海瑞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陈 静(女)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蒋陆军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谭秋勤(女)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四川省
王 侯 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冯艳红(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万胜人民法庭庭长
母新明 旺苍县人民法院嘉川人民法庭庭长
杨 健 安岳县人民法院镇子人民法庭庭长
吴延丽(女,藏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何嘉武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蒋 濒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舒 波(女)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调解速裁庭庭长
谢 蓉(女)泸县人民法院潮河人民法庭庭长
贵州省
刘 松(布依族)福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刘 琴(女,侗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邱 云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柏 松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彭 莉(女,仡佬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云南省
冯晓丽(女)大理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保护审判庭庭长
孙 莉(女)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严淑云(女)瑞丽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李 昳(女)景洪市人民法院速裁庭庭长
张晓燕(女,藏族)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赵学军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西藏自治区
杨海波(女)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常 伟 改则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戴兴华 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陕西省
李 娜(女)志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周亚萍(女)旬邑县人民法院太村人民法庭庭长
郑安宁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庭副庭长
梁 攀 洋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逯 涛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甘肃省
包喜平 岷县人民法院梅川人民法庭庭长
邢定君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鼓楼巷人民法庭审判员
李 云 武山县人民法院洛门人民法庭庭长
周国霞(女)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青海省
马月英(女,回族)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双树人民法庭负责人
乔国胜(藏族)尖扎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鲁 云(藏族)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审判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冯 芳(女)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虎鹏飞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 莹(女)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天红 昌吉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古丽菲叶·库尔班(女,维吾尔族)沙雅县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庭庭长
刘江莉(女)叶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阿布拉·买合苏提(维吾尔族)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梁 勇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审判员
解放军
代永保 总直属军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路 刚 南部战区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孙 仪(女)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青(女)三坪垦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最高人民法院
沈红雨(女)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员
罗 敏(女)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阎 巍 第四巡回法庭审判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2023年02月02日)
案例一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校车安全监管职责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车安全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校车事故暴露出的校车安全管理问题,加强诉源治理,通过大数据检索、数字建模比对,全面梳理县域内运营校车安全管理隐患,找准监管盲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强化校车安全管理,规范校车运营,保障未成年人出行安全。
【线索发现】
2021年11月,某幼儿园校车驾驶人无证驾驶校车,且严重超载行驶导致车辆侧翻,造成20名幼儿及1名教师受伤的严重后果,涉事司机因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该起事故暴露出的校车安全问题引起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关注,在全市部署开展校车安全监督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沧县人民检察院落实专项行动部署,对本地校车安全运营情况展开调查。经过初步调查,检察机关发现行政审批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交警部门分别在校车运营的审批许可、监督管理方面负有相应职责,各自掌握了大量校车运营的相关数据信息,但由于各部门掌握的信息不同步,容易造成监管盲区。由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登记的学校在用校车达140余辆,逐一踏访调查耗时耗力且难以保障调查效果,有必要通过对各部门相关校车信息开展大数据分析,更好明确校车安全问题所在,促推监管治理。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教育行政、公安交警、行政审批等部门获取校车、司机、学生上下学乘车、运营许可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从事校车运营却无校车标识牌、未按期年检的校车,无校车驾驶资格、与登记备案信息不符、未按期审验、有违法犯罪记录以及已满60周岁的校车司机。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北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对校车许可使用、校车驾驶人条件和校车安全管理均有明确规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导致教育行政部门登记的实际使用校车情况与行政审批、公安交警部门掌握的合规校车信息存在差异,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找出不同部门所掌握校车数据之间的“差异项”,这些“差异项”是校车安全问题隐患所在,也是监管盲区的集中体现。
【案件办理】
经大数据比对筛查,检察机关累计筛查出37辆正使用但无标识牌校车,这些无标识牌校车中有25名驾驶人不具有校车驾驶资格;在有标识牌校车中,5辆校车实际驾驶人与登记不符、5辆校车司机将满60周岁,需要及时更换;另筛查出私自营运校车业务的大巴、面包车28辆。为确保数据比对的精准性,检察机关随机对两所幼儿园的4辆校车运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结果与大数据对比筛查发现的问题相符。2022年4月,沧县人民检察院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疏堵结合开展校车规范治理工作,加强日常监管,保障校车运营安全。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公安部门根据检察建议内容展开联合专项治理,无校车驾驶资格司机被全部替换,驾驶人发生变动的均依法变更许可登记,4辆不合格校车被停运,20余辆私自营运校车业务的非制式车辆被查扣,两名严重超载接送学生上下学的驾驶人被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同时,检察机关协调各方开通校车审批许可绿色通道,为30余辆符合标准的无牌校车办理了合法手续,保障学生用车需求。
案例二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强制报告 异常诊疗记录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系统汇总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涉未成年人性侵报案及立案记录等数据,发现涉未成年人性侵害立案监督线索,通过刑事立案监督、民事监护干预形式,加大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针对突出共性问题,启动数字化场景应用建设,优化强制报告路径,推进社会综合治理。
【线索发现】
王某在给女儿董某某(9周岁)洗澡时发现其下身红肿,遂将其带至浙江省湖州市某医院就诊,期间,董某某称被人欺负。医院医生询问是否已报警,王某称会自己报警。后王某丈夫董某因考虑与加害人有亲属关系,未及时报警,导致发案滞后,部分证据灭失。
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该问题并非个例,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因报告主体等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错失破案良机的案件时有发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报案率、发现率低等突出问题客观存在。2021年12月,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近两年本地区存在大量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有必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监督,切实抓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卫健部门、公安机关及医疗机构获取未成年人异常诊疗、未成年人入住旅馆、侵害未成年人治安处罚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导致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监护人未及时报警、长期放任被害人在外留宿等监护干预案件线索。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执行的要求在诊疗系统中应当强制报告的案件。通过提炼未成年人异常诊疗数据中高概率成案的信息标签,明确检察监督重点,系统挖掘制度执行存在的漏洞,为依法推进一体监督,探索强制报告自动预警系统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案件办理】
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汇总比对,发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将其中涉嫌性侵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针对监护人未及时报警、长期放任被害人在外留宿等监护不当行为,制发督促监护令,监督落实监护职责。通过数据分析,联合市卫健委对强制报告执行问题突出单位进行督促整改,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医疗领域强制报告信息的常态化报告机制;启动强制报告“一键智达”应用场景建设,联合市公安、市卫健委等部门开发诊疗系统自动预警报告系统、打通部门壁垒形成闭环治理,促使制度从依靠个体自觉向程序必经的方式转变,实现集发现报告、应急处置、研判转介、帮扶干预、督察追责于一体的系统整体化落实。运行以来,自动报告线索80余条,同比上升5倍,已立案侦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7起,联合帮扶救助8人次。
案例三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监护缺失 数字化应用场景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发现难等突出问题,研发数字化应用场景,协同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未纳入保障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方式开展监护缺失监督,促推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线索发现】
2022年5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一对夫妻均处于服刑和逮捕在押阶段,他们年仅10岁的女儿小月(化名)应当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但检察官上门走访发现,小月无其他近亲属,仅有小姨不定时送来生活物资。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立即协助开展资格确认和关爱帮扶工作,相关部门指定小月的小姨为临时监护人,并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将小月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切实保障小月的基本生活。经深入调查了解,检察机关发现在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中,受限于执法司法信息不共享的原因,除人工排查和自主申请外,相关部门难以及时掌握孩子父母因涉案被羁押或其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卫健部门、人民法院、残联等部门,对常住人口中未成年人和困境儿童、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重残人员、失踪人员、死亡人员等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筛选出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标准但尚未纳入救助的未成年人。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通过获取未成年人信息匹配关联到潜在“应保未保”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部门协作,实现信息实时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是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未成年人监护监督的重点内容。
【案件办理】
婺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研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智慧发现救助”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系统智能运算,首批筛查出28条待核线索,经人工核实,确定5人因父母涉案被捕等原因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认定条件。检察机关以制发检察建议方式促推相关部门逐一按程序纳入保障,从监护状况、户籍管理、受教育情况等民事权益保障为切入开展跟进监督。其中,以民事支持起诉的形式帮助身患疾病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杨某甲申请法院判决指定监护人,联动多部门为其提供就医、就学等方面的关爱帮扶。
案例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违规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针对校园周边违法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问题,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消除安全隐患。通过建立大数据模型,对校园周边是否存在违规设置的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开展全覆盖、动态化监督,用科技的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赋能,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线索发现】
为落实校园周边不得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能动履职,借助公益诉讼智能线索发现分析研判平台,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按模型要求进行检索,获取校园周边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场所信息,并发现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线索。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统一部署,三级院联动,根据线索开展现场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依法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工作。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从工商注册信息和地图信息中收集全市各中小学校和全市范围内KTV、网吧、棋牌室、游戏厅、酒吧、迪厅、夜总会、彩票站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位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比对、分析,筛选出校园周边违规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线索信息。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比对位置信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等法规针对不同场所,对“周边”作出200米、100米等明确限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导致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校园周边仍有此类场所存在,这些场所正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隐患所在,也是检察监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的关键。
【案件办理】
通过公益诉讼智能线索发现分析研判平台,检察机关获取相关线索信息900余条,通过筛选发现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线索104条,分别交予对应的分院、区院办理,目前已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整改结案8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开展学校周边酒类销售主体专项整治工作,对校园周边酒类销售主体进行排查,形成动态台账,根据销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管理、随机检查。对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的食品销售者,均依法进行查处。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核实烟酒销售点线索24条,经与区市场监管局和烟草专卖局沟通,对线索涉及的商户及时进行整改。密云区文旅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涉案接纳未成年人网吧作出行政处罚,组织网吧负责人进行法律法规培训,提高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意识。
案例五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园周边噪声污染治理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校园周边噪声污染瞬时性强、取证难、治理难等问题,通过大数据建模比对,搜集、整理、分析违法信息数据,精准确定噪声源头。对校园周边噪声污染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充分履职的,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有效治理,维护良好校园环境。
【线索发现】
2022年3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行法治副校长工作职责过程中,接到某中学师生反映,该校周边凌晨时段快速公交专用车道经常有摩托车“飙车”“炸街”,周边建筑工地在午休时段也时常有打桩机轰鸣作业,严重影响师生的学习和休息,不少学生出现了失眠和焦虑问题。检察机关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他学校周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运输、建筑工地、社会生活等噪声污染。同时,检察机关发现,由于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变化大、种类多、取证难,交管、住建、环保等部门分别负有不同职能,各自掌握部分信息,对噪声污染的监管存在局限性,容易导致监管盲区,噪声污染问题难以根治。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环保、交管、住建等部门获取噪声举报、噪声值数据、道路监控抓拍、建筑工地施工备案、噪声污染行政处罚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校园周边存在的噪声污染行为和噪声污染源,噪声污染违法行为未被行政机关处罚和治理的案件线索。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及时确定声音是否超标、噪声污染行为是否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贵州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等规定,学校等建筑物属噪声敏感建筑物,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昼间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机动车消声器和喇叭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同时校园周边环境噪声污染源分散多发,噪声污染问题的精确“捕捉”和督促治理,是发挥检察职能维护未成年人良好校园成长环境的重点内容。
【案件办理】
经大数据比对和筛选,检察机关累计识别出参与道路“飙车”“炸街”人员59人(其中未成年人15人),确定建筑工地噪声污染18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50处。2022年4月,检察机关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治理问题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就交通运输噪声问题依法向交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检察机关联动交管、住建、公安、市场监管、环保、城市综合执法、教育等职能部门制定了《还“静”于校 校园周边噪声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开展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各职能部门整治辖区校园周边噪声污染26处,整治“飙车”“炸街”团伙7批共计59人,扣押摩托车11辆,勒令整改摩托车40辆,协调妇联、团委等对“飙车”“炸街”的15名未成年人及家庭进行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加强与学校的联动互动,开展交通安全普法教育25场,联动解决了久治未绝的摩托车“飙车”“炸街”问题,辖区校园周边声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切实保护了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劳动人事争议“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劳动人事争议“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法办〔20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部署,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人社部发〔2017〕26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和诉讼衔接工作,增强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质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法院调解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依托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人社调解平台),通过系统对接与机构、人员入驻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进“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逐步畅通线上线下调解与诉讼对接渠道,指导全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以下简称调解组织)与各级人民法院开展劳动人事争议全流程在线委派委托调解、音视频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等工作。
二、“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任务分工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统筹推进法院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负责法院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宣传等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负责与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开展本级特邀调解名册确认、委派委托调解以及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工作,做好调解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筹推进调解仲裁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负责指导地方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地方调解仲裁系统)建设以及与人社调解平台的衔接工作,指导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关管理制度。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建“省级调解专家资源库”,组织本地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乡镇(街道)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法院调解平台,指导本地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调解组织人员管理和信息更新等工作。乡镇(街道)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根据需要做好案件调解和法院委派委托案件调解等工作。
三、“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流程
(一)人民法院委派委托案件处理流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向调解组织委派委托案件。对于地方调解仲裁系统与人社调解平台实现系统对接的地区,人民法院通过法院调解平台将纠纷推送至人社调解平台,由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在地方调解仲裁系统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对于地方调解仲裁系统与人社调解平台未实现系统对接的地区,可采用机构、人员入驻方式,登录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并逐步过渡至系统对接方式。
(二)调解组织音视频调解流程。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应当积极使用法院调解平台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人民法院委派委托案件在线调解工作。对于调解组织自身受理的调解申请,地方调解仲裁系统不支持音视频调解功能的,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可以通知、指导当事人,使用法院调解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
(三)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出具法院调解书流程。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者出具法院调解书。调解组织可以通过人社调解平台向法院调解平台提供案件办理情况,为人民法院开展司法确认或者出具法院调解书提供支持。
四、建立沟通会商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强沟通会商工作,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人民法院与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具体工作层面落实相关建设应用要求。
五、工作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将其作为提高劳动人事争议调处效能、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方式,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工作。要加强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一)组织入驻法院调解平台。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为入驻法院调解平台的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管理员、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开通账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分发账号,组织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本地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管理员、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入驻法院调解平台工作。
(二)组建特邀调解员队伍。各高级人民法院、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确定省级调解专家资源库名册,组建“省级调解专家资源库”,专门处理本地区重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法释〔2016〕14号)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信息通过法院调解平台推送到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确认。各级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应当纳入本院特邀调解名册,并在法院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三)推进系统开发和对接。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机构负责推进法院调解平台与人社调解平台对接工作。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基于金保工程二期项目,加快推进地方调解仲裁系统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机构负责推进人社调解平台与地方调解仲裁系统对接工作。
各地在落实推进中的经验做法、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法〔2019〕2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总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观点、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次伟大创新,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系统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献,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现就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迅速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努力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服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坚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显提高的伟大成就,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安排,围绕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忠诚履职担当,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
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严格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完善和落实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各方面监督,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有序参与司法,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阔步前进,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动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不断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三、切实找准工作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紧紧围绕全会部署推进制度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举措,立足司法职能抓好贯彻落实,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深化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依法妥善审理行政案件,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支持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司法支持。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认真总结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经验,围绕“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三项指标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围绕共建“一带一路”、服务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等细化完善司法服务措施,更好服务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防范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侵蚀影响,确保司法领域意识形态安全。要健全完善人民文化权益司法保障制度,促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要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依法妥善审理涉及育幼、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各类案件,积极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全面推进诉讼服务“两个一站式”建设,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职能作用,积极参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促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执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落实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责任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深化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改革,健全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要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强化涉军维权工作,继续完成好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下篇文章司法保障任务,为巩固和拓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要加强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工作,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署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等司法协助安排,深化落实司法惠台措施。要深化司法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传递中国法治好声音,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积极为国际法治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司法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进一步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积极配合做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推动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四、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法院自身建设,坚持把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断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步伐,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大改革系统集成和协同推进力度,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努力把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到新水平,推动真正实现司法审判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改革的经验做法,坚持问题导向,强弱项、补短板,加快司法领域制度建设步伐,把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条件成熟的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转化为法律,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坚持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认真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围绕建设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法院队伍,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切实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依法履职水平,使广大法院干警思想、理念、能力真正进入新时代,为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以廉洁司法确保公正司法。
五、以求真务实作风和扎扎实实举措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全会各项任务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各级人民法院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组织广大干警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习全会文件,坚持领导带头学、结合实际学、带着责任学,切实吃透精神、领会实质、把握精髓。要加强组织领导,从严从实抓好学习贯彻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把学习贯彻引向深入,确保全会部署的任务在人民法院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和法院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善于在制度轨道上推进司法改革和法院各项工作发展,积极带动广大干警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和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断增强制度自信。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结合文章,狠抓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
请各高级人民法院迅速将通知精神传达到本院及辖区各级人民法院,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情况,请通过人民法院信息简报采编管理平台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案件受理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第二条 当事人起诉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条 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企业公司制改造
第四条 国有企业依公司法整体改造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第五条 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
第六条 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第七条 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
第八条 由企业职工买断企业产权,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第九条 企业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第十条 企业通过其职工投资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第十一条 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债务起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
四、企业分立
第十二条 债权人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虽然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三条 分立的企业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各分立的企业间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企业分立时的资产比例分担。
五、企业债权转股权
第十四条 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
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第十六条 部分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六、国有小型企业出售
第十七条 以协议转让形式出售企业,企业出售合同未经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批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合同不生效。
第十八条 企业出售中,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行为无效。
第十九条 企业出售中,出卖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买受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企业出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或者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企业出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一方当事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均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企业出售时,出卖人对所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损益状况等重大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影响企业出售价格,买受人就此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出售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企业售出后买受人经营企业期间发生的经营盈亏,由买受人享有或者承担。
第二十四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纳入本企业或者将所购企业变更为所属分支机构的,所购企业的债务,由买受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作价入股与他人重新组建新公司,所购企业法人予以注销的,对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务,买受人应当以其所有财产,包括在新组建公司中的股权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重新注册为新的企业法人,所购企业法人被注销的,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务,应当由新注册的企业法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企业售出后,应当办理而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该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资产转让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出售企业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卖人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售出后,债权人就出卖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原企业债务起诉买受人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买受人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出卖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买受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出卖人。
第二十九条 出售企业的行为具有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七、企业兼并
第三十条 企业兼并协议自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兼并协议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企业兼并协议不生效。但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补办报批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兼并协议有效。
第三十一条 企业吸收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应当由兼并方承担。
第三十二条 企业新设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由新设合并后的企业法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企业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后,被兼并企业应当办理而未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被兼并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兼并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
八、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〇〇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在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制定的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提高办案质效,确保公正司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0年3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提高办案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补充侦查是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完善证据的诉讼活动。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等情形,适用本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开展补充侦查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必要性原则。补充侦查工作应当具备必要性,不得因与案件事实、证据无关的原因退回补充侦查。
2.可行性原则。要求补充侦查的证据材料应当具备收集固定的可行性,补充侦查工作应当具备可操作性,对于无法通过补充侦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情形,不能适用补充侦查。
3.说理性原则。补充侦查提纲应当写明补充侦查的理由、案件定性的考虑、补充侦查的方向、每一项补证的目的和意义,对复杂问题、争议问题作适当阐明,具备条件的,可以写明补充侦查的渠道、线索和方法。
4.配合性原则。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之前和补充侦查过程中,应当就案件事实、证据、定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补充侦查的相关情况,加强当面沟通、协作配合,共同确保案件质量。
5.有效性原则。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以增强补充侦查效果为目标,把提高证据质量、解决证据问题贯穿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全过程。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补充侦查工作,应当书面列出补充侦查提纲。补充侦查提纲应当分别归入检察内卷、侦查内卷。
第五条 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接收。经审查,不符合批捕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列明证据体系存在的问题、补充侦查方向、取证要求等事项并说明理由。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开展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完毕,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重新提请批准逮捕。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而未说明理由的,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复议、提请复核。
对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就完善证据体系、补正证据合法性、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等事项,向公安机关提出捕后侦查意见。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开展侦查工作。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并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补充收集证据。
人民检察院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时,应当向公安机关列明全部补充侦查事项。在案件事实或证据发生变化、公安机关未补充侦查到位、或者重新报送的材料中发现矛盾和问题的,可以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第七条 退回补充侦查提纲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阐明补充侦查的理由,包括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具体表现和问题;
(二)阐明补充侦查的方向和取证目的;
(三)明确需要补充侦查的具体事项和需要补充收集的证据目录;
(四)根据起诉和审判的证据标准,明确补充、完善证据需要达到的标准和必备要素;
(五)有遗漏罪行的,应当指出在起诉意见书中没有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的罪行;
(六)有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建议补充移送;
(七)其他需要列明的事项。
补充侦查提纲、捕后侦查意见可参照本条执行。
第八条 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应当加强沟通,及时就取证方向、落实补证要求等达成一致意见。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于补充侦查提纲有异议的,双方及时沟通。
对于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案件,可能改变定性的案件,证据标准难以把握的重大、复杂、疑难、新型案件,以及公安机关提出请求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可以了解补充侦查开展情况,查阅证据材料,对补充侦查方向、重点、取证方式等提出建议,必要时可列席公安机关的案件讨论并发表意见。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退回补充侦查:
(一)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
(二)作案工具、赃物去向等部分事实无法查清,但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不影响定罪量刑的;
(三)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主要情节能够相互印证,只有个别情节不一致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
(四)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在案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事实已经查清且符合起诉条件,公安机关不能及时补充移送同案犯罪嫌疑人的;
(五)补充侦查事项客观上已经没有查证可能性的;
(六)其他没有必要退回补充侦查的。
第十条 对于具有以下情形可以及时调取的有关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可以发出《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直接补充相关证据并移送,以提高办案效率:
(一)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虽欠缺某些证据,但收集、补充证据难度不大且在审查起诉期间内能够完成的;
(二)证据存在书写不规范、漏填、错填等瑕疵,公安机关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补正、说明的;
(三)证据材料制作违反程序规定但程度较轻微,通过补正可以弥补的;
(四)案卷诉讼文书存在瑕疵,需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补充的;
(五)缺少前科材料、释放证明、抓获经过等材料,侦查人员能够及时提供的;
(六)其他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直接补充相关证据的。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自行补充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依法自行开展侦查工作:
(一)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存在灭失风险,需要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人民检察院有条件自行侦查的;
(二)经退回补充侦查未达到要求,自行侦查具有可行性的;
(三)有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侦查人员可能存在利用侦查活动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实施报复陷害等违法行为和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不宜退回补充侦查的;
(四)其他需要自行侦查的。
人民检察院开展自行侦查工作应依法规范开展。
第十二条 自行侦查由检察官组织实施,必要时可以调配办案人员。开展自行侦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自行侦查过程中,需要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的,由检察机关的技术部门和警务部门派员协助。
人民检察院通过自行侦查方式补强证据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等侦查措施,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侦查完毕。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认为需要补充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可以发出《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提供。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审判监督案件,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重新移送后,人民检察院应当接收,及时审查公安机关制作的书面补充侦查报告和移送的补充证据,根据补充侦查提纲的内容核对公安机关应补充侦查事项是否补查到位,补充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补充侦查后全案证据是否已确实、充分。经审查,公安机关未能按要求开展补充侦查工作,无法达到批捕标准的,应当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经二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认为错误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复议、复核。
对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批准逮捕案件、不起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另行指派检察官办理。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决定和不起诉决定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的案件,应当充分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相关意见应当附卷备查。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工作,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的要求,及时、认真补充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对于补充侦查提纲不明确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及时与人民检察院沟通;对于无法通过补充侦查取得证据的,应当书面说明原因、补充侦查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以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应当单独立卷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接收案卷。
第十七条 对公安机关未及时有效开展补充侦查工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口头督促,对公安机关不及时补充侦查导致证据无法收集影响案件处理的,必要时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公安机关存在非法取证等情形的,应当依法启动调查核实程序,根据情节,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涉嫌犯罪的,依法进行侦查。
公安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排除并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可以建议公安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公安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第十八条 案件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公安机关认为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未将案件重新移送审查起诉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人民检察院,并说明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将案件重新移送审查起诉而未重新移送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重新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应当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未重新移送审查起诉,且未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并说明理由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自行侦查、补充侦查工作中,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协作要求或者意见、建议,加强沟通协调。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会等工作机制,定期通报补充侦查工作总体情况,评析证据收集和固定上存在的问题及争议。针对补充侦查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适时组织联合调研检查,共同下发问题通报并督促整改,加强沟通,统一认识,共同提升补充侦查工作质量。
推行办案人员旁听法庭审理机制,了解指控犯罪、定罪量刑的证据要求和审判标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各部门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合力,提升补充侦查工作质效。人民检察院需要对技术性证据和专门性证据补充侦查的,可以先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根据审查意见,开展补充侦查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指导意见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特赦案件法律文书样式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特赦案件法律文书样式的通知
(法〔2019〕1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准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正确适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的办法》,依法规范特赦案件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制作了人民法院《特赦裁定书》《不予特赦裁定书》样式。现予以印发,请参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7月3日
xxx人民法院
特赦裁定书
(2019)x刑更赦xx号
罪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现服刑监所(或社区矫正地和原住址)。
xxx人民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作出( )xx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xxx犯xx罪,判处......(有附加刑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当一并写明。有上诉、抗诉的,还应当写明上诉、抗诉情况及二审裁判结果)。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xxxx年xx月xx日交付执行。......(写明刑罚执行变更情况,无变更则不写)。
刑罚执行机关......(适用于监狱、看守所服刑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适用于社区矫正罪犯)于xxxx年xx月xx日以( )xxxx号报请特赦建议书,对罪犯xxx特赦一案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听取了xxx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xx监狱(xx看守所、xx司法局)提出,......(写明特赦建议书所列事实和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为,xx监狱(xx看守所、xx司法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罪犯xxx符合特赦条件。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xxx予以特赦。(如原判有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此处应当写明未履行完毕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应当依法继续履行;如原判载明对罪犯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未追缴或退赔完毕的,此处也应当写明继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xxx
审 判 员xxx
审 判 员xxx
(院印)
xxxx年xx月xx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法 官 助 理xxx
书 记 员xxx
xxx人民法院
不予特赦裁定书
(2019)x刑更赦xx号
罪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现服刑监所(或社区矫正地和原住址)。
xxx人民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作出( )xx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xxx犯xx罪,判处......(有附加刑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当一并写明。有上诉、抗诉的,还应当写明上诉、抗诉情况及二审裁判结果)。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xxxx年xx月xx日交付执行。......(写明刑罚执行变更情况,无变更则不写)。
刑罚执行机关......(适用于监狱、看守所服刑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适用于社区矫正罪犯)于xxxx年xx月xx日以( )xxxx号报请特赦建议书,对罪犯xxx特赦一案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听取了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xx监狱(xx看守所、xx司法局)提出,......(写明特赦建议书所列事实和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为,罪犯xxx不符合特赦条件,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xxx不予特赦。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xxx
审 判 员xxx
审 判 员xxx
(院印)
xxxx年xx月xx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法 官 助 理xxx
书 记 员xxx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公益诉讼检察七条禁令》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公益诉讼检察七条禁令》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推动建立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第八检察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针对公益诉讼检察司法办案中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了《公益诉讼检察七条禁令》,现予以印发。适用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第八检察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
2021年12月3日
公益诉讼检察七条禁令
一、严禁擅自处置案件线索,不得私自办案、有案不立、压案不查。
二、严禁违规调查取证,不得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性措施。
三、严禁违规调解、和解,不得因调解、和解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四、严禁滥用职权,不得以办案名义违规干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或干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五、严禁越权办案,不得未经请示报告擅自办理重大、敏感案件。
六、严禁以维护公益为名谋取私利,不得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
七、严禁违反“三个规定”,不得违规过问、干预、插手司法办案,或与有关社会组织、鉴定评估机构、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等进行不正当接触交往。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30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30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民事案件一审终审的诉讼规定应尽快予以实施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实行一审终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用了十四个条文来规范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举证期限、答辩期限上更为灵活,裁判文书更为简化,申请再审率低,服判息诉率高。这一制度的确立,对节约司法资源、降低维权成本、妥善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小额诉讼制度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9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其中第4条规定“对于标的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简单民事案件,或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但标的额在规定标准以下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对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作进一步探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通知》《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文件也对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提出明确要求。审判实践中,通过小额诉讼制度的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事人高效、快捷的司法需求,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我们将继续通过推进小额诉讼的适用和案件繁简分流,探索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功能定位,在顺应法官员额制改革方向、推进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额诉讼制度的实施作进一步探索,努力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建设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有关问题意见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建设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有关问题意见的复函
(法办函〔2017〕86号)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你部《关于征求建设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有关问题意见的函》收悉。经研究,就环境保护部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于2006年11月27日作出的《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否以环保评价许可为前置条件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2号)(以下简称《答复》)的效力问题以及通过租赁他人房屋从事餐饮业是否要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问题,回复如下:
该《答复》是针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环评审批应否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颁发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的问题作出,明确了公民个人通过租赁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馆的,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规定中的“建设项目”。该《答复》现行有效,性质上不属于司法解释,但是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同类案件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7年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6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6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法庭作用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单位,处于推进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最前沿,承担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做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将人民法庭工作作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人民法庭工作不断取得新发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庭建设管理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把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纳入“五五"改革纲要,强化人民法庭顶层制度设计。目前,全国32个高级人民法院(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共设有人民法庭10759个,2018至2020年全国人民法庭共受理案件1270万余件、审结1259万余件,占基层人民法院收案的四分之一。2018至2020年,全国人民法庭共入驻特邀调解组织3.9万个,聘请特邀调解员9.4万名,委派、委托调解纠纷214万余件,办理司法确认案件36万余件,有效地预防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来看,各级人民法院把人民法庭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优化区域布局,人民法庭办案质效不断提高,一站式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物质装备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人民法庭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能力和水平稳步增强,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您的建议符合当前人民法庭的工作形势和工作需求,很有针对性。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实际,认真开展调研,切实解决人民法庭面临的各种困难,不断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确保人民法庭工作正确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二是坚持严管厚爱,深入推进人民法庭队伍建设。一方面,在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对人民法庭干警的倾斜,进一步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高人民法庭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好人民法庭干警的选拔培养工作,鼓励青年干警到人民法庭锻炼,把人民法庭建设成为优秀法治人才成长和培养青年法官、青年干部的基地。另一方面,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推进人民法庭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深入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确保公正廉洁司法。近年来,人民法庭工作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先后涌现出黄志丽、郭兴利、刘黎等一批先进典型;组织人民法庭干警培训班2万余期,培训9万余人次,干警的法律适用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显著提高;民族地区法院加强双语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培养,在人民法庭提供双语诉讼服务,更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司法需求。
三是坚持多措并举,切实提高人民法庭建设保障水平。中央财政历来高度重视对包括人民法庭在内的法院办案(业务)经费保障工作,不断加大经费支持力度。根据经国务院同意的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暂行办法规定,目前法院办案经费实行“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经费保障体制。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转移支付力度,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中西部地区县级、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及经济困难地区市(地)级政法部门办案(业务)和业务装备经费的保障水平。地方财政部门也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积极加大投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各级人民法院各项经费保障水平相应得到了较大提高。此外,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联合修订印发《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明确人民法院办案费和装备费的开支范围,人民法庭相关的业务支出需求已在制度中予以明确。目前,人民法庭普遍连接法院专网,建设科技法庭,实现网上办公办案,信息化水平持续提高。
2020年11月和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召开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对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对人民法庭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各高级人民法院主体责任,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深入人民法庭开展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困难,认真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补齐短板,积极探索进一步做好人民法庭工作的新路径、新方法,不断提升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整体水平,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定,现将刘远鹏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不起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85—89号)作为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促进社会治理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2月3日
刘远鹏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不起诉)案
(检例第85号)
【关键词】
民营企业 创新产品 强制标准 听证 不起诉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企案件,应当注意保护企业创新发展。对涉及创新的争议案件,可以通过听证方式开展审查。对专业性问题,应当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充分听取行业意见和专家意见,促进完善相关行业领域标准。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刘远鹏(化名),男,1982年5月出生,浙江动迈有限公司(化名)法定代表人。
2017年10月26日,刘远鹏以每台1200元的价格将其公司生产的“T600D”型电动跑步机对外出售,销售金额合计5万余元。浙江省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产品质量抽查,委托浙江省家具与五金研究所对所抽样品的18个项目进行检验,发现该跑步机“外部结构”“脚踏平台”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2017年11月至12月,刘远鹏将研发的“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以跑步机的名义对外出售,销售金额共计701.4万元。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委托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该产品未根据“跑步机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加装“紧急停止开关”,且“安全扶手”“脚踏平台”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9月21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以刘远鹏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发后,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时了解到涉案企业系当地纳税优胜企业,涉案“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是该公司历经三年的研发成果,拥有十余项专利。在案件基本事实查清,主要证据已固定的情况下,考虑到刘远鹏系企业负责人和核心技术人员,为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检察机关建议对刘远鹏变更强制措施。2018年10月16日,公安机关决定对刘远鹏改为取保候审。
2018年11月2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是创新产品还是不合格产品?能否按照跑步机的国家强制标准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经赴该企业实地调查核实,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运行速度与传统跑步机有明显区别。通过电话回访,了解到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质量投诉为零,且普遍反映该产品使用便捷,未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审查,鉴定报告中认定“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为不合格产品的主要依据,是该产品没有根据跑步机的国家强制标准,加装紧急停止装置、安全扶手、脚踏平台等特殊安全配置。经进一步核实,涉案“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最高限速仅8公里/小时,远低于传统跑步机20公里/小时的速度,加装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红外感应智能控速、启停系统后,实际使用安全可靠,并无加装前述特殊安全配置的必要。检察机关又进一步咨询了行业协会和专业人士,业内认为“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是一种新型健身器材,对其适用传统跑步机标准认定是否安全不尽合理。综合全案证据,永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可能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跑步机的创新产品,鉴定报告依据传统跑步机质量标准认定其为伪劣产品,合理性存疑。
2019年3月11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听证,邀请侦查人员、辩护律师、人大代表、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和跑步机协会代表共20余人参加听证。经评议,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涉案“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是企业创新产品,从消费者使用体验和技术参数分析,使用该产品不存在现实隐患,在国家标准出台前,不宜以跑步机的强制标准为依据认定其为不合格产品。
结合听证意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刘远鹏生产、销售的“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在运行速度、结构设计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跑步机有明显区别,是一种创新产品。对其质量不宜以传统跑步机的标准予以认定,因其性能指标符合“固定式健身器材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国家标准,不属于伪劣产品,刘远鹏生产、销售该创新产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综合全案事实,2019年4月28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远鹏作出不起诉决定。
该案办理后,经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研究,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层报国家有关部委请示“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的标准适用问题。经层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局书面答复:“智能平板健走跑步机”因具有运行速度较慢、结构相对简单、外形小巧等特点,是一种“创新产品”,不适用跑步机的国家标准。总局同时还就“走跑步机”类产品的名称、宣传、安全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性意见。
【指导意义】
(一)对创新产品要进行实质性审查判断,不宜简单套用现有产品标准认定为“伪劣产品”。刑法规定,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认定“不合格产品”,以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相关质量要求为前提。《产品质量法》要求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同时,产品还应当具备使用性能。根据这些要求,对于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传统产品,只有符合标准的才能认定为合格产品;对于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创新产品,应当本着既鼓励创新,又保证人身、财产安全的原则,多方听取意见,进行实质性研判。创新产品在使用性能方面与传统产品存在实质性差别的,不宜简单化套用传统产品的标准认定是否“合格”。创新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隐患,且具备应有使用性能的,不应当认定为伪劣产品。相关质量检验机构作出鉴定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实质审查。
(二)改进办案方式,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要有针对性地转变理念,改进方法,严格把握罪与非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标准,把办案与保护企业经营结合起来,通过办案保护企业创新,在办案过程中,注重保障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要注重运用听证方式办理涉企疑难案件,善于听取行业意见和专家意见,准确理解法律规定,将法律判断、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认知结合起来,力争办案“三个效果”的统一。
(三)立足办案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相关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完善。办理涉及企业经营管理和产品技术革新的案件,发现个案反映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行业性的,应当及时通过与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并采取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促使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和行业标准等,推进相关领域规章制度健全完善,促进提升治理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盛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86号)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参与调解 连带责任 替代性修复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在查清事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遵循自愿、合法和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则,积极参与调解。造成环境污染公司的控股股东自愿加入诉讼,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供担保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申请将其列为第三人,让其作为共同赔偿主体,督促其运用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等方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对办案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立法建议等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南京盛开水务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盛开水务公司),住所地南京某工业园区。
被告人郑一庚(化名),男,1965年3月出生,南京盛开水务公司总经理。
盛开水务公司于2003年5月成立,主营污水处理业务。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该公司在高浓度废水处理系统未运行、SBR(序批式活性污泥处理技术,主要用于处理水中有机物)反应池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暗管向长江违法排放高浓度废水28.46万立方米和含有危险废物的混合废液54.06吨。该公司还采取在二期废水处理系统中篡改在线监测仪器数据的方式,逃避监管,向长江偷排含有毒有害成分污泥4362.53吨及超标污水906.86万立方米。上述排污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经鉴定评估,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方式,以单位治理成本总数乘以环境敏感系数,认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4.70亿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2017年4月10日,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对盛开水务公司等以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2017年8月25日,公安机关对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1月23日,根据南京市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要求,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0月、2019年3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庭审围绕危险废物判定、涉案公司处理工艺、污染标准认定、虚拟治理成本适用方法等问题展开法庭调查和辩论。经审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刑事指控,认定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郑一庚等构成污染环境罪。2019年5月17日,玄武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盛开水务公司罚金5000万元;判处被告人郑一庚等12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200万元至5万元不等。一审判决作出后,盛开水务公司及郑一庚等提出上诉,2019年10月1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过程中发现公益受损的案件线索,遂决定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立案。2017年9月22日,按照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要求,该院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走访环保部门及辖区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公益组织的方式履行了诉前程序,环保部门和公益组织明确表示不就该案提起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后,检察机关进一步收集完善侵权主体、非法排污数量、因果关系等方面证据,并委托环保部南京生态环境研究所等专业机构,组织20余次专家论证会,出具6份阶段性鉴定意见。2018年9月1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对盛开水务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令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约4.70亿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018年10月、2019年3月,人民法院在两次开庭审理中,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与刑事部分一并进行了审理。2019年5月7日,盛开水务公司对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提出调解申请,但其资产为1亿元左右,无力全额承担4.7亿元的赔偿费用。其控股股东盛开(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盛开投资公司,持有盛开水务公司95%的股份)具有赔付能力及代为修复环境的意愿,自愿申请加入诉讼,愿意进行环境修复并出具担保函,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经审查均予以认可。
调解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出“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调解方案,由盛开水务公司承担现金赔偿责任,盛开投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盛开投资公司承担替代性修复义务,并确定承担替代性修复义务的具体措施,包括新建污水处理厂、现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设立保护江豚公益项目等内容。
经过多次磋商,被告及盛开投资公司认同检察机关关于该案环境损害鉴定方法、赔偿标准与赔偿总额、赔偿方式等问题的主张。2019年12月27日,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检察机关与盛开水务公司、盛开投资公司共同签署分四期支付2.37亿元的现金赔偿及承担2.33亿元替代性修复义务的调解协议。2019年12月31日,法院对该调解协议在人民法院网进行了为期30日的公告,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反馈。2020年2月7日,调解协议签订。目前,盛开投资公司已按期支付1.17亿元赔偿金,剩余1.20亿元分三年支付。替代性修复项目正在有序进行中。
(三)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地方立法
办理该案后,检察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环境监管漏洞等问题,积极推动完善社会治理。一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污水排放核定标准中氯离子浓度过高等问题,鉴于环保部门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将氯离子浓度纳入江苏省《化学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予以监管,被建议单位予以采纳。二是对包括盛开公司在内的300余名化工企业负责人和环保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增强公司管理人员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促进加强水污染防治监管。三是结合本案,对长江水污染问题开展调研,针对长江生态保护的行政监管部门多,职能交叉、衔接不畅等问题,提出制定“南京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条例”的立法建议,获得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采纳,并决定适时研究制定该地方性法规,助力长江生态保护,促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指导意义】
(一)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在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参与调解。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污染类案件,要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职能,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既要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要求,又要注意办案方式方法的创新。在办案中遇到企业因重罚而资不抵债,可能破产关闭等情况时,不能机械办案或者一罚了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与一般的民事调解不同,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在调解中应当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在被告愿意积极赔偿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考虑生态修复需要,综合评估被告财务状况、预期收入情况、赔偿意愿等情节,可以推进运用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等方式,既落实责任承担,又确保受损环境得以修复。在实施替代性修复时,对替代性修复项目应当进行评估论证。项目应当既有利于生态环境恢复,又具有公益性,同时,还应当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二)股东自愿申请加入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有利于生态环境公益保护的,可以同意其请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单位的控股股东自愿共同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其加入确实有利于生态环境修复等公益保护的,可以准许,并经人民法院认可,将其列为第三人。是否准许加入诉讼,检察机关需要重点审查控股股东是否与损害发生确无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控股股东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则应当由人民法院追加其参加诉讼,不能由其自主选择是否参加诉讼。
(三)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运用检察建议、立法建议等多种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检察机关办理涉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针对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对于涉及地方治理的重点问题,可以采取提出立法建议的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法制完善。对于法治教育和宣传普及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结合办案以案释法,对相关特殊行业从业人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环境保护法治意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
李卫俊等“套路贷”虚假诉讼案
(检例第87号)
【关键词】
虚假诉讼 套路贷 刑民检察协同 类案监督 金融监管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套路贷”案件时,应当查清是否存在通过虚假诉讼行为实现非法利益的情形。对虚假诉讼中涉及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协议书等,应当依法开展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法金融活动和监管漏洞,应当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依法整治并及时堵塞行业监管漏洞。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卫俊,男,1979年10月出生,无业。
2015年10月以来,李卫俊以其开设的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汇丰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为载体,纠集冯小陶、王岩、陆云波、丁众等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实施高利放贷活动,逐步形成以李卫俊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集团长期以欺骗、利诱等手段,让借款人虚写远高于本金的借条、签订虚假房屋租赁合同等,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物、担保人,制造虚假给付事实。随后,采用电话骚扰、言语恐吓、堵锁换锁等“软暴力”手段,向借款人、担保人及其家人索要高额利息,或者以收取利息为名让其虚写借条。在借款人无法给付时,又以虚假的借条、租赁合同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欺骗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或者主持签订调解协议。李卫俊等并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逼迫借款人、担保人及其家人偿还债务,造成5人被司法拘留,26人被限制高消费,21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名被害人名下房产6处、车辆7辆被查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2018年3月,被害人吴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在李卫俊等人开办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被骗。公安机关对李卫俊等人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经侦查终结,2018年8月20日,公安机关以李卫俊等涉嫌诈骗罪移送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李卫俊等人长期从事职业放贷活动,具有“套路贷”典型特征,有涉嫌黑恶犯罪嫌疑。办案检察官随即向人民法院调取李卫俊等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情况,发现2015年至2018年间,李卫俊等人提起民事诉讼上百起,多为民间借贷纠纷,且借条均为格式合同,多数案件被人民法院缺席判决。经初步判断,金坛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犯罪集团存在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的情形。检察机关遂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查清“套路贷”犯罪事实后,2018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以李卫俊等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虚假诉讼罪、寻衅滋事罪再次移送审查起诉。
2019年1月25日,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刑事部分提起公诉,金坛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至10月四次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李卫俊等人犯罪事实后,金坛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2019年11月1日,金坛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虚假诉讼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李卫俊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二)开展虚假诉讼案件民事监督
针对审查起诉中发现的李卫俊等人套路贷中可能存在虚假诉讼问题,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在做好审查起诉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职权启动民事诉讼监督程序,并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对李卫俊等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进行摸底排查,查明李卫俊等人共向当地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房屋租赁、买卖合同纠纷等民事诉讼113件,申请民事执行案件80件,涉案金额共计400余万元。二是向相关民事诉讼当事人进行调查核实,查明相关民间借贷案件借贷事实不清,金额虚高,当事人因李卫俊等实施“软暴力”催债,被迫还款。三是对民事判决中的主要证据进行核实,查明作出相关民事判决、裁定、调解确无合法证据。四是对案件是否存在重大金融风险隐患进行核实,查明包括本案在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商贸公司均存在无资质经营、团伙性放贷等问题,金融监管缺位,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经调查核实,检察机关认为李卫俊等人主要采取签写虚高借条、肆意制造违约、隐瞒抵押事实等手段,假借诉讼侵占他人合法财产。人民法院在相关民事判决中,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虚假,相关民事判决应予纠正;对于李卫俊等与其他当事人的民事调解书,因李卫俊等人的犯罪行为属于利用法院审判活动,非法侵占他人合法财产,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予以纠正。2019年6月至7月,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批50件涉虚假诉讼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2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8件案件提请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2019年7月,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年8月,常州市中级法院裁定将8件案件指令金坛区人民法院再审。9月,金坛区人民法院对42件案件裁定再审。10月,金坛区人民法院对该批50件案件一并作出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案件办结后,经调查,2020年1月,金坛区纪委监委对系列民事案件中存在失职问题的涉案审判人员作出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三)结合办案参与社会治理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全市开展集中打击虚假诉讼的专项活动,共办理虚假诉讼案件103件,移送犯罪线索12件15人;与人民法院协商建立民事案件正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及民事案件再审信息共享机制,与纪委监委、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建立线索移送、案件协作机制,有效形成社会治理合力。二是针对发现的小微金融行业无证照开展金融服务等管理漏洞,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7份;联合公安、金融监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金融整治专项活动,对重点区域进行清理整顿,对非法金融活动集中的写字楼开展“扫楼”行动,清理取缔133家非法理财公司,查办6起非法经营犯罪案件。三是向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情况,推动出台《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民事虚假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要求全市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配合,推动政法机关信息大平台建设、实施虚假诉讼联防联惩等9条举措。四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律师违规代理和公民违法代理的行为,分别向常州市律师协会和相关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并获采纳。常州市律师协会由此开展专项教育整顿,规范全市律师执业行为,推进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指导意义】
(一)刑民检察协同,加强涉黑涉恶犯罪中“套路贷”行为的审查。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存在“套路贷”行为时,应当注重强化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协同。既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严格审查追诉犯罪,又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以发现的异常案件线索为基础,开展关联案件的研判分析,并予以精准监督。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加大打击黑恶犯罪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二)办理“套路贷”案件要注重审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对涉黑涉恶案件中存在“套路贷”行为的,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审查是否存在通过虚假诉讼手段实现“套路贷”非法利益的情形。对此,可围绕案件中是否存在疑似职业放贷人,借贷合同是否为统一格式,原告提供的证据形式是否不合常理,被告是否缺席判决等方面进行审查。发现虚假诉讼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妨害司法秩序的,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及时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书。
(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金融行业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法金融活动、行业监管漏洞、诚信机制建设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分析监管缺位的深层次原因,注重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行业监管部门建章立制、堵塞管理漏洞。同时,还应当积极会同纪委监委、法院、公安、金融监管、市场监管等单位建立金融风险联防联惩体系,形成监管合力和打击共识。对所发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可以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加强研判,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协查等工作机制,促进从源头上铲除非法金融活动的滋生土壤。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未成年人禁烟保护案
(检例第88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检察建议 禁烟保护
【要旨】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公益诉讼予以司法保护。校园周边存在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等违法行为时,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职,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法治进校园宣传活动中,结合调查核实发现,本区学校周边的部分零售经营场所存在违法出售烟草制品等行为,使得未成年人可轻易获得烟草制品,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律规定。2019年5月17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未成年人禁烟保护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核实发现,本区存在违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等明显违法的情形,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经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烟草专卖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两机关高度重视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积极履行监管职责,采取切实有效整改措施消除学校周边可随意购买烟草制品的问题。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调查核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立案后,组成检察官办案组在一个月内对辖区30多所中小学周边的100余处烟草零售经营场所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在涉及未成年人禁烟保护问题上存在以下违法现象:一是学校周围存在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二是在未成年人经常出入的便利店等零售场所,经营者未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明显标识。
针对部分经营者存在的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现象,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研究梳理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职责认为:区烟草专卖局作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上述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责令相关经营者纠正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学校周边禁售烟草制品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挥监管职责,责令经营者停止违法零售业务,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两机关均未依法履职。
经调查核实,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通过履行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纠正相关市场主体违法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二)制发检察建议
2019年5月24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烟草专卖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一是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上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二是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未成年人禁烟保护问题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两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涉案违法经营者进行查处。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全程跟进监督,强化沟通协作,多次监督现场执法检查活动,确保整改效果。
2019年7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先后收到区烟草专卖局、区市场监管局关于落实检察建议情况的回函。回函称检察建议中的涉案违法行为全部得到整改:对未依法设置标识的违法行为,已责令违法经营者在显著位置张贴了标识;对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按法定程序立案审查后,对经营者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均已缴纳罚款;对学校周边100米内存在违法行为的经营主体分别作出责令停止销售烟草制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理决定。
(三)健全长效机制
在办理个案的基础上,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还与行政机关加大沟通协作力度,切实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效应,着力构建解决和防范涉案问题的长效机制。一是开展全区类似问题排查。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区中小学校、少年宫等85家单位周边销售烟草制品商户进行全面摸排整治;海淀区烟草专卖局逐户排查是否设置控烟标识,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查处力度。二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形式多样的控烟预防活动。开展宣传讲解,建立辖区街道互助小组,聘请第三方机构暗访检查,做到防控“零距离”;两机关还联合召开专项行动约谈会,加强对通过互联网推广和销售烟草制品行为的监测、劝阻和制止。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同时注重总结宣传,邀请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对案件进行广泛报道,引起较大反响。2019年10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同年10月3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可以运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者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针对校园周边存在售卖烟、酒制品,销售彩票,售卖不合格食品,不审查未成年人身份即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等常见的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依法运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提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切断未成年人获取烟酒等的途径,防止未成年人沉溺网络,实现社会问题的前端治理。
(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注重沟通协作,强化部门联动,确保监督效果。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过程中,应当通过事前全面调查取证,事中充分沟通协调,事后严格跟踪监督,凝聚各方共识,确保有效发挥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实效,督促行政机关切实依法履职,最大限度提高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三)检察机关就办案中发现的社会问题,要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为切实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察机关可以结合办理的案件,推动搭建多部门配合协作的平台,实现“检察+行政+学校+社会”的多维度联动协调,形成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的改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一百零六条条(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督促治理二次供水安全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89号)
【关键词】
重大民生 区域治理 协同整改 检察建议 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诉讼案件,如果其他地方存在类似问题时,应当在依法办理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对于较大区域内存在公共利益受损情形且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的问题,可以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政府提出检察建议,促使其统筹各部门协同整改。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民投诉,反映该区供水公司所属的二次供水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二次供水是指为了补偿市政供水管线压力缺乏或者高层建筑用水需求,将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提供的生活用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和消毒后,通过管道或者容器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规定,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每年应对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消毒,并对水质进行检验,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经卫生知识培训后方可上岗工作,且每年需要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该区供水公司所属的小半道泵站负责将滴道区北山水厂的生活饮用水通过加压供给滴道区1.8万户约5.4万居民。该泵站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进行二次供水,直接从事供水的人员未取得健康证直接上岗,加压站水箱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清洗消毒,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水质存在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履职情况
发现二次供水公共安全隐患后,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6月12日决定立案,6月14日分别向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行政机关切实履行职责,消除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建立健全卫生许可等相关制度,严格监督小半道泵站二次供水卫生,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卫生健康委和城乡建设局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依法履行职责进行整改,并回复了整改情况。与此同时,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检察院将相关情况向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报告。
(二)鸡西市人民检察院履职情况
鸡西市人民检察院分析认为,上述个案中发现的问题可能具有更大范围的普遍性,遂在全市部署二次供水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类案监督,共摸排“二次供水”公益诉讼案件线索57件并全部立案。经调查核实,2018年10月,鸡西市人民检察院向鸡西市卫生健康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鸡西市卫生健康委等积极督促供水公司整改。经整改,鸡西市卫生健康委为验收后合格的供水单位签发卫生许可证。为巩固治理效果,鸡西市人民检察院还推动并参与起草《鸡西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条例》,拟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建立健全二次供水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填补社会治理疏漏。该条例于2020年6月12日经鸡西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已提请鸡西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鸡西市人民检察院在“二次供水安全”类案监督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后,将监督情况上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履职情况
1.调查核实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经初步调查认为,二次供水安全隐患在全省具有普遍性,危及公共健康。为推动集中解决全省二次供水安全问题,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专项监督的方式,对全省相关居民小区及自来水公司的二次供水安全状况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全省二次供水单位达不到卫生许可条件的情况突出;存在未取得健康证的人员直接从事供水工作、未按规定进行二次供水设施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和水质监测、采取卫生防护和安全防范措施及在储水池或者水箱附近长期堆放垃圾、水箱无盖无锁等违法违规问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行政部门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履职不到位导致水质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安全健康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先后赴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及部分市、县、区调查核实情况,就其各自职责领域有关问题作进一步沟通。
结合调查核实掌握的情况,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研判认为,全省二次供水行政监管领域存在治理疏漏。一是二次供水单位管理不到位,运维水平低,应急响应滞后,部分供水设施老化,影响供水稳定和水质安全。二是政府主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缺少信息沟通和执法联动,且监管手段落后,监测智能化和覆盖度不够。三是部分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权属单位和管理单位不明晰,资金短缺问题突出。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对各部门职责做了框架性规定,但部门之间分工协作机制不够明确。对此,仅靠基层检察机关以个案监督方式督促基层行政单位依法履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督促上级人民政府发挥主体作用,统筹相关部门进行系统性、源头性治理并形成长效机制,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2.制发检察建议
在深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为提升督促履职的精准度,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专门听取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难点和需要协同推动的重点事项,征求有关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的意见建议;并就检察公益诉讼从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乃至促进省域内行业治理的工作思路,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进行多次沟通。在上述工作基础上,2019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一是加强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推行供水服务到终端,逐步实现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统建统管。二是强化相关职能部门行政监管,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严格的抽检和通报制度,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三是发挥政府统筹作用,强化系统监管促进系统共治,将二次供水监管成效纳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目标考核评价体系。四是加强资金保障,统筹使用政策资金,综合施策融通资金,保障配套资金到位。五是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完善二次供水制度规范,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供水设施改造。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2020年1月12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在向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改造”。4月28日,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黑龙江省既有小区供水设施改造技术导则》,加强对城市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设计的技术指导。同年5月,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对全省二次供水泵站和管网底数、老旧二次供水泵站数量、健康卫生许可等情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2020年改造目标任务。6月23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城镇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三年之内完成全部“老、旧、散、小、差”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二次供水“最后一公里”的安全卫生问题。经认真开展整改工作,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分别向省人民检察院回复了整改落实的情况。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密切关注重大民生问题,通过履行法定职责,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供水是基础性的民生工程,关系广大居民的身体健康。针对辖区内二次供水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治理疏漏,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核实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切实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最后一公里”安全,彰显司法为民的责任担当。
(二)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既要办好个案,又要注重从个案到类案的拓展,更好地提升监督效果。检察机关办理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诉讼案件,如认为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问题时,应当在依法办理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如果公益受损问题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基层人民检察院难以解决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线索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受理,并发挥“检察一体”的优势,组织开展调查核实。在办理涉及重大民生公共利益且具有多发性的公益诉讼案件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类案监督的方式,集中解决区域或者行业内普遍存在的公益受损问题,达到“办理一案,整治一片”的效果。
(三)对于重大公益受损问题,应当向有统筹协调职能的单位提出检察建议,促成问题的系统性整改。对于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涉及上级行政机关监管职责或者多个行政机关职能交叉等因素而致使涉及面广的重大公益受损问题,应当由上级检察机关督促同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依法履职。省级人民政府在省域社会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对于涉及省域范围的社会治理问题,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提出检察建议,从根本上推动问题的解决,促进自上而下进行源头性、系统性整改,形成公益保护的长效机制,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三条
《城市供水条例》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五条、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已于3月3日发布,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解释》,保证正确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现发布“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目录
一、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最高人民法院]
二、鄂尔多斯公司与米琪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5)京知民初字第167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三、小米科技公司等与中山奔腾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苏民终1316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五粮液公司与徐中华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9)浙8601民初1364号,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浙01民终5872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阿迪达斯公司与阮国强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20)浙03民终161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六、欧普公司与华升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9)粤民再14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主张华某、刘某、安徽纽曼公司、吴某某、胡某某、朱某某、彭某侵害其“卡波”制造工艺技术秘密,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侵害,考虑侵权故意和侵权情节,适用了2.5倍的惩罚性赔偿。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和安徽纽曼公司、华某、刘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侵害,但一审判决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未充分考虑涉案技术秘密的贡献程度,确定惩罚性赔偿时未充分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和以侵权为业、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存在举证妨碍行为等严重情节,遂在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停止侵权判项基础上,以顶格五倍计算适用惩罚性赔偿,改判安徽纽曼公司赔偿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经济损失3000万元及合理开支40万元,华某、刘某、胡某某、朱某某对前述赔偿数额分别在500万元、30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该案判决充分考虑了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以侵权为业、举证妨碍行为以及被诉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侵权规模等因素,适用了惩罚性赔偿,最终确定了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倍数(五倍)的赔偿数额,明确传递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号。
二、鄂尔多斯公司与米琪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鄂尔多斯公司于2004年2月14日取得图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该商标核定使用在第25类的围巾、服装、手套等商品上。2015年6月,鄂尔多斯公司发现米琪公司在其天猫网网站的“米琪服饰专营店”上销售的“羊绒线”产品上突出使用了涉案商标中的显著要素,即“鄂尔多斯”中文文字。鄂尔多斯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米琪公司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获利可以通过侵权产品销售总数、产品单价以及产品合理利润率三者之积确定。鄂尔多斯公司的“鄂尔多斯”系列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天猫”店铺的产品利润率较高,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给商标权人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米琪公司作为“毛线、围巾线、羊绒线”等与服装存在紧密关联商品的经营者,理应知晓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其在自营网店突出使用与涉案商标几乎完全相同的标识且侵权时间较长,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按照米琪公司因侵权获利的两倍确定赔偿数额。
【典型意义】
该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正确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和严厉制裁恶意侵害商标权行为的信心和决心。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充分且清晰的阐述了认定 “主观恶意”、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和“倍数”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使判决形成的过程更透明,判决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该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小米科技公司等与中山奔腾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小米科技公司注册了“小米”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包括手提电话、可视电话等。此后还陆续申请注册了“图片”“智米”等一系列商标。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讯公司自2010年以来,先后获得行业内的多项全国性荣誉,各大媒体对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讯公司及其小米手机进行持续、广泛地宣传报道。
2011年11月,中山奔腾公司申请注册“小米生活”商标,2015年被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电炊具、热水器、电压力锅等。2018年“小米生活”注册商标因“系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被宣告无效。此外,在中山奔腾公司注册的90余件商标中,不仅有多件与小米科技公司“小米”“智米”标识近似,还有多件与“百事可乐PAPSIPAPNE”“盖乐世”“威猛先生”等知名品牌相同或近似。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网店商品的评论数可以作为认定商品交易量的参考依据。涉案23家店铺的销售额可以纳入本案侵权获利额的计算范围。同时认为,1.直到二审期间,中山奔腾公司等仍在持续宣传、销售被诉侵权商品,具有明显的侵权恶意。2.中山奔腾公司等通过多家电商平台、众多店铺在线上销售,网页展示的侵权商品多种多样,数量多,侵权规模大,该情节亦应作为确定惩罚数额的考量因素。3.“小米”商标为驰名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4.被诉侵权商品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不合格产品,部分用户亦反映被诉侵权商品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中山奔腾公司等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导致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讯公司良好声誉受到损害,应当加大惩处力度,以侵权获利额为赔偿基数,按照三倍确定赔偿额,对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讯公司主张的5000万元赔偿额予以全额支持。
【典型意义】
该判决全面分析阐述了认定惩罚性赔偿的“恶意”“情节严重”要件以及确定基数和倍数的方法,既考虑到被诉侵权商品销售特点,又全面分析了影响惩罚倍数的相关因素,确定了与侵权主观恶意程度、情节恶劣程度、侵权后果严重程度相适应的倍数,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提供了实践样本,体现了严厉打击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导向。
四、五粮液公司与徐中华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五粮液公司经商标注册人许可,独占使用“图片”注册商标。徐中华实际控制的店铺曾因销售假冒五粮液白酒及擅自使用“五粮液”字样的店招被行政处罚。徐中华等人因销售假冒的“五粮液”等白酒,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在徐中华等人曾因销售假冒“五粮液”商品被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情形下,一审、二审法院考量被诉侵权行为模式、持续时间等因素,认定其基本以侵权为业,判令承担两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徐中华因侵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后又被人民法院裁判承担刑事责任。在此情形下,一审、二审法院充分考虑被诉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和倍数,准确界定“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等“情节严重”情形,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有力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示范意义。
五、阿迪达斯公司与阮国强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阿迪达斯公司拥有“adidas”系列商标权,且知名度高。阮国强等人出资注册成立的正邦公司于2015至2017年先后三次被行政部门查获侵犯阿迪达斯公司“adidas”系列商标权的鞋帮产品,并被处以行政处罚,累计侵权产品数量高达17000余双。阿迪达斯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阮国强等人赔偿阿迪达斯公司经济损失2641695.89元。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正邦公司主观恶意非常明显,被诉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后果恶劣,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该院选取189元/双正品鞋单价作为计算依据,采信阿迪达斯公司提供的2017年度会计报表所显示的50.4%的毛利润率,并将正邦公司第三次被查获的6050双鞋帮计算为销售量,又考虑被诉侵权产品均为鞋帮产品,并非成品鞋,尚不能直接用于消费领域,酌情扣减40%,最终以阿迪达斯公司经济损失345779.28元的三倍确定了1037337.84元的赔偿数额。
【典型意义】
准确计算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前提。二审法院对于权利人尽了最大努力所举证据,不轻易否定,而是坚持优势证据标准,合理确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同时,在适用“依请求原则”、认定“情节严重”方面也具有示范意义。
六、欧普公司与华升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欧普公司是 “图片”“欧普”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灯、日光灯管等,其中“图片”注册商标多次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并于2007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华升公司在其生产的台灯、小夜灯等灯产品及相关宣传网页上使用“图片”“图片”“图片”及“图片”等标识,并在各大实体超市及天猫等网站上销售、许诺销售。华升公司生产的灯类商品因质量不合格被行政机关处罚。
欧普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认定华升公司构成侵权,并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认为华升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欧普公司请求保护的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并已达到驰名程度,华升公司在灯类产品中使用的被诉标识与欧普公司的涉案商标构成近似标识,容易构成混淆,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华升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在明知欧普公司及其商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且明知“欧普特”商标在灯类商品的注册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仍故意将“欧普特”商标注册在其他类别并使用于灯类商品上,大量生产、销售侵权产品,且产品质量不合格,其侵犯欧普公司商标权的主观恶意明显,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故按照涉案商标的许可使用费、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确定赔偿基数为127.75万元,并综合考虑华升公司的主观恶意程度和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等因素,按照赔偿基数的三倍确定赔偿数额。
【典型意义】
该案再审判决明确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依请求原则”“主观恶意”和“情节严重”的规则边界和证明标准,并提出精细化计算确定赔偿数额的“基数”和“倍数”的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的法律适用指导价值。该案荣获“全国法院系统2020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一等奖、“第四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裁判文书”二等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2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李开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性案例192-195号),作为第35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26日
指导性案例192号
李开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脸识别/人脸信息
裁判要点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以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均具有高度的可识别性,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属于刑法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未具备获得法律、相关部门授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事由,利用软件程序等方式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等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9月间,被告人李开祥制作一款具有非法窃取安装者相册照片功能的手机“黑客软件”,打包成安卓手机端的“APK安装包”,发布于暗网“茶马古道”论坛售卖,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发布于“芥子论坛”(后更名为“快猫社区”)提供访客免费下载。用户下载安装“颜值检测”软件使用时,“颜值检测”软件会自动在后台获取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并自动上传到被告人搭建的腾讯云服务器后台,从而窃取安装者相册照片共计1751张,其中部分照片含有人脸信息、自然人姓名、身份号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公民个人信息100余条。
2020年9月,被告人李开祥在暗网“茶马古道”论坛看到“黑客资料”帖子,后用其此前在暗网售卖“APK安装包”部分所得购买、下载标题为“社工库资料”数据转存于“MEGA”网盘,经其本人查看,确认含有个人真实信息。2021年2月,被告人李开祥明知“社工库资料”中含有户籍信息、QQ账号注册信息、京东账号注册信息、车主信息、借贷信息等,仍将网盘链接分享至其担任管理员的“翠湖庄园业主交流”QQ群,提供给群成员免费下载。经鉴定,“社工库资料”经去除无效数据并进行合并去重后,包含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共计8100万余条。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被告人李开祥对起诉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定性无异议,且自愿认罪认罚。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开祥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等辩护意见,建议对被告人李开祥从轻处罚,请求法庭对其适用缓刑。辩护人另辩称,检察机关未对涉案8100万余条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核实确认。
裁判结果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以(2021)沪0120刑初8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开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判决李开祥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删除“颜值检测”软件及相关代码、删除腾讯云网盘上存储的涉案照片、删除存储在“MEGA”网盘上相关公民个人信息,并注销侵权所用QQ号码。一审判决后,没有抗诉、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利用涉案“颜值检测”软件窃取的“人脸信息”是否属于刑法规制范畴的“公民个人信息”。法院经审理认为,“人脸信息”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利用“颜值检测”黑客软件窃取软件使用者“人脸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依法应予惩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人脸信息”与其他明确列举的个人信息种类均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列举了公民个人信息种类,虽未对“人脸信息”单独列举,但允许依法在列举之外认定其他形式的个人信息。《解释》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及明确列举与民法典等法律规定中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一致,即将“可识别性”作为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强调信息与信息主体之间被直接或间接识别出来的可能性。“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其具有不可更改性和唯一性,人脸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无需结合其他信息即可直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身份,具有极高的“可识别性”。第二,将“人脸信息”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遵循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民法等前置法将“人脸信息”作为公民个人信息予以保护。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具体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将“人脸信息”纳入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侵犯“人脸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自然人人格权益等侵权行为的,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行政、刑事责任。第三,采用“颜值检测”黑客软件窃取“人脸信息”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因“人脸信息”是识别特定个人的敏感信息,亦是社交属性较强、采集方便的个人信息,极易被他人直接利用或制作合成,从而破解人脸识别验证程序,引发侵害隐私权、名誉权等违法行为,甚至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社会危害较大。被告人李开祥操纵黑客软件伪装的“颜值检测”软件窃取用户自拍照片和手机相册中的存储照片,利用了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以不特定公众为目标,手段隐蔽、欺骗性强、窃取面广,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需用刑法加以规制。
关于辩护人提出本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认定依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采用了抽样验证的方法,随机挑选部分个人信息进行核实,能够确认涉案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被告人、辩护人亦未提出涉案信息不真实的线索或证据。司法鉴定机构通过去除无效信息,并采用合并去重的方法进行鉴定,检出有效个人信息8100万余条,公诉机关指控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客观、真实,且符合《解释》中确立的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具体数量的认定规则,故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人李开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并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李开祥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李开祥非法获取并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侵害了众多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晓杰、管玉洁、高晔涛)
指导性案例193号
闻巍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信息
裁判要点
居民身份证信息包含自然人姓名、人脸识别信息、身份号码、户籍地址等多种个人信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居民身份证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闻巍(时任上海好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经事先联系,与微信、QQ名为“发乐”、“来立中”、“我怕冷风吹”等人约定,以人民币6元/张的价格为上述人员批量注册激活该公司“爱球钱包”APP应用的“中银通·魔方元”联名预付费卡,并从上述人员处通过利用微信、QQ获得百度网盘分享链接的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由被告人朱旭东从该网盘链接中下载至移动硬盘内,交由中银通工作人员用于批量注册激活。
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间,被告人朱旭东在被告人闻巍离职后,负责上述联名预付费卡的批量注册激活工作,以人民币6元/张的价格以上述相同方式继续从“发乐”、“来立中”、“我怕冷风吹”等人处通过利用微信、QQ获得百度网盘分享链接的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并存储于其百度网盘内,后下载至其电脑硬盘内,交由中银通工作人员用于批量注册激活。
2019年10月,被告人朱旭东与张坤(另案处理)经事先用微信联系,朱旭东以人民币6元/张的价格以上述相同方式从张坤处通过利用QQ获得百度网盘分享链接的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并存储于其百度网盘内,后下载至其电脑硬盘内,交由中银通工作人员用于批量注册激活。
2019年12月,被告人张江涛通过其所在的QQ群向他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转存在其百度网盘账号内,同时将数据分多次转卖给张坤,分多次收取费用共计人民币19600元。
经核实,从被告人闻巍“ErnieGullit”网盘内清点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10000余组,从被告人朱旭东“zhuxudn”网盘内清点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3000余组,从张坤分享给朱旭东的网盘内清点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41654组,从被告人张江涛的网盘内清点公民个人信息60101组。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闻巍、朱旭东、张江涛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闻巍及朱旭东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指控的公民信息种类应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中的普通信息范围,并非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特定信息种类范围,故根据现查获的数量,尚未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0日以(2020)沪0109刑初9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闻巍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朱旭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张江涛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予以追缴没收。宣判后,被告人闻巍、朱旭东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以(2021)沪02刑终10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居民身份证信息是否属于《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根据《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讯信息、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它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同款第五项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即,如果认定涉案居民身份证信息属于《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的,那么交易五百条以上个人信息即可认定“情节严重”,五千条以上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居民身份证上的住址是公民的实际居住地址或者名义户籍地址,无论何者,均与公民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存在十分紧密而又重要的联系,家庭住址被非法曝光、泄露将对公民个人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重大隐患,为精准实施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故理应予以重点保护,从举轻以明重的一般法理解释原则出发,其重要性也应高于作为公民临时性、过去性住所的“住宿信息”,故应被认定为《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中所规定的信息种类。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居民身份证除包含户籍地址信息外,还是公民的姓名、人脸信息、唯一身份号码等信息的综合体,是公民重要的身份证件,在信息网络社会,居民身份证信息整体均系敏感信息,可用来注册、认证、绑定网络账号。公民的人脸信息、身份号码、姓名、地址信息结合后所形成的公民个人信息具备唯一性,可与公民个人精准匹配,并可诱发公民其他个人信息的进一步泄露,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侵害极大,应将居民身份证信息整体认定为涉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一审、二审法院虽认定思路和认定标准不同,但结论一致,认定一审法院对闻巍、朱旭东的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结合其犯罪手段、情节所作量刑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松、白楠、张鹏飞)
指导性案例194号
熊昌恒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微信号/社交媒体账号/非法获取/合理处理
裁判要点
1.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购买已注册但未使用的微信账号等社交媒体账号,通过具有智能群发、添加好友、建立讨论群组等功能的营销软件,非法制作带有公民个人信息可用于社交活动的微信账号等社交媒体账号出售、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或未具备具有法律授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理由,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在一定范围内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非法利用,改变了公民公开个人信息的范围、目的和用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处理,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份,被告人熊昌恒邀集被告人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一起从事贩卖载有公民个人信息可用于社交活动的成品微信号的经营活动,因缺乏经验,在此期间获利较少。为谋取更多利益,2020年9月底,被告人熊昌恒、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共同出资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名叫“微骑兵”的软件(一款基于电脑版微信运行拥有多开、多号智能群发、加人、拉群、退群、清粉的营销软件),用于非法添加微信好友,并制作成品微信号予以贩卖。2020年10月份,被告人熊昌恒的朋友秦英斌(在逃)投入5万元(占股百分之四十),熊昌恒投入2万元(占股百分之二十),被告人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分别投入一定数量的电脑及手机(分别占股百分之十),被告人范佳聪未投资(占股百分之五),另百分之五的股份收益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后结伙共同购置办公桌、电脑、二手手机等物品,租赁江西省丰城市河洲街道物华路玲珑阁楼,挂牌成立了“丰城市昌文贸易公司”。由秦英斌负责对外采购空白微信号、销售成品微信号。被告人熊昌恒负责公司内部管理,并负责聘请公司员工。被告人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范佳聪与聘请的公司员工均直接参与,用“微骑兵”软件非法制作成品微信号。制作好的成品微信号通过秦英斌高价卖出,从中非法获取利益。
2021年1月,被告人熊昌恒、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范佳聪与秦英斌结伙,在贩卖成品微信号的同时,通过网上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他人求职信息(含姓名、性别、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基本身份信息)后,将求职人员的信息分发给公司工作人员。以员工每添加到一名求职人员的微信号,赚约10元不等佣金的奖励方法,让员工谎称自己是“公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并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以刷单兼职为理由,让求职者添加“导师”的微信,招揽被害人进群,致使部分被害人上当受骗。
经营期间,被告人熊昌恒、熊昌林、熊恭浪、熊昌强、范佳聪与秦英斌在支付工资及相关开支后,其获得的分红款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按各自所占股份份额予以分配。具体获利数额如下:被告人熊昌恒5.8万余元,被告人熊昌林2.9万余元、被告人熊恭浪2.9万余元、被告人熊昌强2.9万余元、被告人范佳聪1.45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3日以(2021)赣0981刑初3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熊昌恒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熊昌林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熊恭浪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熊昌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范佳聪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被告人范佳聪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5万元予以没收,依法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熊昌恒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8万元、被告人熊昌林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万元、被告人熊恭浪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万元、被告人熊昌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万元予以没收,依法上缴国库;扣押的手机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裁判理由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熊昌恒等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结伙出资购买空白微信号和一款智能群发、加人、拉群的营销软件,以及通过网络购买他人求职信息等方式,非法添加微信好友,制作成品微信号出售或者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并从中获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不愿该信息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如属于公民隐私类信息或泄露后可能会产生极其不良后果的信息,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也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微信不仅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同时还具备社交、支付等功能。微信号和手机实名绑定,与银行卡绑定,和自然人一一对应,故微信号可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
被告人违法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并从中获利,违背了该信息公开的目的或者明显改变其用途,该信息被进一步利用后危及个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综上,各被告人在未取得权利人同意及授权的前提下,非法获取他人微信号并转卖牟利,或者非法处理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使他人个人信息陷入泄露、失控风险,并从中获取巨额违法所得,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跃华、胡一波、李鸾芳)
指导性案例195号
罗文君、瞿小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验证码/出售
裁判要点
服务提供者专门发给特定手机号码的数字、字母等单独或者其组合构成的验证码具有独特性、隐秘性,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属于刑法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验证码及对应手机号码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被告人罗文君了解到通过获取他人手机号和随机验证码用以注册新的淘宝、京东等APP账号(简称“拉新”)可以赚钱,其便与微信昵称“悠悠141319”(身份不明)、“A我已成年爱谁睡”(身份不明)、“捷京淘”(身份不明)、“胖娥”(身份不明)、“河北黑志伟80后的见证”(身份不明)等专门从事“拉新”的人联系。“悠悠141319”等人在知道罗文君手里有许多学员为电信员工,学员可以直接获取客户的手机号码和随机验证码等资源时,利用罗文君担任电信公司培训老师的便利,约定由罗文君建立、管理、维护微信群,并在群内公布“拉新”的规则、需求和具体价格;学员则根据要求,将非法获取的客户手机号码和随机验证码发送至群内;“悠悠141319”等人根据发送的手机号及验证码注册淘宝、京东APP等新账号。罗文君可对每条成功“拉新”的手机号码信息,获取0.2-2元/条报酬;而学员以每条1至13元不等的价格获取报酬,该报酬由罗文君分发或者直接由“悠悠141319”等人按照群内公布的价格发送给学员。
2019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被告人罗文君利用株洲联盛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渌口手机店、中国移动营业厅销售员瞿小珍和谢青、黄英、贺长青(三人均已被行政处罚)等人的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并且贩卖被害人彭某某、谭某某等个人信息手机号码和随机验证码给“悠悠141319”等人。其中,被告人罗文君获利13000元,被告人瞿小珍获利9266.5元。
案发后,被告人瞿小珍已退缴违法所得9926.5元,罗文君已退缴违法所得13000元。被告人罗文君、瞿小珍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
另查明,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7月22日公告了案件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即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检察院系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
裁判结果
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以(2021)湘0212刑初1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文君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瞿小珍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作案工具OPPORENO手机1台、华为P30Pro手机1台,予以没收,依法处理。被告人罗文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元、瞿小珍违法所得人民币9266.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罗文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通讯群组,情节严重,其行为同时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被告人瞿小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罗文君、瞿小珍所起作用相当,均应以主犯论。被告人瞿小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应从重处罚;罗文君、瞿小珍到案后,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均系坦白,积极退缴全部赃款,且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罗文君辩护人提出手机号和验证码不属于个人信息,且“拉新”未造成具体损失的辩护意见。经查,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电话号码等;验证码系专门发给特定手机号的独一无二的数字组合,且依规不能发送给他人,证明验证码系具有识别、验证个人身份的通信内容,即二者均为能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以造成具体损失为构成要件,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罗文君辩护人提出罗文君没有自行提供手机号和验证码。经查,罗文君不仅纠集瞿小珍等人“拉新”,还专门设立了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通讯群组,并因此获利,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故该意见不予采纳。罗文君辩护人提出对罗文君适用缓刑的意见。经查,综合本案的犯罪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悔罪表现,对被告人罗文君不适用缓刑,故该意见不予采纳。但其提出罗文君其他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瞿小珍辩护人提出瞿小珍有立功情节。经查,瞿小珍提供了罗文君的住址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系其应当交代的、与本人犯罪事实有关联的事实,不构成立功,故该意见不予采纳。其提出的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被告人罗文君、瞿小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其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二被告对侵权行为均无异议,且均表示愿意公开赔礼道歉,以及永久删除涉案个人信息,故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请,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欣、周晓玲、赖国清、刘智群、刘云、袁水莲、曹玉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
(法〔2020〕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通过推行在线诉讼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确保在线诉讼活动规范有序,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在线诉讼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和严峻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立足审判职能,努力服务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要将深入推进在线诉讼作为坚决打赢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举措,积极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在线诉讼平台,全面开展网上立案、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宣判、送达等在线诉讼活动,有效满足疫情防控期间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确保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二、各级人民法院推进在线诉讼,既要充分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轻重缓急等因素,又要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尊重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模式的选择权,全面告知在线诉讼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当事人同意案件在线办理的,应当在信息系统确认、留痕,确保相关诉讼活动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同意案件在线办理,依法申请延期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不得强制适用在线诉讼。案件符合诉讼法律关于中止审理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诉讼。
三、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各方诉讼主体依法有序开展在线诉讼活动,大力完善在线办理流程和在线诉讼规程,制定发布内容全面、指引清晰、简便易行的在线诉讼操作指南,相关内容不得突破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法院,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法〔2020〕11号,以下简称《试点实施办法》)推进在线诉讼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对辖区内法院制定的在线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在线诉讼规程、在线诉讼操作指南等进行全面审核,确保相关内容合法、准确、可操作。
四、各级人民法院在线办理案件,要确保各方诉讼参与人身份真实性,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实名手机号码关联等方式在线完成身份认证,提供各方诉讼参与人诉讼平台专用账号,实现“人、案、账号”匹配一致。
五、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通过在线方式提交立案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七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在线诉讼平台及时要求补正,并一次性告知应当补正的内容和期限,逾期未补正的,起诉材料作退回处理;不符合起诉条件,经人民法院释明后,原告坚持继续起诉的,裁定或者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立案。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线提交立案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选择就近一家法院提交立案材料。相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跨域立案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及时办理立案手续。
六、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大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化解力度,依托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平台,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等相关单位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整合汇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各方纠纷解决力量,有效促进矛盾纠纷在线化解。要积极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加大对在线纠纷多元化解的司法保障力度。当事人对在线达成的调解协议提出的司法确认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确认。
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通过电子化方式提交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的,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不再提交纸质原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采取邮寄等方式提交纸质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扫描录入案件办理系统。对提交的纸质原件材料,要及时立卷归档。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电子化材料,为其提供平台支撑和技术便利。
八、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推广和有序规范在线庭审,综合考虑技术条件、案件情况和当事人意愿等因素,确定是否采取在线庭审方式。民商事、行政案件一般均可以采取在线方式开庭,但案件存在双方当事人不同意在线庭审、不具备在线庭审技术条件、需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形的,不适用在线庭审。刑事案件可以采取远程视频方式讯问被告人、宣告判决、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等。对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简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以及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可以探索采取远程视频方式开庭。
在线庭审活动应当遵循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在线庭审应当以在线视频方式进行,不得采取书面或者语音方式。
人民法院开展在线庭审,一般应当在法庭内进行。因疫情防控需要,法官确需在其他场所在线开庭的,应当报请本院院长同意,并保证开庭场所庄重严肃、庭审礼仪规范。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相关规定,加强对在线庭审参与人的诉讼指导,明确在线庭审纪律,确保庭审过程安全文明、规范有序。
当事人明确同意在线庭审,但不按时参加或者庭审中擅自退出的,除经查明确属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可以认定为“拒不到庭”和“中途退庭”,分别按照诉讼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运用语音识别技术同步生成庭审电子笔录,由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在线确认,确保在线庭审活动效力。在线庭审过程,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全程录音录像并存储归档。
九、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技术条件和工作需要,允许法官远程查阅电子卷宗、合议案件、撰写提交裁判文书等,但应当严格遵循电子卷宗管理和保密工作相关规定。
十、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大电子送达适用力度,提升送达质量和效率。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全国统一送达平台、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法院,应当按照《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法有序开展电子送达工作。未纳入试点的法院,对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和生效标准,可以参照适用《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但不得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保人民法院电子送达符合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十一、各级人民法院要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升级在线诉讼服务平台,拓展在线诉讼服务功能,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在线提供诉讼咨询、交费退费、信息查询、联系法官、申诉信访、举报投诉等全方位诉讼服务,保障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获取司法信息、办理诉讼事项,切实减少人员出行和聚集,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十二、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要充分利用先发优势,加大在办案平台建设、在线诉讼流程、新兴技术应用、在线诉讼规则等方面的探索力度。要在保证互联网案件全流程在线审理的基础上,加速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智能化水平,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应用,探索形成智慧司法的实践样本,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电子诉讼规则,推动完善互联网司法治理实体规则,切实发挥互联网法院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有效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十三、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在线诉讼推进工作,切实优化理念、加深认识、转变思路,将在线诉讼作为特殊时期人民法院开展审判执行工作的基本模式,确保队伍不散、工作不断、质效不降,为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做出有益探索,奠定良好实践基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要作为推进在线诉讼的第一责任人,明确工作思路,理顺工作机制,加大组织实施力度,积极带头以在线方式办理案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在线办案成为疫情防控期间的常态化机制。
十四、各级人民法院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应用中国移动微法院,加快搭建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总入口的在线诉讼平台,推动现有诉讼服务平台对接中国移动微法院,整合完善各类信息系统,防止多头开发和重复建设。要着力打通内外网,实现司法数据安全有效交互。要基于现有的平台系统,增加相应工作模块,拓展优化在线诉讼各项功能,对接实践需求,优化使用界面,提升用户体验,确保在线诉讼服务系统集成、高效便捷。
十五、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做好辖区法院推进在线诉讼的统筹指导工作,制定出台相关诉讼规程和文书样式,加大对下指导力度,确保在线诉讼活动规范统一,合法有序。要坚持边推进、边总结、边研究,不断总结提炼辖区法院推进在线诉讼的有益举措和经验,认真搜集存在的问题困难,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或建议,及时形成工作报告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2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已经2020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即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
(2020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2020〕4号)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范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程序,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单位制发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
1.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制发的5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废止(见附件1)。
2.经征得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发的1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废止(见附件2)。
附件1
决定废止的单独制发的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5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及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诉分工问题的通知
1991年8月30日
高检发民字
[1991]2号
《通知》所确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审分离”原则已被《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吸收。
2
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
1992年4月17日
高检发研字
[1992]5号
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已经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正,且《民法典》第1260条明确规定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同时废止。
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不服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申诉仍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的通知
1998年12月16日
高检民发
[1998]第14号
《通知》所确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审分离”原则已被《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人民捡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吸收。
4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2001年10月11日
高检发
[2001]17号
《办案规则》已被《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代替。
5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2015年12月16日
高检发释字
[2015]6号
《实施办法》明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决定在13个公益诉讼试点省份地方检察机关适用,现已无适用效力。
附件2
决定废止的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1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及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1年3月10日
高检会
[2011]2号
《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14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14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重视庭前准备程序保障诉权与公正效率有机统一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如您所述,开庭前的准备程序,是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以庭审为中心的现代化民事诉讼程序结构的重要基础。开庭前的准备程序有利于明确争议焦点和提高质证的效果,有利于法官正确判断和认定事实,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和节约司法资源,对于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在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增加了关于民事诉讼开庭前准备的新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为增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庭前准备工作的方式和庭前会议的内容。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后,通过组织证据交换、召集庭前会议等方式,作好审理前的准备。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二)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和提出的反诉,以及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四)组织交换证据;(五)归纳争议焦点;(六)进行调解。
庭前准备,特别是庭前会议制度,能够指导双方当事人交换与固定证据、整理固定争议焦点,为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由于个案情况不同,是否有必要在开庭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是否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应根据具体案情决定,不宜作强制性要求。关于是否将庭前准备制度纳入审判考核指标,如何科学设定评价体系等问题,尚需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我们将认真总结各地法院经验做法,适时推进此项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的通知
(法〔2023〕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已于2023年4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3次会议讨论通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关于国家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法〔2012〕32号)同时废止。现将《关于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以下简称《案由规定》)印发给你们,并就适用《案由规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和准确适用《案由规定》
本次对案由规定进行修改,坚持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重点解决原案由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案由划分过于粗疏以及司法赔偿审判实践中部分案件无案由可用、以申请赔偿理由代替案由等问题。案由规定的修改以必要性和实用性为原则,尊重既往案由使用习惯,结合审判实践需要,确保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体系完整、分类准确、适用方便。
准确适用司法赔偿案件案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司法赔偿立案、审判工作的精细化,有利于提高案件统计的准确性,可以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有效参考。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到准确适用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重要性,认真学习《案由规定》,理解案由层级式列举的体系和具体适用规则,准确选择适用具体案由,依法维护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权利,切实落实新时代司法赔偿审判工作“人民性”理念,不断促进司法赔偿审判精细化发展。
二、案由的体系编排和确定标准
《案由规定》坚持以国家赔偿法篇章体系为依据,将案由的列举方式由原案由规定的平铺式改为层级式,以“刑事赔偿”“非刑事司法赔偿”2个一级案由为基础,进行三级分类,使每一个司法赔偿案件都有可适用的案由。其中,“刑事赔偿”案由按照侵权客体分为3个二级案由,分别是“人身自由损害刑事赔偿”“生命健康损害刑事赔偿”和“财产损害刑事赔偿”;“非刑事司法赔偿”案由按照侵权行为分为4个二级案由,分别是“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赔偿”“违法保全赔偿”“违法先予执行赔偿”和“错误执行赔偿”。
三级案由以原有的14个案由为基础,除“违法保全赔偿”“错误执行赔偿”被保留为二级案由外,其他12个原有案由均被保留为三级案由。同时,根据司法赔偿审判实践需要,新增三级案由8个,分别是“变相羁押赔偿”“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伤、致死赔偿”“违法没收、拒不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赔偿”以及涉执行司法赔偿案由“无依据、超范围执行赔偿”“违法执行损害案外人权益赔偿”“违法采取执行措施赔偿”“违法采取执行强制措施赔偿”“违法不执行、拖延执行赔偿”。
三、案由具体适用规则
(一)一般适用规则
《案由规定》实现了人民法院各种司法赔偿案件类型的全覆盖。在具体适用时,不应在《案由规定》之外创设其他案由,如“其他赔偿”“国家赔偿”等。应当按照层级递进原则,由下至上,先适用三级案由;无对应的三级案由时,适用二级案由;二级案由仍不对应的,适用一级案由。在有下一层级案由可适用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适用上一层级案由。例如,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法刑事拘留侵害人身自由申请赔偿,应适用三级案由“违法刑事拘留赔偿”,而非“人身自由损害刑事赔偿”或者“刑事赔偿”。
(二)选择性案由适用规则
本次修改,《案由规定》中共有选择性案由9个,即“刑讯逼供致伤、致死赔偿”“殴打、虐待致伤、致死赔偿”“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伤、致死赔偿”“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致死赔偿”“刑事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赔偿”“违法没收、拒不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赔偿”“错判罚金、没收财产赔偿”“无依据、超范围执行赔偿”“违法不执行、拖延执行赔偿”。在适用选择性案由时应根据赔偿请求人的具体理由、请求确定,如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刑讯逼供致身体伤残申请赔偿,案由应为“刑讯逼供致伤赔偿”,并非“刑讯逼供致伤、致死赔偿”;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扣押、追缴财产致财产损失申请赔偿,案由应为“刑事违法扣押、追缴赔偿”,并非“刑事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赔偿”。
(三)多个案由合并适用规则
赔偿义务机关实施了多个侵权行为,赔偿请求人在一个案件中申请一并赔偿时,可以并列适用不同的案由。如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法刑事拘留并刑讯逼供致身体受伤申请赔偿,案由应为“违法刑事拘留、刑讯逼供致伤赔偿”。如果多个案由分属不同层级,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排列案由。如赔偿请求人主张执行法院错误执行其享有质权的财产,并在其申诉过程中存在拉扯拖拽行为致身体伤害申请赔偿,可适用三级案由“违法执行损害案外人权益赔偿”和一级案由“非刑事司法赔偿”,在决定书中可表述为“违法执行损害案外人权益、非刑事司法赔偿”。
四、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一)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性质和功能。《案由规定》不是司法赔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具体个案是否属于受案范围时,应当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不能以《案由规定》作为判断依据。
(二)申请赔偿的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调整范围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赔偿的具体理由确定相应案由,如赔偿请求人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被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虽不属于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但仍可适用“再审无罪赔偿”案由。如以民事、行政判决错误为由请求作出原错判的人民法院承担赔偿责任,可以适用“非刑事司法赔偿”案由。
(三)案件名称的表述应与案由表述保持一致,不能用申请赔偿的理由代替案由。如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违法保全侵犯财产权申请赔偿,案件名称应表述为“某某申请某某人民法院违法保全赔偿案”,不应表述为“某某以违法保全为由申请某某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
(四)本通知下发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抓好辖区内法院相关人员对《案由规定》的学习、培训工作,确保培训到人,尤其是从事立案登记和司法统计的人员。今后在适用《案由规定》填写案由时,各级人民法院务必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按照本通知要求予以填写。对于未做培训或者不负责任、随意填写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予以通报批评。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4月19日
关于司法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
(2023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3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法律,统一确定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司法赔偿审判工作实际情况,对司法赔偿案件案由规定如下:
一、刑事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职权时侵犯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赔偿案件。
(一)人身自由损害刑事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职权时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案件。
1.违法刑事拘留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程序或者时限采取拘留措施的赔偿案件。
2.变相羁押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者超出法定时限连续传唤、拘传,实际已达到刑事拘留效果的赔偿案件。
3.无罪逮捕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采取逮捕措施错误的赔偿案件。
4.二审无罪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二审已改判无罪,赔偿义务机关此前作出一审有罪错判的赔偿案件。
5.重审无罪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二审发回重审后已作无罪处理,赔偿义务机关此前作出一审有罪错判的赔偿案件。
6.再审无罪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已再审改判无罪或者改判部分无罪,赔偿义务机关此前作出原生效有罪错判的赔偿案件。
(二)生命健康损害刑事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职权时侵犯生命健康的赔偿案件。
1.刑讯逼供致伤、致死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刑讯逼供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赔偿案件。
2.殴打、虐待致伤、致死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以殴打、虐待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行为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赔偿案件。
3.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伤、致死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未尽法定监管、救治职责,造成被羁押人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赔偿案件。
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致死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赔偿案件。
(三)财产损害刑事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益的赔偿案件。
1.刑事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措施的赔偿案件。
2.违法没收、拒不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义务机关违法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无正当理由对应当退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赔偿案件。
3.错判罚金、没收财产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原判罚金、没收财产执行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已再审改判财产刑的赔偿案件。
二、非刑事司法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等非刑事司法活动中,侵犯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赔偿案件。
(四)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赔偿案件。
1.违法司法罚款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司法罚款的赔偿案件。
2.违法司法拘留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司法拘留的赔偿案件。
(五)违法保全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或者违法解除保全措施的赔偿案件。
(六)违法先予执行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赔偿案件。
(七)错误执行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以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的赔偿案件。
1.无依据、超范围执行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执行未生效法律文书,或者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范围执行的赔偿案件。
2.违法执行损害案外人权益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未依法保护案外人优先受偿权等合法权益,或者对其他法院已经依法保全、执行的财产违法执行的赔偿案件。
3.违法采取执行措施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交付等执行措施,或者在采取前述措施过程中存在未履行监管职责等过错的赔偿案件。
4.违法采取执行强制措施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违法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执行强制措施的赔偿案件。
5.违法不执行、拖延执行赔偿
适用于赔偿请求人主张人民法院违法不执行、拖延执行或者应当依法恢复执行而不恢复的赔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6月25日)
1.李奇峰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组织越狱案
--缓刑考验期内实施毒品犯罪,数量特别巨大,羁押期间组织越狱,罪行极其严重
2.唐志东制造毒品案
--纠集多人大量制造毒品,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
3.张月东等贩卖毒品案
--诊所医务人员向吸毒人员出售精神药品
4.谢彭等贩卖毒品案
--利用网络联系订单,以比特币形式收取毒资,通过物流寄递毒品
5.陈嘉豪贩卖毒品案
--利用微信在酒吧等处多次出售新型毒品
6.王飞贩卖、制造毒品案
--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料销往多地娱乐场所
7.陈国龙等贩卖毒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为抗拒缉毒警察抓捕,驾车肆意冲撞,危害公共安全
8.马兆云等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
9.林永伟强奸、引诱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案
--引诱留守女童吸毒后强行奸淫,依法严惩
10.沈立功故意杀人、容留他人吸毒案
--因吸毒致幻杀害亲属,依法惩处
案例1:李奇峰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组织越狱案
--缓刑考验期内实施毒品犯罪,数量特别巨大,羁押期间组织越狱,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奇峰,男,汉族,1974年2月19日出生,无业。2014年3月19日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缓刑考验期至2018年9月2日止。
2017年1月,被告人李奇峰在缅甸购得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指使同乡李新林、邓文武(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与其共同重新包装后藏匿在事先改装的货车货厢底部夹层内,又雇用秦永胜(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运输毒品。同月23日,李奇峰安排同乡刘迎春(另案处理)将上述货车从缅甸偷开入境至云南省沧源县某偏僻处停放,又指使李新林将秦永胜送到该处。秦永胜接取上述藏有毒品的货车后,按照李奇峰书写的车辆行驶路线,驾驶该车前往湖南省,同日17时许途经沧源县城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公安人员在该货车夹层内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38包,共计374544克。
被告人李奇峰被抓获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产生越狱之念,纠集同监室在押人员朱军华、周中(均已另案判刑)参与,并自制塑料锐器等工具。2018年1月6日17时许,李奇峰等三人准备越狱,因看守所值班民警发现异常而未实施。次日17时20分许,三人趁放风之机,使用事先准备的工具挟持值班民警,打开两道监区门,欲从送饭通道逃跑,但因通道铁门外部上锁而未果,后与值班民警发生打斗,被赶来的武警等抓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奇峰走私、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片剂,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李奇峰纠集在押人员越狱,其行为又构成组织越狱罪。李奇峰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羁押期间组织同监室在押人员自制工具、挟持管教人员,暴力越狱,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依法惩处。李奇峰在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和组织越狱共同犯罪中均起组织、指挥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李奇峰曾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罪,依法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奇峰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组织越狱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李奇峰已于2020年9月2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我国毒品主要来自境外。云南是“金三角”毒品主要的渗透入境地和中转集散地,大宗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多发,是遏制境外毒品向内地扩散的前沿阵地。本案就是一起境外购毒、走私入境、境内贩运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李奇峰在境外购毒,指使并伙同他人共同藏毒,安排他人将毒品走私入境,雇用司机运往内地,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羁押期间组织在押人员暴力越狱,且其曾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缓刑考验期内又犯罪,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不堪改造。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奇峰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惩立场。
案例2:唐志东制造毒品案
--纠集多人大量制造毒品,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唐志东,男,汉族,1973年11月24日出生,农民。2012年6月26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因患病暂予监外执行,刑期至2013年11月29日止。
2016年5月4日,被告人唐志东与郭远柏、蔡笃炜(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在四川省成都市商议制毒事宜,唐志东安排郭远柏协助其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蔡笃炜提供其在四川省资中县某村的住房作为制毒窝点并找人将制毒原料和工具送往该处。后蔡笃炜、郭远柏分别纠集黄前良(同案被告人,已判刑)、郭城(另案处理)参与。同月8日,蔡笃炜与黄前良、郭城驾车将从唐志东处接取的制毒原料、工具等运至制毒窝点。次日,唐志东提供制毒核心技术,负责配置制毒原料等,安排郭远柏、蔡笃炜、黄前良、郭城制造甲基苯丙胺。同月10日,唐志东安排郭远柏、蔡笃炜负责后期结晶、冷却等制毒工序后,与黄前良、郭城离开制毒窝点。同月13日,公安人员在制毒窝点将郭远柏、蔡笃炜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8114克、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16970克以及大量制毒辅料和工具,并于当晚在成都市将唐志东抓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唐志东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唐志东伙同他人非法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本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唐志东提供制毒原料、辅料、工具、技术并负责制毒关键环节,安排他人具体操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地位和作用最为突出的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唐志东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唐志东已于2021年5月24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制造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犯罪突出,甲基苯丙胺已成为国内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防控形势严峻。本案就是一起大量制造甲基苯丙胺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唐志东纠集多人制造甲基苯丙胺,不仅是制毒原料、工具、核心技术的提供者,还是制毒关键环节的操作者,对毒品的顺利制造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案查获的甲基苯丙胺成品达8千余克,另查获毒品半成品近17千克,社会危害极大,且唐志东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依法对唐志东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制造类毒品犯罪的严厉惩处。
案例3:张月东等贩卖毒品案
--诊所医务人员向吸毒人员出售精神药品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月东,男,汉族,1969年11月13日出生,乡村诊所经营者、医生。
被告人郭和聪、林进泉、刘继盛、江耀勤、赖友辉、朱志伟、蔡永辉、叶小美、蔡建军、张美霞、林倩如,均系诊所经营者、医务人员;被告人周桢淳、陈志炜,均系农民。
2016年至2017年9月间,被告人张月东在其经营的福建省平和县文峰镇文美村“文美卫生室”,向被告人周桢淳、陈志炜和罗文强、林元正、陈智辉等吸毒人员出售奥亭牌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以下简称可待因口服液,每包10ml,含磷酸可待因9mg)共计375次,得款110957.8元。
2015年底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郭和聪等11名医务人员分别在福建省漳州市城区、乡镇、农村各自经营的诊所内,向被告人周桢淳等吸毒人员出售可待因口服液,次数为4次至267次不等,得款在2150元至82812元之间。被告人周桢淳将部分购得的可待因口服液向被告人陈志炜、罗文强、林元正等多名吸毒人员出售共计91次,得款41420元,陈志炜将部分购得的可待因口服液向陈智辉出售共计12次,得款90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月东等14人非法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张月东等14人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对于张月东,鉴于其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对于郭和聪等13名被告人,根据各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上述裁判已于2020年7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国家列管的药用类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具有药品与毒品双重属性,长期服用会形成瘾癖。近年来,该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被作为成瘾替代品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些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本案就是一起诊所医务人员向吸毒人员出售精神药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张月东作为乡村诊所医生,本应利用医学知识积极抵制毒品,却在日常诊疗中非法出售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犯罪隐蔽性强,社会危害大。被告人郭和聪等人同是利用其在乡镇、农村等地经营诊所的便利,非法出售该类药品,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月东等人进行惩处,体现了对诊所医务人员非法贩卖精神药品犯罪的严厉打击。
案例4:谢彭等贩卖毒品案
--利用网络联系订单,以比特币形式收取毒资,通过物流寄递毒品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彭,男,汉族,1991年8月29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叶楚骏,男,汉族,1993年5月12日出生,无业。
2020年5月,被告人谢彭、叶楚骏经预谋,在云南省租赁土地种植大麻。同年9月至10月,二人收获大麻后,由谢彭通过telegram软件联系毒品订单,以比特币形式收取毒资,由叶楚骏使用虚假姓名,通过快递将大麻邮寄给浙江等地的毒品买家。二人贩卖大麻约10次,非法获利4万余元。后公安人员将二人抓获,并从叶楚骏处查获大麻3332.96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彭、叶楚骏向他人贩卖大麻,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谢彭、叶楚骏多次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二人结伙贩卖毒品,系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鉴于二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谢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对被告人叶楚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1年5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物流业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物流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况日渐增多,毒品交易手法更趋隐蔽、多样化。本案就是一起犯罪分子使用“互联网+虚拟货币+物流寄递”手段贩卖毒品的典型案例。比特币是一种认可度较高的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等特点,在本案中被用于毒品交易支付。谢彭、叶楚骏利用网络联系毒品订单,以比特币形式收取毒资,使用虚假姓名寄递毒品,隐蔽性强。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人判处了相应刑罚。
案例5:陈嘉豪贩卖毒品案
--利用微信在酒吧等处多次出售新型毒品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嘉豪,男,汉族,1999年6月1日出生,无业。
2018年3月至6月,被告人陈嘉豪通过微信联系等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酒吧、酒店等处向吕聪聪、宋佳能、张晗出售毒品氟硝西泮片剂(俗称“蓝精灵”)24次,共计104粒,违法所得4110元。陈嘉豪归案后,其亲属帮助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嘉豪非法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氟硝西泮,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陈嘉豪多次在酒吧等地向他人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陈嘉豪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且其亲属代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陈嘉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1年2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氟硝西泮是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俗称“蓝精灵”,与酒精作用后危害更大。近年来,“蓝精灵”在酒吧等娱乐场所较为流行,青少年群体是其侵害的主要目标。本案就是一起利用微信在酒吧等地多次出售氟硝西泮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陈嘉豪明知吕聪聪等人购买氟硝西泮片剂是提供给酒吧客人饮酒时使用,仍多次贩卖,情节严重。人民法院根据陈嘉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
案例6:王飞贩卖、制造毒品案
--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料销往多地娱乐场所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飞,男,汉族,1979年6月2日出生,成都陆柒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柒捌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3年7月,被告人王飞注册成立陆柒捌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开始,王飞多次以陆柒捌公司名义购买γ-丁内酯,将γ-丁内酯与香精混合,命名为“香精CD123”。2016年5月,王飞在隐瞒“香精CD123”含γ-丁内酯成分的情况下,委托广东康加德食品实业有限公司为“香精CD123”粘贴“果味香精CD123”商品标签,委托裕豪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按照其提供的配方和技术标准,将水和其他辅料加入“果味香精CD123”,制成“咔哇氿”饮料。后王飞将“咔哇氿”饮料出售给总经销商四川玩道酒业有限公司,由该公司销往深圳、贵阳、广州等地的娱乐场所,各级经销商亦自行销售。至2017年8月,王飞购买γ-丁内酯共计3575千克,裕豪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收到“果味香精CD123”共计1853千克,王飞销售“咔哇氿”饮料共计52355件(24瓶/件,275ml/瓶),销售金额11587040元。
2017年9月9日,公安人员将被告人王飞抓获,从其家中及陆柒捌公司租用的仓库查获“咔哇氿”饮料共计723件25瓶。各地亦陆续召回“咔哇氿”饮料18505件。经鉴定,从裕豪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果味香精CD123”、在王飞家中和仓库查获的以及召回的“咔哇氿”饮料中检出含量为80.3ug/ml至44000ug/ml不等的γ-羟丁酸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一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飞制造毒品γ-羟丁酸并销售,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王飞明知使用γ-丁内酯作为生产原料会产生毒品γ-羟丁酸成分,购买并使用γ-丁内酯调制成混合原料,委托他人采用其指定的工艺和配比,加工制成含有γ-羟丁酸成分的饮料并对外销售,贩卖、制造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飞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百二十七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20年9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与传统毒品犯罪相互交织。新型毒品形态各异,往往被伪装成饮料、饼干等形式,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易在青少年中传播。本案就是一起制造、贩卖新型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王飞批量制造含有国家列管精神药品γ-羟丁酸成分的饮料,大量销往全国多地娱乐场所,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根据王飞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判处了刑罚。
案例7:陈国龙等贩卖毒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为抗拒缉毒警察抓捕,驾车肆意冲撞,危害公共安全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国龙,男,苗族,1981年3月12日出生,无业。2002年11月18日至2017年3月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故意伤害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先后六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四年不等的刑罚,2018年12月31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李镇,男,汉族,1986年2月18日出生,无业。2013年5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8年9月25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8年12月12日刑满释放。
2019年6月至7月,被告人陈国龙四次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5克、甲基苯丙胺片剂17颗。被告人李镇明知陈国龙贩卖毒品,仍两次驾车陪同陈国龙贩卖。
同年7月22日12时许,被告人陈国龙乘坐被告人李镇驾驶的车辆行至湖南省沅陵县沅陵镇某街道时,被前来抓捕的公安人员拦截。公安人员出示警官证,要求二人停车。陈国龙指挥李镇倒车逃避抓捕,与其后方的出租车相撞。公安人员上前制止,陈国龙、李镇拒绝停车,不顾周围群众安全多次冲撞,致3名公安人员轻微伤,并致一辆摩托车以及两户居民楼大门损坏,损失共计3189元。后公安人员抓获二人,当场从陈国龙身上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0.5克,从其所乘车上查获甲基苯丙胺0.2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沅陵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国龙、李镇贩卖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片剂,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陈国龙、李镇为逃避抓捕,驾驶机动车在公共场所肆意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均又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二人所犯数罪,均应依法并罚。陈国龙在贩卖毒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李镇在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按照二人所参与的犯罪处罚。陈国龙多次贩卖毒品,情节严重,且系累犯、毒品再犯,李镇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二人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陈国龙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对被告人李镇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0年9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不惜铤而走险,暴力抗拒抓捕,既增加了缉毒工作风险,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案就是一起毒贩为抗拒抓捕而驾车冲撞,危害公共安全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陈国龙、李镇为逃避制裁,在公共场所驾驶机动车肆意冲撞,造成多名缉毒民警受伤,多名群众受到惊吓、财产遭受损失,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依法对二人进行了惩处。
案例8:马兆云等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兆云,男,汉族,1969年12月8日出生,个体户。1992年9月5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1月3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08年6月20日止。
被告人刘保安,男,汉族,1968年6月6日出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8日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9年6月28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胡文虎、周国珠,均系个体户;被告人李友龙、许步年、王德林、祁建刚,均无业。
2019年三四月份,被告人马兆云、胡文虎共谋出资生产制毒物品盐酸羟亚胺。马兆云委托被告人李友龙寻找场地并负责生产,聘请被告人许步年作为技术员指导生产,胡文虎负责提供生产工艺图纸。后李友龙租用山西省介休市一公司作为生产窝点,与许步年等人组织工人生产盐酸羟亚胺。同年12月,马兆云、胡文虎从被告人刘保安处购买易制毒化学品溴素5010千克及甲苯12000千克,运至上述窝点。马兆云等人生产盐酸羟亚胺共计2723.67千克,出售1470千克,其中,马兆云15次参与出售1470千克,胡文虎6次参与出售630千克,李友龙7次参与出售900千克,被告人周国珠4次参与出售615千克,被告人王德林4次参与出售300千克,被告人祁建刚2次参与出售100千克,马兆云、胡文虎、李友龙、周国珠、王德林还参与运输盐酸羟亚胺。
2020年6月15日,公安人员在江苏省建湖县马兆云岳父家查获马兆云、胡文虎藏匿的盐酸羟亚胺1253.67千克、含有羟亚胺和邻氯苯基环戊酮成分的固液混合物260.69千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马兆云、胡文虎、李友龙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被告人许步年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被告人周国珠、王德林非法买卖、运输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被告人刘保安、祁建刚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在共同犯罪中,马兆云、胡文虎、李友龙均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许步年、周国珠、王德林、祁建刚系从犯,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刘保安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八人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除刘保安外,其余七人均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马兆云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对被告人刘保安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对被告人胡文虎、李友龙、许步年、周国珠、王德林、祁建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判决已于2021年2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受制造毒品犯罪增长影响,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的形势十分严峻。本案就是一起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的典型案例。溴素、甲苯可用于制造盐酸羟亚胺,盐酸羟亚胺可用于制造毒品氯胺酮,均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易制毒化学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人马兆云等八人实施制毒物品犯罪均属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体现了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坚决惩处。
案例9:林永伟强奸、引诱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案
--引诱留守女童吸毒后强行奸淫,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永伟,男,汉族,1972年5月24日出生,无业。1996年2月9日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0年4月20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余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林永伟将同村的被害人林某(女,时年10岁)带至家中,诱骗林某吸食甲基苯丙胺。林某吸食后感觉不适,林永伟让林某躺到床上休息,后不顾林某反抗,强行对林某实施奸淫。林永伟威胁林某不许将此事告知家人,并要求林某每星期来其家一次。后林永伟多次叫林某来其家中吸食毒品,并与林某发生性关系。林某吸毒上瘾后,也多次主动找林永伟吸毒,并与林永伟发生性关系。2019年10月1日,林永伟被公安人员抓获。
另查明,2016年初至2019年6月,被告人林永伟多次在家中等地容留多人吸食甲基苯丙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永伟引诱他人吸食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引诱他人吸毒罪;林永伟利用幼女吸毒后无力反抗及毒品上瘾,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又构成强奸罪;林永伟多次容留他人吸食甲基苯丙胺,其行为还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林永伟引诱幼女吸毒,并长期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应依法从重处罚。对其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对被告人林永伟以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21年1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成瘾性是毒品最基本的特征。吸食者一旦产生依赖,容易遭受侵害。尤其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欠缺,更易遭受毒品危害。本案就是一起引诱留守女童吸食毒品后实施强奸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林永伟引诱年仅10岁的幼女吸食甲基苯丙胺并成瘾,以此长期控制、奸淫幼女,还多次容留他人吸毒,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林永伟无期徒刑,体现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严惩的坚定立场。
案例10:沈立功故意杀人、容留他人吸毒案
--因吸毒致幻杀害亲属,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沈立功,男,汉族,1973年3月4日出生,高校教师。
2018年以来,被告人沈立功因吸食大麻导致精神障碍,由妻子赵宝玲(被害人,殁年40岁)照顾。其间,沈立功仍吸食大麻。2019年12月13日傍晚,沈立功在其住处因吸食大麻产生幻觉,持羊角锤等工具击打赵宝玲的头部,致赵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沈立功毁坏赵宝玲尸体后,以割腕、跳楼等方式自杀未果。同月16日11时许,沈立功在住处让他人帮忙报警,后被处警的公安人员控制。经鉴定,沈立功在作案期间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另查明,2016年至2019年11月,被告人沈立功多次容留多人在其住处吸食大麻。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沈立功在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的情况下将妻子杀害,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沈立功提供场所容留他人吸毒,其行为又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鉴于沈立功杀人后委托他人代为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杀人事实,并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容留他人吸毒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对其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对被告人沈立功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上述裁判已于2021年3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吸毒会引发神经系统损害,甚至会造成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不仅损害身心健康,还易导致行为失控,诱发杀人、伤害、交通肇事等次生犯罪。本案就是一起被告人因吸毒致幻,杀害亲属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沈立功因长期吸毒导致精神障碍,多次就医后仍继续吸毒,其吸毒行为具有违法性和自陷性。沈立功杀死妻子并毁坏尸体,犯罪手段残忍,罪行严重,还多次容留多人吸毒,但同时具有自首情节。人民法院根据沈立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体现了对吸毒诱发次生暴力犯罪的严惩立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2021年9月9日)
1.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东江流域饮用水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2.四川省宜宾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金沙江水域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3.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洲河阿金沟段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4.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诉金塔县天亿化工有限公司、鑫海源化工有限公司、董某某等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5.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山福庄岩段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公益诉讼系列案
6.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用物资废弃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7.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尾矿库行政公益诉讼案
8.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禁渔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冷鲜禽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0.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2.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诉段某某等6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3.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贸市场快检室未依法检测行政公益诉讼案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东江流域饮用水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饮用水源保护 一体化办案 圆桌会议 长效治理
【要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多种违法情形,涉及相关主管部门职能交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市县两级检察机关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联合开展调查,运用圆桌会议方式厘清监管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协同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并结合“回头看”,推动解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
【基本案情】
东江是广东省广州、深圳、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在东江流域惠州市惠城区至博罗县段东江流域地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存在违法建设项目、农业种植、网箱养殖、围塘养鱼、放养畜禽等违法情形,还有部分保护区隔离设施损毁、人员或车辆随意进入区内倾倒垃圾、垂钓或游泳,危及水源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惠州市院)收到市人大代表以及群众反映的东江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的4条线索后,于2020年9月30日立案办理,并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惠城区院)、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博罗县院)组成联合办案组,对案件展开调查。检察机关通过现场走访、无人机航拍、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等方式查明:辖区内东江流域8处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存在违法建设项目、农业种植、网箱养殖、围塘养鱼、放养畜禽情形以及游泳、垂钓、船舶行驶停靠活动等共计39项违法情形,其中多处水质未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规定的II类标准,并进一步核实违法活动的产生原因及危害结果。
针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存在多个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惠州市院于2020年11月5日组织召开圆桌会议,邀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市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会,与惠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厘清各单位职责,研究整改措施。
2020年11月23日,惠州市院向市生态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核查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存在的违法情形,统筹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消除饮用水源安全隐患,并同步指导博罗县院、惠城区院分别于12月3日、12月4日向当地县区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六个属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收到检察建议后,两级政府多次召开整改工作会议。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惠城区、博罗县政府共计安排6000余万元专项费用,对照检察建议指出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分类施策,逐一整改销号。
2021年4月上旬,惠州市院主动接受监督,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参与“回头看”活动,实地考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整改情况。截至目前,39类问题均已得到整改,违法建筑被全部拆除并实现场地复绿,200余亩私人鱼塘、网箱养殖完成清理,清除垃圾10.5吨,增设警示牌、公示牌、宣传标语、监控设施等70余处。在检察机关跟进监督下,市生态局还对全市79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上下一体化办案优势,整合两级院公益诉讼办案力量开展调查核实。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厘清饮用水源保护区存在的多个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以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履职,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全方位治理。通过案件办理,推动惠州市建立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惠城区、博罗县分别建立了“河长+检察长”制度,确立了常态化巡查监管、信息资源联络共享、联合专项整治等多项工作机制。
四川省宜宾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金沙江水域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指挥中心统一调度 跨区划协同办案 长江水体污染综合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紧盯长江流域水体污染问题,通过一体化办案推动解决污水直排金沙江的“硬骨头”问题。举一反三部署开展长江生态保护专项监督活动,治理长江干支流沿河排污口及水体污染,助力长江生态大保护。
【基本案情】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马鸣溪大桥地处金沙江宜宾叙州段,距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处约7公里,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大桥附近有宜宾市翠屏区众益肉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益公司”)、宜宾市叙州区华富商业城(以下简称“华富商业城”)及农贸市场、临街商铺与居民小区。众益公司经营生猪屠宰业务,该公司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华富商业城目前有众多居住业主、商铺和农贸市场。
2020年11月,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翠屏区院”)干警在金沙江(宜宾段)发现金沙江北侧马鸣溪大桥下有排污口,污水直排金沙江。
【调查和督促履职】
马鸣溪大桥位于宜宾市翠屏区、叙州区交叉管辖区域,翠屏区院将马鸣溪大桥下污水直排金沙江的情况报告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宾市院”)。因该问题涉及翠屏区、叙州区两地复杂的地下管网和沿线众多企业商户,宜宾市院决定集中两地办案力量,统一行动、联合排查。在宜宾市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的指导下,翠屏区院、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叙州区院”)联合开展调查,多次实地勘查且用无人机搜寻等方式均未发现污染源。2021年1月19日,检察机关与翠屏区、叙州区生态环境局、住建局、相关街道办事处等行政机关开展现场勘查,从马鸣溪大桥排污口往叙州区城区沿线排查2公里,掀开污水、雨水井盖约50余个,查明污染源为年屠宰生猪1万余头的众益公司、居住业主1000余户以及紧邻农贸市场商户500余户的华富商业城,两地的生产生活污水管网与市政雨水管网混接,致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通过市政雨水管网直排金沙江。翠屏区院于1月19日立案,叙州区院于1月22日立案。
宜宾市院、翠屏区院邀请翠屏区住建局、生态环境局、西郊街道办召开现场办公会,提出众益公司应立即停止生产并进行整改的建议。宜宾市院、叙州区院多次前往华富商业城小区及附近农贸市场调查核实,并与相关部门沟通,共同研究整治具体方案。
2021年2月2日和3月9日,翠屏区院、叙州区院分别向翠屏区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及翠屏区西郊街道办事处、叙州区柏溪街道办事处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单位形成合力,对众益公司生产污水、华富商业城居民及农贸市场生活污水管网和市政雨水管网混接问题进行全面整治,严防污水直排污染金沙江问题再次发生,并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对辖区内沿江水域排污口的全面排查监督,进一步完善辖区内城镇污水管网建设。
检察建议发出后,翠屏区、叙州区相关部门协同配合,迅速落实整改。对排污口上游段管网存在的管网混接问题进行核查修复;在市政管网修复期间监督众益公司启动应急预案,屠宰废水由 2 家种植企业外运并对废水综合利用。
污水管网改造涉及叙州区内涝整治项目工程,叙州区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柏溪街道办事处立即向区政府报告。3月13日,叙州区政府召集区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叙州区柏溪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验和核实,决定将整治华富商业城生活污水管网与雨水管网混接问题纳入内涝整治工程,并投入财政资金150万元进行专项治理。宜宾市院跟进监督,金沙江马鸣溪大桥段污水直排问题在60天内得到彻底整治。
该案办结后,宜宾市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组织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长江生态保护专项监督活动,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长江沿江排污口和城镇排水管网维护整治行动。专项监督活动共发现沿江沿河排污口31个,宜宾市检察机关立案办理44件,督促相关区、县政府投入8800万元开展污水直排问题专项整治、完善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及配套管网设施,强化长江生态保护。
【典型意义】
针对跨行政区划的复杂疑难水域污染问题,宜宾市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注重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专案督导,通过跨区域联合办案、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现场办公等方式,全面排查污染源,共商治污措施,形成保护合力,高效推动案涉污水直排问题彻底解决。针对涉及污染治理难易分类施策,宜宾市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强化跟进指导,多方协同治理,促成相关行政部门妥善处理企业生产经营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同时举一反三开展专项行动,助推解决长江干支流污水直排问题。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洲河阿金沟段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公开听证 跟进监督
【要旨】
针对被监督行政机关复函所称已完成整改情况,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通过委托鉴定、组织公开听证,确定公益受损的客观事实仍然存在,依法提起诉讼。针对诉讼中行政机关的撤诉请求,检察机关以受损公益没有得到完全修复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推动行政机关继续履职,彻底治理公益损害问题。
【基本案情】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河阿金沟段地处浑河上游。2019年5月开始,该河段出现大量黄色吸满油污的吸棉纸,河道内有三处油污渗井,周围水域漂浮油污,现场弥漫刺鼻的汽油味。若不及时采取修复措施,将对流经抚顺、沈阳两市的河水产生严重污染。
【调查和督促履职】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洲区院)于2019年10月21日在履职中发现上述污染情况,于10月23日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局)作为抚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2019年5月东洲河阿金沟河段出现油污污染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该河段油污污染情况持续存在,破坏了东洲河生态环境,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东洲区院于11月14日向市生态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对东洲河阿金沟段油污污染问题依法全面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
2020年3月12日,市生态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称,油污污染系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以下简称企业)输油管线渗漏引起,目前该企业已修复渗漏输油管线,并按环保要求对现场油污进行处理。发生渗漏油事故时市生态局委托检测部门对现场水质进行监测,未出现超标情况;企业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渗漏处周边区域地表水、地下水、土壤进行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输油管线油品渗漏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2020年3月19日,东洲区院对整改现场进行跟进调查,发现现场油污污染仍然存在,土壤和水仍有污染的可能,进而进行了现场拍照等取证工作,并要求市生态局继续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2020年5月14日,东洲区院再次对整改现场进行跟进调查,发现现场河床内土壤已被平整,原有三处渗油井还剩两处,土壤和水仍有污染的可能。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与前述鉴定机构不同)鉴定,现场油污渗井中主要污染物成分为石油烃(C10-C40),油污渗井周围土壤环境受到损害,部分取样点位土壤中污染物超过国家标准,油污渗井和渗井周围土壤污染物具有关联性。
为厘清本案检察机关委托鉴定意见与行政机关及企业委托检测结论存在的差异,准确确定公益损害是否仍然存在,补强检察机关委托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东洲区院于2020年8月6日组织召开听证会。东洲区委、区人大、区政协有关领导,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生态局、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听证。经过激烈讨论和多方论证,市生态局和企业对检察机关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表示了认同。
【诉讼过程】
鉴于公益损害没有得到有效消除,2020年8月7日,东洲区院向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市生态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诉讼期间,市生态局对企业作出罚款2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其采取有效措施修复受污染河段水环境。东洲区院跟进调查发现,企业正在对受污染河段水环境进行修复。2020年11月,市生态局以已对企业作出行政处罚为由请求东洲区院撤诉。东洲区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仍未充分履行法定职责,导致河段污染持续存在;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后,虽然行政机关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受污染河段的治理正在进行中,但是该河段受污染时间长、治理难度大,受损公益没有得到完全修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以判决形式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监管职责,有利于提高其继续依法履职的积极性,确保受损公益得到高质量修复。
2020年12月11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市生态局继续依法履行对东洲河阿金沟段油污污染予以监管的法定职责,市生态局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一审判决后,东洲区院继续跟进监督整改情况。截至目前,东洲河阿金沟段油污污染已全部得到修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原场地污染土壤已经得到清除,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符合国家标准。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以公益保护和修复为核心,以推动整改取得实效为目标,切实加大检察建议提出后对行政机关履职和受损公益修复情况的全程跟进工作力度。针对跟进中发现油污污染仍然存在,现场与行政机关书面回复不符的情况,检察机关独立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受损公益修复情况进行评估,组织公开听证补强重要证据,依法确认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并依法提起诉讼,通过庭审质证确认证据效力及公益损害仍然存在的事实,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受损公益得到高质量修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诉金塔县天亿化工有限公司、
鑫海源化工有限公司、董某某等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排放生产废水污染环境 生态损害赔偿 督促修复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污染案件,以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多部门沟通协调、召开联席会等方式,全程监督涉案企业缴纳环境修复治理等费用并恢复生态,督促政府多部门协同履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金塔县天亿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金塔县鑫海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源公司)实际投资人均为董某某。2017年至2019年期间 ,上述公司均违反“三同时”(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非法排放废水至厂区外面荒滩,造成大面积的土壤、地下水及周边生态环境被污染破坏。
经当地政府委托生态环境部规划院鉴定评估:三年期间,天亿公司非法排放生产废水区域土壤受到染料中间体等大分子有机污染面积50342平方米、体积51510.4立方米需要进行治理,地下水受到耗氧量、挥发酚等污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约为646.5万元。2019年3月鑫海源公司非法排放1500吨废水区域土壤受到染料中间体等大分子有机污染,污染面积111541.8平方米,体积75233.4立方米;受到碱污染,污染面积12673.2平方米,体积4288.8立方米。地下水受到耗氧量、挥发酚等污染深度约为0.92-8.88米,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约为1103.6万元。
【调查和诉讼】
2019年11月,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肃州区院)收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发现,天亿公司、鑫海源公司非法排放废水,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沟通,当地政府明确表示不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肃州区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审查查明,天亿公司非法排放废水区域土壤总有机碳超出对照点1-1.29倍;偶氮苯浓度超过对照点12-184倍;鑫海源公司非法排放废水区域土壤中总有机碳超出对照点1.02-19.17倍、偶氮苯浓度超过对照点2-35倍、挥发酚浓度超过对照点1.33-2倍、邻甲苯胺浓度超过对照点2-10倍。为准确确定公益诉讼诉讼请求,肃州区院在前期刑事证据的基础上,协调当地政府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风险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追加鉴定公益损害相关项目。经鉴定:造成前期应急处置费用81.7万元,土壤损害恢复费用约1419.4万元,地下水损害方量为4699.79立方米损害费用约148.1万元,荒漠生态恢复费用约为100.88万元,鉴定费530万元。
2020年5月10日,肃州区院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无适格的组织提起诉讼。肃州区院针对应急处置费用等问题向专家咨询并深入调查取证后,同年9月10日向肃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同时,赔偿非法排放污水造成的应急处置、生态环境恢复等费用共计1750.1万元,鉴定费530万元,共计2280.1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1年4月21日,肃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400万元;判处被告人董某某等5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均宣告缓刑,并处罚金50万元至3万元不等。同时,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主动缴纳全部赔偿款,并在《检察日报》公开赔礼道歉。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肃州区院多次协调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全程监督涉案企业治理修复受损环境并通过易地补植复绿恢复生态,目前已种植树木28000余株,折合造林面积500余亩。同时,向环保、发改等部门发出社会治理等检察建议,督促协同履职促进化工企业规范运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质量改善。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办案件,检察机关在办理过程中注重加强公益诉讼与打好“三大攻坚战”、中央环保督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改革等制度相衔接,本着最大限度保护公益原则,充分发挥刑事、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加强沟通协调,灵活运用磋商、圆桌会议等方式督促涉案企业履行赔偿义务缴纳环境修复治理等费用,督促多个政府部门协同履职,积极治理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并建立公益诉讼补植复绿基地和生态修复法治教育警示林。同时,针对普遍性问题发出社会治理等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协同履职促进化工企业规范运行,多元聚力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山福庄岩段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违法堆放固废 向水体倾倒废弃物 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
【要旨】
针对重要河流岸线同一地理范围内存在多个固废污染损害的复杂情况,检察机关综合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就向水体倾倒废弃物的违法行为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向怠于履行固废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实现多方协同和全面整治。
【基本案情】
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河道,生态区位重要。干流自西向东流经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庄岩村,庄岩村瓯江岸线“蛇尾基”呈狭长形,面积约2049平方米,东侧建有生活垃圾临时转运点。转运点长期疏于管理,导致经常出现生活垃圾随意堆放、露天焚烧、工业垃圾偷倒等情况,垃圾延伸至瓯江岸坡靠近水体位置,部分已嵌入岸坡土壤,严重污染瓯江沿岸环境。
2020年6月18日,徐某、董某某居间介绍偷倒建筑渣土,山福镇陈某某、诸某某提供“蛇尾基”作为倾倒场地。次日凌晨,某环卫运输公司、某运输公司、某建设工程公司分别将工地开挖的40立方、160立方、160立方渣土外运至庄岩村,向瓯江随意倾倒,造成瓯江水域及岸坡河段生态环境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29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办理某环卫运输公司等随意倾倒渣土行政处罚案件时,认为相关违法行为污染了瓯江环境,该局虽作出责令清理建筑垃圾的处罚决定,但违法者并未履行行为罚义务,环境损害未能及时得到修复,遂将上述民事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鹿城区院)。鹿城区院在核实线索时发现,倾倒场地出入口为生活垃圾临时转运点,固废污染严重,遂对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山福镇政府)立案调查。该院依法调取行政机关疏于管理转运点的证据材料,采取无人机航拍固定现场证据,于8月28日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转运点垃圾随意倾倒、堆放及露天焚烧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建议山福镇政府对转运点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及清扫保洁。
检察建议发出后,鹿城区院依法跟进监督,召开2次圆桌会议、1次听证会,促进检察建议全面落实。通过圆桌商谈,促使行政机关明确履职重点是在清理固废的同时尽快完成转运点修葺并规范管理,以阻绝新增固废对瓯江的污染,并形成整改合力。通过公开听证,邀请固废污染防治专家担任听证员,提出清除岸坡残留固废等听证意见为行政机关完全履职指明了方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山福镇政府积极落实整改,于9月11日书面复函,对庄岩村转运点和瓯江岸坡进行环境整治,清运垃圾60余吨,修葺新大门和围墙,并布置开展临时垃圾转运点管理专项整治,出台《山福镇临时垃圾直运点管理制度》等。
鹿城区院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瓯江干流(鹿城段)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属地管理”协作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并推动山福镇新建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调查和诉讼】
鹿城区院对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移送的某环卫运输公司等7个主体非法倾倒渣土线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经公益诉讼调查,全面查明偷倒建筑渣土的幕后利益链,徐某、董某某为3家运输企业居间介绍偷倒渣土,约定每车收取介绍费200元,陈某某、诸某某非法提供瓯江岸线“蛇尾基”为倾倒场地,约定每车收取场地费700元。鹿城区院委托司法鉴定,查明非法倾倒渣土对瓯江岸段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经发布公告,期满后无适格主体起诉,鹿城区院于11月13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环卫运输公司等7主体在各自参与非法倾倒渣土数量范围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连带赔偿责任26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2021年4月22日,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各被告均已履行判决义务。
【典型意义】
向水体倾倒废弃物、在岸坡违法堆放固废一直是瓯江流域环境监管的难点。检察机关聚焦瓯江特定岸段固废污染顽疾,与行政机关开展良性互动配合,综合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公益损害民事线索全面审查,对共同违法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其公益损害连带责任。对同一地理范围内的怠于履行固废监管职责情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圆桌会议、公开听证,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完全履职,根除了长期存在的固体废物违法堆放、露天焚烧及倾倒、破坏瓯江生态的恶劣现象。同时以案促治,建立长效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合力守护好长江经济带的“美丽河湖”。
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用物资废弃物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用物资废弃物 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农用物资废弃物污染农村人居环境、危害人畜健康安全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提出诉前检察建议,促进相关部门形成执法合力,推动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服务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本案情】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街道某村、址山镇某村、古劳镇某村等10个镇街,普遍存在大量包装、农用薄膜等农用物资废弃物被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的情形,农资经营者、使用者未积极履行回收处理义务,仅有极少数废弃物被回收且按照生活垃圾标准处理,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农村人居环境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鹤山市院”)在开展“农药农资包装废弃物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案件线索并予以立案。立案后,该院对辖区10个镇街30个村委会的农用地进行调查核实,并前往全市20余个农资销售场所开展摸排调研,采用无人机拍照等多种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同步建立问题台账。同时,该院专门走访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针对公益受损和管理职责分工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经查,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辖区内的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农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镇(街)人民政府协助市农业农村局,全面负责村居环境整治和农业生产工作。对辖区大量农用物资废弃物被随意丢弃,农资经营者、使用者未积极履行回收处理义务等违法情形,该市农村农业局和镇(街)政府均未完全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21年4月7日,鹤山市院向市农业农村局和相关镇(街)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市农业农村局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对鹤山市农用物资废弃物等污染源进行整治,建立农用物资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等;督促相关镇(街)政府按属地管辖原则全面配合市农业农村局的执法和整改工作。
在检察机关的支持和推动下,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农用物资废弃物回收整治工作。鹤山市政府出台《鹤山市农药农资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市农业农村局出动检查人员350多人次,督促相关主体及时上报农用物资废弃物回收、处理情况并建立相关台账;积极开展基层农业执法业务培训和科学用药技术培训,实施补贴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示范面积5000亩次,从源头上减少农药使用和包装废弃物的产生。下一步还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建立三级农用物资废弃物回收体系,积极争取资金完善回收体系建设。辖区10个镇(街)政府分别组织召开农药农资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会议,部署发动各村委会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拉网式清理和无害化处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各辖区内农资包装废弃物回收的宣传引导与巡查监督力度。
2021年6月,鹤山市院开展“回头看”工作,利用无人机对涉案农田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实地走访农资销售场所,确保检察监督取得实效。
【典型意义】
大量农用物资废弃物不当丢弃或处理于田间,不仅污染水源和农田,也给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健康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相关法律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负有相关法定的监管职责。农用物资废弃物污染防治需要有关部门的专业监管和基层政府的属地管理相互配合、共同发力,才能达到源头治理和常态监管效果。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农业农村部门和镇(街)政府依法全面履职,力促形成行政执法监督合力,支持鼓励各方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推动建立农用固体废物长效治理机制,使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尾矿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态环境领域 预防性公益诉讼 诉前磋商 圆桌会议
【要 旨】
针对重金属尾矿库存在污染周边土壤和水环境及汛期溃坝,影响下游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运用诉前磋商等办案方式,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从源头上消除尾矿库污染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福建省清流县华龙矿业有限公司乌石垄尾矿库(以下简称乌石垄尾矿库)地处清流县余朋乡,所选矿种为铅锌矿,属于重金属尾矿库,占地96亩,坝高31.8米,库容35.6万立方米,矿区周围地表水均呈浑浊状,存在污染周边环境及汛期溃库垮坝风险,对下游数万群众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初,清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流县院)在对乌石垄尾矿库开展综合治理专项监督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并于4月2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鉴于案情疑难复杂,清流县院先后多次走访生态环境、水利、市场监督管理、自然资源、应急管理、余朋乡政府等部门,通过调取相关书面材料,运用无人机现场航拍等,对乌石垄尾矿库周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根据《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尾矿库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应当在一年内完成闭库。乌石垄尾矿库于2009年建成竣工验收,2015年停止使用,该库应于2016年8月启动闭库程序。2020年8月26日,该尾矿库被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等九部门出台的《福建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实施方案》列入闭库或销库名单。至立案时,乌石垄尾矿库销库治理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尾矿库存在污染周边环境事实及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相关职能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清流县院向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报告专项调查情况,争取党委政府支持。鉴于该案涉及较多行政部门,且尾矿库销库治理工作耗时长,整改难度大等现实困难,2021年4月13日,清流县院通过诉前磋商方式,组织县生态环境、水利、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和余朋乡政府召开诉前圆桌会议,分析研判尾矿库销库治理问题,并对隐患排查工作、销库治理推进等方面明确由县应急管理局作为牵头组织以上行政部门共同履职的责任主体,确定了由县政府兜底处理的整治方案。
清流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行政部门督促清流县华龙矿业有限公司以尾矿回采方式进行销库治理。2021年5月8日,该公司与天津某公司签订回采施工合同并编制回采设计。7月7日,三明市应急管理局批复同意乌石垄尾矿库回采施工。目前,施工单位正在按工程进度开展尾矿回采销库治理工作。7月9日,清流县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向清流县院书面报告销库工作的进展及督办情况,承诺每季度对乌石垄尾矿库销库开展安全检查,确保整改回采作业过程生产安全,督促尾矿库如期完成销库治理。清流县院持续跟进监督,通过“回头看”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确保在规定工期内完成尾矿库销库工程,从源头上彻底消除尾矿库污染源和安全隐患。
【典型意义】
福建省清流县属于革命老区。清流县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中“开展尾矿库综合治理”要求,围绕县委中心工作,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预防性公益诉讼,综合运用诉前磋商、圆桌会议等办案方式,助力县委县政府制定尾矿库“一库一策”方案,督促行政机关实施尾矿库销库工程,有效治理重金属污染源,预防重大损害结果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禁渔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 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长江十年禁渔 综合治理
【要 旨】
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生物多样性,检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诉前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深化“河(湖)长+检察长”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履行禁渔监管职责。检察公益诉讼目的全部实现后,可建议法院裁定终结诉讼。
【基本案情】
大银鱼系名贵稀有的冷温性鱼类,其所生活的水体需有较高的生物量、清新无污染,其以浮游动物和小型鱼虾为食,因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被称为水中珍品。由于过度捕捞等致使怀远县芡河湖大银鱼衰退濒危,该湖于2012年获批设立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该保护区被列入《长江十年禁捕计划》,2020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但该保护区水面仍存在大面积的“迷魂阵”等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现象。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怀远县院)开展禁渔公益保护专项巡查中发现该案线索,遂依法立案审查。经调查核实查明,案涉“迷魂阵”又称“绝户网”,学名为拦截插网陷阱,属渔业法、安徽省实施渔业法办法明令禁用的渔具,因渔具网眼细密,对大小鱼类一网打尽,严重威胁大银鱼种群等生长和生存环境,破坏水生生物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8月17日,怀远县院向该县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要求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查处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切实保护芡河湖省级大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渔业生态资源。县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未依法履行禁渔监管职责,保护区水面“迷魂阵”禁用渔具增多,对渔业水产资源的破坏持续存在。
【诉讼过程】
2020年11月10日,怀远县院依法向怀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该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履行保护渔业资源监督管理职责,对在芡河湖大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采用“迷魂阵”等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予以查处,清除捕鱼设施。案件审理过程中,怀远县院推动县农业农村局向县政府作专题报告;协调召开由荆山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处理方案;于2020年12月10日对保护区内存在的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拆除芡河湖六孔闸及其保护区内所有违规网具设施;加强保护区禁渔宣传和执法力度;争取县政府在保护区投入180余万元采购安装渔业渔政信息化监管系统等。经多部门联合验收,整改合格。
鉴于县农业农村局已经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检察公益诉讼目的全部实现,经怀远县院建议,2020年12月31日,怀远县法院作出终结诉讼裁定。此后,怀远县院制作并在相关水域设立禁渔法治宣传警示牌,会签渔业资源保护协作机制,扩大办案效果。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禁渔监管职责问题,推动职能部门全面整改、加强执法力度和禁渔宣传,促成安装渔业渔政信息化监管系统。鉴于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公益诉讼目的全部实现,建议法院裁定终结诉讼被采纳,提高了办案质效。深化“河(湖)长+检察长”等长效机制,强化渔业资源常态化监管保护,切实守护一方碧水鱼欢,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教育社会面”的效果,有效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落实落细。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冷鲜禽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冷鲜禽 调查取证
【要旨】
针对“冷鲜禽”产品网络销售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分别督促负有不同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规范“冷鲜禽”网络销售行为,消除疫病传播隐患,保障禽类产品安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0年下半年以来,杭州市富阳区某家庭农场养殖的家禽通过某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并经快递冷链运输至全国各地。该家庭农场销售的“冷鲜禽”未按规定屠宰检疫,“一证两标”(动物检疫合格证、检疫合格脚环标志、企业产品标识标志)缺失,快递公司在承运时也未按规定进行查验,上述行为造成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富阳区院)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冷鲜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中发现,位于辖区某乡镇的家庭农场在某网络交易平台上注册店铺,发布“农村散养土鸡现杀冷链运输”等销售链接,页面显示所销售的冷鲜禽类月销量数百只,但缺少“一证两标”等检疫信息,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2021年1月27日,富阳区院决定立案调查。
富阳区院围绕以下问题重点展开线上线下调查工作:一是采取录屏、截图等方式及时固定网络交易平台页面中的商品信息、销售量、销售评价等内容,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经营者营业执照信息;二是迅速派员赴涉案家庭农场进行现场勘查,通过执法记录仪对该家庭农场的家禽养殖环境、屠宰现场、现场交易情况等同步录音录像,并对经营者制作询问笔录;三是运用录音、视频等手段同步记录冷链运输的寄运环节与流程并制作勘验笔录。经过调查确认,案涉家庭农场违规销售“一证两标”缺失的“冷鲜禽”产品,而相关快递企业未查验检疫证明即予以承运等违法行为。
2021年1月29日,富阳区院根据《食品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杭州市限制活禽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依法分别向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和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涉案家庭农场以及快递企业的上述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和处理,强化“冷鲜禽”屠宰检疫、线上经营、运输等环节的监管。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家庭农场进行现场检查并开展行政约谈,责令该农场立即整改,同时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农产品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排查,督促平台建立畜禽初级农产品养殖户网络经营者清单、落实禽类产品入网经营者无证无照或无“一证两标”报告制度等。区农业农村局对涉案家庭农场立案调查,同时根据案件关联性责令涉案快递企业落实整改,规范收件查验工作,并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行动,对3家大型农贸市场、58家畜禽企业开展检查。在检察机关推动下,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农业农村局建立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开展线上线下联合监督执法,规范了相关责任主体的经营行为。
【典型意义】
随着“冷鲜禽”产品网络销售的日益普及,食用农产品网络经营者未按规定屠宰检疫、产品“一证两标”缺失以及冷链运输环节不规范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针对食用农产品网络销售的监管盲点、难点,坚持全流程监督,开展线上线下同步调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协同治理,防范疫病传播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贸市场 食用农产品安全
【要旨】
农贸(集贸)市场包括批发市场是城市食品供应的重要渠道。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加强此类市场的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做到源头防控,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基本案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部分农贸市场中销售的蔬菜、豆制品、水产品三大类共16种食用农产品的部分样品,检出非食用物质甲醛、吊白块,部分新鲜蔬菜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等情形,具有较大食品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夏区院)接到最高检交办的案件线索后,成立了专项监督行动小组,对辖区8个集贸市场(含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了初步调查,以春节期间消费需求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肉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等作为重点,并随机对准入上述市场销售的菠菜、小白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和豆腐、豆皮等豆制品以及鱿鱼、牛肚等水产品共三大类16种食用农产品进行了抽样快速检测,共调取书证87份,制作调查笔录3份,拍摄现场照片26张。初步调查发现,同心路综合市场的水发鱿鱼、润恒城批发市场的水发牛肚经抽样检测,均检出非食用物质甲醛;同心路综合市场的豆腐、兴泾镇农资市场的豆干、豆皮经抽样检测,均检出非食用物质吊白块;兴泾镇农资市场的西兰花、小白菜和润恒城批发市场的菠菜经抽样检测,均检出农药残留超标。上述抽样检测不合格率高达50%,具有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对社会公共健康利益造成威胁。
经初步调查,西夏区院于2021年2月立案,进一步调查取证后,向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食用农产品销售环节监管力度,加大重点食品抽检频次,依法查处违法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认真履行进货查验和抽样检测义务,建立健全入场销售者档案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保障辖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堵塞监管漏洞,增强监管合力,西夏区院同步向银川市西夏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增加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的频次和覆盖面,对不合格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及时进行查处,确保辖区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在西夏区院的督促下,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分局积极履职:一是组织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6家,商场超市36家,食品经营店205家,累计抽检食用农产品367批次,立案查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案件8件,罚款金额32.2万元;二是集中约谈辖区农产品交易市场开办方负责人,督促其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人员及制度,严格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检验检测等义务,确保入场销售者建档率达100%;三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市局制定印发了《农(集)贸市场文明创建规范》,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落到实处。银川市西夏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也加大了执法力度:加大了抽检频次,对抽查不合格的2家农产品生产经营行为及时进行了查处,申请增建农产品质量监测点10个,基本达到辖区农残检测全覆盖。
经检察机关回访查看证实,涉案违法经营行为已被查处,存在问题已得到切实整改,对检察建议中涉及到的食用农产品加工及经营销售环节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和监管盲区,行政机关已采取专人驻点包抓、加大抽样检测频次和配备合格证等措施予以监管和防范,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经营环节行业乱象得到有效规范和治理。
【典型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主动运用公益诉讼职能守护百姓美好生活,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食品安全监管专项监督,在办案过程中多措并举,以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切入点,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履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大限度凝聚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合力,从源头把好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的第一道安全关,全力守护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餐盘子”的安全。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冷链食品 食品溯源 统筹协调
【要旨】
信息溯源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监管手段。对非法走私未经检验检疫冷冻肉类产品,涉及多个行政区域的,可以由上一级检察机关统筹协调,督促同级行政机关通过健全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加强对食品运输、储存、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切断不安全食品流通链条。
【基本案情】
2020年以来,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生产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冷冻牛肉制品刑事案件21件,案值1560万元。涉案冷冻牛肉制品来自巴西、印度等疫区国家,可能携带疫病病原,为我国禁售食品。相关冷库经营者、农贸市场开办者和熟食店经营者均未查验牛肉来源,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徐州市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上述线索,于2020年12月8日决定立案,对案发于徐州市铜山区、开发区、邳州市等地的21件刑事案件进行全面调研梳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经营主体存在三类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一是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未依法履行食品来源查验、管理义务。如某农贸市场内的熟食店主薛某,大量购入并销售走私牛肉长达五年时间,涉案金额高达320余万元。但农贸市场开办者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查验留存购货凭证、合格证明,以及抽样检验、快速检测的管理义务。二是食品储存场所未依法履行查验义务。如某冷库经营者在2016年至2019年10月间,在没有查验货品合法来源手续的情况下,为价值270余万元的冷冻牛肉制品提供存储服务。三是销售者违反禁售规定。10余名熟食店经营者,明知涉案牛肉制品未经检验检疫,仍卤制加工进行销售。
徐州市院审查认为,本案时间跨度长、涉案肉品多,市场监管部门长期未能发现制止上述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造成大量有安全隐患的食品流向百姓餐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案件涉及全市多个县区,且行政违法行为较为相似,损害相同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从全市层面加强综合监管更为适宜。
2020年12月9日,徐州市院向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依法进行查处,在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食品交易的关键节点场所,全面建立食品安全溯源体系。2021年2月4日,徐州市院与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圆桌会议,进一步商讨健全食品安全保护长效机制的有效举措。
2021年2月8日,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回复履职情况:一是已依法对某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和8名个人经营者进行立案查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定查验义务。二是在全市范围全面推行肉品智慧监管信息化溯源体系建设,实现农贸(批发)市场、商超肉品微信扫码追溯查询全覆盖。三是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夜查+”联合执法和“你点我检”活动,加大夜间路查、市场巡查、定期抽查力度,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溯源的功能在于能够准确查询到食品的源头信息,以此确保有安全隐患的食品难以进入合法流通渠道。同时,检察机关开展食品安全公益保护,上级院应当主动立案统筹协调,通过分析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背后存在的治理问题,全面解决系列问题,健全食品安全溯源长效监管机制。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诉段某某等6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保健食品安全 惩罚性赔偿 专家论证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程度、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受害人数、经营状况、获利情况、财产状况等因素,提出合理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论证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证。当生产者、销售者同时在案时,应结合具体的违法情节认定各自责任。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0年6月间,段某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购进胶囊外壳及含有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的药粉等原料,雇佣他人在陕西省咸阳市制作多种性功能保健食品,并销往全国各地,经查,段某某以批发形式进行销售,金额为40余万元。
2017年至2019年11月间,王某某在明知段某某没有保健食品生产销售资质的情况下,仍从段某某处大量购进名为“加拿大巨根”、“阿拉伯野燕麦”等保健食品,并伙同刘某某等四人,在北京市通州区、密云区等地的多家农贸市场内散发宣传性功能保健功效的广告,再通过快递邮寄等方式销往全国多地。
【调查和诉讼】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通州区院)在办理段某某、王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同步立案,重点围绕涉案保健食品的销售价款、危害性、被告财产状况等开展调查。经查明,2019年1月至11月期间,王某某等五人从段某某处购买并对外销售的保健食品金额共计229298元,从其它渠道购买并对外销售的保健食品金额共计17174元。经鉴定,涉案保健食品中含有西药成分西地那非或他达拉非。经咨询专业机构,消费者在不知道食品中含有上述两种西药成分的情况下超量服用或与其他药品合用,对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对人体视神经和神经系统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公益损害风险。之后,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主持下召开专家论证会,对该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取得专家支持,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依据、条件、计算标准和方式等形成了明确的意见,为办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11月18日,通州区院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持续时间、获利情况和财产状况等因素,根据立法精神和裁判规则,分别对生产者和销售者主张不同范围产品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请求判令被告段某某承担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292980元;判令被告王某某、刘某某等五人承担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171740元;判令被告段某某、王某某等六人以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事实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警示危险。同年12月30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支持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在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是落实中央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重要举措。检察机关通过组织专家论证的方式对相关问题充分论证,对办案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积累了新的经验。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贸市场快检室未依法检测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贸市场 食品快检 食品安全风险
【要旨】
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的快速检测是管控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环节和手段,针对农贸市场快检室普遍存在的违法、不规范且缺乏监管等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促进快速检测规范到位,保障农贸市场食品安全。
【基本案情】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培龙、六合、椰合、力合等4家主要农贸市场快检室存在快速检测种类覆盖不全面、检测试剂过期、贮存检测试剂不符合要求、每日检测登记表造假等问题,导致食用农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危及广大群众餐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据群众反映海口市部分农贸市场快检室检测存在问题,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琼山区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并对辖区培龙、六合、椰合、力合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室检测情况开展调查。通过查看每日检测登记表、电脑记录情况、检测试剂有效期限、检测试剂贮存情况、核对当日检测情况、向检测员了解检测相关情况等方式,发现4家农贸市场快检室快检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种类覆盖不全面;二是出现检测试剂过期情况;三是对食用农产品检测标准不统一,有的市场肉类不做检测,有的市场作为必检测项;四是贮存检测试剂不符合要求;五是每日检测登记表存在造假情况;六是市场摊位号未全部标明,不利于消费者投诉,也不利于监管部门监管等等。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检查制度,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琼山区院于2020年11月3日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对市场开办者未依法履行食品安全检测、检查的违法行为或不规范行为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并采取措施促进农贸市场快检室规范检测工作。在琼山区院的督促下,该局对琼山辖区所有农贸市场快检室进行专项检查整治,制定印发了《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关于印发农贸市场、超市内设农药残留快检室专项检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同时对培龙、六合、椰合、力合等4家农贸市场开办者进行约谈,责令开办者制定整改计划,由辖区监管人员监督落实验收等。
针对全省农贸市场同类问题,截至2020年12月底,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2件。
【典型意义】
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查制度是保障集中交易市场食品安全的法定措施,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室是加强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风险管控的一道重要防线。检察机关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协同共治的职能作用,推动市场行政监管部门开展农贸市场快速检测问题专项整治,依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4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242号建议的答复
姚民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基层检察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财政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落实问题
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手抓改革整体谋划和统筹推进,一手抓改革措施落地落实。高检院根据中央部署研究制定并及时修订检察改革五年规划,召开17次司改领导小组会议逐项研究落实。截至6月底,中央部署由高检院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高检院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有81项已完成或结项,正在试点的2项。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改革深层次效应不断显现。
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检察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的格局。按照中央要求,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非走不可,不管遇到什么阻力,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目前关键是结合检察机关实际做好具体实施工作。从已完成人员分类管理的情况来看,检察官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学历层次明显提高,司法工作经验相对丰富,一线办案人员大幅增加,领导干部带头办案、多办案、办好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明显增强,办案质量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高检院将结合您的建议,继续加大调研力度,科学分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基层检察人员办案人数较少问题,科学进行分类改革。
二、关于深化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问题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严格执行层报审批制度,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和立法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7月18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关于公益诉讼案件经费保障问题,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历来高度重视对基层检察院的经费保障工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2009年起,政法部门改革实行“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经费保障体制。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转移支付力度,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中西部地区县级、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及经济因难地区市(地)级政法部门办案费和业务装备费的保障水平,地方财政部门也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积极加大投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包括办案费在内的检察院各项经费保障水平相应得到较大提高,公益诉讼的案件鉴定费等相关费用也属于办案费用的开支范围。
三、关于依法保障两委换届选举问题
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村“两委"换届选举作为换届选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基层群众行使民主权力、保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有效治理的大事。对于换届选举工作,检察机关历来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服务和保障地方换届选举工作,积极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2016年6月,高检院下发《关于积极发挥惩防职务犯罪职能服务和保障地方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对服务和保障地方换届选举工作作出统一部署。全国检察机关积极行动,把服务和保障换届选举工作纳入各院党组议事日程,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积极部署服务和保障地方换届选举。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专门下发《关于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职能服务和保障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在全区范围内部署开展服务和保障“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安徽将换届选举专项预防工作纳入《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2016-2020年工作规划》工作重点。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警示教育和法治宣传,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互联网门户网站等平台,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地方党委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要求,为依法换届选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各地检察机关积极会同纪检部门,严肃查处“两委"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贿选等破坏选举的违法案件。同时,密切关注黑恶势力、宗族势力等对换届选举工作可能造成的干扰,注意了解掌握异常动向,及时向党委报告情况,协助党委维护好换届选举工作秩序。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的“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工作,特别注意依法惩治农村基层人员采取贿赂或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各地在服务和保障地方换届、尤其是“两委"换届选举中的工作实践,进一步研究改善和加强服务地方换届选举工作的举措,保障“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健康顺利开展,积极推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
(2017年发布 2017年5月1日起试行)
为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进一步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根据刑法、刑事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结合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
(一)危险驾驶罪  1.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可以在一个月至二个月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危险驾驶行为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非法吸收存款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三)集资诈骗罪  1.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集资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四)信用卡诈骗罪  1.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信用卡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五)合同诈骗罪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六)非法持有毒品罪  1.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可以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非法持有毒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七)容留他人吸毒罪  1.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1.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情节一般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基础上,可以根据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人数、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的条件,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20%。
二、附则  1.本指导意见规范上列八种犯罪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案件。  2.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3.本指导意见自2017年5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23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23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符合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精神,有利于维护监管秩序。一是符合刑事政策精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表现属于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的范畴,而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本身就属于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的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也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有利于犯罪人员的改过自新,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目的。二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精神。刑法和监狱法均有罪犯在服刑期间因不同表现而分获不同奖惩,甚至影响服刑期限的规定。在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属于未决犯,但其在监管场所羁押、接受教育和改造等方面均与已决犯相似,对其在被羁押期间的表现也应在量刑上有所体现。三是有利于维护监管秩序。羁押期间未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情绪波动严重,监管难度大,将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能够增强未决羁押人员接受监管的自觉性,有利于看守所监管秩序稳定,减轻监管工作难度和压力。
近年来,上海、湖南、广东、重庆等地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协同配合,已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表现纳入量刑情节。实践中,对于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予以从轻处罚;对于违反监规、表现不好,没有悔罪表现的,在适用其他量刑情节时一并考虑。先行先试的部分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发现了该规定引发的廉政风险、监督困难等问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沟通协调,在充分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关于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的意见,同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操作程序,明确调节幅度,规范该量刑情节的适用。
一、关于建立羁押期间表现考核机制。结合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的探索实践,我们拟建议公安部依据相关监管规定制定量化考核标准,由看守所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日常表现进行考核打分,驻所检察室对看守所考核、评分实施监督;建议检察院根据看守所的评价形成量刑证据材料,并在规定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在庭审中对羁押期间表现量刑建议的证据材料组织调查,并在判决书中表述采纳情况和理由。
二、关于设立羁押期间表现考核指标。结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馈意见,我们拟建议有关部门将羁押表现量化为配合诉讼、遵守监规、内务卫生、悔过自新和学习教育等方面,在基本分的基础上,分别规定加减分的基本标准和分值,再根据分值提出处罚建议。通过明确加减分的认定标准,使得看守所羁押表现考核工作更易于操作和监督,确保量刑考核建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关于规范羁押期间表现的操作程序。一是看守所的考核评定程序。我们建议考核时段为入所之日起至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止,由管教民警逐日记载,并定期在监区内公示,在押人员提出意见且民警核实后发现有误的应予纠正。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看守所应根据考核情况制作评分表,并经管教民警、部门领导、评估小组等层层把关,形成书面量刑意见,连同证据材料提交驻所检察室审查。二是驻所检察室的审查呈报程序。驻所检察室检察人员应当在审查书面材料的同时,通过和在押人员谈话等形式,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审查意见。三是公诉部门的审查复核程序。公诉部门在审查核实各项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并向法院移交。近年来,黑龙江、上海、江西、广东等地已对该机制进行一些探索,出台了相关文件,我们拟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有关该机制的全国性指导意见。四是法庭审判裁量程序。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将看守所提供的入所后的表现鉴定等材料作为量刑证据出示;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由法庭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决定是否采信该量刑证据。合议庭根据案件事实和被告人表现确定是否适用该量刑情节及调节幅度,最终形成判决结果,并在裁判文书中作相应表述。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4183号(政治法律类30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4183号(政治法律类307号)提案答复的函
你界别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制度,通过制定《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等多个指导性文件,努力从立案、审理、裁判和追责等多环节规范法官裁量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立案环节上,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的重要部署,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在立案环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予以登记立案,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对于是否应将案件合并审理,需在实体审理中结合当事人答辩情况予以判定。
在审理环节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裁判文书公开与释法说理工作,注重提升司法透明度,规范法官行使裁量权,近年来多次印发涉及裁判文书公开与释法说理的指导性文件,不断规范裁判文书公开和说理范围、方法、要求和程序。同时,多措并举健全完善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和释法说理的配套机制建设,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开展“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示范引领作用。地方各级法院也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教育培训,有效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法官释法说理能力。
在执行环节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执行法官裁判权的规范,进行重点规制。对于“随意追加被执行主体”“执行案外人财产”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性文件等,从制度层面予以规制;对于“无故拖延执行时间”等问题,在制度上予以规范的同时,还通过动态管理、开展专项行动等方式予以治理。
在监督和追责环节上,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顶层设计,扎实开展法官惩戒各项工作。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着重对惩戒对象、线索受理、调查核实、提请审议、作出惩戒、申诉复核等工作程序进行明确。同时推动建立与纪检监察机关协同配合机制,明确人民法院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法官惩戒中的职责范围和任务分工,建立相互之间的沟通协作及情况通报机制,共同形成监督合力。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推进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严格落实审判执行各项制度,切实加强对下指导监督职能,规范法官裁量权,确保司法公正公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感谢你界别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2017)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7年1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7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7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二年。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一至三年。
失信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提供了充分有效担保的;
(二)已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
(三)被执行人履行顺序在后,对其依法不应强制执行的;
(四)其他不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形。”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将第二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的执行通知中,应当载明有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提示等内容。
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并作出决定。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也可以依职权决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人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应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应当写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理由,有纳入期限的,应当写明纳入期限。决定书由院长签发,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决定书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六、将第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纠正:
(一)不应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
(三)失信信息应予删除的。”
七、将第四条改为第六条,第(一)项修改为:“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
八、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将第三款改为:“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
将第四款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不应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撤销失信信息。
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正失信信息。”
十、将第七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
(一)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人民法院已执行完毕的;
(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
(三)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四)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
(五)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
(六)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
(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
有纳入期限的,不适用前款规定。纳入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人民法院应当删除失信信息。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六个月内,申请执行人申请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公布、撤销、更正、删除失信信息的,参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根据本决定,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
(2002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保障代理民事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查阅所代理案件有关材料的权利,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现对诉讼代理人查阅代理案件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代理民事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查阅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但是,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不得影响案件的审理。
诉讼代理人为了申请再审的需要,可以查阅已经审理终结的所代理案件有关材料。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为诉讼代理人阅卷提供便利条件,安排阅卷场所。必要时,该案件的书记员或者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在场。
第三条 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需要查阅案件有关材料的,应当提前与该案件的书记员或者审判人员联系;查阅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有关材料的,应当与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联系。
第四条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应当出示律师证或者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应当填写查阅案件有关材料阅卷单。
第五条 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查阅案件材料限于案件审判卷和执行卷的正卷,包括起诉书、答辩书、庭审笔录及各种证据材料等。
案件审理终结后,可以查阅案件审判卷的正卷。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后,应当及时将查阅的全部案件材料交回书记员或者其他负责保管案卷的工作人员。
书记员或者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对诉讼代理人交回的案件材料应当当面清查,认为无误后在阅卷单上签注。阅卷单应当附卷。
诉讼代理人不得将查阅的案件材料携出法院指定的阅卷场所。
第七条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可以摘抄或者复印。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材料,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复印案件材料应当经案卷保管人员的同意。复印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有关材料,诉讼代理人可以要求案卷管理部门在复印材料上盖章确认。
复印案件材料可以收取必要的费用。
第八条 查阅案件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诉讼代理人应当保密。
第九条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时不得涂改、损毁、抽取案件材料。
人民法院对修改、损毁、抽取案卷材料的诉讼代理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查阅案件有关材料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2022年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按照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三年来《决定》实施情况,请审议。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对于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规划了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2018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相关工作启动。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明确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法律依据。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以下简称法庭)挂牌成立,开始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正式运行。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立运行后,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呈现出以下新特点、新趋势:一是案件数量增长迅速,涉案标的额日益增大。三年来,各地法院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一审案件59351件,审结55835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10.5%;法庭共受理此类二审案件9458件,审结7680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49.3%;发明专利侵权一审和二审案件分别年均增长26.5%和31.8%;诉请金额超亿元案件增多,反映出科技发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二是涉及的技术前沿领域日益扩展,新型纠纷大量涌现。法庭受理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占比超过五分之一,且增幅明显加快。裁判中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难度不断加大,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亟待健全,对优质司法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三是涉外案件占比较大,诉讼的国际性特征更加凸显。法庭受理的涉外案件持续快速增长,占全部案件的十分之一,其中发明专利授权确权案件中涉外案件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一些案件国内诉讼与国外诉讼交织,以标准必要专利等为代表的科技领域知识产权全球竞争更加激烈,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愈发重要。四是案件来源的地域性更趋分化,审判指导需要持续强化。案件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和产业聚集地区,法庭受理案件中超过一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但也有一些中西部地区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各地法院审理的关联案件和需要准确把握多层次价值取向的案件明显增多,在全国范围加强政策指导、工作统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
一、工作开展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目标定位,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国际化”要求,扎实有序推进法庭建设和相关工作开展。
(一)坚持创新驱动,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科技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三年来,共受理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9368件,审结7625件;受理垄断案件90件,审结55件。
一是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全面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司法解释,依法审理水稻“金粳818”、玉米“隆平206”等品种权案件,发布全国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会同农业农村部共建合作机制,坚决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在涉“中药发药机”发明专利无效案中维持专利权效力,有效服务疫情防控大局。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在涉“高温微波膨化炉”“指纹识别”“彝族医药”等专利权属案中准确认定职务和非职务发明,有效保护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
二是切实加大侵权惩治力度。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有效防止权利滥用,持续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针对举证难,依法适用证据规则,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合理运用举证妨碍排除制度,积极运用司法惩戒,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针对周期长,探索“先行判决+临时禁令”和“发回重审+临时禁令”等裁判方式,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针对赔偿低、成本高,切实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在“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判赔1.59亿元,在“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中顶格判令5倍惩罚性赔偿3000余万元,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一审平均判赔金额较法庭成立前增长147.1%。
三是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集中发布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在“砖瓦协会”案中认定当事人无权主张因其实施横向垄断协议所造成的自身损害,明确反垄断民事救济导向。在“驾校联营”案中宣告联营协议等无效,从源头上制止垄断行为。在“沙格列汀片”发明专利侵权案中,对药品反向支付协议作出反垄断初步审查,积极引导市场公平竞争。在涉“优选锯”“胍基乙酸”“石化废气无害化处理”等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充分运用举证责任转移、惩罚性赔偿等手段,坚决遏制侵权行为,切实加强技术秘密保护。
四是依法支持监督行政行为。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反垄断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受理专利授权确权和反垄断等行政案件2249件、审结1656件,推动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在涉“磁共振成像”技术发明专利无效案中科学合理解释权利要求,加大对自主创新成果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审理知识产权和反垄断行政处罚、行政裁决案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二)服务对外开放,推动全球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治理规则更加公正合理
知识产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通过依法公正裁判涉外案件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公平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共受理涉外案件877件、审结596件。在“NX”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中支持外方权利人以正版价格主张赔偿,在“带锁髓内钉”发明专利侵权案中因侵权人拒不提交账册改判全额支持外方权利人主张的2000余万元赔偿金,助力营造我国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二是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参与编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专利案件管理司法指南》,组织筹办中欧、中新等涉知识产权司法会议,4起药品专利案件裁判入选南方中心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案例数据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三)深化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改革思维破解难题,以创新方式保护创新,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切实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审判指导工作。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6个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格局。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发布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年度案例、每周新案以及年度工作报告和裁判要旨,制作发改案件分析报告,建立上下级法院案件信息通报反馈机制,定期举办“法庭讲坛”等方式,切实加强审判指导,有效提升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能力水平。
二是健全知识产权诉讼机制。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和共享机制,450余名技术专家入库,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机制,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确保权利解释协调一致。健全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坚持全面随机分案,落实合议庭负责制,全面推行类案检索,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化便民利民诉讼服务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改革,探索“知产法庭+巡回法庭”“勘验+庭审”审判模式,简化涉外案件公证认证手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是推动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定期与行政主管部门交流研讨法律适用实务问题,推动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提升工作合力。加快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强化在线诉调对接。指导地方法院与执法机关建立跨地域跨部门合作机制,助推区域协同创新。
四是提升审判智能化水平。积极推进司法大数据深度应用,建立全国首个技术类知识产权裁判规则库,构建大数据分析平台,有效支撑审判管理与司法决策。大力推进在线诉讼,推动解决实物证据在线质证难题,探索开展上诉案件卷宗电子化流转,疫情发生以来在线审理案件3000余件。全面推行诉讼文书集约送达,目前超过98%的案件采用电子送达,2021年完成电子送达26443人次,成功率96.4%,平均周期12.7小时,大大缩短送达时间。
(四)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
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审判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国际影响大,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加强法庭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审判队伍。
一是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法庭党建工作法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创新成果“百优案例”,先后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荣誉。
二是加快专业化能力建设。从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法院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抽调借调优秀人才,着力建设全国知识产权审判人才高地。法庭现有42名法官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34%是博士,34%有理工科和法科复合学历背景,25%有海外留学经历。实施“知产英才”计划,探索与各地法院建立人才交流培养常态化机制,培养储备更多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审判人才。
三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制定落实分案细则、专业法官会议规则、审判权责清单、“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队伍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团结拼搏、艰苦奋斗、风清气正的良好风貌。
二、主要工作成效
经过三年运行,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效果集中显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近期,中央政法委委托中国科协、中国法学会对法庭三年工作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最高人民法院同步进行自我评估,一致认为基本实现“四个进一步”的预期目标要求。
一是裁判标准进一步统一。由法庭集中管辖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从体制上解决了过去由各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存在的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也有效解决了当事人对地方保护的担忧。三年来,法庭累计召开专业法官会议160次,讨论案件772件,总结形成一系列裁判规则。通过加强建章立制,确保法庭内部和上下级法院法律适用统一,增进了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
二是审判质效进一步提高。法庭三年来民事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发改率18.1%,高于法庭成立前,调解撤诉率35.5%;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122.6个自然日,较法庭成立前一般在半年以上明显缩短。我国已成为审理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申请再审率相比法庭成立前下降近10个百分点,目前仅有1起专利侵权案件因判后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而进入再审程序。根据第三方评估过程中1.4万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曾有知识产权诉讼经历的科技工作者中有84.5%的人对诉讼维权结果表示满意;超八成科技工作者认为,与三年前相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得到强化、创新法治环境得到改善。
三是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标杆性判决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法院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均为外国主体的专利案件不断增多,我国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之一。国内外高度关注法庭设立运行,案件庭审视频案均观看量近2万次,中英文网站访问量超过1.4亿次,“香兰素”案仅一条微博话题即累计阅读1.5亿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法院、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对法庭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四是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加强。通过依法审理一系列重大知识产权和垄断纠纷,彰显保护科技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的鲜明态度,有力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国家战略实施,深入研究专利法修改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禁诉令”制度、维护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主权等重大问题,加强植物新品种与种质资源、中医药传统知识、集成电路、技术秘密等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相关成果有的被立法采纳,有的被纳入国家重大规划,有的转化成为司法解释、司法政策。
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决策完全正确。回顾总结过去三年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必须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必须立足“两个大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必须遵循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统一高效解决专业领域纠纷和前沿法律问题,实现知识产权审判与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实践同频共振,及时有效回应各类创新主体的司法需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支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对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等重大改革作出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2021年10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栗战书委员长发表重要讲话。11月3日,王晨副委员长带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监察司法委、教科文卫委、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到最高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调研。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围绕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多次深入开展调研。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知识产权审判相关建议111件,2019年以来连续三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均为重点督办建议,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一直是代表关注的重点。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和审议《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目前,法庭运行还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困难。
一是职能定位需要进一步完善。2021年受理案件占全院案件的15%,其中民事和行政二审案件分别占全院68%和100%,既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过大,也不利于更好发挥研究制定司法政策、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等方面职能作用。同时,案件不分大小难易都上诉至法庭,在加剧自身人案矛盾的同时,又导致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指导职能弱化和专业审判队伍萎缩,不利于发挥各地审判资源禀赋和矛盾分流化解优势,也影响到专业审判人才梯队培养。2020年、2021年法官人均受理案件分别为109.2件、126.5件,远超设庭时的测算基数。
二是人财物保障亟需进一步加强。法庭由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与承担的繁重任务、重大使命不相匹配,面临人财物、办公场所保障等诸多困难,亟待解决。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党中央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改革任务,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发挥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一是以更大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紧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保护,服务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二是以更实举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不断健全完善竞争案件裁判规则,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服务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是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研究与探索,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竞争,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结合法庭试点总结评估情况,我们建议在坚持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完善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深入总结改革成绩经验,按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的“实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工程”和“完善上诉审理机制”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优化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健全专业化审判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彰显大国地位和国际形象。二是加强人财物等方面保障。推动尽快面向全国集中选调专业人才,加强配套保障,确保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稳定高效运行。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决定》实施情况,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司法服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2021〕289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已于2021年9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5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包括起草制定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发布案例、落实类案检索制度、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等推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各项工作。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负责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
各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负责起草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案例等统一法律适用工作。
审判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审管办)负责统一法律适用的统筹规划、统一推进、协调管理等工作。
第三条 各审判业务部门办理审判执行案件,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遵循证据规则,正确适用法律,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四条 各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对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和不统一等情形,应当及时总结经验,通过答复、会议纪要等形式指导司法实践,条件成熟时制定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
第五条 研究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征集、审查、发布、编纂和评估等工作。其他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等不得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观点、裁判标准相冲突,不得冠以指导性案例或指导案例等类似名称。
第六条 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办法官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一)拟提交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
(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
(三)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
(四)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
(六)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七)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八)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交指导性案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类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
(九)院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
类案检索可以只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第七条 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在审理报告中对类案检索情况予以说明,或者制作专门的类案检索报告。
类案检索说明或者报告应当客观、全面、准确反映类案检索结果,并在合议庭评议或者专业法官会议、赔偿委员会、司法救助委员会、审委会讨论时一并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应当随案归入副卷。
第八条 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将案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情况纳入评议内容。
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交指导性案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类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合议庭应当将所提交的案例或者生效裁判与待决案件是否属于类案纳入评议内容。
第九条 待决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合议庭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
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得作为裁判依据引用。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应当注明指导性案例的编号。
第十条 待决案件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类案裁判法律适用标准不一致,或者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法律适用标准的,合议庭应当建议提交部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院庭长发现待决案件存在前述情形的,应当依照程序召集部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前款规定的案件因涉密等原因不适宜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层报分管院领导批准可以直接提交审委会讨论。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健全跨部门专业法官会议机制,研究解决跨部门的法律适用分歧或者跨领域的重大法律适用问题。
第十二条 部门专业法官会议和跨部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应当形成案件讨论记录和会议纪要。案件讨论记录和会议纪要随案归入副卷。
跨部门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分送审委会委员和相关审判业务部门,审管办负责整理存档。
第十三条 各审判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加强审判管理和业务指导,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各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对合议庭与专业法官会议意见、审委会决定不一致的案件进行分析研究,认真梳理总结审判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不统一、不明确问题。审管办应当通过案件质量评查、群众来信等途径及时发现、收集、整理法律适用不统一、不明确问题。
第十四条 对于通过各种途径发现的具体法律适用不统一、不明确问题,审管办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审委会法律适用问题决议等形式明确具体裁判规则。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统一法律适用平台及其数据库,审管办、研究室、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根据各自职能分工,负责统一法律适用平台及其数据库的规划、建设、研发、运行维护和升级完善。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审判业务部门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请示案件、执行复议监督案件,经专业法官会议、赔偿委员会、司法救助委员会、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以及其他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件,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后,审管办应当及时组织编纂并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
死刑复核案件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的标准和数量,由各刑事审判庭根据保密要求自行确定。
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应当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的,由各审判业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定期报送相关案件的专业法官会议纪要,随案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
第十七条 对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的案例,应当及时进行检查清理。
各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纳入统一法律适用平台数据库的案例已经不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或者相关裁判已经被改判、撤销的,应当及时通知审管办进行更新。
第十八条 各部门应当加大对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强化审判人员在法律解释、案例分析、类案检索、科技应用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审判人员统一法律适用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九条 审判人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梳理案件裁判规则等情况应当计入工作量。各部门和审判人员推荐或编纂案例被审委会确定为指导性案例,或者对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意见被审委会采纳形成审委会法律适用问题决议的,可以作为绩效考核时的加分项。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50号(科学技术类20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50号(科学技术类20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提案》收悉,经商国家知识产权局,现答复如下:
一、持续推进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建设
201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83414件,较2017年和2016年分别增长约41%和108%,审判压力逐年加大。为了提升审判质效,减轻群众诉累,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等文件。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和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就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建设开展积极探索,及时总结成功经验进行推广。
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全流程公开
为确保案件审判质量,发挥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提升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所有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实现网络直播,重大案件采用全媒体直播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等旁听庭审,裁判文书的依法公开上网率达到100%。采取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典型案例、年度报告、年鉴等形式,及时总结和展现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成果、新规则、新经验。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流程公开,推行网上办案,实现全程留痕,实时监督。开通网上立案、咨询、调解、接访,探索远程视频开庭,司法公开的信息化、数据化、精细化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持续推进。
三、完善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的举证调查制度
知识产权由于权利无形性和行为隐蔽性,在证据规则设计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诉讼,急需建立健全体现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特点的证据规则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了专项调研,2017年启动《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基本方向是立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诉讼诚信体系建设,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充分发挥证据保全制度优势,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建立证据妨碍排除规则,细化公证证据、电子证据的采信规则,从而构建激励当事人积极、主动提供证据的诉讼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另外,为规范、完善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的规则,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两个文件,明确了现阶段技术调查官的选任、定位和职责。
四、依法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赔偿力度
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并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转变司法理念,坚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指导思想,整体上提高赔偿数额。二是从用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入手,尽力查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侵权获利。三是有效地开展诉讼保全,大力推进诉讼诚信建设,尽量降低维权成本。四是2015年9月成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专门研究以市场价值为导向解决赔偿难问题。近几年,判赔数额整体提升,2018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和五十件典型案例中,就有不少巨额赔偿的典型案例。如快播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对快播公司未经许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网络视频版权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处以2.6亿元罚款,体现了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升侵权人违法成本的价值导向。
五、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刑事审判震慑功能
近年来,各级法院以全面推进“三合一"改革为契机,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审理指导业务由刑庭划转至知识产权审判庭,刑庭法官调入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组建了专门负责“三合一"的审判团队,从人员、机构、职能上全面实现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截止2018年底,全国已有17家高级法院、113家中级法院和129家基层法院实行了“三合一"。2019年上半年,又陆续有相关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推进“三合一"改革方案。2018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侵犯知识产权罪一审案件4319件,审结4064件,分别同比上升19.28%和11.59%。为全面了解各级法院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刑事审判指导的针对性,最高人民法院还赴多地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阅卷调研。
六、加强完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布局和审判队伍建设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格局,整合知识产权审判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在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基础上,自2017年开始,陆续批复设立了包括成都知识产权法庭在内的21个知识产权法庭,作为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从前期的实践来看,这些专门机构的设立,对便利当事人诉讼、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案件审理质量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鉴于各地方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审判经验丰富程度等方面的实际差异,相关工作仍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稳妥有序的推进。同时,由于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量迅猛增长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性较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出现了人才相对短缺的情况。对此,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各级法院将根据中央要求,会同党政机关和组织部门,制定知识产权审判专门人才培养和储备规划,优化培养路径,尽快建立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细化培养方案,进一步激发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向国际一流看齐。
七、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推进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建设,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合作,逐步形成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效衔接"的高效保护模式。在具体落实层面,从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申请强制执行等三方面加强对地方的指导,强化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推进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协同提高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效率。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批复建设24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指导保护中心与法院等司法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工作互动、执法协作等协作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紧密衔接,发挥好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优势互补作用。积极落实商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咨询等工作。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外商标犯罪案件108件、同比增长28.57%。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6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6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的重大决定,自2015年5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对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截至2017年3月,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100万件,同比上升33.92%。当场立案率超过95%,上海、重庆、宁夏等地超过98%。立案渠道全面畅通,“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问题基本根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016年,中央改革办派出督察组,对立案登记制改革进行专项督导后,充分肯定了立案登记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您建议提及的问题,即:恶意诉讼等滥用诉权问题在各地普遍存在,部分纠纷本身并无争议,被起诉人仅因起诉人的一纸诉状,就被拖入到诉讼程序,既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又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
建立审前程序是现代法治国家地区实施登记立案的通常做法。以英美法系为例,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应以诉讼格式的要求为依据。案件进入法院后,不意味着能够进入审判程序,而是通过诉答程序或审前程序,在审前程序解决多数民事案件。如被告可以针对缺乏事项管辖权、无对人管辖权、审判地不适当、送达程序不充分、没有陈述救济请求、不可或缺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等提出撤销案件的动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审前处置包括:即决判决(summaryjudgment)。法官如认为“诉辩状、录取证言、对质询书的回答、自认与宣誓书(如果有的话)共同表明要件事实不存在真正争点,而且动议方当事人有权获得一个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时,就不需经过完整的审判而作出即决判决。其目的主要是避免不必要的庭审或者简化庭审。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借鉴英美法系经验,相应建立审前准备程序,对案件进行甄别和过滤。
一般认为,域外审前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整理案件争点。在法官主持下,对双方间的权利义务、案件事实、证据、理由等事实上、法律上及证据上的争点进行整理,过滤掉重复和不必要的内容,明确庭审对象和范围。二是固定案件证据。为当事人提供收集证据的强有力手段,以便使开庭审理时双方的攻击防御能够建立在具有充实材料的基础上,并保证经短时间的集中审理后,作出的结论在实体上有更高程度的妥当性。三是保障开庭审判。法官通过监督当事人随时交换准备书状和传达书证等,要求对没有提出诉讼请求的理由加以解答以及为解决争端作必要的说明,依职权传唤当事人并进行询问,监督案件调查,确认当事人和解协议,处理其他如保全、诉讼费等附带诉讼事项。四是实现案件分流。经过审前程序,使当事人在对案情、自己一方和对方在掌握证据的强弱态势以及诉讼结果的预测等方面获得更加明白清醒的认识基础上,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解决纠纷。五是促进案件和解。在审前程序中,通过抓住矛盾尚未激化的短暂时机,在双方对各自诉讼胜负已有预料情况下,支持、指导或帮助当事人达成和解,可以为当事人进行平等对话创造有利空间,从而促进纠纷快速解决,防止矛盾激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共九条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具体内容为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答辩和管辖异议、告知合议庭组成、调查取证、案件分流等。2015年2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庭前会议的以下职能:(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二)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和提出的反诉,以及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四)组织交换证据;(五)归纳争议焦点;(六)进行调解。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域外审前程序和我国民事诉讼审理前的准备程序,存在以下根本的差别:一、从制度属性看,域外审前程序是一个独立程序,时间开始于法院接受诉状、终结于正式开庭审理前,由专门的法官主持。我国民事诉讼审理前的准备程序附属于庭审程序,案件已经登记立案即移交审判庭后审理,审前处理和案件审理法官是同一。二、从具体运作看,域外审前程序通过引入双方当事人诉答、开示证据、促进和解等,对程序事项进行处理后,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案件,交由审判法官集中审理。我国民事诉讼审理前的准备程序启动时,对争议是否真实存在、恶意诉讼、当事人具体诉求等程序判断问题未加过滤,导致法官忙于裁判、不堪重负,而诉争焦点变更、证据突袭等这些程序问题常发,更使得诉讼结果和审理周期充满了不确定性。三、从实际效果看,域外审前程序通过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和多元化解,有效缓解了审判压力。以美国为例,95%的案件通过审前程序得到化解。我国现有诉讼机制下,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先行调解,则全部进入实体审理程序,繁简分流、多元化解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综上,立案登记制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内容,在中央政法委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这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现有诉讼机制不适应、不匹配立案登记制的问题日益显现,通过立法修改建立独立的审前程序势在必行。具体到您建议提及的增加关于询问被告确定案件是否有争议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建立独立的审前程序的一个环节。但是,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司法解释,似难以进行突破。当然,对于立案登记制改革出现的“案多人少"、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通过实施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院庭长办理案件等改革,提高审判质效,缓解工作压力;要求严格执行2016年6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试点开展诉讼诚信档案建设,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坚决维护正常诉讼秩序。但是,如何在制度上防范、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推动立法机关修改建立独立的审前程序。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着手开展专项调研。我们也希望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这项工作,致力于改革现有诉讼机制,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创造更多的当事人选择化解纠纷程序机会,实现案件审理的“简案快审、难案精审",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2023年3月1日)
目 录
案例一 踩踏烈士墓碑底座、在墓碑前不敬摆拍应依法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李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权纠纷案
案例二 劝阻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行为,劝阻人挣脱抓扯对被劝阻人损伤不担责
——刘某诉史某健康权纠纷案
案例三 自愿参加“广场舞”猝死,组织者无过错不担责
——张某诉李某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案
案例四 丧子老人可对孙子女“隔代探望”
——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案例五 子女受父母胁迫结婚可请求依法撤销婚姻
——周某诉付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案例六 父母异地共同抚养让儿童利益得到最优保障
——李某诉朱某甲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案例七 向未成年人提供内容不健康网络服务的合同无效
——唐某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八 遭受职场性骚扰有权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王某诉傅某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
案例九 劳动者有权拒绝用人单位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
——沈某某诉胡某、邓某劳动争议案
案例十 劳动者请假照看病危父亲,用人单位应给予适当善意和包容
——李某与某电子商务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一
踩踏烈士墓碑底座、在墓碑前不敬摆拍应依法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李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英烈保护
一、基本案情
2021年7月15日,李某在康西瓦烈士陵园内踩踏刻有烈士陵园名称的石碑底座,斜倚碑身摆拍,后到陈祥榕(喀喇昆仑戍边烈士,2020年6月在边防斗争中壮烈牺牲,中央军委为他追记一等功)烈士墓前,脚踩墓碑底座,以不雅手势对着墓碑再次摆拍。同日12时许,李某将上述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经多名微信好友指出照片内容对烈士不尊重,李某遂将该内容删除。同日14时许,李某再次将照片发布至今日头条个人账号,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扩散,引发社会公众对李某的强烈愤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以李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李某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李某公然藐视国家法律,踩踏烈士陵园石碑底座,斜倚碑身,脚踩墓碑底座,摆出不雅手势和不敬姿势拍照并两次上传网络,造成大量传播扩散,引发社会公众强烈愤慨,伤害社会公众的民族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应予惩处。审理法院根据李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李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判令李某在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无数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任何歪曲、丑化、亵渎、诋毁英雄烈士的行为均应受到社会的谴责。本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弘扬英烈精神、捍卫英烈尊严的坚定立场,对于弘扬爱国、法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劝阻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行为,劝阻人挣脱抓扯对被劝阻人损伤不担责
——刘某诉史某健康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文明出行
一、基本案情
2021年3月23日中午,刘某因未能在已取消的公交站台等候到公交车而心生不满,后刘某找到准确站台搭乘上公交车。在公交车行驶途中,刘某为泄愤,辱骂他人,并与公交车驾驶员发生口角。期间,史某规劝刘某不能与公交车驾驶员争吵,影响安全驾驶,刘某非但不听劝阻,反而再次与史某产生口角争执。两人在某公交车站广场处下车后,刘某故意拉住史某不让其离开,史某挣脱刘某,刘某在纠缠拉扯过程中倒地受伤,引发本案纠纷。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刘某恣意妨碍公交车安全运行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史某劝阻行为系理性的正当、正义行为,应当得到肯定,而刘某下车后继续故意纠缠拉扯史某,从而引发本案纠纷,系不当之举。后刘某在纠缠拉扯过程中受伤,依据事发当时公安机关的调查,刘某伤势系意外造成,史某不存在违法行为。故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刘某因在公交车上与公交车驾驶员、史某接连发生口角,后为泄愤跟随史某下车,纠缠拉扯史某不让其离开,其行为既不理性,也不正当。史某为了公共安全,好意劝阻刘某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行为,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史某好意劝阻行为应当得到肯定。本案对于倡导文明出行、鼓励好意劝阻、维护公共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弘扬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三
自愿参加“广场舞”猝死,组织者无过错不担责
——张某诉李某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公正法治
一、基本案情
李某系跳舞、军鼓爱好者,常年义务为社区群众教授舞蹈、军鼓等文娱活动,同参与活动的居民一起建立了微信群并被选为群主。2022年1月,张某某作为舞龙爱好者加入该群一起参与活动。同年1月16日上午6时,李某在微信群中通知打鼓队成员为当天表演活动进行集合彩排。张某某并非打鼓队成员但仍于上午8时到活动现场附近练习舞龙。上午8时30分,张某某在练习中晕倒。李某与其他成员立刻上前急救,并拨打急救电话,随后李某同救护车一起将张某某送至医院。但张某某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心源性猝死。死者张某某之子张某认为李某对死者在活动中意外猝死存在过错,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对张某某抢救过程中未尽到救助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遂将李某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2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事发上午练习舞龙并非受李某的邀请,其发生意外,死因系心源性猝死,并非他人行为造成。李某虽系活动的组织者但其组织行为并无过错,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李某与活动人员对张某某进行了必要的急救措施,并跟随救护车将张某某送至医院,尽到了作为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张某某意外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三、典型意义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身到晨练、广场舞的队伍中。这些活动多由邻里自发组织、自愿参加,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组织者对其他参与者在活动中的行为及风险往往难以准确预判。如将这种不确定性风险强加给其他人,要求他人对这种不确定性承担责任,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会阻碍这类健身活动的正常开展。本案处理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社会公众对公正的认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从容地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之中,享受运动快乐,有利于倡导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四
丧子老人可对孙子女“隔代探望”
——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尊老爱幼
一、基本案情
沙某某之子丁某甲与袁某某系夫妻关系,丁某甲与袁某某于2018年1月3日生育双胞胎男孩丁某乙、丁某丙。同年7月28日,丁某甲去世。丁某乙、丁某丙一直与袁某某共同生活。沙某某多次联系袁某某想见孙子,均被袁某某拒绝。沙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每月探望孙子两次。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了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享有探望权,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等其他近亲属是否享有探望权未作出规定。祖父母与孙子女的近亲属身份关系,不因子女离婚或去世而消灭。本案中,沙某某老年丧子,其探望孙子是寄托个人情感的需要,是保障未成年孙子健康成长的需要,是祖孙之间亲情连接和延续的重要方式,袁某某应予配合。鉴于沙某某长时间不能探望孙子,审理法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促进家庭和谐的原则出发,判决沙某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某乙、丁某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双方探望前做好沟通,袁某某应予配合。
三、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法律规定虽然未明确将探望权的外延延伸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但在子女健在的情况下,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可以通过子女的探望权实现“探望”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目的;在子女死亡的情况下,允许丧子老人进行隔代探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国传统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有益于慰藉老人情感和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体现了司法的温度,实现了良法善治。
案例五
子女受父母胁迫结婚可请求依法撤销婚姻
——周某诉付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核心价值:婚姻自由
一、基本案情
女孩周某在其母亲安排下与付某相亲。因付某家庭条件较好,两家又系远房亲戚,周某母亲非常希望周某与付某缔结婚姻。在周某明确拒绝与付某交往后,周某母亲强行将在外地工作的周某接回家,并以死相逼,表示如周某不同意该婚事就将其赶出家门。周某害怕家庭关系破裂,又担心母亲寻短见,不得不与付某登记结婚并举办婚礼。婚后近一年时间里,双方并未建立夫妻感情,也从未有过夫妻生活。但周某母亲仍不准许周某提出离婚,母女俩多次争吵并发生肢体冲突。周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其与付某之间的婚姻关系。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结婚应当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行为,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胁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在周某多次明确提出不愿意和付某恋爱、结婚的情况下,周某母亲仍以将周某赶出家门、“死给周某看”等作为要挟,导致周某在违背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与付某结婚。周某母亲的行为严重干涉了周某的婚姻自由,其行为构成胁迫。现周某要求撤销其与付某之间的婚姻符合法律规定,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弘扬自由、文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判决撤销周某与付某之间的婚姻关系。
三、典型意义
母亲要求女儿按自己的意愿组建家庭,虽然本意是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幸福的归宿,但以死相逼,胁迫女儿与相亲对象结婚,不仅没有让女儿获得如期的幸福,反而给女儿带来痛苦和绝望。在子女婚恋问题上,父母“该放手时应放手”,可以做好参谋但不能代作决断、强行干预,否则不但会侵害子女的婚姻自由、伤害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也会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判决撤销周某与付某之间的婚姻关系,既保护了周某个人的合法权益,也向整个社会传达了婚姻自由的理念,有利于倡导独立、自主的婚姻观和自由、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六
父母异地共同抚养让儿童利益得到最优保障
——李某诉朱某甲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核心价值:关爱儿童
一、基本案情
朱某甲与李某协议离婚,双方同城居住,约定未成年儿子朱某乙由朱某甲抚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每周末接走探望并送回,时间有变动另行商定。2020年初,朱某甲因工作调动在未征得李某同意的情况下携朱某乙迁居至外埠生活,双方就孩子抚养问题产生争议。李某担心环境变化、两地分隔导致自己无法及时探望陪伴朱某乙,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变更抚养关系。
二、处理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朱某乙已年满八周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的规定,审理法院征询了朱某乙意见,其明确表示愿同朱某甲在外埠生活。考虑到孩子在父母离婚后的抚养争议中将再度面临亲情的割裂,带来新的情感和心理创伤。在充分了解当事人情感需求及孩子心理状态基础上,审理法院坚持柔性司法,通过诚挚沟通,科学规划,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协商意见:双方分段利用时间、异地共同抚养、双方共尽义务、共担探视成本、递进抚养费用。本案一揽子解决异地抚养等一系列问题, 法官引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寄语孩子努力奋进、自强不息。
三、典型意义
婚姻破裂,受伤害最大的通常是未成年子女。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战争”则可能再次将未成年子女拖入“斗争泥潭”,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本案以调解实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最优保护,以柔性司法巧妙化解离异夫妻对孩子的异地抚养之争,为当前人口跨地域迁徙流动增多情况下解决离异夫妻异地抚养未成年子女问题探索出成功范例。通过异地共同抚养创新方案化解纠纷,让孩子在父母双方关爱和教育下健康成长,从而得到双重关爱和全面监护,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有利于弘扬和谐、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七
向未成年人提供内容不健康网络服务的合同无效
——唐某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核心价值:社风文明
一、基本案情
唐某于2007年出生,系未成年人。2019年5月25日至2020年12月19日期间,唐某使用其微信账号向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某漫画平台充值浏览漫画,共支付1466元,形成25笔订单。唐某认为,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尽到有效识别未成年人的义务,未对其消费行为和漫画内容进行必要限制。从唐某阅读以及平台推送的内容看,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漫画会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违背了公序良俗。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认定双方订立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判令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退还充值款1466元。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判断行为效力时,应注重对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审查,并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的漫画内容中,既包含行政规章规定的互联网文化单位不得提供的文化产品,也包含大量刺激性、挑逗性语言、裸露的画面以及大量不健康内容。案涉漫画内容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养成产生错误引导,诱发未成年人对漫画内容进行模仿,对未成年人本人、所在家庭和关联群体产生不良影响,与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共识明显相悖。案涉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故判决双方订立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唐某充值款1466元。
三、典型意义
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与目标。本案以网络文化产品内容不健康、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认定网络服务合同无效,一方面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秉持诚信的核心价值观,依法完善服务内容,另一方面发挥司法引领作用,引导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社会各界共同遵循文明、友善、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幼”落实到具体生活中来,共同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文明、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案例八
遭受职场性骚扰有权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王某诉傅某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
核心价值:职场文明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傅某系同事关系。傅某为追求王某,不断拨打王某电话,频繁向王某发送骚扰短信,内容低俗、语言污秽。王某不堪其扰,将此事告知单位。在单位要求下,傅某两次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骚扰王某。但此后傅某仍然通过电话、短信继续骚扰王某。2020年5月26日,王某以傅某骚扰、恐吓为由报警。2020年6月8日,某市公安局某分局确认傅某于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多次以发送骚扰短信、拨打骚扰电话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决定给予傅某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因傅某频繁骚扰,王某被医院确诊患有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王某认为,傅某的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傅某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和医疗费等其他财产损失共计228300元。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任何人不得以身体、语言、动作、文字或者图像等方式,违背妇女意愿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傅某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对王某频繁实施性骚扰,侵害了王某的人格权,并对王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和身体伤害,其行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判令傅某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及医疗费等61804.2元,并向王某书面赔礼道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指出性骚扰行为系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判决不仅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弘扬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案例九
劳动者有权拒绝用人单位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
——沈某某诉胡某、邓某劳动争议案
核心价值:合法用工
一、基本案情
2019年5月20日,沈某某入职某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5万元。沈某某的月工资实际以2574元人民币加一定数额某虚拟货币的方式支付。2020年10月17日,沈某某因个人原因辞职。2020年11月27日,某公司注销,胡某、邓某系公司股东。后沈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胡某、邓某支付工资等人民币53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以虚拟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胡某称应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的主张于法无据,沈某某要求以人民币支付工资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胡某、邓某办理公司注销时承诺的公司不存在未结清工资事宜与事实不符,应对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判决胡某、邓某支付沈某某工资等合计人民币278199.74元。
三、典型意义
根据相关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以虚拟货币支付劳动报酬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规范企业用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增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彰显诚信价值、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弘扬了法治、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十
劳动者请假照看病危父亲,用人单位应给予适当善意和包容
——李某与某电子商务公司劳动争议案
核心价值:职场友善
一、基本案情
李某于2021年2月26日入职某电子商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岗位为工程师。2022年1月21日,李某父亲患癌症晚期,李某通过微信向直属领导张某请假,又通过邮件向领导请假称,“因父亲病重需紧急返乡,特提出请假申请”,请假时间为2022年1月24日至1月30日。当日,李某回家照顾重病父亲。期间,公司要求李某提供有效请假材料,李某亦通过微信提交了父亲病历照片。1月28日,李某父亲病重去世。当日,公司却以李某请假未批不到岗,构成旷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某不服解除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该公司不认可裁决结果,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合理。李某因父亲病重需要陪护,向公司申请事假,既是处理突发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李某父亲患重病病危,在事发紧急的情况下,李某已经向公司请假,在照顾患病父亲期间也将其父患病的相关资料传给了公司。公司在明知其父亲重病的情况下,仍以请假材料不全,未经审批为由,要求李某到岗,未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要求不符,亦有悖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综上,李某不构成旷工,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判决某电子商务公司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3520元。
三、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企业作为社会成员,也应合理承担孝亲敬老的社会责任,对职工照顾父母的孝亲行为予以适当包容和鼓励。本案中,职工为了照顾病危父亲请事假,既是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也是一种孝亲敬老的行为。百善孝为先,企业也应以同理心加以对待,给予职工请假便利,而不是机械管理,消极应对。本案对于树立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弘扬友善、和谐、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5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500号建议的答复
辛琰代表:
您与其他9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修订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相关法律的建议》收悉。您们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法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全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办案保障,通过一体化办案、挂牌督办、专项监督等方式,综合运用支持起诉、督促起诉、诉前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等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关切的案件。目前,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8277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39.8万亩,督促3647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9亿余元。
总体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正如您建议中所指出的,仍存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供给不足、调查权缺乏保障性措施等问题,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推动检察机关调查权立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措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当然,对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手段来说,这些规定还不充分,尤其在调查对象不配合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调查权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保障还不明确。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实践中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文件,学习借鉴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经验和技巧,采取移送违纪违法线索、通报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督促纠正等手段排除调查核实中的障碍。如《中共钦州市钦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钦州市钦北区监察委员会、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的意见》,明确对负有提交资料或者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依法予以党纪、政纪处罚。下一步,在实践探索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将适时提出修法建议,积极推动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设定被调查对象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明确检察机关可以适用妨害诉讼的司法强制措施。同时,积极与党委、政府、监察委等建立工作机制,加大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
二、积极推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完善。设置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为了提高检察监督的效力,增强行政机关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的主动性,节约司法资源。当前,各级检察机关秉承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注重与行政机关共同分析研究解决方案,探索开展诉前会议、公开听证等制度,争取将问题解决在诉前阶段。如山东省检察机关通过诉前程序调动相关职能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公益保护的积极性,形成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以及社会各界的良性互动,诉前行政机关整改率达到91.7%。对于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的情况,检察机关将根据法律规定及时提起诉讼,避免久督不决、久促不诉情况的发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对代表提出对修改行政诉讼法,在诉前程序中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证据调取调查权、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相衔接的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认真研究,积极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下一步,最高检将在总结各地办理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案件基础上,适时颁布《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试行)》等司法解释性文件,进一步完善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衔接制度,以保护公益为根本目的,既充分体现诉前程序的督促功能,又体现诉讼的威慑作用,扎实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能否作为认定毒品依据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能否作为认定毒品依据的批复》已于2018年12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4月3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能否作为认定毒品依据的批复
(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高检发释字[2019]2号)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你院《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能否作为认定毒品的依据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及其附表《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是根据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授权制定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可以作为认定毒品的依据。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1〕36号)
为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预防、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2.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下,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更好发挥人民法院在多元化解中的参与、推动、规范、保障作用,依法调动各类纠纷解决资源,进一步完善衔接顺畅、协调有序的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3.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助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预防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
二、注重源头预防
4.积极助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府院联席会商、提供咨询意见、加强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等方式,助推提升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制度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发生。
5.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建立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重大政策制定或调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活动举办、重大敏感事件处置等事项,要通过参与论证、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等方式,为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6.建立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机制。定期对行政诉讼案件高发领域、矛盾问题突出领域进行排查梳理,充分运用司法建议、行政审判白皮书等形式,及时对行政执法中的普遍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提出预警及治理建议。
7.助推诉源治理工作更好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党委政府牵头的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健全诉讼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工作对接机制,拓宽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对接途径。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作用,做好协同疏导化解工作,促进纠纷诉前解决。
8.完善人民法院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在出台重大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办理重大敏感行政案件时,坚持把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环节,完善风险处置预案,积极预防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发生,确保第一时间有效控制事态,努力将矛盾问题消解于萌芽阶段。
9.统筹结合行政审判与普法宣传。充分运用司法解释公布、裁判文书上网、典型案例发布、巡回审判、庭审公开、法治专题讲座等形式,宣讲行政法律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三、突出前端化解
10.人民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应当主动向起诉人了解案件成因,评估诉讼风险。对下列案件,可以引导起诉人选择适当的非诉讼方式解决:
(一)行政争议未经行政机关处理的,可以引导起诉人申请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先行处理;
(二)行政争议未经行政复议机关处理的,可以引导起诉人依法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行政争议的解决需以相关民事纠纷解决为基础的,可以引导起诉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商事仲裁等程序,依法先行解决相关民事纠纷;
(四)行政争议有其他法定非诉讼解决途径的,可以引导起诉人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11.对于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有裁量权的案件,在登记立案前,人民法院可以引导起诉人向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申请诉前调解:
(一)起诉人的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但又确实存在亟待解决的实际困难的;
(二)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被判决确认违法保留效力,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三)因政策调整、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产生行政争议,由行政机关处理更有利于争议解决的;
(四)行政争议因对法律规范的误解或者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对立等深层次原因引发,通过裁判方式难以实质化解争议,甚至可能增加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感情对立的;
(五)类似行政争议的解决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或者生效裁判指引,裁判结果不存在争议的;
(六)案情重大、复杂,涉案人员较多,或者具有一定敏感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仅靠行政裁判难以实质性化解的;
(七)行政争议的解决不仅涉及对已经发生的侵害进行救济,还涉及预防或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侵害的;
(八)行政争议涉及专业技术知识或者行业惯例,由相关专业机构调解,更有利于专业性问题纠纷化解的;
(九)其他适宜通过诉前调解方式处理的案件。
12.对诉前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机制解决争议的案件,根据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的需要,人民法院做好以下指导、协调工作:
(一)指导相关机构和人员充分了解行政争议形成的背景;
(二)指导相关机构和人员正确确定争议当事人、争议行政行为以及争议焦点,促使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配合调解工作;
(三)指导相关机构和人员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初步判断的前提下,促进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四)引导当事人自动、及时履行调解协议;
(五)其他有助于实质化解纠纷,且不违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相关规定的工作。
四、加强工作衔接
13.诉前调解过程中,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予以证据保全。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保全必要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保全。
14.经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对调解协议所涉行政争议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进行审查,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出具行政诉前调解书。
15.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行政案件范围的;
(二)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四)违背公序良俗的;
(五)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六)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和执行的;
(七)存在其他不应当确认情形的。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确认申请的,当事人可以就争议事项所涉行政行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6.诉前调解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终止调解:
(一)当事人存在虚假调解、恶意拖延,或者其他没有实质解决纠纷意愿的;
(二)当事人坚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
(三)纠纷的处理涉及法律适用分歧的;
(四)纠纷本身因诉前调解机制引起,或者当事人因其他原因对诉前调解组织及相关调解人员的能力、资格以及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
(五)通过诉前调解机制处理,超过一个月未取得实质进展,或者三个月未解决的;
(六)其他不适合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
对于终止调解的案件,诉前调解组织应当出具调解情况报告,写明案件基本情况、当事人的调解意见、未能成功化解的原因、证据交换和质证等情况,一并移交人民法院依法登记立案。
17.因非诉讼方式解决行政争议耽误的期限,人民法院计算起诉期限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予以扣除,但存在本意见第19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18.当事人在诉前调解中认可的无争议事实,诉讼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无需另行举证、质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让步、妥协而认可的事实,非经当事人同意,在诉讼中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19.当事人在诉前调解中存在虚假调解、恶意拖延、恶意保全等不诚信行为,妨碍诉讼活动的,人民法院立案后经查证属实的,可以视情节轻重,依法作出处理。
20.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升说理的准确性、必要性、针对性,努力推出更多精品行政裁判文书,为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好示范指引。
五、加强组织保障
21.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推动建立、健全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制度、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系,积极参与、推进创新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22.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实人员配备,完善工作机制和监督评价体系;要加强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培训,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完善诉讼外解决行政争议的机构认证和人员资质认可、评价体系。
23.各级人民法院要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改革工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通过政府购买、单独列支或列入法院年度财政预算等方式,有效保障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24.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总结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积极争取地方人大、政府出台有关多元化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将改革实践成果制度化、法律化,促进改革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24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现将宣告缓刑罪犯蔡某等12人减刑监督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70-72号)作为第十九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2月28日
案例一
宣告缓刑罪犯蔡某等12人减刑监督案
(检例第70号)
关键词
缓刑罪犯减刑
持续跟进监督
地方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
最终裁定纠正违法意见
要旨
对于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一般立功表现,一般不适用减刑。在缓刑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人民法院对宣告缓刑罪犯裁定减刑适用法律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减刑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予以监督。
基本案情
罪犯蔡某,女,1966年9月6日出生,因犯受贿罪于2009年12月22日被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2010年1月4日起至2014年1月3日止。另有罪犯陈某某、丁某某、胡某等11人分别因犯故意伤害、盗窃、诈骗等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上述12名缓刑罪犯,分别在南京市的7个市辖区接受社区矫正。
2013年1月,南京市司法局以蔡某等12名罪犯在社区矫正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2013年2月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蔡某等12名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确有悔改表现为由,依照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分别对上述罪犯裁定减去六个月、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缩短缓刑考验期。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4年8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中发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14年8月之前作出的部分减刑、假释裁定,未按法定期限将裁定书送达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随后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监督意见,将减刑、假释裁定书送达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将减刑、假释裁定书与辖区内在押人员信息库和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库进行逐一比对,发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某等12名缓刑罪犯裁定减刑可能不当。
调查核实 为查明蔡某等12名缓刑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件,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有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调取了蔡某等12名罪犯在社区矫正期间的原始档案材料,并实地走访社区矫正部门、基层街道社区,了解相关罪犯在社区矫正期间实际表现、奖惩、有无重大立功表现等情况。经调查核实,蔡某等12名缓刑罪犯,虽然在社区矫正期间能够认罪服法,认真参加各类矫治活动,按期报告法定事项,受到多次表扬,均确有悔改表现,但是均无重大立功表现。
监督意见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缓刑罪犯裁定减刑,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第十三条“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前款规定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应依法缩减其缓刑考验期限。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一年”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014年10月14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发出12份《纠正不当减刑裁定意见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对上述案件进行审理,2014年12月4日作出了维持对蔡某等12名罪犯减刑的刑事裁定。主要理由是,依据2004年、2006年江苏省、南京市两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先后制定的有关社区矫正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蔡某等12名罪犯在社区矫正期间受到多次表扬,确有悔改表现,可以给予减刑,因此原刑事裁定并无不当。经再次审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仍违反法律规定,于2014年12月24日向该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该院纠正。
2015年1月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另行组成合议庭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审理;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宣读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发表了检察意见;南京市司法局作为提请减刑的机关,派员出庭发表意见,认为在社区矫正试点期间,为了调动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积极性,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先后制定规范性文件,规定对获得多次表扬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给予减刑。这些规范性文件目前还没有废止,可以作为减刑的依据。出庭检察人员指出,2012年3月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司发通〔2012〕12号)明确规定,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是为社区矫正人员办理减刑的前提,因此,对缓刑罪犯减刑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当适用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冲突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监督结果 2015年1月2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裁定,同意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认定该院对蔡某等12名缓刑罪犯作出的原减刑裁定、原再审减刑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分别裁定撤销原减刑裁定、原再审减刑裁定,对蔡某等12名缓刑罪犯不予减刑,剩余缓刑考验期继续执行。裁定生效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时将法律文书交付执行机关执行,蔡某等12名罪犯在法定期限内到原区司法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
指导意义
1.人民法院减刑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纠正。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准确把握法院减刑、假释裁定所依据规范性文件。对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予以清理。人民法院依据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作出裁定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监督纠正意见,监督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2.人民法院对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缓刑罪犯裁定减刑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是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不符合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假释。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因此,对缓刑罪犯适用减刑的法定条件限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社区矫正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对宣告缓刑的罪犯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发现人民法院对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一般立功表现但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缓刑罪犯裁定减刑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不当减刑裁定意见书》,申明监督理由、依据和意见,监督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最终裁定。
3.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仍有错误的,应当继续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提出纠正意见后,应当监督人民法院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监督人民法院重新作出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重新作出的裁定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提请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并作出裁定。对人民法院仍然不采纳纠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继续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第十三条 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
前款规定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应依法缩减其缓刑考验期限。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第六百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提出纠正意见后,应当监督人民法院是否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监督重新作出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最终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司发通〔2012〕12号)第二十八条 社区矫正人员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减刑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同意后提请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裁定;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司法行政机关减刑建议书和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书副本,应当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案例二
罪犯康某假释监督案
(检例第71号)
关键词
未成年罪犯
假释适用
帮教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罪犯减刑、假释监督案件,应当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从宽把握假释条件。对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建议刑罚执行机关优先适用假释。审查未成年罪犯是否符合假释条件时,应当结合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刑罚执行中的表现、家庭帮教能力和条件等因素综合认定。
基本案情
罪犯康某,男,199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2016年12月23日因犯抢劫罪被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刑期至2018年11月13日。康某因系未成年罪犯,于2017年1月20日被交付到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2018年6月,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在办理减刑过程中,认定康某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拟对其提请减刑。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8年6月,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就罪犯康某提请减刑征求检察机关意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康某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同时符合法定假释条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优先适用假释。与对罪犯适用减刑相比,假释更有利于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和融入社会。
调查核实 为了确保监督意见的准确性,派驻检察室根据假释的条件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对康某改造表现进行考量。通过询问罪犯、监管民警及相关人员,查阅计分考核材料,认定康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二是对康某原判犯罪情节进行考量。通过审查案卷材料,查明康某虽系抢劫犯罪,但其犯罪时系在校学生,犯罪情节较轻,且罚金刑已履行完毕。三是对康某假释后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进行考量。结合司法局出具的“关于对康某适用假释调查评估意见书”,走访调取了康某居住地村支书、邻居等人的证言,证实康某犯罪前表现良好,无犯罪前科和劣迹,且上述人员均愿意协助监管帮教康某。四是对康某家庭是否具有监管条件和能力进行考量。通过走访康某原在校班主任,其证实康某在校期间系班干部,学习刻苦,乐于助人,无违反校规校纪情况;康某的父母职业稳定,认识到康某所犯罪行的社会危险性,对康某假释后监管帮教有明确可行的措施和计划。
监督意见 2018年6月26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罪犯康某依法提请假释的检察意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接受检察机关的意见,于2018年6月28日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审核裁定。为增强假释庭审效果,督促罪犯父母协助落实帮教措施,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让康某的父母参加假释庭审的建议并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
监督结果 2018年7月27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庭审理罪犯康某假释案。庭审中,检察人员发表了依法对康某假释的检察意见,对康某成长经历、犯罪轨迹、性格特征、原判刑罚执行、假释后监管条件和帮教措施等涉及康某假释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康某的父母以及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百余名未成年服刑罪犯旁听了庭审,康某父母检讨了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不足并提出了假释后的家庭帮教措施,百余名未成年罪犯受到了很好的法治教育。2018年7月3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罪犯康某裁定假释。
指导意义
1.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减刑、假释都是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方式,与减刑相比,假释更有利于维护裁判的权威和促进罪犯融入社会、预防罪犯再犯罪。目前,世界其他法治国家多数是实行单一假释制度或者是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适用不平衡,罪犯减刑比例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多,假释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假释适用率低。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当充分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不同价值功能,对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建议刑罚执行机关提请人民法院优先适用假释。
2.对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罪犯适用假释可以依法从宽掌握,综合各种因素判断罪犯是否符合假释条件。人民检察院办理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罪犯假释案件,应当综合罪犯犯罪情节、原判刑罚、服刑表现、身心特点、监管帮教等因素依法从宽掌握。特别是对初犯、偶犯和在校学生等罪犯,假释后其家庭和社区具有帮教能力和条件的,可以建议刑罚执行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假释。对罪犯“假释后有无再犯罪危险”的审查判断,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未成年罪犯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其在刑罚执行中的一贯表现、帮教条件(包括其身体状况、性格特征、被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帮教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
3.对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罪犯假释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罪犯的父母参加假释庭审。将未成年人罪犯父母到庭制度引入假释案件审理中,有助于更好地调查假释案件相关情况,客观准确地适用法律,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督促罪犯假释后社会帮教责任的落实,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家庭和社会对罪犯改造帮教的合力作用,促进罪犯的权益保护和改造教育,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人民检察院应当做好罪犯监狱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衔接,继续加强对假释的罪犯社区矫正活动的法律监督。监狱罪犯被裁定假释实行社区矫正后,检察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有关规定,监督有关部门做好罪犯的交付、接收等工作,并应当做好对社区矫正机构对罪犯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督促社区矫正机构对罪犯进行法治、道德等方面的教育,组织其参加公益活动,增强其法治观念,提高其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帮助其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第八十二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第二百七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对因不满十六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地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六条 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法治、道德等教育,增强其法治观念,提高其道德素质和悔罪意识。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应当根据其个体特征、日常表现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其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人施教。
第四十二条 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特长,组织其参加公益活动,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对下列罪犯适用假释时可以依法从宽掌握:
(一)过失犯罪的罪犯、中止犯罪的罪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罪犯;
(二)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犯;
(三)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罪犯;
(四)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生活难以自理,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老年罪犯、患严重疾病罪犯或者身体残疾罪犯;
(五)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特别突出的罪犯;
(六)具有其他可以从宽假释情形的罪犯
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案例三
罪犯王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
(检例第72号)
关键词
暂予监外执行监督
徇私舞弊
不计入执行刑期
贿赂
技术性证据的审查
要旨
人民检察院对违法暂予监外执行进行法律监督时,应当注意发现和查办背后的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对司法鉴定意见、病情诊断意见的审查,应当注重对其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进行重点审查。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非法手段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依法监督纠正。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时,应当加强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联合审查。
基本案情
罪犯王某某,男,1966年4月3日出生,个体工商户。2010年9月16日,因犯保险诈骗罪被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罪犯王某某审前未被羁押但被判处实刑,交付执行过程中,罪犯王某某及其家属以其身体有病为由申请暂予监外执行,法院随后启动保外就医鉴定工作。2011年5月17日,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依据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罪犯疾病伤残司法鉴定书,因罪犯王某某患“2型糖尿病”、“脑梗塞”,符合《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司发〔1990〕247号)第十条规定,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一年。一年期满后,经社区矫正机构提示和检察机关督促,法院再次启动暂予监外执行鉴定工作,委托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期间,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被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停业整顿,未能及时出具鉴定意见书。2014年7月29日,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依据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罪犯疾病伤残司法鉴定书,以罪犯王某某患有“高血压病3期,极高危”、“糖尿病合并多发性脑梗塞”,符合《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司发〔1990〕247号)第三条、第十条规定,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一年。
2015年1月16日,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因罪犯王某某犯保险诈骗犯罪属于“三类罪犯”、所患疾病为“高血压”,依据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要求该罪犯提供经诊断短期内有生命危险的证明。罪犯王某某因无法提供上述证明被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决定收监执行剩余刑期有期徒刑三年,已经暂予监外执行的两年计入执行刑期。2015年9月8日,罪犯王某某被交付执行刑罚。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6年3月,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在对全市两级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检察中发现,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对罪犯王某某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所依据的病历资料、司法鉴定书等证据材料有诸多疑点,于是调取了该罪犯的法院暂予监外执行卷宗、社区矫正档案、司法鉴定档案等。经审查发现:罪犯王某某在进行司法鉴定时,负责对其进行查体的医生与本案鉴定人不是同一人,卷宗材料无法证实鉴定人是否见过王某某本人;罪犯王某某2011年5月17日、2014年7月29日两次得到暂予监外执行均因其患有“脑梗塞”,但两次司法鉴定中均未做过头部CT检查。
立案侦查 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罪犯王某某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有可能存在违纪或违法问题,依法决定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检察人员调取了罪犯王某某在营口市中心医院的住院病历等书证与鉴定档案等进行比对,协调监狱对罪犯王某某重新进行头部CT检查,对时任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负责人赵某、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科长张某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经过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基本查明了罪犯王某某违法暂予监外执行的事实,认为相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2016年4月10日,营口市人民检察院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科长张某、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负责人赵某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经侦查查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5月,张某在任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科长期间,受罪犯王某某亲友等人请托,在明知罪犯王某某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其负责鉴定业务对外进行委托的职务便利,两次指使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负责人赵某为罪犯王某某作出虚假的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疾病伤残司法鉴定意见。赵某在明知罪犯王某某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违规签发了罪犯王某某因患“糖尿病合并脑梗塞”、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司法鉴定书,导致罪犯王某某先后两次被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张某收受罪犯王某某亲友给付好处费人民币五万元,赵某收受张某给付的好处费人民币七千元。同时,检察机关注意到罪犯王某某的亲友为帮助王某某违法暂予监外执行,向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科长张某等人行贿,但综合考虑相关情节和因素后,检察机关当时决定不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监督结果 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构成受贿罪、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赵某构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5月27日,人民法院以张某犯受贿罪、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赵某犯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对二人定罪处罚。
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依法向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发出《纠正不当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意见书》,提出罪犯王某某在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通过他人贿赂张某、赵某等人谋取了虚假的疾病伤残司法鉴定意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依据虚假鉴定意见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显属不当,建议法院依法纠正2011年5月17日和2014年7月29日对罪犯王某某作出的两次不当暂予监外执行决定。
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作出《收监执行决定书》,认定“罪犯王某某贿赂司法鉴定人员,被二次鉴定为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人民法院以此为依据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合计二年,上述二年暂予监外执行期限不计入已执行刑期”。后罪犯王某某被收监再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指导意义
1.人民检察院对暂予监外执行进行法律监督时,应注重发现和查办违法暂予监外执行背后的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实践中,违法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背后往往隐藏着司法腐败。因此,检察机关在监督纠正违法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时,应当注意发现和查办违法监外执行背后存在的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把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相结合,以监督促侦查,以侦查促监督,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在违法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中,一些罪犯亲友往往通过贿赂相关司法工作人员等手段,帮助罪犯违法暂予监外执行,这是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对于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对司法鉴定意见、病情诊断意见的审查,应当注重对其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进行重点审查。检察人员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时,应当在审查鉴定意见、病情诊断的基础上,对鉴定意见、病情诊断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进行重点审查,包括罪犯以往就医病历资料、病情诊断所依据的体检记录、住院病案、影像学报告、检查报告单等,判明原始资料以及鉴定意见和病情诊断的真伪、资料的证明力、鉴定人员的资质、产生资料的程序等问题,以及是否能够据此得出鉴定意见、病情诊断所阐述的结论性意见,相关鉴定部门及鉴定人的鉴定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等。经审查发现疑点的应进行调查核实,可以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同时,也可以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重新组织或者自行组织诊断、检查或者鉴别。
3.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时,应当加强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联合审查。司法实践中,负责直接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的刑事执行检察察人员一般缺乏专业性的医学知识,为确保检察意见的准确性,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在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时,应当委托检察技术人员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检察技术人员应当协助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审查或者组织审查案件中涉及的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可以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参考,也可以作为决定重新鉴定、补充鉴定或提出检察建议的依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一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第二百六十八条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对于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予以收监的,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监狱或者看守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或者批准机关、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调阅有关材料、档案,可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有关机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人民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组织或者要求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对罪犯重新组织进行诊断、检查或者鉴别。
第三十二条 在暂予监外执行执法工作中,司法工作人员或者从事诊断、检查、鉴别等工作的相关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81号(政治法律类3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81号(政治法律类375号)提案答复的函
张金英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跨区域公益诉讼保护环渤海生态环境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生态环境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分析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确实存在着案件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增加了公益诉讼的难度。您提出建立环渤海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协作工作机制,形成跨区域公益诉讼保护环渤海生态环境,完善环渤海区域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等对策,我们认为具有积极意义,表示赞同。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公安部等联合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等重要规范性文件,对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立案管辖、调查取证、司法鉴定、诉前程序,以及日常联络、人员交流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并已通过联合督办案件等形式开始探索实践。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度关注河流和近海岸流域生态环境保护。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51起水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予以挂牌督办,取得明显成效。自2019年2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海洋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展开,收效明显。专项活动共摸排线索2400余件,立案1700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400余件,公告80余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150余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7件,民事公益诉讼30余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10余件。督促清理沿海滩涂固体废物12万余吨,垃圾33万余立方,违规养殖场420余处;封堵和治理入海排污口260余个;治理海域面积810余平方公里;修复海岸线20余公里,河道160余公里;增殖放养1.3万余尾,追缴各类赔偿修复金共2.1亿余元。人民群众关切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监督解决。
今年4月开始,生态环境部也与中国海警局等加强协作执法,开展“碧海2020"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坚持全域覆盖、全程监管,主要围绕海洋(海岸)工程建设、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等八个领域开展全面监督管理,及时发现查处各类污染损害海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建议,加强深入研究,特别是生态环境部已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法预研,确定了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制度、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相关专题研究,覆盖跨海域综合治理、公益诉讼相关内容,纳入相关工作考虑,推动更好地凝聚共识,促进环渤海生态环境共治。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它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提案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八检察厅,承办人方剑明,联系电话:010-65209057。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平安建设考评办法(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平安建设考评办法(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的通知
(法〔2019〕1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平安建设考评办法(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已报中央政法委同意,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平安建设考评办法(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评工作,健全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推动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安建设考评中与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相关项目的考评。
第三条 考评坚持科学客观、公开透明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考评结果向被考评对象公开。
第二章 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
第四条 未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人民法院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的,扣0.2分。
已建立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但未常态化开展工作的,扣0.2分。
第五条 开展打击拒执罪工作中,公、检、法等政法机关协调配合不力,未统一立案标准,未建立常态化打击拒执罪工作机制的,扣0.1至0.2分。
人民法院依法移送的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以及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等案件,公安机关不接收移送材料或者接收后6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后,不予起诉且不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六条 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公安机关未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出警处置或者处置不力的,每一案件扣0.2分,累计不超过2分。
有关机关未及时依法追究暴力抗法者相关责任的,每一案件扣0.2分,累计不超过2分。
第七条 对人民法院决定拘留、逮捕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被执行人以及协助执行人,有关机关未依法及时收拘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八条 因党政机关或其他单位、团体、个人非法阻挠、干预执行工作,导致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立案超过一年且无正当理由未执结的,每一案件扣0.1分。
第九条 对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通报中所列无法定事由长期未结的涉党政机关案件,债务逾期未纳入预算、未达成执行和解或者案件无实质进展的,每一案件扣0.1分。
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与执行法院不在同一省份的,被执行人住所地及执行法院所在地每一案件各扣0.1分。
第十条 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未依法及时履行协助人民法院办理法定手续、调查取证、联动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等义务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相关部门未依法及时配合人民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开展联合信用惩戒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十一条 媒体虚假报道、恶意炒作执行案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视后果严重程度每一起扣0.1至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十二条 专门出台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推动从源头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促进综合治理执行难制度化、机制化的,加0.2分。
第十三条 建立基层综治网格员协助送达、查找当事人、协查财产线索、督促履行、化解涉执信访等工作机制并有效运行的,加0.1至0.2分。
第十四条 "点对点"查控系统运行良好,有效弥补"总对总"查控系统功能不足的,每一项加0.1分,累计不超过0.5分。
第十五条 积极拓宽司法救助资金来源渠道,规范救助程序和救助标准,对涉民生执行案件的困难当事人救助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加0.1分。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实现网络化信息共享,能够为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下落线索、实际居住地、出入境等信息的,加0.1至0.2分;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建立网络化控人、扣车、限制出境协作机制的,加0.2分。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考评"3+1"核心指标年终有一项未达标的,扣1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考评重要指标连续两个季度有三项以上排名全国倒数后三位的,扣0.3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考评重要指标年终有三项以上排名全国倒数后三位的,扣0.3分。
以上三项不累计重复扣分。
第十八条 对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重大事项或者重点督办案件,贯彻落实或执行不力,且在指定期限内仍不纠正或者不按明确督办意见办理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因相关执行工作不力,被最高人民法院预约谈的,每一起扣0.05分;正式约谈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十九条 对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的四级法院统一办案系统、网络查控系统、"一案一账号"系统等执行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不力的,每一项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违规使用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他人财产或相关信息的,每一起扣0.2分;违规泄露执行查控信息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二十条 在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中,弱化执行机构设置,未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执行机构建设和强化人、财、物保障要求的,每一起扣0.2分,累计不超过1分。
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配备比例未达该院全体干警现有编制总数15%的,或者员额法官和其他团队人员配备不足,影响执行工作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二十一条 存在消极执行或违法执行等问题被媒体曝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视后果严重程度每一起扣0.1至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二十二条 执行人员在办理执行案件中因违规违纪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每一起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二十三条 辖区法院重视执行宣传工作,注重执行工作机制创新,相关工作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或者受到最高人民法院表扬的,加0.05分;受到中央表扬的,加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第二十四条 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1+2+N"执行信息化系统,实现执行管理"专网十互联网"全覆盖,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技术,建成移动APP、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实现执行移动办公的,加0.1至0.2分。
第二十五条 对本办法规定的各类扣分或加分事项存在虚报、瞒报、漏报情形的,每一起扣0.1分。
第三章 考评程序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平安建设考评台账,实行月度数据汇总、季度通报、年终统计分数的考评机制。每季度后第一个月10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将扣分、加分情况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考评情况及时通报各高级人民法院。
对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整改的扣分事项,相关地方在限期内整改到位的,可酌情少扣或者不予扣分。
第二十七条 各地发现其他省区市存在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可将相关情况及扣分建议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听取相关省份意见后决定是否扣分。
第二十八条 总扣分由扣分情况与加分情况合计计算,总扣分不超过3分,超过3分以3分计算。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平安建设考评(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考评相关工作。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修订,并报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96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968号提案答复的函
刘红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公益诉讼检察队伍建设促进公益诉讼有效开展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队伍建设是做好各项检察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各地以检察公益诉讼机构设置为切入点,抓好公益诉讼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市院专设了公益诉讼部。湖南34个林检机构更名或加挂生态环境资源检察机构牌子,履行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等职责。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为推进公益诉讼机构建设、专业化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我院积极推动各级检察机关与编制部门沟通协调,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合理增加公益诉讼人员编制;结合地区、层次、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招录选拔一批精通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诉讼法等专业型人才,充实公益诉讼队伍;加大专业素质培训,通过联合高校开展专业知识培训、业务巡讲、典型案例教学、组织旁听庭审、岗位练兵、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方法,夯实公益诉讼专业知识,提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能力。同时,为提升民事行政监督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专业优势,7月29日,我院成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聘请103名专家学者作为“外脑”顾问,有力提高公益诉讼案件和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的办案专业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各地检察机关成立公益诉讼人才库,加强对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的集中培养、管理和调配使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
目前,我们组织研发的公益诉讼案件管理系统已经测试完毕,即将进入试运行阶段,案件办理的信息化和科技保障将进一步提高。下一步,除了做好典型案件的发布,我们还将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互联网、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同时,加强与最高法的沟通联系,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案件起诉、审理全程公开,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公开。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环境保护氛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2018年11月13日)
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1.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2.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3.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
4.郑兰建申请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赔偿案
5.苗景顺、陈玉萍等人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怠于履行职责赔偿案
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6.***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7.刘发金、徐全容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8.谢兰松申请民事抚养纠纷司法救助案
9.李洪清、陆成凤申请行政诉讼司法救助案
10.常章海申请道交侵权赔偿司法救助案
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1.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轮胎厂其中3宗土地的查封。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10429022.76元及相应利息。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益阳公司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行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丹东益阳公司国家赔偿300万元,随后丹东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人民法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同时,要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在抓外部执行攻坚的同时,也要坚决解决法院内部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自身短板绝不回避遮掩,依法当赔则赔。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其典型意义在于,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同时也用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衔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为处理此类纠纷树立了标杆,也为倒逼和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助推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2.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刘学娟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于2010年6月8日对刘学娟予以刑事拘留,后经朝阳区检察院批准对刘学娟逮捕。期间,朝阳公安分局先后冻结刘学娟名下资金共计39万余元。刘学娟之兄代其向分局缴纳人民币600万元。8月18日,朝阳公安分局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全部涉案款项639万余元一并随案移交。2010年12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朝阳区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11月7日,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刘学娟诈骗拆迁补偿款132.6万元的犯罪事实成立,以诈骗罪判处刘学娟有期徒刑11年,罚金1.1万元,并将扣押冻结款项中的132.6万元发还某乡政府,1.1万元用于执行罚金,余款506万余元(含冻结账户期间孳息1万余元)退回朝阳区检察院。2012年6月20日,朝阳区检察院将506万余元退回朝阳公安分局。某乡政府于2014年向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学娟返还238万余元补偿款。2015年5月11日,区法院认为刘学娟补偿评估报告中地上建筑物面积2247.01平方米为虚增面积,判决刘学娟返还某乡政府虚增面积相应补偿款23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朝阳公安分局决定解除扣押并发还267万余元剩余款项,但未提及利息。北京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依法予以变更分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原赔偿决定,并责令朝阳公安分局解除对267万余元的扣押,发还赔偿请求人,并支付相应利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公安机关在办理刘学娟诈骗案中,对涉案款项进行扣押并无不当。但在朝阳区检察院将判决未认定的人民币506万余元退回该局后,该局除协助执行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扣划238万余元外,应将余款267万余元及时解除扣押并发还,其未予发还并继续扣押该款项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款决定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但在利息计算上存在一定错误,遂在维持北京市公安局返还26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的决定项目之外,决定再向刘学娟支付未按期返还被扣押款项所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扣押措施并无不当,但在被告人已被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之后,其对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涉案财物亦应及时处置。如对未予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则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官民关系”、调和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一方面救济了受损的私权利,一方面也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依法正当行使权力,提出了反向的参照标准,同时也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3.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零时许,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其忠报警,杨其忠称邓永华将其位于南坪镇农业银行附近的烧烤摊掀了,要求出警。南川区公安局民警李云和辅警张勇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邓永华在持刀追砍杨其忠,并看到邓永华持刀向逃跑中被摔倒在地的杨其忠砍去,被杨其忠躲过。李云喝令邓永华把刀放下,张勇试着夺刀未成。李云鸣枪示警后,邓永华持刀逼向李云和张勇,李云遂开枪,将邓永华击伤。2014年6月23日,南川区公安局对邓永华所持的刀进行认定,结论为管制刀具。2014年6月25日,南川区公安局决定对邓永华涉嫌寻衅滋事予以立案侦查。2014年12月11日,经重庆市南川区司法鉴定所鉴定,邓永华的伤属十级伤残。
【裁判结果】
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对邓永华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重庆市公安局复议维持该决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李云作为警察,在接到出警任务后和辅警张勇到现场,看见邓永华正持刀追砍他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制止其不法行为。邓永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在警察到达现场后,邓永华不但不听从警察命令,反而在听到鸣枪警告后持刀逼向警察,导致被警察开枪打伤。从当时的情况看,邓永华的行为已危及到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故李云对邓永华的开枪行为具有合法性。据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邓永华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以切实保障人权为核心宗旨,但同时,其亦具有促进和维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功能作用。本案中,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是否合法,成为认定关键。在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不能对违法行使职权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漠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因盲目追求所谓保障人权的效果,而对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正当行为过于苛责,以至于挫伤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正当履职的积极性。因此,本案的处理体现出了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保障平衡。对于违法侵权行为,依法当赔则赔,绝不护短,而对于依法正当履职行为也要给予充分的保护,以保证国家工作人员都能够积极依法履职尽责,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国家赔偿工作保障人权、匡扶正义,以及促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职能。
4.郑兰健申请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赔偿案
【基本案情】
1996年下半年,郑兰健以经营烟叶生意为名,经妻弟陈贻军、妻子宋春燕通过假抵押向吴秀华借款200万元,借款逾期本息不还,后海口市新华区法院民事判决判令郑兰健向吴秀华偿还200万元,但郑兰健未履行判决,吴秀华遂以郑兰健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7月26日,雷州市公安机关以郑兰健涉嫌诈骗对其刑事拘留,后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12月16日,湛江市检察院指控郑兰健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院对该案有管辖权为由,将该案退回检察机关。2012年8月16日,经上级机关指定海口市检察院管辖该案。海口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郑兰健行为性质是民事借贷纠纷还是刑事诈骗犯罪尚不能得出唯一排他的结论,经退回补充侦查,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仍然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郑兰健不起诉。郑兰健遂被释放,其共被羁押521天。
【裁判结果】
雷州市检察院认为郑兰健被逮捕系其故意作虚伪供述所致,对其羁押属于国家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湛江市检察院复议决定由雷州市检察院赔偿郑兰健人身自由赔偿金114474.12元,对其申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其他事项不予支持。湛江中院赔偿委员会对该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本案系无罪逮捕赔偿案,原决定对郑兰健被无罪羁押521天予以赔偿的人身自由赔偿金11万余元并无不当。郑兰健因无罪被羁押521天,其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受到影响,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遂在维持原决定的基础上,决定再由雷州市检察院向郑兰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刑事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均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原则,最根本的是要始终做到严格公正司法,杜绝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并造成公民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应予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对于已经过法院民事判决认定的借贷纠纷案件,以刑事手段介入,“以刑代执”,对当事人采取拘留、逮捕刑事强制措施,后无法认定犯罪事实予以释放,应予国家赔偿。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精神损害及其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对精神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赔偿方式的适用参照将起到示范作用,以体现国家责任的公正性,维护司法的公信力。
5.苗景顺、陈玉萍等人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怠于履行职责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03年3月24日14时30分许,牡丹江监狱二十二监区四分监区在毛纺厂修布车间出外役,该监区担任小组长的服刑人员赵玉泉因他人举报服刑人员苗秋成挑容易修的布匹,将苗叫至修布机旁边过道上,辱骂训斥后用拳击打其头部数分钟,直到将其打倒在地,其倒地后脑枕部摔在地上导致昏迷。在此期间,车间内负责监管罪犯劳动生产安全的原四分监区监区长焦立明未尽监管职责,未进行巡视和瞭望,直至苗秋成被打倒昏迷后才组织人员将苗秋成送往医院救治,苗秋成经抢救无效于2003年3月28日死亡。2008年10月23日,牡丹江中院作出刑事判决,以赵玉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8年11月18日,宁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判处焦立明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2013年4月18日,宁安法院经再审程序,维持宁安法院焦立明案刑事判决。
【裁判结果】
苗秋成父亲苗景顺、妻子陈玉萍等人据此向牡丹江监狱申请国家赔偿。牡丹江监狱作出答复函,以苗秋成死亡系其他人犯殴打所致为由,对苗景顺不予赔偿。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复议维持该不予赔偿决定。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为,受害人苗秋成已死亡,其继承人及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申请国家赔偿。苗秋成在牡丹江监狱服刑期间,被其他服刑人员殴打致死,监管人员焦立明因未及时制止,存在疏于监管的行为并被判处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故牡丹江监狱未尽到监管职责与苗秋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牡丹江监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应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据此,决定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支付苗景顺、陈玉萍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05414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等2万余元,以上共计赔偿48.5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实践中,对于监管人员自身违法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应予国家赔偿并无争议,而对于监管人员怠于履职,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则存在不同看法。本案中,监管人员焦立明在苗秋成被殴打时未尽监管职责,未进行巡视和瞭望,已经人民法院判决予以定罪,据此能够认定该监管机关未尽法定监管职责。同时,此类案件的缘起并非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使用暴力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使用暴力所致,故亦应结合该具体情形,综合衡定该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于怠于履职行为,确定了应当由国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原则,对国家赔偿责任理论与实践予以适当补充,从而更加彰显了国家赔偿法立足尊重与保障人权,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与意义。
司法救助案例
6.***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系在校小学生,在其父亲张振军、母亲孙桂荣、姐姐张红被害身亡后,与年迈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2016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7刑初7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宫兴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宫玉侠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三、被告人宫兴连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秀英、张广文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6814元。宣判后,***、陈秀英、张广文对附带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宫兴连对刑事部分不服,亦提出上诉。2017年9月29日,内蒙古高院作出(2017)内刑终12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依职权告知,***向该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救助申请人***系未成年人,在父母被害后丧失生活来源,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但其爷爷、奶奶均已丧失劳动能力,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尚未执行到位,生活面临急迫困难,属于应当予以司法救助的情形。结合内蒙古自治区2016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和呼伦贝尔市当地生活水平,考虑***家庭困难程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司法救助金15万元。
【典型意义】
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是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明确列举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之一。本案是此类情形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人民法院主动甄别、救早救急、有效保障生存权利、真诚传递司法温暖的示范案例。本案救助工作并未等到执行不能才启动,而是刑事承办法官在发回重审过程中发现并依职权告知被害人近亲属提出救助申请。随后跟进的救助案件承办法官不仅积极引导申请人完成救助申请,而且第一时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踏着过膝深的大雪,深入大兴安岭腹地到申请人家中调查核实情况。正是因为前期工作的高效和扎实,本案救助金才得以最快速度落实到位,使遭遇巨大不幸的小***生活上的困难得以缓解,体现了司法救助工作扶危济困的价值所在。
7.刘发金、徐全容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刘伟因被故意伤害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后其父母刘发金、徐全容无偿捐献了刘伟的肝脏和肾脏。2016年9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10刑初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余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三涛有期徒刑六年;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兴伟有期徒刑三年,判处被告人余复赛有期徒刑一年;同时判令四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发金、徐全容经济损失59万元。宣判后,余峰对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刑终4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抢救刘伟,其父母已支付医疗费近14万元,但四被告人仅赔偿到位4万元,刘家生活因此陷入急迫困难,靠举债度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依职权告知,刘发金、徐全容向该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救助申请人刘发金、徐全容系农村低收入家庭,又因抢救被故意伤害的唯一儿子刘伟支付大额医疗费,但刘伟仍然不幸去世,致二申请人经济和精神遭受双重打击,生活陷入急迫困难,属于应予司法救助的情形。在刘伟去世后,二申请人无偿捐献其肝脏和肾脏,挽救了三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应予褒扬。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刘发金、徐全容司法救助金9万元。
【典型意义】
恶性人身伤害类刑事案件不仅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且往往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使众多家庭难以承受,故现有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将其作为重点救助范围加以规范。对于这类情形,既要救早救急,也要从优用足救助金。本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在审判程序中就对被告人赔偿能力进行了核实判断,据此及时依职权告知申请人提出司法救助申请,而且在一般考量因素基础上特别考虑了其捐献器官情节,据此从优用足救助金。如此,既缓解了被害人家庭的急迫困难,又褒扬了申请人所具有的善举,从而在物质、精神上给予申请人以最大程度的精神慰藉,充分体现了“国家有正义、司法有温度”的司法救助制度效益,以及传递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8.谢兰松申请民事抚养纠纷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谢兰松于1997年与高杰登记结婚,于2001年开始出现精神异常。2013年9月22日,高杰诉请离婚。2014年春节前,高杰将谢兰松送回娘家居住。2014年2月21日,谢兰松的父亲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诊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5年1月26日,谢兰松向浦北县法院提起扶养费纠纷之诉。同年4月15日,浦北县法院作出(2015)浦民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判令高杰支付谢兰松扶养费10200元并从2015年4月起每月支付谢兰松扶养费600元,直至谢兰松精神病痊愈并能独立生活为止。因高杰未按生效判决自觉履行,浦北县法院依法对其强制执行,但高杰无财产可供执行。谢兰松父母均是八十多岁的农民,家庭生活因照顾诊治谢兰松更加困难。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谢兰松是扶养费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具备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人的资格。谢兰松因被执行人高杰没有履行能力而生活困难,其申请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情形,应当给予救助。结合谢兰松实际遭受的损失、目前家庭的经济情况以及本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最低支出等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谢兰松司法救助金5000元。
【典型意义】
父母子女之间具有抚育赡养义务,而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一方通过诉讼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本来就是充满辛酸的不得以之举,若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陷入生活困难,申请执行人必将遭受感情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对此类情形予以适当救助,不仅能缓解涉案群众的急迫生活困难,而且能预防某些人伦悲剧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浦北县法院不仅按照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规定在民事判决金额内给予谢兰松适当金钱救助,而且通过协调当地政法委、妇联等机关为其申请了低保和残疾人生活补助。此举既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传递了人民司法的温度,又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样本。
9. 李洪清、陆成凤申请行政诉讼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李洪清、陆成凤夫妻系四川省汉源县富春乡楠木村3组村民。2010年9月30日,二人在承包地内采收黄豆时遭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袭击致伤。在抢救和治疗二人过程中,当地林业部门承担了大部分医疗费用。经司法鉴定,二人的伤残情况和后续医疗费用为:“李洪清的伤残等级定级为三级伤残,后期医疗费用共计54500-77500元,如遇并发症或感染等费用可能增加,以当时具体出具为准;陆成凤的伤残等级定级为四级伤残,后期医疗费用共计30700-35600元,如遇并发症或感染等费用可能增加,以当时具体出具为准。”后因剩余及后续医疗费用未获解决,李洪清、陆成凤以请求“判令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有关野生保护动物人身伤害补偿办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为二申请人尽快解决续医疗和生活的现实困难问题”为由,以四川省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诉讼请求较为概括、抽象、不具体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人上诉后,四川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李洪清、陆成凤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洪清、陆成凤确因案件原因陷入生活急迫困难,属于“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应予一次性司法救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李洪清、陆成凤司法救助金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决定予以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申请人因受到国家保护动物袭击而致残,虽然部分医疗费已由当地政府承担,但大量后续医疗费用无法落实,生活因此陷入急迫困难,应予救助。司法救助金基本解决了申请人取体内医用“钢板”的治疗费用,解了其燃眉之急,申请人服判息诉并向法院寄来感谢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决定救助的同时,坚持能动司法,先后向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省政府尽快制定《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危害补偿办法》,建议县政府依法及时处理案涉补偿问题。据了解,两份司法建议书得到及时反馈,汉源县政府积极落实后续补偿事宜,四川省政府起草的《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危害补偿办法》已公开征求意见,法院办案过程中以一案推全面,推进了社会治理格局创新,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0. 常章海申请执行道交侵权赔偿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常章海系河北省魏县东代固乡张故村的一名以种地为生的农民。2015年9月18日19时许,申某驾驶小型客车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常章海相撞,致常章海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等全身多处伤害。住院治疗期间,申某为常章海支付医疗费55000元。后因不能承担巨额医疗费,常章海被迫出院,出院时仍处于重度昏迷,遗留有植物状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经司法鉴定为一级伤残。起诉后,魏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申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常章海609554.22元。因申某未自觉履行,常章海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肇事车辆经评估变卖仅得款23000元,申某又分三次交执行款17000元。经穷尽执行措施,剩余56万余元赔偿款仍未能执行到位。经法院法官依职权告知,常章海家属代为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裁判结果】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材料和实地走访发现,常章海家处农村,没有其他工作和经济收入,生活特别困难,同时,常章海因交通事故致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已产生的医疗费等高达50多万元,但仍需继续治疗,整个家庭负债累累,陷入绝望之中。该院认为,常章海的申请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根据其受伤程度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决定给予常章海司法救助金13万元。
【典型意义】
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是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明确列举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之一。本案是这类情形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人民法院认真审查、及时救助、帮助因案致贫群众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示范案例,充分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救急救难”的功能属性和“加强生存权保障”的价值取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核实常家的情况后,以最快速度办结了本起救助案件,缓解了常家的燃眉之急。当法官们将救助金送到常章海的病榻前时,其妻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经过治疗,常章海病情缓解。2018年春节前夕,常章海给办案法官发来感谢短信:“我们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绝望,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我也会积极治疗,坚强活下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续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续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法〔2022〕195号)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持续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参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的作用,经研究决定:
继续聘任张月姣、黄进、王利明、沈四宝、卢松、刘敬东、单文华、石静霞、杨良宜、王贵国、袁国强、李复甸、安娜·曼塔库(Anna P. Mantakou)、芮安牟(Anselmo Reyes)、大卫·安德浩特(David Unterhalter)、乔治·贝尔曼(George A.Bermann)、申熙泽(Hi-Taek Shin)、陶景洲(Jingzhou Tao)、奈拉·科迈尔·欧贝德(Nayla Comair-Obeid)、马培德(Peter Malanczuk)、范思深(Susan Finder)、弗拉基米尔·库里洛夫(Vladimir I. Kurilov)、威廉·布莱尔(William Blair)等23人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聘期四年。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规范委托执行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法院确需赴异地执行案件的,应当经其所在辖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二条 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销案处理。
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冻结、查封、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项的,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第三条 委托执行应当以执行标的物所在地或者执行行为实施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为受托执行法院。有两处以上财产在异地的,可以委托主要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被执行人是现役军人或者军事单位的,可以委托对其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执行。
执行标的物是船舶的,可以委托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执行。
第四条 委托执行案件应当由委托法院直接向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手续,并层报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事项委托应当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办理委托事项的相关手续。
第五条 案件委托执行时,委托法院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委托执行函;
(二)申请执行书和委托执行案件审批表;
(三)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四)有关案件情况的材料或者说明,包括本辖区无财产的调查材料、财产保全情况、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情况等;
(五)申请执行人地址、联系电话;
(六)被执行人身份证件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地址、联系电话;
(七)委托法院执行员和联系电话;
(八)其他必要的案件材料等。
第六条 委托执行时,委托法院应当将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被执行人的异地财产,一并移交受托法院处理,并在委托执行函中说明。
委托执行后,委托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已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视为受托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受托法院需要继续查封、扣押、冻结,持委托执行函和立案通知书办理相关手续。续封续冻时,仍为原委托法院的查封冻结顺序。
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有效期限在移交受托法院时不足1个月的,委托法院应当先行续封或者续冻,再移交受托法院。
第七条 受托法院收到委托执行函后,应当在7日内予以立案,并及时将立案通知书通过委托法院送达申请执行人,同时将指定的承办人、联系电话等书面告知委托法院。
委托法院收到上述通知书后,应当在7日内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案件已经委托执行,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直接与受托法院联系执行相关事宜。
第八条 受托法院如发现委托执行的手续、材料不全,可以要求委托法院补办。委托法院应当在30日内完成补办事项,在上述期限内未完成的,应当作出书面说明。委托法院既不补办又不说明原因的,视为撤回委托,受托法院可以将委托材料退回委托法院。
第九条 受托法院退回委托的,应当层报所在辖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批。高级人民法院同意退回后,受托法院应当在15日内将有关委托手续和案卷材料退回委托法院,并作出书面说明。
委托执行案件退回后,受托法院已立案的,应当作销案处理。委托法院在案件退回原因消除之后可以再行委托。确因委托不当被退回的,委托法院应当决定撤销委托并恢复案件执行,报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十条 委托法院在案件委托执行后又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及时告知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发现被执行人在受托法院辖区外另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直接异地执行,一般不再行委托执行。根据情况确需再行委托的,应当按照委托执行案件的程序办理,并通知案件当事人。
第十一条 受托法院未能在6个月内将受托案件执结的,申请执行人有权请求受托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或者指定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审查,发现受托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执行的,应当限期执行或者作出裁定提级执行或者指定执行。
第十二条 异地执行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请求当地法院协助执行,当地法院应当积极配合,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第十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辖区内委托执行和异地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履行以下职责:
(一)统一管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的委托和受托执行案件;
(二)指导、检查、监督本辖区内的受托案件的执行情况;
(三)协调本辖区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的委托和受托执行争议案件;
(四)承办需异地执行的有关案件的审批事项;
(五)对下级法院报送的有关委托和受托执行案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指导性处理意见;
(六)办理其他涉及委托执行工作的事项。
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异地是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的区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委托执行,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参照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十五条 本规定施行之后,其他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4月20日)
目录
一、赵某某诉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案
二、王某某、陈某某诉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变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
三、王某诉安徽省怀宁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管理行政出让案
四、凤冈县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补偿安置协议案
五、某国际有限公司、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解除特许权协议及行政复议一案
六、某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解除通知案
七、中山市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要求解除行政协议案
八、宁某某诉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十、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决定案
一、赵某某诉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案
基本案情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历城区政府)成立雪山片区指挥部,负责雪山片区四村整合安置房项目。2015年10月,雪山片区指挥部与赵某某订立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载明赵某某家庭共有两口人,合计选房面积为94平方米。协议订立后,赵某某将其涉案房屋交付拆除。2017年7月,雪山片区指挥部通知赵某某更改协议。历城区政府认为,赵某某在订立协议时隐瞒了在济钢周边片区村庄整合中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房的事实,该安置房具有福利分房的性质,依据《雪山片区拆迁安置办法》第九条关于“被拆迁人已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再给予安置”的规定,本次安置属于重复安置,决定对赵某某家庭不再依约进行房屋安置。赵某某则主张,其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待遇,在其他区域的拆迁安置房并非福利分房的范畴。赵某某对历城区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并判令历城区政府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向其交付94平方米的安置房。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历城区政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雪山片区指挥部与赵某某订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具有合法依据,故双方订立协议的行为应当确认无效。一审法院遂判决确认历城区政府与赵某某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无效并驳回赵某某的诉讼请求。赵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历城区政府在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对赵某某家庭的基本情况和安置资格进行了相应审查,在签完协议并将涉案房屋拆除后,又以赵某某存在欺骗行为、不符合当地拆迁政策为由要求变更协议,但其对赵某某在其他区域的拆迁安置房是否可以归为福利分房,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或依据,亦未作出合理合法的解释说明。因此,历城区政府在履行协议时将涉案拆迁安置房视为福利分房并以重复安置为由不履行协议,理据不足。因行政协议一经订立,具有公信力和既定力,在历城区政府无证据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抑或依据合同法律规范应当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当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历城区政府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二审法院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责令历城区政府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典型意义
诚实守信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行政机关在订立、履行、变更行政协议时,既要遵循行政法律规范,又要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依约履责等一般原则。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参照传统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以行政机关未提供证据证明行政协议合法性为由否定行政协议的效力。对行政协议是否应当履行发生争议的,负有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不履行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对不履行行政协议的事由,在协议订立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或约定,在协议订立后又不能作出合法有据的解释,不能证明履行协议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和客观实际等因素作出对协议相对人有利的解释。本案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订立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体现,历城区政府在订立协议并拆除房屋后,依据拆迁政策对履行义务进行不当解释,不依约履行协议,对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人民法院在历城区政府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明行政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等情形下,认定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继续履行,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彰显了行政审判在督促行政机关守信践诺和依法行政中的职能作用。
二、王某某、陈某某诉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变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
基本案情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良渚街道办)(甲方)与王某某户(乙方)订立《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其中第六条第一项约定:经初步审核乙方安置人口6人(未包括王某某的女婿陈某某),该户可享受安置建筑面积480平方米。《安置协议》订立后,王某某户领取《安置协议》项下的拆迁补偿款并腾房。陈某某系现役军人,现户籍在部队驻地(杭州市拱墅区),陈某某与王某某之女于2006年11月7日登记结婚,并生育两个子女。涉案房屋补偿安置协商过程中,王某某户多次要求将陈某某作为安置人口,均遭良渚街道办拒绝。陈某某、王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将《安置协议》中确定的安置人口6人变更为7人,增加安置面积80平方米。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良渚街道办与王某某户经协商订立协议对安置事项作出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陈某某非王某某户内人员,且其户籍不在辖区范围内,自然也非属该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对象。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陈某某、王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房屋因所占集体土地被征收而需要补偿安置,应当适用《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杭州集补条例》)的相关规定。《杭州集补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补偿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陈某某在杭州市余杭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其属于王某某户内被补偿人员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根据《杭州集补条例》上述规定,可以计入安置人口。良渚街道办与王某某户订立协议时,拒绝将陈某某列入安置人口,不符合上述规定,也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依法应予纠正。二审法院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将《安置协议》第六条第一项中确定的安置人口6人变更为7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相应变更为560平方米。
典型意义
协议系当事人之间合意的成果,其所约定的内容应当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任何一方当事人原则上不能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意愿接受其意思表示。行政协议具有合意性特征,同样应当遵循前述法律精神,严格限制协议变更的适用,对于协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应当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变更。但与民事合同区别的是,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优先于协议性、合法性优先于合约性,行政协议应当优先适用合法性原则。当行政协议的合约性与合法性相冲突,即约定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时,人民法院对该内容的效力应当不予认可。若行政协议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已作出具体明确要求,协议当事人均应遵守而没有协商空间,协议当事人请求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支持。本案中,《安置协议》不符合其订立时应当遵循的《杭州集补条例》,遗漏了1名安置人员的补偿待遇,二审法院根据协议相对人的请求,判决按照法定标准变更《安置协议》,可以高效、充分地保障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王某诉安徽省怀宁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管理行政出让案
基本案情
安徽省怀宁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怀宁国土局)发布拍卖公告拍卖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王某竞拍成功并与怀宁国土局订立成交确定书。王某向怀宁国土局交付土地出让金,向拍卖公司支付了拍卖费用,怀宁国土局也将涉案地块的实际控制权交给王某作建设准备。为开发经营该地块,王某成立了项目公司着手建设大厦,完成了大厦的勘探设计和施工设计,并支付设计、建设前期有关费用。王某要求订立出让合同和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却被告知该地块设计规划指标不全,没有确定涉案地块的容积率,不能订立土地出让合同,也不能办理建设相关的批准手续。王某多次请求怀宁国土局和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政府解决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安庆市重点工程山口-晴岚220KV输变电工程高压走廊压覆涉案地块,且G206国道拓宽需征收涉案地块,致使王某竞拍该地块的目的无法实现。王某要求落实新的解决方案,但一直未能落实,遂起诉要求确认怀宁国土局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怀宁国土局将未确定土地容积率这一重要规划条件的涉案地块进行出让拍卖,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王某基于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信任,交纳土地出让金,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无过错。怀宁国土局明知涉案地块未规划土地容积率,无法订立土地出让合同、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无法通过建设审批,仍与王某订立拍卖成交确认书,收取王某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并将涉案地块交由王某作开发准备,且至今仍未为王某完成规划条件的审批,使王某的开发目的一直不能实现。一审法院遂判决确认怀宁国土局拍卖涉案地块行为违法并赔偿王某损失。王某与怀宁国土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确认拍卖涉案地块行为违法,并适当提高一审判决确定的损失赔偿金数额。
典型意义
与民事合同不同,行政协议的订立程序可能因法律规定作出明确要求而存在多个环节,行政机关在订立此类行政协议前通常需要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正确处理前置行政行为与行政协议订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前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直接影响行政协议能否订立的,对协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救济具有直接影响。本案中,涉案协议的订立,依法需要经过招标、拍卖、确认等前置程序,在所有前置行为已经完成、应当订立行政协议之时,行政机关以前置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订立。针对行政机关的前述主张,协议相对人可以区分不同情形确定其诉讼请求:一是前置行政行为合法或者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行政协议订立的,协议相对人可以请求判令行政机关依法订立行政协议。基于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特征,法律规定订立行政协议属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不能拒绝订立。协议相对人请求依法订立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协议相对人可以依法请求订立行政协议,系行政协议与普通民事合同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更直接、更全面地保障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前置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且由此依法不能订立行政协议的,协议相对人可以请求判决确认前置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其损失。协议相对人基于对前置行政行为的信赖而遭受的损失,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主张行政赔偿。本案中,涉案土地因不具备法定条件而依法不能对外出让,且因涉案土地的规划后续发生调整,行政机关无法采取补救措施使涉案土地达到可以对外出让的法定条件,因而涉案土地出让协议依法不能订立。协议相对人请求订立土地出让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不能支持。但因行政机关实施了土地拍卖、成交确认等行为,协议相对人亦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为开发土地进行投入,即协议相对人因涉案土地出让协议不能订立而遭受了相应损失,其请求确认前置的拍卖土地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四、凤冈县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补偿安置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01年3月7日,凤冈县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工贸公司)取得案涉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修建厂房从事水泥电线杆的生产,后因经营不善停产。2006年10月,某工贸公司与周某某订立《协议书》,约定某工贸公司将电杆厂空地租给周某某使用,租金按月计退补。同时约定某工贸公司需用厂房时,应提前一旬告知周某某。2013年12月,某工贸公司与周某某再次订立《协议书》,约定租赁范围及租金。2014年9月,因某工贸公司土地上房屋涉及征收,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凤冈县政府)与周某某订立《凤冈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并将相应补偿款支付给周某某。某工贸公司认为《安置协议》中的房屋及构筑物等属其所有,凤冈县政府与周某某订立《安置协议》并支付补偿款的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安置协议》。
裁判结果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凤冈县政府仅依据案涉租赁协议及对周某某的调查笔录即认定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属周某某所有,并在未通知某工贸公司参与,亦未听取其陈述意见的情况下,与周某某订立《安置协议》可能对某工贸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一审法院遂判决撤销《安置协议》。周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工贸公司认为《安置协议》所涉房屋及构筑物等属其所有,凤冈县政府就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与周某某订立《安置协议》并向其支付补偿费侵犯其合法权益,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房屋征收部门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应当进行调查登记,调查登记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要求被征收人提供相应证据。本案中,周某某及某工贸公司对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的归属各执一词,在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的权属存在异议,且无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属周某某所有的情况下,凤冈县政府直接与周某某订立《安置协议》缺乏事实根据。此外,依据程序正当原则,凤冈县政府在明知周某某系承租人,某工贸公司系出租人的情况下,其订立《安置协议》前应当就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的归属充分听取周某某及某工贸公司的意见,必要时可引导租赁双方就案涉房屋及构筑物等的权属进行明确后再予补偿安置。凤冈县政府在未通知某工贸公司参与并听取其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与周某某订立《安置协议》,亦违反正当程序。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基于合同的合意性,合同原则上仅对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效力,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通常不能就合同主张权利,通常称之为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亦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政协议的合意性特征,决定其同样应当遵循相对性原则。但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特征,具有公定力、确定力等,在未依法否定其效力之前,受其影响的主体应当予以尊重及执行。当订立行政协议属于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法定形式时,行政机关则可以其已订立行政协议作为其已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正当抗辩事由。因此,传统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制度,原则上也可以适用于行政协议诉讼。相比于民事合同,行政协议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定情形相对更多。本案中,若某工贸公司不理会《安置协议》的存在,而是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法定的补偿权益,进而主张行政机关应当与其订立补偿安置协议抑或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行政机关则可以其已与法定的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安置协议或者已经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为由予以拒绝。某工贸公司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在《安置协议》效力被否定之前,人民法院通常认定行政机关的主张成立,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此,某工贸公司需要主动就《安置协议》提起行政诉讼,否定其效力以救济自身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即明确肯定了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的原告主体资格。行政机关通过订立行政协议方式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严格遵循合法性要求,查明其对协议相对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等事实,并依法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行政机关在未查明有关事实情形下订立行政协议,由此对协议相对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这样,既可以一揽子解决行政协议争议,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可以避免重复支付,防止国有资产不当流失。
五、某国际有限公司、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解除特许权协议及行政复议一案
基本案情
2008年4月,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荆州市政府)、湖北省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荆州市交通局)作为甲方与乙方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国际公司)订立了《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段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甲方同意按照BOT(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方式(以下简称BOT)授予乙方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段项目投资经营权。乙方接受授权,愿意按照政府部门批复的建设内容、方案、基数标准、投资估算完成该项目工程的前期工作、投资建设、运营和特许期满后的移交工作。特许期30年,自工程建设完成,通过验收投入试运营之日起计算。2008年6月,某国际公司依法组建了以其为独资股东的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高速公司),随后荆州市交通局(甲方)与某高速公司(乙方)订立了《特许权协议》,对特许期、双方的权利义务、单方解除权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涉案项目自2013年下半年正式动工建设,因某高速公司与其委托施工单位发生纠纷,涉案项目自2015年7月始停滞。2015年11月,荆州市交通局向某高速公司下达了《违约整改通知书》,要求某高速公司迅速组织项目资金到位,在60日内组织施工单位全面复工,否则将考虑是否解除特许权协议。此后,荆州市政府、荆州市交通局多次要求某国际公司组织资金复工,某国际公司收到通知后进行了相应回复,但并未实质恢复项目正常建设。2016年11月,荆州市交通局根据《特许权协议》第七十七条的约定作出《终止(解除)协议意向通知》,通知某高速公司在三十天内就采取措施避免单方面解除《特许权协议》进行协商。嗣后,某高速公司未与荆州市交通局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7月,荆州市交通局依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申请就拟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举行听证之后作出了《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送达。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不服《通知》向湖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湖北省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湖北省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荆州市政府作出的《通知》和湖北省政府作出的维持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协议系荆州市政府为加快湖北省高速公路建设,改善公路网布局,以BOT的方式授予某国际公司洪湖至监利段项目投资经营权,属于以行政协议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过程中,不仅行政机关应当恪守法定权限,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作为行政协议的相对方的某国际公司亦应严格遵守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否则行政机关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协议的约定,行使解除协议的权利。本案中,某高速公司因与其委托施工方发生争议,涉案项目自2015年7月始未正常推进,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特许权协议》约定的荆州市政府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成就,荆州市政府作出《通知》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特许权协议》的约定。此外,为妥善处理争议,荆州市政府不仅按照约定给予了协谈整改期,且在拟作出解除协议之前给予某高速公司充分的陈述、申辩权并如期举行了听证,作出被诉《通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妥当。一审法院遂驳回了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的诉讼请求,但考虑到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在涉案项目前期建设中,已进行了大额投资和建设,建议荆州市政府在协议终止后,妥善处理好后续审计、补偿事宜。某国际公司、某高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政府通过BOT协议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高速公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发挥政府职能,充分释放社会资本潜力,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的有效方式。因此,BOT协议的性质通常为行政协议,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议,依法应由行政诉讼予以受理。另外,本案中湖北省政府作出维持复议决定,表明复议机关亦可以依法受理行政协议争议。协议相对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因行政机关不能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协议之诉,行政机关通常以单方通知或决定的方式,依法送达给协议相对人以解除行政协议,送达之日即为行政协议解除之时。行政机关单方解除行政协议的,应当在解除决定中就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一并予以明确,尤其是协议相对人依法应当履行相应义务或承担相应责任的。关于行政协议解除的法律效力,可以参照适用有关民事合同法律规范。本案中,尽管协议相对人因自身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解除,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其在前期建设中进行了大额投资和建设,因而整体上仍存在利益需要返还的可能,人民法院据此建议行政机关妥善处理好后续审计、补偿事宜,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妥善化解,也有利于保障社会资本方参与公私合作的积极性和安全感。
六、某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解除通知案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7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中指出:“原则同意区市政市容委制定的《委托专业停车经营企业管理路侧停车工作方案》......会议要求区市政市容委要与专业停车经营企业订立委托协议,明确委托管理内容及双方权责。”同年4月19日,原北京市门头沟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区市政市容委)与某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停车公司)订立《门头沟区机动车停车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协议约定:“区市政市容委提供门头沟新城路侧占道、公共场地停车场,在市政规划红线内具有政府管理属性的场地,委托给某停车公司进行管理。涉及具有施划停车位条件的新城范围内的主要大街,共有机动车停车位3200余个......门头沟区机动车停车委托管理期限为10年,即201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1日。”2017年4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京政办字〔2017〕20号文),其中规定:“改革路侧停车管理模式。取消路侧停车管理特许经营,由各区政府采取购买服务方式,通过招标委托1至2家有规模、有实力、规范经营的专业化停车管理企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路侧停车管理工作。”同年7月25日,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工作推进小组印发《北京市路侧停车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北京市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建设三年工作计划》(以下简称京缓堵函〔2017〕3号文),其中规定:“按照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方案要求,由各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投标选取1-2家企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路侧停车管理工作,并于2019年1月1日起,路侧停车收费开始全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2017年8月17日,原区市政市容委向某停车公司作出《通知》(以下简称被诉通知),主要内容为:委托管理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实际履行,因此现通知贵公司委托管理协议于本通知送达之日解除,请贵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之前腾退委托管理的场地,并于2017年8月31日之前到原区市政市容委办理解除协议事项的各项手续。某停车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原区市政市容委作出的被诉通知;2.对《关于政府购买路侧停车管理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京缓堵办函〔2017〕27号文)、京缓堵函〔2017〕3号文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裁判结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京缓堵办函〔2017〕27号文在被诉通知作出时尚未发布,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法院不予审查。京缓堵函〔2017〕3号文属于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范畴,该文中关于路侧停车管理改革的规定,既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关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也能够确保路侧停车的规范化管理,有效改善出行环境尤其是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对停车位的需求,该文作出具有上位法依据且与上位法不存在冲突,故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委托管理协议以原区市政市容委享有的停车管理职责为前提,以实施行政管理目标为目的,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内容,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中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机关系基于政策的重大调整,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某停车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停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在不具备法定解除条件下,享有可以依法单方解除或变更协议的权力,即通常称之为行政优益权,属于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形式上的重大区别之一。但实质上,二者所遵循的法律精神并无不同。民事合同因不具有行政性特征,通常不会出现订立时合法有效、继续履行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即使因重大情势变更而出现此类情形,民事合同的当事人也应主动停止履行。否则,国家的相关代表主体应当依法阻止合同按照原先约定继续履行。就行政协议而言,作为订立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起主动变更或解除行政协议的法定职责,对外则表现为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因此,行政优益权兼具权力与职责双重属性。相比而言,基于情势变更而导致合同或协议变更或者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属于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之间的实质区别。民事合同通常不存在一方当事人补偿另一方当事人,但行政协议则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对协议相对人予以补偿,可以更好地保障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亦对此予以明确。因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将直接侵犯行政协议的合意性,必须严格限定于法定情形、遵循法定要求。行政协议在订立时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否则属于无效协议。但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相关情势发生变更,致使行政协议继续履行又将可能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协议当事人依法又不能改变或否定该情势。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应当首先考虑对行政协议内容予以变更,尽可能地维持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仅在变更无法实现目的情形下选择解除行政协议。本案中,涉案行政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当地路侧停车管理公共政策依法改革,对路侧停车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收费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有利于规范路侧停车管理行为,保障城市道路安全有序,改善停车难问题,但涉案行政协议继续履行将损害公共政策的执行,且变更行政协议内容也无法使之符合公共政策,行政机关据此单方解除行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另外,行政协议的行政性特征,决定行政机关可能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订立、履行行政协议,若协议相对人在提起行政协议诉讼时请求附带审查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七、中山市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要求解除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30日,原广东省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原中山市国土局)认定中山市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使用的涉案土地为闲置地,但系政府方原因造成闲置。2016年7月19日,原中山市国土局与某房地产公司订立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涉案土地的动工开发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竣工期限为2年,还约定了动工开发的标准等其他内容。某房地产公司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早于合同订立日期,以及原中山市国土局存在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行为,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补充协议》。另,中山市闲置土地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山市闲置办)已同意涉案土地2016年9月30日前可以办理规划报建、施工许可手续,但是原中山市国土局没有及时告知某房地产公司。某房地产公司曾就涉案土地上的两期商业住宅工程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划管理部门仍先后两次作出不予行政许可通知,理由为“项目情况与市总规不符”。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补充协议》于2016年7月19日订立,却约定动工开发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竣工期限为两年(即2017年9月30日),且同时约定工程建设进度等限制条件,即某房地产公司实际上须于协议订立后的两个多月内在面积达100754.2平方米的涉案土地上完成办理规划和施工许可、基坑开挖、打入所有基础桩、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等系列工作,且须于2017年9月30日前竣工,显然有悖常理。同时,原中山市国土局在中山市闲置办已同意对涉案土地在2016年9月30日前可以申请办理规划报建、施工许可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告知某房地产公司该情况,致使某房地产公司随后未能获得规划部门的规划建设许可、无法及时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发建设义务,导致合同目的实际不能实现,《补充协议》已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但解除《补充协议》将不利于土地管理部门对闲置土地行使管理、监督的职权,也不利于国有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从而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某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房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已实际满足法定解除条件,事实依据充分,定性准确。就解除《补充协议》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的问题,《补充协议》订立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涉案土地的闲置状态,尽快开发利用涉案土地,涉及的是土地高效、合规合理利用的土地管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已因原中山市国土局的过错明显无法实现,让双方继续囿于一份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的协议关系中,已不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确认涉案《补充协议》的解除效力,使协议当事人重归解决涉案土地闲置问题的原点,避免土地资源的继续闲置浪费,才更符合土地管理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二审法院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补充协议》自2019年4月29日(即一审法院向原中山市国土局送达本案诉状及应诉通知书之日)起解除。
典型意义
因行政协议具有协议性特征,协议相对人与民事合同当事人相同,在符合法定条件情形下,可以依法解除行政协议。但行政协议的订立系基于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行政协议的解除将导致订立目的无法实现,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合法权益。因此,行政协议所具有的行政性特征,决定了协议相对人不能通过其单方行为使有效的行政协议失去法律效力。与民事合同当事人不同,协议相对人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下,通常也不能直接通过单方通知行政机关方式解除行政协议,而需要进一步寻求法定救济路径,《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对此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诉请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应当重点审查行政协议是否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以及行政协议解除后是否对其他合法权益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对法定解除条件的认定,可以参照适用有关民事合同法律规范。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应当参照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中“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不能简单将行政机关的利益与之等同。行政协议的解除将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解除的时间对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因体量篇幅所限,《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并未对行政协议解除的时间进一步作出规定。本案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即参照民事合同解除诉讼的法律精神,确定一审法院向行政机关送达诉状及应诉通知书之日起解除。
八、宁某某诉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安定区住建局)下设的凤翔镇征收办(甲方)与被征收人宁某某(乙方)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六套房屋(待建)作为安置补偿,乙方如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承担1000元的违约金;产权调换房屋在竣工验收后10日内交付,施工期自开工建设之日不得超过15个月(有效施工天数),甲方如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交付产权调换房屋,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承担1000元的违约金。2013年11月,宁某某将被征收房屋交给征收部门。定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上述安置房屋的建设单位,分别于2015年7月、2016年10月向宁某某交付两套房屋,其余四套房屋一直未交付。宁某某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安定区住建局立即交付《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四套房屋;如在判决生效后不能立即交付上述四套房屋,则按市场价赔偿,并承担自2015年2月9日起按每日1000元计算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的违约金。
裁判结果
兰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安定区住建局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期向宁某某交付安置房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补偿安置协议》的违约金条款约定不明确,且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宁某某的实际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即安置房屋可以产生的收益计算。一审法院遂判决:一、安定区住建局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宁某某交付已经竣工的三套房屋(具体略),对于尚未竣工的房屋,由安定区住建局用同等位置、相同面积的房屋给予置换,差价按《补偿安置协议》执行。二、安定区住建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宁某某支付违约金21000元。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补偿安置协议》相关内容和双方交接第一套房屋时宁某某提交的申请,六套安置房屋分属两个住宅小区不同楼宇,分别以各楼宇开工建设之日计算施工期限及交付期限,符合订立协议时当事人明知的范围和真实意思,宁某某主张六套安置房屋一次性同时交付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违约金数额的确定,《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交付产权调换房屋,每逾期一日应向宁某某承担1000元的违约金。该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依法可予以调整。调整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房屋所在区域房屋价格呈上涨趋势,迟延交付不存在交易机会丧失带来的价格损失。以房屋租金收益计算损失,较为客观合理。关于房屋迟延交付的租金收益损失,既要考虑房屋所在区域租金水平,也要考虑房屋达到相应租金水平尚需出租人装修投入等成本因素,还要考虑适度体现违约金的惩罚功能,结合双方在庭审中陈述的房屋所在区域的租金水平,确定以每平方米每月10元的租金收益损失计算违约金。二审法院遂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安定区住建局向宁某某交付剩余四套房屋。已竣工的三套房屋限于判决后10日内履行,尚未竣工的一套房屋限于2020年10月31日前履行。三、安定区住建局向宁某某支付违约金84993元(计算明细详见清单),限于判决后10日内履行。四、自2019年12月31日起,安定区住建局向宁某某每月支付违约金1006元,当月月底前付清,至判决确定的未竣工房屋履行期内的实际交付之日(实际交付之日计期不足一月的,按一月支付)。
典型意义
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协议当事人对协议约定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可能有两类情形:一是约定明确,但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存有分歧;二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之间事后亦无法达成合意。基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与协议性双重属性,协议当事人对协议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先行政、后协议的顺序进行认定。有效规范性文件对争议的内容已作出明确规定的,按照该规定确定争议内容的含义;有效规范性文件未作出明确规定、属于协议当事人合意范围的内容,则可以参照民事合同法律规范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法律规则,即按照协议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协议的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等确定争议内容的含义。根据前述方法仍无法确定争议内容含义的,则属于协议约定不明的情形,可以由协议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则可以参照民事合同法律规范关于合同约定不明确时履行的法律规则确定争议内容的含义。本案中,协议当事人之间对合意的事项即产权调换的六套房屋是否一次性交付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即根据前述法律规则,认定宁某某在其订立协议时对产权调换房屋非一次性交付已有预期且属明知,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行政机关不依法依约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给协议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从行政性角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从协议性角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无论何种角度,二者所遵循的法律精神并无不同,即应当弥补协议相对人遭受的损失。其中,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利益减损以及协议履行后依法可以而未获得的利益,民法典、新修改的行政赔偿司法解释对此亦予以明确。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或者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请求按照损失的标准进行调整的,人民法院依法可以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超出给协议相对人造成的损失,按照损失填补原则,确定以房屋租金收益为计算标准,更符合违约责任或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精神。
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松山征收办)发布《政协周边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该地段采取预约式征收方式,征收人与被征收人订立附生效条件的预约式补偿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预签约比例达到70%以上,所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生效,该地段正式征收。韩某某与松山征收办订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预签约协议书》(以下简称《预签约协议》),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附属物补偿等作出约定,并约定安置回迁住宅,协议第七项规定,“本协议在预签约达到_%时即生效”。《预签约协议》订立后,因未达到70%签约条件,该地段未进行征收。韩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松山征收办履行《预签约协议》,并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锦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可以组织被征收人根据预评估结果、征收补偿方案,预先订立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预签协议的签约比例决定是否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预签协议的签约比例由市、区人民政府确定。韩某某与松山征收办订立的《预签约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虽然协议内容中没有约定预签约比例,但是在《政协周边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签约比例应达到70%,因该条件未成就,《预签约协议》未生效。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韩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政协周边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明确该地段采取预约式征收方式,该方案以公告的方式发布,对所有被征收人具有法律效力。房屋征收补偿的预签协议的签约比例已经确定为70%,可以作为本案争议的补偿协议行为的依据。经查明,预签协议的实际签约比例应为25.4%。因此,《预签约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预签约比例未达到70%,该协议未生效。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在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行政协议的生效条件。如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订立的协议,属于典型的附生效条件的行政协议。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亦属于此类行政协议。实践中,对于协议相对人就生效条件尚未成立的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存在不同观点:一是以行政协议对协议相对人权利义务尚未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是依法认定生效条件不成立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由于生效条件是否成立需要进行实体审查,且协议相对人提起的诉讼请求可能并不直接涉及生效条件是否成立,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可以提前定分止争,获得更佳的裁判效果,因而本案采取了第二种观点。协议当事人之间可以协商约定生效条件,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体现在行政协议之中均可。本案中,生效条件虽未直接明确地写入补偿协议之中,但因补偿方案对生效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且其系订立补偿协议的主要依据,可以推定协议当事人知晓且认可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协议生效条件。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所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生效条件是否成立、生效条件未能成立是否具有归责于协议当事人的原因等。对于因不具备生效条件而不具有效力的行政协议,协议当事人要求履行协议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十、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9日,原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原温江区国土局)因与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商贸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向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江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某商贸公司支付因违反双方订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金及利息。温江区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了原温江区国土局有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已于2018年6月21日生效。2018年11月5日,原温江区国土局作出温国土资发(2018)366号《决定书》,以作出行政决定的方式决定对某商贸公司追缴民事诉讼中未予支持的违约金。某商贸公司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决定书》。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温江区国土局作出的《决定书》系要求某商贸公司履行案涉合同中支付违约金的义务。对于2015年5月1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该类合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可以纳入民事纠纷的范畴。对于应当加收的违约金,原温江区国土局作为责任主体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实现。案涉合同为原温江区国土局与某商贸公司于2013年1月9日协商达成,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原温江区国土局已就逾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违约金纠纷提起了相应的民事诉讼,并被温江区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所羁束。因此,原温江区国土局再行作出《决定书》追缴违约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遂判决撤销《决定书》。原温江区国土局不服,提出上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合同订立于2013年1月9日,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原温江区国土局已经就本案违约金争议选择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救济,人民法院作为民事合同纠纷进行受理并已作出生效的驳回民事判决。为避免逻辑和后续救济实现路径的混乱,同时为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应当认定原温江区国土局就生效裁判已经驳回的事项作出行政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就某一协议或者合同属于行政协议抑或民事合同,可能出现较大争议。但无论协议的属性如何,由此引发的争议均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由行政诉讼抑或民事诉讼审理,仅涉及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人民法院不能拒绝裁判,也不能重复处理。《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民事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涉案协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避免出现人民法院因对内部分工的认识不同而拒绝裁判的现象。行政协议诉讼因其进行合约性以及合法性双重审查,可以解决协议的合意纠纷。若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均认为涉案协议不属于其受案范围,民事诉讼已经作出不予受理的生效法律文书的,行政协议诉讼应当予以受理,而非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就民事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再审。与此同时,避免重复处理亦属于人民法院应当遵循的诉讼规则。若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均认为涉案协议属于其受案范围,其中一种诉讼类型已经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另一种诉讼类型应当予以尊重而不能重复处理。以本案为例,在民事诉讼已就涉案合同争议作出实体生效判决,合同当事人应当予以尊重并依法执行。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再就同一争议事项以行政决定方式,作出与生效民事判决相冲突的结论,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已经202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2年第9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4月1日
关于加强新时代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
国家检察官学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直属的检察干部教育培训专门机构,是培养高素质检察人才的主要基地,在推动党的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伴随党的检察事业创新发展,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总体上还跟不上、不适应。为更好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建设,充分发挥检察教育培训职能作用,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坚持政治建设与业务培训深度融合,坚持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一体提升,着重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知识教育和司法检察理念政策、检察实务培训,教育引导学员心怀“国之大者”、依法能动履职,突出精准施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基础保障,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新时代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不断深化政治与业务融合培训
1.坚持把贯彻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培训始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学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落实到检察监督办案全过程。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员培训,在业务培训中强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阐释,帮助学员融会贯通理解和运用。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课程研发和讲授团队,推出精品课、经典课,运用实践素材开展案例教学、示范教学。开展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的政治轮训,强化办案能力助推带头办案。加强基本能力培养,着力提高检察履职中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扛实以法律监督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责任。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加强党章党规党纪培训和政治忠诚教育,教育引导学员从岗位做起,在忠实、廉洁、公正履行检察职能中体现政治忠诚。
2.坚持把促进司法检察理念深化、强化、践行贯穿培训始终。加强司法检察理念、政策专门培训,融入各项业务教学。开展司法检察理念、政策案例教学、研讨教学、现场教学,推出系列课程。着力加强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理念教学,引导学员树立“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和“每一个案件都是政治性案件”的意识,形成“从政治上看”检察履职的自觉,以具体监督办案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加强客观公正立场理念教学,引导学员牢记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成为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加强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教学,引导学员牢记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犯罪、监督诉讼活动等职责,深化辩证履职意识,自觉全面履职。加强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理念教学,强化学员监督办案综合考量法理情的素质能力,守护百姓心中的正义、守住民心,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强化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教学,提高学员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监督智慧的能力,与其他政法部门共同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及时在培训中融入司法检察新理念新政策教学。
3.坚持把培养提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检察履职能力贯穿培训始终。围绕检察履职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针对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常态化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检察业务培训。举办适应扫黑除恶常态化的专题培训,促进“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严深落实。围绕检察履职促进科技强国建设,加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综合司法和创新创业检察办案保护等方面培训。围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企业合规管理及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检察履职需要,组织专题培训。围绕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生,组织系列培训,教育引导学员办好每件“小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举办信访申诉业务培训,开展检察听证情景模拟教学,促进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领导干部带头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首次申诉领导包案等有效落实。强化生态文明和食品药品安全检察保护、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未成年人保护、职务犯罪检察、巡回检察、民事诉讼精准监督等培训,提升办好检察为民实事能力。
4.坚持把助推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制度贯穿培训始终。深刻研究诠释“两大奇迹”背后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检察制度和法治理论、检察理论教育培训。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人民检察史教育培训,引导学员在赓续红色血脉中汲取精神力量,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检察制度的自信和定力。以教育培训助推新发展阶段检察改革和检察实践深入。着重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教学科研,帮助学员更深领悟更实践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针对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政治风险、抵御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不良思潮加强研究应对,教育引导学员增强政治自觉。
5.坚持把提高依法能动履职能力水平贯穿培训始终。把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检察工作决策部署及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举措及时精准融入培训,教育引导学员强化依法能动履职的意识和自觉,更好融入国家治理。组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用检察建议等专项培训,推出系列课程,更实促进诉源治理、治罪与治理并重。开展司法检察大数据运用、信息技术前沿知识培训。强化检察职能融合发展和检察一体化机制建设理解运用培训。强化监督办案“工匠”精神和求极致作风训练养成。加强检察监督办案技能培训。不断加强基层培训,把促进强基导向落在建强“家门口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队伍能力素质、监督办案水平提高上。开展检察管理培训,促进融合深化对“人”和“案”的管理,强化案件管理业务培训。将英模教育、警示教育及其典型案例引入课堂,巩固教育整顿成果,强化纪律作风教育,锤炼党性修养,助推过硬队伍建设。
三、不断提高检察教育培训的精准性实效性
6. 健全政治与业务自然融合的培训教学机制。树立“检察教育培训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培训、也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培训”理念。从培训项目规划、教学计划设计、课程内容研发、教学方式选用、教学效果评价等环节,全面推动政治理论教学与检察业务教学自然融合。提高教师政治理论教学联系检察业务、业务教学融入讲政治要求的自觉和能力。着力培养和强化学员把讲政治的要求融入监督办案中的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推动“自然融入”上的带头作用,组织示范教学。
7. 健全按需施训机制。把教育培训的普遍性要求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要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专题和不同内容,采取灵活有效的培训方式因材施教,增强培训的互动性、实践性和实效性。树立以人为本、按需培训理念,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实现组织需求和学员需求有机结合、培训目标与培训方式有效贯通。加强和改进培训需求调研,坚持每次培训都先摸清问题,针对问题和需求设计培训项目、培训班次、课程内容、培训形式、教学方式,选派师资和学员,提高培训精准性。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策部署要求和各部门重点工作动态及时向国家检察官学院传达及培训教学内容跟进调整机制。结合大数据运用,定期研究分析检察队伍和检察业务建设问题,加强教学转化使用。
8. 完善分类别分层次教学体系。对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进行适应岗位和履职需要的分类培训。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各分院分层开展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领导素能培训、以新进新任晋升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任职资格培训、以检察业务骨干为主要对象的专项业务培训、以提高基本履职能力为重点的岗位通用技能培训。探索检察研究人才培训和其他新类型培训。国家检察官学院重点培训本级检察人员,省市级检察院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和部门负责人,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地方检察院部分业务骨干,检察师资,承担晋升高级检察官培训、初任检察官统一职前培训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专项培训。加强基层检察业务骨干示范性培训。分院结合地域检察业务和队伍实际分别承担相应培训,重点培训本地区其他检察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
9. 健全学员选派和教师选配机制。精准选派学员,各地针对培训主题、培训需求等安排人员参训。精准选配师资,严把师资政治关和业务关,结合培训主题、培训对象、培训需求等,选配具体授课教师。坚持面向学员征集问题、为授课教师提供问题和教学所需材料,组织教师课前研究、课堂答疑和在线答疑。
10. 深化推进同堂培训。不断加大同堂培训力度、提高培训质量。推动建立同堂培训常态化协作机制。加强检察官与法官、人民警察、律师等同堂培训。推进检察官与监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同堂培训。推动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跨法律职业部门共同开展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促进树立共同执法司法理念,一体提升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能力水平。建立同堂培训师资库。推进教学资源共建共享,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研、教学计划研制、课程研发、教材资料编写、师资培养选配和教学管理。
11. 大力发展网络培训。适应检察事业发展需要,实行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在做精做优线下培训的同时,优化网络培训质量,扩大网络培训规模。切实加强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建设,不断改善网络培训条件,完善网络培训班次组织及课程设置、学员管理、教学评价。优化直播授课、互动答疑、个性化学习与测试、培训考核功能,逐步充实政策法律查询、业务咨询、电子图书等功能。丰富网络培训资源,建立可检索的点播微课程体系。组织网络“送训上门”,重点面向西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基层检察院开展订单式“点对点”视频业务培训。推进线下课程线上转化使用,专题分解、重点摘要优秀课程,为司法办案提供网络查询和指导。
12. 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研究,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力推案例教学和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司法解释进培训。挖掘、运用不同类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强化具体、实在、还原的监督办案指导,通过案例教学讲清讲透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和履职办案要求。加强答疑式、研讨式、启发式和翻转课堂、行动学习、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运用。开展线上备学、线下研讨,探索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派员参加学员研讨交流制度化常态化,推动教学活动与案件研究、业务指导更紧结合。改进教学评估,健全学员评价和同行评价。常态化开展培训项目集中总结。加强培训效果跟踪评估。强化教学评估结果运用。
13. 开拓检察教育培训国际视野。主动参与国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积极培训涉外执法司法人才、法律服务人才和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加大涉外司法检察业务培训,开展司法协助案件、涉外案件专业人才培训,培养储备优秀涉外检察人才。开展检察官涉外基本司法制度、诉讼制度、检察制度普及培训,帮助学员开阔视野、增强自信。加强培训国际交流合作,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沿线、“上合组织”和东盟国家,积极承办境外执法司法人员培训,努力发挥国家检察官学院援外培训作用,讲好中国法治、检察故事。加强涉外法治培训师资建设。加强涉外法治资料收集、整理、编译工作,开展比较法治研究。服务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与有关国家智库的合作,针对性研究有关我国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的涉外法治问题特别是涉外法律事务应对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四、充分发挥国家检察官学院智库咨政作用
14. 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作为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根本任务。积极推动在国家检察官学院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机构,充实研究力量,加强与检察系统内外的研究合作。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围绕“十一个坚持”确立选题,组织深入研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强教学运用。通过《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检察论丛》《中国检察官》等平台,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15. 充分发挥推动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功能作用。以更高站位、更大担当发挥智库功能,努力当好检察工作决策智库助手。认真梳理总结党绝对领导下人民检察制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检察实践经验。加强司法理念政策、重要检察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重大项目邀请业务部门人员参与,助推检察理论繁荣和检察制度发展。围绕检察理论和检察实务问题确定科研选题、组织刊物稿件、奖励科研成果。充分发挥国家检察官学院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平台功能作用。定期分析研究学员不同时期、地域和业务类别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16. 发挥科研中教师和学员两个积极性。鼓励教师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健全考核、保障和激励机制。推进教学科研一体化,坚持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建立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相互转化机制,实现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积极开发运用学员科研资源,对学员的科研加强引导并提供有利条件,使学员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成为科研选题的方向,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重视从检察系统培养检察类论文作者,推动其带成果进课堂上讲台。每年选择优秀理论成果转化为培训课程、吸收进教学内容。
17. 协同凝聚智库咨政合力。积极参与国家智库工作,以高质量智力服务,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加强与党校、法学院校、研究机构和各级检察院等单位的科研合作,吸收专家学者参与国家检察官学院智库建设。选派教师、学员到党校、法学院校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检察制度、检察实务。邀请法学院校师生到国家检察官学院参与座谈、研讨交流。
五、大力加强检察教育培训基础建设
18. 协调推进“四库”建设。按照政治与业务自然融合的要求,建设国家检察官学院师资库、课程库、教材资料库、教学案例库。增强“四库”建设的组织性、计划性、系统性、科学性。以师资库建设为牵引,带动课程库、教材资料库、教学案例库建设协调同步发展。坚持定期入库一批师资,新增一批课程、教材资料和教学案例。
19. 高质量推进师资建设。坚持政治强、业务精、教学好的师资标准。优化师资结构,大力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检察官教检察官。强化一线检察官师资发掘培养。继续落实驻校检察教官制度、业务培训与师资培训相结合、学员即教员要求。从党政领导干部、法官、警官、律师和行政执法、企事业单位等人员中选聘师资。加强师资能力建设,实施名师和青年教师培养工程,造就一批检察名师和青年教学科研骨干。增强教师党性修养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自觉。提高政治与业务高度融合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管理和教法运用能力。坚持学院教师“三个三分之一”培养要求,重点强化专职教师实务锻炼,通过列席检察官联席会议,参与检察业务数据分析、重要疑难复杂案件研讨、司法解释研究等途径,促进教师理论与实务结合。突出提高教师研究检察理论、检察制度、检察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20. 高质量推进课程建设。按照政治与业务有机融合和“三个导向”要求,以精品课和经典课为重点,建设涵盖公共课、业务通用课、业务特色课和其他课程的课程库。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出一批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的教学示范课。研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课程。健全课程研发制度,强化课程研发的计划性、组织性、针对性、科学性。建立以研发为主、引进为辅和自主研发、委托研发、合作研发相结合的课程研发机制。严格课程审核评价。
21. 高质量推进教材资料和教学案例资料建设。用好检察业务系列教材。编写系列辅助教材资料。推动优秀课程向教材资料转化。汇编学员优秀研讨发言,向学员推送优秀论著、法学法治经典论述等,丰富学习资源。努力推动图书资料电子化建设。完善案例教学资料收集、更新和教学运用机制。
22. 持续改善检察教育培训保障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大力支持国家检察官学院工作,提供教学科研、师资培养所需条件,支持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各分院、培训基地建设。不断强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培训经费的组织保障。优化学院岗位设置,完善专业技术和行政人员职务职级晋升通道。探索建立国家检察官学院与检察系统、各分院畅通有序的干部人才交流机制。不断改善学员和教职工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教职工按规定应当享受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提倡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提高办学资金使用效益,反对铺张浪费。用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深化信息技术在培训、管理和文献资源共享中的运用。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不断提升国家检察官学院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六、切实加强对国家检察官学院工作的领导
23. 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国家检察官学院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建设,配强班子,提高班子政治能力。坚持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领导到国家检察官学院授课、调研、指导制度。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人才建设、基础建设和办学保障。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要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每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专门报告工作。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委员要突出政治忠诚、强化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加强对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的领导。
24. 坚持从严管理、科学管理。坚持把从严管党治检要求和从严治校方针结合起来,确保国家检察官学院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健全教学、科研、行政等方面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改进管理方式,提高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严肃教学科研纪律,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从严管理学员,严格组织生活、学籍、考勤等制度,严肃培训纪律。把学院管理与学员自我管理结合起来,以管促学,以学促管,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加强和改进学员培训和教师教学科研工作考核评价。把学员理解和运用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情况纳入评价范围,作为优秀学员评选的重要条件。把国家检察官学院培训作为考察识别干部重要渠道,学员学习情况反馈有关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将教师参加实务工作和研究检察问题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强化考核效力,加强考核结果在评先表彰、职称评审、职级晋升中的使用。
25. 严格加强学风建设。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坚持理论教育学习与研究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知行合一。教学科研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照本宣科,树立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注重研究、分析检察履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成解决对策和方法措施。定期开展学风督查。
26. 持续推进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分院一体化建设。统一规范教学、科研、管理,制定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分院培训教学大纲、教学评价、培训考核、学员管理等规范。统筹年度培训计划,科学配置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分院培训任务和资源。建立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分院师资、课程、教学资料等共享机制。吸收分院参与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党建工作和教学科研活动。国家检察官学院加强对分院业务指导,派员为分院授课,引导分院发展特色培训基地。省级检察院、分院选派师资到国家检察官学院进行教学科研实践。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地方检察院共建共用检察业务实训教学基地。推进国家检察官学院与分院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发〔201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实施中有何问题与建议,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7日
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健全完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法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权拒绝执行任何单位、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对于任何单位、个人在诉讼程序之外递转的涉及具体案件的函文、信件或者口头意见,法官应当按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其实施办法予以记录
第二条 对于任何单位、个人安排法官从事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等超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拒绝,并不得以任何名义安排法官从事上述活动。
严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地方招商、联合执法,严禁提前介入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杜绝参加地方牵头组织的各类“拆迁领导小组”“项目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第三条 法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有权就参与审理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果、诉讼程序等问题独立发表意见。
除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外,法官有权拒绝就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或者本人未参与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
第四条 法官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非经法官惩戒委员会听证和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涉及错案责任的认定标准、追究范围、承担方式和惩戒程序等内容,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及相关工作办法另行规定。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也不得以办案数量排名、末位淘汰等方式和接待信访不力等理由调整法官工作岗位。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被调离、免职、辞退或者受到降级、撤职等处分的,其所在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或者建议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不予纠正的,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法院商请有关机关纠正。
第五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应当送达当事法官和有关人民法院。对法官作出调离、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给予降级、撤职等处分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处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法官,并列明理由和依据。
法官对涉及本人的惩戒意见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审查意见的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异议,申请复核;对涉及本人的处理、处分决定不服的,自收到处理、处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并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法官不因申请复核、复议或者提出申诉而被加重处罚。
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对当事法官提出的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查,作出决定,并书面回复当事法官。受理复议、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听取当事法官的陈述、辩解;原处理、处分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六条 对法官作出错误处理、处分决定的,在错误被纠正后,当事法官所在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恢复其职务、岗位、等级和薪酬待遇,积极为其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响,视情对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或者补偿,并商请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或者滥用职权者的责任。
法官因接受调查暂缓等级晋升,后经有关部门认定不应当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的,其等级晋升时间自暂缓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法官有权提出控告:
(一)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公正司法的;
(二)要求法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的;
(三)限制或者压制法官独立、充分表达对参与审理案件的意见的;
(四)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将法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的;
(五)对法官的依法履职保障诉求敷衍推诿、故意拖延不作为的;
(六)玩忽职守,处置不力,导致依法履职的法官或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
(七)侵犯法官的休息权、休假权的;
(八)侵犯法官控告、申诉权利的;
(九)其他侵犯法官法定权利的行为。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法官法定权利,法官向所在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控告的,接受控告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其权限范围内及时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超出职责权限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人民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法官法定权利的,法官可以向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其所在人民法院有协助控告及提供帮助的义务,并应当派员向有关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第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完善法官考评委员会工作机制,由法官考评委员会组织、领导对法官的考核、评议工作。法官考评委员会由本院院长、相关院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若干法官代表组成。主任由院长担任,法官代表由全体法官推选产生。
对法官审判绩效的考核、评价,必须由法官考评委员会作出,考核结果应当公示。法官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议。
对法官审判绩效的考核办法和评价标准,应当合理设置权重比例,注重审判工作实绩,充分考虑地域、审级、专业、部门、岗位之间的差异,但不能超出法官的法定职责和职业伦理。考核结果和业绩评价应当作为法官等级晋升、岗位调整和绩效考核奖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上述考核的指导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定,各级人民法院结合辖区实际进一步细化,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由本院院长、相关院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若干法官代表组成。主任由院长担任,法官代表由全体法官推选产生。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的职能是:
(一)集中受理法官与依法履职保护相关的诉求和控告;
(二)组织对法官或其近亲属可能面临的侵害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
(三)组织对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住所安全受到威胁的法官提供援助;
(四)组织对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法官给予救助;
(五)帮助法官依法追究侵犯其法定权利者的责任;
(六)统筹安排为受到错误处理、处分的法官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响、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七)指导法官正确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和心理疏导工作;
(八)督促对本院安全检查设施、防护隔离系统、安全保障设备、安全保卫机制建设情况开展检查;
(九)统筹指导本院司法警察部门、机关安全保卫部门做好庭审秩序维护、机关安全保卫、法官人身保护和各类应急处置工作;
(十)与公安机关、新闻主管、网络监管等部门建立与法官依法履职保护相关的预警、应急和联动机制;
(十一)其他与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职保护相关的事务。
各级人民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本院人事管理部门承担。
上级人民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监督指导辖区内人民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工作。本级人民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对法官依法履职保障不力的,法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提出控告。
第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的立案信访、诉讼服务、审判区域应当与法官办公区域相对隔离,并配备一键报警装置,便于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人民法院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和装备配置标准》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不同执勤岗位警用装备配备标准》,普遍设立安全检查岗,配备相应安全设备,强化安全检查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操作水平。
人民法院应当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具有录音功能的办公电话和具有录像功能的记录设备,方便及时记录、存储具有干预、过问、威胁、侮辱等性质的信息。
人民法院应当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提供配备录音录像设施的专门会见、接待场所。法官在审判法庭外会见、接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可以要求在专门场所进行,并有权拒绝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单方面会见、接待的要求。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维护庭审秩序。对于实施违反法庭规则行为,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采取警告制止、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罚款、拘留等措施;对于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在审判法庭之外的人民法院其他区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应当及时采取训诫、制止、控制、带离现场等处置措施,收缴、保存相关证据,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构成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或者危险物质,逃避、抗拒安全检查的;
(二)未经允许,强行进入法官办公区域或者审判区域的;
(三)大声喧哗、哄闹,不听劝阻,严重扰乱办公秩序的;
(四)侮辱、诽谤、威胁、殴打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五)损毁法院建筑、办公设施或者车辆的;
(六)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的;
(七)工作时间之外滞留,不听劝阻,拒绝离开的;
(八)故意将年老、年幼、体弱、患有严重疾病、肢体残疾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的;
(九)以自杀、自残等方式威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
(十)其他危害人民法院机关安全或者扰乱办公秩序的行为。
对于在人民法院周边实施静坐围堵、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立横幅等行为的人,人民法院应当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危害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可以由机关安全保卫部门会同司法警察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妨害公务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泄露、传播依法不应当公开的法官或其近亲属信息,以及偷窥、偷拍、窃听、散布法官或其近亲属隐私的行为人,人民法院应当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诉讼服务中心、12368诉讼服务平台和诉讼服务网站等平台查询信息、答复咨询、联系法官的作用,避免因信息过度公开影响法官的审判工作和日常生活。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对外公开法官姓名、照片、职务、等级、办公电话和工作邮箱之外信息的,应当征得法官本人同意。
第十三条 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或者被利用信息网络等方式实施侮辱诽谤,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其所在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维护法官良好声誉,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于干扰阻碍司法活动,恐吓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侵害法官及其近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法官因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人或其近亲属遭遇恐吓威胁、滋事骚扰、跟踪尾随,或者人身、财产、住所受到侵害、毁损的,其所在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商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是精神病人的,依法决定强制医疗。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邪教组织犯罪等危险性高的案件,应当对法官及其近亲属采取出庭保护、禁止特定人员接触和其他必要保护措施。对法官近亲属还可以采取隐匿身份的保护措施。办理危险性较高的其他案件,经法官本人申请,应当对法官及其近亲属采取上述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按时足额发放法官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考核奖金的发放,应当遵循审判实绩导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与法官等级、行政职级挂钩,注重向一线人员倾斜。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为法官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普遍建立和认真落实法官年度体检制度,保证法官每年接受一次全面身体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完善法官的医疗保障制度和抚恤优待办法,为法官的人身、财产、医疗等权益提供与其职业风险相匹配的保障。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审判工作需要,综合采取集中脱产培训、网络视频教学、巡回授课等方式,保障全体法官定期参加各类业务培训,着力提升其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信息化应用能力。每名法官每年至少应当参加一次脱产业务培训。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法官的休息权和休假权,认真落实年度休假等制度,切实保障法官必要的休假时间,并将法官休假落实情况纳入各部门绩效考评范围,不得以任何方式变相阻碍法官休假。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判规律和法院实际,合理测算法官工作饱和度,科学确定法官工作量,适时调整法官员额配置或者增补审判辅助人员,不得强制要求法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
第二十条 上级人民法院从下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的,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措施,确保异地遴选的法官能够安心履职。
第二十一条 对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参照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 军事法院法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军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持续深化司法改革,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新成就,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褒奖先进、激励队伍、鼓舞士气、促进工作,根据《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授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等85个单位“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授予白松等100名同志“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授予于洋等200名同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大力开展向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学习活动,掀起向先进看齐、创一流业绩的热潮。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提升审判工作质量水平,持之以恒改进司法作风,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坚决的行动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月9日
附件
全国优秀法院名单
北京市
西城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河北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晋州市人民法院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望都县人民法院
鸡泽县人民法院
山西省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
武乡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
武川县人民法院
巴林左旗人民法院
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辽宁省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图们市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
通河县人民法院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方正林区基层法院
鸡东县人民法院
上海市
虹口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沭阳县人民法院
海门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天长市人民法院
当涂县人民法院
福建省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长汀县人民法院
江西省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
赣州市赣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
章丘市人民法院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五莲县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
新密市人民法院
汤阴县人民法院
兰考县人民法院
宁陵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枣阳市人民法院
罗田县人民法院
湖南省
攸县人民法院
江永县人民法院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乐昌市人民法院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州市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东兴市人民法院
海南省
澄迈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
黔江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江安县人民法院
泸定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
凤冈县人民法院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鲁甸县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
索县人民法院
噶尔县人民法院
陕西省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旬邑县人民法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甘肃省
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临洮县人民法院
临夏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市人民法院
昌吉市人民法院
阿勒泰市人民法院
解放军
乌鲁木齐军事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
全国优秀法官名单
北京市
白松(女)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陈昶屹 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人民法庭副庭长
天津市
王会君(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宫会新 静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河北省
王振健 高级人民法院复议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曲刚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吴希林 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宋庆国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董宪军 黄骅市人民法院南大港人民法庭庭长
山西省
田亚欣(女) 洪洞县人民法院甘亭人民法庭庭长
李军(女)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郭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
内蒙古自治区
汪伟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翁兴文(满族)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谢伟英(女,蒙古族)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辽宁省
边锋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树毓 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苗长阔 盘山县人民法院沙岭人民法庭副庭长
周建平 北票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吉林省
孙海鑫 梨树县人民法院孤家子人民法庭庭长
李红广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黑龙江省
刘春荣(女) 巴彦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孙宝徐 安达市人民法院铁西人民法庭庭长
谷秀琴(女) 甘南县人民法院宝山人民法庭庭长
韩雪(女)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上海市
史一峰(女)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七庭审判员
乔蓓华(女)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江苏省
李娟(女)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杨爱成 宝应县人民法院氾水人民法庭庭长
张福荣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局实施处处长
卓洋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唐奇英(女)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金港人民法庭副庭长
浙江省
王军宇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建强 桐乡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朱贤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廿里人民法庭庭长
秦善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安徽省
张秀珍(女)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秦山成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章蕴璐(女) 休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福建省
陈少华 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林爱钦(女)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郑世文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江西省
刘长峰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邹来水 鄱阳县人民法院芦田人民法庭庭长
焦芸(女) 遂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山东省
王慧智(女) 莱州市人民法院驿道人民法庭庭长
申孝国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凤凰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永杰 梁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赵悦红(女)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霍玉山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牡丹人民法庭副庭长
河南省
冯童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陈杰(女) 平舆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郏文慧(女)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郑镇林 新县人民法院院长
贾钟爽(女) 唐河县人民法院桐寨铺人民法庭庭长
湖北省
林发扬 潜江市人民法院张金人民法庭庭长
赵香平(女) 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骆红梅(女) 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黄崧(女、土家族) 建始县人民法院红岩寺人民法庭副庭长
湖南省
何豪杰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柳春龙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申诉审查综合办公室主任
崔赣 湘潭县人民法院花石人民法庭庭长
蒋登忠 武冈市人民法院湾头桥人民法庭庭长
广东省
付庆海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罗婷芳(女)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
莫介云(女) 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龚麒天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
蔡应犀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三江人民法庭副庭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梅娟(女)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梁东丽(女) 容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廖厚新 乐业县人民法院花坪人民法庭庭长
海南省
黄春英(女)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旅游审判庭庭长
重庆市
刘宏伟(女) 南岸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赵志强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四川省
邓彦文(女) 江油市人民法院青莲人民法庭庭长
李晓彬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三庭审判员
何礼东 营山县人民法院老林人民法庭庭长
袁荃(女)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喻军洪 雅县人民法院柳江人民法庭庭长
贵州省
冉定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刘国红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副庭长
云南省
杨爱斌 澄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彭鑫亮(白族) 兰坪县人民法院营盘人民法庭庭长
谢云生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西藏自治区
西饶久觉(藏族) 贡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洛桑达瓦(藏族) 察隅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陕西省
牛锐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武科航 兴平市人民法院冉庄人民法庭庭长
郭玉荣 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甘肃省
刘中宏 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白水人民法庭副庭长
杨华晖(女,藏族) 迭部林区基层法院院长
张世文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青海省
陈志秀(女,土族)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苏文兵(回族) 西吉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斌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阿丽(女)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第二庭审判员
努尔阿吉·图拉克(维吾尔族) 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解放军
关凌华 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沈建琴(女) 奎屯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最高人民法院
郭修江 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名单
北京市
于洋 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庭副庭长
于广丹(女)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巴晶焱(女)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李燕蓉(女)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赵锋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晋怡(女) 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天津市
王剑虹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红杰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审判管理委员会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郝福龙(满族) 宝坻区人民法院大口屯人民法庭副庭长
商轶 红桥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审判员
河北省
王玉(女)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李成佳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李继存 邢台县人民法院南石门人民法庭庭长
杨红梅(女) 昌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杨鹏飞 曲周县人民法院河南疃人民法庭庭长
赵林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审判员
赵阳利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薛林儒(蒙古族)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
魏立超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山西省
马兴华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张卫华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范波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续彩艳(女)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詹荐轩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内蒙古自治区
许承 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新安人民法庭副庭长
余为军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
张逸涵(蒙古族) 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张献国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桂云凤(女) 察哈尔右翼后旗人民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庭庭长
辽宁省
王巍(女) 东港市人民法院长山人民法庭审判员
王天伟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刘岩(女)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谷晓霞(女)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主任
张旭松 凌海市人民法院新庄子人民法庭副庭长
罗建华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四庭助理审判员
赵智(女)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审判员
顾书宇(女)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助理审判员
吉林省
王静(女) 延吉市人民法院速裁庭副庭长
王广友 抚松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林涛磐 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案件执行科审判员
韩春雷 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江西人民法庭副庭长
黑龙江省
孔令红(女)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成武 龙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李艳梅(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张井坤 同江市人民法院临江人民法庭负责人
张银凤(女)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魏林白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上海市
王剑平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江爱国 嘉定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副主任
李永林 奉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吴盈喆(女)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宋向军 松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孟猛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江苏省
王云(女) 泰兴市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刘晓夏(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陈利东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庭长
陈教智 江阴市人民法院华士人民法庭副庭长
罗海 峰建湖县人民法院高作人民法庭副庭长
胡正义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板桥人民法庭庭长
姚秀金 睢宁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曹锐如 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雷爱红(女) 金湖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樊华勇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浙江省
丁喜林平 湖市人民法院速裁庭庭长
王优明(女) 新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宏杰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李贤达 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庭审判员
何柏良 龙游县人民法院巡回(交通)法庭庭长
张凯 义乌市人民法院佛堂人民法庭副庭长
俞恩华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实施一科科长
徐黎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黄觉晓(女) 青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魏金汉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副庭长
安徽省
马杰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叶小军 怀远县人民法院常坟人民法庭副庭长
李超利 辛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陈浩林 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祝远高 舒城县人民法院千人桥人民法庭庭长
费成兴 宁国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耿青(女)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福建省
朱健忠 福鼎市人民法院太姥山人民法庭副庭长
李勤模 大田县人民法院建设人民法庭庭长
杨航光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
张世伟 仙游县人民法院枫亭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丽娟(女)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审判员
陈玲玲(女) 惠安县人民法院净峰人民法庭助理审判员
林强 厦门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庭长
江西省
许俭宜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传增 芦溪县人民法院宣风人民法庭副庭长
涂克洪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黄丽丽(女)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管东长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山东省
王丽(女)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王丽法官工作室主审法官
仉磊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曲燕军 青岛海事法院石岛法庭助理审判员
刘树洲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杨贵孚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张聘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徐泉林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郑家人民法庭庭长
楚孔岭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褚衍文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张村人民法庭审判员
薛卉(女) 临朐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河南省
王晨光 获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吕茵(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晋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俊华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张爱国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骆慧杰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梁森林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谢玉清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穆莹莹(女) 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魏钰玺(女) 鲁山县人民法院让河人民法庭庭长
湖北省
孔令刚 武汉海事法院重庆法庭副庭长
李拥军(女)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陈辉(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陈继雄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赵咏梅(女) 安陆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韩静(女)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岑河人民法庭庭长
湖南省
王淳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先礼(土家族) 永顺县人民法院塔卧人民法庭庭长
向延忠(土家族)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汪俊常 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柳叶湖人民法庭审判员
陈友红(女)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郭柏奎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唐建华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广东省
麦少鹏 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杨向晖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横荷人民法庭副庭长
柯颖(女)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人民法庭审判员
徐小新 廉江市人民法院安铺人民法庭庭长
徐君庆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凌灼煊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
宾志权 德庆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黄剑烽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谢光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南湾人民法庭审判员
魏巍(女)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永辉(壮族) 忻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汝磊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陆凌军(壮族) 靖西市人民法院渠洋人民法庭庭长
邵晨(瑶族)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唐光席 扶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蒋子秀(女)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助理审判员
海南省
李其才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郑海雄 东方市人民法院交通巡回法庭负责人
傅海燕(女)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重庆市
史发玖 巫山县人民法院第一人民法庭庭长
刘晓龙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审判员
李世军 江北区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
余云中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陈秀良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四川省
丁岚石 棉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刘白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石梯人民法庭庭长
刘宁苍 溪县人民法院陵江人民法庭庭长
李飞鸿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周裕灵 郫县人民法院郫筒人民法庭庭长
袁兵 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袁 凯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大河人民法庭庭长
宾志君(女)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黄发(女) 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谭丽(女) 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贵州省
肖帮华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邱兴琼(女,土家族)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张基柱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郑志武 大方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柳惠菊(女,彝族) 盘县人民法院鸡场坪人民法庭庭长
云南省
左丽梅(女,彝族)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邹春林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丽(女) 芒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罗光俊 牟定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郭婷婷(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
傅得斌 砚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西藏自治区
白央啦(女,藏族)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索朗平措(藏族)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索朗央金(女,藏族) 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陕西省
任永宏 洋县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
杨军华(女) 岐山县人民法院蔡家坡人民法庭庭长
陈晓文 大荔县人民法院官池人民法庭庭长
金军 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黄福建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五里人民法庭审判员
甘肃省
朱世源 镇原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杨海波 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张玉林 山丹县人民法院马营人民法庭副庭长
唐志明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
青海省
刘俊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宋积珍(女,藏族) 海晏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赛吉(女,藏族) 玛沁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马玉元(回族) 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兴人民法庭副庭长
刘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白笈沟人民法庭庭长
董建华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道阳 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阿里甫·海木都(维吾尔族) 鄯善县人民法院连木沁人民法庭副庭长
孟明(女) 博乐市人民法院民庭审判员
高峻 伊宁市人民法院速裁庭审判员
高磊 哈密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助理审判员
解放军
陈刚 东部战区军事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姜松 总直属军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邹戈(女) 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潘进慧(女) 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最高人民法院
李剑 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邹雷 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张卫兵 立案庭审判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美辰来信的办理回复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美辰来信的办理回复情况
陈美辰同志:
您寄来的《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之疑问》(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同时,本解释第三十五条又对有关数据标准的依据做了明确,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有关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赔偿标准的确定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的内容。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少地方城乡差距越来越小,有关赔偿标准的差异自然会越来越小甚至趋同。同时,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审判实践中对于本条规定当然也要遵循。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2019年10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42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42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中央审议发布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等改革文件,对法官惩戒制度作了规定。2019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将法官惩戒制度上升为法律。
1.关于明确人民法院对法官违法审判及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调查职权的问题。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法官惩戒工作的基础。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务员法和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对法官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进行调查核实的职权。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形的,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根据违法情形依法处理。公务员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公务员违纪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的情况进行调查。《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规定,法院负责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也明确规定,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由人民法院调查。在实践中,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权的专责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法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即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可能存在几个部门管辖冲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法官惩戒相关规定时,拟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监察机构调查的案件,监察机构给予政务处分的,法院不再对当事法官进行惩戒;法院调查并经惩戒委员会审议,认为法官存在违法审判行为的,由法院在主体责任范围内作出惩戒决定;监察机关调查后,移送人民法院建议由人民法院对当事法官作出纪律处分的,应当适用惩戒的相关规定;违反审判职责之外的违法违纪行为,不适用惩戒制度的相关规定,由纪检监察机构调查处理。在法官惩戒制度正式实施后,将加强与纪检监察机构配合协调,做好沟通衔接,切实把法官惩戒制度落到实处。
2.关于明确法官惩戒的事由。修订后的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法官法上述规定,已明确了法官惩戒事由,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和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形进一步明确界定,为法官惩戒工作提供指引。
3.关于在法官法中明确法官惩戒的相关制度规定。修订后的法官法,吸收了法官惩戒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成熟的制度,明确了法官惩戒的主体、对象、方式和程序等。法官法第四十八条至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和法官惩戒委员会是法官惩戒的主体,违反审判职责的法官是惩戒对象,法官惩戒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审议惩戒事项并提出审查意见,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意见作出是否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此外,法官法还规定了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当事法官享有的权利。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由督察局承担法官惩戒工作的日常工作。正在制定法官惩戒的程序规定,草拟《最高人民法院惩戒委员会章程》及《最高人民法院惩戒工作办公室规则》,督促各省市自治区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在高级人民法院设立法官惩戒工作办公室。指导部分法院积极稳妥的开展法官惩戒工作的试点和探索,争取在2020年全面实施法官惩戒制度。
4.关于理顺法官惩戒措施与党纪、政务处分的关系。修订后的法官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官的处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公务员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处分决定机关认为对公务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明确,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的,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履行主体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规定,对公职人员给予处分。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已经给予政务处分的,任免机关、单位不再给予处分;任免机关、单位已经给予处分的,监察机关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上述规定,对法官惩戒措施中的处分与政务处分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制定政务处分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关法官惩戒措施与政务处分衔接的问题,还可以在制定政务处分法过程中进一步研究明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提升轻伤害案件办案质效,积极促进矛盾化解和诉源治理,2023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注重问题导向,结合轻伤害案件的特点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从基本要求,依法全面调查取证、审查案件,积极促进矛盾化解,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对办理轻伤害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促进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焦某、李某故意伤害案”等5件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共性特点:一是注重在查清事实、厘清原委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二是注重借助各方力量,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矛盾纠纷解决和诉源治理;三是注重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1月13日
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 焦某、李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焦某,男,无业。
被不起诉人李某,男,无业。
焦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一十字路口时,与李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焦某不道歉且欲离开,双方发生口角,焦某先推了李某一把,李某打了焦某胸部一拳,二人撕扯、纠打在一起。其间,焦某打了李某鼻部一拳,李某打了焦某面部一拳。后经他人劝阻停止打斗。李某报警。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焦某负全部责任。
李某当日就医,诊断为鼻骨骨折、鼻中隔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焦某事发后第三日就医,三个月后诊断出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后鉴定为轻伤二级。
公安机关对焦某、李某故意伤害案分别刑事立案,并对二人取保候审。2019年12月4日,公安机关将焦某、李某故意伤害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开展自行侦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焦某、李某均不承认打过对方面部,并对对方伤情提出疑问。为查明案情,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对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进行技术处理,查清焦某用拳头打了李某面部正中位置,以及李某用拳头打了焦某面部右侧。对焦某提出的怀疑李某初次就医材料造假的问题,检察机关从李某处调取其全部就诊材料,对接诊的多位医生询问,证明李某面部受到外力击打,导致鼻骨骨折、鼻中隔骨折。对李某提出的案发后焦某没有第一时间就医,其左耳听力障碍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问题,检察机关对接诊焦某的医生询问,查明焦某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可能由于年龄大、自身疾病、击打等多种因素引发,成伤机制上无法确定是李某造成。
(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制度教育转化促成矛盾化解。对焦某拒不认罪的情况,检察机关开展教育转化,通过开示监控视频,打消焦某的侥幸心理;通过开示李某的就医材料和医护人员证言,消除焦某的疑问;通过释法说理,宣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消减焦某的对抗情绪。最终,焦某自愿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案发后一年多二人矛盾一直未化解且对抗情绪激烈的情况,检察机关了解到,焦某因患疾病、经济能力有限、担心无力承担高额赔偿等因素一直拒绝和解,而李某因不满焦某违章引发事故、先动手打人且不道歉也一直拒绝和解。对李某提出焦某酒后驾驶摩托车涉嫌危险驾驶罪而公安机关未立案追究的情况,检察机关查明焦某所驾驶车辆不属机动车。检察机关将调查过程、结果告知李某,消除李某的疑惑。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通过向二人宣讲刑事和解规定、了解双方诉求,促成焦某向李某赔偿人民币3000元,双方相互谅解。
(三)根据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区分情形,依法适用不起诉。检察机关考虑焦某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与被害人和解、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于2020年2月28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对李某,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在案证据仍无法认定李某的行为和焦某的伤情存在因果关系,于2020年4月16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作出不起诉。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二人均认可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一)依法自行开展侦查工作。查清事实、厘清原委是认定案件事实、化解矛盾的根本。轻伤害案件要重点查清案件起因、致伤手段、致伤部位和致伤原因。自行侦查具有可行性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自行开展侦查。
(二)办理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要注重矛盾化解。办理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要注重矛盾化解,依法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规定,把化解矛盾贯穿办案始终,明辨是非,使当事人、群众明事理、守规矩,发挥法律定纷止争作用,体现司法公正。
(三)依法敢用、善用、准确适用不起诉。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并取得谅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
案例二 卢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卢某,男,农民。
被害人孙某,男,农民。
二人系邻居。卢某以孙某家中作坊生产有噪音、影响自己生活为由经常与孙某争吵。2019年11月26日,卢某再次与孙某发生争吵,用拳头打了孙某胸部、头部等部位,并将孙某推倒在路边花坛,致孙某受伤。孙某的两个兄弟获悉后赶到现场,将孙某送往医院。经鉴定,孙某左侧第4、5、6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经电话通知,卢某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预交部分赔偿款。后被取保候审。
2020年1月9日,公安机关将卢某故意伤害案移送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通过证据开示,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审查起诉阶段,卢某辩称虽然打过孙某,但准备离开时,孙某伙同两个兄弟对自己殴打,自己出于防卫将孙某推倒。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了案发时在场人员的证言,并召集卢某及其辩护人、孙某、侦查人员进行证据开示。在证据面前,卢某承认自己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供认案发时孙某的两个兄弟未殴打自己,自己不存在防卫情形,愿意认罪认罚。辩护人对开示的证据及案件定性没有异议。
(二)组织公开听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走访当地村委会,深入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和矛盾缘由,并就拟不起诉公开听证,听取公安机关、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听证,卢某认可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证据,愿意赔偿孙某的医疗和误工损失,孙某也表示谅解卢某,同意对卢某作出不起诉。卢某、孙某自行达成和解,卢某赔偿孙某损失11.3万元,出具书面保证,承诺不再与孙某冲突。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卢某在辩护人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慈溪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7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卢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开展不起诉公开宣布,进行普法宣传。检察机关结合走访情况,在村委会组织卢某及其亲属、孙某、村民代表、村干部等一同参与,开展不起诉公开宣布。检察机关阐述了案件的事实、性质,宣讲了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的规定,以及作出不起诉的理由,对卢某进行批评教育。双方均表示以后会理智做事,维护和谐邻里关系。
【典型意义】
(一)探索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开示。检察机关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或者对部分事实不认罪的案件,通过证据开示,使犯罪嫌疑人认可已查明事实,提高认罪认罚自愿性。
(二)以公开听证保证不起诉的公正性和当事人的可接受度。检察机关对拟不起诉案件,可以组织听证,充分听取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等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为案件是否作不起诉处理提供参考。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
(三)通过不起诉公开宣布释法说理。对民间纠纷,特别是发生在邻里间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组织不起诉公开宣布,增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公开性和说理性,并通过以案释法引导社会公众平和、理性处理纠纷。
案例三 王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王某(被害人王某香的弟媳妇),女,农民。
被害人王某香,女,农民。
王某的婆婆去女儿王某香家暂住期间,所住偏屋因年久失修在雨中倒塌。王某香送母亲回家时发现偏房倒塌,以为王某所为,遂骂王某,二人发生口角。后互扯头发、抓扯对方并在地上翻滚,其间,王某将王某香压倒在地,用膝盖跪压在王某香上身,造成王某香右侧6根肋骨骨折。王某香也咬了王某右手小指。经鉴定,王某构成轻微伤,王某香构成轻伤一级。
公安机关对王某涉嫌故意伤害案刑事立案。经电话通知,王某自行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后公安机关将王某刑事拘留。2019年3月8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请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讯问、听取意见,了解双方和解意愿。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认为,该案系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围,且发生在亲属间,有和解基础。检察机关讯问王某时,王某认罪悔罪,表示会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愿意和解。同时,检察机关听取了王某香的意见,王某香也表示愿意和解。
(二)释法说理,引导理性对待赔偿。虽然双方有和解意愿,但王某香要求赔偿数额高,而王某因经营不善经济较困难。检察机关向双方释明认罪认罚、刑事和解规定和当地司法机关会签的文件,解释此类案件最高赔偿标准上限,即除犯罪嫌疑人自愿支付外,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3倍。后王某香自愿降低索赔数额。
(三)启动检调对接,促成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启动检调对接机制,司法行政机关派驻检察机关的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专职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专职调解员到当事人村庄了解双方家庭关系、纠纷症结,以及王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王某香的治疗情况,并联系当地党委、政府、村委会负责人,邀请人大代表等参与调解,经多方共同工作,王某香同意接受王某5万元赔偿。当日,王某支付王某香3万元赔偿,王某香对王某表示谅解。2019年3月14日,赣榆区人民检察院以无社会危险性对王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后,王某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犯罪情节轻微,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取得谅解,且具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依法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和专职调解员对当事人回访,了解到当事人之间真正消除了内心芥蒂,家庭关系得到修复。
【典型意义】
(一)积极促进当事人双方进行和解。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检察机关要充分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释明刑事和解相关法律规定,引导双方理性对待赔偿问题,积极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力量促进和解。对有和解意愿,符合和解条件的,可以由第三方调解力量主持当事人双方调解,以促进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
(三)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应当坚持少捕慎诉。发生在亲属间的轻伤害案件多因琐事引发,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坚持少捕慎诉。对达成刑事和解,符合不批捕、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
案例四 敖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敖某,男,农民。
被害人唐某,男,农民。
敖某驾车到贵州省盘州市胜境街道大箐居委会黄坡口处,接叔叔敖某甲(村干部)去处理本村事务。当敖某甲坐到车上,敖某驾车准备离开时,唐某酒后来到车旁,趴在敖某车副驾驶车门上,要敖某甲安排车第二天给自己拉土,敖某甲答应安排,要他回去休息,但唐某依然趴在副驾驶车门上说拉土的事。于是,敖某下车将唐某拉到一旁,再次准备驾车离开。唐某又趴到副驾驶车门上说安排拉土的事,敖某下车将唐某拉开,二人拉扯时一起摔倒在地,起身后被围观群众拉开。
当日23时许,唐某到医院就诊,诊断为左侧5、6肋骨骨折。次日,唐某到医院进一步住院治疗。后经鉴定,唐某伤情为轻伤二级。2019年2月2日,公安机关对敖某涉嫌故意伤害案刑事立案,后对敖某取保候审,7月2日移送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细致审查,梳理在案证据。敖某始终称自己没有殴打唐某,但考虑到双方有拉扯行为,且同村熟识,愿意给予对方2万元经济补偿。而唐某称是敖某用脚将自己肋骨踢骨折,要求严惩敖某,并要求赔偿6万元。检察机关梳理了在案证据:第一,唐某陈述,敖某从车上下来后朝其胸部踢了三、四脚,后又朝其大腿打了几拳,打完后开车离开,当天自己没有喝酒;第二,多名证人证实敖某多次下车将唐某拉开,两个人发生拉扯,有证人证实二人一起摔倒在地,没有看到敖某打唐某,唐某当时歪歪斜斜,应该喝酒了;第三,敖某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基本一致,其供称因自己要开车走,唐某趴在车上不让离开,自己将唐某拉开,没有打唐某,不知他如何摔倒。
(二)补充侦查,进一步完善证据。检察官到案发现场查看走访,并多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希望化解双方矛盾,但二人始终未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通过完善证据,补充的证人证实没有看到敖某殴打唐某。检察机关梳理出案件关键问题:第一,敖某的拉扯行为是否属于伤害行为;第二,敖某主观上有没有伤害故意;第三,敖某要否对唐某的轻伤后果承担责任。
(三)根据在案证据,准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在案证据证实,唐某多次趴在车门,敖某仅是将其拉开,虽然唐某坚持称是敖某用脚踢了自己的胸部,并否认当天饮酒,但在场目击证人证实敖某没有打唐某的行为,并证实唐某当天走路歪歪斜斜,有饮酒的情况。检察机关认为,唐某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遂采信证人证言及敖某供述,认定敖某客观上除了拉扯行为外,没有打唐某,该拉扯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且二人同村,素无矛盾,主观上也没有伤害唐某的动机、故意。该拉扯行为导致二人摔倒,有唐某酒后自身站立不稳的因素,也有劝架群众拉架时人多手杂的因素。而且,唐某酒后失态、无理纠缠,敖某将其拉开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因此,不应将结果归责于敖某。后盘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3日对敖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唐某及其家人表示要申诉,反复强调是被敖某殴打所致。检察机关对唐某及家人耐心细致释法说理,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逐一解释。最终,唐某及家人认可检察机关的处理意见,未再申诉。
【典型意义】
(一)正确认定刑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往往表现为行为人积极、主动实施侵害行为,为追求伤害后果对被害人实施击打。如果行为人只是与被害人发生轻微推搡、拉扯,一般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行为。
(二)正确认定刑法意义上的伤害故意。行为人主动攻击行为不明显,在出现被害人伤害后果时,不应简单将结果归咎于行为人,要看行为人是否有伤害故意,可以结合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案发起因、是否使用工具、受伤部位、具体场景等判断。
案例五 石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石某,男,农民。
被害人汪某,女,农民。
被害人朱某,女(汪某之女),农民。
石某与朱某2019年8月确立男女朋友关系,2020年12月二人分手后,石某仍心有不甘,多次通过电话及微信等方式纠缠朱某。
2021年1月2日,石某欲再次骚扰朱某及家人,于次日凌晨1时许翻墙进入朱某家院内,又翻窗进入堂屋外封闭的“厦屋”,推开堂屋门进入屋内,在未找到朱某后又欲强行进入卧室。汪某听见声响后用身体将卧室门顶住,并质问来人。石某在明知顶门的是年老体弱的汪某的情况下,故意大力撞门致使汪某摔倒在地,造成汪某手部受伤。石某进入卧室发现朱某不在,遂将朱某的行李箱拿走后离开。汪某因手部疼痛入院医治,经查系右手桡骨骨折,于1月22日报警。1月26日23时许,石某再次到朱某家滋扰,又翻墙进入朱某家中,发现家中无人后,将堂屋内衣橱中朱某的衣服等物品盗走。后因石某将衣物等丢弃,未能进行价格鉴定。
3月26日,经鉴定,汪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当日立为刑事案件侦查。4月1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6月7日,公安机关以石某涉嫌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罪移送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全面审查犯罪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在石某冲撞卧室门之前,汪某已出言制止,而石某明知推不动门是因年事已高的汪某在卧室里用身体挡住的情况下,仍然大力冲撞将门锁撞断,将汪某撞倒在地。石某主观上对汪某受伤是放任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造成轻伤的危害后果,其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规定。石某进入朱某家中盗窃衣物并丢弃的行为属于入户盗窃,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依法构成盗窃罪。两次实施犯罪过程中,石某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是故意伤害和入户盗窃的手段行为,不再单独评价。
(二)注重审查犯罪情节,依法从严惩处。石某在与朱某分手后仍多次纠缠,两次深夜闯入朱某家中滋扰,造成年迈且有残疾的汪某轻伤,将朱某的衣服等物品放入事先准备的蛇皮袋中盗走丢弃,其行为对两名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居住安宁及财产安全造成侵害,已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盗窃罪;石某在案发后缺乏真诚悔罪表现,一直拒不赔偿被害人的各项经济损失,主观恶性较大,情节恶劣,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有再犯可能,对其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发生。检察机关依法对石某作出批捕决定,并综合案件的事实、性质和情节,对石某提起公诉。2021年9月2日,沂南县人民法院对石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三)主动开展司法救助,缓解被害人生活困难。法院判决后,被害人汪某一直未获得赔偿,石某对判决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也未予履行,针对此情况,检察机关到汪某所居住的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核实,认为汪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2022年4月,检察机关向汪某发放5000元司法救助金,一定程度缓解了被害人的生活困境。
【典型意义】
(一)注重对案件全面审查、准确定性。办案中,要全面审查案件发生的背景,案发起因、经过、造成的后果等,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实施伤害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侵入住宅的行为作为手段行为,可不再单独评价为犯罪,作为故意伤害罪的从重量刑情节考量。
(二)对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轻伤害案件,要依法从严处理。对于虽然属于轻伤害案件,但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手段恶劣的,伤害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及医护人员等特定职业人员的,以及具有累犯等其他恶劣情节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三)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要全面了解被害人遭受损失情况及生活困难情况,对于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开展司法救助,在解决被害人因该案遭受损伤而面临的生活急迫困难的同时,促进矛盾化解,增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日)
一、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关某岗、陈某林、李某芳等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
二、司徒某戌、司徒某协、陈某峰、李某贤等非法倾倒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
三、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田某坡等非法处置过期药品污染环境案
四、句容市后白镇某村民委员会、袁某政等非法掩埋废酸、废油脂等污染环境案
五、张某伟、张某盟、姜某、康某辉等非法倾倒废料污染环境案
六、陈某勤等焚烧电子垃圾污染环境案
七、朱某违规收纳、倾倒生活垃圾污染环境案
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走私“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丽水市绿色环保协会诉青田县某废油回收再利用加工厂、胡某泉等非法倾倒废渣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诉陕西省西咸新区某管理委员会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关某岗、陈某林、李某芳等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医疗机构使用后的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玻璃输液瓶的回收、运输、处置(不含医疗废物),法定代表人关某岗。2018年8月,该公司从医疗机构回收玻璃输液瓶后,与北京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股东李某芳、陈某林共谋,以320元/吨的价格将约1300吨玻璃输液瓶出售给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北京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由陈某林安排陈某强进行管理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对其中混杂的针头、棉签、输液管等废物进行了掩埋处理。案发后,对掩埋的废物进行挖掘并转运,经鉴定,该批废物系危险废物,共计16.27吨。
2018年11月,关某岗明知李某芳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介绍易某林将其存放在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的玻璃输液瓶瓶盖出售给李某芳以赚取差价。2019年1月至3月,李某芳雇佣工人分离、筛选、清洗收购的瓶盖,清洗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外环境,筛选出的针头、棉签等废物堆放在厂房内。案发后,经鉴定,从易某林处收购的瓶盖均系危险废物,经应急处置,转移瓶盖等废物共计72.9吨。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单位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关某岗、李某芳、陈某林、陈某强、易某林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关某岗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引发的刑事案件。医疗废物往往携带大量病菌、病毒,具有感染性、传染性等危害,尤其是在当今疫情防控常态化、医疗废物处置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非法处置行为不仅对环境产生污染,也会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第二十二条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本案中相关单位和人员在没有取得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医疗废物的处置,造成环境污染,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本案的审理,展现了人民法院对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决不姑息、严厉打击的态度,有助于警示上下游相关的医疗机构、企业及从业人员依法依规处置医疗废物,避免因不当处置引发公共健康风险。
二、司徒某戌、司徒某协、陈某峰、李某贤等非法倾倒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广东省江门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副总经理王某(另案处理)将该公司生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极材料过程中产生的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浸出渣(以下简称浸出渣)23067吨,以每吨318元的费用交给无相关资质的司徒某戌、司徒某协非法处置。司徒某戌、司徒某协又将上述浸出渣转包给无相关资质的陈某峰等多人分别运到广东省恩平市、江门市新会区、鹤山市、阳江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等地非法处置。李某贤受陈某峰指使,负责组织车辆、司机将其中4700多吨浸出渣分别运到恩平市东成镇某砖厂和新会区沙堆镇某砖厂进行非法倾倒。
【裁判结果】
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司徒某戌、司徒某协、陈某峰、李某贤违法处置有毒物质,后果特别严重,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决四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一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追缴、没收违法所得。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处置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国家政策引导的经济发力点,也是当下热门的环保产业。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之一的电池材料,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若因违法处置造成污染,将与为了环保目的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初衷相悖。本案涉案固体废物数量巨大、毒性强、污染地域横跨两省多地、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严重,人民法院在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污染环境的主观故意时,参考被告人的职业经历所体现的正常认知水平,认为作为运输行业经营者,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具有危害性及随意倾倒会污染环境,应有一定的认知,并负有核实了解的义务。该案的处理,既有利于防范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污染环境风险,推动环保产业绿色健康发展,也对运输行业经营者非法运输污染物,放任污染环境结果发生的行为起到了警示、震慑作用。
三、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田某坡等人非法处置过期药品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具有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等。2019年7月,该公司经营的诺氟沙星胶囊、银黄颗粒等十余种药品过期,需要及时处理。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田某坡明知过期药品需做无害化处理,仍决定将该批过期药品私自倾倒、处置,并于2019年7月3日让公司工作人员闫某德和吕某分别驾车将该批过期药品拉运至太原市小店区倾倒处置。经鉴定,涉案药品总净重3217.672千克。另查明,涉案过期药品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2020年3月20日,当地环保部门出具材料称,倾倒现场的过期药品包装未破损,尚未直接接触土地或者其他资源。
【裁判结果】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田某坡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决定并安排公司人员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被告人闫某德、吕某作为被告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了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五万元;被告人田某坡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闫某德、吕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处置过期药品引发的刑事案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不包括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药,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均为危险废物,属于“有毒物质”,药物中的成分散落在环境中极易造成污染。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地存在对于过期失效药品的危害性以及如何处置认识不足等问题,将过期药品视为普通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土壤、水资源等污染。本案的处理,有助于警示社会公众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法定义务,推动建立畅通的失效药品回收渠道,减少乱扔、乱倒、乱焚过期药品行为,引导全民参与、人人动手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四、句容市后白镇某村民委员会、袁某政等非法掩埋废酸、废油脂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胡某富与江苏省句容市后白镇某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承租土地,建设厂房从事润滑油生产经营业务。后因债务问题停产,厂房长期无人管理,贮存设施老化,厂房内的废酸、废油脂外流,致使周边环境受污染而被附近村民多次投诉举报。2017年3月,环保部门会同专业机构至现场调查情况,对厂房内的废酸、废油脂等进行了初步估算,合计重约80吨,所需处置费用约100万元。2017年12月11日,该村民委员会主任袁某政提议并主持会议,研究决定将上述厂房内的露天废物进行挖坑深埋处理。2018年1月9日上午,袁某政安排陈某驾驶挖掘机在厂房北侧院外挖坑,并将原水泥地上堆放的废酸、废油脂等全部填埋入土坑内。案发后,从坑内挖出废酸、废油脂、含油土壤700余吨,当地人民政府支出670万余元进行应急处置。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江苏省句容市后白镇某村民委员会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袁某政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陈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禁止被告人陈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掩埋废酸、废油脂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和法治水平,带头遵守并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环境。本案中,村民委员会及袁某政等因缺乏相关法律意识,“好心”办了坏事,教训深刻,具有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而法院在判处刑罚的同时又禁止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体现了环境司法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理念,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五、张某伟、张某盟、姜某、康某辉等非法倾倒废料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20年3月23日至2020年4月1日,张某伟将其在河北省正定县某村西的废旧塑料颗粒加工厂内的废塑料、废油布、废油墨桶、废油漆桶等废料,伙同张某盟联系无任何经营手续的康某伟(另案处理),以800元/车的价格进行处置。后康某伟以200元/车的价格让姜某提供倾倒场所,康某伟纠集康某辉先后非法向井陉县孙庄乡某村北一渗坑倾倒6车危险废物,在非法倾倒第7车时被查获。后公安机关将危险废物重新捡拾并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置,张某伟支付相关处置费用。经鉴定,已倾倒废料和被查获的车上废料均为危险废物,重量共计3.99吨。
【裁判结果】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某伟、张某盟、姜某、康某辉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倾倒危险废物,鉴于四被告人已倾倒的固体废物不足3吨,在案发后认罪认罚,积极履行修复义务,判决张某伟、张某盟、姜某、康某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除姜某系累犯外,其他三被告人均适用缓刑。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倾倒废料引发的刑事案件。废塑料、废油布、废油墨桶、废油漆桶等固体废物在生产生活中较为常见,其对环境的污染容易被忽视。尤其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废塑料、废油布、废油墨桶、废油漆桶等固体废物的企业,更须对此有清晰认识,做到合法合规处置,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本案的处理,有助于推动有关企业和群众对日常生活中常见固体废物进行恰当的处置,提高社会公众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危害性的认识,推动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同时,本案审理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的规定,将被告人事后积极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依法适用缓刑,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有助于受损生态环境的及时有效修复。
六、陈某勤等焚烧电子垃圾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陈某勤伙同林某燕、蒋某国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间,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在江西省德兴市花桥镇某村一山坞内建设无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焚烧炉,采取直接投炉的方式焚烧废旧电路板、废旧电线及混合了废旧电路板的“水泥球”等电子废弃物,提炼含铜、金、银等金属的金属锭。经鉴定,该类电子废弃物属于危险废物,采用上述无环保措施的直接焚烧方法,对空气、水及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陈某琴等人在明知加工点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且不具备防治污染措施的情况下,仍然从各地收集大量废旧电路板等电子垃圾送至该非法加工点处置,严重污染环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勤等13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没收、追缴违法所得。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焚烧电子垃圾引发的刑事案件,具有涉案人数多、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电子垃圾逐渐成为生产、生活垃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拆解、利用、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弃机动车船等,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非法收购、处置、冶炼等各犯罪环节实施全链条打击,彻底斩断非法冶炼电子垃圾的利益链条,有力打击了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本案的审理,有助于推动电子垃圾依法有序回收利用,促使材料回收再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彰显了司法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七、朱某违规收纳、倾倒生活垃圾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至11月间,朱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未获得垃圾消纳资质的情况下,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村东南侧一院内经营垃圾中转站,违反规定收纳、倾倒未经处理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测量,朱某违规收纳、倾倒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共计2858.3立方米,其中生活垃圾1510.3立方米,严重污染环境。有关部门对上述垃圾进行处理,产生生活垃圾清运费用共计39万余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朱某未获得相关资质,违规收纳、倾倒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项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决被告人朱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违规收纳、倾倒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并对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处理、回收等处置步骤做出了明确规定。实践中,随意排放、倾倒、处置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常因缺乏及时的管理,日积月累造成不同程度的空气、水、土壤等污染。本案的审理,不仅有助于推动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提高法律意识,明晰无资质擅自收纳、倾倒未经处理生活垃圾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也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强化法律意识,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爱护生态环境。
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走私“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东联系黄某庭,欲购买进口含铜固体废物。黄某庭为此联系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以及薛某。薛某在某国组织了一批138.66吨的铜污泥,由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以铜矿砂品名制作了虚假报关单证,并将进口情况以《钱总货物清单222》传真等方式告知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确认后,由黄某庭在上海港报关进口。后该批固体废物被海关查获滞留港区,无法退运。经鉴定,涉案铜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需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处置费用为105.37万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另,在本案诉讼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就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共同实施走私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提起刑事公诉,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被追究刑事责任,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四被告在明知铜污泥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分工合作,实施了非法进口、购买境外固体废物的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物(铜污泥)的处置费105.37万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走私“洋垃圾”引发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由海关责令退运该固体废物,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承运人对前款规定的固体废物的退运、处置,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洋垃圾”的打击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但出于巨大非法利益的诱惑,仍有不少违法行为人铤而走险,从国外进口“洋垃圾”,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安全隐患。本案中,在进口的固体废物无法退运情况下,法院判决违法行为人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体现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有效震慑潜在的违法行为人,同时明确了违法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仍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体现了环境司法对违法行为人全面追责的鲜明态度。
九、丽水市绿色环保协会诉青田县某废油回收再利用加工厂、胡某泉等非法倾倒废渣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青田县某废油回收再利用加工厂于2008年成立,并以胡某泉个人名义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该厂实际由胡某泉等十三人合伙经营。该厂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废矿物油为主要原料,通过“土法炼油”方式非法提炼非标柴油,随意排放废气,并将焚烧后的煤渣与废渣混合物倾倒在厂区周边,致使周边土壤受到严重污染。经鉴定,倾倒废渣的行为对1732.5立方米土壤造成污染,其中622.5立方米土壤需要开展工程修复,费用为37.14万元。另,青田县某废油回收再利用加工厂及胡某泉等人于2019年7月缴纳138万元至环境保护局危险废物处置保证金专户,用于涉案污染物的处置。
【裁判结果】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认可已缴纳的138万元用于涉案污染物的处置,并将剩余32.87万元用于偿还本案所涉土壤修复工程费用和土壤生态补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各被告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等。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倾倒废渣引发的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法院充分考虑因固体废物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修复的急迫性,积极发挥司法职能,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座谈,在充分实现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以及取得各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以调解的方式化解了纠纷,实现政府、法院、检察院、社会团体以及侵权人的共同参与、共同协作、共同治理,使得修复工程费用和生态补偿费用以最快的形式、最短的时间到位,为陆续开展的污染修复工作提供了保障,在定纷止争的同时,实现受损生态环境的及时有效修复。
十、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诉陕西省西咸新区某管理委员会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战国时期的望夷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遗址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因望夷宫遗址保护范围内一处东西走向的沟道内存在大量建筑垃圾,沟道南侧填埋的建筑垃圾约为30000余立方米,沟道西北侧填埋的建筑垃圾约6000立方米,不仅污染周边生态环境,还对文物保护单位造成侵害,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陕西省西咸新区某管理委员会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为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经法院督促,该管理委员会邀请环保专家及文物保护专家对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完成涉案地块的土壤分析调查,并根据专家意见制定了《望夷宫遗址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依据该工作方案,由管理委员会牵头,组织文物局、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安部门及街道办事处等职能部门,按照“清、运、填、覆、绿”的程序,进行清理整治,使局部环境得到改善,扬尘污染得到根本性治理。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其诉讼请求已得到实现,遂撤回起诉。
【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管理委员会在诉讼过程中清运整治建筑垃圾,消除文物保护潜在危险,有效保护遗址本体,达到预期目标。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撤回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的规定,故裁定准许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行政机关未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本案中,望夷宫遗址保护范围内填埋大量建筑垃圾,不仅污染周边生态环境,还影响遗址文物保护。为妥善保护遗址文物、整治环境,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推动行政机关积极作为,通过现场勘查、征询专家、确定方案、多方联动、集中整治、现场验收等程序,实现了有效治理环境、消除文物潜在危险保护遗址本体的诉讼目的,有效保护了文物遗址生态环境,充分体现了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积极主动地探索务实创新的区际司法协助之路,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先后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199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199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06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2016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17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1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201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2020年)等8项安排,基本实现了民商事领域司法协助的全覆盖。
我们高度认同您在建议中提到的,虽然我国已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司法协助体系,但随着内地与香港在社会、经济、贸易、人员交流等方面更深更广的互动、合作与融合,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实践中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涉法律纠纷势必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两地之间的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及完善。
一、关于对已生效安排及其执行情况的检视完善
(一)扩大相互认可和执行的判决范围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自2008年生效以来,执行情况良好,但安排仅限于具有书面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中两地法院作出的须支付款项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随着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安排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凸显,两地对判决全面认可和执行机制的需求日益强烈。在两地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这是两地签署的覆盖面最广的一项安排。安排生效后,两地各类民商事案件判决基本可以实现异地“流通”,当事人可以免受重复诉讼之累,同时避免了司法资源的重复消耗。
(二)完善仲裁领域的司法合作机制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地首次在仲裁领域搭建桥梁,畅通渠道,促进了两地仲裁业的发展。为更大力度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加强内地与香港在仲裁领域的合作,健全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机制,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2019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此系内地首次与其他法域就仲裁程序相互提供保全协助签署文件。2020年11月27日,双方又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用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实现两地仲裁领域全流程的相互协助。
(三)畅通文书跨境送达机制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截至2020年底,两地法院共办理相互委托送达案件累计超过2.9万件。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差异,实践中存在送达周期较长、效率不高、成功率不高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持续与香港特区政府就进一步完善送达安排进行沟通和磋商,并将适时对安排作出修改或完善。
(四)系统总结回顾司法协助工作
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实践的报告》,系统回顾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实践历程,分析各项安排的执行情况,总结工作经验,为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拓展深化两地司法协助增强了信心。
二、关于特殊领域民商事司法协助的考虑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后,两地法院90%左右的民商事案件判决将有望得到相互认可和执行。同时,针对部分特殊专业领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也高度重视,将持续开展深入研究。
(一)建立跨境破产协助机制
就破产程序相互提供协助,事关跨境投资安全和营商环境优化,两地业界十分关注。自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磋商,于2021年5月14日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分别制定指导意见和实务指南。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合作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三条规定,本安排适用于内地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的案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的有关标准专利(包括原授专利)、短期专利侵权的案件,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的有关确认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案件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港澳有关机构的沟通,研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一步强化司法交流合作。
(三)推动海事海商案件相互协助
海事索赔责任限制、船舶优先权、紧急拖航和救助等部分海事案件的司法协助与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协助在协助方式、程序、救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以往的国际、区际司法协助制度体系中,都需要制定单独的判决互认规范。对此,我们也在积极研究,不断探索与港澳开展海事案件的司法协助。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14日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0年2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一、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
【法律要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对武汉采取“封城”防控措施,暂时关闭了离开武汉的通道,市民如无特殊原因不要离开武汉。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蔓延势头,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此后,对于擅自运送人员离开武汉的行为,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具有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案例一:湖北省嘉鱼县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尹某某系湖北省嘉鱼县人,从事私人客运业务,长期驾驶东风牌九座小型客车往返于嘉鱼、武汉。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2020年第l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决定于当日10时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城管理。1月23日10时至20时,被告人尹某某在无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两次驾驶其东风牌九座小型客车接送乘客往返于武汉、嘉鱼两地。2月4日,尹某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截止2月7日,与尹某某密切接触的20人被集中隔离。2月5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对尹某某案进行立案监督,嘉鱼县公安局于同日对尹某某立案侦查,并对其监视居住。2月10日,嘉鱼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2月11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尹某某提起公诉,嘉鱼县人民法院经以速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当庭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尹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二)妨害公务犯罪
【法律要旨】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妨害公务罪的适用,需要把握:一是关于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务行为的对象。因疫情具有突发性、广泛性,为了最大限度防控疫情,各级政府需要组织动员居(村)委会、社区工作人员等落实防控职责,实施管控措施。因此,对于符合两高两部意见规定的三类人员的,均属于妨害公务行为的对象。二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务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妨害公务人员实施与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密切相关行为的,应认定为妨害公务行为。
案例二:四川省仁寿县王某妨害公务案。2020年1月24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仁寿县及下属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按照要求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领导机构。
2月4日14时许,被告人王某在仁寿县普宁街道一门市上班时,普宁街道办事处负责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廖某、邓某与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杨某、方某等人按照当地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安排,在旁边的小区外拉警戒带,设置卡点,测量小区进出人员体温,以确保进出人员平安。因王某停放的四轮电瓶车挡住卡点进出口通道,廖某等人向其表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身份后,要求王某配合防疫工作将车挪走。王某先是称电瓶没电,打不着火,在廖某表示愿意帮忙推车后,又说廖某等人不是交警,无权要求其挪车。廖某等人向王某解释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王某觉得廖某等人大惊小怪,没有必要搞那么严重,一边用手指着廖某,一边辱骂其“拿着鸡毛当令箭”。廖某要求其配合工作不准骂人后,王某愈发激动,趁廖某不备挥拳击打其脸部,致其面部软组织挫伤。为避免现场秩序混乱,廖某等人上前制止王某,将其摁住。王某仍用手不停抓挠廖某脸部,在其脸上抓出几道血痕。现场工作人员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依法将王某抓获并立案。
2月5日,仁寿县人民检察院采用电话、视频方式提前介入本案,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调取了政府疫情防控相关文件、案发现场监控视频等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2月10日,仁寿县公安局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仁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王某在检察机关讯问、告知诉讼权利并释法说理后,在值班律师在场且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仁寿县人民检察院当日以妨害公务罪适用速裁程序提起公诉。2月11日上午,仁寿县人民法院远程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拘役四个月。
二、依法严惩诈骗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例三:江苏省南通市张某诈骗案。被告人张某曾因犯盗窃罪于2013年11月20日被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于2016年6月7日刑满释放。疫情防控期间,被告人张某利用被害人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于2020年1月28日至30日,在微信、QQ群内发布有大量口罩出售的虚假信息,骗取被害人陆某某、骆某、徐某某定金共计人民币9520元。该案由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侦查终结,于2月4日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疫情防控期间虚构事实,利用网络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于2月5日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鉴于被告人张某自愿认罪,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月7日,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通过远程视频方式依法公开审理此案,对被告人张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三、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上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案例四: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系无业人员,自2018年开始购置警用装备,并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其穿戴警用装备的视频冒充警察。2020年1月26日,赵某某为满足虚荣心,扩大网络影响力,将自己身着警服的照片设为微信头像,同时将微信昵称设为“鞍山交警小龙”,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称:“鞍山交警小龙温馨提示大家!今天鞍山市城市公交车!全部停运!从明天开始长途客运站停止营运所有长途汽车!今晚我值班由我带队出去执勤!今晚从半夜12点开始!由我带队在鞍山所有的高速公路口全城封闭!所有的车辆不准进入我们鞍山!”“鞍山市今晚全城开始封路!请广大司机朋友们!没事请不要出门了”,并配发多张警察执勤图片。该条信息发布后,被多名网友转发至朋友圈和微信群,大量市民向相关部门电话咨询,鞍山市交通管理局接听95人次,鞍山市8890民生服务平台接听24人次,110接警中心接听78人次,引发社会不良影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秩序。案发后,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应工作机制,掌握案件进展与取证情况,就证据调取、适用法律问题与公安机关充分交换意见。2020年2月10日,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赵某某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批准逮捕。
四、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法律要旨】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福建省武夷山市陈某某涉嫌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2020年1月26日中午12时27分,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收到群众举报,称:“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芦佈的陈某某一家均不做事情,专门售卖野味。”接到举报后,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及时将该线索移交给了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同日下午16时许,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在对陈某某的住宅进行检查时,发现并扣押冰柜存放的5只完整去毛的“山鸡”、3块带有白色羽毛的“山鸡”尾部肉块(重6千克)和9块疑似“山麂”的肉块(重13.6千克)。经鉴定,被扣押的5只完整去毛的“山鸡”死体和3个带有白色羽毛的“山鸡”尾部肉块,物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鹇;被扣押的9块“山麂”肉块,物种为2000年8月1日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赤麂。陈某某交代,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为了自己食用,先后多次到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双喜垅”山场,用购买的10个猎夹,捕获了5只白鹇和2只赤麂并予以杀害。同日晚,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对陈某某以涉嫌非法狩猎罪立案侦查,同时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2020年2月2日,该分局将该案提请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猎捕国家保护动物,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罪,依法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要求提取相关视频材料,提取作案工具,查明是否存在同案犯,是否有在禁猎区和禁猎期捕猎等其他犯罪事实。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批准逮捕职责中发现,陈某某的犯罪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拟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于2月3日对该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2月7日在正义网进行了公益诉讼诉前公告。
五、依法惩治其他涉疫情犯罪
【法律要旨】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与防控疫情有关的人员实施的违法犯罪,扰乱疫情防控正常工作,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
案例六:河北省隆尧县赵某某寻衅滋事案。2020年2月1日上午,隆尧县固城镇乡观村村干部刘某某、白某某按照县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在村中大街巡逻劝返聚集聊天的村民,当路过被告人赵某某家门口时,刘某某要求赵某某“别在门口聚集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回家吧”。赵某某对劝解不满,遂借故以村委会未经其同意粉刷其家外墙(当时赵某某外出打工,其父母同意,且此前赵某某未提及过此事),以要求恢复原貌为由与刘某某发生争执,后被家人拉回家中。2月2日上午8时许,赵某某再次以此事为由携带尖刀和烟花弹“震天雷”到村委会扬言自杀闹事。其家人及亲戚和在场的村干部进行劝解,但赵某某情绪激动,一直用尖刀抵住颈部扬言自杀,并让所有人不得进入村委会办公室。9时许,在固城镇政府开会的刘某某得知消息后随即到镇派出所报案,并与派出所民警一起赶到村委会。公安民警到场后赵某某情绪更加激动,继续用尖刀抵住颈部威胁自杀。下午13时许,隆尧县公安局特警赶到现场增援,在与赵某某交谈试图逐步接近时,赵某某扔掉尖刀欲点燃随身携带的烟花弹“震天雷”,当即被公安特警果断制服。期间,大量村民长时间聚集围观议论,秩序十分混乱,严重干扰了村委会疫情防控工作。
2月2日,隆尧县公安局对赵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同日,隆尧县人民检察院迅速派员提前介入,采取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查阅电子案卷等方式,与公安机关就案件定性、完善证据等方面进行沟通交流。2月5日下午,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2月6日,检察机关依法对赵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月7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与看守所、法院、值班律师沟通协调,决定采取视频连线方式保障值班律师为赵某某提供法律帮助。案件承办检察官依法提讯了赵某某,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值班律师通过视频连线解答了赵某某的法律咨询,通过释法说理,赵某某认罪认罚、真诚悔罪,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2月10日,检察机关经审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2月12日,征得赵某某同意后,隆尧县人民法院采用三方(法院、检察院、被告人)互联网视频方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该案并当庭宣判,采纳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赵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法发〔2022〕33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司法管理和服务社会治理等工作的深度融合,规范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提升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实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二、总体目标
2.到2025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体系,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全方位智能辅助支持,显著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有效保障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管理水平,创新服务社会治理。到2030年,建成具有规则引领和应用示范效应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理论体系,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全流程高水平智能辅助支持,应用规范原则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大幅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高效保障廉洁司法,精准服务社会治理,应用效能充分彰显。
三、基本原则
3.安全合法原则。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禁止使用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必须依法研发、部署和运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不得侵犯合法权益,确保国家秘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不受侵害,保护个人隐私,促进人机和谐友好,努力提供安全、合法、高效的智能化司法服务。
4.公平公正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服务公正司法,保证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无歧视、无偏见,不因技术介入、数据或模型偏差影响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同时尊重不同利益诉求,能够根据司法需求公平提供合理可行方案,充分照顾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使其在司法活动中获得必要帮助,实现智能化司法服务对各类用户的普适包容和机会均等。
5.辅助审判原则。坚持对审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各类用户有权选择是否利用司法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有权随时退出与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交互。
6.透明可信原则。坚持技术研发、产品应用、服务运行的透明性,保障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司法数据采集管理模式、法律语义认知过程、辅助裁判推定逻辑、司法服务互动机制等各个环节能够以可解释、可测试、可验证的方式接受相关责任主体的审查、评估和备案。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投入应用时,应当以便于理解的方式说明和标识相应的功能、性能与局限,确保应用过程和结果可预期、可追溯、可信赖。
7.公序良俗原则。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和服务运行全过程,保证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不能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和伦理,健全风险管控、应急处置和责任查究机制,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可能产生的伦理道德风险。
四、应用范围
8.加强人工智能全流程辅助办案。支持证据指引与审查、法律法规推送、类案推送、全案由裁判辅助、法律文书辅助生成、法律文书辅助审查等智能化应用,促进裁判尺度统一,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9.加强人工智能辅助事务性工作。支持电子卷宗自动分类归目、案件信息自动回填、案件繁简分流、送达地址及方式自动推荐、司法活动笔录自动生成、执行财产查控辅助、电子卷宗自动归档等智能化应用,降低各类人员工作负担,提高司法效率。
10.加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管理。支持案件裁判偏离度预警、终本案件核查、不规范司法行为自动巡查、廉洁司法风险防控等智能化应用,提升司法管理质效,保障廉洁司法。
11.加强人工智能服务多元解纷和社会治理。支持司法资源推荐、诉讼和调解咨询问答、诉讼预期辅助评估、社会治理风险预警与辅助决策等智能化应用,为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治理提供新的途径和方式。
12.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场景和范围。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程和人民法院改革发展实践,积极探索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司法管理和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重大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新的应用范围。
五、系统建设
13.加强人工智能应用顶层设计。按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部署,设计完善智慧法院人工智能相关信息系统体系架构和技术标准体系,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场景,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系统信息安全和运维保障制度,指导和规范各级人民法院人工智能系统建设。
14.加强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建设。加快推进司法数据库、数据服务平台、司法知识库、人工智能引擎、知识服务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等系统的建设和集成,打造实体化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为面向各类业务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提供核心驱动。
15.加强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建设。围绕人民法院司法活动典型业务场景,以提升智能化水平为主线,促进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与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和智慧管理等业务应用系统融合集成,不断提供满足司法业务需求、符合先进技术发展方向的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
16.加强司法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国家重点工程、科研项目和科技创新平台,组织产学研优势力量,发挥学科交叉催化剂作用,针对面向司法语境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及其应用、多模态司法大数据高效处理方法、司法数据驱动与知识引导相结合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与样本学习方法、基于法律知识增强的可解释检索和推理模型、面向司法效能提升的人机交互范式、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审判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集智攻关,为司法人工智能系统建设提供牵引和支撑。
17.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运维保障。根据司法人工智能对算力、通信和服务能力的需求,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建设通信网络、计算存储、通用终端设备和专用信息化设施等信息基础设施,强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力,完善人工智能运行维护机制,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六、综合保障
18.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对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以智慧法院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为契机,找准工作结合点、切入点,把握发展规律,争取资金支持,注重宣传培训,引导干警充分参与,努力推动司法人工智能应用取得突破。
19.促进协同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司法大数据质量管控,完善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司法数据协同共享和智能化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支持司法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专利、软件著作权申报,切实保护相关知识产权。
20.加强安全保障,防范安全风险。加强司法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强化重要数据和敏感信息保护,完善司法数据安全共享和应用模式,通过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等机制,综合采用伦理审核、合规审查、安全评估等方式,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三批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三批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为进一步推动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的规定》和我院工作需要,经研究,接收以下55名在校学生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法律实习生(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齐昕、魏然
清华大学:朱晓睿、杨阳
中国人民大学:徐枭雄、曹佳琦
中国政法大学:李龙宇、史志鹏
中共中央党校:魏楠、张子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雅芳、李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蕙萱、黄贤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秦杏鸽
中央民族大学:何光铭、沈文东
中央财经大学:孙秋晓
外交学院:廖博宇、王淦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静静、董暖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洲、吴超越
北京外国语大学:彭利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迪
北京邮电大学:崔盛楠
北京交通大学:武慧、衣月
北京科技大学:李秉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沈晴雯
首都师范大学:郭如愿
南开大学:朱瑶
天津大学:张博达
河北经贸大学:侯晓梅
吉林大学:韩富饶
华东政法大学:毕文轩、冯颢宁
上海交通大学:周奕洲
同济大学:陈秋汝
浙江大学:徐芬芬
宁波大学:张煜
山东大学:孟丹阳
安徽财经大学:司曹颖
武汉大学:陆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裴铮、陈乾
华中科技大学:王靖宇
广西大学:余雨阳
海南大学:王源明
西南政法大学:吴晓敏、杨芳
云南大学:孙至璞
西北政法大学:王纲
陕西师范大学:董巧妙
感谢各有关院校和法学科研单位对我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7年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8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8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1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8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年2月8日
2018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18年人民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牢牢把握新时代赋予人民法院的新使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机关职责,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锻造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法院队伍,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重点做好以下十方面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下功夫,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转化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任务,把学习成果体现到能力水平提高上、体现到推动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上。
2.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引导人民法院广大干警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意识、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3.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各项工作,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水准,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落地生根。
4.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贯彻落实党章等党内法规,把遵守政治纪律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5.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重要指示和郭声琨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中央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6.认真贯彻落实第二十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第二十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层层落实责任,确保会议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切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权益
7.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各类刑事案件,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等活动,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惩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涉枪涉爆、黄赌毒、传销拐卖等犯罪,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坚持惩治受贿和行贿犯罪并重,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严惩脱贫攻坚、民生领域中的“蝇贪”及涉黑腐败。积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审判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加强对老幼妇孺、在校学生、留守人员等群体的司法保护,加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依法严惩各类新型网络犯罪,加强研究应对工作,促进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完善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8.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依法、准确、有力惩处各类黑恶势力犯罪,重点严厉打击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非法放贷讨债等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依法严惩原则,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推动预防惩治黑恶势力犯罪长效机制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完善社会风险研判、预警、防范机制,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9.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各类民事案件,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家事审判等民事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妥善审理涉及承包地“三权分置”、征地补偿等“三农”案件,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妥善审理涉军案件,依法支持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维护国防安全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10.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依法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对不规范行为予以指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把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工作出发点,进一步加强调解和解工作。通过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司法建议、典型案例等方式,促进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
11.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妥善审理各类国家赔偿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冤错案件及错误执行、违法保全等案件。健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健全国家赔偿救助法律规范体系。推进司法救助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12.强化便民利民措施。加快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全面拓展诉讼服务广度深度。总结推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经验和“车载法庭”、巡回审判等做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深入推进涉诉信访机制改革,严格落实依法终结制度。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加大律师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推动律师在信访化解、代理申诉中发挥更大作用,配合推进律师调解试点工作。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3.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顺利实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依法妥善审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特别关注涉及“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案件,引领规范创新发展。加强破产审判工作,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以处置“僵尸企业”为重要抓手,完善危困企业破产重整机制,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落实,保障“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金融审判能力。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及企业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涉产权案件,促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14.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针对影响和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知识产权证据规则、管辖布局、审理方式等诉讼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健全符合知识产权保护规律的审判体制机制和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15.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惩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特别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全面实施,探索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构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制度体系。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
16.加强涉外商事海事、涉港澳台审判及外事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及“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依法妥善化解有关纠纷,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建设,完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机制。服务海洋强国建设,构建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现代海事审判体系。妥善审理涉港澳台纠纷,依法平等保护港澳台同胞合法权益,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四、坚持严格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17.坚定不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坚决维护宪法权威。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落实防止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等制度,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大对藐视法庭、侮辱法官、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等行为的惩治力度,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18.坚持严格司法。严格执行三大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保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公正,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坚持法理情相结合,维护公序良俗,防止机械司法、就案办案。
19.加强审判管理。落实均衡结案要求,认真开展案件清理评查,提高审限内结案率。严格审限管理,坚决清理纠正久押不决刑事案件和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制定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等专业领域主要审判程序的流程标准,提升审判工作标准化水平。完善审判绩效考核机制,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20.加强司法研究。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宣传和贯彻落实,推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围绕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加强司法研究,确保以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法治实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研究平台作用,加强审判理论、司法案例研究。
五、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21.加强攻坚执行难的组织保障。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攻坚执行难的根本保障,推动完善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相关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把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一把手”工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落实,统一协调并加强人员力量,提高执行队伍综合素养,落实标准化执行装备,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充分保障。
22.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以铁的手腕促进执行作风根本好转,切实解决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执行不廉和作风不正等问题。加强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规范办理,严格终本标准。针对专项巡查反馈的问题列出清单,持续深入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行动。推进执行转破产审查工作,彻底清理部分执行不能案件,为解决执行难奠定制度基础。
23.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积极创新符合时代要求的执行工作模式。健全覆盖全国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和阳光执行体制机制,积极融入并推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贯彻落实力度,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推广和创新执行网上办案模式,深化网络司法拍卖等工作,充分发挥信息化在破解执行工作难题中的重要作用。
24.强化执行管理、推进执行改革。深入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构建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实现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总结审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科学的执行制度体系。
六、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5.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巩固提升司法责任制落实的微观机制保障和司法能力支撑,夯实确保司法公正的体制基石。加快完善员额管理制度,合理调控员额比例,健全员额退出、增补机制,完善省级统管、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健全与新型审判权运行相适应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加强和改进审判监督管理,切实解决司法责任制改革后院庭长不敢管、不会管的实际问题。完善司法责任追究机制,健全法官惩戒制度,发挥好法官惩戒委员会作用,增强问责权威性和公信力。
26.健全司法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推动完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顶层设计,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建设符合实际的新型办案团队,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赋予法官对法官助理的工作分配权、奖惩建议权,实现人力资源与审判工作高度匹配,最大限度释放工作潜能。加快完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健全法官权益保障机制,建立以办案数量和质量为基础的审判绩效考核制度,完善适应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推动健全与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政治、生活待遇保障制度。深化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完善绩效奖金发放办法。加快完善审级制度,深化案件管辖制度改革,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分工和工作重点。深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加强对上海等先行改革试点地区的指导评估,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推动修改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巩固司法改革成果,提供法律保障。
27.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进一步推进庭审实质化。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制度体系和规则适用,加强监督制约和配套保障,促进推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等工作,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总结推广上海、贵州在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和智能辅助办案方面的经验,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刑事司法新模式。
28.完善法院组织体系。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巡回审判制度。深化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改革举措,探索互联网、金融、环境资源等领域专业性法院和法庭设置,推动法院组织体系现代化。按照“机构精简是基础、职能优化是关键”的要求,积极推进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29.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全覆盖、立体式、多元化登记立案制度,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以深入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依托,深化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工作。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精神,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动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发挥好诉讼费制度的案件分流作用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杠杆作用。
七、以现代科技运用为手段,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30.以信息化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面推动工具重塑,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拓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系统运用。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平台间资源整合与相互兼容,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推动流程重塑,构建更加符合网络规律的司法流程和审判机制。
31.强化拓展司法大数据功能。深入开展司法大数据研究,不断完善数据汇集、分析、应用,切实提高司法预测、决策科学度和准确性。加大与各部门、各主体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推动既解决司法自身难题又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司法社会治理指数、司法公正指数,深刻揭示司法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利用司法大数据提供优质社会公共服务和司法公共产品,为相关单位提供风险评估、预警、分析服务。
32.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更加重视移动互联时代新特点,依托技术手段全面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各公开平台建设整合力度,促进平台从单向披露转为多向互动。扩大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及各类司法信息公开范围,促使法官提升司法能力、改进司法作风。加强司法宣传工作,既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又加强负面舆情应对,建立司法新闻宣传全媒体平台。
八、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33.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精心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好政治轮训,发挥好法院党校和法官学院及其分院作用,编好培训教材、排好政治课程。将政治建设专项督察作为经常性、制度化工作来抓,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等情况纳入督察内容,逐级督察、实地检查。
34.着力提高司法能力。大力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建设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法院队伍。贯彻党管干部原则,落实“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干部。按照增强“八个本领”的要求,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充分用好中国法官培训网,促进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深入开展全国执法司法大检查,解决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问题。完善法院人才发展规划,深化法院与高校法治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加强法院干警履职保障,努力把从优待警落到实处。
35.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创新发展,着力构建以忠诚担当、公正为民、中立谦抑、廉洁守纪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人民法院文化。深入开展向邹碧华、黄志丽、刘黎、郭兴利、方金刚等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引导干警坚守法治精神和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充分运用中华司法研究会等平台,促进中华司法文化传承与发展。
36.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格执行任职回避、防止干预过问案件、规范司法人员与有关人员交往行为等规定,督促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查摆整改“四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惩干警违纪违法行为,着力在法院系统构筑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九、以扎实推进基层基础建设为抓手,促进基层司法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37.加强法院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部署,把法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引领人民群众、服务凝聚广大干警、推动法院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完善在支部设立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制度,抓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培养,提升基层党务工作水平。总结在审判执行团队建立党小组、在纠纷多元化解等环节设立流动党支部等经验做法,将党的组织和党员管理落实到审执工作第一线,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发挥在司法改革最前沿。
38.加大对基层一线的支持力度。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力度,在法官培训、经费保障、物质装备、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向基层倾斜。优化人民法庭布局,探索专业化、综合性法庭设置,改善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工作条件。提升援藏、援疆工作效果,做好法院系统定点扶贫工作,支持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建设。坚持讲师团巡回授课制度,深化实施双语法官“千人计划”。坚持把基层作为培养干部的摇篮,畅通上下级法院干部交流锻炼和遴选晋升。加强人民法院安保工作,确保涉诉群众、法院干警人身安全和审判办公场所安全。
39.完善对下监督指导机制。健全对下宏观指导、分类指导机制,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准确把握一、二审和再审的不同职能,注意规范和强化上级法院审级监督。认真履行经费装备、司法警务、审务督察等司法行政事务监管职责,确保各级法院步调一致、有序发展。
十、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40.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创新联络沟通方式,充分利用代表、委员网络沟通平台和代表、委员手机信息平台,高效便捷开展沟通联络工作,畅通民意沟通渠道。通过邀请代表委员视察法院、参加重要会议活动、旁听案件庭审等方式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完善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沟通协调机制。
41.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认真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政协提案及关注案件的办理工作,及时反馈办理进展和成果,强化沟通解释工作,努力争取代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42.认真做好解决执行难情况专项报告准备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各地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经验,分析研判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做好专项报告工作。要以此为契机,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各方面支持,推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为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提供更加有力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研究制定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网络安全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统一执法思想、提高执法效能,坚持“打早打小”,坚决依法严厉惩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有效维护网络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2.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正确运用法律,严格依法办案,坚持“打准打实”,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切实加强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协作,健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积极营造线上线下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
二、依法严惩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
4. 对通过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发送侮辱性信息、图片,以及利用信息、电话骚扰等方式,威胁、要挟、恐吓、滋扰他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应当准确认定,依法严惩。
5. 利用信息网络威胁他人,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6. 利用信息网络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7.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8. 侦办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非法敛财类案件,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以及涉案资金数额等。
三、准确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
9.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符合刑法、《指导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的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和认定标准的,应当依法认定为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
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四个特征”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分析“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根据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公民人身、财产、民主权利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准确评价,依法予以认定。
10. 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组织特征,要从违法犯罪的起因、目的,以及组织、策划、指挥、参与人员是否相对固定,组织形成后是否持续进行犯罪活动、是否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综合判断。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组织成员之间一般通过即时通讯工具、通讯群组、电子邮件、网盘等信息网络方式联络,对部分组织成员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联络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即使相互未见面、彼此不熟识,不影响对组织特征的认定。
11. 利用信息网络有组织地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支持该组织生存、发展的,应当认定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
12.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组织地多次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不特定多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应当认定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单纯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一般不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认定依据。
13. 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应当结合危害行为发生地或者危害行业的相对集中程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综合判断。虽然危害行为发生地、危害的行业比较分散,但涉案犯罪组织利用信息网络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应当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管辖
14.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管辖依照《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确定,坚持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
15.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相关案件并案侦查或者指定下级公安机关管辖,并案侦查或者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调查收集能够证明黑恶势力犯罪事实的证据,各涉案地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并案侦查或者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16.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或者办案单位发现没有管辖权的,受案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依法报请与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再自行移交。对于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上级检察机关已经指定管辖的案件,审查起诉工作由同一人民检察院受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分案起诉、审理的,可以依法分案处理。
17. 公安机关指定下级公安机关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应当同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依法指定审判管辖的,应当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18.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01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013号建议的答复
黄超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建立“林长+检察长制"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制度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检察机关应当借鉴和总结“河长+检察长制"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林长+检察长制",以检察公益诉讼为抓手,协同行政机关共同保护国家的森林和草原不受损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们非常赞成您的观点。今年4月22日至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曾邀请您赴青海等地调研,了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情况。调研中,您作为林业专业人士,与青海检察官、林业工作人员交流林业保护经验,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监督保障林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应有作用,您的观点和建议让我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一、关于“各级政府和检察机关要建立‘林长+检察长制’协作配合机制"的建议
我们非常赞成您对建立“林长+检察长制"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检察机关会同政府部门积极探索“林长+检察长制",是主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也是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一项重要的长效机制。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开“河(湖、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与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共同推动,将实践成效固化为制度成果。
在“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方面,各地已经积累了相对成型的实践经验。而在“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方面,安徽起步比较早,也见到了初步成效。2020年4月,安徽省安庆市林长办和市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了林长办和检察院信息互通共享、强化办案协作、定期会商调度、强化巡查检查等协作机制。在安庆市试点的基础上,2021年3月,安徽省检察院和省林长办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的意见》,确立了信息共享、工作会商、“两法"衔接、公益诉讼、服务保障、联合督办、协同监督等7项工作机制。这是全国首个在省级层面建立起的“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在这方面,北京等地也进行了有益尝试,2021年6月10日,北京市检察院和市林长办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林长制+检察"协同工作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1年底全面构建“林长制+检察"协同工作机制,明确了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和同级林长办及有关成员单位建立联席会议、线索移送、协作保障等8项工作机制,推动林长制与检察工作有效对接,增强保护园林绿化资源履职合力。在这方面,其他不少地方检察机关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各地实践证明,“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在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探索从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的新要求,进一步优化补植复绿的生态修复功能,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加大对下指导力度,积累更多实践样本,与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林业保护协作配合机制,实现“1+1>2"的保护效果。
二、关于“政府和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林长+检察长制’的落实和考核"的建议
我们赞同您通过考核督促制度落实的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落实“林长+检察长制"纳入重点督办事项,由第八检察厅牵头落实,每月报告进展和成效。我们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推广“河(湖)长+检察长制"成功经验的同时,同步落实“林长+检察长制",并指定专门办案组进行台账式管理,定期通报各地落实情况。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各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根据各地实际,努力推动将“林长+检察长制"的落实情况作为行政机关支持配合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一项新要求,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项目或者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三、关于“各级检察机关检察长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林长+检察长制’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出“检察长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林长+检察长制’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这充分体现了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方面更有担当作为的新期待,也是对各级检察长更加有效履职尽责的新要求。
我们理解,第一责任既要求检察长在建立健全“林长+检察长制"方面要主动作为,更强调在贯彻执行“林长+检察长制"过程中要能动司法,充分体现检察公益诉讼激活公益保护机制的制度优势。各级检察长要切实强化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在贯彻执行“林长+检察长制"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推动“林长+检察长制"的建立健全。检察长既要加强对林业保护协作配合机制的组织领导,还要加大办理林业案件的力度,特别是解决跨行政区划涉林案件执法标准不统一、修复资金管理不归口等难题,统筹发挥“四大检察"在林业保护方面的职能作用,与行政机关主动衔接、互动协作,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四、关于“对损害森林和草原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要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全面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议
您长期从事林业工作,也非常关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对检察公益诉讼在惩治和预防损害森林和草原违法行为方面寄予更高期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随着检察机关在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创新办案方式,涉林草案件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占比不断提升。可以预见,随着“林长+检察长制"的全面推行,检察机关涉林草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将进一步扩大,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将更加顺畅,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将更加精准有效。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您的建议,不断提升办案规范化水平,打好持久战,啃下硬骨头,将林业和草原领域的办案范围向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方向拓展,在监督办案中不断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次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40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次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40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民事、刑事案件执行一体化工作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对当前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面临执行难的原因作了非常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完全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所提五点建议很具针对性,对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改进工作,切实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关于设立预立案程序的问题
您建议设立预立案程序,在正式立案前先行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进行执行立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对申请执行人予以说明,如申请执行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转交执行局办理相关手续。
该建议很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较为普遍。大量的案件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会导致法院出现大量无法执结的案件。此将进一步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牵扯司法资源。通过预立案,在正式立案前作一定筛查,将一部分明显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排除在正式立案之外,并作出相应的处置,是一定程度解决上述困境的思路之一。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申请法院执行是胜诉当事人的权利,设置预立案程序,特别是对某些案件不正式立案,涉及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其正当性和法律依据值得探究。同时,目前对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在立案执行后,将根据财产调查的情况,在严格把握条件的前提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如果预立案后最终还是导入终本程序,则预立案程序的独立价值会大打折扣。以前地方法院有过预立案的探索,因为终本制度的施行,一定程度解决了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单独管理问题,且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所以并没有继续推广。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进一步加强此方面的研究,着重探讨预立案制度如何与现有的终本、中止、终结制度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衔接和协调,使其各自承担不同的制度功能,以及如何切实充分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二、关于加强判前调解工作的问题
我们非常赞同您关于加强判前调解工作的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做好调解工作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和独特的优势。人民法院一直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将调解贯穿于附带民事诉讼始终,同时,还将调解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和解程序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起来,并根据被告人是否积极赔偿和主动认罪悔罪的情况,依法准确量刑。根据当事人和解程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范围的,被告人认罪悔过,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可以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据此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被告人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从宽处罚。通过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鼓励被告人提前赔付、主动赔付,有效提高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率,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您提出调解工作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全程进行,除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可以调解。您的建议十分中肯。实际上,前述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某种意义上都体现了调解工作贯穿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全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仅在审判阶段,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机关都可以主持刑事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人民法院将继续严格执行当事人和解程序规定,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注重与公安、检察机关的衔接,对于前期已经达成调解、和解的,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前期没有达成调解、和解的,根据案件情况,进一步加大调解力度,力争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和解。同时在调解时,坚持贯彻自愿、合法原则,注重调判结合,科学把握当判则判的时机,调解不成的,依法及时裁判。
三、关于加强司法部门联动配合,增加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调查职责的问题
您的建议很有针对性。目前,确保刑事附带民事生效裁判得到执行、被害人损失得到及时挽回,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主要有:
一是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涉案财产进行查控。这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所得及其他与犯罪有关的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这部分财产在生效判决作出后,违法所得部分可以返还被害人;被告人合法财产部分,可以退赔被害人或者用以承担附带民事义务。
二是根据相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中采取保全措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申请,裁定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在紧急情况下,申请人也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
三是根据相关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中采取财产保全查控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对于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决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损失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并对相关财产采取保全查控措施。
诚如您指出,由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采取以保障附带民事诉讼裁判履行为目的的保全措施,目前尚缺乏法律依据。您提出第一个具体建议是在被害人申请的前提下,赋予公安、检察机关上述职权。由于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是追究刑事犯罪,赋予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职权,与其职能定位有一定偏差,目前实现有一定困难。此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也需要代表们积极呼吁,引导这方面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推动立法对此予以认可。
您同时提出第二个具体建议是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中告知被害人就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先行起诉,由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然后案件可以中止审理。先行起诉主要为了及时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如前所述,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申请诉前或者诉讼财产保全,及时对被告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目的一般可以据此实现。同时,先行起诉涉及就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公诉案件被撤回起诉或者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对于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又不能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但仅根据上述规定,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仍难以明确划定,是否仅限于《刑诉法解释》规定的两种情形,尚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先行起诉问题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前,人民法院将进一步依法用足现有的制度,并加强研究,积极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挽回。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查控上,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联动配合,通过提前介入等措施,协助、指导公安、检察机关以及刑事审判部门强化对涉案财产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依法查控,通过追缴、返还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损失,执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等方式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规避、抗拒执行的处罚和制裁力度问题
我们完全赞同您的建议。首先,现行司法解释建立了减刑假释与财产刑判项执行情况挂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刑"条件的案件,在办理时应当综合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予假释。罪犯承担的附带民事义务属于上述“财产性判项"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人民法院将附带民事判决履行情况作为是否对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重要考虑因素,起到了督促罪犯积极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良好效果,社会各界反响良好。其次,根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可以适用拒执罪对拒不执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行为进行有效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罪犯如果在服刑期间,为逃避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有指使他人转移、隐瞒财产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与原判刑罚数罪并罚。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动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部门、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将服刑罪犯履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和附带民事义务的情况反馈上述部门和单位,作为对相关人员减刑、假释的参考。进一步完善拒执罪线索移送机制,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对拒执犯罪提起自诉,畅通追究拒执罪的渠道,切实提升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
五、关于定期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和做好申请执行人“终本约谈"的问题
对刑事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对于平息社会矛盾,从源头治理涉诉信访;帮助弱势群体,彰显司法为民;提高法院威信,缓解执行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阐明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明确了救助对象、标准及组织机构、职责分工等问题。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尽快落实、不断深化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救助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及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体现党和政府关怀、人民司法的温度。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要求各地设立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列入预算,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政法转移支付予以适当补助。20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加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合,切实做好执行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总的来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各个层级均就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工作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基本形成。人民法院将继续坚决落实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加大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力度,积极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规范救助程序和救助标准,简化审批流程,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基本生存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关于您提出的做好申请执行人“终本约谈"的建议,我们将高度重视。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作出终本处理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五条的规定,在终本之前,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执行情况、采取的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并听取其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执行人的意见记录入卷。这是现行规范严格终本程序的具体体现。人民法院将继续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充分尊重和保障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法〔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意见》的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现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对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二、依法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企业家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严格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对于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不得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在处理企业犯罪时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三、依法保护诚实守信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妥善审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引发的民商事、行政纠纷案件,对于确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当事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请求。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国有主体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对企业家财产被征收征用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
四、依法保护企业家的知识产权。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审判三合一,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建立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标准。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成本高的问题。坚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的原则,依法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五、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不合理收费变相收取高息的,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处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强破产案件审理,对于暂时经营困难但是适应市场需要具有发展潜力和经营价值的企业,综合运用重整、和解等手段,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对违法违规向企业收费或者以各种监督检查的名义非法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依法予以纠正。严格依法采取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等强制措施,防止当事人恶意利用保全手段,侵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暂时周转困难、尚有经营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慎用冻结、划拨流动资金等手段。加强对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审查力度,对于恶意利用诉讼打击竞争企业,破坏企业家信誉的,要区分情况依法处理。
六、努力实现企业家的胜诉权益。综合运用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加快企业债权实现。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推动完善让失信主体“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对已经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或者申请人滥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要及时恢复企业家信用。对经营失败无偿债能力但无故意规避执行情形的企业家,要及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七、切实纠正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进一步加大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对于涉企业家产权错案冤案,要依法及时再审,尽快纠正。准确适用国家赔偿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公正高效审理涉及企业家的国家赔偿案件,加大赔偿决定执行力度,依法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八、不断完善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政策。进一步加快“智慧法院”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深入调研涉企业家案件的审判执行疑难问题,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健全裁判规则。加大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工作力度,统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在制定有关司法政策、司法解释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九、推动形成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通过公开开庭等生动直观的形式,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方针政策。持续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一批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和好做法、好经验,推动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十、增强企业家依法维护权益、依法经营的意识。加大对企业家的法治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企业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积极引导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恪尽责任,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切实将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工作落到实处。在审判执行工作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2021年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一年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请审议。
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司法需求的重要方式。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为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指明了目标和方向。2019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将“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确定为重大改革任务。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在全国15个省(区、市)的20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20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试点法院积极探索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扎实有序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程赴试点法院调研,现场听取汇报,开展监督指导,促进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在推进试点工作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试点工作目标定位,确保试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是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将试点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健全诉调对接和多元解纷机制,推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新时代人民群众解纷需求出发,通过创新程序规则、优化流程机制、强化权利保障,着力解决一些地方纠纷化解渠道不足、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方式不便捷、权利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绝不以减损人民群众诉讼权益来换取审判提速增效。三是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超过3000万件,其中民事案件占比达55%,法官年人均办案数量达到225件,部分法院审判工作压力大,一些法院存在案件积压、审理周期长、人员紧缺等问题。试点工作以诉讼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从程序规则、司法模式、资源配置等层面发力,探索构建分层递进、繁简结合、供需适配的多层次解决纠纷体系,有效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确保司法公正。
一、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改革试点工作,建立贯通四级法院的统筹推进机制,确保各项试点任务精准落地。定期召开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和试点工作联席会议,研究讨论试点重大问题,加强对下指导。印发试点问答口径、文书样式、数据指标体系等5个配套性文件,细化试点程序规则,统一文书体例,规范试点运行。建立试点工作月报、季报制度,定期汇总各地试点情况,总结试点进展,分析存在问题,研究提出改进对策。加强试点政策解读宣传,编发典型案例,印发工作专刊,编辑出版读本,组织刊发系列解读文章,讲清讲透试点政策,形成全社会理解支持试点工作的良好氛围。深入北京、上海、深圳、郑州、成都、苏州等地开展实地调研,会同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试点督察评估,现场指导四川、贵州、云南、宁夏等地试点工作,客观评估试点成效,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督促各地整改优化。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积极落实主体责任,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一把手主抓,强化统筹协调、对下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配套实施细则,明确主要举措,细化任务分工。定期总结辖区试点情况,分析工作态势,针对试点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充分发挥推进试点工作“枢纽”作用。各试点法院严格落实试点要求,大胆探索、主动作为,结合工作实际,细化程序操作规程,健全完善配套举措,增强系统集成效应。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政策支持,主动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报告试点工作,推动将试点工作融入地方改革发展大局,确保试点工作因地制宜、精准落地。
二、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经过一年试点探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效果逐步显现,司法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司法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优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不断增强,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是合理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群众化解纠纷更加多元便捷高效。严格落实调解自愿原则,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积极推进诉前调解。探索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完善案件管辖规则,加强特邀调解与司法确认制度衔接,有效解决解纷渠道单一、多元调解质量不高、非诉讼解纷机制司法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一年来,各试点法院诉前委派调解纠纷169.66万件,成功化解54.34万件,纠纷诉前化解率达32%,既有效减少了诉讼增量,又保障纠纷得到及时高效化解,大大降低了群众解决纠纷的时间、精力和费用成本。受理司法确认申请13.31万件,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有效12.91万件,确认有效率达97%,诉前调解质量显著提升,也未出现司法确认案件数量激增情况。试点法院全部建立特邀调解名册,2020年纳入名册的特邀调解组织4062家,特邀调解员26433名,同比分别上升了44%、58%,通过严把入册标准,加强业务培训,强化规范运行,培育和促进多元解纷力量的发展壮大,助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纠纷化解体系。北京、杭州、贵阳等地试点法院利用在线平台,整合汇聚多元解纷资源,实现“在线调解+司法确认”无缝衔接。深圳前海法院设立在线司法确认工作室,建设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与香港、澳门等多家仲裁、调解机构合作,探索由港澳籍特邀调解员调解跨境商事纠纷,促进提升大湾区社会治理水平。
二是加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力度,快速便捷终局解纷优势逐步显现。健全完善独立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规则,通过降低适用门槛、探索合意适用模式、有序简化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高效、便捷、低成本、一次性解纷的制度优势,避免人民群众“赢了官司、亏了时间”现象发生。一年来,各试点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61.11万件,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从试点前的5.7%,上升至19.3%,有效改变了试点前小额诉讼程序的“休眠”状态,形成常态化适用趋势。试点法院大力完善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机制,细化适用标准、优化审理流程、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加强质量把控,全面提升小额诉讼案件质效,小额诉讼案件平均审理期限27天,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提起再审率为0.1%,再审改发率为0.01%,实现了司法质量、效率双提升。北京、济南、成都等地法院组建“立审执一体化团队”,优化资源配置,打通程序梗阻,确保小额诉讼案件“快立快审快执”。郑州法院畅通小额诉讼案件申诉渠道,强化审判监督,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打消当事人适用顾虑。西安、宁波等地法院推进小额诉讼程序与要素式庭审、要素式裁判文书相结合,制定各类文书模板,简化规范审理环节,实现提速增效。
三是完善简易程序适用规则,繁简分流的程序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合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明确庭审程序和裁判文书简化方式,强化简易程序审限要求,真正发挥简易程序“简、快、灵”的制度优势,与小额诉讼程序、普通程序形成合理区分、有效衔接。试点法院准确把握程序适用规则,细化繁简识别标准,建立程序分流机制,推动审判工作提速增效。一年来,各试点法院共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207.98万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63.8%,平均审理期限48天,较法定审限缩短42天,审理效率明显提升。简易程序案件上诉率为7.6%,二审改发率为0.8%,较试点前同比分别下降18.1%和13.4%,案件质量相关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州法院依托大数据技术,探索建立“人工识别+智能化辅助”繁简识别机制,提升案件繁简识别精准度。南京法院建立简易案件快速识别和要素式审判机制,明确集中审理、要素化审判的标准化流程。合肥法院针对金融借款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等批量简易案件,实行集中排期、送达和开庭,推动类案快审。试点法院在“简”字上狠下功夫,同时针对相对复杂的案件组建“精审”团队,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积极推行类案检索,强化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完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努力实现“简案有质量,繁案出精品”。2020年,试点法院共有6个案例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正审理广州摘杨梅坠亡再审案等一批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是有序扩大独任审判适用范围,审判资源配置更加科学精准。明确基层人民法院独任法官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特定情形案件,探索对简单二审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实现审判组织与案件类型、审理程序灵活精准匹配。积极细化独任制适用标准,试点法院普遍以“正反面清单”形式规范独任制适用范围,严格依照规定适用合议制,完善独任制与合议制转换程序,打破“合而不议”顽疾,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一年来,试点法院一审独任制适用率为84.8%,较改革前提升14.8个百分点,二审独任制适用率为29.3%,基本形成一审“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辅”、二审“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的审判组织格局。严把独任制案件“质量关”,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确保法官“独任而不放任”,坚决防止案件质量下滑。试点法院独任制一审案件上诉率为6.1%,二审改发率为0.6%,同比分别下降27%和29%;独任制二审案件提起再审率为0.6%,再审改发数为17件,案件质量指标一定程度优于合议制案件。南京、宁波、郑州等地基层人民法院细化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类型,加强程序适用的标准化指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强化二审独任制与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有机结合,加大对拟改判发回的独任制二审案件专业把关力度。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建立二审独任制案件报备、评查机制,将二审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案件纳入院庭长监督范围,参照“四类案件”标准实行常态化监管,确保“提效率不损质量”。
五是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线上线下并行的诉讼模式初步形成。及时回应互联网时代群众司法需求,明确在线诉讼活动法律效力,完善电子化材料提交、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在线诉讼规则。积极开展在线诉讼,通过细化流程规则、加强诉讼引导、完善系统平台,探索构建从立案到执行的全流程在线诉讼模式。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特殊时期,各试点法院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在线诉讼平台,推行案件办理全流程网上运行,实现疫情期间“公正不止步、服务不掉线、诉讼零接触”,确保了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两不误。一年来,试点法院在线立案率为54.5%、电子送达适用率为56.1%,较试点前同比分别上升17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在线庭审占所有庭审的近30%,平均庭审时长46分钟,较线下庭审缩短60%,在线诉讼应用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优化在线庭审智能支持手段,为法官提供知识图谱、案卷材料分析、实时归纳庭审争议焦点、同步制作裁判文书等智能化辅助。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5G全流程多场景智慧庭审系统,为当事人和法官提供超高清、无延时的庭审体验。南京、昆明、苏州等地法院与当地司法局、律师协会、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合作,建立专用固定电子送达地址库,推动相关主体事前作出适用电子送达承诺,大大提升送达工作质量和效率。随着在线诉讼日益普及,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诉讼方式更加便捷、诉讼成本大大降低、解纷效率明显提升。
六是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利益处分权和诉讼知情权,做到“简化程序不减权利,提高效率不降标准”。针对诉前调解工作,坚持以合法自愿为基本前提,做到“分流不限流、引导不强制”,严格遵守立案登记制要求,坚决防止拖延立案、抬高门槛。在小额诉讼案件中,强化法官释明告知义务,尊重当事人合意适用选择权。发送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程序选择确认书、程序适用指南等,确保当事人知悉诉讼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针对案件适用的审理程序和审判组织,赋予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和独任制审理的异议权,接受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监督,确保程序运行合法有序。推进在线诉讼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权,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对其适用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在线诉讼方式,当事人选择线下诉讼的,及时提供线下诉讼服务,兼顾不同群体诉讼能力和诉讼需求。
三、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当前,试点工作仍处于不断探索和深化推进阶段,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是各地工作开展不够平衡。各试点地区在落实改革任务上还存在“温差”“落差”现象。一些法院和干警习惯于传统工作模式,对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够,有的未根据试点推进情况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政策,及时调整前期制定的程序规则。
二是改革系统集成效应还不突出。试点工作与司法责任制、分调裁审机制、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改革密切相关,有的试点法院统筹推进、协同配合、系统集成有待加强。部分法院未将试点工作与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有机结合,在优化审判团队、加强“四类案件”识别监管、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等方面,还没有充分体现试点工作新要求,影响了试点工作效果。
三是配套保障举措还不完善。从法院内部看,部分试点地区因经费保障等问题,导致特邀调解力量配备不足、积极性不高。一些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和办案系统没有实现全面兼容互通,诉讼环节线上线下交互不够顺畅。少数法院设置试点考核评价指标不科学,盲目追求所有指标“高数值”,不符合司法规律。深入推进试点工作的机制不够配套,比如,法院对特邀调解组织的管理职责权限不清,相关调解主体的资质审核、管理主体和权利义务缺乏统一明确规范。当前亟待制定专门的调解法,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之间的程序衔接和效力规则。诉讼费用制度改革推进相对滞后,诉讼收费范围和标准与当事人司法需求、诉讼程序特点和司法资源投入没有形成合理匹配。
四、下一步工作举措
目前,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下一阶段试点任务依然艰巨。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要求,努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改革试点圆满成功,加快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民事诉讼制度。
一是强化统筹指导,推动试点深入开展。进一步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统筹指导和督察评估工作。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调研,实地了解试点工作推进情况,评估工作成效。对推进缓慢、成效不大的,要找出症结,督促整改。对出现理解偏差、执行走样的,要及时纠正,切实解决部分试点地区工作不均衡、系统集成效应不突出等问题。
二是做好监督管理,完善试点配套举措。强化案件质量监督,密切跟踪试点法院审判质效,压实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主体责任,细化完善“四类案件”识别标准和程序规则,处理好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关系。以提升审判质效为导向,健全完善考核机制,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发挥绩效考核在评估试点成效方面作用,坚决杜绝一味追求审判效率而损害当事人诉讼权益的情况发生。制定规范特邀调解名册管理文件,明确进入名册的标准和管理机制,提升诉前调解质效。优化升级相关信息化平台,完善系统功能,促进数据互通,提升诉讼体验,确保安全可控。
三是深入系统总结,适时建议完善相关立法。以本次中期报告工作为契机,进一步总结试点工作成效和各地成功经验,做好试点工作数据统计分析,为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提供扎实的实证基础。适时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对标对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法的程序、内容和时限要求,及时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按时形成修法建议稿。
四是加强宣传解读,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加强宣传引导,回应社会普遍关切,为推动试点工作和民事诉讼法修改营造良好氛围。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中期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贯彻落实授权决定和试点方案要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
(法发〔2021〕2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推动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现就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紧盯矛盾纠纷产生、发展、演变三个阶段,突出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重点环节,加强部门联动和统筹协调,促进人民法院工作重心前移、力量下沉、内外衔接,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减少衍生诉讼案件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人民法院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重塑人民法院前端纠纷解决格局。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坚持面向实际,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形成适合地区实际的诉源治理模式。
(三)工作要求。在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准确把握人民法院职能定位,既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为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又认真把好案件“入口关”,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发挥主导作用,促进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按照自愿、合法原则做好纠纷化解方式引导,对于当事人不同意非诉讼方式解决的,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要求,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
(四)工作目标。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网上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健全预防在先、分层递进、专群结合、衔接配套、全面覆盖、线上线下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做到矛盾纠纷村村可解、多元化解、一网通调,推动将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稳步下降至合理区间。
二、完善人民法院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
(五)建立分类分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深入分析社会矛盾纠纷成因特点,结合市域、乡村、民族、侨乡、边境等地域特点,以及重点行业领域风险点,将人民法院预防化解职能精准延伸到纠纷产生的初始源头、讼争源头,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建立递进式预防化解工作路径,确保矛盾纠纷有效分流、源头化解。
(六)强化人民法院分流对接功能。以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为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开展分流对接总枢纽,与基层、重点行业领域形成预防化解链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开展分流引导、诉非衔接、调裁对接、登记立案、繁简分流等工作。
(七)建立健全基层解纷服务体系。在党委领导下,按照“基层预防调处优先、法院提供政策指引、法律指导、资源经验支持、诉讼服务和司法保障”工作思路,构建以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为主体,纵向延伸至乡镇(街道)、村(社区),横向对接基层治理单位、基层党组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等,群众广泛参与的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形成村(社区)--乡镇(街道)--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三级路径,及时就地预防化解纠纷,就近或者上门提供诉讼服务。创新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对村(社区)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强化乡村司法保障。
(八)推动重点行业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对金融、建筑、教育、物业、环境、消费、房地产、互联网、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行业领域多发易发纠纷,积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研究源头治理举措,建立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诉非衔接机制,统一类型化纠纷赔偿标准、证据规则等,预防和减少纠纷产生。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形成内部和解、协商先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挺前、诉讼托底的分级化解模式。加强行政争议预防化解工作,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与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制度共建、治理协同、联防联控,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合力推进商会调解,支持工商联、商协会调解组织化解涉企纠纷。建立吸纳军地机关共同参与的军民融合发展纠纷协调处理机制。推动退役军人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多元化解工作。
(九)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协同作用。拓宽与政府部门对接途径,加大与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仲裁、公证等衔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社会第三方参与调解、化解,并将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人员纳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完善群众参与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释明多元解纷优势、引导诉前调解、宣传调解平台方面作用。
三、创新人民法院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方法路径
(十)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深化“互联网+枫桥经验”实践,通过在线方式集约集成基层解纷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邀请本辖区街道党政领导、派出所、司法所、村(社区)等单位负责人、人民调解员、网格员、五老乡贤、村(社区)法律顾问等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适宜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处理的纠纷,通过平台逐级分流至基层组织或人员进行化解、调解,并提供法律指导、在线司法确认、在线立案等服务。乡镇(街道)、村(社区)需要人民法院指导处理的纠纷,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协同做好疏导化解和联合调解工作。
(十一)积极入驻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参与党委政府牵头的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根据中心工作部署及法院职能作用,因地制宜指派诉讼服务、速裁快审团队或者人员入驻中心,指导调解,进行司法确认,开展速裁快审,并提供相配套的便民诉讼服务。
(十二)增强诉讼服务中心多元解纷能力。充分尊重群众到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愿,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调解速裁区,配备速裁团队,建立类型化调解工作室或者综合调解室,邀请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为人民群众诉前调解提供更多选择,方便在一个地方就能解决全部诉讼事项。
(十三)创新密切联系群众有效载体。参与创建无讼村(社区、连队),在乡村街道、企业园区等需求集中的地方建立诉讼服务站点,推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法官进网格”“吹哨报到”“五链共治”等有益做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完善示范裁判机制,送法上门,做到办理一案、化解类案、教育一片。健全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与辖区内基层单位挂钩联系、定期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加强巡回审判,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四、健全人民法院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机制
(十四)完善司法建议运用机制。深度应用司法大数据,并与其他信息数据资源开展对接,加强对诉讼高发领域、新类型纠纷、涉诉信访案件,以及社会治理动态和热点问题的分析研判,对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提出司法建议,并向有关部门提供大数据分析报告,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主动承担出台政策、完善规则、风险评估、合规审查、安全生产等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作出的司法建议,应当进行编号管理,做好落实情况的跟踪指导和效果评估。及时发布类型化纠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高人民群众对纠纷化解结果的预判能力。
(十五)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梳理和风险评估机制。主动加强与基层网格、专属网格的网格员沟通联系,有针对性开展排查梳理、纠纷化解等工作,减少涉诉矛盾隐患,预防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在出台重大司法政策、办理重大敏感案件时,坚持把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环节,有效预防纠纷,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控制事态。
(十六)完善诉讼与非诉讼实质性对接机制。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依托,强化非诉讼与诉讼的平台对接、机制对接、人员对接和保障对接,加强对非诉讼解纷力量的法律指引和业务指导。强化诉前调解与诉前鉴定评估工作对接,打通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委托鉴定平台,明确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开展鉴定评估的工作流程。进一步完善调解与诉讼材料衔接机制,对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送达地址确认、无争议事实等材料,以及关于当事人调解意愿的评价,可以在诉讼阶段使用。规范调解案号编立、使用工作,实现对诉非分流、委派案件全程在线管理。创新诉前调解衍生案件单独管理模式,对诉前调解成功,需要进行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的案件,以“诉前调确”“诉前调书”号出具法律文书。
(十七)优化联动调解机制。与相关单位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用足用好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调解资源库,加大“道交一体化”平台应用力度,针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医疗纠纷、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涉企纠纷、知识产权、教育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价格争议、国际商事、涉侨涉外等领域纠纷,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在线推送各单位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进一步扩大各地区特邀调解资源库,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律师纳入特邀调解名册。在涉外及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中,邀请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或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同胞参与调解。建立健全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化解机制,鼓励开展先行调解。推动轻微刑事案件诉前和解和第三方化解工作,加强与刑事速裁程序衔接。在商事等领域探索开展市场化调解,推动建立公益性调解与市场化调解并行模式。
(十八)完善诉前辅导分流机制。对到诉讼服务大厅现场或者通过网上立案系统提交诉状或者申请书的当事人,先行通过人工服务或者智能设备评估等方式,开展辅导分流、中立评估、解释疏导等工作。能够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的,在登记立案前指引通过行政裁决化解纠纷。适宜调解、和解的,告知诉前调解、刑事和解优势特点,鼓励当事人调解、和解;当事人同意诉前委派调解的,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指派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提供“菜单式”调解服务。案件不适宜调解、当事人已经调解但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依法登记立案,并告知当事人。
(十九)建立健全衍生诉讼案件预防机制。完善调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在诉前调解时加强对当事人履行能力评估,更加注重调解内容可履行性。对促成协议自动履行的调解员,在绩效考评、以案定补等方面给予倾斜。建立健全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在诉前调解、立案等环节向当事人发放自动履行告知书,探索与有关部门建立诚信履行激励机制。加强立审执各环节释明疏导和调解化解工作,提高审判执行质效,强化涉诉信访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减少上诉、再审和申诉信访案件。
(二十)建立健全虚假诉讼防范和惩治机制。全面应用立案辅助系统,加强对虚假诉讼的精准识别和提前预警。强化民事诉讼中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审判指引,明确民间借贷、买卖合同、执行案件等虚假诉讼多发领域案件的甄别要点、证据审查重点和防范处理措施。对认定存在虚假诉讼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并向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诉讼代理人、鉴定、公证、仲裁等相关组织或人员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所在单位通报情况,提出依法惩处司法建议。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协作配合,建立线索移送、结果反馈机制,依法合力严惩虚假诉讼。及时发布虚假诉讼惩戒典型案件,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二十一)完善诚信诉讼保障机制。建立诚信诉讼承诺制度,引导当事人在诉前调解或者登记立案前填写诚信诉讼承诺。对滥用诉权以及恶意拖延调解、故意不履行调解协议、无正当理由否定已经记载的无争议事实等不诚信行为,探索通过律师费转付、诉讼费用合理分担、赔偿无过错方诉前调解额外支出等方式进行规制。加强对调解员培训指导,提高防范虚假调解能力水平。
五、加强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
(二十二)加强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做好涉疫情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工作,针对合同、侵权、劳动争议、医疗损害赔偿、涉外海事海商、涉外商事等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纠纷,在诉前开展多元化解。高度关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领域因重大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的诉讼,积极开展预判应对和前端化解工作。
(二十三)加强金融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高度关注金融借款合同、信用卡、融资租赁、保险、委托理财等金融领域纠纷,会同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加强信息共享和数据联通,运用司法大数据为识别合格投资者、建立健全金融产品或服务全流程管控机制等提供支持。建立示范调解机制,鼓励当事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加大对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等开展金融纠纷集中调解、先行调解的司法保障力度,促进纠纷在诉前批量化解。
(二十四)加强劳动争议源头化解工作。针对劳动争议先行仲裁的特点,加强调解、仲裁与诉讼衔接,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调解仲裁信息系统,建立调裁诉一体化在线解纷机制,实现劳动争议仲裁前调解与诉前调解的数据资源共享,统一案件处理标准,推动更多调解力量在仲裁前开展调解工作。建立全国性、区域性专家调解资源库,参与化解重大疑难复杂劳动争议。会同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对用工企业、劳动者普法宣传,制定推广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二十五)加强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与共青团、妇联、公安、民政等部门加强协作,完善婚恋家庭矛盾纠纷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联合开展矛盾排查、普法宣传和以案释法工作。建立婚恋家庭纠纷分级预警化解模式,推动调解前置,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建立诉后跟踪机制,预防“民转刑”案件。加大反家暴延伸服务力度,健全家庭暴力受害人人身保护令实施机制。
(二十六)加强知识产权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会同知识产权部门,系统分析本地区知识产权领域多发易发纠纷成因特点,推动完善预防性法律法规,加强示范性裁判指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诉非联动机制,进一步扩大专业性行业性调解队伍,提高在线多元化解质效。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广建立正版图库交易平台等做法,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互联网著作权等涉网知识产权纠纷。
(二十七)加强互联网纠纷源头治理工作。针对网络金融活动、网络购物等引发的纠纷,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构建符合互联网特点的源头治理模式,指导互联网平台建立务实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切实降低成诉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将裁判规则、交易规范等嵌入互联网平台,实现风险预警和自动提示,督促诚信履约。加快与互联网平台在线诉非对接,推进源头治理进平台、进网络,形成互联网纠纷分层递进解决机制。
六、强化配套保障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将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作为“一把手”工程统筹谋划部署。成立院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抓好贯彻落实、重大事项协调、成效评估、对下监督指导等工作。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本辖区法院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工作指挥指导,并为地方平安建设工作考核中万人起诉率指标评估提供数据支持。参与诉源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应当及时向本地区党委政法委进行报告。
(二十九)加强工作保障。在基层诉讼服务站点配备电脑、视频设备等,加强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指导辅导,方便群众就近办理诉讼事务,就地开展跨区域远程视频调解。在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中投入更多人员力量。主动争取当地财政部门为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工作提供可持续的经费保障。加大对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宣传,引导更多群众选择多元化方式解决纠纷。
(三十)加强工作管理。严格落实纠纷预防化解工作领导责任制,明确纠纷化解工作的人员、制度和必要条件,完善工作机制和监督评价体系。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为导向,建立科学考核评价机制,将源头预防化解纠纷、诉前调解成功案件量等作为业绩考核评价内容。加强人员管理和培训,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能力水平。各级人民法院立案信访部门要密切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诉源治理多元解纷质效评估情况,及时督促改进工作。
(三十一)加强信息化保障。加强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建设,加快与其他相关平台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创新全流程在线源头治理模式,分层递进、“一站式”预防化解纠纷。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实现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工作数据化、可视化,为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辅助党委政府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三十二)加强理论研究和规则提炼。深入开展新时代矛盾纠纷和解决机制体系化研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围绕本地区多发易发纠纷诉源治理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实践成果,进行规则提炼,推动国家层面多元化解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构建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纠纷解决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2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27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督促程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督促程序收案数量在逆势走颓,俨然沦落为“僵尸程序",已处于严重空置的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制度适用的现状。
您在建议中提出的进一步修改完善督促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完全同意。自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启动修改完善督促程序的调研程序,并将之列入2018年的司法解释立项起草计划。故对您提出的完善督促程序司法解释的建议,我们予以采纳。
对您提出的完善督促程序的具体建议,我们将在起草该司法解释中予以认真研究,在征求全国法院意见的基础上,并商有关部门积极予以吸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起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起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典型案例
(2021年1月25日)
1.陈某、宋某琦等5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陈某伙同他人套牌搭建了FXDD外汇投资平台,纠集宋某琦等人作为代理商,对外虚构系正规平台、大量交易可获利的信息,诱骗被害人向平台转入资金。该投资平台实行资盘分离,被害人资金并未进入真实交易市场,而是由陈某转移控制支配。陈某与代理商约定,以客户资金亏损数额为分成依据。
其中,2018年7、8月起,宋某琦在河南省许昌市购置电脑、租赁民房作为诈骗场所,招募郭某辉、卢某、胡某波等人作为业务员,以婚恋网站女性会员为目标实施诈骗。宋某琦安排业务员,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冒用他人头像,包装为投资经验丰富的中年成功男士,在某知名婚恋网站上搭识许某某等3名有经济实力的单身中年女性。业务员通过事先培训的话术与被害人建立虚假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通过宣称自己是投资高手,有好的投资渠道,能够指导被害人投资快速赚钱,引诱被害人向陈某搭建的FXDD平台投资,并通过鼓励追加投资、代为操作等方式致其账面亏损,营造投资损失假象,以掩饰资金已被非法占有并分赃的事实,共计诈骗人民币774万余元。此外,陈某还通过其他代理商诈骗43名被害人资金,合计人民币534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9年10月16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陈某等5人涉嫌诈骗罪,移送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在移送审查起诉时,涉嫌诈骗金额510余万元。检察机关审查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提出明确可行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深挖案件线索,认定诈骗金额1300余万元。2020年4月3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等5人提起公诉。同年11月13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陈某、宋某琦、郭某辉、卢某、胡某波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十二年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杀猪盘”式诈骗多发高发,社会危害大,应当依法严惩。以网络婚恋交友为诱饵实施的虚假投资诈骗,俗称“杀猪盘”,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犯罪分子为实现诈骗目的,招募人员在婚恋网站或使用即时通讯工具搭识被害人,通过将自己包装为成功男士或美貌女性,使用专门话术,骗取被害人感情信任、建立虚假恋爱关系,诱导、怂恿其到虚假交易平台大量投资,从而骗取钱财。当被害人察觉被骗或者已无钱可供诈骗后,犯罪分子即将被害人“拉黑”或关闭平台账号。与传统诈骗犯罪不同,“杀猪盘”式诈骗以感情为诱饵,迷惑性强,持续时间长,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财产安全,欺骗被害人感情,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斩断犯罪链条,全面查处犯罪黑灰产,形成有力震慑。
(二)切实提高防范意识,谨慎交友投资。单身男女在网络征婚交友中,要提高警觉性和防范意识,不要被网络爱情冲昏头脑,不轻信陌生人,不轻信花言巧语,认真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当对方提出带领自己投资时,要尤其慎重,投资前充分了解平台资质、投资方式、投资对象、获利模式以及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防止误入骗局。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利于对犯罪行为的及时惩处。
(三)加强婚恋交友网站监管,防止成为犯罪“温床”。婚恋网站、交友平台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切实履行平台责任,加强注册人员管理和风险提示。对于会员的举报,及时受理核实,积极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2.杨某瑞等11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间,杨某瑞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在“乐趣”“一嗨么”等网络直播平台开设直播间,招募刘某醒、孙某林等人担任女主播,程某楠等人担任业务员。各被告人相互配合,由业务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和头像照片,通过婚恋交友网站、微信摇一摇等途径结识赵某等被害人,加为微信好友后,使用话术引诱被害人在上述网络直播平台注册成为会员,进入直播间观看女主播直播。期间,业务员虚构女主播感情故事、个人遭遇等与被害人互动交流,博取同情信任。如被害人提出见面,则安排女主播与被害人视频聊天或线下见面。通过上述系列行为,女主播与被害人确立虚假恋爱关系。之后,女主播编造“完成平台业绩任务才能领取提成”“想与平台解约需要解约金”等理由,先后欺骗赵某等4名被害人在直播平台为主播打赏或者直接向主播转账,合计诈骗人民币17.2万余元。杨某瑞等人还涉嫌其他诈骗犯罪事实。
二、诉讼过程
2019年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杨某瑞等11人涉嫌诈骗罪,移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通过梳理发现,其他多个直播间存在以类似手段实施诈骗的情况,遂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提出进一步侦查取证建议,公安机关再破获类似案件16起,抓获直播平台经营者和多个直播诈骗团伙成员。同年11月21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杨某瑞等11人提起公诉。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杨某瑞、刘某醒、孙某林、程某楠等11名被告人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四年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以直播打赏为名实施的诈骗行为。对于犯罪分子虚构网络身份、冒充主播,使用话术建立虚假恋爱关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骗取财物的,依法应认定为诈骗犯罪。这类诈骗犯罪不仅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网络直播行业生态,必须依法精准打击。
(二)理性参与网络直播,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网络直播在为用户提供更具参与性和人际互动性的良好体验的同时,也容易助长违法犯罪和社会不良风气。对于广大用户而言,关键是要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等不良心态,落入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
(三)加强平台监管治理,维护直播行业良好秩序。网络平台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加大对直播行为的常态化排查和技术管控,强化各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对列入“黑名单”主播施以严格联动管理,彻底封住其违规复活之路,净化网络直播空间生态。
3.李某宁等5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下半年起,李某宁为实施电信诈骗活动,通过非法途径购买老年人客户资料,以每盒12元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入多种廉价保健品,订做抽奖卡、“纪念金币”等奖品,制作话术单,招录吴某倩、王某娜、裴某凤、王某娟为话务员,并为每人配备装有北京号码的手机。
2018年3月至9月,李某宁指使吴某倩等人按照事先购买的客户资料,通过装有北京号码的手机拨打电话,冒充北京沐某堂健康指导中心主任,与老年人沟通联络。在聊天过程中套取老年人身体状况等信息,骗得信任后,分步骤实施诈骗。一是谎称所售保健品有抗癌保健等功效,原价2980元的产品现在仅需支付298元的体验费或产品检测费即可获赠。老年人同意购买后,由李某宁联系快递公司负责配送和代收相关费用。二是在快递包裹中放置抽奖卡,均事先设置为一等奖。快递签收后话务员随即联系老年人,告知其中了一等奖,奖品为价格一万余元的“纪念金币”等,只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保价费或奖品代销费等费用,即可获取,以此骗取钱财,而老年人实则仅获得廉价礼品。三是继续利用老年人信任,虚构帮助办理养老保险等理由实施诈骗。在此过程中话务员会根据每位老年人的被骗程度,随机调整收费名目和具体价格。吴某倩等话务员的工资包括底薪和提成,为便于计算销售业绩,每名话务员需记录下被害人相关信息。经审查,李某宁等人先后骗得266名老年人合计人民币6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12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以李某宁等5人涉嫌诈骗罪,移送海安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3月12日,海安市人民检察院对李某宁等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同年6月10日,海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诈骗数额巨大,以诈骗罪判处李某宁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分别判处吴某倩等4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海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确有错误,判决以话务员记录业绩的账本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主要依据,未结合快递信息进行综合认定,遗漏部分被害人,诈骗金额人民币33万余元认定不准确。同年6月18日,海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抗诉。同年12月25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2020年11月19日,海安市人民法院重新作出一审判决,诈骗数额重新认定为人民币66万余元,量刑档次由原审的“数额巨大”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李某宁的刑罚由有期徒刑七年改为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吴某倩等4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八万元不等。
三、典型意义
(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要惩防并举、预防为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犯罪手段不断更新迭代,老年人、在校学生、未婚青年等容易成为诈骗对象。犯罪分子多利用人性弱点实施诈骗,在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更需要广大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辨别能力,不让犯罪分子“花式”骗局迷惑了双眼。具体到本案,老年群体应当特别提防网上购物、电视购物、电话推销、直播带货等销售环节存在的陷阱,切忌迷信保健品功效,正确看待各种促销优惠。家庭成员要在精神上关心关怀老人,常回家看看,多与老人交流,多用典型案事例引导,发现老人上当受骗应及时劝解、制止和报警。
(二)加强源头管控,强化平台治理责任,防止公民信息泄露。目前,犯罪分子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消费记录等资料,实施精准诈骗,话术更加周延,迷惑性也更大。本案中,犯罪分子专门从网上购买老年客户资料,有针对性地推销保健品,提高了诈骗的成功率。网络平台和网站经营者要真正落实治理责任,严密制度设计,堵塞系统漏洞,内防泄露,外防窃取,切实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4.周某奇、尤某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上旬,周某奇伙同尤某杰在杭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学生兼职微信群,发布招聘话务员的消息,要求应聘学生到附近营业厅办理电话卡并将卡上交。周某奇、尤某杰以上述方式购得刘某欣等20余名学生办理的实名制电话卡75张,每张卡支付给学生人民币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费用。
2019年11月中下旬,周某奇、尤某杰又通过类似方式招募了石某行等130余名社会人员,用大巴车将他们从河北省带至北京市办理400张左右实名制北京电话卡并收购,每张卡支付人民币几十元的费用。
周某奇、尤某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上述电话卡出售供他人使用,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余元。上述电话卡通过非法途径流出境外,犯罪分子使用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骗取被害人李某等10余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3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周某奇、尤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9月21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周某奇、尤某杰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奇、尤某杰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针对本案犯罪分子向学生、社会人员大量收购实名制电话卡的情况,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向相关学校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加强教育管理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走进学校、工地、城乡结合部,对青年学生、打工人员、无业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防止落入“犯罪”陷阱。
三、典型意义
(一)涉“两卡”违法犯罪问题突出,社会危害严重。当前,非法出售、出租电话卡、银行卡(简称“两卡”)问题较为突出。不少犯罪分子将收购的“两卡”作为犯罪工具,用于骗取被害人资金或转移赃款,掩盖犯罪事实,逃避司法机关追查。这种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严重侵蚀社会诚信根基,必须从源头管控,从严打击防范,多管齐下,坚决遏制“两卡”泛滥,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蔓延。
(二)积极开展“断卡”行动,全力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为遏制涉“两卡”类犯罪,2020年10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依法从严打击非法出售、出租“两卡”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活动的犯罪团伙,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电信、银行等行业从业人员。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办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联合整治涉“两卡”犯罪猖獗的重点地区,推动惩戒涉“两卡”违法犯罪失信人员,全力斩断“两卡”开办贩卖的黑灰产业链,坚决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
(三)提升法治意识,防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手机卡、银行卡仅限于本人使用,不得非法出租、出售。一旦出租、出售,轻则泄露个人信息,受到限制办卡等信用惩戒或行政处罚,重则可能涉嫌犯罪。社会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切莫贪图小利,成为犯罪的“帮凶”。一旦发现涉“两卡”犯罪线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若已实施非法出租、出售、购买“两卡”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主动投案自首。各电信运营商、银行应当加强营业网点管理,加强内部人员教育和监督,严格防范内外勾结、规避管控的行为发生,防止非法“两卡”流入社会。
5.林某甲等8人非法经营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9月,林某甲以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在未获得支付结算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伙同林某乙、张某等人,以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接口,自建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统。林某甲等人通过向他人收买、要求本公司员工注册等方式收集大量无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资料(包括工商资料、对公银行账户、法人资料等),利用上述资料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数百个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再将上述账户绑定在其自建的支付平台上,实现资金的非法支付结算。
上述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统与境外赌博网站联通,协助资金支付转移。赌客在赌博网站点击充值后,赌博网站即向该系统发送指令,系统随机调用已接通的空壳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与赌客间生成一笔虚假商业交易(如购买电子书等),并给赌客发送收款码。赌客扫描收款码支付赌博资金,资金直接进入空壳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再转移到空壳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经过层层转账后,最终转入赌博平台实际控制的账户。
林某甲等人以上述方法为境外赌博网站等非法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结算金额共计人民币46亿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以林某甲等8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追加认定17家空壳公司账户为涉赌账户并予以冻结,犯罪数额从人民币30亿余元增加至人民币46亿余元,追缴涉案资金人民币6000余万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林某甲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开设赌场罪和非法经营罪,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应当以处罚较重的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6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对林某甲等8人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2020年6月18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林某甲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千万元,对林某乙、张某等其他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七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七百万元不等。2020年6月22日,林某甲等人提出上诉。2020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日益成为网络犯罪资金流转通道,危害经济金融安全。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支付结算许可的情况下,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以正常商业交易为掩护,依托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利用收集的大量支付账户,短时间内快速流转资金,导致支付结算活动“体外”循环。这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存在,不仅极大地便利了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资金流转,成为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还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威胁金融安全,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二)坚持全链条打击,斩断非法支付结算通道。犯罪分子搭建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时,为规避国家监管,往往会大量收购银行卡、收款二维码、对公账户等形成“资金池”,伪造正常商业交易层层转账,以掩盖犯罪事实。尤其是对公账户可信度高、交易额度大,更为犯罪分子所青睐。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存在,催生了工商资料、对公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买卖的黑灰产业链。对此,要坚持源头管控、综合治理。既要严厉打击非法支付结算的行为,又要深挖线索,一体化打击买卖工商资料、对公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关联违法犯罪。对于不构成犯罪但违反行政法规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摧毁整个违法犯罪链条。
(三)依法开立、使用支付账户,自觉防范抵制洗钱风险。社会公众要提高法治意识、风险意识,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注册空壳公司、出售工商资料、对公账户等,否则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在账户开立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客户身份识别、风险防控和“反洗钱”的各项要求,加强对公账户内大额资金流转的监管,有效防范违法犯罪的风险。
6.吴某等19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底,深圳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某等人在与多家手机主板生产商合作过程中,将木马程序植入手机主板内。装有上述主板的手机出售后,吴某等人通过之前植入的木马程序控制手机回传短信,获取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息,并传至公司后台数据库,后由该公司商务组人员联系李某理(在逃)、管某辉等人非法出售手机号码和对应的验证码。期间,云某公司以此作为公司主要获利方式,通过非法控制330余万部手机并获取相关手机号码及验证码数据500余万条,出售这些数据后获利人民币790余万元。
其中,李某理等人向云某公司购买非法获取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后,利用自行开发的“番薯”平台软件贩卖给陈某峰等人。陈某峰等人将从李某理处非法购买的个人信息用于平台用户注册、“拉新”、“刷粉”、积分返现等,非法获利人民币80余万元。管某辉从云某公司购买手机号码和对应的验证码后,也用于上述用途,非法获利人民币3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公安局将本案移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6月19日,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对吴某等5人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陈某峰、管某辉等14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2020年11月18日,新昌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判处吴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陈某峰、管某辉等1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犯罪日益高发,获取信息方式日趋隐蔽。当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手段花样翻新,往往成为网络犯罪的必备前置程序。违法犯罪分子有的通过手机APP、电脑软件,有的通过搭建钓鱼网站、发送木马链接,有的则在手机、智能手表、路由器等硬件设备的生产环节植入病毒程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侵害了公民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权利,滋生大量网络违法犯罪,社会危害巨大。
(二)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随着网络技术发展,逐步扩展到人脸、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以及网络支付账户信息等,而且其范围仍在逐步扩展。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上述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三)提高个人防范意识,规范企业行业数据收集使用。社会公众要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轻易点击、下载来源不明的链接和程序,务必在正规商店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子设备,不轻易向外透露个人信息。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从网络硬件的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规范数据收集,规范网络平台、APP软件等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监督相关企业建立数据合规制度。
7.时某祥等15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时某祥谋划成立亚泰坊传销组织,委托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赵某宝等在互联网上搭建亚泰坊传销平台。2018年上半年,时某祥等人通过召开会议、路演、微信群等方式公开宣传平台奖励制度,在宣传过程中假借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虚构海外投资项目,在无任何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谎称境外金融公司授权平台发行亚泰坊币,可信度高、收益高。投资者如要投资亚泰坊币,需要通过上线会员推荐并缴纳会费,才能成为亚泰坊平台的会员。会员按照推荐发展的顺序形成上下层级关系,可发展无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的投资提成作为主要收益方式。同时,时某祥安排组织成员在境外某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上线亚泰坊币进行公开交易,并用收取的会费控制亚泰坊币在平台上的交易价格,制造投资亚泰坊币可以赚钱的假象。
截至2018年6月11日,亚泰坊平台共有会员账号41万余个、会员层级108层,收取会费共计人民币6.3亿余元。此外,2018年4月,时某祥套用亚泰坊平台组织架构,发展“码联天下”传销平台会员,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8亿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0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时某祥等15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移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1月15日,以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补充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21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对时某祥等15人及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提起公诉。2019年11月8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时某祥、赵某宝等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处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扣押、冻结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时某祥等12人提出上诉。2020年4月23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时某祥等4人撤回上诉,驳回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新型网络犯罪。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的持续升温,一些犯罪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假借国家对外政策,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迷惑性很强,危害性巨大。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坚持“穿透式”审查理念,结合行为方式、资金流向、盈利模式等,分析研判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准确区分金融创新与违法犯罪。构成犯罪的,依法严厉打击。
(二)准确认定传销活动行为本质。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传销活动借助网络技术,作案更加便捷,传播速度更快。但归根结底,传销的本质特征没有变,仍然是要求参加者缴纳会费或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揭开“网络”“技术”外衣,认清行为特征,依法准确认定传销犯罪。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各类投资陷阱。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概念、新渠道面前,广大群众切忌盲目跟风。要深入学习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合理控制投资风险,谨慎作出投资决定,远离传销组织和非法集资活动,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立即退出、及时报案。
8.张某勇、张某明等25人开设赌场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底,张某勇、张某明经共谋后,以“厦门市崇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设立“易淘货栈”手机APP网购平台,对外名义上是销售茶叶、红酒、玉石等商品,实际上则是开设网络赌场。张某勇、张某明各占股50%,公司下设四个市场部门,每个部门下设经理或主管、业务组长及业务员,分别按不同比例、按月或季度进行抽成。
公司招聘60余名业务员,使用年轻女性照片作为头像,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招揽客户,以“购物即能赚钱”“商城有转购活动”为由,吸引客户到“易淘货栈”APP进行购物,平台提前将商品销售价格调整为进价的十倍至四十倍。在客户下单后,诱导客户以其所购的商品作为筹码进行“转购升级”,即以押大小的方式进行赌博,并按正规发售的彩票“重庆时时彩”开奖结果同步确定输赢,5至10分钟开奖一次。客户如果赌赢能把商品退货按原购买价格的1.6倍提领现金,赌输只可得到所下单的商品,且不能选择退货。2018年9月3日,公安机关查获该赌博平台。平台运行2个多月间,涉案赌资共计人民币81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23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以张某勇等25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移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针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拒不认罪,辩解系新型网络购物模式、不具有开设赌场的主观故意的情况,检察机关通过对网站推广方式、运营模式、盈利手段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甄别分析,认定行为实质为吸引客户购买商品作为筹码参与赌博。2019年1月7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以开设赌场罪对张某勇等25人提起公诉。同年1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张某勇、张某明等25名被告人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网络赌博本质,依法严惩新型网络开设赌场犯罪。近年来,网络赌博犯罪日益多发隐蔽,手段花样翻新。犯罪分子通过搭建网络赌博平台,打着网上购物、网络游戏等“幌子”,接受投注,吸引社会公众参与赌博。此类犯罪模式新颖,隐蔽性更强,赌客参与便利,危害性更大。要透过犯罪行为表象,通过对其运营模式、盈利手段、资金流向等的分析,认定赌博、开设赌场犯罪本质,依法从严惩处;敦促涉案人员主动退赃,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活动中获利,有力遏制网络赌博犯罪活动。
(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远离网络赌博。赌博是社会毒瘤。广大民众要坚持勤劳致富、依法致富的理念,切勿心存幻想参与赌博。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赌博形式和营销手段时,要擦亮双眼,分清正规的购物、游戏平台与以购物、游戏为名的赌博网站,正常娱乐活动和聚众赌博的界限。一旦误入歧途,轻则遭受财产损失,重则倾家荡产,甚至可能构成犯罪。
(三)加强对网站软件的监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购物网站、游戏平台等各类APP软件、小程序的日常监管,网络平台要加强技术管控,准确识别新型违法犯罪形式,及时处理举报线索,防止互联网为犯罪分子所利用,侵害社会公众利益,败坏社会风气。
9.温某龙等23人敲诈勒索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起,温某龙纠集林某浩、朱某常投资成立或参股福建省福鼎市财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神公司)等四家公司,招募人员专门从事网络“套路贷”活动。四家公司均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工资奖励机制,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架构严密,设客服组、风控组、财务组、催收组等部门,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逐渐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公司内部分工明确,首先由客服组获取有借款需求的“客户资料”,并以审核身份真实性为由,向被害人索要手机号、手机服务密码、QQ同步助手账号密码,非法收集被害人个人信息,为后续“软暴力”催收做准备。风控组负责对被害人还款能力进行核实筛选,并决定是否放款。放款后,公司以“押金”“逾期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在指定网络借款平台签订与实际借款不符的协议,制造虚高借款、虚假期限的合同,并直接扣除首期30%至50%的高额利息。如果逾期未还款,催收组根据被害人的手机号码、通讯录联系人、身份证照片等个人信息,通过电话或微信辱骂、威胁、恐吓、发送附有被害人头像的侮辱信息等方式,向被害人及其亲友施压,迫使被害人支付虚高本金、高额利息、续期费等。
2017年2月至2018年8月,财神公司等四家公司在实施上述“套路贷”犯罪过程中,共放款3万余笔,累计放款人民币1.22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867万余元。个别被害人因欠款被“软暴力”催收而精神崩溃喝农药自杀,因发现及时得以救治。在公安机关抓捕犯罪集团过程中,福鼎市公安局桐城派出所辅警林某向个别集团成员透露抓捕信息,通风报信、妨害抓捕。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2月26日,福建省福鼎市公安局将本案移送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围绕“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金额”等问题梳理、审查证据,追捕追诉6名集团成员。深挖“保护伞”,发现福鼎市公安局桐城派出所辅警林某向该恶势力集团个别成员透露抓捕信息,及时将线索移交福鼎市扫黑办及福鼎市监察委。2019年6月6日,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对林某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提起公诉。同年7月2日,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对温某龙等23人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
2019年8月19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同年10月29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温某龙、林某浩、朱某常等2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三年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网络“套路贷”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套路贷”犯罪利用被害人急需用钱的心理和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诱骗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协议,通过制造银行流水、销毁还款证据、单方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一旦逾期未还款则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软暴力手段催收。利用网络实施上述行为,相较于传统“套路贷”隐蔽性更强,受害面更广,且更易于复制传播。特别是利用网络实施辱骂、威胁、恐吓等软暴力行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给被害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也会更强。这类行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直是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遏制其滋生蔓延。
(二)精准发力“破网打伞”,铲除网络“套路贷”生存土壤。检察机关在办理网络“套路贷”案件时,通过排查言词证据、聊天记录、资金流水等方式,深挖涉嫌包庇、纵容黑恶团伙、收受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违纪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严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净化基层环境,维护社会秩序。
(三)准确识别正当民间借贷和非法“套路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公众在办理网络贷款融资业务时,不应仅仅关注贷款的便利性,更应关注贷款的合法性、安全性,拒绝高利贷,抵制预先收集通讯录信息、索要个人不雅照等非法放贷行为。发现被“套路”后,应及时报警,注意收集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聊天记录、催收录音等证据,积极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
10.董某澜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为了贩卖毒品牟利,董某澜在湖北省武汉市暂住地,通过VPN软件和境外专用浏览器登录“暗网”网站获取毒品交易信息,使用境外即时通讯工具Telegram软件与卖家进一步联系交易。董某澜与境外贩毒人员商定购买50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以比特币(BTC)支付等方式预付部分毒资人民币5万元,要求卖家将毒品寄到重庆市黔江区的一个快递代收点。得知卖家已将毒品从云南寄出后,董某澜于同年8月29日从湖北省武汉市乘坐火车至重庆市黔江区,住宿在当地网友家中。8月30日下午,董某澜在黔江区城东街道光明隧道附近取得装有毒品的快递包裹,后被黔江区公安局民警抓获。经拆封检查,公安机关从包裹中的女士高跟鞋底内查获甲基苯丙胺13包(净重510.02克)、甲基苯丙胺片剂1包(净重1.32克)。
二、诉讼过程
2019年10月28日,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以董某澜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1月25日,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报送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通过对董某澜手机中软件安装使用情况、快递收货电话、通话记录、乘车车票、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进行审查,前述证据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董某澜通过“暗网”购买冰毒并欲贩卖的犯罪事实。202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贩卖毒品罪对董某澜提起公诉。2020年1月21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董某澜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
三、典型意义
(一)“暗网”滋生大量违法犯罪,加强严格管控。“暗网”通过专门浏览器和特定配置才能访问,其中存在着大量毒品、枪支、人体器官、淫秽物品等信息,是违法交易的集中平台,危害性极大。“暗网”交易大量使用虚拟货币支付以避开监管,数据流转层层加密,匿名程度很高,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打击治理“暗网”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强化源头管控,尤其加强对VPN软件和非法浏览器交易、使用的监管,防止被用于非法活动,切断网络犯罪的信息流和接触通道。
(二)依法严厉打击网络毒品犯罪。近年来,利用网络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逐年增加,且日益呈现出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相结合等特征。检察机关要主动适应网络毒品犯罪变化,转变办案思路,建立以客观证据为中心的证据体系,注重挖掘电子数据,运用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锁链,梳理贩毒方式、资金流和物品流,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网络毒品犯罪的多发态势。
11.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网络餐饮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初,贵州省黔西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要求黔西县多家网络餐饮经营者只能接受其一家提供的平台服务。如果餐饮经营者坚持在某乙或其他网络餐饮平台经营,某甲网络餐饮平台将对其作下线处理,或提高服务费收取标准、下调星级指数、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交易,强制商家在某甲和某乙之间进行“二选一”,以此方式排挤竞争对手。
二、检察履职过程
2020年4月,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黔西县院)经群众举报获悉该案线索后,依法立案进行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中的“二选一”行为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损害了网络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5月28日,黔西县院向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对黔西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涉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查证后依法处理,对辖区内网络餐饮平台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
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成立专项执法调查组展开调查。2020年6月12日,对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开展行政约谈,送达行政告诫书,要求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尽快自行整改,并督促某甲、某乙等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共同签订了《关于促进黔西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健康有序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0年6月底,黔西县院开展跟进监督,对涉案平台企业及部分商户和消费者进行回访,并调查了解平台商户上线情况,确认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已经取消“二选一”相关不合理限制,某乙网络餐饮平台的上线商户量上升至与某甲商户量持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巩固治理成效,黔西县院联合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守法合规培训。检察官通过以案释法,阐述了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秩序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及面临的法律责任,倡导企业在合法经营情况下,创新活力、良性竞争,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广大商户和消费者的信赖,实现多赢共赢。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监督纠正网络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互联网+餐饮服务”新业态的诞生,既促进了餐饮业的新发展,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别在疫情期间,网络餐饮平台无接触式服务的优势更加凸显。但部分平台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技术等手段强制经营者“二选一”,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针对网络餐饮平台“二选一”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加强监管,促进公平公正市场秩序的维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规范互联网空间经济秩序。检察机关对互联网平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公益诉讼监督,是切实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求,以法治思维推动互联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目前,已有1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在互联网领域探索公益诉讼实践。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要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加强行政监管、严格执法,督促平台履行治理责任、崇法守法、合规经营,保障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三)落实互联网平台社会责任,推动公平竞争。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强化内部合规管理,不能凭借市场规模、技术、数据、资本等优势,限制和排斥竞争,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行为时,要积极向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举报、投诉,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原告以他人注册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等侵犯其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权利为由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但原告以他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条 原告以他人企业名称与其在先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的案由,并适用相应的法律。
第四条 被诉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承担停止使用、规范使用等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美容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当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就诊的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起诉部分就诊的医疗机构后,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就诊的医疗机构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三条 患者因缺陷医疗产品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仅起诉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机构中部分主体,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主体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患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受到损害提起侵权诉讼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五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但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第六条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除外。
第七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血液合格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八条 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人。
当事人就鉴定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提出确定鉴定人的方法,当事人同意的,按照该方法确定;当事人不同意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鉴定人应当从具备相应鉴定能力、符合鉴定要求的专家中确定。
第十条 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或者补充相应材料。
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第十一条 委托鉴定书,应当有明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鉴定人应当按照委托鉴定的事项和要求进行鉴定。
下列专门性问题可以作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
(一)实施诊疗行为有无过错;
(二)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
(三)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的义务;
(四)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
(五)患者损伤残疾程度;
(六)患者的护理期、休息期、营养期;
(七)其他专门性问题。
鉴定要求包括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的组成、鉴定程序、鉴定意见、鉴定期限等。
第十二条 鉴定意见可以按照导致患者损害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或者与患者损害无因果关系,表述诊疗行为或者医疗产品等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
第十三条 鉴定意见应当经当事人质证。
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鉴定人通过书面说明、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可以准许。
鉴定人因健康原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可以延期开庭;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通过书面说明、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无前款规定理由,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又不认可的,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二名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意见或者案件的其他专门性事实问题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准许的,应当通知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前款规定的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五条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其他当事人认可的,可予采信。
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应当提出明确的异议内容和理由。经审查,有证据足以证明异议成立的,对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异议不成立的,应予采信。
第十六条 对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违反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义务,但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
(一)近亲属不明的;
(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
(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
(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情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或者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因医疗产品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血液受到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因医疗机构的过错使医疗产品存在缺陷或者血液不合格,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医疗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缺陷医疗产品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的,应当根据诊疗行为与缺陷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定相应的数额。
输入不合格血液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三条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明知医疗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患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赔偿损失及二倍以下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医疗机构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一个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按照该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赔偿标准执行;
(二)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均承担责任的,可以按照其中赔偿标准较高的医疗机构所在地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患者死亡后,其近亲属请求医疗损害赔偿的,适用本解释;支付患者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请求赔偿该费用的,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所称的“医疗产品”包括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
第二十六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6年1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5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月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5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9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月5日起施行 法释〔2017〕1号)
为依法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下列犯罪案件,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案件”:
(一)贪污、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犯罪案件;
(二)受贿、单位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贿犯罪案件;
(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帮助恐怖活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犯罪案件;
(四)危害国家安全、走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毒品犯罪案件。
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依照前款规定的犯罪案件处理。
第二条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
第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侦查和刑事追究潜逃、隐匿,或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脱逃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逃匿”。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其不可能生存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第五条 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或者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国际通报,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缉”。
第六条 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的财产应当视为前款规定的“违法所得”。
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应当视为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
第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前款规定的“其他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制作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
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由及案件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下落不明、死亡的情况;
(五)申请没收的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以及已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六)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材料;
(七)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八)有无利害关系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
(九)其他应当载明的内容。
上述材料需要翻译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翻译件随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第九条 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根据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属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应当受理;
(二)不属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受案范围或者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不符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标准要求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撤回申请,人民检察院应当撤回;
(四)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七日内补送,七日内不能补送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十条 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真实、合法。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发布公告,公告期为六个月。公告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公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案件来源以及属于本院管辖;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下落不明、死亡的情况;
(五)申请没收的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以及已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六)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
(七)申请没收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八)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期限、方式以及未按照该期限、方式申请参加诉讼可能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九)其他应当公告的情况。
第十二条 公告应当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刊登、发布,并在人民法院公告栏张贴。必要时,公告可以在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或者被申请没收财产所在地张贴。公告最后被刊登、发布、张贴日期为公告日期。人民法院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人民法院已经掌握境内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的,应当直接送达含有公告内容的通知;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代为送达、邮寄送达。经受送达人同意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告知其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已经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经受送达人同意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告知其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受送达人未作出同意意思表示,或者人民法院未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联系方式,其所在地国(区)主管机关明确提出应当向受送达人送达含有公告内容的通知的,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送达。决定送达的,应当将公告内容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多边公约,或者按照对等互惠原则,请求受送达人所在地国(区)的主管机关协助送达。
第十三条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内提出,并提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或者证明其可以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
利害关系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在境外委托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对授权委托进行公证、认证。
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满后申请参加诉讼,能够合理说明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由合议庭对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案件进行审理。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
人民法院对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案件开庭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员、翻译人员。通知书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方式至迟在开庭审理三日前送达;受送达人在境外的,至迟在开庭审理三十日前送达。
第十五条 出庭的检察人员应当宣读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并在法庭调查阶段就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事实出示、宣读证据。
对于确有必要出示但可能妨碍正在或者即将进行的刑事侦查的证据,针对该证据的法庭调查不公开进行。
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事实及证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予以没收;申请没收的财产不属于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第十七条 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中,没有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张权利,或者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虽然主张权利但提供的相关证据没有达到相应证明标准的,应当视为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第十八条 利害关系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第一审期间未参加诉讼,在第二审期间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参加诉讼,且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地国(区)主管机关明确提出意见予以支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依照本规定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规定行使诉讼权利。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利害关系人对第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没有争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利害关系人。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上诉、抗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经审理,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和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裁定;
(二)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应当改变原裁定;
(三)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变原裁定,也可以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四)第一审裁定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裁定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抗诉,应当依法作出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十二条 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在境外的,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应当制作查封、扣押、冻结的法律文书以及协助执行查封、扣押、冻结的请求函,层报公安、检察院等各系统最高上级机关后,由公安、检察院等各系统最高上级机关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多边公约,或者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向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地国(区)的主管机关请求协助执行。
被请求国(区)的主管机关提出,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文书的制发主体必须是法院的,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查封、扣押、冻结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后制作查封、扣押、冻结令以及协助执行查封、扣押、冻结令的请求函,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多边公约,或者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向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地国(区)的主管机关请求协助执行。
请求函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以及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文书的发布主体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但可能妨碍正在或者即将进行的刑事侦查的证据除外;
(三)已发布公告的,发布公告情况、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以及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四)请求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手续;
(五)请求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材料;
(六)请求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七)被请求国(区)要求载明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三条 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在境外,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案件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没收的,应当制作没收令以及协助执行没收令的请求函,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多边公约,或者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向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地国(区)的主管机关请求协助执行。
请求函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以及没收令发布主体具有管辖权;
(二)属于生效裁定;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但可能妨碍正在或者即将进行的刑事侦查的证据除外;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死亡的基本情况;
(五)发布公告情况、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以及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六)请求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情况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相关法律手续;
(七)请求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材料;
(八)请求没收财产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九)被请求国(区)要求载明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四条 单位实施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犯罪后被撤销、注销,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逃匿、死亡,导致案件无法适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依照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7年1月5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4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34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立审执全面对接破产程序有效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是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机制的创新。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出台的《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在工作原则、条件与管辖,执行法院的征询、决定程序,移送材料及受移送法院的接收义务,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与受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等方面均进行了指导。该指导意见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执行转破产问题较为复杂,现有制度规范尚不能完全满足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还做了大量工作,以期推动破产案件受理。
一是,推动设立破产审判相关专项经费,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切实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问题。
二是,广泛开展简易破产程序调研,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建立企业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模式,对资产数额不大、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的破产案件探索试行简易破产程序。简易破产程序有助于提高破产程序实施效率,减少当事人对于申请破产制度效率低的顾虑。
三是,推动在条件成熟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破产法庭,在中院推广设立破产审判庭,或设立审理破产案件的专门合议庭,提高法官审理专业化水准。
四是,支持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针对实践中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破产管理费用过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调研小组,开展破产管理费用方面的调研,待酝酿成熟后适时推出相关破产管理人报酬办法,规范破产管理费用的收取。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继续强化执行转破产方面的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执行转破产方面的制度规范。在这一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广泛征求地方各级法院、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意见。待酝酿成熟后,将考虑以会议纪要、规范性意见、司法解释或其他适当方式予以公布,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0年9月7日)
案例1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
公司(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td)、
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 CGM SA)、罗克韦尔
航运有限公司(Rockwell Shipping Limited)
海难救助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0032时,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罗旺斯公司)所有并由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飞公司)经营的英国籍“达飞佛罗里达”轮与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克韦尔公司)所有的巴拿马籍“舟山”轮在长江口灯船东北约124海里的东海海域发生碰撞,致使“达飞佛罗里达”轮五号燃油舱严重破损,泄漏约613.278吨燃油入海。上海海事局、上海海上搜救中心自当日1200时起,先后协调、组织包括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以下简称上海打捞局)在内的多家单位启动应急行动;于24日1310时根据“边抢险、边清污、边移泊、边观察”方案,组织“达飞佛罗里达”轮在六艘专业救助船、专业清污船的伴航下起锚,沿途救助船和清污船保持即时清污,该轮于4月4日安全抵达舟山的船厂。该事故应急处置属中国在专属经济区远海海域开展的重大救助及油污应急处置,经过17个昼夜的海空配合连续作业,载有6100余吨燃油的“达飞佛罗里达”轮避免了沉没断裂,中国海域也避免了灾难性污染事故的发生。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上海打捞局的案涉行动为防污清污,有关防污清污费应当由漏油船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赔偿,而不应由非漏油船所有人赔偿,判决上海打捞局对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享有防污清污费8958539元人民币的海事债权;上海打捞局就上述债权参与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为案涉碰撞事故所设立的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分配。上海打捞局、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认同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打捞局不服一、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上海打捞局在案涉事故应急中派遣三艘船舶分别从事海难救助与防污清污作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对于有关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事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关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分别对污染者与第三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内涵--原则上污染者负全责,另有过错者相应负责。非漏油船“舟山”轮船舶所有人也应当按照其50%的碰撞过失比例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应当向上海打捞局给付救助款项13295446.45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普罗旺斯公司、达飞公司应当向上海打捞局给付防污清污费6324841.70元人民币及其利息;罗克韦尔公司应当向上海打捞局给付防污清污费3162420.85元人民币及其利息;上海打捞局从碰撞事故双方所设立的两个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的债权总额,应当以防污清污费6324841.70元人民币及其利息为限。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法律关系复杂的海事纠纷案件,该案再审判决在法律适用规则和裁判方法上均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具体明确了合理区分海难救助与防污清污作业的标准,为准确认定案件所涉法律关系和明确纠纷的准据法确立必要前提。二是正确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厘清有关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调整边界,具体明确了我国海事界争论达二十多年之久的船舶碰撞事故中非漏油船一方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及其相关的责任限制与责任限制基金分配规则。三是依法合理平衡主权国家海洋环境利益与航运经营者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准确认定《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仅规定漏油船舶方面的责任,非漏油船舶一方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应当根据有关国家的国内法予以解决,进而依法认定碰撞双方均对油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即不真正连带责任),有利于防污清污费等损失尽可能充分受偿。同时,认定事故船舶双方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将船舶所有人的责任依法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充分注意到中国海上救助、打捞、清污等产业在与国际接轨并日益市场化条件下早已没有政府指导费率的实际,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合理采纳国际上普遍选用的“船东互保协会特别补偿条款”费率(SCOPIC费率),为中国国际海难救助行业积极采用较高国际费率标准提供了指引。
【一审案号】(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442号
【二审案号】(2017)浙民终581号
【再审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368号
案例2
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诉大连丰海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连丰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海远洋)因与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外代)海上货物运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04年3月3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舟山外代并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请求扣押舟山外代所有的“盛福”轮并责令其提供120万元人民币的可靠担保。2004年3月7日,大连海事法院扣押了“盛福”轮,责令“盛福”轮所有人舟山外代(实为经营人及共有人)提供120万元人民币的可靠担保。因为舟山外代没有提供可靠担保,6月12日丰海远洋向大连海事法院提出拍卖船舶申请。6月21日,大连海事法院对停泊在舟山港的“盛福”轮予以拍卖。“盛福”轮拍卖所得款项扣除相关费用(评估费、公告费、差旅费)后,未进行债权分配,余款8214006.50元人民币一直存放于大连海事法院帐户。
关于以上案件的裁判情况,大连海事法院于2005年8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舟山外代向丰海远洋支付赔偿款770200元人民币。舟山外代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大连海事法院经重审认为丰海远洋索要鱼货款不属于请求赔偿,无需适用诉讼时效,遂判决:舟山外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丰海远洋交付119.7吨鱼货的拍卖款167837141印尼盾,折合131564元人民币。舟山外代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3月1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8)辽民三终字第215号民事判决,认为丰海远洋与舟山外代之间法律关系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丰海远洋起诉已过诉讼时效,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丰海远洋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中认定“舟山货运(为本案中舟山外代)对丰海远洋的货损应承担赔偿责任”。
舟山外代认为丰海远洋错误申请法院扣押、拍卖船舶的行为,造成舟山外代扣船期间船期损失,遂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丰海远洋赔偿其相关损失及本案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丰海远洋的财产保全申请并不构成错误,不应负赔偿责任。遂判决驳回舟山外代的诉讼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因申请保全错误致被申请人遭受损失属于侵权行为的范畴,法律并未专门规定适用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该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依据谁主张谁举证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保全损害赔偿请求人应就申请保全行为具备以上要件进行充分举证。(2008)辽民三终字第215号案件经过一、二审法院各两次审理,历经多年,其争议的核心问题即是丰海远洋的诉讼请求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对于该问题,专业法官尚且有争议,如要求申请人在案件审结之前即知晓该争议法律问题的结论无疑是对申请人苛予了过于严格的注意义务要求。根据(2008)辽民三终字第215号判决的认定,舟山外代应承担赔偿责任。丰海远洋提出保全申请系基于舟山外代对涉案海事请求负有责任的认识,该认识得到了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可,系具备一定证据和法律支持的合理认识。丰海远洋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已尽到了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亦未有证据证明丰海远洋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存在明显违法或程序不当。最高人民法院遂裁定驳回舟山外代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的意义在于以基本民法理论作为逻辑工具进行推演,一方面明晰了相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一方面统一了认定当事人申请保全错误的裁判尺度。第一,关于当事人申请保全错误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得比较简单,没有进一步明确如何界定申请保全错误行为。本案再审裁定回到一般民法理论,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认定申请保全错误属侵权行为的范畴,在特别法无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保全申请是否存在过错。对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并未专门规定适用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该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本案统一了认定当事人申请保全错误的裁判尺度。对于申请人的诉请未得到法院支持是否即可认定申请错误,不能一概而论。申请人在提出财产保全时,并不知晓也无从知晓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作为判断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则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将有碍于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本案再审裁定,若当事人基于合理的认识,为了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申请法院保全,已尽到了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应该认为当事人申请保全存在错误。第三,本案明晰了相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判决执行,但同时还应防止债权人滥用诉讼保全侵害债务人权益。两项利益的比较上,债权人的可能诉讼利益与其滥用权利之间,需要利益衡量。依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债务人逃避执行属于更为普遍并亟待遏制的现象。因此,对保全申请人主观过错程度的裁量标准不应过于严苛,仅应在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才能认定申请保全存在过错。
【一审案号】(2011)大海长事外初字第1号
【二审案号】(2018)辽民终332号
【再审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6289号
案例3
深圳市恒通海船务有限公司与吉安恒康
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深圳市恒通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海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与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恒通海公司委托吉安公司从深圳运输3000吨散装玉米至湛江。吉安公司“吉安顺”轮到达湛江后,遭遇台风“彩虹”,船舶走锚,海水和雨水从舱盖的缝隙处流入舱内,货物受损,恒通海公司请求吉安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吉安公司辩称本案是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并反诉恒通海公司要求赔偿船体损失。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判断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需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中央气象台、广东海事局网站发布了台风“彩虹”在海南琼海到广东湛江一带沿海登陆的预报,吉安公司疏于履行对天气预报的注意义务,并怠于履行采取防台措施的义务,其仅基于台风“彩虹”实际强度与预报强度不符,从而认为台风“彩虹”属于不可预见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吉安公司在“吉安顺”轮锚泊防台过程中,明知“吉安顺”轮货舱水密性较差,针对货物仅采取加盖三层帆布并用绳子加固舱盖的防台措施,单凭此防台措施,没有对舱盖的缝隙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不足以保证货舱的水密性,也不足以保证货物的安全,具有管货过失。恒通海公司作为承租人,既未操纵驾驶船舶,亦不负责采取防台措施,仅凭其迟延卸货的事实,不足以导致“吉安顺”轮的损害。判决吉安公司赔偿恒通海公司货物损失及利息,并驳回吉安公司反诉请求。吉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吉安公司是专业运输公司,每日关注案涉船舶拟将航行相关海域天气情况系其基本工作要求,因台风来临前两天中央气象台、广东海事局网站已经对台风“彩虹”进行预报,此后于台风登陆前两天仍不断地对台风强度和路径予以修正,故一审法院认定台风“彩虹”对吉安公司而言属于可以预见的客观情况故未支持吉安公司关于不可抗力的主张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安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吉安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在海上货物运输实务中,台风是一个较为常见的自然灾害,因台风引发货主、码头、船舶损失进而诉至法院的情况屡见不鲜,责任方往往抗辩台风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台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目前司法实践对该问题存在分歧。本案对不可抗力的三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首先,判断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系针对案件当事人在案涉事故发生时的判断,需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在同一次台风事故中,不同的承运人预见能力不同,不同的承运船舶防风能力不同,不能以相同的要求来衡量不同的承运人。其次,如果责任人以台风预报误差为不可抗力理由的,应举证证明其基于不同级别的台风采取了何种防台措施,以及台风实际强度与预报强度之间的差异足以影响其防台措施的效果。再次,在航运实践中,因台风造成货损的情况下,往往还同时存在承运人管货过失的因素,法官应正确区分管货过失与不可抗力之间就造成货损的原因力比例与作用大小,从而准确区分责任。本案对判断台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进行深入分析,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
【一审案号】(2017)粤72民初533、1152号
【二审案号】(2018)粤民终1257、1258号
【再审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3906、3907号
案例4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诉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21日,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新加坡公司)与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东方公司)签订铁矿粉《买卖合同》,中化新加坡公司将货物委托运输(运输工具为“蓝月亮”轮)后取得指示提单。因沈阳东方公司未支付货款,中化新加坡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将货物转卖给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公司),中化公司以提单换取了提货单,并向海关缴纳了关税。“蓝月亮”轮承载的铁矿粉运至大连港后卸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港公司)的矿石码头,由大连港公司依据其与沈阳东方公司签订的《委托港口作业合同》及单次《港口作业合同》仓储保管。其后,大连港公司根据沈阳东方公司提供的货物过户证明和其与中国铁路物资哈尔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向中铁公司出具了入库证明。就涉案货物的所有权,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属于中化公司所有。中化公司要求大连港公司配合提取货物被拒,遂诉至大连海事法院。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仓储合同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沈阳东方公司与大连港公司之间的《委托港口作业合同》及单次《港口作业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大连港公司向中铁公司出具的入库证明应当被认定为仓单,仓单记载的存货人和仓单持有人均是中铁公司。进口货物提货人应当提供仓单和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才能提取货物。取得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的是中化公司。向大连港公司出示仓单的人与出示提货单的人不一致,致使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生效判决书确认中化公司对货物具有所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大连港公司在无法履行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义务的情况下,应当依据货物所有权人的要求将货物交付给中化公司。遂判决大连港公司将“蓝月亮”轮卸下的B/L No.6提单项下的25828湿吨铁矿粉交付给中化公司。大连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化公司系货物的提单持有人和生效判决确认的所有权人,依照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化公司有权行使对货物的占有权,大连港公司应向中化公司交付货物。沈阳东方公司没有获取提单,从未拟制占有过货物,所以只是与大连港公司存在意思表示约定的合同签订人,并非交付仓储物的存货人。大连港公司无权以存在其他存货人为由拒绝向中化公司放货,故判决驳回大连港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中铁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为中化公司,中铁公司以其系善意取得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其诉讼请求已被法院驳回。考虑到同时存在认定货物所有权人为中化公司而中铁公司并非善意取得的生效判决,大连港公司应向中化公司交付货物,故裁定驳回中铁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提货单权利人与仓单持有人分离时,港口经营人所面临向谁货物交付货物的问题。一方面,仓储合同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港口经营人在签订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时没有识别仓储物所有权人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在仓储合同未实际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时,港口经营人作为海关监管的企业法人,在海关准予放行后,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进口货物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交付货物。本案判决一方面肯定了依法成立的仓储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维护了进口货物实际所有权人的物权,在司法实践中公平维护了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国际贸易顺畅有序发展,对于营造诚实信用的营商环境发挥了良好的指引作用。
【一审案号】(2015)大海商初字第487号
【二审案号】(2018)辽民终462号
【再审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3187号
案例5
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诉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太平船务(英国)
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与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源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货运代理关系。2018年2月,富兴公司因案涉出口巴西的货物委托达源公司向承运人订舱。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翔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接受达源公司订舱,于同年3月28日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并通过达源公司交给富兴公司。太平船务(英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公司)于同日签发海运提单,交由顺翔公司。2018年5月3日,案涉货物卸离船舶由巴西纳维根特斯港海关控制,由巴西联邦税务局封锁,并于2018年5月8日被他人提取。案涉全套无船承运人提单仍由富兴公司持有,案涉全套海运提单仍由顺翔公司持有。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海上货物运输目的港为巴西纳维根特斯,根据目的港法律,承运人须向当地码头交付货物,顺翔公司对此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该事实也为我国法院多起案件所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无单交货司法解释)第七条“承运人依照提单载明的卸货港所在地法律规定,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不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承运人不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综上,富兴公司未能证明案涉货物被放行系承运人向巴西海关提供了协助,即不能证明承运人存在过错,其向承运人主张赔偿没有依据。判决驳回富兴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提单交付货物是承运人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义务。承运人援引无单交货司法解释第七条主张免责抗辩时,除了证明卸货港所在地国家法律有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相一致。根据查明的事实,巴西相关法律规定在进口货物中执行先清关后提货的海关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货物清关效率,简化进口程序,但并没有规定在巴西可以无单放货。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实践中巴西进口货物还需经承运人或其当地代理在巴西海关外贸综合系统(Siscomex Cargo)对相关货物进行解锁后,进口商方能提取货物。这也充分说明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港口当局或海关后,仍然对货物交付具有控制权。故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仍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或者货物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海关或港口当局擅自交付。本案一审中顺翔公司提交了巴西海关外贸综合系统的查询记录,证明巴西当地公证员于2018年12月21日登录该系统,显示案涉货物的状况已于2018年5月8日交付,同时船东对货物仍处于待定锁住状态,即未同意交付货物。该证据可以证明承运人在本案一审立案后仍未同意放行货物,结合太平公司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仍在顺翔公司手上的事实,可以认定太平公司与顺翔公司未向巴西海关提供正本提单或同意放行货物,故案涉货物被无单放货并非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的责任。在太平公司与顺翔公司已经举证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富兴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货物的放行系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的故意行为,故其主张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随着南美国家进口货物清关政策的调整,实践中对相关国家港口允许承运人无单放货的法律及政策存在误读。例如巴西(2013)1356号法令规定,在进口货物中执行先清关后提货的海关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货物清关效率,简化进口程序,但并没有规定在巴西可以无单放货。而且根据巴西实践,进口货物还需经承运人或其当地代理在巴西外贸货物系统(Siscomex Cargo)对相关货物进行解锁后,进口商方能提取货物。这也充分说明,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港口当局或海关后,仍然对货物交付具有控制权。
因此,承运人援引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七条主张免责抗辩时,应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除证明卸货港所在地国家法律有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或者货物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海关或港口当局擅自交付。本案承运人通过巴西当地律师和公证员查询了巴西外贸货物系统的记录,证实了承运人并未同意放行货物,且案涉全套海运提单仍在其掌握之下,可以证明其对无单放货没有责任。本案确立了类似案件中船货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一审案号】(2018)浙72民初1899号
【二审案号】(2019)浙民终422号
案例6
朝鲜豆满江船舶会社(Korea Tumangang Shipping Company)
诉C.S.海运株式会社(C.S. MARINE CO., LTD)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21日起,朝鲜籍船舶“秃鲁峰3”(“TU RU BONG 3”)轮根据与案外人先锋事业所之间的租船合同,作为捕捞作业渔船的辅助船,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从事捕鱼加工作业。2015年10月1日,“秃鲁峰3”轮抛下了海锚,停泊于东经131°31.26′,北纬39°12.56′,在船艏船艉显示停泊灯和捕鱼信号灯,并为吸引鱿鱼,打开了12个工作灯。在大约北京时间0055时,与韩国籍货船“海霓”轮相撞。其后,原告与被告就涉案纠纷协商不成,于2017年3月20日达成管辖权协议,约定就涉案船舶碰撞事故所产生的或与该碰撞事故有关的一切纠纷交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辖。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均系外国法人,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双方当事人在诉前签订管辖权协议,合意选择本院行使涉案纠纷管辖权,审理过程中对此亦未持异议。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条“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的规定,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本院管辖予以确认。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本院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海商法及有关规定是调整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的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同时,本案应当依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规定确定涉案双方船舶应当遵守的航行规则。根据事发当时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海霓”轮应承担本起事故80%的责任,“秃鲁峰3”轮应承担20%的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两艘外籍船舶在海上发生碰撞后,双方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并适用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我国法院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更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本案的典型意义有两个方面:关于管辖问题,本案当事人均为外国企业、碰撞事故发生地并非位于我国管辖海域,其他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不在我国境内,但双方当事人在诉前签订管辖权协议,合意选择上海海事法院行使涉案纠纷管辖权,符合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条的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当事人在我国法院诉讼过程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在海事侵权纠纷中协议选择法律适用,无论是从行为的民事侵权性质、法律效果以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来讲,都具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审案号】(2017)沪72民初844号
【二审案号】(2018)沪民终504号
案例7
天际国际集团公司(Skyline International Corp.)
申请扣押“尼莉莎”轮(M/V NERISSA)案
【基本案情】
因新加坡船东违约一船两卖,利比里亚申请人天际国际集团公司于伦敦仲裁前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约30万吨马绍尔群岛籍油轮“尼莉莎”轮,请求责令提供500万美元担保。青岛海事法院依法将该轮扣押于青岛港。该轮原定计划于青岛港卸下13万多吨原油后,继续前往天津卸剩余的15万多吨,如无法如期前往天津卸货,将产生滞期费3万美元/天,且将导致交付迟延、工厂停产。为避免损失扩大,防止引发连环纠纷,法院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准许被扣押外轮前往天津港卸货,成功促成当事人和解,继续履行原船舶买卖合同,当事人最终放弃伦敦仲裁,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
【裁判结果】
2019年3月11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19)鲁72财保108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一、准许申请人天际国际集团公司提出的海事请求保全申请;二、扣押“尼莉莎”轮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所有或经营的停泊于青岛港(锚地)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三、责令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提供美元500万元的现金担保或其他可靠担保。四、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或者仲裁,逾期不起诉或者仲裁的,本院将解除海事请求保全。并于当日发出(2019)鲁72财保108号扣押船舶命令,将该轮扣押于青岛港。
2019年4月9日,该院作出(2019)鲁72财保10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一、准许离岸控股私人有限公司(0ffshore Holding Company Pte.Ltd.)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继续营运,完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港经天津港至秦皇岛港的航次。二、将离岸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继续扣押于秦皇岛港。并于当日发出(2019)鲁72财保108号之一号扣押船舶命令,于2019年4月20日将该轮继续扣押于秦皇岛港。后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成功。
【典型意义】
在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拟在伦敦提起仲裁前,向我国法院申请在青岛扣押案涉船舶。青岛海事法院根据船载货物的实际情况,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准许该轮继续到目的港完成卸货,并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成功的特别程序案件,体现了我国海事法院积极推进诉源治理、着力构建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
该案的成功处理,为来自希腊、新加坡、印度、迪拜、巴西、中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的当事人和货主、租船人、抵押人等利害关系人避免了巨额损失,化解了的连环诉讼风险,赢得了赞扬和尊重。新船东特意将船名更名为“尊重”(RESPECT),给予中国法官和中国法治崇高的敬意!该案的成功处理,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良好国际形象,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一审案号】(2019)鲁72财保108号
案例8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诉光汇宝石油轮有限公司
(BRIGHTOIL GEM TANKER LTD.)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8日,法国巴黎银行(以下简称巴黎银行)与光汇宝石油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汇公司)签订了一份贷款合同,主要内容为巴黎银行向光汇公司提供不超过5200万美元的贷款,光汇公司如未按合同期限还款,应承担逾期贷款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光汇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作为该笔贷款的保证人之一等。2016年11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约定:光汇公司以其名下的“光汇宝石”轮(M.T. BRIGHTOIL GEM)为前述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如因本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香港法院是解决争议的最适宜和最便利的法院,但巴黎银行有权向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为此,光汇公司向“光汇宝石”轮登记机关香港海事处船舶登记处和公司注册处办理了该轮的抵押权登记。同日,巴黎银行根据光汇公司的提款请求向其发放了4550万美元贷款。2017年10月3日,保证人光汇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且连续停止交易的期间超过了五天。巴黎银行以此停牌事件构成了贷款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为由,于同年12月22日向光汇公司发出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此后,光汇公司向巴黎银行分期支付了少量的本金、利息和逾期利息,仍有绝大部分贷款未能偿还。
2019年1月4日,巴黎银行以光汇公司未能按期偿还贷款为由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请求扣押光汇公司名下的“光汇宝石”轮。海口海事法院依法作出(2019)琼72财保1号民事裁定及扣押船舶命令,将“光汇宝石”轮扣押于海南洋浦港。同年1月28日,巴黎银行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光汇公司在“光汇宝石”轮的价值范围内对巴黎银行主债权合同项下债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光汇公司按照主债权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欠款利息和逾期利息及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期间,巴黎银行以光汇公司未提供担保且该轮长期停留于台风多发的热带海域、面临较大灭失风险为由,申请拍卖该轮。2019年8月6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19)琼72民初22号民事裁定,将“光汇宝石”轮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拍卖,所得价款在支付因扣押和拍卖船舶的费用后全部存入海口海事法院代管款账户。
【裁判结果】
经海口海事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确认应支付的贷款本息;光汇公司承担巴黎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行使抵押权产生的费用;上述款项从法院处置“光汇宝石”轮所得价款中,依照法定程序和受偿顺序拨付给巴黎银行;巴黎银行确保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就涉案贷款合同和船舶抵押合同向光汇公司以及该轮的船舶管理人、经营人等提出索赔。海口海事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依法审查并确认了该调解协议。
2019年11月20日10时,“光汇宝石”轮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首轮拍卖中,由来自希腊的买受人莫林有限公司(MERLIN CO.LTD.)以人民币4.033亿元的价格竞得。11月28日,海口海事法院解除对“光汇宝石”轮的扣押,并于12月3日将该轮移交给买受人。目前,该轮拍卖引发的债权登记及确权诉讼案件已全部审结,拍卖款已分配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公正、高效、妥善处理,是海口海事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海南自贸区(港)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范例。本案当事人约定了单方面、开放式管辖权条款,巴黎银行在有权向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法院起诉的情况下,自愿主动选择到海口海事法院诉讼,充分体现了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在海口海事法院的主持下,经过多轮调解,被告光汇公司同意以“光汇宝石”轮拍卖价款偿还欠款。为了顺利拍卖“光汇宝石”轮,海口海事法院采用网络媒体及传统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宣传和推介。不仅在网站、微博、微信上发布拍卖信息,还通过中国日报(海外版)、人民法院报、劳氏通讯、贸易风等多个渠道刊登了拍卖和债权登记公告。为了便于国内外买家了解船舶情况,海口海事法院开通了24小时咨询电话,先后组织4批意向买家登轮查看。经过32轮激烈竞价,最终该轮以人民币4.033亿元成功拍卖,创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开通以来成交金额最高的船舶拍卖纪录,体现了网络司法拍卖方式的成功。
【一审案号】 (2019)琼72民初22号
案例9
福建省泉州海丝船舶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诉
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13日,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台《关于印发福鼎市标准化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项目 2015-2016 年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该方案规定,福鼎市辖区渔民申请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补贴时,所委托的渔船造价评估机构应限于福建省国资委备案名录中的评估机构。福建省泉州海丝船舶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公司)不服该项规定,诉至厦门海事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该方案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指定。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丝公司的经营范围与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指定行为均涉及渔船评估这一市场领域,其范围存在重叠;海丝公司起诉前已经在福鼎市开展了相关经营活动,与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其主体适格,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讼争方案中将第三方评估机构指定为福建省国资委备案名录中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实际上排除了海丝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为了加强渔业船舶评估市场监管的需要,可以对该市场的正常运行做出必要的规范,但不应在行政公文中采取明确指定某一范围的评估机构的方式,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遂判决确认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讼争方案中限制竞争的行政行为违法。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实质上是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为实施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项目而作出指定所涉渔船的所有权人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渔船造价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行为,系其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该行为客观上排除了包括海丝公司在内的其他具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故属于滥用行政权利排除竞争的违法行政行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并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将直接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明确纳入受案范围,表明人民法院可通过对相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本案中,福鼎市海渔局在对相关海洋捕捞渔船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直接限定一定范围内的渔船造价评估机构作为参与相关评估工作的候选机构,客观上排除了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渔船造价评估机构参与评估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坚持平等保护的原则,充分发挥海事行政审判职能,依法作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对规制、监督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违法行政行为、促进涉海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支持和司法保障,充分彰显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一审案号】(2018)闽72行初8号
【二审案号】(2019)闽行终159号
案例10
陈某某诉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宁波市
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行政处罚与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于2017年7月1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陈某某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从事捕捞;擅自涂刷他船船名;随船携带网具139顶,并装载35吨冰,其行为系捕捞的准备实施阶段,属于渔业捕捞活动;提供捕捞许可证属无效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持捕捞许可证的持证人非陈某某,陈某某买卖捕捞许可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四十一条,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没收陈某某所有的涉渔“三无”船舶1艘、网具139顶。陈某某不服,向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8年1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陈某某起诉称,两被告认定其“船上带网和冰,系捕捞的准备实施阶段,属于渔业捕捞活动”,证据不足;适用《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对捕捞活动进行解释,认定其行为系捕捞从而对其进行处罚,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返还渔船及网具以及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行政处罚具有教育功能及预防违法功能。渔业执法环境显著区别于陆上,执法难度较大。渔业捕捞包括捕捞准备行为、实施行为,前者系后者必经阶段。自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角度出发,通过实施行政处罚将违法行为遏制在捕捞准备阶段,更利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渔政宁波支队认定陈某某属于“非法捕捞”并无不当。结合陈某某具有未取得捕捞许可证、冒用他船船名、船证不符、买卖捕捞许可证等多项违法情形,渔政宁波支队没收其渔船及网具,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审法院结合行政处罚的目的、渔业执法实际,认定陈某某具有从事捕捞准备行为,具有事实基础,符合法律规定。陈某某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的多项违法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情节严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渔业资源接近枯竭,非法捕捞猖獗是一个重要原因。渔业执法活动中,常会出现相对人未取得捕捞许可证,已实施捕捞准备并存在多项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形,是否可根据渔业法第四十一条没收渔船,争议较大。结合行政处罚的目的及渔业执法实际,一、二审法院认定捕捞准备行为属于捕捞行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的多项违法情形的,应认定为“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情节严重”行为,可处以没收渔船的行政处罚,以充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加强水域生态文明建设。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保障渔政部门正当履行渔业管理职责。本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解释了渔业法规定的并处没收渔具、渔船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依法保障渔政部门正当履行渔业管理职责。第二,拓展海事审判范围,积极行使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本案一、二审判决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为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内相关案件(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而制定的司法解释,有力彰显了海事司法积极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职能作用。第三,关注海上执法环境,发挥裁判的指引、规范和教育功能。海上执法活动囿于其执法环境,难以与陆上执法适用统一标准。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适度放宽海上执法活动证明标准,对捕捞行为作适度宽松解释,以客观公正的裁判指引、教育渔业从业人员规范捕捞行为。
【一审案号】(2018)浙72行初2号
【二审案号】(2018)浙行终1135号
案例11
天津至臻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疆
海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7日,天津至臻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臻公司)就两个集装箱货物自天津港运至海口港向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公司)进行订舱,申报货物名称为“陶瓷熔块”,安通公司接受订舱。1月9日,涉案货物装至两个集装箱完成集港。1月17日,北疆海事局实施开箱查验,至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某及集装箱所在堆场和承运人代表均在场。北疆海事局分别在两个集装箱内随机选择三个取样点进行取样,上述在场人员见证样品封存并在样品标签上签字确认。北疆海事局就样品委托天津化工设计院检验中心(以下简称检验中心)对货物海运运输条件进行鉴定,该检验中心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检验中心出具了《检验报告》和编号《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检验报告》结论为两个集装箱内样品主要成分氢氧化钠,一个集装箱内样品氢氧化钠含量67%,另一个集装箱内样品氢氧化钠含量75%。《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结论为样品主要成分氢氧化钠,该物质被列入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7版)》,属于8类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储运。
3月23日,北疆海事局以至臻公司将危险化学品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为由,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作出《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至臻公司罚款109000元的行政处罚。至臻公司不服,向天津海事局申请行政复议,天津海事局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北疆海事局作出的《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至臻公司。至臻公司遂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本案针对至臻公司提出的全国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存在“同案不同罚”的问题进行了重点阐释。至臻公司主张我国其他地区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就类似行为依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以及《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作出的处罚较轻,而案涉行政处罚系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处罚较重。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要看行政处罚对象是否符合所适用法律规范规定的法律要件,不同法律规范所针对的违法行为情形以及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均不同。案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护环境,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且该条例相关条款明确规定了本案所涉托运人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违法情形。一审驳回至臻公司的诉讼请求。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法规基于不同的立法目的调整各个行政管理领域内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相机关作为被授权的行政主体,在其裁量权范围内加强天津港危险化学品的监督力度,适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典型意义】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诸如生产案涉固体氢氧化钠的小型危险品化工厂惯常使用“双层包装”的方式,即里层包装按危险品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表面包装为普通货物,来逃避危险品监管,待货到目的港后,再撕掉表面包装进行销售,赚取非法收入。这种行为严重威胁着海上航行安全。
人民法院遵循合法性审查原则,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管辖权限、执法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评价,依法支持了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的事实认定结论和法律适用意见。本案的审理有力维护了海事管理机关在对污染危害性货物是否为危险品的准确定性的基础上,正确依法处罚,更有利于危险品的源头治理,对规范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和运输具有良好指引作用,同时对于推动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适用及执法尺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审案号】(2018)津72行初2号
【二审案号】(2019)津行终3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法发〔2019〕16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6至2018年,全国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谋划、真抓实干、同心协力、攻坚克难,执行工作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跨越式发展,“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建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执行工作水平,奋力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迈进,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2019年至2023年工作纲要予以实施。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执行工作强制性特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执行公信力,推进执行工作体系和执行工作能力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依靠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推动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创新为民服务、为民解忧工作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执行职能,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坚持遵循执行规律。既遵循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又尊重执行工作自身规律,建立健全符合执行权运行规律的配套改革措施、履职保障机制和执行单独考核机制,确保各项工作举措符合实际,经得起检验。
--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工作的针对性,针对影响执行权威和执行公信力、制约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突出问题,加大工作力度,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实际成效。
--坚持改革创新。尊重和保护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法院积极实践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及时推广运用,实现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
--坚持“标本兼治”。既要立足现实,着力解决当前执行领域的突出问题,又要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
--坚持“一性两化”。“一性两化”即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大力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要准确把握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以国家强制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点,依法打击规避、抗拒、干预执行的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高压态势。坚持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支撑,形成现代化的执行模式。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执行监督管理体系,规范执行行为,转变执行作风,提高执行公信力。
(三)总体目标
巩固和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全面提高执行工作水平,奋力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
--确保执行工作良性循环状态和“3+1”核心指标高标准运行常态化。
--确保“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常态化。
--确保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执行工作模式常态化。
--确保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严肃整治常态化。
--确保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的高压态势常态化。
--进一步推进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制度化机制化,把执行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框架,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
--进一步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执行法律体系及配套制度,逐步形成成熟、稳定的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执行机制和执行模式。
--进一步推进现代信息科技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度应用,全面提升执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执行管理监督模式、执行保障模式、执行查控模式、执行财产变现模式现代化。
--进一步转变执行理念,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行,更加注重执行方法与执行效果,切实提高执行公信力,努力实现执行工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进一步优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综合应用,努力实现高效、精准、精细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及惩戒失信行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大幅提高当事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比例。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充实执行力量,优化人员结构,全面提升执行队伍“四化”水平,锻造一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勇于担当、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执行铁军。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1.不断深化“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执行难综合治理工作大格局。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使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制度化、机制化,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  2.加强执行工作综治考核。推动将执行工作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统筹部署,把解决执行难纳入各地依法治省(区、市)指标体系。有效利用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及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执行工作在平安建设和营商环境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3.推进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化。落实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要求,由政法委牵头各协作、协助部门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把执行联动各项工作纳入各联动部门职责范围,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加强考核。促进执行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运转,切实解决“联而不动、动而乏力”的问题。  4.加强基层执行工作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将协助执行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的内容,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基层综治网格员协助送达、查找当事人、协查财产线索、督促履行、化解涉执信访、开展执行宣传等工作机制。推动综治平台与人民法院执行指挥、办案平台互联互通,实时向基层综治网格员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人员名单、悬赏公告等执行信息。建立基层综治网格员协助执行的教育培训、监督考核、激励保障等机制,促进基层治理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良性互动。
(二)推进执行难源头治理  5.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基础信息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把握历史机遇,以会商、联席会议等形式推进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公民个人财产信息、人口资源信息、理财投资信息准确、全面、完整,夯实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基础,从源头上解决执行财产和被执行人信息不准确、不全面,导致执行查控系统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问题。  6.积极参与并推进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及时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及联席会议反映执行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诚信信息资源整合,促进社会诚信惩戒各系统集成,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布局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诚信体系及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工作的核心难题。  7.推动提升全社会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及诚信意识。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要求,通过全媒体网络直播、发布典型案例、播放影视作品等形式加强强制执行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主动性、自觉性,推动形成“守法守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守法守信逐渐内化为信念,成为习惯。培养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帮助市场主体充分认识、注意防范市场风险,特别是商业陷阱。帮助当事人充分认识诉讼风险以及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风险,引导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8.强化执行程序与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体系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人民法院与社会保障部门化解涉民生执行案件合作机制,推动将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涉民生案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推进商业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让人身伤害、财产侵权等类型债务在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赔付。推动建立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关联,符合法律规定和市场规律的保险体系。  9.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积极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规范救助程序和救助标准,简化审批流程,切实做好执行案件中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工作,依法有序分流“执行不能”案件。  10.完善执转破工作机制。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转破工作相关制度措施,强化执行程序中“僵尸企业”的清出力度,从根本上减少执行案件存量。进一步优化、规范执转破工作流程,完善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执转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做到应转必转、当破必破,确保渠道畅通,运转有序。着力解决执转破进程中缺少破产费用的问题,推动建立清出“僵尸企业”的专项基金。完善办理执转破案件及审理破产案件考核机制,调动各级人民法院推动执转破工作的积极性。推进简易破产程序设计,快速审理“无财产可破”案件。加强执行信息系统与破产案件审理信息系统对接,推进措施资源、信息资源和财产处置资源共享。  11.推进完善强制执行法律体系及配套制度。按照立法规划,2019年底之前完成民事强制执行法调研起草工作。配合做好破产法修改相关工作,推进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将执行转破产、破产简易程序等行之有效的经验法律化。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点工作,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打下实践基础。配合公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等制度,从源头遏制转移、隐匿财产等规避执行行为。(三)深入推进执行体制改革  12.推进人民法院执行管理体制改革。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强化 “三统一”执行管理,探索推进执行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各地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结合编制和人事管理改革,开展执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试点模式包括:一是市(地)中级人民法院对区(县)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垂直领导;二是区(县)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接受本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级执行机构双重领导,在执行业务上以上级执行机构领导为主。试点工作在2020年底前完成。  13.加快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将执行权区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案件量大及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在执行局内或单独设立执行裁判庭,由执行裁判庭负责办理执行异议、复议以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不具备条件的法院的执行实施工作与执行异议、复议等裁判事项由执行机构不同法官团队负责,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由相关审判庭负责办理。  14.建立基层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审理的案件由该派出法庭执行的机制。具备人员条件的派出法庭设立专门执行团队,不具备条件的可确定相对固定人员负责执行。派出法庭的执行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统一管理,专职或兼职人员纳入执行人员名册,案件纳入统一的执行案件管理平台。  15.全面推行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实行以法官为主导的“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法警+书记员”团队办案模式,优化团队之间、团队内部的任务分工和职权划分,完善“人员分类、事务集约、权责清晰、配合顺畅”的执行权运行模式。  16.推进司法警察参与执行。按照“编队管理、派驻使用”原则,向执行机构派驻相对固定的司法警察,警队统一管理,执行机构调度使用,警队和执行机构共同考核、培训。执行机构在编的法官助理、书记员符合条件的,可以按自愿原则转为司法警察,编入警队管理。赋予司法警察在执行警务保障中体现执行工作要求的执法权限,发挥司法警察采取强制措施、打击拒执行为、收集证据等作用,提升执行效率和威慑力。  17.积极引入专业力量参与执行。建立健全仲裁、公证、律师、会计、审计等专业机构和人员深度参与执行的工作机制,区分执行权核心事务与辅助性事务,建立辅助事务分流机制,探索将财产查控、网拍辅助、案款发放、送达等执行工作中的辅助事务适度外包专业社会力量。健全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确保公开竞标、质量评估、运营监督、保密协议、业务培训等各类行为合法合规、外包机制公平公开。
(四)健全现代化执行工作机制  18.健全繁简分流、事务集约的执行权运行机制。执行指挥中心对执行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实现“简案快执,难案精执”。加强事务性工作集约化处理,将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查控、文书制作和送达、终本案件管理、涉执信访等事务性较强的工作,统一交由专门团队进行集约化处理,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19.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强化执行立案审查,有条件的法院可将恢复执行,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执行异议、复议、监督等特定案件立案审查工作交由执行局负责,或建立执行局参与特定案件执行立案审查工作机制。建立立案阶段提示执行不能风险制度,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及执行结果有合理预期。加强保全立案,推广保全保险担保、执行事务中心工作机制。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由执行人员参与诉前、诉中调解,一揽子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加强对财产保全工作监督和考核,防止保全措施滥用。严格贯彻裁判的执行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的要求,2019年底前,各级人民法院要出台规定,将调解和裁判内容的可执行性作为考核案件质效和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修订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样式,在裁判文书中明确申请执行的期限、受理执行的法院、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后果等内容。制定规范诉讼费退费和追缴的管理规定,规范诉讼费的强制执行。  20.完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监管、恢复和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结案标准和程序,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终本案件监管和考核。建立终本案件统一定期统查、自动提示工作机制,规范案件恢复执行的管理。完善终本案件转破产审查工作机制,规范并推动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执行程序。  21.健全特殊案件执行工作机制。对涉党政机关、涉军、涉民生等特殊案件实行分类管理,形成常态化专项执行机制。健全军地法院执行协作机制,妥善处理军地互涉执行案件,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完善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定期与党委政法委联合通报、督办约谈,与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联合信用惩戒,实行综治考核,将涉诉政府债务清偿纳入预算管理等方式,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裁判。建立涉民生案件执行长效机制,将传统节日涉民生专项执行活动与日常工作机制相结合,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案款,维护群众切身利益。2020年底前,建立涉党政机关、涉军、涉民生等特殊案件执行信息系统,实现网上查询、汇总、督办功能。  22.健全异地执行协作和协同执行机制。强化全国执行一盘棋的理念,健全以执行事项委托为主的全国统一协作执行工作机制,建立异地执行向上一级法院和执行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备案制度,切实强化上级法院的案件管理责任,加强对异地执行的协助和保障。建立全国法院执行协调案件办理系统,协调案件的报请、证据交换、后续跟踪、督办落实等全部通过系统办理。加强协同执行工作力度,加大案件管理和工作考核力度。  23.完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执行一体化工作机制。在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制度的同时,加强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和行政执行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补齐刑事、行政案件执行短板。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及执行与减刑、假释工作衔接机制,提升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力度与规范化水平。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涉案财物管理,健全涉案财物保管、拍卖、变卖、上缴国库等工作程序。重点强化并推进贪腐案件财产刑的全面执行,加强涉民生案件财产追缴退赔、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力度。结合执行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信息化管理与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执行案件范围、执行规则和流程。(五)深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执行模式变革  24.完善“1+2+N”执行信息化系统。加快以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为核心,以四级法院统一的办案系统和执行公开系统为两翼,以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用惩戒、执行委托等N个执行办案辅助系统为子系统的执行信息化系统建设。强化系统应用,通过信息化手段落实执行工作“三统一”管理的各项要求。大力推行文档电子化和电子卷宗即时生成,实现系统对执行信息资源的智能化读取、识别,推动法律文书自动生成、关键节点自动回填,为法官提供智力支持与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支持。进一步升级执行办案系统,以信息化手段约束执行权、规范执行行为。进一步优化执行查控、网络评估、网络拍卖、信用惩戒系统,为一线干警采取执行措施、提高执行效率、加大执行力度提供信息技术支撑。依法依规部署执行应急系统,实现执行管理“专网+互联网”全覆盖,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通过APP、即时通讯、微信小程序等技术手段,加强风险提示、节点推送,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促进当事人、律师广泛参与执行。探索送达工作网络化办理,节约送达成本、提升送达效率。加大执行业务中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应用和转化,提高执行效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25.完善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用一到两年时间全面升级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优化、强化关键流程节点自动回填、自动控制,实现办案流程全程在线、全程留痕、全方位多层次监控。实现文书发送、财产查控、询价评估、拍卖变卖、案款发放等案件节点的可视化、标准化监管。增强系统服务功能,升级执行节点、执行期限、前置程序等的自动预警和提示功能,提升系统操作用户体验。加强移动执行工作系统建设,及时回传和存储现场执行数据、图片、视频等,推送案件信息,实现线下执行与线上系统有效对接,逐步实现执行工作移动网上办公,为执行干警外出执行提供信息系统保障。加强对被执行人拘留及相关数据的统筹管理,实现与公安机关网络联通,全面掌握拘留地点、拘留天数、拘留次数、重复拘留等数据。  26.加快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制度建设,2019年底前制定相关规范,明确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职能定位、运行机制、装备标准、运行保障等,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提供明确依据。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在团队化办案中的支持、保障作用,做到事务工作办理集约化、工作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指挥调度作用,以事项委托为基础,推进跨区域、跨部门之间的事项协作,加快执行指挥应急管理系统部署,尽快实现全国法院全覆盖,打通内、外网连接,有效解决执行指挥中心与外出执行人员、外出执行人员之间的执行信息联通问题,逐步形成覆盖全国、上下一体、内外联动、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执行指挥调度工作新格局。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在执行管理、执行考核中的中枢作用,实现对执行案件、执行事项和执行人员的全方位管理,强化对下督办、分级分时督办等工作机制,将各项监管职能逐步下沉至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加强值班备勤,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法院实时联动的24小时备勤和应急处理工作机制。  27.完善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坚持以全国统一的执行查控系统为主,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为补充的建设思路。进一步拓宽查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加快推进与互联网金融全面对接,将保险产品等各种理财产品纳入查控系统,实现对不动产以及车辆、船舶等特殊动产线上查封,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些财产形式上查控扣功能不齐全问题,实现所有财产形式查控扣一体化。尽快解决查控系统运行不畅、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线上线下查询不一致等突出问题。提高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批量勾选、自动查询、全天候查询、智能筛选、批量冻结等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对反馈结果作深度发掘,形成条目完备、结构简明、方便适用的查控财产反馈清单和财产线索图,便于执行法官确定财产查控方向和措施。在确保系统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查控系统向移动端发展,方便干警随时随地利用查控系统为办案服务。强化系统应用,定期组织系统性的操作培训,加强对查控系统应用的监督和指导力度,强化执行干警应用查控系统的意识和能力。严格规范信息调取、使用等,明确权限、程序、责任,全程留痕,防止公民、企业信息外泄,确保查控在合法合规轨道上运行。  28.完善失信惩戒系统。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财政、金融监管、税务、市场监管、科技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在2020年底前完成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监督、自动惩戒。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采取相应力度的惩戒措施。畅通信用惩戒救济渠道,对于错误纳入、未及时屏蔽、公布信息不准等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  29.建设并全面推行执行财产评估系统。2019年在全国法院上线运行财产评估系统。全面落实相关司法解释,确保评估环节公开、透明、高效。制定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管理办法,建立全国性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加快推进网络询价工作,逐步形成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工作的新模式。制定委托评估专业技术评审规则,建立科学合理、切实有效、标准统一的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机制。推进询价评估系统与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系统对接,实现委托评估机构行业自律、当事人在线选取,推广使用定向询价评估系统,不断完善定向询价评估系统功能,确保询价评估工作依法规范、精准操作、全程留痕、全程监管。  30.进一步加强网络司法拍卖系统建设。落实网拍优先原则,拓展网络拍卖使用范围,提高财产变现的及时性。建立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省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对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完善配套工作机制,有效解决拍卖财产腾退和交付、车辆违章消除等影响财产处置效率的问题。在不影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被执行人偿债成本,加快推进被执行人指定期限内自行处置财产制度、被执行人特定期限内赎买拍卖物制度以及被执行人以查封财产融资偿债机制建设,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31.加强执行信息安全措施。严格落实网络信息等级保护及涉密保护技术措施,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和制度,确保执行信息系统安全。(六)健全规范执行行为制度体系  32.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全面梳理执行领域司法解释,2019年完成司法解释完善编注工作,解决执行规范体系层级复杂、关系模糊、内容冲突等问题。及时制定司法解释,解决执行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针对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出台指导性意见和规范性文件,填补规则漏洞,统一办案标准。做好民事强制执行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33.健全执行案件督办机制。2019年底前出台规定明确执行督办案件的办理流程、时限、结案标准等,提升督办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加大督办案件办理力度,建立工作台账,专人负责、定期通报,建立责任落实和报告反馈机制,加强对督办案件的综治考核和执行绩效考核。加强信息化管理,把督办案件纳入执行指挥平台督导案件系统统一办理,加强统计分析,提高办理效率,提升监督管理效果,防范化解涉执重大风险。  34.加强执行信访管理。加强执行信访工作考核,将“信访案件办结率90%以上”继续作为考核执行工作的核心指标之一,将信访案件办结率、化解率、案访比、进京信访比等重要指标纳入季度、年度综治考评项目以及日常考核。强化执行信访案件督办,坚持以实体化解为目标,细化执行信访案件实体化解标准。2019年底前建立上级法院有明确意见的执行信访案件台账,对未落实上级法院明确意见的案件督办到底。优化升级执行申诉信访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执行申诉信访系统与执行案件办理系统、网上申诉平台、全国法院涉诉信访系统等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发挥执行申诉信访管理系统上下贯通、节点控制的监督作用,加强系统数据分析,为执行工作决策提供参考。  35.加强执行款物管理。2019年底前对全国法院的“一案一账号系统”进行验收,完善“一案一账号”工作机制和信息化系统,完成款物管理系统或财务系统与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对接,实现案款到账短信通知、逾期未发放款项预警提示等功能,全面实现款物管理的全流程化和信息化。建立案款提存工作机制,明确提存部门、责任分工,加强对积压案款的集中监管。建立执行款物管理系统,在线完成财产甄别,建立网络化收付款工作机制,确保执行案款收支便利、全程留痕、发放及时。  36. 严肃整治执行不规范行为。发挥执行约谈制度作用,对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违法执行等问题的,及时启动执行约谈程序,督促限期予以纠正。落实责任倒查、“一案双查”制度,完善相关问题线索移交、联合调查、督办问责等工作机制,将违纪违法问题查处结果纳入综治考核。37.加强执行工作考核。2019年底前,各级人民法院要修订执行考核指标,遵循执行工作规律,突出执行工作特点,建立有别于审判工作的单独执行工作考核机制。2020年开始将执行案件与审判案件分开统计,在法院工作报告中分别表述。修改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法院执行工作部分)实施细则,将“3+1”核心指标、执行督办落实情况等纳入考核范围,合理设定加减分项目和分值,探索实行月汇总、季度通报、年终扣分制度。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健全执行机构配合组织人事部门考核执行队伍工作机制,将执行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
(七)综合运用强制执行措施,提高执行工作权威性及公信力
38.加大财产调查力度。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加大对不报告、报告不实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制度威慑力。对被执行人存在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或者有隐匿财产、财产凭证、会计账簿等行为的,坚决采取搜查措施。在信息系统未覆盖领域采用传统调查措施,加强对被执行人所在社区、营业场所的调查力度。探索建立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等制度,加快推进委托审计调查、公证取证、悬赏举报等制度,最大限度丰富调查手段,拓宽财产发现渠道。  39.严厉惩戒拒执违法行为。加大对拒执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适用罚款、拘留、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联合公安机关尽快建立限制出境网络化操作机制,联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出台指导性意见,解决司法拘留“送拘难”、拒执罪“立案难”等突出问题,建立依法高效办理拒执案件的常态化工作机制。2021年前完善拒执罪公诉、自诉案件相关法律制度,统一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标准。  40. 坚决打击规避执行行为。持之以恒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整治行动,选择重点案件,采取内外联动、上下联动等手段查明事实,依法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予以惩戒。加强对滥用异议权、诉权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滥用异议权、诉权拖延、规避执行的处罚程序和标准。研究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的具体形式,有针对性地完善财产追回等制度。
(八)健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执行制度体系  41.健全完善执行公开工作机制。贯彻主动、依法、全面、及时、实质公开原则,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拓展执行公开范围、健全公开形式、畅通公开渠道、加强平台建设、强化技术支撑。深入推进执行公开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准确划分向当事人公开和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标准,明确执行公开的责任主体。  42.拓展执行公开的广度和深度。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法发〔2018〕20号),推动实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被执行人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网络司法拍卖信息、强制措施、财产调查处置措施等在同一平台集中统一公开。  43.鼓励支持律师参与执行。2019年会同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出台律师参与执行的意见,多措并举提升律师参与执行的比例,建设信息化平台,为律师参与执行提供便利,充分发挥律师在执行中的作用。  44.打造集约化执行公开平台。将执行信息公开网建设成集约化的执行公开平台,继续做好平台与法院专网内的执行案件管理系统、失信惩戒系统、限制消费系统、询价评估系统、网拍平台、终本系统的对接,向当事人和社会提供更优质的“一站式”执行信息公开服务。增强执行公开网的交流互动性,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联系法官的渠道,完善执行线索提供和悬赏公告功能,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执行、支持执行、监督执行的积极性。  45.创新执行信息公开手段。2019年底前有条件的法院要利用手机短信、微信、诉讼服务热线、手机APP等,把执行流程关键节点告知当事人,满足社会公众多渠道了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需求。加快与相关部门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机制,向当事人手机推送案件节点等执行信息。
(九)健全执行监督体系  46.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定期向人大报告执行工作,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执行工作的意见建议,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定期邀请代表视察调研、见证执行。健全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加强督查督办,确保建议提案办理质效。加强对建议、提案办理答复数据库及相关系统的管理,实现建议、提案网上办理、跟踪督办,将答复数据库与执行信息公开网对接,更大范围地将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提升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  47.依法接受检察监督。会同检察机关完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制度,依法办理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建立执行检察监督案件通报制度,把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纳入执行案件系统,加强日常管理。主动邀请检察机关监督具有重大影响以及群体性、敏感性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或因外界干预难以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以暴力或其他方式抗拒执行的案件等,推动改善执行环境。  48.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推广在执行指挥中心下建立“执行事务中心”,搭建一站式执行事务服务窗口。畅通人民法院与当事人沟通渠道,邀请群众代表观摩法院执行工作、调研座谈,充分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十)建设新时代“执行铁军”  49. 加强执行队伍革命化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执行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强化使命意识,锤炼政治担当,帮助全体执行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按照党管干部的要求,加强执行干警队伍建设,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执行干警工作的一项战略工程常抓不懈,锻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执行队伍。  50.加强执行队伍正规化建设。把握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职能定位,区分管理、办案等工作比重,确定不同层级法院执行人员配备标准。加强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班子建设,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00〕3号)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在办理任免手续前,应征得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不称职的,可以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调离或者免职。建立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告述职制度,述职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执行干警比例要求,根据工作需要加强员额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司法警察和书记员配备,防止出现队伍力量薄弱、结构老化、不适应执行发展需要等问题,加强人员配备和保障的监督核查。  51.加强执行队伍专业化建设。加强专业培训,发挥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资源优势,编辑出版执行培训教材,开展执行人员分批分类培训和实操考核,争取三年内完成全国执行人员全员轮训。继续办好“执行大讲堂”,围绕新出台的执行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和执行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适时组织培训和解读。建立分级培训和考核工作机制,明确和落实四级法院的培训职责、任务和要求。充分发挥执行专业委员会作用,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提高专业化水平。探索实行上下级法院执行人员双向挂职锻炼制度,促进执行人员在办大案、处急事、破难题中增长本领。加强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法官的任职交流,任命为员额法官前原则上要有一年的执行实施工作经验。  52.加强执行队伍职业化建设。建立健全执行实施人员、司法警察、执行工作辅助人员职业资格条件、招录、晋升、转岗等制度规范,优化执行队伍构成,提升执行队伍素质。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契机,明确各类执行人员的身份定位和职权范围,推进执行人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创新激励机制,建立执行工作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执行干警依法履职保护机制,依法惩处诬告陷害、威胁恐吓执行干警等行为。健全执行干警职业保障制度,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保障,全面关心关爱执行干警,完善抚恤优待政策,落实带薪休假、调休轮休、心理疏导等机制,解决后顾之忧,提高执行干警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  53.加强执行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健全与执行权力运行体系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公正廉洁执行。完善司法巡查,整合监督力量,强化督办落实。加强关键岗位定期轮换交流。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执行工作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格查处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本纲要任务的统筹协调、推进实施、督促落实、总结评估,通过建立台账、挂账管理、跟踪督办、督察问责,确保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严格贯彻落实“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强化各级人民法院“一把手”主体责任,加强工作任务分解,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每项任务有人盯、有人抓。
(二)加强工作保障
严格落实《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业务装备标准》(法办发〔2018〕7号),执行工作车辆保障单独预算列支,为执行人员配备移动办公终端、便携打印机、执行现场手机信号屏蔽器等必要的执行装备,加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应急调度服务平台在全国法院部署安装的经费保障。优化运维服务管理制度和人员保障,健全执行工作装备保障机制,构建现代化执行后勤保障体系。
(三)加强执行机构建设
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执行机构建设的要求,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支持,加强执行力量配备。各级人民法院有关执行机构的改革方案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四)加强执行法治宣传
宣传工作是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提高对执行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建立执行宣传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宣传合力,强化考核指导,实现四级法院上下一体同频共振的执行宣传工作格局。突出宣传重点,拓展宣传方式,促进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提升法治意识,促进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加强舆情引导,落实专人负责制度,严格落实“三同步”原则,及时回应、有效引导,做好法律政策宣讲、解疑释惑等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6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
(法[2018]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规范不良传播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及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纠纷案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等相关规定,现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保护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诞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烈士,他们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其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依法保护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肩负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职责,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必然要求,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要正确处理好保护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尊重历史,尊重经典,崇尚英雄烈士。通过审判工作,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坚定“四个自信”,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要依法妥善审理好使用红色经典作品报酬纠纷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纠纷案件
要深刻认识使用红色经典作品报酬纠纷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在侵权认定、报酬计算和判令停止行为时,应当秉承尊重历史、尊重法律、尊重权利的原则,坚持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的利益衡平。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对因使用红色经典作品产生的报酬纠纷案件,不得判令红色经典作品停止表演或者演出。在确定红色经典作品报酬时,要与其他商品化作品主要由市场决定交易价格和报酬的计算方法相区别,要综合考量红色经典作品的类型、实际表演或者演出情形以及演绎作品对红色经典作品使用比例等因素,同时充分考量创作红色经典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从有利于传承红色经典和宣传英雄烈士光辉事迹的导向作用,酌情确定合理的报酬数额,防止简单化计算金钱给付。
三、要切实保障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相关利益主体的诉讼权利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红色经典作品的作者对原作品享有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上述人身权的保护期不受时间限制,其他人未经明确授权不得行使。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如果被侵权的红色经典作品的作者已经死亡而其利害关系人未提起诉讼,或者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被侵害而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未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受理。
为保护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四、要依法正确界定红色经典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
要依法正确界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红色经典作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准确认定不同的权利属性和类别。侵害著作权的,应当明确侵害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具体权利范围,如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等;侵害著作权相关权利的,应当明确侵害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等具体权利范围;对于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应当明确相应的权益内容。
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的机制优势,正确把握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在法律适用上的差异,准确确定侵害相关权利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不断提高对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五、要积极协同推进对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
保护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需要全社会协同努力。对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重大疑难敏感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作用,广泛听取文化宣传和著作权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各界意见,上级法院要加强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确保案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既尊重历史、符合法律,又符合国情社情民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三同步”要求,积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特此通知。
2018年5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
(2019年12月10日)
目 录
1.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诉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2.蒋某某诉重庆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行政协议纠纷案
3.成都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乐山沙湾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诉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解除投资协议并赔偿经济损失案
4.英德中油燃气有限公司诉英德市人民政府、英德市英红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英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协议纠纷案
5.王某某诉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房屋搬迁协议案
6.崔某某诉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案
7.金华市光跃商贸有限公司诉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合同案
8.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诉安吉县人民政府搬迁行政协议案
9.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解除特许经营协议案
10.徐某某诉安丘市人民政府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案
1.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诉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行政协议的定义及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时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
(一)基本案情
2013年7月,中共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委为落实上级党委、政府要求,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出台中共大英县委第23期《关于研究永佳纸业处置方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决定对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佳公司)进行关停征收。根据《会议纪要》,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英县政府)安排大英县回马镇政府(以下简称回马镇政府)于2013年9月6日与永佳公司签订了《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协议书》),永佳公司关停退出造纸行业,回马镇政府受让永佳公司资产并支付对价。协议签订后,永佳公司依约定履行了大部分义务,回马镇政府接受了永佳公司的厂房等资产后,于2014年4月4日前由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共计支付了永佳公司补偿金322.4万元,之后经多次催收未再履行后续付款义务。永佳公司认为其与回马镇政府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合法有效的行政合同,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应当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支付永佳公司转让费人民币894.6万元及相应利息。
(二)裁判结果
经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资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大英县政府应当给付尚欠永佳公司的征收补偿费用人民币794.6万元及资金利息。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资产转让协议书》系民事合同,若属行政协议,永佳公司不履行约定义务将导致其无法救济,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认为,界定行政协议有以下四个方面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相对人;二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在此基础上,行政协议的识别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标准进行:一是形式标准,即是否发生于履职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一致;二是实质标准,即协议的标的及内容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该权利义务取决于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是否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公共服务;行政机关是否具有优益权。本案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由大英县政府通过回马镇政府与永佳公司订立协议替代行政决定,其意在通过受让涉污企业永佳公司资产,让永佳公司退出造纸行业,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符合上述行政协议的四个要素和两个标准,系行政协议,相应违约责任应由大英县政府承担。同时,我国行政诉讼虽是奉行被告恒定原则,但并不影响作为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利救济。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行政机关又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实现协议救济。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故不存在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若属行政协议,永佳公司不履行约定义务将导致行政机关无法救济的问题。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大英县政府的再审申请。
2.蒋某某诉重庆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行政协议纠纷案
--因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产生的各类行政协议纠纷均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基本案情
2016年7月12日,蒋某某不服其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为被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征地服务中心于2015年12月25日与其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二)裁判结果
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提起的行政诉讼。蒋某某起诉请求撤销《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起诉状中所诉理由均系对签订协议时主体、程序以及协议约定和适用法律所提出的异议,不属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内容的范畴,以蒋某某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蒋某某的起诉。
蒋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梳理,行政协议争议类型,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外,还包括协议订立时的缔约过失,协议成立与否,协议有效无效,撤销、终止行政协议,请求继续履行行政协议,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请求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责任,以及行政机关监督、指挥、解释等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将行政协议案件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既不符合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亦在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且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故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3.成都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乐山沙湾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诉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解除投资协议并赔偿经济损失案
--2015年5月1日之前订立的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条件及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之诉讼时效的适用
(一)基本案情
成都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沙湾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亿嘉利公司)向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2011年4月1日,成都亿嘉利公司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沙湾区政府)签署《投资协议》,约定成都亿嘉利公司租赁约800亩土地,投资5000万元建设以鳗鱼养殖为主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现代观光农业项目,沙湾区政府负责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手续尽快落实。2011年9月13日,设立乐山亿嘉利公司,为项目公司。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认为沙湾区政府一直怠于协调其项目行政手续办理事宜,隐瞒土地性质真相,无法办理相关手续,未按照约定履行《投资协议》,直接造成二公司重大损失。为此,诉请解除成都亿嘉利公司与沙湾区政府于2011年8月29日签署的《投资协议》,判令沙湾区政府赔偿二公司经济损失4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经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于行政诉讼法修改施行之前形成的行政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故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投资协议》符合行政协议本质特征,对形成于2015年5月1日之前的案涉《投资协议》产生的纠纷,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的,作为协议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故诉讼时效制度可以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系因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对沙湾区政府未履行案涉《投资协议》而提起的请求解除协议的行政诉讼,应当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
4.英德中油燃气有限公司诉英德市人民政府、英德市英红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英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协议纠纷案
--在能源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行政机关将同一区域内独家特许经营权通过行政协议先后授予给不同的经营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并判决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0日,英德市建设局与中油中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油中泰公司)签订《英德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同年8月22日,英德市人民政府向英德市建设局作出批复,同意将该市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权独家授予中油中泰公司,期限为30年,至2038年8月20日止。中油中泰公司组建英德中油燃气有限公司(下称中油公司)负责经营涉案业务。2010年至2011年间,英德市英红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下称英红园管委会)先后与中油公司签订投资天然气站项目合同、补充协议等协议,就该公司在英红工业园内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具体实施,包括许可范围、开发建设及经营期限、建设用地等进行约定。
2012年9月4日,英德市政府发布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招投标公告。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参与招标并中标,并于2013年2月20日与英德市规划和城市综合管理局签订《英德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取得包括英红工业园在内的英德管道燃气业务独家特许经营权,有效期限为30年,至2043年2月20日止。该公司随后成立了英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下称华润公司)负责项目经营管理。
中油公司因与华润公司对英红工业园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范围发生争议,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英德市政府、英红园管委会继续履行涉案行政协议,授予其在英红工业园内管道燃气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判令该政府立即终止华润公司在涉案地域内的管道燃气建设及经营活动。
(二)裁判结果
经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合法有效,中油公司享有的特许经营合同权利受法律保护,协议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英德市政府作为该管委会这一事业单位的设立机关以及特许经营许可一方,应承担相应合同义务,保障合同履行,但英德市政府又将英红工业园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授予给华润公司,存在对同一区域将具有排他性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先后重复许可给不同的主体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违法。法院同时认为,该重复许可系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致,并不必然导致在后的华润公司所获得的独家特许经营权无效,华润公司基于其所签订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的相关合同利益、信赖利益亦应当予以保护。且中油公司、华润公司均已进行了管道建设并对园区企业供气,若撤销任何一家的特许经营权均将影响到所在地域的公共利益。对于重复许可的相关法律后果,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不应由华润公司承担。英德市政府应当采取补救措施,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对双方相应经营地域范围予以界定,妥善解决本案经营权争议。故判决:一、确认涉案协议有效,确认中油公司在英红工业园内有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且不得授予第三方;二、确认英德市政府、英红园管委会将英红工业园内特许经营权授予华润公司的行为违法;三、责令英德市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四、驳回中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5.王某某诉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房屋搬迁协议案
--行政协议的订立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被诉行政协议在受胁迫等违背相对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所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判决撤销该行政协议。
(一)基本案情
为加快铜山小镇项目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枣林湾旅游产业的发展,2017年,原仪征市铜山办事处(现隶属于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决定对包括铜山村在内的部分民居实施协议搬迁,王某某所有的位于铜山村王营组12号的房屋在本次搬迁范围内。2017年8月4日早晨,仪征市真诚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一行到王某某家中商谈搬迁补偿安置事宜。2017年8月5日凌晨约一点三十分左右,王某某在本案被诉的《铜山体育建设特色镇项目房屋搬迁协议》上签字,同时在《房屋拆除通知单》上签字。2017年8月5日凌晨五点二十分,王某某被送至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直至8月21日出院,入院诊断为“1.多处软组织挫伤;......”。因认为签订协议时遭到了胁迫,王某某于2017年9月19日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行政协议兼具单方意思与协商一致的双重属性,对行政协议的效力审查自然应当包含合法性和合约性两个方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在签订本案被诉的搬迁协议过程中,虽无直接证据证明相关拆迁人员对王某某采用了暴力、胁迫等手段,但考虑到协商的时间正处于盛夏的8月4日,王某某的年龄已近70岁,协商的时间跨度从早晨一直延续至第二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左右等,综合以上因素,难以肯定王某某在签订搬迁协议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有违行政程序正当原则。据此,判决撤销本案被诉的房屋搬迁协议。双方当事人未上诉。
6.崔某某诉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案
--行政机关违反招商引资承诺义务,滥用行政优益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基本案情
2001年6月28日,中共丰县县委和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丰县政府)印发丰委发〔2001〕23号《关于印发丰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23号通知》),就丰县当地的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和具体实施作出相应规定。2003年,在崔某某及其妻子李某某的推介运作下,徐州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建成并投产。后崔某某一直向丰县政府主张支付招商引资奖励未果。2015年5月,崔某某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请求判令丰县政府依照《23号通知》第25条和附则的规定兑现奖励义务。丰县政府在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其下属部门丰县发展改革与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县发改委)于2015年6月作出《关于对<关于印发丰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部分条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23号通知》第25条和附则作如下说明:“......3.本县新增固定资产投入3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者,可参照此政策执行。本条款是为了鼓励本县原有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扩大产能,为我县税收作出新的贡献,可参照本优惠政策执行。”
(二)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丰县政府作出的上述招商引资奖励承诺,以及崔某某因此开展的介绍行为,符合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特征,具备诺成性、双务性和不要式性的特点。崔某某多次主张丰县政府应当按照《23号通知》的规定向其支付招商引资奖励未果,由此发生的纠纷属于行政合同争议,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范围。对于本案中丰县政府是否应当支付招商引资奖励费用的问题,要审查其行为有无违反准用的民事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合同法中的帝王条款,也是行政协议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赋予行政主体在解除和变更行政协议中具有一定的优益权,但这种优益权的行使不能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抵触,不能够被滥用,尤其是在行政协议案件中,对于关键条文的解释,应当限制行政主体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任意行使所谓的优益权。本案一审中丰县发改委将《23号通知》附则所规定的“本县新增固定资产投入”仅指丰县原有企业,追加投入,扩大产能,属于限缩性的解释。该解释与社会公众正常的理解不符。丰县政府通过对当时承诺重新界定的方式,推卸自身应负义务,是对优益权的滥用,显然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故应当认为丰县发改委《解释》中的该相关内容无效,判令丰县政府继续依照《23号通知》的承诺履行义务。
7.金华市光跃商贸有限公司诉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合同案
--行政机关采用签订空白房地产收购补偿协议方式拆除房屋后,双方未能就补偿内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又不作出补偿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一)基本案情
2017年3月4日,原告金华市光跃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某与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设立的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签订《多湖中央商务区金华市光跃商贸有限公司房屋及土地收购货币补偿协议》一份,原告同意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收购其所有的座落于金华市金东区浮桥东路88号华丰市场综合楼的房屋。但双方未就房屋的性质、面积及收购的补偿金额等内容进行约定。同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某某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其本人会积极响应多湖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同意先行拆除华丰市场所有建筑物,自愿承担先行拆除的所有法律效果。次日,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对原告所有的华丰市场综合楼实施了拆除。之后,因被收购房屋性质为商业用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双方对适用何种补偿标准有争议,一直未就补偿金额协商一致。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多湖中央商务区金华市光跃商贸有限公司房屋与土地收购货币补偿协议》无效;请求被告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或按现行同类附近房地产价格赔偿原告损失。
(二)裁判结果
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建立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基础上的收购协议,在一定层面上有利于提高旧城改造的效率,并有助于通过合理的价格来对房屋所有权人给予更加充分更加及时的补偿安置,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原告同意收购、承诺可以先行拆除再行协商补偿款项并已实际预支部分补偿款、行政机关愿意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公平合理的并不低于当时当地同区位同类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的补偿安置,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的以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收购协议情形的,不宜完全否定此种收购协议的合法性。故对原告事后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鉴于协议约定的房屋已被拆除,对原告要求恢复房屋原状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对于涉案房屋的损失补偿问题,被告应采取补救措施,协商不成的,被告应及时作出补偿的处理意见。遂判决责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所有的案涉房屋的损失采取补救措施;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8.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诉安吉县人民政府搬迁行政协议案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在对行政协议进行效力性审查的同时,亦应当对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相应裁判。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8日,中共安吉县委办公室、安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安委办[2012]61号文件设立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港管委会)。2013年12月30日,安吉县编制委员会发文撤销临港管委会。2015年11月18日,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港管委会)委托对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以下简称展鹏铸造厂)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目的是拆迁补偿。2016年1月22日,临港管委会与展鹏铸造厂就企业搬迁安置达成《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临港管委会按货币形式安置,搬迁补偿总额合计1131650元。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2017年7月12日,展鹏铸造厂以安吉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作出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以撤销,并责令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二)裁判结果
经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契约性。基于行政协议的双重性特点,在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审查中应坚持对行政机关行政协议行为全程监督原则、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既要审查行政协议的契约效力性,又要审查行政协议行为特别是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本案中,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该管委会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签约行为。虽然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但是,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展鹏铸造厂的合法补偿权益,在安吉县人民政府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故判决确认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临港管委会与展鹏铸造厂签订案涉协议的行为违法;驳回展鹏铸造厂要求撤销案涉协议并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9.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解除特许经营协议案
--特许经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协议解除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解除特许经营协议并收回特许经营权,但该行为亦应遵循法定程序,给相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补偿。
(一)基本案情
2011年7月15日,寿光市人民政府授权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燃气公司)签订《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昆仑燃气公司在寿光市从事城市天然气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协议签订后,昆仑燃气公司办理了一部分开工手续,并对项目进行了开工建设,但一直未能完工。2014年7月10日,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催告通知,告知昆仑燃气公司在收到通知后两个月内抓紧办理天然气经营许可手续,否则将收回燃气授权经营区域。2015年6月29日,昆仑燃气公司向寿光市人民政府出具项目建设保证书,承诺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三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否则自动退出授权经营区域。2016年4月6日,寿光市人民政府决定按违约责任解除特许经营协议并收回昆仑燃气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昆仑燃气公司不服,经复议未果,遂起诉请求确认寿光市人民政府收回其天然气特许经营权的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行政行为。
(二)裁判结果
经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特许经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协议解除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解除特许经营协议并收回特许经营权,但该行为亦应遵循法定程序,给相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当予以补偿。本案中,寿光市人民政府多次催促昆仑燃气公司完成天然气项目建设,但昆仑燃气公司长期无法完工,致使授权经营区域内居民供气目的无法实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解除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定条件成立。寿光市人民政府解除特许经营协议并收回昆仑燃气公司已获得的特许经营权,应依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告知昆仑燃气公司享有听证的权利,但其未能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违反法定程序。因此,被诉行政行为虽然内容合法,但程序违法。鉴于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该行为一旦撤销会影响城市发展需要和居民供气需求,故该行为应判决确认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寿光市人民政府对此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对昆仑燃气公司的合理投入予以弥补。
10.徐某某诉安丘市人民政府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案
--行政协议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或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亦属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协议无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12月,徐某某以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王五里村购得一处宅基地,并盖有占地2间房屋的二层楼房。2013年,安丘市人民政府设立指挥部,对包括徐某某房屋所在的王五里村实施旧村改造,并公布安置补偿政策为“......房屋产权调换:每处3间以上的合法宅基地房屋在小区内安置调换200m2楼房,分别选择一套80m2、一套120m2的十二层以下小高层楼房屋;2间以下的安置一套100m2的小高层楼房。实际面积超出或不足部分,按安置价找差......”。同年8月5日,指挥部与徐某某签订《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补偿方式为“徐某某选择住宅楼回迁,选择住宅楼两套均为十二层以下小高层,户型以120m2和80m2户型设计......”。协议签订后,徐某某领取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临时安置费、搬迁费等共计152984元。2017年7月,指挥部交付徐建勋一套100m2楼房安置。对此,相关部门答复称“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徐某某只能享受100m2安置房一套。”徐某某不服,遂起诉请求判令安丘市人民政府继续履行《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交付剩余的100m2楼房。
(二)裁判结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安丘市人民政府作为旧城改造项目的法定实施主体,制定了安置补偿政策的具体标准,该标准构成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依据,而涉案《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关于给徐某某两套回迁安置房的约定条款严重突破了安置补偿政策,应当视为该约定内容没有依据,属于无效情形。同时考虑到签订涉案协议的目的是为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徐某某依据违反拆迁政策的协议条款再获得100m2的安置房,势必增加政府在旧村改造项目中的公共支出,侵犯整个片区的补偿安置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涉案争议条款关于给徐某某两套回迁安置房的约定不符合协议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应无效。故徐某某在按照安置补偿政策已获得相应补偿的情况下,其再要求安丘市人民者政府交付剩余100m2的安置楼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徐某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未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601号(政治法律类05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601号(政治法律类05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保障案外第三人对生效裁判文书侵犯其合法权益行使救济权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司法文书的规范问题。为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提高文书质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下发法〔2016〕221号《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中“事实"部分明确要求,应当重点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展开,对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认定相关的事实着重叙述,对其他事实则可归纳、概括叙述;“理由"部分要明确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阐述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成立,依法应如何处理。裁判文书中对未参加诉讼案外人的相关事实、涉及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以及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和阐述,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不一致,属于有瑕疵的裁判文书。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裁判文书评查、法律文书制作培训等方式,监督、指导法官规范裁判文书制作。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修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时,将充分考虑提案意见。
二、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范围问题。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赋予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同时也导致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而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数量激增,不仅影响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还使许多案件陷入无限的缠诉之中,严重影响了审判执行效率。为此,民诉法解释第296条进一步严格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限缩原告主体资格及案件范围。目前,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问题亟待解决,包括提案所涉及的案外第三人权益保护及救济途径等问题。为统一法律适用,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争议问题,下一步,对提案所涉问题,我们将加强调研工作,梳理研判,必要时先以案例指导方式,规范类案裁判,待时机成熟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
目前,裁判文书中对未参加诉讼案外人的相关事实、涉及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以及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和阐述,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相应条件的,第三人可依法申请再审进行救济。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及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审判实践发展及调研情况,明确案外人的具体救济途径,切实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
(2020年4月16日)
2019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办公,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的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推进公正司法的重大改革举措。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通过切实加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依法审结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大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推进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统一,为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全年受理各类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1945件,其中民事二审案件962件、行政二审案件241件、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481件、其他类型案件261件。民事二审案件中,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454件,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234件,确认不侵权纠纷案件8件,专利代理及许可合同纠纷案件40件,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9件,职务发明发明人报酬纠纷案件7件,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20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案件1件,技术秘密纠纷案件12件,计算机软件纠纷案件142件,垄断纠纷案件9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26件。行政二审案件中,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件80件,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件57件,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件13件,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71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9件,其他行政纠纷案件11件。
2019年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433件,其中民事二审案件586件,行政二审案件142件,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446件,其他类型案件259件。实体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73天,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29.4天。在审结的586件民事二审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有236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有213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有71件,以发改方式结案的有66件。在审结的142件行政二审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有126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有11件,以改判方式结案的有5件。在审结的446件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有369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有56件,以发改方式结案的有21件。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主要特点为:一是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是核心问题,等同侵权的适用是重要争点,现有技术抗辩、先用权抗辩和合法来源抗辩是最常见的抗辩事由,加大专利司法保护力度的导向更加突出;二是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是核心问题,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三是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涌现的法律问题愈发多元,技术事实的查明和侵权性质的认定构成该类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四是技术秘密案件程序性规则得到进一步澄清,基于技术秘密的非公示性和侵权方式的隐蔽性,实体审理难度较大;五是计算机软件案件争议焦点集中,由于合同约定明确程度和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存在较大差异,个案审理难度差异较大;六是技术合同案件中涉及技术问题的违约事实查明构成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七是管辖等程序性案件数量大、类型多,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职能作用,合理调度审判资源,充分保障权利人维权的政策导向凸显。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审结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36个典型案件,提炼40条裁判规则,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司法理念、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功能性特征的认定
在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原审被告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专利权利要求的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  2.主题名称所记载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
在上诉人孙希贤与被上诉人湖南景怡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5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权利要求主题名称记载的效果、功能,不是该权利要求特征部分记载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能够实现的效果、功能,却是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的区别之所在,那么权利要求主题名称所记载的效果、功能对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3.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在上诉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弘康电子产品经营部、济南历下昊威电子产品经营部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  4.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
在上诉人王业慈与被上诉人徐州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8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专利明确指出其技术方案的发明点,并强调发明点以外的技术特征均为通用部件时,如果该发明点对应的技术特征已经为一项现有技术公开,其余技术特征虽未被该现有技术公开,但该现有技术与通用部件必然结合形成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对应的整体现有技术方案,则可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  5.先用权抗辩中“主要技术图纸”的认定
在前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设计图纸是机械制造领域产品加工、检验的基本依据,在被诉侵权人已经设计出被诉侵权产品关键部件图纸且该产品的其他部件均为通用部件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其已经完成了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技术图纸,为生产被诉侵权产品做好了必要准备,其先用权抗辩成立。  6.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
在上诉人宝蔻(厦门)卫浴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馆陶县佩龙水暖安装维修门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其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7.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在上诉人广州市速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广东快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8.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账簿资料时损害赔偿的计算
在前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精准确定,对其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虑。  9.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
在上诉人VMI荷兰公司、固铂(昆山)轮胎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萨驰华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仅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导致未参与该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可以认定该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对于上述未参与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构成侵权警告。  10.临时禁令与部分判决的关系处理
在前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专利侵权程序中针对被诉侵权人既申请作出责令停止侵害的行为保全,又申请作出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的,人民法院不应因作出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而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不予处理,而应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予以审查;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及时作出裁定。  11.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后的程序处理
在上诉人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青岛瀚泽电气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一审程序中,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但涉案专利权在其他原有权利要求或者经修改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基础上维持有效的,应当允许权利人重新明确其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权利人选择现属有效的权利要求主张专利权的,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经释明,权利人仍然坚持基于已被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主张权利的,一审法院方可裁定驳回起诉。  12.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要求中部分并列技术方案被宣告无效后的处理
在上诉人深圳市云充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35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侵权诉讼期间,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一个或者多个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被宣告无效,但其余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仍维持有效,专利权人依据权利要求仍维持有效的部分继续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宣告无效部分的权利要求驳回起诉,同时就维持有效部分的权利要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13.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
在上诉人山东阳谷达盛管业有限公司、山东卓睿达盛管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顺方管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在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以删除权利要求的方式主动放弃民事侵权案件中据以主张权利的权利要求,无论记载该放弃行为的行政决定的效力是否最终确定,被放弃的权利要求均无恢复之可能,不能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再将之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其据以主张侵权的权利基础不复存在,有关诉讼请求可以判决方式驳回。  14.再审审查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新证据的处理
在再审申请人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康志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申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未提起上诉,在再审审查程序中以新证据为由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对其现有技术抗辩主张不予审查。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15.新颖性判断中的单独比对原则
在上诉人仝克宁、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浙江双屿实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每一篇对比文件所承载的技术方案都是独立的,即使两篇对比文件各自记载的技术方案指向同一项现有技术载体实物,也不能据此当然将这两篇对比文件结合起来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因为此时实际比对的对象已经被变更为任何一篇对比文件均未曾记载的、存在于评价者观念中的现有技术。  16.创造性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的关系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伊拉兹马斯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罗杰·金登·克雷格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创造性判断与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法律要求在专利法上具有不同的功能,遵循不同的逻辑,原则上不应将本质上属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所应审查的内容纳入创造性判断中予以考虑,否则既可能使创造性判断不堪承受重负,又可能制约申请人对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问题进行实质论辩,还可能致使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被搁置。  17.创造性判断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喀什博思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豪沃电气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创造性判断中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应当根据区别技术特征在本专利技术方案中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效果等对技术问题作恰当提炼,既不能概括过于上位,又不能简单将区别技术特征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技术效果等同于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18.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
在前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面对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现有技术中可以获知的技术启示,原则上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抽象的想法或者一般的研究方向。仅仅依据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和本领域的抽象、普遍需求来认定现有技术给出的启示,隐含着后见之明的危险,容易低估发明的创造性。  19.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考量
在上诉人戴锦良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北京万特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比文件仅公开了相同或相近的筛选、突变等手段的制备方法,并未对制备出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能通过重复该制备方法以及其他途径获得本专利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且无动机改进制备方法以获得该生物材料的情况下,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相对于该对比文件具备创造性。  20.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
在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项技术成果的取得可能历经艰辛,构成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其他价值,但仅此并不当然使其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  21.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
在上诉人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  22.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
在上诉人阿尔法拉瓦尔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SWEP国际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  23.权利要求修改是否扩大原专利保护范围的比对基准
在前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24.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
在上诉人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般而言,复审决定所针对的权利要求、对比文件、法律理由等相对于驳回决定发生变化的,均属引入新的理由或者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则上应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发出“复审通知书”通知申请人,给予其陈述意见和修改的机会,而不能直接变更理由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只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容许例外。  25.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宁波裕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南通明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得在未全面审查请求人全部无效宣告申请理由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全部有效。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26.品种审定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关系
在上诉人青海民族大学与被上诉人青海金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8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品种审定是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是民事权利的授予,二者并无必然关联,不能以获得品种审定的事实作为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认定依据。  27.繁殖材料的认定
在上诉人蔡新光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作为目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应当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且能够繁殖出与授权品种具有相同的特征特性的新个体。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受限于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当不同于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已为育种者所普遍使用时,该种植材料应当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28.销售兼具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属性的植物材料行为的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判定
在前述“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一种植物材料既可以用作收获材料,又可以用作繁殖材料,认定销售该植物材料的行为是否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时,还应当考虑销售者的真实销售意图和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  29.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的认定
在上诉人江苏丰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禾泉种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安徽乐利农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系指被许可人获得了在该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法域内唯一实施该授权品种的权利,如果被许可人获得的所谓“独占实施许可”被附加了授权法域内的地域限制,则该实施许可仅构成普通实施许可。
四、技术秘密案件审判  30.涉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在上诉人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因违反保密义务引发的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与关联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要件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可以在移送犯罪嫌疑线索的同时,继续审理该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31.侵害技术秘密之诉和专利权权属之诉的合并审理
在上诉人大连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克江、苏州麦可旺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及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7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技术秘密之诉与专利权权属之诉系基于同一事实或者裁判结果相互牵连的,适宜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
五、计算机软件案件审判  32.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在上诉人宁波睿奇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快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曙耀广理发店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33.开源协议适用范围及对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影响
在上诉人北京闪亮时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不乱买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6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网站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属于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合的独立程序,即便前端代码使用了GPL协议项下的开源代码,后端代码也不受GPL协议约束,未经许可复制后端代码仍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  34.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方迟延履行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北京中易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盛世星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随着委托方需求的进一步明晰、合同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受托方阶段性完成的具体情况、市场情势的客观变化乃至交易成本控制的考量,软件内容和功能进行调整和改进实属正常,不宜仅因软件开发方超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交付软件即简单认定其构成迟延履行。
六、垄断案件审判  35.垄断协议纠纷可仲裁性认定
在上诉人壳牌(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汇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鉴于垄断协议的认定与处理完全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人民法院管辖垄断协议纠纷的当然依据。
七、管辖等程序性案件审判  36.统筹协调具有重复诉讼因素的多起关联案件予以集中管辖的适用
在上诉人仪征市佳和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振武、原审被告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系列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47号、47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基于同一专利权,针对同一被诉侵权产品,向同一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商提起多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以不同使用者实际使用的被诉侵权产品作为各案中主张赔偿的事实依据,且各案中的被诉侵权产品均系在同一时期内制造,各案被诉制造行为实为同一行为,为避免重复判决、实现诉讼经济和保证裁判结果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指定集中管辖。  37.关联专利侵权之诉与确认不侵权之诉分散审理的审判协调
在上诉人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联奇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超视堺国际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柏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汉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两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号、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及相同专利或者关联专利的侵权之诉与确认不侵权之诉,原则上应当合并审理;确有特殊情况,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的考虑,宜分散审理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应当在二审程序中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裁判标准一致。  38.包含专利权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管辖
在上诉人荣阳铝业(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宝纳丽金门窗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基于包含专利权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的纠纷,原则上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不宜作为专利案件确定管辖。  39.作为管辖连结点的零部件使用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深圳市贝纳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2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使用该另一产品的行为亦使作为零部件的被诉侵权产品实现了使用价值,则该使用行为亦构成对于被诉侵权零部件产品的使用,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连结点。  40.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杭州米欧仪器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拓普森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一2023)》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的通知
(法〔2019〕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年4月,我院印发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8-2022)》(法〔2018〕105号),现将修订后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予以印发。请认真做好辖区法院信息化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实施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0日
附件: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
(2017年7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统一巡回区法院裁判尺度和审判对下指导工作。2017年7月20日上午,第三巡回举行首次媒体见面会,发布成立半年以来的十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十个案例,是第三巡回法庭成立以来的结合审判实务,进行分析与研究后,从众多案件中梳理出的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积极回应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以期对巡回区审判工作及类案审理进行更为有效的规范与指导。
1.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本案争议焦点:1.珠海华润银行在已经通过另案诉讼向广州大优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能否继续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
2.江西燃料公司所称的基础债权瑕疵能否对抗债权受让人珠海华润银行。
(一)案情简介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润银行)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优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珠海华润银行为广州大优公司提供2亿元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由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李晨、李冰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该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珠海华润银行与广州大优公司签订额度为2亿元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类型为有追索权的明保理,在该合同项下发生承兑汇票垫款3680万元。为办理上述融资保理业务,广州大优公司将其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燃料公司)签订的一份数量为5.5万吨、价款为2450万元的煤炭买卖合同变造为数量9.5万吨、价款为4611万元的合同,并将该合同项下广州大优公司对江西燃料公司享有的4611万元应收账款转让给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华润银行派员到江西燃料公司核实该4611万元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时,江西燃料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上盖章,并由其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后由于上述3680万元承兑汇票垫款未能得到清偿,珠海华润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广州大优公司、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李晨、李冰洁、江西燃料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珠海华润银行对江西燃料公司的起诉,判决广州大优公司、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李晨、李冰洁承担还款责任。珠海华润银行又对江西燃料公司单独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其支付应收账款4611万元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应收账款债权并非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江西燃料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拒绝向珠海华润银行付款;珠海华润银行已选择将应收账款债权反转让至广州大优公司,无权再向江西燃料公司主张该项权利。遂判决驳回珠海华润银行的诉讼请求。珠海华润银行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珠海华润银行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1.江西燃料公司在珠海华润银行向其核实应收账款真实性时,没有如实陈述真实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而是直接盖章确认了4611万元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故该变造的9.5万吨合同应认定为广州大优公司与江西燃料公司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效,但由于珠海华润银行已经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所以江西燃料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对抗珠海华润银行。2.珠海华润银行另案诉讼向广州大优公司主张权利,并无债权反转让的意思表示,而是行使追索权,故与向江西燃料公司主张的求偿权可以并存。在江西燃料公司的清偿义务范围方面,根据受让债权系为清偿保理融资的合同目的,宜将其清偿范围限定在保理融资款项的本息范围之内,并以该应收债权本息为清偿上限。故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江西燃料公司在4611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向珠海华润银行支付3680万元及利息。
(三)典型意义
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
1.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
2.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2.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顾明、汪有恒、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
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
——(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本案争议焦点:1.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具有行政协议属性,能否适用民事法律调整;
2.合同解除权能否以默示方式放弃及其认定标准。
(一)案情简介
顾明、汪有恒竞拍获得案涉出让土地使用权,并于2012年12月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丰区政府)签订出让合同。出让合同约定,顾明、汪有恒需缴纳土地出让金15,143.2万元,大丰区政府应于2013年6月30日前交付业经“三通一平”的净地,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出让合同签订后,顾明、汪有恒为开发案涉项目设立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豪公司),并于2013年3月,由顾明、汪有恒、瑞豪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大丰区国土局)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将顾明、汪有恒在出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给瑞豪公司。瑞豪公司按约支付了15,143.2万元土地出让金,但大丰区政府未在规定期限内交付符合约定的土地。瑞豪公司经多次催告无果后,于2014年11月向大丰区政府发出解除出让合同通知书。顾明、汪有恒、瑞豪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出让合同和补充协议已被解除,大丰区政府、大丰区国土局返还土地出让金及法定孳息,按出让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金额较大,履行周期长,瑞豪公司于2014年11月行使法定解除权不能认为已超过合理期限。瑞豪公司在表明解除意思后与大丰区政府继续磋商的行为,不构成其默示地放弃了解除权。对于违约金的认定,应当从违约之日起计算至解除之日。对于其他经济损失,因违约金已足够补偿实际损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作出民事判决,确认出让合同解除,大丰区政府向瑞豪公司返还土地出让金15,143.2万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3755万元。
顾明、汪有恒、瑞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关合同解除事项仍应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作出处理。大丰区政府超过合同约定期限并经催告后未能履行交付案涉土地的义务,瑞豪公司依法、依约均享有合同解除权。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解除出让合同,由大丰区政府向瑞豪公司返还土地出让金及利息、支付违约金共计2.49亿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案由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二审依据现行法律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在合同性质界定和诉讼程序适用上,既认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备行政协议属性,也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遵循当事人选择适用并已经进行的民事诉讼程序,既坚持了法律规定和意思自治的统一,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和效率原则。同时,二审调解书亦充分发挥评价指引作用,对合同解除权的放弃明确了严格的认定标准,强调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得仅以单纯的沉默推定解除权人放弃解除权;以解除权人默示的行为推定其放弃解除权的,也应严格加以把握,只有解除权人对债务人依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给付义务的行为予以受领的,才构成对解除权的放弃,以实现契约严守和诚实信用。本案的依法公正审理,既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产权利益,宣示了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司法理念。
3.行为人在驾照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应认定为无证驾驶
林峰交通肇事案
——(2017)最高法刑申54号
本案争议焦点:行为人驾驶证被吊扣期间,依然驾驶车辆,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一)案情简介
2003年7月5日,原审被告人林峰驾驶车号为浙JW××××小货车,于禁行时间在浙江省温岭市区东门路行驶,被温岭市交警大队依法滞留了驾驶证,责令其三日至五日内到交警大队违章处理中心接受处理。2003年7月6日林峰去接受处理时,交警大队因电脑故障未能处理。同月11日,交警大队作出吊扣林峰驾驶证 10日的处罚决定书。
2003年7月19日晚6时30分许,林峰驾驶浙JW××××小货车从温岭市泽国镇开往玉环县方向,途经温岭市新藤岭隧道南出口处,碰撞骑自行车的葛雅萍,造成其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温公交肇责认定[2003]第92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林峰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林峰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林峰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驾车肇事,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其案发后能主动投案,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自愿认罪,决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被害人葛雅萍的死亡补偿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法判决:被告人林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由被告人林峰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死亡补偿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4,804元。
林峰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主要理由是:其在2003年7月5日违规驾车,但温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却到7月11日才对其作出吊扣驾驶证10日的行政处罚,该延迟处理行为被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故其在7月19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不属于无证驾驶,不需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缺陷,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及其他驾驶员管理法规的规定,无证驾驶,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驾驶资格以及驾驶资格被依法剥夺期间继续驾车的行为。驾驶证被吊扣、滞留期间继续驾车的行为,应当视为无证驾驶。行政判决虽确认温岭公安局交警大队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但并未撤销对林峰吊扣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仍然有效。上述行政判决并不影响对林峰无证驾驶及相应事故责任的认定。林峰于2003年7月11日签收了吊扣驾驶证10日的处罚决定书,作为取得驾驶证的成年人,林峰理应知道驾驶证吊扣期间不得驾驶车辆,但仍于吊扣期内驾车上路并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有关认定并无不当。交警大队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与本案事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林峰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应当重新审判的条件,予以驳回。
(三)典型意义
随着机动车的日益普及,交通肇事犯罪近年来呈现出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分析成因,几乎每件交通肇事犯罪的背后都有机动车驾驶人漠视规则的因素,其中无证驾驶导致交通肇事犯罪的比例不低。关于无证驾驶与事故责任认定的关系,学理上对于无证驾驶能否成为事故责任认定的依据一直存有争议,有意见认为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期间驾驶车辆不应作为事故责任的评价因素。本案厘清了行政机关延迟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与行为人触犯刑法的刑事责任的关系,明确了吊扣驾驶证期间驾驶车辆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无证驾驶行为,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本案对于发挥刑法的指引功能,教育公众养成严格遵法守法的规则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4.审判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民刑交叉关系
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17号
本案争议焦点:1.生力公司关于其被诈骗提供保证的理由能否成立;
2.生力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保证条款的效力有无关系。
(一)案情简介
2013年11月18日,甲方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与乙方内蒙古伊东集团孙家壕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孙家壕公司)、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窑沟扶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窑沟公司)分别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两份《融资租赁合同》中,丙方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生力公司)和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东公司)均作为保证人为乙方与甲方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华融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生力公司代孙家壕公司、窑沟公司承担共计5820万元租金及相应违约金的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审理期间,生力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伊东公司、华融公司、孙家壕公司、窑沟公司恶意串通欺诈生力公司,请求确认《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保证条款无效,生力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判令各被告赔偿生力公司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融资租赁合同》中保证条款的效力问题。在《融资租赁合同》签订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中对抵押物的价值、担保责任的承担方式等都有明确约定,生力公司作为适格的商事主体,其在作出商事行为时,应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条款有明确的认知,其在《融资租赁合同》上盖章后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生力公司主张其是在完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了保证,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期间,公安机关函告一审法院建议中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生力公司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笔录等拟证明其系遭受欺诈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为,生力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生力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准许。鉴于生力公司提出保证条款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主张免除保证责任并由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生力公司的诉讼请求。
生力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生力公司虽主张对方当事人指使评估公司出具融资租赁标的物虚假评估报告骗取生力公司提供担保,但按照合同约定,即使案涉债务不能优先适用物的担保得以清偿,生力公司亦自愿承担保证责任。故融资租赁物评估价值的高低、是否办理物权变更或抵押登记,均不影响生力公司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生力公司关于其被欺诈提供保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生力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与生力公司在合同中自愿提供保证的约定无关,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串通欺诈提供担保的情形。另外,本案争议的是《融资租赁合同》中保证条款的效力问题。在生力公司未提供证据否定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内容、公安机关查办的相关案件尚未形成定论的情况下,生力公司关于本案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借贷且借贷行为无效,进而主张保证条款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相互交叉情况的处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对正确处理“民刑交叉”案件提供了重要指引。审判实践中,为防止个别当事人利用刑事案件干扰民事诉讼、逃避法律责任,应当依法区分不同情形作出处理。既要避免绝对的“先刑后民”,也要充分尊重刑事案件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发挥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相辅相成的作用。本案中,相关评估机构、伊东公司虽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综合全案已查明的事实,在确定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不足以影响民事纠纷处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基于现有证据从民事法律视角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体现了“民刑分离”的司法处理原则。
5.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
陈昭海与陈骏、胡秀娟、淮安市浩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德全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本案争议焦点:陈骏在保证期间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陈昭海主张权利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一)案情简介
胡秀娟与淮安市浩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宇公司)向陈骏借款4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4月28日。张德全、淮安鼎宇科技有限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陈昭海向陈骏出具担保函,为该借款本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后,陈骏于2013年10月28日在《淮海商报》上向陈昭海公告,内容为“你为浩宇公司胡秀娟向陈骏借款450万元予以担保,现该借款逾期未还,请你履行担保责任,代为偿还借款”。后陈骏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胡秀娟、浩宇公司承担450万元本息的还款责任,张德全、淮安鼎宇科技有限公司、陈昭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陈骏在借款到期后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陈昭海主张还款,应认定陈骏在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故陈昭海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遂判决陈昭海对450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陈昭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昭海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所使用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意义相若,可以相互参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只有在保证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可采用公告方式主张权利,且公告应当在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进行。本案陈骏的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故改判陈昭海不承担保证责任。
(三)典型意义
本案再审判决明确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我国法律仅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但具体应以何种方式主张权利,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直接决定着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双方当事人存在重大影响。本案再审判决阐明,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凡是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提起诉讼、申请仲裁,以及采用直接、委托或公告送达清收通知书等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保证人自行认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都可以产生解除保证期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符合三个前提条件:(1)保证人下落不明;(2)公告的内容需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3)公告的媒体应当是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债权人不符合上述条件采取公告方式主张权利的,不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
6.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以法定形式向专门机构提出
袁吉明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17号
本案争议焦点:向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邮寄信件能否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一)案情简介
袁吉明于2014年5月7日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邮寄《再给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征地、用地、绿化补偿等信息公开申请函》,要求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开扬州泰州机场高速路建设相关征地和补偿费发放、使用情况,或者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责成地方政府公开上述信息。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8日收到该申请函后,将其作为信访信件最终转至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信访部门处理。袁吉明于2014年5月20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责令江苏省人民政府履行相关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江都当地行政机关已经对袁吉明申请公开的机场高速路征地、用地及道路两边绿化补偿等信息,机场高速路取土、人造丘陵绿化相关信息,新野组200余亩耕地征地补偿及补助费发放、使用情况等作出处理,袁吉明实际上已获取了相关信息。袁吉明在该请求得到处理后,又再次通过书信方式向江苏省人民政府反映情况,请求督促下级机关作出处理,依法属于信访事项。江苏省人民政府将袁吉明信函转交有关机关处理,并不存在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情形。因此,判决驳回袁吉明的诉讼请求。
袁吉明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的理由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袁吉明在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责令依法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第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根据上述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公开指南》,规定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向社会主动公开省政府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的政府信息,具体受理机构是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该指南还进一步规定,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要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邮寄至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人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要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传真至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所指定的电话号码。因此,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的情况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应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和指引,按照规定的样式向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提出。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袁吉明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写信要求公开或者责成地方人民政府公开相关信息,然而,该信件既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要件,也非向符合规定的受理机构提出;且袁吉明所申请公开的征地补偿等信息,也明显不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制作或者保存的信息,江苏省人民政府依法不具有公开上述信息的职责和义务。而根据人民法院前已生效的判决认定,袁吉明也已经实际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内容。因此,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信件内容未将其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是作为信访件进行处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也不存在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情形。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袁吉明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确立了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正确方式,明确了对明显不符合法定申请形式、未依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的行政处理原则和司法审查标准。
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积极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形式,向行政机关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而申请人不按照规定的形式提出申请、不向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申请,既不利于保护申请人申请权和知情权,也会给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公文流转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不利于及时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本案裁判一方面明确了对既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要件,也非向指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可以根据信件的内容作出相应处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对于符合申请形式要件,且属于该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的申请,即使申请人未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申请,而是向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内设机构提出,行政机关仍应以及时保障知情权和减轻申请人负担为原则,转交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处理。此种情形下,应当以该机关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实际收到转送的申请书之日或者与申请人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并以此计算相关答复期限。
同时,为了应对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存在的滥用申请权和滥用诉权的问题,本案还明确,对于明显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形式要件,也明显不属于被申请机关公开范围且未依法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邮寄的信件,行政机关按照信访事项处理后,申请人又以行政机关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为由提起的诉讼,因其诉讼请求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起诉也不具备诉的利益,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告知其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须进入实体审理环节,以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
7.当事人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生效判决认定的构成重复起诉
上海磬天实业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广益汽配城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申210号
本案争议焦点:磬天公司起诉要求汽配城公司承担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一)案情简介
上海磬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磬天公司)诉称,其与无锡市广益汽配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配城公司)于2013年1月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汽配城公司将开发建设的广益汽配城C区二期商品房出售给磬天公司。合同签订后,汽配城公司未依约交付与磬天公司付款数额和付款时间相对应的经验收合格的房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汽配城公司辩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2014)锡民初字第0018号(以下简称第18号案)民事判决中已经明确其未交付对应已付购房款价值的房屋并不构成违约。
在第18号案中,汽配城公司诉称,广益汽配城C区二期商品房由其开发建设。 2013年1月,其与磬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生效后,磬天公司严重违约,截至2013年7月31日仅支付部分购房款。该案经无锡中院一审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二审维持,认定“双方事实上通过各自行为变更了合同履行方式,从磬天公司零星销售涉案房屋以回笼资金变更为整体处置涉案房屋以解决资金困难,因此,汽配城公司未交付已付房款对应价值的房屋不构成违约”。
(二)裁判结果
无锡中院一审认为,本案与第18号案系同一法律关系。在第18号案中,磬天公司作为被告已就其是否依约足额支付购房款以及汽配城公司逾期交房是否构成违约作出抗辩,法院已就该抗辩主张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磬天公司于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与第18号案中的抗辩主张内容相同,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应对其起诉不予受理。遂裁定驳回磬天公司的起诉。磬天公司上诉,江苏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磬天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汽配城公司诉磬天公司违约的第18号案中,无锡中院对各方是否存在违约进行了审查判断,明确认定“汽配城公司未交付对应已付购房款价值的房屋并不构成违约”“磬天公司未支付剩余购房款构成违约”,据此判令磬天公司向汽配城公司支付违约金。江苏高院二审判决驳回了磬天公司的上诉。磬天公司虽未在第18号案中明确提出汽配城公司违约的反诉主张,但一、二审法院对汽配城公司是否违约均进行了实质审查,且已作出明确认定。磬天公司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法律关系,在本案提出主张汽配城公司违约的诉讼请求,在实质上否定第18号案的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磬天公司在本案的起诉应认定为重复诉讼,原审裁定驳回磬天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三)典型意义
禁止重复起诉,即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规律的客观反映,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实现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有利于维护法院权威和法律尊严。在第18号案中,磬天公司虽未提出反诉要求汽配城公司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但作为被告已就其是否依约足额支付购房款以及汽配城公司逾期交房是否构成违约作出抗辩,法院已于该案对“汽配城公司未交付已付购房款对应价值的房屋不构成违约”作出了认定。因此,磬天公司在本案诉请汽配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实质上否定已经生效的第18号案的认定和判决结果,构成重复起诉。该案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作了较好诠释,对重复起诉的要件进行了分析和认定,有利于统一实务中的判断标准,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
8.行政机关职权改变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担任被告
王金南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案
——(2017)最高法行申137号
本案争议焦点:适格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
(一)案情简介
2008年8月1日,一审第三人常州湖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滨公司)通过挂牌出让竞得涉案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年8月11日,湖滨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常州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9年12月7日,经湖滨公司申请,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进区政府)批准颁发了武国用(2009)第1206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王金南于2010年3月16日与武进区牛塘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5年10月,常州市确定由常州市国土局承担不动产登记职责。王金南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武进区政府于2009年12月7日批准颁发武国用(2009)第1206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结合《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常州市编委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的具体规定,从2015年10月起,常州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已经确定由常州市国土局承担。王金南诉请撤销武进区政府批准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本案武进区政府已不具有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该职责应由变更后的行政主体承担。在王金南已当庭知道并接受一审法院法律释明仍不作同意变更被告的明确表示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金南的起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王金南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谁为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武进区政府基于湖滨公司的申请于2009年12月7日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即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本案所涉单一的土地登记已经转变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原不同登记机关的职责整合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土地权属证书是土地登记的载体,因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仍是土地权属登记行为。王金南申请再审主张,其起诉的是武进区政府决定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而不是该证的登记行为,系对法律法规的误解。根据常州市相关部门制定的《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常州市编委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从2015年10月起,常州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统一由常州市国土局承担,即原武进区政府行使的土地登记职权由常州市国土局承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武进区政府已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一审法院已释明需变更被告的情况下王金南仍拒绝变更,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王金南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明确了行政机关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适格的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的法定职责。此后,包括土地登记在内的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在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单一的土地登记已经转变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原不同登记机关的职责整合到不动产登记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构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原告起诉要求撤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前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的,应当以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即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为被告。
9.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邵阳市宇圣石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本案争议焦点:当事人对于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是否可以申请再审。
(一)案情简介
2010年7月,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电公司)与邵阳市宇圣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圣公司)签订《经济合同书》一份,约定宇圣公司通过招标方式将元木山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供应交给南电公司,合同总价1710万元。后宇圣公司支付货款1403万元。2012年6月,南电公司与宇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自动化原件及部分电缆从原合同中分割出来,合同总价变更为1581万元。元木山水电站于2012年12月开始发电。因宇圣公司未支付剩余设备款,南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宇圣公司支付设备款166万元及利息。宇圣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南电公司因逾期供货造成的损失291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宇圣公司向南电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63万元及该款利息,驳回南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宇圣公司的反诉请求。宇圣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因其未在限定期限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裁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宇圣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原审裁定是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宇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遂裁定驳回宇圣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是关于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范围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应仅限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因为这两类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会产生当事人不得以同一请求、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的法律后果。其一旦存在错误,损害的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权,涉及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但对于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考虑到当事人可以直接针对一审判决申请再审以获得救济,故法律未规定对此类裁定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此类裁定申请再审的,应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10.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本案争议焦点:德晖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计报告能否作为案涉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一)案情简介
2011年6月1日,连云港市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通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南通二建承建东方海逸豪园小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因远通公司未能按约支付工程进度款,南通二建于2014年6月起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终止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远通公司支付已完工程价款及拖欠工程款利息。一审期间,南通二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其已完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摇号确定中恒公司为鉴定机构。在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又自行达成协议,共同委托德晖公司对南通二建退场前已完工程造价进行审核。由于德晖公司不具有对案涉工程进行造价审核的资质,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释明,远通公司、南通二建均承诺不就其资质问题提异议。德晖公司于2014年11月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确定案涉工程土建部分造价为2.75亿元,远通公司、南通二建经办人在该咨询报告中的工程结算审定单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2015年10月,南通二建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了工程造价鉴定申请,一审法院终止对中恒公司的鉴定委托。之后,远通公司又以德晖公司不具备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资质,未到现场勘验及违反司法鉴定程序为由,对该咨询报告及工程结算审定单的效力不予认可。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知德晖公司不具有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审核的资质,进入诉讼后双方仍庭外自行共同委托其审核南通二建退场前已完工程造价。后远通公司又以德晖公司资质不足为由否认该咨询报告及工程结算审定单的效力,明显有违诚信,不应得到支持。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的工程结算审定单应视为结算协议,可以作为定案证据。据此,一审法院依据《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审核的工程造价,判令远通公司向南通二建支付相应工程款及利息。远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工程造价依据等理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出具结算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此类结算审计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不适用司法鉴定的程序规范。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仅以第三方资质不足、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等为由主张该结算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自行共同委托第三方审核,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在此基础上达成的结算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判决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法发〔2019〕25号)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惩罚、规范和预防功能,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源头治理,监督支持依法行政,有效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  1.树立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基本理念。人民法院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推动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要努力实现依法制裁、救济损害与维护公共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积极推动将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预防与惩治纳入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与公安、基层组织等的联动,积极推动和助力有关部门完善防范高空抛物、坠物的工作举措,形成有效合力。注重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对在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中发现行政机关、基层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单位存在的工作疏漏、隐患风险等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督促整改。  3.充分发挥行政审判促进依法行政的职能作用。注重发挥行政审判对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积极作用,切实保护受害人依法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法定职责的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履行相应职责。受害人等行政相对方对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受理。
二、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充分认识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极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社会矛盾纠纷。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现实危害,深刻认识运用刑罚手段惩治情节和后果严重的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法惩治此类犯罪行为,有效防范、坚决遏制此类行为发生。  5.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犯罪。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
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6.依法从重惩治高空抛物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1)多次实施的;(2)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3)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4)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7.准确认定高空坠物犯罪。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三、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  8.加强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人民法院在处理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时,要充分认识此类案件中侵权行为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造成的严重损害,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针对此类案件直接侵权人查找难、影响面广、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要创新审判方式,坚持多措并举,依法严惩高空抛物行为人,充分保护受害人。  9.做好诉讼服务与立案释明工作。人民法院对高空抛物、坠物案件,要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受害人线上线下立案提供方便。在受理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纠纷案件时,要向当事人释明尽量提供具体明确的侵权人,尽量限缩“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减轻当事人诉累。对侵权人不明又不能依法追加其他责任人的,引导当事人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补偿损失。  10.综合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人民法院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裁判案件时,对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予以免责。要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积极主动向物业服务企业、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加强与公安部门、基层组织等沟通协调,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11.区分坠落物、抛掷物的不同法律适用规则。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有其他责任人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向其他责任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尽量查明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12.依法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造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有其他责任人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责任后,向其他责任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物业服务企业隐匿、销毁、篡改或者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3.完善相关的审判程序机制。人民法院在审理疑难复杂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时,要充分运用人民陪审员、合议庭、主审法官会议等机制,充分发挥院、庭长的监督职责。涉及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适用的,可以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四、注重多元化解,坚持多措并举,不断完善预防和调处高空抛物、坠物纠纷的工作机制
14.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的作用。人民法院应当将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的处理纳入到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整体工作中,加强诉前、诉中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要根据每一个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具体特点,带着对受害人的真挚感情,为当事人解难题、办实事,尽力做好调解工作,力促案结事了人和。  15.推动完善社会救助工作。要充分运用诉讼费缓减免和司法救助制度,依法及时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高空抛物、坠物案件受害人给予救济。通过案件裁判、规则指引积极引导当事人参加社会保险转移风险、分担损失。支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探索建立高空抛物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或者进行试点工作,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合理分担。  16.积极完善工作举措。要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法治宣传,持续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要深入调研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对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于2020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并于2020年11月26日公告: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第四条自2020年11月27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三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程序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日期。
现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完成有关程序,本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自2021年5月19日起施行。
2021年5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
(法释〔2020〕13号)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十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作出如下补充安排:
一、《安排》所指执行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程序,应解释为包括认可和执行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程序。
二、将《安排》序言及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协商,现就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一、内地人民法院执行按香港特区《仲裁条例》作出的仲裁裁决,香港特区法院执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适用本安排。”
三、将《安排》第二条第三款修改为:“被申请人在内地和香港特区均有住所地或者可供执行财产的,申请人可以分别向两地法院申请执行。应对方法院要求,两地法院应当相互提供本方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裁决确定的数额。”
四、在《安排》第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关法院在受理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申请并按照执行地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或者强制措施。”
五、本补充安排第一条、第四条自2020年11月27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三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程序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2019年12月23日 (2019)最高法民他252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沪民他37号《关于申请人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承德亮洁光伏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隆公司)与承德亮洁光伏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洁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双方所在地区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申请人红隆公司和被申请人亮洁公司注册地分别在上海市和河北省承德市,承德仲裁委员会是亮洁公司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亮洁公司已向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也依法予以受理。本案双方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明确,且受理亮洁公司仲裁申请的承德仲裁委员会为亮洁公司所在地唯一的仲裁委员会。因此,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案涉仲裁条款应认定为有效。
此复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诉被申请人承德亮洁光伏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9年8月29日 (2019)沪民他3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一中院)受理的申请人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隆公司)诉被申请人承德亮洁光伏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洁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上海市一中院审查后认为,系争仲裁条款存在无效的情形,拟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并向我院报核。我院经审查,合议庭多数意见拟同意上海市一中院的处理意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报请你院审查。现将本案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情况
申请人:上海红隆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港业路158弄2号F2幢。
法定代表人:樊某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玮,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承德亮洁光伏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城北街府前花园20幢东配2号。
法定代表人:董某友。
二、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红隆公司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亮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申请人称,双方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同意合同争议由双方所在地区仲裁委员会仲裁。由于双方所在地有多家仲裁委员会,无法确定唯一的仲裁委员会,且双方未能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故上述仲裁协议应为无效。
被申请人亮洁公司答辩称,被申请人所在的承德市仅有承德仲裁委员会一个仲裁机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故申请人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
经查,2017年6月14日,红隆公司(供方)与亮洁公司(需方)共同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由亮洁公司向红隆公司购买三相干式隔离变压器。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双方所在地区仲裁委员会仲裁。”
2019年3月,承德仲裁委员会受理亮洁公司对红隆公司提起的《购销合同》项下的仲裁申请。
2019年4月17日,上海市一中院向承德仲裁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中止仲裁案件审理。2019年4月22日,承德仲裁委员会出具承仲决字(2019)第33号《决定书》,中止上述案件的审理。
三、上海市一中院拟处理意见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查认为,仲裁协议应包含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及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系争仲裁条款约定由双方所在地区仲裁委员会仲裁,因申请人注册于上海市,被申请人注册于河北省承德市,两地存在多家仲裁委员会,现双方未能就仲裁委员会的选定达成一致意见,故拟认定系争仲裁条款无效。
四、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双方《购销合同》约定:当事人双方同意由双方所在地区仲裁委员会仲裁。由于本案申请人红隆公司和被申请人亮洁公司注册在不同地区,两地具有多家仲裁委员会,故上述约定对于仲裁机构的选定不明确,属于仲裁条款约定不明,故拟同意上海市一中院处理意见,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合议庭少数意见则认为,被申请人亮洁公司所在地承德市仅有一家仲裁委员会,故仲裁条款可以执行,被申请人亮洁公司已向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也依法予以受理,上述仲裁申请的受理没有超出双方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仲裁条款可确认有效。
以上意见当否,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的通知
(2021年6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强化禁毒综合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强化禁毒综合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
(2023年6月25日)
典型案例
1.石某明、刘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2.钟某均贩卖、运输毒品案
3.陈某鹅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4.袁某贩卖、制造毒品、洗钱案
5.卢某平等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污染环境案
典型事例
1.国家邮政局、最高检等17部门开展平安寄递专项行动
2.四川、重庆检察机关建立川渝检察禁毒协作机制
3.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毒品原植物禁种铲除工作
4.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以“数字画像”开展毒品犯罪法律监督
5.江苏省常州市检察机关推动共建禁毒公益宣传驿站
典型案例一
石某明、刘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运输毒品 零口供 调查核实 刑事抗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石某明,男,1983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刘某,男,1995年出生,无业。
2018年12月8日,被告人刘某、石某明受石某强(已判刑)指使,携带石某强所给的六小包共计143.74克甲基苯丙胺(冰毒)准备前往江苏苏州与赵某(已判刑)交易。两人在湖南邵东某超市购买两袋香果奶脆糖、一包冰糖后,共同搭乘网约车前往当地高铁站。途中,刘某、石某明在网约车后座将两袋香果奶脆糖内的奶糖倒出,将携带的六包甲基苯丙胺和超市购买的冰糖分别装入两个香果奶脆糖包装袋内,并用打火机重新烫封。到达高铁站后,石某明随身携带用香果奶脆糖袋重新封装的冰糖先行通过安检口进入候车室,两分钟后刘某随身携带香果奶脆糖袋重新封装的甲基苯丙胺进入候车室。几分钟后,公安人员在候车室抓获刘某,并查获其随身携带的上述毒品。后刘某主动交代同行人员石某明,民警根据刘某指认在候车室内将石某明抓获。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19年5月20日,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石某明犯运输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8月19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石某明无罪。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提请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支持抗诉。同年12月19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广州铁路运输分院审查后于2020年3月25日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2020年9月23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1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再审。2021年8月31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发回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再审。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22年3月25日作出判决,认定石某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刘某构成立功,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石某明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3月2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加强调查核实,围绕争议焦点补强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告人石某明的毒品犯罪主观故意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刘某和石某明两人供述形成“一对一”证据格局,不足以排除石某明未参与运输毒品的合理怀疑。审判监督抗诉阶段,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石某明参与运输毒品,但石某明到案后拒不认罪,证明石某明在犯罪中具体地位作用的证据尚不充分,另外除运输毒品外,石某明还有贩卖毒品的重大嫌疑,遂要求三级检察机关加强上下联动、密切配合,围绕案件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案件证据调查、复核、补证工作,完善证据体系。
(二)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精准履行审判监督职能。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积极引导侦查,并主动调查核实相关证据。通过对证据全面梳理,查明石某明涉嫌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通过对系列相关案件进行串并分析,发现上家陈某求相关身份信息,并积极协调公安机关将其抓捕;通过与系列案件办案人员交流,发现下家赵某已被抓获的重要线索,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跟进讯问。最终形成毒品犯罪同案犯刘某、上家陈某求、下家赵某共同指认毒品犯罪的完整证据链。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对石某明的犯罪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确有错误;对刘某立功、从犯情节未予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重,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三)加强协作配合,助力追诉上下家漏犯。针对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情况,广东省三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接续抗诉,形成惩治毒品犯罪工作合力。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积极协调指挥,协调公安机关抓捕陈某求,广州铁路运输分院、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实时介入涉案人员陈某求、赵某的审讯工作。针对本案多起贩毒事实涉及多个省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加强与异地检察机关协作配合,促使相关涉案人员均被成功追诉。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陈某求死刑,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十一年,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石某强有期徒刑十五年。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抗诉案件,要坚持全案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一、二审裁判错误存在的问题,梳理争议焦点,积极履行调查核实和引导侦查职能,全面细致补充证据,有针对性地做好案件证据调查、复核、补证工作。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上级检察机关加强协调、指导,通过接续抗诉等形式,切实监督纠正错误裁判,实现司法办案不枉不纵的效果,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针对毒品犯罪被告人零口供的情形,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在案证据,根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时具体情形,包括犯罪的方式、过程及其他不合理辩解、不合常识常情常理之处,来认定其是否主观明知。同时要加强串并案分析,提升发现线索能力,尤其要重视毒品犯罪上下家证据的挖掘,实现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典型案例二
钟某均贩卖、运输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追诉漏犯 自行侦查 刑事审判监督
【基本案情】
被告人钟某均,男,1974年出生,无业。2008年至2019年间,三次因贩卖毒品被判处刑罚。
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间,被告人钟某均与李某(另案处理)等人共谋,由钟某均通过邮寄方式将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从四川省长宁县等地邮寄至浙江省嘉兴市,李某等人在嘉兴负责接收。钟某均再与嘉兴等地的购毒人员联系,将毒品进行贩卖。钟某均通过上述方式向金某、钱某凤、刘某等6人贩卖甲基苯丙胺60余次,共计683.02克,收取毒资28万余元。2019年4月19日,被告人钟某均再次将毒品甲基苯丙胺99.86克邮寄至浙江省桐乡市某地,李某收取该快递包裹时被公安机关查获。
【诉讼及履职过程】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李某等人涉嫌贩卖毒品案时,审查发现李某的毒品上家钟某均涉案,后查证了钟某均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2021年6月16日,公安机关以钟某均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将案件移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2月7日,嘉兴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钟某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5月19日,补充起诉钟某均贩卖甲基苯丙胺53克的犯罪事实。9月14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钟某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钟某均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11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精准发现漏犯线索,自行侦查追诉漏犯。2019年7月29日,公安机关以李某等人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李某毒品犯罪上家钟某均涉嫌多次贩卖毒品,检察机关先行对李某等人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提起公诉,同步开展自行侦查,收集钟某均贩卖毒品的犯罪证据。通过对钟某均下家的相关电子数据勘验分析,挖出钟某均毒品犯罪详细组织架构,固定钟某均与下家毒品交易的证据。同时结合证人证言,查明钟某均与李某合谋共同出资购买毒品,并采用快递邮寄、异地指挥等方式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钟某均系遗漏的重大同案犯,于2020年4月16日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要求将钟某均涉嫌贩卖毒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二)跟进督促开展跨省审判监督。经与公安机关沟通获悉,南湖区公安分局曾将钟某均涉嫌贩卖毒品的线索发送至四川公安机关,请求协助抓捕钟某均。后在共同抓捕过程中,钟某均逃跑,民警在其住处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53克。2019年6月,钟某均被四川公安机关抓获。2019年12月16日,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法院认定钟某均非法持有毒品甲基苯丙胺53克,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钟某均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钟某均提出上诉。2020年1月16日,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嘉兴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钟某均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间一直从事贩毒活动,2019年4月公安机关从其住处查获的53克甲基苯丙胺应当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钟某均构成贩卖毒品罪,四川省长宁县法院及宜宾市中级法院对此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进行认定,裁判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嘉兴市检察机关及时将情况报告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后层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协调下,四川检察机关向当地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当地法院对钟某均非法持有毒品案发回重新审理,后将案件退回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检察院。2022年4月27日,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检察院将相关案件材料移送浙江嘉兴检察机关,嘉兴检察机关对该笔犯罪事实补充起诉,与被告人钟某均其他毒品犯罪事实一并处理,最终钟某均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典型意义】
当前犯罪分子采取异地遥控指挥、寄递贩运等方式贩卖毒品增多,客观上增加了一定的查处难度。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充分发挥指控证明犯罪的作用,及时向侦查机关通报取证方向、目的和具体要求,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规范固定证据,提高侦查效率和质量。同时,检察机关要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提升线索发现能力,对于毒品犯罪各环节的漏罪漏犯,依法监督公安机关及时追踪查证,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问题。对于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坚决予以监督纠正,维护司法公正。
典型案例三
陈某鹅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运输毒品罪 电子证据审查 追捕漏犯 七号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鹅,女,1985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周某金,男,1984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路某学,男,1976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朱某巧,女,1971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艾某德,男,1984年出生,泥瓦工。
被告人许某等4人基本情况略。
2020年2月至4月间,被告人艾某德从被告人许某处2次共购得海洛因45克,先后贩卖给被告人路某学、朱某巧。路某学、朱某巧将上述毒品以及从他人处购买的毒品合计54.2克,藏于棉鞋、棉衣内,通过快递从云南邮寄至江苏省宜兴市进行贩卖。2020年3月初,被告人陈某鹅、周某金以贩卖为目的,从云南昭通购得毒品海洛因20余克,进行伪装后通过货车托运至江苏省宜兴市,后二人将上述部分毒品零包贩卖给路某学等人。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鹅、周某金等9人分别犯贩卖毒品罪、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6月至2023年2月,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艾某德、许某等5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二年六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对部分被告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鹅、路某学等4人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八年不等,各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部分被告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审宣判后,艾某德、许某、徐某祥、路某学4人上诉。2021年9月至11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强化证据审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审查逮捕阶段,陈某鹅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调阅、审查相关电子数据,邀请云南省缉毒民警破解方言、暗语等方式,查明陈某鹅与其毒品上家联系购买海洛因的犯罪事实。针对路某学贩卖毒品总数量可能超过50克存在量刑升档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梳理电子证据查清毒品来源的补充侦查意见,查明路某学、朱某巧购买海洛因54.2克的犯罪事实。另外,检察机关通过梳理审查全案收款记录等证据查明艾某德向朱某巧贩卖毒品海洛因40余克的事实,及时向宜兴市公安局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检察机关先后对上述涉案人员成功追捕,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二)加强释法说理,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先后将陈某鹅、周某金等9人移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陈某鹅、周某金、路某学、朱某巧还存在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针对周某金等部分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检察机关结合案件事实、犯罪情节和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告知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及认罪认罚法律后果,促使其自愿认罪认罚。庭审期间,检察机关再次开展有针对性的释法说理,被告人均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实现良好办案效果。
(三)落实“七号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针对该案物流寄递毒品问题,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梳理近年来办理的毒品案件,撰写风险研判报告,连同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向邮政管理部门现场送达。同时与宜兴市公安局、邮政管理局会商物流寄递风险隐患,出台《关于加强寄递安全监管联动协作的工作意见》,建立寄递安全监管联动协作机制。制作的微电影《毒术》被江苏省邮政管理部门推广至全省938家快递企业1837个分支机构24000余个快递点滚动播放,进一步推动强化一线从业人员责任意识,提高广大群众对毒品的辨识能力和防范意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零口供”毒品犯罪,应当注重电子数据审查,必要时聘请专业人员破解地方方言、行业暗语等难题,全链条追诉毒品犯罪行为。对于贩卖、运输毒品犯罪,除查清贩卖、运输毒品次数、数量等关键情节外,还应当认真审查涉毒资金流向,全面审查毒品交易上下家网络,发现毒品犯罪嫌疑人员应当到案而未到案的,要切实强化法律监督,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立案、提请逮捕,及时追捕漏罪漏犯。同时,检察机关要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通过与邮政管理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将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细化落实,堵塞寄递毒品渠道。结合司法办案制作警示教育视频等资料,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寄递从业人员增强识毒、防毒、禁毒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典型案例四
袁某贩卖、制造毒品、洗钱案
【关键词】
贩卖、制造毒品 洗钱 新型毒品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某,男,1987年9月出生,无业。
2020年2月至2021年6月,被告人袁某在其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家中制造含有γ-羟丁酸的液体(俗称“神仙水”),后予以贩卖。袁某共贩卖含有γ-羟丁酸的液体45700余支,获利107万余元。2021年6月10日,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含有γ-羟基丁酸的液体668支以及制毒原料、工具。经称重、鉴定,上述含有γ-羟丁酸的液体668支重2460余克,γ-羟丁酸含量为36.3ug/ml至56.5ug/ml。
被告人袁某为掩饰、隐瞒其制造、贩卖毒品的犯罪所得,于2021年3月以其妻子名义在湖南某地投资购买房产,支付房款等费用共计38万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4月10日,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袁某犯贩卖、制造毒品罪、洗钱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9月3日,滕州市人民法院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罚金五万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收益以及孳息。被告人袁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一)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2021年7月9日,公安机关以袁某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查,对袁某决定以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同时经与具有专门知识的特邀检察官助理、食药监等部门人员对涉案新型毒品进行研讨,提出核实袁某从业经历、恢复袁某手机电子数据等补查建议,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引导公安机关查实袁某曾在化工厂工作、作案前曾多次查询该毒品相关知识,明知该液体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γ-羟丁酸、系毒品,夯实认定其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及贩毒故意的关键证据。8月27日,公安机关对袁某再次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批准逮捕。同时,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袁某涉嫌洗钱犯罪线索,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毒赃去向开展侦查,查明袁某收取毒赃后以其妻子名义投资购买房产,涉嫌洗钱犯罪。
2021年11月10日,公安机关以袁某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洗钱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因犯罪嫌疑人以寄递方式交易毒品,袁某辩解部分资金转账非贩毒所得,而毒品交易记录已被删除,导致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其贩毒品的具体数量,遂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与公安机关共同补充侦查取证,重点收集、固定双方毒品交易的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经对购毒者相关电子数据恢复提取,梳理出双方毒品交易与转账记录,并调取通讯详单、快递记录、车辆轨迹等证据,结合购毒者的证言确定了毒品交易的次数及数量。
(二)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庭审中,针对袁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袁某无贩卖、制造毒品的故意,应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或者非法经营罪,以及涉案毒品含量极低,系新型液体毒品,应按毒品纯度认定犯罪数量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综合袁某职业背景、搜索查询记录、聊天记录、寄递方式、交易对象、交易价格及毒赃转移方式等方面的证据,证实袁某的行为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同时提出毒品数量应当以查证属实的贩卖、制造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袁某的毒品犯罪数量应按照贩卖、制造含有γ-羟丁酸的液体重量予以认定,法院审理后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
(三)能动推进社会治理。案发后,检察机关对多个快递企业及末端网点实地走访调研,召集快递企业及监管部门座谈,公开送达检察建议,共商共建信息通报、问题调研、协作共赢机制。同时,立足本案定制普法,指出新形势下违禁品寄递风险和危害,对近年来出现的利用“网络+寄递”形式实施毒品犯罪情况进行重点宣讲,提升快递从业人员发现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典型意义】
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善于借助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力量,重视对电子数据、通讯记录、搜索查询记录、快递记录、车辆轨迹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收集,结合被告人从业经历、交易价格、交付方式、毒赃转移路径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引导侦查机关追踪毒赃流向、查明涉案资产的性质、权属,加大对毒品犯罪链条中的洗钱等次生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检察机关要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发挥与侦查机关紧密协作的优势,完善情报会商、数据共享、案件反馈等协作机制,凝聚惩治毒品犯罪工作合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寄递从业人员的法治宣传,增强快递从业人员发现毒品的能力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实施寄递毒品等违法犯罪。
典型案例五
卢某平等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非法生产制毒物品 污染环境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卢某平,男,1977年12月出生,无业。2020年10月因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被告人陈某龙,男,1988年9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罗某某等12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21年4月,被告人卢某平与陈某龙共谋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商定由卢某平召集人员、寻找生产场地,陈某龙负责提供资金、原材料及技术人员。2022年1月11日,卢某平等人开始在江西省宜丰县某地开始生产麻黄碱,并将产生的废水全部排入附近的土坑中,造成土壤、地表水污染。同年1月17日,公安机关捣毁该生产制毒物品窝点,当场查获大量制毒原材料和离心机等制毒工具。其中,甲苯2978.8千克,盐酸4755千克,苯丙酮542.2千克,制毒物品溶液34桶2689.3千克。经鉴定,制毒物品溶液中麻黄碱含量为140.75千克。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8月15日,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龙、卢某平等人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污染环境罪依法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2年9月15日,宜丰县人民法院以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陈某龙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一万元;撤销被告人卢某平因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被判处的缓刑,以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污染环境罪判处卢某平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并处罚金十六万元;其余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不等,各并处罚金。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一)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对本案依法提前介入。鉴于本案涉案人员众多、案情疑难复杂,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侦查活动,针对涉案人员不认罪、制定攻守同盟问题,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侦查方向,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通过开展重点人员突破、提取通话记录、交易明细,调取运输记录、车辆行驶轨迹,调查评估现场环境损害等工作,查明各被告人实施的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事实。
(二)着眼于关联性证据发现追诉线索。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发现除公安机关认定的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污染环境罪外,同案罗某某、姚某某、高某某可能还涉嫌其他犯罪。检察机关进一步通过分析相关在案车辆轨迹及通话记录等证据,发现罗某某、姚某某、高某某非法售卖麻黄碱,获利二十余万元的犯罪事实,遂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成功追诉被遗漏犯罪事实。
(三)针对环境污染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查看案发现场时发现,卢某平等人对于在生产麻黄碱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通过挖掘土坑进行排放,两个土坑均未采取硬化或者防漏处理。经宜丰县生态环境局对现场进行勘查,两个土坑内的废水约为1.65吨。经相关职能部门检测、鉴定,综合认定上述渗坑排放的污水造成了土壤、地下水与地表水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污染损害数额合计为4242869元。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促使卢某平等人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进一步扩散对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安全造成影响,检察机关及时向宜丰县生态环境局、当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时履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
【典型意义】
非法生产制毒物品属于源头性毒品犯罪,对于此类毒品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平台作用,依法启动提前介入机制,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夯实证据体系,确保办案效果。要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善于发现漏捕漏诉线索,及时进行追捕追诉。同时,检察机关针对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犯罪造成的环境污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促使行为人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以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责任,防止环境污染扩散,做好风险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典型事例一
国家邮政局、最高检等17部门开展平安寄递专项行动
【关键词】
七号检察建议 平安寄递专项行动 寄递安全
【基本情况】
为推进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邮件快件寄递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集中整治寄递渠道安全隐患,深化平安寄递建设,国家邮政局与最高检等17个部门决定于2023年5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平安寄递专项行动。
(一)科学部署,强化机制保障。一是强化部门协作和联动。国家邮政局与最高检等17部门成立平安寄递专项行动协调小组,联合印发行动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推动建立健全寄递行业安全监管长效机制。二是强化目标引领。依照方案层层推进,先梳理违法寄递线索,分析研判寄递领域风险点,明确打击整治工作重点;再全面排查治理风险隐患,以信息化大数据分析研判为支撑,查处违法寄递行为,强化源头治理;最后深挖寄递安全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因,总结各地经验做法,形成一批制度成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三是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根据方案加强组织协调,优化完善部门间协同作战模式,同向同力,开展联合安全检查、联合管控、联合惩戒,增强打击整体效能,建立健全联动共建工作机制,为开展专项行动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二)坚持目标导向,整治突出问题,遏制违法寄递多发势头。一是依法查处违法寄递行为。结合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全国禁毒“清源断流--2023”、全国“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互联网销售危险化学品专项治理行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2023清风行动”和信息安全治理、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等活动对寄递安全工作的要求,加强线索通报,加大违法寄递行为查处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倒逼企业落实安全制度,提升查控违禁物品能力水平。加强寄递信息安全保护,严防寄递企业违规使用数据。维护寄递渠道国家安全,加强跨境寄递安全监管。二是强化科技兴安。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信息研判中心,建立数据融合比对和情报研判模型,提升发现违法犯罪能力;深入推进安检机联网、安全预警等系统应用;指导寄递企业积极应用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精准发现、精准管控、精准查缉水平。三是强化落实三项制度。推进实名收寄、收寄验视和过机安检制度落地落实,推广验视留痕、人脸识别、二维码扫描等做法;督促寄递企业强化安检工作,加大过机安检环节投入,遏制寄递渠道违法犯罪活动。
(三)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机制,构筑寄递安全屏障。一是加强平安员队伍建设,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在基层营业网点设立专兼职平安员,加大举报违法犯罪奖励力度。督促企业做好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技能、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二是压实企业安全责任,健全规章制度。督促寄递企业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奖惩机制,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风险隐患,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水平。三是加强部门联合安全监管,完善工作机制。邮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联合安全检查、联合管控、联合惩戒力度。统筹各部门力量,加强寄递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完善与检察公益诉讼的协作机制,加强跨区域合作,形成整治合力。探索形成寄递安全信息共享共用、违法线索通报、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协查、责任倒查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联动共建工作机制。
【典型意义】
国家邮政局与最高检等17部门联合开展平安寄递专项行动,依法查处违法寄递行为,以遏制寄递领域违法犯罪多发势头。不断强化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加强寄递信息安全保护,完善工作机制,推进跨部门联合安全监管,增强安全防护能力,积极构筑寄递安全屏障,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动“七号检察建议”贯彻落实,多部门协同发力,优势互补,推动提升寄递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突出整治实效,提高寄递企业、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推进寄递安全领域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健全寄递行业长效治理机制,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的寄递安全保障。
典型事例二
四川、重庆检察机关建立川渝检察禁毒协作机制
【关键词】
检察禁毒 禁毒合力 跨区域协作
【基本情况】
2023年1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发《关于加强川渝检察禁毒协作的意见》,建立川渝检察机关毒品案件区域执法司法一体化机制,增强区域禁毒合力,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该《意见》包括建立协作机制、加强办案协作、强化能动履职、加强工作保障等4部分21项内容。协作机制建立后,四川省院、重庆市院在此框架下,树牢川渝禁毒一体化、工作一盘棋的整体观念,增强“1+1>2”的协作意识,积极拓展协作领域,全面落实共同打赢川渝两地禁毒人民战争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全力护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一)召开联席会议,推动机制落地见效。四川省院、重庆市院、重庆市院各分院以及成都、泸州、遂宁、乐山、宜宾、广安市院重大犯罪检察部门在重庆召开川渝检察禁毒协作启动仪式暨第一次联席会议。两地检察机关达成共识,进一步完善统筹协作、侦诉协作机制,推动形成综合集成、协同高效的双城检察禁毒一体化格局,将川渝检察禁毒协作作为工作重点,持续推动、抓出实效、做成品牌。
(二)联合挂牌督办,严惩跨区域重大毒品犯罪。四川省院、重庆市院重大犯罪检察部门先后两次联合挂牌督办3件跨区域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由于川渝地区毒品案件存在互涉毒品上下家、毒品犯罪地关联等情形,联合挂牌督办案件有力促进了两地侦检协作,推动全链条惩治毒品犯罪,确保精准从严打击跨川渝地区毒品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三)互移线索协助补证,提升办案质效。通过川渝检察禁毒协作办公室,两地检察机关已移送漏罪漏犯线索5起(次),开展补查协作6(件)次。重庆市院四分院、五分院先后向四川检察机关移送办案中发现的涉嫌非法买卖制毒原材料的人员信息、被遗漏贩卖毒品6千克的事实等相关线索,推动属地检察机关开展立案监督、追捕追诉等工作,有效避免遗漏毒品犯罪。
(四)细化毗邻地区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四川泸州市泸县、合江县检察院分别联合重庆市合川、江津区检察院及当地公安机关,共同签署检警禁毒协作实施细则。四地检警机关以禁毒工作为纽带,细化落实川渝禁毒协作机制,有效发挥了毗邻地区间检警优势互补作用,为川渝两地毗邻区域禁毒协作提供了示范样板。
(五)能动履职,提升禁毒综合治理能力。四川省院、重庆市院共同组织川渝检察机关开展“凝聚检察合力 守护无毒巴蜀”禁毒宣传活动,共制作主题宣讲视频80余个,通过线上投放同步开展宣讲,提升宣传效能。四川遂宁市检察院及辖区船山、安居区检察院与重庆市院一分院召开毗邻地区禁毒工作交流座谈会,加强人员互动交流,研讨统一两地毒品案件证据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标准。四川省院、重庆市院联合下发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提示办案风险;重庆渝北区检察院、四川邻水县检察院联合组织公安机关开展毒品、洗钱犯罪相关业务同堂培训,强化禁毒业务交流,提升惩治毒品犯罪和禁毒综合治理能力。
【典型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部署,目前处于重点突破、整体成势的关键时期。川渝两地是西部地区毒品犯罪的重要通道,涉毒犯罪区域性、流动性、关联性等特点突出。两地检察机关立足自身职责,自觉把川渝禁毒协作作为服务保障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重大犯罪检察工作的“一号工程”,建立全国首个由省级层面统筹,以打击毒品犯罪与禁毒综合治理并重,落实司法一体化的跨省域检察禁毒协作机制。检察机关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挂牌督办案件、移送漏罪漏犯线索、协助补查补证、联合禁毒宣传、人员交流互访、同堂培训等方式,不断健全完善川渝检察禁毒协作工作机制,打造做优川渝检察禁毒协作工作品牌,大力提升协作效能,汇聚区域检察禁毒合力,为川渝禁毒形势持续向好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典型事例三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毒品原植物禁种铲除工作
【关键词】
检察建议 依法能动履职 治罪与治理并重
【基本情况】
2022年是贵州省禁毒大扫除专项行动的收官之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专项行动以来的毒品犯罪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全省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毒品犯罪总体得到控制,但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案件却逐年大幅增长。通过逐个剖析案例和到一线调研,了解到近年来省内此类案件增长主要集中在某市,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涉案人员绝大部分为文盲或者小学文化水平,年龄多为50岁以上,种植地点在自留地或者自家房屋周围,种植目的多为药用、食用或者观赏。从调研数据来看,某市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呈持续高位增长态势。上述情况反映出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为,在打击治罪的同时,还要强化源头预防和治理。2022年11月,贵州省检察院向某市政府制发了检察建议并抄送省禁毒委等单位,以推动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的综合治理。
该检察建议书有针对性地提出五方面建议:一是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做到形式多样、切实有效。二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机制,加强与村干部、村民的联系,加大举报奖励力度。三是加大科技投入改善装备,采用无人机巡查,快速发现、及时查处。四是加强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建立各层级、多部门、区域间协作工作机制。五是选取特定时段开展专项行动,在罂粟播种期加强运输、市场监管,在出苗开花期开展实地检查。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主要涉事地市长明确要求全市各级政府严格认真落实检察建议事项,市政府回复了相关工作举措和成效。该市按照检察建议事项,研究制定了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多项举措,以巩固扩大“零种植”、确保“零产量”为总目标,按照“预防得住、发现得了、铲除得尽、打击得狠、追究得严”的原则,切实提高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问题的主动发现、及时踏查铲除和侦查破案能力,防止发生不法分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成效明显。
贵州省检察院还与省禁毒委、主要涉事地市政府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络机制,积极督促该市把禁毒工作做深做实。2023年3月份,贵州省检察院派员到该市召开座谈会并到多个区县实地了解禁种铲毒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调研发现,市政府已在全市各层级落实禁种铲毒责任、全覆盖开展禁种铲毒宣传、全面开展禁种铲毒踏查、全力加强督导检查;各区县均与相关单位签订协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无死角航空排查,大大提高了毒品原植物罂粟的禁种铲除效率,毒品原植物禁种铲除工作得到有力推进。
贵州省禁毒委高度重视该检察建议,通知全省各地认真开展毒品原植物禁种宣传和踏查铲毒工作,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工作不力导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问题突出的,将按照相关规定重点整治。今年1至4月份,贵州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37.3%,其中主要涉事地市同比下降82.35%。
【典型意义】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重要方式。毒品原植物作为制造毒品的重要原料,强化毒品原植物禁种铲除对于毒品犯罪源头治理意义重大。针对全省特别是某市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案件大幅增长问题,贵州检察机关深刻剖析、研判背后深层次原因,发现有关部门禁毒工作力度不够,对群众的禁种铲毒宣传不足,监管存在盲区,遂依法能动履职,及时向某市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并抄送省禁毒委,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当地政府根据检察建议多措并举,各层级、各部门密切配合,统筹力量,形成预防、打击合力,创新各种形式对群众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禁毒宣传,发动群众力量,群策群力,促使当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助推全省禁种铲除行动取得显著成效。该检察建议有力推动毒品犯罪诉源治理,充分发挥了促进社会综合治理功能,提升了法律监督质效。
典型事例四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以“数字画像”开展毒品犯罪法律监督
【关键词】
“数字画像” 涉毒犯罪 综合监督
【基本情况】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数字检察引领、撬动作用,主动作为,立足主责主业能动履职,紧盯涉毒领域,围绕涉毒领域法律监督思想上畏难、线索发现难、证据固定难等现实困境,破除消极被动观念,转向能动、系统数字监督思维。通过构建“一库数据管理、一键应用分析、一体协同办案、一案辐射延伸、一端融合治理”等“五个一”毒品类案数字化办理体系,实现精准类案监督和融合式监督,助推社会治理,成效显著。相关数字化监督模型已在湖州全市运行并向浙江全省推广,相关做法在全国重大犯罪检察条线作专题经验介绍。建成的相关数据库,涉及1407个词条,通过大数据碰撞查实毒品犯罪84人次,督促侦查机关抓获涉毒人员46人,已判决26人,其中5人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查实司法人员隐匿证据徇私枉法犯罪1件1人。
(一)数据赋能,全面构建涉毒犯罪信息网。一是打通渠道,构建海量贩毒信息数据库。建设涉毒人员“数字画像”监督线索研判系统,针对毒品案件交易对象交叉混杂、身份隐匿等特点,集中采集涉毒刑事案件中吸、贩毒人员的绰号、社交账号、金融账号、手机号码等信息。对接公安机关和湖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强戒人员信息库,实现全市吸毒强戒人员信息共享,在获取已判决涉毒人员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补充涉毒人员个性信息数据库,绘制四层级上下家关系涉毒信息网。二是数据碰撞,深挖漏案漏犯线索。采用数据分析四步走,从个案查扣的涉毒人员社交软件中检索其他疑似参与贩毒的线索和人员,将之分别与毒资支付信息、辖区吸毒人员信息库、已判决涉毒人员处罚信息库进行碰撞检索,对贩毒人员进行“数字画像”,从而对公安机关遗漏或者未能查究的贩毒事实和涉毒人员犯罪进行法律监督。在“勇闯天涯”“泡面达人”等系列贩毒案件中,梳理出毒品犯罪立案监督及追诉线索80余件。三是技术辅助,充分开展自行侦查。制定《涉毒案件“三查融合”办案机制》,针对侦查机关取证有欠缺的情形,开展自行侦查,除利用计算机技术对电子数据开展实体审查外,对多名前科劣迹人员开展提讯,突破零口供案件,巧用、善用涉案电子数据的客观性与可控性,对关联犯罪人员全面监督、铺开追查,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依法履职,增强检察监督刚性。一是强化监督意识,统一司法标准。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质效导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为方向,真正做到愿监督、敢监督、善监督。针对公安机关侦办力度不够,法院对毒品案件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对接,统一司法标准和量刑尺度,形成精准打击毒品犯罪的共识。二是依托一体履职优势,协同配合增强监督刚性。利用检察一体化履职优势,通过市区两级院上下联动,由市检察院对15名重大毒品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通知书,自上而下督促侦查履职,彰显监督刚性。三是前移监督端口,强化监督落实。借助在公安机关设立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现对毒品类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全覆盖。成立专项办案小组,采取专人跟踪、专人办理、专人介入、专人审查的方式,集中对监督案件进行动态化跟踪管理,第一时间掌握工作进展,确保文书“发得出”、人“抓得到”、案“判得了”。
(三)多措并举,提高毒品类案办理质效。一是注重释法说理。针对毒品犯罪嫌疑人辩解多、诉讼周期长等特点,检察机关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化释法说理工作,结合类案检索系统辅助精准量刑,确保追诉案件诉得准、判得牢,保证监督时效。二是加强融合监督,及时移送职务犯罪线索。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司法人员存在渎职等违规违法线索,及时移送市检察院相关部门立案侦查。如在办理万某等人贩卖毒品案中,检察机关发现某司法人员的客观行为表现异常,存在渎职嫌疑。市检察院经查证,该司法人员因与犯罪嫌疑人个人关系良好,故意不予侦查并隐匿主要证据,最终该司法人员以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三是开展专项行动,助力寄递行业治理。通过梳理辖区内发生的寄递毒品案件,向邮政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切实有效切断毒品寄递流通渠道。同时,加强对“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禁毒宣传,实现社会效果最大化。
【典型意义】
涉毒犯罪具有手段隐蔽、线索发现难、证据固定难等特点,在当今数字时代,检察机关应与时俱进,转变传统办案模式,践行数字化禁毒新举措,把大数据运用充分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以“问题导向+主动监督+数据赋能”理念,利用系统思维,借助科技手段,建立毒品类案数字化办理体系,持续解决制约禁毒工作的瓶颈问题。“数字画像”办案体系将毒品案件从“个案为主、案卷审查”的个案办理式监督拓展到“类案为主、数据赋能”的类案治理式监督,实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法律监督路径蝶变,体现“办一案、牵一串”的法律监督规模效应,对涉毒犯罪精准发现、精准打击。数字检察驱动了检察工作现代化和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数字赋能监督,精准高效锚定对象,使得毒品犯罪可防可控,禁毒工作精细化、高效化,有力推进禁毒工作纵深发展。
典型事例五
江苏省常州市检察机关推动共建禁毒公益宣传驿站
【关键词】
禁毒公益宣传 检察服务站 快递行业
【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快递行业迅猛发展,在极大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也日益多发。常州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网络+寄递”形式已成为当地毒品犯罪的重要方式,因收寄验视、实名收寄和过机安检等寄递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对相关犯罪源头打击、全面打击难度大。为强化寄递领域禁毒工作,常州市两级检察机关深化融入党建工作,以党建促业务,联合公安机关与快递企业,在常州市新北区举行“禁毒公益宣传驿站”揭牌仪式,共同为“小菜花禁毒宣传站”揭牌并为首批受聘为禁毒宣传志愿者的15名快递骑手举行出发仪式。后选择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为试点,在常州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检察服务站,为推动强化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高寄递从业人员识毒、防毒能力和禁毒法律意识等提供专业法律保障。
(一)开展走访调研,摸清行业现状。常州市检察机关依托案件办理,通过对近三年涉寄递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发现,当前通过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的现象较为多发。为贯彻落实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进一步织密寄递渠道安全屏障,强化毒品问题治理,常州市检察机关强化与公安机关和快递服务平台的协作配合,通过共建宣传基地,共同开展禁毒法律宣传。一方面,通过与公安机关、快递企业合作,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共享,大大延伸了禁毒宣传工作触角,借助于快递企业驿站这一布局密集、接触前端的载体,有利于广泛、持续、有针对性地进行禁毒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吸纳快递从业者加入,变单向普法为多元普法,实现了行业普法与全民普法的融合,大大提升了普法宣传的广泛性和实效性。联合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公安局等单位实地走访调查20余家寄递企业、快递寄存点、快递驿站,通过模拟顾客邮寄危险物品的场景测试形式,全面摸排寄递行业真实现状,发现存在对毒品甄别措施普及不到位、人员普法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内部管理存在漏洞。在摸清行业漏洞基础上,充分论证设立检察服务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续工作夯实基础。
(二)积极沟通对接,争取支持配合。鉴于新北区人民检察院辖区内的常州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是全市首个寄递行业党群服务组织,也是全省党建示范点之一,服务对象涵盖近千名快递从业人员,是全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面积最大、功能最强、覆盖人群最广的党群服务中心。常州市人民检察院遂择优确立新北区人民检察院作为设立检察服务站的试点单位。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多次走访常州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座谈交流,详细介绍检察机关在打击寄递毒品等违法犯罪方面的具体举措、工作成效等,全面了解该中心在日常运行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充分阐述检察服务站的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工作目标等,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三)扎实能动履职,精准提供法治保障。依托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检察服务站,常州检察机关持续能动履职,为强化寄递行业禁毒管控等提供一站式、个性化、全流程法治保障。一是举办“推动寄递安全,常州检察在行动”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邀请专家开展寄递领域毒品管控专题普法宣传、聘请热心公益的快递员和外卖员为志愿者等多样化方式,共同守好“小包裹”里的“大安全”。二是深化党建品牌结对共建。明确双方分别打造的“七号突击队 助力寄递安全”和“党旗红 快递畅”党建品牌进行结对共建,通过联学联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以党建引领助推在禁寄毒品等工作中实现聚合效应。三是推动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检察服务站将坚持问题导向,联合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围绕强化寄递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完善快递从业人员毒品等法律知识专门培训制度、建立健全违法寄递行为举报奖惩机制等内容,逐步推动制定出台相关制度、机制和内部规定,为实现精准管控、打击寄递毒品行为提供保障。
【典型意义】
针对寄递毒品等违法犯罪多发态势,检察机关在摸排、调研和分析行业现状的基础上,精准对接寄递行业法治需求,深化业务融合党建工作法,主动推进与公安机关、快递企业建立“禁毒公益宣传驿站”,加强与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的沟通联络,通过在该中心设立检察服务站,为相关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零距离法律服务,是强化寄递领域毒品管控、促进寄递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检察服务站通过组建志愿者队伍、开展寄递毒品法律知识专门普法及支部结对共建等能动履职举措,切实推动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要求落实落细,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为深化检邮合作提供新模式、新思路。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的通知
(2017年8月8日 法〔2017〕245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已经中央领导批准,现予印发,请你院报告浙江省委后尽快组织实施。实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
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和网络强国战略,充分发挥审判工作维护网络安全、加强网络治理、及时化解涉网纠纷的职能作用,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结合地方法院电子诉讼改革经验,现就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提出方案如下:
一、改革主要目标
按照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改革精神,根据涉网案件特点,以小范围试点创新为突破口,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总结探索涉网案件审判规律,全面再造审判流程,健全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和规则,构建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涉网案件审判机制。
(二)积极跟进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步伐,提升“互联网+”时代的司法审判能力,有效运用智能审判系统,推进线上纠纷解决平台的互联互通,节约诉讼资源,提升司法效率,方便群众诉讼。
(三)发挥人民法院对专门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司法职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等提供更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推进依法治网,深化司法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建设“智慧法院”、全面依法治国的良好形象。
二、改革主要内容
(一)依托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试点设立专门审理涉互联网案件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基层法院。
(二)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涉互联网案件:
1.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
2.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3.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
4.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
5.互联网域名纠纷;
6.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三)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以及其他员额法官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四)杭州互联网法院实行法官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情况适时进行动态调整。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从现有编制中调剂解决,其他辅助人员由杭州市帮助解决。
(五)杭州互联网法院遵循精简、高效原则,设立必要的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信息技术科等机构。纪检监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设立。
(六)杭州互联网法院经费原则上由浙江省财政保障。可暂时委托杭州市代管。
(七)杭州互联网法院实行“线上纠纷线上解决”,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但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将不具备线上审理条件的案件转换为线下审理。
(八)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工作受上级法院指导监督,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九)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大数据中心和一体化线上纠纷解决平台,推动与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社会综治、仲裁、公证、调解等法律服务平台的数据在线“点对点”对接,整合和充分运用涉互联网司法数据资源。
三、工作步骤
(一)提请中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按程序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经审议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试点实施办法组织实施。试点期限为一年。
(二)评估试点效果。试点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指导浙江省、杭州市两级法院,稳妥推进改革方案落实。试点期满,最高人民法院及时组织评估,总结经验,向中央报告改革试点情况,提出相关改革建议。
(三)推广试点经验。条件成熟时,报经中央同意,选择电商平台集中的地方增设互联网法院,扩大试点范围,推动相关诉讼制度和规则的立法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关于恢复2020年招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关于恢复2020年招聘的公告
根据现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及工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决定恢复2020年招聘工作。现委托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人员13名(书记员4名,诉服中心工作人员2名,男性安保人员5名,女性安保人员2名)。聘用制人员不具备国家公务员身份,不具备执法资格,属于辅助性岗位。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一)聘用制书记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专业、具有书记员工作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3.年龄20-30周岁(199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  4.计算机中文录入速度每分钟80字以上,正确率不低于90%,具备从事书记员工作的专业技能及一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诉服中心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专业、具有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工作或书记员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3.年龄20-30周岁(199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  4.计算机中文录入速度每分钟80字以上,正确率不低于90%,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熟悉电脑操作。
(三)安保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警校毕业或具有部队服役及司法警察从业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3.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女性身高160厘米以上;  4.年龄20-30周岁(199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
(四)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接收:  1.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治安处罚或纪律处分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得出结论的;  3.曾被辞退或开除公职的;  4.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  5.其他不适合在人民法院工作的情形。
二、报名
报名人员填写《聘用制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个人健康申报表》,发至jbfyzzc@163.com邮箱。
报名时间:2020年6月8日至6月22日。
三、资格审查和考试
(一)资格审查。初审通过人员,须本人到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出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各1份,同时提交个人简历1份和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2张。
(二)考试。考试分为初试(书记员、诉服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打字测试,安保人员进行体能测试)和面试。
现场资格审查、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四、体检和考察
体检工作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体检合格人员列为考察对象,考察内容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技能特长、一贯现实表现及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
体检、考察有关安排另行通知。
五、签订聘用合同
根据初试、面试、体检、考察情况,择优确定人选,委托劳务派遣公司签订聘用合同,派遣到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工作。
六、工资待遇
聘用制人员薪资标准参照重庆市同类人员标准执行(具体薪资标准另行通知)。住宿自理。
七、注意事项
(一)因疫情原因,本次招聘中断时间较长,已报名的考生需要在本公告确定的期限内重新提交报名材料。
(二)应聘人员须对本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或者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取消录用资格。
(三)具有相关从业经历且表现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四)联系方式: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政治部(机关党委);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28号;联系电话:023-67563969;联系人:李老师。
附件:1.聘用制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2.个人健康申报表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
2020年6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3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3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惩处,维护司法权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了现阶段执行难问题的主要表现,剖析了执行难问题的主要成因,提出在今年执行信息化突飞猛进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和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处力度。您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对我们进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这既是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央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信用惩戒的司法解释,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信用惩戒,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性进展,有效推动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加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和进一步加大对被执行人惩处力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规划推进此项工作的发展。
一、加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我们采取了下列措施予以公布,进一步提升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在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公布。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将“失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只要输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即可查询。地方各级法院按照部署,将符合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录入到最高人民法院“黑名单"库中,实时录入,实时发布,实时更新。截至2017年6月30日,已向社会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772.24万例。
二是进行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公布。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民网联合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失信金额、时间、次数、年龄等为标准,分别公布前100名失信被执行人,这进一步提升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舆论影响力。
三是在微博、微信上公布。2014年9月1日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开通“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每天曝光自然人和法人各一名,并定期曝光典型失信惩戒案例。这在更大范围内加大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信用惩戒进入“微时代"。
四是在百度搜索上公布。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百度合作,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搜索和展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有效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影响力,深化了执行信息公开。
五是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布。2015年6月,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国家发改委“信用中国"网站,积极推动全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开展信用惩戒。
六是地方法院采取多途径予以公布。许多地方法院进行创造性探索,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外,还在市民广场、车站码头、金融机构网点等公共场所电子屏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甚至通过张贴布告、发放传单、制作动漫等方式广而告之。
此外,我们还制作播出了公益广告,并开展了网络直播专项活动。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播出最高人民法院公益广告——《抵制“老赖"》,以人民群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宣传破解执行难工作进展;联手新浪、网易、腾讯、凤凰四大门户网站开展12小时全媒体直播抓“老赖"活动,在线参与互动网民超过1000万人次。
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与其他互联网媒体的合作,加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并计划在两到三年内重点做好“四个一"的影视作品宣传工作:与中国行为法学会诚信研究会(筹)合作,拍摄一部主题为《诚信在行动》,大约20-30集左右的纪录片;以商业运作为主,拍摄一部以执行工作为题材大约30集左右的电视剧;组织各高院自行筹措资金拍摄一批微电影,从中择优对外播放:拍摄一系列涉执行公益广告,推动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有计划地推进中。
二、进一步加大对被执行人惩处力度
“独木难成林"。对失信被执行人施以信用惩戒,我们没有单打独斗,而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相关联动部门的支持配合,加强失信信息共享和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形成惩戒合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为进一步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2016年9月14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共推出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是文件规格最高、涉及部门最多、覆盖领域最广、惩戒措施最全的失信联合惩戒方面的文件,这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标志着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两办《意见》出台后,我们迅速组织协调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等新媒体进行充分报道和深入解读,大力宣传《意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诚信体系、提高司法公信力、解决执行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是与多部门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为在更大范围内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推动与多部门合作,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实现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惩戒。
2014年3月20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八个部门联合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共享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各部门分别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
2016年1月20日,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中央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供签署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进行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联合惩戒部门多、力度大、影响广。
合作备忘录签订后,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相关单位纷纷在自己监管系统内发布通知,积极落实备忘录内容。财政部要求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政府采购单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在申报材料中必须有通过该网站查询到的供应商不是失信人的证明文件,对失信人参加政府采购予以限制。
2016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9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对招投标领域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招标代理活动、评标活动和招标从业活动。
三是推动实现多个“双方合作"。与多部门合作,实现在其各自主管领域、业务范围、经营活动内,实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与国家工商总局合作。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合作。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整合到被执行人信用档案中,并以信用报告的形式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查询。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失信被执行人因为纳入“黑名单",影响了信用等级,在银行贷款受到限制而主动和解,偿还债务。
与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在贷款和发放信用卡等事项上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限制。
与互联网机构合作。通过网络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给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等,推动其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比如,联合芝麻信用限制失信人申请阿里小额贷款;限制失信人通过淘宝、天猫平台购买机票、列车软卧、保险理财产品及租车、旅游、度假等服务;限制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限制失信人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的其他高消费行为。
此外,我们还与农业部、交通部、中国证监会、中编办、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中心、国家质检总局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全国工商联、银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部门合作,在相关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
2014年6月18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列车软卧车票。7月1日,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中航信购票系统购买飞机票。11月11日,春秋航空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春秋航空公司购票系统购买飞机票。2015年3月27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正式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记载于信用报告中。2015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将限制范围扩大至高铁、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车票。2015年12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016年8月,财政部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政府采购、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招投标。2017年3月9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20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从限制、审慎参考、日常监管、社会公布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各商业银行陆续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贷款、办理信息卡;芝麻信用、京东商城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淘宝、支付宝、天猫、京东商城上的消费和贷款。
截至目前,累计限制728万人次购买飞机票;限制274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车票;限制7万余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和办理信用卡124.2万余笔,避免信贷风险资金84.7亿余元。芝麻信用通过其信用平台,共对63万余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了信用评分扣减等惩戒措施,并通过互联网向其发送督促执行消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租车、贷款等超过62万人次,4.1万余名失信被执行人因此还清债务,其中7000余名失信被执行人属于长达两三年一直逃避执行的老赖。
目前我们正与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保监会等部委协商,争取共享纳税信息、退税信息、婚姻信息、低保信息、保险信息等,进一步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营造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一)》的通知
(法改组发〔202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稳妥有序推进在线诉讼,有效促进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互联网司法蓬勃发展,有效满足群众司法需求,实现“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探索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初步形成。
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司法建设的成效宣传和经验交流,最高人民法院以“互联网司法建设”为主题,选择创新力度大、落实举措实、实践效果好的相关法院典型经验,编写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一)》,现予印发。
本期案例中,有的法院打造个性化特色化电子送达新体系,有效破解“送达难”问题;有的法院创新探索“非同步审理”模式,大幅提升在线证据交换和质证灵活度;有的法院创设“共享法庭”,有效化解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有的法院完善证人在线出庭的程序机制和技术保障,保障证人在线出庭的中立性和有效性;有的法院创新数据应用标准和模式,有效保障数据安全。上述举措的共同特点,在于以人民司法需求为中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体现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和治理效能,值得各级人民法院参考借鉴。
下一步,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按照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要求,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引导、鼓励、培育基层创新,总结提炼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21年6月16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一)
目 录
【案例168】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研发案件空间系统 推广“定制式”司法服务
【案例169】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构建“集约管理+协同运作”电子送达工作新机制
【案例170】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电子卷宗改革和深度应用 打造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
【案例171】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强化技术支撑和规则制约 创新构建“异步审判”新模式
【案例172】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整合多方资源 创设“共享法庭”打造规范便捷的在线诉讼空间
【案例173】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建立“智能化、制度化、隔离实质化”的证人在线出庭作证机制
【案例174】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 实现减刑假释案件“查、控、管”一网通办
【案例175】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构建全区在线纠纷化解网络 打造诉非联动解纷新模式
【案例176】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创涉港澳案件授权见证平台 推动跨地域法律服务一体化
【案例177】重庆市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加强行业协同共治 确保在线庭审活动规范有序
【案例178】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创新数据应用标准模式 推动在线诉讼融合发展
【案例179】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司法鉴定管理平台” 创新在线司法鉴定工作新机制
改革案例第168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研发案件空间系统 推广“定制式”司法服务
为应对涉众型案件激增、庭审规模膨胀、多方对话难兼容等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结合本院实际,依托微信小程序,研发案件空间系统,进一步优化拓展“移动微法院”功能,将司法服务从固定场所、固定时间搬到随地接入、即时沟通的移动群组,实现审判执行、诉讼服务、诉源治理“多场景并行”,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一、扩容在线司法空间,实现纠纷化解加速度
案件空间系统有效丰富了法院沟通群众、解决纠纷的形式和路径,在促进调解速裁、涉众型等案件优质高效办理,推进无纸化办公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一是解决时间难凑、调解低效问题,推动调解速裁工作快速运转。通过案件空间系统实现碎片时间“微调解”,法官、法官助理与调解员联动配合,与当事人沟通顺畅,运用文字语音对话在线调解,促进当事人以非对抗方式化解矛盾。部分案件调解成功和速裁后即时签署笔录、送达文书,被告在群组内履行付款义务,从调解速裁团队受理案件到履行完毕不足10天。
二是解决人数众多、场所受限问题,推动涉众型案件妥善办理。该院涉众型案件数量大、人数多在百人以上,当事人线下集中受制于法院场所有限,线上谈话则面临端口不足等问题。案件空间系统打破线下接待和端口数量限制,可实现近百名当事人群内沟通不卡顿,文字语音对话和“禁言”等功能既维持交流秩序,又保障每名当事人陈述权利。在某案件中,审判团队运用该系统与境内外近20名投资人远程沟通、核对证据并促成调解方案,有效维护投资群体合法利益。
三是助力诉讼模式变革、工作方式转变,推动无纸化办公深度应用。案件空间系统贯穿应用于诉讼前端与后端,从审判到执行全流程,诉讼活动全程留痕,可以随时倒查,应用轻便、流程透明、私人空间安全。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已在执行线索提交、终本约谈等环节探索适用。该系统上线以来,已累计用户9759人,使用次数27837次。
二、辅助事务“异步办理”,实现诉讼服务更高效
案件空间系统利用法官和当事人的碎片化时间,在无需各方同步接触、实时回应的情况下,完成文书送达、预定开庭、领取案款等各项事务性工作,打破影响程序推进的时空壁垒,实现诉讼服务在云端异步进行。
一是推动文书送达从“当面签收”到“云端领取”的转变。依托文件传输功能,法官可在核查送达对象身份之后,通过案件空间系统在聊天群组中送达文书,由双方在各自移动端查收、签名并由法官截图确认,各方当事人无需电话预约到庭或另外确认地址邮寄送达,足不出户即可收到案件文书。
二是推动预定开庭从“单向通知”到“多向沟通”的转变。改变由法官向当事人进行“单向通知”的预定开庭模式,而是由法官在群组发布通告,引导当事人对正式开庭时间进行协商预定,避免因单向联系、间接沟通导致当事人之间出现时间冲突、反复更改开庭时间等问题。
三是推动案款发还从“线下领取”到“线上分配”的转变。执行法官在发还案款时,可利用案件空间系统为每个案件建立聊天组,当事人通过该程序完成案款分配笔录签字,并提交所需银行卡信息。在疫情防控期间,案件空间系统有效减少了来院人员聚集,降低了当事人办理领款手续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三、精准直通纠纷源头,实现诉源治理效果好
案件空间系统实现咨询问答、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发布等多种功能,有效助力“智慧诉源治理”建设。其中拓展升级的网络直播板块,顺应信息化发展新常态,走出一条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一是提供在线专业指导,前端化解纠纷。建立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对接线上指导机制,法官通过案件空间系统组织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调解组织、调解员针对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特性化需求,以在线留言、即时互动等方式从法院获取专业法律指导,促进提升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疫情期间通过该系统为调解机构组织业务培训5场,助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增强解纷实战能力。
二是精准聚焦批量案件,统一类案裁判。借助案件空间系统,围绕金融借款、物业供暖、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案件总量大而且事关民生的纠纷,与相关机构、企业、社区、群众“一对多”互动、“网对网”交流,法官开通“直播”,提供类案专项答疑、专题讲座、释明常见法律风险,“观众”扫码观看,期间可发送文字消息进行互动、查看主播和“观众”人数,通过统一类案裁判尺度,精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三是紧密对接街乡社区,回应司法需求。发挥案件空间系统辐射广泛、覆盖“诉源”的作用,及时响应基层司法服务需求,结合“京法巡回讲堂”“法律十进”等活动,开展“合作直播”“典型案例发布”等订单式服务,积极培育基层群众的尊法和守法意识,提升基层自治组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依靠科技打通司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改革案例第169号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构建“集约管理+协同运作”电子送达工作新机制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以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依托,以数据共享、服务需求、安全可控为原则,积极推行送达事务集约化改革,在整合现有送达方式基础上,上线全流程、一体化集约送达平台,打造呼应现实需求的个性化功能服务,建立“集约管理+协同运作”工作模式,推动破解“送达难”问题。2020年以来,该院送达中心累计收案9608件,涉及15626名当事人,共完成送达9323件,送达完成率97%,其中电子送达方式占比达43%,不仅缩短了送达周期,送达成功率也明显提升。
一、建立“集约管理+协同运作”工作模式,突出集成效率优势
上线一体化集约送达平台,实现对全院法律文书送达的集中管理和统一运维。
一是系统融合。依托送达系统平台,构建以法官为中心的集约送达体系,实现文书集约化送达,同时确保全程在线留痕,实现对送达过程及结果的实时监管。平台囊括法官端子系统、工单端子系统、大数据平台、外部接口集成平台、内外网数据实时交换平台等5大端口平台,涉及23个功能模块及下属共计43个子模块功能。系统数据与内网办案系统衔接,并在办案系统内设置操作端口,办案人员通过系统将文书材料及案件基础信息一键提交至送达平台,发起送达任务。送达完成后,整案送达信息生成统一格式的归档材料,通过系统自动回推至办案人员账户并发送短信提醒接收,省去办案人员多系统操作的不便,减轻95%的送达工作量。
二是功能整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线上、线下送达方式相结合的集约化管理模式,构建最优路径的一体化送达网络。将电话送达、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进行模块化组合,统一集中于集约化送达平台页面,方便办案人员根据案件情况自主选择送达方式,随时掌握案件送达信息。拆解划分原有送达流程,重新优化组合,实现各环节分工明确,各步骤有序协调,在保证送达有效性、程序完整性的同时,尽可能精简操作流程节点,真正为办案人员减负增效,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实现更多的工作输出。
三是数据聚合。依托“大数据”优势,推动信息化数据聚合共享,实现精准有效送达,节约司法成本。集约化送达平台可收集、沉淀日常运行中的送达数据并在内部共享,包括涉诉自然人、企业以及律师等的送达方式信息,与法院内网办案系统相关信息组合形成送达数据库。针对某些当事人会在不同庭室、不同案件中多次出现的情况,系统根据历史处理记录及数据库信息,迅速确定最优送达策略,大幅提高此类案件送达成功率及送达效率。
二、强化创新思维,突出特色功能需求
立足具体化现实需求,开发个性化功能服务,打造特色化送达体系。
一是推出数据修复服务。在法院和电信运营商之间构建起安全通信通道,充分利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大数据资源,对送达信息缺失的当事人实现数据修复。借助运营商合法提供的电话号码及实名认证信息等送达数据,触达“失联”当事人,大量此前只能通过邮寄、公告送达的当事人,触达后得以确认有效联系方式,提升了送达的准确性,减少了邮寄率及退件率。
二是打造闪信推送功能。根据实际情况,以短信方式提示当事人开庭信息、文书邮寄情况及权利义务风险,当事人只要点开手机即可掌握相应信息,并可实时下载保存所附法律文书,节省来院往返和等待邮寄的时间精力。在短信送达过程中,通过闪信进行推送,突出法院主体身份,提醒受送达人及时查看短信,大幅提升短信链接阅览率,有效提升送达成功率。
三是建立送达留痕机制。系统对送达全程留痕记录,方便法官随时查看送达进度、掌握送达状况,并为诉讼程序的完整性提供有力证据。办案人员通过平台建立的虚拟电信线路和当事人进行电话或者短信沟通时,操作过程全程留痕,并生成送达反馈表、通话记录、通话录音反馈给办案人员,进一步增强集约化送达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减少了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争议。
三、强化实用导向,突出配套机制保障
一是加强制度人员保障。制定出台《集约化送达工作规范(暂行)》,明确职责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细化管理标准,确保工作开展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设立专业化集约送达中心,并设置送达专员,由技术外包服务单位派员担任并驻场办公,集中负责原本由办案人员分散实施的送达工作,包括电话通知、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全方位、集约化、一体式服务内容。
二是加强技术供给保障。邀请第三方技术及服务单位工程师来院实地演示、现场教学,为一线干警开展集中应用培训4场,并在本院网站发布《功能介绍》《使用手册》供干警随时学习掌握。积极听取收集干警意见建议,不断优化系统功能,组织力量配合技术服务单位调研项目需求、研究工作流程、参与软件及服务架构设计、制定电话送达标准用语、提供电子送达文本模板,为平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加强数据安全保障。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当事人隐私信息保护,对当事人身份证号及查询获取的电话号码等隐私数据进行加密传输,杜绝数据外泄使用风险,通过技术手段确保法院内网与外网数据安全隔离,详细区分办案人员及送达专员具体的功能操作、信息查看权限,杜绝服务滥用。操作全程留痕,以工作日志辅助定位记录使用行为,且痕迹无法删改,确保数据安全。
改革案例第170号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电子卷宗改革和深度应用 打造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积极开展电子卷宗混合单套制归档改革试点工作,协同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在线庭审和庭审记录方式改革等工作,打造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切实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2020年,电子卷宗覆盖率达99.49%,电子卷宗可用率86.37%,卷宗电子化率92.93%,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30日,单套归档案件数12911件。通过以上改革,该院预计每年将减少5万册纸质卷宗材料,节省归档扫描及档案寄存业务经费约60余万元。
一、以“四个结合”促进改革任务落地生根
一是紧密结合目标任务,确保改革推进有序有力。在全面研判、征求意见基础上,确立分层分批推进改革试点的工作计划。选择立案庭诉调对接中心在全院范围内率先试点。立案庭诉调对接中心试点2个月内完成电子卷宗归档2000余件的初步目标。2021年起,新收案件已经实现电子卷宗单套制归档全覆盖,归档数量在第二批试点法院中位居前列,节省库房上架米数120余米。
二是紧密结合即时扫描,注重电子卷宗准确完整。诉讼材料标准化、规范化扫描和录入是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的基础。统一明确工作流程,要求将所有应该扫描的诉讼材料进行及时扫描录入。配置9名电子卷宗采集人员和3名电子档案整理人员,并根据案件数量动态调整人员前往法庭完成即时扫描工作。优化电子材料接收、扫描、编目、质检、复验、整理、入库等环节,确保电子卷宗扫描质量。全年归档扫描页数同比下降约20余万页,扫描费用同比减少约10%。
三是紧密结合网上立案,降低电子卷宗扫描比例。对网上立案材料采用无纸化操作,当事人提交的在线诉讼材料自动进入相应案件的电子卷宗。会同区司法局、律工委召开专项推进会,倡导辖区律所对网上提交的诉讼材料严格审核把关。立案庭设置专人辅助审核网上递交材料质量,确保在线诉讼材料的规范性。
四是紧密结合庭审改革,实现电子归档无缝衔接。认真做好庭审全程录音录像和系统“音字转换”替代书记员人工记录改革,提高开庭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庭审记录与电子材料转化的“无缝衔接”。共计办理庭审记录改革试点案件9316件,位居全市基层法院前列。
二、拓展应用场域释放改革举措多重功效
一是电子送达集约化。在在线诉讼档案“混合单套制”试点工作基础上,制定《电子送达操作流程》等文件,引导业务庭熟练掌握电子送达操作流程,开展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电子送达,切实提高办案节奏。
二是文书制作便捷化。引导法官充分运用电子卷宗系统OCR识别、案件信息自动生成、诉辩自动带入等功能,减少法官文书制作录入工作量。在编写类案文书时,引导法官充分利用电子卷宗数据识别功能,快速大批量复制类案中可供借鉴的相关段落,便捷文书撰写。
三是卷宗查阅便民化。将电子卷宗同步导入互联网诉讼服务平台,引导诉讼当事人和律师通过互联网远程阅看、打印在审案件电子卷宗,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
三、跟进配套措施提升办案一线用户体验
一是定期开展培训,提升实务操作应用能力。以技术运用、目录整理、归档操作等为内容开展“混合单套制”电子卷宗归档实务操作培训,要求参与试点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掌握电子卷宗立案整理规范,明确归档标准,做到应会尽会。拓展业务培训覆盖面,将档案部门的外包辅助人员包含扫描公司和网上质检人员纳入其中,加强在线诉讼材料录入的标准意识,防止因扫描的材料不符合技术要求而无法归档。
二是推广电子签章,减少审判事务工作负担。指定商事审判庭试点合议庭法官全流程测试各类审判文书电子签章应用,范围涵盖合议庭笔录、专业法官会议记录、裁判文书签发稿等,统一规范不同电子签章在各类法律文书上的格式和样式。通过电子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审批,实现电子文件直接在线归档,减少归档重复操作,减轻法官和书记员的工作负担。
三是及时沟通反馈,适应一线干警办案需求。建立工作台账,及时听取审判一线法官和书记员在试点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办案需求,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增强系统运用的“友好性”,努力破除制约审判质效的“中梗阻”。定期评估工作落实情况,挖掘好的做法并及时向高院职能部门汇报,努力为改革推进提供可推广的亮点举措。
改革案例第171号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强化技术支撑和规则制约 创新构建“异步审判”新模式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托“智慧审判苏州模式”建设成果,创新构建“突破时空限制的线上书面准备程序+线上或线下庭审言词辩论程序”的异步审判模式。该模式在庭前采用线上非同步、非实时方式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形成完整异步质证报告直接引入庭审环节,同时在庭前同步开展线上异步调解,有效提升证据交换效果和案件审理效率。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该院共有1196件案件适用该模式进行审理,其中87.1%的案件实现“一庭终结”,“一次庭审成功率”大幅提升,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分钟左右,简单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缩短近三分之一,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5.3%。
一、强化信息技术支撑,诉讼参与突破时空限制
一是平台功能多元化。依托无纸化办案系统自主研发线上异步审判平台,该平台具有在线诉讼意愿征集、送达地址采集、证据交换、举证质证、调解意见交互、数据提取统计等多重功能,支持移动端和PC端同步运用。适用异步审判新模式后,原先庭前证据交换需要的案件排期、送达、听证等工作由平台功能自动替代人工操作,案件可不再进行庭前听证,且有效避免了因庭前准备不充分导致的多次庭审,减少了当事人往返奔波诉累。
二是庭前参与自主化。法官结合具体案情、技术条件等因素选择适用异步审判新模式,法官助理将新收案件发布至异步审判平台并推送当事人。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根据法院短信发送的网址和登录码进入平台后,根据操作界面上的指引,可在线上传电子化诉讼材料,随时、自助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庭前证据交换。诉讼参与各方无须同时在线,当事人可以灵活选择参与时间,法官和法官助理也可以不受排期限制。在指定期限内,当事人可在多轮次对话、交涉基础上充分发表意见。
三是证据交换智能化。证据交换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屏对屏”取代传统办案模式下的“面对面”,平台设有“清单式”意见发表点选项目、新消息标注、对话弹框提醒等操作指引方式,通过“人机对话”智能引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质证、问询、答辩等关键环节。完成异步质证的案件自动生成全案异步质证报告,该报告直接引入电子卷宗供法官查阅,并可直接引入庭审笔录使用,同时支持线上、线下庭审场景应用。
二、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审理环节实现无缝衔接
一是庭前事务精细管理。法官助理负责管理在平台上进行的证据整理、举证质证、争点归纳等庭前事务,特别是引导当事人通过平台发表诉辩意见,以及围绕“证据三性”和案件争点发表意见。简单案件的全部证据、复杂案件的大部分证据的举证质证工作,均在法官助理引导下通过平台完成,避免法官开庭审理的重复劳动。法官助理的工作模式从传统的同一时间对单个案件“一对一”听证,转变为同一时间引导多个案件“一对多”异步质证。
二是庭审调查高效便捷。充分的庭前举证质证,有效避免庭审证据突袭。开庭时,法官直接询问各方当事人对自动生成的异步质证报告内容有无更改或补充,不再重复庭前举证质证内容;如果需要更改在异步质证环节发表的意见,需要说明合理理由,并经法官准许。通过异步审判平台上传的证据,除当事人要求线下查阅原件或法官认为需要线下核实原件的,不需要另行提供证据原件。
三是在线调解同步开展。在异步审判新模式下,如当事人有调解意向,法官助理可在线组织当事人调解,随时在线提供调解方案,并可选择调解方案仅对法院可见或同时对对方可见。运用异步审判平台的交互式留言功能,当事人参与调解更为便捷,并有更充分的咨询和思考时间。同时,法官助理通过查阅异步质证报告可初步把握案件走向,引导当事人充分认知诉讼风险、对裁判结果形成合理预期,进而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三、完善配套指引机制,试点运作保证规范有序
一是注重操作流程规范。根据民事诉讼规范中关于证据交换、书面质证等相关规定以及上级法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等,制定出台具体意见及操作规程,设置敏感词屏蔽、敏感图片过滤以及线上诚信诉讼承诺等功能,从操作流程、行为规范、权利限定等方面规范各诉讼主体参与异步审判的行为。
二是注重律师有效参与。以律所作为推广异步审判新模式的示范点,目前已与辖区内全部31家律所及辖区外5家律所签署共同推进协议,引导律师事务所设置专门场所和设备,指导律师操作应用异步审判平台,履行诉讼促进义务,提升诉讼参与有效性。
三是注重诉讼权利保障。异步审判新模式的适用以双方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机制的启动、流程、效果,特别是涉及当事人关键权利义务的事项均详细释明,证据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争议焦点及时告知,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专门设置“诉讼指引”模块,法官或法官助理在适用全过程中可随时向当事人发布指引内容,依法适当释明引导各方当事人诉讼行为。同时,通过平台进行的诉讼行为实时呈现、全程留痕,促进了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
改革案例第172号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整合多方资源 创设“共享法庭”打造规范便捷的在线诉讼空间
为有效拓展在线诉讼适用范围,方便部分不擅于自主利用在线诉讼平台的当事人通过在线方式参加诉讼,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共享法庭”建设,借助移动微法院、ODR等网上诉讼、解纷平台,在基层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县乡两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乡镇街道、村委会、金融邮政网点以及律师事务所等设立供当事人线上参加诉讼的场所,由当事人就近选择服务点异地参加在线庭审、调解等线上诉讼活动,助力当事人跨越“数字鸿沟”,让更多群众享受智慧法院建设带来的“数字红利”。目前已建立83个“共享法庭”服务点,协助完成调解15次,开展跨域庭审23次,人均节约诉讼用时近3小时,有效提升当事人诉讼获得感。
一、坚持目标导向,共享“数字红利”
一是分批次推进共享法庭全覆盖。由丽水中院牵头、辖区各基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确定,按照一人一点一张网模式设置,第一批覆盖基层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县乡矛调中心、律师事务所以及乡镇街道、村委会、金融邮政网点等83个服务点,形成三级联动网格系统,实现专人提供专业服务、开展线上庭审。在第一批共享法庭基础上,按照成熟一批、落地一批、公布一批的原则增加共享法庭服务点,逐步实现辖区内人民法院、人民法庭、矛调中心、律师事务所,和乡镇街道、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两个全覆盖”。
二是多层次畅通共享法庭使用渠道。优化共享法庭使用申请流程,当事人可以依照诉讼材料中载明的申请事宜,联系承办法官或“12368”服务平台,申请在共享法庭服务点参加异地线上庭审,法院收到申请后根据案件情况作出答复,同意的即告知共享法庭服务点人员信息,并协调相应服务点人员做好庭前准备。同时,积极开发共享法庭调度系统,便于当事人和法官科学、高效完成申请、批转等流程。
三是分阶段完善共享法庭新职能。根据当事人实际需求,不断拓展完善共享法庭功能职责,为当事人提供在线调解、网上立案、诉讼咨询、证人在线作证、法治宣传等多元化的“家门口的诉讼服务”,帮助当事人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纠纷。同时,在场地、设施条件允许的服务点,增加智能服务设备,通过人机对话形式完成网上立案、法律咨询、诉讼指南、诉讼风险评估等诉讼事项,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诉讼需求。
二、坚持服务导向,释放“数字活力”
一是技术保障更到位。在共享法庭标准化配备电子签名板、高拍仪、语音识别声卡等技术设备,依托移动微法院、ODR等线上诉讼、解纷平台,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在线诉讼服务。打通数据壁垒,创造性、低成本组建远程庭审场景,实现在线证据交换、电子笔录确认等直接回传至内网办案办公平台,相应庭审视频数据直接对接数字法庭系统,有效提高庭审效率。
二是庭审秩序更规范。在共享法庭服务点设置专门庭审场所,有效解决移动端开庭时存在的环境嘈杂、庭审不严肃等问题。同时,制作共享法庭操作指引和视频,定期组织各服务点管理员开展操作培训,制定共享法庭庭审规范,落实管理人责任,配备专业技术团队为共享法庭提供技术支持,避免因技术原因导致庭审中断,全方位保障线上庭审顺利进行。
三是证人作证更便捷。证人就近到共享法庭在线异地作证,在相关工作人员监督下按要求进入线上庭审,确保证人在作证前后不旁听案件审理,以空间上、程序上的隔离保障证人独立,既解决了证人因增加成本而不愿出庭作证的难题,又保证了证人作证的有效性。
三、坚持效果导向,跨越“数字鸿沟”
一是跨空间资源整合。共享法庭服务点绝大部分设置在乡镇街道、矛调中心、律师事务所、村委会、邮政、银行等地,利用了现有的人员、场地和设备,基本实现在不投入新的人力、物力条件下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高效利用。同时,两级法院均确定联络员负责共享法庭相关协调工作,各共享法庭服务点确定管理员协助当事人完成线上庭审操作,确保熟练掌握技巧,为共享法庭当事人提供庭审保障。
二是跨部门协同办理。紧紧依靠各地党委领导,建立健全“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将共享法庭作为“落脚点”,整合仲裁、调解、行政机关等法律服务资源,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构建以人民法院为终端的“漏斗型”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三是跨时段总结提升。建立“日提示、周通报、月分析”工作模式和管理机制,实时整理更新共享法庭服务点信息,及时总结共享法庭运行情况和实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针对性提出完善措施,推动提高共享法庭使用率,争取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推广适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改革案例第173号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建立“智能化、制度化、隔离实质化”的证人在线出庭作证机制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民事诉讼证人在线出庭作证的实施办法(试行)》,严格把握实用性、规范性、独立性导向,推动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走向智能化、制度化、隔离实质化,切实便利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有效提升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一、以实用性为技术导向,推动证人出庭走向智能化
一是多样化平台确保证人在线出庭作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证人参与能力,为证人在线出庭作证提供多种平台选择,方便证人就地参与诉讼,节省证人出庭作证成本。全面推广移动微法院,增配5个“云上法庭”、8个微法院法庭,开设1个互联网法庭,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现已通过各平台开展证人在线出庭作证65人次。
二是多重化验证确保证人身份真实。运用生物特征识别、证件证照比对等技术识别和确认在线出庭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前后两次验证证人身份信息。证人作证前通过网络实名认证、法院线下认证等方式完成实名认证,法官对证人身份进行审查。证人进入在线出庭作证平台后,再次通过身份信息确认、证照比对进行精准核对,避免他人假冒证人提供虚假证言。
三是全信号掌控维护庭审活动权威。按照线下出庭作证流程开展在线作证,要求证人全程遵守庭审纪律,依照庭审规则陈述证言,接受询问等,切实增强仪式感。作证过程中,音视频信号连接由法官掌控,一旦发生其他人员在远程场所干扰庭审、指挥证人、证人随意切断或离开视频画面、当事人诱导证人等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法官可立即停止在线作证程序,并视情取消证人作证资格,已及时制止不当行为近20次。
二、以规范性为价值导向,推动在线作证走向制度化
一是正反结合,明确在线作证适用范围。一方面,以“列举+概括兜底”方式,规定在线作证适用于“在线方式进行庭审的案件”“出庭作证成本过高”“证人因健康原因、交通不便、不可抗力等不能出庭”等6种情形。另一方面,为防止虚假诉讼和在线作证适用泛化,从审理程序、证人情况、当事人诉讼表现等方面做出反向限制,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的案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或证人系职业放贷人、失信被执行人、诚信诉讼码为黄码或红码、滥诉行为人等有不诚信诉讼可能的”“一方申请以在线方式出庭作证的证人超过3人”等7种情形下,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般不得适用在线方式进行。
二是形实相叠,确保证人如实作证。制作证人保证书模板即《证人誓词》,运用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要求证人在线签署,并当庭宣读证人誓词,证人在作证过程中保持站立姿势,确保至少上半身完全显示在视频画面的合理区域,全程录音录像并在线传送至数字法庭,庭审记录以录音录像为准,从形式上强化如实作证威慑。及时制止证人具有偏向性的主观臆测和评判,一旦发现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等。
三是先后分步,保障当事人异议权。以实际需求和规范审查为指引,证人申请在线作证,经初步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征询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可以在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并说明理由。异议成立的,不予准许证人在线作证,并通知其线下出庭作证,异议不成立则向证人送达《在线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人。试点以来,因当事人异议成立,通知证人线下出庭14人次。
四是灵活机动,优化法庭审理流程。证人出庭作证以全流程一次性审理为原则,但为方便证人出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庭审环节,如提前作证以减少等候时间。在必要情况下,准许证人在法庭调查等其他庭审环节之外另行在线作证。目前,共在19件案件中单独进行证人在线作证。
三、以独立性为目标导向,推动隔离规则走向实质化
一是程序隔离,防止旁听庭审。证人进入在线作证平台由法官引导或发起。在集中进行的庭审过程中,法官在证人出庭作证环节方将证人引入移动微法院、互联网法庭,或向证人发送邀请码,允许其进入“云上法庭”平台,作证完毕后,证人立即退出在线诉讼平台,保证证人不旁听案件审理。
二是物理隔离,指定作证场所。建立指定场所在线作证规则,对于“对方当事人提出合理理由认为证人作证可能受他人指挥”“有多个证人需要在线出庭作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在非本院指定场所进行在线诉讼”等4种情形,规定证人应当前往法院指定场所,在指定场所工作人员监督下开展线上作证。可供选择的指定场所包括其他法院审判法庭、司法所、县(区)乡(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村(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等。
三是虚拟隔离,设置线上候审室。根据现有技术条件,在庭审开始后证人作证前,由书记员或法官助理通过微信、钉钉等在线通讯软件发起与证人视频连线,作为线上候审室,实现证人在线候审,候审期间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与他人通讯或非必要交谈。
改革案例第174号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 实现减刑假释案件“查、控、管”一网通办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大力加强在线诉讼,扎实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在全国率先建成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并全面投入应用,形成以网上办案、远程开庭、电子送达、电子卷宗流转应用等为载体的全流程信息化办案模式,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全程网上流转、实时留痕,2018年以来共通过信息化办案平台审理减刑假释案件26037件,法官年人均结案数达1300余件。
一、互联互通推进“三智”,着力提升效率
自主研发建设全国首个减刑假释信息化平台,通过“一个数据库、一个平台、三个系统”,即服刑人员电子档案数据库、办案平台、网上公开公示系统、信息交换与互联系统、运营保障系统,实现监狱网上报送、法院网上审理、检察院网上监督,全面互联互通。
一是智联流转。该平台以业务协同办理、流程全面覆盖、数据即时传输、信息互享互通为特点,所有减刑假释案件均通过办案平台流转、案件信息均从平台抓取。监狱机关形成案件材料数据包,通过平台发送法院报请立案,法院全程在网上平台完成立案审查、信息公示、案件审理、数据回传、卷宗归档等5项流程,彻底摆脱过去“搬运卷宗、押解罪犯”的困扰,案件办理全面实现信息化、无纸化。
二是智慧立案。针对减刑假释案件批量集中的特点,合肥中院开发出“批量”作业模式,实现监狱机关批量移送案件、法院批量立案、立案庭一键移送,大大减轻工作量。减刑假释案件每批上百件,传统手工录入方式效率低、错误率高。通过办案平台批量作业,立案部门只需在减刑假释平台上点击“接收”按钮,就能接收监狱机关网上报送的压缩数据包,并通过系统自动比对相关信息,自动完成案件信息录入,无需逐案录入、逐案移送,上百个案件几分钟即可完成立案,准确率达100%。
三是智能办案。承办人网上接收案件后,通过网上阅卷,依次审查案件材料,对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只需点击“生成文书”按钮,平台当即自动生成含有当事人基本信息的裁定文书、审理报告、合议笔录、送达回证等法律文书,承办人只需对案件事实部分进行完善即可完成法律文书的撰写。承办人及合议庭成员通过电子签章一键完成电子签名后,相关法律文书即可在系统上批量加盖电子章,并自动转化成PDF格式,通过办案平台向监狱机关送达。
二、远程办案推进“三减”,着力优化资源
合肥中院在安徽省率先建成高清数字化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在辖区11所监狱建成远程视频科技法庭,法院可随时连接辖区监狱,优化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
一是减少在途时间。改变传统狱内开庭模式,做到随时报请、随时开庭,有效解决入监开庭路途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2018年以来,通过远程视频科技法庭开庭审理案件1551件,占开庭审理案件总数的91.3%。
二是缩减空间距离。为方便异地法院赴合肥狱内开庭、提审,合肥中院秉持服务全国、异地共享的原则,全面开放平台端口,为全国60余家法院提供远程庭审157次,平台建设成果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三是减省人力成本。远程庭审、提审“面对面”,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使用智能庭审语音识别系统进行笔录转换,形成庭审笔录。庭审结束后,书记员通过平台向监狱法庭传输笔录等法律文书,由罪犯对笔录、送达回证等签名确认,并通过平台回传,有效缓解监狱机关犯人押解压力,减轻办案人员远途开庭辛劳。
三、智能辅助推进“三化”,着力加强管理
合肥中院着力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切实辅助法官办案,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一是管理精细化。坚持以信息化手段促规范、助提升,通过办案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电子存档和监管,实现案件办理全程、动态、精准监管。在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基础上,合肥中院自主研发建成减刑假释案件电子档案自动归档系统,案件立案后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案件审结后电子卷宗网上自动归档。2017年5月,合肥中院独立开发设计的减刑假释办案平台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二是类案集约化。按照类案审判要求,建立减刑假释案件文书专库,预设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等8大类文书模板,并以罪犯电子档案为基础,自动生成程序性文书。法律文书制作时,系统通过大数据处理,抓取相应信息,可自动生成80%以上的内容,并向承办人推送“本院认为”部分参阅信息,既为承办人提供参考,又确保法律和政策适用精准统一。
三是监督透明化。法院、检察机关、监狱机关通过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对每一起减刑假释案件全程联合监督,案件流转全程可见、可查、可控。案件承办人、合议庭成员乃至庭长、分管副院长均有权限在办案平台上点阅案件、查阅卷宗材料,有效填补承办人片面汇报、选择性汇报漏洞,强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监督和院庭长监督。案件审理时,可通过本院数字法庭管理系统实时观看庭审,并同步在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
改革案例第175号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构建全区在线纠纷化解网络 打造诉非联动解纷新模式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诉源减量工程,充分运用自主研发的“好厝边”(闽南方言“好邻居”之意)在线诉前解纷平台,构建诉讼前有效疏导和分流矛盾纠纷新机制,探索形成共治保障、智治支撑、数治管控“三治融合”的全领域、全业务、全流程诉非联动解纷新平台。2019年以来新收诉讼案件逐渐下降,扭转收案年均增长近20%的态势,诉源治理成效初显。
一、共治保障,全领域线上联动一链通办
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建立翔安区诉非联动中心,形成1个区级中心、5个镇街分中心、N个调解组织的“1+5+N”多元解纷网络,促使48%的纠纷化解在诉前,实现源头减量。
一是纠纷分拣。突破部门信息壁垒,畅通全区32家联动单位,构建全区在线纠纷化解网络,集中受理、登记、分流纠纷。整合全区调解力量,建立调解人才智库,汇集人民调解员、律师、公证员、基层社区工作者等调解力量,构建道路交通、物业、婚姻家事、劳动争议等专业化调解平台,形成层次丰富、各有专长的多元解纷体系。目前登记在册调解员136人,构建纠纷“筛查过滤网”和“中转分流战”,由调解统筹员根据纠纷属地、类型,制定纠纷化解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线上一键委派调解员。提供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功能,电子卷宗材料同步流转至调解员,由调解员异地登录系统,运用电子卷宗进行无纸化调解。
二是联调联动。纠纷化解“关口”前移,联动单位主动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化解,发挥基层司法所、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调解前沿阵地,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解决在一线、消除在萌芽。对单家单位无法化解的纠纷,组成线上调解组,由相关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纠纷化解。联合区司法局、工商联等五家单位成立涉企纠纷诉非联动工作室,依托商会设立联络点辐射辖区所有企业,优化涉企纠纷诉非衔接调处机制,涉企工作室调处纠纷86件。
三是成果固定。建立线上法官工作室,法官在线靠前指导调解,调解成功后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一键申请转在线司法确认,法官通过移动微法院向当事人电子送达司法确认裁定书,共办理在线司法确认407件。做好未化解纠纷转为诉讼案件的衔接工作,诉前调解过程全程留痕、一键可查。
二、智治支撑,全业务指尖解纷一步到位
打造“指尖解纷”新模式,平台涵盖在线调解、集约送达、司法确认、电子卷宗应用、解纷流程管理等功能,不断完善用户体验,满足当事人便捷多元的解纷需求。
一是支持多元在线解纷形式。平台支持远程视频同时、分时调解和异步调解,便利当事人随时随地参与调解,开展在线调解152场。引入公证机构、鉴定机构、律师服务等平台,婚姻家事纠纷可对接妇联、关工委、社区等组织,嵌入心理干预、冷静期、财产申报和家事调查等多种手段,完善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婚姻冷静期、案后回访等制度。
二是提供便捷公共法律服务。实现在线申请立案、保全申请、材料上传、在线缴费退费、实时查询纠纷解决进度、在线申请开具生效证明及在线监督等多项业务,采取问卷点选的方式采集案情,自动生成格式化起诉状,有效解决部分当事人撰写诉状困难等问题。办理在线立案859件,在线立案率24.55%,实现网上胜诉退费257万余元,自助生成生效证明161份。
三是嵌入生动普法宣传内容。平台提供诉讼风险智能评估功能,自动生成诉讼费用预估和风险评估报告,帮助当事人识别和避免常见诉讼风险。平台实时播放展示最新法律资讯和新闻动态、普法实例、法律法规,提供链接可切入中国裁判文书网、庭审直播网、法律法规查询系统,可进行常用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检索,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自助法律服务。
三、数治管控,全流程风险预警一网可视
平台嵌入“数助决策”应用,深度挖掘司法数据资源,依托“数助决策”实践基地,加强数据分析研判,全程管理、精准指导。
一是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推进“好厝边”平台与综治信息、信访、网格服务平台的数据融通,打通“好厝边”平台与法院内部司法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壁垒,对无法在诉前化解的纠纷,诉前形成的数据资料生成诉前调查报告,直接导入诉讼阶段,促使纠纷在正式立案后,平均庭审时间缩短三分之一,平均审理时间同比减少32.57%,有效提高当庭宣判率。
二是流程监管,智能评估。构建基于司法大数据的诉前解纷评估体系,明确各环节的办理标准,将各项制度性文件直接转化为平台信息节点,实现解纷流程动态监管,形成工作数据进行电子化绩效管理,将诉非联动纠纷化解作为综治考评重要内容。
三是社会管控,源头预警。加强大数据分析运用,全方位预警不稳定信息,形成风险全息感知、超前响应、精准处置,为政府诉源治理、综治维稳提供预警预判提供支撑。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分析发布机制,对矛盾高发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研判,定期形成分析报告,向党委政府提出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实现风险防控源头化,助力决策科学化、解纷精准化、服务高效化。
改革案例第176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创涉港澳案件授权见证平台 推动跨地域法律服务一体化
为解决涉港澳案件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序繁琐、成本较高、耗时过长等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预约服务、跨境授权、身份验证、远程视频、在线见证、全程留痕”加“司法审核”功能为一体的全国法院首个涉港澳案件授权见证平台-- “AOL授权见证通”(以下简称授权见证通),运用“实景技术”和“在线平台”为法官、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提供突破时空限制的授权见证服务。
一、打造多功能、人性化、高效率的授权见证系统平台
一是系统整合授权见证流程环节。传统的港澳当事人授权委托需办理公证或见证手续,线下操作、多次奔跑,耗时近30天。涉港澳授权见证通突破时空限制,彻底改变传统线下授权见证工作模式。港澳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只需要在约定时间登陆“广州微法院”微信小程序,便可进入该平台,在法官见证下授权委托,在线完成承诺函宣读、委托书宣读、电子签章等必经程序后,即可实现授权委托。整个跨境授权见证过程几分钟即可完成,为港澳当事人完成授权委托按下“快进键”。
二是低成本打通应用环节。当前内地公证费用大概是三、五百元,港澳律师见证授权委托费用至少三、五千元。应用在线授权见证通后,在线认证完全免费,大幅节省港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成本。2020年“战疫”期间,该平台“大显身手”,多个案件借助“授权见证通”完成相关授权见证手续,原本因疫情搁置的案件得以顺利进行。
三是高效率实现跨境服务。港澳当事人以往常常需要长途跋涉,跨境至内地办理授权委托手续。但运用授权见证通,对跨境授权进行在线见证,实现人不出户即可“隔空”完成授权委托,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自授权见证通上线以来,已有516件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该平台成功实现在线授权见证,其中包括百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叙利亚、越南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当事人,极大提升境外当事人司法获得感,展示了中国的司法智慧和法院担当。
二、深度融合前沿技术实现平台有效安全可追溯
一是5G加持完善实时数据传输。利用5G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快、稳定性高、容量大的特点,夯实信息传输技术基础建设,借助超高清流媒体等技术,破解在线授权见证过程中网络不稳定、画面清晰度低等问题,使港澳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法官三方实现信息同时、同步、高清画质传输,跨越式提升在线授权见证的体验感,完美实现线上线下同质化服务。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设计,能满足不少于50个“线上虚拟见证室”同时进行授权见证,有效应对多案多人同时在线操作。
二是多重技术叠加塑造超强安全防护。通过多重身份认证,从源头确保授权委托真实可信。结合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标准、区块链技术、数据存储备份,建立起网络安全、交互安全和存储安全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保障机制,实现数据“可用不可改”,材料“可验不可变”,从机理保障授权见证全程数据的安全可靠。
三是可视化智能存储全程留痕。平台对整个授权见证过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实时业务日志记录,音视频文件通过后台服务器实时存储于法院内网服务管理平台,业务日志通过广州市司法区块链--“网通法链”实时上链。授权见证结束后,委托过程形成的音视频等数据经加密后,采用分布数存储与集中式存储相结合方式自动保存至中央大容量存储服务器。办案人员可随时登录后台服务器查看,并支持刻录成光盘入卷,为后期案件审判过程提供证据材料,也可为当事人提供业务溯源、文书校验、智能提取等便利服务。
三、强化规范开放共享推动应用延伸
一是明确标准强化规范指引。制定“授权见证通”平台使用规定,明确准入标准、操作流程、风险防范等10个方面具体内容,如授权见证通的适用可由当事人申请适用,或由人民法院建议适用,并赋予诉讼代理人审慎核查当事人身份义务等。制定“授权见证通”操作指引,上传授权委托书模板,并录制详细操作示范视频,全部内置于“广州微法院”微信小程序,图文并茂介绍引导,简单化操作、智能化提示,既充分体现授权见证平台的规范性、服务性、便利性,也有力保障授权见证程序的标准透明、权威高效。
二是共建共享汇聚司法合力。坚持以开放、共建姿态分享建设成果和方案,汇聚湾区法院智慧司法合力,助力平台在推广应用中不断完善,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法律服务一体化建设工作。2020年6月10日正式向社会公众推介授权见证通平台后,广州中院不断完善授权见证工作机制,积极分享建设成果,相继在全省法院推介,深入推动司法为民优秀实践。目前该平台已在24家大湾区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青岛中院使用。
三是系统集成推动应用延伸。不断优化和完善授权见证通配套机制,加强与智慧法院其他建设成果的技术集成,创新拓展授权见证平台的应用场景。在与现有审判业务系统对接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网上立案、ODR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电子送达以及多语种实时翻译等功能的衔接、整合与重塑,探索推进与区际司法协助管理系统的协作兼容,着力构建境内境外双向授权机制,最大化发挥并延伸平台作用,推动实现跨境纠纷全程在线解决,服务跨境纠纷“一站式”解决,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司法服务和法治保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示范高地。
改革案例第177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加强行业协同共治 确保在线庭审活动规范有序
针对在线庭审易出现的庭审纪律问题,重庆市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加强与有关组织协同共治、突出规制重心、强调技术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的庭审纪律保障体系,有效规范在线庭审行为、严肃在线庭审纪律。
一、法院律协共建合作机制,合力规范在线庭审纪律
一是共同明确在线庭审行为规范。与市律协签订《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加强法律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律师着装、庭审行为等在线庭审纪律要求,为诉讼参加人提供明确、系统的在线庭审行为规范,最大程度避免在线庭审可能出现的随意喧哗、接打电话、多人围观等不规范行为,强化在线庭审仪式感,确保在线庭审活动神圣庄严。
二是构建在线庭审纪律反馈机制。与市律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将在线庭审中发现的律师不遵守庭审纪律等问题向市律协反馈,适时召开座谈会共同讨论研究,听取市律协意见建议,及时完善、调整在线庭审纪律规范,确保在线庭审严肃高效。
三是增强在线庭审纪律规范认同。主动加强与市律协业务交流,共同培育法律思维、提高业务能力,增强律师对在线庭审纪律规范的认同,进而发挥法律共同体的力量,引导当事人认同、尊重、遵守庭审纪律规范,维护在线庭审活动正常秩序。
四是加强在线庭审纪律正面引领。积极与市律协共同宣传在线庭审中尊重法庭权威、遵守法庭纪律的典型案例,通过正面宣传,引导律师、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树立在线庭审行为规范,形成在线庭审行为准则,助力形成遵守在线庭审纪律的行为自觉。
二、大力破解信息技术难题,维护在线庭审庄严权威
一是联合搭建“云庭审”专区,营造庄重严肃的庭审环境。针对在线庭审粗放化、不规范化等问题,该院联合市律协及重庆多家律所共同开通“云庭审·律师端”专区,联合市银行业协会率先在光大、华夏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开通“金融云法庭”专区。根据律所、银行等机构实际情况,明确各机构设置的“云庭审”专区应当悬挂国徽,摆放席位人员名称,确保在线庭审场所规范庄重。要求庭审专区采用4000K色温的人工光源,显色指数(Ra)≤95%,门窗、墙面采用隔音效果较好的材料,在门窗关闭的情况下室内隔音量至少达到47dB,确保在线庭审专区的照明、音视频系统效果,营造庄重严肃的庭审环境,避免诉讼参与人随意脱离视屏画面、无关人员随意进入视频画面等不规范行为。
二是破解技术难题,确保在线庭审活动顺畅有序。为及时客观记录在线庭审情况,避免在线庭审结束后线下签名确认庭审笔录,督促诉讼参与人规范庭审行为,该院加强技术攻关,破解在线庭审中遇到的在线签名、在线送达等技术难题,让当事人对实时上传的电子庭审笔录确认无误后,即可通过电子签名和指纹捺印予以在线确认。
三是整合各类信息系统资源,确保在线庭审行为规范。为避免各类在线庭审系统的不同操作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不便,减少信息系统资源浪费,该院将自有的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与重庆法院“易诉”平台对接,进行端口互联互通和数据交互,实现“一个端口登录、两个系统整合并用”,让当事人在线参加庭审更加快捷方便,在线庭审更加规范有序。目前,该院正积极探索在线庭审系统与中国移动微法院的互联互通和电子签名区块链认证技术,以期实现更高水平、更加规范的在线庭审。
三、强化在线庭审纪律监督,确保在线庭审规范有序
一是自主研发“庭审智能巡查系统”,强化内部监督。该院与技术公司合作,依托百度图像识别平台及高清数字法庭技术,采用体征检测、轨迹分析、声音采集等信息化手段,自主研发“庭审智能巡查系统”,通过对在线庭审录音录像视频数据识别分析,智能判断在线庭审参与人是否存在接打电话、中途离席、异常喧哗等违反庭审纪律行为,并实时推送疑似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核查。将律师纳入系统巡查范围,实现在线庭审纪律人员监督全覆盖。该系统运行以来,累计巡查案件6877件,提示疑似风险信息1189条,经核实均无风险。
二是主动引入社会监督力量,接受外部监督。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对在线庭审中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法院向律协提出司法建议并移交证据材料,由律协立案调查,依法惩戒,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法院。建立第三方评价监督机制,通过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等社会各界人士查看在线庭审录音录像、旁听在线庭审等方式,对在线庭审进行评价监督,促使在线庭审纪律得以有效遵守、在线庭审行为更加规范。
改革案例第178号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创新数据应用标准模式 推动在线诉讼融合发展
四川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立足司法数据核心,创制数据应用标准、拓展数据交互场景、保障数据共享安全,构建全流程无纸化、全案由智能化、全时空交互化的在线诉讼模式,持续提升在线诉讼应用效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互联网司法获得感。
一、构建标准化管理体系,奠定数据应用基础
制定统一的司法数据接入、过程管理标准,确保数据应用规范。
一是制定第三方数据对接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法院外第三方数据调用和对接准则”,细化制定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据材料、诉讼文书等36种不同类型和调解、立案、庭审等诉讼环节的电子数据在安全传输、接口对接、数据管理、代码技术等方面的业务标准,强化数据入口管理。银行、保险、小额借贷公司等第三方平台按照该技术标准完成自身内部系统改造并经法院认证后,可实现与法院在线诉讼平台底层对接。
二是制定电子化诉讼材料准入标准。按照在线诉讼应用要求,明确文档、视频、音频、图片等电子化诉讼材料的格式标准,对起诉、诉中等各环节线上诉讼材料的容量、清晰度、完整性等进行自动识别、提示,并实现对扫描、拍摄不规范材料的自动校正,确保电子化材料可应用。
三是建立全民事案由办理节点流转标准。在“天府智法院·融e诉”在线诉讼平台配置标准化数据节点,实现全民事案由案件均可在线起诉、在线审理、在线送达、在线申请执行。针对性设计金融借款、民间借贷等类型化案件办理流程标准,实现从立案到结案全流程要素式审理。2020年以来,通过平台提起诉讼40余种案由、3086件案件。
四是建立卷宗材料数据化管理标准。建立诉讼材料数字化处理中心、归集流转中心,细化梳理智能电子卷宗三级目录,对当事人线上、线下提交的诉讼材料集约进行自动编目、排序和规范化管理,法官审理案件主要通过电子卷宗进行,卷宗材料实现一次扫描、一键归档。
二、构建多向度交互场景,提升数据应用效能
推动不同平台间数据交互,实现直接推送、线上线下、同步异步诉讼。
一是实现批量案件一键起诉、一键应诉。结合辖区内互联网金融等纠纷发展快、规模大的情况,着力解决四川新网银行、平安银行等金融机构海量诉讼需求,通过底层数据对接模式实现类案纠纷一键批量起诉、电子证据一键实时交互、司法文书一键智能送达。2020年以来,社会平台通过底层数据对接直接推送立案1711件。
二是促进法院内外网办案平台数据融合。建立法院外网与内网办案平台数据融合交互机制,当事人通过“天府智法院·融e诉”在线诉讼平台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平台上产生的办案流程数据,均可无障、实时一致交互至内网办案平台。内网办案平台上的案件基本信息、审判监督管理要求和其他需要交互的诉讼材料也可在“天府智法院·融e诉”同步体现。法官、当事人仅需登陆一个平台,即可掌握案件全部信息。
三是深化平台数据共享辅助功能设计。借力人工智能、OCR识别等技术,实现案件管辖与案由自动识别。制定当事人线上阅卷规则,完善平台功能设计,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梳理构建案件可视化流程图,实现数据从立案起诉、证据交换、开庭审理、文书生成等全流程一体应用、一图展示。设计研发内容检索、智能定位、文件批注等80余项辅助功能,实现随时记录、全程留痕,提升法官线上办案体验。
三、构建在线诉讼防火墙,确保数据应用安全
完善制度规范、强化技术保障,筑牢在线诉讼防火墙,保障平台和数据安全。
一是深度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可信保护。深度转化应用最高法院“互联网审判可信操作”司法链应用试点成果,全面强化区块链技术应用,确保诉讼材料安全、可信。内外网办案平台与区块链平台对接,完善上链证据交互和采信规则。推动司法文书、电子签章及签名等业务流程电子数据实时记录存证,并提供校验服务。2020年以来,法院记录存证数据1863次。
二是实行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实现精准保护。探索建立电子数据分级分类保护机制,明确数据安全级别,完善数据安全监控、警示、阻断功能。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对外公开的案件,系统自动判断并禁止复制拷贝或与外网数据交互、共享。对合议庭笔录等非当事人提供数据信息,以及不宜公开的案件敏感信息,通过技术加密存储。对通过接口调用、批量推送方式交互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采用隐名、马赛克、删除等方式进行脱敏处理。
三是建立应急恢复机制,实现预防保护。制定数据存储备份及灾难恢复策略,明确数据备份和恢复流程,防止数据丢失,确保数据可恢复。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组建专门技术团队,确保发生或可能发生数据安全事件风险时,可按程序迅速升级防护级别、采取防护措施,保障数据采集、交互、存储、处理等全生命周期安全。
改革案例第179号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司法鉴定管理平台” 创新在线司法鉴定工作新模式
为有效破解委托鉴定案件数量剧增、司法鉴定质量不高、鉴定机构管理缺失、司法鉴定周期过长等问题,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司法技术工作和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构建在线司法鉴定工作新模式,三年来,直接办理的司法委托鉴定案件同比下降93.57%,两级法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完成时间和涉司法鉴定案件结案时间同比分别下降10天和20天,司法委托鉴定意见采纳率上升25%。
一、抓好组织部署融合
坚持改革引领、科技支撑,构建司法鉴定工作新理念新机制新架构。
一是确立“改革+科技”整体推进思路。紧盯司法技术鉴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注重发挥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两大动能助推作用,把运用改革方式破解难题和运用信息化手段支撑改革有机统一起来,深入调研论证形成“通过下放司法鉴定委托权和借力信息化手段,促进破解司法鉴定工作难题,服务保障案件质效提升”工作思路。
二是坚持“统一+分级”总体规划部署。制定《关于司法技术工作体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将原来市中院统一负责两级法院委托鉴定案件模式,改为两级法院分层级负责委托鉴定案件办理模式,市中院只负责本院司法鉴定案件及全市法院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精神病鉴定案件,其余司法鉴定案件全部交由基层法院依法对外委托,同时明确市中院对两级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承担培训、指导和监督职责,对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做出具体规定,为总体推进司法鉴定工作机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应用提供了规范依据。
三是建立“机构+人员”一体工作机构。根据改革任务需要,在辖区基层法院设置司法技术机构和岗位,配备2人以上专责人员,与立案庭合署办公,规定可以由立案庭负责人兼任司法技术机构负责人,为一体推进工作任务落实奠定了组织和人员基础。
二、推进工作机制融合
开发、建设和投用“司法鉴定管理平台”,努力提升司法鉴定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一是全面推行司法鉴定事务网上通办。两级法院全部实现司法鉴定请求网上提交、鉴定资料网上上传、鉴定机构网上选定、鉴定意见网上送达、鉴定文书自动生成、鉴定过程全程记录,2020年以来共处理网上鉴定申请1500件次,收集上传鉴定资料5000余份,网上选定鉴定机构1500余次,出具送达鉴定意见1485件次,既减轻了当事人诉累,又提升了案件办理质效,还防范了廉政风险,得到当事人、鉴定机构和法官干警一致好评。
二是积极试行在线诉前鉴定。针对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许多委托调解和诉前调解纠纷因为缺少司法鉴定意见难以分清责任、达成一致的现状,汉中两级法院大胆试行诉前在线鉴定制度,在立案登记阶段征得当事人同意将案件转入诉前调解程序后,根据案件需要和当事人意愿,利用司法鉴定管理平台先行对纠纷事项进行司法委托鉴定,为当事人诉前达成调解协议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对进行鉴定后纠纷诉前未化解的,将鉴定意见一并转入正式立案程序,为后续诉讼程序处理准备充足条件。2021年以来,共办理诉前司法鉴定案件60件,促进达成调解协调55件,诉前化解率达到91.67%,诉前鉴定诉讼案件比同类案件审限平均少用20天,收到良好效果。
三是大力推行鉴定案件信息化管理。市中院司法技术部门依托司法鉴定管理平台,随时掌握每一件委托鉴定案件的流转进度,对疑难、复杂案件和需要回避的鉴定案件实行在线调配,对鉴定机构拖延鉴定、超期鉴定等情况及时发现并督促提醒,共在线调配鉴定案件9件,发出督促提示意见15件,督促有关法院、法官干警和鉴定机构整改瑕疵问题20件次,为确保司法鉴定案件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努力推进鉴定案件办理平台全面互通。目前,汉中中院正在着手构建道交一体化调解平台,将实现司法鉴定系统与交管部门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法院审判业务系统、网上立案系统全面对接,完成鉴定申请及结果反馈与其他系统数据互通,建立行政认责、司法鉴定、诉前调解和实体诉讼全方位业务链条,争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在线诉讼服务。
三、实现指导监督考评融合
一是加大在线培训力度。在全市法院内部工作网开展司法鉴定管理平台操作技能专题培训,在线培训法官干警200余人次,建立工作微信群,提供远程指导和技术咨询500余件次,日常在线解答解决法官干警使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400余件次,保证系统机制顺畅运行。
二是强化在线日常监督。市中院通过统一技术管理平台,不定期随机抽查辖区基层法院委托鉴定案件200余件次,通过大数据分析抓取关键节点,对比对发现和核实的操作有误、超期案件督办整改5件次,对不按照规定选择鉴定机构、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建议直接问责处理1人,切实把从严监督管理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在线联动考评。落实省市县三级法院对鉴定机构联动考评机制,由辖区基层法院技术部门对鉴定机构鉴定意见采信情况、重新鉴定率等数据在线提取汇总,市中院司法技术部门每年根据上一年度基层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本市常用备选机构名册,将3家配合度低、服务态度差的鉴定机构经省高院批准移除出机构名册,促进鉴定机构规范运行、优胜劣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116号—关于敦促走私废物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116号)
关于敦促走私废物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为依法惩治走私废物违法犯罪,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以往曾利用许可证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但现已停止走私的违法犯罪人员以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更好地实现打击废物走私的办案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利用许可证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是指不具备相应环评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以及相关持证企业与他人通谋,非法将本单位的许可证交由不具备相应环评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二、实施上述走私行为的涉案单位或者人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前向海关缉私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有效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积极退赃、自愿认罪认罚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除走私废物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外,对投案自首的涉案人员一般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
三、涉案人员在境外,委托他人代为表达自动投案意思,或者以书信、电报、电话、邮件等方式表达自动投案意思,随后本人回国到案接受办案机关处理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鼓励涉案人员的亲友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涉案人员送去投案,且涉案人员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视为自首。
五、涉案人员具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六、涉案单位、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告期限内拒不主动向海关缉私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明情况,拒不投案自首,以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仍顶风继续走私废物进境的,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窝藏、包庇、资助涉案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掩饰、隐瞒、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鼓励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动员、规劝涉案人员投案自首。举报走私违法犯罪线索,或者提供涉案人员藏匿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将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依法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予以相应保护,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
2019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法办〔2018〕2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1号)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商事法庭)支持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根据相关机构申报,经综合考虑各机构前期受理国际商事纠纷案件的数量、国际影响力、信息化建设等因素,现确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作为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仲裁和调解机构。
对诉至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法办发〔2018〕13号)的规定,协议选择纳入机制的调解机构调解。经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对纳入机制的仲裁机构所受理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的规定,在申请仲裁前或者仲裁程序开始后,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财产或者行为保全;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撤销或者执行仲裁裁决。
根据“智慧法院”建设总体布局,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信息化建设,优化纠纷解决平台的在线功能,切实推进调解、仲裁、诉讼的有机衔接,公正高效便利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本通知自2018年12月5日起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11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54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542号建议的答复
陈静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检察机关检察建议质效的意见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2018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深刻把握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新定位,大力更新法律监督理念,不断加强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职能作用,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您提到的重数量轻质量导致检察建议滥发、群发,检察建议刚性不足,落实效果不理想,等等。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加强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作出部署,制定出台《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建议督促落实统管工作办法》(以下简称《统管工作办法》),建立检察建议通报和案例评选制度,多措并举提升检察建议工作的规范化、精准度和实效性。
一、关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着力解决重数量轻质量问题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问题,《规定》第四条明确要求:“提出检察建议,应当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司法办案工作,坚持严格依法、准确及时、必要审慎、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与检察业务紧密关联、确有监督必要的事项,应当按程序制发检察建议,坚决杜绝片面追求制发数量、随意制发检察建议等情况的出现。为保证提出的检察建议事实清楚、依据准确、论证严谨、说理充分、切实可行,《规定》强调对拟提出建议的事项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还应当由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对检察建议书进行法律依据和逻辑说理的审核把关。为保证检察建议优质、严肃和权威,《规定》要求各类检察建议书均应由检察长审批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以检察院名义统一编号发出。
为进一步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我们积极开展对检察建议制发情况的调研,通过数据分析、实地检查等方式,及时发现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存在的追求制发数量、忽视检察建议质量和落实效果的问题,在季度通报中予以实名通报,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存在问题的检察机关及时整改。
我们还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考核措施和激励办法,将检察建议的文书质量、被建议单位的回复采纳情况以及取得的实际效果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点;将制发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纳入检察官司法责任制履职绩效考核,对于在检察建议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关于加强内部质量控制,促进改进检察建议工作
为加强检察建议的质量监管,我们在《规定》中建立了备案审查制度,规定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口业务部门和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备案,以便上级人民检察院了解掌握检察建议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
为促进检察建议工作的均衡全面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8年9月起对全国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工作情况实行定期通报制度,对全国检察建议相关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合负面典型案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对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的规范化、精准化,提升检察建议的实效性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此外,我们注重发挥优秀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优秀检察建议评选活动,通过各省级检察院推荐、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中央国家机关意见,评定了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社会治理类优秀检察建议,已于2020年8月5日正式对外发布。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示范带领下,部分省级检察院也建立起相应的通报和评优机制,定期通报当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工作情况,评选优秀检察建议,通报内容不佳、质量不高的检察建议,督促各级检察院不断提升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
三、关于争取人大支持和加强与监察机关的协作
在做好检察建议工作的同时,各地检察机关还主动向人大等机关报告检察建议工作,积极争取支持,为把检察建议做到刚性创造良好的氛围。2019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其中对落实检察建议提出了明确要求。四川省检察院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运用检察建议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题报告。贵州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贵州省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绩效评估目标实施方案》,将“及时反馈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及其下属5个区县、江苏省淮安市、山东省淄博市及其下辖8个区县、四川省遂宁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等地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的决议。甘肃省白银市检察院推动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保障检察建议整改落实的通知。
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与纪检监察委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监督合力,促进检察建议得到有效落实。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监察委联合制发《在督促落实检察建议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江西省鹰潭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纪委监察委会签《关于在检察建议落实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暂行办法》,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监察委会签《关于在督促落实检察建议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和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检察院、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等与当地监察委会签了在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明确了在落实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中的线索移送、联合督查、信息共享、案件通报等机制。这些都有效推动了被建议单位采纳落实检察建议,提升了检察建议的刚性效果。
下一步,我们还将从以下几方面指导和督促地方检察机关改进工作、提升检察建议质效:一是加强《规定》和《统管工作办法》的贯彻落实。继续严格规范检察建议的制发,以规范促质量,确保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继续加强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对逾期未回复的检察建议逐件进行分析督导,促进将检察建议“做到刚性"。二是坚持定期实名通报制度和典型案例引导制度,注重优秀案例的示范作用和负面案例的警示作用,曝光一批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效果的负面典型。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不断提升检察建议的制发质量。三是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完善领导、监督、支持和配合机制,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赢得更多支持。积极推动地方人大立法或出台相关决议,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对检察建议工作制度机制予以明确。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法律政策研究室,承办人米蓓,联系电话:010-65209581。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4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4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民建中央办公厅: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进公益司法保护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全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办案保障,围绕中央和地方对于加强环境资源和民生保护等重要工作部署,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切的案件。截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1147件,恢复被破坏的林地、耕地、草地、湿地239.1万亩,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水源面积27.7万亩,督促关停和整治违法企业3473家。
尽管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很多问题仍然存在,如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不平衡、工作机制不健全、案件办理标准仍不明确等。为规范有序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有效发挥这一制度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结合贵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相关制度。2018年3月2日,我院和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的任务、原则,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及权利义务,细化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程序,为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规范。2018年3月12日,我院制定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进一步细化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程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一是出台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案件管辖、立案标准、诉前程序、起诉标准等内容作出规定。与最高法沟通,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二是完善公益诉讼办案机制。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的意见》,建立符合检察公益诉讼特点规律的线索管理、调查取证、办案指挥、力量调配等一体化办案机制。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督办案件办法》,明确督办案件的内涵、形式与相关要求,规范督办案件的办理程序,确保督办案件取得实效。三是建立公正、客观的公益诉讼业务评价体系。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以有效保护公益为导向,把案件质量作为考核体系重要因素,强化指标引领,提高案件质量所占考核分值。通过考核机制,调动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性,达到提升办案质量的效果。
二、进一步完善外部沟通协作机制。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积极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公益团体进行深入沟通交流,探索建立了相应制度机制,形成了保护公益合力。2017年12月27日,我院与原国土资源部会签《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就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促进法治国土建设,达成广泛协作意见。2018年5月,我院与中央纪委监察委相关部门就如何衔接配合进行交流座谈。我们将继续完善外部沟通协作机制。一是建立与纪委监察委沟通协作机制。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对公益诉讼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尽快移送检察机关办理。同时,探索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制度,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保障。二是健全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积极与行政机关联系沟通,使其充分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推动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建立与行政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公益保护合力。三是完善与公益团体的联系交流机制。继续加强与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努力形成行政机关、社会公益组织、司法机关同心合力保护公益的格局。
三、积极推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立法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启动以来,我院开展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积极参与立法机关组织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和研讨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法律的意见和建议。2017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一审稿对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2018年6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二审稿对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在一审稿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定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我们将继续积极主动参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研究工作,努力推动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法律的确认,推动检察机关的职权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同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完成后,我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检察机关行使职权作出细化规定,规范职权行使的程序,为检察机关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2017年6月1日)
目录
1.被告人余镇、高敏拐卖儿童、被告人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2.被告人卢小旭拐骗儿童案
3.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虐待被看护人案
4.被告人王思琦虐待案
5.被告人潘德峰强制猥亵案
6.被告人李轶强奸案
案例一
被告人余镇、高敏拐卖儿童
被告人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被告人余镇的妻子周某怀孕,2015年底,余镇让被告人高敏寻找需要婴儿并能支付6万元“营养费”的人。经高敏联系,被告人黄思美因儿媳结婚多年未生育,愿意收养。经协商,余镇同意以5.6万元的价格将婴儿“送”给黄思美。2016年6月21日,余镇以假名为周某办理住院手续,次日周某生育一男婴。6月23日,余镇以给孩子洗澡为由私自将男婴从家中抱走送给黄思美,得款5.6万元。黄思美将男婴带至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家中抚养。男婴母亲周某获悉后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至黄思美住处将被拐卖的男婴解救。
【裁判结果】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余镇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被告人高敏居间介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黄思美对被拐卖的儿童予以收买,其行为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高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抚养,对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未阻碍解救,可依法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余镇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高敏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黄思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余镇提出上诉。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出卖亲生子女构成犯罪的典型案例。当前,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下,采取绑架、抢夺、偷盗、拐骗等手段控制儿童后进行贩卖的案件明显下降,但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应该享有独立人格尊严,绝不允许买卖。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有关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本案中,被告人余镇在妻子怀孕期间即联系被告人高敏物色买家,商定价格,妻子生育后采取欺骗方式将婴儿抱走卖给他人,故法院依法以拐卖儿童罪对其定罪判刑。没有买就没有卖,收买与拐卖相伴而生,《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了重大修改,删除了原规定具备特定情节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体现了对买方加大惩治力度的精神。本案被告人黄思美主观上虽然是为帮助他人收养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但其行为同样构成犯罪,法院对其依法定罪判刑,具有重要警示教育意义。
案例二
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20日16时许,被告人卢晓旭(女)以收取卫生费为名,在天津市河西区上门行骗时,见被害人夏某(女,13岁)独自在家,意欲让夏某跟随其一起行骗,遂谎称与夏某父亲相识,骗取夏某信任后将夏某从家中带离,致使夏某脱离监护人监管。后因发现夏某不具备与其共同行骗的可能性,卢晓旭于同年9月23日晚带夏某搭乘出租车,后借故离开,将夏某独自留在车内。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后,将夏某送回家中。同月24日,公安人员将卢晓旭抓获。
【裁判结果】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卢晓旭以欺骗的方法拐骗儿童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监管,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卢晓旭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卢晓旭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卢晓旭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家庭监护是保护儿童安全的最重要方式。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儿童受家长的保护权均受法律保护,他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本案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的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出卖,在拐骗过程中也没有实施其他加害行为,但其编造谎言,将未满14周岁的儿童从家中骗出,使之长时间脱离家长的监护,侵犯了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及儿童受家长保护权,也严重威胁到儿童的人身安全,已构成犯罪。法院对本案被告人的依法惩处,彰显了对家庭关系和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昭告大众,在未经家长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使受骗儿童的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给儿童的父母和其他亲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也给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威胁。因此,不论其动机、目的如何,都不应轻视其社会危害性,必须给予应有的惩处。
案例三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虐待被看护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原系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某幼儿园教师。2015年11月至12月间,王璐、孙艳华因幼儿穿衣慢或不听话等原因,在幼儿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多次恐吓所看护的幼儿,并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某等10余名幼儿的头部、面部、四肢、臀部、背部等处刺、扎致伤。
【裁判结果】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身为幼儿教师,多次采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看护幼儿,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璐、孙艳华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王璐、孙艳华提出上诉。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虐待被看护幼儿构成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保姆、幼儿园教师、养老院工作人员等具有监护或者看护职责的人员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此类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罪名的增设,改变了刑法之前的虐待罪主体只能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状况,将保姆及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场所内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也纳入本罪主体。凡是上述主体对其所监护、看护的对象实施虐待行为,情节恶劣的,均可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虐待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则应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刑法新增设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彰显了我国法律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大保护力度的精神。本案的判决,警示那些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履职,一切针对被监护、被看护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本案的发生,也警示幼儿园等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应严格加强管理,切实保障被监护、看护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案例四
被告人王思琦虐待案
【基本案情】
2010年6月,被告人王思琦与丈夫廖某1离异并获得女儿廖某2(被害人,2007年1月出生)的抚养权,后王思琦将廖某2带至上海生活。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王思琦在家全职照顾女儿廖某2学习、生活。其间,王思琦以廖某2撒谎、学习不用功等为由,多次采用用手打、拧,用牙咬,用脚踩,用拖鞋、绳子、电线抽,让其冬天赤裸躺在厨房地板上,将其头塞进马桶,让其长时间练劈叉等方式进行殴打、体罚,致廖某2躯干和四肢软组织大面积挫伤。虽经学校老师、邻居多次劝说,王思琦仍置若罔闻。经鉴定,廖某2的伤情已经构成重伤二级。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思琦以教育女儿廖某2为由,长期对尚未成年的廖某2实施家庭暴力,致廖某2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鉴于王思琦案发后确有悔改表现,并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干预、不再以任何形式伤害孩子,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其孩子及社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思琦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被告人王思琦于缓刑考验期起六个月内,未经法定代理人廖某1同意,禁止接触未成年被害人廖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廖某1。宣判后,王思琦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母亲虐待亲生女儿致重伤被判刑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王思琦身为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承受较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其爱子之心可鉴,望女成才之愿迫切,但采取暴力手段教育孩子,并造成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正常家庭教育的界限,属于家庭暴力。这不仅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反而给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实践中,监护人侵害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由于未成年人不敢或无法报警,难以被发现。有的即使被发现,因认为这是父母管教子女,属于家务事,一般也很少有人过问,以致此类案件有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长此以往,导致一些家庭暴力持续发生并不断升级。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确立了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单位发现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有强制报告的义务。本案即是被害人的老师发现被害人身上多处伤痕后,学校报警,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得以使本案进入司法程序。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家长关爱,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爱和法律的强有力保障。本案中,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及时向被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
案例五
被告人潘德峰强制猥亵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潘德峰原系辽宁省沈阳市某学校兼职教师。2015年11月至 2016年4月期间,潘德峰分别将其学生吴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赵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朱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带至其家中,以不喝酒就是不尊敬老师为名,强行将3名被害人灌醉后留宿,乘被害人睡觉之际对3名被害人多次实施猥亵。
【裁判结果】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德峰利用教师身份,向被害人施压、劝酒致被害人醉酒,后乘被害人睡觉之际实施猥亵行为,已构成了强制猥亵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潘德峰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潘德峰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男教师强制猥亵未成年男学生的典型案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容易受到性侵害。多年来,我国刑法一直注重对妇女、儿童性权利的保障,但对14岁以上男性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障有所忽略。同时,整个社会对男性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的教育也相对缺乏。家长和学校的忽视,容易使男性未成年人欠缺自我性保护的意识,也使得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的犯罪不容易被发现。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将刑法原第二百三十七条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相关规定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扩大了强制猥亵的犯罪对象,将男性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均涵盖在内。这意味着,凡是违背他人意志,实施强制猥亵行为的,不论猥亵的对象是女性还是男性,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均构成犯罪。
本案被告人潘德峰对多名未成年男学生实施性侵害,已触犯刑法,构成强制猥亵罪。潘德峰作为教师,系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的态度。本案的发生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加强对男性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知识教育,提高他们安全防范及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所选聘、任用教师的审核、监督和管理。
案例六
被告人李轶强奸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轶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4年7月20日刑满释放。2009年暑期至2011年6月,李轶采取带被害人外出玩耍、送钱、送小人书等手段,先后将14名6至7岁的幼女诱骗至湖南省古丈县某山坡、某农贸市场楼梯间及其父在该县某单位的单元房等处,实施奸淫26次。其中,李轶于2011年五六月间,6次进入古丈县某小学校园内,从教室里或操场上,先后将8名小学一年级女生诱骗至其父单元房内奸淫,2名幼女遭多次侵害。
【裁判结果】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轶以诱骗的方法奸淫幼女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李轶曾因奸淫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针对幼女实施性侵害,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轶已被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诱骗无知幼女实施性侵害的严重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奸淫幼女多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3年10月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实施强奸行为的、多次实施强奸犯罪的、有强奸犯罪前科劣迹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李轶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在近两年时间内强奸14人26次,被害人均系六七岁的幼女,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法院依法对李轶判处死刑,充分体现了严惩严重性侵害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
本案中,被告人李轶性侵14名幼女,持续时间长,犯罪次数多,其中有12名幼女是同一所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多数学生被侵害后,并未意识到自己已遭受犯罪侵害,既未向老师反映,也未向家长诉说,凸显了我国目前对儿童性别意识及人身安全意识教育的缺位;被告人李轶多次自由出入校园甚至进入教室,将小学女生骗出实施奸淫,凸显了学校在校园安全管理上的不足;本案多名被害人的家长明知李轶有性犯罪前科,却疏于防范,凸显了家长在对孩子监护看管上的疏忽;李轶之前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刑,出狱后仍居住在经常接触到幼女的社区,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管,亦给其再次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案再次启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提高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强化家长、老师的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共建平安校园;进一步建立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性犯罪前科人员的监管,共同筑牢家庭、学校、社会三道防线,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5月29日)
目录
1. 浙江省台州市蔡某喜等49人利用网络平台跨省处置铝灰污染环境案
2. 山东省青州市刘某刚等44人非法处置废铁桶污染环境案
3. 北京市密云区夏某江等5人洗洞污染环境案
4. 天津市武清区李某文等26人跨省处置废铅蓄电池污染环境案
5. 上海市青浦区谢某华等3人非法处置废料桶污染环境案
6. 江西省南昌市戴某兵等3人非法处置“副产盐”污染环境案
7. 重庆市永川区邬某渐等8人非法处置含油泥浆污染环境案
案例一
浙江省台州市蔡某喜等49人
利用网络平台跨省处置铝灰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铝灰 网络货运平台 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某喜,系发布货运消息,组织倾倒铝灰的无资质废物处置人员。
被告人金某飞,系非法转运处置铝灰的浙江省三门县某地村民。
被告人郭某娟等4人,系炼铝加工厂负责人。
被告人李某强等2人,系堆放铝灰船厂的负责人。
被告人李某等10人和4名被不起诉人,系铝灰倾倒、填埋地的负责人员。
另有27名被不起诉人,分别系炼铝加工厂加工人员、货车驾驶员。
2019年前后,被告人郭某娟等人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开办四家废铝熔炼加工点,炼铝过程中添加含氟催化剂,产生大量铝灰。同年5月至10月间,郭某娟等人明知被告人金某飞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以每吨170元的价格将3000多吨铝灰委托其非法转运处置。金某飞明知铝灰会造成环境污染,在未做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将铝灰堆放至三门县金某船厂、泰某船厂和滨海某城3处废弃点。2020年12月,泰某船厂拟转让厂区,被告人李某强联系金某飞处置未果,遂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从事废物处置生意的蔡某喜。李某强明知蔡某喜没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将铝灰以300元/吨的价格交由蔡某喜处置。蔡某喜与李某等地接人员联系后,通过“运某某”货运平台发布货运消息,后有58名货车司机从该平台接单,从泰某船厂拉走58车约1897吨铝灰,除15车被公安机关及时查扣外,其余43车被非法倾倒、填埋于江苏扬州、淮安、镇江、宿迁,山东郯城以及浙江台州椒江等地,造成土壤严重污染,造成包括清运、规范处置、修复费用等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12月14日,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三门分局接到举报,称有数百吨铝灰从三门县运输至江苏境内倾倒。该局立即着手调查,对三门县铝灰堆放地的土壤和水进行检测,发现无机氟化物严重超标,且船厂的铝灰经鉴定属于具有浸出毒性的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处置数量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三吨以上”,相关人员已涉嫌污染环境犯罪。该局遂启动行刑衔接机制,于同年12月22日将案件移送三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浙江省抽调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业务骨干组建联合专案组,迅速安排侦查人员前往上游产废地、中游堆放地和下游处置地开展取证工作,对涉案危废进行溯源核实,并同步开展铝灰清运处置。专案组积极与江苏、山东各倾倒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机关对接,统筹协调取证。考虑到三门县是涉案铝灰的集中堆放地和转运始发地,由三门县管辖更有利于全链条打击犯罪。办案组经多方协调后,促成有关地方将案件统一移交由三门县公安局办理。侦查终结后,2021年3月31日至6月22日,三门县公安局先后以蔡某喜等49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三门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时,至2021年3月底,倾倒填埋在江苏、山东、浙江境内涉及6个地级市、10处倾倒填埋点和3处堆存点的铝灰全部清运回三门县安全处置,累计处置涉案铝灰8226.09吨(含泥土和废水)。
三门县检察院在立案初期便受邀参与案件商讨,通过深入分析炼铝加工厂产废原理,提出“认定危废为主,认定损失为辅”的办案思路,建议全点位取样进行司法鉴定,对鉴定不是危废的点位进一步查明造成的经济损失。审查起诉期间,三门县检察院积极监督相关部门开展行政磋商,起诉前促成挽回经济损失1800余万元。
2021年12月3日,三门县检察院对接收堆放、处置倾倒铝灰以及源头产废等犯罪情节较重的涉案人员共18人提起公诉,其中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且积极参与环境修复治理的涉案人员,经司法行政机关评估调查后,依法建议适用缓刑;对货车司机等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22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对因其经手的铝灰是否属危险废物存疑且造成经济损失不足30万元的9人作存疑不起诉处理。2022年4月至7月,三门县人民法院分批对本案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蔡某喜等18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七个月,并处罚金32万至1万元不等,其中9人因犯罪情节较轻,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依法适用缓刑。18名被告人均认罪服判,无一上诉。
【典型意义】
1.以货运平台数据为切入点,准确打击违法犯罪。被告人蔡某喜通过网络组织全国各地的地接人员实施危险废物倾倒、填埋,又在“运某某”货运平台招募货运司机进行运输,致使污染范围扩大至3省6地市。因涉案人员多、跨省市、范围广,溯源核实与查尽填埋点位难度较大,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协作配合,充分发挥问询调查、侦查缉捕、审查起诉等职能作用,形成打击整治合力。查办过程中,充分运用调查提取的客观性证据,快速锁定各环节犯罪嫌疑人,准确打击犯罪。同时,不遗漏污染点位,清运、治理同步跟进,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染。
2. 推动产废源头与货运平台行业治理。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炼铝厂未按规定配备环保设施、铝灰交由无资质人员处理等问题,检察机关向产废地生态环境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建立、规范炼铝行业危险废物处置、监管体系。生态环境部门注重疏堵结合,在产废地市域范围内开展“举一反三”铝灰行业专项执法行动,很快建成了年处理4.5万吨铝灰能力的危废集中处置中心,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检察机关还针对“运某某”货运平台存在的监管缺失问题向平台提出建议,帮助平台建立、完善货物上线审核和监督机制,有效杜绝非法货物上线运输。
案例二
山东省青州市刘某刚等44人非法处置废铁桶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危废铁桶 深挖线索 规范危废处置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刚等6人,系收购、加工危废铁桶作坊主。
被告人孙某国等31人,系倒卖危废铁桶的“桶贩子”。
被告人付某喜等5人,系“毛板”的收购者和销售者。
被告人门某新等2人,系危废铁桶加工场地提供者。
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刘某刚等6人在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且明知将盛装化工原料、机油等危废铁桶加工成“毛板”会污染环境的情况下,仍从江苏、山东等地的被告人孙某国等31人处收购盛装机油、化工树脂及溶剂、苯类物质的废铁桶,并在山东潍坊、淄博、东营三地交界处的隐蔽区域租用被告人门某新等2人的废弃院落、闲置民房,雇佣工人对收购的危废铁桶进行劈割、轧平加工成铁板,后出售给天津、山东潍坊等地的被告人付某喜等5人进行二次水洗,最终销往浙江、河北、山西、福建等地的铁制品加工企业,非法处置危废铁桶共计800余吨。上述人员在加工过程中,利用化学洗涤剂冲刷或焚烧等方式对桶内残留物进行处理,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渗、防护措施情况下,将桶内剩油、废油和残留危险物随意倾倒,对周边的土壤造成严重污染。经鉴定,被污染土壤含有甲苯、苯酚、苯乙烯等十七种有毒有害成分。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14日,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在牵头开展危险废物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中,发现辖区内一小作坊对废铁桶进行劈割、轧板作业,现场油污满地。经勘查初步确定属于危险废物,涉嫌污染环境罪,遂将该案移送至青州市公安局。
青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潍坊市公安机关抽调200余名警力,采取协同作战、多点出击方式,明确和统一侦查思路,逐步摸清犯罪链条,对证据进行全方位固定,并于2019年3月26日集中收网,将刘某刚等主犯及骨干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针对办案中遇到的事实认定及取样鉴定问题,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根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联合召开案情分析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HW49其他废物,即“含有或者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危险特性为“T”(具有毒性)的规定,与危废铁桶没有进行物理隔离而被沾染的一般铁桶亦应认定为危险废物。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因此,本案中危废铁桶收购、贩卖人员应当认定为共犯,考虑到上述人员对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所起的重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主犯,作业场地的出租人所起作用较小,可以认定为从犯。对于难以取样、难以认定危险废物的现场,应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机关技术勘查人员共同取样,生态环境部门指派专家,及时出具相关危险废物的认定证明。同时,青州市检察院就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认定、抽样取证、案件管辖等方面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完善证据的意见,并建议对涉案的窝点、车辆、人员、企业深挖彻查。
为能及早发现并打击此类违法犯罪,2019年1月,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完善联动执法、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涉案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违法销售危废铁桶的行为,2019年4月,青州市公安局向企业和生态环境部门发出由产废企业改进危废储存方式、加强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管控和再利用等公安建议函。为促进加强监管,2020年6月,青州市检察院向市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危废铁桶得到正规无害化处理。同时,青州市公检环三部门通过媒体宣传、现场讲解等形式,积极开展了环境污染防治宣传活动。
青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陆续以刘某刚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青州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10月25日至2022年1月5日,青州市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刚等44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先后提起公诉,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性质、情节、悔罪态度,依法分别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拘役二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至5000元不等的量刑建议。青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刚等44人均犯污染环境罪,并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宣判后,刘某刚等4人以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或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分别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注重以点带面,坚持深挖扩线。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往往涉及生产、出售、购买、运输、加工等多个环节,要坚持“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彻底查清犯罪网络,深挖犯罪源头。此案的成功办理源于危险废物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中发现的一条“洗桶轧板”的线索,通过顺线深挖,将危废桶流出企业、“劈桶”作业、运输司机、“清洗毛板”犯罪四级黑色链条串联,成功锁定违法产废企业,使一个桶牵出了一串案,最终摧毁了这一“立足”潍坊周边、“覆盖”山东省内、“辐射”全国7省的特大非法处置废包装桶犯罪网络,一举斩断黑色利益链条,揭开了危废包装桶处置的“潜规则”,切实做到打深打透。
2.注重溯源治理,搭建环保“防火墙”。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公安建议函等方式,推动相关部门开展规范整治;同时,联合生态环境部门督促相关企业规范化处置危险废物,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开展环境污染防治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危害性的认识,依靠人民群众共同防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案例三
北京市密云区夏某江等5人洗洞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非法采金 洗洞 废旧矿洞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夏某江,系洗洞行为发起人、组织人、受益人。
被告人王某、金某平,系洗洞行为受益人,辅助夏某江组织洗洞行为。
被告人李某路,系洗洞行为出资人、受益人。
被告人陈某富,系实施洗洞行为负责人、受益人。
被告人夏某江在北京市密云区打工期间,得知有一处废弃黄金矿洞,因北京市自2003年起禁止开采金矿已废弃多年。为牟利,夏某江联系熟悉采矿行业的被告人王某商议,由夏某江负责联系熟悉当地情况的被告人金某平,为在该废矿洞内非法采金提供便利;由王某联系出资人和现场实施负责人,共同利用该矿洞非法开采金矿牟利。后王某找到被告人李某路出资购买采矿所需设备以及物品,找到被告人陈某富作为现场负责人组织工人实施采金行为。2020年7月至8月间,夏某江、王某、金某平、李某路、陈某富5人就合作方式、出资数额、收益比例形成一致意见后,组织工人借助矿洞内地势特点修建多个蓄水池,使用主要成分为有机氰化物的黄金选矿剂、氢氧化钠等物质的溶液,喷淋到矿洞岩壁和底部碎石中非法采金(俗称“洗洞”)。整个过程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和废水、废渣收集处置程序,致使洗洞废水直接排入山体裂隙和矿洞底部土壤中。经检测,该洗矿废水中含总氰化物。夏某江、王某等人的洗洞作业行为,严重污染山体裂隙和矿洞底部土壤。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9月8日,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接群众举报后,在废矿洞内查获3名非法开采金矿的工人并扣押作案工具。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矿产资源双重危害,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启动行刑衔接协同工作机制,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分别就职权范围内污染环境与非法采矿的违法事项展开调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就调查方向、证据固定等全过程开展指导和支持,密云公安分局积极提供相关协助,迅速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针对非法采矿行为,经调查,现场扣押的活性炭系开采金矿所得半成品物质,其中含金(Au)金属约115.45克,该矿产品价值低于刑事立案标准。针对污染环境行为,区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取样并委托检测机构对废液进行检测。经检测,废液中含总氰化物且浓度范围分布在51.6-218mg/L,超过北京市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总氰化物排放限值0.2mg/L。但因现场扣押的黄金选矿剂外包装上注明其主要成分为有机氰化物,且标注“有机环保”字样,嫌疑人辩解洗洞过程无毒。矿洞废渣能否认定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废液是否属于有毒物质,成为构罪焦点。基于此,区检察院通过深入分析洗金作业原理结合刑事证明要求,提出检测鉴定的基本内容以及所需鉴定能力;区生态环境局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本案的专业鉴定机构。经取样检测,该废水具有水生生物毒性,急性类别为I,属于有毒物质。虽然行为人使用的是有机氰化物选矿剂,较之无机氰化物选矿剂毒性降低、稳定性更好,但二者化学反应原理基本一致,该废液冲洗过后形成的废渣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HW33项的危险废物。由此区生态环境局认定夏某江、王某等人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并移送公安机关,区公安分局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侦查。
侦查过程中,密云区公安分局围绕黄金选矿剂、氢氧化钠等物质来源、现场作业方式、盗采矿产流向、涉案人员身份及责任,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同时,区检察院同步开展证据审查,就案件证据链条的固定和完善提出明确方向。因夏某江等人洗洞作业简陋,任由含有急性毒性的液体喷淋到矿洞岩壁和底部碎石并渗漏至裂隙和土壤,冲洗过的有毒废渣散布于山洞中难以区分和称重,为此,经多次现场勘查后确定以通过渗坑、裂隙等逃避监管方式处置有毒物质入罪,将洗洞行为导致大量有毒废渣在矿洞内堆积对土壤以及地下水可能造成潜在影响作为量刑情节。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后,于2022年3月24日以夏某江、王某涉嫌污染环境罪,向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密云区检察院受理后,于2022年6月17日以被告人夏某江、王某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提起公诉,建议对曾犯同种犯罪且起到组织作用的夏某江从重处罚。同时,就审查中发现的其他3名共犯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该3名共犯后期陆续到案,5名作案人全部落网。
2022年8月至12月间,密云区人民法院以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夏某江、王某、金某平、李某路、陈某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分别并处罚金2万元至1万元不等。以上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均已生效。
案件办结后,密云区检察院针对案件背后暴露出的矿产资源管理漏洞,向属地政府和相关单位分别制发加大对废旧矿洞监督管理工作的检察建议,建议从源头避免类似犯罪的发生。废旧矿洞现均已封洞。
【典型意义】
1. 发挥协作优势,合力破解难题。我国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污染环境罪中有毒物质认定有严格限制,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洗洞”类污染环境案定罪的难点和关键。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该类犯罪行为所利用的工具和手段更披上了“有机”“环保”的外衣,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案件认定难度。办案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环境执法机关通力合作,明确废渣属于危险废物,并在废渣数量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以通过渗坑、裂隙等逃避监管方式处置有毒物质入罪,为同类案件找到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办理路径。
2. 注重系统治理,构筑保护屏障。办案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环境、矿产资源执法机关积极做好系统治理“后半篇文章”,以个案办理为依托,深挖行为人需循矿线作业、距离水源近、人工搬运物品便利等作案特点,在区域范围内开展排查,并通过检察建议、专项报告等多种方式推动区域内更高层面的打击“洗洞”盗采金矿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及时出台和实施,有效消除同种风险隐患和堵塞管理漏洞,形成全方位保护屏障,真正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案例四
天津市武清区李某文等26人跨省处置废铅蓄电池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废铅蓄电池 举报奖励 跨省协作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文、刘某顺、周某瑞,系废铅蓄电池回收点经营者。
被告人赵某等16人,系倒卖废铅蓄电池给回收点的商贩。
被告人李某光等7人,系废铅蓄电池回收点工人。
被告人孟某国等4人,系收购回收点的废铅蓄电池并用于非法炼铅的人员。(分别被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司法机关处理)
2018年至2020年7月间,被告人李某文、刘某顺、周某瑞等人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冒用已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司名义,先后在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镇等地有关厂房、院落或小树林内,雇佣被告人李某光等人收购、拆解废铅蓄电池,并将拆解蓄电池收集的酸液通过渗坑、下水道等方式排入无防渗措施的土壤或公共排水系统。
被告人赵某等人明知被告人李某文等人非法拆解、处置废铅蓄电池,仍分别将非法收购的150余吨至10余吨不等的废铅蓄电池倒卖给李某文等人,并参与酸液排放倾倒。经认定,上述废铅蓄电池及拆解蓄电池过程中产生的铅、酸均属于危险废物。经检测,上述地点多处土壤的铅含量、酸数值明显高于正常土壤,已被严重污染。
被告人李某文、刘某顺、周某瑞等人将经处理后的3600余吨废铅蓄电池,分别出售给森某公司,以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等地的被告人孟某国等人。被告人孟某国等人将收购的废铅蓄电池用于非法炼铅,严重污染环境。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7月,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有奖举报平台接群众举报,反映武清区一闲置院落周边长期有刺激性气味,影响生产生活。接报后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核查工作,锁定位于武清区的3处非法处置废铅蓄电池“黑窝点”和李某文等3名涉案人员,并围绕涉案人员进一步开展深度研判,逐步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基本情况,以及作案规律,为集中收网打击奠定了基础。2020年7月,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抽调120余名警力,成立3个抓捕组,会同30余名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和检测检验人员,对涉案地点进行联合突击检查,现场抓获李某文、李某光等回收点经营者、工人,以及倒卖废铅蓄电池商贩,查获废铅蓄电池170余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重奖20万元。武清区生态环境局将李某文等人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移送武清公安分局立案侦查。
武清区检察院就深挖废铅蓄电池来源、彻查窝点经营状况、及时收集固定客观证据等方面提出工作建议。通过深挖细查犯罪线索,武清公安分局发现多人多次向多个回收点倒卖废铅蓄电池的线索,又陆续抓获赵某等27名倒卖废铅蓄电池给回收点的商贩及1名已离职的回收点工人,追加认定非法收集、拆解、处置废铅蓄电池3600余吨。武清区检察院与武清公安分局,就先后抓获的28名上游倒卖人员是否均构成共犯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中,赵某等16名上游倒卖人员明知李某文等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多次向其低价出售废铅蓄电池,并参与回收点内的打孔排酸行为,应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共犯,由武清公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另12人仅向李某文等人倒卖少量废铅蓄电池,且未参与排放酸液,系一般违法人员,不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不宜按犯罪处理,由武清公安分局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武清区生态环境局根据各案发地点土壤和水体采样检测结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020年10月20日,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武清区检察院发现回收点的废铅蓄电池还流向在外省区非法炼铅的孟某国等人(孟某国等人因长期从事非法收集、处置危险废物在外省市已被查处)。为深挖细查废铅蓄电池流向,彻底摧毁倒卖废铅蓄电池网络,检察机关会同专案组乘胜追击、协同作战,与外省区合力打击跨省污染环境的利益链条。一是扩线锁定涉及河北、内蒙古等外省区的上下游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线上异地办案协作机制,与外省区快速互通共享证据材料,防止上下游犯罪行为人恶意串通、隐匿证据。二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属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武清区检察院、武清公安分局共同派员赴该区林西县、突泉县等地开展补充侦查、讯问取证工作,及时搜集固定相关证据,全面客观还原案件事实。三是通过线上视频随时与外省区相关部门连线,互通案件进展情况,充分研商各环节参与人的犯罪情节、地位作用,确保案件定罪量刑准确均衡。
2021年3月23日,武清区检察院对李某文等26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12月16日分别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某文等26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至3000元不等,判决均已生效。经另案处理,孟某国等4人因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至8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1.多部门跨省协作提升打击合力。本案侦办中,公安机关以“人”为主,负责抓捕审讯;生态环境部门以“物”为主,负责对废铅蓄电池和被污染的土壤进行先期保管及取样监测,第一时间出具环境鉴定报告,形成行刑无缝衔接、涉案物品保管移交畅通、案件快侦快破的办案机制。检察机关及时派员参与上下游犯罪取证工作,针对不同涉案人员在案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时提出是犯罪还是一般违法等意见和建议,并对提取固定证据进行针对性指导。本案依托跨省市联合联动、办案协作、突发事件应对等工作机制,深挖扩线全链条打击天津、内蒙古、河北三地窝点6个,摧毁处置废铅蓄电池利益链条3个。
2. 举报奖励构建共治格局。举报奖励制度在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拓宽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渠道,优化生态保护执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4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建立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要求各地拓宽网络、微博微信等举报渠道,明确奖励范围,加大奖励力度,规范奖励程序,完善对举报人的保护。天津市通过有奖举报平台解决了多起群众反映突出的危险废物、大气污染等环境违法犯罪问题,推动形成全民支持、参与的生态环保新格局。本案中,天津市对举报人予以重奖,极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热情,2021年下半年该市环境问题信访举报数量同比增长39.3%,2022年该市举报奖励案件数量是2021年的8倍。
案例五
上海市青浦区谢某华等3人非法处置废料桶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大气污染 快速检测 追加认定危废数量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某华,系盛某科(上海)油墨公司EHS(环境、健康、安全)经理、危废废料桶提供方。
被告人李某松,系负责联系提供方和处置方的中介人员。
被告人李某国,系无证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危废废料桶实际处置方。
2019年4月起,被告人谢某华利用负责油墨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事宜的职务便利,明知被告人李某松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将公司危废废料大桶3386只、小桶4565只私下交由李某松非法处置并收取好处费人民币31万余元。李某松从谢某华处接收上述废料桶后,称重卖给被告人李某国等人。
2020年8月,被告人李某国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上海市青浦区某路10号经营废品收购。其间,李某国将在非法处置废料桶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的废水通过渗坑直排至所在区域地下水。同月底,上海市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在对李某国的废品收购站执法检查过程中,现场查获其未处理废料桶3.44吨。经检测,案发当日查获的油墨公司废料桶均为危险废物(危废代码HW49-900-041-49),现场水坑为无防渗漏措施的渗坑,渗坑内总镍、总锌等指标均超过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规定的限值,臭气浓度超过上海市《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中规定的限值。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8月31日,根据群众举报,上海市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在对青浦区某路10号突击检查时,发现该场所存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情况,并通过场所内堆放废桶上的标签,溯源至谢某华所在的油墨公司。同日,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和青浦公安分局联合行动,第一时间在青浦区某路10号分别就土壤、水、大气多个点位进行采样,并于2020年9月2日刑事立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集中管辖该市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于刑事立案当日即关注该案,并与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多次召开案件研讨会,就涉案废料桶是否系危险废物、本案是否系单位犯罪、犯罪既未遂认定、主从犯认定等问题进行研究沟通,达成共识。
针对被处置危险废物易挥发特性,通过对环境空气进行及时监测,固定污染后果证据。一方面,案发时快速检测,由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执法人员用手持式废气快速检测仪对涉案场所区域空气进行快速检测,通过各点位的高浓度废气数值变化情况,证实废气呈现自废料桶堆存区域向外扩散后直排外环境的轨迹。另一方面,立案后准确检测,商请专业监测部门青浦区环境监测站采样人员对涉案场所边界上空气、上风向区域空气进行布点采样,用准确数据锁定废气超标排放行为,同时排除上风向存在废气污染源的可能性,从而有效证明犯罪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结果。
针对以往处置的危险废物数量进行取证。一方面,调取油墨公司相关证据材料,倒推既往处置的危废数量,证实谢某华还曾通过李某松委托多人处置危险废物。另一方面,固定行为人处置危险废物模式违背市场交易规律,交由他人处置不仅未支付费用反而获利的证据。最终,追加认定谢某华既往处置废料桶50余吨,获利31万余元的事实。
通过调查取证,排除单位犯罪。通过询问油墨公司主管人员、保安人员,并调取监控,确认油墨公司管理层对此虽疏于管理但均不知情,非法处置废料桶是谢某华为牟取私利实施的个人行为。
2020年12月9日,青浦公安分局以谢某华、李某松、李某国涉嫌污染环境罪将该案移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督促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前磋商。2021年2月5日,谢某华、李某松、李某国与青浦区生态环境局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共同承担涉案地块的环境修复费用,分别预缴人民币15万元、8.5万元和8.5万元。
2021年3月12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上述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同年4月28日,青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3名被告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分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万至8000元不等,禁止被告人李某国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2021年7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油墨公司对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存在风险隐患及薄弱环节等问题,向油墨公司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危险废物的处置流程、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登记台账、加强员工警示教育,油墨公司回复已按照检察建议所列事项进行整改。2022年2月、8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在收到回复后两次对油墨公司进行回访,联合青浦区生态环境局通过现场授课、培训指导等多种形式送法到企业,普法到一线,促进危险废物生产及处置单位建章立制、依法经营。同年,青浦区生态环境局联合涉案公司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专项整治。一方面,针对辖区内危废重点管理单位开展“危废规范化治理”“危废治理百日行动”“固体废物专项治理”“废弃危化品整治”等专项执法行动,杜绝新增违法生产项目和环境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针对全区范围内废品回收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摸,全覆盖执法检查近30户,依法惩治无证回收场所,从源头上实现有效治理。
【典型意义】
1. 针对危废易挥发特性,通过即时检测固定大气污染证据。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类污染环境案件,犯罪行为是否对外环境造成实质性污染是案件构罪的核心要件。对于尚未处置的危险废物,可从行为方式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或者行业操作规范、污染物是否与外环境接触等方面实质判断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或者危害。本案在危险废物尚未处置的情形下,针对被处置危险废物的易挥发特性,通过对环境空气进行检测的方式,破解污染环境后果的取证难题。将尚未处置的危废数量认定为未遂,确保罪责刑相当。同时,本案通过“案发时快速检测+立案后准确检测”的模式,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部门取证手段有限、侦查机关刑事立案前难以取证的问题,提升了依法惩处污染环境犯罪质效。
2. 顺藤摸瓜,追加认定既往处置危废数量。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危废类案件,一般仅能认定现场查获的数量,认定既往数量存在较大难度。本案在实际处置人未全部到案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危废台账、被告人获利金额等书证计算危险废物的既往处置吨数,另一方面结合被告人交由他人处置不仅未支付费用反而获利、最终处置方均是无危废处置资质的收购废品人员等事实,推定既往危险废物的处置方式必然产生污染环境的后果,从而对既往非法处置危废的数量准确认定。
案例六
江西省南昌市戴某兵等3人非法处置“副产盐”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副产盐” 特征污染物溯源 先鉴定后收费
【基本案情】
被告人戴某兵,系“副产盐”的非法收集、处置者。
被告人肖某生,系“副产盐”的非法处置者。
被告人钟某华,系“副产盐”的非法运输、处置者。
“副产盐”系生产或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可能含有毒有害成分的固体废盐,由于生成条件多样、成分复杂,导致毒害性质复杂,一般需要经过属性鉴别后,根据鉴别结果按产品、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别进行管理。
2016年至2020年7月,被告人戴某兵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谎称系湖南某有限公司分厂厂长并伪造了该公司印章,以公司需要“副产盐”用于矿物冶炼为由,多次冒用该公司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处置医药化工企业“副产盐”,以获取相关企业给予的每吨160元至1500元不等的补贴款。
2017年10月,因堆放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某租赁仓库内的“副产盐”产生刺鼻气味,招致周边厂家多次反映,被告人戴某兵便通过互联网联系到被告人肖某生。双方达成处置协议,由戴某兵、钟某华负责运输“副产盐”至肖某生指定场所,并按照每吨50元左右的价格支付肖某生“补贴款”。肖某生随后使用化名以“临时堆放原材料”名义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建区分别租赁场地用于堆放“副产盐”。
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戴某兵委托钟某华组织车队先后将1200余吨、211吨不同企业生产的“副产盐”拆包混合后运送到肖某生租赁的青山湖区场地和新建区场地。肖某生对上述“副产盐”未做任何防护措施便径直露天堆放,后更换手机号码“失联”,导致堆放在两地的“副产盐”分别流散300余吨、70余吨,造成周边土壤、水体被污染。经检测,上述“副产盐”均具有浸出毒性,所含危险废物超标,危险废物代码为HW02/HW04/HW11。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6月,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生态环境局发现,肖某生租用该区乐化镇一空厂房露天堆放大量不明固体废物,经快速检测,初步判定为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新建区生态环境局对堆放物进行应急处置后,将肖某生涉嫌污染环境案移送新建公安分局。
新建公安分局于2020年7月3日立案侦查,并主动听取新建区检察院意见。双方联合新建区生态环境局围绕案件性质、取证方向多次开展会商研判,确定以查清危险废物的类别、来源、流转为侦查方向。
经初步侦查,案涉“副产盐”来源于戴某兵。进一步研判发现,本案“副产盐”来源于两个省份10余家产废企业,并流向多个省份。鉴于案情重大、疑难、复杂,2020年8月31日、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先后对该案挂牌督办,并派员至新建区协调、指导关键证据调取。
针对本案堆放的“副产盐”系多家企业固体废盐“混合物”情况,新建公安分局、新建区检察院、新建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对涉及的10余家产废企业进行突击走访调查,全面调取企业环评报告、验收批复文件、企业危险废物处置协议等证据,初步圈定涉案“副产盐”来源于其中7家产废企业。在充分会商并征求专家意见后,委托鉴定机构对7家主要产废企业产出的废水、固体废物采样与涉案“副产盐”中所含的特征污染物进行比对,鉴定出与2家企业具有高度关联性。鉴于2家企业对生产中的“副产盐”没有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处置,造成实际污染的后果,由生态环境部门与涉案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针对肖某生等人辩称主观上不明知系危险废物,客观上系“临时堆放并将销往水泥厂”,并非“排放、处置、倾倒”危险废物的辩解,办案机关在固定完善肖某生等人长期随意堆放、无保护措施放任“副产盐”流失、以假姓名租赁场地并更换联系方式等客观行为证据的同时,联系走访省内多家水泥厂,对水泥生产中不需要、不收购涉案“副产盐”事实进行确认,进一步夯实了案件的证据基础。
针对本案鉴定费用高昂的问题,新建公安分局、新建区检察院、新建区生态环境局与区人民法院、区财政局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推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接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生态损害赔偿及修复资金,并支付环境资源案件办理产生的司法鉴定、应急处置、生态修复等费用。将检察公益诉讼“先鉴定、后付费”机制运用至刑事案件办理中,委托江西核工业局监测研究中心先行对全部涉案“副产盐”开展检测。经检测,该批固体废物具有2.4.6-三氯苯酚浸出毒性,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认定为危险废物。鉴定结束后,新建区及青山湖区生态环境部门立即开展无害化处理工作。
针对相关“副产盐”流向多省份问题,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山东等地公安机关核查涉案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处置“副产盐”污染环境犯罪。各地及时将协查结果反馈新建公安分局,进一步固定完善证据。
2021年1月12日,新建公安分局以戴某兵涉嫌污染环境罪、伪造公司印章罪,钟某华、肖某生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审查起诉。戴某兵、钟某华经检察机关多次释法说理,主动缴纳生态修复费用41万元、10万元。2021年6月21日,新建区检察院对戴某兵等3人向新建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18日,新建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以污染环境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戴某兵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1万元,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肖某生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钟某华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一审判决后,戴某兵提出上诉。2022年12月2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 准确打击“副产盐”黑产业链。化工行业尤其是石化、制药、精细化工等行业,每年产生大量废氯化钠盐、废硫酸钠盐等“副产盐”,个别产废企业为降低处置成本、牟取非法利益,勾结、放任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个人对危险废物类“副产盐”进行非法处置,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此类案件的侦办难度普遍较大,本案围绕危险废物的性质、来源、流转、处置等问题,对案件串并深挖,实现对非法提供、收集、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黑产业链准确打击。
2. 积极探索“先鉴定后付费”机制。司法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鉴定费用高昂往往是制约司法办案的难点问题。本案中,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推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用账户,作为“资金池”统一接收、保管各类环资案件赔偿及修复资金,统一支付生态修复、司法鉴定等费用,为环境资源案件办理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探索运用“先鉴定后付费”机制办理重大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为推进案件高效办理提供了参考借鉴。
案例七
重庆市永川区邬某渐等8人非法处置含油泥浆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页岩气钻井 含油泥浆 跨省协作机制 行业风险分析
【基本案情】
被告人邬某渐,系某矸砖厂实际经营者。
被告人彭某鸿,系邬某渐所雇货车司机。
被告人常某、陈某、李某,系第三方环境治理承包商项目负责人。
被告人杨某、周某志,系页岩气开采项目安全环保管理人员。
西南某工程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在川渝两地从事页岩气开采。2020年3月起,公司位于四川省武胜县的项目试气过程中,多次拆装机器导致管线内的液压油泄漏至钻井平台下方井中。该项目安全环保管理人员杨某安排工人将含有废液压油的水,抽入原本用于收集废泥浆的地罐中,由此混合形成含油泥浆,又安排下属周某志联系不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重庆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陈某运走处置。陈某通过重庆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常某层层转包,最终找到重庆永川区某矸砖厂经营者邬某渐,欲将含油泥浆作为矸砖原材料进行非法处置。同年8月,邬某渐指使彭某鸿驾驶货车将34.55吨含油泥浆运抵永川区,因发生泄漏,该二人遂将整车含油泥浆倾倒在公路边山沟里。
2020年7月,公司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项目开展替浆作业期间,用油基泥浆替换水基泥浆产生含油泥浆混合物。该项目安全环保管理人员袁某私自联系成都某能源有限公司的李某,将18.38吨含油泥浆当作一般水基泥浆处理。李某转手交由邬某渐处置,邬某渐安排他人将上述含油泥浆运至某矸砖厂并倾倒在料场旁的土坑内。
经鉴定,本案中被倾倒的52.93吨含油泥浆属于危险废物。邬某渐等人的非法处置行为,造成倾倒地土壤中石油烃、重金属钡等含量远超背景土壤值,并含有重金属锌、铬等有毒物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行政调查和刑事诉讼情况】
2020年8月7日,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接群众举报,在公路边山沟发现大量含油废弃物,随即联合永川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并将情况上报重庆市公安局。调查过程中,生态环境部门对现场污染物采样监测特征污染因子,会同专家进行辨别,并启动应急协作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开展含油泥浆应急处置工作。公安机关整合相关警种力量成立专案组,通过现场勘验、收集相关物证,结合区域工业布局,初步划定页岩气钻井行业为溯源排查重点范围,并进一步锁定涉案车辆和人员,准确还原跨川渝作案过程。因案情重大,专案组随即根据《川渝联手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协作机制》,商请四川公安机关配合开展现场勘验、危险废物溯源固证、犯罪嫌疑人抓捕审讯等侦查工作,同步开展涉案钻井企业走访调查工作。在川渝公安机关的协同配合下,相关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并通过调取嫌疑人专业背景、任职经历、岗位职责、培训经历等客观证据,印证钻井平台及居间委托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为综合认定相关嫌疑人“明知”含油泥浆的危害性打下基础。同时,专案组商请检察机关对危险废物鉴别、追责对象、共犯合意认定等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开展侦查工作。最终,本案通过川渝协作、部门联动、多警种合成作战等举措,斩断“产、运、倒”一条龙式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利益链条,实现对危险废物倾倒者、委托倾倒者和产生者的全链条高效打击。
2020年11月24日,邬某渐等8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因重庆试点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根据地域划分该案移送至对应的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针对含油泥浆混合物属性鉴别、本案是否涉及单位犯罪等提出补查意见。经专案组与检察机关会商后,决定聘请司法鉴定机构为本案的混合固体废物作出性质鉴别,并同步商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混合固体废物的判定。鉴定及判定结论均显示,泥浆类物质属于半液态物质,且具有较大的孔隙率,能够与废矿物油进行充分混合,导致废矿物油的危险特性扩散至废泥浆中,本案含油泥浆属于具有毒性的危险废物。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认为,杨某、常某等6人外包处理危险废物,均系私自委托非法处置行为而非执行单位决定,其中常某违法所得归其个人占有,均不认定单位犯罪。经检察机关积极开展释法说理,邬某渐等6人自愿认罪认罚,缴纳生态修复金共8万元。
因本案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案件重大复杂,涉川渝多家企业,社会关注度高,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29日将民事公益诉讼线索移送至上一级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该院于同年6月3日作出公益诉讼立案决定。本案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后果严重,受损生态亟待修复,但犯罪链条长,共同侵权人多,导致民事侵权主体范围不明。经第五分院调阅案卷、听取鉴定专家意见后查明,涉案刑事追诉对象与民事侵权被告虽不同一,但非法处置油基泥浆污染环境的民事侵权事实已查明,生态损害范围和程度明确,上游产废外包、居间转包、下游倾倒危废所涉的主体清晰,相关侵权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之规定,本案共同侵权连带环境修复责任主体范围可依法确定,具备开展诉前磋商条件。第五分院于同年7月5日联合永川区检察院,组织永川区生态环境局、涉案企业和个人、专家、市人大代表、听证员等召开公开听证,明确污染链上下游6家川渝企业和2名行为人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赔偿责任,释法说理督促引导相关企业和个人自愿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并由永川区生态环境局及时启动诉前磋商,7月9日,由永川区人民政府与赔偿义务人某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第三方环境治理承包商、某矸砖厂、邬某渐、常某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明确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责任认定和承担、履行方式和期限等内容。同年11月,上述赔偿义务人已支付生态修复金240万余元,完成了受损地的生态修复工作,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修复效果显著。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钻井行业非法外包污染环境问题,川渝两地办案机关共同督促涉案企业迅速开展环保排查专项整治,推动企业严格把关环保治理承包商准入资质,强化作业现场监测管理,加强固废危废处置管理,依法承担污染防治社会责任。产废单位在企业内部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治理承包商和作业现场固废管理的通知》《关于开展环保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完善了相关制度,并对出井场的固体废物开展专项排查。
2021年7月15日,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邬某渐等8人污染环境罪一案提起公诉。杨某、周某志在一审庭审中辩解无罪,经检察官出示大量客观证据和申请侦查人员、证人出庭作证,二人当庭认罪认罚,并缴纳生态修复金各5万元,邬某渐和陈某追加缴纳生态修复金各2万元。
2022年1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邬某渐等8人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其中6人缓刑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1万至2万元不等。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1.健全完善跨省协作机制,持续加大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页岩气主要可采资源地,而部分钻井平台将现场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转运处置委托外包,极易诱发黑色产业链。为遏制此类犯罪多发态势,川渝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总结两地落实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协作机制的实践经验,于2021年12月会签《四川省、重庆市危险废物案件跨省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重点强化跨区域危险废物案件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省级督办、应急处置、技术交流等工作机制,不断加强个案协同、类案治理和信息通报,切实提升联合打击力度。本案川渝两地办案机关得知线索后迅速行动,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终端为原点,协同开展案件调查、追踪溯源、取证缉捕,全链条成功打击犯罪。
2. 深入分析行业风险隐患,促进行业企业规范管理。钻井平台对现场的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转运处置,大多采取外包方式,由第三方承包商负责。如果钻井平台缺乏对承包商的有效监督制约,就可能存在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及相关企业对从业人员规范操作培训管理欠缺的情况。同时,该行业部分下游企业或个人,为节约处置成本、牟取非法利益,以设立合法工厂为掩护,巧立“资源再利用”“开展实验”等名目,违法接受产废单位委托,非法处置含油泥浆等危险废物,逐渐形成黑色产业链。行政主管部门对危险废物的监管,主要依托产废单位主动申报和现场检查核实,由于混合固体废物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往往未纳入危险废物联单系统管理,其流向存在监管盲区。本案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开展环境修复、促进企业合规管理、进行行业风险分析治理,实现从犯罪治理到社会治理的延伸。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雪樵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雪樵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7】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张雪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曹建明
2017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6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6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经济发展司法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次表明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为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吃下了“定心丸",也为人民法院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出了“动员令"。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研究出台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举措,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保护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我们下一步做好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您在建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一直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特别关注的内容,您的建议也在相关政策文件中予以了体现。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工作,陆续发布了《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不断完善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司法政策。《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要求全国法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狠抓民营企业司法保护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积极搭建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的“绿色通道",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其中在执行工作方面,人民法院在加大执行力度的同时,十分注重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一是始终强调依法规范执行、正当执行、善意执行的理念,全面落实中央政策精神,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要求全国法院严格贯彻落实。二是审慎把握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减少诉讼活动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在财产控制中,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能够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绝不采取“死封"“死扣"措施;在财产处置中,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被查封人在法院监督下处置财产,尽可能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资产的经济效能;在执行方式上,尽量优先采取方便执行且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执行措施,以减少强制执行成本、力争最小权益减损;在执行进程上,对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或者被执行人、案外人提供合适担保的情形,依法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在限制高消费上,对被执行人确因经营和商务需要实施的消费行为,根据当事人申请予以许可。三是采取各项措施,健全执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将执行权纳入“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严禁违法变更追加当事人和违法查扣案外人财产等行为。
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的政策措施。畅通民营企业诉讼渠道,将民营企业发展、保护的理念贯彻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审慎适用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始终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强支持者和有力保障者。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9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旅游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旅游纠纷,是指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之间因旅游发生的合同纠纷或者侵权纠纷。
“旅游经营者”是指以自己的名义经营旅游业务,向公众提供旅游服务的人。
“旅游辅助服务者”是指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
旅游者在自行旅游过程中与旅游景点经营者因旅游发生的纠纷,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以单位、家庭等集体形式与旅游经营者订立旅游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除集体以合同一方当事人名义起诉外,旅游者个人提起旅游合同纠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条 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
第四条 因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原因导致旅游经营者违约,旅游者仅起诉旅游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旅游辅助服务者追加为第三人。
第五条 旅游经营者已投保责任险,旅游者因保险责任事故仅起诉旅游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
第六条 旅游经营者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旅游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旅游经营者责任、加重旅游者责任等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未履行告知、警示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者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以非法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等方式处理旅游者个人信息,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不同意转让,请求解除旅游合同、追究旅游经营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或者合同另有约定之外,在旅游行程开始前的合理期间内,旅游者将其在旅游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前款所述原因,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第三人给付增加的费用或者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减少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将其部分旅游业务委托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营者,因受托方未尽旅游合同义务,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受到损害,要求作出委托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委托除前款规定以外的人从事旅游业务,发生旅游纠纷,旅游者起诉旅游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准许他人挂靠其名下从事旅游业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因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导致合同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必要的提示义务、救助义务,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包括旅游经营者安排的在旅游行程中独立的自由活动期间、旅游者不参加旅游行程的活动期间以及旅游者经导游或者领队同意暂时离队的个人活动期间等。
第十八条 旅游者在旅游行程中未经导游或者领队许可,故意脱离团队,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为旅游者代管的行李物品损毁、灭失,旅游者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损失是由于旅游者未听从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事先声明或者提示,未将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由其随身携带而造成的;
(二)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
(三)损失是由于旅游者的过错造成的;
(四)损失是由于物品的自然属性造成的。
第二十条 旅游者要求旅游经营者返还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因拒绝旅游经营者安排的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的项目被增收的费用;
(二)在同一旅游行程中,旅游经营者提供相同服务,因旅游者的年龄、职业等差异而增收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因过错致其代办的手续、证件存在瑕疵,或者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而遗失、毁损,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补办或者协助补办相关手续、证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上述行为影响旅游行程,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事先设计,并以确定的总价提供交通、住宿、游览等一项或者多项服务,不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由旅游者自行安排游览行程的旅游过程中,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1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提出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产权制度重要意义,明确产权保护的总体要求
1.充分认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依法保护产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各级检察机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保护企业和个人合法产权、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
2.严格落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保护原则,充分发挥惩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检察职能,加强对产权的司法保护。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确保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坚持全面保护原则,全面保护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切实维护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规范改进司法行为,注重产权司法保护实效
3.严格把握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有关产权刑事案件,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产权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执行和利用国家政策谋发展中的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的界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客观归罪。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融资等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对于正在办理的涉产权刑事案件,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4.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办案中坚持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疑罪从无原则,对于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坚决予以纠正。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经过补充侦查仍达不到起诉证据标准的,依法不起诉。对于构成犯罪但认罪认罚的,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社会反映强烈、当事人长期申诉的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要抓紧组织力量进行甄别,对确属错案冤案的,坚决依法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5.规范自身司法行为,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最大程度减少对产权主体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的损害及影响。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严禁使用当事人的交通通讯工具、办公设备,或者以办案为名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报。严禁干预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慎重使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对于涉嫌犯罪的各类产权主体主动配合调查,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较轻,且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一律不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对于不涉案的款物、账户,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资料、涉案人员近亲属的合法财产等,一律不查封、扣押、冻结。对于涉及企业和投资、生产、经营者、科技创新人员犯罪的举报,经查证失实的,及时澄清事实。
三、依法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加大惩治侵犯产权犯罪力度
6.加强审查批捕、起诉工作,确保依法、准确、及时、有效打击侵犯产权犯罪。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各类产权主体财产权的犯罪,突出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商业贿赂、金融诈骗、虚假诉讼、强迫交易等不法手段破坏公平市场营商环境的犯罪,以及通过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手段,严重损害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犯罪。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突出打击链条式、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及具有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网络侵权、有组织侵权等恶劣情节的犯罪,加大对涉外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对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私有产权,勾结黑恶势力在特定经济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受害者人数众多,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侵犯产权的犯罪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
7.正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提升审查批捕、起诉工作质量。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细化涉产权犯罪案件审查逮捕质量标准,严格审查是否具备社会危险性条件,对构成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一般不批准逮捕。建立涉产权犯罪案件审查逮捕质量分析评查制度,对逮捕后撤案、不起诉、判无罪和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案件实时监控、及时分析,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严格依法把握起诉条件,从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等方面准确认定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市场主体意志以外的因素,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适用不起诉。保障涉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人格尊严,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推进刑事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对于轻微案件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切实维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8.针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延伸审查批捕、起诉工作产权保护效果。结合审查批捕、起诉工作,加强对侵犯产权犯罪活动的分析研判,提高产权司法保护的精准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采取检察建议等形式,帮助各类产权主体强化产权保护意识,促进国有企业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和内控机制、规范国有资产流转程序和交易行为,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监督制度,促进民营企业提高依法规范经营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侵犯产权犯罪。
四、加强侦查预防工作,依法惩治侵犯产权职务犯罪
9.严肃查办侵犯产权的职务犯罪。重点惩治利用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财务、采购、营销、投资等方面内部监督制度不健全实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以及通过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方式,以市场行为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犯罪。重点惩治发生在金融、土地、财税、能源、资源等重要领域行政审批、管理过程中侵犯产权的失职渎职犯罪。重点惩治发生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登记、保管、使用、处置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以及利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侵犯农村集体产权、侵犯农民权益的职务犯罪。
10.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最大限度降低对产权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于涉案企业和人员正在投入生产运营或者正在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等,能够采取非强制性措施即可达到保障诉讼目的的,不使用强制性措施。加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甄别审查工作,最大限度缩短甄别审查期限,确保合法财产不受牵连。办案中要注意听取有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争议大的案件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报告。
11.通过查办职务犯罪发现产权保护制度机制的漏洞和风险点,从源头上减少涉产权职务犯罪。要结合办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既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创业创新谋发展,又引导企业和企业家依法规范经营。围绕国有产权、农村集体产权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重点领域,深入剖析典型案件和发案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结合办案,对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题预防活动,积极运用检察建议、年度报告、专项报告等方式,督促产权登记、审批、监管、保护等部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改进产权保护工作,增强预防工作整体效果。
五、强化刑事诉讼监督,保障涉案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12.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加强对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侦查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选择性执法等妨害产权平等保护的问题,加大对该立不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办案制度,坚决纠正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漏捕漏诉、滥用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当等侦查违法行为。对于因涉嫌犯罪被逮捕的各种所有制组织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切实履行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依法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13.加强刑事审判和刑事执行监督。加强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案件,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和规范监督,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诉。加强对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涉产权案件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活动,发现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刑过程中,存在应当执行而不执行,不应当执行而执行,非法处置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财产等侵犯产权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确保财产刑执行到位。依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在服刑期间的申诉权,防止其因申诉而被限制或者剥夺依法获得减刑的权利。对于犯罪的民营企业投资人,依法保障其在服刑期间行使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
六、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形成多元化产权保护格局
14.依法履行民事行政检察职责,加强对产权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依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申请监督权,规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和审查程序,注重倾听当事人意见,畅通申请监督渠道,积极通过抗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加强对涉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有效保障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因不依法履行执行职责及错误采取执行措施、错误处置执行标的物、错误追加被执行人,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案件。加大对涉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监督力度,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以物抵债等方式损害案外人产权案件,督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虚假诉讼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15.依法推进公益诉讼试点,积极探索开展对行政强制措施和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稳步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产权领域为重点,积极运用诉前程序和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被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侵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积极探索对涉及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措施,防止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对各类产权主体合法权益的侵害。
七、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依法化解产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
16.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依法受理历史形成产权案件的申诉,做到有错必纠。打造“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诉求表达体系,为产权人寻求法律咨询、权利救济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及产权的刑事申诉案件,依法导入法律程序,按照诉求性质、案件管辖和法律程序及时审查办理。凡是违反法律政策侵犯产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定、判决、裁定,要依法监督纠正。
17.依法办理涉产权保护的国家赔偿案件。坚持法定赔偿原则,保障符合赔偿条件的产权主体依法获得赔偿。支持人民法院对涉产权国家赔偿案件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办理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保障符合法定赔偿条件的产权主体及时获得赔偿。依法受理和审查产权主体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和行政赔偿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的案件,并依法提出监督意见。
18.拓展控告申诉工作模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建立涉产权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引导当事人和解机制,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帮扶、政府扶贫等化解矛盾机制,推动建立健全与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衔接联动机制,引导当事人向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并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推动律师参与代理和化解涉及产权纠纷信访案件工作,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有效解决产权纠纷。
八、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确保产权保护措施落到实处
19.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检察机关要把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狠抓落实。切实加强对产权保护法律政策界限和工作措施的研究、协调和推进,加大保护和纠错力度。积极参与民法典编纂研究工作,推动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及时对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凡是不符合依法保护产权的,应当废止或者修改。要深入研究分析产权司法保护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对下业务指导。对重大侵犯产权刑事犯罪案件、重大妨害产权保护职务犯罪案件,实行挂牌督办。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办案中遇到的有关困难和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必要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20.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各级检察机关要立足检察职能建立健全产权司法保护的长效机制。加强办理产权案件的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选拔专家型人才和业务骨干办理产权案件。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推进检务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增强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
21.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党委牵头,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共同参加的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对办案中发现的体制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和事项,及时向党委报告。加强与纪检、审判、公安、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强产权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加强与各级工商联、相关行业协会的密切联系,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情况、共同开展调研等常态化机制,支持开展对涉及产权纠纷的中小企业维权援助工作。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企业人士等方面意见,增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2.加强法治宣传。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把培育全社会尊重产权、保护产权意识作为以案释法、法治宣传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宣传主阵地、“两微一端”、微电影、微视频等媒体平台,加强与主流媒体、重点商业网络和自媒体的联系协作,深入宣传解读党和国家加强产权保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及时报道检察机关工作部署、举措、进展和成效。选择检察机关依法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有重大影响的错案冤案典型,适时向社会公布,释放保护产权的积极信号,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着力宣传和营造法治、透明、公平的体制政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四起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四起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10月9日)
1.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古柏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植物资源保护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古蜀道古柏 跨区域司法协作
【要旨】
检察机关从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发现线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构建古柏保护长效机制,实现古树资源常态化、智能化保护,同时建立古蜀道沿线检察机关古柏资源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23日,张某某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采伐许可的情况下,将位于四川广元市剑阁县木马镇七柏村七柏山上的2株古柏采伐,并以电锯断成原木。经鉴定,被采伐的2株古柏树的树龄均在400年左右,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经鉴定价值为23.16万元。2019年7月16日,剑阁县公安局对张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在办理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发现,七柏山原有古柏7株,均未按照规定挂牌。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剑阁县古柏资源丰富,以“柏木之乡”著称。辖区内柏木面积14余万公顷,蓄积98.97万立方米,居四川省首位。现存8000余株古柏的千年驿道,是世界古行道树之最和我国秦汉文化积淀最多、保留最完整的驿道。其中树龄2300余年的“剑阁柏”是世界唯一物种,并仅有1株。剑阁县境内现有古树名木资源15620株,占全省26%。其中国家一级古树7632株,国家二级古树617株,国家三级古树7371株。除对集中分布及国有林、祠庵堂庙的古树进行了挂牌管理外,部分古树未进行挂牌管理,部分古树未纳入古树名木档案,已挂牌的古树也存在未规范标明树名、学名、科属、树龄、管理单位等问题,存在被盗伐和遭受自然损害的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8月14日,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剑阁县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2019年8月26日,剑阁县院向剑阁县林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严格落实古树管护制度,对剑阁县境内古树进行清查并挂牌,落实管护责任;完善协作机制,科学采取技术措施,防范病虫害、气候变化、城镇发展、环境污染等对古树造成的损害。
2019年10月16日,剑阁县林业局向剑阁县院作出回复,以资金紧张且少数古树不用建档挂牌为由不予整改。剑阁县院分别于2019年12月、2020年3月召开座谈会督促剑阁县林业局履行职责,但剑阁县林业局依然未对古树名木档案进行更新,剑阁县樵店乡、木马镇、义兴乡、涂山乡、迎水乡等地古树仍未挂牌保护。
【诉讼过程】
2020年4月24日,剑阁县院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剑阁县林业局履行古树名木普查建档、规范挂牌职责。
检察机关起诉后,剑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召开政府常务会议等方式专题研究部署古树保护工作,并由县政府制定《剑阁县古树名木普查挂牌实施方案》。剑阁县林业局积极争取经费,聘请专业机构对全县境内古树名木开展普查,并建立“一树一档”电子数据库,针对古树生长环境、现状等开展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该县还将古柏保护纳入离任审计,明确由县长及各乡镇长分段包干建立古柏移交项目清单。2020年8月31日,剑阁县举行古柏保护行政首长离任交接仪式。
经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成效进行验收后,2020年10月14日,剑阁县院向剑阁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10月27日,剑阁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
为进一步强化古蜀道古柏资源及其生长环境的长效保护,剑阁县院与县林业局建立“检林合作”机制,建立古柏资源保护检察工作站,联合设立古蜀道古柏资源保护基地。2020年12月15日,剑阁县院牵头昭化区、南充市阆中市、绵阳市梓潼县、巴中市南江县五地检察机关和林业部门会签协作机制,签署《加强蜀道古柏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的意见》,推动古蜀道古柏资源保护跨区域协作。2021年1-4月,剑阁县院依托协作机制受理涉古柏资源及栖息地保护公益诉讼线索22件,已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20件。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古树资源保护不力问题,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职能实现对全县古柏资源的有效保护。同时以个案为契机,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深度保护古蜀道古柏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在促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自然生态系统治理、助力剑门蜀道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人损害长江生态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生物多样性保护 长江生态资源保护 生态资源损失 连带责任
【要旨】
检察机关对采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威胁濒危的鳗鱼种群稳定,破坏长江水域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通过专家评估等方式确定生态资源损失的标准,全链条追究捕捞者、收购者、贩卖者的连带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长江生态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4月,张某某等34人单独或共同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网目尺寸小于3毫米的张网等禁用渔具,非法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长江鳗鱼苗至少4852条,出售给王某某、高某某等13人。
高某某等7人,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所收购的鳗鱼苗系他人非法捕捞所得,仍在靖江市安宁港、蟛蜞港等地,分别多次向张某某等非法捕捞人员收购鳗鱼苗至少5301条,并加价出售给王某某等人。
王某某等人明知所收购的鳗鱼苗系他人非法捕捞所得,仍共同合伙出资向上述张某某等34人、高某某等7人以及其他身份不明的捕捞者或贩卖者收购长江鳗鱼苗至少116999条,后加价出售给如东县鳗鱼苗养殖场的秦某某及其他收购人员。
案涉鳗鱼于2014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至今无法人工繁育。
【调查和诉讼】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泰州市院)从王某某等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发现损害长江生态资源的公益诉讼线索,于2019年2月14日决定立案调查。
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泰州市院走访多名渔业专家、渔政执法人员,调查本案非法捕捞给长江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害。中国水产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出具专家评估意见,认为本案非法捕捞、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危害,包括直接的鳗鱼资源损失、误捕的其他渔业资源损失以及水域生物链受到破坏的危害,所造成的鳗鱼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的损失应参照《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之规定,按鳗鱼资源直接损失3倍计算。
另查明,本案王某某等收购者明知他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是从长江中非法捕捞所得,仍多次、反复收购,甚至与捕捞者事先约定价格、支付保证金,非法捕捞、贩卖、收购者共同破坏了长江生态资源。对于非禁渔期相关人员采用禁用网具捕捞的禁捕鱼种造成长江生态资源损失的行为,虽不构成刑事犯罪,但符合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2019年7月15日,泰州市院对王某某等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其非法捕捞、收购、贩卖鳗鱼苗所造成的鳗鱼资源损失351万元,及造成的其他生态资源损失(按鳗鱼资源损失的1.5倍至3倍计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聘请水产研究专家出庭,辅助说明非法捕捞行为给长江生物多样性以及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
2019年10月2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王某某等13人在858.9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秦某某、高某某等7人、张某某等分别在301.9万元,38.7万元,17.2万元范围内与王某某等13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王某某等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2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为,王某某等收购者明知捕捞鳗鱼苗必然会给长江生态资源造成损害,仍积极主动收购,并存在明显的意思联络,收购行为属于对长江生态资源的侵权行为。捕捞者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捕捞鳗鱼苗,给长江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害具有毁灭性,本案按鳗鱼资源损失的2.5倍计算长江生态损失合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非法捕捞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全面评估非法捕捞行为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失,既要求赔偿直接渔业损失,又要求赔偿其他渔业资源以及水域生物链受到破坏造成的损失,有利于全面保护长江生态资源。检察机关全链条追究捕捞者、收购者、贩卖者的共同侵权责任,要求各侵权人根据参与情节承担连带责任,有利于预防或杜绝非法捕捞行为,从源头保护长江生态资源。该案庭审时中央电视台等四十多家媒体全程同步直播,1600多万网友在线旁听,有效地发挥了警示教育作用。
3.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空间艺术鉴赏中心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惩罚性赔偿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劳务代偿
【要旨】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其损害结果持续存在至民法典施行后的,检察机关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探索主张惩罚性赔偿,并可选择以公益劳动的方式折抵部分惩罚性赔偿金。
【基本案情】
青岛市崂山区某空间艺术鉴赏中心(以下简称“鉴赏中心”)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其在2017至2018年期间的经营过程中,购入并对外销售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熊1只、“三有动物”孟加拉眼镜蛇3只。
【调查和诉讼】
2020年9月10日,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岛市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后,依法立案调查。在查清案件事实后,为确定野生动物灭失导致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检察机关委托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副院长、山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专业委员会副委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出具专家意见,认定本案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90.75万元。
青岛市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损害后果出现在民法典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鉴赏中心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但生态资源损害后果一直持续存在至民法典施行后,检察机关可以按照民法典之规定,依法追究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同时,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青岛市院经依法公告后于2021年1月1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鉴赏中心同意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惩罚性赔偿。经多次庭前会商及征求专家等意见,认为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10%至一倍作为惩罚性赔偿比较合适,结合侵权人认真悔过并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宣传等公益劳动,确定适用10%的惩罚性赔偿金比例。1月2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鉴赏中心赔偿造成的野生动物损失8.3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90.75万元、惩罚性赔偿99050元(为前两项之和的10%;惩罚性赔偿数额的25%以公益劳动劳务代偿折抵)、专家意见费15150元等共计108.9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为规范此类案件办理,青岛市院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会签了《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劳务代偿工作的暂行办法》。2021年3月12日,青岛市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场监督部门等联合在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青岛市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普法暨鉴赏中心案劳务代偿公益劳动启动仪式,辖区海底捞等35家具有代表性的餐饮企业参加活动。在崂山区司法局的指导下,鉴赏中心已陆续向120余家餐饮企业送达宣传册,并参加了崂山区司法局的三次法治普法宣讲。
【典型意义】
对于损害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依据民法典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和数额,可以结合具体案情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探索。在侵权人具有赔付能力的前提下,经协商自愿提供公益劳动以折抵惩罚性赔偿,侵权人以身说法,既警醒自己,更警醒同业者,更具有教育警示意义。
4.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原生态樟树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植物资源保护 变更建设规划 古树名木保护机制 树评制度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中心城区原生态樟树群因重点道路工程建设未经审批拟移植并遭受破坏的情况,切实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推动政府变更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性质,为樟树群“让路”,继而出台古树名木保护机制。
【基本案情】
凉塘樟树群系丽水市中心城区为数不多且规模最大的原生态樟树群,共有44棵大樟树,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其中最高树龄300年,为国家一级古树。因重点道路工程建设,樟树群被划入规划红线内,计划移植处理。截至2019年3月,业主单位已完成樟树群移植项目的招投标,计划4月底前全部移植。道路建设已全面开工,施工现场紧邻樟树群,部分樟树遭受破坏,但移植项目却未上报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丽水市住建局)审批。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4月1日,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接到公益线索举报后,立即将该案交由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莲都区院)办理。莲都区院迅速立案,开展调查核实。丽水市和莲都区两级院检察长带队赴现场勘查,同时检察机关邀请公益人士参与办案,聘请专家现场认定树龄,走访行政机关和业主单位,厘清监管职责,核实道路建设、移植项目等具体情况。经调查,存在古树移植项目未经审批、樟树遭受破坏等问题,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19年4月8日,莲都区院向丽水市住建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加强古树移植审批和后续保护工作。同时,检察机关主动向丽水市政府通报案情。分管副市长两次组织现场调研,四次牵头召开专题会议。2019年6月3日,丽水市住建局作出阶段性回复。7月24日,丽水市政府最终确定樟树群全部原址保留,道路做线型调整,樟树群所在地27252平方米土地性质变更为绿化用地。为此,道路建设将多支出2000余万元。
2019年9月12日,丽水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出台《丽水市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在全国率先建立“树评”制度,明确城市建设用地内古树名木统一由住建部门监管,上图挂牌公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土地出让前应先征求住建部门意见并在规划设计条件上注明古树名木位置及保护措施。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继而在全市组织“守古树、护名木”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共办理案件90件,督促对600余棵古树名木采取保护措施,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件4份。在检察机关的督促和支持下,丽水市政府于2020年12月出台《丽水市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发展规划》,将古树名木保护项目列为十二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之一予以重点推进;公益人士也于同年底成立了全省首个古树名木保护公益组织。
新华社、检察日报、法制日报分别以“城建为树让路”“土地出让先过‘树评’关”等为题对本案进行报道。
【典型意义】
浙江丽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检察机关着眼生态保护,通过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在公益损害发生之前,推动政府变更建设规划,对中心城区原生态樟树群整体原址保护,有效维护了城市生物多样性。检察机关推动政府出台古树名木保护机制,明确监管职责,提出城市建设用地出让前需先过“树评”的要求,最大程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双赢共赢。同时,检察机关乘势而为,部署专项监督行动,推动将古树名木保护项目列入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提升了监督质效。此外,检察机关还构建起公益人士、公益组织参与案件办理的新模式,有效扩大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盟军。
5.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胡杨林保护 生态修复责任衔接认罪认罚从宽  异地修复
【要旨】
检察机关将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有效衔接,把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其认罪悔罪表现,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了公益损害修复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价值互补。对于已经实现自然修复状态的或不宜在原地补植的受损林地,可以“异地修复”方式弥补受损公益。
【基本案情】
胡杨林是干旱或荒漠地区的一种特有植被,它的生存对改善干旱或者荒漠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被称为“沙漠的守护神”。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现存44.4万亩胡杨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三处天然河道胡杨林之一。2020年4月,王某某在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焚烧杂草,失火引燃地边柽柳导致发生火灾。
【调查和诉讼】
2020年6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森林公安局以王某某涉嫌失火罪移送至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额济纳旗院)审查起诉。经宁夏绿森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王某某失火烧毁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有林地73.9亩,涉案被烧毁植被种类为柽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14.8万元。额济纳旗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同月15日,额济纳旗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于同日依法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过程中,额济纳旗院做细做实调查工作,发现王某某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尚有年迈母亲需要赡养,失火案发后,王某某主动向法院缴纳了替代补种保证金3万元,与检察机关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考虑到被烧毁植被位于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按照生物多样性自然修复要求,不宜在保护区内补种修复;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关于做好森林植被恢复费用于重点区域绿化造林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以及额济纳旗林业和草原局的意见,额济纳旗院认为可采用“异地修复”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要求王某某在指定地点按烧毁柽柳面积的2倍补种150亩防风固沙植被梭梭林。鉴于王某某缴纳了替代补种保证金,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认罪悔罪,社会危害性不大,额济纳旗院认为可对王某某适用缓刑。
2020年7月23日,额济纳旗院以王某某涉嫌失火罪起诉至额济纳旗人民法院,并于同日对王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某在指定地点补种150亩梭梭林,并在旗县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额济纳旗院积极与法院沟通,在庭前会议中完成证据交换,探讨庭审细节及诉讼请求的可执行性等。
2020年10月12日,额济纳旗人民法院依法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判,判决被告人王某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二年执行;判令其在行政机关指定地点补种150亩梭梭林,若补种林地修复不达标则承担代为补种费用3万元;判令王某某在当地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诉讼请求全部得到采纳和支持。庭审时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地群众代表共60余人参加旁听,社会效果良好。
【典型意义】
本案系2020年9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全区检察机关起诉的首例保护胡杨林案件。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把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其认罪悔罪表现,将公益诉讼替代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惩治犯罪和督促修复环境的双重功能,“小案件”具有“大意义”。
6.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华蜜蜂品种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华蜜蜂品种资源 社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相统一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完善执法体系,推动形成地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中华蜜蜂系中国独有的珍稀蜜蜂品种,长白山型中华蜜蜂是分布于长白山周边的中华蜜蜂品种,是在东北严酷的原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进化和长期驯化而形成的优良蜂类,其自身结构优势、对气候的适应性、蜂蜜中酶肽类含量等均远胜西蜂,2006年被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列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西蜂、意大利蜂等为其天敌。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宽甸县院”)在履职中发现,《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后,保护区周边主要路口、重要地段并没有按照条例规定设立保护标识牌;由于缺乏宣传,保护区内外相关人员对条例的颁布实施不了解;保护区内有大量外来蜜蜂饲养者进入保护区内饲养中华蜂的天敌--意大利蜜蜂,中华蜜蜂品种资源受到严重威胁。
【调查和督促履职】
宽甸县院针对发现的问题,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并经调查取证于2019年6月24日向宽甸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督促其加强宣传工作,对在保护区内饲养意大利蜂的情况及时作出处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华蜜蜂品种资源。
宽甸县院还就相关问题解决制定了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多次与县农业农村局协调推进。县农业农村局在收到检察机关建议后,积极履职:一是在保护区周边主要交通路口、重要地段,以县人民政府公告形式设立了10处“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标识牌”;二是在政府网站、县有线电视台、县报以及丹东日报等主要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重点介绍《条例》的重要规定和保护中华蜜蜂的意义;三是在保护区周边乡镇发放《条例》文本410本、宣传单3300余份,积极扩大社会影响;四是加大对保护区巡查执法力度,驱离外来意大利蜂养殖户20余户。2019年7月18日,宽甸县农业农村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函。针对回函,检察机关进行了跟进工作。经跟进调查,查实宽甸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举措对当地的中华蜜蜂物种资源切实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宽甸县院还与县农业农村局密切配合,推进建立中华蜂保护长效机制,成立了中华蜜蜂品种鉴定专家组,对全县蜂业开展普查,有序发放《养蜂证》;归类细化中华蜂保护问题。推动县政府制定《<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细化中华蜂保护措施,并明确了宽甸县域未来5年中华蜜蜂养殖种群的发展规划,扩大中华蜂规模养殖场,将西蜂养殖场减少到零。
截至2020年底,保护区内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种群数量已由2018年的2.5万群发展到约3.3万群,西蜂养殖数量种群下降。目前,保护区内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正稳步发展。
【典型意义】
作为中国独有品种,中华蜂具有物种特有性、遗传唯一性和种群脆弱性,一旦受到外来品种入侵戕害,极易导致生物链紊乱,进而给中华蜜蜂资源以及种植业、蔬果业、中药材等相关传统特色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检察机关一方面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预防性保护作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保护国家珍稀遗传品种资源,防止特有生物物种的濒危灭绝;另一方面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助力社会综合治理及效能提升作用,争取地方人大党委支持,推动完善地方立法对中华蜂物种的法治化规范保护,解决地方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
7.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黄花刺茄保护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外来物种入侵  区域协作 “社会-行政-司法”共治
【要旨】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专业咨询,精准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整治措施。对于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应当将案件线索及办案材料移送相关地区检察机关,必要时可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制发区域性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吉林省松原市地处世界三大草原之一的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全市草地资源占总辖区面积的19.9%,辖区内草原多为一类牧草,所含营养物质丰富。2020年7月,在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渭字村西南草原发现成片及零散生长的外来物种黄花刺茄。生长力极强的黄花刺茄会严重抑制其它植物生长,其生长之处寸草不生,草原植被严重破坏,威胁区域生物多样性,并且其果实含有神经毒素茄碱,可致牲畜死亡,危害区域农牧业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乾安县院)在开展生态环境“回头看”中发现疑似外来物种黄花刺茄破坏区域生态环境案件线索,2020年7月6日立案调查。经查询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布〈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四批)〉的公告》,初步判定涉案物种为黄花刺茄,提取植物样本委托吉林省长春海关技术中心进行检测,认定被委托鉴定物为黄花刺茄。检察机关立即展开调查:使用无人机对涉案地段进行调查拍摄照片固定证据材料,询问当地村民黄花刺茄对草原生态环境及牲畜放养造成的实际影响,咨询乾安县林业和草原局黄花刺茄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危害并共同进行面积测算,其中安字镇渭字村西南草原处入侵面积为6829亩,进一步了解近期黄花刺茄清理铲除开展的工作情况,调查乾安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防治措施,证明黄花刺茄对草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根据相关法律、行业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及乾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确定乾安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的主管职责。7月15日乾安县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根据听证会评议情况分别向乾安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主管部门履行毒害草原防治管理职责,同时向乾安县人民政府发出风险提示函,告知县内其他区域也可能有案涉外来入侵物种等潜在的风险,同时指出“现黄花刺茄正处于开花期,是防治最佳时期。”
收到风险提示函之后,乾安县人民政府迅速召开专题部署会,各地立即开展排查工作,其中安字镇又排查出入侵黄花刺茄3450亩,严字乡排查出795亩。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结合各地排查情况,立即组织对11000余亩的黄花刺茄开展清除整治工作,对地势平坦、集中连片的区域采取机械清除方式,对不适合农机作业的草原、道路边沿、林地及村屯周边的坑塘、路沟等采用人工挖除方法进行清除。截至7月底,乾安县域内11000余亩黄花刺茄已经铲除、晾晒后焚烧深埋,并已及时耕种草籽补植复绿。乾安县院全程跟踪参与,并利用无人机航拍铲除、焚烧、补植情况,同时向当地民众普及黄花刺茄的危害,避免群众生产生活遭受重大损失。为进一步加强协同共治,乾安县院与乾安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会签《关于在涉林涉草涉耕案件中生态保护协作机制》。
松原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实地踏查情况研判黄花刺茄具有蔓延扩散的紧迫性及危害性,部署开展全市专项监督。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7份,向当地人民政府发出风险提示函1份,均获回函采纳,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对20余块涉案地段29000余亩入侵黄花刺茄均已进行整治。
【典型意义】
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威胁当地的生物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保护生物安全的法定范围。检察机关在办理外来物种入侵公益诉讼案件所采取的快速反应、发放风险提示函开展诉前程序、强化点面集合区域协作模式等取得良好办案效果,清除了对生态有损害的入侵外来物种,推动形成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行政-司法”的共为共治的良好局面,有效保护了当地草原植被和区域生物多样性。
8.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13人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保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追究资源破坏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使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有效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初至10月下旬,李某某等13人在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投放高毒农药“呋喃丹”猎杀包括斑嘴鸭、琵嘴鸭在内的鸟类22种,共计5000余只。经东北林业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被猎捕的野生动物均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野生动物。李某某等人非法狩猎的行为,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平衡,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调查和诉讼】
该案跨越黑龙江和湖北两省,捕杀鸟类众多,案发地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对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鉴于该案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9年3月2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沙区院”)决定立案并在《检察日报》发出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5月23日,龙沙区院向龙沙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某等13人承担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100960元并公开赔礼道歉。该费用是由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出具的专业意见,通过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程度、修复的难易度、行政主管机关的意见、非法狩猎者的非法获利数额等案件中的具体情况综合确定的。龙沙区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积极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司法鉴定机构沟通协作,重点围绕犯罪数量、损害后果、修复费用等方面收集固定证据。
2019年7月31日,龙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历时9个小时。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级各有关部门及当地居民、被告人家属等170余人参加旁听。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龙沙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李某某等13人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刑期,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判决生效后,李某某等13人均赔偿了法院判决确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当庭赔礼道歉。扎龙管理局联合森林公安局将对被捕杀的5000余只野生鸟类进行了集中无害化处理。
案件办理后,针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围部分居民对猎杀行为仍存在错误认识的问题,龙沙区院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主体责任,一方面重回案发地,动员已刑满释放的非法狩猎人员向村民现身说法,并制作《公益诉讼宣传之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手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以该案的办理为素材,拍摄了《守护,这生生不息的希望》法治宣传片,在四级检察机关公众号上进行宣传,使公众在了解检察职能的同时提升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同时,龙沙区院还与相邻检察机关会签了《关于加强生态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建立了跨地区协作保护机制,共同守护人类的美好家园。
【典型意义】
“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鹤类、鸟类等为主的重要珍稀水禽分布区,有着丰富的水生物资源和较高的生物生产率,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水质、降解污染、蓄水防洪、补给地下水、调节区域的水量平衡、防止自然力侵蚀等功能。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为保护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通过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案说法”、建立协作机制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环保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沈某某等破坏海洋生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海洋生物资源 生态修复补偿金 连带责任
【要旨】
针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侵害对象与侵害客体相分离的情况,检察机关要充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性,准确认定捕杀、收购、运输、贩卖等各环节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从而全链条追究各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全方位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沈某某等15人为非法共同获利,从舟山市辖内各码头非法收购海龟,并通过长途运输、客车托运等手段,将236只海龟运输至广东出售。10月18日晚,沈某某所有的货车在普陀区东港街道芦花塔岭下路边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扣押海龟107只。经鉴定,涉案海龟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调查和诉讼】
2019年初,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舟山市院)在受理沈某某等人涉嫌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非法侵害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因刑事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案情重大复杂,根据涉案团伙组织负责的码头区域、各当事人之间违法行为以及侦查机关的侦查进度等情况,舟山市院分为三个案件,分别于2019年4月16日、4月18日立案并刊登诉前公告。
舟山市院在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标准继续调查取证,确定被告范围,补充询问沈某某等主要被告,调取通话记录、转账明细、车辆进出流水单、舟山海域海龟历年活动数据等证据,并委托有资质的专家进行评估鉴定。同时,根据“当事人自认”“有利于被告”等原则,对灭失部分的海龟种属、亲幼体、数量等事实加以认定。在没有海洋生物生态损害鉴定意见参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认为生态修复补偿金应是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所需的费用,案件中的海龟价值应归属于此。因此,按照鉴定意见中的海龟价值来确定生态修复补偿金653.04万元的诉请。同时,检察机关认为海龟的收购者、运输者、出售者与捕捞者对生物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损害都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公告期满后,没有海洋环境监管部门或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5月22日,舟山市院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在各自的侵权范围内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补偿金共计人民币653.04万元。2019年11月,2020年3月,宁波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被告未上诉,判决均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系列案件是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案件,在生态修复补偿金的确定、法律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刑民交叉时证据认定等问题上具有指引作用。鉴于生物资源类侵权案件中侵害对象与侵害客体相对分离的情况较多,在因果关系、责任认定上应有别于普通侵权案件,不能将因果关系仅限定在生物被捕猎致死的环节,而是应当综合认定收购者、运输者、出售者与捕捞者(狩猎者)形成不可分割的利益链,均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均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
10.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诉邱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专家评估论证 生态资源损失费 “生态检察+公益诉讼”
【要旨】
在没有扣押到海豚实物的情况下,聘请专家科学论证,确定海豚物种及发育系数,评估发育阶段,破解鉴定难题。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邱某某驾驶渔船在中日渔业协定水域附近捕捞生产时,发现有2批次共8只活海豚误入渔网,遂指挥被告人施某某、占某某等船员将海豚拖至船舶甲板面的左右两侧,并将其中的5只海豚杀害割下牙龈取出牙齿,后将已经死亡的海豚丢弃海里。经鉴定,涉案海豚为瑞氏海豚,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调查和诉讼】
2020年3月13日,福建泉州海警局对该案立案侦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发挥“生态检察+公益诉讼”机构设置优势,提前介入引导侦查。8月19日,泉州海警局将该案移送晋江市院审查起诉。次日,晋江市院对邱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予以立案并发布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拟就本案提起诉讼。
根据相关规定,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以该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为定罪量刑依据,而价值则以该物种基准价值、保护级别系数和发育阶段系数为基础来计算,物种鉴定、物种发育系数及涉案海豚发育阶段评估,就成为此类案件定罪量刑和追偿生态资源损失的关键。因国内对海豚的研究少,海豚发育系数在学术上并无统一认定,也无同类案例可供参考,且涉案海豚死后已被丢回海中,其物种及发育情况更难以判定。为解决鉴定难题,晋江市院聘请多位高校、科研机构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专家联合对本案物种、发育系数和发育阶段进行评估鉴定,专家通过对扣押到的海豚牙齿进行提取DNA测序和比对鉴定,结合现场视频和照片、事发海域生物种群状况,并经多次实地走访和研究,确定涉案海豚物种为瑞氏海豚,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确定了涉案瑞氏海豚的发育系数;结合农业农村部2019年《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评估出涉案海豚的生态资源损失费用合计人民币37.5万元。
2020年11月16日,晋江市院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邱某某等人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费用37.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并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1年2月1日,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晋江市院组织沿海几十名渔民、村民旁听庭审,并邀请厦门大学野生动物专家利用远程视频出席法庭的方式,就猎捕海豚对生物多样性破坏程度、海豚的珍贵价值、保护救助等方面发表专家意见,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被告人当庭悔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动缴纳了赔偿款。
案发后,晋江市院推动成立晋江市保护海上野生动物志愿队,在晋江市与大金门岛之间的海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与监测巡护活动,有效制止并严厉打击捕杀、贩卖珍贵、濒危海上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等违法犯罪行为,不断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引来了中华凤头燕鸥、中华白海豚、勺嘴鹬等极度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停靠,生物多样性趋于丰富。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综合发挥“生态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叠加优势,“提前介入”破解公益诉讼调查取证难题。在被捕杀的野生动物实物缺失的情形下,借助专家“外脑”进行论证、评估,确定野生动物物种和发育系数,科学认定生态损害赔偿金费用。在法院庭审时引入专家证人远程视频支持出庭,为案件成功办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同时对旁听群众进行普法警示,破除沿海渔民封建迷信陋习,也为开展海洋野生动物公益司法保护积累了实践样本。
11.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生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自然保护区 长江大保护
【要 旨】
检察机关就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依法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不仅有效推动问题整治,还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建立起部门协作、社会共治的长效保护机制。
【基本案情】
中华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脊椎动物之一,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被誉为水生物中的活化石,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录,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水体及周边环境不断恶化,中华鲟数量持续下降、濒临灭绝。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于1996年建立,其中西陵辖区所对应水域全部属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中华鲟洄游产卵区域。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陵区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中发现,在核心区域内的长江水域岸边有大量居民使用钓钩网具等非法捕鱼,附近约一公里长江堤岸被改为菜地,建设了违规构筑物,大量污染物经雨水冲刷后直排长江,严重影响中华鲟繁衍生息。
西陵区院于2020年6月立案后开展现场勘查,收集有关证据,经走访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科研人员详细咨询专家意见后,了解到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中华鲟重要的产卵场,核心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严重影响了中华鲟繁衍生息。该院主动联系相关责任单位进行磋商,发现涉及环保、农业农村、林业、水利及所在街道办事处等众多行政机关,且各部门之间存在权限不清、多头难管等问题。为促进行政机关部门联动、合力推进问题解决,2020年6月15日西陵区院分别向宜昌市西陵区水利局、宜昌市西陵区西坝街道办事处、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上述单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切实保护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启动综合整治,在岸堤上修建围栏,使保护区与生活区实现物理隔断,原菜地构筑物被拆除后种植了树木,污染情形得以改善。在岸边设置宣传牌,组织志愿者定期巡查,清理菜地2000余平方米、垃圾50余吨,整治污染源5处,劝导垂钓者,收缴违法网具,清理违法违规船舶,非法捕捞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宜昌市、西陵区政府先后发布通告,明确对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实行永久禁捕,形成了中华鲟保护的长效机制。
【典型意义】
随着长江水体及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中华鲟资源持续下降、濒临灭绝,更加严密有效地保护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对于中华鲟群恢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通过案件办理,不仅促进有关行政机关厘清工作职责,还推动地方政府建立起部门协作、社会共治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体现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担当,有效助力长江大保护,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2.广西防城港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红树林生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 野生植物资源保护 近危红树植物 诉前磋商 抢救性保护
【要旨】
针对近危红树植物生存面临的现实侵害和紧迫危险,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上下联动利用技术手段快速查明红树林生存环境情况,借助专家外脑提供“抢救”方案,适用磋商程序高效推动相关部门实施抢救性保护工作,为红树林救护“抢得”一线生机,提升了检察监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防城港市院)接到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反映线索,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白龙村横叉尾港西南侧的“海漆-桐花树-小花老鼠簕”红树林群落生存环境遭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15日,防城港市院指令防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防城区院)依法立案,并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抽调两级院办案骨干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调查核实查明,案涉红树林群落生境面积为686m2,主要分布点所处的滩涂于2020年6月被某公司出租用于修建虾塘,虾塘建设围堤后完全阻塞了红树林生境所需的海水潮汐涨落。其中包括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级别的1796株红树植物物种小花老鼠簕正面临着生存威胁。根据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专项调研显示,案涉小花老鼠簕是广西已发现的2处分布点之一,生境面积占广西总分布面积的89.6%,植株数占广西总植株数的98.1%,系保存良好较为原始状态的红树林,具有重要科研价值。2020年9月27日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曾向防城港市自然资源局发出《关于珍珠湾濒危红树植物小花老鼠簕面临消亡的紧急告知函》,建议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否则此片红树林群落可能在6-12个月后全部死亡。
专案组数次走访防城港市、防城区两级林业、海洋行政部门和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了解案涉红树林物种分布、生长环境保护等情况;多次深入红树林生长点实地查看,利用无人机航拍绘制生长区域图,查证海水水体交换情况,使用快速检验勘查箱检测水质情况,及时固定红树林生境现状证据材料。专案组认为,行政机关虽采取了一定措施,但并未有效改善红树林生境,而且长期没有跟进整改,该处红树林面临群落死亡风险持续增大。检察机关立即启动诉前磋商程序,对红树林实施抢救性保护。在红树林资源保护专家指导下,检察机关与防城区林业局、案涉公司达成尽快在虾塘堤坝阻塞处打开缺口,便于潮汐涨落时内外海水相互流通,形成有效海水水动力交换的磋商共识。各方于3月26日协力疏通了红树林生境与珍珠湾海域连接口,及时改善了近危红树植物小花老鼠簕群落生境。
2021年4月1日,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三级检察院联合广西海洋研究院、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召开专家咨询研讨会,研讨推动建立红树林长效保护机制,并将专家意见及时通报相关行政机关。防城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后续保护措施。防城区林业局根据专家意见组织人员对红树植物的叶片及气根上的悬浮胶粘物进行冲洗,保证其能正常呼吸和光合作用,并继续推进后续相关保护工作。几个月后,检察机关“回头看”时现场勘验,原近乎枯死区域的红树林已恢复绿色生机,底栖处的小花老鼠簕长势良好。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急案快办”,灵活适用诉前磋商程序,仅用11天时间便快速解决久拖7个月未决的近危红树林“保生存”问题。在办案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坚持“大案稳办”,借力专家外脑,紧盯长效保护“大事”,持续推动行政机关研究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此外,办案机关探索聘任具有专业背景的公益诉讼观察员,为检察机关拓宽监督视野、延伸公益保护触角积累了经验。
13.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文昌市麒麟菜省级自然保护区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麒麟菜自然保护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要旨】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助推整改并帮助排除干扰,促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探索“环保督察+公益诉讼检察”新型监督路径。
【基本案情】
麒麟菜是珍贵的热带海洋藻类。1993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文昌麒麟菜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为6500公顷。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环境督察反馈问题指出:文昌麒麟菜省级自然保护区长期来无总体规划,海藻场被盲目开发,原生麒麟菜濒临灭绝;当地政府不仅疏于保护区的管理,甚至违规填海造地,建设清澜半岛、东郊椰林、南海度假村等项目,侵占保护区174公顷。2020年中央环保督察再次指出:应于2018年年底完成的文昌麒麟菜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以及应于2019年6月底完成的麒麟菜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方案,仍未完成。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在部署“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监督活动中,向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文昌市院)交办了该案件线索。文昌市院立案后开展调查核实。一是调查麒麟菜生态环境破坏的现状,发现麒麟菜面临功能性灭失威胁,种类及分布面积均在逐年大幅减少。二是查明造成破坏的原因。经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和听取专业人员意见,查明麒麟菜锐减主要系围填海项目以及违规占用海域、违法捕捞等问题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引起。三是查明行政监管缺位问题并厘清责任。省林业局虽已于2020年4月制定了《海南麒麟菜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但有关修复工作一直未开展。2020年9月11日,文昌市院向文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牵头整改责任单位文昌市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该局切实履行整改职责,积极配合省林业局和督促市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管护和修复工作。针对违规围填海、违规竣工验收等造成麒麟菜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采取措施消除违规围填海及违法建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有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落实整改。文昌市林业局按照《海南麒麟菜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0-2035)》和修复方案,协同相关部门开展保护区生态修复工作,在麒麟菜修复区域投放麒麟菜附着基11800个,投放麒麟菜133510株;同时拆除保护区内占用海域构筑物及周边违规建筑物5729平方米。2021年3月,文昌市成立文昌市南海度假村人工岛和东郊椰林人工岛拆除和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文昌市南海度假村人工岛和东郊椰林人工岛整体生态修复工作方案》,下一步将开展两个人工岛拆除和生态修复工作,麒麟菜生态环境正逐步修复中。
【典型意义】
麒麟菜自然保护区面临功能性灭失威胁,且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问题后仍未得到有效整改,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主动介入,探索“环保督察+公益诉讼检察”的工作路径,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在环保督察的行政责任之外,再加一份司法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公益侵害顽疾得到有效治理。
14.云南省寻甸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黑颈鹤保护 自然保护区 宣告送达
【要旨】
检察机关结合当地实际,开展野生珍稀动物专项保护活动,针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形成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黑颈鹤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寻甸黑颈鹤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已知的黑颈鹤最南端越冬地,是黑颈鹤越冬期间的主要觅食和活动区域。据寻甸黑颈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以下简称“鹤管局”)通报,在保护区越冬的黑颈鹤种群数量逐年稳步回升,2010年仅21只,到2021年1月12日,保护区已监测到73只越冬的黑颈鹤在湿地活动。但是,近年来,在该保护区存在硬件设施不足、制度机制不健全和管理不规范、规划不明确等问题和隐患,影响黑颈鹤在越冬栖息期间的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云南省寻甸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寻甸县院)在履职中发现案件线索,随即部署对黑颈鹤保护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同期,寻甸县院与鹤管局、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等相关负责部门共同前往保护区实地查看黑颈鹤保护情况,发现保护区存在下列问题和隐患:(1)硬件设施不足,日常管理不到位。黑颈鹤栖息期间,保护区内有放牧、耕种等活动,且未设置围挡和进出口关卡,人员和车辆随意出入;管护站点缺乏必要的巡护设施和通讯设备,未充分配备专业人员。(2)制度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寻甸黑颈鹤市级自然保护区于2011年建立,2013年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但至今未制定管理规定,少数农户在保护区内擅自开挖水塘进行生产,破坏保护区湿地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和处罚。(3)规划不明确,土地收储不到位,保护区集中管理不统一。保护区核心区和季节性核心区人为干扰活动强烈,保护核心区还有农户在进行土地耕种,影响黑颈鹤在越冬栖息期间的安全。
寻甸县院立案后,针对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拍照取证,并听取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2021年3月15日,寻甸县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列席,依法向县林业和草原局、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等6家行政机关、黑颈鹤保护区所在3家乡政府以及鹤管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督促各行政机关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职责,共同推进寻甸黑颈鹤保护区保护工作,形成黑颈鹤保护工作合力。检察机关还召开圆桌会议跟踪问效,推动各行政机关之间沟通协调。
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高度重视。鹤管局牵头起草了《云南寻甸黑颈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在保护区南北2个主要路口加强管控,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保护区;与县自然资源局就退耕还湿工作达成一致意见,有序开展相关工作。黑颈鹤保护区所在属地乡政府严格履行属地责任,并加强与鹤管局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和会商联动,要求乡林业科和村委会在黑颈鹤集群活动区域加强野外巡护和定点看守工作。
2021年3月下旬,寻甸县院牵头,联合昆明市人民检察院、鹤管局、县法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等多家单位在自然保护区设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基地”和“寻甸县黑颈鹤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工作站”,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共治的合力。
【典型意义】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域,是我国生态安全空间格局的重要节点。检察机关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召开圆桌会议、挂牌建立实践基地和法治工作站等方式,综合发挥惩治、监督、保护等职能,与行政机关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9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18号)
为了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房产活动,受房产所在地限购政策约束的竞买人申请参与竞拍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二条 人民法院组织司法拍卖房产活动时,发布的拍卖公告载明竞买人必须具备购房资格及其相应法律后果等内容,竞买人申请参与竞拍的,应当承诺具备购房资格及自愿承担法律后果。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房产成交后、向买受人出具成交裁定书前,应当审核买受人提交的自其申请参与竞拍到成交裁定书出具时具备购房资格的证明材料;经审核买受人不符合持续具备购房资格条件,买受人请求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四条 买受人虚构购房资格参与司法拍卖房产活动且拍卖成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主张该拍卖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据前款规定,买受人虚构购房资格导致拍卖行为无效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司法拍卖房产出现流拍等无法正常处置情形,不具备购房资格的申请执行人等当事人请求以该房抵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房产活动,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或者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除前六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组织司法拍卖房产活动的其他事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人民法院组织司法变卖房产活动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举办“第四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举办“第四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新时代检察工作总体要求,在全国检察机关大力营造学思践悟的良好氛围,推动广大检察人员养成阅读习惯,提升职业素养和研究能力,促进检察调研工作更好服务检察实务和司法办案,为检察调研成果的发表转化提供平台,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征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21年10月31日。
二、活动基本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牢牢把握“稳进、落实、提升”检察工作总基调,聚焦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供更优更实更好的检察产品,立足检察职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更高要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调研和撰写文章。
三、活动组织方式
省级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要认真组织开展阅读活动和组织征文报送。有条件的省级、市级检察院可以围绕征文主题,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区域研讨会。
四、活动参与方式
全国检察人员均可以个人名义或者由所在单位集体组织参与征文活动。活动以在线阅读、征文投稿、研讨会的形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关要求请访问活动网站(law.cnki.net/jcyd2021)。征文投稿请按活动网站发布的格式要求,以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邮箱:jcydhd@cnki.net。
征文稿件需以“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法律适用问题、前沿应用问题。征文不限选题范围。征文稿件可以以附件中的相关选题作为参考。
活动截止后,将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征文,奖励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在中国知网专栏登载优秀文章并结集出版。
五、征文稿件的相关要求
1.未经发表的原创作品。
2.合著人数不能超过2人。
3.同一作者,限投稿2篇。
4.主题明确,论述清晰,内容充实,用事实、案例说话,对检察工作有指导意义。
5.字数5000字以上1.5万字以内。
6.文件命名格式:作者+单位+篇名。请在征文标题下注明作者、单位、职务/职称、信箱、电话、地址及邮编。征文排版请参照活动网站发布的格式要求。
7.同意《检察研究参考》对稿件的优先刊载权。
附件:1.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
2. 国家检察官学院2021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课题指南
3. 2021年度最髙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21年4月6日
附件1
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
一、关于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检察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问题研究
2.检察机关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研究
3.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建议研究
4.检察理念与“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问题研究
5.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检察实践研究
6.加强区域检察协作服务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实证研究
7.“扫黑除恶”工作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8.企业合规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实践与问题研究
9.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刑事风险与防范研究
10.企业犯罪相对不起诉研究
11.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研究
12.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工作实证研究
二、关于检察改革
1.检察机关各业务条线互涉案件线索协调处理机制研究
2.“案-件比”实证研究
3.基层检察机关案例意识培养相关问题研究
4.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发现遴选编研机制研究
5.指导性案例应用方法研究
6.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研究
7.健全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
8.健全对专门法院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
9.检察委员会工作信息化建设研究
10.完善检察委员会议题范围和标准研究
11.检察委员会议题审核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12.检察听证制度研究
13.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派驻检察问题研究
14.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实施监督问题研究
15.不捕、不诉案件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研究
16.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17.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研究
18.检察官助理职业发展实证研究
19.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诉讼转型发展问题研究
20.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重构与完善
三、关于刑事检察
1.惩治与预防网络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2.危害公共卫生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3.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犯罪问题研究
4.涉税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5.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6.危害公共卫生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7.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8.证券期货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9.醉驾刑事案件法律政策问题研究
10.贪污贿赂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11.洗钱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12.“套路贷”犯罪案件实证研究
13.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4.办理金融机构信贷领域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15.单位犯罪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6.监狱巡回检察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7.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相关问题研究
18.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标准研究
19.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20.量刑建议实务问题研究
21.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22.职务犯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问题研究
23.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独立之诉研究
24.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实证研究
25.缺席审判程序研究
26.非羁押诉讼制度研究
27.办理故意伤害案件的法律政策问题研究
28.数据安全保护与刑法应对研究
29.跨区域犯罪办案协调机制研究
30.出庭公诉新挑战与公诉能力建设研究
31.认罪认罚控辩协商机制研究
32.公民人格权刑事保护问题研究
四、关于民事检察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检察监督问题研究
2.民事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理论与实务研究
3.民事虚假诉讼主要类型、发生原因及通过检察监督予以规制的路径问题研究
4.完善和构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研究
5.民事检察类案监督研究
五、关于行政检察
1.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研究
2.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机制研究
3.人民法院行政案件集中管辖与行政诉讼监督应对研究
六、关于公益诉讼检察
1.检察公益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
2.检察公益诉讼举证责任配置研究
3.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
4.大数据视野下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筛查问题研究
5.“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检察公益诉讼研究
6.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公益损害的证明标准研究
7.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研究
8.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9.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标准及成效评估制度研究
10.公益诉讼中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衔接问题研究
七、关于未成年人检察
1.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证明标准研究
2.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3.核准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4.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研究
八、关于控告申诉检察
1.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案件受理机制研究
2.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研究
3.刑事申诉案件的公开听证问题研究
4.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机制研究
5.清理信访积案相关问题研究
九、关于检察技术与业务结合
1.刑事检察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监督纠错作用研究
2.省级以下技术资源统筹布局问题研究
3.公益诉讼办案中技术协作配合机制研究
附件2
国家检察官学院2021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课题指南
一、重大项目
1.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检察理念新发展
二、重点项目
2.民法典实施中的检察职能融合发展
3.网络犯罪惩治的重难点问题
4.公益诉讼法立法研究
三、一般项目
5.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与适用
6.网络犯罪惩治中的诉讼证明
7.轻罪治理与刑事检察制度完善
8.非羁押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9.认罪认罚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问题
10.监狱巡回检察重难点问题
11.中国特色企业合规制度构建与检察职能发挥
12.知识产权司法检察保护问题
13.未成年人检察基础理论问题
14.民事诉讼监督启动机制实证研究
15.民事执行监督疑难问题
16.行政检察与促进诉源治理
17.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论与实践
18.刑民行交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19.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20.检察公益诉讼证据问题
21.检察办案听证程序实质化研究
2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下的检察建议
23.“案-件比”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附件3
2021年度最髙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
一、重大课题(2项)
1.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二、重点课题(17项)
1.民法典实施与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2.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平安中国建设研究
3.健全检察环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惩防机制研究
4.犯罪结构变化与“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贯彻落实
5.检察办案监督的司法政策研究
6.法治监督体系中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关系研究
7.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立法研究
8.扫黑除恶常态化长效机制研究
9.涉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追诉标准研究
10.网络犯罪涉外法治研究
11.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研究
12.行政检察办案监督促进诉源治理研究
13.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
14.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15.域外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16.域外检侦关系比较研究
17.以“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为核心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研究
三、一般课题(31项)
1.检察机关打击洗钱犯罪研究
2.知识产权检察新型办案组织与办案机制研究
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研究
4.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规范化研究
5.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规范化研究
6.非羁押智能监管措施应用研究
7.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研究
8.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9.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10.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个人信息责任边界研究
11.流量造假行为的刑法规制
12.网络犯罪证明模式研究
13.新型技术应用于司法实践的证据效力和规则
14.新型网络黑灰产活动的犯罪化研究
15.网络技术服务行为的刑事风险研究
16.网络直播平台推广活动的刑事风险研究
17.自动驾驶的刑事风险研究
18.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背景
19.民法典实施与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机制研究
20.民事检察支持起诉与弱势群体保护研究
21.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22.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23.检察公开听证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
24.健全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研究
25.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监控智能化机制研究
26.检察官逐级遴选配套机制研究
27.检察案例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28.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置和职能配置研究
29.新时期检察区域协作机制研究
30.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实证研究
31.军事检察院办案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署缉发〔2019〕2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针对当前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的猖獗态势,2019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召开了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重大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请示报告。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
2019年10月24日
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近一时期,我国东南沿海、西南陆路边境等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活动猖獗,严重破坏国家进出境监管秩序,给社会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带来重大隐患。2019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海关总署缉私局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海关缉私部门有关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的严峻形势,总结交流了办理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刑事案件的经验,研究探讨了办案中的疑难问题,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关缉私部门依法严厉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犯罪、正确适用法律办理案件达成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定罪处罚
走私成品油,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
对不构成走私共犯的收购人,直接向走私人购买走私的成品油,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走私罪论处;向非直接走私人购买走私的成品油的,根据其主观故意,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或者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在办理非设关地走私成品油刑事案件中,发现行为人在销售的成品油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油品冒充合格油品,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该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与他人事先通谋或者明知他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犯罪活动,而在我国专属经济区或者公海向其贩卖、过驳成品油的,应当按照走私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明知他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文件,或者提供运输、仓储等其他便利条件的,应当按照走私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对成品油走私共同犯罪或者犯罪集团中的主要出资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对受雇用的联络员、船长等管理人员,可以认定为从犯,如其在走私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对其他参与人员,如船员、司机、“黑引水”、盯梢望风人员等,不以其职业、身份判断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按照其在走私活动中的实际地位、作用、涉案金额、参与次数等确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对在非设关地走私成品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格把握不起诉、缓刑适用条件。
二、关于主观故意的认定
行为人没有合法证明,逃避监管,在非设关地运输、贩卖、收购、接卸成品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综合其他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具有走私犯罪故意,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或者有其他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使用“三无”船舶、虚假船名船舶、非法改装的船舶,或者使用虚假号牌车辆、非法改装、伪装的车辆的;
(二)虚假记录船舶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进出港未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申报的;
(三)故意关闭或者删除船载AIS系统、GPS及其他导航系统存储数据,销毁手机存储数据,或者销毁成品油交易、运输单证的;
(四)在明显不合理的隐蔽时间、偏僻地点过驳成品油的;
(五)使用无实名登记或者无法定位的手机卡、卫星电话卡等通讯工具的;
(六)使用暗号、信物进行联络、接头的;
(七)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同类商品国内合规市场同期价格水平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
(八)使用控制的他人名下银行账户收付成品油交易款项的;
(九)逃避、抗拒执法机关检查,或者事前制定逃避执法机关检查预案的;
(十)其他可以认定具有走私犯罪故意情形的。
三、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活动属于非法的贸易活动,计核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刑事案件的偷逃应缴税额,一律按照成品油的普通税率核定,不适用最惠国税率或者暂定税率。
查获部分走私成品油的,可以按照被查获的走私成品油标准核定应缴税额;全案没有查获成品油的,可以结合其他在案证据综合认定走私成品油的种类和数量,核定应缴税额。
办理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犯罪案件,除主要犯罪嫌疑人以外,对集团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无法准确核定其参与走私的具体偷逃应缴税额的,可以结合在案相关证据,根据其参与走私的涉案金额、次数或者在走私活动中的地位、作用等情节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证据的收集
办理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犯罪案件,应当注意收集、提取以下证据:
(一)反映涉案地点的位置、环境,涉案船舶、车辆、油品的特征、数量、属性等的证据;
(二)涉案船舶的航次航图、航海日志、GPS、AIS轨迹、卫星电话及其通话记录;
(三)涉案人员的手机号码及其通话记录、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涉案人员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收付款的资金交易记录;
(四)成品油取样、计量过程的照片、视听资料;
(五)跟踪守候、监控拍摄的照片、视听资料;
(六)其他应当收集、提取的证据。
依照法律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随案移送,并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侦查办案部门对证据内容的说明材料。对视听资料中涉及的绰号、暗语、俗语、方言等,侦查机关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说明其内容。
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船员、司机、收购人等人员证言的,可结合已收集的言词证据和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犯罪事实。
五、关于涉案货物、财产及运输工具的处置
对查封、扣押的涉案成品油及易贬值、不易保管的涉案船舶、车辆,权利人明确的,经其本人书面同意或者申请,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并固定证据和留存样本后,可以依法先行变卖、拍卖,变卖、拍卖所得价款暂予保存,待诉讼终结后一并依法处理。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被他人善意取得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应当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侦查机关查封、扣押的财物经审查后应当返还的,应当通知原主认领。无人认领的,应当公告通知,公告满三个月无人认领的,依法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
对用于运输走私成品油的船舶、车辆,按照以下原则处置:
(一)对“三无”船舶、无法提供有效证书的船舶、车辆,依法予以没收、收缴或者移交主管机关依法处置;
(二)对走私犯罪分子自有的船舶、车辆或者假挂靠、长期不作登记、虚假登记等实为走私分子所有的船舶、车辆,作为犯罪工具依法没收;
(三)对所有人明知他人实施走私犯罪而出租、出借的船舶、车辆,依法予以没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船舶、车辆出租人、出借人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或者有其他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出租人、出借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将船舶、车辆改装为可装载油料用的船舶、车辆,或者进行伪装的;
(二)出租人、出借人默许实际承租人将船舶、车辆改装为可装载油料用船舶、车辆,或者进行伪装的;
(三)因出租、出借船舶、车辆用于走私受过行政处罚,又出租、出借给同一走私人或者同一走私团伙使用的;
(四)出租人、出借人拒不提供真实的实际承运人信息,或者提供虚假的实际承运人信息的;
(五)其他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
六、关于办案协作
为有效遏制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犯罪活动,各级海关缉私部门、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办案协作,依法及时开展侦查、批捕、起诉和审判工作。要强化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机制,并加大对非设关地重特大成品油走私案件联合挂牌督办力度。要强化案件信息沟通,积极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保证执法司法标准的统一性和均衡性。
七、其他问题
本纪要中的成品油是指汽油、煤油、柴油以及其他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包括添加染色剂的“红油”“白油”“蓝油”等)。
办理非设关地走私白糖、冻品等刑事案件的相关问题,可以参照本纪要的精神依法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5日)
3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包括督促整治直播和短视频平台食品交易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等案例。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反映检察机关紧盯食品生产、销售新业态中民生关注的新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比如,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针对“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发送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推动出台行政监管指导意见,协助构建销售新业态行业自律机制,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等。
这批典型案例还倡导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坚持将诉前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在本次发布的四件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其中三件为诉前程序案例。此外,本次发布三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探索推进食品药品领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对民生热点问题,典型案例突出检察机关抓点带面,推动系统整治行业内共性问题,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积极协作配合,形成保护消费者权益合力。
在最高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案件3.5万余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3万余件,提起诉讼1600余件,取得了显著成效。
自2020年7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截至2020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7569件,其中,农贸市场及超市农产品食品违法类4718件,网络食品违法类1887件,保健食品违法类964件。
“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1.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直播和短视频平台食品交易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案
2.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现制现售水安全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3.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食品领域从业禁止行政公益诉讼案
4.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零售药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常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消费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
6.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纪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美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8.安徽省滁州市检察机关支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起诉董某明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民事公益诉讼案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直播和短视频平台食品交易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直播带货 网络营销 行业自律
【要旨】
针对“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推动出台行政指导意见,协同引导行业自律,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基本案情】
部分短视频平台用户在“直播带货”、“视频推荐”时存在违法行为,如销售没有食品标签、生产许可证编号不真实等“三无”食品;在食品销售详情页面对成分或者配料表、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等信息未予明示;对普通食品宣传具有保健、治疗功能;通过直播、短视频的形式展示所销售的食品后,在个人主页标明微信号或其他联系方式要求线下交易,以逃避平台对交易的监管。上述行为造成了食品安全隐患,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媒体发现线索后交办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12345”热线等取得联系,进一步收集消费者对此类问题的投诉举报情况,审查后认为有必要督促加强网络营销食品新业态监管,2020年5月26日决定立案调查。
北京铁检院重点围绕以下问题依法展开调查:一是迅速圈定重点人群。从违法行为多发的“网红食品”、“手工自制食品”等领域,以关键字检索的方式锁定部分主播,对其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宣传行为实时关注、持续跟踪。二是多种手段固定证据。针对直播、短视频用户名称变化快、违法视频删除快、违法商品下架快、即时直播没有视频留存等难点问题,采取“技术+人工”手段,综合运用录屏、截图、录音、人工记录等多种方式固定违法行为证据。三是分门别类确定违法情形。通过调查发现,有两个短视频平台内30余个用户存在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食品功能虚假宣传、销售信息展示不全、引导线下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2020年6月5日,北京铁检院依法向两家平台住所地的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对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加大对平台内直播和短视频电子商务行为的监督管理力度,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检察建议后,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对案件涉及的平台立案调查,发出行政告诫书,要求依法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加强短视频内容审核等,督促平台积极整改;在辖区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核查企业1319户次,下线问题商户950户,规范信息公示问题741户。
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北京铁检院持续跟进监督,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引导在京短视频行业领域龙头企业联合签署《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从平台自律、保护消费者权益、协同共治等方面压实平台管理责任;推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促进网络视频营销主体规范经营的指导意见(试行)》,加强对辖区内直播和短视频营销活动的统一、全面监管,达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的目的。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发展迅猛,由此带来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也时有发生。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新业态行业迅速发展、法律规定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引导平台加强自治,签署自律公约,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构建新业态行业自律机制,护航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有效规范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食品行为,切实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现制现售水安全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现制现售水 饮用水安全 行业系统治理
【要旨】
聚焦居民小区现制现售水经营者未按规定检测水质、使用“三无”水处理材料等问题,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卫健部门进行整治,推动现制现售水经营的全面系统治理,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基本案情】
彭州市现制现售水经营者余某某从2018年5月起在彭州市城市花园、恒昌贵筑、满庭芳、中和新城小区设置多台现制现售水设备,向居民提供饮用水。余某某在经营过程中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且违反《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使用“三无”水处理材料、更换水处理材料后未开展水质检测、供水操作人员无健康证上岗等违法情形,造成饮用水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彭州市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该案线索后,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通过询问现制现售水经营者余某某及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勘验等调查取证工作,确认了余某某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从事现制现售水经营,以及使用“三无”水处理材料、更换水处理材料后未开展水质检测、供水操作人员无健康证上岗等事实。8月4日,彭州市院向彭州市卫健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现制现售水不规范经营问题履行监管职责。彭州市卫健局于8月14日下达监督意见书,责令余某某在七日内按规定更换其在四个小区设置的制水设备的水处理材料,并开展水质检测,办理供水操作人员健康证。因余某某未在指定期限内整改到位,彭州市卫健局责令其停用制水设备。目前,彭州市中和新城小区设备已拆除,其余小区设备已停用,余某某将预收购水款项退还300余名消费者。
成都市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在全市部署开展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对全市262个现制现售水应用现场进行调查,就现制现售水及二次供水不规范经营问题制发67件检察建议。成都市检察院向成都市卫健委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其在全市开展行业治理。截至2021年1月,成都市卫健部门共检查现制现售水设备1569个,对392个现制现售水销售现场开展水质检测,下达217份卫生监督意见书。成都市卫健委会同成都市财政局、水务局下发文件,将现制现售水的水质抽检列入城市供水水质第三方检测项目,明确各职能部门相关责任,形成卫健、水务、住建部门合力开展现制现售水行业监管的工作模式。
【典型意义】
近年来,现制现售水供水模式迅速发展,其中因不规范经营问题带来的饮用水安全隐患日益凸显。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有效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对现制现售水经营的个案监管职责,并推动开展全市范围内的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促进实现卫健、住建、水务等部门对现制现售水行业进行联合监管和专项整治,以点带面解决现制现售水这一新业态迅速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保障上千万群众的饮用水安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食品领域从业禁止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从业禁止 两法衔接
【要旨】
针对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人员刑期结束后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确保食品领域从业禁止制度得以落实,切实维护市场从业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某火锅调料厂负责人彭某在生产粉皮时,添加明矾制作宽粉皮、细粉皮,均超出国家标准。2016年12月21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彭某在刑期结束后,仍继续经营涉案火锅调料厂,从事粉皮生产、销售工作,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135条“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规定,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汉台区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通过查阅刑事案卷、现场调查等方式,查明了案件事实,并发现涉案火锅调料厂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仍在使用、未被吊销。汉台区院于2月18日依法向汉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汉台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彭某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切实维护食品安全。3月31日,汉台区市场监管局书面回复称,已于同年2月28日向涉案火锅调料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吊销其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责令其负责人彭某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人员。
汉台区院以本案为契机,对2017年至2019年该院办理的食品安全类刑事案件全面排查,另发现5件刑事案件存在同样问题,遂向汉台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汉台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下发《关于郑某等九人限制办理营业执照的通知》,要求全面排查、依法整改。截至2020年4月,汉台区市场监管局吊销了涉事主体的食品生产、经营证照,并将郑某等9人纳入“黑名单”管理,建立了从业禁止人员长效监管机制。
汉台区院分析发现,存在监管漏洞的原因是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后未抄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汉台区院随即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将相关刑事判决及时抄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汉台区院与区纪委监委、区政法委、区法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13家机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协作机制。
汉中市院及时总结汉台区院经验做法,并在全市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汉中市检察机关经全面排查,发现28件刑事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后仍继续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遂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吊销了涉事主体的食品生产、经营证照,并将28人纳入“黑名单”进行监管,监督食品领域从业禁止制度落实到位。
【典型意义】
严格落实食品领域从业禁止制度,是依法严厉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从业秩序、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要求。为确保食品领域从业禁止制度落实到位,检察机关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通过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堵塞监管漏洞,通过建立协作机制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有效整治违法从业问题,切实维护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零售药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药品安全 行刑衔接 处罚到人
【要旨】
对于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仍然需要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与刑罚措施不同种类、性质的行政处罚或决定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讼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从事药品违法行为的企业注销后,行政机关仍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确保药品安全领域“处罚到人”制度的落实。
【基本案情】
松滋市某药店经营者黄某于2017年通过微信向他人购买无随货同行单的“波立维”“可定”“拜新同”“阿司匹林”等药品,金额四万余元。上述药品除已被公安机关扣押的130盒拜阿司匹灵阿司匹林肠溶片外,其它药品均无存货,且无购销记录。2018年7月23日,松滋市公安局对黄某销售假药案立案侦查。同月27日,松滋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该药店涉嫌销售假药立案调查。经鉴定,涉案“阿司匹林肠溶片”为假药。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月28日,松滋市人民检察院收到举报线索后对本案立案调查。经查,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后一直未对该药店做出行政处理决定,该药店一直正常营业。2019年4月4日,该院向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对药店的药品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
2019年5月5日,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该药店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并销售假药,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八条,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停业整顿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同年5月6日,该药店向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注册登记。5月7日,黄某将药店转让给他人,由他人在该门店另行办理手续成立新的药店。5月9日,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原药店注销登记。
【诉讼过程】
在对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过程中,松滋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错误:(1)对违法事实认定不全面。该药店除了违反《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八条外,还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十七条、十八条,即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药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也没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2)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全面,行政机关并未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并处罚款。对于情节严重的,还应考虑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并对责任人员实施禁业限制。该院于2019年10月30日向松滋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松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019年12月6日,松滋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就行政相对人被刑事立案后行政机关是否应继续履行监管职责、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因存在牵连和法条竞合而适用“从一重处罚”、行政相对人注销后行政机关能否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等展开质证和论辩。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行政相对人被刑事立案后,行政机关仍应当履行行政监管职责;行政机关在检察建议督促后,仍未对药品违法行为全面履行监管职责,且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原药店注销后,行政机关还应当追究危害药品安全个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撤销了之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吊销了原药店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典型意义】
推动药品安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的落实落地,是检察机关重要的职责使命。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适用《药品管理法》,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药品安全领域“处罚到人”制度的落实,防止违法行为人通过注销工商登记等方式逃避责任追究。本案明确行政相对人被刑事立案后,行政机关仍然应该继续履行监管职责,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与刑罚措施不同种类、性质的行政处罚或命令,有效制止实施药品违法行为的药店继续经营等违法行为。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常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消费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消费欺诈  虚假宣传  惩罚性赔偿
【要旨】
检察机关对非法经营者欺诈销售、虚假宣传具有危害健康安全隐患的保健品产品,侵害广大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不法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以来,常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生物公司)主要经营保健品批发和零售业务,在未取得食品药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以进口食品名义从美国购入大盐湖水成品及原料(进口货物名称为“氯化镁”),组织工人自行勾兑灌装,并以“金能量”产品对外销售。其产品外包装和说明书均未注明食品或药品生产许可证号。通过制作宣传册、组织销售人员冒充专家授课等方式,虚假夸大宣传该产品含81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心脑血管系统、内分泌代谢疾病、呼吸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多种病症有治疗作用,导致众多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社会影响恶劣。
【调查和诉讼】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某生物公司向全国各地大量批发销售“大盐湖水”。经专家鉴定,该产品不具备其宣传的功效,且长期或高浓度服用该产品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产生腹泻等肠胃道疾病,甚至对心脏产生不良影响。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记录收集销售情况的U盘电子数据、顾客消费登记表和外销记录本等证据,调取了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查明某生物公司销售“大盐湖水”共计8万余瓶,总销售金额为2300余万元。
检察机关发布公告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2019年12月25日,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生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谢某某等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连带支付销售总金额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70105591.5元;涉案公司股东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0年12月10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某生物公司及谢某某等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典型意义】
近年来,社会上“保健品坑老”现象频发,违法经营者采取虚假夸大宣传保健品功效,诱导和欺诈老年人购买消费,骗取老年人钱财,甚至造成老年人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后果。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违法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同时对潜在的违法者予以威慑,有效遏制社会上“保健品坑老”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纪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惩罚性赔偿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让违法者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结合办案,检察机关推动构建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刘某某、纪某某通过互联网购买淀粉、荷叶提取物、橙子粉等原材料及国家规定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盐酸西布曲明,自行生产加工减肥胶囊、果蔬酵素粉等食品,并通过百度贴吧、微信、QQ发布销售广告,直接或经中间商转手出售给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有毒、有害食品流入浙江、陕西、安徽、湖南、河北等全国多地消费市场,销售价款达1317451元。
【调查和诉讼】
2019年10月,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松阳县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刘某某、纪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可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专门成立检察官办案组,进一步查明非法生产销售的网络链条、涉案食品流入消费市场等公益损害事实,同时围绕销售金额认定、违法者是否明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等民事侵权责任认定的关键事实展开取证,并邀请法学专家共同对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进行论证。2019年11月28日,松阳县院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
2020年7月10日,松阳县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刘某某、纪某某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诉请判令共同支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13174510元。2020年8月21日,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对检察机关提出诉请支付销售价款十倍赔偿金13174510元的主张全部予以支持。刘某某、纪某某不服该判决,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公开开庭审理后,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松阳县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网络销售及线下食品安全监管漏洞等问题,及时对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建立起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联动配合协作机制,推动形成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合力。截至目前,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78件,移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食品安全领域案件11件22人,净化了当地食品安全环境。
【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非法添加盐酸西布曲明等禁用成分的食品,严重危害众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综合发挥刑事公诉和民事公益诉讼多元职能作用,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违法生产、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办案回应广大消费者的关切,给广大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依法生产经营敲响了警钟。办案中,检察机关推动构建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联动配合协作机制,对规范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具有示范意义。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美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非食用添加剂 惩罚性赔偿
【要旨】
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犯罪的同时,对违法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至9月,刘某美与其子刘某付、刘某涛在遵义市汇川区租用民房开办米粉加工坊,在生产湿米粉过程中,为使生产出的湿米粉保鲜和防腐,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添加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明矾对湿米粉进行浸泡后,销售给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各市场经销商销售,共计生产、销售用明矾浸泡过的湿米粉337955市斤,销售金额371000元。经检测,三人销售的湿米粉中铝残留量为137mg/kg,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调查与诉讼】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红花岗区院)在审查刘某美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一案时,发现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19年10月29日,红花岗区院决定立案,并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红花岗区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协作,重点围绕销售数量、犯罪金额、损害后果以及是否损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收集固定证据。
2019年12月20日,红花岗区院向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人刘某美等三人共同承担销售金额10倍惩罚性赔偿金371万元,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20年1月16日,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宣读了本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及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刘某美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并对三人生产销售米粉的数量、金额和惩罚性赔偿金提出的依据等进行了论证。
2020年6月1日,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及缓刑,并处罚金,且自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年内以及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与食品生产、销售有关的工作,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371万元惩罚性赔偿金,在市级以上媒体向消费者公开赔礼道歉。2020年6月9日,刘某美、刘某付等二人上诉,2020年12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米粉作为地方特色食品,深受群众喜爱。米粉生产销售是否安全,切实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对生产销售米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行为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参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提出销售金额10倍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有利于提高违法成本,减少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安徽省滁州市检察机关支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起诉董某明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起诉 假冒注册商标 惩罚性赔偿
【要旨】
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9年间,董某明、王某鑫、张某等人明知他人出售假酒,仍多次购进假冒口子窖、洋河海之蓝、天之蓝、古井贡酒、五粮液等品牌系列白酒,并加价销售给天长市境内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经鉴定,涉案白酒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调查和诉讼】
2019年上半年,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天长市院)相继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对董某明等8案11人提起公诉。经审查认为,该系列案件被告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同时,也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9年10月8日,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滁州市院)建议安徽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消保委)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2月6日,省消保委回复检察机关决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申请滁州市院支持起诉。2019年12月20日,省消保委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滁州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董某明等人在省级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销售价款的三倍惩罚性赔偿金346.1178万元。滁州中院指定天长市法院审理,滁州市院指令天长市院出庭支持起诉。
2020年9月15日起,天长市法院先后就该系列案开庭审理,因涉案被告人在不同监狱服刑,天长市院先后赴天长市法院、白湖监狱、滁州市清流监狱等出席庭审支持起诉。2020年11月19日至12月10日,天长市法院分别就该系列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省消保委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张某提起上诉。2021年3月1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不仅侵犯知识产权,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类违法行为不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检察机关可以督促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积极行使公益诉权,并通过协助调查收集证据、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消费者权益组织依法参与诉讼,共同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
第一条 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二、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第二条 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第三条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的,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间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代为保管期间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
第五条 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六条 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标的物风险负担
第八条民法典第六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按照民法典第六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条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未告知买受人,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风险负担没有约定,标的物为种类物,出卖人未以装运单据、加盖标记、通知买受人等可识别的方式清楚地将标的物特定于买卖合同,买受人主张不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标的物检验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具体认定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限”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
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限。该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第十三条 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为由,主张买受人放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检验期限、合理期限、二年期限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以上述期限经过为由翻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 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值或者使用效果,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买受人在检验期限、质量保证期、合理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标的物后,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主张以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和实际交付的标的物按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差价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价款已经支付,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后多出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
第十九条 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第二十二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在确定违约责任范围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九十一条、第五百九十二条、本解释第二十三条等规定进行认定。
第二十三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六、所有权保留
第二十五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七、特种买卖
第二十七条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限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金,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买受人请求返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标准确定。
第二十九条 合同约定的样品质量与文字说明不一致且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没有发生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样品为准;外观和内在品质发生变化,或者当事人对是否发生变化有争议而又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文字说明为准。
第三十条 买卖合同存在下列约定内容之一的,不属于试用买卖。买受人主张属于试用买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符合一定要求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二)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可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三)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调换标的物;
(四)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退还标的物。
八、其他问题
第三十一条 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提出抗辩;
(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
第三十二条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和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55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555号建议的答复
席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破解公益诉讼工作三大难题"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自2015年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试点方案以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逐步完善,各级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等法定管辖领域办理了一批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切的案件,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年轻的制度,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诸多问题,亟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继续探索、创新、发展。您所提的三点建议非常中恳,我们将认真学习和吸纳,积极研究推动解决。
一、进一步加大公益诉讼宣传引导力度。我院将继续结合办案实际,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活动,提升人民群众对公益诉讼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同度。突出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特别是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对于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及时发布案件信息,公开办案进展,回应社会关切。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扩大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影响。同时,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门户网站、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我们将积极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宣传公益诉讼职能,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建立完善检察机关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工作衔接机制,推动建立相关信息共享平台。2019年1月7日,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强调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重点推动与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在专项工作、重大案件、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协作。目前已与生态环境部互派干部交流挂职,联合开展督导调研,联合举办一期业务培训班。下一步,我院将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就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问题会签文件,持续深化“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督;与有关行政部门加强沟通,推动互联网侵害公益等领域典型案件的办理;与应急管理部开展联合调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推动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同时,我们还将进一步推动省级党委、政府和人大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的决议决定等文件,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三、加强对公益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扶持和管理。检察机关对公益损害鉴定问题高度重视,与司法部等有关部门协调推动解决。今年5月24日,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鼓励引导综合实力强、高资质、高水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受理检察机关委托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法依规开展鉴定活动,出具鉴定意见,未预先收取的鉴定费待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一是要求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报送1家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有力支持。二是明确全面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黑名单制度。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失信情况进行记录、公示和预警,对于存在违规收取高额费用、无故拖延鉴定期限、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鉴定委托、与有关人员串通违规开展鉴定等不良执业行为,或其他违反司法鉴定管理规定行为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纳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黑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推送给委托人,在委托前进行警示。三是要求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双随机"抽查和鉴定意见书评查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第三方评价,全面核查执业范围,动态了解、掌握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开展情况。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案例库建设、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执业分类管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规范。同时最高检也出台《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纳入办案成员,目前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正在建立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已于2018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2月26日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201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2019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19]1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确保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方式。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向本院所办理案件的涉案单位、本级有关主管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需要向涉案单位以外的上级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层报被建议单位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制作检察建议书后,报被建议单位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核并转送被建议单位。
需要向下级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指令对应的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
需要向异地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征求被建议单位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意见。被建议单位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不同意见,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坚持认为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的,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四条 提出检察建议,应当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司法办案工作,坚持严格依法、准确及时、必要审慎、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五条 检察建议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再审检察建议;
(二)纠正违法检察建议;
(三)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四)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五)其他检察建议。
第六条 检察建议应当由检察官办案组或者检察官办理。
第七条 制发检察建议应当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进行,实行以院名义统一编号、统一签发、全程留痕、全程监督。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有关执法、司法机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执法、司法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的;
(二)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决定或者调解书、支付令、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等法律文书过程中存在违法执行、不执行、怠于执行等行为,或者有其他重大隐患的;
(三)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或者执行监督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审理和执行的行为的;
(四)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强制医疗执行机构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或者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决定等法律文书过程中存在普遍性、倾向性违法问题,或者有其他重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予以解决的;
(五)诉讼活动中其他需要以检察建议形式纠正违法的情形。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诉讼条件的,应当按照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向行政机关提出督促依法履职的检察建议。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一)涉案单位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管理不完善,存在违法犯罪隐患,需要及时消除的;
(二)一定时期某类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或者已发生的案件暴露出明显的管理监督漏洞,需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管理监督工作的;
(三)涉及一定群体的民间纠纷问题突出,可能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或者恶性案件,需要督促相关部门完善风险预警防范措施,加强调解疏导工作的;
(四)相关单位或者部门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致使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损害危险,需要及时整改消除的;
(五)需要给予有关涉案人员、责任人员或者组织行政处罚、政务处分、行业惩戒,或者需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司法责任的;
(六)其他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
第十二条 对执法、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违法情形,以及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法律、司法解释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意见书的,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调查办理和督促落实
第十三条 检察官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有应当依照本规定提出检察建议情形的,应当报经检察长决定,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做到事实清楚、准确。
第十四条 检察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调查核实:
(一)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二)向当事人、有关知情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三)听取被建议单位意见;
(四)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
(五)委托鉴定、评估、审计;
(六)现场走访、查验;
(七)查明事实所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进行调查核实,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性措施。
第十五条 检察官一般应当在检察长作出决定后两个月以内完成检察建议事项的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及时办结。
检察官调查核实完毕,应当制作调查终结报告,写明调查过程和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提出处理意见。认为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起草检察建议书,一并报送检察长,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提出检察建议。
经调查核实,查明相关单位不存在需要纠正或者整改的违法事实或者重大隐患,决定不提出检察建议的,检察官应当将调查终结报告连同相关材料订卷存档。
第十六条 检察建议书要阐明相关的事实和依据,提出的建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明确具体、说理充分、论证严谨、语言简洁、有操作性。
检察建议书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案件或者问题的来源;
(二)依法认定的案件事实或者经调查核实的事实及其证据;
(三)存在的违法情形或者应当消除的隐患;
(四)建议的具体内容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等的规定;
(五)被建议单位提出异议的期限;
(六)被建议单位书面回复落实情况的期限;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七条 检察官依据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起草的检察建议书,报送检察长前,应当送本院负责法律政策研究的部门对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合法性、说理性等进行审核。
检察建议书正式发出前,可以征求被建议单位的意见。
第十八条 检察建议书应当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送达有关单位。送达检察建议书,可以书面送达,也可以现场宣告送达。
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应当商被建议单位同意,可以在人民检察院、被建议单位或者其他适宜场所进行,由检察官向被建议单位负责人当面宣读检察建议书并进行示证、说理,听取被建议单位负责人意见。必要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第三方人员参加。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除另有规定外,应当要求被建议单位自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以内作出相应处理,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因情况紧急需要被建议单位尽快处理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回复期限。
第二十条 涉及事项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违法情形具有典型性、所涉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检察建议书,可以抄送同级党委、人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或者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自律组织等。
第二十一条 发出的检察建议书,应当于五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口业务部门和负责法律政策研究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检察长认为本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确有不当的,应当决定变更或者撤回,并及时通知有关单位,说明理由。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确有不当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变更或者撤回,并及时通知有关单位,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官应当立即进行复核。经复核,异议成立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及时对检察建议书作出修改或者撤回检察建议书;异议不成立的,应当报经检察长同意后,向被建议单位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督促和支持配合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督促落实工作由原承办检察官办理,可以采取询问、走访、不定期会商、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并制作笔录或者工作记录。
第二十五条 被建议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符合提起公益诉讼条件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应当定期对本院制发的检察建议的落实效果进行评估。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负责检察建议的流程监控和分类统计,定期组织对检察建议进行质量评查,对检察建议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制发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纳入检察官履职绩效考核。
第二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建议工作的指导,及时通报情况,帮助解决检察建议工作中的问题。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法律、司法解释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和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办理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没有规定的,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印发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886号(政治法律类4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886号(政治法律类49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正当防卫制度鼓励见义勇为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对于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于欢案"“昆山龙哥案"“涞源反杀案"“唐雪案"等多个案件的发生,引发社会舆论、专家学者对正当防卫制度准确适用的普遍关注和激烈讨论,反映出各方面对正当防卫制度存在较大不同认识。您通过认真调研,指出了正当防卫制度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建议,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吸收。
您提出正当防卫制度适用中存在标准不够明确、理念不够先进、种种案外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建议及时制定妥当的正当防卫司法政策,具体应当考虑如下方面:一是树立正确的导向;二是立足常理常情进行把握;三是准确界定成立正当防卫五个条件。我们完全赞同上述意见。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提出:“适时出台防卫过当行为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明确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加大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力度,鼓励正当防卫,旗帜鲜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根据规划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拟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两高一部"名义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将从总体要求、正当防卫的具体适用、工作要求等方面细化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同时配套发布涉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以更好指导司法实务妥善处理涉正当防卫案件。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工作步伐,尽快对外发布《指导意见》和典型案例;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涉正当防卫刑事案件的指导,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实现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20年7月1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已经2022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2年第16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抓落实,是全国检察机关共同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一体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共同做好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各项工作。要坚持从浙江看全国,以浙江促全国。浙江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能动履职,聚焦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更高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勇于探索更具针对性、更高水平的检察履职措施,努力把浙江打造成在全国具有引领性的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当好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排头兵。各地检察机关既要同心协力帮助、支持浙江检察机关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也要积极学习借鉴浙江检察机关的好经验好做法,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更实推进自身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本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作出更大检察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切实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坚持从政治上看,深刻认识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意义。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为各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全国检察机关共同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全国检察机关要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支持浙江创造性贯彻“八八战略”,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的战略定位,找准工作切入点,依法能动履职,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积极支持推进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2.依法严惩各类严重犯罪,助力打造最具安全感省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坚决捍卫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支持浙江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法院探索构建非传统领域涉国家安全刑事案件办理机制。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守“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落实省级检察院统一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严格把关制度,实现精准打击。深挖彻查黑恶势力犯罪违法所得线索,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完善涉案财物查证与处置机制。针对涉黑涉恶犯罪多发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诉源治理。
3.依法从严惩治金融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和侵财犯罪,保护好人民群众“钱袋子”。支持浙江检察机关建设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健全与证监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信息共享、办案会商工作机制,建强专业化办案团队,助力依法监管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依法惩治利用互联网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以及打着私募基金、区块链等金融创新旗号实施的各类金融领域犯罪,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依法严惩“校园贷”“套路贷”、电信网络诈骗及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等关联犯罪。构建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同步审查、一案双查工作机制。建立追赃挽损智能辅助机制,提升追赃挽损工作质效,不让犯罪分子获利。
4.加大职务犯罪惩防力度,推动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加强与监察机关配合制约,依法严惩税收征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农业农村等民生领域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积极参与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依法适用缺席审判、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扎实推进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认真落实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工作机制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相互移送监督线索机制,加强与监察机关互涉案件的衔接协调和办案协作,助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浙江模式,不断深化清廉浙江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5.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依法惩治新型网络犯罪以及向网络空间蔓延的传统犯罪,严惩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坚决铲除技术、数据、资金和物流等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从严追诉利用数字科技和信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加强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发力。常态化开展“之江净网”行动,畅通与网信、工信、公安机关等部门打击网络犯罪信息共享和案件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互联网犯罪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建设。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网络生态治理,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浙江样本。
三、依法能动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浙江示范
6.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的市场主体,强化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保护。专项治理侵害中小微企业利益犯罪,完善涉企业产权保护案件申诉机制,协同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加大对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监督力度,会同公安机关建立健全防止涉企案件“挂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浙江优势,结合浙江近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特点,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涉经营类犯罪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关键技术人员等重要生产经营人员,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依法不批准逮捕。严格审查对涉企业案件犯罪嫌疑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涉及公共利益、民生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等领域的案件,积极运用听证方式开展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及时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对于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依法不起诉并建议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完善对实行社区矫正的企业人员赴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程序。
7.全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加大企业合规案件办理力度,健全完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推进省、市两级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和专业人员库建设全覆盖,推动有条件的县市成立县级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鼓励有条件的县级管委会组建专业人员库,健全专业人员库管理使用机制。强化专业人才合作培养,研究制定常见涉企业犯罪合规考察标准,促进第三方监督评估专业化、规范化。针对浙江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对中小微企业探索适用有别于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简化合规程序。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主导责任,对第三方专业人员选任、企业合规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三方组织合规考察书面报告严格审查把关,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合规”。支持浙江检察机关结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加强涉案企业合规理论和实务研究,为建立完善中国特色企业合规司法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8.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强化创新成果司法保护。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容错机制,准确把握创新探索失败造成损失与违法犯罪的界限。依法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案件。深化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加强对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助推浙江品牌发展,树立“浙江制造”良好形象。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理论研究基地的理论前沿阵地作用,强化对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新技术应用涉及的法律问题研究,为科技创新成果司法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会同有关部门围绕打造“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科创高地,高水平建设杭州、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制定实施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创业、畅通要素流动的执法司法措施,推动形成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全链条保障体系。服务保障平台经济发展,会同行政主管部门引导电商直播、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健康发展,有效破解监管缺失、野蛮生长等问题,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力度,提升监管能力水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服务保障“云上浙江”和数字强省建设,加强对数字企业依法经营活动的司法保护,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助力做强数字产业。
9.完善虚假诉讼惩治和防范机制,营造诚实守信诉讼环境。推广运用虚假诉讼智慧监督系统,建立虚假诉讼关联案件检索制度,提升虚假诉讼甄别和监督精准性。完善民事诉讼监督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综合运用民事、刑事等手段惩治虚假诉讼。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破产债权申报中虚假诉讼线索移送处置机制,防范“僵尸企业”清退、企业破产清算中的虚假诉讼。推动与征信机构数据对接,建立虚假诉讼“黑名单”制度,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四、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诉源治理助力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
10.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检察样板,探索诉源治理新模式。健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深化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推进院领导包案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基层检察院受理首次申诉信访全部由院领导办理。推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全面入驻社会治理中心,融入“最多跑一地”改革,实现涉检信访一站式办理。推进省、市、县级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听证全覆盖、市级检察院“四大检察”听证全覆盖,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案件、疑难复杂申诉案件“应听尽听”。推进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同12345政务热线、社会治理中心等平台的数据共享,强化线索核查、数据分析研判,努力把矛盾纠纷防范于早、化解于小。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以案释法和法律文书说理工作。针对前端环节社会治理不到位形成的司法案件,认真剖析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共促抓前端、治未病。
11.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助推依法行政。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落实审查法院裁判有无错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有无违法、行政争议化解有无可能的“一案三查”要求。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政和。推动建立健全府检联席会议、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等工作机制。健全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督促纠正工作机制,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健全完善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机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将采纳和落实检察建议情况纳入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考评体系。推动将法律监督更好融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严密法治监督体系中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12.积极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形成公共安全领域社会治理示范。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推进落实对涉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企业及相关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对在履职中发现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市政设施安全、公共卫生等涉及公共安全领域带有普遍性的监管执法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堵漏建制,提升社会安全水平。
五、助力浙江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优质共享
13.服务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转让、农资购销合同等各类民事纠纷以及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农业知识产权纠纷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投资者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充分发挥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强化对农用地司法保护,促进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和传统村落保护,提升乡村宜居水平。依法惩治生产销售假农资等坑农害农犯罪,规范农资市场管理。
14.推动检察办案环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助力构建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法律服务体系。支持浙江检察机关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探索开展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探索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律师代理。加大探索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力度,对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提起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诉讼依法支持起诉,促进民事主体诉讼权利实质平等,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针对因案致贫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困难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防止因案致贫返贫。探索开展妇女、残疾人权益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保障妇女依法享有平等就业、生育假等权利,落实残疾人福利政策,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高残疾人生活品质。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落实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以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形成合力,让“1+5>6”,共同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
六、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服务保障浙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15.守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生态环境,服务高水平建设美丽浙江。围绕空气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绿色生态等积极作为,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依法打击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或者进口废物、有毒有害物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犯罪。会同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信息共享机制,注重分析研判数据信息,查找发现案件线索,通过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式,监督支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加强公益诉讼检察与环保督察制度衔接,支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探索在生态环境领域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强“河(湖、滩、湾)长制”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建立日常信息通报机制。依法助力健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七、加强陆海统筹,服务保障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16.做强海洋检察特色,助力海洋强省、国际强港建设。支持浙江检察机关探索构建海洋检察一体化工作格局。加强与海警机构协作配合,建立海上执法检察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驻海警局检察官办公室作用,依法打击在我国管辖海域、港口实施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强化沿海与内陆地区检察协作,服务全域参与海洋经济发展。完善与涉海诉讼指定集中管辖法院的办案衔接和监督机制。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向海洋延伸,推动整治未取得海域使用权擅自占用海域、填海建设小码头、向海岸海滩倾倒固体废物、渔港船舶废水直排入海、修造船企业作业过程中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
17.推进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建设,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上海、江苏、安徽检察机关研究制定类案办理工作指引、司法政策适用标准等,加强跨区域、跨流域司法政策统一路径探索。支持浙江检察机关与长三角地区检察机关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监督线索、执法数据、人才智库、业务经验等方面资源共享。支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会同相关省市检察机关建立长三角生态保护协作平台,加强跨域生态保护案件线索移送、案件协调等工作,增强协作监督合力。认真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深化长江经济带检察协同履职,促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支持新安江、京杭大运河、太湖、钱塘江等流域相邻省市、县(区)检察机关建立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办案协作机制。支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带等文物、文化遗迹保护,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
18.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建设,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依法打击破坏港口、自贸区市场秩序、损害营商环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各类犯罪,为推动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统筹推进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联动发展,构建数字创新、贸易物流、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四大枢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加强对涉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商品、数字、服务贸易、物流运输、新基建等领域纠纷的民事诉讼监督。围绕市场准入、投融资审批、外汇兑汇管理、海关监管等重点领域,加大行政诉讼监督力度。支持浙江检察机关联合高校加快培养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八、持续深化司法改革,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能力和水平
19.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构建规范高效法律监督体系。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检察人员权责清单,细化落实检察长、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监督管理责任,完善案件管理与检务督察工作衔接机制,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制约监督。探索政法专项编制动态调整,提高编制使用效能。加强司法雇员队伍建设。深化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全方位强化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完善公安机关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机制。全面加强审判活动监督工作,健全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诉讼衔接与监督机制。推进落实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建立新类型、争议性案件请示报告机制。完善关联案件和类案强制检索制度,省级检察院制发业务规范性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工作机制。
20.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以数字化赋能法律监督。锚定以数字化改革全面撬动法律监督的目标,深入实践“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数字检察之路,加快推进“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深化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广泛运用大数据凝聚“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合力,挖掘类案监督线索,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支持浙江检察机关率先实现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的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打通执法司法信息数据壁垒,提升监督质效。支持浙江检察机关开展数字化送达、数字化归档改革试点。研究推广杭州地区非羁押人员数字监控系统(“非羁码”)试点经验,实现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有效监管。推广应用“案件码”,加强刑事诉讼全周期案件质量管控。支持浙江检察机关试点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完善法律监督质效评价体系。支持构建浙江省检察业务数据分析平台,进一步加强对主要业务指标动态实时监测和分析研判。
21.加强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建设,增强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层履职能力。更加注重强基导向,在政法专项编制省内统筹使用、检察官员额指标调剂分配、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方面,向办案量大的基层检察院和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倾斜。加强对基层检察院监督办案、检察改革和队伍建设等工作的精准分类指导。持续优化市、县级检察院检察人员业绩考核指标体系,提升考核工作科学性、实效性。进一步完善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体系。持续开展“脱薄争先”活动,建立基层检察院互学互联互助机制,推进先进基层检察院与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结对共建、对口帮扶。推动浙江省基层检察院建设整体提升、队伍面貌明显改观,率先实现全省无薄弱基层检察院的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关于解决聘用制书记员执行公务证相关问题的请示》研究意见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关于解决聘用制书记员执行公务证相关问题的请示》研究意见的复函
(法政〔2018〕335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你部《关于解决聘用制书记员执行公务证相关问题的请示》(苏高法政〔2018〕42号)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为聘用制书记员发放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执行公务证管理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法〔2009〕4号),执行公务证发放人员范围是人民法院正式在编且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目前,为聘用制书记员办理执行公务证缺乏政策依据,也不利于执行工作的规范管理。
二、关于执行过程中的“双人双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均只规定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对执行人员数量没有明确要求。鉴于当前执行工作需要,原则同意你部关于“外出执行时,只要一名执行人员具有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另一名执行人员有工作证即可”的意见,具体操作问题,请你院与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协调解决。
特此函复。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10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务公开工作细则》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务公开工作细则》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8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检务公开工作细则》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3届第139次党组会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高检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2月6日
检务公开工作细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新时代检务公开工作,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提升检察公信力,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原则要求】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坚持依法全面、安全规范、及时主动的原则,健全完善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公开工作质效,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
第三条 【公开主体】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检务信息公开的主体一般为制作或者获取该信息的部门;涉及多个部门的,由牵头部门负责公开。
第四条 【公开方式】公开检务信息,可以采取主动向社会公开和依申请查询的方式。
对涉及公共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经规定程序审核可予公开的检务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对在办案件的程序性信息,当事人和其他符合查询条件的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
第五条 【公开范围】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下列检务信息:
(一)检察业务信息。主动公开社会关注的重要案件信息和检察法律文书,依申请提供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主要检察业务数据及分析信息,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诉讼便民服务信息等。
(二)检察政务信息。主动公开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范围和检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专项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检察白皮书;检察机关的重要部署、重大举措、重点工作、专项活动;已出台的重大司法改革举措;接受外部监督、保障群众参与情况;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决算包括“三公”经费情况,以及政府采购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窗口部门的办公地址、工作时间、联系方式等信息。
(三)检察队伍信息。主动公开检察机关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建设情况;领导班子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检察官名单等信息;检察人员招录遴选和教育培训等专业化建设信息;职业道德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情况;检察系统督察巡视巡察情况;检察文化建设情况。
(四)其他应当公开的检务信息。
第六条 【重要案件信息公开】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案件信息,包括刑事案件的批准 (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等情况,对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抗诉等情况,提起公益诉讼情况,刑事申诉、国家赔偿、国家司法救助办理情况等,经过综合评估并按规定程序审核后,可以向社会公开。重要案件信息公开应遵循上下级同步公开机制。
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可以公开案件基本情况,但不得向社会发布有关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方面的具体信息。
第七条 【公开法律文书种类】检察机关作出的下列法律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
(一)人民法院所作判决、裁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起诉书、抗诉书;
(二)不起诉决定书;
(三)复查结案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四)人民法院作出再审改判并已生效的案件的民事抗诉书、行政抗诉书;
(五)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的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公开的其他法律文书。
第八条 【公开期限】主动向社会公开的检务信息,应当自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具体规定执行。公开检察法律文书,应当在案件办结后或者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后10个工作日以内,经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后向社会公开。
依申请查询案件程序性信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公开例外】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检察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案件信息,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
第十条 【内容审核与风险评估】认真落实涉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审核把关机制,按照“谁办理谁审核、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公开信息的内容审查和技术处理工作。建立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对拟公开的检务信息特别是案件信息应当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提出应急措施,在依法办理的同时,注重舆论引导。
第十一条 【检务公开平台建设】加强检察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客户端、短视频等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及时准确发布、实时动态更新各类检务信息,同时注重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渠道公开检务信息。涉及公开听证等业务工作的,可以实行网络和新媒体直播。
依托12309中国检察网,拓展网上检察服务,公开发布网上办理事项的受理条件、办理流程等办事指南,并提供网上信访、网上查询、网上预约、网上监督、在线咨询等服务。
第十二条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健全完善联系服务群众的平台和方式,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常态化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让更多人民群众走进检察机关,了解和监督检察工作。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案件办理、参与公开听证、视察等,深入监督检察工作。完善人民监督员、特约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参与检察工作的制度机制。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检察法治宣传教育。
第十三条 【责任落实】把检务公开工作纳入检察人员业绩考评。建立健全检务公开工作责任制,形成党组统一领导、牵头部门统筹协调、责任部门分工落实、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第十四条 【生效时间】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
(司发通[2018]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进一步保障律师诉讼权利,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司法公正的职能作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律师诉讼权利,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平等对待诉讼各方,合理分配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于律师在法庭上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常发问、质证和发表的辩护代理意见,法官不随意打断或者制止;但是,攻击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发表的意见已在庭前会议达成一致、与案件无关或者侮辱、诽谤、威胁他人,故意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制止。律师明显以诱导方式发问,公诉人提出异议的,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审查确认后,可以制止。
二、律师参加庭审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不得进行其他违反法庭规则和不服从法庭指令的行为。律师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其使用的设备及存储介质,删除相关内容。
三、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当尊重律师,不得侮辱、嘲讽律师。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庭规则、法庭纪律的,应当依法给予警告、训诫等,确有必要时可以休庭处置,除当庭攻击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不采取责令律师退出法庭或者强行带出法庭措施。确需司法警察当庭对律师采取措施维持法庭秩序的,有关执法行为要规范、文明,保持必要、合理限度。律师被依法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后,具结保证书,保证服从法庭指令、不再扰乱法庭秩序的,经法庭许可,可以继续担任同一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具有擅自退庭、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被拘留或者具结保证书后再次被依法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的,不得继续担任同一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像或录音,对律师在庭审活动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当记录在案。
四、律师认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向相关人民法院或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及时将处理情况答复律师本人,同时通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应当公布结果。律师认为法官侵犯其诉讼权利的,应当在庭审结束后,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不得以维权为由干扰庭审的正常进行,不得通过网络以自己名义或通过其他人、媒体发表声明、公开信、敦促书等炒作案件。
五、人民法院认为律师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提出司法建议,并移交庭审录音录像、庭审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应配合、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有关调查取证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接到当事人投诉举报、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的,应当及时立案调查,对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处理结果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人民法院。对公开谴责以上行业惩戒和行政处罚的决定一律向社会公开披露。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主动发现律师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查处。
六、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人民法院、律师协会建立分级分类处理机制。对于发生在当地的律师维权和违法违规事件,由所在地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按有关要求依法及时作出处理,能即时纠正的应当依法立即纠正。对于跨区域的律师维权和违法违规事件,行为发生地司法行政机关发现律师涉嫌违法违规执业的,应当向注册地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意见和建议,注册地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意见建议后应当立案调查,并将查处结果反馈行为发生地司法行政机关。行为发生地司法行政机关不同意处罚意见的,应当报共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两地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跨省(区、市)的律师维权与违规交织等重大复杂事件,可以由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律协,必要时商请事件发生地的省(区、市)党委政法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事件调查处理工作。省(区、市)内跨区域重大复杂事件参照上述做法办理。
七、重大敏感复杂案件开庭审理时,根据人民法院通知,对律师具有管理监督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应当派员旁听,进行现场指导监督。
八、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注重发现宣传人民法院依法尊重、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律师尊重法庭权威、遵守庭审纪律的典型,大力表彰先进,发挥正面引领作用。同时,要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侵犯律师正当权利、处置律师违法违规行为不当以及律师违法违规执业受到处罚处分的典型,教育引导法官和律师自觉树立正确观念,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为法院依法审判、律师依法履职营造良好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8年4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知识产权促进中心,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纠纷解决需求。
二、基本原则
2. 依法公正原则。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
3. 调解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4. 高效便民原则。根据知识产权纠纷特点,灵活确定解纷方式,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当事人解纷成本。
三、工作目标
5. 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指导协调作用,以及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切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建立起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四、工作内容
6. 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推进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畅通线上线下调解与诉讼对接渠道。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同本级人民法院建立协调机制,指导全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7. 职责分工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宣传引导当事人运用调解平台化解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法庭负责指导督促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法官运用调解平台开展纠纷委派、委托调解工作,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员开展培训等业务指导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负责统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制定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政策规范,指导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推进诉调对接工作。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同本级人民法院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指导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维中心、维权援助中心等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关管理制度,指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工作,组织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工作。
8.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采集和管理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负责首次采集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
9. 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确认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择优推荐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的要求,通过调解平台推送到本地具有知识产权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纳入到本院的特邀调解名册中,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10. 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向入驻的相关调解组织或调解员委派、委托调解案件;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调解平台接受委派、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调解平台,并告知相关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通过调解平台向相关调解组织提交调解申请。
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将通过调解平台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司法确认,或立案后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继续审理。
经调解组织线下调解成功的案件,能够进行司法确认的,可通过调解平台进行在线司法确认。
11. 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要积极使用调解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或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在线音视频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
12.加强调解工作信息化建设
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对接工作,加强软硬件建设,创新服务举措,做到数据共享、资源共用、形成合力。
五、工作要求
13.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法庭、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牵头,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落实相关工作。
14. 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工作实际分别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绩效评估激励体系,从组织建设情况、矛盾纠纷化解数量、调解成功率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定期形成调解工作分析报告。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引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优质高效参与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15. 加强经费支持
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争取政府支持,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部门预算管理要求,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相关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统筹考虑。加强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补助和案件补贴。
16. 加强培训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法庭、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建立多层次联合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调解员的职业修养、法律素养、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人民法院要大力支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培育并充实调解力量,广泛吸纳社会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为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供保障。
17.重视宣传推广
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典型案例、普法教育等多种方式,提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知晓度和信任度,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依法理性维权。
各地在落实推进中的经验做法、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9年11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1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7号)
为依法公正、及时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
(四)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
(五)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
(六)其他行政协议。
第三条 因行政机关订立的下列协议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行政机关之间因公务协助等事由而订立的协议;
(二)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订立的劳动人事协议。
第四条 因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发生纠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原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五条 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参与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活动,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与其订立行政协议但行政机关拒绝订立,或者认为行政机关与他人订立行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认为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
(三)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协议案件后,被告就该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七条 当事人书面协议约定选择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协议订立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从其约定,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除外。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生效法律文书以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九条 在行政协议案件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或者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协议的效力;
(四)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或者按照约定订立行政协议;
(五)请求判决撤销、解除行政协议;
(六)请求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或者补偿;
(七)其他有关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诉讼请求。
第十条 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对被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是否履行相应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
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其诉讼请求,对被告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或者履行相应义务等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行政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除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行政协议有效。
第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经过其他机关批准等程序后生效的行政协议,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协议未生效。
行政协议约定被告负有履行批准程序等义务而被告未履行,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
第十五条 行政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当事人因行政协议取得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判决折价补偿。
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 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 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判决解除该协议。
第十八条 当事人依据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行使履行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被告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无实际意义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原告要求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被告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行政协议,原告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被告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导致原告履行不能、履行费用明显增加或者遭受损失,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协议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并根据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因被告的行为造成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依法进行调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时,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享有监督协议履行的职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收到该处理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
第二十六条 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个药品安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个药品安全典型案例
(2022年4月28日)
目录
案例一:牛某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用针管灌装生理盐水假冒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销售
案例二:高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黑作坊”将中药和西药混合研磨成粉冒充纯中药销售
案例三:北京某肿瘤药品有限公司销售假药案--药品公司通过非法渠道采购并销售假药
案例四:某药业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劣药行为
案例五:某药业有限公司诉山东省济南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劣药行为
案例六:秦某诉甘肃省陇西县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
案例七:某药店诉重庆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万州区分局行政处罚案--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及销售假药行为
案例八:钟某某、杜某甲、杜某乙与某药房、袁某某生命权纠纷案--销售中药饮片应告知煎服用法及注意事项
案例九:许某与某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消毒产品标示治疗功能误导消费者购买构成欺诈
案例十:杨某某诉某药房合同纠纷案--销售未注明产品批号的药品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一:
牛某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
--用针管灌装生理盐水假冒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销售
简要案情
2018年上半年,被告人牛某某在得知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畅销之后,遂寻找与正品类似的包装、耗材及相关工艺,准备生产假冒产品。2018年7月至10月,牛某某通过他人先后购买针管、推杆、皮塞、针头等物品共计4万余套,并订制假冒九价疫苗所需的包装盒、说明书、标签等物品共计4.1万余套。其间,牛某某与同案被告人张某某在山东省单县以向针管内灌装生理盐水的方式生产假冒九价疫苗,再通过商标粘贴、托盘塑封等工艺,共生产假冒九价疫苗2.3万支。牛某某、张某某通过多个医美类微信群等渠道,对外销售上述假冒九价疫苗9004支,销售金额达120余万元。经苏州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心检验,抽样送检的假冒九价疫苗内,所含液体成分与生理盐水基本一致。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牛某某、张某某共同生产、销售假疫苗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牛某某、张某某生产、销售金额达120余万元,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生产、销售的假药属于注射剂疫苗,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在共同犯罪中,牛某某系主犯,张某某系从犯,对张某某予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均认罪认罚。据此,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牛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典型意义
疫苗是为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的生物制品,属于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疫苗包括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居民自愿接种,目前市面上有三种,包括二价、四价和九价,其中九价疫苗是可预防人乳头瘤病毒种类最多的疫苗,最佳接种年龄为16至26岁。本案中,二被告人以针管灌装生理盐水的方式生产、销售假冒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情形,应认定为假药。此类犯罪不仅使消费者支付高价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免疫效果,部分消费者还因此错过了最佳接种年龄和时机,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严惩。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接种疫苗,以确保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案例二:
高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
--“黑作坊”将中药和西药混合研磨成粉冒充纯中药销售
简要案情
2018年至2020年9月,被告人高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广东省普宁市南亨里其住所内,用中药材首乌、甘草、大茴和西药溴已新、土霉素片、复方甘草片、磷酸氢钙咀嚼片、醋酸泼尼松、马来酸氯苯那敏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研磨成粉,并雇佣被告人李某将药粉分包、包装为成品。高某使用“特效咳喘灵”的假药名,编造该药粉为“祖传秘方”“纯中药成份”,主治咳嗽、肺结核、哮喘、支气管炎,并以每包25元至4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86万余元。李某还从高某处低价购买上述假药并加价销售给被告人黄某等人。经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药品为假药。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高某生产、销售金额达186万元,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据此,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七十二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十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中药的信任,打着“祖传秘方”“纯中药成份”的幌子,私自配制中药,有的还在中药中混入西药成份,冒充纯中药对外销售,不仅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还给用药安全和人体健康带来重大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为假药。本案中,被告人高某在中药中掺入了多种西药并冒充纯中药销售,属于“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情形,经地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假药,故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迷信“祖传秘方”等虚假宣传,应当通过正规渠道采购药品,保障用药安全。
案例三:
北京某肿瘤药品有限公司销售假药案
--药品公司通过非法渠道采购并销售假药
简要案情
2018年8月,被告单位北京某肿瘤药品有限公司通过非正规渠道低价采购药品“日达仙(注射用胸腺法新)”。被告人卢某、赵某、张某作为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吴某、汪某作为公司负责销售的直接责任人员,在明知上述药品没有合法手续,系从非法渠道采购且采购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情况下,仍然以该单位的名义于2018年9月7日、11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分两次向被害人吴某某销售上述“日达仙(注射用胸腺法新)”共8盒,销售金额共计9600元。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涉案“日达仙(注射用胸腺法新)”按进口药品注册标准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属于与国家药品标准不符。经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药品为假药。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北京某肿瘤药品有限公司销售假药的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卢某、赵某、张某作为该公司销售假药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吴某、汪某作为该公司销售假药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均构成销售假药罪。因涉案药品属于注射剂药品,应当酌情从重处罚。鉴于卢某、赵某有自首情节,且各被告人自愿认罪、悔罪,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单位北京某肿瘤药品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并对卢某等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零十五天,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有经营资质的正规药品企业销售假药的典型案件。为加强药品管理,保证药品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并要求药品经营企业在购进药品时,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药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购进和销售。实践中,部分药品经营者向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个人、单位购进药品,不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使上游生产、销售假药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被告人卢某等为降低成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低价通过非法渠道采购没有合法手续的药品,经检验为假药,具有销售假药罪的主观故意。本案涉案药品日达仙(注射用胸腺法新)属于注射剂药品,销售此类假药,严重侵害了公众的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应依法惩处。
案例四:
某药业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劣药行为
简要案情
广东省中山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中山食药监局)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的线索通告,于2012年4月对某药业有限公司库存的使用浙江省新昌县某胶丸厂等企业生产的空心胶囊所产胶囊剂药品进行查封和现场抽样并检验,发现5个品种共7批次胶囊剂药品检验项目中铬含量超过国家标准。中山食药监局责令某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从胶囊生产企业购进药用空心胶囊的供货方资料、销售流向统计表等资料,但该公司仅提供了部分药品销售流向表,未提供完整会计账册,且提供的药品销售情况与事实不符。后中山食药监局以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部分药品铬含量超标,属劣药,且该公司存在拒绝、逃避监督检查和隐匿有关证据材料等从重处罚情节为由,决定给予其没收劣药、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已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后中山食药监局认为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劣药情节严重,向广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东省食药监局)提请吊销某药业有限公司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广东省食药监局经听证、集体讨论等程序,于2015年6月8日给予某药业有限公司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某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国家食药监总局经行政复议维持了该行政处罚。某药业有限公司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某药业有限公司存在生产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且在中山食药监局查处该公司生产销售劣药过程中,该公司存在拒绝、逃避检查等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处罚,广东省食药监局作出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于法有据。国家食药监总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无程序违法之处。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判决驳回某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于2017年3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某药业有限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某药业有限公司未尽质量检验法定义务,生产的5个品种共7个批次的胶囊剂药品,经检测铬含量超过国家标准,属于劣药;且在广东食药监局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拒不提供销售客户汇总表、未及时完整提供销售药品的账册和清单、召回已销售药品与实际销售情况不一致等拒绝、逃避监督检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予以从重处罚的情形。广东省食药监局依法作出吊证处罚,国家食药监总局经复议予以维持,程序合法。于2018年7月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药品安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实施严格监管,防范杜绝假药、劣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损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可以在严格把握行政处罚从重情节的基础上,吊销企业的药品生产行政许可,切断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假药、劣药生产销售链条。人民法院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维护药品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执法行为,依法予以支持。通过行政机关的积极监管和司法机关的依法审查,共同构筑起惩处危害药品安全违法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有效屏障。本案中,某药业有限公司不但存在生产、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而且在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拒不配合执法检查的行为,造成已流向市场的劣药无法全部召回,可能给使用该批药品的病人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广东省食药监局认定某药业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严重之情形,在没收该公司生产的劣药、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罚款的同时,另处吊销其药品生产行政许可的行政处罚,合法合理。本案本着坚持合法性审查、尊重行政机关行政裁量的原则,依法驳回某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彰显了人民法院坚决落实中央“四个最严”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严厉查处危害药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裁判理念。
案例五:
某药业有限公司诉山东省济南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劣药行为
简要案情
2011年8月,山东省济南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济南市药监局)根据举报对某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其库存的盐酸苯海索片进行部分查封和抽检。经查,自2010年1月至2011年8月,某药业公司未按照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原料药盐酸苯海索,而是通过无药品生产或经营资质的其他公司购进盐酸苯海索粗品,经精制后制成原料药盐酸苯海索,共计1360公斤。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该公司对外销售上述原料药盐酸苯海索1010公斤,销售金额为370万元。某药业公司对外购进盐酸苯海索粗品再精制为原料药成品,其行为改变了生产工艺。济南市药监局经立案调查后,于2015年5月作出(济)食药监药罚〔2015〕1500003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生产的盐酸苯海索29.17公斤和违法所得370万元,处违法生产、销售劣药货值金额(4982169.6元)一倍的罚款4982169.6元(罚没款合计8682169.6元),并责令某药业公司改正该违法行为。某药业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山东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山东省食药监局)于2015年8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某药业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药业公司未按照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原料药盐酸苯海索,而是通过无药品生产或经营资质的其他公司购进盐酸苯海索粗品,经精制后制成原料药盐酸苯海索。原料药属于药品的范畴,某药业公司对外购进盐酸苯海索粗品再精制为原料药成品,改变了其生产工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应按劣药论处。济南市药监局依据该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山东省食药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判决驳回某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于2016年9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某药业公司不服一、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裁定驳回某药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从严查处违法生产销售劣药的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除中药饮片的炮制外,药品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必须完整准确。药品生产企业改变影响药品质量的生产工艺的,必须报原批准部门审核批准”。本案中,某药业公司对其生产的盐酸苯海索原料药进行药品再注册并已经通过审批,应严格按照其申报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通过某药业公司所提交的《协议》《合作协议》等材料,可以证实该公司通过向其他企业购买原料药粗品,再自行精制为原料药成品的行为,并未向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批准,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药监部门对医药企业违反药品生产流程的处罚行为,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不良药品企业生产假药劣药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持。
案例六:
秦某诉甘肃省陇西县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
简要案情
2015年4月,甘肃省陇西县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陇西县食药监局)接到群众关于有不法药商在中药材中掺假的举报信息,指派执法人员前往陇西县中天物流园进行检查,发现现场有大量大青叶、蒲公英等,进行询问后将涉案物品予以扣押。经定西市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样品名称“蒲公英”的检验结果为:性状、鉴别项不符合规定。2015年7月,陇西县价格认证中心接受陇西县食药监局委托,对涉案财物作出价格鉴定结论书。2016年2月,陇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秦某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鉴于其行为系犯罪未遂,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秦某相对不起诉,建议陇西县食药监局对涉案物品进行没收并对秦某给予行政处罚。2017年1月,陇西县食药监局对秦某作出(陇)食药监药罚〔2017〕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违法生产的药品“蒲公英”377件,共计24640公斤,并处以违法经营药品货值金额(150304元)二倍计人民币300608元的罚款。秦某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秦某的违法事实已被陇西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所认定,陇西县食药监局根据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材料,认定秦某的行为构成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方式生产、销售假药,陇西县食药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且适用法律正确。秦某在陇西中天中药材专业市场收购蒲公英,用大青叶进行混合并打包的行为被及时查处,该批混合中药材已经在药品市场的流通环节,秦某称其购进中药材混合后当饲料使用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判决驳回秦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于2018年4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秦某不服,申请再审。2019年7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秦某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此案属行刑衔接的案件。药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等,蒲公英和大青叶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具有药用价值的中药材,属于药品的范畴。将大青叶掺入蒲公英中冒充蒲公英,使掺杂有大量大青叶的蒲公英的药用价值可能发生改变,经检验机构检验,其性状、鉴别项均不符合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之情形,依法应按假药论处。案涉中药材数量大,共计2万多公斤,如果销售后进入市场将可能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产生广泛不良影响,执法部门的查处具有正当性、及时性和必要性。在当前国家积极推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全世界的背景下,对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中药材领域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监督促进中药材行业健康发展。
案例七:
某药店诉重庆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万州区分局行政处罚案
--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及销售假药行为
简要案情
2015年10月,某药店(甲方)与林某(乙方)签订《药店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药店承包给乙方管理,并将甲方所有的药店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资质证书提供给乙方使用。后林某将药店交由其母亲蔡某负责经营。2017年10月,重庆市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万州区分局(以下简称重庆食药监局万州分局)对该药店进行现场检查时,查获假药“喘速清TM灵芝枇杷胶囊”12盒。同年12月,重庆食药监局万州分局作出(万州)药罚〔2017〕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药店违法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店经营权,为蔡某销售假药提供了场所和资质证明,应当从重处罚,决定罚款2万元,吊销某药店药品经营许可证。某药店对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药店将药品经营许可证出租给林某经营,违反了《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药品经营许可证》是企业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的法定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和出借”之规定。因药店承包人林某的母亲蔡某在负责经营药店期间销售假药“喘速清TM灵芝枇杷胶囊”被查处,重庆食药监局万州分局认定某药店违法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具有情节严重之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八十一条规定,作出罚款并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判决驳回某药店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于2018年12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支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从严查处违法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及销售假药的典型案例。我国法律对药品经营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管理制度,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禁止从事药品经营活动。违法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让不具备药品经营资格的自然人或组织获得药品经营资格,为销售假药劣药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严重扰乱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应当依法从严查处。本案中,某药店与他人签订《药店承包经营合同》,将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书提供给他人使用,定期收取承包费,实际上系通过出租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方式获利,也为药店实际经营人销售假药提供了场所和资质证明,危及公众用药安全。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某药店给予从重处罚,彰显了人民法院支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经营行为给予最严格监管的决心。只有坚决查处危害药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贯彻落实从严查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同时保障有序的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和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案例八:
钟某某、杜某甲、杜某乙与某药房、袁某某生命权纠纷案
--销售中药饮片应告知煎服用法及注意事项
简要案情
2017年7月6日,杜某某到某药房购买香加皮150克,并于当晚将150克香加皮煎水服用,出现胸闷、恶心、呕吐,被家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委托检验机构对涉案的香加皮抽样检验,检验结果为质量合格产品。某司法鉴定研究所出具《尸检鉴定意见书》,证明杜某某符合过量服用香加皮导致中毒致死,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自身所患冠心病的潜在疾病对死亡起辅助促进作用。杜某某的妻子钟某某,儿子杜某甲、杜某乙以某药房在无执业医师、营业员无上岗证的情况下出售香加皮给杜某某而未告知煎服方法及注意事项导致其中毒死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某药房及其股东袁某某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十九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销售药品必须准确无误,并正确说明方法、用量和注意事项......”。鉴定报告指出杜某某主要因为过量服用香加皮中毒致死,某药房是香加皮销售方,《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6)》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四)项规定“销售药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四)销售中药饮片做到计量准确,并告知煎服用法及注意事项;提供中药饮片代煎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某药房在销售香加皮时负有告知杜某某煎服香加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的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某药房尽到了告知义务,某药房负有告知义务而未作为,具有过错,构成侵权;本案的损害结果是杜某某的死亡,某药房的过错行为与杜某某的死亡具有因果联系,某药房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因杜某某的死亡是药房没有尽到说明告知义务与其自身过错、自身疾病共同导致的,所以药房和杜某某应各承担50%的责任。遂判决:一、某药房赔偿钟某某、杜某甲、杜某乙治疗费1249.5元、丧葬费28735元、死亡赔偿金315403元、鉴定费16000元、其他费用8176元的50%计184781.75元;二、某药房赔偿钟某某、杜某甲、杜某乙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三、某药房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上述款项赔偿义务;四、驳回钟某某、杜某甲、杜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中药饮片不像西药有明确的说明书,中药饮片的功效、毒性、用量等并不被普通群众所熟知,一旦错误用药极易威胁生命健康安全,引发类似本案的悲剧。销售中药饮片应做到计量精准并告知煎服用法及注意事项。本案判决未尽到告知义务的药房对购买人因过量服用香加皮而导致的死亡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对销售中药饮片的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警示其充分重视购药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在销售中药饮片时应充分尽到告知义务,告知中药饮片的煎服方法及注意事项。
案例九:
许某与某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消毒产品标示治疗功能误导消费者购买构成欺诈
简要案情
许某于2016年6月在某药房先后购买了10盒“步洲”皮康乐制剂,共支付了180元。《“步洲”皮康乐制剂说明书》载明“作用”为抑制、杀灭皮肤真菌、霉菌;“批准文号”为鲁卫消证字(2013)第0029号。“步洲系列产品简介”中“皮康乐”的适用范围:由真菌引起的皮肤感染,如脚气、手癣、头癣、体癣、股癣、白癣、脓癣、黄癣、花斑癣(汗斑)、红癣、念珠菌病及一切真菌性皮肤瘙痒;产品优势:古语“行医不治癣,治癣就丢脸”。步洲牌皮康乐,清除真菌性癣病,效果领先。许某认为该药房以非药品冒充药品向其销售的行为违法,遂诉至法院要求该药房返还购物款并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涉案产品的批准文号为×卫消证字(20××)第00××号,系消杀用品(消毒产品),但该产品的说明书、产品简介中均标示其具有治疗真菌性癣病的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四十八条“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的规定,该药房以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销售,致使许某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构成欺诈。许某要求该药房返还购物款并按价款的三倍赔偿其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遂判决该药房返还许某购物款180元并赔偿损失540元。
典型意义
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药店,为老百姓及时购买药品、消除病痛带来了便利。但一些药品经营企业存在违规宣传销售的消毒、保健品有治疗功能、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消毒产品不是药,不具备调节人体生理机能的功效,不能用于治疗疾病,与药品有着明显区别。《消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一定要留意产品批准文号,严格区分“国药准字号”和“卫消证字号”产品,不要把消毒产品当药使用,以免延误病情。本案通过认定涉案标示治疗功能的消毒产品为假药、药品经营企业错误引导消费者购药的行为构成欺诈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既能对药品经营企业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规范其经营活动,也有利于引导广大消费者慎重、理性选购治疗性药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十:
杨某某诉某药房合同纠纷案
--销售未注明产品批号的药品应承担赔偿责任
简要案情
某药房是经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个人经营。其经营范围为: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抗生素、中成药、化学制剂、保健品、预包装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9年6月10日,杨某某到某药房购买“伟哥”,在营业员介绍下购买了“虫草生精胶囊”2大盒,每盒单价500元;“黄金伟哥”1大盒,单价500元;“肾宝片”1大盒,单价500元。合计价款2000元。杨某某现金支付价款后营业员未出具小票,在杨某某的要求下营业员手写了一份购物清单(某药房交款单)并加盖了“某药房现金收讫章”。后杨某某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询所购“虫草生精胶囊”信息未果,即以所购产品为有毒有害假药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商品外包装标注了商品功效,其内置说明书明确载明其主要成分、适用人群、用法用量等内容,上述记载均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关于药品的定义要件,因此,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商品“虫草生精胶囊”“黄金伟哥”“肾宝片”为药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一)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二)被污染的药品;(三)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四)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五)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六)擅自添加防腐剂、辅料的药品;(七)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本案双方均认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询“虫草生精胶囊”“黄金伟哥”“肾宝片”信息的查询结果,某药房出售给杨某某的“虫草生精胶囊”“黄金伟哥”“肾宝片”存在未注明药品产品批号的情况,应当认定为劣药。杨某某请求判令某药房退还货款2000元,并以该货款价格的十倍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判决某药房赔偿杨某某货款2000元,并支付赔偿金20000元。
典型意义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一向采取严格管控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除请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请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安全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对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行为,加大对受害人购买假药的损失赔偿的金额,对净化药品市场、提高广大群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促进公民知法守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批复
(法[2019]71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请求指定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管辖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请示》(川高法[2018]320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同意指定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其辖区内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纠纷案件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纠纷案件除外。
此复。
2019年3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1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19号建议的答复
姚晓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细化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相关规定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开展人民检察院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内容与您的建议基本吻合。鉴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试点期间,有关制度设计需要统筹考虑,检察机关的监督试点目前已暂停。
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经过两年试点,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修改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明确了纠正违法行为的监督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研究论证和经验总结,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知识产权法庭高级法官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知识产权法庭高级法官公告
根据中央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专利等上诉案件。为拓宽法官来源渠道,根据《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等有关规定,现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优秀人才担任知识产权法庭高级法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拔范围和职位
面向专家学者、律师、专利代理人等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相关专业人员,公开选拔2名从事专利等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级法官。
二、资格条件和待遇保障
(一)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宪法法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良好的职业操守。  2.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专家学者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有突出研究能力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律师和专利代理人应具有独立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能力或专利代理能力,执业经验丰富,从业声誉良好。  3.具有较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4.具备履职的身体条件。  5.具备公务员法、法官法规定的其他基本任职条件。
(二)资格  1.参加公开选拔的专家学者应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以上,并从事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教学或者科研工作满8年。具有法律实务工作经验的优先。
参加公开选拔的律师和专利代理人应具有专利等知识产权诉讼、代理等相关实际从业经历10年以上。通晓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境外法律制度并具有成功处理国际专利等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经验的优先。  2.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含法律硕士)。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1974年1月1日后出生)。  4.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或律师资格证书。  5.与职位相关的工作经历年限和任职年限的计算,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根据《公务员法》《法官法》及《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等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担任法官情形的,以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选拔: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免于刑事处罚,或因违法违纪被辞退、开除或者吊销执业证书的;  2.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  3.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造成不良影响的;因违反职业道德、学术道德、执业纪律或者行业规范受到惩戒、处罚的;  4.有妨害司法公正行为的;  5.人事档案存在造假;参加选拔报名中瞒报有关真实情况的;  6.近三年年度考核有基本称职及以下等次的,或者工作中曾发生较大失误的;  7.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8.具有《公务员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回避情形的;  9.其他不宜选拔、录用的情形。
(三)福利待遇
比照同等资历人员确定职务、法官等级,依法享受住房、医疗、休假、疗养等待遇,并可按规定办理配偶子女进京落户手续。
三、选拔程序
(一)报名
报名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月2日。登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www.court.gov.cn),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选拔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工作专栏下载相关表格。可采取以下方式报名:  1.个人报名。专家学者、律师、专利代理人等可采取个人报名方式,分别经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地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填写《报名推荐表》并加盖公章。  2.单位推荐。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省级以上律师、专利代理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可推荐符合条件人选。以单位名义填写《报名推荐表》并加盖公章。  3.请将盖章后的《报名推荐表》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现任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等任职材料复印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专著、获奖及荣誉证书等工作成果复印件,通过EMS邮寄至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邮编100745。信封注明:公开选拔),并将《报名推荐表》电子版发至邮箱gongkaizhaopin@163.com。
(二)资格审查
报名截止后,统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专业评审人员。
(三)专业评审和面谈
组成专家评审组,根据人选提供的材料进行专业能力评审。根据专业评审结果,按照1:5的比例确定面谈人选(将根据报名及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视情况适当调整进入面谈人选的比例)。专业评审和面谈具体时间、地点等事项另行通知。
(四)体检和考察
根据专业评审和面谈情况,按照1:2的比例,确定差额体检和考察对象。对考核对象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行、工作实绩、工作作风和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查核考察对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人事档案,组织考察对象在指定医疗机构统一进行体检。
(五)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
根据体检和考察情况,确定进入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对象。法官遴选委员会对审议对象的专业能力进行把关。
(六)公示和办理相关手续
综合考虑人选考察、审议、人岗相适度等情况,确定拟选拔人员。
对拟选拔人员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选拔的予以录用。一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按照程序办理正式任职手续,根据《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等有关规定,法学专家、律师、专利代理人等人员拟选任为法官的,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禁止性规定,本人不得持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不得在企业、律师事务所及营利性机构兼职;其父母、配偶、子女不得开办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或者从事司法鉴定、司法拍卖等与司法活动利益相关职业。
在一年试用期内未能按照有关规定不再担任律师事务所设立人、合伙人或者退出股份、调整工作的,视为试用不合格,不予选拔。
四、纪律与监督
本次选拔工作贯彻公开、公正、竞争、择优原则,突出政治标准从严把关、注重实绩,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监督。
报名人员填报信息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取消资格。
五、其他事项
请按要求填写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并保持通讯工具畅通。
本公告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10)67556328、67556315(传真)
监督方式:(010)67556131
http://jubao.court.gov.cn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12月19日
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公开选拔法官报名推荐表
附件2: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高级法官报名信息简表(样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1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已经2021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2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活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法律和相关规定,结合办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对于检察官围绕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签署具结书活动,应当同步录音录像。
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不包括讯问过程,但是讯问与听取意见、签署具结书同时进行的,可以一并录制。
多次听取意见的,至少要对量刑建议形成、确认以及最后的具结书签署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对依法不需要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应当对能够反映量刑建议形成的环节同步录音录像。
第三条 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适用于所有认罪认罚案件。
第四条 同步录音录像一般应当包含如下内容:
(一)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听取意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
(二)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义务和认罪认罚法律规定,释明认罪认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的情况;
(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的法律后果的情况;
(四)告知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处理意见,提出的量刑建议、程序适用建议并进行说明的情况;
(五)检察官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的情况;
(六)根据需要,开示证据的情况;
(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及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见证的情况;
(八)其他需要录制的情况。
第五条 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应当由检察官主持,检察官助理、检察技术人员、司法警察、书记员协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等人员参与。
同步录音录像由检察技术人员或其他检察辅助人员负责录制。
第六条 同步录音录像一般应当在羁押场所或者检察机关办案区进行,有条件的可以探索在上述地点单独设置听取意见室。
采取远程视频等方式听取意见的,应当保存视频音频作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
第七条 听取意见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听取意见的时间、地点,并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
在听取意见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八条 同步录音录像,应当客观、全面地反映听取意见的参与人员、听取意见过程,画面完整、端正,声音和影像清晰可辨。同步录音录像应当保持完整、连续,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篡改、删改。
第九条 同步录音录像的起始和结束由检察官宣布。开始录像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
第十条 听取意见过程中发现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新情况,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中止听取意见和同步录音录像。核实完毕后,视情决定重新或者继续听取意见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因技术故障无法录制的,一般应当中止听取意见,待故障排除后再行听取意见和录制。技术故障一时难以排除的,征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同意,可以继续听取意见,但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一条 同步录音录像结束后,录制人员应当及时制作同步录音录像文件,交由案件承办人员办案使用,案件办结后由案件承办人员随案归档。同步录音录像文件的命名应当与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内案件对应。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逐步建立同步录音录像文件管理系统,统一存储和保管同步录音录像文件。同步录音录像文件保存期限为十年。
第十二条 同步录音录像文件是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工作资料,实行有条件调取使用。因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者疑问等原因,需要查阅同步录音录像文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出示,也可以将同步录音录像文件移送人民法院,必要时提请法庭播放。
因案件质量评查、复查、检务督察等工作,需要查阅、调取、复制、出示同步录音录像文件的,应当履行审批手续并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 检察人员听取意见应当着检察制服,做到仪表整洁,举止严肃、端庄,用语文明、规范。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检察技术、计划财务装备、案件管理、司法警察、档案管理等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保障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规范、高效、有序开展。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开展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际,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3月1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段文龙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段文龙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1〕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段文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1年9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21年2月26日)
目  录
一、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三案
二、“香兰素”技术秘密高额判赔案
三、“卡波”技术秘密惩罚性赔偿案
四、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五、“自拍杆”实用新型专利批量维权系列案
六、“二次锂离子电池”发明专利无效案
七、“访问门户网站方法”专利民行交叉两案
八、“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
九、涉“天猫”反向行为保全案
十、“砖瓦协会”垄断案
一、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三案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
【基本案情】2018年1月,华为公司向南京中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不侵害康文森公司三项中国专利权并请求确认中国地区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2018年4月,为反制华为公司的本案诉讼,康文森公司向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请求判令华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2019年9月16日,南京中院作出本案一审判决,确定华为公司及其中国关联公司与康文森公司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康文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期间,2020年8月27日,德国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侵害康文森公司欧洲专利,判令禁止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提供、销售、使用或为上述目的进口或持有相关移动终端,销毁并召回侵权产品等。该判决可在康文森公司提供240万欧元担保后获得临时执行。当日,华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康文森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作出前申请执行德国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综合考虑必要性、损益平衡、国际礼让原则等因素,于48小时内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上述德国判决;如违反本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按日累计。康文森公司提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听证后裁定驳回复议请求。本案裁定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在充分尊重并切实履行本案裁定的同时进行了积极商业谈判,达成了全球一揽子和解协议,结束了在全球多个国家的所有平行诉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以及多赢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该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作出了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个“禁诉令”性质行为保全裁定,并开创性地适用了“日罚金”措施,确保了行为保全裁定的执行。该三案裁定明确了“禁诉令”性质行为保全的适用条件和考虑因素,为建立健全中国“禁诉令”制度作出了案例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司法主权和企业合法权益。
二、“香兰素”技术秘密高额判赔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
【基本案情】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与上海欣晨公司共同研发了乙醛酸法生产香兰素工艺,并将之作为技术秘密保护。该工艺实施安全、易于操作、效果良好,相比传统工艺优越性显著,嘉兴中华化工公司基于这一工艺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香兰素制造商,占据了香兰素全球市场约60%的份额。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上海欣晨公司认为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傅某某、王某某未经许可使用其香兰素生产工艺,侵害其技术秘密,故诉至浙江高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2亿元。浙江高院认定侵权成立,判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50万元。浙江高院在作出一审判决的同时,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责令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但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并未停止使用行为。除王某某外,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中,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上海欣晨公司上诉请求的赔偿额降至1.77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根据权利人提供的经济损失相关数据,综合考虑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巨大、侵权规模大、侵权时间长、拒不执行生效行为保全裁定性质恶劣等因素,改判王龙集团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傅某某、王龙科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连带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1.59亿元。同时,法庭决定将本案涉嫌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
【典型意义】该案系我国法院生效判决赔偿额最高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通过该案判决,依法保护了重要产业核心技术,切实加大了对恶意侵权的打击力度,明确了以侵权为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连带责任,依法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推进了民事侵权救济与刑事犯罪惩处的衔接,彰显了人民法院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恶意侵权行为的鲜明司法态度。
三、“卡波”技术秘密惩罚性赔偿案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
【基本案情】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主张华某、刘某、安徽纽曼公司、吴某某、胡某某、朱某某、彭某侵害其“卡波”制造工艺技术秘密,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侵害,考虑侵权故意和侵权情节,适用了2.5倍的惩罚性赔偿。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和安徽纽曼公司、华某、刘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认为,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侵害,但一审判决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未充分考虑涉案技术秘密的贡献程度,确定惩罚性赔偿时未充分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和举证妨碍行为等,遂在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停止侵权判项基础上,以顶格5倍计算适用惩罚性赔偿,改判安徽纽曼公司赔偿广州天赐公司、九江天赐公司经济损失3000万元及合理开支40万元,华某、刘某、胡某某、朱某某对前述赔偿数额分别在500万元、30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惩罚性赔偿案。该案判决充分考虑了被诉侵权的主观恶意、举证妨碍行为以及被诉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侵权规模等因素,适用了惩罚性赔偿,最终确定了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倍数5倍的惩罚倍数,明确传递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号。
四、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55号
【基本案情】西门子软件公司系NX系列软件的著作权人,其以沃福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涉案软件进行产品设计和制造构成侵权为由,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依西门子软件公司申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赴沃福公司进行证据保全。期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了保全裁定,详细说明了将采取的保全措施以及拒不配合保全的法律后果。经现场清点,沃福公司设计办公室共有26台电脑。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保全了17台电脑并查明其中9台电脑安装有涉案软件后,沃福公司突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抢夺法院相机、阻止法院工作人员离开等方式妨害证据保全,致使保全工作被迫终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判令沃福公司停止侵权,并按照法定赔偿上限判决沃福公司赔偿西门子软件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综合考虑沃福公司的侵权数量、涉案软件价格、沃福公司在本案中无正当理由阻碍法院证据保全的情节等因素,改判沃福公司赔偿西门子软件公司经济损失261万余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
【典型意义】该案依法平等保护了涉外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了诉讼参与人妨害证据保全的后果,将被诉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表现作为确定损害赔偿的考虑因素。该案判决加大对妨害证据保全的当事人惩处力度,对于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五、“自拍杆”实用新型专利批量维权系列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357、376号
【基本案情】源德盛公司是名称为“一种一体式自拍装置”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其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制造商、销售商提起了批量专利维权诉讼。在源德盛公司诉品创公司一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品创公司系侵权产品制造商,其在已有案件认定其制造、销售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制造、销售侵权产品。考虑制造行为的侵权源头性质,以及品创公司故意侵权、重复侵权的情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源德盛公司100万元。品创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源德盛公司诉晨曦通讯部一案中,银川中院认定晨曦通讯部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考虑到源德盛公司没有提交侵权损害数额证据,而被诉侵权产品价格低、利润薄,晨曦通讯部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小,属于有证据证明侵权损失低于法定赔偿数额下限的情形,故酌情确定晨曦通讯部赔偿源德盛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源德盛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针对“自拍杆”“打火机”等批量维权案件,积极推动溯源维权和诉源治理。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加大侵权惩处力度,鼓励专利权人直接针对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有证据证明侵权损害高于法定赔偿上限或者低于法定赔偿下限的,可以在上限以上或者下限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六、“二次锂离子电池”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406、407号
【基本案情】任某某、孙某与苹果上海公司、苹果北京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两案,涉及名称为“二次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其保护电路以及电子装置”的发明专利。任某某、孙某为专利权人;苹果上海公司、苹果北京公司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权利要求1-12、14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因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涉案专利权应当全部无效,故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任某某、孙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专利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改判维持专利权有效。
【典型意义】该案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以两组以上不同数值范围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标准。如果在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范围内,能够确定该两个以上数值范围之间的对应关系,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合理确定专利保护范围,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此项规则的明确,对于保障专利制度激励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访问门户网站方法”专利民行交叉两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282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725号
【基本案情】敦骏公司是名称为“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敦骏公司认为,维盟公司未经许可制造、销售,冠峰公司未经许可销售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故向泉州中院提起诉讼。泉州中院一审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冠峰公司合法来源抗辩成立,遂作出一审判决:维盟公司、冠峰公司立即停止侵权;维盟公司赔偿敦骏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盟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敦骏公司向泉州中院提起本案诉讼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维盟公司就涉案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一审法院就敦骏公司提起的民事侵权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维盟公司就上述无效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因不服该行政诉讼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筹审理了上述涉及同一专利的行政、民事上诉案件,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行政二审判决,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 12月30日作出民事二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侵权,维持关于停止侵权、赔偿1000万元的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该两案中充分发挥统一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上诉案件的制度优势,有效破解了专利行政确权程序与民事侵权程序交叉进行情形下的“一案等一案”问题和惯常的“先行裁驳、另行起诉”处理可能引发的程序空转延宕问题,以及权利要求解释不一致的裁判尺度问题,实现了专利行政确权案件与专利民事侵权案件审理的无缝衔接和结果协调,促进了专利纠纷的实质性和一揽子解决。
八、“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
【基本案情】赛芯公司于2012年4月22日申请登记了名称为“集成控制器与开关管的单芯片负极保护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至今处于有效状态。赛芯公司主张裕昇公司、户某某等未经许可复制、销售的芯片与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实质相同,构成对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故诉至深圳中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100万元。深圳中院认为,被诉侵权芯片与涉案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实质相同,构成侵权,判决裕昇公司赔偿赛芯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户某某、黄某东、黄某亮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裕昇公司、户某某、黄某东、黄某亮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二审案件。该案判决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的性质,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判断的基本思路,依法保护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人的利益,对于规范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九、涉“天猫”反向行为保全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993号
【基本案情】博生公司为名称为“具有新型桶体结构的平板拖把清洁工具”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其认为联悦公司在“天猫网”上销售的拖把神器构成对其专利权的侵害,故向宁波中院提起诉讼。宁波中院认定侵权成立,并判令天猫公司立即删除、断开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链接。随后,天猫公司删除有关链接。联悦公司等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程序期间,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联悦公司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责令天猫公司立即恢复联悦公司在“天猫网”上的产品销售链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收到申请后,在26小时内作出裁定,采用“固定+动态” 担保金的形式,支持了其保全申请。该行为保全裁定作出后,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典型意义】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作出反向行为保全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通过优质高效的裁判,尤其是动态担保金的适用,良好平衡了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三方利益。裁定作出后,联悦公司得以在“双十一”这一特定销售时机正常开展线上经营,避免其利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以联悦公司销售额为计算基础的动态担保金也充分保障了专利权人博生公司的利益最终不会因行为保全错误而遭受侵害。
十、“砖瓦协会”垄断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382号
【基本案情】张某某主张,其系在宜宾市砖瓦协会的发起人吴桥公司、四和公司、曹某某等的胁迫下,加入该砖瓦协会,签订《停产整改合同》,并因该合同被迫停止生产;宜宾市砖瓦协会及其发起人通过广泛签订上述合同,迫使宜宾市部分砖瓦企业停产,通过减少砖瓦供应量,实现提高砖瓦价格,赢取不当利益;但宜宾市砖瓦协会和仍维持生产的砖瓦企业支付了少量停产扶持费后不再依照约定付款,其行为排除了张某某参与竞争,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故诉至成都中院,请求判令宜宾市砖瓦协会、吴桥公司、四和公司、曹某某等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3.6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8万元。成都中院认为,被诉行为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侵害了张某某的权益,故判决吴桥公司、四和公司、曹某某、砖瓦协会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3.6万元、维权合理开支5000元。吴桥公司、曹某某、砖瓦协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认为,张某某自愿参与该案横向垄断协议并作为实施者之一,主张该横向垄断协议的其他实施者赔偿其因实施该垄断协议引发的所谓经济损失,实质上是要求瓜分垄断利益,并非反垄断法所意图救济的对象,故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张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了垄断民事救济的宗旨和导向,明确了横向垄断协议的自愿实施者并非反垄断法所意图救济的对象,揭示了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因实施垄断协议造成的所谓损失实为瓜分垄断利益的本质,对于依法打击横向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发布20件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发布20件典型案例
(2023年3月)
为进一步总结和发挥典型案例积极作用,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从其2022年审结的3468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精选20件典型案例,现予发布。本次发布的案例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在“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侵权两案中,认定各共同侵权人构成共同故意侵权并对外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判赔总额达2.18亿元。在“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两案中,从严、从高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判令出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结固式锚栓”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中,以侵权人自我宣传业绩为依据,全额支持专利权利人赔偿主张,体现出小专利也能高判赔。在“伸缩缝装置”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重点考虑当事人过错,全额支持权利人赔偿主张。在“油气微生物勘探”技术秘密侵权案中,认定侵权人具有明显过错且侵权行为直接决定商业机会,将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判赔,使侵权人得不偿失,让权利人理直气壮。在“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判令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生产者停止对该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销售行为,有效延伸品种权保护环节,为育种者提供全链条保护。在“左旋奥硝唑”发明专利权无效两案中明确化合物医药用途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在“气化炉除尘装置及系统”专利权权属两案中合理界定技术来源方和改进方获得权利的基础,准确识别创新,精准保护创新。
二是探索破解维权难题新路径,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在中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中,针对新制度运行实践中的新问题作出符合立法目的的法律适用指引。在“动态密码USB线材”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中,在涉案专利确权行政程序已启动情况下,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针对确权程序结果的不确定性自愿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既有效推进案件审理程序,又妥善平衡当事人实体利益。在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明确育种成果的商业秘密保护条件,拓展育种创新法律保护的新路径。在“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支持并鼓励当事人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权的诉讼主张,在有效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利的同时,合理兼顾种植户经济利益。在“有客多”小程序源代码技术秘密侵权案中,明确酌定技术秘密商业价值的综合考量因素。在“缝合器与缝合针套件”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权属两案中,协调就关联纠纷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实质性解决双方多年多起纠纷。
三是秉持平等保护原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侵权两案中,认定国有上市企业侵害中外合资企业和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并高额判赔,体现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利伐沙班”发明专利侵权行政裁决两案中,秉持严格解释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的司法理念,依法保护外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计算装置中的活动的卡隐喻”发明专利无效案中,依法审理涉苹果和高通两大知名跨国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助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四是严格规制各类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在涉中超联赛图片独家授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明确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中的反垄断司法审查标准,厘清排他性民事权利行使的合法边界,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在给排水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案中,依法规制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注。在通用汽车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纵向垄断协议后继诉讼案中,切实减轻后继诉讼中原告举证负担。在茂名混凝土企业协同行为横向垄断协议行政处罚案中,明确反垄断行政处罚计罚基数计算期间认定标准,促进反垄断执法司法标准统一,提升反垄断执法司法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典型案例(2022)
一、专利民事案件
1.中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与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
【基本案情】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药品专利链接诉讼,请求确认温州海鹤公司的“艾地骨化醇软胶囊”仿制药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外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温州海鹤公司未针对保护范围最大的权利要求作出声明,未将声明及声明依据及时通知上市许可持有人中外制药株式会社,其行为有所不当,应予批评;关于仿制药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判断,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比对评判;经比对,涉案仿制药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系我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件。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初建,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案判决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实践初期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符合立法目的的探索性法律适用,受到中外媒体和医药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时间予以报道,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2年度十大提名案件”。
2.“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侵权两案【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某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两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559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基本案情】金象公司、烨晶公司系专利号为201110108644.9、名称为“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法蜜胺生产系统及其工艺”的发明专利权利人,金象公司亦为采用加压气相淬冷法生产蜜胺的方法及使用该方法的生产系统相关技术秘密权利人。金象公司、烨晶公司针对华鲁恒升公司等四被告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金象公司亦针对上述四被告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法院一审分别认定,四被告共同实施了专利侵权行为、技术秘密侵权行为,均判决停止侵害,并分别部分支持了有关损害赔偿请求。双方当事人对两案均不服,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各被诉侵权人具有侵权的意思联络,主观上彼此明知,先后实施相应侵权行为构成完整的侵权行为链,客观上分工协作,属共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应当对全部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遂改判支持权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以包括但不限于拆除的方式销毁侵权生产系统及有关技术秘密载体,共同连带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合计2.18亿元(其中,发明专利侵权案赔偿1.2亿元,技术秘密侵权案赔偿9800万元)。
【典型意义】这是目前人民法院针对同一工程项目判赔额最高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权利人金象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烨晶公司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侵权人之一华鲁恒升公司系国有上市企业。两案裁判不仅彰显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坚定态度,也充分体现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的一体对待、平等保护。本案有关共同故意侵权及全部连带责任的认定、赔偿额计算的考量因素、停止侵害责任中销毁侵权载体的处理方式等,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3.“伸缩缝装置”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徐某、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北易德利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冀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96号
【基本案情】徐某系专利号为200410049491.5、名称为“一种特大抗挠变梳型桥梁伸缩缝装置”的发明专利权利人。涉案专利为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单元式多向变位梳形板桥梁伸缩缝装置》行业推荐性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专利权人徐某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涉案专利独占被许可人路宝公司认为,冀通公司在平赞高速公路工程中,使用了易德利公司按照上述标准制造并销售的伸缩缝装置,两公司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遂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并共同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易德利公司、冀通公司侵害涉案专利权,判决易德利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徐某、路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推荐性标准中明确披露了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专利号及权利人联系方式,且路宝公司曾于2016年函告易德利公司涉嫌侵害涉案专利权。易德利公司明知涉案专利的存在,非但没有主动寻求专利许可,还再次未经许可实施涉案专利,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遂改判全额支持权利人300万元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二审在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存在过错、专利实施人存在明显过错的基础上,全额支持权利人的赔偿主张,明确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应当重点考虑当事人过错,凸显保护善意行为人的司法政策导向。
4.“动态密码USB线材”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深圳市租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森树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24号
【基本案情】租电公司系专利号为201720131230.0、名称为“一种动态密码USB线材”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人。租电公司认为森树强公司等实施了侵权行为,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森树强公司等抗辩称租电公司同日申请了技术方案实质相同的涉案实用新型专利和关联实用新型专利,该关联专利权已被宣告无效,基于同样的理由,涉案专利权也应属无效,故应驳回租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专利技术方案实质相同,涉案专利权明显或者有极大可能归于无效,故判决驳回租电公司的诉讼请求。租电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二审程序期间,森树强公司对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有争议的情况下,后续审理程序存在多种可选择的处理方式时,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作出妥适处理。本案经释明,双方当事人针对专利权稳定性问题分别自愿作出相应的未来利益补偿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基本案情、在案证据和双方承诺,采用了“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处理方式,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典型意义】本案在涉案专利行政确权程序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首次尝试引导双方当事人针对确权程序结果的不确定性自愿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裁判明确专利侵权案件中,在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有争议的情况下,基于公平和诚信之考虑,人民法院可鼓励和引导当事人自愿作出相关未来利益的补偿承诺或声明,既有效推进案件审理程序,又妥善平衡当事人实体利益。
5.“结固式锚栓”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福州百益百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点挂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张某某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066号
【基本案情】福州百益百利公司系专利号为201320534267.X、名称为“结固式锚栓”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人。福州百益百利公司认为,上海点挂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侵害涉案专利权,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连带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2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但上海点挂公司及张某某的抵触申请抗辩成立,故判决驳回福州百益百利公司的诉讼请求。福州百益百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有关抵触申请抗辩不能成立;可以认定具体实施侵权技术方案的上海点挂公司和提供该技术方案的张某某共同实施了侵害涉案专利权行为;福州百益百利公司主张以上海点挂公司和张某某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上海点挂公司和张某某虽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基于上述对外宣传经营规模,综合考虑其他在案因素,改判全额支持福州百益百利公司250万元赔偿主张。
【典型意义】本案结合被诉侵权人对外公开宣传内容确定侵权行为规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赔偿数额,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损害赔偿力度的司法导向,有效指引市场主体在商业活动中遵循诚信原则。此外,涉案专利产品虽为小部件、单价不高,但小专利也能获得高判赔,提示任何人都应尊重他人创新成果。
6.“气化炉除尘装置及系统”专利权权属两案【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鲁西化工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两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652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293号
【基本案情】涉案专利分别系专利号为201620067057.8、名称为“一种合成气除尘系统”及专利号为201720586771.2、名称为“一种气化炉出口气体喷淋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航天长征公司认为,鲁西化工集团公司、聊城鲁西化工公司与其合作期间,违反保密义务约定,以航天长征公司提供的技术申请涉案两专利,遂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两专利权归航天长征公司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是鲁西化工集团公司、聊城鲁西化工公司基于航天长征公司技术方案的改进技术方案,但有关改进不具备实质性特点,故判决两涉案专利权归航天长征公司所有。鲁西化工集团公司、聊城鲁西化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鲁西化工集团公司、聊城鲁西化工公司不能证明其在他人非公开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作出的改进属于使发明创造具有实质性特点的创造性技术贡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以非公开技术方案的改进技术方案为保护对象的专利权权属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合理界定了技术来源方和技术改进方获得权利的基础,避免没有作出实质性技术贡献的主体通过申请专利将他人非公开技术方案据为己有,有力保护技术来源方的合法权益。本案曾入围“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2年度十大案件”投票环节。
7.“缝合器与缝合针套件”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权属两案【浙江左元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与万某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两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30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365号
【基本案情】万某系专利号为202020661599.4、名称为“缝合器与缝合针套件”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以及申请号为202010343019.1、名称为“缝合器、具有缝合器的治疗装置以及治疗系统”的发明专利申请人。左元公司认为,万某曾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职期间完成的上述两项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相关权利应归左元公司所有,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左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全面梳理双方当事人一系列矛盾纠纷,帮助其厘清各自核心诉求,充分释明,耐心引导,一揽子化解双方全部关联纠纷,实现合作共赢。
【典型意义】两案的成功调解,化解了双方当事人积累多年的矛盾和系列纠纷,充分体现了以和为贵、互利共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人民法院努力减轻当事人讼累、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司法态度。
二、专利行政案件
8.“左旋奥硝唑”发明专利权无效两案【长沙市华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两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475号、(2020)最高法知行终476号
【基本案情】南京圣和公司系专利号为200510068478.9、名称为“左旋奥硝唑在制备抗厌氧菌感染药物的应用”以及专利号为200510083517.2,名称为“左旋奥硝唑在制备抗寄生虫感染的药物中的应用”的发明专利权人。华美公司以两专利不具备创造性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维持两专利权有效。华美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南京圣和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关于化合物医药用途专利的创造性判断中,应当全面、综合考虑现有技术是否给出了具体、明确的指引。本案中,现有技术没有给出降低奥硝唑毒性的技术启示,也没有给出发现左旋奥硝唑具有更低毒性的有益技术效果并将左旋奥硝唑单独成药的技术启示,故两专利具备创造性。遂两案均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两案裁判明确了化合物医药用途专利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体现了加大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医药领域创新动力的司法导向。
9.“计算装置中的活动的卡隐喻”发明专利无效案【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高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1号
【基本案情】高通公司系专利号为201310491586.1、名称为“计算装置中的活动的卡隐喻”的发明专利权人。苹果电脑贸易上海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维持专利权有效。苹果电脑贸易上海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苹果电脑贸易上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如果技术方案中若干技术特征之间相互依存并具有协同作用,能够依赖整体实现某一功能并产生了相应效果,则在创造性评价中应当考虑上述协同作用。二审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际知名科技企业间的知识产权争议。裁判体现了对发明创造技术贡献的客观公允评价,彰显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和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努力。
10.“利伐沙班”发明专利侵权行政裁决两案【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南京生命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知识产权局、拜耳知识产权有限责任公司专利行政裁决两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451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702号
【基本案情】拜耳公司系专利号为00818966.8、名称为“取代的噁唑烷酮和其在血液凝固领域中的应用”的发明专利权利人。恒生公司、生命能公司在其官网、有关展会上展示标有恒生公司注册商标的利伐沙班制剂及原料药。拜耳公司向南京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该局裁决两公司停止侵权。恒生公司、生命能公司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恒生公司、生命能公司仍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恒生公司、生命能公司未经许可,通过网站、展会向不特定对象作出销售涉案产品的意思表示,构成许诺销售侵权行为;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条款仅适用于为自己申请行政审批而实施的“制造、使用、进口”行为以及专门为前一主体申请行政审批而实施的“制造、进口”行为。恒生公司、生命能公司既不符合上述例外的主体条件,许诺销售行为也不属于该例外的行为范畴,故不能适用有关例外。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两案裁判明确了专利法以保护合法权利为原则,以法定不侵权为例外,凡例外必须严格解释的司法理念。具象到专利法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Bolar例外)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场景中,既要保障社会公众在专利权届满后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及性,也要避免削弱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审慎平衡专利权人、仿制药企、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本案亦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11.“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四川雅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金禾种业有限公司、云南瑞禾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783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789号
【基本案情】雅玉科技公司系“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雅玉科技公司以金禾种业公司以商业为目的重复使用“YA8201”生产“金禾玉618”和“金禾880”玉米种子,瑞禾种业公司向金禾种业公司出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禾种业公司、瑞禾种业公司停止侵害并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金禾种业公司构成侵权,瑞禾种业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并在两案中分别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10万余元和45万余元。雅玉科技公司、金禾种业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金禾种业公司明知“YA8201”为雅玉科技公司享有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仍非法向他人租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实施有关侵权行为,构成情节严重的故意侵权,应当从严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禾种业公司拒不提供财务账簿,构成举证妨碍,可以采纳品种权人主张的利润,并考虑“YA8201”品种权对“金禾玉618”“金禾880”的贡献率,认定惩罚性赔偿计算基础。改判金禾种业公司在两案中分别赔偿雅玉科技公司69万余元和152万余元;瑞禾种业公司因非法出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两案系对租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两案中人民法院秉持有利于权利保护的司法理念,合理确定亲本品种权对侵权利润的贡献率并从严适用惩罚性赔偿,为净化种子市场提供有力司法支持。同时,准确适用举证妨碍排除规则,为有效破解品种权人“举证难”问题开辟新路径。
12.“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四川依顿猕猴桃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与马边彝族自治县石丈空猕猴桃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11号
【基本案情】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为“杨氏金红1号”猕猴桃植物新品种实施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授权可以自己名义维权。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以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未经许可种植涉案授权品种猕猴桃树7000株为由,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无需停止侵权,但向其支付许可使用费至不再种植或品种权保护期限届满为止。一审法院判决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支付依顿猕猴桃种植公司2019年12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期间的品种许可使用费11万余元;从2021年7月17日起,按每株每年10元的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至停止种植之日,最长不超过授权品种保护期限;并支付本案维权合理开支3万元。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石丈空猕猴桃合作社的种植行为不属于“私人非商业性使用”,应当认定为未经许可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对于多年生植物,应当肯定和鼓励品种权人以给付许可使用费的请求代替停止侵害请求。在确定许可使用费时,既要尊重授权品种的市场价值,也要保障种植者通过勤勉劳动、科学管理从种植行为中可以获得的合理预期利益。因一审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标准已考虑了上述因素,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无性繁殖品种的种植行为侵权判断,同时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鼓励以许可使用费代替停止侵权,既有效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利,又合理兼顾种植户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在切实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发挥多年生植物的长久经济效益,实现多方共赢。
13.“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荆州市恒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郑州市华为种业有限公司、甘肃金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3号
【基本案情】恒彩农科公司系“T37”和“WH818”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共有人,其使用上述品种作为父母本选育的“彩甜糯6号”通过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恒彩农科公司认为,郑州华为种业公司生产并销售、金盛源农科公司销售的“彩甜糯866”种子是重复使用“T37”和“WH818”作为亲本生产的繁殖材料,侵害了涉案植物品种权,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恒彩农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玉米种子与“彩甜糯6号”属于基因型相同或极近似品种,基于玉米遗传规律,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玉米种子使用了与“彩甜糯6号”相同父母本。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人不得销售其生产的该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是制止生产者侵权行为、防止侵权损失扩大的应有之义。遂改判郑州华为种业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彩甜糯866”种子,并全额支持权利人的赔偿请求。同时,对于郑州华为种业公司、金盛源农科公司未经审定推广主要农作物种子的涉嫌违法行为线索,依法移送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结合玉米遗传规律适时转移举证责任,运用事实推定认定被诉杂交玉米种与授权品种的亲子关系,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有利保护。同时,判令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人停止对该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销售行为,进一步扩展了品种权保护环节,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有力保护。此外,将未经审定推广玉米种子的违法行为线索移送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也体现了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推动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四、技术秘密案件
14.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市搏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
【基本案情】华穗种业公司是“万糯2000”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和“万糯2000”的亲本“W68”的技术秘密权利人。其以搏盛种业公司侵害技术秘密为由,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搏盛种业公司承担有关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搏盛种业公司构成对“W68”技术秘密权益的侵害,判决其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50.5万元。搏盛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W68”作为亲本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作物育种过程中形成的育种中间材料、自交系亲本等,是育种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具有技术信息和载体实物兼而有之的特点,且二者不可分离;如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条件,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育种材料的商业秘密案件。判决明确了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的亲本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条件和保护路径,是人民法院综合运用植物新品种、专利、商业秘密等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保护育种成果的积极探索,有利于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持续创新,推动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育种成果综合法律保护体系。
15.“油气微生物勘探”技术秘密侵权案【盎亿泰地质微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英索油能源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罗某某、李某、胡某某、张某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363号
【基本案情】盎亿泰公司为油气微生物勘探相关技术秘密权利人,其以前员工罗某某、李某、胡某某、张某某违反保密义务将涉案技术秘密披露给英索油公司使用为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英索油公司、罗某某、李某停止侵害,英索油公司、李某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并支付维权合理开支25万元。盎亿泰公司、英索油公司、罗某某、李某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因前员工组建新公司并侵害原任职公司技术秘密引发的案件,英索油公司在实际经营中使用盎亿泰公司的技术秘密,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且考虑油气微生物勘探领域经营者较少,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可以推定英索油公司不当攫取了原本属于盎亿泰公司的交易机会,应将其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遂改判全额支持了盎亿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侵权人有明显过错且侵权行为直接决定商业机会时,原则上可以将全部获利作为侵权获利,即实质认定侵权利润全部来自于涉案技术秘密。裁判释放了切实加强技术秘密保护,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强烈信号。
16.“有客多”小程序源代码技术秘密侵权案【深圳花儿绽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盘兴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盘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298号
【基本案情】花儿绽放公司为“有客多”小程序源代码技术秘密的权利人。该公司主张盘兴公司与其签订《花儿绽放源代码使用许可合同》并依约获取涉案软件源代码后,违反合同约定保密义务,在公共网站披露该源代码,故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盘兴公司及其唯一股东盘石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并消除影响。一审法院判决盘兴公司、盘石公司连带赔偿500万元。花儿绽放公司、盘兴公司、盘石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软件源代码构成技术秘密,盘兴公司披露涉案软件源代码的行为构成技术秘密侵害;花儿绽放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就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出具的鉴定意见中,多项数据存疑,不应予以采信;综合考虑涉案技术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技术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的损害赔偿数额并无明显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涉及非法披露行为的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应当以被披露技术秘密的商业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技术秘密商业价值的认定存在多种路径,本案在认可鉴定评估是可选方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难以采信有关鉴定意见时,酌定技术秘密商业价值的综合考量因素。
五、垄断案件
17.给排水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案【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与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395号
【基本案情】宏福置业公司是一家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海水务集团赔偿因其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给宏福置业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威海水务集团在威海市给排水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判决驳回宏福置业公司诉讼请求。宏福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威海水务集团不仅独家提供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而且承担着供水设施审核、验收等公用事业管理职责,其在受理给排水市政业务时,在业务办理服务流程清单中仅注明威海水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联系方式等信息,没有告知、提示交易相对人可以选择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属于隐性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交易,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行为。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部分支持宏福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首例认定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的垄断案件。二审裁判明确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认定限定交易行为的重点在于考察经营者是否实质上限制了交易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有关认定为具有市场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特别是公用企业,依法从事市场经营活动提供了行为指引。
18.涉中超联赛图片独家授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
【基本案情】2016年,中超公司公开招标2017-2019年中超联赛官方图片合作机构,映脉公司中标,取得了有关图片独家经营权,体娱公司参与此次招投标但未中标。体娱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中超公司将中超联赛图片经营权独家授予映脉公司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请求判令停止垄断行为、赔偿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超公司、映脉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两公司从事被诉行为具有正当理由,故判决驳回体娱公司诉讼请求。体娱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超公司、映脉公司在中超联赛图片经营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中超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授权映脉公司独家经营,体现了市场竞争;中超联赛图片用户只能向映脉公司购买该赛事图片,系基于原始经营权人中国足协依法享有的经营权并通过授权形成的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合理性。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该案裁判明确民事权利的排他性或者排他性民事权利本身并不是反垄断法预防和规制的对象,只有对排他性民事权利的不正当行使才可能成为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有助于厘清排他性民事权利的行使边界,保障市场主体依法正当经营。
19.通用汽车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纵向垄断协议后继诉讼案【缪某与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逸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137号
【基本案情】2014年,缪某从逸隆公司购买涉案车辆。2016年,上海市物价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在2014年分销汽车过程中,通用公司存在与上海地区经销商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的事实,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上一年度相关销售额4%的罚款。缪某认为,其于通用公司实施上述纵向垄断协议期间购买涉案车辆,其合法权益受到了涉案垄断行为的侵害,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通用公司赔偿其购车损失1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7500元,逸隆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缪某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原告在相关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据此主张该垄断行为成立的,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基于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有关垄断行为和损失,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缪某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后,消费者就垄断行为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即所谓反垄断后继诉讼。本案裁判明确了后继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切实减轻原告举证负担,有效强化反垄断民事救济,对于健全反垄断领域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的路径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20.茂名混凝土企业协同行为横向垄断协议行政处罚案【茂名市电白区建科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29号
【基本案情】2016年9月至12月期间,建科公司等19家广东省茂名市城区及高州市预拌混凝土企业通过聚会、微信群等形式就统一上调混凝土销售价格交流协商,并同期以不同幅度上调价格。2020年6月,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该19家企业的上述行为进行查处,并以2016年度销售额为基数处以罚款。建科公司不服处罚决定,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建科公司诉讼请求。建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建科公司等19家涉案企业进行了意思联络、信息交流,其涨价行为具有一致性,且不能对该行为的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释,有关行为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横向垄断协议项下的“其他协同行为”。关于被诉处罚决定的罚款计算,“上一年度销售额”是计算罚款的基数,原则上“上一年度”应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被诉行为发生于2016年并于当年底停止,被诉处罚决定以2016年销售额作为计算罚款的基准,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其他协同行为”因不直接体现为明确的协议或决定,具有较强隐蔽性,实践认定上存在困难。本案明确了横向垄断协议中“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思路,并合理分配了举证责任,有助于厘清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规则。同时对反垄断罚款基数的“上一年度销售额”中的“上一年度”作出原则性阐释,有力促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
(特别说明:除个别案件裁判文书因当事人主张涉及其商业秘密等需作进一步审核处理外,有关案件裁判文书均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11日 (2018)最高法民他99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鲁民他10号《关于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兹堡公司)与上海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联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第40.1条约定:“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如果协商无效,可以请求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或协商不成,所有由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未解决争议都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根据该仲裁中心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是双方解决争议的唯一方式。双方应遵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所作的裁决,仲裁员的决定视为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仲裁地:香港。仲裁语言:英语。”为涉案工程备案所需,双方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37.1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应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争议通过仲裁解决。参见《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第40.1条(争议)。”
本案争议双方匹兹堡公司与杰联公司均为注册在中国内地的企业法人,双方签订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匹兹堡公司将其位于山东烟台经济开发区的生产厂房工程发包给杰联公司勘察、设计和施工。案涉工程位于中国内地,案涉两份合同亦在中国内地订立和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本案民事关系不包含国际或区际商事利益,不属于涉外或涉港澳台民事关系。本案仲裁条款的效力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进行判断。
仲裁管辖权虽然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产生,但仲裁具有替代司法解决争议的功能,仲裁管辖权的存在和行使亦有赖于法律的准许和保障,因此,仲裁管辖权不能超出法律准许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我国法律并未准许当事人将不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的争议交由中国内地仲裁机构之外的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在中国内地之外进行仲裁。本案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香港仲裁的仲裁条款无效。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5月23日 (2018)鲁民他10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经审查,拟确认仲裁条款无效。我院已审查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将该案情况报请如下: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嫩江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韦某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景利,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危晴,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上海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寅哲,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伯云,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申请人请求事项及被申请人的抗辩理由
申请人匹兹堡康宁(烟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兹堡公司)申请称,其与上海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杰联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一份,将位于烟台开发区的匹兹堡公司一期生产厂房工程包给上海杰联公司勘察、设计和施工。双方在合同第40.1条约定仲裁条款,如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提交位于香港的相关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解决。为涉案工程备案所需,当事双方又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37.1条亦约定了仲裁条款,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解决。本案中,当事双方均为中国法人,涉案工程位于烟台开发区,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履行亦均在烟台开发区,涉案合同没有涉外因素,故双方约定涉案工程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提交位于香港的国际仲裁中心仲裁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1.依法确认匹兹堡公司与上海杰联公司签订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第40.1条规定的仲裁条款无效;2.依法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7.1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案件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
被申请人上海杰联公司辩称:1.涉案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要件,合法有效,匹兹堡公司认为本案不具有涉外性是错误的;2.匹兹堡公司以本案无涉外因素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三、本院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
匹兹堡公司与上海杰联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一份,匹兹堡公司将位于烟台开发区的匹兹堡公司一期生产厂房工程发包给上海杰联公司勘察、设计和施工。双方在合同第40.1条约定: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如果协商无效,可以请求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或协商不成,所有由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未解决争议都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根据该仲裁中心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是双方解决争议的唯一方式。双方应遵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所作的裁决,仲裁员的决定视为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仲裁地:香港。仲裁语言:英语。
为涉案工程备案所需,匹兹堡公司与上海杰联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37.1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应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争议通过仲裁解决。参见《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第40.1条(争议)。
2017年7月26日,匹兹堡公司向烟台中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涉案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四、烟台中院审查意见及理由
烟台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注册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涉案标的物及涉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本案不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当事人将并无涉外或涉港因素的合同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八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确认申请人匹兹堡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杰联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及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五、我院审查意见和理由
本案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双方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关于匹兹堡公司生产工厂建设项目的发包、承包事宜,合同履行的项目地点在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杰联公司提出的关于匹兹堡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合同文本使用英语、采用国际通行的工程承包模式等认为合同具有涉外性的理由,均不构成认定双方之间系涉外、涉港澳台民事关系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该两合同没有涉外、涉我国港澳台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合同以及所包含的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无论当事人是否作出明示约定,均应为中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法律未授权当事人将不具有涉外、涉我国港澳台因素的争议交由我国内地之外的仲裁机构,故本案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的条款无效。本院拟同意烟台中院的处理意见,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23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23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成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9年以来,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重大改革部署,立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服务审判执行的功能定位,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您一直高度关注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工作,多次提出宝贵建议,对人民法院工作给予大力支持。2021年5月,我们专门邀请您参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您围绕一站式建设工作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您此次围绕巩固提升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成果提出四点建议,对深化一站式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将在工作中积极吸收,认真抓好落实。
一、关于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加强“一窗通办"的建议
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均已建成的诉讼服务大厅、在线服务平台、12368服务热线、巡回审判“厅网线巡"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和一站式信息化集约化诉讼服务中心,使当事人走进一个服务场所,应用一个在线平台,拨打统一服务热线,就能解决诉讼的所有问题。人民法院为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司法需求,积极推进一站式建设向基层延伸,加强乡村地区优质司法资源供给,在3056家基层人民法院和10145个人民法庭普遍设立诉讼服务站点,提供“家门口"解纷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全体人民共享同质化、均等化、便捷化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今年,我们将出台诉讼服务中心分类建设指导意见,推动平台入口统一化、在线诉讼标准化、服务功能同质化、大厅建设特色化、巡回服务便捷化。通过整合诉讼服务大厅办理频率高、流程关联度高的业务,实现一次受理、集成服务、一窗通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减少群众等待时间,更加便利群众办理诉讼事项;通过着力解决群众异地诉讼不便的问题,推动跨域诉讼服务向电子材料收转、委托送达、事项申请、网上开庭、视频调解等主要诉讼事务拓展,实现就近可办、全国通办;通过上线满意度评价系统,实现满意度评价线上线下全覆盖,将全部对外服务事项纳入“好差评"范围,确保差评件件有响应、有整改、有反馈,真正把评判诉讼服务质效的“表决器"交到群众手中。
二、关于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调解组织、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律工作者作用,推进多元纠纷解决体系发展的建议
人民法院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建设“法院+社会各界"多元共治格局,线上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下依托诉讼服务中心,不断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渠道,完善诉讼与非诉讼实质性对接机制,加强调解联动工作,形成优势互补、专群结合、融合发力的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格局,丰富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形成内部自治协商先行、非诉挺前、诉讼托底的多元解纷格局,依法及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的同时,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协会等12家单位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覆盖劳动争议、证券期货、金融消费、银行保险、知识产权、民营企业、医疗纠纷、价格争议、涉侨、涉台等纠纷领域。各地法院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专家、律师学者、退休法律工作者、基层网格员等入驻法院线上线下解纷平台,充分发挥各类主体身份优势、专业优势、语言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等,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多元调解得到化解。截至2022年6月中旬,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入驻调解组织7.3万家、调解员32万名,其中,三成以上为律师和行业专业调解员,累计诉前多元调解2286.1万件,平均每个工作日有4.5万件矛盾纠纷在调解平台调解,每分钟有51件矛盾纠纷成功化解在诉前。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向网上延伸、向社会延伸、向基层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做实多元增效工程,扩大“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范围,丰富群众解纷“菜单库",加大知识产权、金融、医疗等重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完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资质认证制度,增强诉讼服务中心一站解纷能力,更好为人民群众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
三、关于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司法需求,增加面对面服务效能的建议
人民法院始终从群众需求出发,坚持多渠道服务群众,既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需要,为使用网络应用系统的群众提供“掌上服务"“指尖服务",也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通过电话为当事人提供咨询、帮助办理诉讼事务。目前,全国3451家法院已经开通绿色服务窗口,帮助老年人等现场办理诉讼事务。此外,跨域立案服务实现四级法院和人民法庭全覆盖,为不会使用网络系统的当事人提供异地立案服务,让立案就近可办、全国通办;吉林、河北、山东等法院推出“肩并肩"“代办式"立案服务,帮助存在立案困难的当事人办理立案手续;有的法院为出行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立案服务;有的法院精准对接山高路远偏僻地区群众司法需求,加强巡回审判,进村入户,送法上门。上述便民举措最大限度消除诉讼不便,努力把诉讼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年,我们将出台诉讼服务中心分类建设意见,对在诉讼服务大厅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诉讼服务作出明确要求,原则上不引导自助立案,直接提供窗口立案服务。同时,加强智能化设备应用的指导辅导,由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帮助指导老年人、残疾人操作自助诉讼服务设备。通过线上服务与线下渠道相结合、传统服务与智能服务相结合的混合诉讼服务模式,让不擅于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既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也能够摆脱“数字鸿沟"带来的隔阂,更加方便参与诉讼。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3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现将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78-182号)作为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刑事抗诉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6月25日
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178号)
【关键词】
二审抗诉 恶势力犯罪 胁迫未成年人犯罪 故意伤害致死 赔偿谅解协议的审查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胁迫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参加恶势力犯罪集团,采用暴力手段殴打致该未成年人死亡的,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适用死刑。对于人民法院以被告方与被害方达成赔偿谅解协议为由,从轻判处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赔偿谅解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全面、准确分析从宽处罚是否合适。虽达成赔偿谅解但并不足以从宽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维护公平正义。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1985年3月出生,无业,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被告人龙某,男,1989年12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王某湘,男,1963年1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米某华,女,1974年10月出生,无业。
被害人安某甲,男,2007年3月出生,殁年11岁。
被害人安某乙,男,2010年5月出生,系安某甲之弟。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龙某、王某湘、米某华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零包贩卖毒品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内吸毒。2018年6、7月,为掩盖毒品犯罪事实,王某以赠送吸毒人员吉某货值100元的海洛因为条件,“收养”其两个儿子安某甲和安某乙,并控制、胁迫二人帮助其贩毒,还对二人长期殴打、虐待。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房内,多次强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经检测,在安某乙头发样本中检出吗啡、单乙酰吗啡和甲基苯丙胺成分,安某乙左侧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殴打未及时医治而出现明显畸形)。2018年11月以来,王某安排龙某带领8岁的安某乙在市东区华山一带贩卖毒品,王某带领11岁的安某甲购买用于贩卖的毒品后“零星贩毒”。王某等人还备有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用于殴打、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从龙某处得知安某甲将团伙贩毒情况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顾王某湘劝阻,伙同龙某在租住房内用烟头烫,用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殴打、电击安某甲,并强迫安某乙殴打安某甲,还指使龙某逼迫安某甲吸毒。23日上午,安某甲因全身大面积皮肤及软组织挫伤,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创伤性休克死亡。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10万元,先行支付5万元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万元后出具了谅解书。
2019年11月14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且王某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以被告人王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多次实施贩卖毒品、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强迫他人吸毒犯罪活动,应依法从严惩处,特别是王某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本应严惩,但考虑其赔偿了被害方部分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以强迫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八万元,并限制减刑。对另3名被告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刑罚。被告人王某、龙某、米某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报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同年8月21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期间围绕“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王某是否可以判处死缓”等关键问题,补充完善了部分证据:一是复勘现场、复核部分证人及走访调查,重点研判伤害行为的方式及强度;二是询问证人,查明二被害人在被王某等人控制前均身体健康且没有吸毒行为;三是针对一审期间租住房周边居民因恐慌不愿作证的情况,释法说理,收集补强了王某等人长期殴打、虐待两名儿童,并威胁恐吓周边群众等恶势力犯罪证据;四是核实赔偿谅解情况,查明被告方的赔偿附加了被害方出具谅解书、法院不判处死刑、余款于两年后付清等条件。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四川省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某等人涉毒犯罪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对王某等人故意伤害致未成年人死亡的行为定性准确,但量刑畸轻。根据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对于胁迫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参加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应当依法严厉打击、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某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长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具有殴打、虐待并残害未成年人致死的行为,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具体理由如下:
1.一审法院以被告人王某亲属代为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为由判处王某死缓,量刑明显不当。一是被告人“赔偿”被害方损失属于其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并非从宽处罚的必要性条件,而且本案的“赔偿”附加了被害人亲属出具谅解书、法院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年后才支付全款等条件,并非真诚悔罪;二是被害人母亲吉某系吸毒人员,仅为收取货值100元的海洛因,就放弃法定抚养义务,将两名幼童交由毒贩控制、虐待,并对二被害人的伤痕长期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由吉某作为谅解主体出具的谅解书,不足以产生从宽处罚的法律后果;三是被告人王某“收养”两名儿童并故意伤害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控制、胁迫两名儿童实施毒品犯罪,对于这类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即使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也不足以产生从宽处罚的法律后果。
2.综合评判本案的事实、情节和后果,一审法院对王某判处死缓不当。一是侵害对象系未成年人,该群体普遍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是法律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本案被告人王某胁迫儿童吸毒、贩毒,殴打、虐待、残害两名儿童并致一人死亡,犯罪对象特殊;二是犯罪动机卑劣,王某长期控制、利用被害人贩毒,又唯恐罪行败露而迁怒于被害人,对其实施长时间、高强度殴打;三是犯罪手段残忍,尤其在被害人受长时间折磨、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情况下,被告人还逼迫被害人吸毒,加速了被害人的死亡;四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王某等人为实施毒品犯罪,长期强迫、驱使儿童实施毒品犯罪行为,强迫儿童吸毒,致使一名儿童死亡,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犯罪行为令人发指,严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因此,王某的行为既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同时,王某具有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盗窃犯罪前科等从重处罚情节,并在故意伤害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三)抗诉结果
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以故意伤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死刑。
(四)注重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四川省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关注涉案未成年人保护情况,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全社会一体保护未成年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被害人安某甲、安某乙的母亲吉某于2019年8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并在监狱服刑,父亲是吸毒人员且已失踪多年,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当地民政部门认定被害人安某乙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变更监护人为其外祖父,协调解决户籍、入学、生活补贴等问题,开展心理辅导,给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对司法救助资金进行监管。针对本案暴露出的城市房屋租赁监管、重点人员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问题,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进落实整改,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要对“赔偿谅解协议”作实质性审查,准确提出量刑建议。赔偿谅解是刑事案件常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评价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之一。审查时应主要考虑:一是赔偿谅解是“可以”从轻处罚,不是“必须”从轻处罚,且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悔罪;二是赔偿谅解要考察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在被害人死亡或者无法独立表达意志的情况下,对被害人亲属出具的赔偿谅解协议更要严格审查和全面准确把握;三是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必须结合犯罪事实、性质及其他情节进行综合衡量,予以适当、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要对赔偿谅解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如审查谅解主体是否适格、谅解意愿是否自愿真实、谅解内容是否合法、是否附有不合理条件等,综合案件全部量刑情节,准确提出量刑建议。
(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决依法适用死刑。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应当依法严厉打击、从重处罚胁迫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参加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此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强迫未成年人吸毒,并致该未成年人死亡,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坚决依法适用死刑。
(三)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依法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一方面,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要注重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通过开展司法救助、心理辅导、公益诉讼、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等方式,推进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综合帮扶,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二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正)第三条、第十条(现为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2020年3月施行)第一条、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2018年施行)第九条
办案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冯键 王小兰 覃丽蓉 白华
案例撰写人:李春瑾 李晓霞
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179号)
【关键词】
二审抗诉 贩卖毒品罪 被告人不认罪 排除合理怀疑 直接改判
【要旨】
对于人民法院以存在“合理怀疑”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没有证据证实的,应当提出抗诉。同时,对于确有必要的,要补充完善证据,对人民法院认为存在的“合理怀疑”作出解释,以准确排除“合理怀疑”,充分支持抗诉意见和理由。对于查清事实后足以定罪量刑的抗诉案件,如未超出起诉指控范围,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依法直接改判。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女,1982年6月出生,无业。
2015年12月21日,公安机关接周某举报,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某小区附近刘某某所驾驶车辆的副驾驶位的脚踏板上,查获装在茶叶袋内的甲基苯丙胺1千克,在驾驶位座椅上缴获金色手机1部,在刘某某手上缴获黑色手机1部,在副驾驶座椅上缴获黑色钱包1个,内有银行卡8张。刘某某称自己经营燕窝生意,车内毒品系刚下车的朋友周某所留。次日,刘某某被刑事拘留。经公安机关询问,周某称车内毒品系刘某某所有,刘某某让其帮助卖掉,其乘坐刘某某车辆谎称去找购毒人,下车后即报警。
2016年9月22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后以贩卖毒品罪变更起诉。番禺区人民法院经三次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报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7年7月4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两次开庭审理,认为虽然在被告人刘某某的车上发现了涉案毒品,但是周某举报前刚从涉案车辆副驾驶位离开,毒品又系从副驾驶位的脚踏板上查获,无法排除刘某某提出的毒品归周某所有的合理辩解。因此,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某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于2018年2月2日一审宣告刘某某无罪。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2018年2月1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同年7月31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支持抗诉期间和支持抗诉后,围绕争议焦点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相关证据:一是核查刘某某与周某之间关系及经济往来情况,进一步查清周某不具备购买1千克甲基苯丙胺的经济条件,且没有陷害刘某某的动机;二是通过梳理刘某某的社会关系和5起毒品犯罪关联案件,发现凌某等4人贩卖毒品案与刘某某的毒品上家均为陈某,并发现陈某身份信息。经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公安部,成功抓获陈某。随后围绕陈某展开调查,证实陈某从未做过燕窝生意,且具有长期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重大嫌疑,而扣押在案的刘某某手机在案发前的2015年12月5日至21日与陈某有28次通话记录、26次短信息来往记录。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广东省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在对被告人刘某某所驾驶的车辆内发现涉案毒品的归属问题上,片面采信刘某某的不合理辩解,进而不合理地怀疑毒品为证人周某所有,认定刘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宣告刘某某无罪的判决确有错误。本案侦查工作中存在的取证问题和瑕疵并未切断证据链条,刘某某的无罪辩解与其他在案证据存在矛盾,全案证据足以证实刘某某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具体理由如下:
1.“合理怀疑”不尽合理。被告人刘某某的辩解明显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矛盾,人民法院以存在“合理怀疑”为由作出无罪判决系确有错误。刘某某辩解自己经营燕窝生意,案发前一天去过汕尾购买走私燕窝,却无法验证和登录自己的微商账号,也提供不出下线微商或者客户的联系方式;刘某某辩解其与周某交易的系燕窝,但双方言语隐晦,短信、微信记录有大量疑似毒品交易的行话、黑话,与燕窝交易习惯不符;刘某某称开车带“货”贩卖,但车上的“货”只有毒品没有燕窝;周某不具备购买甲基苯丙胺1千克的经济条件,刘某某辩解毒品归周某所有无其他证据印证。本案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部分证言的变化并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并未切断全案证据链条。证人周某在举报电话中,称她与被举报人刘某某认识,因担心被打击报复而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个人情况、不愿意进行指认,并在开庭审理时当庭改变部分证言,但其一直稳定陈述本案基本事实,不能就此否认其证言的证据效力。
2.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刘某某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提交的被告人刘某某手机中的微信语音、声纹鉴定书、通话清单和银行交易流水,以及刘某某驾车赴粤东往返的交通监控视频截图等证据,足以证实刘某某从粤东不法分子处购得毒品,并准备在案发当天通过周某卖出。从刘某某手机里存储的大量毒品交易行话和暗语,可以看出其从事毒品交易至少一年时间,案发前一天还有周某以外的其他人准备向刘某某购买毒品。综合原有证据及抗诉期间补充完善的毒品上家陈某的有罪供述、周某关于部分证言改变的原因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毒品系刘某某案发前在陆丰市向陈某购买并带回广州准备贩卖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已在三级法院七次开庭审理,而且人民检察院在开庭审理前已向刘某某及其辩护人开示新证据,充分听取了辩方意见,依法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鉴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建议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有罪。
(三)抗诉结果及案件后续情况
2019年6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采纳抗诉意见,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刘某某无期徒刑。
判决生效后,刘某某约见检察官,认罪悔罪,主动承认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并指认了上家陈某。2020年7月6日,陈某因贩卖甲基苯丙胺22千克,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某未提出上诉,2023年3月已被执行死刑;向陈某购买甲基苯丙胺21千克的凌某等4人,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合理怀疑是指以证据、逻辑和经验法则为根据的怀疑,即案件存在被告人无罪的现实可能性。办理刑事案件要综合审查全案证据,考虑各方面因素,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并得出唯一性结论。对于不当适用“合理怀疑”作出无罪判决的,人民检察院要根据案件证据情况,认真审查法院判决无罪的理由。对于确有必要的,要补充完善证据,以准确排除“合理怀疑”,充分支持抗诉意见和理由。针对被告人的无罪辩解,要注意审查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案件事实和证据是否存在矛盾。对于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形,要结合证人改变的理由、证人之前的证言以及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经综合审查,如果案件确实存在“合理怀疑”,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的结论;如果被告人的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或者无客观性证据印证,且与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不相符,应当认定不属于“合理怀疑”。
(二)对于行为人不认罪的毒品犯罪案件,要根据在案证据,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判断行为人对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对象是毒品”,应综合考虑案件中的各种客观实际情况,依据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行为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和环境等证据,结合行为人的年龄、阅历、智力及掌握相关知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且用作推定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对象是毒品”的前提的事实基础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三)对于查清事实后足以定罪量刑的抗诉案件,如未超出起诉指控范围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依法直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后可以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司法实践中,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补充的证据,如果该证据属于补强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超出起诉指控的范围,且案件已经多次开庭审理,应当综合考虑诉讼经济原则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建议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年1月施行)第五百八十二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九条(现为2019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九条)
办案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何雄伟 陈曙芬
案例撰写人:何雄伟 余响铃 彭莉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180号)
【关键词】
二审抗诉 间接证据的审查运用 电子数据 发现新的犯罪事实 补充起诉
【要旨】
对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争议的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要全面收集、审查判断和综合运用证据,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收集电子数据,注重运用间接证据完善证据链条,确保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如果在二审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漏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经查证属实的,建议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人民检察院对新的犯罪事实补充起诉,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反向审视,通过办理抗诉案件,发现和改进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86年11月出生,无业。
2016年6月26日16时许,被害人荣某向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某派出所报案称,李某盗窃其支付宝账户4000元。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李某于2016年3至6月间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结识多名女性。2016年6月24日18时许,李某在某商场附近约见被害人荣某,当日22时许将其带至李某预定的快捷酒店房间内,随后趁荣某昏睡之际,使用其指纹解锁手机,窃取荣某支付宝账户内人民币4000元。李某还采用同样手段,分别于同年3月、5月在同一酒店窃取被害人于某、常某人民币500元、1000元。7月13日,李某被抓获归案。10月18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涉嫌盗窃罪移送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7年4月25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抢劫罪对李某提起公诉,指控李某于2016年6月24日约见被害人荣某,在吃饭过程中,趁其不备,向饮料中投放可致人昏迷的不明物质,并于当日22时许将其带至快捷酒店房间内。其间,李某趁荣某昏睡之际,使用其指纹解锁,打开其手机并将其支付宝账户内4000元转入自己支付宝账户。李某还采用同样手段,分别于同年3月、5月在上述酒店劫取被害人于某、常某人民币500元、1000元。
2018年3月2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仅认定李某秘密窃取被害人荣某4000元的犯罪事实,且认为李某基本能够如实供述盗窃犯罪事实,退缴赃款,从轻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李某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抢劫罪。2018年3月3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报请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诉。2018年9月28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诉。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在审查支持抗诉期间,针对一审阶段检法之间存在的分歧,特别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间接证据构筑的证明体系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观点,组织技术力量破解了在一审阶段始终未能破解的李某电脑硬盘加密分区,发现李某还涉嫌在2013年至2016年6月间,强奸、强制猥亵犯罪及其他抢劫犯罪线索,遂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通过提取到的大量不雅照片和视频,确定了15名潜在被害人的身份信息,进而发现有多名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奸、猥亵并被拍摄视频和照片。这些被害人互不相识,但与李某的交往经历和受侵害的遭遇基本相似,充分印证了被李某投放药物后处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同时,转换侦查思路,多方查找李某获取精神类药物的途径和方式。通过调取李某社保卡记录,发现其多次以失眠抑郁、癫痫疾病为由开具精神类药物,并收集证据证实其从未患有过精神类疾病的客观事实。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天津市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关于“不能证实被告人李某向被害人饮品中投放不明物质;不能证实被害人的血液、尿液中有可致人昏迷的不明物质;不能证实被害人系在‘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状态下被劫取财物;无法排除李某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正当经济往来的合理辩解,检察机关指控的抢劫罪名不能成立”的认定不当。本案区分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关键在于被告人是否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以劫取财物。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李某构成抢劫罪而不是盗窃罪,李某系有预谋、有准备地采用投放药物致人昏迷的惯用手段,多次实施抢劫、强奸、强制猥亵犯罪。具体理由如下:
1.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李某在饮品中投放了可以致人昏迷的药物。饭店监控录像、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李某与被害人用餐之前或者就餐期间外出购买饮料向被害人提供;多名被告人的同学、朋友及同监室人员证实李某曾向其“炫耀”给人下药并发生性关系的犯罪事实;社保卡购药记录、证人证言均证实李某在未患有相关疾病情况下却购买了精神类药物。
2.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害人与李某之间不存在正常经济往来。从转账金额看,多名被害人证实支付宝转账金额与李某辩称的AA制消费金额存在矛盾;从转账时间看,被害人证实在此段时间自己并不需要现金,不存在转账后从李某处换取现金的必要性;从转账时的状态看,多名被害人陈述自己当时出现头晕、意识不清的状况,后被带至酒店或者居住地昏睡,转账时段处于昏迷状态,不可能主动转账给李某,且有的被害人直至公安人员向其询问,才发现曾经转账给李某的事实。
3.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各被害人对于同李某交往过程中的经历和受侵害的情况高度相似,均是喝了李某提供的水或者饮料后从头晕到意识不清再到完全昏迷,被害人之间互不相识,这种特殊经历绝非偶然;李某的手机搜索浏览记录,证实其曾多次查询“怀疑被下药没证据报警管用吗”“某时尚广场5楼及影院有监控吗”“女人被下药是什么表现”等信息;李某在作案后,为逃避法律制裁,还曾假借被害人名义在网上向律师咨询“未经同意支付宝转账行为”的法律后果;多名被害人证实李某在与其交往过程中或者见面吃饭时,存在劝说被害人将手机支付密码改为指纹支付的情况;被害人陈述案发时处于昏迷状态,与在案照片、视频录像显示的情况一致,且与专家意见证实的药物药理、药效相互印证,被害人荣某报案时已近48小时,因药物代谢原因身体内未提取到药物成分残留具有合理性。
综上,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专门结识年轻女性,犯罪对象不特定,且同时与多名被害人交往,交往中劝说对方将手机屏保更改为指纹解锁,并提前购买精神类药物、预定酒店房间,见面后观察被害人手机支付方式、打探支付密码,在饮品中投放精神类药物,随后将饮用饮品后意识不清的被害人带至酒店房间,实施犯罪。
(三)发回重审和补充起诉
2018年9月2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9年5月31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指控被告人李某于2013年至2016年间,采用在饮料中投放精神类物质致被害人昏迷的方式,劫取被害人吴某银行卡内钱款1500元;强行与李某某、刘某、常某、于某等4人发生性关系,强制猥亵杨某1人。
(四)抗诉结果及后续情况
2019年12月2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和指控意见,认定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针对李某骗购精神类药物的管理漏洞,依法向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开展药品使用管理专项整治,出台精神类药物管理规范;沟通协商市妇女联合会,邀请妇女法律心理帮助中心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受害女性进行心理疏导;围绕本案起诉指控犯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审查起诉报告机制、刑事抗诉案件会商机制,进一步改进、规范和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办案效果。
【指导意义】
(一)注重收集电子数据在内的客观性证据,充分运用间接证据,综合其他在案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对于以间接证据认定犯罪的,要综合在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运用证据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等准确认定。对每一份间接证据,均要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充分挖掘证据与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增强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在收集、固定证据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运用电子数据证实犯罪,实现科技强检在完善证据链条,追诉漏罪漏犯,指控证明犯罪等方面的效能。
(二)在二审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如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查证属实的,建议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人民检察院在二审抗诉过程中,如果发现原判决事实不清楚,存在新的犯罪事实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侦查并移送起诉。为充分保障被告人对补充起诉的犯罪事实的上诉权,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由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做到既全面、准确、有力打击犯罪,又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上诉权。
(三)在办理抗诉案件中要加强反向审视,发现和改进捕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事实证据是基础和前提。有的抗诉案件会暴露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存在的审查不细、把关不严、举证不力等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办理抗诉案件,加强反向审视,及时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加以改进、规范和提高,提升办案能力,确保办案质量。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年1月施行)第三百六十八条、第五百八十二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九条(现为2019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十一条
办案检察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齐颖萍 陈博 李燕凌
案例撰写人:杜国伟 白春安 陆旭
孟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等犯罪再审抗诉案
(检例第181号)
【关键词】
再审抗诉 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自行侦查 补充追加起诉 强化监督履职
【要旨】
被告人不服第一审判决,上诉后又在上诉期满后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该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作出准许撤回上诉裁定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抗诉后人民法院指令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原案遗漏犯罪事实的,应当补充起诉;发现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追加起诉,并建议人民法院对指令再审的案件与补充、追加起诉的案件并案审理,数罪并罚。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应当强化监督,充分运用自行侦查与侦查机关(部门)补充侦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侦检监衔接,深挖漏罪漏犯,推进诉源治理,把监督办案持续做深做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孟某某,男,1971年1月出生,某采砂场主。
被告人张某,男,1989年10月出生,无业,孟某某黑社会犯罪集团积极参加者。
其余10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4年至2016年5月,被告人孟某某等人在没有办理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微山湖水域前程子段(可采砂区域,需持有采砂许可证)租用他人鱼塘私自开挖航道,利用砂泵船非法采砂共29万余吨,价值人民币800余万元;2014年11月至2016年5月,被告人孟某某等人在明知南四湖水域系国家禁止采砂区域的情况下,仍在南四湖水域刘香庄段开辟非法采砂区域,非法采砂共23万余吨,价值人民币749余万元。
2014年3月3日,被告人孟某某等人阻碍渔政站执法人员查获采砂船上用于非法采砂的两桶柴油和一些维修工具,用汽车将执法车辆前后堵住,言语辱骂、威胁执法人员,抢走被依法扣押的柴油和维修工具。2014年4月3日,被告人孟某某等人驾车将在微山县张楼水域执法的警车截停,言语威胁执法民警,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后孟某某等人见目的无法达到遂离去。2015年3月12日,被告人张某等人驾驶多艘摩托艇冲撞在微山湖张楼水域执法巡逻的船只,并在执法船周围快速行驶盘旋,形成巨大波浪,阻碍执法船接近采砂船。张某还驾驶摩托艇冲撞执法船,造成执法船进水,并向执法船投掷石块、泥块等。
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孟某某等人驾驶快艇围堵在微山湖水域张楼湖面捕鱼的韩某某、李某某,并在湖面的一个土堆上,使用竹竿等对二人进行殴打,致韩某某轻伤、李某某轻微伤。
2016年12月7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对孟某某等12人提起公诉。沛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非法采矿罪不构成禁采区的从重规定;3起妨害公务犯罪事实仅能够认定1起;寻衅滋事罪定性不当,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2017年6月26日,沛县人民法院对孟某某等12人以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判处十个月至四年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有两名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2018年2月9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抗诉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对同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进行审查时发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且存在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重大线索,2018年3月15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具体理由如下:
1.原审判决未认定禁采区情节不当。行政机关依法公告微山湖水域为禁采区,并多次开展执法检查,同期多起类似案件的生效判决亦认定该区域为禁采区;
2.原审判决未认定妨害公务犯罪部分事实不当。证人证言、执法记录仪以及执法人员陈述能够证实孟某某等人多次抗拒执法,纠集多人威胁、辱骂执法人员,驾车逼停执法车辆,破坏执法船只,抢夺被扣押物品,导致执法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3.原审判决改变寻衅滋事定性不当。被害人韩某某、李某某陈述称案发当天去湖里逮鱼时,遭到孟某某等人围堵、殴打,强迫下跪并被录像。不能因为此前双方存在纠纷就将孟某某等人的围堵、殴打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孟某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非法划定水域采砂,追逐、拦截、殴打渔民,致人轻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2018年9月21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沛县人民法院再审。2019年4月1日,因沛县人民法院存在不适宜继续审理的情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指定云龙区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审判。
(三)检察机关自行侦查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专门力量,调取关联案件,审查发现以孟某某为首的非法采矿团伙成员共20余人,已有多起案件在山东、江苏的法院审查处理,另有多起犯罪事实、多条犯罪线索未查证,还存在公职人员入股经营等问题,很可能是涉及自然资源领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于是开展了自行侦查工作。
1.走访行政执法人员、周边群众等相关证人56人,调取禁止非法采砂通告、渔政部门执法录像、未有效处理报警记录、伤情鉴定等证据32份,补强了微山湖水域系禁采区及孟某某等人妨害公务犯罪的证据。
2.围绕该团伙暴力抗拒执法、争夺采砂区域、组织架构层次、“保护伞”线索等方面,查实了孟某某等人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力强行购买渔民鱼塘,与其他非法采砂势力争夺地盘、聚众斗殴,拉拢腐蚀执法人员、基层组织人员,随意殴打、辱骂村民,在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等未处理的违法犯罪事实和线索。
3.向公安机关通报案件情况,对孟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犯罪行为监督立案,对遗漏的楚某等人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犯罪要求侦查并移送起诉,共涉及漏犯16人、新增罪名7个、新增犯罪事实18起。
4.深挖职务犯罪并向纪委监委移送违法违纪线索。
(四)裁判结果及职务犯罪线索查处情况
2019年6月,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对孟某某等28人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补充、追加起诉。2020年9月29日,云龙区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和指控意见,对被告人孟某某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非法采矿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孟某某等人提出上诉。2021年3月15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组织“保护伞”沛县公安局原民警张某、郑某,沛县国土资源局矿管科原科长李某等5人,分别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判处五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1名公职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五)依法能动履职,推进诉源治理
在案件办理期间,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对孟某某等人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4月6日,云龙区人民法院判决孟某某等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51万元。同时,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基层治理问题,云龙区人民检察院与沛县人民检察院沟通后发出检察建议,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从加强廉政教育、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整改;沛县人民检察院牵头公安、水利、环保、南四湖下级湖水利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召开“打击破坏环境犯罪,保护微山湖生态座谈会”,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检察院建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作机制,开展沛微“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暨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协作,以个案办理推动微山湖周边综合治理。
【指导意义】
(一)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后,生效的第一审裁判确有错误应当提出抗诉的,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法院指令再审后,人民检察院发现漏罪漏犯的,应当补充追加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上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的,二审法院经审查作出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裁定后,第一审判决、裁定自准许撤回上诉裁定书送达上诉人之日起生效。法院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第一审判决,如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的,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抗诉后人民法院指令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原案遗漏犯罪事实的,应当补充起诉;发现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追加起诉,并建议人民法院对指令再审的案件与补充、追加起诉的案件并案审理,数罪并罚。
(二)检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意识,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加强自行侦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对同案不同判、漏罪漏犯的审判监督线索,人民检察院应当以必要性、适度性、有效性为原则,开展自行侦查。灵活运用多种取证手段,通过实地勘查、调取书证、走访询问证人等方式,增强办案亲历性,完善指控证据体系;对事实、证据存在问题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退回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列明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督促及时补充完善证据。强化检警协作和监检衔接,通报研判案情,准确列明补充侦查提纲,与侦查、调查人员充分沟通查证要点,深挖彻查漏罪漏犯,全面、准确打击犯罪。
(三)人民检察院应当以个案的能动履职、融合履职,助推诉源治理。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要全面深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监督,深挖漏罪漏犯,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做到罚当其罪;要强化能动履职,将检察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延伸,针对个案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开展司法救助、做好普法宣传、开展区域联合、部门协作等方式,促进相关行业、领域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推进源头防治;对环境资源领域的犯罪行为,要融合发力,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3年1月施行)第三百零八条(现为202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十一条
办案检察院: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饶本东 张德锋
案例撰写人:胡桂林 梁晓勇
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
(检例第182号)
【关键词】
接续抗诉 危险驾驶罪 不起诉的内部监督制约 司法鉴定的审查判断
【要旨】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规范行使不起诉权,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加强对不起诉决定的内部监督制约,着力提高审查起诉工作水平和办案质量。对于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司法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时,检察人员要注重从鉴定主体的合规性、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鉴定材料的充分性及分析论证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实质化审查。对于提出抗诉的案件,为确保抗诉效果,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自行侦查进一步补强证据,充分支持抗诉意见和理由,通过接续抗诉,持续监督,全面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某,男,1980年2月出生,海南省海口市某局原科员。
2015年11月16日20时22分许,被告人宋某某驾车自西向东从海口市滨海大道右拐驶入长怡路,行驶至长怡新村东门处停下,宋某某从车上下来走到马路对面人行道上睡觉。这一过程被正在长怡新村东门站岗的武警战士张某某看到,张某某遂向排长温某某、班长陈某某报告,二人随即赶到现场查看,当时在该路段巡逻的城管队员发现该情况后报警,随后交警到达现场处理。经抽血检验,宋某某血样酒精浓度为213mg/100ml。同日19时40分许,被害人张某驾驶电动车在海口市滨海大道长安路口处被一车辆碰撞,肇事车辆逃逸。经鉴定,事故现场的散落物系从宋某某轿车的前车头右侧部位分离出来的,确认该轿车前车头右侧部位碰撞到电动车的后尾部。被害人张某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同年11月18日,宋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海口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案发后,宋某某妻子吴某某与被害人张某达成协议,一次性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42000元,张某对车主表示谅解。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2015年12月18日以宋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向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6月3日,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认定宋某某危险驾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日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有误,要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纠正。2017年3月23日,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撤销原不起诉决定,同月29日以危险驾驶罪对宋某某提起公诉。2017年9月28日,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指控宋某某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宋某某无罪。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第一次二审抗诉
2017年10月9日,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7年11月18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针对一审法院关于“检察机关证明涉案车辆由宋某某驾驶的证据均属间接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排除其间有其他人驾驶车辆的可能性,依据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难以得出唯一结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理由,海口市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片面采信被告人辩解,确有错误,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案发时宋某某系该涉案车辆驾驶员。
1.有充分证据证实案发时宋某某系该车驾驶员。本案目击证人张某某证言客观详细,多次证言稳定一致,能够证实宋某某从车上下来,且当时车上只有一人;温某某等多名证人证言均证实宋某某就是醉酒躺在绿化带边人行道上的人;出警经过、到案经过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书证,亦认定宋某某是该车驾驶员。
2.宋某某关于小轿车不是其驾驶的辩解不应采信。宋某某辩解小轿车由“魏某”驾驶,但“魏某”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其手机号码已经停机,宋某某关于如何认识“魏某”以及两人偶然碰到并一起吃饭的辩解前后矛盾;目击证人张某某证实宋某某系从驾驶位下车,多名证人均证实醉卧街边的宋某某身边无人陪伴,车内没有其他人;宋某某供述只喝了一罐啤酒,但一罐啤酒致餐后近5个小时的宋某某血液酒精浓度含量高达213mg/100ml,处于严重醉酒状态且大量呕吐,不符合常理。因此,宋某某的辩解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其辩解理由超出日常生活经验,内容真实性存疑,宋某某的辩解不应采信。
同时,为充分说明抗诉意见和理由,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后,提取了案发路段的监控录像检材并委托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以下简称“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为:“送检监控录像记录:2015年11月16日20时20分41秒,出现在‘滨海大道--长怡路’被监控路面的银灰色嫌疑小轿车驾驶员,与被鉴定人宋某某,是同一人”。
2017年12月28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秀英区人民法院重审。在秀英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宋某某不服“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秀英区人民法院分别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视频监控图像与被告人宋某某的同一性进行重新鉴定。2018年9月20日、2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书面意见,认为检材人像颜面高度模糊,不具备视频人像鉴定条件。2018年12月4日,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证实宋某某犯危险驾驶罪的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再次判决宋某某无罪。
(二)第二次二审抗诉
2018年12月13日,秀英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次提出抗诉。2019年5月17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除第一次二审抗诉时提出的抗诉理由之外,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以下抗诉意见和理由:
1.秀英区人民法院未采纳“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不当。“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内容客观真实,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适格,应采信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使用。一是调取在案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证书及侦查机关到广东省司法厅调取的两名鉴定人资质证明等证据,证实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适格。二是该鉴定意见与此前该图像鉴定中心第一次鉴定出具的“是一名男性”的意见,是根据不同委托范围而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不矛盾,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本案事实。且该份证据仅是本案的其中一份证据,并非唯一,该份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共同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共同证明本案事实。三是秀英区人民法院重新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不能对同一份检材进行鉴定”的意见,并不能否定“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的客观真实性。
2.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是本案证据链重要一环,认定事故发生是由于宋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和当事人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而造成的,据此认定宋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份证据佐证了张某某的证言,也与其他证据所证实的内容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一审判决对此不予采信明显不当。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以证明本案事实的证人张某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与之印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均认定同样的检材不具备人像鉴定条件,而“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同样检材作出同一性结论意见,比较论证后“粤杰思图像鉴定意见”缺乏可靠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据此认定原审被告人宋某某无罪正确。2019年9月2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三)再审抗诉
2019年9月29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确有错误,提请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2019年12月27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期间,承办检察官新发现了案发路面监控抓拍的影像资料,遂委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影像中出现的小轿车驾驶员与原审被告人宋某某进行同一性鉴定。鉴定意见再次证实,案发当晚该车驾驶员所穿的上衣款式、颜色及驾驶员发际线和鼻部特征比对该车车主宋某某醉卧、抽血时所穿的上衣款式、颜色及发际线和鼻部特征,二者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特征。综合分析原有证据和调取出示的新证据,全案证据更加确实、充分,证据链更加完整,完全排除他人驾车的可能性,能够得出宋某某醉酒驾车的唯一性结论。
(四)抗诉结果
2021年6月7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抗诉意见,裁定撤销原判,改判原审被告人宋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规范行使不起诉权,加强对不起诉决定的内部监督制约。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确有错误的不起诉决定,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对于存在较大争议、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不起诉的,要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为保证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各级检察院要充分认识建立健全备案审查工作制度的重要性,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决定,有必要组织听证的,要及时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加强对下业务指导,通过开展定期分析、情况通报、类案总结等,着力提高审查起诉工作水平和办案质量。
(二)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过程中,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坚持接续抗诉、持续监督,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正,以“小案”的客观公正办理体现检察担当。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抗诉工作的指导,紧扣抗诉重点,严把抗诉标准,形成监督合力。对下级检察院正确的抗诉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的,上级检察院应当提供有力支持,与下级检察院接续监督,一抗到底,通过上下级检察院持续监督,确保错误裁判被监督纠正。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案”,这是检察机关客观公正义务的基本要求,展现了检察担当和为民情怀。
(三)强化对司法鉴定意见的实质性审查,确保审查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案件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的,确有必要时,可以依法决定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对于司法鉴定意见要加强分析比对和判断鉴别,从鉴定主体的合规性、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鉴定材料的充分性及分析论证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实质化审查,结合案件其他事实证据,分析得出科学的审查结论。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年1月施行)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五百九十一条(现为2019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五百九十一条)
办案检察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李海洪 符磊 杨兵 李小山
案例撰写人:符少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入推进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入推进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8]114号)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陕西省 (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有关改革部署的重大举措。2016年11月试点启动以来,各试点地区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组织领导有力,部署落实到位,积极探索创新,推动试点平稳有序、顺利开展。北京、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陕西等地法院试点案件数量多、比例高,示范带动作用发挥较好。各试点法院在实体处理、程序适用、配套保障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成功做法和经验。2017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试点中期报告,对改革试点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相关工作推进提出监督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周强院长批示要求认真研究落实。试点还有半年多时间,为确保圆满完成改革任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审议意见,结合近期试点工作进展和调研督查情况,现就全面深入推进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遵循改革原则,确保试点正确实施。要牢牢把握改革方向和基本原则,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坚持宽严相济,量刑时要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区分案件性质和罪行轻重,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避免片面从严、一味从宽两种错误倾向。贯彻证据裁判要求,确保定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严防被迫认罪、替人顶罪等冤假错案发生。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既要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要依法听取被害人意见,正确处理赔偿和解与从宽处罚的关系,确保司法公正。
二、加强监督指导,确保试点规范有序。有关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业务指导,监督试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特别慎重。严格规范诉讼程序,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特点,探索完善繁简分流的多层次审判程序机制,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升审判效率,避免片面从简、一味求快。规范案件审判管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
三、强化组织协调,着力破解试点工作难题。此次改革试点时间紧、任务重,随着改革逐步深入,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各地要增强改革试点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紧紧依靠党委政法委的领导,积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凝聚共识,合力破解改革难题,推动试点深入开展。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正确处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刑罚裁量的关系,探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标准。协调保障值班律师依法履职,为律师阅卷提供便利,确保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值班律师转任辩护人机制。
四、及时研究总结,推动相关立法修改完善。做好试点工作的数据分析和经验梳理,对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制度进行研究论证。要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从制度层面考虑问题、研究问题,为试点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做好准备。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开展调研,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做法,将改革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制度机制,促进改革成果制度化、法治化。
相关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2018年5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
(2020年5月6日)
1.某县级市人民检察院赵某某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7年2月至8月,某县级市一名市级领导干部崔某插手干预市检察院办理的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采矿罪案件,多次要求该院检察长赵某某对彭某某从轻处理,赵某某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记录报告。受崔某干扰影响,赵某某在受邀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时,明知彭某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法院审判委员会作出适用缓刑的决议未提出反对意见。该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该案办案组主任检察官刘某某和承办检察官韩某某,在法院对彭某某作出缓刑判决后,明知适用缓刑错误,但未提出抗诉意见。赵某某与韩某某向上级检察院汇报该案时,提出“量刑是偏轻不是畸轻,不宜抗诉”的建议,最终上级检察院未及时对彭某某案提出抗诉。
【处理情况】
2019年7月,崔某被州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2019年12月,赵某某被省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7月,刘某某、韩某某被市监委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评析意见】
赵某某面对崔某多次干预插手彭某某案件的办理,没有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办案的原则对崔某的不合法要求予以拒绝,在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时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向上级院汇报工作时作不实汇报,使得被告人重罪轻判,同时也没有按照规定对崔某干预插手案件行为进行记录报告,违反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受崔某干扰案件影响,承办该案的办案组主任检察官刘某某、承办检察官韩某某也没有正确履行检察职责,导致检察机关没有及时对该案提出抗诉。党中央制定出台严禁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有关规定,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有力保障。检察人员在面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时,不能屈从人情关系和工作压力,要坚决予以抵制并依法履职,不让干预插手行为得逞,否则就会受到严肃的查处。“三个规定”既是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处理的有力举措,也是防止检察人员走上违纪违法邪路,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
2.某市人民检察院陈某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8年6月,时任某市级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的陈某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王某打电话,询问其正在办理的佟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能否判缓刑,王某告知陈某该案会依法办理。2019年5月,陈某又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郝某、陈某打电话,询问该院正在办理的柳某刚虚假诉讼、诈骗、寻衅滋事案是否起诉到法院、何时起诉到法院,能否关照一下?郝某、陈某予以拒绝,并告知陈某不要来说情。2019年7月,陈某再次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打电话,询问刘某正在办理的陈某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能否在陈某华送监前安排其亲人进行会见,刘某予以拒绝。2019年8月,王某、郝某、陈某、刘某等4名检察官,对某市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的违规过问、干预案件行为作了记录报告。
【处理情况】
2019年8月,陈某因违反“三个规定”及其他违纪问题,被某市人民检察院免去法警支队政委职务,并被开除党籍。2019年9月,某市检察院在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大会上,对该市辖区内基层检察院王某等4名检察官自觉抵制打探案情、违规过问干预案件办理等行为,并主动记录报告进行了充分肯定。
【评析意见】
陈某利用上级检察院部门负责人的身份,接受案件当事人或亲友请托,多次违规过问或干预下级检察院办理的案件。陈某先后3次给辖区内基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打电话打探案情,为请托人说情、要求违规会见等行为,违反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八条、《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受到了严肃处理。王某、郝某、陈某、刘某四名员额检察官,对来自上级检察机关的部门负责人的违规过问或干预案件行为予以拒绝,并在2019年8月,在最高检组织开展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进行集中填报时作了补报,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还受到了上级院的表扬。在这起案件中,某市检察院法警支队原政委陈某与王某、郝某、陈某、刘某四名员额检察官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每一名检察人员深思和借鉴。
3.某市人民检察院金某等人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8年1月,某市公安局将“涉黑”人员李某等人刑拘,同案犯罪嫌疑人刘某得知消息后潜逃。刘某请托其朋友苏某与时任市检察院检务管理部副部长金某见面,请求公安机关在提请检察机关对涉黑人员李某批捕时,对李某不予批捕,金某答应帮忙。苏某与金某见面后,刘某通过电话请托金某将90万元送办案人员。同年3月,金某到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某办公室打听该涉黑案件如何处理,陈某答复“涉黑案件都得批捕”。金某认为此事无法办成,遂将该90万元退还苏某。此后,陈某未对金某过问该案一事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和报告。金某还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处理情况】
2019年1月,金某因违规过问、干预办案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9年12月,陈某因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违规过问司法办案的情况不记录和不报告的行为,被省人民检察院通报批评。
【评析意见】
金某作为检察机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员额检察官,不执行“三个规定”,对他人请托事项不仅不拒绝、不抵制,还利用职务便利牵线搭桥、打探案情,为“涉黑”人员谋求逃避刑责,违反《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在侦查环节违规过问案件,受到严肃查处。陈某作为副检察长,缺乏纪律规矩意识,对金某过问案件的情况不记录不报告,违反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六条“对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的规定,且在最高检印发《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后,开展集中填报时仍未补报,被予以通报批评。金某没有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不仅导致自己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也“连累”自己的同事受到通报批评。可见,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是为检察人员披上一身防腐蚀、防围猎的“铠甲”,丢掉这个“铠甲”难免会受到“伤害”。
4.某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王某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5年,时任某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王某接受窦某请托,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力,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案件提供帮助,收受现金10万元。2016年,王某又接受李某请托,为李某亲属赵某涉嫌强奸案的处理提供帮助,收受李某亲属5万元。2017年至2018年,王某给辖区内基层院有关人员打电话,要求给予2名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此外,王某还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处理情况】
2018年,王某因插手、干预司法办案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因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5万元。
【评析意见】
王某作为检察机关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无视“三个规定”要求,多次接受他人请托,收受他人贿赂,利用职务影响力,帮助他人减轻或逃避处罚,干预、插手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不仅违反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也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最终身陷囹圄而追悔莫及。
5.某县人民检察院吴某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5年10月,时任某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长的吴某碍于同学和朋友情面,明知吴某发等人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撤案处理,却接受犯罪嫌疑人吃请、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私自以“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名义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一分内容为“我科认为嫌疑人吴某发犯罪情节轻微,可作不起诉或者免于(予)刑事处罚的处理”的《检察建议》,帮助县公安局对吴某发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犯罪一案作撤案处理,导致吴某发得以逃避刑事责任追究,且在明知县公安局撤销案件行为不合法的情况下,未依法履行立案监督的工作职责,纠正违法撤案行为。
【处理情况】
2018年9月,经县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审议并报经县委常委会批准,决定给予吴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19年4月,吴某被县人民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评析意见】
吴某作为检察机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面对朋友情、同学情,丧失了立场和原则,违反规定私下会见犯罪嫌疑人、特殊关系人,接受他人财物,违反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作为一名检察官,本应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却毫无职业操守,徇私枉法,违反《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私自向公安机关出具帮助嫌疑人免于刑事追究的《检察建议》,并且主动放弃立案监督职责,使得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可见,只有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才能够有力保障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某市人民检察院刘某等人违反“三个规定”案
【案件事实】
2017年1月,时任某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的刘某接受请托,请求时任该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田某,帮助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受到较轻的追诉,争取判处缓刑。田某接受请托后,要求时任该院公诉科科长、该案公诉人的高某某在案件办理中找从轻减轻情节。后田某、高某某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在起诉书中认定“张某某等因合法生产而非法储存爆炸物”,并向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建议。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刘某又请托时任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赫某某找时任区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某某(此二人另案处理)帮助张某某判处较轻的刑罚,后该院对本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张某某等判处缓刑。
【处理情况】
2019年5月,刘某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19年10月,刘某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2018年12月,市委常委会决定给予田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区委常委会决定给予高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评析意见】
某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某缺乏基本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不仅对请托事项不记录不报告,还接受请托利用职务影响力,违反规定干预下级检察院办理案件,违反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案件起诉至法院后,刘某又找到法院的有关人员,为犯罪嫌疑人请托说情,违反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田某、高某某面对上级院领导提出的违规违法要求,没有坚持原则进行拒绝并记录报告,而是积极迎合领导甚至违法办案,最终受到“双开”处分。一起从违反“三个规定”开始,最后导致检察机关、法院多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甚至犯罪案件的发生,再次彰显了严格贯彻落实“三个规定”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依法审理拒执刑案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依法审理拒执刑案典型案例
(2016年11月30日)
目录
1.蒋红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2.张文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3.韩应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4.王仁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5.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汝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6.张庆国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案
蒋红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被执行人躲避执行,转移财产,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林志鹏诉蒋红庆、胡古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丹民初字第3538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蒋红庆、胡古月夫妇向原告林志鹏返还借款50000元。同年12月20日,丹阳市人民法院向被告公告送达了判决书,2014年2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林志鹏于2014年2月14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及时发出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和传票,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经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询,发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但蒋红庆于2014年1月26日,出售了其名下房产,2014年3月7日收得房款385000元,随即用该款偿还其他债务、以他人名义投资经商以及用于个人生活花销等。丹阳市人民法院以涉嫌犯罪为由,将该案移送丹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丹阳市公安局及时立案,并通过网上追逃,抓获被执行人蒋红庆。蒋红庆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前述事实,并清偿了对林志鹏的债务。
丹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红庆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被告人蒋红庆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其已于案发后履行了全部执行义务,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依法判处蒋红庆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躲避执行,下落不明,虽然在判决生效前转让房屋,但在进入执行程序后收得房款,且所收房款用作他用,并未履行判决义务,具有明显的抗拒执行的主观故意,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情形,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鉴于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被执行人判处缓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文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被执行人拒不迁出房屋,谩骂、殴打执行人员,鉴于有从轻情节,依法被判处拘役五个月零十日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28日,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判决张文苗与查俊英离婚,并将该市大观区市府路南一巷7栋103室房产的所有权判决给查俊英。民事判决生效后,查俊英于2013年1月30日申请对该房屋强制执行。2013年5月6日,大观区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张文苗发出执行通知书,告知其要按照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交付房屋,被执行人张文苗拒不签收通知书,并对送达人员进行谩骂。2013年10月25日,法院在张文苗居住房屋处张贴公告,责令张文苗在指定期间迁出该房屋,到期仍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当天,张文苗对法院工作人员谩骂,并在屋内手持木棍挥舞,不让法院工作人员张贴公告。2014年1月14日,大观区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对张文苗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张文苗情绪激动并殴打办案人员,致使一名办案人员嘴部受伤流血。
2015年7月27日,被执行人张文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大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文苗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引起且已履行完毕,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文苗拘役五个月零十日。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不签收执行文书,阻碍张贴公告,对法院执行人员,采取谩骂、殴打等方式抗拒执行,致执行人员受伤,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鉴于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被执行人从轻判处。
韩应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被执行人阻碍人民法院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处置,导致执行工作无法进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朱小会与韩应超、康宝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韩应超偿还朱小会借款45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朱小会申请强制执行。禹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向韩应超送达了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韩应超收到上述法律文书后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案件在审理期间,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0日对韩应超所有的位于禹州市博雅苑一处房产进行财产保全,于2015年10月12日向其发出评估、拍卖裁定书,于2016年1月25日张贴腾房公告,限韩应超及该房住户于张贴公告之日起40日内腾空迁出。腾房公告到期后,被执行人韩应超仍拒绝腾房,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对被执行人采取了拘留措施。拘留后被执行人韩应超仍拒绝腾房,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2016年5月9日,禹州市人民法院将韩应超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关证据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韩应超刑事拘留,韩应超及其亲属与朱小会达成和解协议,并将房屋腾空。
禹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韩应超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告人韩应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韩应超及其亲属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对其可从轻处罚。依法判处韩应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拒不腾空房屋,阻碍执行法院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处置,被拘留后仍对抗执行,导致执行工作无法进行,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鉴于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对被执行人依法判处缓刑。
王仁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公诉案
--被执行人有钱款可供执行,经两次司法拘留,仍拒不执行判决义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一)基本案情
王仁华与宋秀凤所生之子王志国因意外事故死亡,事故责任方给付王仁华、宋秀凤赔偿金人民币770000.00元,王仁华得款后拒不给付宋秀凤应得的份额,宋秀凤遂提起诉讼,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磐民一初字第1014号民事判决,判决王仁华返还宋秀凤人民币308000.00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5920.00元。判决生效后,王仁华未主动履行给付义务,宋秀凤申请强制执行。磐石市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王仁华在有能力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2013年6月,王仁华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法院先后两次司法拘留,但仍对抗执行。法院将其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执行人王仁华与宋秀凤达成和解协议,王仁华给付宋秀凤人民币205920.00元,案件履行完毕。
磐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仁华对人民法院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鉴于被告人王仁华有悔罪表现,可对其适用缓刑。依法判处被告人王仁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有钱款可供执行,明显有能力执行而对抗执行,在法院两次对其实施司法拘留措施后仍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鉴于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依法被判处缓刑。
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汝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后,
仍拒不履行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依法提起自诉,后因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而撤诉
(一)基本案情
孙国兵与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仲裁纠纷案,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平劳人仲字[2015]第17号、第1009号裁决书裁决: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孙国兵工资款、医疗费、生活费及各项补助金、赔偿金共计17万余元。因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孙国兵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于2015年6月10日,8月30日分别作出(2015)平执字第02248号、第2931号执行裁定,裁定对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财产予以执行,还采取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法定代表人郑汝妹高消费等执行措施,但被执行人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仍拒不履行义务。
2016年1月,孙国兵以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汝妹为被告,依法向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受理。案件审理期间,郑汝妹认识到自己错误,并积极筹措资金履行义务,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由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给付孙国兵十万元了结两起执行案件。孙国兵提交撤回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申请,平谷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刑事裁定,准许孙国兵撤诉。
(二)典型意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犯罪主体。本案被执行人不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仲裁裁决的执行裁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后,仍拒不履行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提起自诉,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立案审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单位为被执行人的拒执行为,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以准予撤诉方式结案,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张庆国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案
--被执行人擅自将诉讼保全查封的财产抵债给他人,妨害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一)基本案情
王丙河诉张庆国等借款纠纷一案,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张庆国等应偿还王丙河借款本金及利息379000元。王丙河在诉讼期间申请财产保全,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9日以(2014)桓民初字第1528-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机器设备。因张庆国等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王丙河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8月25日,桓台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经查,在查封期限内,张庆国擅自将查封设备内的电火花数控线切割机一台和立式升降台铣床一台抵债给他人。桓台县人民法院责令张庆国将该两台设备追回,张庆国未追回。
桓台县人民法院将张庆国涉嫌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桓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庆国将法院的查封财产擅自抵债,致使查封财产无法追回,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鉴于被告人张庆国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在简易审理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处张庆国有期徒刑六个月。张庆国不服,提出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将人民法院诉讼期间保全查封的财产擅自抵债给他人,且查封的财产未追回,妨害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民法院以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有效打击了在立案执行前非法处置已被查封的财产,逃避执行的犯罪行为,丰富了打击拒执行为的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篇
(2022年6月2日)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根基。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调解室”,“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一个人民法庭打造一块特色品牌,一个村庄设立一个法官服务站,创建“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站,打造网格化服务团队......
一系列创新与探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新时代价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基层司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美丽风景。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
“一村一站”全覆盖 治理效能大提升
案例点评: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在全镇55个村庄设立“法官工作站”,及时为广大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精准的司法服务,实现乡村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燕郊法庭地处首都东大门,辖区城乡交织,经济活跃,外来流动人口多,矛盾纠纷呈多发趋势。今年以来,燕郊法庭致力于诉源治理,充分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优势,在全镇55个村庄设立“法官工作站”,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司法便利,为法官在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地方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提供了平台。
一、对接立案,开启审判执行“直通车”
“法官工作站”在各村村委会挂牌,站牌上印有联络法官的姓名、电话及微信二维码,为群众远程咨询提供便利。针对涉农诉讼,开辟绿色通道,统筹开展立案登记、法律咨询、诉讼服务等工作,使涉农纠纷快调解、快立案、快送达、快保全、快审判、快执行,最大限度缩短办案周期。依托“法官工作站”,为涉农案件提供全方位诉讼指导,做到意见反馈畅通、咨询回复及时、释法答疑准确。今年以来共办理涉农纠纷235件,简易程序适用率100%,办案周期同比缩短15天,接听咨询电话500余件次。
二、全程调解,做好矛盾纠纷“过滤器”
“法官工作站”为法官第一时间获悉纠纷、介入调解提供有效平台,在新农村建设中,始终让法官有影、法治有声,为“无讼村街”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以工作站为触角,着力构建法庭、基层所站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三级联动”调解网络,以实际行动使“廊坊经验”再焕新春。包村法官坚持有案必调,宁愿多花时间调解,也要维护村街和谐、村民和睦。坚持调解关口前移,变被动审理为主动靠前调解,起到调解一案、影响一片的效果。工作站成立以来,6名法官和2名法官助理共协助村街调解纠纷78件。
三、普法宣传,打造温情服务“解忧站”
包村法官积极开展实地调查、上门走访、集体座谈,了解乡土民情及纠纷特点,及时进行法律宣讲,为化解矛盾奠定基础。通过“法官赶集”、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诉讼服务,将法律送到群众身边。将普法贯穿案件审理全过程,婚姻家庭案件,做到以情感人;民间借贷纠纷,坚持以理服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倡导换位思考,达到以案释法的效果。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普法活动,经常性组织法官到中小学开展普法讲座,为企业开展合同法培训,到分包村庄开展民法典宣讲。今年共巡回审判11场次,开展假日法庭15次,送法进村庄、校园、企业共计136次。
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胡各庄法庭
建立全国人大代表调解室 对接法庭融通职责职能
案例点评: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胡各庄法庭建立“人大代表调解室”,将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监督推动等职责与人民法庭多元解纷、审判执行等职能对接融通,实现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与助力乡村振兴齐头共进。
滦南法院胡各庄人民法庭按照职责职能互融通、构建平台双提升的工作思路,建立“滦南县胡各庄人民法庭李志刚调解室”,将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监督推动等职责与人民法庭多元解纷、审判执行等职能对接融通,实现了法庭高质量发展与助力乡村振兴齐头共进。近年来,辖区三镇“万人成讼率”均创历史新低,法庭审理的朱振彪追赶肇事者逃逸案入选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一、人大代表联系群众职责与法庭调解职能对接融通
李志刚是全国文明新村标杆李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全国劳动模范、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地享有良好威望。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职责作用,实现化解矛盾纠纷、振兴乡村与社会治理点线面三维并进,该法庭选聘李志刚等6名同志担任调解员成立调解室,全方位排查、调解并化解各类民事矛盾纠纷。打造调立审执为一体的群众家门口“微法庭”,巡回审判、就地调解、普法宣传。对于民事纠纷,李志刚调解室先行诉前调解,法庭给予指导、确认。调解不成的,进入立案、审判、执行程序。一年来,已累计诉前化解各类纠纷180余件,调立审执一体办案260余件,涉案金额200余万元。以李志刚调解室为中心,辐射所辖镇村建立了100个调解小组,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调解格局,“诚信为先、家和万事兴”已成为时尚。三年来,法庭立案总数下降26%。
二、人大代表关注社会热点职责与法庭审执职能对接融通
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该调解室发挥三项功能:一是和解功能。在案件生效后,当事人申请执行前,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到位。经督促不能履行的,交给李志刚调解室进行执行前调解,情理法交融解心结,既减轻当事人诉累,又节约司法资源。二是催化功能。创建“审执配合、庭室联动”执行模式,充当“润滑剂”和“推进剂”,一案调解多事和。在一起侵权纠纷案件中,被告陈某某不能接受一审败诉的结果,提起上诉、扬言上访。经李志刚调解室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并履行。一个纠纷的成功化解,就会减少一件上诉案件,消除一个信访隐患,避免一起执行案件。一年来,类似执行和解疑难案件已达50余件。三是解难功能。人大代表来源于群众,能够增强信访人的信任度。对于老大难执行信访案件,李志刚调解室主动与行政机关联动,实现村镇县与院庭室无缝对接,合力攻坚克难。三年来,李志刚调解室成功破解执行信访疑难案件16件。
三、人大代表监督推动职责与法庭公正司法功能对接融通
一是探索尝试人大代表监督法庭渠道、范围和行使方式,提高接受监督的全面性。邀请人大代表对审理程序、案件、执行结果、接待群众态度等领域进行监督指导后,群众满意度得到大幅提升。三年来,一审服判息诉率保持在97%以上;该法庭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问题,涌现出受省、市、县法院或县委、县政府表彰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个人共10人次。二是打通双向整改反馈渠道,对人大代表监督过程中提出或质询问题整改后,第一时间向人大代表反馈结果,对人大代表进行回访,发挥监督的促进作用。一年多来,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已整改办公环境不够整齐、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得到人大代表充分肯定。三是延伸拓展党建带庭建促审判的路径,根据维护农民权益等类案、系列案、复杂案件处置需要,建立人大代表、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党员加入的“临时党支部”,强化各基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协作和监督作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坚持强基导向 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案例点评: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推进“四个三”工作法,下沉司法资源,优化司法服务,提升审判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积极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崇明区作为农业大区,是上海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崇明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落实“三项举措”、健全“三项机制”、推动“三项改革”、推进“三项服务”,积极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有效落实“三项举措”,司法资源下沉乡村基层
一是优化法庭布局,在崇明本岛东、中、西三部及长兴岛、横沙岛分别设立人民法庭,每个法庭下设诉讼服务分中心并入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立调审”诉讼服务网络三岛全覆盖,诉讼服务就近办工作机制。二是成立“驻村(居)法官工作室”,覆盖全区18个乡镇。2021年协同参与基层矛盾化解238件次,相关工作被列为上海市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重点项目。2022年,进一步创新建立工作室“‘码’上解纷”线上平台,实现“线下有重点、线上全覆盖”,有效助力疫情下司法服务“不停摆”。三是激活“村(居)-乡镇-人民法庭-院本部”四级诉调对接网络,聘任乡贤作为特邀调解员,并结合行政多元调处中心,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二、建立健全“三项机制”,回应乡村群众多元诉求
一是健全上门服务工作机制。针对崇明“地广人稀”、人口老龄化特点,出台《上门服务工作规定》。2021年人民法庭提供上门立案、调解、开庭等服务305次,走访乡村群众69户,开展巡回审判34次,把司法服务送至群众“家门口”。二是完善错时开庭预约机制。根据辖区群众生产生活特点,考虑“春耕秋收”农忙时节、企业园区建造生产等情况,建立假日、夜间开庭预约机制,做到司法服务“不打烊”。三是加强诉讼指引工作。各人民法庭编制诉讼服务指南17册、制作证据目录卡,提供规范性诉讼指导。通过漫画、直播、微视频等新模式,直观介绍网上立案、线上诉讼等流程,全网阅读量近百万,促进司法服务“零距离”。
三、积极推动“三项改革”,加强涉农审判能力现代化
一是推动全流程网上办理改革,加强涉农审判数字化。2020年以来已开展网上立案3410件、线上庭审2202件次、电子送达25488件次;线上委派调解2988件,化解纠纷2718件。二是推动新型审判团队改革,加强涉农审判专业化。针对辖区案件特点,各人民法庭设立涉农家事、涉农综合等审判团队,根据人员配比探索团队扁平化建设,打破审书“一跟一”模式,充分发挥团队合力。三是推动繁简分流改革,加强涉农审判高效化。人民法庭有效对接辖区调解资源,组建诉前调解团队,准确分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依托速裁审判团队,实现涉农纠纷快立快审。
四、稳步推进“三项服务”,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服务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连续五年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针对农村垃圾随意倾倒、农药使用不规范、农村内陆水域治理等问题发送司法建议,提升乡村环境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二是服务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结合崇明旅游发展新规划,成立驻花博园区诉调对接工作站,各人民法庭设立景区巡回办案点,为游客等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指引、现场调解等一站式诉讼服务。三是服务乡村法治文明建设。发布《服务保障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典型案例》,拍摄普法微视频8条,编制《乡村案例法官说》普法手册5册,涉及案例83篇,小案例讲述大道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先行先试 书写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新时代答卷
案例点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和“一法庭一品牌”建设为抓手,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打造各具特色的品牌名片,示范引领带动人民法庭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江苏高院认真贯彻最高法院部署要求,准确把握人民法庭与乡村振兴的结合点、着力点,凝心聚力、担当尽责,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聚焦人民法庭统筹谋划,把稳乡村振兴“方向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江苏高院及时出台《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发挥人民法庭优势,以26项具体举措提供针对性司法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后,在张家港人民法院挂牌成立省法院“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开启“先行者”创新实践,探索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2021年4月,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党组书记、院长夏道虎对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作出全面部署。7月,夏道虎院长在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人民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上要有新理念、新作为、新突破,并将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省法院重点工作整体推进。
二、聚焦人民法庭精准施策,下好乡村振兴“一盘棋”
江苏高院充分认识人民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优势,树立“一盘棋”思想,精准施策,以省法院“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和“一法庭一品牌”创建为抓手,推动整体服务效能提升。一是基地引领、创新实践。2021年起,江苏高院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先后在全省人民法庭成立8个“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开启基地探索、以点带面服务乡村振兴运行模式。一年多来,基地实践呈现出多点绽放、全面开花的可喜局面。如东法院人民法庭在交通不便地区设立支云e站,便利人民群众诉讼,大力推动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赣榆法院人民法庭成立涉农项目司法保障组,建立定期沟通和案件预警、通报机制,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海产品电商创业园,积极服务新业态健康发展。二是品牌加速、激发动力。2019年,江苏高院组织开展“一法庭一品牌”创建活动,并将人民法庭品牌创建与服务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培育一大批服务乡村振兴新品牌,良好的品牌影响力激发了人民法庭持久发展动力。“护航阳澄湖大闸蟹产业”“阳山水蜜桃法暖桃农”“司法服务盱眙虾稻共生”等品牌加速了人民法庭服务“三农”全面发展。“法润南通建筑之乡”“洋河酒乡法治保障基地”“法治赋能沭阳花木之乡”等品牌推动当地特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聚焦人民法庭分类指导,助力乡村振兴“见成效”
江苏高院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目标,指导人民法庭根据辖区特色,找准服务乡村振兴切入点,成效显著。宜兴法院官林法庭辖区是全国最大电线电缆制造基地,法庭常态化送法进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5年来妥善审理涉线缆企业纠纷案件1790件,标的额达24.68亿元。张家港法院人民法庭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人才培育,通过“法官村官双向交流”,每个月接收5名基层干部开展体验式培训。2021年,共有219名村官进入辖区六个人民法庭交流培训。南京江宁法院汤山法庭运用“无讼”乡土文化加强纠纷多元化解,2020年建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展示馆,向社会开放,年接待群众上千人次,“法润乡风”品牌成为一张亮丽文化名片。宿迁宿豫法院骆马湖法庭围绕“江苏生态大公园”发展定位,在三台山等4A级景区审理涉旅纠纷调解室,庭所共建、诉调对接,审理禁捕、禁采砂后各类承包合同纠纷40余起,努力绘就生态振兴“骆马湖最美画卷”。张家港法院凤凰法庭提升基层组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能力,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面实施“五大工程” 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列为“一把手”工程,实施“诉源治理、诉非协同、分调裁审、惠民服务、党建引领”五大工程,达到了便利群众诉讼,源头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增量、提升审判质效的良好效果,涌现出多个“枫桥式”人民法庭品牌。
近年来,无锡中院将“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列为全市法院“一把手”工程,专门下发《关于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实施意见》,统一组织、试点先行,以点促面、整体推进,以“提供优质服务、便利群众诉讼,源头预防纠纷、就地化解矛盾,减少诉讼增量、提升审判质效”为基本目标实施五大工程、30项具体措施,涌现出“大玫法官说家事”“伯渎善治”“法筑陶乡”“法润桃乡”等“枫桥式”法庭品牌,多名法庭干警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相关经验案例得到全国主流媒体报道。
一、实施“诉源治理”工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全市法庭在辖区每个镇(街道)设立审务工作站,建立健全人民法庭与网格服务管理对接机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实现“平台网格中建、矛盾网格中化、难题网格中解”。丁蜀法庭辖区形成以村(社区)联络员为调解基础、以镇司法所为法律支持,以人民法庭为司法后盾、以派出所为强力保障“四位一体”网格化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太湖法庭与辖区社区合建“利民速调室”,实施审务进基层、法官进网格、“无讼社区”创建、党员干部进法庭、纠纷排查预警、基层法治宣传六项举措。
二、实施“诉非协同”工程,引导纠纷多元化解
创立了一批以全国人大代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江苏最美法官等冠名的调解工作室品牌。设立丁蜀法庭紫砂行业调解组织“陶娘舅”、国家级风景区旅游纠纷调解工作室及巡回审判点。旺庄法庭“大玫法官工作室”由法庭干警、人民调解员、妇联干部及心理咨询师等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调解网络,其原创普法漫画专栏、全国普法网络直播广受群众喜爱和媒体好评。
三、实施“分调裁审”工程,优化基层司法资源配置
一是无锡中院下发《关于推行民商事案件速裁工作的意见》,建立繁简分流机制及速裁团队,优化速裁快审流程。二是全市法庭创新简易案件审理方式,在庭审程序上简化创新,当简则简、繁简得当,以较小司法成本取得较好法律效果。三是对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等群体性或关联性案件,进行示范性调解、审理和判决,强化“调解判决一案、息诉化解一片”的示范效应。
四、实施“惠民服务”工程,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一是推动诉讼服务站转型升级,将诉讼服务站打造成服务基层群众的“第一窗口”、联系基层群众的“第一纽带”。二是推进跨层级、跨区域诉讼服务改革,在人民法庭设立跨域立案服务窗口,落实案件“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就近立”,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异地通办”。三是强化网上诉讼服务功能。创新在线开庭、云端调解,设立“24小时自助诉讼服务站”,诉讼服务“全天候”“不打烊”。
五、实施“党建引领”工程,锻造过硬人民法庭队伍
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支部建在庭上、先锋亮在岗上、旗帜红在院上”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二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定期开展人民法庭轮训,增强教育培训工作精准性。以实践需求为导向,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业务考核活动,让法庭干警在实战中增强履职能力。三是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坚持严管厚爱,在思想政治上、工作生活中更加关爱人民法庭一线干警,使其在组织上有归属感、工作上有荣誉感、履职中有安全感。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枫江法庭
法庭“众厅”交融配合 携手服务乡村治理
案例点评:江西省吉水县枫江法庭将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与现代的法律制度空间交融配合,邀请宗族长者参与司法调解,引导村民制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村规民约,注重矛盾实质性化解,深度融入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枫江法庭始建于1955年3月31日,现辖5个乡镇,89个行政村,面积462平方公里,人口近17万人,辖区内村庄密集,人口众多,宗族观念较强。近年来,枫江法庭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法治方式推动乡村文明进步,通过调研“众厅”文化,将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与现代的法律制度空间交融配合,法庭携手“众厅”服务乡村治理。
一、法庭携手“众厅”,打造本土特色
“众厅”在传统风俗中是老一辈人祭祖、从事家族事务活动、执行家规族法的场所,也是乡村自治、化解纠纷矛盾的政治文化空间。为充分发挥“众厅”文化在矛盾纠纷化解上的积极作用,法庭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创新理念,设置“众厅”调解工作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2名组成,将法庭搬进“众厅”,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众厅”调解工作办法。制定“众厅”法庭工程流程图并配套出台四项工作原则,六项工作准则,九条工作规定。
二、法规携手族规,建设法治乡村
随着法律法规越来越多的在日常生活中介入村民矛盾解决、参与乡村治理,全新的文明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一是加强部门联动。该法庭联合司法所、基层村干部联动开展法律指导工作,邀请各宗族长辈、群众代表等参加法律培训会。二是加强普法宣传。将优秀传统家训族规、乡风民俗等元素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结合,引导依法制定村规民约,使得法治观念取代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三是加强诉源治理。以“法理+亲情”强化矛盾实质性化解,枫江镇罗某诉三子女赡养费纠纷一案,子女在“众厅”中以亲情道德、养育之恩主导调解后主动支付赡养费。全年共调处家事纠纷45起,邻里纠纷78起,同村各类纠纷案件232起,起到良好诉源治理效能。四是加强司法保障。依法治理天价彩礼、厚葬薄养、封建迷信等不良习俗,推动辖区移风易俗,尚贤乡村民罗某与罗某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涉案彩礼13万元,经调解后当庭返还8万元,起到良好的以案释法效果。
三、法官携手村官,化解基层矛盾
向辖区内各村委会派驻法官作为法治协理员,同时聘请村委会干部担任法官协理员。法治协理员既是乡村法治建设的宣传员,又是矛盾纠纷调解员和社情民意调研员。经过多年探索,总结并推出了“众厅”工作方式,通过两类协理员之间的密切联系,构建了一个面向整个辖区全方位多角度的法治网络。2021年,枫江人民法庭共办理民事案件457件,审限内结案率100%,服判息诉率94.75%,调撤率69.45%。充分运用“众厅”文化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500余次,进一步加强诉源治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为化解基层矛盾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蓝村法庭
互联网+社区 创建诉源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蓝村法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站,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诉讼案件数量连续2年下降。
2020年4月,蓝村法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互联网+社区”诉源治理新模式,服务乡村治理。法庭辖区内诉讼案件连续2年下降,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
一、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一是设立社区诉讼服务工作站。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坚持“不增编、不建房、重实效”,蓝村法庭依托辖区社区服务中心接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山东移动微法院,群众在社区即可网上立案、在线诉讼。二是借助基层力量做好诉讼服务。发挥街道、社区、村居三级政法员熟悉民情、贴近群众的优势,指导政法员开展诉前调解、法律咨询、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和协助查人找物等工作,把诉讼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目前已指导网上立案294人,参加网上庭审、执行约谈186人;协助查人找物、送达等1500余次。蓝村法庭对65名政法员开展法律培训和业务指导,为辖区培养一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法庭与基层党委政府联动,实现了“1+1>2”的效果。三是助力辖区开展“三无”村居创建。参与开展“无诉讼、无越级上访、无重大治安和刑事案件”村居创建活动,94个“三无”村居保持无纠纷、零发案的良好态势,12件上级交办信访案件全部化解,一起拖欠120名工人209万元劳务费的民生纠纷,19天内顺利化解。
二、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建立释明引导机制。贯彻“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在前、法院裁判终局”工作思路,向当事人释明各类解纷方式优缺点,引导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让“诉讼并非最佳解纷模式”观念深入人心。强化类案释法,提高群众对裁判结果的认可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二是提升多元解纷实效。制定实施《关于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为调解员配发即墨法院《要素审判规范指引》,推行要素式调解,规范文书样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政策、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方面的培训,明确不同类案的调解要点、调解思路,调解员调解能力显著提升,人民调解在多元解纷中的作用成效显著增强。三是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建立“诉转调”“调转诉”闭环模式,当事人网上申请立案后,案件通过调解平台分流到社区、村居进行“两级调”,调解成功予以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立案审理;通过调解平台提交申请的,直接分流到社区、村居进行“两级调”,调解不成的指导立案。目前,已化解纠纷375件。
三、构建“立体化”司法服务体系,服务乡村振兴
一是“小法庭”服务“大项目”。坚持重点项目推进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中,蓝村法庭实地走访、开展法律咨询和办案,化解征地拆迁纠纷60余起,保障城市更新顺利推进。二是护航辖区经济发展。蓝村街道是北方传统皮鞋制造业基地,蓝村法庭积极调研企业司法需求,联合辖区召开产业防控风险座谈会6次、制发司法建议,提供合同规范模板,助推企业完善管理。三是开展多元化普法宣传。在村居、广场等地设立普法宣传点,通过法德讲堂、法律大集等形式,普法宣传宣讲50余次,近4000名干部群众接受法治教育,提升了村居干部依法治理能力和群众法治素养,蓝村街道群众满意度从即墨区第13位跃至首位。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
建设“三个双联”机制 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以参与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为主牵引,以“三个双联”机制为路径,探索形成了以广泛凝聚基层解纷力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度融入一体发展格局的立体化司法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实现辖区每年三分之一左右社区(村组)全年无讼。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法庭以“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为引领,以参与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为主牵引,立足法庭职能定位,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统筹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探索建设“三个双联”机制,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18年以来,辖区每年三分之一左右社区(村组)全年无讼,驻地连年获评“三零”平安乡镇。
一、联动联调:铸造多点共治、分层过滤的“漏斗壶”,促进形成“大调解”格局
一是突出前端过滤。借助基层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将12名综治网格员聘为法庭“编外力量”,协助法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坚持服务端口前移,建成诉源治理工作站,业务骨干带队每月定期到站工作,年均参与化解纠纷35起。二是突出立案分流。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法学院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岗,引导群众采取非诉纠纷方式,实现纠纷案件第一次诉前分流。立案登记窗口人员通过网上调解平台将案件流转至驻庭特邀调解员调解,实现纠纷案件二次诉前分流。2018年以来,累计诉前分流调解纠纷案件658件,占法庭同期收案总量的43%。三是突出法庭调解。充分运用“法官+N”模式开展诉中调解,如在调处家事矛盾纠纷时,邀请亲朋好友、妇联社工、心理咨询师介入;调处村居矛盾时,邀请“村贤”参与,促使矛盾纠纷深层次修复。构建法官助理、承办法官、法庭庭长递进释法链条,至今保持“零投诉、零信访”,案件服判息诉率常年在95%以上。
二、联防联控:垒起功能互补、信息互通的“防火墙”,促进形成“大维稳”格局
一是聚焦地方应急处突。在地方党委政法委主导下,会同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建立重大矛盾化解机制,成功稳控了多起敏感突发事件。二是聚焦项目产业建设。大力支持乡村产业发展,高效化解“大型物流园”“素质教育基地”等建设项目纠纷,为重大项目、主导产业建设清淤排障。加强与发改委、商务局等重大项目牵头部门的信息互联,开展前瞻性司法研判。2018年以来,由法庭重点服务保障的项目无一进入诉讼程序。三是聚焦矛盾多发领域。针对家事纠纷、邻里关系等类型纠纷,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指导和工作培训,2018年以来,举办业务培训500余人次,累计指导化解矛盾纠纷115起。注重民生福祉,妥善化解百余名“外嫁女”“上门婿”土地权益纠纷,破除乡村陈规陋习;邀请相关部门共同对涉农权益类案件回访,帮助村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三、联点联建:打造更接地气、更富实效的“直通车”,促进形成“大发展”格局
一是“府院”共建。常态化列席党政工作会议,通过类案信息反馈精准投射司法建议。对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镇区政府通报。积极融入诉源治理大格局,主动争取党委政法委支持,推动“万人成讼率”指标纳入辖区平安建设考核体系。二是党建结队。与基层党组织结队共建,经常性开展以案释法,共同做好红色教育、法治教育、乡风教育,引导乡村风气转变。把巡回审判作为重要载体,常态化将赡养、相邻纠纷类案件就地开庭,达到“教育一片”的效果。三是行业联点。强化金融服务保障,建立金融信息交流平台,“点对点”帮助金融机构有效应对矛盾纠纷数量上扬态势。探索建立法官挂点、定期调研工作机制,对矛盾相对集中的建材行业,开展诉源治理、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三进”活动,涉建材行业纠纷案件顺利实现“诉减调升”。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
调判结合网格联动 司法赋能乡村振兴
案例点评: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搭建网格合力平台,分区分类登记案件数据,按数按需防范矛盾风险,打通服务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镇隆法庭辖区面积200多平方公里,辖区内乡镇具有人口稠密、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人居环境复杂等特点。近年来,镇隆法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3+N”工作方法,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
一、“3+N”工作方法,打通服务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
一是创建网格化管理团队。按照“网格化划分、精细化管理、常态化运作、责任化落实”要求,坚持“定人员、定职责、定要求”原则,全面推行“3+N”管理模式,以法庭员额法官(庭长)、法官助理和村居网格员为“3”位固定成员,灵活吸纳镇综治办、司法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等力量,创建基层解纷工作“一张网”的治理格局,推动司法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2021年以来,镇隆法庭积极联合“一张网”的“N”力量深入44个村居,统筹推进当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诉前成功调解各类纠纷80余起。二是搭建常态化联动平台。根据案件情况及社情民意,定期与其他网格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情况,搭建“网格合力平台”。组建网格联动微信群,对网格内的风险隐患、矛盾纠纷、村民诉求等实行“一格受理、全网联动”,让法庭服务直达农户家门口。2021年以来召开联席会议5次,收集并联合社区(村居)网格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4起,消除风险隐患100余项。2022年镇隆法庭收案数同比下降14.5%。
二、“3大管理区块”,实现案件的动态管理
一是分区、分类登记案件数据。以交通主干道为线将所辖范围划分3大管理区块,每个区块按照村居行政界线细划44个单元网格。法庭员额法官(庭长)负责统一指导分配法庭网格化管理任务,3名法官助理分别下沉负责1个管理区块的具体工作,联系对接区块内各村居网格员,制定年度受理案件网格化管理一览表“挂图上墙”,将案件及纠纷类型分类登记,直观准确地记录各村居网格的矛盾纠纷类型和数量,为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民间借贷、道交纠纷等本地多发纠纷提供便利。2021年以来镇隆法庭服判息诉率达86.7%。二是按数、按需防范矛盾风险。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作用,加强对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的关注,主动排查风险,妥善化解外省“上门女婿”离婚等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审慎处理当地涉民宿、游客接待中心等工程质量、劳资纠纷,为乡村旅游发展保驾护航。注重决策前瞻性、数据化和科学化,对司法过程中发现纠纷前端存在的普遍性、趋势性、潜在性问题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组织排查分析评估,必要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反映情况、发出预警、提供建议。
三、“3大特色活动日”,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一是“网格工作交流日”。坚持党建引领,将每月主题党日活动日确定为“网格工作交流日”,在网格员之间搭建常态化交流分享平台,以组织为纽带推动解决困难问题、提升网格员能力水平、总结提升工作经验。目前开展“网格工作交流日”13次。二是“诉源治理工作日”。将每周一、周五确定为“诉源治理工作日”,根据法官助理从村居网格员处收集的司法服务需求,由法庭员额法官(庭长)带队进村开展常态化诉源治理工作,重点解决家事、财产损害赔偿、相邻关系等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阶段。三是“法庭开放日”。以法庭为主阵地,定期举办“法庭开放日”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主动联系辖区内多个中小学校,由法官助理担任网格法治宣传员,在法庭内为广大学生就地开展法治教育5次,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交流、模拟法庭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法治素养。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创新“一核四翼九支点” 诉源治理实质化运行
案例点评: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创新“一核四翼九支点”,推进诉源治理中心实质化运行,实行审判质效和诉源治理“双轨制”业绩考评体系,为辖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射洪市人民法院创新诉源治理中心“一核”、团队化运作“四翼”、实质化运行“九支点”的工作模式,辅以审判质效和诉源治理“双轨制”业绩考评体系,为辖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一、建立诉源治理中心“一核”,织密服务乡村振兴“一张网”
一是成立诉源治理中心。制定诉源治理中心实质化运行实施方案,明确由诉源治理中心负责诉源治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和检查考核,建立流转规范、对接协调和宣传推广等工作机制。二是建立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制度。制定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履职办法,选任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好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如人民法庭庭长、退休法官、专职调解员等担任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三是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诉源治理中心和全市各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进行常态化联系,根据具体工作需要指派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参与当地乡村振兴工作。截至2022年4月,中心核定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17人,指派人民法庭事务负责人参与乡村振兴工作18次。
二、构建团队化运作“四翼”,下活满足司法需求“一盘棋”
一是设立四个法庭团队。结合本市城乡建设和中心镇建设规划,设1个城区法庭团队、1个城乡结合法庭团队和2个乡村法庭团队。由中心镇法庭牵头与乡镇党委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建立联动机制,实现以“四翼”驱动推进乡村振兴。二是明确服务乡村振兴举措。围绕市委建设“乡村振兴引领区”决策部署,制定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十大举措,结合乡村当地发展特色,着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乡村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三是优化团队资源配置。各法庭团队负责人统筹联系党委政府、受邀列席乡镇重要会议、参与研判矛盾纠纷化解。团队员额法官负责日常联系辖区1-2个乡镇,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大数据研究报告等方式向党委政府反馈涉乡村振兴司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法庭团队报送大数据分析报告4份、发出司法建议4份、开展巡回审判12次。
三、盘活实质化运行“九支点”,统筹推进司法服务“一条链”
一是强化诉讼服务精准便民。以辖区九个人民法庭作为诉讼服务流转支点,明确收案、立案和分案三个阶段26项工作节点,并按照“三个便于”和“三个服务”原则,当事人可向任一人民法庭申请立案审查、指定审判点和代交诉讼材料等。二是推动诉讼服务集约高效。推进诉讼服务事项进驻基层公共服务站点,结合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次通办” ,设立诉讼服务站22个、法官工作站18个。加强涉农案件的司法确认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截至2022年4月,办理涉农司法确认案件18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189件。三是落实调解平台三进。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率100%,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工作格局。今年以来,开展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4次,覆盖人民调解委员会9个,参训人员100余人次,着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纠纷调处能力。
四、聚焦业绩考评体系“双轨制”,融入服务乡村振兴“总目标”
一是分类制定工作考评体系。明确执法办案以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为主要考评内容;诉源治理以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重点纠纷集中防控、纠纷分流多元化解、诉内流程源头治理为主要考评内容。二是实现人民法庭“双轨制”考核。人民法庭审判职能和社会治理职能分别对应审判质效考核和诉源治理工作考核,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纳入诉源治理工作考核范畴。三是以绩效考核助推服务乡村振兴。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涵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重点纠纷集中防控、纠纷分流多元化解三层级11项考核指标,以明确的工作层次架构和指标量化测算推动人民法庭职能融入服务乡村振兴总目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法庭
三加强五联动 打造服务“三农”前沿阵地
案例点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法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新农村发展热点难点,发挥“扎根乡村”优势,采取“三加强、五联动”举措,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将人民法庭打造成服务“三农”的前沿阵地。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安宁渠人民法庭找准助力乡村振兴结合点突破点,完善自身建设,强化联动合力,营造法治氛围,采取“三加强、五联动”工作措施,努力将人民法庭打造成服务“三农”的前沿阵地。
一、立足乡情转思路,完善自身建设
聚焦城市北扩、乡村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园发展,法庭在自身建设和转型升级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建设和工作水平。一是加强基础建设。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将人民法庭办公楼从传统农区安宁渠镇迁至城乡融合发展六十户乡,新建人民法庭面积从260平米扩展到2300平米,一站式诉服大厅、科技法庭和多个特色调解室为群众“打官司”带来极大便利,实现城乡诉讼服务无差别。二是加强功能建设。针对新时代人民法庭职能定位,科学设置功能区域,在原有审判、办公和生活“三大区”基础上,新增诉服接待、多元调解、党建园地等功能区,增设图书馆、健身房和档案室,实现“小而全”,保障能力水平明显提升。三是加强队伍建设。以党小组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优配强审判力量,增派多名党员法官和年轻干警,探索“审判团队+办案单元”组合模式,人均办案数量逐年提升,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联动解纷促和谐,夯实平安根基
近年来,妥善化解“三农”领域传统纠纷及村镇建设新业态纠纷920件,形成联合、星火2个“无讼示范村”,努力实现矛盾消灭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一是联动驻村“访惠聚”工作队。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与“访惠聚”工作衔接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为抓手和阵地开展群众工作,法庭开放日、旁听庭审等活动受到辖区群众欢迎,实现群众工作效果叠加。二是联动乡村振兴办公室。就助力乡村振兴召开座谈会并签订合作协议,依托人民法庭加大当地司法资源供给力度,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纠纷化解。针对潜在风险隐患提出司法建议,对重点村土地租赁合同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以案宣法释法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引导振兴办工作人员协助开展送达、调解和服判息诉等工作,实现“1+1>2”。三是联动司法所。落实“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原则,与当地3个乡镇司法所协调对接,挂牌成立巡回审判点,共建矛盾纠纷现场化解机制,同步打造“枫桥式”法庭和“枫桥式”司法所。一年来,开展巡回审判10次,司法确认51件,近百件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四是联动人民调解组织。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村委会的配合,聘请26名老党员和村老长者作为特邀调解员,做实做细做深诉前调解,一大批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流转等矛盾纠纷在前端化解。五是联动基层组织。助力耕地保护和绿色乡村建设,在安宁渠镇河西村等重点村设立“退林还耕”驻村工作室,帮助村委会有效预防涉6000亩对外出租土地回收风险。
三、注重宣传浓氛围,建设法治乡村
精准对接乡村法治教育,立足司法职能同步做好法治宣传,开展“法治进乡村”“巡回法庭进农村”等宣传活动,发放法律宣传资料、设置法律咨询台,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加大以案释法宣法力度,将巡回审判车开到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面对面传递司法温度。用好法院微信公众号,设立“人民法庭建设”专栏,讲好基层法治故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
苏塘法庭“四联动”“三依托”“大漠法庭”探索诉源治理新实践
案例点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苏塘法庭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距院机关约800余公里,是全国最远的派出法庭。苏塘法庭与基层调解组织、信访化解、党建、模范人物等联动,依托基层党委、基层组织、基层群众,努力探索“大漠法庭”诉源治理新实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苏塘法庭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距机关所在地铁门关市约800余公里,是全国最远的派出法庭。近年来,苏塘法庭充分发挥自身根治基层、贴近百姓的优势,打造与基层调解组织、信访化解、党建、模范人物联动,依托基层党委、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四联动”“三依托”工作模式,将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最末端,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一、建设“精品”法庭,彰显为民服务实力
苏塘法庭应用“四联动”“三依托”工作模式,诉源治理成效明显。2019年以来,共调解社会矛盾纠纷1071件,其中2022年2月至今共调解521件,调解成功率高达94%以上,仅有4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当庭宣判率较往年提升23%、服判息诉率提升22%、案件调撤率提升19%。苏塘法庭共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保安,人员虽小,管理却很精细。《苏塘法庭制度汇编》共有13项制度,囊括为民服务流程、内部考核机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为了做强法庭主业,苏塘法庭制定了新的超越目标,要在2022年将法庭打造成为大漠法庭示范平台、青年干警锻炼平台、多元纠纷化解平台、法治教育宣传平台、智慧法庭示范平台,进一步拓宽为民服务新渠道。
二、延伸工作触角,为多元解纷增添活力
一是与38团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所建立党建联动,以党建和专业技能培训相融合,构建调解员党建、廉政、培训一体化、职业化培训机制,提高调解员的职业素质和调解技能,确保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同步提升。二是积极与司法所、社区、综治中心、矛盾调处中心等部门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建立社会矛盾调解微信工作群,纠纷案件先行引导当事人选择到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根据案情需要可由法官或法官助理参与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出具司法确认文书或调解书,从源头化解纠纷。三是主动参与团场研判会,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定期分析和研究化解方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四是充分挖掘巡回法庭最大作用,在37团设立金山巡回法庭,不定期到田间地头、农贸市场、社区连队等场所开庭,现场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普法工作,宣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式,引导职工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巡回法庭成立以来,调处各类案件121件。
三、打造智慧法庭,开启为民服务新模式
2021年以来,苏塘法庭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和融入基层治理,开启为民服务的新模式。一是诉调对接“网络通”。苏塘法庭接入师市综治视联网,建成纵向辐射8个小区,横向聚合团场机关、司法所、派出所、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社区、连队的二级综治中心视联网,实现辖区全域联网,互联互通。通过扩展应用功能,将综治视联网搭建成了集信访矛盾调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线(网)上矛盾解纷平台,截至目前共调处案件82件。二是线上诉讼“数据通”。通过移动微法院、诉讼服务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人民法院送达平台等方式实现网上调解、立案、交费、开庭、送达等工作,当事人“诉求有人管、案件及时办、效果有监督、办结有回应”,让诉讼、调解更加便捷化、专业化。截止目前,苏塘法庭诉讼案件进行网络电子送达,送达率高达9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1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该法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
(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
(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
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
第三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其他法律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等商事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及知识产权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除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第五条 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第七条 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
(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
(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
(三)涉及环境安全的;
(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
(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
(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第十条 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十一条 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时,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十二条 当事人没有选择涉外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十三条 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法人的设立登记地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法人的登记地。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通过由当事人提供、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合理途径仍不能获得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律,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第十七条 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八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施行后发生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第十九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16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16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公司股东矛盾处置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对于股东纠纷及权益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已有部分规定。如《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了股东知情权,即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等特定文件材料,并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至第十二条则明确,人民法院对于股东提出的知情权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股东因此遭受损失请求负有相应责任的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权;在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况下,还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但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则对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三种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还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公司可以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下,股东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强制解散公司。上述规定对于股东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明确依据。
为进一步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促进中小股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日前还制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五》),于2019年4月29日起开始施行。就您关注的公司股东矛盾解决机制,《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四)公司减资;(五)公司分立;(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之所以作出“注重调解"的规定,系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甚至出现公司僵局时,只要尚有其他方式解决,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从而维持公司运营,避免解散。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比较困难。就解决该问题的可行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调研、专家论证、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等方式,形成上述意见认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公司僵局可以实现较好的效果。该司法解释完善了公司股东矛盾解决机制,对于解决您关注的问题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对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即“公司股东出现矛盾的时候,可以在法院主持下,由公司股东对股权进行竞买,由价高者受让对方股东的股权",其关键是股东愿不愿意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愿不愿意购买。在股东愿意转让,其他股东愿意购买的情况下,您的建议是可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五条也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应加强调解,争取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解决方案。如果股东不愿意转让,或者虽然股东愿意转让,但其他股东不愿意购买,人民法院经调解仍然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则应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决定(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3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22日起施行。
2021年4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决定
(法释〔2021〕9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3次会议决定,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一)证券、期货交易、营业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独立保函、保理、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储蓄存款合同、典当、银行结算合同等金融民商事纠纷;
(二)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私募基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销售和适当性管理、征信业务、支付业务及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纠纷;
(三)涉金融机构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四)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五)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六)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以及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第六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
“下列金融纠纷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一)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四、将第三条修改为第五条:
“以住所地在上海市并依法设立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七、将第四条修改为第七条:
“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涉及本规定第一条第一至三项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再审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
“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生效裁判,以及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涉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裁决,由上海金融法院执行。
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以及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复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上诉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十、将第五条修改为第十条。
十一、将第六条修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将第七条修改为第十二条。
本决定自2021年4月22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2018年6月26日)
1. 何信泽制造毒品案
--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2. 刘帮贩卖、运输毒品案
--利用信息网络、通过快递方式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3. 龚金洪故意杀人案
--吸毒后持菜刀砍死2名未成年子女,罪行极其严重
4.孙小芳走私、贩卖毒品案
--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依法惩处
5.石小美贩卖毒品案
--贩卖毒品“神仙水”数量大,依法惩处
6.曾金华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麻黄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惩处
7.徐福妙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
--非法种植罂粟数量较大,依法惩处
8.袁为国贩卖、运输毒品案
--为准确查明事实,通知侦查人员、鉴定人等出庭作证
案例1
何信泽制造毒品案
--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信泽,男,汉族,1976年10月29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何信泽住四川省金堂县赵镇现代名都小区。2013年9月11日,何信泽指使妻子租赁该镇维罗纳小区10幢2单元903室,并在该处制造毒品。同年10月31日,公安人员在何信泽家中将其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冰毒)3.7万余克。随后,公安人员从上述维罗纳小区903室查获甲基苯丙胺220余克、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体5 800余克、液体2.5万余克,并查获一批制毒原料和工具。公安人员还从何信泽的制毒场所查获手枪1支、子弹7发,从其住处查获子弹2发。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何信泽制造甲基苯丙胺的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何信泽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又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何信泽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还非法持有枪支,主观恶性深,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对何信泽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何信泽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何信泽已于2017年12月7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以甲基苯丙胺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在我国滥用人数的不断增长,国内制造合成毒品犯罪呈加剧之势,个别地区制造甲基苯丙胺犯罪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制造甲基苯丙胺犯罪案件。被告人何信泽在承租房内制造甲基苯丙胺,从其住处和制毒场所查获的甲基苯丙胺成品数量达3.7万余克,还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体、液体共计3万余克,何信泽另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根据何信泽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制造毒品这类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厉惩处,充分发挥了刑罚的威慑作用。
案例2
刘帮贩卖、运输毒品案
--利用信息网络、通过快递方式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
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帮,男,汉族,1984年9月1日出生,无业。2012年11月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3年1月24日刑满释放。
2014年6月27日16时许,被告人刘帮到广东省广州市某快递公司,化名李波将一个纸盒寄往山东省烟台市。刘帮离开后,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认为该快递件可疑,遂报警。公安人员当日从上述纸盒中查获甲基苯丙胺(冰毒)约600克。
2014年9月初,被告人刘帮通过QQ、微信等方式与山东省招远市的孟祥霖(已另案判刑)商定,以每克35 元的价格卖给孟祥霖甲基苯丙胺2 000克。孟祥霖向刘帮提供的账户汇款6万余元后,刘帮从广州市将装有甲基苯丙胺的包裹快递给孟祥霖。同月25日,孟祥霖到招远市某快递公司收取上述包裹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包裹内的甲基苯丙胺2 000余克。
2014年10月20日左右,被告人刘帮通过QQ、微信等方式与山东省胶州市的陈晓宇(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商定,以1.05万元的价格卖给陈晓宇甲基苯丙胺100克、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100粒。同月23日,刘帮通过某快递公司将装有毒品的包裹从广州市寄给陈晓宇。同月26日,陈晓宇的妻子领取上述包裹后带回家中交给陈晓宇。同月27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广州市番禺区刘帮租住处楼下将刘帮抓获,并在其租住处查获甲基苯丙胺2 100余克、甲基苯丙胺片剂280余克;在番禺区刘帮的另一租住处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粉末22.5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帮非法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片剂,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刘帮多次以快递方式跨省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刘帮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仅一年多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刘帮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刘帮已于2018年6月2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利用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实施毒品犯罪,是当前毒品犯罪的新动向,物流配送的便捷性又加速了毒品从毒源地向其他省份扩散。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和物流配送覆盖面广、易隐瞒真实身份等特点,通过QQ、微信等方式联系商定毒品交易,以快递方式寄送毒品,此类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发生。本案被告人刘帮通过QQ、微信等方式与他人联系商定毒品交易,再将毒品快递给对方,共计贩卖、运输5 000余克甲基苯丙胺及片剂,社会危害大,且其属于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人民法院根据刘帮犯罪的事实、性质及其系毒品再犯等情节,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从严惩处。
案例3
龚金洪故意杀人案
--吸毒后持菜刀砍死2名未成年子女,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龚金洪,男,汉族,1982年8月23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龚金洪长期吸食毒品。2015年6月8日,龚金洪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文丰村家中吸食甲基苯丙胺(冰毒)后产生幻想、猜疑,当晚与妻子发生争吵,妻子遂离家外出。次日凌晨,龚金洪持菜刀进入其儿女卧室,朝正在熟睡的女儿龚某甲(被害人,殁年11岁)、儿子龚某乙(被害人,殁年9岁)的头颈部等处猛砍,致二人死亡。后龚金洪走上自家楼顶,跳楼跌落至院内,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并被公安人员抓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龚金洪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龚金洪吸毒后持菜刀砍死自己的2名未成年子女,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龚金洪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龚金洪已于2018年3月2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致幻等作用,会使吸毒者出现兴奋、狂躁、幻视、幻听、被害妄想等症状,进而导致其自伤自残或实施暴力犯罪。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驾车肇事等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教训十分深刻。本案就是一起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龚金洪长期吸食毒品,并出现吸毒导致的幻想等症状;龚金洪的妻子亦证实龚金洪近年来吸毒后有幻觉和暴力行为。案发当日,龚金洪两次吸食冰毒,与妻子发生争吵后竟持菜刀砍死熟睡中的2名未成年子女,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该案充分反映出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值得吸毒者深刻警醒。
案例4
孙小芳走私、贩卖毒品案
--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小芳,女,汉族,1981年12月2日出生,经商。
2016年3月,被告人孙小芳明知“4-氯甲卡西酮”(4-CMC)被国家有关部门管制,仍以向境外走私、贩卖为目的,通过互联网购买约20公斤“4-氯甲卡西酮”,并安排他人分批次邮寄给境外客户。上述由孙小芳安排发往境外的邮包中,有17批次检出“4-氯甲卡西酮”成分,共计15 854.43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小芳明知“4-氯甲卡西酮”已被国家管制,仍从国内购买后向境外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孙小芳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孙小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11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毒品“4-氯甲卡西酮”是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通常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所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为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2015年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列举式管制,所有被列管的物质均属于毒品。被告人孙小芳走私、贩卖“4-氯甲卡西酮”数量大,人民法院根据此类毒品的性质、孙小芳犯罪的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5
石小美贩卖毒品案
--贩卖毒品“神仙水”数量大,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石小美,女,壮族,1988年10月1日出生,无业。
2016年8月4日23时许,被告人石小美向吸毒人员罗某、甘某某出售5瓶“神仙水”,价格为500元。次日下午公安人员从罗某驾驶的轿车内查获上述“神仙水”,净重共计49.75克,经鉴定均未检测出毒品成分。同月8日下午,石小美在一宾馆内又向罗某、甘某某出售20瓶“神仙水”,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经鉴定,上述20瓶“神仙水”净重共计396.52克,均检出甲基苯丙胺(冰毒)及氯胺酮(俗称“K粉”)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石小美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石小美第一次贩卖给罗某的“神仙水”系假毒品,其行为属贩卖毒品未遂;第二次贩卖给罗某、甘某某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液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石小美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石小美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8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神仙水”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混合型液体毒品,常含有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不同毒品成分,服用后会导致暂时性失忆,甚至出现幻觉,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被告人石小美贩卖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神仙水”约400克,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6
曾金华等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麻黄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曾金华,男,汉族,1979年11月8日出生,务工人员。
被告人吴林宝,男,汉族,1981年10月14日出生,工人。
被告人刘贵余,男,汉族,1982年5月12日出生,工人。
被告人曾祥胜,男,汉族,1971年7月10日出生,工人。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被告人曾金华、曾祥胜、吴林宝、刘贵余等人先后在山东省兰陵县大仲村镇车庄村、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厂湖镇武德村租用厂房,并从临沂市化工市场及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购买溴代苯丙酮、二甲苯、盐酸等原材料,在上述厂房内分别生产麻黄碱共计约2 000余千克,其中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的976余千克麻黄碱被查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曾金华、曾祥胜、吴林宝、刘贵余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在共同犯罪中,曾金华组织、策划全部犯罪行为,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曾祥胜、吴林宝、刘贵余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吴林宝、刘贵余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曾金华、曾祥胜、吴林宝、刘贵余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年六个月、八年、八年,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十五万元、十四万元、十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1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国内制造毒品犯罪形势较为严峻,与此相应,非法生产麻黄碱、羟亚胺、邻酮等制毒原料的犯罪案件频发。为从源头上遏制制毒物品犯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制毒物品犯罪的规定,增设了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罪,并提高了法定刑。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法生产麻黄碱的案件。麻黄碱是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主要原料。被告人曾金华等人明知麻黄碱属于制毒物品,为牟取暴利而非法生产,数量达2 000余千克,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据曾金华等人犯罪的事实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相应刑罚。
案例7
徐福妙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
--非法种植罂粟数量较大,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福妙,男,汉族,1967年9月6日出生,无业。2003年6月3日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09年7月3日因病被暂予监外执行,2015年8月26日刑罚执行完毕。
2016年年底,被告人徐福妙在浙江省永嘉县桥下镇徐山村一处田地种植罂粟。2017年4月8日,公安人员在上述地点查获该批罂粟,经清点、鉴定,共计2 243株。在附近务农的徐福妙在接受公安人员排查性询问时主动交代罂粟系其种植。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徐福妙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罂粟,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徐福妙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徐福妙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徐福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 2017年7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500株以上的,即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本案被告人徐福妙非法种植罂粟达2 243株,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及具有累犯、自首等情节,依法判处刑罚,对此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具有重要警示作用。
案例8
袁为国贩卖、运输毒品案
--为准确查明事实,通知侦查人员、鉴定人等出庭作证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为国,男,汉族,1974年9月10日出生,无业。
2016年5月至6月10日间,被告人袁为国在江苏省射阳县分4次向刘某某出售甲基苯丙胺(冰毒)共20克,收取毒资8 600元。同年6月上旬,袁为国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分2次向吴某某出售甲基苯丙胺共1克,收取毒资400元。同月11日,袁为国驾车至盐城市亭湖区一小区附近,欲向他人出售甲基苯丙胺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其车内查获甲基苯丙胺2.6克,并从车旁管道内查获其事先藏匿的甲基苯丙胺243.7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袁为国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袁为国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袁为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8年1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隐蔽性较强,一些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常将准备交易的毒品藏于隐蔽处,这种“人货分离”的方式给认定查获的毒品是否属于犯罪分子所持有、控制带来一定难度。本案就是一起较为典型的“人货分离”案件。涉案主要毒品系在被告人袁为国所驾驶汽车附近的管道内查获,袁为国在一审中辩称该批毒品非其所有。为准确查明案情,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参与侦破本案的侦查人员周某某、曹某、鉴定人陈某某及有关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庭审查明袁为国被抓获、毒品被查获的过程,确认从毒品外包装袋上检出的是袁为国的DNA。上述人员出庭作证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是落实庭审实质化的具体举措,对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69号建议的答复
张慧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对此高度重视,经会同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司法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体系
您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解决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法规适用依据不足的建议,我们完全赞同。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对公益诉讼立法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与相关部门研讨沟通,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
在国家立法层面。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在不懈推进这方面工作。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7月作出决定,授权13个省区市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2017年6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公益诉讼检察制度。2018年10月、2019年4月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也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检察职权。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为环境公益诉讼补强了实体法依据。
在司法解释层面。针对司法实践提出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2019年12月,“两高"联合出台《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今年1月,修订后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对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规定。今年7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为各地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规范。
此外,截至2021年4月,全国已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专项决定,对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强化调查核实等履职义务、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提供了具体规范。
诚如您所言,要解决当前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核心在于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上位法问题。我们将在探索和积累实践经验基础上,主动加强与立法机关、其他部门及学术界的沟通合作,组织开展对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专题研究,适时为立法提供素材与建议,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二、关于提升环境公益诉讼参与人员的专业水平
对检察人员而言,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兴业务,专业性强,不仅需要深厚的法律功底,还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知识。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业务学习和实战练兵,大力提升环境公益诉讼检察人员业务素养,努力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专业化队伍。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人才库,发挥专业人才和业务骨干的带动示范作用,为公益诉讼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建立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参与鉴定评估、专家咨询等工作,协助解决办案中的专门性问题。我们结合办案实践,大力开展业务竞赛、岗位练兵,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和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勘验取证业务竞赛,助推检察技术支持公益诉讼办案能力提升。此外,我院和生态环境部还建立互派干部挂职交流机制,构建起互动互学、共同提升的业务平台。人民法院对此也高度重视,专门建立了环境资源领域专家库,聘请技术专家担任法官助理或技术调查官,弥补法官技术判断能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目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存在的鉴定难问题,“两高"与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构建科学、公平、中立的环境损害鉴定制度。司法部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出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提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司法部还推动各地加快准入一批诉讼急需、社会关注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截至2020年底,全国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达200家,鉴定人3353名,为检察机关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专业鉴定机构和人才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提高检察队伍能力水平,强化正规化培训,全面推进岗位实战练兵,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技能优良的公益诉讼队伍。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推动加强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管理,完善技术规范和标准,不断提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质量水平。
三、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2021年1月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责任规定当中。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民法典规定对环境侵权人提出惩罚性赔偿,能够在实现生态环境受损补救的同时,更好发挥遏制生态环境不法行为的作用,预防同类型损害发生。
今年7月1日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规定,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以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中,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我们鼓励各地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加强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等方面探索研究,特别是加强理论上的研究和创新。最高法院也正在制定审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一制度提供依据。
四、关于完善公益诉讼案件的协作机制
检察机关在加大办案工作力度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其他部门及社会组织的配合协作,完善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凝聚公益诉讼保护的整体合力。
一是加强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2019年1月,最高检与司法部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强化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求。2020年8月,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共同研判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高法院还与民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加强人民法院与行政执法部门在调取证据材料及组织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二是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作。检察机关与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欧洲环保协会等多个社会组织建立起合作机制,在案件研究、专业支持和诉讼经验分享等方面定期进行交流。有的地方检察机关与环保组织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有的地方检察机关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多种方式共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理念,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强,特别是加大环保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促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完善,更加精准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保护黑土地”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保护黑土地”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我国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典型案例指导工作、以案释法的作用,宣传普及黑土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全社会对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引领推动检察机关依法保护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粮食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检察机关依法保护黑土地”主题,选编了“王某等人非法采矿,李某非法采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等4件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依法能动履行职能,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念,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履行黑土地保护法定职责,严惩破坏黑土地环境资源的各类犯罪,加大对采挖、运输、加工、贩卖黑土资源非法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5月20日
检察机关依法保护黑土地典型案例
案例一 王某等人非法采矿 李某非法采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关键词】
黑土地保护 泥炭土资源 非法采矿罪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起诉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黑土地面积占全国黑土地总面积的45.7%,享有“北大仓”的美誉。五常市、尚志市地处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均为全国产粮大县,蕴藏着丰富的泥炭土资源。泥炭土作为分布在黑土表层以下富含有机质的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等领域。
2019年3月,王某得知尚志市老街基乡青川村有泥炭土资源后,从当地村民手中租用农用地采挖泥炭土,通过李某为其晾晒后出售,供买家用于制作有机肥原料,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余万元。2020年1月,尚志市自然资源局依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责令王某停止非法开采,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人民币16万余元罚款。2021年1月,王某又伙同马某、许某、李某等人在五常市沙河子镇福太村等地租用农用地,采挖泥炭土出售牟利。五常市自然资源局掌握王某等人涉嫌犯罪线索后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采矿罪对王某等人立案侦查。王某等人非法采挖的34464立方米泥炭土尚未销赃,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经鉴定,有机质含量大于50%,评估价值人民币70余万元。经勘察、测量,王某等人在五常市非法采挖泥炭土致使90余亩基本农田种植条件遭到严重毁坏。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适时介入引导侦查。2021年3月,王某等人非法采挖泥炭土引起社会关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五常市人民检察院适时介入,对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鉴定以及案件的侦查方向、法律适用等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公安机关从销售记录和销售渠道寻找突破口,并会同侦查人员就泥炭土的形成、标准、类型、功能、价值等多次听取自然资源部门及相关鉴定机构意见,为侦查环节依法全面有效收集、固定证据打下基础。
(二)审查起诉。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对照《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及其附件《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结合物证、书证、鉴定意见、检测报告和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认定王某等人非法采挖的泥炭土属于《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中的“泥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被查扣的泥炭土数量、市场价格以及销赃记录确定的已销售泥炭土金额,认定王某等人在五常市的犯罪数额为人民币118万余元;经审查发现,王某在尚志市非法采挖泥炭土的行为亦涉嫌非法采矿罪,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后,合并认定王某涉嫌非法采矿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320余万元。办案过程中,还发现李某参与了王某在尚志市作案后的销赃,其明知泥炭土系王某犯罪所得,仍代为销售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承办人及时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依法追加了李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王某等四人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实施非法采挖泥炭土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非法采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非法占用并且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认定王某、马某、许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李某涉嫌非法采矿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三)提起公诉和对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起诉。2021年4月28日,五常市人民检察院向五常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鉴于王某在共同犯罪中发起犯意,在被行政机关依法处罚后,仍继续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情节特别严重;马某、许某、李某积极参与实施非法采矿,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五常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马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对许某、李某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分别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的量刑建议。五常市自然资源局、尚志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四名被告人承担回填、修复以及评估鉴定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90余万元。五常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五常市自然资源局、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21年6月17日,五常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以非法采矿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许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采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某等四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同年7月22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结合案件办理,五常市人民检察院对近年来非法采挖泥炭土犯罪进行了调研分析,深入剖析犯罪特点、案发原因以及暴露出的监管漏洞,针对自然资源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不到位、执法检查力度不够、查处不够及时等问题,向自然资源部门提出检察建议:一是完善制度机制建设,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二是采取有效行政手段,及时修复受损耕地;三是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四是加强黑土地保护法治宣传,提高群众法治意识。自然资源部门高度重视落实检察建议,对辖区内违法占地和各类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开展全面摸排,使非法采挖、加工、运输、贩卖泥炭土等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当地群众保护黑土地的意识明显提升,有力促进了犯罪预防和诉源治理。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挖、贩卖泥炭土犯罪,严守黑土地保护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作出重要指示。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非法采挖、贩卖泥炭土,严重影响生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严厉惩治盗挖、滥挖和非法出售泥炭土违法犯罪,切实保障黑土区生态环境和国家粮食安全。对于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采挖泥炭土资源、破坏耕地种植条件,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非法采矿罪的,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行为人对泥炭土属于矿产资源的主观明知,应当结合当地对泥炭土的禁采政策、行为人的职业、经历、犯罪手段、销售渠道的隐蔽性、是否受过行政处罚等情况综合认定。对于行为人明知泥炭土是犯罪所得,仍实施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行为的,依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事前通谋的,以共犯论处。办案过程中,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强化对非法采挖、贩卖泥炭土黑灰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
(二)依法对行政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起诉,共同维护国有财产和黑土地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泥炭土作为矿产资源,依照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非法采挖泥炭土的犯罪行为不仅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同时也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可以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自然资源部门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对附带民事诉讼或者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合力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共同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改)第七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8月27日修改)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改)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12月24日修改)第十五条、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3月26日施行)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12月1日施行)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6月22日施行)第三条
案例二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分院督促农业农村部门依法履行休耕补贴资金保护职责案
【关键词】
黑土地保护 休耕补贴资金监管 诉前磋商 推动地方立法完善
【基本案情】
黑龙江垦区是东北黑土地核心区域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利用、高强度种植单一作物和保护性耕作措施缺失等原因,近年来黑土地出现了不同程度退化问题。2016年以来,黑龙江垦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轮作休耕的目的是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用养结合,防止地力过度消耗,让黑土地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有序推进耕地轮作休耕,中央财政主要采取直接发放现金或折粮实物补助的方式,将补贴资金落实到县乡、兑现到农户。
2018年3月,土地承包人张某与原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下属的某国营农场签订600亩耕地休耕协议,约定:休耕时限2018年3月25日至2020年10月25日。休耕期间承包人除按规定要求可以种植用以培肥土壤的绿肥作物外,不得私自种植其他任何作物。若私自种植其他作物,不予发放休耕补贴。2018年11月,某国营农场在明知该土地未按政策休耕的情况下,仍一次性向承包人张某违规发放休耕补贴资金人民币30万元。2019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启动集团化改革,原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改制为某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分公司(简称“农垦牡丹江分公司”),农垦系统承担的行政权力事项及其他行政职能移交属地政府。截至2021年,虎林市农业农村局作为职能承接单位一直未向张某追缴休耕补贴款。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立案调查。2021年5月,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分院(简称“农垦分院”)在部署开展黑土地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专项工作中,发现案涉土地承包人存在未实际休耕而违规领取休耕补贴款的情况。同年6月10日,经请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农垦分院迅速立案调查,通过卫星遥感、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走访询问、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对问题线索逐一进行核实,查明某国营农场明知案涉耕地处于复种状态,不符合休耕补贴款发放标准,仍违规发放休耕补贴款人民币30万元,造成国有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和《黑龙江省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有对休耕补贴资金审核、发放以及追缴的职责。
(二)诉前磋商。2021年6月24日,农垦分院就休耕补贴资金监管职责、黑土地休耕政策落实等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虎林市农业农村局、农垦牡丹江分公司、某国营农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和法学专家等参加。经听证,明确了原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及其下属的某国营农场未尽到监管职责,造成国有财产流失,虎林市农业农村局作为行政职能承接单位,对某国营农场违规发放的休耕补贴款负有依法追缴的职责。会后,农垦分院与虎林市农业农村局、农垦牡丹江分公司、某国营农场召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商会议,相关负责人员对违规发放休耕补贴款的事实予以确认,表示将依法追缴违规发放资金,认真落实监管责任。
(三)督促履职和移送线索。2021年6月25日,在农垦分院督促下,虎林市农业农村局通知承包人张某退还了休耕补贴款人民币30万元。检察机关将违规发放补贴的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相关责任人员因在休耕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未认真履行职责,违反工作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推动地方立法完善。为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法治化、规范化,检察机关结合案件办理,向相关地方立法牵头起草单位提出“将黑土地轮作休耕制度和专项补贴资金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2021年12月23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明确了轮作休耕等多项保护措施,并规定“对黑土地保护和利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典型意义】
(一)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休耕补贴资金监管职责,确保耕地轮作休耕政策落到实处。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是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粮食生产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地力,实现用养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对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支持力度,推进东北黑土区轮作休耕制度化常态化实施。检察机关在环境资源和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要把轮作休耕制度落实情况与相关政策性补贴、补助和专项资金保护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诉前磋商、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增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主动性、积极性,保障“真休耕、真补贴”,为促进黑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凝聚公益保护合力。
(二)积极通过诉前磋商实现公益保护最佳司法状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商程序,对及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具有积极意义。针对黑土地轮作休耕监督核查、专项补贴资金发放环节存在的职能衔接不畅、行政监管盲区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运用“公开听证+圆桌磋商”相结合的工作模式,通过诉前磋商程序,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挽回国有财产损失,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以能动检察履职助推法治建设,推动轮作休耕、公益诉讼纳入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将黑土地保护利用纳入法治化轨道,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需求。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不仅要善于发现监管中存在的盲区和空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更要推动相关问题从“末端”治理向“前端”预防延伸,以能动履职助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要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和“试验田”作用,推动完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保护黑土地资源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改)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6月27日修改)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7月1日施行)第七十条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2022年3月1日施行)第六十一条
案例三 吉林省松原市检察机关督促农业农村部门林草部门等依法履行防治外来入侵物种职责案
【关键词】
黑土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 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一体化办案
【基本案情】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黑土区腹地,全省90%以上的耕地为黑土地。松原市地处吉林省中西部,坐落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带,是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和油料基地。
2020年7月,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检察院在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回头看”工作中,发现一种原生于北美洲的有毒植物黄花刺茄在当地大量生长蔓延。黄花刺茄又名刺萼龙葵,是一种高度危险的检疫性有害植物,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可抑制本土植物、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土壤干旱贫瘠,破坏生态平衡,被原环保部列入第四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鉴于黄花刺茄入侵我国东北黑土区腹地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乾安县人民检察院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松原市人民检察院经研判,认为如果不及时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清除,将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遂决定立案调查,并在全市范围开展“治理黄花刺茄”黑土地保护专项行动。经排查,乾安县发现黄花刺茄面积6829亩;前郭县查干花镇、乌兰傲都乡等多处草原、农田附近发现黄花刺茄,面积达22311亩;其他地区也有零散分布,全市共发现黄花刺茄总面积29000余亩。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调查核实。针对在乾安县黑土区发现的外来物种入侵线索,松原市人民检察院迅速成立办案组,统一调用辖区内各基层院检察人员开展实地勘查工作,运用无人机航拍,快速查明黄花刺茄入侵的黑土地范围。鉴于该物种分布面积大、送检距离远、检验时间紧等实际困难,检察机关采取多处采样、一地集合、统一送检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外来入侵物种鉴定工作。同时,松原市人民检察院积极协调相关县区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商防治黄花刺茄入侵、保护黑土地工作方案。
(二)公开听证。因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工作涉及多地区、多部门,为明确各自职责,确保防治效果,2020年7月,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林草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和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听证会明确了监管责任部门和防治方案,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得到与会各方的一致支持。
(三)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农业农村部门、林草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提出:一是对重点区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并及时做好风险防控和排查,防止黄花刺茄进一步扩散蔓延;二是建立健全辖区内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预警、调查报告工作机制。在松原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相关基层检察院分别向同级政府发出“风险提示函”,告知县域内黄花刺茄蔓延的潜在风险,建议抓住“最佳铲除时期”,将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工作向前端延伸。
相关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召开专题部署会,研究制定了清除黄花刺茄工作方案,在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市域内发现的29000余亩黄花刺茄进行了清除。
(四)跟进监督。鉴于黄花刺茄种子具有长期休眠潜伏的习性,2021年5月,松原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黄花刺茄防治“回头看”,持续推动本辖区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通过机械清理、人工铲除、晾晒后焚烧深埋等方式,对13个乡镇发现的8420亩黄花刺茄进行清理,播撒草籽2100亩,最大程度地促进生态环境有效修复。在该案带动下,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白城市人民检察院等相继开展黑土地专项保护和黄花刺茄、豚草等外来入侵物种集中排查清理行动,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趋势和入侵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典型意义】
(一)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防治黑土地外来入侵物种,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保护黑土地生物多样性是黑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规定,依法履行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管理职责,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的重要领域。检察机关要积极践行预防性公益诉讼办案理念,通过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督促、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应急处置和宣传教育等职责,有针对性地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预警、治理以及生态修复等工作,推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治理。对于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的犯罪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共同抓好生物多样性和黑土地资源保护。
(二)整合司法办案资源,汇聚公益保护合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针对外来入侵物种繁殖能力强、传播速度快以及跨地域蔓延的特点,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检察机关要切实当好“吹哨人”,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检察机关。上级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发力的“一盘棋”格局,强化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办案策略统一研判、办案力量统一调配、案件信息统一发布,统筹部署开展调查核实和取证、鉴定等工作。办案检察机关可以积极探索向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发出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风险提示函”,确保相关部门及时作出反应。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工作的指导,持续跟进监督行政机关回复落实情况,确保跨地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取得实效。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1年4月15日施行)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6月27日修改)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7月1日施行)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三十二条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2018年7月1日施行)第四十九条
案例四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湿地保护职责案
【关键词】
黑土地保护 湿地保护 违规建坝 诉前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我国黑土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湿地位于大兴安岭森林与呼伦贝尔草原交界的黑土过渡带,是当地牧民的重要牧场和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湿地作为珍贵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生态系统,有“地球之肾”和“生物基因库”的美誉,具有涵养水土资源、蓄洪防旱、净化环境、调节气候、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治土壤沙化等综合功能,对于防止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变污”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年4月,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某生态农业公司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该公司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非法占用大量退耕还林地、天然和人工牧草场、沼泽湿地等,先后在湿地上违规修建多处水坝用于灌溉,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可能存在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到侵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调查核实。发现违规建坝截断湿地水源的公益损害案件线索后,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邀请公安机关、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有关专家等联合开展现场勘查,研究论证水坝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掌握违建水坝截断湿地水源的全貌,承办检察官运用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多个视角对现场重点区域进行航拍、测量并形成《初步调查报告》,认为9处违建水坝阻断上游水源,导致下游湿地干涸、植被枯萎,造成牧民的牲畜和野生动物无处饮水,严重破坏了沼泽湿地及周边生态平衡。根据原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健全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管理协调机制,负有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职责,因其未依法履行职责,致使湿地遭到破坏。
(二)制发诉前检察建议。2020年5月7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立案决定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依法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是责令某生态农业公司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修复被破坏的湿地生态环境;二是切实加强对湿地的日常监管及保护,堵塞监管漏洞;三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杜绝类似现象发生。同时,考虑到当地正值春季植被返青、亟需水源的关键时期,建议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务必在规定期限内依法整改完毕。
(三)落实整改情况。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湿地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全面加强对辖区湿地、河湖、耕地、林地、草地等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考虑到拆除违建水坝对流域土地、水文、水质及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详细了解牧民群众对现有堤坝道路的使用需要,旗政府最终确定了兼顾保障湿地全流域水流畅通和方便牧民生产生活需求的集水泄流方案,并向某生态农业公司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2020年5月26日,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整改情况,表示已责令某生态农业公司采取铺设涵管等措施对检察建议书指出的违建堤坝进行综合疏浚,并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此外,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还研究制定《新巴尔虎左旗湿地保护管理办法》,编制《新巴尔虎左旗湿地保护规划》,开展湿地生态保护执法检查和宣传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加强湿地保护工作。
(四)跟进监督。2021年5月,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对湿地修复情况进行“回头看”,发现一处堤坝再次堵塞,立即告知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进行了疏通。截至目前,下游全流域湿地和草原已得到恢复,干涸多年的河流重现生机。某生态农业公司及其负责人任某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已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一)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督促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履行湿地保护职责。2021年12月2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负有保护职责。对于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或者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侵占、破坏湿地等违法问题排查整治不彻底,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局,督促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依法履行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职责,维护好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积极助力黑土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治理和良性发展。
(二)因地制宜探索一体化监督办案,推进检察工作融合创新发展。检察机关办理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刑事、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要坚持系统观念,不断增强“四大检察”融合发力、一体化办案的理念,在案件线索移送、证据共享、认罪认罚与公益损害赔偿、庭审协调配合等方面加强内部协作。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实行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行政机关监管责任一并审查,有效发挥打击、监督、保护等职能作用,实现刑事追究、督促履职、公益损害修复并举。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改)第二条、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年6月1日施行)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6月27日修改)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21年7月1日施行)第三十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12月6日修改)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淑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淑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2〕23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王淑梅(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22年11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2022〕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种业振兴决策部署,依法惩治涉种子犯罪,全面净化种业市场,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加快种业振兴,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党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种子制假售假和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种业市场秩序,妨害种业健康发展,危害国家种源安全。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提高涉种子刑事审判能力水平,提升案件审判质效。
二、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基本要求。要依法加大对制假售假、套牌侵权和破坏种质资源等涉种子犯罪的惩处力度,重拳出击,形成震慑,有效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净化种业市场,维护国家种源安全,为种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刑事司法保障。
三、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种子制假售假犯罪。对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定罪处罚。
对实施生产、销售伪劣种子行为,因无法认定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等原因,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立足现有罪名,依法严惩种子套牌侵权相关犯罪。假冒品种权以及未经许可或者超出委托规模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种子对外销售等种子套牌侵权行为,经常伴随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其他犯罪行为。审理此类案件时要把握这一特点,立足刑法现有规定,通过依法适用与种子套牌侵权密切相关的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等罪名,实现对种子套牌侵权行为的依法惩处。同时,应当将种子套牌侵权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惩处力度。
五、保护种质资源,依法严惩破坏种质资源犯罪。非法采集或者采伐天然种质资源,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
在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保裁判效果。实施涉种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针对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种子实施的,曾因涉种子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二年内曾因涉种子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其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对受雇佣或者受委托参与种子生产、繁殖的,要综合考虑社会危害程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认罪悔罪表现等情节,准确适用刑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七、依法解决鉴定难问题,准确认定伪劣种子。对是否属于假的、失去使用效能的或者不合格的种子,或者使生产遭受的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具有法定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检验报告,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出具的田间现场鉴定书等,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八、坚持多措并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构建专业咨询和信息互通渠道,建立健全涉种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伪劣种子的认定,涉案物品的保管、移送和处理,案件信息共享等问题。
各级人民法院要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综合治理。对涉种子刑事审判中发现的监管问题、违法犯罪线索,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进行通报,必要时应当发送司法建议,形成有效合力,实现源头治理,全面净化种业市场,积极推动种业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二)》的通知
(法〔202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法发〔2021〕24号,以下简称《意见》)后,各级人民法院深刻把握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第一线与守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三个服务”“三个便于”“三个优化”的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原则,在加强人民法庭自身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好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实施《意见》,围绕加强人民法庭自身建设的主题,从人员管理、考核机制、基础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选取来自6家高级人民法院、5家中级人民法院、3家基层人民法院、11个人民法庭的25个案例,作为第二批案例予以印发。
本期案例中,辽宁省人民政府支持资金投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周密调研部署,加强经费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建设基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突出强基导向,探索建立省级层面人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向人民法庭倾斜,优先提拔任用人民法庭干警,通过“拴心留人”具体举措,切实解决“人案矛盾”“人事矛盾”;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建“基层基础可视化管理平台”,加强智慧化管理,为人民法庭建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内核融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加强巡回审判,切实破解人民法庭地域限制与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委领导下,积极争取市政府支持,市委政法委召开全市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工作会议,推动将人民法庭用房纳入基层站所基建范围;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购买社会化调解服务的方式,加强集约化管理,提升矛盾化解质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建人民法庭联系人制度,丰富人民法庭管理手段,及时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健全考核工作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促进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激发工作活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创立司法志愿者制度,缓解“人案矛盾”,通过递进式减负,使人民法庭法官更加专注于司法裁判;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人民法院健全考核机制、加强智慧化建设、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全面推进人民法庭建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马驹桥法庭、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胥各庄法庭、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法庭、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泗泾法庭、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凤凰法庭、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大屯法庭、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新安法庭、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官桥法庭、四川省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天府文创城法庭、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养龙司法庭等十一个人民法庭在实践工作中各具特色、亮点纷呈,能够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从强化党建队建、争取地方支持、健全考核机制、加强基础保障、完善经费保障、购买社会化服务、加强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强化自身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这些做法,严格贯彻《意见》,坚持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切实提高了基层司法能力,展现了人民法庭制度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强大生命力。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组织辖区各级人民法院研讨学习,作为推动人民法庭工作的借鉴和参考。随着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推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各级人民法院要更加关注关心和推进基层基础工作,切实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地人民法庭工作中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请及时按程序报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5日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二)
目录
【案例17】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协调地方党委政府支持 创立司法志愿者制度
【案例18】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马驹桥法庭:双法融合 党建引领 高质量推进人民法庭建设水平
【案例19】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聚焦人员考核管理 聚力配套改革创新 打造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新样板
【案例20】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胥各庄法庭:深化人员管理 夯实基础建设 打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组合拳
【案例21】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政府支持资金投入 助力人民法庭基础建设
【案例22】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法庭:强队伍 提质效 稳保障 打造新时代一流专业化法庭
【案例2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 优化人员配备管理
【案例24】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泗泾法庭:以党建带队建 以队建促审判 勇当基层治理排头兵
【案例25】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大屯法庭:把握三个维度 提升履职能力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案例26】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凤凰法庭:共建共通共进共享 携手地方推动法庭建设
【案例27】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抓统筹 强管理 促保障 打造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
【案例28】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探索专门考核机制 把好“方向标” 用好“指挥棒”
【案例29】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新安法庭:固本强基 夯实基础 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文法治法庭
【案例30】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官桥法庭:聚力打造“三创”工作法 激发“小法庭”发挥“大能量”
【案例3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度运用“基层基础可视化平台” 推动人民法庭“一网统管”实现四个效果
【案例32】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两融入一服务” 打造最美乡村法庭
【案例3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 推动调解员建设破题增效
【案例34】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建法庭联系人制度 服务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
【案例3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意见 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干部队伍建设
【案例3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 打造优秀人才成长新高地
【案例37】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健全考核体系 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案例3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 提升人民法庭服务能力水平
【案例39】四川省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天府文创城法庭:坚持“三强化、三创新” 完善新时代人民法庭人员管理机制
【案例40】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养龙司法庭:赓续“半边天”文化精神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建设
【案例41】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逆向考核 多措并举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7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协调地方党委政府支持 创立司法志愿者制度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坚持人民法庭“三个便于” “三个服务”“三个优化”的工作原则,主动协调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和支持,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探索新时代人民法庭的地方财政支持新方式,通过辖区政府“派遣形式”引入司法诉讼志愿者,增补司法审判辅助人员,有效缓解了人民法庭“案多人少”“事多人少”矛盾,并被北京多家法院法庭借鉴运用。
一、协调党委政府支持,配强人民法庭辅助力量
多年来,大兴法院统筹推动各人民法庭围绕辖区重点工作,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及矛盾纠纷化解,获地方党委政府充分肯定。在案件增长迅速、人民法庭职能转变的背景下,辖区重点项目多、基层治理压力大,法官工作量不断增加。为有效应对案件激增态势,解决人财物省级统管后人民法庭预算不足困难,更好服务辖区建设发展,在党委和区委政法委的领导下,探索由辖区党委政府支持的购买社会化服务,创立了规范化、常态化、体系化的司法志愿者制度。现大兴法院7个人民法庭员额法官34名,共配备司法诉讼志愿者34名,已经实现“一人一辅”,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
二、健全志愿者招录流程,规范工作流程管理
建立志愿者招录流程标准,严格遵循“政府招录、法官选用、财政出资、团队考核”原则,由人民法庭所在辖区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面向全区发布招聘公告,增补司法辅助人员;人民法庭法官面试,确定录用人选;镇属劳务公司与所聘志愿者签订劳务合同,财政预算支付工资;所在团队法官负责对其日常表现进行考核。同时,为充分实现司法志愿者辅助作用,赋予法官对志愿者的指导、监督和考核权力,法官向志愿者分配工作任务,并按照审判流程指引规定,细化考核指标,实行工作量化管理。发挥绩效评价结果导向,法官每月对志愿者进行评分,以志愿者日常工作表现、工作实效确定考核成绩及奖惩措施;违法违纪或工作懈怠可通知镇政府予以更换。
三、明确志愿者职责规范,发挥志愿者辅助效能
各人民法庭结合工作实际,在保持现有人员编制基础上,将志愿者编入审判团队,扩充审判力量,根据“繁简分流”工作实际,组建“一审一书一辅”或“一审一助一书一辅”等新型审判团队。明确志愿者工作内容为参与庭审前及庭审后的事务性工作,包括案件信息录入、诉讼材料送达、开庭时间安排、卷宗整理归档等。通过递进式减负,使法官专注司法裁判。2016年适用该制度当年,法官人均结案数增加35.12%,减负增效作用明显。此外,志愿者多生活在本辖区内,了解社情民意、村规乡约,能够发挥其乡土优势,为法官走访基层村镇、了解风土人情、开展巡回审判、安排直接送达、组织现场勘验充当联络沟通员。
四、坚持多方沟通协调,完善志愿者综合保障
为保证司法诉讼志愿者的稳定性,大兴法院为司法诉讼志愿者提供等同院内在编人员的工作环境、就餐环境、休息环境。在党委政府、区委政法委、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的支持下,确保志愿者享有“五险一金”待遇,提供加班津贴;镇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基本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员学历相符,志愿者月基本工资3400~5400元不等;由镇政府负责为志愿者配备办公设备;提供年度培训课程,提升志愿者整体素质;志愿者参加镇属企业工会,落实工会福利,切实做好志愿者“招的进,留的下”制度保障,提升团队凝聚力。该院34名志愿者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31岁,工作三年以上人数占比64%。
司法诉讼志愿者承担审判团队中服务性、辅助性工作,事务性工作进一步下沉,法官具备更多时间精力投入执法办案、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有力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8号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马驹桥法庭
双法融合 党建引领 高质量推进人民法庭建设水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马驹桥法庭坚持深入推进人民法庭建设发展,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大局,结合辖区审判工作实践情况,高质量推进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打造“一轴三点多融合”党支部工作法,通过品牌效应促进党建工作、审判业务以及诉源治理深度融合
首先,坚持“围绕中轴”,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围绕党组织的建设开展各项工作,以“中轴”为引领,不断提升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其次,做到“三点并进”,以灵活的党小组建构作为依托。在应对工作挑战时,采取常态化、专业化、灵活化为特点的党小组建构优化资源配置,更加充分地调动全体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此外,注重“多元融合”,实现各项工作的齐头并进。因地制宜,把一切有利的积极因素融入到组织建构中。以合力促发展,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有生力量和积极的外部环境。通过“庭所共建”、巡回审判、送法下乡等方式,马驹桥法庭积极参与辖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诉源治理,以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关注弱势群体核心诉求为侧重,在实践中探索“无讼乡村”的建构路径,推动乡村文明进步,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可靠司法保障,以实际行动为“枫桥经验”再焕新枝。
二、打造“三维四向五型”党小组创新工作法,实现党建队建并轨发展,中青年干警齐头并进的积极进取态势
其一,“三个维度”,强化尽责履职。通过三个维度强化党小组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以讲政治为统领,通过点、线、面三个维度强化提升党小组的综合作战能力。其二,“四个方向”,推进全面发展。在工作开展中,围绕政治方向、责任方向、调研方向、诉源治理方向这四方面内容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其三,“五型标准”,实现共同推进。以打造一支战斗型、学习型、创新性、服务型、活力型党小组为目标,着眼于提升党小组建设的标准化水平,在确保共性要求达标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个性特点,为党小组建设发展注入“马桥特色”。在政治引领下,支部建设持续强化,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党组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通过各位成员的积极配合和相互体谅,配合党支部圆满完成了下沉防控任务;在调研宣传活动中,各位成员集聚智慧各显所长,斩获颇丰;在诉源治理中,通过与辖区政府部门的妥善对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三维四向五型”党小组工作法的统领下,马驹桥法庭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获得了充分提升。
三、秉持“人事相宜”“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理念,建立阶梯式多维度人才培养模式,新人打基础,老人重提升
马驹桥法庭根据青年干警的工作经历以及成长阶段制定了差异化的培养方案,带动新入职的“小白”快速熟悉其工作内容及审判程序,使之早日进入角色;促使经验尚浅的“生手”强化其业务能力和思维方式,加速完成转型蜕变;给予具备一定审判业务能力的“熟手”自由发挥的提升空间,强化其独立办案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通过将审判任务分解归类,马驹桥法庭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针对干警的不同需求开展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对不同角色的重点任务分别予以标注。在审判团队配置方面,采用“固定+灵活”的建构方式,实现小组合、大团队的配置状态,进一步锻炼青年干警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协作能力。围绕青年干警的特点和专长,把握共性,注重差异,从多个维度引导提升青年干警的业务素养、调宣能力以及综合能力。近年来,马驹桥法庭青年干警撰写的学术论文获得全国法院第三十二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优秀奖,撰写的案例分析先后入选《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和《中国法院2019年度案例》。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9号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聚焦人员考核管理 聚力配套改革创新 打造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新样板
津南区法院始终坚持 “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注重强基导向,重视内外兼修,围绕“三个聚焦、三个着力”深入开展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完善人民法庭建设。
一、聚焦人员编制动态管理,着力建设德才兼备工作队伍
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后备人才的吸纳与培养,打造“全链条”式人才培养机制。一是制度引领,搭建后备平台。建立“党建联络员”“廉政督察员”“质效分析员”“简报信息员”“案例调研员”“新闻宣传员”六大人才储备培养平台,并配套制定6项规章制度,构建青年干警培养体系,为人民法庭源源不断提供新鲜血液。二是知人善任,注重轮岗锻炼。建立人民法庭审判岗位动态管理,在人员配备上向人民法庭倾斜,制定《干部轮岗交流实施办法》,确立定期轮岗制度。新晋升的员额法官、新入职的法官助理优先安排到人民法庭履职,注重培养服务基层司法能力。三是引贤“入编”,拓展解纷潜能。吸纳村、镇中新时代乡贤“入编”人民法庭“诉前调解”“人民陪审”“法治宣传”队伍。由“新乡贤”开展所属地区的特邀调解、普法宣传工作,并通过陪审方式参与案件审理,充分发挥其乡村社会经验,多渠道助力人民法庭工作全面提升。
二、聚焦考核指标与时俱进,着力建设科学全面评价体系
紧抓业绩考核这个“牛鼻子”,紧盯审判质效“主动脉”,通过创新研发考核平台,打造人民法庭科学考核体系。一是搭建内部考评智能载体,实现业绩考核系统化。上线“审判执行质效分析系统”,实现承办法官5大类52小类指标实时排名展示,督促法官提高审执工作质效。研发“KPI业绩考评系统”,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标准,侧重加大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法治宣传、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考核权重,真实反映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业绩。二是创新外部评价渠道,重视群众认可满意度。研发“院庭长直通车”和“群众评价直通车”两大扫码反馈平台。通过“院庭长直通车”,可直接反映涵盖立案、审判、执行等5大模块,41项易发多发问题,并可一键约见院庭长反映问题。通过“群众评价直通车”可实时反映案件当事人满意度,并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三是形成激励推动机制,提升干警干事创业动力。在评优评先方面向人民法庭倾斜,合理运用激励机制调动人民法庭干警工作热情,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三、聚焦硬件设施革新升级,着力建设多元智慧现代法庭
以“抓硬件、固基础、谋发展、为人民”为目标,优化法庭布局,强化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规范化人民法庭。一是深化科技应用,建设智慧法庭。积极应用“互联网+”,打造“智审、智服、智管”为标志的新时代法庭,建成14间高标准科技法庭、4间智慧法庭、1间共享互联网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线上解纷,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二是推动集约改革,建设高效法庭。成立集约送达中心,聘用外包人员,打造“线上电子、线下邮寄”双轨并行、互为支撑的送达矩阵,送达成功率达73%,平均送达周期为3天。建成高标准执行事务中心,统一处理人民法庭移交的财产保全案件,切实为审判法官减负。三是加强设施配备,建设多元法庭。规范人民法庭“两庭四室”标准化建设,配备科技法庭、智慧法庭、特邀调解工作室、图书室、党建室、运动室,全面优化人民法庭工作环境,促进政治建设、执法办案、文化建设高质量开展。四是强化安保升级,建设安全法庭。配备防爆安检设备,规范安检流程,拟定应急预案,防范安全隐患。高标准建设人民法庭法警队伍,实现日常训练、突击演练常态化,与属地公安派出所建立联动沟通机制,全方位锻造“四个铁一般”的司法警察铁军,荣获“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集体”。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0号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胥各庄法庭
深化人员管理 夯实基础建设 打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组合拳
胥各庄法庭坐落于丰南中心城区,辖2个镇1个街道,共57个行政村、40个社区,常驻人口22万。近年来,按照“力量下沉、保障下倾、重心下移”工作导向,胥各庄法庭认真落实强基要求,多点发力、多元赋能,打好法庭建设组合拳。
一、实施“三项赋能”,履职担当干一流业绩
按照深化新时代人民法庭人员管理机制改革要求,注重抓住“人”这个根本,着力推动政治、专业、实践“三项赋能”,全面提升干警依法履职能力。一是党建引领,政治赋能。坚持“支部建在庭上”,以党建带队伍促审判。抓实周五固定学习日、每月主题党日和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庭队伍。二是优化配置,专业赋能。按照繁简分流和专业化建设需求,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创新审判运行模式,集中优势骨干力量,组建2个常规审判团队、1个速裁审判团队,构建起“一审两助两书”审判团队配置格局。选配2名有审判经验的法官助理,专司诉前调解和诉前鉴定,选聘了8名人民陪审员,落实人民陪审员随机参审、合议评议、庭审补贴等制度,吸纳103名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调对接,促进专业队伍与社会力量有机融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大化。三年来,法庭共审结各类案件2686件;通过非诉解纷机制,分流化解各类纠纷1500余件,司法确认调解协议112件;速裁团队调撤率达90%,服判息诉率达100%。三是基层历练,实践赋能。鼓励支持干警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坚持以老带新、以熟带生,通过“带、教、帮、练、评”方式,相互学习促进,实践中提升综合战斗力。三年来,有6人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5人被选任到中层领导岗位。
二、加强“三化建设”,夯实基础创一流法庭
按照统筹规划、优化布局、配齐配全的思路,持续加大法庭投建力度,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人民法庭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基础建设规范化。坚持“为民便民亲民、实用适用”,投资70万元,打造“四区一站六室多辅”的规范化、便民化、人文化法庭。科学设置“接待、调解、审判、工作生活”四个功能区,设置“一站六室”,即诉讼服务站和诉调对接室、诉讼调解室、家事纠纷调解室、律师阅卷室、档案装订室、党建活动室,实现“一站式、专业化”服务。同时,完善配套安保、备勤、食堂、浴室等辅助用房和防爆安检、防暴防护等设备设施,法庭工作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二是信息运维数字化。投资30万元,建成高标准数字化审判庭和完整的信息化设备,启用提升智能审判辅助系统,配套了新视云庭审直播系统,实现了网上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做到法庭与院机关标准同一、服务同质、结果同效。三是法庭服务网格化。按照“1+8+N”建设法庭基础工作网,即建强1个中心法庭,建成8个社区法官工作室,建立N个村居诉讼服务联络站和重点企业联系点,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法庭。
三、坚持“三管齐下”,严督实考建一流团队
按照“建立符合法庭实际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统一”的要求,围绕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健全“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提升管理质效、监督质效和审判质效。一是抓规范管理。坚持用制度管人,严格落实庭务会议制度,对庭内事务实行民主管理、全面公开。每名干警都制定了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将责任细化到人,确保依法履职、规范用权。二是抓立体监督。围绕法官履职情况,建立了庭内相互监督、人大代表评议监督、社会群众舆论监督等机制。细化“四类案件”监管范围,通过法官圆桌会议,从维稳、质效、舆情、廉政等四个维度,集体评议识别案件风险,确定层级监督主体,严格监管措施。今年以来,将85件案件列入监管范围,实现有效监督。三是抓动态考核。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实行“周提醒、月通报、季调度”,将参与诉调联动、法制宣传、提出诉讼风险防范建议、服务保障中心工作情况纳入考评体系,加大考核权重,以考促改,以改促效,推动法庭审判质效持续提升。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1号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政府支持资金投入 助力人民法庭基础建设
2021年,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切实贯彻最高法院第四次人民法庭工作会议要求和周强院长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基层基础财物保障,为辽宁人民法庭坚持“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出实招、办真事。
一、坚持强基导向,强化经费保障
辽宁高院坚持强基导向,积极与省财政厅沟通协调,保障资金投入向基层倾斜、向人民法庭倾斜,将2021年中央和省级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5%预备费部分全部用于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公场所维修改造、智能化升级。2021年总投入资金达3046.91万元,主要用于人民法庭办公场所的维修维护和安保设备的购置完善。同时,为了缓解基层法院资金不足问题,辽宁高院主动承担全省智慧法院共建项目经费,2021年总计安排信息化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用于加强基层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办案智能化水平。
二、周密调研部署,夯实物质基础
辽宁高院党组统一部署,组织全省法院全面开展人民法庭建设工作调研。在充分摸清基层实情的基础上,两次集中讨论45个基层法院申报的57项预算内容,深入厘清需求数据,统筹资金分析管理,以人民法庭实际存在的安保设施设备配备不足、办公场所急需维修维护等问题为切入点,制定了科学、详尽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明确了相关基层法院各个申报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测算过程,确定进行升级改造的具体人民法庭名单,列清设备价格、工程费用等经费支出明细,确保人民法庭建设资金专款专用落实到位。
2021年转移支付资金预备费部分3046.91万元用于45个基层法院的138个人民法庭,除少量用于基层法院急需的业务装备外,89.96%的资金均用于相关人民法庭的安全保障和维修维护,总金额达2741万元。此次资金投入为138个人民法庭配备安检门93台、安检仪119台,辽宁人民法庭已经彻底实现安保设施配备的零遗漏、全覆盖。
三、完善机制建设,服务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抓基层强基础的部署要求,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辽宁高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关于开展新时代人民法庭“五化”建设活动的实施办法》《关于开展新时代全省示范人民法庭创建活动实施办法》,确立了人民法庭“基础设施标准化、法庭管理规范化、诉讼服务便民化、司法办案智能化、文化建设特色化”的建设方向。为了保障“五化”建设活动和示范法庭创建活动的顺利开展,加紧实现辽宁人民法庭建设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辽宁高院将继续加大人民法庭财物保障工作力度。
辽宁高院已经完成全省各级法院2022年维修维护项目情况的汇总和预算申请上报工作,现有43个法院的相关预算申请已经通过了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审核,并将作为2022年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辽宁高院将据此积极协调省财政厅,为省级统管的基层法院基层设施建设和维修经费争取更为有利的资金政策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辽宁智慧法院建设工作,全面实现辽宁人民法庭“司法办案智能化”,2022年辽宁高院将继续承担智慧法院共建项目经费,计划投入3500万元作为辽宁法院信息化共建项目资金。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2号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法庭
强队伍 提质效 稳保障 打造新时代一流专业化法庭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人民法庭主要审理涉自贸区营口片区一审民商事案件(不含知识产权及涉外案件)。法庭自成立以来,锚定“上台阶、创一流”目标,全面加强队伍管理、考核机制和保障机制建设,着力打造新时代一流专业化法庭,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合理设置机构,强化队伍建设
根据法庭职责特点设立审判事务中心、立案事务中心、送达保全中心和综合办公室,在明确部门职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联动,共同保障法庭工作顺利进行。按照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1+1+1”模式组建审判团队,充分发挥合力作用。建立《案件节点责任制》,细化审判工作流程,明确节点责任,严格流程时限。以员额制和人员分类管理为基础明确权责,以审判权运行机制、办案责任制为约束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注重打造专业化法庭和专家型法官,积极参与辽宁高院“审、学、研”工作,与政府、高校共同开展司法研究和业务学习。严格落实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全面考查候选人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行和专业素养,打造专业法官、专家陪审、专家咨询“三专合一”审理机制,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两年来员额法官年人均结案超1000件,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300件,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近2000件。
二、完善岗位职责,多层次科学量化考核
实行法院、法庭双重人员管理机制,以院为主,以庭为辅。精设岗、细定责,不遗漏岗位职责,不闲置人力资源。科学设置考核标准,建立多层次考核机制,定期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部门考核与个人考核相对照,主责主业考核与辅助工作考核相辅相成。完善考核内容,全面评价工作绩效,将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政治效果及社会效果等一般性考核内容以外的创新思路、创新试验、创新成果、指导调解、诉源治理、营商环境等内容纳入考核。出台《自贸区法庭绩效考核办法》《法官绩效考核办法》,以审判质效为指引,以量化业绩分数评价工作成效、工作作风、司法能力,激励审判团队积极推进办案数量、质量,提高办案效率与效果。定期评估分析审判运行态势,集中开展案件评查,与流程管理、动态监控共同发挥评估、监控、引导、激励功能。2020年,自贸区法庭受理各类案件5528件,结案5279件,一审服判息诉率高达96.84%,改发率仅为0.31%。其中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审结2449件,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不到20天。
三、完善物资保障,积极推进新时代法庭建设
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夯实基础设施,改善办案条件,大力升级法庭软硬件设施,完成3个标准化审判法庭及立案大厅、电子数据中心、9个办公室、1个小型会议室的建设工作,购置满足日常审判和工作需要的安检、电脑等办公设备。打造 “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设置接待答疑、立案导诉、信息查询、诉调对接中心等司法服务工作室。依托辽宁智慧法院办案平台,全面实现案件全流程动态实时监控。信息化管理,随机分案,从源头上隔绝人为因素操纵办案,降低发生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风险。大力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网络视频直播,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2021年以来庭审直播率超过50%,文书上网达300余件。加强经费保障,逐步提高聘用人员工资和公出补贴,不断提升从优待警水平。持续资金投入,计划2022年对法庭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3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坚持强基导向 优化人员配备管理
近年来,吉林高院认真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在优化全省人民法庭布局的基础上,优化法庭人员配备管理,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正向激励引导作用,切实把人民法庭建设成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推动实现人民法庭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科学统筹调配,实现人才向人民法庭聚集
按照“以案定员”的原则,持续优化人民法庭人员配备。一是发挥省级统管优势,提高编制使用效能。综合考量辖区面积、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将机动编制向案件数量多、基层社会治理任务较重的基层法院倾斜,先后为39家基层法院动态调整增加编制166名,占全省法院动态调整编制总数的56.46%,覆盖全省70.94%的人民法庭。二是优化人员配置,确保队伍相对稳定。目前,全省203个人民法庭配备员额法官417人,基本实现法庭与法官1:2的配置。为缓解法庭审判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探索通过聘用制人员招录、接收法律实习生等方式补充审判辅助力量。目前,全省半数以上人民法庭实现了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或安保人员按1:1:1:1比例配备。三是加强法庭人员流动,提升队伍管理效能。引导新招录干警、新入额法官、优秀年轻干部到法庭锻炼,形成及时增补、动态调整和轮岗交流等长效机制。仅2021年,全省设有人民法庭的基层法院新招录干警282人中,分配到法庭工作的人员占比20.21%。全省基层法院干警调整到人民法庭工作111人,从人民法庭回到院机关工作90人。持续优化法庭人员年龄结构,其中,30岁以下干警占28.31%,31~40岁干警占32.20%,41~50岁干警占17.61%,51岁以上干警占21.88%,人员年龄结构层次分布更加均衡。
二、坚持选人用人导向,实现人才在人民法庭成长
将人民法庭作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一是突出法庭工作经历,加大优秀干部选拔力度。出台文件明确要求基层法院新任职领导干部原则上要有法庭工作经历、上级法院补充干部优先遴选具有法庭工作经历人员。近三年,全省法庭晋升领导职务31人,晋升职级106人,晋升法官等级85人,新提拔使用干部中有法庭工作经历的人员占32%,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遴选员额法官283人,占全省基层法院补充选任法官的24.52%,昔日的“冷板凳”已成为法院人才培育的“摇篮”。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强化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立足人民法庭“立案到乡镇、开庭在村屯、调解进家门”等工作特点,在常规审判质效指标考核的基础上,将巡回审判、多元解纷、普法宣传、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纳入法庭绩效考核范畴,同时,在对公务员考核时,将优秀等次人员比例向人民法庭倾斜。三是注重选优培树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先后涌现出孤家子法庭、安广法庭等全国先进典型,吉林丰满法庭等全省“党员先锋岗”。通过榜样示范引领,激励带动全省法官干警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建功基层。
三、坚持多措并举,实现人才在人民法庭扎根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完善综合配套保障,最大限度将政策、资金向人民法庭倾斜。一是加强政治建设,增强使命担当。通过“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化县二密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巡回审判,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大山里的巡回法庭”,中央电视台将其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先进典型专题报道。二是加强业务建设,提升能力水平。坚持需求导向,科学设置培训课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定向培训、精准培训,组织开展各类培训班702次,受训6933人次,不断提升法庭工作人员司法能力。三是加强基础建设,满足实际需要。全面推进人民法庭场所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保障装备配发到位,津贴补贴经费拨付到位,有效改善法庭工作环境,实现优秀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推动人民法庭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4号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泗泾法庭
以党建带队建 以队建促审判 勇当基层治理排头兵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泗泾法庭作为大都市的城乡人民法庭,负责审理松江区北部三镇一街道的民事案件并集中管辖全区民间借贷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兼具综合性法庭和专业化法庭职能。现有干警49名,其中党员30名,员额法官18名,年均办案近4000件。先后被记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十一次,曾获评“全国优秀法庭”称号。进入新时代,泗泾法庭探索“政治建队、实践训队、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的工作路径,将党建、队建、审判和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取得良好的党建品牌效应。
一、政治建队融入大基层,提升党建发展本土化
以党建为核心凝聚战斗力,构建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政治建队纵深发展方式。一是审判团队设立党小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设置三个党小组,通过小组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中,青年党员积极检索资料,老党员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党在改革时期的奋斗历史,为全庭上党史课,以老带新,共同进步。二是支部委员筑牢思想根基,激发头雁效应。支部委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承担组织宣传廉政监察等政治任务,在系列党建活动中立好“坚定紧跟、绝对忠诚”的政治品德,将党的工作贯彻落实到基层。三是党支部连入大基层,助力辖区社会治理。融入“泗家人”区域化党建联盟,积极参与区域社会治理联席会议,就村集体自建房出租,疫情影响下租赁、教培、健身等服务机构倒闭等涉民生问题和镇职能部门互相交流,妥善解决上百起类似纠纷。联合泗泾医院创建“天使和天平”党建品牌,由泗泾医院为人民法庭当事人在审判调解期间的紧急医疗提供绿色通道服务,人民法庭为泗泾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除个案以外的“法制门诊”,通过“医法牵手进社区”等多种方式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服务基层群众。
二、实践训队培养中青年,推动队伍管理扁平化
该法庭35岁以下的青年干警占74%,硕士以上学历超过50%,队伍建设着力着重挖掘中青年潜能。一是构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锻炼青年干部管理能力。法庭组建6个审判团队,主要由青年法官担任团队长,应对疑难复杂案件、撰写调研信息、运用智慧法庭等方面能大胆创新,激发团队协作能力,促进法官助理更快成长,三年培育两名入额法官。二是创立专业型学习小组,为青年干警提供展示舞台。创建民法典研究小组、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研究小组、劳动纠纷案例研讨小组等各类“智囊团”,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在智慧庭审、设备检修、应急故障等方面冲锋在前。三是指派青年骨干兼职“法律顾问”,助力优化营商环境。针对辖区位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国家战略中心地带,聚集众多高端产业集群和大型企业的特点,发挥专业审判优势,发布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指派青年骨干前往企业进行法律宣讲,促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三、司法为民厚植公信力,促进争议解决实质化
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了解群众需求,促进辖区纠纷预防和就地实质性化解。一是成立党员服务突击队,深入一线为民解纷。借鉴“枫桥经验”在大型社区设立巡回审判点,针对婚姻家庭、物业纠纷等矛盾较深的案件,由服务团队上门进行调解、审判等工作,将法理情理融入现场裁判,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良好效果。二是加大普法宣传,授人以渔便民诉讼。打出“普法服务”组合拳。近三年年均“送法下乡”12次,成立民法典宣讲团,先后10次深入社区,开展法律讲座、法律咨询、纠纷预警排查等,打通为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支持优秀法官担任辖区部分学校法治副校长。拟定“法治宣讲菜单”“巡回审判接待联系表”等服务承诺送达辖区单位,提供菜单式法律服务。三是引进辖区代表,助推司法公开透明。每年至少两次邀请辖区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前来法庭参加“开放日”活动,通过座谈交流、观摩庭审、组织模拟法庭等方式主动接受监督,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5号
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大屯法庭
把握三个维度 提升履职能力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近年来,沛县大屯法庭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推动社区善治乡村治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法庭功能,在人才、装备、信息化建设方面先行先试,先后荣获江苏省优秀人民法庭、徐州市优秀人民法庭、集体三等功、徐州市青年文明号称号。
一、把握“高度”,突出“政治性”,打通思想之路
一是高标准选拔法庭“领头雁”。大屯法庭现有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2名、人民调解员1名,平均年龄32周岁,全庭人员扎根基层,甘于奉献,主动担当作为。二是高标准配置法庭“硬设施”。作为江苏法院系统唯一的“中国十佳人民法庭”,大屯法庭于2019年2月异址搬迁,先后投资1000万元新建三层综合审判楼,内含科技法庭、互联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党建工作室、庭史展览室、书房、干警宿舍、洗衣房、洗浴室、干警锻炼基地等各种现代化硬核装备,软、硬件均过得硬。三是高标准建设法庭“主阵地”。法庭配备四级视频会议联网系统、语音转写系统、云上法庭系统,实现了在法庭诉讼服务站就可以自助立案、网上立案、跨越立案、当场立案,电子送达、网上开庭等信息化设备配备齐全,法庭便民实施一应俱全。
二、拓展“宽度”,突出“创新性”,架起实践之桥
一是紧跟需求重作为。开展“乡村振兴、服务有我”品牌创建工作,被省法院挂牌“服务乡村振兴(大屯法庭)实践基地”。法庭开展“民法典进乡村、三官一律进企业、关爱困难儿童”等多种形式多样主题活动,永葆基层干警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定法治信仰,忠诚履职尽责。二是创新方式勇担当。在辖区龙固镇率先建立全市第一家聚集“网格+警格+家事调解室+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审务工作站+24小时自助服务+巡回审判”等多元一体的社区善治的“龙固样本”。通过“三旬工作法”(上旬走访、中旬调解、下旬开庭),形成矛盾纠纷闭环处理,就地化解矛盾,运行一年来已巡回审理82件案件,真正做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三是紧扣问题出实招。法庭持续深化“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在全省率先入驻网格化治理云终端,法官通过手机APP网上解答群众法律需求。推行“网格+”工作法,通过“网格+送达”提升了文书送达效率;通过“网格+调解”提升了诉前调解能力;通过“网格+普法”提升群众法律素养;通过“网格+专属”提升共建共治水平。
三、提升“厚度”,突出“规范性”,夯实发展之基
一是强党建,筑牢思想把好“方向盘”。大屯法庭党支部确立围绕审判抓党建的理念,成立专门党建活动室,围绕争做“为民先锋”,打造“五好法庭”党建特色品牌,提升抓党建促审判成效。法庭注重涵养干警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担当素质、创新素质、廉洁素质,突出构建开放融合、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激发党员干警争先创优有激情,爱岗敬业有热情,服务群众有感情。二是夯基础,提升能力细耕“责任田”。法庭下大力气打基础、强素能,全面激发工作高质量发展潜力、活力。一方面通过创新实景教学课堂、情景体验等形式,推动干警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另一方面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前进力量。三是转作风,主动作为树立“新形象”。法庭持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规范政治言行、严格落实纪律要求、严格内部管理,注重专业人才的选拔培养,加强专业化办案团队的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教育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实际行动诠释忠诚、担当。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6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凤凰法庭
共建共通共进共享 携手地方推动法庭建设
张家港法院凤凰人民法庭将法庭建设纳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大格局,与地方党委政府携手,推进人民法庭全面建设。2020年全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75件,较2013年收案数998件,下降了52.4%,在实现收结案良性循环的同时,辖区社会治理日趋和谐稳定,法庭全面建设蒸蒸日上。
一、设施共建,开展高水平法庭硬件建设
凤凰镇在强镇扩权的背景下决定为人民法庭新建办公大楼,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司法保障需求。大楼采用“交钥匙”工程,建筑面积2500多平方米,所有经费均由凤凰镇人民政府保障。张家港法院则进行功能布局,区分诉讼服务大厅、庭审室、调解室、党建室、会议室等,并配备语音转换系统、庭审直播系统、互联网法庭、安检套装系统等,共同将凤凰法庭打造成具有江南特色的现代化法庭,夯实了法庭发展根基。在共建理念指导下,后续在法庭又共同建成了凤凰镇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分中心、凤凰镇法治教育基地、多元解纷展示馆等,丰富了法庭的司法服务内涵。
二、人才共通,强化复合型基层法治队伍建设
在“大学生村官进法庭”培训机制的基础上,凤凰法庭联合镇政法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法官与村官双向交流”工作的实施方案》,通过选派青年法官下基层,以“进站入格”的形式锤炼群众工作能力,每个村社区则至少选派1名村官入驻到法庭脱产学习,由法庭将其培养成兼具村社区调解员、法院特邀调解员、法治宣讲员、网格员、信息员身份的“五员”型基层法治带头人。通过持续近三年的交流培训,在为凤凰镇培养了一支既懂法律又熟悉民情的复合型基层法治人才队伍的同时,也为法庭干警特别是青年干警的快速成长提供务实管用的锻炼土壤。
三、携手共进,创新多层次社会治理机制建设
凤凰法庭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下,充分利用本土治理资源,打造出了以多元解纷“六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机制。凤凰法庭除收案大幅下降外,全庭未出现长期未结案件及缠诉信访案件,且涉及赡养、相邻关系、继承析产等家事类纠纷案件趋近于零,各项审判质效指标居全院前列;凤凰镇则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无讼村居”创建的全覆盖,民事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群众幸福感强满意度高。凤凰法庭荣获2020年度“法治苏州”先进集体,凤凰镇也被评为2020年度苏州市法治建设先进镇。法庭与乡镇携手共进,开辟出一条高水平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四、资源共享,持续深化法庭品牌创建
凤凰法庭与各基层组织、调解员、网格员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妥善解决诉讼成风、案多人少的矛盾,将大量“鸡毛蒜皮”的纠纷化解在源头。一是充分利用相对完善的村级调解组织,推行驻村法官工作室机制。以三个驻村法官工作室、二个审务工作站为依托,对接20个村级调解组织、90个网格。驻村法官通过定期到村社区现场指导或电话微信指导等方式,协助村调解员或网格员做调解工作;二是通过充分利用派出所、法庭、村社区等组成的矛盾纠纷联防预警网,及时预警矛盾苗头性问题,并在排查例会上及时研判,把纠纷止于萌芽;三是充分利用司法所、村社区进行法治宣传,采取“驻庭调解员+特邀调解员”的方式推进诉前调解工作,通过整合全镇的矛盾纠纷化解资源,互联互通互享,实现纠纷的系统治理。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7号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抓统筹 强管理 促保障 打造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
近年来,宁波中院以建设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为总抓手,打好科学谋划、强化管理、数智赋能的组合拳,弹好依靠党委、地方共建、夯实保障的协奏曲,推动全市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经验得到《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报道。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批示:“宁波市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成效明显,经验值得推广。”
一、统筹规划精细设计,把牢谋篇布局的“定盘星”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推进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中院院长任组长,各基层法院院长为成员,实行专班运作,上下形成合力。推动党委政法委召开全市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工作会议,地方两级政法委书记和市一级检察、公安、司法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形成党委领导、法院主抓、各方助力的建设格局。二是擘划建设图景。三年来,宁波地区新设人民法庭15家,总数增至52家,根据地理区位、建设情况、工作基础、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推动人民法庭分层分类发展,形成乡村法庭、城郊法庭、城区法庭、功能性法庭设置合理、功能优化、运行高效的布局体系。三是明晰发展路径。辖区内基层法院与浙江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5所高校分别共建研究基地,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理论研究。制定《关于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实施意见》,传承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动就地调解、就地审判,促进审判流程变革,健全诉讼服务辅导机制,提升审判执行质效。
二、加强管理打造特色,校准搭梁建柱的“指南针”
一是党建业务融为一体。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法院人民法庭党支部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落实“支部建在庭上”,全市人民法庭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强化“一切工作到支部”,确定法庭党支部管思想、管干部、管业务、管落实的实质化职能。深化法庭党支部和所在镇街村社党组织联建共建工作,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党员共育、服务共抓、优势互补。二是审判管理高度智能。研发“全方位、全流程、可视化”的即时性智慧审判管理系统,实现法庭收结存数据可视化自定义分析,法官办案期限分阶段个性化研判。系统自动推送督办信息,实时展示重点质效指标,打造法官自我管理、审管办跟踪管理、庭长监督管理的案件管理格局。三是“一庭一品”特色鲜明。制定《关于开展特色示范人民法庭评选工作的实施方案》,召开“一庭一品”现场推进会,根据“重特色、增亮点、树形象”的总体思路,在城市、城镇、山区、港口探索具有本土气息的“一庭一品”之路,涌现了“渔港法庭”“山里人法庭”“红村法官工作室”等法庭品牌,体现出浓郁的便民、利民、为民、亲民特色。
三、提高投入健全保障,筑牢强基固本的“压舱石”
一是双管齐下,完善经费保障。充分利用市级资金保障优势,发挥法院自有资金的立项示范效应。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将法庭用房纳入基层站所基建范围。有效融入地方数字化改革、矛调中心建设等专项工作,提升数字化改革、诉服中心建设的资金保障水平。宁波中院每年投入不少于200万元经费专项保障人民法庭建设,累计投入已达1600万元。二是多维激励,提升履职保障。严格法庭庭长选拔标准,坚持把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提拔到法庭庭长岗位上。强化激励机制,在评先选优、职级晋升上向法庭干警倾斜,及时提拔使用优秀法庭干警。目前,全市基层法院现任79位院领导中,51位具有法庭任职经历;所有人民法庭庭长均按所在区县(市)党委管理的县处级副职(乡科级副职)干部配置。三是分级督导,加强安全保障。制定《关于人民法庭安保工作风险等级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对制度机制建立、安检人员配备、安防设置、安检设备、防爆防护装备配备等5个方面48项内容进行量化评分、划定风险等级。采取实地检查、明查暗访等方式,动态调整风险等级,分类强化督查频次和力度。全市人民法庭十年来实现安保事故零发生。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8号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
探索专门考核机制 把好“方向标” 用好“指挥棒”
诸暨法院枫桥法庭探索建立符合人民法庭工作规律的考核激励机制,以考核机制改革推动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办案最公正、解纷最高效、服务最便捷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标杆法庭。近年来,枫桥法庭案件质效持续向好,诉源治理工作成效显著,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等领导肯定,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荣获“中国十佳人民法庭”“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系统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一、分类分层考核,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系统考核制度。针对人民法庭工作特点和规律,制定了《枫桥人民法庭内部考核机制》,在审判质效、基层治理、党风廉政、综合工作等方面共出台了《关于建立“一镇一法官”“三下乡一提升”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等13项配套规范。二是制定科学考核指标。考虑到人民法庭工作职能有别于院本部,适当增加了参与基层治理考核比重,基层治理占员额法官考核分值的40%、法官助理考核分值的35%、书记员考核分值的30%,推动法庭职能从“办案为主”向“办案和参与基层治理并重”转变。不以办案绝对数量论英雄,考虑到办案数无法体现案件难易程度,且与诉源治理导向相冲突,发回改判率无法体现新证据等因素,取消办案数、发回改判率等不合理考核指标。三是确定合理考核方式。三名员额法官各带一个团队,其中繁案团队侧重考核审判质量,要案团队侧重考核审判效果,简案团队侧重考核审判效率,党风廉政、综合工作直接得出个人得分,审判质效、基层治理两项工作的个人考核分数分别由团队分数乘以一定比例确定。
二、细化任务分解,优化考核权重系数
一是聚焦执法办案,注重实绩考核。从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四个维度,按照1:1:1:2的分值比例设置考核项目,将同期结案率、瑕疵案件数量、平均审理天数、长期未结案数、自动履行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纳入考核,并对各项指标考核明确可量化计分标准。近年来,法庭正常审限内结案率100%,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率和改判发回案件瑕疵率均为0。今年1~11月,服判息诉率为94.76%。二是聚焦基层治理,注重职能延伸。对开展委托调解、指导调解、巡回审判、组团式法律服务、发送司法建议、各村社涉诉案件等纳入考核。2017年以来,收案数连续四年下降,从2017年的1573件降至今年1~11月的857件,降幅近50%。今年1~11月,法庭自动履行率52.33%。三是聚焦信访化解,注重府院联动。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和预警责任,将协助党委政府成功化解纠纷或信访事项的情况列入加分项目,将因诉讼行为不当导致信访事件的情况作为严重扣分项。近三年来,枫桥法庭无一起涉诉信访。
三、激励担当作为,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一是结果运用规范化。建立全庭干警业绩档案,年度公示考核结果,并同步发送基层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推动督促整改,并将公示后无异议的考核结果放入个人档案。二是结果运用实质化。考核结果与员额法官职级晋升、干警个人评先评优及年终绩效奖金分配挂钩,向考核得分高者倾斜,充分调动法庭干警工作积极性。对排名末位的干警上报院党组,并根据个人工作安排是否合理、工作岗位是否合适、工作态度是否端正等情况,视情作出调整或处理。2018年以来,法庭共有10人次获得市级以上荣誉。三是结果运用人性化。建立容错机制,坚持支持实干、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鲜明工作导向,对于带头承办疑难复杂案件或在改革创新、破解难题中因先行先试、敢于担当、突发处置而出现的失误与偏差行为,依照考核办法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容错免责,充分调动法庭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9号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新安法庭
固本强基 夯实基础 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文法治法庭
人民法庭的优势在基层,生命力也在基层。裕安区法院坚持“强基础、固根本、促发展”的法庭工作导向,着力打造人文与法治相结合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新安法庭”,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强基础,“软”“硬”兼修,夯实服务保障根基
设立于1981年的新安法庭,2013年在辖区新安镇选址新建,2015年3月投入使用,辖3个乡镇46个行政村,辖区面积266平方公里,人口约19万人,现有审判人员3人、聘用人员4人。根据功能不同,在“五小”建设的基础上,划分为诉讼服务、审判、办公、廉政教育和人大政协联络、文化活动等区域,探索建立了全市法院系统第一个廉政文化示范教育点、第一个历史陈列室、第一个人大政协联络站、第一个书法文化共建点。同时结合“六专四室”要求,在全市率先配齐配全全方位、智能化安检系统,为实现人民法庭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乡村振兴、融入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2015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视察调研时予以充分肯定。
二、固根本,“大”“小”结合,筑牢为民司法堡垒
一是小举措跑出为民加速度。坚持从便民利民高效着力,在服务大厅醒目位置摆放电脑、电话、老花镜、饮水机、雨伞等便民设施,针对农村务工实际,坚持午间办案、常态驻庭,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诉讼。坚持司法为民宗旨,把巡回审判作为重要载体,将法庭审理搬至田间地头、将调解工作移至农家舍院,凡涉及赡养、当事人行动不便等案件,就地开庭、就地调解、就地结案。利用周末、节假日等深入开展以案释法、法治宣传教育、结对帮扶等活动,“爱心法官妈妈”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被评为全市优秀志愿服务典型集体。二是融入诉源治理彰显人文关怀。结合基层实际和群众司法需求,修订完善人民法庭管理办法,邀请人民调解员轮流驻庭值班、提供咨询。善用乡贤力量开展诉前调解、督促执行。传承发扬“枫桥经验”,随案发放“调解劝导书”,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全市第一个“家事审判法庭”,发出全市第一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积极探索开展诉源治理的经验做法被市电视台“走进法庭”栏目全面报道,法庭案件调撤率始终保持在85%以上。三是忠诚履职尽责凸显为民初心。坚持以司法公正促司法公信,认真履行审判职能,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积极应对案件数量创历史新高的压力,法庭干警白加黑、五加二,加班工作成常态,牺牲休息时间实地调查、上门取证,以公正的判决赢得群众的信任,树立司法权威。2015年以来,共受理案件3297件,结案3258件,结案率98.82%。
三、促发展,“内”“外”并重,锻造新时代干警队伍
一是坚持以德治庭,推进队伍建设。2015年经批准成立廉政文化进机关教育示范点,该示范点既是法院系统,也是辖区乡镇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基地。“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文化氛围,时刻警醒全庭干警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公正司法,法庭干警从不接受当事人吃请,拒礼拒贿有记录,至今没有一起违法违纪事件发生。二是主动接受监督,树立司法公信。与辖区乡镇人大、政协建立工作联络机制,听取意见和建议。通过电话、信函、微信等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态化联络沟通,通过定期通报法庭工作情况、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参与调解、监督执行、走访当事人等多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取代表委员的信任与支持。三是严管厚爱结合,提升干警素养。法庭设有庭史陈列室,原新安法庭的审判桌椅、办公物品再现了上世纪80年代老法庭的旧貌,珍贵的黑白照片与古朴的桌椅承载着法庭的历史与变迁,展现了法庭的风雨历程与优良传统,教育全庭干警牢记使命、忠诚履职,传承新安法庭几代人的优良作风。法庭还设有书画文化活动室,与市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文化共建点”,从思想深处激发全庭干警爱民爱庭热情,延续法庭几代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以文化建设促进法庭工作健康发展。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0号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官桥法庭
聚力打造“三创”工作法 激发“小法庭”发挥“大能量”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官桥法庭位于安溪县铁观音茶乡,下辖两个乡镇,人口近17万,地处闽南金三角厦漳泉交界处,红色资源多、文化遗产多、茶商民企多,法庭准确把握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地利”,队伍年轻化与专业化的“人和”,聚力打造“党建创先、服务创优、管理创新”的“三创”工作法,不断提升司法服务品质,充分激发“小法庭”发挥“大能量”,深受群众广泛好评,荣获全省先进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满意的好法庭等称号,“三创”工作法被人民法院报、央广网、福建日报等媒体深度报道。
一、党建创先,聚力强基赋能
一是“党建+巡回审判”。坚持把党支部建在法庭上,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宣传党史教育课,参观红色革命基地,树牢为民初心。近2年来针对辖区城镇化建设发展中易发多发的安置补偿、相邻权纠纷等情况,依托“茶乡巡回审判”,选取100余件典型案件深入村居院落、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就地定分止争。二是“党建+专业化建设”。设立“党员法官工作室”,组建2个审判专业团队,配足配强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辅助力量,形成业务互补、能力互衬、年龄梯次合理的法庭队伍。强化“教、学、练、战”实务锻炼,弘扬“精、严、实”工作作风,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探索推行“速裁+要素化”审判模式,对系列案件多案同审、多案联审,提升审判质效。2020年以来发出表格式、要素化裁判文书533份,2020年法官人均结案350件,2021年法官人均结案370件。三是“党建+诉源治理”。成立“党员法治宣讲团”,以民法典宣讲为重点开展司法“六进”活动55场,引导群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纠纷。结合地域特色,将李光地家规家训、地方文化传统等元素融入诉源治理工作。近2年来诉前分流化解婚姻家庭、相邻权、民间借贷等纠纷229件,弘扬团结和睦、诚信守法的茶乡法治文化。
二、优化机制,发力提档升级
一是诉讼服务更便捷。聚焦“一站式”建设,配备两个高清直播科技法庭,安装庭审语音智能转化系统,采用跨域“立案+调解”双驱模式,通过“移动微法院”、在线调解平台等为当事人提供在线诉讼服务,全面落实“免开生效证明”“在线胜诉退费”等便民举措。自疫情以来实现跨域立案378件、线上调解92件、网上开庭106件、电子送达464件次,通过微信、支付宝为当事人办理收退诉讼费1163笔。二是营商环境更优化。在全省率先设立“司法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室”,通过常态化赴企业走访调研、提供“法律门诊”服务、发放《新冠疫情下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及建议》小册子、及时发送司法建议等,帮助企业防范化解经营风险。三是多元共治更高效。主动融入地方党委政府多元调解格局,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通过组织辖区人民陪审员、调解员、网格员、镇村干部旁听庭审、定期培训等,提升合力化解矛盾纠纷水平。2020年以来案件调撤率达56.9%,着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三、创新管理,蓄力法魂廉韵
一是建立法庭队伍激励关怀机制。落实安溪县法院党组《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十项措施》,开展“双导师帮带”“跟班先进找差距”强化素能行动,配备“悦读空间”、健身房、乒乓球室、篮球场,组织读书会、辩论赛、运动会等活动,丰富干警文体生活。先后选派4名青年干警、1名硕士法官驻庭锻炼,优先提拔任用有法庭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让法庭成为干警成长成才的基地。二是探索建立符合法庭工作特点的专门考核体系。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适当降低办案数量的考核占比,单独设立优化营商环境、基层诉源治理、法治乡村建设、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等司法延伸职能考核指标,提高考核权重占比。强化考核结果在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等方面综合运用,激发法庭干警扎根法庭干事创业积极性。三是厚植法庭廉洁文化内涵。把安溪铁观音茶叶“纯、雅、礼、和”精神内涵和廉政元素,融入法庭大楼装修装饰,精心打造“廉政文化墙”“榜样宣传栏”“清廉池”等文化长廊。以“廉政周例会+”为抓手,开设“庭长廉政课堂”,开展“谈心察廉”和警示教育活动,营造筑牢廉洁司法氛围和思想防线。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1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深度运用“基层基础可视化平台” 推动人民法庭“一网统管”实现四个效果
江西高院针对人民法庭基础建设、审判监督和队伍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创建“基层基础可视化管理平台”,将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基本情况、人员(员额)情况、案件质效等信息深度整合,实现对基层法院、人民法庭“人、案、事”的实时监测、智能管理。近年来,江西高院深度运用“基层基础可视化平台”,进一步规范法庭工作、强化法庭职能、改进干警作风、提升群众满意度。相关经验做法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的充分肯定,以江西法院基层基础可视化平台为基础打造的人民法庭工作平台正在向全国法院推广,具体做法是:
一、全面开展线上考评,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规范化”
平台包括三大板块、五个部分、一百余项数据,涵盖了全省人民法庭总体概况、法庭状态、法庭分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员额及配备情况、员额法官办案情况、多维度案件质效、庭审直播、特色工作、所获荣誉等十个方面信息,与全省法院“全面双达标”人民法庭评估标准所确定的基础建设规范化和管理规范化两大类四十六项考核指标基本吻合。通过平台,江西高院每年对一百家左右的“全面双达标”人民法庭进行线上复核,为线下实地复核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促使全省法院“全面双达标”人民法庭持续规范化运行。
二、精准实施动态监测,推动人民法庭审判质效“高质量”
平台具有较强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实时获取全省各级法院、各人民法庭以及法官个人的办案大数据,通过图表的形式展示,并对案件数据进行统计、排序、比较、分析。今年“全面双达标”人民法庭复核过程中,江西高院通过平台调取105家人民法庭数据,将6家审判质效偏低的“示范法庭”予以降格,在全省人民法庭中形成了鲜明的“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017年1月至2021年11月,全省人民法庭收案48.5万件,结案48.3万件,人均办案数、结案率、一审息诉服判率等主要审判质效指标均好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
三、加强可视化管理,锻造人民法庭干警“好作风”
2017年以来,江西高院陆续发布了7份事关人民法庭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其中4份文件对人民法庭干警的工作作风提出要求。平台帮助解决人民法庭工作督导全面覆盖难的问题,综合运用照片、图片、表格、数据、文字等形式,可视化地展示人民法庭的相关工作,让人民法庭信息变得浅显易懂、一目了然。通过平台,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人民法庭干警的工作、生活和办案情况,对线上检查发现的问题再进行电话核查或实地查看。今年以来,江西高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报了全省人民法庭存在的10类18条问题,有效解决了小、散、远点位监管难的问题。
四、深入应用智慧监控,维护人民法庭“安全稳定”
全省325家人民法庭分布在1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统的实地巡查存在覆盖面窄、实效性差的问题。平台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控人民法庭运转情况,通过连接人民法庭各个摄像头,监控审判庭、安检场所等重要点位,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有效提升人民法庭安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今年以来,江西高院通报人民法庭安全管理工作4次,全省人民法庭安全管理工作综合达标率上升20%。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2号
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
“两融入一服务” 打造最美乡村法庭
2016年以来,婺源县人民法院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对人民法庭升级改造,使法庭建设融入最美乡村景观。法庭工作融入全域旅游发展, 法庭发展围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打造最美乡村法庭。江湾法庭工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的批示和肯定。
一、优化人民法庭布局,融入最美乡村景观
坚持把法庭基础建设纳入最美乡村发展规划,做到一体设计、一体建设,既便于当事人诉讼,又融入最美乡村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高品质司法体验和需求。一是以方便群众参加诉讼为出发点,科学谋划法庭布局。在江湾、清华、赋春三个经济、交通最好的中心乡镇设立法庭,每个法庭辖四至五个乡镇,法庭到辖区乡镇均在一小时车程以内,既方便群众到法庭参加诉讼,也方便法庭进村办案。二是立足本地徽派建筑特色,建造徽式园林法庭。徽派建筑是婺源地理名片之一,婺源法院将人民法庭标准化建设要求与徽派建筑风格深度融合,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法庭成为最美乡村靓丽风景的一部分,常有游客观赏打卡。三是融合法治、红色、传统文化,打造法庭文化景观。婺源是朱熹故里、金庸和詹天佑祖籍,素有“书乡”之称,人文历史文化厚重。按照“文化建设特色化”的要求,在装修装饰上将法治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营造崇法厚德、清正廉洁、孝老敬亲、睦邻友好的文化氛围,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二、完善内部工作机制,融入全县旅游发展大局
积极回应全域旅游发展需求。大力推动旅游巡回法庭建设,建立旅游便民诉讼网络和诉前调处机制,高效化解旅游纠纷,积极服务婺源社会经济发展。一是建立旅游巡回法庭工作机制。发文明确旅游巡回法庭工作目标和内容,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旅游的新需要。二是构建覆盖全域的旅游纠纷“服务网”。在三个法庭挂牌设立旅游巡回法庭,在全县所有4A级以上景区设立旅游巡回审判点,依托景区所在地司法协理员反馈旅游纠纷信息,建立起了以法庭为中心、以景区审判点为平台、以司法协理员为助手的“庭、点、员”三位一体的旅游便民诉讼网络。三是建立高效的旅游纠纷诉前调处机制。法庭将旅游纠纷化解工作重点放在诉前,与县有关部门建立了旅游纠纷联合调处机制,规范诉调对接程序,在县旅游服务中心设立旅游纠纷调解工作室,指派法官入驻办公,推动婺源旅游提质升级。自旅游巡回法庭设立以来,以非诉方式化解旅游纠纷案件30余件,开展旅游主题法治宣传活动10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三、配优配强人员力量,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婺源法院党组不断强化法庭队伍力量,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任务多、人员少矛盾,提高法庭干警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法庭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一是选优配强法庭队伍。根据法庭每年案件受理数量和参与诉源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求,为每个法庭配备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保安各一名。挑选素质高、责任心强、作风过硬、有潜质的年轻干部担任人民法庭庭长, 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二是鼓励年轻干警扎根法庭创业。把人民法庭作为新进干警的人才培养基地,鼓励年轻干警到法庭锻炼。今年有两位95后年轻干警主动要求到法庭担任法官助理。三是明确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出台《关于加强“最美乡村”人民法庭建设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法庭要坚持党建、创新、民意、服务和政治五个引领,围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六方面内容,采取融入社会治理格局等八项具体举措,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3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购买社会化服务 推动调解员建设破题增效
今年以来,淄博中院认真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马锡五式人民法庭建设,以购买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为依托,推动人民法庭调解员队伍扩编、提能、增效,调解员队伍已经成为人民法庭办案团队的重要力量、一站式解纷的行家里手和质效提升的关键变量。
一、坚持“招”“用”一体,调解员建设纳入购买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司法局在两级法院设立诉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择优选聘人民调解员,实行名册式管理、制式化资格审核和认证。二是落实调解员专项经费保障。争取财政专项经费支持,由人民法院全面保障调解员的劳务报酬和福利待遇。实行“以案定补”,驻庭调解员在领受基本工资的同时,就其调解成功案件逐案享受单项补贴,并按照财政部门审批标准向兼职调解员发放绩效补贴。三是健全一体化调解员管理考核体系。人民调解员参照合同制聘用书记员管理办法接受人民法庭内部管理,由办案团队负责调解员的工作安排、绩效认定,对难以胜任工作职责的及时调出调解员队伍,有效激发调解员工作实效。目前,全市29处人民法庭实现调解员驻庭全覆盖,辖有专职调解员85人、兼职调解员570人,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超过90%,队伍规模和人员构成产生重大变革。年度专项保障经费达到295万元,有效提升人民调解员的自主管理使用效能。年内组织调解员专题培训53场,参训调解员456人次,调解员建设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二、坚持“调”“审”一体,调解员岗位无缝嵌入人民法庭办案团队
一是坚持专群结合,创新办案团队建设。继承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构建法官、助理、书记员+调解员的新型办案团队,推动调解工作融入法庭诉源治理及立审执全流程。二是坚持调判结合,创新法庭办案机制。突出调解为主、速裁支撑、精审兜底的工作理念,把调解作为化解纠纷的主要手段。加强速裁团队对诉前调解的介入指导,人民调解员诉前调解质效纳入速裁法官个人绩效考核。三是坚持内外联调,实行专兼职调解员联用模式。实行法庭、网格双进互助,整合两代表一委员、名人乡贤、驻村法律顾问、调解员等村居调解力量,推动行业调解组织入驻人民法庭、法庭调解员进驻综治中心,实现司法确认与人民调解良性互动。1~11月份,全市人民法庭开展委托调解、委派调解11392次,法庭诉前调解案件7148件,诉中调解11981件,调撤率(含诉前调)达68.75%。诉前调解与速裁审判实现无缝对接,调解、速裁快审办案比例超过法庭全部案件的85%。
三、坚持“网”“巡”一体,调解员职能高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拓展线上调解新机制。深入贯彻人民法庭调解平台 “三进”工作部署,创新“微法庭”调解模式,依托微信群聊功能,实行法庭案件“一案一群聊”和异步调解。二是推广巡回调解新模式。在全市设立“E+智慧巡回法庭”83个,配备移动便携、内外网联、电子签章等设备,实现巡回调解入户、以案说法下乡、立出司法确认文书等功能。三是建实线下特色调解工作室。注重从村居书记、退休干部、乡村法治明白人中挖掘培育具有较高威望、善做群众工作的调解能手,在人民法庭和派出站点建设贴近群众的特色调解工作室。今年以来,全市人民法庭先后开展在线调解12234次,有效化解纠纷7988件,线上调解、巡回调解、现场调解成为工作常态。一批人民法庭调解工作品牌脱颖而出,淄川寨里法庭“热心大妈调解室”刘伟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沂源燕崖镇“老马调解室”成立一年即化解十年以上信访积案12件,法院退休老庭长入驻周村“杏元子村微法庭”,诉前化解村居纠纷46起。第四季度,全市人民法庭收案月均降幅达16.58%,真正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了前面,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明显。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4号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创建法庭联系人制度 服务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
新乡中院坚持强基导向,创设法庭联系人制度,从中层干部中选派业务骨干,与人民法庭结对子,确定每月第一个周六为联系人指导日,对特色法庭建设、多元解纷、条线业务等方便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解决人民法庭实际问题,建立上级法院直达人民法庭指导帮扶绿色通道,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三个服务”水平,打造一批司法服务优、诉源治理好、业务素质高的新时代模范法庭。法庭联系人制度被河南高院写入《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在全省推广,相关经验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信息简报采用,《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法制网》《河南法制报》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
一、当好业务指导员,夯实基层司法能力
以建立联系人制度为抓手,对人民法庭实施精准条线指导。联系人采取日常电话、微信、视频联系,与指导日活动面对面指导方式相结合,及时收集法庭反映的疑难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将研究意见及时反馈法庭法官,解决部分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同类不同判的问题。2021年度法庭联系人梳理了千余件劳动争议类、人身损害赔偿类等二审案件,归纳总结典型问题和案例,对全市人民法庭开展业务培训指导,保障“类案同判”,助力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全市人民法庭一审审判质效指标普遍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人民法庭司法能力明显提升。截止2021年9月,全市45个法庭中,有31个法庭一审服判息诉率高于全市法院平均水平,占比达71.11%;有29个法庭发改率低于全市法院平均水平,占比达64.44%;有31个法庭法定审限内结案率高于96%,占比达68.89%。
二、当好调解辅导员,助力法庭多元解纷
充分发挥法庭联系人丰富解纷及专业经验,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手把手“传”授调解方式方法,不断提升调解成功率。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借助市级司法资源优势,“帮”助联络法庭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妇联、行业协会等组织派员进驻城郊法庭,方便纠纷就地解决。“带”领业务骨干和人民法庭干警共同走访工业园区、行业协会等,规范企业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将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法庭联系人经过调研,探索建立调解员选聘机制,让热心群众成为重要调解力量。目前,人民法庭常驻人民调解员增至79名,诉前委派调解纠纷年增幅在30%左右,调解成功率均在40%以上,近三分之二的纠纷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
三、当好职能策划员,推动特色法庭建设
新乡中院坚持“三个优化”原则,法庭联系人深入蹲点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指导建立服务工业园区、黄河滩区、旅游景区等特色法庭。如法庭联系人针对长垣市“中国医疗耗材之都” “起重机之乡”特色产业,将丁栾法庭、南蒲法庭分别打造成服务卫材企业、起重园区的特色法庭,联系人利用市级资源优势与行业协会加强沟通联络,邀请相关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涉企案件集中审理,提高审判效率,审理期限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22.6天,为辖区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受到当地企业普遍好评。
四、当好安保督导员,筑牢法庭平安基石
压实法庭联系人安保督导责任,促进人民法庭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根据上级法院要求,规定法庭联系人定期现场检查法庭安保措施,将存在问题及时上报人民法庭工作领导小组,帮助制定整改方案,督促法庭落实完善。如2021年上半年,法庭联系人与法警队共同对人民法庭安全设备设施逐庭逐项开展督导,发现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经过联系人督导,全市人民法庭安全保障装备全部升级更新,保障能力得到提升。针对家事少审专业化法庭安全隐患较多的特点,联系人指导获嘉县史庄法庭专门配置人脸与身份信息识别系统,与当地派出所建立预警联动机制,确保报警3分钟必出现场,全面加强法庭安保工作。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5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台意见 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干部队伍建设
为大力激发人民法庭干部扎根基层、干事创业活力,推动人民法庭工作实现科学发展,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坚持问题导向,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人民法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包含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措施、工作要求四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措施部分是《意见》的核心内容,分别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加强干部培养工作、加强服务保障工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意见》全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等文件精神,重点对如何建立科学合理、渠道通畅、流动有序、管理规范、充满关爱的人民法庭干部培养机制做出重要探索。
一、坚持强基导向,打造法庭干部干事创业的奋斗平台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把人民法庭干部培养纳入本系统、本院干部培养整体规划,按照“一庭一策”的原则,制定人民法庭干部培养中长期计划,切实把扎根基层、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人民法庭干部培养出来、使用起来。同时明确 “力争两到三年内人民法庭庭长进领导班子的法院达到50%,每个基层法院至少有一名庭长落实四级高级法官及以上法官等级待遇,40岁左右的人民法庭庭长占比达到50%,35岁左右的人民法庭庭长占比达到30%”的培养目标,努力把人民法庭建设为审判骨干的成长基地、年轻法官的培养基地和领导干部的选拔基地。
二、加大交流力度,建立激发法庭干部活力的长效机制
《意见》打破长期定岗的僵化工作机制,建立人民法庭干警定期轮岗交流制度:(1)在人民法庭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可以申请轮换到基层院业务部门或其他人民法庭;(2)明确新招录的年轻干警必须到人民法庭历练,同时把法庭工作经历和表现纳入日后评优授奖、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3)在选派法官学习、培训、挂职等方面向人民法庭干部倾斜,上级法院选派干部到基层锻炼,优先安排到人民法庭。通过畅通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保障机制,使人民法庭既“留得住人”又“培养得出人”。
三、坚持机制引领,搭建法庭干部成长成才的进步阶梯
《意见》要求对人民法庭干警坚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1)把是否具有人民法庭工作经历作为提拔任用的硬性条件,强调选任基层人民法院中层正职以上领导,一般应当具有人民法庭庭长的工作经历;(2)规定年龄较大、任职年限较长的法庭干部,可以优先晋升上一级法官等级;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年轻庭长,可以优先调整进入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3)在入额遴选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任人民法庭干部,在逐级遴选时,接收适当比例具有人民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让人民法庭真正成为年轻干警成长进步的沃土,让扎根人民法庭的干警有舞台、有干劲、有奔头。
四、强化服务保障,形成推动法庭干部队伍建设的强大合力
《意见》要求各级法院将人民法庭干部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统筹推进。(1)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在人员配备、干部培养方面向人民法庭倾斜,协调落实人民法庭机构级别和人民法庭庭长职级待遇;(2)完善人民法庭干部培训机制,确保优质的教育资源向法庭干部倾斜,加大人文关怀力度,帮助法庭干部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困难;(3)联合新闻媒体开展采风调研,深入挖掘、广泛宣传人民法庭的先进模范人物,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人民法庭干部的浓厚氛围。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6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坚持强基导向 打造优秀人才成长新高地
近年来,广东法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强基导向,狠抓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坚持人才培养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着力将人民法庭打造为优秀人才成长新高地。
一、聚焦基层党建,树立法庭队伍建设的“风向标”
一是积极打造党支部战斗堡垒阵地。全省417个人民法庭均单独或者联合设立党支部,实行中级法院党支部挂点人民法庭党支部,形成“党建结对、业务联动、基层治理”新机制,被评为全国法院党建创新优秀案例。二是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面对繁重的办案任务,实行党建攻坚、挂图作战,由党员法官担任办案主力,将疑难复杂案件列入组织生活单,倒排时间表,人民法庭党员齐上阵攻坚克难。三是探索开启乡镇党建共建新格局。主动向所在地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对人民法庭工作的领导和支持。选派法庭干警参与地方党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普法宣传等工作,邀请地方党委参与法庭学党史、学讲话等系列活动,深入推进人民法庭党建共建工作。开展“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通过积极搭建人民法庭党支部与村(居)委会、学校、企业、党政部门等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平台,形成“资源共享、党建共做、优势互补、注重实效”的良好局面。
二、优化管理机制,探索法庭队伍建设的“新思路”
一是锻炼轮岗,让法庭队伍“活”起来。基层法院出台《人民法庭派出工作锻炼、交流规定》《干部轮岗交流规定》。2016年以来,全省592名新招录公务员到人民法庭工作,267名新选拔初任法官到人民法庭任职。实行法庭干警动态调整机制,选派2303名干警到人民法庭轮岗锻炼,确保年轻干警均有人民法庭工作经验。二是深化改革,让法庭队伍“足”起来。2021年全省新增法官员额的80%用于基层,向案件数量多、治理任务重的人民法庭倾斜。采用扁平化管理架构,全省建立756个新型专业化审判团队,作为《全国法院推进人民法庭建设工作综述》内容被《人民法院报》报道。三是购买服务,让法庭队伍“转”起来。人民法庭与公证单位试点合作,引进人员组建以送达为核心的审判辅助事务工作室,让法官聚焦“审”“写”“判”。探索外包派驻调解员,形成“一法官、一助理、一书记员、一辅助人员、一特邀调解员”的新五人团队,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四是遴选提拔,让法庭队伍“动”起来。实行人民法庭工作经历同等条件优先遴选提拔政策导向,全省193名法庭审判人员提拔到院庭领导岗位任职,353名法庭法官助理选拔为入额法官,64名法庭法官晋升为高级法官,12名法庭人才遴选到上级法院工作,28名在法庭锻炼过的干部到党政部门交流任职。
三、加强培育激励,打好法庭队伍建设的“组合拳”
一是培训指导增强队伍水平。举办全省人民法庭培训班,分类开展人民法庭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业务培训,累计培训5.5万余人次。邀请法院系统审判业务专家及高校学者等授课,授课内容在“活”字上下功夫,以发改分析、典型案例、座谈交流、对口指导等方式,加强业务技能、廉政教育、舆论引导、心理调适指导。二是培育专家提升业务实力。全省24名审判业务专家以及237名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相应专业特长的法官在人民法庭工作,涌现出了***、陈海凌、康石英等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搭建“法院+高校”交流咨询平台,与14所知名高校建立教学实践基地,推进审判理论、实务水平双向提升。三是宣传典型发挥看齐作用。举行全省法院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邀请获得“全国模范法官”等称号的人民法庭优秀法官作专题报告。部署开展全省“最美人民法庭”“最美基层法官”评选活动,在3个月网络宣传和投票期内,办案故事感动无数网友,全网阅读总量超116万、转评点赞数超3.1万,网络投票数近千万,展现人民法庭队伍的时代风采。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7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健全考核体系 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广州法院积极探索建立符合人民法庭工作规律的考核体系,设定了35项基础指标和1项加分指标,将考核结果转化为自我革新、担当作为力量,推动人民法庭司法能力建设新发展。吕田法庭、南沙法庭分别获评“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
一、利用“三项优势”,彰显法庭办案新特色
利用人民法庭位于一线、贴近群众、办案方式便捷的优势,设定14项审判业务考核指标,推动基层纠纷实质化解、快速化解。一是突出便民利民。加大对节假日立案、网上立案等便民措施的考核力度,同步设定不予立案、逾期立案的约束性指标,提升人民群众诉讼体验。2021年1~10月,全市人民法庭网上立案14913件。二是突出案结事了。实现“ODR”平台在人民法庭全覆盖,明确调撤率的基本要求。南沙法庭、花山法庭等人民法庭近三年保持了较高的调解率。三是突出繁简分流。考核小额诉讼、简易程序适用比例和办案周期,实现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全市人民法庭小额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率达17.6%、61.6%,审理周期较普通案件缩短109天、88天。
二、立足“三项服务”,拓展绩效考核新维度
立足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辖区工作大局、服务纠纷多元化解等功能,制定7项推进诉源治理考核指标。一是加大诉源治理、诉前调解的考核权重。探索建立“三人调解小组”“综治+法院”多元解纷直通车,全市人民法庭指导或参与诉前调解案件6.6万件。二是将拓宽社会治理途径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将优化司法确认、发出司法建议等作为加分项目,创新方式方法参与社会治理。全市人民法庭现有特邀调解组织20家、特邀调解员149名。三是将加强法制宣传作为考核独立指标。明确法制宣传的基础指标,开展“订单式”上门服务。人民法庭接收基层组织发送的“订单”后,上门开展一站式司法服务,力求纠纷解决不出乡村、不出社区。2020年累计就地接待来访群众2000余人次。
三、围绕“三个抓手”,打造队伍管理新经验
以政治建设、轮岗交流和优化团队为抓手,制定9项干部管理考核指标。一是强领导,把队伍建设“管起来”。推动党建与法庭工作深度融合。两级法院班子成员下沉法庭驻点调研,帮助解决实际问题35个。吕田法庭充分利用革命老区资源,建成红色党建文化基地,入选广东法院“最美人民法庭”。二是重培养,让队伍交流“活起来”。健全人员动态调整、新任干警锻炼机制,实现法庭干警“下得去、上得来、转得动、活起来”。近三年,135名初任法官和新进人员到人民法庭任职,131名干警到人民法庭轮岗交流。三是优团队,让队伍质效“提起来”。确定3名法官、1名辅助人员、1名司法警察的“3+1+1”最低标配。培育先进模范,强化传帮带教作用。三年来,68名在人民法庭工作的干警获得表彰,59名有人民法庭经历的干部提拔晋升。狮岭法庭刘靖获评“全国优秀法官”。
四、通过“三个加强”,构建法庭保障新途径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卫工作、购买社会服务,细化5项建设保障考核指标。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来,全市法院投入人民法庭建设保障经费3242.5万元,人民法庭平均建筑面积1392.8m2。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人民法庭实现全覆盖。二是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各人民法庭均按考核标准建立并上墙安保制度。加强对安保情况的明察暗访,列明问题清单,督促及时整改。三是加强购买社会服务。探索引入外包团队,分担审判辅助事务。太和法庭由当地政府向南方公证处购买服务,派驻6名调解员和6名审判辅助人员,开展审判辅助工作。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8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 提升人民法庭服务能力水平
山城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如何破解地域限制与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庆法院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人民法庭建设,趁势而上把握科技创新浪潮,自主研发、推广运用“车载便民法庭”,打通地域梗阻,将人民法庭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提升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能力水平。
一、因地制宜破解法庭静态短板
重庆法院立足“山城、库区”实际,自主创新,突破人民法庭静态布局之限,继2011年为人民法庭研发配备便携式“数字巡回审判包”(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后,2013年率先在全国研发“车载便民法庭1.0版”,将“背包式法庭”装载到车上,用车辆“流动式服务”弥补法庭“定点式服务”。并在车载便民法庭“1.0版”“2.0版”基础上,于2021年6月推出车体小、外观美、功能强、造价低的5G“3.0版”。目前,三代车载便民法庭已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车载便民法庭3.0”运用5G移动物联、人工智能技术,把智慧法院一站式诉讼服务“装上车”,跳出巡回庭审的单一功能限制,提供全域立案、全域送达、智能庭审、诉调确认、当场裁判等全流程智能诉讼服务。
二、精准回应司法便民服务需要
着眼使群众亲眼目睹司法,亲耳聆听司法,亲身感受司法,为群众提供“零距离”司法服务,“车载便民法庭”围绕建设三大核心功能回应司法便民需求。一是诉讼服务。“车载便民法庭”集成诉服一体机和“易诉”平板,实现立案交费、案件查询、证据提交、在线阅卷、实时庭审等一站式诉讼服务。通过法庭的流动,实现群众少跑腿、不跑腿。二是巡回审判。具备AI身份识别、电子质证、语音识别、电子签名、5G直播、360度全景摄录等功能,支持车内车外现场庭审和在线远程庭审等多种庭审模式。三是法治宣传。具备强大的音视频交互功能,设有LED大显示屏,可在街头、院坝等场地灵活运用,通过庭审直播、宣传视频等方式把法治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个街镇、村社。
三、不断创新司法服务制度机制
以“车载便民法庭”的广泛深度运用,推动创新和完善司法便民服务制度机制。一是从“坐堂问案”到“上门服务”。重庆法院将运用“车载便民法庭”开展“三个服务”的工作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内容。自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巡回审判300余次,开展法治宣传700余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余万份,参与执行指挥20余次,并多次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开展远程视频接访。二是从“订单式”服务到“常态化”运用。研究制订推广运用方案,构建起便民诉讼、传播法治、弘扬德治、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流动平台矩阵。三是从“单一性”供给到“综合性”施策。重庆法院以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为重要切入点,延伸推出落实强基导向六项制度:建设“代表委员联络站”和“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推广“一街镇一法官”和“一庭两所”工作机制,推广“车载便民法庭”和“远程共享法庭”,形成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司法服务一体优化、普法释理一路传播的制度合力。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9号
四川省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天府文创城法庭
坚持“三强化、三创新” 完善新时代人民法庭人员管理机制
四川省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天府文创城法庭始终以加强人民法庭自身建设为基础,注重内部挖潜、外部赋能、内外联动,以高能级的司法服务保障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和中国(四川)自贸区高质量发展。2019年以来,该法庭受理各类案件8319件,结案7676件,人均结案1919件,法庭及干警获得“四川政法先锋” “四川法院系统先进个人”“集体三等功”等各类荣誉20余次。
一、强化用育并举,创新提振队伍素能,迭代“软实力”
一是打造年轻干部“练兵场”。深入实施“一线淬火 铸魂提能”人才培养工程,由院党组在机制层面明确新招录年轻干部首先到法庭一线进行淬火锤炼。天府文创城法庭5名在编干部均为硕士研究生,平均年龄35岁,均配备“资深法官+法学专家”双导师进行“交互式、菜单化”定制培养。二是畅通干部交流“融合链”。深化院机关与派出法庭干部“双向输送”的常态化交流机制,选派机关干部到法庭一线锤炼群众工作能力,也让派出法庭干部能到院机关积累综合素能。常态化选派干部参与地方组织系统递进培养计划,积极延伸司法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打破与地方人才交流的体制壁垒,为法庭干警创造更多的成长淬才机会。三是构建比学赶超“快车道”。在严格执行地方组织部门对于人才队伍管理的相关政策基础上,立足派出法庭聘用人员集中、普遍学历较高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人员分类考核各有侧重、聘用人员等级晋升快慢分道、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互结合的人才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优秀人才扎根基层、脱颖而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二、强化多维保障,创新配置资源要素,升级“硬环境”
一是实施法庭改造工程。启动对法庭的全面改造升级,建筑面积新增200余平方米,新修安检室、立案大厅、诉讼服务室,优化和新建两个科技审判法庭,实现“一审一庭”。对法庭文化环境进行系统升级打造,全面营造舒心、温馨的工作生活场景。二是实施安全提升工程。建设法官专用通道,完善安检综合系统、人脸门禁系统、车行道闸系统、“零死角”视频监控系统、报警系统等,并通过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一键”统一管理,全面提升法庭干警的安全感、获得感。三是实施资源配置聚合工程。始终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的理念,以信息化改造为依托,以“天府智法院·E掌通+E联办”等平台为载体,在综合保障方面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构建办公耗材、食材供应、运维支撑等综合保障“一键通办、上门服务”模式,让基层干警少跑腿、少操心,全面解决派出法庭的后顾之忧。
三、强化内外联动,创新耦合社会资源,扩容“朋友圈”
一是整合辖区司法力量,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特聘辖区内98名人民调解员、网格员为“诉讼联络员”,协同功能区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组织、街道等多方主体,整合贯通多重功能服务,推动成立并实体运行全省首家诉源治理中心。目前已处理纠纷咨询52件,接待诉讼群众110余人次。二是引入社会调解组织,构建全流程随案调解工作机制。借助多元解纷共治中心,邀请入驻11家专业特邀调解组织和116名特邀调解员,建立“办案团队+调解员”双调解队伍,市场化化解纠纷1900余件,推动健全“1+1+1>3”“小分流+大集合”的前端治理分流机制。2019年至今分流1694件案件至非诉渠道进行化解。三是强化属地精准服务,构建与地方党政部门的双向响应机制。建立“司法组团+个性定制”对口服务保障机制,法庭与院机关庭联合组团,精准对接辖区对口功能区管委会法治需求,对企业提供个性化司法服务,争取地方党政部门的认同和支持。目前开展法治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社巡回审判、普法宣讲活动50余次,参加群众1000余人次。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40号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养龙司法庭
赓续“半边天”文化精神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建设
息烽法院养龙司人民法庭所辖的养龙司镇堡子村因获毛泽东同志对该村妇女反映的同工同酬问题批示,奠定了“半边天”文化发祥地的美誉,有着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近年来,养龙司人民法庭赓续息烽县红色热土的红色血脉,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巾帼建功、奋勇争先”的“半边天”文化精神,致力巾帼建功,深化特色法庭创建,探索完善人民法庭各项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艰苦奋斗--“四种动力”保障提升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建设
艰苦奋斗是“半边天”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法庭身处基层,工作条件受限不便,息烽法院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提供保障。增强组织领导力。将人民法庭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领导小组,确保组织有力。增强工作执行力。出台创建“特色法庭”工作方案,明确养龙司人民法庭以“巾帼建功”为主题建设特色法庭。增强履职保障力。在“人财物”保障上,坚持“向基层倾斜、向法庭倾斜”的理念强化对法庭投入。按照“1+2+3”(1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的团队模式配齐配强人员。加强法庭安保工作,配齐配全安保设施设备。增强精神引领力。探索法庭党建工作机制,压实党建工作责任。选派优秀年青妇女党员同志担任法庭庭长,发挥“头雁效应”,实行“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工作方式,组织干警参观“半边天”文化陈列馆、听讲“巾帼”故事,融“半边天”文化精神于身心,传承 “不怕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优良传统。
二、巾帼铸魂--“四位一体”构建人民法庭特色审判机制
“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是“半边天”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养龙司人民法庭在依法平等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注重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特殊司法保护,形成特色审判机制“矩阵”。构建一个多元机制。完善一站式立案服务,推进跨域立案、网上立案常态化。前移解纷端口,大力推行诉前调解工作,法庭收案持续增长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实现诉讼服务“一网通办”,为当事人提供立案、缴费、庭审、保全等20多项在线诉讼服务。落实“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案件分流机制,将有限的司法力量用在“刀尖”上,释放更大司法能力。探索一种司法理念。针对辖区内婚姻家庭纠纷较多的实际,探索“柔性司法”理念,着重加强对婚姻家庭案件调解,落实婚恋家庭纠纷报告制度,将纠纷情况及时向属地通报,对其中有过激行为、“民转刑”隐患的案件重点标记,与综治、村居等形成预防化解“防护网”,有效防范风险“升级”“转性”。完善一个工作枢纽。在堡子村设立驻堡子法官工作站作为工作枢纽,开展法律咨询、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工作,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小法庭”。推出一揽子为民措施。规范巡回法庭审判工作制度、出台法庭加强司法为民工作规定等,细化司法为民举措。开通妇女儿童绿色诉讼通道,建立快处机制。发放便民联系卡,对确有需要的群众提供上门立案咨询服务。通过法律“三进”(送法进农家、送法进企业、送法进校园)、旁听庭审及街头摆桌“问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三、奋勇争先--“三项机制”深化人民法庭队伍管理实践
奋勇争先是“半边天”文化精神的重要特质。息烽法院深化队伍管理机制,把人民法庭作为锤炼干部的舞台。完善干部培养锻炼机制。将业务骨干、新招录干警选派到法庭工作锻炼,提高干警履职能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建立符合法庭工作规律的考核办法,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制定针对性强、简便易行的考核标准,以工作成绩兑现绩效。完善纪律作风监督机制。出台加强纪律作风规定,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三个规定”。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41号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逆向考核 多措并举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山高谷深的乌蒙山区实际,以逆向考核为抓手,以便民利民为宗旨,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全面激活30个法庭焕发新生机,深入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
一、以逆向考核机制为抓手,建立法庭建设“指挥棒”
早在2018年初,曲靖中院率先提出以“案件负增长率、慢增长率、委派委托调解率、司法确认率”为主要指标的逆向考核机制,引导人民法庭转作风、提质效,主动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去。将逆向考核指标纳入人民法庭、员额法官绩效考核,与评先评优、晋级晋职挂钩,充分调动干警工作积极性。加大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力度,闯出了一条以“源头治理、维护公平正义、实现长治久安”为目标的法庭建设新路子。近三年来,全市30个人民法庭收案31279件,占全市基层法院收案的六分之一。2020年,人民法庭收案数较上一年仅增长2.02%,增长速度放缓。沾益区花山、罗平县阿岗等18个法庭不同程度地实现案件数量的负增长,富源县墨红法庭实现连续3年100%调撤、无判决案件,逆向考核指挥棒作用凸显。
二、以纠纷实质化解为目标,织牢社会治理“一张网”
曲靖法院以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为目标,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立案服务、分调裁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五大业务以及“建机制、定规则、搭平台、推应用”四个环节的82项质效评估指标,补齐短板弱项,通过选定试点、分批创建、以点带面,实时通报推进情况,不断更新理念,全面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一是注重本土化解。在少数民族乡镇、村(居)委会成立“彝家、水家、回族事务调解室”,通过民族语言、传统习俗文化开展特色调解,富源县黄泥河法庭辖区少数民族村寨均被当地党委政府评选为“无讼村”。二是建立解纷过滤网。大力推广乡(镇)、村、组三级调解制度,将矛盾层层过滤,综合运用人民调解、商事仲裁、商事调解、行政调解等,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2020年,全市人民法庭引入各类调解组织39个,聘请特邀调解员205个,委派调解案件1727件,成功调解1185件,占68.62%;委托调解案件832件,调解成功671件,占80.64%;司法确认933件。三是创立智慧法庭解纷平台。曲靖中院建成“审务督查中心” “警务督查中心” “执行指挥中心”等十个中心,与30个人民法庭实现互联互通,实时督查庭审、诉服、安检、疫情防控等工作。人民法庭与辖区综治中心、村、社区建立了远程视频调解室。通过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实现全市30个人民法庭的聚合联动。近三年投入人民法庭建设资金1856.46万元,完成新建及基础设施、“科技法庭”等硬件的升级改造,全力推进“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落地生根。
三、以专业化法庭建设为切入点,打造法庭建设“领头雁”
曲靖地处高原山地,各法庭辖区自然环境、人文历史背景差异较大,曲靖中院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专业化建设推出创新举措,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在珠江源头、辖区化工企业较多的沾益区,设立花山珠江源环境保护庭法庭;在地处交通枢纽的师宗县,设立雄壁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庭;在“爨文化”发源地麒麟区,打造以越州特色文化法庭。同时,为了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还成立会泽县人民法院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回法庭,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30个人民法庭落实“一线为民工作法”,把审判台搬进田间地头、深山高原、厂矿车间。乌蒙山区会泽县迤车法庭以此取材拍摄的视频短片《行走的国徽》,荣获全国法院第七届微电影微视频金法槌奖百优微视频奖,为辖区内人民法庭的建设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81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815号建议的答复
姜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增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规定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二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各级试点检察机关突出工作重点,围绕授权确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积极摸排案件线索,提升公益诉讼效果。严格落实诉前程序,促进行政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主动履行保护公益职责。通过试点工作实践,各方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形成基本的理论共识,普遍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调动其他适格主体积极行使公益诉权,探索出了既符合诉讼基本原则,又符合检察职能特点的公益司法保护之路。
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增加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出修改,增加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此,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事项,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与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协调,制定检察机关提起、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程序规则。
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曹建明检察长亲自对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动员部署。7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会议,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经验,全面部署公益诉讼开展工作。各级检察机关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依法履职、锐意创新,充分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诉讼制度,为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11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法释〔2021〕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二条修改为:“食品检验机构故意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食品检验机构因过失出具不实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决定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通知
(法[2019]2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将于2019年10月1日生效。为贯彻执行好《安排》,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安排》所称“仲裁”依据被请求方法律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可以仲裁的纠纷限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据此,本《安排》所称“香港仲裁程序”不包括投资者与东道主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投资仲裁。
二、依据本《安排》第二条之规定,仲裁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名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并经双方确认。截至目前,包括以下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事务办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协会、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
三、依据本《安排》第三条第二款和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应当出具转递函或者证明函。实践中,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出具的转递函或者证明函,可以交由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内地人民法院接收后,可以向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联络人核实有关情况(联系方式附后)。
四、无论仲裁程序是否开始于本《安排》生效之前,在本《安排》生效之日起提出的保全申请,均适用本《安排》。
各地在执行《安排》中,要注意总结经验。遇有新情况、新问题,应当逐级上报。
特此通知。
2019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意见
(法发〔2020〕9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效途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必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全面建设智慧法院为依托、以建设过硬队伍为组织保障,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提升法治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努力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广大干警的终身课题,研究形成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严格落实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机制,扎实开展政治轮训,教育引导干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健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巡视和司法巡查整改、督察落实情况报告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人民法院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机制,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要求,建设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民法院队伍。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司法工作中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依法依程序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审判执行工作,有效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审判执行工作中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建议或者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需要调整适用有关法律的,必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才能开展试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及时按程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各方面监督,健全代表委员联络机制,完善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机制,优化与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沟通联络机制。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切实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培训、管理、宣传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促进司法公正。依法惩治破坏选举的违法犯罪行为,妥善审理侵犯选民资格案件,保护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着力提升服务大局工作能力,积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完善金融审判领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依法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研究制定人民法院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司法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典型案例;全面落实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责任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深化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改革,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围绕“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评价指标,加强审判管理,健全审判机制,提升审判质效,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力度,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服务“放管服”改革,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促进完善各类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健全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推动确立体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制定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司法解释,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能力建设,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保障作用,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健全“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完善涉港澳台审判工作机制,构建集中专业的审判体系,探索完善涉港澳台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全面平等保护港澳台同胞合法权益。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法规则制定,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五、健全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防范抵制西方错误思潮侵蚀影响。加强互联网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升互联网司法治理能力,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认真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依法妥善审理涉及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案件,树立鲜明正确道德导向。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审判执行工作配套机制,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裁判规则价值引领作用。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健全完善典型案例发布机制,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弘扬社会风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六、坚持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积极推动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制度机制,提升人民法院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服务保障的能力水平。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立足司法职能推动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诈骗、聚众哄抢、造谣传谣、防控失职渎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各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作用,依法处理在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的合同履行、医疗纠纷、产品质量、劳动争议等民事案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配合做好生物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完善工作,推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体系。
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动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和落实独任庭、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健全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审判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法官惩戒机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等制定工作,完善法官员额退出和动态管理机制。推动完善法官逐级遴选相关政策和配套保障措施。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机制,推进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推动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组织体系建设,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律的专门化审判体系。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严格执行“三项规程”,规范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机制,完善刑事速裁程序运行机制,推动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体系。扎实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健全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完善深化司法公开制度机制,深入推进裁判文书、庭审、审判流程信息、执行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升司法公开信息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
八、坚持审判执行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和应用
加快实施《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研究制定人民法院信息系统总体设计方案,补齐智能化服务短板,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升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水平,实现司法审判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平台,引导当事人通过网上立案、诉讼、调解,跨区域远程办理诉讼事项,及时在线化解矛盾纠纷。加快建设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推进区块链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落地,形成全国统一的人民法院区块链应用体系。加强智慧法院实验室建设,打造集展示交流、互动体验、科研试验为一体的国际化、智能化、开放式科研基地。拓展司法大数据研究广度深度,加强司法大数据挖掘应用,积极服务科学决策。
九、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落实体系,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强化上级法院党组对下级法院领导班子监督协管责任,督促指导下级法院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履行职责、司法作风、日常管理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和司法作风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与司法责任制相适应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约谈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开展执纪问责,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完善不能腐的制度、形成不想腐的自觉。
十、以求真务实作风和扎扎实实举措,确保各项任务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切实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把解决问题、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统一起来,聚焦重点、紧盯实效,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项一项盯住抓好落实。要健全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要加强统筹协调,抓好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立足司法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给涉黑涉恶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在逃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在逃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二、由于客观原因,本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三、在逃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在逃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在逃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在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任何人不得为在逃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交通工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假证明包庇,或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凡知悉在逃人员情况、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司法机关将对检举揭发人员依法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举报黑恶犯罪线索、检举在逃人员情况,可扫码登录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9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的通知
(法明传[2016]7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对涉民生案件,尤其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执行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开展专项活动,不断要求加大执行力度。但是也应该看到,涉民生案件执行依然困难,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依然严峻。在2017年元旦、春节来临之际,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各级法院要坚持一贯做法,在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11日期间,开展集中执行行动,切实加大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并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多措并举,尽快促使涉民生案件得到有效执行
1. 切实加强领导,摸清底数。各高院要充分借鉴往年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的经验;准确把握未执结的涉民生案件底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做好动员部署;落实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加强对中、基层法院集中执行工作的指导。
2. 用足、用尽各项执行措施。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快速反应作用,通过网络查控系统、组织机构代码查询系统等,集中对财产线索进行调查核实;要充分运用罚款、拘留、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出境、限制消费等措施;要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行为的惩戒力度,被执行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提起自诉的,应当及时受理并审判。
3. 对外借力,充分发挥联动协调机制作用。各级法院要避免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积极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充分借助银行、国土、车管所等协助部门的资源优势,多与劳动监察部门、民政部门沟通,多渠道解决涉民生案件。
4. 积极完善优先执行机制。各地法院要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做到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付执行款,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提高执行效率。
5. 做好司法救助工作。对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又面临生存、生活困难的涉民生案件,要充分运用司法救助机制,及时对申请执行人进行救助。
二、加大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各级法院在制定实施方案的同时,要同时制定宣传工作方案,通过电视、报刊、广播、微博、微信、公共场所显示屏等媒介扩大宣传。既对被执行人形成强大威慑,又积极宣传法院加强执行、保障民生的实际成果,全方位展现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
三、做好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
1. 各地各级法院在组织领导好本次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工作的同时,要及时统计自2016年12月12日以来,本辖区各级法院执结的涉民生案件的案件数、执行到位标的额、发还的人数等,并填写表格。同时统计本辖区各级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对本次集中执行工作的宣传报道情况,并填写表格。第一次报送时间为2017年1月13日,数据采集时间段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月11日。第二次报送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数据采集时间段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11日。
2. 各地在活动满一个月后进行阶段性小结,连同有关表格及本次集中执行行动中产生的先进事迹和依法惩治失信被执行人、依法惩治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典型案例(包括案件名称、案情摘要、典型意义),于2017年1月13日之前报我院。
3. 各地于2017年2月13日前报送总结报告,总结活动期间执结的案件数、到位金额、救助人数和金额以及有益的经验、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请各级法院务必高度重视以涉农民工工资为重点的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因工作措施不力导致发生恶性事件或产生其他不良后果的,将严肃追究责任。
2016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7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对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问题作以下规定:
第一条 同一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二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条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 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企业按规定办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而企业法人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其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通知相对人,致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得以用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该企业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企业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
单位聘用的人员被解聘后,或者受单位委托保管公章的人员被解除委托后,单位未及时收回其公章,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单位进行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动所得财物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予以销售,买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如因此造成经济损失,其损失由买方自负。但是,如果买方不知该经济合同的标的物是犯罪行为所得财物而购买的,卖方对买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因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九条 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如果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之次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12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6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22号)
为进一步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相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
知识产权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设在北京市。
知识产权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
第二条 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下列案件:
(一)不服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第一审民事案件判决、裁定而提起上诉的案件;
(二)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授权确权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判决、裁定而提起上诉的案件;
(三)不服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行政处罚等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判决、裁定而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本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
(五)对本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再审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
(六)本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管辖权争议,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报请延长审限等案件;
(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第三条 本规定第二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的审理法院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知识产权法庭移送纸质和电子卷宗。
第四条 经当事人同意,知识产权法庭可以通过电子诉讼平台、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以及传真、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件、证据材料及裁判文书等。
第五条 知识产权法庭可以通过电子诉讼平台或者采取在线视频等方式组织证据交换、召集庭前会议等。
第六条 知识产权法庭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到实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巡回审理案件。
第七条 知识产权法庭采取保全等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案件的立案信息、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流程、裁判文书等向当事人和社会依法公开,同时可以通过电子诉讼平台、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查询。
第九条 知识产权法庭法官会议由庭长、副庭长和若干资深法官组成,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等。
第十条 知识产权法庭应当加强对有关案件审判工作的调研,及时总结裁判标准和审理规则,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第十一条 对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规定第二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判决、裁定、调解书,省级人民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并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第二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于2019年1月1日前作出,当事人依法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二条第一、二、三项所称第一审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于2019年1月1日前作出,对其依法申请再审、抗诉、再审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经批准可以受理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上述案件。
对于基层人民法院2019年1月1日尚未审结的前款规定的案件,当事人不服其判决、裁定依法提起上诉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77号(政治法律类第29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77号(政治法律类第29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法领域改革已进入系统性、整体性变革的新阶段,政法系统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改革进入新阶段,发展有了新理念,就需要人民法院切实找准立足点与着力点,在更高站位、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第一,坚持系统集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改革顶层设计
2014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四五改革纲要"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攻坚克难,务实推进,取得重大成效。总体上看,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已有效确立,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以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为目标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司法管理体制不断健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以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为标志的司法人事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以立案登记制为代表的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深化,审判质量效率、队伍能力素质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在系统总结“四五改革"经验得失和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五五改革纲要"。“五五改革纲要"坚持更高起点、更高站位的要求,提出10个方面共65项改革举措,通过科学构建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服务和保障大局制度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诉讼服务制度体系等10大体系,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五五改革纲要"最大程度凝聚了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改革发展的期望和共识,经过了中央批准同意,是未来五年指导人民法院改革规划和实施推进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依据和关键抓手。为了将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出台了“五五改革纲要"的分工方案,要求各牵头单位对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总目标,对承担的改革任务再细化、再部署、再抓实,把工作台账理清楚,切实把改革“规划图"变成“施工图",把“任务单"变成“责任单"。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解决群众牵挂的问题。“五五改革纲要"提出构建十大制度体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一是以推进完善诉讼制度为抓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便捷高效诉讼的需求。当前,人民群众对便捷高效诉讼的期待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案多人少"成为制约人民法院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人民法院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从推动诉讼程序改革层面入手,争取从结构上破解人案矛盾,提升司法效能,更好、更快、更及时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将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大力加强“诉源治理",推动建立相对独立的纠纷解决中心,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深化“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大力推行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管理,推动部分审判辅助事务和司法行政事务社会化外包,完善送达工作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切实实现审判执行工作各阶段、各环节提质增效。
二是要以健全诉讼服务体系为重点,不断优化人民群众诉讼体验。加快建设高效便捷、普惠均等的诉讼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诉讼服务网络、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以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打通线上线下环节,完善在线立案、跨域立案机制,配套健全在线缴费、在线提交诉讼材料等技术保障措施,推动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的集成服务机制。深化互联网法院改革试点,加大在线诉讼模式探索力度,着力完善互联网案件裁判规则,促进互联网空间司法治理。指导好“移动微法院"改革试点推广工作,提升电子诉讼覆盖范围、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探索完善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有机结合的新型诉讼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深化司法公开,大力完善四大公开平台,注重用户体验,提升公开效率和质量,实现司法公开水平再上新台阶。
第三,坚持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不断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期待的重要制度保障。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实质是优化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内设机构、资源配置、分案机制、监督管理、履职保障、责任追究等制度体系;重点是把握好放权与监督的关系,既让广大法官集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又确保司法公正与类案同判,推动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有效提升。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机关通过开展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推进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各审判业务部门把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作为工作重心,结合工作实际,抓好对本部门、本条线的审判监督指导,细化各部门、各专业领域的审判权责清单,把好案件质效关,做到看好门、管好人、办好案,将司法责任制抓实、抓细、抓到位。
第四,坚持以综合配套为重点,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上下功夫
“五五改革纲要"强调“综合配套",要求理顺整体改革与特定举措、基础工程与精细装修、前序突破与后续跟进、关联举措与制度呼应之间的关系,不断激发改革的“联动效益"和“共生效应",避免改革举措各自为战、顾此失彼。“五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上,将系统集成作为重要原则,注重整体关联性、层次结构性、先后时序性,确保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提升改革整体效能。以完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为例,无论是完善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还是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与各级人民法院的审级职能都有重要关联,所以“五五改革纲要"将优化四级法院审级职能放在这部分改革重要位置,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充分发挥审级制度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盘活带动组织体系、内设机构改革再优化、再升级。再比如,法官实行员额制和单独职务序列后,员额法官的选任、交流、退出机制和配套生活待遇保障均亟待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通道也需要进一步拓宽,“五五改革纲要"对上述问题均作出回应,确保人民法院各类人员职能分工明晰、职业前景明确、职业保障到位,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夯实基础。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等规定,现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工作要求
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前款所称处理既包括对涉案财产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其他等值财产等依法追缴、没收,也包括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等依法返还。
2.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等影响案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3.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品。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人员继续合理使用有关涉案财产,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以减少案件办理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4.要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对于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确属骨干成员或者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其他组织成员,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
5.要深挖细查并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组织进行的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转变涉案财产性质的关联犯罪。
二、依法采取措施全面收集证据
6.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相关规定》(公通字〔2013〕30号)等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全面调查黑恶势力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诉讼需要,先行依法对下列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1)黑恶势力组织的财产;
(2)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
(3)犯罪嫌疑人实际控制的财产;
(4)犯罪嫌疑人出资购买的财产;
(5)犯罪嫌疑人转移至他人名下的财产;
(6)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涉及的财产;
(7)其他与黑恶势力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财产。
7.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间禁止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转,不得办理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权属变更、抵押等手续。必要时可以提取有关产权证照。
8.公安机关对于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审查判断是否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证明涉案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一般包括: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供述;
(2)被害人、证人关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陈述、证言;
(3)财产购买凭证、银行往来凭据、资金注入凭据、权属证明等书证;
(4)财产价格鉴定、评估意见;
(5)可以证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其他证据。
9.公安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缴、没收的财产中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数额,可以委托专门机构评估;确实无法准确计算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查明的事实、证据合理估算。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委托评估、估算的数额有不同意见的,可以重新委托评估、估算。
10.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诉讼的需要,可以依法采取上述相关措施。
三、准确处置涉案财产
1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在案财产审查甄别。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一般应当对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并将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及其清单随案移送。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除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外,还需要对继续追缴的尚未被足额查封、扣押的其他违法所得提出处理意见建议。
涉案财产不宜随案移送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提供相应的清单、照片、录像、封存手续、存放地点说明、鉴定、评估意见、变价处理凭证等材料。
12.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
对易损毁、灭失、变质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易贬值的汽车、船艇等物品,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债券、股票、基金等财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汇票、本票、支票等,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出售、变现或者先行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扣押、冻结机关保管,并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13.人民检察院在法庭审理时应当对证明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情况进行举证质证,对于既能证明具体个罪又能证明经济特征的涉案财产情况相关证据在具体个罪中出示后,在经济特征中可以简要说明,不再重复出示。
14.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除应当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外,还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需要继续追缴尚未被足额查封、扣押的其他违法所得;对随案移送财产进行处理时,应当列明相关财产的具体名称、数量、金额、处置情况等。涉案财产或者有关当事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书正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述并另附清单。
15.涉案财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1)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2)黑恶势力组织成员通过个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3)其他单位、组织、个人为支持该黑恶势力组织活动资助或者主动提供的财产;
(4)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财产或者组织成员个人、家庭合法财产中,实际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的部分;
(5)黑恶势力组织成员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6)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利用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7)其他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
16.应当追缴、没收的的财产已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而接受的;
(2)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4)第三人通过其他方式恶意取得涉案财物的。
17.涉案财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返还:
(1)有证据证明确属被害人合法财产;
(2)有证据证明确与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无关。
18.有关违法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后,对于有证据证明权属明确且无争议的被害人、善意第三人或者其他人员合法财产及其孳息,凡返还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影响案件正常办理的,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后,依法及时返还。
四、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19.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对于证明前款各种情形的证据,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调取。
20.本意见第19条所称“财产无法找到”,是指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但无法查证财产去向、下落的。被告人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
21.追缴、没收的其他等值财产的数额,应当与无法直接追缴、没收的具体财产的数额相对应。
五、其他
22.本意见所称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
本意见所称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聚敛、获取的财产直接产生的收益,如使用聚敛、获取的财产购买彩票中奖所得收益等;
(2)聚敛、获取的财产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产生的收益,如使用聚敛、获取的财产赌博赢利所得收益、非法放贷所得收益、购买并贩卖毒品所得收益等;
(3)聚敛、获取的财产投资、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
(4)聚敛、获取的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中,与聚敛、获取的财产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
(5)应当认定为收益的其他情形。
23.本意见未规定的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工作其他事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办理。
24.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1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17号建议的答复
李怀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司法队伍编制实际上是政法专项编制。政法专项编制是行政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编委历来高度重视政法队伍建设,自1982年政法专项编制单列管理以来,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政法队伍建设需要,有计划、分批次下达政法专项编制,为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政法专项编制的核定、审批权限在中央,地方无权自行确定。中央下达的政法专项编制不能随意扩大和缩小。为满足法治建设的人才需要,司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招录法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充实到司法队伍中。中共中央制定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招录、遴选法官、检察官时,应当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岗位用于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该条规定从制度层面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从符合条件的律师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工作纳入队伍建设规划。目前,上海、广东、青海3省已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6名检察官。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具体情况和进度,积极吸纳和落实您的建议,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检察队伍建设需要,对政法队伍编制进行调研论证,并适时将相关的调研情况向中央汇报,争取调整政法编制数量,多招录法学院的大学生、研究生。同时,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加大从律师中招录检察官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意见
(法发〔2022〕38号)
我国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以下简称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是国家在人民法院设置的唯一具有武装性质的执法力量。司法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审判执行秩序,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预防、制止、处置妨害审判执行秩序的行为,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安全有序。加强新时代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人民警察工作决策部署和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司法警察工作,确保法律实施完整准确,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为加强新时代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推进司法警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始终坚持司法警察队伍建设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司法警察队伍中培育英模精神、工匠精神、职业精神,努力打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高素质司法警察铁军。
(二)目标任务。建设制度更健全、管理更科学、执法更规范、训练更专业、纪律更严明、保障更有力的司法警察队伍,始终坚持并健全完善司法警察双重领导、编队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司法警察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警,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完善从优待警政策,健全司法警察培养、使用、管理、保障制度体系,做好爱警暖警工作。
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三)铸牢忠诚警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听从党中央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建立健全经常性思想教育机制,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司法警察誓词等融入经常性思想教育,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引导全体司法警察从党史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
(四)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司法警察部门基层党组织建设,符合条件的司法警察部门应当单独成立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政治引领、思想引导和监督管理,引导全体司法警察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积极探索党建工作和司法警察业务工作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确保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落实。
(五)健全激励体系。广泛开展司法警察向先进模范学习活动,营造崇尚英模、学习英模、关爱英模的浓厚氛围。加大先进典型选树培育和宣传力度,综合政治素养、执法实绩、业务创新等因素,深度发掘优秀警队和优秀个人。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定期组织开展司法警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动形成老典型带动新典型、区域性典型成长为全国典型的良好局面。
(六)注重文化育警。立足司法警察职业特点,以警务需求为导向,有的放矢地开展警营文化建设,进一步凝聚警心、鼓舞士气。在司法警察入警、立功授奖、授予(晋升)警衔、从警特定年限等职业生涯重要节点,举行司法警察荣誉仪式,奏唱司法警察之歌。认真开展“人民警察节”主题活动。积极建立警营文化长廊、荣誉室(墙)、队史陈列室(墙)。加强司法警察宣传阵地建设,形成内部刊物、法院专网、互联网平台相结合的宣传载体。
三、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七)提高规范执法能力。科学确定司法警察工作岗位设置和编制人数,严格落实准入制度,建立完善司法警察招警便捷机制,不断提高警察类专业毕业生比例。深入推进司法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司法警察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进一步健全完善执法制度体系,探索建立案件评查机制、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和依法履职免责制度。深化司法警察执法能力训练,抓住司法警察部门负责人这个“关键少数”,突出政治标准,做到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司法警察的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风险、认识处理问题的能力。依托学科体系和专业教材建设,科学规划各层次学历教育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编写、联合培养等问题,突出抓好司法警察依法履职能力培养。
(八)提高实战培训能力。扎实推进司法警察训练工作体系化、规范化、专业化、实战化建设,坚持政治领训、依法施训、需求导训、科技兴训、从严治训,以新警训练、晋升训练、专业训练、技战术训练、发展训练为主要内容,科学运用集中培训、岗位练兵、模拟演练、线上培训、比武竞赛、轮训轮值等训练方式,构建响应需求、适应实战、覆盖职业生涯的实战化训练体系。制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条令》,修订《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加强教官队伍建设,研究制定警务教官人才库管理办法,健全完善跨区域教官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共建、交流锻炼等机制,着力打造在全国有知名度、警界叫得响的实战教官团队。推动专兼职司法警察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探索建立专业教师派驻警队实践、送教上门、警队专业教官选任驻校教官工作机制。
(九)提高科技应用能力。坚持走科技兴警道路,牢固树立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的理念。加强智能预警、移动办公、可视管理、数据分析等司法警察智慧警务的研发应用,及时更新司法警察装备目录,积极推动司法警察装备现代化,持续推进司法警察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助推“汗水警务”向“智慧警务”跨越。加强人民法庭安全防范设施装备配备,重点提升乡村法庭安全防范设施装备科技水平。加强司法警察科技应用培训,推动网络平台互联互通、训练资源共建共享、训练课程互选互学,培养一批业务精、能力强的骨干人才。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对各级人民法院围绕司法警察工作需求开展的科技创新,特别是与审判执行安全密切相关的创新性成果进行推广。
(十)提高理论研究能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司法警察工作理论研究,形成司法警察研究理论、运用理论、创新理论的浓厚氛围。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司法警察工作理论研究,组织司法警察课题研究、教学技能竞赛、精品课程评选等活动,每2年组织开展司法警察理论征文评选,及时总结、推介司法警察工作理论研究成果。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组织司法警察工作理论研讨交流,司法警察部门积极参加相关活动,部门负责人应当带头开展理论研究工作。
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十一)抓好纪律教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成效。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十二)抓好法治教育。进一步强化司法警察队伍法治观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司法警察法治信仰,增强司法警察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司法警察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十三)抓好作风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三严三实”。经常性组织开展作风警示教育,用警示案例明确底线、敲响警钟。重点督察安全检查、立案信访、值庭押解等岗位司法警察的警容风纪管理,促进司法警察作风培养,切实树立良好形象。
五、完善从优待警政策
(十四)夯实基础工程。积极畅通司法警察职级晋升渠道,保障相关待遇落实到位。认真落实《人民警察伤亡特殊补助金管理办法》,做好伤残干警抚恤。鼓励司法警察通过参加在职教育、资格考试等方式,提升综合素养,打造“学习型”警队。
(十五)丰富工作措施。积极拓宽司法警察职业发展路径,积极推动司法警察到其他岗位交流任职。落实定期体检制度,根据不同年龄段司法警察的身体健康状态优化体检项目,确保每名司法警察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健全完善司法警察心理疏导机制,关注司法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将心理健康评测列为司法警察招录以及常规体检项目。
(十六)加大特勤保障。进一步健全对执行特殊勤务司法警察的保障制度,真正做到特殊对待、特别关爱。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应当为执行特殊勤务司法警察提供心理疏导、健康疗养,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提高特殊勤务补助、调班倒休、卫生保健等保障待遇。
六、强化贯彻落实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充分认识抓好新时代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摆在事关人民法院干部队伍长远建设、事关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事关法律实施完整准确、事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实现上来,切实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将加强新时代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基础性工作做实做优。
(十八)认真贯彻落实。各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新时代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工作。政治部门要有力监督、管理、指导本级和下级法院落实司法警察组织管理规定。司法行政装备管理(综合)部门要提供工作相关物质基础保障。司法警察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作为,推动意见落实。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意见,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意见。
2022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8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8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依托兰州环境资源法庭建立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管辖机制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现答复如下:
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诚如您在建议中所言,加强黄河流域司法保障建设,是司法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民法院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
目前,黄河保护法正在抓紧制定中,黄河保护法草案明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当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原则,要求黄河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监督执法等方面加强协作,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就国家加强黄河流域司法保障建设作出规定。上述规定,将为推动完善包括司法保护机制在内的黄河流域管理体系提供法律依据。您提出的建立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席会商制度的建议,亦可纳入草案中规定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中统筹考虑。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黄河流域各级法院,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刑事司法、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各项制度,与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之间建立了良好的衔接沟通机制,亦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黄河流域司法保障机制奠定了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6月发布的《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中提出了构建流域司法机制的要求。近年来,黄河流域上游五省区高级人民法院亦根据辖区内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环境资源案件特点,因地制宜实行了集中管辖制度。您建议中的跨省级行政区划集中管辖问题,涉及对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环境资源审判机制的重大调整,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中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以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加强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衔接协调,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为推动黄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跨省级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创造有利实践条件,并适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法办〔2021〕1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结合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予以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1年4月16日
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34号行政判决书〕
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三、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394号民事判决书〕
四、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民事判决书〕
五、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民事判决书〕
六、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6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七、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164号民事判决书〕
八、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987号民事判决书〕
九、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书〕
十、李海鹏等9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105号刑事裁定书〕
2020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权权属、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波速尔运动器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345号民事裁定书〕
2.吉林市东北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市昌邑区吉康绿谷种植专业合作社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24号民事判决书〕
3.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熙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134号民事判决书〕
4.王纯与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志刚、珠海市粤茂激光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发明创造发明人署名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初187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5.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艾慕内衣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194号民事判决书〕
6.天津华联商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市西青区财源利食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88号民事判决书〕
7.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与申宏波、徐超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758号民事判决书〕
8.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艳秋侵害商标权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民终254号民事判决书〕
9.南社布兰兹有限公司与淮安市华夏庄园酿酒有限公司、杭州正声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3450号民事判决书〕
10.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与乐平华润置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619号民事判决书〕
11.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小飞鱼移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风铃动漫有限公司、济南历下上方有电子产品经营部、黄宇高、龚浪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68号民事判决书〕
12.湖南守护神制药有限公司与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知民终312号民事判决书〕
13.米其林集团总公司与宁波嘉琪工艺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
14.广州钧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荷包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31635号民事判决书〕
15.重庆胖子天骄融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老码头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终454号民事判决书〕
16.重庆家富富侨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富桥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藏知民终1号民事裁定书〕
17.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与西安华清盛汤汤泉酒店、姜志刚、西安华青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陕民终935号民事判决书〕
18.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与西宁城北兴敏蔬菜水果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知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19.福州大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宁乡县皇家贵族音乐会所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417号民事判决书〕
20.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5648号民事判决书〕
21.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4624号民事判决书〕
22.北京完美建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南宫市广播电视台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知民终2号民事判决书〕
23.孙德斌与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申2416号民事裁定书〕
24.北京百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丽江茶马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301号民事判决书〕
25.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仙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书〕
26.河南省银都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397号民事判决书〕
27.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
28.邱怀喃、邱怀芬、曾君富与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西安美术学院、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政府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民终1141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
29.江苏苏萨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南方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133号民事判决书〕
30.张仁勋与四川省宜宾市吴桥建材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曹培均、宜宾市砖瓦协会、宜宾恒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县四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宜宾市翠屏区创力机砖有限责任公司垄断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382号民事判决书〕
31.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西安陆智投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1133号民事判决书〕
32.珠海仟游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鹏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策略一二三网络有限公司、上海南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昊、肖鑫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知民终457号民事判决书〕
33.长沙文和信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与柳州市城中区老浮桥龙虾餐馆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终1819号民事判决书〕
34.海南省盐业总公司与江苏金桥制盐有限公司、海口方韦物流有限公司、海南韦方盐业有限公司、李存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民初868号民事判决书〕
35.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数推(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谭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3618号民事判决书〕
36.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与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知民终202号民事判决书〕
37.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诺特金参口腔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875号民事判决书〕
38.兰州市城关区新东方学校与李虎、黄莉娜、吴丹、兰州市七里河区菁英英语培训学校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1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书〕
(五)植物新品种、技术合同及禁令纠纷案件
39.山西利马格兰特种谷物研发有限公司与新疆西农惠民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克东县金色阳光种子经销处、黑龙江阳光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知民初9号民事判决书〕
40.厦门市拙雅科技有限公司与智童时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曾庆利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闽民终1098号民事判决书〕
41.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江苏斑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民初0115行保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2.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任晓平、孙杰、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终406号行政判决书〕
43.爱立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513号行政判决书〕
44.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370号行政判决书〕
45.云南则道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石一龙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376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6.马振予等4人侵犯著作权罪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10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
47.镇江华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丹阳市丰溢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蒋启华等6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1191刑初92号刑事判决书〕
48.ABB阿西亚·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与张业锋、芜湖市迪顿电气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291刑初97号刑事判决书〕
49.姜建辉等6人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终2568号刑事裁定书〕
50.孔丹丹等4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伊宁垦区人民法院(2020)兵0402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
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小i机器人”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34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臻公司)是名称为“一种聊天机器人系统”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权利人。本专利是实现用户通过即时通讯平台或短信平台与聊天机器人对话,使用格式化的命令语句与机器人做互动游戏的专利。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公司)请求宣告本专利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一审法院均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其普通技术知识能够实现本专利利用聊天机器人系统的游戏服务器进行互动的游戏功能,符合专利法对充分公开的要求,故维持本专利有效。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专利授权历史档案,智臻公司认可游戏服务器功能是本专利具备创造性的重要原因,本专利说明书对于游戏服务器与聊天机器人的其他部件如何连接完全没有记载,未充分公开如何实现本专利限定的游戏功能,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决定。智臻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专利中的游戏服务器特征不是本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对于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术方案可以不作详细描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就可以实现相关技术内容,因此,本专利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术方案符合专利法关于充分公开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后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我国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专利。“以公开换保护”是专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判断作为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是否已经充分公开,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专利审查和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也直接决定了专利申请人能否对有关技术方案享有独占权。本案再审判决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判断标准,充分保护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在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同时,助力加强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储备。
二、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系列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2018年1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华为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未侵害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文森公司)三项中国专利权并请求确认中国地区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2018年4月,为反制华为公司的本案诉讼,康文森公司向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请求判令华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2019年9月16日,一审法院判决确定华为公司及其中国关联公司与康文森公司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康文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2020年8月27日,德国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侵害康文森公司欧洲专利,判令禁止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提供、销售、使用或为上述目的进口或持有相关移动终端,销毁并召回侵权产品等。该判决可在康文森公司提供240万欧元担保后获得临时执行。该判决认定,康文森公司向华为公司提出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要约未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康文森公司的前述要约中多模2G/3G/4G移动终端产品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约为本三案一审判决所确定中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18.3倍。当日,华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康文森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作出前申请执行德国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在要求华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基础上,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即: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上述德国判决。如违反本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100万元,按日累计。该裁定于当日送达。康文森公司在复议期内提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听证后,裁定驳回康文森公司的复议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是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首例具有“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明确了采取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的行为保全措施时应考虑的必要性、损害程度、适应性、公共利益以及国际礼让因素等,并首次探索日罚金制度,初步构建起中国“禁诉令”的司法实践路径。本案裁定促成当事人最终达成全球一揽子和解协议,结束了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平行诉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红牛”商标权权属纠纷案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39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天丝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资合同,约定成立合资公司,即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泰国天丝公司为红牛公司提供产品配方、工艺技术、商标和后续改进技术。双方曾约定,红牛公司产品使用的商标是该公司的资产。经查,17枚“红牛”系列商标的商标权人均为泰国天丝公司。其后,泰国天丝公司与红牛公司先后就红牛系列商标签订多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红牛公司支付了许可使用费。此后,红牛公司针对“红牛”系列商标的产品,进行了大量市场推广和广告投入。红牛公司和泰国天丝公司均对“红牛”系列商标进行过维权及诉讼事宜。后红牛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享有“红牛”商标权,并判令泰国天丝公司支付广告宣传费用37.53亿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红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红牛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是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两种方式。判断是否构成继受取得,应当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就权属变更、使用期限、使用性质等做出了明确约定,并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在许可使用关系中,被许可人使用并宣传商标,或维护被许可使用商标声誉的行为,均不能当然地成为获得商标权的事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遂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当事人系列纠纷中的核心争议。本案判决厘清了商标转让与商标许可使用的法律界限,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释放出平等保护国内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积极信号,是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改善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四、“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
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芯公司)申请登记了名称为“集成控制器与开关管的单芯片负极保护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赛芯公司认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昇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未经许可,复制、销售的芯片与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实质相同,侵害了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故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被诉侵权芯片与涉案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实质相同,构成侵权,判决裕昇公司赔偿赛芯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裕昇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不服,提起上诉称:涉案布图设计图样的纸件不清晰,不应得到保护;不能以芯片样品确定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范围,且涉案布图设计不具有独创性。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并不以公开布图设计的内容为条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对象是为执行某种电子功能而对于元件、线路所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三维配置,对于独创性的证明,不能过分加大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权利人主张其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整体或者部分具有独创性应受保护时,应当对其独创性进行解释或者说明,然后由被诉侵权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此基础上综合判断该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是否具备独创性。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判决厘清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的性质,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判断的基本思路,对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作出具体指引,有力地维护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人的利益。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对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促进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使命担当。
五、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刑民交叉案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宋祖兴与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公司)签订《离职后义务协议》,约定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大西洋公司认为,宋祖兴向案外人武汉恒瑞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谷公司)提供注册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披露了大西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协议约定,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宋祖兴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经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已在恒瑞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玉祥(大西洋公司的前员工)涉嫌损害大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恒瑞谷公司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恒瑞谷公司及杨玉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侦查结果不涉及宋祖兴,亦无宋祖兴侵犯大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事实认定。根据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恒瑞谷公司及杨玉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与宋祖兴无关,故驳回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大西洋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并未对宋祖兴提起公诉,故刑事判决不涉及宋祖兴是否参与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未对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的关系进行审查与认定的情况下,不构成对本案民事诉讼程序的预决事实,也不应直接据此认定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无关。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宋祖兴是恒瑞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在离职后两年内以隐蔽手段隐名组建了与大西洋公司具有同行业竞争关系的恒瑞谷公司,违反了协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本案,并再审改判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了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裁判充分彰显了严惩不诚信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司法导向。同时,通过厘清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认定与证明标准,促进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协同审理机制,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规则指引意义。
六、OPPO“禁诉令”案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6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统称OPPO公司)应夏普株式会社要求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谈判过程中,夏普株式会社在域外针对OPPO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OPPO公司认为,夏普株式会社单方面就谈判范围内的专利提起诉讼并要求禁令的行为违反了FRAND义务,遂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就夏普株式会社拥有的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对OPPO公司进行许可的全球费率作出裁判。同时,鉴于夏普株式会社可能以“域外禁令”胁迫其进行谈判,OPPO公司提出行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夏普株式会社在本案终审判决作出之前,不得向其他国家、地区就本案所涉专利对OPPO公司提出新的诉讼或司法禁令,如有违反处每日罚款人民币100 万元。在一审法院发出“禁诉令”后7小时,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向OPPO公司下达了“反禁诉令”,要求OPPO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一审法院围绕“禁诉令”和“反禁诉令”,进行了法庭调查,固定了夏普株式会社违反行为保全裁定的事实和证据,并向其释明违反中国法院裁判的严重法律后果。最终,夏普株式会社无条件撤回了本案中的复议申请和向德国法院申请的“反禁诉令”,同时表示将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中国法院的生效裁决。
【典型意义】本案颁发全球“禁诉令”、成功化解“反禁诉令”,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为企业公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对中国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跟随者”转变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引导者”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七、“斗罗大陆”手游著作权侵权案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16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介绍】《斗罗大陆》系唐家三少(张威)创作的奇幻小说。张威将该小说的游戏改编权独家授予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霆公司)。同时,张威还创作了《斗罗大陆外传:神界传说》。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乾公司)通过多次转授权获得《斗罗大陆:神界传说》的游戏改编权。后吉乾公司开发了新斗罗大陆(神界篇)游戏软件,并与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三九九公司)签订了分成合作协议,协议载明游戏的著作权人是吉乾公司。玄霆公司认为,吉乾公司、四三九九公司未经许可,侵害了其对涉案《斗罗大陆》作品的改编权,遂诉至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涉案游戏属于大型游戏,如对所有章节进行公证,玄霆公司需要支出巨大成本,无疑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和维权成本,有违公平、效率原则。电子游戏与小说是不同的作品表达方式,判断二者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不能仅以游戏使用小说文字数量的比重进行判断,应综合判断其是否使用了小说中独创性表达的人物、人物关系、技能、故事情节等元素,并考虑小说中独创性的内容在游戏中所占比重。在判断游戏所使用文字的比重时,可以对游戏资源库文件反编译,以辅助确定游戏是否使用了文字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吉乾公司开发的游戏大量使用了《斗罗大陆》小说中人物和魂兽名称、人物关系、技能和故事情节等元素,与涉案《斗罗大陆》小说构成实质性相似。吉乾公司未经玄霆公司许可开发涉案游戏,侵害了玄霆公司享有的改编权,故判决吉乾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0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手机游戏侵犯文字作品改编权的认定问题。首次通过对游戏软件资源库反编译,提取其中的内容与文字作品的内容进行比对的方式,确定侵权游戏利用他人作品独创性内容的比重,提高了审判效率、拓宽了审理思路,是维护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妥善处理涉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新问题的鲜活司法实践。
八、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98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腾讯公司)开发运营个人微信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即时社交通讯服务。个人微信产品中的数据内容主要为个人微信用户的账号数据、好友关系链数据、用户操作数据等个人身份数据和行为数据。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两被告)开发运营的“聚客通群控软件”,利用Xposed外挂技术将该软件中的“个人号”功能模块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为购买该软件服务的微信用户在个人微信平台中开展商业营销、商业管理活动提供帮助。腾讯公司向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享有微信平台的数据权益,两被告擅自获取、使用涉案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认为,网络平台方对于数据资源整体与单一原始数据个体享有不同的数据权益。两被告通过被控侵权软件擅自收集微信用户数据,存储于自己所控制的服务器内的行为,不仅危及微信用户的数据安全,且对腾讯公司基于数据资源整体获得的竞争权益构成了实质性损害。两被告的行为有违商业道德,且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遂判决两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26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系涉及数据权益归属判断及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认定的典型案件。本案判决兼顾平衡了各相关方的利益,合理划分了各类数据权益的权属及边界,为数据权益司法保护提供了理性分析基础,也为防止数据垄断、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例证。
九、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纠纷案
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唱壹佰公司)曾三次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发送《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要求书》,要求就音集协管理的相关曲目,直接与其签订使用合同。音集协复函均未同意,并要求其与案外人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公司)沟通相关事宜。欢唱壹佰公司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称,音集协通过与天合公司合作的方式对其集体管理的音像制品或作品曲库系统进行授权签约,因天合公司提出不合理的签约条件导致双方协商无果,而音集协三次拒绝与欢唱壹佰公司直接签约。前述行为系将音集协这一非盈利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引入天合公司商业性集体管理的捆绑交易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应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类电影作品或音像制品在KTV经营中的许可使用服务市场,音集协目前是该相关市场中唯一的集体管理组织,其获得授权管理的类电影作品或音像制品具有明显的数量和规模优势,从而在KTV经营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应当认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但根据现有证据,音集协与天合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天合公司并非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音集协所指定的第三方经营者,尚不足以证明音集协实施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制的限定交易、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了欢唱壹佰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作机制、收费方式等诸多热点问题。判决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仍受反垄断法规制,厘清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行为性质,及时回应了反垄断执法司法的实践需求。本案判决积极倡导加强集体管理组织的有序运行,有效保护权利人及各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十、“乐高”侵犯著作权罪案
李海鹏等9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105号刑事裁定书〕
【案情介绍】“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47个系列663款产品系乐高公司(LEGO A/S)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销售。李海鹏指使杜志豪等人购买新款乐高系列玩具,通过拆解研究、电脑建模、复制图纸、委托他人开制模具等方式,专门复制乐高公司前述拼装积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上海市公安局在被告人李海鹏租赁的厂房内查获注塑模具88件、零配件68件、包装盒289411个、说明书175141件、销售出货单5万余张、复制乐高系列的“乐拼”玩具产品603875件。后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乐拼”品牌玩具、图册与乐高公司的玩具、图册均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本案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李海鹏伙同闫龙军、张涛、王沛圳、吕沛丰、王瑞河、余克彬、李恒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3亿3千万余元,杜志豪作为经销商之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621万余元,情节均属特别严重,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典型意义】本案是加大知识产权刑事打击力度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判处主犯李海鹏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九千万元,对八名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刑事保护,严厉打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司法导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的批复
(法〔2019〕1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申请设立江苏环境资源法庭的请示》(苏高法〔2018〕168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的通知
(法办发〔2018〕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方便当事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解决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1次会议2018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现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
为方便当事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商事法庭)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国际商事法庭为当事人提供诉讼、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地解决纠纷。
第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充分尊重当事人解决纠纷方式的选择。
第三条 国际商事法庭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中外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第四条 国际商事法庭支持通过网络方式受理、缴费、送达、调解、阅卷、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开庭等,为诉讼参加人提供便利。
第五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cicc.court.gov.cn)上的诉讼平台向国际商事法庭提交材料。如确有困难,当事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提交材料:
(一)电子邮件;
(二)邮寄;
(三)现场提交;
(四)国际商事法庭许可的其他方式。
通过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方式提交的,应提供纸质文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附光盘或其他可携带的储存设备。
第六条 国际商事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为当事人提供翻译服务,费用由当事人负担。
第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接待当事人,受理和管理案件,协调诉讼与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统筹管理翻译、域外法律查明等事务。
第二章 受理
第八条 原告根据《规定》第二条第一项向国际商事法庭提起诉讼,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起诉状;
(二)选择最高人民法院或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书面协议;
(三)原告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原告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四)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
(五)支持诉讼请求的相关证据材料;
(六)填妥的《送达地址确认书》;
(七)填妥的《审前分流程序征询意见表》。
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证明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
第九条 国际商事法庭在接收原告根据第八条提交的材料后,出具电子或纸质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
第十条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第二条第二项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在报请时,应当说明具体理由并附有关材料。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由国际商事法庭受理。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规定》第二条第三项、第五项决定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案件,国际商事法庭应予受理。
第十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条件的起诉,且原告在填妥的《审前分流程序征询意见表》中表示同意审前调解的,予以登记、编号,暂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不同意审前调解的,予以正式立案。
第三章 送达
第十三条 国际商事法庭应向被告及其他当事人送达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审前分流程序征询意见表》和《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十四条 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同意接收他方当事人向其送达诉讼材料,他方当事人向其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子方式送达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国际商事法庭予以认可。
第十五条 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填写的送达地址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国际商事法庭。
第十六条 因受送达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告知国际商事法庭,导致相关诉讼文书未能被实际接收的,视为送达。
第四章 审前调解
第十七条 案件管理办公室在起诉材料送达被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有多名被告的,自最后送达之日起算)召集当事人和/或委托代理人举行案件管理会议,讨论、确定审前调解方式,并应当商定调解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当事人不同意审前调解的,确定诉讼程序时间表。
当事人同意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专家委员)进行审前调解的,可以共同选择一至三名专家委员担任调解员;不能达成一致的,由国际商事法庭指定一至三名专家委员担任调解员。
当事人同意由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进行审前调解的,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名单中共同选择调解机构。
第十八条 案件管理会议以在线视频方式召开。不适宜以在线视频方式召开的,通知当事人和/或委托代理人到场召开。
第十九条 案件管理会议结束后,案件管理办公室应当形成《案件管理备忘录》并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应当遵循《案件管理备忘录》确定的事项安排。
第二十条 专家委员主持调解,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本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对调解的有关规定,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和解。
第二十一条 专家委员主持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应当记录调解情况,当事人和调解员应当签署。
第二十二条 专家委员主持调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调解:
(一)各方或者任何一方当事人书面要求终止调解程序;
(二)当事人在商定的调解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但当事人一致同意延期的除外;
(三)专家委员无法履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不适合履行调解职责且不能另行选定或者指定专家委员;
(四)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该机构的调解规则或者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规则。
第二十四条 经专家委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调解协议及案件相关材料送交案件管理办公室,由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审查后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制发判决书。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调解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调解情况表》及案件相关材料送交案件管理办公室。
案件管理办公室收到材料后,应当正式立案并确定诉讼程序时间表。
第二十六条 调解记录及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诉讼程序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是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第五章 审理
第二十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在答辩期届满后召开庭前会议,做好审理前的准备。有特殊情况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在答辩期届满前召开。
庭前会议包括下列内容:
(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
(二)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和提出的反诉,以及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
(三)听取对合并审理、追加当事人等事项的意见;
(四)听取回避申请;
(五)确定是否公开开庭审理;
(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证人出庭、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
(七)组织证据交换;
(八)明确域外法律的查明途径;
(九)确定是否准许专家委员出庭做辅助说明;
(十)归纳案件争议焦点;
(十一)进行调解;
(十二)安排翻译;
(十三)当事人申请通过在线视频方式开庭的,由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情况确定;
(十四)其他程序性事项。
第二十八条 庭前会议可以采取在线视频、现场或国际商事法庭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二十九条 庭前会议可以由合议庭全体法官共同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委派一名法官主持。
第三十条 通过在线视频方式开庭,除经查明属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当事人不按时参加在线庭审的,视为拒不到庭;庭审中擅自退出的,视为中途退庭。
第三十一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认为需要就国际条约、国际商事规则以及域外法律等专门性法律问题向专家委员咨询意见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向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指定合理的答复期限,附送有关材料。
第六章 执行
第三十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执行。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交相关执行机构执行。
第三十三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第七章 支持仲裁解决纠纷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依照《规定》 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标的额人民币三亿元以上或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案件申请保全的,应当由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规定提交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法庭应当立案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依照《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就标的额人民币三亿元以上或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案件作出的仲裁裁决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撤销或者执行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同时提交仲裁裁决书或者调解书原件。国际商事法庭应当立案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定。
第八章 费用承担
第三十六条 对国际商事法庭立案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第三十七条 由专家委员调解的案件,专家委员为调解支出的必要费用,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共同承担。
第三十八条 由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的案件,调解费用适用该调解机构的收费办法。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自2018年12月5日起施行。
第四十条 本规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5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55号建议的答复
张国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支持检察机关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环境保护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问题
高检院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公安部、环境保护部的协作配合,建立完善重大案件联合挂牌督办机制和定期研究会商机制,积极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有力提高联合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工作的能力和水平。2015─2016年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在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中,共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3868件4982人,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4017件4853人。2016年5月,高检院联合环保部召开“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督导会,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等七个省、区的检察院、环保厅进行重点督导。同时,联合公安部、环保部对江苏省靖江市原侯河石油化工厂填埋疑似危险废物案、上海垃圾非法倾倒苏州太湖西山岛等4起案件挂牌督办。与公安部、环境保护部多次举办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培训班,有效提高环境执法和司法人员办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业务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与高检院、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不断加强工作联系,在坚持各自职能基础上,相互配合支持,在案件查处、督办、政策法律指导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尝试。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高检院制定发布《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十余部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统一法律适用,依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9月至11月,公安部与环境保护部联合开展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和倾倒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为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1月,环境保护部、公安部、高检院联合下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三部门应当建立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双向案件咨询制度、联合调查机制、重大案件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等长效工作机制。同时规定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并提出相关案件信息录入的要求、时间节点和主要内容。《办法》的出台,是“两法衔接"长效机制建设在环保领域的重点突破,对于解决“发现线索难、立案监督难、监督处理难"、促进依法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形成合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您提出的具体建议,《办法》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三十一条和三十四条已作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目前的关键是抓好落实。
为更好地服务“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推进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高检院决定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继续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通过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推动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促进“两法衔接"机制的落实与完善,带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整体水平再提升。
二、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
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高检院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严格执行层报审批制度,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制定发布《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要求各试点地方法院依法及时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主动适应改革需要,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法律框架内创新、完善具体的审判工作方式方法。
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7月18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部署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下一步,高检院将深入推进“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与公安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共同推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落实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协作机制,建立健全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长效机制,认真总结、梳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工作的经验,切实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实现生态环境立体化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48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485号建议的答复
鲍文波(刘蕾、韩振东)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律完善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张军检察长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高继明检察长作为黑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于2020年5月24日全国两会期间与您和刘蕾代表、韩振东代表就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律完善专门进行了沟通交流。6月22日,张军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交办会上专门指出:三位代表推荐黑龙江佳木斯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公益诉讼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办理这样的建议,去了解、调研这些工作的举措是什么,怎样来认识、借鉴、采纳?有条件的尽力做到邀请代表一起进行调研,让代表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
在建议办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机关同步联动开展落实建议的专题研究和个案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指定北京、上海、浙江检察机关协同办理建议。8月19日至23日,专门邀请您赴上海、黑龙江开展专题调研,先后与上海市商务委、市场监管局、教委、体育局、文旅局、消保委、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和黑龙江省人大、高级法院、商务厅及消协进行座谈;听取黑龙江省检察机关、上海市检察机关关于建议转化应用于具体司法办案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了美丽田园、叮咚买菜等预付卡发卡企业。通过专题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建议的由来、落实的重点、存在的困难以及努力的方向。此外,我们还于8月4日在杭州市检察机关调研期间专门收集了涉预付卡公益诉讼案例,于8月27日向北京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培训班分享了调研成果。
一、关于准确认定预付卡消费领域侵权行为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重点针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如果预付卡消费领域发生的侵权行为属于“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如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提起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第七款也规定,消费者协会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诉讼。您建议中提出的支持起诉、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均有法律依据,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就消费公益诉讼,会存在原告能否提出损害赔偿诉请、能否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请、如何与私益诉讼进行衔接等难点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调研和论证。
商务部提出,经过各部门共同努力,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总体运行有序、风险可控。但预付卡兑付违约、集资欺诈等破坏市场秩序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在调研中,上海市商务委、黑龙江省商务厅均建议加大对预付卡发卡人恶意欺诈、逃避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近年来,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发展迅速,但同时有关预付式消费的纠纷也不断增多,经营者卷款“跑路"问题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立法完善,对促进单用途预付卡行业健康发展,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市场监管部门将立足职能,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商业预付卡监管工作,支持相关部门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配合研究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相关问题,更好发挥公益诉讼效能。
检察机关在预付卡消费领域用足用好支持起诉办案方式的基础上,注意准确认定侵权行为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重点针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探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关于准确把握违法性,对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开展行政公益诉讼
正如您所建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上海、黑龙江等地积极稳妥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注意引导其针对辖区内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在办理此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多运用磋商程序和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行纠错整改。如,2020年6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上海简发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上海顶峰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向消费者发售1千元至10万元不等面值的“会员卡",违反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关于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不得超过1000元的规定。其中,简发公司注册资本仅10万元,但发行的预付卡最高单张卡充值金额达10万元。两公司均未在上海市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进行备案和信息对接,逃避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使得经营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不能被有效识别,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根据《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杨浦区商务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商务领域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落实信息对接、动态预警、风险防范处置、严重失信主体认定等工作。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本着双赢多赢共赢的工作理念,通过《告知函》向区商务委通报了上述情况,建议:(1)对顶峰公司、简发公司超限额发卡的行为依法责令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依法进行处理;(2)定期排摸辖区内发卡企业的基本情况,加大对发卡企业的法规宣传力度,督促发卡企业及时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对接;(3)注重在日常监管中实现与行政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和执法联动,协同行政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促进辖区内的发卡企业合规经营,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目前,区商务委正在整改中。
关于是否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调研中许多地方和部门提出,应当顺应互联网时代新业态的发展,搞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新属性,主要是消费方式还是融资手段,再确定主管部门,规范监管措施。鉴于这是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有必要明确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发动行业协会、经营者、消费者积极参与、共享共治。我们将抓紧研究论证,坚持以公益诉讼检察为抓手,协同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综合发力,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管资源整合、力量融合、手段综合,形成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整体效应。
三、关于加强预付卡监管的立法建议
在调研中,各地各部门以及经营者、消费者代表均表示加强预付卡监管的立法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已经就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问题启动专项调研。下一步将继续在预付卡消费领域加强对集体诉讼、公益诉讼程序中相关问题的调研,同时希望能够加强同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做好公益诉讼制度理论研判、经验总结、立法建议等工作。
商务部认为,关于加强预付卡监管的立法建议,对于促进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将深入研究预付卡领域发展新趋势,积极借鉴上海等地方有益经验,推动适时修订《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压实地方责任,提升监管效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积极配合司法部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在行政法规层面对预付式消费经营模式进行规范。
我们将结合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实施,抓紧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研究提出立法建议,协助相关主管部门修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从顶层设计上堵塞预付卡消费领域监管漏洞,让预付卡真正发挥立诚信、树品牌、便民惠民的价值和功能。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八检察厅,承办人邱景辉,联系电话:010-65200259。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0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0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法院人员分类背景下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应当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缓解法院目前案多人少矛盾,并就如何向社会购买服务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通过向劳务派遣公司购买服务,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与辅助人员岗位要求相符的人员,对劳务公司所派遣的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和分类使用;在配齐审判辅助人员的同时,可尝试将审判辅助事务集中行使,由劳务派遣人员在法官指导下承担审判辅助事务,实行流水化作业;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解决法警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您所提出的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部分建议与我们推进辅助性事务集中管理和外包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思路是相契合的,对于进一步加强审判辅助力量配备,提升审判工作效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按照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精神,为适应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法院通过积极推进聘用制书记员管理改革、辅助性事务集中管理并外包购买社会服务等途径,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审判质效。目前,部分法院已经在辅助事务外包购买服务方面探索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例如,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将符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全部案件事务分离以购买社会服务解决,从而将法官从立案到归档繁杂工作中解放出来,推进专业审判纵深发展,实现“增量、提质、减负"明显成效。又如,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通过集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和智能化运用,着力推行集中文书送达、集中诉中保全、集中文书校核、集中电子签章文印、集中执行查控、集中文书上网、集中网络公告、集中扫描归档“八个集中",审判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在推进辅助性事务集中管理和外包购买社会服务的同时,为解决现有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管理不够规范、保障水平较低、队伍不够稳定、人员配备不足等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规定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用人原则,由用人法院依法与聘用制书记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按照编制内和聘用制书记员总量在省级层面与员额内法官数量大体相当的配备标准,实行省级统筹调配,重点向基层和办案任务重的法院倾斜;将聘用制书记员所需经费列入所在部门年度预算,切实加强聘用制书记员职业保障,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归属感;对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等级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方案》的出台,为推动建立一支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创造了条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依托智慧法院建设,在全国法院大力推广语音识别技术、文本信息智能提取技术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应用,有效减轻审判辅助工作量,切实提升工作效率。
关于通过社会购买服务解决警务辅助人员力量不足的建议。为解决警力不足问题,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参照公安机关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已经起草了《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对警务辅助人员的招录条件、招录程序、经费保障、职责范围、着装及日常管理进行了全面规范。在招聘方式上,明确可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或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目前,此文件已报中央政法委,正在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与中央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文件尽快出台实施,为缓解人民法院警力不足问题、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抓好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加大督察指导力度,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将进一步打破“人由自己养、事由自己包"的传统思路,积极推进辅助事务外包购买社会服务,努力通过社会购买服务解决警务辅助人员不足问题,运用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探索推动将审判辅助事务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业、中介机构,在保守审判秘密的同时,降低司法成本,提升审判质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22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22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最高法院在庭前专业调解工作中,根据自愿原则,引导衔接仲裁机制,精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财政部,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两点建议对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和调解专长,构建有机衔接和相互协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引导更多民商事纠纷以非诉方式解决,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有意义。我们高度重视,并于5月26日专门组织研讨会,邀请您参加,现场与您进行了交流讨论。
一是关于您提出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财政部、律师协会共同组建常态机制,将法院立案后庭审前的所有民商案件及时导入调解机构,特别是律师协会或仲裁委员会依法设立的调解机构,进入调解程序,对达成调解合意的,导入法院审查,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建议。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财政部一直高度重视律师参与纠纷多元化解工作。2016年6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第19条规定,推动律师调解制度建设,要求人民法院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律援助中心的沟通联系,吸纳律师加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探索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鼓励律师参与纠纷解决。支持律师加入各类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或者在律师事务所设置律师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专业化、职业化优势。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11个省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扩大律师调解改革试点。2019年7月,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对推广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再次提出明确要求。为了更好地为律师执业和参与纠纷化解提供服务,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出台《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并于2021年1月14日上线律师服务平台,为律师提供立案、事项申请、调解、排期避让申请等35项在线诉讼服务。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26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律师调解试点,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共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8600多个,列入调解名册的律师事务所9500多家,律师调解员4.9万多人。各地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累计调解案件25万件,达成调解协议8.5万件,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财政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通过转移支付资金等渠道为地方法院、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相关业务安排补助资金,积极推动各种矛盾解纷机制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地方可与本级财力统筹使用。
鉴于当前立法机关还没有出台法律对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立案后庭审前,民商案件全部导入调解程序作出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律师协会等在推进这项工作中,仍应当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开展委派、委托调解工作。我们通过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实践,为下一步推动立法工作提供有益实践依据,积极参与并推动有关律师庭前专业调解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及时总结报送相关经验和建议,推动地方立法机关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法规、规章,进而推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
二是关于您提出的对于调解过程中虽未就实体争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允许居中调解人员在征求争议各方意愿后,在自愿基础上,引导争议各方当场签订仲裁协议,选定仲裁机构,接受仲裁规则的,导入其共同选定的仲裁机构,进入仲裁机制的建议。
仲裁和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及时解决矛盾、妥善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指导支持各仲裁委员会积极与人民法院、行政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发挥好多元化解矛盾机制作用。部分省、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和部分仲裁机构与当地法院建立仲裁与诉讼衔接工作机制,在法院诉讼服务大厅设立裁审衔接中心,引导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部分仲裁委员会设立了由仲裁员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组织,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登记注册后,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派委托,参与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司法部等部门进一步完善仲裁与诉讼工作衔接机制,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提高衔接质效,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深入发展。同时,财政部也将立足财政职能,继续做好对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政策研究和资金支持工作。
您的建议有力推动了我们的有关工作。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 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第三条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是指商标标志整体上与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
对于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但整体上并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的标志,如果该标志作为商标注册可能导致损害国家尊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情形。
第四条 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其属于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第五条 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
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属于前款所指的“其他不良影响”。
第六条 商标标志由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和其他要素组成,如果整体上具有区别于地名的含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所指情形。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应当根据商标所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判断该商标整体上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商标标志中含有描述性要素,但不影响其整体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以独特方式加以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第八条 诉争商标为外文标志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对该外文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审查判断。标志中外文的固有含义可能影响其在指定使用商品上的显著特征,但相关公众对该固有含义的认知程度较低,能够以该标志识别商品来源的,可以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第九条 仅以商品自身形状或者自身形状的一部分作为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相关公众一般情况下不易将其识别为指示商品来源标志的,该三维标志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该形状系申请人所独创或者最早使用并不能当然导致其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第一款所称标志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相关公众能够通过该标志识别商品来源的,可以认定该标志具有显著特征。
第十条 诉争商标属于法定的商品名称或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指的通用名称。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等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
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对于由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固定的商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
诉争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申请注册的商标为部分区域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其申请注册的商标为通用名称。
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商标申请日时的事实状态为准。核准注册时事实状态发生变化的,以核准注册时的事实状态判断其是否属于通用名称。
第十一条 商标标志只是或者主要是描述、说明所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产地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暗示商品的特点,但不影响其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不属于该项所规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 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主张诉争商标构成对其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如下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认定是否容易导致混淆:
(一)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
(二)商品的类似程度;
(三)请求保护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程度;
(四)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
(五)其他相关因素。
商标申请人的主观意图以及实际混淆的证据可以作为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参考因素。
第十三条 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如下因素,以认定诉争商标的使用是否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一)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程度;
(二)商标标志是否足够近似;
(三)指定使用的商品情况;
(四)相关公众的重合程度及注意程度;
(五)与引证商标近似的标志被其他市场主体合法使用的情况或者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裁决支持其主张的,如果诉争商标注册未满五年,人民法院在当事人陈述意见之后,可以按照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进行审理;如果诉争商标注册已满五年,应当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进行审理。
第十五条 商标代理人、代表人或者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未经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将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的,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
在为建立代理或者代表关系的磋商阶段,前款规定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申请注册的,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
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行为系与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
第十六条 以下情形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其他关系”:
(一)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
(二)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具有劳动关系;
(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营业地址邻近;
(四)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代理、代表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形成代理、代表关系;
(五)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合同、业务往来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达成合同、业务往来关系。
第十七条 地理标志利害关系人依据商标法第十六条主张他人商标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如果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与地理标志产品并非相同商品,而地理标志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诉争商标使用在该产品上仍然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产品来源于该地区并因此具有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如果该地理标志已经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选择依据该条或者另行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十条等主张权利。
第十八条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在先权利,包括当事人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其他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在先权利已不存在的,不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其在先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著作权法等相关规定,对所主张的客体是否构成作品、当事人是否为著作权人或者其他有权主张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以及诉争商标是否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等进行审查。
商标标志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当事人提供的涉及商标标志的设计底稿、原件、取得权利的合同、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均可以作为证明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
商标公告、商标注册证等可以作为确定商标申请人为有权主张商标标志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的初步证据。
第二十条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其姓名权,如果相关公众认为该商标标志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特定联系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商标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
当事人以其笔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该特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主张的字号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他人未经许可申请注册与该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当事人以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并已与企业建立稳定对应关系的企业名称的简称为依据提出主张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角色形象著作权的,人民法院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进行审查。
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在先使用人主张商标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有一定影响,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标,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但商标申请人举证证明其没有利用在先使用商标商誉的恶意的除外。
在先使用人举证证明其在先商标有一定的持续使用时间、区域、销售量或者广告宣传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有一定影响。
在先使用人主张商标申请人在与其不相类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判断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恶意注册”他人驰名商标,应综合考虑引证商标的知名度、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诉争商标的理由以及使用诉争商标的具体情形来判断其主观意图。引证商标知名度高、诉争商标申请人没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注册构成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所指的“恶意注册”。
第二十六条 商标权人自行使用、他人经许可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为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所称的使用。
实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注册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
没有实际使用注册商标,仅有转让或者许可行为;或者仅是公布商标注册信息、声明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不认定为商标使用。
商标权人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并且有实际使用的必要准备,但因其他客观原因尚未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有正当理由。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主张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列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一)遗漏当事人提出的评审理由,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
(二)评审程序中未告知合议组成员,经审查确有应当回避事由而未回避的;
(三)未通知适格当事人参加评审,该方当事人明确提出异议的;
(四)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诉争商标予以驳回、不予核准注册或者予以无效宣告的事由不复存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新的事实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裁决,并判令其根据变更后的事实重新作出裁决。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依据在原行政行为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或者新的法律依据提出的评审申请,不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在商标驳回复审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不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为由准予申请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后,以下情形不视为“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一)引证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该引证商标提出异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支持,被异议商标申请人申请复审的;
(二)引证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申请商标获准注册后依据该引证商标申请宣告其无效的。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于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已作出明确认定,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该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裁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人民法院依据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审理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可参照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法〔2021〕3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建立法官惩戒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司法责任制、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关键环节,是加强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推进法官惩戒工作落地落实,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组成、违法审判线索受理、调查核实、提请审议、作出惩戒决定及当事法官申诉复核等相关工作的办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法官惩戒工作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审议通过,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核同意,现将《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尽快将文件转发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制定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做好宣传和落实工作。加强对下指导,统筹做好安排部署,完善细化相关工作制度,按照印发的程序规定,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各项工作,推动法官惩戒工作落地落实。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8日
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促进法官依法行使职权,规范法官惩戒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等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法官惩戒工作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有机统一;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第三条 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追究。
第四条 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需要予以惩戒的,依照本规定办理。
第五条 认定法官是否违反审判职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
第二章 职责和任务
第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人民法院调查的情况,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第七条 人民法院在法官惩戒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问题线索;
(二)审查当事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涉及的案件;
(三)对当事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
(四)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当事法官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
(五)派员出席法官惩戒委员会组织的听证,就当事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和过错进行举证;
(六)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七)受理当事法官不服惩戒决定的复核和申诉;
(八)其他应由人民法院承担的惩戒职责。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
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其中,法官委员不少于半数。
第九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和修订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等相关工作规定;
(二)根据调查、听证、审议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三)受理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的异议申请,并作出决定;
(四)审议决定法官惩戒工作的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对法官的举报、投诉。如收到对法官的举报、投诉材料,应当根据受理权限,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分别承担。
第三章 管辖和回避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戒。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法官是否具有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法官是否具有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法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本人是当事法官或当事法官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惩戒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担任过本调查事项的证人,以及当事法官办理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四)有可能影响惩戒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
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法官惩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副主任和委员的回避,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决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参与惩戒事项调查、审查人员的回避,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对调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调查人员不停止对惩戒事项的调查。
第四章 受理和调查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机关纪委或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受理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的举报、投诉,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
人民法院在审判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法官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需要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由办案部门或承担审判管理工作的部门对案件是否存在裁判错误提出初步意见,报请院长批准后移送机关纪委或者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审查。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机关纪委或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经初步核实,认为有关法官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需要予以惩戒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后立案,并组织调查。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对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对涉及的案件裁判是否存在错误有争议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由承担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进行审查或者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经承担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或审判委员会审查,认定当事法官办理的案件裁判错误,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应当启动惩戒程序。
第十九条 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报请院长批准,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暂时停止其履行职务。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事法官享有知情、申请回避、陈述、举证和辩解的权利。调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当事法官的陈述、辩解和举证。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结束后,经院长批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没有证据证明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当事法官,必要时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二)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但情节较轻无需给予惩戒处理的,由相关部门进行提醒谈话、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三)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需要惩戒的,人民法院调查部门应将审查报告移送本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由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制作提请审议意见书,报院长审批后,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程序,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提请审议意见书应当列明当事法官的基本情况、调查认定的事实及依据、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按以下程序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三)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事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法院补充完善,或者将提请审议的材料退回下级人民法院。
第五章 听证和审议
第二十三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受理惩戒事项后,相关人民法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应当做以下准备工作:
(一)受理后五日内将提请审议意见书送达当事法官,并告知当事法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材料及证据,有陈述、举证、辩解和申请回避等权利,以及按时参加听证、遵守相关纪律等义务;
(二)提前三日将会议议程及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通知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三)听证前三日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调查部门;
(四)根据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调查部门的申请,通知相关证人参加听证;
(五)做好听证、审议的会议组织工作。
第二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应当有全体委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方可召开。
委员因故无法出席的,须经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二十五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时,应当组织听证。当事法官对人民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证据和提请审议意见没有异议,明确表示不参加听证或无故缺席的,可直接进行审议。
因特殊情况,惩戒委员会主任可以决定延期听证。
第二十六条 听证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主持,或者由主任委托副主任或其他委员主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
(二)询问当事法官是否申请回避,并作出决定;
(三)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派员宣读提请审议意见书;
(四)调查人员出示当事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证据,并就其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
(五)当事法官陈述、举证、辩解;
(六)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可以就惩戒事项涉及的问题进行询问;
(七)调查人员和当事法官分别就事实认定、当事法官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性质发表意见;
(八)当事法官最后陈述。
第二十七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在听证后进行审议,并提出审查意见。
审议时,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法规适用等进行充分讨论,并根据听证的情况独立发表意见。发表意见按照委员、副主任、主任的先后顺序进行。
第二十八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须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对当事法官是否构成违反审判职责提出审查意见。
经审议,未能形成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意见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审议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后重新提请审议,或者撤回提请审议事项。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其他事项,须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同意。
第二十九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为惩戒事项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要求相关人民法院补充调查。相关人民法院也可以申请补充调查。
人民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补充调查后,认为应当进行惩戒的,应重新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一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应当书面送达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
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查意见书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向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
第三十二条 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对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议,并作出书面决定:
(一)认为异议成立的,决定变更原审查意见,作出新的审查意见;
(二)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决定维持原审查意见。
异议审查决定应当书面回复当事法官。
第三十三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查异议期间,相关人民法院应当暂缓对当事法官作出惩戒决定。
第六章 处理和救济
第三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经审议,认定法官存在故意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或者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应当予以惩戒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作出惩戒决定:
(一)给予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审判执行岗位、退出员额、免职、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规定给予处分。
上述惩戒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出惩戒决定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法官,并列明理由和依据。
惩戒决定及处理情况,应当归入受惩戒法官的人事档案。
第三十六条 当事法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可以自知道惩戒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核。
当事法官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惩戒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
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当事法官申诉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惩戒决定的执行。
法官不因申请复核、提出申诉而被加重处理。
第三十八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惩戒决定有错误的,作出惩戒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惩戒决定及执行情况通报法官惩戒委员会。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规定适用于人民法院履行主体责任,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戒。
法官惩戒程序与纪检监察机关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调查处理程序的衔接,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办理法官违反审判职责案件过程中,发现法官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具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法官,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选任并实行员额制管理的法官。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3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35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债务人利用体外公司及个人账户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恶意逃避债务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现答复如下:
您提到个别企业将财务和业务全部转移到公司体外运营,以体外公司或个人名义与客户进行业务往来、收支业务款项从而逃避债务、规避执行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近年来,人民法院执行方式方法不断丰富、力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做法也越来越多样和隐蔽。您提出的几点建议反映了当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问题,也是人民法院正在努力破解的司法难题。
一、关于多个部门联合调查的建议
认定被执行人非法经营、逃避债务和规避执行,需要充足的证据证明,单靠法院一家难以实现在公安、税务、金融等领域的调查取证,这就需要相关联动部门的支持配合。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将推动建立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作为重中之重,其中就包括通过与公安、税务、金融等部门加强联动与共享信息,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一网打尽",并强化对其经营状况及资金流向的审计调查,进一步加大对规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已实现共享纳税信息、退税信息,并在积极推动与税务机关涉税财务数据和纳税数据的共享,由此可加大对被执行人将财务和业务转移到公司体外运营的监督检查和调查取证的力度。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18年6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采取合理措施了解客户企业的业务性质,了解其股权或控制权结构,以及相关受益所有人信息和信息变更情况。这对防范不法人员利用复杂的股权、控制权等关系掩饰、隐瞒真实身份、资金性质或者交易目的、性质,提高最终受益人的信息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人民法院对恶意逃避、规避执行的债务人个人及相关公司账户、资金开展调查时,充分利用上述信息分析研判公司业务、财务的体外运营情况,积极防范债务人利用体外公司及个人账户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压缩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空间。
二、关于对债务人及其客户账目进行调查的建议
您提出的关于“对债务人及其业务客户的账目进行调查,查明业务所涉及物资及资金的走向,以便于执行"的建议非常重要。执行程序中,通过对被执行人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的审计及对资金流向的调查等,能够发现其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等规避执行行为,也能为人民法院采取下一步执行措施打下良好基础。201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将强制财务审计引入民事执行程序,执行审计也正式成为执行财产调查的一大利器。该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该规定与您所提建议基本是一致的,对人民法院通过掌握被执行人的财务资料,委托专业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有效查明被执行人的资金去向及责任财产的真实情况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充分利用执行审计这一利器,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如浙江高院在2018年就决定在温州法院全面开展“执行审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温州全市法院将被执行人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申请执行人强烈质疑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被执行人以注销公司的手段逃避执行等案件,作为执行审计的重点,通过对62个案件启动执行审计程序,既发现了非法转移资金等一般执行手段难以查明的财产线索,还对不诚信和不积极履行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形成强大的执行威慑和制裁效果,有近一半案件得到自动履行。当然,不可否认,囿于各种原因,执行审计在各地法院的利用尚不平衡。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调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细化操作流程,大力推广执行审计,进一步推动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用足、用好包括执行审计在内的各项财产调查手段。
此外,关于您提出的对被执行人业务客户的账目进行调查的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被执行人的客户并非执行程序中的法定义务人,对其账目进行调查,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不排除在个案处理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调查的情形。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总结各地法院的经验做法,认真研究论证。
三、关于对债务人的股东、高管及其近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调查的建议
实践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等将公司财产恶意转移给股东、高管或其近亲属以逃废债务、规避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您提出了“对债务人的股东、高管及其近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调查,要求其对大额资金的来源、定期资金流水的情况进行说明"的建议。我们认为该建议对于发现和打击上述规避执行行为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但为保障公司股东、高管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合理区分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责任财产与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防止因法院随意查控导致股东有限责任落空,上述调查行为应经过适当程序,并且应当有一定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就规定了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即人民法院根据案情,结合相关证明材料作出是否进行审计的决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发起人、董事等人员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即在股东、出资人、发起人等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等特定情形下,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执行程序有权进行审查,并有权在股东应负责任的法定情形下追加股东等为被执行人,由此实现对滥用有限责任规避执行的股东直接采取执行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研,尤其对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对债务人的股东、高管及其近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审计调查,启动调查的具体程序及规则等做进一步研究,细化相关规则,既有效防范和打击利用有限责任和特殊身份等规避执行的行为,又避免侵害个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四、关于对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进行惩戒的建议
在单位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存在对单位难以惩戒的问题,因此对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采取强制措施是执行工作强制性的重要体现,您提出的建议非常符合执行实际。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进行惩戒。
一是依法限制消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单位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对上述四类责任人员限制消费,在有效解决对单位被执行人难以惩戒问题的同时,能够有效促进单位责任人员积极履行相应职责,有助于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
二是采取财产调查相关强制执行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再次重申,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
三是依法适用拘留、罚款。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了单位被执行人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妨碍、抗拒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拘留、罚款作为传统强制措施,具有较高的威慑力。下一步,我们将着重要求和督促各级法院依法用足罚款、拘留措施,充分发挥其震慑作用。
四是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实践中,限制出境措施对于防范被执行人通过逃往境外的方式逃避执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出入境的限制条件较多,使得采取此项措施的效率较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尽快建立限制出境网络化操作机制。
五是严厉打击拒执犯罪。单位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外,还要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责任人员判处刑罚。针对拒执罪“立案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拒执罪的追诉模式由单一公诉模式改为公诉、自诉并行模式,规范、畅通了自诉立案渠道,有利于便捷高效地打击拒执罪。
经过“基本解决执行难"三年攻坚,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基本形成了反规避执行的高压态势。为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明确提出,针对严重制约和影响执行质效的突出问题,持之以恒开展反消极执行、反规避执行、反抗拒执行等整治行动,将专项治理要求转变为长期性、常态化工作机制。针对规避执行行为,选择重点案件,采取内外联动、上下联动等手段查明事实,依法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予以惩戒,全面压缩规避执行行为的存在空间;加强对滥用异议权、诉权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滥用异议权、诉权拖延、规避执行的处罚程序和标准;研究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的具体形式,有针对性地完善财产追回等制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研究力度,积极探索,积累经验,做好落实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
(2021年6月3日)
案例一:张家港市L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张家港市L化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公司)系从事不锈钢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省级高科技民营企业,张某甲、张某乙、陆某某分别系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行政主管。
2018年下半年,L公司在未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环境评价的情况下建设酸洗池,并于2019年2月私设暗管,将含有镍、铬等重金属的酸洗废水排放至生活污水管,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测,L公司排放井内积存水样中总镍浓度为29.4mg/L、总铬浓度为29.2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29.4倍和19.5倍。2020年6月,张某甲、张某乙、陆某某主动向张家港市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2020年8月,张家港市公安局以L公司及张某甲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张家港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张家港市检察院进行办案影响评估并听取L公司合规意愿后,指导该公司开展合规建设。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L公司及张某甲等人虽涉嫌污染环境罪,但排放污水量较小,尚未造成实质性危害后果,可以进行合规考察监督并参考考察情况依法决定是否适用不起诉。同时经调查,L公司系省级高科技民营企业,年均纳税400余万元、企业员工90余名、拥有专利20余件,部分产品突破国外垄断。如果公司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被判刑,对国内相关技术领域将造成较大影响。有鉴于此,2020年10月,检察机关向L公司送达《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该公司在第一时间提交了书面合规承诺以及行业地位、科研力量、纳税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等证明材料。
检察机关在认真审查调查报告、听取行政机关意见以及综合审查企业书面承诺的基础上,对L公司作出合规考察决定。随后,L公司聘请律师对合规建设进行初评,全面排查企业合规风险,制定详细合规计划,检察机关委托税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对合规计划进行专业评估。L公司每月向检察机关书面汇报合规计划实施情况。2020年12月,组建以生态环境部门专业人员为组长的评估小组,对L公司整改情况及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合格,通过合规考察。同月,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联等各界代表,召开公开听证会,参会人员一致建议对L公司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场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并依法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对该公司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2021年3月,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对L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通过开展合规建设,L公司实现了快速转型发展,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合规内控的管理体系,改变了野蛮粗放的发展运营模式,企业家和员工的责任感明显提高,企业抵御和防控经济风险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2021年L公司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5%,缴纳税收同比增长333%,成为所在地区增幅最大的企业。
(三)典型意义
▶ 一是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发挥合规主导责任。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主动审查是否符合企业合规试点适用条件,并及时征询涉案企业、个人的意见,做好合规前期准备。在企业合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及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考察,引导涉案企业实质化合规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 二是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与检察听证、刑行衔接相结合。本案中,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对涉案企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同时,检察机关结合企业合规情况,主动做好刑行衔接工作,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防止不起诉后一放了之。
案例二:上海市A公司、B公司、关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A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被告人关某某系A、B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6年至2018年间,关某某在经营A公司、B公司业务期间,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他人介绍,采用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他人为两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219份,价税合计2887余万元,其中税款419余万元已申报抵扣。2019年10月,关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并补缴涉案税款。
2020年6月,公安机关以A公司、B公司、关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走访涉案企业及有关方面了解情况,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开展合规建设。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走访涉案企业了解经营情况,并向当地政府了解其纳税及容纳就业情况。经调查,涉案企业系我国某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实力雄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增进就业有很大贡献。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学历普遍较高,对合规管理的接受度高、执行力强,企业合规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遂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开展合规建设。同时,检察机关先后赴多地税务机关对企业提供的纳税材料及涉案税额补缴情况进行核实,并针对关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的立功线索自行补充侦查,认为其具有立功情节。
2020年11月,检察机关以A公司、B公司、关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其提起公诉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量刑建议,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A公司罚金15万元,B公司罚金6万元,被告人关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院判决后,检察机关联合税务机关上门回访,发现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遂向其制发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建议进一步强化合法合规经营意识,严格业务监督流程,提升税收筹划和控制成本能力。检察机关在收到涉案企业对检察建议的回复后,又及时组织合规建设回头看。经了解,涉案企业已经逐步建立合规审计、内部调查、合规举报等有效合规制度,聘请专业人士进行税收筹划,大幅节约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三)典型意义
▶ 一是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本案中,检察机关在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开展合规建设的同时,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和落实能不判实刑的提出判缓刑的量刑建议等司法政策,努力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取得更好的司法办案效果。
▶ 二是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与检察建议相结合。本案中,检察机关会同税务机关在回访过程中,发现涉案企业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管理不完善,存在违法犯罪隐患,需要及时消除的,结合合规整改情况,向涉案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深化实化合规建设,避免合规整改走过场、流于形式。
案例三: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基本案情
深圳Y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系深圳H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的音响设备供货商。Y公司业务员王某某,为了在H公司音响设备选型中获得照顾,向H公司采购员刘某甲陆续支付好处费25万元,并在刘某甲的暗示下向H公司技术总监陈某行贿24万余元。由王某某通过公司采购流程与深圳市A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将资金转入至A公司账户,A公司将相关费用扣除后,将剩余的资金转入至陈某指定的账户中。Y公司副总裁刘某乙、财务总监林某某,对相关款项进行审核后,王某某从公司领取行贿款项实施行贿。
2019年10月,H公司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报案,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及刘某甲、陈某相继到案。2020年3月,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以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刘某甲、陈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2020年4月,检察机关对王某某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林某某、刘某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作出不起诉决定,以陈某、刘某甲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提起公诉。同月,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刘某甲有期徒刑6个月,判处被告人陈某拘役5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机关于2020年7月与Y公司签署合规监管协议,协助企业开展合规建设。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过程中了解到,Y公司属于深圳市南山区拟上市的重点企业,该公司在专业音响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已经在开展上市前辅导,但本案暴露出Y公司在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中存在较大漏洞。检察机关与Y公司签署合规监管协议后,围绕与商业贿赂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健全合规风险防范报告机制,弥补企业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漏洞,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罪。Y公司对内部架构和人员进行了重整,着手制定企业内部反舞弊和防止商业贿赂指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增加企业合规的专门人员。检察机关通过回访Y公司合规建设情况,针对企业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等合规问题进一步提出指导意见,推动企业查漏补缺并重启了上市申报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推动企业合规与依法适用不起诉相结合。依法对涉案企业负责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不是简单一放了之,而是通过对企业提出整改意见,推动企业合规建设,进行合规考察等后续工作,让涉案企业既为违法犯罪付出代价,又吸取教训建立健全防范再犯的合规制度,维护正常经济秩序。
案例四:新泰市J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投标系列案件
(一)基本案情
2013年以来,山东省新泰市J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公司)等6家建筑企业,迫于张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响力,被要挟参与该涉黑组织骨干成员李某某(新城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犯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组织的串通投标。李某某暗箱操作统一制作标书、统一控制报价,导致新泰市涉及管道节能改造、道路维修、楼房建设等全市13个建设工程项目被新城建筑工程公司中标。由张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带出的5起串通投标案件,涉及该市1家民营企业、2家国有企业、3家集体企业,均为当地建筑业龙头企业,牵扯面大,社会关注度高。
2020年3月、4月,公安机关将上述5起串通投标案件移送新泰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同时深入企业开展调查,于2020年5月召开公开听证会,对J公司等6家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查清J公司等6家企业被胁迫陪标的案件事实。6家企业案发时均受到涉黑组织骨干成员李某某的要挟,处于张某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范围内,被迫出借建筑资质参与陪标,且没有获得任何非法利益。同时,检察机关实地到6家企业走访调查,掌握企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复工复产情况及存在的困难问题;多次到住建部门座谈,了解到6家企业常年承接全市重点工程项目,年创税均达1000万元以上,其中1家企业年创税1亿余元,在繁荣地方经济、城乡建设、劳动力就业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作出起诉决定,6家企业三年内将无法参加任何招投标工程,并被列入银行贷款黑名单,将对企业发展、劳动力就业和全市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
2020年5月,泰安市两级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等各界代表召开公开听证会,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对J公司等6家企业及其负责人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当场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并依法向住建部门提出对6家企业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同时建议对近年来建筑行业的招投标情况进行全面细致摸排自查,净化建筑业招投标环境。听证会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当地10家建筑企业、连同6家涉案企业负责人召开专题座谈会,宣讲企业合规知识,用身边案例警醒企业依法规范经营,从而实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社会面”的目的。
检察机关还向6家涉案企业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企业围绕所涉罪名及相关领域开展合规建设,并对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最后举办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公开回复会,对合规建设情况进行验收,从源头上避免再发生类似违法犯罪问题。在合规建设过程中,6家涉案企业缴纳171万余元行政罚款,并对公司监事会作出人事调整,完善公司重大法务风险防控机制。此后6家被不起诉企业积极扩大就业规模,安置就业人数2000余人,先后中标20余项重大民生工程,中标工程总造价20余亿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自行补充侦查职权,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开展社会调查,为适用企业合规提供充分依据。同时,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与不起诉决定、检察听证、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相关工作紧密结合,既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处罚、教育、矫治,使企业能够改过自新、合规守法经营,又能减少和预防企业再犯罪,使企业更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推动当地建筑行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为企业合规建设提供了生动的检察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皇家食品进口公司与被申请人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皇家食品进口公司与被申请人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2月10日 (2018)最高法民他306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鲁民他18号《关于申请人皇家食品进口公司与被申请人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案涉裁决系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在美国境内作出,应当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
根据《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经正式认证的裁决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仲裁协议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前述规定中的裁决及仲裁协议应当是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及仲裁协议。本案中,皇家食品进口公司虽然提供了仲裁裁决和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仲裁裁决及合同的当事人“Adu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Ltd”(以下简称Adu公司)即为被申请人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即其未能提供与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的仲裁裁决及仲裁协议,其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本案应裁定驳回皇家食品进口公司的申请,而非不予承认和执行。如皇家食品进口公司能够进一步举证确认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与Adu公司系同一公司,可依法再次提出申请。综上,不同意你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意见,本案应裁定驳回皇家食品进口公司的申请。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皇家食品进口公司与
被申请人烟台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8年10月15日 (2018)鲁民他18号)
最高人民法院: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受理了申请人皇家食品进口公司(以下简称皇家公司)与被申请人烟台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克西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该院经审查,拟以洛克西公司非本案的适格的被申请人;洛克西公司未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有关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未对案件提出意见;仲裁裁决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为由,对案涉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并于2018年6月7日向我院请示。经审查,我院拟同意烟台中院的处理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规定,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皇家食品进口公司(Royal Food Import Corp)。住所地:美国波士顿富兰克林街100号7层。
法定代表人:Collin Tuthill,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斌,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天,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烟台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7甲。
法定代表人:杜某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霞,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申请及答辩情况
皇家公司申请称,该公司与被申请人洛克西公司曾签署多份合同号为22263、22264、22460、22477、22585、22586、22587、22588、22591、22592、22593、22606、22627、22628、18600、20276、20516、22456、22584、22589、22742-1、22742-2的买卖合同。后因洛克西公司违约,该公司向美国食品工业协会(Association of FoodIndustries,Inc )提起仲裁。最终仲裁庭裁定洛克西公司向该公司支付43986美元与仲裁费1250美元,合计45236美元。仲裁裁决作出后,该公司曾多次通知洛克西公司履行仲裁裁决,但洛克西公司一直未作任何回应。该公司特申请法院依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规定承认并执行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作出的2585号仲裁裁决,由洛克西公司向该公司支付45236美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申请承认和执行费用。
洛克西公司陈述意见称,该公司从未与申请人签订过涉诉合同,申请人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被申请人主体错误,申请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与该公司无关,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拒绝承认与执行。理由如下:1.该公司与申请人并无业务往来,也从未与申请人签订过涉诉合同,申请人提供的涉诉合同中卖方名称、公章及美国食品工业协会的仲裁裁决中被申请人均为Adu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Ltd公司(以下简称Adu公司),而非该公司。该公司的英文名称为Yan Tai Rokxy Import Export Co. Ltd,该公司从未对外使用过Adu公司的英文名称,涉诉合同中的卖方公章与该公司的公章并不一致,且该公司及注册经营地址等工商登记信息与申请人提供的Adu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均不一致,足以证明该公司与涉诉合同中的卖方并非同一家公司,并非涉诉合同及仲裁裁决的当事人,不应成为其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被申请人。另据该公司了解,Adu公司在我国大陆未进行工商登记,本案不应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且申请人根据与Adu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与美国食品工业协会的仲裁裁决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承认与执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2.退一步讲,即使该公司主体合格,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被承认与执行。该公司从未参与涉诉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也从未同意涉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涉诉的仲裁条款对该公司并无约束力,该公司未收到过关于涉诉仲裁通知及仲裁员选定的通知,也未曾参与仲裁程序,涉诉的仲裁裁决也未送达该公司,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没有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申辩案件,涉诉的仲裁裁决应被拒绝承认和执行。同时,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涉诉仲裁裁决中的标注,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是根据2013年5月14日等九个日期的仲裁协议进行仲裁,但涉诉的编号为22477的《糖水橘子切片合同》的日期为2014年11月14日,并不属于上述日期仲裁协议,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对22477号合同的争议不具有仲裁权,涉诉仲裁裁决中支持申请人依据该合同对被申请人索赔4290美元的裁决为超裁。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涉诉仲裁裁决应被拒绝承认与执行。综上,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作出的2585号仲裁裁决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拒绝承认与执行。三、案件基本事实
皇家公司主张,自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皇家公司作为买方与卖方 Adu 公司先后签署了 编号为 22263、22264、22460、22477、22585、22586、22587、22588、2259、22592、22593、22606、22627、22628、18660、20276、20516、22456、22584、22589、22742-1、22742-2 的多份买卖合同,合同均约定了有关解决争议的仲裁条款。其提供的双方于2014年11月12日签订的22460号采购合同约定:皇家公司从Adu公司处购买2200箱柑橘瓣。合同首部“供应商”处标有“Adu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Ltd Eric”字样,地址为“NO. 26 Yanqing Road YaitaiCity,Shandong Province China”,运输方式“FOB OR IGN”,抵达港口 “新泽西州,纽约”,提货日期“2014.12.4”。合同尾部“供应商签名”处有“杜某”的中文签名,“供应商印章”处有“ADUINTERNATIONNAL GROUP CORPO-RATIOMN. LIMITED”公司印章字样。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为“当事人双方均同意由此合同所引发的一切纠纷均由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仲裁解决。”皇家公司提供的翻译件中将“Adu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Ltd”译为洛克西公司,其主张通过百度搜索发现,洛克西公司的网站上载明的公司名称和地址与该合同中显示的名称和地址一致,据此可以认定涉案仲裁合同的供应商即为洛克西公司。洛克西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并未设立公司网站,网上现有的信息并非其发布。另外洛克西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外使用并经政府相关部门备案登记的英文名称为“Yan Tai Rokxy Import Export Co. Ltd”,注册地址为“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7甲”,均与涉案合同上载明的供应商不同,自己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
皇家公司主张合同尾部供应商的签名为“杜某龙”,而杜某龙正是洛克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事实可以从烟台中级法院审理的(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得到印证。洛克西公司认可杜某龙曾经在2008年8月28日至2017年3月30日担任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认可涉案合同上“杜某龙”的签字是由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某龙所签。根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民事判决书的记载,洛克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杜某龙。该判决书在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显示,洛克西公司的员工马某政曾使用的电子邮箱为eric@adufood. cn ,洛克西公司的员工潘某电子邮箱地址为rex@adufood. cn,洛克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龙电子邮箱地址为adugp@163. com。
2015年5月23日,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向邮箱jack@adufood. cn;so-phie@adufood.cn发送主题为“仲裁通知案号2585”的邮件,其中邮件附件中含有仲裁通知、仲裁庭组成人员名单、申请人仲裁请求、仲裁规则。皇家公司在仲裁请求中主张卖方ADU公司未能履行买卖合同,而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要求进行仲裁,其中涉及寻求裁决的合同编号为22263、22264、22460、22461、22477、22585、22586、22587、22588、22591、22592、22593、22606、22627、22628、18660、20276、20516、22456、22584、22589、22742。
2015年7月21日,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在被申请人未对仲裁作出回应和出庭的情况下作出了 2585号仲裁裁决。裁决称,根据双方2013年5月14日、2013年12月27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2日、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16日之仲裁协议,最终裁决支持买方皇家公司对卖方ADU公司就 22263、22264、22460、22461、22477、22585、22586、22587、22588、2259K22592、22593、22606、22627、22628、18660、20276、20516、22456、22584、22589、22742号共22份合同索赔43986美元,加上卖方应当支付的仲裁费1250美元,共计45236美元。
另,根据仲裁裁决前半部分皇家公司的主张记载,22263、22264号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10月24日;22456、22460、22461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1月12日;22477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1月14日;22584、22585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1日;22586、22587、22588、22591、22592、22593、22606、22589 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 2014 年12月2日;22627、22628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3日;18660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15日;20276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27日;20516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4日;22742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16日。
2015年11月10日,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将仲裁裁决结果以“仲裁案号2585-仲裁裁决”为主题向邮箱 jack@adufood. cn 和 sophie@adufood. cn 进行了发送。2015年11月17日、2016年1月8日,皇家公司先后通过申请人方的袁斌律师和其法定代表人Collin Tuthill两次向jack@adufood. cn、lily@adufood. cn、sophie@adufood. cn、usa@adufood. cn 电子邮箱发送了 主题为“关于:仲裁案号2585烟台洛克西视频”的电子邮件,敦促洛克西公司自觉履行2585号裁决,但未获得洛克西公司回应和履行。
庭审中,洛克西公司称据其了解,涉案被申请人Adu公司为中国香港注册的公司,Adu公司与洛克西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在(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案件的涉案交易中,洛克西公司曾委托Adu公司代为付款,洛克西公司的员工马某政、潘某等曾经借用过Adu公司后缀为adu food. cn的有关邮箱。但在本案中并未使用,本案仲裁裁决送达的jack@adu-food. cn;lily@adufood. cn;sophie@adufood. cn;usa@adufood. cn 电子邮箱并非洛克西公司或有关职工所有,洛克西公司并非本案仲裁当事人,亦未收到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和皇家公司向其发送的仲裁通知、仲裁裁决书和律师函等文件。
另查明,洛克西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8日,注册资本50万元,住所地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7甲,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木材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其在商务部门登记备案的英文名称为“Yan Tai Rokxy Import Export Co. Ltd”,公司印章名称为“烟台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
四、烟台中院审查意见
烟台中院认为,美国食品工业协会的仲裁裁决在美国作出,为外国仲裁裁决。中国和美国均系《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的缔约国,故本案所涉仲裁裁决是否予以承认和执行,应当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一是洛克西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申请人,与皇家公司就买卖合同是否达成仲裁协议;二是洛克西公司是否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有关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是否对案件提出意见;三是仲裁裁决是否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
关于焦点一,皇家公司主张,其与洛克西公司之间的业务一直是通过电话或邮件的方式联系,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合同,从未到过洛克西公司,其从百度上搜索到洛克西公司的住所地及单位名称与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一致,故Adu公司就是洛克西公司。洛克西公司则主张,其公司使用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备的外文名称为“Yan Tai Rokxy Import Co. Ltd”,经营地址一直是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7甲,与皇家公司所主张的合同中的卖方Adu公司并不是同一家公司,也不是同一经营地址。尽管翻译机构将“ADU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的中文名称翻译成洛克西公司,在该名称并非通过直译方式得出的情况下,申请人和翻译机构均未向法院提供和说明该名称翻译的依据。皇家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洛克西公司为涉案仲裁裁决的当事人。烟台中院认为,皇家公司与Adu公司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签订了多份买卖合同,虽然Adu公司英文翻译名称为“洛克西公司”,但该公司在中国企业登记管理部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部门并未登记,经营地址与洛克西公司也不一致,皇家公司不能举证证明Adu公司所使用的邮箱邮址是由洛克西公司申请注册。其虽然主张在烟台中院审理的(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案件中洛克西公司曾使用过名称adu food. cn,但未进一步举证证明Adu公司、adufood.cn与洛克西公司系同一家公司。故皇家公司关于Adu公司就是洛克西公司、洛克西公司是其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主张,证据不足,烟台中院不予支持。既然皇家公司不能证明洛克西公司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关于双方就买卖合同达成仲裁协议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皇家公司主张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于2015年5月23日按照其提供的邮箱jack@adufood. cn和sophie@adufood. cn向被申请人送达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皇家公司的仲裁请求,仲裁程序合法有效。洛克西公司则主张,皇家公司提供的网址与该公司无关,该公司没有收到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发送的任何文件,也未向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提出答辩意见。对此烟台中院认为,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向洛克西公司送达仲裁通知等文书的地址是由皇家公司提供,在皇家公司不能证实邮箱jack@adufood. cn和so-phie@adufood. cn归洛克西公司所有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洛克西公司得到了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指定仲裁员或者有关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
关于焦点三,烟台中院认为,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根据皇家公司与Adu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12月17日、2014年2月24日、10月24日、11月12日、12月1日、12月2日、12月3日、12月16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作出了2585号仲裁裁决书,而皇家公司仅向烟台中院提交了编号为22460的买卖合同,其余买卖合同在烟台中院限定的期限内未予提交,致无法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就解决合同争议达成了仲裁条款,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皇家公司承担。另外,皇家公司向仲裁庭提出的仲裁请求显示,编号为22477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1月14日,并不在美国食品工业协会认定的仲裁协议范围内,美国食品工业协会对于双方未约定仲裁协议的买卖合同仲裁索赔4290美元,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作出的2585号仲裁裁决。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拟同意烟台中院的审查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本案申请人皇家公司因与Adu公司多份买卖合同纠纷,提请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作出了2585号裁决。皇家公司认为Adu公司即为洛克西公司,皇家公司主张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编号为22460合同签字的卖方当事人为杜某,而杜某时任洛克西公司法定代表人;二是Adu公司与其联系的公司用的邮箱后缀为“adufood.cn”,而在(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案件中,洛克西公司的员工马某政、潘某用的邮箱也正是以“adufood.cn”为后缀的有关邮箱;三是,从百度搜索Adu公司就是被申请人烟台洛克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且Adu网站的邮箱后缀是“adu food.cn”。洛克西公司称从未与皇家公司签订过买卖合同,虽然认可杜某曾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编号为22460合同卖方所签的杜某并非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洛克西公司员工马某政、潘某确实用过“adu food.cn”为后缀的邮箱,但这是在(2015)烟商二终字第213号案件中,因委托Adu公司代为付款借用的邮箱,皇家公司所搜到的网址也并不是其公司网址。并称Adu公司注册地在中国香港。经审查,洛克西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8日,注册资本50万元,住所地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7甲,其在商务部门登记备案的英文名称为“Yan Tai Rokxy Import Export Co. Ltd”。而Adu公司在与皇家公司所签订的22460合同中,住所地为“NO.26 Yanqing RoadYaitai City,Shandong Province China”,洛克西公司英文名称与Adu名称与公司也不一致。皇家公司对于“杜某”的签字未提供证据证明系洛克西公司曾经法定代表人杜某,也就无法证明杜某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便洛克西公司员工用过“adu food.cn”为后缀的邮箱,但是皇家公司也无法证明其所查询Adu公司网站实际为洛克西公司所有。综上,无法认定“Adu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Ltd”公司即为洛克西公司,符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五条(戊)款之规定,该裁决对洛克西公司尚无约束力。
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于2015年5月23日通过皇家公司所提供的jack@adufood. cn和sophie@adufood. cn两个邮箱地址,向被申请人送达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皇家公司的仲裁请求。在未得到被申请人回应和出庭的情况下,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了 2585号仲裁裁决。在庭审过中,法庭询问皇家公司称是否可以确定洛克西公司能否收到相关邮件,皇家公司称不能确定。虽然皇家公司称与ADU公司签订合同是通过网络和传真方式进行的,但是皇家公司在武汉设有办事处,双方业务往来近2年时间,皇家公司从未确认过其合同相对方的具体身份,即便决定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时也未进行确认。因此,在皇家公司无法证明洛克西公司即为Adu公司的情况下,导致美国食品工业协会通过邮件方式未能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皇家公司的仲裁请求送达洛克西公司,符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五条(乙)款规定之情形,洛克西公司未能接获指派仲裁员获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致使未能答辩。
美国食品工业协会2015年7月21日所作出的2585号仲裁裁决是根据双方2013年5月14日、2013年12月27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2日、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16日所签订的相关合同作出,但是皇家公司所主张的22477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1月14日;18660号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15日,均不在2585号仲裁协议所记载的日期范围之内,22477号合同所对应的4290美元损失和18660号合同所对应的1900美元损失,超出了仲裁范围。符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五条(丙)款之规定。
综上,美国食品工业协会2015年7月21日所作出的2585号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我院现将审查意见及有关案件材料报送钧院,请审查予以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子长县人民法院设立子长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子长县人民法院设立子长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法〔2019〕183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撤销子长县人民法院设立子长市人民法院的请示》(陕高法〔2019〕18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撤销子长县人民法院,设立子长市人民法院,管辖所辖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其上一级人民法院为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子长县人民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子长市人民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65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653号建议的答复
周光权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两高”应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纠错力度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工作部署,切实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力度,有效强化产权司法保护,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正如您所言,个别检察院仍然存在观望情绪,一些冤错案件的纠正工作进展缓慢,亟待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下一步,我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工作。
一、关于进一步提高认识的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后,我院高度重视,及时研究出台《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017年初,专门印发《关于在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学习领会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产权司法保护意识,明确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发展中涉及的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以及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私有产权等六类案件进行重点甄别,将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等原则贯穿到司法办案各个环节。
今年4月,张军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讲话中强调,检察机关要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持之以恒纠防冤假错案。我院又专门印发通知,要求从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高度,进一步强化对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调依法保护产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客观需要。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督导和案件办理的建议
2017年,我院和各省级检察院共挂牌督办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77件,纠正22件。今年4月,我院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加强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工作专项督查活动,明确推进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方法举措,并要求各省级检察院分管院领导亲自过问,带头办理重大案件,力争挂牌督办一批案件、甄别纠正一批案件、异地审查一批案件、公开审查一批案件、反向审视一批案件、发布选编一批典型案例,促进和保障案件办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各省级检察院新挂牌督办59件。我院正抓紧研究,力争再挂牌督办一批案件,并选取一批典型案件组织开展公开审查,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专家学者等参与旁听,持续向社会释放检察机关强化产权司法保护、维护司法公正、敢于纠错的积极信号。
对最高法决定再审的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我院及时成立两个专门办案组开展同步审查,针对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开展研究论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派员出席再审法庭,依据事实和法律当庭发表检察意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产权保护精神落到实处,案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目前,张文中案已由最高法宣判无罪,顾雏军案已再审开庭完毕等待宣判。
三、关于建立和完善防范涉产权冤假错案长效机制的建议
为有效建立和完善防范涉产权冤假错案长效机制,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反向审视工作。注重发挥反向审视回看全程、末端检视的“反光镜”、“显微镜”作用,集中力量、深度剖析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冤错案件,找出原办案过程中存在的执法司法不规范、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等突出问题,及时反馈原办案部门并督促整改,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形成新的错案。
二是启动异地审查机制。认真执行落实《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规定(试行)》有关要求,对省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有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经督促仍拖延办理,或者在当地办理遇到较大阻力、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等情形,或者当事人申请或省级院提请最高检异地审查的,我院将指令异地审查,确保案件的及时、公正办理。
三是深入进行问题研究。加强检察机关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涉产权冤假错案成因,积极推进建立完善防范涉产权冤假错案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为确保民法典实施进行司法解释全面清理的工作情况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为确保民法典实施进行司法解释全面清理的工作情况报告
(202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6次会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正式生效实施。自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实施民法典,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周强院长担任组长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通过院党组会议、审判委员会会议和其他工作会议多次部署推进民法典在全国法院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准备工作,特别是研究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和新的配套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在2020年年底之前完成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和适应性相统一的重大工程,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领导小组在贺荣副院长带领下,通过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院各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行有效的591件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清理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一、本次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清理的特点、原则与工作进程
本次司法解释清理是最高人民法院继2011年、2018年司法解释清理工作之后又一次全面清理工作。与既往主要以废止为目标的清理工作不同,本次清理以保障民法典实施为目标,既有需要废止的情形,又有需要修改的情形,还有需要废旧立新以及制定配套司法解释的情形;清理工作需对标民法典,覆盖现行有效的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国家赔偿在内的所有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的每一个条、款、项,同时清理2011年以来发布的139件指导性案例。因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全面、最为系统、最为规范、最为彻底的一次司法解释清理。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要求严格。
本次司法解释清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在指导思想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以解决司法解释与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冲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民法典平稳有序实施为目标。
二是坚持依法清理。在清理标准上,凡是与民法典规定相冲突的,凡是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的,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有关条款,均一律废止。严格对标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该废止的废止,该修改的修改。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基础上,提出清理意见并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
三是坚持全面清理。在清理范围上,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20年5月28日现行有效的591件司法解释全部纳入清理。包括民事司法解释380件,刑事司法解释159件,行政司法解释37件,国家赔偿司法解释15件。对全部司法解释的所有条文进行精细化清理,具体到每个条文的“废、改、留”。对所有指导性案例,逐一甄别研究。
自2020年6月以来,司法解释清理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是统一部署、落实分工阶段。2020年6月1日,周强院长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29日关于“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提出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司法解释纳入清理范围。2020年6月2日,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学习贯彻2020年全国两会精神视频会议”上再次作出部署。2020年6月5日,贺荣副院长主持召开民法典实施工作推进会议,对司法解释清理和制定工作进行研究,落实部门分工和职责,确定时间表、路线图,讨论通过了《“切实实施民法典”任务分解表》。
二是组织团队、认真清理阶段。从2020年6月中旬开始,院内有关部门按照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切实实施民法典”任务分解表》《关于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方案》进行任务落实,组建专门团队或指定专人进行司法解释清理。坚持“边清理、边修订”“边清理、边起草”的工作方式,将司法解释的清理、修订、起草工作同步推进。对标民法典进行精细化清理,拟定每个条文的“废、改、留”意见。
三是解决问题、凝聚共识阶段。针对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8月、9月两次召开清理工作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统一认识。决定清理后的司法解释,区分四种情形分别处理。即:凡是与民法典规定冲突或主要制度已经被民法典吸收的,予以废止;凡是与民法典精神、原则没有冲突,个别条款、文字表述与民法典规定不符的,进行简单修改后继续施行;凡是主要条款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或需要在该司法解释中对民法典有关制度、条款进行进一步解释的,属于重大修改;凡是与民法典和其他法律均不冲突,实践中仍需要作为审判执行依据的,继续保留适用。此外,对司法解释的命名和体系构建、修改后司法解释的施行时间、过渡时期的措施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四是多轮复核、取得成果阶段。各牵头部门按照各单位提出的清理意见汇总、论证后,从2020年9月中旬开始陆续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研究审核基础上,拟定废止、修改的司法解释初步目录,形成阶段性工作报告,于2020年11月2日提交第1814次审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下,各单位对清理结果进行了四轮复核和修改调整。2020年11月26日,刘贵祥专委带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汇报司法解释清理与制定工作情况。2020年12月中旬,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完成了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情况报告,拟定1个废止决定和5个修改决定,列出保留目录清单,作为报告的附件,编制成8册,总计81万余字。2020年12月22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了清理报告及附件,决定提交审委会审议。
二、本次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
2020年12月23日,审委会第1823次全体会议对《关于为确保民法典实施进行司法解释全面清理的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了初次审议,并决定对现行有效的591件司法解释,废止116件,修改111件,继续有效适用364件;决定对139件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适用2件,继续参照适用137件。具体情况为:
(一)废止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116件
决定废止的116件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包括民事类(含综合类)114件、国家赔偿类2件。其中,直接废止89件、“废旧立新”27件。废止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主要废止理由:一是有的司法解释发布的时间较为久远,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若干规定》发布于1985年,已经无法适应当前信息化条件下的统计工作实际。二是主要内容已经被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新制定的司法解释吸收、替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是关于夫妻共债共签的规定,已被民法典第1064条吸收。三是所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直接援引民法典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解决。如199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办理储户挂失造成储户损失银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有关问题可以直接援引民法典关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规定解决。
(二)修改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111件
决定修改的111件司法解释,包括民事类(含综合类)109件、刑事类1件、行政类1件。修改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司法解释文本重新公布。其中,审委会对买卖合同纠纷等14件司法解释的24个条文进行了重点审议,对法工委提出明确不同意见的,原则上均按照法工委意见办理。主要修改内容:一是对标民法典等法律相应修改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所援引的法律名称和条文序号;二是对标民法典及有关法律删除个别条文或表述;三是对标民法典等法律增加有关内容或调整有关表述。为方便检索适用,将修改后的111件司法解释分为民事类(27件)、商事类(29件)、知识产权类(18件)、民事诉讼类(19件)及执行类(18件)5个类别,分别制定、发布修改决定。
(三)继续有效适用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364件
决定保留下来继续有效的司法解释364件,包括民事类(含综合类)157件,刑事类158件,行政类36件,国家赔偿类13件。对继续有效的司法解释,将在最高人民法院编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实施民法典继续有效适用的司法解释文件汇编》中全文刊载。
(四)“废旧立新”的司法解释处理方案
民法典施行日,民法通则等9部法律同时废止,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主要是关于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等适用方面的司法解释,从名称到内容都需要进行较大幅度删、改、增,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此类司法解释共27件。
具体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直接以民法通则等被废止法律作为司法解释名称,因而需要在修改名称和有关内容后重新发布的,共计10件。如婚姻法解释一、二、三及婚姻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等。二是虽不以被废止法律作为司法解释名称,但需要合并重新制定的,共计6件。分别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解释一、二,劳动争议案件解释一、二、三、四。三是在处理前两类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时,需要将相关的批复、规定、意见等一并纳入,以优化司法解释体系、方便法律适用的,共计11件。其中8件担保类批复、规定需要纳入新的担保司法解释,1件建设工程类批复需要纳入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2件婚姻类复函、意见需要纳入新的婚姻家庭司法解释。
上述27件司法解释均予以废止,计入前述116件废止司法解释中。需要说明的是,民通意见及合同法解释一、二共3件司法解释,虽然清理完毕,由于没有修改完成,因此按照第1814次审委会决议,对仍有适用价值的内容,拟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凡是不与民法典冲突的条文仍然可以在裁判说理中援引。
(五)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2件
决定对2件与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精神不符的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适用。具体为:(1)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不再参照适用的理由:该案例从证据上认定蒋志东、王卫明“怠于履行义务”,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立的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应当举证证明“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结果直接有因果关系的精神规定不符。(2)指导案例20号《深圳市斯瑞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坑梓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蓝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不再参照适用的理由:该案例的裁判要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不一致,不再参照。裁判要点中的“支付适当的使用费”不是基于侵害专利权,而是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产生的“适当的费用”,不符合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立法原意。此2件不再参照适用的指导案例,以通知形式公布。
三、关于新制定司法解释、修订非司法解释类规范性文件情况
为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按照“统一规划、分批制定,急用先行、重点推进,先易后难、确保质量”的原则,在民法典正式施行前后,出台一批司法解释。为此,制定并经审委会审议通过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修订并经审委会审议通过1件非司法解释类规范性文件,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时施行。
一是制定、审议通过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民法典属于实体法,原则上只对施行后的法律事实产生约束力,对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无溯及力。但按照立法法规定,可以进行有利溯及。为了解决民法典施行后审判实践面临的有关新旧法律和司法解释衔接适用问题,并严格溯及例外情形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制定专门司法解释。为此,2020年12月14日审委会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二是修订、审议通过非司法解释类规范性文件《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为便利人民群众诉讼、服务审判执行、便于司法统计,2020年12月14日审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153个案由进行了修改完善。按照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增加新的案由、规范原有案由。如适应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增加声音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等案由;增加了居住权、保理合同等案由。
三是按照“废旧立新”方式,制定、审议通过关于担保、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劳动争议6件司法解释。在清理过程中,对列入重大修改,并在修改基础上完成制定工作后需要废止的24件涉及物权、担保、婚姻家庭、继承、建设工程、劳动争议等司法解释,在充分研究论证,并征求地方法院、有关中央国家机关、法学理论界以及法工委的意见后,予以废止,并同时分别制定形成新的司法解释,提交审委会审议。
2020年12月25日上午,审委会第182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同日下午,审委会第18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四、本次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本次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和第一批配套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始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及时有力指导,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支持配合,得到其他有关中央国家机关以及法学理论界大力支持帮助,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取得以下成效:
一是不折不扣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国家有关规定,要抓紧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要及时完善相关民事司法解释,使之同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精神保持一致,统一民事法律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党组有力部署,各部门合力攻坚,参与者齐心协力,如期完成司法解释清理工作,迅速推出第一批司法解释。
二是明确了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废改立的范围和数量。经过清理,最终明确2020年5月28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废止的为116件,修改的为111件,保留继续有效适用的为364件。对2011年以来发布的139件指导性案例,决定不再参照适用的为2件,继续参照适用的为137件。
三是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本次清理集中解决了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与民法典不一致、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之间不协调,以及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名称不规范、内容不准确等问题,既有力促进了司法解释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也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准确的依据,统一了民法典实施后的法律适用标准。
四是探索了民法典司法解释体系的构建思路。通过司法解释清理,对民法典时代的司法解释制定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审判执行需求为出发点、以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为原则,构建多层次的民法典司法解释体系,不追求大而全、体系化的司法解释。要按照解释民法典的整体适用问题、解释民法典某一编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某类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路,构建分层次的民法典司法解释框架体系。
五是为民法典施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21年1月1日开始,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中心工作是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的制度和规定,通过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是加强对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司法解释清理成果与第一批配套司法解释的实施,为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创造了良好条件,为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供了制度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定,现将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A公司等三被告非法向海洋倾倒建筑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11-115号)作为第二十九批指导性案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8月19日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A公司等三被告非法向海洋倾倒建筑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11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海洋倾废 联合调查 检察建议 二审出庭
【要旨】
对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不能有效维护公益,又未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案件二审开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与下级检察机关共同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发表意见等,积极履行出庭职责。
【基本案情】
2018年,海口B公司中标美丽沙项目两地块土石方施工工程后,将土石方外运工程分包给海南A公司。陈某(A公司实际控制人)以A公司的名义申请临时码头,虚假承诺将开挖的土石方用船运到湛江市某荒地进行处置,实际上却组织人员将工程固废倾倒于海口市美丽沙海域。
【发现线索和调查核实】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在“12345”平台发现,群众多次举报有运泥船在美丽沙海域附近倾倒废物,随后通过多次蹲点和无人机巡查,拍摄到船舶向海洋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口市院)检察官在前期工作基础上,2018年12月14日与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出海,联合开展特定海域调查行动,在海上截获一艘已倾倒完建筑垃圾正返回临时码头的开底船。12月17日,针对行政机关对相关海域多次违法倾倒建筑垃圾行为存在未依法履职问题,海口市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决定。2019年1月2日,海口市院向海口市海洋与渔业局送达检察建议,要求查处非法倾废行为,并追究违法行为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019年5月16日,海口市海洋与渔业局对A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各处10万元罚款。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A公司无海洋倾废许可,倾倒的海域亦非政府指定的海洋倾废区域。申请美丽沙临时码头时A公司声称将开挖出的建筑垃圾运往湛江市某经济合作社,但经实地调查,建筑垃圾均未被运往湛江进行处置,相关合同系伪造。陈某系A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船舶所有人,经手办理涉案合同签订、申请码头、联系调度倾废船舶等事宜,并获取大部分违法所得。B公司虽在招标时书面承诺外运土方绝不倾倒入海,却通过组织车辆同步运输等方式积极配合A公司海上倾废活动,B公司对海洋生态环境侵害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检察机关还发现,行政处罚认定的非法倾废量为1.57万立方米,与当事人接受调查时自报的数量一致,但该数量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工程结算凭证等证据,检察机关查明A公司海洋倾废量至少为6.9万立方米。
经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鉴定,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中含有镉、汞、镍、铅、砷、铜等有毒有害物质,这些有毒有害物质会进入海洋生物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生态环境损害量化共计860.064万元。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对可能涉嫌污染环境罪的线索,海口市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于2019年1月21日将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审查。根据调查情况及鉴定意见,依据刑法第338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海口市院刑事检察部门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经研究,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倾废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检察机关书面建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接原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职能)依法启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该局于2019年8月11日回函称,因正处于机构改革中,缺乏法律专业人才和诉讼经验,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
2019年8月23日,海口市院发布诉前公告,公告期满,没有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19年11月,海口市院以A公司、陈某、B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A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860.064万元,被告陈某和B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三被告在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3.三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47.5万元及公告费。检察机关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查封了陈某名下的房产、船舶,冻结了陈某、B公司的银行账户。
(一)一审情况
2020年3月26日,海口海事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三被告辩称,鉴定评估在资质、取样、程序、依据等方面均存在问题,损害赔偿金量化为860.064万元与事实不符;实际海洋倾废数量没有6.9万立方米。A公司还辩称,美丽沙项目用地原系填海造地,倾倒的土方原本就来源于海洋,系清洁疏浚物,不是建筑垃圾,且鉴定和监测显示有毒有害物质均未超标,倾倒的土方对海洋无损害。陈某辩称其与A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土方均倾倒于政府规定的海域;已被处以20万元行政罚款,不应再承担巨额赔偿。B公司辩称,合同已明确要求A公司要合法合规处置建筑垃圾,作为发包人其不再负有任何义务;起诉认为其通过组织车辆同步运输等方式积极配合海洋倾废没有事实根据。
检察机关根据调查收集的档案、书证、询问笔录、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56份证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根据无人机拍摄的现场视频等证据,涉案建筑垃圾倾倒入海的地点即美丽沙海域;根据现场开挖情况、车辆运输、工程款支付等结算证据,可以证明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量至少为6.9万立方米;检察机关依法委托的华南所是生态环境部编制的《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推荐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具备水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弃物处置、环境风险评估、污染损害评估等多方面专业评估资质,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程序规范,量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为860.064万元的结论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虽未达到危险废物标准,但含有毒有害物质,已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系不同法律性质的责任形式,不能相互替代,陈某应承担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不应因受到行政处罚而免除;B公司作为建筑垃圾的直接生产单位,陈某作为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倾废船舶的所有人,与A公司三方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非法倾废行为,实际上是以合同分包为名,行非法倾废之实,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0年3月26日,海口海事法院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二审情况
三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主要理由是:定案的关键证据即鉴定意见在资质、程序、检材取样、计算方式、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重大错误;倾倒的淤泥、土方并非建筑垃圾;倾倒物未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仅1.5万立方米等。
2020年8月13日,二审开庭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2名检察官,与海口市院检察官共同参加庭审活动。海口市院出庭检察官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以视频、数据、鉴定意见和评估报告等,证明三被告共同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官参加了整个庭审活动,并阐明:所倾倒对象的性质并非疏浚物,而属于建筑垃圾;案涉倾废数量认定依据准确,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鉴定意见认定倾倒垃圾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清楚、取样程序规范。华南所参与鉴定的专家出庭接受质询,对30多个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2020年11月2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担负着第一顺位职责,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优先适用性,公益诉讼检察则具有补充性和兜底性。海洋监管部门虽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未能完全实现维护公益的目的,经书面建议和督促后又不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不再继续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而直接对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切实发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作用。
(二)综合运用各类调查手段,查明公益损害的事实,确定公益损害赔偿数额。检察机关可利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充分履行调查职能,全面查明海洋污染情况。鉴于海洋调查取证的特殊性,在前期必要工作基础上,还可以与行政机关联合调查,完成特定现场取证。针对海洋生态损害后果,检察机关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评估意见,可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形式进行审查论证,同时协调做好鉴定人出庭作证、应对提问和质询等工作,使鉴定意见经得起庭审考验。
(三)注意发挥上级检察机关派员二审出庭作用,形成维护公共利益的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任务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公益诉讼二审案件,原起诉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应立足于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诉讼任务,全力以赴,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共同做好出庭工作。上级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官在全面阅卷审查和熟悉案情的基础上做好各种预案,与下级检察院的检察官共同出席二审庭审全过程。两级院出庭检察官应当加强协调配合,上级检察院出庭人员可以在庭审的各个阶段发表意见,与下级检察院出庭人员形成合力,从而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第六条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处置危险废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12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危险废物污染 代处置
【要旨】
对犯罪行为造成的持续污染,检察机关可综合运用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进行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完成后,犯罪嫌疑人无力处置污染物,行政机关又不履行代处置义务的,检察机关应当督促其依法履职。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冯某某等将从浙江舟山市嘉达清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达公司)非法收购的船舶清舱油泥,运输至江苏省睢宁县岚山镇境内,非法倾倒过程中被公安机关现场查获,清理出油泥及污染物共计135吨。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原睢宁县环境保护局)将油泥转移至一停车场内,其中71吨用塑料桶贮存、64吨临时放置货车上。经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涉案油泥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中的“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其中所含甲苯、四氯乙烯、四氯化碳等成分均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相应标准值,系具有毒性和易燃性的危险废物。
根据当地集中管辖规定,睢宁县公安局2018年5月将刑事案件移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于7月23日就刑事部分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并于9月18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8月8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冯某某等人赔偿尚未倾倒的64吨油泥需要支出的应急处置费545166元、135吨油泥混合物处置费用931665.8元。同时,冯某某等五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八个月不等刑罚,嘉达公司被判处罚金五十万元。各被告均未提出上诉,并主动支付相关处置费用。
2019年4月17日,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期间,鉴于本案刑事诉讼证据已经固定,涉案油泥在未按规定进行专业技术封存的情况下存放长达18个月,持续造成环境污染,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睢宁县院)会同法院、公安、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召开油泥处置协调会并形成会议纪要,鉴于污染者处于刑事羁押状态,检察机关已经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判令其承担环境修复费用,为避免污染持续发生,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应由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对污染物代为处置。但会后,生态环境局仍未依法履职。
【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针对生态环境局怠于履职情形,睢宁县院于2019年5月22日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并多次到油泥存放现场调查取证,向公安机关核实相关情况,通过拍照、录像、询问证人等方式固定现场证据。经现场勘查,贮存油泥的塑料桶未采取专业技术封存,现场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亦未采取防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油泥持续挥发并部分渗漏,对周边空气、土壤造成二次污染。
2019年5月27日,睢宁县院向生态环境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职责。2019年7月2日,该局书面回复称,其没有处置固体废物的职责,且油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不能在办案过程中处置。
对此,睢宁县院再次向公安机关核实涉案污染物最新情况,并到油泥堆放现场跟进调查,证实油泥处置不影响刑事案件办理;检察建议发出后,生态环境局始终未履行代处置职责。因值梅雨季节,油泥渗漏、流淌情形加重,生态环境仍持续受到侵害。
【诉讼过程】
2019年7月16日,睢宁县院以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为被告,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9年8月14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一)法庭调查
出庭检察人员宣读起诉书,请求:1.确认被告对涉案危险废物贮存状况不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尽快将涉案危险废物移交有处置资质的单位依法处置。
睢宁县生态环境局辩称:油泥作为刑事案件的重要物证,暂不能处置。该局已联系有资质单位落实处置工作,并当庭出示了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的卷宗等证据。
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睢宁县院围绕生态环境局在危废处置上的法定职责、权限、法律依据,以及由于该局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等情况向法庭出示了相关证据。
(二)法庭辩论
出庭检察人员发表辩论意见认为:一是根据《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定,被告人因刑事犯罪被羁押而无法处置危险废物,生态环境局应当依法履行代处置职责。二是生态环境局不依法履职,致使部分油泥渗漏、流淌,造成周边空气、土壤严重污染,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生态环境局辩称:一是该局已对油泥进行鉴定,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该局履行了油泥贮存的监管职责,符合危险废物转移、贮存的规范化标准;三是油泥系刑事案件的重要物证,该局多次征求公安机关意见,公安机关认为案件未结,油泥不能处置。
针对答辩意见,睢宁县院认为,生态环境局虽然在案发之初将犯罪线索移交,但在明知油泥系危险废物的情况下,未及时将油泥委托有危险品保管资质的公司贮存,且未采取有效的防扬散、流失、渗漏等措施,而是任其长期露天放置。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生态环境局并未与其联系处置油泥事宜,且在油泥处置协调会明确生态环境局的处置职责后,亦未及时履职。
(三)审理结果
2019年11月15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生态环境局未上诉,判决生效。
庭审后,生态环境局在网上发布采购公示、中标公告,确定了危废处置公司。在生态环境局的监督下,该公司对涉案油泥及部分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了无害化处置,对涉案现场进行了规范化处置。检察机关对上述过程进行了全程监督。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可以在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综合运用刑事诉讼、民事公益诉讼职能,同时追究环境污染者的刑事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检察机关可以依据相关规定,诉请判令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污染物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检察机关要注重加强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衔接和协同,形成惩治不法行为、修复生态环境的合力。
(二)违法行为人对造成的环境污染拒绝履行或者没有能力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导致环境污染持续发生,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污染物所在地的环境主管部门履行代处置职责。《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违法行为人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倾倒地的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污染具有监督管理职责。违法行为人拒绝履行或者没有能力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督促危险废物倾倒地的环境主管部门代为处置。
(三)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涉案物品不及时处置可能导致公益受损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程序督促行政机关及时进行处置。依据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规定,对具有危险性或者环境危害性的涉案物品,环境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加强衔接、及时处置。针对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涉案物品危害环境的情形,刑事证据固定后,即应开展对受损环境的修复工作,行政机关以处置对象系涉案证物或者刑事案件未结为由拒绝组织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涉案物品代为处置,导致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应当开展公益诉讼监督,及时维护公共利益,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一条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十条第二款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违建塘坝危害高铁运营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13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高铁运营安全 侵害危险 跨区划管辖
【要旨】
对于高铁运营安全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公益诉讼案件,可以指定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管辖。涉及多级、多地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职责的,对具有统筹协调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以来,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湖滨区交口乡部分村民在郑州到西安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郑西高铁”)南交口大桥桥梁南北两侧距桥墩不足100米处,分别修路筑坝、填土造田,造成桥梁南侧(上游)塘坝内蓄水约1万立方米,存在汛期溃坝冲击桥梁的风险;北侧(下游)形成堰塞湖,浸泡高铁桥墩,造成高铁运营重大安全隐患。经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三门峡市相关部门采取了开挖排洪渠、人工抽水等临时性解决措施,但仍未根本解决高铁桥梁防洪安全隐患问题。
【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2017年3月至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推动解决铁路线下安全隐患专项活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市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发现该重大公共安全隐患线索,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汇报相关情况。2018年1月8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郑州铁检分院管辖该案。
郑州铁检分院经现场勘验,调取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及执法情况的证据材料,询问铁路安全监管部门、铁路企业、沿线村民等相关人员,查明违建塘坝、堰塞湖浸泡高铁桥墩,造成高铁运营重大安全隐患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安全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研判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的监管职责和实际履职情况。郑州铁检分院认为:三门峡市陕州区、湖滨区人民政府和市区两级水利、国土、安全生产等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洪和保障铁路安全职责,造成高铁运营重大安全隐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具有保障铁路安全职责,由其对下属两个区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统筹调度,更有利于高效解决问题。
2018年3月7日,郑州铁检分院依法向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一是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对上下游填土筑坝、修建影响高铁桥梁安全设施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二是制定符合铁路安全标准的根本性整治方案,消除高铁运营安全隐患。
检察建议发出后,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对下属两个区级政府、多个职能部门进行统筹调度,由三门峡市委政法委、市水利局等部门组成专项整治工作组,市财政拨付资金240余万元用于南交口大桥上下游堰塞湖除险工程。市政府对该工程“统一设计方案、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督导检查、统一资金使用”,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勘测设计,并邀请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铁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后全面组织施工。2018年汛期前,堰塞湖除险工程如期完成。
2018年6月14日,受三门峡市人民政府邀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检分院及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铁路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到现场查看、验收,一致认为南交口大桥上下游堰塞湖除险工程施工质量良好,能够满足排洪泄洪条件,危及郑西高铁运营安全的重大风险得到排除。
【指导意义】
(一)高铁运营安全是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督促消除安全隐患。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办理安全生产领域案件,有助于监督解决安全生产活动中行政监管缺失、不到位及执法不严等问题,减少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铁路沿线存在的安全隐患,严重威胁出行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铁路安全法律法规,铁路沿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防范和制止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协调和处置保障铁路安全的有关事项,做好保障铁路安全有关工作。针对违法围垦造田、拦河筑坝等危害铁路运营安全问题等特殊领域,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在铁路安全受到侵害或者存在侵害危险时即督促行政机关消除隐患、依法履职,及时制止侵害、消除危险,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公益诉讼案件,应综合考虑案件性质、领域、公益损害程度、需协调部门等因素确定管辖检察机关。对于跨多个行政区域涉铁案件,需要协调铁路部门、相关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共同解决的,可以指定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管辖,发挥专门检察院跨行政区划的管理体制优势和办理涉铁案件的专业优势,同时更有效凝聚铁路、地方和相关行政部门的工作合力。
(三)对跨行政区划、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的案件,涉及不同层级人民政府和多个职能部门的,人民检察院应向其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两个以上县级人民政府和市县两级水利、国土、安全生产等多个职能部门均具有与案涉事项相关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洪和保障铁路安全的法定职责,可以由人民检察院对能够发挥统筹作用的市级人民政府发送检察建议,督促市级人民政府对下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协调调度,以提高监督效果,节约司法成本。
(四)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应当持续跟进监督,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行政机关虽然采取了部分行政监管措施,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检察机关应当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采取委托专业机构、组织评审会或邀请相关部门参与等方式对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成效进行评估,提高评判结果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四条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一条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三人故意损毁三清山巨蟒峰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14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自然遗迹 风景名胜 生态服务价值损失 专家意见
【要旨】
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的行为,属于“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检察机关依法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独特景观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可以采用“条件价值法”进行评估,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基本案情】
江西省上饶市境内的三清山景区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景区。巨蟒峰位于其核心景区,是经长期自然风化和重力崩解作用形成的巨型花岗岩石柱,是具有世界级地质地貌意义的地质遗迹,2017年被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天然蟒峰”,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可持续利用的自然遗产,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2017年4月15日,张某某、毛某某、张某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峰,并采用电钻钻孔、打岩钉、布绳索的方式先后攀爬至巨蟒峰顶部。经现场勘查,张某某等在巨蟒峰自下而上打入岩钉26枚。公安机关委托专家组论证认为,钉入巨蟒峰的26枚岩钉属于钢铁物质,会直接诱发和加重巨蟒峰物理、化学、生物风化过程,巨蟒峰的最细处(直径约7米)已至少被打入4个岩钉,形成了新裂隙,会加快花岗岩柱体的侵蚀进程,甚至造成其崩解。张某某等三人的打岩钉攀爬行为对巨蟒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破坏了自然遗产的自然性、原始性完整性。
【发现线索和调查核实】
2017年10月张某某等三人因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被公安机关移送起诉(2019年12月26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张某某、毛某某、张某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分别判处张某某、毛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万元,张某免于刑事处罚)。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该三人故意损毁三清山巨蟒峰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18年3月29日将线索移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
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自然遗迹、风景名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三清山巨蟒峰的世界级地质地貌意义承载着特殊的遗迹价值和广泛的公共利益。张某某等三人的损害行为侵害了生态环境和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本案属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三人在明知法律禁止破坏景物设施的情况下,故意实施破坏性攀爬行为,造成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和极大的负面影响,存在加速山体崩塌的重大风险。三人具备事前共同谋划、事中相互配合等行为,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018年5月,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财经大学三名专家成立专家组对三清山巨蟒峰的受损价值进行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专家组采用国际通用的条件价值法对三清山巨蟒峰受损后果进行价值评估〔按:条件价值法是原环境保护部下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确定的方法之一,是在假想市场情况下,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的措施的支付意愿,或者对环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以人们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来估计环境效益改善或环境质量损失的经济价值。该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分析得出该事件对巨蟒峰生态服务价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为0.119-2.37亿元。
【诉讼过程】
(一)诉前公告
2018年4月18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发出公告,告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
(二)一审程序
上饶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29日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三被告依法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的损失0.119亿元和专家评估费15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庭审过程中,三被告辩称:1.上饶市人民检察院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2.三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且本案发生前存在他人在巨蟒峰上打岩钉的情况,三清山管委会在巨蟒峰上建设的监控系统也有损害作用,三被告造成的损害属于多因一果的损害,应由各方分担责任。3.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不科学、数据不可靠,评估报告不能采信。公益诉讼起诉人答辩如下:第一,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自然遗迹、风景名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本案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本案系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且已经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第二,三被告在明知法律禁止在景物上刻划、涂污以及以其他方式破坏景物设施的情况下,故意实施破坏性攀爬行为,且事前共同谋划,事中相互配合,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专家组出具的《评估报告》系针对三被告在巨蟒峰打入26个岩钉造成的损害进行的评估,不涉及他人造成的损害;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案发后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考量,依法经许可和设计后在巨蟒峰周围安装监测设施(共计6个摄像头),该监测设施均不在巨蟒峰独柱体岩石上,避免了对巨蟒峰独柱体岩石的损害,其行为与三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同一性。第三,此次评估所采用的条件价值法是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国际通用的价值评估法,科学有据,评估过程严谨规范。评估专家依法出庭接受了质证,该专家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
2019年12月27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在参照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的评估报告,并兼顾三被告的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等基础上,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600万元,连带承担专家评估费15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三)二审程序
张某某、张某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与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共同派员出席法庭,就案件事实、证据、程序和一审判决情况发表了意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对景观生态服务价值的破坏行为,检察机关依法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代表性的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的生态服务价值表现在社会公众对其享有的游憩权益和对独特景观的观赏权益。任何对其进行破坏的行为都是损害人类共同享有的环境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开展公益诉讼检察。
(二)对独特景观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可以采用条件价值法进行评估。因独特的环境资源、自然景观缺乏真实的交易市场,其环境资源和生态服务的价值难以用常规的市场方法评估,损害赔偿数额无法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委托专家,采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中推荐使用的条件价值法进行评估,该方法被认为特别适用于独特景观、文物古迹等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评估后的结果可以专家意见书的方式进行举证,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依据。
(三)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刑事、公益诉讼司法手段打击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的行为,提高此类破坏行为的违法犯罪成本。损害赔偿数额可根据专家意见和案件综合因素合理确定。对于严重破坏或损害自然遗迹、风景名胜的行为,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其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害,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可根据《侵权责任法》诉请侵权人赔偿损失。由行为人承担高额环境资源损失赔偿的民事侵权责任,充分体现了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独特制度价值,既有助于修复受损的公共利益,又能警示潜在的违法者,唤醒广大公众保护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结合破坏行为的范围和程度、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恢复难易程度、涉案人的赔偿能力等综合考量。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第二十九条、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三项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115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村落保护 推动完善地方立法 促进乡村振兴
【要旨】
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传统村落属于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环境”范围。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对传统村落保护未依法履行监管、保护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其依法履职。对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可以结合办案促进相关政策转化和地方立法完善。
【基本案情】
贵州省黔东南州有409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包括榕江县栽麻镇宰荡侗寨、归柳侗寨。2018年3月,黔东南州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行动,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在专项行动中发现,栽麻镇宰荡、归柳两个侗寨的村民私自占用农田、河道、溪流新建住房,违规翻修旧房,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2018年4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决定立案并进行调查核实。通过现场勘验,询问村民及政府工作人员,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等,查明:栽麻镇宰荡、归柳两个侗寨部分村民未批先建砖混、砖木结构房屋的情况比较严重,导致大量修建的水泥砖房取代了民族传统木质瓦房,此外,加装墙壁瓷砖、铝合金门窗等新型建筑材料、加盖彩色铁皮瓦等现象,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整体格局和原始风貌,影响了侗寨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贵州省颁布的《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工作。栽麻镇人民政府作为栽麻镇宰荡、归柳侗寨保护和发展工作的法定主体,未依法落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和控制性保护措施,未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宣传、管理工作,对村民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等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和引导,导致传统村落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严重破坏。
2018年5月7日,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向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两个传统村落依法履行保护监管职责。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未对违章建筑进行监管,也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检察建议作出书面回复。榕江县人民检察院两次向该镇政府催办,仍未予回复。此后榕江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先后4次回访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原有破坏传统村落的违法建筑不但没有整改,数量不减反增,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一)提起诉讼
2018年12月28日,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根据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向黎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对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榕江县栽麻镇人民政府对破坏中国传统村落宰荡侗寨、归柳侗寨整体风貌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二)法庭审理
2019年2月27日,黎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出示了现场调查图片、走访当地村民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提供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等相关书证,证实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已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因违章建筑致使整体风貌受到严重破坏的客观事实。榕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依据《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等规定,栽麻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负有法定监管职责,检察机关发出诉前建议后,其仍未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保护措施,传统村落整体风貌始终处于遭受破坏的状态中。
经庭审质证,栽麻镇人民政府对于未依法履职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提出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自然资源、住建部门等多部门协调配合,村民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淡薄,保护传统村落与村民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存在现实冲突和矛盾。
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指出,栽麻镇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内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责任者,对破坏传统村落的违法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职责。栽麻镇人民政府应依法履职,协调各职能部门形成保护合力,加大力度发展生态旅游等相关产业,让村民共享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带来的红利和成果。
(三)审理结果
经依法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栽麻镇人民政府当庭表示不上诉。
(四)案件办理效果
判决生效后,榕江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栽麻镇人民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对宰荡侗寨和归柳侗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逐步拆除破坏中国传统村落风貌的违章建筑。2019年5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在跟进监督时发现,违章建筑已经全部拆除。
诉讼过程中,榕江县人民政府下发了《榕江县传统村落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对本地传统村落保护的具体措施、发展规划、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此后,榕江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与县自然资源、住建、规划等部门沟通,推动相关部门与同济大学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形成《榕江县侗族传统村落居民修缮与新建民居设计导则》,既延续传统民居风貌,又满足村民改善房屋质量和居住条件的现实需求。同时,协同两村村委会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增强村民保护传统村落的自觉性。
2019年9月,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就传统村落保护向州人大做专题报告,并提出地方立法完善建议。2020年4月29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2008年9月1日施行)修订审议通过,确立了传统村落分级、分类保护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各相关部门职责,并增加规定了“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行政不作为,破坏传统村落、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相关条款。黔东南州检察机关还推动协调传统村落保护资金1.43亿元,该州雷山县等地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部门形成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书”,改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项目,在保护中挖掘旅游资源,形成有特色的传统村落旅游金牌路线,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实现脱贫致富。当地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既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良好契合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指导意义】
(一)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是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能范围。传统村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中列明的“环境”范畴,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文遗迹。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和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对传统村落保护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传承和保护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人文环境、本地历史和民族文化,助力和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
(二)检察机关可以结合公益诉讼办案推进完善传统村落保护的配套制度机制。在传统村落、民族地域特色环境或其他人文遗迹保护领域,行政部门疏于或怠于履职存在多方面原因,或因法律、政策不完善,或因协调难、矛盾多、阻力大而难于充分履职,检察机关要及时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职。同时,还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正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合理要求。保护传统文化和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讲具有一致性,保护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内涵本身就是保护村落百姓的财富与利益。检察机关在发挥监督职能的过程中,要平衡好传统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协调、配合、支持相关部门保护、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的政策落实,为推动政策转化和地方立法完善贡献检察力量,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检察机关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检察机关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16日)
某服饰公司申请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监督案
【关键词】
防疫服装 提前介入 变更强制措施 恢复生产经营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28日,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以淄博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服饰公司)、实际负责人朱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张店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经审查: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某服饰公司为满足国内激增的防护服订单需求,在具备“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资质但不具备生产资质的情况下,将购入的某出口品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重新包装,未经授权张贴山东临沂G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单位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注册证编号”,对外出售,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52万余元,查获库存产品价值人民币22万余元。
2022年5月24日,张店区检察院对某服饰公司及朱某等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2021年5月,数十名群众在张店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聚集,推选代表反映,他们所在的某服饰公司为满足抗疫需求,一直加班加点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隔离衣、鞋套等紧缺物资,却因负责人被公安机关拘留,资金被冻结,公司陷入停产。现在工人工资无着落,订单不能交付,如公司倒闭,百余名工人将失去生活来源,因此依法请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的拘留强制措施是否适当等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与此同时,G公司也通过信访等方式对被侵权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
调查核实 本案涉及非公经济,张店区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将该案纳入12309服务企业“绿色通道”,成立由控申、刑检检察官组成的“涉企案件办理组”,并由控告申诉部门负责全程答复。“涉企案件办理组”经公安机关对接提前介入侦查,并开展现场走访核查、调阅工商管理登记信息、询问涉案当事人等工作,查明某服饰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立案侦查,公司实际负责人朱某被刑事拘留;某服饰公司具备“第一类医疗器械”隔离衣的生产、销售资质和“第二类医疗器械”防护服的销售资质,为抗疫工作作出过积极贡献,是目前淄博市唯一一家正式注册成立的标志服生产企业,目前已具有省市级各类生产经营许可证5个,属于地区规模性企业,百余名就业人员多为服装行业下岗职工,年上缴税收91万余元,无其他违法犯罪记录;为满足订单需要,张贴其他公司标识销售的防护服,经出售使用后未收到不良效果反馈。
监督意见 在全面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张店区检察院认为对某服饰公司负责人朱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遂向公安机关提出对朱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建议。2021年10月28日,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根据对非公企业和非公企业家犯罪案件“可以采取较为轻缓、宽和的措施,做到案件照办,企业生产经营照常运转”的法律政策,同步建议公安机关解除对该公司账户冻结,确保公司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监督结果 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和解除账户冻结的建议全部采纳。2021年5月26日朱某被取保候审后,立即安抚职工,组织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鉴于G公司提出某服饰公司作出赔偿的要求,审查起诉阶段,本着“回应诉求是基本,化解矛盾是根本”的目标,在“涉企办案组”多次与双方沟通且双方基本达成赔偿意向的基础上,为双方预约检察长接访,由检察长对公司双方代表进行接谈,并释法说理,促成双方达成了和解,朱某向G公司赔偿45万元损失,该案彻底息诉罢访。2022年5月24日,张店区检察院对该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从宽处罚。
同时,为进一步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张店区检察院控申部门采用“检察机关送法进企”、律检企三方“恳谈会”等方式,邀请某服饰公司负责人等企业家,就如何依法合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企业关切的增值税发票、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等一系列法律问题释法说理,帮助企业厘清法律界限,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结合某服饰公司案件办案效果,张店区检察院向张店区委政法委建言献策,牵头制定了《淄博市张店区政法机关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十项举措》,凝聚政法机关服务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合力。后经过跟踪回访反馈,某服饰公司目前已实现规范生产、合法经营,产品品质也进一步得到新老客户的认可,企业步入了加速成长的快车道,联合中标加拿大医院集团供货项目,并被央视“中国品牌故事”栏目推介。
【典型意义】
1.用好服务非公经济“绿色通道”,有效回应企业诉求。控申12309检察窗口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建好用好服务非公经济“绿色通道”是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重要切入点和发力点。本案即是控申部门依托12309检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受理涉企案件,了解案情和反应诉求,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和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及时向信访群众反馈案件进展,让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检察机关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诚心和力度。
2.跨部门配合横向联动,实现1+1>2的融合效应。检察机关对内充分发挥控申部门端口靠前的优势,在第一关口注重收集关键信息,靠前一步核实企业涉案情况,做到“全院一盘棋”,协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形成“全科医生问诊”“专科医生开方”的一体化办案格局。在部门联动的作用下,变更强制措施、解除冻结账户等一系列举措,多点着力服务保障非公企业发展,为涉案公司顺利赔偿谅解以及后续经营奠定了基础。
3.积极能动履职,持续做好涉案企业“后半篇文章”。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外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检察机关义不容辞担起为企业纾难解困的社会责任。通过跟踪问效,针对非公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问题,积极提供法律帮助,引导非公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并及时总结办理非公经济案件的成功经验,推动出台服务保障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机制,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检察力量。
某商贸公司申请撤案监督案
【关键词】
合同诈骗 撤案监督 “挂案”清理 部门联动
【基本案情】
2014年,尹某某、黄某某挂靠重庆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承包施工安徽省合肥市某建材厂住宅项目。2015年1月18日,尹某某、黄某某以某建设公司名义与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某商贸公司)就某建材厂住宅项目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某商贸公司向该项目供应钢材。在钢材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尹某某、黄某某于2015年2月16日和2015年3月31日向某商贸公司预付钢材款387万元,但该款项中的337万元在某商贸公司收款后又被实际施工人尹某某、黄某某以项目部急需资金为名要求退回,用于上述工程项目资金周转使用。2019年初,某建设公司和某商贸公司在对账过程中就此发生争议,就该337万元是否作为已付钢材款发生争议。2019年1月18日,某建设公司向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以下简称两江分局)报案,同年3月12日,两江分局以某建设公司被合同诈骗案刑事立案。某商贸公司于2019年4月起诉至合肥市某区法院,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货款本息1200余万元,合肥市某区法院以公安机关已对某建设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为由,裁定驳回某商贸公司的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某商贸公司反映其不服两江分局的立案决定,请求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撤案。2021年5月31日,该案被交由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渝北区院)办理。
调查核实 渝北区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案后,经对原案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两江分局说明立案理由,同时,考虑到涉案企业为民营企业,处理结果可能关系到该企业的正常运转,跨部门组建控告申诉部门与刑检部门共同参与的办案小组,协同办理本案,做实做细立案监督与释法说理工作。为查清案件事实、厘清案件争议,包案领导与办案小组主动听取了某商贸公司的诉求和意见,依法调取、收集了涉案双方企业及涉案人员提供的挂靠合同、供货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通过询问企业相关人员,搜集经营状况资料,对涉案企业的规模、纳税情况、目前经营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渝北区院依法查明:某商贸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钢材、建材销售,销售额年均6000余万元;某商贸公司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利息的民事起诉被法院以公安机关已对某建设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为由驳回后,某商贸公司经营困难;两江分局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2年内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直至2021年4月才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通过讯问同案人尹某某、黄某某、某商贸公司相关负责人,已查清337万元钢材款的性质、去向等相关事实,证实某商贸公司没有参与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
监督意见 渝北区院认为本案存在应当撤案而未撤案的情形,故于2021年6月7日向两江分局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两江分局于6月11日回复立案理由:尹某某、黄某某向某建设公司虚报某商贸公司提供钢材的数量,骗取某建设公司337万元,二人从未向某建设公司说明该款项是钢材预付款,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某商贸公司明知自己没有供应价值337万元的钢材,却向某建设公司开具337万元的发票,发票并未注明系钢材预付款,而后又将收取的337万元出借给尹某某、黄某某,有共同诈骗的故意和行为。
渝北区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经查证,某商贸公司没有参与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两江分局立案后二年内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未能移送审查起诉或者依法作其他处理,符合《最高人民检察、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及时撤销案件。2021年7月28日,渝北区院向两江分局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通知其撤销某建设公司被合同诈骗案。
监督结果 2021年7月29日,两江分局撤销案件。案件撤销后,渝北区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和刑事检察部门对两家涉案企业开展释法说理工作,某商贸公司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打消了相对方某建设公司的疑虑。2021年9月1日,申诉单位某商贸公司向渝北区院发来感谢信,对该院依法纠正两江分局不当立案,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法律监督行为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
1. 保持高度敏感性,加大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的监督力度,提升办案效率。渝北区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收到交办案件线索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线索审查、证据搜集、汇报请示等工作,经审查发现因该案长期久侦不结致使申诉单位无法进行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严重影响其正常经营,存在“挂案”情形,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跨部门成立办案小组,经审查后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帮助涉案企业从刑事诉讼中尽快脱离,为企业讨要欠款扫清障碍。
2. 做实做细释法说理工作,促使涉案企业回归正常经营。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与刑事检察部门通力合作,先后多次与某商贸公司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当面听取其申诉理由与申诉诉求,并尽力消除其对司法机关的不满,最终促使其签署了《息诉息访承诺书》。此外,针对依法撤案后相对方企业存在的后顾之忧,两部门主动对其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对于其反映的该案其他同案人员还涉嫌其他刑事犯罪的问题进行说明,依法告知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可依法向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申请,进而最终打消了该公司的疑虑。
3. 把握办案契机,建章立制促进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清理专项行动长效推进。该案办结后,渝北区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会同刑事检察部门多次讨论研究,构建了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依法向控告申诉人提供包含线索收集、受理审查、移送办理、审查结案、结果答复在内的“一站式”便民服务,缩短办案期限,提升办案效率,有效解决涉案企业“投诉易、维权难”的现状,深入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切实为涉案企业办实事办真事,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合法权益。
某丝绸公司申请不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法律适用 公开听证 企业管理漏洞 合规指导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28日,江苏省泰兴市某丝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丝绸公司)向泰兴市公安局报案称有七箱货物被盗,结合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认为系公司职工王某某长期与他人里应外合、蚕食公司财产。公安机关通过监控录像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为公司负责生产的管理人员,遂以王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进行初查,因王某某犯罪数额尚未达到构罪金额不予立案。某丝绸公司不服,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公安机关再次复查后,维持原决定。该公司仍不服,向泰兴市人民检察院申请不立案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某丝绸公司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复查决定。向检察机关申请不立案监督。
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受理后,由院领导包案办理。经过全面审查案卷材料,询问相关人员、走访涉案企业听取意见、与原案侦查人员沟通交流,初步查明:该企业依法合规意识缺乏、内部管理粗放,是导致案件发生的一大因素,也是企业走向亏损的重要原因。王某某系公司负责生产的管理人员,涉嫌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公司对丢失的货物没有登记造册,货物型号及数量均不详,公安机关无法核算当时损失价值,若按照追回的货物进行市面估价亦达不到职务侵占罪的构罪金额。因此,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并无明显不当,检察机关对申诉单位的不立案监督申请不予支持。
公开听证 为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检察机关赴申诉企业所在乡镇进行公开听证。听证会上,检察官从犯罪嫌疑人身份性质、犯罪金额、动机行为以及事实争议焦点等方面,逐一进行证据展示和释法说理。听证人员在充分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轮流询问申诉单位和办案组、原案承办民警并发表了评议意见,建议申诉单位“亡羊补牢”及时堵塞管理漏洞,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申诉单位最终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处理意见。
合规指导 综合考虑企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及企业当前暴露出的经营管理机制疏漏,检察机关向企业发出《刑事风险提示函》及《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积极与第三方组织、专业律师团队会商,合力从用人标准、生产制度、消防安全、财务审计等方面进行指导,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督促企业健全内控机制和合规管理体系。申诉单位积极对照实施,主要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扭亏为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持续落实最高检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要求,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和服务职能,对民营企业实施平等保护;帮助企业查找经营风险和管理缺漏,联合第三方组织提出专业整改建议,使涉案企业“合规入心”“守法入脑”,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驾护航,传递“检察温度”。
石某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环境污染 行政非诉执行 接受处罚 争议化解
【基本案情】
2018年起,上海市杨浦区成立复兴岛综合整治办公室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整治。申请人石某参股的某建材公司位于复兴岛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经调查认定,该建材公司存在四项环境污染等违法情形,于2021年1月对该建材公司出具了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共罚款人民币8万元。某建材公司并未缴纳罚款。同年9月6日,该建材公司注销,石某在注销登记材料中承诺:公司债务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后经执法部门催告,石某仍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内容。2022年1月,区城管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石某不服该行政执行裁定,向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杨浦区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2022年3月,杨浦区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收到石某监督申请的来信后,向石某补充了解行政处罚及法院裁定执行情况,指导其收集相关申请材料。石某提出:区城管局在2021年1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其建材公司已经停业,事实上不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并且区城管局制发的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同一法律条文,系对同一情况重复处罚,属执法不当;自己是多家民营企业的股东,承担着工资发放、企业运转等巨大压力,并有可能面临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希望摆脱为维权奔波的负担,专心经营企业。杨浦区院经审核认为符合受理条件,12309检察服务中心作出行政非诉执行申请案的受理决定后,将收集整理的申请材料移送本院行政检察部门,控申检察官将初步核实的石某现有企业面临的困境书面作了通报。
调查核实 杨浦区院启动“涉非公经济绿色通道”,迅速调取原案执行卷和行政处罚卷,赴复兴岛实地调查核实该建材公司具体的营业、停业时间、当前堆积物的现状,并就原案卷材料中的《现场检查笔录》拍摄照片及《询问笔录》的记录内容进行比对核实。经查,该建材公司虽已停工,但直至区城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其四项污染行为仍然存在,区城管局认定的事实及四份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区城管局制作的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对《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引用未能具体至一至四项的四种不同情形,导致申请人石某产生四份法律文书系对同一事项的重复处罚的误解,属于法律条文引用不当。
化解争议 控申检察部门跨前一步,利用接听石某来电和行政检察官反馈的已得到印证的信息,做好受理、办案环节的释法说理工作,力求把纷争消弭在监督办案过程中。一是分管副检察长直接包案办理、在线答疑,主动了解申请人的诉求和困境,极大缓解其焦虑情绪,为争议化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二是实行行政检察部门和控申部门检察人员“双通道”联系,根据申请人的诉求和办案进程,随时电话和线上沟通,给予申请人有效回应和答复;三是结合疫情防控和办案需求,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由包案检察长主持召开线上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律师担任听证员。听证会上,参加听证的行政行为双方各自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和依据,区城管局就其是否重复处罚作出了解释说明。针对申请人提出的监督理由,主持人远程展示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到的证据材料,就监督查明的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阐述。听证会主持人、该院副检察长明确告知申请人不依法履行行政处罚义务可能产生的后果。三位听证员从专业角度作了评议,劝导申请人解开心结,尽快缴纳罚款,积极专注现有企业经营生产,避免经济损失持续扩大,申请人对此表示接受。
监督结果 6月9日,杨浦区院对区城管局进行了案后回访,该局反馈已派工作人员到石某现在经营的建材公司开展上门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出防疫、安全和环保方面的建议,助力企业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两不误”。6月10日,石某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当场缴纳了全部罚款,并向杨浦区院递交撤回监督申请的材料,书面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杨浦区院向区城管局制发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加强文书起草、审核等环节的工作,确保准确、规范引用法律法规条文,提升行政执法效果,区城管局已回复。
【典型意义】
1. 提高站位,助力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应当把服务“六稳”“六保”作为当前检察履职重要使命,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在该案中,杨浦区院并未简单就案办案,而是考虑到石某作为多家民营企业的股东,一旦在该案中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必然会对其持股的多家企业造成消极影响,力求通过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化解行政执法活动中产生的争议,让行政处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助力民营企业有序发展。
2. 多措并举,及时有效化解信访矛盾。在上海疫情防控的严峻时期,检察机关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检察业务,多措并举化解矛盾。一方面,克服不利条件,积极落实“应听证、尽听证”要求开展线上听证,引入社会第三方监督,邀请多种身份听证员,多角度向申请人释法说理,加强法治引导,提高申请人对行政处罚和检察机关决定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根据案情要求,落实院领导包案办理,分管检察长依托远程视听等技术,接访并主持公开听证,以消弭对抗、促成共识为落脚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达到申请人及时履行义务、撤回监督申请的良好效果。
3. 能动履职,助力区域发展大局。通过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检察机关将以法治方式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治理落到实处。一方面,结合政府对复兴岛环境问题综合整治这一背景,检察机关综合“法理情”向申请人释法说理、化解矛盾,促使后续的城管执法转为对非公企业环保指导,推动复兴岛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环境优化,改善民生环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以案件办理为切入点,与区城管局就其行政执法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的沟通不足导致执法困难,以及法律文书制作的规范化程度不高给出了意见建议,得到认可与回应,促进规范高效执法助推区域社会治理的效果效能的提升。
相某等申请民事支持起诉小微企业和解案
【关键词】
群体诉讼 小微企业 民事调解 帮促经营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出租车司机相某等300余名消费者陆续在山东省淄博市某加气站(以下简称加气站)办理充值满一千赠一百的加气储值卡。后因该加气站停业,导致充值消费者无法继续使用储值卡内余额,大量消费者要求该加气站退费,双方协商未果产生纠纷。上述消费者多次向政府服务热线和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无果,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追偿损失。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线索发现 2021年5月,出租车司机相某等24名涉案消费者到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临淄区院)信访,反映“加气站欺骗消费者,拒绝退卡退钱”,请求检察机关帮助民事支持起诉,挽回损失。经该院控申检察部门初步审查认为,一方面,该预付卡类案件具有群体性、频发性、交易小额性以及维权难度高的特点;另一方面,相对方属于非公经济企业,对纠纷的处理应当适度关注并积极引导。
调查核实 由于被信访对象涉及非公经济,且集体信访中部分来访群众称如果自己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将继续上访。为防止信访案件上行,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临淄区检察院控申部门立即启动12309检察服务中心涉非公经济法律服务“绿色通道”。考虑到该案一方面涉及大量消费者,一方面涉及非公经济企业,应当格外审慎处理,临淄区院决定该案由检察长包案办理,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与民事检察部门组成联合办案组,负责联系涉案非公企业、消费者代表并全程参与答复工作。
经现场接访、查验来访群众购买加气储值卡付款记录、调取来访群众与加气站负责人的聊天记录,初步确认该案确系预付消费合同纠纷案件。后临淄区院通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了解到,除相某等24人以外,还有111名消费者也苦于同样原因无法退还储值卡内余额,涉及金额共计5万余元。同时,办案组经实地走访该加气站了解到,该企业系当地天然气运营公司中经营时间最早、产品质量最好且信誉最好的民营企业,作为小微非公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业务量锐减,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暂时停业,且已有筹措重新开业的计划,并承诺之前办理的储值卡可以等后续开业后继续使用;但消费者担心企业承诺无法兑现坚决要求退款,双方一直在僵持中。
监督意见 临淄区院经审查认为,加气站系客观原因导致停业,并非恶意欺诈,如果简单支持消费者起诉,经过起诉、审判、执行的诉讼程序,耗时长久,且只会使举步维艰的小微企业雪上加霜,偿还能力更加无法得到保障,也无法实质性解决消费者诉求,但因该案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面广,上访隐患大,经办案组检察官与双方反复沟通,双方对退还预付卡充值余额事实无异议,但就“退款金额作为损失赔偿额应当包含赠款部分”存在异议,消费者继续要求支持起诉。为最大限度减小企业包袱,避免诉累,该院决定召开听证会进行公开审查。2021年6月8日,临淄区院组织公开听证,邀请听证员、司法所调解员参与听证。听证会上,在检察长主持下,办案检察官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方面,法理情理双管齐下释法说理,加气站负责人当即承诺会按照法律规定如数退还预付卡金额,消费者代表也表示愿意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监督结果 公开听证后,双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2021年6月底退款当日,办案组检察官现场跟进监督退款过程,指导加气站工作人员做好退款记录,避免引发新的矛盾纠纷。仅用一天,135名消费者的预付卡款项全部退还到位。后办案组检察官继续跟进,截至2022年1月,帮助加气站陆续为最后一批消费者办理了退款手续。
案件办理后,临淄区院控申检察部门持续为该加气站复工复产提供支持,同时为强化加气站安全防范、抵御风险、化解隐患能力,积极进行释法说理,围绕维护消费者权益、诚信合法经营等相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在案件回访过程中,经加气站负责人反馈,该站纾忧解困后,多名退款但在加气站固定消费多年的消费者,本着对企业诚信和对汽品质量、销售服务认可度,继续在加油站购卡消费。
【典型意义】
1. 在“重要窗口”中秉持能动司法理念,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实现办案效果最大化。认真贯彻“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对接收的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线索,强化横向沟通、规范内部流转规则,根据诉求性质,迅速导入法定办案程序,全方位保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了控申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的相互支持配合,确保了办案质效。
2. 诉源治理中展现检察担当,多措并举消弭对抗,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高度重视初信初访,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难,在办案中打破传统监督框架,在常规诉讼程序与诉前息诉中选择“最优解”,通过领导包案、联合办案、引入第三方力量进行公开听证的方式促成双方和解,从源头上解决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帮助非公企业 “轻装上阵”,节约了诉讼成本,节省了司法资源。
3. 秉持“有解思维”,助力复工复产,促进非公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优先考虑疫情形势下危困非公企业的生存发展,全力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秩序,同时与危困非公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系,对企业后续合法合规经营进行了法律引导,为非公企业生存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确保了受疫情影响举步维艰的非公企业可以“活下来”“办下去”“发展好”。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6月25日)
案例一
蒙世升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在侦查张宗胜贩卖、运输毒品、李剑非法持有毒品案时,发现蒙世升与本案有关。抓获蒙世升后,提请灵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能够证实蒙世升犯罪的证据只有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但其在审查逮捕时已经翻供,直接与蒙世升联系的张宗胜始终拒不承认,没有其他证据指证蒙世升贩卖毒品,故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张宗胜、李剑上诉案件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仅对扣押的张宗胜、李剑、蒙世升手机中未删除的短信、微信进行拍照提取,未对手机中已删除信息进行数据恢复,即委托自治区检察院技术部门进行电子数据检验。经检验,恢复并提取已被删除的张宗胜、李剑、蒙世升的短信、微信信息以及通讯录,这些信息证实了张宗胜与蒙世升为交付毒资多次联系进行转款的具体内容,与蒙世升曾经的有罪供述、银行交易明细等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蒙世升贩卖毒品的事实。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对蒙世升重新提请逮捕,依法追究蒙世升贩卖毒品罪。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蒙世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案件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检察机关始终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不因毒品案件的特殊性而放松对证据标准的要求,在证据不充分、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依法履行不批捕职能。同时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切实发挥主导作用,依法做好自行补充侦查工作,对电子证据进行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取得了认定蒙世升犯罪的关键证据,追诉了犯罪嫌疑人,把住了证据质量关。
案例二
郭雄林、郭宝福、郭铅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欧阳峰、欧旭强、何文彬涉嫌贩卖毒品案过程中,发现毒品来源及毒资去向未查清。欧阳峰、欧旭强都供述毒品来自广东的“阿林”,且毒资通过欧阳峰银行账户转账至“阿林”的账户。经调取欧阳峰银行交易记录,发现欧阳峰几次购毒均给一个开户人为“郭雄林”的建设银行账户汇款,遂要求公安机关调取了郭雄林的身份信息交欧阳峰辨认。经欧阳峰确认并补充同案人欧旭强对郭雄林的辨认笔录,确认郭雄林即“阿林”,系毒品上家后,建议对“阿林”网上追逃。“阿林”在广东被抓获。考虑到欧阳峰曾供述过毒品是“阿林”父亲找“阿林”叔叔拿的货,在“阿林”归案后,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调取同案郭宝福(“阿林”父亲)、郭铅(“阿林”叔叔)与“阿林”的通话记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与扣押的手机中的短信及微信信息进行比对,查明郭宝福、郭铅亦参与本案毒品犯罪,并将二人抓获。经查,被告人郭雄林伙同其父郭宝福向郭铅等人购买冰毒后,四次贩卖给欧阳峰、欧旭强等人共计5000余克的事实。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郭雄林、郭宝福、郭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典型意义
毒品案件上下家联系隐蔽,往往难以查清。为确保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本案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始终把握毒品来源、毒资走向两条主线,做到“三必查”,即与案件有关的人必查,看是否构成犯罪;与案件相关的事必查,看是否存在案中案;有疑点必查,看有无深挖的必要。同时积极引导取证,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成功追诉三名毒品犯罪主犯,扩大了打击成果,铲除了该条毒品犯罪链。
案例三
刘有娣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有娣驾驶小轿车携带毒品在广东省广州市被民警查获。民警在其车副驾驶位置缴获甲基苯丙胺1000余克。检察机关以贩卖毒品罪起诉刘有娣。刘有娣辩称,毒品系搭乘其车中途下车的陈某某所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判决被告人刘有娣无罪。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侦查取证虽存在瑕疵,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刘有娣的犯罪行为,其辩解没有证据支持,依法提出抗诉。同时对侦查取证中的问题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承办检察官到实地查看行车路线和抓捕现场,向侦查机关提出补证意见。承办检察官经审查案件材料还发现,被告人刘有娣的上家与省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毒品上诉案中的上家“老陈”疑为同一人。但因各种原因,导致“老陈”长期未归案。广东省检察机关及时向最高检第二检察厅报告了相关情况,第二检察厅及时协调公安部禁毒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老陈”抓获,补强了被告人刘有娣贩卖毒品的证据。二审期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列席了审判委员会,并发表明确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刘有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案件零口供情况较为常见,检察机关要取得突破,必须将被告人的上下家关系人的情况搞清楚。本案检察机关承办人认真复查案发现场,及时开展补查补证工作,对辖区内所办案件进行综合研判,找到了突破案件的关键性证据,对于侦查取证中的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提出抗诉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发表监督意见。二审将无罪改判为无期徒刑,防止了重大毒品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案例四
杨楠洗钱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楠(女)与唐俊(已判刑)系男女朋友同居关系,杨楠无工作和经济收入。唐俊纠集陈刚等人在四川省某地制造甲基苯丙胺60余公斤用于贩卖。期间,唐俊将毒品犯罪所得640万元交给杨楠,杨楠通过利用他人账户多次转账、取现等方式隐匿钱款的来源、性质,其中用140万元购买住房一套、用80万元购买轿车一辆、用42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检察机关认为,杨楠明知以上资金为唐俊毒品犯罪所得,而帮助其掩饰、隐瞒,应当以洗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杨楠辩称知道唐俊在做工程,不知钱款是制毒所得,且大部分购买理财产品的钱是他人赠予,并非唐俊所给。一审法院认为,杨楠对唐俊的工作及收入了解,应当明知仅凭唐俊的合法收入,拿不出高额现金来买房买车,故杨楠知道或应当知道唐俊的钱来源不合法,认定杨楠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提出抗诉,同时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取证,进一步获取了唐俊同案犯陈刚等人的证言,证实杨楠曾参与讨论制造毒品用塑料桶和铁桶哪个容易损坏等问题,证明杨楠明知唐俊从事毒品犯罪;进一步调取了银行转账记录,证实买理财产品及买车买房的资金均来源于唐俊。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抗诉意见,认定杨楠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是典型的贪利型犯罪,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及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准确适用财产刑,是摧毁其犯罪经济基础的重要手段,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本案在依法追缴唐俊犯罪所得的基础上,加大对洗钱等关联案件的打击力度,为积极推动缉毒反洗钱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宣示,谁协助毒品犯罪分子洗钱,谁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案例五
王家宝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被告人吴传熙、王家宝、金宏禹、戴锡勇、邢海洋贩卖、运输毒品案时,发现公安机关仅认定戴锡勇贩卖甲基苯丙胺0.3克,邢海洋贩卖甲基苯丙胺1克。承办检察官通过认真审阅卷宗,讯问被告人,发现二人的上家、同案被告人金宏禹可能掌握二人的其他犯罪事实。经过细致工作,金宏禹供述了戴锡勇、邢海洋贩卖甲基苯丙胺60克给潘振的事实。检察机关依法补充了邢海洋、戴锡勇遗漏的此笔犯罪事实,同时要求公安机关依法追诉犯罪嫌疑人潘振,后潘振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承办检察官在审查随案移送的被告人王家宝手机短信记录时,发现其给女友黄润红的短信中,多次要求黄润红协助邮寄毒品的事实,经讯问,王家宝供认指使女友黄润红协助贩卖毒品的事实。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依法追诉犯罪嫌疑人黄润红,后黄润红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后,检察机关加强对判决、裁定的审查,认为被告人王家宝贩卖甲基苯丙胺7320余克,又犯运输毒品犯罪,对促成本案毒品交易起到积极作用,且同案被告人吴传熙贩卖甲基苯丙胺4980克即被判处死缓,一审法院对王家宝判处无期徒刑不当,量刑失衡;金宏禹虽有重大立功和坦白从轻情节,但其亦系毒品再犯、累犯,且贩卖甲基苯丙胺6320余克,一审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量刑不当;同时对于被告人戴锡勇、邢海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有期徒刑八年,亦属量刑畸轻,一并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王家宝死缓;改判金宏禹无期徒刑;改判戴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邢海洋有期徒刑十年。
二、典型意义
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多次进行毒品交易,但归案后,常常隐瞒未被发现的犯罪事实。本案中,侦查机关认定戴锡勇、邢海洋贩卖的毒品数量较少,检察机关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严审细查,深挖犯罪事实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确保相关犯罪嫌疑人依法受到法律追究。同时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能,通过抗诉,确保罚当其罪,使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切实履行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
案例六
滕军红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滕军红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过程中查明,滕军红系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其公司经营范围为相关化学品的销售,取得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滕军红在未经备案的情况下,多次向刘某某等4人各自经营的企业出售简单加工后的丙酮合计13吨,销售额人民币6.7万元,刘某某等4人将购买的上述丙酮均用于各自经营企业的乙炔瓶装生产。检察机关经退回补充侦查并经检察委员会研究认为,丙酮是我国列管的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滕军红未到有关部门备案,即出售丙酮,其行为违反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但其进购丙酮废液转卖或者提纯后转卖的行为,均系将丙酮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滕军红的行为不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滕军红不起诉。对滕军红违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行为,向扬州市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滕军红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对辖区内相关化工企业开展专项摸底排查,确保各企业依法经营。扬州市公安局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对滕军红的违法行为给予10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6.7万元,并对辖区内化工企业合法经营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
二、典型意义
制毒物品是毒品的原料,多数制毒物品在工农业生产上有较为广泛的合法用途。对于实践中违规生产、经营、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要依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本案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准确制发检察建议,提高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促进企业规范、合法经营,实现了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惩治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惩治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属于能产生依赖性、形成瘾癖的药品,必须依法严格规范使用。随着国家禁毒工作力度持续加大,传统毒品的获取难度大增,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物进行贩卖、吸食,相关案件量快速增长。部分从业人员在管理、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失控,甚至流入制贩毒渠道,社会危害十分严重。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现将孙某贩卖毒品、强奸、传授犯罪方法、巫某文贩卖毒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等5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参考。
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创新能动履职,依法严厉惩治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犯罪,进一步推动强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监督管理,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6月19日
案例一
孙某贩卖毒品、强奸、传授犯罪方法巫某文贩卖毒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强奸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从业人员 追诉漏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男,1997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巫某文,男,1986年出生,广东某医院麻醉科医生。
自2019年起,被告人巫某文多次从其医院同事处收购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力月西(咪达唑仑)、地佐辛等药品。2020年,巫某文在网上认识被告人孙某后,二人明知力月西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通过“翻墙”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Telegram(以下简称“电报”)进行贩卖。其中,孙某负责在“电报”群内发布销售信息,将订单通过微信发给巫某文,巫某文负责发货,孙某收款后将部分违法所得转账给巫某文。孙某向巫某文转账共计58632.94元。2020年8月7日、2021年1月2日,孙某明知庞某(另案已判刑)购买力月西等精神药品用于迷奸,仍两次通过巫某文向庞某进行贩卖,后庞某使用该药品实施了强奸犯罪。
另查明,2016年起,巫某文接受医药代表梁某等人(另案处理)的委托,联系同事徐某雯等人(另案处理),告知开具药品时使用某特定药品可得到相应回扣,后巫某文每月统计徐某雯等人使用指定药品数量,累计发放回扣93000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11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犯贩卖毒品罪、强奸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巫某文犯贩卖毒品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1月21日,南海区人民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强奸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并罚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以犯贩卖毒品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并罚判处巫某文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五万二千元。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4月21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由于该案疑难复杂且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参与案件研讨,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规范提取和固定相关证据,以证明涉案人员贩卖精神药品的主观故意。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对二被告人之间、被告人巫某文与医院工作人员、孙某与购毒人员之间的通讯、转账等情况进行核查,进一步查清涉案精神药品数量和毒资毒赃,夯实证据基础。
(二)强化电子数据审查,追诉多起遗漏罪行。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收集涉案医院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理制度和定期检查的范围,被告人的学历和从业经历,被告人同事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属性的认知等证据,对已删除的电子数据进行技术恢复,以查证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巫某文与医院工作人员的转账记录时,发现其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犯罪线索;通过审查孙某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利用网络传授他人如何使用精神药品实施迷奸的行为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明知庞某欲实施强奸犯罪而向庞某贩卖力月西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对巫某文追加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孙某追加传授犯罪方法罪、强奸罪。
(三)紧扣案件关键点,精准指控犯罪。庭审过程中,巫某文及其辩护人辩称巫某文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孙某及其辩护人辩称孙某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传授犯罪方法行为应被强奸罪吸收,不应重复评价。公诉人答辩指出,巫某文作为专业麻醉科医生,对力月西等药品系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具有专业认知,其明知被购买的力月西等精神药品并非用于医疗等目的,而向用于非法用途的人员贩卖,依法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孙某明知被购买的力月西等精神药品并非用于医疗目的,且在“电报”中多次讲述如何使用力月西等实施迷奸,后在明知庞某购买力月西用于迷奸的情况下仍向其贩卖,依法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要坚持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特别是督促侦查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完整提取电子数据,完善证据体系。应当强化电子数据审查,结合其他在案证据,证明被告人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依法准确认定毒品犯罪性质。对于明知购买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并非用于医疗等目的,而向用于非法用途的人员进行贩卖的,依法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着重审查是否存在上下游犯罪及共同犯罪、能否独立评价,深挖相关犯罪线索,及时追诉漏罪漏犯,依法加强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案例二
张某诈骗、周某等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案
【关键词】
诈骗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从业人员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1972年出生,北京某医院主任医师。
被告人周某,男,1988年出生,北京某医院医生。
被告人赫某淼,女,1994年出生,北京某医院护士。
被告人康某,女,1993年出生,北京某医院护士。
2017年至2020年间,被告人张某利用其北京市某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的身份,自行或者指使他人多次私自将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盐酸哌替啶(杜冷丁)及第二类精神药品地佐辛开具在住院患者名下,然后将上述药品拿走自用以满足毒瘾。其中,其开具的3836支地佐辛药费483336元,经由住院患者杨某某等人的账户支付结算。
被告人周某受张某指使,利用其北京市某医院泌尿外科医生的身份,多次通过开具医嘱、补写药方等方式向张某提供盐酸哌替啶和地佐辛;被告人赫某淼、康某受张某指使,在该医院多次通过开具、处理医嘱等方式,将盐酸哌替啶、地佐辛提供给张某使用。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3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犯诈骗罪,周某、赫某淼、康某犯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犯诈骗罪,依法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万元;以犯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依法分别判处周某、赫某淼、康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张某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4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及时追诉漏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涉案医院关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理情况,所涉病患的医嘱、处方、病例、护理记录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对涉案人员的手机电子数据进行恢复、提取。在提前介入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涉案医院护士陈某某、王某某以及另一医院医生马某某也曾为张某提供麻醉药品的犯罪线索,遂移送并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相关人员及时追诉。
(二)综合审查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由于被告人张某将盐酸哌替啶及地佐辛开具在患者名下,在认定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数量时,需要严格区分是被用于毒品违法犯罪还是被用于患者疾病治疗的不同情形。检察机关通过调取涉案医院盐酸哌替啶及地佐辛历年使用情况,结合该科室医护人员证言,查明由张某负责治疗的患者均未实际使用地佐辛;通过审查电子数据,核对出周某、赫某淼等医护人员为张某提供盐酸哌替啶及地佐辛的具体次数和数量。结合上述证据,准确认定了张某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
(三)制发检察建议,推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领域专项治理。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卫生健康部门、涉案医院,就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问题座谈并制发检察建议,针对规范辖区内各医疗机构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使用管理,打击“挂空床”等违规行为,提升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等提出具体建议。接受建议的单位高度重视,根据检察建议制定专项检查方案,在开展整治工作基础上,协同多部门全面加强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
【典型意义】
医务人员作为依法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体,具有接触、获取此类药品的便利条件,实施相关犯罪的手段隐蔽,致使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的社会危害增大。对于医务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毒人员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法应当以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要强化证据审查,对医务人员虚开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占为己有,以及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使用漏洞及其他违规问题,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提供、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防止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案例三
方某等人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从业人员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方某,男,1986年出生,福建某社区卫生服务站职工。
被告人江某涛,男,1954年出生,福建某内科诊所负责人、医师。
被告人庄某,男,1982年出生,福建某内科诊所助理医师。
被告人林某,男,1971年出生,福建某村卫生室医生。
被告人郑某华,女,1972年出生,福建某内科诊所工作人员。
被告人柯某斌,男,1991年出生,无业。2018年3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被告人柯某辉,男,1977年出生,无业。
其余6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被告人方某先后27次将9076包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被告人柯某斌(贩毒人员),获利36304元。2019年1月至5月,被告人江某涛先后24次将7800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柯某斌,获利27300元。2019年1月至4月,被告人庄某先后70次将4000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柯某斌,获利20000元。2019年4月,被告人林某先后4次将3300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被告人柯某辉(贩毒人员),获利9900元。2019年5月,被告人郑某华先后2次将1260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柯某辉,获利5000元。
被告人柯某斌、柯某辉将上述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贩毒和吸毒人员。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1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方某等13人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3月30日,长乐区人民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依法对该案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方某等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1年6月1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引导侦查取证,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由于该案涉及多名诊所、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且属于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受邀提前介入侦查后,着重引导公安机关提取涉案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无诊断、无处方、超剂量贩卖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等证据,以查证相关医务人员在明知被购买的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并非用于疾病治疗的情况下,放任将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大量销售给贩毒、吸毒人员的事实。通过重点审查被告人对涉案精神药品性质的认知和实施的具体行为,准确认定被告人涉嫌毒品犯罪,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针对该案涉及全市四区两县8家医疗机构的多名医务人员,以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严重等问题,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依法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强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监督管理。接受建议的单位在全市开展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专项整治活动,共检查药品经营企业853家、医疗卫生机构2138家,责令整改55家,行政立案6起,发现犯罪线索并移送公安机关1起。同时,检察机关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以案释法活动,教育引导医务人员依法合规行医用药;利用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深入宣传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滥用危害,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认知毒品、远离毒品。
【典型意义】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等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对于医务人员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应当根据在案证据,综合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准确认定其行为性质。对于医务人员无诊断、无处方、超剂量开具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并提供给贩毒、吸毒人员的,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针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监管疏漏等问题,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相关犯罪的同时,要注意强化诉源治理,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等,加强跟踪问效,推动有关部门强化监管,预防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非法流通,切实推进禁毒综合治理。
案例四
李某君等人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从业人员 依法能动履职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君,男,1974年出生,农民。2004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刑满释放。
被告人喻某才,男,1953年出生,云南某医院外科兼神经科主任。
2017年12月至2020年11月,被告人李某君利用伪造的病历,在云南8家医院以癌症患者名义套购6010片盐酸哌替啶片、1088片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进行贩卖牟利。2020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喻某才明知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是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而受被告人李某君之托并收受李某君给予的好处费,以虚构病患的名义从其所在医院套出该药品216片提供给李某君,后李某君通过快递邮寄至河南省台前县等地进行贩卖。2020年11月9日,公安机关在李某君邮寄的包裹内查获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216片、盐酸哌替啶74片。公安机关另在喻某才办公室内查获其为李某君代开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12片。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7月8日,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君、喻某才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9月13日,台前县人民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李某君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以犯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喻某才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六千元。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一)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检察机关受邀提前介入侦查后,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取涉案处方、病历、快递发货单等书证,恢复相关电子数据,核实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科、从业经历及涉案医院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使用等情况,查证被告人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观明知和具体行为,并就规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提取、扣押、送检、鉴定等工作提出意见,避免实物证据灭失和收集程序瑕疵。
(二)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针对喻某才的辩护人关于喻某才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不构成贩卖毒品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从喻某才的从业经历、职业背景、作案方式、交易对象、药品流向等方面重点审查,依法认定喻某才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喻某才是从医数十年的外科、神经科医生,熟知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理制度,但在收受了贩毒人员李某君的好处费后,以虚构病患的名义套出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提供给李某君,李某君将之贩卖给吸毒人员。喻某才明知涉案麻醉药品并非用于治疗疾病,仍以虚构病患的名义套出、提供给贩毒人员,最终导致涉案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流入毒品市场,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依法能动促进诉源治理。台前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将案件情况通报当地医疗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对相关医务人员依法依规处理,督促相关部门吊销喻某才医师执业资格。对办理的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进行梳理,聚焦案发原因、作案手段、取证盲区、侦办难点、治理对策等问题,撰写专题调研报告报送当地党委政府,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活动。向涉案医院及医疗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提出风险警示、强化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涉罪风险防范意识等具体建议。
【典型意义】
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出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的转变、从社会层面流通到向医疗行业渗透、从线下交易到向“网络+寄递”衍生等新态势。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审查涉毒犯罪线索和毒品来源,加强对非法套购、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全链条惩治毒品犯罪。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强化证据审查,以客观性证据为主导,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规范固定证据,证明被告人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对于明知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而提供给贩毒人员的,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漏管问题,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及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健全机制、堵塞漏洞,强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控,加强医务人员教育管理,切断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涉毒渠道。
案例五
肖某锋等人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 医疗从业人员
【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某锋,男,1982年出生,湖南某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中心医生、门诊组长。
被告人肖某芳,女,1970年出生,湖南某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中心护士。
被告人曹某,女,1965年出生,湖南某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中心护士。
2020年7月以来,被告人肖某锋、肖某芳、曹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盐酸美沙酮口服溶液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须定点按量用于维持治疗的情况下,利用在某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中心的岗位便利,先后23次共同采用虚增销售次数,每次加价30元或40元,让吸毒人员私自带出药物治疗中心的方式,向吸毒人员非法提供美沙酮近20000ml,获利后三人平分。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10月22日,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以肖某锋、肖某芳、曹某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3月29日,桑植县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分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一)围绕夯实证据基础,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专案组,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与公安机关研究侦查思路,重点就涉案美沙酮的来源、成分含量、违法所得以及贩卖次数、数量等方面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提出意见。并且,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证人证言以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规定、手机电子数据、销售记录台账、微信转账记录等客观性证据,为准确认定被告人贩卖美沙酮数量、锁定各被告人的牟利目的夯实证据基础。
(二)准确认定贩卖毒品数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该案被告人作为依法管理、使用美沙酮的维持药物治疗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虚增销售次数、加价卖出、加收费用等方式,将美沙酮非法提供给吸毒人员、平分获利的行为,依法构成贩卖毒品罪。涉案美沙酮系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检察机关根据该药品中美沙酮成分的含量折算后认定毒品数量,同时结合被告人多次贩卖美沙酮,具有坦白等量刑情节,依法提出了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三)强化调研分析,推动强化监管。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开展调研分析,针对涉案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门诊制度不健全、安全设施不到位、用药服药不规范、管理漏洞较多的情况,与医院相关负责人及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座谈,提出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安防保障、落实岗位职责、规范用药用量等具体意见。案件办结后,检察机关对该医院进行回访,管理不规范问题已得到整改。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医疗从业人员利用岗位职责便利,将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非法提供给吸毒人员牟利的案件,应当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构建完整证据体系,依法准确认定毒品犯罪性质。对于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可以根据药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结合被告人多次贩卖毒品等情节,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同时,要注重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对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漏洞,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推动强化监管,从源头上防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问题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31日)
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一:张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用工业甲醛清洗净水设备致桶装饮用水含有甲醛成分
案例二:张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鹌鹑蛋致百余人食源性疾病
案例三:张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为非法牟利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
案例四: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烘焙用乳制品200余吨
案例五:崔某等非法经营及陈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向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工业明胶用于加工皮冻
案例六:陈某某诈骗案
--采用冒充专家诊疗、伪造体检报告、虚假宣传等手段针对老年人实施保健食品诈骗
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
案例一:
张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用工业甲醛清洗净水设备致桶装饮用水含有甲醛成分
简要案情
2014年起,被告人张某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封闭院落内,用购进的两套净水设备生产桶装饮用水(纯净水)并对外销售。2015年3月6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法检查时发现,张某某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而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且所生产的桶装饮用水经检测菌落总数超标,遂对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张某某仍继续非法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因其中一套净水设备不带杀菌消毒功能,张某某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工业甲醛对净水设备进行清洗杀菌。2017年3月4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与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张某某经营的水厂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在生产车间内提取1个甲醛溶液瓶。经鉴定,该甲醛溶液瓶内液体检出甲醛成分,含量为264350mg/L;该水厂水井内的原水未检出甲醛成分;抽检的两种桶装饮用水中甲醛含量分别为0.05mg/L和0.08mg/L。
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未按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即擅自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且在生产过程中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消毒剂清洗净水设备造成桶装饮用水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鉴于本案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不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对张某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桶装饮用水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桶装饮用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安全。目前,因桶装饮用水市场高度分散,各种自产自销的小品牌充斥市场,且行业门槛和违法成本低,导致桶装饮用水质量良莠不齐。本案就是违法生产桶装饮用水乱象的一个缩影。工业甲醛俗称福尔马林,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被告人在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生产桶装饮用水,并使用工业甲醛作为消毒剂清洗净水设备,造成桶装饮用水中掺入甲醛成分。为惩治此类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造成食品被污染的危害行为,《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造成食品被污染,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鉴于本案桶装饮用水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故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二:
张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鹌鹑蛋致百余人食源性疾病
简要案情
2019年6月,被告人张某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租赁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陕坝镇某小区车库加工鹌鹑蛋,并通过流动摊点对外销售。因张某在生产、贮存、销售鹌鹑蛋的各个环节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导致食用该鹌鹑蛋的123人出现不同程度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被害人周某某被鉴定为轻伤二级。经检测,张某生产、销售的熏鹌鹑蛋、无壳鹌鹑蛋、带壳鹌鹑蛋中大肠菌群、沙门氏菌检验结果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经流行性病学调查、杭锦后旗医院采集粪便检验结论、杭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事件调查和检验结论,认定此次事件为食用鹌鹑蛋引起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事件。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致使123人引发不同程度的食源性疾病,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张某的行为造成1人轻伤二级,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谅解。据此,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决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食品“三小行业”,即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在我国食品供应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其多样的品种供给和灵活的经营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便利的饮食服务。但与此同时,由于行业门槛低、流动性强、摊点分散、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等原因,给执法监管造成较大难度,导致食品“三小行业”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特别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推车售卖的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情况突出,食品安全状况令人堪忧。本案被告人即属于无证经营的流动摊贩,其生产、贮存、销售食品的各个环节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造成一百余人食源性疾病,其中1人轻伤二级的严重后果,应依法予以惩处。
案例三:
张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为非法牟利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
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辽宁省沈阳市某肉业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2017年8月,张某经人介绍结识被告人蒋某某,蒋某某称可通过给屠宰厂内待宰生猪打药注水,达到增加生猪出肉率的目的。张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同意雇佣蒋某某等人给其屠宰厂的待宰生猪打药注水,并约定每注水一头生猪向蒋某某支付报酬8元。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蒋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高某某等10余人到张某经营的肉业公司,通过给待宰生猪注射兽用肾上腺素和阿托品后再注水的方式达到非法获利目的,共计给5.5万余头待宰生猪打药注水。经审计鉴定,打药注水后的生猪及其肉制品销售金额达82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雇佣他人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使被打药注水的猪肉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食品安全风险,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张某销售金额达200万元以上,应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二百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十五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在生猪屠宰前给生猪注水的违法犯罪频发,导致大量注水肉流向百姓餐桌。更为恶劣的是,不法分子在注水的同时为了增强注水效果还同时给生猪打药。司法实践中,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不断更新换代药物配方,目前常见多发的是使用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允许使用的兽药,生猪注药后往往检测不出药物残留,导致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因取证难、鉴定难、定性难,影响了惩治效果。对此,《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区分屠宰相关环节打药注水的不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对于给生猪等畜禽注入禁用药物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于注入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非禁用药物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张某雇佣人员向生猪注入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非禁用药物,虽不能检测出药物残留,也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四:
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烘焙用乳制品200余吨
简要案情
2016年1月,时任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被告人刘某某在得知公司部分奶粉、奶酪已经过期后,将该批奶粉、奶酪销售给尚某某经营的公司。2016年1月15日,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将存放公司仓库内的超过保质期的新西兰恒天然全脂奶粉8330袋(25KG/袋),以及超过保质期的新西兰恒天然切达奶酪269箱(20KG/箱)交付给尚某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公司,销售金额共计295万余元。2016年4月,上述部分超过保质期的奶粉及全部奶酪被执法部门查获。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刘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超过保质期的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法惩处。据此,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典型意义
一些不法商家为了非法逐利,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生产食品,或者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继续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此类行为因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因而被《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但实践中仍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对此,《解释》第十五条对此类犯罪惩处作出明确规定。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生产的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因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上述食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故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
崔某等非法经营及陈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向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工业明胶用于加工皮冻
简要案情
2012年至2016年5月,被告人崔某指使他人从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购进工业明胶642.25吨,购进款共计1188.88万元。崔某指使被告人殷某某等人在辽宁省沈阳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设立销售点,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将购进的工业明胶销往黑龙江省、北京市等地,销售数量640.85吨,销售金额达1608.29万余元,违法所得达42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陈某某从崔某处购买工业明胶6025公斤,将其中5970.23公斤工业明胶用于生产皮冻并销售,销售金额达63万余元。被告人高某等13人分别从殷某某等人处购买工业明胶用于制作皮冻并销售,销售金额从1.8万余元至53万余元不等。
裁判结果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崔某等人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销售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崔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608万余元,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陈某某等2人销售金额达50万元以上,应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另有4名被告人销售金额达20万元以上,2名被告人销售金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数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据此,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崔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十二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实践中,大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存在上下游不同参与者。只有既打市场,又打源头,才能有效遏制食品犯罪的发生。其中,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是典型的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而将这些禁用物质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行为,则是典型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工业明胶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被告人崔某等人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销售工业明胶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在皮冻生产过程中故意添加工业明胶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应依法从严惩处。
案例六:
陈某某诈骗案
--采用冒充专家诊疗、伪造体检报告、虚假宣传等手段针对老年人实施保健食品诈骗
简要案情
2011年5月,被告人陈某某在江苏省南京市注册成立多家公司,以老年人为主要对象进行保健食品销售。陈某某对公司人员统一管理,统称“金鹰团队”。陈某某通过“金鹰团队”掌控整个犯罪集团,并对该犯罪集团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设立的几十个销售平台实行网格化管理。2016年,陈某某引入“平台旅游会销”模式,销售人员以免费旅游的名义将老年人骗至销售平台。陈某某通过安排员工冒充知名医学专家进行门诊咨询、假冒医务人员进行虚假检测、伪造检测报告,虚假宣传公司销售的免疫球蛋白等保健食品能够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肿瘤、糖尿病等,以及购买产品享有国家补贴等方式,使被害人相信自己有高患癌风险,须服用该产品预防,从而使被害人高价购买保健食品。至2018年案发时,陈某某组织、领导“金鹰团队”犯罪集团实施诈骗活动,诈骗金额达116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陈某某为达到敛财目的,创设“平台旅游会销”诈骗模式,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陈某某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陈某某诈骗数额达1161万余元,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保健食品俗称保健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花钱买健康”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一些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有保健需求的心理,先采用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再通过虚假诊疗、伪造检测报告、夸大宣传保健品功能等手段,向老年人高价销售保健品,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通过营销保健品诈骗财物,不仅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甚至还会延误正常诊疗,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对此,《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诈骗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若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委派调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坚持依法、自愿、依程序原则开展委派调解工作,不断推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调解范围。对于涉及民生利益的纠纷,除依法不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对于物业管理、交通事故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医疗损害赔偿等类型化纠纷,人民法院要发挥委派调解的示范作用,促进批量、有效化解纠纷。
三、专业解纷。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行政调解、行政裁决机制上的优势,发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专业优势,发挥公证、鉴定机构和相关领域专家咨询意见的作用,为纠纷化解提供专业支持,提升委派调解专业化水平。
四、引导告知。对于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引导后当事人同意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登记立案前,委派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并由当事人签署《委派调解告知书》。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应在收到《委派调解告知书》时签署明确意见。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不同意委派调解的书面材料后,应当及时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五、立案管辖。委派调解案件,编立“诉前调”字号,在三日内将起诉材料转交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涉及管辖权争议的,先立“诉前调”字号的法院视为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六、司法保障。人民法院要积极为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综合治理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以及其他接受委派的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司法保障。
七、鉴定评估。探索开展诉前鉴定评估。对于交通事故赔偿、医疗损害赔偿以及其他侵权责任纠纷,通过鉴定评估能够促成双方调解的,经当事人申请后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应当报请人民法院同意,由人民法院依程序组织鉴定或者评估。委派调解中的鉴定、评估期间,不计入委派调解的期限。
八、材料衔接。完善调解与诉讼的材料衔接机制。委派调解中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和法律后果,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调解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作为诉讼材料使用。
九、调解期限。人民法院委派调解的期限为30日。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延长调解期限。委派调解期限自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确认接收法院移交材料之日起计算。未能在期限内达成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诉讼程序。
十、结案报告。委派调解案件因调解不成终止的,接受委派的特邀调解员应当出具结案报告,与相关调解材料一并移交人民法院。结案报告应当载明终止调解的原因、案件争议焦点、当事人交换证据情况、无争议事实记载、导致其他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的行为以及其他需要向法院提示的情况等内容,对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可以在结案报告中提出明确意见。
十一、协议履行。当事人经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遵照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充分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当事人向作出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十二、惩戒机制。对于当事人滥用权利、违反诚信原则、故意阻碍调解等导致其他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赔偿诉前调解额外支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支持。
十三、指导监督。人民法院应当指派法官指导委派调解工作,规范调解行为,提升调解质量。法官对调解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特邀调解员,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等方式监督。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无法胜任职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将其从特邀调解名册中移除。
十四、平台建设。人民法院要加强调解平台的建设、应用和推广,加强调解平台与其他机构调解平台的对接,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对接机制,实现调解案件网上办理、调解数据网上流转、调解信息网上共享,全面提升多元解纷能力。
十五、数据利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数据资源,健全完善委派调解案件管理系统,为指导委派调解的法官业绩考评提供数据支持,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提供统计依据。强化司法大数据的监测预警功能,健全矛盾纠纷风险研判机制,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十六、激励机制。加大委派调解在绩效考评体系中的权重,细化激励机制配套细则和工作方案。对于促成当事人自动履行调解协议的调解法官、特邀调解员,通过绩效考核给予奖励激励;对于在调解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并将有关工作情况作为其他各类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最大限度调动调解法官、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等各类调解主体的工作积极性。
十七、保障机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支持,进一步提高委派调解工作人员、场所、设施和经费等配套保障水平,加强人员培训管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947号(政治法律类0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947号(政治法律类072号)提案答复的函
刘文贤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范围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制定实施计划并分领域推动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积极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
正如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既是对过去几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挥作用的认可,同时也是更高的要求和期许。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落实好这一崇高政治责任和美好公益使命,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按照中央改革办要求,制定《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将安全生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侵害公益、扶贫、国防军事、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消费者权益等领域纳入改革探索的重点领域,并与相关25个成员单位建立联系,共同推动相关改革工作。二是积极提出立法修法建议。积极与全国人大、应急管理部、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等单位沟通联系,积极配合参与《文物保护法》《安全生产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立法修法工作,推动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助力相关公益的法治保障。三是推动各级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支持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各地检察机关积极贯彻落实,主动向省级人大专项汇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争取领导和支持。截至目前,已经有2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或决议,授权检察机关在新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实践。四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双周协商会专项汇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为契机,争取领导和支持。2019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的报告后指出,检察机关要积极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对保护公益的新要求、新期待,特别是对产品、工程质量领域损害公益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等问题,为将来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和相关法律修改打好基础。2019年11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不少委员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应当明确范围拓展原则,在探索、总结、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保障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范围依法理性、有序有效地拓展。五是在对下指导中积极部署推动。今年初,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的《2020年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要点》中,明确“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态度,积极探索办理危化品管理、产品及工程质量等公共安全,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权利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互联网公益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扶贫,国防军事等领域案件。"六是计划2020年10月前发布新领域公益诉讼办案指导意见以及典型案例。特别是结合您在提案中提的几个重点问题,包括明确检察公益诉讼介入的公益侵害重点领域、与其他私益救济制度的区别与衔接,拓展的总体原则、正负清单、办案程序、诉讼请求的规范等,引导地方积极、稳妥探索新领域办案实践,避免拓展的盲目性或随意性,围绕公益这个核心和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办理高质量的公益诉讼案件,为后续立案完善积累有益实践素材。二、各地检察机关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对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支持
2019年初,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这是国家立法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以来,全国首个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落实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专项决议,为解决检察公益诉讼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地方性制度依据,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关于争取省级人大常委会支持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专项决议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抓紧复制、推广,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专项决议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体现地方特色,争取通过专项决议进一步明确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领域,让受损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力保护。各地检察机关积极贯彻落实,主动向省级人大专项汇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争取领导和支持。截至目前,已经有2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或决议,授权检察机关在安全生产、互联网侵害公益、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的重点关切。
三、把传统的“五大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做得更细更扎实
您在提案中提到:当前首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把五个领域的案件做深做实,不断厚植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这也正是我们强调的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要求各地积极稳妥推动新领域探索,但也清醒认识到,目前传统的“五大领域"中仍然存在不少公益受损的严重情形,检察机关依然不能放松懈怠。也正是为了明确这个方向和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打好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的攻坚战、持久战,深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实际行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拟发布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指导性案例,将一些已经成熟的规则提炼发布,供各地办案中参考适用;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持续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关于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和“四个最严"专项活动要求,与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共同推动明确惩罚性赔偿提起的情形、与私益救济的衔接、赔偿金计算的基数与倍数、管理与使用等重点实务问题;在国土和国有财产保护领域,拟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引导地方参照办理重点案件;在英烈权益保护领域,在指导地方办好英烈名誉荣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同时,对英烈设施管理修缮不到位等情形,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英烈荣光、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它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提案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八检察厅,承办人胡婷婷,联系电话:010-65200253。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9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95号建议的答复
高莉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公益诉讼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对此高度重视,会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真研究,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在全国检察系统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公益诉讼,开展“无障碍公益诉讼"。这一建议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也体现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研究吸纳,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探索和实践的力度,深入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无障碍公益诉讼是服务保障民生的新领域,近年来逐步引起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的关注。内蒙古、吉林、广东等地检察机关率先探索盲道被违法占用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此后各地检察机关的相关探索不断向纵深拓展。2020年1月,杭州市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推出《关于强化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服务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十一条意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下,无障碍公益诉讼由杭州市推广到浙江全省,2020年9月浙江省检察院印发《关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的通知》,全省11个地市检察机关实现无障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全覆盖。2019年至2021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案件803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801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643件,诉前磋商结案29件,有力推动了高铁站、客运码头、电梯、图书馆等重点场所和区域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无障碍环境建设涉及部门众多,检察机关在开展无障碍公益诉讼时,通过法律规定程序与相关部门共商对策。"为进一步做实无障碍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残联等相关部门加强工作衔接,进一步找准协作配合的切入点与着力点。今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赴中国残联走访并座谈,就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联合推进立法研究,研究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常态化协同协作机制等达成共识。5月14日,在2021年全国助残日来临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国残联共同举办“有爱无碍,检察公益诉讼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了10个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总结推广以杭州市检察机关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为代表的典型经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派员陪同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湖南等地调研,特别是对高铁站、机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了全面了解和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加强了与住建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文旅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监司委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发挥协调、配合、推动作用,协同其他部门一起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健全无障碍建设标准,开展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深化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加强康复和托养服务设施中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无障碍服务水平,推动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切实维护好残疾人士的合法权益。
无障碍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一个新领域。下一步,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措施、务求实效。
一、重点抓好机场、高铁车站无障碍公益诉讼。高质量高水平的无障碍出行,机场和高铁车站是关键所在。我们将及时总结推广浙江、湖南、福建等地成功经验,并以研究制定《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专项设计和设施论证规范》为契机,指导推动各地检察机关抓好服务保障机场、火车站等重点场所无障碍建设,取得让残疾人士看得见、用得上、感觉好的建设成果。
二、凝聚共识,形成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协同全国残联,加快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进程,科学制定“十四五"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协调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无障碍技术标准修订,为无障碍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技术保障;支持和配合教育部,组织编制城乡统一的《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要求普通中小学校无障碍设施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会同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实施方案》,继续加强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等建设;积极配合全国人大监司委,密切关注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地方立法进展,争取明确将检察公益诉讼纳入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保障措施之中,同时继续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和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调研,争取在国家层面加快推进双向立法。
三、对接认证制度和文旅产业,充分发挥无障碍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和经济效益。文化和旅游部新出台《关于加强旅游服务质量监管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建立旅游服务质量认证体系,充分发挥旅游服务标准、旅游服务质量监测和评价等对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基础性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相关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开展红色旅游无障碍公益诉讼,推动更多精品线路主动争取旅游服务质量认证和无障碍环境认证,争取在认证环节预防不合格、不合规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带动改进交通、餐饮、住宿、娱乐、金融等无障碍环境建设,让残疾人士感受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1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15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的评查力度、提高裁判文书制作质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最终载体,是人民法院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唯一凭证,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是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性因素,具有极强的法定性和严肃性。您提出的相关建议符合当前司法审判工作实际,很有参考价值。
您提出,裁判文书存在归纳诉求和答辩意见不准确、归纳案件争议焦点不准确、证据罗列流于形式、篇幅冗长等四个普遍性问题,名字、日期、金额等关键信息低级错误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在实际审判工作中确实不同程度存在。有的裁判文书归纳当事人诉求和答辩意见不能完整准确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有的裁判文书归纳的争议焦点偏离事实,有的裁判文书出现模糊概念,有的裁判文书简单堆积、机械套用材料,个别裁判文书还存在明显低级错误,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一直以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裁判文书质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裁判文书及文书说理方面的改革。2013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运行,发布生效裁判文书,增强司法透明度,利用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推动裁判文书写作质量提升,迄今已经发布文书1.2亿篇。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确立了“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具体任务。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对规范和统一民事裁判文书写作标准提出具体要求,明确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标准,优化裁判文书体例结构,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201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全面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级错误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源头治理,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司法责任,充分依托技术手段,切实提升裁判文书质量。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对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充分发挥优秀文书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质量的全面提升,迄今已开展三届评选工作。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提出了工作要求。
目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近年来纷纷出台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性文件,将案件评查作为质效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抓手,通过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发现并解决问题。
我们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继续深化裁判文书改革。各级人民法院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细化工作落实,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制作。二是加大对裁判文书的评查力度。目前,我们正在修改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评查办法》,将从制度层面对案件评查的形式、内容、程序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近期还计划组织开展高级人民法院间的交叉评查工作。案件评查结果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与绩效奖金分配、法官等级晋升等紧密挂钩。三是继续推进裁判文书公开。每一次点击都是一次社会监督,倒逼法官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一经发现存在低级错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严肃处理问责。四是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作用。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将启动第四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为全国法官裁判文书写作提供标杆样本,提升裁判文书写作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9起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9起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17日)
江西省赣州市环境保护税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环境保护税 专项整治
【要旨】
针对建筑施工单位未按规定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的问题,检察机关督促税务部门依法追缴税款及滞纳金,并可以由点及面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的联动整治与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赣州市税务局本级监管的15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2个快速路市政在建工程及8个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单位未依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应收税款未及时足额入库,致使国有财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赣州市院)在与住建、环保部门工作沟通时发现,在环境保护税这一新税种上可能存在漏征现象,遂于7月决定立案调查。赣州市院从市税务局调取了2018年以来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情况及明细表,从市住建部门调取了市本级监管工程项目表,从市生态环境部门调取了企业减排措施情况材料,经对以上材料进行比对,发现赣州市税务局监管的25个房产开发建设工程项目未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通过实地了解,以上25个项目均存在施工扬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财政部 税务总局 生态环境部关于明确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江西省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建筑扬尘为应税大气污染物,建筑施工企业应按照一般性粉尘税目实行核定计算办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2020年8月7日,赣州市院主动到市税务局,围绕环境保护税的立法意义、全市环境保护税征收情况、外地经验做法等进行充分交流互动,并达成共识。8月20日,赣州市院向市税务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追缴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环境保护税,并进行全面排查,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的行为进行处罚,以及加强与生态环境、住建等相关部门在征收管理方面的协作配合,强化数据共享,推动建立分工协作机制。
市税务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组织开展了专项清查、补报,对案涉的25个工程项目共征收环境保护税35.35万元、滞纳金2.86万元。针对辖区内企业对环保税这一新税种了解不多、主动申报较少的情况,市税务局以本案为推手,采取召开纳税人座谈会、上门走访等方式宣传环境保护税法,做到重点工程纳税人户户见面,仅市区就覆盖纳税人800多户。同时,加强与生态环境、住建、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完善涉税基础信息共享,建立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税源清册,实现了环境保护税的依法有序规范征缴。
针对全市范围内普遍存在落实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到位的问题,赣州市院在辖区部署开展专项行动,11个基层检察院向当地税务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个基层检察院通过诉前磋商等方式依法开展监督。2020年1-9月,全市环境保护税入库5670万元,在全省占比21.7%,同比增长98.7%,收入总量、增量和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典型意义】
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新型税种,是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正向激励企业节能减排,促进绿色生产、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颁布时间较短,实践中一些企业因不了解这一新税种而未主动申报税收的情形较为普遍。检察机关聚焦建设工程项目环境保护税漏征漏缴问题,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税务部门加强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与管理,对未足额缴纳环境保护税的建设工程项目依法进行追缴,并构建完善多部门联动协作的工作机制。同时以点及面,在全区域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凝聚检税合力,推进构建绿色税制,有效发挥了保护国有财产与服务绿色发展的双重效能。
陕西省志丹县水土保持补偿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水土保持补偿费
【要 旨】
针对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不到位的问题,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追缴到位。
【基本案情】
永宁采油厂和西区采油厂于2016年11月合并成志丹采油厂,主要经营原油勘探、开采、运输、销售等业务。志丹采油厂在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生产期间,应按季度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5646.94万元,实际缴纳3610.07万元,欠缴2036.87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志丹县院)通过走访摸排发现线索并立案,通过调取志丹县水土保持补偿费资料传递单、水土保持方案在册登记汇总表、延安市境内石油天然气生产井场核查确认表等证据材料查明了案件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开采矿产资源处于生产期的,缴纳义务人应当按季度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志丹县水务局作为县域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关,对志丹采油厂不按时、不完全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行为,未进行依法催缴也未进行相关行政处罚,存在怠于履职情形,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
2019年3月14日,志丹县院向志丹县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送达,建议其依法征收志丹采油厂欠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志丹县水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下发了《催缴水土保持补偿费通知书》。志丹采油厂收到催缴通知书后,向检察机关说明了欠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基本是由该厂合并之前西区采油厂欠缴的,同时陈述了该厂存在资金实际困难以及合并后行政机关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权责不明晰等法律问题。为了确保办案效果,志丹县院多次召集志丹县水务局、志丹采油厂,通过座谈会等形式,一方面对志丹采油厂进行释法说理,告知其合并后的法人应当依法承担合并前法人的义务,即西区采油厂合并前未缴清的税款,应当由志丹采油厂履行缴纳义务;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提出的资金困难问题,积极进行沟通协调。之后,志丹采油厂制定了还款计划,分6期缴清了所欠2036.87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并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编制了建设用地水土保持方案。
【典型意义】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对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征收并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的资金,属于国有财产。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的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强调“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检察机关督促水务部门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不仅有效防止国有财产流失,维护了国家利益,而且对于黄土高原脆弱生态的保护和治理意义重大,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新作为、新担当。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养老保险金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 行业规范
【要旨】
针对冒领养老金问题,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和运用法律政策,督促行政机关追缴冒领的养老金,助推制定相关行业规范。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西安市雁塔区居民白某死亡后,其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至2017年8月,共计6.14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11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雁塔区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白某死亡后其家属冒领养老金。2018年1月24日,雁塔区院决定立案调查,并于同年2月6日向雁塔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白某家属冒领养老金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该中心回复称已将该案移送雁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雁塔区人社局)。2019年3月,雁塔区院在跟进监督中发现刘某等20人的家属涉嫌冒领养老金的问题,遂于同年4月16日立案调查。后通过调取、查阅雁塔区职业介绍所就业档案、公安机关核查户籍信息、养老经办中心养老金账户等材料,查明了刘某等人原工作单位、家庭成员、家庭住址、具体死亡时间、户籍登记信息,以及养老金的发放情况,最终查实刘某等20人的家属冒领养老金的事实,冒领数额1万余元至20余万元不等,共计239.46万元。2019年5月7日,雁塔区院向雁塔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刘某等20名参保人员死亡后继续领取养老金的行为依法处理。
雁塔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收到检察建议后,向雁塔区院反馈其将白某案移送雁塔区人社局后,被以没有管辖权为由退回。针对雁塔区不接收案件的问题,雁塔区院通过走访多个部门了解职责、工作流程情况,并结合查询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发现问题的症结源于职责规定,对于企业职工养老金违法案件的查处,部门规章与“三定”方案在规定上存在差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保险稽核办法》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查处,但陕西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其地方人社部门的“三定”方案仅规定对城乡居民养老金有查处职责,未规定对企业职工养老金违法案件的查处职责。为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雁塔区院联合省、市、区三级养老保险主管机关进行座谈,对养老金追缴程序、追缴措施和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流。2019年9月,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下发《关于规范查处违法侵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和人社部门在养老金核查、责令退还程序和适用文书等问题,彻底解决了规定空白和程序衔接的难题,并要求全省各级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每月定期排查,推动企业职工养老金违法案件管理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目前,雁塔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共计追回养老金242.59万元,剩余3.01万元正在退还中。
2019年11月,雁塔区院书面报告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对退休职工死亡后领取养老金问题进行专项监督。2020年1月,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企业离退休职工骗取养老保险金专项检察监督活动。
【典型意义】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群众的“养命钱”,也是重要的公共资金,近年来冒领养老金的现象日益增多,造成了国家财产流失。本案中,检察机关对辖区内长期广泛存在的冒领养老保险金的违法情形进行深入调查,从个案中发现类案,并对案件办理中发现的行政机关“三定”方案与部门规章不一致的问题,推动在省级层面出台规范性文件,弥补监管漏洞,促进了本地养老保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学前教育专项经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学前教育专项经费 跨区域协作 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衔接
【要旨】
针对骗取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违法问题,检察机关督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缴。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加强区域调查协作,注重分析运用新证据,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的同时,促进刑事立案监督到位。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新昌县13所民办幼儿园27名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幼儿园教师经幼儿园园长及其他教师介绍联系,从他人处购得伪造的教师资格证书,长期在幼儿园从事幼儿教学工作。其中22人利用伪造的教师资格证书,向新昌县教育体育局(以下简称新昌县教体局)申报领取幼儿园在职自聘教师奖励补助合计人民币122510元(注:幼儿园在职自聘教师奖励补助系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资金之一,以下简称奖励补助)。至2019年12月,仍有21人在幼儿园从事幼儿教学工作。
【调查和督促履职】
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昌县院)在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他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刑事案件中发现案件线索。2019年11月5日,新昌县院成立公益诉讼专案组开展立案调查。在已有刑事案件证据基础上,走访约谈相关行政部门主管人员和涉案幼儿园负责人,询问买卖伪造教师资格证书的幼儿园教师,并通过跨区域协同办案,与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共同分析两地同案犯的刑事证据材料,对同案犯制售假证的数据信息与新昌县领取奖励补助人员名单逐一比对,查明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伪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骗取奖励补助的事实。同时将发现的新证据分别移送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和新昌县院刑事检察部门。根据新查证的证据,新昌县院立案监督2人、纠正遗漏犯罪事实11起,徐州市检察机关纠正遗漏犯罪事实6起。
2020年1月13日,新昌县院向新昌县教体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追缴被骗取的幼儿园在职自聘教师奖励补助,对涉案的幼师进行分级处理,并完善幼儿园在职自聘教师奖励补助监管机制。新昌县教体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按照检察建议内容落实整改,追回了被骗的全部奖励补助122510元,没收27本伪造的教师资格证书,责令相关幼儿园对不具备教师资格的21名教师予以辞退或转岗,对全县幼儿园、幼儿教师执业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开展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专项整顿,推动幼儿园教师持证上岗。整顿期间,6名骗取奖励补助的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时,新昌县教体局制定出台《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重新修订《新昌县发展学前教育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建立起对奖励补助申报材料由幼儿园、中心学校(教育工作站)、教体局三级审查的工作体系。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办好学前教育”,并把实现“幼有所育”作为“七有”重大民生问题之首。学前教育专项资金既是国有财产,也事关学前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从刑事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针对跨行政区划违法情形,加强区域协作,联合分析数据,发现新证据并移送相关单位和部门,打出“公益诉讼+刑事打击”的组合拳。本案的成功办理,挽回国有财产损失,促使行政机关完善监管制度,有效遏制骗取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乱象,为中央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决策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法治保障。
河北省枣强县扶贫项目补贴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财产保护 扶贫项目补贴  程序性职责
【要旨】
针对骗取扶贫项目补贴问题,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追缴。
【基本案情】
河北省枣强县马屯村常某利用其经营的枣强县广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广锋合作社)伪造马屯村村民委员会公章、贫困户、村支书、村主任签名以及马屯村部分贫困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等一系列材料,分两次以马屯村贫困户名义申请扶贫项目补贴136.68万元,国家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15日,枣强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枣强县院)在一起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中发现,枣强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扶贫办)未严格依法追回广锋合作社骗取的扶贫资金,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调阅县扶贫办相关职责、涉案扶贫项目的立项、审批、项目拨款相关材料以及询问相关人员,查明:县扶贫办在审查广锋合作社申报的蔬菜大棚扶贫项目时未尽到严格核实等相应职责,未依法及时追回被骗的扶贫项目补贴,国家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2018年10月17日,枣强县院向县扶贫办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取消广锋合作社申报的扶贫项目,并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依法追回被骗取的扶贫项目补贴。同年12月5日,县扶贫办回复辩称,根据《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变更扶贫项目应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其不具有取消扶贫项目的职权,无法取消广锋合作社的扶贫项目。
枣强县院通过跟进调查发现,县扶贫办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未依法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广锋合作社伪造材料骗取扶贫项目补贴的有关情况,以及未依法协同县财政局追回被骗的扶贫项目补贴,其不依法履职的行为致使国家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2月24日,枣强县院向枣强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县扶贫办依法履行取消广锋合作社申报的财政扶贫补贴项目的相关职责并会同财政等部门追回已拨付的被骗取的扶贫项目资金。庭审中,县扶贫办辩称:依据《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涉及扶贫项目的变更,应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县扶贫办只有申请、建议权,没有项目变更的决策权及追回资金的职权。针对县扶贫办的答辩意见,枣强县院依据《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划、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第四十六条“虚构、伪造扶贫项目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取消该项目,并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追回已拨付的扶贫项目资金”的规定,参照“三定”方案、县政府会议纪要中对县扶贫办主要职责的规定,认为县扶贫办具有向县政府申报取消广峰合作社扶贫项目的职责,以及会同财政部门追回已拨付扶贫项目资金的职责,县扶贫办的答辩理由不成立。
2018年5月30日,枣强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县扶贫办主张的需要申报、建议和由上级决策的正当行政程序不能成为无法履行职责的理由。判决:县扶贫办履行取消广锋合作社申报的补贴项目相关程序职责,并采取相关措施追回已拨付给广锋合作社的扶贫补贴资金。判决生效后,县扶贫办积极履职,将广锋合作社伪造材料骗取扶贫项目补贴的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取消广锋合作社申报的扶贫补贴项目,针对拨付广锋合作社的136.68万元国家扶贫项目补贴,责成县扶贫办联合县财政局,启动追回程序。目前,县扶贫办已追回被骗取的扶贫项目补贴90余万元。
枣强县院以本案为引领,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对具有类似违法情形的16个入股分红类的扶贫项目督促启动法律程序,追回被骗取的扶贫项目补贴500余万元。
【典型意义】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扶贫项目补贴使用的精准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地方有关部门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的问题,检察机关本着权责对等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考“三定”方案,准确认定有关部门及其职责,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于发出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仍以不正当理由拒不整改的,坚决提起诉讼,增强监督的刚性。庭审中加强说法释理,争取法院支持,作出认定职责部门具有向决定机关申报相关情况的程序性职责的正确判决。同时,举一反三,乘势而上,组织开展专项监督,迅速扩大战果,有效维护了扶贫领域专项资金安全。
广东省蕉岭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财产保护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依法履职认定
【要旨】
督促行政机关收回欠缴的费用类国有财产案件中,检察机关应注意辨明行政机关客观上履行不能和怠于履职的区别,当行政机关未采取法定措施有效制止违法行为、国家利益仍处于被侵害状态时,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6年,广东省蕉岭县鑫某公司在该县兴建了某商住居民小区,按相关法律规定,应按时缴交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直至2018年3月,该公司仍有210.2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未缴交。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初,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蕉岭县院”)在办理另外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时发现鑫某公司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线索。同年2月27日蕉岭县院立案调查,3月7日向蕉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建局(以下简称蕉岭县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催缴被拖欠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018年4月27日,蕉岭县住建局回复:收到检察建议后,于2018年3月13日对鑫某公司下发催款通知书,限其3个月内缴清所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10.29万元;4月19日,收到鑫某公司提交的还款计划书(2018年8月31日前缴交50万元,同年12月31日前缴交60万元,2019年4月30日前缴交100.29万元)。
2018年11月,蕉岭县院对鑫某公司缴交情况进行跟进调查发现,该公司在提交还款计划书后仅缴纳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0万元。后经检察机关督促,同年12月30日又缴纳10万元,仍欠190.29万元。
【诉讼和执行】
鉴于蕉岭县住建局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拖欠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19年2月27日,蕉岭县院依法向集中管辖梅州市行政诉讼案件的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蕉岭县住建局怠于追缴被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决该局依法履行职责,及时追缴190.2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在诉讼期间,蕉岭县住建局再次向鑫某公司追缴收回1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019年4月4日,兴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双方围绕蕉岭县住建局是否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否属于国有财产等焦点问题开展质证和辩论。6月18日,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确认蕉岭县住建局怠于追收被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行为违法,其应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向鑫某公司追收被拖欠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80万元。
2019年7月10日,蕉岭县住建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9月29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直接影响受损国家利益的修复效果。在实践中,行政机关通过与相对人达成还款协议的方式进行履职的情形普遍存在,本案中,检察机关对还款协议的执行情况及时跟进监督,对行政机关怠于督促相对人按照还款协议缴纳费用的行为提起诉讼维护国家利益,并对于行政机关强调客观原因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法履职的违法行为,从履职方式、效果上进行分析,辨明履职不能和不依法履职的区别,提出法律意见,推动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湖南省株洲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欠缴出让金 全面履职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案件,可以督促行政机关采取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方式全面履职。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某大型房地产集团旗下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的金某置业公司通过网上挂牌方式竞得株洲市区四个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在成交之日起10日内与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四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金某置业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出让合同签订后,金某置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缴清其中两个地块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截至2019年7月,金某置业公司欠缴金额共计高达29584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7月,株洲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株洲市院)在开展清理欠缴国有土地出让金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金某置业公司欠缴国有土地出让金未依法全面履职的情形,遂于2019年7月9日决定立案调查。检察机关通过调取行政机关“三定”方案及受让地块挂牌出让、签订出让合同、收取土地价款以及催缴等履行职责的相关证据材料,询问株洲市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约谈金某置业公司负责人以及现场走访,查明: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虽于2018年3月6日发出催缴通知书、但其未依法全面履职,采取有效措施将金某置业公司欠缴清国有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收缴到位。2019年7月15日,株洲市院向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缴金某置业公司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多次向检察院咨询合法的追缴途径和措施。株洲市院认真分析研究出让合同,建议该局依合同约定申请仲裁。该局于10月8日请求株洲市仲裁委员会裁决由金某置业公司缴纳剩余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2019年12月26日,株洲市仲裁委员会裁决金某置业公司缴纳国有土地出让金29584万元及违约金10329.27万元。因金某置业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裁决,株洲市院继续跟进监督,督促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株洲市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监督法院及时执行金某置业公司应承担的国有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延迟履行仲裁裁决利息、仲裁费共计4.04亿元。2020年4月23日,上述执行款全部执行到位缴入国库。
同时,株洲市院以个案办理为引领推动专项治理,深入开展全市清理欠缴国有土地出让金专项监督活动,清理出欠缴土地出让金20亿元,检察机关有选择地办理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3件,督促收回土地出让金6000万元。
【典型意义】
房地产拉动经济发展的背后,企业欠缴土地出让金却成为普遍现象,严重影响国家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配。本案中,检察机关坚持以服务大局为中心,正确处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支持市场主体依法经营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行政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疑惑时,及时提出法律建议,并对法院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进行监督,督促自然资源部门全面履职追缴土地出让金和逾期违约金。该案及专项活动追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既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也优化了地方营商环境。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改变容积率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改变容积率
【要旨】
针对建设项目改变容积率欠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情形,检察机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同追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基本案情】
2005年12月,某房地产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竞得某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面积47673m2,用途办公、商业、住宅及其配套设施,容积率2.3,出让金8600万元(已缴)。2007年2月,原江宁区规划局将容积率调整为4.84。2009年7月13日,原江宁国土分局向该公司发出《关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及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函》,要求其尽快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缴纳土地出让金,但该公司未予办理。原国土分局虽多次催缴,但欠缴的巨额土地出让金一直未收回。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京市院)在办理一起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涉案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变容积率后未及时补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遂将该案中存在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交江宁区检察院办理。
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宁区院)在接到南京市院移交线索后,于2018年11月2日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通过调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国土和规划等部门的履职台账、容积率调整文件,询问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查明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在变更规划手续衔接上存在不畅通,涉案企业在改变容积率后未依法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事实。2018年11月22日,江宁区院向原国土分局、原规划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4家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缴土地出让金。
为保障检察建议落实到位,江宁区院多次与区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研究解决方案,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区政府汇报。南京市院也多次到江宁区院,就案件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指导。在市区两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推动下,江宁区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集检察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与某房地产公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置方案。2019年7月12日,涉案公司与原国土分局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江宁区院继续跟进监督,通过与企业负责人约谈,督促其补缴土地出让金。该公司先后于2019年7月和12月共计补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及税款8137.5191万元。
【典型意义】
因用地规划调整、行政机关相关工作衔接不畅,改变容积率后未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情形屡见不鲜。本案中,两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上级院加强对下指导,共同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多个行政机关相互配合依法履职收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有效保护国有财产安全,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国有土地出让上国家利益守护人的作用。
山东省商河县闲置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闲置土地 关联案件抗诉 专项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综合运用民事检察监督手段,辅助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实现。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到位应科学评判、严格把握撤诉条件,确保公益得到切实维护。
【基本案情】
2014年1月9日,原商河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商河县国土局”)与某晖置业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某晖置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开工建设,造成土地闲置和违约。2017年9月25日,商河县国土局对该公司下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并督促其早日开工。至2017年12月18日该公司开工建设,逾期开工期间为1043日。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4月3日,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商河县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并立案调查,发现商河县国土局未及时对某晖置业公司涉嫌闲置土地行为进行调查,亦未追究该公司的违约责任,致使国家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同月,商河县院向商河县国土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对某晖置业公司涉嫌闲置土地情况进行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置,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追究该公司的违约责任。
商河县国土局回复称:某晖置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开工建设,于2016年2月8日起构成闲置。2017年12月18日,某晖置业公司开工建设,解除了闲置状态,并在规定整改期限内达到整改标准。根据全县闲置土地利用工作推进会决定,不再追究某晖置业公司闲置责任。关于某晖置业公司违约行为,已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不再追究其责任并延长公司竣工期限。针对回复意见,商河县院进一步查明,商河县国土局并未与某晖置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原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没有改变。某晖置业公司未支付合同违约金,商河县国土局未全面履职,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和执行】
2018年9月26日,商河县院向商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职责,依法将违约金追缴到位。在庭审中,商河县国土局辩称,其已向某晖置业公司下达了《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催告书》,催告期满,某晖置业公司未缴纳违约金,已依法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12月18日,商河县人民法院以本行政公益诉讼案需等待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结果为由中止本案审理。2019年9月23日,商河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全县闲置土地利用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确定不再追究某晖置业公司的责任,故判决驳回商河县国土局的诉讼请求。商河县国土局未提起上诉,该民事判决生效。2019年10月14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程序,依法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商河县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某晖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2739961元,某晖置业公司收到法院再审判决后缴纳了违约金。
商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恢复审理并召开庭前会议,商河县院对商河县国土局提交的某晖置业公司缴纳违约金相关证据审查质证后,认为行政公益诉讼诉求已全部实现,符合撤诉条件,经层报审批后撤回对商河县国土局的起诉。
针对该案反映出来的问题,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与济南市国土局对接,推动济南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年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专项行动,同时出台了《关于闲置土地认定及处置有关问题意见》,明确了不同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的处置标准。至2019年底,全市172宗651.4公顷闲置土地全部处置完成。
【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应用足用好法定的法律监督手段。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可能出现行政公益诉讼因另案结果具有预决效力而中止审理的情形。由于另案审理结果影响行政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检察机关应对另案进行全流程监督,主动作为。另案的审理结果不当的,检察机关有权启动民事检察或行政检察监督,用足用好法定的法律监督手段,打好组合拳,确保行政公益诉讼诉求实现,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本案中,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单位提出以政府会议纪要作为行政机关履职依据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认为会议纪要在效力和层级上都不可突破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章规定,这对于实践中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全面正当履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检察机关撤回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时,对行政机关是否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应从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和是否穷尽行政手段等方面进行审查,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到位进行科学评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全部实现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检察机关方可撤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立根、肖孟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立根、肖孟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8〕20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刘立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肖孟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3月29日 (2018)最高法民他14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4)粤高法仲复字第10号《关于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仲裁地为韩国首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根据韩国相关法律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根据《韩国仲裁法》,案涉仲裁协议有效,但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不是案涉仲裁协议的签署人,仲裁协议对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的请示
(2017年12月27日 (2014)粤高法仲复字第10号)
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关于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深圳中院审查后拟认定本案仲裁条款无效,故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拟同意深圳中院的意见。故依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竹子林建业工业区4号厂房二楼西。
被申请人: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Pixelplus Co., Ltd)。住所地:大韩民国京畿道水原市鐾通区二仪洞906-5京畿R&DB中心6楼。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派视尔公司)和派视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派视尔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起诉亿威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亿威利公司)和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亿威利公司),2010年11月4日福田法院受理,案号为(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49号。在该案中,派视尔公司和上海派视尔公司起诉的依据是2006年12月1日的《分销协议》,该《分销协议》盖有上海派视尔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的公章和相关人员签名。
该协议第13.6条约定仲裁条款:“双方因本协议而引起、与本协议有关或因违约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分歧,必须只能在韩国首尔解决。仲裁适用的语言须为英语,且必须依照韩国最高法院批准的商业仲裁规则和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采纳的规则进行。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须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一名由供应商任命,一名由分销商任命,另一名由前两(2)名仲裁员任命。倘若在任命前两(2)名仲裁员之后一(1)个月内未能任命第三名仲裁员,则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须依照其规则选择第三名仲裁员。仲裁员做出的裁决乃终结性的,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可以在具有适当的司法管辖权的任何法院执行。无论上文如何规定,双方都有权在仲裁尚未作出之前的任何时间,提起司法诉讼程序,以获得禁令救济,惟有此类禁令救济须受限于最终的仲裁裁决。”
2011年6月10日,福田法院作出了(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4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上海派视尔公司以派视尔公司的名义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约定了韩国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本案应由韩国仲裁机构管辖,裁定驳回了派视尔公司和上海派视尔公司的起诉。裁定作出后,各方均未上诉,该裁定已生效。
之后,派视尔公司以深圳亿威利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向韩国商事仲裁院(The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申请仲裁,2011年10月26日韩国商事仲裁院正式受理。
2012年5月23日,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编号为No.11113-0032的仲裁裁决,裁决内容为:A.仲裁庭有本仲裁的管辖权。B.深圳亿威利公司对未付款有责任,因此应给派视尔公司支付50万美元。C.深圳亿威利公司应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到2011年10月31日为止的判定费用按6%的年利率来计算的利息和2011年11月1日开始到所有赔偿金的实际支付日为止的判定费按20%年利率来计算的利息支付给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D.深圳亿威利公司应按照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规定第61条应负担所明示的所有费用。韩国商事仲裁院No.11113-0032的仲裁裁决载明:深圳亿威利公司没有参加仲裁庭审。2012年5月10日韩国商事仲裁院收到深圳亿威利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提出的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答辩材料。仲裁庭认为深圳亿威利公司的答辩书迟延了很久因此决定以自由裁量权不采用此次答辩书。仲裁庭认为即使考虑到侬圳亿威利公司的答辩书,也不会影响仲裁庭对管辖权及仲裁的判定。
2012年5月25日,深圳亿威利公司收到该仲裁裁决。2012年6月26日,深圳中院受理深圳亿威利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即本案。2012年7月31日,派视尔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No.11113-0032的仲裁裁决,案号为(2012)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93号。
另查:2002年1月26日修改的《韩国仲裁法》第8条是关于仲裁协议形式的规定。该条规定:1.仲裁协议可以采取单独的协议形式或者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形式。2.仲裁协议应当为书面形式。3.一份协议如果属于以下任何子项情形将被视为是书面的仲裁协议:(1)包含在当事人签署的文件之中;(2)包含在互换函件、电报、传真或载有协议的其他通讯方式中;(3)仲裁协议如载于相互往来的索赔声明和抗辩声明中,且一方当事人声称有协议而另一方当事人不予否认。4.在合同中提及载有仲裁条款文件的,被视为构成仲裁协议;但是,此种情形仅适用于该合同是书面的并且此种提及使得该仲裁条款成为该合同一部分。
《韩国仲裁法》第17条关于管辖权的规定。该条规定:1.仲裁庭可以对其管辖权,包括对关于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当视为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的一项协议。2.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交答辩书之后提出。一方当事人指定或参与仲裁员的事实,不应妨碍其提出此种抗辩。3.有关仲裁庭超越其权限范围的抗辩,应当在仲裁程序中出现被指称的越权事项时立即提出。4.在第2和3款的任何一种情况下,仲裁庭如认为迟延有正当理由的,可准许推迟提出抗辩。5.仲裁庭可以根据案情将本条第2或3款所指抗辩作为一个初步问题裁定或在实体裁决中裁定。6.仲裁庭作为一个初步问题裁定其拥有管辖权的,任何不服该裁定的一方当事人可在收到裁定通知后三十天内请求法院对仲裁庭的管辖权作出决定。
《韩国仲裁法》第24条是关于申请书和答辩书的规定。该条规定:1.在当事人约定的或仲裁庭确定的时间期限内,申请人应当提交支持其请求的各种事实、争议点,被申请人应当逐项作出答辩。2.当事人可以随同其申诉书或答辩书提交其认为相关的一切文件,也可以附带述及其将要提交的文件或其他证据。3.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仲裁程序进行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修改或补充其请求或答辩;但是此种情形不适用于仲裁庭认为此种修改或补充可能导致仲裁程序被较大程序拖延的情形。
深圳亿威利公司申请称:2009年11月13日,深圳亿威利公司收到来自福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案号:(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49号]得知,派视尔公司与上海派视尔公司依据2006年12月1日派视尔公司与香港亿威利公司所签署的《分销协议》并以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向福田法院起诉深圳亿威利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请求判令深圳亿威利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共同支付拖欠的货款50万美元及承担利息人民币111800元。福田法院于案件审理期间查明,上海派视尔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3日,已于2008年7月7日被注销。2011年6月10日,福田法院作出了(2009)深福法民二初第514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上海派视尔公司以派视尔公司的名义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约定了韩国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福田法院对该协议项下的争议无管辖权,因此驳回派视尔公司和上海派视尔公司的起诉。派视尔公司于法定期间没有提起上诉。2012年4月间,深圳亿威利公司获得来自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一份英语文件,表明派视尔公司已依据上述《分销协议》项下第13.6条的“仲裁”条款在韩国对深圳亿威利公司提起了仲裁申请,对此,深圳亿威利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的文体向大韩民国首尔11113-0032案件的仲裁庭寄送了书面形式的《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声明函》并同时依其邮箱地址(jybyun@keab.or.kr)向其发送了电子版本,就派视尔公司以上海派视尔公司于2006年12月1日与香港亿威利公司所签署的《分销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为依据,将深圳亿威利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仲裁庭提起仲裁申请一事,明确表明:迄今为止,深圳亿威利公司与派视尔公司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商业交往记录,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上述《分销协议》的签署方或权利义务的主体,深圳亿威利公司从未签署、也未授权任何第三人签署、更无因为受让、代偿等法律行为而成为该《分销协议》当事方的情形。据此,深圳亿威利公司向韩国仲裁庭正式地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认为韩国仲裁庭在派视尔公司针对深圳亿威利公司的仲裁申请中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仲裁管辖权,韩国仲裁庭也不应受理派视尔公司针对深圳亿威利公司的仲裁申请。同时,深圳亿威利公司还特别强调,深圳亿威利公司此次向韩国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之举,并非表明已实际参与或当然认可其仲裁程序。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深圳亿威利公司提出如下请求:1.依法确认上海派视尔公司于2006年12月1日与香港亿威利公司所签署的《分销协议》项下第13.6条的“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2.派视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及相关的所有费用。派视尔公司提交意见称:1.派视尔公司已经通过协议约定的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裁决活动,取得了仲裁裁决书,因此深圳亿威利公司此时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主张,因其没有按照协议书约定国家的法律,在裁决活动中依法作出相应司法对应行为,已经丧失了相应的诉讼权利。2.派视尔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圳亿威利公司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仲裁行为,且取得了预期的仲裁结果,领取了仲裁裁决书。在派视尔公司已经完成仲裁活动后,深圳亿威利公司再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诉讼,没有法律根据。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依法驳回深圳亿威利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深圳中院的意见
深圳中院认为:
(一)关于该案的管辖权
本案为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无效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申请人深圳亿威利公司在中国深圳,故深圳中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二)关于审查涉案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的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因《分销协议》签订于2006年12月1日,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来确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认定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而《分销协议》项下第13.6条约定“双方因本协议而引起、与本协议有关或因违约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分歧,必须只能在韩国首尔解决。仲裁适用的语言须为英语,且必须依照韩国最高法院批准的商业仲裁规则和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采纳的规则进行。”从该条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地为韩国首尔,该争议解决地即仲裁地,故适用韩国法律来认定涉案仲裁条款的效力。
(三)涉案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该问题应根据韩国法律审查
首先,韩国商事仲裁院于2011年10月27日向深圳亿威利公司发函要求其收到函件后30日内把答辩书的副本5份提交给韩国商事仲裁院事务所。深圳亿威利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提出的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答辩材料,韩国商事仲裁院于2012年5月10日才收到该答辩材料。因此深圳亿威利公司存在迟延提交管辖抗辩的情形。基于该事实,是否需要审查韩国法律中有无“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存在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是对仲裁协议效力本身的审查,就本案而言,就是根据韩国法律来审查仲裁协议本身是否对深圳亿威利公司具有约束力的问题,至于韩国法律中是否存在“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不应成为外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时应考虑的内容。
少数意见认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所依据的韩国法律,既应包括实体法律,也应包括程序法律。因此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还应考虑韩国法律是否存在“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韩国仲裁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的答辩应在“当事人约定的或仲裁庭确定的时间期限内”,第17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交答辩书之后提出”,但并无“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因此深圳亿威利公司迟延提交管辖权的抗辩并未导致其默认韩国商事仲裁院的管辖权,仍要继续审查仲裁协议对深圳亿威利公司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
其次,根据韩国法律审查仲裁协议对非签字当事人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专家意见以及《韩国仲裁法》,韩国法律并没有仲裁协议效力对未签字的当事人约束力的规定,而《韩国仲裁法》第8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为书面形式”。该条为韩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形式方面的一般规定。根据该条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分销协议》的签字人,《分销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综上,深圳亿威利公司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海派视尔公司于2006年12月1日与香港亿威利公司所签署的《分销协议》的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
另,由于本案所适用的韩国法律中并无“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故是否需要考虑默认管辖权的问题在本案中并无实际意义,但作为审查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法院,在依据外国法律审查仲裁协议效力时是否需要考虑该外国法律中关于“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的规定,一并请示。
四、我院的意见
派视尔公司为韩国注册成立的法人,故本案系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因《分销协议》签订于2006年12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来确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本案仲裁条款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韩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本案应适用韩国法律来认定本案仲裁条款的效力。
《韩国仲裁法》第8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为书面形式。本案仲裁条款的签署人为派视尔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签署人。依据《韩国仲裁法》及专家意见,仲裁协议对未签字的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1113-0002号仲裁裁决以深圳亿威利公司迟延提管辖权异议答辩为由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具有管辖权。但本案仲裁规则及《韩国仲裁法》均未规定相关“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因此,依据《韩国仲裁法》等,本案仲裁条款符合《韩国仲裁法》有关仲裁协议有效的要件,应为合法有效。但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本案仲裁条款的签署人,本案仲裁条款对其不具有约束力。
综上,本案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案例107-112号),作为第21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5日
指导案例107号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法律适用/根本违约
裁判要点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各方所在国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则不应适用该公约。
2.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的货物虽然存在缺陷,但只要买方经过合理努力就能使用货物或转售货物,不应视为构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根本违约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第25条
基本案情
2008年4月11日,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新加坡公司)与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国克虏伯公司)签订了购买石油焦的《采购合同》,约定本合同应当根据美国纽约州当时有效的法律订立、管辖和解释。中化新加坡公司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但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的石油焦HGI指数仅为32,与合同中约定的HGI指数典型值为36-46之间不符。中化新加坡公司认为德国克虏伯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请求判令解除合同,要求德国克虏伯公司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有关规定,德国克虏伯公司提供的石油焦HGI指数远低于合同约定标准,导致石油焦难以在国内市场销售,签订买卖合同时的预期目的无法实现,故德国克虏伯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09)苏民三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一、宣告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11日签订的《采购合同》无效。二、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货款2684302.9美元并支付自2008年9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损失520339.77美元。
宣判后,德国克虏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法律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部分法律适用错误,责任认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2013)民四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三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三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货款损失1610581.74美元并支付自2008年9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三、变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三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堆存费损失98442.79美元。四、驳回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公司,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案涉《采购合同》签订于2008年4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之前,当事人签订《采购合同》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应当根据美国纽约州当时有效的法律订立、管辖和解释,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由于本案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新加坡和德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美国亦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且在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确定其权利义务的依据,并未排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审理本案是正确的。而对于审理案件中涉及到的问题《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当事人选择的美国纽约州法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并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组成部分,其不能作为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但在如何准确理解《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相关条款的含义方面,其可以作为适当的参考资料。
双方当事人在《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石油焦HGI指数典型值在36-46之间,而德国克虏伯公司实际交付的石油焦HGI指数为32,低于双方约定的HGI指数典型值的最低值,不符合合同约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德国克虏伯公司构成违约是正确的。
关于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首先,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石油焦需符合的化学和物理特性规格约定的内容看,合同对石油焦的受潮率、硫含量、灰含量、挥发物含量、尺寸、热值、硬度(HGI值)等七个方面作出了约定。而从目前事实看,对于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的石油焦,中化新加坡公司仅认为HGI指数一项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对于其他六项指标,中化新加坡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出庭的陈述,HGI指数表示石油焦的研磨指数,指数越低,石油焦的硬度越大,研磨难度越大。但中化新加坡公司一方提交的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出具的说明亦不否认HGI指数为32的石油焦可以使用,只是认为其用途有限。故可以认定虽然案涉石油焦HGI指数与合同约定不符,但该批石油焦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其次,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化新加坡公司为减少损失,经过积极的努力将案涉石油焦予以转售,且其在就将相关问题致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函件中明确表示该批石油焦转售的价格“未低于市场合理价格”。这一事实说明案涉石油焦是可以以合理价格予以销售的。第三,综合考量其他国家裁判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关于根本违约条款的理解,只要买方经过合理努力就能使用货物或转售货物,甚至打些折扣,质量不符依然不是根本违约。故应当认为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HGI指数为32的石油焦的行为,并不构成根本违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德国克虏伯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并判决宣告《采购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任雪峰、成明珠、朱科)
指导案例108号
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合同变更/改港/退运/抗辩权
裁判要点
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享有要求变更运输合同的权利,但双方当事人仍要遵循合同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托运人行使此项权利时,承运人也可相应行使一定的抗辩权。如果变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变更的原因。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86条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无缝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货物报关价值为366918.97美元。隆达公司通过货代向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装载于4个集装箱内装船出运,出运时隆达公司要求做电放处理。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代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货物距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代询问货物退运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于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2014年7月10日,隆达公司又提出“这个货要安排退运,就是因为清关清不了,所以才退回宁波的,有其他办法吗”。此后,马士基公司再未回复邮件。
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马士基公司应隆达公司的要求于2015年1月29日向其签发了编号603386880的全套正本提单。根据提单记载,托运人为隆达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均为VENUSSTEEL PVT LTD,起运港中国宁波,卸货港科伦坡。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534号民事判决,认为隆达公司因未采取自行提货等有效措施导致涉案货物被海关拍卖,相应货损风险应由该公司承担,故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隆达公司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浙民终222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马士基公司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隆达公司货物损失183459.49美元及利息。二审法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隆达公司在马士基公司交付货物前享有请求改港或退运的权利。在隆达公司提出退运要求后,马士基公司既未明确拒绝安排退运,也未通知隆达公司自行处理,对涉案货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酌定责任比例为50%。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412号民事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与海商法有关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规定属于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根据海商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船舶在装货港开航前,托运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本案中,隆达公司在涉案货物海上运输途中请求承运人进行退运或者改港,因海商法未就航程中托运人要求变更运输合同的权利进行规定,故本案可适用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关于托运人要求变更运输合同权利的规定。基于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基本原则,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的是一般运输合同,该条规定在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况下,应该受到海商法基本价值取向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托运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主张变更运输合同的权利不得致使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利益显失公平,也不得使承运人违反对其他托运人承担的安排合理航线等义务,或剥夺承运人关于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变更事项的相应抗辩权。
合同法总则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立法的准则,是适用于合同法全部领域的准则,也是合同法具体制度及规范的依据。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享有要求变更运输合同的权利,但双方当事人仍要遵循合同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海上货物运输具有运输量大、航程预先拟定、航线相对固定等特殊性,托运人要求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有时不仅不易操作,还会妨碍承运人的正常营运或者给其他货物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带来较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承运人无条件服从托运人变更运输合同的请求,显失公平。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托运人并非可以无限制地行使请求变更的权利,承运人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无条件服从托运人请求变更的指示。为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利益之平衡,在托运人行使要求变更权利的同时,承运人也相应地享有一定的抗辩权利。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要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如果承运人关于不能执行原因等抗辩成立,承运人未按照托运人退运或改港的指示执行则并无不当。
涉案货物采用的是国际班轮运输,载货船舶除运载隆达公司托运的4个集装箱外,还运载了其他货主托运的众多货物。涉案货物于2014年6月28日装船出运,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2014年7月9日才要求马士基公司退运或者改港。马士基公司在航程已过大半,距离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以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为抗辩事由,符合案件事实情况,该抗辩事由成立,马士基公司未安排退运或者改港并无不当。
马士基公司将涉案货物运至目的港后,因无人提货,将货物卸载至目的港码头符合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马士基公司于2014年7月9日通过邮件回复隆达公司距抵达目的港不足2日。隆达公司已了解货物到港的大体时间并明知涉案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但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未采取措施处理涉案货物致其被海关拍卖。隆达公司虽主张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但并未举证证明马士基公司存在管货不当的事实。隆达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依据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马士基公司卸货后所产生的费用和风险应由收货人承担,马士基公司作为承运人无需承担相应的风险。
(生效判决审判人员:王淑梅、余晓汉、黄西武)
指导案例109号
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东方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保函欺诈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保函欺诈/基础交易审查/有限及必要原则/独立反担保函
裁判要点
1.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需对基础交易进行审查时,应坚持有限及必要原则,审查范围应限于受益人是否明知基础合同的相对人并不存在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实,以及是否存在受益人明知自己没有付款请求权的事实。
2.受益人在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情形,并不影响其按照独立保函的规定提交单据并进行索款的权利。
3.认定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是否存在欺诈时,即使独立保函存在欺诈情形,独立保函项下已经善意付款的,人民法院亦不得裁定止付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款项。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第44条
基本案情
2010年1月16日,东方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置业公司)作为开发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集团公司)、作为施工方的安徽外经建设中美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中美洲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圣何塞市签订了《哥斯达黎加湖畔华府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承包方为三栋各十四层综合商住楼施工。外经集团公司于2010年5月26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安徽省分行)提出申请,并以哥斯达黎加银行作为转开行,向作为受益人的东方置业公司开立履约保函,保证事项为哥斯达黎加湖畔华府项目。2010年5月28日,哥斯达黎加银行开立编号为G051225的履约保函,担保人为建行安徽省分行,委托人为外经集团公司,受益人为东方置业公司,担保金额为2008000美元,有效期至2011年10月12日,后延期至2012年2月12日。保函说明: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必须的、见索即付的保函。执行此保函需要受益人给哥斯达黎加银行中央办公室外贸部提交一式两份的证明文件,指明执行此保函的理由,另外由受益人出具公证过的声明指出通知外经中美洲公司因为违约而产生此请求的日期,并附上保函证明原件和已经出具过的修改件。建行安徽省分行同时向哥斯达黎加银行开具编号为34147020000289的反担保函,承诺自收到哥斯达黎加银行通知后二十日内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反担保函是“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随时要求支付的”,并约定“遵守国际商会出版的458号《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
《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2012年1月23日,建筑师 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出具《项目工程检验报告》。该报告认定了施工项目存在“施工不良”“品质低劣”且需要修改或修理的情形。2012年2月7日,外经中美洲公司以东方置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哥斯达黎加建筑师和工程师联合协会争议解决中心提交仲裁请求,认为东方置业公司拖欠应支付之已完成施工量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解除合同并裁决东方置业公司赔偿损失。2月8日,东方置业公司向哥斯达黎加银行提交索赔声明、违约通知书、违约声明、《项目工程检验报告》等保函兑付文件,要求执行保函。2月10日,哥斯达黎加银行向建行安徽省分行发出电文,称东方置业公司提出索赔,要求支付G051225号银行保函项下2008000美元的款项,哥斯达黎加银行进而要求建行安徽省分行须于2012年2月16日前支付上述款项。2月12日,应外经中美洲公司申请,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院第二法庭下达临时保护措施禁令,裁定哥斯达黎加银行暂停执行G051225号履约保函。
2月23日,外经集团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保函欺诈纠纷诉讼,同时申请中止支付G051225号保函、34147020000289号保函项下款项。一审法院于2月27日作出(2012)合民四初字第00005-1号裁定,裁定中止支付G051225号保函及34147020000289号保函项下款项,并于2月28日向建行安徽省分行送达了上述裁定。2月29日,建行安徽省分行向哥斯达黎加银行发送电文告知了一审法院已作出的裁定事由,并于当日向哥斯达黎加银行寄送了上述裁定书的复印件,哥斯达黎加银行于3月5日收到上述裁定书复印件。
3月6日,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院第二法庭判决外经中美洲公司申请预防性措施败诉,解除了临时保护措施禁令。3月20日,应哥斯达黎加银行的要求,建行安徽省分行延长了34147020000289号保函的有效期。 3月21日,哥斯达黎加银行向东方置业公司支付了G051225号保函项下款项。
2013年7月9日,哥斯达黎加建筑师和工程师联合协会做出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认定东方置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严重违约,并裁决终止《施工合同》,东方置业公司向外经中美洲公司支付1号至18号工程进度款共计800058.45美元及利息;第19号工程因未获得开发商验收,相关工程款请求未予支持;因G051225号保函项下款项已经支付,不支持外经中美洲公司退还保函的请求。
裁判结果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2)合民四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一、东方置业公司针对G051225号履约保函的索赔行为构成欺诈;二、建行安徽省分行终止向哥斯达黎加银行支付编号为34147020000289的银行保函项下2008000美元的款项;三、驳回外经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东方置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4)皖民二终字第003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方置业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13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终字第00389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合民四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外经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涉及的独立保函欺诈案件的识别依据、管辖权以及法律适用问题。本案争议的当事方东方置业公司及哥斯达黎加银行的经常居所地位于我国领域外,本案系涉外商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的规定,外经集团公司作为外经中美洲公司在国内的母公司,是涉案保函的开立申请人,其申请建行安徽省分行向哥斯达黎加银行开立见索即付的反担保保函,由哥斯达黎加银行向受益人东方置业公司转开履约保函。根据保函文本内容,哥斯达黎加银行与建行安徽省分行的付款义务均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因此,上述保函可以确定为见索即付独立保函,上述反担保保函可以确定为见索即付独立反担保函。外经集团公司以保函欺诈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性质为保函欺诈纠纷。被请求止付的独立反担保函由建行安徽省分行开具,该分行所在地应当认定为外经集团公司主张的侵权结果发生地。一审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涉案保函载明适用《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应当认定上述规则的内容构成争议保函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规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未予涉及的保函欺诈之认定标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国没有加入《联合国独立保证与备用信用证公约》,本案当事人亦未约定适用上述公约或将公约有关内容作为国际交易规则订入保函,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联合国独立保证与备用信用证公约》不应适用。
第二,关于东方置业公司作为受益人是否具有基础合同项下的初步证据证明其索赔请求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
人民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及与独立保函相关的反担保案件时,对基础交易的审查,应当坚持有限原则和必要原则,审查的范围应当限于受益人是否明知基础合同的相对人并不存在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实或者不存在其他导致独立保函付款的事实。否则,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将会动摇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欺诈主要表现为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哥斯达黎加银行开立编号为G051225的履约保函,该履约保函明确规定了实现保函需要提交的文件为:说明执行保函理由的证明文件、通知外经中美洲公司执行保函请求的日期、保函证明原件和已经出具过的修改件。外经集团公司主张东方置业公司的行为构成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东方置业公司在实现独立保函时具有下列行为之一:1.为索赔提交内容虚假或者伪造的单据;2.索赔请求完全没有事实基础和可信依据。本案中,保函担保的是“施工期间材料使用的质量和耐性,赔偿或补偿造成的损失,和/或承包方未履行义务的赔付”,意即,保函担保的是施工质量和其他违约行为。因此,受益人只需提交能够证明存在施工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即可满足保函实现所要求的“说明执行保函理由的证明文件”。本案基础合同履行过程中,东方置业公司的项目监理人员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于2012年1月23日出具《项目工程检验报告》。该报告认定了施工项目存在“施工不良”、“品质低劣”且需要修改或修理的情形,该《项目工程检验报告》构成证明存在施工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
本案当事方在《施工合同》中以及在保函项下并未明确约定实现保函时应向哥斯达黎加银行提交《项目工程检验报告》,因此,东方置业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向哥斯达黎加银行提交“证明执行保函理由”之证明文件的类型,其是否向哥斯达黎加银行提交该报告不影响其保函项下权利的实现。另外,《施工合同》以及保函亦未规定上述报告须由AIA国际建筑师事务所或者具有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会员身份的人员出具,因此,JoseBrenes和Mauricio Mora是否具有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会员身份并不影响其作为发包方的项目监理人员出具《项目工程检验报告》。外经集团公司对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均为发包方的项目监理人员身份是明知的,在其出具《项目工程检验报告》并领取工程款项时对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的监理身份是认可的,其以自身认可的足以证明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监理身份的证据反证Jose Brenes和Mauricio Mora出具的《项目工程检验报告》虚假,逻辑上无法自洽。因外经集团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东方置业公司实现案涉保函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或者提交虚假或伪造的文件,东方置业公司据此向哥斯达黎加银行申请实现保函权利具有事实依据。
综上,《项目工程检验报告》构成证明外经集团公司基础合同项下违约行为的初步证据,外经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报告存在虚假或者伪造,亦不足以证明东方置业公司明知基础合同的相对人并不存在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实或者不存在其他导致独立保函付款的事实而要求实现保函。东方置业公司基于外经集团公司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依据合同的规定,提出实现独立保函项下的权利不构成保函欺诈。
第三,关于独立保函受益人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情形,是否必然构成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索款问题。
外经集团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应当认定东方置业公司构成独立保函欺诈。根据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经庭审释明,外经集团公司仍坚持认为本案处理不应违反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结合外经集团公司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涉及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的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阐释。
独立保函独立于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出具独立保函的银行只负责审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符合保函条款的规定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付款,担保行的付款义务不受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基础交易项下抗辩权的影响。东方置业公司作为受益人,在提交证明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时,即使未启动任何诸如诉讼或者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并经上述程序确认相对方违约,都不影响其保函权利的实现。即使基础合同存在正在进行的诉讼或者仲裁程序,只要相关争议解决程序尚未做出基础交易债务人没有付款或者赔偿责任的最终认定,亦不影响受益人保函权利的实现。进而言之,即使生效判决或者仲裁裁决认定受益人构成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该违约事实的存在亦不必然成为构成保函“欺诈”的充分必要条件。
本案中,保函担保的事项是施工质量和其他违约行为,而受益人未支付工程款项的违约事实与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东方置业公司作为受益人,其自身在基础合同履行中存在的违约情形,并不必然构成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索款。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内容,将独立保函欺诈认定的条件限定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基础交易债务人没有付款或赔偿责任”,因此,除非保函另有约定,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应当限定在保函担保范围内的履约事项,在将受益人自身在基础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纳入保函欺诈的审查范围时应当十分审慎。虽然哥斯达黎加建筑师和工程师联合协会做出仲裁裁决,认定东方置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约,但上述仲裁程序于2012年2月7日由外经集团公司发动,东方置业公司并未提出反请求,2013年7月9日做出的仲裁裁决仅针对外经集团公司的请求事项认定东方置业公司违约,但并未认定外经集团公司因对方违约行为的存在而免除付款或者赔偿责任。因此,不能依据上述仲裁裁决的内容认定东方置业公司构成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保函欺诈。
另外,双方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事实以及哥斯达黎加建筑师和工程师联合协会争议解决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书》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部分的表述能够佐证,外经中美洲公司在《施工合同》项下的义务尚未完全履行,本案并不存在东方置业公司确认基础交易债务已经完全履行或者付款到期事件并未发生的情形。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东方置业公司明知其没有付款请求权仍滥用权利。东方置业公司作为受益人,其自身在基础合同履行中存在的违约情形,虽经仲裁裁决确认但并未因此免除外经集团公司的付款或者赔偿责任。综上,即使按照外经集团公司的主张适用独立保函司法解释,本案情形亦不构成保函欺诈。
第四,关于本案涉及的与独立保函有关的独立反担保函问题。
基于独立保函的特点,担保人于债务人之外构成对受益人的直接支付责任,独立保函与主债务之间没有抗辩权上的从属性,即使债务人在某一争议解决程序中行使抗辩权,并不当然使独立担保人获得该抗辩利益。另外,即使存在受益人在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性索款情形,亦不能推定担保行在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构成欺诈性索款。只有担保行明知受益人系欺诈性索款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付款,并向反担保行主张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款项时,才能认定担保行构成独立反担保函项下的欺诈性索款。
外经集团公司以保函欺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应当举证证明哥斯达黎加银行明知东方置业公司存在独立保函欺诈情形,仍然违反诚信原则予以付款,并进而以受益人身份在见索即付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提出索款请求并构成反担保函项下的欺诈性索款。现外经集团公司不仅不能证明哥斯达黎加银行向东方置业公司支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存在欺诈,亦没有举证证明哥斯达黎加银行在独立反担保函项下存在欺诈性索款情形,其主张止付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款项没有事实依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纪忠、杨弘磊、杨兴业)
指导案例110号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海难救助合同/雇佣救助/救助报酬
裁判要点
1.《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救助合同“无效果无报酬”,但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可以另行约定。若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被救助方均应支付报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和人工投入等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时,则该合同系雇佣救助合同,而非上述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的救助合同。
2.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对雇佣救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79条
基本案情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以下简称南海救助局)诉称:“加百利”轮在琼州海峡搁浅后,南海救助局受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委托提供救助、交通、守护等服务,但投资公司一直未付救助费用。请求法院判令投资公司和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上海代表处)连带支付救助费用7240998.24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查明:投资公司所属“加百利”轮系希腊籍油轮,载有卡宾达原油54580吨。2011年8月12日5时左右在琼州海峡北水道附近搁浅,船舶及船载货物处于危险状态,严重威胁海域环境安全。事故发生后,投资公司立即授权上海代表处就“加百利”轮搁浅事宜向南海救助局发出紧急邮件,请南海救助局根据经验安排两艘拖轮进行救助,并表示同意南海救助局的报价。
8月12日20:40,上海代表处通过电子邮件向南海救助局提交委托书,委托南海救助局派出“南海救116”轮和“南海救101”轮到现场协助“加百利”轮出浅,承诺无论能否成功协助出浅,均同意按每马力小时3.2元的费率付费,计费周期为拖轮自其各自的值班待命点备车开始起算至上海代表处通知任务结束、拖轮回到原值班待命点为止。“南海救116”轮和“南海救101”轮只负责拖带作业,“加百利”轮脱浅作业过程中如发生任何意外南海救助局无需负责。另,请南海救助局派遣一组潜水队员前往“加百利”轮探摸,费用为:陆地调遣费10000元;水上交通费55000元;作业费每8小时40000元,计费周期为潜水员登上交通船开始起算,到作业完毕离开交通船上岸为止。8月13日,投资公司还提出租用“南海救201”轮将其两名代表从海口运送至“加百利”轮。南海救助局向上海代表处发邮件称,“南海救201”轮费率为每马力小时1.5元,根据租用时间计算总费用。
与此同时,为预防危险局面进一步恶化造成海上污染,湛江海事局决定对“加百利”轮采取强制过驳减载脱浅措施。经湛江海事局组织安排,8月18日“加百利”轮利用高潮乘潮成功脱浅,之后安全到达目的港广西钦州港。
南海救助局实际参与的救助情况如下:
南海救助局所属“南海救116”轮总吨为3681,总功率为9000千瓦(12240马力)。“南海救116”轮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投资公司的指示,一直在事故现场对“加百利”轮进行守护,共工作155.58小时。
南海救助局所属“南海救101”轮总吨为4091,总功率为13860千瓦(18850马力)。该轮未到达事故现场即返航。南海救助局主张该轮工作时间共计13.58小时。
南海救助局所属“南海救201”轮总吨为552,总功率为4480千瓦(6093马力)。8月13日,该轮运送2名船东代表登上搁浅船,工作时间为7.83小时。8月16日,该轮运送相关人员及设备至搁浅船,工作时间为7.75小时。8月18日,该轮将相关人员及行李运送上过驳船,工作时间为8.83小时。
潜水队员未实际下水作业,工作时间为8小时。
另查明涉案船舶的获救价值为30531856美元,货物的获救价值为48053870美元,船舶的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价值的比例为38.85%。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一、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6592913.58元及利息;二、驳回南海救助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二、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2561346.93元及利息;三、驳回南海救助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南海救助局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以下简称救助公约),救助公约所确立的宗旨在本案中应予遵循。因投资公司是希腊公司,“加百利”轮为希腊籍油轮,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我国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海难救助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海事法律制度,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救助公约第十二条、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报酬支付原则,救助公约第十三条、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条及第一百八十三条在该原则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报酬的评定标准与具体承担。上述条款是对当事人基于“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确定救助报酬的海难救助合同的具体规定。与此同时,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因此,在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之外,还可以依当事人的约定形成雇佣救助合同。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投资公司与南海救助局经过充分磋商,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支付报酬,且“加百利”轮脱浅作业过程中如发生任何意外,南海救助局无需负责。依据该约定,南海救助局救助报酬的获得与否和救助是否有实际效果并无直接联系,而救助报酬的计算,是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以及人工投入等事先约定的固定费率和费用作为依据,与获救财产的价值并无关联。因此,本案所涉救助合同不属于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而属雇佣救助合同。
关于雇佣救助合同下的报酬支付条件及标准,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并未作具体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相关因素对当事人在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费率予以调整,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予以规范和确定。南海救助局以其与投资公司订立的合同为依据,要求投资公司全额支付约定的救助报酬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确定的救助报酬数额为基数,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判令投资公司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支付救助报酬,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鉴于一审判决对相关费率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为基础,南海救助局对此并未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结果可予维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贺荣、张勇健、王淑梅、余晓汉、郭载宇)
指导案例111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信用证开证/提单/真实意思表示/权利质押/优先受偿权
裁判要点
1.提单持有人是否因受领提单的交付而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合同的约定。开证行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持有提单时,人民法院应结合信用证交易的特点,对案涉合同进行合理解释,确定开证行持有提单的真实意思表示。
2.开证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中的提单以及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的,开证行行使提单质权的方式与行使提单项下货物动产质权的方式相同,即对提单项下货物折价、变卖、拍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第1款
基本案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粤能源公司)于2011年12月签订了《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等相关附件,约定该行向蓝粤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5.5亿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包括开立等值额度的远期信用证。惠来粤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东电力)等担保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等。2012年11月,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开立8592万元的远期信用证。为开立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并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信托收据》确认自收据出具之日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证项下所涉单据和货物的所有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蓝粤能源公司为信托货物的受托人。信用证开立后,蓝粤能源公司进口了164998吨煤炭。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承兑了信用证,并向蓝粤能源公司放款84867952.27元,用于蓝粤能源公司偿还建行首尔分行的信用证垫款。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开证和付款义务后,取得了包括本案所涉提单在内的全套单据。蓝粤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未能付款赎单,故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持有提单及相关单据。提单项下的煤炭因其他纠纷被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查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清偿信用证垫款本金84867952.27元及利息;确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信用证项下164998吨煤炭享有所有权,并对处置该财产所得款项优先清偿上述信用证项下债务;粤东电力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支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蓝粤能源公司还本付息以及担保人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请,但以信托收据及提单交付不能对抗第三人为由,驳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请求确认煤炭所有权以及优先受偿权的诉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民提字第126号民事判决,支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提单对应货物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其对案涉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的双重属性,但并不意味着谁持有提单谁就当然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了开证及付款义务并取得信用证项下的提单,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移转货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为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提单即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虽然《信托收据》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货物的所有权,并委托蓝粤能源公司处置提单项下的货物,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该约定因构成让与担保而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然而,让与担保的约定虽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该约定仍具有合同效力,且《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约定蓝粤能源公司违约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有权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货物,因此根据合同整体解释以及信用证交易的特点,表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提单的流转而设立提单质押。本案符合权利质押设立所须具备的书面质押合同和物权公示两项要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作为提单持有人,享有提单权利质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的提单权利质权如果与其他债权人对提单项下货物所可能享有的留置权、动产质权等权利产生冲突的,可在执行分配程序中依法予以解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贵祥、刘敏、高晓力)
指导案例112号
阿斯特克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事故原则/一次事故/多次事故
裁判要点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确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实行“一次事故,一个限额,多次事故,多个限额”的原则。判断一次事故还是多次事故的关键是分析事故之间是否因同一原因所致。如果因同一原因发生多个事故,且原因链没有中断的,应认定为一次事故。如果原因链中断并再次发生事故,则应认定为形成新的独立事故。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12条
基本案情
阿斯特克有限公司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申请称,其所属的“艾侬”轮收到养殖损害索赔请求。对于该次事故所造成的非人身伤亡损失,阿斯特克有限公司作为该轮的船舶所有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责任限额为422510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
众多养殖户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认为阿斯特克有限公司应当分别设立限制基金,而不能就整个航次设立一个限制基金。
法院查明:涉案船舶韩国籍“艾侬”轮的所有人为阿斯特克有限公司,船舶总吨位为2030吨。2014年6月5日,“艾侬”轮自秦皇岛开往天津港装货途中,在河北省昌黎县、乐亭县海域驶入养殖区域,造成了相关养殖户的养殖损失。
另查明,“艾侬”轮在本案损害事故发生时使用英版1249号海图,该海图已标明本案损害事故发生的海域设置了养殖区,并划定了养殖区范围。涉案船舶为执行涉案航次所预先设定的航线穿越该养殖区。
再查明,郭金武与刘海忠的养殖区相距约500米左右,涉案船舶航行时间约2分钟;刘海忠与李卫国等人的养殖区相距约9000米左右,涉案船舶航行时间约30分钟。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于2014年11月10日作出(2014)津海法限字第1号民事裁定:一、准许阿斯特克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数额为422510特别提款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阿斯特克有限公司应在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以人民币或法院认可的担保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的人民币数额按本裁定生效之日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换算办法计算)。逾期不设立基金的,按自动撤回申请处理。郭金武、刘海忠不服一审裁定,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郭金武、刘海忠、李卫国、赵来军、齐永平、李建永、齐秀奎不服二审裁定,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8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民提字第15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二、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4)津海法限字第1号民事裁定。三、驳回阿斯特克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确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实行事故原则,即“一次事故,一个限额,多次事故,多个限额”。判断一次还是多次事故的关键是分析两次事故之间是否因同一原因所致。如果因同一原因发生多个事故,但原因链没有中断,则应认定为一个事故。如果原因链中断,有新的原因介入,则新的原因与新的事故构成新的因果关系,形成新的独立事故。就本案而言,涉案“艾侬”轮所使用的英版海图明确标注了养殖区范围,但船员却将航线设定到养殖区,本身存在重大过错。涉案船舶在预知所经临的海域可能存在大面积养殖区的情形下,应加强瞭望义务,保证航行安全,避免冲撞养殖区造成损失。根据涉案船舶航行轨迹,涉案船舶实际驶入了郭金武经营的养殖区。鉴于损害事故发生于中午时分,并无夜间的视觉障碍,如船员谨慎履行瞭望和驾驶义务,应能注意到海面上悬挂养殖物浮球的存在。在昌黎县海洋局出具证据证明郭金武遭受实际损害的情形下,可以推定船员未履行谨慎瞭望义务,导致第一次侵权行为发生。依据航行轨迹,船舶随后进入刘海忠的养殖区,由于郭金武与刘海忠的养殖区毗邻,相距约500米,基于船舶运动的惯性及船舶驾驶规律,涉案船舶在当时情形下无法采取合理措施避让刘海忠的养殖区,致使第二次侵权行为发生。从原因上分析,两次损害行为均因船舶驶入郭金武养殖区之前,船员疏于瞭望的过失所致,属同一原因,且原因链并未中断,故应将两次侵权行为认定为一次事故。船舶驶离刘海忠的养殖区进入开阔海域,航行约9000米,时长约半小时后进入李卫国等人的养殖区再次造成损害事故。在进入李卫国等人的养殖区之前,船员应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调整驾驶疏忽的心理状态,且在预知航行前方还有养殖区存在的情形下,更应加强瞭望义务,避免再次造成损害。涉案船舶显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致使第二次损害事故的发生。两次事故之间无论从时间关系还是从主观状态均无关联性,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并非第一次事故自然延续所致,两次事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阿斯特克有限公司主张在整个事故发生过程中船员错误驶入的心理状态没有变化,原因链没有中断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两次事故的发生均因“同一性质的原因”,即船员疏忽驾驶所致,但并非基于“同一原因”,引起两次事故。依据“一次事故,一次限额”的原则,涉案船舶应分别针对两次事故设立不同的责任限制基金。一、二审法院未能全面考察养殖区的位置、两次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状态,作出涉案船舶仅造成一次事故,允许涉案船舶设立一个基金的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淑梅、傅晓强、黄西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切实维护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敦促相关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敦促实施或者参与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关联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前,尽快到公安机关等有关单位、组织投案自首。
二、在本通告规定期限内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犯罪嫌疑人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到案的;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均视为自动投案。
三、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犯罪嫌疑人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继续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犯罪活动的,将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窝藏、包庇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人员,帮助转移、藏匿被拐卖妇女、儿童,或者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供出具虚假结婚证明、虚假亲子鉴定、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帮助的,将依法严厉打击。对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鼓励个人和有关组织积极举报、控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规劝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有关证人,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保护。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2022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20年4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5月11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加强检察官办案廉政风险防控,确保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加强司法权力运行监督管理的意见》等相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加强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加强对办案活动的监督管理与保障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相结合;
(二)坚持检察官办案主体职责与分级分类监督管理职责相结合;
(三)坚持案件管理、流程监控与信息留痕、公开透明相结合;
(四)坚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管理与外部监督制约相结合。
第三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官应当依法履行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等各项法定职责,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当面或者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听取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对提交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对于有关意见,办案检察官应当认真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写入案件审查报告。
第四条 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检察官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确因特殊且正当原因需要在非工作时间或者非办公场所接待的,检察官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获批准后方可会见。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在非工作时间或者非工作场所接触听取相关意见的,应当在当日或者次日向本院检务督察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当面提交书面意见、证据材料的,检察官应当了解其提交材料的目的、材料的来源和主要内容等有关情况并记录在案,与相关材料一并附卷,并出具回执。
当面听取意见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必要时可进行同步录音或者录像。
第五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官应当依法在权限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在确定和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切实开展量刑协商工作,保证量刑建议依法体现从宽、适当,并在协商一致后由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第六条 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应当与审判机关对同一类型、情节相当案件的判罚尺度保持基本均衡。在起诉文书中,应当对量刑建议说明理由和依据,其中拟以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在起诉书中概括说明,拟以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起诉书或者量刑建议书中充分叙明。
第七条 案件提起公诉后,出现新的量刑情节,或者法官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建议检察官作出调整的,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官可以视情作出调整。若原量刑建议由检察官提出的,检察官调整量刑建议后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备案;若原量刑建议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的,由检察官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
第八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出现以下情形的,检察官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报告:
(一)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同类案件或者关联案件处理结果明显不一致的;
(二)案件处理与监察机关、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拟调整量刑建议的;
(四)因案件存在特殊情形,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同类案件相比明显失衡的;
(五)变更、补充起诉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拟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
(七)法院建议调整量刑建议,或者判决未采纳量刑建议的;
(八)被告人、辩护人、值班律师对事实认定、案件定性、量刑建议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
(九)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决定上诉的;
(十)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形。
部门负责人、分管副检察长承办案件遇有以上情形的,应当向上一级领导报告。
第九条 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认罪认罚,检察官拟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报请检察长决定前,可以提请部门负责人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检察官联席会议可以由本部门全体检察官组成,也可以由三名以上检察官(不包括承办检察官)组成。
参加联席会议的检察官应当根据案件的类型、讨论重点等情况,通过查阅卷宗、案件审查报告、听取承办检察官介绍等方式,在全面准确掌握案件事实、情节的基础上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供承办检察官决策参考,并在讨论笔录上签字确认。
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由承办检察官自行决定或者按检察官职权配置规定报请决定。承办检察官与多数意见分歧的,应当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
第十条 对于下列拟作不批捕、不起诉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进行公开听证:
(一)被害人不谅解、不同意从宽处理的;
(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有必要向社会释法介绍案件情况的;
(三)当事人多次涉诉信访,引发的社会矛盾尚未化解的;
(四)食品、医疗、教育、环境等领域与民生密切相关,公开听证有利于宣扬法治、促进社会综合治理的;
(五)具有一定典型性,有法治宣传教育意义的。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按照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对公开听证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和案件处理的意见。
第十一条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要认真履行检察官办案中的监督管理责任,承担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检务督察、案件管理等有关部门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自觉接受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检查,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照规定及时移交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处理。
第十二条 部门负责人除作为检察官承办案件,履行检察官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监督管理职责:
(一)听取或者要求检察官报告办案情况;
(二)对检察官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进行监督管理,必要时审阅案卷,调阅与案件有关材料,要求承办检察官对案件情况进行说明,要求检察官复核、补充、完善证据;
(三)召集或者根据检察官申请召集并主持检察官联席会议;
(四)对于应当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的事项,经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后报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
(五)定期组织分析、汇总通报本部门办案情况,指导检察官均衡把握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法律政策、量刑建议等问题,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作出决定;
(六)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依据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授权履行的职责。
第十三条 部门负责人、分管副检察长对检察官办理案件出现以下情形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一)处理意见与检察官联席会议多数检察官意见存在分歧的;
(二)案件处理与监察机关、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存在重大意见分歧需要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的;
(三)发现检察官提出的处理意见错误,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明显失衡的,应当及时提示检察官,经提示后承办检察官仍然坚持原处理意见或者量刑建议的;
(四)变更、补充起诉的;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形。
第十四条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除作为检察官承办案件,履行检察官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听取或者要求检察官报告办案情况;
(二)对检察官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三)发现检察官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应当予以纠正;
(四)依据职权清单,在职权范围内对检察官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作出决定;
(五)听取部门负责人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
(六)要求部门负责人对本院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定期分析、汇总通报,涉及法律、政策理解、适用的办案经验总结、规则明确等,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必要时向上级检察院汇报;
(七)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十五条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发现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不适当的,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要求复核的意见、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附卷。
第十六条 案件管理部门对认罪认罚案件办理应当履行以下监督管理职责:
(一)进行案件流程监控,对案件办理期限、诉讼权利保障、文书制作的规范化等进行监督;
(二)组织案件评查,对评查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三)发现违反检察职责行为、违纪违法线索的,及时向相关部门移送;
(四)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十七条 下列情形的案件应当作为重点评查案件,经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后进行评查,由案件管理部门或者相关办案部门组织开展:
(一)检察官超越授权范围、职权清单作出处理决定的;
(二)经复议、复核、复查后改变原决定的;
(三)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
(五)当事人对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
(六)人民法院裁判宣告无罪、改变指控罪名或者新发现影响定罪量刑重要情节的;
(七)其他需要重点评查的。
第十八条 检务督察部门应当指导办案部门做好认罪认罚案件廉政风险防控和检察官履职督查和失责惩戒工作,重点履行以下监督职责:
(一)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执行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决定等情况进行执法督察;
(二)在执法督察、巡视巡察、追责惩戒、内部审计中发现以及有关单位、个人举报投诉办案检察官违反检察职责的,依职权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检察官违反检察职责和违规过问案件,不当接触当事人及其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等利害关系人的,依职权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四)针对认罪认罚案件办案廉政风险,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建设和工作指导,开展司法办案廉政教育;
(五)其他应当监督的情形。
第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履行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指导、监督管理责任,定期分析、汇总通报本辖区内办案整体情况,通过案件指导、备案备查、专项检查、错案责任倒查、审核决定等方式,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进行监督。对存在严重瑕疵或者不规范司法行为,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案件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依法通过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提出抗诉或者撤销逮捕、撤回起诉等方式予以纠正。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按照规定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重要案件信息和法律文书,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司法机关内部或者其他人员过问案件,司法人员不正当接触交往的记录报告和责任追究等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严肃追责问责。
检察官对存在过问或者干预、插手办案活动,发现有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不当接触交往行为情况的,应当如实记录并及时报告部门负责人。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口头或者短信、微信、电话等形式向检察官提出指导性意见的,检察官记录在案后,依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律师等举报、投诉检察官违反法律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或者有过失行为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可以要求检察官报告办案情况。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更换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将涉嫌违反检察职责行为、违纪违法线索向有关部门移送,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 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质量效果、办案活动等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检察官奖惩、晋升、调整职务职级和工资、离岗培训、免职、降职、辞退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检察官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办理出现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以及司法作风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存在司法瑕疵但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依照相关纪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在审理民事侵权案件中正确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条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三条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六条 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1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1〕19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第二款开始部分增加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在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二、删去第二条中的“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
三、删去第三条第一款中的“赔偿权利人依照民法典第三编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人身损害赔偿的,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同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地区没有铁路运输法院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四、第五条条首部分修改为:“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并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规定:“法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造成的。”
五、将第六条和第七条合并修改为:
“因受害人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
(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十以内承担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劝阻强行通过铁路平交道口、人行过道,或者明知危险后果仍然无视警示规定沿铁路线路纵向行走、坐卧故意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并非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除外。”
六、删去第八条第一款末尾的“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和第二款末尾的“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并将第二款中的“及”修改为“或者”。
七、将第九条第一款中的“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修改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同时,将第二款中的“第七条”修改为“第六条”。
八、删去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
九、删去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十、将《解释》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第八条”调整为“第七条”,“第九条”调整为“第八条”,“第十条”调整为“第九条”,“第十一条”调整为“第十条”,“第十四条”调整为“第十一条”, “第十五条”调整为“第十二条”,“第十六条”调整为“第十三条”。
本决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解释》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20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3〕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程东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23年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2006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规范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时,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文书,是指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以及其他司法文书。
第三条 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第四条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
第五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送达给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
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的,经该受送达人授权,人民法院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第六条 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时,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可以依照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方式送达;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成员国,可以依照该公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按照司法协助协定、《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或者外交途径送达司法文书,自我国有关机关将司法文书转递受送达人所在国有关机关之日起满六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该种方式送达。
第八条 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规定的公告方式送达时,公告内容应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第十条 除本规定上述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第十一条 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向受送达人进行送达,但应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以及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
第十三条 受送达人未对人民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履行签收手续,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书面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
(三)其他可以视为已经送达的情形。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应附申请转递函。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应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转递。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不符合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应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转递的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提供翻译件的,应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
翻译件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但应由翻译机构或翻译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译文与原文一致。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检察机关发布四起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典型案例
检察机关发布四起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月30日)
典型案例一
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申诉案
一、基本案情
1997年至2007年期间,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三人系原案被不起诉人)经共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掌控海南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职务之便,未按规定报海南省处置地方金融风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未经资产评估,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同意,有组织地采取暗箱操作、虚假诉讼、恶意对账、捏造付款假象、股权抵债权等非法手段,侵吞原由海南赛格子公司、控股公司100%持有的杭州高尔夫公司股权。经资产评估,被侵吞的杭州高尔夫公司股权共计价值15亿余元人民币。
2000年11月至2001年11月期间,吕小青(原案被不起诉人)作为海南赛格临时经营班子召集人、资产管理和公章管理负责人,未履行监管职责,导致李建民、李健文、李子民等人侵占海南赛格持有的杭州高尔夫巨额股权,收受李子民给予的好处费共计231万元,用于个人消费。
二、诉讼经过
海南省公安厅以涉嫌职务侵占罪于2007年12月26日对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立案侦查,2008年6月27日决定对吕小青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侦查,2008年9月23日交由海口市公安局移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交由该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龙华区院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09年11月18日对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吕小青作出不起诉决定。海口市公安局不服先后向龙华区人民检察院、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复核,两级检察院均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三、监督情况
深圳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高检院交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2017年11月8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经检委会审议认为,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构成职务侵占罪、吕小青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责令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撤销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吕小青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由海口市检察人民院对李建民、李子民、李健文、吕小青提起公诉。
四、典型意义
此案是管理人员侵吞公司企业产权的典型案例,受到中纪委、中政委、国资委等部门持续关注。海南省检察机关积极工作,组织各部门精干力量认真复查,调取复核大量证据,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敢于依法纠错,充分贯彻和践行了党中央关于依法保护企业产权的精神。
典型案例二
赵守帅申诉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诉人赵守帅(原审被告人,1969年7月1日出生,因本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2010年7月14日刑满释放)系甘肃省永昌县农牧机械总公司法定代表人,1997年1月至10月期间,该公司与河南省新乡一拖签订合同购买各种型号的拖拉机142台,价值1463530元,共计拖欠货款769943元,新乡一拖多次派人催要货款,赵守帅推托避而不见。
二、诉讼经过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获嘉县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将赵守帅刑事拘留,同年2月14日将其逮捕。2002年8月18日,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1月30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赵守帅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与另案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罚金三万元,犯罪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对被告单位永昌农牧公司终止审理。
三、监督情况
赵守帅与永昌农牧机械总公司不服提出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据此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3月8日裁定撤销原审刑事判决,发回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四、典型意义
办理有关产权刑事案件,必须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复查认定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裁判确有错误,依法提出抗诉,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在产权保护中的法律监督职能。
典型案例三
月亮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申诉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9月2日开始,陈启熬(原案被不起诉人)到广州市月亮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任该公司A组负责人,负责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工程结算、业务跟进等。月亮湾公司因业务需要挂靠在深圳市国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下。2015年3月5日,月亮湾公司委托陈启熬以国地公司名义与广东益民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广州东站货场仓库装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9月10日,陈启熬利用职务便利,到国地公司要求将该工程的其中一笔92686.23元款项转入其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后陈启熬将该笔款项占为己有,大部分用于偿还其所拖欠他人的高利贷,并于2015年12月逃匿。另外,陈启熬还多次侵占该工程水电费17193元。
二、诉讼经过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经退回补充侦查,仍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不起诉人陈启熬构成职务侵占罪,决定对陈启熬不起诉。广州市月亮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不服,七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
三、监督情况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启熬作为月亮湾公司聘请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具有侵占月亮湾公司工程款和虚报水电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非法占有的行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于2017年11月10日决定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穗海检诉刑不诉〔2016〕第167号不起诉决定书,将案件移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四、典型意义
依法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侵害企业利益,是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广州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办理此类案件,认真听取民营企业申诉意见,及时纠正不当做法,对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做好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典型案例四
长康实业有限公司申诉案
一、基本案情
彭玉强(原案被不起诉人)非法制造“陶华碧老干妈”牌“风味豆豉油制辣椒”和湖南长康实业有限公司的“长康香芝麻调味油”两种产品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外包装约16230个,非法经营数额达73035元。
二、诉讼经过
2015年10月26日,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以彭玉强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移送起诉,宁乡县人民检察院经退回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监督情况
申诉人长康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不起诉决定,提出申诉。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经复查,认定被告人彭玉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约16350件,非法经营额约70350元,依法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于2017年3月24日作出决定,撤销原办案单位对被告人彭玉强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指令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提起公诉。2017年7月27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彭玉强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四、典型意义
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驱动力。本案虽然涉案金额并不大,但涉及注册商标标识达上万件。长沙市检察机关态度鲜明地撤销下级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并指定异地起诉,充分表明了严格依法保护产权的坚决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法[2018]21号 2018年1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东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东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8〕24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罗东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8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社会关切、人民期盼的热点问题,为改革攻坚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通过开展改革督察和调研,结合各地报送的经验材料,总结提炼了部分探索创新性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改革案例,形成了首批改革案例汇编。这些改革案例的特点在于: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善用系统集成办法,破解了人案矛盾、类案同判、送达保全、绩效考核等亟待化解的重点难点问题。二是发扬创新精神,不依靠增编添人,不依赖加班加点,善于向改革要生产力,以改革创新思维推进科学管理,充分实现内部挖潜。三是依托信息技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补足机制短板,实现深度应用,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四是值得复制推广,破解的是共性问题,应用的是创新思维,对其他地区、层级的法院也具有借鉴意义。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现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印发给你们,供各地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参考。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大对改革试点工作的总结评估,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及时考察论证、总结提炼、完善规范,形成改革案例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材料附光盘,信封标注“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专报”;或通过四级法院内网文件交换平台发至司改办规划处)。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同时,通过翔实数据、生动事例、感人事迹和丰富细节,深入发掘改革经验,讲好符合时代要求和传播规律的改革故事,将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引导更多人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献身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选编典型改革案例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7年7月5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
目 录
【案例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托大数据测算工作量 精确开展审判绩效考核
【案例2】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凝聚法官集体智慧 开好专业法官会议
【案例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三种审判团队模式 全面释放队伍潜能
【案例4】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司法标准化为抓手 适应责任制改革新要求
【案例5】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实现员额“有进有出”
【案例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实施大数据战略 信息化助力司法改革
【案例7】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理、培养与激励并重 拓宽法官助理职业通道
【案例8】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智慧审判苏州模式” 推动审判管理模式创新
【案例9】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敢闯敢试敢担当 创新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
【案例10】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六个优化” 构建审判委员会新机制
【案例1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挖潜外部借力 科学管理审判辅助事务
【案例12】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化集约化网格化 多措并举破解送达难题
【案例1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社会化解决操作性事务 推进专业审判纵深发展
【案例14】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常态化 让优质审判资源回到审判一线
【案例15】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素重组与机制创新 推动审判团队新变革
【案例16】海南省陵水县人民法院:创新绩效考核模式 激发司改内生动力
【案例17】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辅助事务集约管理 集中破解人案难题
【案例18】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信息化平台 推进审判监督管理法治化转型
【案例19】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综合施策多点发力 系统集成破解送达难
【案例20】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科学测算法官工作量 助推司法责任制改革
案例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托大数据测算工作量 精确开展审判绩效考核
长期以来,法院绩效考评工作存在全面完备与简便易行的基本矛盾。追求全面、完备的考核体系,会导致指标繁多、内容庞杂,指引性不强;内容过于简单,则会导致考核流于片面、平均主义,精准度不高。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兼顾绩效考核全面完备与简便易行的方向上做出有益探索,以工作量科学测算为基础,依托信息化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突出工作量在绩效考核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出既能客观反映人员工作实绩,又不增加一线审判人员工作负担,指引性强的绩效考评管理体系。
一是打牢绩效考核基础,精准测算司法工作量。绩效考核“量、质、效”三个基本维度中,“量”是基础。传统的以单一案件数累加测算“量”,难以反映案与案不同,过于简单粗放。为此,北京二中院开发运行了“司法工作量核定系统”,从每类案件均存在一些共性的流程节点和差异化的实体难点出发,深入案件本体,庖丁解牛,确定了以办案要点为基础的工作量测算崭新思路。通过对从立案到审判、执行全流程的关键节点及实体审理工作进行取样、计算、分析,筛选出包括33项公共流程、75项业务特色、296项案由细节等3类共计404项办案要点,在此基础上,采用“统一度量衡”模式,构建“标杆案件对比、要点系数叠加”的新型工作量计量体系,即按照立案、审判、执行3大工作领域,分别设定标杆案件,并赋予基础工作量值“1”,将404项办案要点需花费的工作时间逐一与标杆案件比对,与基础工作量“1”换算后分别赋予权重系数,核算出办案要点工作量。最后,将案件基础工作量值与全部办案节点的工作量累加得出案件的工作量。
二是发挥“工作量”核心作用,构建科学绩效考评体系。以“量”为基础,不仅是加大“量”的分值权重,也是以“量”为标杆。“质”、“效”层面的指标设立、取值全面与工作量标杆案件进行二次对比,所有指标的分值不折合权重,直接与工作量得分相加减,确保了评价体系的统一性,计分方法与分数合成的体系一致性。同时,由于工作量的测算是以案为轴,虽以法官为核心,但也为其他各类人员的考核管理预留了接口。可以围绕工作量系统,搭建各类人员业绩评价体系。根据岗位职责特点,针对各类人员确定不同的办案要点。在明确人员岗位职责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划分办案要点的权责归属,使考核能够覆盖各类人员。
三是依托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分析,杜绝绩效考核“繁琐主义”。工作量系统与绩效考评得分合成均采取数据自动采集、后台合成结果的方式方法,前端实时输出,后台大数据计算,体现科学性、全面性的同时,使系统更易懂易用。司法工作量核定和绩效考评系统与“北京法院审判业务管理系统”“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等成功对接,海量数据由系统自动采集,小部分数据在立案、结案阶段由审判人员填报,操作非常简便,不增加一线法官和辅助人员的工作负担。
四是强化民主公开,力促绩效考核全员参与认可。体系确立方面,无论是工作量系统的各项指标设置还是绩效考评体系的确立,均由一线审判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组成的调研小组深入审判一线,均有各个环节指标的设置、取样、计算、分析,通过“专家打分法”,确保办案要点的指标分值信息能够准确、客观反映审判执行实际,也保证了体系建立的民主性。考核方式方面,确立了院庭两级考核方式,重要指标由院里统一确定,各庭室在不与院里指标冲突的前提下,可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细化,增强了考核的灵活性和认同度。考核程序方面,院考评委员会吸收一定比例的普通法官作为考评委员会成员,在考评工作的组织、指导、监督,研究决定考评工作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确保了考核结果的代表性和公信力。
五是发挥导向作用,绩效考核结果更加实用。北京市二中院以工作量为基础和核心,以审执质、效为主体,依托信息化大数据构建的审判绩效考核体系,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指挥棒作用突出。实时更新、一目了然的司法工作量核定系统,让审执人员随时掌握本人的工作量情况,能够准确评估考核结果,便于及时调整工作节奏和进度,较好地发挥导向作用,充分调动起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岗位考核特点鲜明。审判工作中,不同的角色履行不同的职责。“工作量”系统程序办案要点中的每一个要点,均对应着不同角色应尽职责。如开庭、案件合议等要点对应法官角色,庭前证据交换、草拟裁判文书等要点对应法官助理角色,将各类角色在实体、程序办案要点中的分值相加,并辅以办案的质效得分,即完成了对法官、法官助理在承办一件案件中的绩效进行了评价,这种考核体系确保了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结果运用凸显公正。二中院顺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将绩效考核结果与法官的入额与退出机制、法官等级晋升以及各类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相挂钩,突出了公平、公正原则。例如,二中院针对员额法官,以所在庭室法官绩效平均分的80%作为绩效考核的红线,凡无正当理由未获得达标成绩的法官,均不能按照员额法官标准分配绩效奖金,对于绩效考核分数过低者,将视情况启动退出机制。同时还规定,达标成绩以上的法官,分配奖金的档次应当与其考评成绩相对应,使改革红利得以科学、公正、平稳释放。
案例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凝聚法官集体智慧 开好专业法官会议
专业法官会议是落实司法责任制、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机制,具有职能定位业务性、组成人员平等性、讨论范围限定性、提请主体特定性、讨论结果参考性等特点,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促进业务交流、确保案件质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严格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该院实际,积极探索与实践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是明确会议层级设置。将专业法官会议自下而上分为审判庭法官会议、审判业务口专业法官会议和联席法官会议三个层级。审判庭法官会议主要讨论本庭审理的疑难复杂及存在分歧的案件;审判业务口专业法官会议主要研究相关审判领域内重大、疑难以及需要跨庭统一裁判尺度的类型化案件;联席法官会议则主要讨论不同审判领域之间存在交叉的重大、疑难案件。各级专业法官会议以研究法律适用问题为主,切实尊重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是规范会议运行规则。审判庭法官会议一般由庭长主持,审判业务口专业法官会议和联席法官会议一般由分管副院长主持。参会人员的发言效力一律平等。法官会议不形成决议,也不形成多数意见,发言仅供合议庭参考。法官会议的意见被合议庭复议采纳的,作为合议庭评议结果,由合议庭对案件处理结果负责。经法官会议讨论仍然分歧较大的,由分管副院长决定是否提请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三是强化成果转化运用。无论哪级法官会议讨论过的案件,会议记录都要入卷备查。各级法官会议定期对研讨的类型化问题进行整理,及时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价值的内容形成典型案例或裁判思路指引,供全院及辖区法院法官参考。
四是探索合理配置保障。由各审判业务庭内勤作为本庭法官会议秘书,承担资料递送、会议记录、成果整理发布等工作;将院研究室作为审判业务口专业法官会议和联席法官会议的秘书组,除承担组织会议的事务性工作外,重点负责提炼总结会议成果,定期发布类案裁判指引,确保法官会议制度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016年,北京三中院共计召开审判庭法官会议255次、审判业务口专业法官会议51次、联席法官会议2次,法官会议研究后合议庭的复议率达到100%,其中,有4件案件合议庭复议后未采纳法官会议“主流”意见。同时,法官会议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也起到了过滤作用,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民商事领域没有一起案件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讨论,这也为审判委员会自身改革创造了条件。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的重点逐步实现从个案研讨转向全局态势管控研判。2017年上半年,经过法官会议多次研究讨论,制定发布涉及 27类案件、65万字的民商事类型化案件审判指引,受到辖区法院广泛好评。
案例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三种审判团队模式 全面释放队伍潜能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推进,审判团队已经成为人民法院最基本、最重要的办案单元。作为全国收案数量最大的基层法院之一,朝阳法院深刻认识到,组建新型审判团队是提高审判质量效率、破解案多人少难题的重要途径。2016年以来,朝阳法院在新型审判团队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审判团队组建之初,朝阳法院一线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三类人员的比例仅为1: 0.2: 0.7,审判辅助人员数量面临较大缺口。院党组研究认为,审判团队组建本质上属于审判资源配置范畴,其中心任务在于整合重组审判资源,科学配置审判力量,努力以有限的司法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因此,组建审判团队不能单纯依靠增加辅助人员,更要盘活、用足现有审判力量;不能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更要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不能单纯在团队内部消化处理大小事务,更要区分、剥离部分辅助性事务,推动集约化处理。
基于上述认识,朝阳法院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立足自身实际迅速展开审判团队组建工作。在对各部门案件特征、人员结构、办案饱和度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决定不搞“整齐划一”,倡导“因地制宜”,推动形成三类灵活机动、梯次排布的审判团队组建模式。
一是按照繁简分流的思路,组建“1+1”的速裁团队,推动“简案快审”。在简易案件速裁庭、各审判庭负责审理简易案件的速裁组,组建一名法官固定搭配一名书记员的速裁团队。形式上继续沿用“审书搭配”的传统模式,但对人员分工和岗位职责进行优化调整。一方面,制定《审判辅助人员职责实施细则》,明确审判辅助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突出法官的主体地位和裁判职能,使其专注于“坐堂问案、拍板定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不必要的人工繁复劳动,通过购买服务实现扫描、归档等事务性工作的社会化分流,确保法官行使审判权获得充分的保障和支持。目前,朝阳法院共组建速裁团队92个,此类团队具有管理结构简单、决策和执行迅速的特点,适应简易案件快审快结的要求。以亚运村法庭为例,该庭组建12个速裁团队,承担朝阳法院全部物业供暖、交通事故等几类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2017年前5个月,亚运村法庭共结案6741件,其法官数量仅占全院民事法官的11.8%,但完成了32.3%的民事审判任务,法官人均结案数达到518.5件。
二是按照专业化审判的思路,组建“1+1+1”和“1+2+1”的专业化审判团队,促进“类案精审”。在金融审判、知识产权、劳动争议等6个专业审判庭,以及其他审判庭的专业合议庭,按照专业化审判的要求,选任在相关审判领域理论功底深厚、业务技能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官,并以“1:1:1”的比例配备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推动案件的专业化、精细化审理。朝阳法院还从中国政法大学等四所高校中择优选任实习法官助理,首批共选任26人,均充实到专业化审判团队中,将部分团队扩展为“1:2:1”的组建模式,促进审判实务与法学理论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审判工作的专业化水平。目前,朝阳法院共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45个,此类团队具有办案类型专一、辅助力量充足、研究能力突出的特点,能够保障法官有充足的时间精心办案,形成有参阅意义的典型案例、有推广价值的办案经验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今年以来,朝阳法院6个专业审判庭和29个专业合议庭共起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审理规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规范》等16项案件办理规范,知识产权审判庭2个案例入选2016年度北京市法院十大知产创新案例。一批专家型法官逐渐崭露头角,多名法官应邀到全国公检法机关专项培训班及全国法院基层法官轮训示范班上进行授课。
三是按照集约化管理的思路,组建“1+N+1”的集约化审判团队,实现“事务专办”。针对部分审判庭案件数量多、事务性工作负担重的实际情况,以北京市高院组织全市法院统一招录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为契机,充分运用增加的审判辅助力量,在收案量一万件左右的几个民商事审判庭成立审判辅助工作办公室,即在一名法官固定配备一名书记员的基础上,在庭室内组建服务审判核心业务、对接各个办案单元的辅助工作专门团队,将大部分审判事务性工作交由该团队统一办理,形成了“1+N+1”的集约化审判团队组建模式。目前,朝阳法院共组建集约化审判团队32个,此类团队具有事务性工作集中管理、专人办理、流水作业的特点,能够显著减少每个办案点需要承担的工作环节和工作量,从而有效提高审判机制整体运行效率。以南磨房法庭为例,该庭审判辅助工作办公室集中承担送达、安排调解、诉讼保全、外出调查等11项审判事务性工作,成为审判辅助工作的“中枢系统”,显著推动了全庭审判效率的提高。去年南磨房法庭结案9503件,同比增长104.1%。2017年以来,该庭案件从立案到开庭的平均周期缩短了50%。
四是以科学的绩效考核激发审判团队工作热情。以“注重实绩、科学评价、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为原则,科学制定绩效奖金分配实施细则,重点考核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不与法官等级、行政职级挂钩。绩效奖金发放注重向一线倾斜,并适当拉开档次,切实调动审判人员的办案积极性。2016年,朝阳法院的绩效奖金发放分为四档,奖金数额逐档递减,其中法官第一档比第四档奖金高出60%。经统计,去年绩效奖金核定为一、二、三、四档的法官,年平均结案数分别为671.86件、462.25件、285.67件和124.13,服判息诉率分别为90.76%、88.16%、84.79%和83.94%。
通过三类审判团队的组建,朝阳法院初步形成了以法官为核心,以审判辅助人员为保障,各类人员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促进了司法效益的提升。2017年前5个月,朝阳法院结案38717件,同比上升53.8%;在全市法院13项审判质效考核指标中,9项指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其中法官人均结案数136件,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位。
案例4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司法标准化为抓手 适应责任制改革新要求
2014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提出“以司法标准化为抓手、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前进入备战阶段”的改革思路。三年多来,先后制定了6大方面21个司法标准和47个政务标准,统一了类案法律适用,提高了审判质效和司法保障水平。与改革前相比,法官人均结案数上升83%,案件平均审理时间减少了5.4天,一审服判息诉率上升了6.9个百分点,实际执行率上升了18.9个百分点,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
一、在程序设计上,标准出台程序严谨、参与广泛天津高院于2014年制定《司法标准化规划纲要》和《司法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构建了以司法标准的计划、编制、发布、实施和司法标准落实、跟踪、监督、评查、奖惩为主要形式的工作机制。具体要求是:每一个具体标准都要经过论证、立项、申报、基础调研、纲目确定、起草初稿、5次以上征求意见、初审、高院审委会讨论通过、正式发布等13个阶段,保障了标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每一个标准制定都有覆盖全市各法院近2000余名干警参与其中,最大限度突出了法官主体地位;每一个标准都要经过全市三级法院组成的考评组进行达标考评,结果计入年度绩效,实现了司法权力由法官行使、司法责任靠法官落实、司法标准由法官制定、司法行为由标准检验的“闭环式”良性机制,也让人民群众衡量改革后司法公正水平有了对照表。
二、在内容选择上,标准涉及范围实现业务全覆盖一是建立程序标准,推进审判流程实时监管。将诉前保全、立案、庭审、执行、信访等各个办案阶段细化为402个程序环节,并进一步明确了流程节点、权责主体、工作内容和达标要求,形成了1020项程序标准。例如,针对终结本次执行案件过多、执行案件屡清屡积的问题,制定《执行结案标准》,明确在查无财产的情况下,承办人要想结案必须符合案件已经合议并经主管院长批准或者取得申请执行人的书面申请两个条件之一,加强了申请执行人对承办法官的制约。法官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案件执行进展时,申请执行人会反映被执行人有网络消费习惯、在其他省市有不动产、动产等新线索,法官通过核实、查封冻结支付宝账户等手段,促使了一大批准备终本的案件得以执行。
二是建立实体标准,推进类案裁判尺度统一。针对易发多发案件先后制定物业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船舶碰撞纠纷等案件审理标准,进一步明确了上述案件的关键事实认定、主体责任确定、赔偿数额裁量幅度等240项法律问题的适用标准。随着裁量结果可预期性的增加,相关纠纷成讼数量相对减少、案件调解难度明显下降。以物业纠纷案件审理标准为例,该标准出台后,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收案数同比下降9.2%,调解率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判决改发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三是建立监督管理标准,为院庭长放权后监督提供抓手。先后编制《庭审质量标准》《裁判文书质量标准》《案件质量标准》《司法公开标准》《审判权力与责任追究标准》,明确了权责清单和权力行使依据,增强了法院系统内部对监督管理的认同感。以《裁判文书质量标准》为例:以往,案件评查部门对文书提出意见,给出分值,经常会引发业务部门不满,认为扣分主观因素多、不科学。该标准出台后,因每一项标准都是经过近2000名一线法官研究、字斟句酌确定的,依据该标准扣分,权威性高,被评查法官心服口服。审判管理部门依据裁判文书评查情况,作为确定案件质量的分值基础之一,又使绩效考评工作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三、在落实应用上,推进标准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首先,将流程标准中的具体要求嵌入法官网上办案的节点控制,实现审判执行工作全程监管、全程留痕、全程可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意见要求,经审委会讨论案件需院长或分管副院长签发。网上办案系统中,凡是进入审委会讨论案件未经院长或副院长签发,则无法加盖电子印章。再比如,审判流程标准中规定,各类案件首次开庭在审限的三分之一期限内进行。院庭长可以在网上办案系统中直接查看案件是否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开庭。
其次,将质量标准中的具体要求嵌入网上办案系统,实现关键问题无疏漏。例如,庭审质量标准中规定法官按照规定穿着法袍。高院有关部门可以直接在网上办案系统中调阅下级法院案件开庭视频,监督着装是否规范、用语是否达标。再比如,减刑假释协同办案平台对罪犯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刑期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等关键内容进行自动审查并作出提示,从而减少人工计算错误,避免错案、漏案。
再次,将政务标准中的具体要求嵌入网上办公系统,实现服务保障高效率。针对信息、调研、文稿起草、公文流转、督查督办、保密、档案管理、值班、会议组织及服务保障、对外接待、新闻宣传、重要突发事件处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安全保卫、办公楼日常维护管理、信息化建设立项结项、办公设备的更新及日常维护等诸多行政性事务,制定了总计47个政务标准,并将每一项标准的节点,设置为网上办公系统中的必经路径或可选路径,在司法改革后行政部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确保了司法服务保障的质量效率。
案例5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实现员额“有进有出”
为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不断提升员额法官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感,实现员额“有进有出”,及时将年轻业务骨干补充到员额队伍中,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底全面启动员额法官退出机制,截至5月上旬,首批40名员额法官退出员额工作已经结束。
一是建立机制,明确情形,厘清责任。2016年10月,山西省首批入额遴选工作启动后,省高院党组向省委政法委提出建立员额退出机制的建议,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具体意见。省委政法委高度重视,决定牵头制定法官、检察官员额退出机制相关规定。2016年12月21日,山西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省高院、省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山西省员额制法官、检察官退出机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
《意见(试行)》中对七种退出员额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没有在业务部门亲自办案的;入额后在非业务部门任职的;第一批试点法院政治部主任、纪检组长入额后没有及时免去其行政职务的;年办案数没有达到规定要求的;配偶、子女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因工作调动、辞职、退休、辞退等原因离开所在法院的;自愿申请退出员额的。为确保退额机制顺利实施。《意见(试行)》还规定:若因各级法院在遴选过程中把关不严,或遴选后不及时调整工作,导致员额法官退出员额的,该法院1年内不得增加员额;如发生应退不退、推诿拖延等情形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对瞒报谎报个人事项进入员额的法官予以严肃处理。
二是明晰程序,衔接顺畅,确保落实。《意见(试行)》印发后,全省法院随即结合绩效考核工作,启动了员额退出机制。凡符合退出情形的员额制法官,均由本人所在法院作出退出员额决定,通过省法官遴选办公室将《关于员额制法官退出员额的请示》附上相关材料报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批准,员额退出决定生效后,由省高院党组履行退出手续,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组织部门备案。员额法官对本人退出员额决定有异议的,可以通过省法官遴选办公室向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由遴选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
三是做好引导,实事求是,妥善安排。省高院通过司改工作会议、督导调研活动、来电来信答复等多种方式,耐心、细致、持续地做好相关政策解读,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干警不断提高认识,防止部分干警片面、错误解读退额规定,产生抵触情绪。全省法院主动做好退额同志的思想工作,妥善安排转岗,做到“退额不退步”,保持工作热情,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投入新工作:对于因办案没有达到规定要求退出员额的,帮助其认识到退出员额是为实现法官良性循环,持续提升法院办案质效,而入额遴选是开放机制,只要符合条件,将来还能参加入额遴选,并将其尽量安排在法官助理岗位接受锻炼,储备人才;对于因身体等原因自愿退出员额的,根据其工作经历和现实需要,在征求本人意见基础上,将之安排至审判辅助岗位或司法行政岗位。与此同时,在退额工作中将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对员额法官因休产假、病假、借调至上级机关等正常原因未能完成办案任务的,不启动退出机制。
下一步,山西法院将通过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对员额法官的办案情况进行实时跟踪,适时警示,及时对没有达到办案要求的法官启动员额退出机制,实现员额退出机制科学化、常态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及时完善入额遴选办法,确保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业务骨干及时进入员额。
案例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实施大数据战略 信息化助力司法改革
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紧跟时代步伐,坚持“科技强院”方针和“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效率、向科技要质量”工作思路,运用“大数据”战略思维,实施“一个战略、两个行动”(即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数据法院”“智慧法院”“阳光法院”建设,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司法改革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建立大数据审判辅助体系,实现办案智能化,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上海高院在发挥法官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辅助法官办案,提高司法质效。建立的大数据审判辅助体系由智能辅助办案、智能法庭、智能管理等35个子系统组成,为法官办案提供系统服务,实现了执法办案规范化、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如: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具有审判流程监督、类案智能推送、裁判文书辅助制作等6大功能。自2013年12月系统建成,访问量累计达305万余次,成为法官办案离不开的助手。智能管理系统,包括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效管理、法院行政管理、队伍业绩管理、法院安全管理等30个子系统,实现了法院管理全程可视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大数据司法分析系统,已建立案件审判态势、金融诈骗类犯罪案件、涉P2P金融犯罪案件等7个大数据专项分析平台,提升了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知识发现能力和辅助决策能力。2016年上海三级法院受理和审结各类案件分别为71.49万件和71.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4.8%和15.7%;法官人均结案228.39件,同比上升19.2%,位居全国法院前列。2017年1至5月,共受理和审结各类案件32.6万件和30.0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5.73%和5.99%;法官人均结案98.59件,同比上升10.52%。案件收、结、存继续保持良性运行。
二、建立大数据司法公开体系,推动“阳光司法,透明法院”建设,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可衡量上海法院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推进司法公开、践行司法为民,有效促进了司法公信力提升。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先后打造了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庭审网络直播、网络司法拍卖等具有上海法院特色的十二大司法公开服务平台,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互动式、智能化的司法公开体系,截止2017年5月,上海法院已向社会公开了112个方面830个信息项,累计发布信息2.1亿条,日均访问量3万人次,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建立大数据诉讼服务体系,实现服务群众诉讼全方位、全天候、零距离、无障碍,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上海法院坚持“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理念,打造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服务群众诉讼“三张名片”,破解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立案难”“执行难”“联系法官难”等诉讼难题。一是建立了数字化、智能化的“上海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形成了具有登记立案、导诉分流、法律援助等20余个服务窗口和网上立案、网上查询、网上调解等30余项智能服务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体系,实现了“由诉讼服务中心提供庭审以外的全部诉讼和非诉讼服务”的目标。二是建立了数字化、智能化的“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智能平台”。2013年12月上海高院开通了全国第一个“12368综合诉讼服务平台”,该平台具备联系法官、查询案件、法律咨询等18项功能,实现一号对外、“一门式”服务,日均访问量2750余人次。2017年5月17日,上海高院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12368诉讼服务平台,开通了“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智能平台”,实现了诉讼服务“全天候”。三是建立了数字化、智能化的“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2014年11月上海高院开通了全国第一个专门为律师服务的平台--“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该平台能为律师提供网上立案、网上缴费、庭审排期自动避让、关联案件自动推送等5大类24项智能化服务。上海从事诉讼业务的1400余家律师事务所已全部使用,平台日均访问量2265人次,截止2017年5月底,网上立案7.69万件,实现了律师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立案。
四、研发“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深度应用,防范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开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是中央政法委交给上海高院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一项把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把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到刑事办案中的一项全新的科技创新任务。上海高院在市委政法委领导下,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在市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于4月底初步完成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研发,该系统初步具有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审查、证据链和全案证据审查判断、办案程序合法性审查监督等13项功能。
自5月3日上线试运行以来,该系统共录入案件共计55件,包括故意杀人案件13件、盗窃案件34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件;录入证据12699份;提供证据指引2148次;发现证据瑕疵点48个;提供知识索引查询313次;总点击量达4.7万次,取得了初步成效。通过该系统的试运行,上海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对证据的统一指引、校验、提示、把关、监督等,在统一证据标准适用、规范办案程序、防范冤假错案、减少司法任意性、提高办案质效等方面的作用初步显现。
案例7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理、培养与激励并重 拓宽法官助理职业通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自2014年4月启动改革试点以来,牢牢把握“统筹推进、团队协同、程序创新、渠道拓展、考核激励”等五个环节,把选优、配强、用好法官助理,作为推进改革的一项基础工作抓紧、抓深、抓实,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统筹部署推进,准确把握法官助理的改革支点作用。将法官助理制度放在改革宏观布局中谋划,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促进了改革效能的整合与提升。首先,遴选充实法官助理队伍。自2014年9月以来,该院已分四批任命了91名法官助理,初步实现每个合议庭配备1名以上法官助理。对新招录的拟进入法官助理序列的人员要求具有法学专业硕士以上学历,且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其次,大力完善法官助理配置。将91名法官助理全部配置到审判一线。截至今年5月,该院法官助理共协助办案6324件,其中参加庭审843次,开展调解1697 次,起草判决书1534篇、裁定书963篇、调解书605篇,列席专业法官会议参与案件讨论121次。最后,细化明确法官助理职责。研究制定《法官助理岗位说明书》,明确法官助理主要承担诉前调解、庭前准备、草拟文书等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辅助性事务,厘清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角色关联和职责区分。
二是团队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功能。以法官助理制度为抓手,深化审判团队建设,激发法官与法官助理“1+1>2”的协同效应。首先,推动法官“减负增能”。除庭审、评议、签发文书等核心审判事务应由法官承担外,其余辅助性工作均纳入法官助理工作范畴,使法官更加专注破解疑难法律问题。与改革前的2013年相比,2016年该院审限内结案率为99.78%,上升3.91%,人均办案数为94.32件,增幅近52%。其次,细化法官助理参与审判的工作规范。制定《关于法官助理在审判工作中履行职责的暂行规定》,对法官助理参加庭审、申请回避、文书署名等程序事项予以规范,初步形成了法官助理参与庭审等工作的操作流程和行为模式。最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培养带教。按照实习、熟悉、熟练三个阶段合理确定法官助理的履职内容和培养过程。试用期及任职第1年为实习阶段,主要承担书记员工作,熟悉相关审判业务。第2-3年为熟悉阶段,全面履行法官助理岗位职责,学习各项审判技能。任职第4年及以后为熟练阶段,依法通过庭前会议、接待当事人、主持庭前调解等方式参与办理简易案件。
三是理顺审判关系,创新完善法官助理的程序参与机制。科学谋划法官助理的角色嵌入和履职空间,找准法官助理发挥职能作用的切入点和结合点。首先,参与庭审方式改革。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规定部分社会影响较大犯罪案件可由法官助理协助召集庭前会议,为后续庭审的高质量推进做好充分准备。深入推进具有二中院特色的“1+3”民商事庭审方式改革,构建“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合并进行”及“庭前准备”、“争点整理”、“释明权行使”等4项工作机制,发挥法官助理在庭前准备、争点整理中的作用,提升庭审质量和效率。以参与此项改革试点的民二庭彭辰合议庭为例,通过法官助理在庭前准备阶段积极履职,庭审效率大幅提高,最多时一天连续开庭审理10个案件。其次,开展与代理律师协调对接。与上海市律协签订合作协议,构建法官助理与代理律师庭前对接机制,选取30家律师事务所开展试点,推进代理律师提交诉讼材料标准化、证据材料表格化,积极试推网上交换诉讼电子材料的工作新模式。最后,积极探索岗位锻炼方法。组织法官助理开展案例调研、起草司法建议等岗位“练兵”活动。改革试点以来, 5件由法官助理撰写的案例材料分别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四是考核激励并重,着力营造法官助理的安心履职环境。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依法严格落实法官助理的履职要求,注重激发法官助理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首先,加强绩效考核。以薪酬改革落地为契机,完善量化积分制考核机制,鼓励法官助理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其次,开展综合评比。每季度召开法官大会,开展“办案之星”及“服务保障之星”评选,先后6批共评选出80位“办案之星”、22位“服务保障之星”。 2016年评出“办案标兵”10名,“办案能手”31名,充分激发法官助理工作热情。最后,注重氛围营造。院党组定期组织“双月座谈”,听取意见建议并解决实际困难。以法官助理为主体,组织开展调研之友、读书沙龙、青年健步走等健康、丰富的活动。
五是院校携手共建,深入拓展法官助理的社会来源渠道。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的有关规定,与在沪法律院校合作推进“法院实习助理暨司法研修助理”项目。与合作院校签订共建协议,制定实习助理管理办法,对表现出色的实习助理予以适当奖励,并可按规定纳入储备人才库。先后分三批遴选77名在读研究生、博士生来院实习。实习助理的实习期为6个月,在审判长的指导下参与力所能及的审判辅助工作。司法研修助理实习期为1年,一般在审委会委员指导下开展审判理论及疑难法律问题、实务课题的研究。自该项目启动以来,实习助理草拟裁判文书420余份,撰写各类报告、笔录1140余份,校对各类文书1800余份;司法研修助理参与课题调研30余篇,撰写论文20余篇。
案例8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智慧审判苏州模式” 推动审判管理模式创新
“智慧审判苏州模式”的思路和做法,在于紧扣“服务”,紧盯“痛点”,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法院工作全面结合、深度融合,搭建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等8个平台,让司法审判更加精细化、司法管理更加科学化、司法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减轻办案人员工作负担。探索将大量简单审判事务性工作交给机器完成,让法官专注于核心裁判工作。开发应用庭审语音智能转写系统,实现语音向文字的同步智能转换,庭审笔录的完整度接近100%,普通话语音识别正确率达到90%,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30%,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过50%,提高了庭审质量和效率,减轻了书记员记录压力。以往一天可以开三个庭,现在可以开五个庭。目前,语音识别技术正在合议、审委会讨论、文书制作、日常办公等各类场景拓展。在全国首创电子证据语音检索系统,通过自动识别庭审中说话人的特定指令,可以准确检索到电子卷宗中相应的文档、图像、音视频等电子证据并实时调取、同步显示在显示屏上,节省了质证时间,革新了传统庭审质证方式。此外,合议庭成员在案件评议时通过该系统可以随时检索证据材料,提升了评议质量。开发应用文书制作“左看右写”,通过分屏技术,法官可以在同一显示屏直接复制电子卷内容制作法律文书,大大减少了文字录入工作量。
二是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辅助。面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法官队伍的新要求,针对法官司法能力和经验不足等问题,打造为法官提供知识分享和实体裁判标准的平台,辅助提高办案质效。实现案例文献自动推送,对法官在办案件的事实和争议焦点等关键信息进行智能提取和对应关联,自动推送相类似的案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供法官参考,提高了法官研判案情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简易裁判一键生成,在对案件实现智能研判的基础上,针对数量多、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类型,自动提取电子卷信息,并按照同类案件的审理规则和裁判尺度,自动生成裁判文书,经过法官复核确认,实现文书快速生成,减少法官制作文书的工作量。
三是推动审判管理模式创新。针对司法责任改革后传统定案把关机制功能弱化的问题,运用信息技术推进审判管理扁平化、可视化,创新审判管理模式。搭建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通过对海量裁判大数据进行智能情节特征提取和判决结果智能学习,建立起具体案件裁判模型,根据案件的情节特征和案件复杂度从案例库中自动匹配类似案例集合,并据此计算出类案判决结果,一方面,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于判决结果出现重大偏离的情形,系统自动预警,院庭长可以依法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
四是推动审判流程再造。推进审判事务性工作“服务外包”,设立诉讼材料集中收发、扫描中心,采取服务外包方式将纸质诉讼材料扫描、文书邮寄等事务性工作交外包人员负责。推进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研发电子卷宗集中收发、采集、加工系统,对集中扫描的电子卷宗进行数字化处理、OCR识别,立案信息自动回填,程序性文书自动生成。通过该系统,立案人员不再需要手工向系统录入当事人身份地址信息、诉请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材料等。案件审结后,书记员点击归档功能,即可实现一键归档。实现材料流转云柜互联,研发全国首个“纸质文档智能管理云平台-云柜系统”,利用物联互通技术,无缝连接线下实体柜和线上虚拟柜,实现纸质诉讼材料经由云柜有序流转,构建起一个全方位、数字化、高效率的纸质文档智能电子管理平台,确保诉讼材料流转全程留痕、安全可查。
苏州法院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坚持抓应用,突出实效性,效果逐步显现,得到了一线法官的广泛认可。一是提升审判效率。通过“智慧审判苏州模式”的运用,苏州法院法官、书记员事务性工作分别减少40%、50%左右,案件审判效率提高20%以上。以往立一个案件当事人需要等十五分钟,现在只需要等两三分钟。二是规范司法活动。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材料流转、庭审等活动全程留痕,在方便法官办案的同时,倒逼法官规范司法活动,提高司法能力。三是助力提升司法公信。为司法管理提供了重要平台载体,特别是随着数据分析、案件类推、偏离度预警等系统不断深化,对落实司法责任制、提高司法公信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案例9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敢闯敢试敢担当 创新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
为扎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温州两级法院坚持以庭审实质化为核心,以证人出庭作证为突破口,创新推进改革试点工作。2015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在915件刑事案件中通知1434人出庭,实际有581件案件915人出庭作证,作证率为63.8%;共对6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裁定准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案件78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一、加强领导,稳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一是积极争取党政支持。争取温州市委支持,成立全市改革领导小组,推动市委政法委出台庭审实质化改革专题会议纪要,建立重大案件同步录音录像、认罪认罚从宽等长效机制。
二是稳妥开展改革试点。将庭审中心与证人出庭改革试点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全市法院改革试点领导小组。依托公检法司联席会议平台,注重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与协调,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证人出庭作证长效机制。
三是重视加强考核考评。制定考评办法,将证人出庭情况纳入对基层法院的量化考核指标;在年终考核时,对于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建立工作动态通报机制,按月通报全市法院证人出庭情况以及最新工作动态,加强对改革推进工作的考核管理和监督指导。
二、真抓实干,建立健全证人作证制度
一是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联合市公安局、检察院出台人民警察、刑事案件证人、专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系列会议纪要,建立相对完整的证人出庭长效机制。2015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在915件刑事案件中通知1434人出庭,实际有581件案件915人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率为63.8%,涵盖了现行法律框架下刑事案件出庭人员的全部类型,证人出庭作证率、出庭作证人数远远领先全国其他设区市法院。
二是创新证人出庭作证方式。先行先试视频作证、遮蔽容貌、不公开作证等证人出庭的全新方法,对有必要保护其真实身份信息的证人,采用庭前法庭预先核实身份,庭审远程视频作证、使用隔离装置遮蔽其容貌以及在判决书中不披露其真实身份等措施,既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能加强对证人的保护。2017年1至5月,全市法院共有8名证人通过隐蔽作证设备出庭作证。积极探索推进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出具全省首个强制出庭令,共强制3名证人出庭。
三是加强证人作证保护工作。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出台《关于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证人因作证而面临危险的,可向办案单位申请证人保护,办案单位也可主动启动保护工作;证人保护部门由公安机关承担或由其指定的有关部门具体负责等内容。2017年6月,瓯海法院发出全国头两份证人保护禁止令,明确对被禁止人实施禁止接触证人等措施,时间期限为六个月。
四是完善证人询问质证规则。编制《各类案件一审程序庭审提纲》,规范对证人的询问程序,要求审判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引导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焦点,开展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认证活动。研究制定《关于出庭证人交叉询问规则(试行)》,解决司法人员交叉询问经验不足的问题,提高对证人交叉询问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五是落实证人出庭保障机制。出台暂行规定,明确温州市内人员出庭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600元、市外人员为每人每天800元,扣除实际出庭天数后额外发放补贴每人每天200元;出庭作证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按浙江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标准执行。同时,缩短出庭费用报销流程,制作附有证人银行账户信息的出庭作证表,由证人签字后提交财务部门,证人出庭后其银行账户可及时收到出庭补贴。
三、先行先试,同步推进配套改革措施
一是强化庭前会议功能。联合市检察院制定《庭前会议工作规则(试行)》,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会议流程、会议效力等,并在多起案情重大或证据存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召开庭前会议。2017年1至5月全市法院共在45起案件中召开庭前会议,并在庭前会议中成功解决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案件1起。
二是强化控辩平衡。联合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加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工作暂行办法》,提高法律援助资助金额,扩大指定辩护范围,有效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力度。2017年5月,联合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制定会议纪要明确规定“重大刑事案件”的范围,“人才库”的入库资格、审查、管理与考核的标准等,确保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质量。根据温州市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总体数量,暂时核定了40名“备选人才”。
三是探索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在鹿城、永嘉试行由驻看守所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予以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核查制度,将核查结果作为法庭审查非法证据申请的重要依据。经驻所检察官核查,犯罪嫌疑人认为讯问合法,审理期间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法院经审查可驳回申请。2015年6月以来,鹿城、永嘉检察机关已经在重大案件中对31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合法性核查。
四是创新技侦证据审查使用机制。积极争取市委政法委支持,将“探索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移送、审查机制,强化对原始技侦材料的当庭质证,对确实不适合当庭质证的,进行庭外核实,并保障辩护律师的到场权”纳入全市《改革实施方案》。积极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出台《关于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技术侦查获取材料移送、审查、使用实施细则》。
案例10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六个优化” 构建审判委员会新机制
2015年以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着力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坚持全省法院三级联动,系统推进“六个优化”,大力完善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审理范围、审理方式、人员结构、责任机制、工作平台等方面,促进审委会制度全方位转型与规范,形成了具有安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改革模式。
一是把握审级特点,优化职能定位。根据高、中、基三级法院审委会工作的不同特点确定职能范围。高院强化宏观指导和审判管理职能,重在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监督和指导辖区法院审判工作。中院讨论案件职能与宏观指导职能并重,重在保障案件质量和裁判标准统一。基层院以讨论案件职能为主,着力解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为统一类案法律适用,安徽高院审委会2017年先后印发常见犯罪量刑指导、非法采矿及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数额认定标准等指导性文件和四批参考性案例。试点中院审委会加强对重大类案问题法律适用的指导,发布区域性规范性文件较改革前同比上升50%。为强化审委会管理监督职能,审委会一方面定期通报审判执行工作专项报告和审判运行态势,加强对案件质量的评估与分析;另一方面将审委会作为界定差错案件的主体,强化责任追究,促进提升个案审判质量。
二是案件过滤分流,优化审理范围。严格界定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除法律规定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情形外,仅对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及与本院或上级法院类案裁判结果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予以讨论。设置审委会上会案件的前置审查程序,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规定合议庭分歧较大、新类型案件以及涉及统一裁判尺度案件必须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有效发挥专业法官会议过滤分流作用,审委会讨论案件大幅缩减,试点法院平均同比下降32.3%。
三是推进“亲历庭审”,优化审理方式。对涉及重大民生、事关多方利益等敏感案件及辖区有重大影响案件,要求审委会委员担任承办法官,或者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由委员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原则上不再上会讨论。全省法院审委会委员共“庭审亲历”案件2.2万余件。在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由审委会委员主审的庭审298场,充分发挥审委会委员的示范带头作用,促进案件质量提升。
四是完善任职机制,优化人员结构。改革审委会委员任职机制,打破行政领导担任审委会委员的传统模式,通过竞争性遴选与集体推选相结合的方式,提名选任具有专业特长、审判经验丰富、法学理论水平较高、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资深法官担任审委会委员。目前,试点法院已有8名未担任行政职务的资深法官被选任为审委会委员,占委员总数的9.9%。探索建立审委会委员退出机制,量化审委会委员工作成效,建立审委会委员考核机制,对于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依程序免去审委会委员职务。
五是强化监督问责,优化责任机制。探索建立审委会委员个人履职档案,对审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发表意见、参加合议庭审理、违反职责行为等情况进行系统记录,并以适当形式定期在法院内部公示,强化评价、监督和问责。合理界定审委会与合议庭的错案责任范围。明确审委会改变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审委会维持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合议庭和持有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案件合议庭或承办人未向审判委员会如实汇报案情导致错案,合议庭或承办人承担责任。
六是借力信息技术,优化工作平台。依托信息技术,建成集网上会议、督办回复、互联共享、辅助决策、查询统计、司法公开、绩效管理与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审委会信息化工作平台,实现与相关信息化平台的“五个对接”。对接案件审理系统,建立网上会议平台,实现审委会议题的提交、讨论、决定、督办、回复、落实等全程办理、全程留痕。对接审判信息管理系统、审判流程公开平台、“12368”诉讼服务平台,全面公开审判委员会委员信息,适度公开审判委员会流程环节,方便当事人查询了解。对接庭审录音录像系统,满足审委会委员网上“亲历”庭审需要,同时实现讨论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对接下级法院、同级检察机关视频系统,对因抗诉需要检察机关列席或因案件处理分歧较大等需要下级法院合议庭成员列席会议的,可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实时发表意见。对接司法统计系统,实现全省法院审委会上会案件的实时、全面、分类统计,并与司法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平台中心深度融合,开展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深度研判,在司法大数据环境中充分发挥审委会的宏观管理指导职能。
案例11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挖潜外部借力 科学管理审判辅助事务
如何有效减轻法官审判工作负担,通过内部挖潜、外部借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好地聚焦审判执行核心事务,最大限度解放司法核心生产力,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摆在各级法院面前严峻的课题。厦门法院一方面探索“诉讼+公证”模式对外借力,推进辅助事务外包;另一方面,试行“辅助中心”模式对内挖潜,实行辅助事务集约管理。试行一段时间以来,收效显著。
一、探索“外部借力”,推进审判辅助事务外包厦门中院加强与市委政法委、司法局沟通,争取工作支持,同时加强对基层法院的工作指导,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格局。思明区法院、厦门中院及厦门其他法院先后与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共建“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中心”,入驻公证机构人员,设立调解组、送达组、调查组、保全执行组、信息化后勤保障组。
第一,诉前调解业务。法院聘请公证员担任特邀调解员,提供财产与地址确认、心理咨询等衍生服务,引导纠纷走公证债权文书而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实现民间借贷、婚姻、继承、抚养等常见纠纷的批量诉前分流。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公证机构诉前成功调解案件265件。
第二,司法送达业务。在公证全程见证、法院全程指导下,实行专业分组、辖区划片、集约上门、统一装备、运用LBS地图技术集中调度人、车等送达资源,探索适合电话、邮寄、现场、公告等多样化送达方式的工作方法。试行半年多来,集中送达次数达到10余万次。在此基础上,厦门中院及时出台《关于诉讼文书集中送达流程规定(试行)》,就人员配备、各方职责、文书交接、送达流程、工作要求、信息化、管理指导等进行全方位规范,实现各项事务的制度化、长效化管理。
第三,调查取证业务。充分发挥公证处在婚姻状况、亲属关系以及房产财产调查方面的业务优势,探索任命调查员或颁发“调查令”的方式,剥离耗费法院大量精力的婚姻家事案件调查工作。公证处组建专业调查员团队,以项目化模式提供受理申请、外出调查、固定证据等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法律服务。试行以来,中心已开展家事纠纷调查近2176件次,调取客观证据1253份。
第四,财产保全业务。法院出具财产保全裁定书后,移交公证处办理。通过任命经双方考核的公证处服务人员为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的方式,集中剥离法院财产保全的事务性工作。中心承接该项事务以来,综合运用信息化手段和企业激励机制,提高工作效率,规范了服务流程。试行以来共协助法院集约查控2891件次。
第五,执行辅助业务。依托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的独立身份和社会公信力,双方建立执行工作快速联动机制,公证处指派公证员为腾房等执行工作提供被腾房人财物清点、记录、造册等公证见证服务,从源头减少争议发生;公证处还安排人员担任执行法官助手,协助安排工作行程,开展执行文书套打和送达等事务性工作。半年多来共协助执行法官草拟格式化裁定文书4356份。
二、致力“内部挖潜”,推进司法辅助事务集约管理在厦门中院的指导和推动下,湖里区法院率先设立福建省首个审判辅助中心,集中处理审判辅助事务,推进庭前准备程序制度化、流程管理科学化和辅助事务专业化进程。该中心成立三年来,一般案件平均送达周期缩短14天。
第一,科学配置集约资源。改革过去审判和辅助事务不分,法官及书记员对审判辅助事务分散处理的工作模式,将庭前辅助事务交由专人员集中负责。一是人员集中,整合民商事审判庭的辅助人员,抽调法官1名、书记员6名、协警2名组建审判辅助中心。二是业务集中,辅助中心负责民商事案件的首次送达、排期开庭、调查取证、鉴定等庭前程序性工作,实现辅助工作的集约化和专业化。三是外出集中,坚持统筹协调安排,对处于同一片区、同一路线的送达、调查工作集中进行,减少资源投入,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严格流程规范管理。改革过去庭前准备程序分散、随意等弊端,通过流程再造和精细管理,提高庭审准备的规范化水平。一是分工精细化,辅助中心分为外出、内务和调查三个管理单元。外出组集中负责案件的外出送达工作,内务组负责案件的电话通知、邮寄送达、委托送达以及开庭排期和材料收转工作,调查组负责审查案件庭前准备程序有关事务、调查取证等工作。二是流程制度化,出台《审判辅助中心工作流程管理办法》,编辑《庭前程序工作手册》,上墙公示审判辅助事务工作职责、工作细则、工作流程图,规范办事程序,加强关键节点和时限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进度台账化,制作电子台账,形成“三表两本”,即案件开庭排期表、庭前审查情况表、中心工作情况表和可开庭案件移送签收本、其他案件移送签收本,及时完整记录受理的每项事务,做到件件能追溯、事事可查询。
第三,各负其责高效运转。改革“重裁判,轻审辅”的倾向,从影响和制约审判效率的关键环节入手,增强庭审准备事务的专业化程度。一是负责送达的做到“零停顿”。讲究送达时点,送达员采取午间、晚间、休息日加班的方式,错开当事人上班、外出时间上门送达;注重借助信息技术,开通送达短信通知平台,经当事人同意,采用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成功率。中心成立以来,案件送达率达88%以上。二是负责开庭排期的做到“一统筹”。区分疑难复杂和简易案件,规范开庭排期,增强排期的可行性。三是负责调查的做到“两分离”。实行案件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主体相分离,担任对调查取证、证人出庭、延长期限、鉴定申请等事项进行审查,做好风险提示与后果告知。中心成立以来,法官助理担任调查取证322件、追加当事人87件、通知证人出庭121件、办理反诉36件。
案例12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化集约化网格化 多措并举破解送达难题
送达难是制约司法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以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实行专业化集约化送达。同时,在晋江、石狮、德化等地争取当地政法委、综治委的支持,运用城乡村居社区基层网格力量“人地两熟”资源优势,试行“网格化+司法送达”工作模式,由基层网格人员协助法院司法送达,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队伍专业化。针对审判庭、合议庭、书记员在送达上存在的各自为政、单打独斗、重复劳动、效率不高,以及向被告方司法专邮送达退件率高的问题,依托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及部分人民法庭,设立32个专门送达机构、配置104名专职送达人员,将审判庭直接送达有困难的送达事务剥离出来,由专门送达机构集约化办理,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让专业人办专业事,减轻审判部门送达负担,提高首次送达成功率。
二是管理一体化。针对当前异地诉讼、异地送达多发高发,传统委托送达中普遍存在的消极、怠慢、推诿,缺乏监督和考核等问题,依托信息化支撑,完善委托送达制度,全市32个专门送达机构按区域分片负责,不分本院他院、本省外省,一个标准一体办理,网络实时传送文书,专门机构就近直接送达,中院通过网络实时监管,全市一张网,协作一体化,有效破解异地送达难、成本高的问题,一年累计协助异地法院完成送达5000多件次。
三是首送约束化。针对一些被告,特别是明知会败诉故意在送达环节玩失踪、“躲猫猫”以拖延或妨碍诉讼等不诚实行为,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建立送达地址约束机制的要求,完善送达约束机制,区分首次送达与后续送达,在首次送达中同步送达《提供送达地址告知书》,明确告知不提供确认送达地址的法律后果,首次送达成功后,第一审程序的其他次送达,以及第二审、发回重审、再审、执行等程序的全部后续送达按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或者人民法院推定的送达地址邮寄即视为送达,构建“一次送达、次次送达”“首次送达、后续畅通”的约束机制,一年来累计向当事人送达《提供送达地址告知书》16多万份,第一时间与16多万名当事人建立了约束机制,从源头上、制度上给恶意规避后续送达的当事人戴上“紧箍咒”,后续送达中各种送达拖延、送达不规范的乱象得到极大改善。
四是流程信息化。针对送达工作长期以来线下运作、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服务与管理的问题,率先建成跨法院、跨层级应用的统一送达信息系统,将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电子送达、电话送达、短信送达、公告送达纳入信息化服务与管理,逐步实现送达事务从登记、发出、办理到结果反馈全程网上办理,当事人送达记录、送达地址全市法院共享管理,超期送达、异常送达行为实时监控的较为完善的送达工作信息化体系。
五是送达网格化。针对部分当事人,特别是明知会败诉的被告方故意逃避送达,以达到拖延办案期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积极争取市委政法委支持。2017年3月1日,泉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在总结各地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送达工作纳入全市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的通知》,从综治制度、网格队伍、信息技术等方面全面支持人民法院司法送达工作。全市范围内各村居社区至少指定一名网格员、综治协管员、治保主任、村居社区工作者、巡防队员等基层网格人员作为法院“司法联络员”,实行名册登记管理,分片区协助法院司法送达,各县(市、区)综治委与人民法院共同管理、考核,把协助法院司法送达工作纳入基层综治年度考评项目。在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上开通司法送达模块,打造法院司法送达与网格员协助送达的实时沟通平台。法院送达人员依照权限,在办公室就能通过网格化信息平台准确定位受送达人住所、楼宇,辨识受送达人及同住成年家属身份及照片信息。需要司法联络员协助送达的,可将受送达人身份信息、协助送达要求及期限等通过信息告知对应区域内的司法联络员,请求协助。
2017年以来,基层司法联络员协助带路指引2627人次、提供线索情报5780次、出具去向不明的证明367件,极大提升了人民法院向被告方,特别是规避法院送达被告一方的送达工作效率,首次送达成功率近60%,是传统邮寄首次成功率的3倍左右,同时,较高的首送成功率,能够及时与当事人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送达地址,为后续每次送达平均节省了15天左右,一个案件平均的送达时间可以节省一个月左右。
泉州法院网格化统一送达平台,以全市法院32个专门送达机构为执法主体和“小网格”、11个县市(区)基层网格员为辅助力量和“大网格”,打出“小网格”跨域协作、“大网格”精准支援、信息平台无缝衔接、首送效力规则约束、综治考评制度保障的“五位一体”组合拳,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要求高度契合,实现人民司法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司法送达与社会综治相促进,首送由“专职送达人员+基层网格力量”打头阵,后送由“邮政快递+电子送达”后面跟,具有显著的综合效益。在不增加法院送达人员和成本投入的情况下,遍布城乡、村居、社区的网格力量,犹如法院深入村居社区的“眼睛”和“触角”,不仅有助于破解“查房找人”瓶颈,提高法院首次送达成功率,也可依靠基层网格人员就地开展调解和解等工作,及时息诉解纷;不仅有助于破解送达难,也能够充分依靠和调用广大基层群众力量,助力人民法院全面深入开展执行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助于打击规避送达、妨碍诉讼、逃避法律义务等不诚信行为,促进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建设。
案例13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社会化解决操作性事务 推进专业审判纵深发展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面临的案件压力逐年趋增。以近三年为例:2014年、2015年、2016年受理案件分别为34905件、47684件和68291件,同比上升11.85%、37.13%和42.68%,2016年受理案件量在全国3177个基层法院中排第5。2017年1至5月持续高位上升,受理43451件(含旧存),同比上升31.86%。与案件高增量鲜明对比的是,中山第一法院目前在编人员237人,其中员额法官109人,另有政府雇员等251人。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推进,如何在有效解决案件高增量的同时,推进专业化审判发展,实现审判质效的同步提升,成为需要破解的首要难题。
经认真调研,中山第一法院认识到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将法院一般操作性事务“外包”,是当前提高审判质效、破解人案矛盾的重要切入点。院党组研究认为,购买社会化服务应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将法官从立案到归档繁杂工作中解放出来,解决法官大包大揽问题;二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分离事务实现精细化分工,解决法院大包大揽问题;三是将购买社会服务与集约化管理、信息化有机结合,解决管理模式和工作手段滞后问题;四是通过案由差异化组建专业化审判单元,解决审判同质化问题。基于上述认识,中山第一法院先行先试、主动作为,立足自身实际迅速展开改革。经过不断磨合、完善、流程重造,打造出一套成规模、成体系、成建制的社会化服务模式。
第一,以社会化解决一般性操作事务,坚持需求导向,向社会购买符合规定的服务项目。一是明确购买范围,除行使判断权和法律规定必须由法院工作人员实施的工作外,将符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全部案件事务分离以购买社会服务解决;二是建立流程和标准,把对每个工作节点的办理结果的主观要求转化为按章操作的客观标准,保证购买的服务可控、唯一、合格,目前针对诉讼程序各节点建立操作规范26个逾15万字;三是严格按政府采购规定公开招标确定具体服务供应商,2014年起,中山第一法院与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中山市创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审判执行事务性工作服务外包项目合同书》《庭审速录工作项目合同书》,目前审执服务、速录、诉讼服务中心、档案整理等58项工作实现了社会化;四是积极争取上级法院和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以立项的方式申请项目专项资金。2017年省财政批拨审执服务、速录、诉讼服务中心、档案整理四个社会化专项服务项目资金共700万元。
第二,以集约化提升社会化服务管理水平,逐步转变观念,强化风险防控。一是实现社会服务的两个集约化,即对法官服务的集约化和对群众服务的集约化,对法官的服务包括送达、信息录入、庭审排期和记录、统计、委托鉴定和评估、归档等项目,由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对接社会服务方集中管理,将法官及法官助理的事务性工作较传统工作模式减少约80%;对群众的服务包括登记立案、诉前调解、诉保受理、资料转递、信访、上诉等项目,由立案庭负责对接社会服务方集中管理,将群众除开庭以外事务90%以上集中在窗口一站式便民办理;二是解放思想,落实简政放权,由传统的管“人”变为管“事”,在《合同书》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服务方负责人员的招聘、培训和企业化管理,法院只实施项目的交付、监督、验收;三是风险防控:通过人员培训和岗位技能考核严保服务质量、通过分散节点流水作业将工作碎片化使操作员无法知悉案件全貌、通过合同约定服务方承担的保密义务明晰法律责任、通过信息化精细到秒实时监控案件流转时长、通过配置视听监控设备存底取证等举措,有效化解风险,至今未发生一起审判秘密泄露事件。
第三,以信息化与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大力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实现管理模式和工作手段革新。通过信息化实现由人工到智能、由管“面”到管“点”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更迭,形成社会化与信息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工作格局。为此,中山第一法院制定了智慧法院建设三年规划。一是事务管理系统,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案件流程管理、开庭排期、诉讼保全、司法报表引擎等共9个项目;二是移动端App建设,包括司法公开、法院移动端平台、庭审签到App、卷宗流转节点扫描APP共4个项目;三是自助服务系统,包括统一立案平台建设、24小时自助法院共3个项目。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有法庭资源管理、智能送达管理、卷宗签收流转等等13个项目。此外,将信息化定位为社会化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化项目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社会化成本将不断降低。以送达为例,购买EMS深度送达服务后,通过研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法院与EMS数据共享等,原送达组由18人削减为如今的7人,人力成本降低61.11%,送达效率提升22.47%。
第四,以社会化实现人员分类管理精细化,组建审判团队,推进专业化审判纵深发展。一是深入推进人员分类管理,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法官只负责“审、判、写”,即开庭、签发文书、撰写部分判决书。记录等一般操作性事务外包后,传统的书记员角色已不存在,集体转型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负责“管、核、写”,即管理法官案件事务、审核审判服务结果、撰写大部分判决书和其它文书,以民间借贷单元为例,法官助理可撰写90%的判决书,成为法官的得力助手和预备梯队;二是组建审判团队,设置 33个审判单元,形成各单元扁平化管理架构;三是推进专业化审判,实行单元案由差异化,以繁简分流、案由相近、人案均衡为原则确定单元管辖案件,各单元最多只有10个案由,单一案由的单元有7个。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审执分工将更精细化、专业化,“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导向进一步显现。
近三年的社会化模式实践,使中山第一法院在实现“增量、提质、减负”等方面成效明显。增量方面,法官减少结案增加,2015、2016分别为131人、115人,结案同比增长22.13%、28.73%,一线法官人均结案数分别为288件、405件;2017年1至5月法官减为109人,结案20722件,同比增长24.79%,一线法官人均结案同比增长28.18%。提质方面,2016年审限内结案率升至99.82%,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降至1.3‰,信访投诉率仅1.8‰,各项监控指标持续向好发展。减负方面,从总预算与总结案之比看,2016和2017年(计划结6万件)案均成本下降26.96%,此外,社会化使法官从纷扰琐事中解脱出来,工作负荷减少。2016年至今全院不再安排加班,走出了往年年初即安排加班的不正常现象。
案例14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常态化 让优质审判资源回到审判一线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目前共有政法编人员177人,事业编制职工14人,另有其他辅助人员230人,合计421人。入额法官91人中,包括院领导4人,业务庭(局)长12人,副庭(局)长23人,共计39人,均为一线资深法官晋升而来,占入额法官总人数的42.86%。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自2014年起,东莞第二法院就对所有院庭长提出具体办案任务要求,同时采取措施,切实减少院领导和庭长承担的非审判事务,根据院庭长工作时间资源分配和专业背景,合理确定办案数量和案件类型,发挥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调研院庭长办公时间分配情况和事务性工作范围。东莞第二法院对全院事务性工作“减负”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共计排查出会议等48项内部和外部事务性工作。同时,该院对院庭长的办公时间分配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院庭长每周平均工作时长53.5小时为总数,综合审判管理事务需时11.5小时,其余内部管理需时5小时,法院内部沟通需时2.5小时,完成上级法院工作安排需时2.5小时,对外沟通联络需时10小时。剔除以上工作耗时外,院庭长用于个人承办案件的时间为7小时,个案审判管理的时间为15小时,两项仅占办公时间的41.12%。需要说明的是,东莞市的基层法院并未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没有对应的同级党委和人大,对外沟通联络时间相对其他地方基层法院而言较少。
第二,创新管理大力精简事务性工作。东莞第二法院根据调研结果,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改革措施:一是在人民法庭设置庭长助理。该院派出法庭年平均案件量超过4000件,个别法庭年收案量超过6000件,法庭庭长的审判管理工作繁重。庭长助理主要协助法庭庭长处理卫生、后勤、消防、安保、固定资产管理、物业维修等行政管理事务以及对外沟通联络工作。二是精简内部会议。优先采用视频会议、网络会议方式,根据会议内容明确参加人员;非业务性会议原则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业务性会议时间不受限制,有专人在会议结束后跟进落实成果的整理和共享。三是充分运用信息化办公平台。全面实现无纸化办公,建立重点资料共享平台,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重点开发行政办公信息平台,完善年终网络考评等行政办公功能。四是不断改革审执审批环节。对部分简易民事案件文书试行简化模板,对部分严重影响审执工作效率的环节进行改革,包括简化外出执行、保全的审批手续,诉前保全审批权下放,增加部分电子审批功能,取消部分案件审理报告等。五是沟通协调减少外部行政事务。经与上级法院和党委政府积极沟通,东莞市委政法委明确要求各镇与政法工作无关的会议无须人民法庭派员参加,以进一步去行政化,保障法庭庭长的办案时间。
第三,合理确定院庭长办案数量。考虑到院领导和庭长近年来办案数量较少的现实,根据院庭长的时间资源分配和案件审理一般需时,循序渐进确定案件分配数量,2015年以来对院庭长作为承办人的办案任务要求是:院长每年办案20件,其他院领导每年办案30-40件,业务庭庭长办案数量达到本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65%,业务庭副庭长办案数量达到本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90%。该院还制定了《院庭领导办理案件规定》,明确院庭长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数量,严格落实上级法院的工作要求。
第四,发挥院庭长的示范指导作用。东莞第二法院所有院庭长都是毕业于法律院校的法学专业,担任领导职务之前长期工作在审判一线,审判工作经验丰富,其中任法官10年以上的27人,占69.23%,任法官15年以上的12人,占30.77%,研究生以上学历(含在职)16人,占41.03%。为充分发挥院庭长作为资深法官的专业优势,该院在确定院庭长办案数量的基础上,根据院庭长的专业知识背景和从业经历确定院庭长承办的案件类型,实行随机分案为主,同时要求院庭长每年承办一定数量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并定期由院庭长召开示范庭。此外,该院还要求院庭长结合专业背景和分管庭室牵头承担相应的审判调研任务。
第六,完善院庭长办案监督机制。东莞第二法院每年年初拟定和公布院庭长办案任务量以及院庭长承担的调研课题,每月公布院庭长承办案件数量和结案情况,年末对院庭长的办案、调研及其他履职情况开展全面考核,监督院庭长真办案、办好案。
东莞第二法院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落实取得了四点重要成效:一是审判一线力量得到明显充实,院庭长办案数量不断增长。其中2014年院庭长承办案件结案7156件,占全院总结案数的29%;2015年结案8180件,占全院总结案数的32%,比2014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2016年结案11217件,结案量同比增长37.13%。二是院庭长审判经验丰富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法官的办案积极性,审判执行工作进一步实现了良性运转。三是院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层级关系进一步淡化,院庭长通过办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将业务指导功能转化为“以审案指导审判”。四是院庭长亲历审判工作,能够准确把握审判工作动态,掌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更全面更及时的应对方法。
2014年以来,在院庭长办案的直接推动下,东莞第二法院相继出台了送达工作指引、审判执行辅助人员跟案工作指引、审前程序指引,对如何提高当事人到庭率、减少多次庭审次数、应对虚假诉讼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对诉讼服务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推出了网上立案、交通事故网上法庭等,法院管理的科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案例15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素重组与机制创新 推动审判团队新变革
审判团队模式是对法院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也是对审判职权配置和审判管理精细化的创新探索。2012年以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率先探索审判团队改革,将要素重组与机制创新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和优化完善,形成了审判团队改革的“福田模式”。
一、审判团队的组建以法官为核心,以审判需求为导向福田法院审判团队的组建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充分考虑权利属性、法官员额、繁简分流三个核心要素,考量了五个因素:一是以法官为核心,以审判中心作用为基点,突出法官和合议庭的审判主体地位,明晰办案责任。二是以人员分类管理为基础,以权利属性为依据区分审判事务与辅助事务,在传统的法官和书记员“1+1”配置之间增加“法官助理”这一新的“变量”,重新配置审判资源,建立更为高效的审判组合模式。三是审判团队以专业化为主,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同时可设少数复合型团队审理多种类型案件,方便案件的合理调配和分流。四是根据案件类型的审判规律,按人案基本均衡的原则,科学核定全院审判团队总数和各审判领域配备数量。五是根据本院案件数量和发展趋势、审判业务类别差异、法官承受能力等因素,审判团队数量和人员配置可相应调整,形成以审判需求为导向、灵活应对案件变化的精细化资源配置方式。
二、审判团队的配置遵循以案定员、分类测算的原则基于以上考量因素,福田法院审判团队的具体配置总体思路是:在确定合理工作量的基础上,测算法官员额;以法官员额为核心搭建审判团队人员结构;以繁简分流的分案模式为依据配置审判团队类型和数量。确定法官合理工作量,即年合理办案数量,是落实审判责任、组建团队的量化基础。为此,福田法院开展专题调研,对该院近三年办案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不同案件类型的审判规律和特点进行分类测算,建立了审判资源科学配置的量化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案定员机制、审判团队配置方案,及差异化的审判绩效考核机制。目前,福田法院设置了52个审判团队。按照法官与助理的不同配置形成了“1+2+3”、“1+1”、“1+N”三种模式,其中“1 +N”模式主要用于配置速裁快审快执团队,适应速裁、快执案件时限短、节奏快、辅助工作量大的特点。
三、审判团队办案模式实现类案审理专业化,工作统筹集约化,繁简分流标准化类案审理专业化,每个团队审理案件类型相对固定,集中审理1-2类案件。工作统筹集约化,由保全团队专门办理保全事务;司法辅助中心统一办理送达等辅助事务;庭审管理中心对庭审辅助事务、法庭统一管理调度;执行指挥中心在立案后立即开展被执行人财产“五查”;审判团队统筹分配每月工作,采取集中调解或开庭、集中调查取证、等集约工作方式。速裁快审快执工作标准化,简化和规范办案流程,建立电子流程管理、电子卷宗、电子送达等信息系统,繁简分流提速提效。目前福田法院共组建16个快调、快审、快执团队,包括1个快调团队,11个民商事速裁团队,2个刑事速裁快审团队,2个快执团队,共有 17名法官,40名辅助人员(含法官助理、速录员)。
四、审判权运行以权责一致为标准,实行扁平化管理、规范化监督福田法院建立完善审判职权配置和司法责任制相关制度,以审判团队为业务主体,将业务体系由过去的层叠式转变为扁平化管理,建立了责、权、利清晰明确的管理体系,裁判权主要集中在法官和合议庭手中。规范审判委员会、院长、副院长、庭长行使的审判职权,院庭长对重点案件(如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发回重审案件、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等)采取听取办案情况、督促办案进度、建议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提请审委会讨论等方式进行审判监督指导;属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由院庭长重点监督并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审判团队改革在提升审判质效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福田法院2016年受理各类案件66150件,结案52664件,同比增加11166件,上升26.9%;以108名员额法官计,人均结案487.63件;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明显减少,2016年讨论案件24件,同比减少48.94%。同期涉诉来访424批553人次,同比减少26批107人次,降幅分别为5.78%和16.21%。2016年6月进一步优化团队配置以后,到年底通过简案快办机制人均结案达1421.81件,以全院12.4%的法官及12.4%的辅助人员办理全院50%以上的新收案件。截至2017年6月15日,速裁快执团队共办结案件12188件,占全院同期总结案数的58.59%。
五、深化审判团队改革下一步设想
一是优化审判团队组建模式。速裁快审快执团队每名员额法官配置N名助理,普通团队每名员额法官配置1名专业助理和1名事务助理,分别组成基础办案单元,三个基础办案单元一个组成审判团队;二是优化审判团队结构。以“1+1+1+N”模式重组全院审判团队,由不同年龄、资历、专业能力的三名法官及N名助理组建成一个团队,按照“形聚神散”的模式运行,“形聚”是指审判团队作为相对固定和常态化的审判资源配置形式;“神散”是指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员额法官的审判权责平等。设置团队负责人,发挥“业务主心骨”的作用,突出审判团队的业务自我管理功能。三是优化审判团队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独任制法官或合议庭、团队负责人、院庭长、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权责边界和运行流程。
案例16
海南省陵水县人民法院创新绩效考核模式 激发司改内生动力
陵水县人民法院作为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批试点基层法院,在尚不具备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绩效考核的情况下,结合本院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实行分级分类考核,突出工作实绩,形成了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审判业绩评价机制。2016年底,按照“三类人员,两类待遇”的要求,完成审判业绩考核,并兑现2015、2016年度绩效考核奖金。2017年初,又将事业编人员、聘用制书记员、协警也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实现了法院各类人员业绩考核全覆盖、改革红利全兑现,激发了法院工作内生动力。
一、分级分类考核,突出工作实绩。
陵水法院制定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事业编人员、聘用制书记员、聘用制协警等考评制度,成立了考评委员会。建立了以法官为主体,全员覆盖的法院工作人员绩效考核体系。
一是实行分级考核。由院领导班子和政工部门组成的院考核委员会负责考核综合部门和部门负责人;由院领导班子和审判执行部门业务庭长组成的法官考评委员会负责考核审判执行业务部门、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由各部门负责人负责组织协调对本部门其他干警的考核。
二是实行分类考核。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和工作职责分类考核。部门按审判执行业务部门、综合部门分类考核;个人按部门负责人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事业编人员、聘用制书记员、聘用制协警分类考核。
三是突出工作实绩。绩效考核方案将公共部分、工作实绩和考核加分三项内容作为部门考核和个人考核的内容,其中工作实绩指标作为部门考核和个人考核的主要内容。例如:在总分100分的各类考核体系中,部门考核、部门负责人考核中的工作实绩指标占70分,针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其他干警等个人考核中的工作实绩指标占80分,充分体现了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
二、实施三重排序,兼顾审判质效
一是全院审判业务部门业务量排序。按照审判业务量的比重,给审判业务部门排序。通过比较各审判业务部门的审判业务量来确定审判业务部门的排序。例如,通过对2014-2016年民事、 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立案部门办理案件数量的统计,按照各部门审判业务量的比重,依次来确定审判业务部门的次序排列。
二是审判业务部门法官审判质效排序。按照法官主办案件的质效,在审判业务部门内给法官排序。坚持量与质相结合的原则,对审判各业务部门内的办案法官排序。根据办案法官在所在业务部门内的办案数量和质量排序。办案数量指标在80分的法官工作实绩指中占16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指标共占40分。例如,民事审判庭共有3名办案法官,2016年度主办案件林某165件,崔某164件,郑某138件,林某办案数量名列全庭第一,同时评定审判质量指标:一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上诉率、调解率、裁判文书质量等,评分后进行法官排序。其他各业务庭法官也以此类推在本部门进行排序。
三是全院员额法官综合排序。注重横向比较办案法官的质量和效率。法官考评委员会结合上述排序对全院员额法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再进行调配做综合排序。全院31名员额法官除了在审判业务部门已经排名第一的办案法官不再进行综合排序外,其他第二、三、四名依次往后排名的法官通过横向比较,再进行调配,在全院法官内做综合排序。
三、参照公务员管理,对应四档定等
参考公务员考核办法,确定法官绩效考核的档次和对应的奖励工资。陵水法院参考《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分为四个档次,分别对应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按照四个档次确定对应绩效工资。1名院长、3名副院长和2名审判专职委员等6名院领导在完成规定办案指标后,凡是案件质量无差错的,直接定为二档,不参与优秀档次的考核。
四、争取地方财政支持,统筹全员绩效考核
一是根据改革需要,充实员额外队伍。在司改的大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大量矛盾纠纷进入司法渠道,法院收案不断增长成为常态,靠增编不能解决问题,陵水法院积极探索推进司法雇员制改革。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当地政府聘用速录员、协警来实现审判团队人员的合理配比,满足司法工作需要。
二是统筹各类人事关系,推进全院绩效考核改革。参考在职人员考核办法建立单独的事业编制人员、聘用人员考核办法并对应奖励工资。在省财政尚未设置科目、配备资金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将事业编人员和聘用制书记员、聘用制协警纳入绩效考核范畴,事业编人员参照司法在行政人员考核办法参与考评,聘用制书记员参照本人同岗位的在编书记员考核办法参与考评,协警参照在编法警参与考评。
案例17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辅助事务集约管理 集中破解人案难题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案件以年均45%的速度增长,2016年受理案件38264件,审结34453件,同比增长47.7%、49.6%,而同期中央政法编制数175人,人案比1:197;首批入额法官60人,人案比1:574。面对人案矛盾,江北法院扎实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审判资源配置,通过集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和智能化运用,着力推行审判辅助性事务“八个集中”,审判工作效率明显提升。2016年,结案率90.04%,法官人均结案数达294件,案均审理周期64天。
一是集中文书送达。完善工作机制,打好“组合拳”,努力解决送达难。首先,主动适用电子送达。由立案庭指定专人负责集约处理,凡当事人签署《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的,业务庭将拟送达的文书电子稿,通过网上办公办案系统发送立案庭,立案庭原则上2日内完成送达,5日内将送达结果反馈业务庭。其次,因案施策集约送达。各业务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采取分散与集约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物业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劳动争议等类型案件,引导在部门内部相对集约,由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警察组成送达组直接送达。2016年,集中送达6000余件次,占该类案件的82.4%。最后,无缝对接邮寄送达。与区邮政局建立法院专递工作对接机制,邮政部门派人至法院现场办公,实现专人跟踪、督促,充分利用邮政网络系统进行对口查询联系,送达回执第一时间反馈承办法官。2016年以来,全院共发法院专递53581件。
二是集中诉中保全。成立民事财产保全中心,集中处理财产保全执行工作。业务庭法官负责财产保全的合法性审查并出具裁定书,保全中心安排专人负责保全执行文书制作和外出执行。保全中心实行事务分类管理,分设多个“内勤组”和“外勤组”,“内勤组”负责保全执行文书等内部事务,“外勤组”专职外出执行,相互分工配合,快速完成保全执行事项。“外勤组”原则上按照1名审判员、1名辅助人员的“1+1”模式配备。2016年受理保全执行案件1440件,执结1232件,涉案金额达29亿元。
三是集中文书校核。2013年初成立文书校核中心,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老法官或返聘法官负责对本院裁判文书质量开展事前校核,有效避免裁判文书带错出门。裁判文书定稿后、送达前,必须发送校核室。校核中心采取智能纠错与人工审查相结合,对文书整体质量、格式规范、语言语句、标点符号、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全面校对。发现错漏瑕疵的,以建议方式反馈承办人或合议庭。仅2016年,校核文书2万余篇,有效避免裁判文书带错出门。
四是集中电子签章文印。依托审判管理系统和文书电子签章软件,实现全部文书电子签章、文印一体化工作机制。对承办法官定稿的文书,由辅助人员发送机要室,机要室安排专人统一签章,随后机要人员直接发送文印中心集中打印。对集团诉讼案件,实现“盖一次章,打印一批文书”,充分发挥效率优势。电子印章在公安系统备案,内网系统随机生成防伪标识,加盖电子签章文书不能自行修改,有效解决了文书防伪难题,促使承办人提高文书质量意识。2016年,电子签章2万次,文印文书242813份。
五是集中执行查控。成立网络集中查控中心,专门负责执行财产线索集中查控,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体系,将网络查询延伸至网络查封、冻结和扣划。加强内部信息共享,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授权各庭审负责人查询,部门内勤之间定期汇总、交换案件涉案当事人信息,避免各自为政。协调公安、银行实行定点查控。与辖区最近的派出所进行执行联动,派出所安排专门人员对接法院查询户籍和车辆信息。与辖区银行签订联动协议,在较近的支行一次性查控当事人在本辖区该银行所有信息,且当天查询当天反馈,目前已有12家银行与江北区法院签订联动协议。
六是集中文书上网。对生效裁判文书集中公开,各业务庭书记员只需要准确录入生效日期,将拟公开的法律文书提交审管办发布即可。审管办指定专人负责生效裁判文书的隐名、审核和发布工作。2016年,发布文书12026篇,裁判文书上网率均保持在90%以上。
七是集中网络公告。出台《以信息网络方式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的规定(试行)》,从2016年7月1日起,率先在重庆法院全面实行网络公告送达法律文书。需要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判决书的,由业务庭书记员将“网络公告法律文书”发送审管办。审管办在2个工作日内负责统一公布至“重庆市江北区公众服务网”公开平台,并将公布后的网页“镜像”打印反馈承办人入卷。截止2017年6月23日,全院累计发布各类公告6182篇。网络公告送达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约22.5天,为当事人节约费用约540余万元。
八是集中扫描归档。在档案室下设卷宗扫描归档中心,招标引进扫描公司入驻法院,专门从事卷宗扫描装订归档工作。扫描中心设卷宗质量检查岗,由一名法院干警专职负责业务庭和扫描中心的卷宗交接和纸质卷宗质量检查。机器设备配置及扫描装订等事务由扫描公司全包,并根据移交卷宗数量,动态调整工作人员。法官结案后,书记员完成案卷材料整理,填写移交清单,随卷交付扫描中心即完成卷宗归档流程,除上诉卷宗需在扫描后返回业务庭外,其余卷宗扫描装订后直接送档案室归档,既有效减少了法官、书记员的事务性工作,又避免卷宗不断来回交接中的风险。2016年共扫描卷宗1375030页、归档18795件,抽查合格率99.9%,平均归档时间缩短24天。
案例18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信息化平台 推进审判监督管理法治化转型
2016年以来,成都中院以审判管理监督法治化转型为切入,通过强化审判管理与监督,明确了审判监督管理主体以组织化行权方式,在权责清单范围之内,通过法定程序监督个案、内部资源调配支撑审判、落实制度规范审判、机制创新保障审判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保障审判工作的“质”与“效”,取得良好成效。2016年,成都中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3285件,较去年同期上升30.21%;审结12203件,同比大幅上升53.50%;结案率52.41%,同比上升7.95个百分点;结收比为68.10%,同比上升5.44个百分点;法官人均结案数为61.94件,同比增加17.02件,案件审理质效持续稳定提升。
一、规范自由裁量权,“定标”案件实体裁判
成都中院充分运用前期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成果,通过筑牢制度藩篱、打造专业化审判团队、强化类案指导,全面加强规范自由裁量权,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
一是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制定下发《关于构建新型审判团队的实施意见》,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每个审判团队都专业化审理某一类或几类型案件。
二是制定类案审判指南、发布示范性案例。制定涵盖劳动争议、交通肇事、毒品犯罪等多发案件的24类案件审判指南。同时对全市法院的典型案例,由审委会讨论后以示范性案例的形式公布,指导类型案件的审判。
三是建立“同案不同判”报告机制。制定下发《关于实行“同案不同判”报告制度的规定(试行)》,通过梳理既有制度、规范和操作,将原有的法律适用与案件裁判尺度规则进行完善和整体,形成明确统一的工作流程制度规范。同时将上级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市中院发布的示范性案例及已作出的生效裁判纳入比对范围,开展大数据专题分析。
二、管控节点时间,“定准”案件程序流程
为解决法院久诉不审、久审不决和案件超审限等痼疾难题,成都中院从案件立案之日为起点,到案件归档结案为终点,实现对审判流程实行全方位跟踪。
一是以法定期限为基础,落实审限刚性管理。从案件立案到执行等各个阶段,对流程中183个工作节点和68个监控节点进行监控管理。对程序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期限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对法律未规定期限或属于事务性工作的,明确设定办理期限。其余与程序相关的所有事项,如调查取证、庭前会议、公示公告等,均纳入相应节点的期限之内,全面建立起以期限为核心的程序管理刚性机制,保证案件在审限轨道内规范运行。
二是筑牢瓶颈环节的制度藩篱,有效防止案件运行失控。结合审判实际,对审限“易失控”的流程环节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应对。在立案阶段,结合立案登记制改革,优化立案流程,建立负面问题清单,实行立案窗口一体化;在审理阶段,对触发审限变更的各类事由,施以管控,杜绝隐形超审限;在结案阶段,对法官自行点击结案进行根本性改造,将确认完成送达作为刚性标准,彻底解决网上提前结案而脱离管控的问题;在上诉阶段,充分利用诉讼服务中心等设施,在诉讼服务窗口一站式办理上诉状收取、票据流转、卷宗移送等事务,明确案件移送流程、时间节点和审查标准,上诉流转“统进统出”,保证上诉流转全程可查询、可追踪、可倒查。此外,还将档案扫描等事务性工作通过外包服务完成,最大限度将法官、辅助人员工作精力集中到案件裁判和程序推进上来。
三是借助信息化手段,以自动化、智能型平台实现“静默化、触发式”制度管理。从案件纠纷进入法院开始,实际诉讼环节流转的同时,在办案软件系统中对案件运行动态作同步、如实、全程记录,如果案件流程中所有的工作节点和监控节点均在合理审限范围内正常运行,系统会根据设置自动将案件从上一流程环节流转到下一环节。对于引起审限变更的外部事件,引起审限变更的公告、调解等固定事由,系统在触发时自动扣减、自动恢复审理,该过程以静默化的方式进行,不会对办案法官形成任何干扰;法律规定可以扣减审限的其他情形,如涉及评估鉴定的案件,系统会在“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动计算审理期限。而对于案件“异动”情况,如审限过半或临近的、当事人提出申请异议超过规定时限仍未处理的案件“休眠”情形,系统也会被自动触发,通过绿色提示、黄色预警等方式催办提示,强制唤醒该类案件,并生成“异动”案件清单,发送审判管理监督主体督促。静默化流程管理制度“非异动情形不介入、非问题情况不监督”,确保实现审限合规变更、案件依法流转。
三、以事后评价、过程管控、动态管理的方式,“贯标”法律标准成都中院通过明确将实体和程序标准转变为监督管理标准,科学化、可视化检验标准执行情况。
一是事后评价。即坚持裁判后进行案件质量评查,结合专业化审判改革和三大庭审改革,将类案审理指南、示范性案例、庭审改革实施意见中确定的程序要求、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标准转变为评价标准,对原有评查标准进行再细分,分别适用于各类案件评查;结合错案责任追究,将生效改判案件全部纳入评查范围,通过会议评审的方式,全面评估、客观评价、准确定性,确保法官依法裁判不受追究、违法裁判必问责任。
二是过程管控。即程序问题与期间期限的及时管控,在个案流程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由审判管理部门对全部案件节点数据、审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相对宏观层面发现审判效率相对不高的审判部门、案件类型与工作节点,以分析报告的形式进行提示并提出对策建议。
三是动态管理。即对审判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实时应对。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对“四类案件”中的前三类--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与本院或上级法院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一一进行讨论分析,提出裁判的法律论证、处理方式建议、协调对接建议等供合议庭参考,为审判组织行使审判权提供咨询。
案例19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综合施策多点发力 系统集成破解送达难
近年来,“送达难”成为严重制约审判效率的“顽疾”。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多点发力,综合运用电子送达、委托送达、约定送达、司法建议等多种方式,从易到难、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探索多种送达新路径,系统性、体系化破解“送达难”,取得明显效果。
一、互联网+电子送达,打开多赢局面
据统计,该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当事各方均有律师、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案件占比约为62%;以保险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年均1000件左右,其中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占比为80%,基于上述两个数据分析,旌阳法院决定:
第一,将电子送达逐步推广覆盖至全市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及全市保险公司。一是与市律师协会签订电子送达框架协议,约定向其会员单位的律师代理案件诉讼材料传递均采取电子送达方式;再与全市45家律师事务所中的44家签订“点对点”电子送达备忘录,约定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基本实现德阳地区有律师代理民商事案件电子送达全覆盖;之后又将“点对点”电子送达方式推广至全市35家法律服务所,进一步提高电子送达覆盖面。二是与上述三家保险公司签署备忘录,约定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决定书外的其他大部分诉讼文书均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之后以点带面,通过市保险协会与另外21家财产保险公司、8家人寿保险公司签署备忘录,实现了涉保险合同案件电子送达全覆盖。
第二,积极推广“全省法院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功能。依托省高院技术支持,组织全市45家律师事务所开展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功能使用培训并推广使用。使律师能够真正“足不出户”即可通过互联网办理立案、材料递转、证据交换、文书签收、保全申请等诉讼事务,因诉讼材料扫描可由诉讼代理人在立案时完成,可为法院极大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
第三,积极推动无专业诉讼代理人当事人的电子送达。针对未委托专业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制定规范文本,详细告知电子送达的便利和具体流程、法律效力,引导当事人指定电子信箱地址作为其诉讼文书专用送达接收系统并预留手机号码接收送达通知短信。审判人员在办案系统中诉讼服务功能点击网上送达与“全省法院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对接,当事人可凭立案时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通过互联网接受诉讼文书。
二、公证送达,走出多重困境
第一,“互联网+电话送达+公证”赋予送达依据更强证据效力。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公证机构签署对电话送达进行公证的备忘录。法院采取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开庭、领取诉讼文书时,通话内容会在电信局端自动录音生成音频文件,同步存储至阿里云端;同时,由于通话后台与公证机构对接,在当事人事后提出异议时,公证机构可据法院要求通过后台的VPN通道调取通话录音,依法出具公证书,赋予送达依据以较强的证据效力,有效克服了传统电话送达“口说无凭”、录音证据保全难、数据易被篡改等弊端。
第二,诉讼文书委托公证机构送达为审判减负增效。与公证机构签署诉讼文书委托送达协议,将德阳市范围内须直接送达的事务外包,由公证机构派驻两名公证员提供送达事务委托服务。该举措进一步将原由各庭或各审判团队担负的直接送达事务从审判辅助事务中有效剥离,解决了以往“各自为战”、人员车辆紧张的局面。
三、关口前移,构建多元联动
将当事人约定送达与司法建议相结合,关口前移,多元联动开展类案送达难源头治理。
第一,建议金融机构与债务人约定有效送达地址的独立合同条款。针对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公告送达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向占全院金融借款案件数量90%以上的三家金融机构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在签订金融借款合同时,应就债务人发生纠纷时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法律后果及送达地址变更后的通知程序作出明确约定,且该条款应属于合同中有关有效送达地址确认和争议解决方法的独立条款,并予以重点提示。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等签订“约定明确的司法送达地址”的合同后,若进入诉讼,法律文书按照该地址送达,即视为有效送达,无需再进行公告。
第二,建议物管协会、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事先防范“送达难”。针对近年来物业纠纷急剧增加、送达难突出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一是加强管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二是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有效送达地址,一旦发生纠纷,不论物业单位中是否为业主本人居住,均视为有效送达。
第三,建议公安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处理环节事先防范诉讼文书“送达难”。针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肇事方送达难的问题,建议公安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处理环节即要求当事各方签署有效送达地址,约定一旦进入诉讼即以该地址作为诉讼文书送达地址。
随着破解“送达难”破解工作的全面推进,改革创新的活力得到释放,旌阳区法院审判质效各项指数提升明显,审判效率显著提升。2017年1-5月,旌阳区法院收案数上升6%,因员额制改革办案法官较去年减少32%,而结案率从去年同期的41%上升71%,同比上升了30个百分点,位居全市第一;一改过去长期全市倒数第一的局面。其中民商事案件结案率从去年的35%上升至74%,同比上升了39个百分点,居全市第一,其中快速结案的案件量占总收案数近80%。1-5月收案数最多的民一庭结案率从去年的31%上升到75%。通过繁简分流、电子送达、向社会购买服务送达等举措,司法成本显著降低,以直接送达为例,旌阳区法院在此项工作中支出的费用与以前相比降低了50%;实施电子送达后,涉保险合同类案件仅送达签收环节就可节约5天以上的时间,整个案件审理周期节约10天以上的时间。
案例20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科学测算法官工作量 助推司法责任制改革
2016年7月,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贵州全面推开。为全面提升审判质效、系统集成破解人案矛盾,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研究引入民商事法官审判工作量饱和度分析系统,在科学分案、均衡结案、精准管案、带动院庭长多办难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商事法官审判工作量饱和度分析系统涵盖智能繁简分流、均衡分案、均衡结案、院庭长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四大模块,力图动态、实时、精准地评价每位法官的工作绩效与负荷,为科学调配司法资源,妥善保障法官权益,夯实司法责任提供重要依据,最终为司法责任制的落地见效创造条件。
一是精准识别繁简案件,繁简分流更为高效。立案是诉讼的起点,在立案环节借助智能繁简分流模块提取民商事案件立案信息,从46个案件要素分析评估案件繁简程度,量化难易系数,预测个案审理时间,精准、快速、无需人工干预地识别繁简案件,然后决定合适的分流路径,从源头上解决过去繁简分流不精准的问题,既能节省立案阶段的工作量,又能让各类案件及时地各行其道。系统运行以来,遵义法院共繁简分流27671件案件,耗时仅38小时,精准度接近98%。若采用传统的根据案件类型或立案法官个人经验分流的方式,至少耗时4612小时以上。而且,全市法院从立案岗位分流17名工作人员到速裁组或简审单元,使优质资源向审判一线集中。同时,通过智能繁简分流,将系统识别的部分简案导入诉调对接中心或人民调解工作室,充分发挥委派调解、委托调解的作用,累计调处案件3290件;对部分合适的简案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纳入快速审理机制,通过程序分流快速结案3655件。借助智能繁简分流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全市基层法院同期民商事结案中近两成的案件在一审环节得到妥善化解,为繁案精审、简案快审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科学分配案件,人案匹配度更为科学。建立在均衡分案模块基础上的自动分案,从类案权重系数向个案要素时间细化,确保分到每位法官和每个审判团队的案件难易搭配适当,而且使每位法官的工作量都在可以承受的负荷之内,避免了团队与团队之间,法官与法官之间的忙闲不均,办案效率高的法官并不会因为办案快而多分案,办案效率低的法官也不会因为办案慢而少分案,切实解决案件难易程度与法官办案水平、工作负荷不对称,难以保障案件质效的问题,相当于给每一个案件“称重”,然后再交给相应“公斤级”的选手。
在随机分案基础上,均衡分案模块通过科学的个案难度及审判时间预测、办案各阶段的工作量分配曲线,经过数学模型分析得出法官在当前状态下的核心工作量数值,即工作量饱和度值,让分案从过去单纯的数量平均过渡为现在的难易程度均衡,不再以案件绝对数评价法官工作负荷。以遵义中院的两个民事审判单元为例,民一单元主审家事案件,民二单元主审商事案件,目前,民一单元收案614件,民二单元收案382件,传统上会认为民一单元的工作负荷重于民二单元,但是经过均衡分案模块测算,民一单元的工作量饱和度值为2980,而民二单元的工作量饱和度值为4120,也就是说,民二单元案件绝对数量虽小于民一单元,但其案件审理的难度与工作量却大于民一单元,这一分析突破了旧有模式的局限,更为客观地评价法官的工作,也为审判资源的调配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均衡推进结案,结案均衡度显著提升。均衡结案,主要通过建立到期结案率指标来指引,到期结案率有别于传统司法统计中的结案率,是合理预期内待办案件与已结案件之比,把合理预期之外的案件排除在考核评价之外。指引法官在案件的合理预期、合理工作量范围内办理案件,从而实现均衡结案,也为审判绩效管理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路径。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到期结案率指标,提取个案在立案、分案、审理及结案阶段的信息,对于审限的粗放式管理开始迈向针对单个案件的精准化管理。案件预结时间的测算,提示法官哪些案件相对简单,哪些案件相对复杂,使法官对手中的待办案件可以作出合理评估,把更多的时间调配出来处理更为复杂的案件,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进行更多的思考,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保障案件质量。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结案均衡度保持在90%-120%区间内合理运行,而同期的传统结案率仅为30%-50%左右。
四是推动院庭长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有效贯彻院庭长办案制度成为可能,系统将按照院庭长的办案比例,根据案件难易系数提示,把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审理,充分发挥院庭长业务能力强、办案水平高的示范作用,提升审判质效,落实司法责任。今年以来,遵义中院院庭长收案3252件,占同期收案的50.39%;结案2495件,占同期结案的56.48%,更加凸显院庭长带头办案的改革导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316号(政治法律类25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316号(政治法律类25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以数字化改革推进行政审判资源跨域统筹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借鉴浙江做法,建立数字时代行政案件管辖新模式,探索建立“线上共享司法智慧”机制,构建跨区域“线上行政争议预防和化解”机制。您所提建议内容翔实、针对性较强,很有建设性,对于推动行政案件管辖改革、提升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自2013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以来,尤其是2015年5月1日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将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明确为一项法律制度以来,截止2021年底,各高院和新疆高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均开展了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管辖改革试点工作。该项改革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改善司法环境,统一裁判标准,提升法官行政审判能力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集中管辖也暴露出一些共性的问题,基层法院行政审判人才储备不足、力量薄弱,一些地方行政审判职能弱化,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行政审判需求等。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数字时代行政案件管辖新模式,优化重组实施集中管辖区域内的行政审判力量,打通法治政府数字平台和法院数字平台,能够有效整合集中管辖区域内行政审判各类资源,全面提升区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及时有效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的新要求。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调研、总结浙江省部分地区开展“行政案件全域智治集成改革”的经验,充分利用数字化改革成果破解行政案件管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探索推广行政法官在特定范围内跨行政区域办案和开展调解指导,通过线上会商、线上专业法官会议等方式办案的可行性,持续推动府院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努力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日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2016修订)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2004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十三次检察长办公会讨论通过,2007年3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三十八次检察长办公会修改,2016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修订 高检发【2016】20号 2016年12月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目的、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严肃检察纪律,规范检察人员行为,保证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确保公正廉洁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参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结合检察机关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检察机关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全面从严治检、实事求是、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处分与违纪行为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反纪律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受到纪律追究的检察人员。
第四条 检察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单位、办案组织集体作出违纪决定或者实施违纪行为,对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检察人员,依照本条例给予纪律处分。
第五条 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纪律处分。第二节 纪律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六条 对违反纪律的检察人员,应当根据其违纪行为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确已认识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
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构成违纪的,不予处分。
第七条 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记过;
(三)记大过;
(四)降级;
(五)撤职;
(六)开除。
第八条 纪律处分期间分别为:
(一)警告,六个月;
(二)记过,十二个月;
(三)记大过,十八个月;
(四)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第九条 检察人员在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在处分期间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第十条 受降级处分的,自处分的下个月起降低一个级别。如果受处分人为最低级别的,按降低一个工资档次处理;如果受处分人为最低级别最低档次的,给予记大过处分。
第十一条 受撤职处分的,撤销其所有行政职务。在处分期间不得担任领导职务,自处分的下个月起按降低一个以上的职务层次另行确定非领导职务。办事员应当给予撤职处分的,给予降级处分。
第十二条 受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人事关系,其职务、级别自然撤销,不得再被录用为检察人员。
第十三条 受处分人具有法律职务的,按照有关规定重新确定或者依法罢免、免除法律职务。
受开除处分的,依法罢免或者免除法律职务。
第十四条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应当受到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分别确定其处分种类。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处分;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执行该处分,并在最高处分期间以上,多个处分期间之和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处分期间。
处分期间最长不超过48个月。
第十五条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十六条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违纪的,对起主要作用的,从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的作用,分别给予处分。对起主要作用,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给予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纪律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问题的;
(二)检举他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五)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在集中整治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的;
(二)强迫他人违纪的;
(三)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第十九条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二十条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人所在单位及其本人宣布,并由干部人事管理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人档案;对于受到降级以上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等其他利益,应当建议有关组织、单位、部门按规定予以纠正。
第二十二条 从轻、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或者较重的处分。
减轻、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或者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前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依照本条例应当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又有减轻处分情形的,可以免予处分。第三节 对违法犯罪、违犯党纪检察人员的处分
第二十三条 检察人员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二十四条 检察人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或者不以犯罪论处,但须追究纪律责任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二十五条 检察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须追究纪律责任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二十六条 检察人员受到纪律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应当向有关党组织提出建议。
第二十七条 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应当给予开除处分。
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被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属于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八条 受到党纪处分或者行政处罚,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可以根据生效的党纪处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九条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党组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改变原生效决定、裁判,对原处分决定产生影响的,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决定、裁判重新作出相应处理。第四节 纪律处分的变更和解除
第三十条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可以缩短处分期间,但缩短后的期间不得少于原处分期间的二分之一。
第三十一条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发现其另有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根据新发现违纪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已经作出的处分,重新作出处分决定,处分期间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已经执行的处分期间应当从重新确定的处分期间中扣除。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又犯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依照前款规定重新作出处分决定,处分期间为原处分期间尚未执行的期间与新处分期间之和。
第三十二条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处分期满后,经所在单位或者部门提出意见,由处分决定机关作出解除处分的决定。
第三十三条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受处分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作出后的一个月内,由干部人事管理部门归入受处分人档案。
第三十四条 解除降级、撤职处分,不得恢复原职务、级别和工资档次,但以后晋升职务、级别和工资档次不受原处分的影响。第五节 其他规定
第三十五条 检察人员在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前已经退休的,不再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依照本条例应当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的,按照应当给予的纪律处分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检察人员,是指检察机关具有公务员身份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对检察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中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适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是指人民检察院及所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以及非领导职务的县(处)级以上干部。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检察人员。
本条例所称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第三十九条 检察人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应当承担司法责任,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条 对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而追究其纪律责任的,应当遵循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原则。
检察官有前款行为,应当受到纪律追究的,适用检察官惩戒制度相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其他有纪律处分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章 分 则
第一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四十三条 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四十四条 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
(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四十五条 制作、贩卖、传播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资料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四十六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对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四十七条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四十八条 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 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第五十一条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五十二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五十三条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或者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四条 对抗组织调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其他对抗组织调查行为的。
第五十五条 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给予开除处分。
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五十七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五十八条 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五十九条 有其他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第二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或者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六十一条 下级检察机关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检察机关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六十二条 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拒不执行组织决定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六十三条 离任、辞职或者被辞退时,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或者拒不接受审计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六十四条 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第六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
(二)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
(三)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六十六条 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六十七条 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对检察人员的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毁,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的;
(二)对检察人员的申辩、辩护、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压制检察人员申诉,造成不良后果的,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检察人员申诉的;
(四)其他侵犯检察人员权利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单位或者部门有上述行为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
(三)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法律和纪律规定活动的。
第七十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在人员录用、考评考核、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非法出境,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来往台湾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七十四条 在临时出国(境)团(组)中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等工作的检察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七十五条 在临时出国(境)团(组)中脱离组织出走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第三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办案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七十六条 故意伪造、隐匿、损毁举报、控告、申诉材料,包庇被举报人、被控告人,或者对举报人、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打击报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七十七条 泄露案件秘密,或者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等打探案情、通风报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七十八条 擅自处置案件线索、随意初查或者在初查中对被调查对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性措施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十条 违反有关规定采取、变更、解除、撤销强制措施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限制、剥夺诉讼参与人人身自由、诉讼权利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十二条 违反职务犯罪侦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关规定,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八十三条 殴打、体罚虐待、侮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人员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八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者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十五条 故意违背案件事实作出勘验、检查、鉴定意见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
(二)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
(三)不返还、不退还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
(四)侵吞、挪用、私分、私存、调换、外借、压价收购涉案财物的;
(五)擅自处理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
(六)故意损毁、丢失涉案财物的;
(七)其他违反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的。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等执业权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有关规定应当回避而故意不回避,或者拒不服从回避决定,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八十九条 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中介组织,或者接受上述人员提供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财物,以及宴请、娱乐、健身、旅游等活动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九十条 有重大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司法办案职责,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的;
(二)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者重大罪行的;
(三)错误羁押或者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证、逃跑的;
(五)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
(六)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第九十一条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错误,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九十二条 故意伪造、隐匿、损毁证据材料、诉讼文书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九十三条 丢失案卷、案件材料、档案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的;
(二)私自带人会见被监管人员的;
(三)给被监管人员特殊待遇或者照顾的;
(四)让被监管人员为自己提供劳务的。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有关规定对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九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司法办案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在初查、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邀请或者要求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者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私自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传递涉案材料的;
(四)领导干部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五)领导干部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六)其他影响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九十七条 对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办案活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处分。
授意不记录、不如实记录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对如实记录的检察人员打击报复的,依照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处理。
第九十八条 利用检察权或者借办案之机,借用、占用案件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发案单位、证人等的住房、交通工具或者其他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个人利益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用、占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个人的住房、交通工具或者其他财物,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九十九条 违反办案期限或者有关案件管理程序规定,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条 有其他违反办案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第四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零二条 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零三条 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未从事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从事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检察人员知情未予纠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五条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零六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零七条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持有、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夜总会,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零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兼任律师、法律顾问、仲裁员等职务,以及从事其他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条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职处分。
领导干部或者在司法办案岗位工作的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本人任职的检察机关管辖区域内从事案件代理、辩护业务的,适用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一条 检察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一十二条 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在交通、医疗等方面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一十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五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
(二)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二十条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
第一百二十三条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第五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检察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向群众收取、摊派费用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从事涉及群众事务的工作中,刁难群众、吃拿卡要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群众合法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检察机关形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二十八条 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三十条 不按照规定公开检察事务,侵犯群众知情权,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三十一条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第六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的;
(二)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党和国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行为的;
(三)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给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第一百三十三条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检察人员违反纪律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而不处分的;
(二)纪律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后,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受处分人职务、职级、待遇等事项的;
(三)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受处分人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的。
第一百三十五条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叛逃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出走,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三十六条 在上级单位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位汇报、报告工作时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三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四)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
第一百三十八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呼、说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情节较轻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评审、奖励表彰等活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三十九条 泄露、扩散、窃取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条 在考试、录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舞弊、涂改考卷、违规录取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一条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他人用公款出国(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四十二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或者人员中的检察人员,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更路线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检察人员,触犯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令或者不尊重所在国家、地区的宗教习俗,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四条 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擅自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场所的;
(二)将枪支、弹药借给他人使用的;
(三)枪支、弹药丢失、被盗、被骗的;
(四)示枪恫吓他人或者随意鸣枪的;
(五)因管理使用不当,造成枪支走火的。
第一百四十五条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管理警械、警具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管理警车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警车停放在餐饮、休闲娱乐场所和旅游景区,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从重处分。
警车私用造成交通事故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工作时间或者工作日中午饮酒,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承担司法办案任务时饮酒的;
(三)携带枪支、弹药、档案、案卷、案件材料、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密载体饮酒的;
(四)佩戴检察标识或者着司法警察制服在公共场所饮酒的;
(五)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第一百四十八条 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四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公开发表个人意见或者进行评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五十条 有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第七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五十一条 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一百五十二条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五十四条 实施、参与或者支持下列行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
(二)吸食、注射毒品的。
组织上述行为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一百五十五条 参与赌博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在工作时间赌博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组织赌博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一百五十六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三章 附 则
第一百五十七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一百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2007年3月6日颁布施行的《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同时废止。
本条例颁布前,已结案的案件需要进行复查、复核的,适用当时的规定。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答复
(2018年6月22日 (2018)最高法民他54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鲁民他9号《关于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仲裁效力的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本案中,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青岛世茂新城项目4#地块一期塑钢门窗工程合同协议条款》第24.1条约定:“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发包人与承包人如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本案争议发生时,上海市存在两家以上的仲裁委员会。根据请示报告查明情况,当事人事后亦未就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涉案仲裁协议无效。
综上,同意你院认定本案仲裁条款无效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5月31日 (2018)鲁民他9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我院拟同意该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将该案基本情况及审查意见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葫芦垡工业区8号。
法定代表人:关某兵,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力,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会生,北京缘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华贯路577号。
法定代表人:汤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女,该公司员工。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称,2014年3月,其与被申请人签订的《青岛世茂新城项目4#地块一期塑钢门窗工程合同协议条款》第24.1条约定,发生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目前,上海市行政区域内至少有三个仲裁机构。双方对于工程款支付存在争议,就选择仲裁机构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属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请求法院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青岛世茂新城项目4#地块一期塑钢门窗工程合同协议条款》第24.1条之仲裁条款无效。
被申请人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称,涉案仲裁条款有效,因为双方已约定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上海市有两个仲裁委员会,并非申请人主张的三个。
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为承包人和发包人签订的《青岛世茂新城项目4#地块一期塑钢门窗工程合同协议条款》,该合同第24.1条约定,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发包人与承包人如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双方对于涉案合同存在仲裁条款及仲裁条款的内容均无异议。涉案仲裁协议中仅约定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上海市并非只有一个仲裁委员会,当事人该约定属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且双方对于仲裁机构的选择也无法达成一致,故认定双方之间的仲裁协议无效。
四、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尽管北京国风建业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与青岛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签订涉案仲裁条款时明确了发生争议要通过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但双方约定的上海市并非只有一个仲裁机构,且在争议发生后双方无法就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该仲裁协议应为无效。我院拟同意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国内公司,且公司住所地分别为北京市和山东省青岛市,属于跨省级行政区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我院现将审查意见及有关案件材料报送钧院,请审查予以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8]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有关规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再参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第一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二、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2019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6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就股东权益保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民法典第八十四条、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条 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或者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条 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董事职务被解除后,因补偿与公司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综合考虑解除的原因、剩余任期、董事薪酬等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合理数额。
第四条 分配利润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作出后,公司应当在决议载明的时间内完成利润分配。决议没有载明时间的,以公司章程规定的为准。决议、章程中均未规定时间或者时间超过一年的,公司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利润分配。
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完成时间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时间的,股东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决议中关于该时间的规定。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
(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
(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
(四)公司减资;
(五)公司分立;
(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
第六条 本规定自2019年4月29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
(法发〔2017〕11号)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正确处理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管的关系,规范人民法院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切实解决不愿放权、不敢监督、不善管理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规定,就完善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人民法院在法官员额制改革完成后,必须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也不得以口头指示、旁听合议、文书送阅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逐步完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力清单。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主要体现为对程序事项的审核批准、对审判工作的综合指导、对裁判标准的督促统一、对审判质效的全程监管和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
院庭长可以根据职责权限,对审判流程运行情况进行查看、操作和监控,分析审判运行态势,提示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时间、内容、节点、处理结果等,应当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永久保存。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机制。根据审判领域类别和繁简分流安排,随机确定案件承办法官。已组建专业化合议庭或者专业审判团队的,在合议庭或者审判团队内部随机分案。承办法官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因存在回避情形或者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承办法官的,应当由院庭长按权限审批决定,调整理由及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公办案平台公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指定分案:(1)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有必要由院庭长承办的;(2)原告或者被告相同、案由相同、同一批次受理的2件以上的批量案件或者关联案件;(3)本院提审的案件;(4)院庭长根据个案监督工作需要,提出分案建议的;(5)其他不适宜随机分案的案件。指定分案情况,应当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
四、依法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原则上应当随机产生。因专业化审判需要组建的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和合议庭,人员应当定期交流调整,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两年。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院员额法官和案件数量情况,由院庭长按权限指定合议庭中资历较深、庭审驾驭能力较强的法官担任审判长,或者探索实行由承办法官担任审判长。院庭长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五、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案件,院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院庭长对相关案件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可以决定将案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
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符合上述个案监督情形的,应当主动按程序向院庭长报告,并在办公办案平台全程留痕。符合特定类型个案监督情形的案件,原则上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六、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
院庭长应当通过特定类型个案监督、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查看案件评查结果、分析改判发回案件、听取辖区法院意见、处理各类信访投诉等方式,及时发现并处理裁判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不统一的问题。
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强化信息平台应用,切实推进电子卷宗同步录入、同步生成、同步归档,并与办公办案平台深度融合,实现对已完成事项的记录跟踪、待完成事项的提示催办、即将到期事项的定时预警、禁止操作事项的及时冻结等自动化监管功能。
八、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自觉接受权力机关法律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检察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公正裁判水平。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判管理部门与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内部监督合力,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九、院庭长收到涉及审判人员的投诉举报或者情况反映的,应当按照规定调查核实。对不实举报应当及时了结澄清,对不如实说明情况或者查证属实的依纪依法处理。所涉案件尚未审结执结的,院庭长可以依法督办,并按程序规定调整承办法官、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审判辅助人员;案件已经审结的,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十、本意见自2017年5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第二批)
(2018年5月15日)
目录
1.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2.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3.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4.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5.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6.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7.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8.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因轨道交通房山线东羊庄站项目建设需要对部分集体土地实施征收拆迁,王风俊所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户院宅在册人口共7人,包括王风俊的儿媳和孙女。因第三人房山区土储分中心与王风俊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遂向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住建委)申请裁决。2014年3月6日,房山区住建委作出被诉行政裁决,以王风俊儿媳、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不符合此次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方案中确认安置人口的规定为由,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王风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应的行政裁决。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风俊儿媳与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被诉的行政裁决对在册人口为5人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王风俊的诉讼请求。王风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入户、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的规定,王风俊儿媳因婚姻原因入户,其孙女因出生原因入户,不属于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暂停办理入户和分户的范围,不属于因擅自办理入户而在拆迁时不予认定的范围。据此,被诉的行政裁决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的行政裁决,并责令房山区住建委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在集体土地征收拆迁当中,安置人口数量之认定关乎被拆迁农户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准确认定乃是依法行政应有之义。实践中,有些地方出于行政效率等方面的考虑,简单以拆迁户口冻结统计的时间节点来确定安置人口数量,排除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特殊情形,使得某些特殊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理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本案中,二审法院通过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正确贯彻征收补偿的法律规则,充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婚嫁女、新生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特别关爱。
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作出普政房征决(2015)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孙德兴在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在完成公告房屋征收决定、选择评估机构、送达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等法定程序之后,孙德兴未在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且因孙德兴的原因,评估机构无法入户调查,完成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评估工作。2015年5月19日,普陀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向其送达。该补偿决定明确了被征收房屋补偿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数额,决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及其他事项。孙德兴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内容并结合前期调查的现场勘察结果,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等,并据此作出涉案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确定了评估价值(不包括装修、附属设施及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因孙德兴的原因导致无法入户调查,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载明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此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未损害孙德兴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了孙德兴的诉讼请求。孙德兴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评估报告只有准确反映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被征收人才有可能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行政机关和评估机构依法依规实施评估,同时也离不开被征收人自身的配合与协助。如果被征收人拒绝履行配合与协助的义务导致无法评估,不利后果应由被征收人承担。本案即属此种情形,在孙德兴拒绝评估机构入户,导致装饰装修及房屋附属物无法评估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对上述财物确定补偿数额,而是在决定中载明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人民法院判决对这一做法予以认可。此案判决不仅体现了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个案方式引导被征收人积极协助当地政府的依法征拆工作,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对向阳村集体土地实施征收,王江超等3人所有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后王江超等3人与征收部门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11月19日,长春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2015年4月7日,经当地街道办事处报告,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作出鉴定,认定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险”房屋。同年4月23日,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九台区住建局)对涉案房屋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在催告、限期拆除未果的情况下,九台区住建局于2015年4月28日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王江超等3人对上述紧急避险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紧急避险决定无效、责令被告在原地重建房屋等。
(二)裁判结果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紧急避险决定所涉的房屋建筑位于农用地专用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内,应按照征收补偿程序进行征收。九台区住建局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对涉案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撤销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但同时驳回王江超等3人要求原地重建的诉讼请求。王江超等人不服,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房屋应当由征收部门进行补偿后,按照征收程序予以拆除。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相关要求,提出危房鉴定的申请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而本案系当地街道办事处申请,主体不适格;九台区住建局将紧急避险决定直接贴于无人居住的房屋外墙,送达方式违法;该局在征收部门未予补偿的情况下,对涉案房屋作出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不符合正当程序,应予撤销。但王江超等3人要求对其被拆除的房屋原地重建的主张,不符合该区域的整体规划。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行政执法活动尤其是不动产征收当中,程序违法是一种常见多发的违法形态。本案中,被告为了节省工期,对于已经启动征地程序的房屋,错误地采取危房鉴定和强制拆除的做法,刻意规避补偿程序,构成程序滥用,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此种借紧急避险为由行违法强拆之实的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行为,彰显了行政诉讼保护公民产权的制度功能。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昭示了行政程序的价值,它不仅是规范行政权合法行使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在土地征收当中,行政机关只有遵循行政程序,才能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和谐拆迁,才能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要求。
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一)基本案情
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裁判结果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如何在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如何做到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充分保护诉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注意到强拆行为系动迁的多个执法阶段之一,通过对动迁全过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得出被告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和强拆房屋的动因,为行为主体的推定奠定了事理和情理的基础,为案件处理创造了情理法结合的条件。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
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4月8日,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吉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相关的棚户区实施改造,同日发布永政告字(2015)1号《房屋征收公告》并张贴于拆迁范围内的公告栏。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以下简称经销处)所在地段处于征收范围。2015年4月27日至29日,永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出选定评估机构的实施方案,并于4月30日召开选定大会,确定改造项目的评估机构。2015年9月15日,永吉县政府依据评估结果作出永政房征补(2015)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经销处认为,该征收补偿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评估机构的选定程序和适用依据不合法,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诸多问题,故以永吉县政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依据的评估报告从形式要件看,分别存在没有评估师签字,未附带设备、资产明细或者说明,未标注或者释明被征收人申请复核评估的权利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形式问题;从实体内容看,在对被征收的附属物评估和资产、设备评估上均存在评估漏项的问题。上述评估报告明显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不能作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依据。遂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永吉县政府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永吉县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与一审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征收拆迁案件当中,评估报告作为确定征收补偿价值的核心证据,人民法院能否依法对其进行有效审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能否得到实质解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评估报告的审查是严格的、到位的,因而效果也是好的。在认定涉案评估报告存在遗漏评估设备、没有评估师的签字盖章、未附带资产设备的明细说明、未告知申请复核的评估权利等系列问题之后,对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评估,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评估报告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不能如实地反映被征收人的财产情况。二是据此认定评估报告缺乏客观公正性、不具备合法效力。在上述论理基础上撤销了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判令行政机关限期重作。本案对评估报告所进行的适度审查,可以作为此类案件的一种标杆。
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7日,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卫滨区政府)作出卫政(2014)41号《关于调整京广铁路与中同街交汇处西北区域征收范围的决定》(以下简称《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将房屋征收范围调整为京广铁路以西、卫河以南、中同大街以北(不包含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立新巷以东。焦吉顺系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的所有权人。焦吉顺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应将其所有的房屋排除在外,且《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作出后未及时公告,对原房屋征收范围不产生调整的效力,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调整征收范围决定》。
(二)裁判结果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的《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涉及焦吉顺所有的房屋,对其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焦吉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遂裁定驳回了焦吉顺的起诉。焦吉顺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在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意识特别是诉讼意识持续高涨是社会和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及诉的必要性,即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人民法院要依法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当事人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增减得失?既不能对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影响视而不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诉权;也不得虚化、弱化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受理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条件的案件,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本案中,被告卫滨区政府决定不再征收焦吉顺所有的房屋,作出了《调整征收范围决定》。由于《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对焦吉顺的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其提起本案之诉不具有值得保护的实际权益。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驳回起诉,有利于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5日,王艳影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第二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办)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选择实物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并约定房屋征收办于2014年3月15日前交付安置房屋,由王艳影自行解决过渡用房,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996.3元。然而,房屋征收办一直未履行交付安置房屋的约定义务。2016年5月5日,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相关协议,选择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其实际收到补偿款316829元,并按每月996.3元的标准领取了至2016年5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其后因政府发文调整征收职责,相关职责下发到各个功能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王艳影认为按照《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六条有关超期未回迁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未履行足额支付其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的职责,遂以该管委会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5月止的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47822.4元(以每月1992.6元为标准)。
(二)裁判结果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艳影以实物安置方式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已变更为以货币补偿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合同变更后,以实物安置方式为标的的回迁安置协议已终止,遂判决驳回王艳影的诉讼请求。王艳影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在于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是否应当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于2016年5月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货币补偿协议时,双方关于是否双倍给付过渡期安置费问题正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未就该问题进行约定。根据《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2015年2月实施)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4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浑南商贸区管委会应当双倍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虑及王艳影已经按照一倍标准领取了临时安置补助费,二审法院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浑南商贸区管委会以每月996.3元为标准,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另一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15940.8元。
(三)典型意义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以更加柔和、富有弹性的行政协议方式代替以命令强制为特征的高权行为,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发展趋势。如何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在约束行政权的随意性与维护行政权的机动性之间建立平衡,如何将行政协议置于依法行政理念支配之下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案即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权的行使符合法律要求,切实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当事人通过合意,即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确定了各自行政法上具体的权利义务。行政协议约定的内容可能包罗万象,但依然会出现遗漏约定事项的情形。对于两个行政协议均未约定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内容,二审法院依据2015年2月实施的《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之规定,结合行政机关未能履行2011年协议承诺的交房义务以及2016年已协议改变补偿方式等事实,判令行政机关按照上述规定追加补偿原告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一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此案判决明确了人民法院可适用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对行政协议未约定事项依法“填漏补缺”的裁判规则,督促行政机关在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及时准确地适用各种惠及民生的新政策、新规定,对如何处理行政协议约定与既有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4月3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亭湖区政府)作出涉案青年路北侧地块建设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并予公告,同时公布了征收补偿实施方案,确定亭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亭湖区住建局)为房屋征收部门。谷玉梁、孟巧林两人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其后,亭湖区住建局公示了4家评估机构,并按法定方式予以确定。2015年4月21日,该局公示了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并告知被征收人10日内可申请复估。后给两人留置送达了《房屋分户估价报告单》《装饰装潢评估明细表》《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两人未书面申请复估。2016年7月26日,该局向两人发出告知书,要求其选择补偿方式,逾期将提请亭湖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两人未在告知书指定期限内选择,也未提交书面意见。2016年10月10日,亭湖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书,经公证后向两人送达,且在征收范围内公示。两人不服,以亭湖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征收补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亭湖区政府具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在征收补偿过程中,亭湖区住建局在被征收人未协商选定评估机构的情况下,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下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抽签方式依法确定仁禾估价公司为评估机构。亭湖区政府根据谷玉梁、孟巧林的户籍证明、房屋登记信息表等权属证明材料,确定被征收房屋权属、性质、用途及面积等,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公示。涉案评估报告送达给谷玉梁、孟巧林后,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亭湖区政府依据分户评估报告等材料,确定涉案房屋、装饰装潢、附属物的价值,并据此确定补偿金额,并无不当。征收部门其后书面告知两人有权选择补偿方式。在两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的情形下,亭湖区政府为充分保障其居住权,根据亭湖区住建局的报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确定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进行安置,依法向其送达。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科学合理的程序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和申辩权,促进实体公正。程序正当性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此既是党的十九大对加强权力监督与运行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需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确立了征收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原则,并对评估机构选择、评估过程运行、评估结果送达以及申请复估、申请鉴定等关键程序作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在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行政机关不仅要做到实体合法,也必须做到程序正当。本案中,人民法院结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形成过程,着重从评估机构的选定、评估事项的确定、评估报告的送达、评估异议以及补偿方式的选择等多个程序角度,分析了亭湖区政府征收全过程的程序正当性,进而肯定了安置补偿方式与结果的合法性。既强调被征收人享有的应受法律保障的程序与实体权利,也支持了本案行政机关采取的一系列正确做法,有力地发挥了司法监督作用,对于确立相关领域的审查范围和审查标准,维护公共利益具有示范意义。
最高检印发《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最高检印发《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2022年3月)
为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规范检察官惩戒工作,促进和保障检察官依法履职,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程序规定》共24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制定《程序规定》是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机关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国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
《程序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制度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明确了违反检察职责线索受理、调查核实、追责情形、责任划分、责任豁免、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适用于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专门就检察官在司法履职中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程序,追究司法责任予以惩戒的程序性事项作出规定,为人民检察院依规依纪依法追究检察官司法责任提供了制度依据。
《程序规定》要求,检察官惩戒工作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检察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有机统一;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等工作原则。
《程序规定》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其中,委员总人数应为单数,检察官委员不少于半数。
《程序规定》规定,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检察院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人民检察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依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等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司法办案工作岗位、免职、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以及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根据人民检察院调查的情况,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程序规定》还明确了当事检察官在惩戒程序中享有的权利。当事检察官有权申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惩戒案件审查调查人员回避。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时,当事检察官有权出席听证,并进行陈述、举证和辩解,可以向惩戒委员会申请相关人员到听证现场作证或说明情况。当事检察官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对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当事检察官对惩戒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复核和申诉。
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规范检察官惩戒工作,促进和保障检察官依法履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检察官惩戒工作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检察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有机统一;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官司法履职中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应当追究司法责任予以惩戒的,依照本规定办理。
第四条 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检察院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
人民检察院依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其中,委员总人数应为单数,检察官委员不少于半数。
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相关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承担。
第七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实行分级负责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惩戒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议辖区内检察官的惩戒事项。
第八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惩戒案件审查调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检察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本人是当事检察官或检察官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惩戒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担任过调查事项的证人,以及当事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四)有可能影响惩戒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
惩戒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的回避,由惩戒委员会主任决定;主任的回避,由惩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惩戒案件审查调查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依据《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等规定,负责受理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的线索,调查核实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行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经调查终结,认为当事检察官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相关事实已经查清,应当追究司法责任予以惩戒的,制作提请惩戒审议意见书,报检察长批准后,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提请惩戒审议意见书应当列明:案件来源、受理依据、当事检察官的基本情况、反映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的主要问题、调查认定的事实及依据、当事检察官的陈述和申辩、调查结论及意见建议、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审查意见等。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惩戒事项由本院提请同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省级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事项,应当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第十二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应当有全体委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方可召开。
委员因故无法出席的,须经惩戒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十三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在收到提请审议意见书及相关案件材料六十日内完成组织听证、审议惩戒事项、作出审查意见等工作。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受理提请审议事项后,应当在五日内将提请审议意见书送达当事检察官。当事检察官有权申请回避。对人民检察院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存在异议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组织当事检察官、调查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听证,当事检察官有权进行陈述、举证和辩解。
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应当提前三日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检察官、调查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第十四条 听证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主任主持,或者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布审议事项;
(二)询问当事检察官是否申请回避,并作出决定;
(三)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派员宣读提请审议意见书;
(四)当事检察官陈述;
(五)调查人员与当事检察官分别举证、质证;
(六)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询问;
(七)调查人员、当事检察官分别发表意见;
(八)当事检察官最后陈述。
调查组和当事检察官可以向惩戒委员会申请相关人员到听证现场作证或说明情况,是否同意,由惩戒委员会主任决定,或者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决定。
第十五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当事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行为进行审议,认为惩戒事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当在审议后作出决议;认为事实不清、证据存疑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由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负责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应当在三十日以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第十六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经过审议,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情节和相关规定,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表决通过,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经审议未能形成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意见的,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审议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后重新提请审议,或者撤回提请审议事项。
第十七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形成审查意见后,应当在十日内制作审查意见书,送达当事检察官、相关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关单位、部门。
第十八条 当事检察官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审查意见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异议期间,相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暂缓对当事检察官作出惩戒决定。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在收到当事检察官异议申请的六十日内对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认为异议不成立的,作出维持原审查意见的决定;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变更原审查意见。
第十九条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等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惩戒决定和相应处理,应当制作惩戒决定书,列明惩戒决定和处理意见的相关依据并阐释理由,在十日内送达当事检察官,并将惩戒决定及执行情况通报检察官惩戒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当事检察官对惩戒决定及处理不服的,可以提出复核和申诉,按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检察官惩戒程序与纪检监察机关对检察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行为调查处理程序的衔接,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切实保障诉讼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决策部署,现就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和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即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和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和群众来访接待场所暂时关闭,恢复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
二、当事人需要提交申请再审材料、申诉信访或者申请其他诉讼服务事项的,请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或者邮寄方式提交,查询咨询事项可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联系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30日
附
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以及邮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网址:http://ssfw.court.gov.cn/ssfww,也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官网进入“诉讼服务网”版块。
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邮寄地址: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邮政编码:100745
第一巡回法庭邮寄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邮政编码:518000
第二巡回法庭邮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邮政编码:110179
第三巡回法庭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88号,邮政编码:210031
第四巡回法庭邮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白佛路和博学路交叉口博学路33号,邮政编码:430070
第五巡回法庭邮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08号巾帼大厦东面(石子山体育公园),邮政编码:400021
第六巡回法庭邮寄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航天中路389号神光大厦B座,邮政编码:710700
知识产权法庭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3号楼,邮政编码:10016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19〕107号 2019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平安中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平安中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31日)
涉国家安全典型案例
李某某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曾用名李某祥,男,1955年出生于上海,后加入伯利兹籍,但长期在国内经商。2009年,李某某在某西方大国参加一场反华活动时,结识了反华分子杨某某。此后,李某某在明知杨某某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情况下,长期资助杨某某实施相关犯罪活动。其中,2016年至2019年,李某某以现金或者支票方式资助杨某某10余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0余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某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某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七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是指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实施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都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危害的犯罪,对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进行资助,实际上就是帮助犯,资助行为与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侵害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国家安全。本罪的犯罪主体为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实际上是一般主体,不仅包括境内机构、组织、个人,而且包括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刑法第六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中国刑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无论资助行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因资助的结果发生在中国领域内,所以属于在中国领域内犯罪,适用中国刑法。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明知杨某某在境外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仍向杨某某提供资助,资助杨某某实施了一系列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给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三)典型意义
李某某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案,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李某某出生在中国,生意在中国,却资助境外反华分子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属于典型的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内奸。案件的依法审理,传递出国家安全不容侵犯的坚决态度: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害到了我国国家安全,都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也必须人人负责、人人尽责。公民和组织应当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等。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近年来,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刑事审判职责,依法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将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涉反邪教典型案例
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等故意杀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及张某3(张某1之弟,12周岁)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2014年5月28日15时许,六人在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府前广场餐厅就餐。其间,张某冬、张某联到金都购物中心购买了两支拖把、手机等物品。21时许,张某1、吕某春授意张某2、张某联、张某3向餐厅内其他顾客索要联系方式,为发展“全能神”组织成员做准备。当张某2两次向被害人吴某某(女,殁年35岁)索要手机号码遭拒绝后,张某1、吕某春指认吴某某为“恶灵”,张某1开始咒骂“恶灵”“魔鬼”,上前抢夺吴某某手机并让其离开餐厅。遭拒绝后,张某1遂持餐厅内座椅砸击吴某某。吴某某反抗,在场的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上前与张某1共同将吴某某打倒在地,张某1多次叫嚣“杀了她,她是恶魔”,并用手撑着餐桌反复跳起用力踩踏吴某某头面部。后张某1将张某冬购买的拖把分别递给张某冬和张某3,指使张某冬、张某2、张某联、张某3上前“咒诅”、殴打吴某某。张某冬抡起拖把连续猛击吴某某头面部,直至将拖把打断,又在吕某春指使下将吴某某从桌椅之间拖出,并上前用脚猛力踢、踩、跺吴某某头面部。张某2也使用椅子、笤帚殴打吴某某背、腿部,吕某春踢踹吴某某腰、臀部,并唆使张某联、张某3殴打吴某某。其间,吕某春用拳头击打餐厅工作人员并扬言“谁管谁死”,阻止餐厅工作人员和其他顾客解救吴某某,还与张某1一起将餐厅柜台上的头盔砸向工作人员阻止报警。公安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张某冬、张某3仍殴打吴某某,公安人员上前制止、抓捕张某冬、张某3时,张某1、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极力阻挠,后公安人员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将6人制服并抓获。“120”急救医生到场后确认吴某某已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吴某某系生前头面部遭受有较大面积质地坚硬钝物打击并遭受有一定面积质地较硬钝物多次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
吕某春于1998年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2008年始,吕某春作为“长子”(“全能神”邪教组织头目)纠合在招远的“全能神”教徒进行聚会,宣扬“全能神”教义。
张某1从2007年开始接触并信奉“全能神”,2008年与吕某春通过互联网结识并频繁联系,多次跟随吕某春到招远参加“全能神”教徒聚会。2008年年底,张某1先后将张某冬、陈某娟(张某1之母)、张某2、张某3等家人发展为“全能神”教徒。2009年,张某1与家人自河北省无极县移居山东省招远市,张某1被“二见证人”(“全能神”邪教组织头目)范某凤、李某旺(均另案处理)确认为“长子”。此后,张某1与吕某春在招远市城区及下辖的玲珑镇、蚕庄镇、齐山镇等多地,秘密纠合“全能神”教徒四十余名聚会百余次。张某冬积极参加聚会活动。期间,吕某春、张某1印制、散发了《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发声》等“全能神”宣传资料数十册,并利用互联网,先后在境内外网络空间内,制作、传播有关“全能神”的文章97篇,空间访问量总计17万余次。
张某冬还积极出资,在招远市租赁或者购买多处房屋及店面,作为“全能神”教徒住所和活动场所,并出资购买交通工具、电脑、手机,安装宽带,供传播“全能神”使用。此外,张某冬听从被告人吕某春、张某1指使,将家庭财产1000余万元以“奉献”给“教会”的名义,存于吕某春、张某1名下。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1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某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吕某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某2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张某联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五名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某1、张某冬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张某1、张某冬死刑。
(二)裁判理由
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因被害人吴某某拒绝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即视之为“恶灵”,采取持椅子、拖把打砸、用力踹踏等手段,共同将吴某某残忍杀害,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吕某春、张某1、张某冬明知“全能神”系已经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仍然纠合教徒秘密聚会,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其行为又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应当数罪并罚。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系主犯,应当依法严惩。张某2、张某联系从犯,且能够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对张某2从轻处罚,对张某联减轻处罚。
(三)典型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有合法的宗教教义,有一脉相传的宗教典籍,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严格的宗教礼仪。但是宗教与邪教却有本质区别,从“法轮功”到“呼喊派”“灵灵教”“全能神”等邪教组织门类众多,名称各异,但其本质皆是反社会、反人类,欺世盗名、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的恶魔。邪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社会的破坏和影响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案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因犯罪分子手段暴力、残忍、血腥,案发过程视频经网络传播后,案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因被害人拒绝提供电话号码,被告人等就群起而攻之,残暴地将被害人殴打致死,也反映了“全能神”邪教组织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恶本质。本案也再次警示我们,邪教是社会的毒瘤,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威胁,也是对社会发展、稳定大局的极大危害。必须始终保持对邪教的高压态势,予以坚决打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邪教组织犯罪,不仅要依靠公正的审判来严惩凶手、告慰逝者、消除恐慌,更重要的是打好法治之战,用法治精神引领反邪教斗争,用法治手段开展反邪教斗争,用法治理念指导反邪教教育。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既体现严厉打击邪教犯罪的法律威严,又严格把握邪教与正常宗教界限的法治精神,让整个社会认清邪教的本质和危害,让人民群众珍爱生命,远离邪教。
涉公共安全典型案例
一、潘某某危险作业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五六月份至2021年4月,潘某某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自行改装的装有塑料油桶的苏F0D9K5号和苏E79V3Y号金杯面包车以及装有不锈钢油桶的苏FP33G6号东风汽车,采用外置电瓶搭电驱动油泵方式为他人汽车加油作业,共计销售汽油6000余升。2021年4月14日,潘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次日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潘某某于同月22日将储存有汽油的苏E79V3Y号改装金杯面包车停放至路边,经联系后于同月27日15时许从该车中取出装有十余升汽油的塑料油桶为他人驾驶的汽车加油,加完油后再次进行加油作业过程中,违规用电瓶为油泵搭电,导致苏E79V3Y号面包车起火,因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未酿成严重后果。火灾造成潘某某双下肢烧伤,现场附近三辆汽车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受损,临近住户的两台空调外机受损。经消防机关调查认定,此次火灾的起火原因为苏E79V3Y号金杯面包车改造的加油车厢内汽油蒸气遇电火花爆燃引发成灾。经鉴定,潘某某销售的油品符合汽油指标特征,为汽油类产品,硫含量不合格;被毁坏的三辆汽车损失共计价值26 734元。
一审法院判决:潘某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擅自从事危险化学品汽油经营、储存活动导致发生火灾,起火后因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才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潘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以危险作业罪判处潘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未抗诉,潘某某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本案中,潘某某未依法取得从事汽油经营、储存的合法资质和经营许可,在不具备合法资质和相应生产、作业条件的情况下,违法采用改装车辆为他人汽车进行加油作业,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的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潘某某在加油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其用于加油的改装面包车起火,只是因为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才未酿成重大火灾,充分表明其违法生产、作业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符合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的危险作业罪的构成要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以危险作业罪对潘某某判处刑罚。
(三)典型意义
安全生产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才能更为有效的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刑法的打击对象不能仅限于实际引发重大事故的违反安全规定行为,还应将导致事故隐患的严重非法违法生产、作业行为纳入调整范围,才能起到防范于未然的积极效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修改刑法有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列入刑法调整范围。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将三种类型的严重非法违法生产、作业行为规定为犯罪。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个人要严格依法依规从事生产、作业活动,切实消除侥幸心理,否则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二、蒋某某重大责任事故、非法采矿、非法储存爆炸物案
(一)基本案情
蒋某某2008年4月购得金山沟煤矿所有权,相继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后于2015年底动员他人共同投资入股煤矿,蒋某某占金山沟煤矿80%股份,其他股东占20%股份,双方约定共同生产、经营和管理煤矿,蒋某某履行董事长职责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组织煤矿生产和技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和正常经营活动,其他股东给予支持和配合。金山沟煤矿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合法开采范围为大石炭煤层和二连子煤层,开采深度由410米至207米标高,有效期至2016年11月23日。2013年初,蒋某某决定超层越界开采大石炭煤层下部的K13煤层,联系私人钻井队对K13煤层进行钻探,同年8月底探到煤点后,指使矿长邹某某等人负责巷探,2013年底至2014年初从两个方向向K13煤层掘进,后分别于2014年底和2015年底掘见K13煤层。2015年5月22日,当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队到金山沟煤矿进行实地勘查,发现了越界布置巷道问题,形成矿山实地核查报告提交当地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当地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同年6月17日和8月7日分别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金山沟煤矿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密闭越界布置的巷道,蒋某某遂安排工人将越界布置的巷道用砖墙封闭。同年8月11日,当地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矿科、执法大队联合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队、煤矿所在镇安监办到金山沟煤矿开展实地检查,确定两处越界巷道已被密闭。检查人员离开后,蒋某某随即命人拆除密闭砖墙,继续进行越界巷道掘进。2016年初,蒋某某指使矿长邹某某组织人员非法开采K13煤层。至2016年10月31日事故发生为止,金山沟煤矿越界巷道共计2679.36米,井下越界动用煤炭资源储量17 580吨,按该矿最低售价每吨186.93元计算,全矿累计非法开采矿产品价值3 286 229.4元。
蒋某某组织、指使矿长邹某某等人非法开采K13煤层期间,严重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K13煤层南北两翼工作面未形成正规通风系统的情况下,采用局部通风机供风采煤;采掘工作放炮时未执行“一炮三检”和“三人连锁爆破制度”,未使用水泡泥和泡泥封堵炮眼,将未使用完的炸药、雷管违规存放在井下;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巷道式采煤”工艺以掘代采。2016年9月7日,因当地发生一起爆炸刑事案件,为防止民爆物品被封停导致停产,蒋某某指使邹某某在公安机关封库前将部分民爆物品转移至井下。同年9月下旬,因临近国庆节,为防止民爆物品被封停导致停产,蒋某某再次决定将部分民爆物品转移至井下,指使邹某某安排人员分两次将大量炸药和雷管违规转移至煤矿井下和地面浴室更衣室柜子内储存,后于同年10月15日前使用完毕。2016年10月11日至12日,当地煤监局对金山沟煤矿开展检查,发现12条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责令其继续停止井下一切采掘作业,立即改正,经验收合格、完善复工复产手续后方能采矿。金山沟煤矿在未实施任何改正、未完善复工复产手续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违法采掘。同年10月31日11时24分,金山沟煤矿K13煤层一采煤工作面在实施爆破落煤时发生瓦斯爆炸,造成33名井下作业人员死亡。
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金山沟煤矿“10·31”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为,金山沟煤矿在超层越界违法开采区域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巷道式采煤”工艺,不能形成全风压通风系统,使用一台局部通风机违规同时向多个作业地点供风,风量不足,造成瓦斯积聚;违章“裸眼”爆破产生的火焰引爆瓦斯,煤尘参与了爆炸。金山沟煤矿作为事故主体责任单位,存在长期超层越界违法开采K13煤层、违规使用民爆物品、安全管理规定和制度不落实和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等问题。
一审法院判决:蒋某某作为金山沟煤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煤炭资源,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作为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管理职责的企业负责人、投资人,在组织、指挥、管理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事故,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情节特别恶劣;违反规定非法储存民爆物品,行为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且系非法储存爆炸物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依法并罚。对蒋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蒋某某未上诉,同案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蒋某某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开采煤炭资源,开采的矿产品价值已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33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负事故主要责任,符合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恶劣认定标准;将炸药、雷管等民爆物品非法存放在煤矿井下和地面浴室更衣室柜内,符合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构成要件。故人民法院依法对蒋某某所犯非法采矿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均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与其所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煤矿井下开采生产作业活动危险性高,必须坚持最严格的安全标准。煤矿安全是我国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部分煤矿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事故隐患排查不清,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不到位,煤矿井下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司法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煤矿井下非法违法生产、作业行为,特别是对于在非法盗采煤炭资源过程中发生的违法冒险采掘、非法制造、买卖、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充分体现从严惩处总体原则,该判处重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三、谢某某、邵某妨害公务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2月7日14时30分许,谢某某与妻子邵某欲从居住小区后面绿道的封锁处绕行回家,被正在该处执行政府防疫工作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某某劝阻,谢某某、邵某遂辱骂、推搡吴某某,并将吴某某推倒在地实施殴打。其间,谢某某用拳头多次击打吴某某头面部,并捡起水泥块多次击打吴某某头部,邵某用拳头击打吴某某大腿、腰部等处,致吴某某4处轻微伤。后谢某某、邵某在该小区后面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案件处理过程中自愿预交赔偿款2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谢某某、邵某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殴打依法执行政府防疫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致其4处轻微伤,行为均构成妨害公务罪。二人有坦白情节,且自愿接受处罚,依法从轻处罚。根据邵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二人系夫妻关系并育有两名幼子等家庭实际情况,对邵某依法适用缓刑。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判处邵某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未抗诉,谢某某、邵某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本案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吴某某作为案发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案发时正在执行政府疫情防疫工作,属于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谢某某、邵某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欲从小道绕行回家,遭到吴某某劝阻后即对其实施殴打,致吴某某轻微伤,严重妨害了疫情防控工作秩序,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以妨害公务罪对谢某某、邵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
(三)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关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遵守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对于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不仅要给予道德的谴责,还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为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20年2月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对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惩治工作,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综合考虑案件各方面因素,依法合理确定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6起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6起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 第十七批 2022年4月29日)
今年3月以来,受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传播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现了疫情多点散发的复杂形势,有的地区疫情持续处在高位状态,对我国疫情防控带来严峻挑战。从近期情况看,个别单位和人员违反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必须依法追究责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得来的防疫成果。全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负起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与使命,坚持依法防控、依法治理、依法战疫,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为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指导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编发了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违法犯罪的6起典型案例。6起案例中,有的接到核酸检测初筛阳性通知后,仍乘坐动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跨省回家,导致其妻子、网约车司机感染新冠肺炎;有的在行程码被标星的情况下,为逃避检查,借用他人行程码、租用目的地牌照车辆避开高速公路,自驾跨省从事有关活动,且不履行登记报备等相关义务,不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多次到人员密集的场所停留、活动,导致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千余人被集中隔离、多个区域被封控、多处场所被管控;有的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或经多次提醒后仍不配合、违规外出、不采取防控措施、拒绝核酸检测,或隐瞒行程、冒用他人行程卡入住酒店,带来疫情传播重大风险;有的是国际集装箱码头装卸工人,违反“闭环管理”规定,多次私自外出,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危险,给当地工作学习、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有的编造虚假的涉疫信息并在微信群发布,导致该消息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全域群众恐慌,抢购生活物资等等。上述行为,都是有关人员不遵守国家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妨害疫情管理秩序,造成疫情传播或导致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害人害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涉疫情防控执法司法活动中,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根据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危害大小、主观认知、影响后果等具体情况,依法准确追究责任,严禁“一刀切”执法司法。对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情节轻微、尚未构成犯罪,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轨道,案件办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疫情防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群众,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自觉履行防疫责任和义务,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案例一:
初筛阳性仍乘坐动车导致疫情传播的曾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2年3月13日,上海疫情暴发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上海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通告,通知市民非必要不离沪,确需离沪的人员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3月15日,曾某某从宁波前往上海,帮助在菜市场的同乡贩卖蚕豆。3月25日,曾某某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自行去药店购买感冒药服用。3月27日,曾某某前往医院进行单采核酸检测。3月28日上午8时许,曾某某接到其核酸检测出现异常的电话通知,要求其参加复检。
曾某某接到该通知后,立即将原订购的3月28日D3135次动车票(10:39途经上海虹桥)改签为同日D3205次动车票(9:35上海虹桥发车),并于当日乘坐该动车返回福建省莆田市。当日下午到达莆田后,曾某某乘坐赵某某驾驶的网约车回到家中。
3月29日,莆田市涵江区疾病控制中心上门对外省市返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曾某某初筛阳性,后经复核为确诊病例。经莆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排查,曾某某与同车厢外省市人员及在莆的妻子、网约车司机赵某某等200余人密切接触,其妻子、网约车司机赵某某现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3月29日,涵江区疾病控制中心确诊曾某某为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曾某某立案侦查,3月30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并就案件收集完善证据等主动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案例二:
规避疫情防控检查拒不报告行程导致多名学生感染的王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2年1月20日,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有关措施的通知》,要求“14天内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入晋返晋人员一律实施‘14+5’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他省外低风险入晋返晋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第一时间向属地社区(村)和单位报告”。2月7日,山西省疫情防控办发布提示,省外入返晋人员须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能提供的,要求第一时间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并做好健康监测。2月16日,太原市疫情防控办发布紧急提示,要求2月1日以来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满洲里市旅居史的人员,或与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的返(抵)晋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酒店报告。
王某某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销售员,负责教辅书籍的推广销售工作。2022年2月12日,王某某与其母亲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酒店参加生日宴会。2月19日,王某某在明知呼和浩特市人员非必要不离呼、自己的行程码已被标星的情况下,多次联系他人要求借用对方的行程码,并特意租用“晋A”牌照车辆,由呼和浩特市自驾前往山西省太原市推销教辅材料。
进入太原市后,王某某相继收到山西省疫情防控办公室电话、短信通知,要求其进行信息登记。但王某某仍不履行登记报备等相关义务,不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多次到人员密集的场所停留、活动,并于2月20日16时左右到太原市阳曲县某某中学推销教辅材料,16时20分左右离开;18时左右到太原市某某中学推销教辅材料,18时10分左右离开。
2月21日零时许,王某某的母亲通过微信告知其12日在呼和浩特市参加宴会的人员中已经出现确诊病例,包括其母亲在内的参加宴会人员已被集中隔离,并多次催促王某某进行核酸检测。王某某明知自己属于密切接触者,仍未向太原市疫情防控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有效的自我隔离措施。当日下午,在其身体已出现咳嗽、乏力等疑似新冠肺炎感染症状的情况下,王某某为了躲避查验,避开高速公路,通过108国道自驾到达山西省忻州市,并多次到人员密集场所停留、活动。
2022年2月22日上午,王某某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被确诊为感染新冠肺炎。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在向其核实情况时,王某某没有如实报告行程,故意隐瞒了曾到太原市阳曲县某某中学和太原市某某中学推销书籍的行程和活动轨迹,延误了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导致太原市5名学生感染新冠肺炎。王某某被确诊后,太原市、忻州市四千余人被集中隔离、多个区域被封控、多处场所被管控,给两地居民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
2022年2月24日,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王某某立案侦查,并主动听取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检察院对收集完善相关证据提出的意见建议,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中。
案例三:
国际集装箱码头装卸工人违反“闭环管理”
规定私自外出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危险的冯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强化对港口高风险岗位人员管控措施,2021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明确规定要严格落实入境服务保障人员闭环管理。
烟台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系经营港口集装箱货物装卸业务的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烟台市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承揽合同。2022年2月7日起,冯某某被烟台市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烟台某国际集装箱码头负责“A轮”外轮集装箱装卸工作。上岗前冯某某参加了烟台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组织的防疫培训,清楚了解其从事的“外轮作业专班”属高风险岗位,实行闭环管理,每两天一次核酸检测,无生产作业时不得离开外轮作业专班区,候工、休息、饮食、日常等所有活动必须在专班区内进行,计划解除封闭管理人员,需在专班区单独房间内进行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身体不适要立即汇报,严禁私自外出就诊。“A轮”往返于韩国与烟台之间,货轮每周日到达烟台港卸货,周一在烟台港装货,当晚去往韩国,由韩国当地人员到船舱进行集装箱装卸,周三返回卸货,如此往复。该轮到达烟台后,冯某某在从事装卸作业期间,曾在船舱内脱掉防护服就餐。
2022年3月8日19时,冯某某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未经允许从码头骑电车外出到其儿子经营的快递点,并和妻子、儿子、孙子、孙女见面,随后骑车到药店购买肠胃药,之后返回家中给电车充电,1至2小时后返回码头。3月10日早上,冯某某嗓子出现不舒服症状,当日19时左右其再次未经允许骑电车外出,到其儿子经营的快递点,帮助收拾纸箱、纸袋,期间未佩戴口罩。随后骑车到药店购买咳嗽药,之后返回家中给电车充电1至2小时后返回码头。
2022年3月10日早上,冯某某在公司进行核酸检测,3月11日核酸检测反馈结果初筛阳性;3月12日3时50分,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反馈复核结果为阳性;14时23分,确认其感染毒株类型为奥密克戎。通过登临“A轮”货轮对所有船员及外环境采样、检测,发现1管轮船环境标本(水杯2份、摇把子4份、背包4份)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冯某某的行为妨害了疫情防控秩序,导致其居住场所、活动轨迹涉及的重点场所共计4处点位被封控管理并进行终末消毒,其密接、次密接及其他重点人员200人被隔离管控。因其密接涉及小学和幼儿园,对121名师生同住人参照次密接管理,实行7天集中隔离和7天居家健康监测,给工作学习、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2022年3月12日,烟台市港航公安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冯某某立案侦查,3月18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4月11日,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案例四:
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引发群众抢购的李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2022年3月7日,吉林省梅河口市通过“梅河口发布”公众平台,发布了梅河口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公告,确认1例初筛阳性感染者;3月9日0点27分,发布梅河口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次公告,确认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梅河口市迅速实施相关管控政策。
李某某系吉林省梅河口市某传媒公司员工。2022年3月9日19时许,李某某收到其在吉林省桦甸市的母亲用微信发来的桦甸市政府疫情防控通知,主要内容是桦甸市域内要求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从3月10日下午4点起施行区域封闭,非必要不准离家,居民可利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采购必需物资,居家等候市政府各项指令。当日20时许,李某某作为网络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涉疫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的敏感度和影响力,而故意将通知中的“桦甸市”改为“通化市梅河口域内”,并将该虚假信息发布到公司微信业绩群内,该微信群人员又将此消息转发给自己亲人、其它微信群中,导致该虚假信息在梅河口市迅速传播扩散,造成全域群众恐慌心理,纷纷到超市抢购米、面、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梅河口市一天内出现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的紧张局面,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对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3月10日,梅河口市对虚假疫情防控信息公开辟谣,各社区和街道工作人员从线上到线下进行了大量的辟谣安抚工作。
3月10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李某某立案侦查,同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4月6日,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讯问,李某某认罪认罚并自愿出具“悔过书”。4月7日,检察机关开展认罪认罚控辩协商及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充分听取被告人、值班律师意见。后经综合考虑李某某的犯罪情节,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了“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的量刑建议,建议适用速裁程序。4月8日,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李某某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其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
案例五:
上海浦东新区田某某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
2022年3月27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通告》,明确3月28日5时至4月1日5时,浦东新区全区实施封控,要求广大市民群众按照所在街道社区或单位通知,分时段有序参加核酸筛查,对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妨碍疫情防控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3月29日,上海浦东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浦东新区关于严格落实封控管理期间人员足不出户措施告知书》,再次通告封控期间,浦东新区所有居民足不出户,人员车辆只进不出。
3月31日9时许,田某某(浦东新区某小区居民)私自外出采购食物,行至临沂路时被执勤民警及防疫工作人员发现,因其未佩戴口罩,经防疫工作人员再三提醒,田某某拒不配合,并欲加速离开。执勤民警当场将田某某截停,责令其佩戴口罩、出示核酸检测证明,田某某仍拒不配合。随后民警将田某某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经批评教育后,闭环将其送返住处,并再次告知应当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不得擅自外出。
3月31日20时许,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后续分区防控有关工作通告》,明确自4月1日5时起,浦东新区全区实施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落实7天社区健康管理(从3月28日封控时起算),并进行核酸检测。根据通告要求,田某某居住的小区调整为管控区,居民不得出小区、需参加核酸检测。
4月1日上午,民警将田某某的情况通报其所在社区居委会,要求加强关注。居委会干部反映,田某某在疫情管控期间无故拒不配合核酸检测,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私自外出。经查,3月28日9时许,防疫工作人员上门对田某某进行核酸采样,田某某拒不配合,直至4月1日仍未进行核酸检测。4月1日9时许,田某某再次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擅自离开居住小区。4月1日16时30分许,民警上门要求田某某立即配合进行核酸检测,田某某仍拒不开门。
4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以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对田某某作出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的处罚决定。
案例六:
江苏无锡市李某某等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
2022年3月14日,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无锡市疫情防控第78号通告》,明确除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的低风险地区及其他有本土病例报告设区市的人员以外(采取其他管理措施),其他市外来(返)锡人员,严格实行“3+11”健康管理措施,前3天落实居家健康监测(每天1次核酸检测),后11天健康监测(第7、14天各1次核酸检测)。3月25日,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无锡市疫情防控第92号通告》,要求全市范围内的公共交通部位、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居民小区(村)等各类场所部位出入口全面推广应用“门铃码”,场所部位经营管理者应当安排专人引导督促进入人员扫码,通过扫码页面查验苏康码、行程卡无误后方可入内;广大市民群众应当积极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通行验证。拒不执行“门铃码”申领张贴及通行验证要求,导致疫情传播风险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4月7日17时26分,李某某从浙江杭州乘坐高铁抵达无锡火车站,后由朋友驾车将其送往江阴市通江南路某酒店。当日21时50分,李某某在办理酒店入住手续时,为躲避通行验证,提前使用他人手机号码在微信注册生成行程卡,扫描“门铃码”后跳转至该行程卡页面出示,酒店工作人员未仔细查验,即为其办理登记入住。4月8日,无锡市公安机关对外来人员排查发现,李某某14日内曾途经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等地,即通知酒店及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对其采取管理措施(因李某某本地无居所,在酒店房间内进行居家健康监测)。
4月11日居家健康监测结束后,民警依法将李某某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李某某对隐瞒行程、冒用他人行程卡入住酒店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时查明,酒店负责人陈某某未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江阴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以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对李某某、陈某某分别作出处警告的处罚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的通知
(法发〔202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已于2021年12月3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26日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
为支持和推进在线诉讼、在线调解等司法活动,完善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机制,方便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在线参与诉讼、调解等活动,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智慧法院建设实际,制定本规则。一、总则
第一条 人民法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完善智慧法院信息系统,规范应用方式,强化运行管理,以在线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高效支持审判执行活动。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遵循以下原则:
(一)高效便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一网通办、一站通办、一号通办等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减轻当事人诉累。
(二)注重实效。坚持司法规律、体制改革与技术变革相融合,完善信息系统,规范应用方式,强化运行管理,全方位支持人民法院开展在线审判执行活动,保障司法工作,提高司法效率。
(三)统筹共享。加强顶层统筹规划,优先建设和使用全国法院统一信息系统,持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兼容共享。
(四)创新驱动。贯彻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大先进技术研究应用力度,推动业务流程、诉讼规则、审判模式与时俱进。
(五)安全可靠。依法采集、存储、处理和使用数据,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障人民法院在线运行信息安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用以支持在线司法活动的信息系统建设、应用、运行和管理,适用本规则。
二、系统建设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设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司法公开、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运维保障等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保障人民法院在线运行。
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以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为核心,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支持业务协同办理。
第五条 智慧服务系统在互联网运行,与法院专网安全联通,为人民群众提供诉讼、调解、咨询和普法等在线服务,支撑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
智慧服务系统包括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电子送达平台、在线保全系统、在线鉴定系统等。
智慧服务系统应当具备诉讼指引、在线调解及名册管理、在线立案、在线交费、在线证据交换、在线委托鉴定、在线保全、在线庭审、在线执行、在线阅卷、在线查档、在线送达、在线公告、跨域诉讼服务等功能。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与智慧服务系统其他平台对接,作为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向人民群众提供在线服务的统一入口。
第六条 智慧审判系统在法院专网或电子政务网运行,为审判人员提供阅卷、查档、听证、庭审、合议、裁判辅助等在线服务,支撑构建现代化审判体系。
智慧审判系统包括审判流程管理系统、电子卷宗流转应用系统、智能裁判辅助系统、量刑规范化系统、庭审语音识别系统等。
智慧审判系统应当具备案件信息管理、审限管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类案智推、文书辅助生成、量刑辅助等功能。
第七条 智慧执行系统在法院专网或电子政务网运行,为执行人员提供执行协同、执行信息管理、查人找物、财产处置、失信惩戒等在线服务,支撑构建现代化执行工作体系。
智慧执行系统包括执行指挥平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执行查控系统、失信惩戒系统、司法拍卖系统、一案一帐户案款管理系统、移动执行系统等。
智慧执行系统应当具备执行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执行线索分析、执行财产网络查控、司法拍卖信息发布、网络询价、失信被执行人管理等功能。
第八条 智慧管理系统在法院专网或电子政务网运行,为法院干警提供行政办公、人事管理、审务督察和档案管理等在线服务,支撑构建现代化司法管理体系。
智慧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办公平台、人事管理系统、审务督察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等。
智慧管理系统应当具备公文在线办理、人事信息管理、审务督察、电子档案管理等功能。
第九条 司法公开平台在互联网运行,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提供依法公开的审判流程信息、庭审活动信息、裁判文书信息、执行工作信息等在线公开服务,支撑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司法公开平台主要包括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等。
司法公开平台应当具备信息公开、信息检索、可视化展现等功能。
第十条 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运行在法院专网或电子政务网,为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和司法公开等智慧法院信息系统提供数据和智能服务。
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包括司法数据库、数据管理平台、数据交换平台、数据服务平台、人工智能引擎、司法知识库、知识服务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等。
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应当具备数据汇聚治理、共享交换、关联融合、可视化展现、知识生成、智能计算、辅助决策、证据核验、可信操作、智能合约等功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为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支撑。
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网络、计算存储、通用终端设备以及信息管理中心、执行指挥中心、诉讼服务大厅、科技法庭等重要场所专用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应当为各类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运维保障提供计算运行、数据存储、通信传输、显示控制等服务。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设安全保障系统,为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提供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系统包括身份认证平台、边界防护系统、安全隔离交换系统、权限管理系统、安全管控系统和安全运维系统等。
安全保障系统应当为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提供主机安全、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分类分级、密码加密、防火墙、安全审计和安全管理等安全服务。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设运维保障系统,为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提供运行维护保障。
运维保障系统包括质效型运维服务、可视化管理平台、运行质效报告和应急管理平台等。
运维保障系统应当为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安全保障系统提供运行、维护和运行质效分析等运维保障服务。
三、应用方式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应用智慧服务系统进行在线调解、在线诉讼,应当先行注册并完成身份认证,取得登录智慧服务系统的专用账号。
同一用户注册智慧服务系统应当以个人身份认证和实名注册为主,尽量使用相同的注册和身份认证信息。
智慧服务系统应当对接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系统支持核对用户身份认证信息,并支持用户信息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应用。
第十五条 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在智慧服务系统相应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在线登录并通过身份认证,关联相关案件参与在线调解、在线诉讼。
第十六条 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可以应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开展在线调解,进行在线申请、接受、拒绝或者终止调解,获得在线调解引导等服务。
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支持人民法院、当事人、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通过电脑和移动终端设备进行在线调解,支持在线开展调解前协商和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选定、音视频调解、制作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等,支持在线诉非对接、诉调对接程序,保存调解过程中的所有音视频和文字材料。
人民法院、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在线管理相关组织和人员信息。
第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诉讼服务网等平台在线提交立案申请。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系统对接智慧服务系统在线处理立案申请,反馈立案结果。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讼服务网等平台在线查看案件相关诉讼费用信息并通过网上支付通道在线交费。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智慧执行系统对接智慧服务系统在线发起交费通知、查看交费状态。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讼服务网等平台在线填写或提交各类案件相关电子材料,应符合平台告知的相应文件的格式、体例、规范性和清晰度等要求。
第二十条 智慧服务系统中在线提交、符合要求的电子文件自动纳入案件电子卷宗,并传送智慧审判系统、智慧执行系统、智慧管理系统流转应用。
对于线下提交的案件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过扫描、翻拍、转录等方式随案同步生成符合要求的电子文件,形成案件电子卷宗。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智慧执行系统支持电子卷宗随案流转应用,包括阅卷、合议、庭审、审委会讨论、跨院调卷等。
人民法院利用电子卷宗实现文件数据化、回填案件信息、文书辅助生成、卷宗自动归档等智能化应用。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服务系统相应平台和司法区块链核验当事人通过区块链平台提交的相关电子文件和数据等证据材料。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平台、诉讼服务网等平台获知相应的平台门户、通信带宽和显示分辨率等技术条件要求,开展在线证据交换、在线举证质证。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司法区块链等平台,支持对经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线举证质证后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定和重现。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智慧服务系统提交在线阅卷、在线查档申请。
人民法院按照相关规定从智慧审判、智慧执行和智慧管理系统中调取相应卷宗或档案流转至智慧服务系统,支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线阅卷、在线查档。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电子诉讼平台、诉讼服务网等平台,按照相关技术条件要求,通过科技法庭、电脑和移动终端设备开展在线视频庭审,开展在线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语音转写、笔录签名等庭审活动,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保存庭审过程中的音视频和文字材料。
第二十六条 受送达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人民法院送达平台、诉讼服务网和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等平台在线查阅、接收、下载和签收相关送达材料。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智慧执行系统,对接人民法院送达平台,记录各方参与主体的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诉讼平台专用账号等电子地址,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在线送达、接受送达回执,实现在线送达所有环节信息全程留痕,记录并保存送达凭证。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在线保全等平台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保全、提交或补充申请信息和材料,交纳保全费,也可以在线提起解除保全、续行保全、保全复议等。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在线保全等平台在线向第三方担保机构申请担保,申请通过后在线交纳担保费,也可以在线取消、变更担保等。
第三方担保机构在当事人交纳担保费用后,可以在线出具电子担保书,支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线查看、下载电子担保书。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和智慧执行系统对接智慧服务系统在线进行保全审核和后续业务办理。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系统、智慧执行系统对接智慧服务系统,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在线发起委托鉴定、选择鉴定机构、移送鉴定材料。
鉴定机构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在线鉴定等平台在线受理委托任务、审阅鉴定相关检材、出具鉴定意见书或报告书;鉴定申请人可以在线查阅鉴定意见书或报告书,在线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出庭;人民法院可以在线对异议或出庭申请进行审核及答复。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12368诉讼服务热线、诉讼服务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平台联系人民法院,进行案件调解、审判、执行、阅卷、查档、信访、送达以及预约事项办理信息的在线咨询查询。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审判系统实现案件电子卷宗的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支持电子卷宗智能编目、信息自动回填、在线阅批、一键归档、上诉审移送与查阅,支持案件收案、分案、庭审、合议、裁判、结案、归档全流程网上办理;对接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提供案件数据服务、案情智能分析、类案精准推送、文书辅助生成等智能辅助应用;依法按需实现法院内部、不同法院之间、法院与协同部门之间的卷宗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通过智慧执行系统实现执行案件全程在线办理、执行活动全程留痕、全方位多层次监控,支持在线采取财产查控、询价评估、拍卖变卖、案款发放、信用惩戒等执行措施。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通过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按照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在线完成电子档案的收集、保存和提供利用。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按照依法、自愿、合理的原则,可将诉讼、调解等环节由线上转为线下,或由线下转为线上进行;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方式支持部分参与者采用线上、其他参与者采用线下的方式参与诉讼、调解等活动。
诉讼、调解活动采用线下办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相关案件材料制作形成电子卷宗,并上传至智慧法院相关信息系统纳入管理。
四、运行管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确定智慧法院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责任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安全保障系统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通过安全隔离交换平台支持跨网系信息互通的同时防范网间恶意入侵、非法登录和数据窃取等行为,监测、记录并留存相关信息系统运行状态和网络安全事件,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安全,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机制,加强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开展与等级保护标准相符合的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建设和测评以及密码应用安全评估。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确保智慧法院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制定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安全应急处理和数据安全审查等制度。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安全保障系统建立相关信息系统数据权限管理和数据安全风险信息获取、分析、研判和预警机制,遵循“安全、必要、最小范围”原则实现数据共享和安全管控,保证在线诉讼、在线调解等司法活动中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等数据依法予以保密,不被随意泄露或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指导、监督智慧法院信息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接受、处理在线诉讼、在线调解活动中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投诉和举报,定期组织对各类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评并公布结果,调查、处理在线诉讼、调解等司法活动中的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公开工作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公开范围,依法公开相关信息,运用信息化手段支持个人敏感信息屏蔽、司法公开质量管控。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运维保障系统,按照一线运维、二线运维和运行质效分析等方式支持智慧法院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保障,一线运维主要负责用户管理、权限分配、系统故障修复和应急响应处理等,二线运维主要负责信息系统运行状态和质效的监控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及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组织进行智慧法院信息系统的运行质效分析,提出改进建议。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信息系统规划、立项、采购、建设、测试、验收、应用和评价等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实现对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主机、软件、存储资源、通信网络、机房和专用设施场所等系统和设施的全面管理,支撑人民法院在线稳定运行。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相关数据生产、汇聚、存储、治理、加工、传输、使用、提供、公开等过程管理机制,明确数据管理责任,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应用能力。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制定应急计划,及时有效处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停电、断线、技术故障、遭受网络攻击、数据安全漏洞等突发事件。无法立即修复故障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故障性质暂停提供相关服务,及时向用户告知故障信息,直至系统恢复正常,并记录保存故障信息。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与企业院校开展合作,推进智慧法院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维护,支持、组织、监督合作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严格实施合作单位人员的出入、驻场、工作、培训、安全、保密、廉政和离职管理,确保合作单位不得利用工作便利擅自更改、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相关工作信息。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优先推广应用全国法院统建信息系统,推进各地法院自研系统接入相应全国统建系统。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加强与外部相关信息系统的按需对接和在线业务协同。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众宣传智慧法院建设的重大意义,推广普及智慧法院相关信息系统应用,针对各类用户做好培训、咨询以及必要的应用演练,建立用户满意度评价、跟踪、反馈、改进机制,不断提升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效能。
五、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2018年10月25日)
一、裁判结果监督案例
1.某工贸公司与某实业公司欠付货款纠纷抗诉案。某工贸公司因某科技公司欠付货款提起诉讼,法院于2006年9月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某科技公司给付货款9万余元。2007年10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某科技公司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某实业公司作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之一,未对某科技公司进行清算。某科技公司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2008年7月,某工贸公司以某科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某实业公司作为股东未依法组织清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请求判令某实业公司赔偿货款、诉讼费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某实业公司作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应当在某科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虽然某实业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但某工贸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某实业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了公司财产的贬值、流失、损毁或者灭失,故判决驳回某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经中级法院二审、高级法院再审,均以同样理由未予支持某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工贸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经审查后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主要为:第一,某实业公司存在怠于履行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的行为。作为占公司出资额60%的股东,在某科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第二,某实业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已无法进行清算,某科技公司的所有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均下落不明。第三,由于某科技公司下落不明,致使某工贸公司对某科技公司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综上,债权人某工贸公司依法要求某实业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进行再审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决某实业公司对某科技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该案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进一步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偿责任的性质及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对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股东清偿责任的法律条文具有指导意义。
2.毛某娟、毛某辉股权确认纠纷抗诉案。2005年8月,黄某、毛某娟、毛某辉分别出资127.4万元、50万元、29万元共206.4万元,拟进行项目开发。黄某先以该资金与他人共同竞拍某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又以自己名义承包该地。此后,三人决定设立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房地产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公司章程、验资证明、公司登记均确认三人共同出资800万元,其中黄某出资600万元,占75%;毛某娟、毛某辉各自出资100万元,各占12.5%。此后,房地产公司从国土资源局受让该地。后黄某认为毛某娟、毛某辉不是房地产公司真正股东,不应享有股东权利。2012年6月,毛某娟、毛某辉起诉黄某和房地产公司,请求确认二人分别持有房地产公司及其名下原某小区开发项目的股权份额。法院于2013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虽然毛某娟、毛某辉已从公司领取了资金及房产,并不表示其已丧失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份额,确认毛某娟、毛某辉各自拥有房地产公司12.5%的股权。黄某、房地产公司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某申请再审,请求判令其享有房地产公司100%的股权。法院于2015年1月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毛某娟、毛某辉没有以现金出资,应按其在竞买土地使用权时的出资作为实际出资,毛某娟、毛某辉分别出资50万元和29万元,分别占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的6.25%和3.625%,确认二人持股份额分别为6.25%、3.625%。二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再审判决混淆了购买土地出资与设立公司出资两个不同的概念,按股东各自实际出资额确认公司股权适用法律错误,遂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于2018年6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以实际出资比例确定股权份额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二、虚假诉讼监督案例
1.郭某等人通过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案。2018年4月,黑龙江某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该县法院上百起以住房公积金为执行标的的调解案件,均具有约定管辖、当天立案当天结案、证据只有借款凭证无转账证明等特点。经调查,郭某为了达到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从中牟利的目的,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能够提取公积金的广告,多人看到广告后与其联系提取公积金。郭某以自己及其女儿、女婿等人的名义,用虚构的债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再用调解书执行对方当事人住房公积金。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郭某先后为128人套取公积金620万余元,本人获利40万余元。县检察院审查认为,郭某为达到违法套取公积金的目的,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借款事实,致使法院作出错误的民事调解书,其行为不仅妨碍司法秩序,还严重破坏了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决定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撤销郭某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128份民事调解书。县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现已审结42件,均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其余案件正在审理中。
2.王某福等人“以房抵债”系列虚假诉讼案。2014年初,某地法院将系列“以房抵债”涉嫌虚假诉讼材料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查明:2012年初,某商业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王某军因与某市法院法官王某福、王某江、周某峰很熟,遂从房屋中介公司收集大量购买二套商品房委托办理过户的信息,与法律工作者周某串通,共同伪造了借款协议、委托代理书、调解协议以及证明该市法院有管辖权的证明资料等全套材料,于2012年9月至2013年11月,分别以原、被告诉讼代理人身份,向该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王某军明确告知三名法官上述诉讼材料均系伪造及申请司法确认的目的。王某福、王某江在未办理受理立案登记、未经审理的情况下,直接套用其他案件的案号或虚设案号制作民事调解书60份;周某峰在办理受理登记后制作18份调解书,私自加盖院印后,交给王某军到外省市某区帮助78户二套房购买人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2013年6月,该区住建委要求提供法院民事判决书且由法院执行才能办理过户。应王某军的要求,王某福、王某江套用其他案件案号或虚设案号,伪造13份民事判决书、13份执行裁定书,私自加盖院印,与司法警察施某民一起到外省市办理了13套房屋产权过户。王某福、王某江、施某民接受王某军吃请、提供的免费旅游等服务,王某福收受王某军贿赂7万元。取得办证的买房人分别给王某军各5万元感谢费。检察机关分别以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对王某福等5人立案侦查,5人均受到刑事处罚。2014年5月,某市检察院向该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78份虚假调解书;针对13件虚假判决书的执行发送检察建议,建议撤销执行裁定。检察机关对13份虚假民事判决提出了抗诉。
3.刘某等9人与某贸易公司财产租赁合同纠纷虚假诉讼监督案。某贸易公司因拖欠商业贷款,法院判决清偿欠款本息共计3000余万元,其所属的码头用地土地使用权将被执行拍卖。刘某等9人分别起诉贸易公司,请求判令解除运输车辆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滞纳金等。法院作出9份民事判决书,判令解除刘某等9人与贸易公司签订的运输车辆租赁合同,贸易公司支付租金、逾期滞纳金共计9346万余元。贸易公司持上述判决书至执行法院申请参与拍卖款分配。检察机关经过调查核实,查明:贸易公司负责人钟某在案外人黄某介绍下,串通律师李某、伙同公司职员刘某,伪造了运输车辆租赁合同、催收通知书等证据,虚构合同关系,9名原告均为钟某的亲属、公司员工或关联公司。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均系伪造,符合以虚构事实取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参与执行分配的情形,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后,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对刘某和贸易公司分别罚款3万元和80万元。钟某、黄某、李某、刘某分别因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虚假仲裁监督案例
王某兴等13人与某茶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虚假仲裁案。某茶业公司因欠债权人巨额债务,其厂房和土地被法院拍卖,拍卖款被冻结并拟向债权人进行分配。王某兴获悉后,为向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贵索回其个人借款33.9万余元,与公司现法定代表人王某福(系王某贵之子)商议,共同编造该公司拖欠王某兴及其亲戚等13人劳动工资共计41.4万余元的书面材料,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员曾某明知该13人不是公司员工并且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形,仍作出仲裁调解书,确认茶业公司应当支付给王某兴等13人拖欠的工资款。随后,王某兴以该仲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冻结茶业公司的财产,并拟将上述工资债权作为优先债权予以分配。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分别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仲裁调解书、终结该案执行。同时,将王某兴、王某福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采纳检察建议撤销了仲裁调解书,法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对本案终结执行。王某兴、王某福分别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执行监督案例
1.某市法院违法查封、变卖案外人房产案。1993年6月,王某向某市农村合作基金会(下称基金会)借款16万元。王某冒用罗某、罗某光的名义将两人房产为该借款进行担保。后王某未按期归还借款,基金会诉至法院。法院在罗某、罗某光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主持基金会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由王某等偿还基金会贷款。法院在执行中直接认定罗某、罗某光的房产为抵押财产,并将其查封变卖。罗某、罗某光在法院执行中始知房产被处置,遂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认为法院未经法定程序将案外人罗某、罗某光的房产认定为抵押财产,并予以查封变卖,违反法律规定。该案先后由基层检察院、地市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监督意见,但两级法院均未纠正。2015年8月,省检察院再次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2017年3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意见,并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向罗某等人支付赔偿金80万元。该案属于执行违法,严重侵犯案外人合法权益。历经三级检察机关接力监督,最终得以纠正。本案的成功办理,充分表明跟进监督制度对保障监督效力、彰显检察建议刚性具有重要作用。
2.唐某、郭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唐某、郭某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某皮具公司。五金配件经营者雷某与皮具公司之间存在长期供货关系。2013年双方结算确认皮具公司尚欠货款200余万元,因皮具公司一直未予支付,雷某遂向法院起诉皮具公司与唐某、郭某,要求偿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本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法院判决皮具公司、唐某、郭某对未支付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皮具公司、唐某、郭某未履行判决确定义务,雷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法院未能成功获取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线索,但发现唐某、郭某自本案起诉起至执行阶段可能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遂将二人涉嫌犯罪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侦查。雷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查明:唐某、郭某居住在三层豪华别墅内,该别墅未登记在其名下;唐某向案外人购买面积136平方米房屋一套,未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物业公司证明物管费由其缴纳;唐某、郭某名下4辆价值超200万元的车辆均被转移至其亲属名下;皮具公司、唐某、郭某的银行账户均有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大额交易,且有300万元转账他人;唐某、郭某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将皮具公司和库存皮具转让他人,公司及库存价值超过150万元;唐某、郭某以他人名义对外经营皮具皮革生意。据此,检察机关认为唐某、郭某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行为,遂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唐某、郭某已被批准逮捕,现该案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3.某医用器具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2010年7月,潘某云、潘某翔向法院起诉称,某医用器具公司非法生产其专利产品并销售的行为构成侵权,请求判令停止使用诉争发明专利,并赔偿200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2012年11月,二审法院主持双方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共五项内容,其中第四、第五项系调解协议的主要条款,分别涉及两个800万元的违约赔偿。调解协议生效后,潘某云、潘某翔以医用器具公司违反调解协议约定为由,向法院分别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约定的第四、第五项违约赔偿。医用器具公司对此亦分别提出执行异议。后经上级法院复议后均裁定执行。2016年1月,两个执行标的为800万元的案件均进入执行。案件在执行期间,医用器具公司厂房及机械设备被查封,企业被迫全线停产,员工失业,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公司背负较重的经济负担。2016年8月,医用器具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执行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本案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医用器具公司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属以执代审,违反了审判、执行相分离的原则。为有效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遂向法院发出撤销原执行复议裁定的检察建议。2018年4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作出撤销原执行复议裁定,驳回潘某云、潘某翔的强制执行申请。该案的成功办理,使一个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重新走上正常经营的轨道。
4.A市某置业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B市法院于2013年11月诉讼保全冻结某投资公司的土地征收款6.9亿元。该案调解书生效后,王某向B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B市法院于2014年7月扣划土地征收款3.58亿元至该院账户。案外人A市某置业公司认为,投资公司已将上述土地征收款质押给置业公司在先,并于2013年6月进行了动产权属(质押)登记,且A市法院根据该公司申请,于2013年11月查封了上述土地征收款,先于B市法院。因A、B两市法院就上述土地征收款发生执行争议,上级法院向B市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在执行协调期间,请暂延分配划付执行款给执行债权人”。但B市法院仍根据王某的申请,将其划扣款中的1.5亿元划付至王某银行账户。置业公司认为B市法院的执行活动存在重大违法情形,于2015年1月向检察机关申请执行监督。因该案涉及多个地市级法院的多宗案件,检察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于2016年7月向该上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认为置业公司质押登记和A市法院查封在先,B市法院保全和执行在后,因此B市法院划扣投资公司土地征收款3.58亿元的行为违法。同时,B市法院划付1.5亿元执行款,也违反了上级法院的通知要求。建议上级法院督促B市法院依法纠正错误,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该上级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向B市法院发出监督函,指出该院的执行错误,要求吸取教训。该案当事人最终达成执行和解。
五、审判、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例
1.某区法院审判人员丁某违法案。某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时,就主审法官丁某违反回避规定事宜,向区法院发出审判违法监督检察建议,但区法院以书记员笔误为由作出回复。市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跟进监督。经调查核实,发现本案与丁某的父亲丁某作(区法院原副院长)之前办理的一起支付令案件有关,本案系丁某作为实现上述案件当事人给予10万元好处费的许诺,而以丁某母亲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检察机关遂对丁某作立案侦查,丁某作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经继续深入调查,又发现其他5名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问题,相关人员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原民间借贷纠纷案也在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得以改判。
2.任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审判程序违法案。某法院在审理任某一案过程中,开庭审理后将案由从立案时的劳动争议纠纷改变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后书面通知任某在7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7000余元。任某以自己系四级伤残为由,书面申请缓、减、免交案件受理费。但该院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当事人申请,也未向当事人书面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即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法院采纳监督意见并对本案重新立案审理。
3.A市某银行支行与林某等人借款合同纠纷检察建议案。2006年3月,A市某银行支行因与林某、李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A市法院起诉。2006年6月,A市法院判决林某偿还银行支行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李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银行支行在起诉时向法院申请对林某所有的1套房产进行财产保全,由于该套房产已被B市法院首先查封,查封期限至2008年3月2日止,B市房产档案馆遂为A市法院办理了轮候查封手续。判决生效后,该银行支行于同年12月15日申请强制执行。2007年5月,A市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以申请人自愿申请终结执行为由,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2009年2月,B市某银行支行向B市法院申请执行其与林某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裁定查封了林某的该套房屋后,将该房屋拍卖后得款300余万元。拍卖款扣除执行费用后,被B市某银行支行领取133万余元,林某领取164万余元,其余被物业公司领取。2014年3月,A市法院裁定查封李某所有的房屋。李某认为A市法院在林某有可供执行的房产的情况下,怠于履行执行职责,致使财产流失,严重侵害了其权益,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A市检察院经审查后向A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A市法院执行员在执行本案过程中,在B市法院对涉案房屋查封期满、轮候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后,未及时对被查封房屋作出处置,也未依法对林某采取执行措施,使本可执行完毕的本案至今未得到执行,建议对本案执行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A市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将林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司法拘留,对执行法官予以通报批评,部署开展排查执行中已被查封财产但尚未处理的案件,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六、化解矛盾案例
1.杨某与张某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010年12月,杨某与张某经协商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因杨某未按合同约定将所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张某名下,双方发生纠纷已长达七年。检察官审查发现,因市政建设等原因,法院判决杨某将争议土地过户给张某存在部分无法履行的情况,有一定不当之处,即使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案件仍无法执行;如作出不支持监督的决定,当事人间的矛盾又无法化解。经了解,杨某独自抚养一儿一女并居住在涉案土地的简易房中,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多次做双方当事人工作,但是由于双方分歧大,无法达成执行和解,法院无法执行。检察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求、理由及具体情况,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积极促成当事人和解。2018年8月,在法院执行局参与下,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随后法院作出执行裁定,解除了对杨某土地的查封。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都对检察机关耐心细致的工作给予肯定。
2.高某等146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系列案。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高某等146人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先后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其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而获得相应村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法院认为该类案件性质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对该系列案件均裁定不予受理。高某等人不服,先后向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和申诉,均未获支持。高某等146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纠纷均无明确规定,根据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办法,此类问题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具体认定,属村民自治范畴。2015年以后该地区各级法院统一不再受理此类纠纷案件,法院对高某等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同时,为了妥善化解矛盾,促进案结事了,承办检察官多次深入相关乡镇、街道、村社走访调查,发现该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相对滞后,存在标准确定不及时、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先后两次与地方政府进行专题研究和沟通交流,并就依法制定资格确认标准、严格落实监督指导责任以及妥善处理群众诉求等方面,向政府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当地政府指导、监督乡镇村组织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统筹推进当地产权制度改革,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已于2021年5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6月3日起施行。
2021年6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
(法释〔2021〕11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请示》(沪高法〔2021〕215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构成法律规定的滥用权利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也可以另行起诉请求原告赔偿上述合理开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8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对审判监督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再审申请书是否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再审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及有效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
(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判决、裁定、调解文书案号;
(三)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
(四)具体的再审请求。
第四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
第五条 申请再审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或者其他材料不符合本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或者有人身攻击等内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申请再审人补充或改正。
第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后五日内完成向申请再审人发送受理通知书等受理登记手续,并向对方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及再审申请书副本。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
第八条 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
第九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必须的证据。
第十条 原判决、裁定对基本事实和案件性质的认定系根据其他法律文书作出,而上述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规定的情形。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再审申请书等材料,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径行裁定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期限,或者超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为仅审查再审申请书等材料难以作出裁定的,应当调阅原审卷宗予以审查。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
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第十四条 在审查再审申请过程中,对方当事人也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申请再审人,对其提出的再审申请一并审查。
第十五条 申请再审人在案件审查期间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申请再审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询问,可以裁定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不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再审。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第十八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一般由本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原审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第十九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影响程度以及案件参与人等情况,决定是否指定再审。需要指定再审的,应当考虑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以及便利人民法院审理等因素。
接受指定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审理。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一)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的;
(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三)原判决、裁定系经原审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
(四)其他不宜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的。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再审。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申请再审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终结再审程序。申请再审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裁定按自动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应当准予。
终结再审程序的,恢复原判决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时,一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同时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在再审审理中经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原判决、裁定视为被撤销。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原审人民法院便于查清事实,化解纠纷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程序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不宜在再审程序中直接作出实体处理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裁定再审后,经审理发现申请再审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恢复原调解书的执行。
第二十九条 民事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应为原审案件的当事人。原审案件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可以申请再审并参加再审诉讼。
第三十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本解释未作规定的,按照以前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关于主体责任的认定
第一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第二条 被多次转让但是未办理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同意套牌的,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 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训活动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驾驶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机动车试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当事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试乘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提供试乘服务者的赔偿责任。
第七条 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经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者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
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第八条 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机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四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二、关于赔偿范围的认定
第十一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损害。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第十二条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三、关于责任承担的认定
第十三条 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
第十六条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具有从事交强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违法拒绝承保、拖延承保或者违法解除交强险合同,投保义务人在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请求该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法分别投保交强险的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平均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就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或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
第二十条 机动车所有权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变动,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以该机动车未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情形下,保险公司另行起诉请求投保义务人按照重新核定后的保险费标准补足当期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
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三条 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侵权人以已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理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五、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商标法修改决定)已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为了正确审理商标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现就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等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商标案件:  1.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行政案件;  2.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有关商标的其他行政行为的案件;  3.商标权权属纠纷案件;  4.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5.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6.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7.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8.商标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9.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  10.申请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案件;  11.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12.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13.其他商标案件。
第二条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1项第一审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确定其辖区内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2项第一审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
商标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在较大城市确定1-2个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第三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侵犯商标权行为请求处理,又向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商标权诉讼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的案件,于该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裁定,当事人对复审决定或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属于修改后商标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所列举的情形,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属于其他情形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
第六条 当事人就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已满一年的注册商标发生争议,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裁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商标注册不满一年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
第七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于该决定施行后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措施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于该决定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参照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纠纷案件,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后的民事行为的,分别适用修改前、后商标法的规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已经过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民事争议的事实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21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215号建议的答复
薛景霞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作用推动诉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司法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新时代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积极探索行政争议诉前实质性化解机制,参与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言,检察机关推动诉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具有宪法和法律基础,符合行政权接受最广泛监督的需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有利于增强争议化解的公信力。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行政检察工作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提出“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法律监督新格局,成立专司行政检察的第七检察厅,强调要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牛鼻子",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在创新诉源治理中的协作。2019年10月,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明确把促进行政争议化解作为行政诉讼监督的核心任务来抓。截至2020年7月,各级检察机关已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1570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在专项活动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依托当地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等平台,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应行政机关邀请,探索在行政复议等环节介入行政争议化解,通过发挥调查核实、司法判断等专业优势,促进了一批行政争议在诉前化解。有的通过在复议阶段化解行政争议,促使行政机关对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及时弥补。比如,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参与调解的刘某与某街道办事处房屋修缮不作为行政复议案。湖州市某街道办事处在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施工过程中导致刘某房屋受损,双方就房屋修缮方式未达成一致意见,刘某申请行政复议。检察机关应邀介入后,积极进行实地勘察,协同该市行政复议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修缮房屋方案,现房屋已修缮完成,行政争议圆满化解。有的通过在复议阶段化解行政争议,促使行政机关依法纠正违法行为。比如,贵州省毕节市陈某因同一违章停车行为分别被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处以罚款。检察机关参与纠纷调处后,查明了综合执法局针对陈某的处罚属于一事多罚,及时督促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维护了陈某合法权益,化解了这起行政争议。
有些检察机关在促进行政争议诉前化解过程中,还注重与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凝聚共识,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机制。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吉林省通化市等地检察院分别联合当地司法局出台关于协力推进行政争议在复议阶段实质性化解的办法,从化解原则、参与方式、化解程序、调查核实、监督手段、完善机制等方面建立协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框架,为今后在行政复议阶段化解争议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如您在建议中所言,检察机关推动诉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直接、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您围绕完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提出了3条建议。我们认为这3条建议符合实际,切中要害,对促进行政争议诉前化解、强化诉源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您提出的建议,进一步研究、探索检察机关促进行政争议诉前化解工作,推动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一是积极探索,务求实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结合正在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检察机关依托地方政府的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和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以及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的其他衔接机制平台,通过陪议、参与听证、调查核实、提出建议、促进和解、释法说理等方式,引导申诉人履行正确的行政处理决定,对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和执法瑕疵,可以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促进行政争议在诉前化解,纾解民困民忧,为制定或修改相关制度规定积累实践经验,提供参考样本。
二是加强沟通,固化经验。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加强与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关等单位的沟通协调,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对联合促进行政争议诉前化解的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提炼,以出台规定、联合发文、会议纪要等形式建立完善工作机制,为检察机关在行政复议阶段介入行政纠纷调处创造条件。
三是建言献策,助力社会治理。主动融入“六稳"“六保"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检察专业优势,针对介入复议阶段行政争议化解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积极献言献策,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四是加强理论研究,为完善立法提供支撑。引导行政检察人员广泛参与,积极争取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共同对检察机关参与行政争议诉前化解进行理论探讨,加强对法理基础、内涵外延、职权配置、与行政权和审判权及复议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为确定案件的范围、工作原则、化解程序、监督手段、权利救济等提供依据,推动检察机关参与诉前行政争议化解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七检察厅,承办人胡文正,联系电话:010-65205601。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6〕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28日
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的重要意义
1.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加强产权保护,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夯实党长期执政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是中央加强产权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对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对于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激发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动力,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均有明确要求。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就完善产权制度依法保护产权专门作出系统的决策部署,并就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作出明确分工,将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确定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要讲政治、讲大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站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坚决完成好此项重大政治任务。
3.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审判工作。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往往时间跨度较长、形成原因复杂。妥善处理此类案件既有严格的法律性,又有严肃的政策性;既要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又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充分体现政策导向。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严格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抓紧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侵害产权的案件,总结宣传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案例,不断丰富和积累产权保护司法经验,着力提高产权保护精准度,努力推进产权保护的法治化。
二、明确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4.明确办案范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作出的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以及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犯罪的生效裁判,当事人、案外人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要及时审查,认真甄别;确有错误的,坚决依法纠正。
5.突出工作重点。着重抓好重大典型案件的甄别、纠正和宣传工作。注重查清案件事实和焦点问题,厘清相关法律政策问题,摸清案件背景和社会反应,准确适用法律和有关政策规定,作出妥善处理。对重点案件要逐案制定包括立案、再审、执行、善后在内的一揽子工作方案。
三、正确把握工作原则
6.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7.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为各类产权主体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畅通产权申诉案件的立案渠道,规范适用再审审理程序,确保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平等。
8.坚持依法纠错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严守法定程序。对符合再审条件的申诉案件,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坚决予以纠正,维护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
9.坚持纠防结合原则。通过对产权错案冤案的甄别和纠正,强化审判监督司法救济、倒逼防错和统一法律适用功能;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源头预防。
四、严格甄别纠正工作程序
10.保障诉讼权利。畅通申诉渠道,做好诉讼服务。充分尊重、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申诉权、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和处分权。
11.强化程序监督。对产权申诉案件,要加强审级监督,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和改判的,不宜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强化对下级法院办理产权案件的监督和指导,防止程序空转。重视检察监督,依法办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和检察建议案件。
12.维护程序公正。落实接谈要求,完善询问方式,充分听取申诉人的意见。突出庭审功能,注重裁判说理,强化司法公开。加强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为确有困难的涉诉民营企业及投资人减轻负担。
五、审慎把握司法政策
13.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特别是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坚决纠正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的错误生效裁判。对于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当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禁止而以犯罪论处的,或者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而以犯罪论处的,均应依法纠正。
14.坚决纠正以刑事执法介入民事纠纷而导致的错案。对于以刑事手段迫使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导致生效民事裁判错误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对于涉及犯罪的民营企业投资人,在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服刑期间,依法保障其行使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对于民营企业投资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严重影响行使民事诉讼权利,被解除人身自由限制后,针对民事案件事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可能推翻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启动再审。
15.依法妥善处理因产权混同引发的申诉案件。在甄别和再审产权案件时,要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对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违法的案件,要注意审查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是否存在随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的问题;对企业违法的案件,在处置企业法人财产时是否存在随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的问题。要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要注意审查在处置违法所得时是否存在牵连合法财产和涉案人员家庭成员合法财产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违法处理涉案财物的问题,尤其要注意审查是否侵害了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股东、债权人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对确属因生效裁判错误而损害当事人财产权的,要依法纠正并赔偿当事人损失。
16.依法妥善处理与政府行为有关的产权申诉案件。甄别和再审产权案件时,对于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而违约毁约侵犯投资主体合法权益的,或者因法定事由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对投资主体受到的财产损失没有依法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再审和改判。对于政府在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过程中,没有按照补偿范围、形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的错误裁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启动再审。在再审审查和审理中,要注意运用行政和解协调机制、民事调解方式,妥善解决财产纷争。
17.依法妥善处理涉案财产处置申诉案件。对于因错误实施保全措施、错误采取执行措施、错误处置执行标的物,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应当及时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执行回转、返还财产。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异议所作裁定不服的,当事人、案外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等法定途径予以救济;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国家赔偿。
18.依法审理涉及产权保护的国家赔偿案件。对于因产权申诉案件引发的国家赔偿,应当认真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依法立案,符合赔偿条件的应当依法赔偿。坚持法定赔偿原则,加大赔偿决定执行力度。
六、狠抓工作落实
19.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人民法院要自觉把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产权保护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报告,在党委的统筹协调下,协同有关部门形成处理产权申诉案件的合力。
20.建立协调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加强统筹协调,提出工作方案,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敏感案件应急预案,加强对下工作指导,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工作小组办公室统一归口设置在审判监督庭。
21.做好宣传引导。突出宣传重点和政策导向,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向社会适时公布产权保护的典型案例。加强法律解读和政策引导,积极弘扬产权保护法治理念,营造良好的产权保护司法环境和舆论氛围。
22.严格执纪问责。在甄别和纠正产权申诉案件过程中,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从源头上有效预防错案冤案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803(政治法律类24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803(政治法律类24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建立我国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商事调解工作,积极将商事调解司法确认纳入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体系之中统筹开展,积极推进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建设。
一、积极推动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完善发展
自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先行调解"写入立法以来,内地商事调解不断发展壮大。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建立制度机制,鼓励、引导商事调解组织发展,积极发挥人民法院对商事调解的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2015年中央《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和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均规定设立商事调解组织,商事调解机制已经覆盖银行、证券期货、房地产、建筑、造价、知识产权、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五五纲要》)提出“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商事调解司法确认制度作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的一部分,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重点工作内容。
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筹建国际商事法庭,推动商事调解、商事仲裁、商事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建设,并通过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选定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
2019年5月中旬,由司法部组织召开的首次全国调解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加强商事调解特别是涉外商事调解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国内调解组织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二、加强对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有关问题的研究
在积极推动商事调解司法确认实践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理论研究。通过设计以商事调解为主题的专项司法改革课题,委托基层法院开展实证研究,为商事调解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展开专题调研,调研指出:目前我国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案件管辖不方便、地域管辖不均衡、审查标准不明确、救济程序较模糊、配套机制相对滞后等不足。加之商事调解组织需要通过有偿调解弥补工作成本,否则将难以为继,而有偿调解理念尚未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严重阻碍商事调解发展。在此基础上,该调研报告从完善申请条件、完善案件管辖、细化审查内容、健全救济程序、健全配套机制等五方面提出完善商事调解司法确认制度的建议。
三、推动扩大司法确认适用范围的立法试点工作
法律层面完善商事调解司法确认机制需要立法规定。您的建议中关于“修订现行人民调解法"或“制定单一的商事调解法"两种调解立法模式,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考量,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试点先行探索实践效果良好后再提出立法建议。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与中央司改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探索推进包含先行调解、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内容的的综合诉讼制度改革。其中,“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作为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重要部分,拟就扩大司法确认(含商事调解组织出具的调解协议)的申请和受理的范围等内容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先行试点。下一步拟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在部分区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69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69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财政投入,运用律师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提到的,建立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大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中办、国办《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均对此作出规定。
2017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11月又联合召开试点工作推进会作出专门部署。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行动,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具体措施,通过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或者诉调对接中心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经律师协会推荐或者选拔律师加入特邀调解员名册,加强人民法院与律师协会的工作对接,推动律师调解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律师调解室建设方面,四川省共有118个法院引入律师调解员,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113个。浙江省宁波市两级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静安法院等均设立了专门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杭州律协设立了杭州律协调解中心,与杭州市两级法院建立了紧密的对接机制。
在制度机制搭建方面,北京、浙江、安徽、山东、广东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司法厅联合出台了本辖区落实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使律师调解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厦门湖里法院、北京东城法院分别与市律协签订协议,建立常态化的律师调解合作机制。北京丰台法院建立了60人的“专对专"律师调解员队伍。深圳前海法院首批引入88名律师调解员。杭州中院聘请101名律师作为特邀调解员,在纠纷化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配套政策措施方面,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10月通过《黑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了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参与纠纷化解的职责分工。浙江杭州中院设立调解专项经费,台州椒江区法院导诉台由律师参与值班,分流了70%左右的案件纠纷。
同时,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完善特邀调解制度、加强司法确认工作、推进在线调解试点,为律师更好参与诉前调解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可以说,您提出的“法院与律协建立常态合作机制"“完善案件庭前调解制度"“由律协委派专业调解团队参与调解工作"“积极吸纳律师加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等建议,不仅在政策和制度机制上已经成为既定司法改革任务,而且在全国各地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探索和推进。
当然,建立完善符合中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律师调解制度绝非旦夕可成,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研究解决。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律师调解组织发展仍显滞后。律师行业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律师资源总体供给不足。律师调解组织的统一管理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建立的调解工作室,或者成立专门的律师调解组织,如何依法申请相应资质,在政策法规和规定执行上存在一些障碍。二是律师参与纠纷多元化解职业保障不充分。诉前分流引导缺乏有力法律支持,效果不突出。司法确认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许多大标的案件中,律师调解的效率和成本优势难以凸显。律师调解的职业回避规定不严格,与律师事务所本身的客户资源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律师调解的资质认证机制、培训选拔机制、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等配套机制没有跟上,直接影响律师调解组织的职业化、法治化水平。三是律师调解经费保障体系不完善。律师调解的公益性和市场化兼容的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对律师行业的吸引力不大,制约了律师调解的发展。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将调解结案的诉讼费单列,作为律师调解经费",现行诉讼收费规则下还难以做到。律师调解的财政经费保障不足,市场化的收费规则不明,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力度,更需要包括人大代表和律师在内的社会各界不断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统筹推动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部署,积极推进各项司法改革举措。围绕您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着重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发挥司法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司法部积极推动各地法院和律协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鼓励人民法院与律师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支持律师协会向人民法院委派值班律师或者专业调解团队参与纠纷解决工作。积极推动各级人民法院邀请更多符合条件的律师加入特邀调解员名册。加大纠纷分流,将更多适合律师调解的案件交由律师调解员或者专业律师调解团队先行调解。
二是加强综治协调和政府保障力度。推动相关部门修订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规,出台律师调解、商事调解收费标准。推动将律师调解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争取加大特邀调解经费财政支持力度。
三是推动调解前置程序试点立法授权。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试点决定,对调解程序前置的案件类型、调解和诉讼程序、诉调衔接机制等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分赴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同部分高院、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召开调研座谈会,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四是适当扩大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积极推动相关法律修改,扩大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提高适用法院审级,简化申请流程,为律师深入参与纠纷解决提供更加充分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是积极推动完善诉讼费用收取办法。积极推动诉讼费交纳办法修订,将调解案件诉讼费用转付律师调解费用等相关建议纳入诉讼收费制度。推动败诉方承担对方律师费等改革举措,切实发挥诉讼费杠杆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五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五批)
(2022年5月16日)
案例一:
张某诉江苏省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退役军人安置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1982年,张某应征入伍,1988年因公致残,被评为三等乙级伤残后退役,同年4月到江苏省某市(原某县)民政局安置办报到,未被安置工作,后一直以务农、打工维持生计。2018年,张某得知民政部正在开展“清零行动”,解决1978年后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安置问题,向南通市人社局咨询军龄是否可折抵社保缴费年限,被告知需根据参军档案确认军龄。张某遂向民政部门要求调取参军档案,得知其档案于撤乡并镇时遗失。张某要求民政部门为其安排公益性岗位或者解决养老保险问题。民政部门认为其已享受伤残抚恤补助,安排公益性岗位或者解决养老保险无政策依据。张某对处理意见不服,同年10月要求民政部门归还参军档案、给予其退伍安置、为其办理参战优待证,向某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某市政府以该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超过法定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张某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查认为,某市政府的不予受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驳回张某诉讼请求。张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11月,张某向江苏省检察院申请监督。江苏省检察院依法受理,重点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走访某市民政局、查阅张某退役前后关于伤残退役军人安置的法律法规、政策,了解到张某属于“可安置”的情形,民政局限于当时当地经济情况,未为其安置工作。其退役不久后江苏省人民政府即出台《<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类似情形从“可安置”变为“应当安置”。二是向张某战友核实张某参军情况,到某市退伍军人安置办调取张某退伍军人报到登记表、应征入伍通知书,确认其有67个月军龄。三是赴张某所在村调查其家庭、收入、健康情况。了解到张某因2015年遭遇交通事故无法正常工作,且肇事方无力赔偿;2018年,其妻郭某摔伤,经两次手术后留有严重后遗症需长期治疗,夫妻二人仅靠张某伤残军人优抚补助金维系生活,经济极度困难,且郭某因无力支付赡养费被母亲诉至法院。该案法院判决郭某支付赡养费,已进入执行程序。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1.遗失档案是事实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现国家已成立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规范了对退役军人档案的统一管理。2.张某于1988年退伍,其于2018年主张退伍安置,已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3.根据当时政策,张某不属于必须安置的情形,某市民政局未予以安置并无明显不当,且相关部门已为张某办理了伤残军人证并享有相关待遇。综上,某市政府不予受理的决定、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但综合考虑张某退伍前后关于伤残退役军人安置相关规定的变化,其请求政府给予必要安置、维系基本生存的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江苏省检察院决定立足解决张某基本生计问题化解行政争议。一是运用行政争议化解一体化工作机制凝聚争议化解合力。江苏省检察院发挥指挥、协调、督导作用,加强法律适用、退役军人政策研究解读,指导制定化解方案;南通市检察院先后4次到某市检察院指导,为张某释法说理;某市检察院发挥属地优势,就近联络行政机关、主管单位,及时帮扶申请人。二是“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解燃眉之急。经调查核实张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某市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协助张某依法申请救助金2万元;同时,南通市检察院主动联系当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推动两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从退役军人专项关爱基金中给付救助金5000元,有效纾解张某生活窘困。三是多元帮扶凝聚“共管”合力。根据相关规定,军龄视同社保缴费年限。由于本案无法以参军档案核实军龄,检察机关经调查认为,有相应证据证明张某军龄为67个月,该军龄可作为社保缴费年限。同时,推动某市政府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镇政府等部门多次联席会商,商议安置、救助方案,最终确立多元救助帮扶方案:由市检察院、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镇政府共同筹资,一次性为张某补缴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从根本上解决张某生存安置难题。2021年12月22日,张某自愿向江苏省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并承诺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因政策变化产生的个别退役军人安置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依法得以妥善解决,最大限度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办理涉退役军人行政争议案件,在审查法院判决是否合法的同时,要重点关注退役军人合理诉求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法院生效裁判、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但申请人合理诉求无法解决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秉持“止于至善”的司法理念,充分运用检察一体化机制,争取党委支持,加强与行政机关横向联动,协调调动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社会基本保障、促进就业等措施,推动在法律框架内满足当事人合理诉求,共促争议化解,通过能动履职,以“我管”促“都管”。
案例二:
王某诉天津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税务“黑名单” 公开听证 冒名工商登记
【基本案情】
2019年初,山西省太原市居民王某在当地办理税务业务时得知,有人冒充其身份在天津市某区注册了天津市某贸易有限公司,并且该公司因税务违法被列入全国税务“黑名单”,且被处以高额税务罚款。王某遂与天津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要求撤销该公司登记。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其在公司登记申请事项中只负有形式审查职责,没有对王某被冒用身份的事实进行调查的职权。2020年5月,王某以天津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天津市某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登记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并无行政违法行为,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王某向某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区检察院依法受理后审查认为,区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某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形式审查和程序上亦无明显失职行为,但鉴于本案是一起冒用公民身份信息申请公司登记的行政争议案件,涉案公司的存在对申请人造成客观的法律风险,某区检察院决定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对涉案公司的注册代办人、相关证人等进行询问,向王某、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案件情况等调查核实,查明:涉案公司系2015年11月12日由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王某被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和监事;王某系山西省太原市人,曾于2015年8月遗失身份证并向属地公安机关重新申领,同月在报纸上刊登了身份证遗失公告;涉案公司成立的一系列文件中关于王某的签字,经司法鉴定,均系他人书写;涉案公司的注册代办人从未见过涉案公司的登记股东王某,其登记股东的身份信息是由曹某某提供,而曹某某表示不认识王某。因此,涉案公司存在以虚假手段骗取行政登记的嫌疑。另查明,涉案公司因税务违法被列入全国税务“黑名单”;国税某区分局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高额税务罚款,但在注册地址未找到该公司,电话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王某属地国税部门根据该处罚决定将王某列入全国税务“黑名单”。
为破解该案困局,解决申请人身份被冒用的实际问题,某区检察院于2021年8月30日组织召开有王某、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公开听证会,邀请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和律师代表各一人作为听证员参加并对案件进行评议。与该案相关的国税某区分局派员列席听证会。听证会重点围绕能否撤销该公司登记以及如何消除“黑名单”影响发表意见。双方当事人围绕对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进行了充分沟通,厘清了王某被冒用身份的事实。同时,国税某区分局代表与王某进行了沟通交流,对其被列入全国税务“黑名单”事项及解决途径进行了解释说明。经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应当从根本上解决王某身份被冒用及被加入全国税务“黑名单”的问题。听证会结束当天,王某即到派出所报案,反映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情况;到国税某区分局进行了信息变更,该分局向王某提供了信息变动确认表。
听证会后,某区人民检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启动相关程序,撤销天津某商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2021年10月10日,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回复,已依法撤销涉案公司的注册登记及备案,并告知王某。王某随后将国税某区分局提供的信息变动确认表、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撤销冒名登记行政处理决定书,提供给王某属地国税部门。属地国税部门撤销了对王某列入“黑名单”的决定。
【典型意义】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在审查工商登记申请时,主要审查申请材料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对于相关材料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有效性,登记机关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审查义务。对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申请登记的行为,虽然2019年6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国市监信〔2019〕128号),明确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机制和路径,2022年3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专门对“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作了规定,但仍有一些“存量”案件处于难以破解的“困局”之中。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通过依法能动履职,破解“困局”,综合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厘清事实,精准监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案例三:
杨某花诉山东省临沂市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诉讼监督 冒名婚姻登记 检察建议 纠正行政违法
【基本案情】
1999年,临沂市某县某村村民孙某某与无户籍信息的外地女士郭某同居,后让郭某假冒本县另一村村民“杨某花”的姓名及户籍信息,于1999年7月15日到临沂市某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并领取了(99)某县结字第38××号结婚证书。杨某花本人2003年11月5日与梁某山登记结婚,后夫妻二人迁离山东省到异地居住。2020年4月,杨某花与梁某山因房产问题到当地民政部门开具婚姻证明时,发现自己被假冒身份与孙某某在临沂市某县登记结婚。杨某花夫妇遂到临沂市某县民政局请求撤销被假冒的婚姻登记,某县民政局以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例》有关撤销婚姻登记的规定为由不予办理。2020年5月9日,杨某花以临沂市某县民政局为被告起诉至某县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99)某县结字第38××号结婚证书无效。某县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已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驳回杨某花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8月19日,杨某花不服某县法院行政裁定,向县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县检察院初步审查发现,本案为法院以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符合法定期限为由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案件,杨某花即使上诉、申请再审也难以通过司法判决实现诉讼目的,同时某县民政局在婚姻登记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并对杨某花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遂依职权启动行政违法监督。
某县检察院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取审阅行政诉讼卷宗材料;二是前往某县公安局调取侦查人员对梁某山报案杨某花身份信息被冒用询问调查相关证人的证据材料;三是到某县民政局了解本案相关情况;四是进一步听取杨某花的意见。经调查查明:1.杨某花被冒名登记结婚事实确实存在;2.某县民政局在办理杨某花婚姻登记过程中,存在对婚姻登记人和相关材料审核把关不严、违法登记的情况;3.杨某花到某县民政局申请确认(99)某县结字第38××号婚姻登记证无效,该局以无法律法规依据为由不予办理;4.因身份信息被冒用,杨某花曾被居住地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婚罪传唤。
某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县法院裁定驳回杨某花起诉,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县民政局办理(99)某县结字第38××号婚姻登记审查把关不严,致使杨某花身份被冒用,侵犯杨某花合法婚姻权益;民政局对婚姻登记具有审查管理的职责,对杨某花请求以无法律法规依据为由不予办理,明显不当。2020年8月21日,县检察院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1.依法对(99)某县结字第38××号婚姻登记证宣布无效。2.对孙某某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教育。3.强化对婚姻登记人员的教育培训,严格审核婚姻登记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材料,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2020年9月21日,某县民政局回函表示,采纳检察建议,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一是依照程序对(99)某县结字第38××号婚姻登记证宣布无效,并在结婚登记网上予以标注;二是组织负责婚姻登记的人员进行全员培训,加强婚姻登记审核把关;三是开展全面排查,对全县范围内类似情况进行摸排,彻底整改。杨某花与丈夫梁某山专程到县检察院致谢,撤回对行政裁定的监督申请。
临沂市检察机关将该案反映出的问题向山东省检察院汇报后,引起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山东省民政厅联合省检察院、高级法院、公安厅起草制定《关于妥善处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导解决冒名或虚假婚姻登记问题。临沂市检察机关总结该案办理经验,截至目前,已办理此类案件18件。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当事人如果继续上诉、申请再审会导致诉讼程序空转,同时发现行政行为可能存在违法或不当情形并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当事人申请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现实中,冒用、借用他人名义办理婚姻登记并非个例,情形多样。2021年11月,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能动履职,推动制度落实见效,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统一实施。对确属冒名婚姻登记的,检察机关建议民政部门依法撤销,对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可能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主管部门,促进依法治理。
案例四:
祝某诉湖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工伤认定 行政争议化解 专项治理
【基本案情】
祝某系某市某工贸有限公司维修岗工人。2014年3月17日祝某在维修厂房设备时,因他人误操作机床导致左手肌腱部分离断,左手拇指粉碎性骨折,经司法鉴定属九级伤残。祝某受伤后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2015年9月24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工贸有限公司进行工伤认定、伤残鉴定,支付工伤待遇和其他劳动待遇。同年10月29日,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某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祝某年休假工资2965.50元,并为祝某补缴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共计27692元。因超过工伤鉴定申请期,未对工伤赔偿作出裁决。同年12月,祝某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祝某诉求。某工贸有限公司不服,以不应当支付祝某年休假工资等为由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2017年4月23日,重审法院以祝某未申请工伤认定,且工伤赔偿纠纷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由判决驳回起诉。
2017年5月,祝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经审查认定,祝某申请工伤认定已超过法定1年期限,于2017年6月2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祝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市人社局不予受理决定,责令市人社局依法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认定祝某2017年4月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申请期限,市人社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驳回祝某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祝某不服法院判决,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开展了调查核实:一是调阅了祝某民事、行政及仲裁等三类案件的全部卷宗;二是向其所在企业了解情况;三是向市人社局调查本案的仲裁、申请工伤认定及当地企业参保、社保部门履职情况;四是走访祝某家庭了解其经济及生活情况。经查明,某工贸有限公司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并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祝某确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认定标准,但因其对法律存在误解,未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同时查明,祝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需要赡养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因工受伤后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祝某经多年诉讼和信访主张权利,对于其合理诉求未获行政和司法支持十分不满。
检察机关认为,祝某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但超过了申请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限,法院行政裁判并无不当。市检察院于2020年4月10日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但祝某的实体诉求具有合理性。市检察院由检察长包案,综合考虑监督申请人实体权利、生活现状以及案件民行交织的情况,采取以公开听证和实体权益救济相结合的方式化解矛盾。检察机关召开有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的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了当事人、听证员的意见建议,释法说理。最终,祝某接受了法院判决和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考虑到某工贸有限公司无法支付赔偿金,另行民事诉讼也无法实现权利诉求,检察机关帮助祝某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祝某表示息诉罢访。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人社部门作为工伤保险费征缴监管机关,未及时督促用人单位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未能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市检察院2020年6月10日向市人社局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障费。建议人社局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管力度,在做好参保单位续保的情况下,重点加强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监管力度,推进全员参保。
市人社局回复采纳了检察建议,并与检察机关积极会商,针对工伤行政争议建立定期协商、协作共治机制。市人社局会同医保局和税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查微小企业缴纳保险情况”专项监督,审核参保单位年度缴费基数5129家,新增参保395家、新增参保人员5899人。市人社局又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优化社保登记制度,对登记注册的企业同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推动全员参保,实现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应收尽收。
【典型意义】
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但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导致因公受伤的职工因此不能及时得到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并不鲜见。相当一部分案件中,劳动者一方因欠缺依法主张权利的知识和意识,经过民事、行政途径反复诉讼,仍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办理工伤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牵引,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有效化解当事人诉求正当、诉讼程序穷尽的行政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在办案中应当透过个案,针对行政争议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监督人社部门依法履职,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管力度,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案例五:
江苏省某金属矿砂物资公司生产安全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恶意注销 完善行政处罚程序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某金属矿砂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装载机驾驶员金某在江苏省某市某区一磨料厂厂区内平整场地时发生事故,致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物资公司谎报事故,将事故现场由厂内伪造为厂外。2017年1月17日,某区应急管理部门认定该起事故不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7年9月25日,公安机关以装载机驾驶员金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发现事故现场存在疑点,并告知区应急管理部门。区应急管理部门随即重启事故调查。2018年6月13日应急管理部门询问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笔录显示,应急管理部门已经明确告知区应急管理部门正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且未终结,要求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某配合事故调查,不得注销公司,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019年5月27日,某区政府《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该起事故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物资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该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2019年8月21日,该区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同年10月25日,该区应急管理部门对物资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165万元的行政处罚。2020年2月19日,物资公司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该区应急管理部门遂决定加处罚款人民币165万元。物资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加处罚款决定书》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亦未履行处罚决定。该区应急管理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认为物资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已办理核准注销登记手续,裁定不予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1月,某区应急管理部门就该非诉执行案向检察机关反映。某区检察院遂启动执行监督程序,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该区应急管理部门调阅行政处罚卷宗材料,核查行政处罚作出前的调查程序、证据是否规范、客观;二是检索法律法规和关联案例,研判案涉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重点论证物资公司在被明确告知不得注销的情况下,仍申请注销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注销”;三是前往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居住地实地调查,确认注销公司行为系法定代表人黄某授意。经查明,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黄某在《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依法公告送达后,明知公司即将面临行政处罚,在承诺配合事故调查且不注销公司后,仍利用其公司异地注册、公司登记机关与某区应急管理机关信息不对称的漏洞,未向处理事故的应急管理机关和公司登记机关主动履行告知义务,即申办了案涉公司注销登记。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上述注销公司登记的行为系使用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公司注销登记,其目的是通过注销公司逃避行政处罚。2021年2月4日,某区检察院经征求公司登记机关所在地人民检察院意见后,向该地工商登记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撤销物资公司的恶意注销登记。工商登记机关采纳检察建议,撤销案涉注销登记,恢复了物资公司的主体资格。
2021年3月30日,某区检察机关在该区应急管理部门向人民法院重新申请强制执行同时,依法向该区人民法院发出行政非诉执行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指出应急管理部门逾期申请强制执行有正当理由,建议法院依法受理。法院采纳检察建议,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同时表示在办理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中,将加大对恶意注销公司登记逃避行政处罚行为的审查、甄别力度。
检察机关专项调研发现,出现“恶意注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公司登记机关分属异地,没有建立信息互通渠道。检察机关多次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协调,推动建立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公司登记机关信息互通机制。2022年3月14日,某区检察院与区司法局牵头行政审批局、应急管理局、卫健委、人社局等9家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措施,形成《关于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的联席会议纪要》,明确:一是告知行政相对人在案件调查期间不得注销公司,并通过调查笔录、告知书等书面形式固定证据;二是行政机关立案调查后应当评估是否存在“恶意注销”风险,必要时函告公司登记机关,在案件调查期间暂停注销登记;三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并确认公司法人的登记状态,并在执法卷宗中予以记录;四是加强执法人员法律风险培训,提高执法能力,避免执法漏洞,尽量缩短行政处罚办案期限,减少投机取巧者的可乘之机。会议纪要下发至全区行政执法机关,要求执法过程中遵照执行。同时区检察院向市检察院汇报,推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目前,在该专项行动中,当地检察机关已发现同类案件线索20余件。
【典型意义】
企业法人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依法独立承担责任。将正在接受行政处罚调查的企业予以注销,使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难以实现,是逃避市场监管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当得到负面评价。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已启动行政调查程序,不得注销公司,但行政相对人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调查期间不得注销公司法人资格,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和行政调查机关主动如实报告的,应当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恶意”。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恶意”注销公司登记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撤销该登记行为。对于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公司登记机关分属异地,因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恶意注销公司登记”问题的,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通过检察建议、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完善行政程序,建立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公司登记机关信息互通机制,堵塞“恶意注销”漏洞。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27号建议的答复
何桂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检察院司改存在的困难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内设机构改革问题
您提出的关于“微小型"基层检察院机构设置的建议,是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从实践情况看,对于基层检察院特别是50人以下“微小型"检察院,如果内设机构设置过多,会导致办案力量分散,甚至出现“1人科、2人科"的现象。中央对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有明确要求,编制50人以下的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一般不超过5个。2018年底,高检院印发《关于推进省以下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检察业务机构设置与办案组织建设,精干设置内设机构,突出办案组织在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设中的作用,通过独任检察官或专业化检察官办案组的形式履行相应职责,体现专业化要求。
二、人员和待遇问题
一是关于按照市直单位或者市辖区的标准调整各区县津补贴和聘员收入的建议。这个问题涉及面比较广,需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条件差异,改革推进程度不一。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厅字〔2017〕44号)提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目前,各地公务员规范后的津补贴一般由当地有关部门根据政府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核算确定。如果按照市直单位或者市辖区的标准调整各区县津补贴和聘员收入,需要加大地方财政投入。我们将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艰苦边远地区检察院的待遇问题,同时加大调研和指导力度,确保中央已经出台的检察人员职业保障政策落实到位。
二是关于招录人员尽量向本地少数民族倾斜,降低招录门槛,设置一定比例限定本地人报考的职位的建议。我们认为对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检察人才缺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前款规定录用公务员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2015年11月,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组通字〔2015〕46号)中明确:招录艰苦边远地区市县两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招录条件放宽至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资格,或者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具有普通高等学校政法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以上学位人员,自愿到艰苦边远地区市县两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判、检察岗位工作的,没有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也可以参加招录考试;对于自愿返回原籍工作的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报考者、民汉双语报考者,可以进一步放宽招录条件或者减少程序限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检察院的指导,落实好上述政策。
三是关于司法行政人员队伍稳定问题。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中央和“两高"高度重视解决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和待遇保障问题。工资待遇方面,在改革员额检察官工资制度的同时,适当提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水平,按照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确定工资。职业发展方面,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规定实施后,检察院司法行政人员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进行管理,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天花板"将会有所突破,配套待遇也将显著提高。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组织部门和编制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合理使用内设机构整合后继续保留的相关领导职数。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目录
一、管辖
二、回避
三、诉讼参加人
四、证据
五、期间和送达
六、调解
七、保全和先予执行
八、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九、诉讼费用
十、第一审普通程序
十一、简易程序
十二、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十三、公益诉讼
十四、第三人撤销之诉
十五、执行异议之诉
十六、第二审程序
十七、特别程序
十八、审判监督程序
十九、督促程序
二十、公示催告程序
二十一、执行程序
二十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二十三、附则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一、管辖
第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涉外案件,包括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案情复杂的案件,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第二条 专利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
第三条 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
第四条 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第五条 对没有办事机构的个人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第六条 被告被注销户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管辖;原告、被告均被注销户籍的,由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 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 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条 不服指定监护或者变更监护关系的案件,可以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
第十二条 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者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第十六条 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七条 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 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条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一条 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可以由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被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二条 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管辖。
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二十五条 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第二十六条 因产品、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服务提供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后没有在法定期间起诉或者申请仲裁,给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引起的诉讼,由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后在法定期间内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因保全受到损失提起的诉讼,由受理起诉的人民法院或者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第二十九条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书面协议,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的协议。
第三十条 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
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因同居或者在解除婚姻、收养关系后发生财产争议,约定管辖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确定管辖。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三十六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第三十七条 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
第三十八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以行政区域变更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或者重审。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第四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管辖权争议的两个人民法院因协商不成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双方为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的,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人民法院的,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
依照前款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进行。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指定管辖的,应当作出裁定。
对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定管辖裁定作出前,下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裁定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指定管辖的同时,一并撤销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第四十二条 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在开庭前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
(二)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
人民法院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前,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回避
第四十三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翻译人员的;
(四)是本案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
(五)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持有本案非上市公司当事人的股份或者股权的;
(六)与本案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第四十四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活动的;
(二)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三)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代理本案的;
(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借用款物的;
(六)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第四十五条 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审判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十六条 审判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由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其回避。
第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等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第四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第四十九条 书记员和执行员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
三、诉讼参加人
第五十条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法人,以其正职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以其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其他组织,以其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第五十一条 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
前款规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参加的诉讼。
第五十二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
(二)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
(三)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四)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
(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七)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
(八)其他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组织。
第五十三条 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第五十四条 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第五十五条 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第五十六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第五十七条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受害人提起诉讼的,以接受劳务一方为被告。
第五十八条 在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以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为当事人。当事人主张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任的,该劳务派遣单位为共同被告。
第五十九条 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第六十条 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第六十二条 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
(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
第六十三条 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第六十四条 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
第六十五条 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第六十六条 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第六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
第六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有独立财产的村民小组为当事人。
第六十九条 对侵害死者遗体、遗骨以及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行为提起诉讼的,死者的近亲属为当事人。
第七十条 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第七十一条 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
原告起诉代理人和相对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代理人和相对人为共同被告。
第七十二条 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
第七十三条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第七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第七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确定的,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以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第七十七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不确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第七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第七十九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公告期间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但不得少于三十日。
第八十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应当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权利人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
第八十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八十二条 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
第八十三条 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
第八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依法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不得委托其作为诉讼代理人。
第八十五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第八十六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第八十七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社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者依法免予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
(二)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
(三)代理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
(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
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在专利纠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
第八十八条 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
(一)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
(三)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委托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五)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
(六)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符合本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出反诉或者提起上诉。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并径行开庭审理的,可以当场口头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四、证据
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九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十三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九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九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
(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第九十八条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提出。
证据保全可能对他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确定举证期限,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申请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通知申请人。
第一百零一条 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
第一百零二条 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
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
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第一百零三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公开质证。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一百零六条 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零七条 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第一百零八条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一百一十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
(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
(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
(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
(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
(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
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一十二条 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第一百一十三条 持有书证的当事人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对其处以罚款、拘留。
第一百一十四条 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
第一百一十五条 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
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一十六条 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用和补贴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应当通知申请人预缴证人出庭作证费用。
第一百一十九条 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其签署保证书,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外。
证人签署保证书适用本解释关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条 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第一百二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第一百二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相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专业问题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第一百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验。勘验时应当保护他人的隐私和尊严。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人参与勘验。必要时,可以要求鉴定人在勘验中进行鉴定。
五、期间和送达
第一百二十五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中以时起算的期间从次时起算;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起算。
第一百二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立案期限,因起诉状内容欠缺通知原告补正的,从补正后交人民法院的次日起算。由上级人民法院转交下级人民法院立案的案件,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的次日起算。
第一百二十七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二条以及本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二十条、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六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审限。审限自再审立案的次日起算。
第一百二十九条 对申请再审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完毕,但公告期间、当事人和解期间等不计入审查期限。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一百三十条 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有关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可以是受送达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领取。当事人到达人民法院,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视为送达。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第一百三十二条 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
第一百三十三条 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人签收。
第一百三十四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委托送达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委托函及相关诉讼文书之日起十日内代为送达。
第一百三十五条 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第一百三十六条 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
第一百三十七条 当事人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执行时未书面变更送达地址的,其在第一审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可以作为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的送达地址。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人民法院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告送达应当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公告送达起诉状或者上诉状副本的,应当说明起诉或者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当说明出庭的时间和地点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判决书、裁定书的,应当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当事人有权上诉的,还应当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
第一百四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用公告送达。
第一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在宣判笔录中记明。
六、调解
第一百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径行调解。
第一百四十三条 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根据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案件,不得调解。
第一百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发现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和解、调解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一百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裁判。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不应久调不决。
第一百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当事人同意公开的除外。
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
主持调解以及参与调解的人员,对调解过程以及调解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应当保守秘密,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
离婚案件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
第一百四十八条 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
第一百四十九条 调解书需经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应当以最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生效日期。
第一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调解民事案件,需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应当经其同意。该第三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裁判。
第一百五十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调解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前款规定情形,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可以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
七、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一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在采取诉前保全、诉讼保全措施时,责令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书面通知。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保全的,应当提供担保。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的,担保的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数额。
第一百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第一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保全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保全人保管的,可以委托他人或者申请保全人保管。
查封、扣押、冻结担保物权人占有的担保财产,一般由担保物权人保管;由人民法院保管的,质权、留置权不因采取保全措施而消灭。
第一百五十五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保全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他人、申请保全人保管的财产,人民法院和其他保管人不得使用。
第一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百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第一百五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第一百五十九条 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
第一百六十条 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 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保全裁定,应当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六十二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对第一审人民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予以续保或者采取新的保全措施的,可以自行实施,也可以委托第一审人民法院实施。
再审人民法院裁定对原保全措施予以续保或者采取新的保全措施的,可以自行实施,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执行法院实施。
第一百六十三条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等紧急情况,不申请保全将可能导致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债权人在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五日内不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第一百六十四条 对申请保全人或者他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查封、扣押、冻结等手续。
第一百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第一百六十六条 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保全裁定:
(一)保全错误的;
(二)申请人撤回保全申请的;
(三)申请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生效裁判驳回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保全措施的,应当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第一百六十七条 财产保全的被保全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全标的物为被保全人提供的担保财产。
第一百六十八条 保全裁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者解除,进入执行程序后,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期限连续计算,执行法院无需重新制作裁定书,但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九条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先予执行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
第一百七十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紧急,包括:
(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
(二)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三)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
(四)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
(五)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
第一百七十一条 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
第一百七十二条 利害关系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处理。
第一百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后,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申请人应当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利益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
八、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百七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
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第一百七十五条 拘传必须用拘传票,并直接送达被拘传人;在拘传前,应当向被拘传人说明拒不到庭的后果,经批评教育仍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
第一百七十六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处理:
(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的;
(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
(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音、录像、摄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
第一百七十七条 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决定。训诫的内容、被责令退出法庭者的违法事实应当记入庭审笔录。
第一百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采取拘留措施的,应经院长批准,作出拘留决定书,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
第一百七十九条 被拘留人不在本辖区的,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派员到被拘留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请该院协助执行,受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派员协助执行。被拘留人申请复议或者在拘留期间承认并改正错误,需要提前解除拘留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向委托人民法院转达或者提出建议,由委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第一百八十条 人民法院对被拘留人采取拘留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确实无法按时通知或者通知不到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可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第一百八十二条 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提前解除拘留,应报经院长批准,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交负责看管的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八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百八十四条 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发生新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第一百八十五条 被罚款、拘留的人不服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应当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内作出决定,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当事人。
第一百八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复议时认为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制作决定书,撤销或者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情况紧急的,可以在口头通知后三日内发出决定书。
第一百八十七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包括:
(一)在人民法院哄闹、滞留,不听从司法工作人员劝阻的;
(二)故意毁损、抢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查封标志的;
(三)哄闹、冲击执行公务现场,围困、扣押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公务人员的;
(四)毁损、抢夺、扣留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公务器械、执行公务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财产的;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其他行为。
第一百八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包括:
(一)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毁损或者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处分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
(三)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五)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
第一百八十九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一)冒充他人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的;
(二)证人签署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三)伪造、隐藏、毁灭或者拒绝交出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四)擅自解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财产的;
(五)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
第一百九十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他人合法权益,包括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提起撤销之诉,经审查,原案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一百九十一条 单位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或者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 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处理:
(一)允许被执行人高消费的;
(二)允许被执行人出境的;
(三)拒不停止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权属变更登记、规划审批等手续的;
(四)以需要内部请示、内部审批,有内部规定等为由拖延办理的。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个人或者单位采取罚款措施时,应当根据其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诉讼标的额等因素,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限额内确定相应的罚款金额。
九、诉讼费用
第一百九十四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审理的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结案后按照诉讼标的额由败诉方交纳。
第一百九十五条 支付令失效后转入诉讼程序的,债权人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补交案件受理费。
支付令被撤销后,债权人另行起诉的,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交纳诉讼费用。
第一百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结果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对原审诉讼费用的负担一并作出处理。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诉讼标的物是证券的,按照证券交易规则并根据当事人起诉之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当日的市场价或者其载明的金额计算诉讼标的金额。
第一百九十八条 诉讼标的物是房屋、土地、林木、车辆、船舶、文物等特定物或者知识产权,起诉时价值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原告释明主张过高或者过低的诉讼风险,以原告主张的价值确定诉讼标的金额。
第一百九十九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的,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补交案件受理费。
原告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的,按撤诉处理,已经收取的诉讼费用退还一半。
第二百条 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按照财产案件标准交纳诉讼费,但劳动争议案件除外。
第二百零一条 既有财产性诉讼请求,又有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照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标准交纳诉讼费。
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
第二百零二条 原告、被告、第三人分别上诉的,按照上诉请求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同一方多人共同上诉的,只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上诉的,按照上诉请求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第二百零三条 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败诉的,应当共同负担诉讼费用。
第二百零四条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人民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申请费由债务人、担保人负担;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
申请人另行起诉的,其已经交纳的申请费可以从案件受理费中扣除。
第二百零五条 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作出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按照执行金额收取执行申请费。
第二百零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的,只能减半一次。
第二百零七条 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
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十、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百零九条 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
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百一十条 原告在起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辞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修改后提起诉讼。
第二百一十一条 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二百一十二条 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百一十三条 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撤诉处理。
第二百一十四条 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第二百一十五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第二百一十六条 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
(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
(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第二百一十七条 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者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第二百一十八条 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第二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百二十条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是指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
第二百二十一条 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百二十二条 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第二百二十三条 当事人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又针对起诉状的内容进行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管辖异议进行审查。
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
第二百二十四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后,通过组织证据交换、召集庭前会议等方式,作好审理前的准备。
第二百二十五条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
(二)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和提出的反诉,以及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
(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
(四)组织交换证据;
(五)归纳争议焦点;
(六)进行调解。
第二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第二百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当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第二百二十八条 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
第二百二十九条 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责令其提供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可以列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
第二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可以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并进行。
第二百三十一条 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和本解释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百三十二条 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第二百三十三条 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
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
第二百三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第二百三十五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属于原告方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属于被告方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庭。
第二百三十六条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第二百三十七条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继续进行。
第二百三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被告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准许。
第二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百四十条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二百四十一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可以依法缺席判决。
第二百四十二条 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二百四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第二百四十四条 可以上诉的判决书、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之日计算。
第二百四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笔误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
第二百四十六条 裁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通知或者准许当事人双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即失去效力。
第二百四十七条 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八条 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百四十九条 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
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第二百五十条 依照本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受让人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裁定变更当事人。
变更当事人后,诉讼程序以受让人为当事人继续进行,原当事人应当退出诉讼。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
第二百五十一条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二百五十二条 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
(二)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
(三)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
(四)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
第二百五十三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发送裁判文书的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第二百五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的,应当向作出该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具体的案号或者当事人姓名、名称。
第二百五十五条 对于查阅判决书、裁定书的申请,人民法院根据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判决书、裁定书已经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开的,应当引导申请人自行查阅;
(二)判决书、裁定书未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开,且申请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提供便捷的查阅服务;
(三)判决书、裁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或者已失去法律效力的,不提供查阅并告知申请人;
(四)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不是本院作出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查阅;
(五)申请查阅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不予准许并告知申请人。
十一、简易程序
第二百五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第二百五十七条 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第二百五十八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四个月。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
第二百五十九条 当事人双方可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第二百六十条 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后不得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第二百六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二百六十二条 人民法庭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必须加盖基层人民法院印章,不得用人民法庭的印章代替基层人民法院的印章。
第二百六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
(一)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
(二)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笔录;
(三)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
(四)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口头委托笔录;
(五)证据;
(六)询问当事人笔录;
(七)审理(包括调解)笔录;
(八)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者调解协议;
(九)送达和宣判笔录;
(十)执行情况;
(十一)诉讼费收据;
(十二)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审理的,有关程序适用的书面告知。
第二百六十四条 当事人双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口头提出的,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本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二百六十五条 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等准确记入笔录,由原告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印。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
第二百六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十五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
人民法院应当将举证期限和开庭日期告知双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双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当事人双方均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理或者确定开庭日期。
第二百六十七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可以简便方式进行审理前的准备。
第二百六十八条 对没有委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对回避、自认、举证证明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第二百六十九条 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转为普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转为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第二百七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二)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三)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四)当事人双方同意简化的。
十二、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第二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实行一审终审。
第二百七十二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指已经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上一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布前,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准。
第二百七十三条 海事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案件标的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第二百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小额诉讼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告知该类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审终审、审理期限、诉讼费用交纳标准等相关事项。
第二百七十五条 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一般不超过七日。
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当事人到庭后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立即开庭审理。
第二百七十六条 当事人对小额诉讼案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第二百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小额诉讼案件后,发现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第二百七十八条 因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追加当事人等,致使案件不符合小额诉讼案件条件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
前款规定案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或者普通程序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第二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第二百八十条 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简化,主要记载当事人基本信息、诉讼请求、裁判主文等内容。
第二百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本解释没有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
十三、公益诉讼
第二百八十二条 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有明确的被告;
(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八十三条 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污染海洋环境提起的公益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对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百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
第二百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影响同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提起诉讼。
第二百八十七条 对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调解。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第二百八十八条 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二百八十九条 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四、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二百九十条 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二百九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和证据材料之日起五日内送交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对第三人提交的起诉状、证据材料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书面意见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询问双方当事人。
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百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第二百九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
(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
(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
(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
(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第二百九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
第二百九十五条 对下列情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处理的案件;
(二)婚姻无效、撤销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等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
(三)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对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生效裁判;
(四)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受害人对公益诉讼案件的生效裁判。
第二百九十六条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将该第三人列为原告,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列为被告,但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没有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列为第三人。
第二百九十七条 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后,原告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二百九十八条 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
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
第二百九十九条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第三百条 第三人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审理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所作的判决可以上诉;
(二)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时应当列明第三人。
第三百零一条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十五、执行异议之诉
第三百零二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由执行法院管辖。
第三百零三条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三百零四条 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三百零五条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
第三百零六条 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
第三百零七条 申请执行人对中止执行裁定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告知其另行起诉。
第三百零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普通程序。
第三百零九条 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条 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第三百一十一条 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百一十二条 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
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
第三百一十三条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处理。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
第三百一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裁定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解除对该执行标的采取的执行措施。
十六、第二审程序
第三百一十五条 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都提起上诉的,均列为上诉人。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确定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第三百一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包括被上诉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
第三百一十七条 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一人或者部分人提起上诉的,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上诉仅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其他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二)上诉仅对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对方当事人利益的,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三)上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的,未提起上诉的其他当事人均为被上诉人。
第三百一十八条 一审宣判时或者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第三百一十九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提起上诉。
第三百二十条 上诉案件的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参加诉讼。
需要终结诉讼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
第三百二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三百二十二条 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进行审理前的准备。
第三百二十三条 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
(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
(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第三百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第三百二十五条 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第三百二十六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三百二十七条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三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
第三百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三百三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三百三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第三百三十二条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
第三百三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
第三百三十四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
第三百三十五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第三百三十六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
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百三十七条 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百三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
第三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三百四十条 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
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
十七、特别程序
第三百四十一条 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清理下落不明人的财产,并指定案件审理期间的财产管理人。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失踪的,应当同时依照民法典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第三百四十二条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经人民法院指定后,代管人申请变更代管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申请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申请人的代管人身份,同时另行指定财产代管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
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代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以原指定的代管人为被告起诉,并按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第三百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自失踪之日起满四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宣告失踪的判决即是该公民失踪的证明,审理中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进行公告。
第三百四十四条 符合法律规定的多个利害关系人提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申请的,列为共同申请人。
第三百四十五条 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被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受理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被申请人将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
(二)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
第三百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作出判决前,申请人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案件,但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加入程序要求继续审理的除外。
第三百四十七条 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提出该当事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第三百四十八条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公告期间有人对财产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三百四十九条 被指定的监护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的,裁定驳回异议;指定不当的,判决撤销指定,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当送达异议人、原指定单位及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判决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当送达申请人、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第三百五十条 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被申请人没有近亲属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经被申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且愿意担任代理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为代理人。
没有前款规定的代理人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代理人。
代理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两人。
第三百五十一条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代理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第三百五十二条 调解组织自行开展的调解,有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五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当事人口头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第三百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调解协议、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住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当事人未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限期补交。
第三百五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
(二)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三)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者解除的;
(四)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
(五)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第三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相关情况时,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对案件进行核实。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
第三百五十七条 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作出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限期内补充陈述、补充证明材料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撤回申请处理。
第三百五十八条 经审查,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一)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背公序良俗的;
(四)违反自愿原则的;
(五)内容不明确的;
(六)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第三百五十九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担保物权人,包括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包括抵押人、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权人等。
第三百六十条 实现票据、仓单、提单等有权利凭证的权利质权案件,可以由权利凭证持有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无权利凭证的权利质权,由出质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六十一条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管辖的,由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六十二条 同一债权的担保物有多个且所在地不同,申请人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百六十三条 依照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违反该约定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百六十四条 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的,不影响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第三百六十五条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二)证明担保物权存在的材料,包括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权利质权的权利凭证或者质权出质登记证明等;
(三)证明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材料;
(四)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
(五)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百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书副本、异议权利告知书等文书。
被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的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第三百六十七条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担保财产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第三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询问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相关事实。
第三百六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就主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担保物权是否有效设立、担保财产的范围、被担保的债权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等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
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查。
第三百七十条 人民法院审查后,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二)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三)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回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申请人对担保财产提出保全申请的,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保全的规定办理。
第三百七十二条 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或者部分成立的,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十八、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百七十三条 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百七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是指原告和被告均为公民的案件。
第三百七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二)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三)原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四)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及其他材料。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材料可以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
第三百七十六条 再审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裁判文书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
再审申请书应当明确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并由再审申请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第三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分别向原审人民法院和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且不能协商一致的,由原审人民法院受理。
第三百七十八条 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
第三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
第三百八十条 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裁定再审;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三百八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二)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三)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除外。
第三百八十二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第三百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并向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副本等材料。
第三百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第三百八十五条 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百八十六条 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
(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
(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
(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
第三百八十七条 当事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在原审中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或者质证中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四项规定的未经质证的情形。
第三百八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
(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
(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
第三百八十九条 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
(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
(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
(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
第三百九十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
第三百九十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十二项规定的法律文书包括: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
(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第三百九十二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
第三百九十三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三百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决定再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需要中止执行的,应当在再审裁定中同时写明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情况紧急的,可以将中止执行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并在通知后十日内发出裁定书。
第三百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第三百九十六条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依法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再审申请人,对其再审事由一并审查,审查期限重新计算。经审查,其中一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各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的,一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三百九十七条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三百九十八条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第三百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理,但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四百条 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
(一)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
(二)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
(四)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
(五)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六)有本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第四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有特殊情况或者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的除外。
符合缺席判决条件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四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进行:
(一)因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先由再审申请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二)因抗诉再审的,先由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再由申请抗诉的当事人陈述,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三)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有申诉人的,先由申诉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诉人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四)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没有申诉人的,先由原审原告或者原审上诉人陈述,后由原审其他当事人发表意见。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明确其再审请求。
第四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
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
人民法院经再审,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一并审理。
第四百零四条 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一)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请求,人民法院准许的;
(二)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撤回再审请求处理的;
(三)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
(四)有本解释第四百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
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终结后,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原生效判决自动恢复执行。
第四百零五条 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百零六条 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或者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第四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二)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
第四百零八条 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裁定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判决。
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百零九条 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致使再审改判,因再审申请人或者申请检察监督当事人的过错未能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被申请人等当事人请求补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百一十条 部分当事人到庭并达成调解协议,其他当事人未作出书面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对该事实作出表述;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在判决主文中予以确认。
第四百一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或者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四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及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依法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以及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裁定等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判决、裁定除外。
第四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四百一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受理:
(一)再审检察建议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二)建议再审的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三)再审检察建议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形;
(四)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
(五)再审检察建议经该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应当函告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第四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裁定再审:
(一)抗诉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二)抗诉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三)抗诉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四)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
第四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被上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后,人民检察院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抗诉事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可以交由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四百一十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裁定再审,并通知当事人;经审查,决定不予再审的,应当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四百一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裁定再审的案件,不受此前已经作出的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裁定的影响。
第四百一十九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的情况,应当向法庭提交并予以说明,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百二十条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第四百二十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四百二十二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案外人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依照本解释第四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处理。
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人民法院仅审理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对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内容。经审理,再审请求成立的,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维持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第四百二十三条 本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百二十四条 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
当事人以不应按小额诉讼案件审理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十九、督促程序
第四百二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债权人可以向其中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债权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书后,认为申请书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通知债权人限期补正。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四百二十七条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符合下列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五日内通知债权人:
(一)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
(二)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三)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
(四)债务人在我国境内且未下落不明;
(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
(六)收到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七)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五日内通知债权人不予受理。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支付令案件,不受债权金额的限制。
第四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由审判员一人进行审查。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驳回申请:
(一)申请人不具备当事人资格的;
(二)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证明文件没有约定逾期给付利息或者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坚持要求给付利息或者违约金、赔偿金的;
(三)要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属于违法所得的;
(四)要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尚未到期或者数额不确定的。
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发现不符合本解释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第四百二十九条 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债务人拒绝接收的,人民法院可以留置送达。
第四百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已发出支付令的,支付令自行失效:
(一)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债权人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又提起诉讼的;
(二)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的;
(三)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前,债权人撤回申请的。
第四百三十一条 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未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而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债务人超过法定期间提出异议的,视为未提出异议。
第四百三十二条 债权人基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在同一支付令申请中向债务人提出多项支付请求,债务人仅就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请求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其他各项请求的效力。
第四百三十三条 债权人基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就可分之债向多个债务人提出支付请求,多个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几人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其他请求的效力。
第四百三十四条 对设有担保的债务的主债务人发出的支付令,对担保人没有拘束力。
债权人就担保关系单独提起诉讼的,支付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失效。
第四百三十五条 经形式审查,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异议成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一)本解释规定的不予受理申请情形的;
(二)本解释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情形的;
(三)本解释规定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情形的;
(四)人民法院对是否符合发出支付令条件产生合理怀疑的。
第四百三十六条 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力、延缓债务清偿期限、变更债务清偿方式等异议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债务人的口头异议无效。
第四百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作出终结督促程序或者驳回异议裁定前,债务人请求撤回异议的,应当裁定准许。
债务人对撤回异议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百三十八条 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应当自收到终结督促程序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其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百三十九条 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自收到终结督促程序裁定之日起七日内未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表明不同意提起诉讼的,视为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起诉。
债权人提出支付令申请的时间,即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
第四百四十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支付令的期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
第四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
二十、公示催告程序
第四百四十二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第四百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予以受理,并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七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第四百四十四条 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
第四百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发出的受理申请的公告,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票据的种类、号码、票面金额、出票人、背书人、持票人、付款期限等事项以及其他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权利凭证的种类、号码、权利范围、权利人、义务人、行权日期等事项;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
(四)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等权利凭证,利害关系人不申报的法律后果。
第四百四十六条 公告应当在有关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
第四百四十七条 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
第四百四十八条 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处理。
第四百四十九条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查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
第四百五十条 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的,申请人应当自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一个月内申请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第四百五十一条 判决公告之日起,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
付款人拒绝付款,申请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四百五十二条 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审理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第四百五十三条 公示催告申请人撤回申请,应在公示催告前提出;公示催告期间申请撤回的,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第四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应当符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拒不止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外,在判决后,支付人仍应承担付款义务。
第四百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非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百五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制作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裁定书,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四百五十七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四百五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包括:
(一)因发生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致使利害关系人无法知道公告事实的;
(二)利害关系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知道公告事实,或者虽然知道公告事实,但无法自己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申报权利的;
(三)不属于法定申请公示催告情形的;
(四)未予公告或者未按法定方式公告的;
(五)其他导致利害关系人在判决作出前未能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客观事由。
第四百五十九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除权判决的,应当将申请人列为被告。
利害关系人仅诉请确认其为合法持票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确认利害关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
二十一、执行程序
第四百六十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实现担保物权裁定、确认调解协议裁定、支付令,由作出裁定、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或者与其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由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将无主财产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四百六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
(二)给付内容明确。
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
第四百六十二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
第四百六十三条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
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十五日内,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
第四百六十四条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第四百六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
第四百六十六条 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
第四百六十七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执行人或者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第四百六十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四百六十九条 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第四百七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被注销的,如果依照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
第四百七十一条 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
第四百七十二条 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第四百七十三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
第四百七十四条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完毕后,该法律文书被有关机关或者组织依法撤销的,经当事人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第四百七十五条 仲裁机构裁决的事项,部分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对该部分不予执行。
应当不予执行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第四百七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可以就该民事纠纷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百七十七条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
案外人不服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四百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
(一)公证债权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
(二)被执行人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的;
(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
第四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在执行终结前向执行法院提出。
第四百八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
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
第四百八十一条 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
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百八十二条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被拘传人进行调查询问,调查询问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法可能采取拘留措施的,调查询问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人民法院在本辖区以外采取拘传措施时,可以将被拘传人拘传到当地人民法院,当地人民法院应予协助。
第四百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第四百八十四条 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
第四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第四百八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拍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由人民法院自行组织拍卖,也可以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拍卖。
交拍卖机构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拍卖活动进行监督。
第四百八十七条 拍卖评估需要对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予以配合。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不予配合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进行。
第四百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交有关单位变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
对变卖的财产,人民法院或者其工作人员不得买受。
第四百八十九条 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第四百九十条 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第四百九十一条 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
第四百九十二条 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第四百九十三条 他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转交的,可以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处理。
他人持有期间财物或者票证毁损、灭失的,参照本解释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处理。
他人主张合法持有财物或者票证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提出执行异议。
第四百九十四条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的,人民法院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其处理外,还应责令被执行人交出隐匿的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被执行人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搜查措施。
第四百九十五条 搜查人员应当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搜查令和工作证件。
第四百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搜查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搜查现场;搜查对象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以及基层组织派员到场;搜查对象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搜查。
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执行人员进行。
第四百九十七条 搜查中发现应当依法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四百九十八条 搜查应当制作搜查笔录,由搜查人员、被搜查人及其他在场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捺印或者盖章的,应当记入搜查笔录。
第四百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
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处理。
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百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房产证、土地证、林权证、专利证书、商标证书、车船执照等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办理。
第五百零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该义务可由他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选定代履行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履行该行为义务有资格限制的,应当从有资格的人中选定。必要时,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代履行人。
申请执行人可以在符合条件的人中推荐代履行人,也可以申请自己代为履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五百零二条 代履行费用的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并由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预先支付。被执行人未预付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费用强制执行。
代履行结束后,被执行人可以查阅、复制费用清单以及主要凭证。
第五百零三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且该项行为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处理。
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履行期间内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再次处理。
第五百零四条 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五百零五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第五百零六条 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
第五百零七条 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
第五百零八条 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百零九条 多个债权人对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第五百一十条 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
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提存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
第五百一十一条 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
第五百一十二条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执行案件相关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是否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告知执行法院。不予受理的,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退回执行法院。
第五百一十三条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第五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
第五百一十五条 债权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第五百一十六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除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外,还可以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第五百一十七条 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第五百一十八条 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百一十九条 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因妨害行为给执行债权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
二十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五百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
(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
第五百二十一条 外国人参加诉讼,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代表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本条所称的“所在国”,是指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设立登记地国,也可以是办理了营业登记手续的第三国。
第五百二十二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五百二十一条规定,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而外国当事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可以经该国公证机关公证,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第五百二十三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代表人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进行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
第五百二十四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代表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进行民事诉讼,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机构公证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
第五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外文的,应当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中文翻译件。
当事人对中文翻译件有异议的,应当共同委托翻译机构提供翻译文本;当事人对翻译机构的选择不能达成一致的,由人民法院确定。
第五百二十六条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或者领事特权和豁免。
第五百二十七条 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代理民事诉讼。
第五百二十八条 涉外民事诉讼中,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应当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第五百二十九条 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的除外。
第五百三十条 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
(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第五百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人民法院承认,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五百三十二条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经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公告期满不应诉,人民法院缺席判决后,仍应当将裁判文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八项规定公告送达。自公告送达裁判文书满三个月之日起,经过三十日的上诉期当事人没有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百三十三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自然人或者外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外国企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该企业、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第五百三十四条 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当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收到送达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第五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一审时采取公告方式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二审时可径行采取公告方式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人民法院能够采取公告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送达的除外。
第五百三十六条 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期限;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当事人的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百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再审进行审查的期间,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的限制。
第五百三十八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请人为外国当事人,其申请书应当用中文文本提出。
第五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涉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时,被执行人以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执行人的抗辩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裁定执行或者不予执行。
第五百四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提交人民法院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审查,裁定是否进行保全。裁定保全的,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无需提供担保的,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
第五百四十一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以及中文译本。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为缺席判决、裁定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该外国法院已经合法传唤的证明文件,但判决、裁定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提交文件有规定的,按照规定办理。
第五百四十二条 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裁定驳回申请,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判决的除外。
承认和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百四十三条 对临时仲裁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处理。
第五百四十四条 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执行的,当事人应当先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承认后,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编的规定予以执行。
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仅对应否承认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
第五百四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
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承认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五百四十六条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可以陈述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百四十七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司法协助条约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人民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五百四十八条 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证明其法律效力的,或者外国法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证明判决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的,作出判决、裁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本法院的名义出具证明。
第五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二十三、附则
第五百五十条 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通知
(法[2018]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经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为在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英烈保护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英烈保护法》的重要意义。《英烈保护法》是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要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认真贯彻《英烈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以司法手段捍卫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公序良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依法审理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案件。对英雄烈士的近亲属提出的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案件,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予以受理,并确定行为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对检察机关提起的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案件,及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等规定依法予以受理,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英烈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依法审理涉及英雄烈士形象、事迹等商标权、著作权案件。对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诋毁、贬损英雄烈士形象,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依法认定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司法裁判旗帜鲜明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对英雄烈士事迹的价值认同和英雄烈士公知公认的光辉形象,最大限度地实现案件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依法审理涉及英雄烈士保护的刑事案件。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负有法定职责的相关工作人员在英雄烈士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五、加强对下级法院贯彻落实《英烈保护法》审理涉及英烈保护案件的指导。要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一手抓审判,一手抓调研,及时总结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新对策。要高度重视涉及英烈保护案件的审理和舆论引导、宣传工作,主动加强与地方党委、有关部门、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沟通、协调,切实提高司法应对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通知执行中如遇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6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6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2017年5月31日 法〔2017〕1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5月27日发布的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标准为67569(元)÷12(月)÷21.75(月计薪天数)=258.89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自2017年5月31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应为258.89元。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488号(政治法律类13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488号(政治法律类13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确定118个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有力推动形成了家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三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诉前调解、离婚证明书、案后回访等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上述制度予以总结推广。当然,诚如您所言,当前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包括专门家事审判机构难设立、家事法官专业程度不足、审判场所的专业化保障不足以及专门家事审判诉讼程序法缺位等。今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加大家事审判中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积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调,推进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工作。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拟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往纵深发展。针对今年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对前期家事审判改革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拟在今年召开的人民法庭工作视频会议中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进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党委领导,紧紧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支持,积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找准问题,克服困难,勇于担当,推动形成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合力,全面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停止执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二条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停止执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二条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8]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经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停止执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针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民事判决、裁定提出的监督申请,无论是否提出过上诉,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均应依法受理。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
(2021年5月31日)
一、陈力等侵犯著作权罪案[(2019)沪03刑初127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陈力受境外人员“野草”委托,招募林崟、赖冬、严杰、杨小明、黄亚胜、吴兵峰、伍健兴等人,组建“鸡组工作室”QQ聊天群,通过远程登录境外服务器,从其他网站下载后转化格式,或者通过云盘分享等方式获取《流浪地球》等2019年春节档电影在内的影视作品2425部,再将远程服务器上的片源上传至云转码服务器进行切片、转码、添加赌博网站广告及水印、生成链接,后将上述链接发布至多个盗版影视资源网站,为“野草”更新维护上述盗版影视资源网站。期间,陈力收到“野草”提供的运营费用共计1250余万元,陈力个人获利约50万元,林崟、赖冬、严杰、杨小明、黄亚胜、吴兵峰、伍健兴等人获利1.8万元至16.6万元不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力等八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本案是境内外人员分工合作,以境外服务器为工具,专门针对热门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实施跨境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海量侵权案件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做出了准确认定,对八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并处追缴违法所得,特别是处以财产刑,彰显了我国严厉制裁涉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专家点评】
当下,借助网络的空间跨越性,犯罪分子大量采取境内外人员合作、行为分配或设施的远程控制等方式实施犯罪,隐蔽性加大,给查处、打击此类犯罪带来一定困难。本案就属于境内外人员分工合作,以境外服务器为工具,专门针对热门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实施跨境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犯罪行为复杂,社会危害性大。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前,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电影、电视等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电影、电视等作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则明确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为本罪行为之一,这对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进行了强调,对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林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2018)浙0192民初81号,杭州互联网法院]
【基本案情】
华泰公司主张道同公司未经其许可在道同公司运营的“第一女性时尚网”中发表华泰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侵害了华泰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华泰公司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对侵权事实予以取证,并将相关数据计算成哈希值上传至比特币区块链和Factom区块链中形成区块证据链存证,以此向法院请求判令道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数秦公司作为独立于当事人的民事主体,其运营的保全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方存证平台,保全网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谷歌开源程序进行固定侵权作品等电子数据,且该技术手段对目标网页进行抓取而形成的网页截图、源码信息、调用日志能相互印证,可清晰反映数据的来源、生成及传递路径,应当认定由此生成的电子数据具有可靠性。同时,保全网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故确认上述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认定道同公司侵害了华泰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令道同公司赔偿华泰公司经济损失4000元。
【典型意义】
互联网时代下,电子证据大量涌现,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为电子证据的取证存证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同时也亟待明确电子证据效力认定规则。本案系全国首次对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进行认定的案件,为该种新型电子证据的认定提供了审查思路,明确了认定区块链存证效力的相关规则,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司法深度融合,对完善信息化时代下的网络诉讼规则、促进区块链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对著作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频发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电子证据应运而生。“技术问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采用该技术等手段能够进行存证固定,为认定著作权侵权事实提供有效证据。为此,需要确立相关电子证据的存证取证规则,明确相关电子证据的认定效力。
作为全国首例区块链技术电子存证著作权侵权案,本案判决通过审查存证平台的资格、侵权网页取证技术手段可信度和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的完整性,明确了区块链这一新型电子证据的认定效力,并根据电子签名法的规定总结了这类电子证据认定效力的基本规则。人民法院明确利用区块链技术手段存证固定,应重点审核电子数据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技术手段的安全性、方法的可靠性、证据形成的合法性和相关证据的关联性,并根据电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其证据效力。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环境下,对人民法院如何运用新型电子证据认定侵权事实,如何完善我国电子证据认定规则,如何促进智慧法院建设与区块链技术发展,本案判决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三、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与济南众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2018)鲁民终160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咪咕公司未经权利人授权,在其经营网站咪咕阅读上有偿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众佳公司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互联网电子数据系统,对上述事实进行了电子数据固定。人民法院认为,涉案网络页面截图、屏幕录像文件以及相关时间戳认定证书等证据可形成证据链,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众佳公司以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的涉案网络页面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咪咕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涉案作品,侵害了众佳公司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决咪咕公司承担赔偿众佳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的法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详细论证了电子数据取证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固定的证据,具有事后可追溯性等应予以采信的理由,是丰富权利人取证手段、降低权利人取证难度、减少维权成本的典型案件。
【专家点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证据越来越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涉互联网的电子数据,具有数量多、变化快、易篡改等特点,传统地公证取证方式,由于公证人员数量相对有限、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和取证成本相对较高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充分满足电子数据取证的要求。
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用可信时间戳等第三方电子证据服务平台的服务对互联网中电子数据进行取证成为一种选择。如无相反证据,对按照可信时间戳规范操作流程固定的电子数据真实性可以确认。同时,充分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有效地查明案件事实。
本案判决肯定了符合民事诉讼取证要求的第三方电子证据服务平台取证的证据效力,不仅丰富了权利人取证手段,而且通过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切实降低了权利人举证负担,为司法实践中举证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技术的可行路径。该案的裁判,既体现了司法在面对新科技发展成果时的审慎态度,又体现了司法的包容性和发展性。
(邓宏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四、常文韬诉许玲、第三人马锋刚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2019)京0491民初2547号,北京互联网法院]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11日,许玲通过其微信向常文韬寻求“暗刷的流量资源”。经过沟通,双方于2017年9月15日就“暗刷需求”达成一致:以单价0.9元每千次UV每周结算;按许玲指定的第三方后台CNZZ统计数据结算。常文韬于2017年9月15日开始为许玲提供网络暗刷服务。2017年9月20日,许玲通过微信转账给常文韬结算了229元服务费。2017年10月9日,双方将单价调整为1.1元每千次UV。后常文韬催促许玲结算付款,许玲于2017年10月23日微信回复称“财务去弄发票了,今天能结。”但到2017年11月3日,许玲却意图单方面变更双方商定的以“第三方后台CNZZ数据为结算依据”,而强行要求以其甲方提供的数据为结算依据,只同意付款16293元。常文韬起诉要求许玲支付服务费30743元及利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暗刷流量”的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市场竞争者和广大不特定网络用户的利益,最终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双方订立的“暗刷流量”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常文韬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首例涉及“暗刷流量”交易的案件。网络产品的真实流量能够反映网络产品的受欢迎度及质量优劣程度,流量成为网络用户选择网络产品的重要因素。本案从产业层面上揭示了互联网经济的流量属性和“暗刷流量”的危害性,并在判决中明确,以“暗刷流量”交易为目的订立的合同,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得基于“暗刷流量”合同获利;法院对交易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应予收缴。该判决对“暗刷流量”的否定评价,对于构建网络诚信秩序、净化网络道德环境、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流量”在网络时代已经成为一种“财富”。凭借客户的好评,电商的销量可以大幅度提高;凭借海量“粉丝”,可以获得丰厚的广告收益。于是,就有了以提供“暗刷流量”,并根据PV值、UV值、IP值明码标价不法之业。本案就是一起因“暗刷流量”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原告以其已按约定完成暗刷,而被告不按约定支付费用为由提起违约之诉。
众所周知,暗刷流量的结果并不反映网站的实际流量。靠暗刷制造的高流量显属虚夸网站业绩,其目的大多是为了是欺骗、误导消费者,诱骗网民与其交易。最常见的情形是以虚假交易量吸引消费者、编造用户好评价误导公众。这种行为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其他合法经营商家的利益。任何人不得因损害公共利益而获利,为此而订立的合同依照法律当属无效。法律不能保护这种非法行为所生之利。故原告的请求不能支持。与此同时,被告因原告行为所获利益也不应给予保护。
(郭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
五、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2019)粤0192民初70号,广州互联网法院]
【基本案情】
俞彬华是华多公司运营的YY直播平台的实名认证消费者。2017年4月6日上午10点,俞彬华账号显示在异地被登录并被盗刷了价值1180元的红钻券。账户被盗后,俞彬华立即联系华多公司客服要求提供盗刷者的账户信息及采取相关冻结措施,华多公司仅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应允其要求。俞彬华主张YY软件的安全性存在问题,华多公司没有履行妥善保管义务且未及时协助追回被盗的网络虚拟财产,故请求法院判令华多公司赔偿其1180000红钻券折合人民币1180元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俞彬华在上述虚拟财产被盗前,密码比较简单,且未能充分选用华多公司提供的更高等级的安全保障方案,其未能妥善地保管账号、密码并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财产被盗,对上述被盗结果应负主要责任;华多公司向用户提供的防盗措施特别是默认状态下的防盗措施不够周密,且在俞彬华通知其客服人员财产被盗后,未能提供或保存被盗财产的流向等信息,造成损失难以被追回,在技术和服务上存在一定疏漏,对俞彬华的损失负有次要的责任,故判令华多公司向俞彬华赔偿被盗虚拟财产价值的40%即472元,驳回俞彬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对网络环境下,如何合理分配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进行详细论述,并结合网络服务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确立了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应负有网络虚拟财产安全保护义务的规则,提出双方应当根据在履约过程中的过错程度,衡量双方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合理分配责任比例的处理原则。本案判决为妥善调处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纠纷、确立网络平台责任规则、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提供了范例,有利于提高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水平,亦有助于加强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专家点评】
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账号、积分、虚拟装备等均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虚拟财产被盗案件也时有发生。《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也强调:“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
在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案中,法院虽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属性、交易规则等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直接回答,但根据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界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网络虚拟财产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网络平台,而网络平台背后必然有相应的运营者,由此网络用户与网络平台间就存在合同关系。在发生网络虚拟财产被盗的情况下,法院只需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便可界定双方的责任。在针对网络虚拟财产规则缺失的背景下,个案中探索可行的保护方式则更具示范效应,这也是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案的典型意义之所在。
(来小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六、酒泉九眼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酒泉市瀚森瑞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2019)甘民终591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九眼泉公司系“杏香源”杏皮茶生产经销商并于2017年12月14日取得“杏香源”商标。2018年6月,该公司发现瀚森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微信朋友圈发送“郑重声明”载明:“经由老味道饮料厂生产的杏香园牌杏皮茶现有非常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我厂要求市场全部撤回,请各店方务必重视,立即联系配货人员无条件将产品如数退回,如无视此声明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均由店方全部承担,本厂概不负责。同时我厂老味道牌杏皮茶、独壹品牌杏皮茶无问题正常使用。”该声明经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对九眼泉公司的商誉造成不良影响。九眼泉公司遂向工商部门举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工商局依法作出对瀚森瑞达公司罚款1万元的处罚决定。后九眼泉公司以诋毁商誉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瀚森瑞达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瀚森瑞达公司在明知九眼泉公司经营“杏香源”牌杏皮水且自身对“杏香园”三字不享有知识产权权利的情形下,无任何事实依据,自行编造“郑重声明”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该声明中的“杏香园”牌杏皮茶与九眼泉公司享有商标专用权的“杏香源”注册商标仅一字之差,且读音一致,形成高度近似,足以造成公众误解,其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对九眼泉公司商誉的诋毁,判决瀚森瑞达公司在原微信朋友圈范围内消除影响并赔偿九眼泉公司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商誉是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对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推广、技术研发以及广告宣传等领域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企业形象和市场评价,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无形资产。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微信朋友圈逐渐改变了社交平台和交易方式,但其并非法外之地。通过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平台捏造、散布虚假的、易于引起公众误解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导性的恶劣影响,构成商业诋毁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判令翰森瑞达公司在原微信朋友圈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丰富了消除影响责任适用的具体方式。
【专家点评】
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一场社会交往和信息传播的空间革命,将社交媒介高度压缩在了智能手机屏幕的方寸之地。这让敏锐的商家看到了前所有未的契机,也让别有用心者将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了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本案被告正是利用微信朋友圈的发布和转发功能,以“自黑”的方式(声称并不存在的自家品牌存在“非常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借助“谐音梗”(两种品牌读音完全相同),对竞争对手的商品和商誉加以诋毁。本案判决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从规则和救济两个方面做出了法律回应,充分把握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对于在互联网视野下保护企业商誉具有积极的规制和示范作用。本案一方面对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蓄意捏造并易于引起公众误解的不实信息的非法行为明确了禁止规则;另一方面,也有效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优势,判令被告在原朋友圈发布声明、以正视听,在司法救济上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探索。
(凌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七、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火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8)京民终22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自2002年起,明河社是《金庸作品集》(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在内的十二部作品)在中国境内除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简体字中文版本以外的其他专有使用权的权利人。2013年,在征得明河社同意后,查良镛将上述授权内容中的部分权利内容即特定区域、特定期间内的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及改编后游戏软件的商业开发权独家授权完美世界公司。火谷网于2013年4月30日开发完成涉案武侠Q传游戏。同年5月28日,火谷网与昆仑乐享公司签订独家授权协议,授权昆仑乐享公司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独家运营该游戏。昆仑万维公司通过其网站进行涉案游戏的运营,并通过该网站提供涉案游戏软件的安卓及苹果系统客户端的下载。2014年3月,明河社及完美世界公司的代理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对涉案游戏的界面进行了公证取证。涉案游戏共有人物卡牌、武功卡牌、配饰卡牌和阵法卡牌等四类卡牌,通过具体比对,涉案游戏在人物描述、武功描述、配饰描述、阵法描述、关卡设定等多个方面与涉案武侠小说中的相应内容存在对应关系或相似性。火谷网亦认可开发涉案游戏时借鉴和参考了涉案作品的相关元素。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游戏侵犯了涉案作品的改编权,判决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赔偿损失1600万元。【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涉及如何认定网络游戏与文字作品间使用关系的典型案例。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改编权的保护范围,为知名文学作品的市场开发和游戏产业的规范运营提供了指引,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指导意义。判决判令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赔偿明河社损失1600万元,充分反映了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切实保障了权利人获得足额赔偿,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司法导向。本案入选“2019年度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专家点评】
近年来,随着影视和游戏产业的发展,优秀原创作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网络游戏和影视作品,已经成为影视游戏产业的常见运营模式,本案即是一起擅自将他人武侠小说改编为网络游戏的典型案例。
涉案游戏对原告作品的使用方式,不同于通常的抄袭剽窃,被告在改编时并未完整使用涉案作品的故事情节,仅使用了涉案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人物关系、人物特征、武功招式以及武器、阵法、场景等创作要素。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作者的改编权是本案的争议核心。二审法院采用“整体比对法”,并未先行剔除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或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成分,也未对单部武侠小说中被利用的内容进行量化计算,而是在引导当事人充分举证、阐述的基础上,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和证据优势原则对实质性相似内容作出归纳和认定,在该事实基础上,对相似性内容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和被告涉案使用行为的属性进行分析,并在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后,得出了被告的涉案游戏构成侵犯涉案武侠小说改编权的结论。
根据我国现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改编权,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该权利是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创造性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权利。在作品的利用方式更趋多元化网络环境下,对于改编权的保护力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著作权的保护强度和作品的商业利用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案判决对于利用他人作品元素改编行为的著作权法律适用逻辑进行了层次分明的论述,厘清了侵害改编权与侵害复制权和合理使用及借鉴行为的边界,同时区分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规则,对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利用他人的文学作品从事商业开发和游戏产业的规范运营提供了规则指引。
(孙国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
八、天津市嘉瑞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徐桂珍、邓艳辉、赵振全、天津多维斯地毯有限公司、天津欧豪雅地毯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津0116民初5880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嘉瑞宝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了“嘉瑞宝旗舰店”的店铺,赵振全、多维斯公司、欧豪雅公司也分别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店铺,以上四个店铺均从事地毯销售,且线下经营地点位于同一地区。自2019年6月起,赵振全借用徐桂珍的身份证,分别利用赵振全、多维斯公司以及欧豪雅公司的淘宝店铺销售地毯的订单记录以及该三家店铺出具的包含虚假内容的《声明函》,并伪造了签有徐桂珍名字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由多维斯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良委托熟悉淘宝网络业务的邓艳辉,通过使用前述资料办理了涉案三幅地毯图形的版权登记手续,以著作权侵权为由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向“嘉瑞宝旗舰店”的三款热销商品先后发起五次投诉,导致部分商品链接被删除。嘉瑞宝公司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振全、多维斯公司共谋,恶意利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规则进行投诉致嘉瑞宝公司商品链接被删除的行为,构成对嘉瑞宝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判决赵振全、多维斯公司、欧豪雅公司、邓艳辉赔偿嘉瑞宝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典型意义】
通知删除规则是解决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间侵权争议的重要法律规则。本案系电子商务经营者虚构事实骗取作品登记,向网络服务平台发出恶意通知,致使同业竞争者利益被损害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本案对引导权利人正确行使通知删除权利,遏制恶意投诉行为,维护诚实信用、公平规范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专家点评】
“通知-删除规则”被认为是推动各国平台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律规则,为平台经济打造了一个“安全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先后确立了该规则,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实践中恶意利用“通知-删除规则”打压竞争对手、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不少情况下,规则的适用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合法与违法的边界不好划分。为此,《电子商务法》《民法典》对该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明确通知与反通知的程序、平台审查义务与程度、线上线下救济机制衔接以及恶意通知的法律责任追究等,以规范不同主体的行为,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本案典型性强,事实层面涉及恶意通知的判断以及不同主体法律责任的划分,链条梳理完整;法律层面涉及反不正当竞争、电子商务、版权保护等不同法律的适用,推理非常细致。本案判决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与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明确法律边界,规范竞争行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九、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诉数推(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谭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渝05民初3618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数推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谭旺系数推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数推公司、谭旺自2017年12月至2019年7月分别开设了www.qiehy.com“企鹅代商网”、www.b22.qiehy.com“金招代刷网”等6个网站接受客户订单,并将订单转让或转托他人,借助网络营销平台,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针对腾讯计算机公司、腾讯科技公司网站和产品服务,对内容信息的点击量、浏览量、阅读量进行虚假提高,并予以宣传,获取订单与转托刷量之间的差价。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数推公司、谭旺有偿提供虚假刷量服务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数推公司与谭旺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120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逐渐演化出内容秩序威胁型、数据流量威胁型、技术威胁型和暗网等常见的黑灰产业。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网络安全防护运营成本,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还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分析了互联网经营者有偿提供虚假刷量服务的行为特征,明确了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规范,损害合法经营者、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扰乱正常竞争秩序,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本案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补充,为审理涉及互联网黑灰产业的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本案入选“2020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专家点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该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为进一步规范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该法第十二条定义了利用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即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此外,为了避免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不足,第十二条在列举了三项具体行为类型后,第四项还专门规定了兜底款项:“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本案中,数推公司、谭旺有偿提供虚假刷量服务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落入这一“其他”兜底款项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判断网络经营者的行为是否落入“其他”兜底款项,可以从“行为”和“市场”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可称之为“行为和市场”二元分析框架。从“市场”角度,需要界定相关市场,对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进行分析。如果两个经营者之间不在同一或者相关市场,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某一经营者存在利用技术手段破坏另一经营者合法提供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那也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当然,这一行为可能涉嫌侵权,行为人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对“行为”的分析,要看经营者是否利用了技术手段,实施了妨碍或者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导致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受损的行为。本案判决,丰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内容,符合立法本意。
(易继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十、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商圈(深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粤民终2093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腾讯科技公司是“微信”软件著作权人,与腾讯系统公司共同提供“微信”即时通信服务。微源码公司、商圈公司等开发、运营“数据精灵”软件,使用该软件并配合提供的特定微信版软件,在手机终端上增加正版微信软件原本没有的“定点暴力加粉”等十三项特殊功能。腾讯科技公司、腾讯系统公司起诉请求判令微源码公司、商圈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10万元。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数据精灵”软件强行改变并增加功能,其高频次、大范围、自动发送、与不特定用户人群交互信息的功能特征,除了破坏微信的社交生态环境外,还会引发服务器过载、信息内容不安全等风险,对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微源码公司、商圈公司停止侵害、连带赔偿损失500万元。
【典型意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中“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是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本案被诉行为系利用网络和技术手段,使安装运行“数据精灵”软件的微信用户,可通过“植入”功能频繁、大量地向不特定用户发送或交互信息,而其他微信用户对于受到的影响,无法自动屏蔽或难以避免。上述网络干扰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利益,并且对网络秩序和公众的生活秩序造成影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本案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体现了人民法院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专家点评】
用户安装插件改变计算机程序的原有功能从而影响程序经营者的利益,是引发不正当竞争诉讼的典型事由。在这类案件中,经营者在授权用户使用自己的软件程序时,通常会通过许可协议或技术措施限制用户安装第三方插件。有时候,此类许可协议或技术措施的限制可能过度损害用户权益,从而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知识产权法或合同法,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第三方提供插件,帮助用户修改并完善软件功能,未必构成不正当竞争,甚至还应得到鼓励。但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些协议或技术措施限制可能有助于保护程序经营者、用户自身或他人合法权益,提升用户共同体的体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是合理和正当的。这时,第三方提供软件插件,帮助用户突破这一限制,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本案属于典型的软件插件类争议类型。微源码公司的“数据精灵”程序插件使微信用户获得微信程序原本并不具备的应用功能,比如定点暴力加粉、公众号图文回复、关键词回复、一键点赞和评论等十三项特殊功能。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的插件虽帮助其用户获得更多功能,但是会损害其他用户的体验和对微信程序功能的信任,甚至会损害系统安全。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提供此类插件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本案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为判断软件插件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相对清晰和完整的分析框架。即在个案中,人民法院应综合四个方面因素来判断:(1)双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2)被告行为是否妨碍、破坏了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3)被告是否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4)被告是否有违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以及商业道德。这一分析框架能够为未来人民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明确的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能动司法(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能动司法(执行)典型案例
(2023年5月19日)
目录
案例一:昆山某置业公司执行转破产重整案
--“执破融合”助被执行企业复工保交楼
案例二:某机械租赁公司与某石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运用执行联动机制,实现“一案解多纷”
案例三:某银行与龚某等资产管理合同纠纷执行案
--府院联动在“玻璃罩”监管下实现执行松绑“输氧”
案例四:陈某某与某公司财产保全案
--运用“账户解冻置换+已控资金归集”方式“生道保全”
案例五:青岛某粮库、某置业公司等与青岛某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
--将老企业搬迁政策与市场化法治化路径相结合 实现本地老品牌“整体盘活”
案例六:某建设工程公司土地承包纠纷系列案
--以绿色执行理念妥善化解468亩林木腾退
案例七:某药业公司系列欠款纠纷执行案
--引入临时管理人实现企业盘活与债权人权益保障双兼顾
案例八:某信托公司与某资本公司等信托纠纷执行案
--执行方案专业定制48个工作日兑现10亿元金融债权
案例九:刘某某与郭某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设置履约宽限期最大限度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
案例十:周某、王某某与南京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打好“预罚款”+“司法建议”组合拳满足新能源车主多样化需求
案例一
昆山某置业公司执行转破产重整案
--“执破融合”助被执行企业复工保交楼
【执行要旨】
面对被执行企业主要财产是“烂尾楼”的执行困境,昆山法院引导债权人申请“执转破”,发挥破产程序的债务概括清偿功能,找到平衡各债权人以及债务人利益的最优解。同时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在破产程序中恢复债务人已被吊销的营业执照,最终完成破产重整,使烂尾楼盘复工,维护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抵押权人、购房人及众多普通债权人
被执行人:昆山某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某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014年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涉及商品房销售、在建工程抵押贷款、民间借贷、以房抵债、工程欠款等诸多纠纷,负债金额达7亿余元,主要财产是其建设的商住楼,建筑面积26133平方米,价值约2.1亿元,房屋基本销售网签完毕。在相关执行案件中,抵押权人要求整体拍卖烂尾工程,购房人要求续建交房,其他普通债权人要求公平受偿,各方权利冲突严重。昆山法院认为,若直接将被执行人主要财产“烂尾楼”按在建工程拍卖处置,施工许可证等证件难以重新办理,也难以续建验收,且无法保障购房人权利。于是决定依托“执破融合”机制,将案件导入破产程序,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挽救功能保障各方权利人利益。
昆山法院执行法官会同破产审判法官召集购房人和其他权利人协商处置方案,充分释明了执行程序中无法确保续建完工的情况,并引导债权人申请“执转破”。此后,昆山法院裁定对该公司破产清算,并进一步甄别出应予优先保护的消费性购房人47户,其他网签购房人不享有优先权。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恢复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在此基础上,法院裁定将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引入约2亿元投资用于偿债和续建。该公司在2022年4月重整成功,案涉商住楼上设定的抵押权、建设工程款优先权以及职工债权全额清偿,普通债权受偿率约10%。案涉商住楼正在续建,预计在今年底完成交付。
【典型意义】
该案是江苏省首例在“执转破”程序中恢复企业营业执照并完成破产重整的案件。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存在债权人众多、利益诉求冲突的难题,昆山法院为化解执行难题,尽可能保障各方权益,一方面通过“执破融合”机制,以破促执,实现了普通债权公平受偿,化解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在破产程序中恢复债务人已被吊销的营业执照,引入投资完成烂尾工程续建,保护了购房者合法权益,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某机械租赁公司与某石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运用执行联动机制,实现“一案解多纷”
【执行要旨】
执行法院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发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作用,充分运用执行调查权,建立执行联动机制,保证了执行处置工作的顺利推进,实现“一案解多纷”,有效解决村民修路难、工人要账难、债权实现难问题,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机械租赁公司
被执行人:某石材公司
执行法院: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2022年3月8日,武隆法院就某机械租赁公司与某石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民事调解书。因某石材公司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分期支付资产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某机械租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申请强制执行。武隆法院在启动资产处置程序后,通过前期调研摸排,发现某石材公司除位于武隆某农业社的采矿设备和厂房外,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同时发现推进执行工作存在“三大困难”:一是存在某石材公司违法采矿期间拖欠20多人20余万元工资两年未决的“案中案”;二是存在某石材公司违法采矿造成公路受损而无力支付公路修复费用引发的“案后案”,严重影响近2000名村民的正常通行,引发长达两年的群体性信访;三是存在某石材公司采矿设备超期占用土地导致新生租金的“案生案”。
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武隆法院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及时启动由街道办、交通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社员代表及双方当事人等多方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历经两个月的不懈磋商,各方最终从法院提供的多个执行方案中确定了一个均可接受、切实可行的财产处置方案:由申请执行人先行垫付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路段的路面路基,再从后续采矿设备变价款中优先支付;交通局针对违法采矿引发的山体滑坡问题,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滑坡治理经费支持,因地修建一公里的便民道路;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公路质量;公安局负责维护日常交通安全秩序;法院负责及时处置采矿设备厂房并督促协议全面执行。在法院的耐心解释和督促执行下,财产处置顺利进行并交付完毕,拖欠的民工工资得以优先保障,近2000名村民的通行道路圆满修建完毕并移交使用,设备所占土地的新生租金纠纷得以避免,债权人胜诉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最终实现“一案解多纷”。
【典型意义】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坚持善意文明执行和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理念,充分发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作用,建立多部门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保证执行处置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执行调查权,有效化解经久未解的村民修路难、工人要账难、债权实现难等三大症结,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近百件,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减少人民群众的诉累,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弘扬司法为民理念,处置类似案件,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三
某银行与龚某等资产管理合同纠纷执行案
--府院联动在“玻璃罩”监管下实现执行松绑“输氧”
【执行要旨】
被执行人龚某系属地政府重点培育拟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因所持股权被冻结、信用受损,上市进程受阻。金华中院依托金华市府院协同构建的执行助企纾困“输氧玻璃罩”机制,共同研判公司现状、主体信用、上市进展等,经多次协调推动达成执行和解,并联合监督履行完毕,法院及时解除措施、修复信用,推动企业上市进程,为助企纾困解难、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银行
被执行人:龚某等
执行法院: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某银行与被执行人龚某等资产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金华中院查封了龚某名下财产,并拟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龚某持股的关联公司系属地政府重点培育的拟上市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正在申报上市流程中,龚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因所持股权冻结、信用受损,上市进程受阻。
金华中院秉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坚持三步走策略:一是府院协同研判。争取属地党委政府支持,与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公司现状、主体信用、上市进展、执行方案等进行充分梳理研判,为纠纷实质性化解提供有力支撑。二是灵活施策“输氧”。考虑企业上市需求,在被执行人申报财产、配合执行的情形下,法院给予宽限期,暂缓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处置财产,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府院协同推进,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三是联合监督履行。在执行法院、属地政府、经信局、金融办等监督下,龚某诚信履行执行款约1.2亿元,某银行确认龚某履行完毕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后,金华中院依申请解除相应执行措施,龚某控股的公司已于近期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冲刺上交所主板IPO上市,预计募资8.621亿元用于扩产项目,企业上市程序顺利推进。龚某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感谢金华中院“怀爱民之心,办利企之事”。
【典型意义】
金华法院秉持善意文明、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执行理念,助企纾困和监督执行并举,不枉不纵。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灵活运用府院协同构建的执行助企纾困“输氧玻璃罩”机制,府院联审全方位评价企业信用、行业前景、资产负债等,对诚信且有持续增长可能的涉执民营企业,引导达成“一揽子”和解,分类实施松绑“输氧”措施,同时构建多重监管“玻璃罩”,定期审核履约相关的企业经营状况,确保纾困企业诚信履行,切实保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实现企业摆脱债务困境、债权人兑现债权的双赢。
案例四
陈某某与某公司财产保全案
--运用“账户解冻置换+已控资金归集”的方式“生道保全”
【执行要旨】
保全案件应合理平衡财产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厦门中院坚持能动司法理念,探索采取对被冻结基本账户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关键账户的解冻、置换、归集,为企业资金账户松绑,避免企业因财产保全而陷入生产经营困境。
【基本案情】
申请保全人:陈某某
被保全人:某公司
保全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母婴产品的港商投资企业,2018年被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8月,该公司与陈某某发生经济纠纷,陈某某向厦门中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该公司3000万元财产。保全中,厦门中院依申请冻结了该公司基本账户等多个普通账户,企业经营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该企业随即向厦门中院提出解冻账户的请求。厦门中院财产保全中心收到请求后,认真审查企业被冻结账户的性质、流水情况、交易对象,核实上述账户确为基本账户和发放员工工资、长期合同交易的重要账户,在企业承诺账户后续仅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最低限度,同时充分考虑案情并告知申请人后,决定对基本账户解除冻结,同时对重点普通账户解冻后置换,即责令该公司在解冻后12小时内将已冻结的款项统一归集到其他被冻结的账户。上述账户的解冻与置换,解除了该公司因财产保全引发的经营危机。在该案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被厦门中院驳回后,该公司送来感谢信深情表达对执行法院能动司法的感激:“贵院秉持人性化司法的理念,帮我司解除了基本账户的查封冻结,置换一般账户,使我司不致因诉讼陷入无法经营的险境。通过这个财产保全案件,我司深切感受到厦门高水平的司法营商环境,将考虑加大在厦投资。”
【典型意义】
在财产保全的实践中,困扰保全法官的普遍性问题就是应否及如何置换保全财产,而一旦涉及银行账户解冻则更加棘手,因为现金是最便于执行的责任财产。本案中保全法院充分考虑该民营企业生存的困境,坚持能动司法理念,主动担当作为,通过基本账户解冻和关键普通账户置换归集的方式,既努力实现保全目的,又维护被保全企业生存权益,为财产保全案件中处理银行账户解冻置换探索出一条“生道保全”之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五
青岛某粮库、某置业公司等与青岛某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
--将老企业搬迁政策与市场化法治化路径相结合 实现本地老品牌“整体盘活”
【执行要旨】
面对拥有数十年知名老品牌的被执行企业,青岛中院充分运用属地政府“老企业搬迁”配套优惠政策,依托“市场化+法治化”路径,引导实力雄厚投资人整体整合债权,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并实现债权清偿,依法解除对涉案财产的查封,一揽子解决了75件执行案件。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青岛某粮库、某置业公司
被执行人:青岛某实业公司
执行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中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青岛某粮库、某置业公司等与被执行人青岛某实业公司合同纠纷系列案中,执行标的共计1亿余元。此前,青岛辖区某实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75件,绝大多数案件未执结。立案执行后,青岛中院全面评估了某实业公司名下可供执行财产,全部资产估价共计约3000万元,唯一有处置价值的是位于青岛市某路45号的房地产,该房地产上涉及抵押权等多重权利负担,且已被多地多家法院轮候查封。因该宗土地系工业用地,市场评估价值较低,若贸然以强制拍卖程序推进,则仅抵押权债务能够得到偿付,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及企业60余名职工的2000万元安置费用将无法清偿。
青岛中院改变传统执行思路,坚持能动司法理念,吃透企业所在地区政府的“老企业搬迁”政策,将执行案件融入企业属地政府“老企业搬迁计划”,组织各方当事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十几轮磋商,促成当事人与投资人在法治框架内达成协议,由投资人出资整合处理“某实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的全部债权,同时为某实业公司预留2000万元职工安置费用、1800万元“老厂重建复工”费用。青岛中院遂依法解除了对某实业公司名下商标权、土地及其他财产的查封,某实业公司妥善安置了公司职工,顺利进行搬迁,目前已经进入复工重建阶段。青岛辖区涉某实业公司共75个执行案件全部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某实业公司系青岛地区著名老品牌,具有优良的品牌价值、广泛的影响力和高度的认可度,该系列案件执行标的大、案件数量多、社会影响广,涉案财产的处置与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稳定和营商环境水平密切相关,能否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实质解决纠纷,同时保护本地老品牌,考验着执行工作的担当和智慧。青岛中院坚持以能动司法解难题、破困局,将案件依法执行与“老企业搬迁”政策相结合,依托法院专业优势,促成投资人、政府职能部门与案件当事人找到“最大公约数”,在法治轨道上以市场化路径整体盘活企业资产,一揽子解决了被执行企业历时十余年的75件执行案件,一举达到了清偿企业债务、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助力地方老品牌焕发新活力、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多赢”局面,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了司法动能。
案例六
某建设工程公司土地承包纠纷系列案
--以绿色执行理念妥善化解468亩林木腾退
【执行要旨】
实践中,土地腾退案件一直面临诸多难点。一方面林苗、花木等地上附着物的评估难度大、流拍率高,另一方面生物资源的生态价值在强制腾退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不可逆转的损害。对此,上海崇明法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由政府出面对涉案土地进行公开招租,积极引入第三方企业对地上林木予以整体收购,并对涉案土地进行承租,既有效兑现了村民土地权益,也践行了绿色执行理念,实现了生态资源保护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双赢。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11个村民小组
被执行人:某建设工程公司
执行法院: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2014年,某建设工程公司与上海市崇明区某村11个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承租各村民小组土地共468亩,因经营不善拖欠租金,11个村民小组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某建设工程公司将承租的468亩土地平复还耕后腾退返还给各村民小组,并支付逾期未付的租金。判决生效后,某建设工程公司未履行义务,11个村民小组分别向崇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某建设工程公司腾退土地并支付欠付的租金。
崇明法院于2022年1月9日立案执行。经调查,被执行人除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崇明法院于2022年3月9日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在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并张贴腾退公告,限期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经调查发现,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包括樱花树、香樟树、榉树等在内共27种近35万株,品种多样数量繁多,且部分品种有一定稀缺性,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若强行腾退,不仅工程量巨大,而且也易造成苗木死亡、土壤破坏,可能引发次级生态灾害,不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若对地上林木进行评估拍卖,一方面评估费用不菲且面临流拍风险,另一方面拍卖成交后仍需对林木进行腾退,生态资源仍面临破坏之虞。
为此,崇明法院多次召集双方就本案租金支付、土地腾退进行协商,并会同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案件化解寻求最优解决方案。经崇明法院积极协调,涉案土地所在镇政府对土地进行公开招租,成功引入第三方公司对林木进行整体收购,并与村民小组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至此,被执行人所欠土地租金得以全部支付完毕,本案得到妥善解决。
【典型意义】
本案中,土地腾退与兑现租金债权、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因被执行人名下除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启动林木拍卖,是常规的执行路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启动林木拍卖具有以下几个难点:(1)评估成本高。被执行人名下近35万株林木分布在468亩的土地上,品种也不尽相同,评估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都将十分高昂。(2)拍卖难度大。林木由于其地上附着且生长周期长的特性,拍卖难度远超过其他标的物,拍卖成交率畸低。(3)执结周期长。林木拍卖往往会经过一拍、二拍甚至变卖等数个环节,执行周期远超于一般执行案件。尤其本案中村民被拖欠租金已逾两年,采取林木拍卖并不利于系列案件的迅速化解,同时可能激发群体性的矛盾。(4)社会效果差。如果林木流拍,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将无法得到实现。如果林木最终拍卖成交也需面临后续土地的腾退,腾退的工具以及清退林木的存放地点等都需要耗费成本予以确认,同时将不可避免造成生态受损。
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崇明法院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工作思路,在执行工作中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紧盯村民权益的落实落地和生态环境保护。通过与涉案土地所在的镇政府积极协调沟通,成功引入第三方对林木予以整体收购,并与申请执行人签订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既优先实现了村民的租金债权,同时在保全林木这一生态资源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保护、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村民的长远收益提供了解决方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七
某药业公司系列欠款纠纷执行案
--引入“临时管理人”实现企业盘活与债权人权益保障双兼顾
【执行要旨】
被执行企业因资金断流拖欠众多供货商货款,执行法院引入重整实务中的“临时管理人”机制,监管企业的生产经营,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实现了企业资金不断流、企业不破产、生产不停止、工人不下岗,被执行企业得以存活、债权人利益稳步实现的目的。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代某某等
被执行人:某药业公司
执行法院: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底,河北安国法院在执行某药业公司案件时发现该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仍有80多件正在审理中。安国法院立即传唤公司负责人,了解到公司因未能按约定给供货商付款,引发大规模诉讼。安国法院通过查阅账目、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拖欠473名个体工商户货款达1800余万元,公司应收账款有1700余万元,公司设备、资质等生产条件都具备。如果按照传统执行思路,公司的账户资金只能清偿顺位在先的几名债权人,继续执行只能拍卖公司机器设备、房产土地等固定资产,一个经济实体也将随之消失。大部分债权人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安国法院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坚持能动司法,果断协调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并将尚未起诉的供货商也纳入解决范围,多次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了参照破产预重整制度,引入第三方会计公司作为“临时管理人”监管公司生产经营的执行方案:第一,委托会计公司接管公司财务,对公司进行监管,定期公示公司账目。第二,解封公司基本账户,对公司资产“活封”。第三,由法院以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的形式催收应收公司债权。第四,催收到账的案款交付公司,公司每月对供货商按照各自债权金额百分之五的比例偿还。
目前某药业公司已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月营业额近百万元,累计偿还货款500余万元。
【典型意义】
安国法院通过引入“临时管理人”这一措施充分践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该案件用活了破产重整实务中的“临时管理人”制度,扶持企业平稳度过“疗愈期”,为经济实体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执行有力度,更有“温度”;最大限度帮助债权人足额实现债权,提高了执行效率,达到了对涉企案件执行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八
某信托公司与某资本公司等信托纠纷执行案
--执行方案专业定制48个工作日兑现10亿元金融债权
【执行要旨】
证券市场瞬息万变,司法处置上市公司股票要快、准、稳。案件处置中既要妥善维护当事人、上市公司各方利益,又要尽可能降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防范市场风险,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大幅波动。武汉中院发挥能动司法作用,执结一起上市公司大额股票的典型案例。从立案到成交,武汉中院用时48个工作日(含公告一个月)推进立案、查控、约谈、评议、挂网、拍卖系列执行流程与各项工作,真金白银兑现申请执行人10亿元债权,有力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信托公司
被执行人:某资本公司、某股权公司
执行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某信托公司与被告某资本公司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某股权公司以其持有的某上市公司限售原始股提供质押担保,后因资本公司违约,信托公司将其诉至法院。武汉中院一审判决被告某资本公司向原告信托公司支付8.8亿元投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判令原告就质押的某上市公司4亿股股票优先受偿。
判决生效后,被告未主动履行判决义务,信托公司于2023年1月向武汉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通过重大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武汉中院证券基金执行团队第一时间对申请执行人进行首次约谈,迅速确定本案债权兑现的关键是4亿股股票的处置。立案时,股票市场价在2.2元/股左右,案涉4亿股总价至少八九亿,处理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申请执行人胜诉权益的兑现,还将影响到股价、股民利益及上市公司发展,牵一发动全身。执行人员抢在春节休市前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查控。经查,案涉4亿股股票现已转为无限售流通股,武汉中院系首封法院,具备处置权。合议庭随即就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司法拍卖三种处置方法的利弊反复衡量,最终选择将案涉4亿股股票拆分三个资产包以拍卖日前20日均价八折作为起拍价进行挂网拍卖;为实现股票价值最大化,选择在目前股市与股价行情较好的“年后小阳春”启动司法拍卖程序。
最终,通过总计148次出价,94次延时,在19万人次拍卖围观下,案涉4亿股股票以单股均价2.5元,总成交价10.03亿元全部成交,溢价率达到24.8%,火爆的拍卖行情带动了二级市场行情。当天,该股票市场收盘价上涨4%。成交后,申请执行人向武汉中院送来“高效执行 助力金融”的锦旗表达谢意。
【典型意义】
本案是武汉中院发挥能动司法作用,执行上市公司大额股票的典型案例。本案的执行突出了兑现胜诉债权的“快”、 股票拆分市场化处置的“准”与涉企金融案件执行方案的“稳”。武汉中院通过牢牢把握“公正”这个根本要求,积极回应“效率”这一人民期盼,持续更新执行理念,进行专业化案件类型分流,深化改革创新,推行执行方案专业定制,实现兑现胜诉债权和推动经济发展并重,也为上市公司股票执行类案提供了成功范例。
案例九
刘某某与郭某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设置履约宽限期最大限度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
【执行要旨】
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注重在强制执行中把握善意要求,通过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充分运用“宽限期”推动解决“执行难”、实现共赢,既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又最大限度避免给被执行人带来不利影响,有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刘某某
被执行人:郭某
执行法院: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大庆让胡路法院对刘某某与郭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郭某于2022年5月20日前给付刘某某合同价款40000元。2022年6月23日,刘某某申请对郭某强制执行,经初步财产查询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郭某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2022年7月5日,刘某某进一步提供线索,申请法院到郭某当前所居住的肇东市新华村进行现场调查,执行法官当即带队赶赴新华村并顺利找到郭某。经调查,郭某刚刚在村里宅基地圈养了25头猪崽,于是刘某某主张将猪崽强制执行变现。
经进一步了解,这25头猪崽是郭某在亲属处借款12500元购买的,如现在强制执行变卖猪崽,根据市场价值仅能执行到位1万余元,一方面刘某某的胜诉权益目前无法全部兑现,另一方面郭某的债务负担将会进一步加重。为更好保护双方权益,执行法官经综合考虑提议,由郭某暂时喂养这25头猪崽,待6个月时间猪崽全部长成后再予处置。同时,执行法官向郭某言明利害、释法说理,告知其若擅自处置将承担的法律责任,申请执行人亦对此执行方案表示认可,双方达成执行和解。2023年1月10日,被执行人郭某主动联系执行法院,表明猪崽已经养成可以变卖。在执行干警的见证下,25头生猪共计变卖83100元,被执行人郭某现场给付申请执行人刘某某全部欠款40423元,郭某在偿还亲属12500元购买猪崽的借款后剩余款项3万余元。案涉双方均对执行干警表达了谢意。申请执行人表示多亏了法官的执行方案,他的欠款得以一次性全部清偿,案件顺利执结;被执行人则表示感谢法院给予他履行的宽限期,让其不仅清偿了两笔债务,自己还能有剩余款项。
【典型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执行工作关乎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负有参与社会治理的重任,而执行工作则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本案是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的典型执行案例。在这起案件中,人民法院通过设置履约宽限期,兼顾了执行工作的刚性与柔性,平衡了执行力度与执行温度,有力促进了“两难”变“多赢”,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十
周某、王某某与南京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打好“预罚款”+“司法建议”组合拳满足新能源车主多样化需求
【执行要旨】
本案是关涉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落地问题的行为类执行案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执行法院秉持善意文明、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通过“预罚款”方式既警示被执行物业公司履行协助安装汽车充电桩义务,又给予其一定的宽限期,促使其在信用信息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履行。同时,执行法院还充分发挥统筹协调、释法明理工作作用,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向被执行人发出“司法建议”,引导其更新管理理念、改进工作方法,从源头预防、化解类似潜在纠纷,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周某、王某某
被执行人:南京某物业公司
执行法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周某、王某某与南京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生效后,南京某物业公司以涉案小区地下车库曾发生电动车充电自燃事故,且其仅为小区管理方而非产权人为由,拒绝履行协助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义务,周某、王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南京栖霞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向怠于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南京某物业公司送达《预罚款通知书》,责令其与车位产权方区分责任,15天内提出解决方案,否则将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该院还积极组织涉案车位产权方、管理方、业主方三方座谈,就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问题进行释法明理,并向被执行人送达《司法建议书》,指明其在车位管理中存在的不当之处,建议重新调整管理理念,对消防设施进行整改,强化安全管理责任,不得禁止业主依法依规安装充电设施。最终,被执行人南京某物业公司与涉案车位产权方均表示接受法院提出的建议,愿意协助业主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该物业公司在对栖霞法院《司法建议书》的回函中表示,充分认可法院的执行行为,今后会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并在后续管理中主动协调产权方、社区、消防部门等单位,统筹规划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满足业主的多样性需求。
【典型意义】
从政治效果上看,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而加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则是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案的成功执行,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在基层社区的推广、落地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范本,为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从社会效果上看,民生权益无小事。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在基层社区的落地,既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使用相关车辆出行的便捷程度,又促使物业公司转换管理思路、提升服务品质,从而更好满足业主的多样化需求,取得了各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从法律效果上看,执行法院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综合运用“预罚款”措施和“司法建议”机制,既展示强制力警示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又设定宽限期给予其维护信用、“改过自新”的机会,并有力发挥建议机制的柔性司法监督优势,全方位激励当事人主动履行。该案执行充分体现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和能动司法工作的良好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577号(政治法律类20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577号(政治法律类20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对施工单位退场准予先予执行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及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有明确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前,发包人与承包人因故终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的,承包人应当依据约定按照发包人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完成现场的清理和撤离。因而承包人“为向建设单位施压,以占据项目现场或拒绝交还工程的方式,迫使建设单位向其妥协”的,发包人可依法请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为了新的施工人便利进场继续施工以完成工程建设,避免给发包人与承包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发包人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承包人履行现场清理和撤离的法律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承包人及时退场。由于及时退场是承包人的合同义务或者附随义务,人民法院只能在依法审判后作出判决。在判决生效之前,发包人申请先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先予执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条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紧急”解释如下:“(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二)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三)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四)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五)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民事诉讼法还对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作出规定。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先予执行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尚需广泛、深入的调研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因当事人一方生活或生产急需,在作出判决之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特定物,或者停止某一行为或应当实施某些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法律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作为民事诉讼保障制度的一种,其本质是在判决前就实现当事人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它是以申请人胜诉为逻辑前提的,这就要求适用先予执行必须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为条件。所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该案件的事实十分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责任显而易见。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向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量大、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多、建设工期长,而且涉及的法律关系广泛。因而一般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产生难以只归咎一方当事人,发包人与承包人相互指责的情形多。例如,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发包人抗辩工程逾期或者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等等。因此,目前难以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况紧急”或者“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等内容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只能由审理法院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先予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施工单位不具有继续留场施工可能性、撤场为必然结果的”或者施工合同“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同时当事人的申请满足先予执行的其他法定条件,如提供必要的担保等,则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裁定先予执行。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我们将高度关注您提出的建议,就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如何准确适用先予执行制度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民事诉讼法有关先予执行规定“僵化适用、审查尺度不一”的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665号(政治法律类29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665号(政治法律类29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质证认证规则"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环境保护部,现答复如下: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对于辅助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审理裁判,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实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稳步推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有序开展,逐步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一、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专业人员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作为一种专家证据,其科学性、权威性、客观性,取决于鉴定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专业判断能力。为确保鉴定机构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专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技术能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环境损害成为继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之外第四类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类别。2015年以来,司法部与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不断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评审、登记和管理工作。自2014年起,环境保护部向社会推荐了两批共29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成立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向社会公告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名单,为环境损害鉴定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除法学专家外,专门聘任了20位来自科学技术界的专家。江苏、福建、广西、重庆等高级人民法院也相继建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并制定管理办法。这些专家不仅作为鉴定人、专家证人对个案提供社会服务,也为人民法院采信、认定鉴定意见提供专业咨询,为制定鉴定类规范性文件提供决策建议。
二、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技术标准和工作规程
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性和技术性强,涉及污染物监测、损害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生态修复方案制定等复杂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其科学性、客观性与鉴定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方法以及工作程序具有直接关联。为统一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规范鉴定评估工作程序,环境保护部在借鉴国内外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并总结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I版)》《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损害调查》等系列技术指南文件,初步建立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性文件对环境污染损害范围认定、环境污染事故损害的评估方法、环境污染修复费用的计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的环境损害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等方面作出了明确指引。各级人民法院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认证和采信过程中,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质证意见,鉴定人的出庭质证意见和书面回复说明,参照前述技术指南性文件,依托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的咨询意见,对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检材的真实性、鉴定工作的程序、鉴定意见采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方法是否合理作出综合认定,最终决定该鉴定意见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并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对鉴定意见认定的损失数额和修复费用进行合理调整。
三、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则的实践探索
针对环境资源案件事实认定专业性强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综合运用鉴定意见、专家意见、证据规则、逻辑推理、经验法则等,不断丰富专业性事实的查明规则。201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环境资源民事典型案例,均涉及环境损害鉴定的认证及采信问题。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吕金奎等79人诉山船重工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吕金奎等79名长期在山海关老龙头海域进行扇贝养殖的养殖户依据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山船重工公司赔偿因排污造成海水污染所致的养殖损失。人民法院采信了该鉴定意见,认为鉴定意见与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的监测报告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实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向海水中泄漏含铁量较高污水的行为,原告中的王丽荣等21人从事扇贝养殖且养殖区域遭受污染,以及山船重工公司的污染行为和王丽荣等21人损害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等三项事实,综合鉴定意见确定的三类污染物中山船重工公司排放的铁物质对水质污染最严重的结论,判决山船重工公司赔偿王丽荣等21人养殖损失共计人民币1377696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星光公司诉鹰鹏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星光公司依据其委托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诉请法院判令鹰鹏公司赔偿因其生产废气泄漏导致的苗木损失。法院根据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结合会昌县林业局出具的调查报告、苗木受损情况调查登记表以及评估机构出具的苗木资产评估明细表,判决鹰鹏公司赔偿星光公司苗木损失共计1363217.29元。这些案例在当事人自行委托的环境损害鉴定意见的采信,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意见等其他证据对鉴定意见的佐证,以及人民法院结合鉴定意见能动计算环境侵权损失数额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四、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则的理论研究
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依托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及理论研究基地的丰富资源,汇集智慧、凝聚力量,不断针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等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攻关和研究创新。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就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理论与实务、环境健康理论与实务等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与天津大学共同签署《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与天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在天津大学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基地,20余位环境司法损害鉴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受聘为基地研究员。研究基地成立后,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举办首届京津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协同发展论坛,筹建天津大学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有力推动了环境司法损害鉴定学术交流和理论研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托郑州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成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修复理论研究基地,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研究员,为加强环境司法损害鉴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五、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则的构建完善
对包括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在内的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和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均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强与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的沟通,积极推动完善环境资源司法鉴定和损害结果评估机制。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就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结果鉴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鉴定费用的承担等方面的协调配合问题,共同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环境资源案件审理中,严格依法保障当事人要求专家出庭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及时通知专家出庭就鉴定意见和专业问题发表意见,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程序规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8家单位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海南统一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及环境资源专家库的意见(试行)》,规范海南省辖区范围内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山东省人民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鉴定评估结果的采信等十个方面问题作出规范。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若干规定》,并委托天津大学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基地起草了条文建议稿。建议稿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启动、证据开示、证明力、鉴定人出庭质证、鉴定意见的采信、鉴定机构的责任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规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建议稿进行修改完善,开展集中调研和专家论证,加强与环境保护部、司法部、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沟通协调,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典型案例及研究成果中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则和理念,及时转化为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政策,不断推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制的规范和完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2020年1月10日)
人民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肩负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维持司法秩序、执行生效裁判等重要职责。在依法履职过程中,人民警察遭受违法犯罪分子暴力侵害、打击报复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犯罪分子气焰嚣张、手段残忍,甚至出现预谋性、聚众性袭警案件,不仅危害民警人身安全,更严重损害国家法律权威、破坏国家正常管理秩序。为切实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保障民警人身安全,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研究决定,制定本意见。
一、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1.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  2.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
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虽未实施暴力袭击,但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醉酒的人实施袭警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教唆、煽动他人实施袭警犯罪行为或者为他人实施袭警犯罪行为提供工具、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对袭警情节轻微或者辱骂民警,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依法从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实施暴力袭警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第一条规定的基础上酌情从重处罚:  1.使用凶器或者危险物品袭警、驾驶机动车袭警的;  2.造成民警轻微伤或者警用装备严重毁损的;  3.妨害民警依法执行职务,造成他人伤亡、公私财产损失或者造成犯罪嫌疑人脱逃、毁灭证据等严重后果的;  4.造成多人围观、交通堵塞等恶劣社会影响的;  5.纠集多人袭警或者袭击民警二人以上的;  6.曾因袭警受过处罚,再次袭警的;  7.实施其他严重袭警行为的。
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三、驾车冲撞、碾轧、拖拽、剐蹭民警,或者挤别、碰撞正在执行职务的警用车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民警生命、健康安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酌情从重处罚。
暴力袭警,致使民警重伤、死亡,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酌情从重处罚。
四、抢劫、抢夺民警枪支,符合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抢劫枪支罪、抢夺枪支罪定罪。
五、民警在非工作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职责的,应当视为执行职务。
六、在民警非执行职务期间,因其职务行为对其实施暴力袭击、拦截、恐吓等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等规定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等定罪,并根据袭警的具体情节酌情从重处罚。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快速处理、准确定性、依法严惩。一要依法及时开展调查处置、批捕、起诉、审判工作。民警对于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并根据现场条件,妥善保护案发现场,控制犯罪嫌疑人。负责侦查办理袭警案件的民警应当全面收集、提取证据,特别是注意收集民警现场执法记录仪和周边监控等视听资料、在场人员证人证言等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对造成民警或者他人受伤、财产损失的,依法进行鉴定。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依法依规使用武器、警械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制止袭警行为,受法律保护。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袭警案件,应当从严掌握无逮捕必要性、犯罪情节轻微等不捕不诉情形,慎重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对于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尽快予以批捕、起诉。对于袭警行为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判,严格依法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二要依法适用从重处罚。暴力袭警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准确认识袭警行为对于国家法律秩序的严重危害,不能将袭警行为等同于一般的故意伤害行为,不能仅以造成民警身体伤害作为构成犯罪的标准,要综合考虑袭警行为的手段、方式以及对执行职务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准确认定犯罪性质,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适用刑事和解和治安调解。对于构成犯罪,但具有初犯、偶犯、给予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的,在酌情从宽时,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虽具有上述酌定从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三要加强规范执法和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警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正确履职,特别是要规范现场执法,以法为据、以理服人,妥善化解矛盾,谨慎使用强制措施和武器警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对于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视情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微博等多种形式,向社会通报案件进展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并结合案情释法说理,说明袭警行为的危害性。要适时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向社会揭露袭警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危害性,教育人民群众遵纪守法,在全社会树立“敬畏法律、尊重执法者”的良好法治环境。
各地各相关部门在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上报各自上级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4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3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3〕2号)
为正确适用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制度的规定,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结合司法赔偿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
赔偿请求人知道上述侵权行为时,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之日起计算,但是本解释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收到决定撤销案件、终止侦查、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再审改判无罪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
办案机关未作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但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依法应当受理。
第三条 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害结果之日起计算;损害结果当时不能确定的,自损害结果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 赔偿请求人以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收到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但是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之后办案机关对涉案财物尚未处理完毕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财产权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
办案机关未作出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但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情形,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依法应当受理。
赔偿请求人以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生效再审刑事裁判文书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已被依法撤销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撤销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殴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以及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人身损害的,请求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本解释第三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未作出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不计算在请求时效期间内。
赔偿请求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相关机关申请确认职权行为违法或者寻求救济的期间,不计算在请求时效期间内,但是相关机关已经明确告知赔偿请求人应当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除外。
第七条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请求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赔偿请求人因下列障碍之一,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请求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其他导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请求时效期间届满。
第八条 请求时效期间届满的,赔偿义务机关可以提出不予赔偿的抗辩。
请求时效期间届满,赔偿义务机关同意赔偿或者予以赔偿后,又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或者要求赔偿请求人返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应当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前提出。
赔偿义务机关未按前款规定提出抗辩,又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诉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第十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不得主动适用请求时效的规定。
第十一条 请求时效期间起算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
请求时效期间按照年、月计算,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请求时效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案件尚在审理的,适用本解释;对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赔偿决定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本解释。
第十三条 本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第十四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五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七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十九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第二十四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五条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二十六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七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7月8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矿产资源是在漫长地质年代中形成的不可再生的富集物,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水平。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不仅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矿业健康发展,也极易破坏生态环境,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依法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作为忠实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方面,依法审理了一批盗采矿产资源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为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印发《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准确理解和把握该司法文件精神和要求,提升全社会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现配套发布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此批案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一是坚持服务大局,维护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与合理开发。本次发布的案例覆盖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各经济区域,涉及多种类型矿产资源保护。惩处的盗采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江河海洋、矿山林场的,也有发生在村镇周边、百姓身边的;既有针对稀土等战略性稀缺性矿产资源的,也有针对砂石等常见矿产资源的;既有破坏生态环境、毁坏耕地的,也有危害防洪安全、妨害历史文化保护的。案例涉及长江保护法实施、黑土地保护、国家海洋战略、能源和战略性资源安全等多项全局性问题,体现了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对矿产资源全面保护的坚定意志和显著成效。如案例5缪某林、郭某晶非法开采稀土案,是人民法院加强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司法保护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跨区域非法探矿,与当地人员“内外”勾结,在江西黎川某山场盗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离子型稀土。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涉案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因素,依法追究缪某林、郭某晶刑事责任,准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例8王某章、康某川等人非法采砂案,是人民法院以司法审判护航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精心组织、策划,专门改造船舶、雇佣人员,采取连续作业方式,在福建闽江口和西犬岛附近海域盗采海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和区分主犯与受雇人员的责任并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罚,依法认定和处理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船舶。案例7王某等人非法开采泥炭土案,是人民法院加强对黑土地司法保护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在黑龙江尚志、五常租用他人耕地盗采泥炭土,不仅对珍稀矿产资源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也严重破坏了黑土地的土壤结构和大面积基本农田。人民法院坚持上下游犯罪一并惩治、从严惩处,以法治强力保护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二是坚持最严法治观,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大江大河流域以及在禁采区、禁采期实施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注重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及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合理认定盗采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探索运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规则,激励盗采行为人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如案例1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案,是人民法院结合长江保护法贯彻实施,强化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一体保护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在长江保护法施行之后顶风作案,在长江安徽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采江砂,对长江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各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认定各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其中二名被告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也将交由当地法院组织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案例4谢某俊等人非法开采砂金案,是人民法院加强对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超出采砂许可范围,在青海门源其经营的砂石料场内盗采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砂金,严重破坏特种矿产资源和当地生态环境。人民法院积极运用恢复性司法规则,在依法严惩谢某俊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同时,引导其主动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依法支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依法严惩要求和重点。人民法院审理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案件,依法用足、用好从严与从宽两种政策手段,做到宽严有据、宽严适度、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盗采行为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盗采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坚决重拳出击、形成震慑。坚持“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标准,依法惩处盗采、运输、销赃等各环节犯罪行为。结合“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沙霸”“矿霸”,斩断其利益链条、铲除其滋生土壤。如案例2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某志等人非法采煤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将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与依法严惩“涉黑”犯罪相结合的代表性案例。针对该案“以矿养黑”、破坏可采煤炭资源总量特别巨大等特点,人民法院依法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30亿元,判处陈某志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万元,与其他犯罪并罚。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加强财产刑执行力度,保障了罚金效果。案例3张某胜等人非法开采石料案,是人民法院将依法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与依法严惩“涉恶”犯罪相结合的代表性案例。该案恶势力团伙在山东东平从黄河岸边山体盗采石料,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危害黄河防洪安全。人民法院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严惩“矿霸”,并在判决生效后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依法铲除其违法犯罪的经济基础。案例10严某洋、严某虎非法开采鹅卵石案,是人民法院依法落实从宽政策、注重发挥案件警示教育作用、推动矿产资源与“绿水青山”“红色文化”“民俗历史”一体保护的代表性案例。犯罪分子未经许可擅自有组织、大规模在贵州兴义泥溪河段盗采鹅卵石,破坏了矿产资源、河滩地貌和生态环境,妨害人文历史资源和红色教育资源保护。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定性,警示盗采鹅卵石与日常“捡鹅卵石”的本质区别,在严格依法认定二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同时,根据其自首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总体从宽处理。
四是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推动完善协作配合和源头治理制度机制。依法惩处和有效预防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整治矿产资源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相关案件,助力构建现代化环境资源治理体系,形成依法打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有效合力。如案例6宋某友非法采砂案,是河南濮阳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非法采矿系列案件之一,体现了人民法院与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协同联动、多元共治的工作成效。案例9新疆奇台县某服务部、林某斌非法开采金矿案,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行政主管机关存在“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等问题,并在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予以了充分考虑。
依法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保护环境资源、建设生态文明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不懈。人民法院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努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司法屏障,充分发挥司法的规则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引导全社会不断提升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
一、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案
二、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某志等人非法采煤案
三、张某胜等人非法采石案
四、谢某俊等人非法开采砂金案
五、缪某林、郭某晶非法开采稀土案
六、宋某友非法采砂案
七、王某等人非法开采泥炭土案
八、王某章、康某川等人非法采砂案
九、奇台县某服务部、林某斌非法开采金矿案
十、严某洋、严某虎非法开采鹅卵石案
一、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案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至7月,被告人张某山、章某晨、李某、丁某等人出资,被告人洪某武、王某宏等人提供采砂船,被告人章某伟、凌某华等人提供运砂船,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以采运一体方式,共同在长江安徽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长江禁采区)非法采运江砂,共计46765吨、价值2893129元。被告人马某玉明知是盗采的江砂,仍收购1700吨并予以出售。经评估,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造成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157476.86元。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认为,张某山等32名被告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在长江禁采期、禁采区从事采砂活动,均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马某玉明知江砂系盗采而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张某山等14名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长江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其对受损的长江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等直接恢复不具有可行性,可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张某山曾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刑罚,鲍某文在涉嫌非法采矿犯罪取保候审期间又实施非法采矿,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分别判处张某山等32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至1.5万元;判处马某玉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没收各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178600元至300元不等,没收江砂变卖款734757元;张某山等14人按照各自参与犯罪部分,对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张某山、鲍某文对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害,分别承担135445.02元、12688.88元惩罚性赔偿责任。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盗采江砂不仅破坏长江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还影响长江水势稳定、防洪和通航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施行,张某山等人“顶风作案”,在长江安徽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有组织地盗采江砂。该案案情重大、复杂,公安部指定江苏公安机关侦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在长江保护法施行一周年之际,东台市人民法院在其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当庭宣判,各被告人均服判。该案审判贯彻最严法治观,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协调张某山等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体现了江苏法院环境资源“9+1”跨区域审判机制改革成果和专业化审判特色。按照《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约定,江苏法院要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移交安徽法院,由安徽法院组织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该案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结合长江保护法贯彻实施,强化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一体保护的代表性案例。
二、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某志等人非法采煤案
【基本案情】
2015年上半年至2018年7月,被告单位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被告人陈某志的控制企业,在陈某志的指使下,安排集团下属企业和集团子公司越界进入他人矿区范围开采煤炭,并统一洗选、销售谋取非法利益,为陈某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巨额经济支持。经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认定,本案非法越界开采破坏可采煤炭资源总量655.31万吨,价值423679.35万元。
【裁判结果】
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志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擅自进入他人矿区范围采矿,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罚金30亿元;判处陈某志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万元,与其他犯罪并罚;追缴、没收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宣判后,山西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某志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煤炭是18世纪以来的主要能源之一,被誉为“黑色金子”“工业食粮”,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矿产资源。陈某志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矿养黑”,以被告单位为依托越界盗采煤炭,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特别巨大,严重扰乱煤炭市场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人民法院针对本案特点,充分考虑罚金刑在增强刑事处罚效果、提高犯罪成本、弥补矿产资源损失等方面的功能,依法从重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对陈某志等被告人判处自由刑和财产刑。裁判生效后,全案执行财产评估价累计193亿余元,保障了罚金刑执行效果。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用足从严,坚决惩治“越界开采”“私挖乱采”、彻底“扫黑除恶”“打财断血”的决心和成效,对能源矿产行业规范生产经营亦具有警示教育作用。
三、张某胜等人非法采石案
【基本案情】
2011年至2016年,以被告人张某胜为首的恶势力团伙为垄断山东省东平县银山镇某村黄河岸堤山体的山石资源,以当地土地复垦项目为幌子,通过挖路、堵路、损毁设备等方式妨碍他人经营,并使用殴打、制造交通事故等手段打压其他经营者,迫使其他经营者向其转让经营权。2014年至2018年,张某胜等人未按项目要求的层高和范围进行土地复垦,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汽炮、挖掘机开采山石向外销售。其间,张某胜等人对抗执法部门检查,多次随意殴打、恐吓、滋扰表达诉求的群众。经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核查和东平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张某胜等人非法开采山石共计1149565吨、价值28571125元。经山东黄河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认定,张某胜等人非法采石已经危害到黄河防洪安全。
【裁判结果】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胜等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分别判处张某胜等人有期徒刑五年至四年,并处罚金300万元至10万元,所犯数罪依法并罚;追缴违法所得28571125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黄河岸堤是黄河防洪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某胜等人结成恶势力团伙,以土地复垦项目为幌子,在黄河岸边山体盗采石料,危害黄河防洪安全,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依法严惩“矿霸”、坚持“打财断血”,从严追究张某胜等人的刑事责任,并在判决生效后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全面调查、依法处置该恶势力团伙及其成员的财产,铲除其违法犯罪的经济基础。该案也是人民法院加强黄河流域环境资源保护的代表性案例,对惩戒和预防破坏沿黄山体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黄河生态环境和行洪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四、谢某俊等人非法开采砂金案
【基本案情】
2011年3月,被告人谢某俊之兄谢某有(另案处理)以给石头峡水电站等地提供砂石料为由,成立了门源县石头峡水电站扎麻图大红沟砂石料场,获得了河道采砂许可证及相关手续,谢某俊为该砂石料场法定代表人。同年5月起,谢某有、谢某俊购置帐篷等物品,租赁机械设备,雇佣冶某某、谢某新、谢某云、谢某硕、马某贵,以采砂石料为幌子,擅自在该砂石料场内采挖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砂金,共计170余千克,并将砂金以每克290至300元的价格,分多次出售给马某元。马某元将砂金价款转入谢某有、谢某俊、谢某录的银行账户,共计44599340元。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法院主持下,公益诉讼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谢某俊承诺根据非法开采地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登报向当地牧民赔礼道歉;若不能按期按要求恢复治理,则赔偿治理费用1040668元。
【裁判结果】
青海省门源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俊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以开采砂石料为名擅自采挖砂金,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万元;依法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宣判后,谢某俊提出上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盗采地点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属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祁连山是黄河流域和河西内陆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谢某俊等人以合法的砂石料场和采砂许可证为掩饰,超出许可范围盗采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砂金,不仅给特种矿产资源造成严重损失,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加强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依法严惩谢某俊非法采矿犯罪行为,同时积极运用恢复性司法规则,支持谢某俊主动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对引导当地群众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五、缪某林、郭某晶非法开采稀土案
【基本案情】
2015年初,被告人缪某林从江西赣州带探矿工人与周某生、张某光一起到江西省黎川县德胜镇某山场探矿,达成了在该山场共同开采稀土矿的口头协议,并约定了赣州股东与黎川股东的分工。周某生、张某光又邀请了朱某清、潘某根参与开采。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缪某林、周某生、张某光等人在该山场擅自开采稀土矿,直到2016年初才停止,产出的稀土绝大部分被缪某林等人出售。其间,被告人郭某晶到该山场负责矿山工人出工记数、发放工资、稀土产出及运出记数等管理性事务,每月领取5000元固定工资。案发前,该非法采矿点被政府有关部门先后捣毁二次。经储量调查和估算,该非法开采区属轻稀土,矿床离子相平均品位0.037%,开采区范围内破坏稀土资源储量(SRE2O3)氧化物27吨。经鉴定,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为337.5万元(含税)。案发后,郭某晶到公安机关投案。
案件审理过程中,缪某林、郭某晶为修复生态环境,分别委托黎川县樟村生态林场在丰戈分场造林约10亩,并抚育三年,确保造林成活率90%以上。
【裁判结果】
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缪某林、郭某晶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缪某林系主犯,但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郭某晶虽受雇佣为盗采稀土犯罪提供劳务,但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系从犯,且构成自首,依法减轻处罚。缪某林、郭某晶均能委托造林,主动承担替代性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亦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缪某林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郭某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该判决已生效。周某生、张某光、朱某清、潘某根均已另案判刑。
【典型意义】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制造和国防军工产品研发、生产,被称为“工业黄金”。国务院于1991年将离子型稀土列为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之一。依法严惩盗采稀土犯罪,既是保护矿业生产管理秩序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需要。本案属于跨行政区划非法探矿、采矿,多名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分工明确,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案件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因素,严格依法追究缪某林、郭某晶的刑事责任,正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贯彻保护优先、损害担责原则,探索运用恢复性司法规则,教育引导二被告人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取得较好的审判效果。
六、宋某友非法采砂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被告人宋某友以售砂获利为目的,承包河南省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某村15户村民的集体土地。2019年1月至11月,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宋某友在承包的土地内挖砂,通过胡某、靳某龙等人销售获利。经鉴定,宋某友非法采砂19955.37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518840元。其间,濮阳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宋某友非法采砂行为进行了查处,给予罚款65997元的行政处罚。2020年12月,宋某友到公安机关投案,主动退缴违法所得3万元。经评估,涉案土地复垦费用为342816.72元,宋某友已缴纳该款项。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某友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砂,情节严重,构成非法采矿罪。宋某友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宋某友被行政主管机关处罚,与本案系同一事实,行政罚款65997元予以折抵罚金。宋某友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处宋某友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6万元;没收退缴的违法所得3万元;赔偿生态修复费用342816.72元(已缴纳)。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宋某友承包村民集体土地非法采砂,破坏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严法治观和全面追责原则,依法追究宋某友非法采矿刑事责任,依法认定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将其主动履行民事责任情形作为刑事处罚酌情从轻情节,明确以其就同一事实缴纳的行政罚款折抵罚金,统筹协调了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责任。据悉,该案是由河南省濮阳市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非法采矿系列案件之一,在该系列案中,有1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3人受到党政纪处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与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协同联动、多元共治的工作成效。
七、王某等人非法开采泥炭土案
【基本案情】
2018年,被告人王某租用黑龙江省尚志市老街基乡某村村民家耕地83亩。2019年3月起,王某在未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的情况下,雇佣挖掘机在租用的耕地里开采泥炭土。同年7月,王某雇佣被告人李某森为其晾晒、看管非法开采的泥炭土,李某森明知泥炭土“来路不正”仍帮王某销售。至2020年3月,王某共销售泥炭土301车、金额2399785元,其中,李某森销售泥炭土12车、金额95000元。尚未销售的3618.6立方米泥炭土被查获。经评估,回填资产价值为86846.40元。
2021年,被告人王某伙同被告人马某坤、许某刚、李某森,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镇某村,租用土地非法开采泥炭土。马某坤、王某共同预谋,四被告人分工配合,于当年2月20日至3月8日,采挖黑土78890.28平方米,获得泥炭土34464立方米、价值718920元。经评估,回填及道路修复资产价值为1898140.80元。
黑龙江省尚志市自然资源局、黑龙江省五常市自然资源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马某坤、许某刚、李某森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擅自开采泥炭土,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五年,并处罚金50万元至15万元;李某森明知泥炭土是犯罪所得而代为销售,又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并罚;追缴王某、许某刚违法所得;王某等4名被告共同赔偿五常市自然资源局经济损失1898140.80元,王某赔偿尚志市自然资源局经济损失86846.40元。宣判后,王某等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黑土地是珍贵的土壤资源,黑土耕地是重要的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王某等人租用他人耕地盗采泥炭土,不仅对珍贵矿产资源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也严重破坏了黑土地的土壤结构和大面积基本农田,且容易诱发同类犯罪、加剧弃耕现象。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上下游犯罪一并惩治,综合运用刑事、民事法律手段,依法从严追究王某等人的刑事责任,依法判决其赔偿经济损失,对震慑盗采黑土犯罪、引导人民群众提高黑土地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八、王某章、康某川等人非法采砂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章、康某川商定盗采海砂,将共有船舶改装成采砂船,另购买船舶改装成具备屯砂、出砂功能的过驳船;雇佣被告人康某杰为船长,被告人康某河、康某强、姜某、康某滨等人为船员,并商定采砂超过30船,每多采一船,船员就可以多拿到1550元的奖金补贴,拿到的奖金按工资比例划分。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王某章、康某川等人多次驾乘采砂船,到闽江口和西犬岛附近海域盗采海砂,以每吨6元至25元的价格出售给沙场或海上运砂船。经统计,王某章、康某川等人盗采海砂共计30余万吨,除3000余吨被公安机关查扣外,均被销售,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319.5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章、康某川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海砂,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王某章、康某川系主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5万元、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其他被告人虽受雇佣为盗采海砂犯罪提供劳务,但参与利润分成,系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十一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至2000元;没收犯罪所用的船舶。宣判后,王某章、康某川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海砂在我国分布广泛,是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的第二大海洋资源。近年来,建筑市场对砂石需求旺盛,受利益驱使,沿海省份盗采海砂现象日益突出,严重威胁海洋地形地貌和海洋生态。王某章、康某川经精心组织、策划,为盗采海砂而专门改造船舶、雇佣人员,采取连续作业方式,在闽江口等海域盗采海砂,严重破坏海砂资源和海洋生态。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和区分主犯与受雇人员的责任并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罚,依法认定和处理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船舶,保障了依法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总体效果,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人民法院围绕国家海洋战略、以司法审判护航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和导向。
九、奇台县某服务部、林某斌非法开采金矿案
【基本案情】
2008年,被告人林某斌收购奇台县某服务部,该服务部名下有青河县喀腊马依勒金矿探矿许可证,林某斌一直在申请办理探矿权的延续手续,但未办理采矿许可证。2015年至2017年,林某斌雇佣杨某启在矿区进行打钻作业,青河县某爆公司进行爆破作业,董某强及其他工人将爆破、破碎后的矿石加工提炼成合质金。林某斌将非法开采、提炼的合质金出售给河南洛阳某黄金冶炼公司,销售金额共计15309083.64元。其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河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5月27日、2016年6月16日、2017年6月14日三次对奇台县某服务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分别罚款6万元、5万元、2万元。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奇台县某服务部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黄金;被告人林某斌作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具体实施了上述非法开采行为,均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奇台县某服务部罚金50万元;判处林某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追缴林某斌的违法所得15309083.64元;没收喀腊马依勒金矿矿部电解车间及附属四合院。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探矿权与采矿权具有不同的权利属性,从事探矿、采矿活动应分别申办许可证。该案被告单位名下虽有青河县喀腊马依勒金矿探矿许可证,但未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其在该矿区开采黄金,仍属于“无证开采”。人民法院依法对该被告单位及其主管人员予以刑事处罚,并依法追缴违法所得、依法没收供犯罪所用的单位财产。本案还反映出,虽然行政主管机关多次对被告单位非法采矿行为予以罚款,但未采取进一步管理措施,既未督促其依法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也未对其整顿、关停、治理,而是简单地“一罚了之”,“以罚代管”问题较为突出。对于被告单位并未缴纳的行政罚款,原审判决在罚金中未予抵扣。该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单位犯罪的代表性案例,在维护当地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督促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纠正“以罚代管”问题、引导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十、严某洋、严某虎非法开采鹅卵石案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至12月,被告人严某洋、严某虎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也未经水务行政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贵州省兴义市清水河镇联丰村泥溪河段开采鹅卵石。由严某洋负责召集、联系买主并雇用挖机、货车,由严某虎负责找工人及现场生产、管理、登记等事宜。二被告人将采出的鹅卵石运送至安龙县木咱镇,卖给徐某某用于铺设人工河道,严某洋与徐某某商定以每立方米200元的价格进行结算。二被告人非法开采的鹅卵石共计1146立方米,收到徐某某支付的款项115000元。案发后,二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严某洋退缴赃款115000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严某洋、严某虎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鹅卵石,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合作,均为主犯。二被告人均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严某洋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宣告缓刑。判处严某洋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严某虎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与其他犯罪并罚;没收违法所得11.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鹅卵石属于非金属矿产,与老百姓一般认识中的“捡鹅卵石”等行为不同,未经许可擅自有组织、大规模地盗采鹅卵石属于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导致矿产资源被破坏和无序利用,而且会对河滩地貌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后果。该案盗采地点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清水河镇泥溪河段、国家级风景区马岭河峡谷旁,当地保留有布依族百年老屋和石板小道,民俗文化特征明显,留存有红军长征品甸战斗、泥溪河战斗革命遗迹,与马岭河峡谷景区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是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人民法院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资源”理念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严格依法认定二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同时,根据案情总体从宽处理,取得较好效果,在警示非法开采鹅卵石行为、引导当地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推动矿产资源与“绿水青山”“红色文化”“民俗历史”一体保护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1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以下简称“三大攻坚战”)的重大部署,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和保障“三大攻坚战”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检察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全体检察人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以积极作为的姿态,找准参与和保障“三大攻坚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调整工作思路,积极谋划工作举措,全面履职、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保障“三大攻坚战”顺利推进。要强化工作执行力,将《意见》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项检察业务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检察机关在“三大攻坚战”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积极探索设立办理金融、生态环境等案件的专门机构或办案组织,构建一体化办案机制,加强智慧检务建设,丰富专业类型案件的办理方式。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对于检察机关参与和保障“三大攻坚战”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办理的典型案例,要积极做好宣传。
《意见》执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6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以下简称“三大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三大攻坚战”顺利推进提供优质法治环境和司法保障,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办案机制,集中力量办好涉“三大攻坚战”案件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深刻认识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检察机关参与和保障“三大攻坚战”的职责使命,将之作为当前和今后三年的重点任务。要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建立健全专门工作机制,检察长负总责,亲自谋划部署,分管副检察长具体抓,确保贯彻落实。院党组和检察委员会要对落实参与和保障“三大攻坚战”任务的具体措施、相关案件办理机制、法律政策把握指导等进行专门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业务部门负责人要带头办理涉“三大攻坚战”的重大复杂案件。各相关业务部门可通过设立专业化办案组织和指定专门办案人员,集中优势力量加大办案力度。案件管理部门对涉“三大攻坚战”案件要专项统计,及时分析,定期通报。上级院业务部门对下级院业务部门要加强指导。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要精心制定工作预案,主动向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
二、从严惩处危害金融安全、妨害精准扶贫、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
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加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强化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形成高压态势。要排除阻力和干扰,依法严厉惩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网络传销、高利转贷以及“校园贷”“套路贷”和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间贷款等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从严惩治金融从业人员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内外勾连的“内鬼”以及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金融大鳄”,筑牢金融安全司法防线。依法严厉打击虚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挤占挪用、盗窃诈骗扶贫资金的犯罪,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蝇贪”“蚁贪”等“微腐败”犯罪,以及“村霸”等黑恶势力犯罪及其背后的“保护伞”,维护农村稳定,确保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非法排放超标污染物等污染环境犯罪,依法严厉惩治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案事件背后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着力保护绿水青山。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于认罪认罚、主动退赃挽损、自愿修复生态的涉罪人员,依法区别对待,当宽则宽。
三、依法履行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职责,积极助力“三大攻坚战”有效推进
加大金融、扶贫和环保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加强刑事检察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衔接,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刑事诉讼监督案件,要注意发现和及时移送相关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要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措施,查清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及其因果关系,依法运用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强对涉“三大攻坚战”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既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又依法支持人民法院的合法裁判,维护司法权威。加大对涉“三大攻坚战”虚假诉讼的监督和惩治。依法支持人民法院重点审查金融、扶贫、环保案件中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违法干预执行的行为,对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采取执行措施、违法处置执行标的物等情形,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
四、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加强证据审查把关,夯实案件质量基础
牢固树立案件质量是司法活动生命线的理念,严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原则,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办理涉“三大攻坚战”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个人犯罪与企业违规、单位犯罪等的界限。办理涉及企业的案件,要落实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宪法和法律原则,讲究办案方式,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办理案件要注意听取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意见,防止机械司法,确保案件的质量和效果。认真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加强对金融、扶贫、环保领域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引导和证据审查,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既体现从严从快惩处相关犯罪要求,又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确保批捕、起诉的案件都成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办理案件与追赃挽损并重,尽最大可能减少违法犯罪造成的损失
办理涉“三大攻坚战”案件,要重视追赃挽损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预案,依法用好用足法律手段进行追赃挽损,坚决不让违法犯罪人员在经济上获利,切实挽回国家、集体和被害人的损失。对于重大刑事案件要及时介入侦查活动,建议公安机关对涉案财物及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孳息,要确保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立即制止违法行为的,要积极协调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向党委、政府报告、通报,通过有效措施促使违法人员立即停止侵害,防止损失扩大;需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及时向人民法院建议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5〕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通字〔2017〕25号)等文件规定,配合、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追赃挽损、资产处置等工作,加快涉案资产向被害人返还进度,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
六、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功能,积极参与“三大攻坚战”社会治理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案,深入剖析金融、扶贫、环保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发案规律和深层次原因,以及相关领域社会治理的新隐患、新矛盾、新特点,查找制度缺陷和监管漏洞,综合运用专题报告、信息简报、综合通报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主管、监管部门提出对各类社会风险的预测预警及应对风险的检察建议,并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树立“助对防错”“双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念,在办理涉“三大攻坚战”案件时,加强与金融、扶贫、环保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支持相关部门依法强化监管执法活动,对于相关部门不履行职责或怠于监管的,积极运用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促进其加强制度建设、工作创新和监管治理。对各类风险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七、进一步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确保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树立积极履责意识,克服等案上门的消极思想,主动了解党委、政府关于“三大攻坚战”的整体部署及进展情况,分析掌握“三大攻坚战”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对检察工作的需求,从中确定工作重点,发掘案件线索,依法履行职责。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金融、扶贫、环保等部门以及监察机关的工作衔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检察衔接平台,行政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联席会议,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受理移送等多元化办案协作和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利用“信、访、网、电”等诉求表达渠道,对涉及“三大攻坚战”的控告、申诉及时受理、仔细甄别。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对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量,依法妥善处理。建立健全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处置机制,对重大敏感案件、涉众型案件,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研究制定处置预案,依法及时有效处置。对违法犯罪行为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要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涉金融、扶贫、环保的来信来访,严格落实首办责任制,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依法息诉息访。对办理案件引发的社会舆情,要及时快速应对,正面引导疏解,确保司法办案和维护稳定依法顺利进行。
八、加强宣传教育,积极为打好“三大攻坚战”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认真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结合办理涉“三大攻坚战”案件,深入推进检察官以案释法和法律文书说理工作,加大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力度,让司法办案成为生动的普法课堂。精心选择和及时发布社会关注度高、法律适用准、政策把握好、办案效果佳的金融、扶贫、环保领域典型案例,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宣传解读有关“三大攻坚战”的方针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把国家政策讲透彻,把法律法规讲明白,把责任风险讲清楚,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常态化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普法活动,围绕金融安全、扶贫助贫、污染治理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法治宣讲,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维权靠法,推动形成全社会依法办事的良好局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752、8899、896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752、8899、8962号建议的答复
杨春雷代表、霍晓丽代表、邓大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立法建立互联网领域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法院、中央网信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们非常赞同您关于社会公众对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强烈期待和迫切需求的判断,以及对修改立法建立互联网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我们认为,立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公共利益代表的定位,有序稳妥地向互联网等国计民生领域扩大公益诉讼范围,符合中央政策导向和立法精神,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您和一些代表的呼吁下,国家和社会对互联网空间治理更加重视,对检察公益诉讼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形成了更多共识。中央对最高检研究探索互联网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提出了明确要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监管依据不足"“调查核实难度加大"“办案风险加大"等问题和困难,在各方努力下,正得以逐步向前推动解决。
张军检察长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要求后,最高检进一步加强了相关理论研究工作。2019年4月3日,我们组织协调上海、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广东、四川、陕西公益诉讼研究中心(基地),针对涉众型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等检察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开展专题研究。于5月10日在江苏江阴召开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单位,以及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讨。上海市检察院于6月20日召开了检察公益诉讼与App个人信息保护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职能部门,针对如何加强App收集个人信息合规性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最高检指导各地检察机关稳妥、积极、慎重地进行实践探索,为立法完善提供实证依据。上海检察机关从注册地在沪的留学、教辅、育儿、网校、家装、就业招聘、理财、网购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分APP中梳理出“以默认方式获取个人信息授权"“强制索取或过度索取个人信息"等侵权问题,有针对性提出“尊重用户选择权,落实知情同意原则"“落实各级主管部门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等检察建议。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诸暨市检察院分别对骚扰电话、用户买房后信息泄露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具体到您提出的四个方面建议,我们认真研究并全部采纳,正采取措施推动落实。
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沟通协调,切实增强互联网领域公益保护的司法合力"
最高法院表示,将积极配合最高检制定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完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程序要求和审理规则,改造优化电子诉讼平台,完善与检察机关的数据对接方式,探索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收集固定证据,确保公正高效审理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并加强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解读力度,及时公布该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
我们将立足办案及时总结经验,尽快出台、修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将涉众型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等互联网领域公益损害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二、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加强对互联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检察监督"
最高法院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精神调整北京检察机关相关管辖的请示答复》,提出明确处理意见,将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均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明确了由相应的铁路运输检察院集中办理,向互联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有力完善了该类案件的级别管辖、集中管辖和检察监督机制。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发挥集中管辖公益诉讼案件的优势,增强铁路检察院公益诉讼队伍的机动性,积极推动办理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互联网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均集中在诉前程序,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有关行政机关或者责任主体解决问题。全国尚无向互联网法院提起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跟进裁判的执行,确保问题解决到位"的部署要求,统筹协调发挥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指导有关地方检察机关加强对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审判、执行监督工作。
三、关于“国家网信办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互联网领域公益损害违法行为线索双向移送、处理结果双向反馈、联合调查取证等工作机制"
国家网信办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清理整治网上相关违法违规信息,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与最高检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最高检探索建立互联网领域公益损害违法行为线索移送、联合调查取证等工作机制。积极开展网上相关宣传引导和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全国开展的网络生态专项治理工作和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指导各级检察机关重点对不履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义务、传播低俗色情等负面有害信息的网站平台,以及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APP手机客户端,督促监管部门履职尽责。
四、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律,作出立法解释或者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授权决定等方式,明确将互联网领域纳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
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的。在法律修改过程中,考虑到检察公益诉讼尚处于初步建立阶段,根据各方意见,遵循积极稳妥的原则,在明确当前检察公益诉讼的主要适用领域外,还有一个“等"。这样规定既可使检察公益诉讼在我国适度开展,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有序进行,又为将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逐步扩大适用范围留下空间。将互联网领域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可由“两高"等有关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在坚持检察公益诉讼应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待各方形成共识后,再通过适当的形式予以明确。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密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工作计划,充分尊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集中反映的民意民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加强探索实践,拿出可行性、前瞻性的立法研究建议,在向10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所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拟开展互联网及其他“等"外领域探索的法律依据问题,争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决议中予以肯定和支持。同时,抓紧会同最高法院修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新增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积极争取和推动立法机关修订相关单行法,增加公益诉讼条款,为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更高水平需求,提供更优检察产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5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5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诉前调解前置化处理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央政法委,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诉前调解工作。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27条提出:“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探索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范围和案件类型。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
201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立为人民法院一项重点和亮点工程。两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大决策部署,前移解纷端口,下沉解纷力量,凝聚社会解纷合力,构建源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强化诉前辅导分流,为人民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推动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2020年,人民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424万件,同比增加191%。但从实践情况看,因缺乏立法方面支持,在引导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选择诉前调解方面还面临不少问题困难,难以充分释放诉前调解活力与效能。您提出的完善已有的诉前调解制度,探索建立民事案件诉前调解前置化程序的建议,对于推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很有必要。
今年,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印发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提出,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这为进一步推动诉前调解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您提出的诉前调解前置化立法,以及诉前强制调解的建议,对于推动多元调解工作很有意义,但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与支持。在尚未有立法支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严格遵守调解自愿原则,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开展委派调解工作。为了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等适宜方式解决纠纷,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辅导分流岗和类型化调解工作室,加大引导辅导力度,充分释明调解优势特点,完善诉调一体对接机制,为当事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不伤和气的纠纷解决方案,更好地吸引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纷。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推动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工作机制,对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商事纠纷,引导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或者由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推动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在医疗卫生、不动产、建筑工程、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索建立中立评估机制,对判决结果进行预测,当事人可以根据评估意见自行和解,或者由第三方进行调解。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将解纷职能向纠纷发生的初始端口延伸。继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并进一步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制度。探索开展市场化调解工作试点,探索构建以律师调解为主,其他调解方式共同发展的市场化解纷机制,为下一步推动诉前调解前置立法提供实践依据。
关于您提出的提高调解员素质的建议。目前,人民法院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引入大量调解员入驻开展调解工作,并与中国证监会、全国工商联、中国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起了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入驻调解组织5万余家,调解员18万余名,充分满足当事人的各类解纷需求。为更好地发挥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作用,在推进过程中,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调解员管理培训工作。出台特邀调解规范,明确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认定条件,加强对调解员培训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调解专项培训。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各地拓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第三方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鼓励和支持通过设立调解工作室等方式,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发动网格员、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等积极参与,不断壮大调解员工作队伍。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扩大多元解纷力量,广泛邀请社会各类调解力量入驻平台,加强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体系化培训工作,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点,分层次、分阶段的科学考核评估机制。
关于您提出的严格调解时效和责任追究的建议。我们认为,加强对诉前调解工作的管理很有必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系列措施加强对调解时效和诉前调解案件的管理。一是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诉前调解的期限。调解不成的,要求及时转入诉讼程序。二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诉前调解全程留痕、可视监管。全面应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加强对诉前调解案件的管理,统一“诉前调”案号编立工作,并与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案号自动关联,实现诉前调解案件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可统计。对调解员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解的,除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外,系统将自动转入法院立案系统依法登记立案。三是加强监督问责,防止将诉前调解作为蓄水池。最高人民法院将诉前调解期限纳入诉讼服务质效评估体系,在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展示各地法院诉前调解平均时间,对超过30日的,及时督促整改。去年,全国法院诉前调解平均时长23天。今年1-6月,诉前调解平均时长20天。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加强诉前保全与诉前调解衔接问题研究,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关于您提出的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2月上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为互联网+“枫桥经验”的创新举措,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区域、部门和层级信息壁垒,将有关部门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协同起来,将协商、评估、调解、诉讼等解纷程序对接起来,为人民群众提供申请调解、音视频调解、调解协议签字确认、申请司法确认、申请立案等工作全流程线上服务。截至去年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已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平均每分钟就有66件矛盾纠纷在平台上进行调解,不到2秒钟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各地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实践成果,优化升级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各项功能,大力巩固“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实效,针对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继续做好与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形成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主干,各类型化纠纷解决平台为支干,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体系。同时,借鉴“道交一体化”平台经验,在医疗、劳动争议等重点矛盾纠纷领域推进一站式化解机制,明确涉及的解纷职能单位和部门,将具体解纷工作内容汇聚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做到解纷全流程线上流转,实现重点领域矛盾纠纷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一个入口,在线办结”。此外,还将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社区、进乡村、进网格工作,进一步提高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执法查处领域五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执法查处领域五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25号),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促进自然资源法治建设,202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行政检察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高检发办字〔2022〕52号),共同加强和推进土地执法查处领域协作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工作,强化法律监督和协作配合,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力度,现将河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某区分局申请强制执行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退还土地、拆除违法建筑物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等五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各地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参考借鉴。各级人民检察院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培训和宣传,推动行政检察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最高人民检察院
自然资源部
2023年2月6日
案例一
河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某区分局申请强制执行某机动车辆
检测公司退还土地、拆除违法建筑物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上下联动 协作配合 跟进监督 耕地保护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起,河南省某市某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某村44.03亩永久基本农田、9.9075亩其他土地修建机动车检测站。2016年2月,原某市国土资源局某区分局(机构改革后称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某区分局,以下简称区分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线索,对该公司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对其违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年3月23日,区分局以原某市国土资源局名义(该区当时为非独立行政区划,由某市政府代管,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区分局行使行政执法权)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对违法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处以每平方米30元罚款,罚款计880680元;对违法占用的其他土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罚款,罚款计66050元。罚款合计:946730元。2.限十五日内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构造物和其他设施。同时,该案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区分局申请市耕地破坏鉴定委员会对耕地破坏情况提出鉴定意见后,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8月9日,案涉公司负责人平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5万元。
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1月15日,区分局经催告后,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区法院认为该行政处罚系以市国土资源局名义作出,不属于其管辖,以此为由不予受理。
上述土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一直未执行到位,违法建筑物未被拆除,违法状态持续存在。
【监督和协作配合情况】
2021年3月,区检察院在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合力督办。该案非法占地面积大、时间跨度长、背景复杂,违法占地持续7年之久。最高检行政检察厅将该案作为专项活动挂牌督办案件,要求省、市、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与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形成执法司法合力,督促有关单位尽快修复被破坏的耕地。在办案过程中,省、市、区三级检察院多次派员到现场调查核实,调阅执法卷宗,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在深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认为,区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不具有行政处罚主体资格,以其上级主管部门名义作出决定,区法院以不属于其管辖为由不予受理,有该区作为经济先行区,当时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畅、法律地位不明确、权力责任不清晰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素。2021年3月,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等九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促进执法监管长效常治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历史原因超出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案件,由相关部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依法处理。该案行政处罚决定虽系5年前作出,但案涉违法建筑物并未拆除,土地违法状态一直持续,对此必须予以整改落实。于是,区检察院分别向区分局和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各司其职,履职尽责。为加快案件办理进度,2021年6月,最高检行政检察厅与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对本案进行联合督导。
跟进监督、延伸成效。最高检行政检察厅和省、市两级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把尽快拆除违法建筑、恢复永久基本农田作为目标,持续指导支持区检察院开展监督,主动协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当地政府等有关方面召开座谈会,研判、制定解决途径。针对行政相对人误认为自己曾因此受过刑事责任追究已承担了相关责任,于是就不再履行拆除责任的情况,区检察院、区分局多次向其开展释法说理,结合同类案件进行警示教育。2021年12月3日,最高检行政检察厅和自然资源部执法局赴该市对本案进行再次督导。经过多级地方政府和多部门共同努力,行政相对人认识到了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违法占地的危害性。2021年12月6日,行政相对人开始自行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构造物。目前,该案违法占用土地新建的建筑物和地面硬化已全部拆除到位、复垦到位、恢复耕种。
【典型意义】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耕地是“国之大者”,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检察机关在办理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时,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和行政检察衔接机制与案件衔接平台的作用,锲而不舍,持续关注,跟进监督,破解违法占用土地拆除复耕难题,助力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本案中,检察机关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针对特殊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管辖不明、受理不畅、执行不力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基于违法行为持续存在的事实,依照有关规定,促使行政相对人自行拆除违法占地上建设的建筑物,彻底解决了长达7年的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彰显了行政检察担当。
案例二
山东省某市某区自然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某钢制品
有限公司退还土地、没收违法建筑物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违法占用土地 没收违法建筑物 检察建议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2009年7月,某钢制品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某村集体耕地1.1亩建设厂房,用于生产经营。2018年4月13日,某市原某区国土资源局(机构改革后称某区自然资源局,下称区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退还违法占用的土地;2.没收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3.按22元/平方米处以罚款计16302元。2018年5月28日,某钢制品有限公司缴纳了罚款16302元,但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第1、2项处罚内容,既没有主动履行,又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2月4日,区自然资源局经催告后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6日,区法院作出裁定:1.准予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第1、2项处罚;2.被执行人某钢制品有限公司必须于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义务;3.本案的执行由某区某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某街道办事处收到区法院裁定后,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实施执行。
【监督和协作配合情况】
2021年3月,在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区检察院通过与区自然资源局召开情况通报会发现本案线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区检察院经向区法院、区自然资源局、某街道办事处、某钢制品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调查核实,查明:涉案土地系某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某村集体土地,土地性质为一般耕地,符合某区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被执行人某钢制品有限公司未批先建占地建设厂房用于生产经营,截至区检察院对本案进行调查时,仍未补办相关手续。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区法院作出的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某街道办事处收到区法院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后,认为法律没有明确此类案件的没收程序,因此没有对违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实施没收。
检察建议。2021年3月19日,区检察院向某街道办事处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单位依法组织实施区法院行政裁定书确定的执行义务。同年4月2日,某街道办事处回复检察机关:已于2021年3月29日对该宗违法占地下达《限期退还违法占地通知书》,责令15日内退还违法占用的集体土地;但对第2项没收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没收办法,正在积极想办法进行合法处置。
协作联动。区检察院收到回复后,组织区自然资源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某街道办事处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沟通研判,逐步形成共识。1.某街道办事处负有法定执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区法院依法作出裁定,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没收程序的规定虽然具有概述性,但不能免除某街道办事处的执行义务。2.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就没收执行程序出台的指导意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2016年11月9日,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某市行政处罚违法用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没收处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全市没收违法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政策依据、实施主体、没收步骤、处置意见等作了规范指引。《指导意见》本质上属于内部行政规程,具有示范、引导、规范的性质,对下级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3.《指导意见》亦没有明确各没收步骤的主管单位,某街道办事处要履行本案的执行义务,实际执行中需要多部门给予配合。行政没收涉及土地执法、国有资产管理等多项行政管理职能,《指导意见》虽然对没收的基本步骤作了规定,但没有明确各步骤的主管单位,依靠某街道办事处协调难以推动问题解决。
诉源治理。区检察院向区政府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进一步完善没收违法占用土地建设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程序,明确各执行环节的责任主体。区政府主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向区政府进行专题汇报。区政府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列席发表意见,形成了专题会议纪要,对违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没收程序进行细化,明确了下达没收通知、送达被执行人、办理移交手续、登记造册、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等执行步骤和责任单位。某街道办事处依据该会议纪要,在相关部门配合下,组织人员到某钢制品有限公司开展执行。执行人员向企业负责人告知了执行依据、执行程序、法律后果,企业负责人表示认可和接受。在勘察丈量违法建筑物后,执行人员对违法建筑物出入口进行封焊,张贴封条,资产登记到某街道办事处名下,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此案办结后,区检察院就该案办理情况进一步向市检察院汇报,市检察院与市法院、市司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开展座谈调研,推动在全市进一步完善违法用地上建筑物没收处置工作机制。
【典型意义】
违法用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没收执行难,是土地执法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和相关法规均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没收执行程序,行政机关担心执行中出现程序违法,陷入“法定职责必须为”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两难境地,影响土地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损害执法、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本案中,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履职理念,与法院、相关行政机关加强履职互动,聚焦案件反映出的没收执行难问题,同向发力,寻求破解难题的途径,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区政府出台适用于当地的违法用地上建筑物没收处置程序,为辖区内同类案件的依法执行提供有力保障。
案例三
福建省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吴某退还土地、
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违法占用土地 主动履行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福建省某县某镇某村村民吴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该村1.36亩(其中耕地0.37亩)土地建设竹制品燃料加工厂,建设了一座一层钢架铁皮厂房和硬化水泥坪。
2018年12月29日,某镇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吴某违法占地行为后,遂向吴某了解情况,对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并依法送达《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吴某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貌,吴某未按要求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某县自然资源局经立案调查于2019年5月7日依法向吴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其退还违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貌,处罚款19016.76元。吴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议、未提起诉讼,也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10月15日该局依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催告后,吴某于11月11日缴纳了罚款19016.76元,但未履行“退还违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貌”的处罚决定。2020年1月3日,某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向某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履行的行政处罚事项。3月4日,某县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由不动产所在地某镇政府组织实施。镇政府未组织实施。
【监督和协作配合情况】
2021年4月,为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检察机关在土地执法查处领域加强协作配合的试点方案》的有关精神,福建省检察院与省自然资源厅建立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机制,对全省范围内未执行土地非诉案件进行排查,对其中重大疑难复杂的五个案件开展联合挂牌督办。本案系该批督办案件之一。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依托与县自然资源局、县法院建立的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调查核实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作用,调阅行政处罚、非诉执行卷宗,查看现场,询问本案当事人吴某及某村委会工作人员、部分村民,走访镇政府,了解到吴某违法占地建设竹制品加工厂投入较大成本,经济条件困难,其已经缴纳罚款,仍需以该加工厂作为收入来源,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吴某对某镇政府组织实施拆除加工厂有抗拒心理,导致镇政府未组织实施。
监督结果。吴某违法占地建设厂房不符合某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对某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并非完全不认可,且已缴清罚款,但因其个人对法律法规认识不到位,抵触情绪较大。为此,检察机关在向某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职的同时,更加注重化解双方矛盾,多次派员前往某县自然资源局、某镇政府沟通协调,组织县自然资源局、镇政府、吴某、村民代表等各方开展座谈交流,了解镇政府在土地执法非诉强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听取当事人吴某的诉求、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检察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面对面的释法说理,促使吴某消除抵触情绪。吴某根据某镇政府的安排自行拆除了违法占地上的建筑物,铲除了硬化水泥坪,恢复了土地原状。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经审查认为行政决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有执行效力的,可以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做好释法说理,督促被处罚人自动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本案中,上级检察机关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针对土地执法非诉执行难案件,依托协作机制,通过联合挂牌督办的方式,指导案件办理;基层检察院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协作配合机制,开展座谈交流,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诉求,促使吴某自动履行义务,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四
吉林省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执行强制拆除王某违法
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行政处罚决定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黑土地保护 违法占用土地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吉林省某县某镇村民王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一般耕地8.02亩用于建设饭店、洗车场。同月,原某县国土资源局(机构改革后称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统称县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王某违法行为,即口头予以制止,随后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县自然资源局经立案调查,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退还违法占用土地,限期十五日内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处以罚款26748.75元。王某收到处罚决定后,缴纳了罚款,但未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催告后,向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法院裁定准予执行,明确由县政府组织实施退还土地、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的处罚决定内容。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某镇类似违法建筑统一拆除过程中,县自然资源局协助督促王某自行拆除。2018年,王某自行拆除了违法建筑物,但拆除后建筑垃圾未能及时清理,未恢复成耕地。
【监督和协作配合情况】
2020年8月,某县检察院在开展保护黑土地专项行动中发现该案线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县检察院通过对现场实地踏查,发现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已拆除,但该土地被砂石和建筑垃圾覆盖,且停放多台报废车辆,未恢复土地原状,达不到耕种条件。经过调阅县法院、县自然资源局执法卷宗、询问相关人员,了解到类似违法占地执行后达不到复耕条件的案件数量较多,黑土地未得到有效保护。
监督意见。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行政处罚及执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耕地资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对耕地保护负有法定职责,该案执行后历经两年时间仍未恢复耕种条件,问题症结在于耕地恢复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经与县政府及自然资源局沟通,为尽快恢复黑土地原状,达到复耕条件,县检察院向县自然资源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及时履行土地监督管理职责,推动涉案土地尽快恢复耕种条件。
监督结果。县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作为,立即联系王某、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将黑土地恢复原状,复耕复种。
延伸调研。针对违法占地执行不到位,未恢复耕种条件问题,县检察院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对2017年以来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160余件进行逐案排查,重点排查是否恢复耕种条件、罚款是否缴纳。检察人员与县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踏查、走访、现场调查,发现有的违法建筑物虽然拆除了,但在原址上又重新建起了简易房,有的拆除不彻底,没有恢复黑土地原状,达不到耕种条件。排查后一致认为违法占地案件拆除建筑物后,存在黑土地复耕“最后一公里”落实不到位问题。
专项整治。为解决土地复耕“最后一公里”问题,县检察院组织召开由县自然资源局、公安局、林业局、水利局、税务局、环保局、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管理总站等8个单位参加的保护黑土地联席会议,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开展黑土地保护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围绕黑土地保护,就各单位分工配合、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和责任落实达成共识,就执行后黑土地复耕问题建立了“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制度,明确保护责任,形成黑土地保护合力。
工作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县检察院相继制发检察建议27件,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案件回访,采取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确保复耕效果,共复耕黑土地20.23亩,督促收缴罚款34814.65元,促使55749.7元罚款进入执行程序,拆除违法建筑物1540平方米。
【典型意义】
黑土地是珍贵的土壤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近年来,违法占用黑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等各类违法行为多发。行政处罚作为惩戒违法、保护耕地的法定手段,在被处罚人不主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需要借助强制执行来实现。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申请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后,应当及时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耕地种植条件。这也是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和执行中的一个难题。检察机关与自然资源部门立足各自职能,结合办理个案推动系统治理、诉源治理,促进区域内涉耕地保护难题得以解决,合力破解耕地恢复“最后一公里”问题,严守耕地红线,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案例五
四川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强制执行刘某退还土地、
拆除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及罚款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裁执分离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四川省某县某镇村民刘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该村永久基本农田1.07亩修建家具厂,建成一栋一层砖体墙、彩钢屋顶建筑。2019年4月,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县自规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刘某违法行为。同年5月6日立案查处,7月5日,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十五日内拆除地上建筑物,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治理和恢复原种植条件,并退还土地给村集体;2.并处罚款10653.75元。刘某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处罚决定,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未履行。2020年1月13日,县自规局向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1月17日,县法院作出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交由县自规局执行。裁定后,刘某于2020年11月4日缴纳了罚款,但一直未拆除违法建筑物。
【监督和协作配合情况】
调查核实。在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县自规局将该案主动移送某县人民检察院,说明相关情况,会商解决方案。县检察院通过实地调查,向县法院和县自规局了解案情、调阅卷宗等,查明县自规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县法院将县自规局申请强制执行内容裁定由县自规局执行,但因县自规局不具备强制执行权亦缺乏组织实施的必要手段,该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得到实际执行。
监督意见。县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县自规局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在没有裁执分离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县法院在作出裁定时未充分考虑县自规局作为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机构,存在强制执行手段缺乏等现实困难,致使该案处罚决定一直没有实际执行。2021年6月25日,县检察院向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不当裁定,确保该案执行落实到位。
监督结果。县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对该案重新进行审查,经与县政府、县检察院、县自规局沟通协商,认为县自规局在执行手段和强制措施上确实存在实际困难,重新裁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交县政府组织实施,县自规局予以协助。在法院、自规局及当地政府的协作下,违法建筑于2021年7月29日被全部拆除。目前,土地恢复了种植条件并已退还村集体。
长效治理。为系统治理农村土地执法执行难、强制执行措施与主体执行能力不匹配等现实困难,县检察院以个案办理为契机,与县政府建立府检联动机制,并推动举行县政府、县法院以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形成会议纪要,达成共识,对裁执分离案件中行政机关缺乏强制执行权导致执行难的,统一由法院裁定交县政府组织实施、行政主管部门配合、检察机关监督。县检察院还与县自规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政非诉执行工作协作配合办法,推动当地政府整合各行政职能部门资源优势,形成依法执行的长效机制。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当地涉土地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执行到位6件,复耕复种6.88亩。
【典型意义】
永久基本农田是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实行特殊保护的耕地。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地。现实中,擅自变更土地用途、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修建建筑物等蚕食耕地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行政处罚实际执行到位率较低。人民法院探索开展“裁执分离”过程中,有些将涉土地类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裁定给没有强制执行能力的自然资源部门执行,自然资源部门因缺乏法律授权的执行措施等现实困难,难以实际执行到位。检察机关和地方政府创新思路,建立府检联动机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检察机关移送行政处罚台账以及相关案件线索,检察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申请、受理、审查、裁定和执行等活动实施全过程监督,推动行政处罚执行到位,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不受侵害。同时,在坚持永久基本农田不被非法侵占的前提下,搭建起沟通协商平台,充分考量各方执行能力,最终形成该类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职能部门予以协助的模式,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同向发力,破解“裁执分离”难题,实现办理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已于2017年7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8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
(2017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2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8月10日起施行 法释〔2017〕14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请示》((2015)浙立他字第91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的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6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68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在实践中,有些离婚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原告未到庭参加庭审有异议,而无法达到服判息诉的效果。而法律对于何为特殊情况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法官对特殊情况掌握的标准并不统一。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思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离婚案件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一般而言,诉讼当事人委托了代理人的,本人就可以不出庭参加活动了,但离婚案件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离婚案件涉及的是身份关系,它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存亡,因此,解除还是维持这种身份关系,应当十分慎重,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达意见,而不宜由诉讼代理人转达。同时,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能否离婚,主要取决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而关于这个问题,诉讼代理人往往把握不准,难以就具体情节进行陈述、辩论和说明。而且,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不出庭,调解则无法进行。因此,离婚案件委托了诉讼代理人的,原则上本人还要出庭。但是,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离婚案件当事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比如,当事人是精神病人,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要其出庭没有意义;又比如,当事人正在患传染病,或正在国外不便亲自到庭。因此,法律在原则规定外,允许有例外。对于不能表达意思的当事人,不仅可以不出庭,而且不需要提交书面意见,而对于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庭的,当事人必须要有是否同意离婚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人民法院,书面意见还要写明婚前、婚外财产,夫妻大额财产分割、未成年子女抚养等处置意见,确保诉讼代理人能够转达未到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未到庭的当事人,法官必要时会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以确认授权委托以及未到庭一方当事人对诉讼请求的处理意见的真实情况,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您在建议中还提到,在离婚案件中,要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官随意允许离婚纠纷的原告不到庭参加庭审,应在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对审理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以及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时,原告除身患重病无法参加庭审等法律列明的原因外,均应出庭参加诉讼,否则,可以按照撤诉处理。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作为要求解决离婚纠纷、维护其权益而提起诉讼的原告,有义务按时到庭,配合人民法院的工作,使得案件得到及时、正确处理。如果原告不履行出庭义务,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视为放弃自身的诉讼请求,也是一种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消极处分,可以按照撤诉处理。
此外,您建议通过修订法律条款的方式将“特殊情况"加以明确,从立法上统一规定原告不能出庭的“特殊情况",从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您还建议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离婚案件当事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均应到庭参加调解,不能出庭的,视为无法调解。"我们认为您的观点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人民法院始终慎重对待离婚纠纷当事人的身份权和财产权。我们会对您的建议进行认真深入研究,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的修改完善进行调研。同时,也将推动立法机关在法律上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中规定的“特殊情况"予以进一步明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8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自2018年12月7日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的开展情况和治理成效。会上发布了“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1.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法莉兰童话王国”违法建设破坏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行洪安全 未全面履职 诉前程序 跨行政区划管辖 执法合力
【要旨】
针对多个行政机关存在职责交叉、履职不尽责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对照其法定职责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各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形成监管合力。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河南省郑州某旅游开发公司在未办理规划、用地等行政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在黄河滩区建设一个占地370.68亩的“法莉兰童话王国”儿童游乐公园。公园内建造占地4508.89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16处,硬化地面60926.27平方米建设停车场,倾倒渣土34840立方米,建设围墙2050米,并存放大量游乐设施。在公园建设过程中,相关行政机关多次给予行政处罚,但该公园仍继续施工,并建成投入运营,对滩区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且威胁到黄河行洪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2月27日,河南省检察院接到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移交的问题线索后,通过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指定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牵头组成专案组承办本案,通过赴实地勘察现场、走访惠济区政府、调取行政部门执法相关证据材料、询问相关证人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召开案件论证分析会确认了公园项目损害公益的事实,并查明:公园建设过程中,惠济区国土局于2018年4月至8月期间对其立案查处4次,作出4份行政处罚,要求其限期拆除非法建筑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处以罚款446万余元,该公司仅缴纳罚款38万余元,且未拆除违法设施。该局4次向惠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4次裁定由古荥镇组织实施拆除;古荥镇政府于2018年6月责令其停止施工1次;惠济区环保局于2018年6月立案查处1次,处以罚款42.78万元;惠金河务局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立案查处3次,处以罚款14.8万元。据此,检察机关认为惠济区国土局已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而古荥镇政府、惠济区环保局、惠金河务局虽作出了罚款或责令停工通知,但并未穷尽其法定监管手段,未依法有效恢复土地生态,致使违法建设对黄河行洪安全、滩区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19年3月21日,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在惠济区人民政府向古荥镇政府、惠济区环保局、惠金河务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建议:一是全面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涉案企业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设施;二是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恢复受损土地生态;三是严格规范履职,切实保护黄河滩区环境资源;四是完善监管措施,加强河道内建设项目管理。
检察建议发出后,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积极与相关责任主体沟通联络,取得惠济区党委、政府的理解与支持,跟踪督导三行政机关及时全面履职。该院先后数次与区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圆桌会议,组织区政府及河长办、镇政府、环保局等到现场查看整改进度,并向涉案企业释法明理,争取其积极配合整改。
在惠济区政府统一协调指挥下,2019年3月底,该主题公园主体建筑16处砖混结构房屋被拆除,6月29日,主题游乐园60926.27平方米硬化地面全部拆除,游乐设施、建筑垃圾及倾倒的渣土全部清理并进行复绿,370余亩被占用土地恢复原有生态地貌。
【指导意义】
由于国土、河务、环保、镇政府等部门职责存在交叉,具体问题由多头管理,执法上难以形成有效监管合力,致使问题久拖不决。该案此前经有关部门多次办理,仍然未能得到解决,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之后又主动与省、市、区河长办对接,多次与相关行政机关会商座谈,引导涉案企业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帮助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形成执法合力。通过检察监督权与行政管理权的有效衔接,促使这一黄河“四乱”突出问题得到解决。
2.甘肃省岷县“慕丽水岸”茶楼影响行洪安全案
【关键词】
行洪安全 违法建筑 未完全履职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行政主管部门在检察机关介入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合理期限内仍未穷尽一切手段保护公益,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0年,甘肃润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未经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同意,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岷县岷阳镇迭藏河(黄河支流)城区段河堤右岸违规修建观景台,并一直以“慕丽水岸”茶楼名义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该建筑影响行洪安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岷县综合执法局作为具有城市规划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25日,甘肃省岷县检察院依法向岷县综合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严格履行城市规划管理职责,制定整改方案,责令甘肃润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限期拆除违章建筑物“慕丽水岸”茶楼,清除建筑垃圾,疏浚河道,恢复原状,确保行洪畅通和度汛安全。2018年7月24日,岷县综合执法局作出整改回复,认为该项目属于违法建设,并先后下发了《责令改正(限期拆除)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要求该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前自行拆除所建的违法建筑物。整改期限届满后,涉案建筑仍未拆除,危险状态仍未消除。
【诉讼和执行】
2019年2月14日,岷县检察院向定西市安定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岷县综合执法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岷县岷阳镇迭藏河城区段河堤右岸违章建筑物“慕丽水岸”茶楼全部实施拆除,清除建筑垃圾,疏浚河道,恢复原状,确保行洪畅通和度汛安全。起诉后,岷县综合执法局积极整改,认真履职,于2019年3月23日对该违章建筑物依法强制拆除,岷县检察院派员现场监督。因违章建筑已经拆除,岷县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仅请求确认岷县综合执法局未完全履职的行为违法。2019年8月1日,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
【指导意义】
本案中,岷县综合执法局在收到检察机关的诉前检察建议之后,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下发《责令改正(限期拆除)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等,但是在违法建筑依然没有被拆除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止违法行为,导致公益处于持续受损状态。岷县检察院以岷县综合执法局未能依法完全履职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终实现了保护公益的目的。
3.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武家大沟堤坝毁坏影响行洪安全案
【关键词】
堤坝修复 未全面履职 第三方评估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对堤坝修复负有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应当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进监督,对于未依法全面履职,整改没有落实到位的,应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自2016年底,黄河支流武家大沟东营区六户镇小许村西至邱家村东段两岸各有长约4公里、宽约30米至50米不等的堤坝及护堤地被非法取土,北岸堤坝全部被毁,南岸堤坝部分被毁,严重危及河道行洪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检察院设立在六户镇的为民检察官工作室(公益诉讼联络站)从群众处获取本案线索,随后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察、询问相关人员、调阅相关文件等方式确认武家大沟堤坝毁坏的事实,认定东营市水利局作为当地水务行政主管机关未对非法取土行为依法作出处理,亦未修复被毁堤坝,致使堤坝破坏越来越严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损。
2018年6月21日,东营区检察院向东营市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恢复堤坝原状。2018年8月10日,东营市水利局回复称,已对损毁河段进行了整改修复,共修复河岸线2757米。
收到回复后,东营区检察院跟进监督,委托第三方--东营市赛维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被毁堤坝面积、土方量进行测量,发现北岸810米左右被毁堤坝及南岸被毁堤坝未予修复;北岸临时应急修复的2757米河岸线亦未按原设计标准修复到位,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防汛要求。2018年8月“温比亚”台风过境连续降雨,部分修复堤段出现了溃堤、漫堤,造成水流倒灌,两岸农田全部受灾。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0月12日,东营区检察院依法向东营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1.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依法全面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东营市水利局继续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对涉案被毁坏的堤坝予以修复,恢复原状。东营区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东营市水利局主动与东营区检察院就堤坝修复事宜进行沟通,制定修复方案,协调应急度汛资金,分期对堤坝进行综合整治。至2019年6月,修复工作已全部完成,达到设计防汛抗洪标准。2019年“利奇马”台风来袭,武家大沟全线未发生溃堤、决堤事故。
【指导意义】
该案积极回应了群众关切,涉案堤坝损毁,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当地村民多次反映未能有效解决。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保护了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环境资源类案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检察人员仅靠自身力量,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到位有时难以做出准确判定。本案中,检察机关借助第三方力量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到位,最终从技术和法律两个层面确认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解决了这一问题。
4.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河道违法建筑侵占黄河河滩影响行洪安全案
【关键词】
行洪安全 诉前程序 执法合力 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在与河长办及乡镇政府的联合摸排中发现线索,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责任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形成执法合力。
【基本案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洪镇辖区滨河大道以东黄河河滩范围内,存在四处阻碍行洪的违法建筑,威胁行洪安全。四处非法建筑分别为:李东自2010年以来占用望洪镇望洪林场河滩地开设“黄河渡口餐厅”,建农家乐3.45亩,渔池10余亩;刘杰自2013年以来占用望洪林场东侧河滩地开设“禾泽园种养殖家庭农场”,经营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的种植及销售,家畜、家禽及水产品的养殖及销售,养殖场占地2.84亩,渔池占地12亩,耕地及果园占地约47亩;马红如自2013年以来占用望洪镇东和村十队河滩地开设“鸿儒渔庄”,占地面积43.47亩;王继杰自2016年以来占用望洪镇南方村河滩地开设“南方湾农业家庭农场”,修建餐饮娱乐用房400平方米,温棚9000平方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月底,永宁县检察院在开展“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监督检查活动中,在与县河长办、各乡镇政府联合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四乱”突出问题时,发现上述问题并建立台账。经调查认定,根据水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和《永宁县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县水务局、望洪镇政府对上述侵占黄河河滩地违法行为均负有监管职责。2019年3月28日永宁县检察院向永宁县水务局和望洪镇政府分别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对永宁县滨河大道以东黄河河滩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行为依法予以处理,规范河道保护和管理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宁县水务局和望洪镇政府一方面多次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法治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向县政府进行汇报,争取支持。县政府专题研究后,组织抽调公安、综合执法、水务、望洪镇等单位、部门100多人开展联合执法,调动30多辆车辆(含铲车、挖机)对上述违法建筑逐一拆除。2019年7月6日,永宁县检察院对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开展“回头看”,确认现场违法建筑已全部拆除、清理完毕。
【指导意义】
永宁县黄河流域内出现河道内乱建农场、农家乐等问题,具有一定历史原因,乱建的单位和个人只关注经济利益,环境保护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永宁县检察院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和属地政府依法全面履职,形成执法合力,推动违法建筑的拆除,保障了黄河行洪安全。
5.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乌斯太段河道违法建设破坏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未全面履职 诉前程序 执法合力 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较大面积的违建通过制发一份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最终解决问题,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基本案情】
黄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境内85公里乌斯太段河道长期以来存在违法占用河道现象,尤其是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乌斯太段河道内违规建造民房、违规修建鱼塘长期占用河道问题严重,威胁行洪安全。阿拉善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局对上述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调查和督促履职】
本案线索由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阿拉善盟分院在“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发现,随后该院立案并开展实地调查。通过勘验测量违建面积,固定证据,最终确认违规建造的民房占地14.5亩,违规修建18处鱼塘占地446亩。2019年5月5日,该院向阿拉善盟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依法督促责任部门限期拆除违规建设的民房,督促责任部门限期关停鱼塘,清退钓鱼人员,确保黄河生态安全。阿拉善盟水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督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局向开发区管委会专题汇报。随后,由管委会牵头联合高新区水务局、乌斯太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整改。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实地调查核实整改情况。目前黄河乌斯太段14.5亩的违建房屋已全部拆除,黄河乌斯太段河道管理范围内开设的18处鱼塘的相关垂钓设施及人员也已清理,危害乌斯太段河道生态安全的违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结合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拟投入专项资金,将清理的18处鱼塘规划建设为湿地公园,提升城市环境功能和生态效益。
【指导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坚持“通过诉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司法最佳状态”的理念要求,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功能,积极践行 “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与行政机关形成了依法监督与支持配合的良好互动关系,共同促进黄河流域生态资源保护。另外,针对多个违法行为,通过制发一份检察建议的方式来推动问题解决,也体现了诉前检察建议的严肃和高效。
6.山西省万荣县汾河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破坏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行洪安全 航拍取证 未全面履职 诉前程序 全面整改
【要旨】
采用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固定证据,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有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25日,山西省万荣县检察院在“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发现,汾河万荣段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以下问题:1.汾河万荣段光华乡大兴村大兴桥西朝圣路口,河道内存在面积1500平方米的违建羊圈及房屋;2.汾河万荣段光华乡北甲店村河道朝圣路西河道内存在面积520平方米的违建烘干厂房;3.汾河万荣段光华乡罗池村河道西岸河道内存在面积10平方米的违建房屋;4.汾河万荣段荣河镇西师村西师桥西北660米处,河道内存在150平方米的违建房屋和100亩私挖鱼池;5.汾河万荣段荣河镇刘村桥西400米处河道内存在400平方米的违建房屋。上述违法建筑及鱼塘处于汾河河道管理范围内,阻塞河道,破坏了汾河流域生态环境,危及行洪安全,负有监管保护职责的万荣县水利局履职不到位。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万荣县检察院在发现该案线索后,联合河长办迅速行动,实地勘查,固定证据。对发现的“乱建”问题一一登记造册,建立问题台账。在调查中,办案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取证,对上述违法建筑进行实地勘验、测量,利用卫星地图确定每个违法建筑的地理坐标。2019年6月26日,万荣县检察院向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县水利局立即对汾河万荣段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筑进行清理,并建议河道主管机关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人、制定具体整改措施。
县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组织精干力量对汾河万荣段“四乱”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了整改任务清单、明确整改内容、整改要求和职责分工,并派业务骨干驻村,及时协调解决沿河各乡镇在整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获得了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截至7月23日,共拆除违法建筑2580平方米,清理私挖鱼池面积100亩。
县水利局整改回复后,万荣县检察院立即派员对各违法建筑及鱼池整改情况予以核实,确认检察建议所述违法建筑及鱼池均已清理整治完毕。
【指导意义】
该案是“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重点查处的河道范围内“乱建”问题,涉及的人员较多、范围较广,问题复杂,不仅有羊圈、烘干厂房、房屋等2000余平方米违章建筑,还有100亩私挖鱼池占用破坏河道,属于难啃的“硬骨头”案件。万荣县检察院与河长办紧密配合,充分运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取得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7.陕西省府谷县黄河沿线非法排污非法采砂破坏生态环境系列案
【关键词】
生态环境 系列案件 专项整治 执法合力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系列案件的办理,联合府谷县委、县政府对黄河府谷段开展专项整治,使得四乱问题得到彻底整治。
【基本案情】
黄河府谷段“四乱”问题严重,存在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搭建、非法开挖鱼塘、乱堆乱放等问题。水利、环保、城管、管委会、镇政府等职能部门履职不到位,致使黄河府谷段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公益受到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陕西省府谷县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当地生活污水直排黄河问题严重。检察机关通过现场勘查、走访居民、水质监测、无人机拍摄等手段,发现从2015年起府谷新区产生的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黄河,流经地污水呈黑绿色,臭味刺鼻,水面垃圾漂浮,形成黑臭水体,严重污染黄河水质。
府谷县检察院立案后,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设三个办案组,对黄河府谷段全线水污染情况展开全面调查。确认黄河府谷段存在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搭建、开挖鱼塘、乱堆乱放等问题。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该县水务局、环保局、城管局、住建局、府谷镇政府、新区管委会均负有监管职责。府谷县检察院将上述问题分为非法排污、禁采区非法采砂、可采区非法采砂三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份,建议依法对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搭建、非法开挖鱼塘、乱堆乱放等问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护黄河生态环境。
在送达检察建议后,府谷县检察院约请六家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解释了检察建议的内容,播放了黄河府谷段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视频;同时,还积极向县委、县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黄河河道采砂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生活污水整治工作小组”, 印发《府谷县黄河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府谷县直排口(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等文件,召开督办会议,全面开展整治工作。
整治过程中,府谷县政府共计投入资金1.4亿元,相关行政机关出动机械1850多台次,撤离采砂船60艘、设备73台,清理堆土砂石建筑垃圾等138.1万立方,覆平大型沙坑55处,拆除违章房屋195间,填埋鱼塘5个,恢复黄河沿岸原状80公里,并将新区的污水收集后送污水厂集中处理。水务局安排专人对黄河沿岸定期进行巡查,彻底杜绝偷采乱挖现象。府谷县检察院对行政机关整治工作全程跟进监督,在2019年7月对该案开展“回头看”时,确认检察建议内容全部整改到位且无反弹现象,黄河府谷段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指导意义】
府谷县检察院在办理该案时,以类案监督思维,通过办理一案,带出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以检察建议推动县委、县政府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专门文件,开展全面整治,服务污染防治大局,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切实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
8.河南省三门峡市两矿业公司违规采矿破坏黄河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黄河湿地保护 生态修复 诉前程序 综合整治
【要旨】
在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停止以后,检察机关还应积极督促相关行政机关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及时恢复受损公益。
【基本案情】
河南省三门峡市两矿业公司在开采铝土矿中均存在部分侵占河南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情形,在开采方式上存在违规开采行为,造成矿区内水土流失、矿山裸露,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两个矿区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予以通报。2017年8月,两矿业公司退出湿地自然保护区。2018年10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再次指出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境内铝土矿区遭生态破坏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2月12日,河南省检察院将该案件线索指定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办理。该院调查发现,在两个矿业公司退出保护区后,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人民政府及所属环保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局等职能部门未能充分履职,受损土地长期没有得到有效修复。湖滨区、陕州区人民政府的整改工作同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活动确立的整改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存在矿山山体裸露、废渣乱堆乱放、湿地生态修复不到位、湿地保护区以外受损土地生态修复未完成等问题。
针对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政府履职不到位的问题,2019年3月26日、27日,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先后向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一)根据黄河湿地生态破坏情况责令两矿业公司完善涉案两个矿区的生态修复方案,全面履行领导、组织、监督、协调湿地保护职能,领导相关行政机关督促矿业公司严格落实方案。(二)做好涉案两个矿区生态恢复的监督、验收工作,确保整改到位。(三)对湖滨区、陕州区沿黄河铝土矿认真组织排查,对湖滨区、陕州区内的其他铝土矿开展核查,对存在的侵占黄河湿地保护区、违法开采等问题,明确责任,及时整改,确保黄河沿岸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四)按照综合整治规划,确保新建矿山和持证矿山开采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检察建议发出后,三门峡市及湖滨区、陕州区政府高度重视,组成市长、区长为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一领导,分别制定了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方案、开展露天矿山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两个矿业公司也按要求编制了经专业机构评审的综合整治方案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其间,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多次与湖滨区、陕州区人民政府及矿业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就矿区治理标准、治理进度和方案等问题进行反复协调沟通,邀请专家为矿山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出谋划策。截至目前,湖滨区铝土矿区共投入资金2075.2万元进行生态修复,修复面积1292亩,复植各类树木作物25万余棵,播撒草籽7800公斤。陕州区铝土矿区共投入资金5000余万元,治理面积8461.262亩,绿植各类树木31万余棵,飞播面积10000亩,撒播草籽3900公斤,覆土251.95万方,回填废弃矿坑2.2万方。
【指导意义】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除重点调查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情形外,还关注辖区内同类矿区生态修复不到位的公益损害情形,督促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解决同类问题,以点带面,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在督促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帮助政府和企业制定合理的绿色矿山建设方案,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方案实施阶段,检察机关跟进督促,确保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
9.青海省化隆县查甫河、黑城河等河道垃圾污染破坏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倾倒垃圾 诉前程序 类案整治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多条河流河道两侧存在的倾倒垃圾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一份诉前检察建议,以一案的办理促进了同类问题的解决,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标。
【基本案情】
位于青海省化隆县境内的黄河一级支流查甫河、黑城河、巴燕河、石大仓河、昂思多河等河道两侧及部分桥涵周边存在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现象,严重污染上述河流河道环境、泄洪安全,对于河道周边环境及村容村貌造成了极大影响,严重侵害黄河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根据“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活动安排,青海省化隆县检察院在摸排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于2019年5月立案审查,并进行了相应调查。2019年5月20日,该院向化隆县水利局发出1份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尽快清理上述河道两侧及桥涵周边垃圾,恢复河道环境,消除河道行洪隐患,并在全县范围内对河道两侧、水库和湖泊周边存在的随意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问题进行排查处理。
化隆县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落实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召集生态环境、住建、水利等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召开了河湖长制工作现场会,进行安排部署,确保检察建议内容落到实处。化隆县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法对河道淤积、垃圾倾倒、水污染、偷采砂石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影响河道行洪、破坏水环境等违法行为进行整治,组织干部群众清除建筑垃圾、清理渠道及水库周边生活垃圾,打捞水库库区内柴草、漂浮物,清理黑臭水体。截至2019年8月,共清理黄河及16条一级支流生活垃圾138处450方、建筑垃圾55处400余方;督促动员各乡镇河湖长清理村级河道垃圾210处近1万方;投入600余万元对扎巴镇本康沟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投资30万元对后沟水库、巴燕镇尕西沟等重点水渠、沟道等进行了全面清淤。针对化隆县昂思多河、查甫河、巴燕河、金源河等河道乱采乱挖乱堆及雄先河、支扎河偷挖沙场等违法行为,主管行政机关均予以行政处罚,未执行处理决定的,依法申请县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8月15日,检察人员到查甫河、黑城河、巴燕河、昂思多河等河道现场进行查看,确认河道周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已全面清理。
【指导意义】
化隆县检察院以“清四乱”专项活动为契机,向县水利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对黄河及其支流等河道中存在的违法倾倒堆放垃圾等阻碍行洪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清理整治,取得了举一反三的良好效果。
10.四川省若尔盖县白河唐克镇段河道垃圾污染破坏生态环境案
【关键词】
联合督察 垃圾污染 诉前程序 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镇政府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清理河道内堆放的生活及建筑垃圾,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基本案情】
黄河一级支流白河若尔盖县唐克镇段(白河桥上游右岸堤防沿线、白河右岸索格藏寺院路对面山沟处)堆放了大量生活及建筑垃圾,造成严重污染。若尔盖县唐克镇人民政府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社会公共利益处于被侵害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7日,根据“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活动安排,四川省若尔盖藏族羌族自治县检察院会同县河长办对黄河干流及其支流进行暗访督察,发现了白河唐克镇段(白河桥上游右岸堤防沿线、白河右岸索格藏寺院路对面山沟处)堆放了大量生活及建筑垃圾。3月13日,若尔盖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对该地堆放的生活及建筑垃圾进行了现场勘察并调查走访了当地群众。经查证,该河道两处垃圾系附近居民倾倒,因无人管理,在一年多时间内逐步形成了约440平方米、195平方米的两处露天“垃圾场”,夏季臭气熏天、污水横流,涨水时相当一部分垃圾已经被河水冲入白河后流入黄河干流。该县水务局先后两次要求整改,但一直未能解决。若尔盖检察院通过调查研究确定,唐克镇人民政府应为该段河道垃圾清理的责任部门。
2019年3月16日,若尔盖县检察院向唐克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第一,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对白河河道内堆放的两处垃圾进行清理;第二,为避免清理后再次出现在河道倾倒垃圾的行为,应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收到检察建议后,唐克镇政府迅速组织召开整改专题会议并邀请县级河长,检察院、河长办负责人参会,对问题形成的原因、如何整改、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等问题作出了专题部署。2019年3月19日,唐克镇政府组织乡镇干部、附近村民、僧人对该两处垃圾进行了清理转运。此外,镇政府还将河道检查工作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专门聘请了公益性岗位人员负责河道日常垃圾的清理工作。
2019年4月3日,唐克镇人民政府书面回复称已对两处堆放的生活及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并建立了监管长效机制。同年4月23日,若尔盖县检察院对检察建议整改情况进行了核实,经查,白河桥上游右岸堤防沿线河道干净整洁,有公益性岗位人员沿河随时巡查并清理零星垃圾;索格藏寺院路对面山沟处垃圾已经全部清理并复土,设有较为完善的垃圾处理设备。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与河长办双方立足各自职能,共同协作配合促使垃圾污染河道问题得以整治。本案案发地若尔盖县系藏族羌族自治县,本案的办理对于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
(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实施对注册商标权的财产保全措施,避免重复保全,现就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需要对注册商标权进行保全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商标局协助保全的注册商标的名称、注册人、注册证号码、保全期限以及协助执行保全的内容,包括禁止转让、注销注册商标、变更注册事项和办理商标权质押登记等事项。
第二条 对注册商标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一年,自商标局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如果仍然需要对该注册商标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商标局重新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继续保全。否则,视为自动解除对该注册商标权的财产保全。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注册商标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
(2022年11月8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创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机制、“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机制、商会驻庭调解室、“E+智慧法庭”平台、“船上法庭”模式、“古村治理法”等,一个人民法庭打造一块特色品牌,一个村庄设立一个法官服务站;创建“数字法庭”,将法庭架构在数字空间、呈现在群众身边,打造网格化服务团队......一系列创新与探索,百花齐放,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是基层司法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美丽风景。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
构建一核双驱三赋能工作机制保障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案例点评:亚运村法庭立足审判职能,主动作为、服务大局,构建“一核双驱三赋能”工作机制,制定涉老案件审理工作规定,完善法庭适老化诉讼服务,融合社会力量共同关注老年人权益保障,既是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也是人民法庭服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北京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结合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地域特点和集中审理全区部分涉老年人权益保障类案件的工作实际,以“长青”党建项目为引领,构建“一核双驱三赋能”工作机制,提升司法为民水平,精准助力基层治理,推动凝聚队伍合力,服务保障新时代老龄事业长远发展。
一、聚焦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建设,以制度规范提升执法办案质效,提升涉老审判“专业化”水平
一是完善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对老年诉讼参与人的司法保障与程序供给,探索建立陪同诉讼、家事调查、上门审判等制度,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二是优化适老诉讼服务,对诉服大厅进行适老化改造,将精细化的诉讼服务贯穿审判工作各个环节。三是组建专门审判团队,选任审判和社会经验丰富、综合能力突出的人员成立涉老审判团队,聚焦要点、总结要旨,以典型案例的示范性裁判彰显司法理念、实现价值引领。探索涉老案件集中审理后,涉赡养类纠纷平均审理时间缩短了30天;涉老年人行为能力认定及指定监护人类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16天,让涉诉老年人及家属感受到更高效、更便捷的诉讼体验。
二、坚持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调处化解双轮驱动,以多元解纷营造护老法治环境
主动融入基层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按照朝阳区委相关要求开展矛调工作。一是引入专门调解组织,对涉养老机构的服务合同、侵权类纠纷进行专门调解,在快速定纷止争的同时,帮助相关行业提高自治能力,规范经营方式,从源头预防纠纷的产生。二是推动建立三级预防调处化解体系,与辖区党委共同培育和发展涉老纠纷解纷力量,对调解队伍加强法律知识和调解规范培训,构建朝阳区涉老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调处化解三级体系。三是全方位加强普法宣传,将调研成果和典型案例转化为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视频类普法作品,在各级各类媒体推送、传播;依托法官工作站平台,围绕继承、赡养、理财等贴近老年人生活的热点问题,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帮助老年人提升防诈防骗、证据保护等意识。2022年以来,近三分之一的涉养老机构类合同纠纷通过调解和解方式解决;涉老继承类纠纷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化解的案件同比增加了18%。
三、同步推进三项赋能,与社会力量共建互联助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专家智库赋能理论支撑。与首都高校、老年法律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共建成立“法学教育实践基地”“老龄法律研究基地”“老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中心”。“两基地一中心”已逐渐成为深化交流、助力审判、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有效促进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二是多维联动赋能专门保障。发动、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关护老年群体。探索涉老法律援助专项对接,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老年当事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与专门志愿者协会合作共建,吸收有意愿、有能力的优秀退休干部职工参与法庭诉讼引导志愿活动,让积极老龄观落地见效;与辖区卫生服务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为法庭提供医疗应急响应保障,切实保障到庭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三是学思行悟赋能长效发展。注重加强对老龄工作文件的学习,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思想理念、具体要求落实到审判工作中;充分运用好“片区法官”制度,提升干警特别是青年干警社会认知、体察和群众工作能力;发起成立“长青志愿服务队”,倡导善行善举、奉献社会。强化专业学习,通过组织“资深法官观摩庭”和“优秀法官专题课”等方式,丰富实务学习路径,以更高水平的庭审、文书检验涉老审判工作成效。去年以来,法庭相关工作被央视新闻、人民网、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北京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干警完成相关调研成果30余项,并受邀参加服贸会“中国国际养老产业高端论坛”作主题发言。
下一步,朝阳法院将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探索行之有效的涉老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创新,以高质量、更便捷的诉讼服务举措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作出基层法院应有的担当和贡献。
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白洋淀法庭
“船上法庭”融入水区基层社会治理最前沿
案例点评:白洋淀法庭积极顺应淀区生活方式,推动司法资源下沉,法官定期巡回、民调驻点值守、常态在线接待、多元协同联动、就地化解纠纷,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有效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用“船上法庭”模式及时回应水区(景区)群众、游客的司法服务新需求。
白洋淀位于河北雄安新区,水域面积366平方公里,大小淀泊100多个,水村39个,水区人口13万。白洋淀景区为5A景区,每年游客1000万人次。群众出行、游客观光主要靠车船转乘,交通不便。2016年设立白洋淀法庭,配备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各2人、特邀调解员7人,管辖白洋淀水区旅游、环境资源案件,成立以来审结案件1466件、诉前调解468件,有力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一、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畅通服务水区群众“最后一公里”
法庭打破“坐堂问案”审判方式,主动延伸服务触角、跟进群众需求,购置机动船舶,改造成“船上法庭”,配备移动数字法庭系统,具备5G传输功能,常年穿梭在白洋淀水村、淀泊、码头、航道,使广大水区群众茶余饭后即可在“船上法庭”表达诉求、协调利益、保障权益。今年以来“船上法庭”开庭31次,免去水区群众打官司的舟车劳顿之累,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二、五位一体、协同联动,“法庭+”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推动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与旅游、公安、海事局和乡镇村等调解组织建立了“五位一体、协同联动”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合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在水区3个乡镇,按雄安中院统一部署设立了“法庭+镇调解中心+村调委会”模式的“法官服务站”,应邀列席乡镇党委会议,参加党建、综治联席会议,共商共治多元解纷;在4个景区都设立了“法庭+旅游局投诉室+水上调解室”模式的“巡回审判点”,主持并指导景区化解涉旅游矛盾纠纷。“法官服务站”和“巡回审判点”实行“响应乡镇统筹、依托综治平台、法官定期巡回、民调驻点值守、常态在线接待”的运行模式,并用以案说法、送法下乡、邀请旁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法治宣传。今年以来诉前化解矛盾纠纷74件、法治宣传25次、普法讲座8次,使群众和游客切身感受到了非诉解纷带来的便利快捷。
三、七点一线、就地化解,打造“不设围墙”的流动专业法庭
注重综合性审判与专业化审判相结合,针对法庭地处白洋淀5A景区、旅游产业特色明显的特点,开展涉旅游纠纷专业审判,综合白洋淀景点星罗棋布、游客人流量大、流动性强,旅游纠纷突发性强、证据易失等因素,在淀区设立了覆盖七个主要景点和一条主要观光线路的“七点一线”巡回审判点,通过张贴二维码、建立微信群、公布专用邮箱等方式,随时在线接听、流转、回复群众求助,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裁判,哪里有纠纷法庭就出现在哪里。今年以来,调处涉旅游纠纷51起、在线答疑解惑131件,有效实现矛盾不上交,为营造淀区和谐的旅游环境提供了强力司法保障。
四、集中受理、三审合一,助力白洋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涉白洋淀环境资源、旅游的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件均由白洋淀巡回法庭一并办理。在涉旅游案件中,对于游客投诉或旅游局及景区的纠纷移送,法庭受理后开展诉前化解、审理等工作;在涉环境资源案件中,注重监督指导环境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强化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的“法法衔接”,及时提出法律意见和司法建议。今年以来审结涉白洋淀环境资源案件13件,向执法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5件,全部得到回复和整改,为白洋淀水质从劣V类到III类的跨越性突破贡献法院力量。
白洋淀法庭的各项工作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信赖称赞,中央、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多次到法庭调研指导,法庭收到游客、群众多封感谢信和多面锦旗,《人民法院报》《河北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法庭先进事迹进行了深入宣传报道。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融入基层治理“三结合”打造服务基层新路径
案例点评:献县法院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工作与基层治理体系的契合点,注重党建引领作用,强化与基层党委协调联动,打造符合地方特色的调解品牌,通过“三个结合”工作模式,全方位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献县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工作与基层治理体系的契合点,充分利用人民法庭贴近基层、服务群众前沿阵地的优势,强化党建引领,与基层党委联动,发挥专业优势,“三个结合”谋发展,建立健全以人民法庭为重要法治支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党建队建相结合,思想引领有成果
进一步找准党建工作与人民法庭工作的结合点、契合点,秉持“让党旗在法庭高高飘扬”的理念,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出“党建+”人民法庭工作模式,以人民法庭为点,以基层法院为面,以点促面,激活党建末梢,让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直抵群众身边。一是推行“党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提升法庭支部生机活力。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优化人民法庭党组织,根据地域相邻、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城关、本斋、商林法庭联合党支部和张村淮镇法庭联合党支部,选举年轻骨干力量加强支部委员会建设,强化党员队伍管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抓起,大力提升人民法庭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夯实基层组织基础,激发支部凝聚力和生机活力。二是打造“党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推动司法资源向基层下沉。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建以法庭党支部党员为主体的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走访辖区乡镇、村街、社区,形成“一乡(镇)一司法档案”。及时梳理诉前及各渠道汇集的民事纠纷,强化辖区内农村土地、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家事邻里等多发常见类型化纠纷的源头治理。广泛对接和吸收基层解纷力量,将村支部书记、乡镇网格员纳入特邀调解队伍,以熟悉乡村情况、了解人员信息的优势,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二、动态静态相结合,融入基层有举措
一是建立人民法庭庭长列席乡镇党委扩大会制度。紧密联系乡镇党委政府,主动服务乡镇发展大局,研究确定法庭庭长每月固定列席一次乡镇党委扩大会议,将近期辖区民事纠纷特征、综治矛盾纠纷点及发展态势、审判案件中信访苗头和不稳定因素作为固定议题进行汇报,为乡镇依法行政建言献策,助力党委领导适时调整决策部署。一年来,先后向十八个乡镇党委发出司法建议26条,均被采纳;对乡镇相关人员进行点单式培训10次,为基层治理提供优质司法保障。固定列席会议与“乡镇呼叫,随时报到”“发现问题,主动通报”相结合,主动与乡镇、村构建三方联防联控体系,合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二是建立法官固定工作站与流动工作站相结合机制。固定工作站发挥联系乡镇优势,及时将收集到的民意民需反馈给乡镇党委,做到哪里有司法需求,流动工作站就延伸到哪里,扩大司法服务覆盖面,搭建基层解纷快车道。今年以来,通过工作站对接的案件化解率在90%以上,成功调解信访案件8起,其中涉二十人以上的群体访3起,乐寿镇东唐庄流动工作站成立一个月就成功调解拆迁纠纷6起。
三、常规特色相结合,源头化解有实效
各法庭秉承审判调解不松懈、源头治理更加强的原则,在综合各法庭案件特点、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法治诊所、代表委员联络站、家事联合工作站等各具特色的调解品牌。借助一站式多元解纷、政法委“一轴八员”等各类平台,邀请全国优秀调解员邵维重、全省优秀调解员李德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走进法庭,对婚姻家庭、排除妨害、土地承包等人民法庭多发类型的民事纠纷“把脉问诊”,一些遗留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逐一化解。人民法庭案件调撤率达80%以上,诉前化解率达90%以上,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6.5%,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系统推进人民法庭建设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辽宁高院在省委领导下,积极争取省人大支持,系统谋划推进强基工程,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立足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全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开创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辽宁高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工程化推进人民法庭建设工作,不断拓展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开创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一、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一是省委高度重视强基工作,出台诉源治理文件。辽宁省委明确提出“凡是可能削弱基层基础的事,坚决不干、坚决反对”的工作要求,强调2022年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要向基层人民法院倾斜,并于4月29日印发《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关于狠抓调解化访强化源头治理的通知》,坚持预防为主、前端化解,进一步从人员、经费、场所、机制等方面充分保障诉前调解有序有力推进,有力推动人民法庭多元解纷机制健全完善。二是全国首例,省人大出台强基工作《决议》。2022年7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在充分调研全省法院强基工作的基础上,听取审议辽宁高院《关于强化基层基础提升审判质效的报告》,全票通过《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全国尚属首例。《决议》指出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和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强调人民法庭应当依法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要形成强基工作合力,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依法处理等机制,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法院的经费保障。《决议》的出台标志着辽宁法院强基工程建设突破性的进入新阶段。
二、系统谋划推进强基工程,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一是理清思路长谋划。系统制定《关于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关于开展新时代人民法庭“五化”建设活动的实施办法》《关于开展新时代全省示范人民法庭创建活动实施办法》三个文件,明确人民法庭围绕基础设施标准化、法庭管理规范化、诉讼服务便民化、司法办案智能化、文化建设特色化5个方面整体提升建设水平,从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等7个方面打造新时代示范法庭。二是创新实施短安排。统筹调整全省人民法庭布局,实施分类建设发展策略,合理设立中心法庭与巡回审判点,科学开展专业化、特色化法庭建设,便于人民法庭发挥司法触角作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推进院领导基层联系点工作制度,深入基层解决问题,明确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方向。截至今年上半年,541个清单问题已解决391个,强化人民法庭人、财、物基础建设。高度重视人民法庭队伍建设,现已选派60名干部任法庭庭长,充实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办案力量235人。促进编制、人员、员额、职数向基层倾斜。2022年争取政法转移支付资金1.83亿元,专门解决人民法庭建设问题,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三、立足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全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一是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提升基层初始案件质效。一体化、精细化、闭环式管理实现全省法院审判质效贯通式提升。完成人民法庭审判执行质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人民法庭审判数据单独统计。2022年上半年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一审服判息诉率、诉前调解成功率、生效案件发改率等反映审判质效的重要指标全面向好、审判质效全面提升态势初步形成。二是努力化解纠纷,诉源治理成效明显,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最直接、最广泛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活动。广泛设立诉讼服务站,满足人民群众对“家门口法院”的期待,与1065个单位和组织建立诉调对接机制,诉前调解成功36.3万件。三是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促进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稳妥处理家事、邻里纠纷案件89259件,促进乡村文明建设。开展巡回开庭3238次,组织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活动1471次,增强群众法治观念。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聚焦“急难愁盼”,出台便民利民措施142项,解决问题539个。向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白皮书等851份,精准服务科学决策。
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孤家子法庭
用好“法官说事点”做“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孤家子法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以建立“法官说事点”为依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让老百姓多一个倾诉渠道、评理渠道和释法渠道,切实打通为民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2022年,孤家子法庭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作为全国唯一受表彰的人民法庭,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赢得“人民满意”,得益于孤家子法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辖区乡镇、村部所在地、农业合作社等百姓聚集场所创设“法官说事点”,法庭干警、村组干部、乡村贤达、人民调解员作为百姓的“贴心人”入驻,百姓说事、网格说理、法官说法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组合发力,推动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走深走实。
一、用好百姓说事,以真诚的态度赢得“人民满意”
孤家子法庭充分认识基层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让老百姓多个诉求表达渠道,才能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法官说事点”通过接待听群众“说”、登门入户让群众“说”,群众当面“说”、微信“说”与电话“说”相结合等方式,让群众多个将心里疙瘩说出来的地方,做到让老百姓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唠家常”是“法官说事点”的主要形式,一是让老百姓诉求在“说事点”反映出来,给群众一个倾诉问题的出口;二是将社情民意在“说事点”收集上来,给基层干部一个了解群众的入口;三是把干群感情在“说事点”凝聚起来,给干部群众一个彼此交流、增强信任的窗口。“法官说事点”设立4年以来,累计开展进村法律服务208次,接待说事群众1852人次,协助处理各类矛盾纠纷889件。
二、用好网格说理,以积极的行动赢得“人民满意”
孤家子法庭积极将“法官说事点”融入网格化管理,同政法委员、驻村民警、治保主任、乡村贤达、人民调解员组成矛盾排查小分队,强化村民明理自治能力,推动健全辖区社会治理体系。一是排查说理。借助矛盾排查小分队在矛盾排查过程中,对于处于酝酿形成中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说理,及时化解老百姓心理的疙瘩,止矛盾纠纷于未发。二是热心说理。对于网格中已发现苗头的矛盾纠纷,邀请治保主任、乡村贤达、人民调解员开展热心说理,让老百姓在热心暖心中化解纠纷,化矛盾纠纷于萌芽。三是分级说理。通过科学分类,着重预防和调处可能转化成治安乃至刑事犯罪的纠纷。按矛盾激烈程度实行“黄、橙、红”分级处理,“黄码纠纷”可远程指导说理、“橙码纠纷”要赶赴现场说理、“红码纠纷”须前往法庭说理。四是多维说理。针对矛盾原由,矛排说理团队梯次跟进,多维发力。根据群众说出来的问题,找对症结,优先协助解决问题;对于相邻不和、家庭不睦、情绪不稳等产生的问题,干部、贤达、调解员轮番劝说,民警、治保人员、法官调处跟进,多维度说理,共同化解矛盾。网格说理团队成立以来,已对11个行政村5055户17545人逐户逐人进行拉网式排查,通过说理化解纠纷177起,辖区纠纷成讼率大幅下降,诉讼案件明显减少。
三、用好法官说法,以专业的形象赢得“人民满意”
孤家子法庭大力传承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通过法官说法、巡回审判,练好“铁脚板”、用好“电脑版”,扎实开展“法官说事点”释法明理活动。一是定期说法。每周固定一天为法官说法日,结合巡回审判,开展公开庭审、现场答疑、法治宣讲对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释法明理,让老百姓知法懂法用法。二是以案说法。通过典型案例、示范判决、公开宣判等形式,集中宣传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老百姓知晓社会主义法治的积极意义。三是回访说法。利用下乡巡回办案的机会,开展对案件当事人、说事老百姓的回访说法活动,帮助老百姓彻底解决困扰的法律难题。四是共享说法。借助共享法庭指挥中心,依托辖区内乡镇村社、行业组织现有硬件设施,在乡镇综治中心、村屯、社区、金融行业共设立12个“线上说法点”,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让法治理念走进老百姓的心里。法官说法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开展共享说法15场次,以案说法50余次,回访说法100余次,定期说法200余次,参与群众2000余人次。
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
聚焦“三个服务”打造“三型法庭”
案例点评:肇源法院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构建“人民法庭+联调”“人民法庭+品牌”“人民法庭+网格”工作模式,积极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围绕人民群众新期盼新需求,不断深化“四项教育”,优化法庭布局,强化普法宣传,为农民创业增收、农村集体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支撑。
近年来,肇源县人民法院立足新时代人民法庭“三个服务”工作原则,着力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水平,自觉将司法职能融入到乡村振兴与基层社会治理当中,以更高效的司法举措打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一、聚焦基层社会治理,打造“创新型法庭”
一是构建“人民法庭+联调”工作模式。积极打造“1+2联调联动”工作模式,即调解工作在人民法庭的指导下,联合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共同组建乡村调解组织,三种力量各自发挥优势,逐步形成了“法院主导、部门参与、全民共治、诉调衔接”的工作格局。2022年1-6月份,通过“1+2”联调联动模式,有效化解家事纠纷、邻里纠纷213件,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二是构建“人民法庭+品牌”工作模式。结合人民法庭辖区特点和地域文化,深入开展“一庭一特色”品牌建设,三站人民法庭围绕“勤耕不辍·和而同兴”理念,善用乡村治理体系、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创建“耕·和”涉农调解品牌,2022年1-6月,调解涉农案件88件,打造农村社会治理新名片;茂兴人民法庭围绕“绿色生态·共享状态·发展常态”设计理念,创建“三态良乡”绿色发展品牌,助力水绿融合、生态惠民新局面;新站人民法庭围绕“联动助企·优化营商”理念,创建“一联三帮”保企稳业品牌,2022年1-6月,共审结涉企案件65件,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三是构建“人民法庭+网格”工作模式。针对人民法庭送达工作当中的难点问题,肇源县法院充分发挥党政支持优势与群众力量,通过与肇源县委政法委对接,形成“人民法庭+网格”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覆盖广、信息全、网格员人熟地熟等优势,使肇源辖区内700余名网格员成为法院工作的“千里眼”“顺风耳”。2022年1-6月份,通过“人民法庭+网格”机制,成功送达100余位当事人,有效提升了人民法庭审判效率。
二、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打造“服务型法庭”
一是加强智慧法庭建设。立足信息化便民服务优势,全面加强“智慧法庭”建设,打造“三横四纵”信息网。通过“云间”审判系统,实现新站人民法庭、茂兴人民法庭、三站人民法庭之间,以及法庭与辖区司法所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起“网络+调解”的人民法庭模式。2022年1-6月份,三个人民法庭线上调解案件合计256件,深受辖区群众欢迎。二是加大巡回审判力度。肇源县人民法院三个人民法庭管辖13个乡镇6个农林牧渔场,共计101个行政村和3个社区,由于管辖面积大,矛盾纠纷数量大,各法庭大力开展巡回审判,主动走出法庭、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让群众近距离接近司法。2022年1-6月份,三个人民法庭共开展巡回审判198次,把人民法庭开到人民群众“家门口”,让群众切实体会到司法服务的便捷。三是加强涉农村“三资”案件审理。针对地处乡村,涉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等涉“三资”案件多发的实际,三个人民法庭提供涉农案件“绿色通道”,成立涉农案件专案团队,邀请村委会成员和有影响力的村民参与案件调处工作。2022年1-6月份,依法妥善快速处理涉“三资”案件266件。
三、聚焦人民群众期盼,打造“为民型法庭”
一是深化“四项教育”。三个人民法庭坚持以思想教育为引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在全县5个社区、16个乡镇司法所建立法官服务站,并下派21名法官专门从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进一步将司法服务的“毛细血管”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结合“四所一庭”建设,与地方党委形成了齐抓共管诉源治理的工作合力,架起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三是强化普法宣传。积极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12期,邀请乡镇人大代表、政府工作人员、企业代表以及村民代表322人次到人民法庭参观,旁听典型案件庭审,进一步深化审务公开。坚持送法下乡,做好农村法治宣传,主动深入案发地以案释法;积极创办“周五课堂”,内容涵盖政治理论、工作流程、业务知识等内容,目前已开展24期、参加人数488人次,解决人民法庭干警思想困惑、工作盲区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干警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积极举办“法治夜校”,目前已开展15期、参加人数315人次,为农民创业增收、农村集体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知识和智力支撑。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创新“法官+工作站”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宜兴法院抓住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机遇,依托7个人民法庭在全市推进“法官+工作站”,自主研发相应综合平台及微信小程序,集成微解纷、微指导、微立案、微庭审、微直播、微课堂、微法规、微法官、微执行等9大板块,将融合式、智慧型、便捷化司法送到群众“家门口”,能够有效破解“法官进网格”的一些现实困境,最大限度消除司法服务时空制约。
宜兴法院始终坚持新时代人民法庭“三个服务”“三个便于”“三个优化”原则,全域7个人民法庭在宜兴市辖区(18个镇、街道)全面推进“法官+工作站”建设,以数字治理探索全域解纷、全程服务、全员赋能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走出一条新时代“枫桥式法庭”建设新路子。8月6日,宜兴工作经验被《法治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宜兴市委专门召开法院工作会议暨“法官+工作站”平台建设推进会,部署推广相关做法。
一、以“智”为介,连通司法为民“终端站”
找准智慧司法与人民法庭服务基层相结合的切入点、落脚点,把“法官+工作站”作为矛盾纠纷调处向前端延伸的有效抓手。今年以来,通过工作站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一是自主研发“法官+”智慧系统。推出“法官+工作站”综合平台及微信小程序,打造微解纷、微指导、微立案、微庭审、微直播、微课堂、微法规、微法官、微执行等9大板块,集咨询、调解、立案、审理、执行等全过程司法服务于一体,将智慧型、便捷化司法送到群众“家门口”。二是有效破解“法官进网格”现实困境。“法官+”平台消除了司法服务时空制约,纠纷发生后,各类主体既可远程视频连线所在辖区法庭的法官获得调解指导,又可直接申请网上立案,还可利用微庭审组织线上开庭,当事人足不出社区(村)即可全程享受法院微服务。三是致力成为“基层组织”司法智囊。将“法官+”平台纳入四级代表调解工作室、矛调中心等基层社会组织,司法所、工会、妇联等部门可连线辖区法庭法官协助解决突发、重大、群体性矛盾纠纷,即时为基层解纷提供司法支持。
二、以“新”为谋,服务乡村振兴“主旋律”
将“法官+工作站”嵌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地方支柱产业、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深度融合,于今年9月挂牌成立“江苏高院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先行先试,致力推动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宜兴实践”走深走实。一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助力支柱产业发展。和桥法庭、官林法庭先后在华东第一石材市场、电线电缆企业联合会等设立“线缆企业信用修复指导工作站”“破产调解联络站”,一体化实现企业信用预警、教育督促、信用修复及涉诉案件多元调解,助企纾困,暖企发展,推动产业振兴。二是强化司法惠农助农、保障现代化农业发展。周铁法庭、徐舍法庭在金兰村、美栖村等设立工作站,畅通涉农纠纷绿色通道,瞄准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等关键问题,主动为老百姓提供触手可及的司法服务。三是护航美丽乡村建设、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张渚法庭在白塔村、龙山民宿村等设立工作站,定期开展法治宣传,为游客提供法律咨询,以“身边的司法服务”提升游客安全感和满意度。
三、以“人”为本,打造法治传播“主阵地”
充分发挥“法官+工作站”司法宣传、教育、指引功能,构建横向到底、纵向到边、上下联动、覆盖宜兴城乡的法治文化传播站点,形成法治文化建设功能有机融入社会治理新格局。“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矩阵”入选“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一是讲好法治故事。工作站发布典型案例、巡回展播打击养老诈骗等短视频、微电影50部,周铁法庭与龙亭村共建村级法治文化长廊,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律熏陶。丁蜀法庭进村审理的一起赡养案例被《人民法院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栏目开篇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用好法治讲堂。与市妇联联合设立“阳羡爱心港”,开设未成年人暑期法治课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官林法庭为分散在全国20个省市的500多名宜兴电缆企业供销经理开设“微课堂”,以真实案例防范提示经营风险。三是搭建培训平台。上线25个云课堂视频,基层调解员、网格员、执法人员在线观摩庭审直播、参加线上培训2000余人次,有效提高基层调解人员、调解组织纠纷调处能力。
“法官+工作站”运行以来,人民法庭纠纷源头治理、化解人案矛盾、释放司法资源效果显著,有力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今年以来7个法庭主要质效指标均位于无锡31个人民法庭前列,宜兴法院整体审执质效综合得分位列无锡基层法院第一,蝉联“无锡审判质效优胜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案例点评:浙江高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共享法庭”架构在人民群众身边,打破传统人民法庭在工作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将司法服务的载体和触角向镇街、村社最基层延伸,送法下乡,种法进乡,开辟了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新路径,是推动健全“四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和生动实践。
“共享法庭”是架构在数字空间、呈现在群众身边的人民法庭。2021年,浙江高院总结推广杭州、丽水等地做法,争取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把“共享法庭”打造成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层阵地,打造成一站式诉讼服务、多元解纷、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它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以实体化场所为支点,“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送法下乡,种法进乡,将司法服务的载体和触角向镇街、村社最基层延伸,让司法服务更加普惠均等精准可及。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共享法庭”26699个,指导调解145171件次,化解矛盾纠纷113008件,组织普法宣传3.79万场。人民日报、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多次关注报道,经验做法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等领导批示肯定。
一、促进自治,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
一是保障基层群众依法自治。依托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设立村社“共享法庭”23200个,并在乡镇(街道)设立镇街“共享法庭”1403个,覆盖全省90%以上农村和社区、100%的镇街,通过依法指导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积极参与基层议事协商,为集体事务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有效提升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二是激活发挥行业自治功能。依托金融、保险、邮政等营业服务网点,或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调解委员会、调解组织、行业协会、仲裁协会、律所等机构、组织,设立特色“共享法庭”2096个,高效化解类型化纠纷,促进行业管理规范化,累计指导调解45496件,化解纠纷39106件。三是推动构建自治协同体系。通过实施“共享法庭”系统工程,形成了政法委牵头、法院主推、司法行政等多部门支持配合、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大格局。
二、提升德治,浓厚崇法尚德社会氛围
一是发挥以法隆德重要功能。利用“共享法庭”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优势,通过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说法、失信曝光等,讲法理、明事理、融情理,弘扬美德善行。如丽水法院组织被执行人在居住地“共享法庭”,集中观看当地“诚信奶奶”陈金英践诺守信的感人故事,促使935个执行案件3957.4万元债务主动履行。二是激发以德辅治强大动能。“共享法庭”扎根乡土,在建设和运用中充分挖掘当地传统德治文化,弘扬先进人物事迹,提升德治教化能力。如衢州市柯城区法院白云未来社区“共享法庭”,依托“南孔有礼”文化,打造家事“和姐”平台,由当地妇女组织每周选派1名有威望的“和姐”进驻“共享法庭”,参与家事纠纷调解,建设和睦社区,当地反响良好。
三、强化法治,夯实基层社会法治底座
一是打造基层法治阵地。“共享法庭”是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基层阵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法律服务,推动基层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生态。全省“共享法庭”已组织普法宣传3.79万场225.21万余人次、调解培训3.13万场83.76万余人次,接受法律咨询12.09万人次。二是培养法治带头人。每个“共享法庭”都配备一名庭务主任,以此着力培养一批乡村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增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实现从“送法治下乡”到“种法治进乡”转变。三是有效整合法治资源。“共享法庭”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法治乡村的最小单元,精准对接基层法治需求,汇集各种解纷资源,打通信访、调解、诉讼“三支队伍、三个环节”,推进矛调中心解纷网络和机制在最基层发挥诉源治理实效。
四、落实智治,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共享法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破传统人民法庭在工作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将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构建起覆盖城乡全域的法律服务网络,开辟了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新路径。全省“共享法庭”已开展网上立案77036件、在线诉讼42296件次、协助执行23115件次。依托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改革开发的“共享法庭”应用平台,集成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庭审公开网、裁判文书网等系统,与人民调解大数据平台、浙江解纷码等实现业务协同,打破数字壁垒,汇聚各类治理数据资源,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省、市、县、乡、村、网格六级贯通,成为浙江基层治理“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建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强有力智能支撑。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聚焦文化引领“一盘棋”赋能基层善治“新境界”
案例点评:安徽高院积极探索以安徽法院特色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法治文化、传统文化、创新文化,引领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善治善为新路径,有效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法庭发展、基层治理的“硬支撑”。
近年来,安徽高院高度重视“以文化人、以文兴庭、以文促治”,高站位、“一体化”推动法院文化与法庭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探索以安徽法院特色先进文化引领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善治善为新路径,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全省法院推动“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一、以红色文化固本,强化“政治建庭”
聚焦金寨革命博物馆、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淮北濉溪县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等红色文化资源,坚持从人民司法红色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法庭发展注入“红色动力”。打造“红色文化+党建”“红色文化+审判”“红色文化+队建”等工作机制,明确“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助发展”工作思路;紧紧牵住政治引领这个“牛鼻子”,擦亮政治本色,永葆为民底色,立起人民法庭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大局的“先锋旗”;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熏陶作用,组织干警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铸牢信仰之魂、淬炼忠诚之心、夯实守正之基。在红色文化的浸润领航中,安徽法院涌现出了许多“红色法庭”,如位于有“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美誉的皖西重镇——独山镇的独山苏维埃革命法庭,历史上诞生了中共“环境保护第一法”,2017年法庭旧址被确定为安徽法院首个红色教育基地,至今已接待前来接受红色教育干警5000余人次。
二、以法治文化铸魂,抓牢“主责主业”
聚焦六安皋陶文化、合肥包公文化、阜阳管仲文化等法治文化,坚持将其植根人民法庭审判沃土,凝聚公正司法为民的强大动力。牢固树立人民法庭“以办案论英雄”的鲜明导向。2018年至今年8月份,全省364个人民法庭共审结案件882972件,占同期全省基层法院结案数的18.02%。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望江县人民法院长岭法庭审理的“私自捕虾溺亡案”,依法驳回原告无理诉求,拒绝“和稀泥”判决,厘清是非、立场鲜明,产生良好社会反响。大力弘扬“法庭英模”精神,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安徽高院不断挖掘、培树、弘扬人民法庭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涌现出了“百姓心中的好法官”“全国模范法官”明光市潘集村法庭原庭长刘学讲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
三、以传统文化聚力,推进“多元解纷”
聚焦“六尺巷”“孝”“乡贤”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优秀文化,推动各地法院深挖“徽风皖韵”文化内涵,厚植“无讼”理念,打造出一系列特色调解品牌,构成“枫桥经验”安徽版。“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桐城法院从六尺巷文化汲取智慧,创新推出“六尺巷调解工作法”,成为典型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桐城法院孔城法庭作为“六尺巷调解工作法”的发源地和重要实践基地,推进“六尺巷调解工作室”进入辖区39个村(社区),并逐步实现了桐城市226个村(社区)全覆盖,80%以上的矛盾化解于诉前。濉溪县人民法院百善法庭依托传统习俗,在当地茶馆创设“和谐茶室”调解室这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品牌,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2000余起纠纷,赢得“南有六尺巷,北有一碗茶”的美誉。
四、以创新文化赋能,提升“三治”水平
聚焦“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凤阳县小岗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激活创新“活水源头”,指导人民法庭大力推进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画好共治“同心圆”。夯实“自治强基”。天长市人民法院秦栏法庭构建“四长”联调机制,聘请商会会长、河(湖)长、农业合作社社长、林长对口参与调解,将矛盾吸附、化解在当地。强化“法治保障”。为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六安法院在山区、库区法庭全覆盖配备了22台移动背包法庭,通过一个直立不足半米的拉杆箱,实现巡回审判“数字化”,在全国属于首创,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肯定,要求全国推广。推动“德治教化”。黟县人民法院古民居法庭打造“作退一步想”徽文化司法辐射工程,促进徽文化精髓融入家规家训、村规民约、行业规约,让谦和礼让文化蔚然成风,不断推动社会风气向善向上向好。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石鼻法庭
传承“古村治理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案例点评:石鼻法庭以传承“古村治理法”为抓手,深挖古村治理经验、密织多元解纷网络、紧扣需求宣传普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庭的担当作为。
石鼻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挖掘古村叙彝堂“叙理明是非,解纷促家兴”文化底蕴,总结提炼古村“里甲长夜间巡查、集中堂内授业解惑、大事共议通报、名望人士调解矛盾”等治理经验,结合法庭工作实践,提炼出“文化带动、多元解纷、普法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古村治理法”,积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今年7月,“传承古村治理法”入选“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今年上半年该院群众满意度在全省基层法院中位居全省第5名、全市第1名。
一、活用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司法特色品牌效应
深挖古村治理经验,融合现代法治理念,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合力擦亮地方名片。主动融入党委中心大局,与党委达成共识,将擦亮“安义古村”地方名片与司法品牌打造充分融合、相互促进。联合当地党委、古村管委会深入少诉甚至无讼的千年古村调研,深挖古村治理文化底蕴,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司法理念结合点。二是充分发挥品牌牵引作用。今年3月,出台专门的品牌打造实施方案,以“四个一”即提炼一套解纷方法、选树一至两名先进典型、精选一批典型案例、拍摄一部专题宣传片为思路,打造传承“古村治理法”品牌,增强群众内心认同感,拉近群众距离,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奠定良好基础。三是做好文化建设结合文章。将“古村治理法”融入法院文化建设,着力将石鼻法庭打造成现代“叙彝堂”,在石鼻法庭、安义古村建成了一批文化场所,实现法庭辖区4个社区30个行政村“古村叙彝堂”矛盾纠纷化解点和巡回审判点全覆盖。
二、织密多元解纷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
改变“低头办案”的习惯做法,凝聚多方合力,构建多元解纷大格局,推进诉源治理。一是争取党委支持,凝聚解纷合力。院长亲自带队走访辖区所有乡镇,赠送法庭工作白皮书,收集乡镇法治需求,提出针对性司法建议。在党委领导下,与乡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基层调解委员会、村委会等建立对接机制,实现矛盾纠纷三级筛查。同时,将传承古村治理法与全县基层治理“有事来说”品牌深度融合,共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二是广纳乡贤能人,壮大调解队伍。统筹返聘退休老法官及邀请当地乡贤能人成立特约调解员队伍,建立运行、奖惩机制,通过“返聘退休老法官固定值班+特约调解员视情况参与调解”模式,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三是注重以老带新,总结提炼解纷秘笈。专门组织一批法庭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庭长总结提炼古村治理精髓,并就多发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纠纷整理出专门的解纷“秘笈”,发挥好传帮带作用,结合乡土民情推动少讼、无讼村建设。四是践行司法为民,做实判后答疑及跟踪回访。安排专人开展判后答疑,特别是针对矛盾较大的离婚、赡养、相邻权等纠纷,判决后第一时间与乡镇、村委会对接,并适时开展跟踪回访,有效提升服判息诉率,确保“民转刑”案件零发生。
三、紧扣需求宣传普法,营造浓厚知法守法氛围
聚焦乡镇特点,形式多样地开展普法宣传,提高群众法治意识。一是形式多样开展重点人员教育培训。对法律明白人、网格员、村干部等重点人员集中或点对点开展普法教育培训,全天候提供法律咨询,提升重点人员法治实践能力。去年12月,石鼻法庭副庭长李赟恺进村宣讲宪法被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报道。二是常态化进村入户送法上门。结合“1号大调研”、法律服务者下乡等方式进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巡回宣传,法庭干警足迹遍布辖区村(社区),有效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三是创新探索线上普法新模式。开设“一分钟”普法专栏,由法官通过视频方式讲解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引导群众知法、守法、懂法、用法。开设“古村治理法”叙理解纷专栏,采用“鲜活案例+法官说法+法条链接”做法,强化以案说法实效。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汤头法庭
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牵引探索诉源治理新路径
案例点评:汤头法庭积极打造“人民法庭、法官驿站、法官联系点”三位一体的诉源治理模式,汇聚基层综治力量,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治安调解、司法调解“四调联动”机制,大力开展基层普法活动,延伸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触角,切实回应群众诉求。
今年以来,汤头法庭积极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活动,探索打造“人民法庭、法官驿站、法官联系点”三位一体的诉源治理新路径,新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3.2%。《人民法院报》以《延伸服务触角回应群众诉求》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一、分层布局,司法服务全覆盖
一是提升人民法庭综合效能。在汤头法庭建立一站式诉讼服务站,规范设置导诉服务区、信访服务区、电子信息服务区、立案服务区、调解服务区六大功能区,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法庭配备一台“诉源治理直通车”,开展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二是合理设置法官驿站。在人民法庭驻地外的乡镇(街道)设立法官驿站,明确法官定期值班、专职调解员驻站值守制度,法官驿站与辖区内综合治理工作形成了融合互补、共建调解的大格局。三是科学布局法官联系点。在人口密集的社区、村居综治中心建立法官联系点,制定法官包点、特邀调解员驻点值守制度。同时,联系点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广泛开展化解社区、村居内矛盾,普法送法,收集诉求建议等工作,得到群众的好评。
二、创新机制,多元解纷提效能
一是建立“四长”联动解纷新机制。着眼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人数众多、具有示范效应、影响较大、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五类案件,建立人民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乡镇(街道)副镇长(副主任)“四长”联动调解制度,合力化解区域内“大事”,推动实现“大事不出镇”。二是构建“网格员+调解”“乡贤+调解”特邀调解新模式。充分发挥网格员、乡贤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结合村情民情,在社区村居实行特邀调解新模式。由法官担任“法官联系点”所在社区村居“法治主任”,指导、帮助网格员和乡贤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区、村居内婚姻、继承、赡养、土地等家庭邻里“小事”。今年以来,通过法官联系点化解矛盾纠纷近60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事不出村”。三是构建“庭点”衔接新机制。对于“法官联系点”在社区、村居内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通过“法官驿站”移交带班法官,由法官就地开展化解工作,将大量矛盾纠纷消化、解决在诉前。对进入法院的案件也可以通过“法官驿站”导回基层,由人民法庭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就地化解。今年以来,汤头法庭辖区太平法官驿站诉前化解区域内“大事”21件,导回案件46件、化解37件。
三、基层普法,源头治理见实效
一是开设普法“每日课堂”。人民法庭开放活动由原来的“开放日”变为“日开放”,附近群众可持身份证旁听庭审,庭审结束后,法官结合案件情况进行“课堂总结”,即时普及法律知识。今年以来,汤头法庭“每日课堂”共接待听课群众300余人次。二是实施“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以社区、村居“两委”干部、网格员、村民小组长、退休干部、致富带头人等为重点培养对象,法官联系点包点法官定期开展法治讲堂、专题讲座,通过提高“法律明白人”法律素养带动影响身边群众不断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讲座12场次。三是建立“法治服务日”制度。在距离汤头法庭相对较远的辖区葛沟设立审判法庭,将葛沟逢集日定为“法治服务日”,人民法庭在“法治服务日”组织案件开庭审理、开门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等。今年以来,葛沟审判法庭共开庭审理案件59件,进一步为辖区群众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家门口”司法服务。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创新“E+智慧法庭”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
案例点评:淄博中院扎根基层、主动作为,依托信息技术拓展“枫桥经验”实践路径,深入基层村居和社会治理一线,设立388个“E+智慧法庭”平台,积极承担基层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角色,有效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淄博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托信息技术拓展“枫桥经验”实践路径,深入基层村居和社会治理一线设立“E+智慧法庭”平台,诉前化解纠纷7265起。相关经验受到《人民日报》《半月谈》等媒体广泛报道。
一、用活三种载体彰显法庭前沿优势,低成本实现治理资源全覆盖
“E+智慧法庭”依托信息技术载体,“不增编、不盖房”,将人民法庭治理触角延伸至每一个村居、企业。一是畅通三条直联群众渠道。即联通法庭和村居企业的视频连线系统,聚合责任法官、人民调解员、平台联络员的“法庭E+”微信群,再加上巡回审判设备,有效覆盖乡镇综治中心、重点村居园区、企业行业协会,畅通与村居、企业24小时沟通渠道,开展每周一天常态化走访,实现联村入户制度化。二是用实平台联络员机制。在村居、企业端设置平台联络员,实行法庭法官与平台联络员联动,履行定期走访入户、纠纷预警研判、诉讼业务代办、矛盾联调联解、协助送达调查、开展村居普法六项职能,有效化解法庭查人找物难、调查难和调解难等问题。三是并联调解平台“三进”工作。坚持“E+智慧法庭”平台建设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工作一体推进,在人民法庭、村居和企业站点端口统一安装人民调解平台系统,同步完善矛盾纠纷分级分类委派、诉非对接、司法确认在线办理流程,强化司法联络员联用、联训。目前,388个“E+智慧法庭”覆盖全市32个综治中心、331个重点村居、25个园区企业,成为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的主要支撑机制。
二、贯通三个环节优化解纷效果,高效率助力诉非联动全时空
一是强化纠纷苗头化解。以“E+智慧法庭”为中心站点,主动对接融入基层综治中心。对发现的苗头性纠纷,与辖区派出所、司法所、村居委员会以及调解组织强化协同联动,确保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2021年,湖田法庭依托“E+智慧法庭”提前发现一起可能引发800余户村民集体诉讼的涉房产证办证费用纠纷,及时指导协调街道办、居委会形成一揽子处置协议,将纠纷化解在诉前。二是强化纠纷跨时空化解。创新“一案一群聊”异步调解模式,组织纠纷当事人、村居负责人、特邀调解员、代表委员开展线上调解。一方面打破固定时间限制,“隔空+错时”完成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工作;另一方面,对群聊固定的无争议事实在立案开庭时直接确认。今年以来,592起案件“聊着聊着就撤了,拉着拉着就结了”,全市人民法庭案件调撤率达74.05%。三是强化纠纷巡回式化解。针对线上调解不成、群众诉讼不便、对社会治理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件,人民法庭及时依托移动巡回审判设备到村入户,在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说法。
三、聚焦三个层面发挥法治引领作用,实效激活村居自治要素
一是引导建立基层自治规则。将扶助基层自治规则制定作为“E+智慧法庭”基本职能,通过结对联络、定期走访、专题培训等方式帮助完善乡规民约、社区公约619个。东里法庭依托“E+智慧法庭”指导辖区果品、仓储行业调解委员会制定果品买卖合同、物流合同以及欠条、仓单等规范文本,该类案件从之前的年均300余件减少到不到10件。二是加强基层法治带头人培养。推动77名调解员常驻“E+智慧法庭”平台,引入两代表一委员、村居乡贤借助平台庭审观摩、“法官说法”等功能,培养基层自治中坚力量,先后涌现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热心大妈”刘伟等一批“金牌调解员”。三是深化无讼村居建设。发挥“E+智慧法庭”平台数据集成和成讼态势研判功能,定期分析基层村居的纠纷治理实际成效,为市委市政府“全市基层社会治理样板村镇”选树提供参考,助力“有专人负责、3名以上调解员、常态化纠纷调处机制”的“三有”标准成为淄博地区无讼村居标配,有效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
研发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深融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清丰法院按照新时代人民法庭发展职能定位和“枫桥式人民法庭”标准要求,借助清丰县社会治理大平台,研发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强化联动机制、多元解纷、考核体系等智能化支撑,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诉源治理信息化建设水平。
2020年以来,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人民法院借助全县网格治理优势,主动把人民法庭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首创研发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推动多元解纷智慧化、诉源治理实质化,逐步走实人民法庭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新轨道。两年来,共诉前化解纠纷9360起,诉前化解成功率稳定保持在45%以上,一审案件收案数逐年下降,万人成讼率持续走低,激活“把非诉纠纷挺在前面”的智慧动能。
一、搭平台,联动基层网格
清丰法院启动人民法庭进网格以来,注重联动机制和信息化科技建设,在县委政法委的领导下,联合研发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平台和清丰县综合治理平台互联互通,具备矛盾排查、纠纷委派、远程调解、数据分析、视频培训等11项功能,同步将全县6大专业调解组织及503名财政全额全供的农村网格员均纳入平台,在每个法庭设立“网格之家”,配置网格员驻点使用的电脑平面端,每个调解员和网格员都在手机端安装移动APP,实现信息共享、及时指导、现场解纷,构建了各人民法庭、综治中心调解组织、乡镇社区专职调解员、网格员紧密配合的社会治理网络大框架,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技术保障。
二、推应用,赋能多元解纷
清丰法院推动县委政法委把平台应用作为网格员、调解员培训的重要内容,按乡镇先后组织近50场专题培训,提升平台应用技能。网格员、调解员依托平台对所属行业及驻点村进行矛盾日排查,发现矛盾纠纷,及时通过平台上报,简单纠纷现场化解,两年共有600起简单纠纷没有进入人民调解平台,更没有形成诉讼,便得到妥善解决;相对复杂的纠纷及可能引发诉讼的矛盾,调解员、网格员通过平台推送至人民法庭,由人民法庭提前介入,联合网格员、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通过网上立案转入诉讼程序,两年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导入人民调解平台成功调解案件达8760件;人民法庭对审理中发现的宅基地、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传统类型的案件适宜进行调解的,通过平台指导网格员、调解员进行委托调解,还可借助平台委派网格员承担送达、联络等辅助性工作,最大限度汇聚司法资源和调解资源合力,实现诉前、诉中联动,法官、网格联调的效果,诉源治理信息化平台既助推发挥了网格员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又建立了基层矛盾前端预警、多元解纷的良好机制,把矛盾尽可能化解在基层,打造诉源治理的前沿阵地。
三、重考核,建立激励机制
以人民法庭为主导,对辖区调解员、网格员排查化解矛盾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县委政法委对辖区调解员、网格员设定工作任务指标,排查矛盾日报告不少于5条,诉前化解成功率不低于30%,乡镇无讼乡村占比不低于10%,坚持每季度对辖区调解员、网格员绩效量化考核,由人民法庭出具考评结果,报送县委政法委,与其基础工资、办案补助挂钩,人民法院把法庭诉源治理指标纳入法官绩效考核,以“双向考核”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同时,依托平台系统每半年形成全县矛盾态势分析报告,把基层矛盾态势、多发类型、易发领域全面数据分析,连同无讼村庄创建情况一并向县委政法委进行专题报告,及时、全面提供社会治理决策建议,作为乡镇平安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截止目前,已成功创建无讼村庄118个,占比23.45%,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持续显现,助推了更高水平的县域治理。
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抓实“三进三访”常态化提升融入综治主动性
案例点评:阳江中院创新人民法庭践行群众路线方法,部署开展常态化进镇街、进村居、进生产一线,访基层治理单位、访辖区调解组织、访园区负责同志的“三进三访”工作,强化一线研判施策能力,形成大走访、熟乡情、拓资源、优供给的司法服务基层治理路径。
阳江中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做好职能发挥“切入点、发力点”文章,创新人民法庭践行群众路线方法,部署开展以改进方式为重点、提高适需为关键、制度管理为根本的常态化“三进三访”工作,形成大走访、熟乡情、拓资源、优供给司法服务基层治理路径。工作开展以来,全市人民法庭实现村居走访全覆盖、综治走访全覆盖、镇街联络全覆盖,广大干警与群众联系更加紧密,融入综治更加主动,服务实效更加凸显。
一、以改进方式为重点,落实走访任务
阳江中院召开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常态化进镇街、进村居、进生产一线,访基层治理单位、访辖区调解组织、访园区负责同志的“三进三访”工作。两级法院班子每年开展调研,同步深入镇村园区,走访“三农”管理部门。近一年,全市人民法庭全员轮动,每周用一到半天专程走访,完成镇街单位、村居委会、产业园区走访973次,产业强村、偏远乡村、案多乡村走访457次,通过大走访发掘民间志愿特色调解组织37个,产业商会行会调解组织21个,乡村调解能手45人,与辖区各镇街联系全面加强,各类解纷资源大幅充实。阳西法院人民法庭与当地“老玛调解室”“老曾调解室”特色品牌对接工作;阳东法院人民法庭听取渔业委员会建议,在休渔期开展涉渔案例宣讲;阳春法院人民法庭利用乡镇圩日等特色节日加强偏远乡村、苏区乡村走访。干警通过走访熟悉乡情民意、产业特点、农村工作,夯实因地制宜“一镇一策”服务基层治理工作基础。
二、以精准适需为关键,提升走访实效
阳江中院部署建立“强化一线指挥、优化案事匹配和大走访、全覆盖、高精准、强示范一体衔接”的“1+1+4”工作体系,加强对人民法庭走访、研判、施策的全过程支持。全市11个人民法庭庭长全部调整配强,提升庭长一线研判施策、快速回应能力。基层法院发挥人民法庭管辖案件裁判规律对主动参与源头解纷、乡村治理的长效助推作用,坚持“办辖区案、管辖区事”,审判主责主业和参与基层治理融合互促。落实市委政法委与阳江中院加强基层治理文件要求,全市人民法庭在各镇街综治中心、产业强村、偏远乡村、案多乡村设立走访联系点352个,完成全市48个镇街综治中心联系点全设立和“一中心一制度”对接工作,实现诉前联调制度化。江城法院人民法庭与综治中心探索婚姻家庭、土地承包等类型案件全部先行联调。全市人民法庭依托“三进三访”做好“桥梁”“纽带”,向综治单位反映情况、提供建议278件次,参与事前研判、支持解纷265件次,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更加丰富充实,回应群众司法需求更加及时精准。
三、以制度管理为根本,强化走访保障
阳江中院针对当前人民法庭审判任务重和工作实际,把握战略主动,加强统筹引领,坚持“用制度促管理、向管理要效率”,把强化管理作为开展“三进三访”、转变工作方式、破解工作难题关键招。各基层法院结合新时期工作任务,制定人民法庭庭长管理职责清单,压实庭长统筹审判、走访、调研各项职责,强化“一线指挥官”作用。人民法庭从有利于完成审判任务、服务辖区工作、从严精细管理出发,“一庭一规”制定管理制度。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到人民法庭调研,把听取“一镇一策”工作思路和检查管理职责落实作为“规定动作”。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重点考核职责清单“建没建”、管理制度“有没有”、镇村走访“去没去”、对接机制“用没用”等工作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
创新“3+3+3”工作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强动能”
案例点评:灵川法院立足当地基层治理重点,创新“3+3+3”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护航漓江生态安全;坚持诉源治理挺前,构建无讼乡村;打造特色司法服务站,探索立审执全流程司法服务,就地化解矛盾,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有益样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坐落于桂林市北部,漓江流域上游,系漓江生态保护重点区域。近年来,灵川县人民法院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3+3+3”工作机制,下辖的大圩、甘棠、潭下三个法庭为服务漓江生态保护、基层社会治理、诉讼源头治理提供强了有力司法保障。
一、建强三个“阵地”,司法护航耀漓江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关于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的重要指示精神,灵川县人民法院在位于漓江核心流域的大圩法庭挂牌成立“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巡回法庭”,源头守护漓江生态安全,不断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一是前移司法服务阵地。出台《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巡回法庭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制度。针对漓江流域保护区内违章搭建、高污染养殖等破坏漓江生态行为,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基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源头预防漓江生态安全。二是延伸司法宣传阵地。巡回法庭干警不定期前往漓江黄金游览流域——大圩段,向渔民、游客进行普法宣传、说案释理,阐明违法成本后果,督促漓江流域段人民群众自觉保护漓江生态;在漓江上游水域—青狮潭水库开展水库巡查等保护生态工作,出台《关于建立环境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的框架意见》,首个“漓江保护日”相关工作事迹被《人民法院报》头版刊登。三是筑牢司法业务阵地。主动探索刑事、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治理与修复责任体系,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庭审现场搬到漓江江畔,开展巡回审判和庭审直播,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良好效果,最大程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二、着手三个“构建”,诉源治理“挺”在前
一是构建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指导村两委干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定期宣传讲解乡村振兴惠民政策,以“谋致富促和谐”为抓手,倡导村民理性选择生活方式。逐步构建起“群众争吵声小了,百姓打牌赌博的少了,大家共同致富的多了”的无讼乡村景象。6个“无讼示范村”均保持零诉讼,甘棠法庭辖区内民治村荣获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二是构建联动矛盾调解中心。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以县级矛调中心为枢纽,派速裁团队入驻,升级打造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室、三级联调中心、云上法庭等,形成以县级矛调中心为统揽,乡镇、村、各部门开放互动共治解纷机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群众的非讼纠纷解决意识逐步增强。矛调中心自运行以来,实体化解率达到92%。三是构建共享共建联动机制。找准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连接点,建立矛盾纠纷预防机制,下辖三个法庭均与派出所建立《共享共建联防联动工作机制》,完善矛盾纠纷信息共享,联合开展各项社会治理工作。
三、用心三个“打造”,亮出法庭金名片
一是打造特色司法站。积极推出“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司法服务站+巡回审判”模式,因地制宜建立革命历史遗迹、古镇风貌、民族团结、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等特色司法服务站,发挥“院、庭、站、点”四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的作用。2022年以来,10个站点就地化解基层矛盾189件。二是打造网格联动平台。搭建“法院—综治办—镇—村—网格员”司法服务平台,将全县划分为224个大网格,聘请224名网格员,1236个微网格,“网格法官”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用好用活乡村“法律明白人”“一村一辅警”,进行入户摸排巡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三是打造立审执一体化法庭。潭下法庭制定《关于开展“立审执一体化”工作协调运行的暂行办法》,构建立审执一体的全能办案模式,开启“全流程”司法服务,一揽子解决群众诉讼需求。今年以来,实现当场立案127件,受理执行案件85件,共计执行金额100万余元。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龙泉法庭
构建“3-1-4”特色枫桥法庭大力推进基层治理
案例点评:龙泉法庭构建“三个结合”调解机制,实现辖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打造禁毒宣教品牌,聚焦多发类案审判和调解,发挥审判职能,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贡献新时代城乡结合法庭建设的有益经验。
海口市龙泉镇位于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东西两侧,分布大量原生态火山岩、高尔夫果岭和荔枝林绿化带,拥有丰富的城郊旅游资源和房地开发项目。龙泉法庭作为城乡结合人民法庭,立足审判职能,以建构“三个结合”调解机制、打造一个禁毒教育品牌、发挥司法职能“四个优势”,既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又结合实际创新做法,切实解决一批矛盾问题,铸就特色鲜明的新时代城郊型人民法庭。
一、建构“三个结合”调解机制
一是“三个主体”结合。在调解主体上,龙泉法庭与镇政府、司法所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小组,形成“三个主体”联动结合的调解架构。二是“组、会、站”结合。在调解平台上,龙泉法庭在自然村设立调解小组,在村居、物业小区设立调解委员会,在观澜湖小区和景区设立法官调解工作站,努力构建覆盖全域的城郊型人民法庭调解服务网络。三是“联席会议”与“服务中心”结合。在调解形式上,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且在城西司法所、龙泉司法所、龙桥司法所服务大厅设立“法律服务中心”,加强与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的联系和沟通,彰显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城郊解纷特点。2021年11月10日,龙泉法庭在薛村村委会设立“乡村法治服务中心”,主动开展调解工作达十余次,促成九起纠纷达成调解,化解了包含拖欠农民工工资、损害赔偿在内的重大矛盾,充分有效地发挥了法律服务中心的调处功能,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要求。
二、打造一个禁毒教育品牌
龙泉法庭切实结合城郊发展特点,聚焦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呵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被确立为青少年禁毒学习教育基地,并被确定为海口市龙华区区级助推禁毒领域的社会治理。法庭联合镇政府、团区委、禁毒办、检察室、派出所等部门,持续开展禁毒普法活动,多次针对辖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每一位接受普法的对象带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带动每一个社区,将禁毒工作抓好抓实。截至2022年6月,龙泉法庭已实现辖区内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定期组织辖区中小学生参观禁毒文化长廊,通过发放禁毒知识宣传手册、集中聆听法治教育课等方式,巩固禁毒教育成果,有效提高龙泉镇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和能力。当前,已实现辖区内吸毒人员大幅下降的社会效果,龙泉镇的现有吸毒人员从2019年的197人降至2022年的60人,吸毒人员占比从2019年的3.6%降至2022年的1.09%,同比下降2.51%。
三、发挥司法职能的“四个”优势
一是推行类案分析机制。2019年1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龙泉法庭共受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438件(其中司法确认案件有116件),建设施工合同纠纷61件。龙泉法庭利用集中审理辖区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等涉不动产纠纷的城郊法庭优势,提炼类案审理的关键性要件,通过将合同履行过错、违约责任负担、违约数额调整、工程流转判定、工程造价鉴定、款项支付主体等争议焦点和处理方案予以类型化,形成贴近司法实践的审理规则。二是转化诉调理论成果。结合辖区内诉调对接工作的实际需要,龙泉法庭根据省内外重点调研课题和实务文章,形成调解工作实务指引、司法确认工作实务指引等工作手册。2021年1月至12月,龙泉法庭共受理司法确认案件72件,完成确认72件。三是防范化解潜在风险。针对辖区内龙桥镇观澜湖社区内6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近年涉及房产销售合同案件数呈现爆炸式增长情况,总结案件中存在的社会风险,向乡镇、社区等有关单位提出法律风险防控预案,把社会纠纷化解在前端,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凸显司法担当。四是开展调解员培训工作。树立“三个重点”的调解培训目标,即重点培训司法所所长和专职人民调解员等调解人员;重点培训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的操作方法、操作流程以及调解方法和技巧,以及培训司法确认的内容和程序、调解技巧;重点剖析辖区内的典型调解案例,提高培训质效。2021年以来组织培训3次,授课140人次。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双福法庭
聚“室站点”之力助推商事解纷加速度
案例点评:双福法庭秉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以商事解纷为重点、“室站点”结合融入基层治理,实现以诉源治理促基层社会治理,充分体现司法在助企纾困、稳定就业中的服务保障作用,形成多元解纷、助企兴业的“园区法庭范本”。
双福法庭是典型园区法庭,下辖区域拥有五大专业市场,市场主体超10000户,入驻工业企业600余家,其中规上130余家,年生产总值近200亿元,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重要组成部分,法庭受案中商事纠纷占比超80%。近年来,双福法庭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根植于商事解纷全过程,依托“福商调解室”“代表委员联络站”“法治网红打卡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着力助企纾困、稳定就业,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增效。
一、“福商调解室”推动商人纠纷商会解
双福新区商会以300余家民营企业为主体,法庭与其共建全市首个商会驻庭调解室,构建一站式解纷模式。一是指导会员企业内部解纷。与商会建立会员企业间解纷共享、矛盾预警机制,定期通报苗头性纠纷,商会调解员及时开展化解,并由“一街镇一法官”机制联系法官给予示范培训指导,会员企业间不仅纠纷减少,更有效增强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15家企业先后被评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二是发挥商会优势参与调解。与商会签订《合作开展多元化解商事纠纷工作备忘录》,确定商会为特邀调解组织,聘请商会推荐企业负责人、行业专家、法务人员为特邀调解员,并将调解员按工业制造、商贸物流、建筑开发、智能科技、教育医疗分类,精准开展诉前委派和诉中委托调解,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商人自治。目前已成功调解案件8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75%,涉及金额5000余万元。同时注重将商会调解与涉企纠纷社会治理相结合,2022年成功调解某地产项目发包方因资金链断裂拖欠民工工资案件349件。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华工商时报》等予以专题报道。
二、“代表委员联络站”助力商事纠纷合力解
发挥“代表委员联络站”履职服务站、社情民意直通车、为民办实事窗口功能,汇聚多元解纷力量。一是精心选任驻站代表委员。充分发挥代表委员密切联系群众、“人熟”“地熟”优势,结合职业经历、专业特长、关注重点,选任1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站开展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辖区企业。二是打造专属履职方案。既坚持“当下治”,举办“法庭开放日”邀请代表委员沉浸式体验法庭工作,零距离感受司法,并通过参与诉前调解形成合力。又着眼“长久立”,通过双向发力,联合党代表和代表委员对具体案件系统梳理,围绕辖区商事纠纷类型、特点深入调研,发现可能引发纠纷的长期共性问题,并通过代表建议、委员提案方式予以完善。2022年上半年,驻站代表委员就成功调解商事案件78件、形成意见建议18条,其中与商会共建多元解纷机制、加大“云上共享法庭”使用等多条建议已获采纳并取得实效。
三、“法治网红打卡点”夯筑基层治理长效解
在园区多点布局“法治网红打卡点”,营造诚信、守法经营浓厚氛围。一是将法庭融入法治文化公园。围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打造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将法庭融入公园建设,结合地域名称,原创“福法官来了”特色品牌,“福法官”定期在法治文化公园与企业互动,开展巡回审判、发布典型案例,“面对面”听取企业心声,为企业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已累计开展活动46次、发布典型案例7个。二是将“车载便民法庭”开进农贸城。依托“一庭两所”机制,在西部地区交易规模、聚集辐射范围位居前列的双福国际农贸城设立“法官联络点”,借助“车载便民法庭”功能全、形式新的特点,与公安、司法共同开展立体化法治宣传,选取典型案件巡回审判,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多元化解纷方案,实现纠纷高效便捷就地化解。目前已合力化解涉农贸城纠纷近千件、开展巡回审判百余次,发放《典型案例手册》《法律风险提示卡》13000余份,涉农贸城诉讼案件同比下降50%以上,平均审理时间20天,裁判自动履行率80%。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赋能基层治理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案例点评:四川高院聚焦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新需求,以完善农村司法体系建设为契机,优化司法资源配备,强化法庭制度供给,深化法庭日常保障和考评指导,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四川高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基础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省法院王树江院长带头抓总,深入基层调研,撰写《人民法庭融入基层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从历史沿革和方法论上助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支撑。
一、强制度供给,提升法庭服务基层治理源动力
聚焦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新需求,以完善农村司法体系建设为契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制度建设。一是优资源配备供给。出台《关于优化人民法庭布局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全省人民法庭数量、布局、功能进行优化,撤销99个法庭,优化460多个法庭的管辖范围,设立诉讼服务站3190个,增设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联系点1114个,形成“庭、站、点”互通互联的梯级基层司法服务网络,实现减庭不减阵,增员又增效。二是推方法路径供给。印发《关于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构建符合省情特点的“三服务”方法路径,探索人民法庭差异化发展模式,最大限度激发服务基层治理效能。强化乡村法庭基本职能,拓展服务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综合功能。突出城区法庭专业化特征,探索高效快捷的类案治理机制,设立专业化法庭84个。发挥民族地区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桥头堡作用,建成“石榴籽”调解室180个。三是完善考评体系供给。印发《关于对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进行单独考核的指导意见(试行)》,将人民法庭开展诉源治理、服务基层治理工作纳入中基层法院年度考核进行定性考核,开展法庭序列单独考核实行定量赋分,着力构建符合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的单独考核指标和考核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建立年度表扬激励机制,鼓舞干警干事创业。
二、重基础保障,提升法庭服务基层治理内生力
聚焦新时代人民法庭基层基础建设短板,以省以下人财物统管为抓手,进一步强化法庭基层基础建设。一是加强人员储备。推动法庭人员配备纳入省委对市州考核,探索事务外包、人员外聘等方式,充实法庭人员配备,法庭庭均人员配备增幅达16.6%;指导调解组织、社工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人才储备,5002名调解员入驻法院调解平台。二是强化物资保障。制定人民法庭物质保障三年规划,省级层面强化资金保障,拨付5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人民法庭装备配备更新换代。印发《加强全省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的通知》,制定推动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三步走”模式,切实推进人民法庭24小时自助诉讼服务建设,实现电子签章功能全覆盖,保障调解室等便民服务区域实现互联网无线覆盖,建立各类诉讼辅导室307个。三是加强人才培育。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将基层治理能力建设课程纳入人民法庭培训课程,邀请基层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专项培训,吸纳服务基层治理等业绩突出的6名法庭庭长开展“岗位技能交流”。省法院王树江院长讲授“新时代人民法庭庭长的角色定位”第一课。两年来,共460余名法庭庭长参训。积极参加横向交流,多名法庭庭长受邀在市州乡镇政法委员培训班分享基层治理经验。
三、深精准指导,提升法庭服务基层治理竞争力
聚焦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完善人民法庭四级职能定位为抓手,强化人民法庭的日常指导。一是完善条线指导。优化充实领导小组组成,实现对多元解纷、环境审判等工作精准化条线指导。延伸院领导联系指导法庭制度,建立审判业务条线对口联系指导制度,在全省范围内设立14个人民法庭联系点,打通省法院直联指导法庭通道,实现一对一精准化指导。印发《关于沱江流域“纽扣法庭”工作机制建设的意见》,强化沱江流域环境资源纠纷协同治理。探索跨审级的类型化法官联席会议,强化类案精准指导。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创设《人民法庭工作专刊》,征集发布人民法庭在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动态,挖掘全省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举措。两年来,共刊发22期专刊。设立《我和我的乡村》《最美基层法庭》《最美基层法官》专栏,发布人民法庭干警服务乡村振兴、服务乡村治理稿件63篇,“‘缝纫法官’的三种针法”等文章被最高法院官微采用。三是推动系统治理。推动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四川省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从立法层面确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与多个省级部门就医疗、劳动争议、金融、道交事故、家事、物业等纠纷预付化解方面持续发力,出台会签《关于开展劳动争议多元解纷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助力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类型化纠纷及地域性纠纷系统治理。组织开展“守护养老—法庭在行动”专项行动,推动养老纠纷防范乡镇全覆盖。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海棠法庭
构建“少家邻”融解纷模式健全社会基层治理体系
案例点评:海棠法庭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类案精准化解为路径,聚合党政、群团、学校等力量,创新建立了基于“少”“家”“邻”社会肌体细胞的新型解纷模式,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
2021年以来,海棠法庭积极探索基于“少”“家”“邻”三类常见多发类型化纠纷的“融”解纷模式,形成类型化纠纷处理机制,聚力打造“海棠花开”解纷品牌,主动从司法末端走到治理前端,实现从“审”到“治”再到“引”的角色转变,以小切口融入社会基层治理大格局。
一、引进来合资源,内涵式调和家事纠纷
一是制定方案、组建调解队伍。针对家事纠纷带有浓厚人伦、情感与道德因素,容易通过非诉方式调和的特点,以“庭”为联动中心,依托院机关联合区委、区妇联等部门共同出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实施方案》,构建家事纠纷化解团队,聘请家事调解员开展家事案件诉前调解,联合民政、妇联、团委等做好诉后跟踪、回访、帮扶。二是设立“三室”,提供调解场所。内设家事调解室、融e解工作室、心理疏导室分别为当事人提供面对面、线上及心理辅导等多元调解场地,满足群众的多元化司法需求。三是对接基层服务点,开通反家暴热线。牢固树立“市区一体”理念,积极融入“心连心邻里中心”大布局,与妇联等七部门联合设立区反家暴中心,开通“12338”24小时救助热线,提供紧急庇护、医疗救助、家事调解等“一站式”服务。
二、走出去巡回调,外放式化解邻类纠纷
一是构建“三所一庭一中心”纠纷联调新模式。以街道为单位,以庭为支撑,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出台一站式矛盾纠纷《联调工作方案》,构建“三所一庭一中心”纠纷联调新模式,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多元解纷的有机结合,切实做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二是创新“实地勘察+巡回调解”工作新方式。对发生在同小区的批量物业纠纷,先组织业主代表、物业管理人员共同到小区开展实地勘察,形成勘察笔录,以勘察笔录为依据,组织双方就地开展诉前调解,真正实现快调快审,切实做到“办理一件案、化解一类案、教育一批人、指导一片区”的司法效果。三是夯实“法官专业指导+联调部门分工实施”制度新支撑。发挥法官专业性优势,提供法律指导,定期组织开展有关物业法律知识的专业培训,司法所、街道、网格员等相关基层治理主体配合具体分工实施,实现联调联处。
三、三审合一综合审,引导式调处涉少纠纷
一是探索“三审合一”圆桌式审判模式。从民事、刑事、行政三部门各确定一名审判员组成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综合审判团队,制定《工作规则》,在审理程序中引入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等,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大化。积极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功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保护和家庭教育指导。二是培育两个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在学校设立未成年人法治工作站、放置“乐法妈妈”信箱,以书信方式收集学生反映问题,针对问题施行分级干预处置。在社区建立法治指导服务站,开通“融e解”视频连线通道,提供个案法律指导,法官定期到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用法治思维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是构建一体化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打造未成年专属区域,专设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室,联合反家暴中心与妇联、民政共建反家庭暴力庇护所,同公安、街道等联合开展判后跟踪回访及帮扶,整合社会、司法和行政力量,探索全链条、多方位的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
2021年以来,海棠法庭与各基层治理部门联合开展一对一家庭指导168次,实地走访勘察、帮扶50余次,制发《家庭教育温馨指导卡》《家庭教育指导令》《人身安全保护令》100余份,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融e解平台组织开展调解700余次,指导化解“少家邻”三类类型化纠纷856件,调解率高达90%。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达溪法庭
构建“三个三”工作模式推动诉源治理走深走实
案例点评:达溪法庭运用“三个三”工作模式,扎实推进诉源治理工作,不断提高源头化解纠纷能力,分别在家庭、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取得实效,有力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达溪法庭位于大方县城北面,属城乡结合部,辖19个村、居委会,辖区人口七万余人,有汉、苗、彝、白等多个民族。达溪法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大党建”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人民法庭“枫桥经验”,充分利用人民法庭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三大优势”,运用“三个三”工作模式,有效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工作中的“桥头堡”作用,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今年以来,达溪法庭立案117件,同比收案下降29.09%,逐步实现“化解矛盾方式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诉前调解从群众不了解到群众乐于接受转变、诉讼案件从成倍上升到大幅下降转变”三个转变,诉源治理工作成效初显。
一、夯实基础,三招齐出
一是人员保障用稳招。严格设定选任条件,将政治素养高,具有一定政策水平、法律水平,且为人公道、作风严谨的人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登记在册、颁发聘书。达溪法庭现共聘任特邀调解员3名,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设置网格员70余名,确保基层诉源治理队伍稳定有力。二是物资保障出实招。达溪法庭设立数字化调解室,并完善各项司法便民利民设施。对特邀调解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综合矛盾纠纷化解难度、工作量等因素,实行阶梯型补助,有效提升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三是机制保障使新招。完善特邀调解员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特邀调解工作;完善特邀调解员考核机制,进一步调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完善特邀调解员退出机制,实现调解员队伍优胜劣汰。
二、联调共治,三法并用
一是组织保障有章法。坚持党建引领,构建“综治中心+人民法庭+联户长”的“党建+共建”诉源治理模式。将党支部建在庭上,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木寨社区党总支成立“党建联盟”,创新人民法庭与社区基层党组织“党建共建、资源共享、结对共治”的发展新模式,为诉源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对涉及土地权属、流转费用等涉众型纠纷,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支持,并及时分流到综治中心联动调处。今年以来,诉前推送调解案件277件,调解成功131件,调解成功率47.29%,辖区内无群体性涉诉信访案事件发生。贵州卫视法治第一线栏目对达溪法庭的诉源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达溪法庭多次被上级法院评选为先进集体,并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纳入“新时代人民法庭观测点”。二是多元解纷创新法。探索构建“前端预防治理——中端多元解纷——后端诉讼终结”的“漏斗式”分层解纷模式。以“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契机,通过巡回审理、法官讲法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7次,接受法律咨询160余人次,向群众宣传诉前调解“不收费、抗反悔、可执行、促效率”的优势,有效提升群众对诉前调解的知晓率及参与度。对不愿诉前调解或调解不能的案件,依法及时立案受理,综合运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今年以来,达溪法庭调撤率达59.83%,高出全市法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近5个百分点。针对辖区婚恋家庭纠纷化解难度大的现状,法庭注重多方参与,共同发力,逐级分流过滤婚恋家庭纠纷,促进家庭和睦、案结事了;严格落实婚恋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八单一表”衔接联动工作,杜绝婚恋家庭纠纷引发“民转刑”案件。三是队伍培训找方法。创建“法官+特邀调解员+网格员”的工作模式,协助乡镇综治中心对网格员进行指导和培训,推动司法资源向社区、网格下沉,努力让“小”网格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大”作用。充分发挥优秀特邀调解员“传帮带”的作用,设立“邹正军调解工作室”,邹正军总结的十六字调解经验,帮助年轻特邀调解员、网格员尽快熟悉工作,充分发挥作用。
三、注重实效,三面凸显
一是在家庭层面实效凸显。除了尽力提高家事审判质效外,还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将婚恋家庭纠纷作为诉前调解工作重点,前移纠纷化解关口,从源头化解矛盾,有效避免婚恋家庭纠纷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近三年婚恋家庭纠纷案件同期收案数分别为155件、100件、58件,呈逐年下降态势,已结案件无一件产生不良影响。二是在经济层面实效凸显。将借款合同、民间借贷等纠纷纳入诉前调解重点化解范畴,有效缩减解纷时长,降低经济成本。2021年以来,诉前调解成功合同类纠纷194件,涉标的额924余万元,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8万余元,有效减轻群众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三是在社会层面实效凸显。紧扣万人起诉率、诉前调解成功率等指标,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功能,有效减少诉讼增量。近三年同期分别收案272件、165件、117件,呈逐年下降态势,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强考核建机制实举措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红河中院将“一项考核、两项机制、三项举措”有机融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运用考核机制、多元解纷、便利群众等多方式助力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发挥人民法庭的前沿阵地作用,绘就新时代红河“枫”景。
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一项考核、两项机制、三项举措”为抓手,出实招、办真事,推进人民法庭建设,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
一、一项考核,撬动工作,点燃法庭建设“催化剂”
考核是指挥棒,是风向标,更是催化剂,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创建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实施方案》,明确考核细则,让考核成为撬动工作的杠杆。一是建立考核体系。聚焦“强基导向机制指标、诉讼服务指标、多元解纷建设指标、多元解纷激励指标、诉源治理制度建设指标、诉源治理成效指标”六大类指标,设立98项基础指标对应扣分指标、32项加分指标、4项一票否决,改变以往以案件数量作为考核主要指标的做法,以矛盾纠纷诉前实质性化解,实现案件诉讼负增长、慢增长为主要指标,建立符合法庭建设规律的考核体系。根据考核,法庭结合实际,精准发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三年全州28个人民法庭收案18848件,占全州基层法院收案的21%,实现慢增长,2022年上半年实现负增长。二是强化结果应用。通过正向激励(加分制)和反向约束(扣分制),旗帜鲜明地褒奖实绩突出者、鞭策懈怠平庸者。设立“红黑榜”对“骏马”大力表扬激励,“蜗牛”加大问责力度,让考核不仅体现结果导向,也体现实绩导向。考出攻坚克难的好作风,赛出争先创优的好氛围。大屯法庭被表彰为全国、全省法院先进集体。黄草岭法庭庭长被表彰为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二、两项机制,靶向发力,走活多元解纷“一盘棋”
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建立两项机制,落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强化诉源治理,打造多元解纷“红河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视察红河法院时,对多元解纷“红河模式”给予肯定。一是整合力量,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高位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通过任务分解、专项督查、量化考核等措施,压实责任,推动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指标和“无讼社区(乡镇)”考核纳入社会治理考评体系,深化多元联动。细化《关于深入推进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发展的实施办法》,通过理念、平台、机制、程序、保障的“五个联动”,将审判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整合,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搭建“网格排解、乡村自解、部门联解、法庭调解”的四级联调解纷机制,实现法庭解纷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二是内外联调,建立纠纷解决双向响应机制。实行专兼职调解员联用模式,整合两代表一委员、名人乡贤、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调解力量,推动行业调解组织入驻人民法庭、法庭调解员进驻综治中心,实现司法确认与人民调解良性互动,全州设立14个诉调对接中心,416名特邀调解员入驻法庭参与调解。突出区域、民族特色,深化调解工作,发挥品牌效应。甲寅法庭打造“哈尼哈巴调解室”,聘请21名德高望重的“摩批”(哈尼语意为“智慧的长者”)为特邀调解员。大黑山法庭推行“阿卡卡”(哈尼语意为“居中处理、调解纠纷、制止、劝和”)调解法,围坐“火塘”双语调解,增加调解成功率。小新街法庭秉承“马背法庭精神”“代成平调解法”,绘就新时代哈尼“枫”景。2020年《条例》实施以来,全州法院诉前化解矛盾纠纷29708件,其中,诉前委派调解19619件,调解成功10568件,调解成功率53.86%,司法确认7719件。
三、三项举措,便民利民,做好基层治理“必答题”
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扎实参与乡村治理,争当基层社会治理的“排头兵”。一是设立共享法庭,让诉讼方便群众。“一屏,一线,一终端”,建立“共享法庭”,创新在线开庭、云端调解,实现“诉求有人管、案件及时办、效果有监督、办结有回应”。法治护航“三农”发展,针对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问题,及时发出司法建议。二是做实巡回审判,让司法贴近群众。延伸法庭功能,在村委会、派出所设立“法官工作站”,强化庭所共建。“点线覆盖,巡回审理”,在田间地头开庭,在床头榻下调解,为创建“无讼乡村”提供司法服务,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司法关怀。2021年巡回审理案件6364件,巡回率79.72%。三是加大普法宣传,让法律惠及群众。普法深入村寨、走进日常,切实为民排忧解难。新街法庭开展“以法之名·守护梯田”普法活动,甲寅法庭做实线上宣传栏目“哈尼法官说”,讲好法治故事。2021年,累计开展各类集中宣传活动86次,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现场提供法律咨询5000余人次,播放法治宣传片300余次,累计观看人数达8000余人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大丰法庭
以“万人起诉率”为抓手推进辖区诉源治理
案例点评:大丰法庭积极融入辖区社会治理,以“万人起诉率”考核为抓手,着力打造“无讼村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优化工作机制,有效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快速化解,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大丰法庭位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准噶尔盆地南缘,辖区面积2584平方公里,人口4.1万人。2020年以来,法庭以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契机,积极融入辖区社会治理,植根基层护佑民生,以“万人起诉率”考核为抓手,着力打造“无讼村居”,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认可。2021年5月,被昌吉州中院授予“枫桥式人民法庭”荣誉称号。2021年10月,被自治区高院表彰为“自治区法院系统先进集体”。
一、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万人起诉率”考核
2020年4月,县法院主动向县委请示,推动县委成立呼图壁县“万人起诉率”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呼图壁县“万人起诉率”考核实施方案》,在全疆率先将“万人起诉率”纳入平安建设考核。每月向政法委提供“万人起诉率”测算数据,政法委对各乡镇进行“月提示”“季通报”“年考核”,压实各乡镇诉源治理属地责任。2020年以来,大丰法庭共审结各类案件1463件,其中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案件964件,一审诉讼案件473件,其他案件26件,诉前调解案件达到诉讼案件的2倍,一审诉讼案件下降34.13%。2021年5月,进一步推动县委印发《呼图壁县开展“无诉村居”创建实施方案》,在法庭辖区大丰镇开展“无讼村居”创建试点工作。法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指导各基层调解组织开展源头解纷,推动将诉源治理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2021年以来,大丰镇下辖的8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中,有3个行政村实现了“无讼”,1个社区仅发生1件诉讼案件。
二、“三级三轮”调解,汇聚多元解纷合力
法庭设立“五丰调解室”,取自五谷丰登之意,既象征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又与辖区五工台和大丰地名相呼应,表达法庭干警对当地农民群众的美好祝愿。法庭积极与县司法局对接,选聘村干部、老党员和退休干部等22人为特邀调解员,其中驻庭特邀调解员2人。主动参与辖区各村每周例会和“村民说事日”活动,对发生的矛盾纠纷进行分析研判和现场化解。利用“五丰调解室”和法官工作室平台,以法庭庭长为“指挥官”,各乡镇村人民调解组织为“阵地”,诉调团队、人民调解员和包联干部为“主力军”,村(社区)法律顾问为“联络员”,建立群众说事的人民调解+老党员、老干部的特邀调解+法官的诉讼调解“三级三轮”调解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一条零费用、高效率的解纷渠道。2021年以来,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解纷模式化解纠纷725起,取得了“案结事了”“诉减调升”的良好效果。
三、“三调联动”解纷,全方位提供“一站式”服务
法庭主动与各乡镇党委、政府对接,推动成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庭所共建实施方案》,与辖区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综治中心协调联动,联合化解矛盾纠纷。整合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信访办、综治中心、律师事务所和基层调解组织等资源,在辖区乡镇建成“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各方派员入驻,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政策解答、申请和投诉办理以及纠纷调解等服务,调解成功的现场予以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当场立案送达,形成“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网上立案+速裁判决”工作模式,实现“三调联动”“一次通办”“一站式”服务。
四、“有案办案,无案送法”,普法办案两不误
在农忙季节,组织“田间法庭”“星光法庭”巡回调解,及时处理了一批农资买卖合同、劳务合同、民间借贷、供用热力合同、财产损害赔偿以及因“减水退地”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流转合同案件。2021年以来,共巡回办案200余次,现场化解各类民事纠纷300余起。广泛开展普法活动,利用集市日普法宣传13次,开展法治讲座8场,组织人民调解员培训2场,实地指导人民调解25次,配合乡镇村审查合同17件,为乡镇村决策提供法律意见6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图木休克法庭
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通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
案例点评:图木休克法庭立足诉源治理,以多元化诉调对接机制为抓手,打造多元解纷共同体,开启便民利民新模式,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新疆兵团南疆法院工作经验。
党的十九大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图木休克人民法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升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加强诉源治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力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通诉讼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主动融入,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积极落实市域社会治理新举措,加强与辖区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连队党支部、人民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共同建立多元化解诉调对接机制,助力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是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构建“党委领导、多元联动”的诉源治理立体格局。加强与团场综治工作中心、连队(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的沟通衔接,以“无讼”创建为带动,搭建“调解为主、诉讼兜底”分层过滤解纷模式,将联动调解机制落到实处,将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基层一线。二是多元联动,强化群体性纠纷诉讼预警和诉前化解。建立纵向直通“团(镇)党委政法委-连队(社区)-网格”、横向联通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等职能部门的多元解纷工作体系,将矛盾纠纷联动化解在诉前。三是积极担当,协力促进基层调解水平提升。建立人民调解微信工作群、人民法庭工作人员加入调解组织等方式,个案指导、案例分析、法官说法,提升基层人民调解员业务水平,实现“小事不出连,大事不出团,矛盾不上交”。
二、内外联动,打造多元解纷共同体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健全完善人民法庭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落实家事调解制度。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和合”主题诉讼活动,成立“家事调解室”,改棱角割据式审理为圆缓相近式调解,化解婚姻家庭类纠纷。大部分纠纷都通过调解化解,获得很好的社会效果。二是建立三级“网格”调解体系。通过建立人民法庭、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的全方位民事纠纷三级“网格”调解体系,运用分级培训、法官授课、现场调解、调解员跟班学习等形式,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基层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不断得到提升,民事纠纷三级“网格”调解体系不断成熟。三是完善多元解纷机制。设立“诉调对接室”“多元解纷室”等,以“四度联调法”进行辩法析理,促成案件调解,当场完成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诉讼与非诉讼衔接配合,推动形成诉讼支持非诉解纷,非诉解纷组织协办诉讼事务的新型多元解纷协同机制。
三、延伸服务,开启便民利民新模式
灵活采用法庭审理、巡回审判和线上办案等方式,全面落实“一站式”诉讼服务措施,优质快捷审理辖区内各类民商事案件,做到集约高效、便民利民、智能精准。一是延伸“一站式”服务,提供智慧诉服模式。立足“人性化”“信息化”“集约化”,拓展“互联网+”诉讼服务,人民法庭与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有效衔接,积极提供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等交互式、立体化诉讼服务,让当事人随时随地立案,消除“立案难”。二是加强巡回法庭建设,实行“呼叫服务”模式。在连队党支部先后建立法官联络点5处,公开法官联系方式,根据需求随时提供诉讼服务,“假日调审”“法官热线”,方便当事人诉讼,攻克“诉讼难”。截止2022年8月初,受理各类案件397件,审结322件,结案率81%;调解177件,撤诉33件,调撤率65%。三是加强智慧法庭建设,共享智慧诉服成果。投入4万余元,上线互联网法庭,可网上开庭,也可线上调解,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多样、快速便捷的指尖诉讼和掌上开庭,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连”升级到“解纷不出户”。目前,线上开庭占比20%以上,切实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2010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第二条 台湾地区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参与民事诉讼,与大陆当事人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平等保护。
第三条 根据本规定确定适用有关法律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2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2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22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1月20日
2022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各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入学习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迎接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主线,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奋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深入学习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忠诚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会“十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人民司法发展的能力。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谋划和推动司法工作,切实把讲政治和讲法律统一起来,确保党的领导贯彻到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认真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2.真学真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真学真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上持续用力,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研究阐释,抓好全员培训,讲好生动实践,让广大干警深刻感悟思想伟力、增强道路自信。深入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巩固拓展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建设成果,加强对新入法院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年轻干部扣好投身人民司法事业的“第一粒扣子”,培养一批又一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3.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悟透“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等基本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完善司法为民措施,方便群众公正、高效、实质性化解矛盾,深入开展“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努力解决群众打官司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依法充分保障人民参与、监督司法活动的权利。增强群众感情,不断提高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真正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
二、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4.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惩渗透颠覆破坏等犯罪,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长效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保持严惩腐败犯罪高压态势,完善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积极配合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严厉打击杀人、抢劫、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严惩涉疫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经济犯罪、跨境犯罪、网络犯罪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推动毒品综合治理。严惩涉税违法犯罪,完善司法政策,加强执法司法衔接配合,树立依法纳税正确导向。妥善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坚持依法审判、追赃挽损、维护稳定并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健全冤错案件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原判错误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符合国家赔偿条件的,要依法及时赔偿。
5.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抓好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落地落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健全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强化市场主体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依法惩治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标准,服务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健全多元化解机制,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源头治理,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6.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真正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恢复发展,继续服务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加大破产重整案件审理力度。依法审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纠纷,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有效投资,服务畅通国内大循环。严惩金融领域犯罪,加强北京、上海金融法院建设,依法平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及金融机构合法权益,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司法举措,推进合作区与港澳司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因地制宜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更好服务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依法及时高效化解涉冬奥会纠纷,服务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7.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加大“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抓好植物新品种权司法解释实施,加强种源安全司法保护。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完善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的审判体系。深化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三合一”改革,健全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推动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诉讼制度。健全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惩处“专利陷阱”“专利海盗”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持续推进解决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问题,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
8.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依法审理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纠纷案件,服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更好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完善数据产权、数据隐私等司法保护机制,推动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妥善审理涉数据交易、数据市场不正当竞争等案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行为。通过公正裁判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依法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权益,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9.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综合运用环境保护禁令、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依法妥善审理涉碳权益案件和重点区域涉能源结构调整相关案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推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裁判规则,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能力。深化流域区域司法协作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10.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立足司法职能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依法审理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权益保护力度,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加强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加强老年人权益司法保障,探索建立涉老矛盾纠纷的预警、排查、调解机制,服务新时代老龄工作。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正确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用好家庭教育指导令。完善司法救助机制,强化与社会救助协同联动,推动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涉法涉诉信访化解力度,及时就地解决信访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引导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公共意识、规则意识。
11.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提升涉外司法质效,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努力建设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新高地。加强海事审判体系建设。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巩固提升审判执行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
12.树牢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巩固端正司法理念成果,在实践中完善正确理念,用正确理念指导司法实践。刑事审判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制度,兼顾国法天理人情。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到依法定罪量刑,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充分尊重量刑建议,对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坚决依法纠正,确保公正裁判。民事审判要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平衡利益、定分止争,坚决同“和稀泥”做法说不,立“明规则”、破“潜规则”。行政审判要增强大局意识,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强化合法性审查,同时坚决防止司法代替行政,到位不越位。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实体公正同程序公正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13.着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巩固整治年底不立案成果,不断优化立案诉讼服务。巩固整治裁量权行使不规范、违法“超审限”成果。巩固整治违规违法办理“减假暂”案件成果,落实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意见。
14.提升裁判文书质量。严把裁判文书制作关,把好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说理、文字校核等各环节,体现正确价值导向。严把裁判文书上网关,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和技术规范,确保文书上网规范、安全、高效。坚定信仰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夯实法律功底,增长社会阅历,积淀文化底蕴,发挥司法智慧,努力创造符合时代精神、满足人民企盼、引领规则导向的伟大判决。
15.强化司法制约监督。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完善权责清晰、权责统一、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司法责任体系。加强审判监督管理,压实院庭长职责,落细“四类案件”监督管理机制,落实组织化行权、全程留痕等原则。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检察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内部监督有机衔接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
16.巩固拓展解决执行难成果。加快推进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019年1号文件要求,不断完善网络执行查控、失信联合惩戒等联动机制。深化“一案双查”,常态化开展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案件违规终本、案款超期发还等问题,开展终本案件自查与互评,健全落实“一案一账号”等工作机制。加强执行权制约监督,落实落细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深化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离,强化中级人民法院监管职责,推动“三统一”管理机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拓展升级系统功能,强化执行节点管理,提升执行流程监管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配合做好强制执行法立法工作,加快起草修订债权执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司法解释,完善执行法律法规体系。坚持依法善意文明执行,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四、巩固提升人民法庭建设成果,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17.着力推动人民法庭建设新提升。切实作为“一把手”工程,健全经常性开展调查研究、建立联系点等机制,深化对基层司法规律的认识,更好贯彻“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原则,完善新时代人民法庭制度。认真梳理人民法庭改革和建设情况,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功能定位不清晰、管理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工作,挖掘和推广人民法庭建设成功经验,破除一些地方法院的“等靠要”思想。加快推进人民法庭一站式建设,健全直接立案或派驻立案机制,推进跨域立案服务,探索直接执行机制,综合破解送达难问题,为城乡基层群众提供均等普惠的诉讼服务。健全人员管理机制,推动编制、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建立常态化轮岗机制,充实审判辅助力量,鼓励规范有序购买社会化服务。强化人民法庭工作平台、信息平台“两个平台”建设应用,完善基础设施、业务装备、信息化建设、经费等方面保障,加强人民法庭安保工作。
18.着力实现服务“三农”工作新成效。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城乡经济循环、拆迁征地等案件,保障农业农村改革,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审理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纠纷等案件,保障农民集体和个人增值收益、股权收益、资产收益。推动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其他劳动权益。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立足司法职能推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19.着力拓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新途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结合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加强辖区多发常见类型化纠纷的源头治理,强化与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的衔接协同,及时掌握和研判矛盾纠纷态势,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促进基层纠纷源头化解。继承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车载法庭、背包法庭等形式,深入乡村、社区、企业及交通不便地区,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五、巩固提升司法改革成果,更好实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20.坚持司法改革正确方向。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充分发挥试点探索、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及时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实三项规程、巡回法庭改革、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等重点改革和关键环节,切实将制度设计转化为提升审判执行质效的动力。认真总结改革成果经验,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方式破难题、解新题、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改革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21.切实巩固一站式建设成果。发挥一站式建设的集成作用,推进立案登记制、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等各项改革在一站式建设中衔接配套、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断提升纠纷化解效能和诉讼服务品质。紧扣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加快推动一站式建设向基层、向社会、向网上、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坚持开放融合的价值取向,打通妨碍共建共治共享的堵点,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工作格局。
22.正确贯彻实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加快推进配套司法解释修改工作,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修法精神,严格落实新的规则要求。围绕案件繁简识别、程序分流适用、资源统筹调配、矛盾多元化解、案件质量监管等重点问题,完善配套机制举措,推动健全立体化、多层次、精细化的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协同推进制度进步、程序保障、效能提升,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和权利保障。
六、巩固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23.深化在线诉讼模式和规则创新。严格落实在线诉讼规则、在线调解规则和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要求,综合当事人意愿、案件性质特点、信息技术条件等因素,合理准确适用在线审理机制,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和选择权,更好释放“数字红利”。不得因审理方式和环境的改变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确保在线诉讼“降成本不降质量、提效率不减权利”。深化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设置模式和案件管辖范围,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确立规则、完善制度、网络治理等方面示范引领作用。
24.拓展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场景。坚持科技驱动,推进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完善各类平台系统,有效解决平台分散、数据壁垒、操作不便、信息安全等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技术攻关,抓好试点示范和创新协同,促进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业务相互牵引、迭代发展。
25.积极参与推动数字治理。大力推进人民法院科技创新工作,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实验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掘海量司法大数据的优势,加强相关领域重点案件深度研判,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经济风险前瞻预警等提供决策参考。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强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完善治理规则、行为规范、权利边界和责任体系,促进提升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七、巩固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成果,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26.不断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进“两个坚持”专题教育常态化,组织开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主题教育。健全政治轮训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核心课程、必训内容,讲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故事,引导广大干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深化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教育引导干警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全面彻底肃清***、孙力军等流毒影响,深刻汲取***、张坚、张家慧、孟祥、王林清等反面典型教训,着力净化政治生态。
27.提升队伍素质能力。抓好人民法院领导班子建设,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带头勇挑重担、带头敢于斗争、带头严格自律。加强对新任职法院院长和领导班子成员的培训,提升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健全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强重要岗位、关键领域人才建设,深入推进审判业务专家梯次培养。完善青年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让青年干警在重大斗争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统筹政治能力、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培训,加大对西部和民族地区司法能力建设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新时代干警履职能力。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推出更多法院文化优秀作品,推动人民法院文博事业发展,用优秀文化育德育人,更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升安保工作能力,落实安全责任制度,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审判安全、执行安全、干警人身安全、法院机关安全、人民群众安全、当事人安全。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高法院新闻舆论工作能力和水平,把握好工作时度效,为依法办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8.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用好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完善教育管理、预警预防、监督惩处、体制约束等制度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三严三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结合贯彻监察法实施条例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开展廉政文化教育,让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健全依法履职保障机制,出台更多政策举措给予特殊关爱,为法官严格公正司法撑腰打气,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干警安身、安心、安业。
八、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29.创新形式主动接受监督。增强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健全代表、委员沟通联络工作机制,创新联络沟通方式方法,高效便捷开展沟通联络工作,畅通民意沟通渠道。积极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参加会议、旁听庭审,认真倾听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积极走访接待政协委员,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广泛采纳各方面意见。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加强督查督办,及时向代表、委员反馈办理进展和成效,积极争取代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认真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涉外审判工作情况准备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听取意见建议,推动提升涉外司法能力和水平。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要点,结合工作实际,做好任务分解,狠抓工作落实,切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0年4月15日)
案例1:
郭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境外回国隐瞒出境史且不执行隔离规定,致43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29日至3月7日,被告人郭某某从河南省郑州市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市,从北京市乘飞机经阿联酋阿布扎比中转,先后到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旅行,后乘飞机按原路线返回。3月7日,郭某某乘飞机从阿布扎比到达北京市后,乘坐机场大巴到北京西站,于当日下午乘坐火车返回郑州市。回到郑州市后,郭某某明知境外入郑人员需要申报健康登记和采取隔离措施,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且未执行隔离规定,返程次日到单位上班。其间,郭某某出现咽痛、发热等症状,仍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
3月11日,郭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与其密切接触的43人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工作单位所在大厦全楼封闭7天。截止目前,43名密切接触者均已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尚无人实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郭某某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出国旅游返回后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不执行隔离规定,多次出入公共场所,造成43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单位所在办公大楼被封闭7天,社会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综合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表现,于2020年4月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案例2:
常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武汉来京人员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出入公共场所,致28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被告人常某长期在湖北省武汉市居住。2020年1月23日凌晨,常某获悉武汉市将于当日10时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城管理,即刻驾车带着妻儿赶到湖南省长沙市,当晚在长沙市乘飞机抵达北京市。1月24日凌晨,常某一家三口在首都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与其母亲、哥哥共同居住。其间,常某明知北京市采取相关疫情防控措施,未向社区报告武汉居住史,且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多次出入超市、药店等公共场所,并乘车往返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等地。
2月16日,常某的母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2月18日,常某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病原携带者),与其密切接触的28人被隔离。
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常某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实施封城管控前,从武汉绕道长沙抵京,不执行如实报告和居家隔离规定,往返北京市多个地区,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致20多人被隔离观察,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常某归案后积极配合防疫机构说明行动轨迹,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4月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案例3:
吴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从湖北返粤后继续经营餐饮店,致173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被告人吴某某系湖北省广水市人,在广东省河源市经营一家餐饮店。2020年1月12日至20日期间,吴某某与丈夫刘某某驾车从河源市回广水市老家,返乡期间分别参加了亲属的葬礼和婚礼。1月22日,吴某某、刘某某驾车从广水市返回河源市。
1月26日上午,吴某某因身体不适,前往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经检查未发现吴某某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医生给吴某某开感冒药后,叮嘱吴某某居家隔离14天,并将吴某某属于湖北返粤人员的信息反馈至其所在社区。1月26日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吴某某住处,与其签订《健康告知书》和《实施医学观察告知书》,要求其居家隔离。吴某某在被问及家庭成员情况时,故意隐瞒其与丈夫从湖北返回及在河源市经营餐饮店的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吴某某系餐饮店经营者,要求其停止营业,吴某某口头表示同意。
1月23日至2月7日,吴某某继续经营餐饮店。2月7日,吴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因吴某某不遵守疫情期间隔离等相关规定,导致累计排查与吴某某直接、间接接触者574人,其中173人被不同程度隔离(定点医学隔离10人,集中场所隔离87人,居家隔离76人),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造成影响,并引发当地群众的恐慌。
裁判结果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作为餐饮店经营者,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隔离控制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吴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4月2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4:
苟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隐瞒武汉旅居史,共计900余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16日,被告人苟某携儿子苟某山乘坐火车从湖北省武汉市返回青海省西宁市。1月23日,苟某所在村村委会根据青海省、市、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通知武汉返回西宁人员进行登记,苟某未按要求登记。1月24日,镇卫生院医生电话排查苟某从武汉返回时间及同行人情况,苟某未如实告知从武汉返回西宁时间和其子苟某山一同返回的情况。1月25日晚,镇卫生院医生、村医及村主任到苟某家中开展疫情排查工作,苟某仍故意隐瞒,谎称自己回家已40余天,返程车票已撕毁。1月26日傍晚,苟某感觉身体不适,搭车前往西宁市其妹妹家,并于次日乘坐出租车前往青海省红十字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1月30日,苟某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苟某确诊后,仍对卫生疾控部门调查人员故意隐瞒行踪轨迹、密切接触人员情况。苟某所在村村民及部分外来人员共计900余人被整体隔离,苟某山等3名亲属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裁判结果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苟某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对新冠肺炎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后,明知应当如实报告武汉旅居史却故意隐瞒,拒绝执行隔离等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苟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据此,于2020年3月17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苟某有期徒刑一年。
案例5:
冯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就诊时隐瞒武汉旅居史,致1人感染、8名医护人员被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22日,被告人冯某某从湖北省武汉市返回河南省宁陵县孔集乡。1月25日,村委会干部通知冯某某居家隔离。后冯某某因身体不适于1月25日、28日、29日先后三次前往孔集乡卫生院就诊,医务人员询问其是否系武汉返乡人员时,冯某某均故意隐瞒从武汉返乡的事实。其间,范某某在卫生院与冯某某曾同处一诊室。1月29日,医务人员发现冯某某系武汉返乡人员后,将其留院观察,之后冯某某因体温正常被准予回家自行隔离。
1月30日,冯某某因发烧被送至宁陵县人民医院治疗,次日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因冯某某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故意隐瞒从武汉返乡的事实,致其密切接触者范某某感染新冠肺炎,孔集乡卫生院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
裁判结果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某从疫情高发地区返回户籍地后,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隔离规定,就诊时隐瞒武汉返乡事实,造成1人感染、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冯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3月9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冯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案例6:
章某某、季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故意隐瞒密切接触史,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15日,被告人季某某从湖北省武汉市返回浙江省青田县。1月19日,季某某参加了被告人章某某组织的聚会活动,与章某某等32人密切接触。1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同日,季某某因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去青田县人民医院就诊,随即被留院医学观察,1月25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1月23日至2月6日,青田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对季某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季某某均隐瞒了1月19日参加聚会活动的事实。
1月24日至2月4日,章某某因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多次去青田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就诊,医护人员询问其是否有武汉人员接触史时,章某某明知季某某系武汉返乡人员并已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故意隐瞒与季某某密切接触史。2月4日,章某某被隔离治疗,2月7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其间,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对章某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章某某仍故意隐瞒与季某某密切接触史,以及组织聚会与多人密切接触等事实。
2月7日,防疫工作人员根据大数据研判结果再次询问章某某、季某某,二人才承认1月19日密切接触的事实。因季某某隐瞒密切接触史,造成32人未被及时隔离;因章某某隐瞒密切接触史,造成113人未被及时隔离,还造成就诊时的医护人员14人、同诊病人等7人被集中隔离观察。
裁判结果
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章某某、季某某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拒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故意隐瞒密切接触史,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均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章某某就诊时故意隐瞒与武汉返乡并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季某某的密切接触史,造成包括多名医务人员在内的21人被集中隔离,且在隔离治疗期间仍故意隐瞒与季某某的密切接触史,以及组织聚会与多人密切接触等事实,造成113人未被及时隔离,其情节相对季某某较重。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据此,于2020年4月10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判处被告人季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案例7:
王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确诊患者不如实告知活动轨迹,致38人未被及时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1月17日晚,被告人王某某从湖北省武汉市返回江苏省淮安市,后于1月18日、19日两次到淮安市某休闲酒店洗浴、过夜。1月19日,王某某出现乏力、头痛症状。1月2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王某某因病情加重,驾车前往淮安区淮城医院就诊,随即被送至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当晚,淮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王某某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王某某的基本信息、诊治信息、感染来源信息和其回淮后的接触史等,王某某未告知其在某休闲酒店洗浴的信息。
1月26日,王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1月30日,防疫工作人员打电话再次询问王某某活动轨迹,王某某仍未如实告知自己曾两次长时间进入某休闲酒店洗浴的情况。2月3日,防疫工作人员根据大数据研判结果再次询问王某某,王某某才承认曾两次到某休闲酒店的情况。淮安区防疫部门随即采取管控措施,摸排并隔离与某休闲酒店相关联的密切接触者。因王某某隐瞒活动轨迹,导致相关部门未能及时采取管控措施,共造成38人未被及时采取医学隔离措施。
裁判结果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规定,故意隐瞒自己的活动轨迹,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鉴于王某某能够向防疫工作人员报告大部分活动轨迹;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经审前调查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适用缓刑。据此,于2020年4月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8:
吴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村卫生室负责人违规收治发热病人,致457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被告人吴某某系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某村卫生室负责人。2020年1月29日,霍邱县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发热病人就诊程序的通知》,严禁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对未经预检分诊的发热病人进行诊疗。同日,霍邱县周集镇中心卫生院召开全镇卫生室主任会议,对上述通知进行传达,吴某某参会。1月30日至2月10日,吴某某擅自收治未经预检分诊的发热病人刘某某、李某某,并安排在卫生室协助工作的妻子王某为二人输液治疗各5次。吴某某隐瞒收治发热病人的情况,每日向镇中心卫生院上报的收治发热病人数均为零。其间,该卫生室作为快递收发点、电费代交点,有大量人员进出。
2月15日至18日,李某某、刘某某、王某先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截至3月2日,457人为此被隔离。六安市疾控中心、合肥市检测机构对被隔离人员进行680次核酸检测。
裁判结果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作为村卫生室负责人,明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村卫生室严禁对未经预检分诊的发热病人进行诊疗,仍违规收治发热病人,并瞒报收治情况,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吴某某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4月2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8月8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经济发展稳定转好,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在此期间,为了维护和保障疫情防控秩序,依法惩治涉疫刑事犯罪,确保疫情防控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先后发布了14批74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有力地打击、震慑了违法犯罪,有效地引导了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有关法律规定,指导了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案件,收到了规范司法、警示犯罪、教育社会的积极效果。为体现疫情期间“依法防控”的紧迫需要,这些典型案例打破以往只发已有生效判决案例的惯例,选择了在办的典型案件及时发布,有的处于侦查阶段,有的是在批准逮捕以后,有的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大多属于尚未经法院审判的未决案件。这些典型案例发布后,法院已经陆续作出生效裁判,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得到司法审判的认定,对所涉犯罪依法给予了刑事处罚,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也说明,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一致的。
今年7月以来,全国多地出现新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和聚集性病例,已经波及17个省份,并在多地区扩散,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十分艰巨。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依然有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和管控措施,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违法犯罪时有发生,有的危害后果和情节还十分严重,比如江苏毛某宁擅自离开已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至扬州,未按要求向扬州有关社区报告南京旅居史,并频繁活动于扬州市区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饭店、商店、诊所、棋牌室、农贸市场等,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再比如有人冒充媒体发布涉疫虚假信息或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涉疫信息等。这些行为,与疫情暴发初期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表现、性质完全相同。因此,为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促进依法战疫,引导社会公众遵守疫情防控措施,指导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针对当前疫情防控中发生的比较突出的破坏防疫违法犯罪,最高检从前期发布的14批典型案例中选取了5起妨害传染病防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典型案件,充实法院经审判后作出的判决结果,现予以发布。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法律要旨】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和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可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这里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既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也包括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台的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对此,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行为,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实行防疫管控、不得人员聚集、提供核酸检测报告、如实报告流调轨迹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如果违反规定,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后果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则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一:河北省内丘县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被告人梁某某与妻子刘某某系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退休后长期在武汉市女儿处居住。2020年1月15日左右,刘某某(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已故)出现感冒、咳嗽症状。1月17日,梁某某、刘某某与女儿、女婿及外孙一家五口驾驶汽车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住处返回内丘县某村住处。途中,梁某某及其家人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出入湖北、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返回内丘县某村住处后,梁某某一家人未采取防护措施,分别多次出入内丘县某大卖场、邢台市某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在饭店与多人聚餐,与不特定多数人群接触。从武汉返回内丘县某村后,刘某某咳嗽症状加剧,1月18日6时许,刘某某到本村村医诊所就诊,并邀请村医每日早晨到家中为其输液至1月23日。1月31日6时左右,刘某某出现咳嗽、胸闷症状,梁某某送刘某某到内丘县中医院心病科就诊。2月4日晚,刘某某因病情加重转至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2月6日,刘某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月8日,刘某某因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危重型死亡。
1月20日至23日,邢台市内丘县全面摸排从武汉市返乡人员的情况。被告人梁某某明知其原工作单位及内丘县村镇等有关部门正在摸排调查的情况而故意隐瞒,特别是在1月31日刘某某到内丘县中医院及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期间,市、县两级医院医护人员反复多次询问梁某某是否去过武汉及与外来人员接触史时,梁某某仍故意隐瞒、否认。直到2月6日刘某某病重后,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反复追问下,梁某某才承认从武汉返乡事实。
被告人任某军系内丘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根据县、镇政府等部门安排,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全面负责本村从湖北、武汉疫区返乡的人员摸排工作,在明知梁某某从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相应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隐瞒梁某某从武汉疫区返乡的事实,同时通过微信告知村主任任某辉,让其通知梁某某隐瞒从武汉返乡事实。
被告人任某辉系内丘县某村村主任,根据县、镇政府等部门安排,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负责梁某某家片区是否有从疫区武汉返乡的排查职责。任某辉在明知梁某某及其家人从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相应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隐瞒梁某某及其家人从武汉疫区返乡的事实,同时授意梁某某将其武汉牌照的车辆转移隐藏。
截至2月20日,与新冠肺炎患者刘某某接触的邢台市桥东区、桥西区及内丘县三地密切接触者153名、间接接触者356名全部被采取隔离观察14天的措施,同时致内丘县中医院、内丘县某超市及内丘县五个村庄、四个住宅小区全部封闭,邢台市桥东区魏某某口腔诊所、靓市区8号楼全部封闭。2月6日,梁某某作为刘某某的密切接触者、任某辉作为刘某某的间接接触者,二人被隔离观察。
2月7日因涉嫌犯罪,内丘县公安局对梁某某、任某辉等人立案侦查,内丘县人民检察院当日与公安机关协调对接提前介入,在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对证据收集、固定、完善、定性等提出引导意见。2月10日,公安机关对梁某某、任某辉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并继续对二人采取隔离措施;2月15日,对任某军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月20日,内丘县公安局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审查起诉。2月24日,任某辉被解除隔离。2月27日,内丘县人民检察院向内丘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内丘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分别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任某辉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任某军有期徒刑十个月。6月30日任某辉提起上诉,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湖北省嘉鱼县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被告人尹某某系湖北省嘉鱼县人,从事私人客运业务,长期驾驶东风牌九座小型客车往返于嘉鱼、武汉。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2020年第l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决定于当日10时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城管理。1月23日10时至20时,被告人尹某某在无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两次驾驶其东风牌九座小型客车接送乘客往返于武汉、嘉鱼两地。2月4日,尹某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截至2月7日,与尹某某密切接触的20人被集中隔离。2月5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对尹某某案进行立案监督,嘉鱼县公安局于同日对尹某某立案侦查,并对其监视居住。2月10日,嘉鱼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2月11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尹某某提起公诉,嘉鱼县人民法院以速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当庭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尹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尹某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案例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被告人韦某某长期在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水果批发市场某水果行上班,该市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2公里。2020年1月23日,韦某某在武汉市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封城”前,乘坐G439次动车于当日返回来宾市,与妻子张某某等家人居住在来宾市兴宾区某小区家中。1月25日,社区要求其居家隔离。韦某某未按要求居家隔离,1月26日至29日多次外出买菜或探亲访友、参加张某某母亲葬礼,并与多人有密切接触。1月30日,韦某某妻子张某某出现咳嗽症状,二人一起到来宾市人民医院检查。2月6日,张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次日韦某某也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2月8日,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触的张某凤、韦某光、韦某旭、韦某宜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2月9日,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触的张某娇、韦某思、程某、程某唯也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因韦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自武汉返回,且与其密切接触的妻子张某某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炎,2月6日,韦某某居住的小区及周边被封闭,因张某某回老家参加其母葬礼,该村也于同日被封闭,与二人密切接触的122人被集中隔离在酒店进行医学观察。被告人韦某某不执行居家隔离措施,造成大量人员被感染或者被集中隔离进行医学观察、部分区域被封闭等严重后果,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当地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果十分严重。
2020年2月7日,因涉嫌犯罪,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对韦某某立案侦查,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随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被告人韦某某于2月17日被兴宾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兴宾公安分局执行逮捕。因其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兴宾公安分局同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月24日,兴宾公安分局将该案移送兴宾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3月19日,兴宾区人民检察院以韦某某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向兴宾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5日,兴宾区人民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韦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韦某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案例四:四川省南充市孙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0年1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某医院从事护工工作的孙某某随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女驾车返回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某镇。1月21日,孙某某在嘉陵区某镇3社参加聚餐,其间接触多人。1月22日,孙某某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其儿子开车送其到李渡镇某医院就诊,后孙某某乘坐客车从李渡镇返回某镇老家,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上午,孙某某病情恶化,其儿子开车将其送至南充市中心医院嘉陵院区就诊,医生怀疑其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让其隔离治疗,孙某某不听劝阻悄悄逃离医院,并乘坐客车返回某镇,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14时许,工作人员将孙某某强制隔离治疗。孙某某在被确诊和收治隔离后,仍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轨迹,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及时开展防控工作,大量接触人员未找回。有21人被隔离观察,某镇2、3、4社三个社区被封闭。2月5日,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对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立案侦查。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3月24日该案移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检察院于3月27日提起公诉。嘉陵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开庭审理,当庭宣判,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孙某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上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被告人赵某某系无业人员,自2018年开始购置警用装备,并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其穿戴警用装备的视频冒充警察。2020年1月26日,赵某某为满足虚荣心,扩大网络影响力,将自己身着警服的照片设为微信头像,同时将微信昵称设为“鞍山交警小龙”,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称:“鞍山交警小龙温馨提示大家!今天鞍山市城市公交车!全部停运!从明天开始长途客运站停止营运所有长途汽车!今晚我值班由我带队出去执勤!今晚从半夜12点开始!由我带队在鞍山所有的高速公路口全城封闭!所有的车辆不准进入我们鞍山!”“鞍山市今晚全城开始封路!请广大司机朋友们!没事请不要出门了”,并配发多张警察执勤图片。该条信息发布后,被多名网友转发至朋友圈和微信群,大量市民向相关部门电话咨询,鞍山市交通管理局接听95人次,鞍山市8890民生服务平台接听24人次,110接警中心接听78人次,引发不良影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秩序。案发后,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应工作机制,掌握案件进展与取证情况,就证据调取、适用法律问题与公安机关充分交换意见。2020年2月10日,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对赵某某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批准逮捕。2月17日,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对赵某某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提起公诉。2月21日,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该案并当庭宣判,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赵某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通知
(法〔2020〕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疫情防控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疫情形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更好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全面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十三五”规划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总体态势,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分层级理清影响落实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工作落到实处,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二、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落实《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通知要求,依法公正高效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依法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要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严惩暴力伤医、扰乱医疗救治秩序等犯罪,严惩利用疫情诈骗、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造谣滋事等犯罪,严惩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研究制定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的意见,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作用,主动融入疫情防控大局,在各级党委和政法委领导下健全和落实诉源治理机制,推动涉疫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要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践,密切关注涉疫情全局性重大风险,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作用,加强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的分析研判,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服务。
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找准司法工作结合点、切入点,创造性开展工作,积极提出司法服务举措,为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稳就业、脱贫攻坚、农业生产、保障民生等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增强工作主动性、前瞻性,深入分析研判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出台司法政策。要围绕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出实招硬招,帮助企业纾解困难、恢复生产,稳定职工就业,立足司法职能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服务保障经济稳定增长。要充分预估疫情结束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案件大量增长给审判执行工作带来的考验,提前制定工作预案,研究应对措施,合理调配人员力量,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有序开展。
四、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抓好人民法院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按照当地党委、政府制定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安排好立案信访、诉讼服务等审判执行各项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和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继续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警要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表现作为重要政治素质进行考察,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免职。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干警,落实好从优待警各项措施。要深入宣传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报道各地法院在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要扎实抓好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平台,规范有序开展在线诉讼活动,努力把智慧法院建设和应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的通知(2018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的通知
(法发〔2018〕24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已于2018年11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2018年第47次会议审议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
第一条 为增强宪法意识,激励和教育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军事法院院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
最高人民法院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
第三条宪法宣誓誓词为: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第四条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
宪法宣誓的领誓人、宣誓人统一着法袍或者其他制式服装、正装。
第五条 宣誓仪式可以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军事法院院长集体宣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其委托的资深法官领誓。
最高人民法院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宣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其委托的人员领誓。
法官等级晋升或者非领导职务晋升时,可以根据需要组织集体宣誓。
宣誓仪式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其委托的人员进行监誓。
第六条 宣誓仪式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奏唱国歌。宣誓前,监誓人、主持人、宣誓人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进行宣誓。单独宣誓时,宣誓人面向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拳心朝前,诵读誓词。
集体宣誓时,领誓人面向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拳心朝前,领诵誓词;宣誓人在领誓人身后整齐站立,面向国旗或者国徽,右手举拳,拳心朝前,跟诵誓词;誓词宣读完毕,在领誓人读出“宣誓人”后,报出自己姓名。
(三)代表发言。领誓人代表全体宣誓人作表态发言。
第七条 组织宪法宣誓应当公开进行,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方面代表参加宣誓仪式。必要时,可以邀请宣誓人的家属观礼。
第八条 已参加过宪法宣誓的人员交流担任同一级别职务时,可以不再参加宪法宣誓。
第九条 举行重要活动时组织的重温誓词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直属单位组织宪法宣誓活动,参考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12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法发〔2016〕 9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的通知
(法发〔2020〕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合同、金融、破产等民事案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
1.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当事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买卖合同或者履行成本增加,继续履行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订单或者交付货物,继续履行不能实现买受人的合同目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原材料、物流等履约成本显著增加,或者导致产品大幅降价,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价款。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履行期限。
已经通过调整价款、变更履行期限等方式变更合同,当事人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防疫物资买卖合同后,将防疫物资高价转卖他人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买受人请求将出卖人所得利润作为损失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防疫物资,致使出卖人不能履行买卖合同,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购房款,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变更。
5.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为展览、会议、庙会等特定目的而预订的临时场地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该活动取消,承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承租国有企业房屋以及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出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免除一定期限内的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7.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包方未能按照约定的工期完成施工,发包方请求承包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承包方请求延长工期的,人民法院应当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酌情予以支持。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建材等成本大幅上涨,或者使承包方遭受人工费、设备租赁费等损失,继续履行合同对承包方明显不公平,承包方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调整。
8.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请求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调整培训费用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变更培训期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
9.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关于金融案件的审理
10.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具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所涉金融借款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要充分考虑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等系列金融支持政策:对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支持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单方解除合同等诉讼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以及以咨询费、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变相利息,要严格依据国家再贷款再贴现等专项信贷优惠利率政策的规定,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者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员所涉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还贷纠纷,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还款期限。
11.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以其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设定浮动抵押,抵押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实现抵押权将危及企业防疫物资生产经营的,可待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
12.对于因疫情防控期间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处理:对于债权人为证券公司的场内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政策,引导证券公司按照政策与不同客户群体协商解决纠纷;协商不成的,对于客户要求证券公司就违规强行平仓导致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债权人为其他金融机构的场外股票质押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股票质权实现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加强政策引导和各方利益协调,努力降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3.人民法院审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在认定投资者损失数额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区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和虚假陈述因素所导致的股价下跌损失,依法公平、合理确定损失赔偿范围。
14.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合理分配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
“业绩对赌协议”未明确约定公司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就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对投资方要求中小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共同向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5.在审理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相关的医疗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对于保险人提出的该疾病不属于商业医疗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围或者保险事故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感染新冠肺炎的被保险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发生的约定费用,被保险人、受益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请求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保险人因其他疾病在非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发生的约定费用,确系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等客观原因造成,被保险人、受益人请求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保险人、受益人根据疫情防控期间保险公司赠与的医疗保险合同的约定请求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6.在审理融资租赁公司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开展的医疗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所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对于医疗服务机构以融资租赁公司未取得医疗器械销售行政许可为由主张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破产案件的审理
17.企业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债务人与债权人进行协商,通过采取分期付款、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变更合同价款等方式消除破产申请原因,或者引导债务人通过庭外调解、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实现对企业尽早挽救。
18.人民法院在审查企业是否符合破产受理条件时,要注意审查企业陷入困境是否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所致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疫情爆发前经营状况良好,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而导致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要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全面判定企业清偿能力,防止简单依据特定时期的企业资金流和资产负债情况,裁定原本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对于疫情爆发前已经陷入困境,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确已具备破产原因的企业,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破产申请,实现市场优胜劣汰和资源重新配置。
19.要进一步推进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被执行人因疫情影响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的,应当通过释明等方式引导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将案件转入破产审查,合理运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执行中止、保全解除、停息止付等制度,有效保全企业营运价值,为企业再生赢得空间。同时积极引导企业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全体债权人,实现对困境企业的保护和拯救。
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前已经启动的司法拍卖程序,在移送决定作出后可以继续进行。拍卖成交的,拍卖标的不再纳入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范围,但是拍卖所得价款应当按照破产程序依法进行分配。执行程序中已经作出资产评估报告或者审计报告,且评估结论在有效期内或者审计结论满足破产案件需要的,可以在破产程序中继续使用。
20.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对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而无法招募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以及协商谈判等原因不能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的申请,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重整工作的实际影响程度,合理确定不应当计入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期限的期间,但一般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于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但债务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而难以执行的,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充分协商予以变更。协商变更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的,按照《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第20条的规定进行表决并提交法院批准。但是,仅涉及执行期限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务人或债权人的申请直接作出裁定,延长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六个月。
21.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减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债权人权利行使造成的不利影响。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案件的债权申报期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法定最长期限。债权人确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按时申报债权或者提供有关证据资料,应当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补充申报,补充申报人可以不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确有必要延期组织听证、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延期手续,管理人应当提前十五日告知债权人等相关主体,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22.要最大限度维护债务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充分发挥共益债务融资的制度功能,为持续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债务人企业具有继续经营的能力或者具备生产经营防疫物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和支持管理人或者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继续债务人的营业,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运用府院协调机制,发掘、释放企业产能。
坚持财产处置的价值最大化原则,积极引导管理人充分评估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资产处置价格的影响,准确把握处置时机和处置方式,避免因资产价值的不当贬损而影响债权人利益。
23.疫情防控期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的要求,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手段在破产公告通知、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召开、债务人财产查询和处置、引进投资人等方面的深度应用,在加大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力度、依法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础上,助力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降低破产程序成本,提升破产程序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二批)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二批)的决定》已于2017年5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二批)的决定
(2017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6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17号)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对1988年至2013年期间单独发布的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废止15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废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从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但过去依据或参照下列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当事人对废止决定公布前的行政行为不服,在决定公布后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进入再审程序的,除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当时有效的法律相抵触外,人民法院可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第十二批)
序号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药品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答复 1992年1月2日
法行复[1992]1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相冲突
2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
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
复函(节录)
1993年3月11日
法函[1993]16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相冲突
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对广东省高院[1997]粤高法行请
第3号请示问题的答复   1998年2月18日
[1998]行他字第4号
收容审查制度已废止,
答复不再适用
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对雇工引起草原火灾的,可否追
究雇主的连带经济责任的答复    1998年7月7日
[1998]法行字第4号
其解释的《草原防火条例》
相关内容已修改、答复
不再适用
5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乡政府申请
执行农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行政
决定案件的复函
1998年11月16日
法函[1998]117号
情况已变化,实际已失效
6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教养行政案
件是否需要复议前置问题的答复   1998年11月19日
[1997]法行字批27
号    劳动教养制度已废止,
答复不再适用
7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对《关于审理公证行政案件中适用法
规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1999年8月16日
法行[1999]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证法》相冲突
8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
件是否遵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
本原则的请示的答复   1999年10月18日
[1998]法行字第16号
劳动教养制度已废止,
答复不再适用
9
最高人民法院
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福建省
地方税务局稽查分局是否具有行政
主体资格的请示报告》的答复意见
1999年10月21日
行他[1999]25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相冲突
1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胡家兴与胡家华土地权属纠纷
申诉案的请示报告的答复
2000年1月24日
行他[1999]10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吸收
1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对保险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如
何确定监督检查主体的答复
2000年4月19日
法行[2000]1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涉及保险公司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
时如何确定行政主体问题
的复函》代替
1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教养行政
案件时就有关实体问题能否进行审
查的电话答复
2000年12月11日
行他[2000]第12号
劳动教养制度已废止,
答复不再适用
1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适用
中有关清算问题请示的答复   2003年12月31日
[2003]行他字第23号
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相关内容代替
14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能否对仅有一次盗窃行为的公
民实施劳动教养问题的答复   2005年7月21日
[2005]行他字第8号  劳动教养制度已废止,
答复不再适用
15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
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
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   2007年12月3日
[2006]行他字第17号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吸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6月5日)
一、被告人甲波周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
三、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诉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五、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
六、河南省环保联合会诉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案
七、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诉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八、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九、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诉岚县水利局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一、被告人甲波周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甲波周为自建房屋申请砍伐木材50立方米。2018年7月底,在尚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下,甲波周谎称已取得砍树指标,请人在崇尔乡列更山上砍伐云杉树木39棵、蓄积为44.87立方米。同年9月10日,甲波周主动到若尔盖县森林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甲波周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所有林木云杉,蓄积44.87立方米,数量巨大,已构成盗伐林木罪。鉴于甲波周构成自首,其盗伐林木目的是用于自建房且能认罪认罚,故对其减轻处罚。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对其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甲波周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甲波周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补种云杉树390株。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伐林木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尔盖县地处黄河上游,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通过案件审理,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责任方式,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判决甲波周负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补植复绿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惩处和复绿并举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有效树立“伐树要许可、毁树须担责”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间,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在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等多处地方实施盗掘行为。其中,在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盗挖出两个青铜戈,后被李富强以3000元的价格出售。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南站鉴定,该系列盗掘行为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商代文化层,盗掘位置分别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遗址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裁判结果】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其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审法院判决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十二年不等,均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其中,殷墟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包括古文化遗址在内的人文遗迹在文化、科学、历史、美学、教育、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极高价值,是环境保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破坏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行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政策导向,对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具有教育指引作用。
三、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间,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在玉树市仲达乡邦琼寺附近一山沟处用铁丝陷阱非法捕杀三只母马麝,并将尸体埋于现场附近。玉树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接群众报案后将三人当场抓获。经鉴定,案涉野生动物马麝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三只马麝整体价值为90000元。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贡嘎平措等3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三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因犯罪行为给国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贡嘎平措等3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90000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三江源地区是黄河的发源地,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同时也属于生态脆弱区。本案在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同时,依法判决赔偿国家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体现了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对于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意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四、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诉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以下简称志峰养殖厂)是2017年6月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鸡饲养、养殖淡水鱼。该养殖厂毗邻黄河支流涧河,鱼塘用水系涧河渗入。2018年2月,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上游水域倾倒工业废水,导致位于涧河下游的志峰养殖厂中养鱼塘、钓鱼塘水质均被污染,所饲养鱼苗全部死亡。志峰养殖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其鱼塘死鱼损失、钓鱼经营损失、养鸡损失并承担修复鱼塘、养鸡环境修复责任及环境修复费用等。
【裁判结果】
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以及志峰养殖厂所养殖鱼死亡的事实均可认定,且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水体位于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排污的下游段,具有一定关联性,应由联创化工公司就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联创化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联创化工公司作为环境污染者,依法应对志峰养殖厂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志峰养殖厂养鱼塘及钓鱼塘损失89600元及律师费,承担环境修复费用244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上游排污引发下游损害的典型水污染纠纷案件。环境侵权纠纷的原告需就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基于原被告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上下游关系,认定关联性成立并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承担,系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正确适用。同时,本案裁判明确了受害人在私益诉讼中亦可就与其人身、财产合法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出主张,该修复费用必须用于修复生态环境。本案的正确审理,落实了损害担责原则,对于在私益诉讼中如何处理好与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衔接关系亦具有示范作用。
五、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07年,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夏河县政府)与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国公司)签订《夏河县王格尔塘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水电站项目合同),约定由兴国公司在黄河一级支流大夏河开发建设王格尔塘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3500千瓦。兴国公司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但项目一直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2013年10月颁布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州条例)规定,自治州辖区内禁止开发建设五万千瓦及以下水电建设项目。2016年4月,夏河县水务水电局通知兴国公司,决定禁止开发案涉水电站。同年12月,夏河县发展和改革局、水务水电局、原环境保护局、原国土资源局下发《关于禁止开发王格尔塘水电站的情况说明》,取消案涉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计划。2017年2月,夏河县政府向兴国公司发函,收回与其签订的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兴国公司诉至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的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于2007年6月签订后,至2013年10月州条例颁布施行,兴国公司所做工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故该项目建设开发应当受州条例约束。由于州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得水电站项目合同履行的法律基础丧失,夏河县政府依照州条例的规定,收回尚未实际开工建设的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项目计划,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兴国公司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或遇法律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因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夏河县政府根据州条例的规定,结合水电站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的实际情况,单方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是履行大夏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维护公共利益的合法行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夏河县政府决定,有利于规范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利用,有效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六、河南省环保联合会诉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至5月,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染化工公司)擅自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硫酸15车共计1000余吨,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陈文玲等8人进行非法处置,分别倾倒在南乐县近德固乡潴龙河(流入黄河支流马颊河),以及千口镇柴庄村北、清丰县韩村乡等7处河沟内。该废酸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并直接造成周边群众的麦苗和林木枯死。河南省环保联合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东染化工公司恢复原状或承担治理费用及已经发生的鉴定评估费、应急处置费等,并公开赔礼道歉。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濮阳中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东染化工公司赔付环境修复治理费用600万元,第一期300万元已缴纳,第二期30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缴纳至濮阳中院指定账户。二、东染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春林自愿承诺:薛春林面向社会开放其拥有的CN201720746317.9号“一种回收氟化氢的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善意地实施该专利,该项承诺一经作出不可撤销。三、东染化工公司在濮阳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四、东染化工公司支付河南省环保联合会律师费15万元。濮阳中院将调解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内未有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出异议。濮阳中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社会组织起诉、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涉水和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企业将生产出的废酸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非法倾倒至黄河流域多处河沟,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不仅包括企业承担环境修复治理费用、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还主动向社会开放了其拥有的环境保护方面实用新型专利。人民法院在依法支持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权,确保污染者及时履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同时,着眼环境利益最大化,积极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七、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诉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营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东营区六户镇武家大沟大许村西至邱家村东段两岸的堤坝被非法取土,破坏严重、未予修复,危及河道行洪及周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于2018年6月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东营市水利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恢复堤坝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检察建议,东营市水利局对相关河段进行了修复,共修复岸线长度2757米。但东营区检察院跟进监督发现,堤坝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已出现溃坝、漫堤现象,致使河道两岸农田全部受灾,生态环境破坏状态未得到治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东营区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履行职责,采取补救措施对案涉被毁堤坝予以修复。
【裁判结果】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营市水利局作为行政主管机关,负有对案涉河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虽然东营市水利局已组织执法人员对在案涉堤坝及其护堤非法取土予以制止,但未采取修复补救措施。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东营市水利局虽然修复了案涉河道北岸线堤坝,履行了一定的修复职责,但并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东营市水利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黄河流域河道堤坝保护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做好防洪工程设施保护是确保黄河长久安澜的重要环节。本案中,行政主管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履行了一定修复职责,但案涉堤坝仍存在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存在溃坝、漫堤现象。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认定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采取修复措施,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职责,共同维护防洪工程设施,切实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黄河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八、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程镇政府)所辖区域位于渭河支流清河的北部沿岸。2012年,为优化镇区环境、解决污水直排问题,大程镇政府申报获批关于“建设大程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并完成污水处理厂的征地及围墙圈建工作,但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一直未予建设,排污状态依然持续。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原县检察院)向大程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大程镇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亦未启动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建设。三原县检察院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大程镇政府未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保证排出的污水符合相关标准。
【裁判结果】
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大程镇政府具有建设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公共污水管网的法定职责,其在案涉工程批准后长达四年多时间未予建设,致使大程镇四个行政村和七个企业的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三原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大程镇政府仍未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公共利益一直处于受损害状态,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鉴于该工程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大,建设工期可参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为25个月。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大程镇政府未完全履行法定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并限其于判决生效后25个月内建设完成三原县大程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公共污水管网,保证排入清河的污水符合排放标准。
【典型意义】
本案系黄河流域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建设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应有之责。本案中,大程镇政府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案涉工程在批准后一直未动工建设,导致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受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请,并在判决生效后和检察机关共同派员前往项目施工现场持续进行监督,促使案涉工程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展现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监督支持依法行政,有效解决农村环境突出问题,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九、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诉岚县水利局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2017年9月,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岚县检察院)向岚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制止昌恒公司在岚河(汾河一级支流)内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同年10月14日,岚县水利局对昌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前拆除排污口,并处罚款10万元。2018年3月,岚县水利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山西省岚县人民法院认为,岚县水利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故裁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岚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判决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岚县水利局系岚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昌恒公司未经批准设置排污口,应由岚县水利局责令限期拆除;岚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尽管岚县水利局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但至今污水仍在排放,应当认定为岚县水利局履职不到位。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责令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岚县水利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为制止在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非法排污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饮用水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虽然属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但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规章的规定,在准保护区内直接或间接向水域排放废水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汾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汾河水库是下游和周边居民重要饮用水源。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其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还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判决,监督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全面履责,保障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法律制度的严格落实。
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洲公司)在新郑市龙湖镇非法倾倒有毒土壤。经鉴定,土壤中含有六六六与滴滴涕等农药因子,受污染土壤共计14.89万立方米。在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控制措施、查清污染事实、鉴定损害后果后,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鑫洲公司进行磋商,达成了《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由鑫洲公司赔偿应急处理及调查评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监理与验收,恢复性补偿等费用共929.82万元。(二)由鑫洲公司承担土壤修复责任,委托第三方进行受污染土壤无害化处置,直至评估达标;否则须按司法鉴定土壤修复估算费用的130 %计算违约金,计1.9亿元,同时还应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三)若鑫洲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协议达成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确认协议有效。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依法对《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或意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后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遂裁定确认协议有效;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协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涉案磋商协议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身份,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程度和有关证据,双方对生态损害鉴定报告的意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模式及费用支付方式,修复工程持续期间,修复效果评估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责任等内容做了全面约定,不仅确保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落到实处,也便于接受公众监督,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受案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确认,赋予磋商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促进磋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658号(政治法律类151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658号(政治法律类151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保障案外第三人对生效裁判文书侵犯其合法权益行使救济权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司法文书的规范问题。为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提高文书质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下发法〔2016〕221号《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中“事实"部分明确要求,应当重点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展开,对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认定相关的事实着重叙述,对其他事实则可归纳、概括叙述;“理由"部分要明确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阐述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成立,依法应如何处理。裁判文书中对未参加诉讼案外人的相关事实、涉及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以及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和阐述,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不一致,属于有瑕疵的裁判文书。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裁判文书评查、法律文书制作培训等方式,监督、指导法官规范裁判文书制作。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修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时,将充分考虑提案意见。
二、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范围问题。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赋予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同时也导致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而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数量激增,不仅影响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还使许多案件陷入无限的缠诉之中,严重影响了审判执行效率。为此,民诉法解释第296条进一步严格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限缩原告主体资格及案件范围。目前,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问题亟待解决,包括提案所涉及的案外第三人权益保护及救济途径等问题。为统一法律适用,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争议问题,下一步,对提案所涉问题,我们将加强调研工作,梳理研判,必要时先以案例指导方式,规范类案裁判,待时机成熟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
目前,裁判文书中对未参加诉讼案外人的相关事实、涉及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以及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和阐述,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相应条件的,第三人可依法申请再审进行救济。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及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审判实践发展及调研情况,明确案外人的具体救济途径,切实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现将陕西省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不全面履职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49— 51号)作为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
陕西省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不全面履职案
(检例第49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保护 依法全面履职
【要旨】
行政机关在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时,虽有履职行为,但未依法全面运用行政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经诉前程序仍未实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目的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能化)年产60万吨甲醇工程项目建成,并经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审批投入试生产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1月24日,陕西省发布《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地方标准,燃煤锅炉颗粒物排放限值为20mg/m3,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长青能化试生产期间,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值基本处于地方标准20mg/m3以上,国家标准50mg/m3以下。
2015年1月1日,长青能化试生产期满后未停止生产且燃煤锅炉颗粒物排放值持续在20mg/m3以上50mg/m3以下。
2015年7月7日,陕西省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以下简称凤翔分局)向长青能化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改正生产甲醇环保违规行为,否则将予以高限处罚。长青能化没有整改到位,凤翔分局未作出高限处罚。2015年11月18日,凤翔分局向长青能化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其于一个月内整改到位,并处以5万元罚款。但该企业并未停止甲醇项目生产,颗粒物超标排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对周围大气造成污染。
【诉前程序】
2015年11月下旬,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凤翔分局可能有履职不尽责的情况,遂指定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凤翔县人民检察院查明:长青能化超期试生产且颗粒物超标排放,而凤翔分局虽对长青能化作出行政处罚,但未依法全面履职。2015年12月3日,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向凤翔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职,督促长青能化上线治污减排设备,确保环保达标。
2016年1月4日,凤翔分局书面回复凤翔县人民检察院称:2015年12月24日对长青能化下达《责令限制生产决定书》,责令该公司限产。2015年12月30日作出《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决定书》,对长青能化2015年10月至12月间颗粒物超标排放加收排污费。
针对凤翔分局回复意见,凤翔县人民检察院进一步查明:凤翔分局作出责令限制生产决定、加收排污费等措施后,长青能化虽然按要求限制生产,但其治污减排设备建设项目未正式投入使用,颗粒物排放依然超过限值。
【诉讼过程】
鉴于检察建议未实现应有效果,2016年5月11日,凤翔县人民检察院向凤翔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凤翔县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符合起诉条件,但不宜由凤翔县人民法院管辖。经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指定管辖,2016年5月13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本案由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管辖。2016年11月10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
(一)法庭调查
出庭检察人员宣读起诉书,请求:1. 确认凤翔分局未依法全面履职的行为违法;2. 判令凤翔分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督促长青能化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颗粒物排放符合标准。
凤翔分局答辩状称其对企业采取了行政处罚、责令限制生产等措施,已经全面履行职责。诉讼前,长青能化减污设备已经运行,检察机关不需要再提起诉讼。
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围绕凤翔分局是否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出庭检察人员出示了凤翔分局行政职责范围的依据,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8日长青能化颗粒物排放数据等证据。证明截至提起诉讼前,长青能化湿电除尘系统没有竣工验收并且颗粒物依然超标排放,持续给周围大气环境造成污染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凤翔分局针对起诉书,提交了对长青能化日常监管的表格及2015年7月以来对长青能化作出的各类处罚文书等证据材料,证明已经依法全面履行了对相对人的环境监管职责。
针对凤翔分局提出的证据,出庭检察人员认为,其只能证明凤翔分局对长青能化作出了行政处罚,但不能证明依法全面履职并实现了履职目的。诉讼前,长青能化排放仍存在不达标的情况。
(二)法庭辩论
出庭检察人员指出,凤翔分局未依法全面履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凤翔分局未依法监管相对人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使用“三同时”的规定。长青能化的环境保护设施虽然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但并未同时使用。
二是凤翔分局初期未采取有效措施对长青能化违法排放颗粒物的行为作出处理。自2015年1月1日起,长青能化颗粒物排放浓度均超过20mg/m3的标准,最高达72mg/m3。凤翔分局却未采取有效行政监管措施予以处置,直到2015年7月7日才对颗粒物超标排放违法行为作出《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
三是凤翔分局未依法全面运用监管措施督促长青能化纠正违法行为。长青能化在收到《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后两个月内未按要求整改到位,凤翔分局未采取相应措施作出高限处罚。
凤翔分局答辩称: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多次对长青能化作出行政处罚,颗粒物超标排放是由于地方标准的变化。2016年3月27日,长青能化减污设备已经运行,检察机关无需提起诉讼。
针对凤翔分局答辩,检察机关提出辩论意见:对于长青能化的排污行为,凤翔分局虽有履职行为,但履职不尽责。一是作出的5万元罚款不是高限处罚。二是按照相关规定,在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执行地方标准。三是2016年3月27日,长青能化减污设备已经上线运行,但颗粒物排放数据仍不稳定,仍有不达标的问题。四是诉讼中,凤翔分局于2016年5月16日才作出按日连续处罚的行政处罚,对长青能化违法行为罚款645万元。
2016年8月22日,长青能化减污设备经评估正式投入运行,经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长青能化颗粒物排放已持续稳定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2016年12月20日,检察机关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即督促长青能化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颗粒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三)审理结果
2016年12月28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凤翔分局未依法全面履行对相对人长青能化环境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指导意义】
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要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围绕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或者不全面履职行为的客观表现、主观过错、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后果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依据、政策要求、文件规定等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依法履职。行政机关未在检察建议要求的期限内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然遭受侵害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和认定,应以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法定职责为依据,对照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是否全面运用或者穷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为标准。行政机关虽然采取了部分行政监管或者处罚措施,但未依法全面运用或者穷尽行政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纠正的,应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全面履职。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四十三条、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款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湖南省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等不依法履职案
(检例第50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督促履职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实现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的,不需要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长沙威尼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尼斯城房产公司)开发的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开始建设。该项目将原定项目建设的性质、规模、容积率等作出重大调整,开工建设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6年8月29日,湖南省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对威尼斯城房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停止第四期项目建设,并处以10万元罚款。威尼斯城房产公司虽然缴纳了罚款但并未停止建设。截至2018年3月7日,该项目已经建成1-6栋。7-8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即开始进行基坑施工(停工状态),9栋未开工建设。
【提出检察建议】
2017年7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在参与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过程中,发现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长沙县行政执法局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线索。报告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线索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2003年4月22日至2017年3月14日,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建设用地位于参照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保护范围内。2017年3月14日后,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调整后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该建设项目用地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保护范围内。经调查核实,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等三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对当地生态环境、饮用水水源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中:
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明知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必须重新申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但在未重新申报的情况下,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导致项目违法建设,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明知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未申报通过、未批先建的情况下,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以罚款10万元的决定后,未进一步采取措施,导致该项目1-6栋最终建设完成,同时对该项目7-8栋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就开挖基坑的违法行为未责令恢复原状,造成重大生态环境影响。
长沙县环境保护局明知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未申报通过,却在该项目1-6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上盖章予以认可,造成违法建设行为发生,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2017年12月18日、2018年3月16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分别向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和长沙县环境保护局发出检察建议:一是建议长沙县行政执法局依法对威尼斯城房产公司未依法停止建设,仍处于继续状态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责令对违法在建工程恢复原状。二是建议三行政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问题。三是建议三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该项目行政许可的审批管理和执法监管,杜绝类似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与长沙县行政执法局等三机关以及长沙县人民政府进行了反复协调沟通,促进相关检察建议落实。三机关均按期对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2018年4月10日,长沙县行政执法局根据检察建议的要求对威尼斯城房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第四期项目建设;对7-8栋基坑恢复原状,并处罚款4365058.67元。威尼斯城房产公司接受处罚并对7-8栋基坑恢复原状。长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长沙县环境保护局根据检察建议的要求加大对该项目的监管力度,对类似行政审批流程进行规范,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给予四名工作人员相应的行政处分。
2018年2月9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就纠正违法行为与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沟通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处置意见。因该案涉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调整,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长沙县人民政府发出工作建议,建议该县及时向上级机关申报重新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对该项目监管和执法中暴露出来的相关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加强对建设项目审批的管理和监督、对招商引资项目的管理,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为,切实防止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行为的发生。
2018年5月17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就工作建议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回复,对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违法建设的处置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和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威尼斯城第四期项目违法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和饮用水水源地造成重大影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到该项目1-6栋已经销售完毕,仅第6栋就涉及320户,涉及众多群众利益,撤销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拆除建筑,将损害不知情群众的利益。经论证,采取取水口上移变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等补救措施,不影响威尼斯城众多业主的合法权益和生活稳定,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较好。根据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建议,长沙县人民政府上移饮用水取水口。2018年5月31日,新建设的长沙县星沙第二水厂取水泵站已经通水。2018年10月29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长沙市人民政府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进行了调整。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着眼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注重各项实际措施的落实到位。充分发挥诉前程序的功能作用,努力实现案件办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一个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事件,多个行政机关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分别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各自职责。依据法律规定,有多种行政监管、处罚措施可选择时,应从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建议行政机关采取尽量不减损非侵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实际效果最好的监管处罚措施。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一条
曾云侵害英烈名誉案
(检例第51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英烈名誉 社会公共利益
【要旨】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英雄烈士近亲属不提起民事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12日下午,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支队水上大队城南中队副班长谢勇在实施灭火救援行动中不幸牺牲。5月13日,公安部批准谢勇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5月14日,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委员会追认谢勇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淮安市人民政府追授谢勇同志“灭火救援勇士”荣誉称号。
2018年5月14日,曾云因就职受挫、生活不顺等原因,饮酒后看到其他网友发表悼念谢勇烈士的消息,为发泄自己的不满,在微信群公开发表一系列侮辱性言论,歪曲谢勇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该微信群共有成员131人,多人阅看了曾云的言论,有多人转发。曾云歪曲事实、侮辱英烈的行为,侵害了烈士的名誉,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诉前程序】
2018年5月17日,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对曾云作出立案决定。
检察机关围绕曾云是否应当承担侵害英烈名誉的责任开展调查取证。经调查核实,曾云主观上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侵害烈士名誉的后果,客观上实施了侵害烈士名誉的违法行为,在社会上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指派检察官赴谢勇烈士家乡湖南衡阳,就是否对曾云侵害烈士名誉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当面征求了谢勇烈士父母、祖父母及其弟的意见(谢勇烈士的外祖父母均已去世)。烈士近亲属声明不提起民事诉讼,并签署支持检察机关追究曾云侵权责任的书面意见。
【诉讼过程】
2018年5月21日,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就曾云侵害谢勇烈士名誉案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6月12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一)法庭调查
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派员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出庭,并宣读起诉书,认为曾云发表的侮辱性语言和不实言论侵害了谢勇烈士的名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一是批准谢勇同志烈士称号的批文、追授谢勇同志“灭火救援勇士”荣誉称号的文件等,证明谢勇同志被批准为英雄烈士和被授予荣誉称号。二是曾云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证人证言等,证明曾云实施侵害谢勇烈士名誉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检察机关向谢勇烈士近亲属发出的征求意见函、谢勇烈士近亲属出具的书面声明等,证明检察机关履行了诉前程序。
曾云表示对检察机关起诉书载明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异议。
(二)法庭辩论
公益诉讼起诉人发表出庭意见:
一是曾云公开发表侮辱性言论,歪曲英雄被追认为烈士的相关事实,侵害了谢勇烈士的名誉。证据充分证明曾云发表的不当言论被众多网友知晓并转发,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侵害了谢勇烈士的名誉。
二是曾云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英雄事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曾云的行为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不顾,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意义重大。检察机关对侵害英烈名誉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旨在对全社会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传承英雄精神的社会风尚。
曾云承认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对烈士亲属造成了伤害,愿意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当庭宣读了道歉信。
(三)审理结果
2018年6月12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曾云的行为侵害了谢勇烈士名誉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当庭作出判决,判令曾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本地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一审宣判后,曾云当庭表示不上诉并愿意积极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2018年6月16日,曾云在《淮安日报》公开刊登道歉信,消除因其不当言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等不仅属于英雄烈士本人及其近亲属,更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内容,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公益性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应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捍卫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行这类公益诉讼职责,要在提起诉讼前确认英雄烈士是否有近亲属以及其近亲属是否提起诉讼,区分情况处理。对于英雄烈士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应当当面征询英雄烈士近亲属是否提起诉讼;对于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下落不明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履行告知程序。
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除围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收集、固定证据外,还要就侵权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结果要件进行调查取证。对于在微信群内发表侮辱、诽谤英雄烈士言论的行为,要重点收集微信群成员数量、微信群组的私密性、进群验证方式、不当言论被阅读数、转发量等方面的证据,证明侵权行为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及其严重性。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提起公益诉讼时,还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程度等,充分履行职责,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已于2021年1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2022年4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2〕13号)
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合理定位四级法院审判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垄断纠纷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对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条 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涉驰名商标认定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外观设计专利行政案件除外。
本规定第一条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标的额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数额以上的,以及涉及国务院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海关行政行为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对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诉讼法有关规定,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或者自行决定提级审理。
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逐案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五条 依照本规定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管辖或者调整管辖的诉讼标的额标准、区域范围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上饶县人民法院设立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上饶县人民法院设立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的批复
(法〔2019〕223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撤销上饶县人民法院设立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的请示》(赣高法报〔2019〕58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撤销上饶县人民法院,设立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管辖所辖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其上一级人民法院为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上饶县人民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10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解决相关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保全与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的需要,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由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条 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是指:
(一)期货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保证金存管银行及其相关人员、客户、其他期货市场参与者,以期货交易所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当,造成其损害为由提起的商事诉讼案件;
(二)期货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保证金存管银行及其相关人员、客户、其他期货市场参与者,以期货交易所违反其章程、交易规则、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业务协议的约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当,造成其损害为由提起的商事诉讼案件;
(三)期货交易所因履行职责引起的其他商事诉讼案件。
第三条 期货交易所为债务人,债权人请求冻结、划拨以下账户中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期货交易所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
(二)期货交易所会员向期货交易所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
第四条 期货公司为债务人,债权人请求冻结、划拨以下账户中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客户在期货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
(二)客户向期货公司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
第五条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会员为债务人,债权人请求冻结、划拨结算会员以下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非结算会员在结算会员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
(二)非结算会员向结算会员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
第六条 有证据证明保证金账户中有超过上述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资金或者有价证券部分权益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或者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超出部分的资金或者有价证券。
有证据证明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自有资金与保证金发生混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或者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相关账户内的资金或者有价证券。
第七条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其结算会员为债务人,债权人请求冻结、划拨期货交易所向其结算会员依法收取的结算担保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证据证明结算会员在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中有超过交易所要求的结算担保金数额部分的,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超出部分的资金。
第八条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需要通过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查询、冻结、划拨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应当予以协助。应当协助而拒不协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上述案件不再移送。
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4起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保障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4起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保障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6月5日)
6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发布4起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保障犯罪典型案例。这是最高检发布的第十八批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4起典型案例分别为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朱某甲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高某某、田某某非法经营案、龚某某诈骗案,主要涉及假冒注册商标制作医用防护服予以销售、假冒并销售他人注册商标的新冠抗原快速检测试剂、哄抬民生食品价格牟取暴利、利用社区团购发“疫情财”等违法犯罪行为。
在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团结一心防控疫情的形势下,仍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试图发“疫情财”之举。比如,发生于今年上海市疫情形势严峻、实行分区管控措施期间的高某某、田某某非法经营案,两名当事人销售冷鲜鸡、鸭和青菜、鸡蛋等商品累计193万余元,进销差价率高达四倍有余,扣除同期市场正常利润后,非法获取超额利润72万余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又比如,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当事人胡某某将其购买的无品牌标识“白板”防护服包装成“福仙缘”牌医用防护服,在未对防护医用质量进行检测的情况下,违法销售给中间商。中间商又销售给某物业公司、某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和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上述单位在核酸检测、日常防控等工作中使用,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权,而且容易给疫情防控带来风险隐患。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手中有粮”才能“心里不慌”。充足齐备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是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基本生活保障,既是保民生、稳民心的需要,也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在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团结一心防控疫情的形势下,仍有不法分子无视国法,破坏疫情防控民生、物资保障,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试图发“疫情财”。如有的为牟取私利,未经注册商标人许可,生产、销售防护服、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等防控物资,不仅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权,而且容易给疫情防控带来风险隐患;有的在疫情期间囤积食品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有的在区域管控的情况下,利用社区团购这一新型网购方式和特殊时期人们迫切购买物资的心理,假借“社区团购”实施诈骗犯罪。
为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做好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指导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公布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保障犯罪的4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
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假冒注册商标制作医用防护服予以销售
2021年10月,胡某某以江西省进贤县某加油站附近的一处民房为窝点,未经注册商标“福仙缘”所有人贵州福仙缘服饰有限公司许可,委托他人印制“福仙缘”牌医用防护服的内包装袋、外包装纸箱、合格证及说明书,将其购买的无品牌标识“白板”防护服包装成“福仙缘”牌医用防护服,在未对防护医用质量进行检测的情况下,违法销售给毛某某、桂某某等中间商。中间商又销售给某物业公司、某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和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上述单位在核酸检测、日常防控等工作中使用。
2021年12月20日,民警在工作排查时,将正从仓库内搬运涉案物品的胡某某抓获,同时查获假冒的福仙缘牌医用防护服外包装纸箱20个、福仙缘牌医用防护服使用说明书12000张以及“白板”防护服300件。现已查明,胡某某共制作、销售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医用防护服4万余件,每件售价为9.2元至10元不等,非法经营数额40余万元,违法所得数额3.3万余元。
2021年12月2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将胡某某刑事拘留。2022年1月2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请批准逮捕胡某某,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3月26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4月26日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胡某某提起公诉。5月25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胡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案例二:
朱某甲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假冒并销售他人注册商标的新冠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犯罪嫌疑人朱某甲曾系某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合作经销商,从事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销售业务。2021年7月底,朱某甲停止与该公司的合作。同年8月,朱某甲开始伙同朱某乙(另案处理),未经该生物科技公司许可,利用其熟悉该产品生产、销售流程的便利条件,找到深圳另一公司购买了其他类型的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并使用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该生物科技公司试剂包装盒电子设计文档制作了包装盒,购买了棉签、药水、空管、说明书等原材料,联系不具有生产加工资质的王某某将上述原材料进行组装后对外销售。
该生物科技公司发现有人在市场上销售假冒其公司注册商标的检测试剂,于2021年11月4日向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报案。11月13日,公安机关在朱某甲委托王某某加工的东莞市2处加工窝点查获鼻拭子、提取管、稀释液、带有假冒注册商标的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试剂盒、试剂卡包、说明书等制作材料。
2021年11月13日至12月2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相继将朱某甲等人抓获归案。经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认定,查获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抗原检测试剂成品价格为人民币66万余元。该案目前正在审查起诉中。
案例三:
高某某、田某某非法经营案--疫情期间囤积食品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2022年3月以后,上海市疫情形势严峻,实行分区管控措施,市民居家隔离增多,配送生鲜食品等民生物资保障需求激增。田某某系饭店经营者,能够从上海市保供单位购进生鲜食品,高某某在美团平台注册了“蔬悠生鲜轻食”,可以进行对外销售业务。经二人合谋,由田某某负责进货、高某某通过美团平台接单,并联系快递“骑手”或者附近社区团购的“团长”,成倍加价后对外销售,并约定平分利润,解封后“躲躲风声”。经查,自4月10日至18日,二人销售冷鲜鸡、鸭和青菜、鸡蛋等商品累计193万余元,其中,冷鲜鸡、鸭采购价为每只35-38元,大部分以每只168元和188元的价格对外销售,共计销售1万余只,进销差价率高达四倍有余,扣除同期市场正常利润后,非法获取超额利润72万余元。
高某某、田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民生食品价格,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2022年4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交的线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2人立案侦查,同日对2人取保候审,5月15日向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5月19日,经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执行逮捕,5月20日,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向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四:
龚某某诈骗案--利用社区团购发“疫情财”
2022年3月以来,上海疫情防控面临严峻考验。按照上海市分区管控的要求,管控区居民主要通过网络购置生活物资,社区团购这一新型网购方式成为疫情防控期间保障生活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负责社区团购的“团长”自发为社区服务,完成居民需求统计、联系供货渠道、有序组织分发、进行售后沟通等工作,共同协助居委会做好小区民生保障。
2022年4月7日,被告人龚某某通过微信咨询某会员商店工作人员相关事宜时,获悉社区团购信息。根据该会员商店要求,社区团购需要出具居委会证明。4月7日至9日,龚某某在未获得货源保证的情况下,隐瞒不具有团购资格、未达到团购条件的事实,伪造居委会证明,分别在上海市嘉定区的2个小区微信群内组织社区团购。同时,在组织团购期间,隐瞒预收资金的真实用途、该会员商店要求的团购流程等信息,并谎称已预留足额团购套餐,骗取73名被害人共计4.7万余元,而后用上述钱款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及个人消费。在部分业主质疑时,龚某某要么沉默,要么以“需要时间回账”“我心累”搪塞、拖延,继续隐瞒真相。后因团购业主催款并报警,案发前龚某某退还2.4万余元。
4月10日,经被害人报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在龚某某的住处将其抓获。龚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次日龚某某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4月17日,嘉定公安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嘉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龚某某退回赃款1万元。4月20日,嘉定区检察院以龚某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5月12日,嘉定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2020〕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印发,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请结合工作实际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工作,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对鉴定事项的审查
1.严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
(1)通过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
(2)与待证事实无关联的问题;
(3)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问题;
(4)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题;
(5)通过法庭调查、勘验等方法可以查明的事实;
(6)对当事人责任划分的认定;
(7)法律适用问题;
(8)测谎;
(9)其他不适宜委托鉴定的情形。
2.拟鉴定事项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争议较大的,应当先对其鉴定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没有科学可靠性的,不予委托鉴定。
二、对鉴定材料的审查
3.严格审查鉴定材料是否符合鉴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不提供符合要求鉴定材料的法律后果。
4.未经法庭质证的材料(包括补充材料),不得作为鉴定材料。
当事人无法联系、公告送达或当事人放弃质证的,鉴定材料应当经合议庭确认。
5.对当事人有争议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认定,不得直接交由鉴定机构、鉴定人选用。
三、对鉴定机构的审查
6.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应当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审查鉴定机构的资质、执业范围等事项。
7.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鉴定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协商选择的鉴定机构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及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发现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方利益的,应当终止协商选择程序,采用随机方式选择。
8.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鉴定方案、收费标准、鉴定人情况和鉴定人承诺书。
重大、疑难、复杂鉴定事项可适当延长提交期限。
鉴定人拒绝签署承诺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更换鉴定人或另行委托鉴定机构。
四、对鉴定人的审查
9.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指定鉴定人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对鉴定人的专业能力、从业经验、业内评价、执业范围、鉴定资格、资质证书有效期以及是否有依法回避的情形等进行审查。
特殊情形人民法院直接指定鉴定人的,依照前款规定进行审查。
五、对鉴定意见书的审查
10.人民法院应当审查鉴定意见书是否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内容。
11.鉴定意见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完成委托鉴定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1)鉴定意见和鉴定意见书的其他部分相互矛盾的;
(2)同一认定意见使用不确定性表述的;
(3)鉴定意见书有其他明显瑕疵的。
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仍不能完成委托鉴定事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鉴定人退回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六、加强对鉴定活动的监督
12.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不按期预交鉴定费用及鉴定人出庭费用的法律后果,并对鉴定机构、鉴定人收费情况进行监督。
公益诉讼可以申请暂缓交纳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暂缓或减免交纳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
13.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应当根据鉴定事项的难易程度、鉴定材料准备情况,确定合理的鉴定期限,一般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60个工作日。
鉴定机构、鉴定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鉴定期限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延长鉴定期限。
鉴定人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鉴定人是否存在正当理由。如无正当理由且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另行委托鉴定的,应当责令原鉴定机构、鉴定人退回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14.鉴定机构、鉴定人超范围鉴定、虚假鉴定、无正当理由拖延鉴定、拒不出庭作证、违规收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鉴定机构、鉴定人予以暂停委托、责令退还鉴定费用、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备选名单中除名等惩戒,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鉴定机构、鉴定人存在违法犯罪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人民法院建立鉴定人黑名单制度。鉴定机构、鉴定人有前款情形的,可列入鉴定人黑名单。鉴定机构、鉴定人被列入黑名单期间,不得进入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备选名单和相关信息平台。
15.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委托鉴定信息平台加强对委托鉴定工作的管理。
16.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参照适用本规定。
17.本规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附件:
鉴定人承诺书(试行)
本人接受人民法院委托,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完成本次司法鉴定活动,承诺如下:
一、遵循科学、公正和诚实原则,客观、独立地进行鉴定,保证鉴定意见不受当事人、代理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干扰。
二、廉洁自律,不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其请托人提供的财物、宴请或其他利益。
三、自觉遵守有关回避的规定,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可能影响鉴定意见的各种情形。
四、保守在鉴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利用鉴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获取利益,不向无关人员泄露案情及鉴定信息。
五、勤勉尽责,遵照相关鉴定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认真分析判断专业问题,独立进行检验、测算、分析、评定并形成鉴定意见,保证不出具虚假或误导性鉴定意见;妥善保管、保存、移交相关鉴定材料,不因自身原因造成鉴定材料污损、遗失。
六、按照规定期限和人民法院要求完成鉴定事项,如遇特殊情形不能如期完成的,应当提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
七、保证依法履行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做好鉴定意见的解释及质证工作。
本人已知悉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的法律责任及行业主管部门、人民法院给予的相应处理后果。
承诺人:(签名)
鉴定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5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527号建议的答复
刘学景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中央政法委、中编办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首先应立足于配齐配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力量,加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自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成立我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历经32年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已初具雏形,但距离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尚有一定距离。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级院、1000多个市县级检察院成立独立未检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各个地方检察机关在人员编制、案件数量方面差异较大,在人员少、案件少的地方,成立未检机构存在很多困难和质疑。因此,我们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导各省级检察院、地市级检察院成立独立未检机构的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基层检察院未检办案组织建设指导意见,推动建立以独立机构为主,未检检察官办公室、未检办案组、集中管辖等形式为辅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组织体系。同时,拟对全国未检部门的名称、职能和受案范围进行统一,完善规范“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在统一受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和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的基础上,逐步将其他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案件纳入受案范围。
中央政法委表示,对不设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将推动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专门办案组织和专门力量建设,确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不受影响。中央编办认为,对于是否成立专门机构,不能一刀切,应根据中央关于地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精神,综合考虑未成年人案件数量、检察工作力量配备情况等因素科学研究制定。中央编办同时指出,对您提出的“确实不能保留专门机构,那么一定要保留独立的检察官工作组”的建议,有合理性,可根据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要求积极探索。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未检工作专业化建设,确保未检工作特殊制度、特殊要求落到实处,以规范化倒逼专业化。一是建立独立科学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体系。狠抓《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的贯彻落实,建立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规律、特点,以工作质量和保护效果为核心,涵盖少捕慎诉、特殊制度、教育挽救、犯罪预防、法律监督、权益维护、专业化和社会化建设等方面的评价体系。二是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积极培养未成年人检察业务专家,培养未成年人检察高端人才。组建未成年人检察办案人才库、理论研究人才库,推动办案和理论研究工作。继续培育、打造未成年人检察优秀工作团队和未检检察官,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作品牌。三是继续推动未成年人检察专门办案区建设。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制定未成年人检察专门办案区基本建设标准,为办案、帮教、救助工作提供专业环境。四是抓好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未检子系统运行。通过网上业务系统,实现未检业务网上登记、流转和办理,充分发挥业务系统在规范工作、推动工作和评价工作中的作用。五是实现未检案件质量评查经常化制度化。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不断提高未检工作规范化程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94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94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祁连山生态法庭建设和加强法院工作人员培训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祁连山在国家生态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祁连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周强院长于2020年7月赴祁连县考察,专门就祁连山法庭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有效提升包括祁连山生态法庭在内的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建设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化平台,打造“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环境资源审判信息网,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目前,平台正在全面推进建设中,已经实现与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
关于您提出加大培训力度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除开展常态化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培训、中西部环境资源法官专项培训等培训项目之外,还指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环境资源法庭采取业务培训、人员交流、实地调研、会议座谈等多种形式,对口支援青海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法庭建设支持、加大培训力度,以全面提升祁连山生态法庭的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能力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法办〔2018〕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提升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了积极贡献。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并结合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依照相关程序选定了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这些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4月16日
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1.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两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2.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84号行政判决书〕
3.福州米厂与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福州金山大景城分店、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民事判决书〕
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41号行政判决书〕
5.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与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初277号民事判决书〕
6.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与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张晖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048号民事判决书〕
7.捷豹路虎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奋力食品有限公司、万明政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633号民事判决书〕
8.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王腾金、刘振卓、四川中升科技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终95号民事判决书〕
9.鹤壁市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与宋俊超、鹤壁睿明特科技有限公司、李建发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
10.北京易查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东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刑(知)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
2017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害专利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1.谭熙宁与镇江新区恒达硅胶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712号民事裁定书〕
2.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与LG伊诺特有限公司、北京中南双绿科技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55号民事判决书〕
3.天津碎易得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碎得机械(北京)有限公司、杨海龙、王虎成、贾云鹏专利权权属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
4.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史志怀、杨瑞嘉、周干、杨东与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988号民事判决书〕
5.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台州旭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朝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市旭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60号民事判决书〕
6.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波速尔运动器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213号民事判决书〕
7.日照市立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日照市德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890号民事判决书〕
8.广东力维智能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必达保安系统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134号民事判决书〕
9.飞利浦优质生活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巨天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1125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10.菏泽汇源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与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11.太原大宁堂药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省药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12.曹晓冬与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73号民事判决书〕
13.贵州永红食品有限公司与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28号民事判决书〕
1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吕小林、尹丰荣、南阳市索菲亚集成吊顶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794号民事判决书〕
15.刘悦与合肥市安之酸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安之酸营养美发经营有限公司、北京御奇日通化妆品有限公司、北京韦氏?黛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
16.上海瑷馨露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对外贸易泰丰有限公司及青岛正颐堂贸易有限公司、麦凯乐(青岛)百货总店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493号民事判决书〕
17.贵州家有在线网络有限公司与家有购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822号民事判决书〕
18.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与上海保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保正(上海)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初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
19.汕头市德生食品厂与济南槐荫金福广调味干果商行、广州康赢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书〕
20.田任月与张家界市永定区胖嫂打鼓皮餐馆、胡金英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8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
21.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与石河子市联邦阿迪服装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6)兵08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
22.法国轩尼诗公司与蓬莱酒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17407号民事判决书〕
23.曾红云与梦工厂动画影片公司网络域名权属、侵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24.深圳市飞鹏达精品制造有限公司与北京中航智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53号民事判决书〕
25.李艳霞与吉林市永鹏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南关区本源设计工作室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348号民事裁定书〕
26.北京代代读图书有限公司与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26904号民事判决书〕
27.北京金铠星科技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机动车污染管理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环境保护局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5082号民事判决书〕
28.宝高(南京)教育玩具有限公司、熙华世(南京)科技有限公司、晋江市东兴电子玩具有限公司与南京金宝莱工贸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482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合同纠纷案件
29.河北六仁烤饮品有限公司与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金东区叶保森副食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918号民事裁定书〕
30.陕西白水杜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54号民事判决书〕
31.哈尔滨市福龙食品酿造厂与黑龙江省克东腐乳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终55号民事判决书〕
32.无锡市晶源微电子有限公司、无锡友达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亿达微电子有限公司与恩智浦半导体股份公司、NXP股份有限公司、恩智浦半导体荷兰有限公司、恩智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835号民事判决书〕
33.北京万岩通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恰行者科技有限公司、石浩田、陈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7465号民事判决书〕
34.阳朔县东院弥香客栈与阳朔县玉山居客栈、张超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装潢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3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
35.渝中区晓宇老火锅与渝北区林峰晓宇餐饮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7238号民事判决书〕
36.天津那是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489号民事判决书〕
37.重庆市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与毛志刚合同纠纷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6民初3840号民事判决书〕
(五)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垄断及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38.南通市粮棉原种场与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58号民事判决书〕
39.王丹阳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知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
40.华奇(中国)化工有限公司与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501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行政案件
41.传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宁波讯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19号行政判决书〕
42.刘长寿、周闻涛、刘翔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5980号行政裁定书〕
43.无锡市知识产权局与江阴澄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市红光标牌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610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行政案件
44.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32号行政裁定书〕
45.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37号行政裁定书〕
46.温州市伊久亮光学有限公司与达马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7174号行政裁定书〕
47.安徽国润茶业有限公司与祁门县祁门红茶协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3288号行政判决书〕
(三)其他行政案件
48.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行初291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9.合肥市国耀电子有限公司、钟传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皖0191刑初56号刑事判决书〕
50.陈奕泉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刑初2539号刑事判决书〕
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1.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
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两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2012年7月6日,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与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并据此指控对方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的包装装潢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认为,“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享有者应为广药集团,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健康公司)经广药集团授权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不构成侵权。由于加多宝公司不享有涉案包装装潢权益,故其生产销售的一面“王老吉”、一面“加多宝”和两面“加多宝”的红罐凉茶均构成侵权。一审法院遂判令加多宝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1.5亿元及合理维权费用26万余元,同时驳回加多宝公司的诉讼请求。加多宝公司不服两案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的知名商品为“红罐王老吉凉茶”,在红罐王老吉凉茶产品的罐体上包括“黄色王老吉文字、红色底色等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等组成部分在内的整体内容”,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均主张对红罐王老吉凉茶的特有包装装潢享有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认为,结合红罐王老吉凉茶的历史发展过程、双方的合作背景、消费者的认知及公平原则的考量,因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特有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建树,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涉案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因此,涉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消费者认知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由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共同享有。在此基础上,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相互指控对方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构成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对广药集团及加多宝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宣判王老吉与加多宝包装装潢纠纷两案,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高度关注。两案宣判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社会舆论高度赞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用法治收获双赢”,凸显“司法智慧”。境内外媒体高度肯定本案判决对类似案件审判起到的指导作用,认为本案具有重大标杆意义。与此同时,判决释放出“平等保护不同产权”的积极信号,推动行业不断向前发展,受到社会各界认可。此外,两案的判决结果也获得了双方当事人的尊重,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榆林局”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
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84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峡公司)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制造、使用的设备侵犯其“内煤外热式煤物质分解设备”实用新型专利权(即涉案专利)为由,请求榆林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榆林局)行政处理。2015年9月1日,榆林局作出榆知法处字〔2015〕9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书》(简称被诉行政决定),认定天元公司不构成对涉案专利的侵权。被诉行政决定合议组成员包括宝鸡市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苟红东,但无正式公文决定调其参与涉案纠纷的行政处理,且榆林局的口头审理笔录没有记载将苟红东的正式身份及其参与合议组的理由告知西峡公司、天元公司。此外,榆林局对涉案专利侵权纠纷进行了两次口头审理,在第二次口头审理时告知当事人的合议组成员与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的合议组成员不同。西峡公司不服被诉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执法人员在系统内调度,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不违反内部交流制度。鉴于榆林局现有工作人员欠缺,经请示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后,抽调宝鸡市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参与案件处理并无不当,被诉行政决定的作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被诉行政决定在侵权实体问题的认定上亦无不当,故判决驳回西峡公司诉讼请求。西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西峡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认为,被诉行政决定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首先,榆林局在处理平等民事主体关于涉案专利的侵权纠纷时,实际上处于居中裁决的地位,本应秉持严谨、规范、公开、平等的程序原则,但是,在合议组成员已经被明确变更的情况下,却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构成对法定程序的重大且明显违反。其次,作出被诉行政决定的榆林局合议组应由该局具有专利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组成。否则,行政执法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无从保证,既不利于规范行政执法活动,也不利于强化行政执法责任。榆林局提交的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协调保护处的所谓答复,实为该处写给该局领导的内部请示,既无文号,更无公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给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的《关于在个案中调度执法人员的复函》晚于被诉行政决定的作出时间,从内容上看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均不能作为苟红东参与被诉行政决定合议组的合法、有效依据。再次,榆林局虽主张在口头审理时将苟红东的具体身份以及参与合议组的理由告知过当事人,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项主张,当事人是否认可合议组成员身份并不能成为评判被诉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和要件。因此,榆林局和天元公司提出的“西峡公司对于合议组成员不持异议,故程序合法”的主张不能成立。【典型意义】本案涉及专利行政执法中程序违法的认定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已经被明确变更的合议组成员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实质上等于“审理者未裁决、裁决者未审理”,构成对法定程序的严重违反。原则上,作出被诉行政决定的合议组应由该行政机关具有专利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组成。即使异地调配执法人员,也应当履行正式、完备的公文手续。本案判决有力规范和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彰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是充分贯彻《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的“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典型案例,对于推动知识产权领域法治建设和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稻花香”商标侵权纠纷案
福州米厂与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福州金山大景城分店、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福州米厂为第1298859号“稻花香DAOHUAXIANG”注册商标(即涉案商标)专用权人,涉案商标于1998年3月提出申请,于1999年7月28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大米。2009年3月18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出具的《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记载:品种名称为“五优稻4号”,原代号为“稻花香2号”,推广区域为黑龙江省五常市平原自流灌溉区插秧栽培,该品种经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符合推广优良品种条件,决定从2009年起定为推广品种。2014年2月18日,福州米厂经过公证程序,在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福州金山大景城分店(以下简称大景城分店)购买了一袋由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常公司)生产、销售的“乔家大院稻花香米”。大米实物包装袋正面中间位置以大字体标注有“稻花香(字体中空,底色黑色)DAOHUAXIANG”。福州米厂以五常公司生产、销售、大景城分店、新华都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侵害其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稻花香”不构成通用名称,五常公司未经许可,在产品包装袋上使用与涉案商标非常近似的标志,容易误导消费者,侵害了涉案商标权。遂认定五常公司、大景城分店、新华都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二审法院认为,基于五常市这一特定的地理种植环境所产生的“稻花香”大米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五常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大米产品包装上使用“稻花香”文字及拼音以表明大米品种来源的行为,主观上出于善意,客观上也未造成混淆误认,应属于正当使用。遂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福州米厂全部诉讼请求。福州米厂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认为,五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稻花香”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的通用名称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仅以审定公告的名称为依据,认定该名称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审定公告的原代号为“稻花香2号”,并非“稻花香”,在涉案商标权已在先注册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稻花香”为法定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注册商标专用权与品种名称之间的关系、通用名称的判断标准等问题。本案所涉“稻花香2号”是我国大米主要产区黑龙江五常地区的优良稻米品种,案件审理广受业界关注,处理结果更直接关系到“稻花香2号”这一稻米品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秩序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商标法中一些重要法律问题的阐释,如法定通用名称与约定俗成通用名称的判断标准,以及注册商标专用权与品种名称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较好地平衡了注册商标权人与品种名称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充分保护商标权的前提下,维护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4.“马库什权利要求”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41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第一三共株式会社系名称为“用于治疗或预防高血压症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即涉案专利)的权利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以马库什方式撰写。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生公司)以涉案专利不具备创造性等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2010年8月30日,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删除了权利要求l中“或其可作药用的盐或酯”中的“或酯”两字;删除权利要求1中R4定义下的“具有1至6个碳原子的烷基”;删除了权利要求l中R5定义下除羧基和式COOR5a外的其他技术方案。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告知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对于删除权利要求l中“或酯”的修改予以认可,但其余修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该修改文本不予接受。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和万生公司对此无异议。2011年1月14日,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提交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替换页,其中删除权利要求1中的“或酯”。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626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简称第16266号决定),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l相比于证据1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遂在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于2011年1月14日提交的修改文本的基础上,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万生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对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于2010年8月30日提交的修改文本不予接受并无不当。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是非显而易见的,具备创造性。遂判决维持第16266号决定。万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马库什权利要求属于并列技术方案的特殊类型,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于2010年8月30日提交的修改文本缩小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涵盖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的效果与现有技术的证据1中实施例329的技术效果相当,因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未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不具备创造性,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第16266号决定,责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后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以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概括性的技术方案,而不是众多化合物的集合;允许对马库什权利要求进行修改的原则应当是不能因为修改而产生具有新性能和作用的一类或单个化合物,但是同时也要充分考量个案因素;以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循创造性判断的基本方法,即专利审查指南所规定的“三步法”;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创造性判断的辅助因素,通常不宜跨过“三步法”而直接适用具有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来判断专利申请是否具有创造性。【典型意义】本案涉及马库什权利要求的性质、无效程序中的修改原则及创造性的判断方法等问题。马库什权利要求是化学医药发明专利领域相对特殊的权利要求撰写方式,基于其特有的概括功能,其在该领域中的运用日益广泛。马库什权利要求的性质、修改原则及创造性判断标准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数量众多的化学医药类专利技术方案的申请与授权,一直都受到业界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马库什权利要求的性质为概括性而非化合物集合性质的技术方案,马库什权利要求的修改应当以不产生具有新性能和作用的一类或单个化合物为基本条件,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仍应遵循“三步法”。本案对上述重要法律规则的明确和厘清,对化学医药领域专利申请的撰写与审查具有指导意义。
5.“新华字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与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初27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自1957年至今,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新华字典》通行版本至第11版。2010-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在字典类图书市场的平均占有率超过50%。截至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量超过5.67亿册,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吉尼斯世界纪录及“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吉尼斯世界纪录等多项荣誉。商务印书馆诉称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语出版社)生产、销售“新华字典”辞书的行为侵害了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未注册驰名商标,且华语出版社使用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第11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其立即停止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新华字典”具有特定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长期唯一的提供主体以及客观的市场格局,保持着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的商品名称,已经在相关消费者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联系,具有指示商品来源的意义和作用,具备商标的显著特征。“新华字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已经获得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名度,可以认定“新华字典”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华语出版社在字典上使用“新华字典”构成复制他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侵权行为。《新华字典》(第11版)使用的装潢所体现的文字、图案、色彩及其排列组合具有识别和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具备特有性。华语出版社在辞典商品上使用相近似的装潢设计,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遂判决华语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商务印书馆经济损失300万元及合理支出27万余元。
【典型意义】本案是涉及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的典型案例,涉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利益平衡等复杂问题。本案确立了对“新华字典”这类兼具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的商品名称是否具备商标显著特征的裁判标准。考虑相关公众对“新华字典”的知晓程度、“新华字典”的使用持续时间、销售数量、宣传范围及受保护记录等多方面因素,认定原告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在给予“新华字典”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的同时,注重平衡其与出版行业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促进知识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判决明确指出,商标法对商标独占使用权利的保护的是商标本身而非商标附着的商品,给予商务印书馆独占使用“新华字典”商标的权利并不是给予其出版字典类辞书的专有权,不会造成辞书行业的垄断。通过给予商标保护的方式,促使商标权利人更好地承担商品质量保障的法定义务和传播知识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出版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6.“茅盾手稿”著作权纠纷案
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与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张晖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048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茅盾先生于1958年将其用毛笔书写创作的一篇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向杂志社投稿,该篇文章的文字内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后手稿原件被张晖持有。2013年11月13日,张晖委托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典拍卖公司)拍卖多件物品,其中包括涉案手稿。2013年12月30日,经典拍卖公司通过数码相机拍照上传了涉案手稿的高清数码照片,在其公司网站和微博上对手稿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宣传介绍。公众在浏览经典拍卖公司网站时,可以看到涉案手稿的全貌,也可以通过网页的放大镜功能观察到每页手稿的局部细节。预展过程中,经典拍卖公司展示了涉案作品原件,也向观展者提供了印有涉案拍品的宣传册。2014年1月5日,涉案手稿在经典拍卖公司2013季秋拍中国书画专场进行拍卖,案外人以1050万元的价格竞得涉案手稿。但因此后竞买人未付款导致拍卖未成交,涉案手稿原件仍由张晖持有。拍卖结束后,经典拍卖公司仍在互联网上持续展示涉案手稿,直至2017年6月才将其删除。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系茅盾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其认为张晖和经典拍卖公司的上述行为侵害了涉案手稿的著作权,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经典拍卖公司停止侵害涉案手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并赔偿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经济损失10万元。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手稿既是文字作品也是美术作品,张晖系涉案手稿的合法所有权人,有权选择以拍卖的方式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张晖的行为没有侵害涉案手稿的著作权。经典拍卖公司侵害了涉案手稿的美术作品发表权、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二审法院遂判决经典拍卖公司向沈韦宁、沈丹燕、沈迈衡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美术作品拍卖活动中著作权法、物权法、拍卖法三部法律交叉调整地带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判决平衡了物权人和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了拍卖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注意义务。判决指出,在美术作品著作权与物权分离的情况下,原件所有人依法行使处分权、收益权、展览权的行为,均受到法律保护,著作权人无权干涉。但美术作品原件所有人行使物权应以不损害该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为前提。拍卖公司作为接受物权人委托的拍卖方,除负有物权保护注意义务外,还应负有合理的著作权保护注意义务,规范尽职地进行拍卖活动,审慎避让著作权人的权益。判决明确了不同主体权利的边界,体现了对物权人和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平衡保护的司法精神,并按照尽职拍卖人的合理标准确定拍卖公司的注意义务,充分体现了严格保护的司法导向。
7.“路虎”商标侵权纠纷案
捷豹路虎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奋力食品有限公司、万明政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63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路虎公司的关联公司先后于1996年、2004年和2005年在中国境内申请注册了第808460号“”商标、第3514202号“路虎”商标、第4309460号“LANDROVER”商标,以上商标均核定使用在第12类“陆地机动车辆”等商品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后转让到路虎公司名下。广州市奋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力公司)在网站、实体店中宣传销售其“路虎维生素饮料”,相关产品、包装盒及网页宣传上使用的被诉标识包括“路虎”、“LANDROVER”、“Landrover路虎”及上下排列的“路虎LandRover”等。奋力公司曾于2010年在第30类“非医用营养液”和第32类“不含酒精的饮料”等商品上申请注册“路虎LANDROVER”商标,但均未被核准注册。路虎公司以奋力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令奋力公司停止侵权并向路虎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与合理维权开支人民币12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路虎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涉案商标已为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广为知晓,达到驰名程度。被诉侵权行为削弱了路虎公司涉案驰名商标所具有的显著性和良好商誉,损害路虎公司的利益,应予制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除体现了在驰名商标保护案件中应秉持的“按需认定”“个案认定”等基本原则外,其特殊之处在于,除本案被诉侵权标识外,奋力公司还实施了大量涉知名企业与知名人物的商标抢注行为,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明显。本案裁判在关于赔偿数额确定一节中,全面、详尽论述了确定120万元赔偿数额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彰显了制止恶意囤积商标行为的司法态度。本案在加大驰名商标保护力度、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引导社会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等方面,具有良好的裁判导向与示范效果。
8.“博III优”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
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王腾金、刘振卓、四川中升科技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终9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博III优273获植物新品种权,品种权共有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博白农科所)、王腾金、刘振卓。博IIIA亦获植物新品种权,系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的亲本,博IIIA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为博白农科所。2003年11月2日,博白农科所与四川中升科技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公司)签订《品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即2003年协议),博白农科所将“博II优815”、“博III优273”的使用权转让给中升公司独家使用开发。2007年11月16日,中升公司与博白农科所签订《协议》(即2007年协议)约定,博白农科所将博III优9678、博II优815的品种使用权转让给中升公司独占使用开发(博II优815仅限于广东区域),中升公司继续享有博III优273的使用开发权,博白农科所不得将博III优9678、博II优815(只限广东区域)的品种权转让或授权给第三方,否则应赔偿中升公司相关损失。本协议签订生效后,2003年协议终止执行。2008年1月7日,博白农科所授权中升公司生产经营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博IIIA仅用于配组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不得作其他商业用途使用。授权起止时间从2008年1月7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公司)根据中升公司的授权和“2007年协议”的约定,经营博III优9678、博II优815及博III优273等品种。2011年11月2日,中升公司分别致函中正公司、博白农科所,决定从2011年11月2日起终止对中正公司生产、经营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及博II优815(已退出市场)的授权,有关品种的生产、经营权为中升公司独占所有。中升公司享有博III优273的开发权,博白农科所不得再向中正公司提供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及博II优815的不育系、恢复系。博白农科所、王腾金、刘振卓、中升公司主张中正公司在2011年11月2日之后仍委托他人生产博III优9678、博III优273种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正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故判决中正公司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18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博IIIA、博III优273两个植物新品种因未按规定交纳年费于2013年11月1日公告终止,于2014年12月4日恢复权利;于2015年11月1日因未按规定交纳年费又公告终止。一审判决认定博IIIA、博III优273这两个植物新品种权仍然有效与本案事实不符,中正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成立。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当事人均认可的亩产量、销售价格以及中正公司认可的生产面积;因中升公司突然中止授权而使中正公司不可避免遭受的损失;侵权持续期间;涉案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以及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等具体情节。据此,二审法院酌定中正公司赔偿博白农科所、王腾金、刘振卓、中升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0万元。【典型意义】本案是涉及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典型案例。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二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案同时涉及以上两种侵权行为的判定,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典型性。此外,植物新品种权在保护期限内有可能间歇性地处于终止状态,这是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本案裁判充分考虑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特殊因素,对侵权行为及赔偿数额作出了正确认定,对类似案件的裁判具有规则指引意义。
9.“反光材料”商业秘密纠纷案
鹤壁市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与宋俊超、鹤壁睿明特科技有限公司、李建发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宋俊超自2006年起在鹤壁市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反光材料公司)任业务员,主要负责部分省份的销售及客户拓展工作。反光材料公司与宋俊超先后签订两份劳动合同,并约定有保密条款和竞业限制条款。反光材料公司对其经营信息制定有保密制度,对客户及潜在客户信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向宋俊超及其他业务员支付了保密费用。鹤壁市睿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欣公司,即鹤壁睿明特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成立于2011年6月22日,经营范围为钢材、建材、五金交电、涂板、反光护栏。在睿欣公司经营期间,宋俊超以宋翔名义参与办理睿欣公司工商登记手续的相关工作。睿欣公司银行往来账目显示,自2011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睿欣公司与反光材料公司的多笔交易客户重合,宋俊超以个人名义从睿欣公司账户取款多次。反光材料公司遂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将宋俊超等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宋俊超、睿欣公司对反光材料公司的商业秘密构成共同侵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反光材料公司所提供的交易记录及客户来往票据,其中“品种”“规格”“数量”能够说明客户的独特需求,“成交日期”能够反映客户要货的规律,“单价”能够说明客户对价格的承受能力和价格成交底线,“备注”反映了客户的特殊信息。这些内容构成了反光材料公司经营信息的秘密点。上述经营信息涉及的客户已与反光材料公司形成了稳定的供货渠道,保持着良好的交易关系,在生产经营中具有实用性,能够为反光材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竞争优势。反光材料公司为上述经营信息制定了具体的保密制度,对客户及潜在客户信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与宋俊超明确约定了保密条款、竞业限制条款,向宋俊超及其他业务员支付了相应的保密费用,可以证明反光材料公司为上述经营信息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综上,可以认定反光材料公司制作的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宋俊超负有对反光材料公司的忠实义务,其中包括对工作中接触到的经营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其明知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及客户名单的非公开性和商业价值,但仍私自与反光材料公司的客户进行交易,且与睿欣公司来往频繁,构成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反光材料公司经营信息的行为,侵害了反光材料公司的商业秘密。睿欣公司不正当地获取、使用了宋俊超所掌握的反光材料公司拥有的商业秘密。宋俊超、睿欣公司对反光材料公司的商业秘密构成共同侵权。因睿欣公司已变更为睿明特公司,故侵权责任应由睿明特公司承担。
【典型意义】本案是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典型案例。商业秘密案件因证据复杂、隐蔽,通常审理难度较大。特别是,因员工离职等带来的商业秘密保护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案判决对商业秘密案件中“不为公众所知悉”“保密措施”“商业价值”以及赔偿责任的确定等重要法律问题,结合案情进行了细致和全面的阐释,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规则指引意义。此外,本案还着重强调了员工离职后的保密义务,倡导了诚实信用的价值取向。
10.“易查网”侵犯著作权罪案
北京易查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东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刑(知)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被告单位北京易查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查公司)系“易查网”的经营者。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技术负责人于东提出开发触屏版小说产品的方案,易查网将WEB小说网页转码成WAP网页供移动用户阅读。公安机关扣押了易查公司的服务器硬盘,鉴定人员以此搭建出局域网环境下的“易查网”,发现可以搜索、阅读并下载小说。鉴定人员对从硬盘中下载的798本小说与玄霆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同名小说进行了比对,确定相同字节数占总字节数70%以上的有588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易查网”的开发设想系提供搜索及转码服务,而非内容服务,即在用户搜索并点击阅读时,对来源网页进行转码后临时复制到硬盘上形成缓存并提供给用户阅读,当用户离开阅读页面时自动删除该缓存。但根据鉴定确认的事实可知,“易查网”在将其所谓“临时复制”的内容传输给触发“转码”的用户后,并未随即将相应内容从服务器硬盘中自动删除,被“复制”的小说内容仍可被其他用户再次利用,上述行为已明显超出转码技术的必要过程。据此可以认定,“易查网”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了涉案文字作品。易查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易查网”传播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500余部,情节严重,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于东作为易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应承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责任。本案中,易查公司及于东具有自首和通过赔偿获得被害单位谅解的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犯罪情节、后果,依法判处单位罚金,判处于东缓刑及罚金。宣判后,易查公司、于东均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转码技术是随着移动阅读逐渐普及产生的一项技术,本案是移动阅读网站不当使用转码技术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案件。判决对“转码”技术实施的特点以及必要限度进行了详细阐释,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厘清了“转码”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本案较好地展现了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坚持技术中立的同时,如何结合技术事实认真厘清有关技术是否超越法律范围、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标准。对于以技术为挡箭牌,侵权情节严重,符合知识产权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应依法给予刑事处罚。本案的裁判结果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处理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型犯罪行为的司法智慧和司法能力,彰显了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力度和决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75号建议的答复
杨建德代表:
您与其他15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建议》收悉。您们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原环境保护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改革任务。检察机关积极落实,经过两年试点,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一直都是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重点领域。从试点至全面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1147件,恢复被破坏的林地、耕地、草地、湿地239.1万亩,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水源面积27.7万亩,督促关停和整治违法企业3473家。
总体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察监督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推动建立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我院张军检察长明确要求“把司法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统筹研发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积极参与和推进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质量效率有新的提高”。我院积极推广吉林省长春市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平台建设的先进经验,引导各地以公益诉讼工作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为突破,加快智慧民行检察建设,并已向科技部申报了“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动态监督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专项项目。山东省检察机关以建设“智慧民行”为目标,自主研发“环境保护执法检察监督信息共享平台”,泰安市检察机关在“智慧民行”系统中建立“内部线索推送”功能,并链接食药监、社保、环保以及法院系统的相关数据,通过筛查快速获取案件线索。2017年1月,我院联合公安部、原环保部制定下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推进解决案件衔接、信息共享等问题。原环保部表示,将强化联动机制建设,及时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会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下一步,我院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互联网、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拓展案件线索信息收集渠道,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检察监督实效。
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全民共治机制。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浙江省舟山市等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线索“随手拍”举报平台已正式上线,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随手拍”平台,上传照片和必要的文字说明对发现的公益诉讼线索进行举报。各地检察机关发挥检察服务窗口等实体大厅的优势,接受公众的投诉,拓展信息来源。海南儋州、江苏无锡等地检察机关出台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畅通公众诉求回应渠道,调动广大公众参与公益保护的积极性,拓宽案件线索来源。同时,借助“外脑”、“外力”,提升环境公益诉讼的精准度和效果。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专家、专业组织对公益诉讼办案、培训等方面的提升作用。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颁布施行,充分发挥特定领域内的人员理解和掌握的、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认识和经验,助力检察机关案件办理。同时,以贯彻落实该规定为契机,研究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库。7月29日,我院成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聘请103名专家学者作为“外脑”顾问,有力提高公益诉讼案件和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的办案专业化水平。下一步,我院将推动各地检察机关成立公益诉讼人才库,加强对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的集中培养、管理和调配使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检察监督精准度。
三、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全方面参与的工作机制。各地检察机关注重与环保、林业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在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加强沟通,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河北唐山、山西阳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检察院分别与环保、国土等行政机关达成公益诉讼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意见,例如,阳泉市有关机关会签的协作意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中需要进行专项行政执法检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各地也通过检察机关派员授课,推动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湖北省、福建省等检察机关系统梳理已办结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分析行政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常见环节、突出问题,形成调研分析报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健全完善与行政执法机关联动机制,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深化协作配合,努力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全方面参与的工作机制。
四、推动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各地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过程中,积极争取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全方位向同级党委汇报公益诉讼工作部署、工作报告,推动建立绩效考核等配套机制。例如,湖北省检察机关积极向同级党委、政府汇报公益诉讼工作,争取支持。近日,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将相关部门落实党中央和省委以及上级部门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部署和配合检察机关监督的工作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绩效考核和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效能建设考核”。下一步,我院将继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推动环保等领域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提升监督效果。
五、加强和完善检察监督机制。保护公益是检察公益诉讼的目的,诉前检察建议和诉讼是两种方式手段。各地检察机关注重发挥诉讼检察建议的作用,努力做到刚性、做成刚性。例如,山东省绝大多数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在诉前检察建议阶段整改到位。2018年3月,我院制定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进一步聚焦办案,细化各项规定和程序,发挥诉讼对检察建议监督效力的保障作用。2018年6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二审稿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上述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驶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下一步,我院将加大研究论证,推动修改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职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8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8)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8)摘要
(2019年)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依法审结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为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8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562件。在新收案件中,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有二审案件24件, 提审案件176件,申请再审案件1335件,请示案件26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有专利案件684件,商标案件711件,著作权案件50件,垄断案件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36件,植物新品种案件15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35件,其他案件30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有行政案件641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120件,商标行政案件507件,其他行政案件14件;民事案件913件; 刑事请示案件7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447件,其中,二审案件21件,提审案件154件,申请再审案件1243件,请示案件28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在审结的1243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976件,裁定提审190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52件,裁定撤诉18件,以其他方式处理7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基本特点是:全年新收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数量达到1562件,同比增长74.1%,其中专利和商标案件增长幅度较大,分别同比增长103.6%和80%,预计2019年案件数量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中占有最大比重,分别占比43.8%和45.5%;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标准进一步明确,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赔偿数额的确定仍是焦点和难点;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依旧是核心问题,司法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审查和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商标民事案件中再审比率较高,对主体适格、假冒商品辨别、惩罚性赔偿等问题明确了相关标准;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商标行政案件中的主要焦点问题之一,此外,因权利障碍消失导致的提审案件数量仍然较多;著作权案件总体占比较小,涉及独创性、权利归属、重复授权、涉著作权集体管理等法律问题;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商标秘密案件数量不多,但涉及到标书的秘密性、竞业禁止协议的审查、秘密点对产品的贡献等问题,审理难度较大;垄断案件数量较少,当事人诉讼能力尚待提高,互联网环境下新商业模式和技术模式不断涌现,为反垄断司法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侵权主体和侵权性质的认定仍然是植物新品种案件审理中的难点,繁殖品种的差异与行为性质之间的关系值得司法实践进一步研究与关注;技术合同案件中,双方履约行为的判断通常包含对复杂技术问题的认定,对有关专业问题的事实查明方式尚待规范;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及“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28件典型案件。我们从中归纳出37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功能性特征除外情形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深圳市华泽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同明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10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包含有特定功能、效果的技术特征,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该技术特征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2.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限定的技术特征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在再审申请人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被申请人陆杰,二审被上诉人吴茂法、李成任、张天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蔬菜水果分选装置”专利侵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80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技术特征中除了功能或者效果的限定之外,同时也限定了与该功能或者效果对应的结构特征,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该结构特征的具体实现方式,并且该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则这种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并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3.普通技术特征等同与功能性特征等同的区别
在前述“蔬菜水果分选装置”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等同特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应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等同”的认定在适用对象、对比基础以及认定标准方面存在重要区别,不可混淆。
4.共同侵权的判断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SMC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乐清市中气气动科技有限公司、倪天才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电磁阀”专利侵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19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共同侵权应该具备以下要件:加害主体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各加害人主观上具有共同意思;各加害人彼此的行为之间客观上存在相互利用、配合或者支持;各加害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在其共同意思的范围内。
5.专利法意义上帮助侵权的认定
在前述“电磁阀”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意义上的帮助侵权行为并非泛指任何形式的帮助行为,而是特指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侵权专用品提供给他人以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6.纳入标准的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是否适用“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在再审申请人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41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及药品管理和注册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要求药品专利权人在配合制定国家强制性药品标准时对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药品专利权人在与涉案专利有关的国家药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针对涉案专利的许可使用作出过“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因此,涉案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不适用“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7.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举证责任分担
在再审申请人浙江福瑞德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联力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38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增加了技术特征,被诉侵权人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应举证证明权利人“限缩性修改”的具体情形,以及是否因此导致放弃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而权利人主张其修改或者陈述“未导致技术方案的放弃”,不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则应由权利人就“限缩性修改被明确否定”承担举证责任。
8.专利权人应承担方法专利中“新产品”的举证责任
在再审申请人义乌市贝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张海龙与被申请人上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414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适用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时,应当对方法专利直接获得的产品为新产品承担举证责任。
9.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在再审申请人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被申请人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11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选择以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对于多部件或者多专利的被诉侵权产品,原则上不宜简单采用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乘以侵权产品利润率的方式计算侵权获利,而需要考虑涉案专利对于侵权产品利润的贡献度,以“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利润率×专利技术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度”的方法进行计算。对于专利技术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度,可以结合涉案专利对产品的重要性等因素酌定。在侵权行为可分的情况下,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时,如果既存在可以较为精确计算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的部分,又存在难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的部分,可以对前者适用以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计算赔偿,对后者适用法定赔偿,以两者之和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10.同一产品侵害不同专利客体,赔偿数额应当分别计算
在再审申请人山东金锣新福昌铝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鼎锋门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41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对同一被诉侵权产品提起侵权诉讼,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分别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并不属于重复计算。
11.简要说明和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华捷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鼎盛门控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电动收缩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再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解释作用。在不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影响,会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发生明显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
12.依据部分视图推定被诉侵权产品设计特征的条件
在前述“电动收缩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未能提供被诉侵权产品实物,但权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视图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基于该类产品的特点,合理推定被诉侵权产品其他视图中的设计特征。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13.权利要求解释要考虑专利的发明目的
在再审申请人青岛美嘉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市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王承君专利侵权行政处理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申15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要求的解释要考虑说明书中有关本专利发明目的的说明,即便权利要求中对某一特征没有进行明确限定,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明显采用了与实现本专利发明目的不同的技术手段的,不应认定构成侵权。
14.未对实际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作出认定并不必然影响创造性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埃意(廊坊)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贺、姚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正确认定区别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即使被诉决定或一审法院对涉案专利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未作认定,或者认定错误,亦不必然影响二审法院对权利要求是否具有创造性作出正确的认定。
15.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
在前述“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技术方案中的作用、功能、技术效果作出认定的基础上,如果现有技术整体上给出了将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的技术启示,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此种应用可实现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作用、功能、技术效果的,则可以据此认定现有技术整体上给出了技术启示。
16.同一权利要求中并列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应当分别评判
在再审申请人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2018)最高法行再13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同一项权利要求中以“或者”等方式限定的多个并列的技术方案,如果其保护范围相互独立,则应当对其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创造性分别作出认定。
17.区别技术特征能够实现的功能和技术效果的认定
在前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认定权利要求的创造性时,区别技术特征的功能和技术效果是认定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根本依据。在认定其功能和技术效果时,应注意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与说明书中记载的具有特定功能、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具有对应性。如果二者存在实质性差异,则需要根据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具体情形,相应确定区别技术特征能够实现的功能、技术效果。
18.创造性判断应当考虑区别技术特征的全部功能和技术效果
在前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说明书中明确记载了区别技术特征同时具有多个方面的功能和技术效果,那么在确定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其他对比文件是否公开该区别技术特征,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给出技术启示时,应当综合考虑该区别技术特征实际具有的所有功能和技术效果。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9.商标使用是否超出核定商品范围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飞象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隆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327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无法穷尽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类型,人民法院在判断商标使用是否超出核定商品范围时,应当考虑市场环境下商品类型的客观变化情况。
20.恶意取得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均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注册商标,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不予保护。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21.商标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审查程序与法律适用标准
在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2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已经根据马德里协定及其议定书的规定,完成了申请商标的国际注册程序,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声明与说明义务,应当属于申请手续基本齐备的情形。在申请材料仅欠缺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部分视图等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应当秉承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精神,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正机会。
22.境外共存协议不影响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卡帝乐鳄鱼私人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鳄鱼”商标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13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争议商标是否应予注册,应当根据商标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境外共存协议不影响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23.在后商标的知名度原则上不影响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六福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禧六福珠宝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10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近似性的判断,原则上不需要考虑在后申请争议商标的知名度。
24.类似商品的判断应考虑市场交易情况的客观变化
在再审申请人安迪士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北仑博发美发用品用具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市场交易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商品的类似关系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审查判断相关商品是否类似,应考虑市场交易的客观变化。
25.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的判断标准
在前述“鳄鱼”商标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需要同时满足下列要件:在先使用商标具有一定影响;争议商标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即争议商标申请人具有主观恶意,其明知或者应知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予以抢注,但其举证证明没有利用在先使用商标商誉的除外;对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保护限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
26.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影响商标知名度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广州市希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千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波克城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审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9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虽然具有在先使用行为,但违反行业监管制度、行政审批要求,上述情形对于判断在先使用行为是否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消极作用。
27.损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认定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帝斯曼知识产权资产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楼跃斌、楼跃群、楼照法、赖俊哲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再7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申请商标注册是否损害他人的在先著作权,应当依照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对所主张的客体是否构成作品、在先权利人是否为著作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及诉争商标是否构成对在先著作权的侵害等进行审查判断。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28.古籍点校成果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葛怀圣与被申请人李子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7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古籍点校属于智力劳动成果,如果不同的点校者是根据自己对古籍原本的理解进行点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点校结果,其点校行为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独创性思维的表达,这种情况下的点校本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9.实用艺术品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和条件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60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实用艺术品本身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实用功能属于思想范畴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保护的仅仅在于其艺术性,即保护实用艺术作品上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除同时满足关于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及美术作品的特殊构成条件外,还应满足实用性与艺术性可以相互分离的条件。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30.投标文件中的标底降幅属于商业秘密
在再审申请人克拉玛依金驼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克拉玛依市凯隆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谭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投标文件中的标底降幅属于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由于标书的天然秘密属性,标书所有人对标书进行封存即可视为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31.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生产”“繁殖”行为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河北省高速公路衡大管理处与被申请人河北法润林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24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无性繁殖品种,在无扦插、嫁接等扩繁行为的情况下,对该品种的使用不属于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生产”“繁殖”行为,未侵害他人的植物新品种权。
六、垄断案件审判
32.相关市场界定的目的与方法
在再审申请人徐书青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以下简称“互联网表情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495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相关市场界定的目的,是确定被诉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之间进行竞争的市场范围及其面对的竞争约束。该市场范围由各个竞争者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紧密替代关系所决定,往往不限于某种具体的服务。相关服务市场的界定,原则上应从受到被诉垄断行为直接影响的范围较小的服务出发,运用假定垄断者测试的方法进行分析。一般主要从需求者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供给替代对被诉经营者产生的竞争约束不亚于需求替代时,在确定相关服务范围时还应该考虑供给替代。
33.拒绝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在前述“互联网表情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被诉垄断行为是否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拒绝交易行为,除首先需要分析被诉垄断行为人是否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外,还可以综合分析如下因素:垄断行为人是否在适当的市场交易条件下能够进行交易却仍然拒绝交易;拒绝交易是否实质性地限制或者排除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并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拒绝交易缺乏合理理由。平台经营者为合理规制平台使用者的行为、防止个别使用者的对平台整体具有负外部性的不当行为发生和蔓延、提升平台经营者的利益和平台用户的长远利益的需要,根据适当的平台管理和惩戒规则采取的拒绝交易措施,应认为具有正当理由。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34.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
在上诉人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高通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8)最高法民辖终7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
35.网络环境下销售行为地的确定
在上诉人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以下简称“奥克斯空调”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
36.能否以销售者和制作者为共同被告在侵权产品销售地法院起诉
在前述“奥克斯空调”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如果专利权人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以及防止判决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等政策原因,该诉讼构成一种特殊的必要共同诉讼。
37.生效行政判决对于专利权效力的认定应当作为侵权案件的审理依据
在再审申请人山东众合成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博众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454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专利已被生效行政判决认定应当被宣告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据此在民事诉讼中对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作出认定,而无需等待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新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0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0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试点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分别设立三家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涉互联网金融、购物、服务、侵权和网络著作权案件,实行“网上纠纷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模式,在案件审理、平台建设、诉讼规则、技术运用、网络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5456件,审结10545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为99.8%,全流程在线审结97196件,在线庭审和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73.1%和57.1%,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呈现良好态势。
然而,正如您所提到,“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各类互联网交易纠纷频发"对于在线诉讼提出了更高要求,仅有三家互联网法院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全部的在线诉讼需求。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举措:一是积极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我们在全国15个省(市)的20个城市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健全电子诉讼规则"。试点以来,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办案模式,大力推进在线诉讼,实现快速健康发展。上半年,试点法院在线立案申请数148614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58.42%,在线立案951599件,在线立案率43.02%,电子送达成功率69.75%;在线庭审案件数178509件,在线诉讼应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二是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通过推行在线诉讼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互联网庭审全面推开。三是全面推进中国移动微法院建设和跨域立案应用。目前全国3516个法院已全部对接中国移动微法院,具备网上立案和跨域立案服务功能,当事人和法官可以利用人脸识别、远程音视频、电子签名等技术,通过手机在线办理诉讼事务,充分感受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
上述举措都有力推动了在线诉讼的发展,但推进在线诉讼也必须以遵循案件审理的客观规律,具备相应技术条件,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前提。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合线上审理,互联网法院的受理案件类型和布局范围也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因此,对于您提出的“在江苏泰州设立互联网法院"的建议,我们认为值得做进一步研究论证。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提升互联网法院审判的专业性和专门化程度,推动互联网法院从审理批量简单案件向审理技术性强、复杂性高、类型新颖、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互联网案件转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明确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地位,探索跨行政区划案件管辖,构建形成科学合理的互联网案件管辖格局。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某等26人与秦皇岛市石河水库管理处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请示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某等26人与秦皇岛市石河水库管理处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请示案的复函
(2018年3月12日 (2018)最高法民他16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津民他28-53号《关于李某等26人与秦皇岛市石河水库管理处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二十六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章的相关规定,秦皇岛市石河水库管理处根据秦皇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防汛调度令开闸泄洪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若认为该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此类案件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案件。
(二)秦皇岛市石河水库管理处并非海事行政机关,其根据秦皇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防汛调度令开闸泄洪引起的海上养殖损害纠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五条第79至85项规定的应由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行政案件。
综上,不同意你院关于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应当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处理意见。天津海事法院对此类案件无管辖权。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法发〔2020〕11号)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仅是我国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承诺的客观需要,更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要充分认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大局的出发点和目标定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现就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运用司法救济和制裁措施,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有效遏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立足各类案件特点,切实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制定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规范专利审查行为,促进专利授权质量提升;加强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实现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强度与其技术贡献程度相适应,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支撑和驱动作用。加强药品专利司法保护研究,激发药品研发创新动力,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3.加强商业标志权益保护。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商品的类似程度、请求保护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等因素,依法裁判侵害商标权案件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增强商标标志的识别度和区分度。充分运用法律规则,在法律赋予的裁量空间内作出有效规制恶意申请注册商标行为的解释,促进商标申请注册秩序正常化和规范化。加强驰名商标保护,结合众所周知的驰名事实,依法减轻商标权人对于商标驰名的举证负担。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依法妥善处理地理标志与普通商标的权利冲突。
4.加强著作权和相关权利保护。根据不同作品的特点,妥善把握作品独创性判断标准。妥善处理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与著作权、相关权利保护的关系,统筹兼顾创作者、传播者、商业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协调好激励创作、促进产业发展、保障基本文化权益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创新和业态发展。依法妥善审理体育赛事、电子竞技传播纠纷等新类型案件,促进新兴业态规范发展。加强著作权诉讼维权模式问题研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防止不正当牟利行为。
5.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正确把握侵害商业秘密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合理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依法减轻权利人的维权负担。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认定标准,规范重大损失计算范围和方法,为减轻商业损害或者重新保障安全所产生的合理补救成本,可以作为认定刑事案件中“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依据。加强保密商务信息等商业秘密保护,保障企业公平竞争、人才合理流动,促进科技创新。
6.完善电商平台侵权认定规则。加强打击和整治网络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有效回应权利人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维权诉求。完善“通知-删除”等在内的电商平台治理规则,畅通权利人网络维权渠道。妥善审理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和恶意投诉不正当竞争纠纷,既要依法免除错误下架通知善意提交者的责任,督促和引导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履行法定义务,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又要追究滥用权利、恶意投诉等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合理平衡各方利益。
7.积极促进智力成果流转应用。依法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智力成果流转、转化、应用过程中的纠纷,秉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降低交易成本的精神,合理界定智力成果从创造到应用各环节的法律关系、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依法准确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有效保护职务发明人的产权权利,保障研发人员获得奖金和专利实施报酬的合法权益。
8.依法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一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完善鉴定程序,规范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强化罚金刑的适用,对以盗窃、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以及其他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行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有效发挥刑罚惩治和震慑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
9.平等保护中外主体合法权利。依法妥善审理因国际贸易、外商投资等引发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依法简化公证认证程序,进一步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增强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三、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增强司法保护实际效果
10.切实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妨碍排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拓宽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途径,准确把握电子数据规则的适用,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申请,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
11.大力缩短知识产权诉讼周期。积极开展繁简分流试点工作,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知识产权裁判方式改革,实现专利商标民事、行政程序的无缝对接,防止循环诉讼。严格依法掌握委托鉴定、中止诉讼、发回重审等审查标准,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依法支持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申请,为裁判的及时执行创造条件。
12.有效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充分运用工商税务部门、第三方商业平台、侵权人网站或上市文件显示的相关数据以及行业平均利润率等,依法确定侵权获利情况。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侵权人主观过错以及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后果严重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对于情节严重的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依法从高确定赔偿数额,依法没收、销毁假冒或盗版商品以及主要用于侵权的材料和工具,有效阻遏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再次发生。
13.依法制止不诚信诉讼行为。妥善审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依法支持包括律师费等合理支出在内的损害赔偿请求。强化知识产权管辖纠纷的规则指引,规制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滥用管辖权异议等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研究将违反法院令状、伪造证据、恶意诉讼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人纳入全国征信系统。
14.有效执行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全面优化知识产权案件执行管辖规则。研究完善行为保全和行为执行工作机制。制定知识产权裁判执行实施计划和工作指南,充分运用信息化网络查控、失信联合信用惩戒等手段加大裁判的执行力度,确保知识产权裁判得以有效执行。
四、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司法保护整体效能
15.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审判的现状、规律和趋势,研究完善专门法院设置,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布局,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
16.深入推行“三合一”审判机制。建立和完善与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合一”审判机制相适应的案件管辖制度和协调机制,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把握不同诉讼程序证明标准的差异,依法对待在先关联案件裁判的既判力,妥善处理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民事交叉案件。
17.不断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适当扩大技术调查人员的来源,充实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建立健全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构建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中立性、客观性、科学性。
18.加强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工作。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多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司法裁判中的指引作用,促进裁判规则统一。
19.依托四大平台落实审判公开。充分利用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丰富“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内容,扩大对外宣传效果,增进社会各界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了解、认同、尊重和信任。
20.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多边体系建设,共同推动相关国际新规则创制。加强与国外司法、研究、实务机构以及知识产权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研讨交流活动,加大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的翻译推介工作,扩大中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五、加强沟通协调工作,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整体合力
21.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支持知识产权纠纷的多渠道化解,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试点,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引领、推动作用,提升解决纠纷的整体效能。
22.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司法程序中的沟通协调,加强与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版权、海关、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上的衔接,推动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合力。
23.建立信息沟通协调共享机制。建立健全与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的数据交换机制,实现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工具运用常态化,提高综合研判和决策水平。
六、加强审判基础建设,有力支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24.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完善员额法官借调交流机制,积极推动选派优秀法官助理到下级法院挂职,遴选优秀法官到上级法院任职,实现知识产权人才的交流共享。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人员业务培训。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打造“审、助、书”配置齐全、技术调查官有效补充的专业审判队伍。
25.加强专门法院法庭基础建设。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和各地知识产权法院、法庭建设,加强专业审判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办公场所、活动经费等方面的保障,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供坚实的人力和物质基础。
26.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信息化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司法装备现代化、智能化建设,积极推进跨区域的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建设。大力推进网上立案、网上证据交换、电子送达、在线开庭、智能语音识别、电子归档、移动微法院等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支持全流程审判业务网上办理,提高司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便捷性、高效性和透明度。加强对电子卷宗、裁判文书、审判信息等的深度应用,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提供智能服务和精准决策。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