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3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2次会议、2017年4月2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2次会议、2017年4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10号)
为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第二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条 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第四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第五条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
(二)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
第七条 单位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八条 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第十一条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不重复计算。
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累计计算。
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第十二条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十三条 本解释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
(法发〔2019〕19号)
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建设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现就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推动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理念更新、机制变革,实现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司法便民利民惠民工作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快捷的纠纷解决渠道和一站式高品质的诉讼服务,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坚持法治保障。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化解矛盾纠纷,强化司法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保障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4.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聚焦突出矛盾问题,满足多元司法需求,推动形成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集约化信息化的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增强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的精准性、协同性、实效性。
5.坚持改革创新。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强联动融合,重塑诉讼格局,提升程序效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新模式。
6.到2020年底,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基本健全,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建成。普遍开通网上立案功能,全面推行跨域立案服务。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由多数法官办理少数疑难复杂案件,少数法官解决多数简单案件的工作格局。
二、工作措施
7.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工作向纠纷源头防控延伸。主动做好与党委政府创建“无讼”乡村社区、一体化矛盾纠纷解决中心、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工作对接,支持将诉源治理纳入地方平安建设考评体系。加强对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支持、指导和规范。强化人民法庭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功能,主动融入基层解纷网络建设,做好与基层党组织、政法单位、自治组织的对接。普遍建立诉讼服务站、法官联络点,加强巡回服务、上门服务,为辖区内基层自治组织解决纠纷提供培训指导,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强化司法大数据对矛盾风险态势发展的评估和预测预警作用,提前防控化解重大矛盾风险。
8.完善诉前多元解纷联动衔接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推进多元解纷文件,加强与调解、仲裁、公证、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健全完善行政裁决救济程序衔接机制。畅通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法学会、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商会等对接渠道,加强数据协同共享,指派专人开展联络工作。促进建立调解前置机制,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商会调解等诉前解纷作用。加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进一步完善司法确认程序,探索建立司法确认联络员机制,推动司法确认全面对接人民调解等线上平台,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的快立快办。
9.建设类型化专业化调解平台。根据地区纠纷类型和特点,在诉讼服务中心按需建立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知识产权、涉侨涉外等专业化调解工作室。支持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调解涉企纠纷。鼓励建立以调解员、法官个人命名的调解工作室。推广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健全特邀调解员和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加强对调解人员培训、指导和管理。
10.完善诉调一体对接机制。促进诉调对接实质化。建立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调解员组成的调解速裁团队,及时做好调解指导,强化诉调统筹衔接,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对起诉到法院的纠纷,释明各类解纷方式优势特点,提供智能化风险评估服务,宣传诉讼费减免政策,按照自愿、合法原则,引导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对能够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的,引导当事人依法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对适宜调解且当事人同意的,开展立案前先行调解。调解成功、需要出具法律文书的,由调解速裁团队法官依法办理;调解不成的,调解员应当固定无争议事实,协助做好送达地址确认等工作。明确诉前调解时限,规范调解不成后的立案和繁简分流程序。建立诉前调解案件管理系统,做到逐案登记、全程留痕、动态管理,并将诉前调解工作量纳入考核统计范围。
11.完善“分调裁审”机制。普遍开展一审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探索二审案件的繁简分流。设立程序分流员负责调裁分流和繁简分流。完善民商事、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标准,根据案由、诉讼主体、诉讼请求、法律关系、诉讼程序等要素,确定简案范围。普遍应用系统算法加人工识别,实现精准分流。在诉讼服务中心配备速裁法官或团队,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从简从快审理简单案件。建立简案速裁快审配套机制。推进诉讼程序简捷化,实行类案集中办理,建立示范诉讼模式,制作类案文书模板,全面运用智能语音、网上审理等方式,提升审理效率。建立健全程序转换机制,指定专门团队承接简转繁案件办理工作,畅通案件流转渠道。
12.推动建设应用在线调解平台。全面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加快各地法院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或者自建调解平台与最高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对接,实现本地区解纷资源全部汇聚在网上,做到调解数据网上流转,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咨询评估、调解、确认、分流、速裁快审等一站式解纷服务。
13.健全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打造“厅网线巡”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通过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移动终端、12368诉讼服务热线、巡回办理等多种渠道,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14.加强诉讼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一次办好”为目标,全面梳理服务项目清单,逐项制定标准化工作规程和一次性办理服务指南,并向社会公开,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系,以标准化促进诉讼服务普惠化、便捷化,推动实现同一诉讼服务事项的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15.拓展全方位诉讼服务功能。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引类、便民服务类、诉讼辅助类、纠纷解决类、提高效率类、审判事务类等诉讼服务。设立诉讼引导和辅导区,配备引导员,张贴诉讼事项办理流程图或服务指南二维码,提供类案诉状模板。为检察官、律师、人民调解员、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志愿者等开辟专门通道,设立当事人休息等候区以及检察官、律师办公休息场所,为残疾人士设立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设施。建设面向社会的普法宣传教育阵地,打造文化诉讼服务中心。
16.深化案件“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就近立”改革。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原则上当场立案。建立立案材料公示清单,按照案由分别公示立案需要的全部材料,推动“一次办结”。普遍推行自助立案服务,安排专人辅导,建立快速办理通道,减少当事人排队等候时间。全面实行网上立案,做到凡是能网上立案的案件,应上尽上。对当事人选择网上立案的,除确有必要现场提交材料外,一律网上办理。对当事人选择现场提交立案申请的,不得强制网上立案。普遍推行跨域立案服务,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建立就近受理申请、管辖权属不变、数据网上流转的联动办理机制,实现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
17.完善集约化诉讼服务机制。推动将扫描装订、卷宗流转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实行集约管理。建立集约送达机制,全面应用人民法院统一送达平台。配备专门送达团队,负责预约送达、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代收送达、公告送达等送达实施事务。创新保全、委托鉴定集约服务模式。设立保全、委托鉴定统一服务窗口,完善业务标准,推动开展网上保全,优化保全联动机制。加强与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工作衔接,做好与鉴定机构信息系统对接,实现对鉴定工作全程监督。
18.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道,规范网上申诉办理程序,完善四级法院联动视频接访机制,推动实质性解决信访诉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多部门会商机制,发挥律师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作用,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形成信访化解合力。深化涉诉信访信息系统应用,实现与执行申诉信访系统互联互通,对来访来信数据逐件逐次录入、统一管理、全程留痕。
19.完善内外联动的诉讼服务协作机制。打通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与公安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企业组织、居(村)委会之间的信息渠道,拓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在送达、调解、鉴定、执行等方面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各地法院之间的诉讼服务协作机制,在提交申请、材料收转、文书送达等方面共享信息资源,不断扩大跨域诉讼服务范围。
20.完善社会化服务机制。将能够由社会第三方辅助完成以及能够外包的服务性工作全部剥离出来,通过购买服务,由社会化专业化团队开展。进一步规范购买社会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完善社会力量参与诉讼服务机制,引入专家学者、律师、心理学家、公证员、鉴定员、志愿者等第三方,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服务。加强与高校对接,为在校学生参与司法实践活动提供广阔平台。
21.推动智慧诉讼服务建设。打造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贯通大厅、热线、网络、移动端,通办诉讼全程业务的“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扩展网上服务功能,全面应用中国移动微法院,打通当事人身份认证通道,提供网上引导、立案、交退费、查询、咨询、阅卷、保全、庭审、申诉等一站式服务。加强律师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网上立案、查询、阅卷、材料提交、联系法官、证据交换、调解、开庭、代理申诉、申请执行等服务。在诉讼服务大厅配备便民服务一体机等智能化设备。完善12368诉讼服务热线智能问答系统。推动“厅网线巡”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自动关联,为人民群众提供标准一致、数据同源的诉讼服务。深度挖掘立案、调解、速裁、信访等信息资源,开展全数据分析,科学研判各类矛盾纠纷发展态势和审判执行质效情况,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加强诉讼服务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实现内外网信息可靠交换与安全共享。
22.加大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建设应用力度。强化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大数据集成功能。聚焦多元解纷、登记立案、“分调裁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五项内容,围绕建机制、定规则、搭平台、推应用四个环节,实现四级法院诉讼服务信息资源自动化汇聚和大数据管理。整合分散、独立的诉讼服务应用系统,统一接入信息平台。做好与审判、执行、信访等系统对接,加强与调解组织、仲裁机构等互联互通,实现案件信息、调解员信息等数据共享。加快推动高级人民法院建立本地区信息平台。建立质效评估体系,实现对各地法院诉讼服务的可视化展示和可量化评估。
三、组织实施
23.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委及其政法委的领导下,加强与政府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解决在机构、人员方面的困难,形成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为购买社会化服务提供经费保障。积极推动相关立法,提供有力制度支持。
24.加强组织保障。落实一把手负责制。成立本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做好重大事项统筹协调工作。加大对诉讼服务场所升级、信息化建设的经费保障力度。明确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作为诉讼服务事项管理机构的职能定位,实现归口管理。建立各相关部门主动支持、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根据审级、岗位特点建立分类考核制度,将案件办理、立案信访、管理协调及其他事务性工作纳入考核范围。
25.加强人才队伍保障。配备必要的员额法官和充足的法官助理,开展立案、调解、速裁快审等工作。充实司法辅助人员和聘用制人员,开展诉讼引导、咨询查询、材料收转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配备一定数量的司法警察、警务辅助人员和安保人员,负责安全保卫等工作。全面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开展类型化培训,提升专业水平。
26.抓好目标落实。各地法院要根据本意见的目标任务,加快制定本地区落实细则,明确完成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链。上级法院要通过运用信息平台大数据管理功能,开展督导检查、满意度调查等,强化对下检查指导。对落实到位、积极作为的,通报表扬。对工作落后、消极懈怠、进展缓慢的,督促整改。
27.加大宣传推广。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各类媒体,全面宣传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7月31日
最高检发布3件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3件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典型案例
(2021年2月18日)
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件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典型案例,为各级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加强公开听证工作、规范办案提供指引。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是辽宁白某龙与某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申请监督案、浙江黄某阳等人与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登记申请监督案、广西漆某违法建设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这批典型案件覆盖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行政争议化解案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等,通过举行公开听证,借助外力化解双方争议,社会认同度高。此外,检察机关尝试运用网络直播形式增强公开听证透明度,拓展了“官民”面对面沟通渠道。
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申请人往往有心结,化解难度较大,而公开听证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最高检第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开展公开听证,提供各方平等交流对话、辩法析理平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消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办案的疑虑,解开当事人心结,促成和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在过去的2020年,行政检察公开听证案件数量大幅提升,取得明显成效,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开展公开听证900余件,同比增长6.5倍,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2%;在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中,开展公开听证的案件近1200件,占化解总数的18.8%。
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典型案例
案例1 辽宁白某龙与某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申请监督案
【关键词】
公开听证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 弱势群体保护 司法救助
【要旨】
“民告官”案件中,行政相对人一方诉讼能力较弱。通过公开听证,搭建平等对话平台,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化繁为简,定分止争,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申请人白某龙系辽宁省葫芦岛市某县某村农民。某县国土资源局依据白某龙邻居申请及法院行政判决,经实地调查勘测,发现白某龙宅基地实际的宽度分别为15.85米、16.88米,与《集体土地使用证》记载宽度为18米不符,且与邻居有界墙权属争议,于2016年1月作出处理决定,“撤销白某龙的土地使用证”。经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2016年4月,白某龙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均被驳回。2020年1月,白某龙向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公开听证情况】
本案因邻里纠纷而起,涉及白某龙及其四邻、行政机关六方当事人,引发了包括本案在内的2件行政诉讼、5件民事诉讼,共7件诉讼,历经人民法院6年20余次审理。由于白某龙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被撤销,房屋无法进行翻盖,白某龙一家居住在多处漏损的危房中,生活十分困难。为化繁为简,尽快解决申请人的揪心事,检察机关决定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公开听证会。
一是做好听证前调查核实。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与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建昌县人民检察院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查明:(1)白某龙与四邻的界墙争议已经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四份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争议墙体为白某龙所有”;(2)某县政府未经公告作出案涉撤销土地登记行为属于程序瑕疵。
二是科学设定听证议题。本案行政行为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是土地登记与实际不符的事实客观存在。经综合评估,确定“放下过去、面向未来”的工作思路,决定围绕“案涉土地权属是否存在争议;能否重新办理土地权属证书”两个议题进行公开听证。
三是规范有序组织听证。听证会由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经过承办人介绍案情、当事人陈述与申辩、听证员提问与发言、听证评议、评议宣告、总结讲评等环节。最终,行政机关决定重新测量,依法为白某龙办理土地权属证书,争议双方当场达成和解。2020年12月,某县自然资源局为白某龙重新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鉴于白某龙多年诉讼导致生活困难,检察机关为其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
【典型意义】
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环节多、周期长、矛盾复杂尖锐,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容易“有心结、想不开”。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为当事人搭建平等对话、沟通交流的平台,行政相对人积怨通过公开听证得到了倾诉和宣泄,人格和地位得到了充分尊重,为化解争议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检察机关借助外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社会人士参加听证,发挥听证员专业、独立、客观优势,引导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寻求合理合法的纠纷化解途径,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案例2 浙江黄某阳等人与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登记申请监督案
【关键词】
公开听证 网络直播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
【要旨】
通过公开听证查清案件事实,为行政争议化解奠定基础。采用“网络直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模式公开听证,精准查找争议根源,增强公开听证公信力和监督效能。
【基本案情】
上世纪90年代,某公司(镇属企业)建造2幢商住楼房出售,此后取得楼房所占1794.60平方米土地(包括公共用地)的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总证)。黄某岐从某镇政府手中受让该公司资产。2001年,房屋买受人补交947.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办理单独所有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其余847.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未予确权登记。2016年,因土地拆迁,黄某岐申请补办847.52平方米土地的确权登记,被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告知该土地使用权归楼房各业主共有。
经行政机关复查未果,2018年5月,黄某岐以告知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1月30日,法院以被诉告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再审法院均裁定维持。黄某岐因意外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黄某阳等4人于2020年4月10日向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4人认为应该得到847.52平方米土地征地补偿安置费200余万元。
【公开听证情况】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涉及法律问题专业性较强,且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信任度低,决定于2020年8月25日上午组织公开听证。
一是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增强听证质效。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商请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定代表人、局长陈某出席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教授、人民监督员、人民调解员共5人担任听证员,充分借助“外脑”,确保听证公正性;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全程直播,接受社会各界观摩和监督,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二是聚焦核心争议,明确诉争权利归属。听证会围绕告知行为的性质、847.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属等问题,通过举证、质证、辩论,查明争议土地均为公共用地。听证员一致认为,根据《物权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公共土地属于业主共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所有权转让时,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因此案涉土地归全体业主共有。
三是全面审查争议根源,促成当事人和解。听证会后,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经与双方当事人和某街道办事处沟通,在明确案涉土地权属的情况下,鉴于原镇政府资产清查不到位即转让案涉公司存在不当,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作出告知决定时说理不充分,亦存在过错,最终协调由街道办事处补偿黄某阳等4人6万元,黄某阳等人撤回监督申请。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网络直播,增强公开听证透明度;同时邀请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由其直接代表行政机关发表意见,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的尊重和重视,有助于顺畅“官民”面对面沟通渠道;通过公开听证查明事实,在分清是非、厘清责任的基础上,说服申请人放弃不合理诉求,最终促成和解,增强公开听证促进争议化解的重要作用。
案例3 广西漆某违法建设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公开听证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公开听证、进行评议,既有利于广泛听取意见,实现精准监督,又有利于以公开促公正,促进当事人更信服检察监督结果,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漆某、陈某某(已病故)从吴某某、张某处接手经营位于桂林市甲村的一打砂场。2014年5月27日,某县自然资源局对漆某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拆除涉案耕地上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并恢复耕地原状、原种植条件,逾期不恢复的应缴纳复垦费94710元,并处破坏耕地罚款126280元。在规定时间内,漆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0月17日,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执行行政处罚决定,某县人民法院于11月10日裁定准予执行。因某县人民法院与自然资源局对裁定准予执行后是否应再次申请强制执行有不同意见,该案一直未进入执行程序,受破坏耕地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引发该县乙村村民长期上访。2019年7月3日, 漆某向灵川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县人民法院撤销准予执行裁定。2019年9月19日,某县乙村村民莫某某等认为某县人民法院怠于执行,亦向灵川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
【公开听证情况】
鉴于某县人民法院准予执行裁定应否撤销影响到该院是否怠于执行的认定,且行政处罚未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即生效,漆某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灵川县人民检察院遂决定对漆某的监督申请召开听证会,并邀请人大代表等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和评议,让当事人充分陈述、答辩、举证质证、辩论,以查明事实。
一是做好听证前的准备。灵川县检察院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掌握案件基本情况,征得当事人同意举行公开听证,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学教授、律师代表共9人作为听证员。
二是归纳争议焦点,重点围绕焦点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听证会上,灵川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之前调查走访掌握的情况以及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归纳了案件的争议焦点,让当事人就此进行了充分的陈述、答辩、举证质证、辩论。
三是听证员发表评议意见,促成漆某认可某县人民法院准予执行裁定。听证会后,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参考听证员评议意见以及根据听证情况,审查认为行政处罚不存在法定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某县人民法院的准予执行裁定合法,决定对漆某的监督申请终结审查,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法院采取执行措施。漆某表示接受检察机关的决定,乙村村民停止上访控告,并以村民小组的名义向灵川县人民检察院送去锦旗和感谢信,长达5年的矛盾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典型意义】
对于未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而生效的行政行为,在执行监督阶段通过公开听证,既有利于各方当事人通过陈述意见、辩论充分表达诉求,进一步明晰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为检察机关多角度听取意见、实现精准监督打牢基础,又有利于以公开促公正,提升检察司法公信力,让公平正义以人民群众可感、可触、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当事人更信服检察监督结果,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2023年02月19日)
目 录
1.牛某某诉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监督案
2.肖某等3人与河北省某市住建局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案
3.吉林省某市检察院督促医保局落实见义勇为医疗保障制度案
4.严某等诉上海市及某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撤销验收合格证监督案
5.江苏省南通市检察机关促进问题企业注销登记专项治理案
6.何某某诉浙江省某市某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监督案
7.施某甲(郭某)诉福建省某市政府颁证行为监督案
8.苏某诉山东省某市房管局、赵某房屋行政登记监督案
9.任某诉湖南省长沙市某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监督系列案
10.广东省某市交通运输局申请执行违法运营行政处罚决定监督案
1.牛某某诉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监督案
【关键词】
抗诉改判 处警标准 确认违法
【案例简介】
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9分左右,郭某某(牛某某之夫)向110报警称有人私闯民宅,不认识对方,已经上了房顶。当地派出所经了解,系村委会实施的“帮拆”行为,称已电话反馈报警人,未到现场处警。同日,派出所对郭某某报警被打伤一事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后根据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牛某某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某分局对2018年12月28日的报警未依法履行保护其人身财产安全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某区法院判决驳回牛某某的诉讼请求。牛某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
牛某某向北京市检察院某分院申请监督。某分院向北京市公安局调取郭某某拨打110报警电话录音。经审查认为,某分局接到报警后应当到现场进行处置。根据《人民警察法》《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处警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本案中,郭某某的报警反映其人身财产安全正面临危险,需要公安机关出警帮助,属于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帮拆”行为的理由不能免除某分局的法定职责。虽然公安机关称通过电话告知报警人情况,但该告知行为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前往现场处置的法定职责。据此,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该案发回重审并得到改判,最终确认了某公安分局对2018年12月28日报警未到现场处置行为违法。
【意义】
在涉及村委会“帮拆”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报警、求助事项的紧急程度依法处理,对紧急报警、求助,公安机关以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为由而未到现场处置的,应当认定为不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法院在审查“帮拆”背景下公安机关履责类案件中,对公安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应当依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等规定对公安机关履责情况进行实质性全面审查,并保持不同诉讼中的审查立场协调统一。对生效判决错误认定公安机关履责标准的,检察机关应通过抗诉方式,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以更加刚性的司法判决促进公安机关接处警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更好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
2.肖某等3人与河北省某市住建局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执行监督 工程建筑质量 跨区域一体化协作 社会治理
【案例简介】
2021年,某市某花园小区肖某等3名购房人先后以工程建筑质量不合格为由,起诉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法院生效判决责令某市住建局对“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某花园小区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后未经修复即强制交房等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某市住建局怠于履行判决内容,肖某等3人向管辖地某区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
为应对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现状,全市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争议地某市检察院协助管辖地某区检察院办理生效裁判执行监督案件。在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某区检察院和某市检察院相互配合开展工作。某区检察院约谈肖某等人了解情况和诉求;某市检察院对接某市住建局,听取意见、查阅档案、实地走访,围绕诉求展开调查,确认某市住建局具备履行判决的客观条件和能力。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协调会,督促某市住建局迅速立案,已履行判决义务。肖某等3人对处理结果给予充分认可,主动撤回执行监督申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个案化解后,某市检察院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某市住建局未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认真审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材料,在工程质量监管和工程验收备案环节履职不当,影响了众多购房者的切身利益,导致此类行政诉讼案件多发、频发。针对住建领域暴露出的监管漏洞,某市检察院向某市住建局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强化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住建局十分重视,组织力量对近三年来的工程质量监管投诉台账和项目竣工验收档案进行“回头看”,检查全市23个小区,发现问题小区6个,涉及17栋楼,修复问题29处。
【意义】
在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创新构建行政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通过“行政争议发生地检察院+行政诉讼管辖地检察院”联动模式,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办案,监督行政机关及时履行判决义务,有力保障了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拓展监督视野,以个案为切入点,以数据为支撑,以检察建议为载体,开展类案监督,以“我管”促“都管”,推动住建领域普遍性问题解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3.吉林省某市检察院督促医保局落实见义勇为医疗保障制度案
【关键词】
检察建议 见义勇为 医疗保障 司法救助
【案例简介】
2021年8月,某市居民丁某某(73岁)发现犯罪嫌疑人程某某用刀攮伤邱某某,挺身而出、主动施救邱某某也被犯罪嫌疑人程某某用刀刺成重伤。2021年11月,经某市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审议,确认丁某某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死亡,其没有财产可供赔偿。丁某某受伤后,花费近10万余元,多次在医院治疗。丁某某家属几次向某市医保中心申请报销医疗费用,医保中心因丁某某的伤情是第三人加害且无法向第三人追偿不符合医保报销条件,对其医疗费用未予报销。
某市检察院在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 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认为市医保局作为辖区内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可能存在履行职责不到位的情形,遂启动行政检察监督程序。某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因紧急救治发生的医疗费用,无加害人或责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责任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的,应按规定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本案中,丁某某见义勇为后身受重伤,花费近10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死亡,其没有财产进行赔偿。某市医保局应当落实对其医疗保障措施。遂向某市医保局提出检察建议,并进行公开宣告送达,建议其健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机制,及时报销本案见义勇为人员医疗费用。
为推动检察建议的落实,某市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听证会并发表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医保局应当落实国家对见义勇为人士的保障措施政策,及时为本案见义勇为的老人报销医疗费用。医保局表示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立即研究落实检察建议内容。
承办检察官帮助老人整理医疗费用票据,积极与医保中心进行联系,督促医保部门尽快报销医疗费用发放到丁某某手中,实现救急救早。某市检察院考虑到丁某某年事已高,后续需要多次到医院治疗,仅靠退休工资无力支付养老院费用和治疗费用,遂帮助丁某某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给予司法救助金2万元。
【意义】
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障。落实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政策措施,包括对于加害人无力承担的医疗费用,国家要按规定通过基本医疗保障解决的制度。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落实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政策措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良好社会风尚。
4.严某等诉上海市及某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撤销验收合格证监督案
【关键词】
竣工规划验收 停车位 一揽子化解 检察建议
【案例简介】
2017年3月,严某及严某某共同购买了某联排别墅,后上海某区规划资源局作出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2018年10月,严某二人收房后,发现地下室入户门的出行通道被设置成停车位,妨碍正常进出。严某二人要求撤销验收合格证被行政机关拒绝,申请复议被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上海某区法院以验收合格证属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严某二人仅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不具备原告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严某二人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遂向上海市检察院某分院申请行政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实质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用汽车普及,人们对住宅小区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性、便捷性要求。本案中,法院生效裁定以严某二人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并不意味着当业主专有部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业主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民法典》关于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保护价值应当溢出到公法。考虑到严某二人的实质诉求是解决“堵门”问题,即使抗诉也难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还可能对业主办理产权证书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了解到严某二人因车位堵门拒交物业费引发物业纠纷,正向某区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分院决定与区院合力一揽子化解“行民”争议。最终严某二人与开发商、物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以优惠价格购得堵门车位,撤回行政、民事监督申请。行政机关、相关企业还采用本案争议化解方案解决该小区类案诉讼。同时,检察机关依靠勘查获取的数据、向建设部国家标准制定专家及最高检专家库成员咨询获取的专家意见,针对地方性城市停车规范标准滞后于人民群众现实新需求的情况,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并抄送相关单位,建议提升停车库设计合理性与安全性,提高技术标准规范,均获得采纳及落实。
【意义】
当行政行为因规范性文件的滞后,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行政监督职能,既要探索何种方式能获得案件办理的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通过一揽子化解行民争议,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出行困难”问题;同时也要挖掘《民法典》的公法价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标准。
5.江苏省南通市检察机关促进问题企业注销登记专项治理案
【关键词】
恶意注销 大数据赋能 系统监督 社会治理
【案例简介】
南通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江阴某金属矿砂公司安全生产违法非诉执行监督案、南通市某磷肥厂环境违法非诉执行监督案等一系列“恶意注销”案件中,发现问题企业通过注销登记逃避法律责任问题存在于行政处罚、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以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仲裁、执行等各个执法司法环节,严重影响行政和司法权威,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恶意注销专项监督。
南通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赋能,对全市5000余条涉案企业注销数据及对应上万条法院裁判、执行文书、检察文书、行政处罚等信息进行数据碰撞、筛选,发现各类型案件线索141件。南通市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履职优势,对发现案件线索逐一审查研判,通过交办、提办等方式精准监督,全市立案监督51件,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22件,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检察建议22件,审违检察建议5件,再审检察建议2件。
针对专项监督中重点领域治理漏洞,检察机关创设《企业涉案情况告知函》,函告涉案企业注册地行政审批部门企业涉案信息,提醒及时关注涉案企业重大事项变更情况。通过召集辖区行政执法及行政审批部门召开联席会议、会签文件、向党委政府专项报告等形式,堵塞恶意注销漏洞,推进社会治理。
【意义】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但少数问题企业却意图通过注销登记以逃避法律责任履行,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检察机关依法精准监督,有效规制企业“恶意注销”行为,维护国有资产及第三人合法权益。案件办理中树立系统思维,坚持从个案监督、类案监督到社会治理的履职路径,立足个案办理经验,梳理研判“恶意注销”多发易发环节,通过大数据赋能,高效整合挖掘监督线索,推动实现专项监督。通过穿透式监督发现社会治理难点堵点和执法司法“病灶”,抓实溯源治理。通过联席会议、会签文件、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推动恶意注销专项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社会氛围。
6.何某某诉浙江省某市某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监督案
【关键词】
工伤认定 跟进监督 新入职劳动者权益保护
【案例简介】
2019年5月10日,何某某入职某公司从事水电工岗位,公司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5月13日下午,何某某从公司出发去购买安装公司洗脸盆所需的下水弯头,其驾驶电动自行车路经某路口时摔倒,致脑部等多部位受伤。何某某向某市某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何某某不服提出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该决定书。某区法院一审认为何某某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受伤害系工伤而驳回其诉讼请求。何某某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一审生效后何某某不服判决结果,向某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何某某向某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经审查后认为何某某系在工作时间获公司授权后外出购买物料,摔伤路段也处于合理路线之内,符合工伤情形,某区人社局对何某某不予认定工伤错误。某区检察院向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区法院未采纳。某区检察院遂向某市检察院提请抗诉。某市检察院经审查,依法向某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某市中级法院指令某区法院再审。
因何某某的实质诉求是要求赔偿,某区检察院同步开展行政实质性化解工作,联合法院与某区人社局、企业沟通协调,引导企业与何某某在再审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企业依法支付赔偿款。考虑到何某某因工伤事故劳动能力下降,且妻残子幼,生活困难,检察机关依法为其申请司法救助。何某某撤回监督申请。2022年9月2日,某区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案诉讼。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新招聘尚未参保、短期灵活用工等人员因客观原因有时难以获得充分社会保障支持,尤其是在工伤中权益无法得到及时保障的情况,某区检察院与法院、司法局、人社局签订《关于在涉劳动关系检察工作中加强共同调处与协作支持的意见(试行)》,就如何实质化解争议、避免“程序空转”、加强治理堵漏等达成共识。
【意义】
对于人民法院未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处理错误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理由成立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时,坚持以抗促和的办案理念,综合运用释法说理、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措施,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新招聘尚未参保、短期灵活用工等人员难以获得充分社会保障问题,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机制,有效保障该类人员的权益。
7.施某甲(郭某)诉福建省某市政府颁证行为监督案
【关键词】
起诉期限 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案例简介】
郭某的母亲施某甲因祖遗内地房产被母胞弟施某乙私占(以上均为中国香港居民),提起民事诉讼胜诉获判各自按份继承。但登记部门以案涉房产《房屋所有权证》与《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权利主体不一致等原因,不予办理变更登记。施某甲起诉至法院,分别诉请撤销某市政府于1992年3月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于1994年4月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两起案件均因超过最长20年起诉期限,被某市中级法院驳回起诉,上诉、再审均未获支持。施某甲在行政诉讼期间过世。案涉房产纠纷历经15次民事、行政诉讼及刑事自诉,多年信访上访,长达近30年的争议依然处于“程序空转”。
福建省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案件确已超过最长20年起诉期限,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为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程序空转”,检察机关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经调查核实查明,施某乙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以独子身份骗取登记机关错误将案涉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到其名下的事实(登记机关始终未曾发现该骗证事实)。在充分查清事实真相基础上,福建省检察院注重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非追责的角度与行政机关开展沟通协调,通过从法理、事理、情理上分析论证,最大限度争取共识。据此,福建省检察院于2020年7月6日向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函,建议该局依法对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权属登记予以纠正。同时,福建省检察院持续督促和协助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复核、公开听证、法理论证等自我纠错工作,先后召集省、市、区三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召开5场协调会和论证会,解决了一系列法律适用问题。经过3年跟踪推进,最终促成登记机关决定撤销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实质性解决了近30年的错误登记颁证问题。郭某从香港来电和来信,对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和感谢,书面申请撤回对两个案件的监督申请。
【意义】
检察机关对于因超过起诉期限、维权陷入困境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不能只满足于程序结案、形式正确,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监督纠正错误行政行为,解决群众合法合理的诉求。检察机关运用“穿透式”办案方式,针对迄今近30年的登记颁证行为,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引导登记机关自我纠错,并坚持跟踪推进,最终实质性解决争议,消除了权利人进一步申请颁证的障碍,解决困扰申请人多年的揪心事,也增强了申请人对内地司法公正的信心,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8.苏某诉山东省某市房管局、赵某房屋行政登记监督案
【关键词】
再审检察建议 公房租赁 主体资格 住房保障
【案例简介】
1996年某区房产管理局为苏某办理了涉案房屋《公房租赁证》。1999年赵某伪造申请材料对涉案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并获取了某市房产管理局为其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赵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苏某腾房,苏某始得知其租住的公有房屋已被赵某违法获取,遂以某市房产管理局为被告、赵某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某市房管局为赵某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某区法院以苏某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苏某不服,提出上诉。某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苏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山东省某市检察院依法受理并经调查核实查明:涉案房屋一直由苏某租住。在对涉案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过程中,赵某伪造申请材料、相关部门为赵某出具了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房屋使用权人证明。审查认为,苏某作为涉案房屋合法承租人,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某市房管局为赵某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依法应予撤销。据此,山东省某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18年该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某区法院继续审理。区法院一审判决确认某市国土资源局(房产管理局的房产登记职能已转入国土资源局)为赵某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赵某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判决维持。
因赵某在本案再审过程中与第三人李某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李某名下,李某为购买涉案房屋向某银行贷款,并办理了该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2020年起苏某又先后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将该案涉及违法处置公租房的事实与法院进行充分沟通。2022年法院判决撤销了李某对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某区房管局并入该局)重新为苏某办理公房租赁证,苏某补缴自房屋涉诉以来的租赁费。
苏某继续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房改。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推动苏某对涉案房屋进行房改的合法诉求及早实现,2022年某区检察院向某区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及时履行公房管理职责,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承租人苏某的房改要求进行审查,推动问题合法合理、公平公正解决。区住建局回函表示,经初步审查已将苏某房改手续上报某市住建局审批。某市住建局经审查认为,在某银行对涉案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撤销前,房改程序无法继续进行。苏某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抵押权登记。在该案法院诉前和解阶段,经两级检察机关多方沟通协调并向某银行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最终促成银行主动申请撤销了涉案房屋的抵押权登记,彻底消除了苏某办理房改的障碍。苏某对该案撤回起诉。
【意义】
公房承租人对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具有诉的利益,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通过开展行政裁判结果监督,纠正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些行政诉讼案件中,即便错误的裁判结果得以纠正也无法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检察机关通过对涉诉行政行为及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对与所办案件相关的一系列诉争进展情况保持跟进,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依法能动运用检察监督方式和手段,确保当事人受损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救济,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将国家住房保障政策落到实处。
9.任某诉湖南省长沙市某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监督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强制 专家论证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案例简介】
涉案房屋登记在长沙原某运贸公司名下,该公司2001年改制,2007年3月经破产程序后注销。2017年,因涉案房屋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政府拟对涉案房屋拆除并制定补偿政策,任某等6户自称涉案房屋的公房承租人,不满1170元每平方米的补偿标准,双方未能签订协议。2018年9月,涉案房屋被长沙市某街道办强制拆除。任某等6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拆除行为违法。一审认为任某6户无证据证明是公房承租人,亦非产权人,在涉案房屋上亦无重大添附,其并非涉案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遂裁定驳回起诉。任某等6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遂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某市检察院调查中取得涉案企业长沙原某运贸公司留守处人员胡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曾作为公房分配给任某等人居住,遂提请省检察院抗诉。省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查明:涉案企业改制时明确了企业资产优惠售卖,对职工住房问题全部解决到位。涉案房屋因水毁严重,破产时经评估已无使用价值,不属于优惠售卖范围,被废弃搁置。涉案房屋所在土地也被某市政府收回,企业与员工之间不再有承租关系。申请人要求按照公房承租人的标准予以补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裁定正确,遂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承办检察官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谈,召开专家论证会,加入申请人微信群持续5个月24小时在线答疑解惑,上门组织申请人学习讨论类案,最终帮助申请人认清案件法律关系,按照原搬迁政策签订了和解协议。对其中一位生活特别困难又无住房的申请人,依政策为其申请了公租房和3万元困难补助。涉及6户40人持续了4年的6个案件画上圆满句号。申请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均表示,通过检察机关的办案,既有“满满的收获”,又受到了“法律的洗礼”。
【意义】
检察机关在化解争议的同时要引导当事人树立法治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国家贡献检察力量。一方面对于正确的生效裁判,要依法支持,为司法大局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措施,用真心、真情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让申请人感受到司法的温度,更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并相信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服从正确的裁判,息诉息访,安居乐业,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10.广东省某市交通运输局申请执行违法运营行政处罚决定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处罚 冒用身份信息 线索移送 检察一体化
【案例简介】
2016年8月22日,某市交通运输局针对何某违法从事载客业务行为作出罚款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向甲区法院(集中管辖)申请强制执行。甲区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乙区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执行通知书,要求何某履行义务并冻结其相关银行账户。2019年12月31日,何某向甲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甲区法院以“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为由裁定不予立案。何某向甲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甲区检察院依法受理。经调取2013年何某的驾驶证档案、补证档案及车辆行驶证档案、被处罚时执法人员所登记的证件信息等发现,上述材料与何某本人提供的相关证件记录明显不同,也与何某2013年以前档案材料所记载的不一致。经调查,发现何某身份证件被王某冒用。甲区检察院主动向市院汇报,获得指导与支持,同时向有关部门移送线索。经有关部门核查,市车管所经办民警在办理何某机动车驾驶证遗失补证业务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导致王某通过提交虚假资料补领了非何某本人照片的机动车驾驶证。本案系王某用自己的照片和何某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以证件遗失补办的方式向市车管所申请办理驾驶证供自己使用,因违法运营被处罚。公安机关对王某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立案侦查。2021年11月24日,某市丙区法院对王某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案发后,被告人王某已赔偿何某并取得其谅解。基于已查清事实,甲区检察院认为,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主体错误,依法应当撤销。2021年12月9日,甲区检察院向甲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对本案行政非诉执行审查裁定的错误依法予以纠正。2022年5月5日,甲区法院撤销准予执行裁定。甲区检察院继续跟进该案,督促市交通运输局撤销对何某的行政处罚,而改为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王某已交纳全部罚款。乙区法院终结强制执行程序,解除对何某账户的查封和限制高消费措施,将其从失信人员名单中删除。
【意义】
检察机关在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中,因应法院集中管辖,强化上下一体联动、一体履职。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作用,充分运用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违纪违法线索移送等方式,协同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实现一案多查,切实提升监督质效。通过依法制发检察建议,持续跟踪问效,督促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履职,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0月31日 (2017)最高法民他100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吉民他3号《关于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提供的案情,本案申请人李某林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故涉案仲裁裁决属于涉澳仲裁裁决,应参照适用涉外仲裁裁决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此处民事诉讼法应为200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现行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应为第二百七十四条)。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不当,应予纠正。
根据请示报告提供的案情,《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一)国际(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规则其他有关规定。(二)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案件,参照适用本章规定。”第八章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部分,对于仲裁庭的组成、开庭通知、法律适用等均存在不同于非涉外商事仲裁的一般规则。如按照该仲裁规则第八章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当事人双方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20日。而根据长春仲裁委员会2016年9月15日《反请求应裁通知书》,长春仲裁委员会给定双方当事人选定仲裁员的期间为15日,不符合该仲裁规则的规定。按照该仲裁规则第八章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在开庭30日前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而根据长春仲裁委员会2016年10月26日《开庭通知书》,长春仲裁委员会在开庭前20日方通知双方当事人,亦违反了该仲裁规则规定。因此,在长春市仲裁委员会审理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案件的过程中,并未依照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程序进行审理。
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张,依照该仲裁规则第五条“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对上述不遵守情况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之规定,李某林在仲裁过程中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已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故本案不应适用涉外仲裁程序。对此,应当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认定。如果存在李某林或其委托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仲裁规则未被遵守,仍然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况,应视为李某林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此种情况下,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程序虽未适用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但因当事人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李某林、韩某田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不能成立。根据请示报告提供的案情,本案中,经李某林委托授权的代理人仅韩某田一人。长春市仲裁委员会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书中虽记载韩某田所委托的三位代理人为李某林的转委托代理人,仲裁程序中并无转委托授权手续予以证明,且李某林、韩某田均否认仲裁程序中存在李某林委托了代理人出庭,或韩某田为李某林转委托了代理人出庭的情况。案涉仲裁裁决书亦显示,该案仲裁庭两次开庭,李某林、韩某田均未出席,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李某林委托的代理人参加仲裁的情况。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称李某林在仲裁中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同意你院请示报告的意见,长春仲裁委员会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存在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形,应予撤销。
此复。
附: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
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2017年8月11日 (2017)吉民他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过程中,就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事宜,已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向我院作出(2017)吉01民特12号请示报告。现将相关情况向贵院汇报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李某林,男,1964年11月10日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申请人:韩某田,男,1959年3月23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波,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克山,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辽宁路2399号。
法定代表人:董某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宇,吉林志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基本情况
李某林、韩某田申请称:申请法院撤销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一)事实:2012年8月5日,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由二申请人承包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电公司)圣豪酒店分公司(以下简称圣豪酒店)的经营管理,期限为自2012年5月14日至2022年5月13日,承包费用每年1300万元。2015年9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消防科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确认圣豪酒店三层办公区电气线路不合格,裙房三层彩钢房耐火极限不足,棚顶采用可燃材料发泡胶防寒,违反了消防安全规定,被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3.5万元。2016年3月23日长春市规划局发布公告,明确现圣豪酒店的洗浴休闲大厅、会议室、宴会厅为非法建筑,不得用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4月5日,二申请人经营的圣豪酒店停止经营,并向吉电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吉电公司拒绝解除合同。2016年5月26日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双辽发电厂向圣豪酒店送达告知函,告知吉电公司出租给二申请人的房屋所有权归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双辽发电厂,吉电公司无权转租,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双辽发电厂将依法收回出租房屋,并于当日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吉电公司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等。二申请人向长春仲裁委员会提出撤销合同、赔偿损失的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请求解除合同、支付欠缴租金、返还租赁物等。长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裁决双方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及相关物品,支付被申请人2016年8月15日至裁决下达之日的租金等。(二)(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程序严重违法,枉法裁判,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韩某田无权代理李某林提起仲裁申请。根据韩某田提交的公证书记载,李某林授权不明确,未赋予韩某田代为提起仲裁申请的权限,韩某田代为提起仲裁请求超越了代理权限。2.本案委托代理人人数违反《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委托代理人最多三人,本案中韩某田的委托代理人为四人。3.李某林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民,本案属于涉外商事仲裁,根据《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十条的规定,仲裁庭应在开庭30日前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而本次仲裁程序违反此项规定。4.韩某田有为李某林转委托的权利,韩某田的四位委托代理人也应视为李某林的委托代理人,应在仲裁裁决中列明,但仲裁裁决中并未列明,未能保障李某林的相应权益,导致李某林未参与庭审,缺席裁决,未收到本案的相应法律文书。5.根据《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日内按照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分别选定或者委托主任为其指定一名仲裁员、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而本案2016年9月19日的应裁通知书,要求二申请人在15日选定仲裁员,违法了《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关于选定仲裁员的时间要求,程序严重违法。6.根据《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涉外商事仲裁应就适用法律进行审理,本案未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理,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剥夺了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7.本案应中止审理。2016年11月17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初550号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与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双辽发电厂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于2016年6月30日终止,被申请人对用于出租的圣豪酒店房屋已经无支配权,被申请人申请韩某田支付2016年8月15日至2016年9月14日的承包金失去法律基础。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初550号判决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因被申请人对该判决提起上诉,所以本案应中止审理。仲裁庭审中,韩某田已经向仲裁庭提交了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初550号民事判决,而仲裁庭未予中止审理。8.本案裁决超出仲裁请求范围。被申请人仲裁请求韩某田支付承包金108.33万元(自2016年8月15日起至2016年9月14日),而仲裁裁决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自2016年8月15日至本裁决生效之日的全部承包金,超出了仲裁请求的范围。被申请人要求韩某田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仲裁裁决二申请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超出了仲裁请求的范围。综上所述,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依法撤销该裁决。吉电公司答辩称: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程序不存在违法之处。公证书中并不存在授权不明的情况,韩某田依据公证书内容代为申请仲裁。申请人在仲裁开庭的过程中委托三位律师出庭,但是依据《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可以适当增加代理人人数,因此此处亦不违反规定。本案不属于涉外案件,不应适用涉外规定。裁决书虽在李某林名下列韩某田为代理人,但是在裁决书第三页已经阐明转委托律师代理的情况,因此不存在缺席裁决的情形。仲裁庭已经答复申请人不需要中止审理。仲裁庭并未超出被申请人的请求予以裁决。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并未对程序提出异议。因此,申请人的请求事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查明:
2016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江门市江门公证处接受李某林的申请,为其委托事项出具公证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李某林,男,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128××××(1),住址:澳门。受托人:韩某田,男,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2××××19590323××××,身份证住址:长春市朝阳区××××。我(李某林)就解决与韩某田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五日共同与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有关事项委托韩某田作为代理人处理相关事宜。委托人韩某田的代理权限包括下列权利:1.代为行使委托人根据上述《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约定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必要时可代为撤销、变更或者解除该协议。2.若需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可转委托律师参加仲裁或诉讼活动,律师在仲裁或诉讼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韩某田的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仲裁或诉讼请求,代为答辩、进行和解,提请撤销仲裁或提起上诉。”
2016年7月6日长春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人为韩某田、李某林的仲裁申请,仲裁过程中,吉电公司提出反请求。2017年3月22日,长春仲裁委员会作出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裁决:(一)裁决解除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与被申请人吉电公司于2012年8月5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承包经营协议书》解除后,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从承包经营场所迁出,将全部承包经营用房及所有装修物、所有证照、财务账及完整的财务电脑数据返还给被申请人吉电公司。(二)裁决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向被申请人吉电公司支付自2016年8月15日至本裁决生效之日的全部承包金。计算方式为30137元(按11000000元年承包金计算,日承包金为30137元)×实际天数。(三)裁决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在本裁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依据双方交接单所取得的圣豪酒店的全部资产及物品,无法返还的依据交接单标明价格用抵押金赔偿。不足部分,被申请人吉电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四)裁决被申请人吉电公司将赔偿物品损失后的抵押金3000000元剩余部分返还给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五)裁决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投入的装修、设施等固定部分归被申请人吉电公司所有,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不得人为损坏和拆除。(六)裁决对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其他仲裁本请求不予支持。裁决对反请求申请人吉电公司其他仲裁反请求不予支持。(七)本案本请求仲裁费57710.00元(申请人已垫付),由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共同承担77.58%,即44771.42元;由被申请人吉电公司承担22.42%,即12938.58元。本案反请求仲裁费71440元(反请求申请人已垫付),由反请求申请人吉电公司承担33.05%,即23610.92元;由反请求被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共同承担66.95%,即47829.08元。该裁决作出后,申请人韩某田、李某林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三、处理意见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长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的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一)国际(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规则其他有关规定。(二)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案件,参照适用本章规定。”本案中申请人李某林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相应的仲裁规则应参照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而在《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八章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部分,对于仲裁庭的组成、开庭通知、法律适用等均存在不同于非涉外商事仲裁的一般规则,但是在长春市仲裁委员会审理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案件的过程中,并未依照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影响了李某林的权利。因此,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程序存在违法之处。
其次,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书中列明李某林的委托代理人为韩某田,虽在裁决书中记载韩某田所委托的三位代理人为李某林转委托的代理人,但是在裁决书中并无李某林其他委托代理人信息的记载,且无转委托授权委托手续存在。现在,二申请人均否认仲裁程序中存在李某林委托代理人出庭,或韩某田为李某林转委托代理人出庭的前提下,仲裁程序中并无相应的委托代理手续予以证明,此亦为程序违法之处。
综上,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拟裁定撤销长春仲裁委员会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报请我院审查。
我院经审查认为:李某林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事实清楚,长春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过程中未依照该委仲裁规则第八章之规定,适用“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程序严重违法。仲裁裁决书中并未列明除韩某田外李某林的三位“委托代理人”,虽在裁决书中将该三人表述为李某林的“委托代理人”,但其既无李某林的委托授权手续,亦无证据证明系韩某田代李某林转委托而来,因此,被申请人关于依照仲裁规则第五条,因李某林继续参加仲裁程序而应视为其放弃异议权利的推定并无依据。长春仲裁委员会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裁决书程序违法,应予撤销。
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特报请贵院审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
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的补充报告
(017年10月17日 (2017)吉民他3-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按照贵院要求,现将申请人李某林、韩某田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相关情况补充汇报如下:
依照《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八章“国际(涉外)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案件,参照适用本章规定”,因李某林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案应适用该章的特别规定。
按照该章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双方选定仲裁员的期间为20日。而根据2016年9月15日《反请求应裁通知书》,长春仲裁委员会给定双方当事人选定仲裁员的期间为15日,已违反该仲裁规则规定。
按照该章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在“开庭30日前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而根据2016年10月26日《开庭通知书》,仲裁委员会在开庭前20日方通知双方当事人,亦已违反该仲裁规则规定。
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涉外仲裁程序,同时主张,依照该仲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对上述不遵守情况未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李某林在仲裁过程中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放弃权利。
本案中,经李某林授权委托的代理人仅韩某田一人,在长春市仲裁委员会长仲裁字(2016)第334号仲裁裁决书中虽记载韩某田所委托的三位代理人为李某林转委托的代理人,但仲裁程序中并无转委托授权手续予以证明,且二申请人均否认仲裁程序中存在李某林委托代理人出庭,或韩某田为李某林转委托代理人出庭。因此,在李某林的前述仲裁权利未依仲裁规则得到保障,其委托代理人亦未依法参加仲裁的情况下,不应视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规则未被遵守,亦不应认定其存在继续参加仲裁的行为。该仲裁规则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并未成就,仲裁程序因此亦违反仲裁规则规定。
特此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现将陈某正当防卫案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45-48号)作为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陈某正当防卫案
(检例第45号)
【关键词】
未成年人 故意伤害 正当防卫 不批准逮捕
【要旨】
在被人殴打、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了重大损害的客观后果,但是防卫措施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陈某,未成年人,某中学学生。
2016年1月初,因陈某在甲的女朋友的网络空间留言示好,甲纠集乙等人,对陈某实施了殴打。
1月10日中午,甲、乙、丙等6人(均为未成年人),在陈某就读的中学门口,见陈某从大门走出,有人提议陈某向老师告发他们打架,要去问个说法。甲等人尾随一段路后拦住陈某质问,陈某解释没有告状,甲等人不肯罢休,抓住并围殴陈某。乙的3位朋友(均为未成年人)正在附近,见状加入围殴陈某。其中,有人用膝盖顶击陈某的胸口、有人持石块击打陈某的手臂、有人持钢管击打陈某的背部,其他人对陈某或勒脖子或拳打脚踢。陈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式水果刀(刀身长8.5厘米,不属于管制刀具),乱挥乱刺后逃脱。部分围殴人员继续追打并从后投掷石块,击中陈某的背部和腿部。陈某逃进学校,追打人员被学校保安拦住。陈某在反击过程中刺中了甲、乙和丙,经鉴定,该3人的损伤程度均构成重伤二级。陈某经人身检查,见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
案发后,陈某所在学校向司法机关提交材料,证实陈某遵守纪律、学习认真、成绩优秀,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公安机关以陈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陈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陈某释放同时要求复议。检察机关经复议,维持原决定。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甲等人的亲属在充分了解事实经过和法律规定后,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认可。
【不批准逮捕的理由】
公安机关认为,陈某的行为虽有防卫性质,但已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罪。检察机关则认为,陈某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陈某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任何人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都有予以制止、依法实施防卫的权利。本案中,甲等人借故拦截陈某并实施围殴,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陈某的反击行为显然具有防卫性质。
第二,陈某随身携带刀具,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对认定正当防卫有影响的,并不是防卫人携带了可用于自卫的工具,而是防卫人是否有相互斗殴的故意。陈某在事前没有与对方约架斗殴的意图,被拦住后也是先解释退让,最后在遭到对方围打时才被迫还手,其随身携带水果刀,无论是日常携带还是事先有所防备,都不影响对正当防卫作出认定。
第三,陈某的防卫措施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防卫过当。陈某的防卫行为致实施不法侵害的3人重伤,客观上造成了重大损害,但防卫措施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陈某被9人围住殴打,其中有人使用了钢管、石块等工具,双方实力相差悬殊,陈某借助水果刀增强防卫能力,在手段强度上合情合理。并且,对方在陈某逃脱时仍持续追打,共同侵害行为没有停止,所以就制止整体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来看,陈某持刀挥刺也没有不相适应之处。综合来看,陈某的防卫行为虽有致多人重伤的客观后果,但防卫措施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依法不属于防卫过当。
【指导意义】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通常称这种正当防卫为“一般防卫”。
一般防卫有限度要求,超过限度的属于防卫过当,需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的限度条件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具体而言,行为人的防卫措施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防卫结果客观上并未造成重大损害,或者防卫结果虽客观上造成重大损害但防卫措施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均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本案中,陈某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持刀反击,就所要保护的权利性质以及与侵害方的手段强度比较来看,不能认为防卫措施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所以即使防卫结果在客观上造成了重大损害,也不属于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既可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也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对于未成年人正在遭受侵害的,任何人都有权介入保护,成年人更有责任予以救助。但是,冲突双方均为未成年人的,成年人介入时,应当优先选择劝阻、制止的方式;劝阻、制止无效的,在隔离、控制或制服侵害人时,应当注意手段和行为强度的适度。
检察机关办理正当防卫案件遇到争议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适时、主动进行释法说理工作。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办案程序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时,应当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根据查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
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
(检例第46号)
【关键词】
民间矛盾 故意伤害 防卫过当 二审检察
【要旨】
在民间矛盾激化过程中,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入住宅、轻微人身侵害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防卫行为的强度不具有必要性并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基本案情】
朱凤山,男,1961年5月6日出生,农民。
朱凤山之女朱某与齐某系夫妻,朱某于2016年1月提起离婚诉讼并与齐某分居,朱某带女儿与朱凤山夫妇同住。齐某不同意离婚,为此经常到朱凤山家吵闹。4月4日,齐某在吵闹过程中,将朱凤山家门窗玻璃和朱某的汽车玻璃砸坏。朱凤山为防止齐某再进入院子,将院子一侧的小门锁上并焊上铁窗。5月8日22时许,齐某酒后驾车到朱凤山家,欲从小门进入院子,未得逞后在大门外叫骂。朱某不在家中,仅朱凤山夫妇带外孙女在家。朱凤山将情况告知齐某,齐某不肯作罢。朱凤山又分别给邻居和齐某的哥哥打电话,请他们将齐某劝离。在邻居的劝说下,齐某驾车离开。23时许,齐某驾车返回,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摇晃、攀爬院子大门,欲强行进入,朱凤山持铁叉阻拦后报警。齐某爬上院墙,在墙上用瓦片掷砸朱凤山。朱凤山躲到一边,并从屋内拿出宰羊刀防备。随后齐某跳入院内徒手与朱凤山撕扯,朱凤山刺中齐某胸部一刀。朱凤山见齐某受伤把大门打开,民警随后到达。齐某因主动脉、右心房及肺脏被刺破致急性大失血死亡。朱凤山在案发过程中报警,案发后在现场等待民警抓捕,属于自动投案。
一审阶段,辩护人提出朱凤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公诉人认为朱凤山的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一审判决认定,根据朱凤山与齐某的关系及具体案情,齐某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朱凤山必须通过持刀刺扎进行防卫制止的程度,朱凤山的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不属于防卫过当;朱凤山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朱凤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朱凤山以防卫过当为由提出上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二审出庭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朱凤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朱凤山的上诉理由成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朱凤山持刀致死被害人,属防卫过当,应当依法减轻处罚,对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予以支持,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改判朱凤山有期徒刑七年。
【检察机关二审审查和出庭意见】
检察机关二审审查认为,朱凤山及其辩护人所提防卫过当的意见成立,一审公诉和判决对此未作认定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当作出纠正,并据此发表了出庭意见。主要意见和理由如下:
第一,齐某的行为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齐某与朱某已经分居,齐某当晚的行为在时间、方式上也显然不属于探视子女,故在朱凤山拒绝其进院后,其摇晃、攀爬大门并跳入院内,属于非法侵入住宅。齐某先用瓦片掷砸随后进行撕扯,侵犯了朱凤山的人身权利。齐某的这些行为,均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第二,朱凤山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正当性。齐某的行为从吵闹到侵入住宅、侵犯人身,呈现升级趋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齐某经人劝离后再次返回,执意在深夜时段实施侵害,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朱凤山先是找人规劝,继而报警求助,始终没有与齐某斗殴的故意,提前准备工具也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因此其反击行为具有防卫的正当性。
第三,朱凤山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齐某上门闹事、滋扰的目的是不愿离婚,希望能与朱某和好继续共同生活,这与离婚后可能实施报复的行为有很大区别。齐某虽实施了投掷瓦片、撕扯的行为,但整体仍在闹事的范围内,对朱凤山人身权利的侵犯尚属轻微,没有危及朱凤山及其家人的健康或生命的明显危险。朱凤山已经报警,也有继续周旋、安抚、等待的余地,但却选择使用刀具,在撕扯过程中直接捅刺齐某的要害部位,最终造成了齐某伤重死亡的重大损害。综合来看,朱凤山的防卫行为,在防卫措施的强度上不具有必要性,在防卫结果与所保护的权利对比上也相差悬殊,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指导意义】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司法实践通常称本款规定的情况为“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中,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重伤的后果,造成轻伤及以下损伤的不属于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指,根据所保护的权利性质、不法侵害的强度和紧迫程度等综合衡量,防卫措施缺乏必要性,防卫强度与侵害程度对比也相差悬殊。司法实践中,重大损害的认定比较好把握,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相对复杂,对此应当根据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危害程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时机和所处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朱凤山为保护住宅安宁和免受可能的一定人身侵害,而致侵害人丧失生命,就防卫与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和结果等因素的对比来看,既不必要也相差悬殊,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极其复杂,涉及防卫性质争议的,应当坚持依法、审慎的原则,准确作出判断和认定,从而引导公民理性平和解决争端,避免在争议纠纷中不必要地使用武力。针对实践当中的常见情形,可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应作整体判断,即分清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应当依法作出认定,不能惟结果论,也不能因矛盾暂时没有化解等因素而不去认定或不敢认定;二是对于近亲属之间发生的不法侵害,对防卫强度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三是对于被害人有无过错与是否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应当通过细节的审查、补查,作出准确的区分和认定。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意见,对于所提意见成立的,应当及时予以采纳或支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于海明正当防卫案
(检例第47号)
【关键词】
行凶 正当防卫 撤销案件
【要旨】
对于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虽不确定,但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行凶已经造成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紧迫危险,即使没有发生严重的实害后果,也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
【基本案情】
于海明,男,1977年3月18日出生,某酒店业务经理。
2018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于海明骑自行车在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正常行驶,刘某醉酒驾驶小轿车(经检测,血液酒精含量 87mg/100ml),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与于海明险些碰擦。刘某的一名同车人员下车与于海明争执,经同行人员劝解返回时,刘某突然下车,上前推搡、踢打于海明。虽经劝解,刘某仍持续追打,并从轿车内取出一把砍刀(系管制刀具),连续用刀面击打于海明颈部、腰部、腿部。刘某在击打过程中将砍刀甩脱,于海明抢到砍刀,刘某上前争夺,在争夺中于海明捅刺刘某的腹部、臀部,砍击其右胸、左肩、左肘。刘某受伤后跑向轿车,于海明继续追砍2刀均未砍中,其中1刀砍中轿车。刘某跑离轿车,于海明返回轿车,将车内刘某的手机取出放入自己口袋。民警到达现场后,于海明将手机和砍刀交给处警民警(于海明称,拿走刘某的手机是为了防止对方打电话召集人员报复)。刘某逃离后,倒在附近绿化带内,后经送医抢救无效,因腹部大静脉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于当日死亡。于海明经人身检查,见左颈部条形挫伤1处、左胸季肋部条形挫伤1处。
8月27日当晚公安机关以“于海明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8月31日公安机关查明了本案的全部事实。9月1日,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依法撤销于海明故意伤害案。其间,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同意公安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
【检察机关的意见和理由】
检察机关的意见与公安机关的处理意见一致,具体论证情况和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刘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行凶”的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刘某仅使用刀面击打于海明,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不确定,不宜认定为行凶。论证后认为,对行凶的认定,应当遵循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为把握的标准。刘某开始阶段的推搡、踢打行为不属于“行凶”,但从持砍刀击打后,行为性质已经升级为暴力犯罪。刘某攻击行为凶狠,所持凶器可轻易致人死伤,随着事态发展,接下来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难以预料,于海明的人身安全处于现实的、急迫的和严重的危险之下。刘某具体抱持杀人的故意还是伤害的故意不确定,正是许多行凶行为的特征,而不是认定的障碍。因此,刘某的行为符合“行凶”的认定标准,应当认定为“行凶”。
第二,关于刘某的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正在进行”的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于海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的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不属于正在进行。论证后认为,判断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应看侵害人是否已经实质性脱离现场以及是否还有继续攻击或再次发动攻击的可能。于海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立刻上前争夺,侵害行为没有停止,刘某受伤后又立刻跑向之前藏匿砍刀的汽车,于海明此时作不间断的追击也符合防卫的需要。于海明追砍两刀均未砍中,刘某从汽车旁边跑开后,于海明也未再追击。因此,在于海明抢得砍刀顺势反击时,刘某既未放弃攻击行为也未实质性脱离现场,不能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停止。
第三,关于于海明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于海明本人所受损伤较小,但防卫行为却造成了刘某死亡的后果,二者对比不相适应,于海明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论证后认为,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实害行为也包括危险行为,对于危险行为同样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认为“于海明与刘某的伤情对比不相适应”的意见,只注意到了实害行为而忽视了危险行为,这种意见实际上是要求防卫人应等到暴力犯罪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才能实施防卫,这不符合及时制止犯罪、让犯罪不能得逞的防卫需要,也不适当地缩小了正当防卫的依法成立范围,是不正确的。本案中,在刘某的行为因具有危险性而属于“行凶”的前提下,于海明采取防卫行为致其死亡,依法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于海明本人是否受伤或伤情轻重,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没有影响。公安机关认定于海明的行为系正当防卫,决定依法撤销案件的意见,完全正确。
【指导意义】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通常称这种正当防卫为“特殊防卫”。
刑法作出特殊防卫的规定,目的在于进一步体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秩序理念,同时肯定防卫人以对等或超过的强度予以反击,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也不必顾虑可能成立防卫过当因而构成犯罪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如果面对不法侵害人“行凶”性质的侵害行为,仍对防卫人限制过苛,不仅有违立法本意,也难以取得制止犯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效果。
适用本款规定,“行凶”是认定的难点,对此应当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必须是暴力犯罪,对于非暴力犯罪或一般暴力行为,不能认定为行凶;二是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即对人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危险。在具体案件中,有些暴力行为的主观故意尚未通过客观行为明确表现出来,或者行为人本身就是持概括故意予以实施,这类行为的故意内容虽不确定,但已表现出多种故意的可能,其中只要有现实可能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的,均应当认定为“行凶”。
正当防卫以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前提。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不法侵害行为多种多样、性质各异,判断是否正在进行,应就具体行为和现场情境作具体分析。判断标准不能机械地对刑法上的着手与既遂作出理解、判断,因为着手与既遂侧重的是侵害人可罚性的行为阶段问题,而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侧重的是防卫人的利益保护问题。所以,不能要求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加诸被害人身上,只要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已经迫在眼前,或者已达既遂状态但侵害行为没有实施终了的,就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
需要强调的是,特殊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因此不能作宽泛的认定。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不法与合法对立不明显以及夹杂泄愤报复成分的案件,在认定特殊防卫时应当十分慎重。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侯雨秋正当防卫案
(检例第48号)
【关键词】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 正当防卫 不起诉
【要旨】
单方聚众斗殴的,属于不法侵害,没有斗殴故意的一方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单方持械聚众斗殴,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基本案情】
侯雨秋,男,1981年5月18日出生,务工人员。
侯雨秋系葛某经营的养生会所员工。2015年6月4日22时40分许,某足浴店股东沈某因怀疑葛某等人举报其店内有人卖淫嫖娼,遂纠集本店员工雷某、柴某等4人持棒球棍、匕首赶至葛某的养生会所。沈某先行进入会所,无故推翻大堂盆栽挑衅,与葛某等人扭打。雷某、柴某等人随后持棒球棍、匕首冲入会所,殴打店内人员,其中雷某持匕首两次刺中侯雨秋右大腿。其间,柴某所持棒球棍掉落,侯雨秋捡起棒球棍挥打,击中雷某头部致其当场倒地。该会所员工报警,公安人员赶至现场,将沈某等人抓获,并将侯雨秋、雷某送医救治。雷某经抢救无效,因严重颅脑损伤于6月24日死亡。侯雨秋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该会所另有2人被打致轻微伤。
公安机关以侯雨秋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为侯雨秋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对侯雨秋不起诉。
【不起诉的理由】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沈某、雷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侯雨秋对此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之一雷某死亡,依法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沈某、雷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判断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犯罪,应当以本款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为参照,通过比较暴力程度、危险程度和刑法给予惩罚的力度等综合作出判断。本案沈某、雷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单方持械聚众斗殴,构成犯罪的法定最低刑虽然不重,与一般伤害罪相同,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同时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刑法关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杀人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作此规定表明,聚众斗殴行为常可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定聚众斗殴与故意致人伤亡的犯罪在暴力程度和危险程度上是一致的。本案沈某、雷某等共5人聚众持棒球棍、匕首等杀伤力很大的工具进行斗殴,短时间内已经打伤3人,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二,侯雨秋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侯雨秋工作的养生会所与对方的足浴店,尽管存在生意竞争关系,但侯雨秋一方没有斗殴的故意,本案打斗的起因系对方挑起,打斗的地点也系在本方店内,所以双方攻击与防卫的关系清楚明了。沈某纠集雷某等人聚众斗殴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没有斗殴故意的侯雨秋一方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因此侯雨秋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第三,侯雨秋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本案沈某、雷某等人的共同侵害行为,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侯雨秋为保护自己和本店人员免受暴力侵害,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之一雷某死亡,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认定,除了在方法上,以本款列举的四种罪行为参照,通过比较暴力程度、危险程度和刑法给予惩罚的力度作出判断以外,还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不法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安全,即危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性权利。人身安全之外的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其他合法权利不在其内,这也是特殊防卫区别于一般防卫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暴力性,且应达到犯罪的程度。对本款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作广义的理解,即不仅指这四种具体犯罪行为,也包括以此种暴力行为作为手段,而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行为,如以抢劫为手段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以绑架为手段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以及针对人的生命、健康而采取的放火、爆炸、决水等行为;三是不法侵害行为应当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有可能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的后果。需要强调的是,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已经造成实际伤害后果,不必然影响特殊防卫的成立。此外,针对不法侵害行为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的严重危险,可以实施特殊防卫。
在共同不法侵害案件中,“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认定上可以有一定交叉,具体可结合全案行为特征和各侵害人的具体行为特征作综合判定。另外,对于寻衅滋事行为,不宜直接认定为“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寻衅滋事行为暴力程度较高、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可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中的行凶、杀人或抢劫。需要说明的是,侵害行为最终成立何种罪名,对防卫人正当防卫的认定没有影响。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应当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根据查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统一执法思想,提高执法效能,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尽快下发至县团级政法单位。
2018年1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统一执法思想,提高执法效能,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犯罪,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就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形成打击合力,加强预防惩治黑恶势力犯罪长效机制建设。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保护伞”惩处力度,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严格掌握不起诉,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严格掌握保外就医适用条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的规定加大惩处力度,充分利用资格刑、财产刑降低再犯可能性。对黑恶势力犯罪;注意串并研判、深挖彻查,防止就案办案,依法加快办理。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正确把握“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同时,坚决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二、依法认定和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规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由于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这“四个特征”都很明显,在具体认定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做到不枉不纵。
4.发起、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合并、分立、重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
5.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应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形,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
6.组织形成后,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应当认定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且成员人数较多,但鉴于“恶势力”团伙和犯罪集团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的节点,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时间、成员人数问题不宜作出“一刀切”的规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未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成立时间可以按照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非法影响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时间认定。没有明显标志性事件的,可以按照本意见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认定范围的规定,将组织者、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首次共同实施该组织犯罪活动的时间认定为该组织的形成时间。该组织者、领导者因未到案或者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起诉的,不影响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7.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以下方式获取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
(2)有组织地以投资、控股、参股、合伙等方式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
(3)由组织成员提供或通过其他单位、组织、个人资助取得。
8.通过上述方式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应当认定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包括调动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源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的能力。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组织成员主动将个人或者家庭资产中的一部分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其个人或者家庭资产可全部计入“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数额明显较小或者仅提供动产、不动产使用权的除外。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在办案时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
9.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暴力、威胁色彩虽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中的“其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以及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
10.为确立、维护、扩大组织的势力、影响、利益或者按照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不特定多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应当认定为“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1)为该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树立非法权威、扩大非法影响、寻求非法保护、增强犯罪能力等实施的;
(2)按照该组织的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实施的;
(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
(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
(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
(6)其他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
11.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的大小具有相对性,不能简单地要求“一定区域”必须达到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而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并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危害程度加以综合分析判断。
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称霸一方,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1)致使在一定区域内生活或者在一定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的多名群众,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严重违法活动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的;
(2)对一定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垄断,或者对涉及一定行业的准入、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的;
(3)插手民间纠纷、经济纠纷,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
(4)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并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
(5)干扰、破坏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秩序,在相关区域、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或者致使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的;
(6)多次干扰、破坏党和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或者致使上述单位、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行使的;
(7)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帮助组织成员或他人获取政治地位,或者在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
(8)其他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形。
12.对于组织者、领导者和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积极参加者,可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组织成员,应当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符合《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组织成员,应当认定为罪犯,依法从重处罚。
对于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于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得假释。
13.对于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确属骨干成员或者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其他组织成员,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
三、依法惩处恶势力犯罪
14.具有下列情形的组织,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
在相关法律文书中的犯罪事实认定部分,可使用“恶势力”等表述加以描述。
15.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动。
16.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
四、依法惩处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
17.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理:
(1)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刑法》第二百二十六规定的“威胁”,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分别以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同时由多人实施或者以统一着装、显露纹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或者暗示方式,足以使对方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项规定的“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
采用上述手段,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法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雇佣、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用上述手段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用上述手段寻衅滋事,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为追讨合法债务或者因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18.黑恶势力有组织地多次短时间非法拘禁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他人三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四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五、依法打击非法放贷讨债的犯罪活动
19.在民间借贷活动中,如有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贷款、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发放高利贷以及为强索债务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等行为的,应当按照具体犯罪侦查、起诉、审判。依法符合数罪并罚条件的,应当并罚。
20.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立债权、强行索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以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虚假诉讼等罪名侦查、起诉、审判。对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实际所得借款以外的虚高“债务”和以“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扣除或收取的额外费用,均应计入违法所得。对于名义上为被害人所得、但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实际上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后续犯罪所使用的“借款”,应予以没收。
21.对采用讨债公司、“地下执法队”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进行上述活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者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六、依法严惩“保护伞”
22.《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包庇”行为,不要求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利用职务便利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酌情从重处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先有通谋的,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
23.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收受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坚决依法严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24.依法严惩农村“两委”等人员在涉农惠农补贴申领与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救灾扶贫优抚、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利用职权恃强凌弱、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犯罪,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犯罪。
25.公安机关在侦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应当注意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于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时会同有关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相关侦查机关许可。
七、依法处置涉案财产
26.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要会同工商、税务、国土、住建、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全面调查涉黑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
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数额,办案单位可以委托专门机构评估;确实无法准确计算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查明的事实、证据合理估算。
27.对于依法查封、冻结、扣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审查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的有关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1)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2)组织成员通过个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3)其他单位、组织、个人为支持该组织活动资助或主动提供的财产;
(4)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财产或者组织成员个人、家庭合法资产中,实际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的部分;
(5)组织成员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6)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7)其他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
28.违法所得已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对方明知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
(2)对方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的;
(3)对方是因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
(4)通过其他方式恶意取得的。
29.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30.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没收其违法所得。
31.对于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有证据证明确属被害人合法财产,或者确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无关的应予以返还。
八、其他
32.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督,指导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律师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请示报告、集体研究和检查督导制度。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各项诉讼权利,为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提供便利,防止因妨碍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对案件办理带来影响。
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辩护律师所属事务所具有监督管理权限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员旁听。
对于律师违反会见规定的;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违反规定披露、散布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其他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获悉的有关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律师辩护、代理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办案机关要注意收集固定证据,提出司法建议。
33.监狱应当从严管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犯,严格罪犯会见、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法活动。对于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实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异地关押。积极开展黑恶势力犯罪线索排查,教育引导服刑人员检举揭发。社区矫正机构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认真开展调查评估,为准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参考。社区矫正机构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区服刑人员要严格监管教育。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协调联动,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等情形。
34.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要依法建立完善重大疑难案件会商、案件通报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政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对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依法采取挂牌督办、上提一级、异地管辖、指定管辖以及现场联合督导等措施,确保案件质量。根据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总问题,归纳经验,适时出台有关证据标准,切实保障有力打击。
35.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对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配合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对其参照证人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保护措施。前述规定,对于确属组织者、领导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掌握。
对于确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涉黑财产具有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确有必要通过分案审理予以保护的,公安机关可以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作出另案处理的决定。
对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政法干警及其近亲属,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等关于证人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对人身和住宅予以专门性保护等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办理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
36.本意见颁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或者单独制定的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内容如与本意见中有关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4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4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涉外仲裁案申请不予执行及申请撤销裁决程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了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关于您提出的该双重审查制度在事由上有重合性,实践中存在个别当事人滥用两种程序以拖延履行债务的问题。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重视和对仲裁裁决一裁终局性的尊重。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对两种程序的衔接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简化,具体包括以下规则:1.在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审查中,当事人的申请被驳回后,其又以相同事由启动另一救济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当两个救济程序同时启动时,应以撤销仲裁的诉讼审查程序优先,此时受理不予执行申请的法院应当裁定中止不予执行的审查;3.如果被执行人同时启动了两个审查程序,又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中应视为其一并撤回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应终止对其提出的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上述衔接规则,大幅减少了两种程序适用的重复审查,避免被执行人滥用司法程序拖延执行,及时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研究相关问题,防范和遏制个别当事人利用两种程序拖延履行债务的情形。
关于您提出的简化当事人救济程序,撤销或不予执行两种制度择其一行使的问题。由于仲裁的自治性和民间性,两种司法和审查制度的设计体现出对仲裁当事人救济权的周严保护,其存在相似之处,主要体现为:1.审查目的一致,二者都是对生效仲裁裁决程序合法性进行监督;2.审查内容一致,两程序审查的法律依据、事由及内容基本一致;3.法律后果相似,撤销仲裁裁决使仲裁完全失去法律效力,不予执行则使裁决失去强制执行效力,此时当事人均可就原有的争议重新达成仲裁协议提交仲裁解决,也可以就该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两种制度目前仍不能相互替代。主要考虑在于:1.不予执行制度系否决仲裁裁决的执行力,即申请人的权利不能依据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但并不否定该裁决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的效力,与撤销仲裁裁决的效力并不完全相同。相应的,两者在申请主体、申请情形、申请时间、人民法院能否依职权启动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对不同主体的救济而言,可以形成互补。2.当仲裁裁决的执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并裁定不予执行。而撤销仲裁裁决必须以裁决当事人申请撤销为前提。3.为打击和遏制司法实践中日益多发的以虚假仲裁向法院申请执行或影响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仲裁裁决执行司法解释中创设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虚假仲裁制度,为权益受侵害的案外人提供救济渠道,而该制度正是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的基础上设立的。综上,不予执行制度仍有保留的制度价值。
关于您建议的缩短仲裁司法审查期限的问题。《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延长一个月。”对于司法实践中法院不能依照上述规定期限审结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问题,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通过完善仲裁司法审查报核制度、加强审限管理等方式,进一步缩短审查期限,切实维护执行申请人的权利,实现实质公平,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法能动履职,切实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2019年至2022年10月,共批准逮捕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嫌疑人1.3万余人,提起公诉2.8万余人,有力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加强办案指导,持续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等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本批典型案例有以下特点:一是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政策导向,注重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如案例三中,天津检察机关通过加强检警协作,深挖上下游犯罪,从窃取信息的源头到出售末端全面排查、精准打击,彻底斩断犯罪链条。二是体现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个人信息内涵丰富,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进行了定义。本批案例涵盖了对公民征信信息、生物识别信息、行踪轨迹信息、健康生理信息等不同类型信息的全面保护。三是强调发挥指导检察办案的作用。如案例一提出,对客观上无法排重计算信息数量的,可以通过确定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案例二提出,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对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采取抽样方式进行验证。四是强调法治宣传教育和促进诉源治理。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如案例二中被告人将开发的窃取被害人照片的软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迷惑性极强,只要用户下载打开使用就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针对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反映出的管理漏洞和内部监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履行监管职责,完善管理制度,预防和杜绝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问题的发生。
下一步,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履职,结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深挖关联犯罪,加强对上游信息采集、提供、倒卖等环节犯罪行为全链条打击,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信息类型”和刑事处罚标准的研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优势,协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一体化办案,促进平台、行业完善内部管控,推动形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新格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2月2日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解某某、辛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征信信息 信息数量 违法所得数额
【基本案情】
被告人解某某,北京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辛某某,北京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人吴某某、郝某、李某某等基本情况略。
该公司2015年7月成立后,最初主要是网络商业推广,后公司出现亏损。解某某、辛某某便决定出售公民信息牟利。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解某某、辛某某雇佣吴某某、郝某、李某某等50余人通过在网上刊登贷款广告、在公司的“点有钱”微信公众号设置贷款广告链接,吸引有贷款需求的人填写“姓名、手机号、有无本地社保和公积金、有无负债、房产和车辆持有状况、工资收入、有无保险、征信情况、借款需求、还款周期”等信息。获取上述信息后,解某某、辛某某指使员工将上述信息上传到公司开发的“点有钱”APP,再通过在微信群搜集、在“点有钱”微信公众号发放广告,获取银行、金融公司信贷员的姓名和手机号。通过与信贷员联系,吸引他们在APP注册充值。信贷员充值后,解某某、辛某某等人在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信息以每条30元至150元的价格出售给信贷员。通过出售上述信息,解某某、辛某某等人违法所得共计450余万元。
2019年6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抓获,从网站后台提取到公民个人信息共计31万余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19年8月5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解某某等人批准逮捕。批捕后,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围绕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内容、数量、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等问题进一步侦查。
(二)审查起诉
2019年12月30日,公安机关将解某某等人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2017年底,解某某、辛某某决定实施犯罪,招募员工,收集、出售公民信息,除此之外公司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活动,依法应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由于存放数据的服务器域名过期未续费导致原始信息被删除,通过后台提取的信息包含“*”,客观上无法对具体信息条数排重计算。于是,检察机关通过审查银行流水、业绩单等电子证据等认定每名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均超过5万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解某某、辛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余被告人系被雇佣,在犯罪中分工合作,实施信息上传、筛选、销售等,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经释法说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20年6月24日,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解某某、辛某某等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年9月16日,昌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庭审中,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但有的辩护人提出,一是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二是信息数量没有排重,故数量认定不准确。三是指控的违法所得包含了公司其他合法经营所得,该部分不应当作为犯罪金额。
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谢某某、辛某某成立公司后,虽然最初是合法经营,但公司出现亏损后,自2017年底就预谋收集、出售公民信息,并招募员工等,2018年以后除实施收集、出售公民信息犯罪活动以外,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二是本案在客观上无法实现信息排重,但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各被告人违法所得数额均在5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中某一项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虽然无法确定信息数量,但可以证实被告人违法所得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三是被告人供述、公司银行流水、业绩单及各被告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谢某某、辛某某自2018年1月以后除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外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活动,所以指控的金额均系犯罪所得。
(四)裁判结果
2020年12月11日,昌平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解某某、辛某某等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非法获取、出售征信信息,情节严重的,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惩处。个人征信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具有非法获取、出售征信信息50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数量或者数额达到上述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对客观上无法排重计算信息数量的,可以通过确定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其中之一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如果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量刑幅度的,可以按照处罚较重的量刑幅度处理。
(三)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征信信息全面反映个人信贷状况,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被泄露后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贷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被害人。生活中,要注意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不随意点击不明贷款链接,不轻易透露个人财产状况,谨防信息泄露。
案例二
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人脸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 信息数量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人员。
2020年6月至9月,李某制作了一款可以窃取安装者手机内的照片的软件。当手机用户下载安装该软件打开使用时,软件就会自动获取手机相册的照片并且上传到李某搭建的服务器后台。李某将该软件发布在暗网某论坛售卖,截至2021年2月9日,共卖得网站虚拟币30$。后李某为炫耀技术、满足虚荣心,又将该软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发布在某论坛供网友免费下载安装,以此方式窃取安装者手机相册照片1751张。其中,含有人脸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1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
2020年9月,李某又用虚拟币在该暗网的论坛购买“社工库资料”并转存于网盘。2021年2月,李某为炫耀自己的能力,明知“社工库资料”含有户籍信息、车主信息等,仍将网盘链接分享到“业主交流”QQ群(150名成员)。经去除无效数据、合并去重后,该“社工库资料”包含公民个人信息共计8100余万条。
2021年3月9日,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经侦查,因“社工库资料”内容庞大且存储于境外网盘,未查到有人下载使用。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21年3月26日,公安机关对李某提请批准逮捕。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非法获取并在QQ群内提供8100余万条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数量巨大,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且李某利用“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人脸信息”等事实需继续侦查,本案存在毁灭证据的可能,遂于4月2日批准逮捕。
(二)审查起诉
2021年5月28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非法获取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信息数量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鉴于李某主观上没有出售牟利的目的,客观上未造成信息传播、扩散,且系初犯,自愿认罪认罚,8月10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8月23日,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庭审中,辩护人提出,一是本案未对涉案8100余万条信息的真实性核实确认,数量认定依据不足。二是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利用黑客软件窃取照片的事实,还主动交代公安机关未掌握的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至QQ群的事实,对于该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司法鉴定机构去除无效信息,合并去重进行鉴定,鉴定出有效个人信息8100余万条,信息数量客观、真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具体数量的认定规则,且公安机关抽样验证,随机抽取部分个人信息进行核实,能够确认涉案个人信息的真实性。二是公安机关抓获李某前已掌握其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到QQ群的事实,与其利用黑客软件窃取照片的行为属同种罪行,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
(四)裁判结果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从宽处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涉案信息动辄上万乃至数十万条,在海量信息状态下,对信息逐一核实在客观上较难实现。所以,实践中允许适用推定规则,即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这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对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去重的,应当作去重处理,排除重复的信息。对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采取抽样方式进行验证。
(二)人脸信息是具有不可更改性和唯一性的生物识别信息。人脸识别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被犯罪分子窃取利用或者制作合成,破解人脸识别验证程序,侵害隐私、名誉和财产。生活中,要谨慎下载使用“颜值检测”等“趣味”软件,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造成合法权益受损。
案例三
谢某、李某甲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全链条打击 宽严相济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某,无业。
被告人李某甲,无业。
被告人李某乙、张某、刘某甲、高某、刘某乙等基本情况略。
2020年,某公司针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研发了一款具备快速注册和人脸识别功能的APP。谢某获悉后,联系该公司表示可免费承接认证操作业务。2021年4月至7月,谢某先后组织杨某等10人前往吉林、辽宁多地农村,使用该APP对参保村民进行认证。
其间,天津市宁河区的李某甲、李某乙等人与谢某联系,向谢某提供事先已经批量注册的百家号“白号”(未实名认证),由谢某等人借“新农保”认证之机采集村民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人脸信息,将上述“白号”激活为具备发布功能和商业营销价值的实名认证账号,再向李某甲、李某乙等人出售。
通过此种方式,李某甲、李某乙从谢某处购得账号1.9万余个,连同从张某、刘某甲等人处非法获取的其他账号,在宁河区又向高某、刘某乙等20余人出售。高某、刘某乙等人将所得账号再出售或者批量运营,致使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实名账号被多次转卖,被用于运营收益等。
2021年7月至11月,上述人员被陆续抓获。经查,李某甲违法所得70余万元,谢某等11人违法所得共计31余万元,李某乙、刘某甲等26人违法所得数千元至10余万元不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侦查
应公安机关商请,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建议围绕信息获取方式、数量、流向、违法所得等收集证据,固定关键电子证据防止灭失。公安机关及时开展侦查,排查控制了其他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扣押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
(二)审查逮捕
公安机关将谢某、李某甲等29人提请批准逮捕。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上述犯罪嫌疑人在主观恶性、犯罪层级、违法所得数额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应区分处理。审查后,对谢某等直接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成员,李某甲等专门从事网络账号灰产的购买者及其他情节较重、违法所得数额较高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批捕决定;对情节较轻、违法所得数额较低的中末端购买者,评估社会危险性后作出不批捕决定。根据这一标准,公安机关对后续拟提请批准逮捕的9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非羁押强制措施。批捕后,检察机关制发继续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继续深挖上下游犯罪。
(三)审查起诉
2021年10月29日、12月10日,公安机关陆续将谢某、李某甲等38人移送审查起诉。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开展认罪认罚和追赃工作。审查后,检察机关对窃取信息源头的主犯、与谢某直接联络的始端购买者李某甲、李某乙等9人依法起诉并建议判处实刑;对团伙从犯、销售环节赚取差价及仅有购买行为的27名中末端人员,结合情节、获利、退赃情况依法起诉并建议判处缓刑;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1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上述38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退赃共计100余万元。
(四)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12月14日、2022年3月9日,宁河区人民检察院陆续将谢某、李某甲等36人提起公诉。
庭审中,各被告人均当庭认罪认罚。李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先买入后卖出的行为,计算违法所得时应将购买信息的费用作为成本扣减。
公诉人答辩指出,违法所得是犯罪分子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产。根据《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规定,对于违法所得,直接以被告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收入予以认定,不必扣减其购买信息的犯罪成本。
(五)裁判结果
2022年6月8日、21日,宁河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认定谢某、李某甲等36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谢某、李某甲等9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对李某乙等27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六)综合治理
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保认证工作的管理漏洞,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规范“新农保”认证工作流程和保密规定,加强委托合作方的资质审核及转委托监督,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
【典型意义】
(一)从严惩处,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呈现链条化、产业化特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对“上游窃取信息-中间购买加工-下游运营获利”的链条式犯罪,通过加强检警协作,深挖上下游犯罪,从窃取源头到出售末端,全面排查、精准打击,彻底斩断犯罪链条。
(二)区分情形、区别对待,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嫌疑人众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要结合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等,依法区分主从犯,分类处理。对主犯、“职业惯犯”以及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要依法从严处理,当捕则捕,当诉则诉,并建议从严判处实刑。对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初犯、偶犯,作用较小、获利较少的从犯,要依法从宽处理,采取非羁押措施,依法不起诉或者建议判处缓刑。
(三)延伸职能,注重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注意分析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提示风险、督促改进,及时堵塞社会治理漏洞,促进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合力。
案例四
陈某甲、于某、陈某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踪轨迹信息 情节特别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甲,无业。
被告人于某,无业。
被告人陈某乙,无业。
2018年,陈某甲了解到“私家侦探”获利高。2020年,陈某甲决定从事“私家侦探”活动,后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可找人、查人,并注册了昵称为“专业商务调查”的微信号承揽业务。2020年12月,闵某(另案处理)通过网络搜索,联系到陈某甲,要求陈某甲寻找其离家出走的妻子郭某,并将郭某的姓名、照片、手机号码等提供给陈某甲。陈某甲于2021年1月、3月将郭某的手机号码交给他人(网络用名,正在进一步侦查确认),由该人获得郭某的手机定位后反馈给陈某甲。陈某甲则伙同于某等人在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采取蹲点守候的方式,确认了郭某的具体位置,并向闵某提供。
2021年6月,闵某再次联系陈某甲要求帮助寻找其妻子。6月17日,陈某甲又采取上述方法获得了郭某的手机定位信息、快递地址信息。6月18日,陈某甲与于某、陈某乙三人驾车到达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与闵某一起蹲点守候到6月23日。后被害人郭某出现后,陈某甲等三人驾车离开。当日13时左右,闵某将郭某杀害。
经查,闵某先后支付陈某甲39500元。陈某甲分给于某9000元、分给陈某乙6000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闵某涉嫌故意杀人案时,发现陈某甲、于某、陈某乙虽然不能认定为闵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公安机关以陈某甲、于某、陈某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请批准逮捕。
2021年8月5日,柳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陈某甲、于某、陈某乙出售公民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对三人作出批捕决定。批捕后,检察机关制发继续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梳理闵某给陈某甲的转账证据,继续查找其他犯罪嫌疑人。
(二)审查起诉
2021年9月22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其间,陈某甲、于某的家属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被害人家属对二人表示谅解。三人均认罪认罚,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具结书。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认定陈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于某、陈某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10月22日,检察机关将三名被告人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12月16日,柳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审理期间,陈某乙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三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均无异议。陈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家属已谅解,陈某甲自愿认罪认罚,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公诉人答辩指出,被告人通过采用手机定位、查看快递信息、蹲点守候等手段非法获取被害人郭某的个人信息并提供给闵某,闵某据此信息将被害人郭某找到并杀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本案被告人陈某甲即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仍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四)裁判结果
2021年12月25日,柳林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认定三名被告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甲、于某、陈某乙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行踪轨迹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施前述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强化行踪轨迹信息保护意识,维护自身安全。行踪轨迹信息可以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的具体位置,与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隐私等息息相关。犯罪分子通过窃取、非法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谋取不法利益,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生活中,要注意提高对快递地址、手机号码、定位信息等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防止被不法分子窃取利用。
案例五
韦某、吴某甲、吴某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业“内鬼” 健康生理信息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韦某,某医院产科主管护师。
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二人均系保健按摩中心个体经营者。
吴某甲、吴某乙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经营一家保健按摩中心,主要是向产妇提供服务。为扩大客源,吴某甲向南宁市某医院产科主管护师韦某提出,由韦某提供产妇信息,并承诺每发展一名客户就给韦某50元或60元报酬,若客户后续办卡消费则另外向韦某支付10%的提成。
2018年至2020年6月,韦某便以写论文需要数据为由,通过欺骗有权限的同事登录该医院“护士站”系统查询产妇信息后拍照发给自己,或者自行通过科室办公电脑查询该医院“桂妇儿”系统产妇信息后拍照,不定期将上述产妇信息照片通过微信发给吴某甲,吴某甲、吴某乙则利用上述信息安排员工通过电话联系产妇发展客户。
经查,韦某向吴某甲、吴某乙出售包括产妇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分娩日期、分娩方式等在内的产妇健康生理信息500余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20年7月10日,公安机关对韦某、吴某甲、吴某乙提请批准逮捕。广西南宁青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韦某、吴某甲、吴某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因部分事实需进一步查证,不采取逮捕措施可能导致证据被毁灭,遂作出批捕决定。
(二)审查起诉
2020年9月11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10月12日,青秀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通过梳理韦某获取产妇健康生理信息的渠道、交易方式等,认定韦某非法获取、出售产妇公民个人信息数量500余条,依法应予定罪处罚。而且,韦某将其在履职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出售给他人,依法应从重处罚。经释法说理,韦某等三人均认罪认罚,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具结书。10月26日,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对韦某、吴某甲、吴某乙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年11月12日,江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审理期间,韦某主动退赔违法所得。韦某、吴某甲及辩护人提出,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大部分隐私性不高,且未被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吴某乙及辩护人提出,吴某乙没有直接参与获取产妇信息,是从犯的辩护意见。
公诉人答辩指出,涉案信息不仅有产妇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一般信息,还涉及分娩日期、分娩方式等隐私信息,敏感程度高,韦某将在履职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出售给他人,不仅侵害孕产妇的个人权益,还危害了整个医疗体系的信用,依法应从重处罚。吴某乙虽未直接参与获取信息,但与吴某甲共同出资购买信息,并用于经营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四)裁判结果
2020年12月16日,江南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和意见,认定韦某、吴某甲、吴某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韦某、吴某甲、吴某乙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两年至有期徒刑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五)综合治理
针对涉案医院对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不善、对从业人员纪律约束不强、法治教育不足等问题,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促进涉案医院倒查信息安全管理状况,完善患者信息安全管理措施与制度,从源头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行业”内鬼内外勾连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产妇分娩信息等是医院在开展医疗活动过程中掌握的公民健康生理信息。对于医护人员将其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产妇健康生理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予以打击。对下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应依法打击,实现全链条惩处。
(二)通过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反映出部分重点领域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存在漏洞,内部监管机制不到位,相关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检察机关办案中应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医疗单位履行监管职责,完善对患者健康生理信息的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和杜绝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问题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5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5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法院执行率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案件执行不能久拖不决,要加强打击力度,提高执行效率,严惩“带帽老赖"等问题都非常具有针对性,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着力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关于案件执行要规定时间,不能久拖不决的问题
关于执行案件的办案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执行案件的办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第1条都规定,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一般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执结。应当说明的是,执行结案并不完全意味着债权人实现了全部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执行完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销案、不予执行和驳回申请。具体而言,对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应当在六个月内实际执行完毕,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而对于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只能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做结案处理,待发现财产后再恢复执行。
您在建议中所说的执行案件久拖不决问题,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情况,有的是个别法院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没有及时采取执行措施,存在消极执行现象,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也有些案件是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但法院公开的力度不够,也未及时向当事人充分释明,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造成了案件久拖不决的印象。
消极执行问题是我们当前整治的重点。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两批消极执行的反面典型案例83例,对3家存在严重消极执行情形的法院通报批评,推动反消极执行行动向纵深发展。从今年4月6日起,我们在全国法院系统集中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整治的内容就包括消极执行,重点是拖延立案,拖延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处置财产,拖延发放兑现执行款物等问题。今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第一项即是“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冷硬横推’及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十个严禁"是执行工作的十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凡触碰高压线的,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今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全国各地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行专项巡查,消极执行也是此次巡查的重点之一,这次巡查将直面问题,要“动真格",发现存在消极执行情形的,要通报批评、严肃问责。
对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我们要求必须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必须是真正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而且采取的所有执行措施都必须向当事人公开,防止“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同时,为了避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滥用,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做了严格的要求。该规定明确要求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前,应当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并听取其意见;要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在互联网公开;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执行异议。此外,我们还建立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库,并通过该信息库统一向社会公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的相关信息,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通过这些举措,使当事人及社会各界对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有了正确的认识,增强了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避免产生案件久拖不决的印象。经过半年多的运行,全国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比例在逐步下降。
二、关于加强打击力度,提高执行效率,公平执法的问题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一性两化"的执行工作思路。“一性"就是突出执行的强制性,“两化"即规范化和信息化。您提到的加强打击力度,正是执行工作强制性的体现;而提高执行效率,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工作模式,向信息化要效率。
在加强打击力度方面,全国法院积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对其采取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打击拒执犯罪。2016年1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44部委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中对公安机关“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信息及车辆财产信息",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协助查封、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协助实施限制消费措施",“打击拒执犯罪"等作了明确要求。目前已经建成公民身份信息、机动车车辆信息、出入境信息的网上查询机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在与公安部对接会商,推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争取早日将备忘录的内容全部落到实处。公安部也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不断健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动机制,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努力。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还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织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一大批抗拒执行的行为人被判处了刑罚,有效遏制了各种抗拒和规避执行现象。2015年,针对实践中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手段和方式更趋隐蔽性、多样化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对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件,引入了自诉程序,有效加大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打击力度。
为了提高执行效率,积极依托信息化技术,实现了执行工作模式的重大变革。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体,以地方法院“点对点"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可通过查控系统进行网络查询信息的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3家单位以及3500余家银行(其中的2307家银行开通了网络冻结功能),基本实现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覆盖。可查询的信息种类目前共有14类18项信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出入境证件信息、农业部的渔船信息、交通部的船舶信息、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中国证监会的证券信息、中银联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信息、腾讯的财付通账户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京东金融平台的财产信息等。此外,交通部船舶的网络查封功能、公安部的车辆查封功能已上线;证券冻结功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五省市试点上线。对于尚不具备“总对总"查控条件的不动产信息,通过与国土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支持和督促各地积极建设不动产“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网络查控体系的建立完善,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传统模式下一天只能查询4家银行账户,依托网络执行查控体系,执行人员足不出户,轻轻一点鼠标,几分钟后就可以查询到全国3000多家银行的账户,效率提高了上千倍。下一步,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一方面是下力气拓宽网络执行查控的范围,有条件实现网络查控的财产(或信息)原则上均可实现网络查控。另一方面是要逐步升级系统功能,在实现网上查询的同时,要在网上控制、划拨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此外,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改进完善查控系统,加强系统维护,使其更加稳定、准确和友好。
您提到的公平执法问题,反映到执行工作中,一是要坚决避免选择性执行,二是要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关于选择性执行,其后果反映到个案中就是消极执行。如果执行人员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积极的履行职责,避免消极执行,自然也不会给当事人及社会公众造成选择性执行的观感。因此,我们一直将选择性执行和消极执行一起进行整治。在当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选择性执行也是整治的重点,主要针对挑选案件、区别采取执行措施等问题。在今年4月发布的《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中,选择性执行也是严禁的内容之一,是我们重点防范与查处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关于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问题,我们在加大执行力度、用足用好各项执行措施的同时,树立公正、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要求执行人员注意执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坚持利益权衡,避免权益失衡,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关于严惩“带帽老赖"的问题
您在建议中所提的“带帽老赖",应该是指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体。此类特殊主体,本应更加模范地遵守法律,更加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更加自觉维护司法权威。目前,我们依托信息化手段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不区分“带帽老赖"和其他被执行人。对于“带帽老赖",除了常规的查控措施、执行措施外,我们还建立起特殊惩戒机制。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国企高管,已担任相关职务的,按照有关程序依法免去其职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金融机构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招录(聘)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情况应作为其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参考;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具有现金价值保险;要求将严格遵守法律、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情况,作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以及党员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各地党委、政府也相继出台意见,积极构建联合惩戒的长效机制。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已经对一些特殊主体进行了联合惩戒。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今年4月份,将特殊主体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惩戒的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725人,基层人大代表1564人、政协委员559人、党代表269人。其中,因失信而被开除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1人、撤职的25人、降级的23人,有关资格受到影响的有652人,取消招录或晋升的142人,被罢免的基层代表、委员122人。我们相信,随着联合信用惩戒体系的不断健全,将会对“带帽老赖"的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影响。
四、关于通过真实执结率接受人民监督问题
您在建议中提到的“真实执结率",应该是指实际执行率,即执行完毕的案件数与执行结案数的比值。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视频会上对执行工作实效提出了“三升四降"的认定标准,即裁判自动履行率、实际执行率、执行标的到位率明显提升,终本率、异议复议和执行监督改撤率、执行申诉率、执行人员违法违纪率明显下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及说明》中,也将实际执行率作为执行质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往重结案率,轻实际执行率、执行标的到位率的现象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单独的执行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将通过新的考核体系引导各级法院努力提高实际执行率、执行标的到位率,降低终本率。对于片面追求结案率、弄虚作假、滥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现象,一方面,通过出台《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做了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在今年9月份开展全国执行工作专项巡查中,我们将对这些现象进行重点巡查。另外,对于执行工作中的相关数据,我们将早日实现通过四级法院统一的办案平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向社会公开推送。
特别需要向您介绍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执行局已经明确提出,解决执行难必须注重实效。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有履行能力的案件,必须执行到位;对于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不能执行的案件,必须通过公开让人民群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外,我们还会借助我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引入保险理赔、社会资金等对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加大救助力度。“行胜于言",全国四级法院将会上下同心、积极作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真诚期待您能到最高人民法院参观指导工作,通过可以实时监控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的执行指挥中心,了解全国的执行工作情况,给我们提出更好的意见建议。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人大的有力监督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法院近四万名执行干警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0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054号建议的答复
刘蕾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检察公益诉讼纳入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请张军检察长在“开学第一课"专题讲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同步向广大中小学生宣讲检察公益诉讼知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协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依托“法治进校园"等活动,建立健全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制度,普遍开展公益诉讼进校园活动,借助新媒体和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增强检察公益诉讼法治宣传教育的新颖性和传播力,引导青少年懂法、守法,在心中播下公益保护的种子。6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在万泉小学举行“检察公益课堂进校园"主题活动,帮助同学们了解检察公益诉讼知识,通过孩子与家庭互动传递公益正能量,增强整个社会的公益保护意识。关于您提出的请张军检察长在2019年9月1日“开学第一课"专题讲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我们与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制片人沟通了解到,“开学第一课"的授课人员、内容在每年初即以中宣部为主导、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予以确定,此条建议暂时无法实现。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中央电视台法治频道以及教育电视台其他栏目沟通协调,研究其他替代方式落实您的建议。
二、关于教育部将检察公益诉讼知识纳入义务教育教材
据我们了解,教育部非常重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已将检察公益诉讼知识纳入义务教育教材,转统编《道德与法治》编写组,拟在《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教材中落实,将教材第94页“阅读感悟"栏目材料修改为检察公益诉讼的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按照您的建议,积极向教育部提供符合中小学生需求的检察公益诉讼教材内容。同时,我们也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向青少年宣传检察公益诉讼知识。一是编写高质量的图文并茂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图书,把检察公益诉讼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以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介绍。二是积极会同教育部制作微动漫、微电影,编排法治情景剧,利用多种形式向未成年人宣传检察公益诉讼。三是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通过组织观看法治教育影视片、组织模拟法庭、旁听司法审判等方式,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青少年的公益诉讼和公益保护知识储备。
三、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统筹协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统筹协调开展公益诉讼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2018年1月,根据高检院部署,在全国17个省份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试点地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公益诉讼案件,在涉及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领域,共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97件,提起公益诉讼8件。对其他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711件,支持起诉9件。重庆、上海等地检察机关先后监督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整治学校周边商店向未成年学生销售“水晶泥"、“牙签弩"、“电子烟"等有毒有害玩具、不卫生食品,违规开设网吧等问题,消除安全隐患。201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重庆召开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总结推进会,进一步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您在建议中提出要总结推广类似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借助机器人“小鲤"创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方式等成功经验。我们认真总结了相关经验做法,并制作视频短片《“小鲤"进校园,成为孩子的学法小宠物》,于5月24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发布,社会反响很好。
四、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共青团中央联合构建检察公益诉讼青年志愿者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青少年的公益意识越来越强,参与社会公益的需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同时,目前我国的青少年志愿者服务存在缺乏权威机构组织、缺乏经费来源、青少年参加志愿者渠道不畅通等现实问题。你所提建议,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各级检察机关积极行动,做了一些探索。有的检察院将青少年发展为公益诉讼志愿者或者观察员、网格员。内蒙古通辽市检察院与团市委、相关高校签署《检察公益诉讼志愿者养成计划协议书》,吸引近千名师生走进检察公益诉讼志愿者行列。近年来,高检院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开展了很多工作,并于2018年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共青团中央的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检察公益诉讼青年志愿者体系,服务中国公益志愿者队伍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定,现将胡某某抢劫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03-107号)作为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对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3月2日
胡某某抢劫案
(检例第103号)
【关键词】
抢劫 在校学生 附条件不起诉 调整考验期
【要旨】
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应当准确把握其与不起诉的界限。对于涉罪未成年在校学生附条件不起诉,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找准办案、帮教与保障学业的平衡点,灵活掌握办案节奏和考察帮教方式。要阶段性评估帮教成效,根据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角色转变和个性需求,动态调整考验期限和帮教内容。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胡某某,男,作案时17周岁,高中学生。
2015年7月20日晚,胡某某到某副食品商店,谎称购买饮料,趁店主方某某不备,用网购的电击器杵方某某腰部索要钱款,致方某某轻微伤。后方某某将电击器夺下,胡某某逃跑,未劫得财物。归案后,胡某某的家长赔偿了被害人全部损失,获得谅解。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补充社会调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后,针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不能充分反映胡某某犯罪原因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补充开展社会调查,查明:胡某某高一时父亲离世,为减轻经济负担,母亲和姐姐忙于工作,与胡某某沟通日渐减少。丧父打击、家庭氛围变化、缺乏关爱等多重因素导致胡某某逐渐沾染吸烟、饮酒等劣习,高二时因成绩严重下滑转学重读高一。案发前,胡某某与母亲就是否直升高三参加高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母亲希望其重读高二以提高成绩,胡某某则希望直升高三报考个人感兴趣的表演类院校。在学习、家庭的双重压力下,胡某某产生了制造事端迫使母亲妥协的想法,继而实施抢劫。案发后,胡某某母亲表示愿意改进教育方式,加强监护。检察机关针对胡某某的心理问题,委托心理咨询师对其开展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检察机关综合评估认为:胡某某此次犯罪主要是由于家庭变故、亲子矛盾、青春期叛逆,加之法治意识淡薄,冲动犯罪,认罪悔罪态度好,具备帮教条件,同时鉴于其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谅解,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二)综合评估,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胡某某罪行较轻,具有未成年、犯罪未遂、坦白等情节,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其犯罪原因主要是身心不成熟,亲子矛盾处理不当,因此可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认为,抢劫罪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各种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后测算胡某某可能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年,不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条件。同时,胡某某面临的学习压力短期内无法缓解,参考社会调查、心理疏导的情况,判断其亲子关系调适、不良行为矫正尚需一个过程,为保障其学业、教育管束和预防再犯,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对胡某某附条件不起诉更有利于其回归社会。2016年3月11日,检察机关对胡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一年。
(三)立足帮教目标,对照负面行为清单设置所附条件,协调各方开展精准帮教。检察机关立足胡某某系在校学生的实际,围绕亲子共同需求,确立“学业提升进步,亲子关系改善”的帮教目标,并且根据社会调查列出阻碍目标实现的负面行为清单设置所附条件,如:遵守校纪校规;不得进入娱乐场所;不得吸烟、饮酒;接受心理辅导;接受监护人监管;定期参加社区公益劳动;阅读法治书籍并提交学习心得等。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联合学校、社区、家庭三方成立考察帮教小组,围绕所附条件,制定方案,分解任务,精准帮教。学校选派老师督促备考,关注心理动态,社区为其量身定制公益劳动项目,家庭成员接受“正面管教”家庭教育指导,改善亲子关系。检察机关立足保障学业,灵活掌握帮教的频率与方式,最大程度减少对其学习、生活的影响。组建帮教小组微信群,定期反馈与实时监督相结合,督促各方落实帮教责任,对帮教进度和成效进行跟踪考察,同时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保护胡某某隐私。针对胡某某的犯罪源于亲子矛盾这一“症结”,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民警、被害人、法律援助律师、法定代理人从法、理、情三个层面真情劝诫,胡某某表示要痛改前非。
(四)阶段性评估,动态调整考验期限和帮教措施。考验期内,胡某某表现良好,参加高考并考上某影视职业学院,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鉴于胡某某表现良好、考上大学后角色转变等情况,检察机关组织家长、学校、心理咨询师、社区召开“圆桌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经综合评估,各方一致认为原定考验期限和帮教措施已不适应当前教育矫治需求,有必要作出调整。2016年9月,检察机关决定将胡某某的考验期缩短为八个月,并对最后两个月的帮教内容进行针对性调整:开学前安排其参加企业实习,引导职业规划,开学后指导阅读法律读物,继续筑牢守法堤坝。11月10日考验期届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进行相关记录封存。目前,胡某某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从事设计工作,心态乐观积极,家庭氛围融洽。
【指导意义】
(一)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应当注意把握附条件不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界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且只限定于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依法适用不起诉,不能以附条件不起诉代替不起诉。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尚未达到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程度,综合考虑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能更好地达到矫正效果,促使其再社会化的,应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二)对涉罪未成年在校学生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当最大限度减少对其学习、生活的影响。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立足涉罪在校学生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应尽可能保障其正常学习和生活。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检察机关可灵活掌握办案节奏和方式,利用假期和远程方式办案帮教,在心理疏导、隐私保护等方面提供充分保障,达到教育、管束和保护的有机统一。
(三)对于已确定的考验期限和考察帮教措施,经评估后认为不能适应教育矫治需求的,可以适时动态调整。对于在考验期中经历考试、升学、求职等角色转变的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应当及时对考察帮教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考察帮教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考验期限和帮教措施,巩固提升帮教成效,促其早日顺利回归社会。考验期限和帮教措施在调整前,应当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六十一条、第四百六十三条、第四百七十六条、第四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九十四条
庄某等人敲诈勒索案
(检例第104号)
【关键词】
敲诈勒索 未成年人共同犯罪 附条件不起诉 个性化附带条件 精准帮教
【要旨】
检察机关对共同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当遵循精准帮教的要求对每名涉罪未成年人设置个性化附带条件。监督考察时,要根据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不同需求,督促制定所附条件执行的具体计划,分阶段评估帮教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帮教方案,提升精准帮教实效。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庄某,男,作案时17周岁,初中文化,在其父的印刷厂帮工。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顾某,女,作案时16周岁,职业高中在读。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常某,男,作案时17周岁,职业高中在读。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章某,女,作案时16周岁,职业高中在读。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汪某,女,作案时17周岁,职业高中在读。
2019年6月8日,庄某因被害人焦某给其女友顾某发暧昧短信,遂与常某、章某、汪某及女友顾某共同商量向焦某索要钱财。顾某、章某、汪某先用微信把被害人约至某酒店,以顾某醉酒为由让被害人开房。进入房间后,章某和汪某借故离开,庄某和常某随即闯入,用言语威胁的手段逼迫焦某写下一万元的欠条,后实际获得五千元,用于共同观看球赛等消费。案发后,庄某等五人的家长在侦查阶段赔偿了被害人全部损失,均获得谅解。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开展补充社会调查和心理测评,找出每名未成年人需要矫正的“矫治点”,设置个性化附带条件。该案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直接移送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庄某等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均有悔罪表现,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但前期所作社会调查不足以全面反映犯罪原因和需要矫正的关键点,故委托司法社工补充社会调查,并在征得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进行心理测评。经分析,五人具有法治观念淡薄、交友不当、家长失管失教等共性犯罪原因,同时各有特点:庄某因被父亲强行留在家庭小厂帮工而存在不满和抵触情绪;顾某因被过分宠溺而缺乏责任感,且沉迷网络游戏;汪某身陷网瘾;常某与单亲母亲长期关系紧张;章某因经常被父亲打骂心理创伤严重。据此,检察官和司法社工研究确定了五名未成年人具有共性特点的“矫治点”,包括认知偏差、行为偏差、不良“朋友”等,和每名未成年人个性化的“矫治点”,如庄某的不良情绪、章某的心理创伤等,据此对五人均设置共性化的附带条件:参加线上、线下法治教育以及行为认知矫正活动,记录学习感受;在司法社工指导下筛选出不良“朋友”并制定远离行动方案;参加每周一次的团体心理辅导。同时,设置个性化附带条件:庄某学习管理情绪的方法,定期参加专题心理辅导;顾某、汪某主动承担家务,定期参加公益劳动,逐渐递减网络游戏时间;常某在司法社工指导下逐步修复亲子关系;章某接受心理咨询师的创伤处理。检察机关综合考虑五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事实、情节及需要矫正的问题,对五名未成年人均设置了六个月考验期,并在听取每名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时,就所附条件、考验期限等进行充分沟通、解释,要求法定代理人依法配合监督考察工作。在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意见后,检察机关于2019年10月9日对五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二)制定具体的帮教计划并及时评估帮教效果,调整帮教方法。在监督考察期间,检察官与司法社工共同制定了督促执行所附条件的具体帮教计划:帮教初期(第1-3周)注重训诫教育工作,且司法社工与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及法定代理人密切接触,增强信任度;帮教中期(第4-9周)通过法治教育、亲子关系修复、行为偏差矫正、团体心理辅导等多措并举,提升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法律意识,促使不良行为转变;帮教后期(第10-26周)注重促使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遵纪守法。每个阶段结束前通过心理测评、自评、他评等方式评估帮教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研判,调整帮教方法。比如,帮教初期发现庄某和章某对负责帮教的社工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和回避、对抗行为,通过与司法社工机构共同评估双方信任度和匹配度后,及时更换社工。再如,针对章某在三次心理创伤处理后仍呈现易怒情绪,建议社工及时增加情绪管理能力培养的内容。又如,针对汪某远离不良“朋友”后亟需正面榜样力量引领的情况,联合团委确定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结对引导。
(三)根据未成年人个体需求,协调借助相关社会资源提供帮助,促进回归社会。针对案发后学校打算劝退其中四人的情况,检察机关与教育局、学校沟通协调,确保四人不中断学业。根据五名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对就学就业的需求,检察机关积极协调教育部门为顾某、章某分别提供声乐、平面设计辅导,联系爱心企业为常某提供模型设计的实习机会,联系人力资源部门为庄某、汪某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让矫治干预与正向培养双管齐下。经过六个月考察帮教,五名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逐步摒弃不良行为,法治观念、守法意识增强,良好生活学习习惯开始养成。2020年4月9日,检察机关综合五人考察期表现,均作出不起诉决定。目前,庄某已成为某西点店烘焙师,常某在模具企业学习模型设计,顾某、章某、汪某都实现了在大专院校理想专业学习的愿望。五个家庭也有较大改变,亲子关系融洽。
【指导意义】
(一)附条件不起诉设定的附带条件,应根据社会调查情况合理设置,具有个性化,体现针对性。检察机关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应当坚持因案而异,根据社会调查情况,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具体犯罪原因和回归社会的具体需求等设置附带条件。对共同犯罪未成年人既要针对其共同存在的问题,又要考虑每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设定符合个体特点的附带条件并制定合理的帮教计划,做到“对症下药”,确保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教育矫治功能的实现。
(二)加强沟通,争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学校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检察机关应当就附带条件、考验期限等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充分沟通,使其自觉遵守并切实执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和其所在学校是参与精准帮教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应当通过释法说理、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与各方达成共识,形成帮教合力。
(三)加强对附带条件执行效果的动态监督,实现精准帮教。检察机关对于附条件不起诉所附带条件的执行要加强全程监督、指导,掌握落实情况,动态评估帮教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帮教方式和措施。为保证精准帮教目标的实现,可以联合其他社会机构、组织、爱心企业等共同开展帮教工作,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二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六十一条、第四百七十六条、第四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三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六条
李某诈骗、传授犯罪方法牛某等人诈骗案
(检例第105号)
【关键词】
涉嫌数罪 听证 认罪认罚从宽 附条件不起诉 家庭教育指导 社会支持
【要旨】
对于一人犯数罪符合起诉条件,但根据其认罪认罚等情况,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涉罪未成年人存在家庭教育缺位或者不当问题的,应当突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因案因人进行精准帮教。通过个案办理和法律监督,积极推进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李某,男,作案时16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牛某,男,作案时17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黄某,男,作案时17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关某,男,作案时16周岁,高中学生。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包某,男,作案时17周岁,高中学生。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李某利用某电商超市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多次在某电商超市网购香皂、洗发水、方便面等日用商品,收到商品后上传虚假退货快递单号,骗取某电商超市退回购物款累计8445.53元。后李某将此犯罪方法先后传授给牛某、黄某、关某、包某,并收取1200元“传授费用”。得知这一方法的牛某、黄某、关某、包某以此方法各自骗取某电商超市15598.86元、8925.19元、6617.71元、6206.73元。
涉案五人虽不是共同犯罪,但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相同,案件之间存在关联,为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对五人依法并案处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惩教结合优势。审查逮捕期间,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告知五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促其认罪认罚。五名犯罪嫌疑人均表达了认罪认罚的意愿,并主动退赃,取得了被害方某电商超市的谅解。检察机关认为五人虽利用网络实施诈骗,但并非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系普通诈骗犯罪,且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无逮捕必要,加上五人均面临高考,因而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知派驻检察院的值班律师向五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并根据五人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提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将帮教方案和附带条件作为具结书的内容一并签署。
(二)召开不公开听证会,依法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对犯数罪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很少适用。本案中,李某虽涉嫌诈骗和传授犯罪方法两罪,但综合全案事实、社会调查情况以及犯罪后表现,依据有关量刑指导意见,李某的综合刑期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利于顺利进行特殊预防、教育改造。为此,检察机关专门针对李某涉嫌数罪是否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召开不公开听证会,邀请了未成年犯管教干部、少年审判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公益组织负责人等担任听证员。经听证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应对李某作附条件不起诉,以最大限度促进其改恶向善、回归正途。通过听证,李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李某父母认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参加听证的各方面代表达成了协同帮教意向。2019年12月23日,检察机关对李某等五人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六个月。
(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因人施策精准帮教。针对家庭责任缺位导致五人对法律缺乏认知与敬畏的共性问题,检察官会同司法社工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要求五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监督考察期间定期与心理咨询师沟通、与检察官和司法社工面谈,并分享法律故事、参加预防违法犯罪宣讲活动。同时,针对五人各自特点分别设置了个性化附带条件:鉴于李某父母疏于管教,亲子关系紧张,特别安排追寻家族故事、追忆成长历程以增强家庭认同感和责任感,修复家庭关系;鉴于包某性格内向无主见、极易被误导,安排其参加“您好陌生人”志愿服务队,以走上街头送爱心的方式锻炼与陌生人的沟通能力,同时对其进行“朋辈群体干扰场景模拟”小组训练,通过场景模拟,帮助其向不合理要求勇敢说“不”;鉴于黄某因达不到父母所盼而缺乏自信,鼓励其发挥特长,担任禁毒教育、网络安全等普法活动主持人,使其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增强个人荣誉感和家庭认同感;鉴于牛某因单亲家庭而自卑,带领其参加照料空巢老人、探访留守儿童等志愿活动,通过培养同理心增强自我认同,实现“爱人以自爱”;鉴于关某沉迷网络游戏挥霍消费,督促其担任家庭记账员,激发其责任意识克制网瘾,养成良好习惯。
(四)联合各类帮教资源,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案件办理过程中,引入司法社工全流程参与精准帮教。检察机关充分发挥“3+1”(检察院、未管所、社会组织和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平台优势,并结合法治进校园“百千万工程”,联合团委、妇联、教育局共同组建“手拉手法治宣讲团”,要求五人及法定代理人定期参加法治教育讲座。检察机关还与辖区内广播电台、敬老院、图书馆、爱心企业签订观护帮教协议,组织五人及法定代理人接受和参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或实践。2020年6月22日,检察机关根据五人在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的表现,均作出不起诉决定。五人在随后的高考中全部考上大学。
【指导意义】
(一)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于涉嫌数罪但认罪认罚,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也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性质、情节、后果,并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等,综合评估可能判处的刑罚。“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指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法院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目前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均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准设计,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刑罚的预估要充分考虑“教育、感化、挽救”的需要及其量刑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既可以附条件不起诉也可以起诉的,应当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存在数罪情形时,要全面综合考量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以及认罪认罚等情况,认为并罚后其刑期仍可能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以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特殊功能,促使涉罪未成年人及早摆脱致罪因素,顺利回归社会。
(二)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考察帮教效果。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往往关联家庭,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同样需要家长配合。检察机关在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不仅要做好对涉罪未成年人自身的考察帮教,还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争取家长的信任理解,引导家长转变家庭教育方式,自愿配合监督考察,及时解决问题少年背后的家庭问题,让涉罪未成年人知法悔过的同时,在重温亲情中获取自新力量,真正实现矫治教育预期目的。
(三)依托个案办理整合帮教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在社会调查、人格甄别、认罪教育、不公开听证、监督考察、跟踪帮教等各个环节,及时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各种专门力量,积极与教育、民政、团委、妇联、关工委等各方联合,依托党委、政府牵头搭建的多元化协作平台,做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支持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八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八条、第四百五十七条、第四百六十三条、第四百八十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牛某非法拘禁案
(检例第106号)
【关键词】
非法拘禁 共同犯罪 补充社会调查 附条件不起诉 异地考察帮教
【要旨】
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认真审查,报告内容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可以商公安机关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其他有关组织、机构补充调查。对实施犯罪行为时系未成年人但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办案检察机关可以委托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检察机关开展异地协作考察帮教,两地检察机关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帮教取得实效。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牛某,女,作案时17周岁,初中文化,无业。
2015年初,牛某初中三年级辍学后打工,其间经人介绍加入某传销组织,后随该组织到某市进行传销活动。2016年4月21日,被害人瞿某(男,成年人)被其女友卢某(另案处理)骗至该传销组织。4月24日上午,瞿某在听课过程中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便要求卢某与其一同离开。乔某(传销组织负责人,到案前因意外事故死亡)得知情况后,安排牛某与卢某、孙某(另案处理)等人进行阻拦。次日上午,瞿某再次开门欲离开时,在乔某指使下,牛某积极参与对被害人瞿某实施堵门、言语威胁等行为,程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客厅内以打牌名义进行看管。15时许,瞿某在其被拘禁的四楼房间窗户前探身欲呼救时不慎坠至一楼,经法医鉴定,瞿某为重伤二级。
因该案系八名成年人与一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公安机关进行分案办理。八名成年人除乔某已死亡外,均被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不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依法对牛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牛某提请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依法讯问牛某,听取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及被害人的意见。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牛某因被骗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参与实施了非法拘禁致被害人重伤的共同犯罪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但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且归案后供述稳定,认罪悔罪态度好,愿意尽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发生,依法对牛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联合司法社工、家庭教育专家、心理咨询师及其法定代理人组成帮教小组,建立微信群,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预防其再犯。同时,商公安机关对牛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犯罪原因等进行社会调查。
(二)开展补充社会调查。案件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随案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不够全面细致。为进一步查明牛某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等情况,检察机关遂列出详细的社会调查提纲,并通过牛某户籍所在地检察机关委托当地公安机关对牛某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平时表现、社会交往、家庭监护条件、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等进行补充社会调查。调查人员通过走访牛某父母、邻居、村委会干部及打工期间的同事了解到,牛某家庭成员共五人,家庭关系融洽,母亲常年在外打工,父亲在家务农,牛某平时表现良好,服从父母管教,村委会愿意协助家庭对其开展帮教。取保候审期间,牛某在一家烧烤店打工,同事评价良好。综合上述情况,检察机关认为牛某能够被社会接纳,具备社会化帮教条件。
(三)促成与被害人和解。本案成年被告人赔偿后,被害人瞿某要求牛某赔偿五万元医药费。牛某及家人虽有赔偿意愿,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支付赔偿款。检察机关向被害人详细说明牛某和家人的诚意及困难,并提出先支付部分现金,剩余分期还款的赔偿方案,引导双方减少分歧。经做工作,牛某与被害人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建议,牛某当面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支付现金两万元,剩余三万元承诺按月还款,两年内付清,被害人为牛某出具了谅解书。
(四)召开听证会,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鉴于本案涉及传销,造成被害人重伤,社会关注度较高,且牛某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对是否适宜作附条件不起诉存在不同认识,检察机关举行不公开听证会,牛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和侦查人员、帮教人员等参加。听证人员结合具体案情、法律规定和现场提问情况发表意见,一致赞同对牛某附条件不起诉。2018年5月16日,检察机关依法对牛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综合考虑其一贯表现和犯罪性质、情节、后果、认罪悔罪表现及尚未完全履行赔偿义务等因素,参考同案人员判决情况以及其被起诉后可能判处的刑期,确定考验期为一年。
(五)开展异地协作考察帮教。鉴于牛某及其家人请求回户籍地接受帮教,办案检察机关决定委托牛某户籍地检察机关开展异地考察帮教,并指派承办检察官专程前往牛某户籍地检察机关进行工作衔接。牛某户籍地检察机关牵头成立了由检察官、司法社工、法定代理人等组成的帮教小组,根据所附条件共同制定帮助牛某提升法律意识和辨别是非能力、树立正确消费观、提高就业技能等方面的个性化帮教方案,要求牛某按照方案内容接受当地检察机关的帮教,定期向帮教检察官汇报思想、生活状况,根据协议按时、足额将赔偿款汇到被害人账户。办案检察机关定期与当地检察机关帮教小组联系,及时掌握对牛某的考察帮教情况。牛某认真接受帮教,并提前还清赔偿款。考验期满,检察机关综合牛某表现,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经回访,目前牛某工作稳定,各方面表现良好,生活已经走上正轨。
【指导意义】
(一)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应当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不完整的,应当补充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是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大小、是否适合作附条件不起诉以及附什么样的条件、如何制定具体的帮教方案等的重要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涉罪未成年人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社会生活状况、犯罪原因、犯罪前后表现、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社会帮教条件等,应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可以进行社会调查。公安机关侦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商请公安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公安机关随案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不完整、不全面的,可以商请公安机关补充进行社会调查,也可以自行补充开展社会调查。
(二)对于犯罪时系未成年人但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对于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的案件。对于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但诉讼中已经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符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案件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三)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可以开展异地协作考察帮教,确保帮教效果。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与办案检察机关属于不同地区,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希望返回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生活工作的,办案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其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检察机关协助进行考察帮教,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支持。两地检察机关应当根据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具体情况,共同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教方案并积极沟通协作。当地检察机关履行具体考察帮教职责,重点关注未成年人行踪轨迹、人际交往、思想动态等情况,定期走访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及所在社区、单位,并将考察帮教情况及时反馈办案检察机关。办案检察机关应当根据考察帮教需要提供协助。考验期届满前,当地检察机关应当出具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考察帮教情况总结报告,作为办案检察机关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是否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重要依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六十一条、第四百六十三条、第四百九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
唐某等人聚众斗殴案
(检例第107号)
【关键词】
聚众斗殴 违反监督管理规定 撤销附条件不起诉 提起公诉
【要旨】
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验期内多次违反监督管理规定,逃避或脱离矫治和教育,经强化帮教措施后仍无悔改表现,附条件不起诉的挽救功能无法实现,符合“违反考察机关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唐某,男,作案时17周岁,辍学无业。
2017年3月15日,唐某与潘某(男,作案时14周岁)因琐事在电话中发生口角,相约至某广场斗殴。唐某纠集十余名未成年人,潘某纠集八名未成年人前往约架地点。上午8时许,双方所乘车辆行至某城市主干道红绿灯路口时,唐某等人下车对正在等红绿灯的潘某一方所乘两辆出租车进行拦截,对拦住的一辆车上的四人进行殴打,未造成人员伤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2017年6月20日,公安机关以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1.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唐某虽系聚众斗殴的纠集者,在上班高峰期的交通要道斗殴,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案发时其不满十八周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及当地同类案件已生效判决,评估唐某可能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十个月。2.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通过亲情会见、心理疏导以及看守所提供的表现良好书面证明材料,综合评估其具有悔罪表现。3.亲子关系紧张、社会交往不当是唐某涉嫌犯罪的重要原因。唐某的母亲常年外出务工,其与父母缺乏沟通交流;唐某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过密,经常出入夜店,夜不归宿;遇事冲动、爱逞能、好面子,对斗殴行为性质及后果存在认知偏差。4.具备帮教矫治条件。心理咨询师对唐某进行心理疏导时,其明确表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不再跟以前的朋友来往,并提出想要学厨艺的强烈意愿。对其法定代理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后,其母亲愿意返回家中履行监护职责,唐某明确表示将接受父母的管教和督促。检察机关综合唐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犯罪成因及帮教条件并征求公安机关、法定代理人意见后,认定唐某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于2017年7月21日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六个月。
(二)设置可评价考察条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强化帮教措施。检察机关成立由检察官、唐某的法定代理人和某酒店负责人组成的帮教小组,开展考察帮教工作。针对唐某的实际情况,为其提供烹饪技能培训,促其参加义务劳动和志愿者活动,要求法定代理人加强监管并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同时,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其多次开展心理疏导,对其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改善亲子关系。在考验前期,唐某能够遵守各项监督管理规定,表现良好,但后期其开始无故迟到、旷工,还出入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为此,检察机关及时调整强化帮教措施:第一,通过不定时电话访谈、委托公安机关不定期调取其出入网吧、住宿记录等形式监督唐某是否存在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一旦发现立即训诫,并通过心理咨询师进行矫治。第二,针对唐某法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行为,重申违反考验期规定的严重后果,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司法训诫。第三,安排唐某到黄河水上救援队接受先进事迹教育感化,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选择具有正能量的人交往。
(三)认定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依法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因唐某自控能力较差,无法彻底阻断与社会不良人员的交往,法定代理人监管意识和监管能力不足,在经过检察机关多次训诫及心理疏导后,唐某仍擅自离开工作的酒店,并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帮教。检察机关全面评估唐某考验期表现,认为其在考验期内,多次夜不归宿,经常在凌晨出入酒吧、夜店、KTV等娱乐场所;与他人结伴为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人员助威;多次醉酒,上班迟到、旷工;未向检察机关和酒店负责人报告,擅自离开帮教单位,经劝说仍拒绝上班。同时,唐某的法定代理人也未如实报告唐某日常表现,在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时,帮助唐某欺瞒。因此,检察机关认定唐某违反考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2018年1月15日,检察机关依法撤销唐某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四)依法提起公诉,建议不适用缓刑。2018年1月17日,检察机关以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对其提起公诉。法庭审理阶段,公诉人指出应当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根据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调查核实的情况,认为唐某虽认罪但没有悔罪表现,且频繁出入娱乐场所,长期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再犯可能性较高,不适用缓刑。2018年3月1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唐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唐某未上诉。
【指导意义】
(一)针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实际表现,及时调整监督矫治措施,加大帮教力度。检察机关对干预矫治的情形和再犯风险应当进行动态评估,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验期内违反帮教协议的相关规定时,要及时分析原因,对仍有帮教可能性的,应当调整措施,通过延长帮教期限、心理疏导、司法训诫、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措施加大帮教力度,及时矫正被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的行为认知偏差。
(二)准确把握“违反考察机关监督管理规定”行为频次、具体情节、有无继续考察帮教必要等因素,依法认定“情节严重”。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动态评估后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多次故意违反禁止性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进入特定场所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违反指示性监督管理规定,经检察机关采取训诫提醒、心理疏导等多种措施后仍无悔改表现,脱离、拒绝帮教矫治,导致通过附条件不起诉促进涉罪未成年人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的功能无法实现时,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依法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六十三条、第四百七十九条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5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5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易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由于公告送达是一种拟制送达方式,案件事实、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不易确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条件,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用公告送达。
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被告故意避而不见、不参加庭审、不接收法律文书等规避送达的情形。对此,可以通过加强送达工作、改进送达方式等措施着力解决。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统一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规范送达地址确认书,提升民事送达的质量和效率。今后,我们将对送达问题继续调查研究,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动民事送达制度的完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9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4次会议、2016年11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4次会议、
2016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7次会议通过,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6〕25号)
为依法惩处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一)无许可证的;
(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
(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
(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第三条 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
(四)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本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一)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
(二)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既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又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虽不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但严重影响河势稳定,危害防洪安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五条 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采挖海砂,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本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虽不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但造成海岸线严重破坏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六条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二十五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
第七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矿产品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多次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多次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价值数额累计计算。
第九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条 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一条 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对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应当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用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没收。
第十三条 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
矿产品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
(三)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出具的报告。
第十四条 对案件所涉的有关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下列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司法鉴定机构就生态环境损害出具的鉴定意见;
(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就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是否属于破坏性开采方法出具的报告;
(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就是否危害防洪安全出具的报告;
(四)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就是否造成海岸线严重破坏出具的报告。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本解释第三条、第六条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十六条 本解释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9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3月2日)
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深化落实‘四号检察建议’ 保障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一、江苏陈某才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间,犯罪嫌疑人陈某才多次驾驶电动三轮车至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丁卯桥路某宾馆附近人行道等处,盗窃雨水篦子50余块、圆形井盖7块及铸铁表盖5块。赵某保明知上述窨井盖系陈某才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12月,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辖区内发生多起窨井盖失窃事件,危害公共安全。遂与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到公安机关了解情况,并查看监控视频、走访现场,发现案发地窨井盖多次失窃,共计32块。针对公安机关仅对第一次失窃后群众报警以破坏交通设施罪立案,对群众报警的后续失窃事件均未立案的情形,京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当地公安机关送达《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根据提前介入情况,京口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提前介入侦查意见书》,建议公安机关围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侦查取证。同时,镇江市人民检察院还根据涉窨井盖案件联合办案机制,由分管院领导带领重罪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走访市城管局等职能部门,并送达最高检“四号检察建议”,建议城管部门协调相关单位对缺失的窨井盖及时修补。
2021年1月6日、7日,公安机关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才、赵某保并予刑事拘留。1月27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陈某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嫌疑人赵某保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请批准逮捕。1月29日,京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陈某才批准逮捕;鉴于赵某保收购窨井盖的数额尚未完成鉴定,决定对赵某保存疑不捕,并列出详尽的补查提纲。
【典型意义】
本案涉案地点处于人员往来密集的人行道等地,人流量大,盗窃窨井盖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工作,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还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走访行政执法机关等,对犯罪链条深挖彻查,积极督促相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切实维护公共安全。
二、陕西马某兴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至5月10日间,被告人马某兴利用凌晨时段,假扮成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人,驾驶三轮摩托车窜至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路、珠泉路、秦皇北路等处,盗窃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窨井盖80余个。后马某兴将所盗窨井盖运至位于西咸新区王某锋所经营的咸阳诚信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进行销赃,得赃款3000余元。被告人王某锋明知系马某兴犯罪所得的窨井盖,仍予以收购、变卖。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立案侦查。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介入侦查,针对被盗井盖大多处于行人过往频繁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情况,建议公安机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2020年6月5日,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马某兴批准逮捕,同时针对案件存在的问题提出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建议。检察机关发现马某兴多次将被盗窨井盖销往咸阳诚信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王某锋处,王某锋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遂在批捕马某兴的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围绕王某锋的犯罪事实进行取证,依法追捕了王某锋。
公安机关以马某兴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王某锋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秦都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于9月9日、10月23日向秦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二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全案情况,依法提出了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马某兴有期徒刑五年,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锋有期徒刑一至二年,并处罚金,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秦都区人民法院于11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马某兴有期徒刑五年,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锋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未上诉,判决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根据被盗井盖所处位置、井盖数量等情况,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意见被公安机关采纳。同时,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遗漏了销赃环节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引导公安机关继续侦查,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了追捕。检察机关对案件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量刑建议得到法院采纳,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
三、河南爨某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爨某亮共4次到河南省宜阳县滨河新城小区、锦华市场北外街等地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窨井盖19个,销赃后获利940余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河南省宜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于2020年7月3日将犯罪嫌疑人爨某亮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公安机关以爨某亮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宜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认为爨某亮的行为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卷宗中证据未显示案发地点的人流量、被盗窨井盖的实际大小以及地沟深度等相关情况。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深入实地,对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同时对案发地点的行人流量进行调查取证,对窨井盖的直径、长度、宽度以及地沟深度进行测量。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爨某亮盗窃生产、生活、人员密集场所正在使用中的窨井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于是改变案件定性,以爨某亮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20年11月13日提起公诉。宜阳县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爨某亮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该判决已生效。该案发生后,检察机关及时联系所在地相关管理部门,建议及时对被盗窨井盖进行修补,加强日常巡查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严格审查,及时派员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实案发地点人员往来密集,被告人盗窃窨井盖的行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的盗窃罪,改变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还通过对被告人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充分发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四、福建赵某听破坏交通设施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3日至7日,被告人赵某听多次驾驶电动三轮车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安东路、景山路等路段盗取窨井盖。赵某听共盗得11个窨井盖,将其中7个窨井盖以500.5元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店。
【诉讼及履职过程】
(一)刑事诉讼环节
本案由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于2020年10月7日以盗窃罪立案侦查,同日将犯罪嫌疑人赵某听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经走访现场、向被害单位了解情况,分析认为,窨井盖的被盗,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遂引导公安机关以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法收集、固定证据。同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2月22日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工作程序,考虑到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系老年人,依法提出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同年12月29日,集美区人民法院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被告人赵某听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判决已生效。
(二)公益诉讼环节
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赵某听破坏交通设施案的同时,发现辖区内窨井设施被盗、缺失可能导致公益受损,及时启动“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相关线索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辖区内大部分窨井盖型号老旧、松动,井盖质量有待提升,巡查手段和监管方法有待升级,部分窨井盖无人认领管理等问题。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27日予以公益诉讼立案,同年12月17日组织召开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邀请区市政园林局等多家单位参加,后向相关单位送达检察建议书。相关单位于2021年1月28日反馈整改落实情况:针对全区管养范围内的窨井盖进行摸底排查,共排查出八类问题,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窨井盖1367个。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进行侦查取证,被盗窨井盖所在路段车流量较大,车速较快,被告人盗窃窨井盖的行为足以造成汽车、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整体优势,在打击涉窨井盖犯罪行为的同时,通过公益诉讼助推窨井盖问题深度治理,社会反响良好。
五、安徽宋某崇等人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被告人宋某崇在安徽省亳州市高新区魏武大道、合欢路等路段盗窃雨水篦子92个、污水井盖8套。又伙同被告人宋某德在亳州市高新区魏武大道、合欢路、茴香路等道路上,盗窃雨水篦子121个,污水井盖6套。经鉴定,涉案的雨水篦子、污水井盖价值28206元。被告人孟某、郭某金明知宋某崇、宋某德销售的雨水篦子、污水井盖系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其中,孟某在收购井盖后,又两次为宋某崇、宋某德实施盗窃提供电动三轮车予以帮助。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侦查,于2020年2月5日以宋某崇、宋某德、孟某涉嫌盗窃罪,郭某金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请批准逮捕。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于同年2月12日以破坏交通设施罪批准逮捕宋某崇、宋某德,以盗窃罪批准逮捕孟某,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批准逮捕郭某金。2020年4月8日,公安机关以宋某崇、宋某德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孟某涉嫌盗窃罪,郭某金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审查起诉。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于同5月25日以宋某崇、宋某德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孟某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郭某金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2020年8月28日,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宋某崇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宋某德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孟某犯破坏交通设施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郭某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实地勘察现场、引导公安机关补充收集相关证据,查实案发路段为城市主干道路,车流量大,被告人盗窃窨井盖,足以造成汽车、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进行定罪处罚。本案还依法追诉了非法收购窨井盖的不法分子,严厉打击销赃环节的犯罪,对于为盗窃窨井盖提供帮助的行为,依法以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法发〔2022〕30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切实支持和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深刻认识支持和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重大意义。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发挥贵州比较优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2.精准对接支持和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目标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实效导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对接、精准把握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司法需求,紧紧围绕贵州“四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聚焦社会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司法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机制,为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提供坚强司法支撑。
二、服务保障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
3.助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妥善处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纠纷,支持加快建设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依法审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案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纠纷案件,保障建设用地规范高效利用。依法审理各类涉矿产资源管理案件,正确认定“净矿出让”机制改革中经登记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效力,保护矿业权有序流转。深化企业破产重整、预重整、执行转破产制度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本配置。
4.优化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审理涉企业融资融券案件,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推行政机关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各项改革,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支持贵州法院加快融入诚信贵州建设,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健全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承诺、修复和异议机制,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完善。
三、服务保障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
5.支持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依法惩治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危害中央惠农政策落实落地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人民群众安心生产生活。建立涉农村就业人员劳动收入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加强涉农民工工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纠纷等案件的审理执行,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健全司法救助机制,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等相衔接的多元化综合救助模式,坚持应救尽救,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
6.服务乡村振兴。持续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严厉打击操控把持村民自治组织及基层党组织,破坏、强揽农村公路建设、供水保障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等犯罪行为。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农村地区污水、黑臭水体、垃圾污染等涉民生案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依法审理涉永久基本农田相关案件,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服务品牌强农战略,加大对特色优势农产品等地理标志、知名品牌保护力度,助力“黔货出山”。
四、服务保障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7.促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提档升级。依法审理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数字贸易、跨区域或跨境电商、外贸、海外仓等贸易纠纷案件,服务保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司法协作,健全与成渝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地司法合作机制,加强案件办理、法律政策研究的协作与交流。支持贵州法院服务保障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打造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遵义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行示范区,桐梓(重庆)工业园打造承接川渝产业转移示范区。
8.支持贵州对内对外开放通道建设。依法妥善审理涉铁路、高速公路、航道、机场、无水港等相关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纠纷,为畅通对内、对外客运、货运大通道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支持贵州法院探索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运输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机制,服务贵阳、遵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五、服务保障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
9.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认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助力实施“科技入黔”。依法妥善审理涉新能源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植物新品种、数字经济等相关案件,支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对特色食品品牌、道地中药材和民族医药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10.依法护航数字产业发展。依法打击危害数据安全、非法侵入、破坏、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和大数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不断加强大数据汇聚的安全保障,支持贵州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依法审理数字产业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促进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依托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开展以数据确权规则、数据交易规则、收益分配规则等为核心的数据资源化、资产化改革司法问题研究,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
六、服务保障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1.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司法保护屏障。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判职能,有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强化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依法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加大对乌江、南北盘江、红水河、清水江生态保护修复的司法支持,加强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重要河湖湿地等专业化保护格局建设。妥善审理涉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碳交易产品担保以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涉碳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等纠纷案件,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2.积极参与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治理。依法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完善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民俗等人类文明延续生态的司法保护机制。立足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优势,发挥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实践(清镇)基地引领示范作用,探索创新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深化流域区域司法协作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加强贵州法院与流域其他法院以及其他单位的协调联动,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支持贵州法院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法治主题论坛”,打造全国性、国际性法治高端交流平台。
七、助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13.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法严惩杀人、抢劫、绑架、拐卖性侵妇女儿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坚决遏制毒品犯罪滋生蔓延。依法审理执行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大对高校毕业生、新产业工人等权益保护力度,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14.健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加大与相关单位衔接配合力度,推动人身司法保护令、家庭教育令等的正确适用。健全与学校、社区联动机制,强化对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等的司法保护。探索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加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探索建立涉老矛盾纠纷预警、排查、调解机制,服务新时代老龄工作。健全阳光执行、规范执行、依法善意文明执行相关机制,完善执行制约监督机制,竭力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
八、助力强化重点领域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
15.依法保障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严厉打击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开放通道建设、文化旅游、矿产能源等行业领域的黑恶犯罪。依法惩处利用中央对贵州的税收优惠支持进行逃税、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支持建立涉贵州地方政府债务跨省域案件联席会议制度,支持降低债务风险等级试点工作,充分借助多方力量稳步促进地方政府债务依法妥善化解。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重大领域风险沟通协作机制,服务做好房地产物业、金融领域、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扎实做好经济风险防控。
16.积极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加大与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单位、“五老”人员、网格员等对接力度,建立覆盖全域的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促进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化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党委领导下“法院+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格局,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优势,增强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能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在线调解、一站式解决。继承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乡村、社区、企业及交通不便地区,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九、保障措施
17.加强队伍建设。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加强重要岗位、关键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审判业务专家梯次培养。建立教育培训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最高人民法院西部讲师团定期赴西部及民族地区巡回授课,根据贵州法院教育培训需求,不定期开展支援授课。支持贵州法院与其他地区法院在人才培养、教育培训、业务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积极联合政法院校、民族院校开展双语法官专题培训。与党政机关、高校之间加强常态化人才交流,提升互派锻炼覆盖率。
18.打造红色法院文化品牌。全面梳理法院发展脉络,深入总结红色司法基因,不断丰富红色法院文化内涵。支持贵州法院全面升级文化教育阵地,建成一批特色鲜明、主题突出,在全国法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院文化阵地。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创作一批形式新颖、艺术性强、内容充实的红色法院文化精品力作,综合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全媒体传播方式加强宣传,增强红色法院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灵活运用民歌、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创作少数民族群众、广大农村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
19.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坚持强基导向,健全人员管理机制,推动法官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建立常态化轮岗机制,充实审判辅助力量,鼓励规范有序购买社会化服务。改革和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完善人民法庭的管理和保障机制,加强人民法庭队伍、装备和信息化建设,更好发挥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支持贵州法院依托贵州政法机关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全面深化推广无纸化办案办公,积极探索总结司法区块链、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场景,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20.加强组织领导。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单位要加强条线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要充分发挥派驻便利条件,通过依法审理案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贯彻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压实主体责任,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督促指导,狠抓工作落实。贵州省各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要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细化完善服务保障措施,确保各项服务保障举措落地见效。
2022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21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现将张凯闵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67-69号)作为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3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张凯闵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
(检例第67号)
【关键词】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境外证据审查 电子数据 引导取证
【要旨】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涉及大量的境外证据和庞杂的电子数据。对境外获取的证据应着重审查合法性,对电子数据应着重审查客观性。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可认定为犯罪集团。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凯闵,男,1981年11月21日出生,中国台湾地区居民,无业。
林金德等其他被告人、被不起诉人基本情况略。
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间,被告人张凯闵等52人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参加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集团。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各被告人分工合作,其中部分被告人负责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对大陆居民的手机和座机电话进行语音群呼,群呼的主要内容为“有快递未签收,经查询还有护照签证即将过期,将被限制出境管制,身份信息可能遭泄露”等。当被害人按照语音内容操作后,电话会自动接通冒充快递公司客服人员的一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以帮助被害人报案为由,在被害人不挂断电话时,将电话转接至冒充公安局办案人员的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向被害人谎称“因泄露的个人信息被用于犯罪活动,需对被害人资金流向进行调查”,欺骗被害人转账、汇款至指定账户。如果被害人对二线话务员的说法仍有怀疑,二线话务员会将电话转给冒充检察官的三线话务员继续实施诈骗。
至案发,张凯闵等被告人通过上述诈骗手段骗取7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300余万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由于本案被害人均是中国大陆居民,根据属地管辖优先原则,2016年4月,肯尼亚将76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大陆居民32人,台湾地区居民44人)遣返中国大陆。经初步审查,张凯闵等41人与其他被遣返的人分属互不关联的诈骗团伙,公安机关依法分案处理。2016年5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指定管辖本案,并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鉴于肯尼亚在遣返犯罪嫌疑人前已将起获的涉案笔记本电脑、语音网关(指能将语音通信集成到数据网络中实现通信功能的设备)、手机等物证移交我国公安机关,为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检察机关就案件证据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以及涉外电子数据的提取等问题与公安机关沟通,提出提取、恢复涉案的Skype聊天记录、Excel和Word文档、网络电话拨打记录清单等电子数据,并对电子数据进行无污损鉴定的意见。在审查电子数据的过程中,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在恢复的Excel文档中找到多份“返乡订票记录单”以及早期大量的Skype聊天记录。依据此线索,查实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去肯尼亚之前曾在印度尼西亚两度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诈骗,诈骗数额累计达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后,11名曾在印度尼西亚参与张凯闵团伙实施电信诈骗,未赴肯尼亚继续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陆续被缉捕到案。至此,张凯闵案5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二)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期间,在案犯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但对其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和参与犯罪数额各自作出辩解。
经审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张凯闵等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诈骗,但案件证据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意见的鉴定起始基准时间晚于犯罪嫌疑人归案的时间近11个小时,不能确定在此期间电子数据是否被增加、删除、修改。二是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证据调取不完整,无法证实部分被害人系本案犯罪组织所骗。三是台湾地区警方提供的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记录不完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其他证据不尽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各犯罪嫌疑人参加诈骗犯罪组织的具体时间。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6年12月17日、2017年3月7日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提出以下补充侦查意见:一是通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确认抓获犯罪嫌疑人和外方起获物证的具体时间,将此时间作为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对电子数据重新进行无污损鉴定,以确保电子数据的客观性。二是补充调取犯罪嫌疑人使用网络电话与被害人通话的记录、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指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收款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以准确认定本案被害人。三是调取各犯罪嫌疑人护照,由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结合护照,出具完整的出入境记录,补充讯问负责管理护照的犯罪嫌疑人,核实部分犯罪嫌疑人是否中途离开过诈骗窝点,以准确认定各犯罪嫌疑人参加犯罪组织的具体时间。补充侦查期间,检察机关就补侦事项及时与公安机关加强当面沟通,落实补证要求。与此同时,检察人员会同侦查人员共赴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就电子数据提取和无污损鉴定等问题向行业专家咨询,解决了无污损鉴定的具体要求以及提取、固定电子数据的范围、程序等问题。检察机关还对公安机关以《司法鉴定书》记录电子数据勘验过程的做法提出意见,要求将《司法鉴定书》转化为勘验笔录。通过上述工作,全案证据得到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补充侦查卷21册,为案件的审查和提起公诉奠定了坚实基础。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根据肯尼亚警方出具的《调查报告》、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能够确定境外获取的证据来源合法,移交过程真实、连贯、合法。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重新作出的无污损鉴定,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与肯尼亚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并起获涉案设备的时间一致,能够证实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涉案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提取的Skype账户登录信息等电子数据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具有一致性。75名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证据已补充到位,具体表现为:网络电话、Skype聊天记录等与被害人陈述的诈骗电话号码、银行账号等证据相互印证;电子数据中的聊天时间、通话时间与银行交易记录中的转账时间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的被骗经过与被告人供述的诈骗方式相互印证。本案的75名被害人被骗的证据均满足上述印证关系。
(三)出庭指控犯罪
2017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根据犯罪情节,对该诈骗犯罪集团中的52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同处理决定。对张凯闵等50人以诈骗罪分两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另2名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7月18日、7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庭审中,50名被告人对指控的罪名均未提出异议,部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要提出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一是认定犯罪集团缺乏法律依据,应以被告人实际参与诈骗成功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二是被告人系犯罪组织雇佣的话务员,在本案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三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金额证据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被害人是被告人所骗。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
一是该犯罪组织以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目的而组建,首要分子虽然没有到案,但在案证据充分证明该犯罪组织在首要分子的领导指挥下,有固定人员负责窝点的组建管理、人员的召集培训,分工担任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该诈骗犯罪组织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二是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二线、三线话务员不仅实施了冒充警察、检察官接听拨打电话的行为,还在犯罪集团中承担了组织管理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对从事一线接听拨打诈骗电话的被告人,已作区别对待。该犯罪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先后设立3个窝点,参加过2个以上窝点犯罪的一线人员属于积极参加犯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仅参加其中一个窝点犯罪的一线人员,参与时间相对较短,实际获利较少,可认定为从犯。
三是本案认定诈骗犯罪集团与被害人之间关联性的证据主要有:犯罪集团使用网络电话与被害人电话联系的通话记录;犯罪集团的Skype聊天记录中提到了被害人姓名、公民身份号码等个人信息;被害人向被告人指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记录。起诉书认定的75名被害人至少包含上述一种关联方式,实施诈骗与被骗的证据能够形成印证关系,足以认定75名被害人被本案诈骗犯罪组织所骗。
(四)处理结果
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凯闵等50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参加诈骗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分工合作,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诈骗被害人钱财,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28人系主犯,22人系从犯。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对张凯闵等50人判处十五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张凯闵等部分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8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对境外实施犯罪的证据应着重审查合法性
对在境外获取的实施犯罪的证据,一是要审查是否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对基于有关条约、司法互助协定、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或通过国际组织委托调取的证据,应注意审查相关办理程序、手续是否完备,取证程序和条件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对不具有规定规范的,一般应当要求提供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由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三是对委托取得的境外证据,移交过程中应注意审查过程是否连续、手续是否齐全、交接物品是否完整、双方的交接清单记载的物品信息是否一致、交接清单与交接物品是否一一对应。四是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要审查其是否按照条约等相关规定办理了公证和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二)对电子数据应重点审查客观性
一要审查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真实性。通过审查存储介质的扣押、移交等法律手续及清单,核实电子数据存储介质在收集、保管、鉴定、检查等环节中是否保持原始性和同一性。二要审查电子数据本身是否客观、真实、完整。通过审查电子数据的来源和收集过程,核实电子数据是否从原始存储介质中提取,收集的程序和方法是否符合法律和相关技术规范。对从境外起获的存储介质中提取、恢复的电子数据应当进行无污损鉴定,将起获设备的时间作为鉴定的起始基准时间,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真实、完整。三要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审查在案言词证据能否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不同的电子数据间能否相互印证等,核实电子数据包含的案件信息能否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三)紧紧围绕电话卡和银行卡审查认定案件事实
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认定被害人数量及诈骗资金数额的相关证据,应当紧紧围绕电话卡和银行卡等证据的关联性来认定犯罪事实。一是通过电话卡建立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通过审查诈骗犯罪组织使用的网络电话拨打记录清单、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号码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通话记录详单等通讯类证据,认定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二是通过银行卡建立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通过审查被害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客户通知书、诈骗犯罪集团指定银行账户信息等书证以及诈骗犯罪组织使用的互联网软件聊天记录,核实聊天记录中是否出现被害人的转账账户,以确定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的关联性。三是将电话卡和银行卡结合起来认定被害人及诈骗数额。审查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的时间、向诈骗犯罪组织指定账户转款的时间,诈骗犯罪组织手机或电脑中储存的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和转账时间是否印证。相互关联印证的,可以认定为案件被害人,被害人实际转账的金额可以认定为诈骗数额。
(四)有明显首要分子,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都涉案人员众多、组织严密、层级分明、各环节分工明确。对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规定,有明确首要分子,主要成员固定,其他人员虽有一定流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依法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对出资筹建诈骗窝点、掌控诈骗所得资金、制定犯罪计划等起组织、指挥管理作用的,依法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负责协助首要分子组建窝点、招募培训人员等起积极作用的,或加入时间较长,通过接听拨打电话对受害人进行诱骗,次数较多、诈骗金额较大的,依法可以认定为主犯,按照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诈骗次数较少、诈骗金额较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依法可以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
叶源星、张剑秋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谭房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检例第68号)
【关键词】
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撞库 打码
【要旨】
对有证据证明用途单一,只能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司法机关可依法认定为“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专门部门或司法鉴定机构作出检验或鉴定。
【基本案情】
叶源星,男,1977年3月10日出生,超市网络维护员。
张剑秋,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小学教师。
谭房妹,男,1993年4月5日出生,农民。
2015年1月,被告人叶源星编写了用于批量登录某电商平台账户的“小黄伞”撞库软件(“撞库”是指黑客通过收集已泄露的用户信息,利用账户使用者相同的注册习惯,如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尝试批量登陆其他网站,从而非法获取可登录用户信息的行为)供他人免费使用。“小黄伞”撞库软件运行时,配合使用叶源星编写的打码软件(“打码”是指利用人工大量输入验证码的行为)可以完成撞库过程中对大量验证码的识别。叶源星通过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打码软件的验证码识别服务,同时将其中的人工输入验证码任务交由被告人张剑秋完成,并向其支付费用。
2015年1月至9月,被告人谭房妹通过下载使用“小黄伞”撞库软件,向叶源星购买打码服务,获取到某电商平台用户信息2.2万余组。
被告人叶源星、张剑秋通过实施上述行为,从被告人谭房妹处获取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万余元。谭房妹通过向他人出售电商平台用户信息,获取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5万余元。法院审理期间,叶源星、张剑秋、谭房妹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审查起诉
2016年10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叶源星、张剑秋、谭房妹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移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叶源星、张剑秋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出二名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意见。叶源星的辩护人认为,叶源星利用“小黄伞”软件批量验证已泄露信息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张剑秋的辩护人认为,张剑秋不清楚组织打码是为了非法获取某电商平台的用户信息。张剑秋与叶源星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不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叶源星编制“小黄伞”撞库软件供他人使用,犯罪嫌疑人张剑秋组织码工打码,犯罪嫌疑人谭房妹非法获取网络用户信息并出售牟利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2016年11月25日、2017年2月7日,检察机关二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明确提出需要补查的内容、目的和要求。一是完善“小黄伞”软件的编制过程、运作原理、功能等方面的证据,以便明确“小黄伞”软件是否具有避开或突破某电商平台服务器的安全保护措施,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二是对扣押的张剑秋电脑进行补充勘验,以便确定张剑秋主观上是否明知其组织打码行为是为他人非法获取某电商平台用户信息提供帮助;调取张剑秋与叶源星的QQ聊天记录,以便查明二人是否有犯意联络。三是提取叶源星被扣押电脑的MAC地址(又叫网卡地址,由12个16进制数组成,是上网设备在网络中的唯一标识),分析“小黄伞”软件源代码中是否含有叶源星电脑的MAC地址,以便查明某电商平台被非法登陆过的账号与叶源星编制的“小黄伞”撞库软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四是对被扣押的谭房妹电脑和U盘进行补充勘验,调取其中含有账号、密码的文件,查明文件的生成时间和特征,以便确定被查获的存储介质中的某电商平台用户信息是否系谭房妹使用“小黄伞”软件获取。
公安机关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对证据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同时,检察机关就“小黄伞”软件的运行原理等问题,听取了技术专家意见。结合公安机关两次退查后补充的证据,案件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一是明确了“小黄伞”软件具有以下功能特征:(1)“小黄伞”软件用途单一,仅针对某电商平台账号进行撞库和接入打码平台,这种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用户数据的程序没有合法用途。(2)“小黄伞”软件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的功能。在实施撞库过程中,一个IP地址需要多次登录大量账号,为防止被某电商平台识别为非法登陆,导致IP地址被封锁,“小黄伞”软件被编入自动拨号功能,在批量登陆几组账号后,会自动切换新的IP地址,从而达到避开该电商平台安全防护的目的。(3)“小黄伞”软件具有绕过验证码识别防护措施的功能。在他人利用非法获取的该电商平台账号登录时,需要输入验证码。“小黄伞”软件会自动抓取验证码图片发送到打码平台,由张剑秋组织的码工对验证码进行识别。(4)“小黄伞”软件具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小黄伞”软件对登陆成功的某电商平台账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会自动抓取账号对应的昵称、注册时间、账号等级等信息数据。根据以上特征,可以认定“小黄伞”软件属于刑法规定的“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二是从张剑秋和叶源星电脑中补充勘查到的QQ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证实,叶源星与张剑秋聊天过程中曾提及“扫平台”、“改一下平台程序”、“那些人都是出码的”;通过补充讯问张剑秋和叶源星,明确了张剑秋明知其帮叶源星打验证码可能被用于非法目的,仍然帮叶源星做打码代理。上述证据证实张剑秋与叶源星之间已经形成犯意联络,具有共同犯罪故意。
三是通过进一步补充证据,证实了使用撞库软件的终端设备的MAC地址与叶源星电脑的MAC地址、小黄伞软件的源代码里包含的MAC地址一致。上述证据证实叶源星就是“小黄伞”软件的编制者。
四是通过对谭房妹所有包含某电商平台用户账号和密码的文件进行比对,查明了谭房妹利用“小黄伞”撞库软件非法获取的某电商平台用户信息文件不仅包含账号、密码,还包含了注册时间、账号等级、是否验证等信息,而谭房妹从其他渠道非法获取的账号信息文件并不包含这些信息。通过对谭房妹电脑的进一步勘查和对谭房妹的进一步讯问,确定了谭房妹利用“小黄伞”软件登陆某电商平台用户账号的过程和具体时间,该登录时间与部分账号信息文件的生成时间均能一一对应。根据上述证据,最终确定谭房妹利用“小黄伞”撞库所得的网络用户信息为2.2万余组。
综上,检察机关认为案件事实已查清,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叶源星、张剑秋移送起诉适用的罪名不准确。叶源星、张剑秋共同为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均已涉嫌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犯罪嫌疑人谭房妹的行为已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二)出庭指控犯罪
2017年6月2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叶源星、张剑秋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告人谭房妹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17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庭审中,3名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均无异议。谭房妹的辩护人提出,谭房妹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叶源星和张剑秋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是检察机关未提供省级以上有资质机构的检验结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小黄伞”软件是“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二是张剑秋与叶源星间没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三是叶源星和张剑秋的违法所得金额应扣除支付给码工的钱款。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一是在案电子数据、勘验笔录、技术人员的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小黄伞”软件具有避开和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属于法律规定的“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二是被告人叶源星与张剑秋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QQ聊天记录反映两人曾提及非法获取某电商平台用户信息的内容,能证实张剑秋主观明知其组织他人打码系用于批量登录该电商平台账号。张剑秋组织他人帮助打码的行为和叶源星提供撞库软件的行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系共同犯罪。三是被告人叶源星、张剑秋的违法所得应以其出售验证码服务的金额认定,给码工等相关支出均属于犯罪成本,不应扣除。二人系共同犯罪,应当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四是3名被告人在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且上交了全部违法所得,建议从轻处罚。
(三)处理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判决认定被告人叶源星、张剑秋的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谭房妹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鉴于3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并退出违法所得,对3名被告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宣判后,3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审查认定“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一般应要求公安机关提供以下证据:一是从被扣押、封存的涉案电脑、U盘等原始存储介质中收集、提取相关的电子数据。二是对涉案程序、被侵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电子数据进行勘验、检查后制作的笔录。三是能够证实涉案程序的技术原理、制作目的、功能用途和运行效果的书证材料。四是涉案程序的制作人、提供人、使用人对该程序的技术原理、制作目的、功能用途和运行效果进行阐述的言词证据,或能够展示涉案程序功能的视听资料。五是能够证实被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的技术原理、功能以及被侵入后果的专业人员的证言等证据。六是对有运行条件的,应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实验。对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程序是专门设计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可直接认定为“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证据审查中,可从以下方面对涉案程序是否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进行判断:一是结合被侵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分析涉案程序是否具有侵入的目的,是否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的功能。二是结合计算机信息系统被侵入的具体情形,查明涉案程序是否在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三是分析涉案程序是否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是否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难以确定的,一般应当委托省级以上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工作的部门检验,也可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公安部指定的机构出具报告。实践中,应重点审查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对程序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的判断,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涉案程序是否具有突破或避开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
姚晓杰等11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检例第69号)
【关键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网络攻击 引导取证 损失认定
【要旨】
为有效打击网络攻击犯罪,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结合案件特点提出明确具体的补充侦查意见。对被害互联网企业提供的证据和技术支持意见,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客观全面准确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危害后果。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晓杰,男,1983年3月27日出生,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丁虎子,男,1998年2月7日出生,无固定职业。
其他9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7年初,被告人姚晓杰等人接受王某某(另案处理)雇佣,招募多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境外成立“暗夜小组”黑客组织。“暗夜小组”从被告人丁虎子等3人处购买大量服务器资源,再利用木马软件操控控制端服务器实施DDoS攻击(指黑客通过远程控制服务器或计算机等资源,对目标发动高频服务请求,使目标服务器因来不及处理海量请求而瘫痪)。2017年2-3月间,“暗夜小组”成员三次利用14台控制端服务器下的计算机,持续对某互联网公司云服务器上运营的三家游戏公司的客户端IP进行DDoS攻击。攻击导致三家游戏公司的IP被封堵,出现游戏无法登录、用户频繁掉线、游戏无法正常运行等问题。为恢复云服务器的正常运营,某互联网公司组织人员对服务器进行了抢修并为此支付4万余元。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2017年初,某互联网公司网络安全团队在日常工作中监测到多起针对该公司云服务器的大流量高峰值DDoS攻击,攻击源IP地址来源不明,该公司随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后,同步邀请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针对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特点,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多次召开案件讨论会,就被害单位云服务器受到的DDoS攻击的特点和取证策略进行研究,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将被害单位报案提供的电子数据送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广东分中心进行分析,确定主要攻击源的IP地址。
2017年6-9月间,公安机关陆续将11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侦查发现,“暗夜小组”成员为逃避打击,在作案后已串供并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销毁或者进行了加密处理。“暗夜小组”成员到案后大多作无罪辩解。有证据证实丁虎子等人实施了远程控制大量计算机的行为,但证明其将控制权出售给“暗夜小组”用于DDoS网络攻击的证据薄弱。
鉴于此,深圳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多次会商研究“暗夜小组”团伙内部结构、犯罪行为和技术特点等问题,建议公安机关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查明导致云服务器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与“暗夜小组”攻击行为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对被害单位提供的受攻击IP和近20万个攻击源IP作进一步筛查分析,找出主要攻击源的IP地址,并与丁虎子等人出售的控制端服务器IP地址进行比对;查清主要攻击源的波形特征和网络协议,并和丁虎子等人控制的攻击服务器特征进行比对,以确定主要攻击是否来自于该控制端服务器;查清攻击时间和云服务器因被攻击无法为三家游戏公司提供正常服务的时间;查清攻击的规模;调取“暗夜小组”实施攻击后给三家游戏公司发的邮件。二是做好犯罪嫌疑人线上身份和线下身份同一性的认定工作,并查清“暗夜小组”各成员在犯罪中的分工、地位和作用。三是查清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
(二)审查起诉
2017年9月19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鉴于在案证据已基本厘清“暗夜小组”实施犯罪的脉络,“暗夜小组”成员的认罪态度开始有了转变。经审查,全案基本事实已经查清,基本证据已经调取,能够认定姚晓杰等人的行为已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是可以认定系“暗夜小组”对某互联网公司云服务器实施了大流量攻击。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广东分中心出具的报告证实,筛选出的大流量攻击源IP中有198个IP为僵尸网络中的被控主机,这些主机由14个控制端服务器控制。通过比对丁虎子等人电脑中的电子数据,证实丁虎子等人控制的服务器就是对三家游戏公司客户端实施网络攻击的服务器。分析报告还明确了云服务器受到的攻击类型和攻击采用的网络协议、波形特征,这些证据与“暗夜小组”成员供述的攻击资源特征一致。网络聊天内容和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证实“暗夜小组”向丁虎子等三人购买上述14个控制端服务器控制权的事实。电子邮件等证据进一步印证了“暗夜小组”实施攻击的事实。二是通过进一步提取犯罪嫌疑人网络活动记录、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通讯信息、资金往来等证据,结合对电子数据的分析,查清了“暗夜小组”成员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对应关系,查明了小组成员在招募人员、日常管理、购买控制端服务器、实施攻击和后勤等各个环节中的分工负责情况。
审查中,检察机关发现,攻击行为造成的损失仍未查清:部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次数,上下游间交易的证据仍欠缺。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进行了积极沟通,于2017年11月2日和2018年1月16日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是鉴于证实受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用户数量的证据已无法调取,本案只能以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危害后果。因此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调取能够证实某互联网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或为恢复网络正常运行支出的必要费用等证据,并交专门机构作出评估。二是进一步补充证实“暗夜小组”成员参与每次网络攻击具体情况以及攻击服务器控制权在“暗夜小组”与丁虎子等人间流转情况的证据。三是对丁虎子等人向“暗夜小组”提供攻击服务器控制权的主观明知证据作进一步补强。
公安机关按要求对证据作了补强和完善,全案事实已查清,案件证据确实充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三)出庭指控犯罪
2018年3月6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姚晓杰等11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4月27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庭审中,11名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均表示无异议。部分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是网络攻击无处不在,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三家网络游戏公司受到的攻击均是“暗夜小组”发动的,不能排除攻击来自其他方面。二是即便认定“暗夜小组”参与对三家网络游戏公司的攻击,也不能将某互联网公司支付给抢修系统数据的员工工资认定为本案的经济损失。
针对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一是案发时并不存在其他大规模网络攻击,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只有“暗夜小组”针对云服务器进行了DDoS高流量攻击,每次的攻击时间和被攻击的时间完全吻合,攻击手法、流量波形、攻击源IP和攻击路径与被告人供述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三家网络游戏公司客户端不能正常运行系受“暗夜小组”攻击导致。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经济损失”包括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行为给用户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用户为恢复数据、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某互联网公司为修复系统数据、功能而支出的员工工资系因犯罪产生的必要费用,应当认定为本案的经济损失。
(四)处理结果
2018年6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姚晓杰等11人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各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悔罪,部分被告人具有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11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不等。宣判后,11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立足网络攻击犯罪案件特点引导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对重大、疑难、复杂的网络攻击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适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会同公安机关研究侦查方向,在收集、固定证据等方面提出法律意见。一是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调取证明网络攻击犯罪发生、证明危害后果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对收集提取到的电子数据等进行检验、鉴定,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明确网络攻击类型、攻击特点和攻击后果。二是引导公安机关调取证明网络攻击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据。借助专门技术对攻击源进行分析,溯源网络犯罪路径。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时,可通过核查IP地址、网络活动记录、上网终端归属,以及证实犯罪嫌疑人与网络终端、存储介质间的关联性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网络攻击后,威胁被害人的证据可作为认定攻击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证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攻击行为,网络攻击类型和特点与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攻击一致,攻击时间和被攻击时间吻合的,可以认定网络攻击系犯罪嫌疑人实施。三是网络攻击类犯罪多为共同犯罪,应重点审查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手机通信记录等,通过审查自供和互证的情况以及与其他证据间的印证情况,查明各犯罪嫌疑人间的犯意联络、分工和作用,准确认定主、从犯。四是对需要通过退回补充侦查进一步完善上述证据的,在提出补充侦查意见时,应明确列出每一项证据的补侦目的,以及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开展的工作。在补充侦查过程中,要适时与公安机关面对面会商,了解和掌握补充侦查工作的进展,共同研究分析补充到的证据是否符合起诉和审判的标准和要求,为补充侦查工作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指导。
(二)对被害单位提供的证据和技术支持意见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作出准确认定。网络攻击类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多为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打击该类犯罪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往往会借助被攻击的互联网企业在网络技术、网络资源和大数据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溯源分析或对攻击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由于互联网企业既是受害方,有时也是技术支持协助方,为确保被害单位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必须特别注意审查取证过程的规范性;有条件的,应当聘请专门机构对证据的完整性进行鉴定。如条件不具备,应当要求提供证据的被害单位对证据作出说明。同时要充分运用印证分析审查思路,将被害单位提供的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如从犯罪嫌疑人处提取的电子数据、社交软件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作对照分析,确保不存在人为改变案件事实或改变案件危害后果的情形。
(三)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危害后果应作客观全面准确认定。实践中,往往倾向于依据犯罪违法所得数额或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危害后果。但是在一些案件中,违法所得或经济损失并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有的案件违法所得或者经济损失的数额并不大,但网络攻击行为导致受影响的用户数量特别大,有的导致用户满意度降低或用户流失,有的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对这类案件,如果仅根据违法所得或经济损失数额来评估危害后果,可能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因此,在办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发挥好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作用,及时引导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从扰乱公共秩序的角度,收集、固定能够证实受影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或用户数量、受影响或被攻击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累计时间、对被害企业造成的影响等证据,对危害后果作出客观、全面、准确认定,做到罪责相当、罚当其罪,使被告人受到应有惩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失联马航MH370航班乘客为被申请人的宣告死亡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失联马航MH370航班乘客为被申请人的宣告死亡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
(2017年2月24日 法〔2017〕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统一审理以失联马航MH370航班乘客为被申请人的宣告死亡案件的裁判尺度和时间进度,特作如下通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以失联马航MH370航班乘客为被申请人的宣告死亡案件。
二、其他人民法院在本通知下发之受理的此类案件,已经发出宣告死亡公告的,继续审理;尚未发出宣告死亡公告的,移送指定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深化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绩效评价和干部考核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检察业务和队伍管理水平,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深入推进这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检察人员考核作为检察科学管理的重要抓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推动新时代能动司法检察工作。要进一步优化考核方式,落实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各项要求,把讲政治更紧密地融入检察业务,实现对检察人员的全员、全面、全时考核。要进一步注重考核实效,充分发挥考核“风向标”“指挥棒”作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区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差”,激发检察人员内生动力,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各地执行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0月14日
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绩效评价和干部考核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检察业务和队伍管理水平,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公务员考核规定》《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检察人员考核,是指检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贯彻落实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规定,结合司法规律和职业特点,以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为重点,对检察人员德、能、勤、绩、廉的了解、核实和评价。
第三条 检察人员实行分级分类考核。检察官考核应当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突出对办案工作质量、效率、效果的考核。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应当结合岗位特点,参照检察官考核理念,按照简便易行的标准设计考核指标和规则。领导干部实行有别于其他检察人员的考核机制。检察院领导成员由党委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考核,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干部协管职责和司法责任制要求开展相关考核工作。
第二章 考核指标和方法
第四条 检察人员考核指标要突出质效导向,避免繁琐操作,严禁下达不切合工作实际的数量指标,坚决防止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数据造假和盲目攀比排名。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本院、本地区实际设置检察人员考核指标,并实行动态调整。检察院领导成员和部门负责人对本院、本部门检察人员考核指标制定及运用承担主体责任。
第五条 检察人员考核采取量化评分的方式,得分由业绩指标得分、共性指标得分和综合评价得分三部分组成。
检察人员考核评分实行分值总量控制,其中业绩指标分值不低于满分分值的60%。
第六条 业绩指标侧重不同类别人员岗位职责、工作特点,按照政治与业务深度融合要求,重点评价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主要从质量、效率、效果三个维度具体设置考核指标和计分分值。其中,考核工作效果的指标及其分值设置应当体现难度和区分度,突出政策性、灵活性和阶段性,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及时调整、动态设置,充分发挥抓落实、补短板、强弱项的指挥棒功能。
检察官业绩指标主要根据检察官业绩考核评价有关规定设置。
第七条 共性指标重点评价检察人员政治品质、道德品行、履职能力、精神状态、廉洁自律等,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具体设置: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情况;
(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检察职业道德,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情况;
(三)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等业绩之外体现政治鉴别能力、学习调研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等情况;
(四)遵守工作纪律、规章制度,团结协作、担当奉献等体现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勉尽责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情况;
(五)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及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等秉公用权、廉洁自律情况。
检察人员因前款第(一)(五)项被考核减分的,其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当一并减分,落实“一岗双责”。
第八条 综合评价可以结合民主测评等形式,由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等评分。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院工作实际确定综合评价的人员范围、评分标准和评分要点。
检察官办案组成员主要由部门负责人或主办检察官进行评价。检察辅助人员主要由部门负责人或相关检察官进行评价。检察官对检察辅助人员的考核等次有一定建议权。
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检察人员进行综合评价,分管领导对部门负责人进行综合评价。
第九条 检察人员考核应当与日常检察队伍管理相融合,建立以月、季度、半年、年度为时间节点的实时动态考核管理机制。
(一)一月一分析。每月召开部门负责人办公会,汇总本部门检察人员考核情况,对指标计分、综合评分是否客观公正,重点工作质效评价和加减分是否准确等进行审核把关,对计分结果与实际表现有无明显偏差进行分析评判,统筹调整考核得分。考核结果应当向检察人员公示,并结合部门例会、专题工作会等开展总结点评,指导改进工作,鼓励先进,帮促后进。
(二)一季一报告。每季度检察人员考核工作落实情况、考核结果情况应向检察院党组进行专题报告。院党组结合检察队伍管理、干部能力素质、业务数据分析情况,研究提出调整干部、优化分工、改进业务等工作举措。
(三)半年一评估。检察院组织评估各部门检察人员考核开展情况。各部门评估本部门考核指标、计分规则及结果运用情况,进行合理化调整。
(四)年度总考核。结合年度考核有关工作安排,及时组织检察人员年度考核,根据得分排名开展等次评定、绩效奖金分配、交流任职、员额退出等工作。
第十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的衔接。在推进检察人员考核的基础上,统筹开展部门考核、条线考核、检察院考核工作,实现个人、部门和全院工作目标有机统一、工作力量有序联动、整体工作有效开展。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围绕部门党建工作、目标绩效、队伍管理等情况对部门进行考核,部门考核结果作为确定部门负责人考核等次、调整各部门检察人员考核优秀等次比例的依据。
第三章 检察官考核
第十一条 检察官考核得分原则上在部门内部或者职责相近的本院同类岗位之间进行排名比较。人员编制少、检察官数量有限,难以在部门内形成有效竞争的,可以跨部门条线比较。
第十二条 市、县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检察官业绩指标得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对检察官业绩指标得分进行相应加减分或者加权换算,作为跨部门排名的主要依据:
(一)由上级院运用案件质量评价指标对所辖下级院开展条线业务数据评价,综合考虑检察官所属部门条线在本地同级检察院中的排名情况;
(二)由上级院对全市各条线检察官的业绩指标得分进行考核排名,考虑检察官在全市相同条线检察官中的排名情况。
政法专项编制在30人以下的检察院,可以对全院检察官统一进行考核,由院领导或者考核委员会统筹确定考核等次。
第十三条 一名检察官从事多个条线业务,或者在考核周期内进行岗位调整的检察官,可以在根据本指引第十二条计算各条线业绩指标得分后,按照平均分或者加权计算总成绩。权重的标准,可以考虑上级检察院业务考评的条线分值比例、不同业务条线的工作量、本院工作重点等因素研究确定。
第十四条 以检察官办案组形式办理案件或其他检察业务的,可以由部门负责人或者主办检察官根据办案组成员承担工作量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合理确定每名检察官得分。办案组内各检察官的得分总和,一般不超过该案件或业务工作按照考核计分规则计算的得分。
第十五条 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重点考核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案件情况。
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除对办理案件等业务工作情况考核计分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层级领导职责,结合其分管部门的工作成效以及监督管理、审核把关、业务指导等情况,合理设置考核分值的构成,反映其办案、管理、指导等履职质效。
检察院领导成员的考核情况作为上级检察院考察了解干部、开展干部协管工作的重要参考,结果等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组织部门确定。
第四章 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考核
第十六条 检察辅助人员考核指标计分总体上采用基础分结合加减分的方式,具体工作量在基础分中体现,原则上不逐一细化计分。
第十七条 检察辅助人员基础分一般设置平均分,并可参考下列因素作上下浮动:
(一)结合个人工作总结述职,对工作量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的,相应调整基础分;
(二)根据检察官考核结果确定相应检察辅助人员的基础分值档次;
(三)检察官根据其了解掌握的情况对检察辅助人员基础分值提出建议;检察辅助人员同时辅助多名检察官的,综合考虑各检察官建议后确定基础分值。
第十八条 检察辅助人员加减分指标以工作质效为主要标准,可以围绕下列辅助办案工作的质量、效率、效果具体设置:
(一)协助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工作情况;
(二)协助检察官接待律师及案件相关人员的工作情况;
(三)协助检察官开展现场勘验、检查,实施搜查,实施查封、扣押物证、书证的工作情况;
(四)协助检察官收集、调取、核实证据的工作情况;
(五)协助检察官草拟案件审查报告,草拟法律文书的工作情况;
(六)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的表现情况;
(七)完成检察官交办的其他办案事项情况。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人员考核可以参考下列模式,结合具体岗位职责采用简便有效的考核方法:
(一)基础分(平均分)结合加减分模式。对于难以量化评价的工作任务,可以直接赋予基础分(平均分),同时从工作完成的创新性、规范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方面设置加减分规则。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或者岗位职责要求明显高于其他岗位的,可以对基础分赋予更高分值。
(二)目标绩效评价模式。主要适用于领导干部以及工作内容项目化特征明显的岗位。绩效目标应明确、具体、可控,要将检察院、部门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设置过程管理和结果评价指标。
(三)按件计分结合加减分模式。适用于职责类型专一、工作内容相对固定、规范要求明确具体的岗位,主要对工作量进行评价,可以按件数等指标计分,同时根据管理规范设置加减分规则。
(四)综合评价模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式,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工作小结或总结、领导审核评鉴的方式,对工作质量、效率、效果进行综合定性评价。可以由主管领导结合任务交办和办结情况进行逐件评价,或者对岗位职责完成情况进行逐项评价,作为确定考核等次的依据。
第五章 等次确定及结果运用
第二十条 检察人员考核按照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确定等次。对检察人员业绩的考核评价不再另外确定等次。
检察人员平时考核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和较差4个等次,考核周期执行公务员平时考核有关规定。检察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4个等次。
第二十一条 检察人员考核实行逐月累计计分、实时动态排名。
平时考核等次,主要根据检察人员对考核周期内工作态度、工作质效、工作作风等情况的个人小结,结合实时累计考核得分排名,经审核评鉴确定。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时,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当期考核结果可以直接确定为好等次。
年度考核等次,主要根据检察人员全年累计考核得分排名确定。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应当从得分排名靠前,当年平时考核结果好等次较多,且无一般、较差等次的人员中产生。
第二十二条 检察人员考核的优秀等次名额按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要求核定。其中,非检察院领导成员检察官的考核优秀等次名额实行单独核定。
第二十三条 检察人员考核应当评定为不称职等次的情形,执行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
经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全面审核工作态度、工作质效、遵守办案纪律等有关情况,认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官当年年度考核应当评定为不称职等次:
(一)办理案件和其他检察业务的总体情况较差,经量化考核达不到合格分数标准的;
(二)办案质效达不到规定要求,办案能力明显不胜任的;
(三)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存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因重大过失导致所办案件出现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等可能影响公正司法的严重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连续或者多次出现办案质量和效果问题,经综合评价,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达不到检察官标准的;
(六)负有司法办案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官违反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后果严重的;
(七)年度内因违反法律规定、违背职业操守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不宜继续任职的。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将年度考核排名靠后的检察官纳入评审范围,由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组织检察业务专家、资深检察官等人员对其进行客观、专业的业务能力评审,实行先评审、后定等次。
经评审认定能够继续履职的,可以确定为称职等次。经评审认定符合公务员基本履职要求但不能胜任检察官职务的,应当确定为称职或者基本称职等次,免除检察官职务,按照人岗相适的原则转任其他岗位。经评审认定具有不称职等次情形的,应当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市、县级人民检察院每年度对考核排名靠后检察官的评审情况要报上级检察院备案,上级检察院负责监督指导。
第二十五条 市、县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经评审认定能够继续履职的检察官进行专项培训。专项培训应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检察实务和办案技能补足能力素质短板。
第二十六条 检察人员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按照现任职部门同类检察人员相应考核周期内的平均得分赋予基础分并根据工作质效加减分,或者由考核委员会直接确定考核等次:
(一)检察人员在岗位职责之外,根据组织安排参与重大任务、重点专项工作时间较长的;
(二)考核周期内岗位职责调整、在不同类别人员之间交流任职的;
(三)其他不便或难以累计计分排名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检察人员被统一调用办理其他检察院案件的,由所调用检察院提供调用期间办理案件的质量、效率、效果情况,按照被调用人员所属检察院制定的考核指标规则进行考核计分。
第二十八条 检察人员考核结果是绩效奖金分配、评优奖励、职务职级晋升、交流任职、检察官等级升降、退出员额的重要依据。
绩效奖金一般按照考核等次发放,也可以根据考核得分排名划分不同档次发放。
考核得分排名多次靠后的一般不得晋升领导职务;考核得分排名多次靠后,且工作质效不高、能力较弱、态度消极的,一般不得晋升等级、职级。
检察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等次,或者连续两年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应当免除检察官职务。检察官免职后转任检察辅助人员或者司法行政人员的,综合考虑其德才表现、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职级。
第二十九条 检察人员考核情况是检察队伍管理的工作抓手,作为完善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的重要举措,以及优化部门职能配置、人员配置、任务分配的重要参考。
检察人员考核工作开展和结果运用情况,作为评价检察院领导成员、部门负责人政治担当和组织管理能力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检察院直属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考核,可参照执行本指引。
第三十一条 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检察人员考核、考评文件规定,与本指引不一致的,按照本指引开展相关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有关检察人员考核的内容、标准、程序、结果运用及相关事宜,本指引未作规定的,执行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典型案例(第九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典型案例(第九批)
(2020年4月9日)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在4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的指示,这为检察机关进一步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指明了方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涉疫情防控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性质十分恶劣,危害后果十分严重,司法机关必须严厉打击,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处。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检察机关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贡献了检察力量。现将编选的6个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一、扰乱疫情防控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疫情期间,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必须依法从严从快惩处,以有力地震慑犯罪,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检察机关办理这类案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行为人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其主观心态的认定,不仅要看行为人本人的供述,还应结合行为时的时空环境和其行为本身的特征去综合认定。二是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他危险方法”应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三是公共安全的认定,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要求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性和一定程度的公然性,波及范围、危害后果往往无法预料和控制。
案例一:北京市昌平区支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2020年2月,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人民政府按照统一部署,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在该镇某小区西门设立防疫帐篷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站,严格核实登记小区出入人员、车辆。2月17日8时30分许,被告人支某某驾驶轿车在防疫工作站办理进入小区登记手续时,认为登记时间过长,与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刘某某发生言语冲突。为发泄不满情绪,支某某驾驶白色雷诺汽车加速冲撞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办证群众所在人群及防疫帐篷(用于防控人员办公、休息、存放防疫物资,从外部无法看到内部情况),将防疫工作人员刘某某和邢某某直接撞入防疫帐篷并致帐篷坍塌,车辆被帐篷覆盖。支某某在视线被遮挡的情况下,倒车后再次加速冲撞。两次冲撞致刘某某手部、膝部多处挫伤,邢某某面部擦伤、右侧鼻骨骨折以及体表擦挫伤,被损坏的办公电脑、执法仪、体温计等防疫物资价值人民币6580元。案发时,现场有10多名疫情防控人员及办理出入小区登记的群众在支某某车辆周围,支某某为发泄个人情绪,驾车冲撞人群和办公帐篷,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性质恶劣,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
案发当日,支某某被抓获。次日,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即派员提前介入。在提前介入阶段,检察官与公安机关积极沟通,引导侦查机关对车速、被害人伤情、现场财物损失等进行鉴定;扩大取证范围,积极寻找现场证人并固定证人证言等。2月20日,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支某某,并于2月25日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月12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公诉人围绕犯罪事实、案件证据有针对性地发表公诉意见,同时对被告人开展了法庭教育。支某某当庭认罪服法,认可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并对受伤的疫情防控人员真诚赔礼道歉。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当庭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支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二、抗拒疫情防控的故意杀人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于拒不接受防控措施而杀害防控工作人员的,要作为故意杀人罪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考量。对这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及时有力震慑犯罪分子,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保护防疫人员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案例二:河北省赵县米某强、米某乐涉嫌故意杀人案
2020年2月20日下午14时30分许,被告人米某乐和其亲属等三人驾车从赵县县城购物返回至谢庄乡大东平村,在村西口检查点,防疫检查人员要求三人登记个人信息,并接受体温检测。米某乐对此十分不满,辱骂、威胁检查人员,并将一杯奶茶投向检查人员,检查人员坚持让其登记并接受体温检测。米某乐用手机联系其哥哥被告人米某强,随后米某强携带匕首同父亲米某瑞来到检查点,斥责检查人员。检查人员韩某某站在车前再次要求米某乐三人登记个人信息并接受体温检测,米某乐便推搡韩某某,米某强随即上前持匕首猛刺韩某某左胸二刀,米某乐继续推搡,米某强又刺韩某某左胸一刀。韩某某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当日赵县公安局立案后,赵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介入侦查并提出了意见建议,2月26日对米某强、米某乐批准逮捕。3月18日,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米某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米某乐构成寻衅滋事罪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抗拒疫情防控的故意伤害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办理涉疫情暴力伤害案件过程中,要正确把握此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两罪主观故意不同,判断主观故意不能单凭口供,而应根据发案原因、犯罪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作案时间和地点、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和情节、致人死亡(或未死亡)原因、犯罪人一贯表现和犯罪后态度等综合分析判断。
案例三:北京市东城区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2020年3月14日下午15时许,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刑满释放人员)到北京市东城区一超市排队结账时摘下口罩,顾客段某某(男,殁年72岁)提醒其应当遵守防疫规定佩戴口罩,郭某某对此不满,遂将段某某摔倒在地,并用双手击打段的头颈部,致段某某受伤。郭某某又对阻止其离开现场的两名超市工作人员进行殴打,后被当场抓获。段某某因颅脑损伤,经救治无效于3月20日死亡。
3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以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请批准逮捕。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办案组依法审查并调取了郭某某前罪判决书和案卷材料,核实其前科情况,就被害人的诊断证明和死亡原因听取法医专家意见,补强郭某某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材料,3月28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郭某某。同时,列明继续侦查取证提纲,详细说明补证方向和所证事项。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对郭某某依法从严予以刑事追诉。
四、冒充疫情防控人员实施的抢劫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在疫情防控期间,冒充防控人员,或者针对与防控疫情有关人员实施抢劫犯罪,造成群众恐慌,严重影响防控工作正常进行,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予以严惩,有力地震慑犯罪,坚决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制度优势。针对案件反映出的疫情期间社会管理漏洞,如网上赌博等非法网站监管、社区人员的管控等问题,检察机关及时向相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四:湖北省武汉市肖某某涉嫌抢劫案
2020年3月,犯罪嫌疑人肖某某为偿还因网络赌博所欠赌债,预谋抢劫。3月10日下午,肖某某携带事先准备的封口胶带、绳子、防护服等,开车至武汉市洪山区一花园小区,翻墙进入并于当晚藏在小区楼顶寻找作案目标。11日上午10时许,肖某某冒充社区工作人员到小区D座902室谎称排查体温,在取得被害人潘某某的信任进入室内后,趁其不备猛力击打被害人的头部致其倒地。因被害人激烈反抗,肖某某用力掐其颈部致被害人死亡。肖某某在屋内搜得人民币、美元、日元现金,各国纪念币若干,以及不同面额的购物卡等财物,后逃离现场。
次日下午,肖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作案现场情况、犯罪嫌疑人在小区的活动轨迹及其网上赌博等收集完善证据,并针对案件中所反映出的疫情防控期间网上赌博等非法网站的监管、社区人员管控、车辆通行证使用等管理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3月21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肖某某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肖某某冒充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入户抢劫致人死亡,且抢劫数额巨大,其涉嫌罪行极其严重、情节极其严重,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依法从严予以刑事追诉。
案例五:江苏省南京市业某某抢劫案
2020年2月11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业某某为偿还因赌博欠下的网络贷款,经事先踩点,携带水果刀、透明胶带至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某小区,冒充疫情登记人员骗取被害人赵某某(女)开门,闯入室内持刀对赵某某威胁并用胶带捆绑,劫得人民币2000元。
业某某被抓获归案后,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迅速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2月21日对业某某以涉嫌抢劫罪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联系了业某某近亲属,动员其亲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受理审查起诉后,江宁区人民检察院采用远程视频等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告知、讯问,同时协调区司法局、看守所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安排律师会见,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鉴于业某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拟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业某某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月27日,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业某某提起公诉。3月4日,江宁区人民法院使用“法院在线”APP以互联网远程视频方式公开审理,当庭作出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业某某认罪服判。
五、冒充新冠肺炎感染者实施的绑架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检察机关办理绑架案件,注意把握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首先是主观方面不尽相同,抢劫行为人一般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实施的侵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而绑架行为人目的既可能是为勒索他人财物,也可能出于其它非经济目的而实施的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次是行为手段不尽相同,抢劫行为人一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当场实施暴力劫财的行为,具有“当场性”;绑架行为人是以杀害、伤害被绑架人等方式向其亲属、其他人或单位发出威胁,索取赎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不具有“当场性”。一般绑架罪的起刑点高于抢劫罪,处罚重于抢劫罪。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对于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检察机关根据在案证据准确把握抢劫罪与绑架罪的特征,精准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案例六:江苏省徐州市纵某某绑架案
2020年1月23日中午12时许,被告人纵某某为偿还个人欠款,经预谋在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趁被害人郭某甲(女)独自开门上车之机,蒙面持刀进入车内,冒充自武汉返回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并以传播病毒和同归于尽相威胁,索要人民币30万元。因郭某甲无足额现金,纵某某强迫郭某甲通过微信、电话向亲友筹集钱款。郭某甲在通话中明确告知亲友其被新冠病毒感染者持刀挟持索要钱财,纵某某亦参与通话,并使郭某甲亲友确信郭被绑架的事实。后郭某甲亲友向郭银行账户汇入30万元。纵某某担心网络转款会暴露个人身份,要求郭某甲取现,得知郭的银行卡存放在家中,遂逼迫郭某甲通知其妹妹郭某乙将银行卡送来。郭某甲家人报警。郭某乙将银行卡送达后,纵某某要求由郭某乙交换作为人质,由郭某甲去银行取现回来后赎回郭某乙。民警趁交换人质时将纵某某抓获。
1月31日,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以纵某某涉嫌抢劫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在作出批捕决定时,制定详细补充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收集纵某某是否存在利用他人对被害人安危的顾虑,被威胁转账的证据。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改变定性,对纵某某以涉嫌绑架罪移送审查起诉。考虑到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纵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月19日以涉嫌绑架罪对纵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2月21日,泉山区人民法院通过网络视频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当庭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纵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法发〔2022〕1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深刻认识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意义。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重要举措。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提高司法效能,支持和保障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2.始终坚持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要求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
--坚持法治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立完善与支持浦东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相适应的司法保障体系。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审判机制和司法服务保障措施,为支持浦东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区、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国际消费中心提供有力司法支撑。
--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把握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司法需求,为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支持和保障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
3.健全证据保全和审查机制。聚焦浦东在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技术领域的创新研发,切实加强涉相关产业的知识产权诉讼指引,充分发挥证据保全机制的作用,引导当事人有效举证。准确把握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有效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加大对举证妨碍行为的司法惩戒力度。探索与公证机关建立数据对接机制。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增强技术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加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研究(上海)基地建设,研究解决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前沿问题,助力浦东加快关键技术研发,依托长三角产业集群优势,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4.完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聚焦浦东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准确运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计算方法,努力使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适应,合理确定并细化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计算方式,依法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建立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助力浦东做强创新引擎,提升产业链水平。
5.健全知识产权裁判机制。聚焦浦东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发展更高能级总部经济,积极支持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入股,依法妥善审理相关股权纠纷案件。深化上海法院知识产权“三合一”审理机制,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认定和量刑规则,加大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打击力度。依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建设科技法庭,探索在线化解新模式。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建立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助力浦东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推动自主创新新高地建设。
三、创新金融审判机制,支持和保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
6.健全涉外金融审判机制。聚焦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完善涉外金融案件管辖机制,依法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金融活动扰乱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个人或者机构合法权益的证券、期货等金融纠纷实施集中管辖。依法管辖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碳交易市场相关金融衍生品交易、离岸人民币交易、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等新型业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和适用法律的权利,合理认定管辖依据,依法行使涉外金融纠纷司法管辖权,助力浦东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7.完善国际金融规则衔接机制。聚焦浦东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在涉跨境金融纠纷案件中正确适用国际条约,合理采纳国际市场交易规则、清算规则、自律规则和惯例。发布典型案例,建立系统化案例数据库,发挥金融审判典型案例对金融市场规则的示范引领作用。健全完善与科创板及注册制相适应的专业化审判机制,公正高效化解涉科创板矛盾纠纷,助力浦东建设海内外重要投融资平台。
8.打造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聚焦浦东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加强中国法院金融审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建设,积极运用支持诉讼机制、示范判决机制、代表人诉讼机制妥善化解涉外金融纠纷案件。创新上海金融法院专业化金融审判机制,积极稳妥探索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依法保障各项金融创新举措的实施。建立健全与各类纠纷解决机构的合作机制,探索聘请国际金融法律专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参与国际金融纠纷化解。开展法定数字货币试点过程中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支持构建贸易金融区块链标准体系。
9.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聚焦浦东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框架的需要,依法审理好各类扰乱、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刑事案件,以及因金融创新试点引发的涉信息披露、虚假陈述等金融类民商事纠纷案件,研究形成裁判指引规则,兼顾鼓励创新、风险防范和金融消费者及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进一步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的互动协作,深入推进金融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建立健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宏观审慎评估和协调联动体系,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助力浦东提升区内金融创新竞争能力,促进上海经济金融健康良性发展。
四、提升涉外司法效能,支持和保障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区建设
10.完善涉外商事审判机制。完善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机制,依法对跨境投资贸易、离岸交易等行使司法管辖权。支持浦东新区加强国际商事审判组织建设,创新国际商事审判运行机制。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简易涉外商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根据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域外送达、证据远程认证、调查取证、在线庭审等机制,探索跨境在线审判程序,提升涉外商事案件办理效率,积极推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验田”作用,助力浦东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和保护的法治环境,增强中外投资者信心。
11.创新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加强与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仲裁机构的协作,健全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支持境外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浦东新区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仲裁案件当事人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助力浦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
12.健全国际商事纠纷法律查明与适用机制。建立健全域外法律查明机制,支持法院建立域外法查明平台,完善多边、双边域外法查明合作机制,引入域外法查明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参与诉讼制度,提升国际商事审判法律适用水平。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助力创新和丰富国际商事交易规则。
五、发挥海事审判职能,支持和保障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
13.完善现代海运司法服务体系。强化上海港、浦东国际机场与长三角港口群、机场群一体化发展,通过审理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合理审查分配各区段责任,促进江海陆空铁一体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浦东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规划,提升国际海空枢纽能级,助力整合放大长三角航运资源要素,加快同长三角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
14.加大海事司法前沿问题研究力度。加强对外国及港澳地区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利用其全资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为在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与上海港洋山港区之间,以上海港洋山港区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试点提供司法保障。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上海基地的研究作用,加强对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国际航运经济等航运业务创新发展过程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妥善处理涉外海事案件司法管辖权争议、平行诉讼等问题,推动建设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海事司法中心。
15.提升海事审判信息化建设水平。支持上海海事法院建设智慧海事法院(上海)实践基地,依托现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探索建立符合海事审判司法规律、高度信息化的海事审判执行工作机制,助力打造智慧海事法院的“样板间”。
六、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支持和保障国际消费中心建设
16.公正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充分发挥消费纠纷审判职能作用,严厉制裁违法、失信经营者,促进经营者树立工匠精神、提升质量意识,实现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助力浦东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切实满足消费提质升级需求。提升消费维权司法保障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依托全方位、广覆盖、强实效的消费维权司法保障体系,促进快速有效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建设,依法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助力营造上海国际大都市、国际消费城市的良好消费环境。
17.依法保护跨境消费合法权益。正确认识跨境消费中跨境保税区模式、境外企业入驻国内电商平台模式、向境外经营者购买模式、境外个人代购模式等不同模式特点,正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准确适用法律化解跨境消费纠纷。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运用人民法院在线诉讼平台、在线调解平台,为跨境消费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方位司法服务。鼓励和支持跨境电商发挥平台主体作用,建立和完善消费争议和解、调解和先行赔付制度,提升跨境消费纠纷解决效率,助力浦东积极发展免税经济,帮助境内外消费者便利维权、放心消费。
18.完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则。聚焦浦东建设国际数据港和数据交易所,加强互联网案件审判,支持上海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建设,积极开展司法裁判规则研究,推动形成切实可行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则,完善互联网平台责任体系,依法保护网络购物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行业规范发展。依法严惩电信诈骗、网络违法和犯罪行为,加强对网络“灰黑产”的整治和规范。加强司法前瞻性研究,稳妥应对无人零售、直播电商、定制化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问题,助力浦东新消费领域发展,增强新消费对全产业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七、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完善系统完备的法治保障体系
19.强化理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司法需求和突出问题的前瞻性调研,强化总体指导,监督任务落实,总结经验做法,完善政策机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抓好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措施落实;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统筹协调推进长三角区域协作,不断总结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则,及时发布各审判领域白皮书和典型案例,提升司法裁判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20.强化信息化保障。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司法大数据和行政管理大数据的互联互通,加快完善全流程网上办案和在线诉讼服务体系融合,提升司法大数据预警预测功能,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协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助力浦东打造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促进“一网统管”智慧城市建设。
21.强化法治队伍保障。建立健全法治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加大贸易、投资、航运、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法治人才培养力度。强化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升法官专业化审判水平,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审判队伍。健全法官参加对外交流和涉外培训的保障机制,鼓励支持法官参与和推动相关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法治人才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大数据赋能类案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第一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大数据赋能类案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3年5月16日)
案例一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大数据模型 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 检府联动 提升救助效率 接续救助
【要 旨】
对于司法救助工作中存在的因信息衔接不畅通、救助标准不统一、部门协同不及时导致救助实效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打破信息壁垒,集成司法救助大数据工作平台,并依托平台建立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信息共享,通过数据监测及研判,锁定救助对象,精准测算救助金额,同步开展司法救助、分类帮扶,更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线索发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乡村振兴局部署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以来,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检察院调研发现,检察机关开展司法救助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一些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更好保障涉案弱势群体权益的客观需求。实践中,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当事人家庭是否因案致困的情况,一方面,对应当予以救助的对象未能做到“应救即救”;另一方面,除申请人自述或申请人所在村居(社区)提供证明材料外,检察机关还要对申请人家庭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导致司法救助开展时间较长。此外,实践中还出现同类案件或被害人困境类似案件“不同助”现象,影响了救助效果。
【数据赋能】
在加快推进数字检察背景下,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积极思考数据赋能司法救助工作的实践路径,探索构建信息化救助综合平台。经与县相关部门协调,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在本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立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
该平台为检府联动打造的司法救助大数据平台,主要架构为“一池一制一标准多循环”的大数据运用。“一池”是指,接入全国社会救助业务信息系统、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全国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江苏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江苏工会困难职工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本地数据库汇聚而成的数据池。“一制”是指,经灌云县人民检察院请示汇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与全县包括乡村振兴、民政、残联等20个相关单位,会签《关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司法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助推乡村振兴的意见》,综合运用心理救助、民政救济、医疗救助、教育帮扶、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及法律援助等“N”种救助帮扶方式,建立而成的“1+20+N”多元救助帮扶机制。“一标准”是指,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为解决“同案不同助”问题而制定的《司法救助资金分类量化标准实施细则》,根据该实施细则中的各类量化要素,通过建立规则数字算法,构建法律智能模型,精准测算出个案具体的救助金额,确保公平救助。“多循环”是指,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与多部门联合成立平台建设及运用领导小组,目前已与县乡村振兴局、民政局、残联、总工会、妇联、医保局、司法局等单位建立起8条沟通联络渠道,在检察机关借助平台实现快速查询的同时,将司法救助信息及时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引导开展社会救助和帮扶,形成多项循环,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同步开展。
(一)数据来源
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坚持重点导向、需求导向,前期通过人工填录、离线数据导入等方式,将全县低保户、低收入户、困境儿童、残疾人等信息导入平台,数据每月更新一次,初步实现数据池汇集。后期搭建相关互联网、政务内网、检察工作网等网站,并纳入县总工会、医保局、妇联提供的困难职工、医疗救助对象及“两癌”困难妇女信息,汇集形成容纳6个系统、8类数据和1个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的信息汇集中心,实现数据实时共享。
(二)数据要素
包括:1. 低收入人群;2. 困境儿童;3. 持证残疾人;4. 困难职工;5. 医疗救助对象;6. 困难妇女;7. 其他困难人员。
(三)数据模型
主要依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修正)》《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等,提炼6条研判规则,构建2个数据模型。
模型一:筛选救助对象数据模型
1.适用对象
主要用于因刑事案件或因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案件致伤致残的人身损害类案件,因案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类案件,涉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弱势群体扶养类案件及涉法涉诉信访类案件等五大案件类型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申诉人。
2.分析方法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和其他业务部门在接收、办理案件时,发现被害人可能为低收入人员、残疾人、未成年人等人群时,及时向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在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上对被害人信息进行检索,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进而锁定救助对象,实现快速开展司法救助。
3. 研判规则
研判规则一:案件发生后,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
研判规则二:被害人因案致困,生活面临急迫困难;
研判规则三:其他司法机关未开展司法救助。
模型二:测算救助金额数据模型
1.适用对象
检察机关决定开展司法救助的对象。
2.分析方法
决定给予救助后,根据在平台中筛查出的救助对象不同类别信息,依据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资金分类量化标准实施细则》确定的量化要素,首先测算出个案的救助基本金额;其次,将低收入户、困境儿童、残疾人、困难妇女、困难职工、医疗救助对象等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救助对象,测算出追加金额。最终实际救助金额=(基本金额+追加金额)×过错系数。
3.研判规则
研判规则一:救助基本金额的确定。救助基本金额=救助基准金额×(案件类型系数+生活困难系数)。其中,救助基准金额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灌云县人民检察院近3年司法救助金平均发放金额确定,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进行调整;案件类型系数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确定不同的系数(“系数”即为救助基准金额的一定倍数,下同);生活困难系数根据不同的困难程度,分别确定为1-5倍、5-10倍、10-15倍三个档次。
研判规则二:救助追加金额的确定。救助对象为重点优抚、困境儿童、残疾人(1-2级)的,在已测算的救助金基础上,增加5-10倍救助基准金额的救助金;救助对象为困难妇女、困难职工、医疗救助对象、残疾人(3-4级)等困难人员的,在已测算的救助金基础上,增加1-5倍救助基准金额的救助金。
研判规则三:过错系数的确定。根据拟救助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中承担的责任情况,确定具体的系数。
(四)数据推送
对于平台能够检索到的救助对象,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司法救助的同时,将救助对象的具体情况推送给民政、乡村振兴、教育、残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建议按照“1+20+N”机制开展多元化的社会救助,形成帮扶合力。对于平台未能检索到的因案致困相关人员,在走访调查后决定开展司法救助的,同步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社会救助建议函》,建议采取纳入低保、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同步开展监测和帮扶等长期帮扶措施。
【类案救助】
(一)主动救助,全面提升司法救助效率。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对低保户、低收入户、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群体信息进行实时筛查和监测,发现存在因案致困风险的,变被动申请为主动救助,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提高救助金发放效率,更好发挥司法救助救急扶困作用,以检察能动履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截至2023年4月,该院通过该大数据平台已成功救助109人,发放救助金117.8万元,同类案件救助金额上下幅度不超过30%,司法救助金平均发放周期由原来的22日大幅缩短至7日。
(二)接续救助,巩固司法救助效果。针对司法救助后部分救助对象可能因病或其他事由导致家庭生活仍然困难的情况,灌云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平台定期对救助对象进行查询,筛查其家庭困难程度有无发生变化。对家庭生活仍然困难的救助对象,与乡村振兴等部门进行实地走访,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同步开展监测和帮扶,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展分类帮扶,巩固和强化司法救助工作效果。截至2023年4月,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依托该大数据平台制发《社会救助建议函》37份,帮助救助对象享受低保待遇23人、困境儿童待遇9人,对16名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同步开展监测和帮扶,协调有关部门为困难救助对象减免医疗费用40余万元,减免食宿费用、落实教育扶贫资金8万余元。
案例二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构建多元联动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大数据模型 挖掘救助线索 社会大救助平台 联动救助
【要 旨】
对于因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造成人身伤害,且通过诉讼途径无法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能动履职,主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要注重推进司法办案、社会救助等数据的共享,通过数字建模实现智能分析匹配,有效挖掘司法救助线索。既实时同步开展检察环节司法救助,又积极拓展审判执行环节的司法救助,同时加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联动互动,并借助政法网格员队伍提升困难群众核查质效,有效构建多元联动的救助工作格局。
【线索发现】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对2016至2021年本院办理的115件司法救助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其中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人身伤害类案件高达80%,救助案件的类型存在高度的同一性。经走访法院、民政局,发现在交通事故类民事案件中因赔偿款无法执行到位而致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形大量存在,社会救助对象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或者司法救助对象中需要社会救助的情形也非个别,有必要开展类案救助和联动救助。
【数据赋能】
为解决上述问题,乐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托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浙江省检察院数据应用平台和社会大救助平台、基层治理四平台,构建多元联动司法救助数据模型,通过对检察办案、法院裁判、执行等司法办案数据与社会大救助平台、基层治理四平台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筛选,实现救助线索及时发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协同推进,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1+1+N”多元化救助体系。
第一个“1”是指建立一个数据池,对接社会大救助平台、基层治理四平台,获取低保低边、其他困难群体数据、已开展社会救助数据,并从裁判文书网、法院获取审判、执行数据,与检察院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数据汇集,形成一个精准排查救助对象的数据池。第二个“1”是指建立一个机制,联合市委政法委、民政局共同出台《关于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联动机制的意见》,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充分利用乡镇街网格员及时获取因案因病致困人员、残疾人员、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等困难弱势群体信息,及时开展调查核实,精准开展司法救助和移送社会救助;依托民政局集“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办”“社会力量参与”“主动预警”“监测返贫”等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社会大救助平台,搭建市检察院与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医疗、住建、人社、教育、妇联、残联、乡镇街道等职能部门的沟通渠道,实现救助线索信息共享,推动形成能动履职的救助合力。“N”即多元化救助帮扶方式,通过联合纳入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职能部门及供电、供水等民生企业,并发动社会力量,综合运用经济救助、医疗救助、生活安置、就学就业援助、教育支持、心理干预等多种形式开展联动救助和帮扶,坚持应救尽救、因案制宜、及时精准的原则,切实帮助困难当事人解决生活难题,改善生活条件,防止因案返贫致贫,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数据来源
1.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文书(来源于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刑事判决文书、民事判决文书、法院执行数据(来源于裁判文书网、乐清市人民法院);
2. 开展社会救助人员数据(来源于乐清市民政局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3. 低保、低边户数据(来源于乐清市民政局);
4. 乡镇街困难弱势群体数据(来源于乐清市基层治理四平台)。
(二)数据要素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涉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数据。
判决生效的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数据、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受害人数据。
法院执行数据。
低保低边及乡镇街困难弱势群体数据。
(三)数据分析规则
根据《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要求当事人被违法犯罪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或者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据此,多元联动司法救助数据模型着重针对人身受到伤害、未获赔偿、生活困难3个关键点进行筛查。在刑事、民事法律文书中筛选受害人信息,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得出未获赔偿受害人员信息,再分别与民政部门低保低边数据、已开展社会救助人员数据、基层治理四平台困难群体数据取交集,初步筛选出可能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对象,再开展进一步人工核查。同时,进行反向筛查,将获得司法救助人员数据与已开展社会救助人员数据进行差集,得到司法救助人员中可能需要进行社会救助的人员,通过社会大救助平台分流至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社会救助。
(四)数据分析步骤
模型1:筛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未获赔偿的被害人
第一步:筛选出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类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文书信息;
第二步:剔除包含“调解协议”“已赔偿”“谅解”等内容的文书,形成未获赔偿被害人数据;
第三步:将未获赔偿被害人数据与乐清市低保低边户数据、乡镇街困难弱势群体数据取交集,筛选出属于生活困难人员的被害人信息;
第四步: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情况进行人工核查,确定司法救助对象。
模型2:筛查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当事人
第一步:筛选出法院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类的刑事判决文书和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判决文书,提取出受害人数据要素;
第二步:筛选出法院执行文书中有关终结执行、终止本次执行的执行文书,并提取出申请执行人数据要素;
第三步: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受害人数据与法院终结执行、终止本次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数据取交集,得到可能存在未获赔偿的情形;
第四步:将未获赔偿人的受害人数据与乐清市低保低边户数据、乡镇街困难弱势群体数据进行比对,得到可能未获赔偿的生活困难人员;
第五步:对可能未获赔偿的生活困难人员情况进行人工核查,确定申请司法救助对象。
模型3:筛查已开展社会救助人员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情形
第一步:将社会大救助服务中心已开展救助人员数据与前两个模型中排查出的未获赔偿受害人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筛选出可能存在需要司法救助情形的人员;
第二步:对上述排查出的人员进行人工核查,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进行司法救助。
模型4:筛查出司法救助后可进一步开展社会救助的人员
第一步:筛选出已开展司法救助的人员数据,提取被救助人数据要素;
第二步:筛选出社会大救助服务中心已开展救助人员数据,提取被救助人数据要素;
第三步:从开展司法救助的人员数据中剔除已开展社会救助的数据,确定已开展司法救助但尚未开展社会救助的人员数据;
第四步:针对个案进行人工文书审查、调查,确定需要进一步开展社会救助的人员数据;
第五步:通过对文书中“户籍地乐清”“乐清籍人员身份证号前缀数字”等字段予以筛查,区分需要救助的本地人员及外来人员,针对不同人员建议社会救助中心开展对应救助措施。
【类案救助】
通过对重点案件的梳理,完善数据筛查规则,设置关键数据要素,并通过与社会大救助中心的数据联结,精准识别检察环节和审判执行环节未获赔偿的受害人,实现司法救助人员与社会救助人员信息的智能匹配,及时发现需要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联动救助的案件线索,有效提升多元化救助质效。2022年,乐清市人民检察院利用大数据开展建模分析,筛查出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案件线索60余条,可能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案件线索20余条。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实际移送社会救助线索16条,开展司法救助42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救助6件、低保人员救助5件、妇女救助24件、残疾人救助7件,发放救助金50.4万元,救助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均上升近70%。特别是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检察办案环节,对20余名被害人实现诉讼过程中及时救助,最大限度帮助当事人脱离困境。
同时,通过联合市委政法委、民政等部门出台联动机制,将数据筛选的案件线索精准推送至政法网格员队伍,实现定点精准核查困难群众情况,推动构建跨部门联动大救助工作格局,有效提升救助的精准性。2022年,乐清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委政法委下属网格员队伍开展家庭条件调查50余人次,协调民政局社会大救助服务中心开展社会救助12人次,联动救助取得良好效果。
案例三 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大数据模型 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 线索筛查 社会帮扶 监督治理
【要 旨】
对于司法救助线索发现难、救助渠道单一、救助力度欠缺、救助标准不一、监督治理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构建智慧救助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共享,分类集成重点群体执法司法数据,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总结提炼规则,实现救助线索由人工摸排向智能筛查转变,案件受理由个案申请向类案推送转变,并基于大数据研判,积极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双向衔接,形成不同救助政策的叠加效应。
【线索发现】
当前,一些地方司法救助工作中存在潜在救助基数大、救助线索挖掘难、救助标准平衡难、救扶衔接不充分、监督评价不健全等问题,加之各类救助政策碎片化、信息不对称,导致救助及时性不足,救助条件审核、救助金额量化等能力欠缺,救助程序脱节、救扶协作不畅,一次性救助无法真正帮助重点困难群体走出生活困境,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合力不足。为解决上述问题,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推动构建司法救助数字化应用平台研究实践中,将司法救助多跨场景应用交由磐安县人民检察院试点先行。
【数据赋能】
经过梳理相关规定,磐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托浙里政法一体化和本地大数据资源,创建了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构建形成智能筛查、分级救助、社会帮扶、监督治理四个多跨场景。该平台汇集了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社会治理中心信息系统等多个平台的数据信息和各社会救助职能部门通过各渠道获取的数据信息,有效促进线索筛查提质增效。
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主要依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和办案经验,分析救助对象普遍性特征,结合刑事案件办案流程设置救助点,根据罪名不同设置8个分析模型,可根据各地实际及各类专项救助活动进行优化或新增。
(一)数据来源
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坚持需求导向,深度分析线索来源、救助标准、救扶衔接、监督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救助一件事集成办理所涉及的改革任务,以重塑救助业务流程为切入点,通过接口对接、批量导入、专项获取等方式,实现数据共享。
1. 刑事案件数字卷宗。对接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以刑事诉讼程序节点时间为轴,获取刑事案件数字卷宗,重点文书包括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讯问笔录、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解协议、谅解书等。
2. 重点困难群体数据。根据司法救助协作机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作衔接机制,对接大数据局定期批量下载,归集民政局、残联等12个部门16类数据,包括低保户、低保边缘人员、残疾人等。
3. 多元专项数据。根据专项活动要求,从信访部门、社会治理中心等信息系统获取涉法涉诉信访数据等。
(二)数据要素
刑事案件数字卷宗数据要素。
重点困难群体数据要素。
其他专项数据。
(三)数据研判规则
为实现“应救尽救”“应救即救”,从海量案件数据中有效挖掘司法救助线索,依职权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根据以往司法救助对象的普遍特征及救助关键点,构建“智能筛查”模块,以数字卷宗为基础,根据不同罪名建立分析模型,梳理6类62个关键词或近似词。分析刑事案件被害人特征,以重点内容为要素进行研判。通过OCR识别抓取数字卷宗关键词,以判定树实现数据建模,同步生成被害人特征信息与已归集的重点困难群体专题数据库信息等比对碰撞得出结论。以结论汇聚为基础,为涉案困难群众精准画像,对救助需求进行“红、橙、黄”三色分级预警。
(四)分类救助,监督治理
分类救助。为实现救助阶段智能分析、救助方式智能组合、救助金额智能推荐,构建“分级救助”和“社会帮扶”模块,通过设置不同权重系数,分级判定困难程度,分档次推荐拟救助金额,实现救助标准量化。根据案件实际,自动推荐救助阶段,精准识别救助类型,智能匹配救助措施,提高困难群众需求清单和救助部门服务清单的匹配度。对筛查产生的重点困难群体数据,经判定暂不符合司法救助的,但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通过平台“浙政钉端”及时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持续跟进救助对象生活情况,及时优化衔接多元帮扶,跟进救助办理动态,实现对救助案件办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监督治理。以案件办理天数、案均救助金额等数据为参照项目对救助质效实时监管,督促救助案件办理和资金审批。可视化管理救助资金使用进度,实现救助资金的科学高效使用。运用平台加大对特殊类型案件关注力度,部门协作开展多元救助、长期帮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优化基层社会治理。针对当事人依法申请却因程序问题未应救尽救等怠于履职情形,及时监督纠正,督促依法履职。
【类案救助】
磐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整合救助资源,有效破解救助线索挖掘难问题,实现司法救助一体化办理。如胡某某诈骗案受理后,平台即提示被害人众多且均为老年人,涉及低保户、残疾人等重点困难群体,存在多条重点救助线索,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救助程序,办理养老诈骗被害人司法救助案件8件。与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作衔接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将司法救助与就业指导、教育扶助、心理干预等融于一体。开展命案被害家庭司法救助专项行动,通过抓取导入平台的刑事案件数字卷宗中死亡被害人信息,与平台内已归集的涉法涉诉信访信息、重点困难群体数据等进行智能比对,筛查出命案被害家庭救助线索6件,通过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社会帮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在救助困难妇女专项活动中,通过平台筛查刑事案件数字卷宗中被害妇女信息,与重点困难群体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发现并办理涉案困难妇女救助案件9件。
磐安县人民检察院还试点开展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归集涉潜在救助群体的政法数据、政务数据,为15项数字检察专项监督提供数据支撑。如不服法院生效行政裁判,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案件,系统研判申请人为重点困难群体符合救助条件的,提示检察官同步跟进司法救助,助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案例四 山东省单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应用平台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大数据模型 线索筛查应用平台 联动救助 多元化帮扶 服务乡村振兴
【要 旨】
针对司法救助案件线索来源少、救助不及时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聚焦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未成年人、残疾人、涉法涉诉信访人等重点人群,建立司法救助线索大数据筛查智慧应用平台,通过数据比对碰撞,精准、高效筛查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变当事人申请为检察机关主动排查,跑出司法救助“加速度”,全力防范化解因案返贫致贫风险,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
【线索发现】
近年来,山东省单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和调研中发现,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的难点在于案件线索的筛查和获取,主要原因为:一是受害人对司法救助缺乏了解,主动申请救助的意识不强;二是部分受害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出行困难等,申请救助不及时;三是人工逐案筛查效率低、耗时长、覆盖面小,会出现线索遗漏情况。2021年,单县人民检察院办理司法救助案件75件,线索均为在刑事案件办理中逐案筛查发现,线索获取渠道狭窄,且效率较低。
【数据赋能】
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明确要求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有因案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单县人民检察院积极落实专项活动部署,以数字检察建设为契机,认真研判,大胆尝试,搭建大数据模型,智能化筛查进入检察环节的涉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未成年人、残疾人、涉法涉诉信访人等人员的司法救助线索。
单县人民检察院统筹“内、外”,在充分挖掘内部办案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与县大数据局建立数据共享机制,获取了有关数据。同时与县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单位签订联合救助意见,合力推进大数据赋能司法救助工作。2022年10月,单县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应用平台正式运行,开启了用数据快速、精准、全面筛查重点救助群体司法救助线索的办案新模式。
该平台系单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自主研发的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平台,其主要是通过“两库四比对”模式,快速、精准筛查出司法救助线索。“两库”是指基础数据库和筛查数据库,“四比对”是指通过基础数据库(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数据、全国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人数据)与筛查数据库中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困难群体等四类重点人群信息一一比对。
(一)数据来源
第一部分是基础数据,分别是:1. 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数据,包括刑事检察、未成年人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数据;2. 全国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人数据。
第二部分是筛查数据,来源于县大数据局,分别是:1.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包括城市低保人员、农村低保人员、特困人员、边缘易致贫户、低保边缘家庭人员;2. 孤儿、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数据;3. 残疾人数据,其中包括残疾儿童数据;4. 其他重点困难群体数据。
以上数据分类导入线索筛查平台。基础数据随办案系统即时更新,筛查数据每月更新一次。
(二)数据要素
基础数据要素包括:刑事检察和未成年人检察案件中的被害人;民事检察案件中的支持起诉、执行监督申请人;行政检察案件中的行政裁判结果监督、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监督申请人;涉法涉诉信访人等。
筛查数据要素包括: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孤儿、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
(三)数据研判规则
第一步:设定比对点。将基础数据中的被害人、申请人、涉法涉诉信访人与四类重点人群的信息要素设定为2个比对点。
第二步:数据比对。将2个比对点进行数据碰撞,筛查平台自动识别相关案件信息,将信息重合点(即司法救助线索)形成单独列表予以推送。
(四)数据分析核查
检察人员对系统推送的案件线索进行综合分析,核查案件被害人或申请人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进而快速、精准锁定救助对象,主动开展救助。
【类案救助】
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应用平台第一时间提示检察人员关注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的重点人群信息,提高了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发现效率。2022年10月建模以来,单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大数据碰撞,筛查出司法救助案件线索83条。其中涉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案件线索34件,经调查核实,对符合条件的28名受害人及时进行司法救助,5件线索正在核查中,在救助过程中,单县人民检察院还与县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密切协作,帮助生活特别困难的被救助人解决就业、低保等问题,重拾生活信心。涉残疾人案件线索43件,经调查核实,40名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的情况,单县人民检察院主动上门帮助准备申请材料,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并与县残联联合帮扶,最大限度解决了申请人的实际困难,及时把党的温暖和检察温情送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案例五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构建侵害人身权类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
【关键词】
司法救助 侵害人身权 民事类救助 收集救助线索 多元救助帮扶 社会综合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办理司法救助案件,对于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可以进行大数据建模,通过与相关单位协作配合,进行数据收集、数据碰撞和对比,全面筛查类案救助线索。在拓展刑事类救助案源的同时,可以依规开展民事类救助案件,有效解决救助案件线索渠道来源单一、救助工作开展不及时等问题。发现社会救助线索的,应当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开展多元化帮扶;发现法律监督线索的,应当同步依法履职;发现社会治理问题的,应当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工作机制。
【线索发现】
2022年10月,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对法院执行监督的申请,受害人张某2017年因交通事故死亡,法院判决肇事方赔偿受害人近亲属各类损失近16万元,但一直未执行到位。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信访人进行释法说理,并调查核实了信访人的家庭生活状况。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张某的儿子张小某正在大学求学,为交学费申请助学贷款18780元,妻子李某罹患乳腺癌,法院虽判决涉事货车所属河南某运输公司赔偿李某、张小某各项损失共计159684.47元,但一直未能执行到位,二人生活较为困难。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张小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向二人发放救助金20000元,并为救助金到账开通“绿色通道”,缓解二人的“燃眉之急”。魏都区人民检察院还联系当地卫健委、妇联、办事处等单位对李某、张小某进行社会救助和帮扶。
案件办结后,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研判认为,该案情形并非个例,有必要通过大数据建模,对受害人遭受不法侵害后不能及时得到民事赔偿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案件开展全面排查。
【数据赋能】
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刑事、民事监督和信访数据,与法院执行数据和相关行政部门掌握的特殊群体数据碰撞比对,探索构建侵害人身权类案件受害人司法救助线索大数据智能平台,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筛查、挖掘救助线索。
该平台立足检察数据,以在检察机关受理案件范围内发现救助线索为目标,坚持不任意扩大救助边界和辅助性救助为原则,涵盖多元化救助、行政违法监督和社会综合治理,按照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构建“一库三模块”的整体框架。“一库”是指可能救助案件库,通过数据共享机制获取法院执行数据和民政局、乡村振兴局、妇联、残联等单位掌握的特殊群体数据。依托检察数据与平台收集的行政机关数据进行碰撞,将已办救助案件从中剔除,对受害人进行特征筛查,获得人身损害类案件救助线索。“三模块”包括重点线索收集、多元化救助、社会综合治理3个应用模块。重点线索收集,是指法律监督线索和重点群体的收集,对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怠于履职等适时进行监督,设置关键词提取重伤、残疾、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多元化救助,是指对排查出的重点群体在司法救助的同时,对有医疗、教育、抚养、赡养、就业、心理疏导等需求的,及时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引导开展社会救助和帮扶,实现救助线索闭环管理、协同共治、辅助决策;社会综合治理,是指对大数据检索出的司法救助线索进行结果性分析,提取人身被侵害等信息,分析行政机关是否第一时间给予受害人帮扶救助,法院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及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等。
(一)数据来源
从以下途径收集数据:1. 检察业务数据,包含刑事案件数据、民事监督案件数据、司法救助案件数据,来源于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 检察信访数据,来源于全国检察机关信访信息系统;3. 人民法院执行数据,来源于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4. 相关行政部门数据,分别来源于大数据局、民政局、教育局、乡村振兴局、妇联、残联等单位。
(二)数据要素
检察业务数据要素。
检察信访数据要素。
法院执行数据要素。
行政机关数据要素。
(三)数据分析规则
第一步:获取基础数据。从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内调取刑事案件受理数据、民事监督案件数据,从检察信访信息系统内调取司法救助案件数据,同时从法院大数据平台调取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数据,从相关行政部门调取低保户、防返贫监测对象、残疾人、困难妇女、孤儿、春蕾儿童、失独家庭等数据,形成基础数据池。
第二步:数据碰撞。一是提取民事监督案件申请人信息和信访人信息,分别与法院执行数据中的执行申请人信息碰撞,得到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救助线索;二是提取民事监督案件申请人信息和信访人信息,分别与相关行政部门掌握的特殊群体信息碰撞,得到涉案困难群众的救助线索;三是因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无法直接提取刑事案件被害人信息,提取犯罪嫌疑人信息,与法院执行数据中的被执行人信息碰撞,从而得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后,民事执行不到位的救助线索。
第三步:数据反比对。将检察机关已经受理或办理的司法救助案件从第二步排查出的线索中剔除。
第四步:设定关键词人工核查。将第三步的数据作为初始线索,按照人身损害、抚养赡养、教育医疗、经济收入等类别设置关键词,进一步深入挖掘,筛选出被害人伤残死亡、丧失劳动能力、急需救治且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等情况。
(四)数据筛选和推送
基础数据导入后,软件就能够自动运行数据碰撞规则,并展示出刑事、民事、信访三类检察数据中含有的司法救助线索数量和线索列表。对筛查出的线索,可返回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和检察信访信息系统查阅案件卷宗,通过人工核查确定是否符合司法救助和多元救助条件,提取社会治理要素,并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履职,扩大救助效果,促进协同共治。
【类案救助】
(一)批量发现救助案件线索。魏都区人民检察院调取刑事、民事、信访、执行数据,调取行政机关掌握的特殊群体数据,通过大数据比对碰撞,获取初始线索189条。
(二)部门联动开展多元救助。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未检工作室”建立心理测评平台,对筛查出的189名特殊群众全部进行心理测评。对有心理创伤的45人,一对一进行疗程疏导;对符合低保条件的3人,将信息推送给民政部门,并协助其提出低保申请;对有入学转学需求的4人,联系教育部门解决入学难题;对有就业需求的16人,联系人社部门进行免费技能培训,并安排进入爱心企业就业。通过多部门联合救助营造帮扶合力,扩大救助效果,形成工作闭环。
(三)能动履职参与社会治理。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使用该模型筛查救助线索过程中还获取执行监督线索12条,制发检察建议6份、口头纠正违法6次,与魏都区人民法院联动,成功帮助3人取得执行款120余万元,实现以履职“我管”促依法“都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0〕53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已经2020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9月14日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切实促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落实普法责任,促进矛盾化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听证,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组织召开听证会,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问题听取听证员和其他参加人意见的案件审查活动。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相结合。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第五条 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的听证会一般公开举行。
审查逮捕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以及当事人是未成年人案件的听证会一般不公开举行。
第二章 听证会参加人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会参加人除听证员外,可以包括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第三人、相关办案人员、证人和鉴定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社会人士作为听证员:
(一)年满二十三周岁的中国公民;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三)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听证员: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四)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
参加听证会的听证员一般为三至七人。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会,依照有关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第三章 听证会程序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办理需要,决定召开听证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向审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召开听证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告知申请人。不同意召开听证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的,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制定听证方案,确定听证会参加人;
(二)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
(三)告知当事人主持听证会的检察官及听证员的姓名、身份;
(四)公开听证的,发布听证会公告。
第十一条 听证员确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听证员介绍案件情况、需要听证的问题和相关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听证会一般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举行。有特殊情形的,经检察长批准也可以在其他场所举行。
听证会席位设置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听证会一般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或者办案组的主办检察官主持。
检察长或者业务机构负责人承办案件的,应当担任主持人。
第十四条 听证会开始前,人民检察院应当确认听证员、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是否到场,宣布听证会的程序和纪律。
第十五条 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介绍案件情况和需要听证的问题;
(二)当事人及其他参加人就需要听证的问题分别说明情况;
(三)听证员向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人提问;
(四)主持人宣布休会,听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讨论;
(五)主持人宣布复会,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听证员或者听证员代表发表意见;
(六)当事人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七)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
第十六条 听证员的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拟不采纳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当向检察长报告并获同意后作出决定。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由听证会主持人当场宣布决定并说明理由;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在听证会后依法作出决定,向当事人宣告、送达,并将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告知听证员。
第十八条 听证过程应当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并全程录音录像。
听证笔录由听证会主持人、承办检察官、听证会参加人和记录人签名或者盖章。笔录应当归入案件卷宗。
第十九条 公开听证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请旁听,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媒体旁听。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和其他公共媒体,对听证会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者录播。
公开听证直播、录播涉及的相关技术和工作规范,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听证的期间计入办案期限。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听证活动经费按照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二十二条 参加不公开听证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办案秘密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2021〕2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的改革方案》(中政委〔2021〕45号)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会字〔2021〕38号),结合工作实际,经认真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已于2021年9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6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有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7日
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明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加强审级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实现依法纠错与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相统一,推动法律正确统一适用,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的改革方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出的《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办法,健全工作衔接机制、完善内设机构设置、优化审判力量配置,在实现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的同时,推动将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逐步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中级人民法院重在二审有效终审、精准定分止争;高级人民法院重在再审依法纠错、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通过依法有序开展试点工作,充分发挥四级两审审级制度优势,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
第二条 下列以县级、地市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一)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二)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
(三)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案件;
(四)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裁决案件。
第三条 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县级、地市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的诉讼,根据本办法第二条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及时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可以将案件直接移送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三、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
第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宜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
(二)在辖区内属于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的;
(三)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其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之间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理时仍未解决的;
(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更有利于公正审理的。
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认为属于上述情形之一,有必要由本院审理的,应当决定提级管辖。
第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对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需要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二)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其辖区内各中级人民法院之间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理时仍未解决的;
(三)由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更有利于公正审理的。
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认为属于上述情形之一,有必要由本院审理的,应当决定提级管辖。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是指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或者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需要通过司法裁判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的案件。
第七条 案件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经本院院长批准,至迟于案件法定审理期限届满三十日前报送;涉及法律统一适用问题的,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一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提出的请求后,由立案庭转相关审判庭审查,并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下述处理:
(一)同意提级管辖;
(二)不同意提级管辖。
中级、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提级管辖的案件,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备案。
第九条 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提级管辖的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应当同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原受诉人民法院收到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提级管辖的文书后,应当在十日内将案卷材料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将案卷材料退回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条 按本办法提级管辖案件的审理期限,自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重新计算。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送期间和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期间,不计入原审案件审理期限。
四、改革再审程序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应当向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再审申请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主要证据和诉讼程序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有错误的;
(二)原判决、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调解书申请再审的,应当向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第十二条 当事人根据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依法必须载明的事项外,应当在再审申请书中声明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适用的诉讼程序没有异议,同时载明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焦点、生效裁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论证理由和依据。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不符合前款要求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一次性全面告知其在十日内予以补正。再审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予补正的,按撤回申请处理。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民事、行政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由本院或者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一)案件可能存在基本事实不清、诉讼程序违法、遗漏诉讼请求情形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存在错误,但不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交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的,应当在十日内将决定书、再审申请书和相关材料送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并书面通知再审申请人。
第十四条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提审:
(一)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不同高级人民法院之间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理时仍未解决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审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且符合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提审。
第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认为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之一,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前款规定提出的请求后,认为有必要由本院审理的,裁定提审;认为没有必要的,不予提审。
第十六条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必要性。
对于委托律师有困难的再审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其有权申请法律援助。
五、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和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的诉讼服务中心根据法律、司法解释和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收取申请再审材料,确保材料齐全;材料齐全的,交由相关审判庭、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的审判人员审核。
第十八条 因统一法律适用、审判监督管理等工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和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可以向审判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报院长批准后,组成跨审判机构的五人以上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直接要求就特定案件组成跨审判机构的合议庭,并指定一名大法官担任审判长。
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结合案件情况,优化庭审程序,重点围绕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展开。
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和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认为有必要召开跨审判机构的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解决跨部门的法律适用分歧或者跨领域的重大法律适用问题的,可以向审判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机构或者跨审判机构召开的专业法官会议,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的,应当形成纪要,统一送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各审判机构之间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未能解决的,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呈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六、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条仅适用于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省(市)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
本办法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的规定,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等可以参照适用;关于基层人民法院的规定,互联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可以参照适用。
第二十一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对应开展的试点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规定,并于2021年11月5日前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制定实施方案、修订现有规范、做好机制衔接的前提下,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全面启动试点工作,试点时间两年。2022年7月31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形成试点工作中期报告报最高人民法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试点工作实际,在中央相关政策指导下,积极争取省级组织部门、机构编制部门的支持配合,优化辖区法院的机构人员编制、员额,推动编制、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关于优化各级人民法院编制机构、法官配备的相关问题,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之前有关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性文件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办法实施之前受理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实施当日尚未审结的,应当继续审理,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于本办法实施之前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实施当日尚未审查完毕的,应当继续审查,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附件:
1.民事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用)
2.民事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再审申请人用)
3.民事请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用)
4.民事裁定书(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同意提审用)
5.民事批复(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提审用)
6.行政诉讼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用)
7.行政诉讼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再审申请人用)
8.行政诉讼请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用)
9.行政诉讼裁定书(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同意提审用)
10.行政诉讼批复(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提审用)
附件1
民事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决 定 书
(××××)最高法民决......号
××××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现将再审申请人×××因不服你院(××××)......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写明再审申请对应的生效判决、裁定案号)提起的再审申请,交由你院审查。请你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查处理。
××××年××月××日
(院印)
附件2
民事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再审申请人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通 知 书
(××××)最高法民通......号
×××(再审申请人):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将你/你单位因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写明再审申请对应的生效判决、裁定案号)提起的再审申请,交××××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请等待审查结果。对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特此通知。
××××年××月××日
(院印)
附件3
民事请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用)
关于......(写明再审申请人及案由)一案报请提审的请示
(××××)......民申......号
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本院(××××)......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再审称,......(概述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
本院认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项规定的情形,同时......(写明报请提审的事实和理由)。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现报请你院提审该案。
以上请示,请批复。
附:案卷×宗
××××年××月××日
(院印)
附件4
民事裁定书(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同意提审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最高法民申......号
再审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二审上诉人/二审被上诉人/第三人(一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再审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提起再审申请。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写明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及报请提审的理由)。
本院认为,......(写明对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的事实与理由的分析意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原裁定的执行。
审 判 长 ×××
审 判 员 ×××
审 判 员 ×××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
书 记 员 ×××
附件5
民事批复(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提审用)
关于对......(写明再审申请人及案由)一案
报请提审的批复
(××××)最高法民申......号
××××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一案报请提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不同意......一案由我院提审。
此复。
××××年××月××日
(院印)
附件6
行政诉讼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决 定 书
(××××)最高法行决......号
××××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现将再审申请人因不服你院(××××)......号行政判决/行政裁定(写明再审申请对应的生效判决、裁定案号)提起的再审申请,交由你院审查。请你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查处理。
××××年××月××日
(院印)
附件7
行政诉讼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再审申请人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通 知 书
(××××)最高法行通......号
×××(再审申请人):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将你/你单位因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号行政判决/行政裁定(写明再审申请对应的生效判决、裁定案号)提起的再审申请,交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请等待审查结果。对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特此通知。
××××年××月××日
(院印)
附件8
行政诉讼请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用)
关于......(写明再审申请人及案由)一案报请提审的请示
(××××)......行申......号
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本院(××××)......号行政判决/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再审称,......(概述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
本院认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项规定的情形,同时,......(写明报请提审的事实和理由)。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现报请你院提审该案。
以上请示,请批复。
附:案卷×宗
××××年××月××日
(院印)
附件9
行政诉讼裁定书(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同意提审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最高法行申......号
再审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二审上诉人/二审被上诉人/第三人(一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再审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号行政判决/行政裁定,提起再审申请。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写明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及报请提审的理由)。
本院认为,......(写明对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提审的事实与理由的分析意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原裁定的执行。
审 判 长 ×××
审 判 员 ×××
审 判 员 ×××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
书 记 员 ×××
附件10
行政诉讼批复(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提审用)
关于对......(写明再审申请人及案由)一案
报请提审的批复
(××××)最高法行申......号
××××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一案报请提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不同意......一案由我院提审。
此复。
××××年××月××日
(院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1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197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民辖终139号《关于上诉人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提供的案情,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与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支线运输协议》约定了中国海事法院对因协议产生的纠纷享有管辖权,并适用中国法律,但未约定具体由哪一家海事法院管辖。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支线运输协议》附录一记载的支线运输包含长江港口和上海港口间的整货箱运输(运输的始发地、目的地均包括重庆、上海、泸州、宜宾)以及长江沿岸的空箱运输服务(运输的始发地、目的地包括上海、太仓、宜昌、荆州、重庆、泸州)。因重庆、泸州、宜宾、宜昌、太仓均属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故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同意你院处理意见。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1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9号)
为了保障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诉权,规范国家赔偿监督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规定予以处理:
(一)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认为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确有错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重新审理,以及上级人民法院决定直接审理的;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意见的。
行政赔偿案件的审判监督依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审查期间,不停止生效决定的执行。
第三条 赔偿委员会决定生效后,赔偿请求人死亡或者其主体资格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赔偿请求人死亡,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人申诉的,申诉效力及于全体;但是申请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效力不及于未明确表示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其他继承人。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第四条 赔偿请求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代为申诉。申诉代理人的范围包括: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赔偿请求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赔偿请求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赔偿义务机关可以委托本机关工作人员、法律顾问、律师一至二人代为申诉。
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诉状。申诉状应当写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基本信息,申诉的法定事由,以及具体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书写申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二)身份证明及授权文书。赔偿请求人申诉的,自然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赔偿义务机关申诉的,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申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三)法律文书。即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及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书等法律文书。
(四)其他相关材料。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决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出申诉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申诉材料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诉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补正期限。补正期限一般为十五日,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申诉人对必要材料拒绝补正或者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不予审查。收到申诉材料的时间自人民法院收到补正后的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申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予以立案:
(一)申诉人具备本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受理申诉的人民法院是作出生效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三)提交的材料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的要求。
申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
第七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后,申诉人再次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请求人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不服,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三)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
(四)赔偿请求人对行使侦查、检察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主管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作出的决定,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或者复议机关已作出复议决定,但赔偿请求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的相关决定生效后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的。
第八条 赔偿委员会对于立案受理的申诉案件,应当着重围绕申诉人的申诉事由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对原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第九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根据需要可以听取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重新审理: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决定的;
(二)原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决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五)原决定遗漏赔偿请求,且确实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六)据以作出原决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七)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八)原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第十二条 申诉人在申诉阶段提供新的证据,应当说明逾期提供的理由。
申诉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处理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第十三条 赔偿委员会经审查,对申诉人的申诉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成立,且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件的,决定重新审理。重新审理包括上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或者指令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二)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成立,或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件的,书面驳回申诉。
(三)原决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赔偿申请错误的,撤销原决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审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认为需要重新审理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有权决定直接审理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意见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直接审理,并将决定书送达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适用国家赔偿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的规定;本规定依据国家赔偿法和相关法律对重新审理程序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应当另行指定审判人员。
第十七条 决定重新审理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情形中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十八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听取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情形,或者赔偿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公开质证。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案件,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时应当通知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
第十九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应当对原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理。
第二十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的案件,应当在两个月内依法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案件经重新审理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决定;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决定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决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决定结果错误的,应当撤销、变更、重新作出决定;
(四)原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对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赔偿申请进行实体处理的,应当撤销原决定,驳回赔偿申请;
(五)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经协商达成协议的,赔偿委员会依法审查并确认后,应当撤销原决定,根据协议作出新决定。
第二十二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后作出的决定,应当及时送达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三条 在申诉审查或者重新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中止审查或者审理:
(一)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原赔偿请求人、原赔偿义务机关死亡或者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者的;
(二)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宣告无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四)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在法定审限内不能参加案件处理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的情形。
中止的原因消除后,赔偿委员会应当及时恢复审查或者审理,并通知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四条 在申诉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终结审查:
(一)申诉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申诉的;
(二)据以申请赔偿的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或者无罪判决被撤销的;
(三)其他应当终结的情形。
在重新审理期间,有上述情形或者人民检察院撤回意见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终结审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诉人在申诉审查或者重新审理期间申请撤回申诉的,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
赔偿委员会准许撤回申诉后,申诉人又重复申诉的,不予受理,但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赔偿请求人在重新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赔偿申请的,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准许撤回赔偿申请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决定。
赔偿委员会准许撤回赔偿申请的决定送达后,赔偿请求人又重复申请国家赔偿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7 年 5月 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关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关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答复
(2019年)
大树:
您好。您的来信收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原告起诉时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也作出了与前述内容一致的规定。因此,只要原告提供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即使没有自然人被告身份证号码,也应该依法登记立案。如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在实际中,能使被告区别于他人的信息很多,如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社会关系、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其他户籍登记内容等等。信息越多,越利于确定具体的被告。当然,原告如果在起诉阶段能够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码,一方面有利于被告身份的识别,足以使该被告与他人相区别,另一方面有利于后续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18日)
第一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1:龚某不服执行和解协议信访案
案例2:侨胞金某某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信访案
案例3: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申请强制执行劳动报酬信访案
案例4:宋某申请强制执行人身损害赔偿款信访案
案例5:曾某某申请强制执行交通事故赔偿信访案
案例6:艾某申请强制执行工伤赔偿信访案
案例7:胡某某申请强制执行办证信访案
案例8:杨某某申请强制执行企业偿还欠款信访案
案例9:刘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村小组支付工程款信访案
案例10:某电梯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货款信访案
案例1:
龚某不服执行和解协议信访案
——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人龚某不服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江西法院“院领导接访”制度促化解。
【基本案情】
龚某与王某英、涂某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王某某偿还83万元及利息,涂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王某某、涂某未履行判决义务。2019年7月,龚某申请法院立案执行。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按约还款90万元。2021年7月,龚某不服执行和解协议,以该案未执行到位为由信访。江西高院通过院领导接访,耐心倾听其诉求,详细了解案件情况发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龚某不服执行和解协议的诉求应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解决。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及时回应人民群众诉求,江西高院立即督促指导下级法院对该案加大调解工作力度。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迅速行动,上门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经过不懈努力再次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当场履行完毕。该案成功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是江西法院“院领导接访”制度成功化解涉执信访,减轻群众诉累,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要求的典型案例。“院领导接访”制度,是由江西各级法院院领导定期轮流带案“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畅通诉求渠道,高位推动矛盾化解,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案通过“院领导接访”制度及时找准龚某核心诉求,自上而下联动促成案件再次和解,有效地避免了龚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产生的诉累,提高了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案例2:
侨胞金某某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信访案
——被执行人涉案10余件欠债上亿元,无能力履行判决义务。江西三级法院联动协调促执行和解。
【基本案情】
金某某与吴某国、高安市某陶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2016年12月,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吴某国、高安市某陶瓷有限公司偿还80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吴某国、高安市某陶瓷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判决义务。2017年9月,金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调查查明,被执行人在多家法院涉及10件在执案件,其财产被另案首先查封且全部存在抵押贷款情况。该院对被执行人吴某国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因身体原因无法收拘。根据申请执行人金某某提供的线索,该院深入调查发现被执行人高安市某陶瓷有限公司有租金收入。但该租金被当地镇政府监管,用于偿还其拖欠的工人工资800余万元,以及税款、环保费、电费、物业费等1200余万元等。因租金不足支付全部工人工资和各类欠费,且受疫情影响租金下降,致案件难以执行租金受偿,引发金某某信访。江西高院予以执行督办并联合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赴高安实地督导,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促使吴某国承诺每月支付5至10万元,并提供一处他人名下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担保,获得金某某的同意,案件得以顺利化解。2021年9月,该案执行到位280万元,剩余款项正在按约履行中。
【典型意义】
本案是省市县三级法院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在这起案件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时间督办处理,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跟踪问效,高安市人民法院深入调查、多方沟通、积极协调。案件执行面临困局时,省市两级法院赴实地督导,当场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分期付款加财产担保的执行和解协议,成功妥善化解了该起侨胞信访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诉求的信心和决心,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3:
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申请强制执行劳动报酬信访案
——被执行人欠下巨额债务,无力支付203万元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信访。萍乡两级法院运用“协同执行”机制成功化解信访矛盾。
【基本案情】
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与萍乡市某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2020年10月,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作出多份民事判决书,判令由萍乡市某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合计203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萍乡市某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同年12月,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调查发现被执行人萍乡市某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在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安源区人民法院、上栗县人民法院均有借款纠纷案件在执,欠款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无财产可供执行,致本案执行不能,暂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期间,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根据举报线索,查实并冻结了被执行人退出烟花爆竹生产政府奖补金80万元。但该奖补金也被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其他3家法院冻结。2021年6月,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得知情况后到市、县集体信访,请求优先受偿。为妥善化解农民工集体信访矛盾,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报请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协同执行机制。该院经审查决定协同执行,并同意由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扣划、提取奖补金和主持分配。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将该笔奖补金扣划到位,并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以其债权为工资为由要求优先受偿。其他债权人以其案件首先有效冻结为由要求按比例分配。各方未达成一致分配意见。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采取见证执行方式,与债权人一同前往相关单位调查,确认该院冻结为首先有效冻结。同时该院采取执行听证方式,释明农民工生活困难情况,消除其他债权人猜疑,获得了大多数借款债权人支持。2021年8月,该院制作并送达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由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受偿,各方均未提出异议,现已将80万元发放完毕,矛盾得以顺利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是运用协同执行机制成功化解农民工集体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协同执行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或长期未结等执行案件,上级法院发挥统一协调职能优势,统一调度使用辖区法院执行力量,协同、帮助辖区法院实施强制执行,切实为基层法院减负的一项工作机制。本案中,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协同执行机制,并协调辖区其他法院同意统一由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提取奖补金。执行中,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采取见证执行、执行听证、债权人会议等方式,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异议权,有效解决了首先冻结、财产分配争议问题,顺利将款项发放给陈某某等124名农民工,将一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及时消化在基层,取得了较好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
案例4:
宋某申请强制执行人身损害赔偿款信访案
——被执行人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后下落不明,申请人长达20年未申请法院继续执行致案件陷入困局。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运用“三推送”机制成功执结。
【基本案情】
宋某与郭某、肖某、刘某、罗某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00年12月,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郭某、肖某、刘某赔偿14097.52元,由罗某中赔偿42238.56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未履行判决义务。2001年2月,宋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被执行人郭某、肖某和刘某支付了赔偿款。同年4月,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组织宋某与被执行人罗某中调解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由罗某中向宋某直接支付赔偿款。和解后,被执行人罗某中外出打工下落不明,申请人宋某长期未向法院反馈此情况并要求继续执行,直至2021年4月在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才反映此案,致案件未能得到及时执行。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立即启动“三推送”机制,向当地村委会、乡镇、民政、公安等推送被执行人罗某中信息,请求协助查找下落线索。“三推送”协助部门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罗某中的行踪。但通过公安反馈结果发现被执行人罗某中现已更名为罗某忠。该院及时将此情况告知“三推送”协助部门,并根据反馈线索顺利找到了被执行人罗某忠。经传唤,罗某忠到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当场履行了9950元。期间,该院拟采取司法拘留措施,考虑到其父母已过世,夫妻长期分居,独自抚养三个小孩,决定暂缓拘留。但被执行人罗某忠出具承诺书并履行19000元。2021年5月,该案全部执行完毕,且被执行人罗某忠另支付了25000元的迟延履行金。至此,该起20年前和解未履行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运用“三推送”执行机制成功化解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三推送”机制是在党委政法委的领导下,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将协助执行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的范围,由法院向相关单位、基层组织推送被执行人信息,请求协助送达、查找下落和财产线索、督促履行、化解涉执信访、开展法律宣传等的工作机制。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启动该工作机制,在公安、村委会等协助下,成功查找到被执行人,并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并履行完毕,取得了较好的执行效果。
案例5:
曾某某申请强制执行交通事故赔偿信访案
——被执行人患严重疾病危及生命致生活困难,根本无力履行赔偿义务。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救助制度促化解。
【基本案情】
曾某某与张某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18年6月,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张某富赔偿5.6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张某富未履行判决义务。同年9月,曾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认真开展调查,被执行人张某富已离婚和外出务工,仅有一未成年儿子和60岁母亲在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但根据举报线索在车站蹲守成功将被执行人张某富拘传到法院。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拟进一步采取司法拘留措施,但体检时发现被执行人张某富患严重强直性脊椎炎,随时有生命危险,且因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至今未就医,不宜收拘,案件执行陷入困境。为此,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一方面协调村干部和被执行人亲属做其履行赔偿义务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将被执行人家庭和身体状况反馈给申请人,得到其理解。考虑双方当事人家庭均十分困难,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主动向当地党委政法委报告案件情况争取支持,帮助申请人申报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以解燃眉之急。2021年7月,该案通过司法救助方式成功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是成功运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化解小标的涉民生执行信访的典型案例。类似该案的执行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遇到双方当事人家庭生活均十分困难的情况,被执行人根本无力履行致案件执行不能而引发信访。本案执行中,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除加大执行力度外,还多措并举,协调各方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积极运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帮助申请人纾解生活困难,既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赢得了双方当事人的满意,最大限度地化解信访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案例6:
艾某申请强制执行工伤赔偿信访案
——被执行人隐藏财产拒不履行国家脱贫对象工伤赔款,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运用执行专项调查措施促案件顺利执结。
【基本案情】
艾某与新余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伤赔偿纠纷案,2018年8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新余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赔偿64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该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同年10月,艾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迅速查控了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并执行到位4.4万元,之后未能发现其他财产,案件进入执行不能状态。考虑到申请人艾某工伤伤残四级且已离婚,无经济收入来源,还需抚养未成年女儿,系低保户、贫困户和国家脱贫对象,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认真分析案情、改变执行思路、制定周密方案,依艾某申请追加该公司唯一股东尹某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开展深挖调查工作。经梳理分析调查线索,被执行人与新余市某钢铁公司有业务往来,并迅速冻结和扣划到位12万余元货款。同时发现被执行人隐名持有某典当公司股权,并迅速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结合前述情况,该院拟进一步采取追究拒执罪措施。被执行人迫于执行压力,主动找到法院请求调解,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支付了45万余元赔偿。2021年5月,该案得以圆满解决,艾某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执行职能,运用执行专项调查措施,深挖调查财产线索顺利推动案件执结,服务和保障党中央乡村振兴大局的典型案例。因意外伤害致贫,是贫困产生的一个高发原由,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类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是执行工作服务乡村振兴大局,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具体要求。本案中,申请人艾某的生活在伤残后陷入贫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开展执行专项调查,穷尽执行方法,综合运用各项强制执行措施,展开强大执行攻势,最终顺利将该案执结,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7:
胡某某申请强制执行办证信访案
——案涉房屋不符合登记规定导致无法办证,案件陷入执行不能境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创新方法,多方协调成功化解“骨头案”
【基本案情】
信访人胡某某与景德镇某中学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2003年12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判决书,判令由景德镇某中学代为办理并向胡某某交付教师公寓房屋所有权证。同时由该中学支付逾期交付房屋所有权证的违约金。判决生效后,景德镇某中学未按期履行判决义务。2004年3月,胡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调查发现案涉房屋因历史原因、手续不全,不符合办证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无法协助办理,导致案件执行不能。为推动案件执行,该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达成“房屋置换”和解方案,约定由被执行人景德镇某中学每年支付逾期违约金5000元,直至办证完毕止。同时由被执行人协调解决房屋置换问题。和解履行期间,被执行人景德镇某中学按约支付违约金,但未履行房屋置换义务。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信访人胡某某上访要求强制执行办证。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成立由局长带队的执行专班多次到房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协调,均无法办证。面对困难,执行专班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与当事人沟通,成功促使双方达成“房屋回购”和解方案,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支持。2021年6月,该案顺利得到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执行干警以啃“硬骨头”的精神,创新执行方法成功化解疑难复杂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因涉案房屋不符合办证规定,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不能通过强制执行将不具备办证条件房屋“合法化”,导致案件执行不能,引发申请人胡某某上访。为妥善化解信访矛盾,该院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房屋置换”和解方案仍难以执行完毕。于是,该院改变执行思路,多方协调,再次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房屋回购”和解方案,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破解了回购款支付难问题,促使信访矛盾得以彻底化解,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8:
杨某某申请强制执行企业偿还欠款信访案
——被执行人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陷入困难,难以履行判决义务,被纳入失信名单。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运用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机制双向化解信访矛盾。
【基本案情】
杨某某与南昌某建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17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南昌某建筑有限公司偿还28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南昌某建筑有限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2018年4月,杨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深入开展线上线下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南昌某建筑有限公司在该院涉案较多且未能全部执行到位,存在执行不能的风险。经多次做思想工作,被执行人陆续履行大部分款项。期间,受疫情影响且被纳入失信名单,被执行人银行贷款审批受阻、企业重组遇到困难和无法正常进行工程投标,致无力偿还剩余借款。考虑此种情况,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决定采取执行和解方式对被执行人进行信用修复,且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最终促成分期还款的和解方案,并由杨某某申请法院暂时解除失信名单。信用修复后,被执行人南昌某建筑有限公司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2021年3月,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成功运用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机制双向化解信访矛盾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面对执行不能的困难,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促成和解,并征得申请人同意后实施信用修复措施,有效帮助被执行人恢复生产经营、重获盈利能力,全部偿清债务。该案执行既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又帮助被执行企业得以复产复工,起到了“办理一个案件救活一个企业”示范作用,对全国法院类似案件的办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案例9:
刘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村小组支付工程款信访案
——被执行财产难以变价造成执行困难。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妥善化解信访矛盾。
【基本案情】
刘某某与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某村小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2014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由该村小组支付工程款10万余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某村小组未履行判决义务。同年11月,刘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某村民小组有村民活动中心房屋一栋、休闲广场一处、某水库50%所有权和水库岛屿一座。上述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性质,依法不能直接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当地村民不愿购买,导致案件执行不能。为破解执行难题,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根据线索得知当地政府有意征收被执行人所有的水库岛屿,积极与当地水务部门沟通,并向县委政法委专题报告。该县委政法委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协调同意由被执行人的上级组织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代为清偿。因该村委会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依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执行人。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未提出异议,并承诺偿还10万元本金,但未得到申请人刘某某同意。案件执行再次陷入僵局。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面对困难反复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促成和解,由新干县金川镇某村委会偿还12万元工程款,剩余1万元利息放弃。同时在当地县委政法委再次协调下,该村委会将名下水库区380亩滩地出租给某农业开发公司,并将租金12万元支付给刘某某。2021年7月,本案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紧紧依靠党委政府成功化解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如何化解村委会、村小组债务纠纷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当前法律政策框架下,盘活村集体组织名下闲置资产,紧紧依靠党委政府推动土地承包权流转或入股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本案中,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直面困难、多方协调、多方联动,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支持成功化解了信访矛盾,进而避免影响新农村建设和村集体组织的正常运转,维护了村集体组织的声誉,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10:
某电梯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货款信访案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伙同他人转移公司租金收入,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创新使用“预告知+预通知”执行措施攻克执行不能难题
【基本案情】
某电梯有限公司与江西某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年3月,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由江西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2.7万元。调解生效后,江西某物流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同年6月,某电梯有限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线上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名下除一块被另案多次查封的土地外无其他登记财产。该院派员现场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已搬离原址,但原址处新建的一栋办公楼,引起了办案人员注意。经过走访了解,被执行人建起该栋办公楼但未办理产权证书,并将其出租给其他公司办公,年租金收入100万元。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遂对租金流向进行调查,发现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东伙同员工李某安以该员工的银行账号将租金转移,存在规避执行的违法行为,涉嫌构成拒执犯罪。在查清事实后,该院创新使用罚款和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措施,于2021年3月12日分别向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东和员工李某安发出《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和《预罚款通知书》,限在七日内清偿全部货款,否则将其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分别罚款10万元。被执行人于七日内清偿了全部货款。李某东和员工李某安向法院出具了悔过书。同年3月19日,该案得以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创新使用罚款和追究拒执犯罪措施,采取预罚款和涉嫌拒执犯罪预告等方式成功推动案件执行完毕和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的典型案例。执行实践中,被执行人对办案人员的“涉嫌拒执犯罪”口头警告往往不以为然,根本没充分意识到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所产生的严重法律后果。本案中,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创新运用“预告知+预通知”执行模式,让被执行人意识到规避执行的法律后果,给予其权衡利弊作出选择的时间,同时给予被执行企业法定代表人李某东和员工李某安悔改的机会,促使其主动履行判决义务,充分体现了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彰显司法的权威和温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
--2017年11月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工作情况,请审议。
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化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2014年至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48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涉及司法责任制改革、立案登记制改革、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等法院领域的重要改革方案31个,为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专项报告、授权开展试点、修订完善法律等方式加强监督,为司法改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中央政法委加强领导和顶层设计,强化改革督察,促进各项改革政策落实落地。中央有关单位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配合,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了良好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着力改革体制机制、破除利益藩篱,下决心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司法改革文件137件,开展4轮集中督察,加强政策解读、经验推广、宣传引导,促进改革持续深入发展。截至目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已全面推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审判质量效率、队伍能力素质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一、深化司法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重大基础性改革,夯实确保司法公正的体制基石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统筹开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重大基础性改革,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和整体推进。
一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基本到位。针对以往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全国法院按照以案定额、按岗定员、总量控制、省级统筹的原则,经过严格考试考核、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人大依法任命等程序,从原来的211990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0138名员额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从严掌握、宁缺毋滥”的选人导向,遴选产生367名员额法官,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27.8%。通过这项改革,实现了85%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审判质效持续提升。各级法院坚持“入额必办案”,建立院、庭长办案刚性约束和监督保障机制。2017年1至9月,全国法院院、庭长人均办案量同比增长32.3%。在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扎实推进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充实审判辅助力量。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类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更加明确,职业发展渠道更加畅通,人员结构更加优化,人民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是司法责任得到有效落实。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和法官职责,制定法官和其他人员权力清单,确保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大大增强了法官责任心。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按照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原则,明确法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就法官、检察官违法办案责任作出专业认定,严格依法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
三是新型办案机制有效形成。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确立合议庭、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全国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数量占到案件总数98%以上。各级法院结合地域、审级实际,组建以法官为中心、以辅助人员为支撑的新型审判团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组织运行模式。一些法院探索通过集约化管理和社会化外包等模式处理送达、庭审记录、卷宗扫描等辅助事务,有效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促进提升办案质效。
四是审判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实行新型办案机制后,为确保案件质量不下降、管理监督不缺位,各级法院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改革传统盯人盯案监督模式,采取制度化和信息化措施,构建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铸牢“制度铁笼”,实现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探索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报告机制,确保审判权严格依法行使。依托信息化手段,推进审判流程监督,把司法权运行的每一个节点都纳入可查可控范围,构建规范审判权运行的“数据铁笼”。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防止干预过问案件的“两个规定”,建立防止领导干部和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和追责制度,建成内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专库和直报系统,“批条子”“打招呼”等违法干预过问案件情形显著减少,法官依法履职有了“防火墙”。
五是司法职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实行法官员额制后,员额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进行管理,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任相结合的晋升机制,有效打通了广大基层法官的职业发展通道,增强了法官的职业尊荣感,调动了法官的积极性。各级法院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相衔接、与法官工作职责和实际业绩紧密关联的工资制度,有效激发改革内生动力。各级法院普遍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完善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机制,在维护法官人身财产安全、及时提供救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是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有序推进。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着力构建更加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的新型管理体制。21个省(区、市)已完成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管理,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已实现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13个省(区、市)已在辖区内实行财物省级统管改革,部分地方法院经费保障和工资水平实现“托低保高”。
(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夯实司法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石
一是完善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陈满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7件61人,坚决守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深刻汲取错案教训,健全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完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会同有关部门印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实施意见,制定关于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的三项操作规程,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3年至2017年9月,人民法院共依法宣告4032名被告人无罪。
二是积极推进庭审实质化。各级法院完善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强化控辩平等对抗,保障被告人和律师诉讼权利,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2016年,浙江温州两级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率达73.1%,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浙江湖州基层法院落实控辩对抗实质化,2013年以来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的指定辩护率达到92%以上。四川成都法院积极推进裁判实质化,2015年2月至2017年9月底,全市法院共开示范庭866次,当庭宣判401件。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已逐渐成为刑事审判常态。
三是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要求,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强化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排除职责。上海法院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共受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24件,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程序15件,排除非法证据4件。上海、贵州高院制定常见犯罪证据标准指引,将数据化、模型化的统一证据标准嵌入刑事审判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把机器智能审查证据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有效防止刑事案件“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四是积极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先后在18个地区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推进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宽严得当。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特别是轻罪、初犯、偶犯被告人,依法从宽、从简、从快处理。截至2017年9月,251个试点法院审结认罪认罚案件6.9万件7.8万人,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42.7%。其中,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占69.7%,非监禁刑适用率达41.4%。试点法院坚持从快不降低标准、从简不减损权利,完善证据制度,健全诉讼权利告知程序,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促进公正和效率双提升。
(三)完善法院组织体系,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审理重大跨区划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完成巡回法庭总体布局。各巡回法庭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率先探索实行审判团队模式,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负责制,完善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促进提升审判质效。截至2017年9月,六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11751件,2017年1至9月,巡回法庭审结案件数占最高人民法院办案总数的45.4%,在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纠纷、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二是推进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试点工作。为破除诉讼“主客场”现象,探索建立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新型诉讼格局,2014年12月,在北京、上海分别设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试点,负责审理跨地区重大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环境资源保护案件、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等。北京四中院集中受理全市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后,该类案件立案率从32%提升至90%,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100%。上海三中院成立后,全市行政案件年均收案量比2014年增长8.3倍。
三是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截至2017年9月,三个法院共受理案件5.4万件,审结3.8万件。在江苏等7个省设立10个专业知识产权法庭,实现知识产权审判的专门化。依法审理“老干妈”“LV”中外驰名商标保护案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确立知识产权裁判规则、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推进内设机构改革。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507家法院开展内设机构改革试点。各试点法院按照“机构精简是基础、职能优化是关键”的思路,严格控制机构规模,科学设置审判机构,整合职能交叉、业务相近的非审判业务机构,内设机构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管理层级得到简化,审判职能进一步优化。
(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一是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让立案难这一历史性问题真正成为历史。从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当场登记立案,真正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900万件,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积极构建全覆盖、立体式、多元化的登记立案新模式,以当场立案为主体,以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协作立案等为支撑的立案新格局已经形成,老百姓打官司更加方便快捷。努力提升当场立案效率,畅通大厅立案、预约立案、上门立案等常规立案渠道,有的法院对符合条件的起诉,10分钟内完成全部立案流程。全面推行网上立案,全国已有2605个法院开通网上立案或网上预约立案,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立案手续。积极探索跨域立案,截至2017年9月,已有近1200家法院推行跨域立案服务。京津冀三地7个法院建立协作立案新模式,让当事人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享受平等、优质、高效的立案服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加大改革督察力度,坚决制止另设条件限制立案的做法,防止立案难问题反弹回潮。坚持依法立案和规范诉讼秩序同步推进,出台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指导意见,依法制裁滥用诉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
二是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着力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大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广“眉山经验”“潍坊经验”“马鞍山经验”,整合社会资源,强化诉调对接,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化解矛盾。全国法院建立专门诉调对接中心2400多个,特邀调解组织近2万个,吸纳特邀调解员6万多人,2016年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分流案件153万余件,占当年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13.2%,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同比增加14倍,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同比上升21%。各地积极开展要素式庭审、令状式文书、示范性诉讼等机制创新,以深化改革破解案件数量增长较快的新问题,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司法效率。
三是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司法民主。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扩大参审范围,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让人民参与司法,让人民监督司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通过网络进行随机抽选,推行大合议制等举措,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2016年,全国22万名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306.3万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7.2%。
(五)深化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坚决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一是完善执行工作体制机制。在广东、浙江等10个地区开展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组建执行裁判机构,探索以执行法官为主导的执行团队模式,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和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出台财产保全司法解释,明确财产保全阶段可以使用查控系统,创立财产保全保险担保机制,为执行工作奠定基础。出台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规定,理顺“执转破”工作机制,使一大批“僵尸案件”从执行程序进入破产程序。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出台20多个涉及执行工作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统一管理、统一指挥、上下一体、内外联动的执行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完善覆盖四级法院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有效解决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二是积极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初部署开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之后,各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定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制度措施,积极帮助协调解决执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国大多数省(区、市)都以“两办”名义,或以政法委、人大常委会等名义出台综合治理执行难的规范性文件,许多地方党委成立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进一步发展完善。
三是建立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着力破解查人找物难题,与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10多个部门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执行人员足不出户即可依法查询被执行人财产和相关信息,对存款、房屋、车辆、证券等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2764万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1515亿元,查询到车辆2662万辆、证券480亿股、船舶24.7万艘、互联网理财存款18.8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是大力推进网络司法拍卖。针对以往司法拍卖不透明、执行财产变现难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规定,确立以网络拍卖为原则、委托拍卖为例外的司法拍卖新模式,减少了拍卖中间环节,受众更多更广,竞价更加充分,大大提高了拍卖成交率和成交价,也为当事人节约了佣金、降低了成本。同时,司法拍卖全程在网上进行,全程接受网民监督,杜绝了暗箱操作、权力寻租,有效遏制了司法拍卖中的腐败,实现违法违纪“零投诉”。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将网络拍卖系统内嵌到法院办案平台,实现内外网无缝衔接,七个月以来全国法院共拍卖标的物11.2万件,成交额966亿元,溢价率74%,为当事人节约佣金30亿元。
五是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明确失信被执行人的纳入标准、救济途径、退出机制等问题。继续健全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联合60多个单位构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网络,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861万人次,限制84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327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7.1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截至2017年9月,109.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被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初步形成,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六)全面深化司法公开,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强化司法公开理念,健全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机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公开的各项部署,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的要求,树立主动公开、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实质公开的理念,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职责,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将司法公开覆盖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各领域、各环节,确保向社会公开一切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推进司法公开平台建设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明确司法公开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确保司法公开规范有序运行。
二是建设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加快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建成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变当事人千方百计打听案情为法院主动告知。加强庭审公开,截至2017年9月,各级法院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34.2万次,观看量达到27.4亿人次。推进裁判文书公开,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超过3454万份,累计访问量超过108亿人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推进执行信息公开,中国执行信息网公开执行信息5349万条。四大公开平台在满足当事人知情权、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让司法公正真正经得起“围观”。
三是创新司法公开形式,进一步拓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广泛借助中央媒体、社会媒体,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加强人民法院新媒体建设,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电视APP、新闻客户端等方式,向社会提供详尽权威的司法信息和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及时公开司法改革文件,编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热点问题解答,切实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树立正确导向,广泛凝聚共识。举办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特展,让社会各界深入了解、直观感受司法改革,增强各方认同。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法治建设成就,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暨博鳌亚洲论坛环境司法分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等一系列重大司法外事活动,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有力提升了我国司法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许多国家的大法官来我国访问,对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司法公开、信息化建设等给予高度评价。
(七)大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以现代科技应用助推司法改革
一是运用司法大数据,为改革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建成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执行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人事信息管理系统等,集中汇集全国法院审判、执行、人事数据信息,全面反映全国法院的审判态势、案件质效和改革进展。2015年6月,全国所有3523个法院全部接入法院专网,2016年11月,全国所有9277个派出法庭也全部接入专网,实现全国法院“一张网”办公办案。人民法院告别人工统计时代,实现各类信息实时统计、实时更新、互联互通。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法院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建立案件权重系数和评价指标体系,合理确定法官工作量,科学进行员额分配、案件分流和业绩考核等,促进了改革的精准化、精细化。
二是运用司法人工智能,推动改革创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建设各类智能化平台,提升办案质效。以“法信”平台为代表的一批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成功上线并推广应用,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文书纠错、数据分析等智能服务,帮助法官提升业务能力。江苏苏州中院等法院深度应用语音识别技术,庭审笔录的完整度接近100%,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30%。
三是运用信息化平台,提升司法便民水平。完善诉讼服务机制,建设综合性诉讼服务平台,全国86%的法院建立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诉讼服务大厅,2200余个法院开通诉讼服务网,1734个法院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实现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质证、网上庭审、网上送达等功能。推广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键式理赔等做法,建立完善矛盾纠纷在线化解平台,案件处理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江苏、广东等地法院使用新一代智能导诉机器人,福建法院自主开发ITC诉讼服务自助终端等,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四是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认真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精神,于2017年8月18日在浙江杭州设立集中管辖涉互联网纠纷的基层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负责审理杭州市涉互联网一审案件,探索破解传统诉讼规则不适应互联网案件特点的难题,依法服务保障互联网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行线上证据在线提取、线上纠纷快速审理,积极探索涉互联网案件新型审理模式。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直接领导下,本轮司法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改革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化司法改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正在形成,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广大干警的法治信仰更加坚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革红利逐步释放,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显著增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正在逐步健全完善。我们深深感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根本在于坚持了以下几方面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保持司法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司法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解决问题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迎着困难上,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动自己的“奶酪”,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四是坚持从国情出发,遵循司法规律,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改革督察,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改革创新的浓厚氛围。五是坚持落实主体责任,抓住关键少数,增强改革担当,对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旗帜鲜明抓落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确保各项改革落地生根。
多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非常关心、重视、支持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认真审核改革试点方案,依法进行法律授权,广泛开展调研指导,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和督察问效,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公开、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等事项专题听取汇报,加强监督指导,有力促进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各级人大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深化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司法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是个别地方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有的法院领导干部对改革认识不到位,决心不坚定,理解有偏差,存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的情况,导致有些地方改革进度滞后,发展不平衡。有的运用创新思维破解难题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对改革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透,司法观念、办案方式没有与时俱进,影响了改革成效。有的法院落实改革举措不到位,在科学配置法官员额、落实院庭长办案、实现有效放权和有力监督等方面还存在执行改革要求打折走样、政策不落地等问题。
二是改革中的一些瓶颈性问题仍然突出。改革后,新旧办案机制衔接转换过程中出现一些突出的瓶颈性问题,不利于改革长远发展。个别法院领导干部办简单案、挂名案的情况仍然存在,加之新增案件数量较大,加剧了一线法官办案负担,少数地方存在未入额法官实际承担办案任务的现象。有的法院审判辅助人员严重短缺,新型办案团队难以有效建立;有的法官司法能力与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常态化的员额进退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等。
三是一些改革政策亟待完善。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相关政策。比如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统管改革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需要继续加强研究论证和顶层设计;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后,原与行政职级挂钩的住房、医疗、差旅等待遇保障如何落实尚无明确文件依据;绩效考核奖金是否纳入养老保险缴存基数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等等。
四是部分改革举措的协同性不足。一些关联度高、相互制约的改革举措推进不同步,改革的系统性不够强。比如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公检法配合制约,加强跨部门数据交换;各地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晋升工作开展不平衡,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落实法官等级按期晋升要求,严重影响了改革红利的及时释放;人员分类管理和内设机构改革后,受职务职级核定等因素影响,综合行政部门人员晋升空间受限,相关配套举措有待跟进;省级财物统管改革后,一些地方经费保障不足,法院资产管理和历史债务等问题有待配套解决,等等。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人民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本次专项报告为契机,坚定不移将司法改革进行到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进一步深化对改革的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引导全国法院干警不断提高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坚定改革定力,凝聚改革共识。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贯穿改革始终,坚持改革进行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进一步加强改革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确保把改革精神讲清楚、政策讲透彻、道理讲明白,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传递改革正能量,推动形成全社会拥护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
二是进一步抓好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切实加强对改革落实情况的督察问效,建立上下贯通、横向联动、逐级督察的工作格局,健全常态化督察机制,着力解决改革推进不到位、措施不落地的问题。加强对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重点任务的督察,完善改革工作台账,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列出清单,明确时限,加强督办,确保改革政策精准落地,改革红利尽快兑现。
三是进一步强化对下指导。积极协调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相关改革政策,加强分类指导,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全面评估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改革举措,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针对一些推进较慢的改革任务,如省级财物统管改革、法官业绩评价、内设机构改革等,出台指导意见和具体方案,确保各项改革政策明确、衔接配套。
四是进一步加强科技融合。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加强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司法改革的深度融合,找准技术与制度的契合点。更加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科学分析法院人员、案件情况,促进科学决策。深度应用并不断完善智能审判支持、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纠错、庭审自动巡查等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促进提升审判质效。
五是进一步提升队伍履职能力。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队伍能力素质与改革的要求相适应,着力提升干警司法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社会沟通能力。完善司法人员招录、培训、交流制度,保障各类司法人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健全员额法官进退机制,对能力不适应、考核不达标的员额法官,要及时退出员额,形成法官职业良性发展机制。
针对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相关立法,促进改革成果法律化。建议加快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相关诉讼法修改进程,研究制定强制执行法,将法院组织体系、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法官权益保障、破解执行难等成熟的改革成果吸收到立法中,为改革深入推进提供法律支持。二是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健全各部门协调配合、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加强对相关部门推进改革的监督,破解司法改革中的瓶颈性问题。三是加强对司法改革的执法检查和调研指导,及时发现和纠正人民法院推进改革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司法改革不断取得新发展。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再接再厉,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坚定不移深化司法改革,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答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答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8]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促进全体检察人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法思想,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政治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办检答网。为保障检答网规范、高效、安全、稳定运行,制定《检答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办法》印发你们,并就贯彻执行好《办法》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检答网建设使用的重要意义
检答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全国检察人员提供法律政策运用和检察业务咨询答疑服务的信息共享平台。开办检答网是加强新形势下检察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是践行“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总要求的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检答网的建设、使用和管理,加强组织领导,省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本地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落实《办法》的措施。要做好《办法》的教育培训,鼓励检察人员使用检答网进行自主学习、互助交流,确保检答网的使用管理取得实效。
二、及时启动检答网登录咨询工作
检答网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互联网平台统一搭建,供全体检察人员使用。为保障检察人员实名登录检答网,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部门和人事管理部门具体负责使用系统默认的管理员账户和密码登陆检答网,逐项填录本院检察人员的基本信息。要确定系统管理员,做好后期检答网用户信息的增、删、改等日常管理工作。全体检察人员要熟悉检答网咨询答疑流程,在检答网首页底部“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有关培训课件,学习掌握检答网的操作使用方法。
三、切实做好检答网答疑工作
根据《办法》规定,省级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负责本省范围内检察人员咨询问题的答疑工作,相关日常组织工作由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检答网上线运行前,要根据本地实际,确定检答网专家组人员组成,明确其工作职责,细化值班、答疑、发布、上报等工作规范和流程,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备案。
四、强化部门联动和指导督查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各内设机构要重视对接联动,根据职能分工配合做好检答网的建设、运营、维护等各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要掌握咨询答疑工作总体情况,检察技术信息部门要做好技术保障工作。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下指导和督查,利用检答网后台统计功能,对本地检察人员使用检答网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定期通报情况,及时研究解决检答网使用中遇到的问题。适时开展对专家组答疑工作的效果评估,并结合答疑情况,及时调整专家组成员。
贯彻执行《办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答疑工作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7月16日
检答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检答网规范、高效、安全、稳定运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检答网是为检察人员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法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提供法律政策运用、检察业务咨询答疑服务,加强检察机关政治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的信息共享平台。
第三条 检察人员应当实名登录检答网,对检察工作、学习和研究中涉及的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和司法政策等方面问题进行咨询。
咨询仅限于办案工作中涉及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和适用,不得反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咨询。
第四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具体案件中,对涉及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司法政策等方面确属重大疑难复杂的问题,需要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案件请示办理工作规定(试行)》办理。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检答网专家组,负责答疑工作。
检答网专家组发布的答疑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和规范力,不得在法律文书、工作文书中援引作为办案的理由和依据,仅供检察人员学习、研究和参考。
第六条 检答网专家组实行值班制度,由值班的专家组成员负责答疑工作。
第七条 检答网专家组应当认真研究咨询的问题,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和检察工作规定,提出明确答疑意见,在检答网及时发布。
第二章 省级人民检察院专家组答疑
第八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负责本省范围内检察人员咨询问题的答疑工作。
第九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负责以下具体工作:
(一)研究、拟定并发布答疑意见;
(二)定期研究分析本省范围内咨询答疑的相关数据资料;
(三)与咨询答疑有关的其他工作。
对重大疑难复杂问题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报院领导审批;院领导认为需要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答疑的,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
第十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一般应当在收到咨询问题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发布答疑意见。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应当在收到咨询问题后的四个工作日内发布答疑意见。
需要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的,应当在收到咨询问题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答疑意见、院领导审批意见等材料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
第十一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的工作程序和人员组成,由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确定,日常工作由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
第三章 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组答疑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负责省级人民检察院报请咨询问题的答疑工作。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负责以下具体工作:
(一)研究、拟定答疑意见,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审核;
(二)发布答疑意见;
(三)与咨询答疑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核答疑意见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专家组答疑意见提出初审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查后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发布。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应当在收到咨询问题后的二个工作日内拟定答疑意见,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审核。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核答疑意见的部门应当在收到答疑意见后的二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送检答网专家组发布。
需要召开专家论证会研究的,应当在取得答疑意见后,及时送检答网专家组发布。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专家组人员由检察理论研究所、国家检察官学院及有关业务厅室人员组成。必要时,可邀请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与相关工作。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内设机构负责审核本部门业务工作范围内的答疑意见。
参与审核的工作人员包括上述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等,具体人员由各审核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答网的日常工作由检察理论研究所会同国家检察官学院负责。
第四章 数据及保障要求
第十九条 检答网建立数据库,提供法律、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咨询问题和答疑意见的查询服务。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关文件的,应当及时解读,在检答网数据库公布。
第二十条 检答网用户资料增加、删除、修改等信息维护工作,由检察技术信息部门和人事管理部门共同负责。
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是检答网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以下具体工作:
(一)检答网软硬件基础建设和运行维护;
(二)检答网版本发布、升级;
(三)解答、处理检答网使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四)对需求分析进行技术指导;
(五)制作数据备份;
(六)定期公布全国范围内咨询答疑的相关数据资料;
(七)其他技术保障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其他内设机构,根据职能分工,配合做好检答网的建设、运营、维护等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31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314号建议的答复
符宇航、刘蕾、古清月、黄超、党永富、史玉东、陈琳、苟兴龙、易家祥、罗良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深入开展、完善公益诉讼立法的建议》收悉。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针对您在建议中指出的公益诉讼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健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鉴定难问题突出、检察公益诉讼线索收集渠道狭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推进中不同程度存在阻力等四方面问题,最高检在深入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中进行了重点调研,并争取各方重视支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解决。目前已取得进展或者正在按计划落实的主要有:
一是关于调查手段的刚性。最高法院认为,“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需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办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或者支持起诉,均可依据本规定进行调查取证活动。最高检在协调最高法院、公安部进一步强化适用惩治妨碍诉讼强制措施和司法警察履职保障的同时,积极争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项决定,将增强调查核实刚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中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有关单位和个人有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义务;检察人员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遭受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处置。下一步,最高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试行)》,对包括调查取证的方式、程序和保障措施、举证责任分配等在内办案程序作出具体规范。同时,抓紧修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明确规定在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团队中增加司法警察力量。
二是关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地位是否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争议。最高法院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时应遵循提起诉讼监督不破两造平等地位的原则,诉讼监督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之后,其首要身份是公益诉讼起诉人,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应退而居其次。我们认为,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从属于法律监督职能,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法律监督职能的新要求。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保护公益方面具有协同关系。在公益诉讼中,保护公益同样是审判机关的职责使命。在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检察机关同样要坚持对公益诉讼的诉讼监督权,但应当把握诉讼监督的时效节点,把握好出庭检察官作为诉讼参与人享有的监督权利与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违法审判行为的不同节点和不同功能何时行使、如何行使,诉讼监督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如何协调,都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层面加强研究和规范。“两高"将进一步细化公益诉讼出庭检察官作为诉讼参与人享有监督权与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违法审判行为的方式方法。
三是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需要诉前公告。该问题系实践中各地法院、检察院普遍遇到的问题,各地亦有不同做法。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就此问题的请示案件,经研究,认为有做出司法解释性质的正式批复的必要,在已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检意见并取得一致共识后,下发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正式批复,即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进行诉前公告。
四是关于专业鉴定机构少、鉴定贵等问题。最高检针对鉴定难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先后发布两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目前名册内鉴定机构增至111家,鉴定人员2000多名,一定程度缓解了专业鉴定机构少的问题。积极争取司法部的支持,2019年5月24日司法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鼓励引导综合实力强、高资质高水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受理检察机关委托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已有61家鉴定机构向司法部申报作出不预收鉴定费的承诺,覆盖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最高检还将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建立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同时,确定北京、黑龙江、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广西、重庆、甘肃共9个检察院筹建关键型、单一型公益诉讼基础检测实验室。总结推广苏州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成功经验,推动尽快建成以分州市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快速检测体系。通过以上措施逐步解决公益诉讼鉴定难问题。
五是关于线索收集渠道。为进一步扩大线索来源渠道,最高检积极争取中央重视和支持。中办、国办在最近印发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明确要求,对督察中发现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处理。各行政执法机关也通过与检察机关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和信息平台等方式,积极主动向检察机关移送公益诉讼线索。浙江、黑龙江等地检察机关全面设立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吉林等地检察机关充分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积极打造辅助检察官从互联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数据源中智能筛选、推送、评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信息平台,并探索在微信中设置具有“随手拍"等便捷查询、互动功能的检察公益诉讼专用小程序,发动和鼓励群众举报。下一步,检察机关将通过12309检察服务等系统内外信息和管理平台,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审计、巡视巡查等专项监督信息,通过新闻舆论、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公共信息,拓宽视野,创新方式方法,借助科技手段拓展线索发现渠道,提高收集和研判效率以及精准化程度。同时,积极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公益诉讼,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作用,让更多案件线索有效进入检察公益诉讼视野。
关于您提出的四个方面具体建议,我们均认真研究采纳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推动落实。
一、关于加强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相关立法工作
我们清醒认识到,检察公益诉讼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仅各有一个条款,“两高"相关司法解释也比较原则,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分歧亟需通过立法完善加以解决。中央政策要求和改革举措中提出的探索研究安全生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互联网等新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也亟待法律授权或者确认。
2019年1月24日,最高检印发了《关于争取省级人大常委会支持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专项决议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检察院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支持,在凝聚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出台地方人大专项决议,为解决辖区内检察公益诉讼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具体有效的制度依据,进而积累更多实践经验,促进自下而上实现国家层面的立法完善。
为顺应中央要求和人民需求,有序扩大检察公益诉讼范围,我们紧紧围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密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工作计划,充分尊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集中反映的民意民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经过深入调研论证,总结积累各地检察机关“等"外领域探索实践经验,我们认为,一是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时机已经成熟;二是通过公益诉讼整治APP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等互联网涉众型侵权行为迫在眉睫;三是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有必要单独作为一个公益诉讼领域;四是对高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标准三倍以上的成年家庭子女因违法不尽赡养义务致使分户父母生活水平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的,可作为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损害国有财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即将于10月份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我们将在会上明确提出拟开展“等"外领域探索的法律依据问题,争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决议中予以肯定和支持。同时,积极争取最高法院支持,由“两高"修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新增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我们也期待在各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立法主体作用,共同推动在制定或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法、安全生产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数据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单行法时,相应增加公益诉讼条款。条件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制定专门的公益诉讼法。
二、关于建立全国性的公益诉讼专家库
生态环境部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有必要通过建立专家库等途径为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技术支持。原环保部在2016年成立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聘请包括9位院士在内的78名专家作为委员,充分发挥专家在重大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件咨询等方面的作用;2017年,又联合司法部建立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国家级专家库,纳入298名专家;2017年—2019年,共有28个省份建立省级专家库,纳入专家1200余人,这些专家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今后将为检察机关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专业难题提供咨询服务。
2019年5月15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建立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的通知》,要求各地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与检察技术部门一起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本区域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专家,加快建立公益诉讼省级技术专家库,构建公益诉讼办案技术保障体系。于8月10日前完成省级检察院第一批专家库建立工作,同时将有关专家名录及资质情况在检察内网予以公布,并及时更新。2019年7月2日,最高检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各省级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本区域食品安全等领域专家,加快建立公益诉讼省级技术专家库。目前,最高检正在抓紧组建公益诉讼检察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后将为最高检直接办理、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及相关重大决策提供专家咨询。
关于建议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对于没有必要依赖鉴定结论起诉的案件,可由行业主管部门和专家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最高法院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止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人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生态环境部认为,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补充,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目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包括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生态环境部推荐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生态环境部正在针对案情简单且涉及金额较小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组织研究快速鉴定评估工作方法,为公益诉讼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以个案办理为依托,推动将符合证据规则的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和专家意见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定案证据。
三、关于加大对检察公益诉讼的组织保障和宣传力度
2019年4月起,最高检部署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反向审示、督促整改办案中存在的不规范、质量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同时,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转化为长效的制度机制。同时,抓紧修订办案指南,制定办案规则,改进公益诉讼检察核心数据,规范各省级检察院考评办法,巩固“回头看"成果。我们在加大发布检察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同时,还充分运用“检答网"加强业务指导。如,5月29日发布了河南铁路检察机关融入地方检察“一盘棋"格局,以跨区划的组织优势统筹解决黄河全流域、跨区域公益保护瓶颈问题的4件跨行政区划管辖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供各地借鉴。我们积极推动全国检察官法治副校长主动向广大中小学生宣讲检察公益诉讼知识,协助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特别策划“公益诉讼在行动"电视专题片纪实拍摄工作。各地检察机关通过新媒体、微电影、志愿者、小程序等各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内容形式,做优检察公益诉讼宣传,推动公益诉讼家喻户晓,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支持检察公益诉讼。
最高检率先垂范,主动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报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截至目前,有24位省、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作出批示,25个省级党委、人大、政府出台了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检察公益诉讼纳入党政机关绩效考核。最高检倡导的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得到包括作为被监督对象的行政机关在内的各方面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促进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环境和氛围明显优化和改善。
关于公益诉讼领域的“黑名单"制度建设。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严重失信者名单认定机制,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力度。此前,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已明确要求加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领域的诚信体系建设。《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上述要求和规定,为将公益诉讼被执行人列入失信黑名单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已会同60多个部门签署了51个联合惩戒备忘录,推出惩戒措施100多项,共有37个领域出台红黑名单管理办法,累计归集红名单信息超240万条,黑名单信息超1400万条,建成运行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联通44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和70多家市场机构,归集信用信息340亿条,这些都为将来构建公益诉讼“黑名单"制度奠定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是是我国法治进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建立失信“黑名单"需依法依规进行。下一步,最高检将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加强研究,积极探索公益诉讼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四、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协作机制建设。
一是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2019年1月2日,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签《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公益诉讼中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管辖、调查取证、司法鉴定、提起诉讼等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近期,最高检又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文物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加强了沟通联系,就协同开展检察公益诉讼达成了多项共识。
二是加强跨行政区域检察协作。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工作机制的通知》和《关于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长江上游6省区市出台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我们认真总结推广“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成果,建立沿黄河9省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机制。同时,统筹协调有关地方检察机关深化大兴安岭、辽河及东北虎保护等区域性协作机制。
三是强化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建设。最高检强调统筹发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职能作用,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的有效协作配合。强化上级检察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指挥协调与督办督导,探索完善上级检察院提办、领办、参办、交办和挂牌督办制度。一些省级检察院直接办理有重大影响和典型意义的案件。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了办案指挥中心,统一管理案件线索、调配办案力量、指挥办案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童建明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童建明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8]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童建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18年7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高检发诉二字[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指引(试行)》已经2018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3月31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指引(试行)
(2018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死刑第二审案件办理以及死刑复核监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案件与工作范围】本指引所称死刑第二审案件,是指因上诉或者抗诉而进入第二审程序的下列案件:
第一审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第一审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
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审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提出抗诉的。
本指引所称死刑复核监督工作,是指下列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的监督;
省级人民检察院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未上诉且未抗诉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监督;
省级人民检察院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监督。
第三条 【刑事政策】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政策,严格把握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第四条 【原则】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开展复核监督工作,应当遵循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以及证据裁判原则。
第五条 【职责】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开展死刑复核监督工作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死刑的公正、统一、正确适用。
第六条 【工作要求】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开展复核监督工作,应当坚持最严格的证明标准、最规范的办案程序、最审慎的工作态度。
第二章 死刑第二审案件审查与决定
第一节 案件审查
第七条 【收案】检察人员接收案件后,应当规范使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案件审查、决定、审结、出庭、裁判等环节及时填录案卡,制作文书。
第八条 【审查的主要内容】检察人员应当客观全面审查在案证据材料,并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是否准确,量刑是否适当;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是否罪行极其严重,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决定限制减刑或者终身监禁是否适当;
抗诉、上诉意见与第一审判决存在的分歧,抗诉、上诉理由是否正确、充分;
抗诉、上诉中是否提出或者第一审判决后是否出现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新事实、新证据;
有无遗漏罪行或者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涉案财物处理是否妥当;
诉讼活动是否存在影响公正判决的违法情形;
被告方与被害方是否达成赔偿谅解;
是否有涉检信访或者重大舆情等风险;
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内容。
第九条 【审查方式】检察人员审查案件,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围绕抗诉、上诉理由开展下列工作:
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到案发现场调查;
讯问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上诉理由或者辩解;
必要时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意见;
必要时询问证人;
对证据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需要侦查机关补充调取和完善的证据,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补充收集相关证据;
应当开展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核查证据】对于影响定罪或者量刑的主要证据应当进行复核,重点核查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取证程序是否合法以及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第十一条 【对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审查】加强对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审查。物证、书证的收集、送检、保管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二条 【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对鉴定意见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
检材的收集、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鉴定意见是否告知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鉴定意见形式要件是否完备,鉴定意见是否明确,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鉴定意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检验分析是否科学、全面;
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鉴定意见是否移送。
第十三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的审查】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
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理由;
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四条 【讯问被告人】讯问被告人应当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讯问应当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进行;
讯问前认真制作讯问提纲,明确讯问目的,拟定重点解决的问题;
核对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告知诉讼权利和义务;
听取被告人的上诉理由、辩解和供述,核查是否有新证据、是否有自首和立功等情节、是否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以及其他需要核实的问题;
规范制作讯问笔录,笔录首部内容应当填写完整,讯问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名;
远程视频提讯的,应当制作同步录音录像。
对讯问过程中出现翻供或者在一审阶段曾经翻供的,应当详细讯问翻供的原因和理由,并重点讯问作案动机、目的、手段、工具以及与犯罪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员等细节。
第十五条 【对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的审查】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没有移送,影响定罪量刑的,检察人员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将相关证据材料连同批准采取技侦措施的法律文书一并移送,必要时可以到侦查机关技术侦查部门核查原始证据。
第十六条 【调查核实证据合法性】经审查,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核实证据合法性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讯问被告人;
询问办案人员;
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
调取、查询被告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
调取、查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的核查材料;
调取、查阅、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或者案件材料;
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
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第十七条 【审查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般规定】检察人员对取证合法性产生疑问的,可以审查相关的录音录像,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必要时可以审查全部录音录像。
第十八条 【审查同步录音录像的主要内容】对同步录音录像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是否全程、连续、同步,有无选择性录制,有无剪接、删改;
是否与讯问笔录记载的起止时间一致;
与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是否存在差异;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或者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相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十九条 【非法证据排除】对采用下列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提出依法排除的意见:
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供述。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十条 【重复自白的排除及除外情形】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提出依法排除的意见,但下列情形除外:
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二十一条 【对自首、立功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审查】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自首、立功或者受到刑讯逼供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管辖规定交侦查机关调查核实,也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发现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侦查。
第二十二条 【案件线索来源存疑、侦破过程不清楚的案件的审查】对于案件线索来源存疑、侦破过程不清楚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相关法律文书或者作出详细的情况说明。
第二十三条 【补充收集证据的一般规定】对死刑第二审案件自行补充收集证据的,应当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进行,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申请本院司法警察协助。上级人民检察院通过下级人民检察院通知侦查机关补充收集证据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协助。
第二十四条 【自行补充收集证据的情形】死刑第二审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行补充收集证据:
侦查机关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依法排除后,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被告人作出无罪辩解或者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经审查后,认为侦查机关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全面或者有遗漏,或者经审查后认为存在疑问的;
案件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明显分歧或者较大争议,需要补充关键性言词证据,特别是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类证据的;
认为需要补充收集的事项,侦查机关未补充收集或者补充收集后未达到要求,且自行补充收集具有可行性的;
案件主要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尚需要查明个别事实、情节或者补充个别证据材料的;
其他需要自行补充收集证据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检察人员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辩护律师要求听取其意见的,应当及时安排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接待,并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听取意见、制作笔录。
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或者提交的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材料应当附卷,并在审查报告中说明是否采纳及理由。
第二十六条 【保障被害人权益】检察人员应当依法保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涉及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社会稳定、司法救助等情况的,应当主动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意见。
第二十七条 【审查报告的内容】死刑第二审案件审查报告一般包括:
被告人及被害人基本情况;
案件诉讼经过;
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结果、理由;
抗诉或者上诉理由;
辩护人的意见;
审查认定的事实及对证据的综合分析;
对上诉、抗诉理由的分析与意见;
需要说明的问题;
审查意见和理由。
第二十八条 【上诉案件的处理意见】对于上诉案件,审查后视情形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的,应当提出建议维持原判的意见;
原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综合评判等方面存在不当之处,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建议第二审人民法院在依法纠正后维持原判;
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定罪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提出建议改判的意见,但不得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
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提出建议改判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建议发回重审的意见;
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提出建议发回重审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抗诉案件的处理意见】对于抗诉案件,审查后视情形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具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判决确有错误,抗诉意见正确的,应当提出支持抗诉的意见;
原判决确有错误,抗诉意见部分正确的,可以变更、补充抗诉理由,提出部分支持抗诉的意见;
原判决并无不当,抗诉意见不当的,应当提出撤回抗诉的意见。
第三十条 【阅卷时间】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决定开庭、查阅案卷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阅卷完毕。在一个月以内无法完成的,可以商请人民法院延期审理。
第二节 案件决定
第三十一条 【提请检察官联席会议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情形】检察人员可以对下列死刑案件提请公诉部门负责人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为案件处理提供参考意见。需要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
抗诉案件;
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的;
在全国或者当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反应强烈,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
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死刑案件。
第三十二条 【案件决定】检察长不同意检察人员处理意见,可以要求检察人员复核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要求复核的意见、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归入案件卷宗。
第三十三条 【检察人员意见与决定不一致的处理】检察人员执行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检察长不改变该决定,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检察人员应当执行。
第三章 死刑第二审案件出席法庭
第一节 出席法庭准备
第三十四条 【确定出席法庭人员和制作相关文书】收到人民法院出席法庭通知书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确定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并制作派员出席法庭通知书送达人民法院。
第三十五条 【出席法庭准备工作】检察人员应当做好以下出席法庭准备工作:
进一步熟悉案情和主要证据,及时了解证据的变化情况和辩护人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确定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以及审判中可能涉及的专业知识;
拟定出庭预案,包括讯问提纲、询问提纲、举证质证提纲、答辩提纲和出庭检察员意见书。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制作多媒体示证资料;
在开庭前将需要通知到庭的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以及拟在法庭审理中出示的新证据提交人民法院,并与审判人员做好沟通;
需要对出庭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提供保护的,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做好相关工作;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应当制作临庭处置方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
第三十六条 【出庭预案】出庭预案应当重点围绕抗诉、上诉理由,针对需要查证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进行准备,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突出针对性和预见性。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可以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对出庭预案进行讨论。
第三十七条 【出庭检察员意见书】出庭检察员意见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第一审判决的全面评价、对抗诉理由的分析或者对上诉理由的评析、对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的评析等。
出庭检察员意见书应当表明建议法庭维持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与侦查人员、侦查活动相关的庭前准备工作】检察人员认为有必要由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席法庭说明情况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及有关人员做好出席法庭准备;检察人员认为有必要当庭播放侦查活动的相关录音、录像,但录音、录像中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应当提前做好技术处理。
第二节 参加庭前会议
第三十九条 【参加庭前会议的人员及建议召开庭前会议的情形】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庭前会议的,由拟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参加,检察长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参加。
对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等情形,人民法院未召开庭前会议的,可以建议召开庭前会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未召开庭前会议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第一审期间已进行非法证据调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的除外。
第四十条 【庭前会议的准备】参加庭前会议前,检察人员应当准备拟提出的问题及意见,预测辩护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制定应对方案。
第四十一条 【庭前会议的内容】在庭前会议中,检察人员可以对案件管辖、回避、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非法证据排除、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庭审方案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提出和交换意见,了解辩护人收集的证据等情况。
对辩护人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应当提出。
第四十二条 【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席法庭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检察人员可以在庭前会议中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席法庭:
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
需要侦查人员就相关证据材料的合法性说明情况的;
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意见或者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
第四十三条 【对非法证据进行说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人员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第四十四条 【庭前会议的效力】对于人民法院已在庭前会议中对可能导致法庭审理中断的程序性事项作出处理决定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理由,在法庭审理中再次提出有关申请或者异议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予以驳回。
第三节 出席法庭
第四十五条 【主要任务】检察人员出席死刑第二审法庭的主要任务是:
(一)支持抗诉或者听取上诉意见,对原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维护原审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三)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四)对法庭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五)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四十六条 【对法庭准备工作的监督】在法庭审理开始前,检察人员应当注意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旁听;
辩护人没有到庭;
应当配备翻译人员没有配备;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旁听席就坐等情形。
检察人员在审判长征求对法庭准备工作的意见时应当表明意见。
第四十七条 【对申请检察人员回避的处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检察人员回避的,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应当在人民法院决定休庭后,由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第四十八条 【对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处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人,在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撤回上诉,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第四十九条 【对审判长概括内容的意见】审判长就抗诉、上诉未涉及的事实归纳总结后,检察人员认为该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表示无异议,当庭予以确认;认为有异议的,应当指出,并提请法庭进行调查。
对于审判长概括的审理重点和焦点问题,检察人员认为需要补充的,应当及时提出。
第五十条 【对已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处理】人民检察院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证据。
第五十一条 【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处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申请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要求其说明理由。
第五十二条 【建议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情形】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法庭审理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没有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或者申请排除的理由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检察人员可以建议法庭当庭驳回申请。
第五十三条 【建议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进行审查的情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在法庭审理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检察人员可以建议合议庭对相关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第五十四条 【检察人员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期间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庭决定进行调查的,检察人员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席法庭说明情况。
第五十五条 【法庭审理阶段讯问被告人】检察人员讯问被告人应当根据法庭确定的审理重点和焦点问题,围绕抗诉、上诉理由以及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不再全面讯问。上诉案件先由辩护人发问,抗诉案件以及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察人员讯问。讯问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被告人当庭辩解之前所作的供述不属实的,应当就其提出的不属实部分和翻供理由,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翻供理由不成立的,应当结合相关证据当庭指出;
被告人供述不清楚、不全面、不合理,或者与案件第一审判决查证属实的证据相矛盾的,应当进行讯问,与案件抗诉、上诉部分的犯罪事实无关的问题可以不讯问;
对于辩护人已经发问而被告人作出客观回答的问题,不进行重复讯问,但是被告人供述矛盾、含糊不清或者翻供,影响对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或者量刑的,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讯问;
在法庭调查结束前,可以根据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发问、审判长(审判员)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讯问。
讯问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应当个别进行,讯问中应当注意讯问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被告人对同一事实的供述存在矛盾的,检察人员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质。
第五十六条 【禁止诱导性及不当的讯问、发问】检察人员讯问被告人,应当避免可能影响陈述客观真实的诱导性讯问或者其他不当讯问。
辩护人采用诱导性发问或者其他不当发问可能影响陈述的客观真实的,检察人员应当提请审判长予以制止或者要求对该项发问所获得的当庭供述不予采信。
第五十七条 【举证质证的一般规定】检察人员举证质证应当围绕对抗诉、上诉意见及理由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事实和证据进行。上诉案件先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举证;抗诉案件以及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察人员举证。
第五十八条 【举证】检察人员举证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对于原判决已经确认的证据,如果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可以概括说明证据的名称和证明事项;
对于有争议且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应当重新举证;
对于新收集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应当当庭举证。
第五十九条 【质证】检察人员质证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对于诉讼参与人提交的新证据和原审法院未经质证而采信的证据,应当要求当庭质证;
发表质证意见、答辩意见应当简洁、精练,一般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与证据证明无关的质证意见,可以说明理由不予答辩,并提请法庭不予采纳;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提出质疑的,应当根据证言、陈述情况,针对证言、陈述中有争议的内容重点答辩;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提出质疑的,应当从证据是否客观、取证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六十条 【举证质证应当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如果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暴露侦查秘密或者严重损害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检察人员应当采取或者建议法庭采取避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不在法庭上质证,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六十一条 【询问证人】检察人员应当按照审判长确定的顺序询问证人。询问时应当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对证人证言中有虚假、遗漏、矛盾、模糊不清、有争议的内容,应当重点询问,必要时宣读证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的证言笔录或者出示、宣读其他证据。
询问证人应当避免可能影响证言客观真实的诱导性询问以及其他不当询问。
第六十二条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侦查人员就其执行职务过程中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的,检察人员可以参照证人出庭有关规定进行询问;侦查人员为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出庭作证的,检察人员应当主要围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的取得,物证、书证的收集、保管及送检等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进行询问。
第六十三条 【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检察人员应当重点围绕下列问题发问:
鉴定人所属鉴定机构的资质情况,包括核准机关、业务范围、有效期限等;
鉴定人的资质情况,包括执业范围、执业证使用期限、专业技术职称、执业经历等;
委托鉴定的机关、时间以及事项,鉴定对象的基本情况,鉴定时间,鉴定程序等;
鉴定意见及依据。
第六十四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重点询问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鉴定意见是否科学等内容。
第六十五条 【法庭辩论】法庭辩论阶段,检察人员应当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围绕控辩双方在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量刑方面的争议焦点,依据事实和法律,客观公正地发表出庭意见。
第六十六条 【答辩】对于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意见可能影响被告人的定罪或者量刑的,检察人员应当答辩。答辩应当观点明确、重点突出、主次分明、有理有据。对于与案件无关或者已经发表意见的问题,可以不再答辩。
第六十七条 【建议延期审理的情形】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人员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的;
被告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需要查证的;
需要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的;
需要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被告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检察人员还未掌握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需要调查核实的;
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
第六十八条 【开庭后证据出现新情况的处理】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检察人员发现被告人有立功情节、与被害方达成赔偿协议、取得谅解等情形,或者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上述情形经查证,可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影响,可以补充举证质证;也可以变更处理意见,报请检察长审批后,书面送达人民法院。
第四章 死刑案件诉讼监督
第六十九条 【侦查活动监督】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由检察人员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七十条 【审判活动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活动监督中,如果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检察长报告。需要提出纠正意见的,应当在法庭审理后提出。
第七十一条 【监督意见落实】检察人员对于提出的监督意见,应当逐件跟踪,督促纠正。对于侦查、审判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归纳、分析并及时提出监督意见。
对于经督促仍不纠正的,可以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向被监督单位的上级机关通报,必要时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七十二条 【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对于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或者可能改判无罪的案件以及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发表监督意见。
第七十三条 【对第二审裁判文书的审查】检察人员应当及时了解第二审裁判的情况,督促人民法院依法送达裁判文书。
检察人员应当在收到死刑第二审裁判文书后及时进行审查,对第二审裁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等提出明确审查意见,并填制二审判决、裁定审查表;省级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及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监督。
审查完毕后,检察人员应当及时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点击“流程结束”,以便死刑复核监督阶段查阅。
第七十四条 【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诉讼监督活动中,应当注意发现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司法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与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第五章 死刑复核监督
第七十五条 【死刑复核监督案件范围】人民检察院承办下列死刑复核监督案件:
人民法院通报的死刑复核案件;
死刑复核期间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或者报告重大情况的案件;
死刑复核期间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监督的其他死刑复核案件。
第七十六条 【死刑复核监督的主要任务】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复核监督案件的主要任务是:
审查人民法院的死刑适用是否适当,根据案件事实、法律及刑事政策提出监督意见;
审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意见和重大情况报告,以及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申请监督的理由;
对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发现和纠正侦查、审查起诉和第一审、第二审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人权。
第七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案件受理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的死刑复核案件,由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公诉部门直接受理、审查。
第七十八条 【提请抗诉与监督】对于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第二审裁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维持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且已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
第七十九条 【提请监督、报告重大情况的受理和审查】省级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案件提请监督或者报告重大情况,由本院案件管理部门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案件材料齐全的,移送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公诉部门审查。
第八十条 【申请监督案件的受理和审查】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死刑复核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受理。对于有明确请求和具体理由的,移送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公诉部门审查。
第八十一条 【提请监督的情形】省级人民检察院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第二审裁判进行审查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
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判,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处死刑或者维持死刑判决的;
被告人具有从宽处罚情节,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处死刑或者维持死刑判决的;
适用法律错误,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处死刑或者维持死刑判决的;
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其他应当提请监督的情形。
第八十二条 【报告重大情况的情形】省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的被告人有立功、怀孕或者达成赔偿协议、被害方谅解等新的重大情况,可能影响死刑适用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八十三条 【提请监督、报告重大情况的要求】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或者报告重大情况,应当制作死刑复核案件提请监督意见书或者重大情况报告,加盖印章,连同该案第一审和第二审裁判文书,第二审案件审查报告及新的证据材料等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八十四条 【报送备案的要求】对于适用死刑存在较大分歧或者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死刑第二审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收到第二审裁判文书后,应当制作死刑复核案件备案函,说明备案理由,加盖印章,连同起诉书、上诉状、抗诉书、第一审和第二审裁判文书、第二审案件审查报告等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
第八十五条 【分、州、市级院向省级院提请监督、报告重大情况、备案的程序】在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分、州、市人民检察院向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报告重大情况、备案等程序,参照本指引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八十六条 【死刑复核监督案件的审查内容】办理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人民法院适用死刑的理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申请监督的理由是否正确、充分;
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是否必须判处死刑;
程序是否合法;
其他应当审查的内容。
第八十七条 【死刑复核监督案件的审查方式】对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审查:
书面审查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相关案件材料、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提交的申诉材料;
向下级人民检察院调取案件审查报告、出庭检察员意见书等材料,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向人民法院调阅或者查阅案件材料;
核实或者委托核实主要证据,就有关技术性问题向专门机构或者专家咨询,或者委托其进行证据审查;
讯问被告人或者听取受委托的律师的意见;
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八十八条 【听取下级院意见的情形】审查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对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有疑问的;
对适用死刑存在较大争议的;
可能引起司法办案重大风险的;
其他应当听取意见的情形。
第八十九条 【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审查报告的内容】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审查报告,应当重点对案件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并阐明理由和依据。
第九十条 【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的情形】下列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
在全国或者当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存在较大争议的;
拟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的;
其他应当讨论的情形。
讨论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可以通知有关下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派员参加。
第九十一条 【提出检察意见的情形】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
认为死刑适用确有错误的;
发现新情况、新证据,可能影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
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
其他应当提出意见的情形。
第九十二条 【提出检察意见的程序】拟对死刑复核监督案件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提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死刑案件办理指导
第九十三条 【工作指导的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提前介入侦查、审查起诉、出席第一审法庭、第二审法庭和死刑复核监督工作的指导。
省级人民检察院对可能判处死刑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当加强审查起诉和出席第一审法庭的指导工作。对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死刑第二审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进行指导。
第九十四条 【同步指导】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及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其他死刑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时可以进行同步指导。
第九十五条 【向上级院报告重大事项】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将案件基本情况和出现的重大情况,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书面报告,必要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
第九十六条 【对改变起诉指控事实、罪名的判决的审查】对于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改变起诉指控事实、罪名的死刑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判决书后三日以内,将审查报告、起诉书和判决书等案件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
上级人民检察院收到备案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对于判决有错误但无抗诉必要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于具有被告人上诉等其他情形的,应当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第九十七条 【死刑案件数据统计、分析及报送】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做好死刑案件的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每年3月15日前,将上一年度死刑案件综合分析报告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并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十八条 【参照执行的案件类型】对于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审或者重新开庭审理的其他死刑案件,人民检察院出席第二审法庭的,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九十九条 【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有的相关规定与本指引不一致的,以本指引为准。
第一百条 【解释权及生效时间】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18]1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期,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向我院请示,申请执行人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不接受控告材料或者接受控告材料后不予书面答复的;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公安机关不予书面答复或者明确答复不予立案,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如何处理?鉴于部分高级人民法院所请示问题具有普遍性,经研究,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特通知如下:
一、申请执行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安机关不予接受控告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材料后6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二、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在接受案件线索后6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向申请执行人释明;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其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三、公安机关接受申请执行人的控告材料或者人民法院移送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经过60日之后又决定立案的,对于申请执行人的自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可以向自诉人释明让其撤回起诉或者裁定终止审理。此后再出现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情形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重新提起自诉。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4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4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实行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全覆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为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依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就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改革与探索。2008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作出相关规定。2013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的通知》,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解决行政诉讼管辖问题上作出新的规定,即高级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2021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正式启动为期2年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其中就包括“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机制”。试点期间在试点的12个省、直辖市,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原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四类行政案件”。为确保行政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审理,避免“四类行政案件”因属地管辖造成新的“地方保护主义”,试点地区法院立足区域审判实际,建立了“异地交叉管辖”“异地集中管辖”“属地管辖+异地管辖”“当事人选择管辖+异地管辖”等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模式。
当前,行政案件级别管辖调整改革试点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两项任务仍在推进过程中,两项改革的推进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检验,协同推进机制和系统集成效应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您关于“总结试点经验,并将其上升为法律规定,打破行政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全覆盖”的建议,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已经实行行政案件异地集中管辖的法院,出现了集中管辖法院案件数量上升过快、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人案矛盾较为突出、信访问题缺乏衔接、实质化解纠纷力度较弱等问题。因此,我们将在客观评估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前期效果,充分考虑与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司法资源统筹调配等改革任务的协调衔接、相互配合,进一步优化异地管辖的基本模式、案件类型、管辖标准的基础上,研究明确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全覆盖的具体可行路径。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也将根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推进情况,加强相关问题的论证研究,积极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行政诉讼管辖格局和工作机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98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984号提案答复的函
彭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打好脱贫攻坚战遏制扶贫工作领域职务犯罪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由我院会同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纪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依法查办和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高检院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检察机关服务扶贫工作的举措进行认真研究部署。近年来先后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2016年初,与国务院扶贫办决定自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共同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以下简称“专项工作"),依法严肃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保证专项工作与脱贫攻坚同步部署、同步推进,为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坚强司法保障。全国检察机关按照专项工作要求,结合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特点规律,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案件、重点地区,严肃查办发生在“五个一批"工程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关键环节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职务犯罪案件。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92人,与2015年同比上升102.8%。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453人,同比增长57.3%。
您提出的加强对基层干部警示教育、加大政策宣传及公开公示力度、充分发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等建议,对进一步做好扶贫领域反腐工作很有价值。在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各级检察机关立足检察预防职能,与扶贫部门紧密协作,推动扶贫资金项目县级向各乡镇、乡镇向各村社、各村社向农户“三公开",并监督其向对应的派驻检察院、乡镇检察联络室、村组检察联络员“三报备",确保扶贫资金阳光化、规范化运行;结合查办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积极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的检察建议,配合发案单位整改落实,有力推动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制度的完善。高检院在全国检察系统组织开展了“精准扶贫、廉洁为民"专题警示宣传教育基层行活动,深入基层,积极宣传扶贫政策,开展警示教育,极大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扶贫、监督扶贫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大局的职能作用,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顺利实施,今年2月份,高检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对第一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预防监督项目挂牌督办的通知》,决定对69个“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共同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办。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已经按照上述通知要求,紧紧围绕本地第一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准确把脉项目涉及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风险漏洞,对症采取堵漏建制的措施;紧盯易地扶贫搬迁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突出环节,聚焦关键部位,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搬迁项目中涉及的的职务犯罪,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二、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将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作为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明确提出,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要坚决查处。针对您提出的重视基层干部廉洁警示教育、继续扩大巡察的覆盖面、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等建议,中央纪委不断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一是充分利用信访主渠道和互联网、微信等现代科学信息技术,收集关于扶贫领域的信访举报。对媒体曝光的、典型的问题线索,及时督办并通过媒体公布部分督办结果。二是定期筛选典型问题线索,开展集中督办。截至目前,共督办4批210各典型问题,已办结3批,883人受到处理。2016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16193个,处理20083人。三是逐步构建省市县三级巡视巡察监督立体网络格局,不断扩大巡察覆盖面。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是巡察监督重点,特别是盯住扶贫领域不放,发现并推动查处中央扶贫政策不落实、不到位、不执行,截留挪用、违规套取、虚报冒领、克扣强占扶贫资金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之前,有望实现巡察制度在市县一级全面铺开。四是发挥通报曝光的警示教育作用。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持续释放强烈信号,加强教育警示震慑。先后3次对26个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公开通报曝光。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将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扶贫资金等腐败问题作为通报重点,中国纪检监察报开设专栏,剖析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五是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切实承担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廉洁意识。以责任追究强化责任意识,对管辖范围内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突出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严肃问责。
三、不断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
遏制扶贫工作领域职务犯罪,保障扶贫资金规范使用对脱贫攻坚至关重要。国务院扶贫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一是与高检院共同开展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建立犯罪线索移送和信息互通机制,共同编印《扶贫领域违法案件警示录》,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宣传教育扶贫行和扶贫系统警示教育。二是全面推行扶贫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公告公示,通过主流媒体、微信平台、手机短信等新手段,加大扶贫政策、工作措施、资金项目安排和扶贫成效公开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三是加强与财政部、审计、纪检和监察等部门合作,形成全方面多层面的监督管理机制。配合中纪委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配合审计署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政策跟踪审计,配合财政部连续3年开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检查,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发挥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各方面监督。四是完善制度。2017年3月中央六部委修订出台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配合财政部进一步完善资金绩效评价办法。指导地方完善业务流程设计,做到资金分配、项目安排、监督检查分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与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结合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大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扶贫开发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
(一)深入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继续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地区,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依法从快从严查办破坏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职务犯罪、发生在贫困群众身边特别是“小官大贪"、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贫困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和扶贫资金项目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提高办案质量和效果,形成强大声势。加强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线索的系统排查、集中研判、统一管理,在扶贫重点省份检察院建立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信息库,定期组织对线索进行排查清理,确保有案必办、有腐必肃。结合实际,在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整村推进、土地整理、危房改造、义务教育、资金补贴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继续组织开展专项查案行动,带动扶贫领域办案工作深入开展。健全典型案件通报制度,适时向社会公开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形成持续威慑,发挥查办案件的特殊警示作用。
(二)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警示宣传教育基层行活动。把警示教育和法治宣传纳入扶贫开发人员培训计划,力争在今年实现对扶贫工作人员警示教育的全覆盖。组织开展优秀警示宣传作品巡展和示范观摩活动,拍摄警示教育片,提高警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警示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三)组织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继续推进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预防监督、挂牌督办工作,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顺利实施。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的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实现对扶贫资金项目监督的全覆盖,消除监督空白领域、空白地带,切实使专项工作与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同实施,协调推进。
(四)深入剖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拟对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深入分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手段、方法和易发多发的环节,查找当前扶贫领域资金项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制度性漏洞,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实行标本兼治,构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
(五)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实效。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专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对专项工作的主体责任,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强化工作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工作经验。强化责任,选择扶贫开发重点地区进行联合督查,对工作开展不力、被动滞后的检察院和扶贫部门进行约谈,指导和推动专项工作深入有效开展,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央纪委表示,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部署和要求,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廉洁教育,深化对扶贫任务重地区的巡察工作,强化媒体监督作用,不断推进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为打赢扶贫攻坚保驾护航。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将继续与高检院深入推进专项工作,将警示教育活动纳入各级扶贫工作培训课程。落实《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创新完善贫困地区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加大资金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法发〔202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4月22日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正确认识和把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与人民生活幸福的关系,与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的关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蓝图,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以我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全过程,确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坚持改革创新,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事业向高质量发展。坚持开放发展,立足国情,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总体目标。到2025年,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更加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更加完备,知识产权审判质效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整体素质显著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明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司法公信力、影响力和权威性明显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社会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创新规律、适应国家发展目标需要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进一步成熟,知识产权审判激励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凸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
(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全面贯彻实施专利法,充分发挥专利等技术类案件集中审理优势,强化司法裁判在科技创新成果保护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职能,切实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实效。加强对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严格审查,推动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协调,提升专利授权确权质量。健全有利于专利纠纷实质性解决的审理机制,防止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有效缩短审理期限。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及种源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严格落实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制度,推进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带动技术产业升级。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推动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保护力度,严格依法保护种业自主创新,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力提升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司法能力,推动完善区域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推进区域协同创新。
(五)加强著作权和相关权利保护。全面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充分发挥著作权审判对于优秀文化引领和导向功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加大对文化创作者权益保护,准确把握作品认定标准,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作品特点确定相适应的保护力度,使保护强度与独创性程度、中国国情相协调。依法维护作品传播者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维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和尊重权利人意思自治关系,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监管联动协调,促进作品传播利用。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文化创作传播相关著作权保护新问题,完善司法保护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互联网领域法治治理。积极研究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明确司法保护规则。
(六)加强商业标志保护。加强商标权司法保护,促进知名品牌培育和商品服务贸易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品牌强国建设。依法严格审查行政裁决合法性,提高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质量。加大对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行为惩治力度,促进商标申请注册秩序正常化和规范化。科学合理界定商标权权利边界与保护范围,正确把握注册与使用在商标权保护中的关系,强化商标使用对确定商标权保护范围的作用,积极引导实际使用商标。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切实遏制侵犯地理标志权利行为,保障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七)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审判。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工作,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适时制定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制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市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垄断纠纷,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标识的司法保护,解决不同标识之间权利冲突。强化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依法合理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有效遏制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人才合理流动关系,依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合法权益。依法支持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履职,形成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合力。
(八)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依法采取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制裁诉讼妨害行为等措施,及时有效阻遏侵权行为,切实降低维权成本。正确把握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确保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司法裁判中精准适用,提高侵权成本,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要求,正确把握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界限,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充分发挥刑罚威慑、预防和矫正功能。
三、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
(九)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全面总结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年试点工作情况,提出进一步改革方案,促进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设。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化解人案矛盾、优化内设机构、构建人才梯队,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机构布局。加强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功能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司法引领作用,着力解决信息化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
(十)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起草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诉讼程序等相关规定。优化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协同推进机制,推动行政确权案件和民事侵权案件在程序衔接、审理机制、裁判标准等方面相互协调。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根据案件情况和审判需要依法适当调整管辖布局,加强特定类型案件集中管辖。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加强技术调查人才库建设,充分发挥人才共享机制功能。大力倡导诚信诉讼,严厉制裁毁损、隐匿和伪造证据等行为,有效规制滥用权利、恶意诉讼,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十一)深化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布局,积极构建与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相适应的管辖制度,推动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方面沟通协调,建立和完善联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确保裁判结果内在协调统一。优化知识产权刑事自诉程序,充分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
(十二)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改革。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推动简单知识产权类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探索简单商标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根据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特点,完善不同诉讼程序、诉调程序之间转换机制和规则。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简化常见简单案件裁判文书格式。提升知识产权类纠纷诉前调解质量,优化调解案件司法确认程序,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
四、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
(十三)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监督和指引功能,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健全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为引领、以指导性案例为指引、以典型案例为参考的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体系,优化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检索制度,构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机制。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完善知识产权案例和裁判文书数据库深度应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促进裁判标准统一。
(十四)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切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优质司法服务,有效推动知识产权纠纷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与知识产权行政职能部门、仲裁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因地制宜创新知识产权解纷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
(十五)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有关部门数据专线连接工作。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强与知识产权行政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积极参与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十六)深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竞争机制。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妥善审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重大知识产权纠纷,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切实保护我国公民、企业境外安全和合法权益。强化国际司法合作协作,妥善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深化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司法合作,积极促进知识共享。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司法领域全球治理,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完善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五、强化知识产权审判保障
(十七)加强政治和组织保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服务国家大局意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增强与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确保各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落地见效。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健全知识产权领域审判权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扎实开展法院队伍教育整顿,确保忠诚干净担当。
(十八)加强队伍和人才保障。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种能力”要求,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和岗位职责,全面提升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储备和遴选机制,加强优秀人才选拔,重视培养符合“三合一”审判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注重增强队伍稳定性。建立不同法院、不同审判部门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有计划选派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有培养潜力的知识产权法官到有关部门挂职。
(十九)加强科技和信息化保障。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实现信息化建设与知识产权审判深度融合,推进上下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类案件办案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案件审理电子化水平,实现电子卷宗在线归档、互联网查阅。充分发挥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功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立案、网上立案、电子送达、在线开庭等信息化技术普及应用。加强司法大数据充分汇集、智能分析和有效利用,为知识产权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本规划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务求实效。最高人民法院将统筹协调,加强指导,推进落实,确保规划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4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依法登记取得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至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
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
第二条 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
(一)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
(二)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
(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规划上专属于特定房屋,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应当认定为前款所称的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本条第一款所称房屋,包括整栋建筑物。
第三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
(一)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明等附属设施、设备,避难层、设备层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
(二)其他不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也不属于市政公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所及设施等。
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依法由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属于业主专有的整栋建筑物的规划占地或者城镇公共道路、绿地占地除外。
第四条 业主基于对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无偿利用屋顶以及与其专有部分相对应的外墙面等共有部分的,不应认定为侵权。但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五条 建设单位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规定。
前款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
第六条 建筑区划内在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之外,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所称的车位。
第七条 处分共有部分,以及业主大会依法决定或者管理规约依法确定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八条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专有部分面积可以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计算;尚未进行物权登记的,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面积计算;尚未进行实测的,暂按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面积计算。
第九条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人数可以按照专有部分的数量计算,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算。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和虽已出售但尚未交付的部分,以及同一买受人拥有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按一人计算。
第十条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所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应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第十二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十三条 业主请求公布、查阅下列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
(二)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
(三)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
(四)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
(五)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擅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部分、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动,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属于前款所称擅自进行经营性活动的情形,权利人请求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为人对成本的支出及其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五条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管理规约,或者违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的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损害或者违章使用电力、燃气、消防设施,在建筑物内放置危险、放射性物品等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妨碍建筑物正常使用;
(二)违反规定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
(三)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修;
(四)违章加建、改建,侵占、挖掘公共通道、道路、场地或者其他共有部分。
第十六条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涉及专有部分的承租人、借用人等物业使用人的,参照本解释处理。
专有部分的承租人、借用人等物业使用人,根据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以及其与业主的约定,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
第十七条 本解释所称建设单位,包括包销期满,按照包销合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尚未销售的物业后,以自己名义对外销售的包销人。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中,涉及有关物权归属争议的,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因物权法施行后实施的行为引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与刘某玲、SMY (HONG KONG) LIMITED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一案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与刘某玲、SMY (HONG KONG) LIMITED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一案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2019年6月28日 (2019)最高法民他135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闽民终1131号《关于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与刘某玲、SMY (HONG KONG) LIMITED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一案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首先,根据请示报告所述的事实,当事双方签订的《租船合同》中约定:“Arbitration in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该条款应属于概括性约定仲裁事项。依照通常理解,提交仲裁的争议性质包括合同争议和非合同性质的侵权争议等,而该争议应当基于主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与该合同项下的权利行使或义务履行有关。本案中,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规定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该行为虽然与案涉合同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其本身并不属于案涉合同权利义务的调整范畴,也不是因该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使或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而独立行使的程序性事项,因此由于错误保全而造成的侵权损害纠纷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管辖范围。其次,SMY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SMY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曾抗辩认为有关扣船错误索赔应由厦门海事法院管辖,仲裁庭无管辖权。在顺泰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后,SMY公司亦未以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主管异议。上述行为表明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案涉合同时以及本案纠纷发生后并无将该纠纷提交仲裁的合意。再次,刘某玲并非《租船合同》的当事人,其与顺泰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合意,故对顺泰公司主张刘某玲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综上,同意你院关于撤销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299号之一民事裁定并指令厦门海事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与刘某玲、
SMY (HONG KONG) LIMITED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一案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
(2019年4月19日 (2018)闽民终113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原审原告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与原审被告SMY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SMY公司)、刘某玲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厦门海事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7)闽72民初1299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顺泰公司的起诉。顺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我院提起上诉。我院经审查,拟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本案。因涉及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七条之规定,现将有关情况报请钧院审示。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SHUNTAI SHIPPING(HONG KONG)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轩尼诗道253-261号依时商业大厦1902室。
法定代表人:郑某忠,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寿志,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建山,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SMY (HONG KONG)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东部么地道62号永安广场7楼709室。
法定代表人:施某营,该公司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玲,女,198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一审判决要点和上诉理由
顺泰公司一审请求:1.判令(2012)厦海法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项下SMY公司针对“顺泰”轮提起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属于错误保全;2.判令SMY公司赔偿顺泰公司因错误扣押“顺泰”轮而遭受扣押期间的船期损失、维持费用损失、为解除船舶扣押而支付的评估费、担保费等损失共计人民币5749830.9元及自各项费用产生之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刘某玲在其担保范围内对顺泰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顺泰公司和SMY公司签订的租船合同约定:“Arbitration in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 (在香港仲裁,并适用英国法)。”鉴于双方没有约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当适用仲裁地的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审查仲裁条款的效力。该仲裁协议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第二条及其所指向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七条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而且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可以按照该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定仲裁员人数并指定仲裁员,故涉案仲裁协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下是有效且可执行的。根据上述仲裁条款的约定,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包括违约纠纷和侵权纠纷,当事人均应当提交仲裁。因租船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SMY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以合同相对方顺泰公司违约为由在香港提起仲裁,在仲裁被受理后,顺泰公司又提起反索赔请求并被受理,该反索赔请求系以SMY公司违约、错误扣船等为由主张索赔滞期费、船期损失、房产评估费等。2017年2月14日,SMY公司的仲裁请求因其未能按期提交仲裁费用保证金而被驳回。此后,顺泰公司以SMY公司错误扣船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有关“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应予驳回。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顺泰船运(香港)有限公司的起诉。
顺泰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如下:其一,顺泰公司与SMY公司之间从未就本案纠纷达成仲裁协议。该纠纷的产生是由于SMY公司在厦门海事法院的错误扣船行为引起,与顺泰公司、SMY公司签订的租船合同无关,一审法院以租船合同的仲裁条款的约定认为本案应当提交仲裁,属认定事实错误。1.顺泰公司向仲裁庭提起反请求,是一种抗辩策略。而SMY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答辩意见,明确指出该案应由厦门海事法院管辖,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足见SMY公司本身也从未承认其就本案纠纷与顺泰公司达成过仲裁协议。顺泰公司在SMY公司提交上述管辖权异议后,及仲裁庭驳回SMY公司的仲裁请求后,从未要求仲裁庭对错误扣船反请求进行审理,而是径直向一审法院起诉。2.租船合同约定的“Arbitration in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条款并不包含侵权纠纷。该条款并没有使用“因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的类似引起歧义的宽泛措辞,仅仅适用于租船合同纠纷。本案纠纷与租船纠纷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纠纷。3.在顺泰公司一审提起本案诉讼后,SMY公司并未就本案纠纷提出管辖权异议,而是应诉答辩,并已参加一审法院组织的庭审,可以进一步看出,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过将本案纠纷提交仲裁的合议。其二,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驳回顺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该法条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事后达成仲裁协议,而本案为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仲裁协议,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2.该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仅仅指内地仲裁机构,并不包含港、澳、台以及境外的仲裁机构,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3.即使仲裁庭认为其有管辖权,由于顺泰公司与SMY公司并未就本案纠纷达成仲裁协议,内地法院仍有权受理本案。其三,虽然仲裁庭接受了顺泰公司提出的反请求,但其在SMY公司提交管辖权异议后,只对SMY公司是否应提交仲裁费用担保问题进行审理,顺泰公司从未要求仲裁庭对该反请求进行审理。倘若一审法院的驳回诉讼请求裁定被维持,而仲裁庭将来又采纳了SMY公司的意见,认为其对错误扣船的索赔不具有管辖权,则顺泰公司将面临无法索赔该损失的局面,严重损害顺泰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SMY公司、刘某玲答辩称:1.涉案租约仲裁条款的范围包括本案中顺泰公司提出的扣船错误索赔。涉案仲裁条款“Arbi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是租约中通常采用的仲裁条款,虽未出现“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等类似的措辞,但从商业合理性的角度判断,两者之间无实质差异。仲裁条款所涉及的仲裁地为香港,仲裁条款是否排除侵权纠纷或者排除本案中顺泰公司所提起的错误扣船诉讼,应当依据香港法律认定。顺泰公司就其所提出的观点,并未提供香港法律下的支持证据。2.顺泰公司认同仲裁庭对其反索赔具有管辖权,且仲裁庭也明确保留了对顺泰公司反索赔的管辖权。在SMY公司的主索赔因未及时提供费用担保被仲裁庭裁定驳回后,顺泰公司并未撤回其反请求,可见其此举并非仅是抗辩技巧。3.一审法院驳回顺泰公司的起诉是合理的,相反,如果对实体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可能与香港仲裁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结果。SMY公司未在原审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要是因为授权手续的时间耽搁,且SMY公司信赖原审法院会依法作出公正裁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我院审查意见
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向本院提交了:1.SMY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对反请求的答辩意见,拟证明SMY公司在香港仲裁程序中明确认为错误扣船之诉应由厦门海事法院管辖;2.厦门海事法院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SMY公司的证据清单,拟证明SMY公司已向厦门海事法院提交证据应诉答辩,其在开庭前后从未主张双方之间曾就本案纠纷达成过仲裁协议,也从未就厦门海事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顺泰公司和SMY公司签订的租船合同中约定的“Arbi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应理解为与合同有关的争议提交仲裁,而本案系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责任纠纷,并非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已超越了合同权利义务的范畴,与合同的订立、履行亦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宜泛化地理解为与合同有关的纠纷。其次,顺泰公司虽然在仲裁程序中提出了反索赔请求,但SMY公司抗辩认为反索赔请求与争议租约无关,仲裁庭对于错误扣船索赔没有管辖权,应由厦门海事法院管辖。顺泰公司在仲裁庭驳回SMY公司的申诉后,亦未继续在仲裁庭主张反索赔,而是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及案涉纠纷产生之后均未达成合意将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责任纠纷提交仲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不适用于本案。再次,在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以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应视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最后,原审被告刘某玲本身并非案涉租船合同的当事人,即顺泰公司与刘某玲之间不存在将案涉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顺泰公司一审诉请判令刘某玲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
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拟裁定如下:
1.撤销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299号之一民事裁定;  2.本案指令厦门海事法院继续审理。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报请贵院核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09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096号建议的答复
王士岭(张淑琴、张桂玉、万连步、王学斌、孔怡、张建伟、刘文玲、刘莉莉、夏兆纪、李树睦、齐玉祥、王雁、吴娟、宋文新)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公益诉讼全生命周期办理机制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20年6月22日,张军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交办会上专门对“公益诉讼全生命周期办理机制"进行了解读,指出“全生命周期案件办理机制",指的就是全要素、全链条、全方位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从线索的分析、把握,到最后无论诉前程序、还是通过诉讼解决,都要全程跟踪落实,这个过程全面体现检察职能,所以叫做“全生命周期"。张军检察长要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研究采纳。
针对您提出的建议,我们全面收集了临沂市检察机关相关制度机制建设的规范性文件等经验材料,组成专班专题研究,提出成果应用转化的意见。7月10日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第10期“经验交流"栏目摘编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探索全生命周期办理机制促进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在全系统进行推广。
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梳理相关制度机制成果,指导山东省检察院进一步深化、优化典型经验。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下属各县区检察院工作特色和优势,把公益诉讼全生命周期分线索发现、审查起诉、提起诉讼、裁判执行四个环节进行分工,明确由市检察院和兰山、罗庄、郯城、费县、蒙阴、临沭6个县区检察院分别承担相应工作任务,制定工作推进表,定期总结汇报情况,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围绕公益诉讼审查起诉环节存在的难点,建立健全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加强信息化科技支撑,完善借助“外脑"参与办案机制,切实为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提供支持协助。一是建立公益诉讼办案指挥中心。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建立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指挥中心。二是成立公益诉讼专家委员会。为借助“外脑"智慧,运用社会专业技术力量精准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临沂市人民检察院积极与相关部门人员沟通,从建设规划、环保、食药、检验检测、高校、金融、地产评估、税务等行业领域,聘请18明专家人才成立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专家委员会参与办案工作办法》,明确了专家参与办案的条件和程序,规范了专家委员工作。三是健全制度机制。制定全市检察机关《关于全面深化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意见》,制定公益诉讼全生命周期案件办理流程,完善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跨区域协作配合等制度,构建了“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运转高效有序"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为工作推进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兰山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上下级办案机制运行不顺畅问题,着力完善市县两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机制。一是依托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取证车、检验检疫设备,借助市院外脑储备,充分调动市辖区公益诉讼调查取证力量,两级检察院联动办案,推动受损公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二是建立健全外部联系协调机制。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或通报公益诉讼案件情况,主动争取领导支持;建立与河湖长的常态化联系,为河湖长解决实际难题,助力河湖长完成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加强与生态环境局、食品药品监督、自然资源局等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建立工作联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线索双向移送等工作机制。三是建立环保会商协作机制。与环保部门签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会商协作机制,通过会商协作、联合调查,确定案件处理方案,形成环保查处合力;围绕污染防治攻坚的要求,进行集中联合调查,形成“特事特办,难事合办"的环境执法监督合力。四是与地方政府联合构建公益诉讼快速反应机制。为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最大效能,兰山区人民检察院与8个镇街形成公益诉讼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将公益危害减少到最小。五是完善与司法警察联合取证机制,形成公益诉讼检察官与司法警察“1+1>2"的合作模式。
罗庄区人民检察院聚焦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发现环节,建立了线索移送接收办法、公益保护监督员管理办法、公益诉讼信息共享办法等3项制度,有力拓展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一是强化科技支撑,建立公益诉讼信息共享机制。依托区社会治理信息平台“高空机动、中空瞭望、低空监控"的视频监控网络,建立公益诉讼视频立体信息收集网络体系,实时对生态环保、国土资源、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等适宜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领域进行实时监控。二是打通信息壁垒,建立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接收机制。一方面,与政府部门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另一方面,建立线索接收机制,明确专门检察官负责,并实时向线索移送部门通报案件办理情况。三是坚持人才引领,建立公益保护监督员聘任机制。依托罗庄区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将该平台在街镇、村居设立的293名网格员聘任为公益保护监督员,通过基层专职网格员监督和举报身边损害公益行为,实时通过“数字罗庄"APP提供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围绕实践“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理念,完善诉前磋商制度。一是完善工作机制,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郯城县分局等单位开展联合共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部门协同配合、共同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工作格局。二是制定《关于建立公益诉讼磋商工作机制的意见》,为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提供规范依据。三是围绕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行政执法重点领域,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磋商并对不能及时整改到位的情形提出检察建议。
费县人民检察院重点在提起诉讼环节,推动完善检法公益司法保护共同体机制制度。总结推广前期检法协作经验,确保在提起诉讼之前畅通立案程序,对当事人人数众多或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进行庭前会商,对新领域案件加强法律适用认同。同时,对公益诉讼案件庭审全程诉讼监督,确保审理质量;建立检法公益诉讼案件进度通报制度,实现公益诉讼办案风险预判和进度提示。与县法院会签《关于加强协作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加强公益诉讼工作配合协作的意义作用、联席会议制度、线索移送、审判程序等作出规定。
临沭县人民检察院围绕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执行环节存在的受损公共利益赔偿修复不到位问题,积极完善制度措施,强化法院裁判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受损公共利益快速修复,做好公益诉讼“后半篇文章"。与县法院、财政局会签《公益诉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探索设立县级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建立公益诉讼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有效保证受损公共利益快速修复。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依法接受纪委监委等部门监督,并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开展专项检查,接受社会监督。该《办法》实施后,该院共办理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3件,收缴公益诉讼赔偿金9050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6650元,食品类惩罚性赔偿金2400元,有效维护了公共利益。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并指导山东检察机关用足用好公益诉讼全生命周期案件办理机制,切实从公益诉讼办案各个环节完善制度措施,丰富工作内涵,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同时,我们还将择机赴临沂进行专题调研,进一步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广这一工作机制。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八检察厅,承办人李元泽,联系电话:010-65200258。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1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8次会议、2023年3月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5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8次会议、2023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3〕3号)
为依法惩处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奸淫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
(一)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奸淫的;
(二)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奸淫的;
(三)侵入住宅或者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奸淫的;
(四)对农村留守女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的;
(五)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被害人的;
(六)曾因强奸、猥亵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强奸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具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致使被害人轻伤、患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条 强奸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或者奸淫幼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
(一)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强奸、奸淫的;
(二)有严重摧残、凌辱行为的;
(三)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品诱骗、控制被害人的;
(四)多次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被害人的;
(五)长期实施强奸、奸淫的;
(六)奸淫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致使怀孕的;
(七)对强奸、奸淫过程或者被害人身体隐私部位制作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以此胁迫对被害人实施强奸、奸淫,或者致使影像资料向多人传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
(八)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三条 奸淫幼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的“造成幼女伤害”:
(一)致使幼女轻伤的;
(二)致使幼女患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
(三)对幼女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伤害的情形。
第四条 强奸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或者奸淫幼女,致使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第三款第六项规定的“致使被害人重伤”。
第五条 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长期发生性关系的;
(二)与多名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
(三)致使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患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
(四)对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或者被害人身体隐私部位制作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致使影像资料向多人传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
(五)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六条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猥亵儿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一)致使儿童轻伤以上的;
(二)致使儿童自残、自杀的;
(三)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伤害或者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八条 猥亵儿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
(一)以生殖器侵入肛门、口腔或者以生殖器以外的身体部位、物品侵入被害人生殖器、肛门等方式实施猥亵的;
(二)有严重摧残、凌辱行为的;
(三)对猥亵过程或者被害人身体隐私部位制作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以此胁迫对被害人实施猥亵,或者致使影像资料向多人传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
(四)采取其他恶劣手段实施猥亵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情形。
第九条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前款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实施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或者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是否从宽处罚及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第十二条 对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判处刑罚时,一般不适用缓刑。
对于判处刑罚同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活动,禁止其进入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确因本人就学、居住等原因,经执行机关批准的除外。
第十三条 对于利用职业便利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适用从业禁止。
第十四条 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等犯罪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根据鉴定意见、医疗诊断书等证明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所需的相关费用,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合理费用。
第十五条 本解释规定的“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职责的人员,包括与未成年人具有共同生活关系且事实上负有照顾、保护等职责的人员。
第十六条 本解释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2018年3月6日)
目录
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破产清算案
2.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
3.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4.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5.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6.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7.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8.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破产重整案
9.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10.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1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绍兴地区最早一批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三家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产值20亿余元,纳税近2亿元,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响,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裁定分别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联合管理人。
(二)审理情况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单体规模大、债务规模大,难以通过重整方式招募投资人,但具有完整的生产产能、较高的技术能力,具备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基础。据此,本案采取“破产不停产、招商引资”的方案,在破产清算的制度框架内,有效清理企业的债务负担,阻却担保链蔓延;后由政府根据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性买家,实现“产能重整”。
三家企业共接受债权申报54.96亿元,裁定确认30.55亿元,临时确认24.41亿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债权申报18.58亿元,裁定确认9.24亿元,临时确认9.34亿元。鉴于三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债权人高度重合、资产独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产不停产”等实际情况,柯桥法院指导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债权人会议职能,并确定三家企业“合并开会、分别表决”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桥法院召开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了各项方案。2017年2月23日,柯桥法院宣告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破产。
2017年3月10日,破产财产进行网络司法拍卖,三家企业 550亩土地、26万平方米厂房及相关石化设备等破产财产以6.88亿余元一次拍卖成交。根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职工债权获全额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达14.74%。破产财产买受人以不低于原工作待遇的方式接受员工,1310余名员工中1100余人留任,一线员工全部安置。本案从宣告破产到拍卖成交,仅用时54天;从立案受理到完成财产分配仅用时10个半月。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产力,维持职工就业,实现区域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审理中,通过运用政府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利用闲置土地70余亩,增加数亿投入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项目,并通过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确保“破产不停产”,维持职工就业;资产处置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将三家企业资产可单独或合并打包,实现资产快速市场化处置和实质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过程序集约,以非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的关联企业系列破产清算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采取联合管理人履职模式,探索对重大程序性事项尤其是债权人会议进行合并,提高审理效率。
案例2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宗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无可其他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二)审理情况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解决了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案例3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登记注册,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其股票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重庆钢铁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债权人申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依法裁定受理重庆钢铁重整一案。
(二)审理情况
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管理人以市场化为手段,立足于依托主营业务,优化企业内涵,化解债务危机,提升盈利能力的思路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该重整计划通过控股股东全部让渡所持股份用于引入我国第一支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作为重组方;针对企业“病因”制定从根本上重塑其产业竞争力的经营方案;处置无效低效资产所得收益用于债务清偿、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等措施,维护重庆钢铁1万余名职工、2700余户债权人(其中申报债权人1400余户)、17万余户中小股东,以及企业自身等多方利益。重整计划草案最终获得各表决组的高票通过。
2017年11月20日,重庆一中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12月29日,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据重庆钢铁发布的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通过成功实施重整计划,其2017年度获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已实现扭亏为盈。
(三)典型意义
重庆钢铁重整案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从根本上实现企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该案因系目前全国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挂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认为属于“特别重大且无先例”。该案中,人民法院发挥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准企业“病因”并“对症下药”,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剥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利用资本市场配合企业重组,实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优化。另外,人民法院在准确把握破产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协同创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联交所首次对召开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豁免、第三方担保问题成功并案解决,既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又实现了各方利益共赢,为上市公司重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
案例4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下属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纺织及外贸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自营和代理各种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进口化工业务的委托方涉嫌违法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现总额高达20余亿元的巨额负债,其中80%以上为金融债务,而六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仅为6000余万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审理情况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辖)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理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据此申请对六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纺织及外贸行业的影响力及经营前景,管理人通过谈判,分别引入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人,投入股权等优质资产增资近12亿元,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并进行资产重组,同时整合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资源,采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权。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经过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探索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实现企业集团整体脱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对分别进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审理,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过合并清理债权债务、整合关联企业优质资源,同时综合运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重整的同时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不仅使案件审理效率大为提升,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还化解了2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实现了六家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凸显了破产审判的制度功能与社会价值,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集团)系云南省国资委于2005年8月组建成立的省属大型集团企业,下辖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团经营性亏损合计超过100亿元,涉及经营性债权人1000余家,整个集团公司债务约650亿元,云维股份则面临终止上市的紧迫情形。如债权人维权行为集中爆发,煤化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集团旗下4.3万名职工中大多数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72亿元债券面临违约,数百亿金融债权将损失惨重。
(二)审理情况
2016年,债权人先后分别申请煤化工集团及下属四家企业(分别为云维集团、云维股份、云南大为、曲靖大为)重整。基于五公司的内部关联关系和不符合实质性合并条件等客观情况,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分别受理上述系列案件,并指定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集中管辖。2016年8月23日,昆明中院裁定受理了上述五家企业破产案件,确保了该系列案的统一协调、系统处理和整体推进,提升了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减少了破产费用。
由于煤化工集团五家公司之间存在四级股权关系,债权结构复杂,偿债资源分布不均匀,呈现出“自下而上,债务总额越来越大,偿债资源越来越少”的趋势。为了最大化实现债权人在煤化工集团多家重整主体的整体利益,该系列重整案确定了“自下而上”的重整顺序,由子公司先完成重整,保证了下层公司通过偿还上层公司内部借款,向上输送偿债资源,解决了债务和偿债资源不匹配的问题,奠定了成功实现重整整体目标的基础。云维股份及其子公司率先完成重整,确保云维股份保壳成功,同时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向云维集团和煤化工集团提供股票,并通过债务关系、担保关系实现偿债资源的有序输送,使得两家公司能够制定最为合理的重整计划,绝大部分金融债权能够获得100%兜底清偿。该系列重整案前后历时十个月,五公司重整方案均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付诸实际执行,系列重整案件基本圆满终结。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去产能、调结构”背景下,人民法院切实发挥破产审判功能,积极化解产能过剩,保障地方就业稳定,并最终实现困境企业涅磐重生的典型案例。通过重整程序,集团旗下关闭煤矿18家,清理过剩煤炭产能357万吨/年,分流安置职工14552人,化解债务危机的同时为企业后续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得到了债权人、债务人、股东、职工的高度肯定和支持。
案例6
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中兴公司)现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代办股份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1日,注册资本2.5亿余元。1993年4月,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准,公司定向募集1.2亿股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NET系统)上市交易,流通股17 090万股,股东达1.4万余名。截至2017年,公司资产总额979.66万元,负债总额近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债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申请京中兴公司破产重整,该院于2017年9月15日裁定受理。
(二)审理情况
为提高重整成功率,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模式,以听证形式多次组织相关主体开展谈判协商,并在对公司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进行有效识别的基础上,引导主要债权人与债务人、投资方签署“预重整工作备忘录”等文件,就债权调整、经营方案以及重整路径等主要问题达成初步意向。同时,还通过预先摇号方式选定管理人提前开展工作。
通过有效对接预重整工作成果,加快审理节奏,本案在受理八十余天便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债权人组100%表决通过(申报债权均为普通债权),出资人组经现场和网络投票,通过率亦超87%。2017年12月21日,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破产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投资人承诺在受让京中兴公司1万股后,注入不低于8亿元的优质旅游资产并转增股份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预计债权清偿率达69.25%(不含复牌后可能溢价的部分)。
截至2018年2月底,投资人已实际受让1万股,并完成对注入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亦进展顺利。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和NET系统(以下简称“两网”系统)流通转让股票的股份公司破产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两网”系统停止运行后,“两网”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困难、股份流动性差等问题,但由于存在着可能申请公开发行的政策优势,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本案中,京中兴公司通过重整引入优质旅游资产,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并为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申请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两网”公司通过重整重返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对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落实北京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促进首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把企业上市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的要求,对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首都营商环境亦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方式,通过对识别机制、重整听证程序、沟通协调机制的综合运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发挥了预重整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案例7
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庄吉服装是温州地区知名服装品牌,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四企业长期经营服装业务,且服装业务一直经营良好。但因盲目扩张,投资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业,2014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不但导致投入造船业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更引发了债务人的银行信用危机。2014年10月9日,除服装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审理情况
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园区公司、销售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并根据企业关联程度较高的情况,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申报债权约20亿元,确认约18亿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请求温州中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2016年1月27日,服装公司亦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础条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温州中院在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四企业合并重整的基础上,经过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随后管理人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仅出资人组部分股东不同意。经与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沟通,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对大股东经营决策失误有怨言,对重整计划本身并无多大意见。2016年3月17日,温州中院强制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后,温州中院及时根据《中共温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6)9号文件]对重整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使得重整企业隔断历史不良征信记录、恢复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银行账户、正常开展税务活动、解除法院执行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为重整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的典型案例。实践中,一些企业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重整计划的通过上,虽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准后终止,但重整后的企业能否迅速恢复生机,还需要在信用修复、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才是完整发挥重整制度价值的关键。本案中,在庄吉服装系列公司重整计划通过后,温州中院积极协调,为重整后的庄吉服装系列公司赢得良好经营环境。此外,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庄吉服装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第一个年度即成为当地第一纳税大户。
案例8
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安溪茶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溪茶厂)成立于1952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三大国营茶厂之一,系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观音集团)全资子公司。铁观音集团成立后,投入大量资金用启动上市计划并于2012年6月进行IPO预披露,由于国家政策及市场变动等因素,2013年铁观音集团终止上市计划。之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下行、消费环境变化和市场调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担保链断裂等因素,铁观音集团和安溪茶厂陷入资金和经营困境。2016年1月份,债权人分别申请铁观音集团和安溪茶厂重整,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安溪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溪法院)分别受理两个案件。安溪法院受理后以案件疑难复杂为由将案件移送泉州中院审理。
(二)审理情况
泉州中院受理后,共裁定确认铁观音集团债权41家合计约4.78亿元、安溪茶厂债权137家合计约3.32亿元(其中茶农债权人83名,债权金额合计约776万元)。管理人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向铁观音集团增资2.2亿元,持有铁观音集团股权76.2%,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为23.8%;铁观音集团普通债权清偿率7.54%(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30%),比清算条件下的清偿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厂普通债权清偿率16%(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40%),两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获得高票通过。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组方投资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确认两案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传统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厂、铁观音集团等企业共同形成了茶叶种植、生产、研发、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涉农企业。重整成功使“安溪铁观音集团”这一著名商号得以保留,带动茶农、茶配套生产商、茶叶营销加盟商相关产业发展;且投资方“互联网+”思维模式、合伙制商业模式、“制茶大师工作室”等创新模式的引入,对传统农业企业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科研创新等方面进行升级转型,同时化解了金融债权约5.8亿元,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此外,本案中,经审计机构和管理人调查,两家企业在主要财产、交易渠道、账册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实质性合并重整的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审理模式对于安溪茶厂和铁观音集团两个关联企业进行重整。基于两家企业母子公司的关系,招募同一个投资人作为重整案件的重组方,最大限度整合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重整的价值,实现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汽车)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为轻型客车的制造、销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陷入困境。2009年开始停产,诉讼集中爆发,职工大规模上访。至2017年1月,累计负债27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1440人,普通债权人130余家,相关执行案件130余件,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中顺汽车破产重整案件。
(二)审理情况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该企业停产时间长、社会稳定压力突出、协调审批事项复杂等现实情况,法院通过“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会商后决定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牵头抓总,主导重整程序推进;清算组除管理人基本职责外,侧重解决职工安置、维护稳定,协调、审批,产业政策把握等事务。
针对企业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债务问题,保证公平清偿;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资人引入过程中,采用市场化招募方式,将引入新能源产业作为目标,指导管理人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招募公告,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导向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要件,通过严格的招募遴选程序,从报名的主体中择优选定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思博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威马汽车作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中顺汽车注入活力,构建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实现了中顺汽车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的转型升级。2017年6月30日,债权人会议各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18年1月,中顺汽车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报告。
(三)典型意义
中顺汽车重整案是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协调机制的优势,以常态化工作平台有针对性指导个案,同步化解困境企业债务和经营问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振兴的典型案例。中顺汽车案件审理中,充分利用“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平台优势,判断企业的救治价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产业发展方向,搭建引资平台,促进项目落地,并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快速完成变更、审批事项,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成功重整,助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案例10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维公司)拥有全球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广西旅游活名片、阳朔旅游晴雨表的《印象•刘三姐》剧目。该公司为股东及其关联控制人代偿或担保债务涉及总额超过15亿元,导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据此提出破产重整申请。
(二)审理情况
2017年8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裁定受理本案并指定管理人。管理人采取邀请招标方式并经公开开标,从交纳投标保证金、具体重整方案的细化可行性情况确定北京天创文投演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公司”)以7.5亿元出资额成为重整投资方。2017年11月8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相关债权数额并将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明确文投公司义务。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代表债权金额275,892,800.36元,表决通过该草案;普通债权组过半数同意,代表债权金额761,128,974.3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77.30%,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表决未通过该草案。2017年12月4日,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资资金到位;1月26日,广西高院裁定确认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债权人债权共计1,469,526,673.18元,其受偿金额分配共计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个直接由高级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件。由于考虑到公司经营项目为国际知名大型实景《印象•刘三姐》剧目,对广西旅游业、地方经济影响较大,且公司所有资产被国内、区内数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职工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等情况,广西高院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将本案作为全区重大有影响案件裁定立案受理。为确保《印象•刘三姐》剧目演出不受破产重整影响,本案实行演出相关业务自行经营、管理人监督、法院总协调的模式,确保重整期间公司正常经营,各项收入不减反增。该案历经3个月21天顺利终结并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广维公司摆脱债务困境重焕活力,确保800多名演职人员就业机会也解决关联公司548名职工安置问题,相关产业通过《印象•刘三姐》项目实现升级改造,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宫鸣等19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宫鸣等19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8]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宫鸣、丁顺生、杨景海、李琪林、高继明、贾宇、霍敏、田云鹏、陈勇、顾雪飞、林贻影、冯键、傅信平、朱雅频、杨春雷、朱玉、时侠联、李永君、刘少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曹建明
2018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高检发〔202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监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民政厅(局)、司法厅(局)、卫生健康委、团委、妇联:
为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及时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监察委员会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0年5月7日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及时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第三条 本意见所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
第四条 本意见所称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情况包括:
(一)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的;
(三)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
(四)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
(五)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情形的;
(六)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七)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被拐卖、收买的;
(八)发现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
(九)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第五条 根据本意见规定情形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的,应按照主管行政机关要求报告备案。
第六条 具备先期核实条件的相关单位、机构、组织及人员,可以对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进行初步核实,并在报案或举报时将相关材料一并提交公安机关。
第七条 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收治遭受或疑似遭受人身、精神损害的未成年人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按规定书写、记录和保存相关病历资料。
第八条 公安机关接到疑似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报案或举报后,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案件初步情况,并制作笔录。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受案审查;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第九条 公安机关侦查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案件、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办案中的协商、沟通与配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报案人员或者单位调取指控犯罪所需要的处理记录、监控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时,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积极予以协助配合,并按照有关规定全面提供。
第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受案或者立案后三日内向报案单位反馈案件进展,并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告知报案单位。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切实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监督。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立案。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人需要保护救助的,应当委托或者联合民政部门或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经济救助、医疗救治、心理干预、调查评估等保护措施。未成年被害人生活特别困难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启动司法救助。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经教育仍不改正,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惩处。
公安机关、妇联、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及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主管行政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违法窃取、泄露报告事项、报告受理情况以及报告人信息的,依法依规予以严惩。
第十四条 相关单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对于涉案未成年人身份、案情等信息资料予以严格保密,严禁通过互联网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传播。私自传播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依法保障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强制报告责任,对根据规定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而引发的纠纷,报告人不予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干扰、阻碍报告的组织或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本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
第十七条 对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根据其情节、后果等情况,监察委员会应当依法对相关单位和失职失责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对于工作中发现相关单位对本意见执行、监管不力的,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等方式进行监督纠正。
第十九条 对于因及时报案使遭受侵害未成年人得到妥善保护、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惩处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民政部门应及时向其主管部门反馈相关情况,单独或联合给予相关机构、人员奖励、表彰。
第二十条 强制报告责任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在本部门职能范围内指导、督促责任单位严格落实本意见,并通过年度报告、不定期巡查等方式,对本意见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注重加强指导和培训,切实提高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能力水平。
第二十一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教育、民政、卫生健康部门和妇联、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沟通交流,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及时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各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强制报告工作联系人,畅通联系渠道,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人民检察院负责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安排。
第二十二条 相关单位应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政策和法治宣传,强化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与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意识,争取理解与支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十三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78号(政治法律类37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78号(政治法律类37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市场主体司法重整出清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破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法律现象,破产制度尤其是重整制度是现代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您在提案中指出的重整制度实践问题和难点,切中肯綮,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重整企业的识别审查
您在提案中提出,对重整对象的识别审查是重整制度运行中的难点,也对负责审查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对人民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请时是否需要审查债务人的挽救可能和价值未作出规定。但从重整制度设立的宗旨来看,重整制度的适用对象本就特定于纯因财务问题而非市场竞争本身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审查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可能及价值应为题中之义,其目的也在于防止重整程序被滥用,防止重整程序变成债务人恶意拖延债务清偿、阻滞债权人实现合法权益、浪费社会资源的工具。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无论是在2009年6月印发的《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还是在2016年5月下发的《关于依法开展破产案件审理积极稳妥推进破产企业救治和清算工作的通知》中,均将重整对象明确为“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虽符合破产受理条件但具有运营价值的企业”。
正如您所言,是否具有发展前景和运营价值实质是一个商业判断,为进一步明确重整企业识别审查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根据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技术工艺、生产销售、行业前景等因素,能够认定债务人明显不具备重整价值以及拯救可能性的,应裁定不予受理。”首先,坚持对重整价值和拯救可能的审查。其次,明确审查时的考量因素。最后,将审查标准设定为一个宽松的初步审查,即只有明显不具有重整价值和拯救可能的企业,才被排除适用重整程序,以此实现最大可能挽救企业和防止重整程序滥用的平衡。
二、破产信息共享协调机制
您在提案中提出,重整程序是一个集约化的程序,需要协调各地法院的诉讼、执行程序,需要在债权人、各地法院与破产审理法院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我们对此深表认同,并已采取相应举措。一方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涉债务人诉讼、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的协调办理,并增强问题办理的可操性。基于破产程序概括处理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分别对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已开始诉讼的衔接以及新提起诉讼的集中管辖等作出规定。2013年9月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再次对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等问题予以强调,同时对破产撤销权纠纷、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取回权纠纷、破产抵销权纠纷等破产衍生诉讼的裁判规则予以明确,统一了裁判尺度,较好地指导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针对一直以来困扰破产审判实践的解除保全、中止执行问题,为增强问题办理的可操作性,2019年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9条规定:“相关人民法院拒不解除保全措施或者拒不中止执行的,破产受理人民法院可以请求该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对债务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未依法及时解除保全措施、移交处置权,或者中止执行程序并移交有关财产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相关人员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产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其违法审判责任线索。”纪要还对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作出详细规定,解决了破产审判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
另一方面,为解决破产审判信息共享的问题,2016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为保障平台规范运行,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下发了相关配套文件。自上线运行以来,该网实现了破产案件一站式的网上业务协同服务,通过加大破产重整案件的信息公开力度,吸引潜在投资者,促进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等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帮助企业重整再生;确保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及时、充分了解案件进程和债务人相关财务、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执行等情况,维护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为使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更好服务破产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还专门组织破产案件办理的主要法院召开线上座谈会,听取优化信息平台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们将在整合相关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信息平台进行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的信息化建设,提升破产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破产审判府院联动协作机制
您在提案中还提到,应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破产审判府院统一协调机制,我们对此亦深有体会。我们深知企业破产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破产财产处置、打击逃废债务、管理人履职保障,还是企业职工安置、企业税费减免、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及社会多方的配合。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完善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也是由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科学分工所决定的。一直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多个关于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的意见中,以及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上,均要求各地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积极与政府建立企业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统筹企业破产重整和清算相关工作,妥善解决企业破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国各地法院也纷纷联合或推动当地政府出台相关实施意见,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破产审判配套机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发送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破产审判配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跟踪落实,联合多部委尽快形成规范性文件,依法为实施市场化、法治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7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7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司法警察人员配比满足基层法院警务工作需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法院系统司法警察力量薄弱,缺编严重,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庭审警务、安全保卫、突发处置等工作需求。建议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法院司法警察编制按比例配足,在合理范围内适当提高司法警察比例标准,并适当增加司法辅助人员等方式增加警力。您的建议切中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和执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对于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保障审判执行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您在建议中提出按照12%的比例配备司法警察,该比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司法警察控编数的通知》。近期,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禁条条干预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编办在《关于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对地方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对地方或下级部门提出人员编制配备标准及要求”属于自查自纠并整改的范围。因此,按12%比例配备司法警察的文件依据已被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再就确定乃至提高司法警察比例作出规定。但是正如您所指出的,应根据案件数量和警务需求提高警力配置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灵活性。照此思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创新方式、综合施策,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清理“占编不在岗”司法警察。以往全国法院有为数不少的司法警察,享受警察待遇却常年不在警务工作岗位上。通过开展专项清理工作,使得2431名司法警察归队,781人退警腾出编制,可用警力得到有效补充。
二是加强司法警察编队管理。中央编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积极推进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下发后,部分人数较少的基层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整合到其他部门。为防止因机构撤并导致警务安全出现隐患,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下发通知,规范内设机构改革后基层法院警队管理工作,要求整合到其他部门的司法警察部门加挂“司法警察大队”牌子,保持警队相对独立性,以司法警察大队名义进行编队管理。此外,下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编队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所有法院司法警察部门严格落实警力编队管理,统一使用、统一调度、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将有限的警力用在刀刃上,加强科学统筹,提高使用效能,确保审判安全。
三是推进司法警察招录培养机制改革。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设立司法警察本科专业,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设立司法警察专科专业,将司法警察相关专业纳入便捷招录机制,从源头上提升司法警察队伍整体素质,使队伍专业、学历、年龄等结构日趋合理。
四是加强智慧警务建设。召开全国法院智慧警务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利用警务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积极推进智慧警务平台建设,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提升警队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最大限度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
此外,您在建议中还强调,司法辅助人员也是应对日益繁重警务任务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为缓解警力不足,各地法院大量使用警务辅助人员协助开展司法警务工作,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警力不足的压力,但警务辅助人员队伍普遍存在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业务能力欠缺、责任心不强等突出问题,不利于队伍长远发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按照财政部相关部门提出的“将警务辅助人员纳入法院聘用制人员‘大盘子’予以统筹解决”的工作思路,由政治部与财政部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目的是一揽子推动解决法院各类聘用制人员职业保障问题。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规范人民法院警务辅助人员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警务辅助人员职业保障的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多措并举、因地制宜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加强保障机制,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学习借鉴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南、宁夏等地的经验做法,积极推动将法院警务辅助人员保障纳入地方立法,参照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进行管理。
尽管人民法院在解决警力不足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新时代新任务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务工作的要求,以及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各地案件实际和警务需要,积极探索科学合理配置警力,多措并举综合治理警力不足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2019年12月20日 (2019)最高法民他322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高法(2019)109号《关于授予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以及第三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和审判工作实际,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或者指定合议庭,负责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请你院认真做好相关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已于2020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
(法释〔2020〕27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粤高法〔2020〕108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关于适用范围问题。经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二、其他两问题已在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请遵照执行。
三、本批复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刑申字[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贯彻实施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2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现就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关系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保护未成年人,既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取得长足进展,但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因案返贫致困情况仍然存在,甚至出现生活无着、学业难继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妨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此,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及时帮扶司法过程中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取得明显成效,收到良好效果。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以救助工作精细化、救助对象精准化、救助效果最优化为目标,突出未成年人保护重点,全面履行办案机关的司法责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水平,在司法工作中充分反映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切实体现人民司法的温度、温情和温暖,帮助未成年人走出生活困境,迈上健康快乐成长的人生道路。
二、牢固树立特殊保护、及时救助的理念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个体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不法侵害且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时,对特定案件中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依职权及时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既立足于帮助未成年人尽快摆脱当前生活困境,也应着力改善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既立足于帮助未成年人恢复正常生活学习,也应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和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既立足于发挥检察机关自身职能作用,也应充分连通其他相关部门和组织,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合力。
三、明确救助对象,实现救助范围全覆盖
对下列未成年人,案件管辖地检察机关应当给予救助:
(一)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身体出现伤残或者心理遭受严重创伤,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二)受到犯罪侵害急需救治,其家庭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三)抚养人受到犯罪侵害致死,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四)家庭财产受到犯罪侵害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且未获得合理补偿、救助,造成生活困难的。
(五)因举报、作证受到打击报复,致使身体受到伤害或者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六)追索抚育费,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七)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八)其他因案件造成生活困难,认为需要救助的。
四、合理确定救助标准,确保救助金专款专用
检察机关决定对未成年人支付救助金的,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家庭的经济状况,综合考虑其学习成长所需的合理费用,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救助金,一般不超过三十六个月的工资总额。对身体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未成年人,以及需要长期进行心理治疗或者身体康复的未成年人,可以突破救助限额,并依照有关规定报批。相关法律文书需要向社会公开的,应当隐去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身份信息。
要加强对救助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必要时可以采用分期发放、第三方代管等救助金使用监管模式,确保救助金用作未成年人必需的合理支出。对截留、侵占、私分或者挪用救助金的单位和个人,严格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并追回救助金。
五、积极开展多元方式救助,提升救助工作实效
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既需要物质帮助,也需要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既需要解决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也需要安排好未来学习成长。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要增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意识,避免“给钱了事”的简单化做法,针对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依托有关单位,借助专业力量,因人施策,精准帮扶,切实突出长远救助效果。
对下列因案件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可以给予相应方式帮助:
(一)对遭受性侵害、监护侵害以及其他身体伤害的,进行心理安抚和疏导;对出现心理创伤或者精神损害的,实施心理治疗。
(二)对没有监护人、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或者原监护人被撤销资格的,协助开展生活安置、提供临时照料、指定监护人等相关工作。
(三)对未完成义务教育而失学辍学的,帮助重返学校;对因经济困难可能导致失学辍学的,推动落实相关学生资助政策;对需要转学的,协调办理相关手续。
(四)对因身体伤残出现就医、康复困难的,帮助落实医疗、康复机构,促进身体康复。
(五)对因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帮助获得法律援助;对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协调减免相关诉讼费用。
(六)对适龄未成年人有劳动、创业等意愿但缺乏必要技能的,协调有关部门提供技能培训等帮助。
(七)对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给予政策咨询、帮扶转介,帮助协调其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按规定纳入相关社会救助范围。
(八)认为合理、有效的其他方式。
六、主动开展救助工作,落实内部职责分工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应尽职责,开展好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需要各级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广大检察人员积极参与,群策群力,有效合作,共同推进。
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负责受理、审查救助申请、提出救助审查意见和发放救助金等有关工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负责给予其他方式救助等有关工作。侦查监督、公诉、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告检察等办案部门要增强依职权主动救助意识,全面掌握未成年人受害情况和生活困难情况,对需要支付救助金的,及时交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按规定办理;对需要给予其他方式帮助的,及时交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按规定办理,或者通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介入。
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要注意加强沟通联系和协作配合,保障相关救助措施尽快落实到位。
七、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构建外部合作机制
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要坚持党委政法委统一领导,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衔接,争取教育、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计委等部门支持,对接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工会、律协等群团组织和学校、医院、社区等相关单位,引导社会组织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搭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的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支持体系。
要主动运用相关公益项目和利用公共志愿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其资源丰富、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优势,进一步拓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救助资金筹措方式,不断加大筹措力度,拓宽来源渠道,积极鼓励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助救助资金。接受、使用捐助资金,应当向捐助人反馈救助的具体对象和救助金额,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八、加强组织领导,健康有序推进救助工作
各级检察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和改善对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好落实,努力形成各相关部门分工明确、衔接有序、紧密配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上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对本地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组织、指导职责,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开展救助工作的督导,全面掌握救助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着力提升本地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展示典型案例和积极成效,努力创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和关爱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良好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请最高院制定审理证券市场因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完善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行为是令广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深恶痛绝的资本市场“毒瘤",严重危及资本市场运行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打击包括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在内的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在刑事审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公布相关典型案例。在民商事审判方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的规定比较原则,早期所涉民事案件相对较少,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司法解释。
正如您所言,近年来,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行为层出不穷,受损投资者数量庞大。作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践行者,我们深切感受到,证券审判在保护投资者根本利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在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纠纷案件逐年增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及时构建专门的民事赔偿责任法律规则。为统一此类案件裁判思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资本市场良好预期,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起草相关司法解释,我们将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研论证,适时出台。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234号(政治法律类40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234号(政治法律类40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破产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大力加强破产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的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进破产审判工作和完善破产制度,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促进“僵尸企业"清理,成为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任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
关于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问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分步骤推进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提高破产审判专业化程度。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90家法院设立了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其中包括3家高级法院、57家中级法院、30家基层法院。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关于是否设立“破产法院"的问题,我们将在及时总结现行破产审判庭建设经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协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积极探索。
关于破产审判人员的队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破产案件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推行以及制约破产工作的内外因素逐步消除,潜在的破产案件量将逐步得到释放,破产工作任务繁重。即便上述破产审判庭能够设立,也远远不能适应破产审判工作需要。在法院民商事案件持续增长、人员编制紧张、法官员额限定法官数量后,下一步专业化的破产审判法官从何而来、编制如何解决,均是人民法院面对的难题。鉴于目前由法院内部自行调剂解决破产审判机构和人员编制存在较大困难,我们多次建议中央编制部门能够统筹考虑,适当为法院增加破产审判机构和人员。最高人民法院也将着力从自身建设抓起,及时督促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克服困难,注重内部挖潜,选配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人员充实破产审判岗位,通过业务研讨、定期培训、横向交流等举措,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破产审判队伍。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4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463号建议的答复
袁昌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破坏生态环境司法联动执法长效机制、行刑衔接机制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林业和草原局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重要决定和系列部署,把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谋划推进。2015年至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18398件26527人,起诉58498件91131人。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环境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2017年,最高检与原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从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证据的收集与使用、协作机制、信息共享等几个方面,健全完善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2018年,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共移送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3550件4782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3140件3942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取得了积极成效。2018年7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后,最高检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
目前,在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正如您建议里所述,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联合执法长效机制有待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和生态修复与监管常态机制有待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和困难,均需要包括检察机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内的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协作力度,不断推动解决。您的这些建议,立足实际,有很强的建设性,对我们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具有重要的指导、参考意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根据您的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切实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从严惩处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
一是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惩治破坏森林、林地与草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严厉打击非法破坏与占用农用地等违法犯罪,严厉惩处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案事件背后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二是进一步深化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监督侦查机关及时立案查处,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题。三是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引导侦查取证,有效解决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合法,侦查质量不高等问题。四是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审判监督,对于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依法提出抗诉;对于量刑畸轻的,依法抗诉。五是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执行监督,强化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的监督,加强与法院沟通,推动生态修复责任的有效履行,保证刑罚的惩罚、教育和预防效果的落实。六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情节恶劣的,从严惩处;对于危害后果较轻、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确有悔罪表现的,或者初犯、偶犯,从宽处理。
二、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办理涉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力度
针对您建议中提到的民生项目建设应急占用农用地和城市发展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耗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公益诉讼力度,加强对产业扶贫、农村基础设施及国家民生项目建设中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和相关主体工程项目情况的监督,准确把握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和违法履行职责情况,注意听取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意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用,对于涉及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履行职权的情形,通过约谈、走访、诉前圆桌会议、听证等形式,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纠错,及时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针对生态修复问题,检察机关将积极探索生态修复法治方式,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建立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修复工作机制。一方面教育引导犯罪行为人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根据被告人修复生态情况提出量刑处理意见,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针对案件性质加强研判化解,共同拟定生态修复方式、修复标准,促进生态修复工作规范化,为修复生态提供司法保障。
三、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打好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检察机关将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断增强环境治理保护合力。一是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巡察预警防控机制。针对当前林业草原管理存在监管面积大、任务繁重、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将积极加强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对林业草原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林业草原行政执法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高科技手段应用力度,鼓励各地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无人机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构建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林业草原监管平台,提升信息化监管能力,努力实现林业草原的地空巡护。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建设,积极推进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信息交流、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机制,在线索发现、调查取证、专业鉴定、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强协作,畅通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渠道,共同研究办案中的疑难复杂问题。三是建立生态修复与监管长效机制。在最新的《森林法》修订草案中,增加了关于生态修复相关内容,包括提起公益诉讼、违法情形行政处罚以及林业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情形等。同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将在《草原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修订中,进一步规范草原征占用行为,明确草原生态修复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尽快解决草原概念定义不清、行政处罚偏轻、违法成本较低以及缺乏生态修复强制执行手段等问题。四是结合办案,深入剖析环保领域违法犯罪特点规律和深层次原因,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隐患,查找制度缺陷和监管漏洞,综合运用专题报告、信息简报、综合通报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主管、监管部门提出风险预警及建议。五是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及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六是继续加强与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形成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公益组织、司法机关同心合力保护生态环境的格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夏克勤等6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夏克勤等6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夏克勤、陈武、王守安、茅仲华、张毅、王旭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1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通知
(2017年9月21日 法明传[2017]569号)
一段时间以来,因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甚至威胁、伤害到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影响恶劣。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维护诉讼秩序,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审理好婚姻家庭案件的重要意义。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数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到千家万户,关乎广大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家庭纠纷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案件,对社会治安带来严峻挑战。审理好婚姻家庭纠纷等家事案件,对于促进个人幸福和家庭和谐,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法院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做好婚姻家庭案件审判工作。
二、深刻把握家事审判规律,促进家庭纠纷矛盾化解。各级法院应当高度重视家事案件所具有的伦理性、敏感性和社会性特点,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和心理疏导工作,引导当事人树立理性、平和、宽容的良好心态,钝化双方矛盾,依法妥善处理家事纠纷。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要求,积极开展联动调解、情况调查、心理测评、判后帮扶等工作,创新家事审判工作机制,提升家事审判能力和水平,发挥家事审判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努力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三、切实依法履行职责,防止恶性事件发生。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更多涉及情感利益和人格权益,一些当事人容易出现过激情绪,离婚案件更是审判环节风险高发点,各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和人民法庭对此务必高度重视。要依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制度作用,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并注意分析研判案件的安全风险,发现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逐按落实风险稳控责任和措施,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审判法庭安全保卫工作,坚决防止杀人、伤人和自杀等恶性事件发生。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全国老龄办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
(法[2017]18号)
为加强对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决定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统筹协调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研究制定家事案件纠纷化解政策措施和年度工作计划,探索家事审判程序改革,向全国人大提出家事特别程序立法建议;推动部门沟通与协作,明确职责任务分工,加强政策衔接和工作对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推进家事审判工作专业化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督促、检查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落实,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完成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全国老龄办等15个部门和单位组成,最高人民法院为牵头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为联席会议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根据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以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最高人民法院,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最高人民法院一名院领导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设信息员,由各成员单位处级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开临时会议。在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会议纪要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同时抄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法委。重大问题经联席会议讨论后,由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报中央政法委决定。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及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的有关问题,及时向牵头单位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及时处理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共同做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有关工作。
附件: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
最高人民法院
中央综治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全国老龄办
2017年7月19日
附件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
为加强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深化发展,依法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保障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建设,确定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如下:
一、中央综治办
充分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推动婚姻家庭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落实。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将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作为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内容,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开展督促检查、表彰奖励、责任督导和追究。协调中央综治委各有关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并认真做好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工作,对发生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的地方、单位及部门,实行综治领导责任督导和追究。
二、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受理并依法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依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家事纠纷多元调解机制;依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探索家事审判程序改革;依托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家事审判机构和队伍专业化改革。案件审判由侧重财产分割、财产权益保护转变为全面关注当事人身份权益、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注意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婚姻危机,正确处理保护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推行离婚证明书制度,探索与民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及时总结经验,从审判组织、队伍建设、证明标准、制止家庭暴力、家庭财产申报、诉讼程序等多方面进行家事审判专业化探索。加强家事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调解技能、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培训。指导各地法院加强硬件设施配置,提升业务装备配备水平。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
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强化对公安、法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开展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法律监督。依法惩处各类侵害家庭成员的犯罪,依法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责任。对监护人因监护侵害行为被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书面告知被监护人及其近亲属或者书面建议民政部门依法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四、教育部
指导地方教育部门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对家庭特殊困难学生的教育关爱,帮助单亲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组织开展控辍保学工作,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资助政策,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困境而失学。督促指导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其工作人员树立强制报告意识,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发现未成年人受到家庭监护侵害的情况应强制报告。
推动各地教育部门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强化学校家庭教育工作指导。配合妇联、关工委等相关组织,共同办好家长学校;依托青少年宫、乡村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为城乡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统筹协调各类社会资源单位,指导各地教育部门积极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五、公安部
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侵犯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犯罪,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接收人民法院送达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协助人民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工作。指导各地公安机关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实施家庭暴力报案后,及时出警,并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置。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失职父母或者侵害人的法律责任。
六、民政部
拟定婚姻管理政策并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实施,推动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加大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推动婚姻登记信息数据库建设。指导具备条件的婚姻登记机构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情感辅导、心理疏导、纠纷处理、婚前教育等服务。
牵头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牵头拟定未成年人保护发展规划和工作方针政策,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牵头拟定困境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和保障措施;指导各地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发挥兜底作用,依法做好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未成年人提供关爱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反家庭暴力庇护所,切实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权益。
七、司法部
指导广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及时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推动在县(市、区)因地制宜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专业人士担任人民调解员,设立专职调解员公益岗位,加强对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和表彰奖励。督促落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经费,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提高保障标准和水平。
指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以案释法、社区普法、针对重点对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婚姻家庭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法律服务人员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儿童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
八、国家卫生计生委
指导医疗机构及时接受、救治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做好诊疗记录,并协助做好受害人伤情鉴定、身心健康状况评估等工作。指导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树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意识,开展强制报告工作。
九、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指导各地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加强家庭美德、反家庭暴力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工作,引导家庭成员自觉履行家庭责任。组织广播电视媒体广泛宣传报道文明家庭、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护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谐的良好氛围。
十、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在推动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协调有关部门强化职能,制定措施,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和文明家风宣传工作。发挥议事协调作用,推动有关部门解决婚姻家庭领域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地区和部门的经验予以宣传和推广。将联席会议确定的相关部门目标任务、责任分工,作为纲要在今后五年实施中重点关注内容,并在制定新一周期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时予以考虑和吸收。
十一、全国总工会
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利益,引导教育职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注重家庭美德培养,协助有关调解组织共同做好职工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推动家庭文明建设。通过开展送温暖、金秋助学、农民工平安返乡和女职工关爱行动等品牌活动,加强对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困难帮扶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加强亲情关爱,组织带领职工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做好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相关工作,推动解决侵害女职工权益的突出问题。
十二、共青团中央
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青年婚恋”领域的目标要求,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弘扬健康向上的婚恋新风;广泛开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发提升青年婚恋服务的公益项目,提供青年婚恋心理咨询和行为指导,开展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重点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姻服务工作。
切实履行各级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组长单位和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职责,深化“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开展“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试点,推动解决侵害青少年权益的突出问题,面向青少年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普法宣传,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青年之声”、“青少年维权在线”和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联系法律、心理等方面专业力量和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机构,为青少年提供困难帮扶、法律咨询、心理健康、自护教育等专业服务。
十三、全国妇联
指导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维护妇女儿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将家事纠纷调解和司法参与同普法宣传、良好家风教育、家庭美德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传承良好家教家风,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组织开展寻找“最美家庭”、“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行动”等活动,建好各级妇联信访接待室,畅通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拓展网络等投诉受理渠道,协助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及其他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做好矛盾排查、心理疏导、纠纷调解、信访代理、法律帮助、困难帮扶等工作。
积极参与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指导各级妇联夯实基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基础,会同司法行政等部门联合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参与法院家事案件诉前调解、诉中矛盾化解以及判后回访帮扶等工作。向法院推荐优秀妇联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促进家事审判过程的公正和民主。
十四、中国关工委
组织动员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他们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开展多种形式的婚姻家庭纠纷调处和关爱未成年人服务等活动,协同做好家庭纠纷化解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十五、全国老龄办
研究提出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的建议对策,提出立法建议;组织、协调、督促老龄委成员单位和地方老龄工作机构的工作落实,指导并推动相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法律维权工作;加快推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出台,加强对农村留守老年人权益维护工作,开展老年监护相关工作的研究,指导签订农村老年人赡养或者扶养协议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
(法发〔2019〕20号)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部署,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2.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充分发扬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健全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和议事规则,确保审判委员会委员客观、公正、独立、平等发表意见,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切实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
3.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科学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健全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动建立权责清晰、权责统一、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
4.恪守司法公正。认真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组织构成
5.各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和若干资深法官组成,成员应当为单数。
审判委员会可以设专职委员。
6.审判委员会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
专业委员会会议是审判委员会的一种会议形式和工作方式。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召开刑事审判、民事行政审判等专业委员会会议。
专业委员会会议组成人员应当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和工作分工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以参加不同的专业委员会会议。专业委员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应当超过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
三、职能定位
7.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
(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
(2)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
(3)讨论决定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应当再审;
(4)讨论决定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统一法律适用。
8.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2)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等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案件;
(3)同级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
(4)法律适用规则不明的新类型案件;
(5)拟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
(6)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9.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经专业(主审)法官会议讨论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
(2)拟作出的裁判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
(3)同级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
(4)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
(5)其他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四、运行机制
10.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认为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由其提出申请,层报院长批准;未提出申请,院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其他事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参照案件提交程序执行。
11.拟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当有专业(主审)法官会议研究讨论的意见。
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意见与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意见不一致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复议;经复议仍未采纳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意见的,应当按程序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2.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形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客观全面反映案件事实、证据、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的意见,列明需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意见、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情况,有合议庭拟处理意见和理由。有分歧意见的,应归纳不同的意见和理由。
其他事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之前,承办部门应在认真调研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办理意见。
13.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或者事项,审判委员会工作部门可以先行审查是否属于审判委员会讨论范围并提出意见,报请院长决定。
14.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判委员会委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并报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
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情形,适用有关法律关于审判人员回避情形的规定。
15.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提前审阅会议材料,必要时可以调阅相关案卷、文件及庭审音频视频资料。
16.审判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其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
17.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及专业委员会会议应当由院长或者院长委托的副院长主持。
18.下列人员应当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
(1)承办案件的合议庭成员、独任法官或者事项承办人;
(2)承办案件、事项的审判庭或者部门负责人;
(3)其他有必要列席的人员。
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列席。
经主持人同意,列席人员可以提供说明或者表达意见,但不参与表决。
19.审判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其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
20.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和事项,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合议庭、承办人汇报;
(2)委员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
(3)委员按照法官等级和资历由低到高顺序发表意见,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4)主持人作会议总结,会议作出决议。
21.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案件或者事项,一般按照各自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的多数意见作出决定,少数委员的意见应当记录在卷。
经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案件或者事项,无法形成决议或者院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案件或者事项,院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复议。
22.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或者事项的决定,合议庭、独任法官或者相关部门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工作部门发现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委员会决定不符的,应当及时向院长报告。
23.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或者决定由院长审定后,发送审判委员会委员、相关审判庭或者部门。
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纪要或者决定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
2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
25.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合议庭、独任法官应及时审结,并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送审判委员会工作部门备案。
26.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按照保密要求进行管理。审判委员会议题的提交、审核、讨论、决定等纳入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实行全程留痕。
27.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部门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性工作,根据审判委员会授权,督促检查审判委员会决定执行情况,落实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保障监督
28.审判委员会委员依法履职行为受法律保护。
29.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干预、过问、插手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决定案件的,应当予以记录、通报,并依纪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30.审判委员会委员因依法履职遭受诬告陷害或者侮辱诽谤的,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澄清事实真相,消除不良影响,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
31.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合议庭、独任法官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审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
32.审判委员会委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33.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并以适当形式在法院内部公示。
34.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不得泄露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审判工作秘密。因泄密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六、附则
35.本意见关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审判责任范围、认定及追究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及法官惩戒相关规定等执行。
36.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合本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工作细则。
37.本意见自2019年8月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9月22日)
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目录
1.“e租宝”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昆明泛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3.上海“阜兴”集资诈骗案
4.沈阳“老妈乐”集资诈骗案
5.江西“老庆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执行案
6.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7.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
8.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吴向东操纵期货市场案
9.袁钢志洗钱案
10.周张成洗钱案
案例1
“e租宝”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借互联网金融名义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
被告单位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人丁宁,男,汉族,1982年7月11日出生。
被告人丁甸,男,汉族,1987年6月24日出生。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在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利用“e租宝”平台、芝麻金融平台发布虚假融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包装成“e租年享”、“年安丰裕”等若干理财产品进行销售,以承诺还本付息等为诱饵,通过电视台、网络、散发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115万余人非法吸收资金76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返还集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台运营支出,或被挥霍以及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造成集资款损失380亿余元。此外,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丁宁等人还走私贵重金属、非法持有枪支、偷越国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10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之焕等16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被告单位以及丁宁等被告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损失,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被告单位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十八亿零三百万元;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安徽钰诚控股集团罚金人民币一亿元;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判处丁宁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一亿零一万元;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丁甸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万元。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对张敏等24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三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在案扣押、冻结款项分别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在案查封、扣押的房产、车辆、股权、物品等变价后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继续责令退赔并按照同等原则分别发还。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互联网金融模式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依托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互联网金融创新、虚拟货币投资、网络借贷等为幌子,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融资租赁项目,持续采用借旧还新、自我担保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本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涉及众多集资参与人,造成集资参与人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丁宁、丁甸无期徒刑,并判处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巨额罚金,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的精神。
案例2
“昆明泛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泛亚公司”)。
被告单位云南天浩稀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天浩稀贵公司”)。
被告人单九良,男,汉族,1964年5月4日出生。
其他被告单位、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2011年11月至2015年8月间,被告单位昆明泛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单九良与主管人员郭枫、王飚经商议策划,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以稀有金属买卖融资融货为名推行“委托受托”业务,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给付固定回报,诱使社会公众投资,变相吸收巨额公众存款。被告单位云南天浩稀贵公司等3家公司及被告人钱军等人明知昆明泛亚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帮助其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昆明泛亚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678亿余元,涉及集资参与人13万余人,造成338亿余元无法偿还。此外,单九良、杨国红还在经营、管理昆明泛亚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共同将公司财物占为己有。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昆明泛亚公司等4家公司、被告人单九良等21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九良、杨国红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将本单位财物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均应依法惩处。据此,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昆明泛亚公司罚金人民币十亿元,分别判处云南天浩稀贵公司等3家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五亿元、五千万元和五百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单九良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千万元,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其他被告人分别依法追究相应刑事责任。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依法处置,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并按同等原则发还集资参与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作为合法设立的被告单位昆明泛亚公司,以“稀有金属买卖融资融货”为名,推行“委托交割受托申报”“受托委托”业务,将其打造为类金融交易所机构,伙同部分金属生产、销售实体企业在泛亚交易平台上制造虚假资金需求、营造交易火爆假象,借助大型网络媒介、电视电话、经济学者咨询会、户外广告,甚至在银行柜台展示等途径,包装成收益与金属涨跌无关、资金随进随出的类金融理财产品,诱使社会公众投资,形成大量资金沉淀,并控制、分配沉淀资金,实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警示各类公司、企业要依法依规经营,切莫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否则,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案例3
上海“阜兴”集资诈骗案
--持牌私募机构以发行私募基金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兴集团”)。
被告人朱一栋,男,汉族,1982年2月25日出生。
被告人赵卓权,男,汉族,1982年9月21日出生。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2014年9月起,被告人朱一栋、赵卓权等人决定阜兴集团开展融资业务,使用虚构投资标的、夸大投资项目价值、向社会公开宣传等方式,并以高收益、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等为诱饵,设计销售债权类、私募基金类等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并发新还旧,不断扩大资金规模,以维持资金链。至2018年6月,阜兴集团非法集资565亿余元,案发时未兑付本金218亿余元。其间,阜兴集团、朱一栋、朱成伟等人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连续买卖“大连电瓷”股票,并通过控制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误导消费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阜兴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朱一栋、赵卓权等作为阜兴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阜兴集团、朱一栋、朱成伟的行为还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数罪并罚。据此,依法以集资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阜兴集团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亿元;以集资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朱一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赵卓权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对其他被告人判处相应刑罚。被告单位阜兴集团和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人和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继续退赔。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持牌私募机构以发行私募基金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案件。这些私募基金虽然名义上合规,但在“募、投、管、退”各环节实际上均不符合私募基金的管理规定和运行规律。例如,私募基金的销售过程实际上存在变相公开宣传、承诺固定收益、变相提供担保、向不合格投资者销售、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等情形;在投资和管理环节,实质上存在自融、“资金池”运作、挪用私募基金财产、未按约定用途投资、投资项目虚假、管理人未履行管理义务以及披露虚假信息等情形;在基金退出环节上,普遍存在“发新还旧”、刚性兑付现象,还本付息并非依靠投资收益。这类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资犯罪,在行为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认定过程中,与普通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有所不同,需要司法机关认真研判、甄别。同时,监管机构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和私募机构管理,投资者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掌握必要金融投资知识,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4
沈阳“老妈乐”集资诈骗案
--以“养老投资”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金家福,男,汉族,1976年10月18日出生。
被告人梁闯,男,汉族,1983年9月5日出生。
被告人张岩,男,汉族,1978年4月28日出生。
2013年8月,被告人金家福在沈阳市成立沈阳老妈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妈乐公司”)。2015年10月,金家福招揽被告人梁闯、张岩等人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共同实施非法集资活动,以发放传单、讲课和开会等方式向公众宣传,谎称投资老妈乐公司即能在一定期限后获得高额回报,且能享受免费旅游等待遇,诱骗公众投资。至2017年11月,老妈乐公司在全国开设1000余家店铺,骗取170余万名集资参与人62亿余元,案发前返还42亿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金家福伙同梁闯、张岩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金家福、梁闯、张岩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应予惩处。据此,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金家福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梁闯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张岩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以“养老投资”为名实施养老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一些不法分子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等名义,利用老年人网络知识不足、辨识能力不强等特点,采用投资理财高额回报手段设置陷阱、诱导投资,虚假宣传,实施养老诈骗犯罪,骗取老年人钱财。被告人金家福创建老妈乐公司,以会员投资返利为名,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设立1000多个门店,以欺诈方法针对老年人进行非法集资,集资参与人达170万余人,造成经济损失约20亿元,严重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社会危害巨大。法院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对三名被告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充分表明了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养老诈骗犯罪、坚决维护老年人“养老钱”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提醒人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要谨慎投资,提高识骗防骗能力,避免陷入犯罪分子设置的圈套。
案例5
江西“老庆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执行案
--多措并举全力追赃挽损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江西老庆祥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庆祥公司”)。
被告人章志雄,男,汉族,1971年9月18日出生。
被告人赵磊,男,汉族,1987年5月21日出生。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2011年5月起,被告单位老庆祥公司经法定代表人章志雄决定,以预交“服务费用”享受更高养老服务折扣、赠送养老公寓免费居住时长、一次性获得年利返现等名义,以支付高息为固定回报的方式,向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截至案发,共向780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9.4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5.2亿余元。
本案由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一审,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老庆祥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章志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判处赵磊等人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相关涉案财产、违法所得按集资参与人的集资比例返还集资参与人。
二、执行情况
该案刑事判决生效后,原审法院立案执行,涉案金额总计 5.2 亿余元。执行调查发现,该案集资参与人众多,涉老年人4000余人,诉求差异大;涉案财物复杂,部分财产存在租赁、无产权证明等情况,存在信息核实难、财产处置难、款物清退难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原审法院紧紧依靠当地党委,在党委坚强领导和政府大力支持下,与公安、民政等部门形成合力,优化财产处置方案,稳步推进园区合作运营等工作,引入公证机构对资产处置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同时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每月定期约访集资参与人代表,及时通报财产处置进展情况。探索推出线上线下双轨登记模式,积极稳妥推进信息核实登记,为后续资金清退打下坚实基础。目前,涉案财产均已处置完毕,执行到位金额共计2.71亿余元,依法扣评估费、优先受偿权和唯一住房租金等,实际总清退金额2.69亿余元。已向4944人发放清退资金2.6亿余元,依法提存900余万元,清退比例为51.8%。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全力追赃挽损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人民法院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综合运用执行措施,深入分析研判、科学谋划,妥善破解了财产处置、信息核实、资金清退等执行清退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全力以赴为受损群众追赃挽损,最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经济损失,最大限度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法治思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责任担当。探索推出的“线上线下双轨登记制”为涉众型财产执行清退工作中信息核实难题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妥善化解涉众涉稳风险矛盾,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力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案例6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泰电气公司”)。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八百三十二万元罚款。
被告人温德乙,男,汉族,1961年3月30日出生,原系欣泰电气公司董事长。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八百九十二万元罚款。
被告人刘明胜,男,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原系欣泰电气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7月5日因本案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人民币六十万元罚款。
2011年3月30日,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提出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因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条件而被证监会驳回。2011年至2013年6月,被告人温德乙与被告人刘明胜合谋决定采取虚减应收账款、少计坏账准备等手段,虚构有关财务数据,并在向证监会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定期财务报告中载入重大虚假内容。2014年1月3日,证监会核准欣泰电气公司在创业板上市。随后欣泰电气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亦载入了具有重大虚假内容的财务报告。2014年1月27日,欣泰电气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首次以每股发行价16.31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1577.8万股,共募集资金2.57亿元。
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上市后,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继续沿用前述手段进行财务造假,向公众披露了具有重大虚假内容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等重要信息。2017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欣泰电气公司退市、摘牌,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行赔付1万余名投资人的损失共计2.36亿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欣泰电气公司、被告人温德乙、刘明胜的行为均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温德乙、刘明胜的行为还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温德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刘明胜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八百三十二万元;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温德乙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刘明胜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前后连续财务造假而受到刑事处罚并被依法强制退市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事关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挑战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是证券市场的“毒瘤”,必须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本案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对当前从严惩处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欺诈发行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作出修改,进一步加大对这两类犯罪的惩罚力度,为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案例7
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
--非法利用技术优势操纵期货市场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世顿公司”)。
被告人金文献,男,汉族,1968年5月13日出生。
被告人高燕,女,汉族,1981年6月16日出生。
被告人梁泽中(美国国籍),男,1971年7月5日出生。
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于2012年9月成立,后通过被告人金文献在华鑫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期货公司)开设期货账户。2013年6月起至2015年7月间,伊世顿公司为逃避证券期货监管,通过被告人高燕、金文献介绍,以租借或者收购方式,实际控制了19名自然人和7个法人期货账户,与伊世顿公司自有账户组成账户组,采用高频程序化交易方式从事股指期货合约交易。其间,伊世顿公司隐瞒实际控制伊世顿账户组、大量账户从事高频程序化交易等情况,规避中金所的监管措施,从而取得不正当交易优势;还伙同金文献等人,将自行研发的报单交易系统非法接入中金所交易系统,直接进行交易,从而非法取得额外交易速度优势。2015年6月1日至7月6日间,伊世顿公司及高燕、梁泽中伙同金文献,利用以逃避期货公司资金和持仓验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交易速度优势,大量交易中证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合计377.44万手,非法获利人民币3.893亿余元。此外,被告人金文献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华鑫期货公司资金1348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被告人金文献、高燕、梁泽中的行为均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金文献的行为还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伊世顿公司能认罪悔罪,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高燕、梁泽中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金文献两罪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分别减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伊世顿公司罚金人民币三亿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亿八千九百三十万元;判处高燕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梁泽中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以操纵期货市场罪、职务侵占罪判处金文献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新型操纵期货市场犯罪的典型案例,法律、司法解释对本案中操纵方法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被告单位伊世顿公司、被告人金文献等人违反有关规定,隐瞒实际控制伊世顿账户组、大量账户从事高频程序化交易等情况,规避中金所对风险控制的监管措施,将自行研发的报单交易系统非法接入中金所交易系统,利用以逃避期货公司资金和持仓验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交易速度优势,大量操纵股指期货交易,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其行为符合操纵期货市场罪的构成要件。伊世顿公司的操纵行为严重破坏了股指期货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和原则,与刑法规定的连续交易、自买自卖等操纵行为的本质相同,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情形。本案的正确处理,既符合刑法规定,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8
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吴向东操纵期货市场案
--以囤积现货影响期货行情等手段操纵期货市场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
被告人吴向东,男,汉族,1970年9月8日出生。
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经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被告人吴向东召集会议决定,于 2016年5月24日至8月31日,利用其实际控制的18个账户通过以市场价大量连续买入开仓的手法,将资金优势转化为持仓优势。同时通过直接购买、代采代持、售后回购等方式大量囤积聚丙烯现货,制造聚丙烯需求旺盛氛围,以反作用影响期货市场,跨期货、现货市场操纵PP1609价格。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36亿余元,吴向东违法所得人民币487万余元,涉案其他11个账户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案发后,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积极退缴违法所得。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通过囤积现货影响期货品种市场行情等手段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被告人吴向东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均应依法惩处。被告单位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可以从轻处罚。吴向东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坦白,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亿元,判处吴向东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依法追缴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亿余元,依法追缴吴向东违法所得四百八十万余元,对涉案其他11个账户的违法所得继续追缴。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以囤积现货影响期货行情等手段实施操纵期货市场犯罪的典型案例。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多种常见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方法,“两高”《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了七种其他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方法,“跨期、现货市场操纵”是其中之一。本案被告单位通过直接采购、代采代持、售后回购等多种方式囤积现货,影响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就属于“跨期、现货市场操纵”的情形。同时被告单位利用实际控制的多个期货账户,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交易期货合约,操纵期货合约价格,违法所得数亿元,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法院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单位、被告人定罪处罚,于法有据。这个案件的正确处理对增强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和投资者的法治意识、规范和保障资本市场秩序具有重要警示教育作用。各类资本市场主体和广大投资者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共同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管理秩序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国家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案例9
袁钢志洗钱案
--地下钱庄实施洗钱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钢志,男,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
被告人袁钢志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外汇兑换业务,在上游客户报价的基础上,加价与下游客户进行资金兑换,从中加收手续费赚取差价牟利。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袁钢志在明知曾某某等人(另案处理)从事走私犯罪的情况下,多次帮助曾某某等人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袁钢志与曾某某等人通过微信群商谈好兑换汇率、兑换金额后,通过其控制的银行账户收取转入的人民币,扣除自己的获利后将剩余人民币转给上游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游客户收到转账后,通过香港的银行账户将非法兑换出的美元转入曾某某等人提供的香港收款账户中。经调查核实,袁钢志为曾某某等人非法兑换外汇并将资金汇往境外,金额共计人民币约1.7亿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袁钢志明知是走私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依法应予惩处。据此,依法以洗钱罪判处袁钢志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地下钱庄实施洗钱犯罪的典型案件。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走私犯罪和跨境毒品犯罪增加,以及我国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涉地下钱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地下钱庄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最主要通道,不但涉及经济金融领域的犯罪,还日益成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转移赃款的渠道,成为贪污腐败分子和恐怖活动的“洗钱工具”和“帮凶”,不但严重破坏市场管理秩序,而且严重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依法严惩。本案依法以洗钱罪对地下钱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充分体现对涉地下钱庄洗钱犯罪的严厉打击,更好发挥打财断血的作用。
案例10
周张成洗钱案
--跨境转移贪污公款实施洗钱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张成,男,汉族,1977年12月1日出生。
2015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同案被告人倪乐菊(已判刑)教唆其姐姐倪乐平(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便利,持续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及其下属的国有企业侵吞巨额公款。其间,被告人周张成在明知倪乐菊用于赌博的钱款为公款的情况下,仍通过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或联系赌场、地下钱庄提供银行账户,协助倪乐菊接收倪乐平贪污的公款,从国内转移到境外,金额合计人民币8 782余万元。周张成在赌场为倪乐菊“洗码”获得“佣金”人民币7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张成明知是贪污公款,仍协助将资金转移到境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周张成在赌场为倪乐菊“洗码”所得“佣金”系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或退赔。据此,依法以洗钱罪判处被告人周张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万元。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移贪污的公款实施洗钱犯罪的典型案件。被告人周张成明知同案被告人倪乐菊用于赌博的资金来自于公款,为非法谋利,将自己在澳门赌场开设的账户提供给倪乐菊用于赌博,再通过提供自己银行账户或者联系赌场、地下钱庄提供银行账户,帮助倪乐菊接收倪乐平侵吞后汇入到境外的公款,并与赌场对账确认,完成公款的跨境转移。在办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案件时,要以“追踪资金”为重点,深挖洗钱犯罪线索,对洗钱犯罪同步跟进,落实“一案双查”的工作机制,依法惩治洗钱犯罪和上游犯罪。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发现大量赃款流向境外,遂坚持“一案双查”,深挖彻查职务犯罪背后的洗钱犯罪,并予以依法严惩,充分体现了从严打击洗钱犯罪的精神,不仅对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能够有效摧毁贪污贿赂犯罪等上游犯罪的利益链条,有效遏制上游犯罪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2月19日 (2019)最高法民他228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申请人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登记地我国法律,被申请人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电影集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孙某”(孙某庆)无权代表北方电影集团。根据案涉《交易备忘录》签订地法国法律,申请人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孙某”有权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案涉《交易备忘录》,也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合理信赖事实成立。案涉仲裁协议“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案涉仲裁裁决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甲款规定情形的主张成立。
此外,关于案涉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乙款、丁款规定情形的问题,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综上,同意你院不予承认执行IFTA国际仲裁院仲裁庭17-02号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9年7月29日 (2019)津民他22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FSOJ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美国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编号为“17-02”的仲裁裁决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受理后,被申请人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电影集团)提出不予承认执行上述裁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拟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报请我院审查。我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拟同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结果。现依照上述通知要求,特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FSOJ International LL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贝弗利大街8201号5层。
代表人:Robert G. Friedman,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被申请人: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A座501-40。
法定代表人:张某刚,该公司董事长。
二、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与答辩意见
申请人FSOJ公司申请承认并执行美国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第17-02号裁决。事实与理由:1.FSOJ公司与北方电影集团之间就《交易备忘录》项下纠纷仲裁案,FSOJ公司依据双方签署的《交易备忘录》第3页第(B)款项下之仲裁条款,向IFTA国际仲裁院申请裁决。IFTA国际仲裁院仲裁庭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17-02号仲裁裁决,根据该裁决,北方电影集团应当向FSOJ公司支付相关款项。2.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仲裁裁决作出机构IFTA国际仲裁院位于美国,中国、美国均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故应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提出不予承认执行上述裁决,北方电影集团从未与FSOJ公司达成任何协议或合意,IFTA仲裁庭无权对北方电影集团作出仲裁裁决,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乙)(丁)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依法不应得到承认和执行。具体理由为:
第一,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之规定,涉案国外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本案中,无行为能力系指缺乏订立契约能力,即“孙某”与北方电影集团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孙某”能否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交易备忘录》。根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孙某”与北方电影集团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应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第十六条规定:“代理适用代理行为地法律,但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民事关系,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FSOJ公司与“孙某”签署《交易备忘录》发生在法国戛纳,则“孙某”是否有权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署协议,应适用代理行为地即法国的法律。《法国民法典》第13编第1章第1985条(1980年7月12日第85-525号法律)规定:“给予委托,得以经公证书或私署文书,甚至以信件为之;委托亦可口头授予,但是,仅在依照‘契约与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则’编所定之规则时,始允许以证人证明之。”本案中,据FSOJ公司当庭陈述,其是在2016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与“孙某”洽谈、签署《交易备忘录》,“孙某”未持有北方电影集团的书面委托,亦未证明“孙某”得到北方电影集团的口头委托,故,“孙某”与北方电影集团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法国民法典》第13编第3章第1998条规定:“对于受委托人(代理人)超越授权而进行的事务,委托人仅在明示或默示批准时,始负履行责任。”该条规定意为表见代理,即委托人原则上对受委托人(代理人)超越给予其委托之权力所为的事项对第三人不承担义务,但是,当具体情况表明,第三人可以合理相信受委托人(代理人)是在依据委托并且是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行事时,不在此限(法国最高司法法院第一民事庭,1965年3月30日)。所谓“合理相信”,其特点是:视具体情形而言,第三人可以不对代理人的权利的确切范围进行审查而相信其有代理权(法国最高司法法院全体庭,1962年12月13日)。本案北方电影集团从未与FSOJ公司有过任何商业合作或交易往来,亦未给予“孙某”任何委托权限,FSOJ公司仅凭“孙某”的名片就推定其有权代表北方电影集团,不存在合理信赖基础,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故,“孙某”无权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署《交易备忘录》,无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契约的行为能力,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之规定,涉案国外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二,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以承认和执行。本案中,仲裁裁决书未对仲裁文件是否有效送达作出表述,FSOJ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第二次)证据12“IFTA国际仲裁院仲裁秘书发送至申请人的邮件”,仲裁秘书的陈述显示“在两个案件中,USPS都表示其无法追踪包含仲裁通知和规则的挂号包裹”“仲裁裁决的纸质版被退还给了IFTA”。FSOJ公司提交的证据17(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本案相关事项的往来邮件”,自证收到仲裁文件、知晓仲裁事项的是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孙某”,而非北方电影集团。IFTA仲裁庭依《交易备忘录》所列地址、电子邮箱发出的仲裁文件,不是对北方电影集团的有效送达。该地址在本案《交易备忘录》签署前北方电影集团就早已搬离、停止使用,且仲裁秘书陈述无法追踪挂号包裹或被退还。电子邮箱并非北方电影集团所有或使用。故,北方电影集团从未收到过IFTA仲裁庭发出的包括仲裁通知、IFTA仲裁规则在内的任何仲裁文件,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致使北方电影集团未能申辩。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以承认和执行。
第三,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以承认和执行。本案中,《交易备忘录》项下“法律选择/仲裁/仲裁机构”之B段释明:“本交易备忘录项下的任何及所有争议,在一方就此发出通知之后,应在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通知后一百二十日内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交易备忘录项下任何及所有该等争议都应当排他性地提交IFTA仲裁院仲裁处理,并根据有效的IFTA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依上述协议约定,FSOJ公司发出协商通知并于一百二十日后申请仲裁系《交易备忘录》约定的仲裁前置程序,而本案FSOJ公司从未向北方电影集团发出协商通知,未遵守协商期约定,径行提起仲裁程序。故,涉案仲裁裁决的仲裁程序与《交易备忘录》之协议约定不符,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案件的基本事实
2016年5月11日至22日戛纳电影节期间,案外人“孙某”与申请人FSOJ公司协商引进电影事宜。“孙某”向FSOJ公司提供了其名片,该名片正面印制有“孙某”“总裁”“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背面印制有图片及“Tianjin North Film”“天影集团”“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5月15日,“孙某”与FSOJ公司于法国戛纳签署了《交易备忘录》。《交易备忘录》文字为英文,首部打印的合同双方主体为 FSOJ 公司及“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签署页“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处有“孙某”的签字,无盖章。
《交易备忘录》约定:“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引进电影《琼斯的自由国度》(The Free State of Jones)在中国电影院线、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放映的许可权利。“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应当向许可人支付250万美元的保证金,保证金分两笔支付,第一笔125万美元于交易备忘录签署后的第14日支付,第二笔125万美元于通知送达后支付。如“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违约,许可人可终止合同,暂停电影寄送,并向“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主张未付款项等违约责任。《交易备忘录》载明的生效日期为2016年5月15日。
《交易备忘录》载明仲裁条款:交易备忘录项下任何争议均排他性地接受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按照该仲裁院有效的仲裁规则在洛杉矶仲裁。
《交易备忘录》签订后,“孙某”未按期付款。申请人FSOJ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向美国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提起仲裁。仲裁期间,FSOJ公司与“孙某”多次电子邮件沟通,“孙某”多次承诺延期付款。“孙某”的邮件落款为案外人“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FSOJ公司与案外人“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交易备忘录》的修订协议。修订协议约定: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不迟于2017年3月30日付给许可人50万美元。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条件接受并承担“TianjinNorth Film Corporation”对许可人的全部责任和义务。该修订协议有“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孙某”签名。
FSOJ公司与“孙某”委托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邮件往来,协商付款事宜。2017年4月12日,“孙某”要求申请人FSOJ公司出具最新的发票,FSOJ公司第二天邮件回复要求本周务必汇款,邮件附件发送了发票。FSOJ公司陈述,“孙某”仍然未履行付款义务。
美国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第17-02号裁决书,裁决:1.北方电影集团根据系争协议或其他方式所享有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全部终止,并立即返还给FSOJ公司。FSOJ公司有权自由地该等权利许可给第三方。北方电影集团立即向FSOJ公司返还任何及所有被申请人持有或控制的有关系争电影的材料;2.北方电影集团向FSOJ公司支付250万美元及直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的利急(利急计算方法:其中125万美元自2016年5月16日起按照3.36%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另125万美元自2016年5月29日起按照3.36%的年利率计算利息);3.北方电影集团向FSOJ公司支付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8925.58美元及利息(利息自裁决作出五日后按照年利率10%计算)。
与FSOJ公司签署《交易备忘录》修订协议的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孙某庆到庭说明情况,其陈述涉案《交易备忘录》及其修订协议中“孙某”的签名为其所签,与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无关,其未代表也无权代表北方电影集团签订合同。
申请人FSOJ公司向法庭陈述,FSOJ公司工作人员在与“孙某”签订合同前,曾在电影行业数据库Cinando查询“孙某”的个人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孙某”系北方电影集团的员工。但FSOJ公司对该陈述未提供任何证据,也未说明该数据库的运营主体、数据库的信息,来源、数据库信息的可靠性、数据库的登陆方式及运营模式。
申请人FSOJ公司向法庭陈述,其与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从未进行过交易。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的主管机关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其高级管理人员由市委市政府任免,其一般工作人员的档案存放于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天津市委宣传部干部处证实,“孙某”(孙某庆)非北方电影集团的高管。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证实,北方电影集团无“孙某”(孙某庆)的存档记录。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唯一股东为天津市财政局。“天影恒星(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股东为孙某庆、天津市电影公司、股东(孙某庆解释为霍尔果斯天影恒星影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高某、经理孙某庆。天津市电影公司的唯一股东为天津市文化局。
关于仲裁文件的送达情况,仲裁裁决中表述,仲裁经办人于2017年2月2日和2017年2月16日发出了信函,及仲裁员于2017年2月27日和2017年3月13日发出了信函。申请人FSOJ公司提交了仲裁经办人发给申请人代理人的邮件,仲裁经办人陈述,其通过传真、挂号包裹向“TianjinNorth Film Corporatio”送达了仲裁函件,挂号包裹无法追踪。仲裁裁决系通过电子邮件与挂号信的方式送达,挂号信纸质版裁决被退还。FSOJ公司主张送达地址和北方电影集团官方网站公示的地址一致。北方电影集团主张其于2016年3月前已经搬离注册地址,但网站未更正住址。北方电影集团提供了注册地业主天津市凯德恒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网络服务器托管服务单位天津龙驰神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予以证明。申请人FSOJ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仲裁经办人向011-86-22-2385-8050发送传真两页,传真的两页文件未包括《仲裁通知书》和《仲裁规则》,北方电影集团未否认该传真号码为其使用的号码。
关于双方引用的域外法律规定:
申请人FSOJ公司在其书面意见中引用了如下域外法:《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即“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而完成的行为不可对抗被代理人,除非相对人可合理信赖代理人的权力是真实的,特别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或表示”。申请人FSOJ公司提供了中国知网查询的秦立威所著的《〈法国民法典:合同法、债法总则和债之证据〉法律条文及评注》。被申请人不予认可该规定,但未提供相反证据。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在其书面意见中引用了如下《法国民法典》规定:1.“委托或代理是指一人授权另一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完成某种事务的行为。”2.“给予委托,得以经公证书或私署文书,甚至以信件为之;委托亦可口头授予,但是,仅在依照‘契约与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则’编所定之规则时,始允许以证人证明之。”3.“对于受委托人(代理人)超越授权而进行的事务,委托人仅在明示或默示批准时,始负履行责任。”被申请人提供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罗结珍翻译的《法国民法典》证明其引述法条的准确性。申请人FSOJ公司虽否认上述法条的准确性,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
四、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因我国和美国均属于《纽约公约》成员国,本案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
《纽约公约》第二条规定:“一、当事人以书面协定承允彼此间所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一切或任何争议,如关涉可以仲裁解决事项之确定法律关系,不论契约性质与否,应提交仲裁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二、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三、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定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但前述协定经法院认定无效、失效或不能实行者不在此限。”《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一、裁决唯有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乙)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主张涉案仲裁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乙)(丁)项规定的情形,不应承认和执行。因此本案需审查被申请人的该主张是否成立。具体分述如下:
1.本案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情形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段系“无行为能力”拒绝承认及执行事由,后段系“仲裁协议无效”拒绝承认及执行事由,分别适用不同准据法。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明确其主张为该项的前段,即存在“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形。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前一部分所称“无行为能力”与国内法“无行为能力”意义不尽一致,应理解为“缺乏契约能力”(lacking the power to contract),行为人无权代表或代理公司签订仲裁协议。具体到本案中,应当审查“孙某”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交易备忘录》,审查应当“依对其适用之法律”进行。
“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是指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因“无行为能力”不等同于国内法“无行为能力”,不宜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二条或者第十四条中关于“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确定准据法,而应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或者第十四条除“行为能力”外的其他情形确定相应准据法。
关于“孙某”是否可以代表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的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何人能代表公司”属于法人“民事权刑能力、组织机构等事项”,应当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登记地法律。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应当适用中国法判断。《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孙某”显然不能代表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
关于“孙某”是否可以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的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规定:“代理适用代理行为地法律,但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民事关系,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本案中,“孙某”是在法国签订的协议,其是否可以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签订协议,应当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即法国法律来判断。《法国民法典》对代理关系作出如下规定:“委托或代理是指一人授权另一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完成某种事务的行为。”“给予委托,得以经公证书或私署文书,甚至以信件为之;委托亦可口头授予,但是,仅在依照‘契约与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则’编所定之规则时,始允许以证人证明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FSOJ公司有义务提供公证书、私署文书、信件、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但申请人并未提供,因此无法认定“孙某”可以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以“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名义与申请人FSOJ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孙某”,真名为孙某庆。被申请人及孙某庆本人均陈述,孙某庆既非被申请人的高管,也非普通员工。本案无证据证明孙某庆系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的员工,也无证据证明孙某庆是经被申请人授权委托后签订合同。
关于申请人FSOJ公司提出的表见代理的问题。《法国民法典》有关表见代理的部分作了如下规定:“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而完成的行为不可对抗被代理人,除非相对人可合理信赖代理人的权力是真实的,特别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或表示。”根据该规定,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一方应举证证明其“可合理信赖代理人的权力是真实的,特别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或表示”。本案中,申请人主张其产生合理信赖的事由主要有“孙某”的名片及电影行业数据库Cinando,而这两者均无法认定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和表示”。在重大商业活动中,应审查签约主体的身份及授权文件,以名片来确认对方身份,显然极其轻率,无法构成法律规定的合理信赖。申请人FSOJ公司主张其查询过电影行业数据库Cinando,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也未能详细说明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无历史交易记录,故本案也无适用交易习惯的余地。
综上,“孙某”无权代表或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仲裁协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涉案仲裁协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申请人主张的“合理信赖”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情形的主张成立,涉案仲裁裁决不应承认和执行。
2.本案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情形
基于第一点理由,涉案仲裁协议并非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所签署,因此协议上所列联系方式并不能当然视为被申请人的联系方式,应当根据送达的实际情况判断被申请人是否“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关于仲裁文件的送达情况,仲裁裁决中表述,仲裁经办人于2017年1月5日将仲裁通知和仲裁规则通过保证邮件(registered mail)发送给被申请人,显示被申请人于2017年1月16日收到文件。申请人提交了仲裁经办人发给申请人代理人的邮件,仲裁经办人陈述,其通过传真、挂号包裹向“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送达了仲裁函件,挂号包裹无法追踪。仲裁裁决系通过电子邮件与挂号信的方式送达,挂号信纸质版裁决被退还。
仲裁裁决中关于送达的表述和仲裁经办人的事后表述不同,仲裁裁决表述仲裁经办人及仲裁员多次发出信函,而仲裁经办人表述无法追踪包裹,因此是否送达无法确认。而被申请人主张其于2016年3月前已经搬离注册地址,但网站未更正住址。被申请人提供了注册地业主天津市凯德恒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网络服务器托管服务单位天津龙驰神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予以证明。在仲裁裁决中关于送达的表述和仲裁经办人的事后表述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可以确认被申请人并未接获此种方式的送达。
关于传真方式送达,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仲裁经办人向011-86-22-2385-8050发送传真两页,被申请人未否认该传真号码为其使用的号码,但传真的两页文件未包括《仲裁通知书》和《仲裁规则》,因此传真送达不能确认为“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
另外,基于第一点理由,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签订协议,仲裁庭也未能成功有效地送达,因此被申请人未能出席仲裁进行申辩,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
综上,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情形的主张成立,涉案仲裁裁决不应承认和执行。
3.本案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情形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主张,依照《交易备忘录》项下“法律选择/仲裁/仲裁机构”之B段约定,申请人发出协商通知并于一百二十日后申请仲裁系《交易备忘录》约定的仲裁前置程序,而本案申请人从未向被申请人发出协商通知,未遵守协商期约定,径行提起仲裁程序。涉案仲裁裁决的仲裁程序与《交易备忘录》之协议约定不符,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被申请人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在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该项规定明确限定了“仲裁机关之组成”“仲裁程序”两项,这两项均为进入仲裁程序之后的事项。而被申请人主张的协商期系进入仲裁程序之前的事项,是否按照约定协商并非“仲裁机关之组成”问题,也非“仲裁程序”问题。并且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即使在法院协调之下,双方也不能协商成功。综上,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前未经协商期,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情形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涉案仲裁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乙)项情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倾向于:不予承认并执行美国独立电影电视联盟仲裁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第17-02号裁决。
五、我院审查意见
涉案仲裁裁决书在美国作出,中国与美国均系《纽约公约》成员国,因此,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依照《纽约公约》相关条款审查是否应对涉案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及执行。
北方电影集团主张不予承认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意见可以归纳为:第一,“孙某”无权代表或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交易备忘录》;第二,北方电影集团没有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第三,FSOJ公司未按照《交易备忘录》的约定履行仲裁前置程序。即本案应审查案涉《仲裁裁决书》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甲)项、第(乙)项、第(丁)项之规定。
多数意见认为:
1.本案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甲)项前一部分规定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甲)项前段规定:“第2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本条所指的行为能力,针对法人主体来讲,是指缔约人是否具有缔约能力。具体到本案中,就是认定“孙某”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交易备忘录,具体审查应当“依对其适用之法律”进行。
(1)关于“孙某”是否可以代表北方电影集团的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何人能代表公司”属于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组织机构等事项”,应当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登记地法律。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应当适用中国法判断。《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孙某”不能代表北方电影集团。
(2)关于“孙某”是否可以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的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规定:“代理适用代理行为地法律,但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民事关系,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本案中,“孙某”是在法国签订的协议,其是否可以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协议,应当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即法国法律来判断。
《法国民法典》对代理关系作出如下规定:“委托或代理是指一人授权另一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完成某种事务的行为。”“给予委托,得以经公证书或私署文书,甚至以信件为之;委托亦可口头授予,但是,仅在依照‘契约与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则’编所定之规则时,始允许以证人证明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FSOJ公司应提交公证书、私署文书、信件、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但申请人FSOJ公司并未提供,因此无法认定“孙某”可以代理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以“Tian-jin North Film Corporation”名义与申请人FSOJ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孙某”,其名为孙某庆。本案无证据证明孙某庆系北方电影集团的员工,也无证据证明孙某庆是经被申请人授权委托后签订合同。
关于申请人FSOJ公司提出的表见代理的问题。《法国民法典》对表见代理作出如下规定:“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而完成的行为不可对抗被代理人,除非相对人可合理信赖代理人的权力是真实的,特别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或表示。”根据该规定,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一方应举证证明其“可合理信赖代理人的权力是真实的,特别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或表示”。本案中,FSOJ公司主张其产生合理信赖的事由主要有“孙某”的名片及电影行业数据库Cinando,而这两者均无法认定为北方电影集团的“行为和表示”。在重大商业活动中,应审查签约主体的身份及授权文件,以名片来确认对方身份,显然极其轻率,无法构成法律规定的合理信赖。FSOJ公司主张其查询过电影行业数据库Cinando,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也未能详细说明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FSOJ公司和北方电影集团无历史交易记录,故本案也无适用交易习惯的余地。
综上,“孙某”无权代表或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仲裁协议,FSOJ公司和北方电影集团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涉案仲裁协议“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FSOJ公司主张的“合理信赖”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情形的主张成立,涉案仲裁裁决不应承认和执行。
2.本案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规定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规定:“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本案中,不能认定仲裁协议为北方电影集团所签署,因此协议上所列的联系方式并不能当然视为北方电影集团的联系方式,应当根据送达的实际情况判断北方电影集团是否“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
关于仲裁文件的送达情况,仲裁裁决中表述,仲裁经办人于2017年2月2日和2017年2月16日发出信函,仲裁员于2017年2月27日和2017年3月13日发出信函,仲裁员于2017年3月13日合法地向被申请人送达了本案的仲裁开庭通知。通过仲裁经办人Richonda Starkey向申请人回复的邮件内容:“在案件17-01和17-02中,我通过传真向被申请人发送通知本案仲裁的函件,且回复证明显示他们已经收到相应函件。但在两个案件中,USPS都表示其无法追踪包含仲裁通知和规则的挂号包裹,但这些包裹都没有被退回IFTA。”关于仲裁经办人发送邮件是否收到的问题,关于发送邮件的方式,邮件发送至sr_888@126.com,不能认定该邮箱归属北方电影集团,故无法认定北方电影集团收到该邮件。关于邮寄包裹函件方式,包裹函件信息无法追踪,北方电影集团于2016年3月前已经搬离注册地址,无法认定北方电影集团收到该函件。关于发送传真方式,仲裁经办人向011-86-22-2385-8050发送传真两页,但无法确认内容为“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
综上认定,仲裁庭未能成功有效地送达,北方电影集团未能出席仲裁进行申辩,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因此,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情形的主张成立,涉案仲裁裁决不应承认和执行。
3.本案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丁)项规定
被申请人北方电影集团主张,依照《交易备忘录》项下“法律选择/仲裁/仲裁机构”之B段约定,申请人发出协商通知并于一百二十日后申请仲裁系《交易备忘录》约定的仲裁前置程序,而本案申请人从未向被申请人发出协商通知,未遵守协商期约定,径行提起仲裁程序。涉案仲裁裁决的仲裁程序与《交易备忘录》之协议约定不符,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之规定,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丁)项规定:“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该项规定明确限定了“仲裁机关之组成”“仲裁程序”两项,均为进入仲裁程序之后的事项。而北方电影集团主张的协商期系进入仲裁程序之前的事项,是否按照约定协商并非“仲裁机关之组成”问题,也非“仲裁程序”问题。因此,北方电影集团提出的涉案仲裁前未经协商期,不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情形。
少数意见认为:
其一,关于“行为能力”。本案中,依照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国法,特别是《法国民法典》第13编第3章第1998条规定“对于受委托人(代理人)超越授权而进行的事务,委托人仅在明示或默示批准时,始负履行责任”之规定,并不能得出本案情形下FSOJ公司不具备“合理相信”基础、从而构成“默示批准”的结论。第一,从相关新闻报道、人民法院另案诉讼来看,北方电影集团频繁参与“孙某”公司天影恒星经营、诉讼等事务。应认定北方电影集团与“孙某”公司天影恒星公司之间具有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第二,从股权结构而言,“孙某”公司天影恒星公司股东之一为天津市电影公司。而北方电影公司简介中明确提及“天津市电影公司”为其子公司。第三,天影恒星公司网站、“孙某”名片均采用北方电影集团标示,并明确表示该公司系北方电影集团旗下,“孙某”(孙某庆)在国内亦长期以“北方电影集团”所属公司名义进行活动,而北方电影集团对此并未表示反对。综上,应认定“孙某”行为产生了较强“合理相信”基础。本案形成表见代理。“孙某”具备《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前一部分规定的“行为能力”,其签署的交易备忘录所含仲裁条款应约束北方电影公司。
其二,关于送达。本案中,仲裁庭已经按照《交易备忘录》中北方电影集团地址进行了送达,应认定送达有效。
其三,关于未经磋商提起仲裁是否违反《交易备忘录》仲裁协议约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复函中指出,如仲裁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约定的“友好协商”和“协商不成”这两项条件,前项属于程序上要求一个协商的形式,后一项可理解为必须有协商不成的结果,申请人申请仲裁的行为,应视为一经出现了协商不成的结果。在前一项条件难以界定履行标准,后一项条件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依据该仲裁协议受理案件。故此,依照该复函精神,本案FSOJ公司提起仲裁应认定符合《交易备忘录》仲裁协议约定。综上,对涉案仲裁裁决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综上所述,我院多数意见认为,IFTA国际仲裁院仲裁庭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17-02号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乙)项情形,应不予承认和执行。少数意见认为,对涉案仲裁裁决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以上意见当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努力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药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依法办理了一批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入推进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现将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过期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等8件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1月28日
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1.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过期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2.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中草药铺违规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假中药销售行政公益诉讼案
4.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美行业非法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5.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6.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药品广告虚假宣传行政公益诉讼案
7.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邮寄伪劣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8.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诉薛某某等6人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过期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村医疗机构 过期药品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农村医疗机构过期药品未依法依规管理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以点带面推动综合治理,形成长效机制,有效消除医疗安全隐患。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6日,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织金县院)在开展药品安全专项公益诉讼工作中发现,织金县官寨苗族乡某卫生室存在大量过期药品,没有按过期药品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17日,织金县院发现本案案件线索后予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走访、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调查核实,查明织金县官寨苗族乡某卫生室存在大量过期药品,其中“氯雷他定糖浆”和“劲痛炙”等药品已过期半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假药、劣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五)超过有效期的药品......。”的规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根据《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规定,过期药品属于医疗废物,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过期药品应当及时下架进行集中统一处理。织金县卫生健康局履行医疗机构监管职责不到位、织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药品经营活动监管职责不到位,导致存在着药品安全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织金县院依法向织金县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织金县卫生健康局依法对织金县官寨乡某卫生室存在过期药品的问题进行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对辖区内乡村卫生室、私人诊所进行全面排查,规范农村医疗机构。建议织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违规销售过期药品问题履行监管职责,并开展全面排查,规范药品经营。收到检察建议后,织金县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对涉案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成立工作组对全县范围内的相关用药机构进行专项检查。共检查卫生院、村卫生室、诊所、私立医院354家,对存在过期药品的8家卫生室依法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并对过期药品全部进行销毁处理。
织金县院发出检察建议后,于2021年3月26日、3月29日分别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局进行座谈沟通,并与两家单位共同建立了《农村医疗机构行政执法和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巩固办案效果。
2021年4月16日,针对本案暴露出的农村医疗机构管理不规范问题,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市开展农村医疗机构专项监督,全面规范管理农村医疗卫生。
【典型意义】
农村医疗卫生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不规范,导致存在使用过期药品等药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效消除药品安全隐患,共同推动农村医疗卫生综合治理,规范医疗机构执业,提高医疗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中草药铺违规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中草药铺违规经营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辖区内中草药铺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同时,通过“检察建议+调研报告”工作模式,深度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助力当地中草药产业健康发展。
【基本案情】
会昌县域内“本草堂草药行”“罗氏民间中草药铺”“陈记中草药铺”“会昌县民间中药销售店”“祖传民间中草药”“粮艺草药”“便民间中草药”等十余家中草药铺,存在超范围经营或无证经营,未取得中医医生资格而从事诊疗活动,以及虚假宣传、销售自制的无批号药膏等违法违规经营情形,扰乱市场秩序,危及不特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8月18日,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会昌县院)根据群众举报发现本案线索后决定立案调查,组成了办案组,并请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部门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规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上述违法行为具有监管职责。同年9月2日,针对中草药铺违规经营等问题,会昌县院分别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市场监管局依法履行食药监督管理职责,对案涉店铺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建议卫健委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案涉经营者无证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建议两单位联合其他行政机关依法对辖区内的中草药铺进行全面排查,共同规范中医药市场。
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涉案中草药铺开展执法检查和督促整改,并及时回复会昌县院。其中,县市场监管局对一家无证销售药材店铺作出处罚,对五家涉及虚假宣传中草药铺已责令整改到位。县卫健委对涉案四家无证开展诊疗活动的中草药铺进行立案查处,一家无证开展针灸的店铺在卫健委调查前已自行关闭。2021年10月11日,县市场监管局和卫健委联合印发《会昌县中药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对全县城乡集贸市场中草药经营户、中药饮片批发零售企业及医疗机构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中草药经营户51家,对涉嫌虚假宣传、非法开展医疗活动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7件,有效净化了中药材、中药饮片经营市场秩序,规范了非医疗机构经营服务活动,消除了药品安全风险,保障了公众健康。
为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会昌县院对本案开展“回头看”。2021年12月16日,该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担任听证员,对本案整改情况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该案整改达到了预期效果。结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要做好长效监督的建议,会昌县院积极推动市场监管局、卫健委建立健全中医药行业监督检查长效工作机制。为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会昌县院在办案基础上,撰写专题调研报告呈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并得到肯定支持,促进办案效果最大程度转化为治理效果。
针对中草药市场经营乱象及违规诊疗现象,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月组织全市20个检察机关开展医疗卫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目前已办理相关案件23件。
【典型意义】
中草药产业作为江西省会昌县的绿色生态产业,对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增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意义重大。检察机关聚焦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精准提出检察建议,助推行政机关建立了中医药行业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形成公益保护工作合力。对案件整改效果进行了公开听证和评议,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以“检察建议+调研报告”的形式,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向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提交了调研报告,对当地中医药行业及中草药种植业进行了精准分析研判,为当地中医药产业有序健康发展贡献了检察智慧。
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假中药销售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假药 虚假宣传 老年人权益
【要旨】
针对养生机构打着“中医药”旗号虚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假中药,侵犯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检索、异地协作等方式调查取证,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查处,并移送犯罪线索,推动养生行业乱象专项整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钱某某注册成立“钱氏养生馆”,通过悬挂锦旗、散发名片等方式,宣称自己是北京某医学院副院长、中医康复理疗师、气功师,能够治疗骨质增生、类风湿关节炎等老年疾病,招揽老年人进店调理,并使用“激活干细胞”“再生组织细胞”等用语虚构产品功能,诱骗老年人购买“关节再生胶囊”(经鉴定,该药品为假药)治疗,侵害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2月,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盐县院)接到群众对钱某某假冒中医销售假中药的举报线索。海盐县院迅速成立办案组,从医生资质、药品质量、公益受损现状等方面开展立案调查取证:一是综合运用国家医生执业注册信息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信息平台,通过大数据检索、关键词比对,确定钱某某无医生执业资质,“关节再生胶囊”标注虚假的药品批准文号、生产厂家,且被多地法院刑事判决认定为假药;二是与上述案件判决地的鉴定机构开展异地协作,跨区域调取药品鉴定报告,核查比对后确认两者为同一产品;三是派员赴钱氏养生馆实地勘查,走访调查药品消费者,确定钱氏养生馆正在利用“中医药”名号向老年人销售假中药,且消费者反映用后无疗效。
海盐县院审查认为,钱某某利用养生馆打着“中医药”旗号,向老年人群体销售假中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假药、劣药”的规定,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1年12月27日,海盐县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向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钱某某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在辖区内开展药品安全专项行动。
收到检察建议后,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组对钱氏养生馆进行突击执法检查,当场查获并扣押“关节再生胶囊”3000余粒,并于当日将钱某某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目前,钱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销售假药罪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消除养生保健领域药品安全隐患,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先后对全县9个乡镇40余家养生馆、美容院进行全面检查,查处违规发布中药疗效广告门店、场所3家,完善进销台账登记12家,查处利用互联网销售假药1人并移送海盐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有效规范了县域内养生保健药品市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在“中医热”的催生下,不少机构或个人开设养生馆,打着中医保健名义开展非法诊疗活动,并销售假劣中药,侵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检察机关聚焦中医养生领域乱象,坚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借助大数据技术丰富公益诉讼调查手段,为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及时立案查处奠定扎实的证据基础。通过检察建议,有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推动开展全县范围内的药品安全专项执法活动,整治养生保健领域虚假宣传、销售假劣药乱象。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美行业非法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医疗美容 超范围经营 虚假宣传 常态化“回头看”
【要旨】
非法医疗美容严重威胁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针对医疗美容市场存在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基本案情】
重庆市秀山县内多家经营范围为美容、美体、美睫、美甲、纹绣服务及日化用品销售等的个体工商户,在未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面部注射肉毒毒素(俗称瘦脸针)的服务,若不当使用或使用未经批准上市的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均可能会引起肌肉松弛麻痹,严重时可能会引发呼吸衰竭、心力衰弱,危及消费者身体和生命健康。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秀山县院)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于2020年5月11日予以立案办理。公益诉讼部门经过走访调查,发现辖区内美容、美甲等店铺存在未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超范围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违规使用医疗器械、使用未经批准上市的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药物等药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后,于2020年7月2日,分别向秀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卫健委发出检察建议:一是建议秀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健委对违规使用医疗器械、使用未经批准上市的药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规范;二是建立长效机制,对秀山县内的整容整形市场进行规范。
收到检察建议后,秀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卫健委高度重视,联合开展了医疗美容专项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查处违法医疗美容行为,共检查美容机构24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24份,立案8件,罚款18000余元,没收器械4件,违法所得23122.8元。同时,两主管部门还建立了定期巡查、执法协作等长效机制,为规范秀山县整容整形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有效巩固了整改效果。
此后,秀山县院对该案多次“回头看”,均未发现使用未经注册的药品、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该县整容整形市场已逐步规范,消费者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典型意义】
非法医疗美容给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虚假广告、非法行医、医疗事故等。检察机关通过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并通过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工作,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确保检察建议真正落到实处,整改效果得到长久巩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网络销售处方药
【要旨】
针对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动网络平台提升自律监督,有效推动网络销售处方药经营、监管等环节的规范化,保护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基本案情】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在履职中发现,部分网络平台药店在接收线上购药订单后的电子处方审核环节,其药店执业药师未按照相关法律规范对电子处方进行审核即进入线下配送环节,存在对超用量处方药仍然进行调配、未在处方上签名等违法行为,可能造成人民群众用药安全问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北京铁检院于2021年9月决定对本案立案调查。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将在京注册网络平台的药店及京外注册网络平台的在京注册药店作为调查重点,通过大数据筛查、人工复核、梳理分析等方式,全面了解网上处方药的销售情况。经调查发现3家网络平台(其中包括2家在京注册网络平台)上有28家在京注册网络平台药店存在执业药师未依法履行电子处方审核责任的情况,共涉及5个行政区。就市、区两级行政机关对北京市网售处方药的监管权责划分问题,北京铁检院先后与市药品监管部门和涉案5个区药品监管部门座谈,明确市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监管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和网络平台,区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监管网络平台药店,并对网络平台药店销售处方药的具体流程等问题形成共识。
2021年9月、11月,北京铁检院分别向5个区药品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对涉案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网络平台药店执业药师履行电子处方审核职责加强监管,规范网售处方药行为。收到检察建议后,各区药品监管部门均高度重视,积极整改。一是对涉案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通过对辖区内涉案网络平台药店核实、约谈及现场检查,查实8家网络平台药店存在药店执业药师未对电子处方履行审核调配义务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二是开展网络销售处方药专项监管执法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对辖区内从事网售处方药的网络平台药店进行延伸检查、全区排查,并对检查、排查中发现的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处理,累计检查、约谈网络平台药店200余家;三是逐一约谈重点关注的网络平台药店,结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对药店的具体经营进行指导;四是推动网络平台药店电子处方服务方面的建章立制工作。在制定相关规范的同时,定期发布工作专刊组织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及辖区内网络平台药店开展学习。
鉴于行政机关对在京注册网络平台存在的监管困难,北京铁检院依法能动履职,推动源头治理。分别与涉案的三家开展网上销售处方药业务的头部平台企业进行座谈,建议平台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加快技术迭代,为执业药师审核电子处方提供便利条件,推动平台销售处方药规范化发展。
【典型意义】
网上销售处方药,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用药安全、监管困难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网络平台药店进行监管、推动网络平台加强自身监管为抓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购药用药安全问题。与行政机关、网络平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促网络销售处方药规范化,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效果。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输分院督促整治药品广告虚假宣传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处方药广告 虚假宣传
【要旨】
针对广播电台发布虚假广告、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的药品安全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案件基本情况】
法律明确规定处方药可以在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定的医学、医药专业刊物上发布广告,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昆明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相关栏目长期违法播出处方药广告且相关药品广告内容虚假,极易诱导消费者对药品使用产生错误认识,造成群众用药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昆明铁检分院)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于2021年2月9日决定立案调查。
昆明铁检分院重点围绕以下问题依法展开调查:一是明确违法事实,通过对电台全天不同时段播出的广告实时关注、持续跟踪,发现电台在4档栏目中均违法播出处方药广告,另在2档栏目对非处方药进行虚假广告,并查明了涉案药品的厂家、药品种类及其实际功效,对比广告内容后进一步锁定了违法事实。二是针对广告插播时间较短、广播没有下载渠道等问题,运用专业APP可回放电台广播的功能,及时录音、录屏。三是通过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药品查询及企业信息查询,锁定案涉药品的官方登记、广告备案、行政处罚等情况,并通过网络搜索查询涉案药品信息,发现相关药企早在其他省份因处方药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篡改审批内容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情形被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药品广告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处方药及非处方药通过昆明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进行违法广告、虚假宣传的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21年4月2日,昆明铁检分院依法向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昆明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以介绍健康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药品广告、对药品进行虚假宣传等情形依法查处相关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加强对广播电台发布药品广告的日常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对该案高度重视,并及时整改落实:一是责令昆明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停播处方药违法广告以及非处方药违法虚假广告;二是针对处方药广告主涉嫌违法问题,于5月14日移送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三是对处方药违法广告发布者昆明广播电视台下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1年8月19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广告费用1200元,并处203600元罚款,已实缴到位;四是对非处方药虚假广告的广告主云南某药业有限公司处以广告费三倍罚款共计15000元,广告发布者昆明广播电视台下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没收广告费5000元,并处广告费三倍罚款15000元,均已实缴到位。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药品经营者通过广播电视平台违法宣传的乱象,以法治的力量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充分调查、厘清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职责的基础上,通过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全面依法履职,对广播电台违法发布广告的行为进行查处,从源头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邮寄伪劣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药品寄递整治 公开听证
【要旨】
寄递企业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等制度不到位,致使违法行为人多次通过寄递渠道运输、买卖伪劣药品,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权益。检察机关在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同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邮政部门开展寄递行业专项整治,积极构建药品寄递安全保护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河南省濮阳市辖区内多名违法行为人通过台前县某快递公司、华龙区某快递公司等多个终端网点邮寄伪劣药品,销售至全国多个地区,经统计,邮寄伪劣药品3000余次,销售金额达100余万元,伪劣药品通过寄递行业流通进入消费市场,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也损害了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濮阳市台前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多起销售伪劣药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邮政管理部门可能存在对药品寄递监管不到位的情况,遂将该线索移交至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濮阳市院)。2021年2月8日,濮阳市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上述寄递企业部分终端网点未严格执行邮寄管理制度,存在不开箱验视、未登记邮寄人身份信息、未核对购药票据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第二十条、《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为非法销售伪劣药品活动提供了条件,寄递销售数额大、范围广、侵害消费者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濮阳市邮政管理局作为负责本辖区邮政工作的主管部门,未对辖区内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充分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伪劣药品通过寄递渠道运输、买卖,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权益。
2021年5月28日,濮阳市院针对寄递药品涉及邮政管理、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部门监管交叉问题举行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担任听证员,相关行政机关派员参加。经听证,厘清了监管部门的职责,达成一致意见,拟由检察机关依法向濮阳市邮政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5月31日,濮阳市院向濮阳市邮政管理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查处涉案寄递企业,开展区域重点整治,排查全市寄递行业管理漏洞,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
同年7月26日,市邮政管理局书面回复,依法对涉案寄递企业予以行政处罚;制定、落实了非法寄递假药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寄递行业从业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联合市公安局、市禁毒委、市国家安全局印发了寄递渠道安全相关文件,形成共同打击寄递假药等物品线索的长效机制,共建寄递渠道安全屏障。8月上旬,濮阳市院公益诉讼干警通过走访寄递行业从业人员、寄递物品等方式评估案件整改效果。截至2021年9月,市邮政管理局依法立案处罚28起,切实做到了“发现一起、处罚一起”,起到了“打击一起,警示一片”的整治效果。
【典型意义】
在寄递行业快速发展的当下,邮政部门监管滞后给快递运输贩卖伪劣药品可乘之机。检察机关综合发挥检察职能,通过研判刑事案件中的公益诉讼线索,以案倒查深挖问题根源,督促邮政部门依法履职,压实寄递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规避寄递安全风险,堵塞社会治理漏洞。同时,通过召开公益诉讼听证会,深挖问题根源,厘清相关部门职责,充分调动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共商重点整改、系统治理方案,确保了检察建议的刚性,推动了问题全面深入整改,通过办案净化了寄递药品安全环境,促进了寄递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诉薛某某等6人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药品安全 养老诈骗
【要旨】
生产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主观明知是假药而大量销售、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9年,薛某某等6人通过网络渠道,向曹某某等人大量购买非法加工生产的主要成份为面粉和西药的“中药胶囊”,通过其经营的药店、诊所,向不特定老年群体销售,用以治疗哮喘、关节炎等疾病。经查,薛某某等人共向2000余人销售5000余瓶,销售额116200元。经鉴定,上述药品均系假药。2021年6月22日,公安机关以薛某某等6人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移送审查起诉。
【调查和诉讼】
2021年10月15日,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沂市院)对薛某某等人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在刑事侦查获取证据的基础上,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通过调取转账记录、销售凭证、询问被告、证人和受害群众等方式,围绕民事侵权责任认定要件,进一步查明非法生产销售假药事实。同时,为查明被告主观过错,调取了被告经营的个体诊所、药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证明其均具有药品安全专业知识,但为牟取非法利益,故意低价购进假药,长期向老年群体大量销售,严重危及老年人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新沂市院审查认为,薛某某等人作为疾病诊疗和药品销售专业人员,故意销售假药,主观过错明显,危害后果严重,依法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2021年11月16日,新沂市院向新沂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薛某某等6名被告以其销售额三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赔偿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总计348600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对其销售假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期间,检察机关充分释法说理,详细阐明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销售假药的严重危害,6名被告人均真诚悔罪,自愿认罪认罚,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均无异议,并在开庭后主动先期支付赔款共计138600元,并根据赔付能力,分别签订了分期支付剩余赔款的承诺。
鉴于薛某某等人积极主动赔偿公益损失,对刑事犯罪认罪认罚,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与刑事检察部门主动对接,分别适当减轻对薛某某等人的刑事量刑建议。其中,薛某某量刑建议由一年三个月降低为一年、其余5名被告的量刑建议均在原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减轻30%,且均建议适用缓刑。
2022年1月10日,新沂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元至200000元不等的罚金,且均适用缓刑。
2022年1月19日,新沂市人民法院作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审判决,全部支持检察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被告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违法人员针对老年群体辨识能力较低的弱点,向其销售假药,社会危害性、公益损害性更加严重,应当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其惩罚性赔偿责任,以打击犯罪、保护公益。检察机关加强整体履职,统筹发挥刑事公诉和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依法探索刑事罚金刑和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衔接适用,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支付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推动了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6月27日 (2019)最高法民他129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津民他7号、8号、9号《关于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三案的报核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根据请示所述事实,案涉三份采购合同中的通用合同条款第24条均约定:“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买卖双方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及时友好协商解决。如在60天内未能解决,应提交买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解决。仲裁结果为争议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买卖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中,买方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市。鉴于天津市有两个以上在天津市司法局登记的仲裁机构,且双方当事人未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案涉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同意你院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
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三案的报核请示
(2019年3月21日 (2019)津民他7号、8号、9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三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日向我院报请审核,我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我院认为本案属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并拟认定案涉仲裁条款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结合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特向你院报请审核。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32号。
法定代表人:吴某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君,男,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江,男,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
法定代表人:袁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飞仙,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娜,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申请理由及答辩意见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公司)申请称:其与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投资公司)签订的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均约定,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应提交买方(中国铁建公司)所在地仲裁机构解决。中国铁建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市,而天津市有天津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分会等多个仲裁机构,双方又未能达成补充协议予以明确,该条款属于《仲裁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又达不成补充协议的情形,故申请确认该仲裁条款无效。
现代投资公司辩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位于北京,并非天津市的仲裁机构,且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系中国铁建公司一方制作的格式合同,现中国铁建公司就其自行制作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属于浪费司法资源行为。
三、案件基本事实
(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主要事实如下:2014年,中国铁建公司下设的中铁十三局集团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与长沙梓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6月25日更名为湖南现代梓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华公司)签订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均约定: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在60天内未能解决,应提交买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解决。现代投资公司主张梓华公司于2018年2月2日与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三案所涉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现代投资公司,故现代投资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依据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国铁建公司向其支付货款、运杂费及逾期付款利息。
(二)我院查明事实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我院报请审核后,我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2014年3月7日,中铁十三局集团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作为买方,合同约定地址为福建省平潭县翠园北路海滨中学)与梓华公司(作为卖方,合同约定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118号)签订《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站前工程物资采购合同(包件号:SN02)》,合同号:FPZQ4WZ-SN002,合同总价为56001495元,所涉供应物资为低碱水泥。2014年5月6日,中铁十三局集团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作为买方,合同约定地址为福建省平潭县翠园北路海滨中学)与梓华公司(作为卖方,合同约定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118号)签订《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站前工程物资采购合同(包件号:KF01)》,合同号:FPZQ4WZ-KF001,合同总价为23760000元,所涉供应物资为矿渣粉。2014年8月11日,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 -4标项目经理部(作为买方,合同约定地址为福建省平潭县翠园北路海滨中学)与梓华公司(作为卖方,合同约定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118号)签订《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站前工程物资采购合同(包件号:FMH01)》,合同号:FPZQ4WZ-FMH004,合同总价为16620000元,所涉供应物资为粉煤灰。
上述三份物资采购合同中的通用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争议的解决”均约定:“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买卖双方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及时友好协商解决。如在六十天内未能解决,应提交买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解决。仲裁结果为争议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买卖双方均有约束力。”
2018年2月2日,现代投资公司与梓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截至目前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共欠梓华公司4796956. 02元债务未结清,现代投资公司与梓华公司一致同意,梓华公司自愿将前述债权全部转让给现代投资公司行使。现代投资公司按照本协议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主张债权。2018年2月7日,梓华公司向中国铁建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
2018年10月24日,现代投资公司以中国铁建公司为被申请人,就包含案涉三份物资采购合同在内的合同框架下的债权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天津仲裁委员会予以立案,案号为(2018)津仲字第0675号,天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31日向中国铁建公司发送了答辩通知书。2018年11月12日,中国铁建公司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三份物资采购合同无效。
另查明,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更名为中国铁建公司。案涉三份物资采购合同签订方之一的中铁十三局集团(或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系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或中国铁建公司)下属项目经理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四、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照《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案涉物资采购合同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由中国铁建公司所在地的仲裁机构仲裁解决,中国铁建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但天津有天津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分会等仲裁机构,现无法推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也无法就仲裁机构问题达成补充协议,故案涉仲裁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依照《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三案均拟裁定:确认中国铁建公司与现代投资公司的仲裁协议无效。申请费400元,由现代投资公司负担。
据此,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即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程序)之规定,特报请我院审核。
五、我院审查意见
经审查,我院认为,本案案涉当事人、标的物、法律事实等均不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应认定为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签订方虽一为梓华公司、一为中铁十三局集团(或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均非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但梓华公司嗣后将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框架下债权转让给现代投资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或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系中国铁建公司(及其前身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项目经理部,故现代投资公司与中国铁建公司对案涉仲裁条款均具有法律上的联系,中国铁建公司可以申请确认案涉仲裁条款无效。
案涉仲裁条款约定,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买卖双方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及时友好协商解决。如在六十天内未能解决,应提交买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解决。三份案涉物资采购合同虽均以中铁十三局集团(或中国铁建公司)福平铁路FPZQ-4标项目经理部作为买方,并记载其地址为福建省平潭县翠园北路海滨中学,但上述项目经理部系中国铁建公司(及其前身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项目经理部,无独立法人资格,且现代投资公司以中国铁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即该公司亦认可中国铁建公司系案涉物资采购合同债务人,故此,“买方所在地”应理解为中国铁建公司所在地。因中国铁建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故此,案涉仲裁条款约定即应理解为由天津的仲裁机构解决相关争议。
《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经查,天津市确实存在天津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分会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在中国铁建公司、现代投资公司双方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情形下,案涉仲裁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我院拟同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采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采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9月14日)
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采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录
1.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检察院诉安徽省某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检察院诉吴某坤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4.山西省右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镇江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案
6.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莲花山地热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7.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某某等人非法采砂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8.甘肃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开采石灰岩矿公益诉讼系列案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检察院诉安徽省某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长江保护 惩罚性赔偿 应急修复
【要旨】
针对损害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及时督促责任主体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可以主张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惩罚性赔偿金,提高违法行为成本。
【基本案情】
大历山毗邻长江,是安徽省省级风景名胜区,是东至县的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安徽省某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开采的石灰石矿山位于大历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内,该公司长期超规模开采,造成大面积生态破坏,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了A公司非法采矿问题,最高检将该线索逐级交至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东至县检察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多次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安部门实地勘察,查明: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2017年底前关闭该矿山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但A公司治理过程中仍然非法开采。
经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4地质队核算,A公司超采矿石93.27万吨,东至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价格2798.1万元。安徽大学作出的生态现状调查报告指出,A公司非法采矿导致矿坑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调,生物生产能力下降,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等机构出具了《A公司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提升工程设计预算书》,对A公司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景观提升”费用进行了评估。
东至县检察院审查认为,A公司非法采矿行为损害后果严重且行为人具有明显故意,可以按照民法典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遂以东至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A公司超采矿石财产损失2798.1万元为基数,结合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经济状况等因素,提出5%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39.91万元。
2021年5月11日,东至县检察院向东至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依法追究A公司、邵某平非法采矿刑事责任的同时,诉请判令A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邵某平连带赔偿因非法采矿行为导致的生态修复、评估鉴定、惩罚性赔偿金等共计2872.6667万元。10月15日,东至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A公司、邵某平犯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处罚金,追缴A公司违法所得2798.1万元;同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A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2月7日,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该案调查阶段,东至县检察院考虑诉讼时间长,如不及时进行修复,环境损害将进一步扩大,遂与有关职能部门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督促A公司加快环境治理工程进度,促成政府垫资890万元用于应急修复治理,在本案起诉前即完成了矿山基础修复和部分生态复绿。2021年12月,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专家视察涉案现场修复情况。目前,案涉矿山修复治理工程经验收合格。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确定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时,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损害情形、行为人主观故意等多方面因素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并依据生态修复成本、被告人认罪态度及经济情况确定了惩罚性赔偿金比例,体现了民法典严格保护环境资源的立法精神。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在刑事证据固定后,灵活运用圆桌会议等方式,促成职能部门和行为人及时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有效保护受损生态环境。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检察院诉吴某坤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矿产资源保护 非法采矿 第三方鉴定 专家意见
【要旨】
对破坏矿产资源犯罪行为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检察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加大了违法犯罪成本,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擅自在耕地上挖砂,破坏种植条件的行为是土地管理法明确禁止的行为之一。2019年7月至9月,吴某坤、吴某存、吴某胜共谋以吴某胜的名义承包了河南省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习镇西别寨村14亩集体农用地。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该土地挖砂售卖。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马某某支付吴某坤等人相关费用后,继续在该土地内挖砂售卖。吴某坤等四人违法行为造成农用地地表耕植层明显受损,土地原有功能被破坏,原始地形地貌改变严重。
【调查和诉讼】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履行审查批准逮捕职责时,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移送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南乐县检察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并发出诉前公告。
南乐县检察院随即开展调查核实,会同县公安局、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到案涉地块实地勘察,测量受损土地面积,查看受损状态,走访周边群众。由于非法采砂破坏面积较大,部分区域回填有建筑垃圾,为得出更加严谨的测量数据,办案人员与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院沟通后决定在回填建筑垃圾区域采用钻探方案测量数据,并邀请自然资源、农业、水利、土壤方面专家进行现场指导。经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鉴定,吴某坤等人非法采砂2.2万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60.6万元。综合测量数据、走访调查情况,南乐县检察院与相关行政机关研究制定了土地复垦方案,并经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组织专家评估,确定案涉地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344.7万元。
公告期届满,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7月5日,南乐县检察院依法向南乐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吴某坤等四人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44.7万元。9月15日,南乐县人民法院围绕损害认定、生态修复等问题召开庭前会议,并于2021年11月23日、2022年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四被告人当庭认罪并表示愿意承担生态修复费用。2022年1月17日,南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坤、吴某存、吴某胜、马某周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二万元至四万元不等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2万元;被告吴某坤等四人连带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344.7万元,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吴某坤等四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南乐县检察院结合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濮阳市检察院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土地执法、司法领域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为濮阳地区遏制、打击非法采矿行为奠定基础。
【典型意义】
办理非法采砂案件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采取“刑事追诉+公益诉讼”一体监督模式。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密切配合,借助第三方鉴定机构、专家力量,客观认定矿产资源损害事实,科学评估矿产资源破坏价值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既依法惩治非法采矿犯罪行为,又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生态修复责任,加大了行为人的违法犯罪成本,有效避免了“个人违法、政府买单”现象发生。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矿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矿产资源保护 支持起诉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要旨】
针对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积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同时追究违法行为人民事侵权责任,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巴岳山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铜梁区、永川区三地交界处,蕴藏着煤、石灰石、砂岩、锶等多种矿产资源,是渝西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3年以来,周某某、杨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以合伙入股、单独组织等形式,长期在巴岳山大足区境内多地开展非法采矿活动,造成矿产资源、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较长时间内相关行政机关未能有效制止前述违法行为,致巴岳山私挖乱采现象屡禁不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诉讼】
2017年下半年,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当地群众反映后,立即走访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进行核实,并多次派员到现场勘验测绘,收集固定公益受损证据,于同年11月16日正式立案。
经调查,周某某、杨某某、李某某等人自2013年起在巴岳山朝天洞等多地,租赁挖掘机、卡车等设备,采用开路扩道、挖山取土、集中转运等手段,非法采挖炭质页(泥)岩贩卖牟利,造成国家矿产损失、山体损毁,大量林木破坏、岩土裸露,导致山体存在滑坡风险。经委托有关专业机构鉴定,上述盗采行为共计采挖矿产资源4.6万吨,导致8处采挖点累计24.2亩林地生态环境受损,经济损失达450余万元。为获取非法采矿利益,周某某等人还与其他盗采人员聚众斗殴,并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当地行政机关执法和国有林场护林工作开展。
为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大足区检察院于2017年11月29日分别向原大足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区国土房管局)、大足区林业局(以下简称区林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上述单位加强联合执法,严肃查处非法采矿作业和毁林行为。原大足区国土房管局、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制定整改方案,采取严惩私挖乱采行为、增设警示警告标识、阻断重型机械上山通道、开展群众宣传教育等措施,在有效遏制了巴岳山非法采矿现象。在大足区检察院督促下,原大足区国土房管局于2018年1月4日将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周某某等人移送公安机关作为涉恶线索侦办。2019年4月23日,大足区检察院依法对周某某等人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周某某等人一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大足区检察院于2018年5月17日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同年6月27日,大足区人民政府出台工作方案,明确由区国土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实施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大足区检察院遂将该案转为支持起诉程序,支持区国土部门起诉并派员出庭。2020年9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行政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和检察机关出庭意见,判令周某某等被告按照各自参与非法采矿的情况对140.52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及评估费用、诉讼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聚焦人大代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同时追究违法行为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在办案中,注重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刑事检察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机衔接,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深挖“涉恶”案件线索,通过依法严格追赃挽损,实现对恶势力团伙“打财断血”,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山西省右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矿产资源保护 非法采砂 持续监督 协同共治
【要旨】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诉前检察建议推动政府对非法采砂行为统筹有序整改,同时持续跟进监督,增强检察建议监督刚性。
【基本案情】
山西省右玉县杨千河乡大沙河是黄河一级支流红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右玉县A砂厂、B砂厂等10家采砂厂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大沙河河道进行非法采砂,开采出的砂料达26000m3 ,占用河道范围长约4000米,宽约150米,不仅侵害了矿产资源,还破坏了沿岸的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11月22日,山西省右玉县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后,依法立案调查。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调查、查阅资料、询问采砂厂负责人、无人机航拍等方式查明:近年来,A砂厂、B砂厂等10家采砂厂在未取得采矿、采砂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大沙河河道非法采砂,无序开采和破坏性开采导致大沙河河道、堤坝和岸边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河道内形成深浅不一的砂坑,有的砂坑达3米多深、10米多宽;采砂设备和阻水弃料共同作用导致河道改向;河岸上随地搭建临时房舍,砂料堆积如山。另查明县国土资源局、县水利局和杨千河乡政府负有监管职责。
2017年12月10日,右玉县检察院分别向县国土资源局、县水利局和杨千河乡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县国土资源局制止非法采矿行为,责令采砂厂限期拆除占用土地上的违建房舍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建议水利局立即制止非法采砂行为,对河道进行修复;建议杨千河乡政府加强对辖区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2018年1月,上述行政机关分别书面回复,因涉案部分采砂厂历经多次转让,经营主体的责任不易精准确定,且恰逢寒冬时节,河面结冰整改困难较大,拟于冰面解冻后再推进整改工作。右玉县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案件延期,同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专题汇报,推动成立了“右玉县生态环境资源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开展整改工作。5月初,水利、国土等10余个部门联合行动,对案涉采砂厂开展集中整治。6月3日,行政机关分别书面回复,案涉10家非法采砂厂已全部取缔,没收了开采出的砂料,填埋采砂坑、削缓岸坡,河道基本恢复功能。
2018年7月,右玉县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回头看”时发现,案涉采砂厂虽已全部取缔,但部分河砂弃料随意堆积,采砂坑回填较浅,受损堤岸及破坏的土地未恢复原状,遂召开座谈会,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完成整改。在检察机关及相关行政机关共同推动下,右玉县政府于8月初引入第三方企业启动立项治理工作。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大沙河非法采砂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于2021年6月通过验收。经过三年治理,非法采砂产生的垃圾得到有效清理,开采形成的砂坑已回填平整,修筑堤坝7600米,两岸种植树木6000余株,受损生态环境得以全面修复。右玉县政府以该案为契机,在全县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共取缔非法采砂厂15家,拆除违建房舍1800多平方米、洗砂船等机械设备30余件,恢复河道165万平方米。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案时不仅要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职,还应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统筹行政机关合力解决非法采矿和生态修复难题。针对实际整治效果与整改目标仍有差距的情况,持续跟进监督,联合多方力量促进精准施策、全面整改,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检察担当。
江苏省镇江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非法采砂 以类案形式起诉 督促继续履职
【要旨】
对于行政机关同类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怠于履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类案形式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行为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责令继续履职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长江中的江砂是宝贵的非金属矿产资源,盗采江砂不仅影响河势稳定,危及防洪和通航安全,还威胁长江生态环境。2016年前后,江苏省镇江市水利局、扬中市水利局在履行长江采砂监管职责过程中,存在对非法采砂案件降低处罚标准、遗漏“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采砂机具”等处罚事项、对缓缴罚没款申请未经调查即批准等26项行政违法情形。两级水利部门共有621件行政处罚案件涉及上述问题,致使国家罚没款损失3700余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3月,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发现该市水利部门在对长江非法采砂系列案件处罚时存在违法情形,将案件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镇江市检察院组织辖区内京口区人民检察院、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长江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并于2017年9月立案调查。
立案后,检察机关向水利部门调阅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处罚案卷材料,发现621件存在遗漏行政处罚事项、低于法定标准处罚、处罚决定未予执行等问题,行政机关上述未依法履职行为,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对长江资源及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非法采砂行为。
2018年4月26日、4月27日,京口区检察院、扬中市检察院分别向镇江市水利局、扬中市水利局发出诉前类案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5月10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系列案件予以挂牌督办。
水利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纠正违法工作小组,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向当事人制发缴款通知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方式,整改了63件履职不到位案件,但其余案件仍未得到纠正。
【诉讼过程】
经报江苏省检察院同意,2019年6月29日,京口区检察院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类案形式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件,诉请判令确认镇江市水利局行政处罚决定遗漏处罚事项、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9年7月8日扬中市检察院向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类案形式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件,诉请确认扬中市水利局相关行政处罚无效,并责令其对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依法履行职责。
2020年10月21日,法院对5起案件同时作出判决,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支持。判决后,水利部门引以为戒,加强对长江非法采砂的打击力度和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法查处非法采砂等案件216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3件,收缴罚没款共计515.9万元。
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推动水利部门出台《水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关于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相关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水行政执法行为。2020年10月,检察机关与水利等部门召开工作联席会,积极探索“网格长+河长+检察长”江砂监管新模式,推动形成保护合力。
【典型意义】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怠于履职等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提起诉讼相结合,探索以类案形式起诉,通过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责令继续履职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以点带面、以案为鉴,依法履职,达到“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良好效果。此外,通过检察监督履职,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了执法司法合力。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莲花山地热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热资源保护 非法开采地热 数据分析 专项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数据分析辅助办案,将相关信息和数据进行比对,精准筛选出涉案违法经营信息,以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基本案情】
莲花山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碧砂村内,素有“古嬴州东南之秀者”的美称,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莲花山周边存在未经行政审批擅自砍伐植被,违法建设温泉浴池、房屋等经营场所等情形,导致大量地热资源流失、大面积山体植被被破坏,不仅侵害了矿产资源,还破坏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当地群众十年间对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的行为持续举报投诉,但清除复绿工作进展缓慢。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后,开展了初步调查,一是在多个旅游类网站、APP查询收集莲花山及其周边的温泉旅游、休闲、住宿等经营信息;二是收集群众对莲花山非法开采地热资源和违法建设的举报投诉信息;三是向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调取地热资源采矿权许可资料。通过对三方信息数据分析,精准筛选出10余条涉嫌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的经营信息。办案人员前往经营场所地以考察温泉经营市场情况等为由进行实地调查核实,查明了多家涉及温泉旅游、休闲、住宿等经营者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违法建设,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等情况。
汕头市检察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并向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对莲花山周边大规模破坏植被非农建设、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等行为进行查处。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推动澄海区人民政府、澄海区莲华镇人民政府制定整治工作方案并认真落实整改,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对已拆除的用地进行复绿。8月20日,汕头市自然资源局书面回复,案涉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的泉眼已全部封堵。同年10月底,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再次书面回复,案涉地的非法农转非、开采地热资源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为确保整改效果,汕头市检察院开展“回头看”,强化跟进监督。截至2020年12月底,共督促清理拆除违法建筑69处,填埋封堵用于非法开采地热资源的泉眼35处,莲花山周边破坏地热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顽疾”得到根治。在该案成功办理的基础上,2020年12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地热资源保护专项行动,通过检察履职保护地热资源科学、有序、合法的开发利用。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强化科技办案,探索向数据要证据,通过对收集的多方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对比,精准筛取涉案经营项目信息,获取办案所需证据,进而精准监督、持续监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全面充分履职。在成功办理个案的基础上,在全省开展专项保护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办案成效。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某某等人非法采砂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砂 共同侵权 二审共同出庭
【要旨】
对于多人参与的非法采矿破坏生态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司法鉴定量化公益损害程度,以共同侵权人各自参与范围认定连带责任数额,同时探索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和出庭职责。
【基本案情】
下塞湖地处洞庭湖腹地,是洞庭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区域位于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及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2016年6月至11月,夏某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驾驶九江采158号、湘沅江采1168号、江苏籍999号等采砂船至下塞湖区域未经许可非法采砂,获利2243.333万元,其非法采砂行为还对洞庭湖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夏某某等人因非法采矿罪,被刑事生效判决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一年六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
【调查和诉讼】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夏某某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刑事案件时发现本案线索,2019年3月26日,对夏某某等15人非法采砂一案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7月24日发布诉前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抽调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组成专案领导小组,指导案件办理。益阳市检察院立案后迅速梳理从刑事案件获取的证据,明确办案思路,结合三条采砂船的不同获利金额、不同或交叉的参与人员,来认定不同违法行为人在共同侵权中应承担责任的份额,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资源受损情况、修复费用等进行鉴定。
经鉴定,夏某某等人非法采砂行为未发生在规划的采砂区,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空间范围共计约9.9万平方米,造成水生生物资源受损,河床结构改变,水源涵养量减少,对洞庭湖湖区和河道地形地貌、岸带稳定性、水文情势和水生生物等产生不利影响,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受损、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等受损所需的费用合计873.579万元。
2019年9月12日,益阳市检察院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夏某某对其非法采砂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873.579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其他14名被告依据其具体侵权行为实际获利和造成损失的情况,按照比例分别承担连带责任。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被告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诉。
由于绝大部分原审被告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分散于各地服刑,为了充分保障其民事诉讼权利,湖南省检察院建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各监狱向原审被告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并征求其意愿由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庭,对原审被告要求本人出庭的进行在线“云开庭”。该案是湖南省首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二审案件,湖南省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就庭审程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沟通,明确省、市检察机关同时出庭。益阳市检察院以被上诉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派员出庭,湖南省检察院以上一级检察机关履行二审出庭职责,全程参与法庭调查、辩论等庭审活动,发表的出庭意见被法院全部采纳。全程旁听庭审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均对庭审效果予以了肯定。
2020年12月2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民终1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先后入选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环境资源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第31批指导性案例。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一体化推进办案,通过司法鉴定,合理确定违法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在此基础上准确认定共同侵权的被告在各自侵权损害范围内按比例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开庭前与法院协商一致,推动二审庭审实质化,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及其上一级检察机关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甘肃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非法开采石灰岩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矿产资源保护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损害赔偿衔接 惩罚性赔偿
【要旨】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通过“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灵活运用磋商、听证、圆桌会议等多种监督手段,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效衔接,有效保护国家矿产资源和矿山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甘肃省漳县A公司系某央企所属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水泥生产。2011年3月至2020年5月,该公司持续对漳县苟家寨石灰岩矿越界开采,面积为36.19公顷,开采量为2014.5万吨,国家矿产资源受损严重,矿山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因越界开采,该公司曾被原漳县国土资源局处罚三次,累计罚款25.308万元。但相关罚款非严格依法作出,处罚数额明显偏低,处罚力度明显偏弱,导致该公司连续近十年违法开采。
【调查和督促履职】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漳县A公司在环保方面的问题后,于2020年11月将案件线索通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于2020年12月2日向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下发交办函,并决定对案件进行重点督办、全程指导。
收到最高检交办的线索后,甘肃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经初查发现,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对漳县A公司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中未考虑石灰岩矿石本身的价值,存在处罚不到位的问题;漳县自然资源局在矿山监管中存在以罚代管、执法不规范、重复处罚的情况;定西市自然资源局作出涉矿行政许可时未履行法定职责;漳县政府未全面履行矿山监管职责。针对上述情况,最高检统筹协调甘肃省三级检察机关细致核查,明确办案思路,分级分类进行立案监督。
2021年9月18日,甘肃省检察院对省自然资源厅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同时又制定三级院《工作方案》和《任务清单》,指导定西市人民检察院、漳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定西市自然资源局、漳县人民政府和漳县自然资源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同年9月30日,甘肃省检察院与省自然资源厅召开诉前磋商会议,形成《磋商会议纪要》,省自然资源厅据此委托第三方对越界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
同年11月19日,甘肃省检察院对委托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作出的《漳县水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组织公开听证,经行政机关、评估机构、听证员共同评议,认定《评估报告》可以作为处罚依据。2022年1月14日,省自然资源厅根据《评估报告》对A公司作出罚款1792万余元的补充处罚决定,该公司全部予以认缴。
随后,定西市检察院分别向定西市自然资源局、漳县政府,漳县检察院向漳县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规范履行各自矿山监管职责。被建议单位均认真进行整改,开展了系列专项整治活动,深入推进了矿山治理。
此外,甘肃省检察院对漳县A公司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后据定西市政府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申请,甘肃省检察院要求定西市检察院对行政机关依法监督、提供法律咨询与协助。通过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定西市生态环境局与漳县A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并由法院作出司法确认,漳县A公司承担了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其5倍的惩罚性赔偿共计3651.64万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工程也通过了验收。
在办案过程中,甘肃省检察院与省生态环境厅会签了《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定西市检察院与定西市财政局等8部门制定了《定西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将办案成果制度化。
【典型意义】
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硬骨头”案件,在最高检统一指挥下,四级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充分利用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形成推动重大案件办理的强大动能。通过“行政+民事”公益诉讼并行的方式,在督促行政机关作出补充处罚、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同时,追究企业民事侵权责任,督促对受损的环境进行治理,进一步提升办案质效。探索检察公益诉讼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效衔接,形成纠错共治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7〕23号)
为正确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为请求赔偿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而提起的诉讼,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在海上或者沿海陆域内从事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由此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由损害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第三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根据其职能分工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可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书面告知其他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
(一)同一损害涉及不同区域或者不同部门;
(二)不同损害应由其他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索赔。
本规定所称不同损害,包括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中不同种类和同种类但可以明确区分属不同机关索赔范围的损害。
第五条 在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发布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书面告知之日起七日内,对同一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裁判生效后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对于不同损害,可以由各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分别提起诉讼;索赔人共同起诉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是否按共同诉讼进行审理。
第六条 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请求造成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责任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条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赔偿范围包括:
(一)预防措施费用,即为减轻或者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自然资源减少所采取合理应急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二)恢复费用,即采取或者将要采取措施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受损害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功能所需费用;
(三)恢复期间损失,即受损害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功能部分或者完全恢复前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四)调查评估费用,即调查、勘查、监测污染区域和评估污染等损害风险与实际损害所发生的费用。
第八条 恢复费用,限于现实修复实际发生和未来修复必然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制定和实施修复方案和监测、监管产生的费用。
未来修复必然发生的合理费用和恢复期间损失,可以根据有资格的鉴定评估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确定,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预防措施费用和调查评估费用,以实际发生和未来必然发生的合理费用计算。
责任者已经采取合理预防、恢复措施,其主张相应减少损失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依照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难以确定恢复费用和恢复期间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责任者因损害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或者所减少支付的污染防治费用,合理确定损失赔偿数额。
前款规定的收益或者费用无法认定的,可以参照政府部门相关统计资料或者其他证据所证明的同区域同类生产经营者同期平均收入、同期平均污染防治费用,合理酌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判决责任者赔偿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的,可以一并写明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受领赔款后向国库账户交纳。
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应当移送执行。
第十一条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海上或者沿海陆域内从事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形成损害威胁,人民法院审理由此引起的赔偿纠纷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因船舶引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5日起施行,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规定施行后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2023年1月19日)
一、化解民营企业特大债务风险,完善金融纠纷案件集约化专业化审理机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诉大唐系企业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  1.案情简介
2018年4月,盾安集团及87家子公司爆发债务危机,浙江高院和杭州中院共受理盾安系案件868件,涉诉金额合计243亿余元。为有效解决全国各地债权人分散诉讼、分散保全、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利局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对盾安系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其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就其与盾安集团下属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大唐系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先后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共50余件,诉讼标的高达29.48亿元。杭州中院受理该批案件后,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引”“疏”“调”并举,既防止债权人挤兑式诉讼,又避免盾安系企业消极应诉,先后就50余起应收账款质权纠纷案件进行调解或作出判决:一、应收账款质权人对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在大唐系企业处的应收账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大唐系企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应收账款质权人支付应收账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驳回应收账款质权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2.专家点评(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为适应处置化解特定金融风险的需要,各地法院在处理涉诉规模较大的金融纠纷案件时往往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采取指定集中管辖的措施。本系列案是在民营债务企业处置中适用集中管辖的案件,体现了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
集中管辖有利于提高审判质效,集约化、专业化、高效化解决企业特大债务危机,最大程度避免和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该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的处置,充分展示了集中管辖带来的制度赋能。首先是诉讼程序集约化。在该系列案处理中,鉴于案涉质权人及债务人基本一致,而次债务人则分散于全国各地这一情况,法院基于集约化处理原则,采用多案联审等方式集中开庭审理,并多次组织质权人以及涉诉企业跨地区、多层级相关人员进行联合调解,减少沟通环节,最终实现应收账款质权纠纷调解比例达38%,达到纠纷实质化解、企业风险排除的良好效果。其次是裁判尺度统一化。在集中管辖模式下,法院得以充分掌握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及相关基础买卖合同引起的索赔纠纷、涉诉企业其他债权人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等诉讼案件信息,全面协调处理应收账款质权优先权、债权人代位权以及次债务人大唐系企业享有的索赔权等权利;通过衔接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兼顾质权人利益和次债务人权益的保障,有效实现了实质公平。再次是信息对接畅通化。法院积极保持与债务人及债委会、执委会开展高频度信息对接,实时追踪企业“瘦身”自救方案及落实情况,有效保障盾安系企业合力配置资源、开展正常经营;针对涉诉企业债务涉及的金融机构、上下游企业和供货商数量多,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情况,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保障案件妥善处理。最后是该系列案处理的专业化。该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涉案主体众多、权利利益冲突巨大,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且所涉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挑战性强,尤其是关于债权查封是否影响案涉质权的有效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否以质押登记为准、应收账款质权人是否有权要求次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等争议问题,专业性强,法院依据法律、遵循法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在该系列案处置过程中,法院强化底线意识、法治思维、系统观念,会同金融机构、属地政府全力帮助集团纾困重建。一方面,从有效帮扶企业生存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持续加大案件调解力度,因案施策,根据涉稳、涉众风险点,逐案制定最优工作方案,避免了大型企业失控而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注重统筹化解矛盾,有效保护权利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形成较强示范效应,为安全规范、井然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依法高效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为担保将来订立本约而交付的定金,因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导致本约未能订立,定金不再退还
——巩义市嘉成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18年7月,巩义市人民政府(乙方)与义煤集团(甲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经报省政府同意,为置换保留铁生沟煤矿,双方约定由巩义市政府下属的嘉成能源公司收购大有能源公司下属铁生沟煤矿有效资产和铁路专用线资产;嘉成能源公司支付4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如果未能收购成功,且甲方亦未与其他第三方达成该项资产的交易,则上述定金不再退还。后嘉成能源公司分期交纳了4000万元,大有能源公司向嘉成能源公司出具收据,注明“铁生沟矿转让定金肆仟万元整”。经大有能源公司委托,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出具转让资产的三份资产评估报告,分别涉及铁生沟煤业的股权、铁路专用线和债权,并在上述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制订了《资产转让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经省国资委备案。2019年11月12日大有能源公司通过中原产权公司,将案涉转让标的公开挂牌出让,所发布的《国有产权转让公告》明确意向受让方要接受并认可《资产转让的实施方案》的内容,并对铁生沟煤业偿还转让方的剩余债务和担保作出相应的承诺。挂牌出让期内均,无意向受让方进场摘牌。2019年11月25日,嘉成能源公司总经理向大有能源公司董事会秘书发送《担保方案》,提出了用铁生沟煤业的采矿权、机器设备、构筑物及其他总价值共4.492亿元的财产向义煤集团及大有能源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但此意见与之前大有能源公司在《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及承诺函要求的债务担保主体及方式不一致。2020年3月27日,巩义市接收铁生沟煤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义煤集团发出《关于巩义铁生沟煤业移交接收工作安排的函》,提到未能摘牌的原因是:资金受银行政策影响,资金没有准备到位,并承诺于2020年4月15日前,将报名摘牌所需的保证金1.2亿元足额存入公司账户上,并建议义煤集团在2020年3月30日开始对铁生沟煤业产权及资产再次进行挂牌。2020年3月31日、2020年5月24日大有能源公司通过中原产权公司,将案涉转让标的二次公开挂牌出让,挂牌出让期内均无意向受让方进场摘牌,案涉资产未能交易成功。后铁生沟煤矿被关闭。嘉成能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大有能源公司返还定金4000万元及利息。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6日作出(2021)豫01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嘉成能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嘉成能源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高院判决认为:《转让协议》是具有预约性质的合同,案涉定金为订约定金,只要本约未能订立不是由于出让方的原因,则该定金就不再退回。嘉成能源公司在是否对铁生沟煤业的债务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问题上,出现意见反复,最终影响了其进场交易的意愿,导致未能正式签约,收购未能成功,因此案涉收购未能成功签约是嘉成能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鸣创能源公司自身原因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之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专家点评(谢鸿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实践中以预订书、订购书、意向书、备忘录、初步协议、框架协议、战略协议、原则性协议等形式存在的预约合同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股权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商品房买卖、大型设备采购、租赁、民间借贷等复杂交易领域。《合同法》并未规定预约合同,但为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预约合同纠纷案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就预约合同作了明确规定。此外,《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五条还就商品房买卖中立约定金的法律适用作了明确规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在吸收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预约合同制度,肯定预约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回应了实践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较于本约合同,预约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司法实践对于预约合同的认定、违反预约合同的认定以及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问题均存在一定争议。为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解释(征求意见稿)》用 3个条款规定了预约合同,并对立约定金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规定。
在本案中,终审判决认为,判断案涉协议是否为预约合同,要根据协议的名称、约定的内容尤其是约束力条款,后续的履行情况、是否交付定金等情况,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合同解释方法,综合审查分析,以探究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当事人在案涉转让协议中为担保将来订立正式合同设置了定金条款,则该定金具有立约定金的性质。这对于预约合同的认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本案也可以看出,立约定金在性质上其实就是预约合同的违约定金。因此,是否适用定金罚则,就要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违反预约合同。一般认为,在预约合同生效后,如果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本约合同或者在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本约合同的,就应认定该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在本案中,预约合同生效后,受让方在明确知晓本约合同担保条款内容的情况下,又在提供担保的主体及担保方式问题上出现意见反复,以致未能进场交易并与出让人订立正式的资产转让协议,从而构成违约。据此,终审判决认为,因本约合同未能订立是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故约定的定金不再退还。这对于违反预约合同的认定以及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疑难问题的处理,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国家发布明确禁止“挖矿”活动的监管政策后,当事人签订的比特币“矿机”买卖合同应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
——胡兴瑞诉王刚买卖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21年10月18日,胡兴瑞与王刚通过微信方式达成买卖协议:胡兴瑞向王刚购买三台神马M20S型机器,又名“矿机”,特指在网络上挖比特币的专用计算机设备。2021年10月19日,胡兴瑞通过微信、支付宝向王刚转款共计62220元。当天,胡兴瑞通过微信指定交货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高家村4组45号、收货人为唐彪,同时王刚通过微信将上游卖家的货物快递单号发送给胡兴瑞。2021年10月23日,胡兴瑞以微信电话方式欲告知王刚机器无法使用,但最终没有联系上王刚,胡兴瑞随即对机器进行了拆机检查。2021年10月24日,胡兴瑞联系上王刚后将机器的测试视频、SN码及设备照片发送给王刚,要求协商处理。2021年10月25日之后,胡兴瑞无法再联系上王刚。胡兴瑞遂诉请解除合同并返还设备款。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就“矿机”买卖形成的合同无效,设备款和设备由双方互相返还。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专家点评(程啸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围绕比特币生产、交易等经济活动及其上下游、衍生业务活动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财产及相关经济活动,虽然监管部门近年来发布多份文件予以规制,但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导致司法实务中对此类纠纷的裁判标准有所不一。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0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述通知表明,对于事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事关金融安全的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国家采取严格监管态度。市场主体如有违反,相关交易合同的效力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给予否定性评价,并对各方权利义务作出妥善处理。
本案纠纷产生于比特币生产的上游“矿机”买卖环节,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在2021年9月前述通知发布之后。审理法院对案涉买卖合同作出无效的认定,体现了人民法院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司法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一,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比特币不具有与我国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挖矿”活动产出的“成果”不是法定货币,也没有实际的价值支撑,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经营失败、投资炒作等多重风险突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秩序,甚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所以,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禁止开展和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本案从比特币交易活动对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的影响出发,对相关交易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将潜在的金融风险尽量化解在风险链条的前端,传达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司法态度。
第二,本案也是对《民法典》规定的生态文明原则的有力贯彻。《民法典》确立了生态文明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司法审判应当对该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体现进行判断和引导,从个案中分析相关民事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危害程度、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无损害等。本案中,买卖合同以“挖矿”为目的,而“挖矿”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对电力资源造成巨量浪费的同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符,与公共利益相悖,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
第三,本案对于对各类市场主体起到很好的价值引领和提示警醒作用。本案的判决,能够提示和引导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大众,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既应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亦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念,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提示广大投资者,要自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活动风险,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16年12月,房某某、梁某某与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科新浚)、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新创)签订协议约定,高科新浚、高科新创认购绍兴闰康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闰康)新增出资1亿元,而绍兴闰康是作为江苏硕世的股东之一,对江苏硕世进行股权投资。此后,各方签订《修订合伙人协议》,其中4.2条上市后回售权约定:在江苏硕世完成合格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6个月届满之日,投资方有权要求任一回售义务人(房某某、梁某某或绍兴闰康)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其全部或部分合伙份额对应的收益权;上市后回售价款以按发出回售通知之日前30个交易日江苏硕世股份在二级市场收盘价算术平均值作为计算依据。
2019年12月,江苏硕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十条规定,前述4.2条约定属于发行人在申报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前应予以清理的对赌协议。但江苏硕世在申报发行过程中,未按监管要求对回购条款予以披露和清理。2020年7月13日,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向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发出《回售通知书》,要求绍兴闰康履行上市后回购义务。当日,江苏硕世盘中的股票交易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价476.76元。此前30个交易日,江苏硕世的股票价格涨幅达155%。次日起江苏硕世股价一直处于跌势,直至2020年9月11日交易收盘价为183.80元。因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未于高科新浚发出回售通知后3个月内支付相应回购价款。高科新浚遂提起本案诉讼:1.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共同向高科新浚支付合伙份额的回售价款499023228.60元;2.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共同向高科新浚赔偿因逾期支付回售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3.判令绍兴闰康协助高科新浚办理绍兴闰康所持江苏硕世204.0995万股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在前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办结后或逾期未在法院判决限定期限内办理股份质押手续的,高科新浚可通过协议折价或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应向高科新浚支付的回售价款及利息损失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上市后回售权的约定违反金融监管秩序,判决驳回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全部诉讼请求。高科新浚、高科新创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专家点评(李建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证券监管和金融司法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全国法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坚持协同治理,司法理念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向而行,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资本市场稳定有序、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202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无效。本案正是人民法院对上市公司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作出的示范性裁判。涉案上市后回购股权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还涉及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维护和金融安全稳定等问题。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对违反证券监管规则的行为效力作出妥当的司法认定,以使金融政策实现完善金融市场治理的使命。根据上海交易所的上市审核规则,系争回购条款属于江苏硕世股票发行上市前应当披露,且应予以及时清理的对赌协议。《证券法》将发行上市审核权和规则制定权授权给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审核规则的效力层级虽然下降,但依然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强制力。一方面是因为在实质层面上,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规制,保障广大投资者准确评估证券价值和风险,维护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乃是这些规则设置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形式层面上,低级规范的创造由高级规范决定,高级规范又由更为高级的规范决定,监管规则与上位阶规范同属于法律规范等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效裁判参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精神,充分考察证券监管规则背后所保护的法益实质,对系争回购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涉案回购条款约定的价格完全按照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计算,已经背离了估值调整协议中“估值补偿”的基本属性,且从回购通知前后江苏硕世股票价格走势来看,不排除存在人为操纵股价的可能。上述与二级市场股票市值直接挂钩的回购条款约定,扰乱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和金融安全稳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条款。二是形成司法裁判与证券监管的协同互动,实现优势互补,并以此提升金融市场风险治理的绩效。本案当事人均是专业投资人,在目标公司发行上市申报期间隐瞒了涉案回购条款,违规获取上市发行资格。对于上述故意规避监管的违规行为,司法裁判应与金融监管同频共振,坚决予以遏制,否则将助长市场主体通过抽屉协议或设立马甲公司等隐蔽手段规避证券监管,侵蚀注册制以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为核心的制度根基。本案裁判受到证券市场广泛关注,也得到了广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良好反响。本案通过司法裁判对规避证券监管要求的行为给与否定评价,不仅提高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避免违法者因违法而不当获益,而且还能充分发挥金融司法与证券监管不同的功能优势,提升金融市场的治理实效。尤其在当前IPO注册制背景下,对保障证券监管要求不被架空,维护金融系统安全,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
——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诉张钜标等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  1.案情简介
八源公司是于2014年9月26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出资额31万元、10万元、9万元,均应于2014年9月22日前缴足。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八源公司2014年度及2015年度报告均记载,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各股东认缴的出资均已于2014年9月22日全部实缴。但八源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该公司基本账户1994年10月收到50万元后,短短几日内就几乎被现金支取完毕,八源公司及各股东均未能解释现金支取原因及用途。
2015年9月15日,八源公司制定新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62万元、20万元、18万元,出资期限均至2025年12月31日届满。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八源公司2016年度报告记载,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的上述出资,均已于2015年5月18日实缴。
2017年12月20日,张钜标将其股权分别转让与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同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四人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填报的《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信息记录表》(非公示信息)中均确认,八源公司实收资本0元。
自2018年1月以来,以八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终结本次执行案件有多件。于2020年6月2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八源公司欠付兴艺公司货款未偿还,兴艺公司起诉,请求判决八源公司偿还欠款及逾期利息;八源公司股东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对张钜标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一、二审判决判令八源公司向兴艺公司偿还欠款及利息,但驳回了兴艺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公示年报信息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各股东对于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的实缴出资信息应当知晓而未依法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为其明知且认可年报信息。债权人对于公示信息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法应当予以保护,虽然八源公司股东新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但兴艺公司主张应按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实缴出资时间作为出资期限,依据充分。因此,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各自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八源公司欠兴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各股东未缴出资的利息起算点,应按八源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确定。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明知张钜标未出资而受让其债权,应在各自受让股权占张钜标出让股权的比例范围内对张钜标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再审判决遂对股东的责任方面进行了改判:对八源公司债务,判令张钜标、黄润林、颜经纬分别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向兴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50%的利息自2014年9月22日起算,另50%利息自2015年5月18日起算。对于张钜标的补充赔偿责任,任永强、颜经纬、黄润林分别在对应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如张矩标、黄润林、颜经纬、任永强已因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八源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了补充赔偿责任,应当予以扣减。  2.专家点评(朱慈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案中,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判决股东以其同意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自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起算。以此平衡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公信力,保护并促进交易。
本案判决的重大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二是彰显了公司登记的重大意义。
就股东出资义务而言,众所周知是以股东设立公司或者加盟公司时的承诺为准,即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但是,本案中股东们通过工商登记系统将认缴的出资登记为已缴,即登记为出资已实缴,并通过公示系统对外彰显,产生了公示效力,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方对该公示产生了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应按公示的时间认定。本案法院的裁判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特别值得赞赏。
就公司登记而言,此次公司法修订将公司登记专列一章,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是构建新型市场监管体制,强化信用监管,推动商事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其意义深远,也备受关注。国务院于2014年出台《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范企业信息公示制度,通过强化企业信用约束手段,提高信用监管效能。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企业及股东,违反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使之不能正常发挥展示企业基本信息、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信用风险的作用,扰乱了市场秩序。本案中,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误导社会公众及交易相对方,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股东以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法院裁判具有一定开创性和规则意义,有利于司法审判与行政监管、社会监督形成合力,强化企业信用约束,营造公平、合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也将节省社会资源,极大提升社会管理效能。
六、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的期货居间人和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的期货公司应对投资者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张亚红诉陶军男、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1.案情简介
张亚红(原告)通过居间人陶军男在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并受到损失,认为陶军男和首创期货公司均存在过错造成其损失,遂将陶军男和首创期货公司诉至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陶军男、首创期货公司向张亚红连带赔偿损失 772717元。陶军男、首创期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陶军男向张亚红赔偿损失579537.83元,首创期货公司向张亚红赔偿损失193179.28元。裁判理由为:作为期货居间人的陶军男应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同时对投资者应当负有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陶军男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导致张亚红在对期货投资的高风险认知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了投资,增加了张亚红经济损失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且高风险随后被现实化。同时,陶军男因为张亚红的交易而获取高额比例的居间报酬。陶军男对于张亚红期货交易损失的发生具有较大的主观过错,该过错与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陶军男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虽然首创期货公司的履约行为对于张亚红期货交易损失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首创期货公司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导致期货居间人陶军男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因此,首创期货公司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亚红作为一位有金融产品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级别与其所交易的期货产品风险等级相适配。张亚红的损失发生直接源于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并与张亚红采取的操作方式相关。张亚红对期货投资的高风险不作充分分析判断,对他人指定的期货居间人陶军男的身份未向首创期货公司进行核实,后发生期货交易损失。故虽然陶军男及首创期货公司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对张亚红期货交易结果的同一损害,但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且期货居间人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经纪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结合张亚红、陶军男及首创期货公司存在的过错、过错的性质及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酌定陶军男赔偿张亚红损失的30%,首创期货公司赔偿张亚红损失的10%。  2.专家点评(叶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期货交易者可以直接委托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也可以借助居间人或者中介人的居间服务。委托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公司和经纪人在向交易者提供服务中,应当分别或者共同向交易者承担交易者适当性义务。期货居间人应当接受期货公司的管理,期货居间人对交易者承担适当性义务,并不免除期货公司对交易者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反之亦然。期货公司和期货居间人违反交易者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往往相互交织,需要甄别交易者与期货居间人或者期货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个案情况,交易者可以要求期货居间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期货公司承担责任,有时还可要求经纪人和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在处理中,清晰界定了交易者与居间人和期货公司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分别认定了居间人和期货公司对交易者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夯实了案件处理的法理基础。
在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中,期货居间人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期货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期货居间人接受期货公司委托,作为期货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媒介,能够帮助期货公司展业,也能够帮助交易者尽快熟悉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者与期货公司的交易成本,提高双方的缔约成功率。然而,我国针对期货居间服务缺少专门规定,期货市场居间服务监管不够完善,在实践中时常出现因期货居间人行为不规范引发的各类民事纠纷。本案即自然人作为期货居间人,因期货公司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导致期货居间人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进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民事案件,具有典型性。
针对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未做出明确规定,刚刚颁布实施的《期货和衍生品法》也未做出规定,需要结合民事基本法、既往裁判和行业做法等做出妥当裁判。本案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期货居间人的含义做出界定,明确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及期货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特别是,作为自然人的居间人,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应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居间业务,并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等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在划分交易者、期货居间人和期货公司的法律责任时,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性质及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确定。本案特别强调,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之间相对独立,但并非“绝对隔离”,可以参照《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判断期货公司是否履行了对期货居间人的管理责任。期货公司具有一定过错的,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该案在期货居间人法律地位的认定、期货公司合规经营的准则、期货交易者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遵守法律、符合法理的重要解释,填补了期货居间服务规则不明的漏洞,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同时,本案审理结果参考《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期货行业惯例,有助于督促期货公司更好地履行对期货经纪人的管理职责,提高期货居间服务的水平,对今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时,未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原则履行义务,存在未履行风险揭示义务、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等欺诈投资者行为,应根据过错程度,对投资者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卫龙武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  1.案情简介
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信富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质。2020年7月,原告卫龙武通过“今日头条”广告推荐得知中方信富公司,向中方信富公司支付5800元购买荐股软件,后支付368000元咨询服务费升级为会员。8月17日,中方信富公司向卫龙武邮寄《中方信富财务管理中心服务协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风险揭示书》,卫龙武以协议内容并非双方原来商量的全部内容为由拒绝签字。2020年7月至10月期间,中方信富公司员工梁长元、王军勇以“主力资金”内幕消息诱导卫龙武进行证券交易,明确建议卫龙武购买两只股票,并多次要求卫龙武按其指示操作,承诺卫龙武翻倍收益,最终卫龙武亏损573397.57元。卫龙武向深圳证监局举报中方信富公司深圳分公司,中方信富公司退还卫龙武368000元、5800元。2021年3月11日,深圳证监局在向卫龙武的书面答复中认为,中方信富深圳分公司存在未完成风险揭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程序且未签约即收费,提供投资顾问性质服务未签署投资顾问协议,服务留痕不全等问题。卫龙武以中方信富公司违规行为导致其损失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方信富公司赔偿其损失573397.57元及利息。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卫龙武的全部诉讼请求。卫龙武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中方信富公司未履行风险提示义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程序,存在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代客户作出交易决策等违反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定的欺诈投资者行为,应赔偿卫龙武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同时,卫龙武亦对自身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结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中方信富公司对卫龙武的投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方信富公司赔偿卫龙武投资损失401378.30元。  2.专家点评(冯果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属性,依法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投资建议服务,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体现该法在修订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要求、规范证券服务机构履职、加强投资者保护等理念,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精神,明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以及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定,实施欺诈投资者行为的法律后果,判决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赔偿,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督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尽责归位,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公平以交易主体的理性判断为前提,本案判决亦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警示教育功能,即在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对于盲目相信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虚假宣传,意图通过该方式获得远超理性投资的不当高额收益等有违证券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的行为,司法裁判认定投资者应自行承担相应部分损失。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者均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增强资本市场活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司法裁判较好地实现了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责任划分,充分彰显了司法审判的引导示范功能。一方面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投资建议服务,引导树立客观谨慎、忠实客户的行业规范,压实证券投资服务机构责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引导投资者强化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减少非理性投机行为,从司法层面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从投机型市场向投资型市场转型,助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八、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与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20年4月4日,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联华波公司)仓库起火。火灾造成该公司和青岛牧野车辆装备有限公司、青岛优锐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锐塑胶公司)、青岛德迈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迈迪医疗公司)、青岛牧野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野模具公司)财物毁损。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时间为2020年4月4日15时40分许;起火部位位于日联华波公司二楼北侧仓库内;起火原因排除人为纵火,排除物品自燃,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日联华波公司、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均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处投有财产综合保险,约定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代他人保管的财产;(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分别与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日联华波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并向除日联华波公司之外的三家公司依约赔偿了保险金。日联华波公司与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以下简称该三家公司)因存在部分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致等情形构成关联公司。原告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起诉日联华波公司,要求在对该三家公司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该三家公司对日联华波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日联华波公司抗辩称,其与该三家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情形,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无权向其行使追偿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日联华波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日联华波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该三家公司)的关联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同一性,在法律人格上亦不具有依附性,故其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在对该三家公司赔偿保险金后,对日联华波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  2.专家点评(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保险具有分散风险和消化损失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功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正常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稳压器”,是各类市场主体安心干事创业的有力支撑,对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发挥着重要服务功能。
本案涉及的保险人代位求偿制度派生于对财产保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保险法基本原则——损失补偿原则。这一制度有利于弥补保险人的财力,实现保险业的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引导各类主体依法依规行事,遏制财产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侵权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可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和第三者处重复受偿而获得不当得利。
对于《保险法》第六十二条有关“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的理解,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历来存在争议。就“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有人认为主要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代理人、信托人等,有人则认为主要指与被保险人之间适用免赔规则的执行董事或其他法定代表人等。但无论如何,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旨在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而无法实际获得损失补偿,从而导致保险制度损失填补基本功能的落空。因此,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相对人之间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同一性”,应当是确定“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具体范围的基本依据。本案法院判决立足于对被保险人与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法律地位的分析,指出其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即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利益,关联公司之间对于不属其所有的财产也并非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从法律上将被保险人的法定利益与其关联公司的法定利益予以切割,据此认定本案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这一认定,完全符合保险法相关条款的立法目的,对实务中同类或相似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保险法》第六十二条在司法裁判中的妥当解释和适用,树立了正确的范本。
九、当事人一方依据合同主要条款主张权利,对方以合同履行与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不一致抗辩的,应以实际履行行为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1.案情简介
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支米公司)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阳公司)于2016年7月签订《销售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新恒阳公司授权衣支米公司为广东地区的独家销售代理商。新恒阳公司于2020年11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衣支米公司于2021年4月向新恒阳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578,456.53元,但经管理人审查未予确认,遂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给付奖励的条件为广东地区独家销售代理并禁止跨区窜货,但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改变了销售模式及销售地域的约定,在此种情况下,是否仍应给付奖励及如何奖励,双方应进一步协商确定,但未有证据证明对奖励条款重新约定。另外,根据历次对账函显示,衣支米公司均欠新恒阳公司大额货款,如存在奖励,衣支米公司理应就此奖励金额主张抵扣欠款,但在对账过程中双方从未涉及奖励事宜。王红旗既是衣支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曾是新恒阳公司的职工,对新恒阳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应为明知,如存在奖励,其未及时申报债权亦不符合常理。从新恒阳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向衣支米公司发出的询征函的提示内容看,双方已对截至2020年11月30日的债权债务结算完毕并予以确认,也进一步说明案涉《销售代理合同》未实际履行,亦不存在新的奖励条款的约定。故对衣支米公司要求确认其对新恒阳公司享有债权578,456.5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专家点评(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领域,即每个重要的破产案件都有大量的衍生诉讼,这些案件处理不好,会极大影响破产法实施的效果,加大破产程序的司法成本,甚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破产衍生诉讼在破产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重视破产衍生诉讼,不仅能够促使破产程序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还能有效维护债权人、债务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内部之间的利益平衡,化解各相关利益主体的矛盾与纠纷,实现破产法所追求的公平清偿和集体清偿价值。
本案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是破产衍生诉讼中较多发生的一类案件,破产债权确认是破产制度中为妥善解决对有异议债权的实体争议而设置的司法审查确认程序。破产债权确认诉讼作为破产程序中债权确认环节重要的法定异议处理程序,对于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权利保护至关重要,它对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真实性以及债权人表决权的确认具有实际意义。
本案紧紧围绕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的实质,以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基础,结合实际履行情况、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判断。本案债权确认程序的正确适用,不仅避免了债务人财产的流失及债权人最终可受偿利益的不当减损,而且保证了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最终保护了债务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东北经济正处于全面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攻坚阶段,高效办理破产案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而聚焦妥善办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则是办理好破产案件的重要抓手。本案在办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中,以平等维护各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衍生诉讼的实体价值与程序意义,注重其对整个破产程序司法审理专业性与权威性的影响,注重法治思维与市场化思维的运用,既有助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办理好破产案件,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帮助困境企业脱困重生,实现市场出清、民生保障、企业救治,助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依法准确办理破产衍生诉讼,为促进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服务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助推东北振兴迈上更高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十、综合运用预重整、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解决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难题
——隆鑫系十七家公司重整案  1.案情简介
隆鑫系企业包含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两个子系,其中隆鑫集团下属隆鑫控股连续多年入选中国500强企业。隆鑫系企业已发展成覆盖摩托车制造、环保、汽车销售、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多元化产业集团,资产涉及A股和H股三家上市公司控制股权,两家上市公司参股权以及境外公司股权。受多重因素影响,企业自2018年起逐渐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受隆鑫集团控股,是重庆知名汽车经销商集团,受关联担保影响亦陷入债务危机。2021年9月29日,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分别申请重整并同时申请预重整。重庆五中法院对预重整及预重整辅助机构进行备案登记,预重整辅助机构指导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与债权人开展协商谈判,制作重组协议,招募投资人。2021年11 月16日,债权人重庆车生缘商贸有限公司分别申请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重整。2022 年1月 30 日,重庆五中法院依法分别受理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重整,并于2022年3月16日裁定该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2022年3月10日,重庆五中法院依法分别受理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重整,并于2022 年5月10日裁定该四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法院对于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的重整进行协调审理,一体化推进。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的重整涉及利益主体多、考量因素多,内容复杂。法院在预重整阶段采取“弱介入”,充分发挥私力脱困程序的灵活性,充分发挥庭外重组阶段的市场化功能。预重整辅助机构指导债务人与债权人、出资人、投资人开展大量谈判协商,汇聚各方意见形成的重组协议和投资协议通过了市场化筛选。进入重整程序后,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及法院裁定批准,以重组协议为基础制定的重整计划具备了司法权威性。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内部构架复杂。隆鑫系企业下属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两个子系内部高度混同,但两系之间的资产和营业关联度弱。由于两子系债务严重关联,均无法单独成功重整,因此对两子系分别实质合并重整,同时对两子系的关联债务处理、出资人权益调整等进行协调审理,从而整体化解了企业债务。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投资人招募普遍面临投资金额大、单一产业投资人无法应对多元化产业的难题。重整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潜,全面真实披露信息,吸引投资人参与竞争。选择具有不同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基金投资人与西部成渝地区产业投资人组成投资联合体,充分发挥基金投资人募集和管理资金的能力与产业投资人产业背景优势,各施其长、相互配合,解决了多元化产业需求的匹配难题。
“庭外重组+重整”和“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的灵活运用,诠释了如何综合运用破产制度,充分借助市场力量,解决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重整难题。隆鑫系企业重整,整体化解了企业债务420多亿元,维护了7万余户中小投资者、2000余名职工的合法利益,保障了上下游产业链千余家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实现了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稳定的目标。重整还推动了企业生产更新换代,在全国率先开启电动车和电动摩托车的专项IGBT芯片设计,实现了企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注入“强心剂”。  2.专家点评(许德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预重整是在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两种制度的基础上融合创新而产生的一种企业挽救辅助性模式,不仅具有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化解争议等实际效果,还具有鼓励当事人自治与市场化协商、积极及早自救、自动自觉遵循法治的良好社会导向。预重整的有效实施既离不开充分的市场化运作,也离不开有效的法治化约束。本案中,在庭外重整阶段,法院采取“弱介入”的方式,充分发挥庭外重组的市场化脱困功能,让企业与各方主体进行市场化商业谈判,通过市场化筛选形成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防止庭外重组沦落为司法重整的庭外延伸。同时,法院也为预重整提供合法性和方向性指引,实现了庭外重组和司法重整的有效衔接。也正是由于市场化与法治化的有效结合,吸引了基金和产业投资人结合自身优势,形成合力,较好解决了多元化投资需求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集团和关联企业的存在已是常态,为了解决上述企业破产中存在的问题,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关联企业破产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实质合并和协调审理适用标准,谨慎确定实质合并企业的范围,妥善把握协调审理的程序节奏,为重整计划的制定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案中,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能够形成各自的重组方案和投资方案,但是两个子系之间关联债务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债权人和投资人都会止步不前。本案两个子系的重整计划对关联债务的清偿做了协调,消减了关联债权人和投资人的疑虑;对招募投资人的进度做了协调,推动了重整计划同步形成;对主要程序节点进行协调,两个子系的重整相互促进,最终一体化推进重整成功。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维护和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隆鑫系企业重整案为人民法院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探索一条拯救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1号建议的答复
袁俊洲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所提修改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6条规定,从立法层面对派出检察院设置进行统一规定的建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实际需要。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其中,第16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的设置条件与基本程序,将列举式改为概括式,为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设置留出了探索空间,也对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为确保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我们重点加强了以下工作。
一、推进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管理机制改革。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将“完善和规范派出、派驻机构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并按照中央改革部署,将派出检察院作为探索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的主要载体,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改革部署要求,立足当地实际,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二、健全与完善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设置、建设与管理制度体系。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提,一些派出检察院级别编制不一致、内设机构设置不合理、职级待遇差异大等问题依然存在。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加强派出检察院设置与管理工作,从编制动态调整、职级待遇、内设机构设置等方面,保障派出检察机构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一是级别编制方面。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派出院行使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基层人民检察院职能。根据中央关于严控机构编制、有效配置编制资源的要求,地方各级检察院的编制数由省级检察院统一管理,依据案件数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等,与组织部门、机构编制部门商定,并在总量内进行动态调整,以确保编制数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二是职级待遇方面。为确保检察官依法履职,员额制改革后,检察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检察官职级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适用配套的职业保障政策,其工资、养老保险等各项待遇均根据职级确定。派出检察院的检察官一样参加了员额制改革,职级待遇同样与行政级别脱钩,根据检察官职级确定。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待遇方面也存在差异。派出检察院也因所在地区和自身层级不同存在差异。三是内设机构设置方面。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省以下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派出检察院在内的省以下(含)三级检察院深化内设机构改革。目前三级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但确有个别派出检察院由于职能的特殊性,内设机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铁路检察院、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等派出检察院,作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回头看"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规范这些派出检察院内设机构设置,确保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全面落实到位。
下一步,我们将在充分吸收地方探索经验成果,与相关单位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研究论证从立法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进一步规范明确。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法律政策研究室,承办人桑先军,联系电话:010-65209387。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新兴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新兴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3年2月25日)
案例一
上海市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点播影院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点播影院 行政公益诉讼 一体化履职 行业治理
【要旨】
针对点播影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经营不规范、制度不完善、安防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优势,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推动行政监管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促进类案监督和诉源治理,同时促进行业自律自治,实现未成年人保护与保障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基本案情】
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2020年1至6月,有部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在点播影院内。经选取30余家点播影院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点播影院普遍存在登记备案制度落实不到位、治安措施不完善、行业规范不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沈某某强奸案中发现,沈某某有两次性侵行为发生的场所均为点播影院。经调查发现,点播影院在数量快速增长并受到未成年人追捧的同时,普遍存在未依法登记备案、包间高度私密、变相提供住宿服务、未成年人无需身份验证可随意进出等情形,存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隐患。电影、文化执法等行政主管、监管部门没有充分履行对点播影院的监管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导致对点播影院监管治理不到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4月,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实地摸排、走访行政监管部门、召开座谈研讨等工作的基础上,于4月15日分别向区文化执法大队、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制发检察建议,提出探索建立点播影院接待未成年人管理制度、开展行业专项检查、加强信息沟通形成监管合力等意见。两家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全面采纳检察建议内容,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全区点播影院进行检查,并联合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出台《奉贤区未成年人出入点播影院五项规定》。5月,区文化执法大队、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分别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向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
针对点播影院监管不到位问题,上海市浦东、静安、长宁等区人民检察院也结合各区实际,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等方式,推动综合治理。在此基础上,2021年9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电影局制发检察建议书,提出深入推进点播影院市场规范整治活动、明确点播影院经营监管规范、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指导点播影院加强行业自治等几方面建议,并同步抄送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多部门协同履职,齐抓共管。为进一步凝聚共识,唤起社会各方对点播影院涉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重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举行了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活动,邀请被建议单位、被抄送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特邀监督员共同参与,听取相关单位关于整改方案和初步落实情况的介绍,并共商治理措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点播影院行业治理。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市电影局、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协同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全市点播影院市场规范整治活动,累计检查相关场所1400余家次,立案处罚11件、关停240余家不合格影院,点播影院市场规范程度显著提升。市电影局还指导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成立了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出台行业规范,就场所治安管理、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等统一规范,补齐法规空白,引领点播影院这一经营模式走上法治化发展的轨道。
【典型意义】
点播影院作为文化娱乐新模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其中隐含的未成年人保护风险也应引起重视。上海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上下级院一体履职的优势,在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类案的同时,敏锐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在依据实际确定监管对象的基础上,通过采取公开宣告送达、将检察建议主送行业主管部门,抄送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方式,促进相关职能部门明确权责,齐抓共管。并推动成立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出台行业自治规范,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与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二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电竞酒店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电竞酒店 行政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 专项监督
【要 旨】
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易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检察机关积极履职,通过公开听证厘清争议焦点,出台类案办理规则,明确完善监管路径,督促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推动相关部门协同加强对电竞酒店监管。依托数字赋能,搭建监督建模,创新研发应用,实现对新兴业态行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2021年,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在网吧等单一业态的互联网营业场所监管日益规范的背景下,电竞酒店以“住宿+上网”的混业经营模式,以酒店住宿的方式接纳多名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并引发多起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盗窃案中发现,陈某某等人冒用成年人身份入住某电竞酒店,实施无限制上网、在酒店房间实施盗窃、购买烟酒等行为。电竞酒店存在经营管理漏洞,未能严格执行身份查验、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且存在无证经营并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问题,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发现线索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2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全市范围内经采取实地踏勘、询问入住及服务人员、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梳理调查发现,2021年以来诸暨市共有电竞酒店11家,内设电竞房190间、上网电脑480台;电竞酒店持有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但均以配置高端电脑、可多人玩网游等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要招揽手段;部分电竞酒店为方便未成年人入住电竞酒店和随意上网,存在他人代开房、一人开房多人上网等现象;部分电竞酒店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由此引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夜不归宿、逃学辍学等不良行为,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亟需加强监管。
依据现有规定,电竞酒店为混业经营模式,经营性质及监管主体不甚明晰。为凝聚多方共识,寻找监管路径,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场监管局等行政机关代表、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诉讼观察员担任听证员。会上,听证员围绕法律适用争议及实践困境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对电竞酒店应当按照旅馆住宿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双重管理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各部门应当形成监管合力,主动加强对新兴业态监督管理。在此基础上,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向市公安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在对电竞酒店住宿进行监管的同时,重点对电竞酒店接纳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问题加强监管。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督促整改,2022年4月,均回复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积极采纳、全面落实检察建议内容,依法处罚电竞酒店16家/次,对电竞酒店实行“住宿+上网”双登记制度,为全市电竞酒店的电脑安装了上网登记管理软件,有效对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问题进行监管治理。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为构建机制促推系统治理,2022年3月18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在诸暨市政法委牵头下,推动市文广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十部门出台《“电竞酒店”新业态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和目标任务,建立联席会议、信息互通、线索移送、协同治理等机制;并推动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文广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四部门出台《“电竞酒店”行业管理规范(试行)》,促推行业长效治理。
在通过案件办理促推电竞酒店治理过程中,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数字检察优势,通过数字建模,治理平台应用,以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保护,全面筑牢治理防护网。一是构建数字监督模型。通过归集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发生地信息、电竞酒店经营信息、未成年人住宿登记信息等核心数据,在浙江检察数据应用平台构建“电竞酒店新业态监督治理模型”,通过对上述数据的比对分析,梳理出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及电竞酒店发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二是加强对重点人员和设备的数字监管。通过对电竞酒店入住人员登记数据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据碰撞,梳理出经常出入电竞酒店沉迷网络、夜不归宿的罪错未成年人46名,将其纳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自主研发的“星海守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平台开展教育矫治、分级干预。推动相关部门为全市11家电竞酒店的电脑安装上网登记管理软件,该软件安装后,需经实名登记并人脸识别后才可开卡上网。三是研发应用完善治理路径。研发“电竞酒店数字化监管应用”,利用旅馆住宿登记数据、上网登记数据、罪错未成年人数据碰撞比对,实现电竞酒店后续接纳未成年人入住、上网异常情形的实时预警,以数字化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完善“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长效治理路径。
【典型意义】
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业态,电竞酒店受到众多未成年人青睐。检察机关积极探索符合数字文明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路径,通过数字化监督系统发现问题,通过数字化应用靶向施治,一体推进电竞酒店涉未成年人保护线索发现、调查核实、检察监督、综合治理。同时积极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将个案办理经验上升为类案治理规则,有效堵塞新兴业态监管漏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案例三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盲盒市场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盲盒市场 行政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 校园周边 综合保护
【要旨】
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侵害未成年人权益问题,检察机关切实履行司法保护职责,综合运用公益诉讼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以司法保护助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保护协同发力,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近年来,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门类多样的盲盒充斥校园周边市场。经营者针对未成年人消费盲目性强、易沉迷等特点,诱导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借机向未成年人销售质量不合格、真实产品与包装宣传不符、内容不适宜未成年人等问题盲盒产品,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3月,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央视“3.15”晚会关注到,许多中小学校园周边有盲盒销售盛行的现象。部分家长也反映孩子沉迷盲盒消费,影响身心健康。发现该未成年人保护案件线索后,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对本地校园周边盲盒销售情况展开调查,发现4所学校周边13家文具店均有大量问题盲盒在售,涵盖文具、玩具、卡片等多种类型,且全部针对未成年人喜好设计。盲盒乱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质量低劣,大量来源不明的“三无”玩具、文具被做成盲盒专门向未成年人销售;二是虚假宣传,大量盲盒外包装与内部实物严重不符;三是内容不适宜,大量产品外包装使用了未获授权的照片、图片,部分产品印有“约女神”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宣传词汇;四是易诱导冲动消费,盲盒产品的不确定性易诱发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并因大量重复购买造成资源浪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针对盲盒销售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任丘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3月18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2022年3月25日,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并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团委、教体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及部分中小学校教师共同参与,对当前盲盒乱象涉及的相关违法问题、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所受侵害及如何推进盲盒问题治理进行深入探讨,达成治理共识。听证会后,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宣告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全市盲盒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处不合格盲盒产品;进一步规范盲盒经营者经营行为,经营者向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应事先征得监护人同意;加强与教育部门联系配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场所实施长效监管;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平台,鼓励线索举报;加大宣传教育,引导经营者知法守法、合规经营。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制定《任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盲盒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针对货源批发市场和校园周边零售商铺两个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检查,涉及商铺630余户,下架不合格盲盒产品69类3500余件,并向盲盒销售商铺印发关于整治盲盒等市场秩序的告知书,明确向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背后存在的常见违法问题,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5月底,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回复任丘市检察院。
同时,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教育部门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针对学生购买盲盒普遍、盲盒销售广泛存在于学校周边的问题,建议教育部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合作,指导学校切实履行保护职责,关注校园周边盲盒销售乱象,及时发现并移交线索;加强对在校学生的风险提示和引导教育,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任丘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制作《致家长的一封信》,呼吁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未成年人消费状况,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消费习惯,及时举报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各所学校及时加强对学生消费观念的引导教育,部分学校专门开设财商小课堂,帮助学生培养正确消费观念,实现学校保护与家庭保护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以司法推动社会、政府、学校与家庭同向发力,促进盲盒问题治理。
为保障治理效果,任丘市人民检察院持续跟进,分别于2022年6月和9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情况两次开展“回头看”,临时抽查53家盲盒商家,各类不合格盲盒产品在相关商铺中已下架,盲盒产品摆放货架的显著位置张贴有“理性消费”“禁止不满8周岁未成年人独自购买”等警示标识,经营者守法意识显著增强,社会保护力量得到有效激活,学生扎堆购买盲盒的现象得到有效改观。
【典型意义】
校园周边盲盒乱象侵犯广大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难题,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为抓手,能动履职,推动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协同发力,以“我管”促“都管”,形成共治格局,使当地盲盒市场秩序得到有力净化,长效治理机制得以初步建立,有力践行了“以司法保护助推其他五大保护落实落地”的未检工作理念。
案例四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密室剧本杀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密室剧本杀 行政公益诉讼 分类施策 诉源治理
【要旨】
针对密室、剧本杀行业的监管难题,检察机关可以聚焦不同问题分类施策,推动相关部门立足职能,联合整治。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推动行业自治、牵头行政执法单位建章立制等方式,促推全国行业监管制度的完善,促进对新兴业态的良法善治。
【基本案情】
上海市密室、剧本杀门店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门店选址位于学校周边的占比12%,但由于该行业属性不明,准入门槛低,装修设计缺乏标准,存在疏散通道狭小或封闭,消防器材缺失等问题,容易引发火灾等安全隐患。部分剧本包含有血腥、暴力、迷信等违禁内容,容易诱发未成年人心理不适甚至模仿违法犯罪行为。大部分商家未根据内容向未成年人作出提示,无时长限制接纳未成年人游玩,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8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部分涉案未成年人热衷参与密室、剧本杀活动;在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多名学生反映,在密室、剧本杀体验时遭遇人身侵害及因其内容和环境产生心理不适等问题,密室、剧本杀等业态可能存在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况和隐患。经调查,闵行区的密室、剧本杀场所有40余家,经营者无须登记经营范围,无须许可审批,选址与建设存在随意性,不受《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约束;许多经营者的内部装修与消防配置不符合消防法及地方消防条例的相关要求,存在火灾风险;有些剧本内容存在暴力、色情及封建迷信等元素;部分经营者为了规避风险,要求玩家签署《免责声明》,特别是面向未成年消费群体时,店家均未根据其身心特点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同时,经向全区中小学发放并收回近2万份调查问卷样本发现,50%左右的中小学生了解或体验过密室逃脱、剧本杀,大多数学生玩过含有恐怖、暴力内容的剧本,部分学生反映曾在密室逃脱中发生跌倒、惊吓甚至是性骚扰的问题。经评估,尽管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未成年人体验密室剧本杀活动,但该行业存在的违禁内容与安全隐患已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相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履职到位,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2021年9月,闵行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基于现有规定,工商登记无法明确剧本杀行业经营范围,密室剧本杀场所是否属于娱乐场所并应办理行政许可存在争议,如何落实消防监管尚不明确。面对密室、剧本杀行业“弱规范”问题突出、经营监管及多个执法单位的难题,闵行区检察院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和市区两级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共同研究,在执法理念、履职协作、监管服务方面达成共识,同时邀请企业代表座谈,听取法治保障需求。2021年10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聚焦不同的问题分类施策,针对密室剧本杀经营场所存在的消防及治安隐患,针对剧本内容违禁等问题,根据《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向区文旅局制发磋商函,建议其加强对剧本娱乐活动内容监管并探索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及地方消防条例的规定,建议区公安分局加强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治安管理、消防监督检查及消防宣传教育。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各自职责,联合开展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动,开展检查240余户次,下架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剧本24个,整改隐患问题53处,责令整改7家,取得积极成效。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聚焦诉源治理,牵头起草了《密室剧本杀行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倡议书》,倡导企业在内容自审和分类管理、设置未成年人专区、落实强制报告等7方面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推动40余家企业在经营场所张贴跟进落实,促进行业自治。针对该行业规范性文件不足的问题,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又会同公安、文旅、市场、消防等五部门于2021年12月会签了密室剧本杀行业规范管理工作办法,提出探索内容分级、适龄提示、查验未成年人身份、规范时间管理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措施。
【典型意义】
密室逃脱、剧本杀逐渐成为广受未成年人喜爱的新型娱乐、社交方式,也是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针对行业归属不明确、涉及多部门执法的困境,以专题研讨凝聚共识,以分类施策联合整治,督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4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471号建议的答复
鹿新弟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探索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基本情况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检察机关采取一系列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法律,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特点以及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情况,1999年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公诉科,集中办理洛阳市城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全国检察系统最早实行集中管辖制度。目前,全国实行集中管辖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院有41个,均为基层院,涉及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和甘肃等12个省、自治区。集中管辖的确定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市级公、检、法机关共同指定一个地方人民检察院和法院集中管辖未成年人案件。公安机关侦查的未成年人案件直接移送集中管辖的检察院,目前集中管辖的地方主要采取这种形式;二是少数地方由上一级检察院、法院逐案指定管辖。公安机关将未成年人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检察院受理后,再由有管辖权的检察院移送市级检察院指定集中管辖院办理。从集中管辖院办案数量看,检察官人均年办案量20件以下的占44%;20-50件之间的占44%;50件以上的占12%。从集中管辖院与原管辖院的职能划分和衔接看,在实行集中管辖的地方,大部分原管辖院仍然承担一般犯罪预防职能,有的地方原管辖院还承担审查逮捕职能,少部分集中管辖院承担指定地区所有未检职能,原辖区检察院不再开展未检工作。
二、实行集中管辖制度的主要成效
一是整合资源,便于形成办案合力。实行集中管辖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未检案件数量少的地方司法资源配置分散、未检专业化程度不高、机构撤并等问题。如四川省雅安市在实行集中管辖前,由于各基层院案件量较少,有的一年甚至只有1起案件,难以成立未检专门机构,未检专人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还是办理普通刑事案件,专人不专的问题突出,未检工作成效和质量不高。实行集中管辖后,雅安市3个县的案件集中由宝兴县人民检察院办理,该院未检处配备了3名检察官专办未检案件,未检工作质量和效果明显提升。
二是节约成本,便于争取社会支持。实行集中管辖可以使未成年人检察特色工作在区域内由点到块集中,形成规模,方便将零散的社会资源整合。如山西省太原市未检案件全部指定晋源区检察院集中管辖后,太原市检察院统一与团市委、妇联、文明办、社工组织等单位联系,建立了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引入“新起点小额爱心基金",建立了由53人组成的不起诉未成年人帮教团队,与山西爱邦青少年社会观护服务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建立起政府购买社工、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广西柳州市实行未检案件集中管辖后,集中管辖院柳北区检察院与法院、公安、司法、律协等单位共同建立了“全程化法律援助"机制和“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
三是符合未成年人司法专业化、专门化趋势要求。未成年人司法从成人司法中独立出来是未成年人司法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未成年人司法的特点和规律。集中管辖有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管理,有利于总结未成年人司法办案规律,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促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机制不断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
三、集中管辖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结各地探索集中管辖制度的经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八条提出,“地市级检察院还可根据当地实际,指定某一基层检察院设立独立机构,统一办理其辖区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但在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就如何选择集中管辖院、如何划分集中管辖院与原管辖院的职责、如何统筹人员配置等具体操作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一是认识分歧,导致部分地区集中管辖制度未能推行。如有的公安机关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发生在本地,由本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利于查清事实,节约调查取证成本,属地管辖原则能够较好地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跨地域移送案件增加证据材料移送、犯罪嫌疑人押送等办案和诉讼成本,形成执法安全隐患,也不利于与未成年人住所地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影响办案质量和打击处理效果。
二是集中管辖院受案范围不统一。据统计,近六成集中管辖院仅受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约四成院同时受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犯罪案件,只有少数院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检察和刑事执行监督案件纳入受案范围。而且,实行集中管辖的地方,约32%是捕诉职能分离,即集中管辖院只负责案件的审查起诉,原管辖院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有些案件量较大的地方,社会调查、考察帮教等工作仍由原管辖院承担;71%的集中管辖院不负责一般预防工作,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任务由原管辖院承担。未检职能的割裂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成效。
三是部分集中管辖院工作量过大,难以有效落实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政策和制度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需要做的工作外,未检检察官还需要承担帮教、考察、社会调查、救助等工作,案外工作量大。目前,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年均办案超过50件,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年均办案超过80件。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和河南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作为集中管辖院只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员额检察官年均办案量超过40件,如按未检工作要求将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纳入集中管辖受案范围,办案检察官力量无疑将更捉襟见肘。因集中管辖院受案量过大,一些地方不得不采取不捕、不诉和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由原管辖院开展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法律文书送达等工作,导致人为割裂未检职能。
四是有的县区距离集中管辖地相对较远,且交通不便,办案及后续帮教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如辽宁省抚顺市矿区检察院对周边5区1县的未成年人案件集中管辖,其中清源县和新宾县距离矿区院180公里左右,办案人员往返两地,单程就要2个小时左右。
五是跨区域沟通协调不顺畅。由于有的地方公安机关没有实行集中管辖,集中管辖的检察院在跨区开展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等工作时存在很多困难,往往鞭长莫及。还有由于集中管辖院与辖区外学校、团委及相关单位缺乏地域上的权属关系,日常联系不够紧密,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如果没有原辖区检察院从中沟通协调,较难得到当地部门的配合支持,导致工作要么做不到位,要么费时费力,徒然增加工作量。
四、下步工作打算
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践探索至今已有20余年,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实行未成年人案件集中管辖地方的运行模式各不相同,理论和实务中对实行集中管辖的必要性也有不同认识。其中,不少地方在推行集中管辖制度时仅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角度考虑,甚至将未成年人司法各项职能割裂开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未成年人双向、综合、全面司法保护的持续推进和长远发展,同时还存在一些具体操作上的问题,也亟待予以规范。在这项制度发展的关键时刻,您提出了《关于积极探索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的建议》,非常及时和重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下一步,我们将针对集中管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加强与公安、法院、共青团、妇联、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综合地域距离、诉讼成本、发展优势、司法资源配置等因素,统筹考虑集中管辖的选点布局、人员配置、职能定位、协作配合等问题,提出具体指导和规范意见,不断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专业化建设。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盛常红,联系电话:010-65205653。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追授黄平同志“全国法院优秀执行员”称号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追授黄平同志“全国法院优秀执行员”称号的决定
(法〔2018〕192号 2018年7月17日)
关于追授黄平同志“全国法院优秀执行员”称号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097号(科学技术类22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097号(科学技术类228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进行法律保护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对于您所提出的关于改进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和强化对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我们完全赞同。
一、关于改进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问题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涉企犯罪案件数量和被告人数持续下降,涉企犯罪被告人适用缓刑和宣告无罪人数比例稳中有升。
一是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坚决防止“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等原则,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强调证据的审查认定,确保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都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坚决杜绝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做法,源头防范“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现象和冤假错案发生,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二是制定专门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刑法保护。为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规范性文件,加大对企业的刑法保护。2016年,制定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重申对企业平等全面依法保护原则,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进一步明确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制裁各类侵犯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结合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政策,准确把握立法精神,严格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涉产权保护的各类案件,为法院审理涉企犯罪案件提供了政策支撑。
三是指导全国法院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要求各地各级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认真落实规范性文件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要求,积极争取地方党委和有关部门支持,实现审理涉企犯罪案件数、涉案被告人数、判处刑罚人数等明显下降,适用缓刑占比稳中有升,确保中央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在法院审判工作中落地落实。
四是加强对涉企犯罪案件的审判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监督职能,依法纠正涉企冤假错案,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纠正了一批涉民营企业家冤错案件;充分发挥上级法院业务指导作用,指导各地各级法院妥善审理涉企犯罪案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推进营商环境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化建设,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加大对地方法院审理涉企犯罪案件的指导力度,妥善处理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进一步阐明政策界限和法律适用标准,释放导向信号,大力改进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
二、关于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司法保护问题
一是加强产权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减轻民营企业诉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法院全面建成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诉前,大大降低了企业解纷成本和交易成本。高层次凝聚纠纷解决合力,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工商联出台文件,率先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形成“法院+商会”多元纠纷解决格局;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建立知识产权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联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建立“总对总”合作机制,加大中小企业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目前,涉民营企业领域一站式在线多元纠纷解决体系已经形成,促进了纠纷的高效率、低成本化解。截至2022年6月底,除西藏、青海、新疆兵团外,29个省(区、市)实现知识产权调解组织全覆盖,共374个调解组织和2234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前调解纠纷6.29万件,调解成功3.42万件,调解成功率68.51%;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已经在19个省(市、区)试点涉中小企业纠纷在线多元解纷工作,今年上半年共调解纠纷8320件,调解成功4952件,调解成功率63.78%;全国工商联调解力量在全国实现全覆盖,上半年诉前调解纠纷38972件,调解成功17154件,调解成功率44.02%,有力助推涉民营企业纠纷的高效化解。
二是加大执行力度与强化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并重。确保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得到执行,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财产保全措施按申请时间节点可分为诉前保全、诉中保全、诉讼终结后申请执行前的保全和破产保全。财产保全主要功能在于有效防止被告或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降低生效裁判执行难度,提高胜诉方获得执行确定性。人民法院在强调加大执行力度的同时,注重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各级法院依法规范执行、善意文明执行,在采取查冻扣措施时注意把握执行政策,在保障胜诉权益实现的同时,保护被保全人、案外人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保全行为不当引发新的风险和损害。要求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明确提出对资金暂时周转困难、尚有经营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慎用冻结、划拨流动资金等手段。要求在财产控制中,能够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采取“死封”“死扣”措施;在财产处置中,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被执行人在法院监督下处置财产,尽可能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资产的经济效能;在执行方式上,尽量优先采取方便执行且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执行措施,以减少强制执行成本、力争权益减损最小。上述规范性意见从源头上强调平等保护,尽量减少保全措施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是综合采取变价措施,最大限度实现拍卖财产价值。为进一步提高财产处置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于2016年制定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络司法拍卖工作全流程予以规范,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坚持“网拍优先”原则,提高司法拍卖透明度、公开性,有效杜绝暗箱操作、围标串标、利益勾连等不法现象,最大限度地降低拍卖成本,提高了拍卖成交率、溢价率。为解决财产处置参考价这一瓶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制定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增设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三种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方式,极大拓宽了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渠道,降低或取消了相关费用,有效解决了评估周期长、费用高、处置效率低等长期困扰法院执行的突出难题。进一步规范展示拍品、接受咨询、带领看样等拍卖辅助工作,确立了“建立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省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对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原则。目前,绝大部分省份的规则已经制定施行,部分省份的拍辅名单库已经建立,拍辅工作迈入正常运转轨道。进一步发挥网拍平台、拍卖辅助机构的专业优势,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竞拍。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与淘宝、京东、融e购等网络询价平台对接,试点运行网络询价;有4797家评估机构进入人民法院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实现在线确定评估机构;已有4.17万件案件通过当事人议价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有1.64万件案件通过定向询价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有4.59万件案件通过网络询价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有36.7万件案件通过在线确定委托评估机构实现委托评估。全国法院网络拍卖462.3万余次,成交117.7万余件,成交额2.01万亿元,标的物成交率64%,节约当事人佣金619亿元。
四是积极推进诉讼费交纳办法的修订完善。各地各级法院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要求,审核当事人提出的司法救助申请,对于符合缓交、减交和免交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依规及时核准。为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推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修订工作。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中小民营企业诉讼费用减免问题,我们将结合您的意见建议,推动修改完善相关规定。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塑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财产保全制度,在确保生效裁判执行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依法保障被保全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总结执行工作实践经验,完善询价评估及网络司法拍卖制度,不断提高财产处置效率和能力。
2022年10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切实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切实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残联,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残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加强对残疾人的司法保护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部署的重要标志,是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回应广大残疾人殷切期盼的务实举措。为进一步推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残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制定以下意见。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宣传落实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法规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做好残疾人司法保护工作的精神源泉和基本准则。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残联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持全员学习、持续学习,坚持大力宣传、积极践行,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成效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直接检验,把做好残疾人司法保护工作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践行人民司法为人民的重要举措,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国家法治宣传教育规划要求,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等普法责任制,实行“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注重把普法深度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积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中保障残疾人的具体内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本系统普法的重点内容,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和广大残疾人需求,着力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司法工作人员熟知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法规,让广大残疾人依法积极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各级残联要不断完善普法工作领导机制,加强残疾人工作者的法治教育,制定实施符合残疾人工作实际的普法规划和计划;积极开展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专项行动,促进残疾人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和行为习惯;深化法律进残疾人家庭、进特教学校、进残疾人集中就业机构、进残疾人托养机构、进残疾人医疗康复机构、进残疾人专门协会的“残联法律六进”活动,让法律贴近残疾人的生活,让残疾人了解生活中的法律。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促进法律、法规中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具体内容得到有效实施,各级残联积极做好配合支持工作,切实维护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让残疾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每一项行政行为、每一次法律服务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保障残疾人平等享受公共法律服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残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切实将残疾人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不断丰富残疾人可以享受的公共法律服务内容,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及时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无障碍功能,让广大残疾人可以就近、便利、公平地享受公共法律服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依法扩大残疾人法律援助覆盖面,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质量。持续优化法律援助申请程序,实现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窗口“临街落地”,提高残疾人获得法律援助的便捷性。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品牌活动,积极总结推广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经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鼓励和支持各级残联在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鼓励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制定针对残疾人的优惠扶助措施,减免相关服务费用。积极培养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开展法律援助志愿助残行动。引导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面向残疾人的公益性法律服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残疾人没有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告知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依法申请法律援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法律规定情形的,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于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应当告知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依照相关规定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并为其获得司法救助提供便利和帮助。强化对遭受侵害的未成年残疾人的司法救助和保护。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残联等部门共同推动残疾人法律救助制度的健全完善。有效发挥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在推动政策制定、协调处理重大典型事案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坚持通过社会化方式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实现残疾人法律救助服务全覆盖,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建立完善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在残联定期坐班制度,为残疾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助服务。切实增强服务残疾人的主动性,坚持法律救助服务“关口前移”,工作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防范”,努力避免残疾人矛盾纠纷的发生。充分发挥公证、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等非诉讼方式的积极作用,帮助残疾人通过多元化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依法严惩侵害残疾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残疾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各级公安机关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依法严惩侵害残疾人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积极配合残联、民政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工作联动机制,加强对街巷、涵洞、天桥、车站、码头等部位的巡查,及时发现被遗弃、流浪乞讨和受侵害的残疾人,认真做好残疾人的身份核查、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残疾儿童,要及时采血输入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进行比对,从中发现失踪被拐儿童。对解救的流浪乞讨未成年残疾人及时送往当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救助管理站,并积极协助核实受助未成年残疾人的真实身份,帮助查找监护人。
各级人民检察院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在检察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高检会〔2015〕11号),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对严重侵害残疾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侵害残疾人群体利益的案件,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对残疾犯罪嫌疑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依法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加强对未成年残疾人的监护监督,发现监护人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依法予以督促纠正,适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对于侵害行为严重、存在不适宜继续担任监护人情形的,依法告知并支持未成年残疾人、残联等有关个人或者组织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宽严相济政策,依法惩治侵害残疾人的犯罪,充分保障刑事案件的残疾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依法对残疾人被告人从宽量刑。残疾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残联等单位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行为或者存在相应风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并跟踪反馈督促落实。
各级残联应当积极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将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和重大使命。充分依托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结合残疾人证发放管理,加强宣传预防措施,积极提高残疾人的风险防范能力。有效发挥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和网络信息平台作用,积极畅通残疾人反映问题的渠道,认真倾听残疾人的诉求,推动解决残疾人的困难。建立健全残疾人权益保护应急处置机制,针对严重侵害残疾人权益的行为,坚定站在残疾人立场,及时主动发声,积极协调相关各方,促进问题妥善解决。引导残疾人客观反映问题,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
四、切实加强无障碍诉讼服务,努力让残疾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法发〔2018〕15号),不断完善司法为民服务体系,切实将无障碍服务贯穿诉讼全流程。积极设立“助残绿色通道”,采用网上立案、跨域立案、上门立案等方式,方便残疾人立案。加强诉讼程序的引导和释明,大力推广车载法庭、就地审理、上门调解等巡回审判模式,充分运用网上开庭、网上调解等信息化手段,方便残疾人当事人诉讼。尽早开庭、及时判决,加大执行力度,努力缩短办案周期,切实提高诉讼效率,依规为残疾人缓、减、免诉讼费用,有效维护残疾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及时提供手语、盲文、大字体、字幕等信息交流服务,建立规范化的提供手语、盲文等诉讼辅助服务的人员名册,让残疾人可以无障碍地享受诉讼服务。新建诉讼服务和审判场所等应当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等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既有诉讼服务和审判场所等不符合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的,应当制定具体改造计划,2025年底前达到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积极推广法院系统诉讼无障碍工作经验,探索建立法院系统无障碍诉讼服务规范化标准。
各级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持续深入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公益诉讼。通过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主动履行维护残疾人权益的职责,依法行政、建章立制,加强跨部门执法协作;通过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法追究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及时修复受侵害的公共利益,进一步塑造平等保护残疾人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依法积极履行民事检察职能作用,支持合法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残疾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各级残联主动有为,依法开展支持起诉工作,积极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残联应当加强涉及残疾人案件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持续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力度。适时公布残疾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件,加强对残疾人司法保护的指引,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尊重、关心、支持、保护残疾人。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2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法办函[2017]181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
现就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提出如下答复意见,供参考。
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我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而该司法解释亦产生于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出,群众对食药安全问题反映强烈的大背景之下,是基于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
应该说,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基于以下考虑,我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
1.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2.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3.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商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商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因此,考虑到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考虑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建议,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7年5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0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司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把握立法精神,严格公正办案。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2.立足具体案情,依法准确认定。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3.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认定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是否防卫过当以及对防卫过当裁量刑罚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准确把握界限,防止不当认定。对于以防卫为名行不法侵害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避免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对于虽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依法认定为防卫过当。
二、正当防卫的具体适用
5.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对于正在进行的拉拽方向盘、殴打司机等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实行防卫。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正在实施的针对其他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应当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实行防卫。
6.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对于防卫人因为恐慌、紧张等心理,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产生错误认识的,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7.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既可以针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也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明知侵害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应当尽量使用其他方式避免或者制止侵害;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避免、制止不法侵害,或者不法侵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可以进行反击。
8.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意图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9.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准确区分两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双方因琐事发生冲突,冲突结束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不能仅因行为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
10.防止将滥用防卫权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行为。对于显著轻微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在可以辨识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进行制止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不法侵害系因行为人的重大过错引发,行为人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避免侵害的情况下,仍故意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还击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三、防卫过当的具体适用
11.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12.准确认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在判断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时,不仅要考虑已经造成的损害,还要考虑造成进一步损害的紧迫危险性和现实可能性。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通过综合考量,对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明显过激的,应当认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13.准确认定“造成重大损害”。“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造成轻伤及以下损害的,不属于重大损害。防卫行为虽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14.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刑罚裁量。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特别是不法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以及防卫人面对不法侵害的恐慌、紧张等心理,确保刑罚裁量适当、公正。对于因侵害人实施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严重违反伦理道德的不法侵害,或者多次、长期实施不法侵害所引发的防卫过当行为,在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以确保案件处理既经得起法律检验,又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四、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
15.准确理解和把握“行凶”。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下列行为应当认定为“行凶”:(1)使用致命性凶器,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2)未使用凶器或者未使用致命性凶器,但是根据不法侵害的人数、打击部位和力度等情况,确已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虽然尚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可以认定为“行凶”。
16.准确理解和把握“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在实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有关行为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应当适用一般防卫的法律规定。
17.准确理解和把握“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应当是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行为相当,并具有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紧迫危险和现实可能的暴力犯罪。
18.准确把握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的关系。对于不符合特殊防卫起因条件的防卫行为,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如果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五、工作要求
19.做好侦查取证工作。公安机关在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时,要依法及时、全面收集与案件相关的各类证据,为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奠定事实根基。取证工作要及时,对冲突现场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的,应当第一时间调取;对冲突过程的目击证人,要第一时间询问。取证工作要全面,对证明案件事实有价值的各类证据都应当依法及时收集,特别是涉及判断是否属于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以及有关案件前因后果等的证据。
20.依法公正处理案件。要全面审查事实证据,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的辩解、辩护意见,并及时核查,以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要及时披露办案进展等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于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时作出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或者被告人无罪的判决。对于防卫过当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不法侵害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追诉。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的涉正当防卫案件,社会影响较大或者案情复杂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社会影响重大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
21.强化释法析理工作。要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和社会关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细致地阐明案件处理的依据和理由,强化法律文书的释法析理,有效回应当事人和社会关切,使办案成为全民普法的法治公开课,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要尽最大可能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2.做好法治宣传工作。要认真贯彻“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做好以案说法工作,使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成为全民普法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要加大涉正当防卫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发布力度,旗帜鲜明保护正当防卫者和见义勇为人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同时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理性、和平解决琐事纠纷,消除社会戾气,增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43号建议的答复
孙建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修改中对生态功能检察室设立和职能予以明确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派驻检察室建设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高检院2009年发布《2009—2012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派驻街道、乡镇、社区检察机构建设,推动检察工作重心下移、检力下沉。十八大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按照高检院的要求,积极探索派驻检察室的规范建设工作。高检院一直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履行打击环境犯罪案件,实现办案专业化。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研究和积极吸纳您的建议,及时向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有关情况,争取在本次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过程中,对包括生态功能检察室在内的派驻检察室设置的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密切关注全国范围内派驻检察室建设情况,认真总结您建议中提到的山东淄博等地检察机关设立生态功能检察室的做法,加强政策指导,适时出台规范性文件,促进派驻检察室规范化建设,增强打击环境犯罪能力,努力推动基层检察工作新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发展改革委、高法院、财政部等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发展改革委、高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管理人是在破产程序中依法接管破产企业财产、管理破产事务的专门机构。为推动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提高破产效率,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作用,解决企业退出难问题,优化要素配置,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完善破产制度配套政策,更好发挥政府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作用,推动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降低破产制度运行成本,加快“僵尸企业”出清。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保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积极支持和配合管理人依法履行接管、调查、管理、处分破产企业财产等职责。管理人履职涉及相关部门权限的,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管理和监督。
坚持有效监督。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履职,切实维护职工、债权人、投资者、破产企业及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依规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等相关方面的监督。
坚持公开透明。管理人应当依法保障债权人、投资者及相关利益主体的知情权,提高破产事务处理的透明度。加大各方信息共享力度,为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的信息化、公开化提供便利。
三、优化破产企业注销和状态变更登记制度
(一)建立企业破产和退出状态公示制度。破产申请受理后,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送有关企业破产程序启动、程序种类、程序切换、程序终止、管理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实现企业破产状态及时公示。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以及重整或和解程序终止前,非经破产案件审理法院同意或管理人申请,市场监管等部门不得办理企业登记事项变更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进一步落实破产企业简易注销制度。管理人可以凭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办理破产企业注销,市场监管部门不额外设置简易注销条件。申请简易注销的破产企业营业执照遗失的,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发布营业执照作废声明或在报纸刊登遗失公告后,破产企业或管理人可不再补领营业执照。(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三)建立破产企业相关人员任职限制登记制度。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未履职尽责,致使所在企业破产,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担相应责任的,管理人可以凭生效法律文书,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向市场监管、金融管理等部门申请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限制进行登记。(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金融机构对破产程序的参与和支持
(四)强化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应当支持管理人依法履行接管破产企业财产等法定职责,建立和完善与破产程序相衔接的金融服务工作机制,加强对企业重整、和解的支持。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在本地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破产案件,清算组作为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指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清算组成员参与破产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便利管理人账户开立和展期。管理人可以凭人民法院破产申请受理裁定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及管理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向银行申请开立管理人账户。银行应当针对管理人账户的开立确定统一规程,在充分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缩短账户开立周期,提升管理人账户权限,便利管理人操作使用。鼓励适当减免管理人账户开立使用的相关费用,优化账户展期手续办理流程,并在账户有效期届满前及时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应当在终止执行职务后,及时办理管理人账户注销手续。(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支持管理人依法接管破产企业账户。管理人可以凭人民法院破产申请受理裁定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接管破产企业账户,依法办理破产企业账户资金划转,非正常户激活或注销,司法冻结状态等账户信息、交易明细、征信信息查询等业务,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并及时办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协助配合推进破产程序。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债券持有人会议等集体协商机制在企业破产中的协调、协商作用。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明确内部管理流程,合理下放表决权行使权限,促进金融机构在破产程序中尤其是重整程序中积极高效行使表决权。金融机构破产的,管理人应当与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协调沟通,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加强重整企业融资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有重整价值和可能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重整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依法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参与企业重整。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不良资产处置基金等各类基金在破产程序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重整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支持重整企业金融信用修复。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重整企业或管理人可以凭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应裁定书,申请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添加相关信息,及时反映企业重整情况。鼓励金融机构对重整后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参照正常企业依法依规予以审批,进一步做好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切实保护职工和债权人投资者合法权益。发挥管理人在防范“逃废债”等违法行为中的积极作用。管理人要加强对破产企业财产的追查和管理,有效保护职工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合法权益,及时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会议通报有关情况,破产企业的有关人员可能涉嫌犯罪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报送司法或监察机关。金融机构依法积极支持管理人追查破产企业财产,鼓励将发现的恶意转移破产企业财产的情况通报管理人,有效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便利破产企业涉税事务处理
(十一)保障破产企业必要发票供应。破产程序中的企业应当接受税务机关的税务管理,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纳税义务。破产企业因履行合同、处置财产或继续营业等原因在破产程序中确需使用发票的,管理人可以以纳税人名义到税务部门申领、开具发票。税务部门在督促纳税人就新产生的纳税义务足额纳税的同时,按照有关规定满足其合理发票领用需要,不得以破产企业存在欠税情形为由拒绝。(税务总局负责)
(十二)依法核销破产企业欠缴税款。税务、海关等部门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受偿破产企业欠缴的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后,应当按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财产分配方案中确定的受偿比例,办理欠缴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的入库,并依法核销未受偿的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便利税务注销。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管理人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裁定书申请税务注销的,税务部门即时出具清税文书,按照有关规定核销“死欠”,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额外提供证明文件,或以税款未获全部清偿为由拒绝办理。(税务总局负责)
(十四)支持企业纳税信用修复。重整或和解程序中,税务机关依法受偿后,管理人或破产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申请,税务机关根据人民法院出具的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评价其纳税信用级别。已被公布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的上述破产企业,经税务机关确认后,停止公布并从公告栏中撤出,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知实施联合惩戒和管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法定职责,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解除惩戒,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和后续发展。(税务总局及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落实重整与和解中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对于破产企业根据资产处置结果,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或认可的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确定或形成的资产损失,依照税法规定进行资产损失扣除。税务机关对破产企业提交的与此有关的申请材料应快捷审查,便利办理。(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完善资产处置配套机制
(十六)有效盘活土地资产。允许对破产企业具备独立分宗条件的土地、房产分割转让,市级或县级自然资源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时,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及时批准。对因相关规划调整等因素确需为不动产处置设置附加条件的,应当及时向管理人告知具体明晰的标准及其依据。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依法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妥善认定资产权属。依法积极推动存在未办理验收等瑕疵的不动产完善有关手续,明确权属,为破产企业不动产及时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支持管理人加快破产企业财产处置。有效利用各类资产的多元化专业交易流转平台,充分发挥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价值实现功能,提升管理人的资产处置效率。(最高人民法院、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依法解除破产企业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管理人持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依法向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申请解除对破产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予以支持配合。保全措施解除后,管理人应当及时通知原采取保全措施的相关部门和单位。管理人申请接管、处置海关监管货物的,应当先行办结海关手续,海关应当对管理人办理相关手续提供便利并予以指导。(最高人民法院、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组织和信息保障
(十九)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推动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更好发挥政府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作用,避免对破产司法和管理人工作的不当干预。鼓励地方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并吸纳涉及社会稳定、职工权益、经费保障、信用修复、企业注销、企业税收等相关主管部门参加。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企业破产涉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管理人要依法公正履职,积极配合。管理人未勤勉尽责、忠实履职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方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
(二十)强化信息共享和沟通。加强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信息共享,加强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与人民法院、管理人的信息沟通,推动破产程序中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提高各相关利益主体信息知晓便利度,便利管理人依法履职。(最高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发展改革委
高法院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
2021年2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2〕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力提升轻伤害案件办案质效,积极促进矛盾化解和诉源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2年12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升轻伤害案件办案质效,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要求
(一)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全面、细致收集、固定、审查、判断证据,在查清事实、厘清原委的基础上依法办理案件。要坚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正确理解与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慎重把握逮捕、起诉条件。
(二)注重矛盾化解、诉源治理。轻伤害案件常见多发,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埋下问题隐患或者激化矛盾。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要依法用足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把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作为履职办案的重要任务。要充分借助当事人所在单位、社会组织、基层组织、调解组织等第三方力量,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促进矛盾纠纷解决以及当事人和解协议的有效履行。
(三)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对因婚恋、家庭、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民间矛盾纠纷或者偶发事件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结合个案具体情况把握好法理情的统一,依法少捕慎诉慎押;对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轻伤害案件,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当捕即捕、当诉则诉。
二、依法全面调查取证、审查案件
(四)坚持全面调查取证。公安机关应当注重加强现场调查走访,及时、全面、规范收集、固定证据。建立以物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客观性较强的证据为核心的证据体系,避免过于依赖言词证据定案。对适用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也应当全面调查取证,查明事实。
(五)坚持全面审查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注重对案发背景、案发起因、当事人的关系、案发时当事人的行为、伤害手段、部位、后果、当事人事后态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综合运用鉴定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等,准确认定事实,辨明是非曲直。
(六)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注重审查检材与其他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文书形式、鉴定人资质、检验程序是否规范合法,鉴定依据、方法是否准确,损伤是否因既往伤病所致,是否及时就医,以及论证分析是否科学严谨,鉴定意见是否明确等。需要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材料进行专门审查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送交检察、侦查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对同一鉴定事项存在两份以上结论不同的鉴定意见或者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注意对分歧点进行重点审查分析,听取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开展相关调查取证,综合全案证据决定是否采信。必要时,可以依法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七)准确区分罪与非罪。对被害人出现伤害后果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时,应当在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准确认定,避免“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与被害人发生轻微推搡、拉扯的,或者为摆脱被害人拉扯或者控制而实施甩手、后退等应急、防御行为的,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行为。
(八)准确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对出现被害人轻伤后果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全面分析案件性质,查明案件发生起因、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是否有涉黑涉恶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等,依法准确定性,不能简单化办案,一概机械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犯罪嫌疑人无事生非、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人的,属于“寻衅滋事”,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依法从严惩处。
(九)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型故意伤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故意挑拨对方实施不法侵害,借机伤害对方的,一般不认定为正当防卫。
(十)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对同一被害人共同故意实施伤害行为,无论是否能够证明伤害结果具体由哪一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造成的,均应当按照共同犯罪认定处理,并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情节等追究刑事责任。
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对虽然在场但并无伤害故意和伤害行为的人员,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对虽然有一定参与但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诉处理。
三、积极促进矛盾化解
(十一)充分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轻伤害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积极促进当事人自愿和解。
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并已实际履行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事后反悔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调查了解原因,认为被害人理由正当的,应当依法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和解系自愿、合法的,应当维持已作出的从宽处理决定。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的相关证据和材料,应当随案移送。
(十二)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告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鼓励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促成当事人矛盾化解,并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十三)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于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应当及时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在解决被害人因该案遭受损伤而面临的生活急迫困难的同时,促进矛盾化解。
(十四)充分发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作用。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检调、公调对接机制,依托调解组织、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当事人所在单位及同事、亲友、律师等单位、个人,促进矛盾化解、纠纷解决。
(十五)注重通过不起诉释法说理修复社会关系。人民检察院宣布不起诉决定,一般应当在人民检察院的宣告室等场所进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到当事人所在村、社区、单位等场所宣布,并邀请社区、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宣布不起诉决定时,应当就案件事实、法律责任、不起诉依据、理由等释法说理。
对于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应当以不公开方式宣布不起诉决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训诫和教育。
四、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十六)依法准确把握逮捕标准。轻伤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具有认罪认罚,且没有其他犯罪嫌疑;与被害人已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系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确有悔罪表现等情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公安机关可以不再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捕的决定。
犯罪嫌疑人因其伤害行为致使当事人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社会危险性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批准逮捕。
(十七)依法准确适用不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具有本意见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愿意积极赔偿,并提供了担保,但因被害人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和解谅解的,一般不影响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十八)落实不起诉后非刑罚责任。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轻伤害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被不起诉人在不起诉前已被刑事拘留、逮捕的,或者当事人双方已经和解并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一般不再提出行政拘留的检察意见。
(十九)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已经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释放、变更强制措施或者建议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释放、变更强制措施。
(二十)对情节恶劣的轻伤害案件依法从严处理。对于虽然属于轻伤害案件,但犯罪嫌疑人涉黑涉恶的,雇凶伤害他人的,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刑罚执行期间伤害他人的,犯罪动机、手段恶劣的,伤害多人的,多次伤害他人的,伤害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及医护人员等特定职业人员的,以及具有累犯等其他恶劣情节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五、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二十一)注重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作用。办理轻伤害案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作用,加强案件会商与协作配合,确保案件定性、法律适用准确;把矛盾化解贯穿侦查、起诉全过程,促进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共同开展类案总结分析,剖析案发原因,促进犯罪预防,同时要注意查找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强化监督制约,提高办案质量和效果。
对于不批捕、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并与其所在单位、现居住地村(居)委会等进行沟通,共同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二十二)以公开听证促进案件公正处理。对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邻里、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可以组织听证,把事理、情理、法理讲清说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对其他拟作不起诉的,也要坚持“应听尽听”。
办理审查逮捕、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听证,按照《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六、附则
(二十三)本意见所称轻伤害案件,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损伤程度达到《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轻伤标准的案件。
(二十四)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保证在执行程序中正确适用法律,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现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执行机构及其职责
1.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工作。
2.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
(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
(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
(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3.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一般应当移送执行机构实施。
4.人民法庭审结的案件,由人民法庭负责执行。其中复杂、疑难或被执行人不在本法院辖区的案件,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
5.执行程序中重大事项的办理,应由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经院长批准。
6.执行机构应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
7.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件,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
8.上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本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
二、执行管辖
9.在国内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经仲裁机构提交人民法院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保全的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申请证据保全的,由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
10.在涉外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经仲裁机构提交人民法院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保全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申请证据保全的,由证据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
11.专利管理机关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权受理专利纠纷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12.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海关依照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13.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14.人民法院之间因执行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15.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执行案件,因特殊情况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
三、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16.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4)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5)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17.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
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
18.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
(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申请执行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笔录,由申请执行人签字或盖章。
外国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中文申请执行书。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司法协助条约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办理。
(2)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3)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非法人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
(5)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
19.申请执行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书或仲裁协议书。
申请执行国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或我国公证机关公证的仲裁裁决书中文本。
20.申请执行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委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
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21.执行申请费的收取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办理。
四、执行前的准备
22.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
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
23.执行通知书的送达,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
24.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及时采取执行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应当制作相应法律文书,送达被执行人。
25.人民法院执行非诉讼生效法律文书,必要时可向制作生效法律文书的机构调取卷宗材料。
五、金钱给付的执行
26.金融机构擅自解冻被人民法院冻结的款项,致冻结款项被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已转移的款项。在限期内未能追回的,应当裁定该金融机构在转移的款项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27.被执行人为金融机构的,对其交存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不得冻结和扣划,但对其在本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及其在人民银行的其他存款可以冻结、划拨,并可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但不得查封其营业场所。
28.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其收入转为储蓄存款的,应当责令其交出存单。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提取其存款的裁定,向金融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金融机构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交人民法院或存入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29.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
30.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31.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32.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责任人限期追回财产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3.被执行人申请对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自行变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应当监督其按照合理价格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并控制变卖的价款。
34.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成交后,必须即时钱物两清。
委托拍卖、组织变卖被执行人财产所发生的实际费用,从所得价款中优先扣除。所得价款超出执行标的数额和执行费用的部分,应当退还被执行人。
35.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裁定禁止被执行人转让其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财产权部分)等知识产权。上述权利有登记主管部门的,应当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执行人将产权或使用权证照交人民法院保存。
对前款财产权,可以采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
36.对被执行人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已到期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人民法院有权裁定禁止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并要求有关企业直接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对被执行人预期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禁止到期后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到期后人民法院可从有关企业中提取,并出具提取收据。
37.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
38.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
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
39.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中拥有的投资权益被冻结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裁定予以转让,以转让所得清偿其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
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予以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不影响执行。
人民法院也可允许并监督被执行人自行转让其投资权益或股权,将转让所得收益用于清偿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
40.有关企业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冻结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或擅自为被执行人办理已冻结股权的转移手续,造成已转移的财产无法追回的,应当在所支付的股息或红利或转移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六、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
41.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被隐匿或非法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交出。原物确已毁损或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42.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票证,在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或通知书后,协同被执行人转移财物或票证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承担赔偿责任。
43.被执行人的财产经拍卖、变卖或裁定以物抵债后,需从现占有人处交付给买受人或申请执行人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和本规定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
44.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中指定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履行。
对于可以替代履行的行为,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他人完成,因完成上述行为发生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对于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行为,经教育,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妨害执行行为的有关规定处理。
七、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
45.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
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1)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
(2)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
(3)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
(4)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
46.第三人对履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第三人签字或盖章。
47.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
48.第三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属于本规定所指的异议。
第三人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有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
49.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
50.被执行人收到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后,放弃其对第三人的债权或延缓第三人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仍可在第三人无异议又不履行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
51.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
52.在对第三人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第三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不得就第三人对他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强制执行。
53.第三人按照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了债务或已被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当出具有关证明。
八、执行担保
54.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人民法院据此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解除保全措施的,案件审结后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使生效法律文书中未确定保证人承担责任,人民法院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
九、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和参与分配
55.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
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
56.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
首先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如系为执行财产保全裁定,具体分配应当在该院案件审理终结后进行。
十、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
57.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有下列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1)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财产的;
(2)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
(3)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的;
(4)伪造、隐藏、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5)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问题作伪证的;
(6)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
(7)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执行的;
(8)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的;
(9)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10)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58.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
十一、执行的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转
59.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或再审的案件,执行机构根据上级法院或本院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书中止执行。
60.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
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61.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
62.中止执行和终结执行的裁定书应当写明中止或终结执行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63.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一般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执行结案,但中止执行的期间应当扣除。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64.执行结案的方式为:
(1)执行完毕;
(2)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3)终结执行;
(4)销案;
(5)不予执行;
(6)驳回申请。
65.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
66.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当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回转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十二、执行争议的协调
67.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在执行相关案件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逐级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
执行争议经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的高级人民法院书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68.执行中发现两地法院或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各有关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处理。
69.上级法院协调处理有关执行争议案件,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将有关款项划到本院指定的账户。
70.上级法院协调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争议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法院必须执行。
十三、执行监督
71.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
72.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有错误的,应当及时指令下级法院纠正,并可以通知有关法院暂缓执行。
下级法院收到上级法院的指令后必须立即纠正。如果认为上级法院的指令有错误,可以在收到该指令后五日内请求上级法院复议。
上级法院认为请求复议的理由不成立,而下级法院仍不纠正的,上级法院可直接作出裁定或决定予以纠正,送达有关法院及当事人,并可直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73.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执行的非诉讼生效法律文书有不予执行事由,应当依法作出不予执行裁定而不制作的,可以责令下级法院在指定时限内作出裁定,必要时可直接裁定不予执行。
74.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包括受委托执行的案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执行结案的,应当作出裁定、决定、通知而不制作的,或应当依法实施具体执行行为而不实施的,应当督促下级法院限期执行,及时作出有关裁定等法律文书,或采取相应措施。
对下级法院长期未能执结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上级法院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与下级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法院执行。
75.上级法院在监督、指导、协调下级法院执行案件中,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法院暂缓执行,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76.上级法院在申诉案件复查期间,决定对生效法律文书暂缓执行的,有关审判庭应当将暂缓执行的通知抄送执行机构。
77.上级法院通知暂缓执行的,应同时指定暂缓执行的期限。暂缓执行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报经院长批准,并及时通知下级法院。
暂缓执行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法院恢复执行。期满后上级法院未通知继续暂缓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恢复执行。
78.下级法院不按照上级法院的裁定、决定或通知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十四、附则
79.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本院以前作出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以前的规定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首届“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结果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首届“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结果的通报
(法办〔2019〕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发挥精品裁判文书引领示范作用,打造人民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品牌,提升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说理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力支持、认真动员、精心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响应,整体活动反响热烈,各阶段参选文书总浏览量达280.14万次,最终评定出的获奖名单在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公示无异议。现将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结果通报如下:
本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推荐参评的裁判文书,分刑事、民事、行政、执行、赔偿五个专业类型,共计1203篇。为提高评选公信度,特别聘请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1390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人员涵盖全国四级法院资深法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特邀监督员、咨询员、律师等。评选程序分为初评、复评、总评三个阶段。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开展法院内、辖区法院系统内评选推荐;其次,评审团专家逐篇填写评分表,围绕文书诉辩、证据、事实、论理、格式规范等逐项打分,提出评审意见;再次,由各级人民法院干警和社会公众对入围文书点赞、评论、投票;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三个阶段综合得分的基础上,确定最终评选结果。
经严格选拔,共有100篇裁判文书脱颖而出,成为首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同时,根据得分评选出二等奖200名、三等奖300名。这些精品裁判文书,在事实归纳、证据列举、理由论述、文书规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对“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结集出版,同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开设“百篇优秀裁判文书”专题板块,集中展示优秀获奖文书、相关裁判要旨、专家评审团名单,并对所有获奖文书标记所获奖项标签,供全国法院学习参照。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最终载体,直接关系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公信的提升。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裁判文书制作,全面构建裁判文书质量控制体系,从严落实裁判文书各项规范标准,杜绝裁判文书“带错上网”。要切实强化精品意识,及时总结优秀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以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
附件:1.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获奖名单(略)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二等奖、三等奖名单(略)
3.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审委员名单(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已经202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8月17日
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
第一条 为了依法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检察院羁押审查工作,准确适用羁押措施,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羁押听证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以组织召开听证会的形式,就是否决定逮捕、是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否继续羁押听取各方意见的案件审查活动。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有必要当面听取各方意见,以依法准确作出审查决定的,可以进行羁押听证:
(一)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涉及公共利益、民生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等领域,听证审查有利于实现案件办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
(四)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
(五)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的;
(六)其他有必要听证审查的。
第四条 羁押听证由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
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羁押审查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组织羁押听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羁押听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第五条 根据本办法开展的羁押听证一般不公开进行。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公开的,经检察长批准,听证活动可以公开进行。
未成年人案件羁押听证一律不公开进行。
第六条 羁押听证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办案组的主办检察官或者独任办理案件的检察官主持。检察长或者部门负责人参加听证的,应当主持听证。
第七条 除主持听证的检察官外,参加羁押听证的人员一般包括参加案件办理的其他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其他诉讼参与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近亲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适成年人等其他人员,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可以参加听证并发表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相关规定邀请符合条件的社会人士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
有重大影响的审查逮捕案件和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公开听证,应当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
第八条 决定开展听证审查的,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认真审查案卷材料,梳理、明确听证审查的重点问题;
(二)拟定听证审查提纲,制定听证方案;
(三)及时通知听证参加人员,并告知其听证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参加听证人员有书面意见或者相关证据材料的,要求其在听证会前提交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听证审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审查开始,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介绍参加人员。
(二)告知参加人员权利义务。
(三)宣布听证程序和纪律要求。
(四)介绍案件基本情况、明确听证审查重点问题。
(五)侦查人员围绕听证审查重点问题,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羁押或者延长羁押的事实和依据,出示证明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据材料。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可以围绕事实认定出示相关证据材料。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发表意见,出示相关证据材料。
(七)需要核实评估社会危险性和社会帮教条件的,参加听证的其他相关人员发表意见,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八)检察官可以向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发问。经主持人许可,侦查人员、辩护人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相关人员发问。社会人士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的,可以向相关人员发问。
(九)经主持人许可,被害人等其他参加人员可以发表意见。
(十)社会人士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的,检察官应当听取其意见。必要时,听取意见可以单独进行。
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听证审查的,应当分别进行。
第十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侦查秘密和个人隐私案件的羁押听证,参加人员应当严格限制在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范围内。听证审查过程中认为有必要的,检察官可以在听证会结束后单独听取意见、核实证据。
第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听证审查时主持听证的检察官应当核实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并听取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认罪认罚的意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十二条 听证过程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并由书记员制作笔录。
听证笔录由主持听证的检察官、其他参加人和记录人签名或者盖章,与录音录像、相关书面意见等归入案件卷宗。
第十三条 听证员的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审查意见和作出审查决定的重要参考。拟不采纳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当向检察长报告并获同意后作出决定。
第十四条 检察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综合案件情况,依法提出审查意见或者作出审查决定。
当场作出审查决定的,应当当场宣布并说明理由;在听证会后依法作出决定的,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宣告、送达和告知义务。
第十五条 人民监督员对羁押听证活动的监督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及时研究处理并做好告知和解释说明等工作。
第十六条 参加羁押听证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根据案件情况确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参加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
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侦查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
第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羁押听证应当在看守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被羁押的,听证一般在人民检察院听证室进行。
羁押听证的安全保障、技术保障,由本院司法警察和技术信息等部门负责。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12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12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以陕西商洛法院为例,指出目前西部欠发达地区部分法院存在基层干警接受高层次培训机会少等问题,并建议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干警的培训力度,适当增加培训班次和名额,通过交流挂职等形式,提高落后地区法院干警能力水平。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审判工作质效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针对西部地区法院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聚焦补齐干警能力短板,深入实施分类分级培训。一是加大对西部地区法官的培训力度。在依托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各类示范培训班参训名额分配时,注重向基层法院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倾斜。结合西部地区法官培训需求,2019年、2020年先后针对西部地区法院初任法官、少数民族地区法官、“两援"地区法官等举办8期培训班,累计培训干警636人。另外,受西部地区法院委托,2019年、2020年国家法官学院举办42期培训班,培训西部地区法院干警7179人。二是开展教育培训对口支援。结合西部地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要,自2006年开始,我们坚持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讲师团赴西部地区法院巡回授课活动,通过专题讲座、面对面交流答疑、调研座谈等加强对西部地区法院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法院干警的业务培训。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讲师团赴陕西等西部地区巡回授课,举办40场专题授课、100余场(次)面对面交流答疑,累计培训干警7.7万人次。三是加强基层法官轮训制度建设。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基层法官轮训的意见》,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基层法官轮训工作,切实提高基层法官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水平。四是加强培训信息化建设。在组织集中脱产培训的同时,大力推广网络培训,在“中国法官培训网"建立干警在线学习精品课程库,方便西部地区法院干警根据个人需求,随时进行自主学习。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西部地区法院队伍整体能力素质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受历史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法院干警的司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建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西部法院干警的培训工作。一是继续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政策支持,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审判业务培训班的名额分配上,进一步向西部地区法院,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法院倾斜。同时,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干警实际需要,适当增设相应专题培训班次。二是根据西部地区法官培训需求,组织开展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巡回授课和不定期支援授课活动,选派法院系统审判业务专家和资深法官到西部地区法院进行专题授课,与干警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和答疑解惑。三是健全法院人才对口交流学习机制,指导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干警挂职交流活动,努力提高西部地区法院干警司法理念和法律政策运用能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
(高检发[2017]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新创业、服务社会,调动广大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意见》的要求,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现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同时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是否有活力决定着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意见》着眼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引领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对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为企业家提供优质高效务实服务、培育优秀企业家、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作出了全面部署。《意见》要求,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自主经营权,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提高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树立对企业家的正向激励导向,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积极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意见》的上述要求,与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各级检察机关要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领会落实《意见》要求融会贯通,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做到学懂弄通做实。要深刻认识尊重企业家价值,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法治环境对于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意义。要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综合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检察职能,找准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服务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履职尽责,为企业家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切实加强企业家人身财富安全感,增强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信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二、立足检察职能,努力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的法治环境
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要把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理念贯穿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
第一,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增强企业家信心和财富安全感。以“谦抑、审慎、文明”理念作为办案指导思想,坚持罪刑法定,严格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对企业生产、经营、融资等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外,不得以违法犯罪处理。对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等为目标,在企业发展中大胆探索、锐意改革所出现的失误,只要不属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谋利、失职渎职等情形,要予以容错。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办案效果。对企业为开展正常经营活动而给付“回扣”“好处费”的行为,既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讲政策、给出路,又要防止片面强调保护企业经营而放纵犯罪。对涉嫌行贿犯罪的,要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从起因目的、行贿数额、次数、时间、对象、谋利性质及用途等方面综合考虑其社会危害性。对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手段恶劣、围猎公职人员的,十八大以后顶风作案的,致使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严肃查处。对行贿犯罪情节较轻,积极主动配合有关机关调查的,或者对办理受贿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因国家工作人员索贿、不作为而不得已行贿、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及行贿人认罪认罚的,要依法从宽处理。
第二,规范自身司法行为,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最大程度减少、避免办案活动对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深入查办案件与改进和规范自身司法行为并重。处理好办案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关系,不能因办案简单化或不讲方式方法而致使企业经营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甚至倒闭。在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时注意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合法权益,在依法打击经济犯罪、惩治职务犯罪中注意帮助企业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做到严格公正廉洁司法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并重。对于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既要注意依法处置涉案财物,慎用强制性措施,也要注意提高办案效率、依法从速办理,切实防止久押不决、久拖不决,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不涉案的款物、账户、企业生产经营资料等,一律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对主动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认罪态度好,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不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对于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涉案信息,要注意保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积极探索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构建多层次诉讼体系,不断提升办理涉企业刑事案件的能力和质量、效率、效果。坚持平等保护,对所有经济主体都一视同仁,做到同标准、同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充分考虑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后果、主观恶性等要件,准确把握不起诉以及减轻、从轻、适用缓刑等量刑建议之间的界限,坚决防止出现“以钱赎刑”“权钱交易”等问题;坚持宽严并重,对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从宽处理的同时,对于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破坏公平竞争、诚信经营市场环境的重大犯罪,要依法严肃打击。探索建立符合涉企业刑事案件特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规范和机制。
第三,加大惩治侵犯产权犯罪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加强审查逮捕、起诉工作,确保依法、准确、及时、有效打击侵犯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惩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背信损害企业利益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有力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对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企业家合法权益、勾结黑恶势力在特定经济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受害者人数众多、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侵犯产权的犯罪案件,要严厉打击,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针对企业管理中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监督、预防等检察职能,帮助企业家强化产权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侵犯产权犯罪。认真受理反映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等举报控告,依法打击侵犯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帮助企业家建章立制,提高企业规范经营、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强化刑事诉讼监督,促进公正司法,依法保障涉案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经济犯罪侦查权等公权力的监督,重点监督侦查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加大对该立案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以及选择性执法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严防将民事纠纷当作刑事案件来办。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办案制度,探索完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证据规则,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切实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对已经逮捕的涉嫌犯罪企业家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依法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重点监督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案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提出抗诉。重点监督涉企业家犯罪案件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活动,发现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刑过程中,存在应当执行而不执行,不应当执行而执行,非法处置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财产等侵犯产权违法情形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确保财产刑执行到位。依法保障涉案企业家在服刑期间的申诉权,防止其因申诉而被限制或者剥夺依法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依法保障其在服刑期间行使财产权等民事权利。
第五,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及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的办理,形成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多元化格局。依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申请监督权,规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和审查程序,注重倾听当事人意见,畅通申请监督渠道,依法通过抗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加强对涉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加强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因不依法履行执行职责及错误采取执行措施、错误处置执行标的物、错误追加被执行人,致使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案件。加大对涉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监督力度。依法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积极探索开展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市场监管部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案件的监督。防止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对各类产权主体合法权益的侵害。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坚持有错必究工作原则,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及时向社会发布和通报错案纠正信息。认真总结前期办理的一批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工作经验,继续加大在办理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中的产权保护工作力度,依法处理涉产权的有冤假错可能的企业家服刑案件,提高企业家对法治的信心。坚持法定赔偿原则,保障符合赔偿条件的产权主体依法获得赔偿。
三、加强组织领导和法治宣传,营造尊重和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级检察机关要把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法治环境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严格责任,狠抓落实。立足检察职能,建立健全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加强同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人民法院的沟通配合,重视发挥工商联等部门作用,形成工作合力。配合相关部门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平台,及时报道检察机关工作部署、举措、进展和成效,剖析侵害产权案例,总结宣传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坚持以案释法,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和企业家涉罪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加强预防商业贿赂教育,帮助企业家提高运用法律自我保护能力,促进企业家依法经营、规范经营。注重对涉企业家和产权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典型案例的总结和宣传。选择检察机关依法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有重大影响的典型错案冤案适时向社会公布。着力宣传和营造法治、透明、公平的体制政策环境和尊重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在工作中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意见》要求,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相关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必要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12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九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九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4日)
3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这次发布的案例重点关注消费者食品安全问题,充分体现新修订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突出检察机关从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鲜明立场。
该批典型案例共9件,分别是:王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赵某涛等人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H电缆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孔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申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桶装水案,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彭某某、李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吕某某等人电信诈骗案。其中6个案例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其他案例涉及电缆、柴油、农资等民生领域问题。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务实举措。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批准逮捕侵权假冒犯罪8125件13901人,起诉14957件29624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1297件1412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95件984人。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说,当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有四个特点:从涉及罪名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五种犯罪较为突出,这五个罪名起诉案件数占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侵权假冒犯罪案件总数的90%以上;从犯罪主体看,此类案件犯罪分子多为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人员,约70%人员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从犯罪对象看,伪劣商品涉及到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农资产品、化妆品、日用品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从犯罪方式看,互联网已成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重要原料来源渠道和销售平台,共同犯罪占近60%,体现出团伙作案、上下游犯罪链条化等特征。
“我们将始终保持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维护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重拳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完善惩治假冒伪劣犯罪办案机制,进一步提升专业化队伍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安全保障。”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强调。
王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销售伪劣产品 成品油 行刑衔接 社会治理
【要旨】
成品油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打击伪劣成品油犯罪,整治成品油市场,有利于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燃料油和柴油的制造工艺、用途均不同,是两种不同的油品,以燃料油冒充柴油进行销售,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2017年初,被告人王某某接手经营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后王某某为赚取差价,多次从他人处购买燃料油(主要用途为船舶机械、锅炉等),冒充柴油销售给某矿业公司和某物流公司。王某某以燃料油冒充柴油对外销售100余次,共销售2200余吨,销售金额共计1300余万元。案发时,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油罐内存有23.5吨燃料油,货值金额13万余元。
经江西省九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扣押油品的酸度、闪点(闭口)、硫含量和色度不符合普通柴油国家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诉讼过程】
2020年7月2日,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20年9月27日,东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王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12月22日,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伪劣成品油犯罪,保护消费者权益。包括柴油在内的成品油,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燃料油和柴油的制造工艺、用途均不同,是两种不同的油品。以燃料油冒充柴油用于汽车,不仅会严重污染大气,还会损伤车辆重要部件,造成行车安全风险,社会危害大。打击假冒伪劣成品油犯罪,整治成品油市场,有利于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成品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全面审查证据,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本案中,现场查获的油品经过检验系不合格产品,但被告人之前销售的油品是否符合质量标准,需要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参考GB/T28863-2012《商品质量监督抽样检验程序具有先验质量信息的情形》,检察机关认为,检验报告已证明油罐里待售的油品为不合格。被告人购进燃料油来源固定,其明知购进的是燃料油而以柴油名义卖出,既有被告人的供述,又有证人证言及记账凭证、发油报表等证据相互印证,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被告人一直以来均是以燃料油冒充柴油进行销售。法院采纳该意见,认定了全部犯罪金额,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犯罪。
(三)加强行刑衔接,注重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在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案件之初便参与会商研判,对案件定性、抽样鉴定等提出建议,确保案件顺利移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形成打击合力,从案发到刑事立案用时不足两个月。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完善证据,并就油品专业问题咨询市场监管部门,确认以燃料油冒充柴油使用的危害性。检察机关还通过以案释法,广泛宣传,进一步提示当地成品油行业从业者合法合规经营。有关行政部门对全县经营成品油单位进行全面排查。目前,该县成品油市场合格率接近100%,成品油安全和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提升。
赵某涛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注水牛肉 销售金额 社会治理
【要旨】
在屠宰过程中对活牛注水,违反国家相关质量要求,降低牛肉产品的品质,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的行为。长期生产、销售注水牛肉,在以往已售产品已灭失情况下,可以结合电子数据、交易记录、被告人供述、市场交易习惯等综合认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重与行政主管机关、公安机关协作,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监管漏洞积极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实现1+1>2的办案效果。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赵某涛收购江苏省南通市某屠宰加工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活牛屠宰、牛肉加工、销售。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赵某涛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指使被告人贾某银等人在屠宰活牛过程中,采用水管插入牛心注水的方式,增加牛肉重量,再由季某刚等工人分别对注水牛进行屠宰、加工。上述注水牛肉经赵某涛组织,由其子女赵某甲、赵某乙等人分销至上海市多家农贸市场。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南通某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屠宰现场当场查获2950斤注水牛肉。
经上海司法会计中心有限公司审计,赵某涛等人生产、销售注水牛肉共计80余万公斤,销售金额达人民币近5000万元。
【诉讼过程】
2019年7月25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涛等17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两批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涛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500万元,判处其他1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部分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4月6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揭露注水牛肉社会危害性,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犯罪行为人在屠宰活牛过程中注水,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畜禽注水,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检察机关为揭示注水牛肉的实质危害性,组织科研院校食品安全专家开展专项研讨,并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证实注水会降低单位牛肉制品中的营养成分和价值,降低牛肉的品质,且因注水更易造成病原性微生物污染,引发食物中毒,注水牛肉是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的伪劣产品。检察机关在充分揭露注水牛肉社会危害性的同时,坚持“四个最严”原则,严厉打击畜禽注水类犯罪行为,最终,本案主犯均被判处严厉的刑罚。
(二)精准认定注水牛肉销售金额,体现刑事打击罪责刑相统一原则。本案中,南通某屠宰有限公司在案发时间段屠宰、销售牛肉的金额达3亿多元,绝大多数牛肉已销售,且根据被告人供述并非每头牛均注水,故如何认定赵某涛等人生产、销售注水牛肉的金额系本案难点。检察机关结合已查证属实的该公司生产记录、交易记录、聊天记录以及案件10余名注水工、屠宰工关于屠宰过程中注水数量、注水比例的供述内容,并充分考虑注水牛肉销售金额应减去牛副产品数量等交易习惯,最终认定本案生产、销售注水牛肉的金额为近5000万元。同时,针对本案中仅参与部分犯罪的员工,检察机关充分参考该公司的考勤记录,对每名员工参与生产、销售注水牛肉的金额予以精准认定,实现罪责刑相统一,保证罚当其罪。
(三)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联动综合治理共护食品安全。本案被告人规模化组织化开展畜禽注水,涉案犯罪金额大,危害后果波及多个地区,跨区域特征明显,治理难度较大。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发挥集中管辖危害食品安全案件的优势,积极争取上级检察机关的统筹指导,落实“跨行政区划办案+属地化检察治理”联动机制,与属地检察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机关、地方政府,同步在涉案四个区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食品安全共治”专项综合治理活动,对有关市场公开宣告检察建议,向现场商户、群众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组织市场商户在“合法经营保障食品安全”倡议书上签名承诺,并定期开展“回头看”活动,持续推动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建设,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共筑食品安全保护网。
H电缆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不合格电线电缆 追加起诉单位犯罪 社会治理
【要旨】
正规生产厂商对产品未经质检即出具产品合格证,放任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检察机关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案件,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并阐明不合格产品的实质危害,着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消除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1日,李某某开始担任H电缆公司总经理。在李某某经营管理H电缆公司期间,其明知公司质检部门未实际进行质量检验即出具产品合格证明,仍放任所生产的不合格电缆线出厂销售。2019年10月16日,江西省景德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乐平市供电分公司塔前仓库进行执法检查,查扣部分由H电缆公司销售的电线电缆。经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检测,H电缆公司生产、销售的部分电缆线绝缘线芯标志导体直流电阻均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最大值,系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电缆总价值近60万元。
2020年8月12日,李某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诉讼过程】
2021年1月8日,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食药环分局以李某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依法追加H电缆公司为犯罪嫌疑单位,并于2021年8月12日以H电缆公司、李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21年9月10日,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单位H电缆公司罚金30万元,判处李某某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认定主观明知。H电缆公司作为正规生产厂商,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是否构成犯罪,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主观故意。正规生产厂商虽履行质检义务但因过失亦可能导致残次品流入市场,这种情况因缺乏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但在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根据H电缆公司内部质检流程的相关规定,查实该公司内部质检员工未实际检测产品质量即故意出具产品合格证,且作为公司实际经营者的李某某知情,应认定该公司、李某某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具有放任的故意,故认定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二)依法追诉遗漏单位犯罪,确保全面打击伪劣商品犯罪效果。本案公安机关仅以李某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补充完善证据,查实李某某系H电缆公司实际经营者、管理者的作用地位,明确其所作决定和行为系代表单位意志,为了单位利益,且生产、销售伪劣电缆的收益均归单位所有,故本案系单位犯罪,应当追诉H电缆公司作为单位犯罪主体。
(三)聚焦民生能动履职,综合治理保障消费者权益。本案涉案伪劣电线电缆导体电阻超出国家标准,会增大电流在线路上通过时的损耗,加剧电线电缆的发热,如果投入使用,会加快包覆电缆线绝缘层老化,且更易引发火灾事故,具有安全隐患,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案发后,在检察机关督促下,H电缆公司及时召回问题产品,对其他相关产品进行全面质量检查,且对公司经营管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弥补了产品质量漏洞,切实防止不合格电缆线再次流向市场。检察机关开展跟踪回访,通过能动履职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在保障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合格放心产品的同时,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孔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共同犯罪 以假充真 食品安全
【要旨】
将掺杂棉籽油的玉米大豆调和油,销售给香油生产厂家;相关香油生产厂家在香油制品生产过程中,掺杂掺假,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促进食品安全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3日,被告人孔某某成立沈阳新某某食品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郑某某担任生产厂长。2017年,孔某某向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该公司“好财好”牌玉米大豆调和油的企业标准,该调和油的原辅料为玉米油、大豆油。之后,孔某某在制作玉米大豆调和油时故意违背已备案的企业标准,添加廉价棉籽油将油体颜色调至近似香油的颜色(俗称“红油”),并将该制作调配方法告知郑某某。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间,孔某某、郑某某等人将与香油颜色相近的“红油”销售到全国12个省、市的香油坊以及香油生产厂家。孔某某在推销“红油”过程中以该油颜色、溶点与香油相同为卖点,并向吕某某、李某某等经销商传授往香油里勾兑“红油”或在“红油”中添加一定比例香精提高香味以此冒充纯芝麻香油销售的方法;此外,该厂向部分经销商、香油制造厂家违规销售香精或提供购买香精渠道,用以调制假香油,其公司销售香精金额为39330元。经查实,被告人孔某某、郑某某参与生产、销售伪劣香油制品金额为584207.6元
被告人吕某某系食用油油瓶经销商,有广泛的香油生产厂商销售渠道。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孔某某通过吕某某等人的销售渠道推销“好财好”牌玉米大豆调和油(“红油”)。吕某某帮助对外宣传该“红油”可用于掺入香油当中,并从销售额中提取利润。2017年7月,吕某某向做销售芝麻生意的被告人李某某介绍孔某某生产的“红油”可以掺入香油当中,并将孔某某联系方式告知李某某。李某某向多名生产香油人员推销该“红油”。2017年李某某向河北邢台被告人王某超经营的河北某食用油有限公司推销“红油”,王某超在购入金额为130576元的“红油”后与其公司负责生产的被告人王某达在生产香油过程中掺入该“红油”和乙基麦芽酚、乙基香兰素等香精成分,冒充香油进行销售,由被告人王某越负责销售并送货。经鉴定机构检测,该公司被抽检的所有香油、芝麻酱均不合格。经查实,河北某公司销售伪劣香油金额为277546.39元,销售伪劣芝麻酱金额为24816.5元。被告人王某超、王某达、王某越参与生产、销售伪劣香油制品的金额为302362.89元;被告人吕某某、李某某等参与生产、销售伪劣香油制品的金额为130576元。
【诉讼过程】
2020年7月24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检察院以孔某某、郑某某等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信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31日,信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孔某某、郑某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9月1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孔某某、郑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打击犯罪源头,保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孔某某、郑某某等人作为长期从事香油生产、销售的从业人员,明知香油行业中存在往香油中加入所谓“红油”,降低生产成本的潜规则,仍然故意研制“红油”生产配方,制成与香油颜色相近的所谓“玉米大豆调和油”,并积极推销,推动下游购买者将“红油”掺入香油或在“红油”中加入香精冒充香油,孔某某、郑某某等人的行为对制造假香油,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该行为是实践中常见的源头性犯罪,从源头上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有利于认真贯彻落实食品药品“四个最严”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二)提前介入,深入沟通,妥善办理跨地域关联制假售假案件。为有效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都区检察院积极与市场监管部门沟通协调,形成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既开展个案协作,也完善信息交流、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机制建设,深挖犯罪线索。信都区检察院在受理该案之初,即选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多次参加案件侦查研讨。信都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案情通报和提前介入的优势,就案件的定性、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人员责任、侦查方向以及证据保全等向公安机关提出法律意见,促进跨地域关联制假售假案件的妥善办理。
(三)充分发挥行刑衔接作用,在办案中促进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保障食品安全就是保障民生。在食用油中掺杂、掺假因检测难等技术问题较难被发现,本案中,行政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加强行刑衔接,通过多方努力突破技术难题,有力打击违法犯罪。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精诚合作,进一步严格规范辖区食品药品添加剂的销售管理,建立添加剂的溯源机制;提高日常检测水平,形成信息公开常态化;完善食品监管机制,加强执法处罚力度;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引导,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等,共同促进食品安全领域的齐管共治。
申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桶装水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假冒注册商标 桶装水 致病菌超标
【要旨】
涉案食品中致病菌严重超标,可以结合专家意见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彻底铲除犯罪网络。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至2020年间,申某某、魏某某使用购置的纯净水过滤器具、灌装设备私设水厂,使用地下井水灌装桶装水,通过加封防伪标识、封条、封盖等方式假冒知名纯净水品牌的纯净水,并销售给经营桶装水或超市的被告人徐某某等人,销售金额达105万余元。被告人徐某某等28人明知该桶装饮用水不符合国家标准且属于假冒知名纯净水品牌的桶装水仍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为19万余元至2400余元不等。被告人张某某等人明知销售的桶装水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分别为21万余元、13万余元。被告人郑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将用于桶装水封口的假冒的知名纯净水品牌商标标识出售给申某某等人,销售金额为22万余元至5万余元不等。
经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检验,涉案的生产厂房提取的罐装饮用水和扣押的桶装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中铜绿假单胞菌不合格。经认定,涉案商标标识均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诉讼过程】
2021年6月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以申某某、魏某某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徐某某等人涉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郑某某等人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张某某等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1月6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分别判处申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拘役六个月(缓刑)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并禁止魏某某等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是准确认定食品中致病菌严重超标的危害性,依法严厉打击犯罪。桶装饮用水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品,其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本案扣押的桶装饮用水经检测,铜绿假单胞菌超标500余倍,明显不符合GB19298-2014的国家标准。为进一步确定铜绿假单胞菌超标对人体的危害性,检察机关与卫生健康部门进行会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出具专家意见,证明铜绿假单胞菌严重超标可能引起中耳炎、胸膜炎、菌血症、败血症等,还有可能引起婴儿严重的流行性腹泻,能够认定涉案桶装水“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结合被告人申某某、魏某某的主客观行为,认定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二是依法引导侦查取证,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关联紧密,检察机关注重引导公安机关对生产窝点、上游假冒商标标识来源、下游销售网络全面取证,查明涉案人员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相关罪名,确保全链条打击犯罪。本案中,申某某等人的行为同时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是依法能动履职,强化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后,第一时间书面告知知识产权权利人,送达《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与涉案商标权利人公司进行沟通,听取意见。主动引导权利人向公安机关提供权利证明等书面证据材料,及时补充完善涉案商标的鉴定,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案件查办后,涉案品牌的桶装水在天津地区销售量已经恢复至正常水平,有效遏制了假冒桶装水的蔓延势头,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切实维护了正常市场秩序。
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非法添加物质 主观明知 以案释法
【要旨】
在食品生产中非法添加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的物质,或明知系添加上述物质的食品而销售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检察机关在全面把握证据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各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实现对有毒、有害食品生产方和销售方的全链条打击。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以案释法优势,围绕案件积极开展普法教育,宣传食品安全法律规定,警示违法犯罪分子,助力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28日,被告人陈某某注册成立M公司,生产、销售予锦囊淀粉囊装玛咖黄精粉(以下简称“予锦囊”)、予颜蕊黄精葛根固体饮料(以下简称“予颜蕊”)、草本朴真牡蛎黄精固体饮料(以下简称“朴真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为增强产品的壮阳、滋阴等功效,提升销量,陈某某从网上购买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物质,安排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等人按一定比例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进行添加,制成胶囊或冲剂之后对外销售。2017年8月至2020年6月,陈某某等人共计生产、销售相关食品433万余粒(条),销售金额810余万元。
2018年3月,被告人刘某某委托M公司生产朴真固体饮料。被告人刘某某明知该产品含有西地那非,仍销售给被告人孙某某近1.3万盒,销售金额64万余元;被告人孙某某明知该产品含有西地那非,仍通过网络平台将该产品向外销售760余盒,销售金额17万余元。
2020年6月10日,陈某某的生产及销售场所被公安机关查获,现场扣押予锦囊等15种产品,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鉴定,予锦囊等14种产品中检测出他达拉非成分,予颜蕊检验出西地那非成分。经湖南省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的涉案产品中含有禁用的药物成分他达拉非或西地那非,属有毒有害食品。
【诉讼过程】
2021年3月9日,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以陈某某、陈某甲、陈某乙、刘某某、孙某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7月8日,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陈某某等五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三年不等,罚金人民币1600万元至35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某某等提出上诉。2021年12月20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系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等病症的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当服用可能会伤害消化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神经系统等,对服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2012年3月,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被列入《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禁止在保健食品中添加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陈某某等人在生产保健食品过程中罔顾消费者生命健康非法添加此类物质,并销售至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对消费者造成潜在的危害,且已有多名消费者出现不良反应,其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当予以严惩。
(二)准确判断嫌疑人主观明知,全链条摧毁犯罪网络。考虑到部分犯罪嫌疑人不具有专业的药学或法律知识,在判断其主观明知时,并不要求其明知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内添加了西地那非等禁用物质,而是结合生活常识,明知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内添加了国家禁止添加的物质,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即可。本案根据刘某某长期从事保健品销售、多次与他人交流产品添加剂量及安全问题、收到产品含西地那非的检测报告后仍继续销售、销售过程中不断收到不良反应反馈等情况,综合认定其具有主观明知。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加强与执法司法机关配合,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追根溯源,深挖犯罪,注重全链条打击犯罪,彻底铲除犯罪源头,摧毁犯罪网络。
(三)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优势,积极参与食药安全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在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强化以案释法,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庭审阶段,积极配合法院通过抖音直播庭审过程,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充分释法说理,引发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判决后,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提示犯罪风险,多维度、多举措展现检察机关依法有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坚定决心和积极作为。
彭某某、李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工业硫磺 行刑衔接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要旨】
在食用农产品加工、销售、贮存等过程中,使用工业硫磺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要强化行刑衔接,增强检察监督实效;坚持宽严相济,当严则严,有力震慑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促进企业和个人守法经营,有效维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公信力。
【基本案情】
彭某某、李某某夫妻二人在位于四川某县的家中收购竹笋,将竹笋通过加食盐蒸煮或用食品添加剂焦亚硫酸钠浸泡后销售给竹笋加工企业。2019年4月初,因收购的竹笋数量大,为提高生产加工效率,降低成本,二人商议决定使用工业硫磺熏制竹笋。二人遂使用在网上购买的工业硫磺对未加工完成的竹笋在夜间进行熏制,并将熏制好的竹笋装入编织袋内存放准备销售。现场查获彭某某、李某某使用工业硫磺熏制的竹笋20余吨。经检验,查获的竹笋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严重超标。
【诉讼过程】
2019年10月28日,四川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彭某某、李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二人自愿认罪认罚。2019年11月14日,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二被告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1万元;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1万元,禁止李某某在缓刑考验期间从事食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活动。一审宣判后,两名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坚持以“严”为本,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链条长、风险多,尤其像竹笋等农副产品时令性强、生产周期短,易腐败变质,个别家庭作坊或小规模企业为防腐并降低生产成本,使用工业硫磺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进行加工,易对人体神经系统、肾脏、肝脏造成损害,具有高致癌风险。工业硫磺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第一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检察机关对案件准确定性,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源头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也及时有效地阻止了涉案竹笋最终流向消费者餐桌。
(二)能动履职加强行刑衔接,增强检察监督实效。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通过信息共享、线索通报、联席会议等方式,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检察机关在参与行政执法机关个案会商时,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固定相关物证,及时抽样送检;发现涉嫌犯罪后,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督促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应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查明案件事实。从行政调查到刑事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将检察监督落实到案件办理全流程,确保了案件办理质效。
(三)坚持“以案释法”,维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公信力。当地的“某竹笋”是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品牌,为打消竹笋生产、销售企业的担忧和消费者的质疑,检察机关邀请当地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竹笋生产、销售企业及消费者代表旁听庭审,促使当地竹笋生产销售企业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识,自觉合法经营。本案的及时查处,也给当地收购加工散户敲响了警钟,起到了震慑和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有效维护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公信力,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不合格化肥 提前介入 司法救助
【要旨】
涉农案件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百姓民生福祉,检察机关要主动作为,通过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取证,为指控犯罪夯实证据基础。要在依法严厉打击涉农资安全犯罪行为的同时,积极保障被害农户的权益,及时全面开展司法救助,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帮助被害农户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司法办案“后半篇文章”。
【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10日,符某注册成立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从事化肥的生产、销售。尔后,符某在未聘用任何化肥生产专业人员和化肥检验人员的情况下,通过将化肥生产原料随意配比、假冒检验员签字、伪造化肥检验报告、合格证等手段,大量生产复合氮肥、尿素、复合肥料等品种化肥,并销往四川、重庆、云南等地。2020年5月27日,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因生产、销售不合格化肥,被重庆市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
2020年10月至2021年初,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仍将以前述方式生产的化肥以6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将化肥陆续销售给重庆市渝北区各镇558户农户,数量共计100余吨。后经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抽样检验,涉案化肥氮、磷、钾的含量未达到国家标准,均为不合格化肥产品。
2021年5月18日,符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诉讼过程】
2021年8月9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以被告人符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依法追加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为犯罪嫌疑单位,并于2021年12月6日以该公司和符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单位四川K化肥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8万元;判处被告人符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判决后,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发挥检察机关审前主导作用,积极提前介入。本案属于危害国家农业生产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益案件,检察机关通过两法衔接平台,收到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移送的涉案线索后,经研判确定该案涉农涉粮,地跨川、渝、滇三省市,受损农户500余户,案情重大取证难度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在信息共享、初查方向与取证重点等方面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有效衔接,主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化肥种类、数量、金额进行精确统计,按照不同种类化肥进行分类登记、抽样、送检,并对其他证据调取、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事项提出意见建议,为指控犯罪打下坚实证据基础。
(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农案件时,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收集、审查、认定证据。本案中,有受害农户反映其种植2万余株柑橘树等农作物因使用假化肥出现落叶、烂根现象。检察机关经实地走访并咨询农业专家,查明造成被害农户柑橘等农作物落叶、烂根系因使用高氯化肥(不宜用于柑橘等旱地作物),涉案化肥的氯含量并未超出国家标准,故难以得出涉案化肥与被害农户损失之间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结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但犯罪行为人以不合格的化肥冒充合格的化肥,销售数额达5万元以上的,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三)全面落实司法救助政策,促进社会治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刑事案件中,商品的购买者既是刑事案件被害人,也是普通消费者。办案中,检察机关了解到购买假化肥的农户绝大多数为留守老人,部分才刚刚脱贫,经济条件、创收能力较差,且因农作物损失的原因无法查明,被害农户亦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获得救济,检察机关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依法对涉案的558名被害农户全部给予司法救助,共计人民币26万余元。检察机关将打击犯罪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有机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努力开展司法救助,帮助被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让消费者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的温度。
吕某某等人诈骗案
【关键词】
电信诈骗 “保健品” 维护老年人权益 分层处理
【要旨】
利用老年人重视健康、求医心切的心理,假冒专家身份进行诊疗,通过谎报病因、夸大产品疗效等欺诈手段,将低价购进的保健品高价卖给不特定老年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构成诈骗罪。要根据各行为人参与犯罪时间的长短、职责分工、非法获利、职业经历等,综合判断行为人责任轻重。检察机关要积极延伸办案效果,开展以案释法,提高群众识骗防骗意识。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期间,被告人吕某某伙同被告人吕某,在北京成立公司,纠集同案犯侯某某、张某某等30余人,组成固定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假冒医疗卫生单位行政工作人员、医生、主任等身份,通过谎报病因、夸大产品疗效等欺诈手段群呼或单独拨打不特定老年被害人电话,将十几元至一、二百元购进的保健品、药品,以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价格卖给老年人群体,以此获取非法利益。经查,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期间,该犯罪集团共计骗得江苏省、北京市等10余省份1010余名老年被害人人民币492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8月13日、9月1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诈骗罪对吕某某等人提起公诉。2021年12月20日、2022年1月7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吕某某等21名被告人十三年至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厘清案情,准确定性,精准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被骗事件屡见不鲜,有观点认为此类事件属于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正常市场交易行为,虽然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但老年人也是自愿购买,没有强迫交易,不够成犯罪,仅涉嫌民事欺诈。本案中,被告人通过假冒身份进行诊疗、夸大病情使老年人陷入错误认识、夸大保健品疗效承诺可以根治等欺诈行为,迷惑老年人“自愿购买”,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准确区分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作用,坚持“轻轻重重”的分层处理原则。对共同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证据,准确认定事实,区分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本案中检察机关根据各行为人参与犯罪时间的长短、职责分工、非法获利、职业经历等情况,综合判断行为人责任轻重,分类处理涉案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犯罪属从重处理情节的规定,对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提出十至十三年的量刑建议,对于部分参与时间短、认罪态度好、情节较轻的一般参与人员,提出判处缓刑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三)维护老年人合法利益,开展法治宣传,延伸办案效果。本案犯罪分子通过对老人嘘寒问暖等方式获取信任,同时,利用快递货到付款的形式,骗取不会网上转账的老年人的钱财,环环相扣,精准施骗。很多被害老年人把诈骗分子当作亲人,被骗而不自知,部分被害人仅一个月就花费十万余元数次从诈骗分子手中购买价值仅几百元的保健品。本案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及时向物流公司及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强对类似公司所寄快递的审核力度。同时,综合运用报刊、公众号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曝光该案件,提高群众识骗防骗意识,规劝老年人尽量前往正规医院看病就诊,积极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0年7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法释〔2020〕5号)
为进一步完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加诉讼,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效惩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证券市场实际和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包括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引发的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
普通代表人诉讼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提起的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是依据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提起的诉讼。
第二条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对多个被告提起的诉讼,由发行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对发行人以外的主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由涉诉证券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的功能,按照自愿、合法原则,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证券纠纷。
当事人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立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着重调解。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案件,应当依托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立案登记、诉讼文书送达、公告和通知、权利登记、执行款项发放等工作,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提高审判执行的公正性、高效性和透明度。
二、普通代表人诉讼
第五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一)原告一方人数十人以上,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和共同诉讼条件;
(二)起诉书中确定二至五名拟任代表人且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代表人条件;
(三)原告提交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非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第六条 对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和听证等方式对被诉证券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事实等进行审查,并在受理后三十日内以裁定的方式确定具有相同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范围。
当事人对权利人范围有异议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复议裁定。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权利人范围确定后五日内发出权利登记公告,通知相关权利人在指定期间登记。权利登记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
(二)被告的基本情况;
(三)权利人范围及登记期间;
(四)起诉书中确定的拟任代表人人选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五)自愿担任代表人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的期限;
(六)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公告应当以醒目的方式提示,代表人的诉讼权限包括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审理,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提起或者放弃上诉,申请执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等,参加登记视为对代表人进行特别授权。
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第八条 权利人应在公告确定的登记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未按期登记的,可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补充登记,补充登记前已经完成的诉讼程序对其发生效力。
权利登记可以依托电子信息平台进行。权利人进行登记时,应当按照权利登记公告要求填写诉讼请求金额、收款方式、电子送达地址等事项,并提供身份证明文件、交易记录及投资损失等证据材料。
第九条 人民法院在登记期间届满后十日内对登记的权利人进行审核。不符合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人民法院不确认其原告资格。
第十条 权利登记公告前已就同一证券违法事实提起诉讼且符合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
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讼的,列为代表人诉讼的原告,已经收取的诉讼费予以退还;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准许其加入代表人诉讼,原诉讼继续进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审核通过的权利人列入代表人诉讼原告名单,并通知全体原告。
第十二条 代表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自愿担任代表人;
(二)拥有相当比例的利益诉求份额;
(三)本人或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具备一定的诉讼能力和专业经验;
(四)能忠实、勤勉地履行维护全体原告利益的职责。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或者接受投资者的委托指派工作人员或委派诉讼代理人参与案件审理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该机构为代表人,或者在被代理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申请担任代表人的原告存在与被告有关联关系等可能影响其履行职责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第十三条 在起诉时当事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应当在起诉前确定获得特别授权的代表人,并在起诉书中就代表人的推选情况作出专项说明。
在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应当在起诉书中就拟任代表人人选及条件作出说明。在登记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对拟任代表人人选均没有提出异议,并且登记的权利人无人申请担任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由该二至五名人选作为代表人。
第十四条 在登记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对拟任代表人的人选提出异议,或者申请担任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自原告范围审核完毕后十日内在自愿担任代表人的原告中组织推选。
代表人的推选实行一人一票,每位代表人的得票数应当不少于参与投票人数的50 %。代表人人数为二至五名,按得票数排名确定,通过投票产生二名以上代表人的,为推选成功。首次推选不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即时组织原告在得票数前五名的候选人中进行二次推选。
第十五条 依据前条规定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的,应当将投票情况、诉讼能力、利益诉求份额等作为考量因素,并征得被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第十六条 代表人确定后,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公告。
原告可以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权利登记,并可以另行起诉。
第十七条 代表人因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者其他事由影响案件审理或者可能损害原告利益的,人民法院依原告申请,可以决定撤销代表人资格。代表人不足二人时,人民法院应当补充指定代表人。
第十八条 代表人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草案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制作调解书的申请书及调解协议草案。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事实以及审理进展等基本情况;
(二)代表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的情况;
(三)调解协议草案对原告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影响;
(四)对诉讼费以及合理的公告费、通知费、律师费等费用的分摊及理由;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认为调解协议草案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后十日内向全体原告发出通知。通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调解协议草案;
(二)代表人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的申请书;
(三)对调解协议草案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方式、程序和期限;
(四)原告有异议时,召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及报名方式;
(五)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对调解协议草案有异议的原告,有权出席听证会或者以书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提交异议的具体内容及理由。异议人未出席听证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听证会上公开其异议的内容及理由,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应当进行解释。
代表人和被告可以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对调解协议草案进行修改。人民法院应当将修改后的调解协议草案通知所有原告,并对修改的内容作出重点提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召开听证会。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赞成和反对意见、本案所涉法律和事实情况、调解协议草案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可行性等因素,决定是否制作调解书。
人民法院准备制作调解书的,应当通知提出异议的原告,告知其可以在收到通知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退出调解的申请。未在上述期间内提交退出申请的原告,视为接受。
申请退出的期间届满后,人民法院应当在十日内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代表人和被告签收后,对被代表的原告发生效力。人民法院对申请退出原告的诉讼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
第二十二条 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决定撤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并通知全体原告。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当根据原告所提异议情况,依法裁定是否准许。
对于代表人依据前款规定提交的书面申请,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
第二十三条 除代表人诉讼案件外,人民法院还受理其他基于同一证券违法事实发生的非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原则上代表人诉讼案件先行审理,非代表人诉讼案件中止审理。但非代表人诉讼案件具有典型性且先行审理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委托双方认可或者随机抽取的专业机构对投资损失数额、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素导致的损失扣除比例等进行核定。当事人虽未申请但案件审理确有需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定。
对专业机构的核定意见,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
第二十五条 代表人请求败诉的被告赔偿合理的公告费、通知费、律师费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六条 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可以在判决主文中确定赔偿总额和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并将每个原告的姓名、应获赔偿金额等以列表方式作为民事判决书的附件。
当事人对计算方法、赔偿金额等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核。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补正。
第二十七条 一审判决送达后,代表人决定放弃上诉的,应当在上诉期间届满前通知全体原告。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上诉,被告在上诉期间内亦未上诉的,一审判决在全体原告与被告之间生效。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的,应当同时提交上诉状,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对上诉的原告按上诉处理。被告在上诉期间内未上诉的,一审判决在未上诉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生效,二审裁判的效力不及于未上诉的原告。
第二十八条 一审判决送达后,代表人决定上诉的,应当在上诉期间届满前通知全体原告。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放弃上诉的,应当通知一审法院。被告在上诉期间内未上诉的,一审判决在放弃上诉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生效,二审裁判的效力不及于放弃上诉的原告。
第二十九条 符合权利人范围但未参加登记的投资者提起诉讼,且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代表人诉讼生效判决、裁定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相同的,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诉讼请求后,裁定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适用已经生效裁判的裁定中应当明确被告赔偿的金额,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代表人诉讼调解结案的,人民法院对后续涉及同一证券违法事实的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
第三十条 履行或者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得财产,人民法院在进行分配时,可以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协助执行义务人依法协助执行。
人民法院应当编制分配方案并通知全体原告,分配方案应当包括原告范围、债权总额、扣除项目及金额、分配的基准及方法、分配金额的受领期间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 原告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
三、特别代表人诉讼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布权利登记公告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公告期间受五十名以上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先受理的人民法院不具有特别代表人诉讼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不同意加入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权利人可以提交退出声明,原诉讼继续进行。
第三十三条 权利人范围确定后,人民法院应当发出权利登记公告。权利登记公告除本规定第七条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投资者保护机构基本情况、对投资者保护机构的特别授权、投资者声明退出的权利及期间、未声明退出的法律后果等。
第三十四条 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届满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声明退出。未声明退出的,视为同意参加该代表人诉讼。
对于声明退出的投资者,人民法院不再将其登记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告,该投资者可以另行起诉。
第三十五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据公告确定的权利人范围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调取的权利人名单,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登记,列入代表人诉讼原告名单,并通知全体原告。
第三十六条 诉讼过程中由于声明退出等原因导致明示授权投资者的数量不足五十名的,不影响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代表人资格。
第三十七条 针对同一代表人诉讼,原则上应当由一个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两个以上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分别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且均决定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个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第三十八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被代表的投资者持续了解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回应投资者的诉求。对投资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予采纳的,应当对投资者做好解释工作。
第三十九条 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败诉或者部分败诉的原告申请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视原告的经济状况和案件的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第四十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本部分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中关于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
四、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823号(政治法律类16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823号(政治法律类168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预防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助力社会文明建设的提案》收悉,经商中央文明办,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家事法律法规政策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弘扬家庭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的“一般规定”中专门增加规定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为推进婚姻家庭建设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人民法院将积极贯彻落实《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司法职责,稳步推进涉婚姻家庭司法工作良性健康发展。
自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及时妥善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司法手段,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保护家庭成员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设立了一个“法律保护伞”、一道“隔离墙”,很大程度上预防或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但反家庭暴力法在实施过程中,在证据认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通过专项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召开经验交流会等方式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并待条件时机成熟,适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审判实践中,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执行等问题,各地法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立案绿色通道,实现快速立案、迅速调查。在证据方面,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适当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责任。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创设了“五必须”原则,即必须在规定时间发出,必须联合当地妇联、公安、社区三个部门协同送达,现场送达时必须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必须以案说法,必须及时进行跟踪回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已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今年的重大调研课题,并拟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或指导意见等方式加大监督指导力度。
二、关于家事审判改革和家事纠纷社会化多元防控格局问题。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有力推动形成了家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四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诉前调解、离婚证明书、案后回访等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2018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上述制度予以总结推广。2019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加大家事审判中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和各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和配合。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往纵深发展。在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不少地方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家事法庭、少年家事审判庭或者合议庭。实践证明,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的地方,相关工作的推进力度就更大。
三、关于引导建设家庭文明新风尚问题。近年来,中央文明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家庭文明建设作为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家庭文明建设之中。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推动科学理论、思想道德、文明新风、科学精神进家庭,增进家庭成员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2.扩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参与面。2016年,中央文明办召开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评选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300户。先后印发《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全国文明家庭激励与管理办法》,发挥家庭教育基础作用,建设新时代家风文化,营造家庭文明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文明家庭创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推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做大文明家庭的蓄水池,增强文明家庭的社会影响。3.广泛宣传文明家庭典型事迹。编辑出版和发放《家和万事兴共筑中国梦--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群芳谱》。组织第一届300户全国文明家庭撰写家庭故事和拍摄短视频,在中国文明网专题栏目展播,充分展示全国文明家庭风采。遴选文明家庭中孝亲敬老先进典型,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宣传报道。推动各地把文明家庭宣传贯穿到日常工作中,组织各级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宣传报道文明家庭事迹。4.建立完善文明家庭激励管理机制,巩固文明家庭创建成果,加强文明家庭动态管理,促进创建文明家庭活动常态化。下一步,中央文明办将积极推动各地将家教家风宣传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参与中强化家庭文明理念、重视孝德文化学习教育。评选表彰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选树一批先进典型,积极开展常态化宣传,营造崇尚、学习、争当文明家庭的良好氛围。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把春节、清明、重阳等亲情最浓郁的节日作为建设家庭文明的重要契机,引导家长和青少年在辞旧迎新、慎终追远、阖家团圆、尊老敬老中共建家庭文明。
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联动作用,形成反家庭暴力合力,指导基层法院与当地妇联、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依法及时妥善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各种案件,通过司法手段推动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治理工作,依法为家庭文明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提供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10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 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二、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
第三条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未及时通知出租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租赁物,造成出租人损失,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出租人转让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受让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或者变更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合同的解除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二)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明确约定,但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百分之十五以上,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三)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仅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未对租赁物的归属及损失赔偿提出主张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当事人进行释明。
四、违约责任
第八条 租赁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且出租人实施了下列行为之一,承租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百四十四条、第七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在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时,对租赁物的选定起决定作用的;
(二)出租人干预或者要求承租人按照出租人意愿选择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三)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承租人主张其系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者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选择。
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一条 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
第十二条 诉讼期间承租人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价值;融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参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确定租赁物价值。
承租人或者出租人认为依前款确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评估或者拍卖确定。
五、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出卖人与买受人因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或者出租人与承租人因融资租赁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仅对其中一个合同关系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另一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不一致,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未对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十四条 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本解释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6〕19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指南
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指南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10日)
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创新发展,方便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确保知识产权案件生效裁判得到依法迅速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具体范围  1.知识产权案件的具体范围。知识产权案件包括:(1)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涉及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合同、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垄断、特许经营合同的民事纠纷案件;(2)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等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纠纷案件;(3)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第7条)
二、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执行
(一)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阶段申请保全  2.诉讼保全申请、担保及其数额。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责令申请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百分之三十;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责令申请人提供行为保全担保的数额,应当相当于被申请人可能因执行行为保全措施所遭受的损失,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所涉产品的销售收益、保管费用等合理损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  3.诉前保全申请、担保及其数额。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数额应当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申请诉前行为保全,提供担保的数额应当相当于被申请人可能因执行行为保全措施所遭受的损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  4.法院接受保全申请后如何采取措施。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
(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如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5.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主体。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可指定辖区内其他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  6.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  7.申请强制执行需要提交的材料、交纳的费用。当事人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外国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中文申请执行书。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司法协助条约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办理。
(2)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3)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公民个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外国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申请的,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代表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申请执行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申请执行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4)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
(5)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
申请执行不预交执行申请费,执行申请费由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之外直接向被执行人收取。
(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0条)  8.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条件。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
(三)如何查找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  9.查找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方式。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有责任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供人民法院核实与执行。申请执行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被执行人报告当前财产情况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资金、动产、不动产等财产情况进行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  10.被执行人违反报告财产义务的处罚。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  11.执行人员的保密义务。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
(四)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哪些执行措施  12.人民法院发现财产后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不同情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变价、通知第三人履行到期债务等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  13.人民法院查封、冻结、扣押财产的期限以及如何续期。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和支付宝、财付通等网络资金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股权、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上述规定的期限。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  14.人民法院控制住财产后如何确定财产的参考价。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后,对需要拍卖、变卖的财产,一般在三十日内启动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程序。参考价将作为确定财产拍卖起拍价或变卖价的参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15.人民法院确定财产价值后如何变价。人民法院一般在参考价确定后十日内启动财产变价程序。变价原则上应首先采取网络司法拍卖的方式。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16.转移财产权证照的案件如何执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办理专利证书、商标证书等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协助办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二条)  17.对可替代或不可替代的行为如何执行。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且该项行为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  18.除了针对财产采取措施外,还可以采取哪些主要措施。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可以申请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符合法定情形的,也可以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
(五)案款什么时候发放  19.案款到法院账后一般多长时间发放。执行款交付或划拨至人民法院指定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人民法院一般在收到执行款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发放工作。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第十条)
(六)执行中的救济  20.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法的救济。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存在超标的查封等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九条)  21.案外人以享有实体权利为由主张阻止执行的救济。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以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为由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
(七)强制执行程序如何结束  22.强制执行程序多长时间会结束。知识产权民事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一般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执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执行期限的,应当报请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批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第一条)  23.强制执行程序什么情况下结束。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事项全部依法执行完毕或者出现申请执行人撤销强制执行申请、生效裁判被撤销等法定情形的,强制执行程序结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
三、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执行  24.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体。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等,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给付义务,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等,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  25.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三条)  26.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办理行政执行案件,适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
四、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财产部分事项的执行  27.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财产部分事项的强制执行主体。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涉财产部分事项,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1)罚金、没收财产;
(2)责令退赔;
(3)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4)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5)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  28.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财产部分事项的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案件,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  29.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财产部分事项的强制执行程序多长时间会结束。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意见》精神,努力提高破产审判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形势下,充分发挥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等不同程序的制度功能,加强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将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贯穿于促进市场主体积极拯救和及时退出等过程中,以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
为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进一步提高破产审判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等主体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工作在完善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优化案件公告和受理等程序流程
1.对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需要公告的事项,人民法院、管理人应当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同时还可以通过在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公告栏张贴、法院官网发布、报纸刊登或者在债务人住所地张贴等方式进行公告。
对于需要通知或者告知的事项,人民法院、管理人可以采用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简便方式通知或者告知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2.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人民法院经采用本意见第1条第2款规定的简便方式和邮寄等方式无法通知债务人的,应当到其住所地进行通知。仍无法通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意见第1条第1款规定的公告方式进行通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债务人未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的,视为债务人经通知对破产申请无异议。
3.管理人在接管债务人财产、接受债权申报等执行职务过程中,应当要求债务人、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书面确认送达地址、电子送达方式及法律后果。有关送达规则,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不适用电子送达,但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试点法院依照相关规定办理的除外。
4.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8条的规定,需要由一家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多个关联企业非实质合并破产案件,相关人民法院之间就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双方逐级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处理,必要时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处理的,应当提交已经进行协商的有关说明及材料。经过协商、协调,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形成书面纪要,双方遵照执行。其中有关事项依法需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或者批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二、完善债务人财产接管和调查方式
5.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在破产申请受理审查阶段同步开展指定管理人的准备工作。管理人对于提高破产案件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确定或者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的考虑因素。
6.管理人应当及时全面调查债务人涉及的诉讼和执行案件情况。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向管理人提供通过该院案件管理系统查询到的有关债务人诉讼和执行案件的基本信息。债务人存在未结诉讼或者未执行完毕案件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将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报告相关人民法院。
7.管理人应当及时全面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向管理人提供通过该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到的债务人财产信息。
8.管理人应当及时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债务人拒不移交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可以就债务人应当移交的内容和期限作出裁定。债务人不履行裁定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搜查、强制交付等必要措施予以强制执行。
接管过程中,对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管理人主张取回。管理人不予认可的,权利人可以向破产案件受理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取回权。诉讼期间不停止管理人的接管。
9.管理人需要委托中介机构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评估、鉴定、审计的,应当与有关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包括完成相应工作的时限以及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可以包括中介机构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完成的,管理人有权另行委托,原中介机构已收取的费用予以退还或者未收取的费用不再收取等内容。
三、提升债权人会议召开和表决效率
10.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可以采用现场方式或者网络在线视频方式召开。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通知和公告中注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方式。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以后的债权人会议还可以采用非在线视频通讯群组等其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非现场方式召开的,管理人应当核实参会人员身份,记录并保存会议过程。
11.债权人会议除现场表决外,可以采用书面、传真、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管理人应当通过打印、拍照等方式及时提取记载表决内容的电子数据,并盖章或者签字确认。管理人为中介机构或者清算组的,应当由管理人的两名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管理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召开后或者表决期届满后三日内,将表决结果告知参与表决的债权人。
12.债权人请求撤销债权人会议决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会议召开或者表决程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构建简单案件快速审理机制
13.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案情简单的破产清算、和解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快速审理方式。
破产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快速审理方式:
(1)债务人存在未结诉讼、仲裁等情形,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的;
(2)管理、变价、分配债务人财产可能期限较长或者存在较大困难等情形,债务人财产状况复杂的;
(3)债务人系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者存在关联企业合并破产、跨境破产等情形的;
(4)其他不宜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
14.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的同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应当在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中予以告知,并与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事项一并予以公告。
15.对于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破产案件,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
16.管理人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提前十五日通知已知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并将需审议、表决事项的具体内容提前三日告知已知债权人。但全体已知债权人同意缩短上述时间的除外。
17.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管理人可以将债务人财产变价方案、分配方案以及破产程序终结后可能追加分配的方案一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债务人财产实际变价后,管理人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的分配规则计算具体分配数额,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无需再行表决。
18.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破产案件,下列事项按照如下期限办理:
(1)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或者由管理人协助通知已知债权人;
(2)管理人一般应当自接受指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并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报告;
(3)破产人有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一般应当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完结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4)案件符合终结破产程序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相关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裁定。
19.破产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生不宜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情形,或者案件无法在本意见第15条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应当转换为普通方式审理,原已进行的破产程序继续有效。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应当将转换审理方式决定书送达管理人,并予以公告。管理人应当将上述事项通知已知债权人、债务人。
五、强化强制措施和打击逃废债力度
20.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者伪造、销毁债务人的账簿等重要证据材料,或者对管理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打击报复等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除依法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外,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等规定予以处理。
21.债务人财产去向不明,或者债权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提供了债务人相关财产可能存在被非法侵占、挪用、隐匿等情形初步证据或者明确线索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对有关财产的去向情况进行调查。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等规定的行为的,管理人应当依法追回相关财产。
22.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违法行为入刑标准,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因企业经营不规范导致债务人财产被不当转移或者处置的,管理人应当通过行使撤销权、依法追回财产、主张损害赔偿等途径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等有恶意侵占、挪用、隐匿企业财产,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管理人的提请或者依职权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法办〔2019〕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年,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强化审判监督指导,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结合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2018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予以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4月17日
2018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1.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26号行政判决书〕
2.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
3.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民事判决书〕
4.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捷豹路虎有限公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169号行政判决书〕
5.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
6.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与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知民终字第00356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
8.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终492号行政判决书〕
9.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限公司因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拒不履行诉中行为保全裁定被处法定最高限额司法制裁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司惩复19号复议决定书;(2018)苏司惩复4号复议决定书〕
10.被告人李功志、巫琴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终655号刑事判决书〕
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陆杰、吴茂法、李成任、张天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804号民事裁定书〕
2.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107号民事裁定书〕
3.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异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民事裁定书〕
4.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498号民事判决书〕
5.3M公司与上海源嘉塑胶有限公司、上海誉帅维实业有限公司、罗雯晶、罗贤威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459号民事判决书〕
6.胡涛与摩拜(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369号民事判决书〕
7.佳能株式会社与上海慕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初596号民事判决书〕
8.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盛博科技有限公司与宁波大央工贸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139号民事判决书〕
9.江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欧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
10.胡小泉、朱江蓉与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870号民事判决书〕
11.许昌瑞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1183号民事判决书〕
12.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与宜昌市欣龙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796号民事判决书〕
13.罗姆尼光电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广州旌露贸易有限公司与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2900号民事判决书〕
14.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永旺梦乐城(广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1851-18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二)商标权侵权、合同等纠纷案件
15.沈阳唐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方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至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书〕
16.动视出版公司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侵害商标权、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及虚假宣传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
17.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食达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289号民事判决书〕
18.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与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福建世象家居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1297号民事判决书〕
19.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老板电器香港国际(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乐保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市乐保德电器有限公司、庄河市乐保德厨电销售中心、嵊州市三都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
20.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安徽微信保健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书〕
21.阿里巴巴(全球)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星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赣71民初 15号民事判决书〕
22.喜力酿酒厂有限公司与山东金孚龙啤酒有限公司、昌乐喜力酒业有限公司、张国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杜高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广州心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与多米诺印刷科学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2659号民事判决书〕
24.云南宝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纳雍民正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135号民事判决书〕
25.陈世龙与穆思琼、陈胜云、陈阳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藏民终74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侵权、权属纠纷案件
26.葛怀圣与李子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75号民事判决书〕
27.未来电视有限公司与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
28.上海知豆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与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429号民事判决书〕
29.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及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588号民事判决书〕
30.李惠卿、陈文灿与福州大学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1515号民事判决书〕
31.广州求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7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
32.重庆市设计院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234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
33.河北省高速公路衡大管理处与河北法润林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247号民事判决书〕
34.克拉玛依金驼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克拉玛依市凯隆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谭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民事判决书〕
35.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7312号民事判决书〕
36.临武县金泰福珠宝一店与临武县金嘉利珠宝店、临武县金嘉福珠宝店、周继芬、李高鹏、唐月凤、李露、王尺英、邝文霞商业诋毁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终360号民事判决书〕
37.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
38.深圳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邵凌霜、陈昴、刘江红、刘坤朋、张翔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书〕
39.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终134号民事判决书〕
40.成都天厨味精有限公司、江北区双骄食品经营部、刘琼与重庆天厨天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3926号民事判决书〕
41.德标管业(深圳)有限公司与德标管业(上海)有限公司、贵州德标管业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665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行政案件
42.埃意(廊坊)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王贺、姚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33号行政判决书〕
43.阿斯利康(瑞典)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6345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行政案件
44.广州市希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千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波克城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96号行政判决书〕
45.帝斯曼公司知识产权资产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楼跃斌、楼跃群、楼照法、赖俊哲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76号行政判决书〕
46.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卡帝乐鳄鱼私人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34号行政判决书〕
4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与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易心堂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健一网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2345号行政判决书〕
48.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3673号行政判决书〕
49.香港周六福珠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盘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终1590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0.巨石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黄明侵犯著作权罪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刑初1932号刑事判决书〕
2018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迪奥尔公司立体商标国际注册行政纠纷案
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26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涉案申请商标为国际注册第1221382号商标,申请人为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简称迪奥尔公司)。申请商标的原属国为法国,核准注册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国际注册日期为2014年8月8日,国际注册所有人为迪奥尔公司,指定使用商品为香水、浓香水等。
申请商标经国际注册后,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迪奥尔公司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简称国际局),向澳大利亚、丹麦、芬兰、英国、中国等提出领土延伸保护申请。2015年7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向国际局发出申请商标的驳回通知书,以申请商标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全部指定商品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在法定期限内,迪奥尔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申请商标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性,遂以第13584号决定,驳回申请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迪奥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迪奥尔公司认为,首先,申请商标为指定颜色的三维立体商标,迪奥尔公司已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申请商标的三面视图,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却将申请商标作为普通商标进行审查,决定作出的事实基础有误。其次,申请商标设计独特,并通过迪奥尔公司长期的宣传推广,具有了较强的显著性,其领土延伸保护申请应当获得支持。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未支持迪奥尔公司的诉讼主张。主要理由为:迪奥尔公司并未在国际局国际注册簿登记之日起3个月内向商标局声明申请商标为三维标志并提交至少包含三面视图的商标图样,而是直至驳回复审阶段在第一次补充理由书中才明确提出申请商标为三维标志并提交三面视图。在迪奥尔公司未声明申请商标为三维标志并提交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商标局将申请商标作为普通图形商标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商标局在商标档案中对申请商标指定颜色、商标形式等信息是否存在登记错误,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迪奥尔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迪奥尔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再审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复审决定。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迪奥尔公司立体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平等保护了中外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指出,作为商标申请人的迪奥尔公司已经根据马德里协定及其议定书的规定,完成了申请商标的国际注册程序,履行了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必要的声明与说明责任,在申请材料仅欠缺部分视图等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到商标国际注册程序的特殊性,本着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精神,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正机会,以平等、充分保护迪奥尔公司在内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的司法审查程序,纠正了商标行政机关关于事实问题的错误认定,强化了对行政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此外,优化国际商标注册程序,是我国积极履行马德里协定在内的国际公约义务的重要体现。本案通过为国际商标申请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全面保护了境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PTC加热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
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蒋国屏是名称为“一种PTC发热器的导热铝管及PTC发热器”实用新型专利(即本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国威公司)为本案专利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国威公司、蒋国屏以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简称林芝公司)生产、销售的空调PTC加热器侵害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500万元。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保护范围,判决林芝公司等停止侵权行为,酌定林芝公司赔偿国威公司、蒋国屏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100万元。国威公司、蒋国屏和林芝公司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缺少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隐含技术特征,不落入专利权利要求2的保护范围。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国威公司、蒋国屏的诉讼请求。国威公司、蒋国屏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二审判决关于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保护范围的解释有所不当,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保护范围。遂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变更经济损失数额共计937万余元。
【典型意义】本案再审判决创新侵权损害赔偿认定机制,在损害赔偿认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对于可以体现出被诉侵权产品销售金额的证据,通过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利润率、贡献度计算出被诉侵权产品因侵权获得的利润;对于不能体现出被诉侵权产品具体销售金额的证据,依照法定赔偿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本案通过合理运用证据规则、经济分析方法等手段,特别是充分考虑了涉案专利对被诉侵权产品利润的贡献度等因素,终审改判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近950万元,通过司法裁判努力实现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协调性和相称性,充分体现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政策,切实保障了权利人获得充分赔偿。
三、“优衣库”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指南针公司)与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唯公司)为涉案商标的共有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简称优衣库公司)与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迅销公司)共同经营“优衣库”品牌,在中国各地设有专营店。2012年11月3日,株式会社迅销向商标局申请G1133303号商标领土延伸。优衣库公司销售的高级轻型羽绒系列服装上有使用标识。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依据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地针对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和不同门店提起了42起商标侵权诉讼。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唯公司和指南针公司分别持有注册商标共计2600余个,其中部分商标与他人知名商标在呼叫或者视觉上高度近似。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曾在华唯商标转让网上公开出售涉案商标,并向迅销公司提出诉争商标转让费800万元。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优衣库公司停止侵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优衣库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优衣库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期间查明,迅销公司就涉案注册商标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经商标无效程序、法院一审、二审,涉案商标被宣告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指南针公司和中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针对当前社会上部分经营主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大规模注册与他人知名商标近似商标,有目标有预谋利用司法程序企图获得不正当利益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优衣库公司等,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在未能成功转让该商标后,又分别以优衣库公司、迅销公司及其各自门店侵害该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系列诉讼,在每个案件中均以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作为其门店的一家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利用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门店众多的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停止使用并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依法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鲜明地表达了恶意取得并利用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对建设健康有序的商标秩序,净化市场环境,遏制利用不正当取得的商标权进行恶意诉讼具有典型意义。
四、“陆风越野车”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捷豹路虎有限公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169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涉案专利系名称为“越野车(陆风E32车型)”、专利号为201330528226.5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权人是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江铃公司)。针对涉案专利,捷豹路虎有限公司(简称路虎公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简称麦戈文)以涉案专利不符合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2008年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为由分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没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不符合2008年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遂以第2914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效。江铃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前车灯、进气格栅、细长进气口、雾灯、贯通槽、辅助进气口、倒U形护板、后车灯、装饰板、车牌区域及棱边等部位存在不同的设计特征,其组合后形成的视觉差异对SUV类型汽车的整体外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将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相区分。相比于相同点,上述不同点对于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故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具有明显区别。据此,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路虎公司和麦戈文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从整体上观察,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车身前面和后面形成的视觉效果差异在整体视觉效果中所占的权重要明显低于两者之间相同点所产生的趋同性视觉效果的权重。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未达到“具有明显区别”的程度,涉案专利不符合2008年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授权条件,应当予以宣告无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江铃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的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件,受到了国内外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二审法院依法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体现了中国法院对于中外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平等保护,彰显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同时,本案也是一起充分体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明晰规则、引导和激励创新作用的典型案例。二审判决指出,判断具体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应当基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外观设计的整体出发,对其全部设计特征进行整体观察,在考察各设计特征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对能够影响整体视觉效果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判断具体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时,不能仅根据直观的视觉感知或者根据该特征在外观设计整体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即贸然得出结论,而应当以一般消费者对设计空间的认知为基础,结合相应设计特征在外观设计整体中所处的位置、是否容易为一般消费者观察到,并结合该设计特征在现有设计中出现的频率以及该设计特征是否受到功能、美感或技术方面的限制等因素,确定各个设计特征在整体视觉效果中的权重。该案的裁判结果,对中国汽车产业汽车外观设计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五、“伙拍小视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微播视界公司)是抖音平台的运营者。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合称百度公司)是伙拍平台的运营者。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之际,2018年5月12日,抖音平台的加V用户“黑脸V”响应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简称党媒平台)和人民网的倡议,使用给定素材,制作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5.12,我想对你说”短视频(简称“我想对你说”短视频)。经“黑脸V”授权,微播视界公司对“我想对你说”短视频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独家排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独家维权的权利。伙拍小视频手机软件上传播了“我想对你说”短视频,该短视频播放页面上未显示有抖音和用户ID号水印。微播视界公司以“我想对你说”短视频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简称类电作品),百度公司上述传播和消除水印的行为侵犯了微播视界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认为,“我想对你说”短视频构成类电作品,百度公司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伙拍小视频手机软件用户的提供被控侵权短视频的行为,不具有主观过错,在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后,不构成侵权行为,不应承担相关责任,判决驳回微播视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之一,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案涉及短视频节目能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给予何种程度保护等一系列新类型法律问题的解决,对人民法院如何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平衡好创作与传播、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传统类型的电影作品相比,短视频时间较短,是否具备著作权法对保护客体提出的“独创性”要求,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充分贯彻合理确定不同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司法政策,根据著作权关于文学艺术类作品在作品特性、创作空间等方面的特点,充分考虑“互联网+”背景下创新的需求和特点,合理确定了本案短视频节目独创性的尺度,正确划分了著作权范围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充分实现了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谐统一。
六、“郑单958”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与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知民终字第0035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郑单958”玉米杂交品种是由母本“郑58”与已属于公有领域的父本“昌7-2”自交系品种杂交而成。“郑58”和“郑单958”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分别为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博士公司)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简称农科院)。农科院与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简称德农公司)签订《玉米杂交种“郑单958”许可合同》及补充协议,许可德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销售“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并约定许可费用,对于德农公司为履行合同而进行制种生产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权益时应由德农公司负责解决。德农公司根据农科院的授权,在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后,开始在甘肃省大量生产、销售“郑单958”。金博士公司认为德农公司未经许可,为商业之目的擅自使用“郑58”玉米自交系品种生产、繁育“郑单958”玉米杂交品种的行为,构成侵权并提起诉讼,要求德农公司停止侵权、赔偿金博士公司4952万元,并要求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德农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4952万元,农科院在300万元内承担责任,驳回金博士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德农公司和农科院均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农科院和金博士公司实行相互授权模式,德农公司接受许可生产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权益时应由德农公司负责,与农科院无关。故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赔偿和合理支出的判项,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
【典型意义】本案是关于在玉米杂交种生产中涉及杂交种和其亲本的关系问题而引发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该案涉及到的“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因是由母本与父本自交系种杂交而成,只要生产繁育“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就必须使用母本“郑58”玉米自交系种。在生产繁育“郑单958”玉米杂交种时,不仅要得到“郑单958”杂交种权利人的许可,还要得到母本“郑58”自交系种权利人的同意。法院考虑到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有助于推动国家三农政策,德农公司已经取得“郑单958”杂交种权人的授权许可,并已支付相应的使用费,为生产“郑单958”杂交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若禁止德农公司使用母本“郑58”自交种生产“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培育“郑单958”玉米杂交种仍需要使用母本“郑58”自交系种,通过支付一定的赔偿费能够弥补金博士公司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法院对金博士公司要求德农公司停止使用“郑58”自交系种生产“郑单958”玉米杂交种的请求未予支持。但根据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获利情况、不停止使用“郑58”自交系种生产至保护期满的继续获利情况等因素,对权利人请求的4952万元的赔偿数额和合理支出予以全额支持,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七、“金山毒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二三四五公司)系2345网址导航、2345王牌浏览器的经营者,其中2345网址导航在中国网址导航市场中排名前列。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被告公司)共同经营金山毒霸软件,并通过以下六类行为将终端用户设定的2345网址导航主页变更为由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毒霸网址大全:1.通过金山毒霸的“垃圾清理”功能变更浏览器主页。2.通过金山毒霸升级程序的“一键清理”弹窗,默认勾选“立即锁定毒霸网址大全为浏览器主页,保护浏览器主页不被篡改”。无论用户是否取消该勾选,浏览器主页均被变更。3.通过金山毒霸的“一键云查杀”“版本升级”“浏览器保护”等功能变更浏览器主页,并针对不同浏览器进行区别对待。4.通过金山毒霸的“安装完成”弹窗,默认勾选“设置毒霸导航为浏览器主页”。无论用户是否取消该勾选,浏览器主页均被变更。5.通过金山毒霸“开启安全网址导航,防止误入恶意网站”弹窗,诱导用户点击“一键开启”变更浏览器主页。6.通过金山毒霸的卸载程序篡改用户计算机注册表数据以变更浏览器主页。二三四五公司以上述行为构成篡改主页、劫持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被告公司在发挥安全软件正常功能时未采取必要且合理的方式,超出合理限度实施了干预其他软件运行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还违反了平等竞争的原则。遂判决三被告承担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是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环境下的市场竞争行为日趋激烈,流量成为经营主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重要争夺目标。本案涉及网络环境下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法院认为,安全类软件在计算机系统中拥有优先权限,但经营者对该种特权的运用应当审慎,对终端用户及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干预行为应以“实现功能所必需”为前提。以保障计算机系统安全为名,通过虚假弹窗、恐吓弹窗等方式擅自变更或诱导用户变更其浏览器主页,不正当地抢夺流量利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也侵害了终端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人民法院在本案既注意审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明文列举的行为类型,也充分注意综合评估该行为对竞争的积极和消极效果,妥善地处理好了技术创新与竞争秩序维护之间的关系。
八、涉及快播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案
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终492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腾讯公司从权利人处获得涉案24部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独家许可之后,又将其中13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直接分销或版权等值置换等方式非独家许可第三方使用。根据腾讯公司提交的合同显示,该13部作品的分销或者置换价格总计为人民币8671.6万元。2014年3月18日,腾讯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市场监管局)投诉称,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予以查处。市场监管局向深圳市盐田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公证书显示,在手机上登录快播客户端搜索涉案24部影视作品,每一部影视作品首选链接均为“腾讯视频”,点击“腾讯视频”旁的下拉选项,均有其他链接(多数伪造成乐视网、优酷、电影网等知名视频网站);点击其他链接播放具体集数,视频显示的播放地址均是一些不知名的、未依法办理备案登记的网站。2014年6月26日,市场监管局作出深市监稽罚字〔2014〕1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处以非法经营额3倍的罚款26014.8万元人民币。快播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广东省版权局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快播公司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快播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社会关注度高。腾讯公司、快播公司均为互联网领域受众较多的企业,案件涉及的处罚金额亦高达2.60148亿元,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以及破产等多部门法的交织,程序及实体问题繁杂,还涉及到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是否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如何认定互联网企业存在非法获利以及非法经营额的计算等法律问题的适用。该案的判决起到了惩处侵权、净化版权市场的良好社会效果,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均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九、“新百伦”诉中行为保全司法制裁案
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限公司因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拒不履行诉中行为保全裁定被处法定最高限额司法制裁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司惩复19号复议决定书;(2018)苏司惩复4号复议决定书〕
【案情摘要】美国新平衡体育运动公司(简称新平衡公司)享有第4207906号“NEW BALANCE”、第G94450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该公司相关运动鞋的装潢设计已由多个生效民事判决、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装潢。新平衡公司授权原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新百伦公司)在中国境内非独占地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生产销售New Balance运动鞋,并对侵犯新平衡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单独或与其共同提起诉讼。2014年,郑朝忠在美国成立名为“USA New BaiLun Sporting Goods Group Inc”公司,其将该公司名称翻译为“美国新百伦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该美国公司授权国内郑朝忠个人独资的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新平衡公司)、郑朝忠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简称新钮佰伦鞋厂)及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搏斯达克公司)等生产销售涉案被控侵权运动鞋并进行宣传。新百伦公司认为深圳新平衡公司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苏州中院)提起诉讼。
新百伦公司在起诉时,申请了诉中行为保全,要求深圳新平衡公司等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在其官网上使用涉案商标,立即删除其官网、微信、微博等有关虚假宣传的内容。苏州中院作出(2016)苏05民初537号行为保全裁定书,责令深圳新平衡公司等被申请人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鞋类产品,立即删除在官网、微信、微博等虚假宣传的有关内容等,并向相关被申请人送达。在涉案被申请人拒绝履行生效裁定后,苏州中院又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告知书》,告知其应立即履行生效裁定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深圳新平衡公司、搏斯达克公司、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仍未履行。苏州中院据此作出 (2017)苏05司惩001号决定书,决定对深圳新平衡公司处以100万元罚款;对搏斯达克公司处以50万元罚款;对新钮佰伦鞋厂处以10万元罚款;对郑朝忠处以10万元罚款。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以及搏斯达克公司不服罚款决定,分别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苏司惩复19号、(2018)苏司惩复4号复议决定书,驳回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以及搏斯达克公司复议请求,维持苏州中院(2017)苏05司惩001号决定书。
【典型意义】行为保全措施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获得司法救济具有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案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诉中行为保全裁定。在被申请人拒不履行诉中行全裁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又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妨害民事诉讼措施的相关规定,对被申请人的行为进行了罚款。本案法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及罚款决定、复议决定,不仅彰显了我国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及维护司法权威的立场,且通过详细的说理阐明了知识产权诉讼中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审查条件,包括担保数额等考量因素的法律适用,也表明了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定依法坚决予以制裁的鲜明态度。
十、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
被告人李功志、巫琴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终655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涉案“HUAWEI”、“SΛMSUNG”商标核定使用在第9类包括手机用液晶显示屏在内的商品上。经查明,2016年8月起,被告人李功志、巫琴等人未经商标权人授权,加工生产假冒“三星”、“华为”注册商标的手机玻璃面板,将排线贴附到手机盖板上。被告人李功志是该工厂的日常管理者,负责对工厂的机器设备进行调试以及对员工进行管理。被告人巫琴协助李功志管理工厂,每加工完成一个手机玻璃面板收取客户1-1.8元不等的加工费。2016年11月21日20时许,民警抓获被告人李功志、巫琴,并当场查获假冒“三星”手机玻璃面板10,100个、“华为”手机玻璃面板1,200个、销售单据16张及送货单2本。按被害单位报价计,所缴获面板共计价值人民币648,000元。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根据被害单位出具的价格说明,以非法经营数额作为量刑标准作出认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此予以纠正。认为在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和市场中间价格的情况下,应按照刑法规定的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予以量刑处罚。二审法院据此判决李功志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决巫琴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件中经营数额认定的证据采信标准。明确了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市场中间价认定标准的适用,对涉知识产权犯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证据的认定标准具有示范性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7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572号提案答复的函
董恒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做好公益性诉讼发展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公益诉讼工作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责。自试点以来,公益诉讼改革完整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实施五个阶段。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并全面实行。目前,公益诉讼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推出了一批优秀案例,社会认知程度逐步提高。
一、关于扩大诉讼领域的建议。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范围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检察机关针对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在用足用全法律框架内监督职责的同时,通过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推动“公益”内涵的延伸,并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适时推动修法,扩大法律保护公益的范围,满足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的需求。
二、关于解决诉讼主体单一问题的建议。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包括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各种社会组织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会进行公告,告知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其起诉。因此,检察机关欢迎和支持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推进完善法律工作,力争将更多主体纳入民事公益诉讼中。
三、关于引入“惩罚性机制”的建议。目前,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而最高法《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并未明确规定可以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障碍。检察机关一直在积极尝试和探索在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用工业盐冒充食用盐的刘某某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提出巨额惩罚性赔偿,并最终获得法院的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和效果。我院在开展的“加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专项活动中,也鼓励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汇总既有案例,继续加强研究,不断强化实践探索,适时提出完善法律的建议,力争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公益诉讼请求范围,切实加强公益保护的力度和效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立案、邮寄立案事宜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立案、邮寄立案事宜的公告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切实保障诉讼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部署决策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作安排,现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网上立案、邮寄立案事宜公告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中心已经暂时关闭,恢复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
二、疫情防控期间,不服有关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第一审裁判提起上诉的,上诉状应当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应当将注明原审法院、原审案号、联系方式并已签章的上诉状及原审裁判文书等材料扫描成PDF文档,和相应Word文档一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网址:ssfw.court.gov.cn)提交,同时将全部材料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ipc@court.gov.cn。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收悉材料后,依法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审人民法院移交,有关电子邮件将一并抄送当事人。
三、疫情防控期间,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有关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第一审裁判申请再审的,应当将注明原审法院、原审案号、联系方式并已签章的再审申请书及原审裁判文书等材料扫描成PDF文档,和相应Word文档一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 (网址:ssfw.court.gov.cn)提交,同时将全部材料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ipc@court.gov.cn。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收悉材料后,依法作立案审查。
四、不便通过上述电子方式提交材料的,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寄交。邮寄信封上应当写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服务中心 收”。邮寄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3号楼,邮政编码为100160。
五、查询事项可以拨打诉讼服务热线12368或者疫情防控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临时咨询电话010-67558832联系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2020年2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3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3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拓展证券发行注册制司法保障适用范围的建议》收悉,经商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关于将证券发行注册制司法保障安排扩展至深交所创业板的建议。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政策文件,旨在服务和保障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顺利推进。继2019年出台为设立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因创业板改革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制度安排,为更好服务和保障注册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意见》第5条规定了“互相适用"原则,即《意见》未规定的,人民法院参照适用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与此同时,《意见》规定的相关举措对证券市场主板、中小板、科创板等其他投资者维权案件,也一体适用。除上述涉科创板、创业板司法保障意见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分别于2019年11月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20年7月发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上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均对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服务保障注册制改革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并就其中的许多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从以上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证券发行注册制司法保障意见应完全适用于深交所创业板。
关于创业板案件集中管辖的建议。《意见》第3条规定,对在创业板以试点注册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所涉证券发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一审民商事案件,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试点集中管辖。
关于保障交易所依法履行自律监管职责问题。《意见》第4条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依法保障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经法定程序制定的、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创业板发行、上市、持续监管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案件时依法参照适用。《意见》还要求人民法院严格执行证券法有关保障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的有关规定,依法落实证券交易所正当自律监管行为民事责任豁免原则。
关于完善证券法相关投资者保护制度与司法审判的衔接问题。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落实和细化了证券法第95条规定的集体诉讼制度。《意见》还以证券集体诉讼为中心对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出了具体司法改革举措:《意见》第7条规定,违法违规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民事赔偿款和缴纳罚款、罚金、违法所得时,其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意见》第8条立足畅通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两大价值导向,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开展证券审判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沟通协调;《意见》第9条强调要持续深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通过诉调对接、先行赔付等方式,健全“示范判决+委托调解"机制,及时化解证券纠纷,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完善涉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建议。为持续推进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与银监会联合出台《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等,并与国家发改委等60多家单位构建了覆盖面广的联合惩戒网络。作为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精神,积极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合作,推动完善跨部门系统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依法依规做好对涉资本市场失信被执行人及证券市场特定严重失信人的联合惩戒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3〕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重庆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和文物行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物安全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使命担当,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探索建立文物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共同提升文物安全保障能力,合力推动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取得较好效果,涌现出一批优秀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以长城保护为专题联合发布一批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全面部署,特别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对新时代文物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文物行政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促进形成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更大合力,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文物局
2023年3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1.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长城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城保护 一体化办案 检察长办案 长效机制
【要 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针对长城本体点多面广、涉及保护管理主体众多等特点,省级人民检察院发挥办案主体、示范引领作用,统一、系统指挥三级检察机关针对多处长城保护问题一体化办案,加强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协同协作,促进依法全面履职,推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建设。
【基本案情】
甘肃境内的历代长城总长度3654千米,居全国第二,其中明长城1738千米,为全国之首。2019年12月,有关媒体反映,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部分长城遗存成为当地居民的宅院墙、圈舍墙和人行道,有的长城墙体被村落和农田包围,长城周边环境未得到有效保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甘肃省院)经初步调查发现,辖区内涉及长城保护的问题点多面广、违法情形复杂多样,为统筹推动长城保护系列问题高效解决,甘肃省院于2020年6月23日将该案作为省院自办案件立案办理,成立由一把手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公益诉讼检察部、检察技术处、警务处等多部门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对省内跨11个市、州共计14地28处长城遗存进行了现场调查。专案组细化调查方案,采取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标准,分级、分类开展全面调查,省院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指导涉长城保护的各市、县两级检察院配合专案组开展调查,走访市县乡三级人民政府及负有文物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300余家,查明各单位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履职情况。调查中充分运用无人机、高清拍摄设备、卫星遥感图像及大数据分析等设备和技术开展调查取证,提升调查质效。
经调查查明,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在加强长城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长城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不少紧邻长城区域的农业、畜牧业生产活动危害长城安全。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专案组审查认为,督促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更有利于区域内多处长城保护相关问题的统一协调解决。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负有主体责任,长城保护中的“硬骨头”问题需要地市级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长城保护。据此,专案组采取分级监督的模式,将重点难点问题列入省检察院对地市级人民政府监督范围;对于具体问题,能及时整改到位的,列入基层检察院监督范围。据此,甘肃省院与武威市人民政府、定西市人民政府进行磋商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后,于2020年8月12日、9月22日分别向两个市级人民政府宣告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从长城保护范围内耕地有序退出、消除安全隐患、制定整改方案、加强保障措施建设等方面强化履职,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相关问题整改。甘肃省院在自办案件基础上,结合摸排掌握的个案线索,同步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向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共发出检察建议55份,发挥检察上下一体化机制,就长城保护开展系统、全面的公益诉讼监督。
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武威市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武威市长城文化保护研究院,在每个县(区)设立长城文化保护站,专门从事长城保护工作;武威市文旅局下发了《武威市长城巡查检查办法》和《武威市长城保护存在问题整改方案》,细化任务推动整改落实。定西市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关于〈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反馈定西长城保护存在问题的整改方案》,并将问题整改作为重点工作列入第四季度市政府履职管理督促考核,案件涉及的4个县(区)政府分别制定了整改方案,对检察建议书列明的具体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同时,全省从推进文物保护联动机制、加大重点点段保护管理力度、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文物保护普法宣传、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等方面持续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甘肃省院经跟进调查,确认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
在甘肃省各级党委、政府、文物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甘肃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已经完成,《甘肃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即将发布,长城保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长城专题博物馆等一批规划项目得以有序推进,长城保护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典型意义】
甘肃省长城资源丰富,分布点多线长面广,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保护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省级检察院经综合研判将涉案难点问题作为自办案件立案办理,遵循“保护与发展并重,找寻最佳结合点”的原则,引领长城沿线检察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办理长城保护系列监督案件,办理过程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运用科技调查手段,统一指挥、全面调查、精准监督。检察机关和文物部门系统联动,共商治理难点,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上下衔接、各有侧重,同向发力、一体推进。案件办理中,重点督促地市级人民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监督效果具有溯源性、长效性,为省级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样本。
2.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侵害长城历史风貌及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明长城保护 违法建筑 文物专家论证 惩罚性赔偿
【要 旨】
违法建设破坏长城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构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决拆除违建、保护长城风貌,对环境损害部分提出惩罚性赔偿,既惩戒了破坏文物和环境的违法主体,也保障了受损公益的有效修复。
【基本案情】
“明长城-紫荆关段”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至2017年间,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在未经文物保护和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非法占用长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林地建设石料加工厂,对长城遗迹的历史风貌、环境风貌以及林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调查和诉讼】
2021年3月22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河北省文物局到易县开展长城实地踏查工作时发现案件线索,并将该线索交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保定市院)办理。保定市院成立两级院办案组,启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审查,同年4月29日发出诉前公告。在调阅涉案企业信息和行政执法卷宗材料、对涉案人员进行询问等基础上,办案组通过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测绘、调取涉案区域历年卫星图片,证实石料加工厂及石料加工设施均在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之内;邀请长城保护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对石料厂以及石料加工过程可能对长城本体及其附属建筑带来的安全隐患、现实危害进行多次电脑模拟推演和评测。经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公司非法占用紫荆关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重破坏长城周边环境风貌、历史风貌,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为528397.81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717876.13元。
2021年6月23日,保定市院依法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限期拆除其石料加工厂;2.将其破坏的生态环境限期修复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若不能完成修复工作,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17876.13元;3.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528397.81元,并支付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8397.81元;4.承担鉴定费用40000元;5.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9月2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确定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是否实施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后果;2.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应否承担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承担的各项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非法占用“明长城-紫荆关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修建石料加工厂和道路,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长城遗迹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被告行为对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的破坏,不仅对文物遗迹本身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更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侵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当庭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未上诉。现被告已拆除违建厂房,判决的各项费用已全部执行到位,2021年11月19日被告在正义网上公开赔礼道歉,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明长城-紫荆关段”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具有文化景观典型特征的代表性长城段落。保护长城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针对企业违法破坏长城资源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对损害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公益赔偿责任,并通过公开赔礼道歉,对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法治意识。
3.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长效机制 长城保护员
【要 旨】
针对辖区内长城保护普遍存在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问题,检察机关组织开展长城保护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个案办理推动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推动多元参与,形成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陕西省神木市境内的长城包含战国秦、隋和明三个时期,共550处,涉及明长城374处,其中山峰则卧虎寨堡、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水头沟烽火台、五龙口敌台等四处于2017年4月18日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均不同程度存在人为破坏情况。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按照省人民检察院要求,在全市部署开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神木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神木市院)成立了“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法警”办案团队,通过走访神木市文化旅游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局)、长城保护协会,全面了解辖区内长城底数,邀请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城协会代表共同实地摸排、走访,并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调查。神木市院通过无人机航拍取证、调取文物档案等方式查明了长城受损情况。主要表现为:山峰则卧虎寨堡寨门、墙体、马面出现受损情形;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水头沟烽火台墙体存在裂缝、墙砖剥离、坍塌等情形;五龙口敌台周边存在违法架设电线、彩灯、搭建临时仓库的情形;部分长城段落未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同年5月8日,神木市院向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等4家长城遗址所在地街镇人民政府公开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建议对长城保护管理问题依法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长城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文旅局与长城沿线各街镇召开了长城保护工作推进会,针对检察建议提出的具体问题逐项进行整改。针对五龙口敌台周边存在的违法搭建问题,市文旅局和所在街道办事处联合进行拆除,2020年5月20日整改到位。针对斜马沟蔡小沟山险情形,市文旅局按程序组织修复,2020年10月已修复完毕。针对山峰则卧虎寨堡受损情形,市文旅局在长城周边铺设木栈道、设置保护网,并委托编制修缮保护方案上报审批。针对水头沟烽火台墙体裂缝情形,市文旅局经调查认为系国家能源集团神东榆家梁煤矿(以下简称煤矿)采空区塌陷和多年水土流失等原因造成,遂联合店塔镇人民政府与煤矿座谈协调。煤矿积极采取措施,对遗址周边约3000余平方米井田采用跳采方式,留存煤柱,不再开采。为支持长城保护工作,经国家能源集团审批,煤矿捐赠长城保护专项资金5800万元,助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同时,针对专项活动中发现的市自来水公司院落内长城保护问题,市文旅局向市自来水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该公司已拆除与长城保护无关的线路和设施。针对部分长城段落未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的情形,市文旅局与长城沿线各镇街共增设保护标志碑27块,保护界桩1210根,保护公示牌251块。市文旅局向各街镇、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等印发《关于建立长城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共享机制的通知》,强调建设工程需做好前置审批手续以及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
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神木市院形成专项报告报神木市委。市委于2020年7月2日组织市政府、市纪委监委、相关行政机关及镇街、长城保护工作站、长城协会召开了“文物保护工作暨长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推进会”,要求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长城保护合力。同年9月10日,市政府办出台《神木市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神木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建立了文物保护联席会议长效工作机制,明确了21家长城保护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将长城保护工作纳入年终考核。目前,神木市辖区内长城遗址均进行了“围网工程”,长城沿线11个街镇均设立了长城保护工作站,聘请了62名长城保护员并组织了专门培训,加强长城的巡查、保护。
【典型意义】
长城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史以及沿线自然环境、民族关系、农牧业生产生活等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本地长城资源丰富特色开展专项活动,推动政府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长城安全隐患积极向党委汇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推动出台制度规范,明确各行政机关在长城保护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促进联动配合,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有效推动长城保护工作。
4.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清水营城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违法建设
【要 旨】
长城相关重要城址因违法建筑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优势,推动多部门共同履职,正确处理长城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既恢复了文物周边历史风貌,又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
【基本案情】
清水营城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东镇清水营村,北临明长城,是明长城(灵武段)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屯兵城堡,其作为明长城附属设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2010年该城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某影视公司在清水营城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擅自搭建一处木质影视拍摄基地,破坏了文物周边历史风貌,增加了消防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灵武市院)在开展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并立案调查。灵武市院利用无人机、GIS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现场取证,查阅相关资料,咨询清水营城址附近村民、看守人员、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查明:某影视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木质影视拍摄基地,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未对清水营城址周围采取围挡和防火措施,城墙角下遗留大量木质建筑垃圾,对文物安全、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以上情况,灵武市院积极协调文物保护部门组织专家对明长城及清水营城址保护与利用开展论证,分析评估长城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现状,科学指引长城文化遗产合理利用。2020年8月27日,灵武市院采取公开宣告送达的方式向灵武市宁东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属地政府依法履行长城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清水营城址及周边环境免遭破坏,文物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收到检察建议后,镇政府对文物本体采取围挡保护的措施并清理建筑垃圾。其后,市文广局与镇政府共同成立文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文物保护专题会议,细化文物保护监管机制,对辖区内文物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划定安全旅游观光区域,加强文物保护宣传工作。
2020年9月,灵武市院对该案跟进监督,确认清水营城址保护范围内的木质违法建筑及垃圾已全部拆除、清运和整治,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典型意义】
清水营城址作为明长城(灵武段)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屯兵城堡,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检察机关针对文物利用中出现的破坏文物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的情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协调文物保护部门组织专家对明长城及清水营城址保护利用开展论证指引,促进合理利用,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恢复文物历史风貌,加强环境保护,完善旅游措施,推动地方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5.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大通段)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明长城保护 公共工程建设 线索移送
【要 旨】
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强化协同协作、信息共享,针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当履职行为导致的文物受损情形,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予以整改,恢复文物历史风貌。
【基本案情】
青海明长城(大通段)始建于明代中叶,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明长城遗址,也是该省明长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分布于大通县九个乡镇,极具历史、文化、艺术价值,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明长城(大通段)周边存在违规施工、挖掘取土等行为,危害长城安全及环境风貌。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月,大通县文物局在巡查中发现,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县林草局)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同意,擅自在大通县朔北乡马场村明长城(大通段)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向大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通县院)移送了关于县域内明长城(大通段)保护相关问题的案件线索。
2020年4月27日,大通县院对该线索进行立案调查。办案干警对明长城受损情况进行实地走访、现场勘查,并询问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通过调查查明,县林草局实施的“三北”防护林输水管道建设项目,其铺设的防护林灌溉输水管道、修建的隔离围栏、修盖的防火观察点房屋等施工建设内容,均位于明长城(大通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且未履行相应文物报批手续,属违法建设。防火观察点房屋严重影响长城历史风貌。县林草局在铺设输水管道期间擅自进行挖掘作业,管道以架跨方式穿越墙体顶部,对该段明长城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同时,输水管道存在漏水等安全隐患,如发生漏水或者管道破裂,将对墙体造成冲刷、坍塌等毁灭性破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5月7日,大通县院向县林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在林业和草原规划建设中既要保障山林灌溉和消防用水,也要依法保护文物安全,要求对违法建设工程及内容,会同有关文物行政部门进行整改,拆除修建完成的防火观察点房屋建筑和管道等设施,采取保护措施,恢复长城周边历史风貌。县林草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与县文物管理所进行对接,协商解决方案。2020年7月8日,县林草局对防火观察点房屋进行了拆除,文物原貌已恢复;经市林业和草原局、县人民政府批准,长约4千米的输水管道已于2022年12月15日全部拆除。大通县院以办理此案为契机,在明长城脚下设立“公益检察守护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纪念碑,与县文体旅游部门会签《关于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意见》,营造文物保护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典型意义】
青海明长城(大通段)修筑于明隆庆六年,是为保卫西宁而建的军事防御工事,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本案中,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以个案办理强化良性协同互动,针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职中未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的文物损害,积极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寻求公益司法保护的最大公约数,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严格履职,在推动城镇建设、社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的同时,强化文物古迹整体风貌维护工作,促进城镇建设和文物保护利用协调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2〕35号)
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促进消费对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助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
1.以最严的举措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严格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食品和药品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全链条所涉制假售假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针尖上的安全”。严格依法适用首负责任制,避免生产者和经营者相互推诿,及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管理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生产、销售、使用假药、劣药的生产经营者,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严厉惩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充分发挥刑罚对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
2.以最严的手段斩断“黑作坊”生产经营链条。生产经营未依法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消费者主张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除外。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而生产药品或者明知是该类药品而销售,药品的适应症、功能主治或者成分不明的,按妨害药品管理罪惩处;药品被依法认定为假劣药,生产经营者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既要依法追究生产者责任,也要依法追究经营者责任,坚决斩断“黑作坊”食品、药品的生产经营链条。
3.以最严的赔偿责任遏制食品、药品制假售假行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制假售假行为的遏制作用。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消费者、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4.加强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经营者以打折、低价吸引消费者预存费用、办卡消费后,不兑现承诺,随意扣费、任意加价、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后未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双方对合同内容产生争议的,可依据交易习惯和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认定合同内容。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却不通知消费者退款,导致消费者既无法继续获得商品或者服务也无法申请退款,构成欺诈的,对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依法整治消费领域“霸王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经营者未依法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消费者有权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提供的排除或者不合理地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以及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经营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消费者主张依照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进行解释,经营者以其享有最终解释权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
6.妥善审理直播电商、平台纠纷案件。结合直播间运营者是否尽到标明义务以及交易外观、直播间运营者与经营者的约定、与经营者的合作模式、交易过程以及消费者认知等因素认定直播间运营者责任。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等法定义务,消费者主张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综合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来源、数量、价格、频率、是否有其他销售渠道、收入等因素,能够认定销售者系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在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经营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7.加强新业态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商品,有权依法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无需说明理由,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电子商务经营者作出更优承诺的,应当遵守。收到商品七日后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消费者主张及时退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8.加强快递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因快递人员擅自使用快递商品、违规打开快递包装、暴力分拣快递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导致快递商品丢失、毁损,消费者请求赔偿损失,快递服务提供者依据免责条款提出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经营者向消费者盲发快递,消费者请求无条件退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9.加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经营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跨境转移个人信息等行为应当取得消费者单独同意,经营者以其获得消费者概括同意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经营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在消费者撤回同意后未停止处理或者未及时删除消费者个人信息、未取得未成年消费者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以消费者不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为由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致使消费者被迫同意经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10.加强住房消费者权益保护。严格保护依法成立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维护市场秩序,助力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积极保护居民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推动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对当事人逾期付款、逾期交房、逾期办证等违约行为引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要加强调解,引导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当事人请求违约方承担逾期付款、逾期交房、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或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处理。出卖人出售房屋后又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已出售房屋交付第三人使用,导致原来的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11.妥善处理消费者出行纠纷。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消费者不能履行旅游、客运、住宿等合同,消费者请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和价款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消费者请求变更经营者提供服务的时间等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调解;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可综合考虑交易习惯、合同目的、案件具体情况等因素作出裁判。经营者仅以消费者超出其公布的退款时间为由,主张拒退、少退定金和价款等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充分发挥旅游巡回法庭作用,就地、快速解决旅游纠纷,方便消费者景区维权。
12.妥善处理涉疫情消费购物纠纷。经营者明知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品属于假冒伪劣商品仍然经营,构成欺诈,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疫情期间,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哄抬物价、收取高额快递费等费用,致使所订立合同显失公平,消费者请求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合同被撤销后,消费者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合同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易习惯和公平原则认定消费者应折价补偿的价款。
13.妥善处理医疗健康服务和体育消费纠纷。依法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积极保护患者等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严惩“医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积极引导医疗机构等主体增加高质量的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健康旅游等服务,助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准确适用自甘风险等民事法律制度,妥善处理体育消费中产生的各类纠纷,促进群众体育消费,助力实施全民健身战略。
14.加强未成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妥善处理生育、托育、教育等服务合同纠纷,促进育幼服务消费发展,助力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学校、托幼机构等单位的食堂未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未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订餐,或者未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导致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依法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将“危害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安全”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加强对未成年人食品安全的特殊保护。网络游戏、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网络直播服务,收取充值费用、接受直播打赏,消费者请求返还游戏充值费、打赏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通过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消费者请求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加大对网络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积极营造健康、清朗、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网络环境。
15.加强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通过夸大宣传、虚构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能,向老年消费者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者服务,构成欺诈,消费者请求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诱导老年消费者购买不符合其需求或者明显超出其需求范围的保健食品等商品或者服务,致使合同显失公平,消费者请求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经营者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通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服务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发展银发经济。
16.加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食品市场存在的假冒知名品牌、滥用食品添加剂、销售过期食品以及制售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等违法行为。助推“快递进村”,为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服务企业向农村延伸、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提供优质司法服务,让农村消费者充分享受好商品、好服务、好价格。
二、加强生产经营者权益司法保护
17.依法保护生产经营者的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产权保护对激励商品和服务产出的作用,助力扩大消费供给。依法审理涉市场准入和经营自主权等行政案件,充分保障生产经营者依法自行组织生产经营的权利。对于行政机关违法限制生产经营者建设汽车充电设施、物业管理公司无理阻碍业主建设汽车充电设施的行为,应依法予以规范,助力解决电动汽车消费中的痛点、堵点问题。
18.依法保护农村各类市场主体权益。依法惩治生产销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或者安全标准的农业生产资料、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护农村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种子套牌侵权行为,切实维护种业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净化种业市场,维护粮食安全。助推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等工程,助力实现质量兴农、科技兴农和绿色发展目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19.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通过加强司法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运用,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依法整治知识产权领域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积极为广大市场主体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支持和引导市场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发挥供给侧对消费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强文化创意产品著作权保护,鼓励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助推优质文化资源开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增加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20.保障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准确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货运物流服务提供者等主体的法律责任。依法保护、引导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快递物流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在疫情防控中做好防疫物资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最后一公里”的线上线下联动。引导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领域技术研发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把握好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红绿灯”,稳定发展预期,激发投资活力,助力构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权益均得到有效保护、各方积极性均得到充分激发的平台发展环境,让资本在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方面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21.助力培育新型消费。依法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助推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助力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发展。依法保护5G网络和千兆光网应用,依法支持自动驾驶、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妥善处理“互联网+社会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等新服务类型引发的纠纷,既要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要依法支持无接触交易服务等新类型消费模式发展。妥善处理共享出行、共享住宿、共享旅游等共享经济领域产生的纠纷,合理认定相关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支持和引导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健康发展。依法保护新个体经济,支持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经营模式。
22.妥善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没有收入或者收入明显减少,造成支付租金困难,出租人请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调解,引导出租人和承租人合理分担损失,共克时艰。对国有房屋租金数额发生争议,承租人请求按照有关政府机关的规定减免租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出租人减免租金后主张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国家税收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三、维护诚信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
23.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者虚构、夸大商品和服务的功效,构成欺诈,消费者请求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遏制欺诈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引导生产经营者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获得竞争优势。促进经营者诚实守信经营,保障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24.维护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依法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实施收取垄断高价、强制“二选一”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积极营造有利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营商环境,遏制因垄断、不正当竞争导致市场竞争环境恶化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充分发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丰富商品和服务供给、增加群众收入、促进消费发展中的作用。依法规范歧视性待遇、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强制搭售等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5.推动构建有利于增强消费信心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与行政机关等单位的信息沟通,积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消费领域失信名单制度,推动共建失信违法生产经营者信息披露平台。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加违法经营成本,营造不敢、不能、不愿违法经营的市场环境。依法支持、引导行业协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主体构建协会内和平台内信用惩戒机制,通过行业自治、平台规制防范和减少欺诈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助力加强消费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建设多力量参与、多渠道共建、多平台共促,有利于遏制欺诈、增强消费信心的社会信用体系。
26.依法保障安全高效的物流体系。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妥善处理涉商品流通等行政案件,既要依法支持行政机关采取的必要防疫举措,又要依法纠正违法设卡、阻碍物流等不当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行为,保障商品正常流通,推动跨区域物资运输畅通有序,助力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按照“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助力防疫、生产、消费统筹兼顾、有序开展,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四、进一步提升司法服务水平
27.提升消费纠纷在线化解质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条件的,依法在线开展诉讼活动。推动完善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基础设施,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消费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公正、高效、便捷解纷的司法需求。准确适用在线诉讼规则等规定,充分发挥在线诉讼灵活、简便、全天候、易操作等优势。准确适用在线调解规则等规定,充分发挥在线调解多元化参与、全流程在线、开放式融合、一体化解纷等优势,实现提升消费纠纷在线化解质效与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相统一。
28.完善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完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衔接机制,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办理消费公益诉讼案件,充分发挥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维护诚信高效市场秩序的作用。探索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充分利用小额诉讼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及时、高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增加对农村消费者的司法服务供给,积极引导和协调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主体、司法救助力量向农村地区倾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服务农村的优势,妥善处理涉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纠纷。
29.推动构建有利于促进消费的综合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作用,广泛邀请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行政调解的调解员,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专家、退休法律工作者等参与消费纠纷调解,多元化解纠纷。通过发出司法建议、交换信息、联合信用惩戒等方式,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虚假宣传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形成规制合力。积极构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消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30.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以案说法、发布典型案例、开展巡回审判、送法进村进企进校等方式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宣传工作,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知识;依法保护新闻媒体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舆论监督;引导生产经营者诚实守信经营,倡导节约集约的绿色生活方式,营造安全诚信放心的消费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11月26日 (2018)最高法民他184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沪民辖终165号《上诉人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达公司)在签单前将案涉提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进行确认,案涉提单载有的仲裁条款约定:“Dispute(s) under the contract evidenced this B/L shall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administered by the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under it'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in New York”(本提单所证明的货运合同下的争议应提交美国仲裁协会按其商事仲裁规则在纽约仲裁解决)。但提单同时约定了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条款,即:“Any claim or dispute arising under the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determined exclusively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rchant agrees that any suits against the Carrier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which sha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提单下的任何索赔或纠纷应只根据美国法律,货方对承运方的诉讼只提交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管辖)。本案系东昊公司以货物运输中发生货损为由,要求欧达公司赔偿损失而提起。
欧达公司虽在签单前将涉案提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东昊公司进行了确认,但未就其事先打印的争议解决条款向东昊公司作出特别说明。本案系东昊公司持提单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之诉,提单虽可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但并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东昊公司作为托运人虽然接受了上述提单,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东昊公司接受了上述条款,亦无证据证明托运人与承运人对系争争议解决条款达成了合意。案涉提单既有仲裁条款又有排他性的法院管辖条款的事实,亦可印证双方未就争议解决方式达成一致。因此,上述条款对东昊公司没有约束力。
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涉案货物起运港为上海港,且被告欧达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海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此复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的请示
(2018年9月7日 (2018)沪民辖终165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诉人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因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295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我院提起上诉。我院经审查认为,系争仲裁条款对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没有约束力,故拟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七条的规定,特报请你院审查。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所罗门·韦伯(SOLOMON WEBER),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华芳,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唐某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霞,江苏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4月,江苏舜天东昊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将 500个瓦楞纸展示柜及其他货物交由上海欧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达公司)从上海港运至纽约港。2017年4月10日14时28分,欧达公司将制作完成的提单(提单编号:PXS17030176B)以PDF格式电子邮件发送东昊公司,要求东昊公司确认提单正本。1分钟后,东昊公司邮件回复提单没问题。2017年4月15日,欧达公司作为签单代理人签发了提单。现东昊公司以货物运输中发生货损为由,要求欧达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51816元。
涉案提单正面右下方有欧达公司打印的仲裁条款,“Dispute(s)under the contract evidenced this B/L shall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administered by the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under it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in New York”(本提单所证明的货运合同下的争议应提交美国仲裁协会按其商事仲裁规则在纽约仲裁解决)。涉案提单背面有印刷的第15条法律适用与管辖条款,“Any claim or dispute arising under the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determined exclusively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rchant agrees that any suits against the Carrier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which shall have exclusivejurisdiction...,”(提单下的任何索赔或纠纷应只根据美国法律,货方对承运方的诉讼只提交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管辖)。
三、一审法院处理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提单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涉案提单正面虽载明本提单所证明的货运合同下的争议应提交美国仲裁协会按其商事仲裁规则在纽约仲裁解决,但该仲裁条款与提单其他内容的印刷字迹存在重合,未达到显著醒目的程度。欧达公司作为提单的提供方,在合同订立时未就该仲裁条款向东昊公司作出特别说明,事后亦未得到东昊公司对该条款的追认。故该仲裁条款对东昊公司没有约束力。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且中国上海系涉案货物运输的起运港,被告欧达公司的住所地也在上海,上海与本案有最密切、最实际的联系,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欧达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四、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上诉人欧达公司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驳回东昊公司的起诉。主要事实和理由:(1)东昊公司确认的提单内容所载系争仲裁条款字迹显著醒目,并未与提单其他内容的印刷字迹重合且足以引起东昊公司的注意,欧达公司已向东昊公司进行了合理、足够、明确的提示;(2)系争仲裁条款既非格式条款,也非需特别说明的条款;(3)系争仲裁条款明确具体,不存在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
被上诉人东昊公司辩称:(1)欧达公司未就系争仲裁条款与东昊公司达成合意,东昊公司仅对提单中相应货物的记载予以确认,未对仲裁条款予以确认。(2)系争仲裁条款是欧达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3)提单正面记载了系争仲裁条款,提单背面第十五条规定,提单下的任何索赔或纠纷提交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管辖,提单既有仲裁条款又有提交法院诉讼的条款,仲裁协议无效。东昊公司请求驳回上诉。
五、本院拟处理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欧达公司虽在签单前将涉案提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东昊公司进行了确认,但未就其打印的系争仲裁条款向东昊公司作出特别说明。提单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但不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涉案纠纷系东昊公司持提单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诉,作为托运人的东昊公司虽接受了该提单,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托运人与承运人对系争仲裁条款达成合意,也无证据证明东昊公司接受该仲裁条款。故该仲裁条款对东昊公司没有约束力。退一步讲,即使系争仲裁条款成立,鉴于涉案提单既有仲裁条款又有排他性的法院管辖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系争仲裁条款亦属无效。涉案货物起运港为上海,被告欧达公司住所地在上海,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欧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我院拟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以上意见当否,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19〕2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监狱管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对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进行规范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制定了《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9年12月13日
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
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将监狱所涉国家赔偿案件纳入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范围。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日益增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总方略,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依法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监狱依法行使职权,同时支持监狱依法正当履职,体现权力与权利的保障平衡,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联合开展了涉及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专题调研,并形成会议纪要如下:
一、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要坚持依法赔偿,对于赔偿请求人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为由提出的赔偿申请,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审查,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依法受理并制作赔偿、复议决定书,防止以法定程序外的形式处理和解决所涉国家赔偿纠纷。
对于罪犯或者其亲属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为由提出的善后、补偿、救助申请,经审查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情形的,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应当进行法律释明并引导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二、赔偿请求人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对罪犯改造中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或者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等情形为由提出的赔偿申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
罪犯或者其亲属以罪犯在监狱劳动过程中因劳动致伤亡为由提出的赔偿、补偿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
三、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审查处理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结合赔偿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参考以下情形综合考量后依法作出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五项之规定,监狱及其工作人员有刑讯逼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以殴打、虐待等行为,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二)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具有制止殴打、虐待等行为条件的情况下,明知殴打、虐待等行为已经发生,但不予理睬、听之任之,严重不负责任,放任甚至追求损害后果发生或者加重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放纵情形,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三)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罪犯之间殴打、虐待等行为发生时,存在人员脱岗、工具失管等怠于履行职责情形,或者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存在其他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形,且以上情形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具有一定关联的,应当综合考虑该情形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国家赔偿的比例和数额。
(四)对于服刑期间发生的突发、意外情形,经审查监狱对罪犯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者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合理、及时注意义务的,应当认定为依法、正当履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得仅以是否造成损害结果作为判断应否赔偿的标准。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监狱应就其履职行为与罪犯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
罪犯在服刑期间造成身体伤害的,负责监管的监狱应当调取、收集其在羁押期间形成的相关影像、日常监管材料等,协助、配合审查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的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调查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对监狱执行刑罚、日常监管等行使监督职权过程中作出的相关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应当作为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定国家赔偿案件的依据。
六、对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监狱赔偿后,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向直接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七、各级监狱、监狱管理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审查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实事求是、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对于监狱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可向有关机关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2〕46号 2022年3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4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4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疫情过后给予困难中小企业法律支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不足、税费挤压造成的运营成本高企、金融机构收紧政策造成的融资困难和法律支持力度不足等症结,其中涉及法律支持力度的问题包括:经济下行,中小企业深陷诉讼案件之中;当前约有1500万个企业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名单,影响甚大,而对中小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一刀切"纳入失信、限制消费,会阻碍其自救和重生。因此,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要求各级法院切实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和善意执行理念,将通过法律手段帮扶中小企业纳入基层法院考核指标,具体措施为:人民法院应建立执行前和执行中的调研机制,客观评估企业情况,对于还款意愿强烈、有可行脱困方案的企业暂缓执行,暂缓将其及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名单等。我们认为,您指出的关于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关于经济环境、融资困难等问题,中央已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民营资本,要求银行让利于企业,纾解企业困局。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推动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需要向您报告的是,对于您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有针对性的司法政策,并正在监督、指导各级法院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落实,并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以切实行动为国民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一、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保护中小企业合法利益
我国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次表明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为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吃下了“定心丸",也为人民法院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出了“动员令"。今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专门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工作,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不断完善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司法政策。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要求全国法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狠抓民营企业司法保护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积极搭建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的“绿色通道",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执行工作方面,人民法院在加大执行力度的同时,十分注重依法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始终强调依法规范执行、正当执行、善意执行的理念,全面落实中央政策精神,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着力做好涉民生案件与涉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务案件执行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要求全国法院审慎把握司法政策,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特别在被执行人为企业主体时,要求在财产控制中,能够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采取“死封"“死扣"措施;在财产处置中,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被查封人在法院监督下处置财产,尽可能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资产的经济效能;在执行方式上,尽量优先采取方便执行且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执行措施,以减少强制执行成本、力争最小权益减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和市场经济稳定运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2020年4月-6月,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为人民法院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进行适时指导,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失信、限制消费等执行措施,以落实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给予中小企业法律支持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老百姓朴素的诚信意识和正义观念。债务人有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却不履行,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又以各种方法规避、逃避甚至抗拒执行,既是对法律权威的藐视,也是对道德诚信的践踏。事实上,债务人之所以敢于规避、逃避、抗拒执行,甘于沦为失信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失信成本不高,出现了一些“以失信换实益"“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益"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在客观上纵容和助长了失信行为和失信风气,成为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成因。可以说,失信、限制消费等惩戒制度的出现,正是回应人民群众诉求,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2016年,由中央深改组通过,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维护司法权威",涉及11类37大项150项联合惩戒措施,要求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
事实证明,该制度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方面,有力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截至2020年7月31日,正在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有598万个,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5476万人次,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639万人次,有629万人次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另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通过依法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增强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主动性、自觉性,推进形成“守法守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守法守信逐渐内化为信念,成为习惯,有力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新进展新闻发布会,其中特别指出:法院系统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效果不断显现,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大亮点。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您所提及的问题,作为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失信、限制消费惩戒制度仍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关于进一步加大失信惩戒力度的建议和关于减少失信惩戒对企业影响的建议同时都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将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坚持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执行实践中,不断完善失信、限制消费惩戒制度。
(一)严格依法依规,对中小企业审慎采取失信、限制消费措施,符合屏蔽或撤销条件的及时处理
人民法院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需要符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定的条件,具体而言,包括:1.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2.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3.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4.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5.违反限制消费令的;6.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上述情形均属于社会公众和企业自身均无异议的“失信"行为,不加以惩戒不足以彰显失信惩戒的意义所在。而对于仅是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欠债、又有还款意愿和方案的中小企业,只要其并未实施上述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不能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果出现违规纳入的情况,可以依据上述规定申请予以纠正。当然,这也需要中小企业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财产情况。
对于曾经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中小企业,我们要求各级法院认真筛查,对其中已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法院将在“失信名单库"中及时予以屏蔽,不再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有关惩戒限制措施;对无偿债能力但无故意规避执行的,及时从名单删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定,对于错误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及时核查并及时从“失信名单库"中删除。同时,对于系法院认定或操作失误导致的错误,将严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二)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予以设置宽限期等方式缓解压力
2020年5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法院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其中明确要求,精准适用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1.疫情期间,对已纳入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企业,原则上不得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2.已经采取并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要及时解除并向申请执行人说明有关情况;3.对未纳入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疫情防控企业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照前述规定办理;4.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要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5.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执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确因复工复产需要,申请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在征得其同意后及时予以解除。上述措施与您的建议思路吻合,我们将对执行法院落实上述政策的情况予以督导。
(三)推动信用惩戒分级、信用修复和守信激励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是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要求各地法院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被执行人分级分类采取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让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更具有精准性。注重事先告知程序,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采取相应力度的惩戒措施;区分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和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形,避免将不该纳入的予以纳入,提高失信、限制消费制度适用的精细化程度。二是健全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失信、限制消费名单信息依法应当删除或撤销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或撤销措施。失信名单信息被依法删除或撤销,被执行人被有关单位要求提供信用修复证明的,经被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删除或撤销情况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三是创建守信激励机制。探索开展出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将自动履行信息向征信机构推送、对诚信债务人依法酌情降低诉讼保全担保金额等守信激励措施,营造鼓励自动履行、支持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对此,江西、浙江台州等地法院已经开始实施,我们也将在各地试点的经验基础上,尽快予以完善,形成全国通用的信用惩戒、分级、修复、激励等完整体系。四是修改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失信、限制消费惩戒制度,为困难企业恢复经营和重入正轨,为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作出贡献。今年,我们将修改有关失信、限制消费的司法解释,正式将信用惩戒分级、修复和守信激励的有关内容纳入其中。
此外,您在建议中提到目前约有1500万企业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名单。经查询,截至2020年7月31日,目前正在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为598万个,其中大部分是自然人,如果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亦是因其本人有失信行为,而非因企业的失信行为。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既可能作为被执行人接受执行,同时其本身也很有可能是生效文书的胜诉一方,正在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将以社会经济全局为出发点,严格落实中央精神,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诉求,综合考量社会经济整体效益,持续完善失信、限制消费惩戒制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5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定,现将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94-97号)作为第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月20日
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
(检例第94号)
【关键词】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 关联案件办理 追诉漏罪漏犯  检察建议
【要旨】
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要根据案发原因及涉案人员的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和相关人员责任,并及时移交职务违法犯罪线索。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漏洞和监管问题,要及时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整改。
【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某某,男,湖北A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A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当阳市B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B矸石发电公司,该公司由A化工集团投资控股)原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张某某,男,A化工集团物资供应公司原副经理。
被告人双某某,男,B矸石发电公司原总经理。
被告人赵某某,男,A化工集团原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被告人叶某某,男,A化工集团生产部原部长。
被告人赵玉某,男,B矸石发电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被告人王某某,男,B矸石发电公司原锅炉车间主任。
2015年6月,B矸石发电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建设。施工中,余某某、双某某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在采购设备时,未按湖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须公开招投标的要求,自行组织邀请招标。张某某收受无生产资质的重庆某仪表有限公司(简称仪表公司)负责人李某某给予的4000元好处费及钓鱼竿等财物,向其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一体焊接式长颈喷嘴”(简称喷嘴),安装在2号、3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项目建成后,余某某、双某某擅自决定试生产。
2016年8月10日凌晨,B矸石发电公司锅炉车间当班员工巡检时发现集中控制室前楼板滴水、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保温层漏汽。赵玉某、王某某赶到现场,未发现滴水情况和泄漏点,未进一步探查。8月11日11时许,锅炉运行人员发现事故喷嘴附近有泄漏声音且温度比平时高,赵玉某指示当班员工继续加强监控。13时许,2号锅炉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更加明显且伴随高频啸叫声。赵玉某、王某某未按《锅炉安全技术规程》《锅炉运行规程》等规定下达紧急停炉指令。13时50分至14时20分,叶某某先后三次接到B矸石发电公司生产科副科长和A化工集团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电话报告“2号锅炉主蒸汽管道有泄漏,请求停炉”。叶某某既未到现场处置,也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14时30分,叶某某向赵某某报告“蒸汽管道泄漏,电厂要求停炉”。赵某某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亦未到现场处置。14时49分,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的喷嘴发生爆裂,致使大量高温蒸汽喷入事故区域,造成2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3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介入侦查
事故发生后,当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赵玉某、王某某、赵某某、叶某某等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当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参加公安机关案情研讨,从三个方面提出取证重点:一是查明事故企业在立项审批、设备采购、项目建设及招投标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二是查明余某某等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责;三是查明在事故过程中,余某某等人的履职情况及具体行为。当阳市公安局补充完善上述证据,侦查终结后,于2017年1月23日至2月22日对余某某等7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先后向当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二)审查起诉
该事故涉及的系列案件共11件14人,除上述7人外,还包括湖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当阳市发展与改革局、当阳市质监局工作人员涉嫌的渎职犯罪,A化工集团有关人员涉嫌的帮助毁灭证据犯罪以及仪表公司涉嫌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当阳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案件类型成立多个办案组,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调配力量,保证各办案组的审查起诉工作协调推进。由于不同罪名的案情存在密切关联,为使各办案组掌握全部案情,办案部门定期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统一协调系列案件的办理。
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次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B矸石发电公司所采购的喷嘴系质量不合格的劣质产品,直接原因是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形成重大安全隐患时,相关管理人员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及时停炉,作出正确处置。余某某、双某某作为A化工集团负责人和B矸石发电公司管理者,在热电联产项目设备采购过程中,未按审批内容公开招标,自行组织邀请招标,监督管理不到位,致使采购人员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喷嘴;张某某作为A化工集团电气设备采购负责人,收受投标人好处费,怠于履行职责,未严格审查投标单位是否具备相关生产资质,采购了无资质厂家生产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劣质产品,3人的主要责任均在于未依法依规履职,致使B矸石发电公司的安全生产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从而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赵某某作为A化工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叶某某作为该集团生产部部长,赵玉某作为B矸石发电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某某作为该公司锅炉车间主任,对B矸石发电公司的安全生产均负有直接管理职责,4人在高压蒸汽管道出现漏汽、温度异常并伴随高频啸叫声的危险情况下,未按操作规程采取紧急停炉措施,导致重大伤亡事故发生,4人的主要责任在于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同时,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赵某某在事故发生后同意A化工集团安全部部长孙某某(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另案处理)将集团办公系统中储存的13万余份关于集团内部岗位职责的电子数据(该数据对查清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删除,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遂依法予以追加起诉。
2017年5月至6月,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以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赵玉某、王某某、叶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赵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向当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当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6月20日、7月4日、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各被告人对公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出示的证据均不持异议,当庭认罪。余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余某某不构成犯罪,理由是:(1)A化工集团虽然是B矸石发电公司的控股股东,余某某是法定代表人,但只负责B矸石发电公司的投资和重大技改。B矸石发电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人员招聘任免、日常管理生产、设备采购均由B矸石发电公司自己负责。(2)该事故系多因一果,原因包括设计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事故喷嘴是质量不合格的劣质产品,不能将设计方及不合格产品生产方的责任转嫁由B矸石发电公司承担。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答辩:(1)A化工集团作为B矸石发电公司的控股股东,对B矸石发电公司实行人力资源、财务、物资采购、生产调度的“四统一”管理。余某某既是A化工集团的董事长,又是B矸石发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其违规决定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采购设备,致使B矸石发电公司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喷嘴。(2)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喷嘴质量不合格,同时相关管理人员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操作不当,各方都应当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因为追究其中一方的责任就减轻或免除其他人的责任。因此,应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追究余某某的刑事责任。
(四)处理结果
2018年8月21日,当阳市人民法院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五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三个月;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叶某某、赵玉某、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五年、四年。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五)办理关联案件
一是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犯罪。本案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安装在主蒸汽管道上的喷嘴质量不合格。2017年2月17日,当阳市公安局对喷嘴生产企业仪表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当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当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某明知生产的喷嘴将被安装于高压蒸汽管道上,直接影响生产安全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但其为追求经济利益,在不具备生产高温高压设备资质和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查看书籍、网上查询的方法自行设计、制造了喷嘴,并伪造产品检测报告和合格证,销售给B矸石发电公司,其行为属于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况。本案中的喷嘴既属于伪劣产品,也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李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根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定罪处罚。5月22日,当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该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同时,追加起诉了仪表公司为单位犯罪。后李某某及仪表公司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刑罚。
二是依法追究职务犯罪。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本案过程中,依照当时的法定权限深挖事故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查明:当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原副局长杨某未落实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文件要求,未对B矸石发电公司设备采购招投标工作进行监管,致使该公司自行组织邀标,采购了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喷嘴;当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监科原科长赵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未对B矸石发电公司特种设备的安装、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宜昌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技术负责人韩某、压力管道室主任饶某、副主任洪某在对发生事故的高压主蒸汽管道安装安全质量监督检验工作中,未严格执行国家行业规范,对项目建设和管道安装过程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没有监督纠正,致使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的高压主蒸汽管道顺利通过监督检验并运行。2017年3月至5月,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对5人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另,饶某还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2018年8月21日,当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5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不等。后5人均提出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六)制发检察建议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当阳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怠于履行职责、相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相关企业安全生产观念淡薄等问题,2017年8月16日,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当阳市人民政府及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分别发出检察建议,提出组织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对全市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和招投标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全市特种设备及相关人员的监督管理、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等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通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活动、联合执法等措施,认真整改落实。检察建议促进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了安全生产监管,相关企业提升了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指导意义】
(一)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两罪主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者,法定最高刑均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的差异主要在于行为特征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实践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仅为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者仅为提供的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罪名较易确定;如果事故发生系上述两方面混合因素所致,两罪则会出现竞合,此时,应当根据相关涉案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具体行为来认定其罪名。具体而言,对企业安全生产负有责任的人员,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企业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责任的人员,应认定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包括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提供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为全面评价其行为,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二)准确界定不同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罪名,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向相关部门移交职务违法犯罪线索。安全生产刑事案件,有的涉案人员较多,既有一线的直接责任人员,也有管理层的实际控制人,还有负责审批监管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涉及罪名较广,包括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等;除了自然人犯罪,有的还包括单位犯罪。检察机关办案中,要注重深挖线索,准确界定相关人员责任,发现漏罪漏犯要及时追诉。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或者违纪违法的,及时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三)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以办案促安全生产治理。安全生产事关企业健康发展,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企业安全生产犯罪的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管漏洞或怠于履行职责等问题,要积极主动作为,在充分了解有关部门职能范围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落实情况,引导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实现以办案促进治理,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
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检例第95号)
【关键词】
事故调查报告 证据审查 责任划分 不起诉 追诉漏犯
【要旨】
对相关部门出具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相关人员责任。要正确区分相关涉案人员的责任和追责方式,发现漏犯及时追诉,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某,男,山西A煤业公司(隶属于山西B煤业公司)原矿长。
被告人杨某,男,A煤业公司原总工程师。
被不起诉人赵某某,男,A煤业公司原工人。
2016年5月,宋某某作为A煤业公司矿长,在3号煤层配采项目建设过程中,违反《关于加强煤炭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能源〔2006〕1039号)要求,在没有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情况下,即开始自行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并与周某某(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另案处理)签订虚假的施工、监理合同以应付相关单位的验收。杨某作为该矿的总工程师,违反《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87号)要求,未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设计和制订安全措施,在3号煤层配采施工遇到旧巷时仍然采用常规设计,且部分设计数据与相关要求不符,导致旧巷扩刷工程对顶煤支护的力度不够。2017年3月9日3时50分许,该矿施工人员赵某某带领4名工人在3101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和联络巷交岔口处清煤时,发生顶部支护板塌落事故,导致上覆煤层坍塌,造成3名工人死亡,赵某某及另一名工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35.9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补充侦查
2017年5月5日,长治市事故联合调查组认定宋某某、赵某某分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直接责任,二人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建议对杨某等相关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或行政处罚。2018年3月18日,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分局对赵某某、宋某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并于5月31日移送长治市上党区(案发时为长治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上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相关人员责任不明、部分事实不清,公安机关结合事故调查报告作出的一些结论性事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撑。如调查报告和公安机关均认定赵某某在发现顶板漏煤的情况下未及时组织人员撤离,其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主要是工人冯某某的证言,但其说法前后不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事实。为查清赵某某的责任,上党区人民检察院开展自行侦查,调查核实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再如调查报告和公安机关均认定总工程师杨某“在运输顺槽遇到旧巷时仍然采用常规设计,未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修改作业规程或补充安全技术措施”,但是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中,没有杨某的设计图纸,也没有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针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要求补充杨某的设计图纸、相关操作规程等证据材料;并就全案提出补充施工具体由谁指挥、宋某某和股东代表是否有过商议、安检站站长以及安检员职责等补查意见,以查清相关人员具体行为和责任。后公安机关补充完善了上述证据,查清了相关人员责任等案件事实。
(二)准确认定相关人员责任
上党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该矿违反规定自行施工,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二是项目扩刷支护工程设计不符合行业标准要求。在分清主要和次要原因、直接和间接原因的基础上,上党区人民检察院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了准确区分,作出相应处理。
第一,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宋某某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关于加强煤炭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建设单位要按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结合煤矿建设施工的灾害特点,确定施工和监理单位。宋某某作为建设单位A煤业公司的矿长,是矿井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责全矿安全生产工作,为节约成本,其违反上述通知要求,在没有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均要求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弄虚作假应付验收,无资质情况下自行组织工人施工,长期危险作业,最终发生该起事故,其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且事故发生后,其对事故的迟报负直接责任。遂对宋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向上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二,依法对赵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赵某某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认为赵某某在发现漏煤时未组织人员撤离而是继续清煤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公安机关对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经自行侦查,发现案发地点当时是否出现过顶板漏煤的情况存在疑点,赵某某、冯某某和其他案发前经过此处及上一班工人的证言,均不能印证现场存在漏煤的事实,不能证明赵某某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主观认识,无法确定赵某某的责任。因此,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规定,对赵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三,依法追诉漏犯杨某。公安机关未对杨某移送起诉,检察机关认为,《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在采煤工作面遇过断层、过老空区时应制定安全措施,采用锚杆、锚索等支护形式加强支护。杨某作为A煤业公司总工程师,负责全矿技术工作,其未按照上述规程要求,加强安全设计,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虽然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吊销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但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事处罚。因此,依法对杨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予以追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庭审中,被告人宋某某辩称,是A煤业公司矿委会集体决定煤矿自行组织工人施工的,并非其一个人的责任。公诉人答辩指出,虽然自行组织施工的决定是由矿委会作出的,但是宋某某作为矿长,是矿井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明知施工应当由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且应在监理单位监理下施工,仍自行组织工人施工,且在工程日常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最终导致了该起事故的发生,其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应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处理结果
2018年12月21日,上党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宋某某、杨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二人均当庭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A煤业公司积极对被害方进行赔偿,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事故发生后,主管部门对A煤业公司作出责令停产整顿四个月、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罚款270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宋某某开除党籍,吊销矿长安全资格证,给予其终生不得担任矿长职务、处年收入80%罚款等处罚;对杨某给予吊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的处罚。对A煤业公司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等5人分别予以吊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罚款或解除合同等处理;对B煤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驻A煤业公司安检员等9人分别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及行政处罚;对长治市上党区原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煤炭工业局驻A煤业公司原安检员等10人分别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对时任长治县县委书记、县长等4人也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指导意义】
(一)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与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给司法机关后,调查报告和这些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责任认定、责任者处理等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是检察机关办案中是否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重要参考,但不应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检察机关应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人员责任。对于调查报告中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侦查(调查)机关也未移送起诉的人员,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要依法追诉。对于调查报告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侦查(调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涉案人员,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证据不足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通过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体系,查清涉案人员的具体行为和责任大小。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往往涉案人员较多,案发原因复杂,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特点,从案发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涉案人员岗位职责、履职过程、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具体表现和事故发生后的施救经过、违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审查,证据有欠缺的,应当通过自行侦查或退回补充侦查,补充完善证据,准确区分和认定各涉案人员的责任,做到不枉不纵。
(三)准确区分责任,注重多层次、多手段惩治相关涉案人员。对涉案人员身份多样的案件,要按照各涉案人员在事故中有无主观过错、违反了哪方面职责和规定、具体行为表现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确定其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涉案人员,相关部门也未进行处理的,发现需要追究党政纪责任,禁止其从事相关行业,或者应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线索,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多层次的追责方式能起到惩戒犯罪、预防再犯、促进安全生产的作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六条、三百六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
黄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谎报安全事故案
(检例第96号)
【关键词】
谎报安全事故罪 引导侦查取证 污染处置 化解社会矛盾
【要旨】
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积极履职,加强对线索移送和立案的法律监督。认定谎报安全事故罪,要重点审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同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和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应注重督促涉事单位或有关部门及时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生产事故涉及生态环境污染等公益损害的,刑事检察部门要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协作配合,督促协同行政监管部门,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修复受损公益,防控安全风险。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某,男,福建A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被告人雷某某,男,A公司原副总经理。
被告人陈某某,男,A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兼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被告人陈小某,男,A公司码头原操作工。
被告人刘某某,男,A公司码头原操作班长。
被告人林某某,男,B船务有限公司(简称B公司)“天桐1”船舶原水手。
被告人叶某某,男,B公司“天桐1”船舶原水手长。
被告人徐某某,男,A公司原安全环保部经理。
2018年3月,C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C公司)与A公司签订货品仓储租赁合同,租用A公司3005#、3006#储罐用于存储其向福建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买的工业用裂解碳九(简称碳九)。同年,B公司与C公司签订船舶运输合同,委派“天桐1”船舶到A公司码头装载碳九。
同年11月3日16时许,“天桐1”船舶靠泊在A公司2000吨级码头,准备接运A公司3005#储罐内的碳九。18时30分许,当班的刘某某、陈小某开始碳九装船作业,因码头吊机自2018年以来一直处于故障状态,二人便违规操作,人工拖拽输油软管,将岸上输送碳九的管道终端阀门和船舶货油总阀门相连接。陈小某用绳索把输油软管固定在岸上操作平台的固定支脚上,船上值班人员将船上的输油软管固定在船舶的右舷护栏上。19时许,刘某某、陈小某打开码头输油阀门开始输送碳九。其间,被告人徐某某作为值班经理,刘某某、陈小某作为现场操作班长及操作工,叶某某、林某某作为值班水手长及水手,均未按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装船情况进行巡查。4日凌晨,输油软管因两端被绳索固定致下拉长度受限而破裂,约69.1吨碳九泄漏,造成A公司码头附近海域水体、空气等受到污染,周边69名居民身体不适接受治疗。泄漏的碳九越过围油栏扩散至附近海域网箱养殖区,部分浮体被碳九溶解,导致网箱下沉。
事故发生后,雷某某到达现场向A公司生产运行部副经理卢某和计量员庄某核实碳九泄漏量,在得知实际泄漏量约有69.1吨的情况后,要求船方隐瞒事故原因和泄漏量。黄某某、雷某某、陈某某等人经商议,决定在对外通报及向相关部门书面报告中谎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法兰垫片老化、碳九泄漏量为6.97吨。A公司也未按照海上溢油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程序,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应急处置人员开展事故抢救工作,直接贻误事故抢救时机,进一步扩大事故危害后果,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经审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72.73万元。经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技术评估报告,认定该起事故泄露的碳九是一种组分复杂的混合物,其中含量最高的双环戊二烯为低毒化学品,长期接触会刺激眼睛、皮肤、呼吸道及消化道系统,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本次事故泄露的碳九对海水水质的影响天数为25天,对海洋沉积物及潮间带泥滩的影响天数为100天,对海洋生物质量的影响天数为51天,对海洋生态影响的最大时间以潮间带残留污染物全部挥发计,约100天。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介入侦查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为企业生产管理责任不落实引发的化学品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检察院与泉州市及泉港区原安监部门、公安机关等共同就事故定性与侦查取证方向问题进行会商。泉港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并听取省、市两级检察院指导意见,提出涉案人员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谎报安全事故罪。2018年11月10日、11月23日,泉港公安分局分别以涉嫌上述两罪对黄某某等8人立案侦查。泉港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提出取证方向和重点:尽快固定现场证据,调取能体现涉案人员违规操作及未履行日常隐患排查和治理职责的相关证据,及船舶安全管理文件、复合软管使用操作规程、油船码头安全作业规程、A公司操作规程等证据材料;根据案件定性,加强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强化勘验现场与言词证据的印证关系;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全面调取监控视频、语音通话、短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侦查过程中,持续跟进案件办理,就事实认定、强制措施适用、办案程序规范等进一步提出意见建议。11月24日,泉港区人民检察院对相关责任人员批准逮捕后,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事故调查报告,收集固定直接经济损失、人员受损、环境污染等相关证据,委托相关机构出具涉案碳九属性的检验报告,调取A公司谎报事故发生原因、泄漏量以及谎报贻误抢救时机等相关证据材料,并全程跟踪、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上述证据公安机关均补充到位,为后续案件办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审查起诉
案件移送起诉后,泉港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针对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陈某某虽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但并未实际参与安全生产,也未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其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意见,及时要求公安机关调取A公司内部有关材料,证实了陈某某实际履行A公司安全生产职责,系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事实。针对公安机关出具的陈某某、刘某某、陈小某系主动投案的到案经过说明与案件实际情况不符等问题,通过讯问被告人、向事故调查组核实等方式自行侦查进行核实。经查,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线索,先后将陈某某、刘某某、陈小某带至办案中心进行审查,3人均不具备到案的主动性。本案未经退回补充侦查,2019年6月6日,泉港区人民检察院以黄某某、雷某某、陈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谎报安全事故罪,以陈小某等5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向泉港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分别提出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鉴于该案重大复杂,泉港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充分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2019年7月5日,泉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黄某某、雷某某、陈某某的谎报行为未贻误抢救时机,不构成谎报安全事故罪;被告人陈某某不具有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部分被告人应当适用缓刑等辩解和辩护意见。公诉人针对上述辩护意见有针对性地对各被告人展开讯问,并全面出示证据,充分证实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针对黄某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谎报安全事故罪的辩解,公诉人答辩指出,黄某某等人合谋并串通他人瞒报碳九泄露数量,致使A公司未能采取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溢油量50吨以上),而只是采取最低级别的三级响应(溢油量10吨以下)。按照规定,一级响应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三级响应则仅需运行部门和协议单位参与应急。黄某某等人的谎报行为贻误了事故救援时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扩大,同时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依法构成谎报安全事故罪。针对陈某某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辩解,公诉人指出,根据补充调取的书证及相关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足以证实陈某某在案发前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兼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已实际履行职务,系A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其未在责任范围内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发现并制止企业日常经营中长期存在的违规操作行为,致使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最终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其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针对应当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公诉人指出,本案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不应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公诉人在庭审中的意见均得到一、二审法院的采纳。
(四)处理结果
2019年10月8日,泉港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对被告人黄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谎报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六个月;对被告人雷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谎报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年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三个月;对被告人陈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谎报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年六个月。对陈小某等5名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三个月不等。禁止黄某某、雷某某在判决规定期限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业。雷某某等6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2月2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五)污染处置
该起事故造成码头附近海域及海上网箱养殖区被污染,部分区域空气刺鼻,当地医院陆续接治接触泄漏碳九的群众69名,其中留院观察11名。泄漏的碳九越过围油栏扩散至网箱养殖区约300亩,直接影响海域面积约0.6平方公里,受损网箱养殖区涉及养殖户152户、养殖面积99单元。针对事故造成的危害后果,泉港区人民检察院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和诉求,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督促A公司赔偿事故周边群众的经济损失。在一审判决前,A公司向受损养殖户回购了受污染的网箱养殖鲍鱼等海产品,及时弥补了养殖户损失,化解了社会矛盾。
泉港区人民检察院在提前介入侦查过程中,发现事故对附近海域及大气造成污染,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介入,密切协作配合,根据当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规定,及时启动重大案件会商机制,联系环保、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实地查看污染现场,了解事件进展情况。并针对案件性质、可能导致的后果等情况进行风险评估研判,就污染监测鉴定、公私财产损失计算、海域污染清理、修复等事宜对公安机关侦查和环保部门取证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前期取证工作,为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奠定了良好基础。
【指导意义】
(一)准确认定谎报安全事故罪。一是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是指对安全事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一般为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中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以及其他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包括没有法定或者职务要求报告义务的普通工人。二是认定本罪,应重点审查谎报事故的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谎报事故的行为造成贻误事故抢救的后果,即造成事故后果扩大或致使不能及时有效开展事故抢救,才可能构成本罪。如果事故已经完成抢救,或者没有抢救时机(危害结果不可能加重或扩大),则不构成本罪。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同时又构成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二)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提升法律监督实效。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原国务院法制办等八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以及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依照本地有关细化规定,加强相关执法司法信息交流、规范案件移送、加强法律监督。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检察机关可通过查阅案件资料、参与案件会商等方式及时了解案情,从案件定性、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发现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建议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移送线索,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事故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有案不立等问题,形成查处和治理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合力。
(三)重视被害人权益保障,化解社会矛盾。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范围广泛,被害人人数众多,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交织。检察机关办案中应高度重视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全面掌握被害人诉求。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配合,督促事故单位尽早赔偿被害人损失,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确保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安全生产事故涉及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检察部门要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减少公共利益损害。化工等领域的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刑事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加强沟通,探索“一案双查”,提高效率,及时通报情况、移送线索,需要进行公益损害鉴定的,及时引导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进行鉴定。要积极与行政机关磋商,协同追究事故企业刑事、民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推动建立健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依托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刑事案件,同步办好所涉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积极稳妥推进安全生产等新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
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原国务院法制办等八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
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夏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检例第97号)
【关键词】
重大责任事故罪 交通肇事罪 捕后引导侦查 审判监督
【要旨】
内河运输中发生的船舶交通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同时涉嫌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要根据运输活动是否具有营运性质以及相关人员的具体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罪名。重大责任事故往往涉案人员较多,因果关系复杂,要准确认定涉案单位投资人、管理人员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夏某某,男,原“X号”平板拖船股东、经营者、驾驶员。
被告人刘某某,男,原“X号”平板拖船驾驶员、平板拖船联营股东。
被告人左某某,男,原平板拖船联营股东、经营者。
被告人段某某,男,原“X号”平板拖船联营股东、经营者。
被告人夏英某,男,原“X号”平板拖船股东、经营者。
2012年3月,在左某某的召集下,“X号”等四艘平板拖船的股东夏某某、刘某某、段某某、伍某某等十余人经协商签订了联营协议,左某某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及财务,并与段某某共同负责船只调度;夏某某、夏英某、刘某某负责“X号”平板拖船的具体经营。在未依法取得船舶检验合格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等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上述四艘平板拖船即在湖南省安化县资江河段部分水域进行货运车辆的运输业务。
2012年12月8日晚12时许,按照段某某的调度安排,夏某某、刘某某驾驶的“X号”在安化县烟溪镇十八渡码头搭载四台货运车,经资江水域柘溪水库航道前往安化县平口镇。因“X号”无车辆固定装置,夏某某、刘某某仅在车辆左后轮处塞上长方形木条、三角木防止其滑动,并且未要求驾乘人员离开驾驶室实行“人车分离”。次日凌晨3时许,“X号”行驶至平口镇安平村河段时,因刘某某操作不当,船体发生侧倾,致使所搭载的四台货运车辆滑入柘溪水库,沉入水中。该事故造成10名司乘人员随车落水,其中9人当场溺亡,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捕后引导侦查
事故发生后,“X号”驾驶员夏某某、刘某某主动投案,安化县公安局对二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经检察机关批准,对二人采取逮捕措施。安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认为,在案证据仅能证明事故经过及后果,而证明联营体的组建、经营管理及是否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证据尚未到位。作出批捕决定的同时,提出详细的继续取证提纲,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清四艘平板拖船的投资、经营管理情况及联营协议各方是否制定并遵守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后公安机关补充完善了上述证据,对夏某某、刘某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向安化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二)指控和证明犯罪
安化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对夏某某、刘某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向安化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安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辩护律师辩称:该案若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刘某某不是事故船舶股东,应宣判无罪;若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夏某某不是肇事驾驶员,也没有指使或强令违章驾驶行为,应宣判无罪。对此,公诉人出示事故调查报告、其他股东等证人证言、收据等证据,指出刘某某既是联营船舶的股东,又接受联营组织安排与夏某某一起负责经营管理“X号”;夏某某、刘某某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实施了非法运输、违规夜间航行、违规超载、无证驾驶或放任无证驾驶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二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安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是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遂改变定性以交通肇事罪认定罪名。
(三)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罪名有误,遂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依法提出抗诉。主要理由:(1)联营船舶非法营运,长期危险作业。一是四艘船舶系左某某、夏某某、刘某某等股东分别委托他人非法制造,均未取得船舶检验合格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等经营资质,非法从事货运车辆运输经营。二是违反规定未配备适格船员。联营协议仅确定了利益分配方案和经营管理人员,左某某、段某某作为联营组织的管理人员,夏英某、夏某某、刘某某作为联营船舶的经营管理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未制定安全作业管理规定,未配备拥有适任证的船员。三是联营船舶长期危险作业。未按规定组织船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在船舶上设置固定货运车辆的设施和安全救援设施,且无视海事、交通管理等部门多次作出的停航等行政处罚,无视“禁止夜间渡运、禁止超载、货运车辆人车分离”等安全规定,甚至私自拆除相关部门在船舶上加装的固定限载措施,长期危险营运。(2)夏某某、刘某某系“X号”经营管理人员和驾驶人员,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更能全面准确评价二人的行为。夏某某、刘某某是联营船舶经营管理人员,对上述违规和危险作业情况明知,且长期参与营运,又是事故当晚驾驶人员,实施了超载运输、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二人同时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交通运输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由于联营船舶运输活动具有营运性质,是生产经营活动,不仅是交通运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罪名更为准确,更能全面评价二人的行为。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变一审罪名认定,支持检察机关抗诉意见。
(四)依法追究股东等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
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分别对左某某、夏英某、段某某等股东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提请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安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缺少事故调查报告、犯罪嫌疑人明知存在安全隐患等方面证据,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批捕。公安机关遂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期满后解除,后3人逃匿。公安机关于2015年4月1日对该3人决定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左某某于2016年8月1日被抓获归案,段某某、夏英某分别于2017年11月4日、5日主动投案。后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将3人移送安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安化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起事故是联营船舶长期以来严重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危险作业造成的,左某某系联营的召集者,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调度及会计事务;段某某实际履行调度职责,且在案发当晚调度事故船只“X号”承载业务;夏英某系事故船舶“X号”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3人对事故发生均负有重要责任,均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先后于2016年12月28日对左某某、2018年8月10日对段某某、夏英某向安化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此外,对于伍某某等其他联营股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其或者未参与经营、管理,或者仅负责“X号”外其他联营船舶的经营、管理,不能认定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或者直接责任,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阶段,左某某及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联营船舶风险各自承担、左某某不是管理者、联营体已于案发前几天即2012年12月4日解散等辩解。公诉人指出,尽管夏英某、段金某等股东的证言均证实左某某与夏英某于2012年12月4日在电话联系时发生争执并声称要散伙,但股东之间并未就解散进行协商;且左某某记载的联营账目上仍记载了2012年12月5日“X号”加油、修理等经营费用。因此,左某某是联营体管理者,事故发生时联营体仍处于存续状态。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五)处理结果
2015年8月20日,安化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分别判处夏某某、刘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抗诉后,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夏某某、刘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判决已生效。2017年5月25日,安化县人民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左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左某某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该院作出相同判决,左某某再次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2018年9月19日,安化县人民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段某某、夏英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二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事故发生后,负有监管责任的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被依法问责。安化县地方海事处原副主任刘雄某、航道股股长姜某某等6人,因负有直接安全监管责任,未认真履行职责,或在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后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被追究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责任。安化县交通运输局原党组成员、工会主席余某某等9人分别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撤职等党政纪处分。
【指导意义】
(一)准确适用交通肇事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两罪均属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前罪违反的是“交通运输法规”,后罪违反的是“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在航道、公路等公共交通领域,违反交通运输法规驾驶机动车辆或者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重大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在停车场、修理厂、进行农耕生产的田地等非公共交通领域,驾驶机动车辆或者其他交通工具,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应区分情况,分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从事营运活动的交通运输组织来说,航道、公路既是公共交通领域,也是其生产经营场所,“交通运输法规”同时亦属交通运输组织的“安全管理的规定”,交通运输活动的负责人、投资人、驾驶人员等违反有关规定导致在航道、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可能同时触犯交通肇事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两罪前两档法定刑均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交通肇事罪有因逃逸致人死亡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第三档法定刑),要综合考虑行为人对交通运输活动是否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是否负有直接责任、所实施行为违反的主要是交通运输法规还是其他安全管理的法规等,准确选择适用罪名。具有营运性质的交通运输活动中,行为人既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也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如未取得安全许可证、经营资质、不配备安全设施等),发生重大事故的,由于该类运输活动主要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并非单纯的交通运输行为,为全面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一般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交通运输活动的负责人、投资人等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事故发生,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驾驶人员等一线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法规造成事故发生的,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准确界定因果关系,依法认定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等涉案人员及相关行政监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危害生产安全案件往往多因一果,涉案人员较多,既有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又有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等,还可能涉及相关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等一般并非现场作业人员,确定其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个难点。如果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等实施了未取得经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规章制度、不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和必要设施等不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为,在此情况下进行生产、作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不论事故发生是否介入第三人违规行为或者其他因素,均不影响认定其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发案单位的生产、作业负有安全监管、查处等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致使发案单位违规生产、作业或者危险状态下生产、作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其行为也是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重要原因,应以渎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9年)第二、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第六、九、十五、二十一、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07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077号建议的答复
刘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批捕一定时间内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在多长时间允许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但检察机关在办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时,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有机统一。有些省级检察院还出台规定,明确许可律师会见的时间。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广东省检察院出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因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第一次许可会见应当安排在犯罪嫌疑人被执行逮捕后一个月以内。
高检院严格限制案件范围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及时、全面的辩护权。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数额标准由原来的“五十万元”调整为“三百万元以上”,对于有《解释》规定的其他情节的,调整为“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标准的调整极大提高了数额门槛,严格了适用条件,从入口上有效减少了这类案件的数量。严格执行“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研究和吸纳您的建议,拟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应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数额达到特别重大标准”,避免侦查部门随意解释和扩大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范围,防止出现立案数额与结案数额悬殊过大,比例失当的情况;明确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逮捕后允许律师会见的时间,特殊情况不同意律师会见的,需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2018年12月4日)
目  录
一、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二、中科公司与某某县国土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
三、王某平等人与某某港公司合同纠纷案
四、北京某源公司与某某汇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五、天新公司、魏某国申请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案
六、李某飞、腾飞龙公司执行申诉案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第二批)
一、
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典型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有一些不规范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产权意见》)亦明确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本案张某强借用其他企业名义为其自己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符合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但张某强并不具有偷逃税收的目的,其行为未对国家造成税收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一审法院在法定刑之下判决其承担刑事责任,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虽然对于本案判决结果,被告人并未上诉,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认为,本案不应定罪处罚,故未核准一审判决,并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最终,本案一审法院宣告张某强无罪,切实保护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产权意见》关于“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发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的要求落到实处。本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全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本案情】
2004年,被告人张某强与他人合伙成立个体企业某龙骨厂,张某强负责生产经营活动。因某龙骨厂系小规模纳税人,无法为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某强遂以他人开办的鑫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2006年至2007年间,张某强先后与六家公司签订轻钢龙骨销售合同,购货单位均将货款汇入鑫源公司账户,鑫源公司并为上述六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3张,价税合计4457701.36元,税额647700.18元。基于以上事实,某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裁判结果】
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张某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张某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院未抗诉。某州市人民法院依法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认定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并撤销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该案经某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宣告张某强无罪。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刑核51732773号刑事裁定书。
二、
中科公司与某某县国土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
【典型意义】
当前,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以“新官不理旧账”、政策变化、规划调整等理由违约、毁约,侵犯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同程度存在。对此,《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也明确要求:“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法〔2018〕1号)则更具体要求:“对于确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当事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请求。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案件,针对地方政府的违约毁约行为,依法判决政府有关部门承担违约责任,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兑现其依法作出的承诺,对于推动地方政府守信践诺和依法行政,保护企业家合法生产经营权益,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2009年,某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高科技项目,中科公司与某某县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实际占有、开发建设案涉工业用地。在中科公司积极投资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调整了包括中科公司案涉土地在内的200余亩用地规划。案涉土地被政府单方收回并由某某县国土局另行高价出让,由其他公司拍得并开发房地产。中科公司的投资建设被拆除,其损失未获赔偿。中科公司于2013年1月以某某管委会和某某县国土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以本案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并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中科公司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审理后,仅判决支持了中科公司地上物的基建损失,未考虑到民营企业的履行利益损失。中科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出让土地使用权给中科公司,后又单方收回另行出让给案外人,导致案涉出让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客观上终结了招商引资进程,违背了中科公司落地投产的意愿,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中科公司请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经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某某县国土局因违约行为的获利、案涉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利益、中科公司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额、资金使用利益的损失及未来经营收益、市场风险等因素,判决某某县国土局赔偿中科公司直接损失及相关合同利益总计一千万余元。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40号民事判决书。
三、
王某平等人与某某港公司合同纠纷案
【典型意义】
《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实践中,一些法院存在将同公共利益仅具有牵连关系的争议排除在民事争议范围之外的片面做法,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权人和企业家的维权成本,使得产权人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甚至使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本案中,王某平等人积极配合相关铁路线路的施工,并得到了有关政府文件的认可,但之后的相关经营损失及员工误工和遣散费等却迟迟得不到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政府并未对案涉矿场进行行政征收,王某平等人和施工企业就其案涉矿场的补偿问题的诉讼,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了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支持了王某平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这有利于切实强化各类市场主体的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本案对于进一步合理界定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具有典型的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某铁路客运专线规划线路需穿越王某平等人投资经营的水田石矿场,因采石爆破会给穿越该矿场的隧道造成安全危险,某某港铁路客运专线设计单位于2005年12月6日致函某某市政府,请求该政府协调关闭该水田石矿场。经某某市政府协调,水田石矿场停产,就有关关闭补偿事宜由王某平等人与某某港铁路客运专线建设单位通过协商解决。某某港公司成立后,亦同意协商解决水田石矿场停产补偿事宜,并于2007年6月中旬致函某某市政府,委托某某市政府协调办理水田石矿场的补偿事宜。经某某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某某港公司与王某平等人,某某港铁路客运专线如期开工。水田石矿场于2008年2月收到预付补偿款5000万元,而对于双方此前协商的生产线机器设备残值、填土费、青苗费等补偿款和经营损失、员工误工及遣散费,则未得到补偿。王某平等人于2014年提起诉讼,请求某某港公司支付拖欠的生产线补偿费954.68万元及利息损失约229.12万元,赔偿经营损失14378万元及利息3450.72万元,赔偿员工误工及遣散费648万元及利息损失约155.52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王某平等人关于某某港公司支付尚欠补偿款、经营损失、员工误工及遣散费54410758元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由政府部门主导关闭王某平等人经营的水田石矿场后,双方因补偿问题引发的纠纷,应当参照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裁决,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据此,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平等人的起诉。王某平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政府并未对案涉矿场进行行政征收,王某平等人和施工企业就其案涉矿场的补偿问题的诉讼,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二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并驳回王某平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28号民事判决书。
四、
北京某源公司与某某汇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典型意义】
“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系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形式,不断倡导采用裁量性赔偿、合理开支单独计算等方式提高商标侵权等知识产权案件赔偿数额。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侵权事实基础上,综合考虑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知名度,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生产销售范围以及对相关公众造成实际混淆的后果等因素,依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了较高的赔偿额,不仅使权利人受损利益得到有效救济,也让侵权人不因侵权行为而获利,彰显了人民法院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成本高等问题。本案人民法院在现行法律中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情况下,采用裁量性赔偿方法,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对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北京某源公司系 商标和 商标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2类,主要是果汁和果汁饮料等。该两注册商标经过大量使用和宣传,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并经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某某汇源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三种水果罐头商品上使用“ ”图文组合标识及“ ”文字标识的、在网站宣传中使用“ ”图文组合标识及“汇源”文字标识。北京某源公司为证明某某汇源公司应当赔偿的损失数额,提供了来源于某某汇源公司工商档案中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某某汇源公司侵权期间获得的销售利润为1.03亿元,营业利润为9077万元,同时某某汇源公司在其宣传网站记载“预计年销售额2亿元”内容。 北京某源公司请求之一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亿元。
【裁判结果】
针对北京某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某某汇源公司赔偿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北京某源公司认为赔偿数额过低,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确定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应综合考虑案涉商标的知名度、侵权产品的类型与产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产品的生产销售范围以及相关公众造成实际混淆的后果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赔偿额仅考虑了水果罐头的生产和销售量,而没有考虑某某汇源公司还侵权生产冰糖山药罐头和八宝粥等两种侵权产品,且鉴于某某汇源公司主观恶意明显,为使北京某源公司受损利益得到补偿,让侵权人某某汇源公司的侵权行为无利可图,根据北京某源公司所提交的某某汇源公司销售额以及获利情况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某某汇源公司赔偿北京某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五、
天新公司、魏某国申请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案
【典型意义】
在刑事办案实践中,在处理企业家犯罪时混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企业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的情况时有发生。《产权意见》对此明确要求:“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处置案涉财物时,要依法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对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违法,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亦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本案中,人民法院严格区分了企业家犯罪所得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财产,依法纠正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财产的不当处理行为,充分将《产权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政策落到实处,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魏某国原系某无线电服务部经理,该服务部于2002年8月22日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天新公司,魏某国任天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无线电服务部自1993年起建立账外账资金。1998年起该账外账资金由魏某国掌管使用。某某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06)江阳刑初字第18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魏某国犯挪用资金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经某某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14日收取了魏某国退交的20万元赃款,另于2006年4月29日、6月21日、7月3日分别扣押天新公司资金121.20万元、15万元、25万元,并将上述扣押款项分161.20万元、20万元两笔交至某某省某某市财政局,该局《四川省行政罚没收据》处罚摘要注明为“罚没款”。
天新公司、魏某国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解除扣押或返还天新公司、魏某国被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扣押的企业及个人银行存款及现金181.20万元,并支付天新公司银行存款106.90万元、魏某国个人银行存款4万元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0万元,虽然包含魏某国个人保管的账外账资金,可能带来违规违法管理资金的相应法律责任,但所保管资金所有权并未转移,仍然属于天新公司所有,故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扣押该161.20万元资金系错误扣押案外人财产,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扣押、冻结,退还原主。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没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时将扣押的上述资金退还天新公司,而是将181.20万元扣押资金按罚没款处理,全部缴纳至财政部门,处理不当。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应将扣押、处分的181.20万元返还给天新公司,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据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返还天新公司扣押资金181.2万元,并支付扣押资金的利息180250.48元。
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川委赔3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六、
李某飞、腾飞龙公司执行申诉案
【典型意义】
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过程中,对建筑物等财产超标的查封,不允许民营企业处分该超标的部分财产的行为,既不利于产权人充分发挥其财产价值,也侵害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产权意见》要求:“完善案涉财物保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做到公开公正和规范高效。”本案中案涉328套房屋被查封、评估后,案涉民营企业进行了复工,使查封的房屋实现了升值。申诉人据此事由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请求中止拍卖,重新评估并解除超标的部分的查封,理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执行法院重新对申诉人提起的事由进行审查,并根据查封标的物市场价值重新评估,解除超标的查封部分。本案处理有利于推动和规范案涉财物鉴定、估价、拍卖等制度的完善,确保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本案的处理,对于在执行中针对确定被查封标的物价值的同类案件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许某某申请执行李某飞、腾飞龙公司民间借贷执行案中,查封了腾飞龙公司开发的案涉楼盘的328套在建房屋,并在评估后对案涉房屋启动拍卖程序。李某飞、腾飞龙公司认为,案涉房屋被评估时正处于停工状态;评估后,案涉房屋又进行了复工并已基本完工,共投入资金逾1亿元,房屋价值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执行法院在拟处置程序中,并没有对案涉房屋重新评估,仍以复工前的评估价值对房屋进行整体拍卖,属于超标的查封和拍卖房产。李某飞、腾飞龙公司先后向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异议和复议,请求中止拍卖,对案涉房产价值重新评估,并根据新的评估价格解除对超标的房屋的查封。李某飞、腾飞龙公司的申请相继被驳回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案涉房屋在评估后又进行复工,执行房产的现状及价值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申诉人据此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请求中止拍卖,重新评估并解除超标的部分的查封,执行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执行异议,有损害申诉人企业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之虞。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申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材料未予审查,遗漏当事人请求。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执监401号执行裁定,依法撤销了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和执行复议裁定,将该案交由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该案发回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期间,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基于其他事由,裁定中止本案的执行,支持了申诉人的主张。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监401号执行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6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36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严格落实《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了涉民间投资民事商事案件审理和执行的理念和原则;要求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强调人民法院在采取财产保全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时,要处理好保障债权人及时回收债权与维护债务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关系:如不采取强制措施不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慎用强制措施;如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才足以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妥善采取强制措施,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正当影响。因各个案件中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别,个案中是否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如何采取强制措施,需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您在建议中提到,部分人民法院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存在一些不当行为,对此,我们将加强调研,如发现确实存在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情形的,将依法予以纠正。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通知》的落实,加强培训,提升广大执行法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服务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
(2019年5月16日)
1.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公款再审改判无罪案
【案情简介】
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男,汉族,1962年7月1日出生,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3月30日,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因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2016年10月,张文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物美集团在申报国债技改贴息项目时,国债技改贴息政策已有所调整,民营企业具有申报资格,且物美集团所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均属于国债技改贴息重点支持对象,符合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政策。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张伟春在物美集团申报项目过程中,虽然存在违规行为,但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诈骗行为,并无非法占有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原判认定张文中、张伟春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原审被告单位物美集团在收购国旅总社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给予赵某30万元好处费的行为,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亦不属于情节严重,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物美集团在收购粤财公司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向李某3公司支付500万元系被索要,且不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主观故意,亦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故物美集团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张文中作为物美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亦不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原判认定物美集团及张文中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原判认定张文中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为个人谋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原判认定张文中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典型意义】
张文中再审案件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大背景下最高法院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第一案,为纠正涉产权和涉民营企业冤错案件、落实产权司法保护树立了典范和标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利益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核心内容。张文中案被依法改判,贯彻落实了党中央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体现了人民法院纠正冤错案件的决心和坚持,体现了罪刑法定等法治原则,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担当精神,对于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保障民营企业家安心干事创业,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2、赵明利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
【案情简介】
1994年8月时为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春光铆焊加工厂厂长的赵明利,因涉嫌诈骗被鞍山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后执行逮捕。 1998年9月14日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向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赵明利犯诈骗罪。1998年12月24日千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赵明利犯诈骗罪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宣判后,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明利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善之机,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明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人赵明利提出申诉,并分别被鞍山市中院、辽宁省高院予以驳回。2015年7月21日赵明利因病死亡。赵明利妻子马英杰以赵明利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鉴于赵明利已经死亡,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审被告人赵明利在担任厂长并承包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鞍山市立山区春光铆焊加工厂期间,虽有4次提货未结算,但赵明利在提货前均向东北风冷轧板公司财会部预交了支票,履行了正常的提货手续。有证据表明,其在被指控的4次提货行为发生期间及发生后,仍持续进行转账支付货款,具有积极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且赵明利从未否认提货事实的发生,亦未实施逃匿行为,故不能认定为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据此,赵明利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亦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典型意义】
赵明利案再审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敲响的东北地区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第一槌。该案中赵明利被改判无罪的关键点在于,厘清了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本案中,赵明利未及时支付货款的行为,既未实质上违反双方长期认可的合同履行方式,也未给合同相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尚未超出普通民事合同纠纷的范畴。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犯罪,不得动用刑事强制手段介入正常的民事活动,侵害平等、自愿、公平、自治的市场交易秩序,用法治手段保护健康的营商环境。
3.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
【案情简介】
2005年7月,柯林格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拘捕。2008年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宣判后,顾雏军提出上诉。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刑满释放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顾雏军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终审判决:撤销顾雏军原判部分量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
【典型意义】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向全社会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把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落到了实处,对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案中三个罪名的认定都体现了程序法治和证据裁判的基本要求,就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是合法收集的,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该案的再审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产权的保护制度,关注良好的营商环境,关注企业的合法合规制度。同时为司法机关办理类似案件要坚持谦抑原则,要慎重启动程序,慎重采取强制措施在罪与非罪的把握边界上要更加严格,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这些基本的原则,树立了典范。
4.广州德览公司、徐占伟骗取出口退税无罪案
【案情简介】
广州德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览公司)为外贸企业,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和出口退税权,徐占伟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2013年,经与林某坤、张某萌商议,徐占伟同意林某坤、张某萌挂靠德览公司从事服装出口业务,由德览公司负责提供加盖公章的空白采购合同和报关单给林某坤、张某萌,由林某坤、张某萌自行负责组织货源和自行报关出口,德览公司在收到林某坤、张某萌提供的出口合同、报关单证及发票等资料后,再向国税部门申请退税,并按照出口金额每美元收取人民币0.03元至0.05元的比例收取手续费。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间,德览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共接收林某坤、张某萌提供的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金金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金金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兴绒毛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兴兴公司)、山东省乳山市超越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山超越公司)、河北省巨鹿县恒合绒毛制品厂(以下简称巨鹿县恒合厂)等四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30份,并持其中的 900份发票向国家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税,共计申请退税款人民币13982187.38元,其中已经实际退税人民币10256301.61元,所申请的退税款扣除应收取的挂靠费后,余款均汇入林某坤指定的账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德览公司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徐某某,利用德览公司作为进出口公司可以申请退税的资质,为他人提供挂靠服务,在不见客户、不见货物、不见外商的情况下,允许挂靠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行报关从事出口业务,并持挂靠人提供的发票申请退税,显属违法违规行为。但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德览公司主观上明知挂靠人具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不能排除德览公司确系被挂靠人蒙蔽的合理怀疑。德览公司及其诉讼代表人、徐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合理,依法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德览公司、徐某某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遂判决德览公司和徐占伟无罪。
【 典型意义】
依法坚守罪与非罪的边界,加大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保护力度,增强了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切实保护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产权意见》关于“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发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的要求落到实处。本案对于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麦赞新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无罪案
【案情简介】
2003年初,东莞市大岭山镇颜屋村委会有土地出让进行房地产开发,麦赞新与陈某龙、苏某波等人与该村委会负责人商谈后,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与该村委会于2003年4月5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开发面积约750亩。同年4月7日,长新公司按照约定支付20万元订金给颜屋村委会。之后,因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府不认可上述合同,合同未能履行。
2003年4月18日,东亚公司注册成立,由麦赞新、蔡某红投入注册资金50万元,登记股东为麦某某、陈某龙和苏某波,其中麦赞新、陈某龙各占42.5%的股份,苏某波占15%的股份,麦赞新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3年7月10日,麦某某代表东亚公司与东莞市大岭山镇房地产开发公司、颜屋村委会在大岭山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取得颜屋村委会上述约750亩土地进行开发。随后,东亚公司陆续支付土地投资款,2003年7月25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转付610万元给大岭山镇资产公司作为商住用地指标费;同年11月11日,以东亚公司名义转款200万元给大片美村购买用地指标;同年8月1日、12月19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各转100万元给颜屋村。截至2003年12月19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共向该土地投资项目支付10100500元。
2004年1月,麦赞新以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终止履行,并以长新公司名义重新与颜屋村委会和大岭山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此后,麦赞新以其夫妻名下的长新公司等多个公司名义支付上述土地开发相关款项。
2005年6月9日,麦赞新与陈某龙用两人共有的厂房做抵押,以东亚公司名义向农行长安支行贷款660万元,随后麦赞新将上述660万元贷款中的50万元用于支付该笔贷款利息,余款610万元用于麦名下的长新等多家公司的经营活动中。2006年4月30日,陈某龙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称,麦赞新利用担任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侵占该公司的权益。2006年8月16日,麦赞新提前偿还上述尚未到期的贷款。
2018年1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无罪判决。
【典型意义】
严格把握民事纠纷与犯罪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权利。公司合伙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和解、调解及民事诉讼等方式来解决,正常的民事纠纷不应被作为犯罪处理。 刑事司法应牢固树立谦抑、文明等理念,刑法介入经济活动应谨守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切实依法维护企业家人身安全,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6.山东济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合并破产和解案
【案情简介】
济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1年,主要生产冷冻饮品、糕点等,济南某实业有限公司是该食品有限公司投资的关联企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两公司成为年生产能力超8万吨,年产值达8亿元,拥有7000家零售网点的行业龙头企业。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积累大量房地产用于经营或出租。后因两公司互保联保、对外担保导致资金链断裂,于2015年底被迫停产。企业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冻结,面临拍卖抵偿担保之债的境地,经市政府成立专门清算小组进行清算仍无法解困。2016年9月5日,济南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两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该案涉及债权人总计840余户,债权总额8.7亿元,其中仅企业向职工、家属及其他个人借款金额即高达5亿余元。进入破产程序前,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手段向企业及实际控制人追讨债务,民间矛盾极为尖锐,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
针对两公司现实情况,继续实施破产清算,势必造成企业主体的消亡、知名品牌的消失,同时也会导致债权人清偿比率低、职工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充分论证企业资产现状、债权人需求和职工就业等因素后,济南中院经与管理人、企业负责人共同研究,最终确定了两公司合并和解的努力方向,实施“瘦身式和解”方案,即剥离债务人非核心资产,战略性处置两公司不动产用以清偿债务,仅保留核心生产线以保障公司畅销冷食生产销售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瘦身并摆脱债务泥潭的目的。经共同努力,2017年10月17日,济南中院裁定认可两公司合并和解协议。历时一年一个月,合并和解最终取得成功,实现了840余户债权人权益最大化,保障了职工利益,挽救了知名企业。
【典型意义】
本案创新适用破产和解程序,提升企业偿债能力,保存核心生产力,剥离非主营资产,高比例清偿债权,实现了企业整体脱困重生。破产和解程序的适用,能够延续企业文化,保持企业股东、管理层、职工的整体稳定,避免破产重整中新投资者与原企业员工的基因排异,具有程序便于操作、无须分组表决,司法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该案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有益尝试,也是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思维挽救有价值企业的有益探索,实现了相关利害关系人多方共赢,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案件的成功处置,对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破产和解程序,帮助企业提升偿债能力,实现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具有典型意义。
7.安徽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诉肥西县花岗镇人民政府、肥西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案情简介】
2011年12月20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陶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流转坐落于花岗镇陶店村七个村民组773.24亩(含塘口面积55.73亩)土地,用于苗木花卉种植经营。流转期限自2011年12月20日到2025年9月20日,前述协议的签订由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农业经营管理站见证。2015年3月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安徽铁路建设的若干意见》(皖政[2015]27号),为加快安徽省铁路发展,将包括本案“合安客专线”在内的多条线路纳入建设任务。2016年7月21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批复了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建设合肥至安庆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的请示》,同意先行用地140.0351公顷。2016年9月3日,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作出《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对新建合肥至安庆铁路合肥市肥西县段项目进行勘测定界,案涉项目经过本案原告经营苗木所在地块,需要征迁本案原告承租经营地块上面积约为50亩的苗木。2016年12月16日,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花岗镇合安高铁、合九绕城联络线项目征迁标准的批复》(肥政秘[2016]128号),对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人民政府《关于要求批准花岗镇合安客专、合九绕城联络线征迁项目涉及村庄拆迁标准的请示》予以批复,有关青苗补偿标准为《肥西县被征收土地上房屋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征地告知后,凡在拟征土地上抢建、抢栽、抢种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2017年1月3日,合肥市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关于印发合安高铁合肥地区征地拆迁工作布置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合铁办[2017]1号),明确沿线县(区)政府作为征地拆迁工作的责任主体。同年1月10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花岗镇政府以及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共同对被征迁苗木地块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相应笔录,对案涉苗木树种、规格、数量予以确认,各方均签字确认。同年3月1日,花岗镇政府向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送达《合安客专红线范围内苗木迁移的通知》,要求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在3月8日前将案涉苗木迁出红线范围外,逾期不迁,视作自动放弃。同年3月3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向花岗镇政府递交《关于金燕园林公司苗圃拆迁事宜的报告》,表示无力按照前述要求完成搬迁工作,并请镇政府按照评估价回购。同年3月10日,花岗镇政府组织人员将案涉苗木予以铲除。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对此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拆除行为违法。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花岗镇政府铲除、毁损原告流转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陶店村50多亩土地上附着物(苗木、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被告花岗镇政府及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政府未提出上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应依法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对不规范行为予以指引,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自主经营权。
行政强制必须依法设定、由法授权、按法实施、受法约束。政府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予以配合亦属应有之义。但若因此要征收或者征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的,应当给予权利人合法合理的补偿,并且这种补偿也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此外,对于因重大工程进度要求,而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短期内予以配合的时候,政府亦应给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充分的准备时间。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予以配合并已经向政府予以提出的情况下,政府则应当从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和要求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不能只考虑行政效能,而忽视程序正义,采用强制拆除的方式予以处理。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的评价、引导功能,加大对侵犯财产权行为的监督力度,从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予以确认违法,正是这种评价、引导功能的体现。
8.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系淘宝网运营商。淘宝公司开发的“生意参谋”数据产品(以下简称涉案数据产品)能够为淘宝、天猫店铺商家提供大数据分析参考,帮助商家实时掌握相关类目商品的市场行情变化,改善经营水平。涉案数据产品的数据内容是淘宝公司在收集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所产生的巨量原始数据基础上,通过特定算法深度分析过滤、提炼整合而成的,以趋势图、排行榜、占比图等图形呈现的指数型、统计型、预测型衍生数据。
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系“咕咕互助平台”的运营商,其以提供远程登录已订购涉案数据产品用户电脑技术服务的方式,招揽、组织、帮助他人获取涉案数据产品中的数据内容,从中牟利。淘宝公司认为,其对数据产品中的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享有财产权,被诉行为恶意破坏其商业模式,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美景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0万元。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1.关于淘宝公司收集并使用网络用户信息的行为是否正当。涉案数据产品所涉网络用户信息主要表现为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以及由行为痕迹信息推测所得出的行为人的性别、职业、所在区域、个人偏好等标签信息。这些行为痕迹信息与标签信息并不具备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可能性,故不属于《网络安全法》规定的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而属于网络用户非个人信息。但是,由于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包含有涉及用户个人偏好或商户经营秘密等敏感信息,因部分网络用户在网络上留有个人身份信息,其敏感信息容易与特定主体发生对应联系,会暴露其个人隐私或经营秘密。因此,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除未留有个人信息的网络用户所提供的以及网络用户已自行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应比照《网络安全法》关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应规定予以规制。经审查,淘宝隐私权政策所宣示的用户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在形式上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要求,涉案数据产品中可能涉及的用户信息种类均在淘宝隐私权政策已宣示的信息收集、使用范围之内。故淘宝公司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开发涉案数据产品的行为符合网络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的要求,具有正当性。2.关于淘宝公司对于涉案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首先,单个网上行为痕迹信息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在无法律规定或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网络用户对此尚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性权益可言。网络原始数据的内容未脱离原网络用户信息范围,故网络运营者对于此类数据应受制于网络用户对其所提供的用户信息的控制,不能享有独立的权利,网络运营者只能依其与网络用户的约定享有对网络原始数据的使用权。但网络数据产品不同于网络原始数据,数据内容经过网络运营者大量的智力劳动成果投入,通过深度开发与系统整合,最终呈现给消费者的是与网络用户信息、网络原始数据无直接对应关系的独立的衍生数据,可以为运营者所实际控制和使用,并带来经济利益。网络运营者对于其开发的数据产品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3.关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美景公司未经授权亦未付出新的劳动创造,直接将涉案数据产品作为自己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如不加禁止将挫伤数据产品开发者的创造积极性,阻碍数据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广大消费者福祉的改善。被诉行为实质性替代了涉案数据产品,破坏了淘宝公司的商业模式与竞争优势,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根据美景公司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其在本案中的侵权获利已超过200万元。综上,该院于2018年8月16日判决:美景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淘宝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200万元。一审宣判后,美景公司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于2018年12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首例涉及大数据产品权益保护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案件。当前,大数据产业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一个蓬勃兴起的新产业,但涉及数据权益的立法付诸阙如,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 本案判决确认平台运营者对其收集的原始数据有权依照其与网络用户的约定进行使用,对其研发的大数据产品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并妥善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性条款对擅自利用他人大数据产品内容的行为予以规制,依法保护了研发者对大数据产品所享有的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也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营造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9.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陈昌银系第3505312号“陈昌银”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30类)为:麻花、面条等。注册有效期自2004年9月7日至2014年9月6日止,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4年9月7日至2024年9月6日止。陈昌银许可原告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市陈麻花公司)使用“陈昌银”商标,重庆市陈麻花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对“陈昌银”商标向他人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参与诉讼程序,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全权处理“陈昌银”商标的打假、维权事宜。自2004年起,“陈昌银”先后被评为中国磁器口民间美食文化节“名优特奖”、重庆市著名商标等称号。2012年至2015年,重庆市陈麻花公司投入大量广告宣传陈昌银麻花。
2015年8月1日,被告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以下简称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与陈昌江签署《劳动合同》,双方约定陈昌江担任调味师岗位。后陈昌江向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出具姓名使用授权书:同意贵司在贵司生产的麻花包装上、广告上无偿使用本人的名字,并同意贵司将本人的名字申请作为贵司产品的注册商标。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生产的麻花产品包装袋上使用了“陳昌江”“磁器口陈麻花”等标志。原告认为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生产、销售带有“陳昌江”“磁器口陈麻花”标志的麻花产品的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火哥公司)、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立即停止在第30类麻花产品包装及淘宝网站上对原告“陈昌银”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及对“磁器口陈麻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重庆市陈麻花公司经商标权人陈昌银的许可,取得“陈昌银”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陈昌银”商标向他人提起商标侵权诉讼。一般而言,姓名是人类为了区分个体,给每个个体给定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识。当姓名作为商标注册并使用时,姓名就和商标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重合,同时产生一定冲突。自然人的姓名应用到商业领域后,表现出与商标标识类似的特性,并非是人格意义上识别个人的符号,而是用于识别商业活动中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标识,而不因其获得拥有该姓名的自然人授权即可以不受规制地使用在商业活动中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
基于“陳昌江”标识与“陈昌银”商标整体外观近似,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使用“陳昌江”标识的时间在重庆市陈麻花公司使用“陈昌银”商标之后,并无任何在先使用的事实,亦无证据表明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对其标识进行商业宣传、投入以建立起其标识自身的知名度,考虑到重庆市陈麻花公司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使用“陳昌江”作为商业标识有明显搭便车的故意。从相关公众的角度,容易误认为“陳昌江”与“陈昌银”有一定关联性,使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因此,被告在其生产、销售的商品上使用“陳昌江”的行为侵犯了重庆市陈麻花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未能合理解释与磁器口陈麻花有何种关联性,被告使用“磁器口陈麻花”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被告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立即停止在第30类商品上使用侵犯第3505312号“陈昌银”注册商标权的陳昌江标识,立即停止使用磁器口陈麻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等,同时由喜火哥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宣判后,喜火哥公司及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企业商标是生产经营者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质量象征,亦与企业商业信誉、文化品位以及市场核心竞争力等息息相关。我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承载个人技艺、蕴含地方特色、弘扬历史文化的食品小吃、手工工艺品等传统手工产业发达,产生了许多以创始人姓氏或名字注册的知名商标和民族品牌。基于自然人的姓名极易重合或相似的重要特征,对此类商标的依法全面保护尤为重要。本案严格区分商业活动中正当使用自然人姓名与侵害姓名商标权之间的界限,细化了姓名商标侵权的裁判规则,有效制止了攀附他人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依法保护姓名商标权企业合法权利、引导市场主体守法经营以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等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10.上海微微爱珠宝公司、吴微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宣告无罪)案
【案情简介】
上海微微爱珠宝公司(以下简称微微珠宝公司)系一家在沪经营多年的民营企业。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间,微微珠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微微以投资或者经营需要资金周转等为由,通过出具借据或签订借款协议等方式,分别向涂某等向十余位借款人借款共计1.5亿余元,其中大多承诺较高利息,部分提供房产抵押或珠宝质押。所借款项主要用于偿还他人的借款本息、支付公司运营支出等。至案发,吴微微和微微珠宝公司对上述款项尚未完全支付本息,故被公诉机关指控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从宣传手段上看,吴微微借款方式为或当面或通过电话一对一向借款人提出借款,并约定利息和期限,既不存在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情形,亦无证据显示其要求借款对象为其募集、吸收资金或明知他人将其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其次,从借款对象上看,吴微微的借款对象绝大部分与其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范围相对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并非随机选择或者随时可能变化的不特定对象。对于查明的出资中确有部分资金并非亲友自有而系转借而来的情况,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吴微微系明知亲友向他人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此外,其个别亲友转借的对象亦是个别特定对象,而非社会公众;再次,吴微微在向他人借款的过程中,存在并未约定利息或回报的情况,对部分借款还提供了房产、珠宝抵押,故吴微微的上述行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上海微微爱珠宝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吴微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上海微微爱珠宝有限公司无罪;二、被告人吴微微无罪。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提起抗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且诉讼程序合法,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民间融资作为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困境的同时,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经营和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要严格把握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审慎对待由于民间融资引发的经济纠纷,防止刑事手段过度干预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本案通过审理依法认定被告人既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借款对象亦非不特定人员,其借款融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宣告无罪。当然,吴微微及微微爱珠宝公司的借款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但依法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借款人陆续通过诉讼、协商等方式,确保其债权的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2年2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5次会议、2022年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6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3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2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5次会议、202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2022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
自2022年3月6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2〕1号)
为依法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维护药品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一)涉案药品以孕产妇、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
(二)涉案药品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生物制品,或者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冒充其他药品的;
(三)涉案药品属于注射剂药品、急救药品的;
(四)涉案药品系用于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
(五)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生产、销售假药的;
(六)其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二条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造成轻伤或者重伤的;
(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引发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二)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的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三)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的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四)根据生产、销售、提供的时间、数量、假药种类、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等,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
第四条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致人重度残疾以上的;
(二)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造成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轻伤的;
(五)引发重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六)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的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七)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的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八)根据生产、销售、提供的时间、数量、假药种类、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等,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
第五条 生产、销售、提供劣药,具有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生产、销售、提供劣药,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提供劣药,致人死亡,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第六条 以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为目的,合成、精制、提取、储存、加工炮制药品原料,或者在将药品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制成成品过程中,进行配料、混合、制剂、储存、包装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生产”。
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明知是假药、劣药而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销售”;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提供”。
第七条 实施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综合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禁止使用原因等情节,认为具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现实危险的;
(二)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涉案药品属于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的;
(三)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涉案药品的适应症、功能主治或者成分不明的;
(四)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涉案药品没有国家药品标准,且无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但检出化学药成分的;
(五)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涉案药品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的;
(六)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或者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七)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或者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
(八)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影响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
(九)其他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对于涉案药品是否在境外合法上市,应当根据境外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权利人的证明等证据,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对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难以确定的,根据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八条 实施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实施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生产、销售的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生产、销售的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编造生产、检验记录,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规定的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他人实施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或者运输、储存、保管、邮寄、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原料、辅料、包装材料、标签、说明书的;
(四)提供虚假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
(五)提供广告宣传的;
(六)提供其他帮助的。
第十条 办理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生产、销售、提供劣药、妨害药品管理等刑事案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从业经历、认知能力、药品质量、进货渠道和价格、销售渠道和价格以及生产、销售方式等事实综合判断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有实施相关犯罪的主观故意,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具有故意的除外:
(一)药品价格明显异于市场价格的;
(二)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药品,且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的;
(三)逃避、抗拒监督检查的;
(四)转移、隐匿、销毁涉案药品、进销货记录的;
(五)曾因实施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受过处罚,又实施同类行为的;
(六)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情形。
第十一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提供药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原料、辅料,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药品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非法收购、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指使、教唆、授意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进而非法收购、销售,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对于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的行为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综合骗取医保基金的数额、手段、认罪悔罪态度等案件具体情节,依法妥当决定。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的行为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对非法收购、销售有关药品的行为人定罪处罚。
对于第一款规定的主观明知,应当根据药品标志、收购渠道、价格、规模及药品追溯信息等综合认定。
第十四条 负有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药品监管渎职罪,同时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药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便利帮助他人实施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十五条 对于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应当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违法所得,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提供的药品金额二倍以上;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提供的药品金额二倍以上。
第十六条 对于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对于被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或者禁止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于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单位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单位犯罪的,对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合计判处的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提供的药品金额二倍以上。
第十八条 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药品或者销售上述药品,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的,或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生产、进口、销售药品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对于是否属于民间传统配方难以确定的,根据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九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假药”“劣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认定。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四项及第三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假药、劣药,能够根据现场查获的原料、包装,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作出判断的,可以由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认定意见。对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的其他规定认定假药、劣药,或者是否属于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款第六项规定的假药、劣药存在争议的,应当由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出具质量检验结论。司法机关根据认定意见、检验结论,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二十条 对于生产、提供药品的金额,以药品的货值金额计算;销售药品的金额,以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计算。
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自2022年3月6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4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5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作用,进一步引导各级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细作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提升办案质效,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乌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案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7月6日
目 录
1.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乌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2.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煤矸石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3.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督促治理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行政公益诉讼案
4.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政公益诉讼案
5.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含铬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6.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斑海豹行政公益诉讼案
7.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
8.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湿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9.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彦夫妇盗采泥炭土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10.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人民检察院诉甄某某等6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乌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民事公益诉讼 流域生态环境污染 以事立案 一体化办案
【要旨】
针对跨地域河流严重污染流域环境,威胁通航安全、行洪安全等问题,省级检察机关可以以事立案,组成三级院一体化办案组,通过多元化监督,推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乌江全长1050公里,是贵州省第一大河,被称为贵州的“母亲河”。近年来,由于乌江干流上游贵阳、黔南、遵义三地八县辖区内部分乡镇垃圾乱倒乱堆、沿岸部分景点管理不规范以及乌江部分支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倾倒于河道、河堤,导致汛期来临时,大量垃圾被冲入乌江干流形成漂浮物,严重损害乌江流域生态环境,也对乌江干支流通航安全、行洪安全等造成严重威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8月,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检察院在走访构皮滩水电站时发现该案线索,逐级层报至贵州省检察院(以下简称贵州省院),贵州省院通过初步核实,发现乌江干流构皮滩电站河段内存在着大量漂浮物,严重污染水生态环境。鉴于该案影响较大,涉及贵阳、遵义、黔南三地十余个区县,贵州省院于10月18日向省委报送了拟对乌江干流构皮滩水电站河段公益受损立案调查的报告。
2021年12月1日,贵州省院以事立案,由省院分管副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抽调省、市、县三级院13个办案单位60余名干警组成办案组,制定了办案工作方案,通过召开案件办理推进会,研究线索审查、证据收集、专案听证等方式,统一案件办理方向、落实工作部署。在贵州省院的统一指挥下,办案组通过现场查看、走访、无人机拍摄、查阅水文资料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同时充分运用摄像机、测距仪、无人机、经纬度地图、元道经纬相机等设备辅助调取固定证据。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及案涉地相关行政机关对乌江水生态环境安全、航道安全、公共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但却怠于履职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2022年1月10日,贵州省院第一地区检察院向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乌江干流航道管理、养护职责,及时清理危及乌江干流航道安全的隐患,并加强对乌江干流航道安全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同日,贵州省院与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召开圆桌会议,详细了解乌江干流航道季节性漂浮物堆积的原因及打捞清理工作的难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会后,乌江航道管理局立即着手进行整改,清除流域河段内漂浮物、悬浮物,并对乌江全段建立定期巡查机制,便于及时发现清理航道的漂浮物。2022年4月,贵州省院以实地查看方式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进监督,乌江干流航道内已无成片漂浮物。
同时,贵州省院依托一体化办案,将线索交办案涉地检察机关办理,贵州省院通过召开调度会、现场核查等形式督导案件办理。专案组通过交办或者指定地方检察机关共立案103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83件、民事公益诉讼5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4件、支持起诉1件。
2022年6月,专案组通过实地查看、委托检测、座谈磋商等方式跟进监督,乌江航道管理局已督促打捞漂浮物14000平方米,治理污染水域面积27.9亩,清理河段100余公里。乌江流域漂浮物与水体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2022年8月5日,贵州省院就整改情况召开听证会,邀请省人大代表、律师、生态环境专家学者、高校法学教授担任听证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群众代表、村民代表参与听证,与会人员对整改效果给予充分认可。
【典型意义】
针对跨区域河流流域污染治理难题,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法能动履职,以事立案,通过一体化办案协同推进,综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职能作用,利用多元化监督方式,实现江河流域水生态环境长效治理。
2.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煤矸石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固体废物处置 煤矸石污染 水体、土壤污染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对企业擅自倾倒、堆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责,行政机关未依法整改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基本案情】
2019年,内蒙古某能源开发公司泊江海子矿(以下简称泊江海子矿),违法将固体废物煤矸石分6处堆放至东胜区泊江海子镇紫蛇沟左二支沟河道管理范围内。经专家意见评估,煤矸石属于固体废物,长期淋溶、浸泡的煤矸石会有重金属离子浸出,造成水体、土壤污染,同时煤矸石露天堆放易风化形成细颗粒物进入大气,污染空气。
【调查和督促履职】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胜区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该案件线索,于2022年8月3日立案审查。经调查,涉案煤矸石堆放点总占地面积为9445.4平方米,总重约2.7万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有法定的监管职责。为查明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分局(以下简称东胜分局)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是否是适格的行政监管主体,东胜区院商请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向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调取了《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各旗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本旗区内履行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职能”;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各旗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旗区生态环境分局名义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结合《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五条“未规范处置煤矸石的,由旗区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1万以下10万以下罚款”的规定,东胜分局对未规范处置煤矸石的违法行为,作为本辖区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能以自己的名义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是适格的行政监管主体。
2022年8月15日,东胜区院向东胜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违法堆放煤矸石的行为依法查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处置煤矸石。9月23日,东胜分局作出书面回复,称已约谈泊江海子矿负责人,推动矿企委托第三方公司清运、治理煤矸石污染问题,督促企业与东胜区泊江海子镇、周边村民签订补偿协议。
整改到期后,检察机关通过跟进监督发现,违法堆放煤矸石未依法按期清运,仍有4处超过2万吨的煤矸石未清理,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22年10月27日,东胜区院向东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东胜分局依法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堆放煤矸石的违法情况进行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
2022年11月14日,为防止堆放的煤矸石冻结无法清理,避免生态环境遭受进一步的损害,东胜区院与东胜分局、泊江海子镇政府召开联席会,加速推进煤矸石清理工作。截至12月12日,东胜分局督促涉案企业处置了堆放的全部煤矸石,并开展补植复绿工作。2022年12月15日,因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东胜区院依法撤回起诉。
东胜分局以此案为契机对区内工矿企业、固废堆场、矿山排土场开展全面排查,防范固体废物污染风险。
【典型意义】
生态环境分局作为本辖区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如果能以自己的名义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适格的行政监管主体,则可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权对未依法履职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推动涉案企业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3.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督促治理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外来物种入侵 跨区域协作 生态修复标准化
【要旨】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跨区域协作机制,互通案件线索,听取专家意见,制发检察建议,合力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整治措施。并通过推动治理工作标准化,有效破解外来物种入侵整治难题。
【基本案情】
近年来,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沧州市沿海滩涂有成片生长的互花米草。根据原环保总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发布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通知》,互花米草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该物种扩散能力快、生命力旺盛、繁殖系数高,其繁衍扩散严重挤占本地盐沼植物的生态空间,破坏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平衡,严重影响渤海水域生态环境。相关行政机关对互花米草进行了治理,但因其跨区划传播,治理效果不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初,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天津三分院)在履职中发现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沧州市沿海滩涂有成片生长的疑似互花米草的植物。初步调查发现其在天津沿海滩涂大量分布,多处点位已经形成单一植物群落,本地盐沼植物几近消亡。针对互花米草自身生命力顽强、易于跨区划传播的特点,为达到推进治理的目的,天津三分院依据与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沧州市院)建立的合作机制,将案件线索同步移送沧州市院。两院于2021年12月3日,分别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河北省沧州市农业农村局等7家行政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立案后,津冀两地检察机关同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通过实地采样、现场踏查、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固定证据,提取入侵植物样本委托天津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检测中心站进行鉴定和危害性评估。经鉴定,外来入侵植物为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在津冀两地共分布生长700余公顷。其无序扩散会破坏近海生物栖息环境,威胁本土海岸生态系统,致使大片盐沼植物消失;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遗鸥的越冬栖息产生严重危害;也容易堵塞航道,影响航道通畅和妨碍泄洪功能。
为统一认识,推动案件顺利办理,2022年5月6日,津冀两地检察院联合举行线上听证会,邀请属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等担任听证员,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听证释理,相关行政机关派员参加了听证会。参会人员一致认为,互花米草威胁海洋生态安全,应当立即开展治理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以及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机关及地方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及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及有关机关“三定方案”的规定,2022年8月10日,津冀两地检察机关对负有外来物种监管、生物多样性治理和海洋、海岸线保护修复职责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政府、河北省沧州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各单位协调联动,加强跨区域协作,建立一体化联防联控机制,推进互花米草科学综合治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两地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有序推进治理工作。天津将互花米草治理工作纳入“天津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成立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指挥部,统筹治理工作。目前,天津市北部海域合计约100余公顷互花米草,已通过物理方式进行了彻底治理。天津南部海域约357公顷互花米草,已拟定修复治理计划,相关工作正在积极稳步推动中。沧州市对全市互花米草分布面积坐标、危害程度等进行了详查,承担主要治理工作的沧州市黄骅市政府将互花米草治理工作纳入到2023年海岸带保护修复治理工程,预计治理工作于2024年全部完成。
此外,为推动互花米草科学有效治理,天津三分院与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进行沟通,推动制定“互花米草生态损害评估、生态治理及治理效果评价等系列标准”。目前,《互花米草风险与损失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团体标准已经立项并进入评审阶段,该团体标准是首个根据检察机关需求专门制定的标准,对科学评估互花米草入侵风险与生态损害程度具有指导意义。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保护生物安全的范围。检察机关针对外来入侵物种跨区划治理难题,积极探索跨区域工作模式,推动多地多部门共商共治,形成了跨区划公益保护合力。同时,检察机关从个案入手,主动与相关机构沟通,推动制定相关评估、治理标准,能动履职,服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大气污染 挥发性有机物 汽修行业 节能减污降碳
【要旨】
针对汽修行业不规范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情况,检察机关由点及面,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开展专项监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拓展生态赔偿金使用,推广“共享式”治污设施节约能耗,推动行业源头治理,实现减污降碳与企业发展双赢。
【基本案情】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形成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管控不力易造成区域性大气臭氧等温室气体污染,严重影响气候。汽修行业涉及面广、配套企业数量多、分布散,且多为中小微企业,是区域温室气体管控和大气环境整治的难点。2020年8月,无锡市某威进口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汽车维修公司)在开放式车间内进行调漆作业,无组织排放含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废气,车间内外异味明显。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也未采取其他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初,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吴区院)接到公益诉讼志愿者反映的本案线索,经初步调查后予以立案。通过现场走访、调取相关书证、询问证人,查明某汽车维修公司违法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新吴区院调取的无锡市新吴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新吴生态环境局)2018年以来办理的涉大气污染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95件来看,其中多涉及挥发性有机物违法排放,且汽修行业占较大比重。经咨询大气保护领域专家,挥发性有机物是PM2.5和臭氧的前体物,通过控制挥发性有机物,可加强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对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8月10日,新吴区院向新吴生态环境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某汽车维修公司不规范调漆作业、违法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行为及时查处。同时向该局送达《生态环境执法重点关注点提示书》,提示应对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予以重点关注。
9月29日,新吴生态环境局函复新吴区院,该局已责令某汽车维修公司停止违法调漆作业,督促落实密闭措施,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切实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并针对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非法排放开展专项整治。
新吴区院还联合新吴生态环境局对辖区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收集、排放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行业具有分布散、规模小、经营粗放、污染点源多等特点,多数企业缺乏专业环保技术人员,难以负担高昂治污费用,导致废气收集处理不到位,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结合调研情况,新吴区院和新吴生态环境局多次邀请专家会商论证,认为通过共建治污设施、共摊治理成本、集中收集处置,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2020年9月至2022年8月,新吴区院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专项活动,联合新吴生态环境局开展“检企政”协作,邀请专家为企业制订“一企一策”清洁原料替代及工艺改进方案。同时,推动新吴区人民政府出台《新吴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工作方案》,建设可供多个企业共享使用的喷涂中心“绿岛项目”,对75家汽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实现集群化源头治理,减少重复建设,节约能耗。“绿岛项目”在无锡江阴市、宜兴市、锡山区、滨湖区等地推广,全市730余家重点汽修企业已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可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30%以上,每年可减排1000余吨,有效减污降碳,促进温室气体治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落实“减排不是减生产力”要求,从个案办理到行业治理,通过“风险提示+联合调研+专项监督+检企政协作”模式,协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治理专项监督,破解中小微企业治污降碳与生存发展难题,推动地方政府对汽修行业“集约建设、共享治污”,减少重复建设,提高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减污、降碳。
5.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含铬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含铬危险废物治理 国有建设用地污染 长江生态保护
【要旨】
针对待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受到危险废物污染、且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推动督促土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确保受污染土地得到治理。
【基本案情】
重庆市南岸区B地块位于重庆两江四岸核心区,为全市重点规划建设的高档住宅小区地段。2021年3月,土地使用权人在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状况调查时发现,该地块内存在大量违法填埋、堆放含六价铬固体危险废物的情形,且该地块距长江主干道不足300米,严重破坏沿江土壤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岸区院)在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行动中发现该案线索后,于2022年1月24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通过现场勘查、走访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南岸区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下简称南岸区公安分局)调取材料等查明:B地块内的危险固体废物主要成分为六价铬,其填埋范围0.37公顷,平均填埋深度1.3米,占地约体积4875立方米,总量达5362.5吨(含被部分污染泥土)。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南岸区公安分局经初查暂时无法确定案涉土壤污染责任人,但B地块土壤受损程度有进一步加重的现实风险,亟需对其开展治理修复工作。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南岸区生态环境局自2021年3月接到关于B地块存在土壤污染的报告以来,督促土地使用权人采取表层覆盖、设置防护围栏、安装监控设备等临时性风险管控措施,未依法组织开展危险废物清运处置和受污染土壤修复工作,社会公共利益仍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2022年3月11日,南岸区院向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全面履行土壤污染防治监管职责,监督指导土地使用权人按照“受益者负担”原则对受污染地块生态环境开展治理修复。
检察建议发出后,应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商请,南岸区院多次组织召开案涉地块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协调推进会,邀请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南岸区公安分局、土地使用权人等单位,对案涉地块危险废物的处置、土壤修复以及后续可能追责等事项进行磋商,达成土地使用权人对受污染地块开展全面治理修复与土壤污染责任人查明同步推进的工作共识。
在南岸区院的督促协同下,南岸区生态环境局指导土地使用权人制定案涉地块危险废物清运处置方案,聘请专业公司对危险废物开展清运、处置,截至2022年5月,土地使用权人已依法全部完成案涉地块所有危险废物的清运处置工作;南岸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土地使用权人持续对受污染地块土壤开展定性定量分析,并有效开展受污染土壤修复治理工作。
南岸区院对案涉地块危险废物处置、修复工作多次开展实地跟进监督,并邀请具备生态环境治理专业知识的“益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履职效果进行公开听证评议。鉴于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已依法全面履职,案涉地块受损公益已得到有效修复,2023年5月26日,南岸区院对该案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典型意义】
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受到危险废物污染但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污染修复责任。检察机关以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督促责任主体依法开展案涉地块危险废物处置和污染土壤修复工作,确保案涉地块土地永续利用,助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6.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斑海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体化办案 诉救协同 跨区域协作 溯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以优先保护野生动物为原则,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通过跨地区一体化协同办案,督促有关部门联动履职,推动司法涉案活体野生动物的移交救护,建立涉案活体野生动物放归救护的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作为唯一在我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现存数量不足2000头,被誉为“海上大熊猫”“辽东湾精灵”。2016年至2019年间,翟某某等人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斑海豹206头,使斑海豹种群遭受重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面临严重威胁。该刑事案件中异地扣押的72头活体斑海豹未被及时放归或救护,导致新发死亡或丧失放归条件,亟需进行有效救护。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以下简称最高检八厅)向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辽宁省院)交办该案线索,辽宁省院将线索移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连市院)。
2023年3月15日,大连市院对该线索立案。经调查查明:涉案斑海豹存活46头,被扣押寄养在全国10省14市。因活体野生动物的物证管理尚未规范化、制度化,涉案野生动物的证据标准和形式不明确、移交衔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查获的斑海豹仍在多地扣押寄养,现亟需进行移交救护。
3月24日,大连市院向大连市公安局长兴岛分局发函,督促其加快涉案扣押活体斑海豹的移交工作。因涉案活体斑海豹救护专业性强、救护难度大,大连市院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经充分论证形成专家意见:组成评估组判断是否具备放归条件;对具备放归条件的进行野化训练,对不具备条件的移交至所在地渔业部门进行救护;救护方案应由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请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加强协调;由司法机关与行政主管部门联合研究对涉案野生动物进行救护和放归的“诉放分离”机制。
2023年4月,大连市院召开推进移交工作推进会,成立由公检法三机关组成的联合处置小组,决定分五个片区、分批次进行解押和实物移交。因涉案活体斑海豹处于跨省分散寄养状态,最高检收到层报请示后向农业农村部发出《关于商请关注和救助涉案斑海豹的函》。农业农村部收函后积极指导地方渔业部门做好斑海豹交接和收容救护工作。
大连市院持续跟进监督,进行跨区域协调,向涉案11个地区移送相关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在各地区多部门协同推进下,涉案活体斑海豹的移交工作全部完成,救护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为长效解决活体野生动物的收容与救护问题,辽宁省院、大连市院积极推进建立协作机制,推动诉源治理。2023年4月26日,大连市院与市公安局、市中法、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发展局联合会签《关于加强司法活动中活体野生动物诉救协同联动意见》;4月28日,辽宁省院与省法院、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司法涉案活体野生动物放归救护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诉救协同”机制,加强司法涉案活体野生动物放归救护的司法和行政协同。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拓展思路、创新方法,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溯源治理之路。以事立案,四级联动,跨区协作,推动跨省市移交救护,联合涉案野生动物生存繁衍地区检察机关,形成保护合力。建立诉放分离机制,在省级层面填补司法活动中野生动物放归救护协作机制的空白,为打破野生动物保护的部门、层级、区域壁垒,全面做好涉司法案件活体野生动物的移交放归救护工作,提供了司法经验和实践样本。
7.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物多样性保护 自然保护区综合治理 搬迁安置
【要旨】
针对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长期存在村民违法移居点,生产生活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历史遗留难题,检察机关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充分尊重历史和考虑村民的切身利益,推动政府采取集中安置、就业帮扶等手段解决村民搬迁后顾之忧,兼顾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
【基本案情】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迄今有记录的五种犀鸟(双角犀鸟、冠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棕颈犀鸟和白喉犀鸟)均生活在此,又被称为“中国犀鸟谷”。该保护区的核心区大谷地区域长期有居民生产生活,导致原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德宏州院)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该线索。经查,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大谷地区域有居民生产生活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该保护区于1986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成立,成立后保护区的范围和管理单位多次变更,大谷地区域居民户数也从5户增加到40户。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县林草局、森林公安、太平镇党委政府虽然组成工作组多次深入大谷地居民点,开展了大量资源保护宣传和持续引导迁出工作,但居民仍未迁出,非法侵占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情形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针对上述情况,德宏州院于2020年9月16日和2021年2月24日分别对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和盈江县人民政府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查,该地区居民人为砍伐自然林种植经济林木侵占林地1978.1亩,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导致该区域原始生态环境受损,破坏了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鉴于该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人数众多且均为景颇族和傈僳族群,德宏州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办案组,多次到大谷地现场调查核实,积极与属地盈江县人民政府和具有监管职责的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进行沟通协调,并联合相关单位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以及《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第(六)款之规定,德宏州院分别于2021年3月12日,3月23日向负有监管职责的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盈江县人民政府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对大谷地居民非法侵占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该区域进行有效生态修复,同时配合属地政府做好善后工作;建议盈江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大谷地核心区居民迁出及妥善安置的工作,履行好相关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盈江县人民政府和德宏州林业草原局高度重视,依法积极履职。盈江县人民政府成立整改专班,要求县扶贫办、县林业草原局、太平镇党委政府等相关部门配合完成大谷地生态恢复工作,积极做好搬迁后的住房安置、就业帮扶等工作。截至2021年5月6日,40户居民全部迁出大谷地区域,政府通过整体搬迁的形式,为40户居民在盈江县城附近建盖独立房屋,并妥善解决了教育、资金帮扶、产业扶持和人员就业等问题,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德宏州林业草原局经研判将生态受损的区域区分为可以自然恢复和不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对不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制定方案采取措施进行恢复,如移栽珍贵树种等。
【典型意义】
针对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平衡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难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协助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采取有效措施,在迁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居民的同时,做好了安置和保障工作,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中心大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8.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湿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湿地保护 生态环境 公开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和协同有关部门启动湿地修复工作,恢复湿地水源,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基本案情】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迁徙鸟类休息和补充营养的中转站、栖息地,有涵养水源、调蓄洪水、调节气候等多种功能,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有重要作用。南木拉湿地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属于马泉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地处雅鲁藏布江源头,区域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以及各种野鸭、鹬类等高原珍稀鸟类繁衍生息。近年来,受人为活动影响,该湿地出现严重地貌改变,湿地沙化、植被干枯、生态功能萎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18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仲巴县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经初查后立案调查。仲巴县院成立专案组,通过现场勘查、走访相关部门等方式收集证据,并委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出具监测分析报告,测定湿地受损面积,对南木拉湿地水源截流前后的生态数据进行分析比对。经调查查明:因汛期涨水危及附近群众的住房及牲畜安全,2020年12月仲巴县水利局在南木拉湿地的下游修建一条长约7.9千米的水渠,将上游来水引流至马泉河,导致南木拉湿地失去水源,逐渐干涸沙化,水体面积急剧缩小。湿地环境发生变化后,珍稀鸟类正在逐步向外迁徙。经对比2020年10月及2022年4月两期遥感数据提取的水体覆盖信息,南木拉湿地水体面积由7.4平方公里减少为3.5平方公里。
2022年5月30日,仲巴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委代表、村民代表、行政机关代表参加会议。听证会上,通过大量的南木拉湿地被破坏前后图片、视频及检测报告对比,展示湿地原有地貌和植被的变化、湿地功能萎缩等问题。听证员一致认为,仲巴县属于高原地区,生态资源极为脆弱,南木拉湿地是各类珍稀鸟类的主要繁衍地,因失去水源,已严重影响了湿地的生态环境。当天,仲巴县院向仲巴县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全面履职,针对南木拉湿地现状制定修复方案,加强对湿地的保护管理,修建保护性围栏及警示牌,严禁随意进出和踩踏破坏湿地植被。
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政府制定修复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湿地恢复工作。仲巴县自然资源局、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合力推进工作,整治水渠,恢复水源。同时,为解决汛期涨水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经科学论证,决定另选址修建防洪堤。
2022年10月17日,仲巴县院商有关部门对南木拉湿地进行遥感监测,南木拉湿地水域面积已恢复到2020年10月19日前的水平,达到7.14平方公里,生态功能正在逐步恢复。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恢复湿地水源,修复湿地生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运用科技赋能支持办案,通过遥感数据分析,测量湿地受损面积,通过照片、视频、监测报告对比,论证湿地环境变化、功能萎缩情况和生态恢复程度,确保湿地生态环境受损问题得到解决。
9.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彦夫妇盗采泥炭土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泥炭土保护 生态损害赔偿金 诉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打击非法盗采、贩卖泥炭土的违法行为,明确以“科学回填”方式修复黑土地,建立泥炭土常态化保护机制。
【基本案情】
“泥炭土”是9000年来湿地沼泽发育形成的分布在黑土表层以下富含有机质的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具有重要的农业和生态价值。近年来,在蛟河、桦甸境内发生多起盗采泥炭土犯罪案件,其中蛟河市王某彦夫妇盗采泥炭土案情节严重,2016年至2018年,王某彦在新站镇珍珠村珍珠巷分别两次非法盗采泥炭合计3万立方米,共价值117余万元,两次被蛟河市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刑罚。案涉泥炭土通过拍卖程序处理,王某彦妻子王某冰委托第三人通过竞拍重新购得该案泥炭土后对外出售牟利。2021年,二人以拍卖所得的泥炭土堆放地为掩护,第三次在新站镇盗采泥炭土面积达90.5亩,非法开采泥炭土48370立方米,价值290余万元。
【调查和诉讼】
吉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吉林市院)在履职中发现本案线索,经初查后于2022年6月1日对王某彦夫妇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6月8日,进行了民事公益诉讼公告。7月1日,吉林市院委托辽宁通正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定了泥炭土科学回填的处置办法,明确了损害后果、修复方案,修复费用为456790元,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72626元,生态损害赔偿金72626元。为确保诉讼请求能够执行到位,吉林市院于7月18日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被告人价值100余万元的三处房屋和一台车辆。
公告期满后,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8月19日,吉林市院将王某彦夫妇以民事公益诉讼起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按照修复方案回填修复受损的土壤;如不履行,共同承担土壤修复费用456790元;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72626元;共同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72626元。
9月23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吉林市院检察长出席法庭,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经审理,法院当庭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人当庭服判。目前被告人已全部履行完毕,涉案的泥炭土全部回填,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判决后,吉林市院推动案涉地蛟河市人民检察院、蛟河市人民法院、蛟河市公安局、蛟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七部门,就泥炭土“原地回填”修复方案达成共识,联合印发《加强对黑土地保护及非法开采泥炭矿涉案泥炭土回填工作联席会议纪要》,明确杜绝拍卖泥炭土,并采取“就地回填”方式予以处理的规范意见。
【典型意义】
泥炭土属于弥足珍贵的非金属矿产,也是珍贵黑土地资源,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针对盗采泥炭土违法行为屡禁不绝的问题,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让违法行为人依法修复受损土壤并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护黑土地资源。并以个案为契机,联合相关部门提出“科学就地回填”的修复方式,健全黑土地保护相关工作机制。
10.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人民检察院诉甄某某等6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危险废物污染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
【要旨】
针对违法行为人污染环境,检察机关优先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职,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后,经磋商未达成赔偿协议,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实现保护公益目的。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10月,德州市D新能源石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甄某某将酸性废液(PH<2)交由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王某某、吴某某(另案处理),运输至临沂市沂水县杨庄镇孟母村一库房存放,后经苑某某、薛某某、秦某某、吕某某将其中一部分废液运至临朐县东城街道东贾家庄村草庙子岭一沙地处放置、填埋,经检验鉴定,涉案废物均为具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对土壤、周边水质及空气造成严重污染。
【调查和履职过程】
2020年11月,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临朐县院)立案调查发现,苑某某等将286桶共计50余吨废液运至临朐县放置、填埋,现场存放桶装废液净重35.81吨,渗入土壤废液约15吨,污染土壤约270吨,致使周边1.06亩范围内土壤受污染。案发地废液泄漏严重污染环境,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
2020年11月28日,临朐县院向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立即履行生态应急修复职责,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12月17日,县生态环境分局作出回复称,已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公司清理收集,并制定整改方案,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案涉废物成分及土壤损害进行鉴定。经临朐县院核实,县生态环境分局已联合属地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清理,清理出污染的土壤270吨,相关处置费用6名违法行为人仅支付24.7万元,其余38.09万元由镇政府垫付。
2021年6月12日,县生态环境分局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与赔偿义务人进行磋商,经磋商未能达成赔偿协议。11月25日,临朐县公安局将甄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移送临朐县院审查起诉。在磋商无果的情况下,县生态环境分局建议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2年5月10日,临朐县院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鉴定评估,认定被污染场地土壤中仍残留高含量苯酚等有害有机污染物,需进行二次修复。5月31日,临朐县院经公告程序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甄某某等六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赔偿生态损失38.09万元及鉴定费3万元或违法行为人自行修复生态至达到验收条件;在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案件审理期间,临朐县院协同法院组织现场勘验、座谈,促使当事人就承担民事责任达成调解协议,甄某某等6人赔偿了全部费用,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污染土壤进行二次修复。
2022年10月26日,临朐县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修复后土地进行验收,污染土壤已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修复后地块可用于绿地使用。
【典型意义】
对违法行为人违法排放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检察机关可以向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行政机关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后,检察机关应当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环境修复情况等,持续跟进监督。对行政机关经过磋商未达成赔偿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2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2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接受各省市律师协会发挥专业优势成立调解机构进入法院名录,全面深化调解民商案件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三点建议对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和调解专长,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案,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们高度重视,并于5月26日专门组织研讨会,邀请您参加,现场与您进行了交流讨论。
第一,关于您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明示各省市高级法院,鼓励接受各省市律师协会成立的专业调解机构进入法院调解机构名录,依法平等对待其依法调解达成的合议,依法平等确认其执法效力的建议。我们认为,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具有专业优势,在矛盾纠纷化解体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律师参与纠纷多元化解工作。2016年6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第19条规定,推动律师调解制度建设,要求人民法院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律援助中心的沟通联系,吸纳律师加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探索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鼓励律师参与纠纷解决。支持律师加入各类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或者在律师事务所设置律师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专业化、职业化优势。推动建立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时告知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11个省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印发《关于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扩大律师调解改革试点。2019年7月,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对推广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再次提出明确要求。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26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律师调解试点,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共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8600多个,列入调解名册的律师事务所9500多家,律师调解员4.9万多人。各地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累计调解案件25万件,达成调解协议8.5万件,为帮助当事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更好地为律师执业和参与纠纷化解提供服务,会同司法部出台《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并于2021年1月14日上线律师服务平台,为律师提供立案、事项申请、调解、排期避让申请等35项在线诉讼服务。
此外,为了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调解与公益性调解并行机制,杭州等地法院在地方政法委和司法行政部门支持下,与当地律师协会建立合作机制,推动开展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工作,探索市场化调解,争取尽快积累经验,取得实效,形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以律师为主的市场化调解模式。
第二,关于您提出的政策层面上,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出台相关的司法政策为律师庭前专业调解制度化提供时间保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建议。当前立法机关还没有出台法律对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立案后庭审前,民商案件导入调解程序作出相关规定。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15个省级单位的中院、专门法院及辖区基层法院,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试点,优化司法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此项试点工作将于今年年底期满,根据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也将按照“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司法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国家立法进程”的总体思路,进一步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实践,并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相关法律修改问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沟通交流,积极参与并推动有关律师庭前专业调解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及时总结报送相关经验和建议,推动地方立法机关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法规、规章,进而推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
第三,关于您提出的法律层面上,尽快修改民事诉讼法,适当延长一审审限,可以考虑将普通程序一审审限规定为12个月,将简易程序一审审限规定为6个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对民事诉讼法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适当延长一审审限的建议,将在下一步的修法工作中统筹研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9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正本提单包括记名提单、指示提单和不记名提单。
第二条 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提单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
第三条 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
正本提单持有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适用海商法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
第四条 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承担民事责任的,不适用海商法第五十六条关于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第五条 提货人凭伪造的提单向承运人提取了货物,持有正本提单的收货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
第六条 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运费和保险费计算。
第七条 承运人依照提单载明的卸货港所在地法律规定,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不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
第八条 承运到港的货物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向海关申报,被海关提取并依法变卖处理,或者法院依法裁定拍卖承运人留置的货物,承运人主张免除交付货物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承运人按照记名提单托运人的要求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持有记名提单的收货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承运人签发一式数份正本提单,向最先提交正本提单的人交付货物后,其他持有相同正本提单的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承运人与无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向承运人实际交付货物并持有指示提单的托运人,虽然在正本提单上没有载明其托运人身份,因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要求承运人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在承运人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后,正本提单持有人与无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人就货款支付达成协议,在协议款项得不到赔付时,不影响正本提单持有人就其遭受的损失,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为由提起的诉讼,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与无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人共同实施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行为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诉讼时效适用本条前款规定。
第十五条 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为由提起的诉讼,时效中断适用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与无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人共同实施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行为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时效中断适用本条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2年10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请审议。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好未成年人,是在做“守心”的工作,“守”的不仅是亿万家庭的幸福生活,更是红色江山根基永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创造未来的工作,关心爱护少年儿童”。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要责任。去年6月,党中央制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完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保障党和人民事业永续发展。
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未成年人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以下合称涉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新的复杂情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深刻警醒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须与时俱进、法治建设须不断加强。
(一)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量上升。2018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24.9万人,年均上升8.3%;今年1月至9月,受理审查起诉5.6万人,同比又上升6.4%。低龄犯罪上升。起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3534人上升至2021年5334人,占同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从8.9%上升至15.1%,今年1月至9月达17.3%。特别是个别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恶性犯罪,情节极为恶劣,社会反映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回应社会呼声,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性下调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对经审查决定不予核准的,一律督促送专门学校从严矫治教育。犯罪类型集中。2018年至今年9月,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居前六位的分别是盗窃、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抢劫、强奸和故意伤害,六类犯罪人数占受理总数的76.5%。
(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2018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3.2万人,年均上升6.1%。性侵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2019年至2021年,遭受犯罪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从4.6万人上升至5.2万人,年均上升6.3%;其中,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占56.5%。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和保护责任尚待充分落实。涉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重要的司法问题,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各类涉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和相关主体的保护责任须进一步落实密切相关。一些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2018年至今年9月,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后实施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48%。一些未成年人辍学失管。2018年至今年9月,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中,未完成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3万人,占9.9%。一些经营场所无视法定责任。近年来,一些住宿、娱乐等场所违反法律法规,允许未成年人随意出入,成为涉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地。2018年至今年9月,检察机关起诉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在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场所的占31.5%,有的省份甚至高达50%。随着电竞酒店、密室逃脱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配套监管尚未跟上,给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更大挑战。一些网络乱象诱发甚至教唆犯罪。信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给学习、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虚假、低俗、色情、暴力等信息充斥其间,成为诱发涉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未成年人遭受网络侵害问题突出。2018年至今年9月,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隔空猥亵”和线上联系、线下侵害的犯罪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15.8%。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不断上升。2018年至2021年,起诉此类犯罪从1127人上升至2853人,年均上升36.3%。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心理疏导、矫治改造工作有待加强。2018年至今年9月,检察机关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中,受过刑事处罚后在未成年阶段又重新犯罪的9905人,占5.9%,表明涉罪未成年人矫治改造工作统筹抓、个性化和实效性还需加强。
针对上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性地强化立法保障,专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两法”),确立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为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撑;国务院专门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带动省、市、县三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全覆盖,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修订后未成年人“两法”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对涉未成年人诉讼活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等工作的法律监督职责,赋予更重政治责任。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设未成年人检察职能部门,地方检察机关跟进落实,已有2207个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各级检察机关积极作为,强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能动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责,充分释放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效能,携手政法各机关、政府有关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二、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主要做法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社会尽责共画“同心圆”。检察机关携手各方力量,认真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不断更新理念、完善机制、建强队伍,推动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心智还不成熟、人格尚未定型。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在一念之间,用心挽救可促其改恶向善。对涉罪未成年人既须依法惩戒,更要教育帮扶,重在转化挽救。检察机关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把“保护、教育、管束”一体落实到位,力阻重新犯罪。一方面,坚持严管厚爱,以司法温度充分释放司法政策效果。从最有利于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出发,统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涉罪未成年人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今年1月至9月,涉罪未成年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66.6%、57.6%,高出整体刑事犯罪24.8个、32.4个百分点,较2018年同期上升32.2个、34.4个百分点。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特殊预防和矫治功能,对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具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在设置的考验期内,遵守监督管理规定,没有发生新的违法犯罪,就不再起诉,尽可能避免贴上犯罪“标签”。2018年至今年9月,附条件不起诉6.3万人,适用率由12.2%上升至36.6%;通过设置个性化附带条件并全程监督考察,提升精准帮教实效,超过97%的被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走上正途。未成年人刘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检察机关依法对其附条件不起诉并开展帮教,引导刘某正确发挥网络技术特长,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件,未成年人网络“黑客”变“白客”。另一方面,坚持宽容不纵容,把依法惩治作为特殊形式的教育挽救。对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依法从宽,决不是一味纵容。对主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惩治,既让涉罪未成年人感受法治威严,也警示教育社会和相关责任主体。2018年至今年9月,共起诉16.9万人;对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违反规定、拒不悔改的,依法起诉1877人。
(二)坚持“零容忍”,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守的是社会底线。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治,2018年至今年9月,起诉的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审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4.7万人,占判决总人数的42%,高出整体刑事犯罪24.3个百分点。对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出抗诉1065件,法院已改判486件。在依法惩治的同时,结合监督办案,引领更新完善司法理念和办案规则。针对成年人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制发一律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的检察政策并督导落实。伴随扫黑除恶斗争纵深推进,一些与黑恶势力犯罪密切相关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犯罪被查处,2021年起诉该类犯罪2841人,较2018年上升64.3%。针对校园暴力,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成年人遇到未成年人欺凌弱小,制止无效,可以对正在施暴者进行正当防卫,不应视而不见、路过不管。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多发,以典型案例引领法律适用规则不断完善。齐某强奸、猥亵多名女童,拒不认罪,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并结合办理此案,促进完善办案规范,明确在集体宿舍实施猥亵犯罪,应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依法加重处罚。针对一些“大灰狼”通过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拍裸照上传,严重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2018年发布指导性案例,确立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视同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至今年9月,起诉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1130人。徐某利用某APP私信功能,打着赠送礼品、参加比赛等幌子,诱骗多名儿童发送裸体照片、视频,检察机关以猥亵儿童罪对其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
(三)加强“双向保护”,帮助涉案未成年人更好融入社会。帮助未成年人从实施犯罪的迷途或遭受侵害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融入社会,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必须担起的司法责任。检察机关坚持“双向保护”,既用心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又全力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一方面,把倾心帮教贯穿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始终,力促涉罪未成年人迷途知返、改过自新。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相关社会组织等一体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结合办案全面落实社会调查制度,实现讯问时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全覆盖。充分了解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情况,有针对性制定帮教方案,积极开展诉前观护帮教、不起诉跟踪帮教,用心用情感化挽救。2020年至今年9月,共有3747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携手各方帮教知错悔改,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加强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执行监督,2018年至今年9月,监督纠正与成年人混管混押6313人,防止再受“二次感染”。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对2个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跨省交叉巡回检察,既监督监管执法问题,更督促提升帮教质效。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帮助走出困境、拥抱阳光。会同公安机关、妇联等推行“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检察官、警察、医务人员、心理咨询师等同步介入,一次性完成证据收集、受害身体检查等工作,及时开展心理疏导,避免反复询问取证对未成年人造成“次生伤害”。目前,已建成2053个“一站式”办案场所。针对一些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专门出台检察政策,加强司法救助工作。2018年至今年9月,救助未成年被害人3.4万人5亿余元,会同教育、民政等部门综合落实心理疏导、身体康复、生活安置、复学就业等多元救助,助力重归快乐生活。
(四)深化融合履职,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一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暴露出涉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障、行政监管以及公益保护等多领域存在的综合责任落实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建设为契机,创新部署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把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归口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统一办理,打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合拳”。各级检察机关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综合审查有无犯罪侵害发生、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确认为刑事案件的,同时研判涉案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及公共利益是否遭受损害,更加注重系统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未成年人民事检察工作中,深入贯彻民法典,着力加强对涉未成年人权益的婚姻家庭、监护、继承、人格权纠纷及抚养费优先执行等民事案件法律监督。针对监护侵害、监护失职等问题,重点加强监护监督。2021年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监督申请758件,同比上升70%;对符合撤销条件的,支持起诉464件,同比上升49.2%。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工作中,加大对涉未成年人权益行政诉讼案件监督力度,通过检察听证、司法救助、促成和解等方式,切防程序空转,促进实质性化解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224件。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聚焦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网络传播黄赌毒、少儿图书宣扬暴力内容等痛点难点问题,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2021年立案6633件,是2020年的4.2倍;今年1月至9月立案7045件。北京、河北、上海、山东、陕西等地探索设立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发动社会力量发掘线索、加强保护。未成年人文身的潜在和现实危害极大,家长、学校多有反映,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推动禁止为未成年人文身。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题报告,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层面出台治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从源头解决此类问题。
(五)做实诉源治理,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治罪与治理并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每一个孩子走上犯罪歧途,每一个孩子遭受侵害,都让家庭痛苦、社会痛心。深化治理、源头预防,是最实最有效的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不能止于办好个案,更重要的是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做实诉源治理,力防相关案件反复发生。针对校园安全问题,2018年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4年来,检察机关携手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没完没了”抓落实,积极参与校园安全专项整治,促推建立完善预防性侵害、性骚扰、防控校园欺凌等工作机制,协同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11万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1.5万个。“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被纳入全国校园安全常态化督查范围。2021年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1062人,较2018年下降76.9%;今年1月至9月起诉491人,同比又下降37.8%。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问题,推广浙江、河南、湖北等地经验,2020年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纳为法律规定。通过强制报告,已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3700余件,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督促追责400余人;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1000余万人次,解聘有前科劣迹人员4400余人,让隐匿的“大灰狼”无所遁形。湖南检察机关办理一起校园性侵案件时发现,某小学两名负责人知情隐瞒,不查不报,导致罪犯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两名负责人被依法以渎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未成年罪犯刑满释放后因“标签效应”难以融入社会,认真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实施办法,细化封存工作的责任主体、具体程序等,确保制度落到实处。2018年至今年9月,共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10.6万人次。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更易遭受侵害,部署开展“检爱同行--法治进乡村”全国巡讲活动,重点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促进增强乡村儿童自护意识及家庭法治意识。
(六)依法能动履职,以司法保护助推“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六大保护”相互融合、协同发力。检察机关坚持监督不替代、到位不越位,以司法保护、能动履职助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形成“化学反应”,让“1+5>6”,共同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积极融入家庭保护。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会同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印发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意见,发布典型案例,推动对“问题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针对严重监护失职、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等,创新建立“督促监护令”制度,2021年至今年9月制发5.7万余份,有力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主动融入学校保护。会同教育部落实“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制发专门规定,全面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全国3.9万余名检察官在7.7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实现四级检察院检察长全覆盖。会同教育部开展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编写《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全书》,连续5年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节目《守护明天》,精心制作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等法治宣传作品,以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学法、懂法、守法。扎实融入社会保护。针对宾馆、酒店等场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高发问题,助力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部门对6.6万余家住宿经营场所进行排查,对其中1.1万余家疏于履行社会保护义务的进行处罚、督促整改。与共青团中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会同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制定首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倡导、支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力融入网络保护。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的网络乱象,2020年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六号检察建议”,抄送公安部等部门,促请、配合相关部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网络环境。浙江检察机关针对有的网络平台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办案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净化网络工作建议,合力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火墙”。全面融入政府保护。积极履行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推动将司法保护纳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点及重点实事共抓落实。会同民政部推进基层检察机关与民政部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深度合作试点,加大未成年人监护保障、关爱帮扶力度,打通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会同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和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权益的公益司法保护,不让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掉队。(七)加强队伍素能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水平。坚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抓实融为一体的政治与业务建设,提升监督办案能力。2018年至今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批13件、典型案例14批75件,编写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教材,举办专题培训15期,力促未成年人检察官当好“四大检察”业务“全科医生”,涌现出重庆“莎姐”、四川成都“亮晶晶”、福建泉州“刺桐花”等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未成年人检察优秀团队。加快建设“数字未检”,上线运行未成年人检察信息化系统,推出一批未成年人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以“数字赋能”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质效。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近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虽取得一些进展,但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成长更重任务相比,检察履职还有不小差距。一是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引领检察履职还有欠缺。履职中存在对这一原则把握不实,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理念、政策、措施等落实力度和效果参差不齐,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在一些方面还不到位。二是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还有差距。履职中囿于以往办案习惯,更熟悉并满足于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工作,主动发现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及公共利益保护突出问题的意识不强、能力跟不上。三是以检察履职融入其他“五大保护”还不够有力有效。联动相关部门对失职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还不够。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不按规定开展入职查询等问题,监督追责、推动整改还有不足。对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司法保护工作推动融合不够。对办案发现的网络乱象,促请、配合相关部门推进治理不够,跟踪落实还需加强。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案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监督落实不够。四是基层未成年人检察力量还很薄弱,尚不能适应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孩子就是未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须持续做得更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保障儿童合法权益。新征程上,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从政治上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未成年人“两法”,深入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更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落地落实,携手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法治艳阳天。
(一)优化、做实“全面保护”,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大依法惩治力度,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完善办理性侵犯罪案件司法解释,遏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建设,综合用好司法救助、综合救助、法律援助等方式,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工作。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深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能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推动完善涉案未成年人分级预防、干预、矫治体系,有效教育挽救,促进回归社会;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恶性犯罪依法追诉,做实“宽容不纵容”。
(二)强化“四大检察”综合保护,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强化系统审查、全面审查思维,深挖案件背后的监督线索,在深化办好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同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和公共利益保护。用好大数据,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积极探索更加契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多维度、集成式履职方式,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更加全面、有效落到实处。加强典型案例总结发布,强化以案释法,引领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三)助推“六大保护”,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为我们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深入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规范适用“督促监护令”,携同妇联等部门推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基地,不断提升涉案、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质效。持续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加强检校合作,积极参与校园安全专项整治,促推完善性侵害、性骚扰、校园欺凌惩防机制。积极争取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促进社会资源统筹与社会责任落实有机衔接,提升社会保护水平。会同相关部门持续落实依法治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结合检察履职发现的突出问题,积极向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言献策,以依法监督的“我管”促各司其职的“都管”。推动完善司法保护联动机制,促进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既分工负责、又协同配合,增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合力。
(四)强化自身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水平。落实未成年人“两法”要求,持续推动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专职检察官队伍建设,培育优秀办案团队,不断完善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规律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强、专业素质优、职业道德素质好的未成年人检察队伍。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离不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关心支持。借此机会,谨提三项工作建议:一是适时对未成年人“两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促进法律规定的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制度等落到实处。目前全国仅有100余所专门学校,远不能满足需求,有的省一所未有,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接受有效教育矫治。二是修订完善与未成年人“两法”相衔接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但在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关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建议通过修订法律,完善相应要求和责任。三是对未成年人司法特别程序和特殊保护制度进行立法研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目前适用范围较窄,建议适当扩大范围,使司法教育矫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规定缺少未成年被害人特殊保护内容,建议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立法予以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持。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审议意见,努力以更高质量检察履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共同把未成年人保护这项“朝阳事业”做得更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已于2019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
(201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6号)
为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的减刑、假释补充规定如下:
第一条 对拒不认罪悔罪的,或者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不予假释,一般不予减刑。
第二条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九个月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
第三条 被判处无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四年以上方可减刑。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以上二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一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执行。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第四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四年以上方可减刑。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六个月以上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以上二十四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执行。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第五条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时可以不受上述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六条 对本规定所指贪污贿赂罪犯适用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
第七条 本规定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件制度设计破解审理困境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这条规定将确认无效的判决方式从司法解释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立法上补充了行政诉讼的判决种类。
关于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问题。对行政行为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是否要受到起诉期限的限制,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倾向于认为提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相对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有权国家机关确认该行为无效。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的观点立场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行政行为无效属于实体法规则,按照实体从旧原则,该无效规定不具有溯及力,只有行政诉讼法修法颁布施行后发生的行政行为,才适用无效的规定。因此,行政相对人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只能针对2015年5月1日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提出。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先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法院裁判之前,行政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是待定的。行政相对人针对一个行政行为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人民法院应当以确认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为前提,直接进入实体审理,如果出现最终认定行政行为并非无效的情况,不再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而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无效行政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自始无效,这就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通过期限被耽误,而获得一种“确定力"。相对人请求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也须在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出,这实际上是混淆了“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
关于诉判不一的问题。诉判一致是指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种类应当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互对应,不应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关于行政相对人提起的确认无效诉讼中,如何做到诉判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关于无效行政行为为基础的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虽然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发生效力,但是该无效行政行为通常具有有效性的外观和公定力,在该行为的存续期间,或衍生出其他行为和法律关系。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必然涉及对后续行为、法律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利益,如何进行法律上处理的问题。在无效行政行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他法律关系,如果无限期地处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显然不利于法的安定性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我们倾向认为,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相对人已经取得利益应当被收回,其负担的义务应当被解除。如果无效行政行为由行政相对人欺诈等恶意导致,则即使该行为造成一定损坏,也不予赔偿。如果基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依法确有必要设定权利义务关系,则应当作出其他行政行为来替换。因此,对行政行为宣告无效后,不应对后续行为一律还原到初始状态,应当审慎进行利益衡量,尤其是要考虑无效行政行为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或已经建立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等因素。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16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16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拓宽司法救助渠道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各地司法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列入预算,中央财政通过政法转移支付,予以适当补助。目前,绝大部分地方均将司法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预算资金总体充足。但是也存在您在建议中提到的资金来源单一、数量有限、手续繁琐等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中基层法院的司法救助资金缺口较大,成为制约司法救助工作深入开展的主要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总结各地经验,积极探索破解之道。一是推动上下级法院联动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在管辖地有重大影响且救助金额较大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上下级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联动救助",以此缓解基层法院救助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鼓励探索司法救助金来源渠道,在全国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多次请相关法院介绍拓宽司法救助金来源的经验做法,如引入社会公益赞助,借助金融产品的杠杆作用扩大救助资金总额等等,以缓解司法救助资金缺口。
关于您提出的创新司法救助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的建议,我们认为该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司法救助资金难题,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成立社会性质的司法救助协会的做法,也契合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即“支持各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捐助"。同时,我们也对萍乡市安源区法院的做法进行了详细了解,下一步将再进行深入的调研,评估全国推广的可行性,并鼓励有条件的法院先行先试,进一步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6日 (2017)最高法民他13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鲁民他7号《关于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应当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国际棉花协会2011年《章程与规则》和2012年《章程与规则》中均有关于“If either party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procedural order of the tribunal, the tribunal shall have power to proceed with the arbitration and make an Award.(如有一方不遵守仲裁庭的任何程序性命令,则仲裁庭有权继续仲裁并作出裁决)”的规定,2011年《章程与规则》中该条内容规定在第306(5)条,2012年《章程与规则》中该条内容规定在第307(5)条。同样,2011年《章程与规则》和2012年《章程与规则》中均有关于“All statements,contracts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must be submitt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enever documentary evidence is submitted in a foreign language, unless otherwise directed by the tribunal, thi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officially certified English translation.(所有声明、合同和文件证据必须使用英文提交。如提交外文文件证据,除非仲裁庭另有指示,必须随附经官方认证的英文翻译。)”的规定,2011年《章程与规则》中该条内容规定在第306(7)条,2012年《章程与规则》中该条内容规定在第307(7)条。虽然本案应当适用2011年《章程与规则》,而国际棉花协会向当事人发送的邮件及裁决书中援引《章程与规则》的条款序号错误,指向了2012年《章程与规则》,但鉴于相关两个条款的内容在两个版本的《章程与规则》均有规定,内容相同,仲裁庭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仲裁,并不构成错误适用仲裁规则的情形。
综上,不同意你院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的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11月10日 (2017)鲁民他7号)
最局人民法院: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聊城中院)受理申请人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该院经审查,拟对案涉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并于2017年9月7日报送我院审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向钧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艾伦宝棉花公司(Allenberg Cotton Co.)。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田纳西州科尔多瓦古德利特道第7255号。
委托代理人:牟赟,山东慧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云青,山东慧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阳谷县阳谷镇齐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范某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洪明,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基本案情及仲裁情况
2011年3月16日,申请人艾伦宝棉花公司作为卖方与被申请人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买方签署了编号为396480的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约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销售200公吨巴西原棉,单价为每磅142美分,该销售合同在适用规则和适用仲裁项目下规定:“国际棉花协会”。后被申请人未履行合同,双方未能协商解决争议。申请人于2012年6月28日向国际棉花协会提出仲裁申请,并指定Arthur Aidcroft作为其仲裁员。2012年6月29日,国际棉花协会通知被申请人已经收到申请人提起的仲裁申请,申请人已经指定Arthur Aidcroft作为其仲裁员,并要求山东阴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在收到协会函件14天内提名一位仲裁员。2012年7月31日,国际棉花协会通知被申请人因其在限定的时间内未能提名其仲裁员,协会会长指定C. Austin代表买方。2012年8月24日,国际棉花协会告知双方当事人,协会会长指定N. Scott为仲裁庭主席并向双方当事人寄送主席文书。国际棉花协会于2012年11月13日向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人的索赔明细。经过审理,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利物浦作出了仲裁裁决,于2014年6月27日加盖国际棉花协会的印章并产生约束力。国际棉花协会的仲裁管理人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欧洲有限公司(简称联邦快递)将仲裁裁决书送达给被申请人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
三、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主张国际棉花协会的仲裁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情形,法院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具体理由如下:1.国际棉花协会指定仲裁庭主席的期限严重违反了协会的章程,按照协会章程技术仲裁部分第303条第1、2款规定,在第二名仲裁员指定的七天内,协会将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作为仲裁庭主席,在仲裁裁决书中显示的第二名仲裁员指定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第三名仲裁员指定时间为2012年8月24日,严重超出了仲裁章程所规定的仲裁员的指定期限,违反了仲裁规则;2.本案在仲裁程序中多处适用了2012版章程与规则,未适用应该适用的2011版章程与规则,属于规则适用错误;3.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严重违反了仲裁庭规定的举证期限进行举证,仲裁庭对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反而继续仲裁,具体问题是在仲裁庭发送的2013年1月11日的函件中要求申请人在2013年1月18日之前提交相关的证据,而裁决书中显示申请人实际提交这次仲裁庭要求的证据的时间为2013年4月23日,严重超期,违反了协会章程第301条第4款的规定,属于逾期举证,违反了仲裁程序;4.仲裁裁决书关于仲裁的启动和仲裁员的指定内容里面第19项提到2013年2月1日该截止期限延长至2013年2月8日,此处表述为协会要求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的期限截止日期为2013年1月18日,到期后仲裁庭又作出延长至2013年2月8日的认定,该次延期举证未进行任何通知,按照章程第306条第3款,仲裁庭作出的任何改变原有仲裁程序的内容均需通知双方当事人,很显然仲裁庭此处严重违反了仲裁规则。
申请人艾伦宝棉花公司辩称:1.国际棉花协会出具了两份证明,证明的内容为:(1)根据国际棉花协会2012年8月1日生效的《章程与规则》(以下简称《2012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102条第2款和国际棉花协会的证明可知,案涉合同应适用国际棉花协会2011年1月1日生效的章程细则和规则(以下简称《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2)2013年5月3日向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送达的通知中援引了《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307(5)条。引用第307(5)条为笔误,本应援引第306(5)条。(3)2014年3月10日向艾伦宝棉花公司和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送达的通知中援引了《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307(7)条。引用第307(7)条为笔误,本应援引第306(7)条。(4)根据《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103条第2款的规定,若译文版本与英文版本间出现疑问或不符,应适用英文版的章程和规则。(5)根据英文版《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303(a)2条和国际棉花协会的证明可知,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将”在七日内委任第三位仲裁员,但非“必须”在七日内委任。因此,未在七日内委任第三位仲裁员不违反英文版《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2.首先,结合2013年3月27日函件、2013年4月15日函件、2013年4月23日函件可知,仲裁庭给予了举证期限延长。其次,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4条第3项的规定,仲裁庭得确定当事人遵守其指令的期限,并可在其认为适当延长所确定期限(无论到期与否)。再次,邮件发送因为仲裁庭在英国,而申请人是在美国,两个国家存在时差的问题,且邮件是以收到时起算;而且通过2013年4月24日函件和2013年5月3日函件补正了该程序,并再次延长了被申请人答复期和提交证据的期限。
四、聊城中院的审查意见和理由
聊城中院经审查,拟不予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理由:1.关于国际棉花协会适用的仲裁规则的问题。2011版章程与规则中,第201条第1款规定:“以下条款适用于我方章程及规定制定,其包含其等效叙述的任何合约:合约包含签约时有效的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的章程及规定。”第3款规定:“有关合约的所有争议均须按照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的章程解决。”且根据国际棉花协会出具的证明,案涉合同的仲裁应适用国际棉花协会2011年1月1日生效的章程细则和规则。而本案中,在以下程序中适用仲裁规则错误:(1)2012年12月7日向被申请人发送的邮件内容为:“关于我2012年11月13日之信函,收到贵司文件的截止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仲裁庭主席已同意将收到贵司文件的截止日期延长七日(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如未于该日提交贵司文件,仲裁庭将着手仲裁并根据章程第307(5)条的规定进行裁决。”在2011年版章程中,并没有307(5)条规定,而2012年版章程中307(5)的内容为“如有一方不遵守仲裁庭的任何程序性命令,则仲裁庭有权继续仲裁并作出裁决”。2013年1月10日及2013年5月3日向被申请人送达的通知中也存在同样问题。(2)2014年3月10日向艾伦宝棉花公司和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送达的邮件内容为:“如你们所知,仲裁庭已要求提供下文页面中包含的中文的英文翻译。仲裁庭还要求你们注意ICA章程第307(7)条规定:所有声明、合同和文件证据必须使用英文提交。如提交外文文件证据。除非仲裁庭另有指示,必须随附经官方认证的英文翻译。”在2011年版章程中,并没有307(7)条规定,而2012年版章程307(7)内容与此一致。国际棉花协会将其中2013年5月3日及2014年3月10日的邮件解释为笔误。聊城中院认为,凯休斯作为国际棉花协会的经理而非仲裁庭组成人员无权对仲裁裁决作出解释,结合另外两处错误,本次裁决中确实存在适用章程和规则错误的问题。  2.仲裁庭的组成违反章程规定。《2011年章程细则和规则》第303(a)2条规定为:“We shall appoint the third arbitrator who shall serve as chairman of the tribunal within seven days ( one week) of the appointment of the second arbitrator, whether appointed by us or the Respondent.”聊城中院认为,此处的shall应解释为必须,在仲裁中裁决书显示的仲裁庭第二名仲裁员指定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且国际棉花协会在2012年7月31日向双方发送的邮件中称“......我会在本函日期起七日内致信,确认担任仲裁庭主席的第三名仲裁员的姓名”,而第三名仲裁员指定时间为2012年8月24日,超过了章程规定的七天的期限,仲裁庭成员的组成不符合章程规定。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艾伦宝棉花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由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在英国境内作出,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所在地在英国,仲裁地也在英国。中国与英国均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成员国,因此,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关于仲裁庭的组成是否违反章程规定,主要系对《2011年章程与规则》第303(a)2条中的“shall”作何理解的问题。对此,我院认为,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注解,“shall”共有三种解释:1.预言;2.决定;3.建议。注解中特别强调当“shall”与“I”或“we”连用时,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通观涉案条款,此处的“shall”应作“将要”解释,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并非“必须”在七日内委任第三位仲裁员。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是否适用仲裁规则错误的问题。我院认为,根据《2011年章程与规则》第201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涉案合同的仲裁应适用《2011年章程与规则》。本案中,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在以下程序中确实存在适用仲裁规则错误的问题:1.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7日、2013年1月10日、2013年5月3日三次向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发送的邮件内容中均有“仲裁庭将根据章程第307(5)条的规定进行仲裁”的表述。而在《2011年章程与规则》中,并没有307(5)条,但在《2012年章程与规则》中有307(5)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内容为“如有一方不遵守仲裁庭的任何程序性命令,则仲裁庭有权继续仲裁并作出裁决”。2.2014年3月10日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向艾伦宝棉花公司和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送达的邮件内容为:“如你们所知,仲裁庭已要求提供下文页面中包含的中文的英文翻译。仲裁庭还要求你们注意ICA章程第307(7)条规定:所有声明、合同和文件证据必须使用英文提交。如提交外文文件证据。除非仲裁庭另有指示,必须随附经官方认证的英文翻译。”在《2011年章程与规则》中,并没有307(7)条,但《2012年章程与规则》307(7)的规定内容与此一致。随后,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书中也引用了上述错误条款。虽然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凯·休斯于2016年8月11日出具说明,解释上述2013年5月3日及2014年3月10日的邮件中所援引的条款为笔误,但艾伦宝棉花公司未能就仲裁程序及裁决书中如果出现错误,谁有权对此作出更正与解释举证证明。凯•休斯作为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职务是行政岗位,其本人并非仲裁庭组成人员,也未参与案件的任何程序,其无权对仲裁程序及裁决书出现的错误作出更正与解释。因此涉案仲裁确实存在适用章程和规则错误的问题,违反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海上刑事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海上刑事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海警〔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各分局、直属局,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
为依法惩治海上犯罪,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和海上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现就海上刑事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按照下列原则确定管辖: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发生的犯罪,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登陆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或者被告人登陆地、入境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的海域犯罪,由其登陆地、入境地、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可以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四)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的海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由该外国人登陆地、入境地、入境后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登陆地或者入境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入境地,包括进入我国陆地边境、领海以及航空器降落在我国境内的地点。
二、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由海警机构根据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管辖原则进行。
依据第一条规定确定的管辖地未设置海警机构的,由有关海警局商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三、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起诉的,依法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或者移送。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下属海警局,中国海警局各分局、直属局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起诉的,依法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或者移送。
海警工作站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起诉的,依法向所在地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请或者移送。
四、人民检察院对于海警机构移送起诉的海上刑事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本通知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后,认为应当由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
需要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本通知的有关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海警机构应当在移送起诉前向人民检察院通报,由人民检察院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五、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海上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本通知有关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六、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与检察机关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刑事立案、破案,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
海警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海警机构的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实行监督。
海警机构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可以商请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活动,并听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和建议。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介入海警机构的侦查活动,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海警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地接本通知后,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2020年2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起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打假”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起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打假”典型案例
(2018年3月14日)
一、上海市陈明江、谷传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间,被告单位山东金谷制罐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明江、谷传生、潘兴兵、吴玲杰、唐境鸿,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共同或分别商议,通过自行或委托他人制作假冒国内知名品牌“贝因美”“雅培”标识的奶粉罐,并用国内其他品牌奶粉灌装后,冒充“贝因美”“雅培”品牌婴幼儿奶粉进行销售。
其中,2014年8月至9月,被告人陈明江、潘兴兵为共谋生产假冒“贝因美”品牌的婴幼儿奶粉,通过网络联系到被告人蔡永告,委托其制造假冒“贝因美”奶粉罐,蔡永告通过网络联系了山东金谷制罐有限公司(下称金谷公司)制作了4万件假冒“贝因美”奶粉罐。陈明江、潘兴兵在浙江台州用国内其他品牌的奶粉进行灌装并销售。
2015年4月,被告人陈明江、潘兴兵经与杨杰(另案处理)商议,欲共同生产假冒“雅培”品牌奶粉进行销售获利。此后,杨杰委托被告人祝全钦、郑红贵等人制造奶粉罐身、罐盖、罐盖软胶和勺子的模具。陈明江、潘兴兵、吴玲杰委托被告人吴永军印制假冒“雅培”品牌奶粉的标识。先后生产了12000余罐假冒“雅培”品牌奶粉,销售6000余罐,销售金额达81余万元。还经唐境鸿联系被告人李修恒帮忙,销售3500余罐,销售金额达56万元;销售给奶粉销售商刘赵明2394罐,销售金额达32万余元。被告人唐境鸿与杨杰在湖南省长沙市收到假冒“雅培”品牌奶粉罐后,由唐境鸿提供国内其他品牌奶粉,由陈明江提供“雅培”奶粉标签等,共生产假冒“雅培”奶粉3000余罐,销售2100余罐,销售金额30余万元。
2016年3月,侦查机关扣押了涉案假冒“雅培”奶粉共3909罐。经统计,陈明江、潘兴兵销售假冒奶粉金额共计360余万元,金谷公司及谷传生销售金额共计330万元,吴玲杰销售金额共计200余万元,唐镜鸿销售金额共计120余万元。经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测,涉案假冒婴幼儿奶粉中分别存在部分指标不符合产品标签明示值,个别指标低于国家标准。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陈明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9月28日,上海市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金谷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明江、谷传生、潘兴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刑。
二、天津市马疆永、韩树利等十一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4年7月起,被告人马疆永、韩树利在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以一处平房为窝点,开始制作假冒家楽牌鸡汁等调料,并雇佣被告人陈亮、韩素英、白九妹、卢家芹、韩起水负责熬制、灌装、粘签、装箱等。他们将假家楽牌鸡汁以每箱(12瓶)100元的价格销售。期间,韩树利为马疆永提供制假技术指导并帮助联系购买制假包装事宜。
2017年1月16日晚,马疆永为防止公安机关查获其制假证据,纠集被告人韩素霞、陈亮、孙振立、王强、徐玉成转移制假成品从独流镇至静海镇,途中被民警查获,当场扣押假鸡汁200箱(每箱12瓶)。经查,从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其销售假冒家楽牌鸡汁金额共计人民币188万余元。
2017年1月17日,天津市静海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马疆永的制假窝点进行检查,对现场查获的家楽牌浓缩鸡汁调味料(110箱零4瓶,每箱6瓶)等物品予以扣押,并于同年2月3日将案件线索及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经鉴定,马疆永生产的家楽牌浓缩鸡汁调味料系伪劣产品,产品中的总固体物、总氮和氨基酸态氮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该案由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侦查终结,2017年11月9日,静海区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18年1月23日,静海区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马疆永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韩树利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不等。
三、重庆廖军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2年初至2014年底,被告人廖军机在未取得任何资质证照的情况下,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工业园的西安市惠品肉业有限公司(下称惠品肉业有限公司)借用车间和空坝,从事工业性油脂生产。廖军机从惠品肉业有限公司购得猪网油及含有淋巴结的猪脚油等,加工成猪油后,销售给食用油加工厂--重庆市垫江县闽杰猪油精炼加工厂用来精炼“食用猪油”。2012年2月至2014年9月间,廖军机生产、销售总金额426万余元。
本案由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于2017年2月移送审查起诉。2017年7月,垫江县检察院以廖军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17年9月,垫江县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廖军机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七十万。现判决已生效。
四、河北温瑞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4年4月至2016年1月,被告人温瑞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1168医药招商网”购进标示为“春宫丸TM源生堂牌海狗人参丸”的保健食品,在明知无购进票据、产品批次检验报告等文件的情况下,冒充“唐山市鸿运商贸有限公司”和“唐山泽祥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唐山境内多家药店和个人销售“春宫丸”22139盒,销售金额达223540元。经检验,温瑞销售的“春宫丸”均含有西地那非成分,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关于发布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的通知》中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相符,属于在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成分。
该案由唐山市公安局侦查终结,2016年7月由唐山市检察院交由路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月,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以温瑞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17年4月,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温瑞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被告人温瑞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5月,唐山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五、陕西张泽安、张旭明、李树平生产、销售假药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被告人张泽安于1993年9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成立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下称秦晋研究所),并取得相应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和保健品批准文号。2012年12月,张泽安又在西安市注册成立西安莲湖泽安中医诊所(下称泽安诊所)。泽安诊所与秦晋糖尿病研究所属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期间,张泽安安排妻子张秀莲(在逃)、张旭明购买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西药原料,后又将添加的比例告知张旭明。张泽安与张旭明向秦晋研究所生产的“森健”牌降糖冲剂、“天富生”牌桃红片、“天富生”牌菊花玉竹胶囊等保健品及食品中,添加上述西药成分,并以坐诊、巡诊的方式将上述保健品、食品当作药品销售给糖尿病患者。张泽安带领李树平、种建华等人先后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内蒙等地宣传、巡诊,将上述保健品及食品作为药品进行销售。2013年3月,被告人种建华在山西省长治市巡诊期间,被长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并受张泽安指派接受处罚。为逃避药监管部门检查,2014年,张泽安安排齐建红、于跃(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山西省定襄县麻沟村一个废弃的锻造厂内继续生产“森健”牌降糖冲剂、“天富生”牌菊花玉竹胶囊等产品,并让齐建红在上述产品中添加盐酸二甲双胍等西药成分,通过快递将上述产品发至西安泽安诊所及各巡诊点销售。
张泽安等人销售“药品”时,对新患者按照保健品单价予以销售,对老患者不论用药量的多少,均按200元/月的价格收取费用。张泽安还安排工作人员将就诊患者用“药”情况等信息全部录入电脑中储存,销售收入均被转入妻子张秀莲及张亚东(张泽安之子)的银行账户。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秦晋研究所及张泽安居所扣押森健牌降糖冲剂9196瓶,天富生桃红片48瓶,天富生菊花玉竹胶囊16820瓶。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上述保健品均检验出盐酸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成分。另经陕西铭建司法会计师事务所鉴定,自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森健”牌降糖冲剂销售金额为225万余元,“天富生”牌桃红片销售金额为526万余元,“天富生”牌菊花玉竹胶囊销售金额为245万余元;扣押在案的“森健”牌降糖冲剂价值20万余元,“天富生”牌桃红片价值约966元,“天富生”牌菊花玉竹胶囊价值33万余元。
该案由西安市公安局侦查终结。2016年7月,西安市检察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2017年3月,西安市中级法院判处张泽安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四千五百万元;张旭明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元;李树平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百五十万元;种建华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后经被告人上诉,陕西省检察院审查认为一审认定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过高,建议量刑适当从轻。二审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意见予以采纳。2017年10月12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张泽安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一百万元;张旭明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李树平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种建华犯销售假药罪,判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7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7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出台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是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为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均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对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的管辖、当事人诉讼地位、撤销的法律后果以及诉讼费用负担等问题作了规定。《合同法解释(二)》对可以行使撤销权的行为类型以及判断标准等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撤销权制度中无偿行为的类型问题。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使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债权保全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了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三种情形,即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债权、放弃债权担保以及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采用目的性扩张解释的方法对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予以补充。您提到的实践中存在债务人与受让人伪造证据,以有偿转让的方式掩盖转移财产事实的问题,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该事实且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行使撤销权。
关于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的类型问题。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为明确判断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同时对有偿行为作扩张性解释,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并明确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影响及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的关系之外,不仅涉及债权人债权利益的保护,还涉及对交易安全以及第三人利益的保护,须在多种权利价值并存且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针对您提到的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缺乏可操作性,对债权人保护不够充分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调研,结合您的建议,适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
(2017年4月1日 法发〔2017〕8号)
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实现申诉法治化,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和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根据相关法律,结合人民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可以自行委托律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引导申诉人、被申诉人委托律师代为进行。
申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完善便民工作机制。依托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运用网络平台,法律服务热线等多种形式,为当事人寻求律师服务和法律援助提供多元渠道。
三、探索建立律师驻点工作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在诉讼服务大厅等地开辟专门场所,提供必要的办公设施,由律师协会派驻律师开展法律咨询等工作。对未委托律师的申诉人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反映诉求的,可以先行引导由驻点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机构安排律师免费为申诉人就申诉事项提供法律咨询。
四、明确法律援助范围条件。申诉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符合《法律援助条例》、地方法律援助法规规章规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和事项范围,且具有法定申诉理由及明确事实依据。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范围逐步拓展至低收入群体。
五、规范律师代理申诉法律援助程序。申诉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作出生效裁判、决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或者向作出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诉已经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当向该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为申诉人指派律师,并将律师名单函告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
六、扩大律师服务工作范围。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可以开展以下工作:听取申诉人诉求,询问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对经审查认为不符合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立案条件的,做好法律释明工作;对经审查符合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立案条件的,为申诉人代写法律文书,接受委托代为申诉;经审查认为可能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协助申请法律援助;接受委托后,代为提交申诉材料,接收法律文书,代理参加听证、询问、讯问和开庭等。
七、完善申诉立案审查程序。律师接受申诉人委托,可以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诉接待场所或者通过来信、网上申诉平台、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律师服务平台等提交申诉材料。
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其限期补充或者补正,并一次性告知应当补充或者补正的全部材料。未在通知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接收材料,依法立案审查。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代理律师。
八、尊重代理申诉律师意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认真审查律师代为提出的申诉意见,并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审查完毕。
对经审查认为申诉不能成立的,依法向申诉人出具法律文书,同时送达代理律师。认为案件确有错误的,依法予以纠正。认为案件存在瑕疵的,依法采取相应补正、补救措施。
九、依法保障代理申诉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在诉讼服务大厅或者信访接待场所建立律师阅卷室、会见室。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等提供方便和保障。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复制相关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提供网上阅卷服务。
十、依法保障代理申诉律师人身安全。对在驻点或者代理申诉过程中出现可能危害律师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及时制止,固定证据,并做好相关处置工作。
十一、完善律师代理申诉公开机制。对律师代理的申诉案件,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当事人不同意公开或者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情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公开立案、审查程序,并告知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审查结果。案件疑难、复杂的,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可以申请举行公开听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公开听证,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等社会第三方参加。
十二、探索建立律师代理申诉网上工作平台。运用信息技术,探索建立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视频申诉系统,鼓励律师通过视频形式开展工作;开发律师申诉接待平台,实现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公开申诉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共用。
十三、建立多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律师代理申诉属于公益性质的,依靠党委政法委,协调有关部门争取经费,购买服务。全额支付律师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给予适当补助及奖励。
对申诉人自行聘请律师代理的,可以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由双方自愿协商代理费用。
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明确申诉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确保经费保障水平适应开展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代理工作需要。
十四、建立申诉案件代理质量监管机制。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当地律师协会将律师代理申诉业绩作为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十五、强化律师代理申诉执业管理。对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具有煽动、教唆和组织申诉人以违法方式表达诉求;利用代理申诉案件过程中获得的案件信息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与申诉人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驻点提供法律服务时接待其他当事人,或者通过虚假承诺、明示或暗示与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等方式诱使其他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等行为的,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应当相应给予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发现律师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提出处罚、处分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核查后,应当将结果及时通报建议机关。
十六、建立健全律师代理申诉激励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要营造支持律师开展代理申诉工作的良好氛围。全面加强律师代理申诉业务培训和指导,通过将代理申诉业绩作为评选优秀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等重要条件,定期开展专项表彰,在人才培养、项目分配、扶持发展、办案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表现优异的律师作为法官、检察官等措施,调动律师代理申诉的积极性。
十七、加强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各地区有关部门要依靠党委领导,形成工作合力。根据地区实际,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推动工作全面开展,促进形成理性表达、依法维权的导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工作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律师代理申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各地实际,积极推进律师代理申诉立法工作,提高法治化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权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受让人请求自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起始日确认其探矿权、采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出让合同生效后、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颁发前,第三人越界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勘查开采,经出让人同意已实际占有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的受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出让人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移交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受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未达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改正,或者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吊销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矿业权出让价款,出让人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六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
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和受让人的请求,判决受让人代为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第八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款后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在办理报批手续前请求受让人先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存在转让人将同一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矿业权人将被兼并重组等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矿业权转让申请致使矿业权转让合同被解除,受让人请求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采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获得的矿产品及收益,或者探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勘查资料和勘查中回收的矿产品及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可请求扣除相关的成本费用。
当事人一方对矿业权转让申请未获批准有过错的,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前,矿业权人又将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登记,受让人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矿业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十三条 矿业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中有关矿业权转让的条款适用本解释关于矿业权转让合同的规定。
第十四条 矿业权人为担保自己或者他人债务的履行,将矿业权抵押给债权人的,抵押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除外。
当事人仅以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备案为由请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之抵押权自依法登记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手续,视为前款规定的登记。
第十六条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实现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或者裁定以矿业权抵债,但矿业权竞买人、受让人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第十七条 矿业权抵押期间因抵押人被兼并重组或者矿床被压覆等原因导致矿业权全部或者部分灭失,抵押权人请求就抵押人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款项优先受偿或者将该款项予以提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十九条 因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勘查开采范围重复或者界限不清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先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第二十条 因他人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矿业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探矿权人请求侵权人返还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及收益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生态破坏,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为保护国家利益、环境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勘查开采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协商,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并于2016年12月29日签署。本《安排》已于2016年10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根据双方一致意见,本《安排》自2017年3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
(法释[2017]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协商,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内地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适用本安排。
第二条 双方相互委托提取证据,须通过各自指定的联络机关进行。其中,内地指定各高级人民法院为联络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指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辖下行政署为联络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指定的联络机关委托提取证据。
第三条 受委托方的联络机关收到对方的委托书后,应当及时将委托书及所附相关材料转送相关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或者自行办理。
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委托材料不符合本辖区相关法律规定,影响其完成受托事项,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修改、补充。委托方应当按照受委托方的要求予以修改、补充,或者重新出具委托书。
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受托事项不属于本安排规定的委托事项范围,可以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
第四条 委托书及所附相关材料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第五条 委托方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用于委托书所述的相关诉讼。
第六条 内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安排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提取证据的,请求协助的范围包括:
(一)讯问证人;
(二)取得文件;
(三)检查、拍摄、保存、保管或扣留财产;
(四)取得财产样品或对财产进行试验;
(五)对人进行身体检验。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根据本安排委托内地人民法院提取证据的,请求协助的范围包括:
(一)取得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
(二)提供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
(三)勘验、鉴定。
第七条 受委托方应当根据本辖区法律规定安排取证。
委托方请求按照特殊方式提取证据的,如果受委托方认为不违反本辖区的法律规定,可以按照委托方请求的方式执行。
如果委托方请求其司法人员、有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律代表)在受委托方取证时到场,以及参与录取证言的程序,受委托方可以按照其辖区内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考虑批准。批准同意的,受委托方应当将取证时间、地点通知委托方联络机关。
第八条 内地人民法院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提取证据,应当提供加盖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印章的委托书。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委托内地人民法院提取证据,应当提供加盖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印章的委托书。
委托书或者所附相关材料应当写明:
(一)出具委托书的法院名称和审理相关案件的法院名称;
(二)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当事人或者证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及其他一切有助于联络及辨别其身份的信息;
(三)要求提供的协助详情,包括但不限于: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案件基本情况(包括案情摘要、涉及诉讼的性质及正在进行的审理程序等);需向当事人或者证人取得的指明文件、物品及询(讯)问的事项或问题清单;需要委托提取有关证据的原因等;必要时,需陈明有关证据对诉讼的重要性及用来证实的事实及论点等;
(四)是否需要采用特殊方式提取证据以及具体要求;
(五)委托方的联络人及其联络信息;
(六)有助执行委托事项的其他一切信息。
第九条 受委托方因执行受托事项产生的一般性开支,由受委托方承担。
受委托方因执行受托事项产生的翻译费用、专家费用、鉴定费用、应委托方要求的特殊方式取证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等非一般性开支,由委托方承担。
如果受委托方认为执行受托事项或会引起非一般性开支,应先与委托方协商,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受托事项。
第十条 受委托方应当尽量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受托事项。受委托方完成受托事项后,应当及时书面回复委托方。
如果受委托方未能按委托方的请求完成受托事项,或者只能部分完成受托事项,应当向委托方书面说明原因,并按委托方指示及时退回委托书所附全部或者部分材料。
如果证人根据受委托方的法律规定,拒绝提供证言时,受委托方应当以书面通知委托方,并按委托方指示退回委托书所附全部材料。
第十一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者本安排需要修改,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安排在内地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内部程序后,由双方公布生效日期。
本安排适用于受委托方在本安排生效后收到的委托事项,但不影响双方根据现行法律考虑及执行在本安排生效前收到的委托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规定
(2019年4月15日)
一、典型案例  1.黄某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
被告人黄某某通过QQ与一位境外人员结识,后多次按照对方要求到军港附近进行观测,采取望远镜观看、手机拍摄等方式,搜集军港内军舰信息,整编后传送给对方,以获取报酬。至案发,黄某某累计向境外人员报送信息90余次,收取报酬5.4万元。经鉴定,黄某某向境外人员提供的信息属1项机密级军事秘密。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无视国家法律,接受境外人员指使,积极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黄某某以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2.周某破坏军事设施案
2016年4月间,被告人周某先后三次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油料转运站配电间内电缆线,致使配电间内的配电柜遭受破坏,配电间不能为库区油料转运输送泵房提供电力支撑,无法完成担负的战备油料转运任务。经鉴定,被盗电缆线共计价值人民币409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明知是军事设施而予以破坏,其行为已构成破坏军事设施罪。鉴于周某系未成年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周某以破坏军事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3.张某某破坏军事通信案
被告人张某某组织工人对某招待所楼顶太阳能进行拆除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的军事通信光缆损毁,造成军事通信阻断。随后部队维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紧急抢修,并告知张某某待军事通信光缆损毁事宜处理完后再行施工。后张某某自行组织工人再次施工,并再次将同一位置的军事通信光缆损毁,造成军事通信阻断。张某某在明知是军事通信光缆且在未向部队报告取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对损毁的光缆进行熔接,造成国防通信线路中断120分钟,经鉴定两次损毁的军事光缆恢复费及线路中断造成的阻断费合计人民币29430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作为施工管理人员,明知是军事通信设施,仍然违章作业,造成军事通信线路损毁,并私自熔接该通信线路,致使军事通信中断,其行为已构成破坏军事通信罪。鉴于张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部队的经济损失已得到赔偿,故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张某某以破坏军事通信罪判处拘役三个月。  4.王某某过失损坏军事通信案
被告人王某某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驾校停车场内,雇用铲车司机,在未告知铲车司机地下有国防光缆的情况下让其驾驶铲车施工,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总部某通信团埋在该驾校停车场地下的一根一级国防光缆挖断。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过失损坏军事通信设施,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损坏军事通信罪。鉴于王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赔偿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故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王某某以过失损坏军事通信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二、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三百六十九条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要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战时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及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
第六条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二十七条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间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
第三十八条本法所称间谍行为,是指下列行为: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军事设施,是指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下列建筑、场地和设备:
(一)指挥机关,地面和地下的指挥工程、作战工程;
(二)军用机场、港口、码头;
(三)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四)军用洞库、仓库;
(五)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测量、导航、助航标志;
(六)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
(七)边防、海防管控设施;
(八)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军事设施。
前款规定的军事设施,包括军队为执行任务必需设置的临时设施。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军事设施的;
(二)盗窃、抢夺、抢劫军事设施的装备、物资、器材的;
(三)泄露军事设施秘密的,或者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设施秘密的;
(四)破坏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干扰军用无线电通讯,情节严重的;
(五)其他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可否采取执行措施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可否采取执行措施问题的批复
(1998年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1997〕194号《关于对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凭证式记名国库券可否采取冻结、扣划强制措施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是由被执行人交银行管理的到期偿还本息的有价证券,在性质上与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相似,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有关银行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本息划归申请执行人。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7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多措并举遏制逃废债现象,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逃废债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债务人聘请专业逃废债组织,利用政府及监管部门出台的针对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特殊人群的帮扶政策,通过伪造病历、渲染悲情处境等各种不当手段,将政策变为其拖延还款、逃避催收的理由。这些专业逃废债组织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和执行案件,打击逃废债,有效保护合法债权,是人民法院的本职工作。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相关案件提供裁判依据。在司法政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法打击逃废金融债权的行为,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有效保护金融债权;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逃废债清理惩戒机制建设;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和创新机制发布会上强调,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联动机制,依法有效打击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在审判执行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苏华建设公司与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及63名被冒名购房者执行异议之诉系列案件中,对涉嫌以虚假诉讼逃避债务的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合计处以罚款6300万元,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虚假诉讼“零容忍"的态度和“重拳出击"的决心,有力打击逃废债行为,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关于将以逃废债为代表的“债闹"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建议。刑法的修改需经过法定程序,我们将对该问题予以积极关注。在现行刑法框架内,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虚假破产罪等逃废债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对于“债闹"等反催收“黑产",我们将根据公诉机关的起诉情况,依法查明事实,准确定罪量刑。
关于加快此类案件的受理接受度和处理周期的建议。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此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实践。例如,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在某银行为原告的信用卡纠纷中积极与银行方面确定“调解套餐",由信贷债务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用套餐,做到简便快捷,2021年该院受理该银行信用卡纠纷案件1016件,到庭调解率接近100%;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金融机构为了取得终本裁定提请不良核销作为依据而提起大量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诉讼,在立案前就甄别出具“预查废"证明,金融机构可以依据该证明直接作为不良核销依据,从而避免重复诉讼和执行。我们将在总结地方法院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坚持做好案件繁简分流,对简单案件快审快结,对审结案件加大执行力度,用好用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独任制、在线诉讼等方面的最新修改成果,依法通过优化程序和方法,实现小额金融案件速裁快审。
今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议案,该法对遏制逃废债、保护金融债权具有积极作用。目前草案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诚挚欢迎您提出宝贵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81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81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法院入额院领导办案考核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院长、庭长入额后带头办案,对于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提升审判工作质效、增强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您针对部分法院院庭长“伪办案"问题,围绕建立入额院庭长办理考核机制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中有些建议与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相契合的,对于促使院庭长真办案、多办案、办好案,切实落实法官员额制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在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过程中,中央始终要求领导干部进入员额的,必须依照统一标准和程序进行遴选,并亲自办案,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今年3月,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的通知》,进一步就院庭长办案数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庭长应当达到本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0%-70%;基层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10%,其他院领导应当达到30%-40%;中级法院院长应当达到5%,其他院领导应当达到20%-30%。为进一步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就院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以及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等进行了细化规定,院庭长办案情况全程留痕,接受干警监督。为督促各地法院落实“入额必办案"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下发政策指导意见,并单独组织或配合中央政法委赴多个省份开展司改督察,要求地方法院不折不扣地落实院庭长入额办案的要求,入额后不办案或者办简单案的领导干部必须退出员额。从各地落实情况来看,院庭长总体上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重要指示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为契机,进一步落实院庭长办案要求,推动实现院庭长办案制度化、常态化,不断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院庭长办案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院庭长入额后带头办案,既是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权责一致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名法官的起码担当,更是得到广大法院干警由衷公认的必然条件,必须毫不动摇地落实和推进。二是为院庭长办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认真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争取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适当减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以外的事务,减轻院庭长行政工作负担。正确处理好综合管理、审判监督与直接办案的关系,建立院庭长既抓好管理又能多办案、办好案的工作机制。三是严把院庭长入额关。进一步严格把好院庭长入额关,对于不能达到办案要求的院庭长坚决排除在员额法官队伍之外。同时,按照中央司法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严格掌握院庭长选任的法律资格条件,充分发挥上级法院的干部协管职能,创新协管载体,细化协管措施,不断提高法院领导干部的专业化水平。四是认真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中央改革部署,尽快探索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促使院庭长由审批把关向直接办案转变,落实符合司法规律的新型办案模式。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院庭长审判监督从微观的个案审批、文书签发,转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案件质量效率监管,避免因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影响自身办案。五是完善审判业绩管理和考评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通报制度,定期通报领导干部办案数量、案件类型、开庭数量等情况,保证办案情况全程留痕,接受干警监督。研究制定领导干部办案考核的具体办法,明确考核主体、考核程序,探索实行院领导办案情况由上级法院考核,庭领导办案情况由本院考核的分级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督察、考核、员额退出等配套措施,并让不能完成办案任务或挂名办案的院庭长退出员额,从制度上促使院庭长真办案、办大案、办好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0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0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名酒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建议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加强被执行企业的税务监管,加强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建议
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工作,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行制度建设,以执行信息化提升执行工作能力,综合运用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2018年底,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就着手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启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纲要》)的起草工作。2019年6月,《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规定了53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执行工作水平。
《纲要》提出,以会商、联席会议等形式推进税务登记信息准确、全面、完整,夯实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基础。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税务部门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纲要》要求,完善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坚持以全国统一的执行查控系统为主,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为补充的建设思路。进一步拓宽查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加快推进与互联网金融全面对接,将保险产品等各种理财产品纳入查控系统,实现对不动产以及车辆、船舶等特殊动产线上查封,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些财产形式上查控扣功能不齐全问题,实现所有财产形式查控扣一体化。尽快解决查控系统运行不畅、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线上线下查询不一致等突出问题。提高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批量勾选、自动查询、全天候查询、智能筛选、批量冻结等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对反馈结果作深度发掘,形成条目完备、结构简明、方便适用的查控财产反馈清单和财产线索图,便于执行法官确定财产查控方向和措施。在确保系统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查控系统向移动端发展,方便干警随时随地利用查控系统为办案服务。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对《纲要》任务的统筹协调、推进实施、督促落实,通过建立台账、挂账管理、跟踪督办、督察问责,确保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二、关于加强被执行人股东个人现金流调查的建议
实践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将公司财产恶意转移给股东以逃废债务、规避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强被执行人股东个人现金流调查"对于发现和打击上述规避执行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但为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合理区分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责任财产与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防止因法院随意查控导致股东有限责任落空,上述调查行为应经过适当程序,并且应当有一定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即人民法院根据案情,结合相关证明材料作出是否进行审计的决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发起人、董事等人员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即在股东、出资人、发起人等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等特定情形下,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执行人员有权进行审查,并有权在股东应负责任的法定情形下追加股东等为被执行人,由此实现对滥用有限责任规避执行的股东直接采取执行措施。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调研,尤其对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对被执行人的股东进行审计调查,启动调查的具体程序及规则等做进一步研究,细化相关规则,既有效防范和打击利用有限责任和特殊身份等规避执行的行为,又避免侵害个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三、关于加强执行阶段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落地,对拒绝报告、虚假报告采用严厉司法惩戒措施,有效制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的建议
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向全社会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指南》(以下简称《工作指南》)和《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工作指南》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计划》则从提升判决执行质效角度,对继续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采用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发布财产线索悬赏公告等财产调查方式,进行了明确要求;《实施计划》还要求,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部门间协作,加强与市场监管、海关、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更加及时有效地查控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货物及工具,以及推进其他相关执行工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指导监督,确保《工作指南》《实施计划》落地见效,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总体框架内,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特点,充分发挥信息化执行手段作用,提高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效率及规范性,确保知识产权判决得到及时有效执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效果。
四、关于慎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建议
2015年2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制度。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要件,建立畅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的恢复机制,同时完善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救济管理。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要求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适用,坚决避免为片面追求结案率而滥用终本程序,将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一终了事",导致执行案件涉及的财产长期滞留在执行程序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置和利用,同时,对已有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进行梳理,对于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案件要及时恢复执行,对于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办理,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提升执行案件办理质量,防止程序空转,确保终本案件符合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具体包括:加大财产查控力度,把好“找物关";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把好“查人关";严格规范财产处置,把好“变价关";依法采取失信限消措施,把好“惩戒关";严格防范违规终本,把好“结案关";做好终本后续工作,把好“恢复关";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把好“核查关"。进一步强调了以终本方式报结的,不仅要在系统中完成规定动作,更要符合各项程序和实质标准,不得因片面追求结案率而弄虚作假,将不符合终本要件的案件按终本方式报结,将案件变成“抽屉"案脱离监管,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开展终本案件评查工作,对辖区法院终本案件办理是否规范、是否真正符合结案标准和要求进行评查,尽早发现问题,及时堵塞漏洞。
五、关于参照刑事案件管辖规定,力争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案件管辖和刑事案件管辖同地的建议
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构建符合知识产权司法特点和规律的工作机制和审判体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点工作。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构建“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集中型立体审判模式,重点解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侦查、批捕、公诉、审判等环节的协调配合,有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三合一"改革指导工作,先后批复同意安徽、新疆、河南三省区高级法院的“三合一"实施方案。目前,20多个高级法院、130多个中级法院和130多个基层法院开展了“三合一"试点。对辖区内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发挥了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审判质量的积极作用。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对下指导力度,及时总结、推广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沟通协调,深入推进“三合一"机制体制改革。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
(2018年6月1日)
目 录
1.林某某通过网约车猥亵儿童案
2.施某通过裸贷敲诈勒索案
3.庞某某等人约网友见面强奸案
4.杨某某假借迷信强奸案
5.乔某某以视频裸聊方式猥亵儿童案
6.叶某甲通过网络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案
7.刘某某提供虚假网络技术诈骗案
8.江某某网上虚假销售诈骗案
9.王某以招收童星欺骗猥亵儿童案
10.付某某诉某网络公司、某教育中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
案例1
被告人林某某通过网约车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月7日14时许,被告人林某某驾驶小型轿车通过滴滴软件平台接单,将独自一人坐车的被害人江某某(9岁)由本市某公交车站附近送往某小区。当车行至某中学侧门附近时,林某某为满足性欲,停车后露出下体欲让坐于副驾驶座的江某某抚摸,遭到拒绝后,又强行对江某某进行猥亵。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林某某猥亵儿童,依法应从重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林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约车因便捷实用,使用人数较多,发展势头迅猛,但网约车监管漏洞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网约车司机殴打、杀害乘客等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本案被害人母亲因临时有事,通过手机平台预约打车后,被害人在独自乘坐网约车过程中遭到司机猥亵。本案警示:家长要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这一特点,在无法亲自陪伴时,应尽量为未成年人选择公交车等规范交通工具以保证安全。网约车平台及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提高车内安全监控技术水平,提高驾驶员入行门槛,加大身份识别力度,保障乘车安全。
案例2
施某通过裸贷敲诈勒索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3月30日,被害人陈某(17岁,在校学生)通过QQ交流平台联系到被告人施某进行贷款。根据施某要求,陈某提供了裸照及联系方式,但施某并未贷款给陈某,而是以公开裸照信息威胁陈某,勒索人民币1000元,陈某一直未付款。施某进一步威胁陈某父母并索要人民币3000元,陈某家人未付款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施某的敲诈行为,陈某害怕亲朋好友收到其裸照信息,故而休学在家,学习生活及心理健康遭受严重影响。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施某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施某敲诈勒索未成年人,可从重处罚。施某在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于犯罪未遂,结合其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施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三)典型意义
“裸贷”是非法分子借用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和幌子,以让贷款人拍摄“裸照”作“担保”,非法发放高息贷款的行为。因“裸贷”被诈骗、被敲诈勒索的,时有发生。“裸贷”就像一个大坑,一旦陷入,后果不堪设想,有人失去尊严,有人被迫出卖肉体,有人甚至失去生命。本案警示: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应当理性消费,如有债务危机,应当及时和家长沟通或者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不能自作主张进行网络贷款。以“裸”换“贷”,既有违公序良俗,也容易让自己沦为严重违法犯罪的受害者。对于已经“裸贷”的,如果遇到以公开自己裸照进行要挟的行为,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法律保护。
案例3
被告人庞某某等人约网友见面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被告人庞某甲(15岁)与被告人庞某乙(18岁)、周某甲(18岁)、周某乙(15岁)、黄某某(15岁)在旅社房间住宿期间,庞某甲提议并经过同意后,通过QQ联系其在互联网上认识的被害人李某(女,13岁,在校学生)到旅社房间。李某到达后随即被庞某甲、庞某乙、周某甲、周某乙、黄某某在房间内强行奸淫。另以相同方式,庞某甲、庞某乙还曾共同强奸李某1次,其中庞某乙强奸未遂;庞某甲还曾单独强奸李某1次。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庞某甲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庞某乙、被告人周某甲、被告人周某乙、被告人黄某某以暴力、威胁手段在对同一幼女实施奸淫,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庞某甲、庞某乙、周某甲、周某乙、黄某某,奸淫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庞某甲多次强奸未成年人,依法应从重处罚。庞某甲、周某乙、黄某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周某乙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黄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庞某乙、周某甲、周某乙、黄某某能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被告人谅解,依法对庞某甲、庞某乙、周某甲从轻处罚,对周某乙、黄某某减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庞某甲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判决被告人庞某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决被告人周某甲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决被告人周某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判决被告人黄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聊天邀约未成年女学生见面后发生的严重强奸犯罪案件。随着网络科技应用普及,网络交友的便捷、新鲜感使得许多青少年频繁在网络上通过聊天软件交友,又从网上聊天走到现实见面交往。但是未成年人涉世未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陌生人防范意识不高,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只身与网友见面存在诸多人身安全风险。本案被告人就是在网上邀约一名幼女见面后,与同案被告人对该幼女实施了多人轮奸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已被绳之以法,但已对被害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身心伤害。本案警示:未成年人不宜使用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与陌生人交友,切莫单独与网友见面;在遭受侵害后,应立即告知家人并报警,不能因害怕而隐瞒,更不能因恐惧或欺骗再次与网友见面。家庭和学校应加强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德育教育,尤其要提高未成年女学生的人身安全保护意识;及时了解子女网上交友情况。旅店应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加强对入住人员审查,尤其要对未与家长同行的未成年人或数名青少年集体开房情况予以警惕,防止违法犯罪情况发生。
案例4
杨某某假借迷信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9月,被告人杨某某利用网络通过QQ聊天工具,分别以“张某甲”、“张某乙”、“陈某”及“算命先生”身份与被害人刘某某(14岁)、王某某(13岁)、沈某某(15岁)聊天,并以“算命先生”名义谎称被害人如想和“张某甲”等人生活幸福,必须先与“算命先生”发生性关系方可破解。杨某某以上述手段多次诱骗三名被害人在宾馆与其发生性关系。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某违背妇女意志,利用迷信、威胁等手段强行与被害妇女(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杨某某奸淫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强奸多名未成年人,依法应从重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杨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通过互联网交友诱骗、威胁少女实施性侵害的严重犯罪案件。三名被害人均是未成年人,其中一名为幼女。被告人通过一人分饰不同角色,利用未成年人年少、幼稚、胆小的弱势,采用迷信、威胁等手段发生性关系,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本案警示: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使用者可以不具有真实身份,用不同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与人交往,具有较强欺骗性,未成年人不宜使用互联网社交平台与陌生人交友,以免上当受骗。家长和学校要对未成年人加强性知识、性侵害防卫教育,及时了解子女网上交友情况。
案例5
乔某某以视频裸聊方式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乔某某为满足其不良心理需要,于2014年3月至8月间,在自住房电脑上,通过登录QQ添加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为其好友,并冒充生理老师以视频教学为名,先后诱骗多名幼女与其视频裸聊。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乔某某以刺激或满足其性欲为目的,用视频裸聊方式对多名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乔某某猥亵多名儿童,依法应从重处罚。乔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乔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乔某某为了满足自身性欲,采用欺骗手段通过网络视频引诱女童脱光衣服进行裸聊,对儿童身心健康和人格利益造成侵害。这种非直接接触的裸聊行为属于猥亵行为。在互联网时代,不法分子运用网络技术实施传统意义上的犯罪,手段更为隐蔽,危害范围更为广泛。本案警示: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不宜单独使用互联网,不宜使用互联网社交平台与陌生人交流,更不能与陌生人视频聊天。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完整,识别判断能力差,家长应该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尤其要关注未成人使用网络社交平台与陌生人交流;要告知未成年人,无论何种理由,都不能在他人面前或视频下脱去衣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告知父母,中断联系。
案例6
叶某甲通过网络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叶某甲(16岁,在校学生)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友,社会闲散人员询问叶某甲是否有朋友需要毒品,若有需求可以找其购买,并可以获得好处费。2017年1月至2月期间,叶某乙(15岁、在校学生)因朋友要吸毒请求叶某甲帮忙购买毒品,后通过QQ联系与叶某甲商定毒品交易地点、价格、数量。双方先后三次合计以800元价格交易共约1克甲基苯丙胺。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甲明知是毒品甲基苯丙胺仍多次予以贩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叶某甲向在校未成年学生贩卖毒品,应从重处罚;叶某甲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叶某甲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之间通过互联网联系后贩卖毒品案件。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网络毒品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利用网络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更具社会危害性。吸毒贩毒易滋生如卖淫、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行为,涉毒人员也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前,毒品犯罪已由社会进入校园、进入未成年人生活领域,要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本案警示:未成年人要正确交友,避免与不良社会闲散人员交往;要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性,避免被他人引诱沾染恶习。家长要认真履行监护责任,帮助子女禁绝接触毒品的可能性;要经常与子女沟通,及时了解子女生活、学习、交友情况,避免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
案例7
被告人刘某某提供虚假网络技术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份,被告人刘某某在互联网发布传授入侵他人电脑技术、教做外挂及教他人用代码开通永久会员等虚假信息,以招收学员骗取费用。被害人张某某(10岁,在校学生)浏览该信息后,通过QQ与刘某某取得联系,并用其父手机通过“支付宝”向刘某某付费,欲学习网络游戏技术,刘某某谎称可以向张某某提供游戏源代码以帮其在网络游戏中获益。而后,刘某某通过互联网多次向张某某出售与其宣扬不符或不能使用的“网游外挂”及配套使用的“模块”,骗取张某某付款共计人民币13 3079.6元。案发后,刘某某亲属向张某某亲属退赔全部经济损失,张某某对刘某某表示谅解。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多次骗取他人现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刘某某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可酌情从严惩处。刘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亲属代其退赔全部经济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民规模越来越大,网络用户呈低龄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缺乏独立经济能力,又有一定消费需求,加上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对虚拟网络交易风险缺乏防范意识,很容易成为网络诈骗分子的“囊中之物”。本案被告人利用被害人未成年、社会经验不足,加之被害人家长对孩子日常生活交易常识缺乏教育、引导和监督,轻易利用互联网骗取张某某13万余元。本案警示:家长要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对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的时间和内容等要进行引导、监督;要配合电子产品有关功能,及时了解子女用网安全;对孩子可能接触到的大额财物要严加管理,避免陷入网络诈骗。
案例8
江某某网上虚假销售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江某某在互联网上以虚假出售二手手机的方法实施诈骗,于2017年7月11日骗取被害人李某甲(在校学生)人民币4000元,于同月20日至22日骗取被害人李某乙(16岁,在校学生)人民币900元。江某某的亲属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4900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江某某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可酌情从严惩处。江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赔全部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江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互联网通过诈骗方式侵害学生合法权益案件。当下,互联网蓬勃发展,学生们广泛运用,但学生的甄别能力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上当受骗几率较高。本案警示: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购物要提高警惕,事先要经父母同意,不得擅自而为。家长要教育子女网上交易的风险,并及时了解子女需求,帮助子女完成网上交易活动。网络电商管理平台应加强对商户资质和日常资信审查,减少、避免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例9
王某以招收童星欺骗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王某利用网上QQ聊天软件,以某公司招收童星需视频考核为名,先后诱骗被害人赵某某(女,10岁)、钱某某(女,12岁)、李某某(女,12岁)与其视频裸聊。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以视频裸聊方式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王某猥亵儿童,依法应从重处罚。王某被抓获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三)典型意义
网络色情信息的高强度刺激可能使青少年沉溺其中,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本案被告人审判时年仅20岁,在玩游戏时被当成女性,收到私聊和广告要求其裸聊和做动作,了解了这种方法之后,由于正值青春期,也想尝试一下,于是编造传媒公司名字,以招收童星考核身材为名,要求幼女与其裸聊,寻求刺激。本案被害人都是幼女,对于不良信息的辨别力差,缺乏基本性知识,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没有清晰认识,希望成为童星因此被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监管是缺失的,孩子的网络行为没有受到干预和引导,对他们接受的网络信息缺乏甄选。本案警示: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行为不能不管不问,要帮助子女识别色情、暴力、毒品信息,否则极有可能使孩子受到网络色情、暴力、毒品的侵害;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教育。互联网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净化网络环境治理,设置浏览级别限制,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促进其健康成长。
案例10
付某某诉某网络公司、某教育中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至同年6月,路透社经与某教育中心联系,某教育中心口头同意路透社前往该中心进行采访。路透社与某网络公司签订协议,某网络公司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可转载其文件。2014年7月7日,某网络公司旗下的某网站刊出一组《探访北京戒网瘾学校》相关内容的照片和文章,相关网页第一张照片为付某某正面全身照,该图片为付某某坐在汽车后排座中间,左右各有一名成年人。付某某头微微低下,目光朝下,但图片没有打马赛克或者做其他模糊处理。该图片配有说明:“北京某教育中心是一所戒网瘾学校,学校通过军事化管理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目前,类似这样的戒网瘾学校在中国已经多达250所。为了帮助孩子戒除网瘾,很多父母将孩子送到戒网瘾学校,让他们接受心理测验和军事化训练。”另,付某某全身照还出现在第二十一张照片中,该图片中付某某身穿便装,在沙发上与另外两名身着迷彩服的同龄女生交谈。付某某手托下巴,头朝向另外两名女生。该照片配有说明:“5月22日,北京某教育中心,一名刚到中心的女孩子正与其他学生交谈,在父母的要求下,这名女孩到这里戒瘾。”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刊载网络信息时,应特别注意对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某网络公司旗下的某网站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探访北京戒网瘾学校》相关内容的照片和文章中,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使用未成年人付某某的正面全身照且对其面部图像未进行模糊处理。两张照片均可清晰的辨认出是付某某本人,并配有“一名上网成瘾的女孩”和“这名女孩到这里戒瘾”等文字,侵犯了未成年人隐私权。因某网络公司在国内的影响力,该组照片和文章被大量点击和转载,造成了付某某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事实。依据民法有关规定,判决某网络公司在其某网站上发布向付某某赔礼道歉声明,赔偿付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公证费二千五百元、律师费三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某网络公司转载的是其他新闻从业机构的新闻成果,并非亲自采访所得,此时新闻转载者也要对新闻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真实性。某网络公司虽与路透社签订有转载新闻的协议,具有合法转载路透社新闻的权利,但这不能免除其对新闻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的义务。某网络公司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必要的注意审查义务,所转载的新闻存在基本事实错误,同时还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予以公开,不仅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名誉权,也侵害了其隐私权,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本案警示:新闻自由并非毫无边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载新闻时,应承担法律规定的审慎义务,特别是在关涉未成年人或重大敏感事件时要更加慎重,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87号(政治法律类07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87号(政治法律类07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规范行政涉企合作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案对当前民营企业政企合作执行难、回款难,“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作了分析,并建议在司法层面提升“民告官”案件的审判效率、判决执行力度,尤其是加大通报力度,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形成惩戒和震慑效应。我们认为,提案所反映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所提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完全同意。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措施,改进、完善和加强相关工作:
一是严格实行立案登记制。监督指导地方各级法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深化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畅通诉权保障渠道,依法受理各类涉民营企业行政诉讼案件,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的司法服务。
二是加强涉企行政案件审理。严格依法审理各类涉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行政案件,进一步发挥行政审判产权保护功能,让民营企业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产权切实得到恢复和救济。加强涉招商引资、特许经营等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促进政府守信践诺,切实维护协议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诉讼判决方式的选择适用,优先适用最有助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判决方式,充分发挥行政诉讼保护产权的职能作用。
三是加大裁判执行力度。就执行工作而言,目前“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已如期实现。下一步,全国法院将咬定“切实解决执行难”这一目标不放松、不懈怠,继续加大案件的执行力度,保障胜诉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及时实现权益,努力营造更加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陪审员参审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陪审员参审十大典型案例
(2022年10月11日)
人民陪审员参审十大典型案例
目录
1.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曾某侵害烈士名誉公益诉讼案
2.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林某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3.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
4.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5.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涉农买卖合同纠纷案
6.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7.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卢某某等人校园欺凌案
8.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3·07”长江特大非法采砂案
9.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10.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海事行政处罚案
案例1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曾某侵害烈士名誉公益诉讼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江苏省淮安市某小区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淮安市消防支队水上大队城南中队副班长谢勇,在抢险灭火过程中不幸坠楼,壮烈牺牲,公安部批准谢勇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被告曾某对谢勇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在微信群中公然发表侮辱性言论,歪曲谢勇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该微信群共有成员131人,群内多人阅见曾某发表侮辱英烈言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抽取四名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生效判决认为,被告曾某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谢勇英勇牺牲的事实,构成对谢勇烈士名誉的侵害。曾某的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判决被告曾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参与审理本案的人民陪审员本职工作分别是退休人民教师、电视台编辑、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员,来源组成较为广泛。合议庭组成后,人民陪审员迅速进入角色,积极履职。一是深入现场调查。人民陪审员数次走访涉事社区,全面了解事发经过,广泛听取民声民意,将个人意见建议和征集到的群众看法进行整理,与法官深入交流,相关意见被合议庭列为庭审重点调查内容。二是积极参与庭审合议。庭审中,人民陪审员围绕案件争议事实主动发问;合议时,人民陪审员从公众常识、公序良俗等方面作出独立分析判断,展现了普通民众看待烈士名誉侵权问题的视角,拓展了法官办案思维;判决书拟制完成后,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推敲斟酌、核稿校对,提出有针对性、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该案判决书被评为“江苏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三是主动释法普法。该案判决后,人民陪审员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入校园、入社区、入企业,以案释法,积极影响身边群众,促进英雄烈士保护法深入人心,助推树立尊崇英烈、尊重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案人民陪审员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忠实履行审判职责,认真梳理案情,深入开展调查,广泛征集民意,在庭审时就当地群众关心关注的主要问题积极主动发问,充分结合朴素的公平正义理念,以社会公众的视角对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提高了裁判的公信力和认可度,有力促进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该案入选“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
(本案由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2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林某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告人林某某通过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经营渔港、夜总会、洗涤用品厂,积累经济实力,并招揽社会闲散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以被告人林某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串通投标、非法采矿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组织的非法影响力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对北江干流三水河段河砂开采业形成非法控制,同时与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垄断北江干流清远河段河砂开采项目,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020年10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随机抽取四名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经审理判决,被告人林某某等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等,并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共人民币29.6亿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四名人民陪审员在法官指引下充分认识党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严肃认真参与到案件审判中。一是在陪审身份意识上体现一个“主”字。面对多达600卷案卷,超700项待处理财产、连续6天、每日近10个小时庭审,人民陪审员始终以案件审理者的“主人翁”心态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到全面参与阅卷、全过程参与庭审、全方位参与合议发表意见。二是在参审行动上体现一个“助”字。为在事实查明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人民陪审员一一核对公诉机关移交的讯问录像与庭审举证的讯问笔录,反复观看案件所涉的视频、图片资料。人民陪审员还仔细研究控辩双方的理由和依据,在庭前会议、庭审发言等方面提供了详尽可行的解决方案。三是在确保审理效果上体现一个“补”字。在合议庭的尊重和支持下,人民陪审员主动搜集相关案例与法官交流,在法律适用方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此外,还以人民陪审员特有的身份优势缓和各方冲突矛盾,确保了庭审顺利进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来,佛山市乃至广东省内的一起重大涉黑案件,案件涉及扫黑除恶、生态文明保护等社会重大关切问题,社会影响重大。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把扫黑除恶与审判工作紧密结合,打好了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合议庭在审判中,准确适用人民陪审员法七人合议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区分的规定,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主”“助”“补”作用,是发挥人民陪审员参审主观能动性、明晰人民陪审员参审作用与范围、强化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协作的典型案例。
(本案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3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甲公司、乙公司针对第三人拥有的名称为“发光装置及显示装置”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该专利)向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原告甲公司、乙公司认为,该专利权利要求1-16不符合专利法相关规定,不具有创造性,请求宣告该专利全部无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维持该发明专利权有效,原告遂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从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四名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共同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甲公司、乙公司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专利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彼时行业状况与审理时差异很大,案件所涉技术事实查明难度较大,对于该专利的创造性判断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四名人民陪审员忠实履职,深度参与本案审理工作:阅卷过程中,人民陪审员运用专业知识,全面说明涉案技术背景和发展历程,帮助法官了解该领域技术发展水平;庭前会议中,人民陪审员向法官详细介绍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专利研发环境等情况;庭审阶段,人民陪审员认真听取双方意见,围绕争议焦点对双方展开有针对性的发问;合议时,人民陪审员结合本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充分阐述相关事实依据和分析过程;判决书起草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对技术事实部分提出修改意见,确保相关表述准确、说理充分。
三、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事实查明和认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随机抽取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参与案件审理,有利于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人民陪审员在法官的指引下积极履职,形成优势互补,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对该案的复杂技术问题和证据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依法作出裁判,反映了中国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心。
(本案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案例4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6 至2017年期间,陈某某与丈夫李某某因不孕至江苏省无锡市某医院诊疗,要求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成功培育胚胎,待女方身体条件具备后准备进行胚胎移植手术。2019年,李某某意外身亡,陈某某要求医院继续完成胚胎移植手术,但医院以缺少李某某签字、按照相关规定不得实施该类手术为由予以拒绝。陈某某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感情较好,自己继续完成胚胎移植手术寄托了一家人的全部希望,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从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和相关行业管理背景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两名人民陪审员,与一名法官组成三人合议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陈某某要求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并未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知情同意原则,医院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亦不违反保护后代原则,判决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陈某某实施胚胎移植手术。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因现行法律对胚胎的性质无明确定义,加之医院是否有权在夫妻一方死亡的情况下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案涉家庭伦理和善良风俗,审理难度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本案两名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高校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学院和民政局,在审理工作中主动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积极协助查明案情。人民陪审员从行政服务管理角度,提出陈某某应当提供符合国家政策的证明文件,并要求陈某某的父母及公婆到庭,认真听取其对陈某某继续实施手术的意见,帮助承办法官查清涉案事实细节,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二是积极参与案件审理。在全面掌握案情的基础上,具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民陪审员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学发展趋势及实施胚胎移植的阶段步骤等方面着手,帮助法官了解相关医疗问题,并具体结合本案中胚胎保存条件,从专业角度指出医院并无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客观困难;另一名人民陪审员则详细介绍了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关于从事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相关规定。三是助力裁判法理情共融。合议时,两名人民陪审员提出,司法裁判需要适当考虑民风民俗,兼顾法理人情,彰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陈某某要求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其移植胚胎的诉求,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应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义
面对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和法律困境,本案人民陪审员提出了贴近社会公众朴素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评议意见,增进了裁判的社会认可度。法院最终作出支持陈某某诉请的裁判结果,合理保障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下的生育权补偿性实现,案件裁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案由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5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涉农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张某甲、张某乙、胡某某三人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某园艺场的果农,种植约70亩梨园。2019年4月,三名原告为增加果树母梨挂果率,前往被告处购买农药,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某及销售人员向原告推荐“氟硅唑”药剂,但原告喷施后发现梨树基本没有坐果,甚至大量减产。原告遂委托某农业科技公司进行鉴定,该机构于2019年5月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香梨没有坐果与喷施“氟硅唑”药剂有因果关系,造成经济损失合计30万余元。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退还并以三倍价格赔偿原告购买农药款。沙雅县人民法院从具有林果业种植经营经验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名人民陪审员,与两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性,经查该机构亦无农药药害的鉴定资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事实问题争议焦点为原告梨园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否因被告销售的“氟硅唑”药剂造成,双方对药剂的产品质量均无异议。参加本案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具有30余年经营管理梨园的经验,在事实认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协助厘清审理思路。人民陪审员认真阅卷、了解案情,为法官讲解种植业领域生产管理的专业知识,结合多年种植管理果园的丰富经验提出,梨树结果分大小年,但气候变化、土壤水肥、授粉树的数量及培植情况、日常管理等因素都会对母梨坐果及梨树产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为增加母梨坐果数量,果农一般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比药剂喷洒,否则会对梨树开花结果造成影响。人民陪审员提出,为确定实际损失,应当到梨园现场调取客观证据。二是发挥优势深度参审。本案审理过程中,为准确认定事实,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实地调查取证,赴现场详细了解原告喷洒药剂的具体配比、喷洒时间、喷洒方法、梨园管理、授粉树栽植等情况,实地查看了喷洒药剂的周边其他梨树,具体判断该药剂对周边梨树的影响。经调查确认,周边果农使用该药剂并未对产量造成直接影响,案涉梨园梨树栽植授粉树较少、授粉树分布不合理等因素,都是导致减产的重要原因。合议庭评议时,人民陪审员根据调查取证的证据情况,与法官共同对鉴定意见作出认定,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三、典型意义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农案件时,既要维护农民合法利益,又要注重营商环境的保护。本案人民陪审员参审积极性高,借助自身职业经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入细致分析案情,为法官把握案情脉络、查清案件事实提供了有益帮助,有力弥补了法官在种植业生产管理方面专业知识的不足。同时,本案法官充分尊重人民陪审员行使履职权利,促进人民陪审员深度参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取得较好的案件审理效果。
(本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6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8月23日,某货船船长李某某与从事垃圾收购的中介崔某某联系,约定驾船前往某地码头装载垃圾运至海上倾倒,每吨垃圾按照65元结算,李某某雇请甘某某到船上工作,当日到达提供垃圾货源的温某某指定的码头装载垃圾659.3吨,崔某某支付李某某3.5万元。次日,李某某驾船并指示甘某某操作挖掘机将船上装载的大部分垃圾倾倒入海,共计563.99吨。8月25日,案涉船舶及船上人员被海关缉私部门查获。经评估,本次垃圾倾倒事件造成海洋环境容量损害、海水水质污染、海洋生物死亡等后果,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温某某、崔某某、李某某、甘某某及案涉船舶船主连带赔偿恢复费用、垃圾清运处理费用等损失合计204.9万元,并赔礼道歉,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原告提起诉讼。广州海事法院从具有涉海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四名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由院长担任审判长。一审判决被告温某某、崔某某、李某某赔偿环境恢复费用等损失合计204.9万元,甘某某在赔偿额85.54%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共同向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温某某、甘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是由侵权人向海洋倾倒垃圾引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四名人民陪审员来自涉海相关行业,热心海洋环境公益事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认真查明事实。人民陪审员围绕争议事实展开调查,结合事实问题清单,就垃圾倾倒事件是否造成海洋环境损害、五名被告是否共同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范围等具体事实认定逐项发表意见,合议笔录长达36页。二是进一步提出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意见。合议中,人民陪审员运用专业知识,分析提出倾倒入海的垃圾在海洋洋流运动的影响下已极度分散,客观上难以通过打捞、收集、清运等方式消除影响,在被告方表示没有能力恢复海洋环境的情况下,如果判决被告修复海洋环境,反而难以使受损的海洋环境得到及时修复,并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这一意见被合议庭采纳,决定支持原告诉讼请求,采取替代性环境修复方式,通过建立环境损害与修复生态环境服务的折现量之间的等量关系确定最终赔偿数额,判决被告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三、典型意义
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树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本案法官认真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精心制作事实问题清单,确保四名人民陪审员在海洋环境损害事实查明中的专业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彰显了环境司法的公众参与原则;四名人民陪审员认真履行职责,增加了裁判的可接受度;互联网全程庭审直播的形式,展示了人民司法定分止争功能,有力保护了粤港澳大湾区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进一步发挥了海洋环境司法的规范、教育、引导功能,贯彻了环境司法的公众参与原则,提升了公众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
(本案由广州海事法院审理)
案例7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卢某某等人校园欺凌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9月,谭某某等5名某技术学校学生在学校附近文具店无故殴打同学夏某某,后纠集被告人卢某某等强行将夏某某带往公园女厕所,共同以扯头发、扇巴掌等方式对夏某某实施殴打,并使用手机拍摄殴打过程等视频、照片,摔坏被害人夏某某手机一部。之后被告人卢某某等人通过微信群传播涉案视频、照片。经鉴定,夏某某轻微伤,医院诊断其出现急性应激反应、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症状。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卢某某犯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由于案涉未成年人校园欺凌,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随机抽取两名人民陪审员,与一名法官组成三人合议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卢某某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清楚;另查明2020年10月,被告人卢某某家属赔偿被害人2.5万元,并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综合案件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经听取被害人意见,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维持原判。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人民陪审员具有多年教师从业经历,参审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优势,积极履行参审职责,切实提升审判工作质效。一是引入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的视角。人民陪审员设身处地分析被告人和同案人的心路历程,深入分析被害人谅解时的所思所想,协助法官精心设计庭审问题,提示法官注意庭审发问方式和语言风格,为法庭调查提供了有益参考。庭审时,人民陪审员以富有亲和力的谈心方式发问,促使被告人全面讲出案发细节。人民陪审员还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审判理念,从道德、人情、成长等角度进行法庭教育。二是反映社会公众普遍观感吸收民意。评议时,法官向人民陪审员详细分析讲解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等相关罪名的区别,指引人民陪审员充分发表意见。合议庭审理认为,校园欺凌案件性质恶劣,一众学生暴力殴打、拍摄并传播有辱被害人人格的视频等行为给被害人身心带来难以逆转的巨大伤害,不适宜适用缓刑。三是投身法治宣传和校园欺凌治理。本案宣判后,人民陪审员指出,本案暴露出学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存在宣传教育缺位、监管预防缺失等不足,建议人民法院向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发出校园欺凌、校园安全防控的司法建议,尽可能杜绝此类犯罪再次发生。合议庭采纳了人民陪审员意见,针对建立常态化校园欺凌防控工作机制认真拟定司法建议,建议定期开展学生法治安全教育、加强校园安全监管,严防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收到司法建议后,积极采取了成立预防校园欺凌工作小组、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邀请专家普法宣讲、组建“家校联合巡查队”等一系列措施,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人民陪审员将教育专业知识与司法审判理念深度融合,由参审之初因不了解法律知识的不敢发言,到充分认识到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价值意义后积极履职,深入思考,主动作为,亲身经历了一场法治的洗礼,也帮助案件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案件宣判后,人民陪审员积极延伸参审职能,主动承担起“法治宣传员”的角色,穿针引线、建言献策,有力推动形成对校园欺凌的社会治理合力,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贡献了力量。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8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3·07”长江特大非法采砂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1年3月至7月,张某某、章某某等人出资,由洪某某等人提供采砂船,章某某等人提供运砂船,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安徽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长江禁采区)使用采运一体的方式共同非法采运江砂4.6万余吨,价值289.3万余元。马某某明知江砂系盗采,仍收购1700吨并出售。经评估,张某某等人非法采砂行为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失为515万余元。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对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价值在各自参与犯罪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东台市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和审判工作需要,在随机抽取两名人民陪审员的基础上,再从具有环保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两名,与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以非法采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章某某等三十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二十万元至一万五千元不等罚金;判决张某某、章某某等十四名被告对其非法采砂行为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害按照各自参与犯罪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该判决已生效。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后仍顶风作案的一起严重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案件。为保障审理工作顺利进行,合议庭制定了详细的庭审预案,并对人民陪审员进行指导,鼓励人民陪审员围绕争议事实积极发问。人民陪审员认真履行陪审职责,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认真阅卷做好参审准备。本案人民陪审员参与查阅案件卷宗四十余册,逐项核实被告人基本信息,逐条梳理各被告人参与的犯罪脉络,将其有疑虑的犯罪情节进行系统整理。二是结合专业知识发问助力庭审查明事实。人民陪审员围绕被告人非法采砂行为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破坏、惩罚性赔偿责任等问题从专业角度向公益诉讼起诉人进行发问。三是充分发表合议意见切实履职尽责。合议前,法官围绕公益诉讼概念、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为人民陪审员进行释明。合议时,人民陪审员就采砂监管等行业技术问题进行详细介绍,并与合议庭其他成员充分讨论,就案件事实部分结合庭审感受发表意见,指出被告人的行为直接导致案发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受损,对长江水生动植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和帮助,该观点被合议庭采纳。
三、典型意义
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重大。人民法院积极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工作,并在个案随机抽取规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人民群众的常识常理与专业知识背景两方面与法官形成思维和智识上的优势互补,帮助法官拓宽审理工作思路,为准确认定事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有益的帮助,维护了司法公信,增进了司法权威。案件审判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本案由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9
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某街道部分商户和小区居民住户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集中排放至某溪低洼地处,形成一个面积约700平方米的污水塘,该污水塘中的污水未经处理通过渗透、暗管或沟渠顺流到自然沟后直排乌江河中,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群众及企业的生产生活。2021年4月,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向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排放污水行为进行调查处理。水务局收到建议后未在规定时间回复。检察机关经回访发现,周边商户及居民生产、生活污水并未排入城镇排水设施,仍在向污水塘或沟渠排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水,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遂向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该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行为违法,判令其依法履行职责。德江县人民法院随机抽四名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被告在开庭审理后至宣判前积极采取了补救措施,对该片区污水网管进行彻底整治。鉴于黑臭水体已经消除、污水直排乌江问题已解决,行政公益诉讼诉讼目的已基本实现,裁定终结诉讼。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开庭前,人民陪审员认真翻阅卷宗、了解案情,在法官指引下熟悉相关法律条文,多次赴实地勘察现场;庭审中,人民陪审员结合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分析事实问题争议焦点,就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履职、是否应当继续履职的行为发表意见,指出行政机关不应当只看自己的职责以及在被起诉后有没有做出整改,还要看履行的实际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也应负有提示警醒、宣传教育河流污染危害性的义务。人民陪审员提出,经庭前对案件实地勘查,整改情况并不乐观,有加大整改力度的必要,建议法院关注被告履职情况及治理成效。合议庭认真吸收人民陪审员意见,庭审后多次回访案件现场,持续跟进整改情况。在庭审后,水务局进行专项治理,有序推进整改。沿河自治县检察院建议本案终结审理,人民陪审员得知后提出,应当详细了解当地群众对整改情况的满意度,建议沿河自治县检察院采取听证的方式。德江县人民法院对整改情况及满意度向周边居民进行调查,对接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案件审理取得良好效果。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人民陪审员熟悉当地社情民意,与群众接触较为密切,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充分发挥参与司法、监督司法、见证司法的积极作用。本案审结后,人民陪审员将参审经历和感受到的法治精神带回日常生活中,以案释法,积极向身边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形成很好的辐射效应,进一步密切了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了群众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本案由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审理)
案例10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海事行政处罚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1月,天津市某化工科技公司就两个集装箱货物自天津港运至海口港向泉州某公司订舱,申报货物名称为“陶瓷熔块”,已完成货物装箱并集港等待运输。1月17日,北疆海事局对货物实施开箱查验,并在两个集装箱内进行了随机取样,委托天津某检验中心对样品进行检验。检验中心出具检验报告认定两个集装箱内的样品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属于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规定的8类腐蚀性危险化学品,应按危险化学品储运。3月,北疆海事局以该公司将危险化学品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为由,依法给予罚款10.9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天津海事局维持行政处罚。该公司诉至天津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受理后,在符合专业要求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名人民陪审员,与两名法官组成三人合议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行政处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二、人民陪审员发挥的参审作用
本案案情涉及危险化学品认定、运输等专业知识,人民陪审员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驾驶专业,担任过船长,是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专家组成员,多次参与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具有丰富的危险化学品知识和样品取样、鉴定的实践经验,在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开庭前,人民陪审员多次赴法院参加庭前会议,审阅相关证据材料,敏锐指出检验机构在检验报告中所引用的《危险化学品目录(2017版)》不存在,可能存在笔误,需要检验机构予以澄清。后经证实,此处确为检验机构笔误。这一问题的及时发现,避免了庭审中该问题被突击提出,保障庭审得以顺利进行。二是积极参与庭审。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就行政相对人提出异议的取样标准适用范围进行了释明,并询问行政相对人涉案事实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要件。人民陪审员从专业角度的提问,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合议中,人民陪审员详细阐述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适用范围及《危险化学品目录》立法原意,并在裁判文书制作过程中,就专业用语使用、相关法律法规适用要点等提出建议,提高了裁判文书表述准确性,增强了裁判公信度。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人民陪审员深度参与案件审理,充分运用其专业素养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在认定关键证据、审核鉴定结论、查明争议事实方面发挥作用,切实提高审判工作质效和裁判专业化水平。2019年,本案入选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参审本案的人民陪审员心中激动又自豪:“之前许多人说,人民陪审员并没有实际作用。我一直忐忑。但在这个案件中,我通过亲身参与司法切实感受到,人民陪审员在审理过程中能够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权,我的专业知识和意见建议真真切切地发挥了作用,这令我倍受鼓舞。我相信,只要每一名人民陪审员积极参审、认真履职,司法公信力和透明度一定能得到更大的提升。”
(本案由天津海事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十大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14日)
一、北京某科技公司诉台湾地区居民姜某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关键词:同等劳动待遇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24日,台湾地区居民姜某某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姜某某入职后,在2019年5月1日至8月31日四个月里,该科技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低于双方约定的每月20000元标准。姜某某于2019年9月离职,随后以要求该科技公司支付上述四个月工资差额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该科技公司支付姜某某工资差额27198元。
该科技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称姜某某系台湾地区居民,未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故其与姜某某不能成立劳动关系,仅构成劳务合同关系;而且,其已于2019年8月与姜某某协商降低劳务费标准,故无需向姜某某支付争议的工资差额。姜某某辩称,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科技公司应按约定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差额。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18年8月23日实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2018年7月28日起,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因此,姜某某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自2019年1月24日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时,即与该科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就2019年5月至8月的争议工资差额,因该科技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姜某某同意降薪,其应按照约定标准足额支付姜某某工资,差额部分应予补足,故判决该科技公司支付姜某某工资差额27198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2019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司法36条惠台措施”),其中,第1条即提出依法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逐步享有同等待遇。本案是人民法院坚持公正高效司法,依法保障台湾同胞就业权益的一个典型案例。
本案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台湾地区居民在大陆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国务院于2018年7月28日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取消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就业许可。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涉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及时作出调整,反映出保障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平等就业的司法立场。本案中,人民法院准确理解和把握取消港澳台居民内地(大陆)就业许可的法律意义,依法认定北京某科技公司与姜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传达出司法维护在大陆就业台湾同胞合法劳动权益的明确信号:在《决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不得以台湾地区居民未办理就业证为由,认为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主体资格,进而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有利于纠正个别用人单位在涉台就业管理中的错误理解和做法,有利于公正高效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就业和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二、某台资自行车公司诉广州两自行车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
【基本案情】
某台资自行车公司发现,广州两自行车公司在举行新产品战略及产品发布会过程中,将该台资自行车公司生产的销售量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主打自行车产品,与该两家自行车公司的产品,从自行车车架、前叉、变速系统、刹车系统、轮组五个方面进行片面比对,刻意忽略产品其他要素,得出该两家公司生产的同样性能产品,只需该台资自行车公司产品一半价格的结论,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该台资自行车公司遂诉至法院,主张广州两自行车公司为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构成虚假宣传等行为。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两自行车公司通过对商品进行片面比对,主观上具有借某台资自行车公司品牌来扩大自己新产品市场影响力的故意,客观上使消费者误解该台资自行车公司产品性价比低而自身新产品物美价廉,以影响消费者对该台资自行车公司产品的认知评价和购买选择,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故判决两公司赔偿该台资自行车公司经济损失50000元及合理开支4080元。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第2条强调,要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片面比对等不正当手段,造成消费者误解,以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案件。在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从完善市场结构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角度,依法判令不正当竞争者承担法律责任,彰显人民法院依法加大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及搭便车行为打击力度、严格保护包括台胞台企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产权和知识产权的立场与决心,让台湾同胞切实感受到大陆良好的司法环境与营商环境,安心投资创业。
三、某台资塑胶公司诉浙江某进出口公司及其股东宁波某塑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某台资塑胶公司就购买原料与宁波某塑胶公司进行业务磋商。在业务磋商期间,宁波某塑胶公司投资新设浙江某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宁波某塑胶公司表示,其与该台资塑胶公司的买卖合同将由其新设立的进出口公司出面签订。其后,进出口公司与该台资塑胶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该台资塑胶公司向进出口公司购买3000吨苯乙烯。该台资塑胶公司支付货款后,进出口公司仍有接近3000万元的货物未予交付。该台资塑胶公司起诉要求进出口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以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为由,要求宁波某塑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宁波某塑胶公司在与该台资塑胶公司业务磋商期间,投资新设进出口公司,由进出口公司出面签约,进出口公司与其股东宁波某塑胶公司在经营范围、场所、高管、财务人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混同或交叉;且两公司在财务关系上存在严重异常,进出口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将其收到的该台资塑胶公司货款迅速转移到宁波某塑胶公司账户。宁波某塑胶公司作为进出口公司的股东,显然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判决进出口公司应返还该台资塑胶公司货款29748642.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宁波某塑胶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通过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追究股东连带责任的案件。人民法院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是非常慎重的,在对宁波某塑胶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在组织机构、公司员工、业务范围、办事机构、财产独立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依法得出宁波某塑胶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损害债务人利益的结论,判令宁波某塑胶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就返还台资塑胶公司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有力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市场规则和公平正义。
本案让台胞台企看到了人民法院公正适用法律的坚定立场和能力水平,坚定了对大陆良好营商环境的信任与信心。案件审结后,该台资塑胶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母公司特地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寄来感谢信,盛赞人民法院精细审理,使其“深刻感受到大陆的司法公正及浙江良好的政经环境,对于今后加码投资更具信心”。
四、广东某拉链公司诉厦门某服饰公司、黄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依法慎用限制出境措施
【基本案情】
台湾地区居民黄某某作为保证人之一,自愿在保证文书上签字,承诺对厦门某服饰公司向广东某拉链公司清偿所有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因厦门某服饰公司没有按期清偿货款,广东某拉链公司向法院申请对该服饰公司、黄某某及其他保证人进行诉前保全,并申请对黄某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同时向法院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作为诉前保全申请的担保。随后,广东某拉链公司向法院正式起诉,要求厦门某服饰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裁判结果】
关于广东某拉链公司申请限制黄某某出境问题,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认为,鉴于案涉纠纷事实较为清楚、黄某某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较为清晰、临近春节黄某某有近期出境风险,而且申请人已就此提供了充分担保等情况,遂依法限制黄某某出境。
该案正式起诉立案后,厦门某服饰公司和案外人等提供相应担保,申请解除对黄某某的限制出境措施。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认为,厦门某服饰公司等提供的担保已达到广东某拉链公司申请保全标的额,足以保障后者的权益,遂依法解除了对黄某某的限制出境措施。
【典型意义】
限制出境措施是人民法院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不准其出境。但同时,人民法院对于适用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一直持审慎态度,这也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中,其第4条明确要求依法慎用限制出境措施。
本案中,黄某某是未了结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限制其出境,符合法律规定。在厦门某服饰公司、案外人等提供充分有效财产担保,请求解除对黄某某限制出境措施的情况下,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综合考量申请人权益实现已有可靠保障、黄某某个人生活需要等因素,依法解除对黄某某限制出境措施,同样符合法律规定,并且体现出善意、文明、审慎适用限制措施的理念,最大限度降低了对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正常生活、经营的不利影响。
五、台湾地区某保险公司诉利比里亚某海运公司、台湾地区某海运公司、林某某、张某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
关键词:区际海事纠纷解决、台湾地区民商事规则适用
【基本案情】
台湾地区公务船舶“CG126”轮和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运输船“柏明”(YM CYPRESS)轮,在台湾地区台南国圣港外水域发生碰撞事故。台湾地区某保险公司作为“CG126”轮的保险人,进行保险赔偿后取得对“柏明”轮的代位求偿权。该保险公司通过诉前海事请求保全,在深圳蛇口港扣押了“柏明”轮,由此形成管辖权连结点,并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利比里亚某海运公司(“柏明”轮船舶登记所有人)、台湾地区某海运公司(“柏明”轮船舶管理人和经营人)、林某某(当值船员)、张某(当值船员)连带赔偿损失及利息,并承担诉前扣押船舶申请费。案经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后,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CG126”轮对碰撞事故负75%主要责任,“柏明”轮负25%次要责任,根据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适用台湾地区民商事规则解决本案实体纠纷,最终判决利比里亚某海运公司、台湾地区某海运公司、张某连带赔偿台湾地区某保险公司船舶碰撞损失新台币26350271.25元及相应利息。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由发生在台湾地区水域的船舶碰撞事故引发。具体审理中,人民法院将法律适用作为处理实体争议的先决问题先予解决,根据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准确适用台湾地区民商事规则。
特别是,涉案船舶分别是台湾地区公务船舶和台湾地区大型航运企业所属的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运输船,与大陆海事法院本无管辖权连结点。在此情况下,原告台湾地区某保险公司作为台湾地区公务船舶的保险人,通过在深圳申请扣押当事船舶形成连结点,在大陆法院提起诉讼,充分反映出台湾地区当事人对大陆司法公正性与专业性的信任,也反映出大陆法院在区际海事纠纷解决领域的影响力。
六、江苏某台资电子科技公司诉江苏某台资半导体公司、纪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智慧司法
【基本案情】
江苏某台资电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电子科技公司)与江苏某台资半导体公司(以下简称半导体公司)在电子元件领域长期存在贸易往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半导体公司的日常经营陷入困境,资金链暂时断裂,未能及时向电子科技公司支付货款347万余元。电子科技公司经多次索要无果后,将半导体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纪某某(台湾地区居民)诉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其立即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处理结果】
诉讼发生时双方公司负责人均在台湾地区,根据当时疫情防控要求,均无法按时到庭应诉。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支云”庭审系统,以互联网庭审方式组织双方先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双方就所欠货款、利息及诉讼费承担等问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法官现场制作调解协议,并显示在“支云”庭审手机APP上。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手机终端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签名确认。本案通过网络调解方式成功调解,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期履行了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本案是“智慧法院”建设便利台湾同胞诉讼的一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第14条强调,要适应涉台案件特点,不断完善便利台湾同胞的在线起诉、应诉、举证、质证、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信息化平台。2021年2月3日和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和《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为包括台湾地区居民在内的当事人提供跨境网上立案服务和在线诉讼指引。涉台诉讼较多的人民法院通过建设涉台司法服务网站、24小时自助式诉讼服务中心、智慧法院APP、授权见证平台、移动微法院等方式引导台胞开展线上诉讼,想方设法为广大台胞提供更大诉讼便利。疫情期间,“智慧法院”建设实现审判“不打烊”、公平“不掉线”,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智慧司法红利,增强了对司法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七、陈某某盗窃、抢夺案
关键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系台湾地区居民。2020年7月至8月,陈某某经事先策划后多次使用撬棍等工具撬动某珠宝店门窗,欲进入店内偷取金器,但均因无法撬开而未得逞。2020年8月12日,陈某某经事先策划,到另一珠宝店,以购买金器为由,趁被害人郑某某不备,将郑某某拿出供其挑选的黄金项链3条、黄金吊坠2个夺走,逃离现场。经当地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被抢金器价值人民币72527元。2020年8月13日,陈某某被抓获,公安机关当场查扣赃物黄金项链3条、黄金吊坠2个,并发还被害人。
【裁判结果】
该案立案后,陈某某对被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自愿签具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审理阶段,福建省福 清市人民法院经征求被告人陈某某意见后,为其指派了刑事辩护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辩护人。在庭审中,法院加强对陈某某认罪认罚自愿性、知悉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某某具有未遂、坦白、认罪认罚等从轻、从宽处理情节的辩护意见。法院对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同时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认罚等因素,依法确定从宽幅度,最终判决陈某某犯盗窃罪、抢夺罪。
【典型意义】
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会同有关单位发布了多件关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司法文件,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中明确规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台湾当事人,应主动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台湾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本案办理中,法院积极协调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陈某某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其准确了解大陆法律规定,在依法有效惩治犯罪的同时,切实保障台湾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八、江某某、游某康、游某丽诉李某某、某船务公司、谢某某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台胞陪审员
【基本案情】
台湾地区居民李某某系某货船的实际所有权人。2019年1月,李某某与大陆居民谢某某联名,以光船租赁方式将该船挂靠在某船务公司进行经营。2019年8月,受李某某雇佣、任该船船长的游某某,在工作岗位上意外死亡。
事故发生后,李某某与游某某的亲属江某某等签订一份《协议书》,承诺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70万元,并将船舶证书交予江某某等作为质押担保。之后,李某某支付10万元后返回台湾地区,剩余款项未支付。江某某等人起诉至厦门海事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某船务公司及谢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主张对该货船享有船舶优先权。
【处理结果】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涉台案件,厦门海事法院依法确定台胞陪审员阮某某参与本案审理,并依托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启动先行调解机制。在台胞陪审员阮某某的全程参与下,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分期支付赔偿款项、附条件解除船舶限制的和解方案。各方当事人随即自动履行,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提出要加强涉台案件办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台湾同胞参与司法工作,推动两岸司法交流,其中,第29条明确提出,选任符合条件的台湾同胞担任涉台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各地人民法院特别是涉台案件较多的人民法院开展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例如,为促进涉台矛盾纠纷化解,近年来,福建法院设立60家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以法律咨询、强化调解、司法建议和法律宣传等为主要工作内容,搭建司法与台胞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此外,选任台胞担任涉台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定期与台胞陪审员座谈、开展培训等,为其履职提供保障。
实践证明,依托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和台胞陪审员机制,有利于妥善化解各类涉台纠纷,帮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尽快摆脱讼累,维护好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是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36条惠台措施”的一个成功范例。
九、天津某台资电子公司与某客运公司、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执行案
关键词:善意文明执行、疫情期间复工复产
【基本案情】
天津某台资电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与某旅行社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由该旅行社安排电子公司实习生乘坐某客运公司的大巴车前往北京旅游。大巴车行驶过程中,与一辆水泥罐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大巴车所载人员4人死亡、49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电子公司对伤亡人员损失先行垫付赔偿完毕后,就追偿问题起诉某旅行社及某客运公司。法院经审理,判决某旅行社及某客运公司连带赔偿电子公司1429098.24元。但因为某旅行社及某客运公司受疫情冲击较大,自身经营严重困难,均未如期履行判决。电子公司遂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受疫情影响,经营严重困难的现实,没有简单机械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是积极拓展工作思路,多次与事故车辆的保险公司沟通,争取保险公司主动协助执行,同时,协调当事人配合保险公司工作要求,履行相关理赔手续,最终实现了理赔顺利完成,理赔款项及时到位,案件圆满执结。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服务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目标,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在疫情期间单独或者会同有关单位制定的20余部司法文件,认真落实“司法36条惠台措施”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要求,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实现公平正义的同时,帮助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纾困解忧、复工复产,用司法努力连通两岸同胞心灵,增进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谊。本案即是一个典型。申请执行人电子公司在结案后的感谢信中说到,该案执行工作使其对人民法院的责任感、使命感、人文关怀及高速的办事效率有了全新认识,坚定了台资企业投资和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十、陈某某诉耿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涉台纠纷多元化解、台胞调解员
【案情简介】
陈某某是知名台商,通过在大陆开办茶馆的形式推销台湾地区的高山茶等产品。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陈某某租赁耿某某的房屋,开办了一个茶馆。2018年以来,该租赁房屋的正常水电供应无法保障,导致陈某某茶馆不能正常经营。陈某某遂起诉要求耿某某退还其已交房租并赔偿装修损失共计20余万元,而陈某某则反诉要求耿某某支付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电费等共计15万元。
【处理结果】
一审法院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该案事实较为复杂、双方当事人矛盾又较为尖锐,遂及时启动与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建立的“涉台纠纷特邀调解机制”,邀请知名台商作为特邀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最终推动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一致意见。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且调解书得以即时履行,该涉台房屋租赁纠纷被妥善化解。
【典型意义】
“司法36条惠台措施”第26条强调: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涉台纠纷解决效率,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各地法院特别是涉台案件较多的法院,加大与当地台办、贸促会、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的沟通合作,联合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颇有实效的涉台纠纷联处工作机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聘请有一定知名度的台胞担任特邀调解员,参与诉前、诉中及执行中的调解、和解工作。本案邀请两位台湾同胞担任涉台纠纷特邀调解员,从维护台商合法权益、着眼长远投资利益等角度释明利害,促进矛盾纠纷高效化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与被申请人浙江海亮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与被申请人浙江海亮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12月24日 (2019)最高法民他319号)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9)黔执他52号《关于对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裁定不予执行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案件。根据请示所述事实,首先,《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清单》系浙江海亮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公司)在仲裁庭开庭后提交。海亮公司依据上述材料减少了其仲裁请求中主张的租金数额,仲裁庭就海亮公司调整后的请求数额进行裁决,实际上亦减轻了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的责任。第一医院主张《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清单》未经质证违反《仲裁规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融资租赁合同》第六条“租赁物交付和验收”条款中,有关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由第一医院向其行使索赔的权利,且该情形不影响第一医院向海亮公司支付租金义务的约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你院以《融资租赁合同》的上述约定实质系借贷关系为由,认为仲裁庭将案涉合同按融资租赁合同处理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违社会公共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另,执行案涉仲裁裁决可能会对医院的运营产生影响,但不应以此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一医院亦可另寻救济。
综上,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
此复
附: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裁定不予执行一案的请示
(2019年10月22日 (2019)黔执他52号)
最高人民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拟对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裁定不予执行,报我院审查。我院审查后,拟同意贵阳中院的意见。现按规定报请你院审核。该案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被执行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97号。
法定代表人:张某强,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明,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羿,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浙江海亮融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4号大街17-6号8楼828室。
法定代表人:季某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嘉磊,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阳中院依据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依法受理浙江海亮融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融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市一医认为该案有不予执行的情形,向贵阳中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的申请。贵阳中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黔01执异238号。贵阳中院审查后认为,拟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书,遂向我院报核。
市一医提出申请,请求:不予执行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事实和理由如下:1.据以作出裁决书的、海亮融资公司于2018年7月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表并未经仲裁庭质证;2.出卖人北京远程中科耳鼻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远程医院公司)应当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仲裁,以便查清事实;3.该院至今未能收到任何设备,在出卖人未能提供设备的情况下,裁决结果要支付近3000万元的款项,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目前贵州省内已有19家公立医院与海亮融资公司发生了类似的融资租赁关系和纠纷,一旦强制执行,会使公立医院背上巨额债务,影响医院向人民群众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
被申请人海亮融资公司答辩称:应当继续执行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如下:1.该公司在仲裁庭审后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清单,并非证据,所以无须质证;2.《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庭应当在组庭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当事人为六个月内)做出仲裁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报经仲裁委员会秘书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法院可以调阅;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出卖人与承受人因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或者出租人与承租人因融资租赁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仅对其中一个合同关系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另一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规定,仲裁委员会并非必须增加出卖人为本案的当事人。此外,《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明确:首次开庭结束前,应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追加仲裁当事人。因此并非必须追加出卖人为本案的当事人。杭州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追加当事人的决定不违反法定程序。追加当事人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的情形。因此,是否追加出卖人为当事人,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审查;4.医院在民事交易过程中,只享受合同利益,一旦遇到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就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挡箭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只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且目前为止,各级公安并未认定本案是一起刑事案件,并未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应当认为本案并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也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因此,上述仲裁裁决的执行并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贵阳中院查明,2016年12月13日,北京远程医院公司(出卖人)、海亮融资公司(买受人)、市一医(承租人)签订《租赁物买卖合同》,海亮融资公司与市一医《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海亮融资公司向北京远程医院公司购买医疗设备和器械出租给市一医。双方还约定争议的解决办法为提请杭州仲裁委员会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018年2月9日,海亮融资公司以市一医未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为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0月23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内容为:1.被申请人市一医应向申请人海亮融资公司支付所有到期未付和未到期租金总价人民币27605291.98元,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143776.24元(暂计算至2018年2月11日,此后逾期利息以逾期租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2.被申请人市一医应向申请人海亮融资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772452.99元,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4000.00元;3.驳回申请人海亮融资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在庭审中,市一医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八条第六款之规定,向该仲裁庭申请追加租赁物的出卖人北京远程医院公司为被申请人参加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月1日实施的《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八条第六款规定:“首次开庭结束前,应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追加仲裁当事人。”仲裁裁决认为,仲裁程序与法院诉讼程序不同,且鉴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性,申请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租赁物价款,再结合申请人出具了《租赁物交付确认书》作为证据,故没有必要追加当事人,决定不予追加。
此外,仲裁裁决认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尚不足以确定租赁物已经实际交付。但按双方《融资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不管出卖人是否交付租赁物,不影响被申请人按约定支付租金。
另查明,杭州仲裁委员会庭审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海亮融资公司庭审后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浙江海亮融资有限公司关于(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案件租金支付的事宜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仲裁请求计算清单》(以下简称《利息计算清单》),请求扣减北京远程医院公司已代为支付的租金,计算欠付租金利息。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7日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送达给市一医上述《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清单》。市一医于2018年10月19日签收。市一医还未能对上述《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清单》作出质证意见,在2018年10月23日,该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书采纳了《情况说明》中的内容,对利息的计算也予以支持。
现因市一医未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义务,海亮融资公司向贵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贵阳中院拟处理意见
贵阳中院认为,仲裁行为应当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根据《合同法》第五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承租人收取租金的前提是应当保证承租人占用和使用租赁物。仲裁裁决认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尚不足以确定租赁物已经实际交付。在此情形下,根据承租人的申请和《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追加出卖人参与到仲裁活动中,以便查清事实就很有必要。而该仲裁委员会既认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尚不足以确定租赁物已经实际交付,又认为申请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租赁物价款,再结合申请人出具了《租赁物交付确认书》作为证据,认为没有必要追加当事人,因而作出不予追加的决定前后矛盾。本案中,仲裁裁决应当根据仲裁规则追加被申请人而未追加,仲裁程序违法。仲裁裁决中,仲裁庭对海亮融资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进行了采用,对利息的计算予以支持。但市一医对上述《情况说明》《利息计算清单》签收后,还未来得及作出质证意见,该仲裁委员会即作出仲裁裁决书。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七条“开庭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及互相交换的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开庭后补充的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采取书面或其他方式进行质证”之规定,仲裁程序违法。综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拟裁定:对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杭仲裁字第162号裁决书不予执行。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由海亮融资公司购买北京远程医院公司价值3168.1万元的医疗设备和器械出租给市一医使用,市一医一直未能收到租赁物。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贵州省职工医院也存在未收到租赁物的类似情况,即在设备未收到的情况下,医院被要求出具货已到齐的确认书,引起纠纷。类似案件涉及北京远程医院公司在贵州省的有19家医院,其中出租人为海亮融资公司的有8家。市一医等医院向公安部门报案,现公安部门尚未立案。
从网络查询了解的情况,“远程”系列案涉及全国众多医院,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善因涉诈骗被广西贵港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四、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审查认为:
1.海亮融资公司与市一医在《融资租赁合同》第六条租赁物交付和验收中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不影响市一医向海亮融资公司支付租金义务。本案仲裁裁决即据此认定市一医即使没有收到租赁物,也应当向海亮融资公司支付租金。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的规定,分析海亮融资公司与市一医这一约定,海亮融资公司根本不用履行法律规定的在融资租赁合同中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占有和使用的基本义务,其支付了货款即可立即要求计算租金,海亮融资公司对市一医实质上是一种借贷关系,仲裁裁决将这种实质的借贷关系仍然按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处理,将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违社会公共利益。  2.仲裁时,海亮融资公司提供《情况说明》《利息计算清单》说明租金支付情况和利息计算情况,但是在庭后提供,市一医尚未作出质证意见,仲裁庭即做出裁决对该《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予以采信,对利息的计算予以支持。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七条“开庭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及互相交换的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开庭后补充的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采取书面或其他方式进行质证”之规定,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程序违法。  3.从融资租赁三方签订的合同履行情况分析,市一医在租赁的医疗设备未到的情况下,却出具设备已到齐的确认书,其原因与北京远程医院公司有密切关联。而北京远程医院公司与海亮融资公司系合作伙伴,对合同约定的医疗设备未到,却由医院出具货已到齐的确认书这一普遍性情况,应推定其是清楚的。北京“远程系”公司是否涉嫌诈骗,已有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在贵阳中院申请执行的三件案件中,均存在租赁设备未到齐,却要按货已齐计付租赁费用和承担违约责任,在这一基础事实不实的情况下,强制执行将导致众多公益医院承担不对等责任,影响医院正常经营和患者治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我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款的规定,拟同意贵阳中院意见裁定不予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特呈报你院审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2006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08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决定自2021年6月16日起施行)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解释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第三条 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条 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规则”、“批复”和“决定”五种。
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
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
对规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可以采用“规则”的形式。
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双方协商一致的意见办理。
第八条 司法解释立项、审核、协调等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统一负责。
二、立项
第九条 制定司法解释,应当立项。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
(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要求;
(二)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三)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对法律应用问题的请示;
(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议案、提案;
(五)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其他情形。
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层报高级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对法律应用问题进行请示。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要求制定司法解释的,由研究室直接立项。
对其他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由研究室审查是否立项。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拟制定“解释”、“规定”类司法解释的,应当于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的立项建议送研究室。
研究室汇总立项建议,草拟司法解释年度立项计划,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或者调整司法解释立项的,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由研究室报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常务副院长或者院长决定。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拟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的请示制定批复的,应当及时提出立项建议,送研究室审查立项。
第十四条 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立项来源,立项的必要性,需要解释的主要事项,司法解释起草计划,承办部门以及其他必要事项。
第十五条 司法解释应当按照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立项计划完成。未能按照立项计划完成的,起草部门应当及时写出书面说明,由研究室报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继续立项。
三、起草与报送
第十六条 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负责。
涉及不同审判业务部门职能范围的综合性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起草或者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起草。
第十七条 起草司法解释,应当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
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常务副院长或者院长决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八条 司法解释送审稿应当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工作部门征求意见。
第十九条 司法解释送审稿在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前,起草部门应当将送审稿及其说明送研究室审核。
司法解释送审稿及其说明包括:立项计划、调研情况报告、征求意见情况、分管副院长对是否送审的审查意见、主要争议问题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十条 研究室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一)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
(二)是否超出司法解释权限;
(三)是否与相关司法解释重复、冲突;
(四)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五)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六)是否充分、客观反映有关方面的主要意见;
(七)主要争议问题与解决方案是否明确;
(八)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研究室应当在一个月内提出审核意见。
第二十一条 研究室认为司法解释送审稿需要进一步修改、论证或者协调的,应当会同起草部门进行修改、论证或者协调。
第二十二条 研究室对司法解释送审稿审核形成草案后,由起草部门报分管院领导和常务副院长审批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四、讨论
第二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应当在司法解释草案报送之次日起三个月内进行讨论。逾期未讨论的,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可以报常务副院长批准延长。
第二十四条 司法解释草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由院长或者常务副院长签发。
司法解释草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原则通过的,由起草部门会同研究室根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行修改,报分管副院长审核后,由院长或者常务副院长签发。
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制定司法解释的条件尚不成熟的,可以决定进一步论证、暂缓讨论或撤销立项。
五、发布、施行与备案
第二十五条 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形式发布。
司法解释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报》刊登。
司法解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但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司法解释应当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备案报送工作由办公厅负责,其他相关工作由研究室负责。
第二十七条 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
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
六、编纂、修改、废止
第二十九条 司法解释的编纂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具体工作由研究室负责,各审判业务部门参加。
第三十条 司法解释需要修改、废止的,参照司法解释制定程序的相关规定办理,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已经2021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2021年6月26日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2021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1〕1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回 避
第三章 受 理
第四章 审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听 证
第三节 调查核实
第四节 中止审查和终结审查
第五章 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
第三节 抗 诉
第四节 出 庭
第六章 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第七章 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八章 案件管理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民事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
第五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民事检察、案件管理的部门分别承担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办理、管理工作,各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由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并依照规定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一名检察官独任办理,也可以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办案组办理。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组织、指挥办案组办理案件。
检察官办理案件,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员等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辅助人员依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检察辅助事务。
第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撤销、变更。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相关检察职责。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民事抗诉案件或者其他与民事诉讼监督工作有关的议题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列席会议。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自觉接受监督。
检察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特定关系人、中介组织请客送礼或者其他利益,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检察人员有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等行为的,应当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检察人员对过问或者干预、插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办理等重大事项的行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全面、如实、及时记录、报告。
第二章 回 避
第十二条 检察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等。
第十三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卷。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等决定前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第十五条 检察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其回避。
第十六条 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长回避问题时,由副检察长主持,检察长不得参加。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工作。
第三章 受 理
第十八条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来源包括:
(一)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人民检察院控告;
(三)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二)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
(三)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
第二十条 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或者再审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两年内提出。
本条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案件,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提交监督申请书、身份证明、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据材料。提交证据材料的,应当附证据清单。
申请监督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齐,并一次性明确告知应补齐的全部材料。申请人逾期未补齐的,视为撤回监督申请。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监督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有效联系方式,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有效联系方式;
(二)其他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住所、负责人、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
(三)申请监督请求;
(四)申请监督的具体法定情形及事实、理由。
申请人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监督申请书副本。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身份证明包括:
(一)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者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有效证照。
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人民检察院经核对无误留存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法律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作出的全部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监督,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监督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一)符合本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符合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三)属于本院受理案件范围;
(四)不具有本规则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但不可归责于其自身原因的除外;
(三)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正在对民事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
(四)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
(五)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
(六)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七)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
(八)申请监督超过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的;
(九)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认为民事审判程序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法律规定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二)当事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正在审查处理的,但超过法定期限未作出处理的除外;
(三)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当事人对审判、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申请监督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由作出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由作出原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
第三十条 当事人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由审理、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当事人不服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复议裁定、决定等,提出监督申请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可以根据需要依照本规则有关规定将案件交由原审理、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认为人民检察院不依法受理其监督申请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监督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指令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监督申请,应当根据以下情形作出处理:
(一)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依照本规则规定作出受理决定;
(二)不属于本院受理案件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三)不属于人民检察院主管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反映;
(四)不符合受理条件,且申请人不撤回监督申请的,可以决定不予受理。
第三十三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制作《受理通知书》,发送申请人,并告知其权利义务;同时将《受理通知书》和监督申请书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并告知其权利义务。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监督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不提出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审查。
第三十四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将案件材料移送本院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同时将《受理通知书》抄送本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收到其他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意见等材料,应当及时移送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认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等,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控告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收到的控告,应当依据《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等办理。
第三十六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可以依据《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涉及民事诉讼监督的信访案件。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审判、执行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三)当事人存在虚假诉讼等妨害司法秩序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
(五)依照有关规定需要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的;
(六)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等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再审的限制。
第三十八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提请其他监督等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受理。
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应当到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登记受理。
第三十九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接收案件材料后,应当在三日内登记并将案件材料和案件登记表移送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案件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要求补齐。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登记受理后,需要通知当事人的,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应当制作《受理通知书》,并在三日内发送当事人。
第四章 审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十条 受理后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由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进行审查。
第四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四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将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并限定办理期限。交办的案件应当制作《交办通知书》,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办理,不得将案件再行交办。除本规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外,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并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交办案件需要通知当事人的,应当制作《通知书》,并发送当事人。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议焦点以及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其他当事人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前也申请监督的,应当将其列为申请人,对其申请监督请求一并审查。
第四十四条 申请人或者其他当事人对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
第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并告知办理案件的检察人员、书记员等的姓名、法律职务。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听取当事人意见,必要时可以听证或者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也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咨询论证。
第四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
通过拷贝电子卷、查阅、复制、摘录等方式能够满足办案需要的,可以不调阅诉讼卷宗。
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副卷,并采取严格保密措施。
第四十八条 承办检察官审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审查终结报告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叙述案件事实,依据法律提出处理建议或者意见。
承办检察官通过审查监督申请书等材料即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可以直接制作审查终结报告,提出处理建议或者意见。
第四十九条 承办检察官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提请部门负责人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在审核或者决定案件时,也可以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
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情况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由参加会议的检察官签名后附卷保存。部门负责人或者承办检察官不同意检察官联席会议多数人意见的,部门负责人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检察长认为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案件作出的决定,承办检察官应当执行。
第五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区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一)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二)提请抗诉或者提请其他监督;
(三)提出抗诉;
(四)提出检察建议;
(五)终结审查;
(六)不支持监督申请;
(七)复查维持。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的案件,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应当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
第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以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并作出决定,但调卷、鉴定、评估、审计、专家咨询等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和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的审查期限,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指派司法警察协助承办检察官履行调查核实、听证等职责。第二节 听 证
第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有关当事人听证。
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人民调解员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以及专家、学者等其他社会人士参加公开听证,但该民事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由承办检察官主持,书记员负责记录。
听证一般在人民检察院专门听证场所内进行。
第五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应当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
第五十七条 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应当按时参加听证,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席的,不影响听证程序的进行。
第五十八条 听证应当围绕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应当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五十九条 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介绍案件情况和需要听证的问题;
(二)当事人及其他参加人就需要听证的问题分别说明情况;
(三)听证员向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人提问;
(四)主持人宣布休会,听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讨论;
(五)主持人宣布复会,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听证员或者听证员代表发表意见;
(六)当事人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七)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
第六十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经当事人校阅后,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第六十一条 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退出听证场所;对哄闹、冲击听证场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检察人员等严重扰乱听证秩序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第三节 调查核实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一)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存在法律规定需要监督的情形,仅通过阅卷及审查现有材料难以认定的;
(二)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
(三)民事执行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
(四)其他需要调查核实的情形。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调查核实措施:
(一)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二)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
(三)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
(四)委托鉴定、评估、审计;
(五)勘验物证、现场;
(六)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性措施。
第六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一)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审判、执行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
(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指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的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专门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就专门性问题书面或者口头咨询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口头咨询的,应当制作笔录,由接受咨询的专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第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评估、审计的,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审计。
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进行过鉴定、评估、审计的,一般不再委托鉴定、评估、审计。
第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
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十八条 需要调查核实的,由承办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决定,或者报检察长决定。
第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应当由二人以上共同进行。
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调查人、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记明情况。
第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委托外地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
人民检察院指令调查或者委托调查的,应当发送《指令调查通知书》或者《委托调查函》,载明调查核实事项、证据线索及要求。受指令或者受委托人民检察院收到《指令调查通知书》或者《委托调查函》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书面回复。因客观原因不能完成调查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书面回复指令或者委托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到外地调查的,当地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
第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责令纠正;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依照规定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第四节 中止审查和终结审查
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中止审查:
(一)申请监督的自然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继续申请监督的;
(二)申请监督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三)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四)其他可以中止审查的情形。
中止审查的,应当制作《中止审查决定书》,并发送当事人。中止审查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审查。
第七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结审查:
(一)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或者已经纠正违法行为的;
(二)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申请人在与其他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声明放弃申请监督权利,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四)申请监督的自然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申请,且没有发现其他应当监督的违法情形的;
(五)申请监督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终止,没有权利义务承受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人放弃申请,且没有发现其他应当监督的违法情形的;
(六)发现已经受理的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七)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案件,经审查不需要采取监督措施的;
(八)其他应当终结审查的情形。
终结审查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需要通知当事人的,发送当事人。
第五章 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七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民事调解书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监督。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并且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依照本规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调查取得的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并且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第七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或者认定的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虚假、缺乏证明力的;
(二)认定的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的;
(三)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违反逻辑推理或者日常生活法则的;
(四)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原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
(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
(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
(七)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规定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一)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独任审判的;
(二)人民陪审员参与第二审案件审理的;
(三)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的;
(四)审理案件的人员不具有审判资格的;
(五)审判组织或者人员不合法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
(一)不允许或者严重限制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
(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
(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
第八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七)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八)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九)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一)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第八十二条 符合本规则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一)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的;
(二)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
第八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八十四条 符合本规则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案件,适宜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纠正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第八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也可以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第八十六条 对人民法院已经采纳再审检察建议进行再审的案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一般不得再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应当制作《再审检察建议书》,在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再审检察建议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制作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通知书》,发送当事人。
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并将《再审检察建议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在决定提请抗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提请抗诉报告书》连同案件卷宗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制作决定提请抗诉的《通知书》,发送当事人。
第八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的监督申请不符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请抗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当事人。第三节 抗 诉
第九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将案件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下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仍有明显错误的,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再次提出抗诉。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当制作《抗诉书》,在决定抗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抗诉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由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时一并送达《抗诉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制作决定抗诉的《通知书》,发送当事人。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委托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将决定抗诉的《通知书》发送当事人。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的监督申请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当事人。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委托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将《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当事人。第四节 出 庭
第九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调人民法院安排人民监督员旁听。
第九十五条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第九十六条 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任务是:
(一)宣读抗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
(三)庭审结束时,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发表法律监督意见;
(四)对法庭审理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予以记录。
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休庭或者庭审结束之后,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全程参加庭审。
第九十七条 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庭审人员在庭审中对检察机关或者出庭检察人员有侮辱、诽谤、威胁等不当言论或者行为的,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即时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建议法庭依照规定予以处理,并在庭审结束后向检察长报告。
第六章 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审判程序包括: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
(二)简易程序;
(三)第二审程序;
(四)特别程序;
(五)审判监督程序;
(六)督促程序;
(七)公示催告程序;
(八)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九)破产程序。
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适用于法官、人民陪审员、法官助理、书记员。
第一百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
(二)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
(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
(四)审理案件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的;
(五)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
(六)支付令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
(八)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九)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的违法行为且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执行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本章规定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在决定提出检察建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检察建议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制作决定提出检察建议的《通知书》,发送申请人。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申请监督的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认定依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第七章 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仲裁裁决以及公证债权文书等法律文书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可能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情形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案件执行情况通知书》,要求说明案件的执行情况及理由。
第一百零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决定是否受理、执行管辖权的移转以及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执行审查活动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
(二)实施财产调查、控制、处分、交付和分配以及罚款、拘留、信用惩戒措施等执行实施活动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
(三)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情形的;
(四)其他执行违法、错误情形。
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本规则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受理后交办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决定等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决定等正确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
第一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制作《检察建议书》,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检察建议书》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并制作决定提出检察建议的《通知书》,发送当事人。
第一百零九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申请监督的人民法院执行活动不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活动中执行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参照本规则第六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案件管理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期限、程序、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
第一百一十二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发现本院办案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一)法律文书制作、使用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的;
(二)违反办案期限有关规定的;
(三)侵害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
(四)未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以及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五)其他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的情形。
情节轻微的,可以口头提示;情节较重的,应当发送《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提示办案部门及时查明情况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同时向检察长报告。
办案部门收到《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后,应当在十日内将核查情况书面回复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
第一百一十三条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以本院名义制发民事诉讼监督法律文书实施监督管理。
第一百一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办结后需要向其他单位移送案卷材料的,统一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审核移送材料是否规范、齐备。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认为材料规范、齐备,符合移送条件的,应当立即由办案部门按照规定移送;认为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部门补送、更正。
第一百一十五条 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负责接收,并即时登记移送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
第一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有关申请、要求或者提交有关书面材料的,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负责接收,需要出具相关手续的,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出具。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接收材料后应当及时移送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一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多起同一类型民事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一)同类问题适用法律不一致的;
(二)适用法律存在同类错误的;
(三)其他同类违法行为。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单位的工作制度、管理方法、工作程序违法或者不当,需要改正、改进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第一百一十八条 申请人向人民检察院提交的新证据是伪造的,或者对案件重要事实作虚假陈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并可以终结审查,但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除外;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依照规定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其他当事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依照规定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一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查和处理当事人申请执行、撤销仲裁裁决或者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参照本规则第六章、第七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条 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以及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行为,应当报检察长决定,及时将相关线索及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者部门。
人民检察院其他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符合本规则规定的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线索,应当及时向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通报。
第一百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作出的相关决定确有错误需要纠正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撤回的,应当经本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监督行为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回复意见有异议,并通过上一级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建议正确,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作出再审判决、裁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后,提出监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处理结果进行审查,并填写《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处理结果审查登记表》。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再次监督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
(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有明显错误的;
(二)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的;
(三)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适用法律确属疑难、复杂,本院难以决断的重大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
请示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公文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当事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存在明显错误的,可以在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一次。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经初核,发现可能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移送本院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审查处理: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有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
(五)有证据证明检察人员办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的;
(六)其他确有必要进行复查的。
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审查后,认为下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错误,应当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予以撤销并依法提出抗诉;认为不存在错误,应当决定复查维持,并制作《复查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复查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案件。
对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参照本规则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七条 制作民事诉讼监督法律文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
民事诉讼监督法律文书的格式另行制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发送法律文书。
第一百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制作的法律文书存在笔误的,应当作出《补正决定书》予以补正。
第一百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按照规定建立民事诉讼监督案卷。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复印、鉴定、审计、勘验等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检察院不得代收代付。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百三十二条 检察建议案件的办理,本规则未规定的,适用《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适用本规则及有关公益诉讼检察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其他专门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适用本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规则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同时废止。本院之前公布的其他规定与本规则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件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7日)
目 录
1.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企业欠缴税款行政公益诉讼案
3.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追回违法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行政公益诉讼案
4.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房地产领域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5.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收回国有闲置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6.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7.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8.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行政公益诉讼案
9.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水资源税行政公益诉讼案
10.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追回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耕地占用税税收协助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12.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占用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医疗保障基金 检审协作 诉源治理
【要旨】
针对医疗机构违规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并与医疗监督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医保基金安全监管协作配合机制,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执法衔接、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协作,努力破解违法行为发现难、查处难、认定难等问题。
【基本案情】
2021年初,江西省赣州市审计局在对医院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运行管理以及政策落实情况审计中发现,市中心城区部分医疗机构通过诱导住院、滥用辅助用药、过度医疗、虚增诊疗项目等方式套取医保基金,涉及金额181.49万元。截至2021年9月,被套取的医保基金仍未追回,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29日,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赣州市院)与赣州市审计局会签《关于建立检察公益诉讼与审计监督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线索移送、协作办案等检审协作机制。同年9月,市审计局向赣州市院移送了审计工作报告、各类专项审计报告、整改台账等线索材料。赣州市院收到后立即组织分析、研判,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违规套取医保基金问题。同年9月17日,赣州市院依法立案调查。通过实地走访涉案医疗机构、患者,询问相关责任人员,就违规诊疗等医疗专业问题和套取医保基金的会计专业问题,咨询了相关医疗、会计、审计专家,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赣州市院与赣州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审计局召开圆桌会议,强化释法说理,推动医保部门组织专业队伍对骗保金额作进一步审核,最终核定涉案金额为129.49万元。
2021年10月21日,赣州市院向市医疗保障局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涉案医疗机构违规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依法查处和追缴。市医疗保障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履职整改。一是追回涉案被套取医保基金129.49万元;对全市272家医疗机构开展执法检查,处理228家违规医疗机构,总计追回被骗医保基金834.13万元,行政处罚191余万元,并将案件线索移送卫生健康部门和公安机关查处。二是先后在全市部署开展医疗机构自查自纠、飞行检查和交叉检查等专项治理行动,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4次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三是在联合执法和重大案件会商等方面,强化与公安、卫生健康等12个部门协作配合。四是通过多种形式曝光欺诈骗保警示案例140余起,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2022年1月,赣州市院对案件整改效果持续跟进监督,注重从源头上查堵医保基金被套取隐患。一是邀请审计专家、公益诉讼观察员、律师等担任听证员,组织召开检察建议整改落实评估公开听证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整改效果良好。二是深挖涉案医疗机构及医疗卫生人员的违规诊疗行为,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查处,并推动深入开展违规诊疗行为整治。三是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开展医疗卫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已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31件。四是与市医疗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会签《关于建立共同规范诊疗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协作机制的意见》,助力破解医保基金监管中部门信息壁垒、专业协作配合不足等问题,为全市医保基金监管协作提供高效平台。
【典型意义】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救命钱”,医保基金被违规套取,直接侵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检察机关通过检审协作机制拓宽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发挥检察监督与审计监督合力优势,借助“智慧外脑”,破解医疗机构违规诊疗及套取医保基金的发现难、认定难、长效监管难等问题,并运用圆桌会议推动凝聚共识。通过检察建议精准监督,推动追根溯源、专项治理,市检察院统筹组织19个基层检察院对违规诊疗行为统一监督,助推完善全市跨部门医保基金监管协作工作机制,标本兼治,形成合力查堵医保基金流失的漏洞,积极推进“我管”促“都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企业欠缴税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追缴企业欠缴税款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企业虚假申报和欠缴税款问题,督促税务机关依法追缴税款及滞纳金,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的专项集中整治,有效促进税收清缴,切实保护国有财产。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9年间,黑龙江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经贸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国家“金税三期”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中出现数据异常、长期欠税或长期零申报等情形,可能存在虚假申报和偷逃税款的行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4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道外区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某经贸公司等多家企业纳税申报表数据异常等情况。经分析研判,道外区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调查。一是通过税务部门“金税三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以长期欠税企业和长期零申报企业为核查重点,集中核查企业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发现疑点数据;二是聘请专业审计师团队对涉案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固定相关证据;三是实地走访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局和多地住建部门调查涉案公司经营、财产状况。经查,某经贸公司存在向税务机关申报的纳税申报表不实,公司股权变更后未依法缴纳印花税;哈尔滨某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关联企业通过调拨费用调整利润的方式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哈尔滨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商品抵债后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欠缴增值税;黑龙江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通过不实申报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等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涉案企业通过转移利润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权转移不申报印花税、有视同销售行为不申报增值税等行为是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道外区税务局(以下简称道外区税务局)作为税收征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申报数据明显异常情况下,不进行评估检查,不要求纳税人补缴税款,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国有财产流失。
2019年11月12日,道外区院向道外区税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依法对某经贸公司等多家企业虚假申报和偷逃税款问题予以处理。道外区税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组织专班对欠缴税款公司开展专项清查工作,2019年12月,某经贸公司等三家公司共补缴印花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等共计64685.35元。税务机关异地查封、扣押黑龙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产一处,并督促该公司就不实的财务报表及时更正,保证了该公司向税务机关申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道外区院以办理此类案件为契机,督促道外区税务局对全区企业欠税问题开展了集中专项整治,同时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争取支持。截至目前,纳税人主动补缴税款和税务部门追缴税款共计5000余万元。
【典型意义】
国有财产保护是公益诉讼检察的传统法定领域。本案是检察机关开展涉企多税种公益监督的有益探索。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借助外脑,聘请专业审计师团队参与调查取证工作,弥补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短板,提升了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性和检察建议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以点带面,推动行政机关对同类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追回违法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非税收支管理
【要旨】
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和监管漏洞,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收入支出管理规定,推动地方政府统筹各行政职能部门协调解决非税资金监管难题,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27日,某地产集团公司在某市(县级市,下同)竞得五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约定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收入。随后,负责开发受让地块的该集团公司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与该市原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收入总价为429810万元,保证金152484.11万元从公共资源中心转入某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以下简称非税账户)。此后,某置业公司仅缴纳072号地块土地价款20000万元。2018年2月、11月,某市财政局以“退保证金”为由两次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支出给某置业公司29092.31万元。某置业公司用该笔资金缴纳五宗地契税及072号地块剩余土地价款,办理了072号地块不动产权证并两次抵押贷款265000万元。截至2019年9月4日,某市财政局未依法追缴违法支出给某置业公司的土地出让收入29092.31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6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在全省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对某置业公司欠缴国土出让收入系列案予以挂牌督办,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长沙市院)在督促、指导基层院办理该系列案中发现,某市财政局两次从非税账户中违法支出土地出让收入给某置业公司,造成国有财产损失29092.31万元。
2019年8月21日,长沙市院立案调查。办案人员通过调取支付凭证等书证、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查明,某市财政局作为所在地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非税收入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将收缴的土地出让收入在10个工作日内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不得违规设立收入过渡户滞留、挪用、坐支土地出让收入,不得挪用、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买保证金已自动转作土地价款且已转入非税账户,应定性为土地出让收入,属于国有财产。但某市财政局未执行上述要求,将数十亿元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竞买保证金管理,超时滞留非税账户长达1年多,无正当理由以退保证金的名义向某置业有限公司违法支出29092.31万元,损害了国家利益。
2019年9月11日,长沙市院依法向某市财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1.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纠正违法行为,及时追回违法支出的土地出让收入29092.31万元。2.采取有效措施,配合某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催缴某置业公司未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利息及违约金。针对属地人民政府领导所属财政、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对土地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管理存在执行法律不到位、审批把关不严格、未依法履职尽责等问题,又于2019年10月12日向某市人民政府公开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某市政府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追回土地出让收入,加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流程、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力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流程监管与收支管理中存在的人员失职、失范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某市财政局成立整改工作小组,迅速约谈并要求某置业公司提交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并联合某市自然资源局请示某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整改措施,依法启动追缴程序。2019年9月26日,某市财政局书面回复称:已依法依程序启动追缴程序,某置业公司承诺在2019年10月15日之前还款。2019年11月14日,某市人民政府书面回复称,若与受让人沟通协商无法解决,决定通过司法途径或行政追缴等手段予以解决;已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系统调整为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系统生成的成交确认书已明确竞买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后依次转为定金及土地价款;对类似问题进行整改,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规范办理程序,保障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诉讼过程】
检察建议发出后,省市两级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因行政机关没有整改到位,长沙市院指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岳麓区院)于2020年4月3日向集中管辖的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起诉后,省市区三级检察院一方面就诉讼程序问题与受诉法院积极沟通、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继续跟进某市财政局追缴进度,根据某市财政局于2020年4月20日提供补充的相关凭证,经其最终结算核实2002.08万元已于2008年11月15日上缴国库,未追回土地出让收入变更为27090.23万元。2020年4月30日,某置业公司向某市城投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城投公司于5月27日代某置业公司向某市财政局非税账户退缴27090.23万元,同时缴入国库。因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岳麓区院于6月9日提交撤回起诉决定,法院经审查当日裁定准予撤诉。2020年11月1日,某置业公司将承兑汇票全部承兑。
【典型意义】
国有土地出让收支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土地调控的重要举措。行政机关要严格执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将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按要求依法支出。检察机关办理国有土地出让公益诉讼案件,要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收缴到位、及时缴入国库和合法支出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杜绝土地出让收入不当坐支、挪支,保障收入缴入国库“最后一公里”。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房地产领域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财产保护 税款征收
【要旨】
针对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税款欠缴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运用诉前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合力挽回国有财产损失。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9年,安徽省桐城市某源置业、某阳实业、某先置业等7家房地产公司所涉8个房地产项目怠于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款12995.8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桐城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对该欠缴税款负有征收职责。
【调查和督促履职】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庆市院)在审计部门信息共享中发现该系列案件线索,遂移交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桐城市院)办理,并联合成立办案组进行立案调查。两级检察机关先后前往审计、税务、自然资源、房产登记管理等部门,调取桐城市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税款缴纳、审计报告等有关材料,仔细审查缴款票据、房地产销售合同等证据,初步查明欠缴税款额。
2020年1月17日,桐城市院依法向市税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追缴7家公司未缴纳的税款12995.8万元。收到检察建议后,市税务局于2020年3月至4月间先后向7家公司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申报、缴纳税款。
两级检察机关多次与市税务局召开磋商会议,核定房地产开发中税收优惠政策及计算方法和标准等,最终确认7家公司实际欠缴税款6004.7万元。截至2020年7月2日,市税务局共追缴7家公司欠缴的税款2793.6万元;尚有某阳实业、某先置业等3家公司涉3个房地产项目仍欠缴税款3211万元。
【诉讼过程】
2020年7月20日,桐城市院依法向桐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确认市税务局未依法履行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市税务局依法履行向某阳实业等3家公司征收3211万元应缴税款的职责。
提起诉讼后,桐城市院协同市税务局与某阳实业等公司进行座谈,现场督促该3家公司及时缴纳欠缴税款。2020年11月4日,市税务局将该3家公司所欠税款及滞纳金全部征缴到位,后向桐城市院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及税款缴纳等相关材料。
桐城市院经审查认为,市税务局已履职到位,遂决定撤回起诉。2020年12月2日,桐城市法院裁定准许桐城市院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房地产项目开发中欠缴税款问题易发多发,破坏税收管理秩序,影响国有财产收入,实践中往往因专业性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调查核实,充分运用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合力保护好国有财产。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收回国有闲置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闲置土地 提供法律支持
【要旨】
针对国有建设用地闲置问题,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收回,并针对收回土地需报经政府批准导致周期较长问题,持续跟进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某公司以出让的方式获得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宗计37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与该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涉案两宗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价款为8876.157万元,宗地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135976万元,某公司应在2014年1月19日前动工,2015年7月19日前竣工。2013年7月19日、7月20日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与该公司签订《交地确认书》,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将涉案378亩两宗土地交付给该公司。截至2018年5月,涉案公司未按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造成国有土地闲置,威海市国土资源局(2018年12月机构改革后更名为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亦未依法予以收回。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经开区院)在办案中发现辖区378亩国有土地闲置达两年以上。因案情重大且涉及市属行政机关,经开区院立即向威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威海市院)报告。威海市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并成立以检察长为办案组长、市区两级院参加的办案组。通过现场勘验拍照、调取相关书证、询问涉案企业相关负责人、向经开区管委和经开区建设局调查了解情况后,查明:涉案土地未如期开发建设系某公司自身原因导致,不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土地动工开发延迟。该公司自取得涉案宗地以来,仅投资1033.09万元对土地进行开挖平整、车间桩基施工等基础建设,投资额不足25%。涉案两宗闲置土地除场地被平整、四周设有围挡外没有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2018年9月29日,威海市院向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无偿收回国有闲置土地使用权。同年11月29日,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回复称已开展闲置土地调查,正在做无偿收回的后续工作。2018年12月机构改革后,威海市国土资源局更名为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回复后,检察机关积极与市区两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接,了解无偿收回土地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威海市政府、经开区管委,督促和支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加快推动涉案土地的无偿收回。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月29日就涉案土地闲置事项召开听证会,同年4月1日向威海市政府上报《关于无偿收回某公司两宗闲置土地使用权的请示》;同年4月24日,在收到威海市政府作出的《关于无偿收回某公司两宗闲置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后,该局作出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某公司不服,分别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复议、诉讼期间,检察机关多次与市区两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召开座谈会,就庭审答辩、证据材料收集等提供法律支持。2020年9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威海市政府批准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复议决定。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了政府收回涉案闲置土地的决定。2021年4月28日判决生效后,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立即将涉案378亩土地纳入威海市政府土地储备。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监督行政机关收回国有闲置土地类案件中,应考虑行政机关收回土地需报经政府批准、整改周期较长的特点,对法定回复期内未整改到位的,应当继续跟进调查,而不能一概认定为“到期未整改”。对经调查发现主管行政机关正在积极履职的,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了解行政机关履职的难点痛点,持续跟进监督,与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协调,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针对该案闲置土地面积大、时间长、收回难度大的“硬骨头”案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领导包案的优势,合力攻坚,确保检察建议落实落地做成刚性。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财产保护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多个行政违法行为 确认违法
【要旨】
行政机关对民用建筑项目未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以下简称人防费)即违规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准许开工建设,但又怠于追缴人防费,检察机关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违法发证行为和怠于追缴行为一并提起诉讼,分别提出确认违法和履行职责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白沙县住建局)对部分未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在未收取人防费的情况下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也未依法追缴,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沙县院)在开展国有资产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并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调查。调查发现,2013年至2015年期间,该县60多个建设工程项目未缴纳人防费,2016年至2019年无欠缴情形。2019年4月28日,该院依法向白沙县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追缴,对全县应当缴纳人防费的项目进行排查并追缴。
2019年6月10日,白沙县住建局书面回复称“已印发69份《关于补缴人防易地建设费的通知》,送达58份,不能送达11份。对逾期不缴纳人防费的将依法移交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检察机关跟进监督,白沙县住建局除了作出上述通知,未采取其他措施,且送达没有制作送达回证或者回执,送达几份亦不清楚,部分欠缴人表示未收到该通知书。另据调查,该局在发出该通知书后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只进行部分补充签收补缴通知书,没有催告缴纳,没有作出征收决定,也没有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有效措施进行追缴。截至2020年9月24日,仅追回11个建设工程项目人防费38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28日,白沙县院根据海南省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的规定向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江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未按规定收取人防费即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依法履行对2013年至2015年期间白沙黎族自治县欠缴的人防费追缴的法定职责(截至起诉时有55个建设项目欠缴人防费,欠缴总额为452.83万元)。同年11月23日,昌江县法院在请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将该案移交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白沙县法院)审理。2021年5月18日,白沙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围绕白沙县住建局未收取人防费即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以及怠于履行追缴人防费职责等问题进行举证和论述,白沙县住建局当庭表示认可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将积极进行整改。7月12日,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白沙县住建局积极履行追缴职责。一是向欠费项目业主下达《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追缴决定书》,限期补缴,对未签收的,在《海南日报》刊登公告催缴;二是对拒不缴纳费用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是将追缴工作纳入本单位“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监督落实。目前,已追缴36个建设项目共计2029160.24元,9个建设项目进入催告程序,10个建设项目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
【典型意义】
针对行政机关未收取人防费即发放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以及未积极追缴人防费的怠于履职行为,检察机关在起诉中分别提出确认违法和履行职责的诉讼请求,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公益诉讼目的最大化。本案中,检察机关坚持以修复公益、避免国有财产损失为核心,在立案、发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环节持续跟进监督,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全面整改。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闲置土地认定 督促无偿收回
【要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自然资源部门依法调查并认定涉案宗地构成闲置,对因使用权人自身原因造成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督促自然资源部门依法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30日,嘉兴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公司”)与原浙江省嘉兴市国土局(后变更为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光电公司以2606万元取得嘉兴市秀洲区某镇11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建设5幢厂房及培训、研发中心等房屋。合同约定涉案宗地建设项目在2012年1月31日之前开工。
2011年12月,光电公司仅为其中两幢厂房桩基办理施工许可并实施作业,之后无其他开发建设行为,造成涉案国有土地上建设项目停滞。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9月,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秀洲区院”)在办案中发现该国有土地闲置问题线索,向上级检察院汇报相关情况。2018年3月21日,秀洲区院立案调查。
秀洲区院经现场勘验,调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等证据材料,询问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某镇政府等相关工作人员,查明光电公司超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未动工开发,导致国有土地长期闲置的事实。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规定,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对于何为“动工开发”,该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动工开发是指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的建设项目动工开发日期为2012年1月31日之前,但光电公司仅于2011年12月为其中两幢厂房桩基办理施工许可并实施了桩基作业,之后便未进行其他实质性开发建设行为,秀洲区院认为该情形不符合“动工开发”的规定和约定,涉嫌构成闲置土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规定,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闲置土地的调查认定和处置工作。2018年5月7日,秀洲区院向原嘉兴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对光电公司闲置土地的违法行为,依法启动调查、认定工作。检察建议发出后,原嘉兴市国土局于2018年8月13日开展调查,并于9月5日向光电公司发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11月6日,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并在其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了涉案闲置土地的相关信息。
在原嘉兴市国土局认定闲置土地后,秀洲区院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和国家利益受损情况继续跟进调查。从某镇政府调取双方历年来形成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往来函件,查明原嘉兴市国土局于2011年1月19日交付113亩建设项目用地后,并没有发生因政府原因导致光电公司客观上无法按期动工开发的规划、面积、用途改变等情形。在嘉兴市两级检察机关的督促、推动下,并经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嘉兴市国土局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依法无偿收回涉案闲置土地使用权。2019年1月22日,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嘉兴日报》公告注销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光电公司不服,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最终省政府维持原决定。光电公司又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提出上诉,均被依法驳回。在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期间,嘉兴市两级检察机关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提供法律意见,为行政机关决策提供参考。
【典型意义】
土地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土地闲置使有限的国土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于部分企业因自身原因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迟迟不开工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首先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土地闲置认定,跟进督促、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置决定。在后续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期间,检察机关可以立足职能,支持行政机关积极应诉,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检审协作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催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导致国有财产处于流失状态,检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并持续跟进监督,确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滞纳金全额收缴到位。
【基本案情】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惠安县院”)在走访惠安县审计局时发现,惠安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逾期未缴纳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惠安县国土资源局怠于向某置业公司催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违约金,国有财产处于流失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惠安县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经调查核实查明,2017年10月25日,福建省惠安县国土资源局就惠安县某片区的A、B、C三块土地与惠安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分别签订三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某置业公司应于2017年11月25日前缴纳第一期土地出让金63650万元,应于2018年1月25日前缴纳第二期土地出让金63650万元;若逾期未缴纳,应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缴纳违约金;若延期支付土地出让金超过60日,经催缴后仍不能支付的,惠安县国土资源局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赔偿损失。某置业公司除了在合同签订前缴纳14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外,没有支付其他款项。
8月1日,惠安县院向惠安县国土资源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某置业公司缴纳土地出让收入、违约金或依法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并承担赔偿责任。惠安县国土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催促某置业公司于同年9月5日缴清C地块土地出让收入、违约金合计47765.5万元。2018年9月17日,惠安县国土资源局将上述情况函告惠安县院,并表示如果某置业公司逾期交款将上报县政府批准后,解除与其签订的《出让合同》,并追究其违约的相关法律责任。2018年12月6日,惠安县院跟进监督中发现某置业公司在2018年9月17日之后未再继续交纳土地出让收入、违约金,且未依照惠安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出让金催款通知》的要求于2018年11月30日缴清全部土地出让收入、违约金。惠安县院组织县国土资源局、某置业公司相关负责人等召开圆桌会议,就收缴剩余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滞纳金形成方案、达成共识。经惠安县院持续跟进监督,惠安县自然资源局已催缴全部的土地出让收入12.73亿元及违约金8165.5万元。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惠安县院与惠安县审计局建立协作工作机制,并通过联席会议、定期通报等方式促进机制进一步落实。惠安县审计局定期向该院移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意见》,截至2022年6月,惠安县院从中发现线索61条,立案办理46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追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滞纳金、耕地占用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其他国有财产总计13.78亿元。
【典型意义】
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不足难题,检察机关加强与审计机关协作配合,开展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并建立长效机制,有效拓宽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渠道。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积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有效化解办案阻力压力,持续跟进监督,确保巨额国有财产及时收缴到位,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水资源税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水资源税 自备井监管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在推进国家水资源费改税新政策实施中,对企业利用自备井违规用水未监管到位,未依法征收水资源税的情况,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共同落实监管职责,保障国家税收,维护国家利益。
【基本案情】
长期以来,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西部工业集聚区内的多数企业利用自备井违规用水,未办理取水许可证、安装取水计量设施,也没有依法缴纳水资源税,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国家税收的流失。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中站区院)在开展辖区资源保护专项活动中发现该线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通过深入辖区62家企业现场取证、查阅台账,对企业自备井使用以及水资源税缴纳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尚有36家企业未办理取水许可证,也未缴纳水资源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大部分企业为化工企业,用水量大,已缴税的企业仅2020年前五个月缴纳的水资源税就达上千万元。36家企业违规取用水、未缴纳水资源税,不仅破坏国家水资源管理秩序,还造成国家税收损失。
中站区院通过调取行政机关工作落实情况证据材料,向水利、税务监管职能部门了解情况,询问相关用水企业、商户等,进一步查明:根据河南省2017年12月1日出台的《河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和《河南省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税务部门负责税务登记、税款征收及涉税违法行为的处罚,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纳税人取用水信息的核实以及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等职责分工。厘清行政机关的职责后,检察机关认为,中站区水利、税务部门履行自备井监管和推进费改税政策落实工作不到位,致使水资源被破坏、国家税收损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7月3日,中站区院向该区水利、税务部门公开送达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共同履行监管职责和政策落实职责,对问题用水企业依法规范用水并征收水资源税;加强协调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排查整改,推进对水资源税政策的全面落实,维护国家水资源税收利益。
检察建议发出后,中站区院对辖区水资源税存在的问题向区委、区人大作了专题报告,指出现状和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中站区委和区人大高度重视,由区政府责令区水利部门牵头,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合力推进费改税落实工作。水利和税务部门抽调人员,制定措施和工作推进时间表,向涉案企业联合制发通知,印发宣传材料,深入全区自备井用水企业进行宣传和问题排查,对存在的问题登记造册,简化办事流程,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多家企业主动办理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税。随后,两部门根据各自行政职责明确工作流程,建立企业用水计划申请、水利部门定期抄表上传、税务部门通知依法缴税的一体化工作网络平台,健全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税征收刚性保障长效机制,全面铺开费改税政策。截至2021年底,除部分企业接通自来水源外,辖区内59家用水企业均办理了取水许可证并缴纳了水资源税。该区水资源税收逐年增长,2019年为1446.45万元,2020年达2742.23万元,2021年达2838.89万元。
【典型意义】
水资源费改税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开展的一项水资源改革工作,意义重大。检察机关针对新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行政部门职能衔接不畅、缺乏协作配合等问题,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能动履职,协调相关行政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合力推进国家政策的顺利落地,建立完善水资源保护和国家水资源税征收的长效保障机制,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助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追回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支持起诉 监检衔接
【要旨】
针对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向涉案国企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支持起诉挽回国资损失。同时将履职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并建立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反馈工作机制,形成国有资产保护合力。
【基本案情】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某大楼原系国有资产,改制后部分楼层房屋产权划归区属国有企业上海A(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集团”),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导致该楼部分房屋失管失控,被他人擅自出售、出租、多次抵押用于担保债权牟利,被多家法院查封,面临强制执行,致使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且存在损失进一步扩大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虹口区院”)收到实名举报,反映某大楼6楼被他人非法抵押,随即对该线索开展初步调查。经查,某大楼1-3楼、4楼部分、6楼同属国有资产,归属于A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市虹口区B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所有。经2001、2003年两次改制,B公司由国有企业变为自然人持股的非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上述房屋产权明确划归A集团所有,不列入资产评估范围,但改制后A集团一直未就上述房屋主张所有权,房屋产权仍登记在B公司名下。虹口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国资委)在改制审批中未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在对A集团历年年度审计、专项审计及信访处置中也未就该问题进行调查纠正,致使上述房屋在十五年间被B公司出售出租、多次抵押担保,相关出售价款、担保获利和租金收益被非法占有。
虹口区院于2018年5月立案后,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向区国资委、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A集团等单位调查取证。包括询问B公司法定代表人乐某某获取直接言词证据,调用司法会计参与办案,对B公司财务账册进行查阅、复制,形成书面证据材料,从主客观两方面构建完整证据链,查清全案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规定,区国资委应当履行国资监管职责,督促A集团履行国资保护主体责任。为防止国资损失进一步扩大,虹口区院主动向区委汇报案件进展情况得到支持,于2018年7月23日向区国资委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责令A集团收回相关房屋产权及租金,对房屋出售行为及售房款分配问题进行查证,采取有效措施挽回损失。
区国资委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专项工作组。由于相关房屋已被多次擅自处分,设立多项担保物权,民商事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完整追回全部产权难度极大,区国资委多次到虹口区院商讨可行性方案,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国资流失数额进行审计。为防范司法拍卖加剧损害风险,针对B公司的无权处分行为,虹口区院延伸办案职能,依法支持A集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多方共同努力,某大楼房屋抵押问题得到妥善处置,部分产权被A集团收回,B公司非法出售获利、非法出租租金收入和孳息全额退回,累计追回损失共计3000多万元。
在妥善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虹口区院将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移送虹口区监察委员会调查。2020年3月31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对乐某某犯贪污罪一案作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为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的协作配合,虹口区院与虹口区监察委会签《关于案件线索移送反馈机制的意见》。还根据调查中发现A集团在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帮助堵漏建制,完善企业治理,有效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典型意义】
涉及国有企业国有财产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一般存在涉案金额多、时间跨度长、办案阻力大、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等特点,检察机关应当灵活运用多种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瞄准关键环节、关键人物,全面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多渠道多举措积极推动挽回损失。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收集客观书面证据的同时准确认定行政机关职责及违法行为,注重获取关键核心人员的言词证据,顺利突破案件。在制发检察建议后,检察机关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会商,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避免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同时对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机关,加强监检协作配合,实现惩治职务犯罪与保护国有财产的双重效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耕地占用税税收协助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耕地占用税 涉税信息 税收协助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耕地占用税征收中由于税收协助职责履行不到位,导致非法占用耕地涉税信息未移送、涉税信息交换与共享机制不健全、税收征管协同不足等问题,依法督促相关协助机关全面履职,推动堵漏增收。
【基本案情】
因相关职能部门未及时提供涉税信息,导致税务机关无法掌握非法占用耕地涉税信息,税源无法管控,对非法占用耕地的广西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南宁市某投资有限公司等实际用地人未能及时征缴耕地占用税,造成国有财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2月,广西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良庆区院)在办理一起督促税收征管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良庆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区税务局)反映因税收协助职责履行不到位、涉税信息不对称,无法全面有效管控非法占用耕地税收税源。2021年4月至7月,良庆区院在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中,进一步印证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税收协助机关未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税收保障条例》规定,及时向税务部门提供查处的违法占用耕地涉税信息,耕地占用税征管存在“跑冒滴漏”问题,遂于8月27日立案。办案组通过调阅相关部门行政处罚案卷、核实其向税务机关移送涉税信息情况,走访税务部门了解税收协助工作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等方式查明,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自然资源局)和南宁市良庆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集中行使城区非法占地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在行使非法占用耕地执法权过程中,未及时将掌握的非法占用耕地等涉税信息移送税务机关,导致区税务局未能及时征缴耕地占用税,损害了国家利益。
同年9月18日,良庆区院向区城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税收协助职责,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查处的非法占用耕地涉案单位或个人涉税信息,协同税务等相关部门建立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防止税收流失。
检察建议发出后,良庆区院主动向城区党委、政府报告案件办理情况。城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加强耕地占用税税源管控,更好发挥以税护耕地作用,并邀请检察机关同步监督落实,加快构建城区“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合作、司法保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税体系。随后,良庆区院持续跟进监督,及时跟进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部门提供非法占用耕地涉税信息情况和税务部门税收征缴追缴工作情况。截至2022年3月底,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部门共向税务部门提供涉税信息12条,共征缴耕地占用税86万余元。
为强化诉源治理,良庆区院积极协同税务等相关部门分析查找落实税收协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丰富细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范围,推动建立健全税收保障工作机制。城区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开展城区综合治税工作的实施方案》,成立城区综合治税专门机构,明确城区13个机关单位综合治税信息交换与共享的清单,全面畅通包括耕地占用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增值税等多个税种涉税信息交换共享路径。
【典型意义】
公益诉讼检察既是“督促之诉”,也是“协同之诉”。检察机关通过办案督促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积极能动履职,推动解决税收协助职责履行不到位、涉税信息共享不充分、征税多方协同力不足等问题,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系统综合治理,既解决了涉税信息不畅、涉税源头管控不严、征管不到位等问题,又协同推动加强税源管控,堵塞税收漏洞,规范税收秩序,建立健全社会综合治税体系。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占用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有财产保护 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
【要旨】
针对擅自占用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区域同类问题全面治理、系统治理,切实保护国家利益。
【基本案情】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某村Q宗地,为原陕西省A学校的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以下简称代征路),面积4.945亩。2003年,项目建设单位将该代征路移交至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管理。2019年12月,雁塔区某村村民孙某与该村签订案涉地块的租赁合同,期限二十年,年租金3000元。孙某对代征路进行硬化后,隐瞒代征路权属,将案涉地块以年租金62万元的价格租给B大学作为停车场使用,租期两年。2020年5月26日,B大学向孙某账户转入租金及税费719460.4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安市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本案线索,交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雁塔区院)办理。雁塔区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通过查阅刑事案件卷宗、调取案涉土地地籍资料、现场勘查、无人机拍摄、询问相关人员等多种方式,查明了案涉代征路被非法占用的事实。
2021年6月9日,雁塔区院向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案涉代征路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向B大学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挽回国有资产损失。
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收到建议后,交由其下属单位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办理,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依据《西安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对孙某未经许可擅自占用代征路的行为作出责令立即改正、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7月10日至23日,孙某先后4次向B大学转账返还租金及税费719460.4元。同年8月30日,缴纳罚款5000元。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依照相关规定同意B大学临时占用该处代征路。为推动雁塔区的代征路监督管理工作,雁塔区院和西安市雁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先后4次召开座谈会,6次现场查看辖区内30余处代征路现状,发现违规临时建设2处、堆放建筑垃圾1处等非法占用代征路情形。雁塔区院督促雁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漳浒寨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依法履职,代征路上的建筑垃圾被及时清理,两处违规临时建设已被拆除。
为推动西安市的代征路监督管理工作,西安市院先后2次与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进行座谈,推动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2021年9月印发《关于加强代征路管理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代征路管理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市694处代征路台账进行全面梳理和完善,并逐一核查,其中614条代征路已竣工并通车使用,其余80处待建代征路的养护管理事项全部移交至各区县城管局管理。
【典型意义】
代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一般按照城市规划随建设项目用地一并划拨或出让,并由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移交市政设施管理部门。因城市道路规划与道路建设之间存在较长间隔,相关规划部门、建设部门和实际监管部门因信息不畅等原因容易导致代征路长期被非法占用。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行政机关依法监管案涉代征路,挽回国有资产损失。同时,通过办理类案,推动行政机关对全市代征路依法规范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的意见》的通知
(2017年1月4日 法〔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外资银行:
为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法〔2014〕266号),加快推进金融理财产品的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的意见
为依法规范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关于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工作,提高网络查询、冻结(包括续冻和解冻)被执行人金融理财产品的工作效率,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行人存款的规定》(法释〔2013〕20号)、《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法〔2015〕321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法〔2014〕266号)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本意见所称金融理财产品(以下简称理财产品)是指被执行人所持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财产价值和理财性质的产品。包括金融机构直销和代销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金产品、保险产品、资产管理计划产品等。其中金融机构直销的理财产品是指金融机构自有研发、设计、发行并通过本机构渠道(含营业网点和电子渠道)销售的理财产品。
二、人民法院在执行被执行人持有的理财产品时,银行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人民法院按照法〔2015〕321号文规定的方式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专线向金融机构发送查控请求,接收金融机构查询、冻结的结果数据和电子回执。
三、人民法院查询的理财产品属于银行机构直销的理财产品的,银行应当协助反馈产品的名称、种类(保本或非保本;直销或代销)、编号/代码、数量/份额、发行人、到期日/开放日、产品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被执行人名下或与他人共有专户)、产品状态(质押/冻结/其他担保/正常)、质押权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人民法院查询的理财产品属于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的,银行应当协助反馈产品的名称、种类(保本或非保本;直销或代销)、编号/代码、数量/份额、发行人/实际管理人、托管人、受益人、期限(成立日、赎回日)、托管账号(本行)、产品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被执行人名下或与他人共有专户)、联系电话等信息;
被执行人未持有理财产品的,银行应当反馈查无理财产品信息。
银行反馈信息,仅以协助办理查控事项时的银行系统的数据为限。
四、银行应当在收到查控请求及电子法律文书后,根据办理结果数据生成加盖电子印章(可以是单位公章或网络查控专用章)的协助执行结果回执,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向执行法院反馈。
五、人民法院冻结银行直销的理财产品时,应当在执行裁定书中裁定冻结被执行人所持有的理财产品及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
六、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直销的理财产品时,应当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载明所冻结理财产品的名称、编号/代码、数量/份额/金额、冻结期限、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及数额等。
七、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直销的理财产品时,银行应当协助同时冻结该理财产品及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该回款资金账户在人民法院冻结理财产品之前已经被其他机关冻结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理财产品的冻结。
理财产品冻结期间,除平仓、补仓或补充保证金外,发行人、管理人、托管人不得进行赎回、变现、交付、转让、转换或变更该理财产品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等操作。理财产品冻结期限届满前,人民法院可以续冻、解冻。
八、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时,应当向该理财产品的发行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发行人冻结被执行人持有的理财产品及所对应的资金回款账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载明所冻结理财产品的名称、编号/代码、数量/份额、金额等。
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时,应当同时向该理财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所在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应当协助冻结理财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冻结期间,不得为被执行人变更该理财产品所对应的回款资金账户。
九、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第三人对人民法院冻结理财产品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执行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审查处理期间,执行法院不得强制扣划该理财产品。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开设联名账户等共有账户,案外人对人民法院执行理财产品有异议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接收查控数据及相关电子法律文书后,无法协助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理财产品采取冻结措施的,应当在反馈回执中载明原因。
十一、人民法院和银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实施查询、冻结理财产品的,不受地域限制。
十二、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理财产品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技术规范(包括数据格式、法律文书、查控结果回执样式等),作为本规范的附件。
十三、已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专线对接的二十一家商业银行,应当根据附件1的技术规范,对本行业务系统进行改造,并在2017年2月底之前完成金融理财产品的网络查控工作(包括系统研发、联调、测试及上线)。
十四、按照《关于开展〈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银监办便函〔2016〕204号)采用文件交换软件传输接口文件的金融机构,应当根据附件2的技术规范,对本行业务系统进行改造,并在2017年6月底之前完成金融理财产品的网络查控工作(包括系统研发、联调、测试及上线)。
十五、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理财产品网络查控工作应急处理机制,负责解决人民法院与金融机构间因网络查控发生的一切事宜。
附件:1.《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与金融机构查控业务数据交互规范(金融理财产品Web版)》(略)
2.《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与金融机构查控业务数据交互规范(金融理财产品文件交换版)》(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9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9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家事审判诉讼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家庭的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家庭建设,近年来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他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多年来我国离婚率持续攀升,对和谐稳定的家庭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家事案件也持续上升,其中离婚案件占比很高。家庭破裂和家庭危机导致大量社会问题产生。因此,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将家庭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民事纠纷相比,家事纠纷具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家事纠纷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第二,家事纠纷具有浓厚的人伦、情感与习俗色彩。第三,家事纠纷具有私密性和隐匿性。第四,家事纠纷关涉社会公益。第五,家事纠纷需要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调解过程中,需要针对具体个案,综合当事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开导;在审判过程中,需以法律原则为导向,辅之以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兼顾亲情仁义权衡案件,争取达到平息纠纷、修复感情的结局。第六,家事纠纷应体现对私权的尊重,应更加注重保护弱者的利益。
基于上述特点,家事案件的审理需要独立性和专业化,不能和其他一般民事纠纷审理适用完全相同的规则,不能仅仅强调权利义务的划分,更要把促成当事人之间消除对立、实现和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根本目标。所以,对于家事纠纷,无论在审判机构、审判队伍还是诉讼程序上,都有必要建立一套区别于普通民事纠纷的机制。所以,对于您提出的制定家事审判诉讼法的建议,我们非常赞同。
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视频会议,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开始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的内容包括积极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准确把握家事审判职能、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家事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积极探索家事诉讼特别程序和探索家事审判机构及队伍专业化改革等。其中,在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方面,我们探索的内容包括家事案件调解前置制度、加大家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干预力度、强化不公开审理原则、积极推广离婚证明书制度、强调当事人亲自到庭原则、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适当放宽家事案件审限、实行“离婚冷静期"和回访帮扶工作、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等等。上述探索如要制度化、长期化、常态化,还需要立法机关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之外,制定《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就是您提出的《家事审判诉讼法》,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
为此,我们会在继续推进试点工作的同时,就上述法律的制定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就您在建议中制定的立法草案,我们也会一并向立法机关提供,共同推动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尽早列入立法规划。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的通知
(法[2018]216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已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现予印发,请你们及时报告北京市委、广东省委后尽快组织实施。实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9日
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维护网络安全和秩序,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在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经验基础上,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就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提出如下方案。
一、主要目标
总结推广“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确保公正、高效、便捷处理各类涉互联网纠纷;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诉讼规则;健全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通过依法审理各类新型涉互联网案件,总结提炼法律规则,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强化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二、总体思路
按照“立足实际、依法有序、统筹兼顾、分步推进”的原则,综合考虑互联网产业发展、涉互联网案件数量类型、司法审判软硬件基础等因素,稳妥推进增设互联网法院工作:一是回应社会司法需求。优先选择互联网产业发达、涉网案件较多、技术条件具备、人才储备充分的地区增设互联网法院,集中受理辖区内特定类型第一审涉互联网案件。二是科学确定管辖范围。集中受理互联网特性突出、适宜在线审理的案件,推动繁荣数字经济、促进网络空间治理、确立互联网司法规则。三是健全完善诉讼规则。规范在线审理机制,拓展互联网法院创新空间,推动司法审判、诉讼机制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四是探索构建统一诉讼平台。推动互联网法院与相关国家机关、组织机构、主要电子商务平台信息交互共享,打破信息壁垒。
三、主要内容
(一)设置地点和管辖区域
在北京市设立北京互联网法院,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广州互联网法院,撤销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原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案件由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办理。
(二)管辖范围和上诉机制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分别管辖北京市、广州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1.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2.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3.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4.互联网域名纠纷;5.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6.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7.检察机关提起的涉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8.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9.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不服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涉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抗诉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不服广州互联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涉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抗诉案件,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审判工作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三)案件审理方式
按照“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基本思路,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和程序规则,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身份认证、诉讼代理、在线送达、电子存证取证、证据保全效力认定等诉讼行为实时共享、全程留痕、不可更改,促进诉讼流程再造、诉讼质效提升、诉讼法律完善。
根据实际需要,对不具备线上审理条件或不适宜线上审理的案件可以转换为线下审理。创新完善涉互联网案件裁判规则,利用集中审理优势,总结提炼涉互联网纠纷新特点、新规律、新规则,推动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法律规范体系。
(四)机构设置
北京互联网法院按照北京市城区基层人民法院单独设置,广州互联网法院按照广州市城区基层人民法院单独设置。根据从严控制机构编制的要求,其内设机构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实行扁平化管理。结合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案件数量等情况,共设8个内设机构,包括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综合审判一庭、综合审判二庭、综合审判三庭、执行局、政治处(机关党委)、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综合办公室(司法警察大队)。纪检监察机构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设置。
(五)人员配备
按照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要求,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编人员按法官(含院长、副院长)、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配备。北京互联网法院人员编制总数暂定130名,广州互联网法院人员编制暂定100名。今后,可根据案件审判任务再作适当调整。所需政法专项编制,由北京市、广东省从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中调剂解决。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设院长1名、副院长3名、政治处主任1名。法官实行员额制,具体人数按照中央确定的员额比例核定,可根据案件数量变化适当调整。员额法官拟从现有经验丰富的法官中选任,也可探索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等,按照中央确定的审判辅助人员比例配备。法官助理由在编人员担任,书记员可使用聘用制人员。从事司法行政管理的人员按不超过全院编制的15%配备,可根据工作需要轮岗交流。
(六)法律职务任免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分别对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院长分别由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相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七)办公场所和经费保障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办公场所和经费,由北京市、广州市分别予以解决保障。
(八)诉讼平台建设
由最高人民法院完善网上电子诉讼平台建设标准,北京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标准,结合互联网法院业务特色和技术特点,改造优化现有电子诉讼平台;完善与主要电商平台的数据对接方式,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保障涉案数据有序接入、安全管理;协调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海关等机关以及金融、通信、邮政、律师事务所、公证、仲裁、调解、司法鉴定等机构,建立实时交互、共享、安全的信息通道,方便在线核实信息、提取证据,确保数据实时更新、云端存储、一键推送。
四、工作步骤
增设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经中央批准后,相关工作拟按以下步骤推进。
(一)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北京市、广东省广州市相关部门,于2018年9月底前完成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具体组建和正式挂牌工作。
(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健全完善适应互联网审判特点的诉讼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承认和执行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50-125-T-00029-13号仲裁裁决一案再次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承认和执行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50-125-T-00029-13号仲裁裁决一案再次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21日 (2018)最高法民他108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琼民三他字第1号《关于承认和执行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50-125-T-00029-1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再次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投公司)仅为案涉HPO42号协议的当事人,而非案涉其他五份协议的当事人,故HPO42号协议之外的其他五份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建投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仲裁庭仅应依据HPO42号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涉及建投公司在该份协议项下的纠纷行使管辖权。案涉仲裁裁决裁决建投公司就HPO42号协议之外的其他五份协议向特莱顿公司承担责任,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且超裁部分与有权裁决部分是不可分的,故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对于案涉仲裁裁决涉及建投公司部分的裁决,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
二、你院请示报告关于送达事实部分,多次使用了“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向被申请人送达的表述,但对于上述“声称”的事实是否属实,你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并未进一步作出最终认定。该部分事实对仲裁裁决是否应当承认和执行直接产生影响。你院应当在查清该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再对案涉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的情形作出认定。
三、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问题,你院在第一次请示中即提出过该理由,本院(2016)最高法民他25号复函已经明确进行了答复,你院应遵照执行。
此复
附: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50-125-T-00029-1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再次请示
(2018年5月3日 (2015)琼民三他字第1号)
最高人民法院:
贵院2016年12月26日《关于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承认和执行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50-125-T-00029-13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要求我院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和进行审查,如审查意见仍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应将意见再次报告。经我院研究,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申请人):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Triton Contai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住所地:百慕大群岛汉密尔顿市12号。
法定代表人:爱德华·P.施奈德(Edward·P.Schneider),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艳晖,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晓雯,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平,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清算组负责人。
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军,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贾迪,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申请及答辩情况
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顿公司)申请称:因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洋公司)未按约定履行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特莱顿公司向美国国际争议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DR)提请仲裁,业经该中心仲裁员布鲁斯·W.贝丁(Bruce W.Belding)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终局裁决。建投公司、泛洋公司拒不遵照裁决履行。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特请求如下:1.依法确认ICDR作出的案涉仲裁裁决,确认根据仲裁裁决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应连带向特莱顿公司支付65817973.41美元,以及该款项截止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2.依法裁定确认至2014年12月31日,泛洋公司、建投公司依据上述仲裁裁决实际应当被执行的金额为51859909.05美元,由泛洋公司、建投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累计利息为9298503.05美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应当按照18%年利率支付利息。3.海口海事法院对泛洋公司、建投公司予以强制执行,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相关法院执行。
泛洋公司、建投公司辩称:1.ICDR作出的案涉仲裁裁决公证、认证程序存有严重瑕疵,其真实性无法确认。2.美国仲裁裁决期间,裁决对象泛洋公司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裁决不应被承认及执行。3.ICDR未依法履行送达义务,仲裁裁决不应被承认。
2017年4月21日,建投公司、泛洋公司的代理人提交补充代理意见认为:1.ICDR将不是HPO42号协议当事人的建投公司纳入仲裁属超越权限仲裁,HPO42号协议仅有李某的签字而未盖章,建投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2.ICDR将六份协议合并仲裁且裁决建投公司需对全部六份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合并程序违法且超越仲裁权限。3.ICDR未履行送达义务。
特莱顿公司认为:L建投公司、泛洋公司提交的超越权限仲裁的实质是主张租赁协议对建投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属于实体抗辩,建投公司、泛洋公司无权主张法院审理租赁协议实体法律问题。2.本案仲裁程序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进行,仲裁事项包括和解协议本身及相关的六份租赁协议项下的争议。即使特莱顿公司就不同的租赁协议对建投公司、泛洋公司提起不同的仲裁程序,仲裁员也可以依据职权对仲裁程序进行合并审理。3.ICDR已履行送达义务。
三、本案的事实
(一)签订协议的事实
2010年1月12日至2011年9月15日期间,特莱顿公司与泛洋公司签订HPO40至HPO45六份协议。约定由特莱顿公司向泛洋公司出租集装箱,由泛洋公司支付租金。六份协议均约定,本协议双方应将本协议下引起的或相关的纠纷在旧金山,根据美国仲裁协会商业仲裁规则指定独任仲裁员进行仲裁,仲裁语言为英语。
其中,建投公司作为担保人签署HPO42号协议,该协议的委托约定:“建投公司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分别授权泛洋公司和泛洋(香港)公司采取任何措施或代表建投公司进行任何泛洋公司或泛洋(香港)公司自行认为合理的事宜,代表建投公司行使其所有权利,履行其所有义务,以及为其承担与本协议有关,由本协议引发的或者与本协议存在关联的一切责任。泛洋公司和/或泛洋(香港)公司作出的本协议相关的任何决定应对建投公司有约束力。建投公司保证在任何时候,其都会和泛洋公司及泛洋(香港)公司一同对本协议存在关联的或由本协议引起的所有成本、费用、损害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该委托条款关于“本协议”的表述为“this Agreement”,该表述未用复数形式且开头用大写 A,大写A在英文字母一直为特指,表明授权委托的事项是在HPO42号协议框架之内。
(二)签订《违约处理协议函》的事实
2013年1月31日仲裁机构发出启动仲裁的通知,在仲裁程序启动后,2013年6月25日三方签订《违约处理协议函》。主要内容为:
1.《违约处理协议函》(Workout Agreement contained in a letter)列举了特莱顿公司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协议40至45号六份协议。将HPO40至 HPO45六份协议统称为“该些协议”(the Agreements,复数形式),将泛洋公司、建投公司、泛洋(香港)公司统称为“承租人们”(Lessees,复数形式)。
2.《违约处理协议函》“其他保证”条款第二款约定:“除非本函明确进行了修改,该些协议应保持完全有效。在不限制前述文字的一般性表述外,任何本函下产生的或与本函相关的纠纷,或之前该些协议下任何涉集装箱协议产生的或相关的纠纷,应按照该些协议规定的方式通过仲裁解决。”(Except to the extent this Letter modifies them expressly,the Agreements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Without limiting the generality of the preceding sentence,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relating to this Letter,or any prior agreement relating to any containers the Agreements cover,shall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the Agreements provide.)第三款为:“如特莱顿公司全部或部分撤销本函,撤销条款应无效。承租人们应根据该些协议承担责任,如同撤销条款从未存在过一样。”(To the extent Tritons revokes some or all of this Letter,the revoked term shall have no effect.Lessees shall then be liable under the Agreements as if the revoked term never existed.)
3.2013年9月25日,特莱顿公司向建投公司、泛洋公司及泛洋(香港)公司发出《部分撤销违约处理协议的通知》,撤回《违约处理协议函》,保留对各方追索的权利。2013年10月31日,特莱顿公司向建投公司发出《要求建投公司全面履行租约义务的函》,认为建投公司是HPO40至HPO45全部六份租箱协议的共同承租人,要求建投公司对六份协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
2010年1月12日至2011年8月15日间,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与特莱顿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为HPO40至HPO45的《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协议》(以下简称租箱协议)六份,承租了特莱顿公司所有的集装箱。其中,建投公司在编号为HPO42号的租箱协议上以共同承租人的身份签字盖章。上述六份协议均约定一旦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则均适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在旧金山市进行仲裁。
因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1月10日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ICDR提交了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泛洋公司、建投公司连带清偿拖欠的租金、解除合同导致的租金损失、重置价格、还原费用、维修费、律师费及到期未付租金18%的服务费共计65817973.41美元。
2013年6月25日,特莱顿公司与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由于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违约,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发出通知并部分撤销了和解协议。特莱顿公司认为部分撤销协议不免除建投公司的责任,尤其是作为该合同项下HPO42号租箱协议下的责任,建投公司从其法定代理人使其承担和解协议的条款和规定时起对其他协议也应承担责任。即特莱顿公司认为,建投公司已不仅仅是HPO42号的租箱协议的共同承租人,而是HPO40至 HPO45全部六份租箱协议的共同承租人,因此要求建投公司对全部六份租箱协议与泛洋公司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特莱顿公司已将该和解协议作为新证据提交给了ICDR。由于没有任何被申请人针对特莱顿公司的主张进行回应,ICDR采纳了特莱顿公司提交的和解协议,于2013年12月30日裁决泛洋公司及建投公司就特莱顿公司请求的65792336.12美元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该款项从裁决下达之日起截止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
2014年11月6日,特莱顿公司以在引述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名称和仲裁员费用时存在笔误为由,向ICDR申请对原裁决书进行补正。仲裁员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补正裁决书,裁决泛洋公司、建投公司连带向特莱顿公司支付65791346.12美元,连同仲裁费用26627.29美元,合计 65817973.41美元。
(四)本案送达的事实
1.约定的送达方式。当事人之间的六份协议的附件“特莱顿业务条款”(Triton Business Conditions)第11条d项“仲裁条款”中均约定:“各方同意通过直接送达、商业快递或任何形式的邮寄方式送达任何文件或诉求到本协议中显示的地址,但要求有送达回执。”(The parties consent to service of any document or pleading by personal delivery,commercial courier or any form of mail requiring a return receipt at the address shown in this Agreement for each pady.)第5条“通知条款”也约定:“一方提供的所有账单、付款信息和书面通知均应提交至本协议显示的地址或一方可能向另一方书面指定的其他地址。”(All billings,payments and written notices from either party to the other shall be given to the address shown in this Agreement,or to such other address as may be designated in writing by either party to the other.)六份协议中泛洋公司的地址为海南洋浦海关大楼7层(7th Floor,Custom Building,Yangpu,Hainan)。
2.仲裁规则的规定。2009年6月1日修订并生效的《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第39条“送达通知”(R—39.Serving of Notice)规定:
(1)对于按照本规则开始或者继续的仲裁程序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法院诉讼或将按本规则所作裁决转为法院判决所必需的或者适当的任何文件、通知或手续,可以以邮寄方法送达当事人,写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收件,寄往其最后所知地址或由专人赴仲裁地所在州内外的地点向其当面送达,只要该当事人被给予合理的就案涉争议进行申辩的机会即可。(Any papers,notices,or process necessary or proper for the initiation or continuation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se rules,for any court action in connection therewith,or for the entry of Judgment on any award made under these rules may be served on a Party by mail addressed to the party,or its representative at the last known address or by personal service,in or outside the state where the arbitration is to be held,provided that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with regard to the dispute is or has been granted to the party.)
(2)美国仲裁协会、仲裁员及当事人也可以通过隔夜快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规则所规定的通知。在各方当事人及仲裁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通讯方式送达通知。[The AAA,the arbitrator and the parties may also use overnight delivery or electronic facsimile transmission(fax),to give the notices required by these rules. Where all parties and the arbitrator agree,notices may be transmitted by electronic mail(E—mail),or other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3.送达情况。2013年1月31日,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分别向特莱顿公司、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发送通知受理启动仲裁案件的函件及送达文件。2013年2月6日、2013年3月22日、 2013年9月12日至2013年11月3日,ICDR与电子地址为“Chengjuan@poshipping.com”自称Judy Chen(Chenjuau)的人进行电子邮件往来,部分电子邮件抄送至“wangbf@poshipping.com”电子地址。
2013年9月12日,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分别向特莱顿公司、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发送《候选仲裁员名单通知》。2013年10月7日,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分别向特莱顿公司、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发送指定仲裁员的通知。2013年10月23日,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及联邦快递分别向特莱顿公司、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发送通知听证、预备听证及时间安排的函件及送达文件。2013年10月30日ICDR作出仲裁日程安排令,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和快递方式分别向特莱顿公司、泛洋公司、泛洋(香港)公司、建投公司送达。2013年12月31日,ICDR声称通过电子邮件向特莱顿公司和泛洋公司发送仲裁裁决的函件及送达文件。
2013年11月13日,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以中国标准快递方式向建投公司寄送ICDR作出的仲裁文件和通知,并于2013年11月19日进行了公证。2014年1月8日,特莱顿公司以公证邮寄方式向泛洋公司和建投公司送达了仲裁裁决。2014年11月25日及2015年2月4日,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分别将补正裁决申请书等仲裁文件、补正裁决书及公证认证文件以公证方式向泛洋公司和建投公司进行了送达。
(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查明的其他事实
2013年10月21日,泛洋公司以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洋浦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洋浦法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3)浦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受理了泛洋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次日作出决定,成立泛洋公司管理人。泛洋公司管理人于2013年11月18日向该院申请停止泛洋公司的营业。洋浦法院于次日复函,同意泛洋公司停止营业。洋浦法院于 2013年10月30日裁定泛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泛洋公司管理人于2013年11月19日开始接管泛洋公司财产,在案涉仲裁裁决作出的2013年10月30日,破产程序仍在进行中。
四、拟处理意见
(一)海口海事法院拟处理意见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
1.HPO42号协议对建投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问题属于实体抗辩,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规定,法院不应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因此,对该问题不应审查。
2.本案存在超裁问题。涉案的六份租赁协议均为独立签署的协议。在六份协议中没有约定如有纠纷可以合并仲裁的条款。HPO42号协议“委托条款”关于本协议的表述为“this Agreement”。该表述未用复数形式,且开头用大写“A”在英文中意思为“特指”,清楚地表明授权委托的事项是在HPO42号协议框架之内。连带责任也在是HPO42号协议之内承担责任,未扩大到其他合同。2016年6月25日的《违约处理协议函》 (Work out Agreement contained in a letter)将HPO40至HPO45六份协议统称为复数形式的“the Agreements”,将六份协议下的承租人统称表示为复数 (Lessees),该函的“其他保证”条款(Further Assurance)第二款为:“除非本函明确进行了修改,这些协议应保持完全有效,在不限制前述文字的一般性表述外,任何本函项产生的或与本函相关的纠纷,或之前该些协议下任何涉集装箱协议产生的或相关的纠纷,应按照该些协议规定的方式通过仲裁解决。”第三款为:“由特莱顿公司全部或部分撤销本函。撤销条款应无效。承租人们应根据该些协议承担责任。由同撤销条款从未存在过一样。”该条款中均采用复数表示(“the Agreements”和“Lessees”),说明该函未取代之前的六份协议,而是对六份协议的补充处理意见。如果要提起仲裁,六份协议和各仲裁条款是各自独立的,不应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表明如特莱顿公司全部或部分撤销本函,那么承租人还是按之前的六份协议来承担责任。该函中并没有约定连带责任的条款,因此,建投公司只在HPO42号协议下承担责任。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同意将六份协议合并仲裁,《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也没有授权仲裁庭有合并仲裁的权利。仲裁庭将独立的六份协议合并仲裁并裁决建投公司对全部六份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合并程序违法且超其仲裁权限。
3.建投公司没有接获适当通知,ICDR对其未依法履行送达义务。泛洋公司得到了ICDR合适的送达,而依据ICDR的仲裁员张诚在2013年11月1日的电邮中提到的“但建投公司的邮政编码似乎是错的,因为联邦快递一直提示我它不正确”。特莱顿公司也未能提供建投公司的收件回执,可以认定建投公司未接获适当通知。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在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财产资料前,正在进行的诉讼、仲裁程序必须中止。所以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综上,应不予承认及执行涉案仲裁裁决。
(二)本院拟处理意见
本院经再次审查讨论,形成不予承认及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意见。理由如下:
1.仲裁裁决将六份协议合并仲裁并裁决建投公司承担六份协议的连带责任超出仲裁范围,程序违法。仲裁裁决建投公司承担六份协议的连带责任超出仲裁范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特莱顿公司与泛洋公司共签订六份租赁协议,建投公司只在HPO42号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HPO42号协议“委托条款”为:“建投公司无条件、不可撤回地授权泛洋公司及泛洋(香港)公司采取任何措施或代表建投公司进行任何泛洋公司和/或泛洋(香港)公司自认为合理的事宜,代表建投公司行使其所有权利、免除建投公司的义务以及承担本协议可能相关的或引起的所有责任。泛洋公司和/或泛洋(香港)公司作出的本协议相关的任何决定应对建投公司有约束力。建投公司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会和泛洋公司和泛洋(香港)公司对本协议相关或引起的所有成本、费用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YCID unconditionally and irrevocably authorizes each of HPO and HPO HK to take any steps or do on YCID's behalf anything either HPO and/or HPO HK,in their absolute discretion,considers desirabl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to exercise a11 YCID's rights,to discharge all YCID's obligations and to incur all liabilities that may arise in relation to,or arising out of,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for and on behalf of YCID.YCID shall be bound by any decision either HPO and/ or HPO HK mak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YCID warrants that it shall at all times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with both HPO and HPO HK for all costs,expenses,damages and losses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HPO42协议第12节委托条款原文的“this Agreement” (未用复数形式,且开头用大写“A”在英文中意思为“特指”)清楚地表明授权委托的事项是在HPO42号协议框架之内,连带责任也是在HPO42号协议之内承担,并未扩大到其他合同。因此,建投公司并非其他五份协议的签署方,仲裁裁决建投公司承担六份协议的连带责任超裁。仲裁裁决依据《违约处理协议函》将六份仲裁协议合并仲裁违法。《违约处理协议函》“其他保证”条款第二款约定:“除非本函明确进行了修改,该些协议应保持完全有效。在不限制前述文字的一般性表述外,任何本函下产生的或与本函相关的纠纷,或之前该些协议下任何涉集装箱协议产生的或相关的纠纷,应按照该些协议规定的方式通过仲裁解决。” (Except to the extent this Letter modifies them expressly,the Agreements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Without limiting the generality of the preceding sentence,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relating to this Letter,or any prior agreement relating to any containers the Agreements cover,shall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the Agreements provide.)第三款为:“如特莱顿公司全部或部分撤销本函,撤销条款应无效。承租人们应根据该些协议承担责任,如同撤销条款从未存在过一样。”(TO the extent Tritons revokes some or all of this Letter,the revoked term shall have no effect.Lessees shall then be hliable under the Agreements as if the revoked term never existed.)根据以上约定,《违约处理协议函》并未约定单独的仲裁条款,而是约定,如果该函被撤销,应按“该些协议”即六份协议约定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仲裁解决。因此,在该函被撤销后,应当依据原来的协议约定进行仲裁。除HPO42号协议外,其他五份协议中并无建投公司同意仲裁的合同条款及意思表示,六份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同意将六份协议合并在一个仲裁程序内进行仲裁。《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也未规定仲裁庭可以合并仲裁。另查明,2013年10月31日,特莱顿公司向建投公司发出通知:“该撤回和解协议的通知不免除贵司(建投公司)的责任,尤其是贵司作为HPO42号租赁协议下承租人在该协议下的责任。”该通知也不能表明建投公司的责任应扩大至HPO42号协议外的其他协议。此外,《违约处理协议函》由泛洋公司代表建投公司签字盖章,盖章处特别注明“凭 HPO42协议的授权委托”(pursuant to power of attorney granted in HPO 42)。根据HPO42协议的“委托条款”,建投公司也只在HPO42协议下承担连带责任。因此,ICDR将六份协议合并仲裁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及仲裁私密性原则,仲裁程序违法。综上,仲裁庭将独立的六份协议合并仲裁并裁决建投公司对全部六份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合并程序违法且超其仲裁范围。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ICDR将六份协议合并仲裁并裁决建投公司需对全部六份协议承担连带责任程序违法,属于超裁且仲裁事项不可分。应当驳回申请,不予承认与执行。
2.被申请人已举证证明未获得适当通知。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未获适当通知”的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一方。要求一方举证证明己方未获得适当通知,不应苛求其承担过高的举证责任。建投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民事答辩状、代理词、补充代理意见、专家法律意见书等,对“未获适当通知”的情形充分发表了意见,可以认定建投公司已合理完成了举证责任。从当事人签订的六份合同的仲裁条款和通知条款来看,送达方式只能通过邮件方式送达至协议中显示的地址,排除了电子邮件方式,并需要送达回执证明。且根据2009年6月1日修订并生效的《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第39条“送达通知”第(2)款规定,美国仲裁协会、仲裁员及当事人也可以通过隔夜快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规则所规定的通知。在各方当事人及仲裁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送达通知。本案中建投公司并未同意以电子邮件方式接受送达,因此以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的任何送达通知均应认定无效。同时,由于不能确认Judy Chen (Chenjuan) 为泛洋公司员工,显示为“Chengjuan@poshipping.com”的电子地址也不能确认为合法有效的电子送达地址。
从本案送达情况来看,特莱顿公司声称其提起仲裁申请书通过传真和联邦快递方式送达泛洋公司,但传真不是本案约定的送达方式,联邦快递电子回执的签收地点为上海而非协议中显示的洋浦海关大楼7楼,且该电子回执不能显示送达内容。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提起仲裁申请书已有效送达被申请人。
ICDR启动仲裁程序通知书、候选仲裁员名单、听证通知书、程序时间表命令等重要通知均未有送达回执证明送达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地址。多份联邦快递电子回执复印件均无法显示送达内容。2013年11月1日的电邮中提到“但洋浦建投公司的邮政编码似乎是错的,因为联邦快递一直提示我它不正确”,特莱顿公司也未能提供泛洋公司、建投公司的收件回执,因此无证据证明泛洋公司、建投公司收到该邮件,直至2013年11月19日,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使用中国标准快递方式向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寄送附件1的内容,并进行公证后泛洋公司、建投公司才收悉仲裁文件。因此,在特莱顿公司使用中国快递向建投公司送达之前,没有证据显示泛洋公司、建投公司得到了合适的送达,而此时离仲裁裁决作出的时间最多十天,因此,泛洋公司、建投公司没有“被给予合理地就涉案争议进行申辩的机会”。
3.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在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财产资料前,正在进行的诉讼、仲裁程序必须中止。洋浦法院系于2013年10月30日裁定泛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且目前参与泛洋公司破产债权申报的债权人多达90家,申报债权总额达9.08亿元(因特莱顿公司仲裁案尚未进行债权申报,故该数据未包含案涉仲裁裁决数额)。泛洋公司纳入清偿的债务人财产仅约人民币2亿元,且中国建设银行海南分行对其中的1亿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不仅违反我国的基本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还会损害破产程序中参与分配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原则,构成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批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六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六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
(2022年3月31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严格在法治轨道上依法战疫,有力维护疫情防控秩序,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检察力量。截至2022年2月,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疫情案件7047件9377人,不捕1584件2528人;起诉11340件15666人,不诉1437件2393人。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疫情防控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突出,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特点,给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我们做好疫情防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越是在疫情防控关键的时候,越需要我们举国同心、坚定信心,摒弃麻痹、懈怠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依法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防线,要推动加强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和人员出入管理,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广大人民群众也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克服侥幸、急躁心理,在加强自我防护的同时,自觉遵守防疫要求。
从近期检察机关办理的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情况看,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具体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危害后果和情节还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疫情迅猛发展、国内疫情多点暴发的形势下,能否严格落实机场、边境口岸等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物流快递等重点行业,核酸检测、封控管理等重点环节的防控措施,直接关系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能否实现。在此背景下,仍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有关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人为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重大传播风险,情节十分恶劣。如,承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器消毒、保洁业务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要求尽量少用消毒剂,消毒工作作业时间、喷洒时间不足,接送保洁人员的车辆和司机、保洁操作过程等均未做到国际国内有效分开、专班管理,导致疫情扩散;有的经营进口冷冻肉类产品销售业务的公司和储存进口冷冻肉类产品的仓库,违反防疫规定要求,伪造核酸检测报告、进行冷链肉制品的入库、出库操作,冷冻肉外包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造成疫情传播重大风险;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为了牟利,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单,向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货运司机出售,以应对核酸检测,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隐患;云南杨氏姐妹为躲避境外疫情,偷渡入境,隐瞒密切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事实,多次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导致所在城市全城封控;江苏毛某某在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情况下,离开周边已发现疫情的南京居住地至扬州,出现发热等症状后仍出入人员高度密集区域,并在明知南京居住地已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后不按要求报备,继续出入公共场所,特别是拒不配合流行病调查,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传播蔓延;还有人在政府安排核酸检测过程中,因插队不成心生愤恨,持刀砍、砸现场隔离设施,并殴打工作人员,造成防控秩序混乱。对这些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应当依法惩处。
为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案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发了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的6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拒不执行航空运输领域消毒保洁等防疫措施的缪某某、汪某某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0年3月,南京某某卫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卫生公司)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京营业部签订《消毒处理委托协议书》,由某某卫生公司承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航空器消毒处理服务业务。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某某卫生公司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和海关总署发布的相关防控方案和操作技术指南,制定了该公司《检疫处理操作(新冠肺炎)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方案》起草过程中,某某卫生公司总经理缪某某、分管机场检疫处理部和质量技术部的副总经理汪某某、机场检疫处理部主持工作的副经理杨某某等人针对上述操作技术指南中“应使用含消毒剂的抹布对重点部位进行擦拭”等规定,以人力紧张、工作量较大、增加成本为由,将“抹布擦拭消毒”改为“消毒液喷洒消毒”。2020年4月,某某卫生公司《方案》实施。其后的消毒作业中,某某卫生公司未组织开展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消毒作业培训,消毒作业中普遍存在消毒时间短、消毒剂用量不足并虚假填报消毒记录单的现象。12月,某某卫生公司被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投诉。接到投诉后,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三人召集某某卫生公司机场检疫部全体人员开会,从节约成本、创造利润的角度考虑并未整改。后某某卫生公司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反馈了虚假的整改意见。
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规定,机场等重点场所应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场所和单位卫生防护指南》的要求。该指南规定,民航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员防控按照最新版《运输航空公司、运输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实施。至2021年7月2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某某卫生公司《方案》未作更新。
2019年12月,上海某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环境公司)与东部机场集团达成《飞机客舱保洁服务合同》协议,由某某环境公司承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航班以及T1、T2航站楼部分国内航班的飞机客舱保洁业务。2021年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运输航空公司、运输机场疫情防控指南(第七版)》规定“入境保障区域工作人员应避免与旅客和其他人员同时混用公共设施,尽量固定工作及上下班路线,避免与为国内旅客提供服务的员工混流”,同时明确了“个人防护用品穿脱顺序”。某某环境公司总经理凌某某、负责某某环境公司南京分公司全面工作的负责人张某某、负责某某环境公司南京分公司日常运行工作的项目经理唐某某明知上述规定,但为节省成本、追逐利润,一直将保洁人员混合使用,保洁员休息室、摆渡车等设施也一并混用,企图通过混岗混流做到国际、国内航班保洁“两不误”;同时,该公司从未组织保洁员工开展规范穿脱防护服的培训,甚至在2021年1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现、通报某某环境公司保洁员防护服穿脱、垃圾袋捆扎不符合防疫要求等问题时,唐某某仍未向凌某某、张某某汇报,直接出具整改反馈意见但未实际落实。此外,某某环境公司南京分公司未落实重点岗位员工健康状况监测的要求,在2020年中期新冠肺炎疫情趋于平稳后便不再上报,凌某某、张某某对此未进行监管。
2021年7月10日,中国国际航空CA910航班从俄罗斯莫斯科飞抵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其中乘客于某(后经认定系本次疫情的唯一传染源,其所携带病毒为本次江苏全省疫情的父代病毒)出现新冠肺炎症状,航班入境后,由某某卫生公司负责航空器消毒、某某环境公司负责客舱保洁。该航空器应进行消毒的面积为279.1平方米,根据相关操作技术指南,消毒作业时间为10分钟,消毒剂季铵盐用量应为4200ml至5600ml之间,对通道区、盥洗区及厨房等重点区域应使用含消毒剂的抹布擦拭表面。但在实际消毒作业中,某某卫生公司消毒人员按照130平方米的面积对客舱进行消毒,两名消毒人员分别在客舱内停留3分46秒和6分21秒,消毒剂季铵盐用量约2900ml,也未对重点区域使用含消毒剂的抹布进行擦拭。因消毒时间、消毒剂用量严重不足,消毒操作不规范,导致客舱内新冠肺炎病毒未能彻底杀灭,仍残留在盥洗区等部位。某某卫生公司消毒结束后,某某环境公司保洁人员进入客舱进行保洁。在保洁过程中,出现保洁人员现场脱卸防护服不规范、橡胶手套未覆盖防护服袖口、作业过程中手套滑落、用手套擦拭面部及接触皮肤等不规范问题,导致保洁人员接触并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随后,因某某环境公司将国际、国内航班保洁人员混岗混流,共用摆渡车、休息室,导致新冠肺炎病毒在该公司保洁人员之间传播。2021年7月12日、7月13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开展核酸检测例行“周周检”,某某环境公司保洁人员漏检16人(漏检人员中有6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7月15日至7月19日,某某环境公司5名保洁员先后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等症状前往医院就诊,唐某某对上述情况均不掌握,导致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未被第一时间发现,病毒进一步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进而向社会传播。
2021年7月19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开展核酸检测“周周检”,发现9管混采咽拭子检测呈阳性,感染者均为机场保洁人员和地面服务人员。江苏省、南京市随即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机制。随后,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等地出现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7月19日至8月30日,江苏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20例,给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2021年8月9日,经江苏省公安厅指定管辖,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先后对某某卫生公司、某某环境公司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并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措施。9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三级检察机关成立联合办案团队,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同步派员开展提前介入工作。11月22日,侦查机关以犯罪嫌疑人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凌某某、张某某、唐某某等6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12月11日,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缪某某等5人批准逮捕,对因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案例二:为躲避疫情偷渡入境引发全城封控的杨某甲、杨某乙偷越国境、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云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第12至第15号通告。根据这些文件规定,14天内有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旅居史,无症状的入境人员,一律由入境地州市组织集中隔离观察14天,全部开展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阳性或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入境人员,及时转送定点医疗机构检查;所有14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入滇人员,均应如实申报个人信息,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凡涉嫌故意隐瞒境外旅居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触史、不如实申报健康状况、拒绝接受医学检测和集中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的,作为失信人员纳入个人信用档案,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云南省德宏州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和瑞丽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也相继发布了相关疫情防控政策。
2020年期间,因疫情影响边境口岸封关,杨某甲先后五次从缅甸木姐至中国瑞丽往返偷渡。期间,2020年8月15日,杨某甲与丁某某在缅甸聚餐。次日,杨某甲得知丁某某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后其与被告人杨某乙等人在其境外的家中共同生活十余天。随着缅甸疫情的暴发,杨某甲因担忧自身感染,为尽快进行核酸检测和及时得到救治,于同年8月30日在奥某某(另案处理)的组织下从缅甸偷渡进入我国境内。8月31日,杨某甲到云南德宏州人民医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当日下午,其得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IGG检测结果为弱阳性。德宏州人民医院医生对其进行询问,其隐瞒境外旅居史和密切接触史,称自己长期住在瑞丽市从事化妆品销售工作。后杨某甲使用手机百度搜索IGG检测弱阳性,发现其结果是已经感染过并恢复。同年9月1日,被告人杨某甲明知杨某乙已经有新冠肺炎部分症状,为了让杨某乙到国内躲避缅甸疫情及尽快进行核酸检测和救治,便再次找到奥某某等人,让其安排杨某乙等人偷渡进入我国。9月3日,杨某乙携带3名子女、2名保姆在奥某某等人的组织下,从境外偷渡进入我国。杨某乙等人回到瑞丽某小区的家中后,未执行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和相关部门疫情防控规定,隐瞒境外旅居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触史、个人健康状况等情况,拒绝接受医学检测和执行集中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并多次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频繁在当地菜市场、健身房、餐厅、商业城、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活动。9月10日,杨某乙以陈某某身份信息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核酸检测。9月12日,杨某乙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民警经多方查找,确定了杨某乙系核酸检测人,但杨某乙予以否认。卫健部门用负压救护车将杨某甲、杨某乙等共同居住的7人送至瑞丽市人民医院。在瑞丽市人民医院,杨某乙才承认是自己冒用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在医院做的核酸检测。由于杨某甲、杨某乙违反疫情防控的一系列行为,造成了201名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瑞丽市全城封闭和居民居家隔离,市区全员开展核酸检测,市区营业场所停业,学校推迟开学等结果,给瑞丽市居民的生活、生产、工作、学习造成严重影响,致使瑞丽市的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2020年9月12日,瑞丽市公安局在查找名为“陈某某”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呈阳性疑似病例的过程中发现,杨某乙系偷渡入境后冒用他人信息进行核酸检测,于当日立案侦查。同年10月15日,杨某甲被刑事拘留;12月2日,杨某乙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0年11月13日,瑞丽市公安局提请瑞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杨某甲,11月20日,瑞丽市人民检察院对杨某甲作出批准逮捕决定。12月22日,瑞丽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将本案移送瑞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月5日,瑞丽市人民检察院以杨某甲、杨某乙涉嫌偷越国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起诉到瑞丽市人民法院。同年12月19日,瑞丽市人民法院以偷越国(边)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杨某甲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杨某乙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刑满后驱逐出境。
云南检察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治理建议,推动边境防控体系的完善,有效遏制偷渡分子带疫入境。同时,加强以案释法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依法防疫意识,引导全社会依法防疫、战疫。
案例三:进口冷链食品存储、运输、销售过程中伪造核酸检测报告的被告单位
某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某甲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某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是一家经营进口冷冻肉类产品销售业务的公司,该公司将进口的冷冻肉类存放在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某农贸有限公司冷库中,然后再对外销售。按照当地防疫规定,冷链食品出、入库时均需要经营者提前24小时报备,并对食品外包装进行核酸检测,检测合格后的产品方可出、入库。在销售时,部分购买方会要求该公司提供冷链食品的核酸检测报告。
2020年11月7日凌晨4时,某某公司自国外采购的一批冷链牛肉制品到达济南,被告人李某甲(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部事宜)为使该批进口冷链食品快速入库、出库,并在购买方有需求时,方便向购买方提供相应的核酸检测报告,指使、纵容被告人李某乙(某某公司内勤,负责货物核酸检测联系工作)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将之前存有的济南某医学检验实验室核酸检测报告电子版真件的样本名称、批次,更改为本次货物的名称、批次,负责人改为被告人李某丙(某某公司销售人员,负责公司货物销售),并将该报告发给被告人陈某某(某某公司库管,负责公司货物出、入库的管理)。被告人陈某某在明知核酸检测报告系被告人李某乙伪造,且出、入库冷链食品未进行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使用该报告办理出、入库手续。被告人李某丙在明知核酸检测报告系被告人李某乙伪造的情况下,仍在销售冷链食品时向购买方提供。之后该批次冷链牛肉制品陆续违规售出。其中90件在销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后,经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检测,发现其中1件冷冻牛肉外包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梁山县对该90件牛肉全部封存,并向相关部门通报该情况。济南、济宁多地疫情防控机构启动了应急预案,为该批次冷链牛肉制品的封存回收、产品核酸检测、人员隔离管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对冷库内存储的冷链食品全部封存并进行检测外,还对相关从业人员及周边群众进行了隔离,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和调查、排查工作。经核查,累计动用执法人员1960人次、车辆280台次。
2020年11月14日,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本案立案侦查,同年12月15日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甲、李某乙、陈某某、李某丙。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21年2月7日,本案被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3月5日,历城区检察院对某某公司、李某甲、李某乙、陈某某、李某丙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向历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6月4日,历城区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李某甲等人七个月至十个月有期徒刑,判处某某公司罚金五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针对案件办理中发现的防疫管控漏洞,及时与疾控、公安、运输等部门沟通联络,反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冷链食品集中储存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推动济南市建立完善了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制度,设立2家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对进口冷链食品集中开展核酸检测和预防性全面消毒,进一步强化对涉冷链食品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检测工作;同时,加强了对冷链食品运输、销售环节的核酸检测报告发放、核销的严格管控,加强对直接接触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的防护和健康监测,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织密疫情防护网。
案例四:为数百名运煤车司机伪造核酸检测报告的梁某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案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当地从事煤运司机职业的人数众多,疫情暴发以来,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货运司机在运煤途中经过卡口、进入煤场时都需要出具核酸检测报告。被告人梁某某在岚县经营一家以婚纱摄影为主的影音工作室。由于在医院做核酸检测需要排队,时间较长,2021年8月下旬,当地一运煤车司机为图省事,找梁某某询问是否可以修改核酸检测报告时间,并向梁某某提供了加盖“岚县人民医院核酸检测电子专用章”的真实核酸检测报告。
梁某某虽然考虑过修改核酸检测报告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疫情蔓延和传播的风险,但认为该县属于低风险地区,因有利可图,遂将该报告扫描,使用Photoshop软件修改了核酸检测时间,并将报告中岚县人民医院核酸检测专用章的颜色加深,模仿审核医生的签名,然后打印伪造的核酸检测报告书,并向煤运车司机收费5元。后该司机将梁某某可以伪造核酸检测报告的消息,发送到煤运车司机微信群中,不少司机在微信上添加梁某某为好友,通过微信将相关信息发送给梁某某,以每份5元的价格,由梁某某制作伪造的核酸检测报告。
从2021年8月到2021年10月案发前,梁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使用上述手段为252人伪造核酸检测报告621份,非法获利3105元。截至目前,经对所有涉案司机进行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后经人举报,梁某某被抓获归案。
本案2021年10月28日由岚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2年1月10日,岚县公安局以梁某某涉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向岚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经讯问,梁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同年1月21日,岚县人民检察院向岚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月17日,经公开开庭审理,岚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认定被告人梁某某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针对打印店、复印店等图文制作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核酸检测报告、运煤车司机使用虚假核酸检测报告这一隐患,分别向岚县公安局、岚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发出检察建议。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岚县公安局对该县城打印图文制作单位和个人开展排查,并将使用虚假核酸检测报告人员的户籍信息提供给县卫生体育和健康局及疾控中心;岚县卫生体育和健康局对涉及的所有司机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岚县人民医院在其出具的核酸检测报告纸质版上增加防伪标识,进一步完善了疫情防控措施。
案例五:严重违反防控规定造成疫情广泛传播的毛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1年7月16日至20日,犯罪嫌疑人毛某某多次在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某棋牌室打牌,一同打牌的有多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清洁工作人员。
同年7月20日22时55分,南京发布《关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生新冠病毒检出阳性情况的通报》,要求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市民需支持配合。当晚23时始,居住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某小区的毛某某接到邻居杨某某的电话提醒下楼做核酸,并听到小区喇叭通知,毛某某轻率地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未参加核酸检测。
7月21日,因担心疫情严重无法离开南京(每月中下旬,毛某某需赴其母医保参保地扬州报销医药费并购买药品),毛某某于6时40分许乘坐公交车到江宁汽车客运站,经测温、登记苏康码后,于8时40分乘坐大巴离开南京,10时许到达扬州西部客运枢纽。经查验身份证、健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后,毛某某被车站工作人员留下进一步核实情况,并被告知扬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同时签署内容含“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需到居住地社区报备”的《承诺书》。后毛某某乘坐公交车到扬州市邗江区某小区其姐家中。同日中午,毛某某所居住南京小区的邻居杨某某、同学韩某某电话告知毛某某南京新冠疫情严重,提醒其尽快进行核酸检测。毛某某不以为然,并于当日下午至扬州某棋牌室打牌三小时,全程未佩戴口罩。同时,棋牌室也没有执行要求戴口罩、测体温等防疫措施。
7月22日,毛某某出现流鼻涕、轻度发热症状后,依旧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即前往棋牌室打牌。同日17时许,扬州指挥部发布《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告》,要求7月6日以来有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立即开展核酸检测,并在电视、报刊、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同日,与毛某某在南京棋牌室打牌的高某某被确诊为新冠阳性。
7月23日,毛某某仍未采取防护措施继续外出购物、打牌。
7月24日12时许,毛某某丈夫赵某通过微信告知毛某某其居住的南京某小区有确诊病例,已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小区已于23日18时起被封闭。毛某某仍未按照防疫要求向扬州当地社区报备,也未进行核酸检测,继续前往棋牌室打牌、外出购物、就餐,期间未佩戴口罩。
7月25日、26日,毛某某发热症状持续,在家休息。
7月27日14时9分,扬州警方接到知情群众举报称毛某某从南京中风险地区到达扬州且身体出现发热等症状后,会同扬州当地社区寻找毛某某,并至社区卫生站询问。14时46分,毛某某因病情加重,前往社区卫生站就诊,表示自己发热需要挂水治疗。卫生站按规定拒绝接诊发热病人,并且告知毛某某需要至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同时询问毛某某是否为社区正在寻找的相关人员,其予以否认。后毛某某自行前往扬州友好医院就诊,途中多次接到警方、疾控部门电话联系,均不回答问题或挂断电话。15时许,毛某某在接受友好医院问询时,故意隐瞒了南京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谎称在一个月前即从南京至扬州,并否认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警方获知毛某某在友好医院后,立即前往该处将其控制,并询问其14天活动轨迹和接触史,毛某某未如实告知。鉴于毛某某多次拒不配合调查,具有较大感染风险,当晚被转移至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隔离就诊。7月28日,毛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期间公安机关多次对毛某某进行询问、讯问,其直至9月13日第4次接受讯问时才全部交代自己的活动轨迹和接触史。
毛某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扬州友好医院被封闭,大量医护人员被隔离。经查,毛某某密切接触者169人、次密接570人被采取隔离措施,其中70人确诊,当地政府为疫情防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某某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扬州疫情防控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021年7月29日,因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毛某某立案侦查。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立即与公安机关协调提前介入,省、市、区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派员引导案件侦查工作,收集固定关键性证据,同时依法能动履职,助力有关部门加强对棋牌室等场所的管理,出台相关规定,压实经营者的社会主体责任,堵塞疫情防控漏洞。8月17日,公安机关对毛某某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022年2月15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刑事拘留。2月21日,公安机关以毛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2月27日,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
案例六:核酸检测过程中持刀砍砸隔离设施、殴打防控人员的温某某妨害公务案
2022年3月11日,辽宁省阜新市报告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月15日,新增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系阜新市首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为抑制疫情传播,该市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全县开展为期2天的农村乡镇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大固本镇人民政府按照行政职权规定平安地村委会人员以及相关医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组成核酸检测组在核酸检测点执行任务,要求全体乡镇居民分时段前往核酸检测点参加核酸检测。
2022年3月17日8时许,大固本镇平安地村村民、被告人温某某酒后步行至该村核酸采集点,被工作人员告知其所在村下午进行核酸检测。当日10时许,温某某再次来到检测现场,无故要求插队提前进行核酸检测,被工作人员制止后返回住所。因对现场工作人员怀恨在心,温某某萌生持刀恐吓现场工作人员的想法,手持菜刀返回核酸检测点,不顾现场工作人员劝阻,对工作人员进行辱骂,用拳头击打工作人员徐某某的面部,并持刀对现场工作人员挥舞,用手将现场工作人员防护服扯坏,对现场隔离设施进行砍、砸,造成被害人徐某某左侧眼角、左侧颜面部软组织挫伤,现场隔离设施毁坏,核酸检测进程受阻。后温某某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温某某对其行为供认不讳。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于2022年3月17日对温某某立案侦查。3月21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温某某批准逮捕。3月22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于当日对被告人温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3月27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温某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
(法〔2021〕281号)
为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维护司法秩序、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社会诚信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整治虚假诉讼工作,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任务,是人民法院肩负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对于建设诚信社会、保护群众权利、保障经济发展、维护司法权威、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贯彻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坚持制度的刚性,扎紧制度的笼子,压缩虚假诉讼存在的空间,铲除虚假诉讼滋生的土壤,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诚信诉讼,让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精准甄别查处,依法保护诉权。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妨害司法秩序的,构成虚假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调解书及公证债权文书,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也属于虚假诉讼。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公证人等与他人串通,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的,属于虚假诉讼行为人。在整治虚假诉讼的同时,应当依法保护当事人诉权。既要防止以保护当事人诉权为由,放松对虚假诉讼的甄别、查处,又要防止以整治虚假诉讼为由,当立案不立案,损害当事人诉权。
三、把准特征表现,做好靶向整治。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准确把握虚假诉讼的特征表现,做到精准施治、靶向整治。对存在下列情形的案件,要高度警惕、严格审查,有效防范虚假诉讼: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不符合常理;诉讼标的额与原告经济状况严重不符;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等利害关系,诉讼结果可能涉及案外人利益;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在诉讼中没有实质性对抗辩论;当事人的自认不符合常理;当事人身陷沉重债务负担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财产或者放弃财产权利;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当事人却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当事人亲历案件事实却不能完整准确陈述案件事实或者陈述前后矛盾等。
四、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之诉,劳动争议,离婚析产纠纷,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纠纷,企业破产纠纷,公司分立(合并)纠纷,涉驰名商标的商标纠纷,涉拆迁的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涉房屋限购和机动车配置指标调控等宏观调控政策的买卖合同、以物抵债纠纷等各类纠纷,是虚假诉讼易发领域。对上述案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关注、严格审查,加大整治虚假诉讼工作力度。
五、坚持分类施策,提高整治实效。人民法院认定为虚假诉讼的案件,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虚假诉讼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或者多次参与虚假诉讼、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要加大处罚力度。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公职人员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应当通报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鉴定人、公证人等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及时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虚假诉讼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六、加强立案甄别,做好警示提醒。立案阶段,可以通过立案辅助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信息系统检索案件当事人是否有关联案件,核查当事人身份信息。当事人存在多件未结案件、关联案件或者发现其他可能存在虚假诉讼情形的,应当对当事人信息进行重点核实。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应当对行为人进行警示提醒,并在办案系统中进行标记,提示审判和执行部门重点关注案件可能存在虚假诉讼风险。
七、坚持多措并举,查明案件事实。审理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在询问当事人之前或者证人作证之前,应当要求当事人、证人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自行承担相关费用。涉嫌通过虚假诉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查明案件基本事实。
八、慎查调解协议,确保真实合法。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无实质性争议,主动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的,应当审查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案件基本事实、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是否涉及案外人利益、是否规避国家政策。调解协议涉及确权内容的,应当在查明权利归属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出具调解书。不能仅以当事人可自愿处分民事权益为由,降低对调解协议所涉法律关系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标准,尤其要注重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当事人诉前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应当着重审查调解协议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诉前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九、严格依法执行,严防虚假诉讼。在执行异议、复议、参与分配等程序中应当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查处力度。对可能发生虚假诉讼的情形应当重点审查。从诉讼主体、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以捏造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分配或者其他导致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的行为。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应当传唤当事人、证人到庭,就相关案件事实当庭询问。主动向当事人释明参与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认定为虚假诉讼的案件,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其请求。
十、加强执行审查,严查虚假非诉法律文书。重点防范依据虚假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等非诉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行为。在非诉法律文书执行中,当事人存在通过恶意串通、捏造事实等方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嫌疑的,应当依法进行严格实质审查。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结合当事人关系、案件事实、仲裁和公证过程等多方面情况审查判断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存在虚假情形,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必要时可以向仲裁机构或者公证机关发出司法建议。
十一、加强证据审查,查处虚假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是当前虚假诉讼增长较快的领域,要高度重视执行异议之诉中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重要性、紧迫性。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无论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还是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均应当由案外人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严格审查全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可以通过传唤案外人到庭陈述、通知当事人提交原始证据、依职权调查核实等方式,严格审查案外人权益的真实性、合法性。
十二、厘清法律关系,防止恶意串通逃避执行。执行异议之诉涉及三方当事人之间多个法律关系,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对于被执行人就涉案外人权益相关事实的自认,应当审慎认定。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具有亲属关系、关联关系等利害关系,诉讼中相互支持,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案外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不应支持案外人主张。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确权法律文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排除强制执行的,应当注意审查是否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等事实。
十三、加强甄别查处,防范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民间借贷是虚假诉讼较为活跃的领域,要审慎审查民间借贷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准确甄别、严格防范、严厉惩治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借款的,应当对出借人现金来源、取款凭证、交付情况等细节事实进行审查,结合出借人经济能力、当地交易习惯、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常理等事实对借贷关系作出认定。当事人主张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大额借款的,应当对是否存在“闭环”转账、循环转账、明走账贷款暗现金还款等事实进行审查。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基本事实的,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十四、严查借贷本息,依法整治违法民间借贷。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重点审查借贷关系真实性、本金借贷数额和利息保护范围等问题。虚构民间借贷关系,逃避执行、逃废债务的,对原告主张不应支持。通过“断头息”、伪造证据等手段,虚增借贷本金的,应当依据出借人实际出借金额认定借款本金数额。以“罚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名义从事高利贷的,对于超过法定利率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保护。
十五、严审合同效力,整治虚假房屋买卖诉讼。为逃废债务、逃避执行、获得非法拆迁利益、规避宏观调控政策等非法目的,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提起诉讼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买受人虚构购房资格参与司法拍卖房产活动且竞拍成功,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主张该拍卖行为无效的,应予支持。买受人虚构购房资格导致拍卖行为无效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六、坚持查假纠错,依法救济受害人的权利。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可以通知与案件裁判结果可能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查处的虚假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对虚假诉讼案件生效裁判进行纠错。对造成他人损失的虚假诉讼案件,受害人请求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虚假诉讼行为人赔偿责任大小可以根据其过错大小、情节轻重、受害人损失大小等因素作出认定。
十七、依法认定犯罪,从严追究虚假诉讼刑事责任。虚假诉讼行为符合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的,要依法认定为虚假诉讼罪等罪名,从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实施虚假诉讼犯罪,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并从重处罚。对于多人结伙实施的虚假诉讼共同犯罪中罪责最突出的主犯、有虚假诉讼违法犯罪前科再次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被告人,要充分体现从严,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范围。
十八、保持高压态势,严惩“套路贷”虚假诉讼犯罪。及时甄别、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中的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依法认定。对于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依法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利。保持对“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将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作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司法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
十九、做好程序衔接,保持刑民协同。经审理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犯罪的,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函告审理或者执行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犯罪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相关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予以纠正。当事人、案外人以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犯罪为由对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应当依法及时进行审查。
二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整治能力。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组织法院干警学习掌握中央和地方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将甄别和查处虚假诉讼纳入法官培训范围;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审判业务交流、庭审观摩等多种形式,提高法官甄别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司法能力;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对参与虚假诉讼的法院工作人员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的,依法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法院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致使虚假诉讼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玩忽职守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二十一、强化配合协调,形成整治合力。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职能部门建立完善虚假诉讼案件信息共享机制、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线索移送机制、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协调惩治机制、整治虚假诉讼联席会议机制等工作机制;与各政法单位既分工负责、又沟通配合,推动建立信息互联共享、程序有序衔接、整治协调配合、制度共商共建的虚假诉讼整治工作格局。
二十二、探索信用惩戒,助力诚信建设。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建立虚假诉讼“黑名单”制度。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信息库,在“立、审、执”环节自动识别虚假诉讼人员信息,对办案人员进行自动提示、自动预警,提醒办案人员对相关案件进行重点审查。积极探索虚假诉讼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开和信用惩戒机制,争取与征信机构的信息数据库对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信用惩戒增加虚假诉讼人员违法成本,积极在全社会营造不敢、不能、不愿虚假诉讼的法治环境,助力诚信社会建设,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高效发展。
二十三、开展普法宣传,弘扬诉讼诚信。各级人民法院要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处于办案一线的优势,深入剖析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及时向全社会公布,加大宣传力度,弘扬诚实信用民事诉讼原则,彰显人民法院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的决心,增强全社会对虚假诉讼违法行为的防范意识,对虚假诉讼行为形成强大震慑。通过在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热线、移动微法院等平台和“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等途径,告知诚信诉讼义务,释明虚假诉讼法律责任,引导当事人依法诚信诉讼,让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诚实守信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
二十四、本意见自2021年11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法治人才培养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法治人才培养的意见
(法发[2017]26号)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人民法院拥有丰富的司法资源,在法治人才培养中肩负重要责任。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资源优势,积极服务和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在法治人才培养中肩负的重要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作用、历史意义和目标要求,系统阐述了法治人才培养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对加强法治人才培养、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各级法院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准确把握讲话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讲话部署的重大任务,结合法院实际抓好工作落实。要把学习贯彻讲话中关于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充分认识加强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交流合作,推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充分认识加强法治人才培养对于人民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在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的资源优势和肩负的重要责任,积极发挥人民法院主观能动性,增强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立足人民法院工作实际,积极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和高素质司法人才培养
(一)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法院队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和研究。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正确的理论引领对于人民法院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各类培训班次普遍开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专门课程,引导干警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努力做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认真贯彻落实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打牢干警公正廉洁司法的思想道德基础。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中华司法研究会的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司法文化,科学总结执法办案和司法改革实践经验,深化法治建设重大问题理论研究,紧贴司法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充分运用各级法院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加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宣传教育和传播力度。人民法院出版社要加强法治理论出版选题策划,努力推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成果的精品力作。
(二)充分挖掘司法大数据资源,促进审判实践与法学教育研究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中国裁判文书网作用,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整合全国法院各类数据资源,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深度分析和挖掘司法大数据,汇聚生成审判态势、类案特征等分析报告,提炼总结类案裁判规则,智能推送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服务法官执法办案,提升司法能力和水平。要推进司法研究资源、数据与成果的开放共享,为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资源素材。建好用好最高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相关研究合作平台,倡导各高级法院从审判实践需要出发,在有条件的法学院校、研究机构设立司法实务专题研究基地。
(三)有效发挥国家法官学院平台作用,着力提高司法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推进国家法官学院和地方各级法官培训机构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司法人才。要主动适应司法改革要求,完善法官培训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深化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改革。正确处理理论培训和实践教学的关系,加大法官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比重,激励引导法院领导干部、审判业务专家、优秀资深法官积极参与培训教学,把司法实践的宝贵经验和生动案例引入法官培训课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拓展法官培训中信息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利用中国法官培训网和各地法官培训网,汇集法院系统和法学院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干警即时学习需求。充分发挥国家法官学院作为国际司法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开展司法培训合作,举办司法专题研讨,促进司法人才国际合作交流。
(四)利用法学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助推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各级法院可根据审判实践和队伍建设需要,邀请法学院校专家学者为法院干警作学术讲座,参与法官培训教学,帮助干警了解前沿理论、更新法学知识。最高人民法院要继续与相关法学院校联合培养应用型法学博士、硕士,有条件的法院可委托法学院校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办委托培养研究生学历教育班,提升干警法律素养和学历层次。少数民族地区法院要加强同相关民族院校的合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培养工作,积极协调有条件的民族院校开设双语法学专业,面向民族地区法院定向培养双语法官后备人才。
三、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资源优势,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一)选派优秀法官参与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各级法院要按照党委组织部、政法委部署要求,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法官或其他业务骨干到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挂职,担任实务教师(研究员),开设司法实务教学课程,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参与法学教材编写,把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实践经验和生动案例送进法学教育课堂。法学院校选聘法官担任兼职教师,邀请法官参与课题研究、教材编写、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相关法院要积极支持、择优推荐。
(二)选聘法学专家学者到法院挂职锻炼。各级法院要建立挂职学者制度,按照党委组织部、政法委部署要求,每年选聘一定数量的法学专家学者来法院挂职。相关法院应安排挂职专家学者担任相应职务,根据需要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参与案件办理、司法政策研究等工作,帮助专家学者全面深入了解司法审判实践。
(三)积极推广法律研修学者制度。总结推广部分法院接收法律研修学者的经验,在各高级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基层法院实施法律研修学者制度,拓展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渠道。接收研修学者的法院要定期公布相关研究课题和接收研修学者条件,经个人申请、所在单位同意,安排法学专家学者承担课题研究任务。法院要安排研修学者参与相关工作或调研活动,提供必要的司法案例和相关资料,为研修学者完成研修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并积极帮助研修学者实现研究成果转化。
(四)普遍实施法律实习生制度。各地法院要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的规定》,把接收法学院校学生来法院实习作为加强司法实践教学、促进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抓实做好。要坚持就近接收为主的原则,与当地法学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由相关法学院校统一组织、择优推荐,定期接收法学院校学生到法院实习。要安排实习生担任实习法官助理或实习书记员,参与诉讼服务、案件记录、起草法律文书、调解、送达、财产保全等审判辅助工作,满足实习学生全面了解审判工作的需求。相关地区法院要进一步做好接收香港法律实习生到内地法院交流实习工作。
(五)支持法学院校在法院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各级法院要积极支持法学院校在法院设立实践教学基地,根据法学院校教学需要,接收法学院校学生观摩庭审活动,安排资深法官指导学生模拟庭审,为法学院校提供用于教学的典型案例和庭审视频。可邀请法学院校师生参加法院公开日、法治宣传教育、观摩案件庭审等活动,参观法院院史馆、博物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支持法学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育。法学院校专家学者基于教学科研需要申请查阅有关案例卷宗、法律文书和司法统计数据,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许可范围内,作为其实践教学基地的法院应准许查阅并提供便利条件。
(六)组织法学院校师生参加法律志愿者活动。各级法院可同相关法学院校协商,根据法治人才培养和法院审判工作需要,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法律志愿者岗位,作为法学院校师生了解国情、服务群众的平台。法律志愿者主要由法学院校青年教师或在读研究生、本科生兼任,利用工作、学习之外的时间,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参与法律咨询、息诉劝访、诉讼指引等工作,增进法学院校师生对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和人民法院司法实践的认识和理解。
四、加强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切实做好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交流合作工作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资源优势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是各级法院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各级法院要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把推进法治人才培养纳入法院工作整体布局,加强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与法学院校、研究机构交流合作。法院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认真研究谋划,积极主动作为,政工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二)健全工作机制,精心组织实施。各级法院要本着就近便利、自愿协商、合作互利的原则,加强同相关法学院校的联系沟通,建立合作协商机制,深入了解法学院校对人民法院支持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具体需求,因地制宜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合作内容和方式,认真抓好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将同部分重点法学院校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支持相关法学院校“双一流”建设。各高级法院要加强对辖区法院的组织指导,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科学谋划辖区法院与法学院校的合作布局,均衡分配法院实践教学资源和法学院校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法院要联合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健全参与交流合作人员管理考核制度,明确纪律要求、管理方式和考核办法,坚决防止出现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
(三)完善激励措施,提供支持保障。对于根据组织安排到法学院校或研究机构挂职担任实务教师(研究员)的法官,所在法院应保留其法官身份,保持其基本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将其审判职务年限连续计算。对经组织批准以兼职授课、参编教材、担任研究生导师等方式支持法学教育的法官,在年度绩效考评中应予以充分考虑,合理折算工作量。对于到法院挂职的法学专家学者和到法院实习的法学院校学生,相关法院要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条件的法院可为挂职专家学者提供适当的工作津贴和交通补贴。对于表现突出的挂职法官、挂职专家学者、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和法律志愿者,可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
2017年9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1年5月19日)
目  录
一、赵某利诈骗案
二、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李某明逃税案
三、“和睦家”与某市“和睦佳”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四、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胡某、朱某等侵害技术秘密案
五、罗某明等五人与某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案
六、长沙盛世某某投资有限公司保全执行案
七、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案
一、赵某利诈骗案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案再审判决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严格区分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对人民法院审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案例充分体现了“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的司法理念,对于增强企业家干事创业信心,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良好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赵某利承包经营某铆焊加工厂并担任厂长,1992年至1993年间,赵某利从某冷轧板公司多次购买冷轧板,并通过转账等方式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其中,1992年4月29日、5月4日、5月7日、5月8日,赵某利在向某冷轧板公司财会部预交支票的情况下,从该公司购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41895万元)。提货后,赵某利未将该公司开具的发货通知单结算联交回该公司财会部。1992年5月4日、5月29日、1993年3月30日,赵某利支付的货款22.0535万元、12.4384万元、2万元分别转至该公司账户。因实际交易中提货与付款不是一次一付、一一对应的关系,双方就赵某利是否付清货款发生争议。某冷轧板公司以赵某利诈骗该公司冷轧板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有关证据不能证明赵某利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及实施了诈骗行为,判决宣告赵某利无罪。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二审法院认为,赵某利从某冷轧板公司骗取冷轧板的事实成立,判决赵某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赵某利在与某冷轧板公司交易过程中,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宣告赵某利无罪,依法返还已执行的罚金。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再6号刑事判决书。
二、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李某明逃税案
【典型意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产权保护意见》)强调,要坚持有错必纠,对确属适用法律错误的要依法予以纠正,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本案再审判决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依法适用经《刑法修正案(七)》修正后的《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关于对逃税初犯附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宣告申诉单位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申诉人李某明无罪。本案再审裁判正确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依法保障涉案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态度和决心,对于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案情】
2003年1月至10月,申诉人李某明系某市某某化学清洗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3年10月29日,某市某某化学清洗实业公司改制后,又成立了某市某某化学清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李某明,后该公司经多次更名,变更为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03年至2007年间,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原某市某某化学清洗实业公司收入总额为7320445.51元,应缴纳税款803413.14元,已缴纳税款357120.63元,逃避缴纳税款共计446292.51元。2006年4月,某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接原任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黄某某实名举报开始调查本案,后在未通知补缴、未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作出涉税案件移送书,直接移送某区公安局立案侦查。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侦查期间补缴了税款458069.08元,并于一审重审及宣判后全额缴纳了判处的罚金45万元。
【裁判结果】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施行。2009年9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明均构成逃税罪。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李某明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又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许。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李某明逐级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指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判认定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少缴税款446292.51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未经行政处置程序而直接追究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李某明个人的刑事责任,不符合《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对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李某明应当适用根据《刑法修正案(七)》修正后的《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的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据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裁判,宣告湖北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李某明无罪。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刑申231号再审决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刑再5号刑事判决书。
三、“和睦家”与某市“和睦佳”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典型意义】
《产权保护意见》明确要求:“依法审理商标侵权,加强品牌商誉保护。依法审理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破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加强商标权司法保护,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是建设品牌强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案再审判决综合考虑请求保护的“和睦家”商标和字号的知名度以及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改判明显攀附“和睦家”医疗服务商标商誉的被告停止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全额支持其赔偿请求300万元,有力保护了知名医疗服务商标。判决后,被告主动履行了变更名称、登报消除影响的判决义务。该案再审判决采用法定最高限额顶格赔偿的方式制裁恶意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加大惩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力度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预防和遏制相关侵权行为,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和保障市场竞争秩序,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和睦家医疗管理咨询(某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睦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某市和睦佳妇产医院(以下简称某市和睦佳医院)、某市和睦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市和睦佳公司,两被申请人统称为某市和睦佳)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和睦家公司请求判令某市和睦佳停止侵害其“和睦家”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停止使用“和睦佳”文字并变更企业名称、赔偿300万元。和睦家公司于2007年11月7日注册前述两商标,在某市和睦佳成立之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成立7家使用“和睦家”字号的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上长期使用“和睦家”字号和商标;“和睦家”系列医疗机构作了大量广告宣传,相关医疗机构的年度营业收入达到一定规模,也获得一些荣誉。全国或者地方发行的报纸期刊等也对上述“和睦家”医疗机构作了不少宣传报道。某市和睦佳公司和某市和睦佳医院分别成立于2011年4月和6月,经营范围包括预防保健科、妇产科、新生儿专业等,在医疗服务中突出使用“和睦佳”文字标识,还同时使用了与上述和睦家公司图形商标高度近似的图形标识。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某市和睦佳使用的图形标识与和睦家公司图形商标不构成近似,某市和睦佳使用“和睦佳”企业字号主观上无恶意,故某市和睦佳上述行为未损害注册商标权,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某市和睦佳在经营活动中突出使用的“和睦佳”文字与和睦家公司拥有的“和睦家”文字商标近似,构成商标侵权行为,故判决某市和睦佳停止侵害“和睦家”文字商标并赔偿30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认为:和睦家公司请求保护的“和睦家”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某市和睦佳使用“和睦佳”以攀附和睦家公司“和睦家”字号商誉的主观意图很明显,其使用“和睦佳”作为企业字号的行为已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指的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引人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市和睦佳使用的图形标识与和睦家公司拥有的图形商标整体结构和主要识别部分高度近似,在形态上均易被识别为一对父母怀抱婴儿的图像;其在医院经营活动中突出使用与和睦家公司“和睦家”文字商标近似的“和睦佳”文字标识的同时,还联合使用与和睦家公司图形商标近似的图形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两者的医疗服务产生混淆,仿冒和睦家公司医疗服务来源的主观意图非常明显,其行为构成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和睦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某市和睦佳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变更企业名称,同时综合考虑某市和睦佳的主观意图、行为影响等侵权情节、和睦家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按照法定最高限额判决某市和睦佳赔偿300万元。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428号民事判决书。
四、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胡某、朱某等侵害技术秘密案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抓紧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产权保护意见》也要求,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首例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知识产权案件,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方面探索了侵权情节严重程度与惩罚性赔偿倍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充分发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有效保护权利人、威慑遏制侵权行为发生、警示潜在侵权人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推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落实落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2012 至2013年期间,华某在广州某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利用其卡波产品研发负责人的身份,以撰写论文为由向任职单位的子公司九江某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李某索取了卡波生产工艺技术的反应釜和干燥机设备图纸,还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多次从其办公电脑里将公司的卡波生产项目工艺设备的资料拷贝到外部存储介质中。华某非法获取公司卡波生产技术中的生产工艺资料后,先后通过U盘拷贝或电子邮件发送的方式将公司的卡波生产工艺原版图纸、文件发送给刘某、朱某、胡某等人,并且对卡波生产工艺技术进行了使用探讨,后由胡某对设计图进行修改,并负责相关设备的采购。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的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利用华某非法获取的卡波生产工艺及设备技术生产卡波产品,并向国内外销售。广州某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某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胡某、朱某存在侵犯广州某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某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秘密的行为,应按照侵权获利的2.5倍取整后确定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华某、刘某、胡某、朱某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广州某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某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后认为,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胡某、朱某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原审法院认定的侵权获利数额应当按照被侵害技术秘密的贡献程度调减为600万元,但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本身以侵权为业,且在其前法定代表人因相关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后仍持续生产,并销售至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足见侵权主观故意之深重、侵权行为后果之严重。因此对本案改判适用顶格(5倍)的惩罚性赔偿。同时鉴于刘某作为安徽某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在侵权过程中作用明显,改判其对全部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
五、罗某明等五人与某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案
【典型意义】
《产权保护意见》要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对因政府违约等导致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受到损害等情形,进一步完善赔偿、投诉和救济机制,畅通投诉和救济渠道”。本案中,某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案涉养猪场的猪栏和饲料仓库实施强制拆除,客观上已导致养猪场无法正常经营,只能停业并关闭。二审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仅考虑了被拆除的猪栏和饲料仓库的直接损失,对因养猪场必然不能继续正常经营导致的其他场内设备、设施无法继续使用的损失未予任何考虑,当事人产权未能依法得到公平和充分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严格贯彻依法保护产权审判理念,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意见》有关要求,坚持完善、畅通当事人产权受损后的救济渠道,通过再审改判,准确认定当事人直接损失范围,客观计算实际财产损失金额,给予公平和充分赔偿,在支持国家环保政策执行的同时,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
【基本案情】
2012年罗某明等五人成立某明合作社,取得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2013年,某明合作社与某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用约6亩土地建造猪栏舍及其他附属设施,进行生猪养殖经营。2015年,罗某明等五人根据环保部门要求,对养猪场进行整改,建设相关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并于同年7月投入使用。2015年8月26日,在未经上述环保部门验收的情况下,某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养猪场属违法建筑为由,未作出任何处理决定并告知罗某明等五人相关权利,便对养猪场及相关附属设施实施了强制拆除。
【裁判结果】
在生效判决认定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情形下,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某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就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损失对罗某明等五人予以赔偿。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为1802439元,二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为864984元。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对直接损失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并逐一计算和认定养猪场被强拆所遭受各项损失,依法扣除未实际遭受的损失和因再审申请人过错导致的损失,对罗某明等五人合理的再审主张予以充分考虑和支持,最终判决某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赔偿罗某明等五人1691788元,一次性化解赔偿争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赔再7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六、长沙盛世某某投资有限公司保全执行案
【典型意义】
为贯彻落实《产权保护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监督纠正超标的查封问题,这在诉讼保全问题上也应予以秉持。人民法院实际保全财产价值应以保全裁定确定的保全金额为限,坚决杜绝明显超标的保全。本案在综合各方因素对保全财产价值进行实质审查后,认定保全的部分财产可以满足保全需要,并解除了对超额部分财产的查封,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进一步增强善意文明执行的主动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基本案情】
某某二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因与长沙盛世某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盛世公司名下2.17亿元财产。人民法院根据某某二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申请,查封盛世公司名下的涉案在建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及另一宗土地使用权。盛世公司不服,认为存在明显超标的查封,提出执行异议。
【裁判结果】
执行法院在异议程序中经审查认为,虽然某某二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没有申请对涉案在建工程进行查封,但查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同时,执行法院结合该公司在诉讼请求中陈述的涉案工程量达3.78亿余元,及该公司主张的剩余工程款和周边土地价格等因素,认为该院查封涉案在建工程及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可以满足保全需要,该院查封存在明显超标的情形,故裁定解除对另一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最高人民法院复议认为,执行程序不仅要依法及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及时保全财产,也应当保障被保全人的合法权益。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不得超标的保全,对明显超标的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以部分保全为原则。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执行法院裁定解除对部分财产的查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复136号执行裁定书。
七、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案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首例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明确了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害,被执行人无清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而终结本次执行的,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本案进一步明确了因错误执行申请国家赔偿案件的启动标准,对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质效,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加强产权司法保障,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基本案情】
在某某投资有限公司诉某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对某市轮胎厂相应财产进行保全,并向某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某市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某市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042余万元。案件执行过程中,某市国土资源局依据该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有关报纸刊登将某市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某市轮胎厂名下3宗土地的查封。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某某投资有限公司。2009年起,某某投资有限公司多次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某某投资有限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月1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某某投资有限公司认为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因此决定驳回其国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后认为,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案涉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损害了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在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该错误执行行为也已被证实给某某投资有限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相应国家赔偿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相应国家赔偿。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最高法委赔提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2021年9月27日)
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目录
1.“优选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2.“必沃”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
3.“爱奇艺账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4.“陆金所金融服务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5.“720浏览器”不正当竞争纠纷
6.“微信群控”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7.数推公司、谭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8.“供水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9.“砖瓦协会”垄断纠纷案
10.西斯威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1.“优选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技术秘密侵权行为认定及责任承担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7号
【基本案情】
优铠(上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铠公司)是一家制造、销售优选锯产品的公司,该公司主张其享有“边测量边锯切”的技术秘密,李某某、周某等人从优铠公司离职后成立了上海路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启公司),并利用优铠公司的技术秘密制造、销售优选锯产品。寿光市鲁丽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丽公司)使用优选锯产品亦构成侵权。二审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并进行技术比对。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二审勘验的实验结果,被诉侵权产品的锯切方式和结果遵循了涉案技术秘密的工艺流程,并且实现了涉案技术秘密的技术效果,属于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故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路启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600万元。同时,针对鲁丽公司无正当理由毁损人民法院查封证据的行为,对鲁丽公司作出罚款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复杂的技术事实查明与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多次庭审逐步明确技术秘密的实质内涵,借助现场勘验手段查明侵权事实,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充分彰显了严惩不诚信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司法导向。同时,针对当事人毁损重要证据的行为作出的罚款决定也表明了人民法院倡导诚实守信、惩戒失信,构建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的司法态度。
2.“必沃”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基本案情】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公司)认为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沃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利用慈星公司要求保密的技术图纸生产横机设备的行为,侵害了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遂诉至法院。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针对必沃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有关事项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侦查的事实涵盖了涉案协议和图纸相关内容,故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必沃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慈星公司以必沃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所提起的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关系。而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必沃公司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系必沃公司涉嫌侵犯慈星公司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仅是二者所涉案件事实具有重合之处。一审法院应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但也应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故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典型意义】
该案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保护产权及保护企业家权益、构建良好法治营商环境的司法政策要求,明确了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既避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以涉嫌犯罪为由干扰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保证民事案件的公正和及时处理,也避免了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拒绝刑事立案,导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混淆,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
3.“爱奇艺账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VIP账号分时出租行为的认定
【案号】(2019)京73民终3263号
【基本案情】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公司)是爱奇艺网和手机端爱奇艺APP的经营者,用户支付相应对价成为爱奇艺VIP会员后能够享受跳过广告和观看VIP视频等会员特权。杭州龙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魂公司)、杭州龙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境公司)通过运营的“马上玩”APP对其购买的爱奇艺VIP账号进行分时出租,使用户无须购买爱奇艺VIP账号、通过云流化技术手段即可限制爱奇艺APP部分功能。爱奇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龙魂公司、龙境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龙魂公司、龙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定,龙魂公司、龙境公司的行为妨碍了爱奇艺公司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的正常运行,主观恶意明显。龙魂公司、龙境公司运用网络新技术向社会提供新产品并非基于促进行业新发展的需求,该行为从长远来看也将逐步降低市场活力,破坏竞争秩序和机制,阻碍网络视频市场的正常、有序发展,并最终造成消费者福祉的减损,具有不正当性。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网络环境下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典型案例。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互联网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有效保护,同时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创新因素的考量。本案明确了网络视频行业中新商业模式的合理边界,彰显了人民法院促进网络平台有序发展、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司法导向。
4.“陆金所金融服务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网络抢购服务行为的认定
【案号】(2019)沪0115民初11133号
【基本案情】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公司)是知名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上海陆金所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服公司)是其全资子公司。两者开设金融服务网站及手机应用(以下简称涉案平台),债权转让产品交易是其中的热门服务。为抢购债权转让产品,网站会员需经常登录涉案平台,频繁刷新关注债权转让产品信息。西安陆智投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智投公司)提供“陆金所代购工具”软件,用户通过安装运行该软件,无需关注涉案平台发布的债权转让产品信息即可根据预设条件实现自动抢购,并先于手动抢购的会员完成交易。陆金所公司、陆金服公司认为,陆智投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至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陆智投公司提供的抢购服务利用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不正当的抢购优势,违反涉案平台既有的抢购规则并刻意绕过其监管措施,对涉案平台的用户粘性和营商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令陆智投公司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消除影响,并全额支持了陆金所公司、陆金服公司的赔偿主张。
【典型意义】
网络抢购服务是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伴生品。本案明确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理思路及裁判规则,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兼顾了科技金融企业的竞争利益与投资用户的消费者权益,更对维护金融平台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科技金融行业有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本案判决后当事人息诉服判,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5.“720浏览器”不正当竞争纠纷
--浏览器屏蔽广告行为的认定
【案号】(2018)粤73民终1022号
【基本案情】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公司)是芒果TV网站的经营者。广州唯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思公司)于2013年开始运营720浏览器。网络用户通过720浏览器的内置功能可以实现默认拦截屏蔽芒果TV网站片头广告及暂停广告、会员免广告的功能。快乐阳光公司认为唯思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快乐阳光公司的诉讼请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唯思公司技术中立的抗辩不能成立,唯思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唯思公司赔偿快乐阳光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80万元。
【典型意义】
浏览器屏蔽视频广告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互联网竞争行为,也是司法实践认定的难点。本案二审判决对浏览器屏蔽视频广告行为进行了多角度综合评价,细化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构成要素和适用场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等法律适用难点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是人民法院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不断完善竞争法律规则的生动体现。
6.“微信群控”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数据权益的不正当竞争保护
【案号】(2019)浙8601民初1987号
【基本案情】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原告),共同开发运营的个人微信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即时社交通讯服务。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被告)开发运营的“聚客通群控软件”,利用Xposed外挂技术将该软件中的“个人号”功能模块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为购买该软件服务的微信用户在个人微信平台中开展商业营销、商业管理活动提供帮助。两原告主张两被告擅自获取、使用涉案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至法院。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认为网络平台中的数据,以数据资源整体与单一数据个体划分,网络平台方所享有的是不同的数据权益。两被告的相关被诉行为已危及微信产品数据安全,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及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6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涉及微信数据权益认定的案件。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已成为市场激烈竞争的重要资源,数据权益的权属、权利边界以及数据抓取行为不正当性应如何判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案判决兼顾平衡了各方利益,为数据权益司法保护提供了理性分析基础,也为构建数据权属规则、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例证。对防止数据垄断,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亦具有积极意义。
7.数推公司、谭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网络刷单行为的不正当竞争认定
【案号】(2019)渝05民初3618号
【基本案情】
数推(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推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谭某系数推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数推公司、谭某自2017年12月至2019年7月分别开设了“企鹅代商网”“金招代刷网”等6个网站接受客户订单,将订单转让或转托他人,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原告)的网站和产品服务内容信息的点击量、浏览量、阅读量进行虚假提高,并予以宣传,获取订单与转托刷量之间的差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数推公司、谭某有偿提供虚假刷量服务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数推公司与谭某连带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2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打击网络黑灰产业的典型案例,明确了互联网经营者有偿提供虚假刷量服务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损害合法经营者、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扰乱正常竞争秩序,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本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审理涉及互联网黑灰产业的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
8.“供水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公用企业垄断行为的认定
【案号】(2018)桂01民初1190号
【基本案情】
永福县供水公司是自来水供水公用企业。吴某某向该公司申请用水,永福县供水公司要求其填写《用水报装申请表》,该申请表对用水和水表安装一并进行约定,并同时要求签订供水协议、缴纳安装工程预缴款。吴某某缴纳了水表费、安装费共计2500元。后吴某某不同意签订《个人用户供水安装工程施工协议》,要求自行购买水表,退还施工服务费。永福县供水公司未退款亦未给吴某某提供供水服务。吴某某认为永福县供水公司的行为构成捆绑交易等四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遂诉至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永福县供水公司在永福县所辖地域范围内的城市公共供水服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永福县供水公司在该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吴某某从别处购买供水设施材料和安装服务的选择权,据此认定永福县供水公司系以在用户申请供水时需同时购买供水设施安装的方式实施了捆绑交易行为,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永福县供水公司返还吴某某安装费并支付利息,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公用企业垄断行为的认定。各类公用企业如自来水、电、燃气供应企业在初装时捆绑收取初装费、设备费时有发生。本案明确了公用企业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标准,对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本案也为公用企业规范经营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有助于公用企业在提供服务时避免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市场竞争。
9.“砖瓦协会”垄断纠纷案
--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382号
【基本案情】
张某某主张其系在宜宾市砖瓦协会的发起人四川省宜宾市吴桥建材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吴桥公司)、宜宾县四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和公司)、曹某某等的胁迫下,加入该砖瓦协会,签订《停产整改合同》,并因该合同被迫停止生产。宜宾市砖瓦协会及其发起人通过广泛签订上述合同,迫使宜宾市部分砖瓦企业停产,通过减少砖瓦供应量,实现提高砖瓦价格,赢取不当利益,上述行为明显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且在特定时间内实现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横向垄断协议。但宜宾市砖瓦协会和仍维持生产的砖瓦企业支付了少量停产扶持费后不再依照约定付款,其行为排除了张某某参与竞争,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诉行为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侵害了张某某的权益,故判决吴桥公司、四和公司、曹某某、宜宾市砖瓦协会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3.6万元、合理开支5000元。吴桥公司、曹某某、宜宾市砖瓦协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核心问题是,张某某作为该案横向垄断协议的实施者之一,是否有权要求该垄断协议的其他实施者赔偿其所谓经济损失。鉴于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主张损害赔偿,实质上是要求瓜分垄断利益,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付其因实施该横向垄断协议遭受的损失,本质上是要求在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之间对垄断利益作重新分配。该案阐明了垄断民事救济的宗旨和导向,明确了请求损害赔偿救济者,其行为必须正当合法的基本原则,揭示了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所谓损失的瓜分垄断利益本质,对于打击横向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引导行业协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西斯威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涉外标准必要专利垄断纠纷管辖权的确定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2号
【基本案情】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PPO公司)和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OPPO深圳分公司)是全球性智能终端制造商和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其共同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西斯威尔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西斯威尔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斯威尔方)拥有无线通信领域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协商中违反了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RAND)的原则,实施了收取不公平高价许可费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就相同专利在不同国家提起诉讼,给 OPPO公司、OPPO深圳分公司的经营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西斯威尔方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西斯威尔方已就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问题在英国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应由英国法院审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驳回了西斯威尔方的管辖权异议。西斯威尔方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鉴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特殊性,结合西斯威尔国际有限公司已在其他国家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可能对OPPO公司等参与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造成直接、实质、显著地排除与限制竞争效果,OPPO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纠纷管辖问题。案件既涉及双方主体在全球不同司法辖区平行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对我国法院管辖垄断纠纷的影响,又涉及垄断纠纷的相关案件事实发生在国外应否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问题。本案裁定以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的域外适用原则为依据,对垄断纠纷的域外管辖问题进行了探索,明确了涉国际标准必要专利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则,对人民法院依法积极行使对涉外反垄断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典型意义和促进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已经2021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1年第3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谋划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追诉知识产权犯罪、监督知识产权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使命。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知识产权保护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以及《“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现就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服务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能动履职,聚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痛点难点堵点,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领域改革,持续健全知识产权检察体制机制,努力提高知识产权检察履职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质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动。坚持激励、保护创新,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质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知识产权检察各项工作,做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忠诚履职尽责。坚持强基导向,夯实知识产权检察基层基础。坚持严格保护、协同保护、平等保护、公正合理保护,注重把握知识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既坚持内外平等保护,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三)主要目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知识产权检察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检察机构专门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符合检察权运行规律和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模式日臻成熟,知识产权检察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各项检察职能全面协调充分履行,服务保障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能力显著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全面提升。
二、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检察综合保护质效
(四)狠抓知识产权刑事检察提质增效。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农领域产品、生命健康产品、环境保护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和文化体育产品等侵权假冒行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以及涉新业态新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办理一批典型案件,重拳出击,形成震慑。加强刑事立案监督,重点监督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线索应当移送而不移送、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等违法情形,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加强侦查活动监督,深入推进重大、疑难、复杂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和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修订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配套制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健全完善非羁押监管措施,推动降低审前羁押率。规范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实企业合规,完善检察办案保护创新创业容错机制。全面推广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质效。
(五)强化知识产权民事检察精准履职。积极构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多元化监督格局,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对确有错误的裁判结果、审判违法行为以及违法执行活动实行有效监督。加强案件来源机制建设,强化依职权监督意识,畅通案件来源渠道。树立精准监督理念,注重对在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提出抗诉,“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加强对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执行活动规律的研究,注重发现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制发类案监督检察建议,增强监督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加大对知识产权领域虚假诉讼法律监督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健全虚假诉讼防范、发现和追究机制。研究解决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改革带来的检察监督问题,减少当事人诉累。
(六)推动知识产权行政检察走深走实。着力强化对商标、专利、植物新品种等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类案研究,加大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力度。坚持穿透式监督理念,透过行政诉讼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加强对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以及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等行政执法问题的研究,及时向执法部门移送履职中发现的相关案件线索,促进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因应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管辖集中特点,健全完善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一体化办案机制,适时出台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办案指南,探索建立交办、转办、参办等工作机制。
(七)稳步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把握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特点和规律。梳理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依托公益诉讼法定领域积极稳妥拓展知识产权领域公益保护。重点加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统筹保护涉及的食品药品安全;从维护粮食安全出发,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的公益保护;从维护英烈权益出发,加大相关商标权、著作权公益损害案件办理力度;聚焦传统文化、民间文艺、传统知识保护,积极稳妥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损害案件。通过办理典型案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加强与相关执法部门的沟通协作,堵塞管理漏洞,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八)全面推进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更新履职理念,强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多种检察职能综合履行。立足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行使特点,把握综合履职运行规律,积极构建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综合履职模式。注重加强刑、民、行、公交叉案件研究,剖析典型案件,把握类案办理规律。探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升综合保护质效。注重大数据的深度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知识产权司法审判、行业监管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九)加强商业秘密保护。聚焦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以及事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合理界定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边界。加大对采用盗窃、利诱、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以及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的打击力度。着力加强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研究,把握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特点和规律,聚焦取证、举证、认证难点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办案质效。针对商业秘密案件办理中发现的企业、科研机构等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修改完善。开展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研究。积极参与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发展态势,加强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探索完善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法律制度的研究,推动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推动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完善。探索建立重大创新平台司法服务保障机制,提供信息查询、法律咨询、举报申诉等司法服务,将司法保护延伸到科技创新最前沿。
(十一)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围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知识产权治理体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积极参与相关条约的磋商和谈判,服务保障国家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积极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加强防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国际合作。严格依法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外国权利人合法权益。依托“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平台,积极深化与国家组织的合作和交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
三、坚持开拓创新,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检察体制机制
(十二)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更加注重司法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改革措施耦合性,以知识产权检察改革务实举措助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系统集成、协同推进。进一步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作,促进常态化协作机制落地落细,统一执法司法理念。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确权、行政执法、调解、仲裁、公证存证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和共享,促进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形成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建立健全与审判机制、检察机制相适应的案件管辖制度和协调机制。加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严格规范惩罚性赔偿适用。
(十三)积极构建跨行政区划知识产权检察制度。紧紧围绕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探索推进跨行政区划知识产权检察机制建设,聚焦案件管辖、信息共享、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问题,创新履职模式,提升履职效能。依托跨行政区划检察工作改革,及时总结推广跨行政区划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经验做法,打造若干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为跨行政区划检察工作提供知识产权检察样板。
(十四)完善司法协作机制。立足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和法律监督职能定位,锚定知识产权保护上下游环节,全面加强跨部门协作,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落实《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双向衔接。紧密依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职能作用,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走深走实。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同频共振,协同推进各类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积极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接,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十五)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辅助办案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检察案件专家咨询制度、专家辅助人参与办案制度,实现“外智”借助。针对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加强与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版权局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行政机关的协作,积极落实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作,推动实现技术调查人才库共建共享。进一步完善智库建设,组建知识产权检察人才库,充分运用智库资源提升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
四、加强组织领导,夯实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基层基础
(十六)强化政治和组织保障。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准确把握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战略定位和历史方位,切实将加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实。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性思考,加大推进力度,注重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各界支持,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强综合办案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领导干部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以党的建设带动队伍建设,引领工作开展。狠抓廉政教育,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巩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打造“五个过硬”检察队伍。
(十七)加强机构专门化建设。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机构建设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检察体系。各省级院要加强辖区内知识产权检察机构设置的统筹,积极主动与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沟通联系,在机构设置和职数配置上争取支持;鼓励各地根据知识产权司法实践需要,因地制宜推动知识产权检察业务机构和办案组织建设,科学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在案件较多的地方适时推开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
(十八)加强规范化建设。立足检察机关职能定位,研究制定符合检察职能综合履行模式的知识产权检察办案规定,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提供基本遵循。进一步加强听证工作,努力做到应听尽听,推动知识产权案件公开听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深入分析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刑罚判决情况,制定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审查指引,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检察办案活动。注重建章立制,根据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考评机制,充分发挥考评“风向标”“指挥棒”作用,努力形成靠制度激发干劲、凝心聚力的良好局面。
(十九)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加强对各类知识产权权利属性、案件特点以及司法规律的把握。加强办案团队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培育良好的团队文化。强化知识产权检察“一盘棋”意识,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一体调配专业力量。加强业务培训,特别是同堂实战培训,重点加强对多发高发类案、疑难问题以及新类型案件的培训,提升专业素养。适应知识产权检察专业性、技术性要求,形成一批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加强与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理论研究基地作用,为解决疑难复杂法律问题提供坚实理论支撑。进一步加大检察官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和培训力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检察人才。
(二十)加大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宣传力度。牢固树立“谁执法谁普法”理念,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通过新闻发布会、检察开放日、公开听证、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宣传效果。组织办好“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检察主题宣传活动,引领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检察文化,厚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知识产权文化理念传播,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推动形成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的司法环境和社会氛围。
(二十一)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依托智慧检务平台,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以现代科技赋能检察工作。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实现案件数据和办案信息网上流转,推进涉案财物规范管理和证据、案卷电子化共享。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检察案件智慧管理系统,实现知识产权检察案件管理、数据汇聚、智能分析、监督制约等系统集成,夯实大数据分析基层基础,实现大数据分析运用常态化。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
(2021年9月3日)
目 录
案例1: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全资子公司司法重整案
案例2:广西柳州正菱集团及53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案
案例3:江苏刚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案
案例4: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梅园华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5: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前隍村委会与镇江山水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案例6:陕西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与鹤壁国龙物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案例7:北京易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案例8:浙江嘉兴桐乡法院上线“活查封”管理应用,实现动产保全“数智化”
案例9:广东广州中院推行民商事案件先行判决,促进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兑现
案例10: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法院与工商联建立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
案例1: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全资子公司司法重整案
【基本案情】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力帆股份)成立于1997年,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行2亿股,募集资金29亿元,是中国首家在A股上市的民营乘用车企业。力帆股份及其持有的10家全资子公司已形成了主营汽车、摩托车及发动机产销的跨国性企业集团,曾十度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出口金额连续多年位居重庆市第一。然而,因汽车、摩托车行业深度转型,同时受战略投资亏损、内部管理不善等综合因素影响,力帆系企业自2017年起逐渐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巨额金融债务违约、主要资产被抵押、质押,主营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0年6月,债权人以力帆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力帆股份实施重整。同年7月,债权人以力帆乘用车、力帆汽销、力帆进出口、力帆摩发、力帆汽发等力帆股份的10家全资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10家子公司实施重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对力帆股份及其10家子公司的重整申请,并分别指定力帆系企业清算组为管理人。截至2020年评估基准日,力帆股份及十其家全资子公司资产评估总值为77.15亿余元;截至2020年11月,债权人申报债权共计267.71亿余元。在假定破产清算状态下,力帆股份普通债权清偿率为12.65%。
【裁判结果】为维持企业营运价值,重庆五中院在受理重整申请后,决定力帆股份及十家子公司继续营业,同时从2020年8月开始,指导管理人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经过严格审查,最终确定国有投资平台重庆两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营企业吉利迈捷投资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战略投资人。2020年11月,力帆股份及其出资人会议以及十家全资子公司债权人会议,均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庆五中院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2021年2月,重庆五中院作出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力帆股份司法重整案,是国内首家汽摩行业上市公司司法重整案。通过司法重整,整体化解了企业危机,维护了6 万余户中小投资者、5700 余名职工的合法利益,保障了上下游产业链千余家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重庆五中院在该案的司法重整中,充分发挥“府院”协调机制作用,创新采用“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人”的模式引入战略投资人,形成了推动企业重生的双重“驱动力”,即:一方面,通过国有平台公司和民营企业共同牵头设立投资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企业重整,为企业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行业龙头企业导入新技术、新业态,将传统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业务升级为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新生态。经过司法重整,助力力帆股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撤销了对力帆股份(601777)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ST力帆”现已更名为“力帆科技”,截至今年8月27日,总市值280.35亿元。力帆股份及十家子公司也都实现了扭亏为盈,全面实现了企业脱困重生。
【案件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破193号
案例2:
广西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及53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案
【基本案情】成立于2003 年的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正菱集团)是广西第一家集汽车、发动机、机床三大主机制造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第一家拥有从旋窑水泥、商用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到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产业链的民营企业,也是一家能够提供担保、金融服务的跨区域发展、多元化经营的综合性大型民营企业,曾两度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然而,由于经营扩张过快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经营亏损,以2014年5月28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对正菱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立案侦查为标志,开始爆发严重债务危机。正菱集团与53家关联公司陷入大量诉讼纠纷,涉债总额超过380亿元,诉讼纠纷除了广西,还涉及江苏、福建、湖南等全国多个地区。由于诉讼纠纷,导致其资产全部被查封,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解决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柳州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未取得预期效果。2018年,由于各方强烈要求,柳州市委、市政府建议由高级法院受理本案以便在全区范围内统筹协调、整体把控,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也达成共识请求由高级法院受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遂以该案属于全区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裁定予以受理。
【裁判结果】2018年12月,广西高院裁定确认管理人将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城建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重整投资人。投资人共计投入36亿元用以清偿本案各类债务和费用,实现了重整费用、共益债务、建设工程债权、职工劳动债权、税收债权以及10万元以下的小额债权清偿率100%。2019年1月,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该司法重整案圆满审结。
【典型意义】正菱集团及53家关联企业司法重整案,是全国首例由高级法院受理的54名关联债务人实质合并重整案件。广西高院仅用时6个多月,实现债权人会议高票赞成通过了相关重整计划草案。目前,管理人已与投资方完成资产交接,投资方已按重整计划草案约定时间支付了投资款。该案成功化解债务总额超过380亿元,涉及不含劳动债权的债权人多达2039人,盘活破产企业资产价值约150亿元,化解诉讼案件约 470件,涉案金额约77亿元。取得了四方面突出成效:一是涉案 26家金融机构债权全额或高额清偿,维护了地区金融安全;二是税务债权全额清偿,确保了国家税收和税源稳定;三是职工债权全额清偿,保障了职工基本生存权,同时10万元以下债权全额清偿,确保了1922笔普通债权中每个债权人都有收获;四是解决执行案件2300余件,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新路径;。
该案的典型意义有三:第一,充分保障各类债权人合法权益。为公平保障更多债权人利益,在保障抵押担保债权人权益前提下,以12亿元重整资金专门解决非担保债权,使得破产重整费用、共益债务、建设工程债权、职工劳动债权、税收债权以及10万元以下的小额债权人均得到全额清偿。第二,高质量审结、高效实践了多个关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的模式。为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司法效率,避免损害债权人利益,且关联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均向法院明确表示合并受理符合债权人整体利益并书面请求合并受理,广西高院将54名债务人实质合并重整,仅用6个多月彻底解决了困扰五年多的社会问题,是实质合并重整的典型案例,具有较好的标杆示范意义。第三,盘活生产型企业和土地类资产,助力地方经济增长。对具备基本盘活条件的生产型企业,通过厂房维修、升级改造等方式增加资产储备价值,引入战略投资者从根本“救活”企业。截至2020年12月,企业经营实现收入61550万元。对重整项目资产中的土地类资产,积极引进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打造品质楼盘,促成项目落地。同时积极配合政府对老旧城区的城市更新规划,改善地块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打造城市新风貌。
【案件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破1号
案例3:
江苏刚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案
【基本案情】刚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刚松公司)主营医用无纺布制品、手术衣、手术洞巾、手术包、PM2.5口罩及工业和民用防护类产品,厂区配备10万级无尘生产车间,产品远销海外,与世界500强企业有长期稳定合作。2018年,由于经营不善,加之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导致刚松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危机,并于当年下半年停止生产经营。2019年12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刚松公司破产清算案。
【裁判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口罩等防护用品成为紧缺物资。刚松公司虽已停止生产经营一年多,但其具有医用口罩的生产资质和生产所需的无尘车间。2020年春节期间,吴江区法院依托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积极主动与辖区政府沟通并进行实地调查,指导管理人以招募同业投资人的方式恢复经营。在辖区政府的协调下,刚松公司厂区恢复水电,刚松公司正式投入生产,日平均生产口罩7万余只,均由属地政府定向采购用于疫情防控,重整价值日益显现。2020年4月,吴江区法院通过在线拍卖平台以4880万元的价格确定刚松公司重整投资人,普通债权清偿率由清算状态下的7%提升至24%。吴江区法院依法裁定终结刚松公司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2019年12月,刚松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夕进入破产程序。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既对防疫物资提出了需求,也给主业生产防疫物资的刚松公司带来了转机。吴江区法院在已有投资人报价的情况下,借鉴“假马”竞标规则,创新适用“线下承诺出价+线上拍卖竞价”确定重整投资人,兼顾了重整价值和重整效率。“假马”竞标规则系指由破产企业选择一家有兴趣的买受人设定最低竞买价格,其他潜在竞买人不能提出低于该价格的收购价。吴江区法院创造性地运用该规则,并借用破产审判信息化建设成果,采用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最大可能保障了破产企业的权益,同时也降低了破产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本案自受理重整申请至批准重整计划仅用时17天,至最终网络拍卖确定重整投资人也仅用时62天。刚松公司司法重整案的办案思路和办理结果生动诠释了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主题。
【案件案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破123号
案例4: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梅园华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3年5月30日,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融信托)与山西梅园华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梅园华盛)(借款人)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分期发放贷款4.1亿元,贷款期限30个月,并就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6月20日,梅园华盛与华融信托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约定梅园华盛根据贷款发放进度分期支付财务顾问费用3405万元。后因梅园华盛未能如期还款,华融信托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一审判令梅园华盛向华融信托支付借款本金3.893亿元及利息,以及按日0.05%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按借款总额支付20%的违约金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因华融信托不能举证证明其为梅园华盛提供了何种具体的财务顾问服务,应当认定其未提供。结合贷款实际发放和梅园华盛支付财务顾问费的时间,财务顾问费用分期支付之时,华融信托的贷款尚未发放完成,应当认定案涉3405万元财务顾问费为预先收取的利息,并在计算欠款本金时予以扣除。另外,《信托贷款合同》约定了贷款期限的前24个月按12%计息,后6个月按14%计息,逾期贷款本金按贷款日利率的150%按日计收罚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按贷款日利率的150%按日计收复利;不按约定归集资金的,按贷款本金余额的0.05%按日计收违约金(年化为18%),未及时偿还全部借款的,还应另行支付已发放贷款本金20%的违约金。加上作为“砍头息”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用3405万元约为贷款总额的8.3%,贷款人华融信托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调减。
【典型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取缔非法收入,切实降低实体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该案贷款人共计借出款项4.098亿元,同时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在每次放款前均要求借款人提前支付“砍头息”,共计3405万元,约为贷款总额的8.3%。二审法院因贷款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为借款人具体提供了何种财务顾问服务,故认定其实际未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将收取的高额财务顾问费用认定为以顾问费名义预先收取利息,在计算欠款本金时予以扣除。同时,原借款合同约定了非常复杂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的计算方式,给实体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违约负担。二审依法予以调整,体现了人民法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富裕的理念,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案件案号】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初77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081号
案例5: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前隍村委会与镇江山水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7年,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镇江山水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山水湾公司)与该区前隍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多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先期承包该村近900亩土地,计划投资4.45亿元用于特色农业生产开发。合同签订后,山水湾公司介绍已先后投入3亿余元用于拆迁、道路、机耕道、土地整形、生态沟渠、日光温室、苗木栽培等项目建设。后由于山水湾公司法定代表人遭遇交通事故等原因,山水湾公司自2015年起开始拖延支付土地流转使用费。2016年度的土地承包使用费由前隍村村委会提供担保,山水湾公司向他人借款后支付给村委会,再由村委会发放给各农户;2017年度土地承包使用费由山水湾公司向前隍村村委会借款70万元向各农户发放;2017年年底起,前隍村村委会又多次向山水湾公司催要2018年度的土地租金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所承租的近900亩土地。
【裁判结果】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山水湾公司违约,判令解除合同并返还土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山水湾公司在本案争议发生前,已经取得了相关部门的项目规划许可,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用于项目建设。本案山水湾公司的违约并未根本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如果判令解除合同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二审法院积极与前隍村村委会沟通,分析山水湾公司运营给村集体带来的经济利益,最终村委会同意就合同继续履行与山水湾公司进行协商。之后,法院又积极联系山水湾公司,提出改善经营的意见建议。经过多次耐心细致工作,最终村委会与山水湾公司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土地承包协议继续履行,山水湾公司限期支付土地承包费。
【典型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眼,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人民法院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精准对接脱贫地区司法需求,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实现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阶段“万企兴万村”的有效衔接。本案山水湾公司开发项目包括田园综合体、文旅、康养等,为附近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支付给村委会的租金增加了部分农户收入,并带动整个乡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但由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遭遇交通事故等原因,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土地承包费,以致产生诉讼。二审法院镇江中院从振兴乡村经济出发,深入乡村考察、积极组织双方在庭外进行协商调解,为企业经营献言献策、解决后顾之忧,既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又推动当地特色农业项目继续推进。
【案件案号】一审: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8)苏1112民初1388号;二审: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1民终2551号
案例6:
陕西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与鹤壁国龙物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1年1月,鹤壁国龙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国龙公司)与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电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国龙公司向西电公司购买两台电力变压器,单价749.5万元,共计1499万元,交货时间2011年6月15日。2011年7月,西电公司向国龙公司发函称:“恰逢国家重点工程1000KV、750KV可控电抗器也在近期交货,造成了交货期的冲突,由于以上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冲突,加之我司生产能力的局限,造成贵司项目产品交货时间推迟”。最终国龙公司确认实际交货时间为2011年10月16日,实际迟延履行123天。2019年1月,西电公司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龙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05.6万元。经一、二审法院审理,该案支持了西电公司的诉请。国电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西电公司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134.91万元。
【裁判结果】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西电公司主张其延迟交货属于不可抗力的理由不能成立,该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莲湖区法院判令西电公司支付国龙公司违约金134.91万元。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驳回了西电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是民商事审判的基本要求,不允许因为市场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本案西电公司隶属大型国有中央企业,国龙公司为河南省中小微民营企业。购销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早在2011年,西电公司迟至2019年才诉请主张支付剩余货款。该案获得支持后,国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西电公司支付当年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对此,西电公司虽承认逾期交货的事实,但抗辩主张其是因为需要提前履行其他合同才导致本案合同延迟交货。西电公司认为,需要提前履行的其他合同涉及国家重点工程暨公共利益,属于不可抗力,因此西电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法院认为,西电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当根据其生产能力,按照订单难易程度等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其对于合同的正常履约应在合同签订时即有预见,出现不同订单之间的时间冲突也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其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市场经济手段(如追加投入扩大产能、进行延期谈判合理变更合同、支付违约金等方式)予以规避,而不能将市场经营风险等同于不可抗力进而试图逃避违约责任。因此,法院认定西电公司迟延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判决既保护中小微企业的合法利益,又引导企业尊重市场规则和合同约定,彰显了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坚持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件案号】一审: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20)陕0104民初414号;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民终9472号;再审审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陕民申1670号。
案例7:
北京易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具体举措】北京易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简称易车公司)等因与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新意公司)合同纠纷案,向法院提出7871万元诉前财产保全,要求新意公司支付42份广告合同款。新意公司收到保全裁定书及起诉书后提出复议申请,称涉案42份合同款项大部分已经支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诉前财产保全组织听证,充分了解争议焦点和双方实际诉求,虽冻结了新意公司款项7871万元,但经过法院充分释明经营及法律风险,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意向。在调解款项支付环节,出现了易车公司坚持先付款再解封而新意公司因大额资金被冻结无力筹措应付款项的僵局。海淀区法院根据新意公司支付情况,以566万元为单元、共计14次逐笔解封,相应解封款逐笔支付至易车公司账户,前期保全资金顺利转化为和解款。
【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大额资金被冻结对企业生产经营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资金链脆弱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冻结大额资金有可能对被保全企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造成原被告双方两败俱伤。本案海淀区法院虽然也对大额资金采取了保全措施,但创新了“以保促调,滚动解封”的工作机制,畅通保全、调解、执行衔接机制,加速盘活执行资金、以细致及时的司法工作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其中,“滚动解封”既保障了债权人的权利,又给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喘息机会,有效解决了大标的额被执行人无流动资金还款与申请执行人不愿承担先行解封风险的困境。
【案件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民初7185号
案例8:
浙江嘉兴桐乡法院上线“活查封”管理应用,实现动产保全“数智化”
【具体举措】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民法院创新运用5G+AI+LBS+区块链技术,实现动产“活查封”“数智化”。具体做法是,法院在保管场地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取代传统的封条查封,确保查封设备可正常使用,生产经营“不中断”运行。同时,5G网络实现了图像、视频的回传和留存,法官在手机端即可查看动产状态。监测区域内使用移动通信基站LBS定位技术,当设备位置发生改变时,系统即时发出预警,避免保全财产被恶意转移。运用区块链技术,对区域内的机器设备数量、位置、外观进行图像固化并上传链接,将整个保全过程同步摄录并上传至“云上物证室”,确保保全数据可信任可追溯、保全行为规范可信。
【典型意义】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各级法院越来越重视将技术创新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善意文明执法,彰显司法温度。作为传统执行手段之一,“活查封”的保全方式既保障了原告的诉讼权利,又保住了被告企业的造血功能,避免了因保全措施影响生产经营而加剧原、被告之间矛盾。但“活查封”也存在财产容易被转移和价值贬损的弊端风险,实践中法院使用“活查封”比较慎重。新的“数智化”动产“活查封”保全,相较于传统的贴封条、派监管的动产保全方式,更为高效、可靠,对被保全企业的生产、商誉各方面影响更小。“活查封”运用“数智化”手段,最大限度体现了执行善意,减少了保全查封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
案例9:
广东广州中院推行民商事案件先行判决,促进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兑现
【具体举措】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20年6月起试行先行判决机制。先行判决机制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为法律依据,先通过审查诉讼请求进行二次繁简分流个案,对诉讼请求对应事实已查清且可独立裁判的部分先行判决,当事人可在先行判决部分生效后向对应的法院先行申请执行。其他诉讼请求待相关事实进一步查实后,通过后续判决解决。法院在审理中要注意先行判决与后续判决的判决方向一致、内容完整。
【典型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的,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从而确立了先行判决制度。但规定在实践中较少运用,且即便法院作出了先行判决,是否允许对该部分先行判决申请执行,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广州中院活用先行判决机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提升了商事案件诉讼效率。且先行判决对于支持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保障民营经济社会持续向稳向好蓬勃发展,促进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保障兑现,成效明显。截至2021年7月21日,广州中院作出先行判决的平均审理周期为57天,取得部分权利时间平均提速34.96%,单次最快提速达65.88%,先行判决金额共计8500万余元。
案例10:
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法院与工商联建立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
【具体举措】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与江苏省工商联签订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协作机制的框架协议,持续加大商会商事调解工作推进力度,吸纳更多的商事领域有经验、有威望的商会领导、民营企业家参与商事调解,鼓励各地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经费支持,拓宽商会组织调解经费来源,切实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广“枫桥E站”解纷站点,创新发展新时代在线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模式。推动企业建立结合企业自身特点的智能合约自动履行解决方案,探索建立将当事人的履约行为与本企业所设信用评价体系挂钩的机制,完善互联网诉源治理体系。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区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共同开展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及法治宣传,建立定期信息共享、案例通报及会商长效机制,畅通与民营企业家联系渠道,推动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形成整体合力。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与区工商联调委会组建优秀企业家在内的调解队伍,入驻县级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法院加强业务指导,通过平台对接直接指导调解员开展线下调解,构建“线下调解+线上确认”工作新模式,提供“一站式”服务。
【典型意义】工商联所属商会是以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由工商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商会要继续完善职能作用、创新经济服务工作、强化守法诚信和社会责任,加大商会商事调解工作力度,是深化商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典型案例选取了江苏高院、广州互联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浙江嘉兴南湖区法院四个典型。
江苏全省现已设立商会调解组织332个,聘用调解人员1528名,调解力量不断壮大。全省各类商会调解组织共有效化解商事纠纷3757件,化解标的金额10.27亿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年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之外,另在网易、字节跳动、唯品会、蚂蚁金服等平台增设“枫桥E站”4个,调解互联网民营经济领域纠纷9236件。
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调解室已成功调解涉区工商联所属商会会员企业产权矛盾165件,平均调解时长28天。
自2020年6月嘉兴市南湖区工商联调委会成立以来,共调处案件904件,调解成功574件,调解成功率63.4%,涉案标的近1.6亿元,调解成功标的近1.5亿元,为企业节约诉讼成本超过100万元。
从高院、中院到基层法院,人民法院与工商联建立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促进矛盾纠纷化解、民营经济保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28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全面实施,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制定如下意见。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握新时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前进方向
1.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党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准则,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保护的系统观念,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以共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国际视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2.把握新时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发展目标。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在新时代谋新篇、开新局。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系的总目标,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全面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各项工作,努力推动新时代环境司法理念得到新开拓,审判质效获得新提升,改革创新迈开新步伐,专门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服务保障能力实现新进步,国际影响力达到新高度。
3.找准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加强环境司法能力建设为中心,完善案件审判规则,提升审判质效。要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构建环境资源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以及立案、执行协同审判大格局,完善预防性、恢复性司法措施,健全公益诉讼制度,丰富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要全面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推动在具体案件审判中的规则转化。要以培育和推广精品案例为抓手,充分发挥案例的规则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为依托,促进信息技术与环境司法深度融合。要不断深化国际环境司法交流,努力提升环境司法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引领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4.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严厉打击暗管偷排、跨域倾倒、走私废物以及排污监测数据造假、环境监管失职渎职等突出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审理涉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涉新污染物环境污染民事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权益和环境权益。依法审理涉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案件,着力化解涉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关停转”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审理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案件,促进环评在防范环境风险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5.推动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依法审理涉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案件,严惩向城市河道、湖泊、海湾排污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审理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案件,推动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污染场地修复,强化责任追究。依法妥善处理污水及垃圾处理场站等设施选址、建设引发的纠纷,防范环保设施二次污染,实现污染物处理客观需要和周边居民对生活环境高品质要求的有机平衡。依法审理涉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垃圾分类,生态景观建设相关案件,推动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无废城市”建设。
6.服务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依法惩治非法占用、污染耕地和渔业水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依法审理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案件,提升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水产附产物等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助力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依法审理涉传统民居、古村落、古建筑保护案件,提升乡村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司法保护水平,助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三、贯彻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7.强化生态系统综合保护。依法惩治非法采矿采砂、非法侵占河湖、乱砍滥伐、毁林挖草、非法开垦等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审理涉耕地休耕轮作、封育保护、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等生态保护措施相关案件,推动草原森林休养生息。加大山脉、湖泊、湿地保护力度,依法审理涉退耕还林还湿、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建设、湿地用途管控相关案件,促进湿地保护水源、调蓄洪水、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等功能有效发挥。依法审理涉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以及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海水养殖、围海造田等相关案件,推动建立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制度,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
8.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或以其他方式实施野生动植物及制品非法贸易,非法引进、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审理涉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司法保护案件,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原则,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依法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生态环境,护航候鸟安全迁徙。依法审理涉野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案件,保障生物多样性重大工程有序实施。统筹疫情防控与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助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9.助力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严厉打击“电毒炸”“绝户网”等各类涉渔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惩治扎巢采卵、挖沙采石,切实保护长江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加大对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的惩治力度,从源头和终端斩断非法捕捞地下产业链。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开展“清船”“清网”行政执法活动,妥善处理因收缴、处置“三无”船舶和非法捕捞工具以及涉水产品市场、涉渔餐馆、渔获物市场整治引发的纠纷。依法审理涉渔民转移安置、转产转业相关案件,推动禁渔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健全,保障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落到实处。
10.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原则,切实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法审理涉黄河源头冰川、高原冻土、高寒草甸、草原、河湖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案件,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依法审理涉黄河干流和重要支流环境污染案件,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开展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助力黄河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水平同步提升。依法审理涉黄河中下游三角洲湿地保护、涉水沙关系协调等案件,维护河道管理秩序,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1.保障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大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公园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在自然保护地违法开垦、开发或修筑建筑物以及排污倾废等违法犯罪活动。严格区分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以及其他区域的功能定位,妥善处理与区域定位不符的开发利用、退出、转型引发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自然保护地原住民及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依法保障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统筹自然遗迹与人文遗迹、民俗文化一体化保护。
12.筑牢生态安全司法屏障。依法惩治偷采盗挖泥炭黑土等违法犯罪活动,服务构建黑土地保护系统工程。保障三北防护林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国家储备林建设,助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顺利开展。深入贯彻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审理涉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依法审理涉京津风沙源治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保护相关案件,加大对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海岸侵蚀及沙源流失等生态极度脆弱区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格局。
四、助推能源革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13.提高自然资源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依法审理涉土地、草原、矿藏、森林、海域等自然资源权属案件,科学划定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行使边界,维护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完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调处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服务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依法监督自然保护地内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审批,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集约节约开发利用。关注自然资源交易平台化、金融化、信息化趋势,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服务构建统一自然资源交易市场。
14.加大对水资源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审理江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案件,严惩破坏水环境、水生态,擅自取水、超量取水、破坏性取水等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对水权确权、取水许可审批、取水计量监管等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依法审理涉水权交易相关案件。妥善处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引发的矛盾纠纷,确保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将水资源司法保护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5.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准确把握碳排放权、碳汇、碳衍生品等涉碳权利的经济属性、公共属性和生态属性,依法妥当处理涉及确权、交易、担保以及执行的相关民事纠纷。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碳排放单位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等违法行为。依法审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涉碳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助力形成以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气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等重点区域涉能源结构调整案件的审理力度,严格落实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依法审理各类涉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违法生产、使用和环境污染案件,助力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16.服务产业结构绿色优化升级。依法妥当处理涉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规划、建设、生产引发的行政纠纷,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查处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违法行为。加大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改制、破产和重整案件审判力度,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排污许可监管职责,推动企业按证排污。加大绿色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鼓励清洁生产,推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支持运用金融工具助力绿色发展,服务构建绿色信贷政策法律体系,推动完善绿色债券发行制度规则,支持保险机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五、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健全环境资源审判制度体系
17.统一环境资源审判法律适用。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遵循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准确把握各类环境资源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正确认定单位犯罪,审慎适用从轻、减轻处罚。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妥当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加强自然资源使用权体系化研究,完善统一涉自然资源相关案件审判的法律适用。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性和功能,构建类型化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构成要件体系,完善不同诉讼程序和责任方式的衔接机制。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丰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规范禁止令适用程序和条件,探索建立环境资源案件专门证据制度,不断健全审判程序和实体规则。
18.加强专门化制度建设。坚持以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思维系统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改革。切实聚焦主责主业,加强环境资源法庭建设,充分发挥机构在专门化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确保环境司法理念在不同类型环境资源案件中得到统一贯彻落实。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协调,完善异地执行委托衔接、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环境修复资金管理制度等配套措施,建立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构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19.锻造素质过硬审判队伍。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提升队伍的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坚守清正廉洁底线,用真抓实干担当责任、诠释忠诚。全面加强队伍专业能力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既精通环境法又熟悉相关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科学知识的专家型法官,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队伍。
20.深化国际环境司法交流。秉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各自能力原则,公平公正惠益分享原则,损害担责原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携手各国加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环境污染等全球环境危机的司法应对。协力构建环境司法案例、司法经验的多元化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国际环境司法交流互访机制,促进相互借鉴和共享。加大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合作力度,传播中国环境司法声音,讲好中国环境司法故事,为全球环境司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表扬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和优秀办案检察官的通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表扬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和优秀办案检察官的通报
各级人民检察院: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广大检察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积极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新的更高司法需求,坚持以办案为中心,以高度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以高质量检察履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办案效果好的优秀办案团队和优秀办案检察官,为全国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官树立了学习标杆。
为表扬先进、激励斗志,进一步树立聚焦主责主业、大抓业务建设鲜明导向,引导各级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官专注司法办案,精进职业素养,不断提升办案质效。经高检院业务厅统筹遴选推荐,政治部审核并征求相关省级检察院意见,报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对2020年度监督办案成绩突出的海南省检察机关“10.26”专案组等30个办案团队、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曹丽薇等49名办案检察官予以通报表扬。希望以上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监督办案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全国检察机关、广大检察官要自觉向受到表扬的优秀办案团队和个人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忠于职守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革新理念、精益求精、秉公司法的职业精神,学习他们攻坚克难、坚守底线、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大力宣传弘扬他们的时代精神和职业特质,以“求极致”精神,做优做强做实做好“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推动新时代检察监督能力不断提升。各省级检察院要参照高检院做法,建立表扬和宣传优秀办案团队、优秀办案检察官工作机制,积极营造抓业务、强素质、谋发展的浓厚氛围。
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化、变革司法检察理念,以更高质量检察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月7日
表扬名单
一、优秀办案团队(30个)
(一)普通犯罪检察
海南省检察机关“10.26”专案组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派驻公安检察室办案组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环资类犯罪专业化办案团队
(二)重大犯罪检察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3.21”办案团队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108”专案办案团队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毒品办案组
(三)职务犯罪检察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重大职务犯罪办案团队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三部
(四)经济犯罪检察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办案小组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权健传销案办案团队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金融犯罪办案团队
(五)刑事执行检察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赴藏“4.14”办案组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办案团队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刘金威办案团队
(六)民事检察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虚假诉讼监督办案组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七)行政检察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行政检察专案办案团队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基层行政检察办案组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行政检察办案团队
(八)公益诉讼检察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办案组
(九)未成年人检察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七色花团队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刺桐花团队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莎姐团队
(十)控告申诉检察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积案清理办案组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办信中心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李浩办案团队
二、优秀办案检察官(49名)
(一)普通犯罪检察
曹丽薇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潘进格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涂 坤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赵 慧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石忠祥  贵州省平塘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
(二)重大犯罪检察
项秉忠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陈敬慧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王立琴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刘 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李蕻娟  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三)职务犯罪检察
崔 誉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陈 玮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刘少锋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张继辉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杨晓颖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四)经济犯罪检察
张志远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二级检察官
黄 威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扈小刚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郭丽娜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张凯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五)刑事执行检察
史希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王 钦  河北省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部二级检察官
王玉倩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
曾春伟  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易广宇  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六)民事检察
曾于生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冯海宽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刘晓明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五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刘 燕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刘玉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
(七)行政检察
国小丹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黄飞兰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邱 玉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张世光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王小琴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八)公益诉讼检察
张宇宏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付 勋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二级检察官
杨慧侠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李 铁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九)未成年人检察
杨新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郭志燕  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顾琤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王 亮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秦 雨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十)控告申诉检察
朱新燕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
关荣华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杜丽华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五检察部主任
韦 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热依汗·吾比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
(2019年7月18日)
1. 张某甲等1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充分发挥诉前引导作用,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要旨】
检察机关要注重串并研判,深挖涉黑线索,充分发挥诉前引导作用,提前介入侦查,积极引导取证,全面审核证据,整体把握个案之间的内在关联,深挖幕后主犯,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基本案情】
2005年,被告人张某甲刑满释放后,与被告人张某乙、张某丙等人(三人为兄弟)在湖北省洪湖市**镇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聚敛钱财。至2014年左右,被告人张某甲开始进入并逐渐控制长江**水域非法采砂行业,向采砂船收取“保护费”。为持续牟取非法利益,张某甲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李某某等人,实施了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张某甲为组织者、领导者,张某乙、张某丙、李某某、蔡某甲为骨干成员,胡某某、彭某某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2012年8月至2016年11月期间,该犯罪组织为树立非法权威,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造成1人死亡、2人轻伤、多人轻微伤、多人财物受损。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在**镇造成重大影响,并对长江**水域采砂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严重破坏了上述地区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还对当地长江流域的河道、河堤和渔业资源等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诉讼过程】
2017年1月25日,洪湖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涉嫌抢劫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依法对张某甲(未到案)、张某乙等11人批准逮捕。洪湖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实地走访,并根据被害人家属反映,初步认定该案与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正在办理的一起聚众斗殴致人死亡案(“1104”命案)存在关联,及时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调整下一步侦查方向,并建议公安机关向上级申请将“1104”命案指定到洪湖市公安局管辖。2017年3月21日,湖北省公安厅商请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将李某某等人涉嫌聚众斗殴案移交洪湖市公安局管辖侦办。同日,洪湖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张某乙等人涉嫌抢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向洪湖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4月28日,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涉嫌聚众斗殴罪向洪湖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洪湖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确认上述两起案件均与张某甲有关联,决定并案审查。同时,洪湖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时未认定张某乙等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犯罪嫌疑人张某甲尚未到案。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从已经查明的证据和整体上判断,张某甲犯罪团伙已经初步显示出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但组织特征、经济特征的证据相对薄弱,建议公安机关加大对案件的取证力度。后张某甲被抓获到案。同时,洪湖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将犯罪嫌疑人分所羁押,防止串供。公安机关根据该犯罪团伙成员各自作用及自身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讯方案,最终证实了张某甲幕后操纵“1104”命案的犯罪事实。此后,洪湖市公安局将张某甲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移送洪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案情重大复杂,荆州市人民检察院加强对下指导,先后12次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与公安机关共同梳理证据存在的问题。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和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先后补充证据材料7卷190余份,特别是补强了证明“组织特征”“经济特征”的证据,查清了张某甲在幕后指使李某某等人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
2018年6月28日,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等依法对张某甲等1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经法庭审理,2019年3月27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甲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指导意义】
该案系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涉黑命案典型案件,存在着“三多三难”,即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嫌罪名多、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案件定性难等问题。在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中,要充分运用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优势,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协调,提升办案质效。一是多个个案可能会在不同地域管辖办理,检察机关要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仔细梳理每一份证据,寻找关联案件的连接点,及时建议将关联案件指定同一公安机关管辖。二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及时并案审查,坚持深挖彻查,通过补充侦查,强化涉黑组织犯罪的整体把握,从多个个案中提炼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整体评价。三是对定性分歧等问题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衔接与配合,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做到证据及时补充完善,问题及时处理到位。
2. 成某某、黄某某等1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坚持关联审查、深挖彻查,依法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要旨】
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诉前引导作用,坚持关联审查、深挖彻查,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被告人成某某、黄某某、王某甲共同出资成立带“陪酒、陪唱妹”的厅子(供“陪酒、陪唱妹”等候的场所),通过向重庆市渝北区**街道及**工业园区的KTV歌厅、音乐茶座等娱乐场所,提供“陪酒、陪唱妹”有偿陪侍的方式牟取经济利益。为抢占“陪酒、陪唱妹”市场,成某某先后纠集被告人黄某某、王某甲、唐某某、李某某等十余名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为扩张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在重庆市渝北区**街道、**工业园区等地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被告人成某某为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黄某某、王某甲、唐某某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李某某、洪某某、杨某甲、郭某某、费某某、曹某甲、杨某乙、陈某某、曹某乙、王某乙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2015年9月以来,该组织通过向KTV歌厅、音乐茶座等娱乐场所提供“陪酒、陪唱妹”的方式牟取经济利益达人民币217万余元,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人成某某、黄某某等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13起违法犯罪行为,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在重庆市渝北区**街道、**工业园区等地形成了“敢打敢杀、动则刀枪、势力强大”的恶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诉讼过程】
2018年8月15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成某某、黄某某、杨某乙3人涉嫌聚众斗殴罪、贩卖毒品罪、故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并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在本案之前,公安机关曾于2018年3月26日、7月11日,分两案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了曹某乙、曹某甲、郭某某、李某某、费某某、杨某甲等6人聚众斗殴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在审查成某某、黄某某、杨某乙3人聚众斗殴犯罪事实中发现三案存在关联,要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将曹某乙等两案6人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与成某某案并案审查起诉。
检察官通过走访调查,结合已查明的犯罪,初步判断该案可能涉嫌有组织犯罪,因此,围绕是否存在有组织犯罪,先后通过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和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多次提出补充侦查意见的方式,向公安机关共计提出补充侦查意见320余条,高质效推进补侦工作。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门办案组,配强办案力量,经过迅速高效工作,补充证据材料117册,查明新增有组织的遗漏犯罪事实8起、违法事实3起,查清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事实。2018年11月14日,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成某某、黄某某等9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同时将唐某某、陈某某、洪某某等5人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移送渝检一分院审查起诉。11月23日,渝检一分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对被告人成某某、黄某某、唐某某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经法庭审理,2019年1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成某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开设赌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对被告人成某某限制减刑;以被告人黄某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30万元,并对被告人黄某某限制减刑;对被告人王某甲、唐某某等12人按照各自所犯罪行,分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十七年有期徒刑。
【指导意义】
本案系经对多起存在关联的恶势力犯罪案件串并审查,在审查起诉期间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是从聚众斗殴等涉众型暴力案件中敏锐发现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3人3案涉恶犯罪案件过程中,敏锐意识到聚众斗殴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犯罪中隐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可能性较大,遂从分析聚众斗殴等犯罪活动的起因、过程、人员纠集情况、社会危害程度、成员相互关系等方面着手,深挖细查、成功发现有组织犯罪线索,并建议公安机关扩线侦查,进而将多起分散案件并案侦查,逐步厘清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轮廓。二是充分发挥自身职能,自行调查核实证据。检察机关在详细开列补证清单退回补充侦查的同时,注重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增强司法办案亲历性,通过自行复核关键证据、走访犯罪现场、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等方式,提升了认定证据的精准度,增强了案件证据体系的完整性。三是强化法律监督,准确适用法律。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协同公安机关补充大量证据材料,查清全案事实,补充移送多起遗漏犯罪事实、违法事实;立足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对涉案的多名组织成员进行追捕追诉。同时,准确适用法律,严格把握普通刑事犯罪、恶势力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限,准确认定犯罪性质。
3. 彭美春等21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准确追诉漏罪、漏犯,依法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
【要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现案件涉黑涉恶但未予认定的,应当通过退回补充侦查,明确侦查方向、补充收集证据,并充分运用自行补充侦查,查实黑恶势力组织结构、违法犯罪事实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依法追诉漏罪漏犯。
【基本案情】
2011年以来,被告人彭美春纠集陈涛、谭义洪、肖体洪、林德彬等人,通过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地逞强立威,扩大了非法影响,后为争夺水果收购生意,继续实施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了以彭美春为首要分子,陈涛、谭义洪、肖体洪为重要成员,李勇、林德彬、郑海才等17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横行乡里、欺压残害百姓,严重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011年至2017年期间,该犯罪集团在屏山县锦屏镇、屏山镇、龙溪乡等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中故意伤害1起、聚众斗殴1起,寻衅滋事5起、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违法事实6起,造成1人死亡、3人轻伤、4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诉讼过程】
2017年9月26日,四川省屏山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彭美春、谭义洪、肖体洪等8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屏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1月23日,屏山县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报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为全面准确查清案件事实,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先后8次与公安机关会商研判案件性质和后续侦查方向。同时,指派业务骨干分工负责审阅卷宗、调阅涉案人员是否存在其他违法犯罪事实、与侦查人员复勘现场和走访当地开展调查工作。通过以上工作,将案件的事实和线索由最初确定的1个罪名1起犯罪事实扩展到3个罪名13起犯罪违法事实,初步认定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8年3月28日,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先以彭美春、肖体洪等8人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相关漏罪、漏犯仍在同步侦查过程中。同时,先后3次前往屏山县公安局协调参与补充侦查工作。2018年7月27日,公安机关经认真细致的工作,依法查明彭美春涉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遗漏罪行和参与打架、赌博等多起违法事实,查明该犯罪集团漏犯陈涛、黄昌平等13人涉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补充证据材料20册,将遗漏犯罪违法事实12起,13名遗漏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自2011年开始,彭美春、陈涛、谭义洪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有组织地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彭美春在该组织中起着领导、指挥作用,陈涛、谭义洪、肖体洪为重要成员,李勇、林德彬、郑海才等17人为组织成员,犯罪组织结构清晰,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已经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同时,鉴于该组织没有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未制定形成“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没有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实力,也未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检察机关未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018年9月25日、10月26日,检察机关依法追加起诉遗漏被告人和违法犯罪事实,追加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经法庭审理,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彭美春犯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万元;对谭义洪等其他20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一年至十六年有期徒刑。2019年5月5日,该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对涉案人数众多、且时间跨度大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如果就案办案,没有坚持深挖彻查,极易导致对恶势力犯罪不能“打早打小”“打准打实”。检察机关审查该类案件时,要强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意识,对移送审查起诉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案件加强重点研判,对案件中反映出来违法犯罪事实、涉案人员、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关联对比,认真梳理查找隐藏的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通过追诉漏罪、漏犯精准打击。审查中如发现有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要注重审查的亲历性,通过全面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走访涉案地区群众等方式,查明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结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对是否系恶势力犯罪作出准确认定。同时,要注重依法惩治犯罪,立足法律规定和犯罪事实,准确把握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界限。
本案中,以被告人彭美春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为逞强立威和争夺当地水果收购生意,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有组织地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当地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未局限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事实,而是主动作为,通过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认真审查,严把案件质量关,依法追诉12起遗漏的违法犯罪事实和13名遗漏集团成员,并依法认定彭美春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对其从重处罚,实现了对恶势力犯罪的精准打击和不枉不纵。
4. 杨昊等25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精准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要旨】
对犯罪组织不够固定,临时雇佣特征明显,未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不予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涉黑涉恶案件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人杨昊为非法敛财,纠集被告人杜沅孙、刘力、沈康康等人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在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镇江市京口区、丹徒区等地,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10起,形成了以杨昊为首要分子,杜沅孙、刘力为重要成员,吴义平、沈康康、侯飞、臧袁坤、陈益敏等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方亚东为非法敛财,纠集被告人张卫东、毛源、董香城等人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并笼络了杨昊恶势力集团的杜沅孙、沈康康,在江苏省镇江市新区、京口区、丹徒区等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6起,形成了以方亚东为首要分子,杜沅孙、张卫东为重要成员,毛源、沈康康、董香城等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5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被告人刘力、杜沅孙、沈康康等人在参与上述两个恶势力犯罪集团违法犯罪活动之外,还与被告人吴义平、陈益敏、臧袁坤、侯飞、卜言杰、贺进、经珂、曹冰朋、石天赐、孙志玉等人,时分时合,相互纠集,在江苏省镇江新区、京口区、丹徒区等地,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20起,形成了以刘力为纠集者的恶势力。
【诉讼过程】
2018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在对犯罪嫌疑人杜沅孙涉嫌寻衅滋事犯罪侦查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60余条,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昊、方亚东、刘力等20余人。2018年4月,该案被江苏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列入首批挂牌督办涉黑案件。镇江市检察院、丹徒区检察院组成办案组,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公安机关先后8次召开联席会议,重点协助梳理案件事实,逐一甄别判断案件线索。经共同审查,从60余条案件线索中筛选出36起违法犯罪事实。其中,杨昊组织实施的10起违法犯罪,公安机关认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杨昊是组织者、领导者,杜沅孙、刘力是骨干成员,吴义平、沈康康等人是积极参加者。对此,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规定,认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的证据不足。最终,公安机关认可了检察机关对杨昊等人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2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6起违法犯罪的相关证据,分别认定以杨昊、方亚东、刘力为首的3个犯罪组织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018年8月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因本案杜沅孙、刘力等多名被告人交叉作案,违法犯罪事实相互关联,综合考量诉讼效率和惩治效果,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3案并案审查。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以杨昊、方亚东为首的犯罪组织分别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对成员之间结合松散、分工简单、参与人员有谁算谁、首要分子不明显的刘力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不予认定,且对部分涉案人员不予认定为恶势力组织成员。2018年11月12日,检察机关将杨昊等人以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1个恶势力共同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庭审理阶段,为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向25名被告人告知认罪认罚权利和义务,详细阐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规定。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依法提出从宽量刑的建议。经庭审前逐一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沟通,其中24名被告人表示认罪认罚。
2018年12月5日,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该案。25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辩护人也不持异议。2018年12月26日,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昊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杜沅孙、刘力、吴义平、沈康康、侯飞、臧袁坤、陈益敏等人是该犯罪集团的成员;被告人方亚东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杜沅孙、张卫东、沈康康、毛源、董香城等人是该犯罪集团的成员;刘力、杜沅孙等人在上述犯罪集团之外实施的犯罪,构成恶势力共同犯罪。因25名被告人均能当庭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对被告人杨昊、方亚东均以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对杜沅孙等2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至五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指导意义】
涉恶犯罪案件具有涉案人员多、犯罪事实多、法律关系交织复杂、性质认定难度较大等显著特点。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中,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理念,依法准确认定。一方面,秉持“不人为拔高、不随意降低”办案原则。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即使对挂牌督办案件,检察官也必须履行《检察官法》赋予的“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职责,坚持客观公正,“不拔高”“不凑数”“不随意降低”。要严格握法律政策界限,对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的,坚决不予认定。要准确把握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恶势力、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对有明显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恶势力惯常事实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另一方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升办案整体质效,着重把握好以下环节:一是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及时全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二是依法开展认罪认罚协商。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提出适度从宽的量刑意见,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沟通,详细阐明定罪量刑的理由和依据,协商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形式与幅度,确保宽严有据。三是强化程序保障。认罪认罚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对审查起诉中没有达成认罪认罚协议,而在法庭审理阶段提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其意愿并给予认罪认罚从宽的机会。同时,应当发挥辩护律师作用,保障其充分参与认罪认罚协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
5. 唐均伟、李逢情等14人恶势力犯罪案
--不具备非法控制性特征、组织松散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或恶势力犯罪集团
【要旨】
对尚未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首要分子对成员的控制力、约束力较弱,为组织利益、以组织名义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未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即使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或恶势力犯罪集团。
【基本案情】
2015年底至2017年2月,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通过开设赌场、发红包、提供娱乐消费等手段,先后纠集被告人蒋宏、陈杨、杨长龙、肖中刚、龙强、骆强、杨功文、龙云、于文杰、张义志、杨杰等人,购置砍刀、钢管等作案工具,在重庆市大足区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以唐均伟、李逢情为首的恶势力,在该地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自2015年底至2017年2月期间,该恶势力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11起犯罪,造成1人死亡、7人轻伤、11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诉讼过程】
2017年10月12日,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以唐均伟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向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1月3日,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报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认定唐均伟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不足。唐均伟等人组织结构松散,无明确帮规帮约;获取的经济利益仅来源于赌场收益,且绝大部分由唐均伟、李逢情二人用于本人赌博活动及其它消费;全案11起犯罪中,有组织实施的仅2起,其余犯罪多系偶发,且系临时邀约;开设赌场形成非法控制的证据不足,实施的犯罪形成重大影响的证据不足。为全面查清案件性质,检察机关依法提讯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及被害人的意见;走访案发现场20余处,查明唐均伟等人的行为在当地是否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多次听取公安机关意见;围绕有组织犯罪构成,先后两次向公安机关提出补侦意见150余条。
经补查,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唐均伟等人的行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系恶势力犯罪,但该组织稳定性较弱,有预谋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较少,违法犯罪活动多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尚未发展到恶势力犯罪集团。2018年5月16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恶势力犯罪对唐均伟、李逢情等人提起公诉。
2018年7月3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纠集被告人蒋宏、陈杨等人在大足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以唐均伟、李逢情为首,蒋宏、陈杨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二人均以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蒋宏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至十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2019年1月25日,该案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本案是公安机关以涉黑犯罪移送,检察机关坚持法治思维,改变定性意见,以恶势力犯罪起诉,法院以恶势力犯罪裁判的典型案例。一是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准确判定涉黑涉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在围绕“四个特征”审查时,要认真审查、分析“四个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要注重审查危害性特征,危害性特征是本质特征。对于组织成员、违法犯罪事实相对较多,但是组织特征较弱,为组织利益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较少,非法控制特征不明显的犯罪案件,即使组织成员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二是围绕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准确认定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还是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具体表现为有多名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对未形成固定重要成员,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松散,未多次实施有组织有预谋犯罪的,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司法实践中,要依法区分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同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准确区分主从犯,依法惩处。三是准确理解把握“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的实质内涵。“打早打小”要求对黑恶势力及早打击,尤其是对恶势力犯罪要及早打击,防止其坐大成势,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打准打实”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特别在办理涉案人员、涉案事实众多的涉黑恶案件中,要坚持法治标准,防止因降低认定标准而“拔高”认定为涉黑犯罪或者涉恶集团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鹏信有限公司诉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莞山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鹏信有限公司诉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莞山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2017年11月30日 (2017)最高法民他132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粤民他27号《关于鹏信有限公司诉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莞山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本案具有涉港因素,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在内地仲裁,故应适用内地法律确定涉港仲裁条款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签订于1985年,其约定的仲裁机构“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经济仲裁委员会”并不存在,通过该条款亦不能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故应认定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在双方不能就仲裁机构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无效。
同意你院关于案涉仲裁条款无效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鹏信有限公司诉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及第三人东莞山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
(2017年10月23日 (2017)粤民他2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受理鹏信有限公司诉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莞山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东莞中院审查认为,鹏信有限公司据以起诉的东莞县旅游总公司(后更名为东莞市旅游总公司)与香港中华造船厂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鹏信有限公司)于1985年9月7日签订的《合作经营莞城酒店的合同书》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东莞中院报我院审查。我院拟同意东莞中院的意见,现依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鹏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告士打道178号华懋世纪广场16楼。
被告:东莞市协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洲面坊67号二楼。
第三人:东莞山庄。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太路南城路段11号。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鹏信公司起诉称,东莞县旅游总公司(甲方)与香港中华造船厂有限公司(乙方)于1985年9月7日签署《合作经营莞城酒店的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经营莞城酒店,甲方负责在莞城鸭仔塘地段提供34800平方米土地,向有关部门申请取得土地使用权及办理用地所需的各项手续;乙方负责投资1764.5万元和整座酒店的建造。《合作合同书》上报主管部门后于1985年9月9日获得广东省惠阳地区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批复同意。1986年11月8日,广东省惠阳地区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作出惠署外经引字(1986)143号《关于合作经营“东莞山庄”的批复》:“原东莞县旅游总公司(甲方)与香港中华造船厂有限公司(乙方)合作经营‘莞城酒店’,现确认甲方名称改为东莞市旅游总公司,乙方名称改为香港鹏信有限公司,并由乙方增加无息投资1436万港元,甲方无息投资150万元人民币,同时将合作企业名称改为‘东莞山庄’。”
《合作合同书》签署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东莞市旅游总公司提供了位于莞城镇鸭仔塘路段的地块用于兴建东莞山庄,鹏信公司按照《合作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约定,陆续向东莞山庄投资共计9030万港元用于酒店建设和设备的购买。鹏信公司后来得知,东莞市旅游总公司向合作企业提供的土地系其向东莞县综合开发总公司、东莞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租赁。东莞市旅游总公司同时向鹏信公司表示会协调相关部门尽快按合作合同的约定将该地块办证至合作企业东莞山庄名下,但一直未能完成办证义务。2011年5月,东莞市旅游总公司因债务纠纷导致其持有东莞山庄的10.93%股权被司法拍卖,协同公司通过拍卖取得东莞市旅游总公司在东莞山庄10.93%的权益,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作出《关于合作企业东莞山庄权益变更事宜的批复》(东外经贸资〔2011〕1161号)批复确认。据此,协同公司承接了东莞市旅游总公司的合作合同义务,应履行将位于莞城镇鸭仔塘路段的34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办证至合作企业东莞山庄的名下的义务。但截至合作合同届满之日,其仍未完成土地使用权的办证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鹏信公司的损失。
关于鹏信公司的损失问题,协同公司在合作合同期限届满前仍未履行出资及提供合作条件的义务,现合作合同期限已届满,协同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已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第三人东莞山庄司法清算[案号为(2016)粤1971民算2号]。根据东莞山庄《2013年度审计报告》,鹏信公司投资损失为人民币51642815.15元。
三、东莞中院的处理意见
东莞中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合作合同书》第十章约定“双方在执行合同中如有争执,经友好协商仍不能解决时,应根据仲裁程序暂行规则提交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经济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而鹏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经营莞城酒店的合同书〉仲裁条款的说明》中称,经其代理律师查阅相关材料及向有关机构咨询相关问题,包括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历史沿革及机构设置等,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未设置对外经济仲裁委员会这一机构。另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用名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1989年才在深圳设立分会,名称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该机构的设立时间不仅晚于合同签订的时间,且名称也与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案涉合同约定中缺“贸易”二字)不同,也不隶属于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因此,本案案涉合同对仲裁条款的约定不明确,不能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仲裁条款无效。
四、我院的处理意见
因鹏信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法人,本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具有涉港因素,对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中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应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有关规定予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签订于1985年9月7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仲裁条款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所适用的准据法。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既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而约定的仲裁机构“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经济仲裁委员会”不存在,视为双方约定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涉外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据此规定,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查。
因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的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且鹏信公司与协同公司又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案涉《合作经营合同书》仲裁条款无效。东莞中院作为被告协同公司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
(2017年12月1日 高检发未检字〔20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期,多地发生儿童在幼儿园遭受侵害的案件,给被害儿童及家庭造成重大伤害,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为依法严厉惩治相关犯罪,全面维护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发生,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依法履职,积极参与侵害幼儿园儿童案件的惩治维权预防工作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幼有所育等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当前,发生在幼儿园的侵害儿童犯罪案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重要利益,触碰幼有所育的底线,危害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各级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从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高度,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充分履职,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做好维权、办案、监督、预防等各项工作,严厉惩治侵害儿童犯罪,最大限度维护儿童利益,积极促进校园安全建设,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二、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
对涉嫌强奸,猥亵儿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的侵害幼儿园儿童案件,一要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形成司法震慑。对于已经起诉的案件,要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对具备老师等特殊职业身份的被告人,要建议法院判处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职业。二要及时介入侦查,就侦查取证、法律适用等提出建议,确保案件顺利诉讼。三要加强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监督,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量刑畸轻等问题,确保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罚,维护司法公正。四要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确保案件质量。既要重视相关舆情,倾听群众呼声,又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确实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要依法作出不捕、不诉决定,但同时要向涉案儿童的监护人以案释法,充分说明理由。必要时,要向社会公开说明。五要认真研究案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办理这类案件的指导,对于重点案件要进行督办。
三、坚持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办案,加强对幼儿园被害儿童的关爱和救助
一要及时告知被害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并在检察环节落实到位。对于侦查、审判机关侵害被害儿童及其监护人诉讼权利的,要依法纠正。二要依法保护被害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及时向被害儿童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通报有关情况,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被害儿童及其监护人的个人信息,不得开警车、着制服到被害儿童家中调查取证。三要推动侦查、审判机关对被害儿童实行“一站式”询问。询问要以一次为原则,在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区进行,采用适合儿童身心的方式方法,并同步录音录像,避免因反复询问或者不当询问给被害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四要联合民政、共青团、医疗、妇联、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与办案同步为被害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心理干预、身体康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陪伴倾听等支持,尽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恢复身心健康。
四、坚持全面保护综合保护,维护幼儿园儿童民事行政权利
在办理幼儿园儿童侵害犯罪案件的同时,要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一是对于幼儿园、行政管理部门等侵害儿童民事、行政权利的,可以依法支持受害儿童及其监护人提起诉讼,依法维护权益。二是对于因幼儿园食品安全、教育设施质量等问题,需维护儿童群体利益的,要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三是对相关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要依法抗诉。四是对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不履行职责或者不当履行职责,可能侵害幼儿园儿童利益的,要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监督纠正。违法违纪或者构成犯罪的,要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五、立足预防,积极推动幼儿园儿童伤害防范体系建设
一要结合办案,对侵害幼儿园儿童案件的原因、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对发现幼儿园在管理和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促进堵塞管理漏洞,加强源头治理。二要进一步深化“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把幼儿园作为巡讲重点,研发完善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法治课程,提高幼儿园老师、管理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儿童权利意识,增强家长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教授儿童必要的自护知识。三要积极参与本地党委、政府组织的关于幼儿园安全、管理秩序等集中整治工作。同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信息平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相关行业入职强制查询制度等长效防范机制。四要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以及微信平台等开展预防和宣传,定期发布此类案件办理情况,以案说法,以事说理,延伸预防触角,提升预防效果。
各地对上述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级院要确定专人及时向高检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上报有关工作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5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采取各种措施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快执行立法
制定统一完备的强制执行法,是执行规范化的必然要求,是执行工作长远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非常赞同您关于加快强制执行立法的建议,也一直在积极努力推动有关立法工作。目前,已经起草完成《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稿),下一步,我们将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在强制执行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针对现行执行规范“时间跨度长、层级多、数量庞杂、不利实践查找、适用"的问题,在周强院长的直接关心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组织专门力量对现行执行办案规范进行了梳理,形成了一套以操作规程为核心,覆盖执行工作各重要节点的执行案件办理规范(即《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供执行人员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执行办案人员规范适用上的困难,统一了执行司法尺度,提升了执行规范化水平。
二、关于执行队伍建设
解决执行难,队伍是关键。相较以往,各级法院近年来都比较重视执行队伍建设。执行队伍的学历水平、专业化、职业化程度等有了明显改观。但是受经济形势趋紧等多种因素影响,执行案件收案数大增,执行工作的案多人少矛盾表现得愈加突出。在许多地方,执行人员超负荷加班工作已是常态,侯铁男、郑鹏、刘欣、姚春妹等优秀执行法官竟积劳成疾,倒在了执行岗位上。执行队伍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的确,眼下执行队伍的数量难以适应工作实际需要,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离专业化、职业化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诚如您所言,充实法院队伍、优化人员结构势在必行。这也是我们《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提出的有关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
根据纲要要求,各级法院在队伍建设上,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力量配备。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99〕11号)要求,合理确定和配备从事执行工作的人员比例(在编执行人员占法院在编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15%),并确保执行人员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任职资格,对不具备相应任职资格的现有人员进行调整,严格杜绝将不具备任职资格的人员安排到执行工作岗位。二是要推行人员分类管理。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对执行部门原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员要与其他业务部门同等对待;执行局及执行裁判庭的法官员额比例总体不低于其他业务部门;积极推动现有执行人员的分类管理改革,在执行机构配备法官以及法官助理、司法警察等司法辅助人员,分别落实相应待遇,分工负责行使执行权。三是要强化教育培训。始终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增强广大执行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执行工作方向正确;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为关键,坚决整治执行队伍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廉洁司法;以提升业务素养为重点,鼓励和保障广大执行干警钻研执行业务、优化知识结构、强化实践锻炼,确保执行队伍的司法能力。上述要求在各级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中均有体现,是执行队伍建设评估的重要方面,四级法院都十分重视。有的地方对在编执行人员配置要求比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15%还高,如,江苏就要求基层法院在编执行人员的比例达到全部在编人员比例23%以上。
在教育培训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除了由国家法官学院定期组织的全国法院执行业务培训班外,我们还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定期(通常每两周一次,每次为周五下午)组织开展执行大讲堂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设主会场,地方法院执行干警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与。主讲人既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也有高、中、基层法院法官。内容既有执行办案,也有工作管理。执行大讲堂的举办,加强了上下级法院的沟通与兄弟法院之间的经验交流,有利于统一工作认识,提高业务水平,深受广大干警欢迎。
三、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监督机制
近年来,除了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向各级人大报告工作,及时办理代表建议、关注事项等常态化的工作外,在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方面,我们还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强化内部监督。通过制定《执行综治考核办法》《关于建立执行约谈机制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信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健全了内部执行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建立运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引入网络司法拍卖,强化节点管控自动生成,公开相关流程信息,形成执行法院、上级法院、当事人对执行案件多位一体的案件执行监督体系,使得执行监督有了强有力的抓手,有效减少了案件执行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二是加强外部监督。通过建立运行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开通12368司法服务热线,不断加大了执行的社会公开力度,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案件及执行工作的知情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及时总结执行检察监督试点工作经验,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范围、管辖、程序等事项,使民事诉讼法有关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
下一步,我们将以执行指挥平台为核心,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理顺执行案件办理流程,完善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切实抓住抓好执行办案的各个关键节点,有效提高执行监督的效率。进一步完善执行公开体系,着重解决执行公开中应公开不公开、公开内容不规范、不准确、公开不及时等问题。进一步落实执行检察监督,认真总结检察监督中的问题和经验,完善检察监督的办理流程和沟通联系机制,依法及时办理检察监督案件。同时,要主动邀请检察机关对具有重大影响以及群体性、敏感性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或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以暴力或其他方式抗拒执行的案件等进行监督,改善执行环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加强与公安对接,解决“人难找"的问题
囿于措施落后、手段有限等多种原因,被执行人难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老大难问题。人找不到,许多针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措施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公安机关因其承担着户籍、治安、出入境、打击犯罪等方面的公共管理职能,其在查找被执行人方面有其特殊物力、人力优势。没有公安机关积极配合,“人难找"的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公安部等44部委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对公安机关“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以及“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信息及车辆财产信息"“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协助查封、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协助实施限制消费措施"“打击拒执犯罪"等内容,作了明确要求。
具体实践上,2013年我们已就公民身份信息的查询问题,与公安部公民身份信息中心建立了查询机制,并已实践运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被执行人身份信息的查询问题,机动车车辆信息、出入境信息的网络查询目前也已实现。其他方面,我们也在积极与公安部对接会商,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争取早日将备忘录的内容全部落到实处。公安部也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不断健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动机制,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努力。
浙江等地法院和公安机关在协助查控被执行人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浙江高院与浙江省公安厅在2014年就建立起了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控失信被执行人的网上布控机制,收效良好。
五、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
实践证明,执行信息化既是解决执行工作诸多难题的重要抓手,也是从根本上破解执行难的有效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信息化工作,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提出了“一性两化"的执行工作思路。“一性"就是突出执行的强制性,“两化"即规范化和信息化。要通过加强执行信息化提高执行办案效率、强化执行管理、推进执行公开、促进执行规范。而信息化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执行查控的网络化、自动化。
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体,以地方法院“点对点"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可通过查控系统进行网络查询信息的单位包括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4家单位以及3500多家银行(其中的2012家银行开通了网络冻结功能),基本实现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覆盖。可查询的信息种类目前共有14类18项信息,包括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出入境证件信息、农业部的渔船信息、交通部的船舶信息、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证监会的证券信息、中银联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信息、腾讯的财付通账户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京东金融平台的财产信息等。此外,交通部船舶的网络查封功能、公安部的车辆查封功能已上线;证券冻结功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五省市试点上线。对于尚不具备“总对总"查控条件的不动产信息,通过与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支持和督促各地积极建设不动产“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
下一步,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一方面是下力气拓宽网络执行查控的范围,有条件实现网络查控的财产(或信息)原则上均可实现网络查控。另一方面是要逐步升级系统功能,在实现网上查询的同时,要在网上控制、划拨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此外,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改进完善查控系统,加强系统维护,使其更加稳定、准确和友好。
六、关于完善信用惩戒机制,进一步拓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范围
执行难的根源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被执行人失信成本低。因此,要想最终解决执行难,在加强诚信社会建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外,别无他途。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的要求。去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工作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3〕17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通过将失信名单信息推送给铁路、民航、金融机构等有关部门,由其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自2013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2月底,在总结《若干规定》的实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纳入失信名单的实质要件、救济程序,增加规定了纳入失信名单的期限以及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删除失信名单的规定。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建立、发布、维护等是人民法院的主要责任,但其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有赖于信用建设单位的积极协助与配合。只有将失信名单真正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才能真正取得预期的信用惩戒效果。这也正是您所说的要拓宽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范围。在推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重心就是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积极推进《意见》的落实。去年1月,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中央44家单位于2016年1月20日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推出了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金融高管从业等30多个重点领域,其中有些措施已落地实施。比如,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方面上,全国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依法进行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任职限制7.11万人次。同时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配套的部门间协同监管平台,国家工商总局会定期将其掌握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吊销企业等信息推送给相关部门,实现了企业信用信息的共享。尚未落实的工作方面,我们将继续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组织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推动及时出台贯彻落实《意见》的文件,并协调有关部门尽快研发惩戒系统软件,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自办公平台中,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确保信用惩戒措施落地生根、产生实效。
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执行指挥系统,提高执行效率,着力解决异地执行阻力大的问题
执行指挥中心是执行办案、执行指挥、执行管理、执行考核、决策分析的一体化、数据化、信息化基础性平台,是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实实在在的平台和抓手,是执行工作的信息交换中心、指挥调度中心和决策分析中心。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是近年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利于解决执行难,对于全国法院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各种原因,您所说的异地执行遭遇梗阻的问题,确实在异地执行工作中存在,且还伴随着暴力抗法等其他风险,当地法院配合不力的现象。执行指挥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对于委托执行事项,上级法院可以借助执行指挥中心进行有力督导,以往对外地法院委托执行不协助、消极协助、甚至不回应的现象将得到控制;另一方面,对于确有必要的异地执行,上级法院可借助执行指挥中心指挥调动当地法院的办案资源,对执行法院积极予以协助。
目前各地指挥中心建设推进很快,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工作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但是,尚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亟待继续完善。我们将积极争取各方支持,继续在系统建设、制度建设、机构建设等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行指挥中心的实质化运行水平,切实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在人、案管理上的积极作用。
八、关于充分发挥刑罚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制裁和警示作用
刑罚在遏制部分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逃避执行、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改善执行环境等方面,有着民事制裁手段所没有的优势。最高人民法院非常重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打击。2014年11月,我们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织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一大批抗拒执行的行为人被判处了刑罚,有效遏制了各种抗拒和规避执行现象。各地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新闻平台,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惩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此外,各地法院也经常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本地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社会反响良好。
2015年,针对实践中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手段和方式更趋隐蔽性、多样化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明确规定了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可以按照自诉程序进行追诉。当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单位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更是进一步织密了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刑事法网。我们将继续依法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形成打击拒执犯罪的高压态势。
九、关于解决法人执行难的问题
民事执行的核心是财产执行,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是强制执行程序的重要环节。在执行法人被执行人时,人去楼空,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强化对法人财产的查控十分必要。您提到的引入审计方法的建议很有针对性,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至二十条对此予以明确规定,相信审计这把利剑将对法人规避执行行为产生有力威慑。此外,针对股东抽逃出资、虚假出资、滥用股东权利等导致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发布的《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作了积极应对,对执行过程中股东的变更、追加问题予以统一规范。
另外,我们注意到您针对“生鲜、活物以及成套机械设备等难执行财产"提出了加大执行力度,细化优化执行程序的建议。我们认为,这项建议很切合实践。这类财产有其特殊性,对变现方法等有很高的要求。今后,我们将加强调查研究,适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关心、社会各界推动下,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尤其是在信息化和规范化建设上,在执行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显著直观的成果,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我们仍将尽最大所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力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健康快速发展,为确保在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11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下简称北京“两区”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深刻认识司法服务保障北京“两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北京“两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人民法院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北京“两区”建设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重大意义。要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准确把握司法服务保障北京“两区”建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人民法院要精准把握北京“两区”建设的司法需求,主动服务和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构建“全覆盖”法治保障,营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北京在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北京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首善之都定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实现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便利、投资便利为重点的服务业开放政策制度体系,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北京法院要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以高质量的审判工作服务和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在司法体制改革、审判机制创新和审判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服务保障科技创新,推动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注重保护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关键核心技术以及优势产业等领域的发明创造,为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加强对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区块链、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突破和带动作用的各类科技成果,总结提炼科技创新司法保护新规则。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支持北京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
4.强化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和保障作用,加强对发明专利、技术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计算机软件等案件的审理,促进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强化司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加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依法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积极稳妥推动知识产权质押、保险、证券化等改革试点工作。
5.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庭建设,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审理规则、裁判方式,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质效。探索在重点园区设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点。探索开展北京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计算机软件合同纠纷一审案件的试点工作。完善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中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积极推动商标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司法审查效率。依法审理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推动行政审查标准与司法审查标准统一,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提升。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保护我国相关权益人海外知识产权,打造当事人信赖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纠纷解决优选地。
6.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的惩治力度。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贯彻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依法通过证据保全等方式及时固定侵权证据,依法妥善运用诉前行为保全有效保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有效发挥刑罚惩治和震慑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准确认定科技创新的权利边界以及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区别,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
三、助力服务业开放,保障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
7.依法支持重点园区建设。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规划审批等行政行为,稳妥审理涉园区规划建设的各类民商事案件,保障相关工程顺利进展。正确处理“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妥善解决园区建设中涉及的同一地块多种用途问题。在涉及园区土地执行拍卖案件中,充分考虑土地性质和土地规划目的,依法保障园区整体规划建设。
8.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高标准高起点建设北京金融法院,结合区域功能定位和特点,对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专门管辖北京市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服务保障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加大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金融纠纷繁简分流、快慢分道,深化金融案件“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建立健全要素式审判、代表人诉讼、示范判决机制,推动金融纠纷高效化解。建立健全专家咨询、专家证人、专家陪审机制,提高金融审判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建立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强金融风险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的衔接,形成金融风险防控合力,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9.支持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积极回应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的司法需求,加大对中外各类金融机构合规经营活动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支持金融服务领域“证照分离”、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逐步放开公开市场投资范围限制,保障和促进金融领域扩大开放。妥善化解融资租赁、保险、支付清算、登记托管、信用证、独立保函等金融纠纷,严格落实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尊重金融监管规定和交易规则,重视交易惯例,支持自律组织的自律措施,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加强金融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建设,跟踪研究本外币一体化试点、科创企业跨境融资、私募平行基金、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非标准仓单交易等金融领域前沿问题及相关案例,完善金融司法研究机制。
10.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妥善审理服务业开放中涉及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交通、旅游、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加强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依照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旅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服务业依法有序开放。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遏制恶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行为。通过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消费者获得感,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严格依照民法典等相关法律审理涉及外商的产权纠纷案件,妥善处理涉及外商的公司、买卖、合伙等商事纠纷,引导相关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行为、防范法律风险;合理判断涉及外商投资、商业活动的各类交易模式、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营造讲诚信讲法治的营商环境;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保护,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12.依法审理各类服务合同纠纷。依法审理涉及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商务会展、医疗健康、国际寄递物流、跨境金融等产业的服务合同纠纷,助力优化资金、数据、人才、土地等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要素供给。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准确把握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从严把握合同无效情形,最大限度维护合同效力。依法审理合同违约纠纷,准确适用违约责任规则,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增强契约意识。正确认定以应收账款、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仓单、商铺租赁权、项目收益权等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作为融资担保的新型担保合同的效力,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动产买卖价款抵押权的案件,促进新型交易模式健康发展,增强服务业企业融资能力。
13.支持行政机关推进服务业开放发展。依法支持行政机关通过无偿资助、业务奖励和补助等方式推进众创空间、创业基地发展,支持行政机关对相关企业的优惠政策试点。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为保护产权、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审理各类行政纠纷案件,畅通服务业市场主体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途径,依法纠正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
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
14.加强数据权利司法保护。依法保护权利人对数据控制、处理、受益等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以合法收集和自身生成数据为基础开发的数据产品的财产性权益。依法审理因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服务、数据市场不正当竞争、数据隐私保护等产生的各类案件,加大数字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力度,严惩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竞争中立、开放包容的环境。妥善处理国家安全、国家数据主权、企业数据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以及意思自治与行政监管的关系,为形成数据资源汇集共享、数据流动安全有序、数据价值市场化配置的数据要素良性发展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15.服务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妥善审理线上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云上会展等新业态领域的案件,密切关注大数据与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餐饮服务、现代制造业等领域融合发展引发的新类型案件,促进产业升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对5G、大数据平台、车联网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赋能改造和数字经济示范应用场景建设的司法保护,推动北京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健全完善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司法审判优势,积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科技与司法工作全方位深度融合,完善依法治网裁判规则,服务首都数字经济发展,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16.支持数字监管创新。依法支持开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相关管理制度创新。针对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商业存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贸易形态设计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保护能力认证等内容,依法支持管理政策机制创新,营造安全开放的发展新环境。积极参与北京市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工程相关政策的论证,促进数字贸易监管依法合规,推动北京市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提升,在全国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
17.推动健全数字领域政策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制定信息技术安全、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规则,推动完善数据共享规则和标准体系,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有序流动和深度开发利用。加强对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安全和数字金融等新类型案件的前沿法律问题研究,加快完善数据权利司法保护规则。加强跨境数据保护国际司法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五、加强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营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18.深入实施涉外商事审判精品战略。完善涉外商事案件归口集中办理机制,结合北京“两区”建设需求,优化调整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辖范围,提升涉外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完善域外法查明规则,健全域外法律及案例资源库,准确查明和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准据法。准确适用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服务保障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进一步完善涉外商事审判机制,探索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居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鼓励外籍调解员和港澳台调解员参与纠纷化解。探索根据当事人申请作出简易裁判文书的机制,稳妥推进简化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要求,提升涉外司法效能。
19.加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建设。探索引入国内外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学习借鉴国际一流纠纷解决规则和纠纷解决机构管理经验,打造一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支持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的申请和执行。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相关争议进行仲裁。恪守国际公约义务,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落地运营。
20.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北京国际法学术研究资源集中的优势和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丰富的特点,加强国际法理论和实务研究,推动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衔接。加强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研究,形成一批具有推动法治进程作用、对全国法院有示范效应的标杆性案例。
21.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支持北京法院与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积极合作,健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挂职学者、法律研修学者和法律实习生制度,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路径。建立健全与北京“两区”建设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相适应的国际司法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加大贸易、投资、金融、税务、信息数据等领域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司法实务培训,搭建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实践平台,加快培养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思维、通晓国际法律规则、熟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善于处理涉外事务的复合型国际化司法人才。
22.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加强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高层级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高水平金融街论坛等在京举行的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推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司法论坛等活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的了解和认同。加强中国司法制度、司法文化、司法改革、智慧法院建设的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六、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开放
23.推进审判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升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水平。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北京云法庭等平台,引导当事人网上立案、开庭、调解,跨区域远程办理诉讼事项,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等服务,使中外当事人诉讼更高效、便捷、安全。深入落实市场主体送达地址承诺确认制度,大力推广电子送达,继续推进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不断提高审判效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24.加强诉源治理。支持北京“两区”建设地方性立法工作,积极参与立法研究。北京法院要深化“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强化诉讼与仲裁、调解、公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非诉讼方式有机衔接。依托北京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对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对各街乡党委政府等组织涉及北京“两区”建设的司法服务需求实行“一号受理”“接诉即办”。加强与重点园区基层党委政府、自治组织和调解组织的协调联动,支持重点园区街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深入开展“订单式”精准普法,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促进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提升,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加强风险研判和预警预防,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园区。
25.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妥善处理涉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各类纠纷,依法高效办理涉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轨道上的京津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建设的各类案件,加大对环境污染类案件的审理力度,推动完善京津冀区域大气、水和固体废物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积极参与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与政策衔接中的法律论证。加强区域司法协同,进一步健全工作联络机制,不断完善执行联动协作,探索特定类型案件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建立健全京津冀法院共同调研协调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和法官任职交流工作,为京津冀协同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26.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积极参与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惩治走私、洗钱、逃税、非法集资等涉及北京“两区”建设重点领域的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妥善审理贸易、知识产权、投资、金融、网络和数据、公共卫生和生态等领域重大案件,进一步完善以案件甄别、防控、化解、处置等为重点的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切实守住风险防控底线。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建立健全失信行为信用修复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监管部门协同配合,完善司法协作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对北京“两区”建设中纠纷多发类型、易发特征、风险环节等及时分析研判,实行实时监测、动态跟踪和及时预警,就纠纷动向和风险防范向相关部门单位提出司法建议,协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3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5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6次会议、2017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7〕13号)
为依法惩治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
组织卖淫者是否设置固定的卖淫场所、组织卖淫者人数多少、规模大小,不影响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第二条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在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对被组织卖淫的人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是,对被组织卖淫的人以外的其他人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应当分别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第四条 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收银员、保安员等,从事一般服务性、劳务性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且无前款所列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第五条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招募、运送或者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强迫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三人以上的;
(三)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四)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行为人既有组织卖淫犯罪行为,又有强迫卖淫犯罪行为,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组织、强迫卖淫“情节严重”论处:
(一)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行为中具有本解释第二条、本条前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之一的;
(二)卖淫人员累计达到本解释第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组织卖淫“情节严重”人数标准的;
(三)非法获利数额相加达到本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组织卖淫“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
第七条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组织、强迫卖淫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人参与实施上述行为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八条 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引诱他人卖淫的;
(二)容留、介绍二人以上卖淫的;
(三)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的;
(四)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
(五)非法获利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
利用信息网络发布招嫖违法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介绍卖淫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处罚。
被引诱卖淫的人员中既有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又有其他人员的,分别以引诱幼女卖淫罪和引诱卖淫罪定罪,实行并罚。
第九条 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引诱五人以上或者引诱、容留、介绍十人以上卖淫的;
(二)引诱三人以上的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或者引诱、容留、介绍五人以上该类人员卖淫的;
(三)非法获利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条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次数,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考虑。
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的“明知”:
(一)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就医或者检查,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
(二)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
(三)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行为人是“明知”的。
传播性病行为是否实际造成他人患上严重性病的后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所称的“严重性病”,包括梅毒、淋病等。其它性病是否认定为“严重性病”,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定实行性病监测的性病范围内,依照其危害、特点与梅毒、淋病相当的原则,从严掌握。
第十二条 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以传播性病罪定罪,从重处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认定为刑法第九十五条第三项“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所指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一)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
(二)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第十三条 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应当依法判处犯罪所得二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所得的二倍以上。
对犯组织、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没收财产。
第十四条 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以包庇罪定罪处罚。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向组织、强迫卖淫犯罪集团通风报信的;
(二)二年内通风报信三次以上的;
(三)一年内因通风报信被行政处罚,又实施通风报信行为的;
(四)致使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其他共同犯罪的主犯未能及时归案的;
(五)造成卖淫嫖娼人员逃跑,致使公安机关查处犯罪行为因取证困难而撤销刑事案件的;
(六)非法获利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五条 本解释自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5月25日 (2016)最高法民他31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5)苏商外仲审效他字第00003号《关于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案涉仲裁裁决由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作出,我国和英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案涉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根据你院请示,被申请人江苏金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昉公司)以其与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克斯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为由主张案涉仲裁裁决应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属于仲裁协议效力审查的范畴,《纽约公约》第五条所称的仲裁协议无效包括仲裁协议不成立的情形。因此,本案应审查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情形。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故应根据裁决地所在国即英国的法律对案涉仲裁协议是否成立进行审查。
根据你院请示所述的事实,《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以下简称《销售确认书》)系东昂有限公司单方制作,金昉公司在《销售确认书》上签字回传后,普莱克斯公司又拟定了404988号《买卖合同》,其包含的仲裁条款与《销售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并不一致。《销售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为“规则/仲裁ICA仲裁”,而《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为“本合同适用中纺棉花条款,但在技术争议产生时,依据国际棉花协议规则仲裁”,该条款是对《销售确认书》中仲裁条款的实质性变更。金昉公司与普莱克斯公司就《买卖合同》的内容一直进行协商,却并未在《买卖合同》上确认签字,故金昉公司并未签订《买卖合同》,亦未接受其中的仲裁条款。因此,根据涉案合同签订的事实,并不足以认定金昉公司与普莱克斯公司之间就仲裁协议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英国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是仲裁协议成立并生效的要件。本案中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未达成仲裁协议,故本案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应不予承认及执行的情形。
综上,同意你院关于案涉仲裁裁决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情形,应予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意见。
此复。
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6年2月3日 (2015)苏商外仲审效他字第00003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盐城中院)经审查,拟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就此报送我院审查。我院经审查后拟同意盐城中院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向贵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克斯公司)。住所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利物浦教堂街20号。
代表人:Nicholas Peter Francis Earlam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献宏、吕梦丹,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江苏金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昉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朱某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穆之,北京市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申请称,2012年5月10日,金昉公司与普莱克斯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404988的《买卖合同》,约定金昉公司向普莱克斯公司购买原棉。由于金昉公司违反《买卖合同》约定,未向普莱克斯公司支付约定的预付款,故普莱克斯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于2013年1月15日在国际棉花协会启动仲裁程序。2014年1月9日,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棉花协会)作出ICA Reference A01/2013/04号仲裁裁决,裁决:(1)买方应当以93美分/磅的单价向卖方结价1000吨,即相当于2204600磅的合同项上未履行的货物。(2)买方应当就上述结价向卖方支付242506美元,即前述1000吨即相当于2204600磅货物的合同价格与2013年1月7日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3)买方应向卖方支付145332.92美元合同约定的保管费。(4)买方应当向卖方支付29247.30美元作为前述第(2)和(3)项合计金额387838.92美元的利息,利率为每年7.5%,从2013年1月7日至2014年1月9日(本裁决作出日)。(5)买方应当向卖方支付前述第(2)(3)(4)项合计金额417086.22美元的利息,年利率在纽约优惠利率基础上增加4.25%,或者,如适当,年利率为2014年1月30日起至上述条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纽约优惠利率的平均值;利息应从2014年1月30日计至上述款项实际向卖方支付之日止。(6)本案仲裁费用5370英镑由买方承担。仲裁裁决作出后,普莱克斯公司于2014年1月9日、2014年4月24日两次致函金昉公司,督促其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但金昉公司一直未予理睬。故请求法院:
1.承认国际棉花协会就404988号《买卖合同》于2014年1月9日作出的ICA Reference A01/2013/04号仲裁裁决。2.执行国际棉花协会ICA Reference A01/2013/04号仲裁裁决。(1)由金昉公司向普莱克斯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款项及利息417086.22美元,合计人民币2548772.18元;其中,242506美元(合计人民币1481929.91元)为合同的约定价格与2013年1月7日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145332.92美元(合计人民币888114.94元)为合同约定的保管费;29247.30美元(合计人民币178727.33元)为前述差价和运输费用产生的利息,以年利率7.5%计算,从2013年1月7日计至2014年1月9日。(2)金昉公司支付前述第一所列款项产生的利息,从2014年1月30起计至前述全部款项实际付款之日止,利息按照纽约优惠利率上浮4.25个百分点计算,即7.5%/年;计算暂计至2014年7月11日合计人民币84842.69元。(3)由金昉公司向普莱克斯公司支付仲裁费5370英镑,合计人民币53984.61元。3.金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金昉公司辩称:1.金昉公司与普莱克斯公司未签订404988号《买卖合同》,也未与东昂有限公司签订《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条款。2.因双方不存在仲裁条款,无仲裁的合意,故国际棉花协会的仲裁超越了权限,是无效的仲裁。综上,请求法院不予承认国际棉花协会ICA Reference A01/2013/04号仲裁裁决,并驳回普莱克斯公司的诉讼请求。
盐城中院另查明:
东昂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棉花进出口代理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设有代表处,主要为客户提供专业知识技能、棉花纺织品市场营销咨询以及仓储服务。2007年7月20日,普莱克斯公司通过东昂有限公司与金昉公司签订关于500吨巴西原棉的401225号《买卖合同》,买方为金昉公司,卖方为普莱克斯公司。该《买卖合同》约定了规则/仲裁条款:中纺棉花条款,并适用国际棉花协会规则进行仲裁。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均在该《买卖合同》签字、盖章确认。
2012年5月,普莱克斯公司准备通过东昂有限公司再次与金昉公司达成关于购买1000吨澳大利亚原棉的事宜。2012年5月10日17:26,东昂有限公司向金昉公司传真《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要求金昉公司确认回签。在《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中,确认日期2012/5/10;供货方普莱克斯公司;买方金昉公司;买方联系人吴某生董事长;原产地是澳大利亚;数量1000吨;生产年度2012年度;等级SM;长度1.1〜8;细度3.5〜4.9NCL;强力MIN 29 GPTP;价格104USCLB;条款CIF SHANGHAI;付款20%于装运前15天付,80%货款装运后通过银行托收承兑;装期500吨2012年7月底至8月10日前,500吨8月底前;重量/质量条款CIQ重量/质量,中纺条款;规则/仲裁ICA仲裁;索赔期90天。同日18:21,金昉公司吴某生签字回传给东昂有限公司。对上述事实,金昉公司一直辩称《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不是传真原件,且《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上的“吴某生”签名是代理人东昂有限公司伪造的,吴某生从未对该《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予以签名确认。但经过三次开庭审理,普莱克斯公司已提交了《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传真原件,能够证实金昉公司对《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签字确认。
在金昉公司对《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签字确认后,东昂有限公司将《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主要条款翻译成英文发给普莱克斯公司。普莱克斯公司根据《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制作关于1000吨澳大利亚原棉的404988号《买卖合同》,在与《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主要条款一致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以下条款:1.其他条款。包括“数量容许误差:减少3%(百分之三)”“本合同适用中纺棉花条款,但在技术争议产生时,应当依据国际棉花协会规则仲裁”“本合同包含了双方口头及/或之前通信的内容。如果本合同通过传真或邮件传送之后15日内买方未适当签署,除非双方协商并同意对本合同进行修订,买卖双方将被视为接受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到货后付款的交易基础:如买方应在航运到达目的港后向卖方付款,则款项须于货至后立即支付或在提单或航运文件所载日期(以在先日期为准)后49天(7周)内支付。买方应为其在本条款项上的任何迟延支付每月1.5%的保管费”......2.所有权的保留等。普莱克斯公司在404988号《买卖合同》上卖方栏进行签字,然后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东昂有限公司。东昂有限公司再将电子邮件中的《买卖合同》打印出来,传真给金昉公司签字确认。金昉公司未对该404988号《买卖合同》签字确认。
2012年11月15日,普莱克斯公司签发了PF.404988号形式发票,金额为2292784美元,并注明20%的预付款为458556.80美元。
2012年11月22日,东昂有限公司给金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在该邮件中写道:“关于贵司与普莱克斯公司签订的404988澳大利亚棉花的合同,请尽快安排支付20%的预付款,根据合同条款开具的形式发票见本邮件附件。”
2012年11月23日,东昂有限公司给金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在该邮件中写道:“根据和贵司负责人吴先生的沟通,发货人理解贵司在进口配额上遇到的困难并同意将航运期延长至12月。但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了。请贵司于11月底之前尽快根据所附件的形式发票安排支付20%的预付款。如果我们不能准时收到付款,贵方将构成违约。依据贵方于2012年5月10日签署的《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发货人将提起仲裁。”
2012年12月17日,普莱克斯公司给东昂有限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在该邮件中写道:“Beilei你好,如我们上周的沟通,请告知我司金昉公司的近况。”
2012年12月18日,东昂有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复,在该邮件中写道:“我们上周与他们的老板会谈,但结果并不是很好。起初,他们要求很高的折扣,我们告知该价格不能接受。通过我们艰难的谈判,他最终同意将澳大利亚棉花换成印度S-6棉花,但是他只同意支付的价格只比目前市场价高2美分。我司认为贵司不会接受他们的报价。因此我们仍在与他们谈判。但如贵司能对此提供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
2012年12月19日,普莱克斯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再进行回复,在该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对换成印度S-6棉花没有意见,我们可以先发运四分之一的数量,但考虑现实市场差价,在目前市场价上只增加2美分/磅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认为我司已经对买方很有耐心了。本以为在我七月造访时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很遗憾我们在这笔生意上取得的进展甚微。如果他愿意商讨更合适的变通方法,我们可以讨论按原来的合同价换成印度棉花,但是以上报价是我司所不能接受的。”
同日,东昂有限公司给金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在该电子邮件中写道:“贵方意见知悉。坦白地说,我们为这个报价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我司认为很难从卖方那里得到更好的报价。可否请贵司给予我们具体的报价,以便我们继续跟进?”
2012年12月21日,东昂有限公司给金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在该电子邮件中写道:“关于404988号合同,经与发货人的沟通,如果本合同项下的1000吨澳大利亚棉花换为印度棉花S-6T/SHARK纤维度长1.1/8英寸,马克隆值3.5/4.9ncl,纤维强度不低于28gpt (1月/2月付款通知单),价格将会从104美分/磅降为97美分/磅。价差700点就是澳大利亚棉花和印度棉花的实际价差。另外,发货人已经将发货期推迟了4个月。实际上,4个月发生了很多利息损失,但发货人并未向贵司索赔。因此,希望贵司尽快确认。”
2013年1月7日,普莱克斯公司给东昂有限公司发送“最终终止通知—合同编号404988-江苏金昉”电子邮件,在该电子邮件中写道:“请查收附件中《404988号合同的正式终止通知及催款通知》。贵司可否将此转让给江苏金昉并通知他们,如果我司于7天之内收不到货款,我们将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仲裁。贵司能否拿到江苏金昉接收通知的证明?”附件中《404988号合同的正式终止通知及催款通知》写道:“金昉公司:1000吨的澳大利亚棉花合同价款是104美分/磅。2013年1月7日的市场价格为91美分/磅。市场价差:13美分/磅×1000吨=286598美元。从2012年12月1日到2013年1月7日的保管费,@每月1.5%:145332.92美元,应付总金额431930.92美元。请于7天内将所有欠款汇入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的账户。如果贵司未能及时打款,我们将依据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规章规则向其提起仲裁
2013年1月15日,普莱克斯公司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启动仲裁程序。国际棉花协会通过快递及邮件发送了日期为2013年1月16日的通知,通知金昉公司已经收到普莱克斯公司的仲裁申请及选定的仲裁员名单。但金昉公司未参加仲裁。2014年1月9日,国际棉花协会以404988号《买卖合同》《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等为主要证据,认定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作出ICA Reference AO1/2013/04号仲裁裁决,并将该裁决书送达金昉公司。
三、盐城中院的处理意见
本案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1.审查的准据法问题;2.法院是否可以对仲裁协议成立问题进行审查;3.本案仲裁裁决是否应当承认与执行。
(一)审查的准据法问题
本案系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由于涉案仲裁裁决系在英国领土内由国际棉花协会仲裁机构作出,我国与英国都是公约的参加国,本案的仲裁裁决系在《纽约公约》对我国生效后作出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本案的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及本案的仲裁裁决作出地英国法等有关的规定,本案主要争议的是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应依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的规定和英国法进行审查。
(二)法院可以依法对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两项所列的情形为:“一、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于承认及执行:(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于承认及执行;(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乙)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根据案卷材料及补充听证的证据,被申请人金昉公司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其与普莱克斯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没有仲裁的合意。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也应该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关于拒绝承认的规定范围;而且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就仲裁解决争议是否达成合意,如果本案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将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那么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该纠纷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法院可以依法对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
(三)本案的仲裁协议未成立
本案中,东昂有限公司向金昉公司传真《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中含有“规则/仲裁ICA仲裁”条款。《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上没有普莱克斯公司的盖章或签字,而且东昂有限公司庭审中也陈述其不能代表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签订合同。因此《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是东昂有限公司单方制作的销售确认书,是就购买1000吨澳大利亚原棉的主要事项,征询金昉公司的意愿,从而为将来普莱克斯公司和金昉公司订立正式的买卖合同做好准备工作。金昉公司对东昂有限公司传真的《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签字确认,并通过东昂有限公司发送给普莱克斯公司,是希望和普莱克斯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构成要约。在《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里,金昉公司关于仲裁的意思表示是“规则/仲裁ICA仲裁”。
普莱克斯公司在收到《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后,在《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基础上制作了404988号《买卖合同》。404988号《买卖合同》也包含了仲裁条款,即“规则/仲裁:中纺棉花条款,但当出现技术争议时,应当适用国际棉花协会规则并仲裁”。根据中纺棉花条款的规定,仲裁方式为:“本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品质或重量以外的纠纷,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请仲裁。仲裁在被告国进行。如在中国,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章和程序进行。如在卖方所在国,则由该国的有关仲裁的机构进行。仲裁的裁决,须作为买卖双方最后的解决依据,仲裁费除另有规定外,均由败诉方负担。”可见,404988号《买卖合同》包含的仲裁条款与《东昂有限公司销售确认书》包含的仲裁条款是不一致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实质性变更。普莱克斯公司通过404988号《买卖合同》已对金昉公司提出的“规则/仲裁ICA仲裁”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构成一项新的要约。
金昉公司在收到404988号《买卖合同》后,并未盖章或签署确认。404988号《买卖合同》存在特别条款,即:“本合同包含了双方口头及/或之前通信的内容。如果本合同通过传真或邮件传送之后15日内买方未适当签署,除非双方协商并同意对本合同进行修订,买卖双方将被视为接受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此条款属于“沉默构成承诺”。根据英国法的规定,沉默或不作为本身不构成承诺。404988号《买卖合同》3“沉默构成承诺”的条款,构成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违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普莱克斯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金昉公司已接受了其修改后的新的仲裁条款。因此,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之间并未就购买1000吨澳大利亚原棉事宜产生的争议达成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
综上,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之间并未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国际棉花协会无权进行仲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及《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对国际棉花协会作出的ICA Reference A01/2013/04号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
四、我院的审查意见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由于涉案仲裁裁决系在英国领土内由国际棉花协会作出,而我国与英国都是《纽约公约》的参加国,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本案的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我院经审查,拟同意盐城中院的意见。涉案仲裁裁决存在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情形,应不予承认和执行。理由如下:
(一)法院可以对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
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也应该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关于拒绝承认的规定范围。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就仲裁解决争议是否达成合意,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将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那么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该纠纷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法院可以对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
(二)普莱克斯公司和金昉公司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双方当事人未就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进行约定,因涉案仲裁裁决的仲裁地在英国,因此对涉案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应适用英国法。根据英国《仲裁法》(1996年)第5条第(1)款规定,“本编之规定仅适用于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的情形,本编之规定也仅对当事人之间就任何事项达成的书面协议有效。关于‘协议’‘同意’或达成一致之表述应作相应解释。”因此,根据英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协议之成立生效,需要双方当事人就将争议提交仲裁达成一致意见。在本案中,普莱克斯公司和金昉公司未就将争议提交国际棉花协会仲裁一事达成一致意见。
从合同签订情况来看,双方当事人未就仲裁协议内容达成一致意见。2012年5月10日的销售确认书是东昂有限公司制作的,在金昉公司法定人代表人吴某生在销售确认书上签名回传后,普莱克斯公司在拟订的404988号《买卖合同》中对合同的有关内容提出了新的意见:一方面,对合同的实体权利义务提出了新的意见;另一方面,仲裁条款的内容亦与销售确认书不同。销售确认书约定的仲裁条款为:国际棉花协会仲裁。普莱克斯公司在404988号《买卖合同》中拟订的仲裁条款为:中纺棉花条款,但当出现技术争议时,应当适用国际棉花协会规则并仲裁。而金昉公司未接受404988号《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其既未在404988号《买卖合同》上签字盖章,亦未在电子邮件中表明接受该仲裁条款。金昉公司一直就合同内容与普莱克斯公司进行协商。从上述合同签订过程来看,金昉公司签署销售确认书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达成了一致,普莱克斯公司在之后提出了新的仲裁协议,而金昉公司未予接受,双方当事人未就仲裁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404988 号《买卖合同》的特别条款载明,本合同包含了双方口头协议及/或之前通信的内容。如果本合同通过传票或邮件传送之后15日内买方未适当签署,除非双方协商并同意对本合同进行修订,买卖双方将被视为接受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本院认为,普莱克斯公司不能依据上述特别条款主张金昉公司已经接受了仲裁条款。第一,上述特别条款是普莱克斯公司单方面拟订的,并没有得到金昉公司的同意。第二,双方当事人就404988号《买卖合同》的内容一直在进行协商,并未达成一致。第三,该约定也与双方之前的交易方式不符。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
综上所述,我院认为,普莱克斯公司与金昉公司之间未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涉案仲裁裁决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应予拒绝承认和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推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推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的通知
(法〔2020〕1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各银保监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司法局:
2017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7〕316号),决定在14个省市联合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以下简称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两年的改革试点证明,这项工作方向正确、意义重大、成效明显,对开创互联网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实现纠纷公正高效处理、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合法权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联合开展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在全国推广。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全面推广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是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矛盾纠纷公正高效便捷化解的有益探索,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前期的改革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深入推进、全面推广这项工作,有利于巩固和深化改革成果,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使机制优势充分转化成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自觉服务和保障大局,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银行保险监管机构要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和市域治理会议精神为契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深化社会综合治理,更广泛地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切实增强做好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互动协作中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有效化解,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力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试点地区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新发展
试点地区应在巩固改革试点成果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深入推进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一)加大平台建设力度。未完成平台上线的人民法院应在两年内实现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全部上线。自主建设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应确保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业务规范指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技术规范指引》的要求,将数据实时汇聚至统建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
(二)优化升级平台功能。按照共建共治共享原则,进一步打通道交领域各部门数据孤岛,开放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数据接口,实现各部门数据共享,解决调解员多系统重复录入信息问题。完善道交纠纷处理全流程数据库,提高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着力解决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等部门与人民法院系统对接不畅、人民法院内网办案系统与外网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不对接问题,优化提升一体化平台功能模块的便捷性、智能性,让平台运行更加高效,全面实现信息互通、一网办案。积极做好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对接工作,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也可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申请调解,实现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三)强化部门联动协同。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争取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深入推进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的支持,落实和加大专项工作经费保障,着力解决多头管理、工作交叉、权责不清等制约纠纷高效便捷化解的突出问题,充分利用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形成的大数据资源,加强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判,健全非诉调解、诉讼风险评估、类案结果提示、一键理赔等工作机制,凝聚多元力量,共同发力、协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四)规范完善调解机制。司法行政机关应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充实人民调解员力量,积极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人民调解员网络操作和法律知识培训,及时上传调解案件信息,完善调解工作考核机制,增强调解工作激励。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应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保险行业协会加强保险行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和调解员的选聘管理,加强对涉保险的道交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相关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研究解决异地保单调解授权存在障碍等待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加强特邀调解工作,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吸纳保险行业人员、人民调解员、法律职业工作者等担任特邀调解员。
(五)完善诉调对接。强化诉源治理体系建设,促进矛盾纠纷诉前化解,积极开展在线调解,扩大电子送达方式的适用,完善涉保司法鉴定工作机制,规范鉴定的委托与受理,建立在线委托鉴定机制。拓展理赔计算器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保险理赔中的运用,统一赔偿标准与证据规则,积极试行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道交纠纷人身损害赔偿城乡一元标准,使调解、裁判、保险理赔流程更加标准、高效。人民法院应完善在线司法确认、调解转诉讼的绩效考核机制,将在线司法确认作为审判绩效指标计入工作量。
(六)提高网上保险理赔效率。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提高对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引导各保险公司通过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进行理赔,简化平台上调解案件的保险理赔审批程序,缩短理赔时限,使一键理赔、快速赔付落地见效。
四、借鉴成功经验,开拓创新,确保非试点地区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顺利稳步推开
非试点地区应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借鉴试点地区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分步骤、稳步开展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效,积极推动本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关于组织领导。非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应树立战略眼光,充分认识全面推广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通盘部署,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确定联系部门和联系人,设立专项工作经费,共同推进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建设和工作开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逐级层报上级业务或主管部门。
非试点地区人民法院应结合自身实际组建专门的改革联络办公室,负责各相关部门之间协作交流、联席会议等具体事宜的落实及日常联络。
(二)关于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7〕316号)的相关内容执行。
(三)关于规范要求和平台建设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业务规范指引〉〈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技术规范指引〉的通知》执行。自主建设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的人民法院,应确保自建平台的数据能够实时汇聚到统建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
(四)关于时间要求。新开展工作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身信息化建设情况,认真确定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的建设方式,于2020年6月1日前通过纸质文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后原则上不再支持建设模式的变更,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平台建设。
五、加强宣传引导,为全面推广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工作的有序开展、全面推广,离不开宣传引导工作。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银行保险监管机构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报道、发放宣传册、网络直播等多种途径,让人民群众全面了解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的内容和成效,提升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为深入推进、全面推广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加强对道交纠纷当事人的引导,在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主动运用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促进矛盾纠纷便捷高效公正化解,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效能。
六、及时总结问题经验,协同做好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阶段性检查
全面推广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经验要及时向上级业务或主管部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共同加强指导,适时组织阶段性检查总结。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司法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5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21〕3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正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确审理涉长江流域环境资源案件,统一法律适用,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现将会议纪要印发。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会议纪要,在案件审理中正确理解适用。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
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正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长江流域十九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武汉、南京海事法院派员参加了会议。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贺信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要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坚持生态优先、共抓大保护、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要准确理解《长江保护法》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的重大意义,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创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会议要求,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严格贯彻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落实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有机衔接,强化对环境污染者、生态破坏者的相应责任追究。全面贯彻“两山”理念,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绿色原则、绿色条款,准确把握物尽其用与绿色使用的关系、意思自治与绿色干预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正确适用《长江保护法》,坚持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治理,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有效提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功能作用,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前至事中事前,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
会议对当前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突出、疑难法律适用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形成纪要如下:
一、关于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案件的审理
1.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审理非法采砂案件既要考虑采砂行为造成的涉案砂石资源破坏的数量、种类、品质和被破坏程度,也要考量采砂行为对水底生物栖息地生态环境危害程度、堤防安全、航道畅通和通航安全的危害程度等因素,依法认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2.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依法审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案件,准确把握入罪条件;构成犯罪的,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要求,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涉案水生生物的濒危程度、数量价值,以及行为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作为量刑情节,对积极主动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人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关于资源开发利用类案件的审理
3.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和第五十九条规定,审理涉濒危物种、生态破坏和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等案件,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既要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又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既要打击非法猎杀、捕捞、采伐、毁坏行为,又要打击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行为,切实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分布区生态环境。
4.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法审理涉长江源头尤其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依托三江源生态法庭等专门审判机构,加强雪山冰川、江源流域、高原湖泊湿地等生态治理修复,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安全。
5.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审理上游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案件,对于未办理水行政许可或环境影响评价、擅自修建拦截坝取水,未保障必要生态下泄流量,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损害下游地区河道内生态用水、供水、通航、灌溉、养殖等生态流量受益方合法权益,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为被侵权人提供充分救济,惩罚恶意侵权人。
6.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审理长江流域上游水电工程开发建设案件,要综合考虑工程开发建设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贯穿到工程规划、勘察、设计、施工、运营等全过程,结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准确把握涉案合同效力认定等问题。
7.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正确区分河道附近的村民在枯水期对滩涂的“习惯使用”行为与污染、危害水域环境安全的非法土地利用行为,维护国有自然资源的有序使用和河道水域岸线生态功能、河道通航功能。
8.因自然保护地依法设立或调整引发的行政诉讼,企业主张补偿因政府行为变化而产生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对其合理损失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实现公共利益保护与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平衡,确保企业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地。
9.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审理涉自然资源案件,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完善司法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推动生态产品“难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抵押”问题有效解决。
三、关于环境污染防治类案件的审理
10.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四章关于水污染防治规定,审理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侵权人以没有超过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不属于相关污染物标准明确列举的污染物种类,或者被污染水域有自净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水污染责任不成立或免除、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等规定予以确定。
11.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实施违法倾倒、填埋、堆放、弃置、处理等行为以及为其提供帮助的侵权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12.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处理固体废物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其进行处罚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处罚较重为由提起诉讼,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四、关于绿色低碳发展案件的审理
13.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六章关于绿色发展的规定,推动长江流域深入开展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的绿色发展示范。审理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城乡建设节能低碳发展等案件,要注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14.严格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审理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侵权人根据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机构认可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以及其按照该方案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等,主张折抵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的,可以依法予以支持,鼓励、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15.立足不同环境要素的修复要求,在案件执行中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导责任人采用“补种复绿”林木修复、“削填引种”矿山修复、“增殖放流”江河修复、“海砂回填”海域修复等多种方式承担责任,探索通过认购碳汇等方式对被破坏生态环境进行替代性修复,有效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提升土壤、植被、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9日)
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1.被执行人捏造事实,冒用他人名义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应当从重处罚
案例2.隐瞒民间借贷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已经消灭的债务的,构成虚假诉讼
案例3.为逃避执行,依据虚假离婚协议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构成虚假诉讼
案例4.公司与员工恶意串通虚构劳动债权,意图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构成虚假诉讼
案例5.当事人因虚假诉讼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应当为其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6.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例7.捏造事实骗取民事调解书,据此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例8.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
案例9.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从重处罚
案例10.律师多次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共同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并在民事诉讼中担任代理人的,构成虚假诉讼共同犯罪
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案例1.被执行人捏造事实,冒用他人名义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应当从重处罚
基本案情
2019年,被执行人甲公司为阻却人民法院对其名下房产的强制执行,冒用自然人艾某某等63人身份,以案外购房人名义,向某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致使该院作出部分错误执行异议裁定和执行异议之诉判决。后在关联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该虚假诉讼行为被人民法院查实。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准许对甲公司名下相应房屋继续执行;两级法院对甲公司处以每案100万元、共计6300万元罚款,相关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案例分析
甲公司为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名下房产,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材料,虚构购房事实,冒用艾某某等 63人名义提出执行异议,案涉房屋相关执行异议均为虚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条件在本案中并不具备,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应当判决继续执行,并依法对虚假诉讼行为人进行处罚。
典型意义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被执行人冒用他人名义提出虚假的执行异议申请,进而引发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案外人名义系虚假冒用,并无真实执行异议人,故不存在被执行人与执行异议人恶意串通的可能。被执行人单方冒用他人名义提出虚假执行异议申请的行为,属于虚假诉讼行为。在一审法院依据被冒名案外人提出的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先后作出支持其虚假执行异议的错误裁判后,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确属被执行人提起的虚假诉讼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实质性处理,直接判决支持申请执行人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向人民法院提交真实的证据,并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但是,甲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授权委托书、虚假房屋买卖合同、虚假付款付费单据,并虚构案件事实,冒用案外人名义提起虚假的执行异议,进行虚假诉讼,试图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正常司法秩序,应当依法予以制裁。当事人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逃避执行的,社会影响更为恶劣,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案例2.隐瞒民间借贷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已经消灭的债务的,构成虚假诉讼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间,原告周某与甲公司先后签订三份借款合同,合同载明周某共向该公司出借1600万元,实际仅向甲公司支付500万元借款本金。甲公司已经偿还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并支付了超出法定利率上限的利息。周某仍以甲公司负责人出具的对账单、催款回执等为依据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甲公司归还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及利息。针对甲公司关于借款本息已实际清偿完毕的抗辩及相关举证,周某称该公司归还的是其他借款。周某在法庭上的虚假陈述和其提交的对账单、催款回执等证据,导致人民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经再审法院查明,周某系职业放贷人,曾使用暴力、胁迫方式向甲公司催收高利贷非法债务,并非法拘禁甲公司负责人。甲公司负责人在被拘禁期间被迫在前述对账单、催款回执上签字。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对周某处以罚款,并将相关犯罪线索移交侦查机关。
案例分析
本案中,周某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多次作虚假陈述,虚构基本案件事实,属于伪造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故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对其处以罚款。同时,周某还刻意隐瞒案涉借款系高息放贷产生的非法债务、且甲公司实际已清偿借款本金及合法利息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履行已经消灭的债务,对其行为应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处,认定为虚假诉讼。
典型意义
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为牟取暴利,往往利用借款人急于用款的心理迫使其接受远高于法定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高额利息约定,在借款人已经实际清偿完借款本金及依法应予保护的利息后,仍通过诉讼方式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本息。针对借款人已经清偿完借款本息的抗辩及举证,出借人往往伪称借款人主张的还款系归还其他借款,导致案件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对职业放贷人的审查和甄别,同时要重点审查借贷关系真实性、本金借贷数额和利息保护范围等问题。对于出借人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应依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应及时将线索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务必防范职业放贷人等通过虚假诉讼获取非法高额收益。
案例3.为逃避执行,依据虚假离婚协议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构成虚假诉讼
基本案情
某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某某与被执行人冯某某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异议人高某某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排除对冯某某名下房屋的强制执行,并提供了虚假的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与双方在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存档的离婚协议书约定不一致。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案外人高某某提出的执行异议,对高某某处以罚款。
案例分析
本案中,高某某与被执行人冯某某原系夫妻关系,在冯某某与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理期间,协议离婚。民间借贷纠纷案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高某某又提出执行异议,在异议审查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的离婚协议书,请求排除对冯某某名下房屋的强制执行。高某某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妨害正常民事诉讼秩序,属于虚假诉讼行为,故人民法院依法对高某某进行处罚。
典型意义
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是当前虚假诉讼增长较快的领域,在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具有亲属关系、关联关系等利害关系时,人民法院更要高度警觉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依法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结合当事人关系、案件事实、执行依据取得过程等多方面情况审查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情形。本案中,高某某故意提供虚假的离婚协议书,虚构案件事实,意图排除对其原配偶冯某某名下房屋的强制执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在审查高某某提出的执行异议时,并未轻信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有关国家机关调取其保存的资料,最终认定高某某存在提供虚假证据、滥用执行异议权利的行为,对其进行司法处罚,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不讲诚信、铤而走险进行虚假诉讼的当事人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达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案例4.公司与员工恶意串通虚构劳动债权,意图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构成虚假诉讼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黄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诉称于2013年1月起在被告甲公司工作,陈某负责基建和材料等工作,月薪4.5万元;黄某负责清洁、做饭等工作,月薪1.5万元。二人共工作52个月,工资累计312万元。陈某、黄某与甲公司于2018年8月形成工资结算协议,确认甲公司尚欠陈某、黄某工资286万元。甲公司认可陈某、黄某的主张,双方在庭前已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黄某系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亲属,因甲公司面临拆迁,为虚构甲公司营业损失,以便尽可能多获得拆迁补偿款,张某与陈某、黄某商定由陈某、黄某对甲公司提起虚假诉讼。诉讼事宜均由张某操作,工资结算协议也系张某起草。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陈某、黄某的起诉,对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罚款共计100万元,涉嫌犯罪线索和相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单位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或者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陈某、黄某与甲公司之间并无工资债权纠纷,既无提起诉讼的基本事实依据,更无进行诉讼的必要,仍捏造甲公司拖欠其巨额工资的虚假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在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又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共同要求人民法院对协议予以确认,意图骗取生效裁判文书谋求不法利益。本案原告、被告以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该虚假诉讼实际由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主导,根据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
典型意义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应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补偿。甲公司在面临拆迁补偿之际,并未依法主张权利,而是为了骗取更多补偿,由法定代表人张某一手炮制了本案诉讼,其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诉讼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更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共利益,司法机关要及时甄别、惩处此类虚假诉讼行为。诉讼不能儿戏。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将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否定。
案例5.当事人因虚假诉讼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应当为其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5年2月,为转移甲公司财产逃避债务,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傅某与同学邵某共谋,虚构该公司向邵某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伪造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又将公司机器设备等主要资产虚假抵押给邵某。人民法院在对该公司强制执行后,傅某以邵某对公司机器设备享有抵押权为由,以邵某名义提出执行异议,企图阻却强制执行。期间傅某还操作该公司将部分抵押物低价转让。2018年10月,傅某、邵某因犯虚假诉讼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同年12月,该公司被宣告破产。2019年7月,公司债权人毛某代表全体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邵某在造成公司流失的价值370万余元抵押物范围内对公司所有破产债权未受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认定,邵某因与傅某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邵某向甲公司债权人赔偿222万余元,赔偿款项归入甲公司财产。
案例分析
邵某协助傅某伪造银行流水、签订虚假合同、提起虚假诉讼、委托傅某处置财产、提起执行异议等一系列行为的根本目的和客观后果均是对抗甲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阻挠对甲公司财产的执行。邵某对其协助傅某实施上述行为的目的和法律后果均应当具有明确的预见,仍对傅某予以协助和配合,唯有二人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足以导致本案损害结果的最终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构成共同侵权,邵某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二人虚构借款本金数额、抵押物实际可变现价值等因素,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典型意义
虚假诉讼致人损害符合侵权行为一般特征和构成要件,属于侵权行为,故行为人因虚假诉讼致人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要求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也规定,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虚假诉讼参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前述相关规定,在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也有相应体现。因此,虚假诉讼行为人被判处刑罚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让虚假诉讼行为人在承担败诉风险之外,既受到刑事处罚,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有效威慑不法行为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都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6.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构成虚假诉讼罪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至9月间,被告人彭某某与他人恶意串通,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后彭某某又与被告人赵某通谋,委托赵某担任诉讼代理人,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彭某某、赵某于2020年6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彭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案例分析
虚假诉讼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核心行为要件是“捏造事实”和“提起民事诉讼”。“捏造事实”包括行为人自己捏造事实和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包括利用自己捏造的事实和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彭某某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后又与赵某通谋,委托赵某担任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行为特征和定罪条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分别判处彭某某、赵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实践中,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行为多发生在离婚等类型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过程中,行为人往往意图通过上述行为,达到多分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非法转移被执行财产的目的。此类行为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更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司法机关要及时甄别、发现、惩处此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案例7.捏造事实骗取民事调解书,据此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构成虚假诉讼罪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至2020年1月间,易某分多次陆续向被告人张某某借款共计200余万元,后相继归还其中的100余万元,尚欠90余万元未还。易某另外还向郭某某等人大额借款未能归还,郭某某将易某起诉至某市人民法院。2020年3月26日,该市人民法院判决易某偿还郭某某借款132.6万元,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该市人民法院准备强制执行易某名下房产。张某某为达到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多分执行款的目的,与易某进行了预谋。同年4月2日,张某某和易某恶意串通,张某某隐瞒易某已经偿还借款100余万元的事实,以易某拖欠其借款共计182.5万元不还为由,向该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在法庭主持下,易某与张某某达成调解协议,由易某支付张某某欠款182.5万元,该市人民法院据此作出民事调解书。张某某以该民事调解书为执行依据,申请参与分配被执行人易某的财产。债权人郭某某报案后,公安机关将张某某抓获。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例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实施上述行为,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的,应当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张某某先后多次向易某出借款项,共计200余万元。二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数个债权债务关系。后易某向张某某偿还借款100余万元,二人之间的一部分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在易某名下财产面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张某某与易某恶意串通,隐瞒一部分债权债务关系已因债务人易某的清偿行为而消灭的事实,以该部分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民事调解书,并以骗取的民事调解书为执行依据,申请参与分配易某的财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行为特征和定罪条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干扰人民法院正常执行活动、为自己或者帮助他人逃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执行义务的行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危害严重。此类行为往往以债权人和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形式出现,且多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调解协议,隐蔽性强,甄别难度大。司法机关要加大审查力度,提高甄别能力,重视对被害人报案和控告、群众举报等线索来源的调查审查工作,及时发现虚假诉讼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案例8.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林某某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两个公司,以吸收股东、招收业务人员等方式发展组织成员并大肆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林某某为核心的层级明确、人数众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林某某主导确定实施“套路贷”的具体模式,策划、指挥全部违法犯罪活动,其他成员负责参与“套路贷”的不同环节、实施具体违法犯罪活动、负责以暴力和“软暴力”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并长期雇佣某律师为该组织规避法律风险提供帮助。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成员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过程中,以办理房屋抵押贷款为名,诱使、欺骗多名被害人办理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售房委托、抵押解押的委托公证,并恶意制造违约事实,利用公证书将被害人名下房产过户到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或组织成员名下,之后再纠集、指使暴力清房团伙,采用暴力、威胁及其他“软暴力”手段任意占用被害人房产,通过向第三人抵押、出售或者与长期雇佣的律师串通、合谋虚假诉讼等方式,将被害人房产处置变现以谋取非法利益,并将违法所得用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组织成员分红和提成。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采取上述方式,有组织地实施诈骗、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并利用获得的非法收入为该组织及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长期实施上述“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多个市辖区、70余名被害人及家庭,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高达上亿元,且犯罪对象为老年群体,致使部分老年被害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其中,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间,林某某为将诈骗所得的房产处置变现,与他人恶意串通,故意捏造抵押借款合同和债务人违约事实,以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欺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作出民事裁判文书。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对林某某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对于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三人以上为实施“套路贷”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对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本案中,林某某纠集、指挥多人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多种手段并用,行为还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虚假诉讼罪等多种犯罪,故人民法院对林某某依法予以数罪并罚。
典型意义
“套路贷”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且往往与黑恶势力犯罪交织在一起,社会危害极大。司法机关必须始终保持对“套路贷”的高压严打态势,及时甄别、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中的虚假诉讼、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犯罪人,切实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
案例9.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从重处罚
基本案情
2010年4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杨某某在协助房屋中介办理某市经济适用房买卖过户过程中,为规避经济适用房5年内不准上市交易的政策规定,找到时任某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被告人魏某,二人预谋以虚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的方式规避政策规定,商定由买卖双方签订虚假民间借贷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纠纷由该县人民法院管辖,在起诉状中编造当事人住址在该县的虚假内容,以该县人民法院名义出具以房抵债民事调解书,然后由杨某某带领房屋买卖双方持民事调解书办理经济适用房交易过户手续。2010年4月至2013年3月,魏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杨某某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先后出具多份虚假的以房抵债民事调解书,导致多套经济适用房被违规低价过户,造成重大损失。魏某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案发后已退缴全部赃款赃物。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对魏某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即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本案中,魏某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尚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增设虚假诉讼罪,但人民法院对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惩的态度和决心一以贯之。故人民法院依法以滥用职权罪从重判处魏某有期徒刑六年,与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典型意义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公器,不是可用于谋取违法利益的工具。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带头遵守法律,捍卫法律尊严。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与其他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相比,影响更恶劣,危害更严重,必须从严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对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依法从严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该判处重刑的坚决判处重刑,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有效遏制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案例10.律师多次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共同伪造证据进行
虚假诉讼并在民事诉讼中担任代理人的,构成虚假诉讼共同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某系某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至2019年间,杜某与多人通谋,先后4次共同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担任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先后作出4份民事调解书并进行强制执行。杜某通过实施上述行为,意图帮助他人规避住房限售、限购政策,实现违规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等非法目的,自己谋取非法经济利益。2020年5月13日,公安机关在杜某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内将其抓获。案件审理过程中,杜某自愿退缴违法所得12.5万元。
处理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案例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即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杜某系执业律师,与他人通谋,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担任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欺骗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文书以获取非法利益。杜某实施虚假诉讼行为,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民事调解书,已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定罪条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作为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具有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规定和民事诉讼程序,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律师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故意制造和参与虚假诉讼,将导致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更加难以甄别,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本案的判决结果,有力威慑了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警醒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从业人员要依法执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业务活动,不能知法犯法、玩弄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接收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接收公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增进人民法院与法律院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接收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来院开展研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研修课题
最高人民法院拟接收部分法律研修学者,协助审判业务和综合部门参加重大课题、重点工作、重要司法解释的专项研究工作。研究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详见“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
二、人选条件
法律研修学者人选应系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律教学、科研工作,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学者。同时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政治素质过硬,大局观念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有志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  2.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科研能力较强,在相关领域有较大影响,学术带头人优先;  3.恪守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4.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
三、接收程序
(一)报名
报名采取个人申请、组织推荐的方式。报名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2月18日。  1.个人申请。个人填写《报名推荐表》,附本人独立或参与完成的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目录(包括著作、论文、科研课题等),提交所在院校组织人事部门。  2.组织推荐。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名人选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签署推荐意见。
《报名推荐表》和附件材料请通过EMS邮寄至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邮编100745,信封左上角请注明“研修学者报名推荐材料”),同时将《报名推荐表》电子版(Word格式)发至邮箱diaopeichu@163.com。可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www.court.gov.cn)下载相关表格。
(二)资格审查
(三)专业评审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评审小组,对报名人选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比选。
(四)研究确定人选
评审小组经研究后提出法律研修学者人选意见,按程序报送院领导审批。
四、工作内容
法律研修学者可出席或列席我院有关会议,参加重大课题、重点工作、重要司法解释等专项论证和调研,对审判工作提供专家意见等。
法律研修学者实行合作导师制,由部门负责人或资深法官担任合作导师。工作采取定期驻院和在原单位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工作期限一般为1年,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其中,驻院工作时间累计一般不少于60天。
法律研修学者工作期间需按要求提交研究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评议,对优秀研究成果予以适当奖励。
五、组织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向法律研修学者提供参加调研、考察以及必要的办公、就餐、借阅图书资料等便利条件,并按规定报销有关差旅费用等。重大项目可申请1万元(额度)研究经费。
法律研修学者工作期间,必须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等规章制度,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及审判、保密、宣传、廉政等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对于违反纪律要求、情节严重的,将取消研修资格,并按规定追究责任。工作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研修学者颁发《结项证书》。
六、纪律与监督
报名参加法律研修学者的人员必须保证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有弄虚作假,经核实,一律取消接收资格。最高人民法院接收法律研修学者工作坚持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开展,自觉接受监督。
咨询电话:010-67557971
附件: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附表)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9年2月2日
附件1:
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
1.个人破产法律问题研究
2.环境侵权案件裁判规则的类型化研究
3.行政诉讼繁简分流问题研究
4.个人信息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5.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入应用研究
6.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工作机制深化改革研究
7.法官助理制度与员额法官制度有效衔接研究
8.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问题研究
9.民商事速裁中心合理化运行机制研究
10.类案裁判规则标准化研究
附件2: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法律研修学者报名推荐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探索实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在节约司法资源、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正式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少捕慎诉慎押”从刑事司法理念上升到刑事司法政策,是适应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深化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扎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确保依法、充分、准确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姜某故意伤害案等5件案例作为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第一批),现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依法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要主动加强对本批典型案例的学习研究,结合案例深入思考、全面把握准确适用的具体方法,切实提高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办理案件的能力水平。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开展释法说理,充分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主动对接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大力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双向衔接,共同做好不捕不诉后的依法监管、行政处罚等工作,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做到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29日
案例一
姜某故意伤害案
--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在矛盾化解、达成和解基础上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从宽作出不起诉处理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姜某,男,1994年10月出生,农民。
被害人何某,男,1978年9月出生,农民。
姜某与被害人何某系邻居,两家因相邻通道使用问题多次发生矛盾,积怨颇深。2020年2月15日,何某阻止为姜某家送装热水器的车辆从其门口通过,姜某获悉后,持斧头到何某家门口,揪住何某妻子的衣领质问不让通行原因。何某闻讯赶到后与姜某发生争执,姜某用斧背打伤何某后背、面部等部位,致其右侧额骨骨折,左侧眼周挫伤。经鉴定,何某两处伤情分别构成轻伤二级和轻微伤。
2020年2月27日,贵州省岑巩县公安局立案侦查,3月1日对姜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全面查实案情,厘清原委。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28日以姜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贵州省岑巩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通过深入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到纠纷路段实地查看,调阅双方民事纠纷诉讼卷宗,与村民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双方纠纷积怨产生的前因后果及争议通道的权属问题,倾听双方诉求,了解双方“心结”,针对性制定矛盾化解方案。
(二)通过检调对接,促成和解。承办检察官会同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到当事人家中,通报纠纷通道归属调查结果,提出双方共同使用、共同维护的处理方案,并联合侦查人员、驻村网格员核实被害人实际损失,明确双方责任划分。在检察机关协调下,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村网格员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就通道问题达成共同使用、共同维护的书面协议。姜某主动向何某赔礼道歉,当场赔付何某住院费、务工损失费等各项损失,何某接受道歉并出具谅解书。
(三)组织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组织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脱贫攻坚包村干部、侦查人员等参加。听证会上,检察机关就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拟对姜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进行了充分阐释。听证人员一致同意对姜某作不起诉处理。2020年5月9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姜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六个月后,承办检察官回访了当地镇党委、村委会和当事人,经了解,双方均按照协议管理、维护共同通道,和睦相处,多年的心结已经打开,不起诉效果良好。
【典型意义】
因邻里纠纷、民间矛盾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常见多发,如果简单追诉、处理不当,容易进一步激化矛盾,形成更深的积怨,甚至与搬不走的邻居结下“世仇”,埋下更大隐患。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坚持能动司法、主动履职,以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为指导,深入了解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源,注意倾听当事人的想法,充分借助基层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善于运用检调对接、检察听证、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机制促进矛盾化解,通过办案修复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对抗,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徐某故意伤害案
--准确判断把握轻伤害案件中社会危险性和起诉必要性,依法从严逮捕、起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男,1983年8月出生,与被害人系同居关系。
被害人梁某,女,1986年1月出生。
2020年12月23日凌晨,徐某因怀疑梁某与其他男性交往,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划刺梁某胸部、背部。梁某边闪躲边求饶并试图夺刀,徐某仍继续用刀扎刺梁某手、腿等部位,见梁某身体多处伤口出血才停手,后随同他人将梁某送往医院救治。经鉴定,梁某三处伤势构成轻伤二级、一处伤势为轻微伤。
2020年12月24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准确把握社会危险性条件,依法批准逮捕。2020年12月31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徐某,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等,查明本案犯罪事实和情节。一是同居期间,徐某曾以“分手就骚扰你全家”等言语进行恐吓、威胁,并数次殴打梁某,曾致其受伤就医。如果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徐某存在再次伤害梁某或其家人的可能。二是面对梁某多处刀伤的事实,徐某对事先准备刀具、蓄意伤害梁某等关键犯罪细节予以回避,始终不认罪,无悔罪表现。检察机关认为,徐某可能对被害人实施新的犯罪,且不认罪,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于2021年1月7日决定对其批准逮捕。
(二)全面评估起诉必要性,依法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全面审查徐某的主观恶性、行为后果、赔偿情况及认罪悔罪等表现,得出以下判断:一是徐某主观上有明显过错。徐某在与梁某长达三年的交往过程中,始终隐瞒自己已婚已育的事实,且多次言语辱骂甚至暴力殴打梁某。二是犯罪情节恶劣。徐某趁梁某卧床休息之机,用事先准备的刀具对其身体连续划刺,梁某求饶时仍不停手,最终造成梁某肋骨骨折、气胸及上肢、下肢、前胸和后背9处刀伤,手段恶劣,后果严重。三是不认罪不悔罪。经证据开示、释法说理,徐某始终不认罪,且拒不赔偿被害人的医药费、后续治疗费用。检察机关对徐某的主观恶性、过错程度、犯罪手段、后果、认罪悔罪等量化评估后,认为有起诉必要。2021年4月2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徐某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6月3日,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徐某提出上诉,7月6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对于轻罪案件一般应体现从宽的政策要求,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但是,对于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险性大、拒不认罪悔罪的,当严则严,该捕即捕,依法追诉,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强调,对于轻罪案件坚持少捕慎诉政策绝不等于一律不捕、一律不诉,要区分情况、区别对待。检察机关要从犯罪手段是否恶劣、危害后果是否严重、是否退赃退赔、是否真心认罪悔罪、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准确评估社会危险性和起诉必要性,依法作出是否逮捕、是否起诉的决定。
案例三
廖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
--虽罪行较重,但无社会危险性不批捕,起诉后判处实刑
【基本案情】
被告人廖某,男,1973年6月出生,农民。
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间,廖某在未取得特许猎捕证的情况下,先后多次、分批设置猎套和猎夹,在重庆市开州区某山林猎捕野生动物。廖某使用禁猎工具,在禁猎期、禁猎区内非法狩猎,共猎获动物20余只。其中,猎获物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3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羚1只,有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小麂2只、毛冠鹿1只、果子狸1只、猪獾5只、红白鼯鼠2只等。廖某将猎获物部分食用,部分销售给他人,剩余部分储存在自家冰柜中。
2020年7月30日,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对廖某涉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立案侦查,于7月31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8月31日提请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实地走访调查,掌握社会危险性评估的背景情况。承办检察官实地查看廖某家庭生产生活状况、走访所在地派出所及驻村帮扶干部,了解到廖某家中有三个女儿正在上学,父母年迈患病,其是家庭经济支柱,平时靠务农和打零工支撑家庭生活。如果立即对廖某逮捕,其将无法妥善安排羁押后子女就学、父母就医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二)认真审查判断,准确评估社会危险性。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廖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情节严重,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廖某系因对其行为的违法性及其后果认识不足而实施犯罪,无其他犯罪前科,主观恶性不大;犯罪后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系边远山区务农人员,平时表现较好;本案证据已收集固定完毕,不致发生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逃跑等情况。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经充分评估,认为对廖某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三)依法提起公诉,打破“不捕就是不罚”认识误区。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检察机关继续关注廖某的社会危险性,确定廖某自觉遵守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能到案接受讯问。根据廖某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检察机关2021年1月4日依法以涉嫌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因涉案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等已达到情节严重,检察机关提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的量刑建议。法庭审理期间,廖某主动到案接受审判。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将“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变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2021年3月16日依法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作出判决。廖某认罪服判。
(四)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协调帮扶措施。检察机关向廖某某所在地党委政府反映其涉案且家庭贫困的情况,协助廖某向有关部门申请教育资助以解决子女就学问题,协调相关医疗机构为其父母办理慢病卡以解决就医问题。通过协调解决廖某家庭困难问题,促使其自愿认罪认罚,并安心接受刑事处罚和教育改造。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社会危险性条件在决定是否逮捕羁押中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案件证据已经固定、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即使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也可以依法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同时,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督管理,促使其严格遵守取保候审的各项制度,并自觉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和审判,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二)正确处理程序保障与实体裁处的关系。不捕并非不罚。对于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构成犯罪且依法需要判处实刑的,应当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判处实刑的量刑建议。本案被告人能够自觉遵守取保候审规定,配合侦查起诉,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后被顺利收监服刑,很好体现了程序保障与实体裁处的法律关系。
案例四
韩某等47人诈骗案
--区分情形,分类处理,对非羁押人员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监管,保障诉讼顺利进行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某,女,1997年11月出生,河南某高校本科毕业,河南工作。
被不起诉人马某,男,1997年4月出生,河南某高校本科毕业,北京工作。
本案其他45名被不起诉人基本情况略。
2019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为吸引人才安家落户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来杭州工作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毕业生在申请补贴时限内,需在杭州市用人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2020年5月至6月期间,韩某、马某等47名不符合上述补贴领取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通过中介人员邱某(因本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操作,挂靠在邱某所在的杭州某公司短暂缴纳社保,虚构在杭州劳动关系,骗领补贴共计人民币49万元。其中,韩某骗领补贴1万元后,又介绍其他9名人员以相同方式骗领补贴9万元,并收取好处费;马某等其余46人分别骗领补贴1万元或3万元不等。
2020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运用“非羁码”科技手段监管,加强对非羁押人员监督管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应邀介入该批大学生骗补案件,针对强制措施适用建议公安机关分类处理,对专门以骗补为业的中介人员邱某等建议提请批准逮捕,从严惩处;对认罪态度好的涉案大学生韩某等人建议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从宽处理。公安机关于2020年12月对韩某等47人取保候审,为保证诉讼顺利进行,运用杭州市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开发的“非羁码”数字监管系统,对取保候审人员、办案人员同步安装“非羁码”手机端,办案人员利用外出提醒、违规预警、定时打卡和不定时抽检等多重功能,对取保候审人员“码”上进行实时监管。韩某等47人取保候审期间,均按要求定时打卡,无一人脱管失控。
(二)宽严相济,区分情形、区别对待。2020年12月25日,公安机关将韩某等47人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严格审查证据,对涉案人员求学就业等情况进行补充调查。经审查认为,本案47人均涉嫌诈骗罪,但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不同,应区别对待。其中,韩某积极介绍9名同学骗补,并收取好处费,社会危害严重,应当从严处理,依法起诉;马某等46人犯罪情节轻微,且有自首、坦白、退赃等从宽情节,均表示认罪认罚,处于稳定工作、读研的状态,符合不起诉条件,可以从宽处理。
(三)组织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鉴于本案社会影响较大,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律师、人民监督员等担任听证员,广泛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并让涉案金额相对较大的马某等人参加。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应给予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改过自新、服务社会的机会。听取各方意见后,2021年7月23日,检察机关对马某等46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予以了训诫,对韩某依法提起公诉。7月30日,法院判处韩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
(四)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社会管理。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杭州市应届高学历毕业生生活补贴的申领手续相对粗疏,核发流程尽管快捷方便,但容易造成国家人才补贴款流失。对此,检察机关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弥补政策制度漏洞、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法治宣传、开展政府补贴专项巡查行动等。经共同努力,2021年10月,有关职能部门调整了补贴政策,从源头上防范了骗补风险。
【典型意义】
(一)区分情形,区别对待,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此类案件,要注重全面审查、综合衡量,结合具体情形,区别对待。对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的,要依法从宽处理;对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该捕即捕,依法追诉。
(二)运用科技手段对非羁押犯罪嫌疑人有效监管。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支持积极探索现代科技手段在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中的运用,推广“非羁码”等数据监管系统,提高监管效能,降低监管成本,更好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三)延伸职能,积极开展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应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深挖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针对性提出建章立制的建议,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犯罪预防,用检察担当助力社会治理。
案例五
张某等16人开设赌场案
--共同犯罪分层处理,发挥政策感召作用敦促投案、退赃,运用电子监控手段有效保障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1973年4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李某,男,1985年5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吕某,男,1995年12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冯某,女,1974年4月出生,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案其他12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8年7月以来,被告人张某、李某在菲律宾共同成立“风云国际”赌博网站,通过网络组织赌博活动。
2019年9月,该赌博网站在广西玉林市设立客服推广平台,由被告人吕某负责赌博平台管理,被告人张某超负责网络设备维护,被告人张某霞、刘某等9人负责网站推广、充值、兑换筹码等,被告人梁某建、梁某负责将该赌博网站非法所得提现,提现后将现金交给被告人张某及冯某保管、使用。参赌人员通过接收网站链接,下载安装注册后联系客服人员将人民币兑换为虚拟的游戏币,在虚拟赌博游戏房间参加赌博游戏。自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该赌博网站违法运营获利共计人民币685.84万元。
居住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参赌人员报案后,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于2019年9月9日对本案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本案系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博网站组织赌博的新型网络犯罪,涉案人数多、层级关系复杂、作案手法专业性强。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发挥与公安机关的检警协作机制,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协助公安机关明晰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向,最大限度补充完善相关证据,并就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达成共识。
(二)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分层处理。根据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检察机关提出分层处理,建议将涉案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张某、李某、吕某,三人负责平台组建、管理,在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管理作用,系主犯;第二类是张某超等11人,负责赌博网站维护、推广、操作、充值、计分等,系从犯;第三类是梁某等2人,运用银行卡取现的人员,情节较轻。根据三类人员犯罪作用的大小、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并结合认罪态度、退赃情况,综合判断社会危险性,区分适用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将张某、李某、吕某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对其余13名从犯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于2019年12月23日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张某、李某、吕某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东营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审查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作用、到案后表现等,于2020年7月、12月将张某等16人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对张某等3名主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对认罪认罚的冯某等11名从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年八个月不等,对认罪认罚的梁某等2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三)依托非羁押数字监管手段,实现对异地取保候审的有效监管。该案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多在广西玉林,与案件承办地距离遥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借助非羁押诉讼电子监管平台,依托手机APP数字监管,运用大数据、定位追踪等科技手段,通过外出提醒、违规预警、定时打卡和不定时抽检,对13名犯罪嫌疑人就地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进行24小时电子监管,实现对异地取保候审的有效监管,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充分释法说理,告知取保候审义务及违反规定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被取保候审的13名犯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配合监管,无一人出现脱管。
(四)发挥政策教育感化作用,敦促其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经过教育转化,主犯张某规劝多名在境外的同案犯投案自首。案件办理期间,共有 11 名同案犯在得知本案从犯未被逮捕羁押且获得从宽处理后,受政策感召回国投案自首。主犯张某也因劝返同案犯被依法认定为立功。同时,公安、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配合侦查,主动退赃退赔,共上交违法所得415.2万元,缴纳罚金45万元,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
【典型意义】
(一)检警协同推进,深入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跨境网络赌博等新型网络犯罪存在犯罪嫌疑人多、上下线关系复杂、取证难度大的特点。公安、检察机关应密切检警协作,协同研判侦查方向,确定取证重点,夯实证据基础。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交流,促进形成政策共识,以宽严相济为指导,共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围绕网络赌博犯罪的内容、方式、参与人员情况等,结合犯罪事实、嫌疑人地位作用及认罪悔罪表现,用足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分层、分策科学处置。对赌博网站的搭建和组织管理者,要依法严惩。对具有初犯、偶犯、自首等情节的一般参加人员和在校学生等,应以教育挽救警示为主。办案中,既要体现对共同犯罪中危害严重、社会危险性大、作用突出的主犯从严逮捕、起诉、惩治的政策取向,也要体现对罪行较轻的从犯予以从宽取保候审、从宽追究刑事责任的态度。
(二)依托电子监管平台,推进扩大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网络犯罪涉及环节多、人员分散,绝大多数需要跨省办案,为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带来很大困难。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应用,以往只有“关起来”才能“管得住”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运用非羁押电子监管措施,进行全方位、全时段、无死角监管,既保障了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又拓宽了取保候审的便利性,为异地取保候审提供了科技保障,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在本案诉讼期间,又先后有 11 名同案犯因受政策感召回国投案自首,进一步扩大了办理案件的积极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28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运用刑罚手段打击非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者,从源头上预防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宣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出台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非食品添加剂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您建议出台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非食品添加剂经营者,明知食品生产、销售商购买非食品添加剂掺入食品中,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共同犯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印发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针对违法添加行为,根据行为人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同区分了三种情形追究刑事责任:一是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二是第十四条规定,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毒、有害食品,提供食品添加剂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三是第十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上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对非食品添加剂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依法审理相关案件,严厉打击违法添加犯罪,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关于加大对非食品原料网络销售平台、销售点的监督和管控
您建议加大对非食品原料的网络销售平台、销售点的监督和管控,建立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跟踪体系。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介绍,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始终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违法添加、滥用食品添加剂等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打击餐饮食品违法添加罂粟壳、打击保健食品违法添加药物成分等多个行动,各地食药监管部门通过日常监管、监督抽查等途径广泛收集案件线索,不断加大对违法添加案件的查办力度,一旦发现将非食品原料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还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严惩重处违法添加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案件查办综合效应,让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三、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宣传
您建议运用新闻网络媒体、自媒体及各种宣传媒介,加强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和宣传,增强全民食品安全意识。据中宣部介绍,近年来中宣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一系列指示精神,组织新闻媒体积极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指导协调有关主管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并结合食品安全周等重要活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为顺利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下一步将协调新闻媒体继续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报道。一是做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重要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增强全社会食品安全法制意识。二是加大食品安全正面宣传力度,及时反映各地有关部门加强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举措和成效。三是要求新闻媒体准确、科学、依法、建设性开展监督,公开曝光查处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作用。四是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主管部门,积极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五是切实加强媒体管理,要求新闻媒体报告食品安全问题要全面、客观、准确,避免炒作食品安全个案误导公众。
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坚持把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与司法公开紧密结合,借助人民法院网、人民法院报、法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载体,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宣传相关法律、政策,震慑犯罪分子,充分发挥刑事司法惩罚和预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导作用,推动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四、关于打击职能部门在食品领域的渎职犯罪
您建议打击职能部门在食品领域的渎职犯罪。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打击职能部门人员在食品领域的渎职犯罪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解释》第十六条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定性处理作了具体阐释,比如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印发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以上规定进一步明确打击职能部门人员渎职犯罪的法律依据,各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食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为食品安全提供全方位司法保障。
食品安全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您对食品安全犯罪特点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切实、透彻,提出的建议中肯、可行。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总结经验,吸收合理建议,研究解决审判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各级地方法院继续做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惩治力度,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一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2年2月25日)
202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一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事案件同人民群众权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各级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成效,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案件的审判水平和效率上。典型案例是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最形象、最具体、最生动的写照。为了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展示2021年度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工作成效,以司法裁判引领风尚,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要求,从全国范围内筛选了13件典型案例,今天向全社会发布。
发布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是指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殷殷嘱托。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发布典型案例,有利于发挥标杆作用,指引各级人民法院紧扣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进一步加强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让社会正气充盈、正义彰显。
发布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是指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人民服务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本批案例充分体现了民法典有效化解各类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制度功能,是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宗旨的具体成果,有助于指引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更好保障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发展。
发布民法典贯彻实施典型案例,是宣传民法典精神,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的应有之义。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本批案例,是全国法院2021年间适用民法典处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典型,代表性强、覆盖面广,能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民法典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民心里。
本批13件案例是在反复研究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全国各高院报送的500余件案例中精选出来,基本涵盖了民法典各编有关新制度新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批典型案例,通过正确适用民法典新规则、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等方式,分清是非、善恶、美丑,彰显了民法典弘扬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的基本精神,就坚持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旗帜鲜明地亮明了司法态度。例如,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在经营项目中以雷锋的名义进行商业宣传,并就使用雷锋姓名赔礼道歉,为网络空间注入尊崇英雄、热爱英雄、敬仰英雄的法治能量。在楼某熙诉杜某峰、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肖像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在依法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肖像权的同时,结合案情将“爱国”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裁判说理,突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导向。
二是聚焦民生痛点难点,依法保护人民权利。本批案例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居住权保护、“头顶上的安全”保护等一系列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在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与陈某金申请变更监护人案、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与张某柔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中,人民法院通过依法为丧失监护能力的人变更监护关系、撤销构成遗弃犯罪的未成年人母亲的监护资格,确保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关爱落到实处。在邱某光与董某军居住权执行案中,执行法院依照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登记制度,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为丧偶独居老人办理了居住权登记,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既有的房屋居住使用权利。在庾某娴诉黄某辉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高空抛物侵权规则,判决高空抛物者承担赔偿责任,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三是顺应时代要求,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批案例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贯彻实施民法典,在服务疫情防控、维护交易安全、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黄某诉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因拒绝配合疫情防控检查而致使自己摔伤的原告应自负其责,体现了为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鲜明态度。在某物流公司诉吴某运输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原告某物流公司代被告履行债务具有合法利益,切实维护了相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民法典新规则妥善化解相关纠纷,切实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民法典规定,判决故意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为打击种子套牌侵权、净化种业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本批典型案例,通过“小案件”讲述“大道理”,对于指引人民法院统一正确实施民法典,助力人民群众学习好运用好民法典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入挖掘民法典实施中的司法案例“富矿”,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收集编选工作,及时发布代表性强、覆盖面广的典型案例,宣传好民法典规定精神,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
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一批)
一、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与陈某金申请变更监护人案
二、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与张某柔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三、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黄某诉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五、邱某光与董某军居住权执行案
六、某物流有限公司诉吴某运输合同纠纷案
七、楼某熙诉杜某峰、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肖像权纠纷案
八、苏某甲诉李某田等法定继承纠纷案
九、欧某士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
十、宋某祯诉周某身体权纠纷案
十一、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二、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十三、庾某娴诉黄某辉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与陈某金申请变更监护人案
(一)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民政部门联动护航困境少年的典型范例。民法典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善了公职监护人制度,明确规定在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时,由民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审理法院以判决形式确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为民政部门规范适用相关法律履行公职监护职责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推动民法典确立的以家庭、社会和国家为一体的多元监护格局落实落地。
(二)基本案情
吴某,2010年10月28日出生,于2011年8月22日被收养。吴某为智力残疾三级,其养父母于2012年和2014年先后因病死亡,后由其养祖母陈某金作为监护人。除每月500余元农村养老保险及每年2000余元社区股份分红外,陈某金无其他经济收入来源,且陈某金年事已高并有疾病在身。吴某的外祖父母也年事已高亦无经济收入来源。2018年起,陈某金多次向街道和区民政局申请将吴某送往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照料。为妥善做好吴某的后期监护,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吴某的监护人为民政部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民政部门的变更申请。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被监护人吴某为未成年人,且智力残疾三级,养父母均已去世,陈某金作为吴某的养祖母,年事已高并有疾病在身,经济状况较差,已无能力抚养吴某。鉴于陈某金已不适宜继续承担吴某的监护职责,而吴某的外祖父母同样不具备监护能力,且陈某金同意将吴某的监护权变更给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将吴某的监护人由陈某金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不仅符合法律规定,还可以为吴某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环境,更有利于吴某的健康成长。故判决自2021年7月23日起,吴某的监护人由陈某金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二十七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三十二条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二、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与张某柔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一)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新时代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案是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例。民法典扩大了监护人的范围,进一步严格了监护责任,对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未成年人生母构成遗弃罪,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并申请指定其作为监护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其申请,彰显了司法的态度和温度。
(二)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4日3时许,张某柔在吉林省梅河口市某烧烤店内生育一女婴(非婚生,暂无法确认生父),随后将女婴遗弃在梅河口市某村露天垃圾箱内。当日9时30分许,女婴被群众发现并报案,梅河口市公安局民警将女婴送至医院抢救治疗。2021年3月21日,女婴出院并被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抚养至今,取名“党心”(化名)。张某柔因犯遗弃罪,被判刑。目前,张某柔仍不履行抚养义务,其近亲属亦无抚养意愿。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申请撤销张某柔监护人资格,并申请由该福利院作为党心的监护人。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的申请。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等义务。张某柔的遗弃行为严重损害了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依照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其监护人资格应当予以撤销。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作为为全市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能够解决党心的教育、医疗、心理疏导等一系列问题。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出发,由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作为党心的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其生活、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权利,故指定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为党心的监护人。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三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三、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典型意义
英雄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加强对英烈姓名、名誉、荣誉等的法律保护,对于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为更好地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对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特别规定。本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将雷锋姓名用于商业广告和营利宣传,曲解了雷锋精神,构成对雷锋同志人格利益的侵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网络空间注入缅怀英烈、热爱英烈、敬仰英烈的法治正能量。
(二)基本案情
被告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其付费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将其提供服务的平台称为“雷锋社群”,将其注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有“雷锋会员”“雷锋社群”等文字的宣传海报和文章,并在公司住所地悬挂“雷锋社群”文字标识。该公司以“雷锋社群”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会”“电商供应链大会”“全球云选品对接会”等商业活动,并以“雷锋社群会费”等名目收取客户费用16笔,金额共计308464 元。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在经营项目中以雷锋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在浙江省内省级媒体就使用雷锋姓名赔礼道歉。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雷锋同志的姓名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保护。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雷锋”文字具有特定意义,确系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雷锋同志之姓名。该公司明知雷锋同志的姓名具有特定的意义,仍擅自将其用于开展网络商业宣传,会让公众对“雷锋社群”等称谓产生误解,侵犯了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将商业运作模式假“雷锋精神”之名推广,既曲解了“雷锋精神”,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背离,也损害了承载于其上的人民群众的特定感情,对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被告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包括停止使用“雷锋哥”微信公众号名称、“雷锋社群”名称、“雷锋会员”名称等),并在浙江省内省级报刊向社会公众发表赔礼道歉的声明。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千条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
四、黄某诉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应当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等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为物业企业履行疫情防控职责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涉疫情防控措施民事纠纷,为社区依法实施应急处置措施提供坚强司法保障的典型案件。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是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重要战场,必须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查码验行虽然给居民日常出行增添了些许麻烦,但却是防控疫情的必要举措,意义重大,每个公民都应积极予以配合。本案中,审理法院严格把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分清是非、亮明态度、不和稀泥,依法支持社区履行防疫职责,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遵守防疫秩序,凸显了司法服务和保障大局的作用。
(二)基本案情
被告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天津市河东区某物业管理方。原告黄某于2020年6月10日由上海市来到该小区探望祖母。彼时正值我国部分地区出现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天津市有关部门发布紧急防控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社区出入口值班值守,加强验码、亮码、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2020年6月19日9时许,黄某骑共享单车进入小区,物业公司值守保安当即呼喊要求其停车接受亮码、登记等疫情防控检查措施。黄某听到有人呼喊后回头观看,随即加速向前骑行。值守保安即骑车追赶,伸手接触原告背部时车辆失控摔倒。后黄某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7501.3元。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事发之时正值聚集性疫情扩散、防控形势严峻的关键时期,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依照有关政策要求派员值守、验码登记、阻拦冲岗,是履职尽责的体现,其行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某在物业人员大声呼喊之际却加速骑行,最终导致摔伤,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遂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二百八十六条 第一款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五、邱某光与董某军居住权执行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物权编正式确立了居住权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生存权益,对平衡房屋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利益具有重要制度价值。本案申请执行人作为丧偶独居老人,其对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益取得于民法典实施之前,执行法院依照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登记制度,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为申请执行人办理了居住权登记,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既有的房屋居住使用权利,对于引导当事人尊重法院判决,推动民法典有关居住权制度的新规则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二)基本案情
邱某光与董某峰于2006年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董某军系董某峰之弟。董某峰于2016年3月去世,生前写下遗嘱, 其内容为:“我名下位于洪山区珞狮路某房遗赠给我弟弟董某军,在我丈夫邱某光没再婚前拥有居住权,此房是我毕生心血,不许分割、不许转让、不许卖出......”董某峰离世后,董某军等人与邱某光发生遗嘱继承纠纷并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被继承人董某峰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某房所有权归董某军享有,邱某光在其再婚前享有该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判决生效后,邱某光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2021年初,邱某光发现所住房屋被董某军挂在某房产中介出售,其担心房屋出售后自己被赶出家门,遂向法院申请居住权强制执行。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案涉房屋虽为董某军所有,但是董某峰通过遗嘱方式使得邱某光享有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执行法院遂依照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等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裁定将董某军所有的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登记在邱某光名下。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六、某物流有限公司诉吴某运输合同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合同编新增了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规定,对于确保各交易环节有序运转,促进债权实现,维护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是适用民法典关于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原告某物流有限公司代被告吴某向承运司机支付吴某欠付的运费具有合法利益,且在原告履行后依法取得承运司机对被告吴某的债权。本案判决不仅对维护物流运输行业交易秩序、促进物流运输行业蓬勃发展具有保障作用,也对人民法院探索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具有积极意义。
(二)基本案情
某物流有限公司(甲方)与吴某(乙方)于2020年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该公司的郑州运输业务由吴某承接。合同还约定调运车辆、雇佣运输司机的费用由吴某结算,与某物流有限公司无关。某物流有限公司与吴某之间已结清大部分运费,但因吴某未及时向承运司机结清运费,2020年11月某日,承运司机在承运货物时对货物进行扣留。基于运输货物的时效性,某物流有限公司向承运司机垫付了吴某欠付的46万元,并通知吴某,吴某当时对此无异议。后吴某仅向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了6万元。某物流有限公司向吴某追偿余款未果,遂提起诉讼。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某物流有限公司与吴某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在吴某未及时向货物承运司机结清费用,致使货物被扣留时,某物流有限公司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有权代吴某向承运司机履行。某物流有限公司代为履行后,承运司机对吴某的债权即转让给该公司,故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规定,判决支持某物流有限公司请求吴某支付剩余运费的诉讼请求。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五百二十四条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
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七、楼某熙诉杜某峰、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肖像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打击网络侵权行为,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件。本案中,行为人于“七七事变”纪念日在微博上发表不当言论,并附有他人清晰脸部和身体特征的图片,意图达到贬低、丑化祖国和中国人的效果。该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而且冲击了社会公共利益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审理法院在本案判决中依法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他人的肖像权,同时结合案情,将“爱国”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裁判说理,既依法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的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价值导向,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秩序。
(二)基本案情
2021年7月7日,杜某峰通过其名为“西格隆咚锵的隆”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一条微博(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系该平台经营者),内容为“日本地铁上的小乘客,一个人上学,那眼神里充满自信和勇气,太可爱了”,并附有楼某熙乘坐杭州地铁时的照片,引起网友热议。次日,楼某熙的母亲在新浪微博发布辟谣帖:“我是地铁小女孩的妈妈,网传我家孩子是日本小孩!在此特此申明:我家孩子是我大中华儿女,并深深热爱着我们的祖国!......”广大网友也纷纷指出其错误。杜某峰对此仍不删除案涉微博,还在该微博下留言,继续发表贬低祖国和祖国文化的言论。后该微博账号“西格隆咚锵的隆”由于存在其他不当言论被新浪微博官方关闭,所有发布的内容从新浪微博平台清除。楼某熙以杜某峰、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其肖像权为由,提起诉讼。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杜某峰发布的案涉微博中使用的图片含有小女孩的清晰面部、体貌状态等外部身体形象,通过比对楼某熙本人的肖像,以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标准,能够清楚确认案涉微博中的肖像为楼某熙的形象,故楼某熙对该图片再现的肖像享有肖像权。杜某峰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特殊时刻,枉顾客观事实,在众多网友留言指出其错误、楼某熙母亲发文辟谣的情况下,仍拒不删除案涉微博,还不断留言,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包括楼某熙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应认定为以造谣传播等方式歪曲使用楼某熙的肖像,严重侵害了楼某熙的肖像权。楼某熙诉请杜某峰赔礼道歉,有利于恢复其人格状态的圆满,有利于其未来的健康成长,依法应获得支持。遂判决杜某峰向楼某熙赔礼道歉,并赔偿楼某熙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维权费用等损失。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零一十八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第一款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第一款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八、苏某甲诉李某田等法定继承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甥代位继承制度的典型案例。侄甥代位继承系民法典新设立的制度,符合我国民间传统,有利于保障财产在血缘家族内部的流转,减少产生遗产无人继承的状况,同时促进亲属关系的发展,引导人们重视亲属亲情,从而减少家族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本案中,审理法院还适用了遗产的酌给制度,即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适当分给遗产,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弘扬了积极妥善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二)基本案情
被继承人苏某泉于2018年3月死亡,其父母和妻子均先于其死亡,生前未生育和收养子女。苏某泉的姐姐苏某乙先于苏某泉死亡,苏某泉无其他兄弟姐妹。苏某甲系苏某乙的养女。李某田是苏某泉堂姐的儿子,李某禾是李某田的儿子。苏某泉生前未立遗嘱,也未立遗赠扶养协议。上海市徐汇区华泾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为苏某泉、李某禾,共同共有。苏某泉的梅花牌手表1块及钻戒1枚由李某田保管中。苏某甲起诉请求,依法继承系争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苏某泉的产权份额,及梅花牌手表1块和钻戒1枚。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一致确认苏某泉生前未立遗嘱,也未立遗赠扶养协议,故苏某泉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苏某甲系苏某泉姐姐苏某乙的养子女,在苏某乙先于苏某泉死亡且苏某泉的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第十四条,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苏某甲有权作为苏某泉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苏某泉的遗产。另外,李某田与苏某泉长期共同居住,苏某泉生病在护理院期间的事宜由李某田负责处理,费用由李某田代为支付,苏某泉的丧葬事宜也由李某田操办,相较苏某甲,李某田对苏某泉尽了更多的扶养义务,故李某田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且可多于苏某甲。对于苏某泉名下系争房屋的产权份额和梅花牌手表1块及钻戒1枚,法院考虑到有利于生产生活、便于执行的原则,判归李某田所有并由李某田向苏某甲给付房屋折价款人民币60万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九、欧某士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
(一)典型意义
侨乡涉侨房产因年代久远、继承人散落海外往往析产确权困难,存在管养维护责任长期处于搁置或争议状态的窘境,不少历史风貌建筑因此而残破贬损。本案中,审理法院巧用民法典新创设的遗产管理人法律制度,创造性地在可查明的继承人中引入管养房屋方案“竞标”方式,让具有管养维护遗产房屋优势条件的部分继承人担任侨房遗产管理人,妥善解决了涉侨祖宅的管养维护问题,充分彰显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物尽其用的价值追求,为侨乡历史建筑的司法保护开创了一条全新路径。
(二)基本案情
厦门市思明区某处房屋原业主为魏姜氏(19世纪生人)。魏姜氏育有三女一子,该四支继承人各自向下已经延嗣到第五代,但其中儿子一支无任何可查信息,幼女一支散落海外情况不明,仅长女和次女两支部分继承人居住在境内。因继承人无法穷尽查明,长女和次女两支继承人曾历经两代、长达十年的继承诉讼,仍未能顺利实现继承析产。民法典实施后,长女一支继承人以欧某士为代表提出,可由生活在境内的可查明信息的两支继承人共同管理祖宅;次女一支继承人则提出,遗产房屋不具有共同管理的条件,应由现实际居住在境内且别无住处的次女一支继承人中的陈某萍和陈某芬担任遗产管理人。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魏姜氏遗产的多名继承人目前下落不明、信息不明,遗产房屋将在较长时间内不能明确所有权人,其管养维护责任可能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确有必要在析产分割条件成就前尽快依法确定管理责任人。而魏姜氏生前未留有遗嘱,未指定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在案各继承人之间就遗产管理问题又分歧巨大、未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故当秉承最有利于遗产保护、管理、债权债务清理的原则,在综合考虑被继承人内心意愿、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亲疏远近关系、各继承人管理保护遗产的能力水平等方面因素,确定案涉遗产房屋的合适管理人。次女魏某燕一支在魏姜氏生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与产权人关系较为亲近,且历代长期居住在遗产房屋内并曾主持危房改造,与遗产房屋有更深的历史情感联系,对周边人居环境更为熟悉,更有实际能力履行管养维护职责,更有能力清理遗产上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长女魏某静一支可查后人现均居住漳州市,客观上无法对房屋尽到充分、周到的管养维护责任。故,由魏某静一支继承人跨市管理案涉遗产房屋暂不具备客观条件;魏某燕一支继承人能够协商支持由陈某萍、陈某芬共同管理案涉遗产房屋,符合遗产效用最大化原则。因此判决指定陈某萍、陈某芬为魏姜氏房屋的遗产管理人。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十、宋某祯诉周某身体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后,首例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冒险”规定作出判决的案件。民法典施行前,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在处理文体活动中身体受伤引发的民事纠纷时,容易出现认识分歧,进而引发争议。民法典确立“自甘冒险”规则,既统一了思想认识,也统一了裁判尺度。本案审理法院结合具体案情,适用“自甘冒险”规则,明确判决对损害发生无故意、无重大过失的文体活动参加者,不承担赔偿责任,亮明了拒绝“和稀泥”的司法态度,宣示了冒险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规则,不仅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了文体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也为民法典新规则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司法经验。
(二)基本案情
宋某祯、周某均为羽毛球业余爱好者,自2015年起自发参加羽毛球比赛。2020年4月28日上午,宋某祯、周某与案外四人在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内露天场地进行羽毛球3对3比赛。运动中,宋某祯站在发球线位置接对方网前球后,将球回挑到周某方中场,周某迅速杀球进攻,宋某祯直立举拍防守未果,被羽毛球击中右眼。事发后,宋某祯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治疗,术后5周余验光提示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5。宋某祯遂诉至法院,要求周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竞技体育运动不同于一般的生活领域,主要目的即为争胜,此类运动具有对抗性、人身危险性的特点,参与者均处于潜在危险中,既是危险的潜在制造者,也是危险的潜在承担者。羽毛球运动系典型的对抗性体育竞赛,除扭伤、拉伤等常规风险外,更为突出的风险即在于羽毛球自身体积小、密度大、移动速度快,运动员如未及时作出判断即会被击中,甚至击伤。宋某祯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害,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而宋某祯仍自愿参加比赛,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属于自甘冒险的行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在此情形下,只有周某对宋某祯受伤的损害后果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周某杀球进攻的行为系该类运动的正常技术动作,周某并不存在明显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形,不应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且现行法律未就本案所涉情形适用公平责任予以规定,故宋某祯无权主张周某承担赔偿责任或分担损失。2021年1月4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宋某祯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第一款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十一、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我国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条款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规定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贯彻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是构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法治保障。审理法院在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环境功能性损失等补偿性费用之外,采取“基数+倍数”的计算方式,结合具体案情决定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为计算基数,综合考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赔偿态度、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等调节因素确定倍数,进而确定最终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为正确实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基本案情
2018年3月3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被告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将公司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理,吴某良又雇请李某贤将30车共计1124.1吨硫酸钠废液运输到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的山上倾倒,造成了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周边约8.08亩范围内的环境和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江村组地表水、地下水受到污染,影响了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约6.6平方公里流域的环境,妨碍了当地1000余名居民的饮用水安全。经鉴定,两处受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为人民币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57135.45元,并产生检测鉴定费95670元。受污染地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产生的应急处置费用共计人民币528160.11元。其中,吴某良、吴某民、李某贤等因犯污染环境罪已被另案判处六年六个月至三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请求被告公司赔偿相关生态环境损害。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公司将生产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处理,放任污染环境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后果。且至本案审理期间,涉案倾倒废液行为所致的环境污染并未得到修复,损害后果仍在持续,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综合该公司的过错程度、赔偿态度、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到行政处罚等因素,判令其赔偿环境修复费用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135.45元、应急处置费用532860.11元、检测鉴定费95670元,并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171406.35元,以上共计3025071.91元;对违法倾倒硫酸钠废液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十二、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本案是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打击种子套牌侵权、净化种业市场秩序的典型案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各类知识产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了一般规则,对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审理法院秉持强化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司法理念,在侵权人拒不提供交易记录、相关账簿的情况下,依法适用举证妨碍制度,参考其宣传的交易额合理推定侵权获利达到100万元以上,并依法适用民法典及《种子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按照计算基数的二倍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为200万元,实际赔偿总额为基数的三倍。本案判决对于切实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维权难度大、赔偿数额低的问题,形成对恶意侵权行为的强有力威慑,彰显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二)基本案情
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新品种“金粳 818”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不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未经许可在微信群内发布“农业产业链信息匹配”寻找潜在交易者,并收取会员费后提供种子交易信息,与买家商定交易价格、数量、交货时间后安排送交无标识、标签的白皮袋,或者包装标注为其他商品粮的“金粳 818”种子。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请判令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某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被诉侵权种子的交易组织者、决策者,其行为构成销售侵权。由于该公司拒不提供相关账簿,故审理法院参考其宣传资料,综合考虑侵权情节推定侵权获利达到100万元以上,并以此为基数。该公司明知未经许可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性质,所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部分包装未标注任何信息、部分包装标注为其他商品粮,试图掩盖侵权行为和逃避责任追究的意图明显,具有侵权恶意。其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因此,审理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按照基数的二倍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全额支持权利人诉请。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十三、庾某娴诉黄某辉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判决高空抛物者承担赔偿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的典型案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治理规则。本案依法判决高空抛物者承担赔偿责任,有利于通过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进一步强化高空抛物、坠物行为预防和惩治工作,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居民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案情
2019年5月26日,庾某娴在位于广州杨箕的自家小区花园散步,经过黄某辉楼下时,黄某辉家小孩在房屋阳台从35楼抛下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到庾某娴身旁,导致其惊吓、摔倒,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次日,庾某娴亲属与黄某辉一起查看监控,确认了上述事实后,双方签订确认书,确认矿泉水瓶系黄某辉家小孩从阳台扔下,同时黄某辉向庾某娴支付1万元赔偿。庾某娴住院治疗22天才出院,其后又因此事反复入院治疗,累计超过60天,且被鉴定为十级伤残。由于黄某辉拒绝支付剩余治疗费,庾某娴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庾某娴散步时被从高空抛下的水瓶惊吓摔倒受伤,经监控录像显示水瓶由黄某辉租住房屋阳台抛下,有视频及庾某娴、黄某辉签订的确认书证明。双方确认抛物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某辉是其监护人,庾某娴要求黄某辉承担赔偿责任,黄某辉亦同意赔偿。涉案高空抛物行为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根据《时间效力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2021年1月4日,审理法院判决黄某辉向庾某娴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8.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0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0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互联网一站式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现代科技应用和智能化建设,对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加强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央政法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智治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大力推进,要求各级政法机关按照适度超前、实战实用、共建共享、安全经济的基本思路,推进现代科技与社会法治深度融合。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
一、关于互联网司法服务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建议
1.加强网络权益司法保护,营造清朗有序网络空间。人民法院针对不当收集、管理、利用个人信息、公共数据问题,通过依法裁判规范网络交易行为,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比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大数据权属案和首例公共数据不正当竞争案,合理划定数据资源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借名直播案,明确实际使用人劳动创造的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推动构建良好的虚拟财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秩序。
2.营造公平竞争秩序,保障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序发展。针对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不规范、打法律擦边球问题,通过个案裁判明确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法律边界,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比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消费者状告电商平台提供的检索服务违约案,在充分尊重电商平台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明确检索算法设置的审查标准;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暗刷流量案",旗帜鲜明反对“暗刷流量"交易行为,有力打击网络黑灰产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网络水军“薅羊毛"案,规制流量经济时代的网络水军行为,保障互联网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3.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针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新需求,明确新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保护范围和追责机制,加大司法保护力度,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比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微信小程序"第一案,细化网络服务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的内涵及判断标准,促进小程序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抖音短视频案",保护具有独创价值的短视频著作权,打击新型著作权侵权行为,鼓励短视频领域内容创新;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网络游戏著作权案",探索完善知识产权新客体保护规则,认定采取挂机方式形成的游戏整体画面构成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4.明晰裁判规则,确立发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于2020年9月出台《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法保护电子商务领域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广州互联网法院专门制定《关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司法引擎的五年规划(2019-2023)》,在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审理更多具有填补空白、树立规则、先导示范意义的互联网案件,实现以司法裁判定标尺、明边界、促治理,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裁判规则;制定司法政策和宣传典型案例,合理确定平台责任和行为边界,规范商业模式创新,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引导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二、关于互联网司法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大局的建议
1.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全国法院首个技术类知识产权裁判规则数据库,向条线法院开放访问端口,构建司法大数据分析平台知识产权法庭分平台,有效支撑类案检索、审判管理与司法决策,实现数据要素高效有序流通。健全完善互联网审判新模式,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在线诉讼,有效解决实物证据在线质证难题,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全面推行诉讼文书集约送达。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目前超过98%的案件采用电子送达,成功率96%,平均周期10.3小时,送达时间大大缩短;探索推动上诉案件卷宗电子化移送流转,已实现与5家地方法院的卷宗电子化流转,力争2022年实现全面取消上诉案件纸质卷宗移送,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
2.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精准服务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积极推进司法审判智慧化建设,通过互联网司法平等保护当事人权益,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展示我国保护创新、开放包容的自信与决心,提出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比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小猪佩奇"著作权纠纷案,依法维护英国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我国平等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国际形象;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亚马逊海外购系列案",否定域外管辖中不合理限制我国消费者权利条款的效力,有力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国际域名权属纠纷案,合理扩张解释“实际联系原则",依法将案件纳入管辖并依法裁判,有效保护我国域名持有人合法权益。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推动互联网司法发展,依法公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深入推进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建设,开展数字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体系。
三、关于健全分层递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
1.建设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2021年,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印发《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汇聚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法院特邀调解等各类解纷资源,推动实现矛盾纠纷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分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促进纠纷层层过滤、“一站式"预防化解。探索建立“互联网+诉源治理"服务管理模式,提高司法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推动诉源治理工作数据化、可视化,推动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息化治理网络。
在调解、仲裁、审判各种解纷方式中,群众需要什么方式,人民法院就提供什么方式,着力建设和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切实丰富完善人民群众选择的“菜单库",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不断加强与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对接,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不断完善“法院+社会各界"多元共治格局,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渠道,陆续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各地法院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专家、律师学者、退休法律工作者、基层网格员等入驻法院线上线下解纷平台,具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专业行业特色的多元解纷品牌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全国法院对接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量达6.3万个和26万名,借助社会力量诉前成功调解案件610.7万件,同比增长43.86%,诉前调解平均时长17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及时高效化解在诉前。经过不懈努力,人民法院全面建成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司法新需求。
2.规范开展在线多元解纷和诉调对接。最高人民法院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2021年,全国法院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用时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2021年,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球率先出台首部指导法院在线调解工作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多元调解工作,同时对人民法院建立国际商事及涉港澳台侨纠纷专业行业特邀调解名册作出规定,为充实港澳台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的调解员,引入专业调解机构入驻法院调解平台提供了制度依据。
司法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腾讯等互联网协会、企业、平台建立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优势,及时有效化解互联网领域矛盾纠纷。
3.试点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指导各试点法院优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建立特邀调解名册,确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对经特邀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法程序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执行力。自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全国15个省(区、市)的20个城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如期圆满完成,民事诉讼法顺利修改,有力推动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试点两年来,试点法院依法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完善案件管辖规则,加强特邀调解与司法确认制度衔接。各试点法院全部建立特邀调解名册,纳入特邀调解组织4503家,诉前委派调解纠纷391.01万件,成功化解139.44万件,纠纷诉前化解率35.66%,有效减少诉讼增量,及时高效化解纠纷;受理司法确认申请29.34万件,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有效28.71万件,确认有效率达98%,诉前调解质量显著提升,司法确认案件数量平稳可控。各试点法院大力建设在线调解平台,整合汇聚多元解纷资源,实现“在线调解+司法确认"无缝衔接,大大降低了群众解决纠纷的时间、精力和费用成本,有力促进和培育多元解纷力量发展壮大。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指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动深圳市加快试点商事调解组织名册制度,并支持由广东省内有管辖权的法院审查确认纳入调解名册的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
4.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探索充实港澳台乃至“一带一路"国家调解员参与跨境商事纠纷化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广东三级法院先行先试,发挥“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共聘请108名港澳资深退休法官、商事律师、法学专家等担任港澳特邀调解员;特别是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已经涵盖47家域内外调解组织,聘请75名外籍和港澳台特邀调解员。在聘请调解员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动建立调解员统一名册,已将61名港澳特邀调解员纳入名册,参与全省法院跨境商事纠纷调解工作,有力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调解规则的统一和调解员的共享,提升纠纷解决合力,已成为很好的改革样板。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发布《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于同年12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等三个配套规范性文件,标志着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正式落成,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携手国际仲裁、调解机构,建立起“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以确保调解协议得到执行。此外,除了纳入“一站式"平台的国际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聘任的来自25个国家的52名专家委员也参与到调解中来,为提升国际商事调解水平与影响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司法部指导广东省司法厅研发智能移动调解系统,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为当事人提供更加灵活便捷智能的调解服务;指导广东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建设,与香港、澳门共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发布《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等;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优势,稳步扩大调解员队伍;鼓励入驻平台的调解组织引入外籍调解员,稳妥引入海外调解组织和国际调解机构入驻平台,多元化解涉外纠纷;推动建立全国性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完善在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资质认证制度,进一步总结各地在线调解国际商事案例和有益经验做法,向全国法院推广。司法部将指导广东省加强与香港、澳门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健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加强国际化、专业化调解员队伍建设。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以科技融合为支撑,推动内地与港澳司法协助工作蓬勃发展。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上线首个涵盖四级法院的区际司法协助案件管理平台系统,实现了涉港澳送达、取证等各类司法协助案件在四级法院间的全流程网上办理,为在司法协助领域推进科技成果同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进行了有益探索。2020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修改文本,建立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实现了两地送达和取证案件的全流程在线转递、在线审查、在线办理、在线追踪。截至2022年6月底,通过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办理案件总计728件。人民法院以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区际司法协助质效,有力服务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立足司法职能,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与司法部等有关部门分工配合,建立健全、优化完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优质高效化解知识产权纠纷和涉互联网纠纷,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的决定
(法[2018]225号)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保障与促进国际商事法庭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决定聘任以下32位专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
张月姣、黄进、王利明、沈四宝、卢松、单文华、万猛、刘敬东、石静霞、王贵国、杨良宜、袁国强、李复甸、陶景洲、艾伯特·杨·范登伯格(Albert Jan van den berg)、安娜·曼塔库 (Anna P. Mantakou) 、芮安牟( Anselmo Reyes )、大卫·安德浩特 ( David Unterhalter )、唐纳德·弗朗西斯·多诺万 (Donald Francis Donovan)、伊曼纽尔·盖拉德(Emmanuel Gaillard)、加布里埃尔·考夫曼-科勒( Gabrielle Kaufmann- Kohler)、加里·博恩 (Gary Born )、乔治·贝尔曼(George A. Bermann) 、申熙泽 (Hi-Taek Shin)、詹姆斯·斯皮格曼(James Spigelman )、奈拉·科迈尔-欧贝德 (Nayla Comair-Obeid)、嘉柏伦(Neil Kaplan)、马培德 (Peter Malanczuk)、桑德拉·拉朱(Sundra Rajoo)、范思深 (Susan Finder )、威廉·布莱尔 (Sir William Blair )、弗拉基米尔·库里洛夫(Vladimir I. Kurilov),聘期四年。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金风熨金印制公司申请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金风熨金印制公司申请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2日 (2017)最高法民他139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粤民他17号《关于金风熨金印制公司申请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仲裁裁决案件。根据请示报告所述事实,案涉《补充协议》约定了仲裁条款。《补充协议》是由芦某代表金风熨金印制公司(以下简称金风公司)签订,而芦某签订该协议时已经退出了金风公司。金风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合伙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就芦某是否有权代表金风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的问题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判断。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条例》的相关规定,芦某在退出金风公司后即无权代表金风公司。金风公司对芦某代其签署《补充协议》亦不予认可。因此,《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金风公司没有约束力。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第七项裁决金风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鉴于该裁项与其他裁项可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部分撤销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仲裁裁决。同意你院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金风烫金印制公司申请撤销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10月30日 (2017)粤民他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金风烫金印制公司申请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一案,经审查,认为该裁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拟撤销该仲裁裁决,故向我院请示。我院审查认为,该裁决第七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且该裁决事项与其他裁决事项可分,拟撤销该项仲裁裁决。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原仲裁第三被申请人):金风熨金印制公司(Golden Wind Hot Stamping Company)。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317-319号启德商业大厦3楼302-3室(Flat/Rm 302-33/F Kal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319 Des Woeux Road Central HK)。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香港新致美集团有限公司(Hong Kong New Profit Group Company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环禧利街27号富辉商业中心23楼2304室(Room 2304,23/F, Fu Fai Commercial Centre,27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原仲裁第一被申请人:芦某,男,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原仲裁第二被申请人:集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大田洋工业区(华美路)AIA3A5栋A1栋。
二、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及答辩
金风熨金印制公司(以下简称金风公司)提出申请称:
1.被申请人香港新致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新致美公司)在仲裁案件中提供错误地址导致申请人金风公司未能参加仲裁程序。香港新致美公司在仲裁时提供的金风公司的地址为02/F Wing Yee Commercial Building 5 Wing Kut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而事实上金风公司已于2013年11月5日将注册地址变更为Flat/Rm 302-33/F Kal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319 Des Woeux Road Central HK。该变更事项发生于香港新致美公司申请仲裁之日(2014年3月26日)数月前。因香港新致美公司的错误,导致仲裁机关未能依法送达,以致金风公司丧失仲裁权利,因此应撤销仲裁裁决。2.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仲裁管辖。转让方芦某与受让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金风公司并未以担保人的身份盖章。双方未约定仲裁管辖,因此仲裁机关无权受理案件。3.芦某以金风公司名义签字构成无权代理,金风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芦某于2013年3月26日在《补充协议》上代表金风公司签字,事实上芦某已于2013年2月22日转出股份,其代理行为无效。仲裁裁决应裁决申请人无须承担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书。
在深圳中院对本案询问时,金风公司明确其撤裁理由是:1.仲裁机构对其的送达地址错误,仲裁程序违法;2.芦某无权代表金风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在《补充协议》中签名,金风公司并不是《补充协议》的签约当事人,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金风公司没有约束力。
被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对本案未作答辩。
三、深圳中院查明的相关事实
(一)2013年1月16日,芦某作为转让方、甲方与香港新致美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及集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凯深圳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芦某将其持有的金风公司100%股份及与之相应的股东权益以人民币27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香港新致美公司;丙方集凯深圳公司以自己拥有的全部财产,为甲方芦某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因合同履行产生的债权、违约金、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合理的律师费等,担保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项下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协议第八条“争议解决方式”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该院当时施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协议末页的落款处,甲方有芦某的签名;乙方加盖有香港新致美公司的印章和签约代表人的签名;丙方加盖有集凯深圳公司的公章和芦某的小方章。
(二)2013年3月26日,芦某作为转让方、甲方,香港新致美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集凯深圳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金风公司作为担保方、丁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以上各方于2013年1月16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芦某将其持有的丁方金风公司10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香港新致美公司,丙方集凯深圳公司为甲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甲方芦某出现违约行为,并主动向乙方香港新致美公司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各方协商,各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2.甲方芦某同意就其违约行为向乙方香港新致美公司承担如下责任:(1)甲方承诺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30万元,并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0万元,合计应当向乙方支付人民币350万元。支付时间为: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80万元。甲方支付该笔款项后,本协议正式生效。2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月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70万元。甲方逾期支付的,则需就该笔70万元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乙方(深圳中院注:原文如此,但此处按文义应为甲方)归还完毕全部款项之日止。甲方未能一次性归还全部本息的,则归还款项首先作为归还应付利息,多出部分视为归还应付本金。在甲方付清上述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造成第三方损失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该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丙方和丁方愿意以自己拥有的全部财产,为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因合同履行产生的债权、违约金、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合理的律师费等。担保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项下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该院当时施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补充协议末页的落款处,甲方有芦某的签名;乙方加盖有香港新致美公司的印章和签约代表人的签名;丙方集凯深圳公司只有芦某的签名,丁方金风公司亦只有芦某的签名。
(三)2014年3月26日,香港新致美公司依据上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芦某为仲裁第一被申请人、集凯深圳公司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金风公司为仲裁第三被申请人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第一被申请人芦某向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70万元。2.第一被申请人芦某向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6.8万元(自2013年3月26日起至被申请人完全履行义务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3月25日)。3.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公证费港币6070元;4.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和全部仲裁费用;5.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就第一被申请人的上述全部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仲裁期间,以上三方被申请人未向仲裁庭提交书面答辩材料,亦未出席庭审进行口头答辩。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29日就该案作出裁决(案号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内容为:1.第一被申请人芦某向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70万元。2.第一被申请人芦某向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6.8万元。3.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公证费用总计人民币5207.4元。4.本案仲裁费人民币40554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已预缴了全部仲裁费,第一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仲裁费人民币40554元。5.驳回申请人有关律师费的仲裁请求。6.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第1、2、3、4项裁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第三被申请人对上述第1、2、3、4项裁决承担不超过第一被申请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上述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及费用,均应在裁决作出之日起15日内支付完毕。
(四)经查,金风公司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合伙企业。仲裁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供的金风公司的送达地址为02/F Wing Yee Commercial Building 5 Wing Kut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特快专递的方式按上述地址分8次向金风公司邮寄仲裁法律文书,但除前2次查询显示邮件已递送之外,后面6次的邮件因无此公司等原因被退回。金风公司否认曾签收或收到过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上所邮寄的资料,认为其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将注册地址变更为Flat/Rm 302-33/F Kal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31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仲裁时已不在原址办公,而其公司的上述住所地变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管理部门已办理了变更登记,且该变更事项发生于香港新致美公司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3月26日)的数月之前。
同时,金风公司还主张芦某于2010年9月2日成为金风公司的合伙人、股东,但于2013年2月22日全面退出了金风公司,不在金风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故芦某于2013年3月26日与香港新致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已不是金风公司的合伙人或股东。
对以上有关公司住址变更和芦某作为金风公司合伙人、股东的加入、退出情况,金风公司向深圳中院提交了经公证转递的金风公司商业登记资料为证。
四、深圳中院的审查意见
深圳中院经审查认为: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为涉港仲裁裁决,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进行审查。
金风公司的注册地址已于2013年11月5日变更为Flat/Rm 302-33/F Kal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31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该变更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香港新致美公司作为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其于2014年3月26日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时,有责任也有能力向仲裁机构提供作为仲裁被申请人之一的金风公司最近最新的商业登记资料,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受案的仲裁机构也有责任义务责令仲裁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提供各仲裁被申请人最新的商事登记资料,以准确判断各民事主体仲裁时是否确实存在及相关的送达地址。但仲裁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和仲裁机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均未适当履行上述责任义务,未查核金风公司的准确住址,而仍以金风公司的原地址作为送达地址,导致金风公司的送达地址有误,属于仲裁的程序违法。金风公司并不是2013年1月16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签约当事人,而芦某于2010年9月2日成为金风公司的合伙人、股东后,其已于2013年2月22日全面退出了金风公司。现无证据证明芦某在2013年3月26日与香港新致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其有权代表金风公司对外签约,且该《补充协议》中也未加盖有金风公司的印章,事后金风公司对该协议亦不予认可。即无证据证明签订《补充协议》是金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对金风公司具有约束力。相应地,该《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亦不能认定为系金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应认定金风公司与香港新致美公司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
综上,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具有仲裁送达程序违法且仲裁所依据的仲裁条款并不是原仲裁被申请人金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仲裁条款对金风公司不具有约束力,金风公司与原仲裁申请人香港新致美公司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该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金风公司要求撤销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的理由可以成立,应裁定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书。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审查认为:申请人金风公司申请撤销的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为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仲裁裁决,故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一)关于仲裁送达程序是否合法问题。
本案仲裁时间为2014年,仲裁程序应适用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第五条“通知和期限”第三项规定:“向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书、通知、材料等,如经当面送交受送达人或者邮寄至受送达人或者他方当事人提供的受送达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者其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经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而以邮寄的方式或者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他任何方式投递给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所地或者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
2014年4月11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按照香港新致美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提供的地址,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方式向金风公司发出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书》及附件,经查,该邮件已经妥投。但之后仲裁庭多次向金风公司送达其他材料时,邮件均被退回。香港新致美公司提供给仲裁庭的地址是2013年1月16日其与芦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该协议书中记载的金风公司商业登记地址。香港新致美公司并不知晓金风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变更商业登记地址的事实,且仲裁庭向金风公司原登记地址邮寄材料曾妥投,故上述送达方式符合《仲裁规则》。金风公司该项申请撤裁的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香港新致美公司与金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问题。
芦某与香港新致美公司、集凯深圳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是金风公司并不是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经查明,芦某已于2013年2月22日退出金风公司。根据本院查明的香港《合伙条例》(Partership Ordinance)第七条合伙人对商号的约束权力“就合伙的业务而言,每一合伙人均是商号及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而身为任何商号的成员的每一合伙人按惯常方式经营该商号所经营的业务时作出的作为,对该商号及其合伙人均有约束力......”及第十九条加入和退出的合伙人的法律责任第二款“合伙人退出商号,并不因此而终止他退出前所招致的合伙债项或义务须负上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参考金风公司提交的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可以认定香港合伙企业合伙人在退出后的行为不能代表商号,故芦某退出金风公司后无权于2013年3月26日代表金风公司与香港新致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事后金风公司对该协议亦不予认可,故该《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金风公司没有约束力,香港新致美公司与金风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第七项对金风公司的裁决内容应予以撤销。
综上,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4)146号裁决第七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的情形,且该裁决事项与其他裁决事项可分,故该项裁决应予撤销。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妇联,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为促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
2023年5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
为促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 总体要求
1.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1)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根本目标;
(2)坚持立德树人。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传播正确家庭教育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3)支持为主、干预为辅。尊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人格尊严,注重引导、帮助,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开展工作,促进家庭和谐、避免激化矛盾;
(4)双向指导、教帮结合。既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教育指导,也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根据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未成年人家庭的实际困难;
(5)专业指导、注重实效。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及时评估教育指导效果,并视情调整教育指导方式和内容,确保取得良好效果。
2.人民法院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参与、配合、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过程中,根据情况和需要,依法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妇联协调社会资源,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社区家长学校、文明家庭建设等多种渠道,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各级人民法院、妇联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建立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二、 指导情形
3.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方,应当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对于抚养、收养、监护权、探望权纠纷等案件,以及涉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就监护和家庭教育情况主动开展调查、评估,必要时,依法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4.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下列情形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要求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1)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一条等规定,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
(2)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3)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
(4)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其他情形。
符合前款第二、第三、第四项情形,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后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以决定书的形式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依法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5.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动请求对自己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6.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三、 指导要求
7.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家庭教育的内容,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合理运用家庭教育方式方法。
8.人民法院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监护职责教育:
(1)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加强亲子陪伴,不得实施遗弃、虐待、伤害、歧视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
(2)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应当与被委托人、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保持联系,定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况,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
(3)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明确告知其在诉讼期间、分居期间或者离婚后,应当相互配合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或者阻碍另一方行使监护权、探望权。
9.人民法院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法治教育:
(1)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2)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3)教育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4)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职责、加强管教,同时注重亲情感化,并教育未成年人认识错误,积极改过自新。
10.人民法院决定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也应当依照前两条规定,自行做好监护职责教育和法治教育工作。
四、指导方式
11.人民法院可以在诉前调解、案件审理、判后回访等各个环节,通过法庭教育、释法说理、现场辅导、网络辅导、心理干预、制发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等多种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根据情况和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自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也可以委托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或者与专业机构、专业人员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委托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人民法院应当跟踪评估家庭教育指导效果。
12.对于需要开展专业化、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监护状况和实际需求,书面通知妇联开展或者协助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妇联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配合,协调发挥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家长学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妇女儿童之家等阵地作用,支持、配合人民法院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13.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应当载明责令理由和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时间、场所和频次。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频次,应当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程度相适应。
14.人民法院向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送达家庭教育指导令时,应当耐心、细致地做好法律释明工作,告知家庭教育指导对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督促其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家庭教育指导。
15.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育指导令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决定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执行。
16.人民法院、妇联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应当要求相关机构组织及工作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
人民法院制发的家庭教育指导令,不在互联网公布。
17.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的,人民法院、妇联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应当与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相配合,视情采取心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
对于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跟踪帮教。
五、保障措施
18.鼓励各地人民法院、妇联结合本地实际,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设置专门场所,配备专门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鼓励各地人民法院、妇联探索组建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加强业务指导及专业培训,聘请熟悉家庭教育规律、热爱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和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员参与家庭教育指导。
19.人民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
20.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和法治宣传教育。
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期间,各地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21.人民法院、妇联应当与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加强协作配合,推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联动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家庭教育指导领域困难问题,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效。
22.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情况,纳入人民法院绩效考核范围。
23.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纳入本单位年度经费预算。
六、附则
24.本意见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附件:XXXX人民法院决定书(家庭教育指导令)
附件
××××人民法院决定书
(家庭教育指导令)
(办理案件的案号)
......(接受责令人员信息)。
......(接受责令人员信息)。
本院在审理......(写明当事人及案由)一案中,发现×××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能依法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决定如下:
责令×××于××年×月×日×时到×××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责令多次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接受网络指导等的,可对表述作出调整)。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执行。
××年××月××日
(院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
(2004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及时地管辖、受理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特作出以下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
二、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包括:
(一)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二)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三)证券交易所根据其章程、业务规则、业务合同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四)证券交易所在履行监管职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诉讼。
三、投资者对证券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的不直接涉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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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日)
黄某洗钱案
【关键词】
洗钱罪 跨境洗钱 介入侦查 资金流向 追赃挽损
【基本案情】
黄某,男,某银行原信贷员,系上游犯罪人员朱某成亲属。
(一)上游犯罪
2017年8月至2020年1月间,朱某成等人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成立海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公司),以合买“体育彩票”为名,通过召开大会、体彩门店宣传、口口相传、微信宣传、授课等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宣传该公司配置顶尖专业体育竞彩分析师团队,团队下注方案可以取得高中奖率,以经营期间持续只赢不亏以及高额月收益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集资款大部分用于发放奖金、支付佣金、本金赎回,以及员工工资、宣传费用等开销。案发时,朱某成等人集资诈骗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亿余元。
2022年4月24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朱某成有期徒刑十四年九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朱某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罚金二万元。朱某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二)洗钱罪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黄某为掩饰、隐瞒朱某成非法集资犯罪所得,帮助朱某成联系境外洗钱人员黄某杰(公安机关已作出刑事拘留决定并上网追逃),将朱某成账户内共计2306.7万元资金分散存入黄某杰提供的60余个“傀儡账户”中。随后,黄某杰所在团伙将上述账户内的资金又分散转至其他二级、三级账户,并以帮助换汇为由,通过境内将人民币转入“换汇客户”的银行账户、境外支付等值外币“对敲”方式,将资金转移至境外。此后,朱某成为在境内使用资金,又让黄某杰以上述对敲方式转移资金至境内黄某控制的他人银行账户。黄某指使他人从银行提取现金后交给朱某成及朱某成母亲,从中获取好处费60余万元。
2020年1月,黄某知道朱某成实际控制的海某公司无法兑付集资参与人本息后,应朱某成的要求,代为出售朱某成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2辆汽车,取得售车款104.3万元后,将其中的60万元转至朱某成的银行账户。此外,黄某联系偷渡中介人员崔某印(已判刑)等人,帮助朱某成等3人偷渡至境外。同年3月31日,朱某成等3人被抓获归案。
2020年12月30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洗钱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万元;以偷越国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百零五万元。黄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0年6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在对朱某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偷越国境、职务侵占案审查逮捕时发现,朱某成供称有部分犯罪所得资金通过黄某转移,在案的银行交易记录证实与朱某成供述相互印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黄某符合洗钱罪立案条件,于同年7月29日依法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对黄某以洗钱罪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后,针对黄某到案后不供认犯罪事实、涉案洗钱账户众多且分布全国、部分资金流向境外的情况,重点围绕资金流转脉络等引导取证。公安机关商请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协作配合,依托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平台和统筹调度优势,紧扣资金流出、回流两个关键节点,以朱某成起始资金账户为基础,核实接收洗钱资金账户情况,调取多个省市银行的60余个资金账户交易记录,分析资金走向,形成完整的资金流向图。上述资金流向与黄某司机证言、相关人员柜面提现记录等相互印证,最终认定洗钱后资金又回流至黄某处,黄某将洗钱资金交还给了朱某成及其母亲。公安机关依法从朱某成及其母亲处扣押、冻结人民币共计900余万元。同时,扣押黄某使用违法所得购入的汽车1辆、冻结涉案资金49万余元。
2020年11月16日,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以黄某涉嫌洗钱罪、偷越国境罪移送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黄某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0年11月30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黄某犯洗钱罪、偷越国境罪提起公诉。
【典型意义】
1.跨境洗钱犯罪不仅造成上游犯罪赃款追缴困难,而且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必须依法严惩。办案当中发现跨境洗钱线索的,要着力查清资金流向和流转过程,加强对境内相关资金交易记录等证据的收集。要注重引导公安机关查明资金流出的起始账户、途经账户和跨境转移的具体方式,为认定洗钱犯罪和追赃挽损夯实证据基础。对于资金流转账户多、流转过程复杂的案件,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等专业机构的协作,提升侦查取证和审查质效。
2.查清非法集资资金实际去向,既是追缴涉案资金,提升追赃挽损实际成效的重要措施,也是发现洗钱犯罪线索的有力抓手。在办理涉非法集资洗钱案件过程中,不仅要查清洗钱手段,还要尽可能查清洗钱后资金的实际去向,及时查封、扣押、冻结被转移、隐匿、转换的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依法追缴洗钱人员的违法所得,不让任何人从洗钱犯罪中得到经济利益。
丁某环、朱某洗钱
鹿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案
【关键词】
洗钱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检察技术辅助审查 股权交易
【基本案情】
丁某环,女,易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朱某,男,易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鹿某,男,某公司业务员。
(一)上游犯罪
2013年9月至2017年6月,白某青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华某集团及关联公司,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造成集资参与人本金损失48亿余元。2019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白某青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振等33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不等,并处罚金五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白某青等人提出上诉,同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谭某玲等81人有期徒刑三年(部分适用缓刑)至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五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判决已生效。
(二)洗钱罪
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丁某环、朱某担任白某青利用非法集资款投资成立的易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白某青用非法集资所得7000万元收购众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某公司”)及其子公司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某公司”),并以其儿子名义持有众某公司股权。当时捷某公司已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非银行支付机构牌照并进入公示阶段。2016年8月,华某集团资金链断裂,无法兑付集资参与人本息。同年10月,白某青为隐匿资产,指使丁某环、朱某虚假出售以其儿子名义持有的众某公司股权。
丁某环请朋友鹿某以虚假收购股权的方式帮助代持众某公司股权,并承诺支付鹿某5万元好处费。2016年11月9日,鹿某与白某青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为鹿某。为制造鹿某出资收购股权假象,丁某环、朱某将白某青提供的现金200万元存入鹿某账户,再由鹿某转至白某青控制的账户,伪造虚假交易资金记录。
此外,丁某环、朱某还犯有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诈骗等犯罪。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丁某环、朱某、鹿某依法提起公诉。经过一审、二审,2021年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以洗钱罪判处丁某环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元,与其所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罚金三百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元,与其所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罚金三百五十四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判处鹿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白某青等人非法集资案审查起诉时,发现公安机关移送的大量电子数据信息需进一步梳理。为缩短对电子数据的审查时间,深度挖掘电子数据中与证明非法集资案件事实有关的有效信息,检察官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对公安机关移送的140册电子鉴定卷、4.5TB电子数据进行辅助审查。经过技术分析发现,白某青等人将非法集资款7000万元用于收购众某公司及其子公司捷某公司,在华某集团资金链断裂后,众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鹿某,鹿某仅向白某青账户转账200万元,明显低于众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白某青收购价格,呈现出“高买低卖”可疑交易特征。检察机关经与公安机关沟通,引导侦查人员对与该交易有关的丁某环、朱某、鹿某等人进行询问,三人均表示交易属于正常市场行为,但对交易动因、细节等不知情。
检察机关研判认为,查清资金流向对于查明白某青集资诈骗案的犯罪事实、做好追赃挽损工作、发现是否存在洗钱犯罪具有重要作用,遂决定围绕该股权转让交易自行开展核实工作:(1)检察技术人员对白某青手机数据进行全面提取和分析,发现其与朱某长期使用某国外社交软件进行通联,聊天记录显示在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鹿某后,白某青仍要求朱某帮助其寻找买家收购上述公司。(2)查询众某公司预留电话,发现该电话属于外包公司的报税会计人员,而委托人仍是丁某环,表明众某公司股权转让给鹿某后,仍处于丁某环实际掌控之中。
根据上述证据审查情况,检察机关认为,丁某环、朱某、鹿某等人涉嫌协助白某青掩饰、隐瞒集资诈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要求公安机关就丁某环等三人涉嫌洗钱犯罪线索进行核查。2018年7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丁某环、朱某、鹿某立案侦查。
2018年10月31日、2019年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朱某涉嫌洗钱罪、职务侵占罪,鹿某涉嫌洗钱罪,以丁某环涉嫌洗钱罪、职务侵占罪分别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丁某环、朱某、鹿某三人采用虚构股权交易的方式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其中,丁某环、朱某明知交易的股权来自于非法集资犯罪,应当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证明鹿某知道或应当知道代持的公司股权来自于非法集资犯罪所得的证据不足,但能够证明其应当知道来自于犯罪所得,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6日以朱某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诈骗罪、洗钱罪,鹿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于2019年11月8日以丁某环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洗钱罪,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丁某环及其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丁某环明知所交易股权系白某青非法集资犯罪所得,也不能证明丁某环指使鹿某提供资金账户以供转账。朱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朱某对白某青找鹿某虚假出资、代持股份不知情。鹿某当庭表示认罪。
针对丁某环、朱某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结合丁某环、朱某、鹿某等人的手机聊天记录、华某集团会议纪要、涉案公司员工证言等证据,就丁某环、朱某对所交易股权的来源和性质的认识进行答辩:首先,在帮助白某青隐匿资产的过程中,丁某环和朱某二人共同制造鹿某出资购买众某公司股权的假象,并向鹿某许诺支付好处费,且知道股权转让后公司仍然由白某青实际控制。其次,易某公司系白某青控制的华某集团的下属公司,易某公司的普通员工均知晓华某集团非法集资经营模式,作为公司高管的丁某环、朱某二人职务层级更高,且多次参与华某集团高层会议,对华某集团非法集资行为应当有明确的认知。再次,二人的手机聊天记录证实,二人事先已通过媒体报道得知白某青非法集资,白某青也明确告知虚假转让股权的目的是为了让众某公司与华某集团脱离关系。综上,认定丁某环、朱某二人为掩饰、隐瞒白某青用非法集资犯罪所得购买的股权的来源和性质,与鹿某进行虚假股权交易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不能成立。
【典型意义】
1.对于资金交易复杂、电子数据海量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同步审查洗钱线索时,要注意发挥检察技术辅助审查的作用。电子数据中含有大量与证明犯罪有关的信息,对于证明上游犯罪、发现下游犯罪具有重要价值。检察机关对电子数据需要作针对性挖掘梳理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或者委托专门机构作专业技术分析,也可以应邀参与辅助审查。检察官要结合犯罪特征以及指控证明犯罪思路明确审查目的,提出审查的重点方向和具体要求,并与检察技术人员共同会商研判实现审查目的的技术路径及可行性。检察技术人员应根据审查目的运用专业方法对手机、电脑、电子设备存储电子数据等进行针对性审查,从已有电子数据中挖掘与上游犯罪及洗钱行为有关的数据信息。可以借鉴反洗钱大额交易监测、可疑交易分析等方法,对电子数据中有关大额资金流向及交易背景等,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穿透式审查分析,并通过对电子数据与其他主客观证据的比对碰撞,发现及证明犯罪。
2.股权交易是非法集资犯罪转移、隐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常见方法,频繁转让股权、虚假投资股权是洗钱的重要手段。检察机关在审查非法集资资金去向时发现股权转让、股权投资等情况,要跟进审查股权交易人员之间的关系、股权交易价格、股权交易后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证据,判断股权交易是否真实,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3.对于共同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人员,应当结合其接触上游犯罪的程度、身份背景、职业经历、交易方式等情况,分别判断其对上游犯罪的主观认识,并根据其认识内容准确定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来自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的,应当认定为洗钱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来自于其他犯罪的,应当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李某华洗钱案
【关键词】
洗钱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主观认识 洗钱数额
【基本案情】
李某华,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李某妻子。
(一)上游犯罪
2002年至2019年,李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霸占多个林场、采石场,非法组建“执法队”,垄断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林业并涉足采石场、房地产等领域攫取高额利润,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滥伐林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等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及周边区域、宁都县城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和管理秩序。2020年12月15日,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15个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十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洗钱罪
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李某将在林场、采石场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存入其控制经营的鑫某牧业公司、兴某牧业公司对公银行账户中。根据群众举报,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于2018年8月17日、2019年3月26日两次传唤李某,并于2019年3月对李某所涉多起犯罪立案侦查。2019年5月24日,宁都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李某执行刑事拘留,并于当日通知其妻子李某华。被采取强制措施前,李某将对公银行卡和U盾交予李某华保管。在李某被刑事拘留后,李某华为掩饰上述保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于2019年5月25日要求他人提供银行账户供其使用,并分别于5月27日、28日从鑫某牧业公司对公账户分多笔转出340万元至他人银行账户。6月21日、24日,李某华又从兴某牧业公司对公账户分多笔转出400万元至他人银行账户。上述740万元转至他人账户后,李某华将其中的141万余元用于支付李某所办工厂工人工资、水电费、税费、贷款等,剩余598万余元由他人取现后交至其手中,李某华予以隐匿。
2021年5月26日,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李某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宣判后,李某华提出上诉。同年8月27日,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江西省宁都县检察院介入侦查李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后,引导公安机关对涉黑资金流向及流转过程中涉及的人员进行梳理,并会同公安机关商请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建立追踪洗钱犯罪资金去向的绿色通道,通过串联资金流向,查明鑫某牧业公司、兴某牧业公司对公银行账户中740万元犯罪所得的流转情况。
2020年8月17日,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以李某华涉嫌洗钱罪移送起诉。李某华到案后不供认犯罪事实,辩称对李某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知情,转移资金时公安机关仅认定李某涉恶,系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未认定为涉黑;将相关账户资金转移、提现均是用于李某名下公司经营及还款。针对其辩解,宁都县人民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对李某华与李某平时关系、信任程度、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帮助保管资金,对李某多次因涉恶被询问、采取强制措施的了解程度及转移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等进行补充侦查,以证明李某华是否知道李某从事了体现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的相关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在案证据证明:(1)李某华与李某夫妻关系密切,育有多名子女,多名家庭成员参与了该犯罪组织,且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其子也是该犯罪组织的参加者。(2)李某华是李某实际控制的鑫某牧业公司的股东。(3)在李某被刑事拘留后,李某华立即将李某交付的公司账户中的资金转移,并支付工人工资等费用,表明李某华平时也参与相关经营活动。(4)李某华曾为维护女儿的利益鼓动李某等组织人员殴打他人。(5)李某华知道多起李某等人实施的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的前因后果。(6)李某华、李某之子多次组织人员在镇上公开场合对村民进行拦截、辱骂、威胁、“罚款”等。(7)李某为人霸道,其违法犯罪行径引发多起群众上访,声名在外。(8)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曾两次询问李某,发布扫黑除恶征集线索公告后,李某之子以林场名义发布公告对抗线索征集。
上述事实证明李某华应当知道李某等人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且李某是组织、领导者;应当知道李某及其组织成员有组织地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欺压、残害群众;应当知道李某通过非法采矿、滥伐林木、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支持该组织活动;应当知道李某等人在当地形成了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李某华的辩解没有合理根据。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华知道李某从事了反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的相关事实,也知道李某在案发前交予的公司银行账户中的740万元系李某通过上述违法犯罪活动所得,仍然在李某被刑事拘留后次日将涉案账户中的740万元通过转账、取现等方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构成洗钱罪。2020年11月10日,宁都县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李某华提起公诉。
宁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华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情节严重,构成洗钱罪。支付李某所欠工人工资、水电费等141万余元不具有掩饰、隐瞒来源性质的故意,洗钱犯罪数额应当认定为598万余元,以洗钱罪判处李某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宣判后,李某华提出上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犯罪所得款项一经转入他人的银行账户,洗钱罪已经既遂,最终款项如何处理不影响洗钱罪数额,洗钱罪数额应当认定为740万元,但综合李某华的犯罪事实及相关的犯罪情节,原判刑罚属罪刑相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主观上认识到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构成为他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洗钱的要件之一,认识内容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事实的认识,而不是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事实的认识,包括对上游犯罪人员从事的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相关具体事实的认识。公安司法机关公开征集涉黑犯罪线索、发布涉黑犯罪公告、对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采取强制措施后,仍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转移涉案资金的,可以认定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2.为掩饰、隐瞒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将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在不同账户中划转,或者转换为股票、金融票据,或者转移到境外的,即属刑法规定的洗钱犯罪,转移、转换的资金数额即为洗钱犯罪数额。要注意区分洗钱行为与洗钱后使用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的不同性质,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经转移、转换后的资金使用行为不影响洗钱罪的成立,转移、转换后的资金用途不影响洗钱数额的认定。
马某益受贿、洗钱案
【关键词】
洗钱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受贿共犯 变更起诉 同步审查
【基本案情】
马某益,男,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上游犯罪
2002年至2019年,马某益之兄马某军(已判决)在担任某地国有石化公司物资采购部副经理、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多家公司与该石化公司签订合同中提供帮助,收受贿赂。其中:2001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徐某控制的公司与马某军任职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提供帮助,2002年下半年,马某军收受徐某给予的人民币100万元,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15年8月,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赵某控制的公司与其任职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和资金结算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赵某给予的现金美元8万元(折合人民币49.66万元)。
(二)洗钱罪
2004年上半年,马某军使用收受徐某贿赂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的理财产品到期后,马某益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给予的上述本金及收益共计109万元,后马某益将此款用于经营活动。
2015年8月,马某军收受赵某贿赂的8万美元现金后,马某益直接接收了马某军交予的8万元美元现金,后分16次将上述现金存入本人银行账户并用于投资理财产品。
马某益除为马某军洗钱外,还与马某军共同受贿:(1)2001年至2010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张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并介绍马某益与张某认识。2002年,张某为感谢马某军的帮助提出给予其好处,马某军授意张某交给马某益现金40万元。2008年,马某军再次授意张某将50万元存入马某益的银行账户。马某益收款后均告知马某军。(2)2005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徐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并介绍马某益与徐某认识。2008年7月、9月,马某军授意徐某,分别向马某益的银行账户汇款45万元、20万元。2010年8月,因马某益做生意需要资金,马某军与马某益商议后找到徐某帮忙,徐某通过公司员工银行账户向马某益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马某益收款后均告知马某军。(3)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为感谢马某军,王某表示在苏州购买一处房产送给马某军,马某军与马某益商议后,由马某益前去看房并办理相关购房手续,该房产落户在马某益名下,价值106万元。(4)2012年至2013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苏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后苏某对马某益说要感谢马某军,马某益授意苏某使用他人身份证办银行卡,将感谢费存在卡内。2013年9月,苏某将其子名下存有29.5万元的银行卡送给马某益。马某益收款后告知马某军,该款由马某益用于日常花销。
2020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某益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马某益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马某益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本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大箐山县人民法院管辖。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2月13日以被告人马某益犯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伊春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对辖区开展洗钱线索排查工作中,对关联重点案件倒查发现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已提起公诉的马某益一案可能涉嫌洗钱罪。
伊春市人民检察院、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两级检察院根据犯罪事实会商研判后认为:(1)在马某益按照马某军的授意,直接收受请托人现金、银行转账汇款、银行卡及房产等行为中,马某益具有与马某军共同受贿的故意,其犯意产生于受贿行为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属于帮助接收受贿款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检察机关以受贿罪起诉,适用法律正确。(2)马某益在马某军收受贿赂款即受贿完成后,使用本人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转入的受贿所得并用于投资经营的行为,属于掩饰、隐瞒马某军受贿款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综合马某益是马某军的弟弟,收到的款项中既有人民币又有美元,且曾多次与马某军伙同受贿等事实,可以认定马某益知道马某军交予的钱款为受贿所得,构成洗钱罪。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变更起诉。经与监察机关沟通,监察机关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变更起诉为洗钱罪的意见。
2020年10月19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变更起诉,将起诉书指控的马某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变更为洗钱罪,洗钱罪数额为人民币109万元、美元8万元。
【典型意义】
1.根据事实、证据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准确区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共犯。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活动,与上游犯罪分别具有独立的构成。在上游犯罪实行过程中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账汇款等帮助上游犯罪实现的行为,是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上游犯罪的共犯,不能认定洗钱罪。上游犯罪完成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成立洗钱罪。办案当中要根据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等行为所发生时间节点及其与上游犯罪关系,准确区分上游犯罪与洗钱罪,不能将为上游犯罪提供账户、转账等上游犯罪共犯行为以洗钱罪追诉。
2.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审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可以商监察机关后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洗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商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后,直接以洗钱罪追加、补充起诉。移送起诉将洗钱罪不当认定为其他犯罪的,应当商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后,依法变更起诉罪名为洗钱罪。
冯某才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
【关键词】
自洗钱 贩卖毒品 犯罪构成 洗钱故意 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
冯某才,男,2006年因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2021年3月至4月,经缠某超介绍,冯某才两次将海洛因放置在指定地点出售给他人。4月7日晚,冯某才再次实施毒品交易时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公安局民警当场抓获。冯某才三次贩卖海洛因共计15.36克,收取缠某超毒赃共计12350元。冯某才每次收取缠某超等人的毒赃后,通过微信转账将大部分或者全部毒赃转给其姐姐冯某,三次转账金额合计8850元。其中:(1)2021年3月21日22时59分,冯某才收到缠某超支付的毒赃4000元,于次日12时05分转至冯某微信2500元;(2)2021年4月7日21时15分,冯某才收到缠某超支付的毒赃7600元,于当日22时55分转至冯某微信5600元;(3)2021年4月7日23时27分,冯某才收到吸毒人员昔某支付的毒赃750元,于当日23时28分全部转至冯某微信。
2021年10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冯某才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以洗钱罪判处冯某才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六千元。冯某才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1年7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公安局以缠某超、冯某才等人贩卖毒品罪移送起诉。伊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冯某才在接收缠某超转账的赃款后,很快就将赃款转入冯某账户,有洗钱嫌疑。经讯问,冯某才辩称向冯某转账是为了偿还借款。
针对冯某才的辩解,伊宁县人民检察院逐笔梳理冯某才与冯某的微信转账记录,有针对性地讯问冯某才,结合其他证据全面审查发现:(1)冯某才每次收到毒赃后均全部或大部转账,在作案时间段内呈现即收即转的特点。(2)冯某才与冯某对于借款金额、次数、已偿还金额以及未偿还金额等情况的陈述均含糊不清,且双方陈述的欠款数额差距较大。冯某才供称“我现在还欠她(冯某)一万多块钱。”而冯某称:“应该还有(欠)几万块钱吧”。(3)除查明的三次毒赃转账外,2021年1至4月间,冯某才还有11次收取他人转账资金后即全部或大部转给冯某,其中有4笔共计13480元来自缠某超。检察机关认为,冯某才关于归还借款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且没有合理根据,冯某才收取毒赃后将赃款转移至他人的资金账户,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故意。上述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已构成洗钱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021年8月13日,伊宁县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洗钱罪对冯某才提起公诉。伊宁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冯某才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典型意义】
1.对上游犯罪人员的自洗钱行为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根据反洗钱形势任务作出的重大调整,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办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案件,要根据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去向,同步审查上游犯罪人员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发现洗钱犯罪线索需要侦查进一步搜集证据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上游犯罪,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洗钱罪(包括上游犯罪人员自洗钱和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员帮助洗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直接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一并提起公诉,对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员帮助洗钱犯罪可以一并追诉。
2.完整把握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准确认定洗钱罪。要坚持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刑事责任评价原则,“为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和“有下列行为之一”都是构成洗钱罪的必要条件,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同时符合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认定上游犯罪和自洗钱犯罪,都应当符合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上游犯罪行为人完成上游犯罪并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后,进一步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属于自洗钱行为。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接受资金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不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帮助接收、接受犯罪所得的人员可以成立上游犯罪的共犯。对于连续、持续进行的上游犯罪和洗钱犯罪,应当逐一分别评价,准确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51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51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推进诉讼制度改革,切实建立着重庭审、突出审判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2016年6月27日,中央深改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严格落实中央《改革意见》的要求,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的部署,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这项改革对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保证公正司法,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我们正在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将在改革过程中吸纳您提出的合理建议。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将从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各项职能入手,系统地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革的重点内容中包括您关注的几个问题,如: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努力实现司法证明实质化、控辩对抗实质化、依法裁判实质化,使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高度有机统一;改革完善辩护制度,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发挥辩护律师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防范冤错案件、维护程序公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改革完善审判制度,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吸收公众参与司法,完善审判权的运行机制等方面,保障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
关于您提出的“强化庭审功能,法官应中立裁判,防止庭审流于形式"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立足审判实际,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功能,努力推动实现“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为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并开始在部分法院进行试点。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居中裁判、集中审理、诉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关于您提出的保障辩护权的建议,针对现阶段辩护率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第17条第1款)进一步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指定辩护和通知辩护职责,确保被告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逐步实行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或者重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切实提高辩护率,为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创造必要条件。此外,有必要放宽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标准,既在程序上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又能够在实质上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实施意见》(第17条第2款)还要求,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为派驻人民法院的值班律师提供办公场所及必要的工作条件。随着值班律师制度不断完善,有必要探索扩展值班律师的法律职能,促使值班律师实质性地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法律争议。这些制度和措施,有利于保障被告人获得更及时、更有效的法律帮助,保障其辩护权利。另外,《实施意见》(第18条第1款)还规定:“法庭应当依法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申请或者异议,法庭应当作出处理。"明确了法庭要坚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辩论权,通过庭审实质性地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问题,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简单驳回各种申请。
关于您提出的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第14条第1款)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于该条规定,尽管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但这种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只要控辩双方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原则上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此外,我们还在探索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改革,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通过远程视频作证等方式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2018年7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现就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切实增强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要求最迫切的突出环境问题,深刻阐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是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确保生态环境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依法参与和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主动顾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充分发挥惩治、监督、保护、教育、预防等职能作用,确保保护生态环境“最严密的法治”依法有效运行,推动保护生态环境“最严格的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切实履行刑事检察职能,从严惩处影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
《决议》要求,“依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加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强化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形成高压态势。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非法排放超标污染物的犯罪,以及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干扰自动检测、破坏环境质量检测系统的犯罪,无证为他人处置危险废物、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意见等环境污染犯罪。要依法严厉惩处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案事件背后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要深化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监督侦查机关及时立案查处,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题,真正让法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引导侦查取证,有效解决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合法,侦查质量不高等问题。要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审判监督,对于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依法提出抗诉;对于量刑畸轻的,不仅个案依法抗诉,还要通过检察建议,要求审判机关注意防止此类问题,切实防止生态环境刑事案件量刑不当、罚不当罪。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执行监督,强化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的监督,保证刑罚的惩罚、教育和预防效果的落实。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情节恶劣的,从严惩处;对于危害后果较轻、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确有悔罪表现的,或者初犯、偶犯,应当从宽处理。
三、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办理涉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力度
《决议》要求:“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实践、探索,把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和重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部署,持续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要认真贯彻落实《决议》,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关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监督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防治措施执行不够有力、执法监督和司法保障有待加强、法律责任不落实等主要问题;重点关注协同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七场标志性重大战役,加强与环境行政监管机关的协调配合,形成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衔接。要加强对涉污染防治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既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又依法支持人民法院的合法裁判,维护司法权威。
四、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提升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护生态环境的质量和效果
《决议》要求:“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确保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要求,牢固树立案件质量是司法活动生命线的理念,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严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规则,加强证据审查把关,夯实案件质量基础。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标准,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要充分调查收集证据材料,全面查清环境污染违法事实,准确把握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和违法履行职责情况,做到依法监督、准确监督、有效监督。要注意听取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意见,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司法。要探索生态修复法治方式,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建立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修复工作机制,教育引导犯罪行为人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根据被告人修复生态情况提出量刑处理意见,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有机结合。要依法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用,对于涉及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履行职权的情形,可以通过约谈、走访、诉前圆桌会议、听证等形式,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纠错,及时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处置机制,对重大敏感案件,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研究制定处置预案;加强对所办案件的分析研判,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通过沟通协调形成共识;运用好案例指导,注重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司法实践,统一司法尺度和标准。
五、注重运用系统思维,形成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决议》要求:“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打一场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各相关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各级检察机关要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断增强环境治理保护合力。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积极推进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信息交流、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机制,在线索发现、调查取证、专业鉴定、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强协作,共同研究办案中的疑难复杂问题。要结合办案,深入剖析环保领域违法犯罪特点规律和深层次原因,以及环境治理中的问题隐患,查找制度缺陷和监管漏洞,综合运用专题报告、信息简报、综合通报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主管、监管部门提出风险预警及建议。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凝聚改革共识,通过办案实践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及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继续加强与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形成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公益组织、司法机关同心合力保护生态环境的格局。
六、加强组织领导,更好地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栗战书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司法保障作用发挥不充分是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组织领导,着力解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不平衡、不全面、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更好地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将参与和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健全检察长负总责、分管副检察长具体抓的有效工作机制。各级检察院党组和检察委员会要对参与和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措施、相关办案机制、法律政策把握等进行专门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业务部门负责人要带头办理环境污染重大复杂案件。各级检察机关要以“主动监督、智慧履责、铁面司法”为基本遵循,不断提升检察监督能力和水平,推动构建精准化打击、多元化监督、专业化办案、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服务相结合,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协调发力的综合治理体系,坚决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
(2017年6月13日)
目录
1. 林建国诉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管理案
2. 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案
3. 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浦分局无主财产上缴财政案
4. 张道文、陶仁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5. 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案
6. 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7. 儿童投资主基金诉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征收案
8. 李国庆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
9. 冯书军诉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案
10. 杨吉全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一、
林建国诉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济南市退休工人林建国肢体重度残疾,行走存在严重障碍。2007年9月,其向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提出廉租房实物配租申请,通过摇号取得了该市槐荫区世纪中华城一套廉租房,签订了租赁合同。2010年5月,市房管局接他人实名举报后调查认定其存在取得廉租房后连续六个月未实际居住等情形。林建国主张因其肢体二级残疾,该住房位置偏远、地处山坡、交通不便,故居住不久后即搬出。同年7月13日,市房管局收回该房,并于同年9月给其办理了廉租房租金补贴。林建国又于2011年重新申请并取得廉租房实物配租资格,后以房源不适合自己居住为由放弃摇号选房。2011年4月,林建国将市房管局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该局取消其实物配租资格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该局赔偿其退房次日起至重新取得实物配租房之日止的相应租金损失。
(二)裁判结果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济南市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作出取消当事人实物配租资格的书面处理决定生效情况下才能收回房屋。本案中,市房管局未作出书面处理决定而直接收回,造成林建国该次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资格被取消,影响其相关权利。遂判决确认市房管局收回房屋、取消林建国实物配租资格的行为违法,由该局按廉租房租金标准赔偿林建国从2010年7月13日次日起至2010年8月31日的租房损失,驳回林建国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提出上诉。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林建国存在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实际居住情形,且在退房证明上签字履行了手续,市房管局依照有关规定取消其实物配租资格并收回廉租房的行为并无不当。同时,城市低收入家庭只能在租金补贴、实物配租等保障方式中享受一种,林建国已在当年9月取得租金补贴保障待遇,市房管局取消其实物配租资格结果正确,未作书面决定属程序瑕疵。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林建国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贺小荣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于2016年4月赴当地开庭审理并主持调解,市房管局局长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原则达成协议,林建国获得按新政策调配的公租房及救助金7万元。本案最终通过行政调解书方式结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为残疾人提供公正、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不仅是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加入《残疾人权利公约》后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赴基层法院开庭审理残疾人权益案件,也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首次依法以行政调解书方式结案。不仅充分照顾到残疾人权利行使方式与实现途径,也通过行政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配合调解等举措,凸显对依法行政的重视,是共同贯彻落实立法新精神的生动实践。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本案一致好评,现场旁听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残疾人联合会的代表对庭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残联为此也向最高人民法院致信感谢。本案对健全残疾人权益司法保障制度,推进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二、
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1月,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发公司)委托拍卖行将其自有的位于广州市人民中路555号“美国银行中心”的房产拍卖后,按1.38255亿元的拍卖成交价格,向税务部门缴付了营业税6912750元及堤围防护费124429.5元,并取得了相应的完税凭证。2006年间,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广州税稽一局)在检查德发公司2004年至2005年地方税费的缴纳情况时,认为德发公司的上述房产拍卖成交单价格2300元/m2,不及市场价的一半,价格严重偏低,遂于2009年9月,作出穗地税稽一处〔2009〕66号税务处理决定,核定德发公司委托拍卖的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为311678775元,并以311678775元为标准核定应缴纳营业税及堤围防护费,决定追缴德发公司未缴纳的营业税8671188.75元,加收营业税滞纳金2805129.56元;决定追缴堤围防护费156081.40元,加收滞纳金堤围防护费48619.36元。德发公司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本案一审判决驳回德发公司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德发公司上诉。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并撤销被诉处理决定中加收营业税滞纳金和堤围防护费滞纳金的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1.不违反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行政惯例应当予以尊重。广州税稽一局在查处涉嫌税务违法行为时,依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核定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额是其职权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延伸,符合税务稽查的业务特点和执法规律,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关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权范围划分的精神,不构成超越职权。2.税务机关确定应纳税额时,应当尊重市场行为形成的市场价格;其基于国家税收利益的考虑否定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价格时,行使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应纳税额核定权时,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纳税义务人以拍卖不动产的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依法纳税后,在该拍卖行为未被有权机关依法认定为无效或者认定存在违反拍卖法的行为并影响拍卖价格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原则上不能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但如果拍卖行为中存在影响充分竞价的因素导致拍卖价格过低,如本案中的一人竞拍时,税务机关基于国家税收利益的考虑,有权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3.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的决定。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应当受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追缴税款和滞纳金的条件和期限的限制;因不能归责于纳税义务人的原因时,新确定的应纳税额,缴纳义务应当自核定之日发生,征收该应纳税额确定之前的税收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改判的第一起税务行政案件,案件多个焦点问题的裁判理由均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1.尊重行政机关长期执法活动中形成的专业判断和行政惯例。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认可省级以下税务局及其税务稽查局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不违反法律原则和精神且符合具体执法规律和特点的惯例,对今后人民法院处理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方法;2.体现法院在促进依法行政方面的司法能动性,既保障国家利益不受损,也要防止税收权力的任性。进一步明确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的合法性,限定税务机关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行使条件,厘清特定税收专业领域行政机关职权和市场主体自治的界限。3.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法治理念,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无法律依据的剥夺。行政权的行使应当严格限定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的决定。
三、
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浦分局无主财产上缴财政案
(一)简要案情
1998年7月,柏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德公司)以存放于上海市宝山区宗福仓库的250吨进口羊毛为厦门凯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天公司)向厦门建行的两笔借款提供质押。(后该质权于2006年转移给本案再审申请人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泰安公司〕)。1999年,该批羊毛因涉嫌走私,被公安机关移交海关处理。因海关在调查过程中无法找到柏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遂于同年将涉案羊毛移交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浦分局(以下简称黄浦工商分局)处理。嗣后,因发现涉案羊毛已出现脱脂变质现象,黄浦工商分局遂将其先行拍卖,得款人民币7196545.66元,并于1999年l0月16日在《文汇报》上刊载公告,载明:限有关该批羊毛的所有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携带有关合法证明前往黄浦工商分局下属的支队接受调查,如逾期,黄浦工商分局将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予以处理。由于逾期货物所有人仍未出现,黄浦工商分局于2000年3月7日作出“视涉案被扣羊毛为无主财产,上缴财政”的决定。厦门建行称,在黄浦工商分局处理本案期间,该行及厦门中院的办案人员曾找到黄浦工商分局查询涉案羊毛的处理情况。据此,再审申请人认为涉案羊毛并非无主财产,遂对拍卖上缴行为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黄浦工商分局作出的没收涉案羊毛的决定,并判决该局给付拍卖上述财产所得全部款项。
(二)裁判结果
一、二审法院认为,黄浦工商分局在无法找到并确认走私、贩私行为人,进而无法处罚违法行为人的情况下,按照《暂行规定》作出无主财产上缴财政的行政处理决定,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并据此驳回了居泰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居泰安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一般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为准。即使行政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只要行政机关在作出行为当时无法发现该事实,也不应以此简单地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是,本案中,黄浦工商分局在事后经权利人主张,发现涉案羊毛设有质权的情况下,应当认识到其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就涉案羊毛可能涉及的违法问题,依照法律规定的处理权限作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返还请求作出处理。据此,本案最终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责令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涉案羊毛涉嫌违法的问题交由有权机关处理,或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依职权启动调查并在其后120日内对再审申请人厦门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出的返还涉案羊毛拍卖款的请求作出处理,驳回厦门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治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行政机关在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有义务加以改正。在以撤销诉讼为主的诉讼制度和理念的影响下,人民法院一般只有在被诉行为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后,才会处理相关损失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从而将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与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挂钩,形成了无违法即无给付的诉讼格局。本案明确了即便在撤销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也并非仅仅取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根据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的基础事实,该行为无法被撤销或确认违法,但只要行政机关嗣后发现行政行为有瑕疵,且该瑕疵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就负有及时加以改正的义务,人民法院就应当视情况判决行政机关为一定的给付。
四、
张道文、陶仁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一)基本案情
1996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对24O辆人力客运老年车改型为人力客运三轮车的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3500元。1996年11月,对原有的16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2000元。从1996年11月开始,市政府开始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有关部门对限额的40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收取了相关的规费。1999年7月15日、7月28日,市政府针对有偿使用期限已届满两年的客运人力三轮车,发布《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和《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其中,《公告》要求“原已具有合法证照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必须在1999年7月19日至7月20日到市交警大队办公室重新登记”,《补充公告》要求“经审查,取得经营权的登记者,每辆车按8000元的标准(符合《公告》第六条规定的每辆车按7200元的标准)交纳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张道文等182名经营者认为市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侵犯其经营自主权,向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简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市政府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对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执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四川省交通厅《四川省小型车辆营运管理规定》中“有偿使用期限一次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对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超过两年的原告,以公告形式决定其重新登记并支付有偿使用费的行为,并无不当。判决维持市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张道文等不服,向四川省资阳地区(现为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与一审基本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后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等授益性行政行为时,应当明确告知行政许可的期限。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行政相对人也有权知晓行政许可的期限。明确行政许可的期限,既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为了保障许可申请人的选择权利。市政府1996年的经营权许可在程序上存在明显不当,直接导致与其存在前后承继关系的本案被诉行政程序明显不当。本案中,四川省交通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明确了许可期限。申请人关于本案行政许可没有期限限制的主张不能成立。虑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简阳市城区交通秩序得到好转,城市道路运行能力得到提高,城区市容市貌持续改善,以及通过两次“惠民”行动,绝大多数三轮车主已经分批次完成置换,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判决确认简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违法。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应当遵循正当行政程序和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要注意公私利益平衡的问题。一方面,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履行正当的行政程序,履行特定的告知义务。程序正当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行政机关履行告知行政许可期限的义务,既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许可事项实行监督管理,也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从源头上避免和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本案中,正是由于行政机关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行政相对人误以为行政许可没有期限,进而在二十年的时间内聚讼不息,引发多次群体性上访。本案通过对行政执法程序的司法监督,推动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的重要目标。本案中,法院为化解多年来形成的“官”民矛盾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为本案妥善解决奠定了良好基础。市区环境和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当事人实体权益亦得到弥补。本案中,市政府副市长出庭应诉,明确表示坚持依法行政,尊重法院裁判,凸显了责任政府意识。法院运用法律关于“情势”判决的规定,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和确认,同时也注意到了业已形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确保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近二十年的行政纠纷得以彻底化解。本案在办理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两相统一,也为解决历史形成的类似案件提供了良好范本。
五、
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1995年11月,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以下简称豫星调味品厂,个体工商户)与闫垌村三组以该厂系村办企业名义向主管部门提交《关于违章用地的检查及补办征地手续的申请》。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同意补办并下达批复,该厂其后所提交的相关申请表中经济性质栏填写了“个体”。1996年12月,郑州市政府给该厂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性质为划拨,面积126l2.7平方米。后该厂于2005年以征地补偿安置费名义给闫垌村三组汇款33万余元被拒。2006年12月,郑州市政府针对闫垌村三组的撤证申请作出注销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决定(以下简称4号决定),理由是该厂与闫垌村三组采取欺骗手段,未如实登记。该厂进而向省政府申请复议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撤销4号决定。涉案土地现已被用于房地产开发。
(二)裁判结果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豫星调味品厂当时不属于可补办用地手续的范围,郑州市政府作出被诉注销决定符合《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相关规定,遂判决维持4号决定。豫星调味品厂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及其后的两次再审中,均以基本相同的理由分别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和维持二审判决、维持初次再审判决的处理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豫星调味品厂在工商机关登记的经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从当时有关文件看,该厂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经济实体”,客观上不具备补办违法占地用地手续的资格。但是,被诉4号决定将错误登记和颁证完全归因于该厂和闫垌村三组采取“欺骗手段”,而当时有关申请表中曾将经济性质填写为“个体”。虽然存在表述前后不一,但尚不构成对真实经济性质的刻意隐瞒,故4号决定认定采取欺骗手段的证据并不充分。而对于行政机关审查不严问题隐而不提,事实认定有误。同时,4号决定剥夺了豫星调味品厂继续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对其重大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郑州市政府既未事前告知该厂,亦未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所做的针对法定代表人的调查笔录既未告知调查目的,也未告知可能因涉嫌欺骗未如实登记、行政机关拟注销涉案土地使用证等情况,不足以使该厂在4号决定作出前进行充分的、有针对性的陈述和申辩,程序明显不当。此外,4号决定未充分考量涉案土地在政府收取出让金之后用于房地产开发等因素,一注了之,客观上不利于豫星调味品厂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如需查清是否存在发证到注销期间合理投入),遂于2016年判决撤销一、二审及两次再审判决,确认郑州市政府作出的被诉4号决定违法。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加强对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是当前人民法院的一项迫切任务,行政审判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意义重大。本案中,郑州市政府针对其十年前的错误颁证行为,仅以申请人采取“欺骗手段”为由一注了之,没有考虑当事人曾在申请表中据实填写“个体”而行政机关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亦未核实当事人多年来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房地产开发因素以及注销程序的规范性、正当性,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事实认定有误,程序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指出,对于信赖利益及如何弥补问题,可由郑州市政府在判后组织调查并作相应处理。本案的终审判决纠正了下级法院前后作出的四次判决,对于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实体权益、彰显正当程序价值和体现司法权威性,具有重要的审判监督价值。
六、
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7月,刘云务购买东风运输汽车一辆。2006年12月12日,刘云务雇佣的司机驾驶该车行驶至太原市和平路西峪乡路口时,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以下简称晋源交警一大队)执勤民警以该车未经年审为由将该车扣留。2006年12月14日,刘云务携带审验手续前往处理。晋源交警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核实过程中又发现无法查验该车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遂以涉嫌套牌为由继续扣留,并口头告知刘云务提供其他合法有效手续。刘云务虽多次托人交涉并提供更换发动机缸体、更换发动机缸体造成不显示发动机号码、车架用钢板铆钉加固致使车架号码被遮盖等证明材料,但晋源交警一大队一直以其不能提供车辆合法来历证明为由扣留。刘云务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期间,组织当事人对加固车架的钢板铆钉进行了切割查验,显示该车车架号码为GAGJBDK0110××××2219,而该车行驶证载明的车架号码为LGAGJBDK0110××××2219。
(二)裁判结果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刘云务的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责令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扣留涉案车辆依法作出处理并答复刘云务,驳回刘云务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刘云务提交合法年审手续后,晋源交警一大队又发现涉案车辆涉嫌套牌时,可依法继续扣留,但其违反法定程序,且始终未出具任何形式的书面扣留决定。涉案车辆确系我国生产的东风运输汽车,特定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特定汽车的车架号码最后8位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具有唯一性,切割查验后显示的车架号码和行驶证所载车架号码的最后8位字符完全一致,可以认定被扣留车辆即为行驶证载明的车辆。晋源交警一大队认定涉案车辆涉嫌套牌而持续扣留,构成主要证据不足。在刘云务提交相关材料后,晋源交警一大队既不返还,又不积极调查核实,反复要求刘云务提供客观上已无法提供的其他合法来历证明,长期扣留涉案车辆不予处理,构成滥用职权。据此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确认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违法,判令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涉案车辆返还刘云务。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必须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公正把握执法尺度,兼顾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扣留违法车辆。存在裁量余地时,对违法车辆的扣留应以实现行政目的为限,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违反法定程序,无正当理由长期扣留车辆,过度推诿卸责,严重突破实现行政目的的限度,且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显已违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救济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助推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
七、
儿童投资主基金诉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征收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儿童投资主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Master Fund)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2004年3月,香港国汇公司与浙江国叶公司签订合同设立国益路桥公司,香港国汇公司占国益路桥公司95%的股份。国益路桥公司于2005年10月获准受让杭州绕城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权,同月,CFC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该公司持有香港国汇公司100%股权。2005年11月,儿童投资主基金通过股权转让和认购新股方式取得了CFC公司26.32%的股权,该份股权又于2011年9月转让给MDL公司,转让价格为2.8亿美元,另收取利息约380万美元。其后,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西湖区国税局)对上述交易展开调查并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7月明确批复:本案存在有关公司仅在避税地或低税率地区注册,不从事制造、经销、管理等实质性经营活动,股权转让价主要取决于国益路桥公司估值,股权受让方对外披露收购的实际标的为国益路桥公司股权等事实,税务机关有较充分的理由认定相关交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属于以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目的的安排。据此,西湖区国税局在与儿童投资主基金沟通后于2013年11月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其就上述交易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人民币1亿余元。儿童投资主基金不服,向杭州市国税局申请复议未果后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税务事项通知书》。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我国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已规定非居民企业须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并规定了确定所得发生地的规则。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管理的通知》第六条亦明确规定了“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本案中,税务机关适用上述规定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遂判决驳回儿童投资主基金的诉讼请求。其提出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基本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儿童投资主基金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来源于税务机关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围绕涉案公司的注册地点、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与方式、股权收购的实际标的、转让所得的实际来源、转让价格的决定因素以及股权交易的动机与目的等要素,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有关征税对象、标准的确定亦符合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和税收政策的具体要求。本案事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把握,事关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处理类似问题的基本规则和标准,事关中国政府涉外经贸管理声誉和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在经过人民法院严格的司法审查且再审申请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下,原审生效裁判效力应予维持。故裁定驳回儿童投资主基金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针对借境外公司注册成立公司实施资产交易、而实际所得来源为境内的刻意避税情形,以裁判方式彰显了中国税收主权和通行的国际征税规则,保护了涉外经贸领域的国家合法权益。随着对外经贸规模日益扩大和交往方式不断增多,明确对各类市场主体股权转让、融资等行为的征税准则,与国家重大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息息相关,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本案中,西湖区国税局对于有关公司借在中国境外的低税率(或免税)国家与地区注册并转让股权事项,如何认定是否存在逃避中国税收问题,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并与再审申请人充分沟通后,作出了涉案《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了被诉征税行为的合法性,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规则和政策把握标准,对于遏制类似避税、逃税情形,具有鲜明的示范和警示作用。办案过程也得到关注本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多个部门的充分肯定。
八、
李国庆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静安区政府)于2012年10月19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李国庆户承租的公房在征收范围内。安置补偿协商过程中,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向李国庆户提供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选择,因李国庆不认可《补偿方案》,双方在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静安房管局于2015年1月19日报请静安区政府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静安区政府受理后,组织双方进行调查和调解,李国庆出席但调解未成。静安区政府经审查,认定静安房管局提出的以结算差价的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补偿李国庆户的方案合法、适当,遂于2015年2月5日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将决定书依法送达李国庆及静安房管局,同时在基地张贴公示。李国庆不服,于2015年4月3日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上海市政府受理后,经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静安区政府所作征收补偿决定。李国庆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静安区政府具有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职权。其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行政程序并无不当。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上海市政府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李国庆的诉讼请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与一审基本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静安房管局因与李国庆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报请静安区政府作出补偿决定。静安区政府受理后,核实相关材料,组织召开调解会,并在调解未成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程序合法。静安区政府依据租用公房凭证记载的居住面积乘以相应系数计算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结合房屋评估单价等确定货币补偿金额及补贴款等,并以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安排的用于征收地块安置的房源安置给李国庆户,未侵犯李国庆户的合法利益,安置方案并无不当。此外,经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被征收房屋于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29233元/平方米,该地块评估均价为29200元。李国庆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复核。后静安房管局向李国庆征询是否需要专家鉴定,李国庆明确表示拒绝。在协商过程中,静安房管局向李国庆户提供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选择,因李国庆不认可《补偿方案》,双方在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据此,李国庆提出的评估报告违法及剥夺其安置补偿方式选择权的异议缺乏依据。上海市政府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李国庆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要按照严格司法的要求,坚持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标准,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助力法治政府尽快建成。另一方面,在被诉行政行为达到合法性要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明确的认定,既彰显依法行政的规则,使后续的行政执法活动有所遵循,又明晰权利保护的界限,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权提供规范和指引。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对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全面审查,特别是从被诉行政行为职权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实体认定合法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审查,同时对相对人的实体权益保护问题作了认定,在确认行政行为合法和相对人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裁定驳回相对人的再审申请。
九、
冯书军诉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案
(一)基本案情
1995年6月3日,河北省景县商业局食品加工厂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申请征收涉案土地。1995年10月,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将该土地征收,并出让给景县商业局食品加工厂,并在办理土地登记过程中将土地使用者变为冯玉章(冯书军之父)。1995年11月,河北省景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景县政府)为冯玉章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冯玉章办证后一直未建房。2003年3月1日,第三人张天安以3000元的价格将该地卖给赵文彬,双方签订转让协议。2004年赵文彬在该地上建房并居住至今,但一直未办理土地使用证。2009年6月,冯玉章将赵文彬诉至景县人民法院,赵文彬得知冯玉章已办证,遂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景县政府为冯玉章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注销其土地登记。冯玉章不服该复议决定,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冀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第三人赵文彬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建房,并居住多年,赵文彬与景县政府为冯玉章发放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因而被告受理赵文彬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被告认定景县土地管理局未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直接为冯玉章办理土地登记程序违法,并认定依据该土地登记办理的土地使用证程序违法,事实清楚,判决维持被诉行政行为。冯玉章不服,提起上诉。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赵文彬在涉案土地上建有房屋,但是景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在先,赵文彬的利益在后,以后来的利益否定在先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本案经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后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赵文彬对于1995年11月景县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赵文彬对涉案土地的占有源于张天安2003年的转让行为,而颁证行为则发生在此次转让之前的1995年。因此,赵文彬要获得申请复议的资格只有通过转让承继的方式。而转让承继的前提则是颁证行为作出时张天安具有申请复议的资格。1995年10月,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将该土地征收后,该幅土地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国有。张天安未对土地征收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此后,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在办理土地登记过程中将土地使用者变为冯玉章,景县政府也为冯玉章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颁证行为是在该幅土地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土地的基础上作出的。即,在颁证行为作出之前,即使不考虑张天安在1990年就已经将涉案土地使用权有价转让给冯玉章一节,其亦因该土地被征收而不享有土地使用权,故其与该颁证行为之间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不足以获得申请复议的资格。据此,赵文彬不具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基础。判决撤销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进一步确定行政复议资格和权利的承继问题。行政复议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有权利必有救济”。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需与被申请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复议申请才予以受理。本案中,赵文彬对涉案土地的占有来源于张天安在2003年的转让。本案中被申请复议的颁证行为发生在1995年。行政机关作出颁证行为时,张天安已经丧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与该颁证行为之间已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亦无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罗马法谚“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也体现了权利继受规则。本案中,作为前手的张天安已经丧失行政复议的资格,作为后手的赵文彬则丧失了权利继受的基础。本案颁证之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业已形成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亦有义务维持行政法律关系的有序存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在符合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对既存法律关系发起复议或者诉讼“挑战”,这也正是维护法律安定性和行政秩序稳定性的需要。该案对于明确行政复议资格条件及其承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十、
杨吉全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一)基本案情
杨吉全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法律援助中心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向青岛市市南区司法局提出异议。该局作出答复意见,认为该不予法律援助决定内容适当。杨吉全对该答复意见不服,向青岛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3年10月23日告知其所提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杨吉全不服,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于2013年10月30日告知其所提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案条件。杨吉全不服,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18日对其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杨吉全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判令山东省人民政府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杨吉全的诉讼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杨吉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予以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其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之后再行提起行政诉讼。但杨吉全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针对同一事由连续申请了三级行政复议,明显且一再违反一级行政复议制度。对于明显违反复议制度的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后,申请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之后裁定驳回起诉。鉴于本案已经实际走完诉讼程序,原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后亦未支持杨吉全的诉讼请求,故无必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再行裁定驳回起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利用复议制度和诉讼制度解决行政争议的正当性。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又要引导、规范当事人行使诉权。人民法院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加以解决的必要性,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坚决抵制滥用诉权的行为。对于明显违背行政复议制度、明显具有任性恣意色彩的反复申请,即使行政复议机关予以拒绝,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之后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三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三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进一步提升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质效,现将“社区矫正对象岳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等6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6月26日
案例一
社区矫正对象岳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涉海涉渔 经常性跨市县活动 简化审批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对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对涉海涉渔等情况特殊的社区矫正对象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申请出海作业等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推动社区矫正机构简化审批程序和方式。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协作配合,综合运用多种工作方式,共同破解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难题,实现检察监督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双赢多赢共赢。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岳某,男,1992年4月出生,浙江省岱山县渔民。2022年6月17日,岳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缓刑考验期自2022年6月28日至2024年6月27日止。岳某在浙江省岱山县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期间遵纪守法,服从监管,表现良好。
2022年8月,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岳某的申请,经调查核实,与岱山县司法局充分沟通,确定切实可行的监管监督措施后,建议岱山县司法局依法及时批准岳某经常性跨市县出海作业申请。岳某申请获批出海捕鱼作业期间,遵守各项监督管理规定,通过出海捕鱼获得了经济收入,解决了生活困难。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2年8月28日,社区矫正对象岳某向岱山县人民检察院反映,其因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向岱山县社区矫正机构申请经常性跨市县出海捕鱼作业,但未能及时得到明确审批结果,可能导致无法在开捕期跟船出海,影响正常生计,申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调查核实 岱山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请后,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了解社区矫正机构未及时作出批准决定的原因。社区矫正机构认为岳某申请出海捕鱼作业的船舶为外省籍渔船,又系跨区域捕鱼作业,监管难度大,容易出现脱管或重新犯罪等情况。二是了解岳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出海作业的必要性。通过调取岳某家庭情况信息、社保、医疗档案、船员证书等材料,询问岳某本人及其亲属、受雇船长等人员,了解到岳某左侧肢体无力且无任何陆上工作经历,难以在陆地上找到合适岗位,但具有合格有效的船员证,通过了基本安全培训和考试,具备从事普通船员工作的资格条件,可以胜任船上相关工作;船长何某愿意在船上为其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犯罪后,岳某丧失了收入来源,日常生活基本靠亲友救济、社区帮扶,亟需工作以维持正常生活。三是了解海上作业期间社区矫正监管的可行性。岱山县人民检察院主动联系岳某所在外省籍船舶管理地的海洋与渔业部门,核实船舶信息、年检证书和海上监管情况,了解到岳某要从事出海作业的船舶年检年审合格,可以从事海上捕蟹作业,且装有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海洋与渔业部门可对船舶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管。经多方努力,相关船舶证书、航行轨迹等监管数据信息被接入舟山市“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外出活动联合管控平台”,从而实现了对船舶位置、航行轨迹的实时监控、核查等功能;船长何某与岳某签订了正式合同,书面承诺愿意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对岳某的社区矫正工作。四是评估岳某的社会危险性。通过调取岳某刑事案件卷宗、社区矫正档案材料,询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了解到岳某所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且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能够认真遵守各项监管规定,积极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表现良好。五是开展公开听证,听取多方意见。2022年8月30日,岱山县人民检察院邀请社区矫正机构和海洋与渔业部门人员、社区干部、船舶所有人、人大代表等就岳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必要性、社会危险性等问题组织公开听证,各方一致认为,对确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申请经常性跨市县出海作业的矫正对象,在能有效落实海上社区矫正监管措施的情况下,社区矫正机构批准其申请,将有助于解决社区矫正对象实际困难,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监督意见 岱山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岳某所犯罪行较轻、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能严格遵守监督管理规定,再次违法犯罪的风险小;岳某申请出海捕鱼作业确系其正常生活、工作需要,且出海作业期间的监管措施可行,符合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可以根据情况,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岱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岱山县司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批准岳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并制定个性化监管方案,做好出海作业期间的动态监督管理。
监督结果 2022年9月初,岱山县司法局依法一次性批准岳某六个月内可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岱山县人民检察院、县司法局,共同依托借助“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外出活动联合管控平台”共享数据,通过查询船只航行轨迹、查看岳某学习报到和思想汇报情况,查阅社区矫正监管日志、开展视频连线抽查等方式,实现了对岳某外出活动的全程监管和同步监督。岳某在外出捕鱼作业期间,自觉接受监管,未出现违规违纪等监管风险,捕鱼结束后顺利返港办理了销假手续。
2022年12月,岱山县人民检察院、县司法局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在非舟山籍船舶从事涉海涉渔外出活动情况联合出台监管监督管理办法,建立规范审批同类情况的长效机制,对多名符合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的外出捕鱼申请,依法予以批准,维护了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依法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急难愁盼问题。由于海上作业的工作特点,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需要经常跨区域外出,但常规的外出请假审批方式和监管措施已难以适应涉海涉渔等社区矫正对象及时获得请假批准并依法做好监管监督的现实需要。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考虑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依法推动社区矫正机构简化请假审批流程,提升监督管理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有力解决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请假难、监管难、帮扶难”等问题,充分体现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工作理念。
(二)人民检察院应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协作配合,共同破解社区矫正工作难题,实现检察监督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双赢多赢共赢。针对履职监督中发现的涉海涉渔等社区矫正对象监管难题,人民检察院应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协作配合,通过建立“协同监管、数据交换、全程闭环”的社区矫正海上监管监督联动模式,有效运用共享数据、查阅资料、视频抽查等手段,实现对社区矫正对象外出活动全过程动态监管和同步监督,确保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管得住、回得来”。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案例二
社区矫正对象顾某申请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执行地变更 调查核实
【要旨】
人民检察院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审批社区矫正对象变更执行地申请工作的法律监督,依法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避免因实际居住地与社区矫正执行地分离而影响监督管理与教育矫正效果。人民检察院办理变更执行地法律监督案件,在综合运用调阅资料、个别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的同时,也可以采用查询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数据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提升监督意见的准确性、有效性。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顾某,男,1988年6月出生,2021年11月25日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宣告缓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缓刑考验期自2021年12月7日至2024年12月6日止,判决时法院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为上海市长宁区。
2021年12月27日,顾某申请变更执行地至上海市松江区,但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不同意接收。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根据顾某申请,依法对顾某实际居住地开展调查核实,查明顾某确系居住于松江区,且其日常活动轨迹亦集中于松江区,遂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经监督,社区矫正机构最终作出同意变更执行地的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2年初,顾某认为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不同意接收其在松江区接受社区矫正,侵犯其合法权益,对其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影响,遂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监督申请。
调查核实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查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不接收顾某原因。前往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了解到其首次不同意接收顾某的原因是顾某无法出具长期居住在松江区的有效证明。二是了解顾某申请变更执行地原因。通过与顾某谈话、审查变更执行地申请材料等资料,发现顾某在法院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时,居住于长宁区户籍地房屋中,但由于无业,缺少经济来源,且需履行罚金、退赔被害人损失等财产性判项。在至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前,顾某已将其居住的长宁区房屋出租给他人,长期借住于其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亲戚家,在长宁区已无居所。三是核实顾某实际居住地。实地走访顾某在松江区居住地房屋所属物业公司、查询派出所实有人口信息等,均证明顾某实际居住于松江区亲戚房屋中。同时,通过查询上海市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一体化大平台移动监管信息,发现顾某自入矫后的日常生活及活动区域基本都在松江区。
监督意见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不同意接收顾某在松江区接受社区矫正,对顾某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影响,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022年7月8日,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监督松江区司法局依法作出同意接收顾某在松江区接受社区矫正的决定。
监督结果 2022年8月9日,松江区司法局重新作出同意接收顾某变更执行地至松江区的意见。后顾某及时到松江区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并接受社区矫正。
【典型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审批社区矫正对象变更执行地申请工作的法律监督,维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及其实施办法明确,社区矫正对象因工作、居所变化等原因,有权申请变更执行地。检察机关应当监督原执行地和新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原则,对符合变更执行地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依法履行审批职能,并做好法律文书和档案材料交接等工作,避免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并保证社区矫正效果。
(二)人民检察院应当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式,准确认定社区矫正对象申请变更执行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依法准确提出监督意见。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通过调阅资料、个别谈话、实地走访等传统方式开展调查核实的同时,也可通过查询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核实社区矫正对象实际居住地,提升法律监督的准确性、有效性。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案例三
社区矫正对象田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巡回检察 法律监督应用模型 撤销缓刑 类案监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深入落实数字检察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战略,通过构建法律监督应用模型等方式,发现社区矫正对象有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涉嫌重新犯罪等情形,但社区矫正机构未做出处理的,应当及时开展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办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案件时,应注重从个案办理中发现普遍问题,推动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延伸,提升社区矫正监督质效。人民检察院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推动完善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机制。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田某某,男,1964年6月出生,2022年6月13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自2022年6月24日至2024年6月23日止。田某某在湖南省浏阳市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社区矫正。
2023年3月,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时,发现社区矫正对象田某某于2022年12月13日醉酒驾驶机动车,12月23日被依法吊销驾驶证。2023年1月17日,公安机关对田某某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时,未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未将该案通报浏阳市社区矫正机构。2月24日,田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再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将相关线索交由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浏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落实监管教育措施,建议公安机关对田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社区矫正机构和公安机关均采纳了检察机关意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3年3月,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市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调取了全市社区矫正对象2018年以来的交通违法记录,建立“社区矫正对象交通违法犯罪”法律监督应用模型。通过系统智能运算,将交通违法人员数据与社区矫正对象数据进行比对,筛查发现浏阳市社区矫正对象田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存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犯罪情形,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并未掌握上述信息。3月3日,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将此线索交由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调查核实 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取田某某的刑事案卷、交通违法案卷。发现田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之后又无证驾驶机动车,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但公安机关未对田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二是向公安机关了解情况。经核查,证实公安机关未将田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重新犯罪、再次交通违法等情况通报社区矫正机构。三是查阅田某某的社区矫正档案。发现社区矫正机构未能及时掌握田某某重新犯罪、重大违法等情况,未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四是对田某某进行询问。田某某本人对醉酒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事实予以承认。
监督意见 2023年3月10日,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书面监督意见,依法纠正其未及时掌握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未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等问题。同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监督意见,督促其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沟通协作,及时将社区矫正对象违法情况进行信息通报,并建议对田某某及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消除社会危险。
监督结果 浏阳市社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2023年3月10日,田某某被浏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3月17日,被浏阳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日,法院判决撤销田某某缓刑,以其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与原判决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后田某某被交付监狱执行刑罚。
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此案办理成功经验,运用法律监督应用模型分析全市社区矫正相关数据,发现多名社区矫正对象存在醉驾、酒驾、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情形。经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监督,6人已被收监执行。同时,联合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制发规范性文件,建立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机制,有效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不互通、衔接不顺畅的问题。
【典型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应用模型优势,及时发现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线索。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大力推进数字检察工作,加强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将协调获取的社区矫正对象交通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涉嫌犯罪等外部数据与检察内部数据,进行系统智能运算,实现数据碰撞、比对,精准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重大违法、重新犯罪等问题线索,以数字检察赋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二)推动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延伸,提升社区矫正监督质效。人民检察院可通过分析总结个案办理的经验做法,及时准确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类案监督,推动社区矫正监督由点到面、由个案到类案、由一域到全域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三)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推动完善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机制。人民检察院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部门的联系,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可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明确工作衔接机构、程序和人员,实现社区矫正对象受到治安处罚、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重新犯罪等重点信息的互通共享,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五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六条
案例四
社区矫正对象王某甲漏管法律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漏管 交付执行监督 职务犯罪线索移送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加大对交付执行履职情况的监督力度,把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关。人民检察院要注重发现交付执行履职不当等行为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或机关处理,确保刑罚执行活动依法规范开展,维护司法权威。人民检察院应积极推动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交付执行衔接机制,实现社区矫正数据信息的互联共享。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王某甲,男,1987年6月16日出生。2013年10月18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王某甲被法院判处缓刑后,应在中牟县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社区矫正。2020年8月,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发现王某甲在缓刑考验期间,自2014年7月至2018年7月多次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参加寻衅滋事8起、强迫交易6起以及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11月30日,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某甲等13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提起公诉,同时提出对王某甲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量刑建议。12月29日,新密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王某甲缓刑,并对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四十六万六千元,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21年3月31日,因同案犯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3月,郑州市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王某甲由于相关司法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交付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渎职行为,在缓刑考验期内,并未依法接受社区矫正。郑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向有关部门提出监督意见,并协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完善社区矫正交付执行衔接机制。原法院审判人员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社区矫正交付执行职责,构成玩忽职守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王某甲等13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发现王某甲在缓刑考验期内,多次参加涉黑恶暴力犯罪活动,属于应当予以收监执行情形,但社区矫正机构未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法院也未裁定予以收监执行,可能存在社区矫正对象漏管问题,遂将监督线索报送至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调查核实 接到线索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相关检察机关开展了调查核实等工作。一是查询王某甲缓刑考验期间是否具有社区矫正记录。经调取中牟县社区矫正机构的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工作台账及卷宗档案,运用河南省社区矫正管理系统核查接收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均未发现王某甲入矫等社区矫正记录。二是调查王某甲交付执行情况。通过实地走访中牟县社区矫正机构及司法所等部门,与当地居民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谈话,了解到,王某甲长期在其居住地活动,但未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中牟县社区矫正机构也未收到交付王某甲执行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文书,中牟县检察院及公安机关也均未收到抄送的王某某执行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文书。经询问王某甲本人,其被法院宣告缓刑后收到《释放通知书》,但法院未告知其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的时间期限,未按照规定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并依法接受矫正。王某甲在缓刑考验期间,长期处于漏管状态。三是调查核实社区矫正交付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问题。经调取王某甲原刑事审判案卷,发现原案卷宗材料中缺少《调查评估意见书》《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回执)》《接受社区矫正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刑事审判庭有关人员证实,该案原审判人员王某乙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未对拟判处缓刑的被告人王某甲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缓刑罪犯交付执行职责,没有制作《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监督意见 中牟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中牟县人民法院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未在法定期限内将王某甲交付社区矫正机构执行,遂对法院提出加强社区矫正交付执行衔接和审判执行内部监督机制的检察建议。郑州市院对社区矫正交付执行衔接问题进行跟踪监督,建议市司法局完善司法协同等相关制度,对王某甲社区矫正漏管背后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指定中原区院调查核实。2022年9月16日,郑州市院对王某乙立案侦查。
监督结果 2021年3月31日,经二审裁定,王某甲被撤销缓刑,与所犯新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中牟县法院针对检察院监督意见,通过警示教育、与司法行政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建立院领导定期抽查案件卷宗等形式,规范交付执行程序。郑州市司法局联合有关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化交付执行衔接程序。2023年3月29日,中牟县人民法院原审判人员王某乙因犯玩忽职守罪,被中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加大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力度,严把社区矫正工作起点关。社区矫正交付执行是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开展的起始环节,也是决定后续社区矫正工作能否有序开展的关键一环。交付执行涉及不同部门的衔接配合,如果社区矫正对象未被依法及时交付执行或各部门衔接配合不当,将会严重影响社区矫正的执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强化对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的法律监督,推动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有效协作配合,依法开展监督,及时发现交付执行中的违法行为,确保社区矫正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二)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人民检察院应当注重发现交付执行履职不当等行为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或机关处理。社区矫正工作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事关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人民检察院要用好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权,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协同联动,形成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合力,对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依职权坚决予以查处。对不属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线索,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案例五
社区矫正对象范某某异地重新犯罪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检察一体化 重新犯罪 撤销缓刑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强化社区矫正与法律监督协作配合机制,以监督促社区矫正规范提升,共同保障刑罚正确执行。人民检察院应坚持检察一体化理念,发现人民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要及时依法移送法律监督线索,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效能,维护司法公正。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范某某,男,1994年6月出生,2020年7月23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自2020年8月27日至2021年8月26日止。范某某在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
2020年4月,范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2021年1月19日,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范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缓刑考验期自2021年2月4日至2022年2月3日止。
2021年2月,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对殷都区司法局反映的范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又被判处缓刑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经监督,殷都区司法局对范某某社区矫正期间脱管行为进行了处罚,并改进了监管工作规则;经台前县人民检察院监督,台前县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撤销原一审判决,数罪并罚,决定对范某某执行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2021年2月4日,殷都区人民检察院收到殷都区司法局关于范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又被台前县人民法院判处缓刑的案情通报。经审查发现,范某某被殷都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进行社区矫正期间,在未向社区矫正机构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多次前往台前县参与刑事诉讼,并被台前县人民法院判处缓刑,可能存在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和判决错误等问题。
调查核实 为全面查明范某某社区矫正期间是否脱管及相关判决有无错误,殷都区人民检察院调阅了范某某社区矫正档案、刷脸验证信息及相关判决文书,询问了台前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案件承办人及殷都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了解到,一是殷都区司法局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应于每天上午、下午使用定位手机各进行一次刷脸验证,以确定社区矫正对象所处位置,但未规定刷脸验证的具体时间范围。范某某利用该漏洞,多次在凌晨进行首次刷脸验证后,将定位手机放在家中,前往台前县参与刑事诉讼,当晚返回家中再进行第二次刷脸验证,其存在未经批准,违规离开社区矫正地、脱离监管的行为。二是在范某某被殷都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且已交付执行的情况下,台前县人民法院未对该情况予以查明和认定就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范某某缓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该判决确有错误。三是台前县人民法院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范某某未如实供述其犯罪前科且侦查卷宗附有范某某无犯罪前科的相关材料。相关办案民警履职过程中存在不当。
监督意见 2021年2月24日,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向殷都区司法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监督其依法纠正社区矫正对象范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管理的问题,并建议改进社区矫正对象每日刷脸验证规则,增加验证频次、限定验证时间,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利用漏洞脱离管理;对监督中发现的台前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存在错误的情况,函告台前县检察院,建议依法监督纠正;对公安民警履职不当问题,依法移送处理。
监督结果 殷都区司法局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对范某某擅自外出行为给予警告处罚,并提升其日常管理级别;对监管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在全区司法所开展纪律警示教育;改进每日刷脸验证规则,将刷脸验证频次增加至每日三次,验证时间限定在固定的时间段,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利用刷脸验证的时间间隔脱离监管。台前县检察院根据殷都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监督线索,向台前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1年3月29日台前县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数罪并罚,决定对范某某执行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相关公安民警因履职不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典型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应当强化社区矫正与法律监督协作配合机制,提升社区矫正监督质量和效果,共同保障刑罚正确执行。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检察机关应当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健全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其他机关或个人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线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检察机关对于司法行政机关移送的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有关线索,应当依法调查核实;对于履职过程中发现的社区矫正监管问题及漏洞,应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等提出检察建议,以监督促社区矫正规范提升,保障刑罚正确执行,维护司法公正。
(二)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发现人民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坚持检察一体化理念,依法及时移送法律监督线索。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新罪或漏罪时未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已被判处缓刑等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深入调查核实,全面审查,既要查明人民法院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又要调查司法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提升法律监督的精准性和效果。对于法院裁判确有错误的,属于检察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本院管辖的监督线索,要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检察院移送并跟踪法院审理结果。对司法人员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线索,要依照法律规定及时移送有关机关或部门处理,深化法律监督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
案例六
社区矫正对象黄某某、孙某某禁止令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社区矫正监督 禁止令执行监督 个别化矫正
【要旨】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全面掌握社区矫正机构禁止令执行情况,加大对社区矫正机构是否依法对被宣告禁止令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监督力度。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对宣告禁止令的社区矫正对象监管不到位的,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及时提出监督意见,避免社区矫正对象再次接触犯罪诱因,预防和减少犯罪,提高社区矫正教育矫正质量。
【基本案情】
社区矫正对象黄某某,女,1972年11月出生,2022年8月16日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同时宣告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食品销售及相关活动。2022年9月29日,因同案被告人上诉,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缓刑考验期限自2022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8日止。黄某某在松原市长岭县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男,1970年11月出生,2022年6月24日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同时宣告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食品销售及相关活动。缓刑考验期限自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7月4日止。孙某某在松原市长岭县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2023年3月,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禁止令执行专项监督活动,发现黄某某、孙某某仍然从事食品销售活动,违反了禁止令有关规定,依法向长岭县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长岭县司法局采纳检察建议,进行了整改。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 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长岭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查阅社区矫正对象判决信息,从本县26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中筛查出被宣告适用禁止令人员共10名,均为不得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销售及相关活动。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岭县人民检察院经研究,决定开展禁止令执行专项监督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跟踪检查、突击检查等方式,长岭县人民检察院发现部分宣告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仍然从事食品销售活动的问题线索。
调查核实 长岭县人民检察院针对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禁止令情况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与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座谈。针对被宣告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人员数量、所犯罪名、管理方式、个别化矫正措施等进行交流,全面深入了解社区矫正机构禁止令执行现状。二是现场查阅资料,比对信息。通过现场查阅、比对适用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台账、社区矫正档案、手机定位轨迹等资料信息,发现社区矫正机构未全面精准掌握被宣告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相关信息。三是深入场所实地走访。联合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突击检查,深入辖区保健品店等地进行实地走访,并对现场人员进行询问,发现被宣告禁止令的社区矫正对象黄某某、孙某某在销售保健食品,违反禁止令相关规定。
监督意见 长岭县人民检察院针对社区机构禁止令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向县司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禁止令执行工作重要性认识,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建立相关通报机制;加强被宣告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管理和个性化矫正措施;加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专业培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履职能力。
监督结果 长岭县司法局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并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一是针对黄某某、孙某某违反禁止令情节轻微的情况,对其给予警告处罚,责令撰写检讨书、下架相关保健食品;并对适用禁止令的所有社区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二是对被宣告禁止令的社区矫正对象,确定档案专人负责,加强个性化管理,实时更新台账,确保信息准确。三是组织集中学习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履职能力。四是组织对禁止令执行情况“回头看”活动。对全县范围内适用禁止令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再走访、再排查,未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禁止令的行为。
【典型意义】
禁止令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为加强对管制犯、缓刑犯的监管,促进对犯罪分子的教育矫正,同时也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证人等人员的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禁止令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是否依法执行禁止令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全面掌握社区矫正机构禁止令执行情况,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宣告禁止令的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实现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再次接触犯罪诱因,确保禁止令严格规范执行。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6日 (2017)最高法民他114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鲁民他2号《关于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敦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申请承认和执行在英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应当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案涉合同第十三条“争议与仲裁”是双方当事人对于仲裁程序的约定,应当根据该条约定的内容对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是否相符作出认定。该条中“裁决的通知(Notice of award)”约定:任何裁决的通知都应立即通过经过书面确认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买卖双方(Notice of any award shall immediately be given by fax or email confirmed in writing to the Seller and Buyer)。仲裁员于2014年1月9日向shang email发送电子邮件,发出裁决的通知,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邮箱向dragon email发送电子邮件,同时抄送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将未签名的裁决书发送给双方。据此可以认定仲裁员依照双方关于仲裁程序的约定发出了裁决的通知。本案不存在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不符的情形。合同第十七条是对当事人双方之间发送通知的约定,而非对仲裁程序的约定,该条关于通知的约定不适用于仲裁程序中发送裁决的通知。你院根据合同第十七条关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的内容,认为海龙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仲裁员于2014年1月9日及1月21日发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的邮件被打开,不产生将裁决通知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的效果,仲裁员未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向青岛造船厂发送裁决的通知,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符的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不同意你院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敦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倾向性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敦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8月8日 (2017)鲁民他2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The Dragon Project ( China) Limited]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申请,申请承认和执行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敦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该院审查认为,上述仲裁裁决不应承认和执行,我院倾向性意见为同意该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向钧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The Dragon Project ( China)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德辅道中303号招商局大厦3楼301室。
代表人:Preben Sejer Kristensen,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楚,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钧,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山南村。
法定代表人:张某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山东德衡(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臣,山东德衡(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仲裁的基本情况
2007年8月8日,海龙游艇项目(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龙公司)与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造船厂)就船体号为QDZ471的游艇签订造船合同,合同号为SB200704。根据合同约定,青岛造船厂同意在其造船厂建造、下水、试水、安装所有的设备和机械,并在完工和试航成功后将一艘25米私人帆船游艇出售给海龙公司。合同第十三条“争议与仲裁”约定:1.程序若合同双方因本合同或其任何条款或与此有关事项产生争议,双方无法自行解决时,此争议应按英国法律在英国伦敦根据伦敦海事仲裁协会规则通过仲裁解决(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hereto as to any matter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or any stipulation herein or with respect thereto which cannot be settled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such dispute shall be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in London, Engl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England, pursuant to the London Maritim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Rules)。任何一方都可以书面通知对方就上述争议提请仲裁。任何一方的仲裁要求应指明该方指定的仲裁员姓名,应详细说明该方要求仲裁的问题。在收到上述仲裁要求后二十天内,另一方应相应任命第二名仲裁员。以上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应选出第三名仲裁员。然后由上述仲裁员将组成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庭)来解决该争议。若另一方未能如前所述,在收到仲裁要求通知后二十天内,任命第二名仲裁员,该方将被认为接受要求仲裁方任命的仲裁员为自己一方的仲裁员。在此情况下,仲裁由该仲裁员独任的仲裁庭进行。......3.裁决的通知(Notice of award)。任何裁决的通知都应立即通过经过书面确认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买卖双方(Notice of any award shall immediately be given by fax or email confirmed in writing to the Seller and Buyer)。4.费用。仲裁费用由何方负担或者各方负担仲裁费用的比例由仲裁员(们)决定。5.仲裁裁决除非任何一方上诉,否则,仲裁裁决会成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裁决(Award of arbitration, unless appealed by either parties,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concerned)。合同第十七条“通知(Notice)”约定:与该合同有关的任何通知和通信应该按照以下地址寄送海龙公司:收件人海龙公司/Preben S.Kristensen,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市海外花园1-A号团岛四路8号楼601室,电话号码:0532-8265××××手机号码1580656××××/+44778522××××传真号码:05328265××××电子邮件地址:infinityp××@tin.it。青岛造船厂:收件人青岛造船厂/Yang Sheng Hua,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市四川路25号,电话号码:05328267××××手机号码:1350648××××传真号码:05328268××××电子邮件地址:qcb@quship××.com。任何地址的变化应由作出改动方通过挂号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如果没有发出这种通知,则向对方按照其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发出的通知则被认为是充分的。与此合同有关的任何通知、请求、要求、指示、建议和通信按照上述地址向另一方送达的时间就被认为是向其发出的时间,而且自送达的时间开始生效,不过,航空挂号信自发送日期之后第10天、快递自发送日期之后第5天视为已经送达;传真自收到传送回执视为已经送达;有发送回执的电子邮件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Any and all notices, requests, demands,instruction, advice and communic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deemed to be given at, and shall become effective from, the time when the same is delivered to the address of the party to be served,provided, however,that registered airmail shall be deemed to be delivered ten (1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dispatch, express courier servi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delivered five (5)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dispatch, fax acknowledged by the receipt of transmission and email by confirmation of receipt shall be deemed to be delivered upon return of read receipt)。......双方确认,本合同自2007年8月8日起生效。青岛海事法院询问双方,合同第十三条是否包含双方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约定,双方一致认为,该条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准据法的约定,且约定的准据法为英国法和伦敦海事仲裁协会规则(LMAA规则)。
2012年9月22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海龙公司所称的仲裁裁决书发出的日期),海龙公司称其与仲裁员就仲裁事宜与青岛造船厂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方式进行沟通,并向法庭提交相关电子邮件。
申请人海龙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裁决书末尾注明“2014年1月9日于伦敦(Dated in London this 9th day of January 2014),并由仲裁员签字。海龙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对本案进行审查时称,其于2014年1月31日在其中国境内的地址通过航空邮政寄送的经签署的裁决书。
三、申请人申请承认、执行仲裁裁决及被申请人抗辩情况
海龙公司申请称,因青岛造船厂违约,海龙公司依据合同提起仲裁,并于2014年1月得到仲裁裁决。该裁决依据英国法于2014年3月16日成为终局的有约束力的裁决。经过之前的两次致函后,2014年8月14日,海龙公司再次致函青岛造船厂,要求青岛造船厂支付截至2014年7月31日的仲裁裁决债务,青岛造船厂拒绝履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根据该仲裁裁决,海龙公司有权要求青岛造船厂支付损害赔偿及利息、仲裁费用及利息、律师费及利息以及上述费用利息共计942571.68美元。海龙公司申请法院承认并强制执行上述裁决,并责令青岛造船厂承担本案的申请费和执行费。在审理过程中,海龙公司增加诉讼请求,主张利息计算至2016年5月25日。
青岛造船厂陈述意见称,仲裁裁决存在违反《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情形--青岛造船厂对于该仲裁事项完全不知:对于仲裁庭的组成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不知道开庭日期、没有参与庭审做相关陈述。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所谓的已经生效的裁决书并未签名,不能作为正式的裁决书;最终的裁决签发被申请人也没有收到,因此阻碍了青岛造船厂对上诉权的行使。综上,海龙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理应驳回。
四、青岛海事法院的审查意见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仲裁员有没有给予青岛造船厂有关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是否存在其他情况导致青岛造船厂不能对案件提出意见。2.仲裁程序是否同仲裁协议不符,即青岛造船厂提出的“所谓的已经生效的裁决书并未签名,不能作为正式的裁决书”“其没有收到最终裁决”的情形是否存在。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青岛海事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海龙公司所提交的2012年9月22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海龙公司所称的仲裁裁决书发出的日期)之间的邮件收、发双方的地址都不是造船合同中约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海龙公司使用的邮箱地址为dragonya××@gmail.com(以下简称dragon email),与海龙公司进行收发邮件往来的地址为chengwen××@eyangfan.com.readnotify.com(以下简称cheng email)和shangxia××@163.com.readnotify.com(以下简称shang email)。海龙公司对此陈述:1.电子邮件地址和合同中约定的的确不一样,但合同中约定的地址从来就无法发出邮件;2.双方四年来一直使用cheng email和shang email沟通,收件人程某营是青岛造船厂负责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是该公司唯一可以用英文沟通的人,也是海龙公司与青岛造船厂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书面联系的唯一的联系人;3.收件人在邮件回复中已经确认青岛造船厂的公司领导已经收到要求仲裁的通知;4.电子邮件的阅读收条可以证明青岛造船厂收到了上述电子邮件。
关于2012年9月22日之前的邮件往来情况,经审查,2010年3月28日,qcb@qdship××.com (以下简称qcb email)向dragon email发送过邮件(第四本 第1页),署名处,程某营的名字在青岛造船厂之后;2011年7月1日,shang email向dragon email发送邮件一封,内容为告知地址变更,新地址为:青岛市即墨田横镇山南村,邮编:266009,电话号码和传真:0532-6896××××,电子邮件不变;署名为程某营。2011年11月15日,cheng email向dragon email发送邮件一封(第一本 第7页),主要内容为qcb email因到期无法使用,请Preben通过cheng email和shang email来进行联络直到新邮箱投入使用,署名程某营。青岛造船厂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确认了qcb email于2011年11月15日失效的事实。在此两段时间内(2010.3.28-2011.11.15),qcb email与shang email均向dragon email发送过关于合同履行情况的邮件,署名处,程某营的名字在青岛造船厂/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之后。2011年8月15日(第一本第28页),cheng email也向dragon email发送过邮件,署名处,程某营的名字在青岛造船厂/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之后。
关于程某营是否有权代表青岛造船厂与海龙公司就仲裁事项进行沟通,双方意见不一。青岛造船厂提交程某营与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一份,该合同为复印件,合同中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青岛造船厂欲以此证明程某营并非青岛造船厂的员工,无权代表青岛造船厂处理任何仲裁事项。海龙公司不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以及证明事项,认为:青岛造船厂全资拥有和控制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二者实际上是一家,青岛造船厂可以要求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提供任何想要的证据,该证据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青岛海事法院认为,该证据形式为复印件,不符合形式证据的形式要求,以及在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显示的劳动合同期间之内的2010年3月28日至2011年11月15日之间,程某营以在青岛造船厂/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之后署名的方式通过qcb email与shang email、cheng email均向dragon email发送过邮件,故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
海龙公司认为程某营有权代表青岛造船厂与海龙公司就仲裁事项进行沟通,并向法庭提交了两份案外人书面证词。青岛造船厂认为,因证人未提供任何不能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书面证言不能采信。针对青岛造船厂的意见,海龙公司并未补充解释。青岛海事法院认为,青岛造船厂的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该二份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程某营有权代表青岛造船厂与海龙公司就仲裁事项进行沟通的证据。
海龙公司另外提交判例一份,认为无论程某营的授权、职位情况如何,只要其接收了邮件,就应视为已经向青岛造船厂进行了送达。青岛造船厂对此认为:该份证据形式仅为英国法裁判的翻译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判例仅为英国高等法院签发,不能证明已经成为英国法的先例;在此,该案例所针对的是1996仲裁法第76(4),而该条款是在双方无约定时予以适用的,在本案中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各种联系方式,故该条款不应适用本案。青岛海事法院认为,青岛造船厂的反驳意见成立,对海龙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不应认可。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海龙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程某营有权代表青岛造船厂与海龙公司就仲裁事项进行沟通。
2012年9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shang email与dragon email有相互往来;而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28日至2011年11月15日期间,亦有相互往来。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任何地址的变化应由作出改动方通过挂号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如果没有发出这种通知,则向对方按照其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发出的通知则被认为是充分的。......若青岛造船厂改变了邮箱地址,按照该条约定,则应按照书面方式通知对方。青岛造船厂确认qcb email于2011年11月15日失效,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通知过海龙公司新的邮箱地址,另外,2010年3月28日至2011年11月15日期间,青岛造船厂曾使用过shang email与海龙公司联系过,在此情况下,海龙公司根据之前与青岛造船厂进行邮件往来的邮箱地址shang email发出通知,shang email应当是造船合同第十七条所约定的“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按照该地址发送通知依照合同约定应当是充分的。
海龙公司、shang email等邮箱之间在仲裁过程中曾经有过以下邮件往来:2012年9月22日,海龙公司向shang email发送的仲裁要求通知书经邮件打开证书证明25日下午打开过的可能性为86%,在该通知书中,海龙公司明示委托Lindsey Gordon为仲裁员,仲裁员邮箱为mail@gordonma××.co.uk(以下简称为仲裁员邮箱);2012年10月31日,海龙公司发送的仲裁员委任书及通知于11月12日得到了shang email的回复,而且shang email同时将这一回复向仲裁员的邮箱进行了发送;11月1日,仲裁员Lindsay Gordon向dragon email邮箱发送邮件,并抄送cheng email和shang email表明其本人同意担任独任仲裁员。海龙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发出的关于程序性讨论和可行协议要求的邮件中,提出仲裁仅通过书面文件进行处理的提议并限期shang email三日内予以回复,shang email于11月28日回复了邮件,但邮件内容并没有提及这一问题;2013年1月12日,海龙公司向shang email发送了索赔申请书等文件,并抄送仲裁员邮箱,经邮件打开证书证明shang email于17日上午打开过的可能性为86%;2013年9月16日,shang email给仲裁员就初步仲裁裁决书、诉讼费以及就“龙一号”(涉案造船合同涉及的船舶)进展的情况进行汇报的邮件进行了回复,表达了希望与海龙公司和仲裁员就“龙一号”项目当面进行沟通的意愿。
通过上述沟通过程可以看出:1.海龙公司就仲裁的发起、仲裁员的选任、仲裁的方式以及索赔请求等均向shang email邮箱发送过通知;2.shang email曾于2012年11月12日和2013年9月16日向仲裁员邮箱发送过涉案相关的邮件,发送邮件的行为本身以及邮件内容表明其对正在进行的仲裁是知情的,可以认定青岛造船厂对正在进行的仲裁是知情的。所以,仲裁不存在青岛造船厂所称的“对于该仲裁事项完全不知:对于仲裁庭的组成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不知道开庭日期、没有参与庭审做相关陈述”等情形。本案不存在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青岛海事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邮箱向dragon email发送邮件一封,主要内容为:未签名的裁决书将于今日以电子方式发送给各方,签名的副本也将于今日寄送。这一邮件同时抄送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该邮件中所显示的裁决书没有仲裁员的署名,海龙公司在庭审时也对此予以确认。仲裁员不在仲裁裁决上署名的做法不符合双方约定适用于仲裁的准据法--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52条和54条。而且,依照双方在造船合同中对邮件送达方式的特别约定,因海龙公司并没有就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是否打开过该封邮件提供证据证明,故不能认定裁决已经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青岛造船厂进行发送。另外,邮件中陈述“签名的副本也将于今日寄送”,青岛造船厂述称:1.造船合同中约定的裁决送达方式仅为传真和电子邮件,并未约定以寄送的方式送达。2.青岛造船厂并未收到寄送的裁决书。海龙公司提交编号为XA32494940237和XA32493346437的两份挂号信收据。两份收据中的寄达地址均为即墨市,收件人均为闻某东(海龙公司称其为青岛造船厂的总经理)。前一份挂号信收据附有打印的查询信息,显示2014年8月1日交寄,8月4日签收;后一份收据显示交寄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因为海龙公司没有提交证据,尾号为6437的挂号信的送达结果不得而知,而尾号为0237的信件向闻学东寄送的方式既不符合造船合同的约定,也并非“(青岛造船厂)最后为人所知”的方式,因此,不能认定海龙公司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向青岛造船厂发送过仲裁裁决。
青岛造船厂认为,根据1996仲裁法第57条的规定,当事人享有在裁决书作出之日起28天内申请裁决更正和补充裁决的权利,而由于裁决未署名且未送达,其上诉权无法行使。
另外,2014年3月3日,仲裁员邮箱曾向shang email、cheng email和dragon email发送邮件,内容为:海龙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向法庭提出申请,后于3月1日修改了其申请,要求对2014年1月9日的最终仲裁裁决进行修改、解释和/或作出补充裁决;如果造船厂有任何意见,请在2014年3月14日前提交。根据邮件内容,海龙公司曾要求对1月9日作出的仲裁裁决进行完善,但海龙公司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裁决是否实际上进行过完善或者完善后的版本如何,所以,1月9日的仲裁裁决有没有得到完善不得而知,是否是最终确定的仲裁裁决亦不得而知。
综上,裁决书未签名、未向青岛造船厂进行送达的情形存在,海龙公司所述称的“裁决于2014年1月9日作出,依据英国法于2014年3月16日成为终局的有约束力的裁决”,没有依据。本案存在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这一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敦依据伦敦海事仲裁协会规则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我院同意青岛海事法院的意见,即本案并不存在“没有就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对青岛造船厂给予适当通知”以及“由于其他情况导致青岛造船厂不能对案件提出意见”的情形。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一)关于双方约定的仲裁规则是什么。本案双方当事人在造船合同中约定,争议应在伦敦按照英国法律,根据“伦敦海事仲裁协会规则(London Maritim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Rules)”进行仲裁。在青岛海事法院对本案进行审查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引用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 LMAA)的仲裁规则提出各自的主张,且双方均向本院表示,双方约定的仲裁规则实为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
(二)关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何时成为有约束力的裁决。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决定裁决书作出的日期。第58条第(1)款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依据仲裁协议作出之裁决系终局的,对当事人及通过当事人或以其名义提出请求者均有约束力;第(2)款规定,本条不影响任何人依据可资利用的仲裁上诉或复审程序或本编之规定,对裁决书提出异议之权利。第70条第(3)款规定,申请或上诉必须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28天内提出。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亦约定“除非任何一方上诉,否则,仲裁裁决会成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裁决”。本案中,申请人向青岛海事法院提交的经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记载,裁决于2014年1月9日作出,双方均未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28天内提起上诉,被申请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在作出后曾被更正或补充,因此,裁决从作出之日起即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青岛海事法院认为,裁决书未签名,未向青岛造船厂进行送达,海龙公司所主张的“裁决于2014年1月9日作出,于2014年3月16日成为终局的有约束力的裁决”没有依据。我院认为,青岛海事法院的上述观点并不恰当。本案中,即使存在裁决书未向青岛造船厂进行送达的情况,也不能认定裁决未对青岛造船厂产生约束力,因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并未规定仲裁裁决自裁决书向一方当事人送达后对该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
(三)关于仲裁员在按照造船合同第十三条第3款的规定发出“裁决的通知(Notice of award)”时,是否应当将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书发送给双方当事人。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55条第(1)款规定,有关裁决书的通知,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其条件(The parties are free to agree on the requirement as to notification of the award to the parties)。第(2)款规定,如无约定,裁决书应当以向当事人送达裁决书副本的方式予以通知;裁决书一经作出,应毫不迟延地送达当事人(If there is no such agreement, the award shall be notified to the parties by service on them of copies of the award, which shall be done without delay after the award is made)。第(3)款规定,本条不影响第56条的规定(仲裁庭在当事人未付仲裁费用时扣留裁决书之权利)[Nothing in this section affects section 56( power to withhold award in case of non-payment)]。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2012年)第23条规定,裁决一经作出后,仲裁庭应尽快书面通知当事人裁决已作出,并通知当事人(a)仍未支付的仲裁庭的费用与开支的数额及(b)这笔款项全部支付后,裁决书才能送达当事人或供当事人领取。仲裁庭在向当事人送达该书面通知时,不必将裁决书或裁决书副本送达给当事人,而且除非当事人付清这笔款项,仲裁庭有权拒绝送达裁决书或裁决书副本(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n award has been made, the tribunal shall give written notice thereof to the parties which notice will also inform the parties of ( a) the amount of the outstanding fees and expenses of the tribunal and ( b) that the award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be sent to or collected by the parties upon full payment of such amount. At the stage of notification neither the award nor any copy thereof need be served on the parties and the tribunal shall be entitled thereafter to refuse to deliver the award or any copy thereof to parties except upon full payment of its fees and expenses)。
造船合同第十三条第3款关于“裁决的通知”的约定为:任何裁决的通知都应立即通过经过书面确认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买卖双方。
根据上述英国1996年仲裁法的规定,有关裁决书的通知,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其条件。从双方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和造船合同的约定来看,裁决作出后,仲裁庭应尽快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通知双方当事人裁决已作出,告知当事人仲裁费用的数额,并告知款项支付后,裁决书才能送达当事人或供当事人领取;仲裁庭在通知时不必将裁决书或裁决书副本送达给当事人。根据海龙公司提交的经公证的电子邮件,2014年1月9日,仲裁员向dragon email和shang email发送邮件,内容为:关于本案索赔最终裁决书将收取9800英镑,一旦收到上述款项,仲裁员将以电子方式发送未签名的裁决书,并将打印文本寄送到仲裁员所掌握的地址。从上述邮件的内容来看,仲裁员发出的该邮件即为双方合同和仲裁规则中所规定的“裁决的通知”。依照仲裁规则的规定,仲裁员在2014年1月9日通过上述邮件发出裁决的通知时,不必将裁决书或裁决书副本送达给当事人。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向青岛造船厂寄送裁决书的方式不符合造船合同的约定。我院认为,青岛海事法院的上述观点依据不足,因为裁决的通知和裁决书的送达是仲裁员的两个独立的行为,造船合同中关于裁决书的送达没有约定,造船合同中关于裁决的通知的规定,不适用于裁决书的送达。青岛造船厂未举证证明仲裁员在裁决作出后通知当事人时未将由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书发送给当事人,违反了英国法、双方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或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
(四)关于本案中仲裁员发出裁决的通知,是否受造船合同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这一约定的约束。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第十三条对于裁决的通知方式有明确的约定,即应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双方当事人。合同第十七条“通知”部分还约定,有发送回执的电子邮件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2014年1月9日,仲裁员向dragon email和shang email发送邮件,通知裁决已经作出。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邮箱向dragon email发送电子邮件,同时抄送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将未签名的裁决书发送给双方。海龙公司未举证证明仲裁员发出上述两邮件后收到了阅读回执。对于造船合同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的约定是否适用于仲裁裁决的通知,即仲裁员发出裁决的通知,是否受上述约定的约束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英国成文法的规定,海龙公司提交的英国法院的判例与上述问题也并不直接相关。对上述问题,我院经研究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为多数意见,认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7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自由约定通知或其他文件送达的方式。第55条第(1)款规定,有关裁决书的通知,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其条件。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第十三条“争议与仲裁”部分对于裁决的通知方式有明确的约定,即,裁决的通知应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双方当事人。造船合同第十七条“通知”部分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造船合同第十三条中的“通知”与第十七条中的“通知”用词相同,第十七条关于通知的约定应适用于裁决的通知。
申请人海龙公司提出,按照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2012年)第12条第(a)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所有程序问题,因为裁决的通知问题属于程序问题,所以仲裁员可以自行决定。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2012年)第12条第(a)款的规定为,仲裁庭有权决定所有程序问题和证据问题,但仲裁庭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考虑当事人对此类事项已达成的协议。供选用的正常程序列于附件二,但仲裁庭有权在任何时候予以调整(It shall be for the tribunal to decide all procedural and evidential matters, but the tribunal will where appropriate have regard to any agreement reached by the parties on such matters. The normal procedure to be adopted is set out in the Second Schedule, subject to the tribunal having power at any time to vary that procedure)。按照仲裁规则对第12条第(a)款中的“程序问题”的范围未作规定。该规则附件二所列明的仲裁程序包括仲裁申请书和答辩状的送达、文件的披露、证据的提交、仲裁费用等。关于“程序问题”的范围,还可以参考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4条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在不违背当事人有权商定任何事项的前提下,仲裁庭得决定所有程序和证据事项。该条第(2)款列举的程序及证据事项包括何时何地进行程序、语言及翻译、书面请求和答辩、提交文件的时限、当事人之间对文件的披露、互相询问和回答、是否适用严格证据规则、仲裁庭主动确定事实和法律、是否应提交证据或材料等。从上述规定来看,仲裁裁决的通知应当不属于仲裁规则第12条第(a)款规定的“程序问题”,裁决的通知方式应当从当事人约定。
本案中,海龙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仲裁员于2014年1月9日及1月21日发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的邮件被打开,因此,仲裁员发送上述邮件并不产生将裁决通知青岛造船厂的效果。在不能确认上述电子邮件被收件人打开时,仲裁员可以按照造船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尽快通过传真方式通知青岛造船厂,而仲裁员并未通过传真方式发出裁决的通知。仲裁员未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向青岛造船厂发送裁决的通知,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符。
海龙公司称,其于2014年2月26日将裁决书寄送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青岛造船厂。该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供了编号XA32493346437的挂号信收据,显示交寄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寄达地址为即墨市,收件人为闻某东。多数意见认为,将函件寄送给闻某东,并不符合造船合同第十七条关于函件收件人的约定。海龙公司寄送上述信函,不产生将裁决已作出一事通知青岛造船厂的效果。
2014年6月11日,海龙公司向wenxuedong@eyan××.com发送邮件,并抄送cheng mail,主要内容为:我方2月26日发给贵司的挂号信没有收到回复;要求青岛造船厂履行仲裁裁决等。上述两邮件有阅读回执。多数意见认为,上述邮箱并非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联系邮箱,也不是青岛造船厂最后为人所知的邮箱,且邮件发送时已是裁决作出四个月之后,不符合裁决作出后应尽快通知当事人的要求。
海龙公司还提交编号为XA32493346437的挂号信收据,称该公司将裁决书再次寄送给了青岛造船厂闻学东。该信件的查询信息,显示2014年8月1日交寄,8月4日签收。多数意见认为,上述信函发出时已是裁决作出近半年之后,不符合裁决作出后应尽快通知当事人的要求。
第二种意见为少数意见,认为,造船合同中“有发送回执的电子邮件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的约定为合同第十七条“通知”中的约定,并非合同第十三条“争议与仲裁”中的约定,因此并非双方对于仲裁中的程序性事项的约定,仲裁员发出裁决通知,并不受上述约定的约束。仲裁员于2014年1月9日向shang email发送电子邮件,发出裁决的通知,并不违反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同时,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邮箱向dragon email发送电子邮件,同时抄送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将未签名的裁决书发送给双方,亦能起到通知青岛造船厂裁决已经作出的效果。综上,仲裁员就其作出仲裁裁决一事及时通知了青岛造船厂。
(五)如果仲裁员就其作出仲裁裁决一事及时通知了青岛造船厂,在其后的裁决书送达中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或仲裁规则。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邮箱向dragon email发送邮件一封,主要内容为:我确认安全收到款项;未签名的裁决书将于今日以电子方式发送给各方,签名的文本也将于今日寄送。这一邮件同时抄送至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在海龙公司支付了仲裁费用后,仲裁员应将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或供当事人领取。申请人海龙公司没有提交有关仲裁员向青岛造船厂邮寄裁决书,包括交寄时间、收件人地址和姓名等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仲裁员将经仲裁员签名的仲裁裁决书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给青岛造船厂。对于仲裁员是否因此违反了法定或约定的仲裁程序,我院经研究认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仲裁规则和造船合同对于送达裁决书的方式均没有规定。仲裁员作出仲裁裁决并通知双方当事人,申请人支付仲裁费用后,仲裁程序已经结束,仲裁员可以不受造船合同中“电子邮件自收到阅读回执起视为送达”这一约定的约束。并且,上述约定为造船合同第十七条“通知”部分的规定,仲裁员对裁决书的送达不属于该条规定的“通知、请求、要求、指示、建议和通信”,因此该条规定不适用于仲裁员对裁决书的送达。2014年1月21日,仲裁员通过抄送shang email和cheng email的邮件向上述两邮箱发送了未经仲裁员签名的裁决书,告知了仲裁裁决的内容,且告知仲裁费用已经支付。青岛造船厂收到上述邮件后,可以联系仲裁员领取裁决书,其有机会行使上诉和要求更正、补充裁决的权利。仲裁员对裁决书的送达,并无违反英国1996年仲裁法、仲裁规则和造船合同之处。
综上所述,我院倾向性意见为,双方当事人在造船合同中约定,裁决的通知应立即通过经过书面确认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发送双方,仲裁程序与上述约定不符。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2014年1月9日在英国伦教作出的涉及船壳号QDZ471、合同号SB200704的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100号(政治法律类11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100号(政治法律类11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机制、流程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院已于2016年底制定并施行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保全的权益。对银行等完全具备担保履约能力的当事人依法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时,也规定了特别的程序。在今后工作中,我院将继续加强调研,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细化有关规定。
二、为保证保全中各项工作有序衔接,我院正在制定立案、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相协调的规范性意见。该意见对保全的程序衔接作了专门规定,统一各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工作流程和审批程序,要求人民法院一般应由执行机构实施保全,严格规定财产保全的流转期限。该意见施行后将极大提高保全的效率。
三、在全国法院都面临“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我们也将研究加强财产保全实施人员和设备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保全难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7月21日
联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联络工作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7558032
抄送单位:全国政协办公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62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624号提案答复的函
施卫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立预防儿童性侵的社会综合惩防体系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我们认为,儿童性侵案件中确实存在受害人和家长防性侵意识薄弱、被性侵后的救济途径不清楚、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案中提出的通过推进儿童安全保护教育进课堂、建立一站式询问机制、建立被性侵儿童个案跟踪和综合援助制度、推行监护人强制教育制度和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等措施,建立预防儿童性侵的社会综合惩防体系的建议非常重要,而且比较具体,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与检察机关近年来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现针对您所提建议汇报一下检察机关在建立儿童性侵惩防体系方面所作的探索及下步工作打算。
一、在推进儿童安全保护教育进课堂方面
一是通过“一号检察建议"助推儿童安全保护教育进课堂。2018年10月,高检院就加强校园安全建设,预防教职员工性侵害未成年学生、幼儿园儿童违法犯罪,向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高检建〔2018〕1号,以下简称“一号检察建议"),要求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及时将“一号检察建议"连同本地相关情况抄报省级政府主管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引起了教育部和各地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及时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有关文件。截至2019年1月25日,全国有25个省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对落实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作出了批示,26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积极举措。如江苏省教育厅制定出台《关于落实检察建议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通知》,提出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定为“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教育行政部门主动配合检察院等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等七条具体措施。二是“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常态化开展。在过去三年中,高检院与教育部共同开展了“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将继续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再出发,实现巡讲活动的经常化、制度化。三是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有1.73万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096名检察长。今后将进一步畅通检校沟通渠道,搭建检校合作平台,健全相关机制制度,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和法治教育基地在未成年学生法治教育中的应有作用。
二、建立被性侵儿童一站式询问机制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不断探索“一站式"询问工作机制,积极建设“一站式"询问工作场所和办案机制。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经建立“一站式"询问办案区323个,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联合公安、医院单独或共同建设“一站式"办案场所,确保实现一次、全面询问。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通报的性侵儿童案件后,立即派员提前介入,指导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邀请心理咨询师对每一名儿童进行谈话前心理疏导和评估,通过收集信息、沙盘游戏、事前铺垫、事后矫治等工作,在“家庭式"的宽松场所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检查、取证等工作,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目前,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已在其设置的“一站式"询问场所对37名遭受性侵害和5名遭受监护侵害的的未成年被害人取证。二是规范一站式办案机制。河南安阳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签《对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细则》,明确询问内容和询问技巧。江苏淮安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出台《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工作若干规定》,并下发《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笔录参考模板》,进一步规范询问人员、时间、地点、用语、隐私保护等内容。
2018年12月,高检院把“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等改革工作纳入《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工作实际,及时总结各地经验,不断推动完善“一站式"办案机制。
三、被性侵儿童个案跟踪和综合援助
近年来,检察机关一直在积极推动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救助工作。2018年,高检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检察机关避免“给钱了事"的简单做法,要针对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因人施策,积极开展多元方式救助,切实突出长远救助效果。对于遭受性侵害的儿童,检察机关一方面进行心理疏导,抚平被害儿童心理创伤,另一方面,进行司法救助,确保被害人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如某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强奸幼女案件中,针对两被害人心理受到创伤,生活贫困的现状,及时邀请心理专家介入进行心理疏导,并为两名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3万元,目前两名被害人已恢复正常生活。河南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与11家单位建立对受侵害未成年人先行救助联动机制,并通过市文明办、慈善机构及检察院控申部门拓宽救助资金渠道,现已综合救助72人,救助资金近60万元。江苏淮安检察机关联合多个部门会签文件,为每一名未成年被害人定制个性化救济菜单,目前,已对67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长开展心理援助,为45人提供痕迹提取、疾病筛查、身体康复、器官修复等服务,为28人提供资金救助21余万元。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做实做好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保护工作,让更多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四、推行监护人强制教育制度
“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孩子走上歧途,家长、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强制亲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四川已在全省全面推行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将监护人亲职教育受教情况、受教育后的履职情况以及未成年人转变情况作为是否批准逮捕、是否起诉、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参考,将亲职教育作为取保候审及附条件不起诉中的义务内容,强化对监护人的强制性;对不配合接受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予以训诫,经过两次训诫仍不配合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移交公安机关对其予以训诫、警告,强制其接受亲职教育。2018年高检院与央视合拍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节目《守护明天》中四川检察官以真实案例分享了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成果,被评选为最高检“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参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十个典型案例之一。此外,浙江、上海检察机关也进行了类似探索,以提高监护人监护技能。各地在亲职教育的手段方式上已进行了不少探索,如构建个性化、系统化的教育模式,将团体课程和个人课程相结合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积极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积极推广适用。
五、建立性侵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和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一是建立强制报告机制。浙江、湖北、江苏等地检察机关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地方性文件,对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适用情形、相关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建立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明确了责任追究,弥补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没有规定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或单位不报案的法律后果的不足。同时,扩大保护范围,将性侵害、虐待、遗弃、暴力伤害或工伤、火灾、坠楼、溺水、中毒、自杀等非正常损伤、死亡情况均纳入强制报告范围,使保护更加全面。日前湖北省某市教师报告一条疑似性侵未成年学生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及时开展立案监督、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查处了一起涉嫌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重大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作用已初步显现。二是创新信息公开制度。浙江慈溪检察院与法院、公安局、司法局、人社局、住建局、卫计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并在门户网站开辟“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告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于2017年底联合区法院、公安、司法、教育等7家单位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拟对判决生效的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个人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案由及照片6项信息进行公开。三是建立信息查询和从业限制机制。今年4月,上海市检察院与14家职能单位,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确立了加强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入职审查的制度框架。江苏如皋检察院联合市综治办、法院、公安局、教育局等十部门,于2018年11月出台了《关于涉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人员从业审查的实施意见(试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黑名单数据库(包括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数据库),加强涉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人员入职前违法犯罪记录审查。广州花都区检察院于2019年3月开发了“未成年人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截止今年3月底已对150名教师、临聘人员、工勤人员、保安等教育行业人员进行了入职查询。
目前,高检院已将“建立健全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列入《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下一步,高检院将对各地开展强制报告、信息公开、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等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工作意见,切实推动预防和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制度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11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11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鼓励各地建立〈重点商标名录〉并推动其在司法审判和商标审查中运用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知名商标享有较高声誉,应当给予特殊保护,建议各地有关部门指导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司法机关在审判中采信《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以减轻商标权利人的举证负担,提高司法效率。
我们认为,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知名商标的市场影响力,有利于为知名商标提供更有利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商标知名度是商标使用人通过对商标的使用及宣传,不断积累商誉后形成的一种正面效果,是相关公众对特定商标作出的一种积极反映。人民法院在商标行政或民事案件中,对商标知名度进行认定,应当建立在审查相关宣传、使用证据的基础之上,对于确实具有高知名度的商标,采取强保护态度,按照比例原则确保商标的保护力度与商标权人的投入、付出以及商标本身的知名度相匹配。对此,我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已经充分体现。实践中,证明知名度方面的证据种类繁多,进入《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可以作为法院认定该商标具有相应知名度的参考依据,但是,对司法认定来说,更为关键的是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宣传、使用等直接证据材料。此外,目前各地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主管部门、程序和审查流程等各方面的工作规范存在差异,尚待明确和完善,对进入名录商标的审查标准不完全统一,与司法裁判对商标知名度的要求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司法案件中,人民法院认定商标知名度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各方面证据,根据在案事实证据予以认定。
无论是知名商标还是驰名商标,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为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制止他人的抢注、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维护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公平秩序。市场主体从事经营,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者进入《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并不是目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商品或服务质量,最终获取经济效益。因此,在制定知名商标保护的相关制度和规范时,应当回归商标保护制度的设立本意,既要保证高知名度商标获得与其知名度相适应的保护力度,也不能过分夸大知名度的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5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抢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抢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5月15日)
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此前集中于疫情防控的社会管理资源亦随之重新调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调整过渡期,经济社会生活日益活跃的同时,一些常见违法犯罪也有抬头之势,特别是与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盗抢犯罪出现了大幅上升,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与之相适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对盗抢等刑事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力度,让作奸犯科者无所遁形,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稳定环境。据统计,2020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共12883件16795人,其中,抢劫案件298件402人,盗窃案件2292件2631人;4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26810件38670人,环比上升约108%和130%,其中,抢劫案件613件951人,环比上升约106%和137%,盗窃案件5574件6786人,环比上升约143%和158%。为此,最高检选取了各地检察机关严厉打击盗抢犯罪,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实现政治、社会、法律三个效果统一的5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一、依法严惩抢劫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产复工复学有序开展,人民群众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群众放松警惕之机,实施抢劫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危害极大。因此,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职责,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加大对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惩治力度,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维护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准确把握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区分界限,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案件,要认真审查、充分利用在案其他证据,特别是客观性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同时,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违法犯罪线索、疫情期间社会治理漏洞等,检察机关要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及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手段,促进社会管控制度机制完善,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一:河北省石家庄市彭某某涉嫌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彭某某,男,1998年2月出生,无业,案发前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市。2020年4月25日晚20时许,彭某某乘坐火车从廊坊市赶到石家庄市并入住桥西区某宾馆。22时许,彭某某用手机搜索并保存了5个关于二手车的微信号及相关信息。次日中午12时许,彭某某先后在超市、小商店购买了折叠刀、透明胶带等工具;下午15时,彭某某来到某酒业公司库房附近,预备在此实施抢劫,熟悉周边环境约1个小时,在手机上保存该地位置截图后离开。4月27日凌晨1时许,彭某某用事先从网上购买的非实名登记的手机SIM卡,通过某专车软件预约了一辆奥迪A6L专车,上车后引导被害人刘某向预定作案地点行驶。2时许,即将到达指定地点时,彭某某要求靠边停车,在后面用折叠刀抵住被害人刘某颈部,逼迫刘某解除手机锁屏密码,将付款密码记录在手机备忘录上,随后又将与手机关联的银行卡内3.4万元转至刘某“微信零钱”与“支付宝余额”处。然后彭某某持刀逼迫刘某继续行驶,到达指定地点后,让刘某熄火停车,把手机、车钥匙放在副驾驶车座,双手放置在方向盘上,后突然用刀割向刘某颈部,致其颈部大出血,刘某一边抵挡一边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生,向附近工厂门卫求助并迅速报警。彭某某抢得奥迪车后迅速驶入高速路向张家口方向逃窜,途中将车内行车记录仪摘除,使用刘某的手机给车加油。公安机关接警后迅速获取被抢车辆信息,进行布控追踪。当日上午8时许,张家口市公安机关在张家口市区将彭某某拦截抓获,当场扣押被抢车辆和手机。
4月27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因案发后刘某伤情严重无法进行询问,彭某某到案后对抢劫杀人一事矢口否认。桥西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公安机关共同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详细的侦查取证计划。公安机关先后调取了大量客观性证据,并对苏醒后的被害人进行了远程询问,彭某某涉嫌抢劫犯罪的事实逐渐清晰。5月4日,桥西区公安分局以彭某某涉嫌抢劫罪向桥西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承办检察官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依据提前介入掌握情况,经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认为,彭某某为进一步劫取被害人车辆实施持刀割喉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其虽拒不认罪,但通过现有的书证、物证、监控视频、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可以认定。5月8日,桥西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彭某某以涉嫌抢劫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开展侦查取证工作,检察机关将对彭某某依法予以从严从重追诉。
案例二:浙江省嘉兴市朱某某等4人涉嫌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1984年8月出生,初中文化,湖北天门人,无违法犯罪前科。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1985年11月出生,初中文化,江西九江人,在浙江嘉兴务工,无违法犯罪前科。
犯罪嫌疑人谭某某,男,1985年9月出生,初中文化,重庆大渡口人,无违法犯罪前科。
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男,2000年4月出生,初中文化,贵州毕节人,无违法犯罪前科。
2020年3月初,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有路子的兄弟联系下,只要能弄到钱什么都干”等信息,后经QQ、微信等软件先后联络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谭某某、黄某某等人,4人预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捞一票”。陈某某曾因在嘉兴从事门窗生意而得知被害人吴某某一家经济状况良好,经陈某某提议后,4人决定前往嘉兴到被害人吴某某家抢劫。3月13日至16日期间,朱某某、谭某某、黄某某等人坐火车分别从无锡、重庆、贵阳等地至嘉兴与陈某某汇合。朱某某于3月13日抵达嘉兴当日,即伙同陈某某来到吴某某居住的某小区,利用小区保安中午交接班人员较少的机会进入小区,到被害人吴某某家附近踩点,查看被害人车辆、房屋门窗和小区监控设备情况,并拍照共享于4人的微信群内,预谋评估抢劫价值、入户方式、逃避侦查方法等。后4人在嘉兴汇合后,又先后两次为违法犯罪活动商量抢劫方案,并购买刀具、胶带、绳子、手套等作案工具,期间因大润发等大型超市购买刀具需身份证实名登记,而转至小五金店购买作案工具。3月17日晚,4人前往该小区门口,预谋分批进入该小区对被害人吴某某先行控制,逼问银行卡密码后由黄某某负责操作网上转账。因疫情防控期间小区保安要求出示出入证或联系业主而未能进入小区。后4人在小区外商量拦截路上女性车主进行抢劫时,被巡逻民警盘问查获,并当场扣押随身携带的作案工具。
3月18日,公安机关对朱某某等4人立案侦查。当日,受公安机关邀请,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作案动机、犯意提出、工具购买、现场踩点等要素收集完善证据。4月18日,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4月23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朱某某等4人批准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依法从严进行刑事追诉。
二、依法惩治盗窃犯罪
【法律要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注意把握盗窃罪与其他罪名,尤其是与诈骗罪的区别。盗窃罪与诈骗罪都是属于财物占有转移的犯罪,即盗窃行为与诈骗行为是财物占有关系发生转移的原因。主观方面,两罪都是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非法占有,二者并无区别,但在获得财物的行为特征上,二者有明显区别。盗窃罪行为人获得财物的方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取得行为,无需介入处分人处分财物的因素,即可完成非法占有财物;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处分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对于行为人而言仅是一种或然性,行为人必须借助处分人处分财物才能完成非法占有财物。
在当前疫情防控调整的特殊时期,利用“健康码”、快递物品指定地点配送等常态化社会治理措施实施盗窃,甚至专门选择各地“举行援鄂英雄回家”欢迎仪式时,趁机混入欢迎仪式现场群众中实施扒窃行为等盗窃犯罪,检察机关一方面要严格落实从严从快的政策要求,既考量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一般标准,又关注疫情防控时期的特殊危害性及其恶劣情节,从严从快打击涉疫情盗窃犯罪;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需求,积极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及时弥补被害人损失、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在特殊时期稳定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预期。
案例三:山西省长治市贺某某等7人涉嫌盗窃案
犯罪嫌疑人贺某某,男,1984年5月出生,小学文化,无业,住山西省吕梁市。曾因盗窃三次被判刑,一次被行政拘留。
犯罪嫌疑人任某某,男,1968年4月出生,小学文化,无业,住吕梁市离石区。曾因盗窃四次被判刑。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1971年3月出生,文盲,无业,现暂住太原市万柏林。曾因盗窃一次被判刑,先后两次被劳动教养。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1967年5月29日出生,文盲,无业,住吕梁市。曾因盗窃两次被判刑,一次因打架被行政拘留。
2020年4月10日,犯罪嫌疑人贺某某在网上查询到运城市垣曲县、长治市、阳泉市等地近日将举行援鄂医护人员回家欢迎仪式,遂电话联系犯罪嫌疑人任某某、李某某,提议驾车去各地活动现场趁机盗窃现场群众财物。后任某某联系李某照(另案处理)、李某珍(另案处理),李某某联系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及成某某(另案处理)。当日下午,贺某某驾驶车辆拉着任某某、李某照、李某珍,张某某驾驶车辆拉着李某某、成某某,分别从吕梁、太原出发到运城市垣曲县。4月11日早晨,贺某某等人到垣曲县人民广场,利用当地举办援鄂医护人员回家欢迎仪式,趁人员聚集盗窃现场群众(医护人员同事及家属)手机9部。4月12日8时许,贺某某等人到长治市财苑大厦欢迎援鄂医护人员现场,趁仪式举行期间再次盗窃现场群众(医护人员同事及家属)手机8部,逃到太原后将手机销赃。当日接群众报案后,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区分局立案侦查。4月15日,贺某某等人前往阳泉市,在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欢迎援鄂医护人员仪式的现场,趁机盗窃现场群众(医护人员同事及家属)9部手机。4月20日,贺某某等4人再次前往运城市准备作案时被运城市垣曲县公安局抓获。4月24日,运城市垣曲县公安局将案件移交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区分局。
贺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在短短五天时间内,有预谋、有组织跨地区在公共场所多次扒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认定多次盗窃,且属于扒窃。本案中犯罪时间均选择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举行欢迎援鄂医护人员回家仪式上,犯罪侵害对象均为参加仪式的援鄂医护人员的同事及家属,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大,且4人均因犯盗窃罪多次受过刑事处罚,人身危险性大。公安机关立案后,检察机关依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从快从严依法办案,尽快给英雄和家属一个满意的交待。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区分局向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5月14日,潞州区人民检察院对贺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公安机关继续侦查中。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对贺某某等4人依法从严予以刑事追诉。
案例四:上海市静安区林某某涉嫌盗窃案
犯罪嫌疑人林某某,男,1996年8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人,初中文化,上海某公司员工,暂住在上海市静安区。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市各居民住宅小区因防疫需要而实施封闭管理,快递公司派送的物品需送至指定存放区域进行临时存放。2月23日,犯罪嫌疑人林某某到暂住地某小区快递存放区域取快递时,发现快递存放区内存放着大量待取回的他人快递件,遂利用小区保安核验出入人员身份时疏于物品看管之机,便“顺手牵羊”随机窃取他人的三个快递物品。此后,尝到“甜头”的林某某一发不可收,从2月23日至3月18日间,林某某在静安区四个居民小区快递指定存放区域先后20余次盗取他人的快递。3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接群众举报后立案侦查,并于3月18日将林某某抓获归案,在其暂住地查获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以及食品、衣物等快递物品共计153件。
4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林某某涉嫌盗窃罪提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网络远程视频提审林某某,核实全案证据,引导公安机关又补充调取20余名被害人陈述及购物记录等相关书证,进一步证实了林某某多次盗窃的事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林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涉嫌盗窃犯罪。特别是林某某利用疫情防控期间快递派送物品存取的特殊管理措施,多次窃取包括防疫物品在内的他人大量财物,社会危害较为严重、主观恶性较大,于4月16日对林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制发《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提出进一步补充侦查方向和需要补充完善的具体证据。目前,案件正在公安机关侦查中。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依法从严进行刑事追诉。
案例五:浙江省温州市林某盗窃案
被告人林某,男,1989年11月出生,高中文化,浙江省温州市人,案发前系温州市瓯海区某农贸市场工作人员。2018年世界杯期间,林某经人介绍开始网络赌球,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多年沉迷网络赌球无法自拔。疫情防控期间,林某被安排负责对进出农贸市场人员的身份登记、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等工作。2020年2月27日上午9时许,林某在查验被害人黄某某(男,61岁)健康码时,通过黄某某的手机短信发现其银行卡内存有大额存款,即产生盗取钱财贪念,遂以黄某某需重新扫健康码为由,假意帮助黄某某操作,拿到其手机后将黄某某的银行卡与支付宝进行绑定操作,并将该银行卡内人民币30000元通过绑定的支付宝转账给其赌博同伙金某的支付宝账号,用于自己赌球。
3月4日上午11时许,林某在查验被害人陶某某(男,58岁)健康码时,发现陶某某手机里有一笔9100元存款的银行短消息,遂故技重施,再次以帮陶某某申请健康码为由,将陶某某手机拿来操作,将其银行卡与支付宝进行绑定后将银行卡内9100元转账给赌博同伙金某的支付宝账号,用于自己赌球。
3月5日,被害人陶某某报案。3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立案侦查并将林某抓获归案,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3月19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经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和支付宝账号转账清单,发现林某可能还涉嫌以相同方式实施另一起盗窃犯罪,即被害人黄某某被盗窃的事实。经与侦查机关沟通,要求进一步侦查,查明遗漏犯罪事实。后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间,侦查机关将被害人黄某某被盗窃的犯罪事实补充移送。
在审查起诉期间,承办检察官对林某进行认罪认罚教育,林某退赔被害人黄某某、陶某某全部赃款,并获得两名被害人的谅解。在值班律师见证下,林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4月17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以林某犯盗窃罪提起公诉,建议对被告人林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37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372号建议的答复
陆爱益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第7372号《关于加快推进未成年人司法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您的建议,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以广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队伍现状为例,全面分析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推进机构专门化、队伍专业化的建议,对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建设
您指出,要大力推进专门机构建设,由专门的司法人员负责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组织体系建设;没有专设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检察院,要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或独任检察官,办案组对外可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考虑一些地方机构编制少的实际,我们还提出原则上除员额检察官数量极少、未成年人检察案件量极少的基层检察院外,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未成年人检察官不轮办、兼办其他案件,确保全身心投入未检工作。各地检察机关通过调整组织架构、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推动解决未检“专人不专"等问题。
下一步,我院将根据《意见》有关部署,积极推动省会城市、较大城市的检察院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无独立机构的市、县级检察院,积极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大力推进未检专门机构建设,努力实现四级院未检工作专门化办理。
二、关于提升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专业化水平
您指出,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客观需要。我们非常赞同。2020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强调,未成年人检察司法理念、过硬专业能力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保持未成年人检察官队伍相对稳定至关重要。《意见》明确规定,强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管理,深化“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同一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犯罪预防、教育挽救工作依法由同一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负责。2020年12月,我院再次下发通知,要求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由未检部门统一集中办理。目前该项工作正在全面稳步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强化教育培训,通过举办未检案事例培训班、网络培训班等,提升未检队伍专业化水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建立起一支热爱未检工作,具备法学、心理学等专门知识,总数逾万人的未检专门队伍。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发布涉未成年人典型案例,加强办案监督,着力开展业务培训,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热爱未检工作的专家型人才,不断提升未检队伍专业化水平。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4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48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财产保全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实现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于担保民事判决执行、为债权人提供预先救济具有重要价值。为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保全制度规定,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系列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不断规范财产保全案件办理程序,统一法律适用尺度,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您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是关于非经法院不得解除保全措施的规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施。"从本条的文义看,只有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自行解除或者由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保全措施。
对于存在上述保全措施又出现移送管辖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权益做好保全程序衔接,有必要结合《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一百六十条进行体系化解读。《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作出诉前保全裁定法院与受理案件法院不一致时,前者应当向后者移送保全手续,且诉前保全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尽管该条规定的是诉前财产保全,但该条规定精神可参照适用于诉中财产保全。原作出诉中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移送管辖,其实质是对案件进行移送。财产保全属于当事人诉讼活动的一部分,是处理案件实体争议的附属部分,受移送人民法院在实际取得审理案件争议权后,也应一并取得与诉讼有关的附随权力。也就是说,受移送人民法院依法取得对原保全裁定予以变更或解除的权力。综合上述两条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保全裁定的效力衔接问题,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更加公平地保护好各方当事人利益。
综上,您所提建议反映了实践中的客观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给我们提供了积极参考。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内容继续加强调查研究,适时通过修改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等方式切实加强对下指导。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8〕3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付宣豪、黄子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案例102-106号),作为第20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5日
指导案例102号
付宣豪、黄子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年1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DNS劫持/后果严重/后果特别严重
裁判要点
1.通过修改路由器、浏览器设置、锁定主页或者弹出新窗口等技术手段,强制网络用户访问指定网站的“DNS劫持”行为,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严重的,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对于“DNS劫持”,应当根据造成不能正常运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时间,以及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影响等,认定其是“后果严重”还是“后果特别严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10月,被告人付宣豪、黄子超等人租赁多台服务器,使用恶意代码修改互联网用户路由器的DNS设置,进而使用户登录“2345.com”等导航网站时跳转至其设置的“5w.com”导航网站,被告人付宣豪、黄子超等人再将获取的互联网用户流量出售给杭州久尚科技有限公司(系“5w.com”导航网站所有者),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754,762.34元。
2014年11月17日,被告人付宣豪接民警电话通知后自动至公安机关,被告人黄子超主动投案,二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被告人及辩护人对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浦刑初字第1460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付宣豪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黄子超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三、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以及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本案中,被告人付宣豪、黄子超实施的是流量劫持中的“DNS劫持”。DNS是域名系统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作用是提供域名解析服务。“DNS 劫持”通过修改域名解析,使对特定域名的访问由原IP地址转入到篡改后的指定IP地址,导致用户无法访问原IP地址对应的网站或者访问虚假网站,从而实现窃取资料或者破坏网站原有正常服务的目的。二被告人使用恶意代码修改互联网用户路由器的DNS设置,将用户访问“2345.com”等导航网站的流量劫持到其设置的“5w.com”导航网站,并将获取的互联网用户流量出售,显然是对网络用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客观行为要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本案中,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人民币754,762.34元,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综上,被告人付宣豪、黄子超实施的“DNS劫持”行为系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修改,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鉴于二被告人在家属的帮助下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未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且均具有自首情节,无前科劣迹,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俊、白艳利、朱根初)
指导案例103号
徐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年1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机械远程监控系统
裁判要点
企业的机械远程监控系统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违反国家规定,对企业的机械远程监控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为了加强对分期付款的工程机械设备的管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投入使用了中联重科物联网GPS信息服务系统,该套计算机信息系统由中联重科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GPS终端、控制器和显示器等构成,该系统具备自动采集、处理、存储、回传、显示数据和自动控制设备的功能,其中,控制器、GPS终端和显示器由中联重科在工程机械设备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安装到每台设备上。
中联重科对“按揭销售”的泵车设备均安装了中联重科物联网GPS信息服务系统,并在产品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如买受人出现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出卖人有权采取停机、锁机等措施”以及“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货款前,产品所有权归出卖人所有。即使在买受人已经获得机动车辆登记文件的情况下,买受人未付清全部货款前,产品所有权仍归出卖人所有”的条款。然后由中联重科总部的远程监控维护平台对泵车进行监控,如发现客户有拖欠、赖账等情况,就会通过远程监控系统进行“锁机”,泵车接收到“锁机”指令后依然能发动,但不能作业。
2014 年5月间,被告人徐强使用“GPS 干扰器”先后为钟某某、龚某某、张某某名下或管理的五台中联重科泵车解除锁定。具体事实如下:
1.2014 年4月初,钟某某发现其购得的牌号为贵A77462的泵车即将被中联重科锁机后,安排徐关伦帮忙打听解锁人。徐某某遂联系龚某某告知钟某某泵车需解锁一事。龚某某表示同意后,即通过电话联系被告人徐强给泵车解锁。2014 年 5月18日,被告人徐强携带“GPS干扰器”与龚某某一起来到贵阳市清镇市,由被告人徐强将“GPS干扰器”上的信号线连接到泵车右侧电控柜,再将“GPS干扰器”通电后使用干扰器成功为牌号为贵A77462的泵车解锁。事后,钟某某向龚某某支付了解锁费用人民币40000元,龚某某亦按约定将其中人民币9600元支付给徐某某作为介绍费。当日及次日,龚某某还带着被告人徐强为其管理的其妹夫黄某从中联重科及长沙中联重科二手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的牌号分别为湘AB0375、湘 AA6985、湘 AA6987的三台泵车进行永久解锁。事后,龚某某向被告人徐强支付四台泵车的解锁费用共计人民币30000 元。
2.2014 年 5月间,张某某从中联重科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泵车一台,因拖欠货款被中联重科使用物联网系统将泵车锁定,无法正常作业。张某某遂通过电话联系到被告人徐强为其泵车解锁。2014 年 5月17日,被告人徐强携带“GPS 干扰器”来到湖北襄阳市,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为张某某名下牌号为鄂FE7721的泵车解锁。事后,张某某向被告人徐强支付解锁费用人民币15000 元。
经鉴定,中联重科的上述牌号为贵A77462、湘AB0375、湘 AA6985、湘 AA6987泵车GPS终端被拆除及控制程序被修改后,中联重科物联网GPS信息服务系统无法对泵车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锁车。
2014年11月7日,被告人徐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徐强退缴了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0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岳刑初字第652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徐强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追缴被告人徐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五千元,上缴国库。被告人徐强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6)湘01刑终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本案中,中联重科物联网GPS信息服务系统由中联重科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GPS终端、控制器和显示器等构成,具备自动采集、处理、存储、回传、显示数据和自动控制设备的功能。该系统属于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通信设备与自动化控制设备,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被告人徐强利用“GPS干扰器”对中联重科物联网GPS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修改、干扰,造成该系统无法对案涉泵车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锁车,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且后果特别严重。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徐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徐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徐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针对徐强及辩护人提出“自己系自首,且全部退缴违法所得,一审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与辩护意见,经查,徐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45000元,后果特别严重,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综合考虑其自首、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等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量刑适当。该上诉意见、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黎璠、刘刚、何琳)
指导案例104号
李森、何利民、张锋勃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年1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干扰环境质量监测
采样/数据失真/后果严重
裁判要点
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用棉纱等物品堵塞环境质量监测采样设备,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第1款
基本案情
西安市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长安子站)系国家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确定的西安市13个国控空气站点之一,通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采集、处理监测数据,并将数据每小时传输发送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简称监测总站),一方面通过网站实时向社会公布,一方面用于编制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月报、季报和年报,向全国发布。长安子站为全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由监测总站委托武汉宇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运行维护,不经允许,非运维方工作人员不得擅自进入。
2016年2月4日,长安子站回迁至西安市长安区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大楼房顶。被告人李森利用协助子站搬迁之机私自截留子站钥匙并偷记子站监控电脑密码,此后至2016年3月6日间,被告人李森、张锋勃多次进入长安子站内,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子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被告人何利民明知李森等人的行为而没有阻止,只是要求李森把空气污染数值降下来。被告人李森还多次指使被告人张楠、张肖采用上述方法对子站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干扰,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多个时间段内监测数据严重失真,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为防止罪行败露,2016年3月7日、3月9日,在被告人李森的指使下,被告人张楠、张肖两次进入长安子站将监控视频删除。2016年2、3月间,长安子站每小时的监测数据已实时传输发送至监测总站,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布,并用于环保部编制2016年2月、3月和第一季度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评价、排名。2016年3月5日,监测总站在例行数据审核时发现长安子站数据明显偏低,检查时发现了长安子站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问题,后公安机关将五被告人李森、何利民、张楠、张肖、张锋勃抓获到案。被告人李森、被告人张锋勃、被告人张楠、被告人张肖在庭审中均承认指控属实,被告人何利民在庭审中辩解称其对李森堵塞采样器的行为仅是默许、放任,请求宣告其无罪。
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陕01刑初233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李森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二、被告人何利民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三、被告人张锋勃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四、被告人张楠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五、被告人张肖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五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禁止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对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弄虚作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本案五被告人采取堵塞采样器的方法伪造或者指使伪造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反了上述国家规定。
五被告人的行为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行为,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长安子站系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产生的监测数据经过系统软件直接传输至监测总站,通过环保部和监测总站的政府网站实时向社会公布,参与计算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并实时发布。空气采样器是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PM10、PM2.5监测数据作为环境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评估中的最重要两项指标,被告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采样孔或拆卸采样器的行为,必然造成采样器内部气流场的改变,造成监测数据失真,影响对环境空气质量的正确评估,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
五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1)被告人李森、张锋勃、张楠、张肖均多次堵塞、拆卸采样器干扰采样,被告人何利民明知李森等人的行为而没有阻止,只是要求李森把空气污染数值降下来。(2)被告人的干扰行为造成了监测数据的显著异常。2016年2至3月间,长安子站颗粒物监测数据多次出现与周边子站变化趋势不符的现象。长安子站PM2.5数据分别在2月24日18时至25日16时、3月3日4时至6日19时两个时段内异常,PM10数据分别在2月18日18时至19日8时、2月25日20时至21日8时、3月5日19时至6日23时三个时段内异常。其中,长安子站的PM10数据在2016年3月5日19时至22时由361下降至213,下降了41%,其他周边子站均值升高了14%(由316上升至361),6日16时至17时长安子站监测数值由188上升至426,升高了127%,其他子站均值变化不大(由318降至310),6日17时至19时长安子站数值由426下降至309,下降了27%,其他子站均值变化不大(由310降至304)。可见,被告人堵塞采样器的行为足以造成监测数据的严重失真。上述数据的严重失真,与监测总站在例行数据审核时发现长安子站PM10数据明显偏低可以印证。(3)失真的监测数据已实时发送至监测总站,并向社会公布。长安子站空气质量监测的小时浓度均值数据已经通过互联网实时发布。(4)失真的监测数据已被用于编制环境评价的月报、季报。环保部在2016年二、三月及第一季度的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工作中已采信上述虚假数据,已向社会公布并上报国务院,影响了全国大气环境治理情况评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误导了环境决策。据此,五被告人干扰采样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后果严重”要件。
综上,五被告人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五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坦白认罪,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燕萍、骆成兴、袁兵)
指导案例105号
洪小强、洪礼沃、洪清泉、李志荣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年1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开设赌场罪/网络赌博/微信群
裁判要点
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结果等方式进行赌博,设定赌博规则,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14日,被告人李志荣、洪礼沃、洪清泉伙同洪某1、洪某2(均在逃)以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镇阀门基地旁一出租房为据点(后搬至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镇环江路大众电器城五楼的套房),雇佣洪某3等人,运用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建立微信群(群昵称为“寻龙诀”,经多次更名后为“(新)九八届同学聊天”)拉拢赌客进行网络赌博。洪某1、洪某2作为发起人和出资人,负责幕后管理整个团伙;被告人李志荣主要负责财务、维护赌博软件;被告人洪礼沃主要负责后勤;被告人洪清泉主要负责处理与赌客的纠纷;被告人洪小强为出资人,并介绍了陈某某等赌客加入微信群进行赌博。该微信赌博群将启动资金人民币300000元分成100份资金股,并另设10份技术股。其中,被告人洪小强占资金股6股,被告人洪礼沃、洪清泉各占技术股4股,被告人李志荣占技术股2股。
参赌人员加入微信群,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将赌资转至庄家(昵称为“白龙账房”、“青龙账房”)的微信或者支付宝账号计入分值(一元相当于一分)后,根据“PC蛋蛋”等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结果,以押大小、单双等方式在群内投注赌博。该赌博群24小时运转,每局参赌人员数十人,每日赌注累计达数十万元。截至案发时,该团伙共接受赌资累计达3237300元。赌博群运行期间共分红2次,其中被告人洪小强分得人民币36000元,被告人李志荣分得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洪礼沃分得人民币12000元,被告人洪清泉分得人民币12000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6)赣0702刑初367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洪小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洪礼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洪清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被告人李志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五、将四被告人所退缴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66000元以及随案移送的6部手机、1台笔记本电脑、3台台式电脑主机等供犯罪所用的物品,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四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洪小强、洪礼沃、洪清泉、李志荣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结果,以押大小、单双等方式进行赌博,并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被告人洪小强、洪礼沃、洪清泉、李志荣开设和经营赌场,共接受赌资累计达3237300元,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杨菲、宋征鑫、蔡慧)
指导案例106号
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年12月25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开设赌场罪/网络赌博/微信群/微信群抢红包
裁判要点
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以抢红包方式进行赌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赌博活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向某(已判决)在杭州市萧山区活动期间,分别伙同被告人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等人,以营利为目的,邀请他人加入其建立的微信群,组织他人在微信群里采用抢红包的方式进行赌博。期间,被告人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分别帮助向某在赌博红包群内代发红包,并根据发出赌博红包的个数,从抽头款中分得好处费。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浙0109刑初1736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谢检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二、被告人高垒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三、被告人高尔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四、被告人杨泽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五、随案移送的四被告人犯罪所用工具手机6只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尚未追回的四被告人犯罪所得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宣判后,谢检军、高尔樵、杨泽彬不服,分别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浙01刑终1143号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刑初1736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定罪部分及第五项没收犯罪工具、追缴赃款部分。二、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刑初1736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检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四、原审被告人高垒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尔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泽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以抢红包方式进行赌博,设定赌博规则,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赌博活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伙同他人开设赌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情节严重。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较轻,均系从犯,原判未认定从犯不当,依法予以纠正,并对谢检军予以从轻处罚,对高尔樵、杨泽彬、高垒均予以减轻处罚。杨泽彬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谢检军、高尔樵、高垒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谢检军、高尔樵、杨泽彬、高垒案发后退赃,二审审理期间杨泽彬的家人又代为退赃,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钱安定、胡荣、张茂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
(法发〔2017〕10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加强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入额后应当办理案件,包括独任审理案件、参加合议庭作为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案件,禁止入额后不办案、委托办案、挂名办案,不得以听取汇报、书面审查、审批案件等方式代替办案。
二、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应当根据分管的审判工作,结合专业背景和个人专长办理案件,重点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三、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应当作为承办法官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接待来访、指挥执行等事务应当计入工作量,纳入岗位绩效考核,但不能以此充抵办案数量。
四、基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长每年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0%-70%。
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10%,其他入额院领导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30%-40%。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入额院领导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20%-30%。
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院的收结案情况,结合完成审判工作任务的需要,在本意见规定的最低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本院院庭长独立承办和参与审理的案件数量。
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数量的最低标准,分别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法院审级、领导职务、分管领域、所承担的审判管理监督事务和行政事务工作量等因素,综合运用案件权重系数等方法测算平均办案量,合理确定院庭长每年独立承办和参与审理案件的数量要求,并在办公办案系统公开。办案数量的最低标准应当根据审判工作任务、法官员额编制、辅助人员配置变化情况及时调整。
五、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实行审判团队改革的基层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应当直接编入审判团队,承担相关案件的审判和监督职责;探索将院长、副院长和其他入额院领导编入相应的审判团队审理案件。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为院庭长配备必要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让院庭长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开庭审理、评议案件、撰写文书等办案核心事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关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进一步精简会议文件,压缩管理流程,确保院庭长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办案工作。
六、院庭长分案应当以指定分案为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立案环节的甄别分流机制,推动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审理。对于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依法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审理。
七、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应当起到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鼓励院庭长开示范庭,加大院庭长办案的庭审直播工作力度。院庭长办理案件应当同时注意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指导审判工作。
八、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任务完成情况应当公开接受监督。各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部门负责每年度辖区各法院院庭长办案量的测算核定,逐月通报辖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其他入额院领导的办案任务完成情况,包括办案数量、案件类型、审判程序、参与方式、开庭数量、审判质量等。各院审判管理部门负责本院庭长、副庭长办案量的测算核定和定期通报。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对下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开展督察,对办案不达标的要进行通报,存在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问题的,一经发现,严肃问责。
九、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绩效应当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院庭长年度办案绩效达不到考核标准的,应当退出员额。院庭长因承担重要专项工作、协调督办重大敏感案件等原因,需要酌情核减年度办案任务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批备案。
十、本意见所称院庭长,除特别列明的以外,包括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其他入额的院领导、庭长、副庭长和其他有审判职称的审判(执行)业务部门负责人。
十一、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十二、本意见自2017年5月1日起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8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830号建议的答复
蒋丽英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开展检察干警担任“法治辅导员"工作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教育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高度关注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提出总结发扬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做法,开展检察官担任“法治辅导员"工作的建议,这对于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您对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是对我们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的鞭策和鼓舞。目前,全国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各类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我们在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以上率下。2018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被聘为北京市二中法治副校长。2020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我院又专门召开领导干部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会议,要求院领导、各业务厅厅长全部担任法治副校长。截至2020年底,全国四级检察院已实现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二是建章立制。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制定省级层面工作机制,将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加以推广。河北省邯郸等地检察机关与市教育局会签关于检察长、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校兼职法治副校长实施意见,推动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深入开展。三是协作联动。贵州省检察院与省教育厅、省高级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校全面推进“法官+检察官进校园"工作的通知》,共同促进法治校园建设。重庆市检察机关“莎姐"普法队伍积极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等志愿者1500余人,实现法治副校长数量质量双提升。四是下沉检力,推动法治教育资源均衡化。2019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再出发——走进三区三州"活动,加强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资源向农村、偏远、贫困地区倾斜。江西省检察院会同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做好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向乡村学校延伸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长全部担任乡村学校法治副校长。
您还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类学校分散,要在发扬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经验的基础上,选派检察官担任“法治辅导员"。您提出设立“法治辅导员"的目的,在于推动更多检察官参与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覆盖更多学校和学生。您的建议完全契合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研究,把建议中蕴含的法治教育理念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措施。一方面,扩大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覆盖面。探索在学校建立检察官工作室、法治教育中心,加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体化建设。加大对偏远农村学校、乡镇和城乡结合部学校,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较多的学校,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普法倾斜力度,保障老少边穷地区法治副校长资源,并将法治进校园延伸至进社区、进乡村,受众从学生扩大到老师、家长。积极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校法治教育名师培育工程"“互联网+"教师法治教育培训等活动,协助培育法治教师力量,壮大法治宣传教育力量。另一方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质效。认真落实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时更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内容。制作法治微电影、微视频,联合有关部门研发法治教育课件、视频资料,探索开展“线下+线上"法治教育,将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活动。同时,继续加强与教育、司法、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合作,推动形成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合力,努力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法治的阳光。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8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通知
(高检发侦监字〔2018〕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已经2018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11月9日
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或者通过窃取等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以下简称《解释》),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审查认定;二是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审查认定;三是对“非法获取”的审查认定;四是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审查认定;五是对关联犯罪的审查认定。
一、审查证据的基本要求
(一)审查逮捕
1. 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事实
(1)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发生
主要证据包括:报案登记、受案登记、立案决定书、破案经过、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被害人提供的短信、微信或QQ截图等电子数据。
(2)证明被侵犯对象系公民个人信息
主要证据包括:扣押物品清单、勘验检查笔录、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及公民信息查询结果说明、被害人陈述、被害人提供的原始信息资料和对比资料等。
2. 有证据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1)证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关于所从事的职业的供述、其所在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公司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职责范围说明、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及公司领导、同事关于犯罪嫌疑人职责范围的证言等。
(2)证明出售、提供行为的证据:远程勘验笔录及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论坛、贴吧、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记录等电子数据,证明犯罪嫌疑人通过上述途径向他人出售、提供、交换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公民个人信息贩卖者、提供者、担保交易人及购买者、收受者的证言或供述,相关银行账户明细、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明细,证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情况。此外,如果犯罪嫌疑人系通过信息网络发布方式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证明该行为的证据还包括远程勘验笔录、扣押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对手机、电脑存储介质、云盘、FTP等的司法鉴定意见等。
(3)证明犯罪嫌疑人或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收受者控制涉案信息的证据: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对手机、电脑存储介质等的司法鉴定意见等,证实储存有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手机、U盘或者移动硬盘、云盘、FTP等介质与犯罪嫌疑人或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收受者的关系。犯罪嫌疑人供述、辨认笔录及证人证言等,证实犯罪嫌疑人或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收受者所有或实际控制、使用涉案存储介质。
(4)证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真实性的证据:被害人陈述、被害人提供的原始信息资料、公安机关或相关单位出具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与权威数据库内信息同一性的比对说明。针对批量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根据《解释》精神,可以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重复的除外。
(5)证明违反国家规定,通过窃取、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主要证据与上述以出售、提供方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证据基本相同。针对窃取的方式如通过技术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需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上述行为,除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外,还包括侦查机关从被害公司数据库中发现入侵电脑IP地址情况、从犯罪嫌疑人电脑中提取的侵入被害公司数据的痕迹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涉案程序(木马)的司法鉴定意见等。
3.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观故意
(1)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没有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或资格,主要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明、犯罪嫌疑人关于所从事职业的供述、其所在公司的工商资料和营业范围、公司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职责范围说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证人证言等。
(2)证明犯罪嫌疑人积极实施窃取、出售、提供、购买、交换、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主要证据除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外,还包括远程勘验笔录、手机短信记录、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银行账户明细、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明细等。
4. 有证据证明“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
(1)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或收受者的证言或供述。
(2)公民个人信息购买、收受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电话或短信推销、商务调查等经营性活动后出具的证言或供述。
(3)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或者收受者利用所获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出具的证言或供述。
(4)远程勘验笔录、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最高人民检察院或公安部指定的机构对电子数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等。证明犯罪嫌疑人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箱、论坛、贴吧、手机等向他人出售、提供、购买、交换、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
(5)银行账户明细、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明细。
(6)死亡证明、伤情鉴定意见、医院诊断记录、经济损失鉴定意见、相关案件起诉书、判决书等。
(二)审查起诉
除审查逮捕阶段证据审查基本要求之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还应坚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保证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1.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生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事实。该证据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2.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1)对于证明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据审查,需要结合《解释》精神,准确把握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出售、提供行为”“窃取或以其他方法”的认定。
(2)对证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证据审查,需要明确国家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3)对证明出售、提供行为的证据审查,应当明确“出售、提供”包括在履职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将合法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向特定人提供、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向他人提供的,均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全面审查犯罪嫌疑人所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途经与去向,对相关供述、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电子数据等证据种类进行综合审查,针对使用信息网络进行犯罪活动的,需要结合专业知识,根据证明该行为的远程勘验笔录、扣押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电子存储介质、网络存储介质等的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审查。
(4)对证明通过窃取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审查,应当明确“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针对窃取行为,如通过信息网络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则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着重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侵入信息网络、数据库时的IP地址、MAC地址、侵入工具、侵入痕迹等内容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涉案程序(木马)的司法鉴定意见等。
针对购买、收受、交换行为,应当全面审查购买、收受、交换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途经、去向,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对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涉案电子存储介质等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审查,明确上述证据同犯罪嫌疑人或公民个人信息购买、收受、交换者之间的关系。
针对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所从事职业及其所负职责的证据,结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国家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明确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5)对证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真实性证据的审查,应当着重审查被害人陈述、被害人提供的原始信息资料、公安机关或其他相关单位出具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与权威数据库内信息同一性的对比说明。对批量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根据《解释》精神,可以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重复的除外。
3.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观故意
(1)对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证据审查,应当综合审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明、犯罪嫌疑人关于所从事职业的供述、其所在公司的工商资料和营业范围、公司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职责范围说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证人证言等,结合国家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夯实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明知。
(2)对证明犯罪嫌疑人积极实施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证据审查,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着重审查远程勘验笔录、手机短信记录、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银行账户明细、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明细等,明确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的积极作为。
4.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该证据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要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在案证据,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一)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审查认定
根据《解释》的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虽然也可能反映自然人活动情况,但与特定自然人无直接关联,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当明确该号码的用途。对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从而严格区分“手机、电话号码等由公司购买,归公司使用”与“公司经办人在工商登记等活动中登记个人电话、手机号码”两种不同情形。
(二)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审查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原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违反国家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后者的范围明显更广。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规定”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而“国家有关规定”还包括部门规章,这些规定散见于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统计、邮政等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中。
(三)对“非法获取”的审查认定
在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中,需要着重把握“其他方法”的范围问题。“其他方法”,是指“窃取”以外,与窃取行为具有同等危害性的方法,其中,购买是最常见的非法获取手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诈骗分子往往先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然后自己直接用于诈骗或转发给其他同伙用于诈骗,诈骗分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非法获取行为,其同伙接收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明显也属于非法获取行为。同时,一些房产中介、物业管理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业务员往往与同行通过QQ、微信群互相交换各自掌握的客户信息,这种交换行为也属于非法获取行为。此外,行为人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或者收集与提供的服务无关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也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四)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审查认定
1. 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根据《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1)信息类型和数量。1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此类信息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数量标准为五十条以上,且仅限于上述四类信息,不允许扩大范围。对于财产信息,既包括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账户的身份认证信息(一组确认用户操作权限的数据,包括账号、口令、密码、数字证书等),也包括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状况信息。2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数量标准为五百条以上,此类信息也与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但重要程度要弱于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对“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把握,应当确保所适用的公民个人信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且与“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在重要程度上具有相当性。3除上述两类信息以外的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标准为五千条以上。
(2)违法所得数额。对于违法所得,可直接以犯罪嫌疑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收入予以认定,不必扣减其购买信息的犯罪成本。同时,在审查认定违法所得数额过程中,应当以查获的银行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综合予以认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用于专门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内资金收入,可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为违法所得。
(3)信息用途。公民个人信息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不要求他人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即可。
(4)主体身份。如果行为人系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涉案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只要达到一般主体的一半,即可认为“情节严重”。
(5)主观恶性。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即可认为“情节严重”。
2. 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解释》,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标准。二是信息用途引发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人身伤亡、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等后果,需要审查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严重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的认定,根据《解释》第十一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不重复计算;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累计计算;对批量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在实践中,如犯罪嫌疑人多次获取同一条公民个人信息,一般认定为一条,不重复累计;但获取的该公民个人信息内容发生了变化的除外。
对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的审查,应当结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解释》的规定进行综合审查。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极少,但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应审查犯罪嫌疑人行为与该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符合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实施《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十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从而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如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多,但犯罪嫌疑人仅仅获取而未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则可以在认定相关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审查该行为是否符合《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四、五、六、九项及第二款第三项的情形,符合条件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此外,针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适用《解释》第六条的定罪量刑标准时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为了合法经营活动,对此可以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但主要应当由犯罪嫌疑人一方提供相关证据;二是限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即不包括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敏感信息;三是信息没有再流出扩散,即行为方式限于购买、收受。如果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当适用《解释》第五条的规定。
(五)对关联犯罪的审查认定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交织的案件,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的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即通过认真审查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参与程度,结合能够证实其认知能力的学历文化、聊天记录、通话频率、获取固定报酬还是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成等证据,分析判断其是否属于诈骗共同犯罪、是否应该数罪并罚。
根据《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设立用于实施出售、提供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用技术手段非法侵入合法存储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数据库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也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客观特征,同时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应择一重罪论处。
此外,针对公安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查询、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应当认定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同时,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除该行为之外有无其他行为侵害其他法益,从而对可能存在的其他犯罪予以准确认定。
三、社会危险性及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审查逮捕
1. 犯罪动机:一是出售牟利;二是用于经营活动;三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犯罪动机表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也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2. 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直接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具有下列情节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实施新的犯罪的可能性也较大,可以认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一是犯罪持续时间较长、多次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二是被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或违法所得巨大的;三是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四是犯罪手段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或者破坏性,即犯罪手段恶劣的,如骗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采取胁迫、植入木马程序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等方式非法获取信息。
犯罪嫌疑人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系初犯,全部退赃,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社会危险性较小,没有逮捕必要。
(二)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要结合侦查阶段取得的事实证据,进一步引导侦查机关加大捕后侦查力度,及时审查新证据。在羁押期限届满前对全案进行综合审查,对于未达到逮捕证明标准的,撤销原逮捕决定。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
2. 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
3. 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
4. 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预备犯或者中止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2.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3. 系未成年人或者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4. 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5.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6. 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7. 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8. 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9. 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2023年6月5日)
1、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运输槽车非法排放气化天然气行政公益诉讼案
2、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印刷企业排污行政公益诉讼案
3、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督促整治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行政公益诉讼案
4、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污泥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5、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向海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6、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监督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对某新材料公司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案
7、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检察院诉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非法占用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8、四川省雅安市某索道公司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9、江苏省苏州市江某子、盛某宾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山东省荣成市张某等1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运输槽车非法排放气化天然气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排放温室气体 安全隐患 系统整治
【要旨】
针对运输槽车擅自将气化天然气(以下简称BOG)排放至大气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公共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动运输槽车内残留的气化天然气规范回收处置,有效降低特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BOG的主要成分甲烷是重要的优质气体燃料和化工原料,也是温室气体之一。2018年,陕西省志丹县两家企业开始生产、销售液化天然气,天然气运输槽车将液化天然气运到目的地卸车后至再次充装前,槽车罐体内残留有因液化天然气相平衡或受热蒸发产生BOG,且罐体内气压值超过槽车充装液化天然气时罐体气压0.15-0.2MPaG技术要求的2倍以上。部分天然气运输槽车司机为节省在回收站排队等待释压时间,在到达液化天然气装卸站之前擅自打开罐体泄压阀门,释放BOG,降低罐体气压。上述行为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利用的规定。经专家估算,仅2021年,在志丹县因液化天然气装车释放的BOG约为3668吨,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且甲烷遇明火易引发爆炸,威胁过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检察履职情况】
2022年3月,志丹县人大代表反映县城内液化天然气槽车非法排放BOG,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影响环境等问题。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志丹县院)初步调查后,于同年3月24日决定立案。经现场勘查、询问相关人员、调取书证材料、委托专家出具专业意见等,查明了案件事实。
2022年4月13日,志丹县院组织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志丹分局、志丹县公安局、志丹县应急管理局、志丹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以及液化天然气生产企业代表召开磋商会,就如何整治液化天然气槽车非法排放BOG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会后,上述4家行政机关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液化天然气运输车辆乱排乱放BOG整治工作方案》,强化行政机关监管责任,明确全面落实液化天然气生产、运输、使用企业的主体责任,强调发挥BOG回收企业的作用。在行政机关履职监管下,液化天然气生产企业和运输企业签订《关于禁止液化天然气槽车司机私自排放BOG的协议》,严格执行运输车辆二次装车前必须持有BOG回收企业出具的卸压证明的规定。志丹县BOG回收企业通过增加1倍的泄压端口,对罐体残留BOG实行有偿回收等措施,引导、鼓励液化天然气槽车到站泄压。
整改后,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多次开展联合执法,对非法排放BOG行为开展突击检查,将在高速路口记录的液化天然气槽车压力表数值与BOG回收记录进行比对,未发现偷排现象。2022年7月12日,行政机关会同有关专家对BOG回收企业进行调研发现,2022年5至6月进入志丹县BOG回收企业的液化天然气槽车数量以及回收的BOG气体同比均增加9倍以上。
2022年10月,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反映的问题,会同有关行政机关赴辖区8个县区就BOG回收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形成报告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和延安市委。2023年3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关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察监督活动,将BOG回收问题作为一项监督重点,在全省范围内推动治理。
【典型意义】
液化天然气运输槽车擅自排放BOG,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还造成公共安全隐患。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诉前磋商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和市场主体多元共治、同题共答,推动企业主体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引导液化天然气槽车司机到站规范泄压,实现运输槽车残留天然气回收利用,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以检察履职推进减排降碳,助力绿色发展。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印刷企业排污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挥发性有机物 行业整治 “回头看”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针对某一行业领域内普遍存在的同类问题开展全面调查,督促行政机关进行整治,制止违法行为、加强日常监管,推动实现相关行业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升级。
【基本案情】
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VOCs)是形成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具有光化学活性,管控不力易造成区域性温室气体污染。密云区十里堡镇是印刷企业集中区域,存在VOCs治理设施不达标问题,该镇印刷企业中有3家企业仅单一使用低效的光氧催化废气治理设施,有5家企业生产场所非甲烷总烃(指除甲烷外的可挥发碳氢化合物,属于VOCs的一种)浓度超标。相关印刷企业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七条关于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的相关规定,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损害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检察履职情况】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密云区院)于2021年2月9日受理相关线索,经初步调查后于3月2日立案。调查期间,密云区院及时开展实地调查,走访企业10余家,并与相关人员核实情况,收集周边居民意见建议,对印刷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形成问题清单。积极与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政府等有关单位开展沟通座谈,了解印刷企业VOCs治理设施简单低效及排放超标的现状、问题原因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管履职情况。
2021年3月22日,密云区院向区生态环境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对辖区内印刷企业违法排污情况进行查处,确保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区生态环境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制定了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工业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和整治方案,对辖区内的70家印刷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和专项检查,委托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对全区印刷企业进行调查评估,对5家企业拆除印刷生产设备进行疏解退出,对32家不具备印刷生产能力的企业责令关停,对33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制定《密云区VOCs综合治理改造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改造验收合格的印刷企业给予补助。通过全面检查、监测,严肃惩治违法违规企业,促使企业达标排放,同时组织企业开展行业培训,积极宣传引导,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6月至2022年4月期间,密云区院对部分印刷企业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升级改造完成情况开展“回头看”。经现场走访了解,改造升级的33家企业全部验收合格,2家装订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升级为活性炭吸附治理设施,31家包装印刷企业改造升级为活性炭吸附加催化燃烧治理设施,排放浓度全部符合国家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中,1家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在整改过程中陆续投入300万余元,进行密封性改造和局部围风改造,大幅提高前端废气收集率,并采用“多级过滤+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模式,大幅提升末端废气净化率。该企业经过VOCs治理设施的升级改造,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降低至北京市排放限值的一半,体现了高效治污水平。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辖区内印刷企业普遍存在的VOCs治理设施不达标、违法排放废气等问题,推进履职方式由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向系统治理创新发展。通过个案检察建议推动印刷企业排污问题集中整治,形成检察机关能动履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企业守法经营的良好局面。积极开展“回头看”工作,确保问题真整改、不反弹,助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
督促整治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氢氟碳化物 排放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无序发展问题,检察机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采取诉前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相关部门履职。违法事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的,主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实现多部门联合治理、系统治理,引导地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绿色转型,规范发展循环经济。
【基本案情】
仙桃市长埫口镇318国道沿线有大量经营户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由于工艺低级粗糙、缺乏环保设施,拆解过程中未依法处置或大量排放氯化氢、挥发性有机物、氢氟碳化物等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不利于减污降碳,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3月初,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仙桃市院)在履职中发现本案线索,鉴于该线索牵涉面广,推动难度大,遂将线索移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以下简称汉江分院)。汉江分院于2021年3月26日、4月12日对仙桃市生态环境局、仙桃市商务局分别立案。经现场勘查、询问证人、调阅档案资料,查明仙桃市长埫口镇沿318国道西起石剅湾村东至黄益村,有124家报废机动车回收经营者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现场电焊切割产生大量含氟化物、氯化物的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遇水蒸气后易形成酸雨,腐蚀植物;固体废物未堆放在专门场所、拆解的部分塑料橡胶制品直接焚烧,产生大量氯化氢等有害气体;挥发性有机物未得到专业处置,易产生细颗粒物PM2.5及臭氧,易引发灰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污染;报废机动车处理中产生的氢氟碳化物等温室气体未交由专业单位进行利用或无害化处置,违反了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相关规定。仙桃市生态环境局对经营主体违法处置废物、违法排污问题负有监管职责,仙桃市商务局对无证经营及擅自拆解零部件回收利用问题负有监管职责。
2021年3月30日、4月20日,汉江分院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分别向仙桃市生态环境局、仙桃市商务局制发检察建议。鉴于该产业涉及从业人员2000多人,仙桃市院主动向仙桃市委汇报。在仙桃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仙桃市生态环境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长埫口镇人民政府等相关行政机关组成专班,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经过专项整治,124家经营户中46户被取缔关停,78户于2021年6月搬进环评达标且具备报废机动车拆解资质的某公司场地经营。各经营户原作业场地被污染的土壤得到了无害化处置,遗留的2500余吨固体废物被清运至仙桃市垃圾焚烧站,处置用于发电。
为妥善解决仙桃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资质经营、环境保护与居民就业问题,2021年8月4日,汉江分院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经营业主和行业代表召开公开听证会,充分讨论如何规范本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综合各方意见,2021年9月26日,汉江分院向仙桃市人民政府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进源头治理。仙桃市政府积极统筹谋划,通过综合行政执法监管、与经营业主进行多轮磋商等方式,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优化了相关企业经营方案;吸收部分无资质经营者为其他企业员工,解决了就业问题;制定优惠政策,吸引2家有拆解资质的企业入驻,促使该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进入规范发展轨道。
【典型意义】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作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循环经济,应优先采用资源回收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和设备,严格控制氯化氢、挥发性有机物、氢氟碳化物等物质的排放,防范二次污染。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除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进行整改外,还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召开公开听证会,形成法律监督合力,有效督促行政机关进行系统治理,促进地方产业绿色转型,降低地区碳排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整治污泥污染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污泥污染 资源化利用 减污降碳
【要旨】
针对违法行为人非法倾倒污泥长期污染生态环境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举措消除污染。结合办案,助推行政机关制定污泥处置减污降碳方案,实现污泥的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和低碳化排放。
【基本案情】
青岛市黄岛区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经某生物质厂压滤后运往热电厂进行焚烧处理,进而实现无害化处置。后因污泥数量过大,热电厂无法全部消化处置,该生物质厂又无污泥存储场地,该厂经理刘某遂安排崔某某将污泥外运非法倾倒。2021年5月至6月期间,崔某某指使仲某等人将涉案污泥倾倒在黄岛区部分村落周边的矿坑、林地和荒山等地点,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共计9000余吨。上述非法倾倒污泥的行为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严重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鉴定,非法倾倒污泥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总计471.97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2年9月1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将仲某等5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移送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黄岛区院)审查起诉。经调查发现,涉案污泥主要为工业污泥,含有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有害物质长期暴露在环境中会逐渐释放进入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影响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裸露在空气中的污泥在厌氧发酵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会加重温室效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2022年11月8日,生态损害赔偿权利人黄岛区人民政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黄岛区院支持参与生态损害赔偿磋商会议,督促赔偿权利人追加上述生物质厂为赔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采纳了检察机关上述意见。黄岛区院在后续跟进监督中发现,现场污泥一直未得到及时全面清理,严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黄岛区分局(以下简称区生态环境分局)作为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具体负责生态损害赔偿工作,同时其作为辖区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其未依法履行污染物监管及处置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黄岛区院于2023年1月11日决定行政公益诉讼立案,于同年1月31日向区生态环境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确保污泥得到及时清理。区生态环境分局收到建议后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并督促相关主体继续进行清理、修复工作,并推动于同年2月17日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赔偿义务人修复完成后经第三方机构评估验收,被污染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对于不能恢复原有功能的部分,根据评估意见,赔偿义务人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16万元。
黄岛区院在办案中发现,非法倾倒污泥问题的出现既与行政机关监管不力有关,也与污泥处理能力不足和资源化利用率低密切相关。因污泥无法独立燃烧,该区污泥处置主要采取污泥与煤炭混合焚烧方式,每年产生约二氧化碳100万吨。为提升减污降碳效果,黄岛区院于2023年1月31日向城市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辖区污泥去向、用途和用量进行全过程管控,采取措施实现污泥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和低碳排放。2023年2月24日,黄岛区院召开听证会,就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等问题听取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听证员等各方意见。听证会后,城市管理局制定专门方案:由生物质厂与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企业以干化后污泥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方式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无机渣土用于制作“加气砖”等建筑材料和水泥辅料等,焚烧产生的热能、蒸汽用于发电、轮胎生产等,实现污泥变废为宝。
经协同焚烧实验,共焚烧含水率40%的污泥964.32吨,含水率60%的污泥573.12吨,各项环保指标均达国家标准。经专业机构测算,此种焚烧方式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与污泥煤炭混合焚烧方式相比将减少50%左右。2023年4月21日,黄岛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项会议通过上述方案,并参考2019至2021年污泥处置成本审计成果,提高污泥处置费用,提升污泥处置企业积极性。黄岛区的污泥处置特许经营企业将投入约4000万元用于污泥处置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正式运营后日均污泥处置能力将由300吨提升至600吨,年无害化处置能力将超过20万吨,实现辖区污泥“日产日清”。
【典型意义】
工业污泥含有的有害物质会影响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裸露在空气中的污泥在厌氧发酵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对于非法倾倒污泥行为,检察机关及时督促行政机关全面落实生态修复责任。针对辖区污泥处置能力不足、资源化利用率低和传统焚烧方式不利于实现降碳目标等问题,检察机关邀请政协委员等参与办案,合力推动辖区内污泥实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和低碳化排放,以高质效办案助力非法倾倒污泥问题源头治理。
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
向海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湿地保护 固碳释氧 特邀检察官助理
【要旨】
针对非法破坏湿地生态资源,导致湿地固碳功能和碳汇潜力下降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动完善常态化机制,保护湿地固碳释氧生态服务功能。
【基本案情】
吉林向海湿地位于吉林省通榆县西北部,总面积105467公顷,其中湿地面积11369.47公顷,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固碳释氧服务功能。向海湿地生态系统相对脆弱,但违法开垦湿地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湿地面积减少,部分地区出现沙化现象,严重影响湿地固碳功能和碳汇潜力。
【检察履职情况】
2023年3月,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白城市院)通过建立的“湿地保护天眼”空天大数据应用平台,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巡查发现向海湿地被违法开垦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鉴于向海湿地地处通榆县辖区内,白城市院遂将案件线索交由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通榆县院)办理。
2023年4月12日,通榆县院决定对本案线索进行立案调查。经现场勘查、询问相关人员、委托专业机构对卫星遥感数据信息进行解读分析等,查明被违法开垦破坏湿地面积为105.667亩;同时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对湿地界定规则、湿地受损程度、湿地恢复方式等问题进行辅助指导。
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二条、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对向海湿地非法开垦具有行政监管职责。该局未全面履行案涉围垦湿地保护监管职责,致使湿地生态破坏,湿地固碳功能和碳汇潜力减弱,公共利益受到侵害。2023年4月21日,通榆县院依法对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立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湿地。
收到检察建议后,向海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家、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实地调查。经专家评估,因案涉湿地已被耕种,湿地表层被破坏,无法自然恢复生态服务功能,但案涉违法情形出现时间较短,播撒草籽能够在较短的几个月内恢复湿地受损植被,湿地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较小,建议通过播撒草籽等方式进行人工恢复。
2023年4月25日,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对案涉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罚款,通榆县院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吉林省向海森林公安分局立案侦查。2023年5月14日,向海保护区管理局依据专家意见督促违法行为人对案涉105.667亩湿地播撒草籽,完成了人工恢复。2023年5月19日,通榆县院与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共同对恢复成效进行了验收。
为加强湿地保护,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中发现的湿地围垦问题,以立法建议形式积极推动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完善湿地保护地方立法。
【典型意义】
湿地是碳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通过空天大数据应用平台发现公益诉讼线索;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湿地保护职责,促进湿地固碳释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展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在服务“双碳”战略方面的积极担当和作为。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监督支持
生态环境部门对某新材料公司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磋商 篡改环境监测设备数据 替代性修复
【要旨】
针对企业篡改环境监测设备参数、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要求涉案企业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范,减少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引导其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27日,沭阳县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沭阳某新材料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废气自动监测设备分析仪、工控机和数采仪均存在篡改参数情况,其中二氧化硫校准曲线、氮氧化物、氧含量量程、尘度系数、烟道截面积、标准过量空气系数等参数多次被修改。上述行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关于严禁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有关规定。后沭阳县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玻璃熔窑废气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玻璃熔窑排放废气中主要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均超标。氮氧化物中的氧化亚氮系温室气体之一,其升温潜能是二氧化碳的300倍。经检测机构评估,该公司排放废气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583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10月27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沭阳县院)决定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案发后该公司已从燃烧重油转为燃烧天然气,废气自动监测设备分析仪、工控机和数采仪设备参数均已恢复,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同年10月29日,生态环境部门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程序。同年12月31日,宿迁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沭阳县院参与支持磋商,并从侵权法律适用、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发表意见,促进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该公司向宿迁市财政局国库处分四期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92万元;投资不少于291万元用于实施三个替代性修复项目,分别为光伏发电项目、余热发电项目及提标改造项目,实施清洁化改造;对污染进行深度治理,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该协议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确认有效。
目前,该公司已如期缴纳前两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00万元;建成投入使用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和玻璃熔窑烟气余热发电项目,2022年度光伏发电节约标准煤千余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030吨;完成选择性催化还原废气超低排放提标改造项目,2022年度颗粒物、二氧化硫等废气减排量446.13吨,氮氧化物减排量为653.88吨。
【典型意义】
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安装环境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设备联网是相关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环境管理制度。检察机关针对篡改环境监测设备数据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坚持生态修复优先,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支持行政机关与涉案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引导涉案企业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气体排放,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经济发展中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检察院
诉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
非法占用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占用林地 认购碳汇 生态损害赔偿
【要旨】
违法行为人非法占用林地,导致林地固碳功能受到破坏,通过补植复绿无法弥补生态环境受到侵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的,可以以认购碳汇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作为剑河县南甲水库和黎平县长溪水库的项目业主方,在修建剑河县南甲水库、黎平县长溪水库项目过程中,超出征收范围非法占用林地。经鉴定,剑河县南甲水库项目非法占用林地共计72.66亩,黎平县长溪水库项目非法占用林地16.3215亩,造成林木蓄积量损失共85.2立方米。案发后,该公司补办了林地占用手续,涉案工程占地范围均获批准。
【检察履职情况】
2022年5月7日,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剑河县院)在办理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时发现,该水投公司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该水投公司非法占用两县辖区内林地,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指定剑河县院进行管辖。剑河县院于2022年6月9日依法立案,并于次日履行公告程序,公告期内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
剑河县院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相关卷宗、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开展调查,查明:2020年5月,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在修建剑河县南甲水库项目、黎平县长溪水库项目过程中,超出征收范围非法占用林地,后该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编制补植复绿方案,投入补植复绿资金34.3万元,补植树木4857株,播撒草种115千克,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但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致使生态系统固碳调节服务功能损失,虽进行了补植复绿,但补种的树木为幼树,补植复绿周期长,固碳能力较低,造成了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
2022年12月29日,剑河县院邀请人大代表、社区代表作为听证员,办案民警、第三方评估人员、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涉案工程所在地政府相关人员参与,就如何最大程度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及涉案企业如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进行公开听证。经听证一致认为,固碳能力等功能损失具有独立的生态价值,涉案企业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购买碳汇方式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切实可行。经释法说理,该水投公司表示愿意认购林业碳汇,用于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剑河县院委托县林业局对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非法占用林地造成的固碳释氧功能损失进行评估。根据委托,县林业局按剑河县2006-2016年造林碳汇项目(AR-CM-001-V01《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设计文本中碳减排量测算,黔东南州某水投公司违法占用林地造成碳汇功能损失为1423.70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造成固碳释氧功能损失85422.24元。后剑河县院与该水投公司达成购买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现该水投公司已自愿认购折合人民币85422.24元的碳减排量。
剑河县院以此为契机,与县林业局联合建立剑河县司法碳汇助推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推动剑河县委出台《关于支持检察机关开展碳汇检察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检察办案适用认购碳汇替代生态损害赔偿提供政策支持;推动县人民政府出台《剑河县林业碳汇案件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涉林碳汇案件资金可以用于造林护林,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3月,剑河县人民政府首次将包含本案在内的碳汇案件认购款13.7万元发放给林农用于造林护林,涉碳汇林144亩。
【典型意义】
非法占用林地行为严重影响林木的固碳释氧功能。为最大程度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弥补生态环境受到侵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本着当事人自愿原则,以认购碳汇的方式让涉案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与行政机关开展深入沟通协作,推动完善工作机制,规范碳汇基金管理和使用,释放“碳汇红利”,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四川省雅安市某索道公司危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国家公园 珙桐 认购碳汇
【要旨】
办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探索生态系统损害修复方式,在提出补种树木等修复方案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森林资源在固碳增汇方面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以实现对受损林木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双重保护。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27日,被告单位四川雅安某索道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道公司)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许可证(可采伐杂木)后,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范围内开展索道相关开发建设及运营工作。2019年7月至11月间,该索道公司在建设客运、货运索道的过程中,雇用当地村民对索道线路范围进行清表砍伐,公司负责人林某辉明知客运索道支架旁及货运索道线路清表范围内的植物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珙桐,仍然指使当地村民砍伐所有树木,并就地掩埋或丢弃。经鉴定,本案共造成索道项目范围内40株珙桐被砍伐,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量化价值达94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5月19日,荥经县公安局接群众实名举报对龙苍沟镇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立案侦查。根据《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事宜联席会议纪要》,荥经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于2021年11月18日移送西昌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西昌铁检院)审查起诉。
案件办理中,因索道公司对荥经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出具的涉案珙桐株数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西昌铁检院经审查并咨询四川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专家,认为珙桐系丛生植物,索道公司异议有一定道理,遂于2022年4月14日重新委托四川楠山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伐珙桐株数进行鉴定,并与鉴定人员赴案发现场综合评估,最终确认索道公司共造成40株珙桐被砍伐。同时发现,林某辉等人系受索道公司安排砍伐珙桐,本案为单位犯罪,遂追加索道公司为被告单位。
西昌铁检院审查后认为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应当提起公益诉讼,经公告后,于2022年7月18日向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索道公司、负责人林某辉、民工胡某林、郑某祥、王某全、李某康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同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请求法院判令索道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根据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本案已不具备原址补种修复的条件,需进行异地、异种修复。故要求索道公司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荥经县兰家山生态破坏警示林教育基地,补种胸径12厘米的小叶桢楠51株,并按照要求管护3年,确保存活率达到80%以上,如不履行需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6万余元;并诉求该公司承担违法行为导致的森林生态系统损害量化价值共计94万余元。
2022年10月21日,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判决支持了西昌铁检院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被告单位索道公司罚金十万元;林某辉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胡某林等4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缓刑两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二千元至一千元不等。被告单位索道公司和被告人林某辉等5人当庭认罪服判,森林生态系统损害赔偿款94万余元已全部缴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该款专项用于购买经核证的林业碳汇15000吨。
【典型意义】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的固碳增汇功能是缓解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和全球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对加强大熊猫及其伞护的生物多样性和典型生态脆弱区整体保护、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屏障意义重大。案发地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是国内面积最大的野生珙桐连片分布地,具有重要的资源稀缺性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清表砍伐破坏了野生珙桐原生生态系统,直接导致森林固碳功能下降。本案中,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刑事检察、公益诉讼等职能,既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又以补种树木方式替代性修复森林资源,还探索以认购核证林业碳汇方式赔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以司法碳汇的“刚需”,有效推动森林固碳功能修复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落实。
江苏省苏州市江某子、盛某宾滥伐林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滥伐林木罪 惩罚性赔偿 认购碳汇 替代性修复
【要旨】
森林资源犯罪损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检察机关应强化综合履职,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综合森林生态受损程度、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修复方式等因素,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合理确定赔偿系数。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规范运用认购林业碳汇、异地补植复绿等修复方式,维护太湖流域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姚江山生态林带位于太湖流域。2021年12月1日至17日,被告人江某子、盛某宾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合伙从姚江山附近多名村民处购入香樟、玉兰等树木396棵,二人使用油锯进行砍伐后销售给长期从事木材经营的孟某。经鉴定,涉案林木的立木蓄积为68.6287立方米,生态环境损害金额为148740元,其中固碳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金额为7090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12月24日,苏州市林业局虎丘分局将江某子、盛某宾滥伐林木线索移送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行刑衔接机制要求,提前介入并引导侦查,要求对被砍伐林木的树种、数量、根径尺寸等重要证据勘查固定。同时,滥伐林木的行为严重损害森林资源,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对森林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检察机关于2022年6月24日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对生态环境损害金额进行评估。鉴定机构综合评估该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为148740元,其中固碳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为7090元。
2022年11月2日,公安机关以江某子、盛某宾涉嫌滥伐林木罪、孟某涉嫌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罪移送审查起诉。针对被告人盛某宾提出有一周时间未参与砍伐不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辩解,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盛某宾与江某子合伙砍伐林木,其在离开期间未阻止江某子继续滥伐林木,且返回后仍继续参与滥伐,应当对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经释法说理,江某子、盛某宾、孟某三人均认罪认罚。鉴于孟某系收购林木,犯罪情节相对轻微,案发后主动认购碳汇108吨,并赔偿人民币3万元用于苏州市生态公益修复基地碳汇林植物养护,检察机关依法对其相对不起诉。被告人江某子、盛某宾滥伐林木行为严重损害太湖流域生态环境,虎丘区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2月30日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二人构成滥伐林木罪,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检察机关认为,二被告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多次持续砍伐太湖周边林木近400棵,具有破坏森林生态的故意且造成严重后果,结合其自愿认罪认罚、愿意修复环境,经济赔偿能力有限等情形,检察机关提出一定系数的惩罚性赔偿。
同时,检察机关经实地勘查评估,原址已被属地街道用于拆迁项目中树木移植,而异地补植复绿要达到砍伐前的树木径级和生态服务功能需10年左右,在此期间生态固碳损失可以通过认购碳汇形式实现。2023年3月10日,经法院组织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调解,检察机关与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综合考虑原址无法完全修复、当事人从事林木收购相关职业具有补植复绿的便利条件等因素,由二被告通过认购碳汇、补植复绿、劳务代偿等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及惩罚性赔偿费用共计18万余元。为保证认购碳汇程序规范,检察机关委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协助当事人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并完成注销。目前,二被告已在苏州市生态资源公益修复基地(虎丘太湖片区)种植香樟等树木,并开展劳务代偿52个工时。
2023年3月31日,姑苏区人民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分别判处江某子、盛某宾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三千元,均适用缓刑。
【典型意义】
太湖流域沿湖生态林带属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对构建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意义重大。检察机关一体化发挥刑事和公益诉讼职能,综合考虑滥伐林木持续时间、森林生态受损程度、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修复方式等因素,严格适用惩罚性赔偿。检察机关自觉融入“双碳”国家战略,将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量化,由当事人通过认购碳汇、补植复绿、劳务代偿的方式修复受损生态,有效解决了补种树木幼龄期固碳增汇能力缺失的问题。同时,依托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区位优势,委托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协助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项目,确保碳汇认购过程的合法、合规、高效、透明,为实现“双碳”国家战略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检察助力。
山东省荣成市张某等1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海草种植 海洋渔业资源恢复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时,应充分发挥“刑事打击+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检察职能,在打击犯罪同时,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在增殖放流不足以修复海洋生态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化的基础上,经科学论证可探索使用海草种植作为补充替代性修复方式,发挥海草“固碳释氧”的天然优势,改善近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20日至30日期间,被告人张某、毕某卫等10人违反山东省2022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在禁渔期内驾驶两艘三无渔船到我国黄海海域81海区4次捕捞良鱼、刀鱼等重约20700斤,后销售获利共计293800元。其中,5月30日17时许,张某临时联系刘某、许某松等4人帮忙转运非法捕捞渔获物途中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在毕某卫箱式货车上查获6120斤新鲜良鱼,后进行了拍卖,经价格认定价值110160元。
【检察履职情况】
荣成市公安局于2022年6月1日立案侦查,8月17日以张某、王某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请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荣成市检察院)批准逮捕,8月24日荣成市检察院以无社会危险性对张某、王某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9月29日,荣成市公安局以张某等5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毕某卫、刘某等9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荣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1月24日,荣成市检察院刑检部门将线索移送公益诉讼部门立案调查,同时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认定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毕某卫等5人与张某等人在休渔前商定渔获物的转卸和出售事宜,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共犯,而刘某等4人系张某非法捕捞后临时联系转卸、收购,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2023年1月19日,荣成市检察院以张某等10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以刘某等4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向荣成市法院提起公诉。张某等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23年2月1日,对于本案造成海洋渔业资源损害情况,荣成市检察院委托山东大学教授出具专家意见。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非法捕捞案件损害评估及修复办法等规定,专家提出采用增殖放流或者海草种植方式进行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或者赔偿修复费用1060979.2元。针对专家意见,荣成市检察院走访了海洋渔业部门,了解到增殖放流方式存在鱼苗种类单一、易损伤等问题,通过查询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相关规定,确定可以通过栖息地修复等方式对水生生物资源进行修复,遂组织专家咨询会对海草床生态修复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作研究论证。专家论证认为,种植海草有利于提升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和服务功能,具有养护鱼类生长环境、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发展的优势,同时具有较高的固碳能力,是重要的“蓝碳”生态系统。鳗草是温带优势海草种类和最主要的海草床生态修复物种,适宜威海近海海域种植。
2023年2月15日,荣成市检察院依法对张某等10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某等人采用增殖放流或者海草种植的方法进行海洋渔业资源修复,如不能修复,赔偿修复费用1060979.2元,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2023年4月18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等10人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承担修复责任;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等3人罚金二万元;因许某松死亡终止审理。
判决后,检察机关跟进监督,现张某等10人已与鳗草种植试点单位荣成某集团签订了委托鳗草种植协议,并着手种植鳗草。
【典型意义】
非法捕捞水产品不仅破坏国家对水产资源的管理保护制度,造成渔业资源的流失,还会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可持续发展。为有效打击犯罪,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根据事前是否存在通谋,准确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性质,确保罚当其罪。在办案中强化内部监督线索移送,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既发挥了刑事检察打击犯罪职能,又促使行为人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时,在传统增殖放流修复方式基础上根据实际调研,探索创新海草种植修复方式,以达到养护鱼类生长环境,更好修复海洋生态的目的。检察机关结合本地海域特色,通过充分论证引导行为人采取增殖放流或海草种植方式修复近海生态环境,有效发挥海草固碳释氧能力和资源养护优势,遏制海草床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融入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03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03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暂予监外执行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为规范和细化监外执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4年联合发布《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保障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严格依法规范进行,对正确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确保刑罚有效执行,加强人权保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您围绕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工作机制不完善、衔接不到位等问题进行认真调研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吸收。
您指出患病罪犯交付执行衔接机制不完善,影响法院严格适用保外就医严重疾病标准,建议完善患病罪犯交付执行衔接机制,加强法院看守所沟通配合。我们赞同上述意见。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完善衔接机制。在交付执行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只要人民法院依法送交有关法律文书,看守所、监狱应当收押,不得拒收。我们正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研究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完善罪犯交付执行衔接工作。
您指出部分审判机关与看守所对“交付执行前”法律理解存在分歧,导致暂予监外执行审查程序启动难,建议明确“交付执行前”的定义,避免暂予监外执行审查主体缺失。我们原则赞同上述意见。对于剩余刑期三个月以上的看守所在押罪犯,看守所尚未将罪犯交付监狱的,可以分情况处理:人民法院已向看守所送交法律文书的,属于人民法院已交付执行,由看守所提请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人民法院未向看守所送交法律文书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您指出配套机制不完善、有关部门支持配合意愿不强,导致未成年人唯一抚养人罪犯收监执行难,建议会同民政、教育、卫生等主管部门,完善解决相关未成年人工作机制,解决未成年人唯一抚养人罪犯收监执行难问题。我们认为上述建议对于解决未成年人唯一抚养人罪犯收监执行难这一“痛点”问题很有建设性,有利于该类罪犯刑罚执行的顺利推进,有利于相关特殊困境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值得认真研究。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相关案件指导工作,要求地方各级法院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应收押罪犯的收监执行工作,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
(法发〔2021〕17号)
为深化行政诉讼制度改革,推进行政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优化行政审判资源配置,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严格规范审理复杂行政案件,依法快速审理简单行政案件,完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规则,推动电子诉讼的应用,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依法履行诉讼义务,全面提升行政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第二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下列行政案件,可以作为简单案件进行审理:
(一)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情形的;
(二)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
(三)不服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
(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政府信息公开类、履行法定职责类以及商标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人民法院按照简单案件快速审理的上诉案件,以及当事人撤回上诉、起诉、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针对不予立案、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等,可以作为简单案件进行审理。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探索开展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繁简分流工作。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建立行政案件快审团队或者专业化、类型化审判团队,也可以设立程序分流员,负责行政案件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审、类案专审、繁案精审。
二、促进行政争议诉前分流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强化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分流对接机制,探索建立诉前和解机制,依托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加强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及相关平台建设。
第五条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调解的案件、行政相对人要求和解的案件,或者通过和解方式处理更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前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开展诉前调解应在调解平台上进行,并编立相应案号。
建立非诉讼调解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通过将自动履行情况纳入诚信评价体系等,引导当事人自动、即时履行调解协议,及时化解行政争议。
第六条 经诉前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和解协议效力,出具行政诉前调解书。
当事人拒绝调解或者未达成和解协议,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立案后,经调解当事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
第七条 诉前调解中,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应当记入调解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在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同意,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不再进行举证、质证,但当事人为达成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或者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事实除外。
三、健全简易程序适用规则
第八条 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可以向当事人发送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告知审理方式、审理期限等事项。
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审理其他第一审行政案件,应当征求当事人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通过诉讼平台、电话、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账号等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第九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下列方式简化庭审程序,但应当保障当事人答辩、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
(一)已经通过开庭前准备阶段或者其他方式完成当事人身份核实、权利义务告知、庭审纪律宣示的,开庭时可以不再重复;
(二)庭审直接围绕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的争议焦点展开,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可以合并进行。
当事人双方表示不需要答辩期间、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开庭,开庭时间不受答辩期间、举证期限的限制。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第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经当事人同意的,可以代替法庭笔录。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可以简化裁判文书,但应当包含当事人基本信息、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主要事实、简要裁判理由、裁判依据和裁判主文,以及诉讼费用负担、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等必要内容。
第十二条 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前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不得再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四、依法快速审理简单案件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但需要开庭审理查明相关事实的除外。
第十四条 开庭前准备阶段已核实当事人身份、告知权利义务、进行证据交换的,开庭审理时不再重复进行。
开庭前准备阶段确认的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人民法院在法庭调查时予以说明、各方当事人确认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十五条 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对于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认定一致的事实,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简化庭审举证和质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的除外。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一审行政裁定的;
(二)当事人认为一审裁判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在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诉讼平台、电话、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账号等简便方式询问当事人,并记录在案,但涉及新的事实或者新证据的除外。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查申请再审案件,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结合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进行审查。需要询问当事人的,可以通过诉讼平台、电话、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账号等简便方式进行。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明显不成立的,或者不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驳回再审申请裁定可以适当简化,但应当包含当事人基本信息、案件由来、申请人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简要裁判理由、裁判依据和裁判主文等必要内容。
第十八条 依法快速审理的简单行政案件,庭审笔录可以适当简化。相关庭审录音录像应当制作光盘等存储介质,一并入卷归档。
第十九条 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履行法定职责、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以及商标授权确权等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结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要素和当事人争议焦点开展庭审活动,并可以制作要素式行政裁判文书。
要素式行政裁判文书可以采取简易方式,按照当事人情况、诉讼请求、基本事实、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等行政裁判文书的基本要素进行填写。
第二十条 不同当事人对同一个或者同一类行政行为分别提起诉讼的,可以集中立案,由同一审判团队实行集中排期、开庭、审理、宣判。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简单行政案件过程中,发现案件疑难复杂的,应当及时转为复杂案件进行审理。需要变更合议庭或者审判员的,应当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信息化诉讼平台在线开展行政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的相关规定。
五、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意见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5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40号(政治法律类08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40号(政治法律类08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应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提案》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律师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庭审中的职能作用,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律师参与诉讼的各项制度,保障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律师执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正如您所言,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较低,辩护质量不高等,成为长期以来制约司法公正的难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力争取得更大的进展。
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建议。人民法院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工作:一是积极推进法律援助参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通过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大力提升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要求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017年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9万余件。二是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全国法院、看守所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要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或者在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三是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推动20多个省份将经济困难标准调整至低收入、最低工资或者低保标准的2倍,同时加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指导20多个省份提高刑事案件补贴标准。四是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通过综合律师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准、业务能力、执业年限等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人选,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律师库建设,同时运用质量评估、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受援人回访等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管理,提高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
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增强刑事庭审质效的建议。2017年2月,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建立了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中央和地方层面也都建立了律师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以及律师执业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对律师执业中的普遍性问题及时研究处理。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文件的出台,在保障律师辩护权、提高律师辩护率和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适用标准问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已经对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涉嫌伪证罪的追究作出了特别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程序,加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并从中央层面对律师调查令制度适时予以推广。同时,要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开展相关研究论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律师收集证据制度,对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受到限制或者阻碍的情形,研究设立可行的救济程序,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努力促进相关法律修订和完善。
关于完善刑事庭审规则,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建议。为确保中央改革要求落地见效,优化完善审判特别是庭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根据庭前会议规程,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处理。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点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中存在的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和程序。法庭调查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集中审理和诉权保障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201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重点对庭审阶段律师权利保障和职业行为规范作出规定,强调律师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者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维权投诉要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依法进行,并对律师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和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建议。人民法院已经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要求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于此规定,尽管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但这种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只要控辩双方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原则上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此外,我们还积极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对因作证面临人身安全等危险的人员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建立证人、鉴定人等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划拨机制等。这些都是解决证人出庭作证后顾之忧、提高证人出庭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地方法院开展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创新证人出庭作证方式,设置远程作证室等硬件设施,并试行视频作证、遮蔽容貌、不公开作证等证人出庭的全新方法。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开庭系统,并在庭审中对证人采取隔离变音作证、判决书中不披露证人真实身份信息等技术性保护措施。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还探索出“人身保护令"“出庭强制令"、证人宣誓等作证方式。这些改革举措有效地推动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将认真总结地方法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研究制定更为完善的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提高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2023年5月31日)
2023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以下简称湿地保护法)实施一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我国加入《湿地公约》三十一周年。为加强湿地保护法治宣传,凝聚全社会珍爱湿地、保护湿地的强大共识,展示人民法院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湿地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发挥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还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栖息之地,是十分富集的“物种基因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把推进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放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高度来谋划,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湿地保护和生态恢复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理,严格湿地用途监管,推进退化湿地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要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分别提出,扩大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湿地保护法,并于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湿地保护法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立法保护,也是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的标志性立法,为湿地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近年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认真贯彻落实湿地保护法,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湿地的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资源开发利用等各类环境资源案件,用司法之力为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保驾护航,推动我国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
本次发布的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专题典型案例包括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等不同诉讼类型;涉及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河湿地滩涂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保护范围涉及黑龙江兴凯湖湿地、江苏盐城沿海滩涂湿地、安徽三汊河湿地、湖南东江湖湿地、上海长江河口滩涂湿地、浙江杭州湾湿地、福建泉州湾河口湿地、广东海珠湿地等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湿地保护区。上述湿地重点保护且被大众熟知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丹顶鹤、麋鹿、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白鲟、东方白鹳、白头鹤、白尾海雕、金雕、虎头海雕等数十种,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更是数不胜数,孕育着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件的依法妥善审理,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的不懈努力,对进一步加强湿地司法保护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也是我国全面履行《湿地公约》的具体行动,对彰显我国大国担当,推动湿地保护全球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一、韩某辉等二十二人非法狩猎案
二、顾某、陈某官非法狩猎案
三、邱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四、蒋某林诉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补偿案
五、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诉宁波某工程队非诉行政执行案
六、姜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七、郑某元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华、某财产保险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一、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诉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十二、广州某汽修厂环境污染责任诉前化解案例
一、韩某辉等二十二人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
2019年上半年,被告人韩某辉、魏某晏各自到广东省清远市找被告人黄某、姚某飞协商,由黄某、姚某飞收购该二人猎捕所获野鸭。2019年9月,韩某辉、魏某晏共谋在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猎捕野鸭。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魏某晏联系梁某平等被告人,采取在保护区湿地深处架设粘网、用扩音器播放禽类鸣叫方式诱捕野鸭;魏某晏联络黄某、姚某飞进行销售,韩某辉负责运输、发货。韩某辉、魏某晏等二十名被告人共计非法猎捕野生动物27319只,黄某、姚某飞合计收购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10602只。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狩猎罪对本案二十二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某辉等二十二名被告人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本案系共同犯罪,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次要作用,分别认定了主犯、从犯;并根据各被告人的自首等情节及犯罪危害程度,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不等的刑罚,依法追缴非法所得共计396600元,并没收犯罪工具。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兴凯湖湿地是位于中俄边界处的国际重要湿地,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是候鸟的驿站和天堂,有记录的鸟类达200多种,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是天然的物种基因库。非法猎捕、倒卖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威胁生态平衡,还容易造成病毒、寄生虫的感染传播。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全案二十二名被告人非法狩猎行为的刑事责任,不仅对非法猎捕鸟类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还对非法收购、倒卖野生动物资源的被告人判处刑罚,对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是人民法院在环境生态保护领域贯彻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鲜活案例。
二、顾某、陈某官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
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因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预警采样及环境保护志愿工作需要,与案外人某公司签订协议,委托该公司组织人员在九段沙江亚南沙及上沙捕捉雁鸭类野鸟400只,开展环境保护志愿工作,完成后应将野鸟放生。尔后,该公司委托被告人顾某开展上述受托事项。顾某经与被告人陈某官事先商议,由顾某以鸟类环境保护志愿者及采样人员身份为掩护,将部分野鸭私自带出保护区,以每只15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给陈某官,共计68只。某日交易后,顾某被民警抓获,并在其车上查获待售野鸭33只。经认定,上述101只野鸭均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共计50500元。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非法狩猎罪对顾某、陈某官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顾某、陈某官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进行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猎罪。顾某受委托在自然保护区捕捉雁鸭类野鸟,本应是为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预警采样及环境保护志愿工作需要,且其在受委托期间接受了相关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但其罔顾工作要求,以特殊身份掩护非法目的,进行非法狩猎,行为恶劣,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危害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依法应予严厉惩处。在共同犯罪中,两被告人均积极参与,不区分主从犯,其中顾某在犯罪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陈某官更大,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评判。遂判处顾某有期徒刑一年;陈某官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追缴违法所得。宣判后,各方未抗诉、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九段沙自然保护区是上海市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长江口地区唯一基本保持原生状态的河口湿地,是长江口地区鱼类区系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拥有着丰富、珍贵的生物资源,同时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全年禁止狩猎区域。本案被告人身为九段沙自然保护管理工作人员,本应履行湿地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职责,但其利用环境志愿工作者身份便利,以非法目的进行狩猎,将捕获的野生动物偷运外售,行为恶劣。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本案被告人犯罪情形,对该环境保护志愿者处以较重刑罚,对于加强湿地管理,规范环境保护志愿工作人员行为,预防和控制人为活动对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三、邱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2日晚,邱某驾驶渔船至湖南省资兴市黄草镇丰林村牛角塘组“桎木垅”东江湖水域,网捕大量翘嘴鱼,随即在渔船上将捕获的鱼全部剖掉,并将内脏取出扔进湖中。之后,邱某联系案外人胡某前来收购,在等待胡某时,被民警当场抓获。邱某捕获的翘嘴鱼重118.9公斤。经湖南省资兴市农业农村局认定,邱某实施非法捕捞行为的区域属东江湖浙水资兴段大刺鳅、条纹二须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渔获物蒙古红鲌属保护区内保护物种。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邱某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邱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缴纳环境生态修复资金1万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邱某违反水产资源保护相关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保护物种蒙古红鲌118.9公斤用于销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邱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邱某认罪认罚,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主动缴纳1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宽处罚。资兴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经调查评估,建议对邱某适用社区矫正。综合考虑本案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犯罪后果及认罪悔罪表现,对邱某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判处邱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案发水域位于东江湖国家湿地公园。东江湖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一类水质标准,被誉为“湘南洞庭”。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东江湖浙水资兴段大刺鳅、条纹二须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实行永久性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该保护区以外的水域,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暂定10年。本案中,人民法院在追究非法捕捞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考虑到违法者具有坦白、认罪认罚以及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等悔罪表现,对其从宽处罚,有效发挥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势。同时,为有效预防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宣传湿地渔业资源保护,人民法院深入案发地开展巡回审判,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并组织当地群众旁听庭审,通过网络直播庭审、以案释法,吸引数千人次进入直播间,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讲好了法治故事。
四、蒋某林诉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补偿案
【基本案情】
蒋某林承包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三龙镇斗龙港村六组土地从事水稻种植等,经营模式为无公害水稻(稻虾轮作模式)。2019年秋、冬季,蒋某林种植的196亩水稻被野鸟侵食、损坏,蒋某林因意识到野鸭等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仅采取燃放鞭炮方式驱赶,但保护区面积过大,收效甚微,导致其种植的水稻被野鸟侵食、损坏,基本绝收。经测产评估,蒋某林损失为384317元,扣除蒋某林实际未进行收割、运输、晒烘等费用16660元后损失为367657元。后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大丰自规局)根据相关部门的书面请示意见,参照江苏省农业保险大丰地区现行执行标准,给予蒋某林每亩550元补偿,共计107800元。2020年12月,蒋某林领取补偿款107800元后,以大丰自规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大丰自规局对蒋某林的196亩无公害水稻被野鸭损害后按照550元/亩补偿107800元的行为违法;大丰自规局依法、据实补偿蒋某林经济损失367161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因保护法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本案中,大丰自规局根据相关部门意见,参照江苏省农业保险大丰地区现行执行的每亩550元标准补偿107800元,明显偏低,未能体现行政补偿的合理性原则。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蒋某林合理损失367657元酌情由大丰自规局按照70%进行补偿。遂判决大丰自规局向蒋某林支付补偿款257359.9元(扣除已支付的107800元,尚应支付149559.9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江苏盐城湿地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地处江苏中部沿海,是我国最大的滩涂湿地保护区之一。保护区内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丹顶鹤、白鹤、黑鹳、遗鸥等,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鸳鸯等,以及其他具有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三有”鸟禽。湿地保护法明确,国家要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因案涉承包地块位于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周边,承包人承包的稻田成为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禽的“食堂”。承包人在其种植水稻被野生鸟禽侵食、损坏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采取对野生鸟禽不会造成伤害的方式驱赶,对于承包人因保护湿地野生鸟禽遭受的损害,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补偿合理性原则,依法支持承包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较好地平衡了湿地野生鸟禽公共利益保护与湿地缓冲区土地使用权人承包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五、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诉宁波某工程队非诉行政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宁波某工程队未经批准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五路与十一塘路北侧擅自搭建项目部。2022年4月,行政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该违法行为。经现场勘测,该地块东至杭州湾新区沿海滩涂、南至十一塘、西至兴慈五路十一塘横江桥、北至已批临时用地,涉及土地面积1003平方米,地块规划用途为滩涂。2022年4月26日,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慈溪自规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宁波某工程队未经批准擅自搭建项目部的行为进行处罚: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1003平方米土地;2.没收非法占用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及构筑物;3.对非法占用案涉土地的行为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计10030元。宁波某工程队缴纳了罚款,但未履行其余处罚内容。2022年10月28日,慈溪自规局向宁波某工程队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在法定期限内,慈溪自规局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非诉行政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中的第1、2项内容。
【裁判结果】
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宁波某工程队未在规定期限内自动履行上述决定确定的全部义务,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慈溪自规局催告,宁波某工程队仍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定对慈溪自规局申请执行的“退还非法占用的1003平方米土地及腾空在非法占用的1003平方米未利用地上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内容,准予强制执行,由宁波市自规局前湾新区分局组织实施。
【典型意义】
滩涂是海滩、河滩和湖滩的总称,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滩涂对沿岸流入的各种污染物质有自然净化的功能,而且具有调节洪水等自然灾害和气候的功能。案涉滩涂地段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临近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被执行人非法占用滩涂建设项目部且占地面积较大,不仅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对滩涂的湿地资源保护和生态功能发挥造成妨碍。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发现被执行人的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并作出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发挥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职能,依法支持和监督行政执法部门打击非法占用滩涂行为,有力推动了滩涂湿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
六、姜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11日,姜某将其购买的毒药与面粉、面包虫等食物混合后,在蚌埠市淮上区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附近抛撒。侦查机关在姜某家中和三汊河湿地姜某抛撒食物的附近发现被毒死的鸟类共计13种66只。经鉴定,被毒死的普通鵟系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二级保护动物;灰喜鹊、棕背伯劳、雉鸡、黑水鸡、山斑鸠等被列入《国家保护的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同时,灰喜鹊、棕背伯劳等还被列为《安徽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姜某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鉴定,姜某用投放有毒饵料的方法非法捕猎、杀害66只野生鸟类造成的环境损害总价值为44900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姜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姜某自愿认罪认罚,又系初犯、偶犯,主动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姜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依法应当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遂判处姜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案涉动物尸体依法处理;扣押在案的麦麸(含有面包虫)1750克、老鼠药与面粉混合物3950克和色拉油400克依法予以没收;姜某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44900元(已支付)、专家评估费500元(已支付)。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安徽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是淮河流域保存较好的一块平原沼泽型草本自然湿地,是鸟类的天堂,栖息于此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三种,安徽省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共十余种。被告人用投放有毒饵料的方法非法捕猎、杀害鸟类,不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而且给湿地生态环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人民法院同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最严法治观在环境资源司法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有效发挥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势。此外,考虑到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周边乡镇、村庄较多,人民法院在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位置竖立警示教育牌,并将被告人缴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购买鱼苗在该地增殖放流,起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判决生效后,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作为蚌埠市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法院与蚌埠市禹会区、淮上区人民检察院、安徽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协作协议,加强湿地协调保护力度,将湿地资源保护从末端前移到诉源、治未病,共同营造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七、郑某元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1年3月期间,郑某元及其子郑某平擅自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白沙村海江大道开辟三个地块用于收纳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大肆招揽他人前来倾倒生活垃圾和工程渣土等建筑垃圾。后庄某东、黄某源、郭某平等人亦先后参与。涉案人员共收取垃圾倾倒费用近百万元。经测算,案涉倾倒垃圾区域地块面积达56003.5m2,垃圾总填方达152234.2m3。经鉴定,案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经混合倾倒、填埋,其中铜、铅、镉、砷、锌、钴、钼、硒、镍、铍、钒、铊、锰、铬等重金属和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等监测因子含量超过基线水平,对土壤和地表水环境造成污染,后期清理垃圾废物费用达999万余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郑某元、庄某东、黄某源、郭某平提起公诉;并对该四人及福建某建设工程公司等被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郑某元等被告根据各自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恢复费用及清理措施费用共计999万余元、鉴定费27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元、庄某东、黄某源、郭某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擅自倾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一百万元以上,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情节严重。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至六年不等,并处四万元至三十万元不等的罚金,追缴各自违法所得。鉴于案涉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判决郑某元等十名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92万余元、鉴定费用27万元,合计1019万余元,并就其污染环境行为以书面形式在省级以上报刊进行登报道歉。宣判后,庄某东等部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市容环境卫生执法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中存在的短板问题,向当地市、区两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四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组织清运案涉固体废物,并完善工作机制。
【典型意义】
福建省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亚热带河口滩涂湿地的典型代表,被列入亚洲重要湿地和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中国重要湿地、中国重点鸟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滩涂湿地、红树林及其自然生态系统,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垃圾倾倒区域,紧邻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案涉人员长期大量违规倾倒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不仅造成土壤和水污染,也直接威胁到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其中洛阳江原生红树林、桃花山海滨水禽两大生态核心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周边湿地自然生态景观和海丝文化景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根据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从严判处被告人自由刑及财产刑;同时准确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认定相关涉案人员依法连带承担环境修复等费用,有力彰显了人民法院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司法担当与价值导向。人民法院积极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则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与行政机关协同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实践。
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15日,徐某在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投放其从刘某处购买并由其运至现场的鲇鱼25000斤。此后,常州市金坛区、溧阳市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累计打捞死亡鲇鱼20208斤。经鉴定,死亡鲇鱼为革胡子鲇,系外来物种。经评估,徐某的投放行为对长荡湖渔业资源造成的直接损害补偿(赔偿)费不少于7427.6元至44565.5元,对长荡湖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至6000元。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就徐某、刘某向天然水域投放外来物种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徐某、刘某连带赔偿违法放生造成的长荡湖渔业资源直接损失3万元,连带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5000元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连带赔偿专家评估费用1.8万元。
【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刘某在未向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擅自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导致该水域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发生不利改变,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安全风险,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及惩罚性赔偿责任。遂判决徐某承担其因违法投放外来物种革胡子鲇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事务性费用1.8万元及惩罚性赔偿金5000元,刘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上述赔偿款项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宣判后,各方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作为长江、太湖之间重要的调蓄性过水湖泊,长荡湖生态的健康稳定对环太湖流域水环境安全、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侵权人未经批准擅自向长荡湖投放外来物种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安全风险,人民法院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判决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将惩罚性赔偿金用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在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情形和使用路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庭审邀请了多家媒体集中报道,网络同步直播,100多万网友在线观看,提升了公众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和湿地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九、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下旬至4月2日,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为降低其排放污水中污染物总氮浓度,以逃避环保部门监管,该公司污水处理站负责人沈某松指使污泥操作工沈某法等人,采用轮流定时关闭或打开污水站标排口的污水出水口阀门以及清水管道阀门的方式,干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自动取水样,并将总氮等污染物浓度超标的污水2万余吨排放至厂区北侧河道中。该河道流经下渚湖湿地。2019年4月2日,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会同公安部门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上述违法事实。经鉴定,排放废水显著超过外环境地表水本底值,导致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环境损失595155元-618130元,鉴定评估费用9万元。2019年9月25日,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对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的沈某松、沈某法等人作出另案刑事判决。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95155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9万元。
【裁判结果】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采用轮流定时关闭或打开污水站标排口的污水出水口阀门以及清水管道阀门的方式,干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自动取水样,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即排入河道造成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遂判决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95155元和鉴定评估费9万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下渚湖湿地是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多样性高、原生状态保持最完整的天然湿地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本案被告公司在下渚湖湿地周边水域排放污染物浓度超标的工业废水,严重污染水体和湿地。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同时,判令本案被告承担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责任,切实贯彻“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坚持生态修复优先,积极引导被告购买湿地碳汇,并将碳汇认购金定向用于构建以沉水植物群落为核心的湿地生态涵养系统,提高下渚湖湿地水系自我净化和碳汇功能,保障湿地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
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华、某财产保险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11日3时30分,被告徐某华驾驶货车沿江苏省东台市麋鹿线由南向北行驶至东台市弶港镇蹲门居委会西侧路段,与两头麋鹿发生碰撞,致两头麋鹿死亡、车辆受损。经江苏省东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徐某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遇有情况处置不力,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徐某华驾驶的货车在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经东台市林业中心评估认定,徐某华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两头麋鹿整体价值损失为6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死亡,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造成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徐某华所驾车辆在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能够足额赔偿。遂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因徐某华的交通事故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万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某财产保险公司已全额支付赔偿款。
【典型意义】
盐城黄海湿地是我国首处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其生态功能和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黄海湿地纵跨多个行政区域,存在多头管理、管理盲区现象。本案中,人民法院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按照“谁损害、谁担责”的原则,判决义务人全额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判决生效后,鉴于黄海湿地野生动物被撞事件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及时向当地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在沿海地区车流量较大、周边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道路设置野生动物出没警示标牌,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以减少车辆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司法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在麋鹿经常活动的路段安装野生动物警示标志10余套。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向存在管理和保护漏洞的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积极推动湿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提升湿地保护诉源治理实效,对构建多元共治的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机制具有示范意义。
十一、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诉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20日,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以下简称崇明海塘所)与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签订《关于使用奚西小圩的协议》,约定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承租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奚家港外口西侧小圩约2.7万平方米滩涂作砂石堆场,并由其投资对奚西支堤涵外口进行疏拓保滩,随小圩合同期内使用,至2019年6月30日合同期满后,该工程无偿归属崇明海塘所。2009年2月,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在该土地上建造了五只临时水泥桶仓及封闭式砂料堆场,从事混凝土生产、加工。崇明海塘所曾于2019年、2020年三次向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发出告知书,明确合同期满后将不再续租,要求限期腾退土地,均遭拒绝。为此,崇明海塘所诉至法院,诉请该公司将前述滩涂腾空后交还。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崇明海塘所返还案涉引水河疏拓、护岸保滩工程费用等,并赔偿建造地上物经济损失等,确认案涉滩涂归该公司使用。
【裁判结果】
审理中,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对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办理的环境评价文件进行审核,并提示其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责任风险。经组织调解,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先行腾退了近四分之三的承租区域,仍保留水泥桶仓和封闭式沙料堆场未腾退,亦未停止生产。一审法院认为,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是基于租赁协议取得案涉滩涂的使用权,现租赁期限届满,该公司依约应当及时腾退、交还土地。遂判决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将案涉滩涂腾退、归还给崇明海塘所;同时,崇明海塘所返还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履约保证金。宣判后,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奚西支堤沿岸属于长江口滩涂,地处我国弧形黄金海岸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位于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与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崇明东滩湿地”及亚太地区迁徙水鸟的重要通道“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毗邻。本案中,被告长期在长江沿岸从事混凝土生产加工,如不及时规制,将造成长江口滩涂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受损。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托驻崇明区河长制办公室法官工作室平台,引导被告先行腾退部分滩涂,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对于被告拒绝腾退区域,依法及时作出裁判,确保滩涂区域全面清退。本案的妥善处理,促进了重要湿地周边的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确保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二、广州某汽修厂环境污染责任诉前化解案例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珠法院)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海珠分局(以下简称海珠生态环境分局)获悉,广州某汽修厂未设置废水废气处理装置,将车辆维修过程中喷漆调漆产生的废气、打磨产生的废水在未达到排放标准前提下排放。经调查发现,海珠生态环境分局此前已约见了该汽修厂负责人刘某,要求其在2022年3月10日前自行关停。为及时有效制止该汽修厂的排污行为,加强诉源治理工作,海珠法院协同海珠生态环境分局提前介入,协助解决。同年4月8日,海珠法院与海珠生态环境分局一同到现场调查,确认该汽修厂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未设置废水处理设施。该汽修厂负责人表示,其从2021年底起在该处经营,期间受疫情影响停业一段时间,实际经营时间较短,将尽快整改并提交整改方案。因迟迟未收到该汽修厂的整改方案,海珠法院作出《法律风险提示》并向该汽修厂送达,详细告知污染环境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收到《法律风险提示》后,该汽修厂承诺在2022年5月15日前完成整改。海珠法院向海珠生态环境分局通报了该汽修厂整改承诺,由该局督促按期完成整改。
【处理结果】
2022年5月16日,海珠法院、海珠生态环境分局与海珠湿地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再次到现场核实该汽修厂整改情况,监督该汽修厂完成搬离喷漆房、调漆房等工作。了解到该汽修厂拟搬到新址继续经营,海珠法院告知其须完善环保设备设施及合法排放,避免再次引起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风险。至此,在海珠法院、海珠生态环境分局与海珠湿地管理办公室协同配合下,及时、有效地预防了海珠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受损的风险发生。
【典型意义】
海珠湿地位于广州中央城区,是全国特大城市中心区面积最大的湿地公园,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心”。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发现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受损的风险,通过提前介入,向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发出法律风险提示,进行“点对点”环保宣传普法,敦促行为人自我检查、主动整改,提前消除生态环境污染隐患,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人民法院通过多方协调联动,积极融入环境治理体系,形成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合力,是加强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的创新举措,也是从“治末端、治已病”转换到“治前端、治未病”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州市基层法院实施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请示》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州市基层法院实施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请示》的批复
(2018年6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58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高法(2018)128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州市基层法院实施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原由广州市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调整为统一由越秀区人民法院和南沙区人民法院分别集中审理。其中越秀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花都区、从化区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南沙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南沙区、增城区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2019年9月27日 (2019)最高法民他221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9)470号《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报告,案涉《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最后一段载明:“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承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以及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均视为已同意上述约定,并认可该等约定构成对其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合同义务。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投资人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该仲裁条款所属全段文字内容均指向“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因此仲裁条款中“上述约定”应代指《募集说明书》全文。《募集说明书》前后约定了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当以双方最后一次意思表示为准。案涉仲裁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形式要件,是有效的仲裁条款,不宜认定《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仲裁协议无效。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请示
(2019年7月3日 京高法(2019)470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与被申请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并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本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男,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胡某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广辉,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情及仲裁协议概况
(一)案情
2017年10月,华业资本发行《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融资总金额5亿元,发行日2017年10月12日,期限365天。广州证券持有债券的票面总额为5000万元。
《募集说明书》中,第十一章“投资者保护机制”第二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讼”(见《募集说明书》第152页);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第二款“处置程序”第三项“救济与豁免机制”第二小项约定:“(当发行人出现控制权变更情形时,主承销商应召开持有人会议,持有人有权表决对此是否进行豁免)发行人应无条件接受持有人会议作出的上述决议,如果发行人未获得豁免,则发行人在该触发情形发生之日(若有宽限期的,在宽限期到期之日)起构成违反约定,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持有人会议召开日的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若持有人会议有条件豁免,发行人应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发行人未在该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手续的,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办理法律手续期限届满日后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此后另起一段,亦为《募集说明书》最后一段约定:“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承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以及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均视为已同意上述约定,并认可该等约定构成对其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合同义务。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投资人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应不违反《持有人会议规程》相关规定。”
(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情况
2018年10月,广州证券以华业资本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返还债券本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仲裁案件。华业资本称其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管辖权问题,认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没有管辖权要求诉讼解决,后华业资本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立案庭的法官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了解情况,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称由于内部有争议意见不能统一,尚未有结论。华业资本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撤回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
(三)关于类似投资人的相关情况
《募集说明书》目前已经到期,华业资本未能依约偿还本息。据华业资本称,该期债券目前共计十个持有人,其中两个持有人已经向贸仲申请仲裁(包括本案的广州证券),有四个持有人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提起诉讼,还有四个持有人目前处于协商状态。
三、当事人申请及答辩情况
华业资本称,请求确认华业资本与广州证券《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仲裁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10月,华业资本发布《募集说明书》,发行5亿元“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7华业资本CP001;债券代码041762038),发行日为2017年10月12日,起息日为2017年10月13日,期限为365天,票面年利率为7. 2%。《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诉讼。”《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第二款第三项“救济与豁免机制”第二小项约定:“发行人应无条件接受持有人会议作出的上述决议,如果发行人未获得豁免,则发行人在该触发情形发生之日(若有宽限期的,在宽限期到期之日)起构成违反约定,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持有人会议召开日的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若持有人会议有条件豁免,发行人应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发行人未在该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手续的,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办理法律手续期限届满日后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承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以及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均视为已同意上述约定,并认可该等约定构成对其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合同义务。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投资人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应不违反《持有人会议规程》相关规定。” 2018年8月2日,广州证券管理的广州证券“粤汇通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购入华业资本发行的上述债券,购入债券的票面总额为5000万元。2018年11月,广州证券就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争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申请仲裁,贸仲受理后至今未组成仲裁庭,亦未开庭审理。针对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如何解决的问题,《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第一款明确约定了诉讼管辖:即“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诉讼”。广州证券援引的仲裁依据是《募集说明书》第163页最后一段,但该段内容是《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项下的约定,该约定仅能适用于该条项下有关争议,而不应适用于其他争议,尤其是在《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第一款已经对“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争议作出“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诉讼”的明确诉讼管辖的情况下,更不能适用于“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的争议解决。即便在第七条项下,也既约定了诉讼,又约定了仲裁,仲裁协议也依法无效。退一步讲,即使《募集说明书》第163页有关仲裁约定的适用范围包括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债券本息情形,由于《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第一款已经对发生该情形的争议解决方式明确约定了诉讼管辖,案涉争议亦属于既约定可以诉讼又约定可以仲裁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募集说明书》第163页项下的仲裁协议亦应认定无效。此外,《募集说明书》项下债券的其他投资人通过人民法院解决债券逾期争议的事实亦可证明《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仲裁协议无效。广州证券称,不同意华业资本的请求,理由如下:其一,广州证券提起仲裁的依据与《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是相互独立的。华业资本援引的条款,规定在《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项下,内容为“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诉讼”。该章节第一条规定了 “违约事件”的概念:“1.拖欠付款:拖欠短期融资券本金或短期融资券应付利息;2.解散:发行人于所有未赎回短期融资券获赎回前解散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存在,因获准重组引致的解散除外;3.破产:发行人破产、全面无力偿债、拖欠到期应付款项、停止/暂停支付所有或大部分债务或终止经营其业务,或发行人根据《破产法》规定进入破产程序。”综上可知,违约责任产生的前提是“违约事件”规定的任一情形发生。而广州证券的仲裁依据,规定在第十一章“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最后一段,系关于整章内容争议解决方式的概括性规定,并非华业资本所称仅适用于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第十一章第七条第三点“救济与豁免机制”最后一段中,已对涉及“控制权变更”为被豁免时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规定)。《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与广州证券的仲裁依据,虽规定在同一章节,但二者发生依据不同,且可区分,前者因规定的“违约事件”而发生,后者因第十一章其他内容而发生,前者的效力并不及于后者,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条款。广州证券申请仲裁的理由是,华业资本在存续期内发生大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偿债能力急剧下降,也就是《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三条“投资者保护机制”所规定的“发行人突然出现的,可能导致短期融资债券不能按期、足额兑付,并可能影响到金融市场稳定”的应急事件,而非《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一条规定的拖欠付款等“违约事件”。因此,华业资本所援引条款并不适用本案。广州证券依据《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规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亦不与其他管辖条款相冲突。其二,《募集说明书》中的管辖条款,不能直接约束债券持有人。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三章“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安排”规定:“本期短期融资......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向簿记管理人提交《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申购要约》(以下简称《申购要约》),申购时间以在集中簿记建档系统中将《申购要约》提交至簿记管理人的时间为准。”可以看出,《募集说明书》性质上属于要约邀请,而非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达成的合同。华业资本为发行债券而公布的《募集说明书》主要目的是供投资者了解即将发行的债券以及发行人自身的情况,《募集说明书》中关于管辖条款的规定,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并不能直接约束债券持有人。也就是说,华业资本并未与广州证券同时约定仲裁和诉讼两种争议解决方式。而广州证券选择依据《募集说明书》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在华业资本未明确表示撤回《募集说明书》内容的情况下,应视为双方已就仲裁条款达成一致。其三,广州证券申请仲裁所依据的条款位于《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投资者保护机制”最后一段,其关于《募集说明书》所引发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且仲裁条款具备了仲裁事项、仲裁地、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等必要事项,属于有效的管辖条款。而《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违约责任”第二项既未明确是向“法院”起诉,也未明确争议解决的法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约定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不应将其认定为有效的管辖条款。结合其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属的第二级标题“违约责任”,该条款是对发行人和投资者违约情形以及承担违约责任范围的约定,与广州证券的仲裁依据相互独立,不构成对仲裁条款的实质性改变。其四,广州证券仲裁依据与其他条款不存在冲突。如前所述,违约责任第二项仅表述为“提起诉讼”,并未明确向何种机构提起诉讼,此处的“诉讼”可以解释为申请仲裁,理由为:1.《募集说明书》的解释和释义中未对“诉讼”范围限定为向法院提起诉讼;2.纵观《募集说明书》全部内容,存在将诉讼扩大解释的情形,如《募集说明书》第138页“十、发行人未决诉讼情况: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第48页“7.法务部......负责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等诉讼或非诉讼事务”;3.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向仲裁委员会提起诉讼”的表述认定为有效的仲裁协议。其五,本案仲裁管辖与其他案件管辖不存在冲突。华业资本提交其他案件管辖情况,不足以证明本案仲裁协议无效。其六,投资人对募集说明书中的管辖条款拥有选择权。《募集说明书》由华业资本起草,在订立时未与广州证券协商。广州证券通过二级市场的卖方购买华业资本发行的债券,亦无法向发行人作出接受某条款或拒绝某条款的意思表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华业资本作为格式条款起草方,在未明确提示广州证券、未进行任何标记的情况下,在第十一章中间部分一处不明显位置起草“提起诉讼”字样,以此否定第十一章最后一段明确的仲裁协议,理由不能成立。广州证券已为本案付出仲裁费、律师费和保险费等经济支出,华业资本主张其单方起草的管辖协议无效,严重损害了广州证券作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格式条款相关法律规定,华业资本主张的管辖协议对广州证券不发生效力。此外,即使存在其他投资者向法院起诉的事实,本案也不违反仲裁法关于“或裁或诉”约定无效的规定。“或裁或诉”之所以无效,是防止同一合同当事人向不同管辖机构起诉或申请仲裁,造成管辖权冲突。而在本案及系列债券违约案件中,虽然面向投资者的《募集说明书》内容相同,但鉴于债券违约案件的特殊性,发行人不能对投资者提起诉讼。因此,每个债券违约案件管辖机构,均取决于具体投资人的选择,而不会造成“或裁或诉”管辖权冲突的情形。四、我院拟处理意见
我院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确认《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仲裁协议无效。理由如下:
《募集说明书》中关于争议解决的约定有三处。第一处为:第十一章“投资者保护机制”第二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以提起诉讼,原文表述为“......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依法提起诉讼”。第二处为: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第二款“处置程序”第三项“救济与豁免机制”第二小项,约定持有人可以提起诉讼或仲裁,原文表述为:“(当发行人出现控制权变更情形时,主承销商应召开持有人会议,持有人有权表决对此是否进行豁免)发行人应无条件接受持有人会议作出的上述决议,如果发行人未获得豁免,则发行人在该触发情形发生之日(若有宽限期的,在宽限期到期之日)起构成违反约定,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持有人会议召开日的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若持有人会议有条件豁免,发行人应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发行人未在该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手续的,则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可在办理法律手续期限届满日后次一日提起诉讼或仲裁。”第三处为: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第二款“处置程序”第三项“救济与豁免机制”第二小项,即第二处约定之后另起的一段,约定投资人可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文表述为:“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承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以及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均视为已同意上述约定,并认可该等约定构成对其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合同义务。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投资人有权向按照申请仲裁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应不违反《持有人会议规程》相关规定。”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对相关名词的释义,“持有人”与“投资者”含义相同。虽然《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投资者保护机制”第二条“违约责任”明确约定发行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投资者可以提起诉讼,但同时第十一章第七条“控制权变更条款”中约定发行人出现控制权变更情形时,持有人可提起诉讼或仲裁,后文中又出现“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投资人有权向按照申请仲裁时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上述约定”的具体指代范围亦不明确、具体。综上,我院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确认《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仲裁协议无效。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报送贵院审查。
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依法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供该人民法院辖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明材料。
第二条 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
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撤销案件;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将控制的财产交先立案的执行法院处理。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撤销执行案件,并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管辖权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四条 对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向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的财产交执行法院处理。
第五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
执行法院审查处理执行异议,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第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第七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书面材料,可以通过执行法院转交,也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
执行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通知执行法院在五日内报送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
第八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九条 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第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或者变更执行法院:
(一)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二)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发现财产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三)对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依法采取相应执行措施的;
(四)其他有条件执行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
第十一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的,应当向其发出督促执行令,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
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作出裁定,送达当事人并通知有关人民法院。
第十二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执行法院在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仍未执行完结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不应当计算执行中的公告期间、鉴定评估期间、管辖争议处理期间、执行争议协调期间、暂缓执行期间以及中止执行期间。
第十四条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第十五条 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
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解除对异议标的的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因案外人提供担保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有错误,致使该标的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案外人请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 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或者对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第十八条 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
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依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将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予以提存。
第十九条 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条 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一条 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执行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可以同时或者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日起三日内发送执行通知书。
第二十三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第二十四条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
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
第二十五条 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第二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
媒体公布的有关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媒体公布的,应当垫付有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建设智慧法院 促进绿色发展 成效分析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建设智慧法院 促进绿色发展 成效分析报告》
(2021年8月24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主动拥抱现代科技,全面建设智慧法院,运用信息化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智慧法院在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通过推行电子诉讼、开展基于电子卷宗的网上办案、推进执行案件跨部门协同办理等方式减轻当事人诉累、提高审判执行工作效率,促进“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8月23日至29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为了全面、科学、量化评估智慧法院减轻群众诉累、提升工作质效、促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成效,在国家节能中心等部门及有关专家的指导支持下,组织编制完成了《建设智慧法院促进绿色发展成效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特此在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发布。
《报告》从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智慧法院应用相较传统线下方式对于减少出行、降低能耗、减少碳排、节约纸张、节省成本等方面的成效。
一、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
全国法院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互联网+诉讼服务”,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在全国法院的共同努力下,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建成并应用诉讼服务网、诉讼服务大厅、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中国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电子送达平台等。曾经有律师统计,线下方式完成一项诉讼需要往返法院近6次,智慧法院通过推行电子诉讼极大方便人民群众,减少出行成本,能够支持“一次都不用跑”。
在网上立案方面,2020年,全国法院接收网上立案1080万件,占一审立案量的54%;1/5以上立案申请在非工作时段提交;约1/10立案申请在非工作日提交;用户实际应用效果显示,理想状态下当事人20分钟即可通过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完成立案申请。相比于传统线下法院现场立案方式,2020年,全国法院通过网上立案帮助当事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减少出行约24.5亿公里,节约出行成本约15.9亿元,相当于节约标准煤8万吨、减少碳排量16.3万吨;节约纸张约1.2亿张;节省当事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时间约4860万小时。
在网络司法拍卖方面,2020年,全国法院共使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累计上拍标的物57.3万件,共有39万人报名参加拍卖,成交额4013亿元,相比线下拍卖方式节约当事人佣金123.6亿元。
通过调研、分析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证据交换、网上开庭、网上调解、跨域立案、12368诉服热线、网络破产会议、网络司法拍卖9项信息化应用成效,评估得出:2020年全国法院通过信息化手段全方位保障当事人诉求,减轻群众诉累,相比传统诉讼方式减少群众出行约8800万人次,减少出行约63亿公里,相当于节约标准煤20万余吨、减少碳排42万余吨;节约纸张约2.7亿张;节省群众出行时间约1.2亿小时;各类应用节省当事人、律师等出行成本、印制成本共42亿余元。
二、在服务审判执行方面
为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效率,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要求所有案件材料均扫描、编目形成电子卷宗,解决案件卷宗调阅、流转、存储、归档等问题,改变法官基于纸质卷宗办案的传统办案方式。为助力“破解执行难”,全国法院建成全国统一、内外联动的执行信息化体系,实现财产网络查控、跨部门联合信用惩戒、远程执行指挥等,改变以往执行法官“登门临柜”的办案方式,实现了执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网络执行查控实现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0多家单位、3900多家银行联网,对当事人各类财产形式“一网打尽”,执行法官办案过程中即可一键发起网络查控,财产调查效率呈几何倍数提升。2020年,全国法院通过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16.7亿次、划扣冻结3392万次。如果采用线下方式查询被执行人存款、证券、车辆等信息,需要两名执行法官携带法院文书前往当地银行、证监会、车管所等机构,耗时费力,无法达到信息化条件下“一网打尽”的效果。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累计冻结资金13219.58亿元,查询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信息18950.07万条。
全国法院大力推动远程音视频应用方面,全面建成全国四级法院执行指挥管理平台支持法院联动指挥,建成远程视频会议系统支持全国法院视频会议、远程培训,建成远程审理系统提高办案效率。2020年,全国法院开展远程执行指挥5.2万余次、举办远程视频会议约3.6万余次、举办视频培训1.5万余场、开展远程审理23万余次,有力保障了法院干警疫情期间沟通交流、业务协同等需求。
通过调研、分析电子卷宗跨院调阅、远程执行指挥、“总对总”网络查询、“总对总”网络划扣冻结、“点对点”查控、省内执行委托、省外执行委托、远程提讯、远程培训、视频会议等10项应用成效,评估得出:2020年全国法院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如果采用传统线下方式达到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作效果,需要干警公务出行约73亿余人次,出行里程约870余亿公里,相当于消耗标准煤430多万吨、排放二氧化碳890多万吨;需要耗费纸张约132亿张;需要耗费干警时间约145亿多小时,相当于728万人全年工作时间;需要耗费出行、印制等成本780亿余元。
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评估的是线下工作方式与信息化方式相同效果下需要的耗费,因此这里的用词是“需要”而并非“减少”。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传统线下方式人民法院的人力、资金等资源远远不能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审判执行工作效果,可以说信息化推动了审判执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三、在服务司法管理方面
全国法院普遍建设办公平台,实现了对公文往来、公告通知、工作动态和人、财、物的规范管理;通过使用电子签章,满足人民法庭、电子诉讼平台、协助执行文书等盖章需求;建设全国统一送达平台,逐渐替代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传统送达方式。
2020年全国法院运用网上办公平台办理电子公文约710万件;通过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文书2400多万次;通过电子签章方式盖章文件8800万余次,提升司法管理工作效率,节约纸张约10亿余张,节约印制成本5亿余元。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2020年,人民法院通过信息化手段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相对传统线下方式,节省群众、干警出行约935亿公里,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41万吨,节约纸张145亿张,保护了108万颗树。传统方式若要达到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作效果,需要耗费约740万人全年工作时间,耗费出行成本、印制成本、司法拍卖佣金等约952亿余元。
按照同样的指标和测算方法,我们分析了2018年、2019年智慧法院促进绿色发展成效:2018年,全国法院通过信息化应用,相比传统方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654.76万吨;2019年减少二氧化碳757.15万吨,较2018年提升15.64%;2020年减少二氧化碳941.44万吨,较2019年提升24.34%;2018年,全国法院通过信息化应用,相比传统方式,节省出行、印制、司法拍卖等成本701.45亿元;2019年节省成本802.35亿元,较2018年提升14.38%;2020年节省成本952.86亿元,较2019年提升18.76%。
关于本《报告》的相关数据来源,全国法院信息化应用成效数据来自于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等信息系统,以及各地法院的调研结果;对于传统线下立案、开庭等方式的出行、印制等能耗需求来源于河北等地法院数据抽样分析;对于能源、碳排、成本等测算方法来源于公开发表数据及测算方法。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坚持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促进“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974号(科学技术类04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974号(科学技术类040号)提案答复的函
贵党派提出的《关于提升企业话语权,营造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案中提出,要增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执行力度,对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各级法院应优先查找执行财产线索、优先决定查封保全、优先进行资产拍卖,对被执行人加大强制惩戒力度等,充分反映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执行职能作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关于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工作情况
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行制度建设,以执行信息化提升执行工作能力,综合运用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执行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加强知识产权执行制度建设。在前期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健全特殊案件执行工作机制、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等制度机制基础上,202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明确要求要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全面优化知识产权案件执行管辖规则,研究完善行为保全和行为执行工作机制,制定知识产权裁判执行实施计划和工作指南,充分运用信息化网络查控、失信联合信用惩戒等手段,加大裁判的执行力度,确保知识产权裁判得到有效执行。
二是细化知识产权执行工作指南。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征求意见稿)》《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施计划和工作指南,分别从确保知识产权生效裁判及时执行、提高知识产权生效裁判执行效率、推进知识产权生效裁判公开、强化知识产权生效裁判执行监督,以及知识产权案件具体范围、申请保全、执行程序启动、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查找、可以采取的执行措施、执行案款发放、执行救济等方面,对知识产权案件保全措施的采取、知识产权生效裁判的立案执行及执行程序、执行措施、执行救济等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目前,征求意见程序已经结束,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反馈意见情况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相关规范指引将尽快出台。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执行保全力度。针对知识产权执行特点,人民法院注重加大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适用力度。在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法院就该纠纷作出终局判决之前,为防止侵害行为继续给知识产权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人民法院积极采取行为保全措施,责令被诉侵权人临时停止被诉侵权行为,从而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提高司法救济的实效性。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发挥保全制度的作用,以保全促和解、以保全促执行,对于被诉侵权人存在隐匿或者转移财产的危险,可能影响未来判决执行的,积极支持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确保当事人的胜诉利益能够得到实现。同时,不断加大证据保全措施适用力度,对于可能由于证据本身的原因或者因证据持有人毁损、转移、隐匿、篡改证据等原因,发生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及时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来固定和保存证据,保障案件事实的查明。
四是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执行能力。增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执行力度,执行能力提升是关键。近年来,人民法院不断通过执行信息化建设、创新执行工作模式等方式,提升执行工作能力,更好为知识产权执行服务。人民法院不断完善“1+2+N"执行信息化系统,加强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等信息化系统建设,推进现代信息科技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度应用,推进人民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执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执行管理监督模式、执行保障模式、执行查控模式、执行财产变现模式现代化。依法适用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加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优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综合应用,高效、精准、精细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对知识产权侵权人形成强大震慑,充分彰显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不断创新财产发现机制,推行悬赏举报等调查措施,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隐匿行踪越来越难,使知识产权侵权人迫于强大压力不得不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提高自觉履行率。
五是完善联合惩戒机制。人民法院将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督"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财政、金融监管、税务、市场监管、科技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告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推进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监督、自动惩戒。进一步推进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推动联合信用惩戒的拓展升级,拓展联合信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拓展限制高消费及信用惩戒机制,切实实现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巩固和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建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知识产权生效裁判执行效率及规范性,确保知识产权判决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一是进一步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坚持系统思维,完善立案、审判、执行协调配合运行机制,发挥人民法院的整体优势,加大知识产权案件诉前保全、诉中保全力度,提高立案保全裁定、审判保全裁定移送执行实施的效率。继续推广保全保险担保机制,进一步降低保全成本,提高保全率,为后续案件执行打下坚实基础;推广建立“财产保全中心"模式,集约化办理保全事项,简化工作流程,促进仲裁、立案、审判环节与执行环节的衔接,提高保全效率,有效避免败诉一方在当事人申请执行前转移财产。
二是进一步完善财产查控机制。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提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能力。继续深化与有关单位合作,拓展网络查控系统查控财产的范围,用足用好各类强制执行措施,加大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力度,织密收紧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及下落的“天罗地网"。同时,重视现场调查、审计、悬赏举报等传统财产调查措施,最大程度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加强执行与审判的对接,对于被执行人怠于行使债权或者在进入执行程序之前转移财产的,告诉申请执行人及时提起代位权之诉或者撤销权之诉。
三是进一步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机制。从2017年初开始,全国法院全面进入了“网拍时代"。人民法院将坚持“网拍优先原则"不动摇,进一步加强网络司法拍卖系统建设,拓展网络拍卖使用范围,提高财产变现的及时性。加强对各地网络司法拍卖的监测,推进网络司法拍卖的公开透明。同时,规范拍卖辅助工作,建立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省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合理确定拍卖辅助工作收费标准。
四是进一步完善多部门协作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不断健全党委政法委牵头的执行联动机制,强化人民法院主体责任,切实把解决执行难纳入各联动部门职责范围,明确目标任务,强化考核落实,促进执行联动机制常态化制度化运行,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继续依法充分适用罚款、拘留、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优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综合应用,高效、精准、精细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对知识产权侵权人形成强大震慑。
五是进一步完善联合惩戒机制。人民法院将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督"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财政、金融监管、税务、市场监管、科技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告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推进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监督、自动惩戒。进一步推进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推动联合信用惩戒的拓展升级,拓展联合信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拓展限制高消费及信用惩戒机制,切实实现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最大限度挤压知识产权侵权人的生存空间,构建不敢侵权、不想侵权的制度体系。
感谢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23日)
1.程某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程某旺与湖北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按合同约定,程某旺组织人员对工程进行施工建设,某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截至2019年11月,建筑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程某旺11885万元工程款,但程某旺未按约定支付施工人员工资,拖欠213名农民工工资共计人民币688万余元。同年12月24日,黄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向程某旺下达期限改正指令书,责令程某旺足额支付拖欠的工资。程某旺在期限届满后仍拒不支付,并将手机关机致使无法联系。2020年1月14日,黄石市公安局黄石港分局以程某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侦查。1月16日,程某旺被抓获。1月23日,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程某旺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对程某旺释法说理,程某旺及其家属支付了欠薪476万余元,并以两套房屋作为抵押保证还款140万余元,另余70万余元未支付且无抵押保证。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程某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4月20日对其提起公诉。案件起诉至法院后,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开展追缴欠款工作,联系律师反复做程某旺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案件开庭前,程某旺筹款将剩余的70万元欠薪支付完毕。检察机关根据程某旺认罪认罚和退赃退赔情况,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某旺认罪服判。
【典型意义】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本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的数额大、人数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检察机关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优先审查、从快办理,仅用一天时间就依法作出了批准逮捕程某旺的决定,及时回应了被欠薪农民工的关切,切实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2.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迅速联系程某旺的律师、亲属,耐心进行释法说理,充分说明主动缴付欠薪对程某旺量刑的影响,动员他们做好对程某旺的说服工作。同时,在提讯程某旺时,告知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如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经多次耐心释法,程某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与其家属配合,偿还了所拖欠的大部分工资。
3.持续追缴欠薪,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护。程某旺认罪认罚后,检察机关继续与其家属、律师进行沟通。案件起诉后,又向程某旺阐明,全部支付拖欠工资可以获得从宽量刑,促成程某旺继续筹款支付剩余欠薪,最终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帮助213名农民工追回全部欠薪人民币688万余元。
2.黄某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9年,黄某洪承包了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某建筑工程,在发包方已支付其工程款9065万余元的情况下,仍拖欠70余名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651万余元。2019年8月9日,大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黄某洪送达了限期改正指令书。黄某洪在规定期限内仍未支付工人工资,大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大埔县公安局立案。经大埔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同年9月25日,大埔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先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清拖欠工资的人数及薪资数额,并督促黄某洪在起诉前将拖欠工资全部还清。在黄某洪付清拖欠工资后,检察机关根据疫情以来民营经济复工复产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了强制措施。案件提起公诉后,大埔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日以黄某洪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黄某洪提出上诉,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0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引导侦查取证,查明事实固定证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本案,经分析研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案件存在证人取证难、薪酬和材料款区分难、拖欠人数及欠薪总金额确定难等问题。检察机关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详细列出补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取证,完善证据,为依法认定犯罪事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服务“六稳”“六保”。该案办理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检察机关在督促黄某洪及时足额支付欠薪后,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将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避免出现“办一个案件,倒一个企业,失业一片”的结果,既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又保证了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最大限度保障就业,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3.顾某保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顾某保系江苏省常熟市某商业设备厂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顾某保聘请张某某等多名工人从事电焊、喷塑等工作,期间采用预发部分工资、拖延时间支付工人工资等方式逃避工资支付义务,拖欠张某某等24名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42万余元。后顾某保以逃离常熟、切断联系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经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2020年1月18日,常熟市公安局对顾某保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立案侦查,并于4月26日移送审查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督促顾某保履行支付义务,5月25日,在顾某保认罪认罚并支付全部劳动报酬后,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其变更强制措施。经依法起诉,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和量刑建议,判处顾某保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典型意义】
1.注重追赃挽损,运用多种途径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该案24名被害人,多数来自贵州、安徽等省的偏远地区,经济收入较低,疫情期间薪资报酬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生活至关重要。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注重促使双方达成和解。起初,顾某保及其家属表示无支付能力,检察机关通过调取、核查顾某保的家庭房产、车辆及存款情况,对其支付能力进行研判。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顾某保经营的厂房可能被征收,并会获得一定数额的征收款,检察机关及时与村委会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将征收收益优先支付拖欠工资,保障工人权益。在检察机关的积极协调下,村委会代为接收50余万元征收款,并在乡镇司法所、检察机关共同见证下,将拖欠的工人工资足额发放到位。
2.将风险防控贯彻办案始终,多部门联动化解矛盾。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加强与控申部门的沟通,并与乡镇司法所、市信访局等部门联动,共同组建信访矛盾化解小组。第一时间告知被害人办案进展,认真听取意见了解诉求,做好工人的情绪安抚工作,引导劳动者理性维权。同时,检察机关积极向属地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案件进展,了解掌握拆迁征收动态,督促征收部门加快审核办理力度,及时发放征收款项。
3.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多维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针对顾某保到案后对自己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认识不到位,不主动积极配合的情况,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工作,向其阐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义,督促其转变想法,诚意履行支付义务,真心认罪认罚。顾某保表示愿意将征收款支付工人工资,并在值班律师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同步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4.陈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陈某系河南省商城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未支付该公司周某某等100余名工人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100余万元。2019年3月20日,商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对陈某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陈某在整改期限内仍未支付劳动报酬。后陈某分批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截止立案时仍拖欠30余万元。经查,在拖欠劳动报酬期间,陈某的工贸有限公司账户上仍有大额资金交易往来,陈某系有支付能力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发后,陈某自动投案,自愿认罪认罚,将拖欠的劳动报酬全部付清,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2019年7月9日,商城县公安局将案件提请商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7月26日,商城县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对陈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陈某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鉴于其认罪悔罪情况,可以依法从宽处理。2020年3月16日,商城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对其公开宣告。
【典型意义】
1.释法说理,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耐心宣讲刑事司法政策,积极促使陈某认罪认罚。案发后,陈某全部支付了劳动报酬、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服务保障民营经济的要求,检察机关认为可不对其判处刑罚。陈某被宣告不起诉后,依规向相关部门申报,现该企业转产生产口罩等防疫物资,积极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2.少捕慎诉,护航脱贫攻坚工作。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发现,陈某的企业为该县带贫企业项目,近年来一直带动当地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为当地脱贫攻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对带贫企业的负责人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为当地扶贫产业项目提供了司法保障。
3.延伸检察职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一是做好陈某的思想工作,既使其充分认识到错误,又帮助其放下思想包袱,重塑办好企业的信心。二是加大宣传力度,依托抖音等APP为企业员工送去法制宣讲课,向企业提出合法合规经营的法律意见,并帮助企业稳定人心。三是联合当地工商联、防疫中心等职能部门,对企业开展防疫培训,并为企业送去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质,全力支持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5.李某军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李某军系上海某服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18日,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李某军在未结清工人工资且未告知工人的情况下,清空公司设备,逃离上海,拖欠18名员工工资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保障局要求李某军配合调查处理欠薪事宜未果,于6月11日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李某军仍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同年6月24日,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两法衔接”机制收到松江区劳动保障局案件信息通报后,会同劳动保障部门、公安机关研判,针对犯罪金额认定存在的证据问题提出取证意见。6月26日,松江区劳动保障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与公安机关会商抓捕和追回欠薪的方案。12月25日,案件移送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期间,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军释法说理,李某军将拖欠的工人工资结清,取得工人们的谅解。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军以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仍不支付,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李某军在提起公诉前全部支付了拖欠的劳动报酬,取得被害人谅解,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2020年3月31日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1.“两法衔接”及时有效,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当地检察机关积极主动与劳动保障部门、公安机关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会商研判等工作机制,及时介入欠薪案件,将检察监督工作前移,加大治理恶意欠薪力度。在结算劳动报酬、犯罪数额认定存在争议,是否构罪存疑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及时引导取证,确保案件证据充分、犯罪数额认定准确。
2.追讨薪酬与解决就业兼顾,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本案被害人均系农村务工人员,且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正值春节前夕,农民工的血汗钱没有着落,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案发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积极与公安机关会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导犯罪嫌疑人支付欠薪。李某军到案后,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敦促其筹措资金,最终李某军全部结清所欠工资,得到员工谅解,及时防范化解了一起重要节点的群体访风险。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联合劳动监察、公安机关耐心接待农民工代表,安抚被害人情绪,同时联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招聘信息,帮助农民工解决再就业难题,用检察服务传递司法温度。
3.惩治犯罪与护航企业并重,宽严相济依法妥善处理涉企案件。本案审查起诉前期,李某军对犯罪数额有异议,检察机关耐心说明认定的依据,加强法律政策宣讲,促使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结清了工人工资。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李某军犯罪情节轻微,提起公诉前付清拖欠的工资并取得谅解,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案件办理过程中正值新冠疫情期间,民营经济面临重大压力,涉案公司经营困难,检察机关经逐一联系被害人听取意见后,依法对李某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不起诉决定,保障其尽快带领企业复工复产。
6.黄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黄某承包了重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某房地产项目。当年8月底项目完工,在转包人向黄某足额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黄某仅支付了农民工每月生活费,拖欠杨某等18名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25万余元,并将手机关机后逃跑、藏匿。2019年1月24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发现线索后,督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移送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9年7月黄某到案并被取保候审。经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协调,由转包人先行垫付部分农民工工资。2020年7月13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局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督促黄某支付了部分拖欠工资,并与农民工达成分期支付剩余款项的还款计划。鉴于大部分欠薪系转包人垫付,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于10月21日对本案依法提起公诉。11月13日,渝北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黄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发现案件线索监督立案。检察机关依托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查询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平台录入的黄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督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回复处理情况后,检察机关加强后续跟踪,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促进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2.多渠道追讨欠薪,帮助农民工及时获得劳动报酬。检察机关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犯罪线索后,多方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筑公司、转包人及农民工代表,共同商议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解决方案。因黄某一直未到案,最终确定由转包人先行垫付部分农民工工资,以维系农民工正常生活。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充分听取农民工意见,积极对黄某释法说理,督促黄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促进黄某与农民工达成分期支付剩余款项的还款计划。
3.坚持依法惩治犯罪,促进实现办案“三个效果”。审查逮捕阶段,鉴于黄某自愿认罪认罚,愿意积极筹措资金赔付农民工工资,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不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因黄某仅支付了工人小部分工资,仍然拖欠部分工资未支付,且该案被追回的欠薪大部分系转包人垫付,检察机关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对黄某提起公诉,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的量刑建议。法院全部采纳了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惩戒治理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惩戒治理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2020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
(法〔2022〕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在规定前置程序的同时,将行政处罚决定或生效刑事判决作出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具体到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之日,是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在废除前置程序的情况下,以行政处罚决定或生效刑事判决作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不符合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主张以揭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由于新旧司法解释在诉讼时效方面的规定发生了明显变化,为避免出现投资者因未及时主张权利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发生,充分保护投资者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民事权利,现就《规定》施行后诉讼时效的衔接适用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规定》施行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已经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仍按照原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计算。
二、在《规定》施行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已经对虚假陈述进行立案调查,但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自立案调查日至《规定》施行之日已经超过三年,或者按照揭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至《规定》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或不足六个月的,从《规定》施行之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六个月。
特此通知。
2022年1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时发生的下列纠纷:
(一)因提供订舱、报关、报检、报验、保险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二)因提供货物的包装、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拨、中转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三)因缮制、交付有关单证、费用结算所发生的纠纷;
(四)因提供仓储、陆路运输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五)因处理其他海上货运代理事务所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第四条 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货运代理企业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授权,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约定了转委托权限,当事人就权限范围内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
第六条 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代表对方当事人订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该方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取得的单证以委托人支付相关费用为条件,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除外。
第八条 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契约托运人的委托办理订舱事务,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的委托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实际托运人请求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其取得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契约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实际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第九条 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货运代理企业接受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委托签发提单,当事人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对提单项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货运代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追偿。
第十三条 因本规定第一条所列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海事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具有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货运代理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不适用于与沿海、内河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纠纷案件。
第十六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决定,现将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36-140号)作为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月26日
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
(检例第136号)
【关键词】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情节严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的“英雄烈士”,是指已经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在同一案件中,行为人所侵害的群体中既有烈士,又有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时,应当整体评价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不宜区别适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和侮辱罪、诽谤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引起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民事诉讼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可以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仇某,男,1982年出生,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20年6月,印度军队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在与之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中。边防官兵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官兵的昂扬风貌。同年6月,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被评定为烈士;2021年2月,中央军委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追记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一等功,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2021年2月19日上午,仇某在卫国戍边官兵英雄事迹宣传报道后,为博取眼球,获得更多关注,在住处使用其新浪微博账号“辣笔小球”(粉丝数250余万),先后发布2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人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精神。
上述微博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引起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截至当日15时30分,仇某删除微博时,上述2条微博共计被阅读202569次、转发122次、评论280次。
【检察履职情况】
(一)引导侦查取证
2021年2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对仇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当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经公安机关商请介入侦查,围绕犯罪对象、动机、情节、行为方式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提出收集证据的意见,并同步开展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二)审查逮捕
2021年2月25日,建邺分局以仇某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批准逮捕。3月1日,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以仇某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认为:首先,仇某发布微博,以戏谑口吻贬损英雄团长“临阵脱逃”,并提出四名战士因为营救团长而牺牲、立功,质疑牺牲人数、诋毁牺牲战士的价值,侵害了祁发宝等整个战斗团体的名誉、荣誉,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已涉嫌寻衅滋事罪;其次,仇某的行为符合3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规定,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按《刑法修正案(十一)》处理;再次,仇某作为有250余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在国家弘扬卫国戍边官兵英雄事迹的特定时间节点实施上述行为,其言论在网络迅速、广泛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三)审查起诉
2021年3月11日,建邺分局以仇某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移送审查起诉。因本案系新罪名案件,没有类案和量刑指导意见供参考,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基础上,邀请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的群众参加听证,就量刑问题听取意见,并对仇某依法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仇某认罪认罚,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具结书。
4月26日,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以仇某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提起公诉,提出有期徒刑八个月的量刑建议。同时,检察机关就公益诉讼听取祁发宝和烈士近亲属的意见,他们提出希望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检察机关遂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仇某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5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仇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再次表示认罪认罚,真诚向英雄烈士及其家属道歉,向社会各界忏悔。辩护人对指控罪名不持异议,认为仇某主观恶性较小,发布的微博虽多次发酵,但绝大多数网友对仇某的观点是不赞同的,造成的不良影响较小。公诉人答辩指出,仇某作为具有媒体从业经历的“网络大V”,恶意用游戏术语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主观恶性明显。其微博账户拥有250余万粉丝,其不当言论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蔓延,网友对其口诛笔伐,恰恰说明其言论严重伤害民众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证据,证明仇某的行为、后果,发表了公益诉讼的意见。仇某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实、证据及诉讼请求均无异议。
(五)处理结果
建邺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支持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以仇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责令仇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决宣告后,仇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2021年6月25日,仇某在《法治日报》及法制网发布道歉声明。
【指导意义】
(一)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的“英雄烈士”应当依照刑法修正案的本意作适当解释。本罪中的“英雄烈士”,是指已经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如果行为人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名誉、荣誉,构成犯罪的,可以适用侮辱罪、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在同一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所侵害的群体中既有已牺牲的烈士,又有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时,应当整体评价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不宜区别适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和侮辱罪、诽谤罪。虽不属于烈士,但事迹、精神被社会普遍公认的已故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誉、荣誉被侵害的,因他们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其名誉、荣誉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纳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犯罪对象,与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予以刑法上的一体保护。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情节严重的,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实施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按照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对上述行为认定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符合立法精神,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实现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特殊保护。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的行为,实施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应当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参照《网络诽谤的解释》的规定,并可以结合案发时间节点、社会影响等综合认定。《网络诽谤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具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属于“情节严重”。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时,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情节要求,但在特定时间节点通过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网络平台和媒介公然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引起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也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对于只是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如在亲友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发表不当言论,没有造成大范围传播的,可以不认定为“情节严重”。
(四)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依法协同履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在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经征询意见,近亲属不提出民事诉讼时,应当充分履行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提起公诉的同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步推进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追究,实现审判阶段刑事诉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合议庭审理、同步判决,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庭审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
郎某、何某诽谤案
(检例第137号)
【关键词】
网络诽谤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能动司法 自诉转公诉
【要旨】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破坏公众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追诉职责,作为公诉案件办理。对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被害人已提出自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处理好由自诉向公诉程序的转换。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郎某,男,1993年出生,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何某,男,1996年出生,务工。
被害人谷某,女,1992年出生,务工。
2020年7月7日18时许,郎某在杭州市余杭区某小区东门快递驿站内,使用手机偷拍正在等待取快递的被害人谷某,并将视频发布在某微信群。后郎某、何某分别假扮快递员和谷某,捏造谷某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增强聊天记录的可信度,郎某、何某还捏造“赴约途中”“约会现场”等视频、图片。7月7日至7月16日期间,郎某将上述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9张及视频、图片陆续发布在该微信群,引发群内大量低俗、侮辱性评论。
8月5日,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7张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110余个微信群(群成员约2.6万)、7个微信公众号(阅读数2万余次)及1个网站(浏览量1000次)等网络平台,引发大量低俗、侮辱性评论,严重影响了谷某的正常工作生活。
8月至12月,此事经多家媒体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其中,仅微博话题“被造谣出轨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阅读量就达4.7亿次、话题讨论5.8万人次。该事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扰乱了网络社会公共秩序。
【检察履职情况】
(一)推动案件转为公诉程序办理
2020年8月7日,谷某就郎某、何某涉嫌诽谤向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报案。8月13日,余杭分局作出对郎某、何某行政拘留9日的决定。10月26日,谷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并根据法院通知补充提交了相关材料。12月14日,法院立案受理并对郎某、何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因相关事件及视频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蔓延,案件情势发生重大变化。检察机关认为,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侵害被害人的人格权,而且经网络迅速传播,已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由于本案被侵害对象系随意选取,具有不特定性,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侵害对象,严重破坏了广大公众安全感。对此类案件,由自诉人收集证据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难度很大,只有通过公诉程序追诉才能及时、有效收集、固定证据,依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12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2月25日,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12月26日,谷某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
(二)引导侦查取证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围绕诽谤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公诉情形,向公安机关提出对诽谤信息传播侵害被害人人格权与社会秩序、公众安全感遭受破坏的相关证据一并收集固定的意见。公安机关经侦查,及时收集、固定了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引发的低俗评论以及该案给广大公众造成的不安全感等关键证据。
(三)审查起诉
2021年1月20日,余杭分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郎某、何某为寻求刺激、博取关注,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网络上散布,造成该信息被大量阅读、转发,严重侵害谷某的人格权,导致谷某被公司劝退,随后多次求职被拒,使谷某遭受一定经济损失,社会评价也遭受严重贬损,且二被告人侵害对象选择随意,造成不特定公众恐慌和社会安全感、秩序感下降;诽谤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流传,引发大量低俗评论,对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规定。
2月26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郎某、何某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鉴于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二被告人提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的量刑建议。
(四)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年4月3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二被告人再次表示认罪认罚。
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定性均无异议。郎某的辩护人提出,诽谤信息的传播介入了他人的编辑、转发,属于多因一果。公诉人答辩指出,郎某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网络具有开放性、不可控性,诽谤信息会被他人转发或者评论,因此,他人的扩散行为应当由其承担责任。而且,被他人转发,恰恰说明该诽谤信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五)处理结果
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判决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宣判后,二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网络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认定条件。网络涉及面广、浏览量大,一旦扩散,往往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与传统的发生在熟人之间、社区传播形式的诽谤案件不同,通过网络诽谤他人,诽谤信息经由网络广泛传播,严重损害被害人人格权,如果破坏了公序良俗和公众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应当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对此,可以根据犯罪方式、对象、内容、主观目的、传播范围和造成后果等,综合全案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等予以评价。
(二)坚持能动司法,依法惩治网络诽谤犯罪。网络诽谤传播广、危害大、影响难消除,被害人往往面临举证难、维权难,通过自诉很难实现权利救济,更无法通过自诉有效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如果网络诽谤犯罪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适用公诉程序处理。检察机关要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人格尊严保护的更高需求,针对网络诽谤犯罪的特点,积极主动履职,加强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沟通协调,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及时有效打击犯罪,加强对公民人格权的刑法保护,维护网络社会秩序,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三)被害人已提起自诉的网络诽谤犯罪案件,因同时侵害公共利益需要适用公诉程序办理的,应当依法处理好程序转换。对自诉人已经提起自诉的网络诽谤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适用公诉程序的,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对自诉人提起的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尚未受理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由其撤回起诉。人民法院对自诉人的自诉案件受理以后,公安机关又立案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由其撤回起诉,或者建议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止自诉案件的审理,以公诉案件审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九百九十一条、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三百二十条
岳某侮辱案
(检例第138号)
【关键词】
网络侮辱 裸照 情节严重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公诉程序
【要旨】
利用信息网络散布被害人的裸体视频、照片及带有侮辱性的文字,公然侮辱他人,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导致出现被害人自杀等后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应当按照公诉程序,以侮辱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岳某,男,1982年出生,农民。
被害人张某,女,殁年34岁。
二人系同村村民,自2014年开始交往。交往期间,岳某多次拍摄张某裸露身体的照片和视频。2020年2月,张某与岳某断绝交往。岳某为报复张某及其家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快手APP散布二人交往期间拍摄的张某的裸体照片、视频,并发送给张某的家人。后岳某的该快手账号因张某举报被封号。5月,岳某再次申请快手账号,继续散布张某的上述视频及写有侮辱性文字的张某照片,该快手APP散布的视频、照片的浏览量达到600余次。
上述侮辱信息在当地迅速扩散、发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同时,岳某还多次通过电话、微信骚扰、挑衅张某的丈夫。张某倍受舆论压力,最终不堪受辱服毒身亡。
【检察履职情况】
(一)审查逮捕
2020年7月6日,张某的丈夫以张某被岳某强奸为由到公安机关报案。7月7日,河北省肃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7月13日,肃宁县公安局以岳某涉嫌强奸罪向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肃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因张某死亡,且无其他证据,无法证实岳某实施了强奸行为,但岳某为报复张某,将张某的裸体视频及带有侮辱性文字的照片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和快手等网络平台,公然贬损张某人格、破坏其名誉,致张某自杀,情节严重,应当以侮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岳某侮辱他人,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范围较广,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适用公诉程序追诉。7月20日,肃宁县人民检察院以岳某涉嫌侮辱罪对其批准逮捕。
(二)审查起诉
2020年9月18日,肃宁县公安局以岳某涉嫌侮辱罪移送审查起诉。肃宁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根据审查情况,要求公安机关向腾讯、快手公司补充调取岳某的账号信息及发布内容,确定发布内容的浏览量,以及在当地造成的社会影响。审查后,肃宁县人民检察院于10月9日以岳某涉嫌侮辱罪提起公诉,并结合认罪认罚情况,对岳某提出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的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年11月25日,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被告人岳某表示认罪认罚。岳某的辩护人提出,岳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是岳某的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散布隐私尚未达到“情节严重”;二是岳某出于专门散布张某隐私视频和照片的目的而开设快手账号,两个账号粉丝共4人,不会有粉丝以外的人浏览,不符合侮辱罪“公然性”要求。公诉人答辩指出,岳某的行为已构成侮辱罪。一是张某因岳某的侮辱行为而自杀,该侮辱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属于“情节严重”;二是侮辱行为具有“公然性”。岳某将被害人的裸照、视频发送到网络上,使不特定多数人均可以看到,符合侮辱罪“公然性”的规定。而且,快手APP并非只有成为粉丝才能浏览,粉丝人数少不代表浏览人数少,在案证据证实视频和照片的浏览量分别为222次、429次,且证人岳某坤等证实曾接收到快手同城推送的带有侮辱性文字的张某照片。
(四)处理结果
2020年12月3日,肃宁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以侮辱罪判处岳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判决宣告后,岳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侮辱他人行为恶劣或者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行为人以破坏他人名誉、贬低他人人格为目的,故意在网络上对他人实施侮辱行为,如散布被害人的个人隐私、生理缺陷等,情节严重的,应当认定为侮辱罪。侮辱罪“情节严重”,包括行为恶劣、后果严重等情形,如当众撕光妇女衣服的,当众向被害人泼洒粪便、污物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的,二年内曾因侮辱受过行政处罚又侮辱他人的,在网络上散布被害人隐私导致被广泛传播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情形。
(二)侮辱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结合行为方式、社会影响等综合认定。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侮辱他人犯罪案件中,是否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行为人在网络上散布被害人裸照、视频等严重侵犯他人隐私的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在网络上散布侮辱他人的信息,导致对被害人产生大量负面评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仅侵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按照公诉程序依法追诉。
(三)准确认定利用网络散布他人裸照、视频等隐私的行为性质。行为人在与被害人交往期间,获得了被害人的裸照、视频等,无论其获取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得到被害人授权,只要恶意对外散布,均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上述行为认定为侮辱罪还是强制侮辱罪,要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综合判断。如果行为人以破坏特定人名誉、贬低特定人人格为目的,故意在网络上对特定对象实施侮辱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认定为侮辱罪。如果行为人出于寻求精神刺激等动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对妇女进行身体或者精神强制,使之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进而实施侮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强制侮辱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
钱某制作、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检例第139号)
【关键词】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私密空间行为 偷拍 淫秽物品
【要旨】
自然人在私密空间的日常生活属于民法典保护的隐私。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文件,以贩卖、传播方式予以公开,不仅侵犯他人隐私,而且该偷拍视频公开后具有描绘性行为、宣扬色情的客观属性,符合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的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刑事责任。以牟利为目的提供互联网链接,使他人可以通过偷拍设备实时观看或者下载视频文件的,属于该罪的“贩卖、传播”行为。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偷拍他人隐私的刑事案件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主客观方面依法适用不同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钱某,男,1990年出生,无固定职业。
钱某曾因偷拍他人性行为被行政拘留,仍不思悔改,产生通过互联网贩卖偷拍视频文件从中牟利的想法。2017年11月,钱某从网络上购买了多个偷拍设备,分别安装在多家酒店客房内,先后偷拍51对入住旅客的性行为,并将编辑、加工的偷拍视频文件保存至互联网云盘,通过非法网站、即时通讯软件发布贩卖信息。2018年5月9日,公安机关将钱某抓获,并在上述互联网云盘中检出偷拍视频114个。
此外,钱某还以“付费包月观看”的方式,先后182次为他人通过偷拍设备实时观看入住旅客性行为或者下载偷拍视频提供互联网链接。
【检察履职情况】
(一)引导侦查取证
2018年6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以钱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钱某偷拍他人性行为后既有传播扩散行为,也有编辑加工、贩卖牟利行为,故以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对钱某批准逮捕,并向公安机关提出对扣押在案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检查和恢复,对其注册使用的互联网云盘信息进行提取和固定的取证意见。此后,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了钱某的作案方式、获利情况和危害后果。
(二)审查起诉
2018年8月15日,锦江分局以钱某涉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移送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钱某辩解其上传到互联网云盘的淫秽视频文件并非偷拍所得,而是从他人处获取后上传互联网用于个人观看。对此,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对涉案多家酒店实地察看,详细了解装有偷拍设备的酒店客房布局、特征和偷拍设备安装位置、取景场域,通过与起获的视频文件中拍摄的客房画面逐一比对,结合其有罪供述,发现有114个视频文件中的场景与偷拍现场具有同一性,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相关视频确系钱某偷拍。
2019年1月29日,锦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钱某涉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9年7月17日、7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庭审中,辩护人对视频文件的性质和数量认定等提出了辩护意见。一是涉案的视频文件形式上不具有实物特征,内容上不具有淫秽特征,不属于淫秽物品;二是多个视频文件描绘的是同一对旅客的性行为,即便属于淫秽物品,也应当以被偷拍的旅客的对数认定数量,不能以设备自动分段或人为编辑制作的数量认定。
公诉人答辩指出,偷拍的视频文件属于淫秽物品,数量应当以钱某编辑、制作的数量为标准。一是涉案的视频文件属于淫秽物品。形式上,淫秽物品的视频文件形式与刊物、光盘等有形物具有同质性。对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互联网上建立淫秽网站、网页,提供淫秽站点链接服务,或者传播淫秽书刊、影片、音像、图片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制作、贩卖、传播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等淫秽电子信息也有明确规定。内容上,自然人在私密空间的性行为本身不具有淫秽性,但被告人将其编辑、贩卖、对外传播,则具有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客观属性,符合刑法对“淫秽物品”的界定;二是视频文件的数量应当以钱某编辑、制作数量为标准,而非依据旅客区分。本案中每个视频文件都是钱某偷拍后通过筛选、剪辑而成;每个视频文件都能够独立播放,内容涉及不同性行为;每个视频文件都是露骨宣扬色情,被非法传播后都能给观看者带来淫秽性刺激,社会危害性不会因为数个片段均反映同一对旅客的性行为而降低。
(四)处理结果
2019年7月26日,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意见,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钱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钱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五)制发检察建议
旅客入住酒店偷拍事件频发,导致隐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严重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暴露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经营者管理不善问题,检察机关从建立健全旅客隐私保护、落实实名登记入住制度、增加安防设施投入、加强日常检查巡查等方面,向治安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发出检察建议。治安主管部门落实整改,对辖区旅馆业进行滚动摸排、对场所软硬件开展检查,强化旅客入住“人证合一”,开展公民隐私权法制宣传,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核查网络摄像头生产、销售商家,督促落实市场主体责任。行业组织开展了旅馆、酒店会员单位法制宣传、隐私安全保护培训,增加安防设备,会同治安主管部门制定治安安全防范规范,加强旅馆业安全管理水平,加大保护公民隐私安全力度。
【指导意义】
(一)准确界定“淫秽物品”“贩卖、传播行为”,依法严惩网络背景下传播淫秽物品犯罪。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受他人干扰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依法不受侵犯。发生在酒店、旅馆、民宿等非公开空间内的性行为,属于隐私保护的范围。行为人偷拍他人性行为并经互联网传播扩散的视频,不仅侵害个人隐私,而且客观上具有描绘性行为的诲淫性,具有宣扬色情的危害性,符合刑法对“淫秽物品”的界定。行为人有偿提供互联网链接,他人付费后可以实时在线观看,与建立并运营“点对面”式互联网直播平台的传播行为性质相同,应当认定为贩卖、传播行为。
(二)行为人偷拍他人隐私,行为方式、目的多样,应当区分不同情形依法惩处。行为人非法使用偷拍设备窥探他人隐私,未贩卖、传播的,如果相关设备经鉴定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又将偷拍的内容贩卖、传播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通过远程操控侵入他人自行安装的摄像头后台信息系统,对他人私密空间、行为进行窥探,进行遥控并自行观看,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在侵入上述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后,又将偷拍的视频贩卖、传播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偷拍获取他人隐私,进而要挟他人、获取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
(三)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个人隐私被非法收集、买卖,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的源头,并催生出一条黑灰产业链,严重侵扰公民生活安宁、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检察机关办案中要注意剖析案发地区、案发领域管理、制度上的漏洞,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检察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促进完善社会治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
柯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检例第140号)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业主房源信息 身份识别 信息主体另行授权
【要旨】
业主房源信息是房产交易信息和身份识别信息的组合,包含姓名、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交易价格等内容,属于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主体另行授权,非法获取、出售限定使用范围的业主房源信息,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时应当对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具体甄别,筛除模糊、无效及重复信息,准确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
【基本案情】
被告人柯某,男,1980年出生,系安徽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者,开发了“房利帮”网站。
2016年1月起,柯某开始运营“房利帮”网站并开发同名手机APP,以对外售卖上海市二手房租售房源信息为主营业务。运营期间,柯某对网站会员上传真实业主房源信息进行现金激励,吸引掌握该类信息的房产中介人员(另案处理)注册会员并向网站提供信息,有偿获取了大量包含房屋门牌号码及业主姓名、电话等非公开内容的业主房源信息。
柯某在获取上述业主房源信息后,安排员工冒充房产中介人员逐一电话联系业主进行核实,将有效的信息以会员套餐形式提供给网站会员付费查询使用。上述员工在联系核实信息过程中亦未如实告知业主获取、使用业主房源信息的情况。
自2016年1月至案发,柯某通过运营“房利帮”网站共非法获取业主房源信息30余万条,以会员套餐方式出售获利达人民币150余万元。
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时,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非法出售的部分信息购自“房利帮”网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柯某获取的均为上海地区的业主信息,遂对柯某立案侦查。
【检察履职情况】
(一)引导侦查取证
2017年11月17日,金山分局以柯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11月24日,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从电子数据、言词证据两方面,针对信息性质和经营模式继续取证。公安机关根据建议,一是调取了完整的运营数据库进行鉴定,确认了信息数量;二是结合“房利帮”网站员工证言,进一步向柯某确认了该公司是由其个人控制经营,以有偿获取、出售个人信息为业,查明本案属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
(二)审查起诉
2018年1月19日,金山分局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经退回补充侦查并完善证据,查清了案件事实。一是对信息数据甄别去重,结合网站的资金支出和柯某供述,进一步明确了有效业主房源信息的数量;二是对相关业主开展随机调查,证实房产中介人员向“房利帮”网站上传信息未经业主事先同意或者另行授权,以及业主在信息泄露后频遭滋扰等情况。
7月27日,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柯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9年1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审理中,柯某及其辩护人对柯某的业务模式、涉案信息数量等事实问题无异议,但认为柯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提出,第一,房源信息是用于房产交易的商用信息,部分信息没有业主实名,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二,网站的房源信息多由房产中介人员上传,房产中介人员获取该信息时已得到业主许可,系公开信息,网站属合理使用,无须另行授权;第三,网站对信息核实后,将真实房源信息整合,主要向房产中介人员出售,促进房产交易,符合业主意愿和利益。
公诉人答辩指出,柯某的行为依法构成犯罪。第一,业主房源信息中的门牌号码、业主电话,组合后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且部分信息有业主姓名,符合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第二,业主委托房产中介时提供姓名、电话等,目的是供相对的房产中介提供服务时联系使用,不能以此视为业主同意或者授权中介对社会公开;第三,柯某安排员工冒充房产中介向业主核实时,仍未如实告知信息获取的途径及用途。而且,该网站并不从事中介业务帮助业主寻找交易对象,只是将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倒卖牟利。
(四)处理结果
2019年12月31日,金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意见,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柯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宣判后,柯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包含房产信息和身份识别信息的业主房源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络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业主房源信息包括房产坐落区域、面积、售租价格等描述房产特征的信息,也包含门牌号码、业主电话、姓名等具有身份识别性的信息,上述信息组合,使业主房源信息符合公民个人信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规定。上述信息非法流入公共领域存在较大风险。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因信息泄露被频繁滋扰,更有大量信息进入黑灰产业链,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严重威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危及国家信息安全,应当依法惩处。
(二)获取限定使用范围的信息需信息主体同意、授权。对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信息处理须得到信息主体明确同意、授权。对非敏感个人信息,如上述业主电话、姓名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信息主体自愿、主动向社会完全公开的信息,可以认定同意他人获取,在不侵犯其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合理利用。但限定用途、范围的信息,如仅提供给中介供服务使用的,他人在未经另行授权的情况下,非法获取、出售,情节严重的,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认定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应当在全面固定数据基础上有效甄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信息一般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往往数据庞杂、真伪交织、形式多样。检察机关应当把握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标准,准确提炼出关键性的识别要素,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姓名等,对信息数据有效甄别。对包含上述信息的认定为有效的公民个人信息,以准确认定信息数量。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发布11件检察监督与水行政执法协同保护黄河水安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发布11件检察监督与水行政执法协同保护黄河水安全典型案例
(2023年4月12日)
目录
1.青海省尖扎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2.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修复黄河堤防行政公益诉讼案
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松山水沙河河道行政公益诉讼案
4.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建筑工程施工降水管理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5.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超采及违规取用黄河水行政公益诉讼案
6.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下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7.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8.河南省灵宝市姚某强非法盗采黄河支流河砂刑事公诉案
9.河南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跨省界浮舟侵占黄河干流河道行政公益诉讼案
10.山东省郓城县王某界、王某存非法盗采黄河河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1.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黄河滩区养殖场行政公益诉讼案
青海省尖扎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河道保护 行洪安全
【要旨】
针对多个行政机关未依法及时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致使位于河道旁的违法建设影响黄河生态环境和行洪安全的,检察机关可以分别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距黄河干流河道西岸10米处的康杨镇烂泥滩非法占地45亩,未办理取水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先后擅自建设23栋PC板连栋温室大棚,用于蔬菜种植,其中5栋大棚侵占黄河干流河道。其行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水法、防洪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黄河干流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污染风险,严重危及黄河干流行洪安全。对此,多个行政机关存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的情形。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10日,尖扎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尖扎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种植专业合作社违反水务河道管理、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在黄河干流河道旁擅自建设连栋温室大棚的案件线索。同年6月28日,该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并展开调查,进行实地勘察,并运用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固定证据,核实公益受损和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情况。
同年7月2日,尖扎县检察院依法提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水利部门依法履行对黄河干流水务河道的防汛职责,督促自然资源部门强化对擅自占地建设温室大棚等违法乱建的日常监管,督促农牧和科技部门加强对黄河滩涂用地的监督检查,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做好黄河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促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及时清除河道内行洪障碍物。同时,督促上述行政机关厘清各自监管职责,明确任务分工,协同履职,依法清理、拆除违法建设的温室大棚,及时排除黄河干流河道的行洪安全隐患。
上述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县河湖长制办公室向县农牧和科技局等单位下发了限期拆除违法涉河温棚的催告通知书和告知书,对做好拆除涉河温棚、排除黄河干流行洪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先后6次约谈违法行为人,细致做好释法说理,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同年8月30日,某种植专业合作社拆除了全部23栋违法涉河温棚,及时排除了黄河干流河道的行洪安全隐患,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推进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检察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某种植专业合作社违法建设23栋涉河温棚问题,依法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及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同步督促多个行政机关切实履行维护黄河干流行洪安全的主体责任。通过督促相关行政机关齐抓共管、联动协同治理、深化协调配合、凝聚协作合力,共同解决了公益损害问题。
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修复黄河堤防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堤防修复 河道安全 “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要旨】
针对黄河堤防损毁导致水环境污染以及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修复受损堤防,确保水工程安全及周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基本案情】
白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省红原县巴颜喀拉山东麓查勒肯,流经四川省若尔盖县唐克镇后汇入黄河,流域面积5488平方千米。白河干流(红原县滨河路龙壤大桥段)约360余米堤防已坍塌,多处堤防护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相关行政机关对此未及时履行管护职责,致使河水长期冲刷导致岸线逐渐后移,侵蚀黄河湿地。同时,毁损的堤防及堤防护栏残件散落在河道及岸线,不仅堵塞河道危及行洪安全,还可能造成白河干流水体污染。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红原县检察院)依托“河长+检察长”机制发现白河堤防毁损的线索。2022年5月9日,红原县检察院对红原县水务局(以下简称县水务局)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红原县检察院通过实地勘察、水质检测、无人机测绘、查阅调取书证、走访并询问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周边群众等方式调查取证。查明县水务局依法具有加强水坝和堤防等水工程安全的职责,但其未对白河干流堤防及护栏毁损问题及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白河干流水环境及行洪安全产生不利影响。2022年5月12日,红原县检察院向县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河道管理、保障水坝、堤防安全的职责,对案涉垮塌、破损堤防进行修缮,尽快清理散落在河道及岸线的堤防护栏残件,并对全流域堤防的现状开展整体排查和修缮,保护白河流域水工程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水务局立即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白河流域堤防现状进行全面排查。对堤防及护栏断裂、缺失情况建立台账,分类汇总并实行整改销号管理,并建立健全堤防维护长效机制。经县水务局现场排查及复核,除检察建议中提到的滨河路龙壤大桥段360余米堤防需修缮护栏与面板外,还发现县工业园区附近350米堤防需进行基础及面板维修。县水务局将需修缮的两段堤防纳入2022年新建防洪治理项目,与县域内其他堤防修复及防洪治理等工程一体推进。2022年7月10日,县水务局将上述整改情况向红原县检察院进行书面回复。红原县检察院、县河长办经多次跟进核实,确认案涉滨河路龙壤大桥段及工业园区段的损毁堤防及护栏已全面修复。红原县检察院于2022年8月1日对本案作出结案决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与河长制办公室聚焦黄河重要支流白河流域存在的堤防及护栏毁损问题,切实发挥各自职能的基础上,相互配合,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双方不断强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坚持问题导向,以点带面,推动白河流域全域实现堤防保护系统修复、长效治理,切实保护水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守护白河河道周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松山水沙河河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侵占河道 检察听证 履职整改后撤回起诉
【要旨】
经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后,行政机关履职不全面、不充分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的,可以通过检察听证评估整改效果,对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决定撤回起诉。
【基本案情】
甘肃省景泰县位居甘肃省腹地北陲,甘宁蒙三省交界地带,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过渡地带,生态环境脆弱。黄河是景泰县唯一过境水系,松山水沙河为黄河的二级支流。2018年以来,甘肃省景泰县某选矿厂与甘肃某砂石建材有限公司在松山水沙河内合作开采经营砂石,在开采过程中,随意乱堆废料,不及时回填采砂坑。同时,二企业洗砂设备长期侵占河道,擅自将砂厂沉淀池淤泥排入松山水沙河,导致该河道被长期侵占,严重破坏河道,危及行洪安全。景泰县水务局虽多次进行整治,但二企业仍违法生产经营并占用河道,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0月,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景泰县检察院)联合景泰县河长制办公室在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巡查时发现本案线索并开展调查。景泰县检察院经研判,于2021年11月29日对景泰县水务局立案。经勘察现场,走访水务、属地乡镇政府等部门,调取行政执法资料,询问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现景泰县水务局已对二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是,在二公司没有自行整改的情况下,该局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等相关规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依法拆除侵占河道的洗砂设施设备,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遭受侵害。同年12月17日,景泰县检察院提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责令二公司纠正其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河道内洗砂设备,及时清除乱排乱堆的废渣、废料、淤泥,疏通河道并回填砂坑。
景泰县水务局于2021年12月30日书面回复检察机关,称大部分问题已整改。景泰县检察院先后经两次实地走访,发现松山水沙河内乱堆的砂石和废弃料并未完全清除,采砂坑没有完全回填,河道没有平整复平,洗砂设备也未搬迁。景泰县水务局虽采取了部分履职措施,但履职仍不完全、不充分,公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的状态。
【诉讼过程】
景泰县检察院按照甘肃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类案件集中管辖规定,依法向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景泰县水务局依法履行保护松山水沙河河道的监管职责,切实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起诉后,景泰县水务局积极全面履职,要求案涉企业按照制定的河道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立即开展整治工作。案涉企业拆除3条洗砂生产线,回填蓄水沉淀池2个,清运弃渣27万余立方米,全部用于回填恢复治理砂坑,松山水沙河河道已基本疏通。2022年5月25日,景泰县检察院实地查看,发现问题基本整治到位。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被告已依法全面履职,相关问题得到整改。为全面客观评估整改效果,景泰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部分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水务、自然资源、乡镇政府以及涉案企业代表共同参与听证。听证会上,行政机关介绍履职情况,播放整改前后影像视频资料,涉案企业表态今后将依法规范经营,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听证员对整改效果进行评估,肯定了行政机关整改效果。经对整改效果实地查看、听证评估,景泰县检察院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黄河河道是黄河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河道畅通事关防洪、供水、生态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采砂企业乱排、乱采、乱堆、乱建问题,依法及时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整改。经诉前程序督促后,行政机关履职仍不完全、不充分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有效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督促企业立行整改,消除行洪安全隐患,确保了黄河河道畅通。检察机关以监督促保护,以办案促治理,加强黄河上游生态司法保护,彰显了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检察担当和作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建筑工程施工降水管理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下水资源保护 国有财产保护 地方立法修改建议
【要旨】
针对建设单位在施工降水过程中造成地下水资源浪费、国有财产流失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协同履职,及时保护受损公益。同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制度缺失问题,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法建议。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期间,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的建设项目在施工降水过程中普遍存在违法取用地下水的问题。有的建设单位在取水过程中违反水法、河道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等规定,未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未安装水计量设施、未根据实际取水量缴纳水资源税,未经审批擅自将施工降水排入河道。同时,有的建设单位在排水过程中还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等规定,在未申请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情况下,将施工降水排入市政管网,且未按实际排水量缴纳污水处理费。对此,相关行政机关未全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成地下水资源浪费、国有财产流失,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凤区检察院)在开展建设领域施工降水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本案线索。因涉及银川市多个辖区,2021年3月,经向银川市人民检察院请示,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交金凤区检察院立案办理。检察机关通过查阅资料、调查走访发现,2019至2020年期间,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共有129个建设项目在施工降水过程中未办理取水许可、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未缴纳水资源税。其中有65个建设项目未经审批将施工降水排入附近河道,64个建设项目未办理排水许可、未缴纳污水处理费,将施工降水排入市政管网,致使地下水资源长期无序取用和排放,造成地下水浪费,不仅增加城市内涝、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等风险,也因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税缴纳不到位造成国有财产流失。
根据水法、河道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工程施工降水的,建设单位应提出用水申请,申领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税;施工降水排入河道应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用水单位取水许可、实际取水量等相关信息交取水单位申报缴纳水资源税,或将取水信息送交税务部门征税;建设单位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缴纳污水处理费。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等行政机关对此负有监管职责,未及时对上述违法违规取水排水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致使建设领域取水排水乱象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针对上述问题,2021年3月,检察机关向市政排水主管部门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监管职责,确保施工降水有序排放、合理利用;同年5月和7月,检察机关分别向水务部门、税务部门、综合执法等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建设工程施工降水取水管理和河道保护,及时核定取水量,协助税务部门开展水资源税征缴工作;建议税务部门与水务部门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征收水资源税;建议综合执法部门加大对建设单位施工降水违法取水、排水行为查处力度,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税费征缴工作。同时建议上述行政机关厘清工作职责,破除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
检察建议发出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就行政机关之间协作配合、提升地下水综合利用水平、追回国有财产等问题与行政机关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2021年5月和9月,相关行政机关分别书面回复整改落实情况。银川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与审批管理、住建、市政、税务、综合执法等部门明确职责分工,联合向银川市各建设单位下发加强银川市三区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降水管理工作的通知,并采取召开整改推进会、联合执法、发出整改通知书、政策宣讲等方式,要求取水排水单位限期整改。经各行政机关共同推动,22个在建项目补办取水许可和排水许可,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建设水处理设施。对辖区内所有在建项目科学规划排水方式,通过绿化灌溉、工地降尘等方式提升地下水再利用率。相关企业缴纳水资源税1118.3万余元,滞纳金206.3万余元,污水处理费879万余元。同时,水行政主管部门等6家行政机关联合下发《银川市建设项目施工降水暂行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监管职责、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地下水综合利用等内容,明确地下水优先用于工地混凝土的养护、降尘、车辆清洗、绿化灌溉等。
2022年2月,检察机关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建议对《银川市水资源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增加建设领域施工降水综合利用等内容。2022年11月10日,该立法修改建议被人大常委会采纳并公布,于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典型意义】
宁夏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其作为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加强建设工程领域地下水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对于推动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至关重要作用。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推动市政排水、水务、税务、综合执法等行政机关强化监管职责,开展协同治理,出台行业规范。同时提出修法建议,推动建设工程领域地下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写入地方立法,既实现了水资源节约利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完善了水资源保护地方立法,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彰显了检察机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担当。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超采及违规取用黄河水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资源保护 违规取水 地下水超采 诉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经磋商后,行政机关整改意愿不积极,进展缓慢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及时制止破坏水资源的违法行为。
【基本案情】
黄河包头段西起包头九原区,距离位于包头稀土高新区的黄河画匠营子饮用水水源地不足60公里。黄河画匠营子水源地取水口紧邻黄河岸边,是包头市城市公共供水的主要水源之一,占城市公共供水的81.6%。包头市A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水务公司)、包头市B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铝业公司)、包头市C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煤化工公司)分别地处包头稀土高新区和九原区。2020年12月,A水务公司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从黄河取水许可水量7000万立方米/年,但其在黄河画匠营子取水口超许可取水,2021年取水量1.78亿立方米,超许可水量1.08亿立方米。B铝业公司、C煤化工公司未经审批擅自从黄河取水2300万立方米、1400万立方米。内蒙古D矿产品经销部(以下简称D经营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办理取水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固阳县下湿壕镇白洞渠村委白洞渠村民小组、白银合套村委新窑坡村民小组厂区范围内打了3眼井。
【调查与督促履职】
2022年6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包头市检察院)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交办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案件线索。包头市检察院通过现场勘验、走访群众、调取材料、无人机航拍等调查方式,初步查明以上涉案单位分别存在超许可取水、未经审批擅自取用黄河水的违法问题,决定于2022年7月5日立案调查。立案后,检察机关查明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有严格实行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依法审批取水许可、指导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等监管职责。遂决定与包头市水务局进行磋商。经磋商,水务部门认可其对涉案企业超许可取水、擅自取用黄河水的行为负有监管职责。同时,其还说明由于城市公共供水区域扩大、人口大幅增加、工业项目用水增加等原因,导致城市用水严重不足,历史遗留问题多,整改难度比较大。
根据查明的违法情形及损害后果,鉴于行政机关整改缓慢,违法取水的行为仍在持续,对黄河水资源破坏比较严重,包头市检察院于2022年7月12日向包头市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相关违法责任人进行追责,对全市违法开采地下水、违法取用黄河水的行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包头市水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织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等进行积极整改。
2022年7月25日,包头市水务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其已经采取措施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是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求涉案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分别缴纳2万元至9.5万元不等的罚款;二是责令涉案企业补缴自来水水资源税共计5217.51万元;三是编制了《包头市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深度节水规划及分工方案》,至2025年12月底将A水务公司取水量压减到取水许可量以内,2023年12月底前完成B铝业公司生产用水置换使用再生水。
在跟进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督促水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取用水排查整治行动,推动诉源治理。建议重点查处擅自打井、无证取水、超计划取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封停关闭非法自备井。截至目前,水务部门已出动执法人员189人次,巡查对象150处,立案12起,封停封填地下水源井14眼。
【典型意义】
黄河水资源严重紧缺,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保护黄河水资源的重要方针。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严重侵害黄河水资源安全的违法行为,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深入开展调查,分析案件成因,找准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职责,通过磋商、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持续跟进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职,确保黄河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同时,检察机关还通过个案办理促进行业治理,推动形成黄河水资源保护的长效机制。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下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下水资源保护 建设项目降排水  “河湖长+检察长”机制
【要旨】
针对建设项目降排地下水工序中存在的水资源浪费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查明案件事实,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使公益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基本案情】
忻州市地处黄土高原,是黄河入晋第一市,但受地形气候影响,全市水资源匮乏,属严重缺水地区。2020年8月31日,山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忻州市忻府区公园街某地块住宅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于次月开工建设。建设施工过程中,为避免地基沉降,该公司从2020年9月至2022年4月,采取打井抽水方式抽取地下水并通过塑料管直排入市政下水井,部分水溢流于路面,水资源浪费问题突出。对此,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4月,忻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忻州市检察院)收到群众反映,某房地产项目建设中存在浪费水资源问题。经初步调查查明,该公司未办理相关取水许可,长期抽取地下水后大部分直接排放,二次利用率较低,地下水资源浪费明显。2022年4月19日,忻州市检察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立案,依法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开展监督工作。
立案后,忻州市检察院通过调取该公司取水许可等相关证照、询问施工项目负责人等方式进一步查明:该项目启动前后恰处于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职能改革期间,部分行政许可职权划转尚未明晰,故该公司未能办理取水许可。自项目开工以来,该公司既未落实取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要求、未安装计量设施,亦未全面采取循环用水、综合利用等措施,设置最多达38眼水井用于地下水抽排,除少量用于施工和冲洗车辆外,大部分地下水均通过4根1.5-2.5cm口径塑料管持续排入城镇下水井,水资源浪费严重。忻州市检察院通过数据比对还发现,该房地产公司还欠缴水资源税。
同年4月22日,忻州市检察院依法向负有监管职责的忻州市水利局(以下简称市水利局)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水资源保护职责,依法核定该公司取水量并将相关数据信息移送税务部门。忻州市检察院于4月26日组织公开听证,水利部门围绕地下水资源浪费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建设项目降排水的水量核计和信息移送等监管职责作了详细说明,并就进一步落实“河湖长+检察长”机制、密切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提出具体方案。听证会后,忻州市检察院同行政审批、水利、税务等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向前述房地产开发公司释法说理,推动整改工作。
2022年6月18日,水利部门回复称:已督促该房地产公司编制完成项目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表,加强节水管理。另经审核估算,该公司取水量约为54480立方米,相关信息已移送税务部门。后该公司于当年三季度自主申报并全额将65376元水资源税款缴至指定账户。
为进一步巩固办案成效,忻州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就类似情形共立案12件,督促收回水资源税款25万余元。市水利局在全市开展建设工程施工降排水专项整治,督促全市25处在建项目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并全部安装计量设备。此外,市水利局还会同税务部门构建信息数据传递机制,及时准确共享取水单位、水量等信息数据,避免水资源税流失。
【典型意义】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长期制约区域农业、工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检察机关深入落实“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针对无证取排水造成地下水资源浪费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监管职责,有效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通过多部门联动,解决了未及时办理取水许可、取水排水监管和水资源税征管不到位的问题,合力营造依法取水、节约用水、爱水护水的良好氛围。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资源保护 违规取水 诉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可以主动对接与人大执法检查工作,及时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对相关主体未依法进行取水计量、非法取用地下水等问题,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整改。
【基本案情】
陕西省定边县是全国产油第一大县,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水资源严重匮乏,供需矛盾突出。长年来,违规取水、取用地下水底数不清等问题普遍存在,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每年取水规模在7.2万立方米至243.19万立方米的某油气公司等16家油气开采企业,存在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取水计量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等问题,未依法进行取水计量。某油气公司等8家规模较大的油气开采企业取水申请未标注退水地点、退水方式、退水量和退水水质。姬塬镇、油房庄乡等6个乡镇村民采用土坝拦截、电动抽水方式,违法抽取十字河河水,向油气开采企业售水谋利。杨井镇、姬塬镇等9个乡镇村民未经许可,擅自打水井,向油气开采企业售水谋利。姬塬镇等5个乡镇自来水厂、贺圈镇等12个乡镇16个井场水源井地下水氟化物、硝酸盐、砷等多项指标不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当地行政机关长期未依法开展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未进行地下水监测站网及信息化建设。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4月起,陕西省定边县人大常委会开展水资源和水污染执法检查,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定边县检察院)积极配合执法检查工作,期间深入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于2020年7月20日以事立案。通过现场勘查,询问相关人员,走访全县19个乡镇50家油气开采企业,向行政机关调取55份书面资料,并委托某环境科学院进行油气开发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同时委托某检测公司收集、检测采油回注水、地表水、地下水和油气企业废弃井场135份土壤样本,依法查明了案件事实。
定边县检察院针对先后发现的未依法进行取水计量、取水许可不规范、违法取水、未开展水质监测等问题,向定边县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全县油气开采企业水源井计量设施规范安装情况加强监管,强化对取水、退水许可工作的监管,全面排查、查处非法取水行为,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站网,全面依法履行水资源保护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定边县水利局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开展整改工作:(1)安装取水计量设施2758块,并接入定边县水资源中心,实现油气开采企业取水口监测动态监控全覆盖,安装农业灌溉普通水表2321块、水电双控智能计量设施302套,基本实现取水实时计量。(2)将油气开采企业取水许可纸质审核改为电子审核,在线登记退水信息。(3)查处违法拦坝取水行为,并要求电力部门严格审核上户关,未办理取水许可证的,一律不予上户供电。(4)查处擅自打井行为,责令65名擅自打井的村民填埋水井、关闭城区管网覆盖区自备水源井等61口,罚款616100元,追缴水资源费75745.61元。(5)计划投资132.25万元建设地下水监测站网、建设地下水监测井10口,项目已动工。投资88.8万元建设“以电折水”系数率定典型井40口,项目已完成招投标,准备安装设备。
针对发现的水污染问题,定边县检察院同时督促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履职。生态环境部门对全县5703口技术关闭井、6648口注水井排查、整改;责令油气开采企业清理油泥、设立地下水水质观测监测井;责令某油气开采企业治理废弃井场,目前已治理废弃井场46个,治理井场面积11849平方米;布设油气开发地块监测井,目前已布设地下水水质观测监测井57口。
定边县检察院就办案中发现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方面10余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报送当地党委、政府,为定边县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决议》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县委制定加强地下水综合治理方案,强化水资源综合治理,节约集约用水;推动县政府制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实施意见、水资源管理办法,落实严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和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工作,细化保护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推动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制定“以水定地、以水定产”工作方案,从以电控水等11个方面对未来五年水资源开采工作进行部署。
【典型意义】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的命脉,是沿黄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检察机关做好人大执法检查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工作,深入摸排案件线索,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查处违法行为,完善水资源监管措施,达到了“以案促治”效果。同时,检察机关当好党委政府“法治助手”,总结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推动当地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科学规划部署水资源保护工作,统筹能源开采与水资源保护的关系,切实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河南省灵宝市姚某强非法盗采黄河支流河砂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黄河支流 非法采矿 销赃数额的认定 诉源治理
【要旨】
对于黄河流域非法采砂,严重危害黄河流域生态及河势稳定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从严惩处,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收集固定销赃数额等证据,准确认定非法开采的河道砂石价值;依法能动履职推进诉源治理,运用检察建议以个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22年5月期间,被告人姚某强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刘某某、胡某某等人(均另案处理)采用水泵、采砂船抽砂等手段,在河南省灵宝市西闫乡沙河(黄河支流)河道非法采砂,严重危害黄河流域生态及河势稳定。姚某强将非法采挖的河砂对外销售,销售金额398万余元。公安机关在案发现场另查获尚未及出售的黄河河砂490.24吨,价值2.7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在2021年9月起开展的为期一年的河南省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期间,三门峡市河长办根据前期掌握线索,充分发挥“河长+”工作机制作用,2022年5月18日晚,组织市检察院、豫西黄河河务局、灵宝市森林公安分局联合对沙河下游三门峡库区段进行蹲点暗访巡查,现场发现2人正在实施非法采砂。2022年5月24日,三门峡市河长办联合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对灵宝市河长办、灵宝市沙河县级河长、灵宝市西闫乡沙河乡级河长进行约谈。2022年5月27日,灵宝市公安局以5月18日晚非法采砂嫌疑人为突破口,进行立案侦查。经初步侦查发现,本案作案时间跨度长,姚某强案发前任乡人大代表、村干部等职务,自恃身份特殊心存侥幸,仅承认现场查扣的河砂系其盗采,拒不供述既往盗采及销售行为。为准确认定犯罪时间、河砂价值,灵宝市公安局根据河南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集中管辖规定,邀请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洛阳铁检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洛阳铁检院建议公安机关,通过走访证人查明姚某强非法采砂大概时间跨度,通过查询姚某强及其家属案发时间段的全部银行交易明细筛选确认可疑交易,通过向购买人员逐一核实河砂交易情况,查清所有盗采河砂的所有销售数额。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洛阳铁检院综合姚某强非法开采河砂数额高达400万元且拒不供述罪行的情况,依法对姚某强采取批捕强制措施。同时,对姚某强充分释法说理,向其阐明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的形势、盗采河砂的危害,结合案例宣讲法律知识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姚某强表示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环境资源产生的危害,在审查起诉环节认罪认罚,并主动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
2023年1月11日,洛阳铁检院按照河南省环境资源审判集中管辖规定,对姚某强以非法采矿罪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1月17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对本案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事实和量刑建议,判处姚某强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对于非法采砂的船只等作案工具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姚某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监管不到位、查处不及时等问题,洛阳铁检院依法向灵宝市西闫乡人民政府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目前,该地持续多年的采砂乱象已得到有效遏制。
【典型意义】
在河道内非法采砂给河道生态环境及行洪安全留下巨大安全隐患。本案存在取证难、证明难等问题,证据链条的不完整也给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带来难题。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积极发挥诉前引导作用,就证据收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积极开展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针对犯罪分子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目的,检察机关不仅注重对各类证明销售过程、矿产资源价值的证据的收集、提取,而且会同侦查机关全面追缴违法所得。有力惩戒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整治,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彰显了检察机关在黄河生态保护中的担当和作为。
河南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跨省界浮舟侵占黄河干流河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跨省界浮舟 行洪安全 一体化工作机制
【要旨】
对于长期存在的跨区划侵占河道岸线问题,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一体化工作机制,发挥属地检察机关、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和集中管辖作用,加强与水利部门协同,推动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解决公益受损问题。
【基本案情】
2012年,为解决东明黄河大桥大修期间交通通行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在河南省濮阳县与山东省东明县间的黄河河面上架设临时浮桥,要求大桥大修完成后,建设单位及时拆除浮桥及附属设施,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政府、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政府分别作出书面承诺。2018年7月,山东省东明县某浮桥公司(以下简称浮桥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仅将浮桥拆解,但未将浮舟和拖轮清除出黄河河道。2021年黄河汛期期间,浮舟和拖轮被冲离原停放地点,后被浮桥公司拖至东明黄河大桥下游黄河河道濮阳段岸边,现场停放的9组浮舟,每组浮舟长33米,宽36米,重约380吨,严重侵占河道岸线,影响行洪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河务局(以下简称河南河务局)等相关部门多次督促浮桥公司纠正违法行为,并处行政罚款,但浮桥公司仅缴纳了罚款,浮舟和拖轮一直未撤离黄河河道。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1月,依托“河长+检察长”制协作机制,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河长办)、河南河务局先后将水利部督办的该问题线索移送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南省检察院)。鉴于该问题存续时间较长且涉及两省两县,河南省检察院经研判后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河南省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进一步调查取证,指定濮阳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协助做好与当地政府、群众沟通协调工作。同时,河南省检察院及时向最高检汇报案情,请最高检协调山东省相关检察机关给予配合。随后,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协助核查浮桥公司相关信息。
2022年4月,为确保办案效率、质量和效果,河南省检察院交郑州铁检分院立案办理。经与省河长办、河南河务局联合实地现场调查,查阅行政执法资料,检察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根据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濮阳县人民政府作为属地政府对辖区黄河河道管理、保护、治理和防洪工作负有监管职责。郑州铁检分院向濮阳县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防汛抗洪主体责任,尽快处理该处河段浮舟侵占黄河河道岸线影响行洪、破坏黄河生态环境问题,并排查辖区内其他类似情形。
检察建议发出后,河南省三级检察机关先后多次与濮阳县人民政府进行座谈,就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承诺责任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与濮阳黄河河务局第一黄河河务局进行座谈,建议其全面履行黄河河道水行政执法主体责任、积极配合县人民政府做好相关工作;协同濮阳县人民政府对企业进行释法说理,赢得企业理解和配合。濮阳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研究出台整治方案,将该问题纳入县委县政府督察问题台账。河南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第一黄河河务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进驻现场实地办公,及时跟进整改情况。
在各级检察机关、水利部门、河务部门及濮阳县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浮桥公司前后修订5次形成整治方案。同时,在检察机关建议下,濮阳县人民政府充分考虑浮舟清运对所占用土地的影响,积极补偿群众青苗损失。2022年4月10日,浮桥公司将9组浮舟拖运上岸。4月25日,浮桥公司组织人员设备将浮舟切割后的3300吨钢铁清运完毕,现场恢复原状,河道恢复原貌。同年6月14日,河南省检察院邀请省河长办、河南河务局联合进行现场回访,经综合研判,确认该案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黄河水利委员会专门致函河南省检察院表示感谢。同时,濮阳县人民政府依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梳理排查全县河湖影响行洪问题线索53条,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典型意义】
黄河安澜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充分发挥一体化工作机制优势,上下联动积极履职,同步推进案情调查、协调沟通、跟进监督等工作,督促属地政府依法全面履职,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求,确保整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依托“河长+检察长”制,与河长制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治理,最终推动历时多年的黄河干流行洪安全隐患问题得到快速有效解决,为维护黄河安澜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省郓城县王某界、王某存非法盗采黄河河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黄河河道 盗采河砂 恢复性司法 从业禁止令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旨】
在办理破坏黄河生态环境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一体化和“四大检察”融合发展,在依法惩治刑事犯罪的同时,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惩罚犯罪和保护生态环境双重目的。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界、王某存共谋从黄河河道内抽砂销售牟利,并分别出资购买铲车、平整道路、租赁土地挖掘沉砂池等。2019年6月至11月,王某界、王某存在未取得开采河砂合法资质和许可证明情况下,雇佣他人使用抽砂泵等专业设备从郓城县李集镇李清浮桥西侧黄河河道内抽取河砂至沉砂池。经专业机构测量,沉淀成砂数量为55920.88立方米,评估价值人民币186.49万元。二被告人将上述河砂按照每吨10元的价格向外出售1100吨后被查获。
【检察履职情况】
2020年2月18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郓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中,王某界、王某存提出河砂不是矿产资源,其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辩解。针对辩解,承办检察官从案件事实、行为性质、法律规定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方面向王某界、王某存作了解释,告知其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最终使二名犯罪嫌疑人认识到错误,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表示主动清除沉砂池。2月22日,郓城县检察院成立由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组成的联合办案组就本案对黄河行洪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具体危害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联合办案组邀请郓城黄河河务局专家到案发现场实地勘察、测量、分析论证,制定了修复方案,并就采砂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和环境修复等专业性问题出具了意见书和清理费用核算意见。4月7日,郓城县检察院对王某界、王某存以非法采矿罪向郓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7月30日,郓城县人民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王某界、王某存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合计人民币八万三千元,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同时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责令二名被告人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在郓城黄河河务局监督下清除所有沉砂池,恢复河道原貌,禁止王某界、王某存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采砂活动。二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服判。后二人在规定期限内将沉砂池清除完毕,恢复河道原貌并通过郓城黄河河务局验收。
2021年1月25日,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监管漏洞,郓城县检察院向郓城黄河河务局制发了加强法治教育、严查非法采砂、强化协作形成打击合力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受到郓城黄河河务局高度重视。两家单位就进一步深化“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模式,形成执法司法衔接合力达成共识。随后,运城黄河河务局进一步加强了日常和突击巡查河道的监管力度,积极筑牢了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屏障。
【典型意义】
在黄河河道内非法采砂严重威胁黄河的行洪安全,应当严厉打击。针对一些犯罪分子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坚持办案与普法并行,通过充分释法说理,促使行为人深刻认识非法采砂的严重危害性。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积极实践“刑事打击+公益诉讼+生态修复+警示教育”四位一体办案模式,做到刑事追诉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并行,依法办案与生态环境修复同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从业禁止令的适用,实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坚持源头治理,以“我管”的担当促进职能机关“都管”的作为,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源头治理、标本兼治。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黄河滩区养殖场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蓄洪滩区治理 违法养殖
【要旨】
针对黄河滩区乱建乱占违法养殖等损害公益行为,检察机关可以运用多种调查手段查明事实,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多部门依法协同履职,消除行洪安全隐患。同时,可以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推动多部门协同促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协调发展。
【基本案情】
2007 至2012年,东平县戴庙镇人民政府、银山镇人民政府在推广畜牧养殖项目时,将养殖项目落地戴庙镇薛庄村、王常村以及银山镇战屯村、刘庄村等7村。并在未办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在黄河滩区东平县戴庙镇段、银山镇段违法占用农用地、未利用地等建设养殖场54处,占地总面积10.18万平方米。黄河滩区是沉积黄河泥沙,滞蓄大洪水的重要区域,上述养殖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而且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十余年来,黄河河道主管机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均未对上述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东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平县检察院)依托“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发现黄河滩区东平县戴庙镇段存在多处养殖场,可能存在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遂依法开展初步调查。东平县检察院借助东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县自规局)国土空间卫星遥感影像,对黄河滩区内“四乱”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利用无人机现场勘验、固定证据,确认东平县戴庙镇薛庄村、小徐村等7村在黄河滩区占用农用地、未利用地等违法建设养殖场54处,影响黄河河道行洪安全。经向东平湖管理局东平黄河河务局(以下简称东平河务局)和县自规局调查核实,认定上述养殖场均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经核实,自养殖场建成后相关部门也未要求其办理手续,其也未被查处过。东平河务局曾于2021年7月按照省河长制办公室通知要求,对河湖管理范围内畜禽养殖问题进行排查、复核,其中包括上述养殖场。由于成因复杂、涉及民生、不易整改等因素,未定性为“四乱”问题,仅要求戴庙镇政府对养殖场制定整改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并备案,后未作进一步处理。
东平县检察院通过依法调取相关行政机关职权清单,查明黄河流域水行政监督管理存在“条块”职能交叉,形成了黄河滩区违建乱象,并于2022年4月20日、4月21日、5月6日分别对县自规局、东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县执法局)、东平河务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立案。根据水法、防洪法、山东省黄河河道管理条例等规定,东平河务局作为黄河河道主管机关,对擅自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各类建筑物及其工程设施的应依法查处;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规定,参照东平县机构改革方案,县自规局作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辖区内违反城乡规划、非法占用农用地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认定违法事实并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根据东平县机构改革意见以及县执法局“三定”方案,县执法局行使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行政强制权,应对县自规局认定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涉案54处养殖场存续十余年,上述主管部门均未作出行政处理,系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2022年5月11日、5月31日分别向上述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自规局对涉案54处养殖场违法占地行为予以查处认定,县执法局对县自规局认定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东平河务局依法查处涉案违建养殖场,及时消除妨碍黄河河道行洪安全的隐患。
东平河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向检察机关反映,违建养殖场整改工作涉及规划、政府补贴等,需要地方相关行政机关配合,由于该局系水利部在山东省的派出机构,与东平县没有隶属关系,工作开展存在困难,请求检察机关予以协助。东平县检察院组织东平县民政局、东平县农业农村局、东平县移民局、县自规局、镇政府等部门共同召开圆桌会议,建议通过政府补贴、改畜为农、异地重建、规模合并等方式将养殖场损失降至最低限度。检察机关建议得到行政机关大力支持,行政机关均表示将积极支持东平河务局工作。
后县执法局、县自规局、东平河务局采取措施积极整改,针对检察建议内容作出书面回复,整改期间,东平河务局牵头向东平县人民政府进行专题汇报。东平县人民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推进区域内畜禽养殖产业结构调整,制定黄河滩区畜禽养殖综合治理方案,组织东平河务局、东平县河长制办公室、东平县畜牧发展中心以及乡镇政府等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对包括涉案54处在内的157处黄河滩区违建养殖场全部拆除清理,恢复滩区面积25万余平方米,落实政府补贴,改建种植食用菌4万余平方米,异地搬迁形成规模化养殖7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
2022年7月19日至7月22日,泰安市河长制办公室、东平县河长制办公室、东平湖管理局东平管理局、东平河务局、泰安市生态环境局东平分局等部门对违建养殖场整改情况进行现场验收,东平县检察院进行实地监督。经评估,黄河滩区违建养殖场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维护。2022年7月28日,东平县检察院作出结案处理。
【典型意义】
黄河流域滩区乱建乱占违法养殖问题,涉及诸多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由于不同监督管理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等问题,往往导致监管不力。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运用多种调查核实方式,厘清不同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协同履职。此外,检察机关依法主动履职,通过圆桌会议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共同解决滩涂养殖历史遗留问题,使当地畜禽养殖实现绿色发展。
最高检发布5件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5件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2021年5月12日)
5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维护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是颜某某诉广西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刘某诉新疆某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焦某某诉山西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法定职责检察监督案,谭某诉海南某市某区人社局、某木业有限公司劳动和工伤保险行政管理检察监督案,侯某某诉四川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案件,事关劳动者权益保护,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但在行政认定、司法处理等环节又容易出现争议。”最高检第七检察厅负责人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依法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对于法院裁判并无明显不当、但申请人诉求又具有一定正当性的,也可以根据个案实际,通过公开听证、司法救助、释法说理以及促成关联民事争议达成和解、“一揽子”化解争议等方式化解行政争议。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涉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申诉案件800余件,其中涉及工伤认定、工伤保险类占比超过80%。此类案件法律适用要求高,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法律规范原则性与现实工伤事故多样性的矛盾日益凸显;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冲突大;劳动者一方诉讼能力弱,在诉讼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更加注重把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重要内容,增强化解行政争议意识,着眼案结事了政和;更加注重依法开展司法救助,融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乡村振兴大局;更加注重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凝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合力。
案例一
颜某某诉广西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颜某某的丈夫梁某某生前是广西某县住建局职工。2016年9月29日,梁某某受单位指派前往某市参加会议,当日下午会议结束乘车返回某县途中,于21时突然昏倒、丧失意识,被就近送到卫生院抢救,22时转入某县人民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干出血、呼吸停止,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9月30日13时50分,梁某某被转入某市人民医院抢救,但自主呼吸丧失,给予持续呼吸、循环生命支持。经多日抢救无好转可能,梁某某家属签字放弃治疗,某市人民医院遂于10月9日14时30分拔掉呼吸机,5分钟后宣告梁某某死亡。2016年11月8日,颜某某向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认为梁某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颜某某不服,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复议维持了某县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颜某某不服,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梁某某属于视同工伤情形,判决撤销某市人社局行政复议决定、某县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某县人社局限期重作决定。某市人社局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梁某某不属于视同工伤情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颜某某的诉讼请求。颜某某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检察机关经查阅审判卷宗、病历材料和询问相关人员,认定各方当事人对梁某某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没有异议,争议焦点是梁某某在病发后经抢救超过48小时才被宣告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检察机关认为,梁某某在发病当日已被某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脑干出血、呼吸停止,在病发约17个小时后转入某市人民医院抢救,但自主呼吸丧失,始终需要依靠设备给予呼吸、循环生命支持,且经持续抢救10余天无法好转,并在拔掉呼吸机5分钟后即被宣告死亡,在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本案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立场予以解释,认定梁某某视同工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后,该院采纳了抗诉意见,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随后,某县人社局主动履行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重新作出梁某某属于工伤的认定,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已支付到位,本案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工伤认定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全面把握《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精神,对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认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生效判决对工伤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的,通过提出抗诉予以监督纠正,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案例二
刘某诉新疆某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01年,刘某在新疆某煤矿工作时左手被炸伤,新疆某市某区劳动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某随后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终审和再审均驳回其诉讼请求,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并责令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某区劳动局,以下简称某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最终,刘某被认定为工伤、伤残六级。经刘某申请劳动仲裁、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后,2017年人民法院判决某煤矿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某煤矿因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且其营业执照被吊销,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该民事判决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刘某认为,某区人社局未及时认定工伤的行为导致其工伤待遇无法获赔,遂于2018年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区人社局就其工伤保险待遇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未支持刘某诉讼请求。2020年,刘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新疆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刘某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未获得实际支付,系因某煤矿无财产导致生效民事判决无法执行造成,某区人社局未及时认定工伤的行政行为并不会必然导致该损失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刘某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行政判决并无不当。但鉴于刘某诉求具有正当性,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深入研讨,通过查阅资料、类案检索、专家咨询等方式,提出通过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来解决问题的思路。为进一步确定刘某是否符合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的条件,某市人民检察院主动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中心沟通了解相关情况,经走访及调研发现,本市乃至其他一些地方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落地情况并不乐观。
为疏通刘某获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堵点,也为更多工伤职工及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生活保障,某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搜集大量案例及相关资料、召开研讨会等方式论证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最终认为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是国家从保护弱势群体角度出发而制定的“预付制度”,在201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确立,目的是确保工伤职工能得到及时治疗和生活保障。目前该法已实施11年,应当尽快制定相关实施细则,确保保险救济渠道畅通。某市人民检察院遂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中心提出“加快制定配套规程,促进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落地”的检察建议,并初步达成一致意见。鉴于这项制度涉及问题较为复杂,为稳妥起见,双方分别向上级请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社会保险局的支持下,某市人民检察院进一步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中心进行对接,持续跟进。
2021年3月26日,某市社会保险中心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经办规程出台,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落地。2021年4月20日,在外地工作的刘某来到某市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就工伤保险先行支付进行释明,引导其通过法治途径解决问题。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工伤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引导工伤职工申请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同时,对于发现的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推动解决。
案例三
焦某某诉山西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法定职责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焦某某系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派遣到山西某矿山装备修造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清洁服务工作的职工,在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参保缴费。2017年4月18日,焦某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鉴定属于工伤。事故发生后,焦某某就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等事宜,先后与肇事方、用人单位、用工单位进行协商沟通,与肇事方达成了一次性7.8万元的赔偿,与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未达成一致意见。后焦某某对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向甲县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后该民事案件经法院调解,达成了和解协议)。焦某某同时向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但其未能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不予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焦某某不服,于2018年7月17日向乙县人民法院(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提起对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的行政诉讼。2018年10月19日,乙县人民法院认为,焦某某因工伤保险待遇咨询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但未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和相关材料,其起诉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不履行给付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不能成立,裁定驳回起诉。焦某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裁定驳回。焦某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检察机关依法受理,调阅法院卷宗、相关民事案件法律文书等材料,询问各方当事人,经审查认为法院裁定并无不当。但该案没有进入实质审理,当事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不利于定分止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遂将此案作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挂牌督办案件。某市人民检察院、甲县人民检察院、乙县人民检察院一体化办案,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本案的矛盾焦点在于焦某某与山西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矛盾激化,公司始终消极抵触将必要材料报送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焦某某应按相关规定先向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提交申请,但相关材料的提交已经超出规定的受理期限,需上报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请示决定。检察机关向焦某某释法说理的同时,与山西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市人社局和甲县人社局及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等多方沟通协调,召开由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联动组织的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案件化解,最终,某劳务派遣公司同意配合焦某某提供相关申请材料,甲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按照上级的批复受理焦某某的申请,重新启动受理程序。
2020年6月17日,申请人焦某某递交撤回监督申请,某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终结审查决定。9月17日,焦某某按程序领取了8.7万余元的工伤保险金。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不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法定职责诉讼监督案件,应当践行司法为民理念,依法履行行政检察职责,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充分调查核实,通过释法说理、公开听证等方式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案例四
谭某诉海南某市某区人社局、某木业有限公司劳动和工伤保险行政管理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谭某于2018年5月24日在海南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业公司)厂区内作业时不慎摔倒,导致牙齿脱落。谭某以木业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木业公司给付工伤保险待遇,该委以谭某未作工伤认定及伤残鉴定为由,驳回了谭某的仲裁请求。2019年4月30日谭某向某区人事劳动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审查后向其发出补正材料告知书,要求补充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谭某认为,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应视同认定第三人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故不需要提交其他证据材料。某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以谭某收到补正材料告知书后仍无法提供个人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谭某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责令某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受理谭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一、二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均未支持谭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11月4日,谭某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二分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二分院经查阅该案相关证据材料、法律法规及走访当地受理工伤认定的相关部门,审查认为从事锯木业务的木业公司,不属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故不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谭某与木业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提供不出认定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某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行为于法有据,法院生效裁判并无不当。该起行政诉讼监督案的行政争议其实质源于民事争议,即谭某受伤后,木业公司未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等,谭某人身损害赔偿主张并未得到支持,虽然谭某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护其自身的权益,但维权成本增加。考虑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可以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相关规定精神,二分院决定通过做民事纠纷和解工作促进行政争议化解。办案人员听取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律师的诉求,走访用人单位,与公司法人代表讲法理,谈情理,针对双方对赔偿数额存在分歧的情况,多次与谭某及其代理律师沟通,商请某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协助化解争议,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意向,木业公司同意向谭某一次性支付伤残待遇、一次性医疗、误工费用等全部费用人民币1万元整。在检察机关和某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见证下,谭某与木业公司签署了《调解书》。谭某向二分院撤回监督申请,二分院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对于当事人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通过调查核实准确把握案件争议焦点,促成关联民事赔偿纠纷和行政争议一揽子解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案例五
侯某某诉四川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9日,四川某煤业有限公司某山北矿(下简称某山北矿)职工侯某某在矿井下操作钻机作业时,因突然感觉听不到声音,被送医治疗诊断为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2014年12月3日,侯某某向四川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简称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因侯某某无法按市人社局要求提供其耳聋系操作钻机所致的因果关系证明材料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经某煤业有限公司申请,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简称市疾控中心)于2015年7月27日出具《医学意见书》,结论为侯某某的耳聋“不考虑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2015年9月14日,市人社局以侯某某提交的《医学意见书》等材料不能证明其耳聋系2014年7月9日在某山北矿井下操作钻机所致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侯某某不服,向四川某鉴定所申请鉴定。2015年10月8日,某鉴定所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人侯某某的双耳聋不能完全排除与其井下作业有关”。侯某某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决定时仅考虑无职业性爆震聋诊断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结论不周延,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要求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某山北矿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侯某某未能提供证明其耳聋属于职业性耳聋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驳回侯某某的诉讼请求。侯某某的再审申请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侯某某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于2018年11月20日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未采纳。某市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全面审查法院案卷,向某市应急管理局、用人单位某山北矿、某山北矿掘进九队、侯某某工友、社区、侯某某本人及其前妻调查核实,分别与省人社厅、省高级法院、市人社局、市疾控中心就本案相关专业认定及法律认识问题沟通交流,厘清了本案争议的症结:一是侯某某职业病诊断证明或职业病鉴定缺失。二是侯某某体检报告和健康档案缺失。因用人单位从未安排其职工进行听力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故无法提供侯某某的听力体检报告和健康档案。经向某医院职业病科咨询,医生认为该案不具备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或鉴定的条件。三是工伤认定的相关规定落实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劳动者不构成工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人社部门表示,以职业病角度认定工伤,若劳动者未提供职业病诊断证明或鉴定,均不会作出工伤认定。
考虑到抗诉后即使法院再审改判责令人社部门重新对侯某某进行工伤认定,人社部门仍不可能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本案将陷入“程序空转”之中,为解决侯某某因无法工作导致生活窘迫的境地,检察机关决定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综合施策对侯某某实施帮扶。2020年10月23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召开侯某某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化解座谈会,向用人单位阐释因其在职工健康检查和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侯某某申请职业病诊断或鉴定及工伤认定带来的困难;向社保部门反映侯某某生活的困境。最终,根据《四川省省级国家司法救助分类量化标准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省检察院给予侯某某9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某建工有限公司、某山北矿分别为侯某某提供困难救助金3万元;县社保部门上门为侯某某办理社保手续。侯某某当场提交了撤回监督申请书。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当事人诉求具有正当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的,应当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综合施策,促使问题解决。对因案致贫的当事人,检察机关在依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的同时,可以协调相关单位合力解决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787号(政治法律13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787号(政治法律13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司法解释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妇联,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份,有效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诚如您所言,因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反家庭暴力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为此,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专项调研。2022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调研成果为基础,联合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明确部门职责划分,加强部门协同,对家庭暴力的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和执行联动机制等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明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一、关于完善家庭暴力定义
除了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列举的家庭暴力形式外,实践中还存在其他暴力形式。《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进行了扩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属于家庭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作为家庭暴力的形式在理论上争议不大,司法解释之所以没有明确列举,主要是实践中因性暴力、经济控制等原因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数量较小,目前的样本数量无法为制定此类行为的科学判断评估方法提供支撑。在行为特点、表现方式缺乏客观、可操作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将性暴力、经济控制纳入家庭暴力范围,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不确定性,可能产生不利于家庭暴力受害人权益保护的反向效果。该类行为可以留待司法实践继续探索。
二、关于家庭暴力证据制度
举证难是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哪些证据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二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证明标准认定家庭暴力。结合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的特点,我们在《规定》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定情形下应当调查收集证据,扩充了认定家庭暴力的10种证据形式,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决定书、出警记录、笔录、回执等,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以较大可能性为证明标准,更加贴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预防性特点,大大降低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申请人的举证难度。
三、关于涉家暴离婚案件调解的原则和方法
我们同意您的观点。离婚调解的目的,是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帮助夫妻双方沟通,缓解矛盾,化解纠纷,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也不能将调解作为结案的手段。家庭暴力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同时是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离婚事由和离婚损害赔偿事由,与当事人权利息息相关。对此类事实问题,不适宜进行调解。
四、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和法律责任
我们同意您关于增加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和完善法律责任的建议,这对于真正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在《规定》中,我们对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了扩大解释,包括禁止涉及侮辱、诽谤、威胁等的通信联系,禁止从事特定活动等。还将代为申请的对象扩大到因年老、疾病、重病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将代为申请主体扩大到近亲属、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
五、关于刑事处罚
您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我们同意该建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曾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要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根据其家庭情况,依法放宽减刑的幅度,缩短减刑的起始时间与间隔时间;符合假释条件的,应当假释。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全国妇联提供会办意见表示,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明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收取诉讼费用,也无需提供担保,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能够及时、便捷地获得司法保护。提案中提到的人民法院在涉家暴民事、刑事审判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离婚诉讼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偏低、对涉家暴离婚案件进行调解、对涉家暴刑事案件最轻化处理等情况,应当予以重视。有关列举家庭暴力表现形式以完善家暴定义、增加证据种类和明确举证规则、有效区分加害人、离婚案件中不得就家暴事实进行调解、增加责令施暴人接受行为矫治措施、对家暴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以及明确以暴制暴案件的处理原则等建议,对进一步做好反家暴司法审判工作和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关注反家庭暴力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情况,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推进反家庭暴力法的完善和贯彻落实,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377号(统战政协类08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377号(统战政协类08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设立法官工作室实现台胞权益保障工作广泛覆盖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对台工作新主张和新论述,特别是今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直以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台司法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贯彻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坚决服务党和国家对台工作大局,立足司法职能,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开拓创新,努力为保障台胞合法权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在涉台案件较多、台胞相对密集地区宣传推广福建省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经验,特别是有关法官工作室建设机制等的具体建议,中央台办和我院均认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我院在中央台办的指导支持下,认真总结梳理人民法院对台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举措,并根据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新形势、台湾同胞对人民法院工作新需求,于今年3月26日发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关于推广设立法官工作室、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实行“互联网+法律"的服务模式、完善诉讼指导、支持参与律师调解、及时发布典型案例等内容,《若干措施》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若干措施》同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具体落实措施;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统筹谋划,推进落实。
为确保《若干措施》落细落实,我院于6月下旬组团深入岛内实地调研《若干措施》发布后对台湾地区审检辩学各界的影响,零距离听取台湾同胞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心里。近期还计划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拟于8月份左右赴台胞、台企较为聚集或者涉台案件较多地区的人民法院开展调研座谈,督导《若干措施》贯彻实施,确保各地都有亮点、条条均有落实;二是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适时发布人民法院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广泛宣传人民法院保护台胞合法权益和涉台审判工作成效。在调研工作中,我院将结合您有关法官工作室建设机制等具体建议,邀请中央台办等有关单位派员,结合各地区涉台工作实际开展联合调查研究,健全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培养体系,力争将“设立法官工作室实现台胞权益保障工作广泛覆盖"作为进一步保障台胞合法权益的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新举措,推进其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更好发挥人民法院在服务、保障、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方面的职能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的决定(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协商,对2001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进行了修改。《安排》的修改文本已于2019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0次会议通过,于2020年1月14日签署,现予公布。《安排》的修改文本自2020年3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的决定
(2019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0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1号)
经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决定对《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法释〔2001〕26号,以下简称《安排》)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经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通过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不能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采用邮寄方式。
“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等文件,应当确保其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修改性。
“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等文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三、将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收到对方法院的委托书后,应当立即将委托书及所附司法文书和相关文件转送根据其本辖区法律规定有权完成该受托事项的法院。
“受委托方法院发现委托事项存在材料不齐全、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影响其完成受托事项的,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法院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
“经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委托书后,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四、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委托方法院请求送达司法文书,须出具盖有其印章或者法官签名的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说明委托机关的名称、受送达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详细地址及案件性质。委托方法院请求按特殊方式送达或者有特别注意的事项的,应当在委托书中注明。”
五、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委托书及所附司法文书和其他相关文件一式两份,受送达人为两人以上的,每人一式两份。”
六、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完成司法文书送达事项后,内地人民法院应当出具送达回证;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应当出具送达证明书。出具的送达回证和送达证明书,应当注明送达的方法、地点和日期及司法文书接收人的身份,并加盖法院印章。
“受委托方法院无法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回证或者送达证明书上注明妨碍送达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期,并及时书面回复委托方法院。”
七、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受委托方法院完成委托调取证据的事项后,应当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
“未能按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全部或者部分完成调取证据事项的,受委托方法院应当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妨碍调取证据的原因,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应及时退回委托书及所附文件。
“当事人、证人根据受委托方的法律规定,拒绝作证或者推辞提供证言时,受委托方法院应当书面通知委托方法院,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应及时退回委托书及所附文件。”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受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并经证人、鉴定人同意,协助安排其辖区的证人、鉴定人通过视频、音频作证。”
九、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解决。
“本安排需要修改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解决。”
十、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本安排自2001年9月15日起生效。本安排的修改文本自2020年3月1日起生效。”
十一、对引言、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作个别文字、标点符号修改。
根据本决定,对《安排》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通知
(法〔2018〕1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同日公布施行。《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司法民主建设新的里程碑。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更好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效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重要意义
《人民陪审员法》全面总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施行十三年来的实践经验,以单行法律形式将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试点经验固定下来,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参审、管理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确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于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司法廉洁、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人民陪审员法》的贯彻落实,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人民陪审员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要紧紧依靠当地党委的坚强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以《人民陪审员法》的颁布为契机,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新局面。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尽快研究制定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一揽子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加强组织协调,抓好工作部署,明确工作责任,强化指导监督,层层抓好落实。
二、加强《人民陪审员法》的学习宣传
各级人民法院要有计划、分批次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首先抓好法院领导干部和广大法官的学习,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人民陪审员法》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努力提高广大法官对《人民陪审员法》的理解和适用水平,增强广大法官指导人民陪审员有效参审的能力,确保《人民陪审员法》的各项规定深入人心,有效实施。
要采取措施,依托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新闻发布会、座谈会、宣讲会等载体,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采取进社区、进企业、访群众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广泛宣传《人民陪审员法》立法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以及人民陪审员参审的典型案例和实际成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理解和支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的良好氛围。
三、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
《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将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配合开展。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协调配合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尽快研究出台关于本地区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方案,精心组织,把握进度,严格把关。采取有效措施,指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如期完成第一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
各基层人民法院要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资格审查等工作,并负责做好人民陪审员提请任命、就职宣誓等工作。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情况由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为确保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前已经任命的人民陪审员继续任职,任期届满后自动免除职务。对不符合《人民陪审员法》规定的选任条件的人民陪审员,应当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后,各基层人民法院首先要对留任的人民陪审员人数进行摸底统计,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本院审判工作状况,以及满足上级人民法院从本院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等实际需要,按照人民陪审员名额不低于本院法官人数三倍的规定,及时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并通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今后,因审判活动需要,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方式选任的人民陪审员数量不得超过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四、严格执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各项规定
《人民陪审员法》仅适用于法律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前受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审判活动继续有效。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所辖法院合理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案件范围,正确把握事实审和法律审界限,防止片面追求陪审率,杜绝“驻庭陪审员”“编外法官”等情况,努力实现从注重陪审案件“数量”向关注陪审案件“质量”转变。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案件数上限,及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告,并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完善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工作制度和技术保障机制,确保参加个案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均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防止出现少数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固定合议庭审理案件的现象,让更多的人民陪审员有机会参与案件审理。
各级人民法院要强调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指引、提示义务,增强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规范指引方式,强化释明责任,对案件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以及人民陪审员应当注意的案件焦点问题,法官应当及时予以指引、提示和释明,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实质性作用。
五、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管理、保障
各级人民法院要改进和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工作。根据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变化和新的履职要求,对人民陪审员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加强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诉讼程序、庭审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等形式,切实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
要把人民陪审员工作纳入到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实现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信息管理系统与各级地方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系统的互通互联,实现人民陪审员管理系统与本地审判管理系统信息的互通互联,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信息管理与分析、陪审员履职管理、陪审员评价管理、陪审员监督管理和陪审员服务平台功能建设;积极运用手机APP、远程阅卷、电子签章等信息科技手段,实现选任、参审、管理的全程信息化,进一步提升人民陪审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为人民陪审员参审提供便利。
各级人民法院要主动协调财政部门,将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落实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培训等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业务经费予以足额保障。
六、认真做好经验总结和意见反馈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的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对遇到的新问题,要认真研究并提出具体意见,由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对各高级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及时指导各地人民陪审员工作,确保《人民陪审员法》的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周年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周年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3月8日)
案例一
程某申请撤销李某监护人资格案
(一)基本案情
程某(女)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婚生子李某程。因李某程哭闹,李某在吸毒后用手扇打李某程头面部,造成李某程硬膜下大量积液,左额叶、左颞叶脑挫伤,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后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对李某程及程某展开救助,为李某程筹集部分医疗及生活费用。基金会与程某签订《共同监护协议》,约定由基金会作为李某程的辅助监护人,与程某共同监护李某程,并由程某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起诉撤销李某的监护人资格,同时确认基金会为李某程的辅助监护人。还约定,为了使李某程更好地康复,经征得程某同意,基金会可以寻找合适的寄养机构照料李某程。程某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李某对李某程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基金会作为李某程的辅助监护人,与程某共同监护李某程。基金会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李某的监护人资格;驳回了程某的其他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母亲申请撤销父亲监护人资格的案件。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及时终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伤害,提供安全庇护,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李某作为李某程之父,不仅未尽到对孩子的关怀照顾义务,反而在吸毒后将不足三个月的幼儿李某程殴打至重伤二级,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程某作为李某程之母,申请撤销李某对李某程的监护人资格,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在撤销李某监护人资格的同时,为保障李某程的合法权益,法院判决程某作为李某程的法定监护人,应积极履行对李某程的监护义务。
虽然基金会在筹集善款、及时救治李某程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行为应当得到表彰和肯定,但基金会并不在法定的监护人主体范围内,且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无辅助监护人的概念。因此对于程某要求基金会担任辅助监护人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
张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张某某(女)与被申请人熊某某为同居关系。张某某向法院申请述称:张某某与熊某某于1996年同居生活,2012年张某某双眼病变失明后,熊某某及其父母对张某某百般虐待和实施暴力,为此张某某亲属多次报警,张某某亲属也多次遭熊某某及其家人的威胁、限制人身自由。2015年3月12日,熊某某将张某某打伤,在张某某入院治疗期间,熊某某拒绝看望和道歉。之后,熊某某将张某某驱赶出家门并拒绝支付医药费,致张某某居无定所、食无来源、生病无人照料和无钱医治。张某某向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禁止熊某某对其语言侮辱、恐吓、谩骂和肢体暴力、殴打、限制其人身自由;禁止熊某某对其近亲属进行骚扰、侮辱。
(二)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规定,裁定禁止熊某某对张某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熊某某骚扰、侮辱张某某及其近亲属。裁定有效期为六个月,自送达之日起生效,送达后立即执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残疾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申请人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熊某某均为残障人士,双方虽未领取结婚证,但同居多年,并育有一子。张某某近年来因眼疾加重,生活无法自理。熊某某及其家人平日对张某某非常粗暴,2015年对张某某进行了暴力殴打,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均对双方纠纷进行过多次调处。
法院依据张某某的申请,依法发出人身保护令,送达了张某某、熊某某以及当地的村委会及派出所。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熊某某没有再采取过过激行为。为了进一步保护妇女权益,法院联系当地综治办、村委会共同做工作,最终确定张某某有权在该村的拆迁房分配中获得一人份额的拆迁房屋面积,现张某某已回到其娘家居住,其户口也与熊某某拆分。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真正起到了为妇女维权、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的作用。
案例三
李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李某(女)与被申请人宋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结婚。2015年宋某开始对李某实施捆绑、殴打、谩骂等暴力行为。2016年3月15日,李某在被连续殴打三天后,逼迫无奈从家中跳楼,跳楼又被宋某抱回楼上继续殴打,直至李某坚持不住,宋某才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李某送往医院救治。在医院治疗期间,宋某又多次到医院骚扰李某,辱骂医生、病人及李某家属。李某于2016年9月28日向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禁止宋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宋某骚扰、跟踪、接触李某及其近亲属。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根据李某的陈述及公安机关记载材料、医院病情介绍单、皇姑区妇联出具的意见等材料,认定李某面临家庭暴力风险,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裁定禁止宋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宋某骚扰、跟踪、接触李某及其近亲属。
(三)典型意义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涵盖了诉前、诉中和诉后各时间段,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无需依附离婚诉讼,本案李某就是在两次离婚诉讼间隔期间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当地妇联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李某出具意见,有效维护了家暴受害者的权益。法院通过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适时、适度干预家庭暴力,保护了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彰显了法律的权威。
案例四
谢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谢某(女)与被申请人陆某结婚十多年,婚后陆某经常殴打、辱骂谢某。谢某曾向社区、妇联寻求过救助,亦多次报警,但陆某丝毫没有收敛。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使谢某陷入极度恐慌,有家不敢回。2016年5月25日,谢某不堪忍受,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陆某殴打、威胁、辱骂及骚扰、跟踪谢某,并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分别抄送给当事人住所地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派出所,形成人民法院-社区居委会-社区派出所三方联动的工作模式,全方位保障谢某的人身安全,帮助谢某尽早走出家庭暴力的阴霾。
但在该院组织谢某与陆某到法院进行回访时,陆某在法院追打谢某,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要求,该院依法对陆某予以训诫并处以十日拘留。在拘留期间,陆某认识到错误,在拘留所内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要与妻子和睦相处,不再殴打、辱骂、跟踪妻子。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人民法院依法处罚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的案件。对于公然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者,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时采取处罚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落到实处,不仅要靠当事人的自觉遵守和相关单位的监督,同时也需要对违反者进行依法制裁。
案例五
王某诉罗某离婚纠纷同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 基本案情
申请人王某(女)与被申请人罗某于2016年3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王某发现罗某性格粗暴,常因家庭小事发怒,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出现家暴行为,几次家暴造成王某身上多处青紫瘀伤。王某为躲避家暴行为返回娘家,罗某寻至王某娘家后殴打王某,并对王某母亲进行殴打。王某认为罗某的家庭暴力行为使夫妻双方感情彻底破裂,遂诉至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要求与罗某离婚,该院立案受理后,王某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禁止罗某殴打、威胁王某及其近亲属;禁止罗某骚扰、跟踪王某及其近亲属。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王某的申请符合条件,遂作出民事裁定:禁止罗某殴打、威胁、骚扰、跟踪王某及其近亲属,裁定有效期六个月,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并分别向罗某、王某、罗某所在社区、住所地派出所送达了裁定。裁定送达后,家庭暴力没有再发生,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了作用。
对于王某诉罗某离婚纠纷,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王某与罗某离婚,并对有关财产问题进行了处理。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反家庭暴力法对人身保护安全保护令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家庭成员一旦遭受家暴,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从而避免严重后果的产生。本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下发,促使女性提高自身权益保护意识,敢于拒绝家庭暴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案例六
马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马某某(女)与被申请人马某系夫妻关系。2016年7月20日,马某某与马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后,马某使用砖头对马某某脸部打了一下,致使马某某上唇软组织穿通伤。马某某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南梁派出所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马某行政拘留十日。为防止再次受到马某的伤害,马某某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经审查,马某某提交的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马某的行为致使马某某面临家庭暴力威胁,马某某的申请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裁定:禁止马某实施殴打、辱骂马某某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马某骚扰、跟踪、接触马某某及其近亲属。裁定有效期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送达后立即执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有公安部门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案证明。法院作出裁定后,被申请人马某未再实施暴力行为,说明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施暴者发挥了震慑作用,有效维护了妇女权益。
案例七
刘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 基本案情
申请人刘某某(女)以被申请人蒲某某婚前隐瞒吸毒恶习、吸毒后失去理智经常对其实施家暴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于2016年2月21日诉至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请求离婚。2016年3月1日,刘某某得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来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刘某某的申请事项和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依照反家庭暴力法作出民事裁定:禁止蒲某某对刘某某实施恐吓、谩骂、殴打等暴力行为;禁止蒲某某骚扰、跟踪、接触刘某某及其近亲属;责令蒲某某不得进入刘某某的住所。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裁定作出后,法院立即向刘某某及蒲某某住所地的公安派出所、社区、妇联等单位送达了裁定书,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蒲某某严格执行裁定内容,未再向刘某某实施家暴,且在公安部门的协调下接受了强制戒毒。本案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四川省受理的第一例案件,各大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推动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了全新的认知和理解。
案例八
王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王某某与被申请人万某某(女)系夫妻关系。王某某1995年退休后离开工作地点南昌回到上海生活,万某某霸占王某某退休工资和奖金,逼迫王某某出去打工赚取生活费用。2015年初,王某某已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没有劳动能力,万某某不但不加照顾,反而经常对王某某拳打脚踢,用棍棒将王某某打得青紫血肿,伤痕累累,并在深夜辱骂,使王某某忍饥挨饿,受冻受寒。2016年1月底,万某某再次对王某某进行殴打,至王某某颅脑出血并在医院进行了手术。万某某的行为使王某某遭受精神上、肉体上的长期折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王某某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禁止万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查明,万某某与王某某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2015年起万某某对王某某打骂频繁,程度也越发激烈。2016年1月24日,双方又为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吵闹中万某某用拖把棍猛击王某某头部,致王某某右侧急性硬膜下血肿,于次日住院接受右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手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认为,万某某长期对王某某实施暴力,侵害了王某某的人身健康权,遂裁定:禁止被申请人万某某对申请人王某某实施家庭暴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由男性家庭成员不依附其他诉讼而单独提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在实践中把握何种行为可被定性为“家庭暴力”时,应在正确理解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精神与相关条文的基础上,结合出警记录、就医记录,当事人及第三方调查情况,准确解读家庭暴力的持久性、故意性、控制性、恐惧性及后果严重性。对于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应根据家庭暴力发生史、过去家庭暴力出警记录、就医记录,第三方描述等明确危险存在的可能性及大小。本案中王某某已年过八十,体弱多病,结合出警记录、同事证言、法院和居委会谈话笔录、医院诊疗记录、出院小结、验伤单、影像资料等证据,可证实王某某长期遭受来自万某某精神及身体上的折磨,并导致颅脑出血、身上多处受伤的严重后果,万某某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及现实危险的定义。
案例九
陈某某、泮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陈某某、泮某某系夫妻,与被申请人陈某伟(二申请人之子)共同居住。陈某伟因家庭琐事,多次打骂二申请人。2015年3月18日晚,陈某伟殴打陈某某致其头面部及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6年5月15日上午,陈某伟因琐事打击陈某某头部,泮某某上前劝阻时倒地,此事致陈某某左肩胛骨挫伤,泮某某右侧肋骨骨折。2016年7月7日,陈某某、泮某某向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禁止陈某伟实施家庭暴力并责令陈某伟搬出居所。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某、泮某某的申请符合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裁定如下:禁止陈某伟对陈某某、泮某某实施家庭暴力。裁定送达后,陈某伟没有申请复议。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老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被申请人陈某伟多次殴打其父母,有病历卡、诊断书及陈某伟自认等证据证明。为维护老年人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法院作出禁止陈某伟对其父母实施家庭暴力的裁定。但陈某某、泮某某要求陈某伟搬离居所的请求,经核查该居所系在村中宅基地上建造,陈某伟享有宅基地份额且在该房屋上有共同建造行为。陈某某、泮某某要求陈某伟搬离居所的请求,不宜在本案中解决,应另行分家析产。法院在向当地村委会、派出所送达裁定书过程中,进行了相关法律宣传,得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支持和配合。当地媒体对该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报道,推动了群众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认知和接受。
案例十
刘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刘某(女)与被申请人李某自2011年11月开始同居生活,共同居住在以刘某名义申请的廉租房内,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期间,李某经常对刘某实施殴打、威胁、跟踪、骚扰行为,并以刘某家属生命安全相威胁。为此,刘某多次向派出所、妇联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寻求保护,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并对李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李某仍未改变。2016年,刘某认为李某与其他女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劝解李某回心转意,李某以此为由对刘某发脾气,数次酒后殴打刘某,并扬言提刀砍死刘某。同年4月,李某再次以刘某怀疑其有外遇一事,对刘某进行殴打,并持菜刀砍伤刘某。2016年9月12日,刘某向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裁定:禁止李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李某骚扰、跟踪、接触刘某及其近亲属;责令李某迁出刘某的住所。裁定作出后,李某未申请复议。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同居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反家庭暴力法调整的不仅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还包括不属于家庭成员关系、但基于特殊的亲密关系或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类似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比如同居关系当事人。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因此,同居者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人民法院也可依当事人申请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涉外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涉外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14日 (2017)最高法民他127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鄂民他84号《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RIZZO BOTTIGLIERI DE CARLINI ARMATORI S.P.A.)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外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以涉案提单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首先应当举证证明提单所并入的租船合同就是其所称的租船合同(两案外人卡贝尔弗莱特公司与维多公司于2013年10月2日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以及其提供租船合同文本的真实性。但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仅提供上述租船合同文本的复印件,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虽然涉案提单正面载有“与租约合并使用”的内容,但并未指明哪一份租船合同并入提单,也未明示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入提单。涉案提单正面关于“运费依照2013年10月2日所签租船合同支付”的记载,仅表明运费的支付依据该租船合同确定,并不涉及仲裁条款的并入。提单的背面虽然载有“所有另一面所示日期的租船合同的条款和条件、特权和免责,以及适用法律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但是该条款中关于并入仲裁条款的内容没有在提单正面予以明示,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所称租船合同仲裁条款不能有效并入提单。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关于涉案提单并入其所称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作为货物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根据涉案提单请求承运船舶登记所有人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赔偿其所支付的货物救助费用以及货物短量损失。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主张的货物救助费用,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仍属海上货物运输中的货物损失,本案纠纷不是海难救助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救助费用纠纷,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海难救助费用诉讼管辖的规定。武汉海事法院作为涉案货物运输目的地(江苏张家港)的海事法院,依法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
综上,同意你院审查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
(Rizzo Bottiglieri De Carlini Armatori S.P.A.)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外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
(2017年10月10日 (2017)鄂民他8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武汉海事法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Rizzo Bottiglieri De CarliniI Armatori S.P.A.)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涉及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的问题,依照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现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158号。
负责人:席某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南,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丨,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Rizzo Bottiglieri De Carlini Armatori S.P.A.)。住所地:意大利共和国那不勒斯托雷德尔格雷科10号维亚莱奥利维利亚(Viale Olivella,10 Torre Del Greco,Napoli,Italy)。
代表人:朱塞佩•莫罗•里佐(Giuseppe Mauro Rizzo),该公司总经理、执行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宇,辽宁恒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一,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二、基本案情
欧比提航运有限公司(Obt Shipping Ltd.)作为里佐波提格列卡利尼船舶公司(以下简称卡利尼公司)在装货港塞拉利昂弗里敦港的船舶代理,代表涉案船舶“马里奥•丽娜卡利尼”轮(Mariolina De Carlini,以下简称“马里奥”轮),于2013年10月28日签发LMC063(V)号清洁已装船正本指示提单。提单正面载明:托运人伦敦矿业有限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方凭指示;承运船舶“马里奥”轮;起运港塞拉利昂弗里敦港,卸货港中国一个主要港口;货物铁矿粉,数量82276.891湿公吨;已装船;运费根据租约支付;无货物装载于甲板上,托运人承担风险,承运人对因此造成的损失不负责;运费依照2013年10月2日的租约支付;不适用运费预付;本提单一式三份。提单背面载明:提单与租约并用;范本名称康金提单1994年版;波罗的海国际海事公会采用;运输条件:(1)所有另一面所示日期的租约的条款和条件、特权和免责,以及适用法律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提单背面还约定了其他运输条件。伦敦矿业有限公司在提单背面背书盖章。
2013年10月30日,“马里奥”轮在开航后即行搁浅。为救助船舶及船上货物,2013年10月30日,卡利尼公司与救助人斯米特救助公司(Smit Salvage BV,以下简称斯米特公司)签订LOF2011号标准格式救助合同并最终成功救助。2014年4月15日和19日,“马里奥”轮装载涉案货物分别运抵中国宁波北仑港和江苏张家港宏泰码头并卸货。经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涉案货物的实际卸货数量较提单记载数量短少2394.891湿公吨。
2014年7月10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作为涉案提单项下82276.891湿公吨铁矿粉的货物保险人,代表被保险人联峰钢铁(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峰公司),与救助人斯米特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并于同年7月29日向其支付救助报酬3750230美元。2014年10月30日,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就涉案货物短少事宜,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联峰公司赔付保险金70641.14美元。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遂就其赔付的货物救助报酬和货物短量损失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并向作为“马里奥”轮登记所有人的卡利尼公司追偿,但遭拒绝。为此,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诉至武汉海事法院,请求判令卡利尼公司赔偿货物救助费和货物损失3820871.14美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7月29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卡利尼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要求裁定驳回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的起诉。理由如下:(一)涉案提单已有效并入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第一,卡利尼公司已将涉案“马里奥”轮期租给卡贝尔弗莱特公司(Cobelfret S.A.)。2013年10月2日,卡贝尔弗莱特公司与维多公司(VitolS.A.)签订包括租船确认书在内的航次租船合同。涉案提单根据该航次租船合同签发。租船确认书约定“谈判/交易按照英国法进行。如发生仲裁,将适用英国法,仲裁地点为伦敦”,航次租船合同第5条约定:“本租约下的任何纠纷应提交至三名在伦敦的仲裁员审理......仲裁裁决具有终局约束力。本合同应当适用英国法,并根据英国法解释。”航次租船合同第66条约定:“此运输/租船合同的解释、效力和履行受英国法管辖。任何仲裁将在伦敦进行。”鉴于该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的缔约主体系外国企业法人,合同履行地也在中国境外,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地为英国伦敦,仲裁所适用的准据法系英国法,因此,该仲裁条款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所称涉外仲裁条款,应根据英国法来审查该仲裁条款的有效性。第二,涉案提单正面首部载明“与租约一并使用”和“运费按2013年10月2日的租约支付”,背面有“所有另一面所示日期的租约的条款和条件、特权和免责,以及适用法律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的条款,从英国法项下租约仲裁条款有效并入提单的构成要件来看,涉案仲裁条款已有效并入涉案提单。第三,涉案提单系租船提单,条款数量有限,因此,涉案提单并入包含仲裁条款在内的租船合同合情合理且有必要。第四,卡利尼公司已于2015年6月10日向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并于同年6月25日将申请文书送达给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二)根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涉案仲裁条款已有效并入涉案提单,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作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人,应受涉案提单所并入的仲裁条款的约束。第一,根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和第九十五条的规定,鉴于涉案提单已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且明示并入的条款包括航次租船合同的法律和仲裁条款,因此,应当根据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约定来确定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和卡利尼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涉案争议的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第二,从海事司法实践来看,天津海事法院公开发布的《提单并入仲裁条款的有效识别》一文明确指出,仲裁等与运输主旨无关的条款,必须通过特殊条款并入。涉案提单是康金1994格式提单,背面条款明确写明将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管辖权条款并入,因此,涉案仲裁条款已经有效并入涉案提单。(三)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就其支付的货物救助报酬损失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武汉海事法院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救助地或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人民法院,因此,武汉海事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并无管辖权。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认为,卡利尼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依法应予裁定驳回。理由如下:(一)卡利尼公司和联峰公司并非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当事人,涉案提单正面未明确载明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卡利尼公司与联峰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涉案提单背面并入租约仲裁条款对联峰公司没有约束力。(二)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作为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保险人,在赔付作为被保险人的涉案提单持有人联峰公司的货物救助报酬和短量损失并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但该保险代位求偿权仅限于涉案提单项下的实体权利义务的转让,不包括涉案提单并入条款。在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未明确表示接受该并入条款的情况下,涉案提单并入条款不能约束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综上,鉴于联峰公司与卡利尼公司、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与卡利尼公司之间均不存在仲裁协议,且江苏张家港系涉案货物运输目的港之一,因此,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卡利尼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
三、武汉海事法院的处理意见
武汉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认为,卡利尼公司提出的管辖(主管)异议不成立,武汉海事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应裁定驳回卡利尼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理由是:
第一,从证据规则角度考虑,卡利尼公司虽然提交了卡贝尔弗莱特公司和维多公司之间的往来邮件、租船确认书和航次租船合同,但该组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且未办理公证认证,不符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卡利尼公司基于此所主张的卡贝尔弗莱特公司和维多公司之间就涉案船舶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以及双方约定因该航次租船合同关系所生纠纷在伦敦仲裁的约定,不能被认定为事实。
第二,涉案提单的并入条款未有效并入任何仲裁条款。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系原告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基于涉案提单向被告卡利尼公司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提单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用以确定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基于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涉案提单仅证明作为提单持有人的联峰公司和作为承运船舶所有人的卡利尼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与卡利尼公司辩称的卡贝尔弗莱特公司、维多公司之间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卡利尼公司所辩称的卡贝尔弗莱特公司和维多公司所签订的租约,即便真实存在,也与联峰公司及其货物保险人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无关,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和卡利尼公司仅应按照涉案提单记载确定双方在该提单项下的权利义务。其次,基于上述第一点理由可知,卡利尼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再次,从涉案提单的并入条款来看,提单正面的并入条款仅仅空泛地规定本提单与租约一并使用,但未指明租约的缔约主体、缔约时间,其所并入的租约并不明确。而在国际航运实践中,提单背后通常存在多份租约,但并非每份租约项下都包含仲裁条款。因此,仅仅空泛地规定提单与租约一并使用,不产生租约有效并入的法律效果。另次,尽管提单正面还规定“运费按2013年10月2日的租约支付”,但并不清楚该2013年10月2日租约的缔约主体,也不清楚该租约是否包含仲裁条款,该规定仅证明负有支付运费义务的人在支付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运费时受2013年10月2日租约的约束,但不意味着该租约项下的其他条款也对负有运费支付义务的人有约束力。因此,提单正面此项规定既不能证明2013年10月2日租约被有效并入涉案提单,也不能证明该租约包含仲裁条款。最后,尽管涉案提单背面规定“所有另一面所示日期的租约的条款和条件、特权和免责,以及适用法律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但涉案提单并未附有包含缔约日期和仲裁条款的租约,因此,涉案提单并未有效并入任何仲裁条款。
第三,尽管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在本案中向卡利尼公司主张其代联峰公司向救助人斯米特公司支付的货物救助报酬,但该货物救助报酬在本案项下,对于原被告而言,属于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所遭受的货物损失而非货物救助费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海难救助费用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武汉海事法院作为涉案货物运输目的港的管辖法院,对太平洋财保苏州分公司所主张的货物救助报酬享有管辖权。
综上,鉴于卡利尼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卡贝尔弗莱特公司和维多公司所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性,涉案提单也未有效并入任何仲裁条款,加之涉案运输目的港在武汉海事法院管辖区域内,因此,卡利尼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应予驳回,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四、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认为,涉案提单为租约提单。提单正面首部虽然载明“与租约合并使用”,但并未指明哪一份租约并入提单。卡利尼公司主张提单正面关于“运费依照2013年10月2日所签租约支付”的记载,仅表明运费的支付依据该租约确定,并不涉及仲裁条款的并入,且该指向本身并不明确,仅有签约日期,没有租约当事人,无法确定具体租约。在此情形下,尽管提单背面亦载明“与租约并用”,运输条件(1)约定“所有另一面所示日期的租约的条款和条件、特权和免责,以及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均并入本提单”,但所指称的租约不明确,因而不具有可执行性。另外,提单正面并无关于仲裁条款并入的表述,即未能以合理方式提示提单受让人,因此,该并入条款对提单受让人联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据此,卡利尼公司以涉案纠纷应提交伦敦仲裁解决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的主管异议不能成立。至于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由其依法审查。
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传承红色司法文化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传承红色司法文化篇
(2022年11月11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专章部署,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创建“服务旅游红色示范岗”“战役先锋岗”“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巡回审判点”,打造“红色驿站”讲堂,弘扬“寻乌经验”、“屯垦戍边、钢铁报国”红色八钢精神、“小推车”精神,人民法庭将传承红色基因与新时代发展有机结合,将红色法治信仰转化为服务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创新探索“红色文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增强基层治理动力,激发基层治理潜力,释放基层治理活力,打造成聚民力、解民忧、惠民生的红色枫桥阵地。
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铜城法庭
创新“3+”司法服务新模式
答好乡村振兴必答题
案例点评:铜城法庭积极传承红色司法文化,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3+”司法服务模式,打通全域诉源治理“路子”、开出品牌加速孵化“方子”、搭起法治人才培养“梯子”,全方位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铜城法庭地处皖苏两省交界处,辖区面积542.8平方公里,辖区内乡镇具有丰富红色旅游资源、村(社)密集人口较多、民营经济活跃、国字号农业品牌众多等特点。近年来,铜城法庭充分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用心传承红色司法文化,全面融入党委基层治理格局,创新探索“3+”司法服务新模式,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
一、法庭+e站,打通全域诉源治理“路子”
一是突出“一环”建设。引入2名驻庭调解员,建立“诉转调”“调转诉”闭环管理模式,当事人来庭申请立案后,优先转入调解程序,调解成功予以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当场立案,并将调解贯穿诉讼全过程。2021年以来,法庭诉前调解纠纷151件,同比上升23.6%,成功率62.1%。二是聚焦“两轮”驱动。积极破解法庭司法服务半径偏大难题,在辖区乡镇设立3个无讼e站,结合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工作,利用“一根网线、一块屏”,以“法庭法官远程指导+常驻调解员现场调解”模式,就地“云化解”纠纷31起。三是推进“三化”建设。品牌调解专业化,结合辖区铜城镇“状元故里”文化底蕴,建成“诗书状元”调解室,邀请退休干部、教师等共同化解纠纷;一村一法官(助理)服务常态化,针对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特点,提供上门立案、调解等54次,实现上门服务辖区43个村(社区)全覆盖;庭所共建机制化,与辖区派出所共建交通事故纠纷联调站,诉前化解纠纷51起。今年以来,法庭受理各类案件183件,同比大幅下降37.1%,诉源治理成效显著。
二、走访+服务,开出品牌加速孵化“方子”
针对企业转型升级需求,在辖区5家龙头企业设立司法信息服务采集点,明确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为“企业服务日”,常态化上门走访,及时了解企业在用工、融资和合同订立等方面的需求,帮助压降和规避法律风险。5年来,妥善审理涉企纠纷案件667件,标的额达1.18亿元。针对辖区买卖合同案件多发的情况,深入当地中小微企业走访调研,找准引发纠纷的关键症结,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发出《法庭专报》,为2021年铜城镇入选“全国千强镇”、辖区企业上市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针对辖区“国字号”农业品牌升级需求,成立涉农项目司法保障组,建立定期沟通和案件预警、通报机制,“司法服务虾稻共生”“司法护航龙岗芡实”等品牌加速法庭服务“三农”全面发展,助推实现更多“农产品”到“消费品”升级转变。
三、宣法+释法,搭起法治人才培养“梯子”
一是培养更多乡村“法治带头人”。积极与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借助道德大讲堂平台,定期对村干部进行法律法规培训,每月接收2名村干部来庭开展体验式培训,引导树立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履职能力。二是培养更多乡村“法律明白人”。持续加大巡回审判、以案释法力度,常态化将“三养”、相邻权等纠纷就地开庭,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效果;组织开展“民法典村(社)行”等活动67场次;推出“法律赶集”“普法夜市”两大品牌,拓宽释法宣传受众面。三是培养更多“法治传承人”。积极对接辖区6所中小学,法庭法官(助理)受聘为法治副校长,开展送法进校园24次;举行“未成年人法庭开放日”专场活动6场次;充分利用辖区龙岗抗大八分校国家级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优势,与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党支部结对共建,挂牌红色教育实景课堂,将红色司法文化基因注入更多“法治传承人”心间。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双堆法庭
党建引领诉源治理
“小推车”连心促和谐
案例点评:双堆法庭立足辖区丰富的红色资源,将弘扬“小推车”精神与诉源治理工作深度融合,搭建网格平台,设立“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调解室,利用乡贤力量,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拓宽化解矛盾纠纷途径,为辖区群众提供便捷司法服务。
近年来,双堆法庭积极探索诉源治理工作,深入挖掘辖区内丰富的红色资源,当地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的精神广为流传、备受推崇。双堆法庭大力弘扬“小推车”精神,结合工作实际,于今年初成立“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在当地群众中赢得了“连心群众、化解纠纷、扫除阴霾、暖入人心”的良好口碑。
一、反哺人民群众,凸显“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红色文化价值内核
1948年冬,苏鲁豫皖543万人民群众手推肩扛,义无反顾地奔向淮海战场,为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争中使用的农用工具小推车,成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最好象征,“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顾全大局、服务胜利的奉献精神,排除万难、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的“小推车”精神在淮北大地落地生根。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小推车”精神,在新时期为反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贡献,双堆法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农村、面向人民群众,设立“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推出司法新风,连出社会和谐。
二、搭建组织架构,打造“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红色文化服务矩阵
双堆法庭在法庭办公办案场所设立“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在施刘、曹坊、任集、双堆等6个行政村分别成立了“小推车”心连心调解室,形成内外联动、总分结合的服务矩阵。通过推荐、遴选、考核等环节,服务站和调解室共聘请了24名当地口碑好、威信高、能力强,且热心调解工作的人士,参与日常开展的政策宣传、理论宣讲、解难纾困、矛盾化解、维护稳定等工作。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积极吸收4名退役军人,壮大调解队伍,丰富“调解菜单”。成立“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调解室党小组,发扬党员冲锋在前精神,多元综合发力化解矛盾纠纷。定期开展调解员培训,通过法官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提升调解员法律知识和调解能力,促进调解员更好更快的化解纠纷。调解室内放置法律、党史、调解等书刊,供当事人和群众学习,定期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讲座、法律咨询活动等,营造红色调解文化氛围。
三、多元化解纠纷,发挥“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红色文化调解职能
在“小推车”精神的指引下,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人民法庭的司法主导与“小推车”心连心调解相结合,充分发挥调解员地熟、人熟、情况熟的优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诉讼之外。面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日益多元,辖区内劳务关系、婚姻家庭、合同财产等矛盾纠纷多发,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的方式,将矛盾吸附、化解在基层。依托“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小推车”心连心调解室作用,主动将工作融入辖区双堆集镇、南坪镇的信访维稳、乡村振兴、平安创建、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大力开展调解工作,连点、扩线、拓面,缩小服务半径,实行“定点设置、定期回访”,成为矛盾收集站,化解纠纷桥头堡,动态掌握矛盾源头,做到诉源治理工作提前预防、精准解决、不留隐患。建立“小推车”心连心调解室“四项工作”机制,形成了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的“小推车”诉讼服务体系,夯实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自“小推车”心连心服务站、调解室成立以来,调解成功纠纷273起,调解成功率达83.5%,司法确认69件,出具调解书53件,有效化解上访苗头9起,双堆法庭新受理案件数呈下降趋势,发挥了“泰山石”稳定作用,形成了“事了人和、少诉无讼”的和谐稳定新格局,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耕新时代“寻乌经验”
探索“红色文化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赣州中院在深化和发展新时代“寻乌经验”过程中,依托赣南苏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不上交、司法服务不缺位,努力打造革命老区社会治理工作品牌。
近年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赣州时的殷殷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创新探索“红色文化+社会治理”新模式,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寻乌经验”两次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先后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和省、市领导的批示肯定,并在央视成功举行全媒体直播,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一、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增强基层治理动力
依托赣南丰富的红色资源,打牢人民法庭建设根基,创新治理路径,减少诉讼增量,推动形成“少讼”乃至“无讼”的法治良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一是加强联动共治。主动融入党委政府领导的社会治理机制,发挥党委统筹协调核心作用,推动创建“无讼村(社区)”80个。安排人民法庭干警担任村级理事会顾问,与村民自治组织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合力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二是深化诉源治理。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村约规范、用典型带动、用事实说话、用成效引导,预防矛盾纠纷产生。于都法院盘古山人民法庭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打造祁禄山红军小镇诉讼服务站,成立以来共同化解矛盾纠纷54件。三是聚力多元解纷。特色化配置“法庭+工会”“法庭+园区”等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第一时间接诉转调,构建一体化治理体系。寻乌法院澄江人民法庭将谢屋村的破旧老祠堂建成法治小院,因地制宜打造客家法治文化阵地,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二、大力发扬红色传统,激发基层治理潜力
赣州中院坚持苏区时期审判工作“坚持重调查、重证据,走群众路线的司法方法”,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改“坐堂办案”为“主动服务”,实现“诉讼服务在一线、调查研究赴一线、调解审判到一线”。
一是实行干警“进村入群”。组织902名干警加入村(社区)微信公开群3202个,主动靠前、释疑解惑。入群工作开展以来,年均接受群众法律咨询8000余人次、推送普法知识公众号文章500余篇。二是开展“人民法官在身边”行动。推行“一村一队”“一企一员”“乡村夜话”等工作机制,听取社情民意,把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传播到每一个角落。制作《矛盾纠纷劝导书》,充分运用客家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民间习俗、家风家训,通过学会“讲土话”、请“吃茶”,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三是始终坚持民意导向。全面兑现“办事不找人”“首问负责不推诿”等服务承诺,确保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好做实、常态长效。开通“一个号码对外、一个部门受理、一个平台流转”的24小时意见受理热线,接受群众对人民法庭工作评价,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复”。
三、聚焦传承红色基因,释放基层治理活力
坚持把传承红色基因与深化和发展新时代“寻乌经验”有机结合,实施“红色基因激活”工程,提振人民法庭干警的精气神。一是培育红色文化。升级改造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旧址和审判史陈列馆,加强何叔衡调处争水纠纷等红色案例的研究、运用与宣传。举办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法官文化周”活动,鼓励人民法庭干警创作回望苏区历史的文艺节目。二是强化红色教育。组织干警开展“读红色家书、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观红色影视、看红色展馆”活动,在“寻乌调查”纪念馆等革命旧址开展现场教学,沉浸式地体验红军的战斗场景和生活场景。三是建强红色阵地。开展“庭村共建”“人民法庭解民忧”活动,建立一批基层红色文化治理阵地。赣州中院聘任原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部长江善忠烈士的后代江华,在乡村振兴驻点村成立工作室,打造“兴法铺子”综合普法阵地,联合开展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临口法庭
打造“红色法庭”
构建“法庭+”基层治理新模式
案例点评:临口法庭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立足民族地区民俗民情,构建“法庭+”基层治理新模式,激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打造问题导向、多方参与的非诉解纷机制,有效打通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是“通道转兵”事件的发生地,“通道转兵”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临口法庭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立足民族地区民俗民情,坚持和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法庭+”基层治理模式,以优质、高效、便捷的审判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乡村振兴。法庭辖区内诉讼案件连续5年下降,驻地乡镇连续3年获评平安乡镇,为通道法院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贡献法庭力量。
一、“法庭+红色”,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打造“红色法庭”
一是创建“引领+服务”模式,用志愿服务擦亮红色底色。建立3个党小组,设立“服务旅游红色示范岗”“战役先锋岗”,与村党支部联动共建,法庭党员、调解员成立“党员先锋队”“五星红”志愿服务队,先后推出“法庭内外”“执行先锋”“劳资绿道”等志愿服务,搭建服务基层治理和侗乡群众的“连心桥”。二是开设“红色驿站”讲堂,让党的理论“声”入人心。打造“红色驿站”讲堂,邀请党校讲师、老红军等经常开展红色文化及党史宣讲,带动干警学好党史必修课。依托“红色驿站”,采取“网络直播”“鼓楼宣讲”“侗语宣讲”的新形式下村镇、进校园,向辖区侗族群众开展政治理论和党史教育,让党史的“绿荫”遍撒侗乡大地,将红色基因注入群众血脉。三是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巡回审判点”,司法穹顶守护红色资源。探索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巡回审判点”,设立3个法官联络点,聘请2名专家咨询员,主动将辖区红色文化遗存、侗族文化与自然遗产纳入保护范围,巡回审判点设立以来,多次就革命旧址修缮建设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诉前化解争议纠纷2件。
二、“法庭+社会”,坚持多方参与与问题导向,打造“前哨法庭”
一是“群众参与+多维保障”,提高矛盾化解效能。坚持依靠群众参与,将全员调解从法院内部向外延伸,从老乡贤、老干部、老代表、老委员、老教师中聘请特邀调解员,组成“五老”调解员队伍,建立“特邀调解+调解前置”机制,搭建“非诉调解+司法确认”平台,设置司法确认联络员,强化诉调统筹衔接,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有力保障。共诉前引导调解77件,成功调解21件,受理司法确认申请20件,确认有效16件。二是“党政引领+防线共建”,提升多元共治意识。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将诉源治理、多元化解工作纳入地方年度平安建设考评范畴,坚持人民调解和行政化解先行,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双轨运行模式,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平台,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格局,推动防控工作向纠纷源头防控延伸,实现了近70%的矛盾纠纷在诉讼外化解,辖区诉讼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三是“新载体+新办法”,凝聚力量化解纠纷。在辖区20个村(社区)设立法官联络站,在2个党群服务中心建立“网上巡回法庭”,共接待来访群众15批60余人,网上立案35件,网上开庭9次,网上调解12件,实现群众解纷“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结合当地红色文化、风土人情,推出“法院+五老”“法院+乡贤”“法院+村干部”“火塘调解法”等调解新模式就地化解纠纷。共调解成功案件34件,为人民群众既解“事结”,更解“心结”。
三、“法庭+民俗”,聚焦辖区产业和民生需求,打造“民生法庭”
一是完善“乡贤”机制。选任20个村落的30多名“乡贤”“寨佬”为民俗纠纷调解联络员,探索解决村民案件调解难、诉讼文书送达难、执行案件找人难的“三难”问题,构建法院与“乡贤”无缝隙对接的多元解决矛盾格局。建立调解档案,采取个案指导与集中培训的方式,开展对调解人员的指导培训,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引入“民间智慧”。巧妙地将“鼓楼”“侗款”“寨佬”等少数民族元素融入执法办案和矛盾纠纷化解,培养熟悉侗语和民俗的“双语法官”,推行“双语法庭”,开展“鼓楼审判”,创建“鼓楼法律讲习所”,成立“侗语普法队”“侗歌宣传队”,用少数民族同胞和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花明楼法庭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践行司法为民初心
案例点评:花明楼法庭扎根刘少奇故里,传承红色法治基因,构建以“创新+诉源治理”为核心的社会共治体系、以“科技+司法便民”为目标的平台智治体系、以“法庭+矛调中心”为主体的群众自治体系,推动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花明楼法庭扎根刘少奇故里,致力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贯彻“办好人民法庭、方便群众诉讼”的司法实践理念,构建起“创新+诉源治理”“科技+司法便民”“法庭+矛调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建立积极回应当事人诉求为核心的“三问”诉前调解机制,在化解纠纷矛盾、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上取得显著成绩,展现了伟人故里人民法庭的担当和作为。
一、构建“三大体系”,强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之势
一是构建以“科技+司法便民”为目标的平台智治体系。建立集立案、送达、速裁、保全、调解、信访维稳于一体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推进专网线路改造,配备云上法庭系统、数字化法庭,配套远程立案、线上开庭、电子送达法律文书功能,实现案件立案审查当天可办、远程可办。科技赋能后,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仅21.2天。二是构建以“法庭+矛调中心”为主体的群众自治体系。联合辖区乡镇司法所、矛调中心主任、村(社区)治调主任及行业协会,积极吸纳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和乡贤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定期召开工作经验分享会,一大批矛盾争议大、当事人对抗激烈的群体纠纷、涉诉信访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三是构建以“创新+诉源治理”为核心的社会共治体系。主动融入地方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大格局,积极指导辖区乡镇、村居委会开展“无讼乡镇”“无讼社区”创建,推动万人成诉率纳入地方综治评估体系,设立4个诉源治理工作站。2021年新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5.97%,调撤率高达74.52%,诉源治理成效显著。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村社区、乡镇街道、行业组织实现线上线下对接、分流对接指导,与辖区农商银行实现片区共治。
二、注重“三个结合”,彰法治引领乡风文明之光
一是注重“普法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积极为党委政府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指导辖区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制定村规民约,依法开展美丽乡村、美丽屋场建设。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维护金融安全”恳谈会,制作“守法诚信贷款”“防范集资诈骗”“利剑护蕾”等专题普法展板在集市场院布展,2021年以来向基层组织、工矿企业发出司法建议10份。二是注重“阵地普法与上门普法”相结合。开展“以案说法”式巡回法治宣讲,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普法宣传。针对农村地区存在的突出纠纷,专题设计教案、讲义,制作发放《法治乡村权利保障》宣传册4000余册,开展巡回审判、“屋场夜话”、法治副校长主题讲座等宣传42次。三是注重“日常审判与案例普法”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日常审判典型案例的宣传引导作用,入选2020年最高院发布的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权益典型案例一起,入选最高院年度案例一起,获评全国法院优秀案例分析三等奖一起。
三、做好“三个强化”,扬法治传承初心使命之声
一是强化红色引领,汇聚治理智慧。深入发掘红色法治基因,继承与创新“马锡五审判方式”,构建“诉前调解、庭前调解、诉中调解”三步法,打造“调解中心”,汇聚多元力量化解纠纷,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有温度、有力量。二是强化党建统领,夯实治理根基。将支部建在庭上,积极与基层党组织结队共建,将党建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开展“学伟人、明党史、守纪律、作表率”等主题党日活动,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三是强化自身本领,激发治理潜能。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建设,升级更新安保设备,保障了诉讼公共场所安全。优化配置,专业赋能,组建2个审判团队。吸引和激励年轻干部扎根法庭,队伍活力不断释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头屯河法庭
解码“枫桥经验” 打造“红色法庭”
案例点评:头屯河法庭立足辖区“城乡结合,产业融合”特点,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司法本职,延伸服务触角,“三调联动”“三所联动”“法庭驿站”多路并进,培育出人民司法聚民力、暖民心、惠民生的第一阵地。
头屯河法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从辖区老牌企业“八一钢铁”中挖掘红色元素,从王震将军援疆建疆爱疆精神中汲取力量智慧,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民心为导向,立足辖区“城乡结合,产业融合”特点,探索三调联动、三所联动、一庭多驿站特色路径,将人民法庭打造成聚民力、暖民心、惠民生第一阵地。2022年以来,诉讼案件调解率达90%,诉前调解成功率达92%,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传承红色基因聚民力
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聚焦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试点,与管委会、社区建立双向沟通机制,人民法庭庭长兼任社区大党委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带动辖区1400余名党员、志愿者参与“大党委”法治平台网格服务,开展组织生活会12次、专题党课25次、读书班32次、“党旗映天山”主题活动70余次,解决民生难题30余件,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激活基层治理源动力。在“大党委”核心构架下,发挥网格管理优势,积极动员辖区10个党支部和3个物业管委会的楼栋长、联户长、网格长、综治干部和人民法庭干警等五层保障力量及400余人群防群治力量下沉网格,入户宣法3000余次、升国旗宣讲15次,普法宣传12次、法律咨询50余次,收集群众诉求300余条,构筑起齐抓共管强大合力。
二、多元化解纠纷暖民心
坚持多元解纷不动摇,突出调解平台建设和优化,采取“1233”工作模式,打造“知民忧、解民怨、暖民心”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立足辖区多民族聚居特点,设立“古丽调解室”,“三代”双语女法官传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快速高效化解纠纷2165件,调解率达92%,被乌鲁木齐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称号。建立前端解纷和多元化解两项纠纷化解机制,联合辖区16个社区定期开展“拉网式”纠纷排查,走访入户5000余次,前端排查化解纠纷300余件次;同时,与钢城司法所、妇联、工会、交警队等相关单位建立长效机制,联合辖区20余个调委会和70余名人民调解员,构建起“1+N+N”调解平台,形成基层群众纠纷快速调解网络。以人民法庭为支点,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和基层司法所、派出所、法律服务所“三所联动”,加大调解工作培训指导力度,坚持调解工作跟踪回访,切实增强基层联动工作合力。今年以来开展基层治理联合行动32次,调解培训39次,联合宣讲79次,解答各族群众法律咨询653人次,织密了服务治理的法治网络。
三、培植服务意识惠民生
坚持服务大局不动摇,积极拓宽司法服务渠道,拓展建立多个司法服务驿站,回应发展新要求和群众新期待。以“少年法庭”挂牌为契机,设立“保护妇女儿童驿站”,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落实案后回访,组织法治讲座,开展公众开放日,家事纠纷调处成功率91%。关注特殊群体诉求,设立“农民工讨薪驿站”,开通讨薪“绿色通道”,常态提供咨询和援助等服务,与劳动监察部门联合调处群体讨薪案件10余起,85%以上欠薪当场兑现。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设立“企业服务咨询驿站”,推出“多向协同”和“指引保障”等系列服务保障措施,指导修订完善21类通用合同文本和5项法务管理制度,对重点企业和重大案件“把脉问诊”,参加企业管理体系建设推进会,指导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八一钢铁公司诉讼案件从五年前的年均近百件下降至0件,减少损失3000余万元,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得到辖区企业一致好评。为应对疫情影响,设立“在线诉讼服务驿站”,发挥“互联网+”平台功能,加大推广和应用力度,引导群众在线办理诉讼业务,指导网上立案800余件次,在线查人找物、送达等500余次,网上庭审100余件次,全面推行网上立案、电子送达和在线庭审,努力让各族人民群众及时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法[2018]224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中办发[2018]19号),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保障与促进国际商事法庭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支持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聘请的中外专家组成,专家委员接受国际商事法庭的委托为当事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提供调解等服务,为人民法院审理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所涉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第二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
第三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民法典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第九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支付令;
(二)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三)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四)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五)申请强制执行;
(六)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七)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八)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二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三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四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第十五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六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七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第十八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第十九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能够认定借款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义务的,对于贷款人关于借款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法办〔2019〕139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已于2019年4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4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4次会议讨论决定,2019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为47件,分为二类:第一类共36件,2019年年底前完成;第二类共11件,2020年上半年完成。
第一类(2019年底前完成)
1.关于办理诉前财产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立案庭
2.关于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及无理缠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立案庭
3.关于规范死刑执行及相关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刑一庭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6.关于审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四庭
7.关于审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五庭
8.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9.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10.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11.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五)
承办单位:民一庭
12.关于审理银行卡民商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3.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4.关于审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5.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承办单位:民二庭
16.关于修改《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承办单位:民二庭
17.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承办单位:民二庭
18.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承办单位:民三庭
19.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20.关于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四庭
21.关于审理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四庭
22.关于受理环境资源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
承办单位:环资庭
23.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环资庭
24.关于审理林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环资庭
25.关于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6.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7.关于审理规范性文件一并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8.关于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9.关于行政案件庭审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30.关于审理涉及表见代理纠纷再审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审监庭
31.关于办理股权执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执行局
32.关于审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3.关于审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4.关于审理个人信息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5.关于修改《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
36.关于办理民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第二类(2020年上半年完成)
1.关于电子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立案庭
2.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承办单位:刑一庭
3.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四庭
4.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5.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6.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承办单位:民四庭
7.关于人民法院互联网公开庭审过程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审管办
8.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9.关于担保物权实现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10.关于办理司法技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审管办、行装局
11.关于人民法院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审管办、行装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宋某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宋某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
(2018年10月12日 (2018)最高法民他186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沪民他15号《关于宋某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仲裁庭依据案涉《保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宋某与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争议作出裁决,但包含有仲裁条款的《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宋某的签名并非宋某本人签署,宋某与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撤销案涉仲裁裁决中有关宋某责任承担部分的裁决事项。同意你院的报核意见。
此复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宋某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8年9月7日 (2018)沪民他15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宋某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经审查拟撤销部分仲裁裁决事项。根据贵院法释(2017)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该案存在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情形。现将案件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宋某,男,1985年8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江苏好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棣,江苏好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1518号B栋403-A室。
法定代表人:叶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根,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岩,女,该公司员工。
原仲裁被申请人:王某新,男,1968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原仲裁被申请人:宋某静,女,1971年4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二、案件事实和仲裁审理经过
仲裁庭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2013年4月12日,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岳公司)作为出租人与王某新作为承租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同岳公司根据王某新的要求,向案外人济南东岳起重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购进塔机三台,然后出租给王某新使用,王某新同意向同岳公司承租上述租赁物并支付租金,并签署了《应付租金明细表》等文件。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租赁物的受领日起至《应付租金明细表》规定的期限届满日止;王某新应付租金合计为人民币379356.12元(以下币种同),租金分二十四期支付,每期租金的最后支付期限为每月15日,自2013年5月15日(含5月)起按月支付至2015年4月15日(含4月)止;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4.3条约定,如有承租人未按时向出租人支付任何租金或其他款项的情形,承租人应就应付未付的任何租金或其他款项,按日利率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出租人支付延迟利息;出租人就延迟利息可以选择从承租人每次支付的款项中先行抵扣或另行扣收,也可以从保证金中抵扣。第4.5.1条第(2)项约定,若承租人未能支付合同项下任何租金或其他款项,出租人有权选择以保证金冲抵该款项。第17条第(1)项约定,如承租人未能支付任何到期款项,即构成违约事件。第18.2条第(1)项约定,如有承租人未支付任何到期款项的情形,出租人有权向承租人追索合同项下的已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延迟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保证合同》约定,宋某静、宋某的保证范围为王某新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应向同岳公司支付的已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延迟利息、违约金、租赁物的留购价款等;本担保是连续性的、不可撤销的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日开始计算至主合同项下所有支付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终止;当王某新不能按照《融资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限、金额和币种向同岳公司支付租金和其他费用时,同岳公司无须先行向王某新追偿,即有权直接要求宋某静、宋某向同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自订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同岳公司与王某新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现同岳公司已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出租人的义务,王某新未支付《应付租金明细表》中约定的相应租金,已构成违约。王某新受领租赁物后未支付相应的已到期租金,现全部租金均已到期届满,故同岳公司有权要求王某新支付全部未付的租金及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4.3条约定的相应延迟利息。同岳公司与宋某静、宋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恪守。现王某新未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和延迟利息的义务,宋某静、宋某作为保证人应当依照《保证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据此,仲裁庭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最终裁决:1.王某新应于2015年8月12日起十五日内向同岳公司支付租金及延迟利息共计79400元;2.宋某静、宋某对王某新上述第一项的支付义务向同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仲裁费6726元,由王某新、宋某静、宋某共同承担。
三、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申请人宋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请求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中关于其本人责任承担的裁决事项。宋某主张,系争《保证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该签名系伪造,指印亦非属其本人指印,故《保证合同》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其与被申请人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庭程序违法,未依法通知其出庭答辩,剥夺其答辩权及申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被申请人同岳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宋某的请求,理由如下:1.仲裁庭仲裁的程序合法;2.《保证合同》上的签名系宋某本人所签,手印亦系其本人当场加盖。
两原仲裁被申请人均未到庭参加听证,亦未出具书面意见。
四、上海一中院处理意见
该院经审理查明,系争《保证合同》第七条约定,有关《保证合同》的任何争议,如果协商不成,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仲裁。
审理中,根据宋某本人申请,该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系争《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章处所载“宋某”签名字样和红色指印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认为:该《保证合同》上“宋某”签名字样与宋某本人签名不是同一人的笔迹;红色指印着墨过于浓重,纹线整体粘连,未能检见足够清晰的特征点,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断检材《保证合同》上的需检指印是否宋某捺印形成。
对于该鉴定结论,双方当事人均为异议。同岳公司表示同意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中关于宋某责任承担的裁决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经审查核实仲裁裁决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应当裁定撤销。现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系争《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章处所载“宋某”签名并非宋某本人所签署,捺印亦无法判断其真实性,故应当认定宋某与同岳公司之间没有达成仲裁的合意,即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宋某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中关于宋某责任承担的裁决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据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上海仲裁委员会(2015)沪仲案字第0347号仲裁裁决第二项中裁决由宋某对王某新依仲裁裁决第一项的支付义务向同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裁决事项,以及该仲裁裁决第三项中裁决由宋某承担仲裁费的裁决事项应当予以撤销。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同意上海一中院的处理意见。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由于本案系争《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字处的“宋某”签名,经司法鉴定并非宋某本人所签署,故应当认定宋某与同岳公司之间没有达成仲裁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庭依据系争《保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宋某与同岳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争议作出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拟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中有关宋某责任承担部分的裁决事项。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第二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第二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典型案例
(2020年10月30日)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法治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事关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近年来,检察机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现撷要发布12个典型案例,敬请垂注。
落实刑事检察政策
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
服务民营经济11项检察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坚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让企业家卸下包袱、轻装前行。以下4个案例是其中典型代表。
案例一 额温仪未按约定交付,是否涉嫌合同诈骗?
案例二 依法不起诉,挽救11家企业
案例三 公司无证处置危险废物未造成污染后果,检察官依法作出不起诉
案例四 企业买卖二手硬盘,贴了打印的标签,算不算商标侵权?
案例一
额温仪未按约定交付,是否涉嫌合同诈骗?
【基本案情】
A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B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
2020年2月21日,何某、刘某签订《协助采购合同》,约定B公司委托A公司采购5000支某品牌医用额温仪,总价150万元,2月26日至29日交货,交货延迟或质量问题可协商退款、退货。A公司收到B公司150万元货款后,即向生产企业订货并预付货款125.95万元。后因疫情期间政府临时管控额温仪的主要配件温度传感器,生产企业无法按时完成订单。何某向刘某解释并承诺补偿200支额温仪。2月28日至3月10日,何某交付给B公司额温仪约2000支。B公司经抽样送计量测试机构检测,显示温度偏差较大。3月中旬政府取消管控措施,何某于3月16日前向B公司发送余下3000多支额温仪,前后共计5200支。B公司对后面3000多支拒绝收货。何某提出重新检测,刘某提出有质量问题且交货延期,要求退款1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何某同意但表示资金已用于采购,短期内无法退款。后B公司再次电话联系,何某未接听。
【案件办理情况】
2020年4月2日,B公司派员到公安机关报案。次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何某未采取强制措施,并邀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提出调查取证建议,查明A公司迟延交货系客观原因导致,其在疫情期间曾有多笔类似交易且均已履行完毕。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不属刑事犯罪,于4月24日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4月27日,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本案。随后,检察机关走访报案单位,进行释法说理,建议双方合理协商解决经济损失问题。
【典型意义】
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严格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界限。具体在合同诈骗罪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防止客观归罪,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以造成损失后果代替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二是关于非法占有目的,可从有无实际履约行为、资金去向、以往交易履约情况等方面综合认定。三是严格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本案中,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从介入侦查到监督撤案仅20余天,增强了监督的及时性,使刑事诉讼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明显降低。撤案后,检察机关上门通报案件情况,针对焦点释法说理,引导双方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案例二
依法不起诉,挽救11家企业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被告人陈某、崔某、吉某等人在获悉某市农村道路9个标段提档升级工程的招标信息后,通过杨某等中间人介绍,组织A公司等11家有资质的企业,各自派公司资料员统一制作商务标书串通投标,最终中标2个标段,涉案金额3900万余元。中标路段主要由陈某、刘某分包施工。工程于2018年底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案件办理情况】
该案因被实名举报而案发。2018年6月,公安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A公司等11家单位、陈某等30名参与人立案侦查。2020年2月,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A公司、陈某等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涉嫌串通投标罪,但涉案单位和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应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区别处理。2020年5月,检察机关对提出犯意、实际操作、有前科的陈某等6人提起公诉,对仅出借资质的11家串标单位和犯罪情节轻微的24名参与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0年7月,陈某等6人被法院依法判处拘役二个月至有期徒刑八个月不等刑罚。判决后陈某等6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打击和保护并重,对于串通投标的提意者、组织者、主要受益者以及职业陪标人、专业居间介绍者,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没有犯罪前科、被动参与陪标、收取少量好处且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作不起诉处理,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加强招投标监管、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的检察建议和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相关主管部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同时,因该案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涉案企业和人员众多,检察机关通过现场和远程视频连线等方式组织了公开听证,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慎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案例三
公司无证处置危险废物未造成污染后果,检察官依法作出不起诉
【基本案情】
唐某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A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三氯化铁及其溶液的生产销售,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但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A公司与其他5家公司合作处理工业废酸。合作模式为:A公司提供技术工艺和技术人员,5家公司自行购置设备或使用A公司的处理设备,将5家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盐酸洗液处理成氯化亚铁溶液,处理费用约为300元/吨。合作期间,A公司共收取处理费用1671.2万余元。处理后生成的氯化亚铁溶液,5家公司免费或以10元/吨的价格处理给A公司,A公司租用专业车辆运回本公司作为生产原料。经鉴定,涉案废酸液属于危险废物,危险特征为毒性、腐蚀性。
【案件办理情况】
案发后,唐某主动投案,2019年2月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侦查机关认为唐某在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情况下,未向行政监管单位申请报备,非法处置废酸牟利,数额巨大,已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20年1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委托专家进行环评工艺检测,确认A公司在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未造成环境污染。检察机关认为,A公司虽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但没有造成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2020年5月,检察机关对唐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积极与行政机关对接,建议主管部门给予A公司、唐某等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对本案行为人非法经营危险废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作实质性判断,其虽然未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但不具有违法造成环境污染情形的,不能简单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有严重污染环境的才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虽依法不作刑事犯罪处理,但仍应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案例四
企业买卖二手硬盘,贴了打印的标签,算不算商标侵权?
【基本案情】
王某系A省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的销售、维修等业务,王某在B省、C省等地成立了经营范围相同的关联公司。
王某几家公司的具体经营内容和模式为,B省公司负责低价回收旧的服务器、硬盘等电子产品硬件,A省公司和C省公司负责测试,测试后发现能够正常使用的,进行数据清除和外观清洁处理,后装箱包装,在包装箱上粘贴自行打印的含有原品牌LOGO的黑白标签,最后以二手商品对外销售。旧商品上原有的商品标贴、防伪贴等保持原貌,不作处理。
【案件办理情况】
本案因有关公司举报案发。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将王某及公司员工共28人抓获,并于2018年12月刑事拘留。公安机关认为,王某等28人的行为违反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9年1月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等人在收购和出售二手商品过程中,没有证据显示其在商品上冒充他人品牌,也没有将旧商品翻新作为新商品出售,其在外包装上使用原品牌LOGO标签主要起到的是标识区分作用而非假冒注册商标,故认定王某等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于2019年1月对王某等28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典型意义】
经营二手商品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客观认定。对于只是销售二手产品,没有翻新、改造、冒充他品牌等行为的,属于原产品的自由再买卖行为,不涉及商标侵权,亦不涉嫌犯罪;对于收购二手产品,改变其外观、功能、结构后再出售的,应根据改变程度,看是否侵犯他人合法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及国家商标管理秩序,判断是否合法。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走访公司,实地查看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经营模式,进一步查明基础事实,最终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充分保障了涉案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为同类企业正常经营提供镜鉴。
坚持不枉不纵
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坚持少捕慎诉,严格区分刑事犯罪和经济纠纷界限,对不该立案的涉民营经济案件依法监督撤案,对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案件依法监督立案,增强民营企业家的法治获得感。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经营管理漏洞,积极制发检察建议,促进民营企业家依法办事、守法经营。以下4个案例是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立案监督的典型代表。
案例五 刑法的归刑法 民法的归民法,一枚公章的真假之争
案例六 大额透支信用卡逾期未还,是否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案例七 更改产品标准未备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案例八 98根电线杆被推倒,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案例五
刑法的归刑法 民法的归民法,一枚公章的真假之争
【基本案情】
2008年,A公司向某市某区法院诉请B公司支付共同承揽的项目利润分成,并出示了约定平分利润的《联合投资协议书》。B公司负责人薛某伟辩称该《协议书》系伪造,所盖的公司公章系A公司薛某鑫私刻。2010年1月11日,区法院结合全案证据认定B公司存在非备案公章,判决支付A公司项目分成款。至2015年,此案历经数次一审、二审、再审程序,法院均判决A公司胜诉,并执行部分款项。2015年9月,B公司薛某伟在第三次再审期间以其公司印章被伪造向某区公安分局报案,某区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10日立案侦查,但一直未侦查终结。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致使民事程序无法顺利进行,某中院作出撤销民事判决、驳回起诉的再审裁定,且执行程序被裁定回转;2018年3月,薛某鑫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采取限制消费令。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2019年2月,A公司薛某鑫以B公司薛某伟隐瞒事实、骗取刑事立案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撤案。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了如下调查核实工作:第一,调取原始章样重新委托鉴定,确保鉴定意见可采。第二,复核言词证据,证实薛某伟存在私刻公章的可能性。第三,调取关键书证并鉴定,证实薛某伟报案时隐瞒重要事实以骗取立案。第四,排除他罪可能,查明本案已超过追诉期限。
监督意见。区检察院以本案不符合立案标准为由监督公安机关撤案。2019年5月13日,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同年6月17日,针对怠于侦查造成严重后果等侦查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公开宣告。
监督结果。2019年5月29日,公安机关撤销了B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一案,并于7月19日将整改措施及效果书面函告某区检察院。薛某鑫已向某区法院另行起诉。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中已经败诉或即将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为谋求不正当利益,恶意通过刑事立案,企图阻断对己方不利的民事裁判结果出现,严重干扰涉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通过开展独立调查核实工作,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监督侦查机关撤案,切实维护受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案例六
大额透支信用卡逾期未还,是否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基本案情】
林某某系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了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结算便利,以个人名义在银行申办了一张信用额度为人民币100万元的信用卡。经透支消费,共计拖欠70余万元未归还。银行多次催收后,林某某与银行签订了还款计划,但未按计划还款。银行报案后,林某某四处筹钱将欠款还清,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在与本地区公安分局定期召开的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通报会中,某地检察院了解到林某某信用卡诈骗一案,后经提前介入侦查发现,公安机关对透支款的用途以及林某某不能还款的原因未进行取证,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某区公安分局认为,林某某透支消费出现逾期后,经发卡银行有效催收,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根据司法实践应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引导取证。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信用卡主要消费对象以及公司股东、财会人员的证言,查清透支消费主要用于公司经营活动;收集证实公司承接大型BT项目,但因工程拖延时间较长,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等证据;调取申领信用卡的书证材料,证实林某某申领信用卡时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
监督意见及结果。某区检察院认为,林某某申领信用卡时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透支款项大多用于公司经营,未及时还款系因公司经营困难的客观原因所致,不能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随后,该区公安局决定撤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时,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同时,检察机关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民营企业经营者依法办事、守法经营。
案例七
更改产品标准未备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对某摩托车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生产的1台正三轮摩托车的轴距与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时提供的样品不一致,亦不符合其合格证上明示的企业标准,为不合格产品。同时,认定该公司已经销售31台上述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为16.6万余元。据此,该局以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安机关以该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摩托车公司认为其生产正三轮摩托车的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受理后,主动向行政机关调取了物证、书证、询问笔录等证据并听取行政机关意见;引导侦查机关赴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对多名关键证人及涉案公司的代理商、经销商进行了详细取证;就有关专业问题咨询行业专家及行业协会意见。办案查明,正三轮摩托车产品的轴距无国家标准,该公司制定了企业标准,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客户反馈情况及专业技术人员意见,适当加长了车辆轴距,但没有及时修改企业标准,导致行政机关认定相关车辆为不合格产品。目前,未收到已售车辆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反馈。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涉案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对生产的正三轮摩托车的轴距有所调整,但调整幅度较小,无证据显示调整对车辆的质量和使用性能产生了影响,不能直接将此类产品认定为刑法上的“伪劣产品”。客观上,涉案公司不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涉案公司对车辆轴距的调整虽有不规范之处,应进行行政处罚,但不能评价为刑事犯罪。
监督结果。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并书面反馈审查意见。公安机关于收到意见后第二日撤销案件。
案后跟踪。检察机关向涉案企业提出5条检察建议。涉案公司根据建议立即停止生产“超标”车辆,并对已售同类车辆进行召回整改处理,重新拟定产品研发流程,对相应的企业标准进行了修改和备案。2020年3月,检察机关对该公司进行回访,公司运营状况良好,拟于年内完成上市。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必须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注意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准确把握、准确区分企业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防止不当扩大打击面,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
案例八
98根电线杆被推倒,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基本案情】
某建筑公司承建通讯公司信号塔供电线路建设工程,该工程土地的使用权为某担保公司所有,建筑公司在未获得担保公司许可和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便在土地上架设电线杆。2019年10月27日,担保公司在进行清淤作业时,发现架设电线杆妨碍清淤,在向相关行政部门询问得知架设电线杆并未经审批后,为排除妨碍、方便清淤作业,将已架设的电线杆拔除。拔除过程中,造成了部分电线杆断裂。当日,某建筑公司到公安机关报案:该公司架设的数十根电线杆被推倒,造成财产损失。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2020年1月9日,检察机关收到某担保公司提交的立案监督申诉材料。
调查核实。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并调取案件卷宗,全面审查证据。经调查核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曾批准某通讯公司架设信号塔,但所占用土地属建设用地,还需经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审批。某通讯公司在未经审批,也未征得担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便让建筑公司架设电线杆。担保公司为保证清淤工作开展,在寻求政府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将电线杆拔除。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认为,担保公司主观上无毁坏财物的故意,该私力维权行为虽然不当,但仍属于民事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犯罪。2020年4月7日,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
监督结果。2020年4月8日,公安机关撤案。
【典型意义】
故意毁坏财物犯罪,主观上须有毁坏财物的故意。本案涉事企业虽然给对方造成一定财产损失,但其目的是排除作业障碍,主观上并不具有损毁财物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本案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构成要件。某通讯公司私自架设电线杆的行为侵犯了担保公司对土地的使用权。担保公司自行将电线杆放倒,是依靠私力排除妨害的自救行为,仍属于民事纠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案并进行释法说理,促进涉事双方就相关赔偿和施工安排达成一致意见,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开设12309“绿色通道”
依法受理民营企业申诉案件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为期8个月的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清理和监督活动,要求各省级检察院逐案排查本地区接收的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严格按照7日内程序性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实质性答复的要求办理,确保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同时,建立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待民营企业窗口“绿色通道”,开通“涉非公经济司法保护专区”,对涉民营企业申诉案件优先办理、重点办理。以下案例是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民营企业信访、申诉案件的典型代表。
案例九 复工复产面临资金困难,检警联动解冻无关账户
案例九
复工复产面临资金困难,检警联动解冻无关账户
【基本案情】
某家具公司拥有2家淘宝天猫店铺、2家淘宝企业店铺,共有淘宝客服、木工、油漆工40多人,法定代表人系郭某。
2020年7月13日,郭某到某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反映其公司账户被市公安机关冻结48天,经其本人申请仍未解除冻结,企业复工复产陷入困境急需资金周转。郭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侦查机关解冻账户,以解企业运营燃眉之急。
【案件办理情况】
市检察院受理后,经调阅侦查卷宗、实地走访公司厂房、查看公司淘宝店铺资料、调取被冻结款项的借款合同认为,郭某公司诚信经营,公司账户与所涉刑事案件仅有一笔往来款,并与案件无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据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解除冻结郭某公司账户的监督意见。2020年8月5日,公安机关解除冻结郭某公司账户存款人民币200万元,公司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正常。
【典型意义】
某市检察院秉承“资源共享、协作共赢、团结共进”理念,与公安机关会签《关于在办理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工作指引》。对于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该市检察院建立涉民企信访案件专事专办机制,由员额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专门受理和办理涉企信访案件,实现面对面沟通,扁平化联系,个性化服务,努力提高服务民营企业质效。本案中,该市检察院认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明被冻结账户与所涉刑事案件无关,相关侦查措施不当,依法督促公安机关及时解除冻结,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惩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
依法净化营商环境
检察机关坚持严格依法办案,通过履行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能,向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亮出法治“利剑”,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公平、安全的营商环境。以下2个案例是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害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损害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刑事犯罪的典型代表。
案例十 借钱500万否认诈骗,检察官发现两套账目
案例十一 投标“一手托多家”,法律应当如何出手?
案例十
借钱500万否认诈骗,检察官发现两套账目
【基本案情】
申诉人周某某,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系原案被害人。
被不起诉人方某某,某五金有限公司负责人。
周某某经营的公司是某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核心供应商,年纳税额上千万元,公司有员工500多人。2002年8月,周某某成立某塑钢制品配件厂,至2009年底已有银行贷款人民币200余万元,另高息向他人举债人民币300万元左右。期间,周某某个人消费支出巨大,另需支付高额利息,实际已资不抵债。然而,方某某仍以企业经营需要和归还高息借款为由,让周某某替其担保借款。2010年6月17日,方某某又以归还高息借款为由,向周某某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同年7月27日离开当地。
【案件办理情况】
2010年9月9日,周某某向该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决定立案侦查。2014年8月20日,方某某被抓获归案。2015年9月24日,市公安局以方某某涉嫌诈骗罪向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市检察院于2016年5月23日对方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周某某不服,向市检察院提出申诉。检察机关经立案复查,查明方某某公司存在“两套”账目,证实方某某提供的公司报表系虚假报表。方某某在其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仍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骗取周某某人民币900万元。另,调查发现本案除周某某外还有其他受害人,新发现三笔诈骗金额合计396万元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将新调取到的证据材料移交给市公安局,并监督该局重新立案侦查。2018年9月6日,市公安局以方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26日,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0日,市法院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方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方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对申诉人周某某进行了公开答复,周某某主动撤回申诉。
【典型意义】
本案申诉人系当地知名民营企业家,因本案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和500多名职工的就业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刑事申诉检察职能,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全面细致复查,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并进一步补强证据,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有力证实犯罪,最大程度保护受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案例十一
投标“一手托多家”,法律应当如何出手?
【基本案情】
本案主要涉案人员徐某系无业人员,刘某系A公司某县分公司总经理,陈某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系综合评标专家库成员。
2016年10月,徐某、刘某商议共同出资竞标工程项目,并雇用工作人员负责财务、项目管理、标书制作等事宜。2017年11月,徐某、刘某、陈某共同商议借用公司资质投标某街道“城乡统筹一体化”农民安置房EPC项目,并约定无论哪家公司中标均由陈某承建,徐某、刘某从项目施工中获取利益。之后,三人以A公司、B公司,以及陈某借用的C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同时陈某还联系到三家具有EPC资质的设计单位,分别作为上述三公司的投标联合体。在投标过程中,三人统一制定投标报价以提高中标概率,并在评标前联系评标委员会成员左某等人,让其在技术标评分时给上述公司打高分。后A公司以3.586亿元的报价中标。预中标公示期间,因其他投标人对评标结果提出质疑而复评,刘某、陈某等人又多次到出借EPC资质的设计单位所在地开具证明,并通过联系评标委员会成员左某等人要求其在复评时维持原评标结果,最终该项目维持了A公司中标的结果。
经查,在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徐某、刘某通过相同手法,即借用资质竞标工程项目、统一制定投标报价、联系评标委员会成员评高分并给予财物、中标后将项目转包给他人或通过投资方式从项目承建中获得利益等方式,先后中标6个项目,共计金额7亿余元。
另查明,徐某、刘某等人为实现中标目的,给予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左某等人财物,共计77万余元。
【案件办理情况】
本案系由坚持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多家民营企业连续举报案发。公安机关经侦查,以徐某、左某等9人涉嫌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犯罪,于2018年11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辩护人提出,徐某等人所犯串通投标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属于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等人实施的串通投标报价、贿赂评审专家的行为,分别侵犯不同客体,触犯不同罪名,应对这两个行为数罪并罚,并据此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8月,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认定徐某等人构成串通投标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左某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招标评标活动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的监管措施存在欠缺,向行业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相关部门采纳检察建议,通过强化按月排查等监管措施,堵塞行业漏洞,净化招标投标市场。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惩处和平等保护相结合,通过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市场主体,更好地保护广大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推动民营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实践中存在的招标人虚假招标或私泄标底、投标人串通投标或贿赂投标、中标人中标后擅自切割标段或转包等违法犯罪行为,损害了招标、投标人的利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依法惩治其中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为有效惩治和预防招标投标领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检察机关向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将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及时反馈给监管部门,推动行业整治。
强化诉源治理
推动民营企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涉民企的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极推动涉企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综合采取监督纠正、促进和解、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式,深入推进“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强化行政争议诉源治理,针对企业违法违规、执法部门疏于监管等情况,制发检察法律意见书,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助力提升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化水平。以下案例是检察机关积极推动涉民营企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典型代表。
案例十二 一起行政争议,为何让三家民营企业揪心?
案例十二
一起行政争议,为何让三家民营企业揪心?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9日,李某等3人经营的某机械厂厂房因属违法建筑,被当地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和城市管理执法局强制拆迁。某市政府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执行时也未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厂房内被切割拆除的机械设备也未予返还。此后,李某等3人一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权利。2018年10月16日,李某等3人向该市某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某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和城市管理执法局赔偿其机械设备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303万元。法院认为,李某等3人在2014年5月被强制拆迁后,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至提起行政诉讼达4年之久,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遂裁定不予立案。李某等3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申请再审,均被裁定驳回。
【案件办理情况】
李某等3人认为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不当,于2019年9月20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调取法院卷宗和相关执法单位强制拆迁时的书面资料,向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了解诉求,查明了申请人的起诉确实超过了法定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同时,检察机关依法查明,拆迁部门在未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确实违反法律规定,虽然强拆后拆迁部门进行了补偿,但申请人因设备被切割拆除运走,无法继续经营,一直上访、诉讼,其目前主要诉求是要求返还拆除的设备;而拍得案涉违法建筑所在地块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被申请人的上访问题困扰多年,帮助存放设备的企业则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看护设备。为增加审查透明度,检察机关采取听证会的方式,推动该案所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机关多次与申请人释法说理,讲解法院裁判的合法性;与政府沟通协调,指出相关部门拆迁行为存在的问题,促成双方和解。2020年3月25日,申请人在检察机关的见证下与行政机关签订和解协议,取回了被拆除的设备。持续近6年的行政争议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通过采取公开听证、释法说理等方式,实质性推动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用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公平正义,切实维护了小微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同时为其他民营企业排除困扰,使企业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开发建设和投资经营。此案的圆满解决,化解了个案争议,平衡了各方利益,展现了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检察担当”。
最高检、国铁集团联合发布10起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检、国铁集团联合发布10起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24日)
1.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2.湖北省孝感市违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禁牧区违规放养马匹危害沙漠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4.江苏省南京市小区树木侵入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5.浙江省杭州市砂石料场违章作业侵入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6.重庆市垫江县天然气管道违规下穿铁路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7.山西省大西高铁沿线地下水禁采区违法取水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8.湖北省阳新县违规养殖畜禽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9.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违法建设堵塞河道危害铁路泄洪桥运输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河北省邢台市非法采砂危害高铁大桥运输安全公益诉讼系列案
1.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 现实侵害危险 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尽责,并持续跟进监督,切实保障“车轮上的安全”。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广福乡潮水村的G322国道和湘桂铁路附近两座新的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建成通车,但位于G322国道附近两座旧的公路上跨铁路立交桥未按要求同步拆除。因长期缺乏管理维护,两座旧桥的桥梁混凝土栏杆多处断裂、栏杆断裂面倾向铁路,存在桥梁垮塌引发铁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重大风险。铁路部门多次向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发函沟通协调,因涉及不同监管部门,各方责任交织,两座旧桥一直未拆除,严重危及铁路运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南宁铁检分院)在开展“推动解决铁路线下安全隐患专项活动”中,原南宁铁路局(现更名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局集团公司)将该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寻求帮助。2019年7月,经南宁铁检分院督促推动,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会同南宁局集团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护路办)、永福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派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召开现场协调会,与会各方一致同意拆除两座旧桥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但截至2019年10月,旧桥拆除工作仍未进行,铁路运行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2019年11月25日,南宁铁检分院以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立案。办案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对比核实,并进行无人机拍摄,向永福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等铁路部门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就旧桥存在的安全隐患专门咨询铁路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意见。在调查中发现,该处线路日均有25对客货列车驶过,极易引发严重的铁路交通安全事故。2017年11月曾经发生一大型载重货车违规驶过其中一座危桥时,不慎滑落至铁路侧沟内侵线,与驶过桥下的旅客列车发生刮碰,导致铁路线路中断近7个小时的严重事故。2019年12月23日,南宁铁检分院向永福县人民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管理等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永福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县政府分管领导当即表态“照单全收、大力支持、全力配合、深入整改”,协调做好停电、交通管制等工作,配合施工单位作业,成功拆除两处旧桥,并清理现场和封闭原有旧桥通道。南宁铁检分院通过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监督,发现两座旧桥均已被成功拆除,旧桥两端砌筑了1.8米高的挡土墙进行封闭,设立了“严禁通行”警示标志,彻底消除了两处铁路安全隐患。
南宁铁检分院以办理该案为契机,与南宁局集团公司建立依法治企、检企协作联席机制,会签《路外安全环境突出隐患定期通报和联合检查治理推进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南宁局集团公司将辖区内106座公路上跨铁路桥移交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属地管理,督促地方行政机关投入资金1311余万元整治公路上跨铁路桥,推动解决湘桂线、南防线、玉铁线等5座公路上跨铁路桥的安全隐患。自治区护路办连续三年将支持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推动解决铁路线下安全隐患专项行动”以及相关公益诉讼办案活动纳入其工作要点。
【典型意义】
上跨铁路立交桥因权属划分、移交手续等历史和现实因素,具有跨地方行政区域、跨铁路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区、跨铁路局辖区的监管难点问题。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两座危桥存在现实侵害危险、各方责任交织、行政机关未全面履职的实际情况,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强化路地沟通协调,推动解决了存在三年多的危桥影响铁路运行安全的难题,得到了铁路部门的充分肯定,认为“起到了其他职能部门和铁路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2.湖北省孝感市违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建筑物退让铁路距离标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预防性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建筑物退让铁路安全距离不达标、小区围墙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等问题,督促行政机关撤销违规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并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促使行政机关清理规范性文件,严格规范涉铁建筑规划许可审批。
【基本案情】
2019年,武汉钰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钰灏公司)获得了孝感市孝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孝南区规划局)作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孝南经济开发区的武孝城际铁路孝感东特大桥东侧开发建设还建房项目,施工现场已开挖的基坑深度约7米。按照规划建成后的主建筑物共26层,高78.3米,楼栋距离铁路桥梁外侧仅14.89米,远低于《湖北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建筑物后退铁路干线不小于20米的标准。同时,该小区围墙距离铁路桥梁外侧仅8.76米,未达到《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12米距离,侵入了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根据该项目规划,建成后的住宅楼距离武孝城际铁路线路过近会导致高铁运行和群众生活的双重安全隐患,一方面,工程建设时的基坑开挖和打桩等施工可能会影响铁路桥梁的稳定,严重危及高铁运行安全。另一方面,高铁运行时产生的噪音、震动也会干扰居民的安宁生活。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武汉铁检院)通过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高铁工务段建立的线索移交信息共享平台发现该线索,并于5月27日正式立案。经调查核实,孝南区规划局作出前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运用从铁路中心线起算距离的方式,而非法定的从铁路桥梁外侧起算的方式,致使该规划方案的实际退让距离仅14.89米,远低于20米的规定标准。另查明,孝南区规划局在作出建设规划许可证前,曾向湖北省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函询,该公司书面回复称由于铁路已开通运营,沿线相关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应当经武汉局集团公司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并由企业对施工现场实行安全监督后方可施工。但该局并未将规划建设方案报送武汉局集团公司审查。
2020年6月17日,武汉铁检院依法向孝南区规划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指出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问题,建议其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撤销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保高铁运输安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发出检察建议后,武汉铁检院于2020年7月23日与孝南区规划局当面座谈,进一步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同年7月28日,孝南区规划局向武汉铁检院作出书面回复,称已成立工作专班,多次召开专题研究会,制定整改措施,撤销了前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并指导武汉钰灏公司重新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新的规划许可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报请武汉局集团公司审查批准后再予核发。
办案中,武汉铁检院还发现《孝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试行稿)》规定的建筑物退让铁路距离为12米,不仅远低于法定的20米,更达不到现行高铁的安全标准,可能会误导辖区内各规划部门的实际工作。因此,武汉铁检院向编制上述规定的孝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与孝感市相关主管部门和铁路主管部门联合论证,参照湖北省有关规定,制定合法合理的技术标准并下发实施。目前,孝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明确告知辖区各规划部门,在具体工作中不再适用该试行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标准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办案中注重风险预防理念,既治末端,也重前端,防未病、治未然。针对已经规划、尚未施工的房地产项目可能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等问题,从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角度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撤销违法的规划许可,既从源头上消除了高铁运行安全隐患,也避免了建筑完工、“米已成炊”后再整治所需的巨大经济成本。另一方面,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向作出规划许可的上级规划部门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其清理、完善相关技术规定,从根本上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面、教育一片的效果。
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禁牧区违规放养马匹危害沙漠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异物侵限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沙漠铁路生态保护 公开宣告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在禁牧区放养马群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甚至逼停列车等情形,督促、协调政府机关、铁路部门、养马村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消除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推动沙漠铁路沿线生态环境治理。
【基本案情】
包兰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近两年来,包兰铁路中宁县石空镇至余丁乡区段多次发生村民放养马匹跨越铁道、逼停列车事故,特别是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发生14次马群在铁路边食草、穿越等危险情形,并发生3次逼停列车事件,严重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不仅破坏沙漠铁路沿线生态环境,也严重影响铁路行车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4月,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工务段向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银川铁检院)反映该线索。银川铁检院经调查查明,涉案地段的马匹主要为中宁县余丁乡金沙村村民饲养,余丁乡人民政府、中宁县自然资源局对在禁牧区内放牧的行为有行政监管职责。2020年5月22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银川铁检院对中宁县自然资源局和中宁县余丁乡政府以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立案。同年5月29日,该院联合中宁县政法委护路办共同主持召开安全隐患整治推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护路办、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工务段、中宁县自然资源局、余丁乡政府以及金沙村等4个村委会干部和20余名养马村民代表参加会议。银川铁检院在会上向中宁县自然资源局和余丁乡政府公开宣读并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禁牧封育管护职责,对违反禁牧者进行处罚,做好村民教育监管。加强与铁路部门日常沟通,及时发现并消除影响铁路安全隐患。中宁县自然资源局和余丁乡政府承诺将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消除铁路安全隐患。同时,检察机关还结合铁路安全事故案例和图片,对村民们进行现场法治宣传。村民们当场签订承诺书,并承诺尽快将马匹送到相邻的内蒙古牧区寄养或出售,对不能及时处理的进行圈养,保证不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放牧散养。
随后,中宁县自然资源局和余丁乡政府联合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整治偷牧专项清理活动,共出动150余次,对包兰铁路沿线采取拉网式巡查,清除游牧马匹及散养羊只,抓获偷牧羊群20余群2600余只、马匹13批,罚款2.4万元。同时,加强对沿线务农人员教育,对偷牧、抢牧、放牧的牧主依法采取措施,督促其下山进行舍饲圈养或者上市销售。余丁乡政府组织人员逐一排查全乡养马户,签订封山禁牧及安全责任管理书18份,发放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彩页200余份,宣传违法违规放牧、危害铁路安全的法律后果。县自然资源局与各乡镇建立联合巡查长效机制,成立联合稽查队,组织网格员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向铁路部门反馈有关情况,确保禁牧封育、生态保护、铁路安全目标全面实现。截至目前,该路段再未出现马匹逼停列车等危及铁路运行安全的情况。
【典型意义】
动物侵入国家规定的铁路建筑限界,是“异物侵限”类铁路外部环境安全隐患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部分牧民在禁牧区放养马匹,并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既违反了禁牧封育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又严重危及铁路行车安全。检察机关邀请省、县两级政法委护路办参加隐患整治推进会,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禁牧封育、保护生态、保护铁路运输安全的监管责任,推动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清理。同时,结合办案开展法治宣传,注重保护牧民合法增收,促使地方政府就牧民的合法利益做出妥善安排,在日常监管、宣传教育等方面达成共识,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推动社会综合治理。
4.江苏省南京市小区树木侵入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异物侵限 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 类案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居民小区树木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安全隐患,兼顾铁路安全公益保护与小区居民私益保护,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推动解决铁路安全隐患,又注重通过类案监督推动社会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某小区建于十多年前,有三幢居民楼靠近京沪铁路,小区建成时,物业为防尘降噪,在靠近铁路的围墙处种了40多棵小杨树。十多年后,小杨树已长成20多米高的大树,有的枝叶越过围墙伸向铁路。树木到铁路的距离小于10米,树木与线路中心最近距离约8.5米,树枝距带电体最小距离仅1.2米,违反了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安全距离的有关规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不仅给京沪铁路运行造成安全隐患,也影响到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中铁电气化铁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电气化运管公司)上海维管处南京维管段将该线索移送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南京铁检院),该院对线索进行现场核实后,决定立案调查。经查,南京维管段于2015年初就开始整治此处危树隐患,但因业主不理解不支持,部分业主认为在小区范围内种植树木防尘降噪是其合法权益,该问题历经5年之久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城市市区高速铁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为10米。1-10千伏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为5米。经现场测量,小区内杨树距离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距离仅有6.3米,树枝距铁路高压供电设备最小距离仅1.2米,树木一旦倾斜、倒伏或受风力影响,可能影响铁路线路或电力安全。2020年8月5日,南京铁检院向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及玄武区锁金村街道办事处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对危及铁路安全的杨树进行依法处理,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收到检察建议后,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和玄武区锁金村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在南京铁检院的沟通协调下,由检察机关、社区居委会和铁路部门三方商定治理方案,并积极督促小区所在的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向靠近铁路的三幢居民楼居民逐户登门宣讲,播放事故视频等视听资料,解释法律规定以及安全隐患的严重性。通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取得了绝大多数业主的理解支持,并逐一在治理方案上签字认可。根据治理方案规定,危树处置工作以各栋居民楼间便道为界,将施工区域划分为三个部分,对靠近铁路的34棵杨树修剪至6米左右,确保树木不再影响铁路行车安全,对靠近居民楼的12株杨树修剪至8米左右,可以适当防尘减噪。
2020年8月24日至28日,铁路管理单位按照治理方案,委托有资质的园林公司对小区树木进行修剪。9月2日,南京铁检院到现场跟进监督,确认持续5年之久的铁路安全隐患得到解决。铁路部门表示,会加强日常巡视监控,一旦发现树木高度危及铁路行车安全,将及时进行清理,消除安全隐患。社区及小区业委会均表示,会积极配合铁路部门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一旦树木高度越过保护红线,将协助做好树木修剪工作。
在办案过程中,南京铁检院坚持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对江苏省内威胁铁路安全的树木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发现存在威胁铁路安全的树木问题800余处。目前已经根据隐患级别对隐患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定期召开铁路安全隐患整治工作部署会,了解、跟进隐患整治情况,将公益守护的端口前移,切实服务保障铁路运行安全。
【典型意义】
铁路两侧的树木枝杈侵入铁路限界引起的危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铁路运行安全的重大隐患。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依法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的同时,加强与行政机关、铁路部门、小区居民的沟通协调,注重释法说理,让小区居民从隐患整治的阻碍者变成铁路安全的参与者、守护者,既消除了多年来的铁路运行安全隐患,又最大程度保障了附近居民降噪防尘的需求,取得了公益和私益的和谐双赢,实现治理价值最大化。
5.浙江省杭州市砂石料场违章作业侵入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章作业 异物侵限 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 民营经济保护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铁路沿线违章作业侵入铁路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危害铁路运行安全的违法行为,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协调解决涉事企业实际困难,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基本案情】
杭州国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国润公司)的一处砂石料场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境内,处于宣杭铁路供电塔之间的高压电线下方,电力接触网的绝缘安全范围为最外两侧电力线水平向外7米并垂直于地面的闭环空间。该砂石料场在作业过程中,常年存在侵入铁路架空电力线路绝缘安全范围的情形,并在2019年1月造成铁路接触网跳闸事故,导致列车停运。事故发生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供电段曾与该公司及相关部门进行反复沟通,问题均未得到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1月,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供电段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移送该线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将该线索交由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铁检院)办理。杭州铁检院收到该线索后,商请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拱墅区检察院)协助调查,两院派员组成办案组以实地勘验、询问走访等方式开展调查。经查,现场堆积的砂石料达数万方,并有挖掘机以及渣土车等大型设备在电力线下作业,砂石堆、设备与电力线的距离均不满足电气化铁路绝缘安全范围要求。同时,该砂石料厂在铁轨边搭建了长度约200米的彩钢瓦房,彩钢瓦属于漂浮物,大风时容易悬挂、触碰铁路架空电力线造成电力短路,或入侵铁轨威胁铁路运行安全。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康桥街道办)未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保障铁路安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电力设施安全的法定职责。
2019年12月24日,杭州铁检院以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立案,在拱墅区检察院协助下,先后与杭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拱墅分局、拱墅区住建局、康桥街道办等单位进行诉前磋商,就砂石料场存在的安全隐患沟通交流。2020年1月3日,杭州铁检院向康桥街道办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责令杭州国润公司采取有效措施拆除安全范围内的制砂设备、彩钢瓦并清除现场砂石。期间,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发现该砂石料场所在地块系杭州国润公司向当地经济合作社承租,其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部分区域系违法承租,该场地整改将连带影响涉案企业其他合法场地的正常经营,该民营企业将面临惨重经济损失。为同时保障铁路安全和民营企业有序健康发展,检察机关组织康桥街道办、当地经济合作社、杭州铁路部门、杭州国润公司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多轮协商,一方面做好释法说理,促使杭州国润公司充分认识到其违法承租和经营行为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积极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由当地经济合作社择址另行安排场地交由杭州国润公司继续经营。2020年5月18日,涉案企业已有序清理现场砂石,拆除彩钢瓦房,停止该处砂石料场的运营,安全隐患被彻底消除。在本案办理基础上,杭州铁检院联合拱墅区检察院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发挥各自优势,对拱墅区铁路沿线隐患进行集中摸排,共办理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7件,起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典型意义】
砂石、彩钢瓦等漂浮物侵入铁路架空电力线路安全保护区,是“异物侵限”类铁路外部环境安全隐患的常见类型。本案中,杭州铁检院和拱墅区检察院坚持“一盘棋”思维,由杭州铁检院主导,拱墅区检察院密切配合,路地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推动解决危及铁路安全的重大隐患。在依法监督的同时,主动服务“六稳”“六保”工作大局,积极帮助解决企业经营困难、降低风险损失,实现保障高铁运行安全与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机统一。
6.重庆市垫江县天然气管道违规下穿铁路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易燃易爆物品 违规下穿铁路 系统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高铁沿线天然气管道违规下穿铁路问题,分别向铁路行政监管部门、地方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向铁路沿线行政机关发出工作函,促成路地双方协同履职,推进涉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形成解决系统性问题的示范效应。
【基本案情】
渝万高铁(垫江段)于2012年开工建设,当地燃气企业违反《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中关于地下燃气管道穿越铁路应加套管等安全建设标准要求,未对埋设在铁路线下的天然气管道采取有效安全保障措施,并违规在铁路线下新安设天然气管道12处。渝万高铁于2016年11月开通运行,上述安全隐患存续至2019年仍未被查处治理,严重危及铁路运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4月,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重庆铁检院)接到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局集团公司)重庆工电段关于上述线索的反映,成立办案组进行立案调查,牵头组织垫江县人民政府、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及7家涉事燃气企业,沿43公里渝万客运专线(垫江段)进行了为期近2个月的现场调查,逐一查明高铁沿线天然气管道违规下穿铁路安全隐患35处,并主导明确各涉事企业的整改责任。经调查发现,重庆市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垫江县经信委)、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对此类铁路线下安全隐患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19年8月和9月,重庆铁检院分别向垫江县经信委、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渝万铁路已查明的涉铁天然气安全隐患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各责任单位整改,并对辖区涉铁燃气安全状况进一步监督检查,与成都局集团公司沟通建立重大隐患报告、初查确责长效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两单位在检察机关督促下多次组织涉事企业对话磋商,监督涉事企业根据35处隐患的成因和现状,分类设计方案,分批施工整改,经成都局集团公司重庆工电段验收合格,彻底消除了这35处安全隐患。同时,重庆铁检院坚持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以工作函的形式与渝万客运专线沿线各区政府进行磋商,打消了行政机关顾虑,正面引导、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自查自纠。沿线行政机关依托检察机关搭建的联合调查组平台,对247公里渝万客运专线全线开展了涉天然气管道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陆续查明并解决了113处安全隐患。
【典型意义】
天然气管道违规下穿铁路的成因复杂、涉及面广、整改难度大,是广泛存在于渝万客运专线的线下安全隐患系统性问题。本案中,检察机关创新办案方式,邀请铁路监管单位、天然气行业监管单位、铁路运营维护单位以及各燃气企业派员与检察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有效化解铁路建设、管道规划等专业性强、取证难度大的办案困难。综合采取诉前检察建议和诉前磋商等手段,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合作共识,以点带面推动铁路线下重大安全隐患系统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7.山西省大西高铁沿线地下水禁采区违法取水危害高铁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取水 区域性沉降风险 水资源保护 保障民生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高铁沿线违法抽取地下水,可能导致地面区域性沉降、危及高铁运行安全的问题,依法向铁路沿线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因地制宜解决系统性安全隐患。在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同时,充分考虑替代水源问题,向地方行政机关提出合理整改建议,协同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用水、灌溉用水需要。
【基本案情】
位于山西省境内的大西高铁沿线两侧地下水禁采区范围内共有52口抽水井,跨涉晋中、临汾、运城3市的平遥、祁县、洪洞、霍州、闻喜、襄汾、尧都、永济8县(市),主要用于周边群众日常生活饮水或农业灌溉。在高铁沿线地下水禁采区抽水,一方面会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量减少,形成降落漏斗,导致岩溶塌陷,地表污水及劣质潜水通过塌陷段渗入,造成局部地区水资源衰减并伴随地下水污染,影响水质。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地下水与沉积物的压力均衡失调,松散堆积物被压缩,从而引起地面沉降、建筑物开裂,严重破坏地质,使高速铁路桥墩出现区域性沉降,严重危及高铁运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高铁工务段向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临汾铁检院)移送上述线索。临汾铁检院进行线索研判后,决定成立专案组开展违法抽水井整治专项行动。同年6月17日和18日,临汾铁检院对涉案的8县(市)水利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现场核查,大西高铁修建以前,涉案抽水井均已存在,现为当地居民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主要来源。在无替代性水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封闭现有水井,会给当地居民生活生产带来极大不便,不利于保障民生和社会稳定。检察机关结合实际情况,摒弃就案办案的思维,研究确定了以服务“六稳”“六保”为总体目标、兼顾高铁运行安全隐患治理和人民群众农业生产生活用水保障的办案思路。2020年9月17日,临汾铁检院向涉案8个县(市)水利局分别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辖区内大西高铁沿线地下水禁采区违法抽取地下水的行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杜绝地下水禁采区采水行为,维护大西高铁运行安全。同时,临汾铁检院与沿线8个县(市)政府、护路办、水利部门、发改委,17个乡(镇)党委政府及铁路单位加强沟通协调,立足统筹隐患治理和保障民生,听取各方意见,促进协同治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水利部门、乡镇政府高度重视,铁路单位积极配合,安排专人迅速核实涉案52口水井的方位、口径、井深、配套附属设施等情况。随后,各相关县(市)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整改,结合当地实际,采用集中供水管网铺设、重新选定替代水源方位或者直接补偿等方式解决群众用水问题,制定整改计划,积极推进整治。目前,涉及3县(市)的4眼违法抽水井已完成封填,涉及5县(市)的48眼违法抽水井已制定替代水源处置方案,申请资金、凿井、填井等替代水源置换工作正有序推进。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依托专项行动持续跟进监督,个案办理和专项行动成效逐步显现。
【典型意义】
在铁路沿线地下水禁采区打井取水,因历史问题和现实困难交织,整改难度较大。本案中,临汾铁检院充分发挥跨区划管辖的办案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理念,以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综合运用封填、替代水源等整治手段,统筹保障涉及高铁运行安全的国家利益和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利益。
8.湖北省阳新县违规养殖畜禽危害铁路运行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畜禽规模养殖 铁路运行安全 变更诉讼请求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违法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危害铁路运行安全、污染铁路沿线环境的行为,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只履行部分监管职责,违法养殖行为一直存在,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有效保护了铁路运行安全和沿线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位于湖北省阳新县浮屠镇的阳新县华实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华实合作社)办理了营业执照。在未依法办理设施农用地、动物防疫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华实合作社擅自在武九客专铁路两侧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其中占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面积为293平方米。养殖的羊等畜禽频繁侵入铁路线路内,多次发生逼停列车事故,严重危及铁路行车安全。同时,在铁路箱涵内堆放杂物,畜禽粪便、污水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也污染了铁路沿线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2月10日,铁路部门向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阳新县院)移送该线索。经初步核实,根据《畜牧法》《动物防疫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禁止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应当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华实合作社违反了上述规定,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阳新县检察院于2020年1月2日依法立案。同年1月16日向阳新县农业农村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华实合作社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因阳新县农业农村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回复检察建议,且2020年4月再次发生了华实合作社养殖的羊进入铁路线路内与列车相撞并逼停列车的安全事故。同年6月22日,阳新县院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再次对华实合作社进行现场勘察,发现华实合作社的违法行为并未得到制止。阳新县院再次主动与县农业农村局沟通磋商,督促其依法及时履职并书面回复履职情况。同年8月18日,阳新县农业农村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称,已要求华实合作社迅速停止猪牛羊鸡混养、放养行为;已发函建议浮屠镇人民政府迅速将华实合作社现有养殖栏舍进行关闭搬迁;对华实合作社的粪污处理进行了改造;加强了对华实合作社的监管,落实了监管责任人。2020年9月30日,阳新县院和阳新县铁路护路联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护路办)、铁路部门、行政机关等共同对华实合作社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华实合作社仍在生产经营,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状态依然持续。
【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9日,阳新县院向阳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认为阳新县农业农村局虽然对华实合作社养殖场前述违法情形履行了部分监管职责,但是对该养殖场选址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等行为未依法进行处理,导致铁路行车安全和生态环境持续受到侵害,请求判令阳新县农业农村局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阳新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对华实合作社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并联合黄石市生态环境局阳新县分局、浮屠镇人民政府等依法对华实合作社养殖场实施了拆除。
2020年10月22日,阳新县院审查认为,虽然阳新县农业农村局已在诉讼期间依法履职,但其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怠于履职,既未按时回复也未积极整改,期间再次发生逼停列车的安全事故,导致公益损害进一步扩大,决定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阳新县农业农村局未依法全面履职的行为违法。同年11月10日,阳新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县护路办高度重视,组织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及铁路沿线乡镇人民政府等行政机关80余人旁听了庭审。
【典型意义】
本案中,违法行为人养殖的畜禽侵入了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严重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铁路行车安全构成重大的现实侵害危险。检察机关及时介入,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行政机关仍未有效整改情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继续履职,彻底消除了铁路重大安全隐患。邀请行政机派员旁听庭审,推动形成多方发力、齐抓共管、通力协作的高铁安全防护综合治理格局。
9.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违法建设堵塞河道危害铁路泄洪桥运输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违法建设 堵塞河道 铁路交通安全 撤回起诉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在泄洪桥上下游河道违法围垦造田、种植树木、修建房屋等行为导致河道堵塞、危及铁路交通安全的问题,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全面督促履职尽责,进行专项整治,切实保障铁路交通安全。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境内的铁路包兰线下行K368+231等六座泄洪桥,承担着汛期重要的泄洪任务。当地村民鲁某某在K368+231泄洪桥上下游河道内围垦造田、种植树木、修建房屋,造成该处河道严重堵塞。2018年9月当地暴雨,乌海市千里山水库泄洪时,因河道堵塞导致该桥泄洪不畅,洪水漫过泄洪桥桥底,部分导流堤、桥头道床、路肩墙、护锥坍塌,泄洪桥梁险些被冲毁,区间铁路线路行车被迫中断长达12小时。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乌海工务段主动向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包头铁检院)移送该线索。包头铁检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并多次前往现场调查取证,核实相关情况。2019年8月8日,包头铁检院向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勃湾区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疏通K368+231等六座泄洪桥上下游河道,对阻碍行洪的农作物及树木进行清理,对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恢复其行洪能力。
2019年10月8日,海勃湾区政府向检察机关回函称已完成对河道的治理工作,对于当地村民在河道内违规种植农作物的行为,已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清除了河道内种植的高秆农作物,恢复河道原状,平整上游河道。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发现,涉案的其他五座泄洪桥上下游河道整改恢复情况良好,但K368+231泄洪桥处鲁某某违建占据河道的情形仍然存在。
【诉讼过程】
2019年10月29日,鉴于海勃湾区政府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根据级别管辖原则,包头铁检院将案件移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呼和浩特铁检分院)准备起诉。同年12月30日,呼和浩特铁检分院向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海勃湾区政府未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同时责令被告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消除铁路交通安全隐患。
2020年2月6日,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疫情为由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为尽快解决铁路安全隐患,检察机关多次与海勃湾区政府座谈协调,督促其成立由海勃湾区政府办、水务局、征拆局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同年5月29日,海勃湾区征拆局与当地村民鲁某某签订征拆协议,拆除了其建设的房屋、大棚、圈舍共计5793平方米,自建住房271平方米,清除了河道内种植的高秆作物,恢复了河道原状。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确认危害铁路交通安全的隐患已全部消除。因海勃湾区政府已全面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已实现,呼和浩特铁检分院作出撤回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铁路泄洪桥具有双重功能,不仅是铁路运输线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沿线地方的重要防洪工程。本案中,当地村民在河道内种植树木、修建建筑物,影响泄洪桥功能,严重威胁当地铁路交通安全。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在行政机关未全面充分履职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终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职责,恢复河道畅通,有效保障了铁路交通安全。行政机关在诉前已部分履职的,案件起诉后,行政机关在判决前全面整改落实的,综合考虑其整改效果,也可以依法主动撤诉,争取以最小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会效果。
10.河北省邢台市非法采砂危害高铁大桥运输安全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砂 高铁大桥运输安全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高速铁路大桥、高速公路大桥附近禁采区的河道内非法采砂,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危害大桥运输安全的突出问题,充分运用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手段,多措并举推动解决安全隐患,切实维护高铁大桥运输安全。
【基本案情】
河北省邢台市开发区的大沙河是重要的行洪河道之一,受利益驱使,盗采河砂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特别是位于邢台市开发区范围内的京广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大桥河道附近禁采区,发生多起非法采砂案件,多处砂石被盗采,临近的高铁大桥下及两侧砂土被挖后形成众多砂坑,严重影响行洪和堤防安全。部分大桥桥墩基础裸露,可能导致桥梁变形、塌陷,严重危及高铁大桥运输安全和高铁运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河北省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开发区检察院)收到石家庄铁路运输检察院移送的相关线索。该院经实地勘查发现,高速铁路大桥、高速公路大桥附近多处砂石被非法盗采,河道内千疮百孔,部分桥墩基础裸露,在雨季即将来临之际,存在桥墩偏斜的风险,高铁大桥防洪安全存在重大隐患。2019年6月初,开发区检察院正式立案调查,对高速铁路大桥、高速公路大桥下非法采砂现场进行拍照取证,询问沿线村民、铁路部门等相关人员,调取行政机关职权清单及执法相关证据材料。同年6月12日,开发区检察院向邢台市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邢台市水务局作为该市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管理机关,针对开发区高铁大桥附近禁采区存在违法采砂问题,加强对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违法采砂行为,对已经存在的安全隐患尽快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邢台市水务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联合开发区农业办进行现场调查核实,从四个方面进行整改。一是针对高铁大桥、高速公路大桥桥墩基础裸露问题,京港澳高速公路管理单位已于6月底完成了加固处理;二是针对高速与高铁之间的一处盗采遗留砂坑,经调查此盗采河砂行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盗采人已被开发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积极配合后续的调查工作;三是责成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将现有砂坑限期进行平整,加大河道巡查和监管力度,确保河道行洪能力和桥梁安全;四是针对河道非法采砂行为,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公安局开展了全市集中治理非法采砂专项活动,有效遏制河道私挖滥采现象,维护河道采砂秩序。
2019年6月24日,邢台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武某某、曹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查明: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翟某某(在逃)租用武某某、曹某某在开发区留村镇南阳村南侧500米处,京广高速铁路与京港澳高速公路间的河道内开荒占有的土地非法采砂。经邢台市国土资源测绘中心测定,非法采砂地块面积共计9528.58平方米,违法开采三类建设用砂共计57171.48立方米;经邢台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砂石价格共计2858574元,回填费用共计1435825元。翟某某、武某某、曹某某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导致高诉铁路大桥、高速公路大桥桥梁基础埋置深度已经无法达到设计要求,基础承载力受到极大影响,严重危及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
【诉讼过程】
2019年11月30日,开发区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对武某某、曹某某提起公诉。2020年3月4日,开发区检察院对武某某、曹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1.被告武某某对被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法恢复则承担沙坑修复费用1286843.11元;2.被告曹某某对被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法恢复则承担沙坑修复费用148981.89元。
2020年7月30日,开发区人民法院判令武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没收违法所得二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武某某在判决生效后一月内将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法恢复则承担砂坑修复费用1286843.11元;曹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没收违法所得八千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曹某某在判决生效后一月内将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法恢复则承担砂坑修复费用148981.89元。一审判决生效后,各被告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在高速铁路大桥附近河道禁采区内非法采砂,不仅使国家矿产资源遭到破坏,也给高铁运输安全、河道行洪安全造成重大隐患。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一方面,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实现了保护国家矿产资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使犯罪嫌疑人得到应有刑事惩罚,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已经2020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31日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
(2020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0〕3号)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组成人员
第三章 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范围
第四章 会议制度
第五章 会议程序
第六章 决定的执行和督办
第七章 办事机构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保障检察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工作议事决策机构。
第三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和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条 检察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能:
(一)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二)总结检察工作经验;
(三)讨论决定有关检察工作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二章 组成人员
第五条 检察委员会由检察长、副检察长和若干资深检察官组成,成员应当为单数,并设专职委员。
检察委员会委员依照法律规定任免。
第六条 担任检察委员会委员的资深检察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一级高级检察官以上等级的检察官;
(二)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三级高级检察官以上等级的检察官;
(三)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一级检察官以上等级的检察官;
(四)基层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三级检察官以上等级的检察官。
第七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阅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材料和事项材料,发表意见,参加表决;
(二)受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指派,对检察委员会决定的落实进行督促检查;
(三)参加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
(四)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遵守检察委员会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章 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范围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下列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二)拟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或者核准按照缺席审判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
(三)拟提请或者提出抗诉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四)拟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案件;
(五)对检察委员会原决定进行复议的案件;
(六)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办案检察官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检察委员会委员对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下列事项,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在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和国家法律、政策的重大问题;
(二)贯彻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重要措施,拟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
(四)围绕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工作遇到的重大情况、重要问题,总结办案经验教训,研究对策措施;
(五)对检察委员会原决定进行复议的事项;
(六)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
(七)拟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或者报告的重大事项;
(八)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章 会议制度
第十条 检察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定期开会。必要时,可以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
第十一条 检察委员会召开会议,应当有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出席。
检察委员会委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检察长或者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请假,并告知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对于拟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办案检察官和事项承办人应当制作报告,经其所在内设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
第十三条 检察长决定将案件和事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对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移送的案件材料和事项材料进行审核,认为案件、事项及其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欠缺有关材料的,应当提出意见,由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修改、补充。办事机构可以对案件和事项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意见,供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参考,并作为附件编入会议材料。
第十四条 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根据会议排期或者案件、事项紧迫程度,提出会议议程建议,报检察长决定。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当在会议召开三日前将会议通知、议程和案件材料或者事项材料等分送检察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的人员和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
第十五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接到会议通知和议程后,应当认真审阅案件材料或者事项材料,准备意见,按时出席会议。
第五章 会议程序
第十六条 检察委员会会议由检察长主持。检察长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委托一名副检察长主持;出现检察长职位空缺等不能委托情形的,由分管人民检察院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主持。
第十七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和事项,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汇报,其所在内设机构负责人可以补充说明情况;
(二)检察委员会委员提问;
(三)检察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顺序一般为:委员、专职委员、担任副检察长的委员、主持会议的委员。必要时,主持人可以请有关列席人员发表意见;
(四)主持人总结讨论情况;
(五)表决。
第十八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围绕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发表意见,提出明确的观点,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十九条 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作为主办检察官或者独任检察官承办的案件或者事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应当履行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双重职责。
第二十条 对于提交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检察委员会应当在讨论后进行表决。认为需要补充相关情况和材料的,可以责成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补充相关情况和材料后,重新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检察委员会表决案件和事项,除分别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二条或者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外,应当按照全体委员过半数的意见作出决定。少数委员的意见应当记录在卷。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同意本院检察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的意见,属于办理案件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属于重大事项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应当同时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表决案件和事项,没有一种意见超过全体委员半数,如果全体委员出席会议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如果部分委员出席会议的, 应当书面征求未出席会议委员的意见。征求意见后,应当按照全体委员过半数的意见作出决定,或者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办理;仍没有一种意见超过全体委员半数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二十四条 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应当在会后将会议讨论情况和表决结果及时报告检察长。报告检察长后,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和事项,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的,应当申请回避并由检察长决定;本人没有申请回避的,检察长应当决定其回避。
检察长的回避依照本规则第九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检察委员会召开会议,经检察长决定,不担任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院领导和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必要时,可以决定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二十七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和决定的情况,由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录音录像并如实记录,经检察长审批后存档。检察委员会委员不得要求或者自行在会议记录上修改已发表的意见和观点。
任何人未经检察长批准,不得查阅、抄录、复制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查阅、抄录、复制检察委员会委员关于所办案件和事项的具体意见除外。
第二十八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和事项,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制作会议纪要和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通知书。纪要经检察长或者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审批后分送委员,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备案。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发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和有关内设机构执行。
检察委员会的决定需要有关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的,应当以人民检察院名义作出书面决定。
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存档。
第六章 决定的执行和督办
第二十九条 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和有关内设机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执行。
检察委员会原则通过但提出完善意见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工作经验总结等事项,承办内设机构应当根据意见进行修改。修改情况应当书面报告检察长。
第三十条 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和有关内设机构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执行检察委员会决定或者在执行完毕前出现新情况的,应当立即书面报告检察长。
下级人民检察院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或者执行完毕前出现新情况的,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一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书面报告,但是不能停止对该决定的执行。
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内设机构应当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书面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报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复议的,可以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暂停执行原决定,并在接到报告后的一个月以内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进行复议。经复议认为原决定确有错误或者出现新情况的,应当作出新的决定;认为原决定正确的,应当作出维持的决定。经复议作出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第三十二条 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应当在执行检察委员会决定完毕后五日以内填写《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反馈表》,连同反映执行情况、案件办理情况的相关材料,经所在内设机构负责人审核后送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
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有关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执行完毕后五日以内将反映执行情况、案件办理情况的相关材料,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三条 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及时了解办案检察官或者事项承办人和有关内设机构、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情况,必要时进行督办,重要情况及时报告检察长。
第三十四条 对故意拖延、拒不执行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纪律责任。
第七章 办事机构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检察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三十六条 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拟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材料和事项材料是否规范进行审核;
(二)对拟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事项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意见;
(三)承担检察委员会会务工作和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相关工作;
(四)对检察委员会决定进行督办并向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报告;
(五)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报送备案的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进行审查并向检察委员会报告;
(六)对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司法政策文件和指导性案例等,在印发前进行法律审核;
(七)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和事项,其提交、讨论、表决、作出决定、执行和督办等均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进行,全程留痕。
第三十八条 出席、列席检察委员会会议的人员,对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内容和情况应当保密。
第三十九条 检察委员会及其委员的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检察官惩戒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高检发〔2008〕5号)《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高检发〔2009〕23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补充侦查工作文书样式及补充侦查提纲参照范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补充侦查工作文书样式及补充侦查提纲参照范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自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2020年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则》和《指导意见》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做好补充侦查工作提出了要求。
做好补充侦查工作对提升案件质效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制作指向明确、有理有据的补充侦查提纲是做好补充侦查工作的前提。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通过细致认真地审查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要在补充侦查提纲中把补查方向、补查问题和理由、补查目的和取证意义等说清楚,并加强与侦查人员的沟通,采取有效方法切实提高补充侦查工作质量。
为认真落实张军检察长在大检察官研讨班、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根据《规则》和《指导意见》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范了补充侦查工作中《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补充侦查提纲》《继续侦查提纲》和《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四个工作文书样式,并编选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补充侦查案例,在介绍简要案情的基础上列出补充侦查提纲作为范例,供各级检察机关在开展补充侦查工作时参照。
《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适用于办案全过程;《补充侦查提纲》适用于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供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工作时使用;《继续侦查提纲》适用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供侦查机关继续开展侦查工作时使用;《退回补充侦查提纲》适用于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时使用。
三个参照范例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制作补充侦查提纲的基本要求,详细阐明了侦查方向、取证目的等内容,有的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取证方法和途径,说理充分、内容详实,得到侦查人员的认可和执行,保证了收集证据的及时性和全面性,有助于提高侦查效率,为后续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奠定了证据基础,可以借鉴。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充分认识做好补充侦查工作的重要性,在引导补查取证、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要按照《规则》和《指导意见》提出的具体要求,正确、规范适用四个文书样式,并结合三个参照范例,认真组织好提升补充侦查工作质量的培训,真正吸收有益的经验,杜绝不规范、不负责任的做法。工作中要注重收集优秀、有效、可供借鉴的补充侦查提纲,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优质高效办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4月14日
工作文书样式1
XXX人民检察院
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
检调证〔 〕 号
XXX(侦查机关名称):
你局(或其他称谓)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号起诉意见书(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移送起诉(审查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XXX(姓名)涉嫌XXX(罪名)一案(你局办理的原审被告人XXX涉嫌XXX一案),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请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一、需调取的证据及目的
请你局(或其他称谓)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1.为查明......,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2.为核实......,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
二、相关工作要求
调取证据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1.......
2.......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XXX人民检察院
X年X月X日
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制作说明
一、本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制作,适用于办案全过程。
二、“需调取的证据及目的”部分,主要围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列明需要调取的各项证据材料。列举事项应当详细、具体、明确;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取证据方法和途径的建议。
三、“相关工作要求”部分,结合具体办案情况,提出工作要求。
四、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附检察内卷,一份送达侦查机关。
工作文书样式2
XXX人民检察院
补充侦查提纲
(适用于审查批捕阶段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XXX(侦查机关名称):
你局(或其他称谓)以__________________号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XXX(姓名)涉嫌XXX(罪名)一案,经审查,决定不批准逮捕。为有效地指控犯罪,请你局(或其他称谓)做好以下补充侦查工作:
一、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
请你局(或其他称谓)查明以下事项并重点做好相关工作:
1.为查明......,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2.为核实......,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
二、相关工作要求
补充侦查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1.......
2.......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XXX人民检察院
X年X月X日
补充侦查提纲制作说明
一、本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制作,适用于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供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工作时使用。
二、“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部分,主要围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和证据体系存在的问题,详细、具体、明确地列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
三、“相关工作要求”部分,结合具体办案情况,列明补充侦查中需要达到的要求。
四、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附检察内卷,一份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送达侦查机关。
工作文书样式3
XXX人民检察院
继续侦查提纲
(适用于审查批捕阶段批准逮捕后需要继续侦查的案件)
XXX(侦查机关名称):
你局(或其他称谓)以__________________号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XXX(姓名)涉嫌XXX(罪名)一案,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为有效地指控犯罪,请你局(或其他称谓)继续做好以下侦查工作:
一、继续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
请你局(或其他称谓)查明以下事项并重点做好相关工作:
1.为查明......,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2.为核实......,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
二、相关工作要求
继续侦查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1.......
2.......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XXX人民检察院
X年X月X日
继续侦查提纲制作说明
一、本文书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制作,适用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供侦查机关继续开展侦查工作时使用。
二、“继续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部分,主要围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详细、具体、明确地列明需要继续侦查的事项。
三、“相关工作要求”部分,结合具体办案情况,列明继续侦查中需要达到的要求。
四、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附检察内卷,一份附《批准逮捕决定书》后送达侦查机关。
工作文书样式4
XXX人民检察院
退回补充侦查提纲
XXX(侦查机关名称):
你局(或其他称谓)以__________________号起诉意见书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XXX(姓名)涉嫌XXX(罪名)一案,为有效地指控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将案件退回你局(或其他称谓)补充侦查。
一、补充侦查的方向
本院审查认为......。
二、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请你局(或其他称谓)查明以下事项,并重点做好相关工作:
1.为查明......,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2.为核实......,调取(核查、询问、讯问、梳理)......
......
三、相关工作要求
补充侦查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1.......
2.......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XXX人民检察院
X年X月X日
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制作说明
一、本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需要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时使用。
二、“补充侦查的方向”部分,主要围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疑点和矛盾,证据体系存在的问题,概括写明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的理由,阐明补充侦查所需达到的目标。
三、“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部分,补充侦查事项应当详细、具体,明确补充侦查目的,列明补充侦查的各项证据,具备条件的,可就补充侦查的方法提出建议。
四、“相关工作要求”部分,结合具体办案情况,提出工作要求。
五、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附检察内卷,一份附《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后送达侦查机关。
参照范例一
【要 旨】
对关键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要按照疑点是什么、疑点因何产生、事实是怎样的思路,会同侦查机关,以问题为导向,严谨细致地查清事实,消除疑点。
【简要案情】
被告人忻某某因经济拮据而产生绑架儿童并勒索家长财物的意图后,将女孩杨某某(女,殁年9岁)绑架,从杨某某处取得其父亲的手机号码和家中的电话号码后,将杨某某杀害掩埋。随后,忻某某乘火车至外省某县购买了一部波导S1220型二手手机拨打杨某某家电话索要60万元赎金。公安机关破案后,从被告人忻某某处扣押波导S1220型手机一部,忻某某供述了绑架杀人经过,指认了埋尸现场,公安机关起获了被害人尸骨。
【诉讼过程】
被告人忻某某被一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上诉。某高级人民法院以“鉴于本案具体情况”为由改判忻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某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
【证据疑点】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鉴于本案具体情况”为由改判忻某某死缓,主要是因为涉案手机的串号存在疑点,本案系根据手机定位抓人,忻某某持有的波导S1220型手机是其在外省某县某手机店购买的二手手机,店主在证言中讲卖给忻某某的手机串号为3425237511276xx,而公安人员据以定位并扣押在案的手机串号是3509741143892xx,手机的同一性存有疑点。
【补充侦查提纲】
(一)补充侦查方向
核查扣押在案的手机是否就是绑匪向被害人父亲打电话索要赎金时使用的手机。
(二)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理由
1. 核查扣押在案的波导S1220手机串号。波导S1220手机庭审后已经移送某中级人民法院,请调取该手机,充电后输入*#06#,核查该手机的串号,如无结果,请委托技术人员调取该手机的串号。补查理由:一是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手机同一性的疑点,该疑点客观存在并影响了死刑适用,有核查比对的必要;二是比对工作需要扎实开展,虽然侦查人员在扣押、提取、移送手机的法律文书中写明了手机串号,但手机在案,依然有核对的必要。
2. 对外省某县手机店店主进行补充询问。店主在证言中讲卖给忻某某的手机串号为3425237511276xx,请核实,店主依据什么资料提供了上述串号。
3. 调取店主收购、销售该二手手机的有关登记信息,重点核查登记的手机串号。补查理由:根据公安部、国内贸易部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发的《旧货流通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旧货经营者应当登记出售、寄卖及受他人委托出售、寄卖旧货的单位名称和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对委托处理旧货的单位和个人,还应当严格查验委托单位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等条款的规定,该二手手机店可能有此笔交易的有关登记信息。
4. 结合补查的证据,对与手机相关的在案证据进行梳理、汇总、分析,还原绑匪购买二手手机、绑架孩子、打索要赎金电话、警方监控手机、抓获犯罪嫌疑人、扣押手机的整个过程,核查手机同一性是否有疑点。
【补查结果】
经补查,查清了疑点产生的原因,消除了手机同一性的疑点。二手手机店店主在原证言中讲卖给忻某某的手机串号为3425237511276xx。经补查,3425237511276xx是该手机原机主的身份证号,并不是手机串号。误把身份证号说成手机串号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或者店主看串了行,或者侦查员马虎,属于低级错误。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公安机关提取了旧货经营凭证。公安机关在外省某县该二手手机店提取到了该笔交易的《旧货经营凭证》,该凭证上登记的手机串号是3509741143892xx,与扣押在法院的波导S1220手机串号3509741143892xx一致。
2. 查清了该手机的收购和到案过程:
(1)该手机的原机主出售手机。该手机的原机主以40元的价格将该手机卖给了二手手机店。
(2)店主登记有关信息。店主按照当地公安机关关于经营二手手机的要求填写了《旧货交易凭证》,登记了该手机的原机主的身份证号码3425237511276xx和该手机的电子串号3509741143892xx。
(3)忻某某购买了该手机。店主以150元的价格将该手机卖出,经店主辨认,忻某某就是购买该手机的人。
(4)公安人员抓获忻某某时,当场扣押了该手机,并在忻某某家中提取了店主写的150元的手机收款收据。
【抗诉结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经改判,被告人忻某某被执行死刑。
参照范例二
【要 旨】
现场勘查笔录、鉴定意见等客观性证据不易受人的主观认识影响,具有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和证明力,办理案件要重视对客观性证据的审查。一是注重挖掘客观性证据蕴涵的信息发现问题,进而查明案件事实。二是要运用犯罪现场重建的方法来全面检视案件,通过审查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运用收集到的各种痕迹、实物证据,推演行为人进出现场的路线、渐次展开的活动、使用的工具、接触的物品、形成的痕迹、遗留的物品等,通过重建和推演,进一步去伪存真,得出更接近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
【简要案情】
某年某月某日21时许,被告人刘某某通过微信将被害人吴某某约到某市某酒店房间后,将被害人吴某某强奸。
【补充侦查提纲】
1. 查清现场消失手机的下落。现场勘查照片显示,酒店房间内写字台上放有一部白色手机,见卷宗148页(如图1),但在卷宗149页(如图2)的照片中显示不存在该手机。
图1
图2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用不同角度针对同一对象拍摄的照片为什么会存在不一致?手机不在扣押物品清单上,该手机下落如何?是否对该手机上的相关信息予以核查,如,通过信息技术鉴定手段对该手机上的内容予以恢复,现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的手机上没有案发前被告人与被害人交流的相关信息,只有案发后被告人与被害人交流的信息,因此现扣押在案的手机很可能是被告人的另一部手机而不是其在案发前与被害人联系用的手机。
2. 查清对第13号检材的DNA鉴定结果。卷宗l54页-157页是DNA鉴定意见,鉴定人员对15份送检检材进行了鉴定,但鉴定结论只包含14份检材的鉴定结果,第13号检材被遗漏。第13号检材是疑似毒品包装袋,对确定毒品所属具有重要作用,请核查。
参照范例三
【要 旨】
补充侦查提纲要明确证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需要证明的内容,详细列出下一步需调取、固定的证据,必要时,可以列明取证的方法和途径。
【简要案情】
2014年至2017年间,犯罪嫌疑人钟某某在某市某区等地,通过伪造某公司授权委托书等手段,与被害人姜某某等8人签订投资理财合同,承诺保本付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1500余万元。
【退回补充侦查提纲】
一、补充侦查的方向
审查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钟某某伪造公司授权委托书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证据已经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钟某某到案后辩解其将借款主要用于炒股,且该案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资金往来密集,需要在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犯罪数额等方面进行重点侦查。
二、补充侦查的主要事项和工作
(一)为查明该案的犯罪数额,请开展以下工作:
1. 钟某某在侦查环节和检察提讯时供述,其还曾以伪造合同的方式向袁某某等多人大量借款。请询问借款人袁某某等人,并调取理财合同等书证,查明钟某某向上述人员借款的时间、方式、数额、用途和还款情况。
2. 在案银行账户分别为建设银行某支行(卡号6227000011540338xxx)、建设银行某支行(卡号6217000010063780xxx),上述两个账户均以某绒毛制品有限公司名义开设;工商银行某支行(卡号6222080200029772xxx、卡号6222080200016437xxx),该账户以钟某某名义开设。请补充调取与钟某某证券账户关联的建设银行账户8888018007276xxx账目明细,查明钟某某案发期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二)为查明钟某某的非法占有目的,请开展以下工作:
3. 根据钟某某供述,其因股票亏损无力偿还借款。请向证券公司某营业部调取钟某某2014年、2015年、2016年的股票账户变动状况(包括股票市值和账户资金),并按月列表说明,查明钟某某将资金投入股票的时间节点、数额和市值变动情况。
4. 钟某某妻子、岳母证言显示,钟某某曾帮其偿还高息借款,且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钟某某在案发期间曾与其妻子、岳母及相关公司存在大额钱款往来,请询问钟某某妻子、岳母并调取相关书证,查明钟某某妻子、岳母是否系失信被执行人,以及钟某某代替上述人员偿还高息借款的时间、数额、方式和资金来源。
5. 钟某某工商银行账户显示,钟某某在案发期间曾向与本案无关的杨某某等人转款300余万元。请讯问钟某某、询问杨某某等人,查明该笔钱款的性质、原因等。
(三)为查明钟某某的欺诈手段,请开展以下工作:
6. 请对扣押委托书上“李某某”笔迹与钟某某笔迹进行比对鉴定,查明钟某某的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7. 公安机关于2018年11月8日从李某某处起获多份书证、物证(授权委托书、U盘等)并进行扣押,请将上述书证原件、物证照片附卷。
8. 在案证据显示,公安机关扣押了上有“中美大都会人寿”字样的U盘一个,请对其内部是否存在电子文档进行说明,并将电子文档的内容打印附卷。
(四)为核实本案证据的合法性,请开展以下工作:
9.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犯罪嫌疑人2018年9月29日被送达某市某区看守所羁押,2018年9月30日讯问笔录显示,该次讯问地点为看守所外,需要进行解释。
10. 受案登记表显示,某分局接报警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18时6分,与钟某某首次讯问笔录开始时间2018年9月28日12:10相矛盾,请予以完善。
11. 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9日对钟某某暂住地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物品,缺少见证人身份信息,请予以补充。
三、相关工作要求
补充侦查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1. 钟某某案可能涉及其他被害人,如有新的被害人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请要求被害人提供相应的理财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并将相关材料随案一并移送。
2. 在查明涉案钱款去向时,如果钟某某将被害人钱款转给第三人且无合理对价,请对相关款项及时予以冻结。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行贿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行贿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各派驻机构、派出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各中管企业、各中管高校监察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重要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中纪发〔2021〕6号),在保持惩治受贿高压态势的同时,严肃查处行贿,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5起行贿犯罪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参考借鉴。各级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新执法司法理念,形成工作合力,高度重视查办行贿犯罪,突出打击重点,加大财产刑运用和追赃挽损力度,切实有效预防行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3月31日
山东薛某某行贿、串通投标案
【关键词】
行贿 串通投标 数罪并罚 监检配合 社会治理
【要旨】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加大对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行贿犯罪查处力度,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要准确适用法律,对以行贿犯罪手段开路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的,应实行数罪并罚。对案件暴露出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专项整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某,男,197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某某路XX号。
2014年8月,山东省沂水县财政局对沂水县中小学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进行招标,被告人薛某某与四川虹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投标负责人刘某某(已判决),伙同沂水县财政局原副局长丁某某(已判决),通过协调评审专家修改分数、与其他投标公司围标等方式串通投标,后四川虹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该项目,中标金额9000余万元,严重损害国家及其他投标人利益。同年年底,被告人薛某某为感谢丁某某在该项目招标投标中提供的帮助,给予丁某某人民币15万元。
(其他犯罪事实略)
2020年5月13日、18日,山东省沂水县公安局、县监察委员会分别将薛某某等人串通投标案、薛某某行贿案移送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并案审查,于6月12日向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月24日,沂水县人民法院以薛某某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后薛某某上诉,12月24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监察、检察履职情况】
(一)积极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严厉打击招标投标领域行贿犯罪,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在项目招标投标环节弄虚作假甚至搞权钱交易,会给项目质量和安全带来重大隐患。沂水县监察委员会在就薛某某涉嫌行贿犯罪立案调查,征求沂水县人民检察院意见时,检察机关认为薛某某通过行贿方式谋取竞争优势,且其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影响项目建设质量,还破坏了招标投标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该案虽行贿数额不大,但涉及的教育系统信息化建设属于重点民生领域项目,是重点打击的行贿行为,应从严惩处。此后,沂水县监察委员会与县人民检察院就调查取证方向、证据标准进行了充分沟通。鉴于薛某某还存在串通投标行为,沂水县监察委员会在对其涉嫌行贿犯罪立案调查的同时,将其串通投标问题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步立案侦查。
(二)厘清法律适用关系,准确把握罪数认定,做到罚当其罪。串通投标行为往往与行贿行为相伴而生、密不可分。沂水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虽然薛某某实施的串通投标与行贿之间存在关联,但系两种行为,侵犯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法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的规定,薛某某实施的行贿犯罪应与串通投标犯罪数罪并罚。审判机关对上述意见予以采纳。
(三)积极能动履职,加强诉源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效果。针对该案暴露出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涉及部门多,职责定位不清,一定程度存在“都管、都不管”的问题,沂水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延伸检察职能,认真研究部门“三定”规定,厘清职责权限,从严格投标单位资格审查、规范招标代理机构、加大从业人员违规惩戒力度等方面,分别向县财政局、市场监管局、教育体育局制发检察建议。上述单位对检察建议全部予以采纳并进行了全面整改。同时,根据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建议,沂水县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近年来招标投标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梳理排查。截至2022年2月,发现并整改各类不规范问题26个,并对3名串通投标犯罪嫌疑人立案查处,有力净化了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环境。
【典型意义】
(一)严厉打击重点领域行贿犯罪,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发生在涉及教育等重大民生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严重破坏营商环境和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的行贿犯罪,应予以严惩。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加强协作配合,注重对重点领域行贿线索的分析研判,加强会商,凝聚共识。在打击行贿犯罪时,既要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及犯罪情节,又要充分考虑案件发生的领域和危害后果,依法准确对行贿人作出处理,推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政商环境。
(二)加强对行贿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提高打击精准度。行贿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关联并存,监察调查、检察审查过程中,应当加强对行贿犯罪、关联犯罪的研究,结合刑法理论与法律规定,参考司法案例,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进行充分论证,厘清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调查收集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提起公诉,确保对行贿犯罪及关联犯罪的精准打击。
(三)充分履行监检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对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依法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防控风险的建议,促使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完善监管机制、开展专项整治,全面加强整改,从源头上推进招标投标领域问题解决,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
《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
【关键词】
单位行贿 监检衔接 准确定性 一体化监督 生态修复
【要旨】
办理行贿案件要落实中央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精神,准确把握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和联系,精准打击犯罪。要充分发挥监检职能,加强配合制约,深化融合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案件办理、追赃挽损、生态修复等方面打好反腐败“组合拳”,实现办理行贿犯罪案件“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某公司),民营企业,单位所在地浙江省仙居县某某街道某某工业园区。
被告人李某某,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贵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5年至2018年,时任浙江省台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林某某(另案处理)、仙居县环保局工作人员王某某(已判决)等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贵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请托,为贵某公司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逃避环保执法检查等方面提供帮助。2015年底,李某某送给林某某一件黄金制品,价值人民币37940元,林某某收受。2018年,李某某以人民币40万元的价格购买一辆二手大众辉腾牌汽车送给王某某,王某某收受;贵某公司将非法提炼金属铑所得的一半利润送给王某某,王某某先后收受人民币635万元,后将其中545万元出借给李某某用于资金周转。
(污染环境犯罪事实略)
2020年10月30日,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等人犯污染环境罪向仙居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3月26日,仙居县监察委员会以李某某涉嫌行贿犯罪立案调查,9月8日以贵某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立案调查。9月14日,仙居县监察委员会以贵某公司、李某某涉嫌单位行贿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于10月19日补充起诉。10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单位贵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九十五万元;以被告人李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对被告单位贵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向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一审判决后,贵某公司、李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监察、检察履职情况】
(一)深挖腐败线索,有效打击受贿行贿犯罪。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等人涉嫌污染环境一案案发后,仙居县监察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案件背后的责任链条,及时启动问责追责程序,围绕监管失职、利益输送开展调查,对12名有关责任人员予以严肃问责。其间,发现李某某行贿线索,依法对其开展立案调查,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冻结、扣押涉案财物250万元,协调公安、环保部门查封扣押贵某公司库存产品,确保后续追赃挽损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对发现存在受贿嫌疑的4名公职人员予以立案调查。仙居县监察委员会认为,本案发生在环保领域,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以多种方式对数名国家工作人员渗透腐蚀,严重破坏职务廉洁性,危害群众利益,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应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充分运用监检会商机制,准确把握案件定性。2021年9月1日,仙居县监察委员会就李某某涉嫌行贿罪、王某某涉嫌受贿罪同时书面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本案系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存在不同认识。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会商案件后,认为本案构成单位行贿罪。一是从案件事实看,李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行贿出发点是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使公司在办理危废许可证、经营生产、逃避环保执法检查等方面得到照顾,其行贿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公司经营所得,应当认定其行贿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且最终受益对象系单位,对该行为认定为单位行贿更符合案件事实,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从办案效果看,以单位行贿罪认定,既有利于对贵某公司进行刑事惩处,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又有利于促进涉案企业规范经营活动,保护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监检达成共识后,检察机关向监察机关书面反馈提前介入审查意见,仙居县监察委员会依法对贵某公司进行补充立案调查,确保程序合法,保障被调查单位的权利义务。调查终结后,仙居县监察委员会以贵某公司、李某某涉嫌单位行贿罪移送审查起诉。
(三)一体化能动履职,推动生态修复。针对本案存在的履职不力、腐败问题,仙居县监察委员会发送监察建议书,要求环保部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排查廉政风险点,倒查制度漏洞,加强系统内部监督,同步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以案促廉,做实“后半篇文章”,助力政治生态修复。针对行贿犯罪关联的环境污染损害,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合力,就贵某公司污染环境导致的生态损害及时跟进公益诉讼工作。经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推动环保部门与贵某公司开展磋商并签订《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框架协议》。仙居县人民检察院积极督促贵某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促成该公司预缴生态修复金200万元,并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开展生态损害修复。
(四)开展认罪认罚工作,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鉴于贵某公司和李某某归案后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并积极履行生态修复责任,确有悔罪表现,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污染环境案和行贿案中均充分听取贵某公司、李某某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对案件定罪量刑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释法说理。同时,通过讯问、走访等形式,理清贵金属、原料等扣押物品情况,积极推动退赃工作,促使贵某公司自愿以被扣押物品抵扣违法所得。最终,贵某公司和李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在辩护律师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经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对贵某公司和李某某从轻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被法院判决采纳。
【典型意义】
(一)坚决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推动腐败问题标本兼治。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行贿违法犯罪的政治危害,转变工作理念,加强工作协作,打出反腐败“组合拳”,加强查办贿赂犯罪,一体推进受贿行贿的查处。要加大环保等重点领域行贿受贿犯罪打击力度,斩断腐败问题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网,彰显对行贿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二)准确区分犯罪主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单位行贿。办理涉及公司企业的行贿犯罪案件,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加强配合制约,注意全面调查审查案件事实,充分收集运用证据,甄别判断涉案公司企业与行贿犯罪的联系,准确认定是单位行贿犯罪还是个人行贿犯罪。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要依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的示范性,助力营造健康经济生态,提高行贿犯罪案件办理质效。
(三)强化一体化监督,积极推进挽损工作,增强办理行贿犯罪案件效果。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应积极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部署,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对行贿人因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最大限度追缴,不让行贿人因行贿获利,遏制犯罪利益驱动。同时,加大行贿犯罪损害修复,尽可能降低、减少行贿犯罪的危害后果。对于生态环保等重要领域的行贿犯罪,检察机关应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依法办案,整合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力量,在办理行贿犯罪案件的同时,配套公益诉讼检察措施,有效跟进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达到政治生态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双推动”办案效果,实现办理行贿罪案件“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江西王某某行贿案
【关键词】
监检协作配合 零口供 证据体系 追赃挽损
【要旨】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统筹推进行贿受贿犯罪案件查处。准确认定行贿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数额,发挥能动检察职能,与监察机关协作配合开展追赃挽损工作。对于“零口供”行贿犯罪嫌疑人,监察机关调查时要注重收集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等,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各种证据,形成完善的指控证据体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62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丰宁金某钼业有限公司(下称金某钼业)法定代表人、股东。
2007年8月,为金某钼业能被江西稀有金属某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某公司)高价收购,王某某向江某公司总经理钟某某(已判决)请托,并承诺给予好处费。后钟某某违规决定江某公司以人民币2.6亿元的高价收购金某钼业50%的股份。王某某为感谢钟某某,9月6日,王某某安排妻子闫某某向钟某某指定的妻弟罗某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经鉴定,王某某通过行贿非法获利共计2.15亿元。
2021年2月4日,江西省金溪县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起诉。3月19日,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涉嫌行贿罪向金溪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16日,金溪县人民法院以王某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追缴王某某违法所得2.15亿元,返还被害单位江某公司。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2月14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监察、检察履职情况】
(一)加强协作配合,统筹推进行贿受贿犯罪案件查处。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江某公司原总经理钟某某受贿案过程中,发现王某某涉嫌行贿犯罪数额巨大、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必须严肃查处。2020年10月,应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商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钟某某受贿一案,经监检研商,一致认为王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钟某某行贿5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涉嫌行贿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王某某一直未交代其涉嫌行贿犯罪事实,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加强配合,进一步分析钟某某受贿案案情,对钟某某收受王某某500万元犯罪事实提出了补充完善证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召集案件论证会,统筹王某某行贿、钟某某受贿案件办理进度,协调证据收集、调取工作,形成了依法处理的共识。同年12月31日,经江西省、抚州市监察机关逐级指定管辖,金溪县监察委员会对王某某涉嫌行贿一案立案调查。
(二)注重调查、运用书证和证人证言,严密证据体系,依法惩治“零口供”行贿犯罪。王某某不供认行贿犯罪,监察机关注重收集、调取构建王某某涉嫌行贿犯罪链条的各种证据。行贿证据有:王某某的妻子闫某某的证言,证明了行贿款来源以及根据王某某指使通过银行汇款转账过程,企业账目、闫某某汇款转账的银行流水等书证能佐证。钟某某妻弟罗某证言,证明他按照钟某某指使通过自己银行账户接受闫某某汇款并告诉姐夫钟某某、姐姐罗某的事实,罗某银行账户流水等书证能佐证。罗某证言还证明按照钟某某指使动用一部分贿金帮助钟某某和罗某夫妇购买股票理财的事实,股票投资过程的有关书证也进一步印证。罗某证言都能印证事实。谋取不正当利益证据有:江某公司收购金某钼业股权转让协议、会议记录,江某公司参与决策、收购的有关证人证言等证据。钟某某受贿案的一审生效判决书等证据与钟某某的有罪供述,与上述两方面证据均相互印证。检察机关经审查并充分运用证据,认为本案虽为“零口供”,但在案证人证言、企业账目、银行流水、股票、生效判决书等书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王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钟某某行贿500万元的事实,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可以依法提起公诉。
(三)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加强协作,依法追赃挽损。监察机关经与检察机关沟通协商,一致认为应当依法追缴王某某通过行贿犯罪获取的不正当利益。在金溪县监察委员会的协调下,金溪县人民检察院配合成立追赃小组,先后奔赴河北、北京、辽宁等地,依法扣押查封涉案汽车7辆、不动产13间(栋)、现金420万余元、股权3000万余元,合计价值7000万余元,最大程度地挽回国有资产的损失。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会商认为,应对王某某转让给江某公司的股份实际价值进行司法鉴定。经依法鉴定,根据江某公司收购金某钼业价格2.6亿元减去收购时金某钼业总资产价值、涉案钼矿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认定王某某通过行贿违法所得2.15亿元。检察机关建议审判机关依法裁判该违法所得返还江某公司,法院予以采纳。
【典型意义】
(一)贯彻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行贿犯罪零容忍。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国企领域贿赂或者关联案件过程中,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在监察机关统筹下推进行贿受贿案件的查处。通过依法惩治发生在国企领域的行贿受贿犯罪,斩断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黑手”,切实维护国有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二)对“零口供”的行贿犯罪案件,应多层次调取收集各类证据,综合运用证据规则,构建完整证据体系,严厉惩治行贿犯罪。实践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行贿受贿双方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零口供”的行贿案件,应根据证据标准,注重运用受贿人有罪供述、特定关系人或者经手贿赂款的证人证言,特别是转账的书证等证据,证明行贿受贿犯罪事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经审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依法提起公诉,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
(三)准确认定行贿犯罪违法所得,主动协作配合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过程中应积极履行追赃挽损职责,准确认定行贿犯罪违法所得数额,与监察机关加强协作,依法查封、扣押、冻结行贿人涉案资产,配合监察机关查明行贿人违法所得相关证据,为人民法院准确认定行贿犯罪违法所得,判决追缴行贿人违法所得、返还被害单位提供重要支撑。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
河南高某某行贿案
【关键词】
医药领域 多次行贿 巨额行贿 认罪认罚 财产刑
【要旨】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要加强衔接配合,对医疗药品等重点领域多次行贿、巨额行贿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惩处,形成联合惩戒行贿犯罪的工作合力。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认定从宽情节,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及适用刑罚,从提高违法犯罪经济成本上进一步遏制行贿犯罪,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
【基本案情】
被告人高某某,男,197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河南双某药业有限公司业务员,负责河南南阳、平顶山地区“大输液”销售业务。
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高某某通过南阳市济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某公司)向南阳市方城县某某医院配送其任职公司生产的“大输液”产品。为长期在该医院销售“大输液”产品并增加销量,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根据时任该医院院长化某(已判决)的要求,以交付“大输液”利润的方式向化某行贿,先后43次给予化某共计615.9万元;为得到时任该医院药品科科长张某某(已判决)的帮助,先后13次给予张某某人民币共计6万元。
2019年7月15日,河南省南召县监察委员会对高某某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调查,8月22日对高某某以涉嫌行贿罪移送南召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0月8日南召县人民检察院对高某某以涉嫌行贿罪向南召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2月16日南召县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高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监察、检察履职情况】
(一)强化衔接配合,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医疗药品领域行贿犯罪。监察机关调查中发现,高某某为在行业竞争中获取优势,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其他医药企业,56次向医疗药品领域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南召县监察委员会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双方就该案的事实、证据等进行了面对面沟通交流,一致认为本案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对当地政治生态、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均造成严重破坏,应依法予以严惩。监检双方就案件补充查证,特别是针对本案时间跨度长、行贿次数多的特点,应继续调取有关书证予以佐证形成了共识。南召县监察委员会及时安排专人负责,补充调取了高某某通过济某公司向方城县某某医院配送“大输液”的具体品种、数量清单、双方的结算凭证,以及高某某56次在济某公司领款共计2929.8万元的有关证据,充分印证了高某某在每次医院结算输液款后向化某行贿的时间、金额等,为案件的准确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坚持同向发力,严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案行贿数额达621.9万元,属于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在办案过程中,高某某存在思想顾虑,甚至一度态度消极。南召县监察委员会一方面阐明监察机关查办医疗行业腐败案件的决心,另一方面讲清法律政策,充分告知如实说明情况可以从轻处理的有关规定。最终,高某某放下包袱,敞开心扉,对自己行贿犯罪的具体手段、数额等始终稳定供述。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南召县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某某于2019年4月因涉嫌其他犯罪被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主动交代了向化某、张某某行贿的犯罪事实,应依法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经与监察机关沟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高某某行贿的数额、次数、主观恶性、后果等因素,建议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同时,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认罪认罚工作,多次对高某某进行释法说理,充分说明本案的事实、情节及量刑依据,高某某表示认罪认罚,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庭审中,高某某当庭认罪悔罪,表示服判不上诉。
(三)注重综合治理,通过加大财产刑运用等措施增强办案效果。南召县监察委员会与县人民检察院在从严查处重点领域行贿犯罪基础上,就综合运用刑罚措施、做好案件综合治理交换了意见、凝聚了共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经充分考虑本案行贿数额、本人获利情况及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被告人提出判处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元的量刑建议,南召县人民法院采纳。南召县人民检察院积极督促被告人高某某主动缴纳罚金,有力推动了财产刑的执行,增强了法律权威和刑罚执行力度。
【典型意义】
(一)从严查办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行贿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办理行贿案件时要突出重点,对医疗药品等民生领域的巨额行贿、多次行贿,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对重点领域国家工作人员竭力腐蚀,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行贿犯罪,要依法从严予以打击,切实推动有关行业顽瘴痼疾的整改,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二)全面考虑行贿犯罪事实、情节,严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依法追究行贿犯罪时,检察机关要在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主动及时与监察机关做好衔接,对证据的收集达成一致意见,完善证据体系,切实提高依法打击行贿犯罪的精准性、有效性。既应突出依法从严打击的工作导向,也要注意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况,依法准确认定各种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贿赂犯罪查处的惩治与预防效果。
(三)要注重对行贿犯罪的综合治理,切实增强办案效果。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的根本原因在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行贿犯罪案件办理中必须注重综合治理,在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针对性地提高行贿人的违法犯罪成本,遏制行贿利益驱动,从根本上预防行贿,最大化实现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四川刘某富行贿、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移送问题线索 重点领域行贿 同步查处 并案审查起诉 追赃挽损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行为人可能涉嫌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的,应当依照规定将线索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为主调查互涉案件时,应当统筹协调调查、侦查、审查起诉进度,并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重要事项进行充分论证,确保关联的受贿行贿案件均衡适用法律。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分别移送起诉的互涉案件,可以依职权并案处理。在办案中应当注重追赃挽损,依法处理行贿犯罪违法所得及有关不正当利益,不让行贿人从中获利。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富,男,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某某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班组长。
(一)行贿罪。2010年至2018年,刘某东历任某某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副经理、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刘某富经刘某东安排,进入市政公司担任施工班组长。2013年至2018年,刘某东帮助刘某富承接了某某市某某新区健康路、南外环路一期等多个道路建设重大项目。其间,刘某富多次直接或者通过他人给予刘某东(已判决)人民币共计265万元。
(二)非法采矿罪。2017年4月至5月,刘某富在对某某市某某区南外环路一期道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在没有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超越限定范围,在某某区某某镇前进村康泰路非法采挖连砂石共计25340方。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依法认定刘某富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共计96.292万元。
2018年4月11日,刘某富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提前介入侦查过程中,发现刘某富涉嫌行贿、刘某东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线索,经与雅安市公安局沟通,将问题线索移送雅安市监察委员会。7月16日,雅安市监察委员会以涉嫌行贿罪对刘某富采取留置措施,10月11日向雅安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次日,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将案件交由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10月17日,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分局以刘某富涉嫌非法采矿罪向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9年2月11日,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刘某富涉嫌行贿罪、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4月23日,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行贿罪判处刘某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刘某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刘某富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监察、检察履职情况】
(一)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发现行贿问题线索,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移交监察机关处理。雅安市公安机关在对刘某富非法采矿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商请提前介入,通过审查证据材料、会同侦查人员赴现场勘查、联席会议讨论等方式,发现刘某富在没有建设工程资质的情况下,违规担任市政公司施工班组长,借用他人资质承接大量市政公司建设项目。同时刘某富工程建设账目支出情况不清楚,其中可能存在职务违法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及时将问题线索移交监察机关处理的建议,推动公安侦查和监察调查有机衔接。
(二)监察机关充分履行组织协调职责,有效提升互涉案件办理质效。2018年7月6日,雅安市公安局将刘某富涉嫌行贿、刘某东涉嫌受贿问题线索移交雅安市监察委员会。雅安市监察委员会立即分别成立行贿、受贿案件专案组并开展初步核实,组织检察、公安等相关单位召开案件会商联席会,梳理互涉案件交织点、取证共通点、办理难点,精准确定调查、侦查方向,统筹推进互涉案件证据收集、调取工作。监察机关在对刘某东受贿案立案后,于7月16日对正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刘某富采取留置措施。监察机关在对行贿、受贿一起查办的同时,也积极为公安机关办理的非法采矿犯罪固定有关证据,做到程序衔接流畅、实体配合高效。
(三)监察机关统筹做好互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工作,检察机关依法并案审查起诉。鉴于刘某富涉嫌行贿罪、非法采矿罪由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分别查办,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互涉案件办理情况,沟通协商移送起诉工作进度,确保互涉案件同步移送,程序衔接畅通。监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再次邀请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诉前会商,强化行贿、受贿犯罪的证据材料梳理,为做好职务犯罪调查管辖和其他关联犯罪属地管辖衔接配合,明确以非法采矿案属地管辖为主确定案件管辖,将职务犯罪商请指定管辖并案处理。2018年10月11日、17日,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先后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分别受理后,为确保互涉案件统一处理,决定并案审查起诉,依法以行贿罪、非法采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四)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联动配合,及时查明行为人违法所得及获取的不正当利益情况,依法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刘某富通过行贿承接了雅安市19个重要交通道路工程,涉及该市重点打造的川西综合交通枢纽,获取了巨额利益,又在工程建设中通过非法采矿获取更大的非法收益,应依法严惩。为依法追赃挽损,监检配合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鉴定,查明刘某富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价值共计96.292万元。二是监察机关在受贿行贿一起调查的过程中,查明刘某富通过虚增连砂石用量等方式,在刘某东的帮助下,从市政公司处非法获利1256万余元。三是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加大协作力度,促使刘某富主动退缴859万元。四是协调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案件涉及的其他非法所得。在法院判决追缴非法采矿违法所得96.292万元以后,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非法所得,书面建议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公安机关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收缴。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线索,应当依照规定移送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发现行为人可能涉嫌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的,应当依法严格落实线索移送、职能管辖等规定,向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或建议有关部门向监察机关移送线索,形成惩治腐败工作合力。对于在提前介入侦查工作中发现行贿犯罪线索的,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固定证据线索,共同做好线索移送工作。特别是针对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的行贿犯罪,应当建议依法严肃查处,精准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二)监察机关办理互涉案件承担为主调查职责的,要统筹组织协调调查、侦查工作,形成反腐败合力。为主调查的监察机关承担组织协调职责,统筹调查和侦查工作进度、协调调查留置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适用、协商重要调查和侦查措施使用等重要事项。办理互涉案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主动及时向监察机关通报相关案件的办理情况,以便监察机关能够及时全面掌握互涉案件办理情况。相关办案单位应注重形成合力,全面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和涉嫌罪名,确保互涉案件在办案程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各方面做到统一均衡。
(三)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分别移送起诉的互涉案件,可以依职权并案处理,注意做好补查的衔接工作。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互涉案件的移送起诉进度,符合并案条件的,在分别受理审查起诉后及时并案处理。需要退回补充调查、退回补充侦查的,检察机关应同时将案件分别退回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并统筹做好程序衔接。符合自行补查条件的,经与监察机关沟通一致,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体系。
(四)多措并举,依法处理行贿违法所得及有关不正当利益,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对行贿犯罪违法所得以及与行贿犯罪有关的不正当利益,应当通过监察执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多种方式依法综合运用予以处理,确保任何人不能从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中获取非法利益,最大程度为国家挽回损失。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820号(政治法律类37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820号(政治法律类37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刑辩律师作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辩护权是刑事司法中首要的人权保障。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刑辩律师作用,是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邀请律师代表参与司法改革工作,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文件规定,充分发挥辩护律师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律师合法权益。
一、关于切实维护刑辩律师执业权利问题。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法院深入推动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一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意见》要求,健全依申请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办案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对未履行通知或者指派辩护职责的办案人员,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通过明确权利义务主体,强化责任追究,保障法律援助制度落实。二是依法保障控辩双方的权利。《实施意见》要求,法庭应当依法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申请或者异议,法庭应当作出处理。法庭可以在审理过程中归纳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引导控辩双方针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辩论。三是加强裁判文书说理,重视并积极回应辩护意见。《实施意见》规定,法庭应当加强裁判说理,通过裁判文书展现法庭审理过程。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和争议,应当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实质性问题,应当阐释裁判的理由和依据。
2017年2月,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建立了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目前中央和地方层面都建立了律师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以及律师执业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对律师执业中的普遍性问题及时研究处理。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文件的出台,在保障律师辩护权、提高律师辩护率和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并从中央层面对律师调查令制度适时予以推广。同时,要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开展相关研究论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律师收集证据制度,对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受到限制或者阻碍的情形,研究设立可行的救济程序,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努力促进相关法律修订和完善。
二、关于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问题。为确保中央改革要求落地见效,优化完善审判特别是庭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根据庭前会议规程,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处理。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点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中存在的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和程序。法庭调查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集中审理和诉权保障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我们在多个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要求,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于此规定,尽管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但这种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只要控辩双方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原则上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此外,我们还积极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对因作证面临人身安全等危险的人员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建立证人、鉴定人等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划拨机制等。这些都是解决证人出庭作证后顾之忧、提高证人出庭积极性的重要举措。我们将认真总结地方法院的经验做法,研究制定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提高工作。
三、关于进一步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权利义务问题。为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的职能作用,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7年6月出台《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对值班律师的工作职责和相关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要求。根据中央改革要求,目前在全国法院、看守所已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要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或者在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将认真总结相关经验做法,协调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相区别又能对接的机制制度,并推动将相关规定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辩护律师将在刑事案件中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有关事项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自2019年1月1日起履行法定职责。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称第一审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于2019年1月1日前作出,当事人依法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1月1日以后作出,当事人依法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
四、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提起上诉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递交。
五、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3号楼;邮政编码:100160;电子邮箱:ipc@court.gov.cn;电话:12368。
特此公告。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40号(政治法律类16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40号(政治法律类16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启动立法或司法程序监管业主委员会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2007年颁行、2016年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的公共收益要用于维修、更新、改造、增设共用设施设备,业主公益活动的开展,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规定,挪用或者侵占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要追回挪用或侵占的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将并处挪用或侵占数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据此,业主委员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非法侵占和挪用物业的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侵犯业主财产权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予刑事追究。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如果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刑法规定的“其他单位",则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前述侵犯业主财产权益的行为,可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实践中业主委员会设立情况的复杂性,业主委员会能否认定为“其他单位"的问题,理论认识尚存争议,实践中判例也较少。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设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这是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作出的规定,能否参照此规定将业委会解释为“其他单位"并进而对其成员实施的挪用、侵占行为以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制发规范性司法文件、指导案例等形式统一认识,以解决对此类犯罪的法律适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先进集体予以表扬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先进集体予以表扬的通报
(法〔2019〕37号)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决策。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授权,在北京等14个省(直辖市)的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期间,各试点单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司法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全力推动试点工作深入有序开展,试点案件数量及比例稳步增长,相关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刑事审判质效明显提升,在及时有效惩治犯罪、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为鼓励先进、激励队伍,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科学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31个先进集体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刑事审判人员要以受到表扬的集体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努力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刑事审判队伍。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认真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要求,坚持宽严相济、繁简分流,有效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相统一,为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12日
人民法院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天津市
蓟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东丽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辽宁省
法库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青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江苏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山东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河南省
登封市人民法院刑事速裁庭
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速裁庭
重庆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江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1995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735次会议讨论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并参照国际惯例,对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的财产损害赔偿规定如下:
一、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
二、赔偿应当尽量达到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折价赔偿。
三、船舶损害赔偿分为全损赔偿和部分损害赔偿。
(一)船舶全损的赔偿包括:
船舶价值损失;
未包括在船舶价值内的船舶上的燃料、物料、备件、供应品,渔船上的捕捞设备、网具、渔具等损失;
船员工资、遣返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二)船舶部分损害的赔偿包括:合理的船舶临时修理费、永久修理费及辅助费用、维持费用,但应满足下列条件:
船舶应就近修理,除非请求人能证明在其他地方修理更能减少损失和节省费用,或者有其他合理的理由。如果船舶经临时修理可继续营运,请求人有责任进行临时修理;
船舶碰撞部位的修理,同请求人为保证船舶适航,或者因另外事故所进行的修理,或者与船舶例行的检修一起进行时,赔偿仅限于修理本次船舶碰撞的受损部位所需的费用和损失。
(三)船舶损害赔偿还包括:
合理的救助费,沉船的勘查、打捞和清除费用,设置沉船标志费用;
拖航费用,本航次的租金或者运费损失,共同海损分摊;
合理的船期损失;
其他合理的费用。
四、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
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
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
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
其他合理费用。
五、船舶触碰造成设施损害的赔偿包括:
设施的全损或者部分损坏修复费用;
设施修复前不能正常使用所产生的合理的收益损失。
六、船舶碰撞或者触碰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应予赔偿。
七、除赔偿本金外,利息损失也应赔偿。
八、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
船舶被打捞后尚有残值的,船舶价值应扣除残值。
九、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
(一)货物灭失的,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即以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运费加请求人已支付的货物保险费计算,扣除可节省的费用;
(二)货物损坏的,以修复所需的费用,或者以货物的实际价值扣除残值和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三)由于船舶碰撞在约定的时间内迟延交付所产生的损失,按迟延交付货物的实际价值加预期可得利润与到岸时的市价的差价计算,但预期可得利润不得超过货物实际价值的10%;
(四)船上捕捞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
(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
(六)旅客行李、物品(包括自带行李)的损失,属本船旅客的损失,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处理;属他船旅客的损失,可参照旅客运输合同中有关旅客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赔偿规定处理;
(七)船员个人生活必需品的损失,按实际损失适当予以赔偿;
(八)承运人与旅客书面约定由承运人保管的货币、金银、珠宝、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失,依海商法的规定处理;船员、旅客、其他人员个人携带的货币、金银、珠宝、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失,不予认定;
(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
十、船期损失的计算:
期限:船舶全损的,以找到替代船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船舶部分损害的修船期限,以实际修复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其中包括联系、住坞、验船等所需的合理时间;渔业船舶,按上述期限扣除休渔期为限,或者以一个渔汛期为限。
船期损失,一般以船舶碰撞前后各两个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无前后各两个航次可参照的,以其他相应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
渔船渔汛损失,以该渔船前3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计算渔汛损失时,应当考虑到碰撞渔船在对船捕渔作业或者围网灯光捕渔作业中的作用等因素。
十一、租金或者运费损失的计算:
碰撞导致期租合同承租人停租或者不付租金的,以停租或者不付租金额,扣除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因货物灭失或者损坏导致到付运费损失的,以尚未收取的运费金额扣除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十二、设施损害赔偿的计算:
期限:以实际停止使用期间扣除常规检修的期间为限;
设施部分损坏或者全损,分别以合理的修复费用或者重新建造的费用,扣除已使用年限的折旧费计算;
设施使用的收益损失,以实际减少的净收益,即按停止使用前3个月的平均净盈利计算;部分使用并有收益的,应当扣减。
十三、利息损失的计算:
船舶价值的损失利息,从船期损失停止计算之日起至判决或者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
其他各项损失的利息,从损失发生之日或者费用产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或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
利息按本金性质的同期利率计算。
十四、计算损害赔偿的货币,当事人有约定的,依约定;没有约定的,按以下相关的货币计算:
按船舶营运或者生产经营所使用的货币计算;
船载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按买卖合同或者提单、运单记明的货币计算;
以特别提款权计算损失的,按法院判决或者调解之日的兑换率换算成相应的货币。
十五、本规定不包括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责任的确定,不影响船舶所有人或者承运人依法享受免责和责任限制的权利。
十六、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船舶”是指所有用作或者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的各类水上船筏,包括非排水船舶和水上飞机。但是用于军事的和政府公务的船舶除外。
“设施”是指人为设置的固定或者可移动的构造物,包括固定平台、浮鼓、码头、堤坝、桥梁、敷设或者架设的电缆、管道等。
“船舶碰撞”是指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两艘或者两艘以上的船舶之间发生接触或者没有直接接触,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
“船舶触碰”是指船舶与设施或者障碍物发生接触并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
“船舶全损”是指船舶实际全部损失,或者损坏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救助、打捞、修理费等费用之和达到或者超过碰撞或者触碰发生前的船舶价值。
“辅助费用”是指为进行修理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必要的进坞费、清航除气费、排放油污水处理费、港口使费、引航费、检验费以及修船期间所产生的住坞费、码头费等费用,但不限于上述费用。
“维持费用”是指船舶修理期间,船舶和船员日常消耗的费用,包括燃料、物料、淡水及供应品的消耗和船员工资等。
十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检发布10件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10件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5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有爱无碍,检察公益诉讼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新闻发布会,发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1.浙江省检察机关督促规范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2.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督促维护公共交通领域残疾人权益保障行政公益诉讼案
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信息无障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4.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执行无障碍设计规范行政公益诉讼案
5.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道路无障碍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6.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文物保护单位、英烈纪念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7.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8.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无障碍指引标识行政公益诉讼案
9.黑龙江省铁路检察机关督促健全铁路旅客车站无障碍设施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10.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无障碍设施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浙江省检察机关督促规范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无障碍环境建设 专项行动 系统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新领域的重点,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找准同类违法点和对应责任主体,坚持系统抓、抓系统,结合监督办案总结推广治理经验,依托制度机制巩固深化办案成果。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院)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积极稳妥探索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结合实地踏勘、走访调查发现,全市范围内无障碍环境建设不规范、不均衡、不系统问题较为普遍,涉及交通出行、日常生活、办公办事等多重环境维度,侵犯了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孕妇等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相关职能部门未能依法履职,存在监督管理缺位现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院)经调研发现,全省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一)杭州市院履职情况
杭州市院在前期调研走访的基础上,于2020年1月印发《关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的实施方案》,在全市部署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截至2020年底,杭州检察机关共排查发现无障碍环境建设违法点130处,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36份,督促城管、住建、文广、市监、港航、园文等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和规范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职能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均高度重视,认真进行整改落实,并按期进行了书面回复,检察建议相关违法点全部整改到位。
2020年5月,杭州市院组织召开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座谈会,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行业内部专项排查,促进系统治理。各行业主管部门主动作为、举一反三,除检察建议涉及的违法点外,另有68个公共停车场共计617个无障碍停车位已完成增设或整改,4045处城市主要道路上的盲道障碍物被清除,674处破损、缺失的无障碍设施(不含盲道)恢复正常使用功能,20座人行天桥配套无障碍设施实施改造,客运码头无障碍通道设置率达78%,轮椅配备率达85%,1座县级公共图书馆增设盲人阅读专区,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监督效果。
2020年10月,杭州市院联合杭州市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关于强化检察公益诉讼职能 服务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十一条意见》,为进一步深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二)浙江省院履职情况
浙江省院全程跟进、指导杭州市检察机关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并形成报告,深入分析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建设管理方面缺乏规范,表现为尚未配置无障碍设施、设施配置不健全、设施功能发挥受限等问题。二是建设进程碎片化问题突出,表现为设施衔接不到位、服务指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三是监管领域全流程把控不严,表现为建设环节主体责任落空、审核环节行政监管缺失、使用环节维护管养不力等问题。浙江省院认为,相关职能部门无障碍环境设施的规划建设、改造提升和运行维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缺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在全省各界冲刺筹备2022年杭州亚(残)运会的背景下,有必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系统化的专项监督。
2020年7月,在最高检指导下,浙江省院印发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指引,全面梳理无障碍环境建设违法点、部门职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推广杭州市检察机关办案经验,供全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学习借鉴。2020年9月,浙江省院印发《关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重点针对全省58个2022年杭州亚(残)运会比赛场馆及城市相关配套设施开展专项监督。
浙江省院围绕机场、铁路客站等站内站外无障碍环境设施衔接等重点问题自行立案办理,与浙江省住建、交通运输、国资等部门开展磋商,推动相关问题解决。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开展浙江铁路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共排查发现232处问题点,立案8件,制发检察建议8份,组织召开问题整改协调会,推动铁路部门将整改资金纳入经费预算,确保整改到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推动全区830处不规范无障碍设施引导标识专项治理。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对辖区范围主干道进行详细排查,发现包括提示盲道设置不规范、盲道引导错误等18大问题、428个问题点,并会同金东区住建、综合执法、文明办、残联等单位召开圆桌会议,共同保障盲人脚下安全。截至2021年3月底,全省检察机关立案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264件,发送检察建议245份。全省11个地市检察院和相关基层院实现无障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全覆盖”,推动相关问题的系统治理和有效解决。
2021年3月,浙江省院与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出台《关于建立公益诉讼配合协作机制的意见》,明确对口联系、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办案协作等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残疾人联合会专业优势,形成工作合力,促进长效机制建设,共同保护残疾人群体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创造无障碍环境,是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条件,也事关每个公民有特殊需求时的应急保障,体现社会文明进步和公平正义。浙江省检察机关找准无障碍环境建与2022年杭州亚(残)运会的切入点与着力点,以专项监督为手段,抓住多发性、普遍性问题长期存在的症结,以系统化专项监督推动系统性治理。同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增强检察监督的整体性、协同性与全面性。针对部分行业垂直管理体制造成的客观监管障碍,由省级检察院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与专门检察机关形成协同办案的“一体化”格局,提升检察监督合力。
二、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督促维护公共交通领域残疾人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共交通无障碍 消费者权益保障 诉前磋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残疾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权益未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采取圆桌会议等方式,加强与有关行政机关、残联和公交企业会商磋商,形成会议纪要确定并落实相关政策,同时推动公交企业加强公交车和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施合法合规管理使用,保障残疾人出行便利。
【基本案情】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多次接到举报反映,称残疾人长期无法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的优惠政策。自2012年以来,青海省残联、西宁市残联等单位多次与西宁公交集团对接沟通落实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事宜,因受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该优惠政策长期未能落地见效。青海省残联、西宁市残联、西宁公交集团等部门每年因此接到大量残疾人投诉,成为长期以来亟待解决而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不仅侵害了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2月,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海省院)在立案办理公交卡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享有免费乘坐市区公交车的优待、优惠政策,但未有效落实的问题。2021年4月23日,青海省院以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立案。检察人员先后走访青海省民政厅、省残联和西宁市残联,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根据《青海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青海省扶助残疾人规定》第四十四条、《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和《西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等规定,青海省残疾人享有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优惠权益,但因西宁公交集团相关配套技术措施尚未落实到位,暂未执行该项政策。同时在对西宁市公交车和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施的维护、使用情况进行摸底和排查中发现,一些无障碍设施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需进行升级和改造。
检察人员又走访青海省发改委、西宁市公交集团等单位,多次组织召开落实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优惠政策工作磋商会,认真听取西宁公交集团在落实这项政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并多次调整实施方案,结合西宁市实际制定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爱心卡”办理和使用办法;走访省财政厅等单位,就给予西宁公交集团适当补贴等事宜进行衔接沟通,就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共识。
2021年4月30日,青海省院与省残联、西宁市残联、西宁公交集团等单位专门形成会议纪要:1.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办理“爱心卡”后,可免费乘坐西宁市内公交车;2.将落实残疾人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的优惠政策,作为践行党史学习教育,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要求的具体举措,在5月16日“全国助残日”前完成办理残疾人免费乘车“爱心卡”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结合“全国助残日”活动举办残疾人免费乘车“爱心卡”发放仪式,用3个月时间深入西宁市各个社区为残疾人办理“爱心卡”;3.积极争取相关单位给予西宁公交集团适当补贴,降低公交企业运行成本;4.针对西宁市公交车和公交车站一些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的无障碍设施,抓紧时间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升级和改造。同时,青海省院还会同省残联、西宁公交集团对公交车和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施的维护、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对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通过跟进监督,努力保障残疾人自主安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典型意义】
本案中,青海省院牵头直接办理公益受损面大、社会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解决、相关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的残疾人群体权益保障新领域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召开磋商会议,充分发挥牵引、协同、沟通、协调作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公交企业消除分歧、增进共识、达成一致,共同制定落实方案,落实残疾人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优惠政策,推动升级和改造西宁市公交车和公交车站的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的无障碍设施,促进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积极探索“检察机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国有企业”良性互动的新型协作机制,协调、督促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履行扶残助残责任,积极争取财政补贴资金,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服务和保障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从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促进相关社会治理,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信息无障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信息无障碍 数字鸿沟 专项整治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障碍相关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互、使用信息,多维度助推信息无障碍环境水平提升。
【基本案情】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化发展在有效提升社会治理与服务效能的同时,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信息障碍问题,涉及出行、办事、文化等日常生活多个维度、多类违法情形。对此,相关职能部门未严格依法履职,侵害了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14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院)在全市部署开展信息无障碍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聚焦出行、办事、文化等涉及残疾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中存在的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违法问题,开展重点监督。截至2021年3月31日,全市检察机关通过走访排查、实地踏勘、专家咨询、圆桌会议、公开听证、问卷调查等方式,查明涉案违法点16处,涉及6个区、县(市)。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8件,涉及医疗急救紧急呼叫系统未具备文字信息报送和文字呼叫功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未配备盲文读物、有声读物、语音读屏等软件设备,盲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未设置声响提示装置,残疾人停车优惠无法适用,景点、核酸检测点拒收现金等违法情形。杭州市院指导辖区各基层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相关规定,向相关区县的文广、市场监管、卫建、公安等职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件,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整改违法情形,并启动专项排查。
相关职能部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落实整改。在检察建议推动下,杭州市富阳区图书馆及时完成信息无障碍环境改造,增设盲人阅读专区,配置盲文读物,配备读屏软件、光学放大镜、盲文点显器等相关设备,并启动全区文化、旅游、体育等公共建筑无障碍环境建设功能提升行动;就辖区内盲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增设人行横道信号灯过街音响,并上线全省首个新型智能交互式过街语音提示装置,在为视障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提示服务的同时降低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噪音干扰。西湖区部分景点升级预约售票服务,增设现金服务窗口,优化志愿帮扶,全方位保障各类游客游览需求。萧山、临安、钱塘新区三地督促更新升级198座公共停车场自动收费系统,登记残疾人车辆信息1243条,完善政府定价管理停车场停车收费系统定期更新机制,推动残疾人停车优惠政策落地落实。钱塘新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进收费方式,并通过专项摸排在全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老年人优先窗口、人工服务窗口、导医台及志愿者就医指导服务,方便“无码老人”就医需求。建德市医疗急救指挥调度系统增设文字报警和一键呼救定位功能,畅通语言、听力障碍群体生命呼救渠道。其他整改措施仍在进一步推进中。
【典型意义】
信息无障碍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信息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聚焦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日常生活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以专项行动推进系统监督,综合运用圆桌会议、问卷调查、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促进出行、办事、文化等公共场所信息无障碍水平提升,助力信息障碍群体与智能社会无障碍。
四、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执行无障碍设计规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无障碍设计规范 全流程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市政公共停车场未设置无障碍停车位等行为,通过引入公众参与,形成治理共识,督促协同行政机关采取系列措施落实整改,从设计、施工、维护等各环节严格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
【基本案情】
2019年以来,福建省晋江市在辖区主干道道路两旁,新建并投入使用公共停车位3200余位,未按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和《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配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不符合“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数应不少于停车泊位总数2%”的国家标准。因未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停车扫码付费缺乏残疾人减免通道,给残障人士出行造成不便,也带来相关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在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上述线索,遂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走访调查、调取证据、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如下事实:一是市政公共停车场3200余个停车位设置于中心城区主干道两边,占用的是公共道路资源;二是晋江市共有持证残疾人2.9万多名,肢残人1.2万多名,对无障碍停车位需求较大。上述问题已造成残障人士车辆停放于普通车位共计665车次,且存在未扫码付费被贴单锁车现象。2021年4月,因本案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晋江市院主动召集住建、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及残联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中心城区市民代表、人民监督员召开圆桌会议,共同研究市政公共停车位无障碍停车整改方案,并取得共识。会后,晋江市院向住建、公安等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据各自职责,对市政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配置进行系统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了专项整改小组,由住建部门牵头公安、财政、残联等部门,对无障碍停车位进行规划整改。在足额配备无障碍专用停车位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特殊教育学校、社保中心、医院等场所的配置比例;选择进出方便且平整的停车位作为无障碍停车位,并设置醒目标识牌、指示牌;为每个无障碍停车位都配置了1.2米宽的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上下车;升级停车扫码收费系统,开通残疾人信息录入通道和无障碍停车位智慧指引功能;加强维护并加大对随意占用无障碍停车位行为的处罚力度。
为推动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全面开展,晋江市院在服务保障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基础上,深入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共发现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4件,向公安、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书9份,督促纠正违法点21处,落实了11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的配置,获评“全国无障碍环境达标市县村镇”。通过联合市文明办、团市委、残联等部门开展“发现身边最美无障碍”活动,为社会了解残障人士提供窗口,让无障碍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提升群众对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参与度。目前,对紧急呼叫、重要政务信息无障碍交流等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典型意义】
一座城市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细节的关注,体现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城市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建设,应当作为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满足公众应急需求的标准配置。检察机关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除了发现并督促协同行政机关整改纠正现存的违法违规问题,还应变事后监督为事前服务,注重从规划设计源头防范不合格的无障碍设施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使用功能,并推动建立无障碍设施维护和管理的全流程监督机制,打好跟进监督的持久战,切实加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护。
五、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道路无障碍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道路无障碍设施 一体化办案 类案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道路无障碍设施破损致残疾人死亡的突出问题,坚持四级联动,为办案提质增效,督促行政机关迅速完成整改。坚持从个案监督拓展到类案监督、专项监督,推动政府出台立体化整改方案,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全面系统治理区域内同类问题,积极维护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先行示范区”城市品质。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宝安区存在多处无障碍设施破损和不符合建设标准的问题,给残障人士造成生活不便及安全隐患,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最高检将上述线索交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东省院)调查,广东省院迅速成立专案组,形成由最高检统筹指挥,省市两级检察院实时指导,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安区院)具体办理的一体化办案模式。2021年1月15日,宝安区院对事发地快速勘查和调研后,决定立案调查,督促行政机关立即整改。1月16日,深圳市交通局宝安管理局(下简称宝安交通局)完成事故现场整改,并于2月6日完成周边9个路口的整治工作。
为彻底消除隐患,宝安区院以个案为契机,于2021年1月中旬在全区部署开展专项监督行动,向宝安交通局、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等14家相关职能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各职能部门依法对辖区内的无障碍设施进行排查、整改,行政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均积极配合、迅速整改。同时,该院还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监督员同步跟进监督。
办案过程中,为提升全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宝安区院积极向宝安区委做专题汇报并获得支持,同时逐一走访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全面推动全区无障碍设施改造工程的共识。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2021年1月19日,宝安区委区政府组织22个相关行政单位召开“宝安区人行道无障碍畅通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出台《宝安区道路无障碍畅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2年)》等一系列规定,计划至2022年底完成全区无障碍立体化改造工作,全方位改善提升宝安区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方案实施以来,宝安区已完成新增改设盲道中断、阻断等问题122处,完善盲道592米,改造人行道坡口147处;对全区175个在建工程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对43个需建设无障碍设施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开展专项检查;处罚违规占用盲道等7255件。2021年2月25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深圳市无障碍出行设施专项检察监督”工作,重点关注无障碍出行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是否影响残障人士安全通行等问题。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提升监督水平,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系统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地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履职的积极性、主动性,填补监管漏洞,激活配套机制,顺畅衔接机制,实现无障碍立体化改造,为推进城市综合治理、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法治建设大局贡献了检察智慧和检察方案。
六、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文物保护单位、英烈纪念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文物保护 红色教育 公开听证
【要旨】
文物保护单位、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未设置无障碍设施,损害了特殊群体参加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利。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推动建立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探索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和残障人士需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最佳方案,维护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
【基本案情】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内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223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23处,其中周恩来少年读书处、宝应朱方伯公家祠、宝应学宫等3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扬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长期以来,7处对外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22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均未设置无障碍设施,无法满足残障人士自主参观需求,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应县院)收到群众反映,县域内个别文物保护单位无障碍设施缺失,造成残疾人不方便参观的问题,经核实后决定立案办理。通过查询资料和实地调查,确定了全县文物保护单位、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基本情况、数量和地点,并了解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宝应县院认为,根据英烈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
2021年4月1日,宝应县院分别向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文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两单位积极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全面排查全县文物保护单位、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等无障碍设施情况,制定具体建设改造方案并有序推进,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两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及时制定相应整改方案。县文旅局拟于2021年5月底前,完成开放的7处文物保护单位无障碍设施改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正在施工的两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增设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无障碍坡道,并计划于2021年底前,完成全县所有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工作。
4月10日,为论证相关职能部门整改方案的可行性,宝应县院组织召开无障碍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律师、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邀请县人大、县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现场观摩,并在听证会后组织座谈交流。4月16日,宝应县院向县委报告该案办理情况,建立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进一步增强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合力。4月27日,宝应县院联合县文旅局等四部门会签《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确保建设改造工作高效完成。
【典型意义】
加强文物保护单位、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对于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好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残疾人代表,了解无障碍设施的现状和难点,有效提升诉前检察建议针对性。在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通过举办听证会、座谈会,与行政机关会签无障碍建设实施办法,邀请残障人士现场体验等方式,及时验收整改情况,评议整改方案,保障整改工作持续有力推进。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争取党政部门对公益诉讼工作的支持,推动全县无障碍设施建设,更好保障特殊群体利益,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七、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共基础设施 适老化建设 诉前磋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公交站台、公园等市政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与老年人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协同作用,通过圆桌会议与行政机关共商良策,共同推动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助力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基本案情】
四川天府新区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和公园城市建设示范区,近年来吸引了许多老年人前来安居颐养天年。据统计,四川天府新区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1万余人,老年化率约17%。但其辖区内部分公共交通车站、站点、公共交通工具存在未在醒目位置设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标志、未开辟老年人候乘专区或专座、无障碍通道设置不符合规定以及部分公园适老化座椅不足的问题,给老年人出行带来不便,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损害了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天府新区检察院)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华阳老城区存在部分公共区域适老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天府新区检察院随即走访了辖区内相关职能部门,全面了解老年人基本情况、对适老化建设的需求以及适老化公共设施建设的初步情况。该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条、《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五十六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等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点,统筹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部门应当实施老年人公共交通照顾服务项目,要在公共交通场所、站点和工具的无障碍设施与改造,在醒目位置设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标志,开辟老年人候乘专区与专座等。天府新区华阳老城区适老化设施建设滞后问题未满足上述法律法规的标准,也与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优化老年宜居生活环境设施”的要求存在差距。
2021年4月14日,天府新区检察院正式立案,在辖区内部分社区召开“公益问需”座谈会,与老年人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老年人意见,向200名老年人发放调查问卷。通过调查了解,发现辖区内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存在适老化建设滞后问题。随后,该院联合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开展调查,共同对天府新区新建、改建工程适老化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针对富民路公交站台建设等11处新建及改建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综合运用发放调查问卷、现场勘验、询问工作人员、录音录像等方式对适老化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2021年4月28日,天府新区检察院针对调查走访中发现的公交站台存在在醒目位置未设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标志、未开辟老年人候乘专区或专座、无障碍通道设置不规范以及在建的河滨拾光公园等部分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存在适老化座椅规划不足等问题,与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开展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天府新区检察院认为,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对涉及适老化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等城乡规划和建设负有监管职责,从服务地方大局和保护老年人权益出发,建议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对改建和新建工程进行适老化配套设施的调整改造。经双方现场踏勘和沟通,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双方形成会议纪要,一致同意制定整改方案,将增设适老化设施等问题列入建设规划,在进行全面排查的基础上,依法规范和提升适老化设施的建设水平。目前,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已经调整了富民路公交站台、河滨拾光公园等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并进行适老化改造建设。
【典型意义】
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人文社会内涵与生活品质的提升。本案中,检察机关为保障老年人平等参与公园城市的美好生活,积极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以诉前磋商的方式,强化检察监督与行政履职协作联动,推动在建、改建、新建工程的功能升级,共同发挥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协同共治合力,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社会效果。
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无障碍指引标识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无障碍指引标识 公开听证
【要旨】
检察机关围绕无障碍指引标识数量稀少、内容混乱、功能欠缺等不规范问题,通过召开公开听证会、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商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不规范的无障碍指引标识进行专项治理,保障特殊群体便捷、有效使用。
【基本案情】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辖区内公共场所及大型商场无障碍指引标识体系存在诸多不规范,残障人士进入公共场所后无法准确、便捷获取无障碍设施位置,造成出行不便,侵害了特殊群体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鄞州区残联)向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院)反映上述问题,鄞州区院经分析研判决定立案,并邀请区残联一起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鄞州区有2个大中型公共设施和5个大型商场内存在无障碍环境设施引导标识数量缺少、功能欠缺等不规范问题,严重影响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同时,因无障碍环境设施引导标识不清、出行不便等,残障人士很少外出购物休闲,无障碍设施实际使用率低。鄞州区院认为,鄞州区商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案涉无障碍标识负有监管职责,因其未依法履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
2020年7月27日,鄞州区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群众代表、残联代表、行政机关代表、涉案企业代表参会。各方围绕“是否违反法定标准”“行政监管部门是否依法履职”“如何提升无障碍设施运行与维护水平”等问题,全面陈述意见并充分研究,达成由相关职能部门依照法定标准设立无障碍标识体系、确保公共场所无障碍标识设置全覆盖、残联参与对无障碍标识的实用性进行评价等共识。会后,该院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区商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涉案企业依法治理,并在全区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治理活动。
两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商务局约谈并责令案涉企业纠正违法行为,指导相关企业提升无障碍设施运维水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进行实地勘察,责令相关企业对42块不规范引导标识进行改造,同时推动全区830块无障碍设施引导标识专项治理。截至2020年9月底,全区主要道路、公共建筑物附近无障碍引导标识已完成全覆盖。
【典型意义】
无障碍标识是供残障人士及其他有特殊需求人群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标志及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是提升无障碍设施使用效率的服务指引。无障碍标识应当设置在公共设施显著位置,应当清晰指明无障碍设施的走向及位置。当前,我国城市无障碍指引标识有较大改进空间,标识设置的不规范问题降低了特殊群体生活便利性。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无障碍标识规范化,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特殊群体生活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回应特殊群体关切,以公开听证方式督促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在市域范围形成规范管理使用无障碍标识的共识,取得良好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
九、黑龙江省铁路检察机关督促健全铁路旅客车站无障碍设施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车站无障碍设施 公共安全
【要旨】
铁路检察机关针对沿线火车站无障碍设施不健全,致使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出行困难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专门检察机关和跨行政区划管辖优势,立足保障安全生产和强化应急管理,统一部署开展区域性专项监督,督促协同相关行政机关、铁路企业依法履职尽责,切实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推动精细化、人性化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21年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齐齐哈尔铁检院)根据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线索,对辖区七区九县各火车站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摸排并立案办理。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哈尔滨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哈铁分院)举一反三,调查发现省内大部分铁路旅客车站均未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或无障碍停车位设置不够,未设置无障碍标识或标识不清,无障碍通道不畅受阻,个别车站存在无障碍停车位对残疾人收费、站台内部未设置无障碍站台等问题,影响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出行便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起,哈铁分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整合两级铁路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力量,围绕铁路管辖范围开展了铁路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对辖区内245个火车站进行全覆盖走访勘查和系统梳理,共计摸排个案、类案线索42件。哈铁分院检察长直接办案,以办理方正县火车站无障碍设施不健全行政公益诉讼案为样本,指导两级铁路检察机关突出办案重点,查清问题成因,依据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找准责任主体,消除铁路企业与地方行政机关在火车站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的监督管理盲区,确保监督对象适格、法律依据准确、建议内容合理。
截至目前,黑龙江两级铁路检察机关共针对11个县市区的火车站无障碍设施不健全问题立案11件,并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主管建设等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规定和强制标准,及时监督、整改、消除影响特殊群体出行的安全隐患。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第一时间与检察机关对接整改。齐齐哈尔铁检院在办案中邀请市、县残联,政府及住建、城管部门共同磋商,通过检察官现场出示证据、释法说理,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火车站无障碍设施建设、改进情况加强监管,并由残联提供具体国家标准和监督验收。
2021年4月29日,哈铁分院与黑龙江省残联召开“无障碍建设专项监督行动”座谈会,双方就健全日常联系机制、建立联合调查机制、健全联合监督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联合开展宣传工作、明确责任部门等六个方面达成共识,并随即推动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地残联与相关铁路检察院建立协作机制,在办案中邀请残障人士参与整改验收,形成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合力。
【典型意义】
铁路检察机关在开展守护美好生活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中,以改善铁路旅客车站的无障碍环境作为服务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铁路检察机关在铁路与地方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争取残联等各方面的支持,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方式,以监督办案推动长效协作机制建设,合力消除火车站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监管盲区,努力让火车站成为社会文明窗口,以中国铁路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保障特殊群体的高品质生活。
十、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无障碍设施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城市公厕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辖区内无障碍设施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督促多个行政机关积极履职、通力协作,提升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系统化的管理水平,依法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
【基本案情】
城市公厕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是与残疾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北京市延庆区部分社区的无障碍设施普遍存在不规范、不便利、不实用等问题,相关行政部门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未有效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延庆区院)按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相关要求,结合服务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工作,通过实地测量、谈话询问、现场拍照等方式,对辖区内人流量较大的城市公厕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定点医院、商业中心停车场的无障碍设施进行实地摸排。现查明:城市公厕无障碍设施普遍存在无障碍厕所标志混用、安全抓杆设计不规范、救助呼叫按钮设置超高、挂衣钩高度不合规范等现象;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存在数量不达标、指示标识不清晰、轮椅通道线宽度不足及位置设置不利于残疾人通行等问题,侵害了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为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检察机关注重用外脑、借外力,邀请北京市无障碍中心、住建部无障碍专家委员会、北京市无障碍专家委员会的三名无障碍专家,从行业标准、法律规定及政策要求等方面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充分论证,为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撑。
延庆区院认为,延庆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延庆区城管委)作为城市公厕无障碍设施的监管部门、区交通局作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场的监管部门、儒林街道办作为具有执法权的单位,对无障碍设施存在的问题均未依法全面履行各自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2021年2月24日和3月4日,延庆区院分别向上述三个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履行各自监管职责,严格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有关要求,规范无障碍厕所标识、增设垂直抓杆、调低救助呼叫按钮高度;施划无障碍停车位标线、增设数量、合理设置停车位位置等,并由点及面对全区内的无障碍设施进行全面排查,为特殊群体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便捷的城市服务。同时,延庆区院将检察建议书抄送延庆区残联,建议其为行政机关整改提供行业支持和专业指导,确保无障碍设施达标、实用和便利。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履职,迅速组织整改落实。延庆区城管委第一时间与区残联对接,争取技术支持,按照设计规范对涉案公厕进行整改,并对排查出的部分公厕存在的小便器安全抓杆与洗手盆安全抓杆设置不标准问题进行整改。延庆区交通局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推动整改,一个月内对全区经营性停车场进行全覆盖检查,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8人次,检查车辆9车次,检查停车场42家次,发现问题33项;儒林街道办专题研究整改措施,约谈停车场运营公司负责人,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延庆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专班、区残联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指导,为各行政机关的整改工作解决技术困难。
2021年5月12日,延庆区院对整改情况进行了跟进监督,邀请专业人士和残障人士作为公益观察员现场查看并实地体验整改后的城市公厕和无障碍停车位。公益观察员通过亲身体验,对整改效果给予高度肯定。延庆区残联为表感谢赠送锦旗:“公益诉讼担当有为 让‘无障碍’为‘无限爱’”。北京市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行动以来,延庆、丰台、大兴、朝阳、门头沟、平谷等6个基层检察院已开展案件办理工作,目前受理案件线索23件,立案23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7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借助“外脑”优势,提升精准监督水平,督促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齐抓共管,同时以点带面同步开展专项监督,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得到全面整治,实现了“无碍”变“有爱”,提升了辖区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水平,以更加优质的公益诉讼检察产品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96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96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于2007年颁布,2017年第三次修正。《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于2006年颁布,此后未作修改。根据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工作。2016年9月,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小额诉讼、诉讼收费等制度进行了探索。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的授权决定,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在部分法院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对司法确认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和独任制适用、电子诉讼等制度进行了探索,目前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6月,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首部指导全国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工作的司法解释,全面总结体现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线诉讼领域探索成果,构建了涵盖各审判领域、覆盖诉讼全流程的在线诉讼规则体系,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互联网时代司法新需求。
诚如您所指出的,目前民事诉讼制度中,比如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诉讼收费规则等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随着民法典的深入贯彻实施,有必要加快推进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修改工作,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当前,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等已经列入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我们将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诉讼制度改革的相关工作要求,协调推进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完善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深入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结合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与立法部门协同,加快推进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完善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适用。在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充分发挥司法确认程序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探索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合理确定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期限,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明确简易程序案件庭审和裁判文书的简化规则,完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
二是结合民事诉讼法修订,推动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具体情形,探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部分民事案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和审理方式,加强审判组织组成的灵活性,实现审判组织与案件情况、当事人需求和审理程序的精准匹配。
三是进一步健全在线诉讼规则,做好《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贯彻实施工作,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经验,构建和完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管辖规则、诉讼规则,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四是积极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协调,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建立诉讼费用合理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诉讼收费制度在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案件繁简分流、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等方面的杠杆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7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7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司法评估机构加强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05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法医类鉴定;(二)物证类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2015年,经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至此,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四类鉴定(以下简称四类鉴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其他如产品质量鉴定、会计审计、工程造价、建设工程质量鉴定等社会通用性强的鉴定类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规定,主管部门分别为市场监管总局(原质检总局)、财政部、住建部等。2016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规定资产评估、土地评估、矿业权评估、房地产评估、旧机动车评估、保险评估六大类评估的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为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商务部和银保监会(原保监会)。司法评估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管理的范围,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具有行业主管部门住建部门颁发的资质。
针对现阶段部分鉴定、评估机构不负责任,工作拖沓,无故退案,乱收费,评估价格虚高,使用无资质人员,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故意作虚假鉴定评估等情况,您提出应当强化对鉴定、评估机构监督,建立定期排查、催办、考评和退出机制,构建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人民法院对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评估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施动态监管,事前着重审查相关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业资质和专业能力,事中着重审查其开展工作的规范性和实效性,事后着重审查其鉴定、评估意见的客观公正性以及其能否按规定出庭等。若发现问题,将视情节暂停或者停止委托其参与司法鉴定、评估,并向其主管部门反馈情况。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新的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管理规范,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充分考虑吸收您的建议。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就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四类鉴定监督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2017年10月,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对加强司法鉴定队伍建设、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和执业规则、建立司法鉴定与办案工作衔接机制、严格司法鉴定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肃查处司法鉴定违法违规行为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上述文件精神和要求,与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行业主管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协作,进一步强化对司法鉴定、评估等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鉴定、评估质量,保证审判执行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14号(政治法律类25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14号(政治法律类255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法院普遍设立劳动法庭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不断面临案件数量增长快、敏感程度高、涉及范围广的挑战。为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在解决劳动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基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一些地方法院在劳动争议案件审判专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正如您在提案中所提到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成立劳动争议审判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劳动者权益保护审判庭试点工作;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成立劳动法庭以及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成立劳动法庭。这些均体现了人民法院在专业化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领域所进行的尝试,为研究普遍设立劳动法庭提供了研究和应用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工作,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顺应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专业化这一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过对相关试点经验的及时总结,提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由人民法庭探索建立劳动争议专业化法庭的思路。您提出在人民法院普遍设立劳动法庭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经研究,我们准备继续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争议专业化审理的成熟经验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方案;二是深入开展针对各地法院建立劳动法庭、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实践的调研工作,逐步推进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专业化。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某红与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某红与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
(2018年6月20日 (2018)最高法民他38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民他17号《关于申请人胡某红与被申请人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的事实,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平原禹臣公司)与胡某红(乙方)签订《禹臣产品代理合同》,该合同第十条约定:“争议的解决,在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可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就仲裁程序仲裁。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对甲方和乙方都有约束力。本协议的仲裁机构为:仲裁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三项内容。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约定仲裁机构为“仲裁委员会”,但没有对“仲裁委员会”作出具体限定,“仲裁委员会”的表述无法明确指向任一现存的仲裁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的情形。现胡某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可以认定当事双方无法就仲裁机构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仲裁条款应当认定无效。
综上,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胡某红与被申请人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3月20日 (2018)鄂民他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胡某红与被申请人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该院拟作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裁定,我院亦同意该院的处理意见。现按照钧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胡某红,男,汉族,1983年8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汉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湖北上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盛原公寓2栋4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朱某慧,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风虎,山东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意见
2017年4月13日,平原禹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胡某红(乙方)签订一份《禹臣产品代理合同》,该合同第十条争议的解决约定:“在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可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就仲裁程序仲裁。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对甲方和乙方都有约束力。本协议的仲裁机构为:仲裁委员会。”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讨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由仲裁协议签订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该院作为仲裁协议签订地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中,案涉《禹臣产品代理合同》第十条达成的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此另行达成了补充协议,故该仲裁协议依法应为无效。
三、我院审查意见
案涉《禹臣产品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在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可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就仲裁程序仲裁。......本协议的仲裁机构为: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该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从协议中无法确定仲裁机构,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此已另行达成补充协议,该仲裁协议系无效协议。同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该仲裁协议无效的意见。
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2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26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民事案件管辖权变化后原保全措施如何处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管辖权变化后,取得管辖权的法院是否有权解除原作出保全措施法院的保全裁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65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施。”仅从该条款的文义进行解读,只有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自行解除或者由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保全措施。但是,在案件移送后由原作出裁定的法院决定是否解除保全措施确实存在法院之间的保全衔接问题,会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理上看,民诉法解释第165条的适用,有必要结合民诉法解释第160条规定作出体系化理解,该条规定:“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综合这两条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保全裁定的效力衔接问题,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避免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更为公平合理地保护好各方当事人利益。当然,民诉法解释第160条规定的是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对于诉讼中采取的保全措施,在案件管辖权变化后保全措施如何处理,也有必要从发挥保全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角度,参考现有规定进行。
诚如您所指出的,财产保全措施会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在管辖权变化后,如果采取保全措施法院和实际审理案件的法院在衔接上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实现。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结合民法典实施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的具体情况,适时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及工会经费和财产、工会工作人员权利的民事案件,维护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现就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工会组织的有关案件时,应当认定依照工会法建立的工会组织的社团法人资格。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建立工会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与所建工会以及工会投资兴办的企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分别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
第二条 根据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确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延长的劳动合同期限的,应当自上述人员工会职务任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延长的期限等于其工会职务任职的期间。
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个人严重过失”,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第三条 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由被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工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受理工会提出的拨缴工会经费的支付令申请后,应当先行征询被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仅对应拨缴经费数额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无异议部分的工会经费数额发出支付令。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工会经费的案件中,需要按照工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确定拨缴数额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计算,应当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五条 根据工会法第四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级工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要求企业、事业单位拨缴工会经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基层工会要求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作为共同申请人或者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第六条 根据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职工和工会工作人员因参加工会活动或者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用人单位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用人单位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
第七条 对于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工会组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 工会组织就工会经费的拨缴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交纳申请费;督促程序终结后,工会组织另行起诉的,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交纳诉讼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1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解放思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1.深刻认识司法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意义。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不断提升司法能力,以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推动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始终坚持司法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要求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确保司法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方向。
——坚持改革创新。支持海南法院推进符合司法规律、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港发展的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制度集成创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各类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司法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和系统风险的基础性作用,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健康发展。
——借鉴国际法治有益经验。加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域外自由贸易港先进司法经验,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完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推动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目标。  3.准确定位司法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制度集成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改革整体效能,参与智慧海南建设,营造国际一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海南定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实现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二、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完善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体系  4.完善自由贸易港审判组织体系。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和海南涉外民商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商事、互联网、金融、破产等专业化审判组织和机制建设,根据案件数量和特点对全岛审判力量进行统一调派、统筹安排。研究建立自由贸易港法官咨询委员会。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特殊需求,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模式,推动建立突破地域限制的体系完备、布局合理、协同高效的审判组织体系。  5.调整案件管辖范围。出台调整海南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相关规定,以指定管辖、提级管辖、专门管辖等方式,对涉外民商事、海事、交通运输以及特定刑事案件的管辖进行适当调整。对与我国司法辖区无实际联系的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海南涉外民商事专门审判机构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规定。探索由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的强制执行案件。通过调整案件管辖范围,在海南形成以“特定管辖法院、专门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为特征的审判格局,推动海南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  6.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探索通过个案指定管辖方式,推动海口海事法院受理特定海事刑事案件。适度扩大海口海事法院民商事案件受理范围,集中受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及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发挥专业审判优势,推动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服务保障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在海口海事法院逐步推动形成以民商事、行政案件为主,涵盖特定刑事案件的海事案件“三合一”专业化审判机制。  7.推动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和机制创新。支持海南法院开展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全面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探索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科学设置行政案件管辖机制,实现行政案件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之间的合理分配。探索行政案件简易程序改革,推动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8.推动涉外民商事审判机制创新。完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判机制,由海南涉外民商事法庭集中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鼓励外籍调解员和港澳台调解员参与纠纷化解,探索选任港澳台居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系英文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不提供中文翻译件。稳步推进简化域外形成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意见可以在裁判文书中载明。探索当事人、律师、公证机构协助送达文书、根据当事人申请作出简易裁判文书等机制。  9.推动海南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支持海南设立市场化运作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开展商事调解业务。支持境外国际仲裁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支持在自由贸易港区域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相关争议进行仲裁。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在自由贸易港区域内设立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件,探索由海南涉外民商事审判机构集中受理和审查。推动海南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引入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在海南设立联络点,参与协调指导海南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建设相关事宜。  10.支持海南法院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海南法院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内设机构、强化人员配备,建立职能划分明确、运行高效顺畅的内设机构体系。支持海南法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自由贸易港发展要求的审判管理机制、法官惩戒机制、司法人员管理机制、司法人才培养机制。支持海南法院加强对洋浦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特别政策先行试验区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探索建立服务各先行试验区特点和需求的审判机制。  11.积极配合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法律的立法工作。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研究,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调研。根据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研究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及时修订、废止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及开放政策不相符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三、发挥审判职能,推动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  12.保障贸易投资自由便利。依法审理涉货物贸易案件,推动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制度,保障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依法审理涉服务贸易案件,维护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落实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措施,保障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实施。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司法解释,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投资自由制度,服务和保障“极简审批”投资制度,支持建立健全注销便利制度。妥善处理在大幅放开外商投资领域时产生的涉及外资准入限制的适用法律问题,依法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效力,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13.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严格依照民法典等相关法律审理产权纠纷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取得、使用、处分和继承财产等权利,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依法审理跨境投资、融资担保、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树立讲诚信讲法治的营商环境。支持构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格局,妥善审理涉及政府守信践诺、财产征收征用案件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案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4.保障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依法妥善化解金融纠纷,准确认定涉住房租赁金融、房地产投资信托等领域的合同效力,支持科技金融政策、产品和工具创新,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实施。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推进金融风险行政处置与司法应对有机衔接,促进金融市场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15.促进运输往来自由便利。加强交通运输案件审判专业化建设,妥善审理港口建设、航运金融、船舶和飞机融资金融、货物和旅客运输、跨国邮轮游艇经营、保税油供应、海员权益保护等民商事案件和涉及船舶管理的行政案件,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型航运经营管理体系和海员管理制度,为“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建设保驾护航。支持海南试点第七航权开放和运输新业态创新,开展对国际航空中转客货运输和境外航空公司承载海南至第三国(地区)客货运输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6.实行生态环境的最严格保护。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和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要求,全面加强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工作,依法审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案件,加强对各类涉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以法律手段制裁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土地、矿产、水源水流、森林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保护力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提升。规范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完善审判程序,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及时制止环境侵权,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依法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加大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  17.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依法审理与数据有关的各类纠纷案件,促进大数据与其他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创新发展,依法服务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据安全风险防控,打击数据犯罪、网络犯罪,加强对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安全和区块链金融等新类型案件的前沿法律问题研究。加强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司法合作,积极参与制定跨境数据流动司法裁判标准和规则。依法审理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案件,兼顾法定履职、突发事件、公共监督等公共利益,依法追究侵犯个人信息权利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18.妥善审理互联网交易纠纷案件。准确把握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特殊规则,依法认定互联网交易中电子合同、预约合同、格式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准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新型权益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四、保障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展,推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9.服务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加强旅游法庭建设,创新审判模式,建立涉外旅游纠纷集中快审机制,实现便捷高效专业解决旅游纠纷。鼓励专业领域的调解和仲裁机构参与纠纷化解,逐步形成适应旅游新业态新模式的“一站式”多元化解纷机制,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依法认定设置旅游消费陷阱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规范旅游消费市场,保障海南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5A级景区。妥善审理涉国际邮轮游艇纠纷案件,支持三亚建设国际邮轮母港。  20.支持和保障现代服务业有序发展。妥善审理涉航运服务、国际设计、国际教育、国际会展、海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纠纷案件,规范引导服务产业完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加强现代服务业领域前沿法律问题研究,提高服务合同纠纷专业审判能力,促进新型交易模式健康发展。加强现代服务产业市场主体、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退出、信用建设等方面的规则指引和权益保护,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总部经济、引进国外优质医疗资源、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和职业学校独立办学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制度实施。  21.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职能作用,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案件管辖制度和协调机制,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加大对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快探索完善重点领域专利保护规则。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加大商业秘密民事、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制止垄断行为,加快完善互联网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加强商业标志权益保护,实施高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地方法规,积极培育有利于引入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的法治环境,支持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建设。完善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生物医药等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能级提升。推动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强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执行力度,探索知识产权财产性权益的新型执行方法。
五、支持智慧海南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2.支持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支持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妥善审理政府招商引资、政府特许经营、土地房屋征收等行政协议案件,严格把握政府解除行政协议的条件,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对于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法定机构未能履行法定职责、自身承诺或者履行不到位,给行政相对人造成实际损失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赔偿或补偿的,依法予以支持。依法审理涉贸易投资、税收、出入境和停居留、户籍、金融、服务、高新技术领域的行政案件,对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政监管制度漏洞或与自由贸易港市场规则有关的行政管理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完善管理制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2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进一步完善“一站式”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平台,推动海南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面转型升级,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全方位多元解纷服务。支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与行业组织、社区组织的诉调对接,充分发挥其在调处行业纠纷和民间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投资者司法服务绿色通道,加强“一站式”司法征信服务平台建设,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司法征信查询、法律咨询、风险防控建议、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服务。  24.助力智慧海南建设。坚持数据驱动原则,推动制定海南法院系统平台技术、数据协同共享和安全标准,实现数据跨单位、跨平台、跨系统全面对接共享和业务协同。服务和保障海南参与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促进5G、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车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积极探索“区块链+司法”模式,推进司法链在智慧海南建设中的试点应用,完善电子诉讼规则,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审判方式、诉讼制度深度融合。加大科技装备投入力度,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健全失信行为信用修复机制,推动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建设智慧公证、智慧司鉴、智慧法援、智慧调解等诉调对接新应用模式,形成覆盖城乡、普惠均等、便捷优质、智能精准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积极参与海南法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推动司法与立法、执法、守法、普法等方面数据的整合运用,对海南法院在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提升法治海南建设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六、参与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5.依法惩处妨害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特别是走私、洗钱、逃税、非法集资等涉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重点领域的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关于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的法律法规,准确划定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逃汇罪、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走私犯罪等法定犯的罪与非罪界限。加强产权刑法保护,坚持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26.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加强与行政机关、监管部门协同配合,对接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司法大数据与行政管理大数据的互联互通,健全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完善司法协作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协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妥善审理贸易、知识产权、投资、金融、网络和数据、公共卫生和生态等领域重大案件,切实守住风险防控底线。结合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南海局势发展情况,对可能存在的海洋主权风险,建立相应的风险应急预警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法理论研究。  27.建立重大敏感案件专项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以案件甄别、防控、化解、处置机制等为重点的重大敏感案件专项管理机制,对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裁判结果可能影响面大的案件,纳入专项管理,实时跟踪、稳妥处理。对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纠纷多发类型、易发特征、风险环节等及时分析研判,实行实时监测、动态跟踪和及时预警,就纠纷动向和风险防范提出司法建议,为全面推进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提供支持和保障。
七、借鉴国际经验,提升司法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能力水平  28.加强调研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强化对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的总体指导和重点任务的推进落实。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司法需求和突出问题的前瞻性调研,总结经验做法、完善政策机制。加强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推进周边区域协作、区港协作和地域协同,统筹协调司法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不断总结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则,及时发布国际商事、海事、知识产权、互联网、环境资源等领域专业化审判工作报告,加大司法改革创新举措和典型案事例宣传,讲好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提升司法裁判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29.加强国际司法人才培养。建立健全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司法人才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加大贸易、投资、航运、金融、税务、信息数据等领域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海南法院探索招聘境外人员担任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探索高端法治人才跨省域兼职、跨境引进等政策制度创新,抽调全国法院审判专家和人才充实自由贸易港法官培训师资力量,健全自由贸易港法官参加对外交流和涉外培训的保障机制。强化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升法官专业化审判水平,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审判队伍。  30.推进国际司法协助和交流合作。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试点依据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直接向外国中央机关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简化跨境文书送达、调查取证等程序,打造便利化诉讼模式。积极探索在互惠基础上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途径和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恪守国际公约义务,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严格适用公共政策,便利裁决跨境执行。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国际交流中心海南基地的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平台作用,开展援外培训和专题交流。支持筹办博鳌论坛国际司法分论坛,加强与国际成熟自由贸易港司法机构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善自由贸易港司法体制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申报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申报公告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议,现发布《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指南》,并就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发挥司法职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指南》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中央政法会议精神,在广泛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室、各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和专家委员会委员对于选题建议基础上,根据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经过专家论证,拟定了一批选题。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从中选择题目申报(选题的文字表述可做适当修改)或者参考选题自拟题目申报。只要符合《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强度等方面同样对待。无论是按《课题指南》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三、申报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案例理论研究应当以当前人民法院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对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具有较高的学术指引价值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案例应用研究应当针对审判执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工作思路或法律适用建议。
四、课题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2.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具体承担课题实质性研究工作;3.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或者已评定为高级法官,或者在审判执行岗位工作满五年在员额改革后担任主审法官,或者在人民法院工作满五年且具有法学研究生学历,或者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已经取得法学博士学位;4.申请人所在单位具有较强的法律学术资源和案例研究能力,并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承担项目管理职责。申请人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请。
五、申报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的资助额度为:重点课题8万元,一般课题5万元。申请人应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
六、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的完成时限不超过1年。
七、申报课题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2019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论证活页》(以下简称《活页》)要求,如实填写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三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为保证申报评审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评审会议召开前申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评审组专家或邀请评审组专家进行申报辅导。凡行贿评审专家者,一经查实将予通报批评;如获立项即予撤项,五年内不得申报。
八、申报课题全部实行同行专家通讯初评,初评采用《活页》匿名方式,《活页》论证字数不超过七千字,要按《活页》中规定的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九、申请人在承担课题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课题并及时提交研究成果;获准立项的《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最终成果实行匿名通讯鉴定,鉴定等级予以公布。在课题验收合格前,未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同意不得公开发表课题成果。违反规定的,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
十、课题申报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18年11月25日(以邮戳日期为准)。课题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须填写《申请书》和《活页》,并经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盖章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1号国家法官学院行政楼404室;邮编:100070)。《申请书》和《活页》等申请材料请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站www.court.gov.cn或中国司法案例网anli.court.gov.cn下载。寄送书面申报材料应使用WORD软件录入A4纸打印《申请书》、《活页》一式3份,单独包装标明“2018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并请同时将《申请书》和《活页》文档发送至电子邮箱sfalyjy@sina.com,邮件题目格式:申请人+课题名称。
联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赵文轩
联系电话:010-67559351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0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0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保证诉讼当事人进行庭审直播、录播请求权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审判公开",明确“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公开要求,统筹审判权运行的程序、依据、结果的全面依法公开,构建阳光司法机制。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人民法院庭审公开工作,全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第四大司法公开平台---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人民法院率先实现互联网庭审公开常态化。庭审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中心环节,经由直播或录播向全社会公开审理全程,以其更直观、更立体和全方位的特点,突破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成为司法公开最具宣教性的平台,相较于静止的、平面的和间接的已有司法公开,优势明显,呈现出“可视正义"。截至2018年6月20日,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庭审100万场,观看人次突破71亿。人民法院在庭审公开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实时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您提出“法院应当保障诉讼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不认罪的被告人申请进行庭审直播、录播的权利,并由法院对公开开庭审理但不允许庭审直播、录播的决定向诉讼当事人说明理由"的建议,充分肯定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庭审公开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高度符合法治精神。
与此同时,互联网庭审公开在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价值、司法秩序价值、司法民主价值、司法权威价值的同时,当事人各种权益因司法信息与司法过程的公开而公示于互联网空间。无论是刑事诉讼或民事、行政诉讼的参与主体,其名誉权、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相关信息不应过分暴露于公众视野,以防止对其社会交往、家庭生活、工作机会甚至回归改造等产生负面影响。诉讼主体情况,案由、具体案情、是否涉隐私及商业秘密等都是人民法院在庭审直播工作中需要权衡考量的方面。即便对不认罪的刑事被告人,犯罪方法、技术侦查手段、血腥暴恐情节,不认罪被告人是否可能通过直播录播利用舆论,干扰法庭正常审理秩序、损害司法实质公正,侵害被害人的权利等等,都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审慎考虑。
在缺乏完善法律规制的前提下,围绕互联网庭审公开的观点碰撞及其背后反映的权利冲突仍需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入探索。随着人民法院庭审公开工作进一步大力推进,我们将结合司法实践深入研究,适时出台制度性文件,其中将充分考虑您提出“赋予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不认罪的被告人更多的提起庭审直播至少是录播的权利"的建议,明确法院对公开开庭审理但不进行庭审直播、录播的决定,向被告人等说明理由,以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庭审公开行为,更好地促进实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02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25日)
一、刘玄龙、张建君等十五人盗伐林木案
二、马尕文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三、陈卫强、董伟师等盗掘古墓葬案
四、买自强等6人污染环境案
五、濮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山东巨野锦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六、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与封丘县龙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七、济南新时代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与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办事处鹊山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八、碌曲县人民检察院诉碌曲县水务水电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九、灵宝豫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诉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灵宝市大王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案
十、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诉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刘玄龙、张建君等十五人盗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被告人刘玄龙、张建君等十五人在位于子午岭腹地的连家砭林区内实施盗伐柏树、盗挖柏树根牟利等犯罪行为。被告人刘玄龙、王文喜先后盗伐66棵柏树,合立木材积为9.7709立方米;被告人张建君等八人先后盗挖柏树根40次,价值共计116.36万元;被告人袁建平帮助转移他人盗窃的柏树根11次,价值共计32.04万元;被告人丁慎保、齐登云先后购买他人盗挖的柏树根7次,价值共计20.04万元。
【裁判结果】
甘肃省子午岭林区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刘玄龙、张建君等十五人的行为分别构成盗伐林木罪、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到八年及缓刑一年到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30000元不等。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没有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伐林木引发的一起严重破坏生物资源和水土资源的刑事案件。子午岭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天然物种“基因库”,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中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林区,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对于稳定黄河水质和水量,保持水土稳定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盗伐林木是严重破坏林区生态资源的犯罪行为,本案的公开审理,有力地打击了破坏林区资源的犯罪行为,严厉惩治犯罪分子,亦增强了公众对林区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公众保护林区生态环境资源的责任感。
二、马尕文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被告人马尕文报案称自己的出租屋被盗,因所述被盗物品疑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公安机关在马尕文住所搜出众多野生动物制品,在盗窃马尕文住处的嫌疑犯手中亦缴获众多野生动物制品。经鉴定,涉案野生动物制品中除有证据证明系被告人马尕文合法购买的马鹿鹿鞭7根、马鹿鹿茸5支外,另有其非法购买所得的熊掌16个、鹿鞭6根、鹿筋52个、鹿尾巴7个、麝香7个、雪豹皮1张、鹿角1个、盘羊头1个、鹿肉1小袋、狼头2个等野生动物制品,涉案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总计665090元。
【裁判结果】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尕文违反国家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规定,明知雪豹、白唇鹿、林麝、马鹿、盘羊、棕熊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进行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马尕文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涉案野生动物制品除被告人合法购买的部分依法予以返还外,其余野生动物制品依法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没有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引发的刑事案件。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三江源地区作为青藏高原腹地,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多样,违法经营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时有发生,也因为非法交易利益的驱使,进一步导致了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频繁发生,危及了野生动物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本案所涉野生动物种类多、价值大,案件的审理对三江源地区违法经营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形成震慑,彰显了法院严惩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的决心,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陈卫强、董伟师等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到2018年4月,被告人陈卫强、董伟师等人在芮城县实施盗掘古墓葬行为,被盗墓葬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魏城遗址”保护范围内。被告人陈卫强、董伟师等盗挖出青铜鼎、青铜盨、青铜禾、青铜盘、青铜器及青铜器配件20余件,其中一件青铜禾以40万元的价格出售,一件青铜盘以22万元的价格出售。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盗墓葬均系两周时期墓葬,墓葬被盗造成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物的缺失,对两周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涉案青铜盘已被追缴,经山西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为一级文物。被告人陈卫强和董伟师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网上追逃期间,被告人陈国卫等人明知陈卫强、董伟师涉嫌犯罪,还将俩人送至四川,以期逃避司法机关追究。
【裁判结果】
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陈卫强、董伟师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多次伙同他人私自挖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魏城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古墓葬,造成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文物的缺失,二被告人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卫强、董伟师犯盗掘古墓葬罪,分别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和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二被告人违法所得十四万元予以追缴。被告人陈国卫等人的行为均构成窝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到拘役缓刑不等。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刑事案件。案涉被盗墓葬位于山西芮城的古魏城遗址保护范围内,属于黄河流域文化遗址群。遗址内分布着大量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是黄河流域古魏国地域文化历史的见证,具有重要保护价值。本案判决结合案涉盗掘墓葬的保护等级、盗掘的次数、盗掘文物的等级,以及盗掘行为对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文物缺失的危害后果,依法从重严处罚,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破坏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行为的决心,以及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传承的司法导向。同时,本案严厉惩处帮助盗墓者逃避法律责任的人员,对提高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具有教育指引作用。
四、买自强等6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4日,被告人买自强安排被告人尚小锋、贾建立、王梦光、高金明在被告人杨玉利位于孟州市南庄镇染色作坊内对羊皮染色加工中加入铬粉,将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桑坡村内公共排水沟。被告人杨玉利明知其羊皮染色作坊不具备处置铬液条件,仍将其作坊租给买自强用于羊皮染色加工,并收取费用。经鉴定,杨玉利染色作坊车间外排口所排废水中铬含量23.1mg/L、超过国家标准三倍以上,属于严重污染环境。
【裁判结果】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买自强等6人违反国家规定,对外排放废水总含铬量超过国家标准三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因被告人买自强、尚小锋、杨玉利从事的活动对环境具有直接的危害,对被告人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有关的经营活动。一审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买自强等人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不等,并处罚金;禁止被告人买自强、尚小锋、杨玉利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排污有关的经营活动。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没有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孟州市是黄河千里长堤“左岸0公里”的起点,也是黄河流出山区进入平原的第一市。孟州市南庄镇是亚洲最大的羊皮加工生产基地,由于生产工艺的特殊性要求,当地存在较大水污染风险,对黄河流域孟州段的水体保护构成严重威胁。本案对污染环境犯罪被告人依法适用了环境保护禁止令,禁止三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排污有关的经营活动,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至事前,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落实预防为主的原则,避免了生态环境损害的再次发生。
五、濮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山东巨野锦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山东省巨野锦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野公司)与河南精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众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含酸废水,交给没有处置资质的寇忠汉、寇自伟等人,后寇忠汉、寇自伟联系靳学建等人,将上述工业含酸废水通过靳学建所在的范县污水处理厂的暗管非法倾倒进河南省范县城市污水管网。经鉴定,工业含酸废水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范县污水处理厂不具备处理上述工业含酸废水的能力,废水中的危险物质被排入黄河支流金堤河内,对金堤河造成严重污染。经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评估,巨野公司非法倾倒的危险废物造成的地表水环境损害数额为358万余元、环境污染财产损害数额为11万余元、应急处置费为89万余元;精众公司非法倾倒的危险废物造成地表水环境损害数额为175万余元、环境污染财产损害数额为5万余元、应急处置费43万余元。
【裁判结果】
本案部分涉案主体因构成刑事犯罪,已经另案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巨野公司分二期先后支付治理费用459万余元和358万余元,精众公司分二期先后支付治理费用224万余元和175万余元;(二)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如二被告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明显降低环境风险,并经过第三方评估,两年内产生的污水均符合排放标准,且两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在协议生效后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向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抵扣第二期应支付款项,二被告所支付的技改费用等于或大于第二期应支付款项时,二被告不再支付第二期应支付费用;(三)二被告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费可向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抵扣第二期应支付款项的相应数额;(四)二被告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分别在国家级媒体上为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针对跨省非法倾倒工业废水污染黄河主要支流,严重危害黄河流域水体安全的违法行为在刑事案件后,另行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困难,由被告分期支付赔偿款,先期支付一部分环境治理修复费用、财产损失及应急处置费用,并积极进行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防范环境污染事故的技术能力,用技改资金折抵第二期环境治理修复费用,不仅最大限度地修复生态环境,而且积极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本案还探索了由涉事化工企业购买环境责任险折抵环境修复治理费用的责任承担方式。环境责任险目前并非化工企业强制购买的保险,通过购买此种保险,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将大大增强高风险化工企业修复生态环境的能力,最大限度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濮阳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是全国重要的化工基地,被告的非法倾倒工业废水的行为污染了黄河的重要支流金堤河,有关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检察机关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实现了刑事打击与民事赔偿的有效衔接,确保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
六、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与封丘县龙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5月23日,封丘县龙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润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将该公司2000余吨化工废液(经鉴定为危险废物)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人员倾倒至黄河封丘段主河道内,对黄河生态系统和公众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经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于2020年9月25日以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积极推动下,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与龙润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多次磋商,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一)龙润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金、评估鉴定费、专家等费用10291717元;(二)采取以金钱为主,其他方式为辅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分三期(年)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三)龙润公司为降低环境污染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资金投入,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资金奖补用于抵扣部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四)龙润公司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新乡市生态环境局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协议达成后,双方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经依法公告后审查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裁定确认协议有效;龙润公司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协议的,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赔偿协议经司法确认后,第一批赔偿款1587515元已支付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系向黄河封丘段主河道内倾倒工业废液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延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发挥磋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促成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同时,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企业经营现状,对于协议中采取灵活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予以确认。在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双方达成了三年分期支付赔偿款的协议,通过鼓励企业用技改资金折抵环境修复费用,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了企业防范环境污染事故的技术能力,进而实现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
七、济南新时代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与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办事处鹊山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办事处鹊山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济南市天桥区鹊华烟雨生态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与济南新时代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场公司)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将合作社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位于济南市天桥区鹊山东社区约176亩土地发包给农场公司,期限30年,承包费每亩每年1000元整,农场公司修建267个生态农业大棚及配套用房,出租后向专业合作社按一个大棚缴纳2000元费用作为合作利益所得。合同签订后,合作社将涉案土地交付农场公司,农场公司遂在涉案土地上建设了混浆混水砖墙及钢架结构式大棚、砖混结构管理房。2018年5月24日,济南黄河河务局执法部门向农场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农场公司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砖混结构管理房、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为由,作出行政处罚。2019年1月9日,农场公司诉至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居委会、合作社返还其此前交纳的租金90万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80万元。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农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承包土地恢复原状并返还合作社;居委会、合作社共同返还农场公司租金45万元,并赔偿农场公司损失8.78万元。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确认案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农场公司对土地恢复原状并予以返还,合作社以及居委会返还租金80万元,赔偿农场公司经济损失8.78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在黄河河道内土地上建设构筑物、建筑物导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的案件。为了保障黄河汛期河流的通畅,避免发生洪水泛滥,我国相关法律将黄河两岸的一定区域划为行洪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害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案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土地位于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建设生态农业大棚及配套管理用房,并实际采用了混浆混水砖墙及钢架结构,违反了防洪法上述禁止性规定。再审法院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合同效力作出正确认定,并合理分担双方责任,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八、碌曲县人民检察院诉碌曲县水务水电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8日,洮河上游明珠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珠公司)投资修建的阿拉山水电站开始发电投入生产。根据国家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相关规定,作为用水单位的明珠公司应无条件缴纳水资源费,但该公司未予缴纳。2011年4月18日,碌曲县人民政府责令职能部门追缴,但碌曲县水务水电局并未采取有效执法行为。在碌曲县人民检察院发出督促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诉前检察建议后,碌曲县水务水电局仅发出相应的执法文书,并未依法采取相应执法措施,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碌曲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改无效,国家利益仍处于被侵害状态,碌曲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甘肃省合作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至本案起诉时,明珠公司仍未缴纳水资源费,碌曲县水务水电局作为水资源费征收部门,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征收职责,但未采取相应有效的执法措施,未充分全面履行处罚和征收职责,导致国家利益仍处于被侵害状态,碌曲县水务水电局仍然有必要继续履行职责。判决碌曲县水务水电局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向明珠公司依法征收水资源费。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诉水务水电局未全面履行处罚征收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人民法院应当树立严格贯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理念,落实水资源有偿使用原则,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案中,碌曲县水务水电局未充分全面履行处罚和征收职责,导致国家水资源权益处于长期被侵害状态。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行政机关对长期不缴纳水资源费的水电站全面履行水资源利用监管和征缴法定职责,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切实落实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水资源节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
九、灵宝豫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诉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灵宝市大王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案
【基本案情】
灵宝豫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翔公司)在其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准的面积外自行扩建100余亩建设鱼塘,其所建鱼塘及附属设施位于河南省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养殖证到期后,灵宝市大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王镇政府)向豫翔公司发出整改通知,后又向豫翔公司送达拆除通知。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系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的内设机构,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亦两次向豫翔公司下发责令停止黄河湿地违法行为通知,并限期自行拆除其位于黄河湿地、河道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豫翔公司对该通知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2019年5月26日,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检察院向农业农村办公室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豫翔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保护黄河湿地安全。2019年5月29日,在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场、豫翔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大王镇政府委托有关人员对鱼塘进行贯通,清理建筑垃圾,恢复湿地。此后,豫翔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及大王镇政府于2019年5月强制拆除豫翔公司养殖设施等财产的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豫翔公司诉讼请求后,豫翔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豫翔公司在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建设鱼塘及其附属设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二条、《河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其鱼塘及附属设施应予拆除。在责令整改、实施拆除行为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办公室、大王镇政府履行相关告知义务,保护其程序权利,并充分考虑豫翔公司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豫翔公司损失,所实施的拆除行为合法。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支持地方政府加强黄河湿地保护的典型案例。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跨三门峡、洛阳、焦作三市和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面积680平方公里,是黄河八个重要湿地之一,对该区域沿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长期以来,黄河湿地内仍存在违规进行乱占、乱建等违法行为,对黄河湿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亟需依法进行整治。本案的执法和诉讼过程,反映出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协同配合,对黄河湿地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现象打出有力组合拳,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十、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诉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6 年以来,王晓红等在黄河河道上建设养殖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惠农区检察院)调查发现,上述养殖场的建筑未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属于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阻碍行洪建筑物、构筑物的乱建行为,违反了国家河道管理规定,严重影响黄河行洪、防洪安全;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以下简称惠农区农水局)对上述情况存在未履行监管职责的问题。惠农区检察院遂于2019年7月向惠农区农水局发出检察建议。2019年11月惠农区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惠农区农水局未依法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惠农区农水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恢复土地原状。2019年11月26日,惠农区检察院收到惠农区农水局回复并经实地查看后,认为惠农区农水局已经履行了对涉案养殖场的违法建筑设施拆除的法定监管职责,遂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保留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被告惠农区农水局未依法履行责令王晓红等拆除在惠农区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养殖场违法建筑的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违法占用黄河河道建设生产场所及居住房屋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阻碍行洪建筑物、构筑物的乱建行为,违反了国家河道管理规定,也严重影响行洪、防洪安全,对黄河两岸居民生活和生产安全造成潜在危害。本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行政主管机关行为违法,有效促使行政主管机关积极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法〔2019〕4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上海破产法庭的请示》(沪高法〔2018〕451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破产案件:
(一)上海市辖区内区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上海金融法院及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破产案件除外);
(二)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三)跨境破产案件;
(四)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本院以前的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1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女联合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女联合会:
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修订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选编了10件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各级检察机关、妇女联合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形成保护合力,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做深、做细、做实妇女权益保障各项工作,为更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2年11月23日
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1.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劳动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2.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3.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妇女就业歧视行政公益诉讼案
4.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红侵犯孕产妇生育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6.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低俗广告贬低损害妇女人格行政公益诉讼案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8.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涉家庭暴力妇女强制报告行政公益诉讼案
9.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反家庭暴力联动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隐私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劳动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妇女劳动权益 预防性骚扰 公开听证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用人单位未充分保障孕期、哺乳期妇女休息权益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建立协作配合机制,推动构建妇女劳动权益保障齐抓共管格局。
【基本案情】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多家超市、商场等女职工较多的单位存在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不到位的问题,如未保障哺乳假,对怀孕、哺乳期女职工安排加班、夜班;未组织定期体检,未将体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未承担全部体检费用;未制定或落实预防、制止女职工在劳动场所遭受性骚扰的制度,损害了广大妇女劳动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至7月,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渭城区院)围绕损害妇女劳动权益问题,以“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社会调查,并于7月5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7月7日,渭城区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渭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渭城区人社局)、渭城区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渭城区妇联)参加,并邀请政协委员作为听证员,围绕相关用人单位是否依法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等问题进行论证,形成了行政机关应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听证意见。听证会结束后,渭城区院于同日向渭城区人社局公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依法保障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
2022年8月底,渭城区人社局回复称,已约谈了4家涉案超市、商场,就检察建议中涉及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并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是保障孕妇、哺乳期女职工合理休息时间,减轻工作量,禁止加班、夜班;二是落实体检规定;三是建立并公示防止职场性骚扰制度,确定专门人员处理此类纠纷。
2022年9月,渭城区院跟进监督发现,各用人单位均已经按要求整改到位,已安排哺乳期女职工休哺乳假,共组织110名女职工体检,组织全体女职工学习劳动权益保障法规政策,公示了防止女性职场性骚扰制度,某超市还将性骚扰列入奖惩制度当中,对性骚扰行为制定严格的惩处规定。同时,渭城区院针对调查阶段发现的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意识淡漠等问题,制作了妇女权益保护普法宣传视频,联合渭城区人社局、区妇联开展普法宣传,辖区主要商场、超市均完善了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工作。
办案过程中,渭城区院坚持以个案办理推动综合治理,与渭城区妇联联合印发了《建立妇女权益保障协作配合机制意见》,在线索移送、司法救助等多方面达成合作意见;联合设立“渭城区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站”,选聘60名街办和社区工作者作为联络员,建立起“渭城区—街道—社区”三级全覆盖的妇女权益保障网格化管理机制。该机制建立以来,已接待来信来访妇女120余人,救助符合条件的妇女28人,发放救助金15万余元。
【典型意义】
劳动权益是一项重要的妇女权益,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本案中,检察机关以社会调查为基础,以公开听证为切入点,通过办案促进溯源治理,以“我管”促“都管”,推动形成检察监督、行政执法、妇联组织、用人单位等四方联合保障妇女劳动权益的合力,着力解决身边被漠视的妇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益心为公”志愿者 溯源治理
【要旨】
针对企业未依法保障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强化与妇联协作配合,充分发挥“益心为公”志愿者作用,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设立妇女权益维权站、开展司法救助、建立长效机制等方式,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域内四家大型超市聘用女职工比例高达93%,存在着未依法为女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未按规定对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女职工给付3倍工资、未在三八妇女节给女职工放假半天、违规安排哺乳期女职工值夜班等行为,侵害了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调查与督促履职】
2022年年初,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纳雍县院)与纳雍县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纳雍县妇联)联合开展“妇女合法权益保护”专项监督活动,发现该案线索,并于2022年4月28日立案。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向妇联具有专业背景的“益心为公”志愿者进行咨询,通过现场走访、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及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查明纳雍县域内四家大型超市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纳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纳雍县人社局)未依法履职,导致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遂向纳雍县人社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纳雍县人社局全面履行监管职责,针对发现的问题依法进行整治,并对辖区内女性劳动者集中的用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维护女职工的劳动权益。
纳雍县人社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督促涉案的四家超市依法缴纳女职工社会保险共计15.6万元;对节假日加班女职工补发工资共计7300元,并发放价值4600元的慰问品;禁止超市违规安排孕妇、哺乳期女职工加班、值夜班。通过排查,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对侵犯妇女权益的企业纳入黑名单,强化对妇女用工企业的监督管理。
2022年5月24日,纳雍县院联合县妇联、县人社局对全县30余家重点妇女用工企业开展法治宣传。6月8日,纳雍县人社局组织涉案的四家超市召开集体约谈会,并邀请纳雍县院现场开展法律培训,促进企业依法用工。办案过程中,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权益保护,纳雍县院与纳雍县妇联会签《关注困难妇女群众,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机制,就搭建救助平台、关爱困难妇女群体等工作达成共识,结合正在开展的“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为涉案超市病困女职工李某某申请司法救助金1万元;与纳雍县人社局共同建立妇女维权工作站,设置并公告妇女维权电话,开设妇女权益保护“绿色通道”。维权站成立至今,已收到侵害妇女权益线索30余件,涉及妇女51人,欠薪总额55.9万元,目前已解决14件,涉及妇女21人,涉及金额共计34.2万元。
2022年8月11日,纳雍县院邀请纳雍县妇联“益心为公”志愿者、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共同到涉案四家超市持续跟进“回头看”,并对案件办理成效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全面履职,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建议对该案依法终结。检察机关经审查,于2022年8月12日对该案依法终结。
【典型意义】
妇女依法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是妇女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权益的基础。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用人单位未依法保障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的行为,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加强与妇联的协作配合,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切实整改,并联合建立妇女权益保护“绿色通道”,以个案推动完善长效机制,促进溯源治理。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妇女就业歧视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性别歧视 网络招聘服务平台 系统治理
【要旨】
针对网络招聘服务平台违规发布歧视女性招聘信息的问题,检察机关以反就业歧视为切入点,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对相关用人单位进行监管,对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审核机制督促整改,推动溯源治理,切实维护妇女平等就业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北京市海淀区部分用人单位在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上发布含有“男士优先”“限男性”等性别歧视性内容的网络招聘信息,海淀区某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提供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为服务方式,在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含有性别歧视性内容的网络招聘信息进行平台发布,未尽到审核义务。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妇女平等就业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开展“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平等就业”专项活动,依托构建的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就业歧视公益诉讼线索发现模型,对北京各大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开展大数据筛查,发现海淀区4家用人单位在发布招聘平面设计学徒、现场代表、客服经理等工作岗位时,岗位要求中存在“男士优先”“限男性”等性别歧视性内容,于2022年4月6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进一步调查发现,在海淀区某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营的大型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上,有13家外省市用人单位存在发布性别歧视网络招聘信息的违法行为。北京铁检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淀区人社局)负有监管职责。2022年4月20日,北京铁检院与海淀区人社局召开座谈会并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行政机关对存在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及未尽审核义务的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依法查处,健全网络招聘服务监管机制,加大对辖区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网络招聘服务的监管力度。
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积极开展整改工作:一是对4家用人单位逐一核查,督促用人单位对发布的网络招聘信息进行修改,删除性别歧视性岗位要求;二是督促涉案的某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其发布在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上的网络招聘信息自行全面筛查,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信息,并对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分阶段开展三轮检查,确保该机构在平台发布的169家企业的网络招聘信息合法,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在辖区内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规范经营自查行动和“以案释法”法规宣讲活动,切实保障辖区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规范化、专业化经营;四是通过督促机构自查自改和“双随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辖区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常态化监管。
收到行政机关书面回复后,北京铁检院积极开展跟进监督,通过网上核实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确认相关违法情形已经消除,社会公益已得到有效维护。2022年7月,北京铁检院与海淀区人社局召开座谈会,就检察建议整改、后续监管等情况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促进妇女就业、维护社会公益。
【典型意义】
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妇女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是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的必然要求。随着网络招聘模式的逐渐普及,妇女就业歧视的违法行为更趋隐蔽,给行政机关监管、妇女就业维权带来一定困难。本案中,检察机关从网络招聘服务平台的监管盲区入手,依托大数据筛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激发行政机关监督执法主动性,规范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审核管理职责,有效避免歧视性招聘信息的发布,拓宽妇女就业渠道,注重溯源治理,推动形成妇女权益保护合力,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协同共治 “益心为公”志愿者
【要旨】
针对辖区内企业残疾人招聘涉嫌性别歧视问题,检察机关借助“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力量,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精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纠正整改,共同维护残疾妇女的平等就业权。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上海市松江区的上海某置业公司、上海某园林公司在面向全区残疾人推出的就业招聘中对岗位性别进行了限定,限招男性,然而岗位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未充分保障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一名“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松江区院)反映,近期本区残疾人线上专场招聘中,部分招聘岗位指向性明显,涉嫌性别歧视。松江区院迅速研判并调查核实,发现该招聘活动系2022年松江区国有企业招录残疾人线上专场招聘,旨在帮扶残疾人就业。招聘启事中有企业岗位设定性别限制,岗位信息显示:上海某置业公司招聘招标审价员1人,性别男,岗位要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爱岗敬业,品行端正;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类相关或相近专业;具有5年以上招标审价工作经验。上海某园林公司招聘绿化修剪工1人,性别男,岗位要求是熟悉园艺修剪,能够适当从事体力劳动。松江区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岗位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却限招男性,侵害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22年5月30日,松江区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取证。
2022年6月8日,松江区院举行线上公开听证会,邀请区人社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国资委)、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及用人单位代表共同参与听证,就公益侵害事实、如何保护妇女平等就业权等问题开展探讨并取得共识,一致认为涉案企业积极落实帮扶残疾人群体就业值得肯定,但在招聘岗位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仅限招录男性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未充分保障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听证会结束后,松江区院依法向区人社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保障残疾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定监管职责,并协同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规范辖区内企业单位招聘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松江区院向区国资委、区残疾人就业促进指导中心分别制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辖区国有企业招聘工作的提示函》《关于进一步优化辖区残疾人就业指导工作的提示函》,提示规范招聘信息征集、发布流程管理,凝聚多部门工作保护合力。
各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或提示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整改。区人社局回函表示,已第一时间约谈涉案企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就规范辖区内企业单位的招聘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区国资委回函表示,已删除原招聘链接并重新制作后予以发布;区残疾人就业促进指导中心回函表示,已向各街镇残联下发通知,取消性别限制,延长报名时间,同时优化招聘工作流程与机制,截至目前已有残疾女性报名。
收到回函后,松江区院通过线下上门走访、线上调查核实等方式进行跟进监督,确认了相关整改事实,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溯源治理,松江区院与区妇女联合会建立工作机制,全方位保护残疾妇女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国家高度关注残疾人就业,2022年全国助残日主题就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围绕残疾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开展公益诉讼,依法向主管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及时纠正违法招聘行为、消除就业歧视。既立足残疾人弱势群体保护,也着眼妇女平等就业权保障。同时,坚持以“我管”促“都管”,注重拓展办案效果,分别向相关部门发出工作提示函,督促其进一步优化就业招聘工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保护残疾妇女合法权益的治理格局。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红侵犯孕产妇生育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孕产妇生育信息 妇女人格权益 公益损害赔偿金
【要旨】
针对孕产妇生育信息被泄露、滥用的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公益损害赔偿责任,并建立公益损害赔偿款财政专用账户托管机制,全方位保护公民个人健康生理信息。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20年期间,被告王某红利用自己在江苏省滨海县某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便利,为获取非法利益向他人提供孕产妇、新生儿等生育信息计25124条。上述信息被转售给当地母婴店和儿童摄影馆,用于定向推销母婴产品、新生儿照相等产品或服务。王某红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33200元。
【调查和诉讼】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滨海县院)在履职中发现本案线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并围绕被泄露信息是否属于健康生理信息、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等问题进行重点调查。此案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检察机关就管辖权、赔偿数额、公益赔偿金使用等问题加强研究,与相关部门形成“刑事处罚+民事赔偿”同步处理的共识。同年4月15日,滨海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妇女代表等作为听证员,就如何保护妇女儿童个人信息、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等开展广泛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应主动履职,提起公益诉讼,最大程度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2021年4月22日,滨海县院向滨海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依法追究王某红刑事责任的同时,请求判令王某红承担民事赔偿金33200元,并在地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21年11月2日,法院以王某红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判决王某红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三万三千二百元,并在本市市级以上媒体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同时,滨海县院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出台《关于加强公益赔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公益损害赔偿款财政专用账户托管机制,专设财政代管账户,并就利用公益损害赔偿金开展保护妇女儿童公益活动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损害赔偿金已执行到位并存入财政代管账户。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医疗机构存在泄漏公民个人信息隐患问题,滨海县院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卫健委)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现有的孕产妇信息泄露隐患,从制度建立、设备更新、人员管理等方面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机制。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卫健委立即召开全县医疗机构警示教育大会,签订信息安全保密责任状,建立孕产妇、新生儿信息专人保管、“双人双密”的保护制度。
【典型意义】
孕产妇生育信息属于个人健康生理信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保护的有重要价值的公民个人信息。生育信息数据庞大,一旦泄露易引发针对妇女的电信诈骗、定向促销、人身骚扰等多种关联违法犯罪活动,给相关家庭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本案中,检察机关在通过刑事检察从严惩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同时,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相关行业领域整治,设立公益损害赔偿金专用账户,构建多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共同维护孕产妇生育信息安全。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低俗广告贬低损害妇女人格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低俗广告 妇女人格权益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企业通过发布含物化矮化女性或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低俗内容的广告进行恶意营销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企业广告违法行为,推动开展区域内行业整治,引导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1日,江西某公司委托某科技公司对妇炎洁女性个护保养系列产品提供运营、策划、推广、销售等服务。2022年4月30日,该科技公司在天猫妇炎洁官方旗舰店推广销售“妇炎洁玻尿酸玫瑰滋养洗液”产品时,在商品详情页面的广告宣传中使用“洗出‘少女粉’”“黑!暗沉发黑,遭伴侣嫌弃”等大量低俗、恶俗、媚俗用语,贬损妇女人格尊严,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19日,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上述线索,并移交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樟树市院)办理。同年5月23日,樟树市院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调取了涉案产品生产销售、广告制作发布等证据材料,查清了案件基本事实。为准确界定涉案广告性质,检察机关委托妇科专家出具意见,专家意见认为普通洗液产品无法达到该广告宣传的效果,会误导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产生错误认知。樟树市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樟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樟树市市监局)具有广告监督管理、妇女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职责。
2022年6月20日,樟树市院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樟树市市监局、妇女联合会、相关公司以及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参加,主要围绕涉案广告的违法性、危害性以及制发检察建议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该广告包含低俗、引人误解内容,损害了广大妇女权益,应当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听证会结束后,樟树市院向樟树市市监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发布贬低、侮辱妇女人格等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法广告的行为及时查处,并督促企业切实消除对广大妇女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时,对辖区内经营单位已发布广告进行全面排查并加强对本行政区内广告的日常监管。
樟树市市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依法履职,对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涉及低俗广告的产品全网下架,并对2家涉案企业分别作出80万元、50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辖区内经营单位涉及广告发布、产品审批报备等项目进行重点检查,先后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检查各类日化品、医疗器械、医疗产品等经营主体300余家,共立案查处4起违法广告,责令10余家企业进行整改;向全市生产企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发出《规范商业营销宣传的提醒告诫书》,引导企业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切实做到合法经营。
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协同行政机关持续跟进涉案企业整改进展,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相关企业已主动发起和参与多项妇女权益保障公益性活动,并捐赠245万元用于疫情防控。目前,涉案企业已主动配合整改,依法下架相关产品,并通过解聘、降薪等方式追究了20余名涉案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案件反映的企业监管漏洞,积极开展合规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建设。江西某公司专门增设企业合规经理岗,制定完善公司宣传管理规章制度,积极适应市场化、法治化发展需要。
【典型意义】
妇女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企业发布贬损女性人格的低俗产品广告误导大众,不仅违背公序良俗,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损害了广大女性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专家意见、公开听证结论,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约谈企业并责令下架相关产品,开展低俗广告专项整治活动,促进行业自律,引导企业合规发展,规范广告发布等经营行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妇女财产权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基层政府违法收回“外嫁女”土地、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基层政府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履行主体责任,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切实解决辖区内类似侵犯妇女合法权益问题。
【基本案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温泉县甲镇某村村民周某兰、周某红分别于1987年2月、1989年1月外嫁至博州博乐市乙镇,并将户口随迁至该镇。户籍迁出后,甲镇人民政府遂将二人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每人7.2亩,共计14.4亩),而乙镇人民政府未向周某兰、周某红分配相应土地。二人为此多次向甲镇、乙镇、温泉县农业农村部门反映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宜,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2月15日,博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博州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周某兰、周某红救助申请,控申部门将案件线索移交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博州院利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将该案线索交温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温泉县院)初查。经初步查明,2020年9月3日,温泉县农业农村部门针对周某兰、周某红反映事项,认定甲镇政府依据其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五统一”服务的意见》,收回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并将该事项交由甲镇政府依法予以妥善处理。2021年2月8日,甲镇政府作出维持收回周某兰、周某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见。同时,温泉县院还发现其他乡镇也存在类似情况,涉及“外嫁女”百余人。2021年11月26日,经报上级检察机关同意,博州院针对上述可能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2021年12月13日,博州院组织博州和温泉县两级农业农村局、温泉县人民政府、甲镇政府、乙镇政府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博州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加,博州纪委监委、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司法局、信访局等部门列席。听证会上,博州妇联表示,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予以保护。博州纪委监委表示,行政机关应依法行政,不能因为案涉问题涉及面广、涉及人数众多就久拖不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人大代表认为,检察机关召开听证会非常有必要,对职能部门未能依法履职的情形应当依法监督。经听证代表合议,一致认为收回“外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听证会结束后,博州院分别向甲镇政府、博州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甲镇政府纠正违法行为;建议博州农业农村局开展专项调查,对辖区内类似情况全面摸排,并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做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后,博州农业农村局、甲镇政府积极履职,并及时与当事人沟通协商。在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下,检察机关分别于2021年12月17日和27日组织两次案件协调会,推动解决周某兰、周某红反映问题。博州农业农村局开展专项调查,经全面摸排分析,决定将类似问题引导启动仲裁程序。经协商,甲镇政府返还周某兰、周某红原一轮承包土地,并逐年支付该土地统一发包的承包费用,期间土地由甲镇某村实行规模化连片经营管理,周某兰、周某红享有土地的收益和流转等权益。同时,甲镇政府废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五统一”服务的意见》。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妇女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任何村(居)民自治条例、决议等地方性政策规定,都应当依法制定,不得违法剥夺妇女合法权益。本案中,周某兰、周某红等“外嫁女”在未获得嫁入地分配土地之前,原户籍地基层政府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以公开听证、检察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对涉及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并推动了区域内同类问题的综合治理,起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有效维护了农村妇女合法权益。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涉家庭暴力妇女强制报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家庭暴力 妇女生命健康权益 医疗机构强制报告义务
【要旨】
针对医疗机构未履行发现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妇女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报案义务,且行政机关存在监管缺失,致使受家暴妇女权益被侵害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督促、协同相关责任主体履职尽责,推动构建联防联动的涉家庭暴力妇女保护体系。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24日,江苏省宝应县金某某亲属至宝应县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反映,称金某某(智力残疾四级)被丈夫郝某某殴打致伤。医疗机构就诊证明显示:金某某受暴力后全身多处瘀斑、肿胀,诊断病情为“多发性击打伤”。经初步了解,接诊医院发现残障妇女遭受暴力殴打而未报警。进一步调研发现,县域近87%的医疗机构未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1月,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应县院)与县妇联共同开展“消除对妇女家暴、维护妇女权益”专项行动,采用综合调研、数据对比等方式,查阅全县近三年涉妇女家暴样本1000余份,发现存在公安机关处理警情不到位、卫生部门监管不严等问题,排查出“金某某疑遭家暴”等3条重点线索。宝应县院研判后认为,应当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督促相关责任主体依法履职。2021年11月11日,宝应县院与公安机关进行磋商,促成其对相关施暴者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
宝应县院进一步核查发现,金某某有智力残疾,就诊时医务人员已诊断其因暴力导致多发性击打伤,但医疗机构及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的报告义务。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县域内多数医疗机构均不知悉对此类情形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宝应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卫健委)负有监管职责却未采取有效监管措施,侵害了妇女合法权益。2022年2月24日,宝应县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2022年3月1日,宝应县院向县卫健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第二十五条等规定,对涉案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作出相应处理,组织开展专题教育培训和考核检查;建立健全全县医疗机构受家暴妇女接诊处置强制报告工作流程;加强与相关责任单位协作配合,完善联动保护工作机制。
县卫健委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开展强制报告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督查,对强制报告执行不力情况予以通报并约谈相关人员;开展类案研判,出台《医疗机构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和妇女遭受家暴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工作流程》,并对全县医护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召开落实“强制报告”机制圆桌会议,协同宝应县院、妇联、公安、民政等部门,搭建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进度通报、结果汇总的工作平台,覆盖全县19家公立医疗机构、13家民营医疗机构及责任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相关责任主体履职意识,完善反家暴治理机制,宝应县院联合县监察委员会、法院、公安、卫健委、妇联等部门出台《关于在消除对妇女家暴维护妇女权益工作中加强协作的实施意见》,构建受家暴妇女权益一体化保护联盟。同时,针对在跟进监督过程中发现金某某患有智力残疾、离婚后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宝应县院依据《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的规定,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3000元;针对发现的因政策信息渠道闭塞导致残疾人不能及时享受国家、地方救助的问题,宝应县院与县残疾人联合会、民政等部门沟通,建议开展专项排查。促成责任部门将金某某纳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每月发放补贴148元。
【典型意义】
家庭暴力是“社会公害”,需要协同共治。本案中,检察机关加强与妇联协作配合,以个案线索为突破口,通过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落实发现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妇女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时的强制报告制度。针对地方反家暴治理机制“碎片化”现状,检察机关争取地方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推动建立多职能部门联动协作机制,体现了公益诉讼检察凝聚各方合力、促进系统治理的独特制度价值。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反家庭暴力联动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家庭暴力 妇女生命健康权益 磋商 溯源治理
【要旨】
针对个案中反映出有关部门在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惩处、协作等方面的不足,检察机关通过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格局,灵活采用磋商等办案方式,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联动履职,切实保障涉家庭暴力妇女的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1年9月以来,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无业人员李某(化名)因索要钱财未果,多次殴打妻子马某(化名),并通过摔马某手机等方式威胁马某不许向他人求助。马某曾以报警、联系社工等方式向有关部门求助,但有关部门未充分告知其救济途径和权利,对李某以劝解、口头警告为主。马某因长期受到李某的威胁和殴打,为躲避家暴曾与三个女儿短暂露宿街头,身心遭受较大伤害,其合法权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3月,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城区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中发现本案线索,经逐级请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东省院)同意,决定作为行政公益诉讼以事立案。省市县三级院坚持一体化办案,广东省院与省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开展座谈听取意见建议,清远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远市院)制定专案推进具体方案,并指导清城区院依法开展调查。清城区院通过走访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了解到马某多次向有关部门求助,但有关部门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全面依法收集证据,权利告知不充分,联动单位未及时通报、转介、跟进,基层组织未及时排查上报,采取的制约措施力度不足。同时,清城区院通过走访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妇联、公安等单位,进一步调查核实辖区内家暴案件情况及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发现当地存在制发家暴告诫书、给予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案件数量相对偏少,在联动履行反家庭暴力惩处、服务、宣传、监督等职能方面存在堵点,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存在漏洞,以妇女为主的家暴受害人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
2022年7月20日,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清远市院、清城区院组织清城区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妇联、公安等单位,召开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磋商座谈会,邀请人民监督员代表参会并发表意见。会议明确了各参会单位的职责分工,对10项加强联动的具体举措达成共识。随后,清城区院和区妇联牵头组织公安机关、属地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听取马某诉求,共同协调处置方案。公安机关重新跟进并全面收集家暴证据,依法对施暴者予以训诫,民政部门安排社工对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清城区院联合区妇联对马某母女实施司法救助。目前,马某一家已回归平静生活,李某与其共同经营水果摊,未再发生家暴事件。
为进一步深化办案效果、建立长效机制,清远市院与市妇联签订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清城区院和区妇联牵头组织相关单位举办反家庭暴力妇女权益保障联动履职沙龙。清城区妇儿工委牵头完成了《清城区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联动机制》的修订工作,搭建了法院等7个单位的联动履职信息共享平台;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出台了处置家庭暴力警情工作规范和反家庭暴力“九个一”工作方案。清城区妇联牵头各职能部门完善反家庭暴力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集预防、处置、救助为一体的家暴案件绿色通道。
【典型意义】
妇女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对不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职责等侵害不特定多数妇女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本案中,针对当地反家庭暴力工作存在的“九龙治水”问题,检察机关探索通过公益诉讼以“我管”促“都管”,主动与妇联组织加强协作,共同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履职,促进形成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反家庭暴力工作格局,营造了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妇女隐私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共场所 妇女隐私权益 公开听证 跟进监督
【要旨】
针对公共场所中更衣室、卫生间等私密区域违法安装监控设备,侵犯妇女隐私权益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运用公开听证、检察建议、联席会议等方式,开展全过程、跟进式监督,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深入推进公共场所妇女隐私权益专项保护,织密织牢妇女合法权益防护网。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22年3月,浙江省嘉善县某公司在女性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女更衣室内安装监控摄像头,并通过公共大厅监控显示屏实时显示更衣画面。因监控摄像头安装在更衣室角落隐蔽处,部分女性员工就职时间较短未及发现便已离职,部分女性员工心存顾虑选择沉默,负有监管责任的行政机关在日常检查中更多关注场所公共安全。近十年间,公司数百名女性员工更衣过程被摄像头拍摄记录并在公共区域显示,严重侵犯妇女隐私权。
【调查核实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嘉善县院)在办理杨某某涉嫌盗窃案中发现,作为证据移送的视听资料来源于嘉善某公司安装在女性员工更衣室内的视频监控。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收到线索后立即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该公司于2013年将带有储物功能的房间用作女性员工更衣室,因员工流动性较大,出于治安安全考虑,在未事先征得女性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在该更衣室角落处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事后亦未告知女性员工。该视频监控画面与其他开放区域的监控画面均在人流量较大的休息大厅显示屏上实时切换显示,女性更衣全过程被清晰记录,妇女隐私权持续受到侵害。另调查发现,辖区内多处公共场所均未将监控设置情况进行备案,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共场所监控设备安装管理存在监管盲区。
2022年3月4日,嘉善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文旅部门等相关部门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5名听证员,就公共场所妇女隐私权保护中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划分、检察监督依据、如何跟进监督等问题开展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在女性私密更衣场所安装监控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行政主管部门需加强常态化监管,检察机关有必要跟进监督。同日,嘉善县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辖区内公共场所中涉及个人私密活动的区域进行排查,同时建议由相关部门明确向社会公布禁止安装监控设备的场所和区域,杜绝类似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2022年4月29日,相关行政机关作出书面回复,表示已按照检察建议内容依法履职,拆除涉案公司违法监控摄像设备,并对县域范围内所有公共场所监控设备安装情况开展了为期两周的专项检查。6月2日,嘉善县院牵头县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县总工会、县公安局等十部门召开全县妇女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对县域内80余处公共场所妇女隐私权益保护情况开展“回头看”,发现侵犯隐私权线索2条,均及时移送行政机关查处,实现了以点带面、全面监督的效果。6月9日,嘉善县院与县妇联会签《关于建立公益诉讼配合协作机制》,构建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八个方面妇女权益协作保护体系,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保护的有效衔接。
【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商场等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的情况已十分普遍,公共场所隐私权益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关注妇女权益保护的盲点和难点,精准把握“公共安全”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等职能作用,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尽责。同时,注重整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力量,全方位促进公共场所妇女隐私权益保护协同共治,切实增强广大妇女的幸福感、安全感。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9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98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法院处置被执行财物不经评估直接拍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评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先后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和《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号)三个司法解释,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办理流程,同时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实践中,委托评估存在暗箱操作、时间过长、评估价过高或过低等一系列问题,是引发申诉信访的主要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建设网络查控系统和失信惩戒系统解决了查人找物的问题,通过建设网络司法拍卖系统解决了财产处置的问题,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降低了执行工作成本。目前,评估工作作为财产处置的前置环节,已成为影响执行工作效率,制约执行工作的瓶颈。鉴于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执行工作实际,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18年6月经审委会讨论通过,将于近期发布。
《规定》主要是针对目前人民法院在处置财产过程中突出存在,且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又缺乏明确规定的问题,以提高财产处置效率、减轻当事人负担、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规范。《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四种方式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除一方当事人拒绝议价或者下落不明外,当事人可以对拟处置的财产议价。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的议价结果一致,且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议价结果即为参考价。通过协商的方式议价,既尊重了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又节省了评估时间和费用。当事人议价具有争议少、零费用的特点。当事人议价不能、不成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且财产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确定参考价时财产所在地的相关机构进行询价,主要是向税务、住建等具有公信力的国家机关进行询价。定向询价具有用时短、零费用的特点。定向询价不能、不成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财产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且具备网络询价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进行询价。网络询价具有贴实际、费用低的特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委托评估、双方当事人要求委托评估或者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期限内均未出具网络询价结果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这样既符合法定委托评估的要求,也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还符合客观实际,即其他方式未能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采取委托评估的方式。
所有的财产(符合网拍条件的),最终都要通过网络司法拍卖,通过市场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然而,即便是网络司法拍卖也要确定起拍价,法院不能任意确定起拍价。所以,还是要通过一个公认的方式,确定财产处置的参考价。实践中有部分被执行人为了规避执行,经常玩“失踪",致使无法进行议价。有的被执行人为了达到高价以物抵债或不让财产被卖掉的目的,在议价时经常把价格定得很高。因为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的规定,二次拍卖流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动产和不动产都是两次拍卖),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即便是二拍流拍后,进行变卖的,如果变卖不成,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财产要退还被执行人。有的被执行人以协商议价为由,达到其拖延执行的目的。有的财产没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即便是向税务、住建部门咨询,也是无法获取其价值或价格。所以,尽管定向询价用时短、零费用,但并不是所有财产都适用。还有,虽然我们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大数据搜索的方式查询到诸多事情。但是,这是建立在有相关数据的基础之上,目前,基本上通过网络可以询价的财产还仅限于房屋、车辆。所以,通过这个贴实际、费用低的方式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明确规定,涉及国有资产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评估。正是考虑到实际上存在上述问题,所以才确定了四种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方式。这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加大不经过评估直接拍卖被执行物种类和数量,将评估被执行物手段仅作为一个补充的想法也是基本相符的。
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规定》对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不但规定了四种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方式,还明确规定了每种方式的适用条件;不但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办理程序,还明确规定了办理期限;不但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对询价报告和评估报告进行审查,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等发送报结的方式和要求;不但规定了当事人等提出异议的范围和期限,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和处理异议;不但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还规范了当事人和定向询价机构、网络询价平台以及评估机构的行为。有各地法院的有益尝试作参考,有现代科技的信息化手段作依托,建立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新模式,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行为,对解决传统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定》的出台,势必会大大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特别是财产处置效率,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关于对依法惩处采用“软暴力”实施犯罪的规定,依法办理相关犯罪案件,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提出如下意见:
一、“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二、“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通常的表现形式有:
(一)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
(二)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
(三)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
(四)其他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软暴力”手段。
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实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违法犯罪手段,应当认定为“软暴力”。
三、行为人实施“软暴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
(一)黑恶势力实施的;
(二)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以及因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又实施的;
(四)携带凶器实施的;
(五)有组织地实施的或者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六)其他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情形。
由多人实施的,编造或明示暴力违法犯罪经历进行恐吓的,或者以自报组织、头目名号、统一着装、显露纹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暗示方式,足以使他人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
由多人实施的,只要有部分行为人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情形的,该项即成立。
虽然具体实施“软暴力”的行为人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但雇佣者、指使者或者纠集者符合的,该项成立。
四、“软暴力”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以及《指导意见》第14条“恶势力”概念中的“其他手段”。
五、采用“软暴力”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威胁”、《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三次以上寻衅滋事行为既包括同一类别的行为,也包括不同类别的行为;既包括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六、有组织地多次短时间非法拘禁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他人三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四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应当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七、以“软暴力”手段非法进入或者滞留他人住宅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处罚。
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九、采用“软暴力”手段,同时构成两种以上犯罪的,依法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根据本意见第五条、第八条规定,对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先前所受的行政拘留处罚应当折抵刑期,罚款应当抵扣罚金。
十一、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
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十二、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92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92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知识产权案件建立案例发布制度以加强示范引领导向作用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知识产权局,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对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引导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良好氛围、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案例指导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高度重视案例发布与指导工作,已经形成常态化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断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
一、建立健全案例发布常态化机制
人民法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构建了以指导性案例、十大案件、50件典型案件、案件年度报告为主体的知识产权案例发布长效机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产法院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进一步依托研究基地,借助司法改革中专门法院的体制机制优势,探索在个案中参照指导性案例,开展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工作的理论化、规范化、信息化和开放化建设。制定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实施细则。各级法院都高度重视对典型案例的学习,注重在类案审理中参照指导性案例,积极在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中援引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作为说理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建立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建设,促进案例数据库的开放共享。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24批139件指导性案例,其中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是各类案件中占比最高的。此外,“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期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五十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等,进一步发挥新型、疑难、复杂案件规则引领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初步形成常态化的案例指导制度。2019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并制定《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试行)》,明确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条件、效力、发布主体、遴选推荐和审议程序等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设立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组织地方开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推荐工作,目前正在组织推荐,预计年内将发布第一批案例。
二、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指导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典型案例的宣传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宣传报道、提升典型案例的社会认知度,引导社会公众遵守裁判规则,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连续出版十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并编辑《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与参考》《知识产权审判动态》等刊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注重扩大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以中英文双语出版《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典型案例集·中国卷(2011-2018)》等书籍,并在日内瓦总部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知识产权法官论坛期间举行新书发布活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法律顾问庞德科出席活动并致辞。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完成中央电视台法治中国说第三季《大法官说——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节目的策划、组稿、录制、播放等一系列工作。据统计,近5000万观众第一时间收看直播,相关的新闻报道逾千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获得社会积极评价。
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信息发布工作,每年组织召开10场以上新闻发布会,围绕《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出台,邀请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解读宣传。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一报四刊"“两微一抖"知识产权宣传主阵地作用,在《中国知识产权报》推出专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中国专利与发明》《知识产权》《创意世界》《专利代理》等期刊,围绕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组织重大选题,推出典型案例系列报道。加强与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合作,开设“以案说法"等特色栏目。
在与您的电话沟通中,您还提出希望在案例筛选发布过程中,能够听取多方意见建议,特别是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邀请社会多方参与,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先后受理同一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审查起诉期限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高检发释字〔2022〕2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先后受理同一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审查起诉期限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已于2022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1月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1月1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先后受理同一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审查起诉期限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
(2022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八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你院《关于互涉案件如何起算审查起诉期限的请示》(苏检发三部字〔2022〕2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监察机关、侦查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间不一致,需要并案处理的,审查起诉期限自受理后案之日起重新计算。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64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64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破解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了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加快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完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综合运用执行强制措施,加大拒执罪打击力度"“强化队伍建设,严格规范执行"等具体建议,切合实际,针对性强,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等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一、关于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出应加强各部门联动,增强强制执行的针对性。同时,在今年开展的执行巡查期间,在与您面对面沟通交流中,您进一步提出“解决执行难并不是法院一家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这些意见建议,切中执行工作要害,十分深刻。
执行难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仅靠法院一家是无法完全解决的。要解决执行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构建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法委协调、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中强调,要始终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帮助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全国各地法院高度重视、全面推进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例如,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相关工作;湖北省委政法委成立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解决执行难的文件;四川省提出建立“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依法治省考核指标体系;江西省将执行工作嵌入综治网格化管理系统;北京市首次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两办"名义下发关于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红头文件;广东、甘肃、安徽等地由省委或人大出台支持解决执行难的规范性文件,等等。
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了推进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力度,并紧紧抓住信息化发展契机,将信息化手段嵌入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其运行实效。
第一,建立和完善网络化查控体系。查人找物难是执行工作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以信息化的网络查控体系为抓手,构建联动化的查人找物机制,在破解查人找物难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当前,已建成并不断完善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体,以地方法院“点对点"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
2014年底开通的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体系,与38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实现联网,可查询的信息种类目前共有16类25项,包括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出入境证件信息、农业农村部的渔船信息、交通运输部的船舶信息、市场监管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证监会的证券信息、中银联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信息、腾讯的财付通账户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京东金融平台的财产信息等。该体系现已基本实现对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全国3523家法院都能使用它进行财产查控,执行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查找被执行人绝大多数有登记信息的财产,极大地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
另外,相当数量的地方法院还在执行实践中,逐步探索建立了地方法院对地方协助执行单位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与地方国土、税务、民政等部门对接,扩大查控范围,形成了对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体系的有益补充。特别是,对于尚不具备“总对总"查控条件的不动产信息,最高人民法院与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支持和督促各地通过建设不动产“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以解决执行工作对不动产查控的迫切需求。
第二,建立和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与各有关部门合作,对被执行人开展信息化的联合惩戒,是执行联动机制的又一生动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并在官网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实时汇集各级法院报送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向社会公开。同时,不断推进联合惩戒机制建设,加强与公安、铁路、民航、银行、工商、腾讯、芝麻信用、支付宝等部门单位合作,通过网络化、自动化的方式,向这些合作单位同步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合作单位从各自职能角度,在出行、投资、置业、消费、网络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从2013年10月至2018年6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785万例,涉及失信被执行人440万个。联合信用惩戒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2015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与44个单位及部门共同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初步构建起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大格局。《备忘录》共推出8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金融高管从业等30多个重点领域,其中有些措施已落地实施,比如,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方面,全国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任职限制7.11万人次。《备忘录》还对公安机关“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以及“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信息及车辆财产信息"“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协助查封、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协助实施限制消费措施"“打击拒执犯罪"等作了明确要求,目前已经建成公民身份信息、机动车车辆信息、出入境信息的网上查询机制。
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总结联合信用惩戒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涉及60个部门11类150项惩戒措施,为联合信用惩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以该文件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与各惩戒单位的对接机制,将失信名单的信息推送到国家发改委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各机关从中抓取数据,嵌入到自己的办公系统,在有关审批及管理工作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自动拦截、自动惩戒。以此,多部委形成了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工作制度。比如中组部将失信信息纳入干部人事档案,把失信信息作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干部晋升的考核内容;中编办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央文明办将失信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单位的“一票否决"指标;中央军委将失信情况作为入伍服役和军官评优评先、晋级晋职的重要参考;司法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对失信被执行人招标、投标、评标等活动进行限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大力加强执行联动的信息化建设:一是积极推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14个沿海、旅游城市实现不动产的网络查控功能;二是与银保监会、税务总局、民政部合作,将被执行人保险财产、纳税退税信息、婚姻信息等纳入网络查控范围;三是在实现证券冻结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冻、扣范围,积极推进与公安部、互联网银行的合作,实现对网络资金的冻结功能;四是升级系统功能,改进完善查控系统在实现网上查询的同时,要在网上控制、划拨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二、关于加快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完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出“应有针对性地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各部门的协调联动。"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强制执行法的制定与出台,将联动机制内容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执行联动机制常态化、规范化运行的法律保障。
一是起草完善强制执行法草案。最高人民法院自2000年开始着手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工作,在充分调研与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四版建议稿。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第四版建议稿与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建议稿合并,形成了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五稿与第六稿。目前,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七稿也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相信,经过反复研究、充分讨论、认真修订的强制执行法(草案)将对未来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活动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并成为该法制定的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与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进行汇报沟通,经过努力,2018年9月,强制执行法被正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第二类项目。
二是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在强制执行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针对执行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充分履行司法解释制定职责,努力构建规范执行行为的司法解释体系。近三年来,已公布实施《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并在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基础上整理编写完成了《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
三是深入开展强制执行理论研究。第一,举办“中国执行论坛"。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合办的“中国执行论坛",已成为实体法、诉讼法学者、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实务部门沟通交流、讨论执行理论前沿问题的平台。第二,注重从个案中抽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近些年,执行案件复杂程度明显上升,执行法官经常是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处理同时包含实体及程序争议的棘手问题。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执行案例,通过审委会讨论决定后,上升为指导案例,成为全国法院办理执行案件的遵循,以消弭实务分歧,统一法律适用;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通过召开法官联席会、编辑整理历年答复函文等方式,从个案中发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能够填补法律漏洞、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的裁判规则,以便在出台司法解释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典型案例方式指导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在前期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紧起草、制定有关公证执行、股权强制执行等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针对当前执行工作实际和现有的执行工作规范使用情况,拟着手对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补充。同时,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深入开展强制执行法的相关调研,加大研究力度,加快完善相关草案条文的步伐,适时向立法机关提交或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稳步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工作,争取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强制执行法早日面世。
三、关于严格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是财产调查的重要途径,能够全面反映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有利于减少人民法院寻找被执行人财产的盲目性。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等问题,对民事诉讼法的执行程序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增加规定被执行人主动报告财产的义务等。但在实践中,由于存在核实不及时、惩罚不到位等问题,该制度的功能一度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为强化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义务,进一步解决被执行人规避、抗拒执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出台了《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调查规定》),强化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义务,具体规定了报告财产令的内容、报告财产的范围、补充报告义务、核实程序、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例如,为解决当事人敷衍申报问题,《财产调查规定》专门规定了对财产报告的调查核实程序;细化了被执行人不履行报告义务的处罚措施,尤其强调法院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被执行人应当依法实施信用惩戒,以便构筑多层次惩戒机制,形成强大威慑力,确保财产报告制度长出“牙齿";巩固了信息化与执行联动建设成果,明确了网络查询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效力,肯定了网络查询在人民法院调查措施中的关键地位,规定了“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财产未能实际扣押的,或者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等主体下落不明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部门协助查找"。通过上述措施,拓宽财产调查途径,树立司法调查权威,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财产调查规定》还在总结执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审计调查制度,明确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搜查,并规定了被执行人妨碍审计调查的法律责任,以确保审计活动顺利进行。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能够了解被执行人财产的真实状况,有助于追查被执行人财产去向、发现出资瑕疵,为人民法院进一步采取执行措施或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创造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财产申报制度的适用力度,真正发挥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的威慑作用。加大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核查力度,最大限度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加大对规避执行的惩戒力度,根据规避行为的严重程度,充分适用不同的制裁手段。
四、关于综合运用执行强制措施,发挥刑罚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制裁和警示作用,不断加大拒执罪打击力度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指出,当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财产、隐匿转移财产、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和违反须知规定进行高消费等,就应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对其依法予以制裁,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您的建议与我们的工作思路不谋而合。近几年,我们提出了“一性两化"的基本工作思路并部署开展“一打三反"常态化活动,其中“一性"即是依法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一打"即是打击拒执罪。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在强化执行措施、制裁逃避执行行为以及加大对拒不执行行为的惩处力度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强化。目前民事诉讼法对于被执行人主动报告财产、法院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以及制裁妨害强制执行行为的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都有明确规定,特别是罚款金额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完善了执行强制制度。有了明确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法突出执行强制性,综合运用各种强制措施,提高强制执行的威慑力、权威性,在推进执行难得到解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各地法院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执行活动,如草原风暴、江淮风暴、春雷行动、凌晨行动、百日会战等,依法用足用好强制执行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依法对拒执罪罪犯追究刑事责任,是体现法院执行强制性,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手段。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拒执犯罪行为的打击。2014年,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织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一批抗拒执行的行为人被判处了刑罚,有效遏制了各种抗拒和规避执行现象,取得显著成效。以此为开端,一直保持对拒执犯罪的常态化打击态势,2016年以来至今,全国法院共判处拒执罪7590件。
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完善长效机制,为打击拒执罪提供有力的规范支撑。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明确了酌定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规定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的一般管辖原则等。特别是明确规定了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可以按照自诉程序进行追诉,拓宽了拒执罪的启动渠道。今年上半年,针对部分地方公安、检察院对当事人自诉、人民法院移送立案请求不予答复的情况,又专门作出请示答复,及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当前一些法院在打击拒执罪、司法拘留、限制出入境中存在畏难情绪,不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要求各级法院注意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一方面要注意用足法律、司法解释、联合文件的规定,充分发挥党委协调各方、统揽全局的政治优势,建立常态化的执行强制相关联动工作机制,主动向党委汇报,主动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另一方面要把各种涉执行强制专项行动纳入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大局中去,通过专项活动切实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并以长效机制建设巩固成果,使执行工作整体推进,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五、关于强化队伍建设,严格规范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意识的建议
执行工作起步较晚,没有统一的强制执行法,规范执行行为主要靠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近三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加快出台各类涉执行规范性文件,完善执行司法解释体系,将执行权关进量身定做的“制度笼子",使执行权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规可遵、有章可循,执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各地法院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很多执行工作管理制度,提升了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
同时,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造“数据铁笼",约束执行权,规范执行行为,形成一套严密的切实可行的网络化监控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四级法院统一办案平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最直接功能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全方位、多环节、多层级地加强对执行案件的即时跟踪、管理、监督,有效消除法院内部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及腐败现象。具体而言是将办案规范植入信息系统,通过对关键环节的监控管理,实现上级法院的层层监督,解决监管缺位失位问题,促进执法办案依法规范。依托该系统,对内,执行监督将装上“千里眼"和“显微镜",上级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能清楚地看见辖区法院每件执行案件的执行措施、办理进度和执行效果,对是否存在违规执行、消极执行等一目了然;对外,这个系统还将与执行公开系统无缝连接,将执行的关键节点信息实时、自动地向当事人推送,防止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产生,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通过专项活动,坚持刀刃向内,整治不规范执行问题,是执行规范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去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出台《关于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对一批群众信访反映执行法院消极、拖延执行或执行中与被执行人存在“三同"现象等的案件予以挂牌督办,取得良好效果。2017年与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两次组织对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的大巡查,重点查处消极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以巡带训,以查促改,巡查所到之处,执行规范化面貌为之一新。
在执行队伍建设方面,牢牢坚持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一是强化政治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二是强化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廉洁教育,强化案件流程管理、裁判文书上网、个人事项报告等全方位监督,努力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愿腐的良好氛围。三是强化作风建设。继续强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深入开展向邹碧华、黄志丽同志学习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伦理操守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坚守法治信仰,永葆公仆本色,树立执行形象。四是加强队伍能力建设。注重教育培训的科学性、体系性,综合运用现场培训、视频培训等多种手段,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不断提高干警的信息化应用、法律适用、突发事件处置、群众工作等方面的能力,提高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下一步,在执行规范化建设方面,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争取尽快出台股权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等司法解释,并将历年来出台的所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统一汇编,便于各地法院理解适用和实际操作。要求各地法院组织全体执行干警,通过多种形式及时理解、系统掌握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精神,更新知识,不断提高执行规范化水平。二是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执行巡查工作,把执行不规范现象作为巡查重点,带案巡查,定点核查,坚决清除各种执行不规范现象。三是充分发挥各级法院执行信访系统的功能作用,对当事人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逐一排查,有错必纠。四是进一步加大对执行案件管理的工作力度,真正做到所有法院的所有执行案件节点信息准确无误,可视、可查、可督、可控。
六、关于在执行过程中主动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到,“法院要力争在政府的支持和人大监督及各部门的协助下克服这些困难,将案件执行到底。"这也是近年来我们致力解决的执行难题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作出了一系列维护法律权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排除地方或部门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为执行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外部干预执行的情况大大减少。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排除非法干扰,确保每一个执行案件都能得到公正高效的执行。
一是坚决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实施办法等,用制度的刚性排除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等各种非法干扰。
二是用好综治考评扣分权限,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与协调下,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为抓手,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职责,向下级法院所在地区的有关党政部门传导压力,及时消除各类不当干扰。
三是用好指定执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执行制度武器,依法将案件“调离"保护主义的干预范围,让部门保护、地方保护等处处扑空,鞭长莫及。
四是重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通过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办理代表、委员关注案件等方式,及时发现和排除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对执行工作带来的各种干扰。
七、关于完善执行悬赏制度,促进群众监督的建议
您在建议中提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对提供被执行人重要信息的群众,应给予奖励,促进群众监督。这涉及我们现在推行的执行悬赏制度。
执行悬赏是“依靠群众"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可以拓宽被执行人财产的发现渠道,增加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对被执行人的心理压力,促其主动履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出台的《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执行悬赏公告制度,既对发布悬赏公告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做法予以肯定,又对悬赏金的领取条件、支付方式等问题予以规范,防范因悬赏公告发生纠纷,并避免发生道德风险。各地法院在具体的执行实践中,依法采取悬赏执行措施,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取得了积极效果。如:广西南宁江南区法院率先采用微信“朋友圈"广告推送的新做法,根据被执行人身份信息、活动范围、朋友圈用户关注喜好等关键词,在一周时间内定向为63.9万微信用户推送执行悬赏公告,传播效果是普通悬赏公告的10倍;广东广州中院集中发布38宗涉民生执行案件悬赏公告,悬赏金额达990多万元;重庆江北法院探索推行执行悬赏保险制度,将保险服务引入执行悬赏实践,等等。
下一步,我们将在调研和总结各地法院具体实践基础上,不断加强和规范执行悬赏制度,尤其着重其在涉偏远农村等“小赖"案件的执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您提出的关于破解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建议,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会认真思考、积极采纳您的相关意见建议,对照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如期完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9月14日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
总目录
第一编执行工作一般规范
第一章 执行管辖
第二章 执行人员及其回避
第三章 执行的申请和受理
第四章 执行当事人及其变更、追加
第五章 执行担保
第六章 执行和解
第七章 暂缓执行
第八章 中止执行
第九章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第十章 终结执行
第十一章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
第十二章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第十三章 执行费用
第十四章 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第一节 拘传
第二节 罚款、拘留
第三节 限制出境
第四节 信用惩戒
第五节 限制消费
第十五章 刑事处罚
第十六章 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第十七章 执行回转
第十八章 执行记录
第十九章 执行文书及其送达
第一节 执行文书
第二节 送达
第二编执行实施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章 基本流程规范
第一节 执行准备与启动
第二节 财产调查
第三节 财产控制
第四节 财产变价
第五节 参与分配
第六节 款物的发放与保管
第七节 执行实施案件结案
第二十一章 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对银行存款的执行
第二节 对机动车辆、船舶的执行
第三节 对不动产的执行
第四节 对知识产权的执行
第五节 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执行
第六节 对证券及其交易结算资金的执行
第七节 对债权及收入的执行
第二十二章 非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二节 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第二十三章 特殊案件的执行
第一节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案件的执行
第二节 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三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四节 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
第五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第六节 行政案件的执行
第七节 涉外案件的执行
第八节 港澳台地区法院与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第三编执行审查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四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五章 执行异议案件
第一节 执行行为异议
第二节 案外人异议
第三节 不予执行
第二十六章 执行复议案件
第二十七章 执行监督案件
第一节 执行监督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督促执行案件
第三节 执行申诉案件
第四节 检察监督案件
第二十八章 执行协调案件
后记
目录  第一编 执行工作一般规范
第一章 执行管辖
1.执行管辖的一般规定
2.请求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
3.“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确定
4.选择管辖
5.管辖竞合
6.管辖争议的处理
7.指定执行、提级执行
8.提级执行的情形
9.管辖异议的处理
10.执行程序中发现无管辖权的处理
第二章 执行人员及其回避
11.执行人员
12.依法履职的要求
13.执行回避情形之一
14.执行回避情形之二
15.执行回避的程序
第三章 执行的申请和受理
16.执行依据种类
17.申请执行的一般规定
18.撤回上诉时的执行依据
19.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的直接申请执行
20.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后的直接申请执行
21.移送执行
22.申请执行时效的一般规定
23.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
24.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断
25.与申请执行具有同等中断效力的情形
26.“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的认定
27.“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认定
28.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处理
29.担保物权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30.申请执行时效约定的禁止
31.申请执行的一般形式要件
32.申请执行的特殊形式要件
33.申请执行的实质要件
34.申请执行受理和立案登记
35.申请执行材料的补正
36.出具书面不予受理裁定
第四章 执行当事人及其变更、追加
37.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范围
38.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
39.委托代理手续
40.外籍当事人的委托代理
41.外籍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手续
42.港澳台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手续
43.当事人变更追加的法定原则
44.申请执行人死亡、宣告失踪时的变更、追加
45.申请执行人离婚时的变更、追加
46.申请执行人终止时的变更、追加
47.申请执行人合并时的变更、追加
48.申请执行人分立时的变更、追加
49.申请执行人清算或破产时的变更、追加
50.申请执行人被撤销时的变更、追加
51.债权转让时的变更、追加
52.被执行人死亡、宣告失踪时的变更、追加
53.被执行人合并时的变更、追加
54.被执行人分立时的变更、追加
55.涉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个体工商户的变更、追加和直接执行
56.涉合伙企业的变更、追加
57.涉法人分支机构的变更、追加和直接执行
58.涉其他组织的变更、追加
59.股东出资不足的变更、追加
60.股东抽逃出资的变更、追加
61.瑕疵股权转让的变更、追加
62.一人公司股东的变更、追加
63.公司未经清算的变更、追加
64.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财产的变更、追加
65.第三人在被执行人注销时承诺承担责任的变更、追加
66.第三人自愿代履行的变更、追加
67.第三人无偿接受调拨、划转财产的变更、追加
68.重复承担责任的禁止
69.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变更的处理
70.变更、追加的申请与审查
71.变更、追加期间的财产保全
72.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申请
73.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审查及复议期间的执行
74.变更、追加裁定的起诉
75.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及诉讼期间的执行
76.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
第五章 执行担保
77.执行担保的一般规定
78.执行担保的方式
79.担保财产的控制
80.暂缓执行
81.执行担保的效力
82.诉讼中为财产保全提供的保证
第六章 执行和解
83.执行和解的一般规定
84.执行和解的形式要求
85.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
86.执行和解后的恢复执行
87.执行和解后的不予恢复执行
88.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间
第七章 暂缓执行
89.暂缓执行的一般规定
90.暂缓决定的作出
91.依申请暂缓执行的情形
92.暂缓执行申请的审查及处理
93.暂缓执行的担保
94.继续执行优先原则
95.依职权暂缓执行的情形
96.暂缓执行的期限
97.暂缓执行的审查
98.暂缓执行的监督
99.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的恢复执行
第八章 中止执行
100.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
101.可以中止执行的情形
102.中止执行裁定
103.中止执行后的恢复执行
104.中止执行期间的续封
105.中止执行期间异议的处理
106.中止执行期间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第九章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107.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
108.“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应完成事项
109.“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应完成事项
110.“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情形
111.申请执行人意见的听取
112.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审批
11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内容
114.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异议
115.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继续履行
116.恢复执行及财产的定期查询
117.发现财产的立即控制
118.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与移送破产
119.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信息库及信息的公开
120.错误信息的更正
121.执行和强制措施效力的延续
122.续封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12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妨害执行的处理
124.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信息的屏蔽
第十章 终结执行
125.终结执行的情形
126.终结执行裁定
127.终结执行后的再次申请执行
128.执行程序终结后对已执行标的妨害行为的处理
第十一章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
129.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原则
130.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条件
13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管辖
132.执行案件移送破产事宜的告知
133.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前的意见征询
134.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决定程序
135.移送决定的送达及其异议的处理
136.移送后的中止执行
137.查控措施的延续
138.材料的移送及补正
139.移送材料的接收和登记立案
140.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与受理
141.执破衔接中执行费用的处理
142.被执行人财产的移交
143.受移送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处理
144.重复移送的禁止
145.破产与否的后续处理
146.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
147.申请执行人申报债权
148.虚假破产的监督
第十二章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149.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一般规定
150.2014年8月1日前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151.2014年8月1日前已清偿部分债务的本息的确定
152.2014年8月1日前应付执行款的计算
153.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
154.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起算日等问题的法律适用
155.2014年8月1日后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156.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起算日
157.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日及一般债务利息的参照适用
158.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付期间的扣除
159.本息清偿顺序
160.给付外币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161.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162.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法
163.未明示放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执行
164.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单独申请执行
165.调解书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的处理
第十三章 执行费用
166.执行申请费的标准
167.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168.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169.执行和解中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170.保管、仓储、运输等费用的预交与承担
171.媒体曝光的费用承担
172.执行费用的计算单位
第十四章 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第一节 拘传
173.拘传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174.拘传中的调查询问
175.辖区外的拘传
第二节 罚款、拘留
176.违反法庭规则的罚款、拘留
177.对妨碍作证行为的罚款、拘留
178.对擅自处分行为的罚款、拘留
179.对妨碍公务行为的罚款、拘留
180.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行为的罚款、拘留
181.对协助执行义务单位的罚款、拘留
182.罚款的金额
183.罚款的批准与文书
184.拘留的期限
185.拘留的批准与文书
186.被拘留人的移送及看管
187.辖区外的拘留
188.被拘留人家属的通知
189.提前解除拘留
190.人大代表的拘留
191.政协委员的拘留
192.罚款、拘留的单用与并用
193.连续罚款、拘留的禁止和再次罚款、拘留
194.对罚款、拘留的复议
195.外国人的拘留
第三节 限制出境
196.限制出境的一般规定
197.限制出境的办理程序
198.限制出境措施的解除
199.限制出境的复议
200.外国人的限制出境
第四节 信用惩戒
201.信用惩戒一般规定
202.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203.纳入失信名单的期限
204.不得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205.未成年人纳入失信名单的禁止
206.纳入失信名单的程序
207.失信名单信息的内容
208.失信名单的公布
209.失信名单的通报
210.失信信息的撤销和更正
211.失信信息的删除
212.失信信息的纠正申请
213.失信信息纠正的审查和处理
214.法律责任
第五节 限制消费
215.限制消费的一般规定
216.受限制的消费行为
217.限制消费的启动
218.限制消费令
219.限制消费的实施
220.生活、经营必需消费的申请与批准
221.限制消费令的解除
222.违反限制消费令的举报
第十五章 刑事处罚
223.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224.妨害公务罪
225.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226.判决、裁定的范围
227.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228.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229.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起算时间
230.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先行拘留和移送侦查
23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自诉案件
232.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管辖
233.酌情从宽情形
234.酌情从重情形
235.不立案侦查的检察监督
第十六章 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236.委托执行
237.受委托执行的法院
238.事项委托
239.委托查询、调查
240.委托查封、冻结、扣押、划拨
241.委托送达
242.受托事项的办理
243.受托事项的登记
244.事项委托的监督
245.异地执行的协助
246.异地突发事件的协助
247.涉军案件的协助执行
第十七章 执行回转
248.执行回转的一般规定
249.执行回转与继续执行
250.特定物的执行回转
251.破产时的执行回转
252.执行回转中的迟延履行责任
第十八章 执行记录
253.执行记录的一般规定
254.笔录的内容
255.笔录的要求
256.现场执行的录音录像
257.执法记录仪的使用
第十九章 执行文书及其送达
第一节 执行文书
258.执行文书的种类
259.裁定的适用范围
260.决定的适用范围
261.令的适用范围
262.通知的适用范围
263.公告的适用范围
264.委托书的适用范围
265.函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送达
一、送达
266.送达回证
267.送达地址确认书
268.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
269.不告知送达地址的处理
270.一审程序送达地址在执行程序的适用
271.直接送达
272.公民的留置送达
27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留置送达
274.在法院送达
275.在住所地以外送达
276.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277.电子送达
278.委托送达
279.邮寄送达
280.邮寄送达的签收
281.邮寄送达的视为送达
282.转交送达
283.公告送达
二、涉外送达
284.涉外送达的方式
285.自然人或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
286.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287.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288.留置送达
289.邮寄送达
290.司法协助送达
291.司法协助送达不能
292.公告送达
293.电子送达
294.多种方式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295.视为送达
296.上级法院转递
297.涉外司法文书的翻译
三、涉港澳送达
298.涉港澳送达的法律适用
299.司法文书的范围
300.直接送达
301.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302.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303.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的送达
304.邮寄送达
305.电子送达
306.公告送达
307.多种方式同时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308.留置送达
309.视为送达
310.上级法院转递
四、涉台送达
311.涉台送达的法律适用
312.一个中国原则
313.送达方式
314.留置送达
315.邮寄送达
316.电子送达
317.其他方式送达的手续
318.公告送达
第二编 执行实施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章 基本流程规范
第一节 执行准备与启动
319.确定承办人
320.执行前的审查
321.执行通知
第二节 财产调查
322.财产查明的途径
323.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
324.财产报告程序的启动
325.报告财产令的内容
326.报告财产的范围
327.财产变动的报告
328.补充报告财产
329.财产报告的核实程序
330.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
331.不履行财产报告义务的信用惩戒
332.报告程序终结
333.人民法院调查的一般规定
334.电子化查询
335.搜查的情形
336.搜查的程序
337.搜查发现财产的处理
338.搜查笔录、记录
339.传唤及协助查找特定人员
340.协助扣押特定财产
341.审计调查的启动
342.审计资料的提交及强制提取
343.不提交审计资料或其他不协助行为的法律责任
344.审计费用的承担
345.公告悬赏制度
346.悬赏公告内容及发布费用
347.提供财产线索的登记与保密
348.悬赏金的发放
349.执行人员保密义务
350.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
第三节 财产控制
351.财产控制的一般规定
352.查封的程序
353.财产权属的判断
354.不得查封的财产
355.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
356.动产的查封
357.登记财产的查封
358.未进行权属登记建筑物的查封
359.查封财产的保管和使用
360.共有财产的查封
361.第三人占有的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
362.被执行人出卖但保留所有权的财产的查封
363.被执行人出卖需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的查封
364.被执行人购买的第三人保留所有权的财产的查封
365.被执行人购买需办理过户登记财产的查封
366.现场查封
367.查封笔录
368.明显超标的查封的禁止
369.查封对从物和孳息的效力
370.查封财产灭失后的效力及于替代物、赔偿款
371.查封与过户登记冲突的处理
372.查封的效力
373.最高额抵押财产的查封
374.查封期限
375.续行查封的提起
376.轮候查封
377.轮候查封的期限起算
378.查封效力的消灭
379.查封的解除
380.解封物品的发还
381.仲裁程序确权或分割查封财产不影响执行
第四节 财产变价
382.财产变价的一般规定
一、处置权
383.处置权的原则规定
384.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置权的取得条件
385.商请程序
386.处置权转移后的续封和处分
387.处置权转移后的变价款分配
388.处置权争议的协调
389.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法院处置权的协调
二、委托评估
390.评估原则及例外情形
391.评估前的准备
392.评估机构的选定
393.评估委托书
394.现场勘验
395.评估期限
396.评估的监督
397.评估报告的发送
398.评估报告异议的处理
399.评估报告有效期
三、财产拍卖及流拍后的变卖
400.拍卖优先原则
401.网络拍卖优先原则
(一)委托拍卖
402.拍卖机构选定
403.拍卖活动监督
404.保留价确定
405.无益拍卖
406.拍卖公告
407.拍卖公告的发布
408.保证金交纳
409.权利人通知
410.一般竞买人资格确定
411.优先购买权人竞价规则
412.变价款足够时剩余财产的拍卖
413.合并拍卖
414.流拍处理
415.拍卖撤回
416.拍卖暂缓、中止
417.足额清偿后的拍卖停止
418.余款支付
419.重新拍卖及悔拍保证金处理
420.再行拍卖
421.动产流拍的处理
422.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流拍的处理
423.变价财产上权利负担的处理
424.拍卖佣金和费用
425.拍卖撤销
426.涉国有资产的拍卖
427.特定证券资产的拍卖
(二)网络司法拍卖
428.网络拍卖定义及公开原则
429.拍卖平台条件及确定
430.当事人选择原则
431.人民法院职责
432.法院内部分工
433.拍卖辅助工作承担
434.网络服务提供者工作承担及禁止
435.网络服务提供者监督
436.保留价确定
437.一人竞拍
438.拍卖公告
439.信息公示
440.特别提示
441.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
442.权利人通知
443.保证金交纳
444.一般竞买人资格确定
445.优先购买权人资格确定
446.竞价规则
447.优先购买权竞价规则
448.买受人身份公示
449.拍卖保证金处理
450.悔拍保证金处理
451.余款支付
452.流拍处理
453.审查组织
454.拍卖暂缓、中止
455.拍卖记录保存
456.交付、过户费用承担
457.拍卖撤销
458.撤销拍卖权利救济程序
459.服务提供者责任
460.特定人员行为禁止
461.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罚
462.异议、复议处理
463.网拍规定适用情形
四、直接变卖
464.不经拍卖直接变卖的情形
465.变卖价格确定
466.变卖主体及特定人员行为禁止
467.变卖财产无人应买的处理
468.被执行人自行变卖
469.撤销变卖
470.网络变卖的规定适用
五、抵债
471.合意抵债
472.无法拍卖、变卖财产的抵债
六、所有权转移及交付
473.成交和抵债裁定
474.所有权转移
475.执行标的物的交付
七、强制管理
476.强制管理
第五节 参与分配
477.参与分配的一般规定
478.参与分配的期间与形式
479.已申请执行债权的参与分配
480.优先权人、担保物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条件
481.主持分配的法院
482.清偿顺序
483.分配方案的制作
484.分配方案的异议和异议之诉
485.剩余债务清偿
第六节 款物的发放与保管
486.执行款的扣划方式
487.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原则
488.发放期限
489.执行款发放方式
490.执行款发放审批
491.办理支付手续
492.符合财务管理规定
493.执行款的提存
494.提存的审批
495.物品的交付
496.物品的交接
497.物品保管场所
498.特殊物品的处理
499.物品发放期限
500.物品的提存
第七节 执行实施案件结案
501.结案方式
502.执行完毕
50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504.终结执行
505.销案
506.不予执行
507.驳回申请
508.不得结案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一章 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对银行存款的执行
一、一般规定
509.查询
510.冻结
511.冻结期限
512.户名与账号不符的处理
513.扣划裁定的效力
514.实施扣划的手续
515.金融机构留置送达的允许
516.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
517.擅自解冻的责任
518.存款上优先受偿权处理
二、常见特殊账户或特殊资金
519.工会经费、党费
520.军队、武警部队的存款
521.封闭贷款结算专户资金
522.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523.社会保险基金
524.存款准备金、备付金
525.期货交易所会员的期货保证金
526.期货公司客户的期货保证金
527.非结算会员的保证金
528.前述三条的例外
529.结算担保金
530.旅行服务质量保证金
531.承兑汇票保证金
532.信用证开证保证金
533.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执行之一
534.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执行之二
535.职工建房集资款、自列住房基金
536.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
537.凭证式国库券
第二节 对机动车辆、船舶的执行
一、对机动车辆的执行
538.一般原则
539.登记车辆的查封
540.未登记车辆的扣押
541.责令交出或协助查找
542.保管原则
543.扣押清单及笔录
544.扣押公示
二、对船舶的执行
545.专属管辖
第三节 对不动产的执行
一、查封
546.查询
547.判断可查封性的一般规定
548.因法定事由而发生物权变动的不动产
549.可分割或不可分割房屋
550.被执行人出售的不动产
551.被执行人购买的不动产
552.全部缴纳出让金土地使用权的预查封
553.部分缴纳出让金土地使用权的预查封
554.未登记房屋的预查封
555.预查封的办理、期限计算及效力
556.过户登记过程中的查封
557.查封期限
558.查封的程序
559.已登记不动产的查封
560.未登记建筑物的查封
561.查封笔录
562.房地一体原则
563.轮候查封之一
564.轮候查封之二
565.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协助义务
二、处置
566.房地权属的转移原则
567.用途与出让年限改变的禁止
568.一处住房的执行
569.设定抵押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570.集体土地使用权
571.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一
572.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二
573.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三
574.变价财产上权利负担的处理
575.租赁的处理之一
576.租赁的处理之二
577.执行标的物的交付
第四节 对知识产权的执行
578.一般规定
579.冻结期限
580.专利权的冻结
581.专利申请权的冻结
582.出质或独占许可的冻结
583.注册商标权的冻结
584.注册商标权的一并处置
第五节 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执行
585.查询
586.冻结
587.送达及公示
588.冻结效力
589.多个冻结及生效冻结
590.冻结期限
591.解除冻结
592.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及拟制放弃
593.变更登记
594.查询、摘抄、复制材料
595.协助执行后果及救济
596.新旧规定的衔接
597.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的股权或投资权益
598.股息或红利等收益
599.擅自处理股权及股息、红利的责任
第六节 对证券及其交易结算资金的执行
600.协助执行机关
601.协助执行的手续及留置送达的允许
602.查询
603.冻结期限
604.不得冻结、扣划的证券
605.不得冻结、扣划的资金
606.不得扣划、冻结的担保物
607.自营资金
608.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一
609.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二
610.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三
611.上述三条的例外
612.冻结、扣划
613.冻结期限
614.协助机关分工
615.协助机关办理时限
616.轮候冻结
617.多机关冻结、扣划或轮候冻结的办理
618.多机关冻结、扣划争议解决
619.不协助执行的制裁
620.可流通证券的变价
第七节 对债权及收入的执行
一、对债权的执行
621.到期债权执行的一般规定
622.冻结期限
623.履行通知
624.提出异议的形式
625.指定期限内的异议
626.无直接法律关系的异议
627.指定期限内未提异议
628.放弃债权或延缓履行期限
629.擅自履行的责任
630.次债务人到期债权追索的禁止
631.履行证明
632.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
633.未到期债权的执行
二、对收入的执行
634.对收入执行的一般规定
635.尚未支取的收入
636.擅自支付的责任
637.离休金、退休金、养老金
638.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二章 非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639.一般规定
640.房屋的强制迁出或土地的强制退出
641.生活必需房屋异议的处理
642.隐匿资料的处理
643.他人持有财物、票证的交付
644.他人无合法依据占有的处理
645.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处理
第二节 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646.一般规定
647.可代替履行行为
648.代履行费用
649.不可代替履行行为
650.不作为
651.探望权
第二十三章 特殊案件的执行
第一节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案件的执行
一、财产保全
652.诉讼保全的一般规定
653.诉前保全
654.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的保全
655.仲裁案件的财产保全
656.上诉、再审案件保全措施的实施
657.保全申请
658.法院内部职责分工
659.采取措施时限
660.担保数额
661.物保和人保
662.保险人提供担保
663.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664.不要求提供担保情形
665.对担保财产的查封
666.提供被保全财产信息
667.网络查控财产信息
668.对被保全人财产的保密义务
669.财产权益保护原则
670.同等价值保全原则
671.保全措施
672.保全财产的保管和使用
673.特殊动产的保全
674.不宜长期保管物品的保全或执行
675.到期收益的保全
676.到期债权的保全
677.保全效力的延续
678.保全、审理、执行法院不一致的处理
679.续行保全
680.再审期间对保全申请的处理
681.保全不影响优先权
682.保全的效力
683.保全财产的自行处分
684.保全财产的变更
685.保全解除之一
686.保全解除之二
687.保全裁定的撤销、变更或者补正
688.对保全与否裁定的复议
689.保全执行行为异议
690.案外人异议
691.海事保全
692.财产保全案件的结案
二、先予执行
693.先予执行的情形
694.先予执行的条件
695.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期间和范围
696.法院内部职责分工
697.法律适用
698.对先予执行裁定的复议
699.先予执行的回转
第二节 仲裁裁决的执行
700.立案和管辖
701.仲裁案卷的调阅
70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对执行程序的影响
703.不予执行
704.结案
第三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执行
70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与受理
706.预先支付工资、费用裁决的执行和受理
707.先予执行
708.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审查期间的执行
第四节 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
709.立案和管辖
710.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条件
711.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712.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的赋予
713.执行证书
714.公证卷宗的调阅
715.不予执行
716.结案
第五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717.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事项
718.管辖和委托执行
719.执行期限
720.审判期间财产的调查与控制
721.不同机关对同案查封效力的衔接
722.裁判内容的明确、具体要求
723.移送执行及立案审查
724.刑法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的协助执行
725.没收财产的执行原则
726.赃款赃物、收益及转化物的追缴
727.涉第三人赃款赃物的认定和追缴
728.财产变价的特殊程序
729.多项清偿义务时的清偿原则
730.案外人异议的特殊审查程序
731.赃款赃物认定异议的审查
732.财产刑的执行中止
733.财产刑的终结执行
734.协作机制
735.财产刑执行回转
736.法律适用
第六节 行政案件的执行
737.执行前保全
一、对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执行
738.一般规定
739.管辖
740.特别执行措施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执行
741.申请执行时效
742.申请执行前置条件及地域管辖原则
743.省部级行政机关决定的执行管辖
744.专利管理机关决定的执行管辖
745.申请资料
746.受理时限及救济程序
747.处理时限
748.不予执行的情形
749.不予执行的条件及救济程序
750.涉公共安全的特殊启动执行程序
751.费用承担
752.不直接变更被执行人
753.违法建筑拆除决定的不予受理
75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管辖
755.征收决定的申请
756.征收决定执行申请的受理及救济
757.征收决定执行申请的审查
758.征收决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
759.准予执行裁定的送达
760.实施机关
761.适用规定
762.民事争议行政裁决的执行
第七节 涉外案件的执行
一、对我国法院作出的涉外判决、裁定的执行
763.国外执行的途径
764.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证明
二、对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裁决的执行
765.保全的管辖
766.保全的担保
767.申请执行涉外裁决的材料
768.涉外仲裁裁决的管辖
769.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770.申请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771.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后的救济途径
三、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执行
772.承认和执行的途径
773.承认和执行的审查原则
774.国际间平行诉讼
775.先承认后执行
776.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期间
777.申请的材料
778.语言要求及翻译机构的确定
779.对外国法院作出判决、裁定的审查程序
780.无条约和互惠关系国裁判的承认和执行申请
781.司法协助的文本要求
782.司法协助的途径
783.不合规司法协助请求的处理
四、对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784.一般规定
785.承认和执行的申请期间
786.审查程序
787.临时仲裁庭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处理
五、其他
788.海事涉外案件的承认和执行
第八节 港澳台地区法院与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一、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的认可与执行
789.可予认可与执行的范围
790.书面管辖协议
791.管辖
792.管辖竞合
793.申请文件
794.申请书的内容
795.认可和执行程序的法律适用原则
796.认可和执行的申请期间
797.不予认可与执行的情形
798.认可与执行的阻却
799.认可与执行的复议
800.另诉的不予受理及重复申请的禁止
801.财产保全
802.费用交纳
803.执行标的范围
804.适用时点
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805.可申请执行的范围
806.管辖
807.申请材料
808.申请书的内容
809.申请时限
810.法律适用
811.申请不予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812.费用交纳
813.适用时点
814.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8月1日之间裁决的执行申请
三、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执行
815.可予认可和执行的范围
816.澳门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范围
817.申请认可和执行
818.管辖
819.管辖竞合
820.申请书的内容
821.申请材料
822.语言要求
823.审查程序
824.不予认可的情形
825.不服认可与否或执行行为的救济
826.认可的判决的效力
827.部分认可与执行
828.财产保全
829.认可和执行程序对另诉的排除
830.不予认可后的权利保障
831.公共机构作成或公证的文书认证的免除
832.费用交纳
833.法律适用原则
四、对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834.一般规定
835.管辖
836.管辖竞合
837.申请材料
838.申请书的内容
839.确定申请期限的法律适用原则
840.申请不予执行澳门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841.费用交纳
842.执行申请与撤销申请竞合的处理
843.申请的处理
844.财产保全
845.公共机构作成或公证的文书认证的免除
五、对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的执行
846.一般规定
847.可予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的范围
848.认可和执行申请或直接执行申请的处理
849.管辖
850.认可申请的审查机构
851.委托代理的文件要求
852.申请书内容及应附文件
853.立案审查及救济程序
854.判决真实且生效的证明
855.财产保全
856.申请认可和起诉的相互排斥
857.未申请认可的可诉性
858.撤回认可申请的处理
859.认可申请的审查期限
860.不予认可的情形
861.认可申请的处理
862.认可判决的效力
863.认可裁定的生效时间及复议程序
864.不予认可后起诉的允许
865.认可与执行申请期限的确定与中断
866.文书送达
867.费用交纳
六、对台湾地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
868.一般规定
869.可予认可和执行的范围
870.认可和执行同时申请或仅执行申请的处理
871.管辖
872.认可申请的审查机构
873.委托代理的文件要求
874.申请材料
875.申请书内容
876.立案审查及救济程序
877.裁决真实性的证明
878.财产保全
879.申请认可和起诉的相互排斥
880.撤回认可申请的处理
881.认可申请的审查期限
882.不予认可的情形
883.认可申请的处理
884.认可裁定的生效时间
885.认可或执行申请与撤销申请竞合的处理
886.不予认可后的权利保障途径
887.认可和执行申请期限的确定与中断
888.文书送达
889.费用交纳
第三编 执行审查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四章 一般规定
890.执行审查案件的范围
891.执行审查案件的立案
892.审查合议制原则
893.书面审查原则
894.撤回申请的处理
895.执行听证的公开
896.听证前的准备
897.执行听证事项的告知
898.执行听证开始
899.听证程序
900.听证的延期
901.听证会的记录
第二十五章 执行异议案件
第一节 执行行为异议
902.执行行为异议的一般规定
903.执行行为异议的形式要件
904.执行行为异议的提出时间
905.执行行为异议的立案
906.消极立案、审查的救济
907.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908.执行法院变更后的异议审查
909.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910.执行行为的范围
911.2008年4月1日前后的执行行为
912.再次提出异议的处理
913.执行实施机构的配合
914.执行行为异议的审查处理
915.申请复议权及其载明
916.执行行为异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917.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同时提出的处理
918.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相混淆的处理
919.案件受理异议的审查处理
920.执行管辖异议的审查处理
921.债务人实体异议的审查处理
922.债务抵销的审查处理
第二节 案外人异议
923.案外人异议的一般规定
924.案外人异议的形式要件
925.案外人异议的提出时间
926.案外人异议的立案
927.消极立案、审查的救济
928.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929.执行法院变更后的异议审查
930.再次提出异议的处理
931.执行实施机构的配合
932.案外人异议案件的审查内容
933.权利人的判断标准
934.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排除执行异议的处理
935.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处理
936.救济途径及其载明
937.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938.案外人异议之诉审理期间的执行
939.申请执行人未提起异议之诉的处理
940.案外人异议之诉判决后的处理
941.申请执行人优先受偿权的保护
942.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之一
943.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之二
944.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
945.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保护
946.不动产预告登记的保护
947.不动产租赁权的保护
第三节 不予执行
948.不予执行的一般规定
949.不予执行申请的期限
950.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处理
951.仲裁裁决的部分不予执行
952.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救济途径
953.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审查期间的执行
954.没有仲裁协议、违反法定程序的认定
955.撤销与不予执行相同理由抗辩的禁止
956.仲裁协议效力的抗辩
957.仲裁调解书申请不予执行的禁止
958.仲裁机构的配合
959.申请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香港、澳门仲裁裁决的审查处理
960.申请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处理
961.劳动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相同理由抗辩的禁止
962.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处理
963.公证债权文书的部分不予执行
964.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审查后的救济途径
965.担保债务公证债权文书的不予执行
第二十六章 执行复议案件
966.申请复议的形式要件
967.执行复议案件的审查处理
968.不予受理执行异议或驳回异议申请的复议审查
969.多人复议的一并审查
970.复议案件的审查期限
971.复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972.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复议
973.对强制措施、间接执行措施复议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章 执行监督案件
第一节 执行监督的一般规定
974.执行监督案件的类型
975.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
976.对执行行为不当的监督
977.对不作为的监督
978.执行依据错误的处理
979.监督期间的暂缓执行与恢复执行
980.不落实监督意见的责任
第二节 督促执行案件
981.督促执行的一般规定
982.申请督促执行的形式要件
983.执行完毕情形的处理
984.督促执行的审查处理
第三节 执行申诉案件
985.申诉案件的一般规定
986.执行申诉的形式要件
987.申诉案件的审查立案
988.对复议裁定的申诉
989.超过异议期限的申诉
990.申诉案件的审查处理
991.参照复议案件相关规定审查
第四节 检察监督案件
992.同级法院的受理与回复
993.上级法院的受理与回复
994.检察监督行为不当的处理
995.检察监督案件的审查
第二十八章 执行协调案件
996.协调案件的适用范围
997.执行争议的协调
998.协调处理决定的效力
999.特殊情形的处理
1000.协调案件的结案方式
后记
第一编 执行工作一般规范
第一章 执行管辖
1.【执行管辖的一般规定】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1]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2]
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需要强制执行的,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可指定辖区内其他中级人民法院执行。[3]
发生法律效力的实现担保物权裁定、确认调解协议裁定、支付令,由作出裁定、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或者与其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由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将无主财产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4]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5],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6]
2.【请求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7]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8]
3.【“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确定】
被执行的财产为不动产的,该不动产的所在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9]
被执行的财产为股权或者股份的,该股权或者股份的发行公司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10]
被执行的财产为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被执行的财产为到期债权的,被执行人的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4.【选择管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11]
5.【管辖竞合】
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
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撤销案件;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将控制的财产交先立案的执行法院处理。[12]
6.【管辖争议的处理】
人民法院之间因执行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13]
7.【指定执行、提级执行】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认为需要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的,可以裁定提级执行、指定执行。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院的执行案件,认为需要指定执行的,可以指定执行。高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函示指定执行、提级执行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函示指定执行、提级执行的案件,应当裁定指定执行、提级执行。[14]
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执行案件,因特殊情况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15]
8.【提级执行的情形】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下列案件可以裁定提级执行:
(一)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执结,逾期未执结需要提级执行的;
(二)下级人民法院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级执行的;
(三)疑难、重大和复杂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级执行的。[16]
9.【管辖异议的处理】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由执行审查机构审查处理。[17]管辖权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18]
10.【执行程序中发现无管辖权的处理】
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发现本院确无管辖权的,应当撤销案件,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19]
已经控制财产的,经征询申请执行人意见,执行法院也可以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执行,并撤销案件。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20]
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执行的,移送人民法院对被执行的财产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查封期限届满后受移送人民法院可凭移送人民法院的移送执行函直接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但移送执行时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有效期限不足一个月的,移送法院应当先行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再行移送。
第二章 执行人员及其回避
11.【执行人员】
执行人员包括法官、执行员以及其他依法参与执行的司法警察、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
人民陪审员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参与执行活动。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活动时属于前款规定的执行人员,与执行人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21]
12.【依法履职的要求】
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有效工作证件,并按规定着装。[22]
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等纪律规范,严格遵守法官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廉洁执行。
执行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23]
13.【执行回避情形之一】
执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翻译人员的;
(四)是本案诉讼、执行程序代理人近亲属的;
(五)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持有本案非上市公司当事人的股份或者股权的;
(六)与本案当事人或者诉讼、执行程序代理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
14.【执行回避情形之二】
执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活动的;
(二)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三)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诉讼或执行程序代理人的;
(四)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或执行程序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代理本案的;
(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借用款物的;
(六)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24]
15.【执行回避的程序】
当事人对执行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25]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26]
审判人员、执行员、书记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执行局长决定。审判人员、执行员、书记员有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由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其回避。[27]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28]
第三章 执行的申请和受理
16.【执行依据种类】
下列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据以强制执行的依据:
(一)民事判决,准予实现担保物权[29]、确认调解协议、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等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30]
(二)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31]
(三)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内容,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32]
(四)仲裁裁决、调解书;[33]
(五)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34]
(六)公证债权文书;[35]
(七)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
17.【申请执行的一般规定】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36],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37]
18.【撤回上诉时的执行依据】
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回上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38]
19.【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的直接申请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担保人承担责任后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主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39]
20.【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后的直接申请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连带责任人有权追偿的数额,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后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他连带责任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40]
21.【移送执行】
民事制裁决定、具有缴纳诉讼费用内容的法律文书[41],以及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义务人未履行义务的,由审判部门移送立案部门立案后,交由执行机构执行。[42]移送执行应由审判部门填写移送执行书,明确需执行的事项和应注意的问题,连同生效的法律文书一并移送。
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裁定生效后,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22.【申请执行时效的一般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43]
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44]
23.【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
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45]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前款规定的“其他障碍”,申请执行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行使请求权;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客观情形。[46]
24.【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断】
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47]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对某一期债权的申请执行不能导致其他期债权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断。
25.【与申请执行具有同等中断效力的情形】
一方当事人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申请执行前财产保全或行为保全、在另案中主张抵销、提起代位权诉讼、转让债权以及其他与申请执行具有同等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申请执行”具有同等的中断申请执行时效的效力。[48]
26.【“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的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本规范第24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提出履行要求的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要求履行义务,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提出履行要求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49]
27.【“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认定】
债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本规范第24条规定的“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50]
28.【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处理】
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51]被执行人未对申请执行时效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应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52]
被执行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又以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53]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4]
29.【担保物权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主债权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担保人以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为由对人民法院执行担保物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55]
30.【申请执行时效约定的禁止】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申请执行时效的期间、预先放弃申请执行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56]
31.【申请执行的一般形式要件】
当事人申请执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
(一)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送达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申请执行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笔录,由申请执行人签字或盖章。外籍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中文申请执行书。当事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司法协助条约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办理。
(二)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三)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公民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军官证等身份证明;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57]副本(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副本[58])、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副本、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四)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
(五)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手续等材料。
(六)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该人民法院辖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明材料。
(七)已申请财产保全的,应提交相关财产保全材料。
(八)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59]
实行网上立案的,申请执行人提交前款规定的文件和证件,可以是符合有关规定的电子化文件和证件。
32.【申请执行的特殊形式要件】
申请执行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书或仲裁协议书。申请执行国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或我国公证机关公证的仲裁裁决书中文文本。[60]
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提交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61]
申请执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予执行裁定的,应当一并提交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担保情况。[62]
33.【申请执行的实质要件】
当事人申请执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且该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所附的条件已经成就或者所附的期限已经届满;
(二)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三)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权利义务主体明确;
(四)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具有给付内容且给付内容具体、明确;
(五)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
(六)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63]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权利承受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承受权利的,权利承受人可直接申请执行,无需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64]
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65]
34.【申请执行受理和立案登记】
对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应当一律接收申请执行材料,出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移交执行机构执行。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应当予以释明。[66]当事人经释明后,仍然坚持提出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67]
对当场不能判定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68]
35.【申请执行材料的补正】
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执行书和相关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没有补正的,退回申请执行材料并记录在册;坚持提出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裁定不予受理。[69]
36.【出具书面不予受理裁定】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并载明理由。[70]
第四章 执行当事人及其变更、追加
37.【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范围】
申请执行人包括:
(一)执行申请受理时的权利人;
(二)经另案裁判确认的共同权利人或连带权利人;
(三)经执行程序依法变更的申请执行人;
(四)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主体。
被执行人包括:
(一)执行申请受理时确定的义务人;
(二)经另案裁判确认的共同义务人或连带义务人;
(三)经执行程序依法追加或变更的被执行人;
(四)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主体。
38.【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执行案件的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执行案件的代理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71]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72]
39.【委托代理手续】
委托他人代理执行案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
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物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73]
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74]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到庭核实委托代理的相关情况,并制作笔录入卷。
40.【外籍当事人的委托代理】
执行案件[75]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代理人[76];需要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77]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执行案件代理人,但在执行程序中不享有外交或者领事特权和豁免权。[78]
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代理执行案件。[79]
41.【外籍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手续】
代表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执行程序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执行程序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该企业或者组织的设立登记地国或者办理了营业登记手续的第三国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80]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代理执行案件,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授权委托书,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机构公证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8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执行案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82]
依照本条第一、三款规定,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而外国当事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可以经该国公证机关公证,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83]
42.【港澳台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手续】
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当事人委托他人代理执行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授权委托书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或者经中国大陆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是在中国大陆签署的除外。[84]
43.【当事人变更追加的法定原则】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5]
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变更、追加当事人。
44.【申请执行人死亡、宣告失踪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该公民的遗嘱执行人、受遗赠人、继承人或其他因该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被宣告失踪,该公民的财产代管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6]
45.【申请执行人离婚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离婚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分割给其配偶,该配偶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7]
46.【申请执行人终止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因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8]
47.【申请执行人合并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合并而终止,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法人、其他组织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9]
48.【申请执行人分立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依分立协议约定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新设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90]
49.【申请执行人清算或破产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清算或破产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依法分配给第三人,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91]
50.【申请执行人被撤销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机关法人被撤销,继续履行其职能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依法应由其他主体承受的除外;没有继续履行其职能的主体,且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承受主体不明确,作出撤销决定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92]
51.【债权转让时的变更、追加】
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93]
52.【被执行人死亡、宣告失踪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公民的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继承人放弃继承或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又无遗嘱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遗产。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被宣告失踪,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该公民的财产代管人为被执行人,在代管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94]
53.【被执行人合并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合并而终止,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法人、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4.【被执行人分立时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分立后新设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执行人在分立前与申请执行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55.【涉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个体工商户的变更、追加和直接执行】
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
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
56.【涉合伙企业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7.【涉法人分支机构的变更、追加和直接执行】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作为被执行人的,对被执行人未能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依法裁定逐级变更其上级机构为被执行人,直至其总行、总公司。每次变更前,均应当给予被变更主体十五日的自动履行期限;逾期未自动履行的,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58.【涉其他组织的变更、追加】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以外的其他组织作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依法对该其他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9.【股东出资不足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0.【股东抽逃出资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1.【瑕疵股权转让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2.【一人公司股东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3.【公司未经清算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4.【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财产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5.【第三人在被执行人注销时承诺承担责任的变更、追加】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第三人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6.【第三人自愿代履行的变更、追加】
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7.【第三人无偿接受调拨、划转财产的变更、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依行政命令被无偿调拨、划转给第三人,致使该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8.【重复承担责任的禁止】
被申请人在应承担责任范围内已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责令其重复承担责任。
69.【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变更的处理】
执行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姓名或名称变更后的主体作为执行当事人,并在法律文书中注明变更前的姓名或名称。
70.【变更、追加的申请与审查】
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
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71.【变更、追加期间的财产保全】
执行法院审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申请期间,申请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执行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办理。
申请执行人在申请变更、追加第三人前,向执行法院申请查封、扣押、冻结该第三人财产的,执行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办理。
72.【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依据本规范第74条的规定应当提起诉讼的除外。
73.【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审查及复议期间的执行】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被裁定变更、追加的被申请人申请复议的,复议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其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74.【变更、追加裁定的起诉】
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范第56条第二款、第59条至第63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
75.【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及诉讼期间的执行】
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被申请人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76.【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
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五章 执行担保
77.【执行担保的一般规定】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78.【执行担保的方式】
根据本规范第7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79.【担保财产的控制】
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财产的权属证书予以扣押,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予办理担保财产的转移手续。
80.【暂缓执行】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范第77条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执行人或者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81.【执行担保的效力】
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82.【诉讼中为财产保全提供的保证】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人民法院据此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解除保全措施的,案件审结后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使生效法律文书中未确定保证人承担责任,人民法院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但是第三人保证系在一审或二审程序中作出,终审判决确定被告无需承担责任,再审又改判被告承担责任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包括被执行人虽有财产但不能处置的情形。
第六章 执行和解
83.【执行和解的一般规定】
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84.【执行和解的形式要求】
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85.【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86.【执行和解后的恢复执行】
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人民法院决定恢复执行的,应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对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予以扣除。
87.【执行和解后的不予恢复执行】
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不予恢复执行。
和解协议的履行虽存在瑕疵,但申请执行人已接受履行且已履行完毕的,不予恢复执行。
88.【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间】
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
第七章 暂缓执行
89.【暂缓执行的一般规定】
执行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可以因法定事由决定对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执行措施在规定的期限内暂缓实施。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决定暂缓执行。
90.【暂缓决定的作出】
暂缓执行由执行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应当制作暂缓执行决定书,并及时送达当事人。
91.【依申请暂缓执行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
(一)执行措施或者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执行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的;
(三)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享有抵销权的。
92.【暂缓执行申请的审查及处理】
人民法院在收到暂缓执行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并在作出决定后五日内将决定书发送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93.【暂缓执行的担保】
人民法院根据本规范第91条决定暂缓执行的,应当同时责令申请暂缓执行的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94.【继续执行优先原则】
被执行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担保申请暂缓执行,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要求继续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继续执行。
95.【依职权暂缓执行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暂缓执行;
(一)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执行争议案件并正在处理的;
(二)人民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并正在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查的;
(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提出异议的,异议、复议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拍卖。案外人对网络司法拍卖的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决定暂缓拍卖。
人民法院依照前款第一、二项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一般应由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96.【暂缓执行的期限】
暂缓执行的期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因特殊事由需要延长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暂缓执行的期限从执行法院作出暂缓执行决定之日起计算。暂缓执行的决定由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从执行法院收到暂缓执行决定之日起计算。
97.【暂缓执行的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是否暂缓执行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必要时应当听取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98.【暂缓执行的监督】
上级人民法院发现执行法院对不符合暂缓执行条件的案件决定暂缓执行,或者对符合暂缓执行条件的案件未予暂缓执行的,应当作出决定予以纠正。执行法院收到该决定后,应当遵照执行。
99.【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的恢复执行】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人民法院应当立即恢复执行。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前,据以决定暂缓执行的事由消灭的,如果该暂缓执行的决定是由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应当立即作出恢复执行的决定;如果该暂缓执行的决定是由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应当将该暂缓执行事由消灭的情况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法院,该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报告后十日内审查核实并作出恢复执行的决定。
第八章 中止执行
100.【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执行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或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规定,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
(六)执行的标的物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终结确定权属的;
(七)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
(八)仲裁裁决的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
(九)执行依据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的除外;
(十)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或者执行标的物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涉案财物的;
(十一)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101.【可以中止执行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一)人民法院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后,该第三人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
(二)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的。
102.【中止执行裁定】
中止执行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载明中止执行的事由和依据,并送达当事人。中止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103.【中止执行后的恢复执行】
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
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104.【中止执行期间的续封】
中止执行期间,因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需要对执行标的物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的,执行法院应当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105.【中止执行期间异议的处理】
中止执行期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或者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提出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
106.【中止执行期间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中止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执行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
第九章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107.【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
执行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
(二)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
(四)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
(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已依法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108.【“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应完成事项】
本规范第107条第一项中的“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是指应当完成下列事项:
(一)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
(二)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予以核查;
(三)对逾期报告、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报告、核实及处罚的情况记录入卷。
109.【“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应完成事项】
本规范第107条第三项中的“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是指应当完成下列调查事项:
(一)对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核查;
(二)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
(三)无法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本款第二项规定的财产情况的,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可能隐匿、转移财产所在地进行必要调查;
(四)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且拒不交出的,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五)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审计调查、公告悬赏等调查措施;
(六)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财产调查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调查情况记录入卷。
110.【“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情形】
本规范第107条第三项中的“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包括下列情形:
(一)被执行人的财产经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未成交,申请执行人不接受抵债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又不能对该财产采取强制管理等其他执行措施的;
(二)人民法院在登记机关查封的被执行人车辆、船舶等财产,未能实际扣押的。
111.【申请执行人意见的听取】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前,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执行情况、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并听取其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执行人的意见记录入卷。
112.【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审批】
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11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内容】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制作裁定书,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执行的债权情况;
(二)执行经过及采取的执行措施、强制措施;
(三)查明的被执行人财产情况;
(四)实现的债权情况;
(五)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后,执行案件可以作结案处理。人民法院进行相关统计时,应当对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的案件与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予以区分。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应当依法在互联网上公开。
114.【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异议】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115.【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继续履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
116.【恢复执行及财产的定期查询】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五年内,执行法院应当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将查询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恢复执行。
117.【发现财产的立即控制】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不立即采取执行措施可能导致财产被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的,执行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或依职权立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
118.【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与移送破产】
案件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条件,又符合移送破产审查相关规定的,执行法院应当在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的同时,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
119.【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信息库及信息的公开】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以后,执行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将相关案件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库,并通过该信息库统一向社会公布。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库记载的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地、组织机构代码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件号码和住址;
(二)生效法律文书的制作单位和文号,执行案号、立案时间、执行法院;
(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120.【错误信息的更正】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公布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错误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更正。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更正。
121.【执行和强制措施效力的延续】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执行法院已对被执行人依法采取的执行措施和强制措施继续有效。
122.【续封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查封、扣押、冻结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符合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2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妨害执行的处理】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4.【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信息的屏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案件信息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库中屏蔽:
(一)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完毕的;
(二)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依法应予屏蔽的其他情形。
第十章 终结执行
125.【终结执行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
(三)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四)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五)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六)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七)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
(八)被执行人在破产程序中与全体债权人达成破产和解协议经破产法院确认并已履行完毕的;
(九)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歇业、终止后既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也没有能够依法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
(十)案件被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提级执行或者指定由其他法院执行的;
(十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了委托执行手续,且收到受托法院立案通知书的;
(十二)特定物的执行中,特定物毁损、灭失,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又不能协商一致的;
(十三)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缴纳罚金的;
(十四)行政执行标的灭失的;
(十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126.【终结执行裁定】
除本规范第125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外,终结执行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载明终结执行的事由和法律依据,并送达当事人。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执行法院在送达终结执行裁定书时应同时告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对终结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未收到法律文书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民法院终结执行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超出期限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27.【终结执行后的再次申请执行】
依照本规范第125条规定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因达成和解协议而撤回执行申请的,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应符合本规范第六章执行和解部分的相关规定。
128.【执行程序终结后对已执行标的妨害行为的处理】
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因妨害行为给执行债权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
第十一章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
129.【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原则】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涉及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内部执行部门、立案部门、破产审判部门之间,应坚持依法有序、协调配合、高效便捷的工作原则,防止推诿扯皮,影响司法效率,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130.【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条件】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
(2)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3)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13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管辖】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上,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中级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132.【执行案件移送破产事宜的告知】
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加强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关事宜的告知和征询工作。
执行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对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发出执行通知时,可以同时告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有关执行移送破产的规定。
133.【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前的意见征询】
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不同意移送且无人申请破产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的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企业法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34.【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决定程序】
执行部门应严格遵守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内部决定程序。承办人认为执行案件符合移送破产审查条件的,应提出审查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同意后,由执行法院院长签署移送决定。
基层人民法院拟将执行案件移送异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的,在作出移送决定前,应先报请其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审核同意。
135.【移送决定的送达及其异议的处理】
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于五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期间提出,由受移送法院一并处理。
136.【移送后的中止执行】
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但是,对被执行人的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执行法院应当及时变价处置,处置的价款不作分配。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将该价款移交受理破产案件法院。案件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条件的,执行法院可以同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被执行人的所有执行法院未依照前款规定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的,采取执行措施的相关单位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依法执行回转的财产,应当认定为企业法人的破产财产。
裁定对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不影响对同一执行案件其他被执行人的执行。
137.【查控措施的延续】
执行法院决定移送后、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对被执行人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不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在破产期间届满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延长期限,由执行法院负责办理。
138.【材料的移送及补正】
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向受移送法院移送下列材料:
(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
(2)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同意移送的书面材料;
(3)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查明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已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及相关材料;
(4)执行法院已分配财产清单及相关材料;
(5)被执行人债务清单;
(6)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
移送的材料不完备或内容错误,影响受移送法院认定破产原因是否具备的,受移送法院可以要求执行法院补齐、补正,执行法院应于十日内补齐、补正。该期间不计入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期间。
受移送法院需要查阅执行程序中的其他案件材料,或者依法委托执行法院办理财产处置等事项的,执行法院应予协助配合。
139.【移送材料的接收和登记立案】
执行法院移送破产审查的材料,由受移送法院立案部门负责接收。受移送法院不得以材料不完备等为由拒绝接收。立案部门经审核认为移送材料完备的,应以“破申”作为案件类型代字编制案号登记立案,并及时将案件移送破产审判部门进行破产审查。
破产审判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本院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140.【受移送法院破产审查与受理】
受移送法院的破产审判部门应当自收到移送的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受移送法院作出裁定后,应当在五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并送交执行法院。
申请执行人申请或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裁定书中以该申请执行人为申请人,被执行人为被申请人;被执行人申请或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裁定书中以该被执行人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双方均为申请人。
141.【执破衔接中执行费用的处理】
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在此前的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公告费、保管费等执行费用,可以参照破产费用的规定,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
142.【被执行人财产的移交】
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应当于七日内将已经扣划到账的银行存款、实际扣押的动产、有价证券等被执行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
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时,已通过拍卖、变卖程序处置且成交裁定已送达买受人的拍卖、变卖财产,通过以物抵债偿还债务且抵债裁定已送达债权人的抵债财产,已完成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再移交。
143.【受移送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处理】
受移送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裁定的,应当在裁定生效后七日内将接收的材料、被执行人的财产退回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恢复对被执行人的执行。
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的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
144.【重复移送的禁止】
受移送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裁定后,人民法院不得重复启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程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以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为由,再次要求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可以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145.【破产与否的后续处理】
受移送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或裁定终止和解程序、重整程序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交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被执行人的执行。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应当及时通知原已采取保全措施并已依法解除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原保全顺位恢复相关保全措施。在已依法解除保全的单位恢复保全措施或者表示不再恢复之前,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得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执行法院决定恢复查控措施或表示不再恢复,应当及时通知受理破产申请法院。
146.【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
受移送法院拒绝接收移送的材料,或者收到移送的材料后不按规定的期限作出是否受理裁定的,执行法院可函请受移送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进行监督。上一级法院收到函件后应当指令受移送法院在十日内接收材料或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受移送法院收到上级法院的通知后,十日内仍不接收材料或不作出是否受理裁定的,上一级法院可以径行对移送破产审查案件行使管辖权。上一级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可以指令受移送法院审理。
147.【申请执行人申报债权】
因被执行人被受理破产而裁定中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148.【虚假破产的监督】
执行法院发现被执行人有虚假破产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利用破产逃债的,可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受理异议的法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第十二章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149.【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150.【2014年8月1日前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时(2014年8月1日)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
151.【2014年8月1日前已清偿部分债务的本息的确定】
2014年8月1日前已清偿部分债务的,应当根据并还原则按比例计算已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金额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金额,但当事人在执行和解中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152.【2014年8月1日前应付执行款的计算】
2014年8月1日前的应付执行款,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执行款=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
153.【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
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基数包括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滞纳金、违约金、评估费、鉴定费、公告费等因诉讼或仲裁所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其他申请费。
154.【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起算日等问题的法律适用】
2014年8月1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起算日、给付期间的扣除、外币给付的利息计算方法,参照本章关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相关规定。
155.【2014年8月1日后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2014年8月1日后)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156.【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起算日】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57.【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日及一般债务利息的参照适用】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
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般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的,截止日参照本条前两款关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日确定。
158.【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付期间的扣除】
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159.【本息清偿顺序】
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160.【给付外币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执行时以该种外币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申请执行人主张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应当先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后再进行计算。
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的,按照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之日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外币,按照该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外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
161.【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适用,具体把握如下:
(一)根据未履行期间的长短确定应当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未履行期间不超过6个月的,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以内(含6个月)档的贷款基准利率;未履行期间逾6个月、不超过1年的,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至1年(含1年)档的贷款基准利率;未履行期间逾1年、不超过3年的,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至3年(含3年)档的贷款基准利率;未履行期间逾3年、不超过5年的,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3至5年(含5年)档的贷款基准利率;未履行期间逾5年的,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以上档的贷款基准利率。
(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的,根据该利率的变化分段计算。
(三)未履行期间逾1年的,每整年的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年利率计算,剩余期间的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日利率计算。日利率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年利率除以365天计算。
162.【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法】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163.【未明示放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执行】
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立案时或执行过程中未明确表示放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的,执行标的额包括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164.【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单独申请执行】
执行依据生效后申请执行前,债务人已自动履行完毕执行依据确定的其他债务,债权人以债务人未支付或未完全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为由单独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债权人已认可债务履行完毕的除外。
165.【调解书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的处理】
民事调解书确定了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且不履行该协议的当事人已承担了该民事责任,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章 执行费用
166.【执行申请费的标准】
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收取执行申请费:
(一)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元至500元。
(二)执行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1%交纳。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不应收取执行申请费。
167.【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执行申请费由被执行人负担,不由申请执行人预交,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之外直接向被执行人收取。
168.【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作出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按照执行金额收取执行申请费。
169.【执行和解中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执行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申请费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170.【保管、仓储、运输等费用的预交与承担】
因强制执行而发生的保管、仓储、运输等费用,由申请执行人预交并直接支付,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案款执行到位后,该费用从案款中支付申请执行人。
171.【媒体曝光的费用承担】
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的,有关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媒体公布的,应当垫付有关费用。
172.【执行费用的计算单位】
执行费用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以外币为计算单位的,依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案件之日国家公布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算。
第十四章 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第一节 拘传
173.【拘传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
拘传必须经院长批准。
拘传必须用拘传票,并直接送达被拘传人;在拘传前,应当向被拘传人说明拒不到庭的后果,经批评教育仍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
174.【拘传中的调查询问】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被拘传人进行调查询问,调查询问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法可能采取拘留措施的,调查询问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调查询问后不得限制被拘传人的人身自由。
175.【辖区外的拘传】
人民法院在本辖区以外采取拘传措施时,可以将被拘传人拘传到当地人民法院,当地人民法院应予协助。第二节 罚款、拘留
176.【违反法庭规则的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前三款相关规定处理:
(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的;
(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
(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
有本条第四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音、录像、摄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
177.【对妨碍作证行为的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证人签署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8.【对擅自处分行为的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二)擅自解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财产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9.【对妨碍公务行为的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二)在人民法院哄闹、滞留,不听从司法工作人员劝阻的;
(三)故意毁损、抢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查封标志的;
(四)哄闹、冲击执行公务现场,围困、扣押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公务人员的;
(五)毁损、抢夺、扣留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公务器械、执行公务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财产的;
(七)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
(八)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妨碍或抗拒执行的其他行为。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0.【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行为的罚款、拘留】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二)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
(三)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
(四)伪造、隐藏、毁灭或者拒绝交出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五)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问题作伪证的;
(六)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
(七)隐藏、转移、毁损或者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处分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
(八)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九)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十)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
(十一)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
(十二)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
(十三)到期债权执行中的次债务人提出异议后又擅自向被执行人清偿,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的;
(十四)其他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1.【对协助执行义务单位的罚款、拘留】
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
(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
(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
(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
(四)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允许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的;
(五)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允许被执行人出境的;
(六)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停止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权属变更登记、规划审批等手续的;
(七)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以需要内部请示、内部审批,有内部规定等为由拖延办理的;
(八)有关单位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转交的;
(九)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182.【罚款的金额】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人民法院对个人或者单位采取罚款措施时,应当根据其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诉讼标的额等因素,在前款规定的限额内确定相应的罚款金额。
183.【罚款的批准与文书】
采取罚款措施的,必须经院长批准,作出罚款决定书。
人民法院作出罚款决定时,应当告知被罚款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184.【拘留的期限】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185.【拘留的批准与文书】
采取拘留措施的,必须经院长批准,作出拘留决定书。
人民法院作出拘留决定时,应当告知被拘留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可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186.【被拘留人的移送及看管】
人民法院采取拘留措施的,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
送交公安机关看管时,应向公安机关送达拘留决定书和执行拘留通知书。
公安机关收拘被拘留人后,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回执。
187.【辖区外的拘留】
被拘留人不在本辖区的,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派员到被拘留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请该院协助执行,受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派员协助执行。被拘留人申请复议或者在拘留期间承认并改正错误,需要提前解除拘留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向委托人民法院转达或者提出建议,由委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188.【被拘留人家属的通知】
人民法院对被拘留人采取拘留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确实无法按时通知或者通知不到的,应当记录在案。
189.【提前解除拘留】
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提前解除拘留,应报经院长批准,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交负责看管的公安机关执行。
190.【人大代表的拘留】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措施的,应当先行报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采取拘留措施的,执行法院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191.【政协委员的拘留】
对各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确需依法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应当向该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通报。
192.【罚款、拘留的单用与并用】
本规范第176条至第180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单位有本规范第181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
193.【连续罚款、拘留的禁止和再次罚款、拘留】
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发生新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且该项行为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进行罚款、拘留后,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履行期间内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再次罚款、拘留。
194.【对罚款、拘留的复议】
被罚款、拘留的人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应当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内作出决定,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当事人。上级人民法院复议时认为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制作决定书,撤销或者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情况紧急的,可以在口头通知后三日内发出决定书。
195.【外国人的拘留】
执行过程中,对外国人依法作出拘留决定的,应当层报所属高级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外国驻华使、领馆。
对外国人实行拘留措施的案件,执行法院应当将有关案情、处理情况于采取措施的四十八小时内层报所属高级人民法院,同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高级人民法院接到报告后,应当将外国人的外文姓名、性别、入境时间、护照或证件号码、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情况,当事人违法的主要事实,已采取的法律措施及法律依据通知有关外国驻华使、领馆。第三节 限制出境
196.【限制出境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
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
197.【限制出境的办理程序】
依照本规范第196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制作执行决定书。执行决定书应当送达当事人。
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出境决定时,应当告知被限制出境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198.【限制出境措施的解除】
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解除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制作执行决定书。
199.【限制出境的复议】
被限制出境的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的,可以自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200.【外国人的限制出境】
对外国人实行扣留护照、限期出境等措施的案件,应当将有关案情、处理情况于采取措施的四十八小时内报上一级主管机关,同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第四节 信用惩戒
201.【信用惩戒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202.【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203.【纳入失信名单的期限】
被执行人具有本规范第202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二年。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一至三年。
失信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
204.【不得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本规范第202条第一项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提供了充分有效担保的;
(二)已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
(三)被执行人履行顺序在后,对其依法不应强制执行的;
(四)其他不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形。
205.【未成年人纳入失信名单的禁止】
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6.【纳入失信名单的程序】
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的执行通知中,应当载明有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提示等内容。
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范第20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并作出决定。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范第20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也可以依职权决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人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应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应当写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理由,有纳入期限的,应当写明纳入期限。决定书由院长签发,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决定书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207.【失信名单信息的内容】
记载和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应当包括:
(一)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
(二)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
(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四)被执行人失信行为的具体情形;
(五)执行依据的制作单位和文号、执行案号、立案时间、执行法院;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记载和公布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其他事项。
208.【失信名单的公布】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并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对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209.【失信名单的通报】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210.【失信信息的撤销和更正】
不应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撤销失信信息。
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正失信信息。
211.【失信信息的删除】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
(一)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人民法院已执行完毕的;
(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
(三)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四)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
(五)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
(六)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
(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
有纳入期限的,不适用前款规定。纳入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人民法院应当删除失信信息。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六个月内,申请执行人申请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12.【失信信息的纠正申请】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纠正:
(一)不应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
(三)失信信息应予删除的。
213.【失信信息纠正的审查和处理】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纠正申请,人民法院认为理由不成立作出驳回决定时,应当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214.【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反本节规定公布、撤销、更正、删除失信信息的,参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第五节 限制消费
215.【限制消费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
216.【受限制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217.【限制消费的启动】
限制消费措施一般由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218.【限制消费令】
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令由人民法院院长签发。限制消费令应当载明限制消费的期间、项目、法律后果等内容。
219.【限制消费的实施】
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和被执行人的情况向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也可以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限制消费令的公告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媒体公告的,应当垫付公告费用。
220.【生活、经营必需消费的申请与批准】
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本节规定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221.【限制消费令的解除】
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范第219条第一款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
222.【违反限制消费令的举报】
人民法院应当设置举报电话或者邮箱,接受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对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违反本规范第216条的举报,并进行审查认定。
第十五章 刑事处罚
223.【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追究刑事责任。
224.【妨害公务罪】
对下列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一)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二)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其他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225.【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226.【判决、裁定的范围】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227.【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28.【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规范第227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二)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八)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229.【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起算时间】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
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230.【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先行拘留和移送侦查】
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3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自诉案件】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前款规定的自诉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232.【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管辖】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33.【酌情从宽情形】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234.【酌情从重情形】
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235.【不立案侦查的检察监督】
人民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可提请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十六章 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236.【委托执行】
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函件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开始执行,不得拒绝。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在三十日内如果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执行的,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237.【受委托执行的法院】
委托执行应当以执行标的物所在地或者执行行为实施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为受托执行法院。
被执行人是现役军人或者军事单位的,可以委托对其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执行。
238.【事项委托】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法院代为办理查询、冻结、查封、划拨、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项。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执行函,受托法院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人民法院需要对异地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变卖的,经协商一致,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办理。
具备相关技术条件的,可以通过网络方式进行事项委托。
239.【委托查询、调查】
委托其他法院查询、调查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执行函,提出明确、具体的查询、调查事项和要求。
240.【委托查封、冻结、扣押、划拨】
委托其他法院查封、冻结、扣押、划拨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执行函,并附相关法律文书和送达回证。委托法院对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委托执行函中说明。
委托续行查封、冻结、扣押的,一般应在查封、冻结、扣押期限届满一个月前发出委托手续。
241.【委托送达】
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要送达的执行文书和送达回证。委托法院对送达法律文书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委托执行函中说明。
委托送达的,受托法院应当自收到委托函及相关执行文书之日起十日内代为送达。
法律文书能够邮寄送达的,一般不委托其他法院送达。
242.【受托事项的办理】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的外,受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执行函后及时予以办理,不得拒绝、拖延。受托法院如发现委托执行的手续、材料不全,可以要求委托法院补办。
受托法院应将办理委托事项的相关情况及材料及时反馈委托法院。委托续行查封、冻结、扣押的,受托法院应在查封、冻结、扣押期限届满前完成委托事项。
委托事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受托法院应当将委托材料退回并说明相关情况。
243.【受托事项的登记】
受托法院办理委托事项,应当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委托法院、委托时间、委托事项和办理结果等。
244.【事项委托的监督】
受托法院的上级法院发现受托法院拒绝、拖延办理委托事项的,应督促其及时办理。
245.【异地执行的协助】
人民法院在异地执行时,当地人民法院应当积极配合,协同排除障碍,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246.【异地突发事件的协助】
异地执行发生执行突发事件的,执行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将有关情况通报发生地法院,发生地法院应当积极协助组织开展应急处理工作。发生地法院必须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同时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协调公安等有关部门出警控制现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防止事态恶化。
247.【涉军案件的协助执行】
以军队单位或军人、军属为被执行人的,可通过部队组织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必要时可以请部队所在地的军事法院协助执行。
第十七章 执行回转
248.【执行回转的一般规定】
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
249.【执行回转与继续执行】
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并不因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而撤销。新的执行依据改变了原执行内容,需要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应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已执行的内容没有超出新的执行依据所确定内容的,人民法院应继续执行。
250.【特定物的执行回转】
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当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执行回转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251.【破产时的执行回转】
在执行回转案件被执行人破产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比照取回权制度,对执行回转案件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认定应当执行回转部分的财产数额,不属于破产财产。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将该部分财产交由执行法院继续执行。
252.【执行回转中的迟延履行责任】
执行回转案件的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按照本规范第十二章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第十八章 执行记录
253.【执行记录的一般规定】
执行记录是指对执行过程的文字记录和音视频记录。
文字记录包括询问笔录,调查笔录,查封、扣押笔录,勘验笔录,搜查笔录,听证笔录,电话记录,以及其他执行工作记录。
254.【笔录的内容】
执行工作笔录一般应当包含笔录类别、制作时间、制作地点、执行人员姓名、记录人姓名。
涉及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应当记录其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及其他相关身份信息。
255.【笔录的要求】
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告知被询问人的权利义务。询问结束应将笔录交由被询问人核对,被询问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修改部分应由被询问人捺印。每页笔录下端应由被询问人签名、捺印,拒绝签名、捺印的,应当如实记入笔录。询问笔录应由询问人、记录人签字。
询问时确有必要的,可以同步进行音视频记录。
其他笔录的制作要求,参见本规范第338条、第367条、第376条、第391条、第394条、第487条、第495条、第543条、第640条、第901条的规定。
256.【现场执行的录音录像】
人民法院开展现场执行活动原则上应全程录音录像。各级人民法院应为执行机构配备执法记录仪等符合工作要求的音视频摄录设备。
257.【执法记录仪的使用】
执行人员现场执行时应佩带执法记录仪,对现场执行活动进行完整真实记录。
执行人员在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现场执行活动时,除紧急情况外,一般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告知。告知的规范用语是,“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本次执行全程录音录像,请您配合。”
第十九章 执行文书及其送达
第一节 执行文书
258.【执行文书的种类】
执行文书包括裁定书、决定书、令、通知书、公告、委托书、函等法律文书。
259.【裁定的适用范围】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驳回执行申请及其复议审查;
(二)撤销案件;
(三)驳回管辖权异议;
(四)准许撤回执行申请、执行异议或复议申请;
(五)采取、解除、撤销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提取、扣留等强制执行措施;
(六)确认拍卖、变卖成交及权利转移;
(七)确认以物抵债;
(八)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及其复议审查;
(九)执行被执行人债权程序中冻结债权、强制执行次债务人的财产;
(十)强制执行担保财产或执行保证人的财产;
(十一)协助执行人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擅自解除执行措施导致被执行财产未能追回,追究协助执行人的赔偿责任;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十四)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十五)审查处理执行行为异议、复议;
(十六)审查处理案外人异议;
(十七)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
(十八)审查处理执行监督案件;
(十九)执行回转;
(二十)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260.【决定的适用范围】
决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回避的决定及其复议;
(二)罚款、拘留及其复议审查;
(三)本院决定暂缓执行;
(四)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驳回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纠正申请及其复议审查;
(六)限制出境及其复议审查、解除限制出境;
(七)决定移送破产审查;
(八)因执行管辖争议指定执行管辖;
(九)其他需要用决定解决的事项。
261.【令的适用范围】
令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
(二)限制被执行人消费;
(三)搜查;
(四)执行外国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令;
(五)上级法院督促下级法院执行的督促执行令。
262.【通知的适用范围】
通知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通知当事人受理案件;
(二)通知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三)通知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四)通知第三人履行到期债务;
(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执行;
(六)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追回被擅自转移、支付的财产;
(七)通知被执行人将有关产权证照交法院保管;
(八)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拍卖事宜;
(九)责令被执行人或占有人交出财物、票证;
(十)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追回财物、票证;
(十一)通知下级法院暂缓执行、延长暂缓执行期限、恢复执行;
(十二)其他需要用通知解决的事项。
263.【公告的适用范围】
公告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悬赏;
(二)查封;
(三)拍卖、变卖;
(四)强制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
(五)其他需要用公告解决的事项。
前款第四项公告,应当由院长签发。
264.【委托书的适用范围】
委托书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委托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二)委托审计;
(三)委托鉴定;
(四)委托评估;
(五)委托拍卖、变卖;
(六)委托有关单位或个人完成可替代履行行为或其他指定行为;
(七)其他需要用委托书解决的事项。
265.【函的适用范围】
函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委托执行、接受委托执行、退回委托执行;
(二)处置权争议的商请与移送;
(三)执行转破产的移送;
(四)报请上级法院执行;
(五)其他需要用函解决的事项。第二节 送达
一、送达
266.【送达回证】
送达执行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267.【送达地址确认书】
执行中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并记入笔录。
268.【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
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应当包括送达地址的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
当事人要求对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内容保密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保密。
当事人在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
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
269.【不告知送达地址的处理】
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270.【一审程序送达地址在执行程序的适用】
当事人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执行时未书面变更送达地址的,其在第一审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可以作为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的送达地址。
271.【直接送达】
送达执行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272.【公民的留置送达】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执行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执行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执行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前款规定的有关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可以是受送达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
27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留置送达】
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执行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
274.【在法院送达】
人民法院直接送达执行文书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领取。当事人到达人民法院,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视为送达。执行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275.【在住所地以外送达】
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执行文书。当事人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执行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276.【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
277.【电子送达】
经受送达人同意并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人民法院可以釆用电子送达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执行文书,但裁定书除外。
前款规定的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278.【委托送达】
直接送达执行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要送达的执行文书和送达回证,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委托送达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委托函及相关执行文书之日起十日内代为送达。
279.【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直接送达执行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受送达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同意在指定的期间内到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
(二)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
(三)法律规定或者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约定有特别送达方式的。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执行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280.【邮寄送达的签收】
邮寄送达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签收;
(二)受送达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法定代理人签收的;
(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
(四)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签收的;
(五)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签收的;
(六)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
前款的签收是指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或者捺印。
281.【邮寄送达的视为送达】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执行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执行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282.【转交送达】
受送达人是军人的,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
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
受送达人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转交。
代为转交的机关、单位收到执行文书后,必须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283.【公告送达】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人民法院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公告送达应当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公告送达裁定书的,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及救济途径。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二、涉外送达
284.【涉外送达的方式】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执行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八)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285.【自然人或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自然人或者外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外国企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该企业、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286.【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本规范第284条第四项规定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
287.【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送达给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
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的,经该受送达人授权,人民法院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288.【留置送达】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以及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
289.【邮寄送达】
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当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收到送达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290.【司法协助送达】
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时,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可以依照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方式送达;若该受送达人所在国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成员国,可以依照该公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且为《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成员国的,人民法院依照司法协助协定的规定办理。
291.【司法协助送达不能】
按照司法协助协定、《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或者外交途径送达司法文书,自我国有关机关将司法文书转递受送达人所在国有关机关之日起满六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该种方式送达。
292.【公告送达】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范第284条第八项规定的公告方式送达时,公告内容应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293.【电子送达】
除司法协助、外交途径、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294.【多种方式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向受送达人进行送达,但应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295.【视为送达】
受送达人未对人民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履行签收手续,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书面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
(三)其他可以视为已经送达的情形。
296.【上级法院转递】
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应附申请转递函。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应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转递。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不符合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应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转递的人民法院。
297.【涉外司法文书的翻译】
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提供翻译件的,应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
翻译件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但应由翻译机构或翻译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译文与原文一致。
三、涉港澳送达
298.【涉港澳送达的法律适用】
人民法院执行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商事案件时,向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299.【司法文书的范围】
本部分所称司法文书,是指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等与诉讼相关的文书。
300.【直接送达】
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内地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301.【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
302.【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代表机构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代表机构送达。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并授权其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303.【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的送达】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送达。
按照前款规定方式送达的,自内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将有关司法文书递送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范第309条规定情形的,视为不能适用上述安排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304.【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虽未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但存在本规范第309条规定情形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范第309条规定情形的,视为未送达。
305.【电子送达】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306.【公告送达】
人民法院不能依照上述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公告内容应当在内地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307.【多种方式同时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法定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采取多种方式送达的,应当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308.【留置送达】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或者受送达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以及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
309.【视为送达】
受送达人未对人民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履行签收手续,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
(三)其他可以确认已经送达的情形。
310.【上级法院转递】
下级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应当附申请转递函。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转递。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不符合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转递的人民法院。
四、涉台送达
311.【涉台送达的法律适用】
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执行案件中的向住所地在台湾地区的当事人送达执行文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
312.【一个中国原则】
涉台执行文书送达事务的处理,应当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法律的基本原则,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313.【送达方式】
人民法院向住所地在台湾地区的当事人送达民事司法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受送达人居住在大陆的,直接送达。受送达人是自然人,本人不在的,可以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受送达人不在大陆居住,但送达时在大陆的,可以直接送达。
(二)受送达人在大陆有诉讼代理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的除外。
(三)受送达人有指定代收人的,向代收人送达。
(四)受送达人在大陆有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的,向其代表机构或者经受送达人明确授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五)受送达人在台湾地区的地址明确的,可以邮寄送达。
(六)有明确的传真号码、电子信箱地址的,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七)通过协议确定的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方式,请求台湾地区送达。
(八)按照两岸认可的其他途径送达。
采用上述方式均不能送达或者台湾地区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可以公告送达。
314.【留置送达】
采用本规范第313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方式送达的,由受送达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或者盖章,即为送达;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可以依法留置送达。
315.【邮寄送达】
采用本规范第313条第一款第五项方式送达的,应当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未送达。
316.【电子送达】
采用本规范第313条第一款第六项方式送达的,应当注明人民法院的传真号码或者电子信箱地址,并要求受送达人在收到传真件或者电子邮件后及时予以回复。以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317.【其他方式送达的手续】
采用本规范第313条第一款第八项方式送达的,应当由有关的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盖有本院印章的委托函。委托函应当写明案件各方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案由、案号;受送达人姓名或者名称、受送达人的详细地址以及需送达的文书种类。
318.【公告送达】
采用公告方式送达的,公告内容应当在境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或者权威网站上刊登。
公告送达的,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第二编 执行实施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章 基本流程规范
第一节 执行准备与启动
319.【确定承办人】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后七日内确定承办人。
320.【执行前的审查】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执行机构发现不符合申请执行的受理条件,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申请执行人对驳回执行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321.【执行通知】
执行人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执行通知应当在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并应当载明有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提示内容,以及其他逾期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
执行人员应当在执行通知或有关法律文书中告知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户名,以及交款时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用途等信息。第二节 财产调查
322.【财产查明的途径】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根据案件需要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同时采取其他调查方式。
323.【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应当填写财产调查表。财产线索明确、具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三日内调查核实。财产线索确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查明财产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324.【财产报告程序的启动】
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金钱债权执行中,报告财产令应当与执行通知同时发出。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再次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重新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
325.【报告财产令的内容】
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二)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
(三)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
(四)违反财产报告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财产令应附财产调查表,被执行人必须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326.【报告财产的范围】
被执行人应当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下列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当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延长。
327.【财产变动的报告】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的,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一)转让、出租财产的;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
(三)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四)支出大额资金的;
(五)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328.【补充报告财产】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补充报告。
329.【财产报告的核实程序】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代理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330.【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报告、核实及处罚的情况记录入卷。
331.【不履行财产报告义务的信用惩戒】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32.【报告程序终结】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产报告程序终结:
(一)被执行人履行完毕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
发出报告财产令后,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依照本规范第328条的规定履行补充报告义务。
333.【人民法院调查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场调查等方式向被执行人、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协助办理。
人民法院对调查所需资料可以复制、打印、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提取、留存。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人民法院调查的财产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代理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334.【电子化查询】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调查过程中作出的电子法律文书与纸质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助执行单位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35.【搜查的情形】
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或者资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
336.【搜查的程序】
采取搜查措施,由院长签发搜查令。
搜查时,搜查人员应当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搜查令和工作证件。
人民法院搜查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搜查现场;搜查对象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以及基层组织派员到场;搜查对象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搜查。
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执行人员进行。
337.【搜查发现财产的处理】
搜查中发现应当依法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办理。
338.【搜查笔录、记录】
搜查应当制作搜查笔录,由搜查人员、被搜查人及其他在场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捺印或者盖章的,应当记入搜查笔录。
对搜查过程,应当依照本规范第256条规定全程录音录像。
339.【传唤及协助查找特定人员】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340.【协助扣押特定财产】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341.【审计调查的启动】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342.【审计资料的提交及强制提取】
人民法院决定审计的,应当随机确定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并责令被执行人提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343.【不提交审计资料或其他不协助行为的法律责任】
被执行人拒不提供、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审计资料,阻挠审计人员查看业务现场或者有其他妨碍审计调查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44.【审计费用的承担】
审计费用由提出审计申请的申请执行人预交。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务情形的,审计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345.【公告悬赏制度】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
(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346.【悬赏公告内容及发布费用】
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
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发布,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347.【提供财产线索的登记与保密】
悬赏公告发布后,有关人员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进行登记;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的,应当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
人民法院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应当保密,但为发放悬赏金需要告知申请执行人的除外。
348.【悬赏金的发放】
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发布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悬赏金从前款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得的执行款中予以扣减。特定物交付执行或者存在其他无法扣减情形的,悬赏金由该申请执行人另行支付。
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
349.【执行人员保密义务】
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350.【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
被执行人怠于行使债权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
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第三节 财产控制
351.【财产控制的一般规定】
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352.【查封的程序】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353.【财产权属的判断】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
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断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354.【不得查封的财产】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
(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
(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
(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
(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规定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八)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355.【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
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
356.【动产的查封】
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人民法院将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
357.【登记财产的查封】
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
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或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
358.【未进行权属登记建筑物的查封】
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
359.【查封财产的保管和使用】
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管的,保管人不得使用。
查封、扣押、冻结担保物权人占有的担保财产,一般应当指定该担保物权人作为保管人;该财产由人民法院或指定第三人保管的,质权、留置权不因转移占有而消灭。
360.【共有财产的查封】
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
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361.【第三人占有的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
对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利益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被指定给第三人继续保管的,第三人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对第三人为自己的利益依法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可以继续占有和使用该财产,但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第三人无偿借用被执行人的财产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362.【被执行人出卖但保留所有权的财产的查封】
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由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363.【被执行人出卖需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的查封】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364.【被执行人购买的第三人保留所有权的财产的查封】
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第三人依合同约定保留所有权,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书面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人依法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因支付价款而形成的对该第三人的债权。
365.【被执行人购买需办理过户登记财产的查封】
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366.【现场查封】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人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在场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记明情况。
367.【查封笔录】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的时间;
(二)财产的所在地、种类、数量;
(三)财产的保管人;
(四)其他应当记明的事项。
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368.【明显超标的查封的禁止】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
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
369.【查封对从物和孳息的效力】
查封、扣押的效力及于查封、扣押物的从物和天然孳息。
查封财产法定孳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文书中予以载明,但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查封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除外。
370.【查封财产灭失后的效力及于替代物、赔偿款】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该替代物、赔偿款的裁定
371.【查封与过户登记冲突的处理】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登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核准登记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核准登记的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其他人民法院已向该登记机关送达了过户登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当优先办理过户登记。
372.【查封的效力】
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
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
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73.【最高额抵押财产的查封】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财产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
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374.【查封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无需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375.【续行查封的提起】
申请执行人申请续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七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后,应当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明确的期限届满日以及前款有关申请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事项。
376.【轮候查封】
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
其他人民法院对已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协助进行轮候登记,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关文书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名,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拒绝签名的,记入笔录。
同一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可以对同一财产采取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377.【轮候查封的期限起算】
轮候查封、扣押、冻结不产生正式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不需要续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
轮候查封、扣押、冻结自转为正式查封、扣押、冻结之日起开始计算查封、扣押、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在办理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时,可以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载明轮候查封、扣押、冻结转为正式查封、扣押、冻结后的查封、扣押、冻结期限。
378.【查封效力的消灭】
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已经被执行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379.【查封的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
(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
(二)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或者放弃债权的;
(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拍或者变卖不成,申请执行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又不同意接受抵债的;
(四)债务已经清偿的;
(五)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且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其他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380.【解封物品的发还】
人民法院解除对物品的查封、扣押措施的,除指定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外,应当自解除查封、扣押措施之日起十日内将物品发还给所有人或交付人。
物品在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期间,因自然损耗、折旧所造成的损失,由物品所有人或交付人自行负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81.【仲裁程序确权或分割查封财产不影响执行】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
案外人不服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第四节 财产变价
382.【财产变价的一般规定】
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
一、处置权
383.【处置权的原则规定】
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
执行过程中,原则上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
384.【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置权的取得条件】
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该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六十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385.【商请程序】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求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的,应当出具商请移送执行函,并附确认优先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及案件情况说明。
首先查封法院应当在收到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商请移送执行函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移送执行函,将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执行,并告知当事人。移送执行函应当载明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及首先查封债权的相关情况等内容。
商请移送执行函及移送执行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所附样式制作。
386.【处置权转移后的续封和处分】
查封财产移送执行后,继续查封由受移送法院负责。但距查封期限届满不足一个月的,首先查封法院应先行办理继续查封手续后再予移送。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在处分或继续查封该财产时,可以持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续,相关协助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387.【处置权转移后的变价款分配】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移送的财产变价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并将相关情况告知首先查封法院。
在分配程序中,首先查封债权受偿顺位不因财产移送执行而改变。首先查封债权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应当按照首先查封债权的清偿顺位,预留相应份额。
388.【处置权争议的协调】
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就移送查封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
共同的上级法院根据首先查封债权所处的诉讼阶段、查封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查封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由首先查封法院执行更为妥当的,也可以决定由首先查封法院继续执行,但应当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查封财产。
389.【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法院处置权的协调】
保全法院在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后超过一年未对被保全财产进行处分的,除被保全财产系争议标的外,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可以商请保全法院将被保全财产移送执行。但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就移送被保全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
共同的上级法院应当根据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执行法院,并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被保全财产。
二、委托评估
390.【评估原则及例外情形】
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
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391.【评估前的准备】
执行法院在委托评估之前应当对评估标的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财产现状的调查笔录或者收集其他有关资料。
被执行人应当提供相关财产品质的有关资料和说明。
评估所需的相关资料应当由当事人或相关第三人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当事人或第三人不予提交的,可以强制提取。对被执行人的股权进行评估时,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有关企业提供会计报表等资料,有关企业拒不提供的,可以强制提取。
392.【评估机构的选定】
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机方式确定。
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机构,应当通知执行人员到场,视情况可邀请社会有关人员到场监督。
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机构,应当提前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将选择机构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
393.【评估委托书】
评估机构选定后,人民法院应当向选定的机构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中一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评估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等情况;
(二)评估目的和要求;
(三)评估期限;
(四)评估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支付方式;
(五)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
除出具评估委托书以外,人民法院可根据评估机构的具体要求,向其提供评估标的物的财产清单、权属资料,以及对标的物采取执行措施的法律文书等必要资料。
394.【现场勘验】
拍卖、评估需要对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予以配合。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不予配合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进行。
评估机构在工作中需要对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人民法院应当提前通知执行人员和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不影响检查、勘验的进行,但应当由见证人见证。评估机构勘验现场,应当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勘验现场人员、当事人或见证人应当在勘验笔录上签名或盖章确认。
395.【评估期限】
评估机构一般应在接受委托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在六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因委托中止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需要延长期限的,评估机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按人民法院重新确定的时间完成受委托工作。
396.【评估的监督】
人民法院对其委托的评估活动实行监督。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评估结果,侵害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人民法院将不再委托其从事委托评估工作。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一)评估结果明显失实;
(二)随机选定后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完成评估工作;
(三)其他有关情形。
397.【评估报告的发送】
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评估报告发送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被执行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下落不明,可以采取请被执行人的近亲属转交、张贴在被执行人所在的自然村或小区公共活动场所、邮寄至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被执行人住所地等适当方式送达,无须公告送达
398.【评估报告异议的处理】
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或者评估程序严重违法而申请重新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重新评估应当另行确定评估机构。
399.【评估报告有效期】
评估报告的有效期按照评估报告载明的期限确定。进入拍卖程序后,评估报告有效期届满不影响后续拍卖、变卖和以物抵债程序的继续进行。但拍卖时间过长或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评估,按重新评估的价格进行拍卖。
评估报告已经过期,但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可以参照该评估报告确定拍卖保留价。
三、财产拍卖及流拍后的变卖
400.【拍卖优先原则】
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401.【网络拍卖优先原则】
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但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者不宜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的除外。
采用委托拍卖或其他方式对涉案财产进行变价的,应报经执行法院院领导审批。
(一)委托拍卖
402.【拍卖机构选定】
人民法院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并对拍卖机构的拍卖进行监督,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法院采用随机方式确定拍卖机构。
人民法院选择拍卖机构,应当通知执行人员到场,视情况可邀请社会有关人员到场监督。
人民法院选择拍卖机构,应当提前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将选择机构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
403.【拍卖活动监督】
人民法院对其委托的拍卖活动实行监督。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影响拍卖结果,侵害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人民法院将不再委托其从事委托拍卖工作。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一)拍卖过程中弄虚作假、存在瑕疵;
(二)随机选定后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完成拍卖工作;
(三)其他有关情形。
404.【保留价确定】
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未作评估的,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405.【无益拍卖】
保留价确定后,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的,应当在实施拍卖前将有关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于收到通知后五日内申请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应当重新确定保留价;重新确定的保留价应当大于该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
依照前款规定流拍的,拍卖费用由申请执行人负担。
406.【拍卖公告】
拍卖应当先期公告。拍卖公告应当包括执行法院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拍卖财产的名称、种类、数量、已知瑕疵及其他情况,拍卖会的时间及场所,展示拍卖物的时间、地点,拍卖财产的评估价,竞买人资格和条件,保证金金额及缴纳方式,拍卖价款的交付期限,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拍卖公司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等需要公告的内容。
拍卖公告发布前,应当经执行法院审查核准。
407.【拍卖公告的发布】
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
拍卖公告的范围及媒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确定。拍卖财产具有专业属性的,应当同时在专业性报纸上进行公告。当事人申请在其他新闻媒体上公告或者要求扩大公告范围的,应当准许,但该部分的公告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拍卖公告等相关拍卖信息应同步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发布。
408.【保证金交纳】
拍卖不动产、其他财产权或者价值较高的动产的,竞买人应当于拍卖前向人民法院预交保证金。申请执行人参加竞买的,可以不预交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由人民法院确定,但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五。
应当预交保证金而未交纳的,不得参加竞买。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预交的保证金充抵价款,其他竞买人预交的保证金应当在三日内退还;拍卖未成交的,保证金应当于三日内退还竞买人。
409.【权利人通知】
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410.【一般竞买人资格确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买受人的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可以参加竞买。
411.【优先购买权人竞价规则】
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
顺序相同的多个优先购买权人同时表示买受的,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受人。
412.【变价款足够时剩余财产的拍卖】
拍卖多项财产时,其中部分财产卖得的价款足以清偿债务和支付被执行人应当负担的费用的,对剩余的财产应当停止拍卖,但被执行人同意继续拍卖的除外。
413.【合并拍卖】
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
414.【流拍处理】
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债。
有两个以上执行债权人申请以拍卖财产抵债的,由法定受偿顺位在先的债权人优先承受;受偿顺位相同的,以抽签方式决定承受人。承受人应受清偿的债权额低于抵债财产的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内补交差额。
415.【拍卖撤回】
在拍卖开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拍卖委托:
(一)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二)申请执行人及其他执行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的;
(三)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
(四)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不需要拍卖财产的;
(五)案外人对拍卖财产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
(六)拍卖机构与竞买人恶意串通的;
(七)其他应当撤回拍卖的情形。
416.【拍卖暂缓、中止】
人民法院委托拍卖后,遇有依法应当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的情形的,应当决定暂缓执行或者裁定中止执行,并及时通知拍卖机构和当事人。拍卖机构收到通知后,应当立即停止拍卖,并通知竞买人。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或者中止执行的事由消失后,需要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通知拍卖机构恢复拍卖。
417.【足额清偿后的拍卖停止】
被执行人在拍卖日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交足额金钱清偿债务,要求停止拍卖,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执行人应当负担因拍卖支出的必要费用。
418.【余款支付】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将价款交付到人民法院或者汇入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419.【重新拍卖及悔拍保证金处理】
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买受人逾期未支付价款或者承受人逾期未补交差价而使拍卖、抵债的目的难以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重新拍卖,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重新拍卖的,仍按原拍次进行。
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受人;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
420.【再行拍卖】
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421.【动产流拍的处理】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动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范第414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抵债或者依法不能交付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
422.【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流拍的处理】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范第414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前款中所指的“其他执行措施”,可以包括强制管理,以及执行法院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重新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等。
423.【变价财产上权利负担的处理】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
424.【拍卖佣金和费用】
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
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
拍卖未成交或者非因拍卖机构的原因撤回拍卖委托的,拍卖机构为本次拍卖已经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执行人负担。
425.【拍卖撤销】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
(二)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的;
(三)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不同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
(四)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
(五)其他严重违反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
426.【涉国有资产的拍卖】
涉国有资产的司法委托拍卖由省级以上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实施,拍卖机构负责拍卖环节相关工作,并依照相关监管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进行。
427.【特定证券资产的拍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应当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转让的证券资产的司法委托拍卖,通过证券交易所实施,拍卖机构负责拍卖环节相关工作;其他证券类资产的司法委托拍卖由拍卖机构实施,并依照相关监管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进行。
(二)网络司法拍卖
428.【网络拍卖定义及公开原则】
本规范所指的网络司法拍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的行为。
网络司法拍卖应当在互联网拍卖平台上向社会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429.【拍卖平台条件及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网络服务提供者申请纳入名单库的,其提供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全面展示司法拍卖信息的界面;
(二)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的信息公示、网上报名、竞价、结算等功能;
(三)具有信息共享、功能齐全、技术拓展等功能的独立系统;
(四)程序运作规范、系统安全高效、服务优质价廉;
(五)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度。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负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选定、评审和除名。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已纳入和新申请纳入名单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评审并公布结果。
430.【当事人选择原则】
网络服务提供者由申请执行人从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中选择;未选择或者多个申请执行人的选择不一致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431.【人民法院职责】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作、发布拍卖公告;
(二)查明拍卖财产现状、权利负担等内容,并予以说明;
(三)确定拍卖保留价、保证金的数额、税费负担等;
(四)确定保证金、拍卖款项等支付方式;
(五)通知当事人和优先购买权人;
(六)制作拍卖成交裁定;
(七)办理财产交付和出具财产权证照转移协助执行通知书;
(八)开设网络司法拍卖专用账户;
(九)其他依法由人民法院履行的职责。
432.【法院内部分工】
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由执行局负责实施,辅助工作的组织管理既可由执行局负责,也可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
433.【拍卖辅助工作承担】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将下列拍卖辅助工作委托社会机构或者组织承担:
(一)制作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及视频或者照片等资料;
(二)展示拍卖财产,接受咨询,引领查看,封存样品等;
(三)拍卖财产的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仓储、保管、运输等;
(四)其他可以委托的拍卖辅助工作。
社会机构或者组织承担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434.【网络服务提供者工作承担及禁止】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下列事项应当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
(一)提供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并保障安全正常运行;
(二)提供安全便捷配套的电子支付对接系统;
(三)全面、及时展示人民法院及其委托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提供的拍卖信息;
(四)保证拍卖全程的信息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和安全;
(五)其他应当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工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拍卖程序中设置阻碍适格竞买人报名、参拍、竞价以及监视竞买人信息等后台操控功能。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
435.【网络服务提供者监督】
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从事与网络司法拍卖相关的行为,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436.【保留价确定】
网络司法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起拍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征询当事人意见。起拍价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七十。
437.【一人竞拍】
网络司法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一人参与竞拍,出价不低于起拍价的,拍卖成交。
438.【拍卖公告】
网络司法拍卖应当先期公告,拍卖公告除通过法定途径发布外,还应同时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发布。
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三十日前公告。
拍卖公告应当包括拍卖财产、价格、保证金、竞买人条件、拍卖财产已知瑕疵、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拍卖时间、网络平台和拍卖法院等信息。
439.【信息公示】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当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下列信息:
(一)拍卖公告;
(二)执行所依据的法律文书,但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三)评估报告副本,或者未经评估的定价依据;
(四)拍卖时间、起拍价以及竞价规则;
(五)拍卖财产权属、占有使用、附随义务等现状的文字说明、视频或者照片等;
(六)优先购买权主体以及权利性质;
(七)通知或者无法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的情况;
(八)拍卖保证金、拍卖款项支付方式和账户;
(九)拍卖财产产权转移可能产生的税费及承担方式;
(十)执行法院名称,联系、监督方式等;
(十一)其他应当公示的信息。
440.【特别提示】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当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下列事项予以特别提示:
(一)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二)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应当在竞价程序开始前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三)拍卖财产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
(四)拍卖财产以实物现状为准,竞买人可以申请实地看样;
(五)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拍卖财产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
(六)载明买受人真实身份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
(七)买受人悔拍后保证金不予退还。
441.【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
被执行人应当提供拍卖财产品质的有关资料和说明。
人民法院按本规范第439条和第440条的要求予以公示和特别提示,且在拍卖公告中声明不能保证拍卖财产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442.【权利人通知】
网络司法拍卖的事项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三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权利人书面明确放弃权利的,可以不通知。无法通知的,应当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并说明无法通知的理由,公示满五日视为已经通知。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参与竞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443.【保证金交纳】
保证金数额在起拍价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范围内确定。
竞买人应当在参加拍卖前以实名交纳保证金,未交纳的,不得参加竞买。申请执行人参加竞买的,可以不交保证金;但债权数额小于保证金数额的按差额部分交纳。
交纳保证金,竞买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交纳,也可以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支付系统中对竞买人的相应款项予以冻结。
444.【一般竞买人资格确定】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前交纳保证金经人民法院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确认后,取得竞买资格。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向取得资格的竞买人赋予竞买代码、参拍密码;竞买人以该代码参与竞头。
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前,人民法院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竞买人以及其他能够确认竞买人真实身份的信息、密码等,应当予以保密。
445.【优先购买权人资格确定】
优先购买权人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取得优先竞买资格以及优先竞买代码、参拍密码,并以优先竞买代码参与竞买;未经确认的,不得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
顺序不同的优先购买权人申请参与竞买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顺序,赋予不同顺序的优先竞买代码。
446.【竞价规则】
网络司法拍卖从起拍价开始以递增出价方式竞价,增价幅度由人民法院确定。竞买人以低于起拍价出价的无效。网络司法拍卖的竞价时间应当不少于二十四小时。竞价程序结束前五分钟内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有出价的,竞价时间自该出价时点顺延五分钟。竞买人的出价时间以进入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服务系统的时间为准。
竞买代码及其出价信息应当在网络竞买页面实时显示,并储存、显示竞价全程。
447.【优先购买权竞价规则】
优先购买权人参与竞买的,可以与其他竞买人以相同的价格出价,没有更高出价的,拍卖财产由优先购买权人竞得。
顺序不同的优先购买权人以相同价格出价的,拍卖财产由顺序在先的优先购买权人竞得。
顺序相同的优先购买权人以相同价格出价的,拍卖财产由出价在先的优先购买权人竞得。
448.【买受人身份公示】
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的,由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买受人的真实身份自动生成确认书并公示。
449.【拍卖保证金处理】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可以充抵价款;其他竞买人交纳的保证金应当在竞价程序结束后二十四小时内退还或者解冻。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人交纳的保证金应当在竞价程序结束后二十四小时内退还或者解冻。
450.【悔拍保证金处理】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
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451.【余款支付】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内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拍卖成交后二十四小时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冻结的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划入人民法院指定账户。
452.【流拍处理】
网络司法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的,本次拍卖流拍。流拍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再次拍卖,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再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
再次拍卖流拍的,可以依法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变卖。
453.【审查组织】
起拍价及其降价幅度、竞价增价幅度、保证金数额和优先购买权人竞买资格及其顺序等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评议确定。
454.【拍卖暂缓、中止】
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中,有依法应当暂缓、中止执行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暂缓或者裁定中止拍卖;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或者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停止拍卖。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系统故障、安全隐患等紧急情况的,可以先行暂缓拍卖,并立即报告人民法院。
暂缓或者中止拍卖的,应当及时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告原因或者理由。
暂缓拍卖期限届满或者中止拍卖的事由消失后,需要继续拍卖的,应当在五日内恢复拍卖。
455.【拍卖记录保存】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拍卖形成的电子数据,应当完整保存不少于十年,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456.【交付、过户费用承担】
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
457.【拍卖撤销】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一)由于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视频或者照片展示以及瑕疵说明严重失实,致使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但拍卖时的技术水平不能发现或者已经就相关瑕疵以及责任承担予以公示说明的除外;
(二)由于系统故障、病毒入侵、黑客攻击、数据错误等原因致使拍卖结果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
(三)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
(四)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竞买资格的;
(五)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享有同等权利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
(六)其他严重违反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
458.【撤销拍卖权利救济程序】
网络司法拍卖被人民法院撤销,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行为违法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认为其他主体的行为违法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
459.【服务提供者责任】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认为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违法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具有法定免责事由的除外。
460.【特定人员行为禁止】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下列机构和人员不得竞买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与其行为相关的拍卖财产:
(一)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
(三)承担拍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
(四)第(一)至(三)项规定主体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
461.【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罚】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
(一)存在违反本规范第434条第二款规定操控拍卖程序、修改拍卖信息等行为的;
(二)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泄漏保密信息等行为的;
(三)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规定受到处罚,不适于继续从事网络司法拍卖的;
(四)存在违反本规范第460条规定行为的;
(五)其他应当除名的情形。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462.【异议、复议处理】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司法拍卖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异议、复议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或者裁定中止拍卖。
案外人对网络司法拍卖的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并决定暂缓或者裁定中止拍卖。
463.【网拍规定适用情形】
执行程序中委托拍卖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拍卖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有关司法拍卖的规定。
四、直接变卖
464.【不经拍卖直接变卖的情形】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同意变卖的,可以变卖。
金银及其制品、当地市场有公开交易价格的动产、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季节性商品、保管困难或者保管费用过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变卖。
465.【变卖价格确定】
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对变卖财产的价格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价格变卖;无约定价格但有市价的,变卖价格不得低于市价;无市价但价值较大、价格不易确定的,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价格进行变卖。
按照评估价格变卖不成的,可以降低价格变卖,但最低的变卖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二分之一。
466.【变卖主体及特定人员行为禁止】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交有关单位变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
对变卖的财产,人民法院或者其工作人员不得买受。
467.【变卖财产无人应买的处理】
变卖的财产无人应买的,适用本规范第414条将该财产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
468.【被执行人自行变卖】
被执行人申请对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自行变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应当监督其按照合理价格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并控制变卖的价款。
469.【撤销变卖】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变卖的,参照本规范第425条规定处理。
470.【网络变卖的规定适用】
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变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五、抵债
471.【合意抵债】
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472.【无法拍卖、变卖财产的抵债】
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六、所有权转移及交付
473.【成交和抵债裁定】
拍卖、变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并于价款或者需要补交的差价全额交付后十日内,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
474.【所有权转移】
拍卖、变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
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475.【执行标的物的交付】
人民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应当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将拍卖的财产移交买受人或者承受人。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占有拍卖财产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的,可参照本规范第二编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的相关规定办理。
七、强制管理
476.【强制管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或者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可以将适宜管理的被执行人财产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以所得收益清偿债务:
(一)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或者不宜拍卖、变卖的;
(二)被执行人的财产经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未成交,申请执行人不接受抵债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可以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的其他情形。第五节 参与分配
477.【参与分配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
478.【参与分配的期间与形式】
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
479.【已申请执行债权的参与分配】
已申请执行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可以向其原申请执行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由执行法院将参与分配申请书转交给主持分配的法院,并说明执行情况。
480.【优先权人、担保物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条件】
未取得执行依据的优先权人、担保物权人直接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应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除写明被执行人未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理由外,还应写明优先受偿的金额、事实和理由,并提交相关的权利证明文件。
481.【主持分配的法院】
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执行人的多项财产分别被不同法院查封,符合参与分配条件的,由各项财产的在先查封法院分别进行分配。
相关执行法院协商一致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也可以将各自查封的财产交其中一家法院进行处置和分配。共同上级法院也可以通过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将所有案件管辖权集中至一家法院,由该法院处置财产并主持分配。或者由共同的上级法院作出决定,确定其中一家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价款统一处置,统一分配。
482.【清偿顺序】
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
483.【分配方案的制作】
多个债权人对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在制作分配方案时,可以先由所有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协商,意见一致的,按照一致意见制作分配方案;意见不一致的,由执行法院依职权按照清偿顺序制作分配方案。分配方案一般应当记载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可供分配款项总额;
(三)债权总额、各债权人的债权额及各债权的性质、参与分配的依据;
(四)分配顺序及各债权受分配的比例和数额;
(五)分配方案制作及实施分配的日期;
(六)不服分配方案的救济途径。
484.【分配方案的异议和异议之诉】
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
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提存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
485.【剩余债务清偿】
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第六节 款物的发放与保管
486.【执行款的扣划方式】
被执行人可以将执行款直接支付给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也可以将执行款从被执行人账户直接划至申请执行人账户。但有争议或需再分配的执行款,以及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将执行款划至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扣划的执行款,应当划至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
487.【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原则】
执行人员原则上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确有必要直接收取的,应当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同时制作收款笔录,由交款人和在场人员签名。
执行人员直接收取现金或者票据的,应当在回院后当日将现金或票据移交财务部门;当日移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回院后一日内移交并说明原因。
488.【发放期限】
执行人员应当在收到财务部门执行款到账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核算、执行费用的结算、通知申请执行人领取和执行款发放等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可以延缓发放:
(一)需要进行案款分配的;
(二)申请执行人因另案诉讼、执行或涉嫌犯罪等原因导致执行款被保全或冻结的;
(三)申请执行人经通知未领取的;
(四)案件被依法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
(五)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延缓发放执行款的。
上述情形消失后,执行人员应当在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发放。
489.【执行款发放方式】
人民法院发放执行款,一般应当采取转账方式。
执行款应当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确需发放给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但依法应当退还给交款人的除外。
490.【执行款发放审批】
发放执行款时,执行人员应当填写执行款发放审批表。执行款发放审批表中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金额、交款时间、交款方式、收款人姓名或名称、收款人账号、发款金额和方式等情况。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交由财务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的,应当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当附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函及律师执照复印件。
491.【办理支付手续】
申请执行人要求或同意人民法院采取转账方式发放执行款的,执行人员应当持执行款发放审批表及申请执行人出具的本人或本单位接收执行款的账户信息的书面证明,交财务部门办理转账手续。
申请执行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到人民法院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的,执行人员应当在查验领款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手续后,持执行款发放审批表,会同领款人到财务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492.【符合财务管理规定】
财务部门在办理执行款支付手续时,除应当查验执行款发放审批表,还应当按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进行审核。
发放执行款时,收款人应当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款凭证。财务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93.【执行款的提存】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发放执行款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执行款提存:
(一)申请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领取的;
(二)申请执行人下落不明的;
(三)申请执行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的;
(四)按照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通知其领取的;
(五)其他不能发放的情形
494.【提存的审批】
需要提存执行款的,执行人员应当填写执行款提存审批表并附具有提存情形的证明材料。执行款提存审批表中应注明执行案件案号、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金额、交款时间、交款方式、收款人姓名或名称、提存金额、提存原因等情况。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办理提存手续。
提存费用应当由申请执行人负担,可以从执行款中扣除。
495.【物品的交付】
被执行人将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包括票据、证照等)直接交付给申请执行人的,被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物品接收证明;没有物品接收证明的,执行人员应当将履行情况记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附卷。
被执行人将物品交由人民法院转交给申请执行人或由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交接的,执行人员应当将交付情况记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附卷。
496.【物品的交接】
查封、扣押至人民法院或被执行人、担保人等直接向人民法院交付的物品,执行人员应当立即通知保管部门对物品进行清点、登记,有价证券、金银珠宝、古董等贵重物品应当封存,并办理交接。保管部门接收物品后,应当出具收取凭证。
对于在异地查封、扣押,且不便运输或容易毁损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物品所在地人民法院代为保管,代为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497.【物品保管场所】
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专门场所存放本规范第496条规定的物品。
498.【特殊物品的处理】
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将价款交付人民法院;必要时,执行人员可予以变卖,并将价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交财务部门。
499.【物品发放期限】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被执行人交付,且属于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执行人员应当自查封、扣押或被执行人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费用的结算、通知申请执行人领取和发放物品等工作。不属于执行依据确定交付、返还的物品,符合处置条件的,执行人员应当依法启动财产处置程序。
500.【物品的提存】
符合本规范第49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物品进行提存。
物品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存拍卖或者变卖该物品所得价款。第七节 执行实施案件结案
501.【结案方式】
除执行财产保全裁定、恢复执行的案件外,其他执行实施类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
(一)执行完毕;
(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三)终结执行;
(四)销案;
(五)不予执行;
(六)驳回申请。
502.【执行完毕】
执行实施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执行完毕”结案:
(一)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
(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全部执行完毕;
(三)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执行完毕应当制作结案通知书并发送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书面认可执行完毕或口头认可执行完毕并记入笔录的,无需制作结案通知书。
50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执行实施案件具备本规范第107条规定条件的,可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504.【终结执行】
执行实施案件有本规范第125条情形之一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
505.【销案】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销案”方式结案:
(一)被执行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或申请执行人撤回申请的;
(二)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在先的;
(三)受托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同意退回委托的。
506.【不予执行】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被执行人对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的,以“不予执行”方式结案。
507.【驳回申请】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经审查发现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受理条件,裁定驳回申请的,以“驳回申请”方式结案。
508.【不得结案处理的情形】
下列案件不得作结案处理:
(一)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
(二)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
(三)执行和解协议未全部履行完毕,且不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条件的。
第二十一章 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对银行存款的执行
一、一般规定
509.【查询】
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时,执行人员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出具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
对人民法院依法向金融机构查询或查阅的有关资料,包括被执行人开户、存款情况以及会计凭证、账簿、有关对账单等资料(含电脑储存资料),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如实提供并加盖印章;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抄录、复制、照相,但应当依法保守秘密。
510.【冻结】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时,执行人员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出具法院冻结裁定书和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
裁定书和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511.【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冻结手续。
512.【户名与账号不符的处理】
人民法院在完成冻结手续后,金融机构发现被冻结的户名与账号不符时,可以向法院提出存在的问题,但不得自行解冻。
513.【扣划裁定的效力】
对未冻结的银行存款,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
对已冻结的银行存款,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裁定扣划,无需出具解除冻结的手续,但应当在裁定中载明先前冻结的事实。
514.【实施扣划的手续】
人民法院扣划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执行人员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出具法院扣划裁定书和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
515.【金融机构留置送达的允许】
人民法院要求金融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存款时,冻结、扣划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适用留置送达的规定。
516.【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
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时,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协助办理查询事宜,不需办理签字手续,对于查询的情况,由经办人签字确认。
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协助执行。
对协助执行手续完备拒不协助执行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理。
517.【擅自解冻的责任】
金融机构擅自解冻被人民法院冻结的款项,致冻结款项被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在限期内未能追回的,应当裁定该金融机构在转移的款项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518.【存款上优先受偿权处理】
有权机关、金融机构或第三人对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享有质押权、保证金等优先受偿权的,金融机构应当将所登记的优先受偿权信息在查询结果中载明。执行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金融机构反馈查询结果中载明优先受偿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在办理后五个工作日内,将采取冻结措施的情况通知优先受偿权人。优先受偿权人可向执行法院主张权利,执行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审查处理期间,执行法院不得强制扣划。
存款或金融资产的优先受偿权消灭前,其价值不计算在实际冻结总金额内;优先受偿权消灭后,执行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强制变价等执行措施。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开设联名账户等共有账户,案外人对账户中的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享有共有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处理。
二、常见特殊账户或特殊资金
519.【工会经费、党费】
对企业的工会经费及“工会经费集中户”的款项、党组织的党费,人民法院不得作为所在企业的财产予以执行。
520.【军队、武警部队的存款】
军队、武警部队一类保密单位开设的“特种预算存款”“特种其他存款”和连队账户的存款,人民法院原则上不采取冻结或扣划等措施,但该账户存入其他款项的除外;军队、武警部队的其余存款可以冻结和扣划。
521.【封闭贷款结算专户资金】
人民法院不得执行被执行人的封闭贷款结算专户中的款项。
如果有证据证明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其他款项打入封闭贷款结算专户的,人民法院可以仅就所打入的款项采取执行措施。
522.【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人民法院不得作为所在企业的财产予以执行。
523.【社会保险基金】
对社会保险基金,人民法院不得作为社会保险机构及其原下属企业的财产予以执行。
524.【存款准备金、备付金】
被执行人为金融机构的,对其交存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不得冻结和扣划,但对其在本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及其在人民银行的其他存款可以冻结、划拨,并可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但不得查封其营业场所。
525.【期货交易所会员的期货保证金】
期货交易所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请求冻结、划拨期货交易所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26.【期货公司客户的期货保证金】
期货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请求冻结、划拨客户在期货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27.【非结算会员的保证金】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会员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请求冻结、划拨非结算会员在该被执行人结算会员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28.【前述三条的例外】
有证据证明保证金账户中有超过本规范第525条、第526条、第527条规定的资金,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或者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超出部分的资金。
有证据证明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自有资金与保证金发生混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或者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相关账户内的资金。
529.【结算担保金】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其结算会员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请求冻结、划拨期货交易所向其结算会员依法收取的结算担保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证据证明结算会员在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中有超过交易所要求的结算担保金数额部分的,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超出部分的资金。
530.【旅行服务质量保证金】
人民法院在执行涉及旅行社的案件时,遇有下列情形而旅行社不承担或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执行旅行服务质量保证金:
(一)旅行社因自身过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而造成旅游者的经济权益损失;
(二)旅行社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而造成旅游者的经济权益损失;
(三)旅行社破产后造成旅游者预交旅行费损失;
(四)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之外,不得执行旅行服务质量保证金。同时,执行涉及旅行社的经济赔偿案件时,不得从旅游行政部门行政经费账户上划转行政经费资金。
531.【承兑汇票保证金】
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
532.【信用证开证保证金】
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
如果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冻结和扣划的某项资金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于确系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如果开证银行履行了对外支付义务,根据该银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如果申请开证人提供的开证保证金是外汇,当事人又举证证明信用证的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时,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冻结措施。
如果银行因信用证无效、过期,或者因单证不符而拒付信用证款项并且免除了对外支付义务,以及在正常付出了信用证款项并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款额后尚有剩余,即在信用证开证保证金账户存款已丧失保证金功能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
人民法院对于为逃避债务而提供虚假证据证明属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33.【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执行之一】
以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方式贷款的,应当签订书面质押贷款合同。质押贷款合同自贷款银行实际托管借款人出口退税专用账户时生效。
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银行,对质押账户内的退税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人民法院审理、执行案件时,不得对已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款项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借款人进入破产程序时,贷款银行对已经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应以被担保债权尚未受偿的数额为限。
534.【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执行之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规范第533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
(一)借款人将非退税款存入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
(二)贷款银行将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退税款扣还其他贷款,且数额已经超出质押贷款金额的;
(三)贷款银行同意税务部门转移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
(四)贷款银行有其他违背退税账户专用性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行为的。
535.【职工建房集资款、自列住房基金】
对于企业职工建房集资款,人民法院不得作为所在企业的财产予以执行。
对于企业自列职工住房基金用途的资金,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该企业的财产予以执行。
536.【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
对各级财政开支的直接用于粮棉油收购环节的价格补贴款、银行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货款和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的粮棉油调销回笼款,只能用于粮棉油收购及相关费用支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涉及政策性粮棉油收购业务之外的经济纠纷案件中,不宜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代理行或经人民银行当地分行批准的其他金融机构开立账上的这类资金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的粮棉油收购资金及由该项资金形成的库存的粮棉油,人民法院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
537.【凭证式国库券】
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是由被执行人交银行管理的到期偿还本息的有价证券,在性质上与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相似,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第二节 对机动车辆、船舶的执行
一、对机动车辆的执行
538.【一般原则】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机动车辆,或者占有的机动车辆。
539.【登记车辆的查封】
对已登记的机动车辆查封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车辆管理部门。查封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540.【未登记车辆的扣押】
扣押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机动车辆时,人民法院应当在扣押清单上记载该机动车辆的发动机编号。该车辆在扣押期间权利人要求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办理相应的扣押登记手续。
541.【责令交出或协助查找】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责令被执行人或实际占有人限期交出车辆,也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被执行人或实际占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理。
542.【保管原则】
扣押的机动车辆,一般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保管。保管期间,任何人不得使用。
543.【扣押清单及笔录】
扣押机动车辆时,执行人员应当造具清单、制作扣押笔录。
扣押清单,一般应当载明车辆品牌、颜色、所悬挂牌号、车架号、发动机号、里程数等,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
扣押笔录,一般应当载明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的时间、扣押清单所载内容、机动车辆的保管人、保管场所等内容。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544.【扣押公示】
人民法院将扣押的机动车辆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机动车辆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扣押的适当方式。
二、对船舶的执行
545.【专属管辖】
除海事法院及其上级人民法院外,地方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船舶保全申请应不予受理;地方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扣押和拍卖船舶的,应当委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执行。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七节的规定,申请拍卖船舶实现船舶担保物权的,由船舶所在地或船籍港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船舶拍卖受偿程序的规定处理。第三节 对不动产的执行
一、查封
546.【查询】
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到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土地、房屋权属情况时,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
人民法院在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并复制或者抄录的书面材料,由土地、房屋权属的登记机构或者其所属的档案室(馆)加盖印章。无法查询或者查询无结果的,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547.【判断可查封性的一般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
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
对于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548.【因法定事由而发生物权变动的不动产】
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判断属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执行法院可以查封。
549.【可分割或不可分割房屋】
人民法院对可以分割处分的房屋应当在执行标的额的范围内分割查封,不可分割的房屋可以整体查封。
分割查封的,应当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查封房屋的具体部位。
550.【被执行人出售的不动产】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不动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不动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
551.【被执行人购买的不动产】
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的不动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不动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不动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552.【全部缴纳出让金土地使用权的预查封】
被执行人全部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但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土地使用权进行预查封。
553.【部分缴纳出让金土地使用权的预查封】
被执行人部分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但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对可以分割的土地使用权,按已缴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确认被执行人的土地使用权,人民法院可以对确认后的土地使用权裁定预查封。对不可以分割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全部进行预查封。
被执行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全部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应当将被执行人缴纳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退还的土地出让金交由人民法院处理,预查封自动解除。
554.【未登记房屋的预查封】
下列房屋虽未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预查封:
(一)作为被执行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尚未出售的房屋;
(二)被执行人购买的已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了房屋权属初始登记的房屋;
(三)被执行人购买的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或者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屋。
555.【预查封的办理、期限计算及效力】
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依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所附的裁定书办理预查封登记。土地、房屋权属在预查封期间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预查封登记自动转为查封登记,预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后,查封期限从预查封之日起开始计算。
预查封的期限和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预查封期限届满之日,人民法院未办理预查封续封手续的,预查封的效力消灭。
556.【过户登记过程中的查封】
对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核准登记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查封,已核准登记的,不得进行查封。
557.【查封期限】
人民法院查封不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手续。
续行查封无需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558.【查封的程序】
人民法院查封不动产,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
采取查封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559.【已登记不动产的查封】
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
查封已登记的不动产,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行为
560.【未登记建筑物的查封】
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
561.【查封笔录】
查封不动产,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的时间;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其他地上建筑物坐落、权属等情况;
(三)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其他地上建筑物的占有、使用、保管情况;
(四)其他应当记明的事项。
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562.【房地一体原则】
查封地上建筑物的效力及于该地上建筑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查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但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分属被执行人与他人的除外。
地上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机关不是同一机关的,应当分别办理查封登记。
563.【轮候查封之一】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同一宗土地使用权、房屋进行查封的,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为首先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人民法院办理查封登记手续后,对后来办理查封登记的人民法院作轮候查封登记,并书面告知该土地使用权、房屋已被其他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及查封的有关情况。
564.【轮候查封之二】
轮候查封登记的顺序按照人民法院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查封法院依法解除查封的,排列在先的轮候查封自动转为查封;查封法院对查封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全部处理的,排列在后的轮候查封自动失效;查封法院对查封的土地使用权、房屋部分处理的,对剩余部分,排列在后的轮候查封自动转为查封。
预查封的轮候登记参照本规范第563条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565.【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协助义务】
对人民法院查封或者预查封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办理查封或者预查封登记。
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房屋时,不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认为人民法院查封、预查封或者处理的土地、房屋权属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但不应当停止办理协助执行事项。
二、处置
566.【房地权属的转移原则】
在变价处理土地使用权、房屋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同时转移;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致的,受让人继受原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567.【用途与出让年限改变的禁止】
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时,不得改变原土地用途和出让年限。
568.【一处住房的执行】
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二)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三)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569.【设定抵押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拍卖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的价款,在依法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以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为标的物设定抵押,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即视同已经具有审批权限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必再另行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审批手续。
570.【集体土地使用权】
人民法院执行集体土地使用权时,经与国土资源部门取得一致意见后,可以裁定予以处理,但应当告知权利受让人,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土地征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对处理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的,人民法院应当与国土资源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处理。
571.【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一】
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既要依法履行强制执行职责,又要尊重房屋登记机构依法享有的行政权力;既要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要防止“违法建筑”等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房屋通过协助执行行为合法化。
572.【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二】
执行程序中处置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时,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依法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暂时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载明待房屋买受人或承受人完善相关手续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后,由房屋登记机构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登记;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原则上进行“现状处置”,即处置前披露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买受人或承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或承受人自行负责。
573.【无证房产的执行之三】
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屋登记机构认为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并作出书面说明的,执行法院应在三十日内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参照行政规章,对其说明理由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撤销或变更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理由不成立的,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限期按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574.【变价财产上权利负担的处理】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
575.【租赁的处理之一】
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擅自出租查封财产的,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解除承租人对该财产的占有,但不应当在裁定中直接宣布租赁合同无效或解除租赁合同。
576.【租赁的处理之二】
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77.【执行标的物的交付】
人民法院裁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应当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将拍卖的财产移交买受人或者承受人。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占有拍卖财产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强制执行。
具体执行时,可参照本规范第二编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的规定办理。第四节 对知识产权的执行
578.【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裁定禁止被执行人转让其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财产权部分)等知识产权。上述权利有登记主管部门的,应当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执行人将产权或使用权证照交人民法院保存。
对前款财产权,可以采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
579.【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著作权(财产权部分)、专利权、商标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580.【专利权的冻结】
人民法院对专利权进行冻结,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以及对专利权冻结的期限,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581.【专利申请权的冻结】
专利申请权属于专利申请人的一项财产权利,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的对象。
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需要对专利申请权进行保全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保全的专利申请的名称、申请人、申请号、保全期限以及协助执行保全的内容,包括禁止变更著录事项、中止审批程序等,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
582.【出质或独占许可的冻结】
人民法院对出质的专利权可以采取冻结措施,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受冻结措施的影响;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已经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专利权进行冻结。
583.【注册商标权的冻结】
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冻结时,应当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协助保全的注册商标的名称、注册人、注册证号码、保全期限以及协助执行保全的内容,包括禁止转让、注销注册商标、变更注册事项和办理商标权质押登记等事项。
584.【注册商标权的一并处置】
对被执行人名下某一注册商标权执行时,人民法院应当将该注册商标及其名下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相同和近似商标一并进行评估、拍卖、变卖等,并在采取执行措施时,裁定将相同或近似注册商标一并予以执行。第五节 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执行
585.【查询】
人民法院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进行冻结或者实体处分前,应当查询权属。
人民法院应先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有关信息。需要进一步获取有关信息的,可以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协助。
执行人员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询时,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并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协助查询通知书应当载明被查询主体的姓名(名称)、查询内容,并记载执行依据、人民法院经办人员的姓名和电话等内容。
586.【冻结】
人民法院对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业务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公司章程中查明属于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其他投资权益,可以冻结。
587.【送达及公示】
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
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时,应当同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应当载明该市场主体于冻结期限内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向被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裁定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和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
协助公示通知书应当载明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执行依据,被冻结的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的姓名(名称),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数额,冻结期限,人民法院经办人员的姓名和电话等内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588.【冻结效力】
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被冻结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
589.【多个冻结及生效冻结】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家法院要求冻结同一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情况下,应当将所有冻结要求全部公示。首先送达协助公示通知书的执行法院的冻结为生效冻结。送达在后的冻结为轮候冻结。有效的冻结解除的,轮候的冻结中,送达在先的自动生效,
590.【冻结期限】
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申请人申请续行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次冻结期限届满三日前按照本规范第587条规定办理。续冻期限不得超过三年。续行冻结没有次数限制。
有效的冻结期满,人民法院未办理续行冻结的,冻结的效力消灭。按照前款办理了续行冻结的,冻结效力延续,优先于轮候冻结。
591.【解除冻结】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等解除冻结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同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示。
人民法院通知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示的程序,按照本规范第587条办理。
592.【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及拟制放弃】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593.【变更登记】
人民法院强制转让被执行人的股权、其他投资权益,完成变价等程序后,应当向受让人、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转让裁定,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并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
人民法院要求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到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法律、行政法规对股东资格、持股比例等有特殊规定的,人民法院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前,应当进行审查,并确认该公司股东变更符合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到人民法院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直接在业务系统中办理,不需要该有限责任公司另行申请,并及时公示股东变更登记信息。公示后,该股东权利以公示信息确定。
594.【查询、摘抄、复制材料】
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材料查询、摘抄、复制,但不得带走原件。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人民法院复制的书面材料应当核对并加盖印章。人民法院要求提供电子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条件的,应当提供。
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无法协助的事项,人民法院要求出具书面说明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出具。
595.【协助执行后果及救济】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按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当事人、案外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执行的行为不服,提出异议或者行政复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受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案外人认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要求存在错误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者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596.【新旧规定的衔接】
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通知在2014年2月28日之前送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冻结到期日在2014年3月1日以后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2014年11月30日前将冻结信息公示。公示后续行冻结的,按照本规范第587条办理。
冻结到期日在2014年3月1日以后、2014年11月30日前,人民法院送达了续行冻结通知书的,续行冻结有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还应当在2014年11月30日前公示续行冻结信息。
人民法院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冻结未设定期限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2014年11月30日前将冻结信息公示。从公示之日起满两年,人民法院未续行冻结的,冻结的效力消灭。
597.【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的股权或投资权益】
对被执行人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在征得合资或合作他方的同意和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的批准后,可以对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予以转让。
如果被执行人除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股权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其他股东又不同意转让的,可以直接强制转让被执行人的股权,但应当保护合资他方的优先购买权。
598.【股息或红利等收益】
对被执行人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已到期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人民法院有权裁定禁止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并要求有关企业直接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对被执行人预期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禁止到期后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到期后人民法院可从有关企业中提取,并出具提取收据。
599.【擅自处理股权及股息、红利的责任】
有关企业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冻结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或擅自为被执行人办理已冻结股权的转移手续,造成已转移的财产无法追回的,应当在所支付的股息或红利或转移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赔偿责任。第六节 对证券及其交易结算资金的执行
600.【协助执行机关】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601.【协助执行的手续及留置送达的允许】
人民法院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协助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执行人员应当依法出具相关证件和有效法律文书。
执行人员证件齐全、手续完备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签收有关法律文书并协助办理有关事项。
拒绝签收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可以留置送达。
602.【查询】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查询客户和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证券交收账户和资金交收账户内已完成清算交收程序的余额、余额变动、开户资料等内容。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向证券公司查询客户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证券交收账户和资金交收账户内的余额、余额变动、证券及资金流向、开户资料等内容。
查询自然人账户的,应当提供自然人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查询法人账户的,应当提供法人名称和营业执照或者法人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出具书面查询结果并加盖业务专用章。人民法院对查询结果有疑问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在必要时应当进行书面解释并加盖业务专用章。
603.【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证券及其交易结算资金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冻结手续。
604.【不得冻结、扣划的证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按照业务规则收取并存放于专门清算交收账户内的下列证券,不得冻结、扣划: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设立的证券集中交收账户、专用清偿账户、专用处置账户内的证券;
(二)证券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设的客户证券交收账户、自营证券交收账户和证券处置账户内的证券。
605.【不得冻结、扣划的资金】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按照业务规则收取并存放于专门清算交收账户内的下列资金,不得冻结、扣划: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设立的资金集中交收账户、专用清偿账户内的资金;
(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收取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和结算互保金;
(三)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银行开设的结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和新股发行验资专户内的资金,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新股发行网下申购配售对象开立的网下申购资金账户内的资金;
(四)证券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设的客户资金交收账户内的资金;
(五)证券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设的自营资金交收账户内最低限额自营结算备付金及根据成交结果确定的应付资金。
606.【不得扣划、冻结的担保物】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按照业务规则要求证券公司等结算参与人、投资者或者发行人提供的回购质押券、价差担保物、行权担保物、履约担保物等担保物,在交收完成之前,不得冻结、扣划。
607.【自营资金】
证券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自营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可以冻结、扣划。
608.【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一】
期货交易所为被执行人的,期货交易所会员向其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
609.【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二】
期货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客户向其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
610.【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之三】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会员为被执行人的,非结算会员向其提交的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
611.【上述三条的例外】
有证据证明本规范第608条、第609条、第610条保证金账户中有超出保证范围的有价证券部分权益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或者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对超出部分可分别作为期货公司、结算会员的财产予以执行。
612.【冻结、扣划】
人民法院冻结、扣划相关证券、资金时,应当明确拟冻结、扣划证券、资金所在的账户名称、账户号码、冻结期限,所冻结、扣划证券的名称、数量或者资金的数额。扣划时,还应当明确拟划入的账户名称、账号。
冻结证券和交易结算资金时,应当明确冻结的范围是否及于孳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问题通知》规定的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名义建立的各类专门清算交收账户不得整体冻结。
613.【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冻结手续。
614.【协助机关分工】
在证券公司托管的证券的冻结、扣划,既可以在托管的证券公司办理,也可以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不同的执法机关同一交易日分别在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同一笔证券办理冻结、扣划手续的,证券公司协助办理的为在先冻结、扣划。
冻结、扣划未在证券公司或者其他托管机构托管的证券或者证券公司自营证券的,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协助办理。
615.【协助机关办理时限】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受理冻结、扣划要求后,应当在受理日对应的交收日交收程序完成后根据交收结果协助冻结、扣划。
证券公司受理冻结、扣划要求后,应当立即停止证券交易,冻结时已经下单但尚未撮合成功的应当采取撤单措施。冻结后,根据成交结果确定的用于交收的应付证券和应付资金可以进行正常交收。在交收程序完成后,对于剩余部分可以扣划。同时,证券公司应当根据成交结果计算出同等数额的应收资金或者应收证券交由执法机关冻结或者扣划。
616.【轮候冻结】
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证券或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其他机关因不同案件可以进行轮候冻结。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冻结自动生效。
轮候冻结生效后,协助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书面通知做出该轮候冻结的机关。
617.【多机关冻结、扣划或轮候冻结的办理】
不同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同一笔证券或者交易结算资金要求冻结、扣划或者轮候冻结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按照送达协助冻结、扣划通知书的先后顺序办理协助事项。
618.【多机关冻结、扣划争议解决】
要求冻结、扣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因冻结、扣划事项发生争议的,要求冻结、扣划的机关应当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上级机关决定;没有共同上级机关的,由其各自的上级机关协商解决。
在争议解决之前,协助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争议机关所送达法律文书载明的最大标的范围对争议标的进行控制。
619.【不协助执行的制裁】
依法应当予以协助而拒绝协助,或者向当事人通风报信,或者与当事人通谋转移、隐匿财产的,对有关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和直接责任人应当依法进行制裁。
620.【可流通证券的变价】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证券账户内的流通证券采取执行措施时,应当查明该流通证券确属被执行人所有。
人民法院执行流通证券,可以指令被执行人所在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在三十个交易日内通过证券交易将该证券卖出,并将变卖所得价款直接划付到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第七节 对债权及收入的执行
一、对债权的执行
621.【到期债权执行的一般规定】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
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
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22.【冻结期限】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冻结手续。
623.【履行通知】
人民法院通知次债务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应制作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次债务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
(二)次债务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
(三)次债务人对履行到期债务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
(四)次债务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
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次债务人。
624.【提出异议的形式】
次债务人对履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次债务人签字或盖章。
625.【指定期限内的异议】
次债务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次债务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
626.【无直接法律关系的异议】
次债务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属于本规范第621条规定所指的异议。
次债务人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有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
627.【指定期限内未提异议】
次债务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次债务人和被执行人。
628.【放弃债权或延缓履行期限】
被执行人收到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后,放弃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或延缓次债务人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仍可在次债务人无异议又不履行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
629.【擅自履行的责任】
次债务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
630.【次债务人到期债权追索的禁止】
在对次债务人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次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不得就次债务人对他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强制执行。
631.【履行证明】
次债务人按照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了债务或已被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当出具有关证明。
632.【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
被执行人对他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被执行人未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按照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到期债权执行的相关规定办理。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请求该到期债权的执行法院协助冻结、提取被执行人的应得款项。
633.【未到期债权的执行】
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次债务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对该债权的冻结。
二、对收入的执行
634.【对收入执行的一般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635.【尚未支取的收入】
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
636.【擅自支付的责任】
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637.【离休金、退休金、养老金】
对于离休金、退休金、养老金,在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外,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638.【住房公积金】
被执行人符合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条件的,在保障被执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章 非金钱给付请求权的执行
第一节 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639.【一般规定】
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
640.【房屋的强制迁出或土地的强制退出】
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因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641.【生活必需房屋异议的处理】
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交付居住的房屋,自执行通知送达之日起,已经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被执行人以该房屋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42.【隐匿资料的处理】
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的,人民法院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其处理外,还应责令被执行人交出隐匿的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被执行人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搜查措施。
643.【他人持有财物、票证的交付】
他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转交的,可以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处理。
他人持有期间财物或者票证毁损、灭失的,参照本规范第645条规定处理。
他人主张合法持有财物或者票证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执行异议。
644.【他人无合法依据占有的处理】
案外人无合法依据占有被执行的标的物不动产的,执行法院依法可以强制迁出;案外人拒不迁出,对标的物上的财产,执行法院可以指定他人保管并通知领取;案外人不领取或下落不明的,为避免保管费用过高或财产价值减损,执行法院可以处分该财产,处分所得价款,扣除搬迁、保管及拍卖变卖等相关费用后,保存于执行法院账户,通知该案外人领取。
645.【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处理】
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第二节 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646.【一般规定】
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647.【可代替履行行为】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该义务可由他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选定代履行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履行该行为义务有资格限制的,应当从有资格的人中选定。必要时,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代履行人。
申请执行人可以在符合条件的人中推荐代履行人,也可以申请自己代为履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648.【代履行费用】
代履行费用的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并由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预先支付。被执行人未预付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费用强制执行。
代履行结束后,被执行人可以查阅、复制费用清单以及主要凭证。
649.【不可代替履行行为】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且该项行为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处理。
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履行期间内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再次处理。
650.【不作为】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不得为一定行为或者容忍他人为一定行为,被执行人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处理。必要时,还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责令被执行人交付费用,除去被执行人行为的结果。
651.【探望权】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章 特殊案件的执行
第一节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案件的执行
一、财产保全
652.【诉讼保全的一般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653.【诉前保全】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654.【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的保全】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等紧急情况,不申请保全将可能导致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当写明生效法律文书的制作机关、文号和主要内容,并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债权人在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五日内不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655.【仲裁案件的财产保全】
在国内仲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通过仲裁机构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保全的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及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裁定驳回申请的,应当将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并通知仲裁机构。
656.【上诉、再审案件保全措施的实施】
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保全裁定,应当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对第一审人民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予以续保或者采取新的保全措施的,可以自行实施,也可以委托第一审人民法院实施。
再审人民法院裁定对原保全措施予以续保或者采取新的保全措施的,可以自行实施,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执行法院实施。
657.【保全申请】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保全人与被保全人的身份、送达地址、联系方式;
(二)请求事项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请求保全数额或者争议标的;
(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或者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
(五)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资信证明,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
(六)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当写明生效法律文书的制作机关、文号和主要内容,并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658.【法院内部职责分工】
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由立案、审判机构作出裁定,一般应当移送执行机构实施。移送执行机构实施的,应当立即将保全裁定、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等材料一并移送给执行机构。
人民法院执行财产保全裁定的,案件类型代字为“执保字”。
659.【采取措施时限】
人民法院接受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作出裁定;需要提供担保的,应当在提供担保后五日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在五日内开始执行。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660.【担保数额】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责令申请保全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担保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百分之三十;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
财产保全期间,申请保全人提供的担保不足以赔偿可能给被保全人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追加相应的担保;拒不追加的,可以裁定解除或者部分解除保全。
661.【物保和人保】
申请保全人或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担保人、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财产及其价值、担保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保证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人、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对财产保全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违反物权法、担保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责令申请保全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他担保;逾期未提供的,裁定驳回申请。
662.【保险人提供担保】
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
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由保险人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663.【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
664.【不要求提供担保情形】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遭遇家庭暴力且经济困难的;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损害赔偿的;
(四)因见义勇为遭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的;
(五)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发生保全错误可能性较小的;
(六)申请保全人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偿付债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665.【对担保财产的查封】
对申请保全人或者他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对该财产的权属证书予以扣押,并依法办理查封、扣押、冻结等手续。
666.【提供被保全财产信息】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667.【网络查控财产信息】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范第666条第二款规定作出保全裁定的,在该裁定执行过程中,申请保全人可以向已经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执行法院,书面申请通过该系统查询被保全人的财产。
申请保全人提出查询申请的,执行法院可以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裁定保全的财产或者保全数额范围内的财产进行查询,并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人民法院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未查询到可供保全财产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保全人。
668.【对被保全人财产的保密义务】
人民法院对查询到的被保全人财产信息,应当依法保密。除依法保全的财产外,不得泄露被保全人其他财产信息,也不得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以外使用相关信息。
669.【财产权益保护原则】
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
人民法院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670.【同等价值保全原则】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财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可供保全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该不动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割会严重减损其价值的除外。
对银行账户内资金采取冻结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具体的冻结数额。
671.【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协助办理登记手续的,有关单位应当在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后立即办理。针对同一财产有多个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当按照送达的时间先后办理登记手续。
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
672.【保全财产的保管和使用】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保全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保全人保管的,可以委托他人或者申请保全人保管。
查封、扣押、冻结担保物权人占有的担保财产,一般由担保物权人保管;由人民法院保管的,质权、留置权不因采取保全措施而消灭。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保全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他人、申请保全人保管的财产,人民法院和其他保管人不得使用。
673.【特殊动产的保全】
被保全财产系机动车、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除被保全人下落不明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保全人书面报告该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并予以核实。
674.【不宜长期保管物品的保全或执行】
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675.【到期收益的保全】
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676.【到期债权的保全】
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
677.【保全效力的延续】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自动转为诉讼或仲裁中的保全措施;进入执行程序后,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依前款规定,自动转为诉讼、仲裁中的保全措施或者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期限连续计算,人民法院无需重新制作裁定书。
678.【保全、审理、执行法院不一致的处理】
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
对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向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的财产交执行法院处理。
679.【续行保全】
保全的期限适用本规范第374条规定。
申请保全人申请续行财产保全的,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保全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时,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保全人明确的保全期限届满日以及前款有关申请续行保全的事项。
680.【再审期间对保全申请的处理】
再审审查期间,债务人申请保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再审审理期间,原生效法律文书中止执行,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681.【保全不影响优先权】
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682.【保全的效力】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683.【保全财产的自行处分】
财产保全期间,被保全人请求对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申请保全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准许,但应当监督被保全人按照合理价格在指定期限内处分,并控制相应价款。
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人民法院准许被保全人自行处分被保全财产的,应当通知申请保全人;申请保全人不同意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684.【保全财产的变更】
财产保全的被保全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全标的物为被保全人提供的担保财产。
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财产解除保全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685.【保全解除之一】
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保全裁定:
(一)保全错误的;
(二)申请人撤回保全申请的;
(三)申请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生效裁判驳回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保全措施的,应当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686.【保全解除之二】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
(一)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二)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准许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
(三)仲裁申请或者请求被仲裁裁决驳回的;
(四)其他人民法院对起诉不予受理、准许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
(五)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其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驳回的;
(六)申请保全人应当申请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收到解除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裁定解除保全;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裁定解除保全。
申请保全人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保全,应当赔偿被保全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被保全人申请解除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内裁定解除保全。
687.【保全裁定的撤销、变更或者补正】
财产保全裁定执行中,人民法院发现保全裁定的内容与被保全财产的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当予以撤销、变更或补正。
688.【对保全与否裁定的复议】
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
对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变更;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对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并采取保全措施;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689.【保全执行行为异议】
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
690.【案外人异议】
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人民法院裁定案外人异议成立后,申请保全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对该被保全财产解除保全。
691.【海事保全】
海事诉讼中,海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692.【财产保全案件的结案】
执行财产保全裁定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
(一)保全完毕,即保全事项全部实施完毕;
(二)部分保全,即因未查询到足额财产,致使保全事项未能全部实施完毕;
(三)无标的物可实施保全,即未查到财产可供保全。
二、先予执行
693.【先予执行的情形】
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二)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
(四)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五)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
(六)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
(七)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
(八)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
694.【先予执行的条件】
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人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
695.【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期间和范围】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先予执行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
696.【法院内部职责分工】
先予执行的申请由审判机构审查并作出裁定。裁定先予执行的,移交执行机构执行。
697.【法律适用】
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698.【对先予执行裁定的复议】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
利害关系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
699.【先予执行的回转】
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后,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申请人应当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利益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第二节 仲裁裁决的执行
700.【立案和管辖】
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我国仲裁机构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的,应提交符合本规范第31条、第32条规定要求的材料。
701.【仲裁案卷的调阅】
根据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实际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机构作出说明或者向相关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
人民法院在办理涉及仲裁的案件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可以送相关的仲裁机构。
70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对执行程序的影响】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同一仲裁裁决的,受理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裁定中止执行。
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撤销裁决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
703.【不予执行】
当事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提起对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的,参照本规范第二十五章第三节的相关规定处理。
被执行人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范第100条第八项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704.【结案】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被执行人对仲裁裁决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的,以“不予执行”方式结案;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
其他情形下,参照本规范第二十章第七节的其他相关规定结案。第三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执行
70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与受理】
当事人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未提出起诉的部分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706.【预先支付工资、费用裁决的执行和受理】
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预先支付劳动者部分工资或者医疗费用的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用人单位不履行上述裁决中的给付义务,劳动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707.【先予执行】
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二)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708.【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审查期间的执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用人单位撤回撤销终局裁决申请或者其申请被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仲裁裁决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第四节 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
709.【立案和管辖】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对方当事人可以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
710.【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条件】
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
(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
(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711.【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
(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
(三)各种借据、欠单;
(四)还款(物)协议;
(五)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
(六)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712.【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的赋予】
公证机关在办理符合赋予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的合同、协议、借据、欠单等债权文书公证时,应当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未经公证的符合本规范第711条规定的合同、协议、借据、欠单等债权文书,在履行过程中,债权人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机关必须征求债务人的意见;如债务人同意公证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公证机关可以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
713.【执行证书】
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
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明被执行人、执行标的和申请执行的期限。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在执行证书中予以扣除。
因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发生的违约金、利息、滞纳金等,可以列入执行标的。
714.【公证卷宗的调阅】
人民法院接到申请执行书,应当依法按规定程序办理。必要时,可以向公证机关调阅公证卷宗,公证机关应当提供。案件执行完毕后,由人民法院在十五日内将公证卷宗附结案通知退回公证机关。
715.【不予执行】
当事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提起对公证债权文书申请不予执行的,参照本规范第二十五章第三节的相关规定处理。
716.【结案】
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被执行人对公证债权文书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的,以“不予执行”方式结案。
其他情形下,参照本规范第二十章第七节的其他相关规定结案。第五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717.【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事项】
本规范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责令退赔;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718.【管辖和委托执行】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受托法院在执行财产刑后,应当及时将执行的财产上缴国库。
719.【执行期限】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720.【审判期间财产的调查与控制】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721.【不同机关对同案查封效力的衔接】
刑事审判或者执行中,对于侦查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
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
722.【裁判内容的明确、具体要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
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
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
723.【移送执行及立案审查】
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移送立案应当提交生效裁判文书及其附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并填写《移送执行表》,《移送执行表》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二)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索;
(三)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产的情况;
(四)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
(五)移送执行的时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人民法院立案部门经审查,认为属于移送范围且移送材料齐全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移送执行机构。
724.【刑法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的协助执行】
人民法院可以向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要求有关单位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
725.【没收财产的执行原则】
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726.【赃款赃物、收益及转化物的追缴】
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
727.【涉第三人赃款赃物的认定和追缴】
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728.【财产变价的特殊程序】
被执行财产需要变价的,执行机构应当依法采取拍卖、变卖等变价措施。
涉案财物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需要上缴国库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有关财政机关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予以接收;有关财政机关要求继续变价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需要退赔被害人的,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以物退赔;被害人不同意以物退赔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
729.【多项清偿义务时的清偿原则】
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二)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730.【案外人异议的特殊审查程序】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
731.【赃款赃物认定异议的审查】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732.【财产刑的执行中止】
执行财产刑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执行标的物系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正在审理案件的争议标的物,需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
(三)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执行的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执行。
733.【财产刑的终结执行】
执行财产刑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一)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被撤销的;
(二)被执行人死亡或者被执行死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三)被判处罚金的单位终止,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四)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金的;
(五)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有被隐匿、转移等情形的,应当追缴。
734.【协作机制】
有需要时,执行法院可以要求负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协助执行生效裁判中的财产性判项。
执行法院在执行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事项中,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予以配合。
735.【财产刑执行回转】
财产刑全部或者部分被撤销的,已经执行的财产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被执行人;无法返还的,应当依法赔偿。
736.【法律适用】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第六节 行政案件的执行
737.【执行前保全】
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一、对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执行
738.【一般规定】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39.【管辖】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740.【特别执行措施】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
(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四)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执行
741.【申请执行时效】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行政强制法第五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42.【申请执行前置条件及地域管辖原则】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43.【省部级行政机关决定的执行管辖】
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海关依照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744.【专利管理机关决定的执行管辖】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权受理专利纠纷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745.【申请资料】
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强制执行申请书;
(二)行政决定书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三)当事人的意见及行政机关催告情况;
(四)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并注明日期。
746.【受理时限及救济程序】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受理。
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747.【处理时限】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对符合本规范第745条规定,且行政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的,除本规范第749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执行裁定。
748.【不予执行的情形】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749.【不予执行的条件及救济程序】
人民法院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裁定前可以听取被执行人和行政机关的意见: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
(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五日内将不予执行的裁定送达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
750.【涉公共安全的特殊启动执行程序】
因情况紧急,为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立即执行。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应当自作出执行裁定之日起五日内执行。
751.【费用承担】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缴纳申请费。强制执行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752.【不直接变更被执行人】
人民法院在办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过程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出现分立、合并、兼并、合营等情况,原具体行政行为仍应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申请机关变更被执行人。对变更后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753.【违法建筑拆除决定的不予受理】
对行政机关涉及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行政机关对其提出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75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管辖】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征收补偿决定案件,由房屋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决定管辖法院。
755.【征收决定的申请】
申请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除提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征收补偿决定及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二)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
(四)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状况;
(五)被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及与强制执行相关的财产状况等具体情况;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由申请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申请机关印章,并注明日期。
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56.【征收决定执行申请的受理及救济】
人民法院认为强制执行的申请符合形式要件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五日内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机关;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材料不全的应当限期补正,并在最终补正的材料提供后五日内立案受理;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逾期无正当理由不补正材料的,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机关对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757.【征收决定执行申请的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在审查期间,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
758.【征收决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
征收补偿决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二)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
(三)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
(四)明显违反行政目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
(六)超越职权;
(七)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宜强制执行的情形。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关。
759.【准予执行裁定的送达】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应当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关和被执行人,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议申请机关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征收与补偿活动顺利实施。
760.【实施机关】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凡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方可采取强制手段。
761.【适用规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房屋拆迁裁决的,参照本规范第760条第一款精神办理。
762.【民事争议行政裁决的执行】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九十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第七节 涉外案件的执行
一、对我国法院作出的涉外判决、裁定的执行
763.【国外执行的途径】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764.【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证明】
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证明其法律效力的,或者外国法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证明判决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的,作出判决、裁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本法院的名义出具证明。
二、对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裁决的执行
765.【保全的管辖】
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766.【保全的担保】
依照本规范第76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提交人民法院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审查,裁定是否进行保全。裁定保全的,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无需提供担保的,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
767.【申请执行涉外裁决的材料】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请人为外国当事人,其申请书应当用中文文本提出。
768.【涉外仲裁裁决的管辖】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769.【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770.【申请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经审查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执行法院拟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771.【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后的救济途径】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驳回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涉外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执行
772.【承认和执行的途径】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773.【承认和执行的审查原则】
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774.【国际间平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人民法院承认,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75.【先承认后执行】
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执行的,当事人应当先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承认后,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编的规定予以执行。
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仅对应否承认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
776.【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期间】
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期间,适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承认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777.【申请的材料】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以及中文译本。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为缺席判决、裁定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该外国法院已经合法传唤的证明文件,但判决、裁定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提交文件有规定的,按照规定办理。
778.【语言要求及翻译机构的确定】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外文的,应当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中文翻译件。
当事人对中文翻译件有异议的,应当共同委托翻译机构提供翻译文本;当事人对翻译机构的选择不能达成一致的,由人民法院确定。
779.【对外国法院作出判决、裁定的审查程序】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可以陈述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780.【无条约和互惠关系国裁判的承认和执行申请】
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裁定驳回申请,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判决的除外。
承认和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781.【司法协助的文本要求】
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782.【司法协助的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783.【不合规司法协助请求的处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司法协助条约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人民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
四、对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784.【一般规定】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785.【承认和执行的申请期间】
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间,适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承认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786.【审查程序】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可以陈述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787.【临时仲裁庭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处理】
对临时仲裁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范第784条规定处理。
五、其他
788.【海事涉外案件的承认和执行】
当事人申请执行海事仲裁裁决,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海事仲裁裁决的,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海事法院提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或者被执行人的住所地没有海事法院的,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第八节 港澳台地区法院与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一、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的认可与执行
789.【可予认可与执行的范围】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具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的须支付款项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前款所称“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命令和诉讼费评定证明书。
790.【书面管辖协议】
本规范第789条所称“书面管辖协议”,是指当事人为解决与特定法律关系有关的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争议,自2008年8月1日起,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协议。
前款所称“特定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合同,不包括雇佣合同以及自然人因个人消费、家庭事宜或者其他非商业目的而作为协议一方的合同。
本条第一款所称“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形式。
书面管辖协议可以由一份或者多份书面形式组成。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合同中的管辖协议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管辖协议条款的效力。
791.【管辖】
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向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792.【管辖竞合】
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在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申请人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被申请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地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可以同时分别向两地法院提出申请,两地法院分别执行判决的总额,不得超过判决确定的数额。已经部分或者全部执行判决的法院应当根据对方法院的要求提供已执行判决的情况。
793.【申请文件】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的,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一)请求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书;
(二)经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盖章的判决书副本;
(三)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决属于本规范第789条第二款所指的终审判决,在判决作出地可以执行;
(四)身份证明材料: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或者经公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2.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经公证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3.申请人是外国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材料。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执行地法院对于本条所规定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无需另行要求公证。
794.【申请书的内容】
请求认可和执行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其姓名、住所;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
(二)申请执行的理由与请求的内容,被申请人的财产所在地以及财产状况;
(三)判决是否在原审法院地申请执行以及已执行的情况。
795.【认可和执行程序的法律适用原则】
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的程序,依据内地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
796.【认可和执行的申请期间】
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判决可强制执行之日起计算,该日为判决上注明的判决日期,判决对履行期间另有规定的,从规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开始计算。
797.【不予认可与执行的情形】
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
(一)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管辖协议属于无效。但选择法院已经判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效的除外;
(二)判决已获完全履行;
(三)根据内地的法律,内地人民法院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
(四)根据内地法律,未曾出庭的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依法律规定的答辩时间。但原审法院根据其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公告送达的,不属于上述情形;
(五)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
(六)内地人民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有关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经为内地人民法院所认可或者执行的。
在内地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认可和执行。
798.【认可与执行的阻却】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判决,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已经提出上诉,或者上诉程序尚未完结的,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经上诉,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799.【认可与执行的复议】
当事人对认可和执行与否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800.【另诉的不予受理及重复申请的禁止】
在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期间,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已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根据本规范第797条不予认可和执行的判决,申请人不得再行提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但是可以按照内地的法律依相同案件事实向相关法院提起诉讼。
801.【财产保全】
法院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按照内地法律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802.【费用交纳】
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判决,应当根据内地有关诉讼收费的规定交纳执行费。
803.【执行标的范围】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的标的范围,除判决确定的数额外,还包括根据该判决须支付的利息、经法院核定的律师费以及诉讼费,但不包括税收和罚款。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讼费是指经法官或者司法常务官在诉讼费评定证明书中核定或者命令支付的诉讼费用。
804.【适用时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自2008年8月1日(含本日)起作出的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805.【可申请执行的范围】
当事人可以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按香港特区《仲裁条例》所作出的裁决、在香港特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
806.【管辖】
在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在内地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申请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决,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地又在香港特区的,申请人不得同时分别向两地有关法院提出申请。只有一地法院执行不足以偿还其债务时,才可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执行。两地法院先后执行仲裁裁决的总额,不得超过裁决数额。
807.【申请材料】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以下文书:
(一)执行申请书;
(二)仲裁裁决书;
(三)仲裁协议。
808.【申请书的内容】
执行申请书的内容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该人的姓名、地址;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情况下,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二)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该人的姓名、地址;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情况下,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企业注册登记的副本。申请人是外国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材料;
(四)申请执行的理由与请求的内容,被申请人的财产所在地及财产状况。
执行申请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裁决书或者仲裁协议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正式证明的中文译本。
809.【申请时限】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香港特区仲裁裁决的期限依据内地法律有关时限的规定。
810.【法律适用】
有关法院接到申请人申请后,应当按内地法律程序处理及执行。
811.【申请不予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在内地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
(一)仲裁协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属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形;或者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者未指明以何种法律为准时,依仲裁裁决地的法律是无效的;
(二)被申请人未接到指派仲裁员的适当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交付仲裁的标的或者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或者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的;但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
(五)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业经仲裁地的法院或者按仲裁地的法律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
人民法院认定依内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人民法院认定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人民法院拟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812.【费用交纳】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根据内地有关诉讼收费的办法交纳执行费用。
813.【适用时点】
1997年7月1日以后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执行。
814.【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8月1日之间裁决的执行申请】
对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8月1日期间因故未能向内地法院或者香港特区法院申请执行,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可以在2000年8月1日后六个月内提出;如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以在2000年8月1日后一年内提出。
对于内地或香港特区法院在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8月1日拒绝受理或者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应允许当事人重新申请。
三、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执行
815.【可予认可和执行的范围】
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民商事案件(包括劳动民事案件)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互相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该安排亦适用于刑事案件中有关民事损害赔偿的判决、裁定。
该安排不适用于行政案件。
816.【澳门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范围】
本部分所称“判决”,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裁判、判决、确认和解的裁定、法官的决定或者批示。
本部分所称“被请求方”,指内地法院。
817.【申请认可和执行】
澳门特别行政区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内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818.【管辖】
内地有权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申请的法院为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的,申请人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819.【管辖竞合】
被申请人在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均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申请人可以向一地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申请人向一地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同时,可以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待一地法院执行完毕后,可以根据该地法院出具的执行情况证明,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采取处分财产的执行措施。
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依据判决和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数额。
820.【申请书的内容】
请求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及住所,以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
(二)请求认可和执行的判决的案号和判决日期;
(三)请求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理由、标的,以及该判决在判决作出地法院的执行情况。
821.【申请材料】
申请书应当附生效判决书副本,或者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盖章的证明书,同时应当附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或者有权限机构出具的证明下列事项的相关文件:
(一)传唤属依法作出,但判决书已经证明的除外;
(二)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依法得到代理,但判决书已经证明的除外;
(三)根据判决作出地的法律,判决已经送达当事人,并已生效;
(四)申请人为法人的,应当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明书;
(五)判决作出地法院发出的执行情况证明。
如被请求方法院认为已充分了解有关事项时,可以免除提交相关文件。
被请求方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判决书的真实性有疑问时,可以请求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予以确认。
822.【语言要求】
申请书应当用中文制作。所附司法文书及其相关文件未用中文制作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其中法院判决书未用中文制作的,应当提供由法院出具的中文译本。
823.【审查程序】
法院收到申请人请求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后,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有权提出答辩。
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审查认可和执行的请求,并作出裁定。
824.【不予认可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查核实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
(一)根据内地法律,判决所确认的事项属于内地法院专属管辖;
(二)在内地法院已存在相同诉讼,该诉讼先于待认可判决的诉讼提起,且内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三)内地法院已认可或者执行内地法院以外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就相同诉讼作出的判决或仲裁裁决;
(四)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败诉的当事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依法得到代理;
(五)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或者因再审被裁定中止执行;
(六)在内地认可和执行判决将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825.【不服认可与否或执行行为的救济】
法院就认可和执行判决的请求作出裁定后,应当及时送达。
当事人对认可与否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请复议;对执行中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内地法律的规定,向相关法院寻求救济。
826.【认可的判决的效力】
经裁定予以认可的判决,与内地法院的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判决有给付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内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827.【部分认可与执行】
内地法院不能对判决所确认的所有请求予以认可和执行时,可以认可和执行其中的部分请求。
828.【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按照内地法律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829.【认可和执行程序对另诉的排除】
在内地法院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期间,或者判决已获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再行提起相同诉讼的,内地法院不予受理。
830.【不予认可后的权利保障】
对于根据本规范第824条第一、四、六项不予认可的判决,申请人不得再行提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但根据内地的法律,内地法院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可以就相同案件事实向内地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本规范第824条第五项所指的判决,在不予认可的情形消除后,申请人可以再行提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
831.【公共机构作成或公证的文书认证的免除】
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互相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由一方有权限公共机构(包括公证员)作成或者公证的文书正本、副本及译本,免除任何认证手续而可以在对方使用。
832.【费用交纳】
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互相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应当根据内地法律规定,交纳诉讼费用、执行费用。
申请人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获准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在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时,应当享有同等待遇。
833.【法律适用原则】
对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除《最高人民法院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互相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规定的以外,适用内地的法律规定。
四、对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执行
834.【一般规定】
内地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及仲裁员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法规在澳门作出的民商事仲裁裁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该安排没有规定的,适用内地的程序法律规定。
835.【管辖】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836.【管辖竞合】
被申请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分别在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可以向一地法院提出认可和执行申请,也可以分别向两地法院提出申请。
当事人分别向两地法院提出申请的,两地法院都应当依法进行审查。予以认可的,采取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等执行措施。仲裁地法院应当先进行执行清偿;另一地法院在收到仲裁地法院关于经执行债权未获清偿情况的证明后,可以对申请人未获清偿的部分进行执行清偿。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依据裁决和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数额。
837.【申请材料】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以下文件或者经公证的副本: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仲裁协议;
(四)仲裁裁决书或者仲裁调解书。
上述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经正式证明的中文译本。
838.【申请书的内容】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及住所,以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申请人是外国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材料;
(二)请求认可和执行的仲裁裁决书或者仲裁调解书的案号或识别资料和生效日期;
(三)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及具体请求,以及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财产状况及该仲裁裁决的执行情况。
839.【确定申请期限的法律适用原则】
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期限,依据内地法律确定。
840.【申请不予执行澳门仲裁裁决案件的处理】
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认可:
(一)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属于无行为能力的;或者依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或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准据法而依仲裁地法律,该仲裁协议无效的;
(二)被申请人未接到选任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提交仲裁的争议,或者不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内;或者裁决载有超出当事人提交仲裁范围的事项的决定,但裁决中超出提交仲裁范围的事项的决定与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以分开的,裁决中关于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可以予以认可;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或者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
(五)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业经仲裁地的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的。
人民法院认定,依内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不予认可和执行该裁决。
人民法院认定在内地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予认可和执行该裁决。
人民法院拟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841.【费用交纳】
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根据内地法律的规定,交纳诉讼费用。
842.【执行申请与撤销申请竞合的处理】
一方当事人向一地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被执行人申请中止执行且提供充分担保的,执行法院应当中止执行。
根据经认可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裁定,执行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当事人申请中止执行的,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供其他法院已经受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法律文书。
843.【申请的处理】
受理申请的法院应当尽快审查认可和执行的请求,并作出裁定。
844.【财产保全】
法院在受理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按照内地法律规定,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845.【公共机构作成或公证的文书认证的免除】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有权限公共机构(包括公证员)作成的文书正本或者经公证的文书副本及译本,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时,可以免除认证手续在内地法院使用。
五、对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的执行
846.【一般规定】
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
847.【可予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的范围】
本部分规范所称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包括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等。
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有关民事损害赔偿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解笔录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申请认可由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等出具并经台湾地区法院核定,与台湾地区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调解文书的,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848.【认可和执行申请或直接执行申请的处理】
申请人同时提出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先按照认可程序进行审查,裁定认可后,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执行。
申请人直接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一并提交认可申请;坚持不申请认可的,裁定驳回其申请。
849.【管辖】
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案件,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受理。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应当提供财产存在的相关证据。
850.【认可申请的审查机构】
对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851.【委托代理的文件要求】
申请人委托他人代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外国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授权委托书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或者经中国大陆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是在中国大陆签署的除外。
852.【申请书内容及应附文件】
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有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文书和民事判决确定证明书的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为缺席判决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台湾地区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当事人的证明文件,但判决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
申请书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记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和通讯方式;
(二)请求和理由;
(三)申请认可的判决的执行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53.【立案审查及救济程序】
对于符合本规范第849条和第852条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七日内立案,并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时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不符合本规范第849条和第852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854.【判决真实且生效的证明】
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该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
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海峡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途径查明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和是否生效以及当事人得到合法传唤的证明文件;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就有关事项依职权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向台湾地区请求调查取证。
855.【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856.【申请认可和起诉的相互排斥】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当事人就同一争议起诉的,不予受理。
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对于认可的申请不予受理。
857.【未申请认可的可诉性】
案件虽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判决,但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予受理。
858.【撤回认可申请的处理】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可以裁定准许。
859.【认可申请的审查期限】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860.【不予认可的情形】
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
(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申请人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申请人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代理的情况下作出的;
(二)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
(三)案件双方当事人订有有效仲裁协议,且无放弃仲裁管辖情形的;
(四)案件系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中国大陆的仲裁庭已作出仲裁裁决的;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外国的法院已就同一争议作出判决且已为人民法院所认可或者承认的;
(六)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外国的仲裁庭已就同一争议作出仲裁裁决且已为人民法院所认可或者承认的。
认可该民事判决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认可。
861.【认可申请的处理】
人民法院经审查能够确认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而且不具有本规范第860条所列情形的,裁定认可其效力;不能确认该民事判决的真实性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62.【认可判决的效力】
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
863.【认可裁定的生效时间及复议程序】
人民法院依据本规范第861条和第862条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上述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864.【不予认可后起诉的允许】
对人民法院裁定不予认可的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人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申请人可以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
865.【认可与执行申请期限的确定与中断】
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期间,适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有关身份关系的判决除外。
申请人仅申请认可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认可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866.【文书送达】
人民法院在办理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中作出的法律文书,应当依法送达案件当事人。
867.【费用交纳】
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交纳相关费用。
六、对台湾地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
868.【一般规定】
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
869.【可予认可和执行的范围】
本部分规定所称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是指,有关常设仲裁机构及临时仲裁庭在台湾地区按照台湾地区仲裁规定就有关民商事争议作出的仲裁裁决,包括仲裁判断、仲裁和解和仲裁调解。
870.【认可和执行同时申请或仅执行申请的处理】
申请人同时提出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先按照认可程序进行审查,裁定认可后,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执行。
申请人直接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一并提交认可申请;坚持不申请认可的,裁定驳回其申请。
871.【管辖】
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受理。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应当提供财产存在的相关证据。
872.【认可申请的审查机构】
对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873.【委托代理的文件要求】
申请人委托他人代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外国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授权委托书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或者经中国大陆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是在中国大陆签署的除外。
874.【申请材料】
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应当提交以下文件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一)申请书;
(二)仲裁协议;
(二)仲裁判断书、仲裁和解书或者仲裁调解书。
875.【申请书内容】
申请书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记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和通讯方式;
(二)申请认可的仲裁判断书、仲裁和解书或者仲裁调解书的案号或者识别资料和生效日期;
(三)请求和理由;
(四)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财产状况及申请认可的仲裁裁决的执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76.【立案审查及救济程序】
对于符合本规范第871条、第874条和第875条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七日内立案,并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时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不符合本规范第871条、第874条和第875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877.【裁决真实性的证明】
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该仲裁裁决的真实性。
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海峡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途径查明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真实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就有关事项依职权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向台湾地区请求调查取证。
878.【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879.【申请认可和起诉的相互排斥】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申请后,当事人就同一争议起诉的,不予受理。
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亦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880.【撤回认可申请的处理】
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申请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可以裁定准许。
881.【认可申请的审查期限】
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审查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申请,决定予以认可的,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裁定;决定不予认可或者驳回申请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按有关规定自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882.【不予认可的情形】
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人民法院裁定不予认可:
(一)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属于无行为能力的;或者依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或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准据法而依台湾地区仲裁规定,该仲裁协议无效的;或者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仲裁调解的除外;
(二)被申请人未接到选任仲裁员或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可归责于被申请人的原因而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提交仲裁的争议,或者不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内;或者裁决载有超出当事人提交仲裁范围的事项的决定,但裁决中超出提交仲裁范围的事项的决定与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以分开的,裁决中关于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可以予以认可;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当事人的约定,或者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与台湾地区仲裁规定不符的;
(五)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业经台湾地区法院撤销或者驳回执行申请的。
依据国家法律,该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或者认可该仲裁裁决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认可。
883.【认可申请的处理】
人民法院经审查能够确认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真实,而且不具有本规范第882条所列情形的,裁定认可其效力;不能确认该仲裁裁决真实性的,裁定驳回申请。
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84.【认可裁定的生效时间】
人民法院依据本规范第882条和第883条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885.【认可或执行申请与撤销申请竞合的处理】
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或者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向台湾地区法院起诉撤销该仲裁裁决,被申请人申请中止认可或者执行并且提供充分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认可或者执行程序。
申请中止认可或者执行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台湾地区法院已经受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法律文书。
台湾地区法院撤销该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认可或者裁定终结执行;台湾地区法院驳回撤销仲裁裁决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认可或者执行程序。
886.【不予认可后的权利保障途径】
对人民法院裁定不予认可的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申请人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
887.【认可和执行申请期限的确定与中断】
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期间,适用本规范第22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申请人仅申请认可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认可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888.【文书送达】
人民法院在办理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中所作出的法律文书,应当依法送达案件当事人。
889.【费用交纳】
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应当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交纳相关费用。第三编 执行审查案件办理规范
第二十四章 一般规定
890.【执行审查案件的范围】
本规范所称执行审查案件是指执行异议、复议、监督、请示、协调等案件。
891.【执行审查案件的立案】
执行审查案件依法由立案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执行机构的移送登记立案。
892.【审查合议制原则】
执行审查案件的办理采取合议制,由法官组成合议庭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查处理。办理实施案件的执行人员不得参与相关执行审查案件的合议庭。
指令重新审查的,原执行法院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重新审查后作出的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原复议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可以继续参与审查。
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执行请示、协调案件除外。
893.【书面审查原则】
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
执行监督、请示、协调案件原则上实行书面审查,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听证。
异议人、复议申请人、申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查清相关事实的,由其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894.【撤回申请的处理】
执行异议、复议案件审查期间,异议人、复议申请人申请撤回异议、复议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执行监督案件审查期间,申诉人撤回督促、监督申请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895.【执行听证的公开】
执行听证应当公开进行,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96.【听证前的准备】
听证前,合议庭应当认真审核案件材料,并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听证参与人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认为审查案件需要的证据,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调查收集。
897.【执行听证事项的告知】
执行听证应在听证会召开前三天通知听证参与人。
898.【执行听证开始】
听证会召开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听证参与人是否到庭,并宣布听证纪律。
听证时,由审判长核对听证参与人,宣布听证事由和合议庭成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听证参与人有关的权利义务,询问听证参与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899.【听证程序】
听证一般包括调查、辩论和最后陈述等阶段。调查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提出申请、异议或复议的一方陈述其主张以及相关事实、理由;
(二)相对方予以承认或者反驳,陈述相关事实、理由;
(三)举证、质证;
(四)合议庭向听证参与人发问,核实有关情况。
900.【听证的延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延期召开听证会:
(一)必须出席听证会的听证参与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席的;
(二)听证参与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一时难以决定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召开听证会的情形。
901.【听证会的记录】
书记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听证笔录由合议庭成员、书记员以及各方听证参与人签名。拒绝签名的,记明情况附卷。
听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不予补正的,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第二十五章 执行异议案件
第一节 执行行为异议
902.【执行行为异议的一般规定】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执行法院审查处理执行行为异议,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903.【执行行为异议的形式要件】
异议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异议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异议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904.【执行行为异议的提出时间】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终结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应当自收到终结执行法律文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未收到法律文书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民法院终结执行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
905.【执行行为异议的立案】
执行行为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执行行为异议申请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告知异议人在三日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不予受理。
异议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906.【消极立案、审查的救济】
执行法院收到执行行为异议后三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或者受理后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异议裁定的,异议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当指令执行法院在三日内立案或者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裁定。
907.【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行为异议案件立案后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908.【执行法院变更后的异议审查】
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受指定或者受委托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的,仍由原执行法院审查处理。
909.【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一)认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妨碍其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债权受偿的;
(二)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措施违法,妨碍其参与公平竞价的;
(三)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措施违法,侵害其对执行标的的优先购买权的;
(四)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超出其协助范围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
(五)认为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行为侵害的。
910.【执行行为的范围】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过程中或者执行保全、先予执行裁定过程中的下列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一)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执行措施;
(二)执行的期间、顺序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
(三)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911.【2008年4月1日前后的执行行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议,只适用于发生在2008年4月1日后作出的执行行为;对于2008年4月1日前发生的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提起申诉,按监督案件处理。
912.【再次提出异议的处理】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913.【执行实施机构的配合】
执行审查机构在审查执行行为异议案件过程中,根据案情需要可以向执行实施机构了解案件情况或者调取卷宗。
914.【执行行为异议的审查处理】
人民法院对执行行为异议,经审查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
(二)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相关执行行为;
(三)异议部分成立的,裁定变更相关执行行为;
(四)异议成立或者部分成立,但执行行为无撤销、变更内容的,裁定异议成立或者相应部分异议成立。
915.【申请复议权及其载明】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916.【执行行为异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执行行为异议审查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917.【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同时提出的处理】
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
案外人既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918.【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相混淆的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第三人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但其主张的实质内容是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以对抗执行的,应当告知第三人变更其异议请求的内容和理由,第三人拒不变更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919.【案件受理异议的审查处理】
被执行人认为执行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而提出异议,或者虽针对执行通知、执行裁定书等提出异议,但实质是认为执行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执行审查机构应当参照执行行为异议的规定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异议成立,并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予以纠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
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920.【执行管辖异议的审查处理】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
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执行审查机构应当参照执行行为异议的规定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撤销执行案件,并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管辖权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921.【债务人实体异议的审查处理】
被执行人以债权消灭、丧失强制执行效力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除本规范第922条规定的抵销情形外,被执行人以执行依据生效之前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
发生法律效力的异议或复议裁定确认债务已经消灭或部分消灭的,执行实施机构应当依此确定应执行的标的额。已执行标的额超过应执行标的额的,应当责令申请执行人退回相应案款,拒不退回的,予以强制执行。
922.【债务抵销的审查处理】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被执行人请求抵销,请求抵销的债务符合下列情形的,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以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
(二)与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第二节 案外人异议
923.【案外人异议的一般规定】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排除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
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
924.【案外人异议的形式要件】
异议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异议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异议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925.【案外人异议的提出时间】
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926.【案外人异议的立案】
案外人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案外人异议申请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告知异议人在三日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不予受理。
异议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927.【消极立案、审查的救济】
执行法院收到案外人异议后三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或者受理后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异议裁定的,异议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当指令执行法院在三日内立案或者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裁定。
928.【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人民法院应当在案外人异议案件立案后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
929.【执行法院变更后的异议审查】
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受指定或者受委托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的,仍由原执行法院审查处理。
首先查封、扣押、冻结法院将财产移送其他法院执行后,案外人对该财产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审查处理。
930.【再次提出异议的处理】
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931.【执行实施机构的配合】
执行审查机构在审查案外人异议案件过程中,根据案情需要可以向执行实施机构了解案件情况或者调取卷宗。
932.【案外人异议案件的审查内容】
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
(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933.【权利人的判断标准】
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范第934条规定处理。
934.【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排除执行异议的处理】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
(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
(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
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935.【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处理】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
936.【救济途径及其载明】
当事人、案外人对案外人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认为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和期限。
937.【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以及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十五日内,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
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解除对异议标的的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因案外人提供担保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有错误,致使该标的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938.【案外人异议之诉审理期间的执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处理。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
939.【申请执行人未提起异议之诉的处理】
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裁定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解除对该执行标的采取的执行措施。
940.【案外人异议之诉判决后的处理】
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
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
941.【申请执行人优先受偿权的保护】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942.【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之一】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943.【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之二】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944.【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本规范第943条规定的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45.【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保护】
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
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
946.【不动产预告登记的保护】
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
947.【不动产租赁权的保护】
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节 不予执行
948.【不予执行的一般规定】
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被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
949.【不予执行申请的期限】
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在执行终结前向执行法院提出。
950.【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处理】
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经审查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
951.【仲裁裁决的部分不予执行】
仲裁机构裁决的事项,部分有本规范第950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对该部分不予执行。
应当不予执行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952.【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救济途径】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953.【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审查期间的执行】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审查期间,不停止执行。被执行人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954.【没有仲裁协议、违反法定程序的认定】
本规范第950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没有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没有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视为没有仲裁协议。
本规范第950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
955.【撤销与不予执行相同理由抗辩的禁止】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56.【仲裁协议效力的抗辩】
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此为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经审查符合本规范第950条、第770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57.【仲裁调解书申请不予执行的禁止】
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58.【仲裁机构的配合】
根据审查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实际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机构作出说明或者向相关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
人民法院在审查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可以送相关的仲裁机构。
959.【申请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香港、澳门仲裁裁决的审查处理】
对涉外仲裁裁决、香港仲裁裁决、澳门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申请,适用本规范第770条、第771条、第811条、第840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960.【申请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处理】
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裁定不予执行:
(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961.【劳动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相同理由抗辩的禁止】
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终局裁决,用人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劳动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62.【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一)公证债权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
(二)被执行人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的;
(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
经审查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
963.【公证债权文书的部分不予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的事项,部分有本规范第962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对该部分不予执行。
应当不予执行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964.【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审查后的救济途径】
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
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裁定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965.【担保债务公证债权文书的不予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对主债务和担保债务同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仅对主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担保债务的,对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对担保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主债务的,对主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后,被执行人仅以担保合同不属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章 执行复议案件
966.【申请复议的形式要件】
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复议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复议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967.【执行复议案件的审查处理】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不服异议裁定的复议申请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异议裁定;
(二)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的,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
(三)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查清事实后作出相应裁定;
(四)异议裁定遗漏异议请求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五)异议裁定对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的异议,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
除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发回重新审查或者重新作出裁定的情形外,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且执行行为可撤销、变更的,应当同时撤销或者变更该裁定维持的执行行为。
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新审查的案件作出裁定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查。
968.【不予受理执行异议或驳回异议申请的复议审查】
异议人对不予受理执行异议或者驳回异议申请裁定不服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执行法院立案或者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
969.【多人复议的一并审查】
多方当事人对同一异议裁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查。
970.【复议案件的审查期限】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971.【复议审查期间的执行】
执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972.【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复议】
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裁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裁定,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973.【对强制措施、间接执行措施复议的特别规定】
对执行法院作出的拘留、罚款、限制出境决定,及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纠正申请予以驳回的决定申请复议的,依照本规范第十四章的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章规定。
第二十七章 执行监督案件
第一节 执行监督的一般规定
974.【执行监督案件的类型】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执行监督案件立案审查:
(一)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法院决定督促执行的;
(二)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并决定执行监督的;
(三)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执行行为不当或有错误,决定进行执行监督的;
(四)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的;
(五)执行法院发现本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决定进行执行监督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执行监督的其他情形。
975.【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
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
976.【对执行行为不当的监督】
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有错误的,应当及时指令下级法院纠正,并可以通知有关法院暂缓执行。
下级法院收到上级法院的指令后必须立即纠正。如果认为上级法院的指令有错误,可以在收到该指令后五日内请求上级法院复议。
上级法院认为请求复议的理由不成立,而下级法院仍不纠正的,上级法院可直接作出裁定或决定予以纠正,送达有关法院及当事人,并可直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977.【对不作为的监督】
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包括受委托执行的案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执行结案的,应当作出裁定、决定、通知而不制作的,或应当依法实施具体执行行为而不实施的,应当督促下级法院限期执行,及时作出有关裁定等法律文书,或采取相应措施。
978.【执行依据错误的处理】
上级法院在监督下级法院执行案件中,发现下级法院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法院暂缓执行,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979.【监督期间的暂缓执行与恢复执行】
上级法院通知暂缓执行的,应同时指定暂缓执行的期限。暂缓执行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报经院长批准,并及时通知下级法院。
暂缓执行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法院恢复执行。期满后上级法院未通知继续暂缓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恢复执行。
980.【不落实监督意见的责任】
下级法院不按照上级法院的裁定、决定或通知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第二节 督促执行案件
981.【督促执行的一般规定】
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前款规定的六个月期间,不应当计算执行中的公告期间、鉴定评估期间、管辖争议处理期间、执行争议协调期间、暂缓执行期间以及中止执行期间。
982.【申请督促执行的形式要件】
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督促执行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执行人的基本情况、执行法院名称、执行案件编号或执行依据的文号、执行案件立案时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事实及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983.【执行完毕情形的处理】
督促执行案件审查期间,执行实施案件依法执行完毕的,终结督促执行案件的审查程序。
984.【督促执行的审查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或者裁定变更执行法院:
(一)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二)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发现财产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三)对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依法采取相应执行措施的;
(四)其他有条件执行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
上一级人民法院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的,应当向其发出督促执行令,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作出裁定,送达当事人并通知有关人民法院。
上一级人民法院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执行法院在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仍未执行完结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第三节 执行申诉案件
985.【申诉案件的一般规定】
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不当或确有错误,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986.【执行申诉的形式要件】
申诉人提出申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诉书。申诉书应当载明具体的申诉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申诉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987.【申诉案件的审查立案】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诉,请求执行监督,其请求事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由执行法院按照相关规定处理,上级法院不予受理。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由上级法院决定是否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指令相关法院对其下级法院立案监督的,相关法院应当立案审查。
988.【对复议裁定的申诉】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执行复议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执行监督案件立案审查,以裁定方式作出结论。
989.【超过异议期限的申诉】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异议期限之内已经提出异议,但是执行法院未予立案审查,如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异议期限之后继续申诉,执行法院应当作为执行监督案件立案审查,以裁定方式作出结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前款所规定的执行监督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继续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执行监督案件立案审查,以裁定方式作出结论。
990.【申诉案件的审查处理】
上级人民法院审查申诉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准许撤回申请,即当事人撤回申诉的;
(二)驳回申请,即申诉不成立的;
(三)限期改正,即申诉成立,指定执行法院、复议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改正的;
(四)撤销并改正,即申诉成立,撤销执行法院、复议法院的裁定直接改正的;
(五)其他,即其他可以报结的情形。
991.【参照复议案件相关规定审查】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申诉案件可以参照本规范第二十六章关于复议案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第四节 检察监督案件
992.【同级法院的受理与回复】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统一由同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人民法院收到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后,应当在三个月内将审查处理情况以回复意见函的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并附裁定、决定等相关法律文书。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回复意见函应当载明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回复意见和理由并加盖院章。不采纳检察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
993.【上级法院的受理与回复】
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逾期未回复或者处理结果不当的,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其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跟进监督的,应当向其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提出审查处理意见并以回复意见函的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的,应当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及时纠正。
994.【检察监督行为不当的处理】
人民法院认为检察监督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书面建议后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回复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建议正确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
995.【检察监督案件的审查】
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的案件,可以参照执行申诉案件审查。
第二十八章 执行协调案件
996.【协调案件的适用范围】
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协调案件予以立案:
(一)不同法院因执行程序、执行与破产、强制清算、审判等程序之间对执行标的产生争议,经自行协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向共同上级法院报请协调处理的;
(二)对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的法院与公安、检察等机关之间的执行争议案件,执行法院报请所属高级人民法院与有关公安、检察等机关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机关协调解决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的;
(三)当事人对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澳仲裁裁决分别向不同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及执行,受理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对受理撤销申请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撤销或者不予撤销的裁定存在异议,亦不能直接作出与该裁定相矛盾的执行或者不予执行的裁定,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解决的;
(四)当事人对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澳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且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应予执行的裁定后,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受理撤销申请的人民法院认为裁决应予撤销且该人民法院与受理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非同一人民法院时,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解决的;
(五)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争议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的;
(六)其他依法报请协调的。
997.【执行争议的协调】
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在执行相关案件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逐级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协调处理本辖区内跨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法院与法院之间的执行争议案件。对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的法院与法院之间的执行争议案件,由争议双方所在地的两地高级人民法院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按有关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对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的法院与公安、检察等机关之间的执行争议案件,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与有关公安、检察等机关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机关协调解决,必要时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998.【协调处理决定的效力】
上级法院协调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争议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法院必须执行。
999.【特殊情形的处理】
上级法院在协调下级法院执行案件中,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法院暂缓执行,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执行中发现两地法院或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各有关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处理。
上级法院协调处理有关执行争议案件,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将有关款项划到本院指定的账户。
1000.【协调案件的结案方式】
执行协调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
(一)撤回协调请求,即执行争议法院自行协商一致,撤回协调请求的;
(二)协调解决,即经过协调,执行争议法院达成一致协调意见,将协调意见记入笔录或者向执行争议法院发出协调意见函的。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二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4〕338号)第六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六十二条。
[5]“其他法律文书”包括商事仲裁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及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等。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
[7]国内其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裁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均不在国内的,适用本条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八十条。
[9]被执行的不动产已办理登记的,因其登记地与所在地是一致的,故以其所在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即以登记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被执行的不动产未办理登记的,应当以该不动产所在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1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2010〕执监字第16号),复函主要内容:“本院认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机构,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存管的仅是股权凭证,不能将股权凭证所在地视为股权所在地。由于股权与其发行公司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当将股权的发行公司住所地认定为该类财产所在地。深圳中院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认定为上市公司的财产所在地予以立案执行不当。”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5条。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二条。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6条。
[14]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00〕3号)第八条、第九条。
[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7条。
[1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00〕3号)第九条。
[17]参见本规范第920条。
[18]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三条。
[1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6号)第十八条第一项。
[20]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6号)第十八条第一项。
[2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九条。
[22]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8条。
[23]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法官权利的若干规定》(法发〔2005〕20号),《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法发〔2017〕4号)等相关内容。
[24]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
[25]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26]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五条。
[27]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十六条。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七条。
[29]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3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六十二条。
[31]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2条。
[3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一条。
[33]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三十七条。
[34]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一条。
[35]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三十八条。
[36]即本规范第16条规定的具有给付内容的相关法律文书。
[37]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
[38]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2月20日发布)。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主文已经判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担保人追偿,该追偿权是否须另行诉讼问题请示的答复》(〔2009〕执他字第4号)。答复主要内容:“原则同意你院倾向性意见中无须另行诉讼的意见。即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已经确定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案件,担保人无须另行诉讼,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行使追偿权的范围应当限定在抵押担保责任范围内。”
[4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中已确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一方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数额的可直接执行问题的复函》(经他〔1996〕4号)。复函内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陕高法93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基本同意你院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我院(法)经121号复函所指的追偿程序,针对的是判决后连带责任人依照判决代主债务人偿还了债务或承担的连带责任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的情况。而你院请示案件所涉及的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中国机电设备西北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已在判决前履行完毕,判决主文中已判定该公司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数额,判决内容是明确的,可执行的。据此,你院可根据生效判决和该公司的申请立案执行,不必再作裁定。”
[41]债权人垫付了相关诉讼费用,债权人同意由债务人直接向其给付的,由债权人一并申请执行。
[4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9条第2款。
[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三十九条。
[4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二十九条。
[4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二十七条。
[4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十条。
[4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二十八条。
[48]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该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4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
[5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六条。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八十三条。
[5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三条第一款。
[53]此处“执行回转”应作广义理解,不等同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执行回转。
[5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二款。
[55]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执行期限的抵押权在另案中是否准予优先受偿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7〕执他字第10号)。复函主要内容:“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其与担保的主债权同时存在,抵押权的设立、移转和消灭从属于主债权的发生、移转和消灭。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抵押权独立的强制执行申请权,其强制执行力从属于担保的主债权的强制执行力,受主债权强制执行申请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延长两年保护的期限是指抵押权的诉讼时效,并非强制执行申请期限,故该条款不适用对抵押权强制执行申请权的保护。主债权因超过强制的执行申请期限而丧失强制执行力的保护及于抵押权,不能以参与另案执行的方式重新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因此丧失强制执行力保护的抵押权在另案中主张优先受偿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复函,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担保物权人亦不可以参与分配的方式在另案中主张优先受偿。
[5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条。
[57] 根据相关规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三证合一”制度施行后,企业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改为一次申请、合并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故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的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时仅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即可。如系老的营业执照,则还需同时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58]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申请执行时不可能提交营业执照副本,但应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副本,未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的,应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
[5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20条、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第一条。
[6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21条。
[61]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司发通〔2000〕107号)第七条。
[6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号)第九条第二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依当事人申请作出维持现状、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停止取土、占地等行为的先予执行裁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先行裁定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
[63]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
[6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4号--“李晓玲、李鹏裕申请执行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行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8日发布)。裁判要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无需执行法院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
[6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
[6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
[67]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6号)第三条。
[68]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2015〕6号)第三条。
[6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七条、第十八条。
[7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8号)第九条、第十八条。
[7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八十五条规定,此处“近亲属”是指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7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五十八条。
[7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22条。
[7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7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涉外籍当事人执行案件,应当使用我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对享有外交或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应当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7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八条。
[77]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六十三条。
[78]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八条。
[79]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九条。
[8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三条。
[81]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五条、第五百二十六条。
[8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第二百六十四条。
[83]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五百二十四条。
[84]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2015〕13号)第六条。
[8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一条。
[8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二条。
[8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三条。
[8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四条。
[8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五条。
[9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六条。
[9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七条。
[9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八条。
[9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九条。
[9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典型案例
(2022年7月25日)
目录
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庄村村民委员会与北京前榆顺达养殖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二、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
三、宜宾丰源盐业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诉吉林省敦化市盐务管理局行政强制案
四、如皋市金鼎置业有限公司、叶宏滨与吴良好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五、天际国际集团公司(Skyline International Corp.)申请扣押“尼莉莎”轮(M/V NERISSA)案
六、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全资子公司司法重整案
七、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吴向东操纵期货市场案
八、“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九、丹东天茂气体有限公司诉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案
十、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
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庄村村民委员会与北京前榆顺达养殖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原告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与被告北京市前榆顺达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榆顺达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村委会将集体所有一栋建筑面积13 000平米四层建筑物出租给前榆顺达公司,租期20年。前榆顺达公司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案外人,用于经营宾馆、健身房、美容院等。2022年2月9日,村委会以“合同约定逾期三个月未足额交纳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为由,将前榆顺达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前榆顺达公司支付占用费及违约金。前榆顺达公司辩称涉案房屋经营宾馆、健身房、美容院等受疫情冲击大,资金紧张导致迟延支付租金;涉案房屋涉及到多家企业和经营者,若解除合同,将影响众多中小微企业切身利益。
本案经开庭审理后,为充分了解涉案房屋使用情况、前榆顺达公司经营状况,承办法官至现场进行调查勘验。根据庭审及现场勘验情况,承办人有针对性地在现场开展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调解并当场履行完毕。
调解结束后,双方均表示理解对方,前榆顺达公司现场捐助5万元防疫物资款,感谢村委会在常态化防疫工作中辛苦付出。
【裁判结果】
本案涉及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违约行为判断认定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村委会已然享有合同解除权。前榆顺达公司是否受到疫情因素的影响,能否对抗村委会行使合同解除权是本案争议焦点。经现场走访调查发现,案涉宾馆入住率极低、健身房大门紧闭、美容院生意惨淡,前榆顺达公司与次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纠纷也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前榆顺达公司确实遭遇严重经济困难。本案在现场勘验过程中立足于前榆顺达公司受到疫情影响进行现场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完毕。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双方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二、2022年年度租金标准调整为4 603 366元,前榆顺达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前支付村委会2 301 683元(已履行完毕),于2022年6月15日前支付2 301 683元;以后租金的递增以本条款调整的2022年度租金金额为基数,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和标准递增。
【典型意义】
一是准确评价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违约行为,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本案租赁合同存续是关乎被告公司生存发展的重大事件。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立足前榆顺达公司受疫情影响较大,促成双方和解并及时履行,有效保护前榆顺达公司生存大计,强力为中小微企业发展解忧纾困。
二是全面依法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依法保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本案立案后,及时组织开庭审理、现场勘验,并在勘验现场过程中,抓住时机,促成调解。本案从立案到结案,用时45天,及时高效化解纠纷。
三是汇聚正能量,调解助企又助疫。对手变朋友,从针锋相对到互相理解再到互让一步,让社会关系不再那么冰冷,调解结果折射出时代温度。纠纷变公益,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作为企业能充分理解防疫工作,力所能及为防疫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携手抗疫,展现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1.被告张文中构成诈骗罪。2002年初,张文中得知国家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国债贴息补贴政策,且该批国债技改贴息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物美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不属于国债技改贴息资金支持范围,遂与同案被告人张伟春商量决定以国有企业诚通公司下属企业的名义进行申报。张文中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获得原国家经贸委审批后,物美集团未实施项目,并以签订虚假合同和开具虚假发票为手段,获得1.3亿元贷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2003年10月29日,财政部将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拨付到诚通公司,后诚通公司将该款汇入物美集团账户,物美集团将该款用于偿还公司贷款。2.被告张文中构成单位行贿罪。2002年物美集团收购国旅总社持有的泰康公司5000万股股份,国旅总社办公室主任赵某积极协调帮助,事后张文中安排张某某给付赵某30万元。同年,物美集团收购粤财公司持有的泰康公司5000万股股份,希望得到粤财公司总经理梁某帮助,事后张文中安排张某某给付梁某500万元。3.被告张文中构成挪用资金罪。1997年3月,张文中与泰康公司董事长陈某某商定挪用泰康公司的4000万元资金申购新股谋利。张文中指使张某某从泰康公司转出4000万元用于申购新股,盈利1000余万元。事后,张某某归还泰康公司4000万元。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文中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时,对物美集团、张伟春也判处了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张文中、张伟春、物美集团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30日作出二审判决,认定张文中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判决生效后,张文中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物美集团在申报国债技改贴息项目时,国债技改贴息政策已有所调整,民营企业具有申报资格,且物美集团所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均属于国债技改贴息重点支持对象,符合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政策。张文中、张伟春在物美集团申报项目过程中,虽然存在违规行为,但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诈骗行为,并无非法占有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原判认定张文中、张伟春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物美集团在收购国旅总社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给予赵某30万元好处费的行为,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亦不属于情节严重,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物美集团在收购粤财公司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向李某某公司支付500万元系被索要,且不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主观故意,亦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故物美集团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张文中作为物美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亦不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原判认定物美集团及张文中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张文中与陈某某、田某某共谋,并利用陈某某职务上的便利,将陈某某所在泰康公司4 000万元资金转至卡斯特投资咨询中心股票交易账户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但原判认定张文中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为个人谋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原判认定张文中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018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张文中、张伟春、物美集团无罪,原审判决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
【典型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加强产权保护,高度重视涉产权冤错案件的纠正工作。张文中案启动再审并改判无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法平等保护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坚决消除影响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性障碍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努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坚强决心;也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的责任担当。对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涉产权案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禁把经济纠纷当作经济犯罪,把一般违法违规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标杆性和重大现实意义。
三、宜宾丰源盐业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诉吉林省敦化市盐务管理局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宜宾丰源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公司)具有四川省盐业主管部门颁发的食盐批发许可证。2018年7月24日,宜宾公司在吉林省敦化市设立宜宾丰源盐业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以下简称延边分公司),经营范围为多品种盐的批发、销售等。宜宾公司向吉林省盐务管理局告知了相关信息,延边分公司也将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身份证明等向吉林省敦化市盐务管理局(以下简称敦化市盐务局)报备。2018年8月间,延边分公司从宜宾公司批进食盐,此后向当地多家零售商店批量销售,并以该分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和销售配送单。2018年9月11日,敦化市盐务局以延边分公司涉嫌无食盐批发许可证从事食盐批发业务,违反《食盐专营办法》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对延边分公司存储的食盐予以查封扣押。2018年11月2日,敦化市盐务局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将查封扣押财物退还。延边分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敦化市盐务局作出的《查封(扣押)决定书》违法。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宜宾公司已经合法取得四川省盐业主管部门颁发的食盐批发许可证,延边分公司以总公司的行政许可跨省销售食盐不违反《食盐专营办法》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等有关盐业体制改革的精神。敦化市盐务局以延边分公司未取得当地盐业主管部门的销售许可为由作出被诉行政强制措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确认敦化市盐务局作出的《查封(扣押)决定书》违法。
【典型意义】
自2014年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食盐生产、运输、销售行政许可等进行重大体制改革。国务院于2016年4月22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释放市场活力,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配套下发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从2017年1月1日开始,现有省级食盐批发企业、中国盐业总公司和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可以开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经营,食盐批发企业可以通过跨区“自建分公司”的形式进行食盐销售业务。《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系国家有关盐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与《食盐专营办法》的立法宗旨一致。《食盐专营办法》等未明确要求食盐生产批发企业通过跨区“自建分公司”的形式进行食盐销售业务时,必须取得当地盐业主管部门另行颁发的行政许可。本案中,宜宾公司持有有效的食盐批发许可证。敦化市盐务局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与国家盐业体制改革方向相悖。人民法院立足国家盐业体制改革大局,正确领会《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准确适用《食盐专营办法》,监督市场监管执法,破除盐业区域壁垒,有利于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统一市场高效畅通。
四、如皋市金鼎置业有限公司、叶宏滨与吴良好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
如皋市金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内地合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2013年,金鼎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金鼎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对金鼎公司实际股东及股权进行确认,即金鼎公司工商登记在叶宏滨和大地公司名下股权的实际股东及股权比例为:叶宏滨占股52.5%、吴良好占股20%······。叶宏滨同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金鼎公司股权,依照会议确认的比例分别转让给吴良好等实际股东。因叶宏滨、金鼎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吴良好提起诉讼,要求叶宏滨将金鼎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叶宏滨与吴良好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金鼎公司系合资企业,虽然根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金鼎公司的股权变更需报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才生效,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举办合营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适用备案管理。涉案合资企业不在负面清单内,故案涉股权变更仅需向有关部门备案即可,并非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叶宏滨、金鼎公司应当将叶宏滨持有的股权变更到吴良好名下。叶宏滨和金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金鼎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前,但是金鼎公司并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范围。在全体股东已确认吴良好的实际出资人身份,且约定叶宏滨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形下,叶宏滨、金鼎公司应当将叶宏滨持有的股权变更到吴良好名下,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有关“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规定,以及有关对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的规定,明确以下规则:虽然相关投资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前,但是外商投资企业不属于“负面清单”管理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给予国民待遇”和“内外资一致”原则,不需要征得外商投资审批机关同意才生效。本案对于统一外商投资相关法律适用,平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优化投资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五、天际国际集团公司(Skyline International Corp.)申请扣押“尼莉莎”轮(M/V NERISSA)案
【基本案情】
因新加坡船东违约一船两卖,利比里亚申请人天际国际集团公司于伦敦仲裁前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约30万吨马绍尔群岛籍油轮“尼莉莎”轮,请求责令提供500万美元担保。青岛海事法院依法将该轮扣押于青岛港。该轮原定计划于青岛港卸下13万多吨原油后,继续前往天津卸剩余的15万多吨,如无法如期前往天津卸货,将产生滞期费3万美元/天,且将导致交付迟延、工厂停产。为避免损失扩大,防止引发连环纠纷,法院灵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准许被扣押外轮前往天津港卸货。
【裁判结果】
2019年3月11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19)鲁72财保108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一、准许天际国际集团公司提出的海事请求保全申请;二、扣押“尼莉莎”轮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所有或经营的停泊于青岛港(锚地)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三、责令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提供美元500万元的现金担保或其他可靠担保;四、天际国际集团公司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或者仲裁,逾期不起诉或者仲裁的,本院将解除海事请求保全。青岛海事法院于当日发出(2019)鲁72财保108号扣押船舶命令,将该轮扣押于青岛港。
2019年4月9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19)鲁72财保10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准许离岸控股私人有限公司(0ffshore Holding Company Pte.Ltd.)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继续营运,完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港经天津港至秦皇岛港的航次;二、将离岸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轮继续扣押于秦皇岛港。青岛海事法院于当日发出(2019)鲁72财保108号之一号扣押船舶命令,并于2019年4月20日将该轮继续扣押于秦皇岛港。后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成功。
【典型意义】
本案系当事人拟就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在伦敦提起仲裁前,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的案件。青岛海事法院根据船载货物的实际情况,准许该轮继续到目的港完成卸货,并成功促成当事人和解,继续履行原船舶买卖合同。当事人最终放弃伦敦仲裁,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该案的成功处理,为来自希腊、新加坡、印度、迪拜、巴西、中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的当事人和货主、租船人、抵押人等利害关系人避免了巨额损失,化解了连环诉讼风险。该案体现了我国海事法院积极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案涉船舶买卖合同在法院调解下得以履行后,新船东特意将船名更名为“尊重”(RESPECT),向中国法官和中国法治致以崇高的敬意。该案的成功处理,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良好国际形象,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六、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10家全资子公司司法重整案
【基本案情】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力帆股份)成立于1997年,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首家在A股上市的民营乘用车企业。力帆股份及其持有的10家全资子公司已形成主营汽车、摩托车及发动机产销的跨国性企业集团,曾十度入选中国企业500强,连续多年出口金额位居重庆市第一。然而,因汽车、摩托车行业深度转型,同时受战略投资亏损、内部管理不善等综合因素影响,力帆系企业自2017年起逐渐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主要资产被抵押、质押,主营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0年6月至7月,债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力帆股份及其10家全资子公司实施重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重整申请,并分别指定力帆系企业清算组为管理人。截至2020年评估基准日,力帆股份资产评估总值为38.4亿余元,同期截至2020年11月,债权人申报债权共计116.7亿余元,在假定破产清算状态下,力帆股份普通债权清偿率为12.65%。
【裁判结果】
为维持企业营运价值,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请后,决定力帆股份及10家子公司继续营业,同时从2020年8月开始,指导管理人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经过严格审查,最终确定国有投资平台重庆两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营企业吉利迈捷投资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战略投资人。2020年11月,力帆股份及其出资人会议以及10家全资子公司债权人会议,均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2021年2月,法院作出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力帆系企业司法重整案,是国内首家汽摩行业上市公司司法重整案。通过司法重整,整体化解了企业危机,维护了6万余户中小投资者、5700 余名职工的合法利益,保障了上下游产业链千余家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司法重整中,充分发挥“府院”协调机制作用,创新采用“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人”的模式引入战略投资,形成推动企业重生的双重“驱动力”:既为企业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又通过行业龙头企业导入新技术、新业态,将传统汽摩制造业升级为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新生态,助力力帆股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撤销了对力帆股份(601777)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力帆股份及10家子公司也都实现了扭亏为盈,全面实现企业脱困重生。
七、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吴向东操纵期货市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向东时任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经被告人吴向东召集会议决定,于 2016年5月24日至8月31日间,利用其实际控制的18个账户通过以市场价大量连续买入开仓的手法,将资金优势转化为持仓优势。同时通过直接购买、代采代持、售后回购等方式大量囤积聚丙烯现货,制造聚丙烯需求旺盛氛围,以反作用影响期货市场,跨期货、现货市场操纵PP1609价格。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36亿余元,被告人吴向东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87万余元,涉案其他11个账户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案发后,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退缴违法所得。
【裁判结果】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通过囤积现货影响期货品种市场行情等手段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被告人吴向东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操纵期货市场罪,均应依法惩处。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向东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坦白,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操纵期货市场罪对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三亿元,对被告人吴向东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依法追缴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亿余元,依法追缴被告人吴向东违法所得四百八十万余元,继续追缴涉案的其他11个账户违法所得。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吴向东均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管理秩序,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本案中,被告单位通过直接采购、代采代持、售后回购等多种方式囤积现货,影响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并利用实际控制的多个期货账户,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交易期货合约,操纵期货合约价格,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对金融领域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对增强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和投资者法治意识、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警示教育作用。
八、“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15家汽车驾驶培训单位签订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联营公司即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东公司),固定驾驶培训服务价格、限制驾驶培训机构间的教练车辆及教练员流动,涉案15家驾培单位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如报名、体检、制卡等)均由浙东公司统一在同一现场处理,浙东公司收取服务费850元。联营协议第三条具体约定了联营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涉案15家驾培单位中的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融公司)以该15家单位构成垄断经营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无效。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浙东公司统一处理原先分散的辅助性服务,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其收取服务费850元并无不当,有关股本结构条款和服务收费条款可以依法适用反垄断豁免,故一审判决仅确认涉案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中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条款无效。吉利公司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确认联营协议中股本结构条款和服务收费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主张适用垄断豁免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有关法定情形,不得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一般性推测或者抽象推定垄断豁免抗辩成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横向垄断协议规定的合同条款,与横向垄断协议条款紧密联系的条款,以及服务于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实施的条款均应属无效,否则不足以消除和降低垄断行为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联营协议及自律公约全部无效。
【典型意义】
该案是典型的横向垄断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澄清了横向垄断协议豁免事由的适用标准,阐明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横向垄断协议应归于无效的一般原则,且无效范围不限于横向垄断协议条款本身,还包括与之具有紧密关联、缺乏独立存在意义的条款和服务于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实施的条款。该案裁判有力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有利于从源头上制止垄断行为。
九、丹东天茂气体有限公司诉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11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丹东天茂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茂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于2017年7月29日参加了丹东市另一气体有限公司组织的聚会,与会气体企业对《丹东市气体行业协会市场销售标准》进行了讨论,就40升瓶装工业氧气市场销售价格达成一致意见。自2017年8月2日开始,该公司采取下发《调价通知单》、销售人员直接告知等形式,通知客户调整40升瓶装工业氧气价格,实施相关产品的串通价格。相关10家气体企业通过相互价格串通,在丹东市所辖振安区、振兴区、元宝区、东港市范围内共同操纵了40升瓶装工业氧气的市场销售价格,造成相关地域工业氧气价格普遍上涨。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故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上述价格违法行为,并决定罚款12万元。该公司不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及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除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经营者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具有自主定价权。经营者自主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及市场供求状况为据进行。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天茂公司参加了丹东市另一气体有限公司组织的聚会,与会企业讨论涉案气体产品价格并形成一致意见、会后上调涉案气体产品价格等事实存在。该公司与其他9家气体企业串通,导致当地涉案气体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予处罚。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判决驳回天茂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市场监管部门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的典型案例。涉案气体易燃易爆,具有危化属性,需危险货物专用车辆运输,且需办理多项行政审批手续,经营者数量有限、市场进入壁垒高及本地化特征明显。当地的涉案气体产品经营者数量者有限。天茂公司与其他9家气体企业实施价格串通,直接导致当地涉案气体产品价格普遍上涨,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气体用户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中,全面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垄断及妨碍公平竞争行为,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商品资源要素在统一大市场畅通流动。
十、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1月20日,被告人王力军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违法收购玉米卖给粮库,非法经营数额218288.6元,非法获利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力军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未经粮食主管部门许可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非法收购玉米,非法经营数额218288.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王力军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有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对王力军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该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内08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王力军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王力军收购玉米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后,引起了舆论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主动对本案进行了复查,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原审被告人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原审判决认定王力军构成非法经营罪适用法律错误。该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6)内08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改判王力军无罪。
【典型意义】
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指令再审,表明人民法院对公民权利的积极保护,并通过案件审理推动了相关法规的修订,2016年9月14日国家粮食局印发《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本案对破解地方粮食流通体制障碍,鼓励农民等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粮食,推动解决一些地方粮食连年增产背景下农民“卖粮难”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和市场稳定,依法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13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认定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除债务人所有的货币、实物外,债务人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用益物权等财产和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第二条 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
(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第三条 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在担保物权消灭或者实现担保物权后的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中可用以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其他破产债权。
第四条 债务人对按份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关份额,或者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相应财产权利,以及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所得部分,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清算,属于共有财产分割的法定事由。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或者和解的,共有财产的分割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进行;基于重整或者和解的需要必须分割共有财产,管理人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因分割共有财产导致其他共有人损害产生的债务,其他共有人请求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的,采取执行措施的相关单位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依法执行回转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第六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对于可能因有关利益相关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影响破产程序依法进行的,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债务人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第七条 对债务人财产已采取保全措施的相关单位,在知悉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有关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及时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应当及时通知原已采取保全措施并已依法解除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原保全顺位恢复相关保全措施。
在已依法解除保全的单位恢复保全措施或者表示不再恢复之前,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得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第九条 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管理人因过错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当减损,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管理人对其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债务人经过行政清理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为行政监管机构作出撤销决定之日。
债务人经过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根据管理人的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的交易的,买卖双方应当依法返还从对方获取的财产或者价款。
因撤销该交易,对于债务人应返还受让人已支付价款所产生的债务,受让人请求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该清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三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放弃债权行为的,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等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上述行为并将因此追回的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对人以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
第十五条 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第十六条 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
(二)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
(三)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第十七条 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提起诉讼,主张被隐匿、转移财产的实际占有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主张债务人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无效并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所涉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债务人财产损失为由提起诉讼,主张上述责任人员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债务人对外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中断。
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对其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利,导致其对外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第二十条 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或者违反出资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管理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并将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
(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
(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
(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
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
债务人破产宣告前,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或者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上述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
第二十二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执行行为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第二十三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会议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管理人不予追收,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主张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向债务人清偿或者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依法申请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时,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获取的以下收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正常收入:
(一)绩效奖金;
(二)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
(三)其他非正常收入。
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向管理人返还上述债务人财产,管理人主张上述人员予以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返还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非正常收入形成的债权,可以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因返还第一款第(二)项非正常收入形成的债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作为拖欠职工工资清偿;高出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可以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第二十五条 管理人拟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取回质物、留置物,或者与质权人、留置权人协议以质物、留置物折价清偿债务等方式,进行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
第二十六条 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权利人在上述期限后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的,应当承担延迟行使取回权增加的相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管理人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管理人不予认可,权利人以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权利人依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的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向管理人主张取回所涉争议财产,管理人以生效法律文书错误为由拒绝其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权利人行使取回权时未依法向管理人支付相关的加工费、保管费、托运费、委托费、代销费等费用,管理人拒绝其取回相关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对债务人占有的权属不清的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财产或者不及时变现价值将严重贬损的财产,管理人及时变价并提存变价款后,有关权利人就该变价款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第三人已善意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无法取回该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原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二)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因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导致原权利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第三十一条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已向债务人支付了转让价款,但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未取得财产所有权,原权利人依法追回转让财产的,对因第三人已支付对价而产生的债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二)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第三十二条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代偿物尚未交付给债务人,或者代偿物虽已交付给债务人但能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的,权利人主张取回就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代偿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保险金、赔偿金已经交付给债务人,或者代偿物已经交付给债务人且不能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财产毁损、灭失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二)财产毁损、灭失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因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导致权利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毁损、灭失,没有获得相应的保险金、赔偿金、代偿物,或者保险金、赔偿物、代偿物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部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当转让他人财产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导致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不足弥补损失,权利人向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主张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债务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后,债权人以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不当导致债务人财产减少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主张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四条 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标的物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未依法转移给买受人前,一方当事人破产的,该买卖合同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
第三十五条 出卖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当按照原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其他义务。
买受人未依约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完毕其他义务,或者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给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管理人依法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者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除外。
因本条第二款规定未能取回标的物,出卖人管理人依法主张买受人继续支付价款、履行完毕其他义务,以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出卖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解除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要求买受人向其交付买卖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以其不存在未依约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完毕其他义务,或者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情形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受人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本条第一款将买卖标的物交付出卖人管理人后,买受人已支付价款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共益债务清偿。但是,买受人违反合同约定,出卖人管理人主张上述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七条 买受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原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买受人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其他义务的期限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买受人管理人应当及时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其他义务。
买受人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未及时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完毕其他义务,或者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给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等规定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买受人已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者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除外。
因本条第二款规定未能取回标的物,出卖人依法主张买受人继续支付价款、履行完毕其他义务,以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因买受人未支付价款或者未履行完毕其他义务,以及买受人管理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导致出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出卖人主张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解除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出卖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主张取回买卖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出卖人取回买卖标的物,买受人管理人主张出卖人返还已支付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明显减少给出卖人造成损失的,出卖人可从买受人已支付价款中优先予以抵扣后,将剩余部分返还给买受人;对买受人已支付价款不足以弥补出卖人标的物价值减损损失形成的债权,出卖人主张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出卖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通过通知承运人或者实际占有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等方式,对在运途中标的物主张了取回权但未能实现,或者在货物未达管理人前已向管理人主张取回在运途中标的物,在买卖标的物到达管理人后,出卖人向管理人主张取回的,管理人应予准许。
出卖人对在运途中标的物未及时行使取回权,在买卖标的物到达管理人后向管理人行使在运途中标的物取回权的,管理人不应准许。
第四十条 债务人重整期间,权利人要求取回债务人合法占有的权利人的财产,不符合双方事先约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因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违反约定,可能导致取回物被转让、毁损、灭失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行使抵销权,应当向管理人提出抵销主张。
管理人不得主动抵销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互负债务,但抵销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管理人收到债权人提出的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后,经审查无异议的,抵销自管理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应当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内或者自收到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正当理由逾期提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管理人提起的抵销无效诉讼请求的,该抵销自管理人收到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三条 债权人主张抵销,管理人以下列理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破产申请受理时,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的债务尚未到期;
(二)破产申请受理时,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的债务尚未到期;
(三)双方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
第四十四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五条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所列不得抵销情形的债权人,主张以其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与债务人对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抵销,债务人管理人以抵销存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用以抵销的债权大于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财产价值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下列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债务人股东因欠缴债务人的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
(二)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
第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事人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有关债务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企业破产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已于2017年5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
2022年2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法释〔2022〕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现就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当事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内地人民法院就婚姻家庭民事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或者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婚姻家庭民事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的,适用本安排。
当事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认可内地民政部门所发的离婚证,或者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依据《婚姻制度改革条例》(香港法例第178章)第V部、第VA部规定解除婚姻的协议书、备忘录的,参照适用本安排。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生效判决:
(一)在内地,是指第二审判决,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的第一审判决,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的上述判决;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包括依据香港法律可以在生效后作出更改的命令。
前款所称判决,在内地包括判决、裁定、调解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判决、命令、判令、讼费评定证明书、定额讼费证明书,但不包括双方依据其法律承认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
第三条 本安排所称婚姻家庭民事案件:
(一)在内地是指:  1.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案件;  2.离婚纠纷案件;  3.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4.婚姻无效纠纷案件;  5.撤销婚姻纠纷案件;  6.夫妻财产约定纠纷案件;  7.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件;  8.亲子关系确认纠纷案件;  9.抚养纠纷案件;  10.扶养纠纷案件(限于夫妻之间扶养纠纷);  11.确认收养关系纠纷案件;  12.监护权纠纷案件(限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纠纷);  13.探望权纠纷案件;  14.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  1.依据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III部作出的离婚绝对判令;  2.依据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IV部作出的婚姻无效绝对判令;  3.依据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作出的在讼案待决期间提供赡养费令;  4.依据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16章《分居令及赡养令条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II部、第IIA部作出的赡养令;  5.依据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II部、第IIA部作出的财产转让及出售财产令;  6.依据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作出的有关财产的命令;  7.依据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在双方在生时作出的修改赡养协议的命令;  8.依据香港法例第290章《领养条例》作出的领养令;  9.依据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429章《父母与子女条例》作出的父母身份、婚生地位或者确立婚生地位的宣告;  10.依据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16章《分居令及赡养令条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作出的管养令;  11.就受香港法院监护的未成年子女作出的管养令;  12.依据香港法例第189章《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作出的禁制骚扰令、驱逐令、重返令或者更改、暂停执行就未成年子女的管养令、探视令。
第四条 申请认可和执行本安排规定的判决:
(一)在内地向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区域法院提出。
申请人应当向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申请认可和执行本安排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判决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盖章的判决副本;
(三)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决属于本安排规定的婚姻家庭民事案件生效判决;
(四)判决为缺席判决的,应当提交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当事人的证明文件,但判决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或者缺席方提出申请的除外;
(五)经公证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申请认可本安排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离婚证或者协议书、备忘录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经公证的离婚证复印件,或者经公证的协议书、备忘录复印件;
(三)经公证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交准确的中文译本。
第六条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请求事项和理由,申请执行的,还需提供被申请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所在地;
(三)判决是否已在其他法院申请执行和执行情况。
第七条 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的期间、程序和方式,应当依据被请求方法律的规定。
第八条 法院应当尽快审查认可和执行的请求,并作出裁定或者命令。
第九条 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被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审查核实后,不予认可和执行:
(一)根据原审法院地法律,被申请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辩论机会的;
(二)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
(三)被请求方法院受理相关诉讼后,请求方法院又受理就同一争议提起的诉讼并作出判决的;
(四)被请求方法院已经就同一争议作出判决,或者已经认可和执行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就同一争议所作出的判决的。
内地人民法院认为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明显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认为认可和执行内地人民法院判决明显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公共政策的,不予认可和执行。
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在根据前款规定审查决定是否认可和执行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第十条 被请求方法院不能对判决的全部判项予以认可和执行时,可以认可和执行其中的部分判项。
第十一条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一方当事人已经提出上诉,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经上诉,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内地人民法院就已经作出的判决裁定再审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经再审,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第十二条 在本安排下,内地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财产归一方所有的判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被视为命令一方向另一方转让该财产。
第十三条 被申请人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均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申请人可以分别向两地法院申请执行。
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判决确定的数额。应对方法院要求,两地法院应当相互提供本院执行判决的情况。
第十四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的财产给付范围,包括判决确定的给付财产和相应的利息、迟延履行金、诉讼费,不包括税收、罚款。
前款所称诉讼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讼费评定证明书、定额讼费证明书核定或者命令支付的费用。
第十五条 被请求方法院就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作出裁定或者命令后,当事人不服的,在内地可以于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依据其法律规定提出上诉。
第十六条 在审理婚姻家庭民事案件期间,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另一地法院就同一争议作出的判决的,应当受理。受理后,有关诉讼应当中止,待就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作出裁定或者命令后,再视情终止或者恢复诉讼。
第十七条 审查认可和执行判决申请期间,当事人就同一争议提起诉讼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
判决获得认可和执行后,当事人又就同一争议提起诉讼的,不予受理。
判决未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人不得再次申请认可和执行,但可以就同一争议向被请求方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被请求方法院在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据其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或者强制措施。
第十九条 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的,应当依据被请求方有关诉讼收费的法律和规定交纳费用。
第二十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作出的判决,适用本安排。
第二十一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者需要修改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解决。
第二十二条 本安排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2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已于 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为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和监管部门的协同作用,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现就《若干规定》实施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基本情况向发行人、上市或者挂牌公司所在辖区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通报,相关派出机构接到通报后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二、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了查明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在调查收集证据时要加强协调配合,以有利于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与人民法院查明民事案件事实为原则。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调查收集证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依法依规予以协助配合。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当庭出示并由各方当事人质证。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公开质证。
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对涉诉虚假陈述的立案调查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应当继续审理。
四、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就诉争虚假陈述行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规定情况、对证券交易价格的影响、损失计算等专业问题征求中国证监会或者相关派出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自律管理组织、投资者保护机构等单位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不计入案件审理期限。
五、取消前置程序后,人民法院要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探索,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关专家、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推荐等配合工作,完善证券案件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升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平。
六、在协调沟通过程中,相关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对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行政案件的调查施加不正当影响。
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和相关单位要积极组织学习培训,拓宽培训形式,尽快准确掌握《若干规定》的内容与精神,切实提高案件审理和监管执法水平。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按隶属关系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21日 (2018)最高法民他53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鲁民辖终96号《关于上诉人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案涉当事人在经营权转让合同及合作合同中签订的仲裁协议均有效,对此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案涉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本案纠纷是否应当受上述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纠纷是否应当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对于该问题,应当根据当事人争议的事项及仲裁协议约定的内容,对本案争议是否属于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争议事项作出认定,进而对本案纠纷是否应当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作出认定。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集团)以及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签订烟威高速公司及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转让合同,对于经营权的转让、转让费的数额及支付时间和方式、合同生效后双方共同投资成立合作公司共同经营、共同投入各自拥有的公路经营权等内容作出约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明确约定“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山东国投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样约定“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仲裁解决。因此根据仲裁条款的约定,案涉当事人之间与转让公路经营权、转让费的支付、双方共同投资成立合作公司共同经营等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山东国投公司本案起诉的具体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均涉及山东国投公司转让烟威路经营权、转让费的支付、双方合作经营烟威路项目等事宜,是与经营权转让合同及合作经营合同有关的争议。故本案争议应受经营权转让合同及合作经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本案纠纷应当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你院关于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合作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报核意见不能成立。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
东南亚(中国) 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的请示
(2018年5月17日 (2018)鲁民辖终9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原告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18日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提起诉讼。在答辩期间,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济南中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鲁01民初906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因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张的诉争合同中涉及仲裁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七条规定,现将本案有关情况报请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科学馆道14号新文华中心B座三字楼320—321室 (RM320-321,3F,TOWER B,MANDARIN PLAZA 14,SCIENCE MUSEUMRD,TSIM SHA TSUI,EAST KLN,HONG KONG)。
负责人:吴某贞(NC Lai Cheng),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辉,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华,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胜涛,国浩(济南)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献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原审第三人:马龙基建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负责人:武某。
原审第三人: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负责人:武某。
原审第三人: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负责人:武某。
原审第三人: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负责人:武某。
以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竹,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鹏,山东文康(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诉讼的基本事实、济南中院认定的依据和处理结果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名山东省交通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投公司)向济南中院起诉称:1996年8月16日,原告山东国投公司与被告东南亚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集团)及第三人马龙基建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东南亚韶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韶富公司)、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基建公司)、东南亚策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策略公司)在山东省济南市签订两份《协议书》(以下简称六方协议),约定六方协议是烟威路项目合作合同、章程、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有关的总合同;第三人同意其在合作公司中所占股份统一由东南亚集团负责经营管理并享有权益;如第三人因故不能履行项目中的任何义务,该义务由东南亚集团无条件履行。在此基础上,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就烟威路项目达成一揽子交易,具体为:山东国投公司向东南亚集团转让烟威路60%经营权;东南亚集团通过第三人以其所受让的烟威路60%经营权出资,与山东国投公司共同组建八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烟威路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山东国投公司诚信履约,但东南亚集团一再违约。1999年4月2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及第三人在山东省济南市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4·26协议),对东南亚集团的经营权转让费支付、违约金的计算、港方在合作公司利润回报的暂存和抵扣、已支付的经营权转让费的抵扣、第三人在合作公司股权的调整等各个方面事宜作出约定。但4·26协议签订并经政府批准生效后,东南亚集团仍旧未能兑现其承诺。根据4·26协议,截至2000年11月15日,东南亚集团已支付的经营权转让费余额(在合作公司的剩余出资额)已不复存在,第三人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也相应为零。另外,东南亚集团还有其他违反协议的行为,给山东国投公司造成损失。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东南亚集团支付的烟威路经营权转让费/东南亚集团(通过第三人)对山东玉林公路有限公司等八家合作公司的出资额及暂存利润在抵扣东南亚集团应付的违约金后余额为零,与此相应,第三人在所有八家合作公司中的股权为零;东南亚集团支付因违约给山东国投公司造成的其他损失2600万元。
在答辩期间,东南亚集团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理由是:本案东南亚集团注册地在香港,合作项目是烟台至威海公路的经营管理,本案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不属济南中院管辖范围;山东国投公司诉讼请求第一项虽未写明诉讼争议金额,但实际上包含了抵扣的违约金700多万元,其诉讼请求金额超过3000万元,本案应移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济南中院经审理查明:(1)1996年8月1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及第三人共同签订六方协议,约定第三人已与山东国投公司签署合作合同、章程、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组建合作公司经营管理烟威高速公路和烟威公路旧路,东南亚集团对有关的法律文件表示认可和同意;东南亚集团承诺第三人任何一方因任何事项不能履行合作合同、章程、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义务,该义务均由东南亚集团无条件履行完毕;第三人同意其在合作公司中所占60%股份,统一由东南亚集团负责经营管理。本协议经各方代表在山东省济南市签署上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生效。(2)1996年8月1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签订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山东国投公司同意向东南亚集团转让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60%的权益,转让期限为二十三年;经营权转让费为人民币 949920000元,由东南亚集团在合作公司成立后六个月内一次性汇入山东国投公司指定账户;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共同投资成立合作公司,共同经营烟威高速公路,其中山东国投公司投入其拥有的40%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东南亚集团或东南亚集团的受让方投入其受让之烟威高速公路60%经营权。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先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3)1996年8月1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策略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签订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山东国投公司同意向东南亚策略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转让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60%权益,转让期限为二十三年;经营权转让费为人民币301200000元,由东南亚策略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在合作公司成立后七个月内一次性汇入山东国投公司指定账户;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共同投资成立合作公司,共同经营烟威公路旧路,其中山东国投公司投入其拥有的40%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东南亚策略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投入其受让之烟威公路旧路60%经营权。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先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4)1996年10月1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基建公司签订中外合作经营山东双岛公路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合作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的投资总额为337864800元,合作公司经营之烟威高速公路双岛大桥—威海段经营权总值337864800元,山东国投公司以实物共计1351459000元作为出资,占投资总额的40%,东南亚基建公司以现汇或实物出资202718900元受让烟威高速公路双岛大桥—威海段 60%股份的23年经营权,占投资总额的60%。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山东国投公司委派3名,东南亚基建公司委派4名,董事长由东南亚基建公司委派。合作公司的经营期限由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起计二十三年。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山东国投公司另与马龙公司、东南亚韶富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东南亚策略公司签订其他七份合作合同。(5)1999年4月2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马龙公司、东南亚韶富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东南亚策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4·26协议,约定东南亚集团承诺对欠交经营权转让费分四期支付;如未能如期支付,应向山东国投公司交纳违约金额每月百分之五的违约金,该项违约金首先从暂存利润中抵扣,不足部分从东南亚集团实际支付的经营权转让费中抵扣,东南亚集团实际支付的经营权转让费金额相应减少,马龙公司、东南亚韶富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东南亚策略公司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也相应调整。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第一,本案纠纷主管机关的确定;第二,本案纠纷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当事人现有的起诉请求,本案诉争主要为东南亚集团支付的烟威路经营权转让费是否在抵扣违约金后余额为零,以及第三人在所有八家合作公司中的股权是否为零。从各方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关系来看,经营权转让合同是转让方与受让方两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内容为公路经营权转让及其转让费的支付等;合作合同是合作公司中外股东之间各方的合同,约定内容为设立合作公司及其相关事宜;而关于东南亚集团统一承担支付经营权转让费的义务、统一行使港方在合作公司中60%股权,进而因违反经营权转让费支付义务抵扣违约金以及调整港方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之事宜、属于六方协议与4·26协议约定的内容。故本案纠纷系当事人因六方协议与4·26协议履行所产生的争议。4·26协议名称为补充协议,其相应的主合同,山东国投公司主张是六方协议,而东南亚集团则主张是经营权转让合同。4·26协议主体与六方协议主体一致,而与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合同和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转让合同主体均不一致;4·26协议内容是六方当事人对烟威路项目经营权转让费的支付、经营权转让费抵扣违约金以及股权比例调整等各个方面达成的最后协议,而经营权转让合同仅是对经营权转让事宜达成的协议,因此4·26协议应认定为六方协议的补充协议,非经营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而六方协议和4·26协议本身并无仲裁条款,当事人事后也未达成仲裁协议;东南亚集团主张纠纷主管机关系仲裁机构而非人民法院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纠纷应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系合同纠纷,东南亚集团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法人,故本案属于涉港商事纠纷,纠纷的管辖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涉及的4·26协议签订于山东省济南市,故本案可由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有关人民法院管辖。具体到本案诉讼标的额,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为确认被告支付的经营权转让费和被告(通过第三人)对山东玉林公路有限公司等八家合作公司的出资额及暂存利润余额为零,以及第三人在所有八家合作公司中的股权为零的事实,该诉讼请求并不涉及争议金额;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为损失赔偿260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规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涉外和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和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本辖区内涉外和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于本案诉讼标的额现为260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第三人提出关于诉讼主体和诉讼地位的异议,可在实体审理期间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再行处理,尚不属于现在案件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
综上,东南亚集团先后提出的纠纷主管以及地域、级别管辖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驳回东南亚集团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及第三人的陈述情况
东南亚集团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4·26协议是六方协议的补充协议有误。六方协议实际上是经营权转让合同以及经营过程中各方签订的有关协议的补充协议,六方协议的内容是在此前经营权转让合同、协议基础上进行补充明确。4·26协议实际是对经营权转让合同和1996年8月1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签订的《补充协议》进行的补充修改,并非一审认定的4·26协议是六方协议的补充协议。东南亚集团提交1996年8月 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将第三人《关于呈批〈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合同〉及〈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转让合同〉的请示》和《关于烟威公路合作公司补充协议的批复》复印件作为东南亚集团证据提交。(2)六方协议不具有总合同或者主合同的性质。六方协议的内容无法反映案件的事实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果没有转让合同和合作合同等基础合同存在,六方协议无法单独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3)东南亚集团未承认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东南亚集团在首次开庭前以书面形式对法院受理本案提出异议,且并未放弃仲裁协议。(4)本案第三人提出已就本案争议提起仲裁,山东国投公司参加了庭审并认可仲裁庭有管辖权,济南中院有义务审查是否存在重复诉讼。
被上诉人山东国投公司辩称:(1)4·26协议是六方协议的补充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东南亚集团签署的协议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六方主体签订的关于整个烟威路项目的总体性协议,即六方协议和4·26协议;二是关于经营权转让的协议;三是关于设立合作公司的合作协议。总体协议涵盖有关交易的各方主体,内容涉及经营权转让和合作公司相关事宜;经营权转让协议仅涉及转让方和受让方,内容仅涉及公路经营权的转让事宜;合作合同仅涉及合作公司的股东各方,内容仅涉及合作公司的设立与管理。东南亚集团将主体和内容均超越任何一个类别的经营权转让协议或合作协议指称为经营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是不成立的。六方协议和 4·26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条款,涉案纠纷应由法院管辖。(2)东南亚集团在一审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时承认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禁反言原则,东南亚集团与山东国投公司作为4·26协议的合同主体,意思表示均为所涉争议由法院管辖,并未约定仲裁管辖。(3)关于重复诉讼问题。仲裁案的申请人是本案第三人,被申请人是山东国投公司,申请人提出的仲裁案依据是合作公司的合作合同,仲裁请求事项为利润补偿。本案与仲裁案的诉讼主体不同,本案的主要主体是山东国投公司和东南亚集团,依据的是4·26协议,争议事项是东南亚集团严重违约情况下的救济处理。本案与第三人的仲裁案不属于重复诉讼。
原审第三人述称:(1)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应予驳回。虽然本案是管辖争议,在立案阶段进行程序审查,但本案涉及合同较多,从查清本案争议是否存有仲裁约定考虑,需要对本案涉及项目的交易架构进行整体梳理判断。1996年8月16日,东南亚集团、山东国投公司及第三人之间签订了五份合同,1999年4月26日东南亚集团、山东国投公司及第三人之间签订4·26协议,1996年10月6日山东国投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八份合作经营合同,以上所有协议性文件签订的基础是针对烟威高速公路和烟威旧路两条道路项目运营前出资成立合作公司的商业架构,山东国投公司一审起诉涉及的诉讼标的也是第三人在八家合作公司中持有的股权。本案系列协议性文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具有基础特征的主合同应当首推两份经营权转让合同。山东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违约救济,实质是确认违约和违约数额,诉争标的是第三人在合作公司持有的股权,而第三人持有的股权分散在八家合作公司中,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且山东国投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正在进行仲裁,山东国投公司在仲裁中未对管辖提出异议且实质参加仲裁并主张权利,应视为其对涉及合作公司的纠纷进行仲裁管辖是认可的。(2)如果认定本案属于受理范围,争议标的额也超过济南中院的级别管辖范围,应当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审理。本案中,山东国投公司起诉时就违约金一项主张了六期违约金,数额累加起来远超过济南中院的管辖范围。(3)本案所涉两个项目初期签订十份基础合同,包括两份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八份合作合同,后面的补充协议是这十份合同的依附性补充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规则,一审已经提交,即使依附性的补充协议中没有仲裁条款,也应当适用基础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管辖,第三人坚持由此产生的案件应当交由仲裁管辖。 (4)合同文本在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及后期政府的批文能体现上述观点,东南亚集团的诉讼权利可以通过基础合同的仲裁条款解决,山东国投公司追究违约责任也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实际上在2002年的仲裁程序中东南亚集团是被申请人,解决的正是山东国投公司在本案中称的违约责任处理问题。
四、本院审查的意见
本案系合同纠纷。各方主体签署了四类合同:一是六方主体签订的关于经营管理烟威高速公路和烟威公路旧路的框架性协议,即六方协议;二是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签订的烟威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策略公司、东南亚基建公司签订的烟威公路旧路经营权转让合同;三是山东国投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改建和经营管理烟威公路旧路的八份合作合同;四是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即4·26协议。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合作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而六方协议和4·26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本案关键问题是要确定所涉烟威高速公路项目的基础性合同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六方协议是六方主体共同签订的,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第三人与山东国投公司签署合作合同、章程、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组建合作公司经营管理烟威高速公路和烟威公路旧路。东南亚集团对有关的法律文件表示认可和同意,六方协议是一份与上述法律文件有关的总合同。本院认为,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合作合同是在六方协议的框架下,由山东国投公司与东南亚集团、第三人中的部分主体签订的,六方协议在本案中具有全局性、指导性意义,应当认定六方协议是当事各方关于烟威高速公路项目的基础性合同。山东国投公司提交的两份仲裁案复印件,系申请人东南亚策略公司和东南亚基建公司分别针对与山东国投公司签订的玉林公路、龙泉公路合作合同争议提起的,山东国投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参加该仲裁案,仅是对与上述两公司的合作合同中仲裁条款的认可,并不能因此认定山东国投公司对与烟威高速公路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都适用仲裁条款的认可。六方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条款,因此,本院认为,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合作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本案,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当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2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29号建议的答复
王麒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保障落实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持续聚焦“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法治中国”战略,主动对接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举措,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8277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39.8万亩,督促3647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9亿余元。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在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在平台建设、协调机制、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认真研究,不断健全完善,规范有序地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一、关于突出办案重点,建立公益诉讼网络平台,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的建议。2017年我院下发《关于加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着力解决食品和保健食品欺诈、虚假宣传等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近期,我院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下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三大攻坚战”,尤其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优质法治环境和司法保障进行动员部署。聚力长江经济带发展,召开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座谈会,并对35起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挂牌督办。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召开全国检察机关“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央和地方关于加强环境资源和民生保护等重要工作部署,搭建平台机制,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切的案件。我院积极推广吉林长春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平台建设等典型经验,引导各地以公益诉讼工作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为突破,加快智慧民行检察建设,并向科技部申报了“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动态监督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专项项目。广东省检察机关依托检察案件管理平台、新闻舆情监测平台和“两法衔接平台”、行政执法平台、广东省行政效能投诉处理系统平台,实现对线索的宽视野排查、高效率收集、精准化研判。下一步,我院将积极探索建立公益诉讼网络平台,持续推进智慧检察公益工作,提升公益诉讼工作科技含量。开发运行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系统,着力突破重点领域公益诉讼信息采集、线索分析挖掘和智能研判技术、智能推荐和自动预警技术,提升案源线索自动识别与发现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二、关于加强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的建议。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公益诉讼重大工作部署和重点案件办理情况,积极与法院、行政机关沟通协调,赢得理解和支持。一方面,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普遍赢得各地党委人大重视和支持。北京等20省(区、市)党委领导均对公益诉讼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安徽等15省(区、市)委办公厅、省(区、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相关文件。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增强共识形成合力。我院与最高法联合制定《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院多次与最高法就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告、侵害公益危险监督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有力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我院张雪樵副检察长先后赴原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专题讲解公益诉讼工作。2017年12月27日,我院与原国土资源部会签《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就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促进法治国土建设,达成广泛协作意见。辽宁省检察院分别与省国土厅、食药监督管理局、环保厅、水利厅、工商局、住房和建设厅就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加强协作会签了文件。四川省检察院与省高院、政府法制办会签《关于深入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意见》,与省消协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消费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福建省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公安厅等10家单位共同下发《福建省建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机制的意见》。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机制问题。2011年以来,原环保部相继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损害调查》等技术文件,初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体系。2015年12月,我院与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2017年4月,原环保部与司法部联合向社会公告了298位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我院与最高法,部分省级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相继建立环境资源专家库,并制定管理办法。这些为环境损害鉴定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更加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工作情况,进一步加强与环保、司法、国土资源、食品药品监督等行政部门的沟通联系,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积极推进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信息交流、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机制,在线索发现、调查取证、专业鉴定、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强协作,共同研究办案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凝聚改革共识,通过办案实践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围绕检察监督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的衔接,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及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继续加强与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形成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公益组织、司法机关同心合力保护生态环境的格局。
三、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队伍建设的建议。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强化队伍建设,基本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公益诉讼专业化办案力量。一是上级院精细指导。我院下发《公益诉讼办案指南》,细化了办案程序,对各类案件的调查、审查重点提出指导性意见。编写了《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实务》丛书,对办案指南作进一步解读。组织撰写典型案例评析,深入剖析案件办理的经验和方法,突出典型案例的实践价值。先后出台公益诉讼法律文书、案卷立卷归档规范,启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公益诉讼模块试运行。二是完善办案机构,配齐办案力量。湖南省检察机关首次入额遴选为民行部门配备员额检察官31人,全省民行检察人员已从354人增至628人,建立全省三级公益诉讼人才库,对办案力量进行统一调度和管理,对公益诉讼案件实行“一案三查”,对环资和食药领域的重点案件,从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三个角度全面审查,视情况决定是否移送相关部门处理。浙江宁波、温州、绍兴,山东诸城,四川安岳,广西钦州钦北区等地成立专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公益诉讼部(局),陕西宝鸡、江西鹰潭、江苏泰州海陵设立公益诉讼调查指挥中心。福建省检察机关采取“定点 巡访”模式,下沉检力,延伸监督触角,在河长办、乡镇、工业区、行政执法部门设立派驻检察室、巡回检察室、检察官办公室等200多个。浙江省三级检察机关统一挂牌成立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三是开展全员培训,提升办案水平。我院举办视频培训班,张雪樵副检察长授课;先后举办8期公益诉讼领导和业务骨干培训班,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分院所有培训班次都增加了公益诉讼的培训课程。为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益诉讼案件办案空白问题,及时启动西藏、新疆、青海组织三期公益诉讼专题培训。四是建立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各地检察机关先后成立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如上海市院建立的公益诉讼研究中心、河南省院设立的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促进和指导公益诉讼实践活动有效开展。2018年7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强调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要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办案效果、推进专业化建设为导向,构建配置科学、运行高效的公益诉讼检察机构,为更好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提供组织保障。下一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将积极向当地党委汇报,逐步建立全国检察公益机构体系,健全不同领域的专业化办案组织,切实强化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力量。同时,通过业务巡讲、交叉考察、典型案例教学、组织旁听庭审、岗位练兵、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方法,切实提高各级检察机关民行检察人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能力。四、关于设立国家公益诉讼基金的建议。当前办案费用保障,尤其是鉴定费用大等问题,是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的突出难题,同时,损害赔偿资金的管理使用也没有统一的处理办法。实践中,部分地方由财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共同设立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赔偿资金。比如重庆市、山东省、吉林省出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赔偿资金来源之一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经生效判决、调解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适用范围包括清除或者控制污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赔偿金以及鉴定评估、编制修复方案等必要费用。江苏省苏州市等六个城市、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漳州市、云南省昆明市等地方财政也设立了相关生态环境损害专用账户。此外,也有部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采用设立个案专用账户的方式,由地方财政局进行账户管理。
财政部认为,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相关文件要求,清理压缩政府性基金和专项收入,一般不得新设政府性基金和专项收入项目,建议立足现有经费渠道解决,不宜设立国家公益诉讼基金。下一步,我院将积极与最高法、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积极对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探索共同设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并对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情况及赔偿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加强监督,将办案经费保障,尤其是鉴定费用等纳入损害赔偿资金使用范围,为开展公益诉讼、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38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38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商誉保护立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法人名誉权方面。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对法人名誉权与商誉保护的关系以及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注意跟踪涉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法人名誉权行为的案件处理情况;正确把握民法典、侵权责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适用界限。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人民法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重视完善证据规则。今年4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专门就此作了明确,包括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妨碍排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拓宽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途径,准确把握电子数据规则的适用,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申请,从而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降低维权成本等内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快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明确完善各项证据规则,目前该司法解释已经向社会征求意见。相关规则对侵犯商誉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据认定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侵犯商誉案件的司法实践情况,及时调研和总结。
关于商誉侵害罪名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重视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特别是在深入推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多地法院近几年来审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与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的定罪标准进一步作了完善和细化。目前,该司法解释已经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侵犯商誉类犯罪的定罪标准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会继续关注,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研。
关于商誉侵权主体范围方面。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条文内容看,损害商誉行为的实施主体系经营者,而实施对象系该经营者的竞争对手。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态势的复杂化,除了同行业竞争者之间存在对交易机会的争夺外,也出现了非同行业经营者之间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竞争能力、影响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对于该种情形,是否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制范畴,司法实践已经普遍认为,不应当将存在竞争关系作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条件。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指出,竞争关系并非认定不正当竞争或者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条件。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在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重点关注上述问题,注意跟踪涉及相关问题的案件处理情况,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市场竞争发展实际,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和完善。
商誉保护涉及民事、行政、刑事领域诸多环节,随着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持续深入的推行,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着力做好民事、行政及刑事审判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密切关注,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手段,持续提高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司法保护力度和效率,有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8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8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解决员额制改革与专业性审判发展与协调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由于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再加上员额制改革后,法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案件审判中,未成年人帮教等配套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影响了专业化审判的发展,建议加强顶层设置,平衡法官员额制改革与加强各专业性审判之间的关系,制定综合性的考核方案,稳定专业审判队伍。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确保法官员额制等改革落地见效,促进审判专业化职业化,不断提高司法能力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平衡员额改革与加强专业审判的关系。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按照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制度,是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员额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让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聚,并通过实行员额制在队伍管理中形成“优胜劣汰"的选人用人导向,最终达到提升审判能力水平和司法公信力的目的,法官员额制本身与专业审判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冲突。从目前组建审判团队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法院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灵活组建审判团队,探索新型审判组织模式,促进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审判相结合。既有类案审理的专业化团队,也有速裁团队、复合型团队,能够较好地适应审判工作需要,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了审判工作质效。例如,北京朝阳法院共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45个,具有办案类型专一、辅助力量充足、研究能力突出等特点;广东深圳福田区法院共组建52个审判团队,适应类案审理专业化、速裁、快审快执等需要,有效提升审判质效。此外,为适应审判专业化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地方各级法院普遍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少年审判庭、金融审判庭、家事审判庭等专门审判庭。2016年,根据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经中编办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在部分地方中级法院设立专门审理清算与破产案件的审判庭。
关于制定综合性考核方案。为指导地方法院科学考核法官业绩,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指导意见(试行)》。该意见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制定绩效考核标准,应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根据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岗位的职责特点,充分考虑地域、审级、专业、部门之间差异,坚持分类考核,突出岗位特点。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量化考核为主从各地法院绩效考评工作实际情况来看,多数法院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审判领域的特点,科学设置考核标准,确保考准考实法官业绩。例如,贵州省遵义中院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科学的个案难度及审判时间预测、办案各阶段的工作量分配曲线,经过数学模型分析得出法官核心工作量数值,即工作量饱和度值,考核从过去单纯的数量平均过渡为现在的难易程度均衡,不再以案件绝对数评价法官工作业绩。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重要指示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议精神,并充分考虑您提出的有关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大对下督察指导力度,坚定不移推进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司法体制改革落地见效,推动少年审判等专业性审判工作不断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的批复
(2017年6月30日 法〔2017〕201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依法成立、具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能够在侵权范围内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法人组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因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引发的民事纠纷,应当以该分支机构为民事诉讼主体。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林某龙申请认可台湾地区屏东地方法院债权凭证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林某龙申请认可台湾地区屏东地方法院债权凭证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10日 (2018)最高法民他31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津民他4号《关于申请人林某龙申请认可台湾地区屏东地方法院债权凭证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中,针对申请人林某龙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台湾地区法院已于2010年4月8日作出“99年度司票字第281号”民事裁定,林某龙依据上述民事裁定及裁定确定证明书向台湾地区屏东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台湾地区屏东地方法院于2010年10月21日向林某龙出具“屏院惠民执德字第99司执37628号”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明确记载其执行依据为“99年度司票字第281号”民事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所确认的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范围,“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包括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有关民事损害赔偿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解笔录以及由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等出具并经台湾地区法院核定,与台湾地区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调解文书等。因此,债权凭证不属于《规定》目前所确认的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范畴。
我国台湾地区的债权凭证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强制执行或者虽有财产但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时,执行法院发给债权人收执并载明一旦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即予强制执行的凭证。债权凭证作为强制执行自始不能或后续不能而产生的法律文书,其产生于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等执行依据并依赖于执行依据的存废。因此,债权凭证与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等在形成程序、形成阶段、形成目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考虑到其存在方式的依附性特点,在没有相关司法协助文件进一步明确之前,不宜对债权凭证单独认可及执行。
同意你院不予认可案涉债权凭证的处理意见。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件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件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4月22日)
近年来,因盗窃、破坏窨井盖致人员伤亡案件多发,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发的《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有针对性指导案件办理,发挥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最高检从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涉窨井盖刑事案件中筛选出5件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一、武某某破坏交通设施案
基本案情:2011年8月,被告人武某某伙同其女友郭某(另案处理),驾驶一辆遮挡号牌的面包车,在山西省晋中市董榆公路源涡路段盗取了7个公路中间的窨井盖,巡逻交警发现后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武某某与郭某驾车逃离。途中,郭某欲趁机将井盖丢弃,被当场抓获,武某某逃走。后武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武某某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2014年4月,武某某犯破坏交通设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件警示:公路上的窨井盖系交通设施的组成部分,如有缺失、破损,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不易发现,危险性很大。盗窃、破坏公路上的窨井盖,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
二、顾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陈某甲、陈某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2013年9月,被告人顾某某驾驶面包车,携带丁字钩等工具盗窃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多条人行街道上的窨井盖57个(价值人民币23646元),后以每斤0.6元的价格卖给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经营废品收购站的陈某甲。被告人陈某甲将收购的井盖以每斤0.8元的价格卖给中山市某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的陈某乙。2013年12月,顾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陈某甲、陈某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八千元。
案件警示:窨井盖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井盖缺失,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行为人明知可能会发生人员伤亡的危害后果,而盗窃人流密集往来的公共场所的窨井盖,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应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定罪处罚。窨井盖系特殊物品,对这类物品的回收有特别规定,本案两名被告人明知所回收物品为盗窃所得而予以收购、销售,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三、姜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
基本案情:2017年5月,河北省隆化县居民、被告人姜某某因要抽走下水道污水而打开其家门口外的窨井盖,未设警示标志且未找人看管即返回家中。后其邻居刘某发现自家孩子房某某(2周岁)不见了,经多方查找在姜某某打开的窨井内发现了房某某,被打捞上来后,房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系溺死。姜某某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2018年1月,姜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案件警示:擅自移动窨井盖,应当预见可能发生人员伤亡的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属于过失犯罪。本案中,姜某某主观上没有致人伤亡的故意,但其擅自移开家门口的井盖,应当预见可能产生危害后果而没有预见,造成儿童坠井溺死,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罚。
四、周某某盗窃案
基本案情:2018年5月,被告人周某某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某广场地下车库,3次窃得某物业公司铺设在车库内的窨井盖13块(价值人民币946.4元)。2018年12月,周某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案件警示:本案中,被告人盗窃的窨井盖位于商业广场的地下车库,车库有限速要求(5公里/小时),车辆发生倾覆或者毁坏的可能性不大。地下车库不属于人流密集往来的场所,窨井盖的缺失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然而,被告人多次盗窃,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定罪处罚。
五、张某某玩忽职守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某系山东省济南市某交通局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负责济南机场路施工质量问题。机场路建成通车后,张某某知道机场路存在窨井盖缺失、损坏等情况,市民多有投诉,但其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查清窨井盖缺失情况并及时修复,致使机场路路段存在重大安全隐患。2015年9月,刘某甲驾驶电动两轮车在机场路跌入窨井摔死。案发后,张某某积极赔偿损失、认罪悔罪。2018年6月,张某某犯玩忽职守罪,被免予刑事处罚。
案件警示:对窨井盖负有管理、维护职责的部门和人员,要切实负起管理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本案被告人知道自己所负责的路段存在井盖缺失、破损问题,却怠于履行职责,以致发生人员死亡事故,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9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97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贯彻落实政策法规要求及时纠正国企改制中的冤错案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要及时依法纠正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冤错案件,出台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加强司法人员学习培训。您的建议对于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甄别和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审判监督指导思想。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理力度,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坚持平等、全面、依法保护产权的原则,坚决依法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诚如您在建议中指出,国有企业改制因为历史和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过程中,涉及土地、房产、税务、工商、金融等多个领域,具体到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资产评估、产权变更等经济行为,疑难复杂案件较多,也确实存在刑事与民事交叉的复杂情形。对此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严格按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的明确要求,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以犯罪论处的,均依法予以纠正。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涉国有企业改制刑事申诉案件甄别纠正力度,对甄别过程中发现确有错误的案件,坚决贯彻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的指导方针,依法启动再审,及时予以纠正,向全社会释放政策信号,形成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平等保护产权的导向,为深化国有企业改制保驾赋能。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调研和对下指导力度,组织专人对涉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刑事申诉案件进行分析和梳理,对存在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必要时与相关部门共同进行研究总结,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有效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办案人员培训力度,在每年组织的分级分类培训中,增加国有企业改制方面的有关内容,让办案人员在充分了解国有企业改制的历史背景、深刻理解和把握刑事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更加熟练掌握和应用涉公司、产权、金融等方面专业知识和法规,不断提高办案人员法律适用水平和审判业务能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9年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9年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2020年4月25日)
知识产权是企业的命门,是国家战略创新资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保护知识产权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检察机关从1999年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足200人到2019年1.1万余人,增长了56倍之多。案件量激增究其原因,既有国家经济长足发展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缘由,也有执法司法机关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的因素。检察机关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其中也发挥了应有作用。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的目标要求,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领域社会综合治理,为推进知识产权严格保护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一、加大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惩态势
一是依法从严批捕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019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346件7430人,同比分别上涨31.5%、24.3%;提起公诉5433件11003人,同比分别上涨21.9%、32.2%。其中,批捕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侵犯商标权类犯罪3925件6648人,起诉4919件9979人;批捕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侵犯著作权类犯罪266件480人,起诉226件503人;批捕侵犯商业秘密罪44件63人,起诉41件90人;批捕数罪或他罪中含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11件239人,起诉247件431人。
二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确保做到不枉不纵。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及时纠正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立案不当、以罚代刑、裁判不公等问题,确保定罪准确、量刑适当。2019年,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54件175人;经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11件139人,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05件145人;经检察机关决定,向法院提起抗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58件,改判52人。
三是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办理质效。2019年,最高检单独或联合中宣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共同挂牌督办春节档电影侵权盗版“2·15”系列专案等80余起案件,指定专人加强办案指导,先后派员赴江苏、浙江、贵州等地现场督办,积极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难题,保障办案质效。对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对损失金额的计算、商业秘密的认定等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强化对下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自2019年12月,最高检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三级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试点工作,要求检察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涉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在受理审查起诉之日起10日内,主动向权利人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
试点省份检察机关均成立了以部门负责人为组长、检察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确立了组织保障。各地做到了外资与内资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同等告知。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六省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相关案件1024件,告知1401名权利人。告知率达到90%以上。权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度和维权积极性显著提升,办案质效也得到提高,获得权利人普遍肯定,预期成效初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权利人的程序性权利保障更加充分,有效节约了维权成本。通过告知工作,权利人得以参与认罪认罚、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公开听证等刑事诉讼活动,能够更充分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如江苏镇江丹阳市检察院在办理朱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中,权利人向检察机关反映其损失情况,检察官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要求,说服朱某某做好赔偿工作并将该情节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是助力查明案件事实,切实提高案件办理质量。通过告知工作,权利人可及时补充权利证明、经济损失等证据,对涉案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如江苏徐州市检察院在办理“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过程中,对部分权利人通过公告告知,红袖添香和网文欣阅两家公司主动和徐州市检察院取得联系,积极准备被侵权书目及其权利文件。
此外,试点地区不少检察机关还自我加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告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如浙江、上海部分市县检察机关将告知工作前移至审查逮捕阶段;北京检察机关在“云端告权”时邀请网络技术鉴定专家、网络管理专业人才共同参与,在告知权利的同时指导权利人进行证据收集、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实时互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多措并举,服务保障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大局
一是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预防减少知识产权犯罪。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综合运用提出加大禁止令、从业禁止、罚金刑、没收财产刑适用力度等量刑建议,提高违法犯罪成本,提升刑罚威慑力。根据办案中反映的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力争实现办理一起典型案件,促进一个行业规范治理的目标。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帮助企业查漏补缺,完善内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二是适度开展典型案例宣传,推动形成知识产权保护良好氛围。各地检察机关结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关键节点,发挥以案释法优势,多次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促进企业和公民提升法治意识,积极预防和减少侵权假冒犯罪发生。2019年,最高检发布14件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起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动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三是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交流谈判。最高检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共同举办环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讨会,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先后派员赴欧洲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打击侵权假冒”等专题交流活动,积极宣介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立场和举措,有力维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形象。积极参与中美经贸磋商会议、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工作,坚决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四、创新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一是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重塑性内设机构改革,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设立了专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办案组,有条件的地市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也设立专业化办案组或探索其他专业化办案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各地检察机关通过邀请知识产权法学专家、技术专家授课、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专业素质。高度重视外部交流,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建立人员交流学习制度,互派人员挂职锻炼,提升检察人员知识产权专业化水平。
二是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各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发挥检察官审前主导作用,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强与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的沟通交流,鼓励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弥补权利人经济损失,积极促成侵权人与权利人达成刑事和解,依法给予侵权人从宽处理,争取达到案结事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戾气。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知识产权案件2752件5285人,其中因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328人。
三是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模式。各地检察机关转变思维模式,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方式。北京检察机关建立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制度,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后,认为有必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以检察意见书的形式将案件移送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上海检察机关探索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制度,权利人可以参与审查逮捕公开听证、庭前会议、庭审等诉讼环节,充分主张合法权益;深入探索检察机关参与促成侵权人向权利人合理赔偿机制,目前已合计赔偿1.2亿余元。福建泉州检察机关构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六方协作机制”,将品牌权利人、执法主体和电子商务平台联合起来,打造“企业、平台、行政、司法”四位一体的品牌保护新格局,将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处理时间缩短到24小时,在侵权投诉人升级为可信投诉人后,还可以进一步缩短为3小时。广东检察机关借力智慧检务建设,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智慧检务平台”,通过共享行政执法数据、法院数据、举报线索数据等,提供入罪研判、量刑指导、知识检索、提供咨询、风险预警等辅助办案功能,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插上智慧之翼。
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要求,继续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努力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检察方案和检察智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19年1月17日)
黄某、段某职务侵占案
——查办企业从业人员职务侵占犯罪,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
一、基本案情
黄某系福建省A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原副总经理,段某系A公司原采购部经理,二人因涉嫌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月6日被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2017年6月,A公司受B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委托,由B公司提供制鞋原料猪巴革加工生产一批鞋子。加工完成后,剩余部分原料猪巴革。黄某伙同段某,以退还B公司的名义,制作虚构的《物品出厂放行单》,将剩余原料中的1万余尺猪巴革运至晋江市C鞋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寄存,7000余尺退还B公司。2017年12月,B公司与A公司再次签订一份鞋业加工合同,双方约定原材料由A公司自行采购。黄某伙同段某借用供料商的名义将寄存于C公司的猪巴革返卖给A公司,获得赃款6.7万元。后该笔赃款被黄某占有,段某未分得赃款。A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于2018年1月6日向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报案。
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于2018年5月22日将黄某、段某以职务侵占罪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间经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查清了黄某、段某二人侵占A公司猪巴革原料事实及数量。
二、处理意见
本案办理过程中,一种观点认为黄某等人侵占的猪巴革,系B公司提供的加工原料,不属于A公司所有,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本单位财物”的构成要件。另一种观点认为,A公司因与B公司的合同关系对猪巴革实施管理、加工,黄某等人侵占该批猪巴革将导致A公司对B公司退赔相应价款,实质上仍然侵犯了A公司财产权,构成职务侵占罪。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经研究认为,职务侵占罪“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管理、使用中的财物,被告人黄某、段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A公司管理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侵害了A公司的合法权益,数额较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黄某、段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向公司全额退还违法所得,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2018年10月9日以职务侵占罪对黄某、段某提起公诉。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黄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以段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对办案发现的A公司仓库和人员管理制度漏洞提出了检察建议,A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十分重视,目前已按建议制定了新的仓库出入库管理制度,财务部、采购部运作制度,定期检查和月报制度,并且定期邀请法律人士给公司管理人员上课,警钟长鸣,杜绝相关案件的再次发生。
三、指导意义
1.实践中,对职务侵占罪“本单位财物”的认定一直以来存在是单位“所有”还是“持有”的争议。从侵害法益看,无论侵占本单位“所有”还是“持有”财物,实质上均侵犯了单位财产权,对其主客观行为特征和社会危害性程度均可作统一评价。参照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对“公共财产”的规定,对非公有制公司、企业管理、使用、运输中的财物应当以本单位财物论,对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掌握一致的追诉原则,以有力震慑职务侵占行为,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财产权平等保护,切实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2.在依法惩处侵害企业权益犯罪的同时,应当重视企业退赔需求,核实退赔落实情况,帮助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3.要注重发挥检察建议的功能作用,促进民营企业加强防范、抵御风险、化解隐患,帮助民营企业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上海A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在办案中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民营企业守法经营有机结合
一、基本案情
涉案单位上海A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刘某系A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于2018年3月12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4日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A公司是一家经营跨境零售业务的民营企业。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间,A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经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A公司应当支付12名员工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刘某拒不执行仲裁决定。公司实际经营地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行政执法公告”责令支付,刘某在指定期限内仍不支付。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其委托代理律师将拖欠的劳动报酬全额支付给12名员工。
2018年5月29日和8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分别将刘某和A公司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间,两案并案处理。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A公司另有经劳动仲裁仍拒不向员工支付30万元欠薪的事实。检察机关对刘某严肃批评教育,使其认识到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的法定义务,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后果,并向其阐明了对主动缴付欠薪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刘某于11月23日将30万元欠薪交到检察院账户,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于11月26日发还给被欠薪员工。
二、处理意见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A公司、刘某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免除刑事处罚。2018年11月29日,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A公司、刘某不起诉。
三、指导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要积极作为,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追讨欠薪,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配合,保障了仲裁裁决和行政执法决定落实到位,为劳动者全额追讨欠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切实考虑被欠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对于多次欠薪、被行政处罚后仍然欠薪,影响恶劣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真诚认罪悔罪、知错改正,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危害后果减轻或者消除,被损坏的法律关系修复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办案中,既要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尽可能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3.民营企业经营者要依法承担企业责任,履行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员工是企业的财富,法律是经营的底线,唯有守法经营、关心关爱企业员工,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吴某、黄某、廖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帮助民营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系广州市A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黄某、廖某系A公司股东,三人另系B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三人在侦查阶段均被采取逮捕措施。
2011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吴某伙同黄某、廖某经过密谋,在没有货物实际交易的情况下,由吴某联系并指使张某等人(均另案处理),为A公司虚开广州C贸易有限公司等17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获取的不当利益用于A公司的日常运营以及被告人吴某、黄某、廖某三个股东的利润分配。经鉴定,A公司接受上述17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71张,金额人民币1977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36万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2314万余元。案发后,吴某作为A公司负责人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黄某、廖某到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于2017年12月18日将黄某、廖某,于2018年1月10日将吴某,均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处理意见
在审查起诉阶段,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收到B公司员工的申请书,申请对吴某等三人取保候审,以利于维持公司正常经营。收到申请后,经对案件事实进行细致审查,并向该公司多名员工核实,查明B公司确实存在因负责人被羁押企业失治失控的状况,为让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稳定员工情绪,经综合评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已经逮捕的两名从犯黄某、廖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之后,越秀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对黄某、廖某进行法制教育,一方面敦促其继续开展工作,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敦促其多方面筹集资金补缴税款,以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最终,黄某、廖某向税务机关全额补缴了税款。经到B公司实地考察,该企业恢复了正常经营,员工普遍反映良好。
2018年6月14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鉴于吴某、黄某、廖某三人有自首、坦白、案发后积极补缴税款、认罪认罚等情节,提出了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
三、指导意义
1.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当依法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认罪态度等情况,作综合考虑;对于涉嫌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经营者,认罪认罚、真诚悔过、积极退赃退赔、挽回损失,取保候审不致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不采取逮捕措施;对已经批准逮捕的,应当依法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对有固定职业、住所,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对确有羁押必要的,要考虑维持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在生产经营决策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2.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要全面综合考虑办案效果,既要保证依法惩治犯罪,尽可能地挽回国家损失,又要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江苏A建设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及其经营者虚开发票系列案
——对处于从属地位,被动实施共同犯罪的民营企业,依法从宽处理
一、基本案情
涉案单位江苏A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等7家公司均为民营企业,经营建筑工程相关业务。许某等7人分别是以上7家公司负责人,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至5月2日被取保候审。
2011年至2015年,陈某在经营昆山B置地有限公司、昆山C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山市D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及以上3家公司另案处理)期间,在开发“某花园”等房地产项目过程中,为虚增建筑成本,偷逃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无真实经营业务的情况下,以支付6-11%开票费的方式,要求A公司等7家工程承揽企业为其虚开建筑业统一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虚开金额共计3亿余元。应陈某要求,为顺利完成房地产工程建设、方便结算工程款,A公司等7家企业先后在承建“某花园”等房地产工程过程中为陈某虚开发票,使用陈某支付的开票费缴纳全部税款及支付相关费用。许某等7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投案自首,主动上缴违法所得、缴纳罚款。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2018年4月20日以涉嫌虚开发票罪对A公司等7家涉案公司立案侦查,5月23日分别向昆山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二、处理意见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A公司等7家公司及许某等7人实施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的虚开发票行为,具有自首、坦白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没有在虚开发票过程中偷逃税款,案发后均积极上缴违法所得、缴纳罚款,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系陈某利用项目发包、资金结算形成的优势地位要求其实施共同犯罪,具有被动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19日对A公司等7家公司及许某等7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对陈某及其经营的3家公司以虚开发票罪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导意义
1.对于在经济犯罪活动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民营企业经营者,要依法区别对待,充分考虑企业在上下游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对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主观恶性不大,自首、坦白,积极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促进民营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维护企业员工就业和正常生活。对于在共同犯罪中,主观恶性较大、情节严重、采取非法手段牟取非法利益的主犯,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经济犯罪案件,要注意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良性发展。对于偷逃税款、虚开发票等严重破坏合法、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维护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1年12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1〕24号)
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
(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六个月以上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销售的;
(五)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人死亡的;
(二)造成重度残疾以上的;
(三)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五)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六)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七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有毒、有害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六个月以上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销售的;
(五)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八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九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因危害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名单上的物质;
(三)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
第十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食品质量、进货或者销售的渠道及价格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存在相反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除外:
(一)长期从事相关食品、食用农产品生产、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行业,不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义务的;
(二)没有合法有效的购货凭证,且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销售的相关食品来源的;
(三)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且无合理原因的;
(四)在有关部门发出禁令或者食品安全预警的情况下继续销售的;
(五)因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又实施同种行为的;
(六)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第十一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造成食品被污染,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四)提供广告宣传的;
(五)提供其他帮助行为的。
第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的食品,或者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用农产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生产、销售添加上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在畜禽屠宰相关环节,对畜禽使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八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诈骗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十条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同时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十一条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
第二十二条 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依法适用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告禁止令。
对于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四条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地市级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出具的书面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必要时,专门性问题由省级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出具书面意见。
第二十五条 本解释所称“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4年10月27日印发,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及时地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现就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和有关的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作出如下解释,供在审判工作中执行。
一、实际损失的赔偿范围
铁路法第十七条中的“实际损失”,是指因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导致货物、包裹、行李实际价值的损失。
铁路运输企业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时,对灭失、短少的货物、包裹、行李,按照其实际价值赔偿;对变质、污染、损坏降低原有价值的货物、包裹、行李,可按照其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加工、修复费用赔偿。
货物、包裹、行李的赔偿价值按照托运时的实际价值计算。实际价值中未包含已支付的铁路运杂费、包装费、保险费、短途搬运费等费用的,按照损失部分的比例加算。
二、铁路运输企业的重大过失
铁路法第十七条中的“重大过失”是指铁路运输企业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对承运的货物、包裹、行李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
三、保价货物损失的赔偿
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一)项中规定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是指保价运输的货物、包裹、行李在运输中发生损失,无论托运人在办理保价运输时,保价额是否与货物、包裹、行李的实际价值相符,均应在保价额内按照损失部分的实际价值赔偿,实际损失超过保价额的部分不予赔偿。
如果损失是因铁路运输企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比照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不受保价额的限制,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四、保险货物损失的赔偿
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在运输中发生损失,对不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免责范围的,适用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托运人或收货人先行赔付后,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应按货物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按照支付的保险金额向铁路运输企业追偿,因不足额保险产生的实际损失与保险金的差额部分,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应按限额承担赔偿责任的,在足额保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的追偿额为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在不足额保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的追偿额在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内按照投保金额与货物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因不足额保险产生的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限额与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追偿额的差额部分,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
五、保险保价货物损失的赔偿
既保险又保价的货物在运输中发生损失,对不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免责范围的,适用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的,比照本解释第四条对保险货物损失的赔偿处理。
六、保险补偿制度的适用
《铁路货物运输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规定(试行)》(简称保险补偿制度),适用于1991年5月1日铁路法实施以前已投保货物运输险的案件。铁路法实施后投保货物运输险的案件,适用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补偿制度中有关保险补偿的规定不再适用。
七、逾期交付的责任
货物、包裹、行李逾期交付,如果是因铁路逾期运到造成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支付逾期违约金;如果是因收货人或旅客逾期领取造成的,由收货人或旅客支付保管费;既因逾期运到又因收货人或旅客逾期领取造成的,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铁路逾期运到并且发生损失时,铁路运输企业除支付逾期违约金外,还应当赔偿损失。对收货人或者旅客逾期领取,铁路运输企业在代保管期间因保管不当造成损失的,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
八、误交付的责任
货物、包裹、行李误交付(包括被第三者冒领造成的误交付),铁路运输企业查找超过运到期限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支付逾期违约金。不能交付的,或者交付时有损失的,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再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
九、赔偿后又找回原物的处理
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又找回丢失、被盗、冒领、逾期等按灭失处理的货物、包裹、行李的,在通知托运人,收货人或旅客退还赔款领回原物的期限届满后仍无人领取的,适用铁路法第二十二条按无主货物的规定处理。铁路运输企业未通知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而自行处理找回的货物、包裹、行李的,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实际损失与已付赔款差额。
十、代办运输货物损失的赔偿
代办运输的货物在铁路运输中发生损失,对代办运输企业接受托运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铁路运输企业签订运输合同托运或领取货物的,如委托人依据委托合同要求代办运输企业向铁路运输企业索赔的,应予支持。对代办运输企业未及时索赔而超过运输合同索赔时效的,代办运输企业应当赔偿。
十一、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
铁路运输企业对旅客运送的责任期间自旅客持有效车票进站时起到旅客出站或者应当出站时止。不包括旅客在候车室内的期间。
十二、第三者责任造成旅客伤亡的赔偿
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第三者责任造成旅客伤亡,旅客或者其继承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先予赔偿的,应予支持。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第二批)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0年3月31日)
案例1:广东新港兴混凝土有限公司和解案
案情简介
广东新港兴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新港兴公司)主营加工业务,本身业务订单稳定,行业基础稳固。因借贷资金成本高,多年累积造成资金链断裂,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导致诉讼缠身,部分银行账户、资产以及机械设备等被查封、冻结,企业运营面临重大困难。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在办理该公司系列执行案件过程中,依法引导该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转入破产和解。2020年1月,新港兴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了债务人提出的和解协议草案,并经法院裁定认可发生法律效力。
新冠疫情发生后,新港兴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按和解协议清偿债务出现暂时困难,于是向法院提出请求变更和解协议的执行方案,将原定于2020年3月底清偿的债务变更为清偿原定计划的50%,4月、5月底分别清偿原定计划的25%,此后的债务按期执行。法院参照和解协议草案的表决程序,组织债权人会议对债务人提出的和解协议执行变更方案进行表决。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裁定认可变更后的和解协议执行方案。
目前,按照变更后方案应于3月底清偿的债务已经执行完毕。新港兴公司通过破产和解一揽子解决企业的债务1.7亿元,维持企业产能近1亿元,并于2020年2月27日顺利复工复产,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运转,产能逐步恢复。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充分运用破产保护机制,全面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促进困境企业再生的典型案例。新港兴公司因债务危机陷入多宗诉讼和执行案件,且主要财产均设立抵押。如果在执行程序中变现财产,必然会加剧企业困境,丧失挽救企业的机会,使更多债权人债权完全没有清偿的可能。
相比执行程序着重保护个别债权人利益,破产制度的价值取向是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并通过破产法上的中止执行等一系列制度,给企业带来喘息空间,使企业在破产保护机制下,一揽子解决企业债务危机,既确保设定抵押的债权人的权益不受影响,又为其他债权人债权的适当清偿创造机会。
本案中,法院充分利用“执转破”工作机制,积极引导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申请受理后,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适时转化为和解程序,而不是对企业简单进行破产清算,从而最大限度挽救企业、保护债权人利益,为此类企业的挽救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此外,在新冠疫情对和解协议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法院通过参照和解协议草案表决的程序,裁定认可变更后的和解协议执行方案,确保和解协议顺利执行,避免企业因疫情影响再次面临破产清算的局面。
案例2:江苏磐宇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江苏磐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磐宇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是拥有多项高级资质和专利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导致流动性危机,于2017年8月17日被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
鉴于磐宇公司的市场准入资质属于稀缺资源,单纯通过破产清算程序难以最大限度实现企业价值和债权人利益,经与债权人沟通,管理人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裁定批准,磐宇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磐宇公司按期执行重整计划受到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医用口罩防疫物资一度十分紧缺,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时紧急许可磐宇公司生产医用防护口罩,使其成为南通市区唯一一家生产N95医用防护口罩的企业。
为了保障防疫部门医用口罩的有效供给,同时避免重整计划不能按期执行导致公司被宣告破产,法院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作出裁定,延长磐宇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后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磐宇公司已于2020年2月复工,日生产N95口罩2-3万只。此后,法院与南通市发改委、工信局积极协调修复磐宇公司相关信用问题,为磐宇公司取得生产原料提供了保障,并为企业成功重整创造了新的机遇。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避免疫情影响导致企业重整失败,并支持防疫物资生产的典型案例。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中,债务人应严格执行重整计划,但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原重整计划无法按期执行的,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变更重整计划。
本案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遇到新冠疫情,这一无法预见、无法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法院依法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以避免因不可抗力导致重整失败而转为破产清算,丧失挽救企业的机会。
同时,面对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重重困难,法院充分发挥破产案件审理中法院与政府协调联动机制的作用,协调处理好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工作,既为破产企业进一步顺利执行重整计划奠定良好基础,又维护了重整企业生产医用防护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生产能力,适应抗疫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该案系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成功实践。
案例3:浙江源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2019年11月5日,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源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进入重整程序时,该医药公司已无自主经营能力,公司名下的36家门店已有11家关门停业,剩余门店也都出现缺货情形、面临停业,百余名药店职工面临失业困境。
案件受理后,为维持企业运营价值,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决定企业继续营业。管理人在对该医药公司经营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经过公开邀请并筛选比对,通过托管经营的方式,将该医药公司现有门店全部交由开化颐年堂医药有限公司经营,原有职工继续在岗上班,23家门店(分布于全县8个社区、6个乡镇)于2020年1月恢复经营。
1月底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托管业主积极响应国家应急防护要求,23家门店平稳有序开门营业并承诺平价销售,以实际行动履行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效地保障了居民日常防护需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重整程序中运用托管方式维持企业持续运营,有效保障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供应的典型案例。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经征求主要债权人意见等程序,法院依法决定债务人继续营业,维持企业有效生产力。
针对债务人企业系医药公司的特殊经营模式,法院通过指导管理人通过公开竞标邀请合适投资人参与重整谈判,积极运用托管方式,有效促进了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保障破产案件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为保障居民药品需求、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案例4:安顺市顺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安顺市顺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顺成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注册成立,其开发建设的西秀产业园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以下简称安顺农贸城),系安顺市规模最大的水果、蔬菜一级批发市场,作为安顺市民的“菜篮子”工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2016年以来,顺成公司自身因经营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大量债务不能清偿。经债权人申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裁定受理顺成公司重整。
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管理人对顺成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的调查情况,法院依法许可顺城公司继续经营,维持了其商铺租金、大棚租金、车辆停车费等收入,并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完善二期工程等。后在法院多次协调下,管理人于2020年1月1日正式接管安顺农贸城,从而恢复了顺成公司现金流和自身造血功能,为顺城公司进一步重整创造了条件。
在疫情防控期间,安顺农贸城是安顺地区唯一允许经营农产品的集中场所,但同时又是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区域。对此,法院提前组织管理人、并邀请商会、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召开协调会提前防控,指导管理人制定《安顺市农贸批发市场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安顺市农贸产品批发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宣传手册》,作出《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提示》,就疫情防控、安全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继续深入排查,在确保重整工作顺利推进的同时,保障了疫情期间当地农产品稳定供应。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积极挽救困境企业,保障民生的典型案例。顺城公司陷入困境后,通过及时进入重整程序,有效进行破产保护,维持了企业的持续经营。安顺农贸城的顺利接管,不仅为疫情防控期间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顺城公司重整提供了重要基础。
顺成公司重整之初,债权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企业破产即等于企业死亡。但随着破产重整程序的依法推进,安顺农贸城经营管理权的稳定过渡,加之经历了疫情期间的考验,重整制度挽救企业的价值得到了有效彰显,顺成公司的重整程序得到债权人、政府、商会等的理解和支持,为下一步重整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案例5: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下称万鑫轮胎)因互联互保涉及巨额担保债务,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2018年3月8日,法院依法裁定受理万鑫轮胎破产清算案件;2019年7月29日,法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裁定万鑫轮胎由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2019年12月12日,法院裁定批准万鑫轮胎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需投入重整资金3.25亿元,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为100天。
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新冠疫情暴发,给万鑫轮胎的正常生产和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疫情挑战,法院指导管理人针对涉疫情相关法律及政策制定《企业疫情期间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为重整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并指导管理人克服自身停工障碍,协调当地政府于2月25日办理企业复工手续,使企业顺利完成当月3.9万条的订单,维护了企业信誉。
为帮助重整投资人克服因疫情导致回笼资金困难的问题,协调重整投资人在前期支付1.3亿元基础上,如期支付剩余1.95亿元重整资金,保证了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此外,企业依据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疫情期间以带薪休假形式发放带薪休假补助约25万元,稳定了职工队伍。
目前,万鑫轮胎采购、生产和销售已完全正常开展,在岗人员已有1000人,在手订单10.5万条,预计后期月订单量维持在12万条左右,全钢胎日产能保持在4000条左右。此外,面对政府抗疫物资短缺的现状,万鑫轮胎重整投资人作为桓台县唐山镇招商引资企业向桓台县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用于抗疫。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指导困境企业复产复工,确保重整计划顺利执行的典型案例。企业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遇到新冠疫情,法院指导管理人制定《企业疫情期间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协助企业复产复工,保障重整资金到位,依规稳定职工队伍,确保了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
通过万鑫轮胎重整案件,盘活土地180673.67平方米,厂房238552.70平方米,依法清理债务13亿余元,为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案例6: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
案情简介
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原为生产白酒和消毒用酒精等产品的股份制企业,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及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资不抵债,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该企业及其两家关联公司适用实质合并破产重整。2019年12月2日,法院裁定批准该企业重整计划,并预留监督期两个月。
在监督期内,正处当地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确保重整计划顺利执行,法院多次实地走访监管,对企业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股权变更、项目审核、环境整治、用工组织等多个问题进行调研并及时协助解决。同时,对企业信用记录修复、银行贷款获取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跟进,切实消除企业后顾之忧,全力助推企业安全生产、合法经营和足量供应,保证防疫物资尽快驰援战“疫”一线。
其间,法院还针对该企业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劳动用工等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向企业就疫情期间如何规范、合法生产经营提出了法律意见和建议。日前,该企业日产酒精110吨,自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以来已向防疫一线供应消毒用酒精2000余吨,极大缓解了一线防疫的物资需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帮助困境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能力的典型案件。法院批准企业在重整期间进行试生产,全力保障尚具潜质企业破茧重生,使得破产重整与企业试生产同步进行,保证破产重整无缝衔接、平稳过渡。
在监督期内,法院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深入企业,为企业复工生产排忧解难,体现了人民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司法担当,为辖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了高效优质营商环境,用精准的司法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7:四川西南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执转破案
案情简介
四川西南医用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西南公司)是一家集医用X射线机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咨询的专业化企业。2014年以来,受市场变化和集团整体亏损影响,西南公司生产经营陷入困难,直接负债约7.6亿元,并为约4.5亿元债权提供担保,已知各类债权人300余户。
西南公司在被强制执行过程中,主动向法院申请“执转破”,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从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角度出发,及时移送审查,并于2019年9月受理了西南公司的破产申请,将公司纳入破产保护。新冠疫情暴发后,某省外企业希望借用西南公司无尘车间生产防护口罩,同时医用X射线机市场也持续活跃。
法院综合研判疫情防控下该项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复工复产对吸引潜在投资方重整企业的积极影响后,于2月3日西南公司提出申请当日,书面批复同意以有偿提供无尘车间形式合作生产防护口罩,并恢复其医用X射线的生产经营。复产至今,西南公司已累计生产防护口罩230余万只,还有近100万元医用X射线机海外订单正在洽谈中。因复工复产的积极影响,目前已有两家意向投资方向西南公司管理人提出参与重整意向和投资方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充分利用“执转破”机制对企业进行破产保护,并通过维持生产经营,为困境企业重生创造条件的典型案例。法院通过启动“执转破”工作机制,将符合破产原因的企业及时从个别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既有助于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也有利于将困境企业及时纳入破产保护,运用停止计息等制度遏制债务恶性膨胀。
在西南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摒弃“一破了之”的思想,精准识别破产原因,及时把握疫情期间防护物资供给紧张的时间窗口,从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社会效果最大化出发,许可西南公司合作生产防护口罩,并继续医用X射线机的生产经营,为企业创造宝贵现金流,不但有效缓解本地医疗防护物资紧缺态势。而且提升了企业重整价值和可能性,成功吸引潜在投资方抛出“橄榄枝”,为下一步企业再生创造了积极条件。
案例8:银京医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清算案
案情简介
银京医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京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15日,是一家主营医疗用品的企业。2018年起,因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以及上市失败,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大量债权人提起诉讼。因银京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向上海破产法庭申请银京公司破产清算。2019年8月13日,上海破产法庭依法裁定受理该案,并指定了管理人。
银京公司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该公司拥有医疗物资生产资质,且库存35万只口罩。新冠疫情爆发后,市场紧缺口罩等防疫物资,法院指导管理人按照重大财产处分要求,制定口罩紧急处置方案,并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非现场会议表决机制”相关决议,迅速将该紧急处置方案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债权人微信群等方式送达各债权人。在限定时间内,未有债权人提出异议。
法院进一步指导管理人采取多渠道信息化途径公开发布了库存口罩的变卖信息。截至1月23日晚上7点,处置方案执行完毕。之后,法院继续加强指导管理人积极寻找合作方,利用银京公司医疗物资生产资质和流水线恢复生产,通过持续经营提高债务财产价值和债权清偿比例。
经多方联系,管理人与某公司就银京公司恢复口罩生产形成合作草案,并于2月10日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及时予以批准。2月13日,银京公司口罩生产线恢复,产量最高可达每月500万只。目前管理人仍在与合作方推进扩大生产,在现有的2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力争尽快增加新的生产线。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挥破产法律制度价值,在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依法为企业创造条件恢复生产的典型案例。法院结合企业的经营特点与生产资质,从有利于疫情防控、恢复企业活力出发,通过加强府院联动,充分发挥管理人作用寻找合作方,与债权人及债务人企业等各方利害关系主体进行沟通协调,使银京公司在10天内即引进第三方合作,恢复了口罩生产线,同时按照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对重大资产处置要求,灵活运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非现场会议表决机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口罩处置方案,既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支持,又提高了债务人的财产价值和债权清偿比例,充分体现了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维持企业运营的价值功能,实现了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防控的多方共赢。
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
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实施计划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10日)
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创新发展,保障知识产权判决得到及时有效执行,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实施计划。
一、工作目标
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总体框架内,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特点,落实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改革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息化等多种执行手段作用,加强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力量配备,提高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效率及规范性,确保知识产权判决得到及时有效执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效果,提高知识产权执行工作透明度,进一步巩固人民法院近年来形成的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支撑的执行查控模式、执行财产变现模式、执行监督管理模式。
二、实施措施
(一)严格落实相关规定  1.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立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继续落实好立案登记制,确保符合法定申请执行条件的知识产权判决,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得到立案执行。  2.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保全、诉前保全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继续做好知识产权案件的查封、冻结、扣押财产和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等裁定的执行工作,按照立案登记制及时立案执行。
严格规范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行为保全。保全措施应以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实现为限,严禁乱查封、超标的查封、超范围查封;保全措施作出时要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合理性和时限性,对符合解除保全条件的案件要依法及时解除保全,防止保全措施被滥用。
(二)进一步提升判决执行质效  3.依法快速查找、控制被执行人财产,是提升判决执行效率的关键。在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要继续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采用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以及财产转移情况、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发布财产线索悬赏公告等财产调查方式,及时有效地查控被执行人财产。  4.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能够以信息化方式,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询或控制,快速便捷,在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要依法进一步强化应用,切实提高财产查找效率。同时,要根据包括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在内的各类执行案件的需求,继续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严格规范查控行为,确保信息安全,确保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5.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涉及被执行财产评估问题的,要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评估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发挥信息化评估方式的快捷优势,充分利用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提高评估程序效率,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公正。  6.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涉及被执行财产处置问题的,要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处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继续发挥网络司法拍卖公开透明度高、处置速度快、处置成本低的优势,确保财产处置程序的效率与公正。  7.为有效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规定了罚款、拘留、限制非生产生活必需的消费、信用惩戒等强制措施与间接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还应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采取前述措施的,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在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的同时,兼顾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应依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保障各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复议的权利,依法对各方当事人给予程序救济。  8.针对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涉及的行为义务相对较多的特点,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替代履行方式,即被执行人不履行的行为义务可由他人代为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履行,履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在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人民法院要进一步把握替代履行法律规定,结合行为义务的具体特点,积累更多替代履行的司法经验,提高行为义务执行效率。  9.根据人民法院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的改革精神,遵循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规律特点,综合考虑案件财产查找、行为义务履行、变现处置、公告送达等环节的难易程度,推进知识产权判决执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办理,合理配置执行资源,提高执行办案效率。  10.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中需要赴异地办理的具体执行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可以委托异地法院代为办理的,应按规定通过执行办案系统发起委托,办理相关事宜,充分发挥该系统的信息化功能优势,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11.依法推进执行协助工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部门间协作,加强与市场监管、海关、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依法更加及时有效地查控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货物及工具,以及时实现判决判令的停止侵权行为等义务,并推进其他相关执行工作。(三)依法推进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公开  12.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公开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流程公开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等,继续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公开工作。同时,对执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严格保密,依法不予公开。  13.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执行信息公开服务的官方网站,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包括知识产权判决执行信息在内的各类执行信息公开功能,包括在该网站开设专门的“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公开”板块,集中公开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相关情况,便于社会公众了解和监督等。  14.向当事人定向公开执行案件进度、关键执行措施、重要节点信息等,是执行公开的重要内容。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包括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在内的各类执行案件向当事人的定向公开,方便当事人通过电脑、移动端查询上述执行信息,切实满足其知情权和监督权。  15.建立按季度公开发布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结果报告制度。从2020年开始,在每季度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就该季度内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的案件数量、种类、总体办理情况等,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予以发布。
三、强化监督
依照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接受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判决执行监督的同时,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判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进包括知识产权判决执行在内的各类执行案件均能得到依法及时有效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3年2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决定,现将防止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综合司法保护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71—174号)作为第四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2月24日
防止未成年人滥用药物
综合司法保护案
(检例第171号)
【关键词】
综合履职 附条件不起诉 行政公益诉讼 滥用药物 数字检察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应当统筹发挥多种检察职能,通过一体融合履职,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对有滥用药物问题的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可以细化戒瘾治疗措施,提升精准帮教的效果。针对个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深挖类案线索,推动堵漏建制、源头保护,提升“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工作质效。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杨某某,男,作案时17周岁,初中文化,公司文员。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李某某,男,作案时17周岁,初中文化,无业。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杜某某,男,作案时16周岁,初中文化,在其父的菜场摊位帮工。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何某某,男,作案时17周岁,小学文化,无业。
被告人郭某某,男,作案时17周岁,初中文化,休学。
被告人张某某,男,作案时16周岁,初中文化,无业。
被告人陈某某,男,作案时16周岁,初中文化,休学。
2019年至2020年7月,杨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在汪某等成年人(另案处理,已判刑)的纠集下,多次在浙江省湖州市某县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经查,杨某某、李某某长期大量服用通过网络购买的氢溴酸右美沙芬(以下简称“右美沙芬”),形成一定程度的药物依赖。“右美沙芬”属于非处方止咳药,具有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长期服用会给人带来兴奋刺激,易产生暴躁不安、冲动、醉酒样等成瘾性身体表现,易诱发暴力型犯罪或遭受侵害。该药物具有一定的躯体耐受性,停药后会出现胸闷、头晕等戒断反应。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2020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某县公安局将杨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分别以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某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及时启动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等特别程序。经综合评估7名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成长经历、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监护帮教条件、再犯可能性等因素,依法对杨某某、李某某、杜某某、何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针对杨某某、李某某的暴力行为与长期大量服用“右美沙芬”成瘾相关,检察机关将禁止滥用药物、配合戒瘾治疗作为所附条件之一,引入专业医疗、心理咨询机构对二人进行“右美沙芬”戒断治疗,并阶段性评估和调整帮教措施,使二人的药物依赖问题明显改善。对犯罪情节严重的郭某某、张某某、陈某某等3人,依法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郭某某、张某某、陈某某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
行政公益诉讼。办案期间,某县人民检察院对当地近年来发生的类似刑事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多名涉案未成年人存在“右美沙芬”滥用情况,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遭受侵害存在一定关联。在将该情况报告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后,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浙江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上开展数字建模分析,汇总2020年1月起线下线上“右美沙芬”流通数据,集中筛选购买时间间隔短、频次高、数量大的人员,并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内的涉案未成年人信息以及公安行政违法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信息进行数据碰撞,经比对研判后发现,该市46名涉案未成年人有“右美沙芬”滥用史。
经初步调查,当地部分实体、网络药店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存在部分微商无资质或者违法加价网络销售“右美沙芬”、部分网络平台未设置相关在线药学服务渠道等问题。同时,销售“右美沙芬”未履行用药风险提示和指导用药义务等情况也普遍存在。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承担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行药品经营和流通监督管理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右美沙芬”,危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21年4月,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将在刑事案件中调取的涉案人员微信聊天记录、手机交易记录等,作为公益诉讼案件证据材料,并固定药物来源、用药反应、用药群体、公益受损事实等关联证据,证实不特定未成年人利益受到损害。
2021年4月25日,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一是严格落实监测药品销售实名登记制度,对未成年人购药异常情况予以管控。二是加大“右美沙芬”网络经营流通的监管力度,依法查处非法销售问题。三是对“右美沙芬”成瘾性及安全风险开展测评,推动提升药品管制级别。检察建议发出后,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检察建议,依法排查销售记录34112条,排查网络销售企业326家,梳理异常购药记录600余条,查处网络违法售药案件8起,追踪滥用涉案药物人员89名;建立按需销售原则,明确医师的用药指导和安全提示义务;落实实名登记、分级预警等综合治理措施。
促进社会治理。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药学会、药品经营企业代表围绕未成年人滥用药物风险防控深入研讨、凝聚共识,推动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风险管控实施意见(试行)》,加强对实体、网络药品销售企业的监督管理,健全涉未成年人滥用药物事件应急预警处置机制。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湖州检察机关办案情况加强指导,同时建议浙江省教育厅、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开展涉案药物的交易监测、专项检查、成瘾性研究,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层面研究调整“右美沙芬”药物管制级别。2021年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各地上报案件信息和反映情况,将“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由非处方药转为处方药管理。2022年1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公告,将“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纳入禁止通过网络零售的药品清单。
【指导意义】
(一)统筹运用多种检察职能,推动完善一体履职、全面保护、统分有序的未检融合履职模式,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未检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优势,强化系统审查意识和综合取证能力,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审查未成年人相关公共利益等其他权益是否遭受损害。对经审查评估需要同步履行相关法律监督职责的案件,应当依法融合履职,综合运用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系统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监督管理规定的设定,应当以最有利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为原则,体现帮教考察的个性化、精准性和有效性。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应当考虑涉罪未成年人发案原因和个性需求,细化矫治教育措施。对共同犯罪的未成年人,既要考虑其共性问题,又要考虑每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和个体特点,设置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监督管理规定和帮教措施,并督促落实。对存在滥用药物情形的涉罪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应当会同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求其督促未成年人接受心理疏导和戒断治疗,并将相关情况纳入监督考察范围,提升精准帮教效果,落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教育矫治功能,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三)能动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做实诉源治理。检察机关要综合研判案件背后的风险因素、类案特质,主动应用数字思维,通过数字建模进行数据分析和比对,深挖药品流通过程中的问题,系统梳理类案监督线索,精准发现案发领域治理漏洞,通过开展公益诉讼等方式实现协同治理,促进有关方面依法履职、加强监管执法,推动从顶层设计上健全制度机制,完善相关领域社会治理,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年修订)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一条
阻断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
感染艾滋病风险
综合司法保护案
(检例第172号)
【关键词】
奸淫幼女 情节恶劣 认罪认罚 艾滋病暴露后预防 检察建议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在受邀介入侦查时,应当及时协同做好取证和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救助工作。对于遭受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立即开展艾滋病暴露后预防并进行心理干预、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降低犯罪给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和长期影响。行为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奸淫幼女,造成艾滋病传播重大现实风险的,应当认定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对于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即使认罪认罚也不足以从宽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发现类案风险和社会治理漏洞,应当积极推动风险防控和相关领域制度完善。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96年8月出生,2016年6月因犯盗窃罪被刑事拘留,入所体检时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年10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2017年10月确诊为艾滋病病人,但王某某一直未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被告人王某某与被害人林某某(女,案发时13周岁)于案发前一周在奶茶店相识,被害人告诉王某某自己在某中学初一就读,其父母均在外务工,自己跟随奶奶生活。2020年8月25日晚,被告人王某某和朋友曹某某、被害人林某某在奶茶店玩时,王某某提出到林某某家里拿酒喝。21时许,王某某骑摩托车搭乘林某某、曹某某一同前往林某某家,到达林某某所住小区后曹某某有事离开。王某某进入林某某家后产生奸淫之意,明知林某某为初一学生,以扇耳光等暴力手段,强行与林某某发生性关系。当晚林某某报警。次日下午,王某某被抓获归案,但未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自己系艾滋病病人的事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开展保护救助。2020年,四川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与各镇(街道)政法委员和村(社区)治保委员建立了应急处置、线索收集、协作协同等涉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2020年8月26日上午,县公安局向县检察院通报有留守儿童在8月25日晚被性侵,县检察院通过联动机制获知该犯罪嫌疑人已被确诊艾滋病。县检察院受邀介入侦查,一方面建议公安机关围绕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是否明知被害人系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及被害人遭受性侵后身心状况等情况调查取证;另一方面,启动未成年人保护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协同公安机关和卫生健康部门对被害人开展艾滋病暴露后预防,指导被害人服用阻断药物。因阻断工作启动及时,取得较好效果,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进行了三次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均呈阴性。检察机关还会同公安机关全面了解被害人家庭情况,协调镇、村妇联、教育行政部门开展临时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心理干预、法律援助、转学复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并对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
组织不公开听证。本案审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不存在争议,但对于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存在认识分歧。为保护被害人隐私,2021年1月13日,县检察院组织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听取艾滋病防治专家、法学专家和未成年人保护单位等各方面意见。听证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诊为艾滋病病人,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其体内病毒载量高,传染性极强,给被害人带来了极大的感染风险。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性侵幼女,严重危及被害人身心健康,其社会危害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项至五项规定的严重情形具有相当性。经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应按照“奸淫幼女情节恶劣”论处。
指控和证明犯罪。某县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并参考听证意见审查认为,王某某属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决定以强奸罪提起公诉,综合王某某系累犯,以及具有进入未成年人住所、采取暴力手段、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犯罪等司法解释性文件规定的从严惩处情节,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量刑建议。
2021年2月8日,某县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的后果,不应当认定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情形;二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建议从宽处理。
针对第一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情节加重,而不是第五项结果加重。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评价为“情节恶劣”,主要理由:一是王某某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亦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危害后果,仍强行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视他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其行为主观恶性大。二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自我保护能力更弱,是刑法特殊保护对象。本案被害人是只有13周岁的幼女,被艾滋病病人王某某性侵,有可能因感染艾滋病导致身体健康终身受害,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造成艾滋病传播重大现实风险,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严重。三是虽然被害人目前未检出艾滋病病毒,但危害后果的阻断得益于司法机关和卫生健康部门的及时干预,不能因此减轻被告人的罪责。而且,由于检测窗口期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尚不能完全排除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将长期影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
针对第二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本案被告人王某某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且王某某系累犯,又有采取暴力手段奸淫幼女、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犯罪等多项从严惩处情节,虽然认罪认罚,但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影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情形。
处理结果。2021年2月,某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强奸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宣告后,王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制发检察建议。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害犯罪案件,若不能及时发现和确认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并立即开展病毒阻断治疗,将给被害人带来感染艾滋病的极大风险。结合本案暴露出的问题,检察机关开展了专项调查,通过调阅本县2017年至2020年性侵案件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拘留入所体检等相关材料,以及到卫生健康部门、公安机关走访了解、查阅档案、询问相关人员、听取意见等,查明: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依法拘留的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止艾滋病传播,卫生健康部门要对建档的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进行医学随访,对公安机关采取的防治措施应当予以配合。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主动告知被害人和公安机关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公安机关主要通过拘留入所体检才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通过办案数据分析,拘留入所体检超过案发时间24小时的占比达85.7%,这就势必会错失对被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的被害人开展暴露后预防的24小时黄金时间。存在此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安机关和卫生健康部门之间对案发后第一时间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缺乏有效沟通核查机制,对性侵害被害人健康权、生命权保护存在安全漏洞。某县人民检察院随即向县公安局制发检察建议并抄送县卫生健康局,建议完善相关信息沟通核查机制,对性侵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应当第一时间开展艾滋病信息核查,对被害人开展艾滋病暴露后预防时间一般应当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检察建议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县检察院会同县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多次进行研究磋商,三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建立性侵害案件艾滋病信息核查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对性侵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艾滋病信息核查的时间要求和方式、对被害人开展暴露后预防的用药时间,以及持续跟踪关爱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等措施,切实预防艾滋病病毒通过性侵害等行为向被害人特别是未成年被害人传播。
【指导意义】
(一)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受邀介入侦查时应当同步开展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救助工作。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危害大的特点,检察机关在受邀介入侦查时,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围绕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作案手段、被害人遭受侵害后身心状况等进行全面取证。同时,建议或协同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核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确定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的,应当立即协同公安机关和卫生健康部门开展艾滋病暴露后预防,切实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健康权益。检察机关应当发挥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作用,从介入侦查阶段就及时启动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保护救助措施,尽可能将犯罪的伤害降至最低。
(二)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奸淫幼女,造成艾滋病传播重大现实风险的,应当认定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仍对幼女实施奸淫,放任艾滋病传播风险的发生,客观上极易造成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主观上体现出行为人对幼女健康权、生命权的极度漠视,其社会危害程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项至六项规定的情形具有相当性,应当依法认定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刑罚。对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综合考虑案件性质、主观恶性、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等因素,从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依法不予从宽。
(三)办理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存在漏洞的,应当着眼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推动相关领域制度机制完善。对于案件中暴露出的未成年人保护重大风险隐患,检察机关应当深入调查,针对性采取措施,促进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促使职能部门更加积极有效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形成损害修复与风险防控相结合,事前保护与事后救助相结合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模式。艾滋病暴露后预防有时间窗口,及时发现和确定性侵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人或感染者是关键。办案机关同卫生健康部门之间建立顺畅有效的相关信息沟通核查机制是基础。检察机关针对这方面存在的机制漏洞,会同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措施,有利于最大化保护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条
《艾滋病防治条例》(2019年修订)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2013年施行)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年施行)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十一条
惩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
活动犯罪综合司法保护案
(检例第173号)
【关键词】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有偿陪侍 情节严重 督促监护令 社会治理
【要旨】
对组织未成年人在KTV等娱乐场所进行有偿陪侍的,检察机关应当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进行追诉,并可以从被组织人数、持续时间、组织手段、陪侍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认定本罪的“情节严重”。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案件背后的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问题开展督促监护工作,综合评估监护履责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并跟踪落实。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未成年人保护治罪与治理并重,针对个案发生的原因开展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原审被告人张某,女,1986年11月出生,个体工商户。
自2018年开始,张某为获取非法利益,采用殴打、言语威胁等暴力手段,以及专人看管、“打欠条”经济控制、扣押身份证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控制17名未成年女性在其经营的KTV内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张某要求未成年女性着装暴露,提供陪酒以及让客人搂抱等色情陪侍服务。17名未成年被害人因被组织有偿陪侍而沾染吸烟、酗酒、夜不归宿等不良习惯,其中吴某等因被组织有偿陪侍而辍学,杜某某等出现性格孤僻、自暴自弃等情形。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刑事案件办理。2019年6月27日,山东省某市公安局接群众举报,依法查处张某经营的KTV,7月14日张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1月,某市人民检察院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对张某提起公诉。2020年4月,某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具有自首情节,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主动缴纳罚金”为由对其从轻处罚,改判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同级检察机关认为二审判决对张某量刑畸轻,改判并减轻刑罚理由不当,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2021年2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原审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在再审庭审中提出本罪“情节严重”目前无明确规定,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发,不应予以认定,且张某构成自首,原审判决量刑适当。省检察院派员出庭发表意见:一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应予严惩,本案查实的未成年陪侍人员达17名,被侵害人数众多;二是张某自2018年开始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活动,持续时间较长;三是张某采用殴打、言语威胁、扣押身份证、强制“打欠条”等手段,对被害人进行人身和经济控制,要求陪侍人员穿着暴露,提供陪酒以及让客人搂抱、摸胸等色情陪侍服务,对被害人身心健康损害严重;四是17名被害人因被组织有偿陪侍,沾染吸烟、酗酒、夜不归宿等不良习惯,部分未成年人出现辍学、自暴自弃、心理障碍等情况,危害后果严重。综合上述情节,本案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此外,张某虽自动投案,但在投案后拒不承认其经营KTV的陪侍人员中有未成年人,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后才如实供述,依法不应认定为自首。2021年11月2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改判张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制发督促监护令。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17名未成年被害人均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甚至导致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检察机关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人监护履责状况等进行调查评估,针对不同的家庭问题,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分别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针对监护人长期疏于管教,被害人沾染不良习气及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督促监护人纠正未成年被害人无心向学、沉迷网络等不良习惯,帮助其返校入学;针对监护人教养方式不当,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问题,督促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改变简单粗暴或溺爱的教养方式,提高亲子沟通能力;针对被害人自护意识、能力不足的问题,督促监护人认真学习青春期性教育知识,引导孩子加强自我防护等。检察机关还与公安机关、村委会协作联动,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推动督促监护令落实。对落实不力的监护人,检察机关委托家庭教育指导师制定改进提升方案,并协调妇联、关工委安排村妇联主席、“五老”志愿者每周两次入户指导。通过上述措施,本案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监护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制发检察建议。针对办案中发现的KTV等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2020年9月,检察机关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市文化和旅游局等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组织开展了娱乐场所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共检查各类经营场所80余家次,查处整改问题20余个,关停4家无证经营歌舞娱乐场所。针对多名被害人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形,2020年12月,检察机关向市教育和体育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职责,市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全面排查工作,劝导78名未成年人返回课堂,完善了适龄入学儿童基础信息共享、入学情况全面核查、辍学劝返、教师家访全覆盖、初中毕业生去向考核等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机制。针对本案17名被害人均来自农村,成长过程中法治教育和保护措施相对缺乏,检察机关延伸履职,主动向市委政法委专题报告,推动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村域网格化管理体系。在市委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检察机关依托村级活动站建立未成年人检察联系点,择优选聘915名儿童主任、村妇联主席协助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宣传、社会调查、督促监护、强制报告、公益诉讼线索收集等工作,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络。
【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旨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将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与卖淫嫖娼、赌博等行为并列,一并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明确了该行为具有妨害社会治安管理的行政违法性。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可以围绕被组织人数众多,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采用控制手段的强制程度,色情陪侍方式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情形,综合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聚焦案件背后的问题,统筹使用督促监护令、检察建议等方式,以检察司法保护促进家庭、社会、政府等保护责任落实。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家庭、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结合办案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人监护履责状况等进行调查评估,制定个性化督促监护方案,并跟踪落实,指导、帮助和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管理、落实责任。检察机关还可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联动,形成整体合力,积极促进区域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完善和社会综合治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2022年施行)第四十九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第三条、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网络民事权益
综合司法保护案
(检例第174号)
【关键词】
未成年人网络服务 支持起诉 行政公益诉讼 社会治理
【要旨】
未成年人未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因网络高额消费行为引发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并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要求,对确有必要的,可以依法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办案,综合运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督促、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细化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程某甲,女,2005年9月出生,在校学生。
法定代理人程某,男,系程某甲父亲。
法定代理人徐某,女,系程某甲母亲。
被告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
2020年7月,程某甲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某公司开发运营的一款网络游戏社交应用软件(APP),并注册成为其用户,后又升级至可以进行高额消费的高级别用户。至2021年2月,程某甲在该APP上频繁购买虚拟币、打赏主播,累计消费人民币21.7万余元。程某甲的法定代理人程某、徐某,对程某甲登录该APP并进行高额消费的行为不予追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支持起诉。2021年2月,程某甲的父亲程某发现女儿的网络高额消费行为,与某公司多次协调未果后向多个相关部门求助,但问题未得到解决。程某通过电话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共建的“上海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监督平台”寻求帮助,该平台将线索移至公司注册地某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受理后,立即向程某了解详细情况。经调查核实,该APP虽然在用户协议中载明“不满18周岁不得自行注册登录”,但对用户身份审核不严,致程某甲注册为能够进行高额消费的用户。检察机关向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解释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规定,建议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1年3月,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程某甲与某公司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某公司全额返还消费款。同时,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程某甲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合的高额网络消费行为,其法定代理人亦明确表示对该行为不予追认,程某甲实施的消费行为无效,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钱款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系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相较于应对该类问题经验丰富的某公司,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网络证据收集、网络专业知识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其曾采取多种形式维权,但未取得实际效果,检察机关有必要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程某甲依法维护权益。检察机关指导程某甲的法定代理人收集、梳理证据,固定程某甲在该APP上的聊天、充值记录,对注册登录过程、使用及消费情况进行公证。同年5月,某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并结合指导程某甲收集的证据发表支持起诉意见,某公司表示认可。检察机关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原、被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庭确认,某公司全额返还程某甲消费款项。同时,针对程某甲父母疏于对女儿心理状况关心,忽视对其网络行为监管等问题,检察机关要求程某甲父母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程某甲关心关爱,引导和监督其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制发检察建议。在支持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摸排、实地走访行政主管部门、法院发现,相关部门受理了大量与涉案APP有关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投诉和立案申请,本案具有一定普遍性。该APP兼具网络游戏和社交功能,属于网络服务新业态,作为该领域知名企业之一的某公司,没有完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针对该APP用户超出本区管辖范围的情况,某区人民检察院及时报告,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于2021年5月向某公司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要求优化产品功能、强化内容管理,完善未成年用户识别认证和保护措施。该公司成立专项整改小组,推出完善平台实名制认证规则、提高平台监管能力、增设未成年人申诉维权通道、升级风险防控措施、完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等六个方面的12项整改措施。
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结合本案及多起与该APP有关的涉未成年人网络服务案件,检察机关发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网络服务新业态的监管不到位,存在侵害不特定未成年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隐患。2021年6月,某区人民检察院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对某公司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加强本区互联网企业监管,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定和网络保护措施。执法大队完全采纳检察建议,对该公司进行约谈,并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为契机,组织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开展网络“护苗行动”。
形成网络保护合力。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邀请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某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某公司落实检察建议内容、完善网络服务规则和设定相应技术标准、构建“网游+社交”新业态未成年人保护标准等方面进行跟踪评估。为进一步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监督,主动会商市网络和信息管理办公室,联合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及某公司等30余家知名网络游戏企业发起《上海市网络游戏行业未成年人保护倡议》,明确技术标准、增设智能筛查和人工审核措施,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消费保护措施,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真实身份认证,促进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治、企业自律、法律监督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四责协同”机制。检察机关还联合相关部门举办“未成年人网络文明主题宣传”“清朗e企来”等活动,通过座谈交流、在线直播、拍摄公益宣传片等方式,向全社会开展以案释法,促进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识。
【指导意义】
(一)依法能动履行支持起诉职能,保障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督促、支持起诉的方式,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提出支持起诉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要求,对支持起诉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存在诉讼能力较弱,采取其他方式不足以实现权利救济等情形的典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法律释明引导、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还可以派员出席法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更有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同时,检察机关可以结合案件办理开展以案释法宣传,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指引,提高当事人依法维权能力。
(二)以司法保护推动网络空间诉源治理,增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力。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况,可以加强磋商联动,以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行政监管落地落实。发现有的互联网平台存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措施缺失、违法犯罪隐患等问题的,要依法审慎选择履职方式,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督促企业依法经营,主动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检察机关可以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联动,将个案办理与类案监督、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多方协同、齐抓共管。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施行)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合议庭运行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合议庭运行机制的意见
(法发〔2022〕31号)
为了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合议庭运行机制,明确合议庭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庭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阅卷、庭审、评议、裁判等审判活动,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诉讼程序、裁判结果等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并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二、合议庭可以通过指定或者随机方式产生。因专业化审判或者案件繁简分流工作需要,合议庭成员相对固定的,应当定期轮换交流。属于“四类案件”或者参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院庭长可以按照其职权指定合议庭成员。以指定方式产生合议庭的,应当在办案平台全程留痕,或者形成书面记录入卷备查。
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庭长指定。院庭长参加合议庭的,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
合议庭成员确定后,因回避、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成员的,由院庭长按照职权决定,调整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案平台标注原因,或者形成书面记录入卷备查。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的案件,原合议庭成员及审判辅助人员均不得参与办理。
三、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庭审分工,指导合议庭成员或者审判辅助人员做好其他必要的庭审准备工作;
(二)主持、指挥庭审活动;
(三)主持合议庭评议;
(四)建议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五)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审判长承办案件时,应当同时履行承办法官的职责。
四、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承办法官履行以下职责:
(一)主持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做好庭前会议、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
(二)就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及保全、司法鉴定、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等提请合议庭评议;
(三)全面审核涉案证据,提出审查意见;
(四)拟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制作阅卷笔录;
(五)协助审判长开展庭审活动;
(六)参与案件评议,并先行提出处理意见;
(七)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制作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起草审理报告、类案检索报告等;
(八)根据合议庭评议意见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制作裁判文书等;
(九)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五、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应当共同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根据审判长安排完成相应审判工作。
六、合议庭应当在庭审结束后及时评议。合议庭成员确有客观原因难以实现线下同场评议的,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办案平台采取在线方式评议,但不得以提交书面意见的方式参加评议或者委托他人参加评议。合议庭评议过程不向未直接参加案件审理工作的人员公开。
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先由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适用法律等发表意见,其他合议庭成员依次发表意见。审判长应当根据评议情况总结合议庭评议的结论性意见。
审判长主持评议时,与合议庭其他成员权利平等。合议庭成员评议时,应当充分陈述意见,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得拒绝陈述意见;同意他人意见的,应当提供事实和法律根据并论证理由。
合议庭成员对评议结果的表决以口头形式进行。评议过程应当以书面形式完整记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审判辅助人员制作,由参加合议的人员和制作人签名。评议笔录属于审判秘密,非经法定程序和条件,不得对外公开。
七、合议庭评议时,如果意见存在分歧,应当按照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意见应当记入笔录。
合议庭可以根据案情或者院庭长提出的监督意见复议。合议庭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时,审判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建议院庭长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由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八、合议庭发现审理的案件属于“四类案件”或者有必要参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院庭长报告。
对于“四类案件”或者参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案件,院庭长可以按照职权要求合议庭报告案件审理进展和评议结果,就案件审理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意见,视情建议合议庭复议。院庭长对审理过程或者评议、复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按照程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意见。院庭长监督管理的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全程留痕,或者形成书面记录入卷备查。
九、合议庭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合议庭成员签署并共同负责。合议庭其他成员签署前,可以对裁判文书提出修改意见,并反馈承办法官。
十、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适用本意见。依法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运行机制另行规定。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组成合议庭评议或者审核的事项,参照适用本意见。
十一、本意见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之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
(2020年5月13日)
1.董存瑞、黄继光英雄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2.淮安谢勇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3.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案
4.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
5.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名誉侵权案
6.“暗刷流量”合同无效案
7.开发商“自我举报”无证卖房毁约案
8.吃“霸王餐”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案
9.自愿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案
10.困境儿童指定监护人案
案例一
董存瑞、黄继光英雄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诉瞿某某侵害烈士名誉权公益诉讼案
核心价值:革命英烈保护
一、基本案情
瞿某某在其经营的网络店铺中出售两款贴画,一款印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形象及显著文字“连长 你骗我!两面都有胶!!”,另一款印有“黄继光舍身堵机枪口”形象及显著文字“为了妹子,哥愿意往火坑跳!”。杭州市某居民在该店购买了上述印有董存瑞、黄继光宣传形象及配文的贴画后,认为案涉网店经营者侵害了董存瑞、黄继光的名誉并伤害了其爱国情感,遂向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举报。
西湖区检察院发布公告通知董存瑞、黄继光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公告期满后,无符合条件的原告起诉,西湖区检察院遂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二、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英雄烈士是国家的精神坐标,是民族的不朽脊梁。英雄烈士董存瑞在“解放战争”中舍身炸碉堡,英雄烈士黄继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堵枪眼,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动地的壮歌,体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伟大的爱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任何人都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被告瞿某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崇尚、铭记、学习、捍卫英雄烈士,不得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名誉。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已对英雄烈士名誉造成贬损,且主观上属明知,构成对董存瑞、黄继光的名誉侵权。同时,被告瞿某某多年从事网店销售活动,应知图片一经发布即可能被不特定人群查看,商品一经上线便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但其仍然在网络平台发布、销售上述贴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该院判决瞿某某立即停止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权的行为,即销毁库存、不得再继续销售案涉贴画,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典型意义
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英烈事迹的亵渎,不仅侵害了英烈本人的名誉权,给英烈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互联网名誉侵权案件具有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大等特点,该两案系全国首次通过互联网审理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明确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对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具有管辖权,有利于高效、精准打击利用互联网侵害英雄烈士权益不法行为,为网络空间注入尊崇英雄、热爱英雄、景仰英雄的法治能量。
案例二
淮安谢勇烈士名誉权纠纷公益诉讼案
--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诉曾某侵害烈士名誉权公益诉讼案
核心价值:当代英烈保护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淮安某小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消防战士谢勇在解救被困群众时坠楼壮烈牺牲,公安部和江苏省有关部门追认谢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追记一等功以及追授谢勇“灭火救援勇士”荣誉称号。被告曾某对谢勇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在微信群中公然发表“不死是狗熊,死了就是英雄”“自己操作失误掉下来死了能怪谁,真不知道部队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别说拘留、坐牢我多(都)不怕”等侮辱性言论,歪曲烈士谢勇英勇牺牲的事实。谢勇的近亲属表示对曾某的侵权行为不提起民事诉讼,并支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追究曾某侵权责任。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遂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曾某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英烈精神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全社会都应当认识到对英雄烈士合法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有责任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等民事权益。本案中,被告曾某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谢勇英勇牺牲的事实。因该微信群成员较多且易于传播,被告的此种行为对谢勇烈士不畏艰难、不惧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了对谢勇烈士名誉的侵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肆意歪曲、亵渎英雄事迹和精神。诋毁烈士形象是对社会公德的严重挑战,被告曾某的行为侵犯社会公共利益,该院判令曾某应当在当地地级市一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适用该法进行审判的案件,是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方式保护当代消防英烈名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谢勇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精神为国家所褒扬,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其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已经上升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容亵渎。曾某利用成员众多、易于传播的微信群,故意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谢勇英勇牺牲的事实,诋毁烈士形象,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侵害了谢勇烈士人格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裁判顺应时代要求,回应民众呼声,通过释法说理匡扶正义,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时代主旋律,对营造崇尚英烈、敬重英烈、捍卫英烈精神的社会环境以及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起到积极作用。
案例三
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案
--李某某等人诉某村委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核心价值:公序良俗、文明出行
一、基本案情
案涉某村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不收门票,该村内河堤旁边栽种有杨梅树,该村村委会系杨梅树的所有人。杨梅树仅为观赏用途,该村委会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杨梅采摘旅游项目。吴某某系该村村民,其私自上树采摘杨梅不慎从树上跌落受伤。随后,该村委会主任拨打120救助,在急救车到来之前又有村民将吴某某送往市区医院治疗,吴某某于摔倒当日抢救无效死亡。吴某某子女李某某等人以某村委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起诉该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共计6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安全保障义务内容的确定应限于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案涉景区属于开放式景区,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采摘杨梅的旅游项目,杨梅树本身并无安全隐患,若要求某村委会对景区内的所有树木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显然超过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标准。吴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攀爬杨梅树采摘杨梅的危险性,并自觉规避此类危险行为。吴某某私自爬树采摘杨梅,不仅违反了该村村规民约中关于村民要自觉维护村集体的各项财产利益的村民行为准则,也违反了爱护公物、文明出行的社会公德,有悖公序良俗。吴某某坠落受伤系其自身过失行为所致,某村委会难以预见并防止吴某某私自爬树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应认为某村委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事故发生后,某村委会亦未怠于组织救治。吴某某因私自爬树采摘杨梅不慎坠亡,后果令人痛惜,但某村委会对吴某某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改判不文明出行人自行承担损害后果的案件。再审判决旗帜鲜明地表明,司法可以同情弱者,但对于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不予鼓励、不予保护,如果“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则公民共建文明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将受到打击,长此以往,社会的道德水准将大打折扣。本案再审判决明确对吴某某的不文明出行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改判吴某某对坠亡后果自行担责,倡导社会公众遵守规则、文明出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共建共享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文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四
撞伤儿童离开被阻猝死索赔案
--刘某某、郭某丽、郭某双诉孙某、某物业公司生命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助人为乐、友善共处
一、基本案情
郭某林在某小区骑自行车时将在小区内玩耍的五岁男童罗某某撞倒在地,造成罗某某右颌受伤出血。同为该小区居民的孙某见状后,马上找人联系罗某某家长,并告知郭某林应等待罗某某家长前来处理。郭某林称是罗某某撞了自己,欲先离开。因此,郭某林与孙某发生言语争执。孙某站在自行车前阻拦郭某林,不让郭某林离开。郭某林情绪激动,称此事应交由110处理,随后将自行车停好,并坐在石墩上等候,郭某林坐下后不到两分钟即倒地。孙某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即对郭某林实施抢救。郭某林经抢救无效,因心脏骤停死亡。刘某某、郭某丽、郭某双作为郭某林的配偶及子女,起诉请求孙某及小区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共计40余万元,并要求孙某赔礼道歉。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认为,孙某见到郭某林将罗某某撞倒在地后,让郭某林等待罗某某的家长前来处理相关事宜,其目的在于保护儿童利益,该行为符合常理,不仅不具有违法性,还具有正当性,应当给予肯定与支持。孙某与郭某林在事发前并不认识,孙某不知道郭某林身体健康状况,孙某在阻拦过程中虽与郭某林发生言语争执,但孙某的言语并不过激,其阻拦方式和内容均在正常限度之内,阻拦行为本身不会造成郭某林死亡的结果。在郭某林倒地后,孙某及时拨打120急救热线救助,郭某林在抢救过程中因心脏骤停而不幸死亡,孙某的阻拦行为与郭某林的死亡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孙某亦不存在过错,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某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郭某林与罗某某相撞的地点为小区居民休闲娱乐广场,该地点并不是行人及非机动车的专用通道,没有证据证明罗某某及其他人员在该地点进行休闲娱乐超过一定的限度,进而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事故的发生原因并不是小区内正常通行受阻的结果,不能归咎于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在郭某林与孙某争执过程中,某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前去相劝,履行了相应的管理职责。某物业公司对郭某林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典型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搀扶摔倒老人反被讹诈”等负面新闻屡屡见诸于媒体报道,公众良知不断受到拷问和挑战,引发了人们对社会道德滑坡的担心和忧虑。本案中,好心人孙某对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进行合理地阻止,不仅不具有违法性,反而具有正当性,值得肯定和鼓励。本案判决好心人不担责,向社会公众明确传递出法律保护善人善举的信号,消除了老百姓对助人为乐反而官司缠身的担心和顾虑,让“扶不扶”“救不救”等问题不再成为困扰社会的两难选择。本案裁判对弘扬诚信相待、友善共处、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积极的宣传和引导作用。
案例五
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名誉侵权案
--某公司、黄某诉邵某名誉权纠纷案
核心价值:社会公德、文明交往
一、基本案情
某公司在某小区开有一家美容店,黄某系该公司股东兼任美容师,邵某系该小区业主,邵某因美容服务问题在美容店内与黄某发生口角。邵某利用其小区业主微信群群主的身份,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多次在业主微信群中散布谣言,对某公司、黄某进行造谣、诽谤、污蔑、谩骂,并将黄某从业主群中移出,某公司因邵某的行为生意严重受损。为此,某公司、黄某向法院起诉请求邵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要求赔偿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3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法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本案中,邵某在与黄某发生纠纷后,在双方共同居住的小区业主微信群中针对某公司、黄某发表言论并使用黄某照片作为配图,其对某公司、黄某使用了贬损性言辞,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发表涉案言论的客观真实性,造成不当言论的传播,邵某在主观上具有过错。网络信息传播迅速,从微信群中其他用户反映情况看,涉案言论确易引发对某公司经营的美容店的猜测和误解,导致对某公司、黄某的负面认识,造成原告社会评价降低,故邵某的行为侵犯了某公司和黄某的名誉权,邵某应当就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了黄某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以及某公司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邵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微信虽为网络虚拟空间,但已成为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交往工具。微信群、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公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等网络空间同样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为所欲为、不加节制。在微信群、朋友圈中损毁他人名誉,构成网络名誉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对于规范公民网络空间行为、树立文明交往风尚、构建良好网络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六
“暗刷流量”合同无效案
--常某某诉许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核心价值:诚实守信、网络秩序
一、基本案情
许某通过微信向常某某寻求“暗刷的流量资源”,双方协商后确认常某某为许某提供网络暗刷服务,许某共向常某某支付三次服务费共计一万余元。常某某认为,根据许某指定的第三方CNZZ后台数据统计,许某还应向常某某支付流量服务费30743元。许某以流量掺假、常某某提供的网络暗刷服务本身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由,主张常某某无权要求支付对价,不同意支付上述款项。常某某将许某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请求判令许某支付服务费30743元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暗刷流量”的行为违反商业道德底线,使得同业竞争者的诚实劳动价值被减损,破坏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不特定市场竞争者的利益,同时也会欺骗、误导网络用户选择与其预期不相符的网络产品,长此以往,会造成网络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最终减损广大网络用户的利益。常某某与许某之间“暗刷流量”的交易行为侵害广大不特定网络用户的利益,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其行为应属绝对无效。
“暗刷流量”的交易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得基于合意行为获得其所期待的合同利益。虚假流量业已产生,如以互相返还的方式进行合同无效的处理,无异于纵容当事人通过非法行为获益,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的基本法理,故对双方希望通过分担合同收益的方式,来承担合同无效后果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常某某与许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应当予以收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常某某要求许某支付服务费30743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作出决定书,收缴常某某、许某的非法获利。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暗刷流量”虚增网站点击量的案件。网络产品的真实流量能够反映出网络产品的受欢迎度及质量优劣程度,流量成为网络用户选择网络产品的重要因素。“暗刷流量”的行为违反商业道德,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行业正常经营秩序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均构成侵害,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对“暗刷流量”交易行为的效力予以否定性评价,并给予妥当的制裁和惩戒,对治理互联网领域内的乱象有积极推动作用。
案例七
开发商“自我举报”无证卖房毁约案
--某房地产公司诉李某某确认合同无效案
核心价值:诚实守信、契约严守
一、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公司与李某某签订了商品房内部认购合同书,该认购合同约定了双方的名称、住所、房屋的基本情况、单价、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内容。合同签订当日,李某某即向某房地产公司交纳全部购房款。其后,该房地产公司在案涉开发项目已经取得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案涉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将李某某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二、裁判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在签订认购合同当日即支付了全额购房款,某房地产公司作为销售方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但其不积极履行己方合同义务,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合同无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某房地产公司签约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虽然违反了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但案涉楼盘在一审诉讼前已经取得了除预售许可证之外的“四证”,工程主体已经建成,在李某某上诉过程中,案涉楼盘也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制度所欲避免的风险在本案中已经不存在。因此,该公司签约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并不必然导致其签订认购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公司为获取超出合同预期的更大利益,违背合同约定,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合同无效,显然与社会价值导向和公众认知相悖,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不因开发商签约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机械认定房屋认购合同无效,而是结合合同目的、合同履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立法目的等因素,认定商品房预售制度所欲避免的风险在本案中已经不存在,开发商提起本案诉讼是为获取超出合同利益的恶意违约行为,故而对开发商违背诚信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依法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了房地产交易的稳定性,引导市场交易主体诚信经营、严守契约, 是一份有温度、有力量的公正判决。
案例八
吃“霸王餐“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案
--马某诉佘某某、李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核心价值:诚实守信
一、基本案情
佘某某、李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经营餐馆。马某等人在佘某某、李某经营的餐馆就餐,餐费约260元左右。李某因发现马某等人未结账即离开,于是沿路追赶。李某看到马某等人后,呼喊买单再走,马某等人遂分散走开,其中马某距离李某最近,李某便紧跟着马某,并拨打110报警。随后,佘某某赶到,与李某一起追赶马某,马某在逃跑过程中摔伤。经鉴定,马某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等支出。马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佘某某、李某赔偿其因被追摔伤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就餐后付款结账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应知晓的社会常理。马某等人就餐后未买单,也未告知餐馆经营人用餐费用怎么处理即离开饭店,属于吃“霸王餐”的不诚信行为,经营者李某要求马某等人付款的行为并无不当。佘某某、李某在发现马某等人逃跑后阻拦其离开,并让马某买单或者告知请客付款人的联系方式,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不存在过错。马某在逃跑过程中因自身原因摔伤,与李某、佘某某恰当合理的自助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李某、佘某某不应对马某摔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吃“霸王餐”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不文明行为,吃“霸王餐”后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不仅于法无据,更颠覆了社会公众的是非观。本案不支持“我伤我有理”“我闹我有理”,对吃“霸王餐”者无理的索赔请求不予支持,发挥了司法裁判匡扶正义,引领诚信、友善、文明的社会新风尚的积极作用。
案例九
自愿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案
--高某翔诉高甲、高乙、高丙继承纠纷案
核心价值:中华孝道
一、基本案情
高某启与李某分别系高某翔的祖父母,高某翔没有工作,专职照顾高某启与李某生活直至二人去世,高某启与李某后事由高某翔出资办理。高某启与李某去世前立下代书遗嘱,主要内容为因高某翔照顾老人,二人去世后将居住的回迁房屋送给高某翔。高甲、高乙、高丙为高某启与李某的子女,案涉回迁房屋系高某启、李某与高甲交换房产所得。高甲、高乙、高丙认为案涉代书遗嘱的代书人是高某翔的妻子,且没有见证人在场,遗嘱无效。高某翔以上述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高某启、李某所立案涉遗嘱合法有效,以及确认其因继承取得案涉回迁房屋的所有权。
二、裁判结果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高某翔提供的代书遗嘱因代书人是高某翔的妻子,在代书遗嘱时双方是恋爱关系,这种特殊亲密的关系与高某翔取得遗产存在身份和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禁止代书人,因此其代书行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应属无效。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高某翔虽然不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但其自愿赡养高某启、李某并承担了丧葬费用,根据《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高某翔可以视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适当分配遗产”,是指与非继承人所行扶养行为相适应,和其他有赡养义务的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相比较的适当比例。高某翔虽没有赡养祖父母的法定义务,但其能专职侍奉生病的祖父母多年直至老人病故,使老人得以安享晚年,高某翔几乎尽到了对高某启、李某两位被继承人生养死葬的全部扶养行为,这正是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并足以让社会、家庭给予褒奖。而本案其他继承人有能力扶养老人,但仅是在老人患病期间轮流护理,与高某翔之后数年对患病老人的照顾相比,高甲、高乙、高丙的行为不能认为尽到了扶养义务。据此,高某翔有权获得与其巨大付出相适应的继承案涉回迁房屋的权利。
三、典型意义
遗产继承处理的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还关系到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风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消除误会,积极修复亲情关系,共促良好家风。本案中,高某翔虽没有赡养祖父母的法定义务,但其能专职侍奉生病的祖父母多年直至老人病故,是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应当予以鼓励。本案裁判结合《继承法》的规定对高某翔的赡养行为给予高度肯定,确定了其作为非法定继承人享有第一顺位的继承权利,并结合其赡养行为对高某翔适当继承遗产的范围进行合理认定,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融合,弘扬了团结友爱、孝老爱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案例十
困境儿童指定监护人案
--柳州市儿童福利院申请确定监护人纠纷案
核心价值:未成年人保护
一、基本案情
绍某某自幼母亲下落不明,其满月后不久,便被其父绍某甲抱送至大姑母绍某乙家中抚养。2013年,绍某甲、绍某乙的丈夫相继去世,而绍某乙患有严重眼疾且无固定生活来源,无法继续照顾绍某某,绍某某被安置在其小姑母绍某丙家中生活。然而,绍某丙无暇照看绍某某,无法保障绍某某读书、吃饭等生活成长的基本需求,导致绍某某长期处于流浪状态。2018年1月,绍某某在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进入柳州市救助站进行临时保护。2018年2月,柳州市救助站以绍某某属困境儿童身份为由,将其转移至柳州市儿童福利院生活至今。同年8月,柳州市民政局和儿童福利院、柳北区政府与绍某某所在街道社区多次协商后,书面确认由柳州市儿童福利院担任绍某某合法监护人,并向法院提交了指定监护人申请书。本案由柳州市柳北区政府督办,柳北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二、裁判结果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对绍某某有监护资格的人员均已丧失监护能力或不愿意担任监护人,儿童福利院作为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对未成年人负有社会救助职责。为切实保障绍某某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在有合法监护人监护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落户及正常上学等实际问题,该院依法判决,指定柳州市儿童福利院为绍某某的合法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确保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本案系广西壮族自治区首例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困境儿童指定监护人案件,审理法院从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法律程序指定社会福利机构作为监护人,这是人民法院在家事审判改革中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实践。该案判决依法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
(2023年5月31日)
目录
一、孙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惩治教育挽救网络诈骗“工具人”
二、高某某盗窃案
--依法综合履职做实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治理
三、朱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
--严厉打击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积极推动诉源治理
四、隋某某猥亵、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疏堵结合,治罪治理并重
五、冯某隐私权保护案
--依法支持未成年人维权
六、肖某某、邓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多措并举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
案例一
孙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惩治教育挽救网络诈骗“工具人”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附条件不起诉 家庭教育指导 异地帮教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26日,孙某某在某聊天网站上看到一条出租银行卡可以赚钱的信息,遂联系同学詹某(已成年,另案处理),利用詹某身份证办理4张银行卡,并将银行卡出租给他人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支付结算。经查,涉案银行卡单向资金流入金额为人民币108万元,其中9.8万元系涉诈骗资金。鉴于孙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现,具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经过十个月的考验期满后,依法对孙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针对孙某某家庭监护缺位,导致其无节制使用手机网络,直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问题,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检察院向孙某某父亲(孙某某父母离异,随父亲共同生活)发出“督促监护令”,并联合公安局、团市委、市妇联、法律援助中心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机关聘请专业司法社工从限制手机使用时间、加强亲子交流、提供多样化活动和学习机会等几方面帮助制定家庭监护计划,并定期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回访,帮助孙某某养成合理、安全使用手机网络的生活习惯。
(二)跨省异地协作,有针对性开展考察帮教。检察机关根据孙某某及其家人申请,委托孙某某户籍地检察机关开展异地考察帮教。两地检察机关共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教方案,帮助孙某某着重提升法律意识和辨别是非能力、树立正确金钱观和消费观、提高就业知识和技能;建立严格的考察监督机制,定期回访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掌握孙某某考察期间思想、生活状况;创新沟通协调方式,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实现两地检察机关和孙某某的三方会面,保证帮教工作顺利开展。
(三)坚持诉源治理,积极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结合本案反映出的问题,检察机关走进校园,系统讲解常见涉网络犯罪的基本特征与法律责任,帮助未成年人提高警惕意识,避免因无知和大意而被卷入涉网络犯罪。同时,积极与教育部门共同开设“线上云课堂”,加强以案释法,帮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升网络安全意识。
【典型意义】
一些信息网络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等特点,使未成年人成为信息网络诈骗活动的“工具人”。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初犯、偶犯,特别是仅出售个人少量银行卡、违法所得数额不大且认罪认罚的未成年人,严格把握起诉标准,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特殊制度,为其回归社会预留通道,采取家庭教育指导等综合司法保护措施,助其迷途知返。同时,坚持诉源治理,积极推进“反诈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避免因无知和大意而被卷入网络犯罪。
案例二
高某某盗窃案
--依法综合履职做实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治理
【关键词】
不起诉精准帮教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6月,高某某先后多次采用偷拿他人手机进行转账的方式,窃取他人支付宝和银行卡账户中的钱款人民币1万余元,用于网络游戏账号充值和购买装备。2022年6月28日,公安机关以高某某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鉴于高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深挖犯罪根源,精准开展矫治教育。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高某某通过某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了一款游戏代练App,为成年客户代练游戏并获取报酬,每天玩游戏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因沉迷网络游戏而诱发犯罪。检察机关在对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联合公安机关、社工以防治网络沉迷、矫正行为偏差为重点,借助数字化监管平台,对其开展矫治教育。同时,针对高某某父亲去世,母亲再婚,由祖父抚养的情况,委托家庭教育指导站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帮助高某某戒除网络依赖。
(二)制发检察建议,助力企业良性发展。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开发运营该手机应用市场的公司未经严格审核,为游戏代练App进行有偿推广、宣传和分发,引诱、鼓励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用户,进行网络游戏代练交易,加剧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风险。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检察机关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并进行公开宣告,建议其对所有上架App进行全面审查,并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畅通投诉受理途径,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该公司全面接受检察建议,主动下架10余款问题软件、游戏,并在公司内部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小组”,建立季度自查、涉未成年人投诉处理专员等工作机制。
(三)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系统推进网络沉迷治理。为进一步扩大治理效果,检察机关邀请网信办等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与该公司及辖区内相关互联网企业,就网络资源下载平台如何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行研讨,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完善防沉迷技术措施。检察机关还就网络游戏宣传、推广过程中防沉迷措施的落实,与网络游戏行业协会交换意见,推动协会向成员单位发出倡议,倡导对网络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并作出适龄提示。此外,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课堂,并推动该课堂入驻“支付宝”空间站,联合开发“AR奇妙探险GO”青少年网络安全数字体验活动,促进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治理长效长治。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日益突出,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案件,应当高度关注对涉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行为的矫治,通过数字赋能、家庭教育指导等手段对其进行精准帮教。同时,对相关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义务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针对网络资源下载平台未履行内容审查义务,对破坏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软件进行推广问题,以检察建议督促企业强化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行业协会、加强法治宣传等举措助推政府、企业、社会综合发力、齐抓共管,深入推进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系统工程”。
案例三
朱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
--严厉打击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积极推动诉源治理
【关键词】
网络性侵 从严惩治 心理救助 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朱某某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诱骗、胁迫杨某等8名未成年人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不雅视频,发送其观看;并以散布裸照、不雅视频相威胁,强迫杨某线下见面,发生性关系。另据查明,2019年初朱某某以不雅视频相威胁,强行与成年女性秦某某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后,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深挖细查,全面查清犯罪事实。该案报请审查批捕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除公安机关已认定的4名被害人外,朱某某还存在利用网络侵害其他被害人的可能,遂建议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至侦查终结时被害人增至7名。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委托鉴定机构及时恢复并提取朱某某手机中社交软件已删除的数据信息,通过对电子数据梳理审查,追加认定朱某某猥亵另外2名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
(二)关注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健康,引导建立良好用网习惯。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心理修复,委托专业力量开展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帮助被害人尽快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通过电话沟通、家庭走访、检校合作等方式持续跟踪回访,帮助被害人建立良好用网习惯。依托“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线上线下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和防性侵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阻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网络“黑手”。
(三)总结网络性侵类案规律,建设长效预防机制。为减少性侵案件发生,检察机关全面梳理分析本地近三年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现该类案件中,普遍存在被害人在网络上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重不足,易轻信他人,遭受侵害后因害怕被犯罪分子打击报复而不敢报警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与网信、网安部门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进行专题座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侵害线索移送,促推两部门加强网络平台监督管理。针对涉案某社交软件存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未落实问题,检察机关在全市开展排查,就发现的行政主管机关存在监管不到位问题,促推行政主管机关约谈该社交软件运营公司,督促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出现线上线下相互交织的新形态。检察机关在办理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准确把握网络性侵特点,依法深挖、追诉犯罪,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同时,加强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开展心理救助,帮助未成年人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注重综合履职,统筹治罪与治理,推动学校、社会、政府等未成年人保护主体协同发力,线上线下一体治理,护航网络时代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四
隋某某猥亵、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疏堵结合,治罪治理并重
【关键词】
网络性侵 畅通线索渠道 阻断传播链条 专项治理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隋某某使用网络社交软件向未成年被害人刘某某发送淫秽视频,并威胁、诱导刘某某自拍裸体照片和视频发送给其观看。后以此威胁刘某某发生性关系,并向刘某某索要钱财。同时,隋某某通过网络将上述裸体照片和视频售卖。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后,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强奸罪、敲诈勒索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落实强制报告,畅通线索渠道。为有效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发现难问题,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推动公安机关设立110“涉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警情专线”,助力实现快速侦破案件和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被害人刘某某的老师通过强制报告警情专线报警后,公安和检察机关快速反应,实现了及时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的双重目标。
(二)阻断传播链条,避免被害人二次伤害。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固定证据后将隋某某缓存的、上传至社交账号、云盘等处的不雅视频进行技术删除,“线上+线下”阻断传播链条。联合公安机关、涉案学校、家长对购买淫秽视频并观看的学生开展分级干预和法治教育,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同时,委托心理咨询师对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创伤。
(三)积极促推开展网络空间专项治理,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检察机关通过法治进校园、举办专题讲座、网络安全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免受不法侵害。推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网络监管报告机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违法不良网络信息,已发现并报告违法不良网络信息问题9件,有效减少了网络侵害的发生。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立足个案保护,坚持“办理一个案子、保护一批孩子”,及时阻断不雅视频传播,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时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重视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的责任,以“保护一个孩子、预防一片领域”为目标,促推其他保护力量共同开展网络空间专项治理,为未成年人营造更为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提升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效果。
案例五
冯某隐私权保护案
--依法支持未成年人维权
【关键词】
网络隐私侵权 支持起诉 人格权侵害禁令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至11月,未成年人邹某偷拍同学冯某的隐私视频,后发送他人,冯某因此遭受精神困扰。同学项某向邹某索要该视频,并通过网络聊天软件对冯某进行言语骚扰。该视频及相关言论传播至冯某所在学校,使冯某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依法支持侵权之诉,充分保障诉权行使。冯某及其监护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维护其隐私权。检察机关对隐私视频内容、网络传播情况开展调查,引导女性法律援助律师对损害结果进行取证,确认冯某精神损害情况。同时委托心理医生稳定冯某情绪,防止造成二次伤害。经调查,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并协助提供关键证据。法院支持全部诉讼请求,判决邹某立即停止侵害、书面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
(二)依法支持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积极施措有效救济。冯某向检察机关反映项某曾以隐私视频对其进行网络骚扰,担心不及时制止,自身身心健康将继续受到损害,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对项某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检察机关依法支持申请。法院裁定禁止项某以任何形式存储、控制和传播涉案视频,禁止借涉案视频实施一切骚扰、威胁等行为。裁判后,检察机关主动跟进监督,督促邹某、项某及监护人责任履行到位。冯某接受书面道歉、精神赔偿并获得禁令保护,恢复正常学习生活。
(三)多方共护健康成长,协同提升治理成效。为帮助冯某恢复正常学习生活和对侵权学生进行教育,检察机关一方面引入专业医疗力量,对冯某开展心理干预和治疗,直至其精神恢复、返校学习。另一方面落实家庭保护,约谈侵权学生的监护人并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监护责任。同时,多次走访当事人所在学校,制发检察建议帮助学校建立欺凌防控等工作制度。学校对实施校园欺凌、隐私侵权的学生依规进行了教育处理,通过控制传播和保护隐私等措施,最大程度降低事件对冯某的不良影响。检察机关还联合教育、民政等部门出台相关综合保护工作意见,搭建多方共护平台,共同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成效。
【典型意义】
网络传播未成年人隐私,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精神损害大,严重侵犯未成年人人格权益。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支持起诉职能,以能动司法推动网络保护,既支持未成年人提出隐私侵权之诉维护自身权益,又支持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并跟进监督落实,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强化诉源治理、注重协同共治,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父母落实家庭保护责任,制发检察建议促推学校健全欺凌防控等工作制度,全方位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成效。
案例六
肖某某、邓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多措并举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
【关键词】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 融合履职 未成年人网络公益保护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10月,肖某某与邓某某利用发卡平台源码,建立网络交易平台,对外开放注册,供用户进行公民身份证号码、支付宝账户等个人信息非法交易。肖某某还在平台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按交易额收取服务费,交易总金额超过人民币47万元。截至案发,注册平台的卖家共200余人,非法买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95万余条,被侵害个人信息的未成年人分布在浙江、天津、河北等全国多地,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2021年2月,检察机关对肖某某、邓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肖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判处邓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21年10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令被告人肖某某、邓某某共同支付损害赔偿款人民币30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一体化协同办案,从严惩处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平台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推进一体化协同办案,依托数字化办案手段,将涉案电脑、手机、硬盘、U盘进行勘验,将几百万条个人信息进行比对、去重,最终精准确定出售和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条数。通过对后台数据的再次勘验,调取到每条信息的贩卖价格,最终确定涉案销售总额和违法所得。同时,追诉上游罪犯1人,立案监督同案犯3人。
(二)依法及时提起公益诉讼,有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从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线索,认为肖某某、邓某某在未取得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他人处购买近百万条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并自行组织搭建、运营涉案平台,用以出售并允许他人出售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属于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由于被侵权人人数众多、分布全国多地,构成对公共信息安全领域的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侵害。检察机关依法向肖某某、邓某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三)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形成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工作合力。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用于违法犯罪的网站和注册公司的监管漏洞,以及辖区内可能存在的类似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网站问题,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延伸履职,加强与网信部门、公安机关协商,建立打击违法网站协作机制,推动解决网络保护监管盲区,实现联动通报、数据共享、类案监督、行刑衔接、社会治理的长效保护机制,完善网络监管,合力营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良好环境。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具有成本低、获益高的特点,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严惩通过互联网售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强化未检“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注重通过公益诉讼等职能手段,更加有力保护公共信息安全领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案件办理推动社会治理,加强与网信、公安机关的协作,建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长效机制,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59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59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执行异议审查案件中存在问题应引起重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执行异议案件审查程序的效率性问题
和审判程序不同,执行程序的主要目的是迅速实现债权人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效率是其基本价值取向。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的目的是解决执行过程中衍生的程序和实体争议,其价值取向仍主要是效率。正因如此,就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为十五日的较短审查期间。在进一步细化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设置时,我们也力求避免实践中越来越严重的“诉讼同质化"倾向。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起草《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时,着重从三个方面体现了效率原则:一是救济有限。对异议人提出异议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避免异议人滥用异议权阻滞执行。二是书面审查。就执行行为异议而言,执行行为的合法与否根据卷宗记载一般可以判明;就案外人异议而言,由于定位为异议之诉前的程序审查,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执行卷宗一般亦可满足形式审查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拖延,书面审查是审查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主要方式,只有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才开庭听证。三是形式审查标准。由于法律规定的审查期间为十五日,且有异议之诉最终裁判,因此,在执行标的权属上,案外人异议审查原则上根据执行标的的权利外观来判断,只有无法根据执行标的权利外观判断或者法律和司法解释有特殊规定时,才进行实质审查。
您在建议中提出以形式审查为主,充分发挥案外人执行异议审查前置程序的作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审查原则。对上述建议,我们深表赞同。案外人异议制度建立执行前置审查程序的初衷,就是为了过滤掉一些明显成立或者不成立的案外人异议,执行机构审查的主要目的在于迅速对案外人的异议成立与否进行判断,除法律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形之外,不承担实质审查的职责。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强制执行立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中,我们也正在论证执行异议及案外人异议程序的设置,就是否继续在执行程序中设置案外人异议审查程序以及与案外人异议之诉程序的衔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够对救济程序作出更合理的安排,进一步提高效率。希望您继续关注强制执行立法工作,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建议同时提到,要在执行异议审查期限内,公正高效判定案外人异议是否成立。为了防止拖延、超期审查,除“立规矩",扎紧“制度铁笼"之外,我们也正在建立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执行管理监督模式,以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强化对关键节点的管控,规范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运用信息化手段约束执行权、规范执行行为,筑牢“数据铁笼",以此也能确保异议案件等执行审查类案件以及执行实施案件均在法定期限内处理完毕。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确立了执行工作单独考核体系,完善了统计指标、考核指标,设置法定期限内结案率、关键节点平均超期数、结案平均用时等多项考核指标,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每一个执行案件的实际办理情况,杜绝超期、违规、违法执行。
二、关于案外人的风险提示和法律释明问题
您在建议中提出,加大以案释法和主动释明的力度,扩大执行异议审查案件的宣传效果,增强房屋车辆买受人签订合同后及时办理过户手续的法律意识,降低交易风险。上述建议提供了从源头上避免争议发生的思路,很有针对性。法律意识薄弱,风险意识缺乏等原因,确实容易引发争议,产生不必要的交易风险。一方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注重保障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对案外人提供了异议和异议之诉的救济途径,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中设置了排除执行的相关条件和标准,确保购房人等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不因此遭受损害。同时,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身也体现出相关权利人应当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以保障自身权利等的基本导向。另一方面,各级法院大力倡导裁判文书说理、裁判文书公开、判后答疑等,通过上述方式进行风险提示和法律释明。此外,我们在此前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也指导各地法院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执行宣传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了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及时反映执行工作进展,通过全媒体直播活动,生动展现执行过程;通过制作、播出《执行利剑》等影视作品、微电影和动画作品,全方位反映法院执行工作情况;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普法宣传方式,以案说法,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规定和交易风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执行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执行外部环境,继续把执行宣传作为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的重点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等平台以及广场、社区等场所,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制作执行影视产品等形式,广泛宣传执行工作;加大执行工作典型案件公开发布和普法宣传的力度,通过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报道,让人民群众客观、正确认识和对待商业风险、交易风险或法律风险,增强风险意识,提高规避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您在建议中同时提出,异议审查裁定送达时,应向案外人释明对裁定不服的,可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或申请再审等渠道救济,不能一送了之。上述建议指出了部分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虽然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救济途径,并规定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和期限,绝大多数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中也明确载明了救济途径。但是,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存在差异,各地法院仍然应当重视释明工作,尤其是应加强对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和律师帮助的当事人的释明工作,确保当事人知晓权利,正确、及时行使权利。要继续完善并创新执行信息公开及释明手段,利用触屏演示、手机短信、微信、诉讼服务热线、手机app等,把相关法律规定、程序权利、关键流程等告知当事人,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多角度的需求。
三、关于案外人异议的裁判尺度和标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对案外人权利设置了相应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为主)又进一步细化了案外人异议案件的审查标准,对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以及房屋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给予了更充分的保护。司法解释施行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公布理解与适用、指导案例等方式进一步对相关条文的适用提供指引。
此外,为进一步完善执行规范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又全面梳理了执行领域的司法解释,今年将完成司法解释完善编注工作,解决执行规范体系层级复杂、关系模糊、内容冲突等问题,明确司法解释的适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抓紧起草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也将深入研究、论证您所提出的意见,进一步细化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查标准和原则。由于主观过错的判定难以设置简单的规则,我们也在考虑从相关当事人的身份职业特点、经济能力、款项支付情况等事实和因素方面,结合主观过错程度,具体判断案外人对包括未过户的房产车辆在内的各种财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围绕司法解释、执行规范性文件和执行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适时组织培训和解读,指导各地法院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2年4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
2022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16号)
为妥善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习惯,依法推动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条 当事人因下列行为,对林地、林木的物权归属、内容产生争议,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林地承包;
(二)林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
(三)林地经营权流转;
(四)林木流转;
(五)林地、林木担保;
(六)林地、林木继承;
(七)其他引起林地、林木物权变动的行为。
当事人因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林地、林木确权、登记行为产生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告知其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第三条 当事人以未办理批准、登记、备案、审查、审核等手续为由,主张林地承包、林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或者转让、林地经营权流转、林木流转、森林资源担保等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前款原因,不能取得相关权利的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当事人一方未依法经林权证等权利证书载明的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林地、林木,另一方主张取得相关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符合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善意取得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当事人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集体林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合同订立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强制性规定的;
(二)合同订立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或者民主议定程序存在瑕疵,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依法补正的;
(三)承包方对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并已经对林地大量投入的。
第六条 家庭承包林地的承包方转让林地承包经营权未经发包方同意,或者受让方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方主张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第七条 当事人就同一集体林地订立多个经营权流转合同,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主张取得林地经营权的,由具有下列情形的受让方取得:
(一)林地经营权已经依法登记的;
(二)林地经营权均未依法登记,争议发生前已经合法占有使用林地并大量投入的;
(三)无前两项规定情形,合同生效在先的。
未取得林地经营权的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八条 家庭承包林地的承包方以林地经营权人擅自再流转林地经营权为由,请求解除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收回林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林地经营权人能够证明林地经营权再流转已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的优先权受到侵害为由,主张家庭承包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请求赔偿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条 林地承包期内,因林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继承等原因,承包方发生变动,林地经营权人请求新的承包方继续履行原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期限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或者林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期限超过原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剩余期限,林地经营权流转、再流转合同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期限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发包方主张超过部分的约定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方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林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期限超过原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剩余期限,承包方主张超过部分的约定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承包方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因前两款原因,致使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再流转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终止时,对于林地经营权人种植的地上林木,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一)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但该约定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除外;
(二)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当事人协商一致延长合同期限至轮伐期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届满,承包方请求由林地经营权人承担林地使用费的,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三)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当事人未能就延长合同期限协商一致,林地经营权人请求对林木价值进行补偿的,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林地承包合同终止时,承包方种植的地上林木的处理,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经营活动订立的合同,应当综合考虑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公益林生态功能及是否经科学论证的合理利用等因素,依法认定合同效力。
当事人仅以涉公益林为由主张经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以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等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森林资源资产设定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的森林资源资产折价,并据此请求接管经营抵押财产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森林资源资产抵押权的实现方式达成协议,抵押权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申请实现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第十六条 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收益、林业碳汇等提供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请求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以补种树木、恢复植被、恢复林地土壤性状、投放相应生物种群等方式承担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的,可以同时确定其在期限内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森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森林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可以根据鉴定意见,或者参考林业主管部门、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相关科研机构和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合理确定森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明确侵权人履行修复义务的具体要求。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应当综合考虑受损森林资源在调节气候、固碳增汇、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予以合理认定。
第二十条 当事人请求以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意见、不同责任方式的合理性等因素,依法予以准许。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请求以森林管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社区服务等劳务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代偿意愿、经济能力、劳动能力、赔偿金额、当地相应工资标准等因素,决定是否予以准许,并合理确定劳务代偿方案。
第二十二条 侵权人自愿交纳保证金作为履行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担保的,在其不履行修复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将保证金用于支付森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2年3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2022年4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2〕11号)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修改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审判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三、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四、将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五、将第二百一十八条修改为:“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六、将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四个月。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
七、将第二百六十一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八、将第二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转为普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转为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九、将第二百七十三条修改为:“海事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案件标的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十、删除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
十一、将第二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十二、将第三百四十九条改为第三百四十七条,修改为:“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提出该当事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十三、将第三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代理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十四、将第三百五十四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二条,修改为:“调解组织自行开展的调解,有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十五、条文中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序号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作相应调整。
十六、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已于2021年11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1〕22号)
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落实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及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
第三条 申请人提起生态环境侵权诉讼时或者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五日内裁定是否准予。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作出。
因情况紧急,申请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等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裁定是否准予。
第四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相应的证明材料。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身份、送达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
(二)申请禁止的内容、范围;
(三)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以及如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情形;
(四)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
第五条 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具有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风险,如不及时制止将对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弥补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决定是否作出禁止令:
(一)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后仍继续实施;
(二)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超过禁止被申请人一定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
(三)禁止被申请人一定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产生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当考量的因素。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申请人禁止令申请,应当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必要时,可进行现场勘查。
情况紧急无法询问或者现场勘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意见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禁止令。
第七条 申请人在提起诉讼时或者诉讼过程中申请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提起诉讼前申请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第八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禁止令的效力期间。
第九条 人民法院准予或者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应当制作民事裁定书,并送达当事人,裁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可以根据裁定内容制作禁止令张贴在被申请人住所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等相关场所,并可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或者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不服的,可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并作出裁定。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作出诉前禁止令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届满后五日内裁定解除禁止令。
禁止令效力期间内,申请人、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据以作出裁定的事由发生变化为由,申请解除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裁定是否解除。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侵权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民事裁定书(诉中禁止令用)样式
2.民事裁定书(诉前禁止令用)样式
3.民事裁定书(解除禁止令用)样式
4.禁止令(张贴公示用)样式
附件1:民事裁定书(诉中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纠纷一案,向本院申请作出禁止令,责令被申请人×××......(写明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具体请求事项)。
本院认为:......(写明是否符合作出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定生效之日......(写明效力期间及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实施的具体行为的内容)。
二、......(若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写明“驳回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案件过程中,依当事人申请作出禁止令时用。
2.当事人申请诉中禁止令的,案号与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号相同,为(××××)......民初......号;若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在二审中申请诉中禁止令的,案号则为二审案号。
3.禁止令的效力期间原则上自裁定生效之日起至案件终审裁判文书生效或者人民法院裁定解除之日止;人民法院若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了具体的效力期间,亦应在裁定书中予以明确。期间届满,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2:民事裁定书(诉前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行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因被申请人×××...(写明具体的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禁止令,责令被申请人×××......(写明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具体请求事项)。
本院认为:......(写明是否符合作出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定生效之日......(写明效力期间及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实施的具体行为的内容)。
二、......(若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写明“驳回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前,依当事人申请作出禁止令时用。
2.当事人申请诉前禁止令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故编立案号(××××)......行保......号。
3.禁止令的效力期间原则上自裁定生效之日起至案件终审裁判文书生效或者人民法院裁定解除之日止;人民法院若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了具体的效力期间,亦应在裁定书中予以明确。期间届满,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3:民事裁定书(解除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年××月××日作出××(写明案号)民事裁定,准予×××的禁止令申请。××××年××月××日,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基于据以作出禁止令的事由发生变化为由,请求解除禁止令。
本院经审查认为,......(写明是否符合解除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解除××××(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写明需要解除的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
二、......(若需解除的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如不符合解除禁止令条件的,写明:“驳回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解除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禁止令效力期间内,因据以作出禁止令的事由发生变化,依申请人、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提前解除禁止令用。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因被申请人抗辩理由成立而解除已作出的禁止令、第十一条第一款因申请人未在法定三十日内提起诉讼而解除禁止令的,可参照本样式调整相应表述后使用。
3.若一审中裁定解除禁止令的,则采用一审案号(或之...);若二审中裁定解除禁止令的,则采用二审案号;若系针对申请人在诉前禁止令作出后三十日内未起诉而解除或者提前解除的,则采用原禁止令案号之一。
4.解除裁定生效后,依据原裁定制作的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4:禁止令(张贴公示用)样式
××××人民法院
禁止令
(××××)...民初...号/(××××)...行保...号
×××(写明被申请人姓名或名称):
申请人×××以你(你单位)......(申请理由)为由,于××××年××月××日向本院申请作出禁止令。本院经审查,于××××年××月××日作出××号民事裁定,准予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现责令:
......(裁定书主文内容)。
此令。
×××人民法院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被申请人住所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等相关场所张贴以及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开时用。
2.如系诉中禁止令,案号与正在审理案件案号相同,如系诉前禁止令则案号为(××××)......行保......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防范因非法放贷诱发涉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防范因非法放贷诱发涉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
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
二、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非法放贷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但单次非法放贷行为实际年利率未超过36%的,定罪量刑时不得计入:
(一)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80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400万元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5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150人以上的;
(四)造成借款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400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2000万元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25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750人以上的;
(四)造成多名借款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特别严重后果的。
三、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接近本意见第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数量起点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一)2年内因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的;
(二)以超过72%的实际年利率实施非法放贷行为10次以上的。
前款规定中的“接近”,一般应当掌握在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80%以上。
四、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不得适用本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定罪量刑时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非法放贷的行为一并处理:
(一)通过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
(二)以发放贷款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发放贷款的;
(三)向社会公开宣传,同时向不特定多人和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
五、非法放贷数额应当以实际出借给借款人的本金金额认定。非法放贷行为人以介绍费、咨询费、管理费、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名义和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关数额在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均应计入。
非法放贷行为人实际收取的除本金之外的全部财物,均应计入违法所得。
非法放贷行为未经处理的,非法放贷次数和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等应当累计计算。
六、为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实施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骗取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纠集、指使、雇佣他人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犯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处罚。
以上规定的情形,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有组织地非法放贷,同时又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当分别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黑恶势力非法放贷的,据以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起点标准,可以分别按照本意见第二条规定中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50%确定;同时具有本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可以分别按照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40%确定。
八、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的规定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37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37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诉讼参与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我们一直坚持制度先行,相关制度不断在进行修订、完善,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0年11月就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
2013年7月,制定《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应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2013年1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对《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进行全面修订,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法释〔2013〕26号)向全社会公布。该司法解释是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最重要的制度依据。根据该司法解释,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调解方式结案等情形外,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都应当在生效后七日内统一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全面修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重要制度依据,该办法细化了文书公布范围等重要内容,规定了具体、简便的审核与公布程序,明确了组织机构以及监督与保障措施,落实了工作责任。
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新的裁判文书上网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该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哪些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列出了十种情形;第四条列出了不宜在互联网进行公布的裁判文书的五种情形;用第八至十一条共四条条文规定了如何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信息保护以及如何进行裁判文书上网隐名处理。
成文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在来看,2016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也无法囊括当下关于裁判文书上网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然而,该司法解释较为全面规定了文书上网和不上网的情形,上网公开应当隐去哪些信息,应当保留哪些信息,较好地体现了对当事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思想与宗旨,对于下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为将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不断完善制度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建立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通报制度,采取定期通报与不定期通知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每季度定期通报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情况,并且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总结该工作中仍存在的问题,下发通知督促全国法院以问题为导向,及时整改,不断提高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推进这项工作客观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方面,对于当事人,公布裁判文书意味着将其参与诉讼的主要过程公之于众,尤其是败诉的当事人,并不愿意将文书“晒"到网上;即使是胜诉的当事人,受传统思维影响,大多数也不愿意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对于承办法官来说,将自己制作的裁判文书“晒"到互联网上,接受国内外所有人的检验和分析,压力可想而知。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还面临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与不理解。有的当事人表示文书隐名不彻底,泄露了个人隐私,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影响了个人信用、公司声誉,给申请贷款、就业等个人生活造成了困扰。还有的当事人表示未征得其同意,法院无权公开裁判文书。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和阻力,但是在全国四级法院的共同努力下,司法公开工作依然在往前不断推进,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总量和访问量还是在不断攀升。截至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6995万篇,访问量超过293亿人次,如此之大的裁判文书公开数量和访问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关于您提出的当事人隐名的问题,从制定司法解释之初直至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很多轮的讨论,也有过很多种设想。比如:是否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公开的经验,将裁判文书当事人全部隐名,用字母或者其他符号代替?没有将当事人信息全部隐去,浅层次的原因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加大了文书阅读困难,使文书的可读性变差,不便于法律学者以及社会公众阅读文书,削弱了司法公开的效果。深层次的原因是不符合司法公开的价值取向——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很多人受到利益驱使和诱惑,失信现象频繁发生,只有让失信或者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才能真正助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面建立各领域信用记录,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网络,健全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形成长效机制,营造诚信建设法治环境,是各国普遍流行的做法。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通过向社会公开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具体而明确的行为指引,便于公众识别和判断自己的行为后果,帮助其形成较为科学的行为预期,并选择解决纠纷的具体方式。一直以来,我们在不断推进司法公开的同时,高度重视完善司法公开机制。您提出的关于当事人信息保护以及隐名问题的建议值得研究,为我们改进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角度,我们将会认真研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19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3年1月12日)
一、乐平市民政局申请撤销罗某监护人资格案
二、李某良、钟某梅诉吴某闲等生命权纠纷案
三、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某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与某铁塔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五、邹某玲诉某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六、蔡某勤诉姚某、杨某昊买卖合同纠纷案
七、北京某旅游公司诉北京某村民委员会等合同纠纷案
八、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诉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九、孙某燕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十、林某诉张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十一、马某臣、段某娥诉于某艳探望权纠纷案
十二、曾某泉、曾某军、曾某、李某军与孙某学婚姻家庭纠纷案
十三、刘某起与刘某海、刘某霞、刘某华遗嘱继承纠纷案
十四、柳某诉张某莲、某物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十五、稳健股份公司诉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滑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十六、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与张某新、童某勇、王某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一、乐平市民政局申请撤销罗某监护人资格案
(一)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新时代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案是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民法典关于监护制度的规定,并主动延伸司法职能,与有关部门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撤销了原监护人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同时向民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书,协助其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为被监护人的临时生活照料、确定收养关系、完善收养手续以及后续的生活教育提供司法服务。
(二)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罗某系吴某1(11岁)、吴某2(10岁)、吴某3(8岁)三姐弟的生母。罗某自三子女婴幼时期起既未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又未支付抚养费用,不履行监护职责,且与他人另组建家庭并生育子女。罗某在知道三个孩子的父亲、祖父均去世,家中无其他近亲属照料、抚养孩子的情况下,仍不管不问,拒不履行监护职责达6年以上,导致三子女生活处于极其危困状态。为保障三姐弟的合法权益,乐平市民政局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罗某对三姐弟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该民政局为三姐弟的监护人。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被申请人罗某作为被监护人吴某1、吴某2、吴某3的生母及法定监护人,在三名被监护人年幼时离家出走,六年期间未履行对子女的抚养、照顾、教育等义务;在被监护人父亲去世,三名被监护人处于无人照看、生活危困的状况下,被申请人知情后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三名未成年人流离失所,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三名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人民法院根据乐平市民政局的申请,依法撤销了罗某的监护人资格。被监护人的祖父过世,祖母情况不明,外祖父母远在贵州且从未与三名被监护人共同生活,上述顺位亲属均不能或者不适合担任吴某1、吴某2、吴某3的监护人。考虑到现在的临时照料家庭能够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安定的生活保障,经人民法院与乐平市民政局沟通后,明确三名被监护人由乐平市民政局监护,便于其通过相应法定程序与“临时家庭”完善收养手续,将临时照料人转变为合法收养人,与三姐弟建立起完整的亲权法律关系。如此,三姐弟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感受家庭的温暖,三个临时照料家庭的父母也能享天伦之乐。故判决自2022年5月27日起,吴某1、吴某2、吴某3的监护人由乐平市民政局担任。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第三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二、李某良、钟某梅诉吴某闲等生命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一人兴善,万人可激”,新时代新征程,更需要榜样的力量、榜样的激励。本案中,李某林在突发情况下毫不犹豫跳水救人后不幸溺亡,其英勇救人的行为值得肯定、褒扬和尊重。审理法院适用民法典“见义勇为损害救济规则”,肯定李某林的见义勇为精神,通过以案释法树立是非标杆,积极倡导了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二)基本案情
2020年6月2日晚,李某林与吴某闲等四人一同就餐后,前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长江大桥下江边码头散步。因琐事发生争执,吴某闲跳入长江,李某林跳江施救,此后吴某闲抓住岸上连接船只的钢丝线后获救,李某林不幸溺亡。吴某闲垫付打捞尸体费用6000元。后李某林的父母李某良、钟某梅以吴某闲等人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吴某闲等赔偿因李某林死亡产生的各项赔偿款800000元。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李某林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下水救助吴某闲而不幸溺亡,属于见义勇为。吴某闲系因发生争执情绪激动主动跳水,本案没有侵权人,吴某闲作为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遂综合考虑李某林救助行为及所起作用、原告受损情况等,判令吴某闲补偿李某良、钟某梅40000元,吴某闲垫付的打捞尸体费用亦作为吴某闲的补偿费用,不再进行抵扣。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三、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某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英烈不容诋毁,法律不容挑衅。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英烈条款”的核心要义是保护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弘扬尊崇英烈、扬善抑恶的精神风气。肖思远烈士为国戍边守土,遭敌围攻壮烈牺牲,其英雄事迹必将为人民群众缅怀铭记。该案适用民法典规定,认定陈某的行为侵害肖思远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鲜明表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和制裁抹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坚定立场,向全社会传递了热爱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强烈态度。
(二)基本案情
2020年6月15日,戍边烈士肖思远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突围后又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遭敌围攻壮烈牺牲,于2021年2月被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2021年2月至4月间,陈某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头条新闻等微博账号发布的纪念、缅怀肖思远烈士的文章下,发表针对肖思远烈士的不当评论内容共计20条,诋毁其形象和荣誉。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陈某的行为侵害戍边烈士肖思远的名誉和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侧重保护的是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代表,英雄烈士和他们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党魂、国魂、军魂、民族魂的不竭源泉和重要支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抹黑英雄烈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否定和瓦解,也容易对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造成恶劣影响。陈某在互联网空间多次公开发表针对肖思远烈士名誉、荣誉的严重侮辱、诋毁、贬损、亵渎言论,伤害了国民的共同情感和民族精神,污染了社会风气,不利于民族共同记忆的赓续、传承,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严重背离,已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故判决陈某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四、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与某铁塔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新增添附制度,明确规定添附物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方式,以及因此造成当事人损害的赔偿或补偿规则,使我国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更加完备。本案中,审理法院依法认定添附物的所有权优先按合同约定确定归属,同时妥善解决因确定添附物归属造成当事人损害的赔偿问题,有效维护了物的归属和利用关系,有利于保障诚信、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
(二)基本案情
2019年8月,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向某铁塔公司租赁厂房及生产线,租赁期限为十年,同时约定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经某铁塔公司同意可以对厂房、设备等进行扩建、改造,但其投资建设的一切固定设施、建筑物均归某铁塔公司所有。之后,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使用租赁厂房和生产线进行生产经营,并投入大量资金对厂房、生产线进行改造。2020年7月,某铁塔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理人接管某铁塔公司。2020年9月,管理人通知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解除前述租赁合同。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购买设备及改造车间费用、遣散工人费用、部分停产停业损失为某铁塔公司的共益债务。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纠纷虽然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本案可以适用民法典关于添附制度的新规定。租赁合同解除后,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对租赁标的物所作配套投入形成的添附物所有权依约归某铁塔公司所有。因某铁塔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而提前解除合同,添附物归属于某铁塔公司导致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存在一定损失,依照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的规定精神,某铁塔公司应对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某铁塔公司对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所负赔偿责任并非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债务,不能认定为共益债务。故判决确认某金属表面处理公司对某铁塔公司享有普通债权334.3万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三百二十二条 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五、邹某玲诉某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照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保护丧偶妇女辅助生育权益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结合案情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有关“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目的,依法认定本案原告丧偶后与上述规定中的“单身妇女”有本质不同,从而确认了“丧偶妇女”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正当性。本案是依法保护女性生育权益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司法对妇女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二)基本案情
2020年,邹某玲与丈夫陈某平因生育障碍问题,为实施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手术到被告湖南省某医院处进行助孕治疗,并于2020年10月1日签署了《助孕治疗情况及配子、胚胎处理知情同意书》等材料。因邹某玲的身体原因暂不宜实施胚胎移植手术,被告对符合冷冻条件的4枚胚胎于当日进行冷冻保存。2021年5月29日,陈某平死亡。后邹某玲要求被告继续为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但被告以不能够为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术为由拒绝。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但原告是否属于条文中的“单身妇女”需要结合规范目的及本案的案情综合看待。“单身妇女”应当指未有配偶者到医院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情形,原告是已实施完胚胎培育后丧偶的妇女,与上述规定所指实施胚胎移植手术的单身妇女有本质区别。目前对于丧偶妇女要求继续移植与丈夫已受精完成的胚胎进行生育,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原告欲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既是为了寄托对丈夫的哀思,也是为人母的责任与担当的体现,符合人之常情和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不违背公序良俗。故判决湖南省某医院继续履行与原告的医疗服务合同。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六、蔡某勤诉姚某、杨某昊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适用民法典债务加入规则的典型案例。民法典总结民商事审判经验,回应民商事实践发展需要,以立法形式对债务加入作出规定,赋予民事主体更加多元的选择,对于贯彻自愿原则、保障债权安全、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审理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依法认定被告向原告作出的还款意思表示不属于债务转移,而是构成债务加入,是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新增制度规则的一次生动实践。
(二)基本案情
2020年春节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蔡某勤与姚某协商订购200支额温枪,并支付77000元货款,姚某收款后与杨某昊联系订购150支额温枪,并付款42000元。后姚某、杨某昊均未能交付货物,经蔡某勤催要,姚某退还蔡某勤15000元。杨某昊向蔡某勤出具承诺,表示其因被他人诈骗不能交付货物,如2020年6月3日前不能退赃退赔,愿意直接退还蔡某勤42000元。后姚某、杨某昊均未退还货款,蔡某勤遂提起诉讼,要求姚某对62000元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杨某昊对其中42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蔡某勤、杨某昊均未明示同意免除姚某的还款责任,双方的诉讼主张也表明双方均未同意免除姚某的还款责任,故本案不属于债务转移,姚某应对62000元货款承担还款责任。杨某昊自愿向蔡某勤作出承担42000元债务的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债务加入。民法典之前的法律对债务加入未作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本案可以适用民法典关于债务加入的规定。故判决由姚某对62000元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杨某昊对其中42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五百五十二条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七、北京某旅游公司诉北京某村民委员会等合同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民法典关于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和违约责任承担等制度,依法妥善化解民事纠纷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所涉案件事实不构成情势变更,防止市场主体随意以构成情势变更为由逃避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考虑到合同已经丧失继续履行的现实可行性,依法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本案裁判有利于指引市场主体遵循诚信原则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二)基本案情
2019年2月26日,北京某村民委员会、北京某经济合作社、北京某旅游公司就北京某村域范围内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签订经营协议,经营面积595.88公顷,经营范围内有河沟、山谷、民宅等旅游资源,经营期限50年。北京某旅游公司交纳合作费用300万元。2018年年中,区水务局开始进行城市蓝线规划工作,至2019年底形成正式稿,将涉案经营范围内河沟两侧划定为城市蓝线。2019年11月左右,北京某旅游公司得知河沟两侧被划定为城市蓝线,于2020年5月11日通知要求解除相关协议,后北京某旅游公司撤场。区水务局提供的城市蓝线图显示,城市蓝线沿着河沟两侧划定,大部分村民旧宅在城市蓝线范围外。区水务局陈述,城市蓝线是根据标准不同以及河道防洪等级不同划定的,开发建设必须保证不影响防洪,如果影响,需要对河道进行治理,治理验收合格后则能正常开发建设。庭审中,北京某旅游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经营范围内区域进行旅游开发时,曾按照政策要求报请相关审批手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城市蓝线的划定相关政府部门向其出具禁止开展任何活动的通知。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城市蓝线的划定不属于情势变更。城市蓝线划定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会导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履约。经营协议确定的绝大部分经营区域并不在城市蓝线范围内,对于在城市蓝线范围内的经营区域,北京某旅游公司亦可在履行相应行政审批手续、符合政策文件具体要求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开发活动,城市蓝线政策不必然导致其履约困难。北京某村民委员会、北京某经济合作社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北京某旅游公司明确表示不再对经营范围进行民宿及旅游资源开发,属于违约一方,不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本案中,北京某旅游公司已撤场,且明确表示不再对经营范围进行民宿及旅游资源开发,要求解除或终止合同,而北京某村民委员会不同意解除或终止合同,要求北京某旅游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签订的经营协议系具有合作性质的长期性合同,北京某旅游公司是否对民宿及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建设必将影响北京某村民委员会的后期收益,北京某旅游公司的开发建设既属权利,也系义务,该不履行属“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情形,且该债务不适合强制履行。同时,长期性合作合同须以双方自愿且相互信赖为前提,在涉案经营协议已丧失继续履行的现实可行性情形下,如不允许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既不利于充分发挥土地等资源的价值,又不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保护。因此,涉案经营协议履行已陷入僵局,故对于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旅游开发建设未实际开展,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但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综合考虑北京某村民委员会前期费用支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约定、北京某旅游公司的违约情形、合同实际履行期间等因素,酌定北京某村民委员会、北京某经济合作社退还北京某旅游公司部分合作费120万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五百三十三条 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五百八十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八、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诉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企业名誉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依法保护企业名誉权是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确认了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誉权,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本案中,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未经核实,采取投诉、公开发布指责声明的方式,侵犯同行业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名誉,致使其商业信誉降低,构成侵犯企业名誉权。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停止侵害、删除发布在网站上的不实信息并登报赔礼道歉,既保护了被侵权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行业在良性竞争中发展。
(二)基本案情
原告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与被告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均生产防护口罩。2021年7月,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向安徽省商务厅投诉称,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盗取其公司防护口罩的产品图片等宣传资料,并冒用其公司名义在国际电商平台上公开销售产品。随后,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收到安徽省商务厅的约谈通知。与此同时,该公司不断接到客户电话反映称,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在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指责其盗用防护口罩名称、包装的文章,被各大网络平台转载。经查,涉案国际电商平台设立在东南亚某国,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从未在该平台上注册企业用户信息,也不是该平台的卖家商户,虽然平台上确有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防护口罩的产品信息,但网页配图中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的厂房和车间图片系被盗用和嫁接。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名誉权行为并赔礼道歉。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在国际电商平台销售和宣传侵权产品,并赔礼道歉。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涉案国际电商平台上涉及两家公司的商品信息均为网站用户在其个人终端上自主上传,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没有在该平台上注册过企业用户信息,不具备在该电商平台上销售产品的前提条件,网页配图系被他人盗用。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发现平台用户存在侵权行为后,应当第一时间向该电商平台要求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并查清实际侵权人。但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未核实信息来源,仅凭配发的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图片即向有关部门投诉。在投诉尚无结论时,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即在公司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不实言论,主观认定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假冒、仿冒其公司产品,文章和声明被各大网络平台大量转载和传播,足以引导阅读者对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产生误解,致使公司的商业信誉降低,社会评价下降。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的行为严重侵犯安徽某医疗科技公司的企业名誉,构成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依法判决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停止侵害、删除发布在网站上的不实信息并登报赔礼道歉,驳回安徽某健康科技公司的反诉。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九、孙某燕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在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专门规定,丰富和完善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特别是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项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回应了社会关切。本案中,原告孙某燕使用被告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提供的移动通信号码,并向其支付费用,故原、被告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在孙某燕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电话推销业务后,仍继续向孙某燕进行电话推销,其行为构成对孙某燕隐私权的侵犯。本案虽系依据《民法总则》作出裁判,但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精神,其裁判结果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更对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亮明了司法态度。
(二)基本案情
2011年7月,原告孙某燕在被告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处入网,办理了电话卡。2020年6月至12月,孙某燕持续收到营销人员以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工作人员名义拨打的推销电话,以“搞活动”“回馈老客户”“赠送”“升级”等为由数次向孙某燕推销套餐升级业务。期间,原告孙某燕两次拨打该通信公司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该通信公司客服在投诉回访中表示会将原告的手机号加入“营销免打扰”,以后尽量避免再向原告推销。后原告孙某燕又接到了被告的推销电话,经拨打该通信公司客服电话反映沟通未得到回复,遂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平台“电信用户申诉受理平台”进行申诉。该平台回复“在处理过程中,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依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七、十九、二十条等规定,因调解不成,故视为办结,建议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就申诉事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孙某燕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和破坏。本案中,孙某燕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依法成立生效。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应当在服务期内为孙某燕提供合同约定的电信服务。孙某燕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擅自多次向孙某燕进行电话推销,侵扰了孙某燕的私人生活安宁,构成了对孙某燕隐私权的侵犯。故判决被告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未经原告孙某燕的同意不得向其移动通信号码拨打营销电话,并赔偿原告孙某燕交通费用7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十、林某诉张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法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判决撤销婚姻的典型案例。对于一方患有重大疾病,未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的情形,民法典明确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判决撤销双方的婚姻关系,不仅有效保护了案件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良好期待,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基本案情
林某和张某经人介绍相识,于2020年6月28日登记结婚。在登记之后,张某向林某坦白其患有艾滋病多年,并且长期吃药。2020年7月,林某被迫人工终止妊娠。2020年10月,林某提起诉讼要求宣告婚姻无效。诉讼中,林某明确若婚姻无效不能成立,则请求撤销婚姻,对此,张某亦无异议。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缔结婚姻等合法权益,张某虽患有艾滋病,但不属于婚姻无效的情形。林某又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张某对此亦无异议,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人民法院一并予以处理。张某所患疾病对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属于婚前应告知林某的重大疾病,但张某未在结婚登记前告知林某,显属不当。故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林某与张某的婚姻关系。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十一、马某臣、段某娥诉于某艳探望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近年来,(外)祖父母起诉要求探视(外)孙子女的案件不断增多,突出反映了社会生活对保障“隔代探望权”的司法需求。民法典虽未对隔代探望权作出规定,但民法典第十条明确了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按照我国风俗习惯,隔代近亲属探望(外)孙子女符合社会广泛认可的人伦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依法支持原告探望孙女的诉讼请求,符合民法典立法目的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对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二)基本案情
原告马某臣、段某娥系马某豪父母。被告于某艳与马某豪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8年2月14日办理结婚登记,2019年6月30日生育女儿马某。2019年8月14日,马某豪在工作时因电击意外去世。目前,马某一直随被告于某艳共同生活。原告因探望孙女马某与被告发生矛盾,协商未果,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每周五下午六点原告从被告处将马某接走,周日下午六点被告将马某从原告处接回;寒暑假由原告陪伴马某。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马某臣、段某娥夫妇老年痛失独子,要求探望孙女是人之常情,符合民法典立法精神。马某臣、段某娥夫妇探望孙女,既可缓解老人丧子之痛,也能使孙女从老人处得到关爱,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我国祖孙三代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概否定(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探望权不符合公序良俗。因此,对于马某臣、段某娥要求探望孙女的诉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原则,综合考虑马某的年龄、居住情况及双方家庭关系等因素,判决:马某臣、段某娥对马某享有探望权,每月探望两次,每次不超过五个小时,于某艳可在场陪同或予以协助。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十二、曾某泉、曾某军、曾某、李某军与孙某学婚姻家庭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本案是人民法院弘扬新时代优良家风,维护尽到赡养义务的成年继子女权益的典型案例。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与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同属于子女范畴。审理法院依法认定对继父母尽到赡养义务的成年继子女属于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继父母死亡抚恤金分配权,同时确定年老患病的遗孀享有更多分配份额,为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鼓励互助互爱的优良家风提供了现实样例。
(二)基本案情
曾某彬(男)与曾某泉、曾某军、曾某三人系父子关系,孙某学(女)与李某军系母子关系。2006年,李某军34岁时,曾某彬与孙某学登记结婚。2019年11月4日,曾某彬去世,其单位向孙某学发放一次性死亡抚恤金163536元。曾某彬生前十余年一直与孙某学、李某军共同在李某军所有的房屋中居住生活。曾某彬患有矽肺,孙某学患有(直肠)腺癌,李某军对曾某彬履行了赡养义务。曾某泉三兄弟主张李某军在曾某彬与孙某学结婚时已经成年,双方未形成扶养关系,故李某军不具有上述死亡抚恤金的分配资格。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一次性死亡抚恤金是针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抚恤,应参照继承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处理。本案应由曾某彬的配偶、子女参与分配,子女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履行了赡养义务的,应认定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曾某彬与孙某学再婚时,李某军虽已成年,但三人共同居住生活在李某军所有的房屋长达十余年,形成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更为紧密的家庭成员关系,且曾某彬患有矽肺,孙某学患有癌症,二人均需家人照顾,根据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李某军对曾某彬履行了赡养义务。考虑到孙某学年老患病且缺乏劳动能力,遂判决孙某学享有曾某彬一次性死亡抚恤金40%的份额,李某军与曾某泉三兄弟各享有15%的份额。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一千一百三十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十三、刘某起与刘某海、刘某霞、刘某华遗嘱继承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民法典顺应时代的变化,回应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将打印遗嘱新增规定为法定遗嘱形式。本案依据打印遗嘱规则,准确认定打印遗嘱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明确打印人的不同不影响打印遗嘱的认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否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认定打印遗嘱无效。本案有利于推动打印遗嘱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有利于践行民法典的新增亮点规定,对于依法维护老年人的遗嘱权益,保障继承权的行使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案情
刘某海、刘某起系刘某与张某的子女。张某和刘某分别于2010年与2018年死亡。刘某起持有《遗嘱》一份,为打印件,加盖有立遗嘱人张某人名章和手印,另见证人处有律师祁某、陈某的署名文字。刘某起称该《遗嘱》系见证人根据张某意思在外打印。刘某起还提供视频录像对上述遗嘱订立过程予以佐证,但录像内容显示张某仅在一名见证人宣读遗嘱内容后,在该见证人协助下加盖人名章、捺手印。依刘某起申请,一审法院分别向两位见证人邮寄相关出庭材料,一份被退回,一份虽被签收但见证人未出庭作证。刘某海亦持有打印《遗嘱》一份,主张为刘某的见证遗嘱,落款处签署有“刘某”姓名及日期“2013年12月11日”并捺印,另有见证律师李某、高某署名及日期。刘某订立遗嘱的过程有视频录像作为佐证。视频录像主要显示刘某在两名律师见证下签署了遗嘱。此外,作为见证人之一的律师高某出庭接受了质询,证明其与律师李某共同见证刘某订立遗嘱的过程。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刘某起提交的《遗嘱》为打印形成,应认定为打印遗嘱而非代书遗嘱。在其他继承人对该遗嘱真实性有异议的情况下,刘某起提交的遗嘱上虽有两名见证人署名,但相应录像视频并未反映见证过程全貌,且录像视频仅显示一名见证人,经法院多次释明及向《遗嘱》记载的两位见证人邮寄出庭通知书,见证人均未出庭证实《遗嘱》真实性,据此对该份《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刘某海提交的《遗嘱》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亦有证据证明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应认定为有效。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十四、柳某诉张某莲、某物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与邻为善、邻里互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体现。本案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坚守法律底线,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明确自愿为小区购买游乐设施的业主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裁判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依法保护无过错方权益,为善行正名、为义举护航,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予以明确回应,不让好人无端担责或受委屈,维护了人民群众心中的公平正义,表明了司法的态度和温度,弘扬了时代新风新貌。
(二)基本案情
被告张某莲系江苏省江阴市某小区业主,因所在小区游乐设施较少,在征得小区物业公司同意后,自费购置一套儿童滑梯(含配套脚垫)放置在小区公共区域,供儿童免费玩耍。该区域的卫生清洁管理等工作由小区物业公司负责。2020年11月,原告柳某途经此处时,踩到湿滑的脚垫而滑倒摔伤,造成十级伤残。后柳某将张某莲和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共同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莲自费为小区添置儿童游乐设施,在法律上并无过错,也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相反,张某莲的行为丰富了小区业主生活,增进了邻里友谊,符合与人为善、与邻为善的传统美德,应予以肯定性的评价。某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服务人,应在同意张某莲放置游乐设施后承担日常维护、管理和安全防范等义务。某物业公司未及时有效清理、未设置警示标志,存在过错,致使滑梯脚垫湿滑,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柳某作为成年公民,未能及时查明路况,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可适当减轻某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某物业公司赔偿柳某因本案事故所受损失的80%,共计12万余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第一款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十五、稳健股份公司诉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滑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典型意义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提出,要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企业字号和商标权益,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稳健股份公司是知名医用卫生材料生产企业,商标及企业字号在业内知名度较高。侵权人故意以该字号为名称注册企业,生产销售口罩产品,有组织、有分工地实施严重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此,审理法院判决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赔偿力度、认定共同侵权、责令停止使用字号等方式予以严厉惩治,有力保护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诠释了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基本理念,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基本案情
稳健股份公司成立于2000年,业务覆盖医用敷料、手术耗材、医用卫生材料及家庭卫生护理用品等领域,在口罩等多个商品上注册有“”“”“”等诸多商标。稳健股份公司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州稳健公司成立于2020年,在生产销售的口罩产品图片、参数、详情、包装箱、合格证、价签、包装袋以及经营环境、公众号、网站等处使用“”“”以及“品牌:苏稳、品牌:稳健、品牌:Winner/稳健、生产企业:苏州稳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稳健医疗、SW 苏稳、WJ 稳健医疗、苏州稳健医疗”“苏州稳健公司”“苏州稳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等字样,对其产品、公司及经营进行宣传介绍。滑某分别持有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99%、91.6667%股份。苏州稳健公司办公地址位于某包装工业园内,销售的口罩包装袋上标注某包装公司官网地址,出具的销售收据加盖某包装公司公章。某包装公司官网大篇幅介绍苏州稳健公司产品及企业信息,网店销售苏州稳健公司口罩,并自称“自有工厂”“源头厂家”。滑某将某包装公司网店销售口罩的收入纳入个人账户。稳健股份公司认为上述行为侵害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某包装公司、滑某实施共同侵权,故要求苏州稳健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某包装公司、滑某承担连带责任。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涉案注册商标及企业字号知名度较高。苏州稳健公司在口罩产品和公司网站、网店、公众号上使用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擅自注册、使用“稳健”字号及企业名称,开展相同经营活动,具有明显攀附稳健股份公司商誉的目的,造成混淆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高度关联,滑某为两公司绝对控股股东,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在滑某策划与控制下,两公司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三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滑某明知涉案商标及字号在业内知名度极高,使用侵权字号注册公司,有组织、有分工地实施上述行为,且在稳健股份公司两次举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并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不实陈述,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同时,本案侵权商品为疫情防控物资,价格低廉,未经正规检验程序即向公众销售,质量堪忧,极大损害稳健股份公司商誉,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本案侵权渠道多样,包括线上官网、网店、线下销售,线上覆盖了微信、抖音、淘宝、1688等,而且侵权规模较大、时间跨度长,当事人拒绝根据法院要求提交财务账册等证据。因此,法院认为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滑某侵权情节严重,主观故意明显,对于可以查明的侵权获利部分,依法适用四倍惩罚性赔偿;对于无法查明具体销量的部分,综合考虑严重侵权情节,适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额。据此判决苏州稳健公司、某包装公司、滑某立即停止侵害商标专用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苏州稳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现有企业名称,三者共同赔偿稳健股份公司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1021655元。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十六、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与张某新、童某勇、王某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一)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本案系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判决由国家规定的机关委托修复生态环境,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的典型案例。本案依法认定生态修复刻不容缓而侵权人客观上无法履行修复义务的,行政机关有权委托他人进行修复,并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直接主张费用赔偿,既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修复,也为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参考借鉴。
(二)基本案情
2018年4月始,张某新、童某勇合伙进行电镀作业,含镍废液直接排入厂房内渗坑。后王某平向张某新承租案涉场地部分厂房,亦进行电镀作业,含镍废液也直接排入渗坑。2018年12月左右,两家电镀作坊雇人在厂房内挖了一口渗井后,含镍废液均通过渗井排放。2019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环境监测站检测发现渗井内镍浓度超标,严重污染环境。奉城镇人民政府遂委托他人对镍污染河水和案涉场地电镀废液进行应急处置,并开展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生态环境修复、环境监理、修复后效果评估等工作。相关刑事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张某新、童某勇及案外人宋某军有期徒刑,王某平在逃。经奉贤区人民政府指定,奉贤区生态环境局启动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工作。因与被告磋商无果,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应急处置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招标代理费、修复工程费、环境监理费、修复效果评估费等费用共计6712571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支持起诉。
(三)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空白溯及原则,本案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法院判决三被告共赔偿原告奉贤区生态环境局应急处置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招标代理费、修复工程费、环境监理费、修复效果评估费等费用共计6712571元,其中张某新、童某勇连带赔偿上述金额的50%,王某平赔偿上述金额的50%。
(四)民法典条文指引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追诉案例之一:
王慧娜等人贩卖毒品、王优生贩卖、运输毒品、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被告人李景瀛、王镇南、李季贩卖毒品上诉案过程中,发现毒品上家及毒品来源未能查清。通过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提取了李景瀛等人的手机通话、短信记录等证据,显示案发当天王镇南多次同“王小猴”联系交易毒品。经再次提审,王交代出上家“王小猴”的真实姓名为王慧娜,贩毒成员还有“茜茜”、“清亮”、“二孩”等人。为尽快抓获相关嫌疑人,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王慧娜等人立案侦查。检察官会同侦查人员到看守所,让王镇南从近百人的照片中辨认出王慧娜,掌握了王慧娜的准确信息,并迅速将其抓捕到案。后又二次到当地跟踪督查,经过调查走访平顶山市两个戒毒所,接触近百名吸毒、戒毒人员,终于查清“茜茜”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为王玉琳、许清亮和郑龙非,后王玉琳、许清亮被抓获归案。经查,2014年5月,王慧娜带领被告人李景瀛、李季、王镇南,向郑龙非购买甲基苯丙胺685.69克,向王玉琳、许清亮购买甲基苯丙胺1500克。
审查中还发现,案卷中王镇南的一份讯问笔录显示,其曾向“永胜”购买毒品。经调查,“永胜”真实姓名是王优生。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通报,并派员前往当地现场协调查办,建议对王优生犯罪问题开展调查。在抓捕王优生时,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及时建议对从王住处搜出的毒品包装物进行生物物证检验。经鉴定,该毒品包装袋上提取的两枚指纹系王优生左手食指、拇指所留,有力证实了毒品系王优生所有。鉴于王优生拒不供认犯罪,检察机关建议运用大数据系统查询王优生行踪,发现其多次往返于平顶山、北京之间,并有大额银行转款记录,经与北京市公安机关协调,查清其向北京下家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625.43克、氯胺酮2.58克。另查明其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犯罪事实。
2016年9月28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王慧娜、王玉琳无期徒刑,判处许清亮有期徒刑十五年。2017年8月25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王优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经公安机关上网追逃,于2017年5月将郑龙非抓获归案,根据郑龙非的交代,又抓获了其毒品上家宋某某。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的隐蔽性较强,上下家之间一般以绰号相称,真实身份往往难以查清,给依法严惩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造成困难。实践中,部分毒品犯罪案件也因此未能深挖细查,打击上下家等关联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时,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主动监督,根据蛛丝马迹,深挖关联犯罪,并通过引导侦查取证,跟踪监督,锲而不舍,历时三年多时间,成功追诉多名漏犯及相关漏罪。
追诉案例之二:
周瑜、杨占华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占华因贩卖毒品一审被判处死刑,2015年2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其上诉案过程中,发现杨占华租住在简陋的民房中,银行卡平时仅有小额资金出入,从其经济状况分析,不像是贩卖大量毒品的主犯;从其手机通话记录看,杨占华与其供称是同案犯的罗时应仅联系一次,而跟周瑜联系非常频繁,初步判断杨占华可能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检察官反复审查了相关材料,发现周瑜在通话中指使杨占华放置毒品,并谈论毒品剩余情况。经再次提审杨占华,展示相关证据,杨占华交代其系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一审阶段之所以编造罗时应是幕后主犯,主要是考虑其和周瑜二人是同乡,情同手足,想为周瑜隐瞒、承担罪责。此外,杨占华又交代了一起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的事实。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周瑜立案侦查。周瑜被抓获后,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就杨、周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提出引导取证意见。经查,二人共同贩卖甲基苯丙胺2592.24克,在共同犯罪中,周瑜提供毒资、联系购买和销售毒品、收取货款,杨占华负责保管毒品、与买家交接毒品,周瑜作用明显大于杨占华,一审认定杨占华单独贩卖毒品并对其判处死刑,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对杨占华案与另提起公诉的周瑜案并案审理,重新作出判决。
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杨占华无期徒刑。2017年9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周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职业化明显,共同犯罪较多。对毒品共同犯罪应当依法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此外,毒品共同犯罪中,由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往往影响对各共同犯罪人罪责的认定。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发现并追诉遗漏的同案犯和遗漏罪行,成功追诉幕后主犯,并使真正罪责最大的主犯受到了严惩,防止对作用相对较小的被告人错误适用死刑,确保了办案质量。
抗诉案例之一:
郭锡儒等人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7、8月间,王某(另案处理)欲向被告人李本新、刘振华、马么二苏等人购买毒品。马么二苏联系被告人郭锡儒提供毒品用于贩卖给王某,并派吴建林从郭锡儒处拿到毒品,后吴建林与王某在广州某大厦门前准备交易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1995克。随后抓获刘振华、李本新,当场查获毒资人民币8.3万元。在被告人李本新的协助下,抓获马么二苏、郭锡儒。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郭锡儒归案后一直否认贩毒,庭审中,直接与其交易毒品的吴建林翻供否认侦查阶段辨认郭锡儒及其车辆的辨认笔录的真实性,遂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郭锡儒无罪。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对照地图对交易毒品的位置、郭锡儒汽车的行动轨迹以及抓获郭锡儒所在的公寓位置进行精准复核,结合案发当天郭与马么二苏之间20余次通话,证明郭锡儒关于与马系偶遇,开车搭载其并非取毒资的辩解明显不合常理。关于被告人吴建林在庭审中翻供的原因,通过讯问马么二苏了解到,在押解去开庭的囚车上,郭锡儒向吴建林许诺如果不指认他,今后可以负担吴家人的生活费。其他三名同案人亦证实听到类似的谈话。在确凿证据面前,吴建林承认了上述事实并表示愿意再次指证郭锡儒。通过复核证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郭锡儒无罪确有错误,于2016年6月22日依法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于2017年10月24日改判郭锡儒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同案被告人判决情况略)。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分子到案后,为逃避罪责而不供认犯罪、供认后又翻供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在本案被告人“零口供”,主要同案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加强调查核实,复勘案发现场,增强办案亲历性,构建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模式,并通过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有效证明了被告人的罪责,抗诉后得到改判。
抗诉案例之二:
马亚贵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8月至9月初,被告人李鹏、何小虎预谋从被告人王超宁处购买甲基苯丙胺运回宁夏银川贩卖。9月3日,何小虎联系被告人马亚贵驾车帮助运输,并于当日下午由马亚贵驾车赴庆阳市与王超宁见面,取得毒品样品。在驾车返回银川途中及此后在银川的宾馆住宿期间,三人多次吸食李鹏提供的毒品,李鹏又送给马亚贵少量毒品,让马看看是否有人购买。9月9日,李鹏告诉马亚贵去广州,马当即表示同意。12日22时许,三人从广东东莞王超宁处购买毒品返回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708克。
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亚贵供述称不知道取毒品之事,李鹏及何小虎对马亚贵是否明知运输毒品时供时翻,且没有证据证明马亚贵此行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被告人马亚贵宣告无罪。平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马亚贵驾车载何小虎、李鹏去庆阳途中以及在银川住宿期间,李鹏除提供毒品供何、马二人吸食外,还给马亚贵少量毒品,并明确提出让马亚贵拿上看有无他人购买,该事实足以证明马亚贵明知李鹏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被告人李鹏明确供述,其向何小虎、马亚贵提出过合伙进行毒品犯罪,何小虎、马亚贵知道去广东的目的是购买毒品;李鹏提出让马开车去广东时,马亚贵立即答应并即刻出发,对于此行的目的、费用等事项不闻不问,到达广东后,在李鹏取得毒品后又立即开车返回,行为诡秘,不符常理。综上,应当认定马亚贵明知李鹏去广东购买毒品而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一审判决宣告马亚贵无罪确有错误,依法提出抗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于2016年4月11日改判马亚贵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其他同案被告人犯罪事实和判决情况略)。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案件特别是运输毒品案件中,被告人到案后否认其明知是毒品的情形较为常见。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以来是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难点问题,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对推定明知作出规定,但在具体适用上还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本案就是在被告人否认明知是毒品的情形下,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在案的其他证据,并根据被告人实施犯罪时的具体情形,包括犯罪的方式、过程等,结合其个人情况,如马亚贵本人是吸毒人员等,来认定其主观明知,从而抗诉成功的案例。
抗诉案例之三:
倪爱勤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5月3日,被告人倪爱勤受林杨委托,帮助运输甲基苯丙胺130余克及其他少量毒品。
被告人倪爱勤曾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0年7月被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2年7月被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5年2月18日释放。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倪爱勤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运输毒品犯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被告人倪爱勤运输毒品数量大,且系累犯、毒品再犯,原审法院判处其十五年有期徒刑适当,但“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明显不当,应当对其并处没收财产,因此提出抗诉。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于2017年3月30日将对其的财产刑改判为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二、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是典型的贪利型犯罪,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及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并对其准确适用财产刑,是剥夺其再犯经济基础的重要手段,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同时并处没收财产的,应当结合其毒品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其获利情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没收个人财产的数额。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对财产刑的处罚不够严格,本案是对财产刑适用不当而抗诉成功的案例。
抗诉案例之四:
谢伟强、邹俊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至12月,被告人谢伟强向被告人刘志方等人贩卖、运输氯胺酮3500克以及含氯胺酮、MDMA成分的其他少量毒品。
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邹俊、袁志强等人向刘志方、万宇晴等人贩卖、运输氯胺酮2500克以及含氯胺酮、MDMA成分的其他少量毒品。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谢伟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被告人邹俊无期徒刑。吉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涉案的主要毒品氯胺酮,俗称K粉,根据《非法药物折算表》,氯胺酮与传统毒品海洛因按照10:1的比例折算,说明其致瘾癖性和对人体的危害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相比,还有一定差异,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综合本案的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因素,被告人谢伟强贩卖、运输氯胺酮3500克,对其尚不足以适用死刑,对被告人邹俊判处无期徒刑,亦属于量刑过重,依法提出抗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于2017年3月3日改判谢伟强无期徒刑,邹俊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同案被告人犯罪事实和判决情况略)。
二、典型意义
当前毒品犯罪案件涉案毒品种类呈多样化,新类型毒品犯罪不断涌现,其中涉氯胺酮犯罪所占比例增大。如何对被告人准确适用刑罚是司法机关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案是针对贩卖、运输氯胺酮案件量刑畸重抗诉成功的案例。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坚持整体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突出打击重点的同时,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予以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三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十三批)
(2023年7月11日)
案例一
某置业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某市水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审批程序优化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放管服”改革
【基本案情】
四川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系某公馆一、二、三期项目开发企业。置业公司向某市水务局提交了某公馆自来水安装工程设计方案,按照某市水务局出具的《审核意见书》作出初步设计,并按照《关于优化某中心城区自来水安装工程审核验收流程的通知》(函〔2019〕221号)规定,先行向某供水公司征求分项验收意见。某供水公司以部分设备的参数不符合要求为由未予验收通过。置业公司就此多次向某市水务局申请,请求其督促某供水公司通过项目分项验收,并及时履行整体项目验收职责。某市水务局组织置业公司、某供水公司就某公馆项目验收问题多次协商,始终未果。某公馆一、二、三期共3000余户住户4年多来无法办理水卡,生活用水受到严重影响。
置业公司以某市水务局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某公馆供水工程进行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意见;对被告作出的《关于优化某市中心城区自来水安装工程审核验收流程的通知》和《某市城镇二次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技术导则》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判决责令某市水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某公馆自来水安装工程重新验收;驳回置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置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于2022年6月10日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及时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调阅相关案件材料,查找法律依据,查明:1.某市水务局的函〔2019〕221号文件规定:对自来水安装工程,由供水企业进行分项审验、出具审验结论后,再由市水务局、供水企业等单位共同进行整体项目验收;2.某公馆的自来水安装工程,因为部分设备的参数争议未通过验收,相关矛盾纠纷持续数年;3.涉案某供水公司下设有自来水安装企业。
为尽早化解争议,解决企业难题及3000余户小区居民正常用水,某市人民检察院与法院联合开展争议化解,与某市水务局联系沟通,形成共识,认为该案涉嫌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又涉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用水等民生问题,影响重大。经多次释法说理,置业公司和某供水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初步达成民事和解方案。针对置业公司提出函〔2019〕221号文件造成市场垄断的问题,检、法两院与某市水务局座谈交流,形成一致意见:函〔2019〕221号规定先由供水企业验收,再由市水务局等单位进行验收,实际上加重了建设单位的负担和义务。为落实中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工作要求,优化自来水安装工程验收审核流程,建议某市水务局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验收文件,维护自来水安装工程市场公平竞争机制。
2022年10月24日,某市水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某市主城区自来水安装工程技术审核及验收工作的通知》,明确停止执行函〔2019〕221号文件,并规定在某市主城区自来水安装工程设计的审核和验收均由水务局牵头,供水企业参与验收。置业公司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
【典型意义】
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既要维护市场主体的权益,更要维护市场的整体交易公平,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发现地方规范性文件存在明显不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建议行政机关改进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制度,减少审批前置程序,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流程,推动破解影响市场主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案例二
某制衣厂诉湖南省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处罚 乡村扶贫企业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22日,湖南省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某县市监局)以某制衣厂食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对其作出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某制衣厂不服,于9月13日向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某县人民政府于12月14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决定。2022年1月4日,某制衣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某县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一、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单位食堂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方可提供用餐,涉案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并无不当,判决驳回某制衣厂的诉讼请求。某制衣厂申请再审被驳回后,于2022年10月10日向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了解到,2019年3月,在外经商的陆某响应家乡号召,回乡开设制衣厂,是某县当地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制衣厂接纳了当地85人进厂务工,其中84人为留守妇女,35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9年底,该制衣厂被县政府认定为就业扶贫车间。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市、县两级一体化办案小组,通过查阅卷宗、实地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查明:1. 某制衣厂地处经济基础薄弱的边远乡镇,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留守人员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2. 某制衣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开设食堂确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3. 某制衣厂于2021年3月1日已经获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环境已作整改;4. 案涉食堂是为方便厂内工人就餐而开设,食堂被查封后,工人就餐问题无法解决,陆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诉讼案件中,制衣厂停产停工,几乎瘫痪;5. 某县市监局在执法文书中存在告知起诉法院事项错误的情形。
检察机关研究认为,法院裁判虽无不当,但制衣厂因行政处罚陷入困境,85名工人可能失去工作机会,企业发展面临难题,遂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022年11月2日,益阳市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员评议认为,某制衣厂虽然存在违法行为,但相对轻微且及时改正,未造成严重后果,建议双方化解争议,尽快恢复企业生产。市、县两级检察院经过沟通协调,某制衣厂与某县市监局签订分期缴纳罚款和解协议,并撤回监督申请。
争议化解后,检察人员前往某制衣厂,就该厂面临的困难提出可行性建议,帮助陆某重拾信心,重新启动制衣厂的生产经营。2023年初,在当地政府扶持下,陆某在该县开设了第二家制衣厂,接纳6名残疾人、6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且正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企业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
就某县市监局在涉案行政处罚中错误告知受诉法院的问题,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该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按照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要求,及时规范执法文书格式,某县市监局予以采纳并整改。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还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与某县市监局进行座谈,建议其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对回乡参与乡村建设的扶贫企业在行政处罚时采取全面衡量、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坚守法律底线,又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促进乡村振兴。以办理此案为契机,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共同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出谋划策。
【典型意义】
乡村企业具有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弱等先天不足。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乡村企业案件中,应当扛起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责任和检察责任,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推动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能动履职,化解争议,帮助企业早日摆脱困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为当地留守人员增创就业机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案例三
某公司诉吉林省某县环保局、某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抗诉改判 适用法律错误 行政处罚合理性审查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5日,吉林省某县环保局(现更名为:某县生态环境局)发现某公司在未做防渗措施的土坑内存放猪血、猪粪和屠宰废弃物,遂查封了某公司的生产设备,并责令其立即改正。12月6日,某公司进行整改,清除了坑内废弃物。12月7日,某县环保局向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解除了对某公司的查封措施。12月18日,环保局对某公司作出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某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某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决定。某公司起诉至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某公司在无防渗漏措施的土坑内存放猪血等废弃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关于以渗坑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公司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四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于2020年8月25日提请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为查明案件事实,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四平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一是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调取案件卷宗材料;二是向市生态环境局调取证据,查明某公司挖坑的位置位于某县农业用水区,水质目标为五类;三是召开3次座谈会,充分听取县环保局、县政府以及某公司的意见;四是向省自然资源厅、省环保厅有关部门咨询法律适用问题。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1.本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某公司利用无防渗措施土坑存放猪血等废弃物,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九项关于“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规定,而非第八十三条第三项,且县环保局错误适用了“超标排污类细化标准”。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某公司向其公司院外排放了水污染物。县环保局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坑内废弃物的化验结果,只能证明坑内废弃物确实有污染性,而不能证明某公司排放了水污染物。3.行政处罚明显不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修正)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县环保局未考虑某公司有主动整改的从轻、减轻情节,顶格处罚不合理。
2021年6月29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法庭并列席审判委员会发表法律监督意见。2022年9月19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将罚款数额由100万元变更为40万元。
【典型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企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准确理解相关法律规定,发现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不相当的,运用抗诉、检察建议等手段,通过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审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案例四
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江苏省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处理 农民工工资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中标江苏省某县某镇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项目后,将项目委托项目经理张某负责,张某又将工程分包给樊某等3人。2019年10月8日,郑某等多名工人向江苏省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县人社局)投诉某建设公司拖欠工资款。某县人社局经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相关规定,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郑某等68名工人工资合计159.63万元。某建设公司认为其并非用人单位,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以某建设公司“未提供工人考勤表、工资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由,驳回某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建设公司不服,相继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2021年11月,某建设公司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案件受理后,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某县人民检察院组成一体化办案组,开展调查核实:1. 到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和某县人社局等单位调取案卷材料,梳理重点问题;2. 听取某建设公司代理人对行政处理决定和人民法院判决的意见建议;3. 先后与郑某、杨某甲、杨某乙等31名农民工核实工资发放情况。查明:某建设公司一直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截至2021年9月7日某建设公司已超付工程款1904491.84元(有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樊某作为分包人,收到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后未及时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检察机关认定,樊某存在指使他人冒领工资的行为,某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农民工郑某等10人的工资、杨某甲、杨某乙两人的工资等证据均系伪造,该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对于樊某所欠工人工资,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六条,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的相关规定,某建设公司应当先行清偿樊某欠付的部分农民工工资。
2021年12月27日,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2年1月10日,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向某县人社局发出检察建议并宣告送达,建议其根据查明的事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招用、工资发放等方面的日常巡视检查,强化法治宣传,既引导企业经营者增强依法用工、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法律意识,又注重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某县人社局采纳检察建议,对农民工欠付数额重新核算,核减掉不应支付部分,重新作出《劳动保障监察决定书》。鉴于本案的行政争议已实质性化解,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不予再审。
【典型意义】
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保护企业经营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各级人民政府持续大力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于涉农民工讨薪案件,要坚持全面审查、平等对待的原则,既要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又要平等保护企业作为另一方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对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谋取非法利益、行政机关未能及时发现的情形,检察机关要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通过检察建议予以监督,及时挽回企业损失,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提升政府服务水平,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基层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基层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法发〔2019〕1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基层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雄安新区及其托管区域(包含任丘市苟各庄镇、鄚州镇、七间房乡和高阳县龙化乡等4个乡镇)范围内的案件。雄县人民法院管辖原雄县区划和任丘市苟各庄镇、鄚州镇和七间房乡的案件;安新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安新县区划和高阳县龙化乡的案件。
二、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批复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中规定不一致的,依照本批复执行。
三、雄安新区周边区域,包括石家庄、保定、廊坊、沧州辖区内环境资源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由雄安新区法院管辖。关于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案件级别管辖的划分,以及各基层人民法院之间集中管辖案件的范围和类型,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细化方案,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四、雄安新区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管辖问题,另行规定。
五、本批复未作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9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177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民他131号《关于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王某与陈某光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居间合同》第十条约定:该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当协商不成时,可提交该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涉案房屋所在地武汉市设有武汉仲裁委员会,另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武汉市设立派出机构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湖北分会)。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是贸仲委湖北分会是否是独立的仲裁机构,这直接涉及合同约定的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是否唯一。根据你院报送的材料,贸仲委湖北分会不是独立的仲裁机构,不属于上述合同约定的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涉案房屋所在地在湖北省武汉市只有一家仲裁机构即武汉仲裁委员会,故可以确定武汉仲裁委员会就是上述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涉案仲裁条款应当认定有效。综上,同意你院多数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8月28日 (2018)鄂民他13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该院拟作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裁定,我院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该仲裁协议有效。特报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王某,女,汉族,1979年7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欢,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胜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陈某光,男,汉族,1972年11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露,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意见
2017年1月23日,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陈某光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居间合同》,该合同第十条约定: “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当协商不成,可提交该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2018年3月22日,武汉仲裁委员会受理了陈某光提起的合同纠纷案,在向王某送达后,王某于2018年4月11日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并于同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武汉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16日作出(2018)武仲管字第 000001046号仲裁管辖权决定书,驳回了王某的管辖异议申请。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讨论认为,虽然武汉仲裁委员会已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了决定,但因王某向仲裁机构提出管辖异议申请的同一日就已向该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涉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应由法院裁定。本案中,王某与陈某光在《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居间合同》中约定“提交该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案涉房屋在武汉市,武汉市除了武汉仲裁委员会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湖北分会)于2015年 12月22日在武汉市成立,贸仲委湖北分会是否能够视为本市的第二家仲裁机构,目前认识尚未统一。若贸仲委湖北分会能被视为本市第二家仲裁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因仲裁协议约定不明,且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案涉仲裁协议应予无效。
三、本院审查意见
我院审查后,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仲裁协议有效。
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案涉《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居间合同》第十条约定“提交该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案涉房屋在武汉市,武汉市目前只有一家仲裁机构即武汉仲裁委员会,贸仲委湖北分会不是独立的仲裁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故从协议中可以确定仲裁机构,该仲裁协议为有效协议。不同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该仲裁协议无效的意见。
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案涉合同中约定向房屋所在地武汉的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武汉有两家仲裁机构,从协议中无法确定仲裁机构,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此已另行达成补充协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所涉仲裁协议无效。
四、需要请示的问题
关于贸仲委湖北分会是否属于独立的仲裁机构的问题。目前我市房屋买卖合同多为格式合同,条款均约定将合同争议提交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武汉市是否只有一个仲裁机构,贸仲委湖北分会是否属于独立的仲裁机构,目前存在争议。经向贸仲委湖北分会电话咨询,他们认为自己属于独立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中约定“由武汉市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应为约定不明,属无效协议。武汉仲裁委员会对此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意见不一致。武汉仲裁委员会认为,其是武汉市唯一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在湖北省司法厅进行登记备案的仲裁机构。理由如下:(1)贸仲委湖北分会全称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有限责任公司,系以公司的形式于2015年8月24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其注册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条关于仲裁机构必须在相关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规定;(2)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贸仲委湖北分会是贸仲委的派出机构,根据贸仲委的授权接收仲裁申请,管理仲裁案件,其不具有独立仲裁机构的地位;(3)贸仲委湖北分会并无独立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也不能在其办理的案件裁决书上加盖自己的印章,而是加盖贸仲委的印章,视为贸仲委作出的裁决,而贸仲委设在北京,显然不是武汉的仲裁机构;(4)据武汉仲裁委员会称,贸仲委湖北分会在成立之初公开答记者问时表示其并非独立仲裁机构,除非当事人另行达成一致,湖北分会不受理约定“武汉的仲裁机构”或其他类似表述仲裁条款的案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则倾向于认为贸仲委湖北分会系独立的仲裁机构,故武汉市有两家仲裁机构。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认为贸仲委湖北分会属贸仲委的派出机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独立的仲裁机构,武汉市只有一家仲裁机构,即武汉仲裁委员会。妥否,请贵院予以明示。另外,如果贵院认为贸仲委湖北分会是独立的仲裁机构,能否按照武汉地域来区分所在地的仲裁机构。
专此报告,请指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2018年3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26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浙高法(2018)2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请求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审理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第一审法院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第四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的精神,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杭州互联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庭或者合议庭负责审理相关案件。请你院认真做好相关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9〕2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等十个案例(指导案例117-126号),作为第23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4日
指导案例117号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商业承兑汇票/实际履行
裁判要点
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虽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但因汇票付款账户资金不足、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中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调解结案,安徽高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确认各方权利义务。调解协议中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为偿还澳中公司欠付中建三局一公司的工程款,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额总计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文峰公司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债务承担者加入调解协议,并表示知晓相关的义务及后果。之后,文峰公司分两次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了金额总计为人民币陆千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但该汇票因文峰公司相关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无法兑现,也即中建三局一公司实际未能收到6000万元工程款。
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澳中公司、文峰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为由,向安徽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院冻结了文峰公司的银行账户。文峰公司不服,向安徽高院提出异议称,文峰公司不是本案被执行人,其已经出具了商业承兑汇票;另外,即使其应该对商业承兑汇票承担代付款责任,也应先执行债务人澳中公司,而不能直接冻结文峰公司的账户。
裁判结果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皖执异1号执行裁定:一、变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执字第0003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二、变更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2016)皖0191执10号执行裁定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复68号执行裁定: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执异1号执行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
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毛宜全、朱燕、邱鹏)
指导案例118号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撤销权/强制执行
裁判要点
1. 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生效判决撤销了债务人与受让人的财产转让合同,并判令受让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受让人未履行返还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
2.受让人未通知债权人,自行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债务人将返还的财产立即转移,致使债权人丧失申请法院采取查封、冻结等措施的机会,撤销权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不能认定生效判决已经得到有效履行。债权人申请对受让人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财产返还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高开)、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沈阳兆利高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北高开)、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原沈阳新泰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北隔离)、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沈阳诚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富机械)、沈阳东利物流有限公司(原沈阳新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物流)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5日作出(2008)民二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最终判决结果为:一、沈阳高开偿还国开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及利息、罚息等,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对债务中的14000万元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东北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对债务中的1000万元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撤销东北电气以其对外享有的7666万元对外债权及利息与沈阳高开持有的在北富机械95%的股权和在东利物流95%的股权进行股权置换的合同;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相互返还股权和债权,如不能相互返还,东北电气在24711.65万元范围内赔偿沈阳高开的损失,沈阳高开在7666万元范围内赔偿东北电气的损失。三、撤销沈阳高开以其在新东北隔离74.4%的股权与东北电气持有的在沈阳添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添升)98.5%的股权进行置换的合同。双方相互返还股权,如果不能相互返还,东北电气应在13000万元扣除2787.88万元的范围内赔偿沈阳高开的损失。依据上述判决内容,东北电气需要向沈阳高开返还下列三项股权:在北富机械的95%股权、在东利物流的95%股权、在新东北隔离的74.4%股权,如不能返还,扣除沈阳高开应返还东北电气的债权和股权,东北电气需要向沈阳高开支付的款项总额为2700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经国开行申请,北京高院立案执行,并于2009年3月24日,向东北电气送达了执行通知,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09年4月16日,被执行人东北电气向北京高院提交了《关于履行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一),表明该公司已通过支付股权对价款的方式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北京高院经调查认定,根据中信银行沈阳分行铁西支行的有关票据记载,2007年12月20日,东北电气支付的17046万元分为5800万元、5746万元、5500万元,通过转账付给沈阳高开;当日,沈阳高开向辽宁新泰电气设备经销有限公司(沈阳添升98.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以下简称辽宁新泰),辽宁新泰向新东北高开,新东北高开向新东北隔离,新东北隔离向东北电气通过转账支付了5800万元、5746万元、5500万元。故北京高院对东北电气已经支付完毕款项的说法未予认可。此后,北京高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3年7月1日,国开行向北京高院申请执行东北电气因不能返还股权而按照判决应履行的赔偿义务,请求控制东北电气相关财产,并为此提供保证。2013年7月12日,北京高院向工商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高东加干燥设备有限公司67.887%的股权及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10%(10万元)的股权。
对此,东北电气于2013年7月18日向北京高院提出执行异议,理由是:一、北京高院在查封财产前未作出裁定;二、履行判决义务的主体为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国开行无申请强制执行的主体资格;三、东北电气已经按本案生效判决之规定履行完毕向沈阳高开返还股权的义务,不应当再向国开行支付17000万元。同年9月2日,东北电气向北京高院出具《关于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23号判决书履行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二),具体说明本案终审判决生效后的履行情况:1.关于在北富机械95%股权和东利物流95%股权返还的判项。2008年9月18日,东北电气、沈阳高开、新东北高开(当时北富机械9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沈阳恒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当时东利物流9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以下简称恒宇机械)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代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分别返还北富机械95%股权和东利物流95%股权;2.关于新东北隔离74.4%的股权返还的判项。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当时新东北隔离74.4%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以下简称阜新母线)、辽宁新泰于2008年9月18日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阜新母线代替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返还新东北隔离74.4%的股权。2008年9月22日,各方按照上述协议交割了股权,并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相关协议中约定,股权代返还后,东北电气对代返还的三个公司承担对应义务。
2008年9月23日,沈阳高开将新东北隔离的股权、北富机械的股权、东利物流的股权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并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裁判结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5)高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复27号执行裁定,驳回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国开行是否具备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经查,北京高院2016年12月20日的谈话笔录中显示,东北电气的委托代理人雷爱民明确表示放弃执行程序违法、国开行不具备主体资格两个异议请求。从雷爱民的委托代理权限看,其权限为:代为申请执行异议、应诉、答辩,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执行异议请求,代为接收法律文书。因此,雷爱民在异议审查程序中所作的意思表示,依法由委托人东北电气承担。故,东北电气在异议审查中放弃了关于国开行不具备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的主张,在复议审查程序再次提出该项主张,本院依法可不予审查。即使东北电气未放弃该主张,国开行申请执行的主体资格也无疑问。本案诉讼案由是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了国开行的请求,判令东北电气偿还借款,并撤销了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股权置换的行为,判令东北电气和沈阳高开之间相互返还股权,东北电气如不能返还股权,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互返还这一判决结果不是基于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双方之间的争议,而是基于国开行的诉讼请求。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返还股权,不仅是对沈阳高开的义务,而且实质上主要是对胜诉债权人国开行的义务。故国开行完全有权利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有关义务人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
二、关于东北电气是否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问题
(一)不能认可本案返还行为的正当性
法律设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目的,在于纠正债务人损害债权的不当处分财产行为,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东北电气返还股权、恢复沈阳高开的偿债能力的目的,是为了向国开行偿还其债务。只有在通知胜诉债权人,以使其有机会申请法院采取冻结措施,从而能够以返还的财产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完成财产返还行为,才是符合本案诉讼目的的履行行为。任何使国开行诉讼目的落空的所谓返还行为,都是严重背离该判决实质要求的行为。因此,认定东北电气所主张的履行是否构成符合判决要求的履行,都应以该判决的目的为基本指引。尽管在本案诉讼期间及判决生效后,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之间确实有运作股权返还的行为,但其事前不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作出任何通知,且股权变更登记到沈阳高开名下的次日即被转移给其他公司,在此情况下,该种行为实质上应认定为规避判决义务的行为。
(二)不能确定东北电气协调各方履行无偿返还义务的真实性
东北电气主张因为案涉股权已实际分别转由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阜新母线等三家公司持有,无法由东北电气直接从自己名下返还给沈阳高开,故由东北电气协调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阜新母线等三家公司将案涉股权无偿返还给沈阳高开。如其所主张的该事实成立,则也可以视为其履行了判决确定的返还义务。但依据本案证据不能认定该事实。
1.东北电气的证据前后矛盾,不能做合理解释。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东北电气向北京高院提交过两次说明,即2009年4月16日提交的说明一和2013年9月2日提交的说明二。其中,说明一显示,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于2007年12月18日签订协议,鉴于双方无法按判决要求相互返还股权和债权,约定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东北电气已于2007年12月20日(二审期间)向沈阳高开支付了17046万元,并以2007年12月18日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签订的《协议书》、2007年12月20日中信银行沈阳分行铁西支行的三张银行进账单作为证据。说明二则称,2008年9月18日,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代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返还了北富机械95%股权、东利物流95%股权;同日,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阜新母线、辽宁新泰亦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阜新母线代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返还新东北隔离74.4%的股权;2008年9月22日,各方按照上述协议交割了股权,并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对于其所称的履行究竟是返还上述股权还是以现金赔偿,东北电气的前后两个说明自相矛盾。第一,说明一表明,东北电气在二审期间已履行了支付股权对价款义务,而对于该支付行为,经过北京高院调查,该款项经封闭循环,又返回到东北电气,属虚假给付。第二,在执行程序中,东北电气2009年4月16日提交说明一时,案涉股权的交割已经完成,但东北电气并未提及2008年9月18日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签订的四方协议;第三,既然2007年12月20日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已就股权对价款进行了交付,那么2008年9月22日又通过四方协议,将案涉股权返还给沈阳高开,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东北电气的《重大诉讼公告》于2008年9月26日发布,其中提到接受本院判决结果,但并未提到其已经于9月22日履行了判决,且称其收到诉讼代理律师转交的本案判决书的日期是9月24日,现在又坚持其在9月22日履行了判决,难以自圆其说。由此只能判断其在执行过程中所谓履行最高法院判决的说法,可能是对过去不同时期已经发生了的某种与涉案股权相关的转让行为,自行解释为是对本案判决的履行行为。故对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及东北电气的不同阶段的解释的可信度高度存疑。
2.经东北电气协调无偿返还涉案股权的事实不能认定。工商管理机关有关登记备案的材料载明,2008年9月22日,恒宇机械持有的东利物流的股权、新东北高开持有的北富机械的股权、阜新母线持有的新东北隔离的股权已过户至沈阳高开名下。但登记资料显示,沈阳高开与新东北高开、沈阳高开与恒宇机械、沈阳高开与阜新母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有沈阳高开应分别向三公司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东北电气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按照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而制作,实际上没有也无须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对此,东北电气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北京高院到沈阳市有关工商管理部门调查,亦未发现足以证明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确系为了满足工商备案登记要求的证据。且北京高院经查询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登记档案,其中除了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还有主管部门同意股权转让的批复、相关公司同意转让、受让或接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材料,这些材料均未提及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以及两份四方协议。在四方协议本身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判断相关事实应当以经工商备案的资料为准,认定本案相关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是以备案的相关协议为基础的,即案涉股权于2008年9月22日登记到沈阳高开名下,属于沈阳高开依据转让协议有偿取得,与四方协议无关。沈阳高开自取得案涉股权至今是否实际上未支付对价,以及东北电气在异议复议过程中所提出的恒宇机械已经注销的事实,新东北高开、阜新母线关于放弃向沈阳高开要求支付股权对价的承诺等,并不具有最终意义,因其不能排除新东北高开、恒宇机械、阜新母线的债权人依据经工商登记备案的有偿《股权转让协议》,向沈阳高开主张权利,故不能改变《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偿性质。因此,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案涉股权曾经变更登记到沈阳高开名下系经东北电气协调履行四方协议的结果,无法认定系东北电气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返还股权义务。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金龙、杨春、刘丽芳)
指导案例119号
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执行外和解/执行异议/审查依据
裁判要点
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建安公司)与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追日电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海高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5)青民一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一、追日电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滁州建安公司工程款1405.02533万元及相应利息;二、追日电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滁州建安公司律师代理费24万元。此外,还对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保全费的承担作出了判定。后追日电气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追日电气公司与滁州建安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约定:“1、追日电气公司在青海高院一审判决书范围内承担总金额463.3万元,其中1)合同内本金413万元;2)受理费11.4万元;3)鉴定费14.9万元;4)律师费24万元。......3、滁州建安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申请青海高院解除对追日电气公司全部银行账户的查封,解冻后三日内由追日电气公司支付上述约定的463.3万元,至此追日电气公司与滁州建安公司所有帐务结清,双方至此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和解协议签订后,追日电气公司依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滁州建安公司也依约向青海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追日电气公司的保全措施。追日电气公司于2016年10月28日向滁州建安青海分公司支付了412.880667万元,滁州建安青海分公司开具了一张413万元的收据。2016年10月24日,滁州建安青海分公司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要求追日电气公司将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共计50.3万元支付至程一男名下。后为开具发票,追日电气公司与程一男、王兴刚、何寿倒签了一份标的额为50万元的工程施工合同,追日电气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向王兴刚支付40万元、2017年7月18日向王兴刚支付了10万元,青海省共和县国家税务局代开了一张50万元的发票。
后滁州建安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向青海高院申请强制执行。青海高院于2018年1月4日作出(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追日电气公司所有的人民币1000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实际冻结了追日电气公司3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共计126.605118万元,并向追日电气公司送达了(2017)青执108号执行通知书及(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
追日电气公司不服青海高院上述执行裁定,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异议称:双方于2016年9月27日协商签订《和解协议书》,现追日电气公司已完全履行了上述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现滁州建安公司以协议的签字人王兴刚没有代理权而否定《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青海高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应当撤销。为此,青海高院作出(2017)青执异18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申请执行人滁州建安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复议申请。主要理由是:案涉《和解协议书》的签字人为“王兴刚”,其无权代理滁州建安公司签订该协议,该协议应为无效;追日电气公司亦未按《和解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追日电气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书》亦不是在执行阶段达成的,若其认为《和解协议书》有效,一审判决不应再履行,应申请再审或另案起诉处理。
裁判结果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7)青执异18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最高法执复88号执行裁定,驳回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执异18号执行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性质
案涉《和解协议书》系当事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执行外和解。与执行和解协议相比,执行外和解协议不能自动对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产生影响,当事人仍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追日电气公司以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终结执行。
二、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效力
虽然滁州建安公司主张代表其在案涉《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王兴刚未经其授权,其亦未在《和解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和解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效力,但是《和解协议书》签订后,滁州建安公司根据约定向青海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追日电气公司财产的保全查封,并就《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的支付及开具收据发票等事宜与追日电气公司进行多次协商,接收《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开具收据、发票,故滁州建安公司以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其对王兴刚的代理权及《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是完全认可的,《和解协议书》有效。
三、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是否已履行完毕
追日电气公司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滁州建安公司的要求,分别向滁州建安公司和王兴刚等支付了412.880667万元、50万元款项,虽然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463.3万元尚差4000余元,但是滁州建安公司予以接受并为追日电气公司分别开具了413万元的收据及50万元的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的规定,结合滁州建安公司在接受付款后较长时间未对付款金额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以行为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金额进行了变更,构成合同的默示变更,故案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关于付款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若滁州建安公司认为追日电气公司延期付款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而不能仅以此为由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于明、朱燕、杨春)
指导案例120号
青海金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上海金桥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一般保证/严重不方便执行
裁判要点
在案件审理期间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承诺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的,执行法院对保证人应当适用一般保证的执行规则。在被执行人虽有财产但严重不方便执行时,可以执行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7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海高院)在审理上海金桥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与青海海西家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期间,依金桥公司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家禾公司账户存款1500万元(账户实有存款余额23万余元),并查封该公司3243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之后,家禾公司以需要办理银行贷款为由,申请对账户予以解封,并由担保人宋万玲以银行存款1500万元提供担保。青海高院冻结宋万玲存款1500万元后,解除对家禾公司账户的冻结措施。2014年5月22日,青海金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公司)向青海高院提供担保书,承诺家禾公司无力承担责任时,愿承担家禾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担保最高限额1500万元,并申请解除对宋万玲担保存款的冻结措施。青海高院据此解除对宋万玲1500万元担保存款的冻结措施。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青海高院调查,被执行人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原青海海西家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除已经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外(在建工程价值4亿余元),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保全阶段冻结的账户,因提供担保解除冻结后,进出款8900余万元。执行中,青海高院作出执行裁定,要求金泰公司在三日内清偿金桥公司债务1500万元,并扣划担保人金泰公司银行存款820万元。金泰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称,被执行人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尚有在建工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请求返还已扣划的资金。
裁判结果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2017)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驳回青海金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异议。青海金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复38号执行裁定:驳回青海金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保证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人民法院据此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解除保全措施的,案件审结后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使生效法律文书中未确定保证人承担责任,人民法院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上述规定中的保证责任及金泰公司所做承诺,类似于担保法规定的一般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不能清偿’指对债务人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依据上述规定,在一般保证情形,并非只有在债务人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才可以要求一般保证人承担责任,即债务人虽有财产,但其财产严重不方便执行时,可以执行一般保证人的财产。参照上述规定精神,由于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仅有在建工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可供执行,既不经济也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金泰公司的财产。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晋山、葛洪涛、邵长茂)
指导案例121号
株洲海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蔡锷支行、湖南省德奕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协助执行义务/保管费用承担
裁判要点
财产保全执行案件的保全标的物系非金钱动产且被他人保管,该保管人依人民法院通知应当协助执行。当保管合同或者租赁合同到期后未续签,且被保全人不支付保管、租赁费用的,协助执行人无继续无偿保管的义务。保全标的物价值足以支付保管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维持查封直至案件作出生效法律文书,执行保全标的物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支付保管人的保管费用;保全标的物价值不足以支付保管费用,申请保全人支付保管费用的,可以继续采取查封措施,不支付保管费用的,可以处置保全标的物并继续保全变价款。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在审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蔡锷支行)与湖南省德奕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奕鸿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依中行蔡锷支行申请,作出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裁定,冻结德奕鸿公司银行存款48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德奕鸿公司因生产经营租用株洲海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厂房,租期至2015年3月1日;将该公司所有并质押给中行蔡锷支行的铅精矿存放于此。2015年6月4日,湖南高院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公告称,人民法院查封德奕鸿公司所有的堆放于海川公司仓库的铅精矿期间,未经准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上述被查封资产进行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抵押、赠送等,否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2015年3月1日,德奕鸿公司与海川公司租赁合同期满后,德奕鸿公司既未续约,也没有向海川公司交还租用厂房,更没有交纳房租、水电费。海川公司遂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德奕鸿公司诉至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后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德奕鸿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川公司返还租赁厂房,将囤放于租赁厂房内的货物搬走;德奕鸿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欠缴租金及利息。海川公司根据判决,就德奕鸿公司清场问题申请强制执行。同时,海川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对湖南高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公告提出执行异议,并要求保全申请人中行蔡锷支行将上述铅精矿搬离仓库,并赔偿其租金损失。
裁判结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湘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株洲海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株洲海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复2号执行裁定: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执异15号执行裁定。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查明案涉查封财产状况,依法确定查封财产保管人并明确其权利义务。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湖南高院在中行蔡锷支行与德奕鸿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财产保全裁定执行案中,依据该院相关民事裁定中“冻结德奕鸿公司银行存款48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的内容,对德奕鸿公司所有的存放于海川公司仓库的铅精矿采取查封措施,并无不当。但在执行实施中,虽然不能否定海川公司对保全执行法院负有协助义务,但被保全人与场地业主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未续租,且有生效法律文书责令被保全人将存放货物搬出;此种情况下,要求海川公司完全无条件负担事实上的协助义务,并不合理。协助执行人海川公司的异议,实质上是主张在场地租赁到期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继续占用场地,导致其产生相当于租金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湖南高院在发现该情况后,不应回避实际保管人的租金损失或保管费用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查封物的保管手续,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查封的质押物确有较高的足以弥补租金损失的价值,则维持查封直至生效判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以处置查封物所得价款,优先补偿保管人的租金损失。但海川公司委托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所做检验报告显示,案涉铅精矿系无价值的废渣,湖南高院在执行中,亦应对此事实予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应采取适当方式处理查封物,不宜要求协助执行人继续无偿保管无价值财产。保全标的物价值不足以支付保管费用,申请保全人支付保管费用的,可以继续采取查封措施,不支付保管费用的,可以处置保全标的物并继续保全变价款。执行法院仅以对德奕鸿公司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合法,海川公司与德奕鸿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是另一法律关系为由,驳回海川公司的异议不当,应予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金龙、刘少阳、马岚)
指导案例122号
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赵五军、汝州博易观光医疗主题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等执行监督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合并执行/受偿顺序
裁判要点
执行法院将同一被执行人的几个案件合并执行的,应当按照申请执行人的各个债权的受偿顺序进行清偿,避免侵害顺位在先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基本案情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顶山中院)在执行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申请执行汝州博易观光医疗主题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易公司)、闫秋萍、孙全英民间借贷纠纷四案中,原申请执行人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分别将其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拥有的对博易公司、闫秋萍、孙全英的债权转让给了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泉之源公司)。依据神泉之源公司的申请,平顶山中院于2017年4月4日作出(2016) 豫 04执57-4号执行裁定,变更神泉之源公司为上述四案的申请执行人,债权总额为129605303.59元(包括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并将四案合并执行。
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汝国用【2013】第0069号,证载该宗土地总面积为258455.39平方米。平顶山中院评估、拍卖土地为该宗土地的一部分,即公司园区内东西道路中心线以南的土地,面积为160720.03平方米,委托评估、拍卖的土地面积未分割,未办理单独的土地使用证。
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被多家法院查封,本案所涉当事人轮候顺序为:1.陈冬利一案。2.郭红宾一案。3.郭志娟、蔡灵环、金爱丽、张天琪、杨大棉、赵五军等案。4.贾建强一案。5.春少峰一案。
平顶山中院于2017年4月4日作出(2016) 豫04执57-5号执行裁定:“将扣除温泉酒店及 1 号住宅楼后的流拍财产,以保留价153073614.00元以物抵债给神泉之源公司。对于博易公司所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在施工单位决算后,由神泉之源公司及其股东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予以退还。”
赵五军提出异议,请求法院实现查封在前的债权人债权以后,严格按照查封顺位对申请人的债权予以保护、清偿。
裁判结果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豫 04 执异2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赵五军的异议。赵五军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执复158号等执行裁定,裁定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豫04执异27号等执行裁定及(2016)豫04执57-5号执行裁定。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2019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848、847、845号裁定,驳回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赵五军以以物抵债裁定损害查封顺位在先的其他债权人利益提出异议的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平顶山中院在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将债权转让给神泉之源公司后将四案合并执行,但该四案查封土地、房产的顺位情况不一,也并非全部首封案涉土地或房产。贾建强虽申请执行法院对案涉土地B29地块运营商总部办公楼采取了查封措施,但该建筑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此前已被查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关查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的规定精神,贾建强对该建筑物及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均系轮候查封。执行法院虽将春少峰、贾建强的案件与陈冬利、郭红宾的案件合并执行,但仍应按照春少峰、贾建强、陈冬利、郭红宾依据相应债权申请查封的顺序确定受偿顺序。平顶山中院裁定将全部涉案财产抵债给神泉之源公司,实质上是将查封顺位在后的原贾建强、春少峰债权受偿顺序提前,影响了在先轮候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向国慧、毛宜全、朱燕)
指导案例123号
于红岩与锡林郭勒盟隆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监督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采矿权转让/协助执行/行政审批
裁判要点
生效判决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判令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采矿权归属的确定,执行法院依此向相关主管机关发出协助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通知书,只具有启动主管机关审批采矿权转让手续的作用,采矿权能否转让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决定。申请执行人请求变更采矿权受让人的,也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判断。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1日,锡林郭勒盟隆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兴矿业)作为甲方与乙方于红岩签订《矿权转让合同》,约定隆兴矿业将阿巴嘎旗巴彦图嘎三队李瑛萤石矿的采矿权有偿转让给于红岩。于红岩依约支付了采矿权转让费150万元,并在接收采矿区后对矿区进行了初步设计并进行了采矿工作。而隆兴矿业未按照《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为于红岩办理矿权转让手续。2012年10月,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诉至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锡盟中院)。锡盟中院认为,隆兴矿业与于红岩签订的《矿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已经依法成立,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系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审批手续后生效的合同,对于矿权受让人的资格审查,属行政机关的审批权力,非法院职权范围,故隆兴矿业主张于红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采矿权人的申请条件,请求法院确认《矿权转让合同》无效并给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于红岩反诉请求判令隆兴矿业继续履行办理采矿权转让的各种批准手续的请求,因双方在《矿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矿权转让手续由隆兴矿业负责办理,故该院予以支持。对于于红岩主张由隆兴矿业承担给付违约金的请求,因《矿权转让合同》虽然依法成立,但处于待审批尚未生效的状态,而违约责任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故不予支持。锡盟中院作出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隆兴矿业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按照《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为于红岩办理矿权转让手续。
隆兴矿业不服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蒙高院)认为,《矿权转让合同》系隆兴矿业与于红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时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双方签订的《矿权转让合同》尚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故《矿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但未生效,该合同的效力属效力待定。于红岩是否符合采矿权受让人条件,《矿权转让合同》能否经相关部门批准,并非法院审理范围。原审法院认定《矿权转让合同》成立,隆兴矿业应按照合同继续履行办理矿权转让手续并无不当。如《矿权转让合同》审批管理机关不予批准,双方当事人可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另行主张权利。内蒙高院作出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锡盟中院根据于红岩的申请,立案执行,向被执行人隆兴矿业发出执行通知,要求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隆兴矿业未自动履行,故向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根据生效判决的内容,协助为本案申请执行人于红岩按照《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办理矿权过户转让手续。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答复称,隆兴矿业与于红岩签订《矿权转让合同》后,未向其提交转让申请,且该合同是一个企业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签订的矿权转让合同。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法规的规定,对锡盟中院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内容,按实际情况属协助不能,无法完成该协助通知书中的内容。
于红岩于2014年5月19日成立自然人独资的锡林郭勒盟辉澜萤石销售有限公司,并向锡盟中院申请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该公司。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4)锡中法执字第11号执行裁定,驳回于红岩申请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锡林郭勒盟辉澜萤石销售有限公司的请求。于红岩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2017)内执复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于红岩的复议申请。于红岩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监136号执行裁定书, 驳回于红岩的申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执行依据的判项为隆兴矿业按照《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为于红岩办理矿权转让手续。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须经审批管理机关审批,其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对于矿权受让人的资格审查,属审批管理机关的审批权力,于红岩是否符合采矿权受让人条件、《矿权转让合同》能否经相关部门批准,并非法院审理范围,因该合同尚未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因此认定该合同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二审判决也认定,如审批管理机关对该合同不予批准,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的法律后果、权利义务,可另循救济途径主张权利。鉴于转让合同因未经批准而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关于履行报批义务的条款的效力,结合判决理由部分,本案生效判决所称的隆兴矿业按照《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为于红岩办理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矿业权权属的认定,而首先应是指履行促成合同生效的合同报批义务,合同经过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后,才涉及到办理矿权转让过户登记。因此,锡盟中院向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发出协助办理矿权转让手续的通知,只是相当于完成了隆兴矿业向审批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矿权转让手续的行为,启动了行政机关审批的程序,且在当前阶段,只能理解为要求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依法履行转让合同审批的职能。
矿业权因涉及行政机关的审批和许可问题,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权利,未经审批的矿权转让合同的权利承受问题,与普通的民事裁判中的权利承受及债权转让问题有较大差别,通过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主体变更的方式,并不能最终解决。本案于红岩主张以其所成立的锡林郭勒盟辉澜萤石销售有限公司名义办理矿业权转让手续问题,本质上仍属于矿业权受让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范围,应由审批管理机关根据矿权管理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于红岩认为,其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过程中,成立锡林郭勒盟辉澜萤石销售有限公司,是在按照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性规定完善办理矿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并非将《矿权转让合同》的权利向第三方转让,亦未损害国家利益和任何当事人的利益,其申请将采矿权转让手续办至锡林郭勒盟辉澜萤石销售有限公司名下,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探矿权采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行政机关在自然人签署矿权转让合同情况下办理矿权转让手续的行政管理规定,此观点应向相关审批管理机关主张。锡盟中院和内蒙高院裁定驳回于红岩变更主体的申请,符合本案生效判决就矿业权转让合同审批问题所表达的意见,亦不违反执行程序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金龙、刘少阳、朱燕)
指导案例124号
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与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执行监督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和解协议/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裁判要点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产生争议,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可以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对执行和解协议中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内容,以及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程序解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4条
基本案情
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源公司)与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以下简称中防院)合作办学合同纠纷案,经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于2004年7月29日作出(2004)京仲裁字第0492号裁决书(以下简称0492号裁决书),裁决:一、终止本案合同;二、被申请人(中防院)停止其燕郊校园内的一切施工活动;三、被申请人(中防院)撤出燕郊校园;四、驳回申请人(联合资源公司)其他仲裁请求和被申请人(中防院)仲裁反请求;五、本案仲裁费363364.91元,由申请人(联合资源公司)承担50%,以上裁决第二、三项被申请人(中防院)的义务,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
联合资源公司依据0492号裁决书申请执行,三河市人民法院立案执行。2005年12月8日双方签订《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撤出校园和解执行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序言部分载明:“为履行裁决,在法院主持下经过调解,双方同意按下述方案执行。本执行方案由人民法院监督执行,本方案分三个步骤完成。”具体内容如下:一、评估阶段:(一)资产的评估。联合资源公司资产部分:1.双方同意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对联合资源公司资产进行评估。2.评估的内容包括联合资源公司所建房产、道路及设施等投入的整体评估,土地所有权的评估。3.评估由双方共同选定评估单位,评估价作为双方交易的基本参考价。中防院部分:1.双方同意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对中防院投入联合资源公司校园中的资产进行评估。2.评估的内容包括,(1)双方《合作办学合同》执行期间联合资源公司同意中防院投资的固定资产;(2)双方《合作办学合同》执行期间联合资源公司未同意中防院投资的固定资产;(3)双方《合作办学合同》裁定终止后中防院投资的固定资产。具体情况由中防院和联合资源公司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二)校园占用费由双方共同商定。(三)关于教学楼施工,鉴于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时教学楼基础土方工作已完成,如不进行施工和填平,将会影响周边建筑及学生安全,同时为有利于中防院的招生,联合资源公司同意中防院继续施工。(四)违约损失费用评估。1.鉴于中防卫技术服务中心1000万元的实际支付人是中防院,同时校园的实际使用人也是中防院,为此联合资源公司依据过去各方达成的意向协议,同意该1000万元在方案履行过程中进行考虑。2.由中防卫技术服务中心违约给联合资源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应由中防卫技术服务中心承担。3.该部分费用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双方同意在法院主持下进行执行听证会,法院依听证结果进行裁决。二、交割阶段:1.联合资源公司同意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转让其所有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中防院收购上述财产。2.在中防院不同意收购联合资源公司资产情况下,联合资源公司收购中防院资产。3.当1、2均无法实现时,双方同意由人民法院委托拍卖。4.拍卖方案如下:A.起拍价,按评估后全部资产价格总和为起拍价。B.如出现流拍,则下次拍卖起拍价下浮15%,但流拍不超过两次。C.如拍卖价高于首次起拍价,则按下列顺序清偿,首先清偿联合资源公司同意中防院投资的固定资产和联合资源公司原资产,不足清偿则按比例清偿。当不足以清偿时联合资源公司同意将教学楼所占土地部分(含周边土地部分)出让给中防院,其资产由中防院独立享有。拍卖过程中双方均有购买权。上述协议签订后,执行法院委托华信资产评估公司对联合资源公司位于燕郊开发区地块及地面附属物进行价值评估,评估报告送达当事人后联合资源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此后在执行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多次磋商,一直未能就如何履行上述和解协议达成一致。双方当事人分别对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裁判结果
三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05)三执字第445号执行裁定:一、申请执行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于2005年12月8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有效。二、申请执行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在校园内的资产应按双方于2005年12月8日达成的和解协议约定的方式处置。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不服,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2日作出(2016)冀10执复46号执行裁定:撤销(2005)三执字第445号执行裁定。三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05)三执字第445号之一执行裁定:一、申请执行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于2005年12月8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有效。二、申请执行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在校园内的资产应按双方于2005年12月8日达成的和解协议约定的方式处置。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2017)冀执监130号执行裁定:一、撤销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三执字第445号执行裁定书、(2005)三执字第44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10执复46号执行裁定书。二、继续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04)京仲裁字第0492号裁决书中的第三、五项内容(即被申请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撤出燕郊校园、被申请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应向申请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支付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用173407.45元)。三、驳回申诉人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的其他申诉请求。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监344号执行裁定:一、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执监130号执行裁定第一、三项。二、变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执监130号执行裁定第二项为继续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04)京仲裁字第0492号裁决书中的第三项内容,即“被申请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撤出燕郊校园”。三、驳回中国防卫科技学院的其他申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第一,本案和解执行协议并不构成民法理论上的债的更改。所谓债的更改,即设定新债务以代替旧债务,并使旧债务归于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债的更改,应当以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以新债务的成立完全取代并消灭旧债务的意思表示。但在本案中,中防院与联合资源公司并未约定《协议》成立后0492号裁决书中的裁决内容即告消灭,而是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的目的,是为了履行0492号裁决书。该种约定实质上只是以成立新债务作为履行旧债务的手段,新债务未得到履行的,旧债务并不消灭。因此,本案和解协议并不构成债的更改。而按照一般执行和解与原执行依据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只有通过和解协议的完全履行,才能使得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得以消灭,执行程序得以终结。若和解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履行,则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仍然不能消灭。申请执行人仍然得以申请继续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从本案的和解执行协议履行情况来看,该协议中关于资产处置部分的约定,由于未能得以完全履行,故其并未使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得以消灭,即中防院撤出燕郊校园这一裁决内容仍需执行。中防院主张和解执行协议中的资产处置方案是对0492号裁决书中撤出校园一项的有效更改的申诉理由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第二,涉案和解协议的部分内容缺乏最终确定性,导致无法确定该协议的给付内容及违约责任承担,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具有合同的性质。由于合同是当事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这就要求权利义务的具体给付内容必须是确定的。本案和解执行协议约定了0492号裁决书未涵盖的双方资产处置的内容,同时,协议未约定双方如不能缔结特定的某一买卖法律关系,则应由何方承担违约责任之内容。整体来看,涉案和解协议客观上已经不能履行。中防院将该和解协议理解为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协议,并认为法院在执行中应当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落实,属于对法律的误解。
鉴于本案和解协议在实际履行中陷入僵局,双方各执己见,一直不能达成关于资产收购的一致意见,导致本案长达十几年不能执行完毕。如以存在和解协议约定为由无限期僵持下去,本案继续长期不能了结,将严重损害生效裁判文书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无理由无限期等待双方自行落实和解协议,而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三,从整个案件进展情况看,双方实际上均未严格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执行法院也一直是在按照0492号裁决书的裁决推进案件执行。一方面,从2006年资产评估开始,联合资源公司即提出异议,要求继续执行,此后虽协商在一定价格基础上由中防院收购资产,但双方均未实际履行。并不存在中防院所述其一直严格遵守和解协议,联合资源公司不断违约的情况。此外双方还提出了政府置换地块安置方案等,上述这些内容,实际上均已超出原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改变了原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和条件。不能得出和解执行协议一直在被严格履行的结论。另一方面,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自2006年双方在履行涉案和解协议发生分歧时,一直是以0492号裁决书为基础,采取各项执行措施,包括多次协调、组织双方调解、说服教育、现场调查、责令中防院保管财产、限期迁出等,上级法院亦持续督办此案,要求尽快执行。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促成双方落实和解协议等,只是实务中的一种工作方式,本质上仍属于对生效裁判的执行,不能被理解为对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中防院认为执行法院的上述执行行为不属于执行0492号裁决书的申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
此外,关于本案属于继续执行还是恢复执行的问题。从程序上看,本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并未下发中止裁定,中止过对0492号裁决书的执行;从案件实际进程上看,根据前述分析和梳理,自双方对和解执行协议履行产生争议后,执行法院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0492号裁决书的执行。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对此前已经中止执行的裁决书恢复执行的问题,而是对执行依据的继续执行,故中防院认为本案属于恢复执行而不是继续执行的申诉理由理据不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执监130号裁定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是对0492号裁决书是否继续执行,与本案事实相符,并无不当。
第四,和解执行协议中约定的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内容,以及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部分,相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另行诉讼等其他程序解决。从履行执行依据内容出发,本案明确执行内容即为中防院撤出燕郊校园,而不在本案执行依据所包含的争议及纠纷,双方当事人可通过另行诉讼等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金龙、刘少阳、朱燕)
指导案例125号
陈载果与刘荣坤、广东省汕头渔业用品进出口公司等申请撤销拍卖执行监督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司法拍卖/网络司法拍卖/强制执行措施
裁判要点
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进行的司法拍卖,属于强制执行措施。人民法院对网络司法拍卖中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基本案情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汕头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荣坤与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渔业用品进出口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4月25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汕头市升平区永泰路145号13-1地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申诉人陈载果先后出价5次,最后一次于2016年4月26日10时17分26秒出价5282360.00元确认成交,成交后陈载果未缴交尚欠拍卖款。
2016年8月3日,陈载果向汕头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拍卖过程一些环节未适用拍卖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拍卖,退还保证金23万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粤05执异38号执行裁定,驳回陈载果的异议。陈载果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粤执复字243号执行裁定,驳回陈载果的复议申请,维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5执异38号执行裁定。申诉人陈载果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日作出(2017)最高法执监250号,驳回申诉人陈载果的申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对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调整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调整的是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等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拍卖人接受委托人委托对拍卖标的进行拍卖,是拍卖人和委托人之间“合意”的结果,该委托拍卖系合同关系,属于私法范畴。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就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强制进行拍卖变价进而清偿债务的强制执行行为,其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具有公法性质。该强制执行权并非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无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也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基于法律赋予的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即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便是在传统的司法拍卖中,人民法院委托拍卖企业进行拍卖活动,该拍卖企业与人民法院之间也不是平等关系,该拍卖企业的拍卖活动只能在人民法院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因此,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中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种优选方式,亦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
二、关于本项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问题
在网络司法拍卖中,竞价过程、竞买号、竞价时间、是否成交等均在交易平台展示,该展示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对竞买人具有拘束力。该项内容从申诉人提供的竞买记录也可得到证实。且在本项网络司法拍卖时,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后必须签订成交确认书。因此,申诉人称未签订成交确认书、不能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申诉人提出的竞买号牌A7822与J8809蓄谋潜入竞买场合恶意串通,该标的物从底价230万抬至530万,事后经过查证号牌A7822竞买人是该标的物委托拍卖人刘荣坤等问题。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本质上属于人民法院“自主拍卖”,不存在委托拍卖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可以参加竞买,作为申请执行人刘荣坤只要满足网络司法拍卖的资格条件即可以参加竞买。在网络司法拍卖中,即竞买人是否加价竞买、是否放弃竞买、何时加价竞买、何时放弃竞买完全取决于竞买人对拍卖标的物的价值认识。从申诉人提供的竞买记录看,申诉人在2016年4月26日9时40分53秒出价2377360元后,在竞买人叫价达到5182360元时,分别在2016年4月26日10时01分16秒、10时05分10秒、10时08分29秒、10时17分26秒加价竞买,足以认定申诉人对于自身的加价竞买行为有清醒的判断。以竞买号牌A7822与J8809连续多次加价竞买就认定该两位竞买人系蓄谋潜入竞买场合恶意串通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晋山、万会峰、邵长茂)
指导案例126号
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无锡时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监督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和解协议/迟延履行/履行完毕
裁判要点
在履行和解协议的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申请恢复执行的同时,又继续接受并积极配合被执行人的后续履行,直至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的,属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再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基本案情
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公司)与无锡时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于2015年3月3日作出(2014)锡民初字第00103号民事判决,时代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天宇公司工程款14454411.83元以及相应的违约金。时代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因时代公司未履行义务,天宇公司向无锡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天宇公司与时代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一、时代公司同意以其名下三套房产(云港佳园53-106、107、108商铺,非本案涉及房产)就本案所涉金额抵全部债权;二、时代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协助天宇公司将抵债房产办理到天宇公司名下或该公司指定人员名下,并将三套商铺的租赁合同关系的出租人变更为天宇公司名下或该公司指定人员名下;三、本案目前涉案拍卖房产中止15个工作日拍卖(已经成交的除外)。待上述事项履行完毕后,涉案房产将不再拍卖,如未按上述协议处理完毕,申请人可以重新申请拍卖;四、如果上述协议履行完毕,本案目前执行阶段执行已到位的财产,返还时代公司指定账户;五、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其他经济纠葛。
和解协议签订后,2015年12月21日(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时代公司分别与天宇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李思奇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三套房产的网签手续。2015年12月25日,天宇公司向时代公司出具两份转账证明,载明:兹有本公司购买硕放云港佳园53-108、53-106、53-107商铺,购房款冲抵本公司在空港一号承建工程中所欠工程余款,金额以法院最终裁决为准。2015年12月30日,时代公司、天宇公司在无锡中院主持下,就和解协议履行情况及查封房产解封问题进行沟通。无锡中院同意对查封的39套房产中的30套予以解封,并于2016年1月5日向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区分中心送达协助解除通知书,解除了对时代公司30套房产的查封。因上述三套商铺此前已由时代公司于2014年6月出租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2016年1月,时代公司(甲方)、天宇公司(乙方)、李思奇(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明确自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时代公司完全退出原《房屋租赁合同》,天宇公司与李思奇应依照原《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条款,直接向江苏银行主张租金。同时三方确认,2015年12月31日前房屋租金已付清,租金收款单位为时代公司。2016年1月26日,时代公司向江苏银行发函告知。租赁关系变更后,天宇公司和李思奇已实际收取自2016年1月1日起的租金。2016年1月14日,天宇公司弓奎林接收三套商铺初始登记证和土地分割证。2016年2月25日,时代公司就上述三套商铺向天宇公司、李思奇开具共计三张《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电子)》,三张发票金额总计11999999元。发票开具后,天宇公司以时代公司违约为由拒收,时代公司遂邮寄至无锡中院,请求无锡中院转交。无锡中院于2016年4月1日将发票转交给天宇公司,天宇公司接受。2016年11月,天宇公司、李思奇办理了三套商铺的所有权登记手续,李思奇又将其名下的商铺转让给案外人罗某明、陈某。经查,登记在天宇公司名下的两套商铺于2016年12月2日被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查封,并被该院其他案件轮候查封。
2016年1月27日及2016年3月1日,天宇公司两次向无锡中院提交书面申请,以时代公司违反和解协议,未办妥房产证及租赁合同变更事宜为由,请求恢复本案执行,对时代公司名下已被查封的9套房产进行拍卖,扣减三张发票载明的11999999元之后,继续清偿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数额。2016年4月1日,无锡中院通知天宇公司、时代公司:时代公司未能按照双方和解协议履行,由于之前查封的财产中已经解封30套,故对于剩余9套房产继续进行拍卖,对于和解协议中三套房产价值按照双方合同及发票确定金额,可直接按照已经执行到位金额认定,从应当执行总金额中扣除。同日即2016年4月1日,无锡中院在淘宝网上发布拍卖公告,对查封的被执行人的9套房产进行拍卖。时代公司向无锡中院提出异议,请求撤销对时代公司财产的拍卖,按照双方和解协议确认本执行案件执行完毕。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2016)苏02执异26号执行裁定:驳回无锡时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无锡时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6)苏执复160号执行裁定: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2执异26号执行裁定。二、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的对剩余9套房产继续拍卖且按合同及发票确定金额扣减执行标的的通知。三、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日发布的对被执行人无锡时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云港佳园39-1203、21-1203、11-202、17-102、17-202、36-1402、36-1403、36-1404、37-1401室九套房产的拍卖。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34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诉人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诉。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中,按照和解协议,时代公司违反了关于协助办理抵债房产转移登记等义务的时间约定。天宇公司在时代公司完成全部协助义务之前曾先后两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但综合而言,本案仍宜认定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应恢复执行。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和解协议签订于2015年12月1日,约定15个工作日即完成抵债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将三套商铺租赁合同关系中的出租人变更为天宇公司或其指定人,这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天宇公司应该有所预知。第二,在约定期限的最后一日即2015年12月21日,时代公司分别与天宇公司及其指定人李思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三套抵债房产的网签手续。从实际效果看,天宇公司取得该抵债房产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保障。而且时代公司又于2016年1月与天宇公司及其指定人李思奇签订《补充协议》,就抵债房产变更租赁合同关系及时代公司退出租赁合同关系作出约定;并于2016年1月26日向江苏银行发函,告知租赁标的出售的事实并函请江苏银行尽快与新的买受人办理出租人变更手续。租赁关系变更后,天宇公司和李思奇已实际收取自2016年1月1日起的租金。同时,2016年1月14日,时代公司交付了三套商铺的初始登记证和土地分割证。由此可见,在较短时间内时代公司又先后履行了变更抵债房产租赁关系、转移抵债房产收益权、交付初始登记证和土地分割证等义务,即时代公司一直在积极地履行义务。第三,对于时代公司上述一系列积极履行义务的行为,天宇公司在明知该履行已经超过约定期限的情况下仍一一予以接受,并且还积极配合时代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解封已被查封的财产。天宇公司的上述行为已充分反映其认可超期履行,并在继续履行和解协议上与时代公司形成较强的信赖关系,在没有新的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时代公司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全部义务的履行。第四,在时代公司履行完一系列主要义务,并于1月26日函告抵债房产的承租方该房产产权变更情况,使得天宇公司及其指定人能实际取得租金收益后,天宇公司在1月27日即首次提出恢复执行,并在时代公司开出发票后拒收,有违诚信。第五,天宇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中的迟延履行行为会导致签订和解协议的目的落空,严重损害其利益。相反从天宇公司积极接受履行且未及时申请恢复执行的情况看,迟延履行并未导致和解协议签订的目的落空。第六,在时代公司因天宇公司拒收发票而将发票邮寄法院请予转交时,其全部协助义务即应认为已履行完毕,此时法院尚未实际恢复执行,此后再恢复执行亦不适当。综上,本案宜认定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予恢复执行。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金龙、薛贵忠、熊劲松)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10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10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确保以过罚相当的公平原则,依法落实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相关主体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一直秉持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并致力于构建更加完善的民事责任体系。200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和2020年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等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根据过失大小确定赔偿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清晰地表达了侵权责任法中“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今年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民法典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相关主体的地位、作用、勤勉尽责的程度等因素,明确其因过错而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相应免责抗辩事由,进一步厘清责任边界,杜绝“签字即担责”,充分体现了侵权责任法“过错与责任相匹配”的基本原则,以发挥侵权责任法的行为指引和权利保障作用,鼓励和督促各方市场参与主体归位尽责。
关于在相关情形下就相关问题听取专家意见的建议。《纪要》第24条明确规定了受理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就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专门发布《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要积极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探索,还作出了建立案件信息通报机制、人民法院可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派出机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人民法院就相关专业问题征求中国证监会系统部门单位的意见等衔接性安排。2019年、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动建立证券侵权案件专家陪审制度,加快制定专家证人的资格认定和管理办法,以进一步增强案件审理的专业性。此外,在注册会计师法修订中,财政部还建议建立职业责任鉴定机制,对民事诉讼中存在争议的、需要进行鉴定的注册会计师责任,出具鉴定意见供司法部门参考,有助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
关于“对于超出会计师事务所能力范围,通过实施正常审计程序仍无法发现的隐蔽造假事项,不应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建议。一方面,针对证券发行文件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保荐、承销机构多重把关的实际情况,《规定》分别对履行承销保荐职责的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过错认定标准及免责抗辩理由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8条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执业规范等规定,结合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并引入了“合理信赖”制度;第19条专门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免责抗辩事由。上述规定有利于厘清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职责边界,避免其因发行人财务造假而动辄得咎和承担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制定《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等制度规则,细化了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执业要求,明确了合理信赖规则,有助于减少不同中介机构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工作,督促各自归位尽责。
下一步,我们将与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继续加强配合,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充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断细化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努力提高证券审判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为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9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
(法〔2022〕196号)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时代少年司法理念,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各类案件,有力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强化涉案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司法救助、帮扶帮教等审判延伸工作,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司法保护,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鼓励先进、激励队伍,推进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等50个集体、李娜等10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保护少年儿童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站在实现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少年司法改革,加强高素质审判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少年法庭职能作用,努力推动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为有力有效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障亿万家庭幸福安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8月19日
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海淀区人民法院温泉人民法庭(少年法庭)
天津市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沽法庭(少年法庭)
河北省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山西省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晋阳法庭(少年法庭)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辽宁省
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
吉林省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
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少年案件审判庭)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安徽省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黄山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少年法庭)
福建省
仙游县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与家事审判庭
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山东省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刑事审判第一庭)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
湖北省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
通城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湖南省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洪江市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广东省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家事和少年审判庭
海南省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海口市少年法庭
重庆市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四川省
荣县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审判庭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贵州省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云南省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
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彬州市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甘肃省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福利路人民法庭
青海省
湟源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少年案件审判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少年法庭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北京市
李娜(女)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陈光旭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张妍(女) 朝阳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天津市
杨晨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阎喆 东丽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河北省
王明哲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
赵丽霞(女) 宁晋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副庭长
陈洪峰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山西省
秦吉军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原俊婧(女)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少年法庭)审判员
王婵(女)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内蒙古自治区
赵婧(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呼欣怡(女) 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白璐(女)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辽宁省
贾俊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冷焱(女)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案件审判庭法官助理
王丽娅(女)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吉林省
齐东妍(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范文浩(女)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徐进(女,满族) 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副庭长
黑龙江省
张琛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副庭长
翟郑楠(女) 萝北县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
张丹(女)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蒋志红(女)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上海市
郭海云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章玮(女) 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胡佩佩(女) 普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江苏省
祁若冰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副庭长
王东莉(女,满族)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
王道强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
孙春梅(女)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
李明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
浙江省
董晓超(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陈小希(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何筠(女)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安徽省
王帅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郑舒虹(女)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潘姝(女)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
王晓红(女)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福建省
纪得军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杨陆 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王顺玲(女) 石狮市人民法院简易案件审判庭庭长
贺维(女)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江西省
郭嘉(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黄荔(女)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万骏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山东省
姬广锴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华山人民法庭副庭长
高广鹤(女)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褚衍文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张君(女) 平原县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于绍云(女) 冠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河南省
张晓(女) 汝阳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张歆梅(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张雪(女)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审判员
陈鑫(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湖北省
孔磊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吴翔(女) 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孙俊波 枣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湖南省
彭星(女)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刘金良(女) 衡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陈湘元(女) 新化县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
广东省
陈海仪(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刘海娟(女)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赵淑云(女)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尹海霞(女)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尧(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韦欣(女)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费昌祥(瑶族)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家事和少年审判庭副庭长
叶海英(女) 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海南省
林芳著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庄欢(女)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少年法庭)审判员
重庆市
胡渡渝(女)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陈莉(女) 荣昌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
四川省
罗虹(女)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苏晓莉(女)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
李丽莎(女) 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刘平(女)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贵州省
杨祎(女,苗族)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蔡官人民法庭庭长
徐梅(女) 赫章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邱飞(女) 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云南省
王建丽(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法官助理
李城橙(女)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许瑶(女)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西藏自治区
洛松向巴(藏族) 江达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达瓦松姆(女,藏族) 察雅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
陕西省
张扬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法官助理
郭天鲁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西影路人民法庭(少年法庭)庭长
张雯(女)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甘肃省
高秉琴(女) 景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于 瑛(女) 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审判员
何 海 永靖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青海省
元丹措(女,藏族)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审判员
刘尧(女)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审判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珏(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静(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何青(女) 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研究室)审判员
马骏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庭长
努尔比亚·阿力甫(女,维吾尔族) 哈密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少年法庭)副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赵文宝 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程淋 车排子垦区(胡杨河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7]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决定,现将李丙龙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等六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33-38号)作为第九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10月12日
李丙龙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检例第33号)
【关键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劫持域名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丙龙,男,1991年8月生,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李丙龙为牟取非法利益,预谋以修改大型互联网网站域名解析指向的方法,劫持互联网流量访问相关赌博网站,获取境外赌博网站广告推广流量提成。2014年10月20日,李丙龙冒充某知名网站工作人员,采取伪造该网站公司营业执照等方式,骗取该网站注册服务提供商信任,获取网站域名解析服务管理权限。10月21日,李丙龙通过其在域名解析服务网站平台注册的账号,利用该平台相关功能自动生成了该知名网站二级子域名部分DNS(域名系统)解析列表,修改该网站子域名的IP指向,使其连接至自己租用境外虚拟服务器建立的赌博网站广告发布页面。当日19时许,李丙龙对该网站域名解析服务器指向的修改生效,致使该网站不能正常运行。23时许,该知名网站经技术排查恢复了网站正常运行。11月25日,李丙龙被公安机关抓获。至案发时,李丙龙未及获利。
经司法鉴定,该知名网站共有559万有效用户,其中邮箱系统有36万有效用户。按日均电脑客户端访问量计算,10月7日至10月20日邮箱系统日均访问量达12.3万。李丙龙的行为造成该知名网站10月21日19时至23时长达四小时左右无法正常发挥其服务功能,案发当日仅邮件系统电脑客户端访问量就从12.3万减少至4.43万。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9日以被告人李丙龙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4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李丙龙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李丙龙的行为符合“造成为五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结合量刑情节,判处李丙龙有期徒刑五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丙龙提出上诉,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要旨】
以修改域名解析服务器指向的方式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指导意义】
修改域名解析服务器指向,强制用户偏离目标网站或网页进入指定网站或网页,是典型的域名劫持行为。行为人使用恶意代码修改目标网站域名解析服务器,目标网站域名被恶意解析到其他IP地址,无法正常发挥网站服务功能,这种行为实质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修改、干扰,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造成为一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属于“后果严重”,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造成为五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认定遭受破坏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服务用户数,可以根据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和使用特点,结合网站注册用户、浏览用户等具体情况,作出客观判断。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
(四)造成为一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一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
......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
......
(二)造成为五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五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
......
李骏杰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检例第34号)
【关键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删改购物评价 购物网站评价系统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骏杰,男,1985年7月生,原系浙江杭州某网络公司员工。
被告人胡榕,男,1975年1月生,原系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民警。
被告人黄福权,男,1987年9月生,务工。
被告人董伟,男,1983年5月生,无业。
被告人王凤昭,女,1988年11月生,务工。
2011年5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李骏杰在工作单位及自己家中,单独或伙同他人通过聊天软件联系需要修改中差评的某购物网站卖家,并从被告人黄福权等处购买发表中差评的该购物网站买家信息300余条。李骏杰冒用买家身份,骗取客服审核通过后重置账号密码,登录该购物网站内部评价系统,删改买家的中差评347个,获利9万余元。
经查:被告人胡榕利用职务之便,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分别出售给被告人黄福权、董伟、王凤昭。
2012年12月11日,被告人李骏杰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此后,因涉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胡榕、黄福权、董伟、王凤昭等人也被公安机关先后抓获。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3月24日以被告人李骏杰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告人胡榕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黄福权等人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1月1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李骏杰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胡榕的行为构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黄福权、董伟、王凤昭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董伟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要旨】
冒用购物网站买家身份进入网站内部评价系统删改购物评价,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存储数据进行修改操作,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指导意义】
购物网站评价系统是对店铺销量、买家评价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计算分值的系统,其内部储存的数据直接影响到搜索流量分配、推荐排名、营销活动报名资格、同类商品在消费者购买比较时的公平性等。买家在购买商品后,根据用户体验对所购商品分别给出好评、中评、差评三种不同评价。所有的评价都是以数据形式存储于买家评价系统之中,成为整个购物网站计算机信息系统整体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侵入评价系统删改购物评价,其实质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存储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操作的行为。这种行为危害到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采集和流量分配体系运行,使网站注册商户及其商品、服务的搜索受到影响,导致网站商品、服务评价功能无法正常运作,侵害了购物网站所属公司的信息系统安全和消费者的知情权。行为人因删除、修改某购物网站中差评数据违法所得
25000元以上,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属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当依法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
(三)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
(一)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
(二)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三)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四)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
(五)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
曾兴亮、王玉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检例第35号)
【关键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智能手机终端 远程锁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曾兴亮,男,1997年8月生,农民。
被告人王玉生,男,1992年2月生,农民。
2016年10月至11月,被告人曾兴亮与王玉生结伙或者单独使用聊天社交软件,冒充年轻女性与被害人聊天,谎称自己的苹果手机因故障无法登录“iCloud”(云存储),请被害人代为登录,诱骗被害人先注销其苹果手机上原有的ID,再使用被告人提供的ID及密码登录。随后,曾、王二人立即在电脑上使用新的ID及密码登录苹果官方网站,利用苹果手机相关功能将被害人的手机设置修改,并使用“密码保护问题”修改该ID的密码,从而远程锁定被害人的苹果手机。曾、王二人再在其个人电脑上,用网络聊天软件与被害人联系,以解锁为条件索要钱财。采用这种方式,曾兴亮单独或合伙作案共21起,涉及苹果手机22部,锁定苹果手机21部,索得人民币合计7290元;王玉生参与作案12起,涉及苹果手机12部,锁定苹果手机11部,索得人民币合计4750元。2016年11月24日,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23日以被告人曾兴亮、王玉生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月20日,海安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曾兴亮、王玉生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六个月。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要旨】
智能手机终端,应当认定为刑法保护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锁定智能手机导致不能使用的行为,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指导意义】
计算机信息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一样,使用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等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实现无线网络接入,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行为人通过修改被害人手机的登录密码,远程锁定被害人的智能手机设备,使之成为无法开机的“僵尸机”,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修改、干扰的行为。造成10台以上智能手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构成要件中“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修改、干扰”“后果严重”的情形,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行为人采用非法手段锁定手机后以解锁为条件,索要钱财,在数额较大或多次敲诈的情况下,其目的行为又构成敲诈勒索罪。在这类犯罪案件中,手段行为构成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目的行为构成的敲诈勒索罪之间成立牵连犯。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敲诈勒索罪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应以重罪即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
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我省执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实际状况,确定我省执行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如下: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四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
卫梦龙、龚旭、薛东东非法获取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检例第36号)
【关键词】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超出授权范围登录 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卫梦龙,男,1987年10月生,原系北京某公司经理。
被告人龚旭,女,1983年9月生,原系北京某大型网络公司运营规划管理部员工。
被告人薛东东,男,1989年12月生,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卫梦龙曾于2012年至2014年在北京某大型网络公司工作,被告人龚旭供职于该大型网络公司运营规划管理部,两人原系同事。被告人薛东东系卫梦龙商业合作伙伴。
因工作需要,龚旭拥有登录该大型网络公司内部管理开发系统的账号、密码、Token令牌(计算机身份认证令牌),具有查看工作范围内相关数据信息的权限。但该大型网络公司禁止员工私自在内部管理开发系统查看、下载非工作范围内的电子数据信息。
2016年6月至9月,经事先合谋,龚旭向卫梦龙提供自己所掌握的该大型网络公司内部管理开发系统账号、密码、Token令牌。卫梦龙利用龚旭提供的账号、密码、Token令牌,违反规定多次在异地登录该大型网络公司内部管理开发系统,查询、下载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储存的电子数据。后卫梦龙将非法获取的电子数据交由薛东东通过互联网出售牟利,违法所得共计37000元。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2月9日以被告人卫梦龙、龚旭、薛东东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卫梦龙、龚旭、薛东东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卫梦龙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龚旭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薛东东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要旨】
超出授权范围使用账号、密码登录计算机信息系统,属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后下载其储存的数据,可以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指导意义】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的“侵入”,是指违背被害人意愿、非法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其表现形式既包括采用技术手段破坏系统防护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也包括未取得被害人授权擅自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还包括超出被害人授权范围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本案中,被告人龚旭将自己因工作需要掌握的本公司账号、密码、Token令牌等交由卫梦龙登录该公司管理开发系统获取数据,虽不属于通过技术手段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但内外勾结擅自登录公司内部管理开发系统下载数据,明显超出正常授权范围。超出授权范围使用账号、密码、Token令牌登录系统,也属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行为人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七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等国家规定,实施了非法侵入并下载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构成犯罪,违法所得二万五千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
(一)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
(二)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三)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四)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
(五)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
张四毛盗窃案
(检例第37号)
【关键词】
盗窃 网络域名 财产属性 域名价值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四毛,男,1989年7月生,无业。
2009年5月,被害人陈某在大连市西岗区登录网络域名注册网站,以人民币11.85万元竞拍取得“www.8.cc”域名,并交由域名维护公司维护。
被告人张四毛预谋窃取陈某拥有的域名“www.8.cc”,其先利用技术手段破解该域名所绑定的邮箱密码,后将该网络域名转移绑定到自己的邮箱上。2010年8月6日,张四毛将该域名从原有的维护公司转移到自己在另一网络公司申请的ID上,又于2011年3月16日将该网络域名再次转移到张四毛冒用“龙嫦”身份申请的ID上,并更换绑定邮箱。2011年6月,张四毛在网上域名交易平台将网络域名“www.8.cc”以人民币12.5万元出售给李某。2015年9月29日,张四毛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22日以被告人张四毛犯盗窃罪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5月5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四毛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要旨】
网络域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盗窃网络域名可以认定为盗窃行为。
【指导意义】
网络域名是网络用户进入门户网站的一种便捷途径,是吸引网络用户进入其网站的窗口。网络域名注册人注册了某域名后,该域名将不能再被其他人申请注册并使用,因此网络域名具有专属性和唯一性。网络域名属稀缺资源,其所有人可以对域名行使出售、变更、注销、抛弃等处分权利。网络域名具有市场交换价值,所有人可以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易。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网络域名,其注册人利益受法律承认和保护。本案中,行为人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变更网络域名绑定邮箱及注册ID,实现了对域名的非法占有,并使原所有人丧失了对网络域名的合法占有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取网络域名的财产价值,其行为给网络域名的所有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该行为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产利益的盗窃罪本质属性,应以盗窃罪论处。对于网络域名的价值,当前可综合考虑网络域名的购入价、销赃价、域名升值潜力、市场热度等综合认定。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提交真实、准确、完整的域名注册信息,并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签订用户注册协议。
域名注册完成后,域名注册申请者即成为其注册域名的持有者。
第二十九条 域名持有者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互联网络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因持有或使用域名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任,由域名持有者承担。
第三十条 注册域名应当按期缴纳域名运行费用。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具体的域名运行费用收费办法,并报信息产业部备案。
董亮等四人诈骗案
(检例第38号)
【关键词】
诈骗 自我交易 打车软件 骗取补贴
【基本案情】
被告人董亮,男,1981年9月生,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谈申贤,男,1984年7月生,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高炯,男,1974年12月生,无固定职业。
被告人宋瑞华,女,1977年4月生,原系上海杨浦火车站员工。
2015年,某网约车平台注册登记司机董亮、谈申贤、高炯、宋瑞华,分别用购买、租赁未实名登记的手机号注册网约车乘客端,并在乘客端账户内预充打车费一二十元。随后,他们各自虚构用车订单,并用本人或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司机端账户接单,发起较短距离用车需求,后又故意变更目的地延长乘车距离,致使应付车费大幅提高。由于乘客端账户预存打车费较少,无法支付全额车费。网约车公司为提升市场占有率,按照内部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公司垫付车费,同样给予司机承接订单的补贴。四被告人采用这一手段,分别非法获取网约车公司垫付车费及公司给予司机承接订单的补贴。董亮获取40664.94元,谈申贤获取14211.99元,高炯获取38943.01元,宋瑞华获取6627.43元。
【诉讼过程和结果】
本案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1日以被告人董亮、谈申贤、高炯、宋瑞华犯诈骗罪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4月18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董亮、谈申贤、高炯、宋瑞华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综合考虑四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家属均已代为全额退赔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分别判处被告人董亮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被告人谈申贤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被告人高炯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被告人宋瑞华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四被告人所得赃款依法发还被害单位。一审宣判后,四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要旨】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自我交易方式,虚构提供服务事实,骗取互联网公司垫付费用及订单补贴,数额较大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指导意义】
当前,网络约车、网络订餐等互联网经济新形态发展迅速。一些互联网公司为抢占市场,以提供订单补贴的形式吸引客户参与。某些不法分子采取违法手段,骗取互联网公司给予的补贴,数额较大的,可以构成诈骗罪。
在网络约车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网约车平台与网约车公司进行交流,发出虚构的用车需求,使网约车公司误认为是符合公司补贴规则的订单,基于错误认识,给予行为人垫付车费及订单补贴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新型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
(2020年)
前 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简称“法庭”)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2019年1月1日,法庭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在最高法院层面设立的专门化知识产权审判机构,行使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垄断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终审职能,承担进一步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为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供司法保障的职责使命。
自成立以来,法庭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积极在最高司法层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国际化”标准,秉持“创新、精进、智慧、卓越”庭训,不断深化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充分发挥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保障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在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保护实践和规则形成中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努力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朝着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一、立足审判职能,加强典型示范,进一步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
统一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是法庭设立的重要目标。2019年,法庭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标杆性判决,建设实施“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
(一)立足审判职能,公正审理案件
2019年,法庭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1945件,审结1433件,结案率73.7%。其中,受理民事二审实体案件962件,审结586件;受理行政二审案件241件,审结142件;受理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481件,审结446件;受理其它类型案件261件,审结259件。
1.案件数据统计分析
(1)案件来源统计分析
2019年,法庭共受理各类二审案件1684件。其中,一审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的为1678件,占比99.6%,一审法院为高级人民法院的为6件,占比0.4%。
就案源地区分析,案件排名前十位的分别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376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97件)、上海知识产权法院(143件)、南京知识产权法庭(107件)、深圳知识产权法庭(96件)、宁波知识产权法庭(85件)、苏州知识产权法庭(71件)、杭州知识产权法庭(70件)、青岛知识产权法庭(67件)、济南知识产权法庭(53件)。上述数据大致反映出技术类知识产权纠纷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涉技术类知识产权的经济活动越活跃,相关纠纷也越多。
(2)案件类型统计分析
在法庭受理的962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中,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454件,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234件,涉计算机软件纠纷142件,涉专利代理、许可合同纠纷40件,技术合同纠纷26件,涉植物新品种权纠纷20件,涉技术秘密纠纷12件,涉垄断纠纷9件,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9件,涉确认不侵权纠纷8件,涉职务发明人报酬纠纷7件,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1件。其中,占比较高的纠纷类型分别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47.2%)、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24.3%)、涉计算机软件纠纷(14.8%)。
在法庭受理的241件行政二审案件中,行政授权确权类案件230件,行政处罚类案件7件,其他行政案件4件。在行政授权确权类案件中,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80件,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71件,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57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9件,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13件。其中,占比较高的纠纷类型分别为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33.2%)、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29.5%)、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23.7%)。
(3)裁判结果统计分析
2019年,法庭共审结二审案件1174件。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为731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为280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为71件,调撤率为29.9%,以发改方式结案的为92件,发改率为7.8%。法庭发改的92件案件中,民事二审实体案件66件,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21件,行政二审案件5件。
在法庭审结的586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为236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为213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为71件,调撤率为48.5%,以发改方式结案的为66件,发改率为11.3%。
在法庭审结的142件行政二审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为126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为11件,以改判方式结案的为5件,改判率为3.5%。
在法庭审结的446件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有369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有56件,以撤改方式结案的有21件,撤改率为4.7%。
(4)审理周期统计分析
2019年,法庭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73天,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29.4天。法官人均结案39.2件。
(5)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统计分析
2019年,法庭共受理174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其中,民事二审实体案件50件,行政二审案件52件,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71件,其他案件1件。按地域统计,涉欧盟国家75件,涉美国54件,涉日本15件,涉韩国4件,涉加拿大、以色列各2件,涉澳大利亚、南非各1件,涉港澳台20件。
法庭共审结98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其中,审结的实体案件为35件,外方当事人胜诉(包括部分胜诉)21件,港澳台方当事人胜诉3件,内地当事人胜诉11件。
2.案件特点分析
(1)整体案件特点
2019年,法庭审理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在整体上具有以下特点:涉及技术领域广,社会影响大,程序交织案件多,审理周期短,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导向明显。
第一,涉及技术领域广。当事人诉请保护的知识产权类型涵盖了医药、基因、通信、机械、农林业等诸多与国计民生、前沿科技、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领域。
第二,案件社会影响大。一是案件涉及的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较高,权利人一审主张侵权赔偿额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案件有17件,过亿元的有3件;二是案件涉及标准必要专利、医药专利等前沿科技和国计民生,社会关注度高。
第三,程序交织案件多。法庭受理不少竞争性互诉案件,当事人在不同法院相互提起多个民事、行政诉讼,涉及不同审级、不同程序的关联案件多。法庭从审理程序、裁判尺度、统筹调解等多方面着手协调处理,成效较好,2019年审结的二审案件调撤率达29.9%。
第四,案件审理周期短。由于民事与行政程序交织、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大等多方面因素,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周期一般比较长。法庭2019年审结的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仅为73天,技术类知识产权维权周期长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第五,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庭受理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占比8.9%,有部分案件属于当事人之间跨国诉讼的一部分,与国外专利侵权诉讼相互影响。法庭坚持对中外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依法一视同仁、平等保护。
第六,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导向明显。运用诚信诉讼机制,在拒不履行文书提出命令、故意毁损被保全产品等情形下采取不利于该行为人的事实推定。在审结案件中,权利人胜诉案件占比61.2%。
(2)专利民事案件特点
法庭审理的专利民事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权利要求解释与等同侵权判定为主要争议的案件较多。权利要求解释关系到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与侵权比对的结果,法庭通过个案裁判在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标准、主题名称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捐献原则的适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多起案件涉及等同侵权判断问题,如何在维护权利要求公示作用的同时,给予专利权人以公平保护,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
第二,合法来源抗辩、现有技术抗辩、先用权抗辩为最常见的抗辩事由。提出合法来源抗辩的案件占比最大,争点多集中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免除赔偿责任的范围等方面。现有技术抗辩的提出较为随意,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才首次提出该抗辩的案件占有一定比重。
第三,具有商业维权色彩的关联案件占有一定比例。此类案件表现为权利人以同一专利在全国各地进行批量商业维权,所涉专利多为未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专利,被诉侵权人多为居于商品流通环节下游的小型销售商。
(3)专利行政案件特点
法庭审理的专利行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涉发明专利、涉高新技术领域的案件多。三种专利类型中,最具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的案件数量,在无效宣告和驳回复审案件中均居于首位,体现了创新主体和相关公众对专利价值的重视。在技术领域方面,机械领域的案件总数最多,但在无效宣告案件中,电学领域与机械领域的案件数并列最多,其中不乏通信技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纠纷。化学领域的无效宣告案件虽总体数量不多,但普遍集中于医药、生物技术等重要产业领域。
第二,多数案件以创造性判断为主要争点。涉及创造性判断的案件共92件,在审结的专利行政案件中占比约70%;在撤改一审裁判的案件中,涉及创造性判断的占比80%。法庭在该类案件的审理中,注重通过“三步法”判断非显而易见性,规范商业成功因素等辅助判断的适用,对化合物药物新晶型、涉保藏生物材料等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进行探索,确保真正有价值的发明创造依法获得保护。
第三,驳回复审案件中自然人作为申请人的案件较多。在审结的57件专利驳回复审案件中,自然人作为申请人的案件占比75%以上,绝大多数因不具备创造性、少数因不具备实用性或不符合授权主题而被驳回。因错误理解专利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计算方式而导致起诉不予受理的10件案件中,申请人均为自然人。
(4)涉计算机软件案件特点
法庭审理的涉计算机软件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案件类型较为集中。计算机软件案件主要包括合同案件和侵权案件两类。其中,计算机软件合同案件占全部计算机软件案件总量的80%以上。
第二,争议焦点较为集中。尤其是计算机软件合同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开发成果是否交付、交付内容是否符合约定、履行中的变更是否已经达成合意、迟延履行应当如何认定等问题。
第三,审理难度差异大。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如果双方对于软件侵权的技术事实争议较大,则往往涉及复杂的源程序比对,审理难度很大;反之则审理难度较低。计算机软件合同案件中,如果合同约定模糊、有关履约标准难以确定,则审理难度较大;反之则审理难度较低。
(5)管辖案件特点
法庭审理的管辖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案件数量较多。基于诉讼策略、管辖规则复杂性、管辖连结点更多等因素,被诉侵权人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于管辖权异议有更大争辩空间。
第二,新难问题较多。如垄断协议纠纷的管辖是否适用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共谋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实施地可否作为垄断纠纷的管辖连结点,未起诉销售商的情况下能否将网络平台商作为管辖连结点,确认不侵权案件中专利权人主张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可否作为管辖连结点,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出,伴随科学技术、商业模式以及维权实践的不断发展,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呈现出日趋复杂与多样化的特点。
第三,司法态度较宽容。法庭审结446件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以撤改方式结案的仅为21件,占比4.7%。出于保护权利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及适度促进司法竞争的考虑,法庭对权利人选择案件管辖连结点持较为宽容的司法态度,尊重权利人对纠纷管辖法院的选择权。
(6)其他类型案件特点
法庭审理的涉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涉及的品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玉米、水稻、蜜柚、花卉等;第二,技术事实的查明难度较大,尤其是“同一性”的判断难度较大;第三,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多元化,如诉讼主体资格、品种权保护范围、合法来源抗辩、侵权赔偿数额等。
法庭审理的技术合同案件,多数以违约行为的审查认定为审理重点,技术事实的查明对违约行为的认定多具有重大影响。
法庭审理的涉技术秘密案件,涉及程序问题较多,程序规则得到进一步明确。
(二)树立标杆案例,发挥示范作用
法庭作出的裁判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法庭充分利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二审集中管辖的优势,打造出一批有社会影响力、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价值的标杆案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019年3月27日,知识产权法庭由庭长罗东川、副庭长王闯等五人组成合议庭敲响法庭“第一槌”,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法国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从立案、开庭到结案送达,案件审理过程用时仅50天。该案涉及专利侵权纠纷的先行判决问题,具有前沿性。通过该案,法庭明晰了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标准,阐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尚未发生效力时临时禁令的独特价值,明确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制度和临时禁令制度并存适用的条件和规则。该案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并被评为2019年十大民事行政案例。
以“第一槌”为样板,法庭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特性,通过个案智慧总结类案经验,树立了一批标杆案件。如在机械领域,上诉人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弹性测量体系弹性推动公司、原审被告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所涉专利为“肝病无创诊断仪”,该案对专利侵权诉讼中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举证责任的分配、相同和等同技术特征的判断等问题确立了裁判规则。在医药领域,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伊拉兹马斯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罗杰·金登·克雷格发明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涉及的发明为前沿生物基因技术药物,法庭厘清了专利创造性判断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标准的关系,促使专利审查实践中创造性判断标准回归核心和本质,并对如何在创造性判断中避免“后见之明”给出了明确指引。在通信领域,上诉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所涉专利为“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该案以网络通信领域的技术特点为重要考量因素,确定了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断规则: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未经许可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即构成侵害方法专利权。在植物新品种领域,上诉人蔡新光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所涉植物新品种为“三红蜜柚”,该案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以及被诉侵权行为的认定等问题确立了裁判规则,指出在植物体既是繁殖材料又是收获材料的情形下,应审查被诉侵权的销售者将其作为繁殖材料还是收获材料进行销售的真实意图。
(三)实施系统工程,统一裁判标准
一年来,法庭建设和实施“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形成专项规范、分段保障、严管重点的工作体系,为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标准提供了制度和体系保障。
在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庭统一裁判标准实施细则》,明确将涉及同一专利的案件原则上分配给同一法官或者合议庭,保障裁判标准统一。在前端梳理方面,采取系统比对、人工复核等多项措施识别类案,将涉及相同专利的民事案件、民行交叉案件与当事人关联案件等类案集中分配给同一合议庭。在中间把控方面,完善法官会议制度,法庭全年召开了34次法官会议,统一了120个裁判规则,并印发《法官会议纪要摘编》和《办案提示》,使法官及时掌握重要裁判标准和类案办理方式;利用“知识产权法庭讲坛”“新知大讲堂”等平台,推动法庭内部形成裁判共识;举办“知识产权法庭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班”“全国法院技术类案件审判实务培训班”,加强对下指导和裁判规则的向下传导。在末端审核方面,发挥法官会议对标杆案件、重大敏感案件的裁判文书的把关作用,实施文书评查制度,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在重点案件方面,建立大要案专报和指导机制,编发28期《知产法庭工作信息》及特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二、深化机制改革,推动智能办案,进一步提高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
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在最高法院层面设立的审理全国范围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化司法机构,法庭锐意进取,勇当改革先行者和探索者,创新体制机制,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队伍能力,全方位多措施提升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
(一)发挥制度优势,创新审理机制
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以改革的思维推进改革。一年来,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诉讼制度方面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
实行集中统一管辖制度和中国特色“飞跃上诉”制度。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法庭集中统一管辖全国范围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无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一审裁判由中级人民法院还是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其提起的上诉均由法庭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管辖上,跨越了高级人民法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飞跃上诉”制度。这不仅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和缩短纠纷解决周期,也凸显了中国最高司法层面对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政策和裁判规则。
探索涉及同一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的协同审理机制。我国专利制度采用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的二元分立体制,该体制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专利民事侵权程序往往受到行政无效程序的影响和制约,程序交叠造成维权周期延长和维权结果反复;另一方面,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分立程序做出不同的权利要求解释,在无效程序中以限缩的保护范围争取获得确权,而在民事侵权诉讼中以扩大的保护范围获得侵权认定中的优势,从而“两头获利”。法庭充分利用审理权限集中的优势,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其他地方法院的支持配合下,建立涉及同一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审理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实现权利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两大诉讼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从机制层面解决专利诉讼周期长、权利人就同一专利在不同案件中对权利要求解释不一致的问题。具体做法是,法庭汇总涉及相同专利的民事、行政案件信息,转递至专门受理专利行政诉讼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协调案件审理进程、统一案件裁判标准。对于已进入二审阶段的此类案件,法庭在“前端梳理”识别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破解“二元分立”问题的审理机制。如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与厦门实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侵权纠纷两案,涉及同一专利,法庭组成相同合议庭,指派相同技术调查官,合并召开庭前会议,聚焦审理共同涉及的权利要求解释问题,并记载在裁判文书中,架起了专利行政确权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实现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与确权行政诉讼裁判标准对接的一次有益探索。
建构“1+76”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格局,建立统筹联动机制。全国有32个高级人民法院、44个中级人民法院对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享有一审管辖权,以法庭为上诉机构的“1+76”审判格局已初步构建,形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线”,逐步发挥出统筹联动机制的优势和整体效能。一年来,法庭以统筹联动机制为依托,扩展纠纷化解渠道方式,跨区域调解80个专利侵权案件,实现了“庭未开、案已结,人未走、事已了”的良好效果。如在上诉人佟勇华、宁波照华公司与被上诉人余姚普德水器材厂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法庭了解到该案当事人就涉案专利与相关专利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尚有其他未结案件,遂联系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宁波知识产权法庭,协调合作、共同参与调解工作,推动涉及三地两级法院的8个案件一揽子化解。在上诉人江苏宝雕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银钢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法庭在江苏、四川、重庆等地高级法院的支持下,跨地域、跨程序一揽子化解7件一审、二审与再审案件。
实行全国范围巡回审判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六个巡回法庭和地方法院,探索“知产法庭+巡回法庭”巡回审判模式,建立“勘验+庭审”案件审理机制,到纠纷发生地或者一审人民法院所在地巡回审理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促进纠纷就地就近从快解决。一年来,法庭赴南京、深圳、济南、郑州、格尔木等地,对潜水泵、大型丝印机等不便运输的大型机械设备进行现场勘验,共完成23个案件的现场勘验和巡回审判,方便了群众诉讼,丰富了“枫桥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如在上诉人东莞市腾飞网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东皓达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珠海红森电路板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因被诉侵权的大型丝印机不便运输,且被诉侵权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就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包含的50余项技术特征进行一一比对,故合议庭决定到位于珠海的工厂现场进行侵权比对,并在位于深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终在查明技术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首先,牵头筹建“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汇集全国各地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360余人,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其中既有人民法院聘任的技术调查官,也有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兼职、志愿者等形式的技术调查官与技术咨询专家,有效解决技术事实查明人才来源单一、领域不均、供应不足的问题。其次,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按需调派技术调查官,或参照该规定调派技术咨询专家。共享机制与专家库协同发力,使技术调查人才通过统一调派在全国范围内按需流动,发挥既有资源的最大效用。2019年7月,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法庭调派一名机械领域的技术调查官参与“免耕式双垄沟全铺膜覆土联合作业机”发明专利侵权纠纷一案的审理工作。2019年11月,法庭应天津知识产权法庭申请,综合考虑地域、领域、人员等情况,通过“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调派一名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调查官参与“作为心血管的标志和治疗靶的1L1RL-1”发明专利侵权纠纷一案的审理工作。2019年12月,南京知识产权法庭积极调派计算机软件领域技术调查官,协助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审理,本案复杂的源程序事实问题得以正确查明,当事人在新事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和解,案件得以圆满解决。最后,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技术调查官工作认知习惯差异大、参与诉讼细节规范不统一等问题,法庭牵头组织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天津、深圳、南京、苏州等地知识产权法庭共同编写,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
(二)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智能办案
信息化技术是提升司法审判质效的重要手段,法庭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中的应用,在裁判规则数据库、科技法庭、远程质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统筹规划。
第一,建立以法律适用具体规则为中心的新型裁判规则数据库。首批上线的裁判规则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年度报告、全国法院典型案例,以及法庭2019年审结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由法庭法官提炼、撰写,再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使用者在该数据库输入关键词,即可获得以“规则脑图”和“规则列表”两种形式展现的相关裁判规则。这一展现形式,是根据案件的类型、领域等特点,按照法律逻辑予以构建,呈现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区别于通常的简单罗列形式,可引导使用者主动学习并掌握相关规则。该数据库既可运用于辅助类案审理,也可运用于检验审判质效。目前,裁判规则数据库试运行版已经完成,即将正式上线运行,为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智能审判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建设集信息化终端运用、同步圈画技术、AR技术、语音识别技术与电子签名技术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科技法庭。开庭时,法官席的信息化终端与办案系统连通,法官可调阅电子卷宗资料。终端内嵌同步圈画技术,质证过程中,法官和当事人均可通过各自终端用不同颜色的线条、色块在证据上进行标记,实现同步圈画。科技法庭还可运用AR技术,通过AR眼镜的现实增强技术将电路布图等比较微小、结构精密的证据投到大屏上,便于查看细微结构。科技法庭的语音识别技术与电子签名技术,可以将语音转换为文字实时生成庭审记录,并以电子签名代替传统签字,通过一次电子签名即可实现在庭审笔录的每一页均完成签名。
第三,利用高清视频远程传输技术进行远程质证。对于不便移送的证据,法庭通过高清视频远程传输技术进行远程质证。在上诉人北京热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容东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嘉定马陆东方激光管厂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被诉侵权产品系玻璃易碎品,不便远途运输,法庭与一审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沟通协作,实现了证据的远程实时展示与质证比对。
第四,统筹规划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未来发展。法庭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庭智能化建设三年发展规划(2019-2021)》,明确信息化建设目标和思路,提出了“一个平台”“两个服务”“三个场景”“四个连接”“五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思路,打造全面覆盖、互联互通、跨界融合、深度应用、透明便民、安全可控的法庭智能化办案系统。“一个平台”是指法庭电子诉讼平台,面向法官、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两个服务”是指坚持服务人民群众、坚持服务审判工作。“三个场景”是指将信息化建设成果体现在诉讼服务、科技法庭、大数据分析平台三个场景中。“四个连接”是指连接有关下级法院、外部单位、当事人、社会公众。“五个重点项目”是指裁判规则数据库、大数据分析平台、外部数据交互平台、两级协同平台与远程庭审系统、知产法庭云。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司法能力
队伍建设是审判事业行稳致远的基础和保障。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兼具专业性、前沿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审判人员既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要有高超的业务能力,还需有慎独慎微的廉洁品质,方能有效提升司法能力,成为审判质效提升的人才保障。
法庭下设8个合议庭以及诉讼服务中心与综合办公室,共140名工作人员。法官42人,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37.5%为博士研究生学历,22.5%有理工科背景,17.5%有海外留学经历。部分法官是从最高人民法院选派,多数法官是从全国专利审判较为成熟的地方法院借调,还有3名法官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来法庭交流。法庭的审判队伍,经过层层筛选,实现了优中选优,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沙场点兵”。法庭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高标准、严要求、多渠道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清正廉洁、精通法律、熟悉技术、既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审判队伍。
第一,加强政治建设,提升队伍凝聚力。法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法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确保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提升队伍素质能力,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弘扬正气,创先争优,充分调动各位干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法庭干警在新时代新环境有新担当新作为。
第二,加强业务建设,提升队伍履职能力。根据知识产权领域思维活跃、知识更新快、国际化程度高等特点,法庭积极创造条件,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业务培训与外语能力培训,提升队伍履职能力。一年中,举办两期全国审判实务培训班,深入讲解司法政策和裁判规则,促进全国条线工作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开展多层次业务培训,搭建“新知大讲堂”“法庭讲坛”等高质量常态化学习平台,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到法庭授课,并向地方法院同步直播,提升审判队伍的业务素质;组建法庭外语工作组,开展线上线下日常外语培训,翻译域外裁判及前沿学术文章。法庭充分发挥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榜样作用,发挥以点带面的“领头羊”作用,努力成为全国法院技术类专业审判队伍的熔炉和学校。
第三,加强廉洁建设,锻造作风过硬队伍。一方面,根据审判工作实际,借助新媒体,探索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教育管理全天候”党建工作法,以“党员之家”“学思践悟”“知否,知否?”等不同主题的线上互动微平台,以及“党建园地”宣传廊等线下学习教育平台为媒介,以立体化、年轻态、互动性为导向,搭建党建学习平台,紧贴工作实际设置学习内容,采取互动问答、互教共享的方法检视学习效果,打造喜闻乐见的党建品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旗帜》杂志举办的第二届党建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百优案例”。另一方面,建立以《知识产权法庭关于从严治庭防范风险的意见》为统领的“1+N”制度体系,形成规章制度50余项,采取发送“知产家书”等创新形式,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推动形成良好的廉政生态。
三、推进司法公开,开展国际交流,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推进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对司法公开的广度与深度有着极高的要求。法庭在社会关注、国际瞩目中诞生,秉持高度的自觉性、崇高的使命感,主动推进司法公开,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使国内外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法庭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制度与实践。
(一)深化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
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法庭以司法公开为核心,以司法宣传为抓手,不断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以司法公开为核心,依法充分公开审判信息。法庭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搭建的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四大公开平台,实现审判流程的全方位公开。在庭审公开方面,法庭以公开、直播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案件的庭审过程既可以在互联网上实时观看,也可以庭后登录中国庭审公开网查看录像。重大案件全流程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对于依法应予公开的裁判文书,法庭及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为提升公众对裁判的认知度,法庭制作的裁判文书均附有裁判要点,对案件所涉法律问题、裁判观点、裁判结果均予以简要释明,以清晰、理性的释法阐理让正义讲得明、看得见。
以司法宣传为抓手,全方位展示法庭工作情况。2019年3月27日,法庭的“第一槌”案件开庭审理,经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进行全媒体直播和广泛报道,庭审网络直播第一时间观看量达1800余万次。4月下旬,法庭举办“公众开放周”“知识产权保护集中开庭周”“法官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邀请来自社会各界的公众和媒体记者参观法庭,体验诉讼材料电子递交、典型案例线上检索等智能化系统,旁听公开庭审;安排法官走进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宣介法庭的基本情况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12月9日至13日,法庭开展“集中宣判周”活动,对6件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件进行集中宣判,旁听的业界人士表示:“旁听庭审让我感受到了知识产权法庭审判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法庭还充分利用中英文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各类司法信息,共计发稿390篇,点击量1601.2万次。
(二)开展国际交流,增强国际影响力
法庭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国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的成功做法,同时向世界讲述中国知识产权法治故事,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一年中,法庭共开展外事交流活动32次,其中接待来访18次,出访8次,参加国内涉外活动6次。
第一,加强交流互鉴,“迎进来”充分展示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国家形象。自成立以来,法庭坚持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先后接待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国际法院等组织到庭参观座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在法庭揭牌成立时发来视频表示祝贺,认为法庭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庄严承诺,表达了中国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加公正高效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来法庭参访时表示,法庭的设立“对于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执行董事丽莎·约根森参访时表示,“知识产权法庭有素质非常高的法官,案件的审理会很有效很全面,会对以后的判决一致性有很大的影响。”国际法院院长阿布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素福到访时表示,“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专家、律师们都会非常关注知识产权法庭所做的判决。......法庭必定会对于知识产权中具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有自己的判断,比如药品可及性与强制许可、垄断案件中相关市场界定、专利权人和专利使用者、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等。我相信发展中国家会尤其关注中国在上述类似问题中的作用和采取的路线。”古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鲁本·雷米希奥·费罗到访时表示,“最高法院的各个法庭就各种类别的案件进行专门的数据处理,进行案例的汇总以及检索,这非常具有学习借鉴意义。最令人称道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使用,让这些高科技的技术进入到法庭来帮助法官对高技术类的案件做出更为正确的审判,这是非常好的应用。”
第二,坚持国际视野,“走出去”用心讲述中国知识产权法治故事。法庭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展示中国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成果,宣传中国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理念,争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认知、理解和认同,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9年5月,法庭副庭长王闯率中国专利法官代表团一行8人,赴法国、卢森堡和德国进行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专题交流,向欧洲知识产权司法和实务界介绍法庭的设立与我国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发展,传递了我国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信号。2019年6月,法庭副庭长周翔参加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中、日、韩三国分会联合主办的“2019AIPPI中日韩三国分会交流会”,并做英文主旨演讲,全面介绍法庭的机构设置和创新工作机制,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最新发展。一年中,法庭还有多位法官“走出去”讲述中国知识产权法治故事,如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进行英文宣讲,赴英国参加2019年度AIPPI世界大会“模拟法庭”活动,赴瑞士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会议,赴西班牙参加欧盟知识产权局举办的“知识产权调解大会”,赴新加坡参加知识产权周活动全球论坛,赴南非参加“国际无性繁殖观赏植物与果树育种者协会”年会,赴韩国参加WIPO“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继续教育课程”,等等。
四、加强调查研究,统筹推进合作,进一步加强国家战略司法保障
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与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对提升国家战略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法庭充分利用案件数量多、涉及技术领域广的调研优势,结合司法审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服务决策并提出立法建议,同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共同体的构建,形成保护合力,促进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精神落地生根。
(一)加强调查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第一,起草编制了《知识产权法庭发展规划(2019-2021)》,对法庭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基础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谋划,推动法庭长远发展,确保中央部署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各项专题调查研究。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技术领域的大量案件为调研工作提供了优质资源,法庭以审判团队为基础,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与法官的研究兴趣,围绕专利法修改、反垄断、技术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5G技术、植物新品种等战略领域与重点问题成立调研小组,开展专题调研。已形成《关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建议》《关于植物新品种权案件裁判文书分析情况的报告》《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及专利无效循环诉讼实证研究》等9项调研成果,并就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关于改革和完善专利无效程序立法的建议》。法庭还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交流合作,就标准必要专利等问题开展调研,研究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审判规则。
第三,植物新品种调研取得可喜成果。法庭被农业农村部评为2019年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进集体。为提高中国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种业发展及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司法保障,法庭在审理好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梳理全国法院近十年审理的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形成人民法院植物新品种裁判十年综述;与农业农村部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联合调研,赴湖南、海南两省实地考察,为湖南种业硅谷、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建设建言献策;基于调研掌握的农情、种情、维权实情,围绕扩大品种权保护范围、对实质性派生品种进行保护的紧迫性等问题,撰写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专题调研报告。
(二)推动构建保护共同体,形成保护合力
第一,加强与行政部门的沟通合作,形成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行政保护合力。自成立以来,法庭积极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反垄断执法部门等沟通合作,不断提升交流与合作水平,推动形成多方合力,积极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合作。双方就电子送达、远程交换证据、数据共享等工作基本达成一致,并确定了数据交换方式。为确保互相提供的数据内容能够稳定快速交换,双方将进一步研究交换数据的专线连接方案。加强与农业农村部的合作。法庭与农业农村部就植物新品种保护开展联合调研,受农业农村部邀请参加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研讨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研讨会、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评审会等会议。法庭亦邀请农业农村部专家做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题讲座。双方研究建立沟通合作的长效机制,合力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加强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合作。就禁止垄断协议及反垄断执法规章的制定,法庭积极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供修改意见和建议。法庭法官受聘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参与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大数据与反垄断会议等,为反垄断竞争政策及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第二,加强与律师协会、学术界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沟通,形成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合力。2019年5月29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参访法庭,围绕法庭的建设发展、相关立法的完善、诉讼体验的优化等问题,与法庭法官座谈交流。2019年11月23日,法庭庭长罗东川应邀出席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实务研讨会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介绍法庭情况,并围绕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培养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发表演讲。法庭还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专家学者,为法庭干警讲授课程,并研讨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相关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法庭探索与高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提供司法实践资源助力高校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知识产权保护合力。法庭注重通过交流汇聚社会各界智慧资源和专业合力,共同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品质和效率,整体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法庭以各项司法宣传活动为契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观摩庭审、交流座谈。一年中,法庭共接待63批970余人次参访,其中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29人次。法庭的调研小组就涉外专利案件管辖及法律适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植物新品种保护等问题,先后与多家科技创新企业、专利和法律服务机构进行座谈,听取各方面意见与建议,与社会各界携手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结束语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撑,承载着重要历史使命,也对司法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的历史节点,法庭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畏艰险,不惧挑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强有力的司法手段激发全社会创造热情,释放创新创业活力,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4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443号建议的答复
黎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们认为,《建议》既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当前民事检察、行政检察与刑事检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又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案源总量小、来源渠道窄、执行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细则、检察建议成效低、民行检察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还关注了各地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的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对检察机关全面提升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质效,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目前的“四大检察"工作格局中,行政检察工作是“短板中的短板"、“弱项中的弱项"。我们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的“做实行政检察工作"的要求,在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以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修订中认真吸纳和推动落实《建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下大气力补齐行政检察的短板。
一是关于拓宽民事行政案件线索来源。针对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数量少的情况,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检察职能的宣传,通过行政诉讼监督的成效彰显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和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宗旨,通过深化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拓展监督范围和案源。201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线12309检察服务中心。经不断改进和完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已成为全国检察机关统一对外的智能化检察服务网络平台,通过12309网站、12309检察服务热线、12309移动客户端、12309微信公众号四种渠道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检察服务。12309检察服务中心平台包括检察服务、案件信息公开、接受监督三大模块,其中检察服务模块的一项重点功能是接收民事行政监督申请,即当事人在网上即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行政监督申请。对网上民事行政监督申请,我们严格依照规定程序和期限做好受理、办理、答复工作。
二是关于组建民行专家顾问团队。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16日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咨询论证工作办法》,设立了103位专家组成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为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提供咨询论证意见。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托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有条件的分州市级人民检察院设立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采取向专家咨询或者组织专家论证等方式,充分借助“外脑"提升办案精准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三是关于加大抗诉案件的公开力度。《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审查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听证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实践中运用较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借助听证制度,不断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还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对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参与庭审活动的范围和履职要求进行明确,也没有规定提高公开程度的硬性措施。在修订《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时,我们将完善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制度,同时增加关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抗诉案件审理情况等规定。
四是关于制定执行监督具体细则。201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6〕30号),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管辖、受理、办理、监督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将在修订《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时作出相应规定。针对各地对执行复议案件的管辖理解不一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论证。201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民事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各地人民检察院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立足职能定位,多措并举获取案源,实行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注意解决深层次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正在认真总结专项活动的经验做法,在修订《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时增加关于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制度的规定。
五是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检察建议。《建议》提出,对拒不回复或落实检察建议的被监督单位,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应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向被监督对象的上级管理单位发出检察建议,通过上级单位来督促落实检察建议。该意见是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的重要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26日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高检发释字〔2019〕1号),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建议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符合提起公益诉讼条件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2019年印发的《关于2018年度全国检察机关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情况的通报》要求,加大对已发出检察建议的后续回访跟进监督力度,对逾期未回复或者处理结果不当的,依法提请上级院跟进监督,将检察建议做到刚性。我们在修订《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时,将建立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机制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检察建议机制。
六是关于提高制发检察监督文件质量。《建议》提出,检察监督文件的制发应该具体、明确,应该将错误事由、依据等写清楚,便于被监督机关了解原因、及时改正。我们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通过严格执行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规定来落实该建议,切实提高检察法律文书质量。我们还将通过印发优秀法律文书、开展法律文书写作培训等方式,提高法律文书的说理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1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涉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民生案件纳入主动执行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在当前众多“执行难"案件中,“涉及民生类案件关系到弱势群体的胜诉权益,需要特别引起高度重视",并从严格落实主动执行制度、开设案件执行工作咨询热线、减免弱势群体诉讼费、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巨大威力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我们认为上述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切实保护妇老残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涉民生案件的执行与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涉民生案件执行,自2013年以来多次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其纳入“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总体部署,形成了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与日常强化执行相结合的常态工作机制。
一、关于严格落实主动执行制度,将涉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民生执行案件全部纳入主动执行范围的建议
您提出“要严格落实主动执行制度,将涉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民生执行案件全部纳入主动执行范围"“将涉及追索工资或报酬、社保欠费、抚养费、赡养费、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等涉民生案件,作为执行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着力解决一批生活确实困难的当事人、外来务工人员、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我们完全赞同您的意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意见》(法〔2014〕293号),其中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完善有利于保障民生的快速执行、主动执行等机制,以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惩戒法律制度和点对点网络查控联动机制为抓手,积极推进反规避执行和反消极执行,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2014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开展了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共执结涉民生案件16万件,执行到位标的额约60亿元,案件执结率为85.73%,标的到位率为65.35%。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2月15日开展的“两节"期间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全国法院共执结涉民生案件8.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36亿元,司法救助人数1.7万人,救助金额2.4亿元。从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11日开展的“两节"期间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着重执行追索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等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9类案件,全国法院共执结涉民生案件11.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5亿元,司法救助人数1.8万余人,救助金额2.35亿元,切实解决了一批生活确实困难的当事人、外来务工人员、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我们还将追索农民工工资案件作为工作重点,加大执行力度,认真进行全面排查,对未结案件切实采取有效执行措施,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坚持依法规范执行,确保清欠保支工作顺利开展。自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11日,全国法院共执结追索农民工工资案件近6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4.8亿元,发还农民工工资人数8.4万人,以实际行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此外,地方各级法院还根据涉民生案件特点,及时总结经验,集中人力物力开展特别行动,采取“设点守候"“凌晨执行"等非常措施,成功执结了一大批涉民生案件。其中,云南法院充分利用被执行人返乡过春节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凌晨行动"“午间执行"“夜晚突袭"“春节执行"等专项执行活动,全方位围堵“老赖",重点解决一批因被执行人长期外出务工、下落不明导致难以执结的案件。吉林白城市两级法院执行人员采取到乡下蹲点的方式集中办案,成功执结一批被执行人住在偏远农村的涉民生案件。唐山市法院开展“抓老赖、搜财产、兑款物、保民生"集中执行行动,网易进行了全程跟踪同步直播;此次活动合计调动警力276人,警车60辆,拘传、拘留被执行人64人,实施搜查129件,查获、扣押财产总值达1214万元;有19名被执行人迫于法律威慑,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集中发放农民工工资和各类赔偿款490万元,惠及农民工300余人。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完善涉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民生执行案件的主动执行制度,理顺法院内部立案、审判、执行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使立案、审判、执行的内部衔接更加顺畅,更加有利于保障裁判内容的执行,为申请执行人减轻诉累。
二、关于在各地涉民生案件较多的法院和基层法院开设案件执行工作咨询热线的建议
您提出“各地涉民生案件较多的法院和基层法院可开设案件执行工作咨询热线,负责案件咨询、接受举报,在立案大厅设立‘涉民生执行案件法律咨询台’和‘涉民生执行案件立案绿色通道’,在农民工和妇女老人聚集的社区设立‘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宣传点’,以方便当事人进行案件咨询、申请立案和查询执行信息。"我们完全赞同您的意见。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期间,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法院对追索劳动报酬的执行案件建立了绿色通道,实行当日立案、当日移送专门团队、当日启动查询,发现财产立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湖南基层法院在立案庭设立专门窗口,涉民生案件立案后优先执行,对已经到位的执行款,简化审批发放手续,尽快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物。青海法院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立案、内勤分案和案款发放的每一环节均设立时间限制,并由专人负责、专人监督,最大限度减少案件在法院内部的非执行耗时,形成了执行立案快、查询冻结快、结案发款快的“三快"模式,全程提升案件办理速度。广东涉民生案件较多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开设了涉民生执行咨询热线,负责案件咨询,接受财产线索举报,在立案大厅设立了“涉民生执行案件法律咨询台"和“涉民生执行案件立案绿色通道",在农民工和妇女老人聚集的社区、工厂设立“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宣传点",以方便当事人进行案件咨询、申请立案和查询执行信息。北京在三级法院立案大厅设置了“诉讼服务自助机",并正在探索将其放置在妇女老人聚集的社区,通过“诉讼服务自助机",可以对涉民生案件进行咨询、申请立案、网上阅卷、打印文书,还可以通过语音或视频方式联系法官。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将上述措施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建立完善相应的长效机制。
三、关于对妇老残等弱势群体减免诉讼费的建议
您提出“对妇老残等弱势群体,在先期案件诉讼阶段,需要在支付的诉讼费用问题上,应给予减免对于诉讼费在执行到位后再支付。"我们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地方各级法院完善配套工作机制,加强立审执协作配合,开展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保全、优先执行、优先发放,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涉民生案件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对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实行缓、减、免收诉讼费、执行费。对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但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涉民生案件,各地法院充分运用司法救助资金,及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执行人进行司法救助。除法院司法救助外,有的法院还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财政的支持,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告知其申请政府救助的权利。陕西、江西、云南、山东、四川、安徽、福建等省份的司法救助金额均超过1000万元,通过司法救助有效化解了一批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生活又面临实际困难的涉民生执行案件。
四、关于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
您提出“各级法院可成立以‘一把手’挂帅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上下级法院专项督导、巡回抽查、情况通报等多种督办方式,要求把此类案件作为当前执行工作重点,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办理、优先发款’,‘主动保全、主动查控、主动协调’,‘尽快处置、尽快公开、尽快救助’。"我们完全赞同您的意见。如前所述,各地法院将涉民生案件作为当前执行工作重点,创新建立了涉民生案件工作机制,努力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办理、优先发款",“主动保全、主动查控、主动协调",“尽快处置、尽快公开、尽快救助"。涉民生案件专项活动期间,各地法院“一把手"高度重视,大多数法院成立了涉民生案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明确责任,分工到人,并积极主动向党委、政法委和人大汇报情况。其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阎庆文亲自过问亲自抓,指导执行局制定周密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在对辖区法院涉民生案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建立台账,加强对中基层法院的督促、检查,协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确保行动取得实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冬日融冰"集中行动领导小组,各中基层法院由院领导亲自挂帅,加强指挥与调度。
五、关于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执行联动机制巨大威力的建议
您提出“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内强管理,外求联动,多措并举,全力攻坚克难,用足用好法律强制措施,切实解决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涉民生案件‘执行难’问题,最大限度兑现弱势群体的胜诉权益。"我们完全赞同您的意见。全国各级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执行联动,形成了共同破解涉民生案件“执行难"的强大合力。
一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系统查人找物。我们着手建立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化查控系统。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经过不懈努力,现在已基本实现对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与35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4类18项信息。全国3523家法院都能使用该系统进行财产查控。此外,多数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还建设了三级法院间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与国土、税务、民政等部门对接,扩大查控范围,形成了对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益补充。各地法院纷纷增加软硬件投入,进一步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作用,借助身份信息认证系统、组织机构代码查询系统查明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利用“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全面查控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信息,集中对财产线索进行调查核实。福建法院借助“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自动查询小机器人等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全面、适时、拉网式查询,做到“快查、快控、快执、快结"。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拓宽执行思路,利用调查银行流水、信用卡消费记录、手机消费类软件支付信息等方式,查找定位被执行人,成功控制被执行人16名,执结案件10件。
二是多部门联动推进涉民生案件执行。各地法院注重利用相关部门的资源优势,发挥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借助各方力量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浙江法院与劳动、公安部门建立欠薪案件联合处理机制,并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在被执行人资产处置变现前,动用应急周转资金先行垫付执行款项。厦门法院发挥执行联动机制优势,注重与工业园区管委会合作,跟踪劳动报酬支付情况,防范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完善劳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主动争取公安、检察机关的配合支持,合力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宁夏三级法院认真梳理建筑领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与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互通信息,将“老赖"企业列入黑名单,净化建筑市场。广西把不履行涉民生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纳入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集中审核内容,建议取消此类被执行人的当选资格。
三是创新涉民生案件执行方式。各地法院创新工作方式,采取“律师调查令"“悬赏执行"“微信公告"等措施,加大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江西法院积极探索在涉民生执行案件中引入律师调查令制度,根据申请执行人的书面申请,签发律师调查令,由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获取相关证据,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率先采用微信“朋友圈"广告推送的新做法,根据被执行人身份信息、活动范围、朋友圈用户关注喜好等关键词,利用一周时间定向为63.9万微信用户推送执行悬赏公告,传播效果是普通悬赏公告的10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38宗涉民生执行案件悬赏公告,悬赏金额达990多万元。甘肃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的通知",要求有财产和有条件执行的当事人必须全部执行到位,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繁简分流的执行模式,建立小额案件速执机制,设立了由1名庭长、2名执行员、3名法警构成的涉民生小额案件“速执组",及时兑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自“速执组"成立以来,执行效率显著提升,执行案件350件,平均执行天数9天,实际执结率为98%。
四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各地法院依法采取罚款、拘留、限制出境、限制消费等强制措施,制裁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同时用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对拒执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河南利用“老赖"回家过年的有利时机,开展集中执行“春雷行动",共拘传、拘留长期外逃“老赖"1.3万人,判处拒执犯罪分子136人。重庆在今年的涉民生集中执行行动中,共采取搜查措施523人次,拘留287人,罚款14.1万元,移送追究刑事责任4人。上海全市法院在2016年至2017年2月期间,司法拘留人数共955人,提起公诉案件包括拒执罪、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共22件。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和大兴区人民法院先后与辖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签署关于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实施办法,明确公检法机关打击拒执犯罪的衔接机制和工作流程,畅通追究拒执犯罪的法律程序。湖北、贵州、海南、新疆、兵团等地法院,注重强制与教育结合,对恶意逃避、抗拒执行的,依法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对家庭确有困难的,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促成部分履行或与申请执行人和解,取得良好成效。
六、破解涉民生“执行难"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解决涉民生案件“执行难"需要治标与治本兼顾。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关于加强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的指导意见》,将专项活动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继续完善优先、主动、快速执行的长效工作机制,切实保障涉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及各种配套措施,内强管理,外求联动,多措并举,全力破解涉民生案件执行难题。重点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执行联动,破解查人找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不断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继续加强与银监会的合作,力争实现对所有银行的查询、冻结、扣划“一体化"功能;与保监会、税务总局、民政部加强合作,将被执行人保险财产、纳税退税信息、婚姻信息等纳入网络查控范围;推进与公安部的协作,加强网络布控,由公安机关协助查找、控制被执行人,帮助我们破解查人找物难题。继续推进联合惩戒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将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推送的网络化、自动化,各协助执行部门从中抓取数据,嵌入其办公系统,在审批中自动拦截、自动惩戒。通过各单位职能作用的发挥,在出行、投资、置业、消费、网络等各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最大限度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生存和活动空间。
二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解决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和乱执行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要逐步完善信息化管理模式,深挖内部潜力,以执行指挥中心为平台和抓手,进一步加强执行规范管理。继续推进应用流程节点管理、“终本"案件管理、执行信访管理、舆情管理、委托事项管理、网络拍卖管理等信息化管理平台,对执行工作中不规范行为及时督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一竿子插到底"。建立完善执行委托事项工作机制,实现辖区内法院与跨省法院之间的网络化协作,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相信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各级人大监督、政府支持和社会各界理解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涉民生案件“执行难"问题一定能得到有效解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508号(资源环境类28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508号(资源环境类281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健全流域协同司法治理体系的提案》收悉,经商生态环境部,现答复如下:
提案中所提问题和建议,对于人民法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深化环境资源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制度改革,统一环境资源案件裁判尺度,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探索构建全流域司法治理体系,全面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一是树立流域环境资源审判理念。2020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第一次在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的层面上,提出了构建黄河流域司法体制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全流域司法大保护特色。2021年2月25日,为正确适用我国首部流域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坚持依法严惩、全面担责确立为长江司法保护的理念。
二是构建流域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健全专门审判机构。截至2021年1月,长江流域各地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人民法庭等专门审判机构共计1286个,实现了对流域重点区域的全覆盖。长江流域19家高级人民法院中,有17家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或者“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黄河流域9家高级人民法院中,有7家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完善案件集中管辖。江苏建立“9+1”环境资源集中管辖审判体系,江西在“五河一江一湖”流域和部分重点区域共设立11个环境资源法庭,构建以生态系统或者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拓展流域司法协作。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签订“11+1”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长江上游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协作机制,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六个基层人民法院联手打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司法联动机制,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黄河流域九省区高级法院签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全流域以及重点区域司法协作模式初步形成。推进跨部门协调联动。最高人民法院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关于建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司法合作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关于建立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司法合作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流域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合力。
三是完善流域环境资源审判规则。先后出台《关于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2016年)、《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2017年)、《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于保障的意见》(2020年)、《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2020年),印发《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2021年),系统指导长江、黄河流域各级法院环境司法工作,统一流域司法保护尺度。指导下级法院依法审理宁夏和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江西三清山巨蟒峰案、安徽向长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案、云南“绿孔雀”案、四川“五小叶槭”案等一系列标志性案件,推动长江、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法治化进程。发布首部流域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先后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共计5批50个,发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0个,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导作用,全面加强长江、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四是丰富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实践。深化环境司法公众参与。注重发挥专家辅助人、人民陪审员在环境资源案件事实查明、评估鉴定等诉讼活动中的作用,依法保障公众对环境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科技成果同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深度融合,实现流域各地法院信息资源共享。全面应用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中国移动微法院等,实现诉讼事项在线跨区域办理,推动建设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化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实现案件信息汇聚、数据共享,为环境资源案件大数据分析应用、跨地区跨部门开展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加大环境司法普法教育宣传力度。全面落实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庭审公开直播、裁判文书公开上网、执行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机制,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旁听庭审,进一步拓展流域环境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以生动的司法实践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构建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机制,拓展宣传载体,增强宣传实效,讲好新时代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环境法治故事,营造司法服务保障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人民群众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法治意识和行动自觉。
下一步,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大工作力度,补齐工作短板,提升能力和水平,健全流域协同治理司法体系。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立跨省际流域生态法院等专门法院,涉及对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环境资源审判机制的重大调整,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以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加强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衔接协调,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为推动设立专门环境资源法院创造有利实践条件,并适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2022年6月5日)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相关介绍与案例全文如下:
2021年,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通过依法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案件,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全面展示2021年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1)》的同时,遴选发布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15个案例,涵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及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各个类型,涉及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环境治理与服务相关领域,所涉生态要素多、保护范围广、程序复合程度高、探索创新意识强,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求和功能作用。
一、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要求,服务保障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人民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司法服务保障。本次发布的年度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审理长三角地区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依法对非法生产、倒卖、运输、处置危险废物各环节被告人定罪量刑,斩断危险废物非法处置产业链。严惩医疗废物处置企业逃避监管违法排污行为,巩固打击环境污染犯罪高压态势,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妥善适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发挥司法裁判矫正作用和预防性保护功能,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遵循自然规律规制被告人自行投放外来物种行为,明确增殖放流应符合生态环境特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安全。依法审理江河源头地区水土保持费征缴案件,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加强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确认青藏高原污染环境赔偿磋商协议,筑牢高原生态屏障,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加大对长城、传统村落司法保护力度,守护历史文化遗产,巩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
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人民法院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司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协调保护生态环境与推动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规划、建设、生产引发的纠纷,鼓励清洁生产,推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转型升级。依法审理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破产清算转重整案件,设置“环保承诺”投资条件,制定绿色重整方案,推动企业重获新生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汽车制造企业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创造性的从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抵消超标排放量视角出发,促使被告企业以捐献新能源电动车用于公益事业的方式实现生态修复,推动淘汰落后产能、扩大绿色产能。探索以公益信托方式管理使用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委托第三方将修复费用纳入绿色公益工程项目,实现修复生态环境与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三、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修复实际效果
人民法院注重对生态环境修复行为效果的实质审查,探索创新裁判执行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有效修复。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明确以技改费用抵扣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应以引导、鼓励、支持企业在没有法律强制要求情况下,自觉采取措施节能减排、降低环境风险、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前提。在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中,对引入外来物种等不合理、不科学生态修复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指引科学合理开展生态修复。在偷排危险废液污染环境案件中,统筹打击犯罪与修复生态,依法确认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与责任主体达成的磋商协议,及时确定生态环境损害及后续处置费用数额,为修复生态奠定良好基础。在涉及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公益诉讼案件中,以拓宽河道确保行洪安全等新型方式消除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延伸审判职能,推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水平
人民法院依法监督支持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构建协作联动长效机制,推进生态环境法治保护水平不断提升。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围绕古树名木管护不周、公共利益受损等城市治理问题,促进行政主管部门改进工作效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在涉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准确识别部门职能范围,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案件办理过程中,通过联动机制、司法建议、线索移送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推动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构建完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
今后,人民法院将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强化统一法律适用,持续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切实履行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职责使命,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一、被告人周某荣等二十八人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人黎某建、黎某志、张某波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三、被告单位太原某环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四、被告人陈某平等十四人污染环境案
五、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徐某文、方某平人文遗迹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六、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七、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山东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某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发电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十一、陈某海诉北京市平谷区某局长城保护行政处罚案
十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诉重庆市九龙坡区某局不履行保护古树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三、梧州某环保实业有限公司诉梧州市某局行政处罚案
十四、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检察院诉剑河县某局不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五、北京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与江西某能源公司、丰城某焦化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执行案
一、被告人周某荣等二十八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周某荣等28名被告人明知废旧有机玻璃回收再加工产生的精馏残渣系《危险废物名录》所列危险废物,需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2017年至2020年间,各被告人在无处置资质情况下,为牟取不法利益,分别无证生产、倒买倒卖、终端销售上述精馏残渣,形成横跨浙苏皖三省的非法处置利益链条。涉案精馏残渣1800余吨、金额超1000万元。其中被告人周某荣非法处置600余吨,精馏残渣储存堆放过程中泄露致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被告人吴某良等将精馏残渣掺入燃油售卖用于燃烧,经侦查实验认定,燃烧行为造成空气污染。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周某荣等28人违反国家规定,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至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五千元不等,同时适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禁止各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或刑罚执行完毕后一定期限内从事危险废物处置活动。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有机玻璃回收再加工产生的精馏残渣是国家明文认定的危险废物,由于专业处置成本高同时有可燃特性,此类物质的非法倒卖和处置时有发生。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非法生产、倒卖、运输、处置各环节犯罪进行全面追责,彻底斩断横跨浙苏皖三省的精馏残渣非法处置产业链,沉重打击了跨域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同时对被告人适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矫正作用和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效果,有力维护了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安全,体现司法机关严惩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决心,有利于警示相关行业单位和从业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危险废物处置行为。
二、被告人黎某建、黎某志、张某波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黎某建邀约张某波、黎某志及黎某培(另案处理)电鱼食用。黎某培驾车搭载三被告人到前河重庆市城口县蓼子乡当阳村转拐子河段,分工配合进行捕鱼。经群众举报案发,被告人相继到案。取保候审期间,三被告人自行在重庆市潼南区某淡水鱼养殖场购买裸斑鲤、黄辣丁鱼苗若干投放进犯罪地河段。法院经函询相关机构,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复函证实,被告人在增殖放流前后均未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放流的裸斑鲤在城口县前河水域属外来物种,不宜在该河段放流,极可能对城口县本地品种造成影响;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复函证实,潼南区某淡水鱼养殖场有出售水产品的合法资质和许可,无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物种的资质,裸斑鲤不属于本地种。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被告人虽有主动修复水生生态、弥补水生生物资源损失之意,但增殖放流前未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裸斑鲤不适宜案发河段放流,该增殖放流不仅不能修复水生生态环境,反而可能有害于河段生态平衡,故不采纳三被告人关于案发后投放鱼苗进行了生态修复,未对案涉河流造成严重后果的辩护意见。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黎某建拘役四个月,被告人黎某志、张某波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没收作案工具。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案件。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须遵循科学规律合理开展,不规范的增殖放流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会抵消增殖放流作用,甚至给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本案中,人民法院审查确认被告人开展的增殖放流不符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相关规定,不能起到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环境的作用,反而给事发河段引入外来鱼种,可能造成物种种质混杂、种群退化,影响生物遗传多样性,对其行为作出否定评价。同时向渔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遵守增殖放流相关规定,建议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增殖放流的监管,对于促进科学合理开展增殖放流具有指引价值。
三、被告单位太原某环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太原某环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具有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负责清运、焚烧处置太原市六城区医院及诊所的医疗废物。因污水处理能力不足,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康与副总经理经预谋决定将处置医疗废物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外排倾倒,该公司环保部及污水处理站工作人员将污水排放至新沟村、港道村土地中。经监测、鉴定,倾倒的污水含有汞、镉、铅、铜、铬、锌等重金属。污水倾倒致倾倒地点及周边土壤氯离子和全盐含量升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裁判结果】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各被告人作为公司相关负责人及污水处理工作人员,主观上对公司处置医疗废物经营范围及污水不得外排的规定明知,客观上未经环保监管部门批准私自将未经处理的大量污水倾倒在厂区附近村庄土壤中,对倾倒场地的土壤造成损害后果,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刑事责任。判决被告单位太原某环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某康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太原某环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康等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医疗废物处置企业非法倾倒生产作业污水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医疗废物处置压力不断增加情况下,非法倾倒处置医疗废物产生的污水不仅对环境产生污染,也会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民法院综合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客观上未经批准擅自排污行为方式和主观上明知的态度,依法追究其非法倾倒医疗废物污水污染环境刑事责任,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有助于警示医疗废物处置相关机构和人员依法依规开展污染物处置工作,避免因不当处置引发公共健康风险,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四、被告人陈某平等十四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张某设等人授意孙某坡、刘某水安排车辆从外省装运四千余吨危险废液至陈某平等合伙经营的峡江某公司露天水池倾倒。孙某坡安排陈某刚、王某华驾驶车辆装运一百余吨危险废液至峡江县某养猪场和某板材厂内水塘倾倒。张某设授意陈某平等人将之前倾倒在某板材厂内水塘的三吨以上危险废液转移至峡江某公司露天水池。陈某平等人共从张某设处获取危险废液处置费187.2万元。上述危险废液直接从峡江某公司露天水池偷排至周边农田和赣江重要支流沂江,造成农田土壤严重污染和沂江河内的鱼虾大面积死亡。张某设与吉安市生态环境局达成磋商协议,自愿承担生态修复和后续处置等费用2896万元,经司法确认,并主动上缴违法所得七百余万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各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跨省转运有毒有害物质进行非法处置和倾倒,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至八千元不等;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某平、唐某、肖某的共同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跨省转运倾倒危险废液污染环境引发的案件。环境是人类生存之基,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部分企业和个人为了降低处置成本,跨区域倾倒工业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危化物,转嫁环境污染风险。本案各被告人分工合作跨省倾倒有毒有害废液,造成赣江及支流水域、沿岸土壤严重污染,危害当地及下游居民用水安全。人民法院依法对提供、运输、倾倒工业废液等各环节的被告人均认定构成污染环境犯罪,斩断危险废物非法经营地下产业链条,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并处罚金,通过司法确认生态修复和后续处置等费用2896万元,兼顾打击污染犯罪和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切实保障环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五、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徐某文、方某平人文遗迹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江西省金溪县琉璃乡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徐某文、方某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波源村西岸组一门楼偷盗一块“甲第里”石匾,盗窃过程中石匾掉落摔断,到下洋组一门楼偷盗一块“三公旧第”石匾,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摔断和门楼整体性垮塌。两被告将摔断的石匾以2200元出售,两块石匾未能追回。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徐某文、方某平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经专业机构评估,“甲第里”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3727.61元。经专家评估,两被告盗窃古建筑构件的行为,造成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共计310617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门楼属于不可再生的古建筑资源,门楼石匾被盗及损坏,改变了原有古建筑风貌,斩断了原有历史文化传承,损毁被盗门楼的生态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综合金溪县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石匾所在地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两被告的主观过错和家庭经济条件、传统村落整体性损害程度、专家意见等因素,认定两被告承担因破坏人文生态资源所造成的损失为300000元。判令徐某文、方某平连带赔偿“甲第里”“三公旧第”门楼修复费用103539.61元及人文生态资源损失300000元,承担鉴定评估费用。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传统村落标识性建筑损毁引发的人文遗迹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传统村落在农耕文明传承中形成,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厚重的文化价值,是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实证,属于人文遗迹,其依附的历史环境要素,如塔桥亭阁、碑幢刻石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一旦破坏难以恢复。被盗石匾及被破坏的门楼依原貌修复后其人文生态价值相较原物必有贬损,原生态传统村落风貌的完整性和历史文化传承功能已不可逆地遭到破坏。本案结合多方面因素综合认定被告人应承担的人文生态资源损失,为人文遗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案的依法审理使遭到损害的人文生态环境权益得到救济和弥补,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人文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增强保护传统村落等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的自觉性,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更好地留住历史传承和美丽乡愁。
六、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基本案情】
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传统印染企业,从事棉、化纤的印染精加工业务。由于主营业务受挫、资金链断裂,严重资不抵债。该公司从事印染行业逾20年,是长兴县某镇唯一印染企业,旗下全资子公司是当地重要污水处理企业,整体具备较完整生产要素,持有一定体量排污权,为众多纺织企业提供“印染+污水处理”配套服务,还承担当地生活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工作。经债权人申请,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在清算程序中提前招募意向投资人,推动转入破产重整程序,促进企业重获新生,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企业深耕污水处理及印染行业,案件处理结果事关居民日常生活和生态环境安全,事关当地纺织产业发展前景。遂启动府院联动机制,协调政府聘请专业运维单位负责污水处理业务继续运营,杜绝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安全。提前启动意向投资人招募,围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开展破产重整,要求意向投资人签署《环境保护承诺书》并围绕绿色经营理念制作重整投资方案,将绿色低碳经营要求作为资格审查重要内容。采用“报价承诺+网络竞价”模式,最大化实现排污权等生产要素市场价值,使普通债权清偿率从7%提高至30%以上,重整计划高票通过。企业获得注资后,在工艺装备、污染治理、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企业信用得以修复,走上绿色低碳转型全新发展道路。
【典型意义】
本案是持有污水处理产能的传统化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人民法院协同破产管理人在程序选择、企业经营维护、重整投资人招募、重整计划制定和执行各环节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破产程序中力保环境安全,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为导向招募重整投资人,优化规则设计提升重整价值,取得了保环境、稳经济、促发展的良好效果。本案使破产企业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还促进了当地纺织印染产业绿色优化升级,是人民法院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高能耗、高排放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服务产业结构绿色优化升级的生动实践,对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服务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七、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山东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环保部门在组织开展机动车排污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山东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某型号轻型柴油车尾气排放不符合国四标准限值要求,氮氧化物检测结果是标准限值的5.4-5.9倍,碳氢+氮氧化物检测结果是标准限值5-5.5倍。经审计,该公司于2016年1月至5月生产案涉型号柴油货车一百余辆。2013年以来,该公司销售新能源物流车2300余台,对节能减排作出一定贡献。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认为该公司超标排放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持续性伤害,整改措施不到位,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承担相应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并在国家级媒体及销售市场地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案涉车辆超标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损害进行量化评估,根据车辆排放数据,取平均行驶里程中位数,计算出排放总量。结合该公司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淘汰旧柴油车产品、开拓新能源货车市场的经营现状,提出以提供新能源汽车作为弥补柴油车超标排放造成损失的替代性修复方案。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该公司停止案涉车辆的生产和销售,向相关政府部门无偿交付约定型号的新能源电动车共计108辆(总数量可抵消排放NOx约6810320g)用于公益事业,并在8年内无偿对上述车辆进行保养和维修,在国家级媒体对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新能源代偿车辆已完成交付。
【典型意义】
本案是汽车制造企业生产车辆尾气排放不达标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部分老牌车企面临产品升级迭代缓慢、绿色工业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人民法院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跳出以金钱作为测算修复大气污染状况的传统思路,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计量单位,以抵消污染物排放为方向,以新能源电动车替代燃油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达到改善大气质量目的,对于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的依法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保留了企业发展活力,引导鼓励企业自觉加大技术升级力度、降低环境风险,实现新旧产能更新换代,践行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
八、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某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三江河系长江流域乌江水系芙蓉江左岸一级支流,流经重庆、贵州。贵州某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横跨三江河修建桥梁,未经审批将两个主桥墩、导流坝和临时施工便道伸入河心,侵占河道行洪断面,在夏季汛期对河道行洪产生明显壅水效果,加剧了洪灾对沿岸部分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害风险。水务部门多次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补办审查同意或批准手续,该公司未予拆除,案涉桥梁亦未通过防洪影响评价。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消除因违法行为致三江河行洪不畅、损害上游流域岸线居民人身财产的危险,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
【裁判结果】
经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被告公司委托第三方制定河道治理方案,实施河道拓宽工程,拆除临时施工便道,消除案涉大桥行洪影响。被告公司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施工完成了河道修复治理工程,通过了水务部门的防洪影响评价,达到了防患减灾的预期目标,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实现。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违法施工影响河道行洪安全引发的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坚持人民立场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把修复河道行洪功能、消除流域生态安全风险、维护沿河人民群众权益福祉贯穿案件审理执行全过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通过采取河道拓宽工程等新型环境修复治理方式,有效消除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化解行洪不畅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有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整体安全和平稳运营,是司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协调并进的鲜活实例。
九、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发电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江苏某发电有限公司系盐城市区唯一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该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自2016年1月1日起应执行更为严格的新排放标准,由于未及时开展焚烧炉技术改造工作,导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一直不能实现达标排放。环保监管行政机关鉴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多次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未实施停产整治等强制措施。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该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公司长期超标排放造成大气污染,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因违反强制性排放标准未完成技术改造升级造成环境损害,故对其请求以停产技改、整体搬迁费用抵扣应予赔偿生态修复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判令该公司赔偿大气环境治理费用5561511.93元,在江苏省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支付鉴定费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长江流域发电企业超标排污引发的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长江流域产业结构升级责任重大,绿色发展潜力和势能巨大,推进生产技术更新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沿江流域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企业开展生产经营以遵守国家环境保护规定为前提,应对标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升级生产技术、改进经营方式。超标排污企业本身具有改进技术避免污染的义务,案涉企业由于未及时开展技改工作,造成大气污染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明确以技改费用抵扣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应以引导、鼓励、支持企业在没有法律强制要求情况下,自觉采取措施节能减排、降低环境风险、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前提,对于正确把握技改抵扣适用条件及同类案件审理具有较好借鉴意义。本案的依法审理有利于引导企业紧跟时代要求、推进技术更新换代,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是人民法院贯彻长江保护法,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动实践。
十、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养殖园未建设雨污分流管网,牲畜尿液混合雨水排入外环境,流向南侧草原并伴有浓烈恶臭,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向该公司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双方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确认了事故直接污染损害草场的面积和深度,明确环境污染损害和治理修复费用、鉴定评估费用等共40万余元,全部由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承担,并申请人民法院对协议予以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法定条件,裁定申请人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有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青藏高原区域畜牧养殖企业牲畜排泄物外泄损害环境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主要大江大河的源头区域,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空气质量与北极地区相当,土壤环境总体处于自然本底状态,是地球上最洁净地区之一,也是气候变化敏感区,生态环境脆弱敏感,一旦破坏,修复难度很大。人民法院依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依法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落实破坏草原生态环境赔偿责任,有力践行了“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理念,对于司法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维护大江大河源头生态屏障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十一、陈某海诉北京市平谷区某局长城保护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陈某海于2014年至2020年在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水库大坝东侧,距长城墙体约30米至100米范围内进行建设,建有建筑物、构筑物10处。北京市平谷区某局对此立案调查。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作出的《案涉文物鉴定评估报告》显示,陈某海擅自建造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均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的保护范围内,对长城的历史环境风貌造成破坏的程度为严重。平谷区某局对陈某海作出罚款十万元的行政处罚,责令陈某海自行拆除建筑,同时向属地乡镇政府移送了违法建筑的线索。陈某海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案涉区域在黄松峪关长城城堡附近,并没有依法划定保护范围。
【裁判结果】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长城保护相关法规内容,长城本体保护范围划定的基本原则为长城墙体向外两侧以500米为参考数值,结合等高线(山峰制高点、山脊线)、道路、河流等地形地物划定保护范围。陈某海未经审批擅自在距长城墙体约30米至100米的长城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违反了上述规定,平谷区某局经法定程序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陈某海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主管部门对在长城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行为予以处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在长城保护范围内进行违法建设,不仅对长城的历史环境风貌造成危害,也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造成侵害。围绕案涉建筑的位置是否在长城保护范围内这一争议焦点,本案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结合案涉建筑距长城墙体约30米至100米的事实,认定其位于长城保护范围内,坚决支持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开展长城保护及监管工作,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历史文物保护意识,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好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华民族标志性历史文化遗产,实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十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诉重庆市九龙坡区某局不履行保护古树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发现杨家坪步行街4株古树上设置有夜景灯饰,以损害树木健康方式直接钉于树木本体,影响了古树健康生长,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向九龙坡区某局发出检察建议,该局书面回复整改情况。经复勘现场,发现4株古树上又直接使用钉长钉、卡卡钉的形式设置夜景灯饰。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评估意见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应补挂古树标志牌,加强管理与养护。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九龙坡区某局怠于履行古树保护管理职责违法,判令该局全面充分履职,对4株古树采取有效保护管理措施。九龙坡区某局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公益诉讼起诉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被告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违法。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杨家坪步行街内4株古树存在以损害树体的方式设置夜景灯饰的情形,古树资源受到损害。被告作为辖区内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关,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判决确认被告九龙坡区某局对杨家坪步行街4株古树的保护管理未及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违法。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行政机关不履行古树保护职责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古树是当地悠久历史与绿色文化的见证者,是历史变迁和亲情记忆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和遗传学价值。古树上设置有夜景灯饰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但装饰设置不应损害古树健康生长。本案查明夜景灯饰损害树体的情形存在,被告怠于履行古树保护监管职责,未及时对城市古树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人民法院依法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以司法手段推动行政机关履职尽责,守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引导公众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意识,科学合理开展装饰活动,留住城市名片,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家园。
十三、梧州某环保实业有限公司诉梧州市某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梧州市某局查实梧州某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渗滤液处理线的运行记录日志未如实记录清理、维修、停运设备的时间,存在台账弄虚作假违法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五万元。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梧州市某局对水污染防治具有监督管理职权,对弄虚作假行为具有处罚职责。原告违法行为存在,梧州市某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梧州某环保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排污单位未如实填写环保设备运行台账日志、存在台账弄虚作假引发的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案件。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本案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以及行政诉讼对预防环境污染的作用,监督支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积极履行行政监管职责,为防治水环境污染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对水污染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十四、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检察院诉剑河县某局不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贵州省剑河县某局具有水土保持工作职责,负责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但其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荣达公司等六家企业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共计362941元,实际未缴纳。剑河县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对案涉六家企业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剑河县某局未按要求履行职责,剑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该局征缴了三个企业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并将其他三个企业的违法线索移送剑河县综合执法局。
【裁判结果】
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备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职责,其怠于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管理职责,造成水土保持补偿费被拖欠,国家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剑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后,被告征缴了三个企业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并将其他三个企业的违法线索移送剑河县综合执法局,完成了法定职责,应判决其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据此,确认被告对六家企业拖欠水土保持补偿费怠于履行征缴职责的行为违法。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职责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对促进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贵州省黔东南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保护好当地涵养水土、保护水源的重要生态功能,对于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剑河县某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部分职权划归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但依然保留征缴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职责。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依法确认被告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促使其积极履职尽责。本案的依法审理对于促进行政机关厘清执法权责、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和执法有效衔接,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十五、北京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与江西某能源公司、丰城某焦化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执行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对江西某能源公司、丰城某焦化公司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氨氮等废气的行为分别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后,原告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两被告承诺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自行投入资金建设环保项目进行废气治理,并自愿各支付40万元替代性修复资金用于当地大气污染治理。调解协议公告期满后,二审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并移送一审法院执行。
【执行情况】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立案后,鉴于两被告均停止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并自行投入资金完成了废气治理环保项目建设,就两被告共支付的80万元替代性修复资金的执行问题,引导两被告分别与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签订公益信托合同,约定各将40万元汇入该基金会环保公益金专项账户,委托该基金会代为完成替代性修复事项,监察人为当地生态环境局。在宜春市生态环境局的支持协调下,该基金会与国有企业宜春城通城市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将受托的替代性修复资金用于该公司已经政府立项的宜春市北湖公园充电场站基地公益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230万元,共配建8个120KW快速充电桩,可满足16辆新能源汽车同时充电使用,并设有环保公益大型宣传栏3个。基金会与合作公司约定:本案替代性修复资金与项目总支出的差额约150万元由该公司补充。替代性修复执行过程中,除接受案件当事人和监察人的全程监督外,还邀请当地社区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全程监督。替代性修复项目完成后,该基金会将项目实施过程所涉材料及验收报告提交执行法院存档结案,修复资金使用和修复情况在该基金会官方网站上实时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典型意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如何管理、使用和监督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案即是地方法院探索推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替代性修复方式”和创新环境公益诉讼涉生态环境修复案件执行方式--委托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管理和监督使用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典型案例。执行法院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大胆创新,以公益信托方式,委托公益性基金会监管和使用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促进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修复有效衔接,使修复资金真正用于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对破解修复资金的监管和使用难题,实现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环境这一根本目的,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受托执行的社会环保公益性组织依法公开选择了合作单位和施工方,并接受各方对替代修复项目中项目论证、工程施工、验收结算等环节的全程监督,确保了修复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针对案涉修复资金不足以建设充电场站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与当地国企合作共建,既实现了本案当事人进行替代性修复的诉求,又促进了当地环保公益项目的建设,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民事判决一案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民事判决一案请示的答复
(2018年6月22日 (2018)最高法民他27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浙协他1号《关于申请人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民事判决一案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关于可以根据互惠原则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予以承认的意见。但是由于涉案判决系缺席判决,且新加坡高等法院要求陈通考、陈秀丹提供与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诉请金额等值的担保后才能予以答辩,而请示报告对该部分事实没有详细表述,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得到合法传唤以及合理陈述意见的正当程序权利,请受案法院补充查明本案在新加坡高等法院诉讼过程中历次传唤的具体情况以及新加坡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有权命令当事人提供担保才能答辩的相关规定。
受案法院补充查明事实后,认为新加坡高等法院已合法传唤陈通考、陈秀丹,其命令陈通考、陈秀丹提供担保亦不违反新加坡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则可以承认涉案判决。如补充查明后,拟拒绝承认涉案判决的,再层报我院。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向“最美奋斗者”学习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向“最美奋斗者”学习的通知
(法〔2019〕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褒扬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强调要广泛宣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怀、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聚起强大精神力量。9月25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决定,授予278名个人、22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称号。其中,全国法院系统获此称号的有5名同志,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宋鱼水,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谭彦,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孙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邹碧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巷口人民法庭庭长黄志丽。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广大干警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
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邹碧华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曾说:“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的完满人格,应当是破除自我,将自己融入到人民中,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无我,党的事业不朽,如是我心。”他始终如一为人民司法事业不懈奋斗,被誉为司法改革道路上的“燃灯者”,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人民法官的人民性。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要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司法为民的公仆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黄志丽同志牢记使命职责,坚持党的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扎根基层审判一线24年来,深入乡村社区走访上万名当事人,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被群众亲切称为“知心法官”。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宗旨,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本领,用真心倾听群众呼声,用真情感受群众疾苦,用真诚回应群众需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依法妥善审理执行涉民生案件,不断改进司法作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积极创新司法便民利民举措,推进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建设,切实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通过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爱岗敬业、勤勉奉献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谭彦同志生前身患纤维空洞性肺结核,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抗争,用忘我的奉献精神践行自己“活着就要工作”的铮铮誓言。孙波同志2011年被诊断为双肾衰竭,两次换肾手术失败,但依然坚守在审判岗位。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准确把握爱国奋斗精神的内涵实质,自觉将爱国奋斗精神融入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具体实践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把本职岗位作为实现法治理想、奉献国家社会的人生舞台,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始终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懈奋斗者。
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要学习他们公正司法、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廉洁是公正的奠基石。宋鱼水同志参加法院工作30年,办理一大批“全国首例”案件和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被人民群众誉为“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她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审判权新型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审判流程全链条风险防控,筑起拒腐防变的堤坝。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公公正正办案,始终保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崇法尚德、守住底线,永葆人民法官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奋斗的人生最幸福,奋斗的姿态最美丽。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弘扬“幸福源于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理念,把学习宣传活动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采取讲党课、座谈交流、专题讨论等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干警深入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的通知
(法办〔2021〕8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21年2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以下简称《意见》),对推进完善企业破产配套制度,提升办理破产便利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规定。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掌握上述文件内容,现将《意见》转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参照《意见》的规定,切实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1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篇
(2022年6月3日)
乡村振兴,农民权益是根本。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打造“法护粮仓”工程,护航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人民法庭为“粮农、粮企、粮地”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在“中国大蒜之乡”“中国圆葱之乡”“中国辣椒之乡”率先设立农产品交易纠纷法庭,维护农产品交易秩序......打造数字化人民法庭、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农牧地区特色法庭、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等等......处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人民法庭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司法服务,满足“三农”司法需求,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塘南法庭
打造“法护粮仓”工程 聚力护航粮食安全
案例点评:江西省南昌县是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塘南法庭因地制宜打造“法护粮仓”工程,聚力护农暖心、护企赋能、护地固本,探索涉粮审判工作新模式,为“粮农、粮企、粮地”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江西省南昌县是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也是全国20个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县之一。塘南法庭坐落于南昌县塘南镇,所辖塘南镇和泾口乡系该县两大粮仓,耕地面积23.1万亩,年产粮食3.6亿斤。近年来,塘南法庭因地制宜打造“法护粮仓”工程,探索涉粮审判工作新模式,妥善审理各类涉粮纠纷421件,涉案标的额3500余万元,为“粮农、粮企、粮地”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全面护航粮食安全。
一、聚力护农暖心,精心保护粮农合法权益
一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针对辖区涉粮案件80%系粮企拖欠粮农粮款纠纷的情形,及时主动向党委政法委请示汇报涉粮农纠纷,争取工作支持,协调多方力量支持法庭化解矛盾纠纷和信访事件。二是构建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在乡镇党委领导下,联合乡镇综治、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等各方力量,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帮助粮农与粮企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既维护粮农合法权益,又避免粮企因一时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三是多措并举优化司法服务。依法采取诉前保全、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降低粮农损失,缓解粮农诉讼困境。开展“送法下乡”活动,提升粮农规范交易、风险防范、依法维权意识。近两年来,该庭辖区范围内未再发生粮企大规模拖欠粮农粮款事件,涉粮信访事件保持零记录。
二、聚力护企赋能,精准护航粮企健康发展
一是健全制度保障。在该院出台《关于发挥审判职能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基础上,该庭结合工作实际出台《关于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细则》,制定了十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法庭服务保障好粮食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职责使命,细化工作举措。二是加强专业审判。设立涉粮专业审判团队,固定由1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组成的审判团队专职审理涉粮纠纷案件;同时聘请1名专职调解员加强诉前调解工作,针对购买方拖欠粮企销售款案件,快立快保,快调快判。近年来,帮助辖区内粮企追回欠款300万余元。三是开展风险诊断。常态化开展“送法入粮企”,向企业发放《企业经营风险防范二十条》手册及相关法律书籍,进行调研座谈,就加强粮企资金管理、防范劳务纠纷、及时兑付粮款提出法律意见。
三、聚力护地固本,精细落实粮地司法保护
一是强化诉调对接,妥处涉地纠纷。构建“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机制,针对家庭成员内部、邻里之间以及村民与村集体组织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诉前委派相关人民调解委员进行调解,90%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化解在诉前。二是强化调查研究,促进社会治理。针对农村集体“四荒地”发包经营、“闲置地”私自占用、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中存在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根据案件特点剖析纠纷产生原因,提供预警防范对策,形成调研报告及问题信息呈送上级法院和党委主要领导参阅,依法确权登记颁证相关建议被县政府接受和采用。三是强化法治宣传,引导基层自治。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训200余人次,指导辖区乡镇、村制定乡规民约,提升涉地纠纷化解水平;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和土地法治宣传工作,引导村民合法用地、依法用权。
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
创设农产品交易法庭 高质赋能“菜篮子工程”
案例点评:山东省金乡县是中国“大蒜之乡”“圆葱之乡”和“辣椒之乡”。金乡县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农产品交易纠纷审判法庭,实行涉农产品交易纠纷案件集中管辖,健全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化诉源治理、根植群众法治意识,以高质量司法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山东省金乡县素有“中国大蒜之乡”“中国圆葱之乡”和“中国辣椒之乡”美称。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20年5月在全省率先设立农产品交易纠纷审判法庭,在专业化审判上建机制、在诉源治理上抓常态、在普法宣传上求实效,以高质量司法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一、因地制宜,打造农产品特色法庭
金乡县人民法院结合全县大蒜、圆葱、辣椒等农产品交易大都集中在鱼山法庭辖区的实际情况,在鱼山法庭挂牌成立“农产品交易纠纷审判法庭”,集中处理全县范围内大蒜、辣椒、圆葱等涉农产品买卖、仓储、运输、加工、种植、配资等纠纷案件。自设立以来,共审理案件200余件,涉及标的额6000余万元,化解矛盾纠纷240余起,有力推动农产品交易市场健康运行和产业稳健发展。新华网、法治日报、山东三农新闻联播等媒体先后予以深度报道。
二、规范流程,健全专业化审判机制
立足农产品交易市场发展实际,坚持“边实践、边完善、边提升”工作思路,探索化解农产品交易纠纷“精、专、快”模式。针对审判程序、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常见问题,研究制定《金乡县人民法院涉农产品交易纠纷案件审理规范》,梳理总结形成审理要点,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同案同判。建立仓储合同、保管合同、合伙合同纠纷等类案研讨机制,坚持疑难案件研讨例会制度,对于类案处理中发现的疑难复杂问题、法律适用存在分歧的案件,开展集中研讨和业务培训40余次,及时形成案件解决方案和法律法规适用解读,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精准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实行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强化督促程序、司法确认程序、速裁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等适用。今年以来平均办案天数缩短至37天,较法庭成立前减少59.7%。
三、多元解纷,深化诉源治理新实践
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前哨”作用,坚持把非诉讼解纷机制挺在前面,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便民利民”原则,以三个“常态化”为抓手,妥善高效化解涉农产品交易纠纷。实行人民调解员驻庭调解常态化,在法庭设立2个调解室,聘任2名人民调解员驻庭开展调解工作,月均化解矛盾纠纷50余起。实行巡回审判常态化,在金乡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和山东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两个大型农贸市场设立巡回法庭和调解服务站,每季度开展1次巡回审判,现场说法,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市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行联动解纷常态化,深度融入“和为贵”社会治理体系,与马庙镇、鱼山街道等镇街司法所和大蒜协会等行业组织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判防范经营风险,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
四、强化宣传,根植群众法治意识
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法治宣传模式,提升农产品交易纠纷法庭知晓度,全面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社会氛围。与辖区镇街司法所联合开展“线上答疑”,通过网络视频向当事人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并发布典型案例10例,弘扬诚实守信精神,助推诚信金乡建设。定期开展“线下”集中宣传,深入农产品市场“现场说法”20余次,向群众详细讲解农产品交易纠纷审判法庭受案范围、诉前调解程序等专业知识,累计发放宣传纸(页)两万余份,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固本强基 数字赋能 打造乡村数字化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立足区位优势,坚持强基导向,强化数字赋能,依托“道德庭”“共享法庭”和“数字卷宗中心”“送达服务中心”“集中保全中心”,创建“渔家法庭”“旅游法庭”等特色品牌,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乡村、和谐乡村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强化数字赋能,大力推进人民法庭数字化建设,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2021年至2022年4月,人民法庭收案数同比下降11.36%,服判息诉率92.73%。
一、党建统领、靠前服务,有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一是主动服务营商环境优化。做强“民营企业司法服务联络站”,对辖区45个重点企业发放涉企服务“对口”卡,护航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等劳资纠纷,联合劳动保障、工会等部门搭建“群体性劳资纠纷集中调处平台”,开启“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结,仅用1份司法确认一揽子化解104起追索劳动报酬案件。设立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共享法庭”,调处市场经营户、供货商、物流企业之间的纠纷。今年奉化“5·1”疫情发生以来,仅10天在线调处15起涉疫纠纷,有力保障“菜篮子”工程,得到省市区领导肯定。二是保障乡村重大项目推进。增设方桥法庭作为全省唯一不动产专业审判法庭,组建“建设工程纠纷专家咨询库”,建立“云端陪审”机制,在线共同调处不动产纠纷,服务宁波宁南贸易物流区建设。今年以来,妥善处置多个重大项目案件,成功源头化解涉近400起商品房交付纠纷。三是助推辖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涉重大工程项目补偿安置协议司法确认试点工作,设立2家行政“共享法庭”,由行政庭法官、资深律师等组建行政专家库,从源头防范和化解行政争议。2021年以来,在线司法确认案件220件,奉化区涉补偿安置协议行政诉讼发案量同比下降66%。每年定期梳理人民法庭案件情况,生成数据报表和解纷地图,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大数据研究报告等方式,助力党委科学决策。
二、数字赋能、一庭一品,精准助力生态乡村建设
一是科技赋能,提供在线利民服务。完善法庭基础设施改造,12个审判庭全部实现数字化,并通过组建“数字卷宗中心”“送达服务中心”“集中保全中心”,提供集约化、一站式、全链条在线诉讼服务。在全市率先开展“共享法庭”建设,覆盖全区12个镇街、300个村社及34个行业协会等组织,在线化解各类纠纷1728件,江口街道矛调中心“共享法庭”获评全省首批示范“共享法庭”。二是打造品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立足“中国第一渔村”莼湖桐照村、奉化雪窦山“中国佛教五大名山”等区位优势,打造“渔家法庭”“旅游法庭”等品牌,联合区文广旅体局、渔业协会等单位,健全景区巡回审判、“船老大”调解、“海事渔业调解专家组”等机制,推动特色渔业、乡村旅游健康发展,被省市级媒体多次报道宣传。三是延伸职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两山”理念,联合宁波中院成立溪口环资“共享法庭”,妥善办理环境资源、生态保护案件,维护葛岙水库、亭下湖水库等地的良好生态环境。与雪窦山名山建设管委会、浙江佛学院建立协作机制,共同筑牢生态保护屏障。
三、价值引领、四治融合,全面推进和谐乡村建设
一是参与创建“无讼村居”,助力培育文明乡风。发挥“道德庭”“共享法庭”作用,深入开展“村居法庭”建设,建立村社、矛调中心、人民法庭三级联调模式,并为网格员、专职农村社会治理干部等提供调解指导。2021年以来,累计诉前化解700余起纠纷,助力“无讼村居”创建。二是妥处家事邻里纠纷,营造和谐美好家风。在每个人民法庭设置“沁心园聊吧”,设立“老年人在线诉讼服务区”,提供客厅、沙发等舒适设施,妥处家事邻里纠纷。联合区妇联成立“女法官工作室”,定期开展巡回审判。三是开展“你点我讲”普法,提升村民法治素养。依托“奉法讲堂”“共享法庭”“四明云法庭”,通过以案释法、漫画展示等形式,为村民提供“点单式”普法宣讲。与辖区滕头实践教育基地建立协作机制,为中小学生开展涉未成年人犯罪主题授课。2021年以来,已开展普法宣讲40余场,2000余人次参加。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伙牌法庭
“点线面”全方位护航 助力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
案例点评: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是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地区,伙牌法庭以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抓手,能动、精准、立体司法,创新预警信息卡发放、定期回访、法官包保、完备合作社档案名册的“一卡一访一包保一名册”机制,力促合作社运营管理规范有力,辖区产业强、百姓富。
襄州区是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地区,襄州区人民法院伙牌法庭以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抓手,赋能高效审理,强化司法供给,多方对接联动,“点线面”齐发力,促进辖区1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辐射能力。
一、串点连线,能动司法,促进合作社运营管理规范化
伙牌法庭将司法护航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经营作为着力点,主动下延司法触角,每季度定期为合作社开展“法治体检”,全面审查租赁、土地承包、用工、购销合同范本,及时对存在的法律风险提出意见建议,指导推动合作社依法依规运行。设立法官驻合作社联系点,“点对点”了解涉合作社纠纷类型及司法需求,积极参加合作社联席会议,锚定涉农涉众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开展法治宣讲,进村入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7件。设立巡回审判点,一案一释法,一案一说理,近年已在“虾稻共作”合作社、蔬菜种植合作社等开展巡回审判16场次。以定期开展的“法庭夜读”活动为发力点,多次研讨涉农民专业合作社纠纷法律和政策衔接问题,统一调处原则和裁判规则。
二、由线及面,精准司法,赋能合作社案件审理高效化
始终紧盯涉合作社案件需求,将涉农涉众矛盾化解“端口”前移,今年已诉前调解结案20余件。率先开辟涉合作社纠纷绿色通道,便于涉案当事人现场立案、网上立案,实现立案便捷化、智能化。成立涉合作社案件专业审判合议庭,对涉合作社案件集中归类管辖,确保快审快结。建立涉合作社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和投诉处理机制,慎用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诉讼活动对合作社正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发挥代表委员联络站作用,与辖区代表委员精准对接,邀请旁听涉合作社纠纷庭审,参与涉合作社矛盾纠纷调解。今年来,伙牌法庭已邀请人大代表观摩庭审3次,调结案件6件;主动与辖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接,开展涉农民专业合作社纠纷联调、座谈研讨20余场次。秉持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针对性提升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能力,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诚信建社、专心经营、安心发展贡献审判力量。
三、聚面成体,立体司法,推动合作社扶持举措系统化
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对辖区合作社充分调研,创新“一卡一访一包保一名册”制度。围绕已诉涉合作社案件反映出的生产经营、合同履行、劳动用工等问题,制作并发放《预警信息卡》80余份,助力合作社防风险、解难题、保经营、稳发展。建立涉合作社案件审理回访机制,定期走访辖区合作社、农户,征求对执法办案的意见,先后回访合作社36家、农户300余人次。推动员额法官“一对一对接”包保联系点的合作社,积极为其申请“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及打造农产品品牌提供司法服务,开展涉知识产权宣讲。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属性和“联农带农富农”目标,主动对接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档案名册103份,使法官对办理的辖区涉案合作社相关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强化特色法庭建设 满足“三农”司法新需求
案例点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基础与长远同谋,治理与振兴并重”为思路,以建设多元法庭、专业法庭、文化法庭为目标,优化法庭功能、延伸司法服务、传播文化力量,满足“三农”司法需求。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23个人民法庭,依据乡村振兴促进法,主动融入乡村治理,强化特色法庭建设,以创建多元法庭、专业法庭、文化法庭为目标,建成一批具备“法的精神、文的品味、化的功能”的特色法庭及调解室,以“基础与长远同谋,治理与振兴并重”为思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服务乡村振兴。
一、多元法庭带动,夯实乡村振兴法治之基
一是建立乡村治理矩阵。法庭主动融入驻地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法庭党支部均与村党总支结对,把“党建+法治”融入乡村治理,形成治理矩阵,让法庭既掌握村情民意,又融洽干群关系,筑牢乡村振兴的法治“堡垒”。二是完善多元解纷体系。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建了“金花调解”“阿鹏解纷”“银匠调解”“双语服务”等苍洱特色诉讼服务品牌。目前,大理法院共设立乡村诉讼服务站(点)628个,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三是强化乡村诉源治理。通过“法官+人民调解员”“法官+乡村干部”,开展巡回审理、以案释法,强化法律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矛盾纠纷激化。2021年至今,全州设有法庭的乡镇,各类民事矛盾纠纷呈下降趋势。
二、专业法庭驱动,提升乡村振兴司法之能
一是加强法庭专业化建设。以专业化、类型化为导向,创新法庭“一庭三职”工作理念,使人民法庭兼具诉讼服务站、旅游巡回法庭、生态保护法庭三项职能,主动适应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受案类型不断多元对司法的新需求。打造审理道交案件的红岩法庭,审理生态环资案件的洱海源法庭、苍洱法庭,审理涉旅纠纷的古城法庭、沙溪法庭等专业法庭。二是注重程序规范化建设。根据人民法庭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规范化要求,深入村社,解决群众法律咨询、导诉指引、诉前调解、立案登记、执行申请、法律宣传等需求。通过全方位的下沉式工作,使村民间大部分各类矛盾纠纷得以在诉前化解、诉中调解或诉后和解。三是法治护航“三农”发展。立足农业农村司法需求和村民诉求,增强司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的针对性,强化涉“三农”诉讼案件分类处理,立案时加注“绿标签”,并全程跟踪问效;对于农村骗局、涉农黑恶势力、扶贫领域腐败案件,依法严惩,为护航乡村振兴提供司法支撑。
三、文化法庭引领,拓展乡村振兴善治之力
一是以文传法,建设法治文化阵地。借助白族等世居民族的建筑元素,将善良风俗、法治文化等融入法庭建设,营造便民、亲民的法庭氛围,同时梳理当地发生的纠纷案例,让法律上墙、文化说理。二是以文筑源,深化法治文化功能。积极推进移法于俗,引导村民订立新村规民约、整治旧陈规陋习。以贤传德涵养家风,开展“立家规、传家训”等活动;以文传德涵养乡风,建设“乡村书屋”和“文化广场”;以俗传德涵养民风,把公序良俗立起来,让“村民外墙、房屋照壁”会说话。如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被许多乡村列入村规民约中。三是以文化诉,凝聚法治文化共识。与宣传部等部门创新建立“新新无讼乡村指导工作室”,将拓展后的“新金花调解”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在调解中弘扬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雨金法庭
探索“标准化办案”模式 搭建司法延伸性平台
案例点评: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雨金法庭不断探索标准化办案模式,通过诉讼调解前置化程序+“回头看”判后回访程序,搭建司法服务延伸法庭平台,实现矛盾化解模块化、诉讼理性化和司法关怀常态化,成为维护当地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雨金法庭从2014年开始不断探索案件标准化办理模式,搭建司法服务延伸性新法庭工作平台。近三年来,案件调撤率达56%以上,群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感增强,成为维护当地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一、探索“办案标准化”指引,实现矛盾化解模块化
一是对类型化案件探索统一办案流程。以基层常见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为例,对案件办理中的当事人情绪稳控、案件调查、事实认定、案件调解、论理阐明、判决撰写等均作出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做到生活经验、法律知识相衔接,实现风险稳控、同案同判,杜绝事实认定遗漏和枉法裁判。二是诉讼保全和司法鉴定等程序规范化。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小额借贷纠纷、房屋损害纠纷中,因保全或司法鉴定时间制约,筛选出争议不大、损害较小的案件,借助民间“工匠”介入评估庭前调解,调解未果再安排质证送鉴。三是建立重大涉农案件研判机制。对于涉农涉地等重点案件,要求办案法官必须联系村组、街办沟通协调,共同调查事实真相,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案工作流程,实现村组调解和司法审判无缝衔接。
二、坚持案件调解前置,实现诉讼理性化
将调解前置作为涉农案件的必经程序,让双方在诉讼证据框架内对话,兼顾普法宣传和释法,让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理性参加诉讼。一是通过适当释法调解,树立被告的证据规则意识,梳理其合理意见,开展诉讼证据普法。引导原告对案件综合考量、权衡得失,减少或放弃不必要或不合理诉求。二是缩短案件“程序空转”和“资源闲置”。不受举证期间限制约调,固定和梳理案件争议焦点,便于后续庭审针对性和诉讼调解,利于法官快速理性高效裁决。三是借助“亲属”开展情绪疏导。通过“亲友劝说”“辩法析理”“冷却处理”“换位思考”“弘扬美德”等方法,消除被告对立情绪,促使双方形成合理的心理预期,用情理说服当事人庭前调解。四是对于涉及相邻关系等熟人案件,构建矛盾“缓冲区”。考虑农村熟人社会因素,邀请村干部和双方亲友介入,通过情感试压摸清案情,查明矛盾原委,在化解矛盾同时弥合双方情感裂痕。
三、创新判后回访制度,实现司法关怀常态化
2015年起,雨金法庭创新案件判后回访制度。重点针对涉土涉农案件和群体性案件、证据不足败诉案件,通过回访再约谈当事人,帮助当事人明晰个人合理诉求、证据收集、法律依据、被裁判否定的原因,让群众了解法律、认可法律,服判息诉,避免机械办案、矛盾积累。多年来,雨金法庭通过案件判后回访机制,为大量案件当事人撑起司法关怀的“绿荫”,让裁判落地,消除败诉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陕西省汉阴县人民法院涧池法庭
创新“3+3+N”工作模式 破解“人”“案”难题
案例点评: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人民法院涧池法庭以“法官联系人民陪审员主抓案件审判、法官助理联系人民调解员主抓诉前调解、书记员联系网格员主抓普法宣传”为纽带,常态化开展与审判职能相关的各项诉讼服务,实现诉源治理、非诉挺前、裁判终局的良好效果。
涧池法庭辖区地处陕西省汉阴县月河川道。近年来,该庭坚持“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切入点,探索运用“3+3+N”工作模式,推动形成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为核心的诉源治理新实践。
一、深挖普法资源,广泛联络预防为先
该庭依托汉阴县“321”乡村治理模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各方面力量开展普法宣传,主动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确定由4名书记员对接44名网格长联系辖区1300名网格员,进而将诉讼服务延伸至辖区三镇11.25万人民群众,实现诉讼服务全覆盖。通过开展巡回审判、联合调解、法制宣讲、“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等活动,将枯燥的法条和复杂曲折的法治故事,以更生动、更具体、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群众。同时积极参与辖区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对信访人员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加强源头预防,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状态。
二、引领诉前调解,诉非联动非诉挺前
派出诉讼服务团队入驻辖区三镇综治中心开展工作,确定由二名法官助理对接辖区三镇48名人民调解员,常态化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发动人民调解员及时调处当地矛盾纠纷。对于经人民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一站式”司法确认,解决人民调解主动性不强、效率不高、效力不确定等问题。2021年,该庭通过联系辖区人民调解员,运用诉前委托调解、“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方式和协同调解组织联合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处置各类矛盾纠纷180余起。
三、聚焦主责主业,合作指引裁判终局
确定2名法官联系辖区16名人民陪审员,常态化指引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和评议,并协助法庭开展送达、调解、调查取证等与案件审判相关事务;同时注重对人民陪审员的激励和业务培训,逐步形成“敢于陪审、乐于陪审、善于陪审”良好局面。近五年来,该庭案件结收比均超过0.96,一审案件发改率始终低于全市平均,调撤率等正向指标持续提升,平均审理用时等负向指标逐年下降。
四、把握内涵要义,线面融合形成体系
该庭秉持“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理念,着眼于案件审判、诉前调解、法治宣传三类工作的适当分离,由法庭三类人员联系民间三类综治解纷力量开展与审判职能相关的各项工作,逐步形成“3+3+N”工作模式,即:以法官联系人民陪审员主抓案件审判、法官助理联系人民调解员主抓诉前调解、书记员联系网格员主抓普法宣传为条线,常态化开展与审判职能相关的诉讼服务活动。第一个“3”是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是人民法庭开展各项审判职能工作的主要力量;第二个“3”是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是人民群众内部的综治解纷力量;“N”是人民法庭助力乡村治理拓展的各项服务,包括法律咨询、法制宣讲、诉讼辅导、非诉调解、司法确认、巡回审判、判后答疑等等。三个条线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补充,旨在破解人民法庭“人”“案”难题,实现诉源治理、非诉挺前、裁判终局的良好效果。
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法院茶汉素法庭
“四调”阶梯解纷模式 打造农牧区示范法庭
案例点评:青海省湟源县位于农业区与牧业区、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部。茶汉素法庭,将基层司法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构建“四调”阶梯解纷机制,促进农牧地区矛盾纠纷阶梯式高效化解,诉源治理成效突出。2021年收案数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一。
湟源县位于青海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部。近年来,湟源县人民法院茶汉素法庭立足辖区地域特点,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将基层司法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构建“四调”阶梯解纷机制,推动乡村社会从“治理”到“善治”的转型。茶汉素法庭每年案件调撤率在91%以上,2021年收案数同比下降32.84%。
一、便民诉讼“先行调”,源头解纷促进诉源治理
根据县人民法院制定的《便民诉讼联络员制度实施方案》,茶汉素法庭在辖区设立64个乡村便民诉讼联络点,择优在每个联络点选任1名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工作责任心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村委干部作为便民诉讼联络员,确定联络员64名;印发《便民诉讼联络员工作手册》,明确便民诉讼联络员工作职责,公布联络员名册、绘制覆盖分布图,全面畅通便民诉讼联络“双向”渠道;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三进”,构建起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建立便民诉讼联络员微信群,法官和法官助理时刻对联络员进行业务指导,形成以人民法庭为中心、以各乡镇村为辐射、以联络员为纽带的便民诉讼服务网络,为大量矛盾纠纷进入诉讼设置“减压带”,2021年便民诉讼联络员化解矛盾纠纷41件。
二、特邀调解“过滤调”,高效解纷减轻群众诉累
大力开展调解前置工作,择优聘任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6个特邀调解组织和10名特邀调解员并颁发聘书,制定奖励机制,有效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对未经调解直接起诉的案件,及时向当事人释明并移送特邀调解员和特邀调解组织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对于调解协议及时予以司法确认,赋予调解结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2021年司法确认案件23件。经调解后仍然无法化解的案件,及时登记立案并强化运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良性互动,妥善高效化解矛盾纠纷,2021年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调解案件45件。
三、部门协作“联动调”,多元解纷推动案结事了
根据乡域案情特点,茶汉素法庭专门配备通晓当地语言和熟悉当地风土民情的少数民族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深入构建联动大调解格局。主动与辖区各乡镇党委、派出所、司法所等多部门沟通协调,达成矛盾纠纷联合化解共识,形成“法官+民警+专职人民调解员+乡镇干部或村委干部”多元纠纷联调模式,联动调解率达53%;与司法局联合制定《关于建立人民调解指导员工作制度的实施意见》,4名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与辖区各村调解委员会建立挂钩指导关系,定期开展业务指导,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74次,主动走访新换届村两委班子、人民调解员等18次;在辖区4个乡镇成立“服务乡村振兴法官工作站”,发放法官联系卡,常态化对辖区涉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给予法律指导,提出相关司法建议。
四、巡回审判“上门调”,倾情解纷助力乡村文明
根据辖区人口分布和地域特点,在辖区乡镇设立4个“巡回审判点”,构建以人民法庭为主、巡回审判点为辅的乡村司法服务模式。积极探索“车载法庭”“田间法庭”“地头法庭”等机动灵活的巡回审判模式,让“流动人民法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便利诉讼的需求,尽最大力度温情调解群众的矛盾纠纷,2021年通过巡回审判调解案件47件。此外,充分发挥巡回审判“审理一案,教育一片”作用,积极邀请代表委员、人民调解员、便民诉讼联络员、乡镇及村委干部、群众代表等旁听案件审理52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法庭
扎根移民安置区 创建塞上枫桥人民法庭
案例点评: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法庭扎根移民安置区,率先在辖区建立“一室、两站、三中心”,提炼“三端六位”工作法,以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东西部协作,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继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近三年服判息诉率94.9%。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法庭扎根移民安置区,积极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司法“前沿哨”“桥头堡”作用,厚植民生底色,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建设,努力为闽宁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保障。
一、多措并举,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积极将诉服窗口前移,工作重心下沉,率先在辖区建立“一室两站三中心”,并修订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流程。继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出“三端六位”工作法,将多元解纷触角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借助“网格员+警格员”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法官+警官+村组干部+特邀调解员+N”协同联动化解机制,风险防范、纠纷化解基本实现无死角全覆盖,家庭纠纷不出组、邻里矛盾不出村。近三年,法庭委托诉前调解成功案件290余件。2021年自治区高院授予闽宁法庭“塞上枫桥人民法庭”荣誉,法庭工作被写进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二、守护脱贫攻坚成果,护航乡村振兴再发力
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以便捷、高效的司法诉讼服务为目标,充分发挥法庭在助力脱贫攻坚、护航乡村振兴中职能定位。一是调判结合妥善化解政府扶贫贷款、村级互助资金纠纷,确保扶贫资金持续高效利用;二是开通涉农业生产类案件绿色通道,协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时化解此类纠纷,确保不误农时、农事;三是推进诉前保全在土地流转、劳务纠纷案件中的应用,避免判决文书成为一纸白条,守护移民群众的钱袋子;四是为伤残、高龄等出行困难当事人办理上门立案、巡回审理,依法开展司法救助确保弱势群体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几代法庭人下田间、走地头,钻牛棚、进羊圈,为闽宁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质司法服务保障。近三年闽宁法庭受理案件服判息诉率94.9%,无一例上访案件。
三、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深度参与社会综合治理
以“塞上枫桥人民法庭”建设为契机,主动融入镇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一是升级诉讼服务大厅,完成立案、审判、普法宣传等区域的调整布置,打造功能完备、亮点鲜明的智能化法庭。二是积极争取镇党委、政府支持,建立与派出所、司法所、综治中心、村委会共同参与的综治联席会议制度和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机制,定期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会商研判,及时联动化解。2021年参与联合化解存在群访、有治安隐患案件9起,涉诉案件3起。三是进一步拓展司法便民渠道,深入推广云庭审系统、法院调解平台、微信视频等信息应用平台,开展线上、云间诉讼服务,开通乡音热线、设立E+移动微法庭,实现咨询、立案、庭审、送达全过程线上进行。
四、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纲,推进普法宣传
通过开展巡回审判,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蒲公英效应。针对辖区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纠纷居高不下,家暴、天价彩礼、未成年人抚养教育缺位等涉及民生的问题频发的情况,拣选具有代表性案件巡回审判,让驻地群众零距离旁听庭审,发挥司法审判的教育、评价、指引、示范功能,努力让司法审判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全年开展巡回审判26次,进企业、社区、集市开展集中宣传11次,开展法治进校园5次,发放普法宣传材料3000余份。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的通知
(2018年4月20日 法办〔2018〕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为及时总结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审判经验,加强审判指导,推进司法公开和提高司法公信,最高人民法院从2017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33件典型案件,归纳出42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该案件年度报告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新型、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审判标准、裁判方法和司法导向,对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印发给你们,供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附: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
目 录
序言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概要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五、垄断案件审判
六、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七、技术合同案件审判
八、特许经营合同案件审判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当事人在与涉案专利享有共同优先权的其他专利的授权确权程序中所作意见陈述的参考作用
2.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条件
3.专利侵权判断中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划分标准
4.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零部件不构成外观设计侵权
5.专利侵权案件中制造行为的认定
6.实用新型专利的非形状构造类技术特征在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时原则上不予考虑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7.专利行政执法中程序违法的认定和处理
8.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
9.说明书是否清楚完整的认定
10.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认定
11.在认定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时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12.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与该权利要求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系
13.马库什权利要求的性质
14.马库什权利要求在无效程序中的修改原则
15.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方法
16.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案件中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7.注册商标的保护与被诉侵权商品商标知名度的关系
18.特殊历史背景下商标与字号共存的考量因素
19.法定通用名称的认定
20.约定俗成通用名称的认定
21.农作物品种名称的正当使用
22.商标侵权案件中正当使用的认定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23.商标近似性判断的考量因素
24.主张在先著作权适格主体的证明
25.对他人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的审查认定
26.作为在先权利保护的“肖像”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27.模型作品的认定标准
28.将他人作品作为商标使用时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29.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中的“商品”与“包装装潢”应当具有特定指向关系
30.确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归属的考量因素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31.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中“销售”的含义
六、技术合同案件审判
32.技术工业化合同中合同目的的认定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一)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与证据
33.网络购物收货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侵权行为地
34.对涉及市场统计调查的公证书证据的审查认定
35.在申请再审程序中以新的证据主张现有技术抗辩不应予以支持
36.合法来源抗辩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
(二)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程序与证据
37.以外观设计专利权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由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请求人资格
38.当事人恒定原则可以适用于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
39.对于已为在先生效判决所羁束的行政裁决提起行政诉讼所引致的新判决申请再审的受理条件
40.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部门漏审的重要事实依职权作出认定
41.人民法院可部分撤销专利无效决定
42.无效宣告程序中外文证据并非一律需要单独提供中文译文
结语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认真履行执法办案第一要务,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持续提升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7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897件。在新收案件中,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有二审案件15件, 提审案件56件,申请再审案件796件,请示案件29件,司法制裁复议案件1件。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有专利案件336件,植物新品种案件9件,商标案件395件,著作权案件29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1件,垄断案件4件,商业秘密案件11件,其他不正当竞争案件14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57件,其他案件41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有行政案件390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68件,商标行政案件308件,行政请示案件9件,其他行政案件5件;民事案件501件; 刑事请示案件5件;司法制裁复议案件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10件,其中二审案件13件,提审案件58件,申请再审案件808件,请示案件30件,司法制裁复议案件1件。在审结的808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行政申请再审案件366件,民事申请再审案件442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615件,裁定提审98件,裁定指令再审66件,裁定撤诉22件,以其他方式处理7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专利和商标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中占有最大比重,专利民事案件出现较大增长,商标行政案件继续保持较快增幅。专利民事案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为技术特征划分和权利要求解释,涉及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奖励、报酬纠纷的关联案件较多。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争议焦点问题仍集中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评价,涉及程序问题的案件比例有所提高。专利行政执法案件涉及程序违法问题较多,司法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功能不断强化。商标民事案件中,正当使用、合法来源、先用权成为普遍采用的抗辩事由。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在先权利保护等问题仍是商标行政案件的主要焦点问题。著作权案件数量有所下降,独创性判断仍是案件主要焦点和难点。竞争案件中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和装潢纠纷占比较大,竞争案件审判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垄断案件数量较少,相关市场如何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法院审理的难点。植物新品种案件增长较快,主要涉及销售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侵权比对问题。技术合同和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违约、合同解除等问题较为突出。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33件(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基本相同的关联案件计为1件)典型案件。我们从中归纳出42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当事人在与涉案专利享有共同优先权的其他专利的授权确权程序中所作意见陈述的参考作用
在再审申请人戴森技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苏州索发电机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4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确定权利要求用语含义时,同一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与涉案专利享有共同优先权的其他专利的授权确权程序中,对该相同用语已经作出了明确陈述的,可以参考上述陈述。
2.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条件
在再审申请人曹桂兰、胡美玲、蒋莉、蒋浩天与被申请人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82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院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判断权利人作出的意见陈述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的“明确否定”,应当对专利授权和确权阶段技术特征的审查进行客观全面的判断,着重考察权利人对技术方案作出的限缩性陈述是否最终被裁判者认可,是否由此导致专利申请得以授权或者专利权得以维持。
3.专利侵权判断中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划分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刘宗贵与被申请人台州市丰利莱塑胶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380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恰当划分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是进行侵权比对的基础。技术特征的划分应该结合发明的整体技术方案,考虑能够相对独立地实现一定技术功能并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较小技术单元。
4.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零部件不构成外观设计侵权
在再审申请人欧介仁与被申请人泰州市金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264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的,如零部件在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该行为不构成侵权。
5.专利侵权案件中制造行为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沈阳中铁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哈尔滨铁路局减速顶调速系统研究中心、宁波中铁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哈尔滨铁路局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1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人虽未直接制造被诉侵权产品,但根据其对他人制造行为的控制、最终成品上标注的被诉侵权人企业名称和专属产品型号等因素,可以推定被诉侵权人实施了制造行为。
6.实用新型专利的非形状构造类技术特征在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时原则上不予考虑
在再审申请人谭熙宁与被申请人镇江新区恒达硅胶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371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对象是由形状、构造及其结合所构成的技术方案,故权利要求中非形状构造类技术特征对于该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不产生贡献。因此,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中,现有技术抗辩的认定原则上不考虑现有技术是否公开了权利要求记载的非形状构造类技术特征。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7.专利行政执法中程序违法的认定和处理
在再审申请人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2017)最高法行再8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已经被明确变更的合议组成员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实质上等于“审理者未裁决、裁决者未审理”,构成对法定程序的严重违反。原则上,作出被诉行政决定的合议组应由该行政机关具有专利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组成。即使异地调配执法人员,也应当履行正式、完备的公文手续。
8.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泰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王宇与被申请人河南省知识产权局其他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277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或者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而非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9.说明书是否清楚完整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斯托布利-法韦日公司与被申请人常熟纺织机械厂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9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专利说明书是否清楚、完整,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理解技术方案并能够实现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说明书公开的内容时,即能理解、发现并更正其错误,且该理解和更正并不会导致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发生变化,则应当允许对专利说明书中存在的错误予以更正理解。
10.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传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宁波讯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简称“电子货品监视用标识器”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有权在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概括的方式撰写权利要求,以获得适度的保护范围。权利要求限定的保护范围应当与涉案专利的技术贡献和说明书充分公开的范围相适应。
11.在认定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时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在前述“电子货品监视用标识器”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认定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时,可以结合说明书中记载的背景技术及其存在的缺陷,发明内容中记载的“发明目的”“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益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中与“技术问题”“有益效果”相关的内容等,对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实现的技术效果进行认定。根据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所重新确定的“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可能不同于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的基础。
12.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与该权利要求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系
在前述“电子货品监视用标识器”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即使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对于其中记载的包括区别技术特征在内的各项技术特征是否概括适当,以及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整体上是否概括适当,仍然需要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进行认定。
13.马库什权利要求的性质
在再审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被申请人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审第三人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简称“马库什权利要求”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4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以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概括性的技术方案,而不是众多化合物的集合。
14.马库什权利要求在无效程序中的修改原则
在前述“马库什权利要求”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允许对马库什权利要求进行修改的原则应当是不能因为修改而产生具有新性能和作用的一类或单个化合物,但是同时也要充分考量个案因素。
15.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方法
在前述“马库什权利要求”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以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的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循创造性判断的基本方法,即专利审查指南所规定的“三步法”。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创造性判断的辅助因素,通常不宜跨过“三步法”直接适用具有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来判断专利申请是否具有创造性。
16.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案件中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YKK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理想(广东)拉链实业有限公司、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368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在外观设计专利主视图中没有任何体现,且立体图无清晰显示的特征,不构成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区别技术特征。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7.注册商标的保护与被诉侵权商品商标知名度的关系
在再审申请人曹晓冬与被申请人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27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注册商标作为一项标识性民事权利,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标识,更有权使用其注册商标标识,在相关公众中建立该商标标识与其商品来源的联系。相关公众是否会混淆误认,既包括将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商品误认为商标权人的商品或者与商标权人有某种联系,也包括将商标权人的商品误认为被诉侵权人的商品或者误认商标权人与被诉侵权人有某种联系。
18.特殊历史背景下商标与字号共存的考量因素
在申诉人太原大宁堂药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诉人山西省药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5)民提字第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于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的字号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应当从历史传承、现实情况、法律适用和社会效果等方面综合考量。
19.法定通用名称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福州米厂与被申请人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福州金山大景城分店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简称“稻花香”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的通用名称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仅以审定公告的品种名称为依据,认定该名称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法定通用名称。
20.约定俗成通用名称的认定
在前述“稻花香”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产品的相关市场并不限于特定区域而是涉及全国范围的,应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判断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21.农作物品种名称的正当使用
在前述“稻花香”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存在他人在先注册商标权的情况下,经审定公告的农作物品种名称可以规范使用于该品种的种植收获物加工出来的商品上,但该种使用方式仅限于表明农作物品种来源且不得突出使用。
22.商标侵权案件中正当使用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冯印与被申请人西安曲江阅江楼餐饮娱乐文化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492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人在其企业名称中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使用相关符号的主要目的在于客观描述并指示其服务的特点,并且在其实际使用过程中,从未完整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的图文组合形式,亦无证据显示被诉侵权人对相关符号文字的使用旨在攀附涉案商标的商业信誉,可以认定被诉侵权行为并不具有使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可能性,进而不构成侵害涉案商标权。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23.商标近似性判断的考量因素
在再审申请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4)知行字第3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应当综合考虑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的构成要素、被异议商标的在先使用状况及知名度等因素,若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则应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
24.主张在先著作权适格主体的证明
在再审申请人温州市伊久亮光学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达马股份有限公司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717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著作权人、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主张在先著作权。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后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不能单独作为在先著作权的权属证据。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的商标注册证虽不能作为著作权权属证据,但可以作为确定商标权人为有权主张商标标志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的初步证据。
25.对他人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的审查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杰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金华市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再3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当事人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需要综合考量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著作权登记证明晚于诉争商标申请日时,可以结合商标注册证、包含商标标志的网站页面、记载作品创作过程的报刊内容、产品实物、著作权转让证明等证据,在确认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时,可以认定当事人对该商标标志享有在先著作权。
26.作为在先权利保护的“肖像”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在再审申请人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5)知行字第3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肖像权所保护的“肖像”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其中应当包含足以使社会公众识别其所对应的权利主体即特定自然人的个人特征,从而能够明确指代该特定的权利主体。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27.模型作品的认定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深圳市飞鹏达精品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中航智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3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判断是否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模型作品时,不能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三)项模型作品的规定与第二条作品的规定割裂开来适用。在仅仅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况下,尚不能认定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模型作品。
28.将他人作品作为商标使用时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
在再审申请人李艳霞与被申请人吉林市永鹏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南关区本源设计工作室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23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作为商标使用,构成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应依据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益计算损害赔偿,而应主要考虑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被诉侵权人商标设计费用可以作为确定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参考。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29.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中的“商品”与“包装装潢”应当具有特定指向关系
在上诉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两案(简称“红罐”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2015)民三终字第2号、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和“特有包装装潢”之间具有互为表里、不可割裂的关系,只有使用了特有包装装潢的商品,才能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对象。抽象的商品名称或无确定内涵的商品概念,脱离于包装装潢所依附的具体商品,缺乏可供评价的实际使用行为,不具有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进行评价的意义。
30.确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归属的考量因素
在前述“红罐”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确定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归属时,既要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鼓励诚实劳动,也应当尊重消费者基于包装装潢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而客观形成的对商品来源指向关系的认知。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31.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中“销售”的含义
在再审申请人莱州市永恒国槐研究所与被申请人葛燕军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499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中“销售”一词的含义,应该结合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理解。根据国际法与国内法解释一致性原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所称的“销售”应该包括许诺销售行为。
六、技术合同案件审判
32.技术工业化合同中合同目的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陕西天宝大豆食品技术研究所与被申请人汾州裕源土特产品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25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能否产出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与该产品能否上市销售、是否适销对路、有否利润空间等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在涉及技术工业化的合同中,如无明确约定,不应将产品商业化认定为合同目的。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一)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与证据
33.网络购物收货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侵权行为地
在上诉人广东马内尔服饰有限公司、周乐伦与被上诉人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异议案【(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
34.对涉及市场统计调查的公证书证据的审查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河北六仁烤饮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叶保森副食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39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涉及市场统计调查的公证书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具体审查该市场统计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适法性等有关情况,不能仅因该调查经过公证就当然采信。
35.在申请再审程序中以新的证据主张现有技术抗辩不应予以支持
在再审申请人唐山先锋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常州市恒鑫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7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侵权案件中,被诉侵权人在申请再审程序中以新的证据主张现有技术抗辩,表面上系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但实质上相当于另行提出新的现有技术抗辩。如允许被诉侵权人在申请再审程序中无限制地提出新的现有技术抗辩,与专利权人应当在一审法庭庭审辩论终结前固定其主张的权利要求相比,对专利权人显失公平,且构成对专利权人的诉讼突袭,亦将架空一、二审诉讼程序。
36.合法来源抗辩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
在再审申请人宁波欧琳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宁波搏盛阀门管件有限公司,二审上诉人宁波欧琳厨具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6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方当事人出具的有关其生产并提供被诉侵权产品给其他当事人的“声明”属于当事人陈述,在专利权人对该声明不予认可,且缺乏其他客观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
(二)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程序与证据
37.以外观设计专利权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为由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请求人资格
在再审申请人斯特普尔斯公司与被申请人罗世凯、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简称“碎纸机”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86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无效理由可以区分为绝对无效理由和相对无效理由两种类型,两者在被规范的客体本质、立法目的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有关外观设计专利权与他人在先合法权利冲突的无效理由属于相对无效理由。当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请求人主体范围的规定适用于权利冲突的无效理由时,基于相对无效理由的本质属性、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秩序效果等因素,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格应受到限制,原则上只有在先合法权利的权利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才能主张。
38.当事人恒定原则可以适用于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
在前述“碎纸机”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受理相关诉讼后,为保证诉讼程序的稳定和避免诉讼不确定状态的发生,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不因有关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随后发生变化而丧失。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属于准司法程序,当事人恒定原则对于该程序亦有参照借鉴意义。对于无效宣告行政程序启动时符合资格条件的请求人,即便随后有关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其亦不因此当然丧失主体资格。
39.对于已为在先生效判决所羁束的行政裁决提起行政诉讼所引致的新判决申请再审的受理条件
在再审申请人三得利控股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原审第三人杭州保罗酒店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商标权承继人浙江向网科技有限公司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509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的行政裁决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依据原生效判决的认定作出维持该行政裁决的判决,当事人可否针对该新判决申请再审,应结合被诉行政裁决的法律性质、新判决的内容及尽可能防止循环诉讼等因素予以考虑。如果被诉行政裁决完全被在先生效判决所羁束,新判决系根据在先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和理由作出,未对被诉行政裁决进行实体审理,为避免循环诉讼,对于该新判决不应允许申请再审。
40.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部门漏审的重要事实依职权作出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普兰娜生活艺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再1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申请人在申请商标注册时主张有优先权,行政部门对申请商标是否享有优先权存在漏审,导致被诉决定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41.人民法院可部分撤销专利无效决定
在前述“电子货品监视用标识器”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专利无效决定的相关认定可以区分处理的,人民法院可部分撤销无效决定中认定错误的部分。
42.无效宣告程序中外文证据并非一律需要单独提供中文译文
在再审申请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美商内数位科技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479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外文证明文件并非一律需要单独提供中文译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有必要要求当事人提交中文译文。提交中文译文的必要性通常需要考量方便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对方当事人理解证据内容、保证行政效率、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发表意见的权利等因素,在特殊情况下无需单独提供中文译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46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465号建议的答复
刘蕾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青少年法制宣教基地建设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青少年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时期,可塑性很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察机关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以案释法、校园普法活动,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法治意识、自护意识。就在今年秋季开学,张军检察长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主题到北京市第二中学讲授了第三次法治课,北京市16个区的学生代表通过视频收听收看,取得良好社会反响。您提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推动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问题
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将其纳入国家“七五普法规划"的重要内容,对于创新、完善青少年法治教育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共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一是加强顶层设计。201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实践基地的重要意义、目标要求、推进举措和保障机制等,推动各地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整合社会法治教育资源,推进法治教育基地建设。为推动《意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将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谋划和推进。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各地检察机关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比如,山东省检察机关把建立法治教育基地作为推动未成年人检察法治教育的重要抓手,专门召开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现场推进会,全省检察机关已建立137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未成年人提供了丰富的法治教育产品。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各地检察机关通过统一规划、打造品牌、建立机制等方式,推动完善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比如,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制定《“莎姐"法治教育基地管理办法(试行)》,通过规范开展法治课堂、模拟法庭、法治沙龙等实训活动,打造集实训、展示、办案“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基地。此外,您提出增设生命教育内容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教育学院专门成立由检察官和德育教师组成的未成年人生命——法治教育工作小组,根据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建立12个未成年人生命——法治教育研训基地,并针对不同学段分别配备专责检察官对接法治需求,研发、讲授课程,受到广泛欢迎。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进一步加强与教育部门、共青团等相关单位的协作配合,推广检察机关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尤其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影响,适时增加生命教育、心理教育等相关内容,通过灵活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护意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二、关于加强学校与法治教育基地教育融合问题
我们深知,法治教育基地建设不是目的,更好发挥作用才是根本。近年来,检察机关注重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协作配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方式,推广体验式、参与式法治教育,为青少年提供实践性、互动式的法治教育内容,着力提升法治基地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一是加强示范引领。积极推动在北京建设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建成了13个集学习、实践、互动为一体的多功能智慧场馆,着力打造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校外法治实践教育体验空间。二是实施检校共建。各地检察机关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整合利用优质资源,提升法治教育效果。比如,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检察院将法治教育基地建在作为全市中小学生实训基地的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采用检校共建模式,由学校负责提供场地以及基地日常运行管理维护,检察机关负责基地展厅设施建设及内容更新升级,发挥双方优势,提升运营效果。这样既节省了检察机关场地投资成本,又提高了使用效率,有效避免了基地建成后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再比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加强检校共建,以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多功能法治教育厅、内蒙古检察史陈列馆、庭审实训课堂为依托建立了三点多面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三是加强特色培育。各地检察机关根据活动场地、设施条件等设立相应功能区域,积极打造本地法治教育特色,满足学生参与实践的需要。比如,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建成750余平方米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包括法治教育、模拟法庭、检察官职业体验等区域,并与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的运行管理机制。教育局、团区委负责组织中小学生前往基地参观学习,检察院负责基地统筹协调和内容更新、完善等工作。基地建成一年里,已接待中小学生参观和省内外参观交流90余次,受教育人数7000余人。2019年,该基地被命名为“省级法治教育示范基地"。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沟通协作,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积极推动研究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与基地建设标准,解决法治教育基地标准不一、形式各样等问题,实现统一、规范与特色、创新的有机融合。二是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推广情景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提升法治教育基地对青少年学生的吸引力、影响力,确保法治教育基地效果。三是推进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地法治教育全过程,通过润物无声的教育、熏陶,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守法小公民。四是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推动有条件的专门学校建设法治教育基地,创新开展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治实践,提高法治教育基地的实效性。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范向利,联系电话:010-6520568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7〕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等十个案例(指导案例78-87号)作为第16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3月6日
指导案例78号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相关市场
裁判要点
1.在反垄断案件的审理中,界定相关市场通常是重要的分析步骤。但是,能否明确界定相关市场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界定相关市场是评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及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影响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如果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能够对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及被诉垄断行为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则不需要在每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都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
2.假定垄断者测试(HMT)是普遍适用的界定相关市场的分析思路。在实际运用时,假定垄断者测试可以通过价格上涨(SSNIP)或质量下降(SSNDQ)等方法进行。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特征使用户具有较高的价格敏感度,采用价格上涨的测试方法将导致相关市场界定过宽,应当采用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进行定性分析。
3.基于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低成本、高覆盖的特点,在界定其相关地域市场时,应当根据多数需求者选择商品的实际区域、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外竞争者的现状及进入相关地域市场的及时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4.在互联网领域中,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项比较粗糙且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其在认定市场支配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8条、第19条
基本案情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9日发布扣扣保镖软件。2010年11月3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发布《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11月4日,奇虎公司宣布召回扣扣保镖软件。同日,360安全中心亦宣布,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强力干预下,目前QQ和360软件已经实现了完全兼容。2010年9月,腾讯QQ即时通信软件与QQ软件管理一起打包安装,安装过程中并未提示用户将同时安装QQ软件管理。2010年9月21日,腾讯公司发出公告称,正在使用的QQ软件管理和QQ医生将自动升级为QQ电脑管家。奇虎公司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控腾讯公司滥用其在即时通信软件及服务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奇虎公司主张,腾讯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计算机公司)在即时通信软件及服务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两公司明示禁止其用户使用奇虎公司的360软件,否则停止QQ软件服务;拒绝向安装有360软件的用户提供相关的软件服务,强制用户删除360软件;采取技术手段,阻止安装了360浏览器的用户访问QQ空间,上述行为构成限制交易;腾讯公司和腾讯计算机公司将QQ软件管家与即时通信软件相捆绑,以升级QQ软件管家的名义安装QQ医生,构成捆绑销售。请求判令腾讯公司和腾讯计算机公司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连带赔偿奇虎公司经济损失1.5亿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涉及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是如何界定本案中的相关市场,二是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三是被上诉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等几个方面。
一、如何界定本案中的相关市场
该争议焦点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一些具体问题,择要概括如下:
首先,并非在任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均必须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竞争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发生和展开的,界定相关市场可以明确经营者之间竞争的市场范围及其面对的竞争约束。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对于正确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分析经营者的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判断经营者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在违法情况下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反垄断案件的审理中,界定相关市场通常是重要的分析步骤。尽管如此,是否能够明确界定相关市场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尤其是案件证据、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相关领域竞争的复杂性等。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审理中,界定相关市场是评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及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即使不明确界定相关市场,也可以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对被诉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及被诉垄断行为可能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因此,并非在每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均必须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一审法院实际上已经对本案相关市场进行了界定,只是由于本案相关市场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一审法院仅对其边界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而没有对相关市场的边界给出明确结论。有鉴于此,奇虎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对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作出明确界定,属于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可否适用于免费商品领域问题。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一种分析思路,假定垄断者测试(HMT)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实践中,假定垄断者测试的分析方法有多种,既可以通过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价格上涨(SSNIP)的方法进行,又可以通过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质量下降(SSNDQ)的方法进行。同时,作为一种分析思路或者思考方法,假定垄断者测试在实际运用时既可以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又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第二,在实践中,选择何种方法进行假定垄断者测试取决于案件所涉市场竞争领域以及可获得的相关数据的具体情况。如果特定市场领域的商品同质化特征比较明显,价格竞争是较为重要的竞争形式,则采用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价格上涨(SSNIP)的方法较为可行。但是如果在产品差异化非常明显且质量、服务、创新、消费者体验等非价格竞争成为重要竞争形式的领域,采用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价格上涨(SSNIP)的方法则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当特定领域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为零时,运用SSNIP方法尤为困难。在运用SSNIP方法时,通常需要确定适当的基准价格,进行5%-10%幅度的价格上涨,然后确定需求者的反应。在基准价格为零的情况下,如果进行5%-10%幅度的价格增长,增长后其价格仍为零;如果将价格从零提升到一个较小的正价格,则相当于价格增长幅度的无限增大,意味着商品特性或者经营模式发生较大变化,因而难以进行SSNIP测试。第三,关于假定垄断者测试在本案中的可适用性问题。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中更加注重质量、服务、创新等方面的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在免费的互联网基础即时通信服务已经长期存在并成为通行商业模式的情况下,用户具有极高的价格敏感度,改变免费策略转而收取哪怕是较小数额的费用都可能导致用户的大量流失。同时,将价格由免费转变为收费也意味着商品特性和经营模式的重大变化,即由免费商品转变为收费商品,由间接盈利模式转变为直接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基于相对价格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很可能将不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纳入相关市场中,导致相关市场界定过宽。因此,基于相对价格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并不完全适宜在本案中适用。尽管基于相对价格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难以在本案中完全适用,但仍可以采取该方法的变通形式,例如基于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由于质量下降程度较难评估以及相关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可以采用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进行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再次,关于本案相关市场是否应确定为互联网应用平台问题。上诉人认为,互联网应用平台与本案的相关市场界定无关;被上诉人则认为,互联网竞争实际上是平台的竞争,本案的相关市场范围远远超出了即时通信服务市场。法院生效裁判针对互联网领域平台竞争的特点,阐述了相关市场界定时应如何考虑平台竞争的特点及处理方式,认为:第一,互联网竞争一定程度地呈现出平台竞争的特征。被诉垄断行为发生时,互联网的平台竞争特征已经比较明显。互联网经营者通过特定的切入点进入互联网领域,在不同类型和需求的消费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以此创造价值。第二,判断本案相关商品市场是否应确定为互联网应用平台,其关键问题在于,网络平台之间为争夺用户注意力和广告主的相互竞争是否完全跨越了由产品或者服务特点所决定的界限,并给经营者施加了足够强大的竞争约束。这一问题的答案最终取决于实证检验。在缺乏确切的实证数据的情况下,至少注意如下方面:首先,互联网应用平台之间争夺用户注意力和广告主的竞争以其提供的关键核心产品或者服务为基础。其次,互联网应用平台的关键核心产品或者服务在属性、特征、功能、用途等方面上存在较大的不同。虽然广告主可能不关心这些产品或者服务的差异,只关心广告的价格和效果,因而可能将不同的互联网应用平台视为彼此可以替代,但是对于免费端的广大用户而言,其很难将不同平台提供的功能和用途完全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视为可以有效地相互替代。一个试图查找某个历史人物生平的用户通常会选择使用搜索引擎而不是即时通信,其几乎不会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再次,互联网应用平台关键核心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功能、用途等差异决定了其所争夺的主要用户群体和广告主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模式、目标用户群、所提供的后续市场产品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最后,本案中应该关注的是被上诉人是否利用了其在即时通信领域中可能的市场支配力量排除、限制互联网安全软件领域的竞争,将其在即时通信领域中可能存在的市场支配力量延伸到安全软件领域,这一竞争过程更多地发生在免费的用户端。鉴于上述理由,在本案相关市场界定阶段互联网平台竞争的特性不是主要考虑因素。第三,本案中对互联网企业平台竞争特征的考虑方式。相关市场界定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经营者所面对的竞争约束,合理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并正确判断其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即使不在相关市场界定阶段主要考虑互联网平台竞争的特性,但为了正确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仍然可以在识别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控制力时予以适当考虑。因此,对于本案,不在相关市场界定阶段主要考虑互联网平台竞争的特性并不意味着忽视这一特性,而是为了以更恰当的方式考虑这一特性。最后,关于即时通信服务相关地域市场界定需要注意的问题。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应从中国大陆地区的即时通信服务市场这一目标地域开始,对本案相关地域市场进行考察。因为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信服务可以低成本、低代价到达或者覆盖全球,并无额外的、值得关注的运输成本、价格成本或者技术障碍,所以在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将主要考虑多数需求者选择商品的实际区域、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外竞争者的现状及其进入相关地域市场的及时性等因素。由于每一个因素均不是决定性的,因此需要根据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评估。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用户对于国际即时通信产品并无较高的关注度。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规章等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我国对即时通信等增值电信业务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外国经营者通常不能直接进入我国大陆境内经营,需要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方式进入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再次,位于境外的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在本案被诉垄断行为发生前,多数主要国际即时通信经营者例如MSN、雅虎、Skype、谷歌等均已经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市场。因此,在被诉垄断行为发生时,尚未进入我国大陆境内的主要国际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已经很少。如果我国大陆境内的即时通信服务质量小幅下降,已没有多少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可供境内用户选择。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一年)及时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并发展到足以制约境内经营者的规模存在较大困难。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综上,本案相关地域市场应为中国大陆地区市场。
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实际情况,本案相关市场应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即时通信服务市场,既包括个人电脑端即时通信服务,又包括移动端即时通信服务;既包括综合性即时通信服务,又包括文字、音频以及视频等非综合性即时通信服务。
二、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对于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在认定其市场支配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市场份额在认定市场支配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一般而言,市场份额越高,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预示着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尽管如此,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项比较粗糙且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在市场进入比较容易,或者高市场份额源于经营者更高的市场效率或者提供了更优异的产品,或者市场外产品对经营者形成较强的竞争约束等情况下,高的市场份额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存在高度动态的特征,相关市场的边界远不如传统领域那样清晰,在此情况下,更不能高估市场份额的指示作用,而应更多地关注市场进入、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等有助于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事实和证据。
结合上述思路,法院生效裁判从市场份额、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被诉经营者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考量和分析。最终认定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被上诉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
三、被上诉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法院生效裁判打破了传统的分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三步法”,采用了更为灵活的分析步骤和方法,认为:原则上,如果被诉经营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则无需对其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分析,可以直接认定其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过,在相关市场边界较为模糊、被诉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甚明确时,可以进一步分析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效果,以检验关于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正确与否。此外,即使被诉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判断其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需要综合评估该行为对消费者和竞争造成的消极效果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效果,进而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与否作出判断。本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被上诉人实施的“产品不兼容”行为(用户二选一)是否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制交易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强制用户停止使用并卸载上诉人的软件,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行为。对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虽然被上诉人实施的“产品不兼容”行为对用户造成了不便,但是并未导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明显效果。这一方面说明被上诉人实施的“产品不兼容”行为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被上诉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
二是被上诉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将QQ软件管家与即时通信软件捆绑搭售,并且以升级QQ软件管家的名义安装QQ医生,不符合交易惯例、消费习惯或者商品的功能,消费者选择权受到了限制,不具有正当理由;一审判决关于被诉搭售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对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闯、王艳芳、朱理)
指导案例79号
吴小秦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捆绑交易/垄断/市场支配地位/搭售
裁判要点
1.作为特定区域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及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可以认定该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
2.经营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捆绑在一起向消费者收取,侵害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数字电视服务市场。经营者即使存在两项服务分别收费的例外情形,也不足以否认其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5项
基本案情
原告吴小秦诉称:2012年5月10日,其前往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公司)缴纳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得知,该项费用由每月25元调至30元,吴小秦遂缴纳了3个月费用90元,其中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75元、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之后,吴小秦获悉数字电视节目应由用户自由选择,自愿订购。吴小秦认为,广电公司属于公用企业,在数字电视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其收取数字电视节目费的行为剥夺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构成搭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2012年5月10日收取其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行为无效,被告返还原告15元。
广电公司辩称:广电公司作为陕西省内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向选择收看基本收视节目之外的消费者收取费用,符合反垄断法的规定;广电公司具备陕西省有线电视市场支配地位,鼓励用户选择有线电视套餐,但并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规定用户在基本收视业务之外必须消费的服务项目,用户有自主选择权;垄断行为的认定属于行政权力,而不是司法权力,原告没有请求认定垄断行为无效的权利;广电公司虽然推出了一系列满足用户进行个性化选择的电视套餐,但从没有进行强制搭售的行为,保证了绝大多数群众收看更多电视节目的选择权利;故请求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广电公司增加节目并收取费用无效的请求;愿意积极解决吴小秦的第二项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0日,吴小秦前往广电公司缴纳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时获悉,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每月最低标准由25元上调至30元。吴小秦缴纳了2012年5月10日至8月9日的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90元。广电公司向吴小秦出具的收费专用发票载明: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75元及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之后,吴小秦通过广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服务电话96766)咨询,广电公司节目升级增加了不同的收费节目,有不同的套餐,其中最低套餐基本收视费每年360元,用户每次最少应缴纳3个月费用。广电公司是经陕西省政府批准,陕西境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和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广电公司承认其在有线电视传输业务中在陕西省占有支配地位。
另查,2004年12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电总局印发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2005年7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印发《推进试点单位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规定,各试点单位在推进整体转换过程中,要重视付费频道等新业务的推广,供用户自由选择,自愿订购。陕西省物价局于2006年5月29日出台的《关于全省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的通知》规定: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为:以居民用户收看一台电视机使用一个接收终端为计费单位。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居民用户每主终端每月25元;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按月、按季或按年度缴纳基本收视维护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电总局于2009年8月25日出台的《关于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有线电视增值业务服务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收费,由有线电视运营机构自行确定。
二审中,广电公司提供了四份收费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在5月10日前后,广电公司的营业厅收取过25元的月服务费,因无原件,吴小秦不予质证。庭后广电公司提供了其中三张的原件,双方进行了核对与质证。该票据上均显示一年交费金额为300元,即每月25元。广电公司提供了五张票据的原件,包括一审提供过原件的三张,交易地点均为咸阳市。由此证明广电公司在5月10日前后,提供过每月25元的收费服务。
再审中,广电公司提交了其2016年网站收费套餐截图、关于印发《2016年大众业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16年部分客户收费发票。
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5日作出(2012)西民四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1.确认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5月10日收取原告吴小秦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行为无效;2.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小秦15元。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陕民三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吴小秦的诉讼请求。吴小秦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98号民事判决:1.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陕民三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2.维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西民四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一是本案诉争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二是一审法院适用反垄断法是否适当。
一、关于本案诉争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本案中,广电公司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认可其“是经陕西省政府批准,陕西境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作为陕西省内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广电公司具备陕西省有线电视市场支配地位,鼓励用户选择更丰富的有线电视套餐,但并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未强行规定用户在基本收视业务之外必须消费的服务项目。”二审中,广电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举出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应证据。再审审查过程中,广电公司对一、二审法院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鉴于广电公司作为陕西境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陕西省内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一、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在有线电视传输市场中,广电公司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占有支配地位,并无不当。
关于广电公司在向吴小秦提供服务时是否构成搭售的问题。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广电公司在提供服务时其工作人员告知吴小秦每月最低收费标准已从2012年3月起由25元上调为30元,每次最少缴纳一个季度,并未告知吴小秦可以单独缴纳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或者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吴小秦通过广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服务电话号码96766)咨询获悉,广电公司节目升级,增加了不同的收费节目,有不同的套餐,其中最低套餐基本收视费为每年360元,每月30元,用户每次最少应缴纳3个月费用。根据前述事实并结合广电公司给吴小秦开具的收费专用发票记载的收费项目--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75元及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事实,可以认定广电公司实际上是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节目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捆绑在一起向吴小秦销售,并没有告知吴小秦是否可以单独选购数字电视基本收视服务的服务项目。此外,从广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服务电话号码96766)的答复中亦可佐证广电公司在提供此服务时,是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一起收取并提供。虽然广电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向其他用户单独收取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的相关票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广电公司在收取该费用时存在客户服务中心说明的套餐之外的例外情形。再审中,广电公司并未对客户服务中心说明的套餐之外的例外情形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交的单独收取相关费用的票据亦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后,不足以证明诉讼时的情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存在客户服务中心说明的套餐之外的例外情形并不足以否认广电公司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一起收取的普遍做法。二审法院认定广电公司不仅提供了组合服务,也提供了基本服务,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普通消费者可以仅缴纳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或者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即不能证明消费者选择权的存在。二审法院在不能证明是否有选择权的情况下直接认为本案属于未告知消费者有选择权而涉及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认定为广电公司的销售行为未构成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没有正当理由的搭售,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予纠正。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属于两项单独的服务。在原审诉讼及本院诉讼中,广电公司未证明将两项服务一起提供符合提供数字电视服务的交易习惯;同时,如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分别收取,现亦无证据证明会损害该两种服务的性能和使用价值;广电公司更未对前述行为说明其正当理由,在此情形下,广电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一起收取,客观上影响消费者选择其他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关数字付费节目,同时也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电视服务市场,对市场竞争具有不利的效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并无不当。吴小秦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二、关于一审法院适用反垄断法是否适当
本案诉讼中,广电公司在答辩中认为本案的发生实质上是一个有关吴小秦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应当享受的权利是否被侵犯的纠纷,而与垄断行为无关,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当依照反垄断法及相关规定,认为其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从而确认其收费行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及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在法庭审理时,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根据查明的事实,吴小秦在其诉状中明确主张“被告收取原告数字电视节目费,实际上是为原告在提供上述服务范围外增加提供服务内容,对此原告应当具有自主选择权。被告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在数字电视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捆绑交易行为无效,判令其返还原告15元。”在该诉状中,吴小秦并未主张其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吴小秦的诉讼请求适用反垄断法进行审理,并无不当。
综上,广电公司在陕西省境内有线电视传输服务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服务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服务捆绑在一起向吴小秦销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吴小秦关于确认广电公司收取其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行为无效和请求判令返还15元的再审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钱小红、杜微科)
指导案例80号
洪福远、邓春香诉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著作权侵权/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
裁判要点
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且有创作性的部分,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特征的,应当认定作者对其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
基本案情
原告洪福远、邓春香诉称:原告洪福远创作完成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发表在2009年8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远蜡染艺术》一书中。洪福远曾将该涉案作品的使用权(蜡染上使用除外)转让给原告邓春香,由邓春香维护著作财产权。被告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福坊公司)以促销为目的,擅自在其销售的商品上裁切性地使用了洪福远的上述画作。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洪福远的署名权和邓春香的著作财产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就侵犯著作财产权赔偿邓春香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停止使用涉案图案,销毁涉案包装盒及产品册页;被告就侵犯洪福远著作人身权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被告五福坊公司辩称:第一、原告起诉其拥有著作权的作品与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彩公司)为五福坊公司设计的产品外包装上的部分图案,均借鉴了贵州黄平革家传统蜡染图案,被告使用今彩公司设计的产品外包装不构成侵权;第二、五福坊公司的产品外包装是委托本案第三人今彩公司设计的,五福坊公司在使用产品外包装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第三、本案所涉作品在产品包装中位于右下角,整个作品面积只占产品外包装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对于产品销售的促进作用影响较小,原告起诉的赔偿数额20万元显然过高。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今彩公司述称:其为五福坊公司进行广告设计、策划,2006年12月创作完成“四季如意”的手绘原稿,直到2011年10月五福坊公司开发针对旅游市场的礼品,才重新截取该图案的一部分使用,图中的鸟纹、如意纹、铜鼓纹均源于贵州黄平革家蜡染的“原形”,原告作品中的鸟纹图案也源于贵州传统蜡染,原告方主张的作品不具有独创性,本案不存在侵权的事实基础,故原告的诉请不应支持。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洪福远从事蜡染艺术设计创作多年,先后被文化部授予“中国十大民间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9年8月其创作完成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发表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远蜡染艺术》一书中,该作品借鉴了传统蜡染艺术的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的特征,色彩以靛蓝为主,描绘了一幅花、鸟共生的和谐图景。但该作品对鸟的外形进行了补充,对鸟的眼睛、嘴巴丰富了线条,使得鸟图形更加传神,对鸟的脖子、羽毛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独创,使得鸟图形更为生动,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融合了作者自己的构思而有别于传统的蜡染艺术图案。2010年8月1日,原告洪福远与原告邓春香签订《作品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洪福远将涉案作品的使用权(蜡染上使用除外)转让给邓春香,由邓春香维护受让权利范围内的著作财产权。
被告五福坊公司委托第三人今彩公司进行产品的品牌市场形象策划设计服务,包括进行产品包装及配套设计、产品手册以及促销宣传品的设计等。根据第三人今彩公司的设计服务,五福坊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贵州辣子鸡、贵州小米渣、贵州猪肉干的外包装礼盒的左上角、右下角使用了蜡染花鸟图案和如意图案边框。洪福远认为五福坊公司使用了其创作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一方面侵犯了洪福远的署名权,割裂了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另一方面侵犯了邓春香的著作财产权。经比对查明,五福坊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三种产品外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上使用的蜡染花鸟图案与洪福远创作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在鸟与花图形的结构造型、线条的取舍与排列上一致,只是图案的底色和线条的颜色存在差别。
裁判结果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筑知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赔偿原告邓春香经济损失10万元;二、被告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三、被告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销毁涉案产品贵州辣子鸡、贵州小米渣、贵州猪肉干的包装盒及产品宣传册页;四、驳回原告洪福远和邓春香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所涉《和谐共生十二》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二是案涉产品的包装图案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三是如何确定本案的责任主体;四是本案的侵权责任方式如何判定;五是本案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原告洪福远的《和谐共生十二》画作中两只鸟尾部重合,中间采用铜鼓纹花连接而展示对称的美感,而这些正是传统蜡染艺术的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的主题特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作品显然借鉴了传统蜡染艺术的表达方式,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黄平革家蜡染背扇图案。但涉案作品对鸟的外形进行了补充,对鸟的眼睛、嘴巴丰富了线条,对鸟的脖子、羽毛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独创,使得鸟图形更为传神生动,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融合了作者的构思而有别于传统的蜡染艺术图案。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的规定,本案所涉原告洪福远创作的《和谐共生十二》画作属于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衍生作品,是对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传承与创新,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特征,在洪福远具有独创性的范围内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九项“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的规定,绘画作品主要是以线条、色彩等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经过庭审比对,本案所涉产品贵州辣子鸡等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中使用的花鸟图案与涉案《和谐共生十二》画作,在鸟与花图形的结构造型、线条的取舍与排列上一致,只是图案的底色和线条的颜色存在差别,就比对的效果来看图案的底色和线条的颜色差别已然成为侵权的掩饰手段而已,并非独创性的智力劳动;第三人今彩公司主张其设计、使用在五福坊公司产品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中的作品创作于2006年,但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而洪福远的涉案作品于2009年发表在《福远蜡染艺术》一书中,且书中画作直接注明了作品创作日期为2003年,由此可以认定洪福远的涉案作品创作并发表在先。在五福坊公司生产、销售涉案产品之前,洪福远即发表了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五福坊公司有机会接触到原告的作品。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今彩公司有抄袭洪福远涉案作品的故意,五福坊公司在生产、销售涉案产品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中部分使用原告的作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绘画美术作品的复制权。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庭前准备过程中,经法院向洪福远释明是否追加今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以书面形式表示不同意追加今彩公司为被告,并认为五福坊公司与今彩公司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与本案合并审理。事实上,五福坊公司与今彩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外包装、广告文案、宣传品等皆由今彩公司设计,合同也约定如今彩公司提交的设计内容有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由今彩公司全部承担。但五福坊公司作为产品包装的委托方,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且也是侵权作品的最终使用者和实际受益者,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纠纷案件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五福坊公司依法应承担本案侵权的民事责任。五福坊公司与第三人今彩公司之间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解决。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第一、原告方的部分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客观上产生相应的经济损失,对于原告方的第一项赔偿损失的请求,依法应当获得相应的支持;第二、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为防止损失的扩大,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正在实施的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实施的目的,对于原告方第二项要求被告停止使用涉案图案,销毁涉案包装盒及产品册页的诉请,依法应予支持;第三、五福坊公司事实上并无主观故意,也没有重大过失,只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而基于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洪福远也未举证证明被告侵权行为造成其声誉的损害,故对于洪福远要求五福坊公司在《贵州都市报》综合版面刊登声明赔礼道歉的第三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原告方并未主张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也没有举证证明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任何费用。庭审中,原告方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多少,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五福坊公司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事实上,原告方的实际损失本身难以确定,被告方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也难以查清。根据《著作权纠纷案件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现为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主要考量以下5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赔偿数额的影响:第一、洪福远的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属于贵州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衍生作品,著作权作品的创作是在传统蜡染艺术作品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涉案作品中鸟图形的轮廓与对称的美感来源于传统艺术作品,作者构思的创新有一定的限度和相对局限的空间;第二、贵州蜡染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和地理标志意义,以花、鸟、虫、鱼等为创作缘起的蜡染艺术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贵州元素或贵州符号,五福坊公司作为贵州的本土企业,其使用贵州蜡染艺术作品符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民族性、区域性的基本特征要求;第三、根据洪福远与邓春香签订的《作品使用权转让合同》,洪福远已经将其创作的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的使用权(蜡染上使用除外)转让给邓春香,即涉案作品的大部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了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区域外的邓春香,由邓春香维护涉案作品著作财产权,基于本案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在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区域范围内外客观分离的状况,传承区域范围内的企业侵权行为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并不显著;第四、洪福远几十年来执着于民族蜡染艺术的探索与追求,在创作中将传统的民族蜡染与中国古典文化有机地揉和,从而使蜡染艺术升华到一定高度,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涉案作品的大部分著作财产权已经转让给了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区域外的邓春香,但洪福远的创作价值以及其在蜡染艺术业内的声誉应得到尊重;第五、五福坊公司涉案产品贵州辣子鸡、贵州小米渣、贵州猪肉干的生产经营规模、销售渠道等应予以参考,根据五福坊公司提交的五福坊公司与广州卓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尽管上述证据不一定完全客观反映五福坊公司涉案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但在原告方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被告的证明主张在合理范围内应为法律所允许。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参照贵州省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由五福坊公司赔偿邓春香经济损失10万元。(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唐有临、刘永菊、袁波文)
指导案例81号
张晓燕诉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著作权侵权/影视作品/历史题材/实质相似
裁判要点
1.根据同一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品中的题材主线、整体线索脉络,是社会共同财富,属于思想范畴,不能为个别人垄断,任何人都有权对此类题材加以利用并创作作品。
2.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等方面进行。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时,应比较作者在作品表达中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是否相同或相似,不应从思想、情感、创意、对象等方面进行比较。
3.按照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保护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对创意、素材、公有领域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以及具有唯一性或有限性的表达形式,则不予保护。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
基本案情
原告张晓燕诉称:其于1999年12月开始改编创作《高原骑兵连》剧本,2000年8月根据该剧本筹拍20集电视连续剧《高原骑兵连》(以下将该剧本及其电视剧简称“张剧”),2000年12月该剧摄制完成,张晓燕系该剧著作权人。被告雷献和作为《高原骑兵连》的名誉制片人参与了该剧的摄制。被告雷献和作为第一编剧和制片人、被告赵琪作为第二编剧拍摄了电视剧《最后的骑兵》(以下将该电视剧及其剧本简称“雷剧”)。2009年7月1日,张晓燕从被告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购得《最后的骑兵》DVD光盘,发现与“张剧”有很多雷同之处,主要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及其他方面相同或近似,“雷剧”对“张剧”剧本及电视剧构成侵权。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雷献和在《齐鲁晚报》上公开发表致歉声明并赔偿张晓燕剧本稿酬损失、剧本出版发行及改编费损失共计80万元。
被告雷献和辩称:“张剧”剧本根据张冠林的长篇小说《雪域河源》改编而成,“雷剧”最初由雷献和根据师永刚的长篇小说《天苍茫》改编,后由赵琪参照其小说《骑马挎枪走天涯》重写剧本定稿。2000年上半年,张晓燕找到雷献和,提出合拍反映骑兵生活的电视剧。雷献和向张晓燕介绍了改编《天苍茫》的情况,建议合拍,张晓燕未同意。2000年8月,雷献和与张晓燕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拍摄制作由张晓燕负责,雷献和负责军事保障,不参与艺术创作,雷献和没有看到张晓燕的剧本。“雷剧”和“张剧”创作播出的时间不同,“雷剧”不可能影响“张剧”的发行播出。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剧”“雷剧”、《骑马挎枪走天涯》《天苍茫》,均系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精简整编中骑兵部队撤(缩)编为主线展开的军旅、历史题材作品。短篇小说《骑马挎枪走天涯》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2期总第512期;长篇小说《天苍茫》于2001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剧”于2004年5月17日至5月21日由中央电视台第八套节目在上午时段以每天四集的速度播出;“雷剧”于2004年5月19日至29日由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晚上黄金时段以每天两集的速度播出。
《骑马挎枪走天涯》通过对骑兵连被撤销前后连长、指导员和一匹神骏的战马的描写,叙述了骑兵在历史上的辉煌、骑兵连被撤销、骑兵连官兵特别是骑兵连长对骑兵、战马的痴迷。《骑马挎枪走天涯》存在如下描述:神马(15号军马)出身来历中透着的神秘、连长与军马的水乳交融、指导员孔越华的人物形象、连长作诗、父亲当过骑兵团长、骑兵在未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连长为保留骑兵连所做的努力、骑兵连最后被撤销、结尾处连长与神马的悲壮。“雷剧”中天马的来历也透着神秘,除了连长常问天的父亲曾为骑兵师长外,上述情节内容与《骑马挎枪走天涯》基本相似。
《天苍茫》是讲述中国军队最后一支骑兵连充满传奇与神秘历史的书,书中展示草原与骑兵的生活,如马与人的情感、最后一匹野马的基因价值,以及研究马语的老人,神秘的预言者,最后的野马在香港赛马场胜出的传奇故事。《天苍茫》中连长成天的父亲是原骑兵师的师长,司令员是山南骑兵连的第一任连长、成天父亲的老部下,成天从小暗恋司令员女儿兰静,指导员王青衣与兰静相爱,并促进成天与基因学者刘可可的爱情。最后连长为救被困沼泽的研究人员牺牲。雷剧中高波将前指导员跑得又快又稳性子好的“大喇嘛”牵来交给常问天作为临时坐骑。结尾连长为完成抓捕任务而牺牲。“雷剧”中有关指导员孔越华与连长常问天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天苍茫》中指导员王青衣与连长成天关系的情节内容有相似之处。
法院依法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对张剧与雷剧进行鉴定,结论如下:1.主要人物设置及关系部分相似;2.主要线索脉络即骑兵部队缩编(撤销)存在相似之处;3.存在部分相同或者近似的情节,但除一处语言表达基本相同之外,这些情节的具体表达基本不同。语言表达基本相同的情节是指双方作品中男主人公表达“愿做牧马人”的话语的情节。“张剧”电视剧第四集秦冬季说:“草原为家,以马为伴,做个牧马人”;“雷剧”第十八集常问天说:“以草原为家,以马为伴,你看过电影《牧马人》吗?做个自由的牧马人”。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3日作出(2010)济民三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晓燕的全部诉讼请求。张晓燕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4日作出(2011)鲁民三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晓燕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1049号民事裁定:驳回张晓燕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雷剧”的剧本及电视剧是否侵害“张剧”的剧本及电视剧的著作权。
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侵权作品的作者是否“接触”过要求保护的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的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本案各方当事人对雷献和接触“张剧”剧本及电视剧并无争议,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两部作品是否构成实质相似。
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不包括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或情感本身。这里指的思想,包括对物质存在、客观事实、人类情感、思维方法的认识,是被描述、被表现的对象,属于主观范畴。思想者借助物质媒介,将构思诉诸形式表现出来,将意象转化为形象、将抽象转化为具体、将主观转化为客观、将无形转化为有形,为他人感知的过程即为创作,创作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表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仅指文字、色彩、线条等符号的最终形式,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时,内容也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但创意、素材或公有领域的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或表达唯一或有限则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要场景,指选择某一类主题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而必须采取某些事件、角色、布局、场景,这种表现特定主题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表达唯一或有限,指一种思想只有唯一一种或有限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视为思想,也不给予著作权保护。在判断“雷剧”与“张剧”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时,应比较两部作品中对于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将两部作品表达中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是否相同或相似,而不是离开表达看思想、情感、创意、对象等其他方面。结合张晓燕的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题材主线相同的主张,因“雷剧”与《骑马挎枪走天涯》都通过紧扣“英雄末路、骑兵绝唱”这一主题和情境描述了“最后的骑兵”在撤编前后发生的故事,可以认定“雷剧”题材主线及整体线索脉络来自《骑马挎枪走天涯》。“张剧”“雷剧”以及《骑马挎枪走天涯》《天苍茫》4部作品均系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精简整编中骑兵部队撤(缩)编为主线展开的军旅历史题材作品,是社会的共同财富,不能为个别人所垄断,故4部作品的作者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对此类题材加以利用并创作作品。因此,即便“雷剧”与“张剧”题材主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题材主线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且“雷剧”的题材主线系来自最早发表的《骑马挎枪走天涯》,不能认定“雷剧”抄袭自“张剧”。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人物设置与人物关系相同、相似的主张,鉴于前述4部作品均系以特定历史时期骑兵部队撤(缩)编为主线展开的军旅题材作品,除了《骑马挎枪走天涯》受短篇小说篇幅的限制,没有三角恋爱关系或军民关系外,其他3部作品中都包含三角恋爱关系、官兵上下关系、军民关系等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这样的表现方式属于军旅题材作品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必要场景,因表达方式有限,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语言表达及故事情节相同、相似的主张,从语言表达看,如“雷剧”中“做个自由的‘牧马人’”与“张剧”中“做个牧马人”语言表达基本相同,但该语言表达属于特定语境下的惯常用语,非独创性表达。从故事情节看,用于体现作者的思想与情感的故事情节属于表达的范畴,具有独创性的故事情节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故事情节中仅部分元素相同、相似并不能当然得出故事情节相同、相似的结论。前述4部作品相同、相似的部分多属于公有领域素材或缺乏独创性的素材,有的仅为故事情节中的部分元素相同,但情节所展开的具体内容和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二审法院认定“雷剧”与“张剧”6处相同、相似的故事情节,其中老部下关系、临时指定马匹等在《天苍茫》中也有相似的情节内容,其他部分虽在情节设计方面存在相同、相似之处,但有的仅为情节表达中部分元素的相同、相似,情节内容相同、相似的部分少且微不足道。
整体而言,“雷剧”与“张剧”具体情节展开不同、描写的侧重点不同、主人公性格不同、结尾不同,二者相同、相似的故事情节在“雷剧”中所占比例极低,且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处于次要位置,不构成“雷剧”中的主要部分,不会导致读者和观众对两部作品产生相同、相似的欣赏体验,不能得出两部作品实质相似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的规定,“雷剧”与“张剧”属于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两剧都有独创性,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于晓白、骆电、李嵘)
指导案例82号
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商标权/诚实信用/权利滥用
裁判要点
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2条
基本案情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8日。2008年12月18日,该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第1348583号“歌力思”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于第25类的服装等商品之上,核准注册于1999年12月。2009年11月19日,该商标经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9年12月28日至2019年12月27日。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还是第4225104号“ELLASSAY”的商标注册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的(动物)皮;钱包;旅行包;文件夹(皮革制);皮制带子;裘皮;伞;手杖;手提包;购物袋。注册有效期限自2008年4月14日至2018年4月13日。2011年11月4日,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力思公司,即本案一审被告人)。2012年3月1日,上述“歌力思”商标的注册人相应变更为歌力思公司。
一审原告人王碎永于2011年6月申请注册了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的钱包、手提包等。王碎永还曾于2004年7月7日申请注册第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商标。后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日作出的二审判决认定,该商标损害了歌力思公司的关联企业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在先字号权,因此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自2011年9月起,王碎永先后在杭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SAY”专柜,通过公证程序购买了带有“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品牌英文名:ELLASSAY”字样吊牌的皮包。2012年3月7日,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为构成对王碎永拥有的“歌力思”商标、“歌力思及图”商标权的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日作出(2012)浙杭知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侵害了王碎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及消除影响。歌力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7日作出(2013)浙知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歌力思公司及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4年8月14日作出(2014)民提字第24号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第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王碎永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王碎永的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权的问题,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经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歌力思公司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碎永未能举证证明其“歌力思”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碎永。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ELLASSAY”商标,而仅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做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王碎永“歌力思”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歌力思”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歌力思”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及在先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碎永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碎永仍在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歌力思”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朱理、佟姝)
指导案例83号
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发明专利权/有效通知/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
裁判要点
1.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发出的要求其采取必要措施的通知,包含被侵权人身份情况、权属凭证、侵权人网络地址、侵权事实初步证据等内容的,即属有效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行设定的投诉规则,不得影响权利人依法维护其自身合法权利。
2.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但并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必要措施”应遵循审慎、合理的原则,根据所侵害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等来加以综合确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
基本案情
原告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易烤公司)诉称: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仕德公司)未经其许可,在天猫商城等网络平台上宣传并销售侵害其ZL200980000002.8号专利权的产品,构成专利侵权;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猫公司)在嘉易烤公司投诉金仕德公司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应与金仕德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令:1.金仕德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诉侵权产品;2.金仕德公司立即销毁库存的被诉侵权产品;3.天猫公司撤销金仕德公司在天猫平台上所有的侵权产品链接;4.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连带赔偿嘉易烤公司5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承担。
金仕德公司答辩称:其只是卖家,并不是生产厂家,嘉易烤公司索赔数额过高。
天猫公司答辩称:1.其作为交易平台,并不是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主要经营方或者销售方;2.涉案产品是否侵权不能确定;3.涉案产品是否使用在先也不能确定;4.在不能证明其为侵权方的情况下,由其连带赔偿5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公司业已删除了涉案产品的链接,嘉易烤公司关于撤销金仕德公司在天猫平台上所有侵权产品链接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6日,嘉易烤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琎熙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红外线加热烹调装置”的发明专利,并于2014年11月5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980000002.8。该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记载:“1.一种红外线加热烹调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红外线加热烹调装置包括:托架,在其上部中央设有轴孔,且在其一侧设有控制电源的开关;受红外线照射就会被加热的旋转盘,作为在其上面可以盛食物的圆盘形容器,在其下部中央设有可拆装的插入到上述轴孔中的突起;支架,在上述托架的一侧纵向设置;红外线照射部,其设在上述支架的上端,被施加电源就会朝上述旋转盘照射红外线;上述托架上还设有能够从内侧拉出的接油盘;在上述旋转盘的突起上设有轴向的排油孔。”2015年1月26日,涉案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嘉易烤公司。涉案专利年费缴纳至2016年1月15日。
2015年1月29日,嘉易烤公司的委托代理机构北京商专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其委托代理人王永先、时寅在公证处监督下,操作计算机登入天猫网(网址为http://www.tmall.com),在一家名为“益心康旗舰店”的网上店铺购买了售价为388元的3D烧烤炉,并拷贝了该网店经营者的营业执照信息。同年2月4日,时寅在公证处监督下接收了寄件人名称为“益心康旗舰店”的快递包裹一个,内有韩文包装的3D烧烤炉及赠品、手写收据联和中文使用说明书、保修卡。公证员对整个证据保全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制作了(2015)京海诚内民证字第01494号公证书。同年2月10日,嘉易烤公司委托案外人张一军向淘宝网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上传了包含专利侵权分析报告和技术特征比对表在内的投诉材料,但淘宝网最终没有审核通过。同年5月5日,天猫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由其代理人刁曼丽在公证处的监督下操作电脑,在天猫网益心康旗舰店搜索“益心康3D烧烤炉韩式家用不粘电烤炉无烟烤肉机电烤盘铁板烧烤肉锅”,显示没有搜索到符合条件的商品。公证员对整个证据保全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制作了(2015)浙杭钱证内字第10879号公证书。
一审庭审中,嘉易烤公司主张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作为本案要求保护的范围。经比对,嘉易烤公司认为除了开关位置的不同,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完全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保护范围,而开关位置的变化是业内普通技术人员不需要创造性劳动就可解决的,属于等同特征。两原审被告对比对结果不持异议。
另查明,嘉易烤公司为本案支出公证费4000元,代理服务费81000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2015)浙金知民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一、金仕德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专利号为ZL200980000002.8的发明专利权的产品的行为;二、金仕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嘉易烤公司经济损失150000元(含嘉易烤公司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三、天猫公司对上述第二项中金仕德公司赔偿金额的5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嘉易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天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金仕德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落入嘉易烤公司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均不持异议,原审判决认定金仕德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专利侵权正确。关于天猫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上述规定系针对权利人发现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后“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侵权后果不当扩大的情形,同时还明确界定了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义务范围及责任构成。本案中,天猫公司涉案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结合对天猫公司的主体性质、嘉易烤公司“通知”的有效性以及天猫公司在接到嘉易烤公司的“通知”后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及所采取的措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等加以综合考量。
首先,天猫公司依法持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系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提供商,其在本案中为金仕德公司经营的“益心康旗舰店”销售涉案被诉侵权产品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条件。
其次,天猫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嘉易烤公司已于2015年2月10日委托案外人张一军向淘宝网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上传了包含被投诉商品链接及专利侵权分析报告、技术特征比对表在内的投诉材料,且根据上述投诉材料可以确定被投诉主体及被投诉商品。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涉及的“通知”是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过错及应否就危害结果的不当扩大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通知”是指被侵权人就他人利用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发出的要求其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以防止侵权行为进一步扩大的行为。“通知”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通常,“通知”内容应当包括权利人身份情况、权属凭证、证明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以及指向明确的被诉侵权人网络地址等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应视为有效通知。嘉易烤公司涉案投诉通知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通知”的基本要件,属有效通知。
第三,经查,天猫公司对嘉易烤公司投诉材料作出审核不通过的处理,其在回复中表明审核不通过原因是:烦请在实用新型、发明的侵权分析对比表表二中详细填写被投诉商品落入贵方提供的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点,建议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一一指出。(需注意,对比的对象为卖家发布的商品信息上的图片、文字),并提供购买订单编号或双方会员名。
二审法院认为,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的判断往往并非仅依赖表面或书面材料就可以作出,因此专利权人的投诉材料通常只需包括权利人身份、专利名称及专利号、被投诉商品及被投诉主体内容,以便投诉接受方转达被投诉主体。在本案中,嘉易烤公司的投诉材料已完全包含上述要素。至于侵权分析比对,天猫公司一方面认为其对卖家所售商品是否侵犯发明专利判断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却又要求投诉方“详细填写被投诉商品落入贵方提供的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点,建议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一一指出”,该院认为,考虑到互联网领域投诉数量巨大、投诉情况复杂的因素,天猫公司的上述要求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利于天猫公司对于被投诉行为的性质作出初步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就权利人而言,天猫公司的前述要求并非权利人投诉通知有效的必要条件。况且,嘉易烤公司在本案的投诉材料中提供了多达5页的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现的技术特征对比表,天猫公司仍以教条的、格式化的回复将技术特征对比作为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之一,处置失当。至于天猫公司审核不通过并提出提供购买订单编号或双方会员名的要求,该院认为,本案中投诉方是否提供购买订单编号或双方会员名并不影响投诉行为的合法有效。而且,天猫公司所确定的投诉规制并不对权利人维权产生法律约束力,权利人只需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维权行为即可,投诉方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考量决定是否接受天猫公司所确定的投诉规制。更何况投诉方可能无需购买商品而通过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也可以根据他人的购买行为发现可能的侵权行为,甚至投诉方即使存在直接购买行为,但也可以基于某种经济利益或商业秘密的考量而拒绝提供。
最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所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但并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必要措施”应根据所侵害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等来加以综合确定。
本案中,在确定嘉易烤公司的投诉行为合法有效之后,需要判断天猫公司在接受投诉材料之后的处理是否审慎、合理。该院认为,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天猫公司作为电子商务网络服务平台的提供者,基于其公司对于发明专利侵权判断的主观能力、侵权投诉胜诉概率以及利益平衡等因素的考量,并不必然要求天猫公司在接受投诉后对被投诉商品立即采取删除和屏蔽措施,对被诉商品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秉承审慎、合理原则,以免损害被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将有效的投诉通知材料转达被投诉人并通知被投诉人申辩当属天猫公司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否则权利人投诉行为将失去任何意义,权利人的维权行为也将难以实现。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者应该保证有效投诉信息传递的顺畅,而不应成为投诉信息的黑洞。被投诉人对于其或生产、或销售的商品是否侵权,以及是否应主动自行停止被投诉行为,自会作出相应的判断及应对。而天猫公司未履行上述基本义务的结果导致被投诉人未收到任何警示从而造成损害后果的扩大。至于天猫公司在嘉易烤公司起诉后即对被诉商品采取删除和屏蔽措施,当属审慎、合理。综上,天猫公司在接到嘉易烤公司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应与金仕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天猫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天猫公司所应承担责任的份额,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侵权持续的时间及天猫公司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时间,确定天猫公司对金仕德公司赔偿数额的5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平、陈宇、刘静)
指导案例84号
礼来公司诉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发明专利权/药品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保护范围/技术调查官/被诉侵权药品制备工艺查明
裁判要点
1.药品制备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在无其他相反证据情形下,应当推定被诉侵权药品在药监部门的备案工艺为其实际制备工艺;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药品备案工艺不真实的,应当充分审查被诉侵权药品的技术来源、生产规程、批生产记录、备案文件等证据,依法确定被诉侵权药品的实际制备工艺。
2.对于被诉侵权药品制备工艺等复杂的技术事实,可以综合运用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以及科技专家咨询等多种途径进行查明。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59条第1款、第61条、第68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6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第62条第1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79条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25日,礼来公司(又称伊莱利利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诉称,礼来公司拥有涉案91103346.7号方法发明专利权,涉案专利方法制备的药物奥氮平为新产品。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生公司)使用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制备方法生产药物奥氮平并面向市场销售,侵害了礼来公司的涉案方法发明专利权。为此,礼来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华生公司赔偿礼来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51060000元、礼来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调查取证费和其他合理开支人民币28800元;2、华生公司在其网站及《医药经济报》刊登声明,消除因其侵权行为给礼来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3、华生公司承担礼来公司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1500000元;4、华生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江苏高院一审查明:
涉案专利为英国利利工业公司1991年4月24日申请的名称为“制备一种噻吩并苯二氮杂化合物的方法”的第91103346.7号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公告日为1995年2月19日。2011年4月24日涉案专利权期满终止。1998年3月17日,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英国伊莱利利有限公司;2002年2月28日专利权人变更为伊莱利利公司。
涉案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为:
1.一种制备2-甲基-10-(4-甲基-1-哌嗪基)-4H-噻吩并[2,3,-b][1,5]苯并二氮杂,或其酸加成盐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a)使N-甲基哌嗪与下式化合物反应,
式中Q是一个可以脱落的基团,或
(b)使下式的化合物进行闭环反应
2001年7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简称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国家药监局)申请奥氮平及其片剂的新药证书。2003年5月9日,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奥氮平原料药和奥氮平片《新药证书》,华生公司获得奥氮平和奥氮平片《药品注册批件》。新药申请资料中《原料药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记载了制备工艺,即加入4-氨基-2-甲基-10-苄基-噻吩并苯并二氮杂,盐酸盐,甲基哌嗪及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得粗品,收率94.5%;加入2-甲基-10-苄基-(4-甲基-1-哌嗪基)-4H-噻吩并苯并二氮杂、冰醋酸、盐酸搅拌,然后用氢氧化钠中和后得粗品,收率73.2%;再经过两次精制,总收率为39.1%。从反应式分析,该过程就是以式四化合物与甲基哌嗪反应生成式五化合物,再对式五化合物脱苄基,得式一化合物。2003年8月,华生公司向青岛市第七人民医院推销其生产的“华生-奥氮平”5mg-新型抗精神病药,其产品宣传资料记载,奥氮平片主要成份为奥氮平,其化学名称为2-甲基-10-(4-甲基-1-哌嗪)-4H-噻吩并苯并二氮杂。
在另案审理中,根据江苏高院的委托,2011年8月25日,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出具(2010)鉴字第19号《技术鉴定报告书》。该鉴定报告称,按华生公司备案的“原料药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工艺进行实验操作,不能获得原料药奥氮平。鉴定结论为:华生公司备案资料中记载的生产原料药奥氮平的关键反应步骤缺乏真实性,该备案的生产工艺不可行。
经质证,伊莱利利公司认可该鉴定报告,华生公司对该鉴定报告亦不持异议,但是其坚持认为采取两步法是可以生产出奥氮平的,只是因为有些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没有写入备案资料中,故专家依据备案资料生产不出来。
华生公司认为其未侵害涉案专利权,理由是:2003年至今,华生公司一直使用2008年补充报批的奥氮平备案生产工艺,该备案文件已于2010年9月8日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具备可行性。在礼来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华生公司的生产工艺的情况下,应以华生公司2008年奥氮平备案工艺作为认定侵权与否的比对工艺。
华生公司提交的2010年9月8日国家药监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中“申请内容”栏为:“(1)改变影响药品质量的生产工艺;(2)修改药品注册标准。”“审批结论”栏为:“经审查,同意本品变更生产工艺并修订质量标准。变更后的生产工艺在不改变原合成路线的基础上,仅对其制备工艺中所用溶剂和试剂进行调整。质量标准所附执行,有效期24个月。”
上述2010年《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所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中5.1原料药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章节中5.1.1说明内容为:“根据我公司奥氮平原料药的实际生产情况,在不改变原来申报生产工艺路线的基础上,对奥氮平的制备工艺过程做了部分调整变更,对工艺进行优化,使奥氮平各中间体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保证,其制备过程中的相关杂质得到有效控制。......由于工艺路线没有变更,并且最后一步的结晶溶剂亦没有变更,故化合物的结构及晶型不会改变。”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为准确查明本案所涉技术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对礼来公司的专家辅助人出庭申请予以准许;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对华生公司的证人出庭申请予以准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通知出具(2014)司鉴定第02号《技术鉴定报告》的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首次指派技术调查官出庭,就相关技术问题与各方当事人分别询问了专家辅助人、证人及鉴定人。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另查明:
1999年10月28日,华生公司与医科院药物所签订《技术合同书》,约定医科院药物所将其研制开发的抗精神分裂药奥氮平及其制剂转让给华生公司,医科院药物所负责完成临床前报批资料并在北京申报临床;验收标准和方法按照新药审批标准,采用领取临床批件和新药证书方式验收;在其他条款中双方对新药证书和生产的报批作出了约定。
医科院药物所1999年10月填报的(京99)药申临字第82号《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表》中,“制备工艺”栏绘制的反应路线如下:
1999年11月9日,北京市卫生局针对医科院药物所的新药临床研究申请作出《新药研制现场考核报告表》,“现场考核结论”栏记载:“该所具备研制此原料的条件,原始记录、实验资料基本完整,内容真实。”
2001年6月,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共同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新药证书、生产申请表》((2001)京申产字第019号)。针对该申请,江苏省药监局2001年10月22日作出《新药研制现场考核报告表》,“现场考核结论”栏记载:“经现场考核,样品制备及检验原始记录基本完整,检验仪器条件基本具备,研制单位暂无原料药生产车间,现申请本品的新药证书。”
根据华生公司申请,江苏药监局2009年5月21日发函委托江苏省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对华生公司奥氮平生产现场进行检查和产品抽样,江苏药监局针对该检查和抽样出具了《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报告》(受理号CXHB0800159),其中“检查结果”栏记载:“按照药品注册现场检查的有关要求,2009年7月7日对该品种的生产现场进行了第一次检查,该公司的机构和人员、生产和检验设施能满足该品种的生产要求,原辅材料等可溯源,主要原料均按规定量投料,生产过程按申报的工艺进行。2009年8月25日,按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的有关要求,检查了70309001、70309002、70309003三批产品的批生产记录、检验记录、原料领用使用、库存情况记录等,已按抽样要求进行了抽样。”“综合评定结论”栏记载:“根据综合评定,现场检查结论为:通过”。
国家药监局2010年9月8日颁发给华生公司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所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中,5.1“原料药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之5.1.2“工艺路线”中绘制的反应路线如下:
2015年3月5日,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受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出具(2014)司鉴字第02号《技术鉴定报告》,其“鉴定结论”部分记载:“1、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备案的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可行的。2、对比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备案的奥氮平制备工艺与礼来公司第91103346.7号方法专利,两者起始原料均为仲胺化物,但制备工艺路径不同,具体表现在:(1)反应中产生的关键中间体不同;(2)反应步骤不同:华生公司的是四步法,礼来公司是二步法;(3)反应条件不同:取代反应中,华生公司采用二甲基甲酰胺为溶媒,礼来公司采用二甲基亚砜和甲苯的混合溶剂为溶媒。”
二审庭审中,礼来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要求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方法(a)。
裁判结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3)苏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1. 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赔偿礼来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计350万元;2.驳回礼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9744元,由礼来公司负担161950元,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负担647794元。礼来公司、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5)民三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1.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2.驳回礼来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809744元,由礼来公司负担323897元,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负担1295591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华生公司被诉生产销售的药品与涉案专利方法制备的产品相同,均为奥氮平,判定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本案中,礼来公司要求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方法(a),该权利要求采取开放式的撰写方式,其中仅限定了参加取代反应的三环还原物及N-甲基哌嗪以及发生取代的基团,其保护范围涵盖了所有采用所述三环还原物与N-甲基哌嗪在Q基团处发生取代反应而生成奥氮平的制备方法,无论采用何种反应起始物、溶剂、反应条件,均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基于此,判定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关键在于两个技术方案反应路线的比对,而具体的反应起始物、溶剂、反应条件等均不纳入侵权比对范围,否则会不当限缩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损害礼来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华生公司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
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奥氮平为专利法中所称的新产品不持异议,华生公司应就其奥氮平制备工艺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华生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反应路线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否则,将因其举证不能而承担推定礼来公司侵权指控成立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华生公司主张其自2003年至今一直使用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补充备案工艺生产奥氮平,并提交了其2003年和2008年奥氮平批生产记录(一审补充证据6)、2003年、2007年和2013年生产规程(一审补充证据7)、《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一审补充证据12)等证据证明其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如前所述,本案的侵权判定关键在于两个技术方案反应路线的比对,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可见于其向国家药监局提交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其中5.1“原料药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之5.1.2“工艺路线”图显示该反应路线为:先将“仲胺化物”中的仲氨基用苄基保护起来,制得“苄基化物”(苄基化),再进行闭环反应,生成“苄基取代的噻吩并苯并二氮杂”三环化合物(还原化物)。“还原化物”中的氨基被N-甲基哌嗪取代,生成“缩合物”,然后脱去苄基,制得奥氮平。本院认为,现有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华生公司2003年至涉案专利权到期日期间一直使用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生产奥氮平,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在其提交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中,明确记载了其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应路线。针对该补充申请,江苏省药监部门于2009年7月7日和8月25日对华生公司进行了生产现场检查和产品抽样,并出具了《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报告》(受理号CXHB0800159),该报告显示华生公司的“生产过程按申报的工艺进行”,三批样品“已按抽样要求进行了抽样”,现场检查结论为“通过”。也就是说,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经过药监部门的现场检查,具备可行性。基于此,2010年9月8日,国家药监局向华生公司颁发了《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同意华生公司奥氮平“变更生产工艺并修订质量标准”。对于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可行性,礼来公司专家辅助人在二审庭审中予以认可,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出具的(2014)司鉴字第02号《技术鉴定报告》在其鉴定结论部分也认为“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备案的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可行的”。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当推定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即为其取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后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
其次,一般而言,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药品制备工艺步骤繁琐,操作复杂,其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研发阶段到实际生产阶段,其长期的技术积累过程通常是在保持基本反应路线稳定的情况下,针对实际生产中发现的缺陷不断优化调整反应条件和操作细节。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受让于医科院药物所,双方于1999年10月28日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医科院药物所负责完成临床前报批资料并在北京申报临床。在医科院药物所1999年10月填报的(京99)药申临字第82号《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表》中,“制备工艺”栏绘制的反应路线显示,其采用了与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相同的反应路线。针对该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北京市卫生局1999年11月9日作出《新药研制现场考核报告表》,确认“原始记录、实验资料基本完整,内容真实。”在此基础上,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按照《技术转让合同》的约定,共同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新药证书、生产申请表((2001)京申产字第019号)。针对该申请,江苏省药监局2001年10月22日作出《新药研制现场考核报告表》,确认“样品制备及检验原始记录基本完整”。通过包括前述考核在内的一系列审查后,2003年5月9日,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奥氮平原料药和奥氮平片《新药证书》。由此可见,华生公司自1999年即拥有了与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反应路线相同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并以此申报新药注册,取得新药证书。因此,华生公司在2008补充备案工艺之前使用反应路线完全不同的其他制备工艺生产奥氮平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国家药监局2010年9月8日向华生公司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审批结论”栏记载:“变更后的生产工艺在不改变原合成路线的基础上,仅对其制备工艺中所用溶剂和试剂进行调整”,即国家药监局确认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与其之前的制备工艺反应路线相同。华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其2003、2007和2013年的生产规程,2003、2008年的奥氮平批生产记录,华生公司主张上述证据涉及其商业秘密,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不公开质证,确认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华生公司2003、2008年的奥氮平批生产记录是分别依据2003、2007年的生产规程进行实际生产所作的记录,上述生产规程和批生产记录均表明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基本反应路线与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相同,只是在保持该基本反应路线不变的基础上对反应条件、溶剂等生产细节进行调整,不断优化,这样的技术积累过程是符合实际生产规律的。
综上,本院认为,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真实可行,2003年至涉案专利权到期日期间华生公司一直使用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生产奥氮平。
(三)关于礼来公司的侵权指控是否成立
对比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应路线和涉案方法专利,二者的区别在于反应步骤不同,关键中间体不同。具体而言,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使用的三环还原物的胺基是被苄基保护的,由此在取代反应之前必然存在苄基化反应步骤以生成苄基化的三环还原物,相应的在取代反应后也必然存在脱苄基反应步骤以获得奥氮平。而涉案专利的反应路线中并未对三环还原物中的胺基进行苄基保护,从而不存在相应的苄基化反应步骤和脱除苄基的反应步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本案中,就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应路线和涉案方法专利的区别而言,首先,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与未加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为不同的化合物,两者在化学反应特性上存在差异,即在未加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上,可脱落的Q基团和胺基均可与N-甲基哌嗪发生反应,而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由于其中的胺基被苄基保护,无法与N-甲基哌嗪发生不期望的取代反应,取代反应只能发生在Q基团处;相应地,涉案专利的方法中不存在取代反应前后的加苄基和脱苄基反应步骤。因此,两个技术方案在反应中间物和反应步骤上的差异较大。其次,由于增加了加苄基和脱苄基步骤,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在终产物收率方面会有所减损,而涉案专利由于不存在加苄基保护步骤和脱苄基步骤,收率不会因此而下降。故两个技术方案的技术效果如收率高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尽管对所述三环还原物中的胺基进行苄基保护以减少副反应是化学合成领域的公知常识,但是这种改变是实质性的,加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的反应特性发生了改变,增加反应步骤也使收率下降。而且加苄基保护为公知常识仅说明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相对于涉案专利方法改进有限,但并不意味着两者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基本相同的。
综上,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在三环还原物中间体是否为苄基化中间体以及由此增加的苄基化反应步骤和脱苄基步骤方面,与涉案专利方法是不同的,相应的技术特征也不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达到的技术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未构成等同特征。因此,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综上所述,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未落入礼来公司所有的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依法予以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吴蓉、宋淑华)
指导案例85号
高仪股份公司诉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外观设计专利/设计特征/功能性特征/整体视觉效果
裁判要点
1.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体现了其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被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
2.对设计特征的认定,应当由专利权人对其所主张的设计特征进行举证。人民法院在听取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基础上,对证据进行充分审查,依法确定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3.对功能性设计特征的认定,取决于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该设计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而不需要考虑该设计是否具有美感。功能性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功能性与装饰性兼具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需要考虑其装饰性的强弱,装饰性越强,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9条第2款
基本案情
高仪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高仪公司)为“手持淋浴喷头(No.A4284410X2)”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人,该外观设计专利现合法有效。2012年11月,高仪公司以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龙公司)生产、销售和许诺销售的丽雅系列等卫浴产品侵害其“手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健龙公司立即停止被诉侵权行为,销毁库存的侵权产品及专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模具,并赔偿高仪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经一审庭审比对,健龙公司被诉侵权产品与高仪公司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相同之处为:二者属于同类产品,从整体上看,二者均是由喷头头部和手柄两个部分组成,被诉侵权产品头部出水面的形状与涉案专利相同,均表现为出水孔呈放射状分布在两端圆、中间长方形的区域内,边缘呈圆弧状。两者的不同之处为:1.被诉侵权产品的喷头头部四周为斜面,从背面向出水口倾斜,而涉案专利主视图及左视图中显示其喷头头部四周为圆弧面;2.被诉侵权产品头部的出水面与面板间仅由一根线条分隔,涉案专利头部的出水面与面板间由两条线条构成的带状分隔;3.被诉侵权产品头部出水面的出水孔分布方式与涉案专利略有不同;4.涉案专利的手柄上有长椭圆形的开关设计,被诉侵权产品没有;5.涉案专利中头部与手柄的连接虽然有一定的斜角,但角度很小,几乎为直线形连接,被诉侵权产品头部与手柄的连接产生的斜角角度较大;6.从涉案专利的仰视图看,手柄底部为圆形,被诉侵权产品仰视的底部为曲面扇形,涉案专利手柄下端为圆柱体,向与头部连接处方向逐步收缩压扁呈扁椭圆体,被诉侵权产品的手柄下端为扇面柱体,且向与喷头连接处过渡均为扇面柱体,过渡中的手柄中段有弧度的突起;7.被诉侵权产品的手柄底端有一条弧形的装饰线,将手柄底端与产品的背面连成一体,涉案专利的手柄底端没有这样的设计;8.涉案专利头部和手柄的长度比例与被诉侵权产品有所差别,两者的头部与手柄的连接处弧面亦有差别。
裁判结果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5日作出(2012)浙台知民初字第573号民事判决,驳回高仪股份公司诉讼请求。高仪股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3)浙知终字第255号民事判决:1.撤销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台知民初字第573号民事判决;2.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侵害高仪股份公司“手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的行为,销毁库存的侵权产品;3. 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赔偿高仪股份公司经济损失(含高仪股份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0万元;4.驳回高仪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不服,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民提字第23号民事判决:1.撤销二审判决;2.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是否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解释》)第八条规定:“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均为淋浴喷头类产品,因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具体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一、关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具有美感的创新性工业设计方案,一项外观设计应当具有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可识别性创新设计才能获得专利授权,该创新设计即是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通常情况下,外观设计的设计人都是以现有设计为基础进行创新。对于已有产品,获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一般会具有现有设计的部分内容,同时具有与现有设计不相同也不近似的设计内容,正是这部分设计内容使得该授权外观设计具有创新性,从而满足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实质性授权条件:不属于现有设计也不存在抵触申请,并且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对于该部分设计内容的描述即构成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其体现了授权外观设计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由于设计特征的存在,一般消费者容易将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因此,其对外观设计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如果被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
对于设计特征的认定,一般来说,专利权人可能将设计特征记载在简要说明中,也可能会在专利授权确权或者侵权程序中对设计特征作出相应陈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专利权人应当对其所主张的设计特征进行举证。另外,授权确权程序的目的在于对外观设计是否具有专利性进行审查,因此,该过程中有关审查文档的相关记载对确定设计特征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理想状态下,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确权,应当是在对整个现有设计检索后的基础上确定对比设计来评判其专利性,但是,由于检索数据库的限制、无效宣告请求人检索能力的局限等原因,授权确权程序中有关审查文档所确定的设计特征可能不是在穷尽整个现有设计的检索基础上得出的,因此,无论是专利权人举证证明的设计特征,还是通过授权确权有关审查文档记载确定的设计特征,如果第三人提出异议,都应当允许其提供反证予以推翻。人民法院在听取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基础上,对证据进行充分审查,依法确定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本案中,专利权人高仪公司主张跑道状的出水面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健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没有简要说明记载其设计特征,高仪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了12份淋浴喷头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文件,其中7份记载的公告日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其所附图片表示的外观设计均未采用跑道状的出水面。在针对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7086号决定,认定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与最接近的对比设计证据1相比:“从整体形状上看,与在先公开的设计相比,本专利喷头及其各面过渡的形状、喷头正面出水区域的设计以及喷头宽度与手柄直径的比例具有较大差别,上述差别均是一般消费者容易关注的设计内容”,即该决定认定喷头出水面形状的设计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之一。其次,健龙公司虽然不认可跑道状的出水面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但是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其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跑道状的出水面为现有设计。本案再审审查阶段,健龙公司提交200630113512.5号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视图拟证明跑道状的出水面已被现有设计所公开,经审查,该外观设计专利公告日早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申请日,可以作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现有设计,但是其主视图和使用状态参考图所显示的出水面两端呈矩形而非呈圆弧形,其出水面并非跑道状。因此,对于健龙公司关于跑道状出水面不是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
认定授权外观设计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应当以一般消费者的视角,根据产品用途,综合考虑产品的各种使用状态得出。本案中,首先,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是淋浴喷头产品外观设计,淋浴喷头产品由喷头、手柄构成,二者在整个产品结构中所占空间比例相差不大。淋浴喷头产品可以手持,也可以挂于墙上使用,在其正常使用状态下,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喷头、手柄及其连接处均是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其次,第17086号决定认定在先申请的设计证据2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采用了同样的跑道状出水面,但是基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喷头与手柄成一体,喷头及其与手柄连接的各面均为弧面且喷头前倾,此与在先申请的设计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别,上述差别均是一般消费者容易关注的设计内容”,认定二者属于不相同且不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可见,淋浴喷头产品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并不仅限于其喷头头部出水面,在对淋浴喷头产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时,其喷头、手柄及其连接处均应作为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予以考虑。
三、关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手柄上的推钮是否为功能性设计特征
外观设计的功能性设计特征是指那些在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由产品所要实现的特定功能唯一决定而不考虑美学因素的特征。通常情况下,设计人在进行产品外观设计时,会同时考虑功能因素和美学因素。在实现产品功能的前提下,遵循人文规律和法则对产品外观进行改进,即产品必须首先实现其功能,其次还要在视觉上具有美感。具体到一项外观设计的某一特征,大多数情况下均兼具功能性和装饰性,设计者会在能够实现特定功能的多种设计中选择一种其认为最具美感的设计,而仅由特定功能唯一决定的设计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存在。因此,外观设计的功能性设计特征包括两种:一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唯一设计;二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多种设计之一,但是该设计仅由所要实现的特定功能决定而与美学因素的考虑无关。对功能性设计特征的认定,不在于该设计是否因功能或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可选择性,而在于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该设计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而不需要考虑该设计是否具有美感。一般而言,功能性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功能性与装饰性兼具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需要考虑其装饰性的强弱,装饰性越强,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大,反之则相对较小。
本案中,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缺乏前者在手柄位置上具有的一类跑道状推钮设计。推钮的功能是控制水流开关,是否设置推钮这一部件是由是否需要在淋浴喷头产品上实现控制水流开关的功能所决定的,但是,只要在淋浴喷头手柄位置设置推钮,该推钮的形状就可以有多种设计。当一般消费者看到淋浴喷头手柄上的推钮时,自然会关注其装饰性,考虑该推钮设计是否美观,而不是仅仅考虑该推钮是否能实现控制水流开关的功能。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者选择将手柄位置的推钮设计为类跑道状,其目的也在于与其跑道状的出水面相协调,增加产品整体上的美感。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中的推钮为功能性设计特征,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是否构成相同或者近似
《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定的设计特征,应当不予考虑。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相比,其出水孔分布在喷头正面跑道状的区域内,虽然出水孔的数量及其在出水面两端的分布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存在些许差别,但是总体上,被诉侵权产品采用了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高度近似的跑道状出水面设计。关于两者的区别设计特征,一审法院归纳了八个方面,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这些区别设计特征,首先,如前所述,第17086号决定认定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特征有三点:一是喷头及其各面过渡的形状,二是喷头出水面形状,三是喷头宽度与手柄直径的比例。除喷头出水面形状这一设计特征之外,喷头及其各面过渡的形状、喷头宽度与手柄直径的比例等设计特征也对产品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虽然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采用了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高度近似的跑道状出水面,但是,在喷头及其各面过渡的形状这一设计特征上,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喷头、手柄及其连接各面均呈圆弧过渡,而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的喷头、手柄及其连接各面均为斜面过渡,从而使得二者在整体设计风格上呈现明显差异。另外,对于非设计特征之外的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相比的区别设计特征,只要其足以使两者在整体视觉效果上产生明显差异,也应予以考虑。其次,淋浴喷头产品的喷头、手柄及其连接处均为其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在对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时,在上述部位上的设计均应予以重点考查。具体而言,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手柄上设置有一类跑道状推钮,而被诉侵权产品无此设计,因该推钮并非功能性设计特征,推钮的有无这一区别设计特征会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影响;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喷头与手柄连接产生的斜角角度较小,而被诉侵权产品的喷头与手柄连接产生的斜角角度较大,从而使得两者在左视图上呈现明显差异。正是由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未包含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全部设计特征,以及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在手柄、喷头与手柄连接处的设计等区别设计特征,使得两者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呈现明显差异,两者既不相同也不近似,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未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二审判决仅重点考虑了涉案授权外观设计跑道状出水面的设计特征,而对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以及淋浴喷头产品正常使用时其他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上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专利的区别设计特征未予考虑,认定两者构成近似,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健龙公司生产、许诺销售、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高仪公司所有的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既不相同也不近似,未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健龙公司生产、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对高仪公司涉案专利权的侵害。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应予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吴蓉、宋淑华)
指导案例86号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相互授权许可
裁判要点
分别持有植物新品种父本与母本的双方当事人,因不能达成相互授权许可协议,导致植物新品种不能继续生产,损害双方各自利益,也不符合合作育种的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确保已广为种植的新品种继续生产,在衡量父本与母本对植物新品种生产具有基本相同价值基础上,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并相互免除相应的许可费。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2条、第6条、第39条
基本案情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农公司)相互以对方为被告,分别向法院提起两起植物新品种侵权诉讼。
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与辽宁省稻作研究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粳稻9优418水稻品种,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9优418水稻品种来源于母本9201A、父本C418。2003年12月30日,辽宁省稻作研究所向国家农业部提出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于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并许可天隆公司独占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于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2008年1月3日,徐州农科所许可徐农公司独占实施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经审理查明,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生产9优418使用的配组完全相同,都使用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
2010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根据天隆公司申请,委托农业部合肥测试中心对天隆公司公证保全的被控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C418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DNA鉴定。检验结论:利用国家标准GB/T20396-2006中的48个水稻SSR标记,对9优418和C418的DNA进行标记分析,结果显示,在测试的所有标记中,9优418完全继承了C418的带型,可以认定9优418与C418存在亲子关系。
2010年8月5日,一审法院根据徐农公司申请,委托农业部合肥测试中心对徐农公司公证保全的被控侵权品种与C418和徐9201A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检验结论:利用国家标准GB/T20396-2006中的48个水稻SSR标记,对被控侵权品种与C418和徐9201A的DNA进行标记分析,结果显示:在测试的所有标记中,被控侵权品种完全继承了C418和徐9201A的带型,可以认定被控侵权品种与C418和徐9201A存在亲子关系。
根据天隆公司提交的C418品种权申请请求书,其说明书内容包括:C418是北方杂粳中心国际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和利用籼粳中间材料构建籼粳有利基因集团培育出形态倾籼且有特异亲和力的粳型恢复系。C418具有较好的特异亲和性,这是通过“籼粳架桥”方法培育出来的恢复系所具有的一种性能,体现在杂种一代更好的协调籼粳两大基因组生态差异和遗传差异,因而较好地解决了通常籼粳杂种存在的结实率偏低,籽粒充实度差,对温度敏感、早衰等障碍。C418具有籼粳综合优良性状,所配制的杂交组合一般都表现较高的结实率和一定的耐寒性。
根据徐农公司和徐州农科所共同致函天津市种子管理站,称其自主选育的中粳不育系徐9201A于1996年通过,在审定之前命名为“9201A”,简称“9A”,审定时命名为“徐9201A”。以徐9201A为母本先后选配出9优138、9优418、9优24等三系杂交粳稻组合。在2000年填报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时关于亲本的内容仍延用1995年配组时的品种来源9201A×C418。徐9201A于2003年7月申请农业部新品种权保护,在品种权申请请求书的品种说明中已注明徐9201A配组育成了9优138、9优418、9优24、9优686、9优88等杂交组合。徐9201A与9201A是同一个中粳稻不育系。天隆公司侵权使用9201A就是侵权使用徐9201A。
裁判结果
就天隆公司诉徐农公司一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09)宁民三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一、徐农公司立即停止销售9优418杂交粳稻种子,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将植物新品种C418种子重复使用于生产9优418杂交粳稻种子;二、徐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天隆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三、驳回天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294元,由徐农公司负担。
就徐农公司诉天隆公司一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0)宁知民初字第069号民事判决:一、天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徐农公司涉案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的侵害;二、天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徐农公司经济损失200万元;三、驳回徐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徐农公司、天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就上述两案分别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9日合并作出(2011)苏知民终字第0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005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三初字第63号、(2010)宁知民初字第069号民事判决。二、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偿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50万元整。三、驳回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形。首先,9优418的合作培育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杂交水稻科研大合作,本身系无偿配组。9优418品种性状优良,在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广泛种植,受到广大种植农户的普遍欢迎,已成为中粳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而双方当事人相互指控对方侵权,本身也足以表明9优418品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涉及到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双方以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重大经济利益。在二审期间,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相互授权许可,使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能够继续获得生产,双方当事人也均同意就涉案品种权相互授权许可,但仅因一审判令天隆公司赔偿徐农公司200万元,徐农公司赔偿天隆公司50万元,就其中的150万元赔偿差额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妥协,故调解不成。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不能达成妥协,致使9优418品种不能继续生产,不能认为仅关涉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已经损害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有损公共利益,且不符合当初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育种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根本要求。从表面上看,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系维护各自的知识产权,但实际结果是损害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鉴于该两案已关涉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等公共利益,影响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的推广,双方当事人在行使涉案植物新品种独占实施许可权时均应当受到限制,即在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时,均应当允许对方使用已方的亲本繁殖材料,这一结果显然有利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双方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广大种植农户的利益,故一审判令该两案双方当事人相互停止侵权并赔偿对方损失不当,应予纠正。其次,9优418是三系杂交组合,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其中母本不育系作用重要,而父本C418的选育也成功解决了三系杂交粳稻配套的重大问题,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法院判决,9优418水稻品种的合作双方徐州农科所和辽宁省稻作研究所及其本案当事人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均有权使用对方获得授权的亲本繁殖材料,且应当相互免除许可使用费,但仅限于生产和销售9优418这一水稻品种,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因徐农公司为推广9优418品种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而天隆公司是在9优418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为体现公平合理,法院同时判令天隆公司给予徐农公司50万元的经济补偿。最后,鉴于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法院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确保质量,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共同维护好9优418品种的良好声誉。(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宋健、顾韬、袁滔)
指导案例87号
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数额/网络销售/刷信誉
裁判要点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应当综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网络销售电子数据、被告人银行账户往来记录、送货单、快递公司电脑系统记录、被告人等所作记账等证据认定。被告人辩解称网络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的不真实交易,但无证据证实的,对其辩解不予采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6月期间,被告人郭明升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被告人孙淑标、郭明锋在未经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从他人处批发假冒三星手机裸机及配件进行组装,利用其在淘宝网上开设的“三星数码专柜”网店进行“正品行货”宣传,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公开对外销售,共计销售假冒的三星手机20000余部,销售金额20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0余万元,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明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郭明锋、孙淑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郭明升、孙淑标、郭明锋及其辩护人对其未经“SΛMSUNG”商标注册人授权许可,组装假冒的三星手机,并通过淘宝网店进行销售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对非法经营额、非法获利提出异议,辩解称其淘宝网店存在请人刷信誉的行为,真实交易量只有10000多部。
法院经审理查明:“SΛMSUNG”是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中国注册的商标,该商标有效期至2021年7月27日;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设立,并经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特别授权负责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名下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管理和法律事务的公司。2013年11月,被告人郭明升通过网络中介购买店主为“汪亮”、账号为play2011-1985的淘宝店铺,并改名为“三星数码专柜”,在未经三星(中国)投资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从深圳市华强北远望数码城、深圳福田区通天地手机市场批发假冒的三星I8552手机裸机及配件进行组装,并通过“三星数码专柜”在淘宝网上以“正品行货”进行宣传、销售。被告人郭明锋负责该网店的客服工作及客服人员的管理,被告人孙淑标负责假冒的三星I8552手机裸机及配件的进货、包装及联系快递公司发货。至2014年6月,该网店共计组装、销售假冒三星I8552手机20000余部,非法经营额20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宿中知刑初字第00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明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万元;被告人孙淑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郭明锋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没有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在未经“SΛMSUNG”商标注册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购进假冒“SΛMSUNG”注册商标的手机机头及配件,组装假冒“SΛMSUNG”注册商标的手机,并通过网店对外以“正品行货”销售,属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相同的商标的行为,非法经营数额达20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0余万元,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虽然辩解称其网店售销记录存在刷信誉的情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经营数额、非法获利提出异议,但三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以及公安机关查获的送货单、支付宝向被告人郭明锋银行账户付款记录、郭明锋银行账户对外付款记录、“三星数码专柜”淘宝记录、快递公司电脑系统记录、公安机关现场扣押的笔记等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综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公诉机关关于三被告人共计销售假冒的三星I8552手机20000余部,销售金额20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0余万元的指控能够成立,三被告人关于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行为的辩解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被告人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郭明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郭明锋、孙淑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程黎明、朱庚、白金)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3月7日)
一、
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被告锦汇公司等六家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盐酸、废硫酸总计2.5万余吨,以每吨2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相关公司偷排进泰兴市如泰运河、泰州市高港区古马干河中,导致水体严重污染。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请法院判令六家被告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1.6亿余元、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成立的参与环境保护事业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六家被告企业将副产酸交给无处置资质和处置能力的公司,支付的款项远低于依法处理副产酸所需费用,导致大量副产酸未经处理倾倒入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应当赔偿损失并恢复生态环境。2万多吨副产酸倾倒入河必然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由于河水流动,即使倾倒地点的水质好转,并不意味着河流的生态环境已完全恢复,依然需要修复。在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应当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遂判决六家被告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6亿余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及诉讼费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依法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六家被告企业处置副产酸的行为与造成古马干河、如泰运河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正确,修复费用计算方法适当,六家被告企业依法应当就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二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六家被告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6亿余元的判项,并对义务的履行方式进行了调整。如六家被告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经验收后在判令赔偿环境修复费用的40%额度内抵扣。六家被告企业中的三家在二审判决后积极履行了判决的全部内容。锦汇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均需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需要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需要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需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水具有流动性和自净能力,但在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向水体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泰州水污染公益诉讼案被媒体称为“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该案由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参与主体特殊、涉案被告多,判赔金额大、探索创新多、借鉴价值高。一审法院正确认定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的主体资格,确认锦汇公司等六家公司主观上具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的结果,应该承担对环境污染进行修复的赔偿责任。同时,结合鉴定结论和专家证人意见认定环境修复费用,判令六家被告企业共计赔偿1.6亿余元环境修复费用。二审法院衡平企业良性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创新了修复费用支付方式,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承担起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二审法院创新修复费用支付方式的做法,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改造,促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同时明确了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河水这种具有流动性和自净能力的环境介质,确立了水污染环境修复责任的处理原则,即污染行为一旦发生,不因水环境的自净改善而影响污染者承担修复义务。本案对水污染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
吕忠梅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点评意见】
泰州案因参与主体特殊、诉讼程序完整、因果关系判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赔付履行方式创新等,引人瞩目。再审裁定虽然主要是对一、二审判决的确认,但其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终审裁决,对今后的个案裁判乃至司法规则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案的事实认定与因果关系推定法理十分清晰。区分该案被告有直接实施污染物倾倒行为和非倾倒行为直接实施人两类不同情况,采纳“违反注意义务说”及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清晰的展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达到低标准证明--法官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推定人提出反证证明”的逻辑,妥当实现原、被告间在诉讼中的平衡。该案损害后果的认定鲜明体现环境侵权特征。针对当事人双方就是否存在损害后果的严重分歧,法官基于对环境侵权后果二元性的充分认识,清晰的论证了倾倒副产酸这一污染行为所造成的污染与生态损害两种后果,正确认定河域生态系统损害及其规律。该案对环境修复费用的确定、计算以及履行方式积极探索创新。法官将倾倒副产酸的损害后果确定为污染导致的生态破坏危险,引入虚拟治理成本计算法,采用支付环境修复费用的责任承担方式并探索具体履行路径,较好考虑了司法效果、社会效果与环境效果的统一。
二、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腾格里沙漠污染系列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瑞泰公司等八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违规将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发池,造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截至起诉时仍然没有整改完毕。请求判令:1.停止非法污染环境行为;2.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予以消除;3.恢复生态环境或者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4.针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由法院组织原告、技术专家、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验收;5.赔偿环境修复前生态功能损失;6.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绿发会向法院提交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提交了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此外,绿发会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绿发会还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活动的相关证据材料。
【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绿发会不能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对绿发会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绿发会不服,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绿发会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审并审理认为,因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普惠性和共享性,没有特定的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人,有必要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功能。依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于本案绿发会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重点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社会组织章程即使未写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内容属于保护各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畴,均应认定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绿发会章程中规定的宗旨契合绿色发展理念,亦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属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范畴。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绿发会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提交的历史沿革、公益活动照片、环境公益诉讼立案受理通知书等相关证据材料,虽未经庭审质证,但在立案审查阶段,足以显示绿发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长期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环境保护活动,符合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上述证据亦证明绿发会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时间已满五年,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社会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五年以上的规定。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应与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一定关联。即使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本案环境公益诉讼系针对腾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而脆弱的沙漠生态系统,需要人类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护。绿发会起诉认为瑞泰公司将超标废水排入蒸发池,严重破坏了腾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维护属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此外,绿发会提交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无违法记录声明等,证明其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其他要求,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令本案由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腾格里沙漠污染系列民事公益诉讼案,针对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各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与原告主体资格有关的突出问题,就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确立、细化了裁判规则。再审裁定明确对于社会组织是否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应当重点从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再审裁定阐明了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阐明了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阐明了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即便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该系列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具体案例从司法层面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问题明确判断标准,推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已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发布,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引和示范作用。
【点评专家】
王树义 武汉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是近几年来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时常困扰法官们的一个实际问题。问题主要出在对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理解。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为何依然出现此类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对“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正确理解。如何认定一个社会组织是否属于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主要考察两点:一是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二是社会组织的主要业务活动范围。具体到本案,绿发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其宗旨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七条规定,其业务范围包括“(五)开展和资助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环境保护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推动我国环境法治”;“(九)开展和资助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其他项目和活动”。从绿发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看,绿发会显然应当被认定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因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和支持绿色发展、开展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环境保护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践活动,就是一种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并且是一种重要的、应当广泛提倡和推动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另外,绿发会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及业务范围亦具有对应关系或关联性,其原告资格显而易见。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再审裁定,对类似案件具有很好的指引和示范作用。
三、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山东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诉讼期间变更为2746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使案件尚未审结即取得阶段性成效。
【裁判结果】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诉讼期间振华公司放水停产,停止使用原厂区,可以认定振华公司已经停止侵害。在停止排放前,振华公司未安装或者未运行脱硫和脱硝治理设施,未安装除尘设施或者除尘设施处理能力不够,多次超标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是酸雨的前导物,过量排放形成酸雨会造成居民人身及财产损害,过量排放烟粉尘将影响大气能见度及清洁度。振华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导致了大气环境的生态附加值功能受到损害,应当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同时,振华公司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精神性环境权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遂判决振华公司赔偿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损失2198.36万元,用于大气环境质量修复;振华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等。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德州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是新环境保护法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件。大气具有流动性,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净功能,企业超标排放是否构成生态环境损害是本案审理的难点。本案裁判明确超标过量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将影响大气的生态服务功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根据企业超标排放数量以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的单位治理成本计算大气污染治理的虚拟成本,进而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具有一定合理性。振华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的持续和扩大,值得肯定。该案的审结及时回应了当前社会公众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的关切,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
【点评专家】
周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判决结果较充分地体现了环境司法这一新型司法领域独特的公平正义。第一,关于超标排污的正当性问题。法院判决被告超标排污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的环境权益,即认定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对环境公益的侵害性。这为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办法,使超标排污造成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的途径。第二,大气污染的因果关系历来是个难点,判决不纠缠于复杂的逻辑争辩,在本案所在城市属于国内污染极为严重城市这一不需要鉴定的事实前提下,确认了鉴定报告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采用了国外环境诉讼中的间接因果关系认定说,提高了审判的效率,也完全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第三,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数额计算全世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认定了鉴定报告采用的“按虚拟治理成本的4倍计算被告振华公司生态损害数额”的计算方法,采用了适中的倍数。这为今后环境公益诉讼正确和有效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四,修改前的环保法没有赔礼道歉的规定,而判决援引了2014年新环保法的有关规定,认定被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其历史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第五,本案法院立案受理后,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进污染企业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体现了我国绿色司法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目标和效果。
四、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湖北恩施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库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始县交界地带,距离长江25公里,被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供应周边5万居民的生活饮用和生产用水。该地区属喀斯特地貌。磺厂坪矿业公司距离千丈岩水库约2.6公里,2011年5月取得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但该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明确指出尾矿库库区为自然成库的岩溶洼地,库区岩溶表现为岩溶裂隙和溶洞;尾矿库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建议对尾矿库运行后可能存在的排洪排水问题进行补充评价。磺厂坪矿业公司未按照报告要求修改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申请补充环评。项目于2014年6月建成,8月10日开始违法生产,产生的废水、尾矿未经处理就排入临近有溶洞漏斗发育的自然洼地。2014年8月12日,巫山县红椿乡村民反映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取水口水质出现异常,巫山县启动了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绿联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磺厂坪矿业公司停止侵害,不再生产或者避免再次造成污染,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污染地下溶洞水体和污染水库的风险重新作出环境影响评价,并由法院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作出是否要求磺厂坪矿业公司搬迁的裁判;磺厂坪矿业公司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并承担相应费用991000元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磺厂坪矿业公司违法生产行为已导致千丈岩水库污染,破坏了千丈岩地区水体、地下水溶洞以及排放废水洼地等生态,造成周边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困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磺厂坪矿业公司的选址存在污染地下水风险,且至今未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潜在的污染风险和现实的环境损害同时存在。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磺厂坪矿业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履行重新申请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不得生产;在判决生效后180日内,制定磺厂坪矿业公司洼地土壤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者修复未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承担修复费用991000元;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三峡库区饮用水资源的保护。磺厂坪矿业公司位于喀斯特地貌山区,地下裂缝纵横,暗河较多,选址建厂应当充分考虑特殊地质条件,生产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磺厂坪矿业公司与千丈岩水库分处两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域,导致原环境影响评价并未全面考虑生产对相邻千丈岩水库的影响。磺厂坪矿业公司在水污染防治设施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擅自投入生产,违法倾倒生产废水和尾矿,引发千丈岩水库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本案结合污染预防和治理的需要,创新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将停止侵害的具体履行方式进一步明确为重新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不得生产,较好地将行政权和司法权相衔接,使判决更具可执行性,有利于及时制止违法生产行为,全面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点评专家】
张新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属于典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审理法院对已有的公益诉讼审判规则的把握和适用较为准确,并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性。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诉讼管辖规则。本案被告磺厂坪矿业公司地处湖北省建始县,而因其违法行为遭受损害的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始县交界地带(被重庆市确认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以及《重庆市关于环境资源审判组织管辖环境资源案件范围的暂行规定》可知,万州区人民法院享有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管辖权。第二,关于原告诉讼请求。鉴于磺厂坪矿业公司造成的现实环境损害与潜在的污染风险并存,本案原告重庆绿联会主张之诉讼请求合法且合理。第三,关于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判决支持原告停止侵害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重新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不得生产。这种将诉讼请求予以具体化的原告主张方式和法院判决思路,是值得后续相应案例予以思考和借鉴的,其能够较好地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衔接、配合,使判决更加具有可执行性。同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生态修复可以理解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恢复原状的一种,即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可准许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并且法院可以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当承担的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费用)。本案一审法院直接判处被告制定、实施生态修复方案,并在逾期不履行或修复不达标时承担修复费用,符合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五、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长泾梁平生猪专业合作社等养殖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梁平合作社等与周边村庄相距较近,其生猪养殖项目建设未经环境影响评价、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就擅自投入生产,造成邻近村庄严重污染。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梁平合作社等立即停止违法养猪、排污行为,并通过当地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对养殖产生的粪便、沼液等进行无害化处理,排除污染环境的危险,并承担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对污染的水及土壤等环境要素进行修复,并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等。诉讼期间,梁平合作社停止了生猪养殖及排污侵害行为,向法院提交《环境修复报告》。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并邀请专家到庭发表意见。专家认为,《环境修复报告》所提供的修复方案不能达到消除污染的目的。原、被告双方对专家意见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鉴定部门重新作出修复方案和监理方案。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专家在现场调研和勘验的基础上,针对案涉环境地形地貌、污染状况,并结合国家、地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水质要求,作出的技术性修复方案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应予以确认。被告应按照该修复方案对受污染的水、土壤等环境要素进行修复,并自觉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遂判决梁平合作社等必须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明确的土地复耕方案对涉案土壤进行修复,复耕标准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复耕要求和农林主管部门农业生产条件符合性评价指标与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修复方案对涉案污染的水环境进行修复,水环境污染物浓度应降低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该院报告环境修复落实情况,法院将委托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如自行修复后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仍不能达到环境修复预期目标的,法院将委托第三方进行修复,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梁平合作社等负担。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国家标准委下发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明确了农村畜禽研制厂污染排放、废弃物综合利用和畜禽无害化处理等的具体标准。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针对被告提交的《环境修复报告》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并邀请专家出庭发表意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确保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目的。在当事人提交的《环境修复报告》不能实现修复目的的情形下,法院发挥能动作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家另行出具修复方案、监理方案,确保污染预防、治理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该案裁判在具体判项中引入相关国家标准,使被告履行义务更加全面具体,确保污染防治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质量和水平。该案对于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支持保障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点评专家】
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点评意见】
本案是一起针对畜禽养殖污染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治理污染并修复生态环境的公益诉讼。在诉讼期间,排污者就停止了污染行为,部分诉讼目的已经实现。关键的问题是修复已经被污染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在处理这个难题上,该案的审判具有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充分体现了“技术的归技术,法律的归法律”的环境案件审判特点。环境案件的审判,通常会涉及许多的技术问题,作为法官,不可能对这些技术问题都了解和掌握,也难以判断其中的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机构和专家对技术问题作出判断,而法官则要在专家技术判断的基础上来适用法律,这样才能保障案件审判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二是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没有停留在判断是非和法益归属上,而是延伸到了执行的监督。该案的判决,不但判令被告负责修复环境,而且对修复过程中的监理、修复后的验收作出安排。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份十分负责的判决,为今后此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提供了范例。三是该案的审判回应了农村环境亟待司法保障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城市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农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由畜禽养殖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由于农村地区环境法治观念淡薄和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地区的畜禽养殖大多缺乏治理措施。该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一方面给其他畜禽养殖污染者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对其他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类似的公益诉讼作出了示范,必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
六、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金岭公司下属热电厂持续向大气超标排放污染物,并存在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私自篡改监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2014年至2015年间,多个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先后对金岭公司进行了多次行政处罚,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责成其停产整改、限期建成脱硫脱硝设施,环境保护部对该公司进行过通报、督查。自然之友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停止超标排污,消除所有不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危险;判令被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起至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环境治理费用,具体数额以专家意见或者鉴定结论为准等。
【裁判结果】
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金岭公司纠正违法行为,全部实现达标排放,监测设备全部运行并通过了东营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经法院主持调解,金岭公司自愿承担支付生态环境治理费300万元。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法院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之后,依法公示调解协议内容,并在公告期间届满后,对调解协议内容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了审查,确保调解符合公益诉讼目的,生态环境损害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济。该案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公用事业单位超标排放的环境污染责任。金岭公司系热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多次违法超标排放,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诉讼中,金岭公司积极整改,停止侵害,实现达标排放,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使本案具备了调解的基础。法院依法确认该企业存在向大气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违法事实,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公示,公告期间届满又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审查后出具调解书。该案对于督促公用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依法保障社会公众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调解程序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做了有益的探索,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
孙佑海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意见】
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能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有过争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在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可以采用调解方式。本案中,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该司法解释,采用调解方式成功解决了一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调解方式,需要认真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另一种有效选择;二是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社会风险小、节约司法资源等优势;三是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既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负担着诉讼中的一切义务,那么,其也理当享有完整的诉讼权利,包括处分权在内,否则不公平;四是鉴于该类公益诉讼的性质,应当强化监督,人民法院不仅要对调解协议依法进行公告,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公告期满后还要进行认真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才可以出具调解书。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办理中,悉心关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根据“有限调解”等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征,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今后办理类似案件,具有良好的示范性。
七、
江苏省镇江市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诉江苏优立光学眼镜公司固体废物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优立公司是江苏省丹阳市一家生产树脂眼镜镜片的企业。2006年,丹阳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认定,当地眼镜生产加工企业因树脂镜片磨边、修边工段产生的树脂玻璃质粉末废物为危险废物HW13。2014年4月至7月期间,优立公司将约5.5吨该类废物交给3名货车司机,倾倒于某拆迁空地,造成环境污染。丹阳市环境保护局对污染场地进行初步清理,将该废物连同被污染的土壤挖掘并予以保管。镇江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优立公司采取措施消除污染,承担固体废物暂存、前期清理以及验收合格的费用,或者赔偿因其环境污染所需的相关修复费用234400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委托鉴定查明,案涉树脂玻璃质粉末废物不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之列,原环评报告将其评定为危险废物不符合法律规定,遂向丹阳市环境保护局、当地眼镜商会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依法重新评定该类固体废物的属性,准确定性。后经组织评定,确认该类废物不具有危险特性,可交由第三方综合利用或者以无害化焚烧等方式进行处置。一审法院根据评定报告再次提出司法建议,建议为该类废物建立集中收集处置体系。丹阳市眼镜商会采纳了该建议,参照固体废物相关环保管理要求,采取转移“五联单”的办法管理,并将该类废物运交垃圾发电厂焚烧发电。丹阳市环境保护局对新的评定报告予以认可,同意丹阳市眼镜商会提出的该类废物集中处置方案,并表示愿意监督优立公司依法处置剩余废物。一审法院遂判令优立公司在丹阳市环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一般废物依法处置涉案废物。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的认定问题。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积极采取委托鉴定、调查等方式,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依法确认案涉固体废物的属性,较好发挥了司法的能动作用。鉴于对该类废物属性的确定和管理,将影响当地眼镜产业数百家企业的生产模式,以及区域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的调整,法院发出司法建议,推动和督促当地眼镜商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纠正了长达十余年的行业误评,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措施,破解了治理固体废物污染的难题,促进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对于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推动公共政策形成的功能,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
王子健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863计划“化学品风险管理与控制”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点评意见】
本案关于树脂眼镜镜片修边工艺段粉末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认定过程具有典型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可以从两个方面认定固体废物是否具有危险特性。首先看废弃物是否列入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本案中,地方眼镜行业技术服务部门的环评报告将其认定为危废(HW13),但是眼镜镜片材料从属性上并不符合“非特定行业的废弃的离子交换树脂(900-015-13)”。本案中的树脂指的是镜片树脂,而不是离子交换树脂。离子交换树脂在工业上和废水处理中用来吸附重金属等阳离子或氰化物等阴离子,因此在废弃阶段可能含有毒性残留物。对固体废物是否具有“危险特性”不明确时,还可以采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而本案的分析测试结果也表明该固体废物不具有危险性。危险废弃物危害性质的鉴别及其处理处置费用十分高昂,因此,准确鉴别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在环境损害认定和赔偿中至关重要。本案中有机镜片树脂可分为天然树脂和合成树脂两种。其中的天然树脂不具有危害属性;合成树脂主要是烯丙基二甘醇酸脂烯(CR39)、聚碳酸酯(PC)和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也不具备物理、环境和健康危害特征。然而许多无毒原材料生产的物品为了达到使用功能性要求可能会加入一些有毒化学物质,对这些化学物质的危害性质界定是需要将来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的。
八、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鸿顺公司多次被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连通京杭运河的苏北堤河排放生产废水,废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均超标。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曾两次对鸿顺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于2015年12月28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鸿顺公司将被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鸿顺公司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2600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6.91万元为基准,以该基准的3倍至5倍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鸿顺公司排放废水污染环境,应当承担环境污染责任。根据已查明的环境污染事实、鸿顺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可酌情确定该公司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遂判决鸿顺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5.82万元。宣判后,鸿顺公司以一审公益诉讼人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为被上诉人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污染物排放点的环境质量已经达标不能作为鸿顺公司拒绝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理由,一审判决以2.035倍作为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系数并无不当,以查明的鸿顺公司排放废水量的四倍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试点提起公益诉讼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首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检察机关试点提起公益诉讼的二审案件。一审法院注重司法公开,体现公众参与,合议庭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庭审向社会公开并进行视频、文字同步直播。庭审时邀请专家辅助人就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问题提出专家意见,较好地解决了环境资源案件科学性和公正性的衔接问题。该案尝试根据被告违法排污的主观过错程度、排污行为的隐蔽性以及环境损害后果等因素,合理确定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加大污染企业违法成本,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违法排污。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审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二审案件,对于完善该类案件二审程序规则起到了示范作用。
【点评专家】
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点评意见】
本案是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这是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诉讼且进入第二审程序的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于是第一案,它也提出了一些在程序上值得注意、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在被告提起上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检察机关在第二审程序中的称谓?在民事诉讼法中,只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检察机关在二审中如何称谓?是继续称谓公益诉讼人还是称谓被上诉人?考虑到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的特点,二审判决将提起诉讼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列为被上诉人(公益诉讼人)。应当说这是相当有智慧的做法,既充分关照了民事诉讼的特点,又保留了第一审中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这一特殊称谓。第二,在被上诉人未提交答辩状的情况下,程序如何进行?检察机关是否需要提交答辩状?这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恐怕是第一次遇到的问题。检察机关熟悉的情形是刑事诉讼中被告提起上诉进入第二审程序。对于此种情形,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要把上诉状的副本交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但并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交答辩状,事实上检察机关也不会提出答辩状。但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上诉人是可以提交答辩状的。作为被上诉人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会作出何种选择呢?在本案中,检察机关未提交答辩状。当然,不提交答辩状,在程序上也是合法的,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答辩是被上诉人的一项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可以放弃。对于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情形,立法者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是有预估的,在第一百六十七条中规定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所以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化解了上诉案中的这一新问题。第三,二审是采取开庭审理还是径行裁判的方式。公益诉讼案件是社会影响大、民众关注度高的案件,所以该案在第一审中不仅由两名审判员和三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而且将庭审情况用图像、文字向社会进行了直播。进入第二审之后,要不要开庭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对二审案件规定了开庭审理和径行裁判两种审理方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虽然是公益诉讼案件,但由于上诉人在上诉时并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所以二审法院决定采用径行判决的方式。综上,二审法院通过适用民事诉讼法,妥善地解决了第一案中遇到的新的程序问题。
九、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镇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丁旗镇政府将位于贵州省镇宁县与六枝特区交界处的原龙岩飞机制造厂用地后山地块约5亩场地作为丁旗镇生活垃圾临时堆放场,其辖区内的龙滩村村委会也组织将该村生活垃圾集中倾倒至垃圾堆放场附近。2015年11月,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向丁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丁旗镇政府在一个月内将倾倒的垃圾清理完毕,并恢复地块原状,责令龙滩村村委会停止垃圾倾倒。因丁旗镇政府未按期进行回复,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未依照法律规定选址垃圾堆放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其辖区内的龙滩村村委会停止在该地块倾倒垃圾;判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将该地块的垃圾清除,恢复该地块原状。2016年2月,丁旗镇政府向龙滩村村委会发出通知,禁止该村倾倒垃圾,并组织人员、车辆将临时堆放场的垃圾清运完毕。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丁旗镇政府选址堆放该镇生活垃圾的行为,是其实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行为,但其选址未经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垃圾堆放场亦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防流失、防雨等防治措施,造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人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向丁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但丁旗镇政府并未积极进行整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丁旗镇政府才履行其管理职能将垃圾清运,但还未达到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效果。由于本案受理后,丁旗镇政府已向其辖区内的龙滩村村委会下达通知,禁止该村在该地块倾倒垃圾并将原有垃圾清理覆土,一审法院遂判决确认丁旗镇政府选址垃圾堆放场的行政行为违法;限丁旗镇政府按照专家意见及建议继续采取补救措施,确保该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驳回公益诉讼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施行后首例由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案件。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积极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公益诉讼人的诉讼目的部分得以实现,人民法院在公益诉讼人未明确申请撤回该部分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案对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授权决定的框架下依法稳妥有序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具有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点评意见】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的授权,对相关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新形式。
正确认识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需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公益”,公益诉讼一定是代表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维护私人利益;第二是“诉讼”,公益诉讼人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公益的目的,尽管其本身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责,但是一旦进入了诉讼,就要符合诉讼的规律和要求。第三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代表人这两种职能发生某种意义上的重叠或者结合之后,确实有别于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在诉讼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仅是对裁判者、审理者而言,也适用于任何一方诉讼参加人。
本案公益诉讼人起诉后,行政机关主动履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所发挥的监督效果十分明显,较好地实现了立法机关授权目的。审理者关照公益诉讼的特点,根据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明显改善等,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范围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并注意在法律授权的框架内开展试点,坚持正当程序基本规则,在作出对一方当事人不利裁决前,充分听取其辩论意见,作出行政机关已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公益诉讼目的部分实现的认定,对类案处理发挥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十、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白山中医院新建综合楼时,未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污水处理设施就投入使用。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白山中医院通过渗井、渗坑排放医疗污水。经对白山中医院排放的医疗污水及渗井周边土壤取样检验,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等均超过国家标准。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白山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对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为合格。白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5月18日为白山中医院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违法;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责令白山中医院限期对医疗污水净化处理设施进行整改;白山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
【裁判结果】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白山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合格,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校验行为违法。白山中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导致周边地下水及土壤存在重大污染风险,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未及时制止,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白山中医院未安装符合环保要求的污水处理设备,通过渗井、渗坑实施了排放医疗污水的行为,产生了周边地下水及土壤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损害结果,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确认白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5月18日对白山中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合格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其履行监管职责,监督白山中医院在三个月内完成医疗污水处理设施的整改;白山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卫生行政许可及医疗污水污染地下水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的保护问题,系检察机关提起的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践。人民检察院依法创新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护方式,积极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监督行政管理相对人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并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避免了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人民法院采取了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一并审理、分别裁判的方式,在行政诉讼中将白山中医院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充分保障了行政管理相对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依法确定白山中医院的民事责任,对于妥善协调同一污染行为引发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具有示范意义。
【点评专家】
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点评意见】
这是基于环境污染引发的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行政公益诉讼判决与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由法院同一合议庭于同日分别作出,两案当事人都服判息诉,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而且诉讼提起后,被告行政机关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筹措资金,监督中医院污水处理设施的整改工作。可见,该案对于矫正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的懈怠行为,强化依法行政理念,防止行政相对人因违法排放医疗污水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
本案凸显了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审理程序上的巨大优势,即:在两种诉讼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事实和证据问题时,通过附带诉讼的方式,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同一程序中查明这些事实、认定这些证据,既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够避免相互矛盾的判断。当然,对于两种诉讼中相异的事实及证据,合议庭可以行使诉讼指挥权,将两种程序分开处理,同时或先后分别作出两个判决。不过,该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一家公立医院,自身承担着救死扶伤的公益职能。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可能引发公众对医院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关门整顿,病人无法正常诊疗就医、生命健康权受到损害的质疑。因此,附带诉讼的判决说理中,只有阐明保护环境公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裁判内容的可执行性和妥当性,裁判结果才具有正当性和说服力。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0〕2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加快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1.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权利保护平等,不断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2.完善市场主体司法裁判规则体系。以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契机,及时开展司法解释清理修订工作,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的规定。完善营利法人的司法裁判规则,推动形成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现代法人制度。针对特别法人制度的最新发展,按照中央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积极应对司法实践中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特征、法人属性、功能作用、运行机制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有益经验,规范、扶持和保护高新科技企业、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存在的有限合伙企业等新型市场主体,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司法环境。  3.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要求,立足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依法妥善审理因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法定代表人违规担保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依法追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促进国有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和内控机制,规范权责定位和行权方式,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依法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注重维护持股员工、非公有制股东的合法权益,激发新型市场主体的活力。  4.加强中小股东司法保护。严格落实公司法、证券法优先保护特殊市场主体的立法精神,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正确处理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关系,合理确定金融机构的适当性管理义务和举证责任,优先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受理、审理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案件,发挥证券侵权赔偿诉讼的规范、震慑功能,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继续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支持建立非诉讼调解、先行赔付等工作机制,通过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等方式拓宽投资者索赔的司法路径,切实解决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维权难问题。  5.健全市场主体司法救治退出机制。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按照发展改革委《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充分发挥破产重整的拯救功能,加强对陷入困境但具有经营价值企业的保护和救治。细化重整程序的实施规则,加强庭外重组制度、预重整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的有效衔接。完善政府与法院协调处置企业破产事件的工作机制,探索综合治理企业困境、协同处置金融风险的方法和措施。拓展和延伸破产制度的社会职能,推动建立覆盖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完善跨境破产和关联企业破产规则,推动解决跨境破产、复杂主体破产等司法难题。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启动与审理程序,加大执行转破产工作力度。优化管理人制度和管理模式,推动完善市场主体退出过程中相关主体权益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加强破产审判的专业化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破产案件审理质效。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  6.健全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执行产权保护司法政策,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推动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准确界定产权关系,合理划定责任财产范围,重点解决国有资产流失,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依法慎用刑事强制措施,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保全和处置措施,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坚持法定赔偿原则,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赔偿决定执行力度。完善和统一执行异议之诉、担保物权实现、破产债权清偿中的权利冲突解决规则。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建立健全查封财产融资偿债和自行处置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持企业财产运营价值。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  7.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行为。依法惩治侵吞、瓜分、贱卖国有、集体资产的犯罪,推动完善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坚持惩罚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的原则,打击针对企业家和严重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缴民营企业被侵占、挪用的财物,完善财产返还和退赔制度。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合理认定产权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及时出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保护上市公司与新三板公司股东权利。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为保护产权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纠正侵犯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修订完善行政赔偿案件司法解释。  8.服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依法加强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司法保障,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严格实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物权编规定,妥善审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土地权属流转纠纷案件,依法依规认定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效力,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合理利用。依法保护农户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资格权,确保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要依法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经营决策和收益分配的权利。  9.公正审理土地征收征用案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对不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土地的行为,依法不予支持。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打击各种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受侵犯。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被征收征用者进行公平合理补偿,维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防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截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得的补偿。  10.加强自然资源的产权保护。依法审理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规范自然资源交易流转制度,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保护。贯彻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要求,依法审理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等案件,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制度有效实施。修改完善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全面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促进建立健全协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多元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11.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完善与重大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有关的知识产权归属、保护、利益分配等相关制度,实现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强度与其贡献程度相适应,推动形成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司法保障体系。研究制定专利授权确权、商业秘密、惩罚性赔偿、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等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加大对知识产权、商誉权侵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适应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对司法保护提出的新要求,强化对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要素市场的规则指引,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三、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12.尊重合同自愿和契约精神。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坚持诚实信用、意思自治、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各类合同在市场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准确把握自然垄断行业、服务业等市场准入的放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妥善审理建设工程、房地产、矿产资源以及水、电、气、热力等关系要素配置和市场准入的合同纠纷案件,正确处理合同自愿与行政审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适应土地供给的政策调整,统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合理判断股权融资、双向对赌等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鼓励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及时出台不良资产处置司法解释,优化资本与生产要素配置。  13.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依法支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普惠金融、合法合规的交易模式,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司法保障。统筹兼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的关系,对于借贷合同中一方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总和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不予支持。对于当事人以预扣利息、租金、保证金或加收中介费、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行为,按照实际形成的借款关系确定各方权利义务。规范、遏制国有企业贷款通道业务,引导其回归实体经济。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的效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14.依法认定新型担保的法律效力。准确把握物权法定原则的新发展、民法典物权编扩大担保合同范围的新规定,依法认定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具有担保功能的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结合民法典对禁止流押规则的调整和让与担保的司法实践,进一步研究细化让与担保的制度规则和裁判标准,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作出的交易安排。依据物权变动规则依法认定担保物权的物权效力,最大限度发挥担保制度的融资功能作用,促进商事交易健康发展。  15.依法妥善审理互联网交易纠纷案件。注意把握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特殊规则,依法认定互联网交易中电子合同、预约合同、格式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准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有效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  16.依法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遵循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求,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对暂时存在资金困难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挥集体协商援企稳岗作用,尽量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鼓励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对因产能过剩被倒逼退出市场的企业,要防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权益的恶意侵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加大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力度,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地区、行业影响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提前制定劳动争议处置预案,健全劳动关系风险排查化解机制,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联动机制和纠纷化解合力。完善促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畅通人才跨所有制流通渠道,健全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推动建立国际人才交流合作的法律保障机制,为畅通经济运行提供“软保障”。四、维护社会诚信与市场秩序,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7.依法支持和服务“放管服”改革。依法审理涉及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行政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不断优化行政审批制度、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服务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研究制定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司法解释,加大对行政决策合法性和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力度,促进政府守信践诺。依法审理政府招商引资、政府特许经营、土地房屋征收等行政协议案件,严格把握政府解除行政协议的条件,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18.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审判工作。准确把握法律标准,恪守竞争中性原则,综合运用效能竞争、比例原则、竞争效果评估方法,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依法判断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及时制止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公平有序竞争,增强市场竞争活力。  19.规范金融市场投融资秩序。依法严惩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按照“穿透监管”要求,剔除当事人之间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正确认定多层嵌套金融交易合同下的真实交易关系。按照功能监管要求,对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认定合同效力和权利义务。主动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支持、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职,加强金融风险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的衔接,协助做好金融风险预警预防和化解工作。及时研究和制定针对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动性、预判性。严厉打击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加强“逃废债”清理惩戒机制建设。健全清理拖欠企业债务长效机制,加大强制执行力度,依法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树立实质穿透执行理念,依法识别和精准打击规避、抗拒执行行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降低债权实现成本,助力企业化解债务危机。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政府部门诚信信息与法院信息共享机制,精准适用、严格规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等措施,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严厉制裁诉讼失信行为,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五、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21.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及时总结提炼疫情期间经验做法,聚焦复工复产新要求,有针对性调整完善司法政策,推出更多便民利民司法措施,不断提高审判效能。依法惩治影响常态化疫情防控各类犯罪,立足司法职能推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严惩公共安全、民生保障领域的犯罪行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22.推动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保障扩大内需战略,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及的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消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力度,依法认定设置消费陷阱或者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大对促进就业的司法支持力度,坚决纠正就业中的地域、性别等歧视,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保护劳动者创业权利,注重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推动健全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强化司法救济,依法支持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在工伤、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解决养老保险参保率低、断保、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不畅等现实问题。落实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要求,继续深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适时修订相关司法解释。  23.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及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实践,依法保护数据收集、使用、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智力成果,完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妥善审理与数据有关的各类纠纷案件,促进大数据与其他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深度融合,服务数据要素市场创新发展。贯彻落实民法典人格权编关于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完善对自然人生物性、社会性数据等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保障机制,把握好信息技术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平衡好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24.依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依法妥善审理涉房地产相关纠纷案件,引导房产交易回归居住属性。落实中央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坚持租购同权,依法保护房屋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准确把握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立法目的与成立条件,依法妥善审理涉居住权案件,充分发挥居住权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支持政府严控房价,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5.规范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坚持“四个最严”标准,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等规定,对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以及假药、劣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正确适用民事赔偿首负责任制、惩罚性赔偿等规定,依法判定不诚信生产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加快制定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的司法解释,统一裁判标准,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行政、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于审判实践中发现的食品、药品、疫苗等突出问题,在依法公正裁判的同时,及时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坚持保护消费者权益与推动企业发展、维护市场营商环境并重,依法打击涉嫌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的违法索赔,保障企业商家正常生产经营。六、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26.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涉外司法保障新机制。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和机构,加强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依法妥善化解涉外民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妥善处理在逐步放开外商投资领域时产生的涉及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的法律适用问题,依法维护外商投资合同效力,保护外资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海洋强国战略,妥善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护航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27.加快推动涉外民商事审判制度机制建设。积极参与、深入推进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司法经验,探索建立健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司法审查机制,适时出台涉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范指引,及时清理不符合扩大对外开放实践需要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探索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国际公路运输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入研究扩大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完善应对的司法政策和举措,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28.加强涉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司法保障。认真总结涉自贸试验区民商事审判工作经验,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找准司法审判与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稳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结合点,公正高效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及时出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与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市场规则有关的行政管理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促进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七、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29.深化民事、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按照“统筹推进、分类指导、务求实效”工作原则,围绕优化司法确认、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等内容,有序推进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改革,建立健全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审判执行机制。打好深入推进分调裁审改革组合拳,做好诉讼案件分流引导,加强诉前调解,优化诉讼程序和庭审方式,实现“繁案精审、简案快审”,不断提升司法效能。  30.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质量和水平。统筹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诉前多元解纷,再到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全面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服务、网上调解、网上开庭、网上申诉等诉讼服务,建好用好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大力推广在线视频调解,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31.以深化诉源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融合互动。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作用,加强对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研判,有效服务科学决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学习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培养和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理念,着力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7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3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38号建议的答复
朱雪芹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首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改不起诉,以教育矫治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少年司法理念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处理精神,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所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符合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也与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制度十分契合,我们非常认同。
近年来,高检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检院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突出强调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理念,探索建立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强制辩护、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犯罪记录封存、亲情会见、心理干预等一系列特殊诉讼程序和制度,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的发展完善。同时,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截至去年12月,全国共有1963个检察院成立了未成年人检察独立机构或者办案组织,占检察院总数的半数以上。2015年12月,高检院正式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标志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您所指出的,2012年新修改的刑诉法增设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司法举措。高检院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贯彻落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依法正确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努力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避免更多涉罪未成年人交叉感染和标签效应。未成年人检察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帮教、挽救了一大批涉罪未成年人,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成长成才。以2016年为例,全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率为31.66%,不起诉率为10.69%,分别高于整体刑事案件同期的不捕率和不诉率9.07个百分点和4.97个百分点。此外,决定附条件不起诉4455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55691人)的7.9%。
可以说,检察机关帮教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很多做法和您建议的“书刑”制度异曲同工,目的都是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帮教和矫治,有效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今年3月,高检院下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将各地检察机关多年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具体规范,规定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可以要求其接受矫治和教育,包括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活动以及接受其他相关教育等。因犯罪情况不同,还要求所附条件要有针对性,选择帮教措施时要注意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求,尤其避免对其就学、就业和正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为彻底矫治犯罪,还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适用、监督考察等过程中,可以运用心理测评、心理疏导等方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考察帮教的针对性。在附条件不起诉帮教以及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他程序中,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法治教育、亲情教育、品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等,因此“书刑”制度完全可以融入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措施之中。相比较进入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言,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促使其尽快、顺利回归社会。所以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引入或者吸收“书刑”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最高法院认为,“书刑”的理念与法院长期坚持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相符。实践中,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也非常重视读书学习,比如建立专门矫治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工读学校,即使没有进入工读学校学习的,在社区矫治期间也多有读书学习任务安排。可以说,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知识教育(尤其是法律书籍)是我国少年司法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无须再单独设置“书刑”。司法部认为,“书刑”确实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但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社区矫正作为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其适用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而尚未被人民法院定罪处罚的未成年人不是社区矫正的对象。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对社区服刑人员规定每月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教育学习,可以借鉴“书刑”做法,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有针对性开列书目,丰富教育的内容,以起到更好的矫正效果。共青团中央认为,虽然不一定具体模仿实行您建议的矫正制度,但建议的理念和初衷符合我国对犯罪未成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更好地接受教育矫治。专门学校是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或符合条件涉案未成年人的重要场所。近年来,湖北、贵州、江西等地围绕专门学校建设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取得积极效果。今年3月,中央综治委“预青”专项组会同相关部委,召开专门学校建设工作协调会,开展专题调研,正积极推动制定相关指导意见,完善专门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教育矫治水平。
当然您也建议不宜照搬伊朗“书刑”制度,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合理吸收“书刑”制度,选择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先行试点,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程序增加阅读法律书籍等相关要求,逐步探索完善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并及时推动立法。
另外,关于您关注的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目前,上海市检察院针对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大的实际情况,分别与江苏省、四川省检察院签订了异地协助工作实施意见,为促进流动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实现平等保护创设了条件。高检院也正在起草异地协助的相关规定,以推动建立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异地协助机制,切实破解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矫治难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有关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有关情况的通报
(2020年5月29日)
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必要性
(一)当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亟待破解。2017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6万人、5.07万人、6.29万人,后两年同比分别增长6.8%、24.2%。司法办案发现,案件发现不及时,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率、效果。这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类案件往往发生在家庭和学校、培训机构、宾馆、娱乐场所等内部场所、封闭环境,外人很难发现。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能力还不强,不少孩子遇受侵害后不敢、不愿甚至不知道寻求帮助。这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多次被侵害,有的遭受侵害甚至持续几年的时间,给未成年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同时,有些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由于时过境迁,给侦查取证、打击犯罪带来很大困难,有的甚至因为证据灭失,让犯罪分子得以逃避应有惩罚。
(二)各地的探索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和“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等,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报案举报都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因过于原则等原因,在落实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年来,为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难、发现难、惩处难问题,一些地方依据法律规定积极探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取得了积极效果。2017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该案犯罪时间长,但一直没有被发现,直至被害幼女受到严重伤害就医时,医生怀疑女孩遭性侵害而报案。为此,该院联合有关部门于2018年4月率先在全国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应当立即报案。此后,浙江、江苏、广东、江西等省一些地方也都建立了相关制度。其中,浙江省杭州市自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来,已通过相关部门报告案件线索发现、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33件,对于没有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单位也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2019年,湖北省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省级层面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制度下发不久,就根据相关人员报告的案件线索,破获一起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案件。
(三)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对于及时干预、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及时完善固定证据,有效惩治违法犯罪,将不法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二是能让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司法救助等工作,切实维护其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三是有助于及时排除隐患,堵塞管理漏洞,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四是有助于整合各部门资源和力量,形成部门联动、衔接有序的未成年人保护良好局面。未来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在提高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意识的同时,将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在全社会营造更加浓郁的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氛围。
社会各界对强制报告制度也给予高度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多项建议和提案聚焦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防机制建设,明确提出希望尽快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干预机制,构建社会综合预防保护体系。随着一些恶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曝光,社会公众关于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呼声日益强烈,希望尽快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强制报告的具体程序,解决发现问题后向谁报告、如何报告的问题。这也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推动未成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国家有关部门对地方探索和社会呼吁高度关注,一致认同这项制度对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经过反复沟通研究,最终形成意见会签下发。
二、关于《强制报告意见》的主要内容
《强制报告意见》规定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是指有关报告义务主体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推动及时发现、处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内容有:
一是明确报告义务主体,以强化责任。《强制报告意见》明确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报告的义务。同时,又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明确为,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单位、企业、组织,如教育、医疗、儿童福利机构、救助机构;旅店、宾馆,居(村)民委员会等。
二是明确应当报告情形,便于准确把握。《强制报告意见》根据实践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发类型及常见特征,规定了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九类应当报告情形,对于发现这些情形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报告。为了及时制止犯罪,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规定发现“疑似”情形的也要报告。
三是规定了报告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为下一步及时准确处理案件创造有利条件。报告责任主体根据本意见规定情形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的,应按照主管行政机关要求报告备案。具备先期核实条件的相关单位、机构、组织及人员,可以对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进行初步核实,并在报案或举报时将相关材料一并提交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还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按规定书写、记录和保存相关病历资料。
四是对公安机关的查处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进行了规范,确保及时依法处理控告和举报。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或举报后,应当立即接受,并查明初步情况,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受案审查,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并在受案或者立案后三日内向报案单位反馈案件进展,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告知报案单位。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刑事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应当依法开展监督。
五是规定在报告、处置过程中注意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人需要保护救助的,应当委托或者联合民政部门或共青团、妇联等提供救助;对于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惩处;发现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法代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私自传播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六是强化履责保障。为消除报告义务主体担心遭受打击报复等思想顾虑,《强制报告意见》中规定,对因报告引发的纠纷,报告人不予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对于干扰、阻碍报告的组织和个人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及时报案避免严重后果发生的,应当予以奖励。相关部门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七是建立制度落实的督促和追责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对主管行业、领域内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指导。检察机关应对《强制报告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尤其是,国家监委对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非常重视,参与了文件制定和会签。下一步,对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将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这些凸显了制度的“强制性”,从而有效保障制度得以落实,以发挥在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应有作用。
三、部门联动共同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点多线长,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管理、督导职责。下一步,最高检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共同抓好制度落实。一是组织开展相应培训,持续加强宣传,促进相关部门和个人充分掌握和正确执行这项制度,让全社会了解、支持制度的落实。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工作衔接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将做好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安排。三是在落实制度的过程中,要同步做好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他们的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并第一时间提供有针对性的救助,最大限度减轻不法侵害的影响。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形成具有源头预防、及时发现、高效应急、依法惩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工作中,全国检察机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检察职能,不断强化法律监督,健全完善机制制度,努力提升办案和保护工作能力,与其他部门密切协作配合,进一步加大惩治、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42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42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协助执行作为基本原则纳入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法院全力以赴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积极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执行领域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近二十年来历史遗留的案件底数不清、执行行为不规范、案款管理混乱等现象得到了有效整治,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人民群众实现胜诉权益的获得感进一步提高,“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为将“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执行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正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加强对执行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攻关,抓紧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开门立法的原则,注意听取和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以保障立法的科学民主,提升立法质量。我们认真研究和讨论了您的建议,认为该建议对于将协助执行义务法治化和执行联动机制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您提出的协助执行原则的具体内容和各协助义务人的法律责任,对起草相关条文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将努力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予以吸收,并积极向立法机关建言献策。
一、确立协助执行原则的重要意义
我们清醒认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在有些方面、有些地方还较为突出。其中“协助执行人难求"的问题,虽然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中通过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在某些地域和某些单位仍不尽如人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解决执行难的进展。主要原因正如您分析,一是协助执行的相关规定过于分散,且法律位阶较低,未能形成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二是部分协助执行义务人协助意识较弱,没有真正认识到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兑现人民群众胜诉权益,维护国家法治权威的必然要求,没有真正将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职责;三是囿于联动不力、规则缺失等各种因素,法院对拒不协助执行的制裁力度等尚需加强;四是因缺乏法律支撑和制度协同,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发挥不够,联而不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这些问题亟需对症下药,尽快解决。
执行难成因复杂,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治理执行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人民法院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人民法院不直接掌握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等基本信息,也无直接发现被执行人和以及被执行财产的有效手段,如何发现、控制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实现对被执行财产的及时处分都依赖于包括公安机关、金融机构、工商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等国家职能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另外,与审判主要集中在法庭这一场所不同,执行行为主要发生在执行现场,对现场秩序的维护、见证以及对可能出现暴力抗法行为的及时制止,也需要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强制执行加以协助。为此,应该以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为契机,一方面确立协助执行的理念和原则,另一方面详细规定协助执行的义务主体、事项范围以及不予协助执行的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形成系统完备的协助执行制度体系。这对于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执行难,将协助执行义务法治化,巩固执行联动机制成果,解决“协助执行人难求"等问题,推动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制度化、机制化,最终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确立协助执行原则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您在建议中详细论证了建立协助执行原则的基础及依据,我们表示赞同,并拟将其作为重要的起草理由和依据向起草小组汇报。同时,我们也认为,强制执行的功能和目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地方积极推进执行联动工作的有益实践等,都为协助执行的法治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强制执行的目的决定了协助执行原则的正当性
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不仅是兑现胜诉当事人私人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尊严,维护社会诚信和经济秩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保护产权的重要保障。因此将协助执行作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的一项法定义务,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诚如您所言,法院执行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需要社会协同,应在立法中体现协助执行的价值,并将此作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必要路径。
(二)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证明了协助执行原则的必要性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是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的根本保障,也再次证明凝聚全社会力量协助执行、参与执行非常必要。基于此,《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明确提出,要继续完善和不断深化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使之制度化、机制化,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为此需要通过立法将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原则和规则,实现政策与法律的无缝衔接和协调配合,为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三)执行联动取得的有益经验说明了协助执行原则的可行性
近些年来,在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从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地方创新两方面同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效果。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极大推动了各部门之间共享信息、联合惩戒和诚信体系建设。目前最高人民法院还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这也将成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联动、协助执行的纲领性文件。各级人民法院也积极作为,大胆创新,通过点对点探索建立了地方协助执行网络,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杭州法院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当然不可否认,虽然近年来自上而下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但个别部门“联而不动",不积极、不主动配合执行工作,甚至消极对待执行办案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的协助执行的法律规范,有些部门未真正将协助执行作为法律职责来对待和履行。因此有必要将一系列执行联动的政策文件和全国各地的有益经验,通过立法予以固定和吸收,以增强法律约束力和实际操作性。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协助执行规则体系
您关于如何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建立协助执行原则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将协助执行作为基本原则纳入强制执行法,二是明确各协助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
(一)关于将依法协助执行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规定
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立法上制定具体规则、明确条文含义,司法上指引法律适用,弥补规则漏洞以及向全社会宣示法律价值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应首先研究确定。确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尊重强制执行工作的特有规律,并应该为执行法所特有,贯穿执行法始终并对于执行立法、司法及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以此标准衡量,多数观点认为应该将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协助执行作为基本原则。一是该原则对于协助执行具体条文的制定,包括协助主体、协助事项以及法律责任等具有指引作用;二是该原则在执行工作实践中至关重要,将协助执行规定为有关机关或单位的法定职责,可给法院要求协助执行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有利于促进协助单位自觉主动履行义务;三是该原则可彰显解决执行难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协力的立法价值,将法院规范自身执行行为与社会协助执行充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当然,在讨论中,有些同志也提出协助执行本来就是相关单位应该履行的法定职责,可在相关章节进行具体规定;确定普遍性的协助执行义务,尤其将协助执行的主体由享有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等无限扩展到个人或企业等是否妥当等问题,对此我们会在坚持依法协助执行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二)关于制定和完善协助执行具体规则
除拟将协助执行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外,您还建议明确各协助义务人的法律责任,确保协助义务人在执行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不得以保密或保护隐私等理由拒绝协助,以维护生效法律文书权威,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并在民事诉讼法已有规定的基础上,拟将协助执行作为单独一章予以规定,并拟进一步制定较为完整的协助执行规则体系。具体包括:第一,尽量明确协助执行义务的主体,包括突出公安机关、税务机关、不动产登记机构、电信部门等的协助义务。目前被执行人难寻仍是执行工作难点之一,为此希望能明确人民法院有权向公安机关、电信部门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行人下落,该单位应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第二,尽量明确协助执行的具体事项,包括查人找物、控制和处置财产、维持执行秩序、信用惩戒等主要事项。第三,尽量明确协助执行的程序,包括人民法院应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协执单位不得实体审查等内容,同时考虑到为实现协助执行的信息化、集约化和高效化,拟规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信息化的协助执行机制。第四,尽量明确拒不执行的法律责任,包括义务人无正当理由拖延、拒绝协助执行的,法院可采取罚款、拘留或向有关机关提出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明确责任倒逼义务人全面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综上,为有力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进一步维护法治尊严、社会信用和市场秩序,逐步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将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起草制定过程中,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推动立法进程。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渝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渝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已于2022年9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2022年12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渝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法释〔2022〕20号)
为服务和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成渝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具体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成渝金融法院管辖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一)证券、期货交易、营业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独立保函、保理、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储蓄存款合同、典当、银行结算合同等金融民商事纠纷;
(二)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私募基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销售和适当性管理、征信业务、支付业务及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纠纷;
(三)涉金融机构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四)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五)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六)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以及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第二条 下列金融纠纷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管辖:
(一)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和衍生品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成渝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成渝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第三条 以住所地在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依法设立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管辖。
第四条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管辖。
第五条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基层人民法院涉及本规定第一条第一至三项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审理。
第六条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审理。
本规定施行前已生效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仍由原再审管辖法院审理。
第七条 成渝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生效裁判,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涉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裁决,由成渝金融法院执行。
成渝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基层人民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复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上诉案件,由成渝金融法院审理。
第八条 当事人对成渝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当事人对成渝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复议的案件,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第九条 成渝金融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申请再审、再审案件,依法应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十条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各中级人民法院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0)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0)摘要
(2021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0)》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审结的2787件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出55个典型案例,提炼成46条裁判规则,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处理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的司法理念、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考量因素
【(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上诉人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 对于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裁决的行为保全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判断: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属必要;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公共利益;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其他应予考虑的因素。关于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可以考虑中外诉讼的当事人是否基本相同、审理对象是否存在重叠、被申请人的域外诉讼行为效果是否对中国诉讼造成干扰等。关于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属必要,应着重审查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该损害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损害,又包括商业机会、市场利益等无形损害;既包括经济利益损害,又包括诉讼利益损害;既包括在华利益损害,又包括域外利益损害。关于国际礼让原则,可以考虑案件受理时间先后、案件管辖适当与否、对域外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影响适度与否等。
2.“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中“按日计罚”措施适用
【(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上诉人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 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的行为保全措施具有特殊性,如果被申请人拒不遵守行为保全裁定所确定的不作为义务,违法实施了改变原有状态的行为,则其故意违法行为构成对行为保全裁定的持续性违反和对原有状态的持续性改变,应视为其每日均实施了违法行为,可以视情处以每日罚款并按日累计。
3.职务发明认定的前提条件
【(2020)最高法知民终1258号上诉人无锡乐尔科技有限公司、白建民与被上诉人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款所称临时工作单位之间存在工作关系,是认定职务发明的前提,其判断标准在于单位是否取得了对发明人包括完成涉案发明创造的创造性劳动在内的劳动支配权。单位与发明人之间仅存在一般的合作关系,单位并不掌握对发明人的劳动支配权的,该发明人的有关发明创造不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4.离开原单位一年内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
【(2019)最高法知民终799号上诉人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杨斌、赖远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继华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员工离开原单位一年内作出的、与原单位本职工作或者分配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是原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属于原单位;即便该发明创造也与该员工在新单位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任务有关,新单位亦不能当然因此对该发明创造享有权利。
5.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技术秘密申请专利时的权利归属
【(2020)最高法知民终871号上诉人天津青松华药医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技术秘密权利人以侵害技术秘密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有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专利文件是否披露了或者专利技术方案是否使用了该技术秘密,以及技术秘密是否构成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如果技术秘密确为专利文件所披露或者专利技术方案所使用,且其构成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则技术秘密权利人对有关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享有相应权利。
6.专利权权属争议期间不履行善良管理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
【(2019)最高法知民终424号上诉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州宇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德港水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姜汉平、李纯厚、颉晓勇、广州创领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权属存在争议期间,专利申请人或者登记的专利权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负有积极获得专利授权或者使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权维持有效的善良管理义务。专利申请人或者登记的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权利终止或者丧失,损害真正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应当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7.权利要求中“一”的解释
【(2020)最高法知民终1070号上诉人深圳市中天美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厨之道环保高科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一”,并不当然具有数量意义上的限定作用;应当根据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后的理解,确定其具体含义。
8.专利侵权判断中“为生产经营目的”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民终831号上诉人焦蕊丽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所称“为生产经营目的”既不能简单等同于从事营利性活动,也不能仅仅根据专利实施主体的机构性质认定,而应着眼于专利实施行为本身,考虑该行为是否属于市场活动、是否影响专利权人市场利益等因素综合判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机构等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公益事业活动的主体实施专利、参与市场活动、可能损害专利权人市场利益的,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为生产经营目的”。
9.专利共同实施者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民终212号上诉人青海绿大生态治沙有限公司、青海乌兰盛隆农林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林业和草原局、青岛信科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81号上诉人东莞市鸿鼎家居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康胜家具有限公司、原审原告广东棋胜家具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信阳农林学院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招投标关系中指定技术方案的招标方、加工承揽关系中提供技术方案的定作人实质上决定了专利技术方案的实施,其与中标方、承揽人等直接实施专利的主体构成专利共同实施者。
10.特意排除规则对等同原则适用的限制
【(2020)最高法知民终1310号上诉人深圳市鑫华隆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邓育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认为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权利要求中特意强调某一特征的用语含义而有意排除特定技术方案的,不应再通过适用等同原则将被排除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11.现有技术抗辩中“无实质性差异”的判断
【(2019)最高法知民终804号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华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易豆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小智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一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构成本领域可直接置换的惯用手段的,可以认定两对应技术特征无实质性差异。
12.依据侵权获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2019)最高法知民终725号上诉人深圳维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泉州市冠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已尽其所能就侵权损害赔偿积极举证,且基于其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合理推算出侵权获利,能够支持其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主张该数额不应得到支持的,应当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侵权获利事实认定的反证,并证明其实际侵权获利情况。
13.适用法定赔偿或者酌定赔偿确定专利损害赔偿数额时对相关因素的考量
【(2020)最高法知民终357号上诉人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涛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376号上诉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贺兰县银河东路晨曦通讯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缺乏因侵权受损、侵权获利或者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证据而适用法定赔偿的,以及虽有上述证据但难以证明损失具体数额故需酌情确定损害赔偿的,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产品的价值和利润率、被诉侵权人的经营状况、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权利人在关联案件中的获赔情况等因素。
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应当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鼓励专利权人直接针对被诉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应当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有证据证明侵权损害高于法定赔偿上限或者低于法定赔偿下限的,可以在上限以上或者下限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14.以营业利润计算侵权获利时的计算方法
【(2019)最高法知民终830、831、832、833、834、851、881、886、888号上诉人创造者社区(广州)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超网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系列案】 以营业利润计算侵权获利时,可以采取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及增值税税金,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统称三费)的方式计算,也可以采用销售收入乘以营业利润率的方式简化计算。
15.部分共同侵权人与专利权人达成和解并实际赔偿后的其余共同侵权人的责任承担
【(2019)最高法知民终181号上诉人东莞市鸿鼎家居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康胜家具有限公司、原审原告广东棋胜家具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信阳农林学院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部分共同侵权人与权利人达成和解并已实际赔偿权利人部分损失的,为避免权利人双重获利,其余共同侵权人仅就扣减该已付赔偿后的侵权损失向权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6.专利权共有人单独实施专利所获收益的分配
【(2020)最高法知民终954号上诉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汇利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未就权利行使作出约定,共有人之一单独实施专利,其他共有人以专利权共有为由,主张分配单独实施专利所获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7.专利权无效宣告时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
【(2020)最高法知民终225号上诉人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即发生确定的法律效力,在其产生确定的法律效力前,专利权仍属有效,侵权警告仍然具有权利基础;被警告人针对侵权警告提起的确认不侵害专利权之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8.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后就同一技术方案同日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侵权救济
【(2020)最高法知民终699号上诉人安徽朗汀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希贤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当事人就同一技术方案同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申请因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基于相同技术领域的一篇对比文件被认定不具备创造性而未获授权且其法律状态已经确定,当事人另行依据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侵权损害救济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19.以两组以上不同数值范围技术特征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
【(2020)最高法知行终406、407号上诉人任晓平、孙杰与被上诉人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两案】 以两组以上不同类型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如果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可以确定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之间存在相互对应关系,能够通过有限次实验得到符合发明目的的具体实施方式,且无须通过过度劳动即可排除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的,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
20.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行终35号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江苏靶标生物医药研究所有限公司、常州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公知常识性证据通常是指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记载本领域基本技术知识的文献;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之外的文献是否属于公知常识性证据,需要结合该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及其特点、受众、传播范围等因素具体认定。
21.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信息是否构成现有设计或者现有技术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行终422号上诉人刘晓生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祥兴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QQ空间、微信朋友圈等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是否构成现有设计或者现有技术,应当综合分析该网络空间的主要用途、信息的上传时间及公开情况等因素,以专利申请日前该信息是否处于公众想获得就能够获得的状态为标准作出判断。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以商业用途为主的,可以推定其对所有人公开,但有相反证据证明该网络空间未公开或者仅针对特定人公开的除外。
22.区别技术特征认定中对发明构思的考量
【(2020)最高法知行终279号上诉人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如果发明构思就在于对各个技术要素的结合,且现有技术既没有公开这种结合的教导,也没有公开这种结合所能产生的技术效果,则在确定本专利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时,可以将相互结合的多个技术要素视为一个整体,认定为一个区别技术特征。
23.“问题的提出”在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
【(2020)最高法知行终183号上诉人深圳市大疆灵眸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杜文文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专利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既可以来源于“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来源于“问题的提出”;当现有技术进步的难点在于发现问题时,如果不考虑“问题的提出”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可能会陷入后见之明并低估技术方案的创造性。
24.现有技术改进动机的来源
【(2019)最高法知行终76号上诉人英国卫生部、麦克罗弗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改进现有技术的动机并不必然来自克服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缺陷。当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不存在明显缺陷时,仍然可能有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由此产生改进动机。
25.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明确排除区别技术特征的应用对改进动机判断的影响
【(2020)最高法知行终185号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上海国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宁波杰纳尔绑扎科技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如果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现有技术存在区别技术特征,且该现有技术明确排除应用该区别技术特征的,则可以认定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面对区别技术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时缺乏动机对该现有技术进行相应技术改进以获得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
26.平行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影响
【(2020)最高法知行终93号上诉人盖组织管理及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深圳纳斯威电子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同一专利权的多个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程序中修改了权利要求且该修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的,以修改前的权利要求为审查基础的在后被诉决定引发的专利确权行政案件,因审查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无继续审理之必要。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有关在后被诉决定,但无需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27.推翻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推定的举证责任
【(2020)最高法知行终97号上诉人雅宝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如果现有技术文献已经公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要求保护的化合物,则可以推定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不具有新颖性,但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制备该化合物的除外。此时,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不仅应当证明利用该现有技术文献所载实验方法无法制得该化合物,还应当证明采用所属技术领域的常规实验方法并充分发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常规技能,亦无法制得该化合物。
28.国家知识产权局引用域外文献作为对比文件时应否提交中文译文
【(2020)最高法知行终500号上诉人罗国沛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国家知识产权局引用域外文献作为专利审查对比文件的,其并无法定义务提供经有资质的翻译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文。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29.销售超出委托生产合同约定规模种子行为的侵权认定
【(2019)最高法知民终953号上诉人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盱眙金桥种子有限公司、孙焕学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植物新品种权人委托他人生产该品种种子并明确限定了生产规模,受托方未经许可擅自销售超出合同约定规模的种子的,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30.“农民自繁自用”例外的认定
【(2019)最高法知民终407号上诉人秦永宏与被上诉人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适用种子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例外”至少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适用主体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即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适用范围不得超过该农村承包经营户自己承包的土地。
四、技术秘密案件审判
31.技术秘密保密措施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上诉人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不负有约定保密义务的第三人拆解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32.以侵权为业的认定
【(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上诉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华慢、刘宏、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吴丹金、彭琼、胡泗春、朱志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构成侵权,已实际实施侵害行为且该侵害行为系其主营业务的,可以认定为“以侵权为业”。
33.适用惩罚性赔偿时情节严重的考虑因素
【(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上诉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华慢、刘宏、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吴丹金、彭琼、胡泗春、朱志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判断侵害技术秘密行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并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被诉侵权人是否以侵权为业、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诉讼中是否存在举证妨碍行为、侵权受损或者侵权获利数额、侵权规模、侵权持续时间等均可以作为考量因素。
五、计算机软件案件审判
3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
【(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上诉人北京君意东方电泳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方瑞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仍然应当遵循“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标准,源代码比对并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判断的必备条件和必须环节。
35.技术措施有效性的认定
【(2020)最高法知民终1206号上诉人未清华与被上诉人得力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保护著作权的技术措施是指在正常使用环境下能够有效阻止侵权行为的技术措施,并不要求该技术措施完全无法被避开或者破解。
36.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分段付款的理解
【(2020)最高法知民终1545号上诉人武汉中新蓝软件有限公司、李群与被上诉人武汉市精科绿源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具有履行周期较长、软件功能需求随开发进程动态调整等特点;与之相应,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具有分阶段、按比例支付款项的商业习惯。鉴于各开发阶段往往相互依存、紧密衔接,委托方每一阶段支付的款项是否仅应理解为其所对应开发阶段工作成果的对价,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具体确定。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
3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上诉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与被上诉人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旨在确定布图设计保护对象,而非公开布图设计内容,故公开布图设计内容并非取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条件。
38.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的认定
【(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上诉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与被上诉人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对象是为执行某种电子功能而对于元件、线路所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三维配置。权利人主张其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整体或者部分具有独创性的,应当对其独创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被诉侵权人不能推翻权利人的解释或者说明的,应当认定该布图设计具备独创性。
七、垄断案件审判
39.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其所谓经济损失的处理
【(2020)最高法知民终1382号上诉人四川省宜宾市吴桥建材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曹培均、宜宾市砖瓦协会与被上诉人张仁勋、宜宾恒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县四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宜宾市翠屏区创力机砖有限责任公司垄断纠纷案】 横向垄断协议的实施者无权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其因实施横向垄断协议导致的所谓经济损失。
40.滥用行政权力引发的垄断民事纠纷的受理条件
【(2020)最高法知民终934号上诉人朝阳德耀供热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拒绝交易纠纷案】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如果被告所实施的涉嫌垄断行为系因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力限定交易或者强制要求而发生,相关行政行为在原告起诉时尚未被依法认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八、管辖等程序性案件审判
41.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审理范围和受移送法院的范围
【(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61号上诉人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人民法院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的审理范围不以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为限;原受诉法院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也不以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所请求的受移送法院为限。
42.诉讼程序中出现新事实时管辖权恒定原则的适用
【(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68号上诉人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翔宇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运城晋腾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陈永刚侵害技术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在原审法院认定其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缺乏管辖权恒定原则适用的前提。此后出现可能使得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新事实的,应当根据该新事实确定管辖。
43.涉外民事纠纷案件管辖的适当联系原则
【(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7号上诉人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对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被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应审查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判断被告在中国没有住所和办事机构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否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可以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是否在中国境内。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境内的,应当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
44.涉境外垄断行为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
【(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上诉人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当事人因境外垄断行为在中国境内受到损失而提起诉讼的,该被诉境外垄断行为对中国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结果地可以作为案件管辖连结点。
45.依申请保全证据的考虑因素
【(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上诉人浙江中隧桥波形钢腹板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州恒天大建桥梁钢构有限公司、河南大建波形钢腹板有限公司、成都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对于证据保全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申请证据保全所依据的初步证据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因素作出判断。证据保全必要性可以考虑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存在灭失风险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以及申请人是否已经穷尽了合理合法的取证手段等因素。
46.涉电子商务平台侵害专利权纠纷反向行为保全的适用
【(2020)最高法知民终993号上诉人永康市联悦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兴昊塑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慈溪市博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谢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判令平台经营者取消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在确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考量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名誉、商誉等权利,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市场竞争优势严重受损或者商业机会严重丧失等因素;即使有关损失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损失巨大且难以计算的,也可以认定其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有关行为保全担保可以采取固定担保金加动态担保金的方式,动态担保金可以根据取消上述措施后的可得利益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9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8次会议、2018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8次会议、2018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0号)
为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管理秩序,促进证券、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
(一)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
(二)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
(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
第二条 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
第三条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违反规定”,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全国性行业规范有关证券、期货未公开信息保护的规定,以及行为人所在的金融机构有关信息保密、禁止交易、禁止利益输送等规定。
第四条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行为人“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应当综合以下方面进行认定:
(一)行为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的职务便利;
(二)行为人获取未公开信息的初始时间与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初始时间具有关联性;
(三)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具有亲友关系、利益关联、交易终端关联等关联关系;
(四)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与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等方面基本一致;
(五)他人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明显不具有符合交易习惯、专业判断等正当理由;
(六) 行为人对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没有合理解释。
第五条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三次以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
(三)明示、暗示三人以上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
第六条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者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以出售或者变相出售未公开信息等方式,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
(二)因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
(三)二年内因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七条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包括该条第一款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千万元以上,或者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具有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八条 二次以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依法应予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相关交易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计算。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
行为人明示、暗示他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被明示、暗示人员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第十条 行为人未实际从事与未公开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其罚金数额按照被明示、暗示人员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违法所得计算。
第十一条 符合本解释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标准,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调查,退缴违法所得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和条件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5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通过人民法院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联动性的充分发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组成部分及重要途径";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法院坚持在党委领导、人大的监督下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构建以法院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矛盾纠纷的合理分流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对各种纠纷解决途径进行整体规划和协调。"您的观点建议和解决方案,我们完全赞同。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归纳起来,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是坚持在党政主导下开展多元改革。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眉山召开“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推进会",周强院长要求各地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许多法院在多元改革中坚持党政主导放在第一位,将该项改革纳入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考核,将软指标变为硬任务,有力地推动了齐抓共管、多元共治。
二是加强文件规范。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实施路径,把平台建设、诉调对接、特邀调解、在线解纷等内容制度化、规范化。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在发布《意见》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建立了特邀调解制度。特邀调解制度是由法院建立名册,将法院外的解纷力量纳入名册,通过委派委托调解的方式,将纠纷交到诉外解纷资源调解。特邀调解制度加强了法院与法院外解纷人员的联系,畅通了诉调对接渠道,整合了调解资源。
四是整合力量共同推进改革。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与司法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开展对接平台建设,联合出台了涉及行业性专业性纠纷的诉调对接规定或意见。各地法院也纷纷与地方相关机构或组织进行对接,各部门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要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该项改革:
一是进一步完善法院诉调对接平台。完善诉调对接中心建设。配置专门人员,强化工作职责,发挥诉调对接中心诉讼辅导、分流过滤、调解速裁等功能,逐步提高诉至法院纠纷的过滤分流比例。推进一体化平台建设。推广浙江杭州余杭区“道路交通事故调处一站式平台"、山东潍坊“诉调对接综合平台"、安徽马鞍山花山区物业“三位一体"解纷平台等成功经验,发挥一体化平台快速便捷有效化解纠纷的作用。在诉调对接中心组建调解团队、速裁团队或调解法官工作室。
二是进一步落实相关制度。落实特邀调解制度。督导各级法院要按照《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的要求,严格特邀调解名册管理,对当事人加强引导。加强对特邀调解的程序管理,细化调解前、调解中以及司法确认、案件移送等具体程序规则,完善案件登记、流转等相关制度。
三是进一步形成解纷合力。要强化与综治部门的诉调对接,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将纠纷化解纳入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联动机制。要积极推动与商事调解组织的诉调对接,进一步完善具有市场化特点的商事调解规则与对接机制,发挥商事调解组织化解专业纠纷的职业化优势。大力推进类型化纠纷的行业调解对接,高度关注社会矛盾纠纷集中多发领域,在家事纠纷、交通事故、医患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保险、证券期货、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推动有关部门成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中心。
四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网络平台。进一步完善在线调解平台功能,引领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的先进性。逐步完善在线调解机制的制度建设,保障在线调解平台建设的规范性。加强在线调解平台的系统整合,发挥网络平台的最大效应。不断开发大数据采集分析和挖掘应用的潜能,实现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智能化。探索对纠纷解决进行全程管控、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对比分析,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合理预期,为化解纠纷和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另外,针对您提出的新疆民族地区诉调对接的新情况,我们深感这方面工作还有不足,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民族地区诉调对接工作的指导力度,利用诉调对接工作,支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促进社会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轮候查封效力相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轮候查封效力相关问题的通知
(法〔2022〕1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轮候查封制度对于确保人民法院间查封处置财产的有序衔接,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维护轮候查封债权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中部分法院未能准确掌握和运用轮候查封制度,尤其在首封法院处置查封物所得价款由在先查封债权人受偿后有剩余的情况下对轮候查封效力问题存在错误认识,导致相关财产处置损害轮候查封债权人合法权益。为了正确处理轮候查封效力相关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轮候查封具有确保轮候查封债权人能够取得首封债权人从查封物变价款受偿后剩余部分的作用。首封法院对查封物处置变现后,首封债权人受偿后变价款有剩余的,该剩余价款属于轮候查封物的替代物,轮候查封的效力应当及于该替代物,即对于查封物变价款中多于首封债权人应得数额部分有正式查封的效力。轮候查封债权人对该剩余价款有权主张相应权利。
二、轮候查封对于首封处置法院有约束力。首封法院在所处置的查封物有轮候查封的情况下,对于查封物变价款清偿首封债权人后的剩余部分,不能径行返还被执行人,首封债权人和被执行人也无权自行或协商处理。首封法院有义务将相关处置情况告知变价款处置前已知的轮候查封法院,并将剩余变价款移交给轮候查封法院,由轮候查封法院依法处理;轮候查封法院案件尚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由首封处置法院予以留存,待审判确定后依法处理。
三、首封处置法院在明知拍卖标的物有轮候查封的情况下,违反上述义务,径行将剩余变价款退还被执行人的,构成执行错误。
请各级人民法院严格遵照执行上述要求,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九次会议决定,现将陈某诉江苏省某市人社局撤销退休审批检察监督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67-170号)作为第四十二批指导性案例(行政检察推进社会治理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2月15日
陈某诉江苏省某市人社局撤销退休审批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67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抗诉 职工退休年龄 劳动者权益保护 社会治理
【要旨】
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应当依据所从事的岗位类型依法确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未依照国家关于企业职工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的要求审批退休,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错误维持的,应当依法监督。针对办案发现的企业职工退休审批中存在的违反法律政策的问题,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相关行政机关加强沟通磋商,推动规范完善企业职工退休审批标准和程序,促进依据岗位类型确定退休年龄的国家政策有效落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陈某,女,1964年4月出生。1981年经招工成为江苏省某市印染厂职工,2001年7月经招聘进入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某投资公司工作。2005年起,某投资公司多次行文,委派陈某到其下属的石化公司、纺织公司任财务科长、财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某投资公司也多次发文明确陈某享受管理岗位相应待遇。
2014年8月14日,某投资公司以陈某已年满50周岁达到工人退休年龄为由,为陈某办理退休手续。同月18日,某市人社局批准陈某自2014年4月起退休。陈某认为自己属于管理岗位人员,按照规定应在55周岁退休,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市人社局退休审批手续。
2016年3月24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某的工作岗位已按照程序被确定为管理或技术岗位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0月30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无证据证明陈某曾从工人身份转换为干部身份,且某投资公司对陈某45周岁前后的管理或者技术岗位不予认可,故陈某应按工人身份50周岁退休,人社局批准其退休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某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以相同的理由裁定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陈某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9年6月24日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陈某了解情况、调阅某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资料,查明陈某自40岁起先后在某投资公司下属石化公司、纺织公司等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并得到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确认。二是向某市人社局了解关于退休审批的政策规定,发现其为陈某办理退休审批手续依据的是原江苏省劳动厅《关于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有关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2015年12月21日被废止)。该《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内生产操作岗位和技术管理岗位的划分,由本企业根据编制定员和生产经营实际自行确定,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因某投资公司自成立到本案争议时从未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确定区分工人岗、管理岗的目录,故人社局以无证据证明陈某工作岗位已按照程序被确定为管理岗或技术岗为由,以其工人身份审批50周岁退休。
监督意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1.二审判决以无证据证明陈某工作岗位已按照程序被确定为管理岗或技术岗为由,直接认定陈某应按工人身份50周岁退休,与客观事实不符。2.人社部门应当根据陈某实际工作岗位审批退休申请。人社部门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于陈某退休具有审批权,虽然某投资公司未对管理和非管理岗位作出明确划分和界定,但人社部门应当根据陈某曾被公司多次任命管理职务的客观实际,确定陈某的岗位性质、退休年龄。3.陈某可以年满55周岁退休。根据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的规定,以及《〈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中“关于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45周岁后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女工人,年满55周岁退休”的规定,陈某属于可以年满55周岁退休的情形。
2019年8月16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发表法律监督意见。省人民检察院还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多次联合走访陈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省市两级人社部门,释法说理,指出企业应当积极落实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的国家政策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最终促成和解,陈某书面撤回监督申请,某集团有限公司补偿陈某被提前退休的损失。2022年1月2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
推进治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虽然原省劳动厅《关于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有关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已于2015年12月21日被废止,但省市两级人社部门依然在延用该文件第十三条的规定。省人民检察院就该案反映出的一些企业未按照有关规定对管理和非管理岗位作出明确界定,人社部门依职工原身份直接认定管理岗和技术岗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社厅多次沟通,反复磋商,达成一致。省人社厅采纳省检察院的意见,在制定《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中明确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审批标准和程序,规定“女工人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或者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累计满5年且45周岁后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按照女干部退休年龄执行”“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岗位目录(包括岗位名称、岗位性质等),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为确定女职工退休年龄和办理退休手续的依据之一。”同时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岗位目录确定女职工所从事的岗位性质,岗位发生变动时,应当及时通过签订岗位变动协议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等形式确定,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变更岗位性质信息。
2022年3月1日,《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正式施行。某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该实施办法规定的民主和决策程序制定了内部机构和岗位“三定”方案,明确了集团总部的岗位目录并区分管理岗和工人岗,向市人社部门履行了报备程序。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监督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判,推动依据岗位类型确定退休年龄的国家政策有效落实,并由个案到类案,与行政机关磋商,促进劳动纠纷诉源治理。退休年龄关涉企业和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等的年限和数额,与企业和职工利益直接相关,应当依法确定。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劳动合同制,企业管理员工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女职工退休年龄应当依据所实际从事的岗位性质依法确定,与其原有的工人或干部身份不必然相关。人民检察院办理企业员工不服退休审批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审查企业、人社部门及人民法院是否正确执行依员工实际工作岗位确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判维持以身份确定女职工退休年龄的行政审批决定,认定事实与女职工实际从事工作岗位不符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监督。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个案的同时,发现企业职工退休审批中存在的共同性、普遍性问题,应当查找分析其制度性、管理性根源,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健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职工退休审批标准和程序,推动相关企业规范职工岗位管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一百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2021年施行)第六条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5年施行)
志某诉湖南省甲县公安局确认执法信息录入
行政行为违法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68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抗诉 检察建议 执法信息数据管理 人格尊严社会治理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违法行政行为严重侵犯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赔礼道歉的,应当予以支持。人民检察院对办案中发现的执法信息数据采集、使用、管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和改进管理监督工作,健全完善执法信息数据录入与审查核实机制,从源头上消除防范侵犯公民人格权的风险隐患。
【基本案情】
2016年,湖南省甲县公安局在补录罪犯信息时,审核不严格,操作不规范,误将志某的身份信息录入到“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志某因此失去工作,社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志某多次请求甲县公安局解决未果,遂于2018年1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甲县公安局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甲县公安局从该信息资源库中删除本人信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甲县人民法院以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两个案件立案,合并审理。行政诉讼案一审判决确认甲县公安局将志某的个人信息录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行政行为违法,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志某从该信息资源库中删除。甲县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受理。二审期间,甲县公安局于2018年10月向该院提交《关于删除错录志某犯罪信息情况说明》,称自2018年1月起,已对“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等数据平台中志某的错录数据予以删除。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甲县公安局将志某的信息录入到“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程序违法,由于错录的信息已被删除,故无须再判决甲县公安局限期删除,遂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撤销甲县公安局将志某的个人信息录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行政赔偿诉讼案作出的二审生效判决,判处甲县公安局赔偿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志某认为,其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完全支持,多次到当地人大等有关机关反映情况。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衡阳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将该案线索转交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并审查后,提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调查查明,志某原户籍地为乙县某镇,乙县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恩某盗窃案中未核查其身份信息,致恩某冒用志某名字被追究刑事责任,投入甲县看守所服刑。2000年前后,湖南省监所执法管理系统启用信息化管理,甲县看守所对所内历年来羁押人员信息进行补录,工作人员按照判决书信息配对人口信息网时,发现乙县某镇只有志某的信息与罪犯恩某的信息较为相符,便认定志某为判决书上的“志某”,将其录入看守所管理系统。2016年看守所管理系统并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志某的错录信息同步进入资源库并被公开到相应应用系统。
监督意见。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1.志某在诉讼中并未变更诉讼请求,其关于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和另案行政赔偿判决,均未予以回应。2.虽然甲县公安局在二审判决前已将志某的错录信息删除,原行政行为的违法状态已经消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故二审判决“撤销行政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21年5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判决确认甲县公安局将志某的个人信息录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行政行为违法。再审法院指出,本案一、二审期间志某均未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遗漏了志某“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但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甲县公安局当庭向志某予以赔礼道歉。此种情形,二审判决既未在判决理由予以回应,亦未在判项中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处理,确有不当。鉴于志某“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解决,再审判决对一审、二审的遗漏予以指正。再审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当庭向志某诚恳道歉,平复了志某的不满情绪。
推进治理。检察机关针对该案反映出的公民身份信息录入错误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当地公安机关执法信息数据采集使用管理工作存在对录入信息审核监督不足,把关不严,怠于纠正错录信息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衡阳市人民检察院2021年5月依法向衡阳市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集中整治公民身份信息录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公民身份信息录入工作机制,从根本上堵住管理上的漏洞;加强队伍政治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公民信息录入管理能力水平;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切实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衡阳市公安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市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录入工作进行全面清查,对执法领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情况进行纠正,对相关承办民警予以追责处理。衡阳市公安局将整改相关情况报告湖南省公安厅,2022年4月,省公安厅出台《湖南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信息数据采集使用管理工作规定》,完善了公民身份信息录入审批监督机制。湖南省公安厅还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错误录入公民违法犯罪信息问题专项清查整治工作,截至2022年7月,将排查出的2019年1月以来被错误录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人员信息全部予以纠错,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处理。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精神损害引起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法院生效裁判遗漏赔礼道歉诉讼请求的,可以依法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解决。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诉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主文中对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未予以回应,在判项中也未作出判决的,属于遗漏诉讼请求情形,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往往会给受害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扰和精神痛苦,赔礼道歉作为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有利于抚慰受害人。检察机关办理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精神损害引起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人民法院纠正遗漏判项,促使行政机关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二)人民检察院针对发现的执法信息数据采集使用管理安全隐患问题,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修补管理监督漏洞,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违法和侵权隐患,保护公民信息安全。信息化时代,行政机关采集使用管理公民信息紧密关联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影响公民基本权利行使。行政机关有义务依法客观准确采集使用公民信息。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执法信息采集、审核机制不健全,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行政机关堵塞管理漏洞,消除违法犯罪风险和侵害公民信息安全隐患,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源头治理实效。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第九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十一条
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
虚假登记市场主体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69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虚假登记 类案监督 检察一体化 数字化治理
【要旨】
人民检察院在开展行政诉讼监督中发现存在虚假登记市场主体问题,可以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要积极运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注重从个案发现类案监督线索,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跨部门高效协同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王某在购买车票时发现自己被纳入限制高消费名单,经查询得知,其遗失的身份证被他人冒名用于登记设立某咨询公司,王某被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某咨询公司欠款未还,王某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018年11月,王某向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登记,该局未同意。王某申请笔迹鉴定,鉴定意见证明注册的登记资料和委托书上的“王某”签名均非其本人书写。2019年3月,王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公司登记。因王某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纪要》,某区人民法院邀请检察机关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某区人民检察院应邀参与化解工作。经调查查明王某确系被冒名登记,遂于2019年11月18日向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启动公示和调查程序。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按照规定启动了公示调查程序,并于2020年4月23日撤销王某名下的某咨询公司。针对王某案反映出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以下简称虚假登记)问题,某区人民检察院研判认为该问题并非个案,经检索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发现该院办结的朱某某诈骗案中,朱某某等人为骗取街道招商引资引荐奖金,通过购买、借用他人身份信息,虚假登记26家公司。经对辖区内涉嫌虚假登记线索进一步筛查,发现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杭州某灯饰有限公司等74家公司分别以杭州市已处于歇业状态的某宾馆3-8层74个房间号为经营地址登记注册,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遂依法启动行政检察类案监督。
调查核实。某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相关公司登记材料;二是向人社部门、税务部门调取涉案公司人员社保缴纳信息、税款缴纳情况;三是向该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了解电信诈骗团伙犯罪相关情况;四是实地查看74家公司登记地址,调取该地址经营的某宾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租赁合同。查明:某宾馆有限公司是74间房屋产权所有方,74家公司系邓某某等人伪造租赁合同和办公租用协议,加盖伪造的“某宾馆有限公司”的印章,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通过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登记设立公司,申请银行对公账户,某宾馆有限公司对74家公司擅自使用其地址注册公司的行为并不知情;该74家公司均无社保、税费缴纳记录,未在登记地址实际经营。其中有4家公司的对公账户已证实被用于电信诈骗活动,其余公司及其对公账户也被转卖给他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上述74家公司冒用某宾馆有限公司经营地址,影响了该公司破产程序的进行。
监督意见。某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杭州某灯饰有限公司等74家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已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信用安全,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应当吊销营业执照。杭州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法定监督管理职责,但并未依法尽责履职。2020年5月29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1.履行监管职责,吊销杭州某灯饰有限公司等74家公司的营业执照;2.开展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信息排查专项行动;3.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利用大数据排查等方式加强日常巡查。
监督结果。某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检察建议书的内容,对所涉及的74家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处理,查明74家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和办公租用协议确属伪造,依法作出吊销杭州某灯饰有限公司等74家公司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虚假登记专项检查,撤销20家因冒用他人身份证登记的公司,将200余家无社保缴纳记录、无缴税记录、同一地址登记多家公司等异常公司列入重点管控企业名录。朱某某诈骗案所涉及的26家公司亦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职能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及时、传统监管手段滞后等问题,某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区法院、公安、人社、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建立线索移送反馈、快速联动查处、定期案情通报等工作机制,形成虚假登记行政监管“快通道”。
推进治理。案件办理后,某区人民检察院组建由行政检察牵头,刑事检察、检察技术部门共同参与的办案团队,开展类案解析、要素梳理、规则研判,建立数字办案模型,对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营业执照、对公账户、公司登记、公司注册”等关键词和数据进行检索和碰撞,从而获取虚假登记线索。针对案件反映出互联网商事登记审核虚化、执法办案数据与司法办案数据存在信息壁垒、对异常信息的辨识和预警能力不足等行政监管问题,某区人民检察院撰写调研报告、检察情况反映报送区委及其政法委、区政府,得到充分肯定和支持。为提升治理效果,某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区委政法委、区人社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签订《关于建立某区综合治理虚假登记公司共同守护法治营商环境工作机制的意见》,成立工作专班,共建“虚假公司综合治理一件事”多跨应用场景,打通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数据壁垒,对数字办案模型筛选出来的虚假登记线索与市场监管局的企业基本信息数据、人社局的企业社保缴纳数据、税务局的企业缴税数据进行实时对比碰撞,获取社保缴纳异常、缴税情况异常的企业清单,并将上述线索通过“法治营商环境共护”平台线上移送给相关部门处理,实现对虚假登记监督办案、处置反馈、动态预警、综合治理的全流程实时分析,形成覆盖“数据-平台-机制”的长效动态治理模式。
2022年1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某区经验为范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数字监督集中专项行动,借助“法治营商环境共护”平台对近年来杭州市内刑事案件中涉及虚假登记及关联公司的情况进行排查。2022年4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推广某区经验,开展虚假登记数字监督专项行动,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社会治理。截至2022年7月,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753家公司撤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杭州市检察机关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涉案公司918家、关联公司822家,10个区县(市)同步启动治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撤销29家公司登记,吊销97家公司营业执照,另有846家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指导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虚假登记市场主体问题,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运用大数据挖掘分析,从个案办理发现类案线索,透过案件发现深层次问题,有助于推动跨部门高效协同数字化诉源治理。人民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以个案办理、类案监督为切口,运用大数据构建关键词检索、关联数据碰撞的类案监督模型,对案件进行特征归纳,发掘案件背后执法司法、制度机制、管理衔接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适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要主动加强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协作,打通“数据孤岛”,推动建立执法和司法办案数据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建立数据交换、业务协同、关联分析、异常预警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以监督推进共享、以共享赋能监督,有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要坚持系统思维,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上下联动、内部融合,优化检察资源配置,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要凝聚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督合力,以及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合力,构建“线索同步发现、双向移送、协同办理”办案模式。根据办案需要,组建跨部门一体化专业办案团队,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和同一检察机关各部门资源,紧密衔接、同向发力,形成法律监督合力。上级检察机关在加大自身办案和对下指导力度的同时,要对下推动跨区域协作办案,实现检察监督效果的倍增、叠加效应。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二条、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现为2022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2019年施行)
广东省某市人民检察院
督促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检察监督案
(检例第170号)
【关键词】
行政检察 建设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备案 检察建议 类案监督 专题分析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住建领域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审查职责的,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经调查分析,不严格依法履职情形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可以形成专题报告,向党委、人大报告,向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等通报,推动相关部门完善保障建设工程质量的长效监管和规范执法机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能作用。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22日,王某霞与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以342万余元购买案涉房屋。2016年5月5日,双方又签订《改造及装饰装修协议书》,约定由某发展有限公司对该房屋加建夹层、卫生间等。因该房屋加建后王某霞认为未完成消防验收、备案,拒绝收房。2019年11月7日,王某霞要求某市住建局对小区大楼公共区域及其所购买的房屋进行消防评审及竣工验收备案。同年11月15日,某市住建局就王某霞所提要求作出书面回复,王某霞对该回复不服,2020年5月14日,以某市住建局应当撤销回复、重新作出答复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市住建局履行对案涉房屋改建部分进行竣工验收并依法备案的法定职责。法院审理后,以诉讼请求包含公共区域,王某霞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为解决纠纷,王某霞随后以某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至某市某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某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未完成房屋竣工验收备案的违约责任。一审、二审均未支持其请求,再审裁定驳回后,王某霞于2021年8月26日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广东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王某霞申请监督案,经审查发现该案系“民行交叉”案件,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也并无不当。市住建局在接到王某霞投诉后,已于2019年11月责令某发展有限公司补办消防审核和验收手续,某发展有限公司已补办上述手续,但并未依法进行竣工验收备案,住建部门对未依法备案存在未依法履职的行政不作为问题。经进一步了解,该市市民热线2017年至2020年间接到的关于住建、城乡规划领域的投诉、举报、咨询共7000余条;该市两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受理的竣工验收备案类纠纷案件总计422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落实不到位既是当地住建领域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引发商品房买卖纠纷的重要诱因,还是人民群众向市民热线投诉的热点问题。为促进诉源治理,某市人民检察院经请示省检察院后,决定启动涉住建领域竣工验收备案专项行政检察监督。
调查核实。某市人民检察院多次走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发现住建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未依法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未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二是建设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备案材料不齐全的,未严格审查便予以竣工验收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通常约定,交付房屋的条件为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但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监管缺位,部分商品房验收合格后仍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导致一系列民事纠纷。
监督意见。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验收;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报送备案的,由备案机关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商品房开发建设企业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依法及时办理消防、环保、人防工程等验收并备案,行政机关应当高效便民,加强对竣工验收的各环节监督,督促企业提高项目竣工验收效率,减少有关竣工验收的诉讼纠纷。据此,检察机关向市住建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开展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备案专项检查整治;并撰写《关于涉住建领域执法规范行政检察专项监督情况的专题分析》,向市住建部门进行通报,向市委政法委报告,抄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一是加大对建设单位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全面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排查;二是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审查工作;三是加强房地产信用管理力度;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各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五是进一步推进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
监督结果。住建部门收到检察建议书和专题分析报告后,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研究解决方案,推动整改落实:1.全面排查未按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项目。检察建议书中指出的问题项目均完成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2.严格工程验收备案资料审核,结合营商环境整治工作,向辖区建筑企业派发竣工验收备案宣传册,并采取承诺制优化备案工作,对未按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企业进行扣分并计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3.由住建部门牵头成立联合验收专班,积极推动联合验收工作。
某市市委政法委收到专题分析报告后批转至市政府。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住建部门关于住建领域执法情况汇报,会后印发《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要求住建部门认真对照检察机关的专题分析报告,整改落实,联合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某市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汇报了专项监督情况,省检察院高度重视,前往省住建厅调研走访,推动省住建厅在全省范围内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不规范行为进行专项整治。省住建厅还制定出台《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配套制度机制。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发现行政机关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情形,可以制发检察建议促使整改。必要时,可以针对普遍性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形成报告报送上级领导机关,通报相关部门,推动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取消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行政审批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须向主管部门备案。从事前审批转到事后监管,有助于提升行政效率,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行政主管部门仍然负有监管职责。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在制发检察建议的同时,为促进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可以对监督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专题报告,向党委、人大报告,向行政机关等相关部门通报,将检察监督效果向推进完善社会治理延伸。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指导,上下联动,共同助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填补制度管理漏洞,以依法监督的“我管”促进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履职的“都管”,以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2019年施行)第三条、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2009年修正)第三条、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的通知
(2021年4月6日 法办〔2021〕1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任务,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的通知》(法[2020]311号),建立了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制度。为进一步明确备案工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程序,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不断提升审判监督指导工作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制定备案工作办法如下:
一、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进行审判业务指导,应当按照《通知》要求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备案。
正在实行试点工作的中级人民法院或经济特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确需制定适用于本辖区人民法院的特别审判业务规范的,报辖区内高级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制定适用于该辖区的审判业务文件。
二、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冲突或重复上位法已有的规定。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广泛论证,逐步完善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工作程序,促进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解决审判执行中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不统一、办案标准有差异等问题。
三、审判业务文件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审查以及诉讼程序等问题的审判经验总结;
(二)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义务有实际影响;
(三)指导辖区内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
(四)供辖区内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作为参考。
四、下列文件不属于审判业务文件:
(一)人事任免、职能分工、教育培训、表彰奖励、纪律处分、装备财务等内部司法行政管理类文件;
(二)没有裁判规则内容的会议纪要、工作程序和技术操作规程;
(三)具体事项、案件的通报或处理决定;
(四)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案件评查、流程管理等审判管理类文件;
(五)贯彻落实不含有裁判规则内容的政策、会议精神或上级机关要求的文件;
(六)其他不涉及审判业务规范的文件。
五、根据《通知》第四条,审判业务文件的标题可以使用“纪要”“审判指南”“解答”等具有规范、参考性质的名称,不得使用“规定”“解释”“决定”“批复”“指导意见”等名称。
审判业务文件不得采用“条、款、项、目”等法律、司法解释的体例。
六、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报送审判业务文件审查材料,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文本、相关说明及报送审查报告。
相关说明内容包括:起草背景、意义和必要性;征求意见情况;主要争议问题说明;参考的案例或类案检索分析报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依据及适用关系的处理情况等,并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报送审查报告需说明审判业务文件的基本情况,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审判业务文件报送审查时,需提交纸质版一份及电子版。电子版通过光盘或内网COCALL报送。
七、审判业务文件确需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的,应与联合发文单位做好沟通工作,需会签单位都同意后,再形成相关材料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八、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报送的审判业务文件的材料是否齐全、审判业务文件的形式进行审查。
经审查发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通知高级人民法院补充、修改。
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审判业务文件的,经报研究室领导审批后退回并说明理由;属于审判业务文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职能分工确定审查部门,经研究室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分送审判业务部门或综合业务部门进行审查。
九、根据《通知》第二条、第七条等规定,审查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对审判业务文件的内容进行审查:
(一)符合宪法、法律规定,不存在重复、冲突;
(二)符合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不存在重复、冲突;
(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审判实际问题;
(五)主要争议问题与解决方案准确、妥当;
(六)内容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符合相关法律原则精神;
(七)其他应当审查的内容。
十、审查部门应当认真研究,收到审判业务文件后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必要时,可以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书面审查意见应当经主审法官会议或部门业务会议讨论并报部门分管院领导审批后送研究室。
十一、审查部门按照下列情形对审判业务文件提出审查意见:
(一)内容符合《通知》及本办法相关要求的,同意制定审判业务文件;
(二)符合制定审判业务文件条件但对内容有修改意见的,同意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及理由;
(三)制定依据不充分、条件不成熟、超越权限或其他不符合制定审判业务文件条件的,退回并说明理由。
十二、研究室对审查部门提出的审查意见进行复核,草拟审查意见复函。复函应当经常务副院长审签后送办公厅函复高级人民法院,使用“法办函”文号发文。
十三、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应当分别使用统一的文号。有条件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使用专门文号,以与其他公文区别。
十四、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发布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应当同时做好舆情研判工作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制定应对预案,履行相关手续,有效防控舆情风险。
十五、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备案工作,对报送备案的文件进行登记、归档。
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应当在正式印发后十五日内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纸质版三份及电子版,同时报送备案报告。
审判业务文件备案报告须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意见的修改情况,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参考性案例备案报告须说明报送参考性案例的基本情况,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十六、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辖区内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判或裁判文书说理时可以参考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
十七、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审判业务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通知》下发前的审判业务文件,如认为需要继续作为审判业务文件的,应当按照《通知》要求报送备案。
全面清理工作完成后需形成书面清理报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书面清理报告内容包括:清理范围、审委会决议情况、保留的目录及正文,废止目录等。
十八、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转递公民对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的审查建议函的办理工作。
研究室收到转递函后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并根据情况征求审判业务部门意见,草拟研究意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十九、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报送备案工作的监督指导,定期通报备案工作情况,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发布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归口管理部门,由专门部门统一负责本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管理、备案等工作。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关实施办法,细化工作程序,加强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管理工作。
二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审查备案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适时将漏报、迟报情况予以通报。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应当报送审查备案而未报送审查备案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发现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编发的参考性案例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相抵触的,应当监督其纠正。
二十一、本办法自2021年4月25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释字〔202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已经2021年6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合《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应当严格依法、准确及时,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由负责捕诉的部门按照管辖案件类别办理。负责捕诉的部门可以在办理时听取其他办案部门的意见。
本院其他办案部门在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发现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时,应当注意审查是否存在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情形。
第五条 公安机关收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后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行政执法机关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
第六条 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举报,属于本院管辖且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六条的线索审查后,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向同级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并将有关材料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检察意见抄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应当将检察意见抄送其上级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收到检察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公安机关。
对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审查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自不起诉决定作出之日起三日以内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送达。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检察意见抄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主管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应当将检察意见抄送其上级机关。
检察意见书应当写明采取和解除刑事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以及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情况。对于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并移送。对于在办案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可以一并移送。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应当要求有关主管机关自收到检察意见书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将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处理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回复期限。
第十条 需要向上级有关单位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层报其同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提出,或者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制作检察意见书后,报上级有关单位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核并转送。
需要向下级有关单位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指令对应的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
需要异地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征求有关单位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意见。意见不一致的,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十一条 有关单位在要求的期限内不回复或者无正当理由不作处理的,经检察长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通报其上级机关。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就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证据收集固定保全等问题咨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就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主动听取人民检察院意见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答复。书面咨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以内书面回复。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就行政执法专业问题向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咨询。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向有关单位通报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情况。发现存在需要完善工作机制等问题的,可以征求被建议单位的意见,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分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建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已经接入信息共享平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七日以内,录入相关案件信息。尚未建成信息共享平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通报相关案件信息。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4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和2021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消费者因食品、药品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 因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
消费者仅起诉销售者或者生产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三条 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食品、药品生产者、销售者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或者药品的赠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消费者未对赠品支付对价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药品的事实以及所购食品、药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主张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
第六条 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认定食品是否安全,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以地方标准为依据。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第七条 食品、药品虽在销售前取得检验合格证明,且食用或者使用时尚在保质期内,但经检验确认产品不合格,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以该食品、药品具有检验合格证明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未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审查、检查、报告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请求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药品遭受损害,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食品、药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与有效联系方式,消费者请求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要求其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未取得食品生产资质与销售资质的民事主体,挂靠具有相应资质的生产者与销售者,生产、销售食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挂靠者与被挂靠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仅起诉挂靠者或者被挂靠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十一条 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推荐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遭受损害,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他民事主体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药品,使消费者遭受损害,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其与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食品检验机构故意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食品检验机构因过失出具不实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食品认证机构故意出具虚假认证,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食品认证机构因过失出具不实认证,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生产、销售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生产者与销售者需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首先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依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除请求赔偿损失外,依据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消费者依法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消费者与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推荐者、检验机构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参照适用本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的“药品的生产者”包括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的销售者”包括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41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419号建议的答复
卢金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完善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管理体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所提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要尽快理顺管理体制、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等建议,符合刑事执行检察派出派驻机构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也是我们当前加强刑事执行检察院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理顺管理体制"问题。您在建议中指出,各地在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第19条规定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我们结合您的建议进行了专题调研,经调查发现,除个别地区受地方人事编制的特殊限制外,一些地方主要是因为根据省以下检察机关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制改革等改革部署,派出院检察长配备需纳入员额制检察官改革中,需在司法责任制改革措施落地后协调推进,在落实第19条规定方面出现了反复或滞后。同时,一些地区在派出院由省级院统派统管方面,紧抓改革机遇,积极推进派出院管理一体化,如北京、广西等地区,不仅严格落实第19条规定,还在刑事执行检察院体制创新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中央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精神,强化督导检查,加大督导力度,确保各项制度与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同时,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引导各地抓住改革机遇,积极探索符合刑事执行检察院同级监督、“院处合一"等内在需求的机构管理模式,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司法改革部署中,更好地促进刑事执行检察院管理体制创新发展。
二、关于“理顺人事管理"问题。您的建议非常中肯。我们已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白湖、南湖、九成坡人民检察院干部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予以转发,引导各地充分借鉴安徽省院对白湖、南湖、九成坡三个派出检察院干部管理的成熟经验,尤其是借鉴与吸收在庐州检察院设立分党组的模式,立足当地实际,积极推进刑事执行检察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确保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配足配强员额检察官,并逐步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检察官办案工作新机制。
三、关于“理顺经费管理"问题。根据省以下检察机关人财物统管的改革部署要求,一些司法改革试点地区已经确立了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财政经费由省级院统一保障的工作制度。您的建议已经得到基本落实。目前,各地正在进一步健全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经费由省级院统管的相关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措施,规范资金管理,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探索建立健全资金跟踪问效和绩效自评机制,确保各项经费保障用足、用实。
2017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与检察改革的决战之年,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的改革也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力度,密切关注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的机构、人事、经费等方面改革措施的落实与推进情况,加强联合督导与协调督办,加大对重点地区、落后地区的督查力度,进一步推动将您的建议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1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已经2019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12月30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2019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自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19〕4号)
目 录
第一章 通 则
第二章 管 辖
第三章 回 避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五章 证 据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 传
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四节 拘 留
第五节 逮 捕
第六节 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强制措施
第七节 其他规定
第七章 案件受理
第八章 立 案
第一节 立案审查
第二节 立案决定
第九章 侦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 询问证人、被害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五节 搜 查
第六节 调取、查封、扣押、查询、冻结
第七节 鉴 定
第八节 辨 认
第九节 技术侦查措施
第十节 通 缉
第十一节 侦查终结
第十章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
第三节 审查批准逮捕
第四节 审查决定逮捕
第五节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第六节 核准追诉
第七节 审查起诉
第八节 起 诉
第九节 不起诉
第十一章 出席法庭
第一节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二节 简易程序
第三节 速裁程序
第四节 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五节 出席再审法庭
第十二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节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节 缺席审判程序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五节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十三章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刑事立案监督
第三节 侦查活动监督
第四节 审判活动监督
第五节 羁押必要性审查
第六节 刑事判决、裁定监督
第七节 死刑复核监督
第八节 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监督
第十四章 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交付执行监督
第三节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
第四节 社区矫正监督
第五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
第六节 死刑执行监督
第七节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
第八节 监管执法监督
第九节 事故检察
第十五章 案件管理
第十六章 刑事司法协助
第十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正确履行职权,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立案侦查直接受理的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尊重和保障人权,既要追诉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并依照规定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其他办案事项,检察长可以自行决定,也可以委托检察官决定。
本规则对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办案事项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本规则的规定。本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制定有关规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由检察长签发;属于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的,检察长可以授权检察官签发。
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应当向检察长报告。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一名检察官独任办理,也可以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办案组办理。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组织、指挥办案组办理案件。
检察官办理案件,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员等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辅助人员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检察辅助事务。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工作需要设置业务机构,在刑事诉讼中按照分工履行职责。
业务机构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需要报请检察长决定的事项和需要向检察长报告的案件,应当先由业务机构负责人审核。业务机构负责人可以主持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也可以直接报请检察长决定或者向检察长报告。
第七条 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错误的,应当书面提出意见。检察长不改变原决定的,检察官应当执行。
第八条 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工作,由同一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负责,但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由不同人民检察院管辖,或者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应当另行指派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履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职责的办案部门,本规则中统称为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检察长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
第十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的,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各个诉讼环节,都应当做好认罪认罚的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的活动依照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基层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的,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或者要求基层人民检察院协助侦查。对于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辖区内与刑事执行活动有关的犯罪线索,可以交由刑事执行派出检察院立案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的,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也可以将犯罪线索交由指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十五条 对本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需要直接立案侦查的,应当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报请省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批准直接受理书,写明案件情况以及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理由,并附有关材料。
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批准直接受理书后十日以内作出是否立案侦查的决定。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也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与同级监察机关沟通。
经沟通,认为全案由监察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机关;认为由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监察机关管辖的相应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机关,对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沟通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沟通期间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如果涉嫌的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的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对于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还实施其他犯罪、多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诉讼进行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犯罪案件并案处理。
第十九条 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如果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
第二十条 对管辖不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有关人民检察院协商确定管辖。
第二十一条 几个人民检察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检察院管辖。
第二十二条 对于下列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定管辖:
(一)管辖有争议的案件;
(二)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
(三)需要集中管辖的特定类型的案件;
(四)其他需要指定管辖的案件。
对前款案件的审查起诉指定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与相应的人民法院协商一致。对前款第三项案件的审查逮捕指定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与相应的公安机关协商一致。
第二十三条 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管辖以及军队与地方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回 避
第二十四条 检察人员在受理举报和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决定其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二十五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的,应当书面或者口头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依法申请回避的权利,并告知办理相关案件的检察人员、书记员等人员的姓名、职务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检察人员回避的,应当书面或者口头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要求检察人员回避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或者调查,认为检察人员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作出回避决定;不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驳回申请。
第二十八条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法庭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回避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当庭驳回。
第二十九条 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长回避问题时,由副检察长主持,检察长不得参加。
其他检察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
第三十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向公安机关提出后,公安机关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的,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三十一条 检察长应当回避,本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检察委员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其他检察人员有前款规定情形的,检察长应当决定其回避。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不服本决定,有权在收到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书后五日以内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决定机关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四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人员或者进行补充侦查的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和复议期间,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三十五条 参加过同一案件侦查的人员,不得承办该案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工作,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参加自行补充侦查的人员除外。
第三十六条 被决定回避的检察长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委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被决定回避的其他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长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被决定回避的公安机关负责人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聘请或者指派的翻译人员、鉴定人。
书记员、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聘请或者指派的翻译人员、鉴定人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本规则关于回避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利。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有关申请、要求或者提交有关书面材料的,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接收并及时移送办案部门或者与办案部门联系,具体业务由办案部门负责办理,本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案卷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当面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电话告知的,应当记录在案;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
第四十一条 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要求,并记录在案。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三日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申请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材料。
第四十四条 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拒绝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的,予以准许,但犯罪嫌疑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四十五条 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告知人民检察院,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通知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及时登记辩护人的相关信息,并将有关情况和材料及时通知、移交办案部门。
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办理业务的辩护律师,应当查验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对其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应当查验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办案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七条 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应当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改变管辖、提起公诉的,应当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第四十八条 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以外的辩护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或者申请同在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的,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在三日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人民检察院许可律师以外的辩护人同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通信的,可以要求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将书信送交人民检察院进行检查。
律师以外的辩护人申请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或者申请同在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予许可:
(一)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的;
(二)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的;
(三)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
(四)有事实表明存在串供、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危害证人人身安全可能的。
第四十九条 辩护律师或者经过许可的其他辩护人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及时安排,由办案部门提供案卷材料。因办案部门工作等原因无法及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人说明,并自即日起三个工作日以内安排辩护人阅卷,办案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设置专门的场所或者电子卷宗阅卷终端设备。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在场协助。
辩护人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取复印、拍照、扫描、刻录等方式,人民检察院不收取费用。
第五十条 案件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起诉后,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申请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及时审查。经审查,认为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已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未收集或者与案件事实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辩护人说明理由。公安机关移送相关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一条 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告知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
第五十二条 案件移送起诉后,辩护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及时审查。经审查,认为需要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决定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决定不予收集、调取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辩护律师可以在场。
第五十三条 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许可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五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通知辩护律师;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五十四条 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安排。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办案部门应当接收并登记。
听取辩护人意见应当制作笔录或者记录在案,辩护人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辩护人提交案件相关材料的,办案部门应当将辩护人提交材料的目的、来源及内容等情况记录在案,一并附卷。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案卷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当面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电话告知的,应当记录在案;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被害人众多或者不确定,无法以上述方式逐一告知的,可以公告告知。无法告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被害人有法定代理人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的,应当告知其近亲属。
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为二人以上的,可以告知其中一人。告知时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第六项列举的顺序择先进行。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等法律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经人民检察院许可,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的,参照本规则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需要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参照本规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之一,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接受并依法办理,其他办案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一)违反规定,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回避要求不予受理或者对不予回避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未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
(三)未转达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或者未转交其申请法律援助材料的;
(四)应当通知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申请强制医疗的人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或者法律援助的;
(五)在规定时间内不受理、不答复辩护人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或者解除强制措施要求的;
(六)未依法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的;
(七)违法限制辩护律师同在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
(八)违法不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的;
(九)违法限制辩护律师收集、核实有关证据材料的;
(十)没有正当理由不同意辩护律师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或者不答复、不说明理由的;
(十一)未依法提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
(十二)未依法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的;
(十三)未依法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及时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十四)未依法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及时送达本案的法律文书或者及时告知案件移送情况的;
(十五)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十六)其他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对于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由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接受并依法办理;其他办案部门收到申诉或者控告的,应当及时移送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
第五十八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受到阻碍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受理并调查核实,在十日以内办结并书面答复。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或者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第五十九条 辩护律师告知人民检察院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员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并立即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反映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辩护人有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或者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依法处理。
人民检察院发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执业纪律的,应当及时向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所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行政机关通报。
第五章 证 据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为根据。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时,应当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并运用证据加以证明。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对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都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六十二条 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是否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或者提起公诉的案件,证据应当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第六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五条 监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六条 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移送审查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六十七条 对采用下列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三)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供述。
第六十八条 对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公安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检察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第六十九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十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要求公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书面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公安机关的补正或者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审查。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七十一条 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应当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核查情况应当及时通知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负责捕诉的部门认为确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依据。
第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诉讼代理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根据现有材料无法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对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直接进行调查核实,也可以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调查结果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决定调查核实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七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不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已经移送起诉的,可以依法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或者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向其所在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对于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提出明确要求。
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涉嫌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第七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说明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并由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签名。
第七十五条 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可以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一)认为讯问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讯问活动违反法定程序或者翻供,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讯问笔录内容不真实,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人民检察院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公安机关未提供,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能排除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关供述不得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负责侦查的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移送起诉时,应当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审查。
第七十六条 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第七十七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公诉人可以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
需要播放的讯问录音、录像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含有其他不宜公开内容的,公诉人应当建议在法庭组成人员、公诉人、侦查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范围内播放。因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犯罪线索等内容,人民检察院对讯问录音、录像的相关内容进行技术处理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作出说明。
第七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导致第一审判决、裁定错误的,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过程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向人民检察院请求保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进行审查。对于确实存在人身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主动采取保护措施。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建议法庭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不公开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可以在起诉书、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中使用化名。但是应当另行书面说明使用化名的情况并标明密级,单独成卷。
人民检察院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配合。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训诫。
第八十条 证人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补助。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 传
第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可以拘传。
第八十二条 拘传时,应当向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出示拘传证。对抗拒拘传的,可以使用戒具,强制到案。
执行拘传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八十三条 拘传的时间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然后立即讯问。拘传结束后,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在拘传证上填写拘传结束时间。犯罪嫌疑人拒绝填写的,应当在拘传证上注明。
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两次拘传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第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地点进行。
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与居住地不在同一市、县的,拘传应当在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的市、县内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所在的市、县内进行。
第八十五条 需要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
在拘传期间决定不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拘传期限届满,应当结束拘传。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第八十八条 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取保候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经审查符合本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对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经审查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取保候审的理由。
第八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方式。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时,可以责令其提供一至二名保证人:
(一)无力交纳保证金的;
(二)系未成年人或者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三)其他不宜收取保证金的。
第九十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方式的,保证人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并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
第九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保证人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的,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保证人保证承担上述义务后,应当在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十二条 采取保证金保证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等,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一千元以上的保证金。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责令交纳五百元以上的保证金。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制作取保候审决定书,载明取保候审开始的时间、保证方式、被取保候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和应当遵守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时,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具体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责令其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第九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责令犯罪嫌疑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告知其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以保证金方式保证的,应当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一次性将保证金存入公安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九十五条 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取保候审决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执行取保候审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并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事先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以保证人方式保证的,应当将取保候审保证书同时送交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公安机关指定银行的凭证后,应当将银行出具的凭证及其他有关材料与执行取保候审通知书一并送交公安机关。
第九十六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方式的,如果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愿继续保证或者丧失保证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保证人不愿继续保证的申请或者发现其丧失保证条件后三日以内,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将变更情况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十七条 采取保证金保证方式的,被取保候审人拒绝交纳保证金或者交纳保证金不足决定数额时,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变更取保候审措施、变更保证方式或者变更保证金数额的决定,并将变更情况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十八条 公安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期间向人民检察院征询是否同意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保证人没有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义务,应当通知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保证人作出罚款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
第一百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犯罪嫌疑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决定对其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没收保证金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意见后五日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重新交纳保证金的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保证人的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继续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的时间应当累计计算。
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办理监视居住手续。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自执行监视居住决定之日起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零一条 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
(二)企图自杀、逃跑;
(三)实施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
(四)对被害人、证人、鉴定人、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实施打击报复。
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一)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
(三)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公安机关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四)违反规定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活动,严重妨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
有前两款情形,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的,可以先行拘留;已交纳保证金的,同时书面通知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第一百零三条 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对于需要继续取保候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对继续采取保证金方式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不变更保证金数额,不再重新收取保证金。
第一百零四条 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
第一百零五条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机关,并将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书送达犯罪嫌疑人;有保证人的,应当通知保证人解除保证义务。
第一百零六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变更、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凭变更、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前款第三项中的扶养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赡养以及配偶、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扶养。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第一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宣读监视居住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责令犯罪嫌疑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告知其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要求被监视居住人支付费用。
第一百零九条 人民检察院核实犯罪嫌疑人住处或者为其指定居所后,应当制作监视居住执行通知书,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材料,送交监视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的,应当事先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商请公安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在侦查期间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对其通信进行监控。
第一百一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
(二)企图自杀、逃跑;
(三)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
(四)对被害人、证人、鉴定人、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实施打击报复。
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一)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或者通信,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
有前两款情形,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的,可以先行拘留。
第一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对于需要继续监视居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重新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并对犯罪嫌疑人办理监视居住手续。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 在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
第一百一十五条 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当解除或者撤销监视居住。
解除或者撤销监视居住的决定应当通知执行机关,并将解除或者撤销监视居住的决定书送达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工作、生活的合法居所。
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
(二)便于监视、管理;
(三)能够保证安全。
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的办案场所、办公区域执行。
第一百一十七条 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除无法通知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原因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无法通知的,应当将原因写明附卷。无法通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
无法通知包括下列情形:
(一)被监视居住人无家属;
(二)与其家属无法取得联系;
(三)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阻碍。
第一百一十八条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批准或者决定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对决定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决定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一百一十九条 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存在违法情形,提出控告或者举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有关机关提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相关案卷材料。经审查,发现存在下列违法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通知其纠正:
(一)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的;
(二)未按法定程序履行批准手续的;
(三)在决定过程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的。
第一百二十条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发现存在下列违法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一)执行机关收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不派员执行或者不及时派员执行的;
(二)在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没有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的;
(三)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的;
(四)为被监视居住人通风报信、私自传递信件、物品的;
(五)违反规定安排辩护人同被监视居住人会见、通信,或者违法限制被监视居住人与辩护人会见、通信的;
(六)对被监视居住人刑讯逼供、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的;
(七)有其他侵犯被监视居住人合法权利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
被监视居住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执行机关或者执行人员存在上述违法情形,提出控告或者举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四节 拘 留
第一百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拘留:
(一)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二)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拘留决定后,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送交同级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第一百二十三条 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无法通知的,应当将原因写明附卷。无法通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
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
第一百二十五条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应当立即释放;依法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按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按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逮捕手续;决定不予逮捕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民将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人扭送到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接受,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第五节 逮 捕
第一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第一百二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一)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扬言实施新的犯罪的;
(三)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的;
(四)一年内曾因故意实施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五)以犯罪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六)有吸毒、赌博等恶习的;
(七)其他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条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
(一)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
(二)曾因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
(三)在危害国家安全、黑恶势力、恐怖活动、毒品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或者积极参加的;
(四)其他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
(一)曾经或者企图毁灭、伪造、隐匿、转移证据的;
(二)曾经或者企图威逼、恐吓、利诱、收买证人,干扰证人作证的;
(三)有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与其在事实上存在密切关联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逃,重要证据尚未收集到位的;
(四)其他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
(一)扬言或者准备、策划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二)曾经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要挟、迫害等行为的;
(三)采取其他方式滋扰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的正常生活、工作的;
(四)其他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一)着手准备自杀、自残或者逃跑的;
(二)曾经自杀、自残或者逃跑的;
(三)有自杀、自残或者逃跑的意思表示的;
(四)曾经以暴力、威胁手段抗拒抓捕的;
(五)其他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全面把握逮捕条件,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除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情形外,应当严格审查是否具备社会危险性条件。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危险性相关证据为依据,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认定。必要时,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方式,核实相关证据。
依据在案证据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没有补充移送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第一百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依照本规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对于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一百三十八条 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本规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一)有证据证明犯有数罪中的一罪的;
(二)有证据证明实施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
(三)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三十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一)不符合本规则规定的逮捕条件的;
(二)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第一百四十条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五)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七)犯罪嫌疑人系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第一百四十一条 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向公安机关提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建议。第六节 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强制措施
第一百四十二条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及时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拘留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拘留后,留置措施自动解除。
第一百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执行拘留后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第一百四十四条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
第一百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移送起诉的案卷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在执行拘留时告知。
第一百四十六条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未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依照本规则相关规定决定是否采取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
第一百四十七条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本节未规定的,适用本规则相关规定。第七节 其他规定
第一百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担任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应当报请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检察院对担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对担任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层报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
对担任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可以直接报请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也可以委托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
对担任两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分别依照本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报请许可。
对担任办案单位所在省、市、县(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委托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担任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分别委托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报请许可。
对于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担任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报请许可手续由公安机关负责办理。
担任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经报请该代表所属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后被刑事拘留的,适用逮捕措施时不需要再次报请许可。
第一百四十九条 担任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因现行犯被人民检察院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向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报告的程序参照本规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报请许可的程序规定。
对担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检察院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一百五十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要求解除、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日以内作出决定。
经审查,认为法定期限届满的,应当决定解除、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犯罪嫌疑人,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认为法定期限未满的,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一百五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日以内作出决定。
经审查,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作出决定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有证据和其他材料的,应当附上相关材料。
第一百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后发生依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等期限改变的情形的,应当及时将变更后的期限书面通知看守所。
第一百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涉嫌犯罪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应当在采取或者解除强制措施后五日以内告知其所在单位;决定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十日以内告知其所在单位。
第一百五十四条 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变更为拘留、逮捕的,在变更的同时原强制措施自动解除,不再办理解除法律手续。
第一百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已经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原强制措施自动解除,不再办理解除法律手续。
第七章 案件受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下列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统一受理:
(一)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移送申请强制医疗、移送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
(二)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提请没收违法所得、对不起诉决定提请复议的案件;
(三)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提请抗诉、报请指定管辖、报请核准追诉、报请核准缺席审判或者提请死刑复核监督的案件;
(四)人民法院通知出席第二审法庭或者再审法庭的案件;
(五)其他依照规定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受理的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受理案件时,应当接收案卷材料,并立即审查下列内容:
(一)依据移送的法律文书载明的内容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案卷材料是否齐备、规范,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三)移送的款项或者物品与移送清单是否相符;
(四)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五)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移送案件。
第一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接收的案卷材料审查后,认为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进行登记,并立即将案卷材料和案件受理登记表移送办案部门办理。
经审查,认为案卷材料不齐备的,应当及时要求移送案件的单位补送相关材料。对于案卷装订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要求移送案件的单位重新装订后移送。
对于移送起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再移送起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对在案犯罪嫌疑人的移送起诉应当受理。
第一百五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送达的执行情况回执和人民法院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接收,即时登记。
第一百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移送审查逮捕、移送起诉的,按照本规则第一百五十六条至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一百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统一接受报案、控告、举报、申诉和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并依法审查,在七日以内作出以下处理:
(一)属于本院管辖且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
(二)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报案、控告、举报、自首,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不属于本院管辖的申诉,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
(三)案件情况不明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查明情况后依法作出处理。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可以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控告、申诉、举报案件,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督办。
第一百六十二条 控告、申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一)属于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范围;
(二)本院具有管辖权;
(三)申诉人是原案的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四)控告、申诉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控告人、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控告、申诉,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当受理。
控告、申诉材料不齐备的,应当告知控告人、申诉人补齐。受理时间从控告人、申诉人补齐相关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六十三条 对于收到的群众来信,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在七日以内进行程序性答复,办案部门应当在三个月以内将办理进展或者办理结果答复来信人。
第一百六十四条 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对受理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根据事实、法律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认为原案处理可能错误的,应当移送相关办案部门办理;认为原案处理没有错误的,应当书面答复申诉人。
第一百六十五条 办案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结控告、申诉案件,制作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报案人、控告人、申诉人、举报人、自首人,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第八章 立 案
第一节 立案审查
第一百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线索,由负责侦查的部门统一受理、登记和管理。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接受的控告、举报,或者本院其他办案部门发现的案件线索,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线索的,应当在七日以内移送负责侦查的部门。
负责侦查的部门对案件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属于本院管辖,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
第一百六十七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调查核实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核实,可以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线索指定辖区内其他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线索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线索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可以提请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
第一百六十八条 调查核实一般不得接触被调查对象。必须接触被调查对象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一百六十九条 进行调查核实,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第一百七十条 负责侦查的部门调查核实后,应当制作审查报告。
调查核实终结后,相关材料应当立卷归档。立案进入侦查程序的,对于作为诉讼证据以外的其他材料应当归入侦查内卷。第二节 立案决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
符合立案条件,但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的,可以依据已查明的犯罪事实作出立案决定。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请检察长决定不予立案:
(一)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认为没有犯罪事实的;
(三)事实或者证据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第一百七十二条 对于其他机关或者本院其他办案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决定不予立案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写明案由和案件来源、决定不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自作出不立案决定之日起十日以内送达移送案件线索的机关或者部门。
第一百七十三条 对于控告和实名举报,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写明案由和案件来源、决定不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由负责侦查的部门在十五日以内送达控告人、举报人,同时告知本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
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在收到不立案通知书后十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不立案的复议,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审查办理。
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控告人、被举报人的行为未构成犯罪,决定不予立案,但需要追究其党纪、政纪、违法责任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主管机关处理。
第一百七十四条 错告对被控告人、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不立案决定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向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通报调查核实的结论,澄清事实。
属于诬告陷害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立案,应当按照本规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程序向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进行通报。
第九章 侦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并依法进行审查、核实。办案过程中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第一百七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各项诉讼权利。
第一百七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依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一百七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对侦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第一百八十条 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派员到本辖区以外进行搜查,调取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或者查封、扣押财物和文件的,应当持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明文件等与当地人民检察院联系,当地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
需要到本辖区以外调取证据材料的,必要时,可以向证据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发函调取证据。调取证据的函件应当注明具体的取证对象、地址和内容。证据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函件后一个月以内将取证结果送达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
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可以与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协商。必要时,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一百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可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规定的各项侦查措施。
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侦查活动需要制作笔录的,应当制作笔录。必要时,可以对相关活动进行录音、录像。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八十二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讯问时,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
讯问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个别进行。
第一百八十三条 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
传唤犯罪嫌疑人,应当出示传唤证和工作证件,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传唤证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由其在传唤证上填写到案时间。传唤结束时,应当由其在传唤证上填写传唤结束时间。拒绝填写的,应当在传唤证上注明。
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并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在讯问笔录中应当注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间、到案经过和传唤结束时间。
本规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于传唤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八十四条 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其家属在场的,应当当场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口头告知其家属,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其家属不在场的,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无法通知的,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第一百八十五条 传唤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两次传唤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传唤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第一百八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检察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填写提讯、提解证,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
因辨认、鉴定、侦查实验或者追缴犯罪有关财物的需要,经检察长批准,可以提押犯罪嫌疑人出所,并应当由两名以上司法警察押解。不得以讯问为目的将犯罪嫌疑人提押出所进行讯问。
第一百八十七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一般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核实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住所、家庭情况、社会经历、是否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二)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有权自行辩护或者委托律师辩护,告知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三)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事实或者无罪的辩解,应当允许其连贯陈述。
犯罪嫌疑人对检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将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告知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记明笔录。
讯问时,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辩解要认真查核。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
第一百八十八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忠实于原话,字迹清楚,详细具体,并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嫌疑人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应当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认为讯问笔录没有错误的,由其在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同时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注明日期。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名、盖章、捺指印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讯问的检察人员、书记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第一百八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检察人员应当准许。必要时,检察人员也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犯罪嫌疑人应当在亲笔供述的末页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注明书写日期。检察人员收到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并签名。
第一百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第三节 询问证人、被害人
第一百九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及时询问证人,并且告知证人履行作证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检察院应当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并为他们保守秘密。除特殊情况外,人民检察院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一百九十二条 询问证人,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询问时,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一百九十三条 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到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询问的,应当在笔录中记明。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明文件。
第一百九十四条 询问证人,应当问明证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当事人的关系,并且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故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不得向证人泄露案情,不得采用拘禁、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
询问重大或者有社会影响的案件的重要证人,应当对询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
第一百九十五条 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一百九十六条 检察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必要时,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
第一百九十七条 勘验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见证人在场。
勘查现场,应当拍摄现场照片。勘查的情况应当写明笔录并制作现场图,由参加勘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勘查重大案件的现场,应当录像。
第一百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解剖死因不明的尸体,应当通知死者家属到场,并让其在解剖通知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死者家属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不影响解剖的进行,但是应当在解剖通知书上记明。对于身份不明的尸体,无法通知死者家属的,应当记明笔录。
第一百九十九条 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其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必要时,可以指派、聘请法医或者医师进行人身检查。采集血液等生物样本应当由医师进行。
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检察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强制检查。
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
人身检查不得采用损害被检查人生命、健康或者贬低其名誉、人格的方法。在人身检查过程中知悉的被检查人的个人隐私,检察人员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百条 为了查明案情,必要时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
第二百零一条 侦查实验,必要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加,也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参加。第五节 搜 查
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交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
第二百零三条 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经检察长批准,检察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工作地点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第二百零四条 搜查应当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可以有司法警察参加。必要时,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参加或者邀请当地公安机关、有关单位协助进行。
执行搜查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二百零五条 搜查时,应当向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出示搜查证。
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下列紧急情况之一,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一)可能随身携带凶器的;
(二)可能隐藏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的;
(三)可能隐匿、毁弃、转移犯罪证据的;
(四)可能隐匿其他犯罪嫌疑人的;
(五)其他紧急情况。
搜查结束后,搜查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百零六条 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并且对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说明阻碍搜查、妨碍公务应负的法律责任。
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第二百零七条 搜查时,如果遇到阻碍,可以强制进行搜查。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搜查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由司法警察将其带离现场。阻碍搜查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节 调取、查封、扣押、查询、冻结
第二百零八条 检察人员可以凭人民检察院的证明文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材料,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拍照、录像、复印和复制。
第二百零九条 调取物证应当调取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或者因保密工作需要不能调取原物的,可以将原物封存,并拍照、录像。对原物拍照或者录像应当足以反映原物的外形、内容。
调取书证、视听资料应当调取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不能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副本或者复制件。
调取书证、视听资料的副本、复制件和物证的照片、录像的,应当书面记明不能调取原件、原物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原物存放地点,并由制作人员和原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百一十条 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或者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财物和文件,应当查封或者扣押;与案件无关的,不得查封或者扣押。查封或者扣押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不能立即查明是否与案件有关的可疑的财物和文件,也可以查封或者扣押,但应当及时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或者予以退还。
持有人拒绝交出应当查封、扣押的财物和文件的,可以强制查封、扣押。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时随身携带的物品需要扣押的,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对于与案件无关的个人用品,应当逐件登记,并随案移交或者退还其家属。
第二百一十一条 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违法所得与合法收入共同购置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冻结。对无法分割退还的财产,应当在结案后予以拍卖、变卖,对不属于违法所得的部分予以退还。
第二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
查询、冻结前款规定的财产,应当制作查询、冻结财产通知书,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政部门执行。冻结财产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二百一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已冻结的,人民检察院不得重复冻结,可以轮候冻结。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有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政部门在解除冻结或者作出处理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百一十四条 扣押、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有权申请出售。
对于被扣押、冻结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在扣押、冻结期间权利人申请出售,经审查认为不损害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以及扣押、冻结的汇票、本票、支票的有效期即将届满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在案件办结前依法出售或者变现,所得价款由人民检察院指定的银行账户保管,并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第二百一十五条 对于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冻结,并通知财产所有人。
第二百一十六条 查询、冻结与案件有关的单位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办法适用本规则第二百一十二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第二百一十七条 对于扣押的款项和物品,应当在三日以内将款项存入唯一合规账户,将物品送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保管。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于查封、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物品、文件、邮件、电报,人民检察院应当妥善保管。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解除或者退还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第七节 鉴 定
第二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的问题,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由人民检察院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必要时,也可以聘请其他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但是应当征得鉴定人所在单位同意。
第二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鉴定人提供必要条件,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和对比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明确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作出某种鉴定意见。
第二百二十条 对于鉴定意见,检察人员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第二百二十一条 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鉴定费用由请求方承担。但原鉴定违反法定程序的,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而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的,鉴定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第二百二十二条 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第八节 辨 认
第二百二十三条 为了查明案情,必要时,检察人员可以让被害人、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或场所进行辨认;也可以让被害人、证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或者让犯罪嫌疑人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
第二百二十四条 辨认应当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执行辨认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在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被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避免辨认人见到被辨认对象,并应当告知辨认人有意作虚假辨认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二百二十五条 几名辨认人对同一被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应当由每名辨认人单独进行。必要时,可以有见证人在场。
第二百二十六条 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不得在辨认前向辨认人展示辨认对象及其影像资料,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
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照片不得少于十张。
辨认物品时,同类物品不得少于五件,照片不得少于五张。
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辨认人不愿公开进行时,可以在不暴露辨认人的情况下进行,并应当为其保守秘密。第九节 技术侦查措施
第二百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有关机关执行。
第二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需要追捕被通缉或者决定逮捕的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不受本规则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件范围的限制。
第二百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按照有关规定报请批准。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十日以内制作呈请延长技术侦查措施期限报告书,写明延长的期限及理由,经过原批准机关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应当附卷,辩护律师可以依法查阅、摘抄、复制。
第二百三十条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检察人员应当制作相应的说明材料,写明获取证据的时间、地点、数量、特征以及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机关、种类等,并签名和盖章。
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如果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暴露侦查秘密或者严重损害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建议不在法庭上质证,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二百三十一条 检察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应当及时销毁,并对销毁情况制作记录。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线索及其他有关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第十节 通 缉
第二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或者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脱逃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通缉。
第二百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需要在本辖区内通缉犯罪嫌疑人的,可以直接决定通缉;需要在本辖区外通缉犯罪嫌疑人的,由有决定权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二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通缉通知书和通缉对象的照片、身份、特征、案情简况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
第二百三十五条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等涉案人员逃往境外,需要在边防口岸采取边控措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作边控对象通知书,商请公安机关办理边控手续。
第二百三十六条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潜逃出境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商请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请求有关方面协助,或者通过其他法律规定的途径进行追捕。第十一节 侦查终结
第二百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起诉意见书。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不起诉意见书。
侦查终结报告和起诉意见书或者不起诉意见书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
第二百三十八条 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将起诉意见书或者不起诉意见书,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文件清单以及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的处理意见和其他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国家或者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在提出提起公诉意见的同时,可以提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意见。
第二百三十九条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检察人员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辩护律师要求当面提出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听取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侦查终结前,犯罪嫌疑人提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辩护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核实。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应当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第二百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需要在异地起诉、审判的,应当在移送起诉前与人民法院协商指定管辖的相关事宜。
第二百四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应当将有关决定、侦查终结报告连同案卷材料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维持原决定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第二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或者侦查终结后,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制作拟撤销案件意见书,报请检察长决定:
(一)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是犯罪的;
(三)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有符合本条规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撤销对该犯罪嫌疑人的立案。
第二百四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将撤销案件意见书连同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在法定期限届满七日前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重大、复杂案件在法定期限届满十日前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将处理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法律文书以及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复印件等,一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必要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撤销案件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
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告知控告人、举报人,听取其意见并记明笔录。
第二百四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拟撤销案件,应当在收到案件后七日以内批复;重大、复杂案件,应当在收到案件后十日以内批复。情况紧急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送达的,可以先行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第二百四十五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同意撤销案件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并制作撤销案件决定书。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撤销案件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第二百四十六条 撤销案件的决定,应当分别送达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和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应当送达犯罪嫌疑人原所在单位。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当制作决定释放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依法释放。
第二百四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在三十日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作出处理。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三十日。
第二百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区分不同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一)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按照本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的规定办理。
(二)因其他原因撤销案件,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需要没收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三)对于冻结的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需要返还被害人的,可以通知金融机构、邮政部门返还被害人;对于查封、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
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处理犯罪嫌疑人涉案财产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案卷材料。
第二百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财物需要返还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或者书面通知有关金融机构、邮政部门解除冻结,返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合法继承人。
第二百五十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除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或者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以外,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理。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五十一条 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应当由检察长决定。
第二百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共同犯罪案件,如果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但在案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对在案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本规则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分别移送起诉或者移送不起诉。
由于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在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无法查清的,对在案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报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强制措施。
第二百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没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在立案后二年以内提出移送起诉、移送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后一年以内提出移送起诉、移送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
第二百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撤销案件以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重新立案侦查。
第十章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百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全面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
第二百五十六条 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经监察机关商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介入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 对于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不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分别制作继续侦查提纲或者补充侦查提纲,写明需要继续侦查或者补充侦查的事项、理由、侦查方向、需补充收集的证据及其证明作用等,送交公安机关。
第二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其供述和辩解。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应当讯问其原因。犯罪嫌疑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告知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应当予以记录,并依照有关规定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
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并交犯罪嫌疑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经核对无误后逐页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后附卷。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但不得以自行书写的供述代替讯问笔录。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
第二百五十九条 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可以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并制作笔录附卷。询问时,应当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
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地点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百六十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个别进行。
第二百六十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的意见应当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对于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多次提出意见的,均应如实记录。
辩护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或者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审查,并在相关工作文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第二百六十二条 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听取意见并记录在案,或者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无法通知或者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百六十三条 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人员审查时发现存在本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可以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并审查相关的录音、录像。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必要时可以审查全部录音、录像。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认为需要调取有关录音、录像的,可以商监察机关调取。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审查时发现负责侦查的部门未按照本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移送录音、录像或者移送不全的,应当要求其补充移送。对取证合法性或者讯问笔录真实性等产生疑问的,应当有针对性地审查相关的录音、录像。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审查全部录音、录像。
第二百六十四条 经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发现公安机关、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讯问不规范,讯问过程存在违法行为,录音、录像内容与讯问笔录不一致等情形的,应当逐一列明并向公安机关、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书面提出,要求其予以纠正、补正或者书面作出合理解释。发现讯问笔录与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的,或者公安机关、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二百六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
审查逮捕期限届满前,经审查无法确定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但也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该证据不作为批准逮捕的依据。检察官应当根据在案的其他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决定是否逮捕,并在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继续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确认存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二百六十六条 审查逮捕期间,犯罪嫌疑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未提交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检察院经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未发现侦查人员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可以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又提出新的线索或者证据,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新的证据,经调查核实认为侦查人员存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
排除非法证据后,犯罪嫌疑人不再符合逮捕条件但案件需要继续审查起诉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
第二百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
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犯罪嫌疑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辩护人的,在审查逮捕阶段,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符合通知辩护条件的,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六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商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值班律师或者及时安排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其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第二百六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依照前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值班律师可以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便利。
人民检察院不采纳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所提意见的,应当向其说明理由。
第二百七十条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第二百七十一条 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二)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三)犯罪嫌疑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四)公安机关是否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听取意见;
(五)起诉意见书中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
(六)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是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重新开展认罪认罚工作。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百七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具结书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等内容,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值班律师签名。
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有前款情形,犯罪嫌疑人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第二百七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认为不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本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期限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
对于公安机关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办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在受理案件的当日将案件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二百七十四条 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在起诉书中写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并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量刑建议可以另行制作文书,也可以在起诉书中写明。
第二百七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一般应当为确定刑。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第二百七十六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或者自愿承担公益损害修复、赔偿责任,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考虑因素。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
对于符合当事人和解程序适用条件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和解协议书和被害方出具的谅解意见应当随案移送。被害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协调办理。
第二百七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拟提出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的量刑建议,可以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
第二百七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反悔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并区分下列情形依法作出处理:
(一)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三)排除认罪认罚因素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法提起公诉。
第二百七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前款规定的不起诉,应当由检察长决定。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第三节 审查批准逮捕
第二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四)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五)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七)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讯问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经审查认为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及时讯问。
第二百八十一条 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采取当面听取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意见的方式进行公开审查。
第二百八十二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二百八十三条 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以外的下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第二百八十四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规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情形,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连同案卷材料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并可以制作继续侦查提纲,送交公安机关。
第二百八十五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具有本规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至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情形,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连同案卷材料送达公安机关执行。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送交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不得直接提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意见。
对于因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拟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二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批准逮捕的决定交公安机关立即执行,并要求公安机关将执行回执及时送达作出批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未能执行,也应当要求其将回执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将执行回执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三日以内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立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二百八十七条 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同时告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对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不负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同时告知公安机关对有关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
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超过十五日未要求复议、提请复核,也不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仍不纠正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协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百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发现遗漏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或者说明的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百八十九条 对已经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经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需要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原不批准逮捕决定,并重新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对因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而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或者逮捕后公安机关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又发现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百九十条 对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另行指派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进行审查,并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七日以内,经检察长批准,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公安机关。
第二百九十一条 对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十五日以内,经检察长批准,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需要改变原决定的,应当通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不批准逮捕决定,另行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对于经复议复核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送达复议复核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百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且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后又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公安机关重新提请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坚持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对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不提请批准逮捕的,按照本规则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百九十三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将批准、变更、撤销逮捕措施的情况书面通知本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
第二百九十四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或者涉及国与国之间政治、外交关系的案件以及在适用法律上确有疑难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分别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并提出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逮捕的,经征求外交部的意见后,作出批准逮捕的批复;认为不需要逮捕的,作出不批准逮捕的批复。基层人民检察院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复,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层报过程中,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批复。报送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批复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基层人民检察院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直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案件,决定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四十八小时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同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外事部门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批准逮捕决定错误的,应当依法及时纠正。
第二百九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错误的,应当依法及时纠正。第四节 审查决定逮捕
第二百九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负责侦查的部门制作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一并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在拘留后七日以内将案件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
第二百九十七条 对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在收到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后七日以内,报请检察长决定是否逮捕,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在收到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后十五日以内,报请检察长决定是否逮捕,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二百九十八条 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移交负责侦查的部门,并可以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由负责侦查的部门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可以协助执行。
第二百九十九条 对犯罪嫌疑人决定不予逮捕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将不予逮捕的决定连同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移交负责侦查的部门,并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第三百条 对应当逮捕而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未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向负责侦查的部门提出移送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建议。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第三百零一条 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对于无法通知的,在无法通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
第三百零二条 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
发现不应当逮捕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撤销逮捕决定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同时通知负责捕诉的部门。
对按照前款规定被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又发现需要逮捕的,应当重新移送审查逮捕。
第三百零三条 已经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又发现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三百零四条 犯罪嫌疑人在异地羁押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将决定、变更、撤销逮捕措施的情况书面通知羁押地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第五节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第三百零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三百零六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基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在本规则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二个月。
省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有前款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延长二个月。
第三百零七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基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规则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延长羁押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有前款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再延长二个月。
第三百零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直接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第三百零九条 公安机关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其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七日前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负责侦查的部门认为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向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移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及有关材料。
对于超过法定羁押期限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不予受理。
第三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者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由负责捕诉的部门办理。
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将公安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和本院的审查意见层报有决定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三百一十一条 对于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的决定:
(一)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
(二)符合逮捕条件;
(三)犯罪嫌疑人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第三百一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虽然符合逮捕条件,但经审查,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二个月以内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工作没有实质进展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
犯罪嫌疑人不符合逮捕条件,需要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逮捕决定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的同时,应当作出撤销逮捕的决定,或者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 有决定权的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或者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后,应当将决定书交由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送达公安机关。
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收到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或者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应当书面告知本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
第三百一十四条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三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规则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另有重要罪行是指与逮捕时的罪行不同种的重大犯罪或者同种的影响罪名认定、量刑档次的重大犯罪。
第三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负责侦查的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三百一十七条 对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备案,由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负责捕诉的部门认为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不能在法定侦查羁押期限内侦查终结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第三百一十九条 负责捕诉的部门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和侦查人员的意见,调取案卷及相关材料等。第六节 核准追诉
第三百二十条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三百二十一条 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案件,公安机关在核准之前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报请核准追诉并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必须追诉而且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可以依法批准逮捕,同时要求公安机关在报请核准追诉期间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不得对案件提起公诉。
第三百二十二条 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且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二)涉嫌犯罪的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虽然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但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而必须追诉的;
(四)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到案接受追诉。
第三百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三百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开展必要的调查。经检察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同意核准追诉的意见,制作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三百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省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及案卷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查,必要时指派检察人员到案发地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经检察长批准,作出是否核准追诉的决定,并制作核准追诉决定书或者不予核准追诉决定书,逐级下达至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由其送达报请核准追诉的公安机关。
第三百二十六条 对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强制措施期限届满不能作出是否核准追诉决定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或者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第三百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核准追诉的案件,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核准追诉,公安机关未及时撤销案件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第七节 审查起诉
第三百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与人民法院审判管辖相适应。负责捕诉的部门收到移送起诉的案件后,经审查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在发现之日起五日以内经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
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应当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同时通知移送起诉的公安机关;属于同级其他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或者报送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同时通知移送起诉的公安机关。
上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认为属于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通知移送起诉的公安机关。
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需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前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第三百二十九条 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需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监察机关移送起诉二十日前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第三百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查明:
(一)犯罪嫌疑人身份状况是否清楚,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年月日、职业和单位等;单位犯罪的,单位的相关情况是否清楚;
(二)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危害后果是否明确;
(三)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的意见是否正确;有无法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及酌定从重、从轻情节;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活动中的责任认定是否恰当;
(四)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
(五)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证明相关财产系违法所得的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
(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依法收集,有无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
(七)采取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完备;
(八)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九)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十)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十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适当,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
(十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十三)涉案财物是否查封、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清单是否齐备;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
第三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没有鉴定的,应当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进行鉴定。必要时,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鉴定,或者由人民检察院聘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
人民检察院自行进行鉴定的,可以商请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可以聘请有鉴定资格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
第三百三十三条 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而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依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第三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询问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并制作笔录附卷,也可以指派有鉴定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人民检察院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材料需要进行专门审查的,按照有关规定交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三百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对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应当要求其复验、复查,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也可以自行复验、复查,商请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也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
第三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存在疑问的,可以要求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提供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必要时也可以询问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人员和见证人并制作笔录附卷,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进行鉴定。
第三百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检察长决定。
第三百三十八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的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羁押期限届满,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法定期限届满的,应当决定释放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认为法定期限未满的,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三百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决定。
第三百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认为需要补充提供证据材料的,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提供。
第三百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排除,同时可以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另行指派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第三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第三百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认为需要补充调查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需要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具补充调查决定书、补充调查提纲,写明补充调查的事项、理由、调查方向、需补充收集的证据及其证明作用等,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送交监察机关。
人民检察院决定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将退回补充调查情况书面通知强制措施执行机关。监察机关需要讯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百四十四条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一)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主要情节一致,个别情节不一致的;
(二)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需要补充鉴定的;
(三)其他由人民检察院查证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形。
自行补充侦查完毕后,应当将相关证据材料入卷,同时抄送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的,可以商请监察机关提供协助。
第三百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对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负责侦查的部门补充侦查。必要时,也可以自行侦查,可以要求负责侦查的部门予以协助。
第三百四十六条 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均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调查、补充侦查完毕。
补充调查、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
补充调查、补充侦查完毕移送起诉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退回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补充侦查的期限、次数按照本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执行。
第三百四十七条 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公安机关未将案件重新移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撤销案件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百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决定自行侦查的,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侦查完毕。
第三百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经退回监察机关二次补充调查或者退回公安机关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中又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应当将线索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对已经查清的犯罪事实,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第三百五十条 对于在审查起诉期间改变管辖的案件,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可以经原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协助,直接退回原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改变管辖前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总共不得超过二次。
第三百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月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以延长十五日。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三百五十二条 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并由被害人在发还款物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注明返还的理由,并将清单、照片附卷。
第三百五十三条 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清单、照片、处理结果附卷。
第三百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适用本规则规定的侦查措施和程序。第八节 起 诉
第三百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一)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
(二)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
(三)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
(四)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主要情节一致,个别情节不一致,但不影响定罪的。
对于符合前款第二项情形的,应当以已经查清的罪行起诉。
第三百五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罪行或者有依法应当移送起诉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未移送起诉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补充移送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诉。
第三百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认为属于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属于监察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商监察机关办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直接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
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属于监察机关管辖,或者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经征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意见后,没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直接起诉;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将案件退回移送案件的机关并说明理由,建议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
第三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的,应当制作起诉书。
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和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是否受过刑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和时间,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等;如果是单位犯罪,应当写明犯罪单位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所在地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和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如果还有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按上述被告人基本情况的内容叙写;
(二)案由和案件来源;
(三)案件事实,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经过、手段、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要素。起诉书叙述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必备要素应当明晰、准确。被告人被控有多项犯罪事实的,应当逐一列举,对于犯罪手段相同的同一犯罪可以概括叙写;
(四)起诉的根据和理由,包括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犯罪的性质及认定的罪名、处罚条款、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应负的罪责等;
(五)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包括认罪认罚的内容、具结书签署情况等。
被告人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可以按其绰号或者自报的姓名、住址制作起诉书,并在起诉书中注明。被告人自报的姓名可能造成损害他人名誉、败坏道德风俗等不良影响的,可以对被告人编号并按编号制作起诉书,附具被告人的照片,记明足以确定被告人面貌、体格、指纹以及其他反映被告人特征的事项。
起诉书应当附有被告人现在处所,证人、鉴定人、需要出庭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需要保护的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的化名名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孳息的清单,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情况以及其他需要附注的情况。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应当列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并注明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
第三百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起诉书应当一式八份,每增加一名被告人增加起诉书五份。
关于被害人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是否在案及羁押处所等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起诉书中列明,不再单独移送材料;对于涉及被害人隐私或者为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人身安全,而不宜公开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的,可以在起诉书中使用化名。但是应当另行书面说明使用化名的情况并标明密级,单独成卷。
第三百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证人等翻供、翻证的材料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其他证据材料,应当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百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要求补充移送材料,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移送的,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以内补送。
第三百六十二条 对提起公诉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补充收集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百六十三条 在审查起诉期间,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辩护人的申请,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调取在调查、侦查期间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第三百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除有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外,量刑建议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提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的,可以具有一定的幅度,也可以提出具体确定的建议。
提出量刑建议的,可以制作量刑建议书,与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量刑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被告人所犯罪行的法定刑、量刑情节、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种类、刑罚幅度、可以适用的刑罚执行方式以及提出量刑建议的依据和理由等。
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按照本章第二节的规定办理。第九节 不起诉
第三百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需要重新调查或者侦查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材料退回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并建议重新调查或者侦查。
第三百六十六条 负责捕诉的部门对于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发现具有本规则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退回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建议撤销案件。
第三百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二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检察长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一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再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必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三百六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一)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二)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
(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四)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
第三百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决定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
第三百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三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以及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三百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制作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被不起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和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是否受过刑事处分,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以及羁押处所等;如果是单位犯罪,应当写明犯罪单位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所在地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和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案由和案件来源;
(三)案件事实,包括否定或者指控被不起诉人构成犯罪的事实以及作为不起诉决定根据的事实;
(四)不起诉的法律根据和理由,写明作出不起诉决定适用的法律条款;
(五)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的处理情况;
(六)有关告知事项。
第三百七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要求有关主管机关及时通报处理情况。
第三百七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书面通知作出查封、扣押、冻结决定的机关或者执行查封、扣押、冻结决定的机关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要求有关主管机关及时通报处理情况。具体程序可以参照本规则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百七十六条 不起诉的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公开宣布不起诉决定的活动应当记录在案。
不起诉决定书自公开宣布之日起生效。
被不起诉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执行机关解除。
第三百七十七条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被不起诉人及其辩护人以及被不起诉人所在单位。送达时,应当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告知被不起诉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第三百七十八条 对于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
第三百七十九条 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议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经检察长批准,作出复议决定,通知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另行指派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进行审查,并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经检察长批准,作出复议决定,通知公安机关。
第三百八十条 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提请复核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经检察长批准,作出复核决定,通知提请复核的公安机关和下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核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错误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撤销、变更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第三百八十一条 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进行复查。
被害人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申诉材料连同案卷一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百八十二条 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后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正确的,出具审查结论直接答复申诉人,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认为不起诉决定可能存在错误的,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进行复查。
第三百八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查作出起诉决定的,应当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并将复查决定抄送移送起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
第三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对被不起诉人起诉的通知后,应当终止复查,将作出不起诉决定所依据的有关案卷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百八十五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不服,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应当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进行复查;被不起诉人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后提出申诉的,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正确的,出具审查结论直接答复申诉人,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认为不起诉决定可能存在错误的,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复查。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书送达被不起诉人、被害人。复查后,撤销不起诉决定,变更不起诉的事实或者法律依据的,应当同时将复查决定书抄送移送起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
第三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不服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应当在立案后三个月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作出复查决定。案情复杂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三百八十七条 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应当递交申诉书,写明申诉理由。没有书写能力的,也可以口头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其口头提出的申诉制作笔录。
第三百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
第三百八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不起诉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十一章 出席法庭
第一节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三百九十条 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
公诉人应当由检察官担任。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庭。根据需要可以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三百九十一条 对于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参照本规则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与审判管辖相对应的人民检察院。
接受移送的人民检察院重新对案件进行审查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自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三百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的,公诉人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进一步熟悉案情,掌握证据情况;
(二)深入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
(三)充实审判中可能涉及的专业知识;
(四)拟定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和宣读、出示、播放证据的计划并制定质证方案;
(五)对可能出现证据合法性争议的,拟定证明证据合法性的提纲并准备相关材料;
(六)拟定公诉意见,准备辩论提纲;
(七)需要对出庭证人等的保护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或者配合工作的,做好相关准备。
第三百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开庭审理前收到人民法院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证人等送交的反映证据系非法取得的书面材料的,应当进行审查。对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已经提出并经查证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应当通知人民法院、有关当事人和辩护人,并按照查证的情况做好庭审准备。对于新的材料或者线索,可以要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百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庭前会议的,由出席法庭的公诉人参加。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根据需要可以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
第三百九十五条 在庭前会议中,公诉人可以对案件管辖、回避、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非法证据排除、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庭审方案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提出和交换意见,了解辩护人收集的证据等情况。
对辩护人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应当提出,并简要说明理由。
公诉人通过参加庭前会议,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和不同意见,解决有关程序问题,为参加法庭审理做好准备。
第三百九十六条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需要调查核实的,在开庭审理前进行。
第三百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需要出示、宣读、播放有关证据的,可以申请法庭出示、宣读、播放。
人民检察院基于出庭准备和庭审举证工作的需要,可以取回有关案卷材料和证据。
取回案卷材料和证据后,辩护律师要求查阅案卷材料的,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
第三百九十八条 公诉人在法庭上应当依法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起诉书,代表国家指控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审判;
(二)讯问被告人;
(三)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
(四)申请法庭出示物证,宣读书证、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播放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
(五)对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及理由,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全面阐述公诉意见;
(六)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七)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的情况记明笔录;
(八)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三百九十九条 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向法庭出示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
按照审判长要求,或者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举证、质证:
(一)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
(二)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且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内容作出说明;
(三)对于证明方向一致、证明内容相近或者证据种类相同,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证据,可以归纳、分组示证、质证。
公诉人出示证据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等方式出示、播放或者演示证据内容。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需要分开的,应当分别出示。
第四百条 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未出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围绕下列事实进行:
(一)被告人的身份;
(二)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三)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结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等;
(四)犯罪集团或者其他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犯罪人员的各自地位和应负的责任;
(五)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的动机、目的;
(六)有无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无法定的从重或者从轻、减轻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七)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数量以及去向;
(八)被告人全部或者部分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否认的根据和理由能否成立;
(九)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四百零一条 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一)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
(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
(三)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
(四)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
(五)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六)自然规律或者定律。
第四百零二条 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不得采取可能影响陈述或者证言客观真实的诱导性发问以及其他不当发问方式。
辩护人向被告人或者证人进行诱导性发问以及其他不当发问可能影响陈述或者证言的客观真实的,公诉人可以要求审判长制止或者要求对该项陈述或者证言不予采纳。
讯问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通知有关证人同时到庭对质,必要时可以建议法庭询问被害人。
第四百零三条 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内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不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
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
第四百零四条 公诉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不予采纳该鉴定意见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可以申请法庭重新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
必要时,公诉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公诉人认为必要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第四百零五条 证人应当由人民法院通知并负责安排出庭作证。
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
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存在疑问,确实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且可以强制其到庭的,公诉人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和接受质证。
第四百零六条 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言,公诉人应当按照审判长确定的顺序向证人发问。可以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陈述,也可以直接发问。
证人不能连贯陈述的,公诉人可以直接发问。
向证人发问,应当针对证言中有遗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内容,并着重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
发问采取一问一答形式,提问应当简洁、清楚。
证人进行虚假陈述的,应当通过发问澄清事实,必要时可以宣读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该证人的证言笔录或者出示、宣读其他证据。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证人发问后,公诉人可以根据证人回答的情况,经审判长许可,再次向证人发问。
询问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照上述规定进行。
第四百零七条 必要时,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采取不暴露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保护措施,或者建议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四百零八条 对于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以及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被害人的陈述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
第四百零九条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一般应当出示原物,原物不易搬运、不易保存或者已返还被害人的,可以出示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并向法庭说明情况及与原物的同一性。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书证,一般应当出示原件。获取书证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出示书证副本或者复制件,并向法庭说明情况及与原件的同一性。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应当对该物证、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出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对该物证、书证进行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意见。
第四百一十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审判人员认为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通过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证据的情形,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在法庭审理期间,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
第四百一十一条 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后,法庭仍有疑问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由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到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到场。
第四百一十二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以外的其他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第四百一十三条 对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调查人员、侦查人员以及上述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公诉人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第四百一十四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或者人民法院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以内移交。没有上述材料的,应当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
第四百一十五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并在休庭后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发现上述活动有违法情况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百一十六条 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或者在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庭审出示、质证才能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依据。未经庭审出示、质证直接采纳为判决依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百一十七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可以逐一对正在调查的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同被告人、辩护人进行辩论。证据调查结束时,公诉人应当发表总结性意见。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与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不一致的,公诉人应当认真听取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阐明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第四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公诉人应当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
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
第四百一十九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公诉人可以建议适当简化法庭调查、辩论程序。
第四百二十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的;
(二)被告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需要补充侦查进行查证的;
(三)发现遗漏罪行或者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要补充侦查和补充提供证据,但需要补充、追加起诉的;
(四)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的;
(五)需要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六)公诉人出示、宣读开庭前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补充、追加、变更起诉,需要给予被告人、辩护人必要时间进行辩护准备的;
(七)被告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公诉人不掌握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需要调查核实的;
(八)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需要调查核实的。
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发现具有前款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
第四百二十一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
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四百二十二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补充提供证据。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适用本规则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的规定。
补充侦查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四百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或者事实、证据没有变化,但罪名、适用法律与起诉书不一致的,可以变更起诉。发现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诉或者补充侦查;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直接追加、补充起诉。
第四百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撤回起诉:
(一)不存在犯罪事实的;
(二)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
(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四)证据不足或证据发生变化,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五)被告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的;
(六)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导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七)其他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重新调查或者侦查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将案卷材料退回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建议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重新调查或者侦查,并书面说明理由。
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得再行起诉。
新的事实是指原起诉书中未指控的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触犯的罪名既可以是原指控罪名的同一罪名,也可以是其他罪名。
新的证据是指撤回起诉后收集、调取的足以证明原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
第四百二十五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补充起诉、追加起诉或者变更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有关理由,并作出是否补充侦查、补充起诉、追加起诉或者变更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裁判。
第四百二十六条 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应当以书面方式在判决宣告前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四百二十七条 出庭的书记员应当制作出庭笔录,详细记载庭审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公诉人出庭执行任务情况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主要内容以及法庭判决结果,由公诉人和书记员签名。
第四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当庭向人民法院移交取回的案卷材料和证据。在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公诉人应当与审判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后三日以内移交。
第四百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被告人财物及其孳息,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以下处理:
(一)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将其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
(二)冻结在金融机构、邮政部门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向人民法院随案移送该金融机构、邮政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由人民法院通知该金融机构上缴国库。
(三)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对依法不移送的,应当随案移送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上缴国库,并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
(四)对于被扣押、冻结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在扣押、冻结期间权利人申请出售的,参照本规则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第二节 简易程序
第四百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第四百三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得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四)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五)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或者对主要犯罪事实有异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具有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四百三十二条 基层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了解其是否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告知其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确认其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第四百三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四百三十四条 公诉人出席简易程序法庭时,应当主要围绕量刑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确认被告人庭前收到起诉书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后,可以简化宣读起诉书,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出示证据。
根据案件情况,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
第四百三十五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公诉人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建议法庭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第四百三十六条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需要为出席法庭进行准备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第三节 速裁程序
第四百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一)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被告人认罪认罚、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第四百三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得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第四百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建议适用速裁程序,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公安机关、辩护人未建议适用速裁程序,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且犯罪嫌疑人同意适用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第四百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起诉书内容可以适当简化,重点写明指控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
第四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四百四十二条 公诉人出席速裁程序法庭时,可以简要宣读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及量刑建议,一般不再讯问被告人。
第四百四十三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有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情形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重新审理。
第四百四十四条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需要为出席法庭进行准备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第四节 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四百四十五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公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官出席第二审法庭。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庭。根据需要可以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四百四十六条 检察官出席第二审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抗诉或者听取上诉意见,对原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维护原审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三)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四)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的情况记明笔录;
(五)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四百四十七条 对抗诉和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调取下级人民检察院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在接到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开庭、查阅案卷通知后,可以查阅或者调阅案卷材料。查阅或者调阅案卷材料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完成。在一个月以内无法完成的,可以商请人民法院延期审理。
第四百四十八条 检察人员应当客观全面地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应当审查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量刑是否适当,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并应当审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或者上诉人的上诉状,了解抗诉或者上诉的理由是否正确、充分,重点审查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庭审准备工作。
第四百四十九条 检察人员在审查第一审案卷材料时,应当复核主要证据,可以讯问原审被告人。必要时,可以补充收集证据、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需要原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补充收集证据的,可以要求其补充收集。
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自首、立功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可以移交公安机关调查核实,也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发现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侦查。
对于下列原审被告人,应当进行讯问:
(一)提出上诉的;
(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三)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第四百五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上诉、抗诉案件,应当进行下列工作:
(一)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原审被告人的上诉理由或者辩解;
(二)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三)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询问证人;
(四)必要时补充收集证据;
(五)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第四百五十一条 出席第二审法庭前,检察人员应当制作讯问原审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和出示、宣读、播放证据计划,拟写答辩提纲,并制作出庭意见。
第四百五十二条 在法庭审理中,检察官应当针对原审判决或者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量刑等方面的问题,围绕抗诉或者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讯问原审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示和宣读证据,并提出意见和进行辩论。
第四百五十三条 需要出示、宣读、播放第一审期间已移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的,出庭的检察官可以申请法庭出示、宣读、播放。
在第二审法庭宣布休庭后需要移交证据材料的,参照本规则第四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第五节 出席再审法庭
第四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四百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审查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
第四百五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参照本章第一节有关规定执行;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参照本章第四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四百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持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双向保护,以帮助教育和预防重新犯罪为目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帮助教育未成年人的工作。
第四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第四百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办理、分别起诉。不宜分案处理的,应当对未成年人采取隐私保护、快速办理等特殊保护措施。
第四百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对于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百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开展社会调查应当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不得向不知情人员泄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涉案信息。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
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第四百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认罪认罚等情况,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第四百六十三条 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不批准逮捕。
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逮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批准逮捕:
(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四)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五)犯罪后认罪认罚,或者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被害人谅解的;
(六)不属于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七)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八)其他可以不批准逮捕的情形。
对于没有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的,可以指定合适的成年人作为保证人。
第四百六十四条 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重点查清其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
对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难以判断,影响对该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认定的,应当不批准逮捕。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四百六十五条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对于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不适宜羁押或者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进行审查,并在相关工作文书中叙明辩护人提出的意见,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代为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明确拒绝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且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准许,但应当在征求其意见后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检察人员在讯问中侵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对合理意见,应当接受并纠正。讯问笔录应当交由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其宣读,并由其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捺指印。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性检察人员参加。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本条第二款至第五款的规定。询问应当以一次为原则,避免反复询问。
第四百六十六条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保护其人格尊严。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四百六十七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听取、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第四百六十八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需要签署具结书。
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其认罪认罚有异议而不签署具结书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情况,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异议情况如实记录。提起公诉的,应当将该材料与其他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认罪认罚有异议而不签署具结书的,不影响从宽处理。
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可以代为行使到场权、知情权、异议权等。法定代理人未到场的原因以及听取合适成年人意见等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四百六十九条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四百七十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公诉。但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无罪辩解,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无罪辩解理由成立的,应当按照本规则第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案件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没有异议,仅对所附条件及考验期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采纳其合理的意见,对考察的内容、方式、时间等进行调整;其意见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人民检察院不采纳的,应当进行释法说理。
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撤回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第四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后,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应当当面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宣布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告知考验期限、在考验期内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四百七十二条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提出申诉的,具体程序参照本规则第三百七十九条至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被害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告知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关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前款规定的复议、复核、申诉由相应人民检察院负责未成年人检察的部门进行审查。
第四百七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确定考验期。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第四百七十四条 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的有关人员,定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
第四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监督考察其是否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批准;
(四)按照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第四百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下列矫治和教育:
(一)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
(二)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三)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五)接受相关教育;
(六)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第四百七十七条 考验期届满,检察人员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
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
第四百七十八条 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提出申诉的,依照本规则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办理。
第四百七十九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一)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四)违反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的。
第四百八十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本规则第四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四百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对涉案未成年人的资料予以保密,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第四百八十二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生效判决、裁定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封存犯罪记录时,应当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第四百八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拟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案卷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加密保存,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
第四百八十四条 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以外,人民检察院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犯罪记录,并不得提供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
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需要查询犯罪记录的,应当向封存犯罪记录的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
第四百八十五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没有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解封。
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
(一)实施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发现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第四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进行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具体程序参照本规则第四百八十三条至第四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第四百八十七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具。需要协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百八十八条 负责未成年人检察的部门应当依法对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未成年人的活动实行监督,配合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发现没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关押、管理或者违反规定对未成年犯留所执行刑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负责未成年人检察的部门发现社区矫正机构违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百八十九条 本节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本节第四百六十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第四百六十七条、第四百六十八条所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上述规定。
第四百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采取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方法,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百九十一条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本节已有规定的以外,按照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第二节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四百九十二条 下列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
(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
(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节规定的程序。
犯罪嫌疑人在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前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无论该故意犯罪是否已经追究,均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
第四百九十三条 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和解。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五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和解,并且可以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要求或者同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进行协商,但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等依法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事宜进行协商。
第四百九十六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
人民检察院对于本规则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第四百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和解;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是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和赔偿能力是否相适应;
(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
(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五)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是否符合社会公德。
审查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和解的意见,告知刑事案件可能从宽处理的法律后果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四百九十八条 经审查认为双方自愿和解,内容合法,且符合本规则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的范围和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和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件的主要事实;
(三)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没有异议,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赔偿损失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履行的方式、期限等;
(四)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并要求或者同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可以写明和解协议书系在人民检察院主持下制作。检察人员不在当事人和解协议书上签字,也不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
和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检察院附卷备查。
第四百九十九条 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应当在双方签署协议后立即履行,至迟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从宽处理决定前履行。确实难以一次性履行的,在提供有效担保并且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分期履行。
第五百条 双方当事人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应当充分考虑公安机关的建议。
第五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有无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予以考虑。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第五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因素予以考虑。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起诉条件的,可以决定不起诉。
对于依法应当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第五百零三条 人民检察院拟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公诉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的意见,并且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已经切实履行和解协议、不能即时履行的是否已经提供有效担保,将其作为是否决定不起诉的因素予以考虑。
当事人在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前反悔的,可以另行达成和解。不能另行达成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在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反悔的,人民检察院不撤销原决定,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零四条 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友等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强迫、引诱被害人和解,或者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威胁、报复被害人的,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无效。已经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撤销原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第三节 缺席审判程序
第五百零五条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前两款规定的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被告人已出境的证据。
第五百零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案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提出提起公诉意见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报送材料包括起诉意见书、案件审查报告、报请核准的报告及案件证据材料。
第五百零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下级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提起公诉的案卷材料后,应当及时指派检察官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五百零八条 报请核准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决定书后,应当提起公诉,起诉书中应当载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内容。
第五百零九条 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重新审查。
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报请核准期间,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报请核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撤回报请,重新审查案件。
第五百一十条 提起公诉后被告人到案,人民法院拟重新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商人民法院将案件撤回并重新审查。
第五百一十一条 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五百一十二条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第五百一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侦查和刑事追究潜逃、隐匿,或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脱逃的,应当认定为“逃匿”。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其不可能生存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五百一十四条 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或者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国际通报,应当认定为“通缉”。
第五百一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的财产应当视为前款规定的“违法所得”。
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也应当视为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
第五百一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其他涉案财产”。
第五百一十七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前款规定的“其他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
第五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以及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调查活动、审判活动的监督,由负责捕诉的部门办理。
第五百一十九条 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由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
第五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制作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等;
(二)案由及案件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或者死亡的情况;
(五)申请没收的财产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以及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六)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材料;
(七)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八)有无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
(九)其他应当写明的内容。
上述材料需要翻译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随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第五百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应当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
第五百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三)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年月日、职业和单位等;
(四)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材料;
(五)犯罪嫌疑人逃匿、下落不明、被通缉或者死亡的情况,通缉令或者死亡证明是否随案移送;
(六)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是否随案移送;
(七)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
(八)有无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
对于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相关的证据材料,不宜移送的,应当审查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
第五百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三十日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以延长十五日。
对于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并向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理由;认为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
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时间不计入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限。
第五百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
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程序。
第五百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调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二十六条 在审查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的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审查,并将案卷退回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处理。
第五百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调查。
负责侦查的部门进行调查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情况,并可以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依法进行查封、扣押、查询、冻结。
负责侦查的部门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部门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负责捕诉的部门对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具体程序按照本规则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五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百二十八条 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死亡,或者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人死亡而裁定终止审理,或者被告人脱逃而裁定中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第五百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开庭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五百三十条 出席法庭的检察官应当宣读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并在法庭调查阶段就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事实出示、宣读证据。
第五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按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所作的第一审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按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所作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五百三十二条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终止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卷退回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处理。
第五百三十三条 对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外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第五节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五百三十四条 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已经达到犯罪程度,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以及对强制医疗决定的监督,由负责捕诉的部门办理。
第五百三十五条 强制医疗的申请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提出;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检察院提出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提出。
第五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应当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强制医疗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涉案精神病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情况及处所等;
(二)涉案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三)案由及案件来源;
(四)涉案精神病人实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事实,包括实施暴力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等及相关证据情况;
(五)涉案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的依据,包括有关鉴定意见和其他证据材料;
(六)涉案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七)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五百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应当查明: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涉案精神病人身份状况是否清楚,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年月日、职业和单位等;
(三)涉案精神病人实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事实;
(四)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涉案精神病人是否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五)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六)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
(七)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八)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
第五百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开展调查,调查情况应当记录并附卷:
(一)会见涉案精神病人,听取涉案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意见;
(二)询问办案人员、鉴定人;
(三)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了解情况;
(四)向涉案精神病人的主治医生、近亲属、邻居、其他知情人员或者基层组织等了解情况;
(五)就有关专门性技术问题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鉴定。
第五百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并向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理由。认为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
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时间不计入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限。
第五百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
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公安机关收到启动强制医疗程序通知书后,未按要求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发现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鉴定违反法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违反法律或者有关规定,鉴定的过程和方法违反相关专业规范要求的;
(四)鉴定文书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
(五)鉴定意见没有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的;
(六)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对精神病鉴定程序进行监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必要时,可以询问鉴定人并制作笔录,或者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五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不应当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而采取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认为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而未采取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五百四十三条 在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经鉴定系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第五百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案件开庭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五百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一)未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
(二)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
(三)未组成合议庭或者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的;
(四)未经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直接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的;
(五)未会见被申请人的;
(六)被申请人、被告人要求出庭且具备出庭条件,未准许其出庭的;
(七)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八)收到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书面纠正意见后,未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或者未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复议决定的;
(九)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决定不当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五百四十六条 出席法庭的检察官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记录在案,并在休庭后及时向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四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收到决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一)据以作出决定的事实不清或者确有错误的;
(二)据以作出决定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
(三)据以作出决定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
(四)据以作出决定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应当决定强制医疗而予以驳回的,或者不应当决定强制医疗而决定强制医疗的;
(六)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理和决定的。
第五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审中发表意见。
人民法院作出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和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对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强制医疗决定不当或者未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收到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复议申请后,未组成合议庭审理,或者未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复议决定,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五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批准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实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三章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百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对于涉嫌违法的事实,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调查核实:
(一)讯问、询问犯罪嫌疑人;
(二)询问证人、被害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三)询问办案人员;
(四)询问在场人员或者其他可能知情的人员;
(五)听取申诉人或者控告人的意见;
(六)听取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
(七)调取、查询、复制相关登记表册、法律文书、体检记录及案卷材料等;
(八)调取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及相关录音、录像或其他视听资料;
(九)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
(十)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不得限制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
第五百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情节较重的,经检察长决定,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带有普遍性的违法情形,经检察长决定,向相关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申诉人、控告人的,调查核实和纠正违法情况应予告知。
第五百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当监督落实。被监督单位在纠正违法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回复纠正情况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督促回复。经督促被监督单位仍不回复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不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五百五十四条 被监督单位对纠正意见申请复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被监督单位的书面意见后七日以内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及时通知申请复查的单位。经过复查,认为纠正意见正确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认为纠正意见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意见正确的,应当及时通报被监督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并建议其督促被监督单位予以纠正;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意见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并及时向被监督单位说明情况。
第五百五十五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该机关作出的处理不服或者该机关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而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办案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未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或者办案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尚未作出处理决定,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规定的违法情形的,可以直接监督纠正。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情形之外的违法行为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依法处理。
第五百五十六条 对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案件中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和审查办理。对其他司法机关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后,移送相关办案部门审查办理。
审查办理的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以内提出审查意见。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申诉,经审查认为需要其他司法机关说明理由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说明理由,并在收到理由说明后十五日以内提出审查意见。
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案件中存在的违法情形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不存在违法行为的,书面答复申诉人、控告人。
其他司法机关对申诉、控告的处理不正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处理正确的,书面答复申诉人、控告人。
第二节 刑事立案监督
第五百五十七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接到控告、举报或者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第五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控告、申诉,应当根据事实、法律进行审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办理;认为公安机关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正确的,应当制作相关法律文书,答复控告人、申诉人。
第五百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对于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利用立案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理由。
第五百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并且告知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后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的情况、依据和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五百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的理由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经检察长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在十日以内将不立案或者立案的依据和理由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
第五百六十二条 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受理后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立案决定,当事人或者行政执法机关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尚未超过规定期限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答复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超过规定期限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逾期不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不说明理由也不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有关证据材料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第五百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应当制作通知立案书或者通知撤销案件书,说明依据和理由,连同证据材料送达公安机关,并且告知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十五日以内立案,对通知撤销案件书没有异议的应当立即撤销案件,并将立案决定书或者撤销案件决定书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五百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的,应当依法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或者通知撤销案件书后超过十五日不予立案或者未要求复议、提请复核也不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仍不纠正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协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立案后三个月以内未侦查终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函,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侦查工作进展情况。
第五百六十五条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通知有错误,要求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重新审查。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不接受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上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认为撤销案件通知有错误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纠正;上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认为撤销案件通知正确的,应当作出复核决定并送达下级公安机关。
第五百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发现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或者对不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负责侦查的部门立案侦查或者撤销案件。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第三节 侦查活动监督
第五百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一)采用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录音或者录像而没有录音或者录像,或者未在法定羁押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的;
(三)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或者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四)伪造、隐匿、销毁、调换、私自涂改证据,或者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
(五)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的规定,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六)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七)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鉴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等规定的;
(八)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而不解除的;
(九)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
(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
(十一)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十二)依法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而不告知,影响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的;
(十三)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依法应当通知家属而未通知的;
(十四)阻碍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值班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十五)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出具说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而不出具、不提供的;
(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第五百六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已涉嫌犯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依照有关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
第五百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发现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需要追究相关人员违法违纪责任的,应当报告检察长。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应当通知其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四节 审判活动监督
第五百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审判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一)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受理违反管辖规定的;
(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
(三)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依照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四)法庭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的;
(五)侵犯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
(六)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裁定发回重审的;
(八)故意毁弃、篡改、隐匿、伪造、偷换证据或者其他诉讼材料,或者依据未经法定程序调查、质证的证据定案的;
(九)依法应当调查收集相关证据而不收集的;
(十)徇私枉法,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
(十一)收受、索取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律师等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十二)违反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十三)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十四)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而不解除的;
(十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
(十六)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第五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第五百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活动监督中,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第五节 羁押必要性审查
第五百七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第五百七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的应当提供。
看守所根据在押人员身体状况,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第五百七十五条 负责捕诉的部门依法对侦查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审查起诉阶段,负责捕诉的部门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直接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收到有关材料或者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和意见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五百七十六条 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或者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收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后,应当在当日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其他人民检察院收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或者在二日以内将申请材料移送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并告知申请人。
第五百七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和证明材料;
(二)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
(三)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了解是否达成和解协议;
(四)听取办案机关的意见;
(五)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六)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必要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开审查。
第五百七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悔罪表现、身体状况、案件进展情况、可能判处的刑罚和有无再危害社会的危险等因素,综合评估有无必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五百七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一)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
(二)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
(三)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
(四)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第五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一)预备犯或者中止犯;
(二)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三)过失犯罪的;
(四)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的;
(五)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六)系未成年人或者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七)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八)认罪认罚的;
(九)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十)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十一)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十二)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十三)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形。
第五百八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向办案机关发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的,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并要求办案机关在十日以内回复处理情况。
人民检察院应当跟踪办案机关对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处理情况。办案机关未在十日以内回复处理情况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百八十二条 对于依申请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办结后,应当将提出建议的情况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处理情况,或者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审查意见和理由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六节 刑事判决、裁定监督
第五百八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五百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一)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
(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罪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
(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
(四)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五)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禁止令、限制减刑等错误的;
(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
第五百八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应当及时审查。对于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第五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当在接到判决书后第二日起十日以内提出;对第一审裁定的抗诉,应当在接到裁定书后第二日起五日以内提出。
第五百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制作抗诉书,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并将抗诉书副本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五百八十八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在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适用本规则第五百八十四条至第五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收到判决书五日以后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受理。
第五百八十九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抗诉正确的,应当支持抗诉。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听取意见后,仍然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意见的,可以变更、补充抗诉理由,及时制作支持抗诉意见书,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五百九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重新审判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
第五百九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
(三)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
(四)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五)原判决、裁定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
(六)认定罪名错误且明显影响量刑的;
(七)违反法律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的;
(八)量刑明显不当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有错误的,应当另行指派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审查,参照本规则第五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百九十二条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提请抗诉的,一般应当在收到生效判决、裁定后三个月以内提出,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五百九十三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直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交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受理。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经人民检察院复查决定不予抗诉后继续提出申诉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第五百九十四条 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再复查,但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
第五百九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请或者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决定。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申诉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五百九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复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在十日以内通知申诉人。
经复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应当在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后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
第五百九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确有错误时,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指令作出生效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五百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应当将抗诉书副本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五百九十九条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二审程序审判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六百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按照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认为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参照本规则相关规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六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的判决、裁定的监督,适用本节的规定。
第七节 死刑复核监督
第六百零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省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未上诉且未抗诉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百零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下列案件对死刑复核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一)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通报的死刑复核案件;
(二)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或者报告重大情况的死刑复核案件;
(三)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死刑复核案件;
(四)认为应当监督的其他死刑复核案件。
第六百零四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对于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
(一)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判的;
(二)被告人具有从宽处罚情节,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
(三)适用法律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其他应当提请监督的情形。
第六百零五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怀孕或者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等新的重大情况,影响死刑适用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六百零六条 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不服死刑裁判的申诉,由负责死刑复核监督的部门审查。
第六百零七条 对于适用死刑存在较大分歧或者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死刑第二审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六百零八条 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向省级人民检察院报告重大情况、备案等程序,参照本规则第六百零五条、第六百零七条规定办理。
第六百零九条 对死刑复核监督案件的审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审查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相关案卷材料、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受委托的律师提交的材料;
(二)向下级人民检察院调取案件审查报告、公诉意见书、出庭意见书等,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三)向人民法院调阅或者查阅案卷材料;
(四)核实或者委托核实主要证据;
(五)讯问被告人、听取受委托的律师的意见;
(六)就有关技术性问题向专门机构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咨询,或者委托进行证据审查;
(七)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六百一十条 审查死刑复核监督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一)对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有疑问的;
(二)对适用死刑存在较大争议的;
(三)可能引起司法办案重大风险的;
(四)其他应当听取意见的情形。
第六百一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死刑复核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经检察长决定,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
(一)认为适用死刑不当,或者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应当核准死刑的;
(二)认为不予核准死刑的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核准死刑的;
(三)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可能影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
(四)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
(六)其他需要提出检察意见的情形。
同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或者不核准意见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书面回复最高人民法院。
对于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监督、报告重大情况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具有影响死刑适用情形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转送最高人民法院。
第八节 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监督
第六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百一十三条 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案件相关期限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被羁押的,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相关期限的监督,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承担。
第六百一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办案部门应当在作出决定或者收到决定书、裁定书后十日以内通知本院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
(一)批准或者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
(二)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决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
(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
(四)审查起诉期间改变管辖、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
(五)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补充侦查完毕移送起诉后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的;
(六)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第一审案件,或者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由速裁程序转为简易程序、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
(七)人民法院改变管辖,决定延期审理、中止审理,或者同意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
第六百一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的羁押期限管理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未及时督促办案机关办理换押手续的;
(二)未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前七日以内向办案机关发出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通知书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后,没有立即书面报告人民检察院并通知办案机关的;
(四)收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期限届满要求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申诉、控告后,没有及时转送有关办案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的;
(五)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一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羁押期限执行情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未按规定办理换押手续的;
(二)决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经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未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和看守所的;
(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没有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和看守所的;
(四)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一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执行情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在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阶段未按规定办理换押手续的;
(二)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改变管辖、延期审理、中止审理或者发回重审的;
(三)决定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改变管辖、延期审理、中止审理、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没有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和看守所的;
(四)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超期羁押的,应当向该办案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发现上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超期羁押的,应当及时层报该办案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向该办案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异地羁押的案件,发现办案机关超期羁押的,应当通报该办案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由其依法向办案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六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有关办案机关未回复意见或者继续超期羁押的,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对于造成超期羁押的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书面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或者有关规定予以处分;对于造成超期羁押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或者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在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办案期限即将届满前,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向本院办案部门进行期限届满提示。发现办案部门办理案件超过规定期限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四章 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六百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的执行工作以及监狱、看守所等的监管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百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监狱、看守所等场所采取巡回检察、派驻检察等方式进行监督。
第六百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看守所等场所进行监督,除可以采取本规则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调查核实措施外,还可以采取实地查看禁闭室、会见室、监区、监舍等有关场所,列席监狱、看守所有关会议,与有关监管民警进行谈话,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
第六百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实行监督,可以根据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现执法瑕疵、安全隐患,或者违法情节轻微的,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并记录在案;
(二)发现严重违法,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后七日以内未予纠正的,书面提出纠正意见;
(三)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执法不公问题,或者存在重大监管漏洞、重大安全隐患、重大事故风险等问题的,提出检察建议。
对于在巡回检察中发现的前款规定的问题、线索的整改落实情况,通过巡回检察进行督导。
第二节 交付执行监督
第六百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看守所等机关的交付执行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交付执行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将判决书、裁定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自诉状复印件、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等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社区矫正机构等执行机关的;
(二)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余刑在三个月以上的罪犯,公安机关、看守所自接到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三十日以内,没有将成年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或者没有将未成年罪犯送交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
(三)对需要收监执行刑罚而判决、裁定生效前未被羁押的罪犯,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及时将罪犯收监送交公安机关,并将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的;
(四)公安机关对需要收监执行刑罚但下落不明的罪犯,在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没有及时抓捕、通缉的;
(五)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或者收到人民法院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后,未依法交付罪犯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执行,或者对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未依法交付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交付执行,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公安机关应当接收而拒绝接收的;
(六)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予刑事处罚、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被告人被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被告人是否被立即释放。发现被告人没有被立即释放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或者看守所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未依法执行拘役、剥夺政治权利,拘役执行期满未依法发给释放证明,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书面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看守所对服刑期满或者依法应当予以释放的人员没有按期释放,对被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应当交付罪犯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实行社区矫正而不交付,对主刑执行完毕仍然需要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依法应当交付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而不交付,或者对服刑期未满又无合法释放根据的罪犯予以释放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节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
第六百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公安机关暂予监外执行的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提请、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二)提请、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没有完备的合法手续,或者对于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没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开具的证明文件的;
(三)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书面意见,没有同时将书面意见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的;
(四)罪犯被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后,未依法交付罪犯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实行社区矫正的;
(五)对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没有依法提请暂予监外执行的;
(六)人民法院在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没有依法征求人民检察院意见的;
(七)发现罪犯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严重违反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且刑期未满,应当收监执行而未及时收监执行的;
(八)人民法院决定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收监执行,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后,监狱、看守所未及时收监执行的;
(九)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欺骗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罪犯,监狱、看守所未建议人民法院将其监外执行期间、脱逃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或者对罪犯执行刑期计算的建议违法、不当的;
(十)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刑期届满,未及时办理释放手续的;
(十一)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监狱、看守所抄送的暂予监外执行书面意见副本后,应当逐案进行审查,发现罪犯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法定条件或者提请暂予监外执行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在十日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检察意见,同时抄送执行机关。
第六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抄送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后,应当及时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二)是否属于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
(三)是否属于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四)是否属于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
(五)是否属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
(六)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五款的规定;
(七)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第六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向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立即层报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由其决定是否向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向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提出不同意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监督其对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结果进行重新核查,并监督重新核查的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核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六百三十四条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人民检察院发现罪犯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而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通知执行机关收监执行,或者建议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作出收监执行决定。
第六百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执行机关抄送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副本后,应当逐案进行审查。发现减刑、假释建议不当或者提请减刑、假释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在十日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向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检察意见,同时也可以向执行机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十日。
第六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等执行机关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将不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罪犯,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
(二)对依法应当减刑、假释的罪犯,不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
(三)提请对罪犯减刑、假释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没有完备的合法手续的;
(四)提请对罪犯减刑的减刑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后又假释的间隔时间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五)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被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或者假释考验期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
(六)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人员出席法庭,发表意见。
第六百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书副本后,应当及时审查下列内容:
(一)被减刑、假释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罪犯减刑的减刑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后又假释的间隔时间、罪犯被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或者假释考验期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二)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程序是否合法;
(三)人民法院审理、裁定减刑、假释的程序是否合法;
(四)人民法院对罪犯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五)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是否依法送达执行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百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四十条 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纠正意见,由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书面提出。
下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向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六百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提出纠正意见后,应当监督人民法院是否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监督重新作出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最终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节 社区矫正监督
第六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决定机关、看守所、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在交付、接收社区矫正对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社区矫正对象报到后,社区矫正机构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致使其未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监督管理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批准社区矫正对象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的内容批准社区矫正对象进入特定区域或者场所的;
(三)没有依法监督管理而导致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
(四)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的禁止令,未依法予以警告、未提请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五)对社区矫正对象有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强迫其参加超时间或者超体力社区服务等侵犯其合法权利行为的;
(六)未依法办理解除、终止社区矫正的;
(七)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社区矫正机构未依法向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提出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建议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收监执行建议,或者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未依法作出裁定、决定,或者未依法送达的;
(三)公安机关未依法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监狱,或者看守所、监狱未依法收监执行的;
(四)公安机关未依法对在逃的罪犯实施追捕的;
(五)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节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
第六百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执行立案活动违法的;
(二)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违法的;
(三)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违法的;
(四)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应当执行而不执行的;
(五)损害被执行人、被害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六)刑事裁判全部或者部分被撤销后未依法返还或者赔偿的;
(七)执行的财产未依法上缴国库的;
(八)其他违法情形。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进行监督,可以对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情况,人民法院审判部门、立案部门、执行部门移送、立案、执行情况,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情况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核实。
第六百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员有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等妨碍执行情形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及时查封、扣押、冻结。
公安机关不依法向人民法院移送涉案财物、相关清单、照片和其他证明文件,或者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返还、处置等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节 死刑执行监督
第六百四十七条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在被执行死刑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官临场监督。
死刑执行临场监督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承担。人民检察院派驻看守所、监狱的检察人员应当予以协助,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提供有关情况。
执行死刑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根据需要可以进行拍照、录像。执行死刑后,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应当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并填写死刑执行临场监督笔录,签名后入卷归档。
第六百四十八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收到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刑判决书、裁定书副本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副本移送本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
判处死刑的案件一审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死刑判决书、裁定书副本移送中级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的部门。
人民检察院收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临场监督通知后,应当查明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裁定或者作出的死刑判决、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
第六百四十九条 执行死刑前,人民检察院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立即停止执行,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死刑复核监督的部门:
(一)被执行人并非应当执行死刑的罪犯的;
(二)罪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或者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依法不应当适用死刑的;
(三)罪犯正在怀孕的;
(四)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到案,共同犯罪的其他罪犯被暂停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
(五)罪犯可能有其他犯罪的;
(六)罪犯揭发他人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七)判决、裁定可能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其他错误的。
在执行死刑活动中,发现人民法院有侵犯被执行死刑罪犯的人身权、财产权或者其近亲属、继承人合法权利等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五十条 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裁定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检察院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死刑缓期执行期满,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条件的,监狱是否及时提出减刑建议提请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是否依法裁定;
(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监狱是否依法侦查和移送起诉;罪犯确系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是否依法核准或者裁定执行死刑。
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执行机关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由罪犯服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减刑不当的,应当依照本规则第六百三十九条、第六百四十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经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人民法院仍然予以减刑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本规则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节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
第六百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强制医疗机构在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的交付执行、医疗、解除等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被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者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收到材料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在二十日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反馈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人民检察院。
第六百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在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时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八节 监管执法监督
第六百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收押活动和监狱收监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没有收押、收监文书、凭证,文书、凭证不齐全,或者被收押、收监人员与文书、凭证不符的;
(二)依法应当收押、收监而不收押、收监,或者对依法不应当关押的人员收押、收监的;
(三)未告知被收押、收监人员权利、义务的;
(四)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在管理、教育改造罪犯等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五十六条 看守所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发现收押的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应当要求看守所进行拍照或者录像,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在体检记录中写明,并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必要时,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自行拍照或者录像,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六百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有殴打、体罚、虐待、违法使用戒具、违法适用禁闭等侵害在押人员人身权利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为在押人员通风报信,私自传递信件、物品,帮助伪造、毁灭、隐匿证据或者干扰证人作证、串供的;
(二)违反规定同意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讯问的;
(三)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或者其他申请、申诉、控告、举报,不及时转交、转告人民检察院或者有关办案机关的;
(四)应当安排辩护律师依法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没有安排的;
(五)违法安排辩护律师或者其他人员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六)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予以监听的;
(七)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将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上的罪犯留所服刑的;
(二)将留所服刑罪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混押、混管、混教的;
(三)其他违法情形。
第六百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没有按照规定对罪犯进行分押分管、监狱人民警察没有对罪犯实行直接管理等违反监管规定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具有未按照规定安排罪犯与亲属或者监护人会见、对伤病罪犯未及时治疗以及未执行国家规定的罪犯生活标准等侵犯罪犯合法权益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六百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出所活动和监狱出监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没有出所、出监文书、凭证,文书、凭证不齐全,或者出所、出监人员与文书、凭证不符的;
(二)应当释放而没有释放,不应当释放而释放,或者未依照规定送达释放通知书的;
(三)对提押、押解、转押出所的在押人员,特许离监、临时离监、调监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未依照规定派员押送并办理交接手续的;
(四)其他违法情形。
第九节 事故检察
第六百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监狱、强制医疗机构等场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开展事故检察:
(一)被监管人、被强制医疗人非正常死亡、伤残、脱逃的;
(二)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的;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四)其他重大事故。
发生被监管人、被强制医疗人非正常死亡的,应当组织巡回检察。
第六百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看守所、监狱、强制医疗机构等场所或者主管机关的事故调查结论进行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
(一)被监管人、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调查结论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调查的;
(二)人民检察院对调查结论有异议的;
(三)其他需要调查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调查核实的结论书面通知监管场所或者主管机关和被监管人、被强制医疗人的近亲属。认为监管场所或者主管机关处理意见不当,或者监管执法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认为可能存在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五章 案件管理
第六百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受理、期限、程序、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
第六百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发现本院办案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一)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不符合有关法律和规定的;
(二)法律文书制作、使用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的;
(三)违反羁押期限、办案期限规定的;
(四)侵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的;
(五)未依法对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公诉、审判等诉讼活动以及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六)其他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的情形。
情节轻微的,可以口头提示;情节较重的,应当发送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提示办案部门及时查明情况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同时向检察长报告。
办案部门收到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后,应当在十日以内将核查情况书面回复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
第六百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以本院名义制发法律文书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百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办结后需要向其他单位移送案卷材料的,统一由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审核移送材料是否规范、齐备。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认为材料规范、齐备,符合移送条件的,应当立即由办案部门按照规定移送;认为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部门补送、更正。
第六百六十八条 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随案移送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在受理案件时进行审查,并及时办理入库保管手续。
第六百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对扣押的涉案物品进行保管,并对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涉嫌违法违纪的,报告检察长。
第六百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需要调用、移送、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审批手续齐全的,负责案件管理的部门应当办理出库手续。
第十六章 刑事司法协助
第六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有关法律和有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进行刑事司法协助。
第六百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包括刑事诉讼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
第六百七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检察机关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负责审核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审查处理对外联系机关转递的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审查决定是否批准执行外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承担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工作。
办理刑事司法协助相关案件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层报需要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第六百七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需要向外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应当制作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并附相关材料。经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核同意后,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应当依照相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制作;没有条约或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制作。被请求方有特殊要求的,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被请求方的特殊要求制作。
第六百七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及所附相关材料后,应当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有关条约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所附材料齐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对外联系机关的,应当及时向外国提出请求;不是对外联系机关的,应当通过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出请求。对不符合规定或者材料不齐全的,应当退回提出请求的人民检察院或者要求其补充、修正。
第六百七十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后,应当对请求书及所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请求书形式和内容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将请求书及所附材料转交有关主管机关或者省级人民检察院处理;对于请求书形式和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可以要求请求方补充材料或者重新提出请求。
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明显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直接拒绝提供协助。
第六百七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收到对外联系机关转交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及所附材料后,经审查,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认为可以协助执行的,作出决定并安排有关省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二)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或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认为应当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协助的,将请求书及所附材料退回对外联系机关并说明理由;
(三)对执行请求有保密要求或者有其他附加条件的,通过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出,在外国接受条件并且作出书面保证后,决定附条件执行;
(四)需要补充材料的,书面通过对外联系机关要求请求方在合理期限内提供。
第六百七十八条 有关省级人民检察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后,应当依法执行,或者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负责执行的人民检察院收到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和所附材料后,应当立即安排执行,并将执行结果及有关材料报经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于不能执行的,应当将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和所附材料,连同不能执行的理由,通过省级人民检察院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因请求书提供的地址不详或者材料不齐全,人民检察院难以执行该项请求的,应当立即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书面通知对外联系机关,要求请求方补充提供材料。
第六百七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行结果进行审查。对于符合请求要求和有关规定的,通过对外联系机关转交或者转告请求方。
第十七章 附 则
第六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海警机关、监狱移送的刑事案件以及对国家安全机关、海警机关、监狱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适用本规则关于公安机关的规定。
第六百八十一条 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六百八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检察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本规则所称检察人员,包括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
第六百八十三条 本规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六百八十四条 本规则自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本规则施行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高检发释字〔2012〕2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徐显明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徐显明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7】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徐显明、于天敏、贺恒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曹建明
2017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3月9日 (2017)最高法民他140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津民他4号《关于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庭在英国伦敦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我国和英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对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的审查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就本案纠纷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要求帕尔默海运公司承担货损责任,帕尔默海运公司以双方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以(2017)最高法民他83号复函答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租约中的仲裁条款并未并入提单且提单背面仲裁条款无效,广州海事法院依据该答复意见于2017年10月16日以(2016)粤72民初705号民事裁定认定案涉仲裁条款无效并驳回帕尔默海运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帕尔默海运公司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粤民辖终857号民事裁定,驳回帕尔默海运公司的上诉。
结合人民法院对上述涉及仲裁条款效力争议案件的裁判结果考察,对本案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隐含了执行地国法院对裁决依据之仲裁条款存在和效力的肯定态度。在中国法院已对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的存在及效力做出否定性判断的前提下,承认及执行基于上述仲裁条款做出的仲裁裁决,其结果是在同一法域针对相同的事实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司法判断,这种在司法判断结论方面自相矛盾的情形有违国家法律价值观念的统一和一致。因此,无论对《纽约公约》中规定的“公共政策”做怎样的限制性解释,国家法律观念与司法判断结论之一致与统一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公共政策”范围之外。
综上,承认及执行案涉仲裁裁决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之情形,伦敦仲裁庭于2016年9月9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9月30日 (2017)津民他4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天津海事法院依法对该案受理、审查后,拟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报请我院审查。我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拟同意天津海事法院处理结果,但理由、依据有所不同。现依照上述通知要求,特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Palmer Maritime Inc.)。住所地: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马朱罗阿杰泰克岛阿杰泰克路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Complex, Ajeltake Road, Ajeltake Island, Majuro, Marshall Islands)。
代表人:瓦斯雷奥司•安东普洛斯(Vasileios Antonopoulos),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阳辉,广东敬海(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荣飞,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八区16-19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某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灼,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华,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申请理由及答辩意见
(一)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及理由
帕尔默海运公司(以下简称帕尔默公司)申请事项:1.裁定承认和执行伦敦仲裁庭于2016年9月9日作出的关于“TOBA”轮于2015年8月24日所签发提单的《仲裁裁决书》。2.裁定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公司)返还西英格兰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西英船东互保协会)于2015年10月23日签发的保函。3.裁定中牧公司按《仲裁裁决书》规定向帕尔默公司支付仲裁费用68877.942元人民币及利息(仲裁费用为7770英镑,按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英镑兑人民币汇率8.8646计算为68877.942元人民币;利息按年利率4.5%或以每三个月为基础按比例计算复利,自仲裁作出之日起计算),帕尔默公司因为仲裁支出的其他费用及利息。4.裁定中牧公司承担本案全部申请费用和执行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9日,帕尔默公司与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 International S. A.)(以下简称嘉吉公司)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系经修改的NYPE1946格式定期租船合同),约定帕尔默公司将“TOBA”轮(以下简称涉案船舶)期租给嘉吉公司。2015年3月11日,嘉吉公司与中粮集团(美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美国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系北美谷物1973格式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嘉吉公司将涉案船舶租给中粮美国公司,以用于从密西西比河一个安全港口/区域至中国一个安全泊位/港口的航程。中粮美国公司与中牧公司(作为收货人)签订买卖合同及合同附录,约定向中牧公司销售数量为“50000加/减10%,具体由卖家决定”的美国玉米酒糟粕,涉案船舶执行该次航程。涉案提单于2015年8月26日签发,记载的托运人为“Lansing Trade Group, LLC.代表中粮(美国)有限公司”,凭中牧公司指示交货。涉案提单为北美谷物提单,其正面上方指明“与北美谷物1973格式航次租船合同同时使用”。在提单正面中部则记载“租约签订日期:2015年3月11日”。即涉案提单并入了2015年3月11日签订的租船合同,并应与该租船合同同时使用。
涉案提单条款第一条约定:所有在本提单正面所标注日期的租约里的条款、条件和例外规定以及任何附件都被视为并入本提单,效力如同其被完整记载于本提单上,提单上任何与之矛盾的条款均无效,但提单条款第八条规定的仲裁除外。该条款表明双方之间按照涉案提单第八条约定,存在仲裁协议。涉案提单第八条(b)项系关于伦敦仲裁的约定。
结合上述定期租船合同与航次租船合同,从双方约定情况可知,双方有意选择伦敦仲裁。并入涉案提单的航次租船合同第四十四条(b)项约定了双方之间的争议应适用英国法,应在伦敦进行仲裁。此外,定期租船合同第四十二条也约定了类似的伦敦仲裁和适用英国法条款。
2015年10月14日,涉案船舶抵达广州黄埔港并开始卸货。同年11月21日,中牧公司称卸货时发现货物结块、变色,主张货物受损。在中牧公司要求下,帕尔默公司向其提供了西英船东互保协会签发的保函,担保金额为260万美元。帕尔默公司依据涉案提单约定在伦敦提起仲裁,并指定Patrick O’Donovan (以下简称Donovan)为涉案纠纷的仲裁员,因中牧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指定仲裁员,故Donovan为本案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2016年9月9日,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书》,并于同年9月30日向中牧公司送达。按照案涉《仲裁裁决书》,帕尔默公司对中牧公司所声称的有关货物损坏的索赔不承担责任,且中牧公司应:1.返还西英船东互保协会于2015年10月23日签发的保函;2.支付仲裁费用7770英镑、帕尔默公司为仲裁支出的其他费用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4.5%或以每三个月为基础按比例计算复利,自仲裁作出之日计算。截至帕尔默公司提交本案申请书之日,中牧公司尚未支付款项给帕尔默公司,也未退还保函。
帕尔默公司认为,英国与中国均为1954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成员国,案涉《仲裁裁决书》应在中国法院予以承认和执行。中牧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天津海事法院为中牧公司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一条规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
中牧公司提交意见称:1.中牧公司既不是定期租船合同,也不是航次租船合同的当事人,上述合同的仲裁条款均对中牧公司无约束力。2.涉案提单正面记载“与北美谷物1973格式航次租船合同同时使用”应理解为涉案提单与租约一起使用,翻译件有误导。3.涉案提单中虽明确记载租约时间,但不能说明涉案提单并入了2015年3月11日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涉案提单记载的是:运费按照租船合同,租船合同日期是2015年3月11日。帕尔默公司的理解与涉案提单记载不一致。4.涉案提单背面第一条无实质意义,中牧公司不知道哪个租约条款并入涉案提单,所谓并入不对提单持有人产生约束力。5.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有选择在纽约或伦敦的选项,连提单签发人都未进行选择,说明各方并没有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认定各方已经同意在伦敦仲裁。6.涉案提单条款中的“合同”并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只是租船合同。7.相关仲裁文书并未有效送达给中牧公司。相关仲裁文书最初发给恒福律师事务所,该所并非中牧公司代理人,该次送达无意义。中牧公司及其代理人均未收到相关文书。送达相关仲裁文书并不符合法律程序。中牧公司已在中国对帕尔默公司提起诉讼,帕尔默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
三、案件的基本事实
帕尔默公司系涉案船舶的光船承租人。2015年2月19日,帕尔默公司与嘉吉公司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约定将涉案船舶期租给嘉吉公司。2015年3月11日,嘉吉公司与中粮美国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以涉案船舶用于从密西西比河一个安全港口/区域至中国一个安全泊位/港口的航程。
中粮美国公司与中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由中粮美国公司向中牧公司销售美国玉米酒糟粕,由涉案船舶承运。
2015年8月26日,南港代理公司代表涉案船舶船长签发涉案提单。该提单名称为“北美谷物提单”(North American Grain Bill of Lading),并于标题下记载“与北美谷物1973格式航次租船合同同时使用”(To be used with “Norgrain” Charter Party 1973)。涉案提单记载装船由兰新贸易集团公司(Lansing Trade Group, LLC.)代表中粮美国公司、收货人凭指示或者经过背书,通知方中牧公司、货品名、重量等事项。涉案提单同时还记载“运费:按照租约”(Freight payable as per Charter Party)、“租约日期:2015年3月11日”(Charter Party dated March,2015)、“运输条款见背面”(For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ee Overleaf)等事项。涉案提单背面为运输条款(Conditions of Carriage),其中首要条款规定为:所有在本提单正面所标注日期的租约里的条款、条件和例外规定以及任何附件都被视为并入本提单,效力如同其被完整记载于本提单上,提单上任何与之矛盾的条款均无效,但提单条款第八条规定的仲裁除外。此外,运输条款第八条系对仲裁的规定,该条(a)项、(b)项分别为在纽约、伦敦仲裁的规定。其中,(b)项内容为:所有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应该在伦敦进行仲裁,并且除非双方当事人毫不迟延地同意由一个仲裁员独立进行仲裁,否则争议应提交由两名在伦敦工作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且仲裁员应该是波罗的海商业及航运交易所的成员并且从事于航运和/或谷物贸易领域。由双方当事人各指定一名仲裁员,该两名被指定的仲裁员有权共同指定一名首席仲裁员,任何裁决不得因仲裁员不符合上述资格而被质疑或使之无效,除非在裁决作出之前对该仲裁员提出了异议。所有产生于本租约项下的争议应该适用英国法。该条款注明根据需要删除(a)项或(b)项,但涉案提单未进行删除。
航次租船合同第四十四条(b)项规定了双方之间的争议应适用英国法,应在伦敦进行仲裁:“仲裁......四十四(b)伦敦。所有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以及共同海损应该在伦敦进行仲裁,并且除非双方当事人毫不迟延地同意由一个仲裁员独立进行仲裁,否则争议应提交由两名在伦敦工作的仲裁员,该两名被指定的仲裁员有权共同指定一名首席裁决员组成的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该两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各指定一名,均应该是波罗的海商业及航运交易所的成员并且从事航运和/或谷物贸易领域。除非在裁决作出之前对该仲裁员提出异议,任何裁决不得因仲裁员不符合上述资格而被质疑或使之无效,所有产生于本租约项下的争议应该适用英国法。”此外,定期租船合同第四十二条也约定了类似伦敦仲裁和适用英国法条款。
2015年10月14日,涉案船舶抵达中国黄埔港并开始卸货。同年10月21日,中牧公司作为提单持有人称卸货时发现货物结块、变色,主张货物受损。据案涉《仲裁裁决书》记载,中牧公司“通过他们的代表人恒福律师事务所,声称有30000公吨的货物发生变色并威胁要扣押该船”。10月23日,帕尔默公司的保险人西英船东互保协会向中牧公司签发了担保金额为260万美元的保函。
帕尔默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在伦敦提起仲裁,并指定了Donovan为仲裁员。2016年9月9日,案涉《仲裁裁决书》作出。
中牧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以帕尔默公司为被告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帕尔默公司向中牧公司赔偿损失14395969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该案于同年7月11日由广州海事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粤72民初705号。帕尔默公司于同年12月1日以双方存在仲裁协议且依照英国法该仲裁协议有效为由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四、中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情况及相关仲裁文书的送达情况
(一)中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情况
2015年10月13日中牧公司委托授权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及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庄东晓、皮龙超(其英文记载的任职单位均为Yang & Lin Co Law Firm)在中牧公司与涉案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和/或船舶经营人和/或本案货物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之间因该轮承运的中牧公司美国干酒糟货物于2015年10月新沙港卸货时发现受损引起的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为中牧公司之诉讼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其中包括:代为申请诉前和(或)诉讼财产保全、代为起诉、参与一审、二审诉讼、代为接受有关法律文书的送达等事项。帕尔默公司主张,在中牧公司获得担保函时,上述两名律师系中牧公司委托代理人。
2015年12月21日,中牧公司委托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黄灼律师、陈肖律师就受损玉米酒糟粕销售发出《竞价招标公告》,帕尔默公司主张,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被列为中牧公司新的委托代理人。
(二)相关仲裁文书的送达情况
2015年11月26日,Robert Blake通过电子邮件致信庄东晓、皮龙超等(电子邮箱guang××@ynlco.com),该邮件具体内容为:就涉案船舶所称黄埔港货损,由于涉案提单通过3月11日的租约并入了仲裁条款,因此指定了船东一方的仲裁员Donovan,请收货人于2015年12月1日18时前同意Donovan作为独任仲裁员或告知收货人指定的己方仲裁员。如收货人既未同意指定Donovan也未能指定其他仲裁员,将采取行动使Donovan被任命为独任仲裁员。
2015年12月11日,John Hicks通过电子邮件致信庄东晓(电子邮箱guang××@ynlco.com),该邮件具体内容为:如果收货人未能在7天内同意Donovan作为独任仲裁员,也未能指定仲裁员,则Donovan将被指定为本案独任仲裁员。
2015年12月11日,庄东晓等通过电子邮件(电子邮箱guang××@ ynlco.com)致信John Hicks,表示其现在没有得到“货主”(cargo interest)授权可以代表其就仲裁问题作出回复,并表示下面及之前的邮件已经向“货主”转发。该邮件同时抄送给了ipsfen××等电子邮箱。
2015年12月21日,Robert Blake通过电子邮件请求Donovan接受指定成为仲裁独任仲裁员,在该邮件中提及:通过向船东互保协会联系人询问得知,收货人的地址为ipsfen××@sina.com,与前一邮件庄东晓等抄送的邮件名称一致。
2015年12月22日,Robert Blake致信ipsfen××@sina.com、guang××@ynlco.com两个电子邮箱,通知Donovan已被指定为仲裁独任仲裁员。
2016年3月16日,John Bignail向仲裁员Donovan发送仲裁索赔申请及证据材料,该电子邮件同时抄送给ipsfen××@sina.com、guang××@ ynlco.com两个电子邮箱。
2016年3月17日,John Bignail向电子邮箱1360971××@139.com发送仲裁索赔申请及证据材料,该电子邮箱系黄某邮箱。
2016年4月14日,John Bignail向电子邮箱ipsfen××@sina.com、 guang××@ynlco.com发送电子邮件,表示中牧公司提交答辩的时间于该日届满,中牧公司需要尽快就其提交答辩书的相关事宜作出确认。
2016年4月18日, John Bignail向××@cahg.com.cn发送仲裁索赔申请及证据材料。帕尔默公司主张,该电子邮箱系中牧公司官方网站显示的联系邮箱。
2016年4月19日,杨某福等通过电子邮箱guang××@ynlco.com向John Bignall等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其现在不再是本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因此请不要再向其发送任何通信函件。该邮件同时发送给ipsfen××@sina.com、1360971××@139.com等电子邮箱。
2016年6月24日,John Bignall向仲裁员Donovan发送电子邮件,同时抄送ipsfen××@sina.com、1360971××@139.com、××@ cahg.com.cn等电子邮箱,请求仲裁庭命令中牧公司于7日内向仲裁庭呈交答辩状或反申请书,否则应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规定,作出终局且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书。同日,仲裁员Donovan通过电子邮件向ipsfen××@sina.com、1360971××@139.com、××@cahg.com.cn、guang××@ynlco.com等电子邮箱作出终局且是强制的命令,要求中牧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前呈交答辩状或任何反申请书,否则将根据现有材料作出终局且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
2016年7月20日,John Bignall通过电子邮件请求仲裁庭依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作出终局且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该邮件发送给ipsfen××@sina.com、1360971××@139.com、××@cahg.com.cn、guang××@ynlco.com等电子邮箱。
2016年9月15日,Donovan通过电子邮件向ipsfen××@sina.com、1360971××@139.com、××@cahg.com.cn、guang××@ynlco.com等电子邮箱发送案涉《仲裁裁决书》。
中牧公司主张,ipsfen××@sina.com并不是中牧公司员工的电子邮箱;经核实,××@cahg.com.cn并不是中牧公司的电子邮箱;guang××@ynlco.com虽为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电子邮箱,但中牧公司并没有委托过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代理过仲裁案件,且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向中牧公司转发过电子邮件;1360971××@139.com是中牧公司委托代理人黄灼的电子邮箱,但中牧公司亦未委托黄灼代理仲裁案件,且由于该邮箱权限的限制,未曾受到伦敦仲裁案件中伦敦律师发来的电子邮件。
五、案涉《仲裁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案涉《仲裁裁决书》在“鉴于”(WHEREAS)部分明确记载,定期租船合同第四十四条(b)项规定仲裁在伦敦进行。涉案提单第八条(b)项若结合定期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理解,规定了仲裁在伦敦进行。案涉《仲裁裁决书》认可帕尔默公司的观点,即任何宣称货物受到损失且帕尔默公司对该损失需要承担责任的主张都是没有依据的。案涉《仲裁裁决书》认为这显然单纯是中牧公司对托运人提供的货物质量和规格感到不满而寻求让船舶的船东承担责任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在航行过程中货物的颜色发生改变,也没有理由推定对于货物“清洁装船”或“运载时表面状况良好”的陈述,与货物在装运时就发生了如卸载时颜色改变的情况是不符的。提单中没有关于货物颜色的陈述。卸货时的货物在各方面都处于正常的状况,并不是变色而是有不同的颜色。船舶上的储货空间结构良好,适货也适宜装载和运输该货物,其整体水密性也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双方检验员观察到的少量结块,仅仅是由于货物在航程中受到挤压而导致的。
案涉《仲裁裁决书》最终裁决:1.裁决并宣告帕尔默公司对中牧公司在黄埔港卸货的谷物货物或其任何损失或宣称的损失不承担责任。2.裁决并命令立即将帕尔默公司的保赔协会即西英船东互保协会于2015年10月23日提供的担保书退还于西英船东互保协会。3.其他裁决包括:(1)中牧公司应承担自己的损失并且支付帕尔默公司的仲裁费用(帕尔默公司的前述费用可由Donovan或由伦敦高级法院确定,帕尔默公司依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5)节享有选择权),Donovan对一系列仲裁的费用保留管辖权;(2)中牧公司应进一步承担并支付Donovan的该最终仲裁裁决费用,共计7770英镑,若在一审中,帕尔默公司支付了该最终裁决的相关费用则其有权要求中牧公司立即补偿其已支付的费用;且(3)中牧公司应支付上述3(1)和3(2)项下应付金额的相应利息,以年利率4.5%或以每三个月为基础按比例复合计算,从Donovan的该最终裁决作出之日起计算至支付或补偿之日为止,以具体适用的为准。
六、天津海事法院审查意见
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系在英国伦敦作出,该裁决为外国仲裁裁决。我国和英国均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之规定,案涉仲裁裁决是否予以承认和执行,应当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
(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为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对于请求仲裁直接达成的合意。根据仲裁自愿原则,选择仲裁这一限制诉权行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明示的、确定的。帕尔默公司称双方依据提单背面仲裁条款存在仲裁协议。对此,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系承运人预先拟定且记载于提单背面,并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提单持有人接受提单的行为不意味着同时接受仲裁条款,不能认定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就仲裁达成了协议。故,帕尔默公司与中牧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
(二)关于仲裁通知是否有效送达
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邮件告知帕尔默公司将邮件转发至货物利益方,并未指出货物利益方就是中牧公司。依据现有证据,帕尔默公司不能证明ipsfen××@sina.com、××@cahg.com.cn是中牧公司的电子邮箱。中牧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 guang××@ynlco.com、1360971××@139.com分别为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使用的邮箱,两所律师均未得到中牧公司关于仲裁事项的委托,无权代中牧公司接收仲裁通知,向该两所律师发送的关于仲裁程序的电子邮件不能视为向中牧公司进行了通知。因此,应当认定中牧公司未收到指定仲裁员及其他仲裁程序的通知。
综上,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帕尔默公司与中牧公司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应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七、我院审查意见
案涉《仲裁裁决书》在英国伦敦作出,中国与英国均系《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成员国,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相关条款审查是否应对案涉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及执行。
中牧公司的意见可归纳为:第一,定期租船合同、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中牧公司无约束力;第二,相关仲裁文书并未有效送达给中牧公司,即:本案应审查案涉《仲裁裁决书》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第(二)项之规定。
(一)本案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规定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规定:“第二条所述的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选定适用的法律,或在没有这种选定的时候,根据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下述协议是无效的......”根据上述规定,在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之前,还应审查当事人是否达成《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条规定的“协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条第(2)款规定:“书面协议”包括当事人所签署的或者来往书信、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第(3)款规定:如果缔约国的法院受理一个案件,而就这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当事人已经达成本条意义内的协议时,除非该法院查明该项协议是无效的、未生效的或不可能实行的,应该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令当事人把案件提交仲裁。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上述规定,结合钧院(2015)民四他字第29号复函精神,人民法院在审查国外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案件时,有权依据相关证据对当事人之间是否签订仲裁协议及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等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而该问题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因此,我院认为不必再适用“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来判断仲裁协议效力。
依照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确立的规则,认定租约中的仲裁协议并入提单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提单正面通过载明编号、签订日期、当事人等方式明示特定租约并入提单;2.提单正面明示该特定租约中的仲裁协议并入提单;3.该仲裁协议为有效;4.按照该仲裁协议的表述,提单持有人受其约束。涉案提单正面仅记载“运费:按照租约”“租约日期:2015年3月11日”“运输条款见背面”等事项,对此,我院认为:第一,涉案提单相应记载并未在提单正面使并入租约发生“特定化”,不能确定欲并入的租约为嘉吉公司与中粮美国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第二,涉案提单仅载明运费按照租约,并没有明示该租约“并入”提单;第三,涉案提单虽记载了租约,但并未明示租约中的仲裁协议是否并入提单。综上,应不予认定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并入提单。另外,涉案提单背面《运输条款》中虽约定了仲裁协议,但该仲裁协议系承运人预先拟定且记载于提单背面,并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不对提单持有人中牧公司发生约束效力。
综上,因帕尔默公司与中牧公司之间不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条规定的“书面协议”,本案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规定的不予承认及执行事由。
(二)本案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对案件提出意见。”
依照钧院(2006)民四他字第34号复函精神,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十四条第(4)款规定,如果仲裁员需由当事人指定,仲裁程序以及指定仲裁员的通知可以由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协议对送达的方式进行约定;没有约定的,通知或者其他文件可以任何有效的方式送达个人。因此,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规定,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该送达方式并非我国所禁止,在申请人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已收悉送达通知的情况下,该送达应为有效送达。但申请人应提供被申请人确认收到电子邮件或者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收到电子邮件的其他证据。据此,本案案涉仲裁庭采取电子邮件送达相关仲裁文书本身并不违反我国禁止性规定,但帕尔默公司应证明中牧公司确认收到电子邮件或者能够证明中牧公司收到电子邮件的其他证据。
相关仲裁文书的送达过程中,涉及四个相关电子邮箱:ipsfen××@sina.com、××@cahg.com.cn、guang××@ynlco.com、1360971××@139.com。按照现有证据,不能确认ipsfen××@sina.com、××@ cahg.com.cn系中牧公司邮箱。关于1360971××@139.com邮箱,该电子邮箱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黄某使用,但按照现有证据,黄某并未获得接收法律文书的授权。不过,就guang××@ynlco.com邮箱而言,该邮箱为广州恒福律师事务所使用,广州恒福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持有中牧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且授权事项中包括代为接受有关法律文书的送达在内。帕尔默公司相关代理人或仲裁员向该电子邮箱发送相关仲裁文书,应视为对中牧公司进行了送达,且广州恒福律师事务所庄东晓等于2015年12月11日致信John Hicks的电子邮件亦表明其收到了之前的邮件,虽该电子邮件同时表示现在没有得到“货主”授权可以代表其就仲裁问题作出回复,但在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当时具有中牧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书,且该委托书未撤销的情形下,应认定其具有接收法律文书送达的权限。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表明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已被撤销,因此,帕尔默公司相关人员或仲裁员对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电子邮箱发送相关仲裁文书,应认定系对中牧公司的送达。
综上,案涉仲裁采用电子邮件送达相关仲裁文书本身并不违法,同时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又具有中牧公司关于接收法律文书送达的授权,故本案难以认定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及执行的事由。
综上所述,我院认为,虽然按照现有证据,难以认定中牧公司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本案不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二)项予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但案涉《仲裁裁决书》因帕尔默公司与中牧公司不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第二条规定的“书面协议”,故本案存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规定的事由,应依照该项规定予以拒绝承认及执行。同意天津海事法院的处理结果,但理由、依据仅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一)项后段规定。
以上意见当否,请示复。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中央文明办等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发改财金〔2018〕3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文明办、高级人民法院、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通用)航空公司、机场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机场公安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大格局的重要指示,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要求,防范部分旅客违法行为对民航飞行安全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大对其他领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现就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提出以下意见。
一、限制范围
(一)旅客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下列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1.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  2.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  3.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通道)的;  4.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品的;在随身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物品的;  5.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强行闯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和机坪的;  6.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实施或威胁实施人身攻击的;  7.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  8.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  9.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的。
(二)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  1.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挪用、拖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到期债务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  3.在社会保险领域中存在以下情形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未如实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且拒不整改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拒不缴纳的;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拒绝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  4.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没款,逾期未缴纳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承诺的;  5.被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定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或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6.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相关部门加入本文件的,应当通过修改本文件的方式予以明确。
二、信息采集
(一)民航旅客相关失信信息采集
民航局应当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协调建立信息推送机制。因本意见第一部分第(一)项所列行为而被公安机关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和做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将名单推送民航局,由民航局按照规定程序纳入限制乘机名单。
(二)其他领域相关失信信息采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证监会将本部门确定的因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需要纳入限制乘飞机的名单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平台推送给民航局,由其按规定程序纳入限制乘飞机名单。如果之前已和民航局建立数据传输通道的、实现名单信息共享的,可以保持原数据传统通道和信息共享方式,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不再重复推送名单信息。
向民航局提供的名单信息应当包括:被列入限制乘机名单人员的姓名、旅行证件号码、列入原因,有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书的,还应当提供该法律文书的名称与编号。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名单异议处理人,并通报民航局。
三、发布执行和权利救济
民航局按照规定程序,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在指定的民航网站和“信用中国”网站发布限制乘机名单信息,异议处理部门及联系方式应当同时公布。名单自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为公示期,公示期内,被公示人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公示期满,被公示人未提出异议或者提出异议经审查未予支持的,名单开始执行。被纳入限制乘机名单的人员认为纳入错误的,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提起复核。
四、移除机制
对特定严重失信人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相关主体从限制乘机人员名单中移除后,不再对其采取限制乘机措施,具体移除办法如下:
(一)因严重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特定严重失信人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
(二)其他领域产生的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相关人员名单,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动移除;在有效期内,其法定义务履行完毕的,有关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民航局移除名单。
因押解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人员需要乘坐飞机的,由押解部门向民航局提出申请后,予以暂时解除。
五、诉讼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各级人民法院指导,依法处理因执行限制乘机名单而引发的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明确审理标准,公正司法,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六、宣传工作
本意见的签署单位以及各航空运输(通用)公司、机场公司、民航有关协会,应当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发挥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大力开展民航信用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利用“诚信活动周”“安全生产月”“诚信兴商宣传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公益活动,有步骤、有重点地介绍宣传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制度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帮助广大社会公众熟悉并监督这一制度的实施。
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  航  局
中 央 文 明 办
最高人民法院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 务 总 局
证  监  会
2018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6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三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6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0年12月11日)
目 录
1.江苏省张家港市夏某某等5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2.重庆市万州区曹某某等3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3.上海市崇明区韩某甲、韩某乙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4.四川省南部县沈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5.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诉姚某某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6.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上海市崇明区东风西沙水库水源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8.江苏省江阴市长江江滩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浙江省安吉县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江西省赣江沿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湖北省宜昌市长江码头船舶污染治理行政公益诉讼案
12.湖南省洞庭湖下塞湖非法矮围整治公益诉讼系列案
13.重庆市嘉陵江右岸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14.四川省江安县工业废气超标排放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15.贵州省石阡县月亮岩河道水体污染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16.云南省丽江市金沙江流域非法网箱养鱼整治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江苏省张家港市夏某某等5人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 全链条打击 诉前主导 行业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应从严惩处、破网断链,通过提前介入、提起公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履职方式,全方位打击非法捕捞、收购、运输、出售水产品等行为,依法惩处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斩断长江禁渔非法利益链条。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至6月长江禁渔期间,夏某某、屠某某等5人相互配合,在长江太仓、崇明等段水域,多次使用国家禁用的电拖网、刀鱼网等工具,采用发射超声波、电击等手段进行非法捕捞,并事先预谋由俞某某收购后出售谋利。共计捕获长江刀鱼、鮰鱼等渔获物2185公斤,价值人民币20万余元,非法捕捞所导致的长江水域生态资源损失、恢复该水域生态所需费用为人民币41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7月,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会同侦查机关全面梳理该案在捕捞、运输、销售、存储等阶段的涉案人员及证据,固定30余种2万余尾渔获物、40余套非法捕捞工具等相关证据,引导查实俞某某在销售环节与夏某某等人在非法捕捞环节之间的关系,准确认定犯罪团伙各成员的地位、作用。督促侦查机关固定长江环境损害证据,为后期鉴定评估提供依据,确保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证据顺利收集。针对《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等文件就案发太仓水域是否属于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保护区存在一定模糊的情况,会同侦查机关请示农业农村部长江渔业办,确认长江江苏徐六泾以下常熟、太仓水域属于保护区范围,为今后办理类似案件提供借鉴。
2019年5月6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刑检部门第一时间向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移交线索。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对与夏某某等非法捕捞人员长期合作、主动询问捕捞计划、专门销售渔获物的被告人俞某某,严格区分共同犯罪与上下游犯罪的界限,认定其为非法捕捞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改变侦查机关对俞某某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
2020年3月10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针对本案中“捕—购—销”等环节暴露的问题,向太仓市有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从加大检查处罚力度、改进禁捕禁售宣传工作、开展专项整治等方面,掐断非法捕捞渔获物销路。2020年7月27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针对本案及近年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存在非法捕捞工具多从某知名电商平台购入的问题,向该电商平台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落实服务协议和平台管理责任,及时清除部分渔具网店有关非法捕捞图片、评论文字等违法违规信息,遏制非法捕捞工具泛滥。
2020年4月28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规定以夏某某等5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以5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夏某某等5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一年四个月不等刑期,责令夏某某等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41万余元,并就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一)全链条打击,从严惩处非法捕捞犯罪。为遏制长江水域生态功能退化,减少高强度非法捕捞活动,应对长江保护的严峻形势,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坚持全链条打击、全方位追责。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应当紧盯非法捕捞过程中工具准备、捕捞、运输、存储、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违法犯罪行为,准确区分上下游犯罪与共同犯罪,依法精准全链条追责。检察机关在追究非法捕捞刑事犯罪的同时,通过刑民融合追究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最大限度地打击、震慑非法捕捞犯罪,修复长江流域受损生态环境。
(二)提前介入侦查,有效发挥诉前主导责任。非法捕捞案件在捕捞、运输、销售、存储等阶段,涉案人员众多,渔获物、捕捞工具数量、种类庞杂,不同环节共犯故意、地位作用不明,非法捕捞案件取证工作繁杂。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侦查机关沟通协作,适时介入侦查,帮助准确认定禁捕范围,引导全面、客观收集各环节实施犯罪的证据,梳理捕捞、收购、销售间逻辑关系,准确判断共同犯罪故意,查明犯罪团伙各成员的地位、作用,依法认定刑责。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围绕非法捕捞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失、破坏长江生态系统、影响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及时固定相关证据,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奠定证据基础。
(三)推动行业治理,助力“禁捕退捕”取得实效。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应当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入做好案件分析、检察建议等工作,减少非法捕捞犯罪滋生土壤。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紧盯生产加工、销售、餐饮供应、禁捕宣传等关键环节,推动加强非法捕捞渔获物整治力度、改进禁捕禁售宣传工作,掐断长江禁渔非法利益链条。针对不法商家利用电商平台销售非法捕捞工具问题,及时推动相关主体清除网络销售非法捕捞工具、非法捕捞图片文字等违法违规信息,完善排查违规信息算法模型,遏制网络销售非法捕捞工具蔓延势头。
重庆市万州区曹某某等3人
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提前介入 专家辅助人 禁止令
【要旨】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指导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取证的及时性、规范性,通过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出庭方式解决专业性问题。树立打击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教育行为人主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并且通过禁止令的适用,实现犯罪惩罚预防双成效。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被告人曹某某、周某某共同出资在重庆市万州区高粱镇开办电镀作坊,雇请被告人杨某某负责具体生产,在未办理排污许可证等手续的情况下,进行电镀作业,加工产生的含有锌、铬等重金属的废水通过暗管排入长江一级支流竺溪河。2018年5月13日,经当地政府责令停产后,曹某某等人将电镀作坊迁建至万州区太白街道继续生产,废水通过沟槽、管道流入废水池,后溢流排放至厂房外。经分时采样监测,外排废水总镍、总铬、总锌浓度分别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标准十倍以上,其中总镍浓度最高超标2419倍。
【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7月2日,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因该案存在作案时间长、作案地点变更等问题,导致公安机关获取认定犯罪数量、含重金属浓度、因果关系等证据时遇到困难。为此,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商请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万州区人民检察院详细了解情况后,提出围绕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超标情况进行侦查取证的建议。
2019年2月13日,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针对作案时间不确定、地点变更带来的污染后果不明确、修复程序不明确等问题,聘请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环境损害后果进行鉴定。根据土壤污染的隐藏性、难可逆性、扩散性等特点,为了控制土壤污染的迁移扩散并消除土壤污染后果,决定采取原址异位淋洗方法进行修复。9月6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曹某某等3人涉嫌污染环境罪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向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附带生态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向法院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就本案涉及的环境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
2020年9月21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全部采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和适用禁止令建议,判决曹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判决周某某、杨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适用缓刑,同时禁止周某某、杨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电镀生产活动。对公益诉讼全部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宣判后,3人均未上诉。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联合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和相关专家监督、指导周某某等人进行生态修复,使涉案水域和土壤生态得以恢复。
2020年10月9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深入检查全区企业排污情况。该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辖区排污企业进行彻底排查,重点监督违法企业的限期整改情况,取得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该案系向长江非法排放危险废物污染长江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件,检察机关立足污染环境案件特点,提前介入指导侦查机关取证,通过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出庭方式解决专业性问题。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推动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实现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相统一。同时,通过禁止令的适用实现犯罪预防效果。
(一)提前介入确保案件品质,检察建议提升生态质效。排污类污染环境案件具有隐蔽性、危害后果滞后性等特点,证实排污时间、危险废物数量、污染后果等证据获取困难。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前主导作用,通过预判取证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困难,引导侦查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和办案思路,为案件侦办夯实基础。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环境资源管理、保护机制、行政执法等方面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其建章立制、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实现有效治理。
(二)善用专家辅助人出庭,切实解决专业性疑难。在办理污染环境案件遇到专业难题时,除了鉴定意见常规做法之外,可以申请专业知识人员出庭,对专业性问题、污染行为危害性、污染后果等方面进行释明。既对专业问题结论补充印证,为定罪量刑提供有力支持,又可以通过庭审向社会公众宣传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危害,通过现场庭审以案说法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适用禁止令实现预防功效。单纯依靠适用刑罚,难以实现良好的预防效果、生态修复效果。在对犯罪行为人适用刑罚的同时,建议适用禁止令,通过在缓刑考验期禁止犯罪行为人从事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犯罪预防。同时将生态修复作为认罪认罚的悔罪表现,通过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实现案件办理的生态效果。
上海市崇明区韩某甲、韩某乙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 渔获物价值 渔业资源修复 生态保护意识
【要旨】
检察机关精准引导侦查取证,明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适用内陆水域追诉标准,重点追查历次作业情况;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非法捕捞行为破坏国家渔业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履行普法职责,加强执法与司法联动,做好释法说理,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5日至9月17日期间,被告人韩某甲、韩某乙经事先预谋,雇佣工人多次夜间驾驶渔船至长江上海段长兴水域、九龙港附近水域,违法使用高压发电装置进行拖网捕捞作业,并将渔获物销赃予他人。经查,被告人韩某甲、韩某乙利用上述方法在长江上海段非法捕捞水产品9次,累计捕获渔获物近2.5吨,累计获利人民币3万余元。
2019年9月17日晚,被告人韩某甲、韩某乙捕捞作业完毕后,在江边私下交易时被民警当场抓获。民警现场查获渔获物300余千克,并当场扣押了用于捕捞的电拖网、逆变器、发电机等涉案工具。
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认定,韩某甲等人使用渔具系采用电脉冲方式进行辅助捕捞的拖曳三重刺网,属禁用工具。经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上述非法捕获的渔获物市场价值为7万余元。
【检察履职情况】
该案案发后,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经研判,明确犯罪嫌疑人进行非法捕捞的水域属于长江干流水域,应适用内陆水域的追诉标准,并提出取证意见:一是调取账册等反映既往非法捕捞数额的书证;二是委托物价部门对涉案渔获物进行价值评估。2020年2月20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以韩某甲、韩某乙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以价格认定部门评估价作为犯罪数额。其一,鱼贩与被告人之间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不能真实反映涉案渔获物的实际价值;其二,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定规定》(发改价格〔2015〕2251号)规定,结合查实的销售账册所反映的渔获物的数量、种类和上海本地市场价格进行评估,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涉案渔获物价值。同时,检察机关认定本案情节严重。韩某甲、韩某乙使用渔船拖带电渔网的方式在长江水域进行扫荡式捕捞,会直接致鱼类受电击死亡、生理功能遭受损伤,并对水体中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造成致命伤害,导致过电水域局部“荒漠化”,增加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
2020年4月16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韩某甲、韩某乙提起公诉,并以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6月4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庭审直击》节目进行了网络直播。
经法庭审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韩某甲、韩某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韩某甲有期徒刑九个月;判处韩某乙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韩某甲、韩某乙连带赔偿国家渔业资源损失7万余元,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韩某甲、韩某乙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长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涉案渔获物数量多、价值高、作案工具破坏性大的恶性案件。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立足案件特点,破解价格鉴定、既往非法捕捞渔获物数量认定等难题,将惩罚犯罪与修复生态相统一,在当前长江大保护背景下,具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渔获物数量及价值,精准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由于非法捕捞行为成本低、获利高、监管难,长江水域非法捕捞屡禁不止。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及时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并固定行为人既往实施非法捕捞行为相关账册、转账记录等证据,准确区分渔获物类别及数量,避免采纳严重背离市场价格的销赃价从而导致犯罪数额畸低。借鉴本案渔获物的认定方式,有助于统一类案的价值认定标准和取证规范,实现精准打击。
(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推动生态环境修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内部协作、信息互通,确保刑事打击与公益保护无缝衔接、共同推进。本案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既节约司法资源,又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打击犯罪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相统一,体现了检察机关践行生态环境修复司法理念和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决心。
(三)加强联动履行普法职责,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本案非法捕捞作业水域地处长江口,是中华鲟、长江鲟、江豚等珍贵、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场所,鱼类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该案判决后,为确保办案成效,检察机关与市农业农村委、市海事局、公安机关会签多部门协作工作备忘录,积极参与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世界环境日”加强对本案的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四川省南部县沈某某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非法捕捞 生态修复 检察长办案 法治宣传
【要旨】
对在禁渔区、禁渔期内采用电鱼方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要结合作案手段、作案时间、作案次数、渔获物数量、生态危害性等因素综合考虑;促使行为人认罪认罚,督促其修复受损渔业资源,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优化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实的法治环境。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11日6时许,被告人沈某某使用自制电鱼工具,在嘉陵江支流转转河水域实施非法捕捞,捕获鲢鱼9条、鲫鱼2条。经检测,其使用的自制电鱼工具产生的电流足以将鱼虾蟹贝等水产品瞬间致死。经评估,其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共计1312.5元,同时造成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生态损害。另查明,自2008年以来,其在农闲时节使用自制电鱼工具长期实施非法捕捞,大部分渔获被其售卖。
【检察履职情况】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检察院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平台上发现沈某某涉嫌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线索后,立即建议行政机关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0年5月12日,四川省南部县公安局对沈某某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侦查,6月19日移送审查起诉。南部县人民检察院经研判,认为本案“案小事大”,高质量办理案件,可形成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导向作用,遂由检察长担任案件主办检察官。审查起诉中,沈某某辩称其非法捕捞区域不是禁渔区因而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对其释明禁渔期、禁渔区和禁渔方法等规定,并进行政策教育。7月12日,该院与县农业农村局(水产渔政)对接,建议该局制定非法捕捞涉案人员生态修复方案。经检察官释法说理后,沈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修复方案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沈某某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修复方案向天然水域增殖放流价值1312.5元鱼苗,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2020年7月20日,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检察院以沈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向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沈某某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同年10月13日,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领域执法人员、渔民、基层群众等旁听庭审,南部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出庭履职,南部县人民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出庭审理。经审理,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和诉讼请求,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决已生效。
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做客广播电视台,围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刑法》《渔业法》等相关法律,对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和法律规定的禁渔期、禁渔区、禁用方式以及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生态修复责任等进行普法解析,增强群众法律意识。2020年10月15日,该院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业农村局(水产渔政)工作人员及非法捕捞涉案人员等,对价值1万余元鱼苗实施增殖放流,并通过微信、微博等直播方式进行法治宣传。
【典型意义】
在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标准,把握“小案”的导向性、教育性,通过旁听庭审、以案说法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监督犯罪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实现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的统一。
(一)综合判断危害后果,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非法捕捞水产品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方可入罪,检察机关应当准确理解把握入罪标准。非法捕捞渔获不多的情况下,要结合作案动机、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作案时间、作案次数和生态危害等因素综合判断,尤其要考虑对区域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潜在危害后果。
(二)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以生态修复责任凸显司法效果。在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责令行为人承担被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责任,从经济上给予处罚,有效实现惩罚、预防效果。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修复,法治化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三)检察长带头办理“非捕”案件,鲜明司法政策导向。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的政策性较强,要更加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检察长带头办理非法捕捞案件,可以带动本地区高质量办理相关案件,引导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达成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共识,推动中央政策在基层落地落实。
(四)加强类案普法宣传,促进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见实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领域执法人员、渔民、基层群众等旁听庭审,检察长做客电视台普法,监督涉案人员增殖放流等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彰显检察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引导群众远离生态环境犯罪,努力形成全民参与、全民禁捕、全民护江的格局,优化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实的法治环境。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
诉姚某某等污染环境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固废污染 提前介入 综合治理
【要旨】
对以层层转包方式违法倾倒工业固废的行为,依法追究固废直接倾倒人、中介人和未尽法定污染防治责任的固废产生企业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公安机关对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事实固定证据。推动行政机关出台工业固废处置管理规定,促进相关领域行业治理。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2日晚,嘉兴市嘉善县至秀洲区太浦河红旗塘河道发生严重污染,水体呈暗红色,浊度及总磷均超出正常指标数倍。经调查查明:2015年以来,工业污泥处置中介人姚某某、夏某某、陆某某、朱某某违反国家规定,联系嘉兴某织造有限公司等5家污泥产生企业,将取得的全部或部分污泥通过层层转包的方式交由明知无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资质的胥某某处置。胥某某组织方某某、段某某等人将2739余吨工业污泥分多次偷倒入红旗塘嘉善至秀洲段水域。经鉴定,倾倒的工业污泥为“有毒”或“有害”物质,共造成各类损失达560余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污染事件发生后,生态环境部门立即启动程序,并将线索移送给检察机关。2017年12月14日,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抽调两级院业务骨干组成专案组,提前介入该案,指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污泥产生企业是否依法处置固体废物、倾倒的污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等方面开展调查取证。2018年6月,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秀洲区院)对本案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在《检察日报》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期间,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反馈或提起公益诉讼。
2018年10月12日,秀洲区院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8名被告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并诉请判令各民事责任主体承担污泥倾倒造成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应急监测和检测费用、为防止污染扩大所产生的紧急措施费用、对倾倒的污泥进行清理、运输、处置费用和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等共计560余万元,各污泥产生企业在责任范围内分别与姚某某、胥某某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9年12月27日,秀洲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8名自然人被告一年十个月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部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不服,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5月11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除因一污泥产生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对其以确认之诉改判外,其余部分均维持原判。截止目前,各责任主体已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合计2281258.75元,其余赔偿费用法院正在强制执行中。同时,秀洲区院针对本案涉及的工业固废处置问题,积极与当地生态环保部门开展协作,共同推动当地政府出台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管理办法,促进了该区工业固废产生企业的行业治理。
【典型意义】
涉案受污染的太浦河红旗塘河道流经苏浙沪三省市,沟通太湖与黄浦江,是太湖流域向下游地区供水的骨干河道,生态意义非常重要。检察机关充分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严厉打击违法倾倒工业固废行为,保护了相关水域的生态安全。该案也为层层转包式的固废倾倒案件如何确定直接倾倒者、中介人及固废产生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办案样本。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
诉李某某等非法采矿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综合治理 一体化办案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不局限于刑事案件被告。根据“谁侵权、谁赔偿”原则,依法追究相关民事侵权主体的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受损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救济和保护。
【基本案情】
2016年,安徽淮北某公司(后更名为某勘探公司)在金华石片厂及福光联合石料厂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中,成立工程项目部并聘请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李某某、陶某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李某某、陶某违反施工设计和施工合同,私自变更施工方案,超红线范围施工,至案发时共非法开采石料达268万吨,价值7135万元,造成国家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安徽某爆破公司明知某勘探公司工程项目部、李某某、陶某在矿山治理过程中违反施工设计和施工合同进行施工,仍为其提供爆破作业服务。
【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12月,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铜陵郊区院)在办理李某某、陶某等涉嫌非法采矿罪审查起诉一案中发现,李某某、陶某等非法采矿行为可能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立案审查。经检察机关与铜陵市国土资源局共同委托安徽开成地矿勘查有限公司、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及有关专家进行评估鉴定,确定本次非法采矿共产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803832.22元,评估鉴定费38800元。
2018年12月26日,铜陵郊区院以李某某、陶某等涉嫌非法采矿罪向郊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对李某某、陶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依法追加某勘探公司、安徽某爆破公司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诉请判令四被告连带承担因本次非法采矿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3803832.22元及评估、鉴定费用38800元。2019年7月4日,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李某某、陶某因非法采矿罪分别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同时支持了全部公益诉讼请求。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不服上诉,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2日,涉案款项全部执行到位。现案涉矿山生态环境已修复完毕。
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铜陵市人民检察院针对行政主管机关对矿山资源日常监管不到位、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过程中工作不规范等问题,向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加强管理、堵塞漏洞。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全部采纳,促进矿山资源管理和环境整治隐患问题有效解决。检察机关在办好案件的同时,主动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工程责任主体单位、工程实施主体单位相关责任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问题,现已有两人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一人被处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但构成民事侵权的相关主体依法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一并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受损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救济和保护。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办案中积极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就案件事实认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及费用等问题加强上下、内外协作配合,与行政机关共同委托专业机构对因非法采矿导致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进行了评估、鉴定,同步跟进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制定、同步跟进生态环境恢复成效,避免了传统诉讼流程“先赔偿、后修复”模式下,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持续扩大的负面影响。
上海市崇明区
东风西沙水库水源地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源地保护 跨省域 指定管辖 长三角一体化
【要旨】
对跨行政区划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通过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形成两省检察机关跨域办案协作机制,以诉前磋商的形式与行政机关达成治理共识,推动问题快速解决,切实保护水资源安全。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江苏省海门市交通局向海门市江山公司发放了港口经营许可,由该公司负责海门水上临时过驳区经营管理。江山公司在距崇明东风西沙水库不足10公里的上海市白茆沙北水道(该作业区属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两侧从事砂石过驳作业,作业区共有浮吊40多台,作业船只长期有30-40艘,高峰时段有近百艘。2018年至2020年间,江山公司因安全生产等问题多次被相关部门约谈、责令停业整顿,船舶可能发生不按规定处理生活垃圾、海轮违法过驳等情形,对东风西沙水源地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在2019年底召开的第二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指定给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崇明区院)管辖。崇明区院依托生态检察官派驻河长办机制,联合崇明区河长办多次巡视白茆沙水域,评估过驳作业风险隐患,商请区水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海事部门等就生态红线、船舶作业等专业问题答疑解惑,找准公益受损点;依托北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商请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门市院)协助调取涉案相关证据材料、共同会商办案思路,又赴江山公司实地查看该公司安全监管及船舶污染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多次和南通、海门两级交通部门沟通行政机关管理及江山公司过驳作业威胁水源地安全等相关情况。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海门市交通局作为主管部门,未全面履行对过驳作业风险监管职责。
2020年6月12日,崇明区院、海门市院与海门市交通局会签了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备忘录:一是海门市交通局依法注销到期的浮吊作业船只港口经营许可且不再受理新的申请;二是督促江山公司6月15日前终止在上海行政水域的过驳作业,并拆除清离相关设施设备;三是南通市交通部门6月30日前完成对行政许可未到期浮吊作业船只的全部迁离,实现海门水上临时过驳区取缔目标;四是海门市交通局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清退工作的管理,依法打击非法浮吊作业;五是崇明区院、海门市院、海门市交通局7月份联合开展白茆沙水域巡查,共同查看海门水上临时过驳区迁移取缔工作的落地落实情况。
备忘录签订后得到全面履行,截至2020年7月,江苏省海门市交通局向江山公司发放的港口经营许可已经全部终止,白茆沙北水道两侧过驳作业区浮吊船只全部予以清退,崇明东风西沙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
【典型意义】
白茆沙水域属于东风西沙水源地准保护区。上海、江苏两地检察机关在上级检察机关的统筹指导下密切配合,通过指定管辖,探索形成两省检察机关跨区域办案协作机制,以诉前磋商形式与行政机关达成治理共识,消除了东风西沙水源地存在的环境风险。
江苏省江阴市
长江江滩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非法填埋废物 江滩违建 快速检测实验室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线索平台发现线索,利用快速检测实验室和无人机等设备调查取证,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积极履职,修复被破坏的江滩。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起,某公司在其租赁的长山北麓大庆港西北侧长江江滩上,采取倾倒渣土、钢渣、河道打桩等方式进行非法填滩,并违法建设码头、货场等建筑物,占用江滩面积达150亩。在此期间,相关行政机关多次对该公司作出罚款、责令限期拆除等行政处罚。2018年12月,大庆港东北侧岸壁式码头及堆场工程全部拆除,但非法填滩形成的150亩码头区域一直存在,影响长江航道安全和防洪工作开展,长江岸线未能恢复原状。
【调查和督促履职情况】
2019年8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阴市院)借助“互联网+”,研发集线索自动抓取和智能分析研判于一体的“智慧公益诉讼平台”,在一次日常抓取线索过程中实时扫描到本案线索,初步核实后决定立案办理。办案人员调取了有关行政执法证据材料,了解某公司行政违法案件的基本情况;运用无人机取证、现场实地勘验等方式,固定某公司非法侵占长江岸线的事实;委托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对涉案土样、水样进行采样检测。确定相关违法事实后,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厘清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明确履职依据,分别向水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水利部门依法对某公司非法倾倒渣土、侵占河道等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并要求该公司停止擅自填滩、侵占河道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对某公司在长江滩地填埋的固体废物跟进监测,发现污染情形,依法及时处理。发出检察建议后,江阴市院持续跟进监督,先后5次参加由属地政府、水利、生态环境、国土等多部门召开的大庆港整治联动会议,研判13份大庆港码头整治工程资料,与相关部门共同会商研究长江岸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问题;每周2次赴大庆港现场,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2020年初,在江阴市院与多个行政执法机关多重合力下,被非法占用的长江江阴段江滩已完成整治,共移除土石方24.2万立方米,拆除钢筋砼构件500立方米,长江岸线得以恢复原状。
【典型意义】
江滩是长江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检察机关借力“互联网+”技术,实现快速对生态环保类案件线索进行筛查,破解线索发现难、评估难问题。利用无人机等现代技术装备,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顺利完成取证固证及跟进监督工作,发挥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动态监控作用,保证检察建议落到实处,为江滩修复提供了有效司法保障。
浙江省安吉县
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经济带水域生态 协同履职
【要旨】
涉水域生态违法行为类型多,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能,部分违法行为存在监管不清、职能不明。检察机关坚持督促与协同并举,推进多部门协同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积极守护长江流域水域生态。
【基本案情】
安吉县赋石水库素有“浙北第一库”之称,是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其源头水质直接影响到湖州市千家万户的饮用水安全。西苕溪是安吉县内主要水系,自西南向东北流向太湖,最后注入黄浦江,是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水流资源。经查,赋石水库滩涂上遍布着用竹竿定标、长达十余米的地笼,各地笼间隔不过二十米,岸边公然停放着用来收放地笼的快艇。水库库尾处倾倒有生活垃圾,存在非法取砂现象。西苕溪乌象坝段河道短短百余米就存在近三十条地笼,岸边倾倒有生活垃圾。浒溪灵溪公园段存在沿河护栏被破坏,越野车下河行驶情况。上述一系列违法行为对水库、河道的水质安全造成影响,对水体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10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吉县院)收到县人大代表转来本案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办案人员对赋石水库、西苕溪主河道流域等主要水域内存在的破坏水域生态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勘查、证据收集。针对调查发现的水域内非法捕捞、水域内倾倒生活垃圾、浒溪河道护栏被损毁等情况,安吉县院分别以诉前磋商、诉前检察建议形式督促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灵峰街道等部门整改。5月28日,上述行政机关分别在赋石水库和西苕溪同步召开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现场工作会议。专项整治期间内,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水利局向水库周边和西苕溪沿岸村民发放《清理整治违规渔具行动的通知书》,收缴地笼1000余条,对无证捕捞行为积极查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水库、河道非法取砂行为进行了查处;县水利局、县综合执法局协同各属地乡镇完成西苕溪清水入湖整治工程,实现了岸绿水清;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以推送短信方式加强水域生态保护宣传促进源头防控。安吉县院以此案为契机,在赋石水库管理局设立公益诉讼检察联络站,实行“检察长+库长+河长”机制,推动县治水办牵头多部门建立联合长效监管机制,明确了常态化巡查监管、信息资源联络共享、联合专项整治、生态修复协作等六项工作机制,全链条、常态化、系统化守护长江流域水域生态。
【典型意义】
水域生态涉及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综合保护工作。检察机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点带面,主动协同多部门共同履职,有效破解溪河、湖库水域生态保护部分违法行为监管不清、职能不明等难题。同时以案促治,形成长效监管治理机制,助力安吉成为“水清、库绿、景美”的生态环境“重要窗口”建设,多部门合力守护好长江经济带的“美丽河湖”。
江西省赣江沿线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破坏生态环境 河(湖)长+检察长 磋商 检察一体化
【要旨】
检察机关积极落实“河(湖)长+检察长”司法执法协作机制和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部署,运用指定管辖、一体化办案、诉前磋商等方式,推进联动综合整治。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南昌某公司将加工玻璃胶过程中产生的约8吨工业固体废物雇请车辆偷偷倾倒至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前洲村附近赣江中支沿岸滩地。工业固废用普通编织袋包装,内容物呈黑色泥状或褐色油渣状并有明显油污渗漏,散发出刺鼻性气味。
【调查和督促履职】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南昌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南铁检察分院)检察人员外出办案时发现本案线索,立即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西省院)报告。2020年6月4日,江西省院与南铁检察分院对倾倒现场进行勘查并初步取样检测,发现部分样本的腐蚀性指标超出国家规定限值。后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该工业固废和废油漆桶均属于危险废物。6月16日,江西省院指定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昌铁检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该案。
因时值汛期,赣江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污染扩散,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检察机关紧急与南昌市东湖生态环境局进行诉前磋商,督促其尽快开展应急转运工作。南昌铁检院在与生态环境部门对接的同时,同步推动涉嫌污染环境犯罪问题调查取证和线索移送工作。7月16日、22日,南昌铁检院分别向南昌市东湖生态环境局、扬子洲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两单位对案涉危废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被污染场所进行修复;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线索等。8月初,两行政机关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对倾倒的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受污染的场地进行修复清理。9月,南昌市东湖生态环境局将犯罪嫌疑人龚某等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线索移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立案侦查。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扬子洲镇前洲村陶家附近有两家砂厂非法侵占河道、洗砂污水直排赣江,其中侵占河道问题因处理难度大,有关行政机关多次执法均未得到有效解决,江西省院于2020年6月24日对该线索进行立案,并根据与省河长办共同印发的《关于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案件通报省河长办并联合省水利厅对现场公益受损情况进行调查复核。经过多次与省水利厅进行诉前磋商,确定由省水利厅将此问题列入省、市、区三级水利部门“四乱”清单,省水利厅牵头、南昌市水利部门抓好整治落实。7月2日,江西省院、省水利厅向南昌市水利部门联合下发对两家砂厂违法侵占河道岸线问题整改督办的通知。江西省院将所涉个案线索同步交办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7月13日,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分别向区水利局、生态环境局、扬子洲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对两家砂厂侵占河道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截至11月,已督促两家砂厂将侵占河道岸线的砂石全部清理完毕,洗砂设备全部拆除,相关建筑物已基本拆除。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运用“河(湖)长+检察长”机制,在线索共享、调查取证、整治磋商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密切协作,共同推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老大难”问题在诉前程序得到有效解决。省级检察院积极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部署和一体化办案要求,“上下一盘棋”推动赣江沿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既监督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整治修复,又督促行政机关移送刑事犯罪线索,确保污染者受到法律严惩。
湖北省宜昌市
长江码头船舶污染治理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船舶污染 诉前磋商 预防性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船舶污染治理难题,督促交通、海事、生态环境等多家行政机关协同履职,以诉前磋商办案方式助力建设污染物接收专用码头,构建长江船舶污染防治长效联动机制,推动船舶污染防治从“单一主导”转为“协同共治”。
【基本案情】
长江宜昌段码头未建设船舶生活污水、垃圾、油污水处理设施,大量船舶锚泊待闸,仅利用临时作业设施交岸处理船舶污染物,环境污染风险大,且废水上岸后靠槽罐车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成本极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通报的“湖北省长江宜昌段码头水污染”线索层交宜昌市葛洲坝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葛洲坝院),葛洲坝院成立以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专案组开展调查,发现长江宜昌段存在水陆衔接机制不畅、岸上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导致污染物上岸难,存在较大污染风险。办案组审查认为,船舶污染治理既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同时涉及中央和地方,水上和岸上多个行政机关;又是一个流域性问题,问题虽然集中反映在宜昌三峡和葛洲坝两大枢纽,但长江上中下游船舶污染管理不当都是污染风险的重要导因;还是一个技术性难题,长江宜昌段待闸船舶远多于停港船舶导致污染物收集转运、监管难,枯水期、丰水期水深相差大导致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选址难,相关法律法规虽明确应当建设转运码头,但没有相应的建设标准。考虑到整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而且宜昌市委市政府已经就此问题组织相关行政机关整改。因此,检察机关决定以立案后磋商作为主要监督方式。
在宜昌市两级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直接参与下,宜昌市政府多次召开由海事、交通、生态环境、住建、城管等行政机关参加的全市船舶污染防治工作磋商会议,厘清行政机关执法边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长江船舶污染防治长效联动协作机制。一是首创“六个一”(一艘趸船、一艘接收转运船、一套污水管网、一套污染物预处理设施、一套标志标牌、一套管理制度)的建设标准,投入2550万元,建成5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基本实现从槽罐车污水转运到直接与市政污水管网对接的转变。二是针对检察机关提出船舶污染物转运中的监管“死角”,宜昌研发了全国第一个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三是长江海事部门组织开展捍卫美丽长江攻坚行动,推广“船E行”,实现船舶污染物来源可溯、去向可寻,形成闭环监管;宜昌、三峡海事局对非法排污行为全面强化执法力度。通过多方协作和综合治理,宜昌长江段船舶污染风险大大降低,水质稳步提升。湖北省检察机关结合本案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深层次问题,起草了《长江流域船舶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委省政府,为高位推动类案解决提供决策参考。
【典型意义】
船舶污染物超标排放、偷排漏排和转运船舶、车辆非法倾倒污染物等一直是长江流域环境监管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船舶污染监管主体多、专业性强等困难,检察机关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商机制优势,推动海事、交通、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多方协作,建立长江船舶污染防治长效联动协作机制,建成全国首个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实现船舶污染物闭环监管,为长江流域船舶污染治理提供了有益样本。本案的办理也凸显了公益保护的风险预防理念,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有效降低了船舶对长江的污染风险。
湖南省洞庭湖下塞湖
非法矮围整治
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矮围 一体化办案 一案三查
【要旨】
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严重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一案三查”和“全面审查”办案模式,依法提起刑事公诉,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基本案情】
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湘阴县的下塞湖,是洞庭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某某于2002年取得3个芦苇场的承包经营权,自2005年开始在下塞湖违法修建矮围、涵闸,建成一条长18000多米、高3-5米的矮围泥堤,形成了面积约为2.7万亩封闭性湖泊,从事经营活动。
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沅江、湘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实施部分拆围,拆围费用全部由沅江、湘阴政府垫付或直接支付给夏某某。2018年6月底,下塞湖矮围全部拆除,但下塞湖的湿地生态环境资源未修复,政府垫付的拆围费用以及已被夏某某领取的拆围资金尚未追回。
另查明,2016年6月至8月,夏某某组织夏某泉等8人与李某等6人在下塞湖水域未经许可非法采砂,对洞庭湖湖区和河道地形地貌、岸带稳定性、水文情势和水生生物等产生不利影响,造成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受损和水生生物资源损失;2014年至2018年8月,夏某某组织夏某泉等7人采取矮围、赶网和电捕等禁止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了下塞湖区域鱼类产卵场的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直接渔业经济损失和渔业资源生态损失。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挂牌督办。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成立专案领导小组,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联动,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依法调取了夏某某违法修建矮围、破坏湿地生态环境和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等相关证据材料。沅江市人民检察院、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益阳市院)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7月19日对沅江市水务局、沅江市林业局、沅江市财政局立案调查,于9月4日公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沅江市水务局依法向夏某某追偿应由其承担的矮围拆围费用,责令其限期修复被围垦湖泊生态环境;建议沅江市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修复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议沅江市财政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回拆围费用。湘阴县人民检察院于6月28日决定立案调查,于9月4日分别向县水产局、县林业局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县水产局依法追回400万元拆围费用;建议县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修复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并按期回复。沅江市林业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在夏某某拒绝履行后代为履行。沅江市财政局督促市水务局协助追回了夏某某非法占有的财政资金。沅江市水务局要求夏某某偿付矮围拆围费用1043.0837万元。湘阴县林业局责令夏某某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赔偿损失,并在夏某某拒绝履行后已代为履行。湘阴县水务局通过诉讼等方式追回夏某某已领取的矮围拆除费用400万元。
【调查和诉讼】
夏某某等人因涉黑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构成刑事犯罪于2018年12月被执行逮捕。专案领导小组实行“一案三查”和“全面审查”,指导益阳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益阳市检察机关于2019年7月对夏某某、王某某等人提起刑事公诉。法院最终判决夏某某等11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罪,判决王某某等6人犯非法采矿罪等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
益阳市院对夏某某等人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水产品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并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委托司法鉴定。公告期满后无适格主体起诉,益阳市院于同年9月12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夏某某等15人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生态环境连带赔偿873.579万元;夏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直接渔业经济损失、修复渔业资源费用共计3379.6万元。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求。
湖南省院以此案推动类案监督,在全省部署开展“江河湖泊非法矮围”检察专项监督活动,立案82件,发出检察建议82件,督促拆除非法网围、矮围16897.9米,清理网箱353910平米,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典型意义】
洞庭湖是“长江之肾”。针对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资源一系列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成立专案组,把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始终,整合四级院办案力量,采取最高检督办指导、省院统筹协调把关、市院办案主导、基层院协助调查一体化办案模式,充分运用“一案三查”机制,通过办理刑事案件、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打击犯罪,诉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并开展全省范围内的清理非法矮围检察专项监督活动,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重庆市嘉陵江右岸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生态环境保护 矿山治理 专项行动
【要旨】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及修复不到位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整改,与规资部门联合出台矿山生态修复实施办法,协作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基本案情】
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右岸盐井街道片区分布有5处关闭矿山和12家在产矿山,部分采矿权人未严格按照治理恢复方案和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实施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存在闭矿区或退采区覆土不达标、砾石含量高、先锋植物少、易造成水土流失以及安全隐患等问题,危及嘉陵江生态环境;作业区扬尘污染影响空气质量和矿区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对安徽省、湖南省、重庆市的7起长江生态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的通知》通报:重庆市合川区长江岸边的华新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巨大矿坑,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简称重检一分院)掌握线索后调查发现,在嘉陵江右岸的合川区盐井街道片区同样存在大量闭矿区生态修复效果差、多数在产矿山未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实施等问题。重检一分院由检察长任主办检察官,率办案组多次开展现场踏勘,使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固定证据;委托重庆同汇勘测规划有限公司进行勘测,出具测绘文书;聘请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专家进行现场勘查,出具专家组意见;办案组先后十余次到矿山现场、相关行政机关、村民住地等地调取了大量证据材料。经核查,该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普遍不符合要求,部分矿区扬尘污染严重,职能部门存在监管履职不到位的情形。
2019年8月1日,重检一分院向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现场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职。该局随即开展嘉陵江右岸盐井片区矿山综合治理行动,通过制定方案、专项巡查、咨询专家、现场督促等措施抓整改落实。共计整治5处关闭矿山和12家在产矿山,第一期治理面积即达803亩,投入整治资金2730万元,补植植物82031棵,补植草本植物10713千克。该局还将盐井片区其它2个闭矿区和5个在建矿山纳入了整治范围。
重检一分院对整改情况开展跟进监督。经现场查验,闭矿区矿山已清除砾石、覆盖新土、补植先锋植物,植被成活率良好;在产矿山修建了密闭生产车间,增设了喷淋喷雾设备,完成了矿区段河堤建设,替换及增植了绿植等,第一期治理达到预期效果。该院通过该案的带动和“集中整治非法采砂采矿”专项行动的推动,统筹辖区院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2件。2020年7月,该院以此案为契机,与重庆市规资部门联合制定《协作推进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实施办法》,为实质化推进重庆市关闭矿山生态修复提供了先试先行的规范样本。目前,该院辖区的长寿、北碚、合川等地检察机关与对应规资部门已按照实施办法要求协作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典型意义】
嘉陵江系长江流域面积最广的一级支流。为地表疗伤、为矿山披绿,督促嘉陵江沿岸矿山实现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该案办理难度大,涉及矿区多,督促治理任务重,生态修复成效明显;检察机关协调行政机关在市级层面会签了协作治理意见,以点带面效果好;通过办案促进了矿山业主转变并增强环保理念,改良提升生产工艺、更新设施设备,推动了绿色矿山建设,保护了嘉陵江沿岸生态环境。
四川省江安县
工业废气超标排放整治
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岸线 大气污染 技改升级
【要旨】
针对长江沿线企业工业废气超标排放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整治,推动企业技改升级,实现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良性发展协调双赢。
【基本案情】
位于四川省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的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竹公司),距长江(江安段)直线距离1000米,该公司于2016年投产运营,主营纺织类竹浆粕,年产规模9.5万吨。2019年4月12日,江安县环境监测站在天竹公司厂区外根据相关技术标准选取四个监测点,对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注: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数据显示该四个监测点所对应的硫化氢浓度均不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硫化氢系有毒、有害具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人体长期接触或者吸入硫化氢会引起呼吸道及眼部疾病,还可能导致心脏及其他器官损伤,且硫化氢能微溶于水形成氢硫酸,污染水体,危害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安县院)根据群众举报获得案件线索,于2019年5月立案办理。办案人员赴县生态环境局、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调取执法检查记录并询问相关执法人员,了解生态环境局对天竹公司违法排放工业废气的处罚情况。江安县院与县生态环境局座谈会商,共同确定由县环境监测站对案涉现场进行监测,县环境监测站经过三天监测,确认了天竹公司超标排放工业废气的违法事实。江安县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于同年6月11日向县生态环境局、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责令天竹公司立即停止超标排放工业废气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加大对该公司日常巡查和重点监测检查力度,督促公司增加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和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切实防止再次发生超标排放工业废气、污染周边环境的情况,确保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协同宜宾市江安生态环境局约谈了天竹公司负责人;县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6月28日向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对该公司罚款80万元。
江安县院对本案持续跟进监督,多次前往天竹公司察看硫化氢超标排放整治情况,与县生态环境局和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通过约谈、共同召开座谈会,口头和书面督促天竹公司采取增加环保设施、加强自行监测等措施迅速整改。天竹公司先后于2019年和2020年开展了两次整改,投入技改资金约8000万元,实施废气环保治理技术升级项目和污水站废气改造项目,完成污泥增加板框压滤工程。截至2020年12月,天竹公司对当地及周边大气环境污染已全部消除,经省、市检察机关两次组织公益诉讼“回头看”和县人大常委会到天竹公司调研视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确认四川天竹公司存在的大气污染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相关部门未再收到关于该公司的环境污染举报。
【典型意义】
长江沿线企业超标排放硫化氢,污染大气和水体,损害群众身体健康,危害长江生物多样性安全。检察机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受损问题迅速跟进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同时,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紧盯问题整改进展,与行政机关共同推动企业技改升级,完成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整治,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实现了生态环境治理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共赢。
贵州省石阡县月亮岩河道
水体污染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河道水体污染 整改回访
【要旨】
针对河道水体污染危及行洪及下游饮水安全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水务部门依法履职,联合开展整改回访,切实促进受损生态得以修复。
【基本案情】
2015年以来,石阡县明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美公司)在石阡县境内开采加工重晶石过程中,因沉淀池塌陷渗漏和外部堡坎垮塌外溢,致使洗选矿产生的大量矿渣及泥浆水持续通过地下溶洞暗流和顺山体地表下泄,排入矿区下游月亮岩河道,致87924.1立方米泥沙沉积于月亮岩河道,造成河道堵塞,危及下游村镇饮水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5月,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石阡县院)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对本案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月亮岩河道有大量淤泥堆积,遂委托第三方对现场进行勘查测量,结果显示有沉积淤泥方量达87924.1立方米。经委托贵州大学教授出具专家意见表明:明美公司在重晶石生产过程中,精选厂强酸性洗选废水径流外排污染、周边溶岩地下水与河道及水库水体严重污染、河道和水库被洗选废物严重淤塞等问题。
2018年8月1日,石阡县院向县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明美公司排放洗矿泥浆水入河阻塞河道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督促明美公司清理河道淤泥。9月20日,县水务局回复称,已要求明美公司依法整改。石阡县院开展跟进监督,发现月亮岩河道和水库未得到有效清理,河道及水库淤积仍然存在。
【诉讼过程】
鉴于石阡县水务局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明美公司对河道水体污染进行整改,2019年3月4日,石阡县院依法向集中管辖铜仁市行政案件的德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石阡县水务局对明美公司洗矿泥浆泄漏、外溢造成河道淤积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该局依法监督明美公司对造成的河道淤积恢复治理。同年5月16日,德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双方围绕明美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是否排入月亮岩河道造成污染,石阡县水务局是否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等焦点问题展开质证和论辩。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支持石阡县院全部诉讼请求,确认石阡县水务局对明美公司洗矿泥浆泄漏、外溢造成河道淤积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该局依法监督明美公司对造成的河道淤积恢复治理。一审判决后,石阡县水务局未上诉,并积极督促明美公司按整改措施要求,修建了规范的沉淀池,转变重晶石开采方式,有效防止泥浆外排造成河道污染,并对停止生产的矿山进行有序复绿。
【典型意义】
相关企业向长江流域非法弃置淤泥、破坏河流生态环境,影响下游群众饮水安全和行洪安全。检察机关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长江及其支流的河道污染问题,通过第三方勘验、委托专家出具意见,查清损害事实,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未有效整改情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力推动河道污染得到治理,切实保护长流流域生态安全和沿河群众饮水安全。
云南省丽江市金沙江流域
非法网箱养鱼整治
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网箱养鱼 河长+检察长 综合治理 回头看
【要旨】
对长期存在的非法网箱养鱼行为,检察机关发挥“河长+检察长”执法司法协作机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推动多部门共同开展专项整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资源。
【基本案情】
金沙江(宁蒗段)在拉伯乡明庄、岩落两个村附近江面存在2个非法网箱养鱼点,总面积3721平方米;金沙江(古城段)在金安桥树底段库区存在1个非法网箱养鱼点,总面积4600平方米;金沙江(永胜段)鲁地拉、龙开口库区存在80个非法网箱养鱼点,总面积105888平方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云南省丽江市检察机关在开展“金沙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中,针对金沙江流域(丽江段)非法网箱养鱼行为屡禁不止现象,依托“河长+检察长”执法司法协作机制,与市河长制办公室、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等职能部门共同开展“金沙江网箱养鱼问题专项督导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发现案件线索后,丽江市院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将涉案线索交由辖区内宁蒗县人民检察院、古城区人民检察院、永胜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办理。经三县区检察院调查核实、梳理行政机关职能职责后,于2019年5月至6月分别向属地农业农村部门、水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尽快取缔非法网箱养鱼外,同时建议对移民养殖户加强宣传引导,鼓励自行拆除,引导移民养殖户进行技能培训,发展生态农业。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工作,县区人民政府积极发挥属地职能,组织农业农村、水务、环保、交通、公安等职能部门针对非法网箱养鱼行为联合执法,对养殖户进行政策宣传,督促自行拆除,至2019年8月,全市共取缔金沙江流域无证网箱养殖户共计83户,非法网箱养鱼相关设施设备已全部拆除并完成了清理工作。永胜县网箱养鱼涉及的6个乡镇91户养殖户大部分系库区移民搬迁,永胜县人民政府投入200万资金对养殖户进行补偿,同时由具体职能部门提供果树种植栽培技术培训并组织劳务输出方式,确保移民搬迁户转移生存技能的拓展和后续生存发展能力的提升。
2020年3月,丽江市检察机关对本案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华坪县人民检察院发现部分村民在金沙江流域(华坪段)违规搭建框架式浮台用于捕捞、未办理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以及违法占用水域(搭建的浮台无人使用)的情形,遂分别向县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积极回应,联合当地镇政府对金沙江流域观音岩水电站库区进行了全面的摸排、走访调查和处置工作,排查出有15户农户还有自制框架式浮床,通过全面督促整改,截至2020年5月29日,华坪县境内金沙江流域的15户村民违规搭建框架式浮床侵占水域已全部拆除。
【典型意义】
金沙江流域(云南段)流经云南7个州市。其中,丽江段涉及5个县区,占金沙江总长四分之一,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和国家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功能区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该流域段网箱养鱼严重污染水资源、危及防汛安全等问题。丽江市检察机关通过专项监督行动和常态化“回头看”,推动行政机关联合执法,使长期存在的非法网箱养鱼行为得到全面整治,金沙江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1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扶贫办(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扶贫办: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2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大司法过程中对贫困当事人的救助工作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现根据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等有关规定,就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贫困当事人,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当事人:
(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死,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向检察机关举报、作证或者接受检察机关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而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人身受到伤害或者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六)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
(七)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注重发挥司法人文关怀作用,依法开展对贫困当事人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主动帮助其解决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改善生活环境。
扶贫部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当将贫困当事人列为重点对象,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坚持应救尽救、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合力攻坚原则,依托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帮助贫困当事人尽快摆脱生活困境,协同相关部门全面落实扶贫脱贫措施,提高救助效果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续性。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贫困当事人的,应当立即启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程序,指定检察人员优先办理,并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案件情况、给予救助情况、扶贫脱贫措施建议等书面材料移送扶贫部门。
人民检察院发现被救助人可能属于贫困人口但未建档立卡的,应当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扶贫部门提出进行贫困识别的书面建议,并同时移送有关材料。
第六条 对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可能属于贫困人口线索,扶贫部门通过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进行比对核实,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应当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细化实化帮扶措施,保障各项扶贫政策精确落实和相关工作精准到位,并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有关情况。
可能属于贫困人口但未建档立卡的,扶贫部门应当按照建档立卡标准和规定程序进行贫困识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依照前款规定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并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有关情况。
第七条 扶贫部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现贫困当事人的,应当作为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在五个工作日内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贫困当事人,扶贫部门应当立即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先行救助,救助后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扶贫部门移送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应当立即启动救助工作程序,指定检察人员优先办理,并在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扶贫部门反馈案件办理情况。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扶贫部门移送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并告知扶贫部门;由本院负责救助对贫困当事人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本院管辖。
人民检察院认为扶贫部门移送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由其他政法单位负责救助对贫困当事人更为适宜的,可以移送其他政法单位,并告知扶贫部门。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争取政府财政部门支持,用好中央财政通过政法转移支付的补助资金,进一步拓宽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来源渠道,提高救助金发放效率,完善救助金发放方式,增强救助实效。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应当加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与扶贫脱贫措施的衔接融合,主动对接定点扶贫单位和责任部门,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贫困当事人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脱贫。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等措施实现脱贫的贫困当事人,帮助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脱贫。
第十二条 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与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救助案件办结后,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案件情况、给予救助情况等材料,移送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人民检察院。
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参照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进行办理。
第十三条 对获得国家司法救助的贫困当事人,人民检察院应当联合扶贫部门进行回访,掌握其脱贫及相关政策措施惠及情况,强化脱贫光荣导向,培养贫困当事人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应当分别确定相关内设机构具体负责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日常事务,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例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开临时联席会议。
第十五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通报工作情况,交换、共享工作信息;
(二)总结工作经验,梳理、解决突出问题;
(三)讨论重点、特殊贫困当事人的救助帮扶措施;
(四)研究出台本地区相关工作规范性文件;
(五)会商其他相关工作事宜。
第十六条 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应当积极落实,并及时向对方反馈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应当加强组织指导和业务督导,抓好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总结推广经验,营造良好氛围,推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更加有效助力脱贫攻坚。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会同扶贫部门建立对贫困当事人的观察台账,动态跟踪记录救助和扶贫脱贫情况,并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档案制度。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和扶贫部门在每年一月份,经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送上年度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情况报告。
第二十条 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解释。执行中遇有具体应用问题,分别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第二十一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新行政诉讼法和立案登记制同步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的工作宗旨,进一步强化诉权保护意识,着力从制度上、源头上、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人民群众的行政诉权得到了充分保护,立案渠道全面畅通,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和立案登记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与此同时,阻碍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一些当事人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日益增多。为了更好地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强化诉权保护意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合理期待,有力保障当事人依法合理行使诉权
1.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诉权保护,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对于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一律登记立案,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要切实转变观念,严格贯彻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坚决落实立案登记制度,对于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严禁在法律规定之外,以案件疑难复杂、部门利益权衡、影响年底结案等为由,不接收诉状或者接收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
3.要不断提高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权的意识,对于需要当事人补充起诉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补正期限等;对于当事人欠缺法律知识的,人民法院必须做好诉讼引导和法律释明工作。
4.要坚决清理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土政策”,避免在立案环节进行过度审查,违法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依据是否充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法律关系是否明确等作为立案条件。对于不能当场作出立案决定的,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也未要求当事人补正起诉材料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或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5.对于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已经立案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于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案件,人民法院不得以当事人的起诉未经行政机关复议为由不予立案或者不接收起诉材料。当事人的起诉可能超过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认真审查,确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可归责于当事人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不得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不予立案。
6.要进一步提高诉讼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继续推进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络、12368热线、智能服务平台等建设,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完善服务举措,为人民群众递交材料、办理手续、领取文书以及立案指导、咨询解答、信息查询等提供一站式、立体化服务,为人民群众依法行使诉权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诉讼引导和服务。
7.要依法保障经济困难和诉讼实施能力较差的当事人的诉权。通过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式,让行使诉权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顺利进入法院参与诉讼。要积极建立与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沟通交流和联动机制,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提高当事人的诉讼实施能力。
8.要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中央政法委印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时制止和纠正干扰依法立案、故意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阻碍和限制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干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和个人,人民法院应当如实记录,并按规定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同时可以向其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进行通报、提出处理建议。
二、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
9.要正确理解立案登记制的精神实质,在防止过度审查的同时,也要注意坚持必要审查。人民法院除对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外,对于起诉事项没有经过法定复议前置程序处理、起诉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起诉人与行政行为之间确实没有利害关系等明显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但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10.要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事项重复、反复提起诉讼,或者反复提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诉讼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并向当事人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未设定其权利义务的重复处理行为、说明性告知行为及过程性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并向当事人做好释明工作,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
11.要准确把握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害关系”的法律内涵,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确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密切相关,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确实具有值得保护的实际权益,不得虚化、弱化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对于确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立案。
12.当事人因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监督和纠正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答复或者未作处理等层级监督行为提起诉讼,或者不服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通知、命令、答复、回函等内部指示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在裁定不予立案的同时,可以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直接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上述行为如果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立案。
13.当事人因投诉、举报、检举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与其投诉、举报、检举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予以立案,不得一概不予受理。对于明显不具有诉讼利益、无法或者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渠道进行保护的起诉,比如当事人向明显不具有事务、地域或者级别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检举或者反映问题,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答复或者未作处理等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14.要正确区分当事人请求保护合法权益和进行信访之间的区别,防止将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当作信访行为对待。当事人因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但信访答复行为重新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立案。
15.要依法制止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等行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消耗行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正常行使,损害司法权威,阻碍法治进步。对于以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为目的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16.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依法及时审理当事人提起的涉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但对于当事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明显没有值得保护的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相关的实际利益,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已经公布或其已经知晓的政府信息,或者请求行政机关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对已有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等,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答复或者未作处理等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17.在认定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对于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要探索建立有效机制,依法及时有效制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的决定
(法〔2017〕178号 2017年5月1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6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推广可借鉴、可复制的新举措、新经验,加强典型引领,以点带面,更好地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 ,切实破解“案多人少”难题,2017年1月9日,我院下发了《关于推荐“案件繁简分流示范法院”候选法院的通知》,拟在全国评选80个繁简分流示范法院。
在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推荐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决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16个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64个基层人民法院为“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名单附后)。为扩大改革受益面,畅通一审、二审案件繁简分流衔接机制,此次被确定为示范法院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均视为示范法院。希望各示范法院继续深化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勇于创新工作思路,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抓出工作实效,不断总结和及时 推广先进经验,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认真开展向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学习活动。各级法院主要领导要肩负起责任,勇作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抓好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举措的落实。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对本辖区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的督促和指导,可选择一些改革积极性高、措施得力、效果明显的中基层法院作为本辖区示范法院,推进辖区内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各项举措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力提升案件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层报我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
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名单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
威县人民法院
山西省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
辽宁省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开发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江阴市人民法院
海门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郎溪县人民法院
福建省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石狮市人民法院
江西省
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饶县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沂源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登封市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
辉县市人民法院
温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
长沙县人民法院
宁乡县人民法院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贵州省
赤水市人民法院
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
云南省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楚雄市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陕西省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神木县人民法院
甘肃省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起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起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典型案例
(2019年10月24日)
1.吕某某、郭某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31日3时许,犯罪嫌疑人吕某某与被害人吴某某在武汉市硚口区某酒店客房内打牌时发生口角,进而发生厮打,后被同行人员劝开。离开房间后,双方再次在酒店走廊内厮打,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系吕某某的朋友,见状参与共同殴打被害人吴某某。经鉴定,被害人吴某某头面部等处所受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2018年10月30日,公安民警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吕某某、郭某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因身处外地,均于11月5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2019年1月8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将犯罪嫌疑人吕某某、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移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在起诉意见书中标明犯罪嫌疑人吕某某、郭某某自愿认罪。2019年1月11日,硚口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讯问中向犯罪嫌疑人吕某某、郭某某释法说理,两名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并自愿赔偿了被害人吴某某全部经济损失,取得吴某某的谅解。
【适用认罪认罚情况】
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系朋友关系,因琐事发生争吵进而相互打斗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案发后,两名犯罪嫌疑人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从外地返回投案。经检察官释法说理,两名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吴某某的谅解。本案符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
检察官充分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向两名犯罪嫌疑人告知可能提出的量刑建议,并说明了量刑建议提出的方法。本案中,具体量刑建议的计算方法为:一是确定量刑起点。由于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量刑起点6至24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选取中间偏下值,确定本案量刑起点为12个月有期徒刑。二是根据增加刑罚量的情形,确定基准刑。因本案造成一人轻伤二级的后果,无增加刑罚量的情形,因此本案基准刑为12个月有期徒刑。三是在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根据本案具有的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确定拟建议刑。本案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本案因民间矛盾引发,可减少基准刑的10%;(2)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可减少基准刑的20%;(3)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因此本案拟建议刑为12 ×(1-10%-20%-20%)=6,即6个月有期徒刑。四是根据案情由检察官对拟建议刑进行30%幅度内的自由调节,确定精准量刑建议。本案无需要使用30%自由裁量幅度的特殊情形,但鉴于本案两名犯罪嫌疑人符合缓刑条件,因此,对吕某某、郭某某二人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建议本案可适用速裁程序提起公诉。两名犯罪嫌疑人对上述罪名、量刑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均表示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在辩护律师见证下,签署具结书。开庭审理中,公诉人简要概述了被告人吕某某、郭某某故意伤害的事实、罪名、证据及认罪认罚情况和量刑建议。两名被告人对指控内容均无异议,审判员核实被告人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听取了辩护人意见和被告人最后陈述。
【办理结果】
本案当庭宣判,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吕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吕某某、郭某某故意伤害案的办理体现两个特点,一是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二是适用认罪从宽制度,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体现对犯罪嫌疑人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快、从简。2.丰某某盗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中旬至12月底,犯罪嫌疑人丰某某为种植五味子搭架子,在黑龙江省海林林业局治山经菅林场施业区内,使用手锯盗伐暴马丁香树121株,其中幼树115株,并将盗伐的林木全部运送回自家的五味子地中存放。2019年5月24日,经黑龙江华林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丰某某盗伐的林木为非保护树种(非珍贵树木)暴马子,总立木蓄积为0.0811立方米。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和“两高”《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丰某某的行为已涉嫌盗伐林木罪。2019年5月21日,海林林业地区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丰某某涉嫌盗伐林木案进行立案侦查。
【适用认罪认罚情况】
黑龙江省亚布力人民检察院依据与公安机关会签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补植复绿’工作实施办法”提前介入侦查。经提前阅卷、参与公安机关案件讨论后认为,根据“两高”印发的《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盗伐林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标准是:盗伐林木2至5立方米或幼树100至250株,犯罪嫌疑人丰某某盗伐幼树115株,已涉嫌盗伐林木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鉴于犯罪嫌疑人丰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对丰某某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侦查阶段,承办检察官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释法说理,教育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认罚。承办人在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官办公室约见了犯罪嫌疑人丰某某,结合认罪认罚普法资料,向丰某某详细讲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告知丰某某“补植复绿”是“认罚”的重要检验标准,补种的树木成活了,认罪认罚中的“认罚”标准才算达到了。丰某某当场表示认罪认罚,尽快、尽早“补植复绿”,确保树木成活,并赔偿被毁林木损失。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约见之后,检察官主动邀请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提前介入案件,与犯罪嫌疑人共同签署了《认罪认罚承诺书》。三是计算“补植复绿”标准,尽快恢复生态。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对丰某某盗伐林木致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进行评估,丰某某于当月在毁林现场原地补种了树高60至70厘米的落叶松300株。
审查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告知犯罪嫌疑人丰某某权利义务,犯罪嫌疑人在辩护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补植复绿”养护承诺书》,督促已完成补植的犯罪嫌疑人精心育苗、养护,确保了补植成活率。承办检察官认为,犯罪嫌疑人丰某某涉嫌盗伐林木犯罪事实清楚,根据《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依法惩治涉林犯罪指导意见》,应在3个月拘役至6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丰某某系初犯,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自愿认罪认罚,已履行“补植复绿”义务,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综合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社会公共利益和办案效果,可依法对丰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决定前,先邀请公安机关和林业主管部门共同到犯罪嫌疑人丰某某补植现场查看“补植复绿”情况,补种的林木已全部成活,长势良好。而后,联合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村委会对其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经调查走访,排除了丰某某的社会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
为确保认罪认罚不起诉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亚布力人民检察院对本案适用了公开审查听证和公开宣告程序。邀请公安机关、林业主管部门、人民监督员、犯罪嫌疑人丰某某居住地社区代表、犯罪嫌疑人及法援律师等共同参加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听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犯罪嫌疑人丰某某在公开审查听证过程中发言诚恳、认罪悔罪。检察机关现场制作文书,邀请上述参会代表进入不起诉案件公开宣告程序,对被不起诉人丰某某进行不起诉公开宣告。
【办理结果】
亚布力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丰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告。
【典型意义】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涉林破坏环境资源案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释法说理、督促“补植复绿”等方式,促使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悔罪,积极履行“补植复绿”义务,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公开审查听证和公开宣告,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3.武某某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武某某在KTV唱歌时结识了被害人唐某某,而后二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18年9月11日下午17时许,武某某去唐某某住处为自己庆生,二人喝酒到次日凌晨,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武某某骑自行车回家,唐某某随后乘坐摩的到达武某某家中,两人继续喝酒。至凌晨3点左右,二人再次发生争吵,武某某拿起床头柜里的尖刀朝唐某某身上捅刺,导致唐某某失血性休克死亡。武某某酒后昏睡直至警察将其抓获。
【适用认罪认罚情况】
承办检察官经审阅案件材料认为,本案证据确实、充分,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武某某得知唐某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心生不满,使用锐器扎刺被害人要害部位,涉嫌故意杀人罪。武某某能够基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只是在行为性质、行为手段上做辩解,符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标准。检察官在办案中注意教育转化,向犯罪嫌疑人充分阐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武某某接受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检察官又与被害人家属沟通,进行释法说理。武某某向被害人家属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在充分了解法律规定后,接受武某某道歉和赔偿,出具了谅解书。
检察机关在审查全案事实与证据后,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系恋爱关系,因感情纠纷引发,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可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办理结果】
检察机关以武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对武某某判处无期徒刑的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某某无期徒刑。武某某当庭表示不上诉,认罪服法。
【典型意义】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则没有适用案件范围和诉讼阶段的限制,对于故意杀人等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转化,鼓励其真诚悔罪,促进社会矛盾化解,达到案结事了、节约司法资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909号(政治法律类24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909号(政治法律类245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民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司法机关应当加快程序审查,提高效率,及时作出相应的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以及《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受理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如认为应予撤销裁决或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应在受理申请后三十日内报其所属的高级人民法院,该高级人民法院如同意撤销裁决或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应在十五日内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仲裁司法审查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应当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受理情况及相关的权利义务;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据此,现行仲裁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仲裁司法审查的时限。我们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时限要求,督促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人民法院尽快作出决定,提高仲裁司法审查的效率,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29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29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退役军人权益保障立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多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始终把支持国防军队建设,维护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紧贴部队官兵维权需要,积极履职尽能,不断探索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人涉法维权工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单独或与有关单位联合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印发〈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法〔2014〕271号),从深化思想认识、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健全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等四个方面,系统全面部署人民法院涉军人军属维权工作的开展。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推广“信阳模式"“鄂豫皖模式"进一步加强涉军维权工作的通知》(法〔2015〕220号),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认真学习借鉴“信阳模式",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用心用情用法扎实做好新时期涉军维权工作,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2015年11月底,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加强退役军人权益保护是关乎国家建设大局、关乎军队长远建设的大事。
您建议扩大军事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对于涉退役军人权益保障的案件,既可到地方法院诉讼,也可到军事法院诉讼。关于扩大军事法院案件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予以规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印发〈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文。您提出的保障对象不再限于部分退役军人,保障内容扩展到就业、教育、优待、医疗、养老等方方面面,最高人民法院将首先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在法律层面加快军人权益保障立法工作的进展,并及时就扩大军事法院受理案件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准备相应配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如既往继续加大军人军属涉法纠纷的司法保护力度,紧贴部队官兵维权需要,及时分析研究30万裁军所带来的涉军案件审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全面推进新形势下军人军属涉法纠纷的审判工作,维护好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复函
(2018年9月6日 (2018)最高法民他109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8)275号《关于申请人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6月20日,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亚公司)与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色石公司)分别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六十 (60)天内,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第五条第三款约定:“本协议经各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各方同意,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可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协议,该协议与本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5年8月20日,赛亚公司与五色石公司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十一条明确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司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
本案争议双方在2014年《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协议条款文意冲突时的处理方式已经作出明确约定,2014年《股权转让协议》经当事人及见证人签字认可,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在签订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时,本案争议双方均清楚知晓2014年《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冲突条款优先效力的约定且未排除或限制上述优先效力约定的适用,因此,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与2014年《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产生冲突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自己的约定进行效力判断。本案应当以2014年6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确定仲裁机构,双方因股权转让发生的纠纷应当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8年6月11日 京高法(2018)27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上海五色石医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拟确认仲裁协议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并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方某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波,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凌唯,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我国台湾地区新北市24872五股区中兴路一段六号七楼。
法定代表人:陈某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晨照,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梅,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二、案情
2014年6月20日,赛亚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亚公司) (转让方)、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色石公司) (受让方)、上海基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康公司)(标的公司)、管某(保证人)、白某鑫(保证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签署了《关于上海基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五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赛亚公司依据本协议约定向五色石公司转让基康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赛亚公司与五色石公司同意于本协议签订后促成基康公司减资,并将基康公司注册资本由750万美元减资为235万美元。减资程序完成后,五色石公司以235万美元受让基康公司100%的股权。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六十天内,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委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本协议经各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各方同意,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可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协议,该协议与本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修订、解除和争议解决等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
2015年8月20日,赛亚公司(甲方)与五色石公司(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基康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235万美元。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第十一条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本协议用中文书写,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其余两份供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时使用。”
2015年8月20日,基康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公司股东作出决定,同意股东赛亚公司将持有的基康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五色石公司,转让价格235万美元,同意股东变更为五色石公司,同意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性质由外商独资公司变更为内资公司,撤销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港澳侨投资企业备案证明,同意公司新股东五色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新制定章程,同意公司及时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手续。
2015年9月1日,基康公司进行企业备案证明的变更,投资者名称变更为五色石公司,2016年3月28日,基康公司进行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对新章程进行了备案。
2017年2月3日,赛亚公司根据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中国贸仲上海分会依据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涉案仲裁,案号为SHS20170096。
另查明,2013年4月11日,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更名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同时使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名称。
三、申请人申请及答辩意见
五色石公司主张:请求裁定确认五色石公司与赛亚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中国贸仲上海分会对五色石公司与赛亚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无管辖权,该争议解决应按五色石公司、赛亚公司与基康公司、管某及白某鑫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五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协议执行,由上海贸仲管辖。
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20日,五色石公司、赛亚公司、基康公司、管某及白某鑫签署了五方《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五色石公司受让赛亚公司持有的基康公司100%的股权,并且约定因该协议的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任意一方均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的六十天内,提交上海贸仲仲裁。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可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协议,该协议与本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5年8月20日,五色石公司与赛亚公司为方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订了工商格式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此后,五色石公司与赛亚公司因股权转让事宜产生纠纷,赛亚公司于2017年2月3日,以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格式版本《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仲裁协议,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提起仲裁。中国贸仲上海分会于2017年4月受理该案。五色石公司认为,签订格式版本《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仅仅是方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合同目的及合同效力在五方《股权转让协议》中已予以了明确,双方确认包括仲裁协议在内的全部协议内容均以五方《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由此可见,格式版本《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五色石公司与赛亚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的仲裁协议应当按照五方《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执行,由上海贸仲进行管辖,而非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管辖。综上,恳请贵院依法裁定格式版本《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并裁定由上海贸仲管辖该案。
赛亚公司答辩称,五色石公司的请求应予驳回。
事实与理由:第一,双方于2015年8月2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依据该协议约定之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因此,双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争议时,赛亚公司依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
双方就转让基康公司股权一事达成合意,并于2015年8月20日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之后,双方依约开始办理股权转让事宜,赛亚公司依约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但五色石公司仅向赛亚公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金,其行为构成违约。当双方就股权转让金支付问题产生纠纷时,赛亚公司依照2015年8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之约定,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并无不妥,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法律程序。五色石公司无视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提出本次申请,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其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
第二,双方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一条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也明确指定了仲裁委员会,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赛亚公司依约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五色石公司提起本次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申请事项。
双方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仲裁结果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条款明确了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同时指定了争议管辖的仲裁委员会是中国贸仲上海分会,该十一条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即该条款对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合法有效,那么赛亚公司依据上述条款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中国贸仲上海分会有权受理 SHS20170096号股权转让协议争议一案。
第三,若上海五色石公司认为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由上海贸仲管辖,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其应当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而不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因此,依法应当驳回五色石公司本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若五色石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争议受理仲裁机构为上海贸仲,那么其应当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非法定的受理单位,所以,依法应当驳回五色石公司本次申请。
综上,双方于2015年8月2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实际上依据该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同时,该协议第十一条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该条款合法有效。因此,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争议时,赛亚公司以实际履行的2015年8月 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向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符合双方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五色石公司向贵院提出本次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申请事项依法应当被驳回。
四、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因本协议发生纠纷,......提交上海贸仲仲裁。各方同意,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可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协议,该协议与本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修订、解除和争议解决等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审查案涉仲裁协议效力。
2015年8月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本协议用中文书写,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其余两份供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时使用。”
之后,双方依据2015年8月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就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而言,其并非单纯的新旧合同关系,不是以新合同代替旧合同,也不是主从关系,新合同也不是旧合同的补充。而应该依据两份合同的具体内容和各自的作用来进行分析。首先,从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情况来看,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6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约定,为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可以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内容应该以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准。因此,依据当事人约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出现冲突,应当以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其次,从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就股权转让事宜约定双方可以另行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而另行签订协议的目的也仅是办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因此应当以 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确定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即对于双方因股权转让发生的纠纷,应当由上海贸仲管辖。
五、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同意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其他协议内容与本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5年8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来办理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虽然也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是是不可变更的格式条款,与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内容相冲突,因此应当以2014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确定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报送贵院审查。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9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9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20年4月25日)
目 录
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1:上海汪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2:山东姚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3:重庆古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抗诉案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例4:北京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起诉案
案例5:江苏邓某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例6:福建高某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抗诉案
案例7:河南肖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立案监督案
案例8:四川徐某、李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假冒注册商标抗诉案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9:江苏薛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10:浙江陈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不起诉案
案例11:广东李某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抗诉案
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2:上海陈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3:安徽许某、王某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4:安徽赵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15:四川邱某侵犯著作权案
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16:北京田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17:浙江金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侵犯著作权支持起诉案
案例18:江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常熟市虞山镇鑫龙娱乐会所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支持起诉系列案
案例1:
上海汪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2018年5月至7月,汪某在经营上海拓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斛公司”)期间,指使员工余某订购假冒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注册商标的包装袋,并租赁黄某某经营的上海惠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安公司”)仓库,在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将无品牌标识的大包装工业蜡由黄某某安排其员工分装改包成25公斤装印有“Honeywell”“A-C”注册商标标识的小包装工业蜡,销售至上海、江苏、广东等多家公司,销售金额共计100万余元。2018年8月17日,在惠安公司仓库内查获拓斛公司存放的“霍尼韦尔”工业蜡464袋(每袋25公斤)、“霍尼韦尔”工业蜡原料27袋(每袋25公斤),货值金额11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于2018年8月13日接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报案后,于8月17日会同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至拓斛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当场发现涉案工业蜡,行政执法机关查扣后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当日对汪某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9月14日,提请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审查逮捕期间,检察机关就是否应当逮捕汪某进行了公开听证。其辩护律师提出对汪某批准逮捕将影响其经营企业的运转;侦查人员则提出汪某到案后供述不实,且有其他犯罪事实尚待继续侦查。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对汪某采取取保候审可能出现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并且认为,汪某不仅销售假冒霍尼韦尔持有注册商标的工业蜡,而且将上述工业蜡分装改包成印有假冒注册商标的包装,公安机关定性不当,遂于9月21日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汪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进而向侦查人员制发了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列明需要继续侦查的事项、目的和要求,建议其调整侦查方向,以审判标准引导侦查人员完善固定证据。此外,检察官还发现余某帮助汪某联系购买假冒霍尼韦尔注册商标的包装袋用以包装工业蜡后对外销售;黄某某明知汪某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仍将仓库租赁给汪某堆放涉案产品,并安排员工提供工业蜡分装服务,均应以共犯论处,随即向侦查人员制发《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追捕遗漏同案犯余某、黄某某。
12月20日,宝山公安分局将汪某、黄某某、余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移送起诉。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发现侦查人员在接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工业蜡后,仅查看了涉案物品,没有通过拍照、录像等记录方式予以固定,存在证据固定不规范的情况,立即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整改。公安机关遂开展调查,落实整改措施,并通报全局各办案单位。
2019年5月至7月,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汪某、黄某某、余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检察官发现惠安公司租赁仓库系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应评价为单位犯罪,遂对遗漏犯罪单位惠安公司及时追加起诉。
经上级法院指定,本案由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判。10月31日,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惠安公司罚金二万元;判处黄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检察机关坚持将平等保护理念贯穿办案始终,对内资外资企业诉讼地位、诉讼权利、法律保护一视同仁,充分履行批捕、起诉、追捕、追诉、提出检察建议等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改进办案方式,丰富优化营商环境的手段,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具体表现在:
一是证据关口前移,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为确保在庭审中能够准确有力指控犯罪,检察官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充分发挥检察主导作用,把证据关口前移至刑事诉讼前端的侦查阶段,从源头上提升指控证据的质量,落实庭审实质化对证据的要求。
二是逮捕公开听证,始终坚守客观公正立场。为更好地行使批捕权,防止错误逮捕,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通过审查逮捕公开听证的方式将办案过程予以展示,推动审查逮捕由封闭审查向公开审查转变,使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程序参与度得到明显提升,提高了刑事诉讼程序透明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三是监督多向发力,深耕诉讼监督主责主业。检察官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通过充分行使各项监督职能,深挖犯罪全链条,有效追捕遗漏同案犯,及时追诉遗漏犯罪单位;同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促进执法行为规范化,取得较好监督成效。
案例2:
山东姚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自2015年以来,被告人姚某某(案发时为日照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获取高额利润,在未取得“CISCO”“HP”“华为”等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安排被告人古某从网络平台购进制作假冒注册商标的打印机、标签纸、光纤模块等,先后租赁多处房屋伪造上述品牌的商标和包装标识,贴牌生产光纤模块等,并安排被告人庄某某、张某、魏某某联系客户销售至境外。
2015年至2019年,被告人姚某某、古某共计生产、销售假冒“CISCO”“HP”“华为”等注册商标的光纤模块10万余件,销售金额3162万余元。案发时,现场扣押已生产尚未销售的假冒“CISCO”“HP”商标的光纤模块、交换机、电源、线缆11975件,价值383万余元。2016年至2019年,被告人庄某某销售上述光纤模块58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352万余元),被告人张某销售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429万余元),被告人魏某某销售124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745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9年4月8日,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接惠普公司报案,称有客户在山东日照某公司买到假冒惠普注册商标的光纤模块,并提供了销售人员、发货地点信息。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姚某某、古某、张某、庄某某刑事拘留,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魏某某刑事拘留。5月24日,日照市人民检察院对姚某某、古某批准逮捕,对张某、庄某某、魏某某作出不批捕决定。7月19日,日照市公安局以姚某某、古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庄某某、张某、魏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起诉。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鉴于侵权产品的买家多为国外客户,为解决境外取证难度大、周期长等问题,办案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补充惠普、思科公司的注册商标证、授权使用证书,证明被侵权商标系注册商标、被侵权方对该注册商标享有知识产权的关键事实,引导公安机关重点调取、固定买卖双方联系的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等关键性电子证据,并强调取证规范,结合被告人之间的微信、QQ聊天记录、销售记录台帐、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等资料,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检察官根据在案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结合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认为庄某某等三人明知销售的产品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告人姚某某以本人注册的公司名义招聘、雇用其从事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贴牌、销售行为,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的是既假冒注册商标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遂改变定性,将全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
本案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检察官认为5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作用各不相同,各人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有所区分。姚某某是犯罪的组织实施者且获取巨额利润,应对全部犯罪事实承担责任,古某及3名主要销售人员,作用相对较小、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应从轻处理。检察官经多次向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宣讲法律政策、核实沟通细节,精准提出量刑建议,体现罪责罚相适应原则,最终5名被告人全部认罪,4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重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认真听取被侵权企业意见、多次及时回应被侵权企业密切关注的诉讼进展、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问题,确保其合法权利的行使,做到案件办理公开透明。
2019年9月6日,经上级院指定管辖,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对姚某某等5人提起公诉。12月12日,东港区人民法院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姚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古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庄某某、魏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二年二个月缓刑三年、二年八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同时,判决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后,上述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案侵权对象为“HP” “CISCO” “华为”等国内外知名注册商标;二是作案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三是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职责,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了我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形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案效率,降低了审前羁押时间。办案检察官没有退回补充侦查,而是坚持同步审查、同步补证、同步沟通核实“三同步”工作法,在一个半月的审查起诉时限内提起公诉,显著提高了办案效率,减少了被告人在审前被羁押的时间,切实保护了被告人的程序性利益。
二是积极引导取证,细致审查研判,夯实起诉基础。本案检察官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完善证据,补充证据材料26册,完善了证据体系;通过辨微析疑,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准确定性,审查起诉质量高。
三是坚持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检察官对所有涉及被侵权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坚持同等标准审查、同等标准引导补证、同等标准起诉,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
四是依法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促使案结事了。由于前期对被告人和商标权人诉讼权利保障充分,判决后,国内外权利人对判决结果均无异议,被告人也未上诉,切实做到案结事了,节约了诉讼成本,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案例3:
重庆古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浙江省永康市利而达刀具厂负责人施某广经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发,获得“阿诗玛”商标注册证,注册有效时间至2019年8月13日,注册适用范围为剪刀、镰刀、园艺工具等。2016年3月10日,施某广授权利而达刀具厂施某梦长期使用“阿诗玛”注册商标。2018年以来,被告人古某某为非法牟利,在未取得利而达刀具厂注册商标使用许可的情况下,租用重庆市大足区一厂房,生产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阿诗玛”镰刀。期间,对外销售假冒的“阿诗玛”大月牙镰刀2000把、小月牙镰刀3600把,销售金额共计2.3万余元。2019年4月18日,重庆市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大足区公安局,在古某某租赁的厂房内现场查获假冒注册商标“阿诗玛”的小月牙镰刀2.3万余把,价值9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9年4月18日,施某广向重庆市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在大足区辖区内有未经授权许可制造销售 “阿诗玛”注册商标的产品。同日,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后向大足区公安局移送线索。大足区公安局于当日对古某某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次日对其刑事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准确把握事实证明标准和社会危险性条件,于5月24日批准逮捕。6月26日,大足区公安局以古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起诉。9月3日,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经认真准备提起公诉,并针对被告人无悔罪表现的情况,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9月23日,大足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古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9月30日,大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未赔偿、未取得被害人谅解、无悔罪表现、造成被害人严重经济损失而适用缓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12月2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对古某某改判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虽属一起“小”案件,但是一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缓刑不当经抗诉后予以改判的典型案例,彰显了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和实现精准监督的双重效果。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检察机关不仅要忠实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责,还要积极开展诉讼监督,从而有效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切实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纠正了适用缓刑不当的错误判决,还立足司法办案,帮助民营企业筑牢合法诚信经营底线,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听取多方意见,精准提出量刑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认真开展调查走访,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查阅既往类似判例,审查全案后综合评估认为古某某有赔偿能力而拒绝赔偿,未取得被害人谅解,有继续羁押必要,后将该案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被告人古某某实刑。
(二)强化抗前研究,精准提出抗诉意见。一审判决后,检察院认真对照核查“三书”(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听取被害人意见,开展抗前专题研究,以被告人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能赔而拒赔、无悔罪表现等不应适用缓刑为由提出抗诉,获得二审法院判决支持。被害人激动地表示“我一直追踪古某某三四年了,是检察机关给了我看得见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小企业维权太艰辛了,检察机关的抗诉就是对我们小型民营企业最大的保护,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我的案件让更多的人一起共同维护知识产权”。
(三)结合办案,精准开展送法进民企服务。重庆市大足区是驰名中外的五金之乡,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一些民企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意识不强、维权能力欠佳问题,大足区人民检察院走访了一批民营企业,详细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困难和诉求,组织检察官为大足区互联网电子商务联合工会、互联网电子商务协会等民企送法上门,促使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提高了维权意识,掌握了维权方法,筑牢了合法守规经营底线。
案例4:
北京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起诉案
一、案件事实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方雨虹公司”)是全国优质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2018年3月至4月,被不起诉人张某某(个体工商户)从他人处低价购进带有北京东方雨虹公司注册商标的防水卷材,存储在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一仓库内,并在丰台区某店铺处对外销售(销售额无法查明)。2018年4月25日,公安机关从被不起诉人张某某实际使用的仓库内查获尚未销售的带有东方雨虹注册商标的两种型号的防水卷材共570卷。经鉴别,上述防水卷材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评估,上述防水卷材的货值金额为15.9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4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接到北京东方雨虹公司报案,称有人销售假冒其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日,丰台分局依法对张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立案侦查,并于次日对其刑事拘留。后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准确把握犯罪情节和社会危险性条件,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张某某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8日,丰台分局以张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起诉。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依法及时向知识产权权利人送达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多次听取权利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经全面审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于5月21日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并审查了被不起诉人、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代理人、值班律师、特约监督员等多方意见。张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后,检察机关对张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知识产权权利人均未提出异议。检察机关还督促被不起诉人主动向知识产权权利人履行民事赔偿5万元,取得了权利人谅解。不起诉后,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意见书,将被不起诉人的侵权违法行为移送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处理。11月18日,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被不起诉人作出了没收侵权商品,并罚款近8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评析意见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权利和被不起诉人人权,积极做好认罪认罚和教育感化工作,促使被不起诉人积极赔偿并获得权利人谅解,公开听证审查各方意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移送行政机关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一)准确认定犯罪数额,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对于起获物品的销售价格,张某某供述两种型号的侵权产品售价均远低于被侵权产品市场价格,由于仅有张某某供述,在缺乏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按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最终认定被不起诉人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为15.9万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提高违法犯罪成本的精神。
(二)积极适用公开听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系依法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合法防水材料经营活动,因一时糊涂购进涉案商品,且未发现该商品存在明显质量问题,考虑到其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情节较轻,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认罪认罚和教育感化工作,后被不起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权利人损失获得谅解。为保证案件效果,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被不起诉人、知识产权权利人等多方意见,经综合全案,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三)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合力惩治侵权行为。为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处理决定后,及时向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意见,将被不起诉人的侵权违法行为移送行政机关审查处理,并全程跟踪后续办理情况,后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作出没收侵权商品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也成为两法衔接的成功案例。
案例5:
江苏邓某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案情事实
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初,被告人邓某某伙同张某建(在逃,另案处理)明知购入、持有的速溶咖啡为假冒“星巴克”“STARBUCKS VIA”等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以每件(每件20盒,每盒5条)180余元的价格,将2.1万余件销售给被告单位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善食品公司”),销售金额380万余元。
2017年12月至2019年1月初,被告人陈某某、甄某连、张某某、甄某从邓某某处购入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后以“双善食品公司”名义通过业务员推销、物流发货等方式,将1.9万余件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销售给无锡、杭州、汕头、乌鲁木齐等全国18个省份50余家商户,销售金额共计720万余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先后在邓某某加工点、双善食品公司的仓库内查获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8500余件,价值11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5月28日,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线索后对该案立案侦查,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启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同步审查机制,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后邓某某、陈某某、甄某连被批准逮捕,甄某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以双善食品公司、陈某某、甄某连、甄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起诉;8月22日又对邓某某以涉嫌相同罪名移送起诉。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向星巴克公司送达《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6月18日,新吴区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诉张某某,后张某某被取保候审。8月28日公安机关将张某某补充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帮助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9月26日,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双善食品公司及邓某某、陈某某等5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其中追加认定犯罪金额邓某某172万元、双善食品公司400万元。12月18日,新吴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单位双善食品公司罚金三百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邓某某、陈某某、甄某连等3人五年至四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三百万元至二百万元不等罚金;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十八万;判处甄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禁止张某某、甄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生产、销售咖啡的经营活动。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破解跨境取证、固定证据、罪名认定等难题,依法追诉漏罪漏犯,精准指控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等保护外国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依托机制“四”引导,筑牢证据根基。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后,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同步审查机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从四个方面提出继续侦查意见:一是引导侦查人员对多批次、不同口味的咖啡抽样鉴定,排除了有毒有害食品和伪劣产品的可能,从而确定涉嫌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二是引导侦查人员从电子数据、产品外观等客观证据查明售假人员主观明知,建议先固定公司高管陈某某、甄某连口供,避免了销售人员以商品来源手续齐备、无法辨识咖啡真伪为由否认主观明知。三是引导侦查人员查明邓某某、陈某某各自所在公司是否有合法业务,为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做好铺垫。四是引导侦查人员通过调取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单等多种手段,跟踪溯源,追踪制假窝点,进而人赃俱获。
(二)强化诉讼监督,依法追诉遗漏犯罪。经检察官细致审查,虽然双善食品公司报关单、虚假授权等文件有一定迷惑性,但通过仔细查验电子数据、复核关键证人、比对供述细节,确定张某某等销售人员曾多次出面协调处置消费者举报投诉、超市销售商要求下架假货等情况,最终明确其具有知假售假的主观故意,并依法予以追诉。结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重点对汇款记录、公司账单等客观证据进行“拉网式”审查,追加认定了犯罪金额。
(三)出庭公诉准备充分,有力提升庭审效果。本案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庭审突发情况难以掌控。检察官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庭审中主犯邓某某欲翻供,公诉人通过讯问、举证、释明翻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促使其最终当庭彻底认罪。
(四)树立平等保护理念,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检察官介入侦查后积极引导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帮助发现源头并铲除售假窝点。受理审查起诉后,检察官向星巴克公司送达中英文对照版《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认真听取权利人意见,并建议其派员出庭参加诉讼,权利人诉讼权利获得充分保障。检察官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举动,赢得星巴克公司尊重,并积极配合出具了该案所涉产品和包装系假冒商品的鉴定证明,推动案件快速办理,使商标权益获得到充分保障,提高了诉讼质效。
案例6:
福建高某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2014年12月,被告人林某某、高某某、唐某某共同出资,在福清市开设伊诺烟酒店。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3名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陆某某(另案处理)等人销售的洋酒系在高档洋酒中掺入低档洋酒(假而不劣),仍从上述人员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大量购进假冒的芝华士、皇家礼炮等注册商标的洋酒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700余万元。2017年6月21日,公安机关在伊诺烟酒店及仓库内扣押假冒芝华士等注册商标的洋酒1600余瓶。按照已查清的实际销售价格,被查扣洋酒价值140余万元。经鉴定,现场扣押的酒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
二、诉讼过程
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在办案中发现伊诺烟酒店有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侦查。7月3日、27日,被告人高某某、唐某某、林某某分别投案。9月27日,公安机关以被告人高某某、唐某某、林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因管辖变更,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于11月24日审查起诉。
经审查,检察官认为,被告人销售的洋酒系在正品洋酒中掺入了低档次洋酒,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仍需证据予以证明,遂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取证,补充了21份检验报告,证明涉案洋酒符合行业质量标准要求。“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本质上是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结合本案产品鉴定证明书等其他证据,认为涉案洋酒符合行业质量标准,不属于伪劣产品,故应当定性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2018年6月4日,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林某某、唐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3人销售金额为1700余万元,未销售金额为140余万元,对三名被告人均提出在五年六个月至六年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经开庭审理,2018年12月20日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高某某、林某某、唐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金额为1800余万元,未销售金额为140余万元,对被告人高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四百五十万元;对被告人唐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元;对被告人林某某认定自首,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四百万元。
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对判决进行全面细致审查,发现认定犯罪数额比起诉犯罪数额高,增加认定的25万余元系一审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在确定销售金额时将账本记录的未送货的货值进行了二次扣减。检察官认为,一审法院将账本记载的上家未发货商品计入库存,并将未发货值25万余元计入销售金额,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同时认为,本案三名被告人均在公安机关传唤后主动到案,其中高某某、唐某某先投案,20余天后林某某投案,但三人到案后均未在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前几份笔录中对公安机关提出的关键问题未如实相告或者沉默不语。尤其是被告人林某某到案时,公安机关已通过前期侦查活动基本掌握了全部案件事实,在此情况下其仍然矢口否认自己知道销售的是假酒,故检察机关认为其不属于“如实供述”,一审法院认定林某某构成自首不当,应予纠正。
12月28日,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8日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被告人高某某、林某某、唐某某销售假冒注册的商品金额为1700余万元,被告人林某某不具有自首情节,改判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注册商标众多,能否准确认定和打击犯罪,考验着司法机关的办案能力。办案检察机关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对各被告人准确适用法律,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切实做到了公平公正、不枉不纵。主要表现在:检察官在一审阶段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准确认定涉嫌罪名,做到了罪刑相适应,防止了轻罪重判;二审阶段,通过抗诉纠正错误事实认定,降低犯罪数额,保障了被告人合法权利;依法排除自首认定,客观评判各被告人刑责,达到了准确适用法律的目的。
案例7:
河南肖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立案监督案
一、案件事实
2018年5 月,被告人肖某某(个体工商户)明知洗护用品厂家“金源日化”(另案处理)生产的产品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仍从该厂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进假冒“立白”“蓝月亮”“碧浪”“汰渍”等注册商标的洗护用品1016件,拟销售到周边农村地区,后被行政执法机关查获。2019年7月1日,经河南兰考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批涉案商品价值16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5月28日,兰考县工商局将肖某某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以涉案物品未作价格鉴定、肖某某外逃为由不予立案。7月14日,兰考县工商局将肖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线索移送至兰考县人民检察院。7月18日,兰考县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送达《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7月25日,兰考县公安局立案侦查。7月29日,经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做工作,肖某某到兰考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检察官提前介入侦查,引导收集证据,并就案件定性提出意见。2019年3月25日,兰考县人民检察院向县公安局发出《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函》,督促公安机关继续加快侦查。5月15日,兰考县公安局以肖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审查起诉。8月22日,兰考县人民检察院对肖某某提起公诉。同年11月27日,兰考县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肖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肖某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评析意见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的立案监督案件。兰考县人民检察院贯彻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始终坚持将监督职责贯穿办案全程,积极发挥审前主导作用,有效避免了有案不立、立而不侦、久侦不结问题,是检察官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生动实践。
(一)树立全程监督理念,强化主导作用。一是快速监督立案。接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线索后,检察机关迅速审查,发现涉案商品价值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不立案于法无据,遂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二是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在案件定性上,检察官建议根据司法解释相关规定,适用从一重处原则,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认定,并与侦查人员达成共识;在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价值鉴定等方面明确取证方向、取证要求。三是跟踪监督不放松。为了把监督做到刚性,针对案件进展缓慢情况,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函》,派检察官专人跟进,督促公安机关固定证据、尽快移送审查起诉。
(二)加强部门之间互动,形成打击合力。兰考县人民检察院与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联络员制度,交流互通情况,掌握案件线索,及时履行监督职能。与公安、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商讨解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疑难问题。多次会同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家属讲解法律政策,最终促使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三)营造优质营商环境,实现双赢共赢多赢。为使被告人肖某某的销售企业尽可能不受案件影响,且考虑其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兰考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适用非羁押诉讼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并被采纳,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经营。为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兰考县人民检察院走访企业,通过以案普法、现身说法等多种方式送法进企业,增强企业的法治意识;同时向监管部门制发依法打击农村地区假冒伪劣商品的检察建议,会同监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坚决遏制伪劣商品向城乡接合部、向农村扩散的势头。
案例8:
四川徐某、李某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假冒注册商标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1月起,被告人徐某、李某(二人系夫妻关系)租用房屋,通过阿里巴巴1688网站建立账号“成都市优尼可鞋业有限公司”“XF18280092251”,销售贴有巴宝莉、古驰等商标的商品。2017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现场查获大量贴有上述商标的商品,共计2.7万余件。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对查获商品进行鉴定,共有上述商标的15款商品被确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告人徐某、李某通过两个账号销售其中12款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220余万元;现场查获未销售的12款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价值近30万元。被告人陈某负责销售账号客服工作,辅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70余万元;被告人林某负责库管及打包工作,辅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55万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文某某根据被告人徐某、李某提供的样图生产假冒古驰、巴宝莉商标的两款童鞋,货款金额共计5万余元;被告人张某某、刘某根据被告人徐某、李某提供的样图生产假冒古驰商标的三款童鞋,货款金额共计17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7年12月13日,四川省崇州市公安局接举报后在徐某、李某等人生产作坊查获、扣押大量假冒商品,并于当日立案侦查。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人员及时对生产假货、网络销售假货以及是否有刷单行为等证据及时收集固定。2018年1月12日,崇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徐某提请批准逮捕。1月19日,崇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徐某,并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要求公安机关查处张某某、文某某并及时报捕。2月5日,公安机关对张某某、文某某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请批准逮捕。2月12日,张某某、文某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余4人分别被取保候审。3月19日,崇州市公安局将该案向崇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11月5日,崇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犯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徐某、李某等7人提起公诉。2018年12月7日,崇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二万元;以相同罪名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二十三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判处文某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一万元;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判处林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崇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判决未按照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计算罚金判罚,对徐某、李某罚金刑量刑畸轻,于2018年12月18日提出抗诉。2019年7月1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关于徐某、李某二人的罚金刑判决,将二人原审罚金刑分别从三十二万元上调至五十七万元、二十三万元上调至五十三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案山寨作坊具备完整产业链条,假冒注册商标数量大、种类多,需要收集的证据复杂,取证难度大。检察官及时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为全案顺利进行打牢基础,也有力保护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该案的办理,不仅向社会传导出检察机关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态度,还为国际著名商品、商标提供了良好的司法保障,用案例诠释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
(一)发挥侦查监督职能,确保全面精准打击。崇州市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及时锁定案件重要证据,完善证据体系;通过纠正漏捕,成功挖掘上游犯罪人员,实行全链条打击。
(二)注重庭前会议,确保庭审质效。鉴于本案涉案人较多,检察官通过参加庭前会议,将关键性证据、争议焦点等向法官、律师全面介绍,为审判提供参考,提高了庭审质量和效率。
(三)积极开展审判监督,确保罚当其罪。本案在精准惩治犯罪的同时,以司法办案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成本,形成有力法律震慑。2019年以来,成都市两级检察院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审判监督专项活动,针对相关刑事案件罚金刑抗诉14件,改判12件,罚金数额由之前的168.9万元,改判增加至366.1万元,切实加大了惩罚性赔偿力度,增强监督实效,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案件量刑标准规范化建设。
案例9:
江苏薛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薛某某(无业)伪造洋河系列、国缘系列、双沟珍宝坊系列、泸州特曲及国窖系列、五粮液、茅台等白酒注册商标标识及外包装材料,并向张某、刘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200万余元。另查明,2012年3月21日,薛某某曾因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2015年4月2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自2015年4月29日至2017年6月23日。
二、诉讼过程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在办案中发现薛某某有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行为,遂于2018年4月19日对其立案侦查,认定被告人薛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非法经营44万余元,并于7月25日移送起诉。检察官经审查发现薛某某手记账目中疑似上下家近百人,经营数额远超44万元。8月25日,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报送至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经审计,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认定薛某某非法经营958万余元,并于2019年3月12日以该数额对被告人薛某某提起公诉。开庭前,被告人提出审计报告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检察机关经重新审计,认定犯罪数额为1230万余元,并于8月16日依法变更起诉。9月29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薛某某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六百二十万元;撤销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薛某某予以假释的刑事裁定,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六百三十八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薛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检察机关全面细致审查案件,在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的同时积极开展自行侦查,追加认定巨额犯罪数额,同时查实被告人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的重要量刑情节,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同时坚持办案中释法说理,最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服从判决不上诉,达到良好办案效果。
(一)深挖证据价值,依法追诉巨额犯罪事实。检察官根据被告人薛某某手记账目引导侦查人员继续侦查,进一步查找上下线,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经审计,薛某某已收账款为958万余元,检察机关遂以该数额提起公诉。开庭前,检察机关结合被告人的辩解和指认,对被告人的三套账本逐笔核对,将银行卡交易记录和手写账目仔细比对,同时复核已查明的上下线,最终依法变更起诉犯罪数额为1230万余元。
(二)坚持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办案期间,检察机关充分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过反复计算、仔细核对,及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告知审计结果,解释增减审计项目和金额的情况和依据,确保客观公正。虽然最终起诉金额变大了,但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扎实工作和严谨态度表示认可,完全接受新的审计报告,对变更起诉表示认同,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开庭效果良好。
(三)查清前科事实,准确适用数罪并罚。有线索反映被告人薛某某系被减刑后提前释放,但没有相关证据材料支撑。是累犯还是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涉及到能否准确适用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查实。检察机关通过自行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被告人为假释人员,遂要求公安机关对其前科情况进行补证。后查实被告人确系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不构成累犯,应撤销假释,数罪并罚,从而准确适用法律。最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起诉犯罪事实全部予以认定。
案例10:
浙江陈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不起诉案
一、案件事实
木制玩具产业是浙江省云和县第一支柱产业。2017年下半年,陈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浙江丹妮婴童用品有限公司许可,接受胡某某(另案处理)委托,擅自生产印有注册商标标识的儿童玩具蔬菜认知板覆膜贴纸、底纸、说明书各1万张,并收受胡某某给付的货款7200元。2018年8月10日,陈某某主动归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主动退出违法所得7200元。
二、诉讼过程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检察院在对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提前介入过程中,发现陈某某可能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遂于2018年8月6日向云和县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8月10日,云和县公安局对陈某某以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立案侦查,同日取保候审。2019年7月5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云和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8日召开有当事人、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参加的听证会听取意见。同日,云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且具有自首、退赃情形,决定对陈某某不起诉,后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对其行政处罚。云和县人民检察院还针对本县木玩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政府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推动建章立制。
三、评析意见
本案检察机关坚持以证据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从案件证据把控到慎重作出处理决定,从案件漏洞整治到推动行业规范运行有效次第开展。案件的成功办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不偏不倚,推动了在司法办案与服务民营经济之间无缝衔接,彰显了检察机关在积极履职与慎用刑事追诉之间恰当把握。
(一)厘清事实争议,准确认定犯罪。注册商标标识的件数认定应以“独立使用”还是“整体使用”为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某制造、销售的注册商标标识包括认知板覆膜贴纸、底纸和说明书各 1万件。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覆膜贴纸与底纸系配套使用,应整体计为1万件;含有注册商标标识的说明书可以单独在产品上使用,应单独计为1万件,故认定陈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2万件,已构成犯罪。
(二)筑牢案件基础,审慎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一,适用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教育感化,向陈某某全面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充分听取其意见。后陈某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全额退出违法所得。第二,权利人告知。检察人员主动走访被侵权企业,告知诉讼权利,听取其合理诉求。第三,举行听证会。云和县人民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邀请被侵权企业、木玩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到场,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又考虑陈某某具有自首、积极退赃和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决定依法对陈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三)立足依法办案,主动服务行业发展。为扶持木玩产业,云和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该县未取得注册商标的原创木玩产品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向政府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出台了《云和县木制玩具原创产品登记备案制度》。目前,该县已有82家企业、590个原创木玩产品进行了备案登记。同时,云和县人民检察院依托服务非公企业联络站、微信群等平台,及时通报玩具企业原创产品及取得知识产权情况,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及时解答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疑难问题,有力支持了当地的木玩支柱产业发展。
案例11:
广东李某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3月起,李某某在未取得注册商标“DANIEL WELLINGTON”“”(以下均简称“DW”)所有权人丹尼尔惠灵顿许可的情况下,将上述“DW”商标标识印制在其生产的包装盒上销售。2017年12月29日,李某某因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李某某仍制造并销售带有“DW”商标标识的包装盒。
2018年5月18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案民警根据举报抓获李某某,并在其住处、仓库以及汽车内缴获带有上述两种“DW”商标标识的白色手表包装盒3110个、黑色手表包装盒2650个、棕色皮质手表包装盒2470个、黑色首饰包装盒1573个、黑色说明书30989本、卡片说明书5000张以及用于制造商标标识的模具。进而查明3月15日至4月23日,李某某分4次向顾某销售带有“DW”商标标识的老款手表包装盒300个、新款手表包装盒300个、网带包装盒200个和首饰包装盒100个,获得销售款10800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5月17日,丹尼尔惠灵顿公司报案称有人非法生产带有“DW”商标标识的手表包装盒。次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立案,于5月19日以李某某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其刑事拘留。龙华分局提请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并考虑李某某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故意犯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8月15日,龙华分局将该案移送起诉。审查起诉中,检察官认为在被告人李某某处查获的侵权产品涉及两种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合计约6.5万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9月14日,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龙华区人民法院认为,查获侵权产品商标标识数量合计4.5万余件,属于情节严重。2019年1月18日,龙华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撤销前罪缓刑,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前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合并执行罚金十一万元;没收赃物。
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2019年2月22日提出抗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涉案注册商标标识的数量认定及数罪并罚的法律适用确有错误,但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对于注册商标标识数量的计算方式亦不完全正确。5月24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变更抗诉理由后支持抗诉。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和理由,于9月30日判决,判决撤销前罪缓刑;本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前罪罚金五万元已缴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六万元。
三、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单位“件”的认定标准。相较于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注册商标标识的数量往往更容易达到加重情节,而实践中数量的计算标准不同将直接影响量刑,故至关重要。办案检察机关认真履职,通过抗诉实现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罚当其罪。
(一)充分论证注册商标标识计算标准,消弭认识分歧。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包装盒、说明书(卡)及其他包装材料中“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个标识”即为一“件”;龙华区人民法院则认为,每套印刷完成的包装盒才具备独立的商标价值,每套包装盒及其上面印制的所有商标标识结合在一起才是刑法意义上的一“件”。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可独立使用的物质载体上印制有数个相同或不同的商标标识的应认定为一“件”,一“件”商标标识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每一件标识上都有完整的商标图样,二是每一件标识都可以独立使用。该意见论理充分、说服力强,最终推动检法达成了一致认识。
(二)获得权利人高度认可,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检察官仔细核查涉案包装实物,搜集研究大量已决案件,在准确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论证出合理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计算标准,抗诉意见被法院采纳。该案权利人丹尼尔惠灵顿公司代表全程参加了二审庭审,认为检察官对犯罪指控全面、细致、有力,对检察官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抗诉工作高度认可。
(三)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近年来,检察机关把服务保障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作为重点工作,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争通过每一个案件的办理,将这项重任落到实处,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案例12:
上海陈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陈某受境外人员聘用,在国内先后招募地域跨度大、居住地分散的被告人林某、赖某等7人,组建“鸡组工作室”QQ聊天群,更新维护盗版影视资源网站,并利用虚假身份注册资金账户,用于收取费用。陈某负责发布任务,并给群内其他成员发放报酬;林某负责招募人员、培训督促成员完成任务、统计工作量等;赖某等6人负责从人人影视、爱奇艺等网站将影视片源下载至远程服务器,再上传至云转码服务器,在云转码服务器上实现切片、转码、增加广告及水印、生成链接等功能,最后将转码生成的链接复制粘贴至相关盗版影视资源网站。经查,在此期间,陈某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影视作品2400余部,收到“野草”汇入的运营费用共计1250万余元,各被告人从中获利50万至1.8万余元不等。
本案盗版影视作品多达2万余部,类型涵盖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等多个种类,著作权人分布在欧美、日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地。截至案发,由上述被告人参与更新维护的网站内固定保全到包括《流浪地球》《廉政风云》《疯狂外星人》等八部2019年春节档电影。
二、诉讼过程
2019年3月,陈某等8人被上海市公安局以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4月16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立足捕诉一体办案优势,发挥审前主导作用,围绕主要犯罪手法的固定、非经营数额认定以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认定等关键问题,数次召开联席会议,优化收集固定证据,为顺利起诉奠定基础。9月27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被告人陈某等8人涉嫌侵犯著作权提起公诉,8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19年11月20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等8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到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五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宣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该案由境内外人员相互勾结,租用大容量服务器,形成线下制作源头、线上传播网络的完整盗版产业链,是一起组织分工严密、作案手法隐蔽、危害性质严重的新型网络侵犯著作权案。本案涉侵权影视作品多达2万余部,著作权人遍布世界各地,且涉及《流浪地球》《廉政风云》等春节档热映电影,严重损害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精准高效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检察机关一是充分运用“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加快办案节奏,实现快审快诉,一个月内完成审查起诉并获判,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二是创造性地将抽样取证手段运用到网络环境中。引导公安机关根据案情依法抽样取证,最终抽样鉴定460部作品,均为侵权作品,破解了本案涉案作品数量多、类型多、权利人多的难题。三是申请鉴定人出庭助力指控犯罪。鉴定人凭借专业知识,运用多媒体手段直观展示犯罪手段,增强了指控力度,庭审取得良好效果。四是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网络环境治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及时走访市文化执法总队,针对影视盗版网站频现,就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加大国内版权监管执法力度,采取更有效技术措施屏蔽及关闭盗版影视网站,以及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跨境版权侵权,完善快速反应机制等提出检察建议。
案例13:
安徽许某、王某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自2014年5月始,被告人许某租用服务器,采用“关关采集复制软件”“爬虫软件”,未经著作权人授权,采集复制他人文字作品上传至其个人运营的网站供读者免费阅读以增加读者点击量,并通过收取广告联盟的广告费非法获利。为扩大规模,许某于2015年成立合肥酷啋咪网络科技公司,先后聘用编辑、技术人员十余名,架设了小小书屋、虎踞阁、263ZW等6个盗版侵权网站,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共500万余份,吸收会员32万余名,网站总点击量约达18亿次。仅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通过收取宣传易、洛米等广告联盟广告费700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系许某聘用的首名员工,其明知许某从事侵犯著作权行为,仍长期从事侵权作品复制、编辑以及工资发放、人事管理等工作。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被害单位到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报案,高新分局于2017年12月7日对许某、王某以涉嫌侵害著作权罪立案侦查并于2018年1月12日对许某刑事拘留。2月14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合肥市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统一由该院办理)批准逮捕许某,并列出详细继续侦查提纲。7月12日,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经检察官做工作,被告人家属向被害单位赔偿120万元,弥补了被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谅解。检察官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问题,引导侦查人员收集、补齐证据,特别是在电子证据取证方面做足充分准备。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于11月5日提起公诉。2019年4月26日,高新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同年9月9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意见
本案是一起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重大侵犯著作权案,作案时间长达四年,侵权作品500余万份,吸收会员30余万人,网络点击量近18亿次,犯罪情节十分严重。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推动追赃挽损,并借力新闻媒体适度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增强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
(一)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收集固定证据。针对被告人以及辩护人提出的涉案网站复制的文字作品中并非全部是侵犯著作权作品,侵权作品有重复计算,点击量、会员人数均是网站自行修改,不能反映真实数字等问题,检察官多次与侦查人员会商研究,通过采取客观无区别的抽样方式对文字作品进行鉴定,证实抽样作品全部为侵权作品,并由此确定侵权作品数量;网站点击量、会员人数均是客观真实的反映,无法以人为方式从后台改动。最终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被一审、二审法院全部采纳。
(二)严格细致审查,增强抗辩针对性。本案系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侵权行为,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较强。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被侵害网站并非著作权人、所使用的爬虫软件等均是公开获得、该案应该适用避风港原则等多项辩解。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期间深入研究了相关专业知识,明确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技术上的免责条款,开庭时一一作出有力反驳,精准指控犯罪。
(三)推动追赃挽损,全力挽回经济损失。审查起诉中,检察官及时要求侦查人员冻结许某账户上的违法所得数百万元,防止资产转移,并认真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积极督促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在检察官多次劝导下,被告人家属向被害单位赔偿,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四)适度宣传报道,营造保护知识产权浓厚氛围。本案的成功办理受到社会好评,引发广泛关注。中宣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组织多家媒体到高新区人民检察院采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一线》栏目作了专题报道,展示了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保护了人民大众投身创作的积极性,营造了全社会良好舆论氛围。
案例14:
安徽赵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5年以来,被告人赵某某未经取得著作权人许可,指使被告人王某扫描排版正版图书,并由被告人徐某的华东印刷厂将王某排版的书籍进行印刷、装订,同时雇用被告人王运某、王五某和王甲负责日常盗版图书的接发货,再通过物流渠道将盗版图书销往全国各地。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3月4日,被告人赵某某、王运某、王五某和王甲共计销售盗版图书178万余册。2017年3月16日,公安机关在北京市通州区赵某某租用的2个仓库内查获盗版图书近20万册。被告人赵某某共计向被告人王某支付扫描排版费用40余万元,向被告人徐某支付印刷装订费用180余万元。
被告人周某、刘某某分别低价购入盗版图书后加价卖给被告人谢某。被告人谢某雇佣陶阳某为其管理图书打包人员及联系上家供货,雇佣陶旭某为其管理网店客服人员及管理资金,雇佣汪安某、薛某、郝智某、陶严某为其从事盗版图书打包、打单等工作,将所购买盗版图书,通过在淘宝网开设的贝塔、胜雪、韵集等图书专营店对外销售近59万册。此外,公安机关从谢某位于合肥的多个仓库中查货盗版图书5.5万余册,盗版光碟1.6万余张。
二、诉讼过程
该案经群众举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于2016年12月27日对本案立案侦查,并于2017年3月18日对赵某某刑事拘留。案发后,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合肥市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统一由该院办理)检察官第一时间与侦查人员取得联系,多次会同侦查人员召开案情研判会议,并提出取证意见。4月24日,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赵某某。7月24日,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以赵某某等16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针对不同被告人责任划分、涉案数额等问题进行细致审查,先后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多次讯问被告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5日提起公诉,同年11月27日,高新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其余各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部分被告人上诉,2019年6月10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意见
该案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版权局等五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一起重大侵权盗版案件。盗版图书数量特别多,涉案金额特别大,涉案人员众多,并且部分图书印刷中使用的低劣油墨含有毒有害成分,给购书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成功摧毁一个跨省印刷、销售盗版图书网络,净化了图书市场和阅读环境。
(一)做实提前介入,筑牢指控犯罪根基。提前介入期间,检察官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定性提出意见,对众多涉案人员责任划分,对部分犯罪嫌疑人主观是否明知的判断、非法经营数额如何认定等问题提出引导取证意见,推动公安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证据,为该案顺利办理打下坚实基础。
(二)做足出庭准备,及时化解影响指控犯罪隐患。针对讯问中部分被告人提出销售盗版书籍中存在“刷单”情况的辩解,检察官及时要求侦查人员补充侦查,准确认定了犯罪数额。开庭审理时,检察官面向100多名旁听庭审的企业代表、机关代表等各界人士,当庭有力指控犯罪,有理有据反驳众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合理辩解及辩护意见,展示了检察官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三)做好延伸工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实效。该案办结后,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及时总结办案经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固化,如积极探索建立重点企业联席备案制度,定期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加强工作沟通,邀请辖区企业座谈,及时掌握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等。针对企业需求,高新区人民察院积极“送法进企业”,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意识,解决了企业干事创业后顾之忧,激发了企业开拓创新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综合竞争力。
案例15:
四川邱某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4月1日,深圳圣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人人”棋牌游戏软件的著作权,并将该游戏软件的发行权和运营权授权给深圳盛大美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大美游公司”)。2017年2月初,被告人邱某入职盛大美游公司任总经理,其通过职务上的便利获知了盛大美游公司SVN服务器账号、密码,并私自取得“人人”棋牌游戏源代码。2017年5月至6月期间,邱某通过他人分别设立九颗星科技公司与天天乐科技公司(邱某为该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将“人人”棋牌游戏进行换皮(即在全面改变原游戏外部表达基础上,保留原游戏核心资源,直接实现游戏的一种操作模式)、加工等形式修改,更名为“大赢家”棋牌游戏。2017年8月,邱某从盛大美游公司正式离职后,利用九颗星科技公司负责“大赢家”棋牌游戏的技术支持,利用天天乐科技公司上线运营“大赢家”棋牌游戏。
经司法鉴定,“大赢家”棋牌游戏源代码与“人人”棋牌源代码相似度达99%,存在实质性相似。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显示,在“大赢家”棋牌游戏上线运营期间,玩家充值金额为8200余万元。
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促成邱某与盛大美游公司签订赔偿协议,邱某向盛大美游公司支付220万元赔偿款,并保证3年内不再从事与权利人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网络游戏的研发和经营,取得了盛大美游公司的谅解。
二、诉讼过程
2017年9月6日,盛大美游公司就有人侵犯公司著作权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9月19日,成都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以源代码相似鉴定为突破口,引导公安机关对邱某获取源代码的方式、修改游戏表达形式过程等证据进行全面收集。12月27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邱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其批准逮捕。2018年1月25日,成都市公安局移送起诉。次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2018年7月28日,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审判阶段,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多次与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提出以“非法经营数额”作为判断刑期的基础,以“被告人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判断罚金刑的基础。2019年1月22日,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邱某非法经营数额为8200余万元,违法所得数额为200余万元,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邱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被告人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属于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跨省域、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本案的办理既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帮助被害企业挽回了经济损失,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重拳打击态势,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对该企业乃至全国游戏产业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示范作用。
(一)找准定位,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用。成都是全国首个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全国第二个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是全国游戏产业的核心聚集地之一。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是这个基地生命力、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办至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后,形成上下联动机制,多次组织讨论,以“精细化”促“规范化”,以“精办”案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度,切实为该动漫基地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用。
(二)破解困局,积极探索“换皮游戏”侵权问题。本案是对游戏源代码“换皮”形成新游戏的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检察机关有意识建立以源代码相似鉴定为核心的证据链,证实该游戏实质上并无邱某的智力成果,而是原始游戏的智力再现。当前,游戏“换皮”侵权多发,严重制约了行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该案的成功办理,无疑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充分展现了司法机关破解“换皮游戏”侵权困局的有益探索。
(三)客观公正,准确适用法律保障被告人权利。该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复杂,检察机关发现案件不仅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资金转出数额也特别巨大,针对是以“违法所得数额”还是以“非法经营数额”适用刑罚的问题,认真研究并准确认定,最终得到法院判决认可。
(四)督促和解,有效弥补被害单位所受损失。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被害单位维权成本高,获得赔偿难。检察机关主动作为,积极督促邱某对被侵权企业履行赔偿责任,切实保障了被侵权企业权益。
案例16:
北京田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田某某从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精雕公司”)离职前,利用该公司数据管理系统漏洞,从精雕科技服务器数据库下载文件共计162次,以网络共享传输的方式从个人办公电脑拷贝文件到公用电脑共计7万余次,后用U盘、移动硬盘等设备将所下载文件窃走,其中涉及非田某某参与设计文件3.3万余个。被告人田某某到深圳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世纪公司)工作后,以玻璃机项目副总经理的身份使用其窃取的北京精雕公司型号为JDLVG600设备的图纸和技术方案,设计、生产出型号为B-600A-B设备并出售,给北京精雕公司造成经济损失215万余元。
二、诉讼经过
2018年6月12日,北京精雕公司派员到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报案,称该公司原职工田某某违规下载公司设计图纸,非法窃取该公司商业秘密,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018年7月30日,门头沟分局对田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2018年8月,门头沟分局就田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邀请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选派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赴广东、河北调取关键证据,并启动北京市专业同步辅助审查办案机制,及时借助外脑补强专业知识。2019年1月22日,门头沟分局以田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请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月29日,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3月21日,门头沟分局以田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为准确定性,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检察官还通过自行侦查补充证据,并释法说理,促使田某某认罪认罚。7月1日,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以田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公诉。7月18日,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判决被告人田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田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本案的权利人北京精雕公司是北京市百强民营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也是国内数控雕刻机床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本案中,权利人由于原内部员工侵犯商业秘密,导致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为高新技术企业排忧解难,对数据时代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窃取技术信息的法律适用、权利人损失的认定等司法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定制式”普法课等延伸检察职能,实现社会综合治理。
(一)发挥审前主导责任,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一是积极引导侦查,促使案件侦查程序顺利推进。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在案件侦查初期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先后列明40余条引导侦查意见,经过深挖细查,使全案得以突破。二是自行侦查,严密证据体系。检察官多次赴案发企业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查证窃取数据库文件路径,了解系统漏洞所在,为有力指控犯罪提供保障。三是准确认定权利人经济损失,合理确定损失计算方法。结合本案证据情况,在无法查明被侵权产品利润率,也无法确定侵权人利润时,检察官按照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根据105家行业企业报的网络统计数据出具的行业平均利润率,对侵权产品的销售金额进行计算,最终认定权利人的经济损失数额,该损失计算方法得到判决认可。四是证据运用求极致,各方均感受到公平正义。检察官以扎实的证据为基础,对被告人积极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促使其认罪认罚,被告人田某某当庭表示将认真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用自己的技术为社会创造价值。北京精雕公司对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做法表示认可。
(二)邀请专业人员辅助办案,解决专业难题。一方面启动北京市专业同步辅助审查办案机制。由于案件涉及大量电子数据且对定案具有关键作用,在引导侦查初期,检察官就邀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技术人员为电子数据的提取、保存等提供专业意见。另一方面借助外脑补强相关行业知识。针对机床设备的相关技术信息等专业知识,引导公安机关向该行业领域内的专家证人调取证言,邀请专家证人对案件专业知识进行详细解读,确保全面查明案情并在庭审中有力指控犯罪。
(三)厘清数据“身份”,准确适用法律。数据时代,大量的技术信息都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本案在罪名上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分歧。针对该问题,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并达成共识,要从存储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性质、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客观行为等方面综合判断所侵犯的法益。由于本案除了侵犯商业秘密外,并没有将数据用作其他用途,相关数据也不具有其他特殊性质,故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最终该定性意见被法院采纳。
(四)延伸检察职能,推进社会综合治理。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北京精雕公司在保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发检察建议,帮助其查疏堵漏。该企业收到建议后认真整改并回复,强化了对企业核心数据的保护工作。根据权利人需求,检察院还开展“定制式”普法课,全面提升企业和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
案例17:
浙江金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温州明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明发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光学塑料显微镜、望远镜、太阳能聚光透镜、充电器,经多年研究掌握了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生产技术。被告人金某某在明发公司工作期间,先后担任业务员、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并与明发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2011年初,被告人金某某从明发公司离职,并成立温州菲涅尔光学有限公司,到明发公司的供应商处购买相同类型设备、材料等,使用相同的方法生产与明发公司同样的菲涅尔超薄放大镜进入市场销售,造成明发公司经济损失120万余元。经鉴定,菲涅尔公司制作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的工艺与明发公司工艺实质相同,且涉及的“三合一”塑成制作方法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二、诉讼过程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公安局接明发公司报案,于2016年10月27日对金某某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17年2月24日将案件移送温州市公安局。2018年1月23日,温州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起诉,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交由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3月15日、5月25日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自行补充调取部分书证、证人证言。同年8月16日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金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七十万元。被告人金某某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意见
本案属于典型的“违约使用型”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且被告人不认罪,事实认定和定性难度较大。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将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和自行侦查相结合,构建完整证据体系,合理认定犯罪数额,有力指控犯罪行为,充分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激发了民营企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一)引导侦查和自行侦查并重,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检察机关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严格把握起诉证据标准。针对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多次与公安机关沟通探讨,确定取证方向并拟定详细可行的补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关键证据。同时,本着亲历性原则,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询问部分关键证人,调取有关书证。通过工作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为指控犯罪夯实了证据基础。
(二)突破“零口供”办案难点,理顺认定犯罪证明思路。本案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检察机关认真梳理全案证据,理顺指控犯罪的证明思路,有力指控犯罪行为。检察官根据被告人与明发公司的保密协议,论证其明知具体保密的内容包括涉案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根据被告人在明发公司从业务员到副总经理的任职经历和2010年底离职的情况,结合两公司员工、客户、供应商的证人证言、菲涅尔公司2011年成立和变更登记的书证等,论证其具备接触并掌握涉案技术秘密和经营信息的条件且是菲涅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多份鉴定意见论证其使用的生产工艺与权利人的生产工艺实质性相同;结合审计没有发现菲涅尔公司任何研发资金投入且未发现有证明菲涅尔公司工艺合法来源于他人的证据,从正反两方面综合论证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系由被告人实施,得到法院支持。
(三)明确损失认定方法,合理界定违法所得。在被害人无法对损失举证、无法核算研发成本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确定以侵权人违法所得,即已经获得或应得的非法收入来认定犯罪数额。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在生产、销售中支出的合理成本,在销售金额中对该部分予以扣减,即违法所得=销售毛利=产品销售金额-产品销售成本(材料、工资、制造费用、电费)。而公司管理人员工资、社保、福利费、房租、固定资产折旧费等管理费用,即便没有生产侵权产品也需要支出,系公司的整体经营成本,而非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必要成本,不予扣减。
(四)制发检察建议,做好知识产权延伸保护。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结合办案开展调研,深入分析发案成因,针对被害单位在员工法治教育、保密意识、保密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书,一揽子提出完善管理的意见。被害单位采纳了检察机关建议,及时整改堵塞公司管理漏洞,定期邀请法律人士为公司管理人员授课,弥补了自身短板,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案例18:
江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常熟市虞山镇鑫龙娱乐会所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支持起诉系列案
一、案件事实
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台湾公司”)享有对《爱如潮水》《白月光》等282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2015年7月,经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进口索尼台湾公司出品的《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以DVD形式发行。上述进口的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本案涉案音乐电视作品。2017年7月1日,索尼台湾公司签署了著作权授权证明书,将其拥有著作权或通过授权享有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在内的282部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以专有授权的方式授权给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上海公司”)(仅包括卡拉OK经营者、卡拉OK视频点歌设备提供商)。授权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后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签订协议、有权许可卡拉OK经营者在相关的经营场所放映上述音乐电视作品、有权以被授权人的名义或委托音集协对相关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同日索尼上海公司与音集协签订了关于著作权授权的《授权证明书》。合同约定权利人索尼上海公司将其依法享有权利的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权利以专有授权的方式授权给音集协独家使用。其中,音集协对上述公司的音乐电视作品的使用者有权发放使用许可,并且有权以音集协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授权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
江苏常熟市虞山镇鑫龙娱乐会所(以下简称“鑫龙会所”)未经音集协授权,在其经营场所提供设备,供他人点播、放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2019年4月27日音集协委托人员到江苏常熟市虞山镇鑫龙娱乐会所(以下简称“鑫龙会所”)包厢内点播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申请了证据保存。
二、诉讼过程
2019年初,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在梳理公益诉讼线索时,发现常熟部分娱乐场所内存在未经授权点播音乐电视作品牟利的现象。因音乐电视作品关乎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保护,检察机关主动联系确认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并对其收集的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经审查,常熟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鑫龙会所行为属恶意侵犯他人著作权,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于2019年8月7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支持音集协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对被告鑫龙会所提出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等诉讼请求。后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应常熟市人民法院征询,详细阐述了支持起诉的理由。2019年8月19日,常熟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判令:1.被告鑫龙会所立即停止《白月光》等282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行为,并从曲库中删除该作品;2.被告鑫龙会所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人民币98700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评析意见
该系列案件是检察机关在著作权民事侵权领域充分运用支持起诉权的积极探索,彰显了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特别是对境外知识产权的平等司法保护力度。基于著作权产品的公共受众对象广泛性和权利主体特殊性,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民事法律监督职能,努力为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提供优质检察产品。
(一)合理运用支持起诉权,体现公共利益代表属性。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共利益职能的多种方式之一。而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私权,受众对象广泛,具有公共性,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领域开展支持起诉,能有效制约诉求滥用,更大程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均衡。
(二)突出诉中介入保护,加强诉讼活动全过程监督。有别于刑事检察对知识产权犯罪一般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介入以及传统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诉后救济模式,检察机关对线索进行审查评估,依职权启动支持起诉程序,主动对接权利被侵害方,根据其提供的证据线索开展调查核实,确认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及授权情况,综合审查后以支持起诉的形式,通过提供法律意见、帮助调查取证、提交支持起诉书以及出庭发表独立的检察意见等多种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实现了检察机关介入保护和对诉讼活动的全过程监督。
(三)践行平等保护理念,营造企业良好营商环境。检察机关坚持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当好被侵权者的“权益守护者”,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该案的办理获得了权利人的高度认可,对相关同行业经营者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增强了经营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有效遏制了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54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54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互联网反垄断执法,防止资本干涉舆论的建议》很有意义,很有针对性。现答复如下:
反垄断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规范市场竞争的重要保证。为防止互联网平台垄断,确保平台经济稳健发展,近年来,在办理互联网案件和推进互联网司法建设中,人民法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完善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司法政策体系。面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给反垄断审判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分析研判,积极完善相关司法政策体系。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提出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纠纷,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反垄断审判工作专家座谈会,会议强调,要依法妥善处理加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工作和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促进公平有序竞争,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严格依法制止垄断行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二是健全完善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平等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央决策部署,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各地法院根据工作实际,成立专业化的互联网法庭,互联网案件审判组织体系逐步健全。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规范互联法院管辖范围,平等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妥善审理反垄断典型案件,对互联网垄断行为强化司法规制。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法院共审理反垄断民事一审案件894件,审结854件。其中,2020年新收反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件,审结107件。在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中,人民法院首次确立了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裁判规则,相关裁判规则被纳入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在深圳微源码诉微信公众号垄断案中,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平台及其所提供服务“相关市场"的认定标准。
以上举措推动了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那样,司法实践中部分平台通过滥用管辖权规则,影响案件公正审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您提出的出台涉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司法解释的建议对于进一步破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重要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反垄断司法建设,在以下三个方面完善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
一是优化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深入调查研究互联网案件前沿疑难复杂问题,聚焦司法定位、市场界定、数据权利等基础性问题,优化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更好发挥互联网法院的集中管辖优势与规则引领功能,促进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推动在线诉讼规则司法解释贯彻落实。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首部指导全国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工作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于2021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做好贯彻实施工作,降低人民群众诉讼成本、提升诉讼效率,更好保障互联网案件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
三是强化反垄断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情况,适时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明确反垄断民事案件裁判标准,坚决制止互联网领域垄断行为。依法妥善处理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各类纠纷,确保互联网平台影响、操纵舆论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支持、监督反垄断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构建协调一致、高效有力的执法司法体系。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9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1999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9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1998年9月17日,我院以法〔1998〕86号通知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现根据新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的有关问题重新作如下规定:
一、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
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我院法〔1998〕86号通知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7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47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明确物权法溯及力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由实践中发生的设定抵押权发生在《物权法》实施之前而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发生在《物权法》实施之后的法律适用争议,提出《物权法》的溯及力问题,非常专业和有针对性。
法的溯及力是关于法是否有溯及既往效力的问题,即法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法的溯及力是法的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它通过对违反者的惩戒来促使人们遵守执行,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后果,接受惩戒,就是因为事先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哪些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哪些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起指导和警示作用。不能要求人们遵守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法律,法只对其生效后的人们的行为起规范作用。如果允许法具有溯及力,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将要受到惩罚,就没有安全感,也没有行为的自由。因此,一般而言,法是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这在法理上被称之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虽然在我国《刑法》上有类似规定,但是,在2000年7月1日之前,我国一直没有在法律层面明确针对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因此,为了解决重要法律颁布实施后的溯及力的问题,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会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如在《合同法》实施(1999年10月1日)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但这一情况在2000年7月1日《立法法》实施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该法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明确在法律层面,针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一般性地规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确有必要的极个别情形,否则,均应一体适用该规定。《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自然应当适用无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其编著的有关《物权法》的立法理由和释义书籍中也指出:“法律不溯及既往是各国普遍遵循的法治原则。我国也以无溯及力为重要立法原则之一,物权法也不例外。"因此,如无例外规定,《物权法》并不适用于其实施之前的事件和行为。也正是基于《立法法》已经在我国立法层面明确确立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法实施后也不再针对包括《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规定。至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比如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法律适用问题,新旧法律规定不一,确实存在一定争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在必要时通过制定如担保物权司法解释等方式,在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6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章人身保险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
(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
(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
(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
第二条 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和投保人撤销其依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作出的同意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保险合同解除。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主动审查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第四条 保险合同订立后,因投保人丧失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当事人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要求在指定医疗服务机构进行体检,当事人主张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免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的体检结果,仍以投保人未就相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未成年人父母之外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为未成年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当事人主张参照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经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除外。
第七条 当事人以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他人已经代为支付保险费为由,主张投保人对应的交费义务已经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保险合同效力依照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保险费,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
保险合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之日恢复效力。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交相应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指定行为无效。
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议,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之外另有约定外,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以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二)受益人仅约定为身份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时,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根据保险合同成立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
(三)约定的受益人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
第十条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当事人主张变更行为自变更意思表示发出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未通知保险人,保险人主张变更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人民法院应认定变更行为无效。
第十一条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变更受益人,变更后的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数人为受益人,部分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放弃受益权或者依法丧失受益权的,该受益人应得的受益份额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保险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该受益人应得的受益份额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未约定受益顺序及受益份额的,由其他受益人平均享有;
(二)未约定受益顺序但约定受益份额的,由其他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
(三)约定受益顺序但未约定受益份额的,由同顺序的其他受益人平均享有;同一顺序没有其他受益人的,由后一顺序的受益人平均享有;
(四)约定受益顺序及受益份额的,由同顺序的其他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同一顺序没有其他受益人的,由后一顺序的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
第十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金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要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以其已向持有保险单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给付保险金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存在继承关系,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人民法院应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并按照保险法及本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保险金归属。
第十六条 保险合同解除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为不同主体,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要求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其他权利人按照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继承人的顺序确定。
第十七条 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
第十八条 保险人给付费用补偿型的医疗费用保险金时,主张扣减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取得的赔偿金额的,应当证明该保险产品在厘定医疗费用保险费率时已经将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部分相应扣除,并按照扣减后的标准收取保险费。
第十九条 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保险人因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就医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
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以被保险人自杀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抗辩的,由其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二条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主张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伤残结果与其实施的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被保险人在羁押、服刑期间因意外或者疾病造成伤残或者死亡,保险人主张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但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已经202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6月29日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202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2021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1〕2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一节 管 辖
第二节 回 避
第三节 立 案
第四节 调 查
第五节 提起诉讼
第六节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七节 上 诉
第八节 诉讼监督
第三章 行政公益诉讼
第一节 立案与调查
第二节 检察建议
第三节 提起诉讼
第四章 民事公益诉讼
第一节 立案与调查
第二节 公 告
第三节 提起诉讼
第四节 支持起诉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任务,是通过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支持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和相关法规,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遵循相关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规定,坚持司法公开。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式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由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并依照规定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其他办案事项,检察长可以自行决定,也可以授权检察官决定。
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由检察长签发;属于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的,检察长可以授权检察官签发。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一名检察官独任办理,也可以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办案组办理。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组织、指挥办案组办理案件。
检察官办理案件,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员等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辅助人员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检察辅助事务。
第七条 负责公益诉讼检察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需要报请检察长决定的事项,应当先由部门负责人审核。部门负责人可以主持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也可以直接报请检察长决定。
第八条 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错误的,应当书面提出意见。检察长不改变原决定的,检察官应当执行。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或者支持起诉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负责民事、行政检察的部门或者办案组织分别履行诉讼监督的职责。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的,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实行一体化工作机制,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交办、提办、督办、领办案件。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调查、出庭等职责。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依照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一节 管 辖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行政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
行政机关为人民政府,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办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
第十五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公益损害范围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公益诉讼案件,可以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与人民法院诉讼管辖级别、地域不对应的,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立案,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办案需要,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公益诉讼案件指定本辖区内其他人民检察院办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跨区域协作工作机制规定,将案件指定或移送相关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管辖。基层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跨区域协作工作机制规定,将案件移送相关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管辖。
人民检察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第二节 回 避
第十九条 检察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
(二)是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
应当回避的检察人员,本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前两款规定,适用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等。
第二十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的,应当书面或者口头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卷。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的,应当书面或者口头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卷。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不停止参与本案工作。
第二十二条 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长回避问题时,由副检察长主持。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工作。第三节 立 案
第二十四条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来源包括:
(一)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人民检察院控告、举报的;
(二)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的;
(三)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上发现的;
(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转交的;
(五)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反映的;
(六)其他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备案管理制度。重大案件线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人民检察院其他部门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应当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负责公益诉讼检察的部门。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制作《移送案件线索通知书》,移送有管辖权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不得自行退回原移送线索的人民检察院或者移送其他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属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制作《报请移送案件线索意见书》,报请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等进行评估,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步调查,并形成《初步调查报告》。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经过评估,认为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立案调查。
第二十九条 对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人民检察院经初步调查仍难以确定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或者违法行为人的,也可以立案调查。
第三十条 检察官对案件线索进行评估后提出立案或者不立案意见的,应当制作《立案审批表》,经过初步调查的附《初步调查报告》,报请检察长决定后制作《立案决定书》或者《不立案决定书》。
第三十一条 负责公益诉讼检察的部门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或者职务违法、违纪线索的,应当依照规定移送本院相关检察业务部门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主管机关。第四节 调 查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客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调查前应当制定调查方案,确定调查思路、方法、步骤以及拟收集的证据清单等。
第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专家意见、勘验笔录等。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开展调查和收集证据:
(一)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执法、诉讼卷宗材料等;
(二)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人以及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等;
(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
(四)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
(五)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检验、检测、翻译;
(六)勘验物证、现场;
(七)其他必要的调查方式。
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和收集证据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性措施。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和收集证据,应当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共同进行。检察官可以组织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员参加,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也可以商请相关单位协助进行。
在调查收集证据过程中,检察人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使用执法记录仪、自动检测仪等办案设备和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
第三十七条 询问应当个别进行。检察人员在询问前应当出示工作证,询问过程中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三十八条 需要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取物证、书证的,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持上述文书调取有关证据材料。
调取书证应当调取原件,调取原件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复制件。书证为复制件的,应当注明调取人、提供人、调取时间、证据出处和“本复制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等字样,并签字、盖章。书证页码较多的,加盖骑缝章。
调取物证应当调取原物,调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等其他证据材料。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收集提取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原始存储介质,调取原始存储介质确有困难或者因保密需要无法调取的,可以调取复制件。调取复制件的,应当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人民检察院自行收集提取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应当注明收集时间、地点、收集人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就专门性问题书面或者口头咨询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
口头咨询的,应当制作笔录,由接受咨询的专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书面咨询的,应当由出具咨询意见的专业人员或者单位签名、盖章。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确有必要鉴定、评估、审计、检验、检测、翻译的,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审计、检验、检测、翻译,委托时应当制作《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检验、检测、翻译)函》。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勘验物证或者现场。
勘验应当在检察官的主持下,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进行,可以邀请见证人参加。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勘验的人员、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检察技术人员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在勘验过程中进行取样并进行快速检测。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需要异地调查收集证据的,可以自行调查或者委托当地同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委托时应当出具委托书,载明需要调查的对象、事项及要求。受委托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调查,并将情况回复委托的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规定组织听证,听取听证员、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人、行政相对人、受害人代表等相关各方意见,了解有关情况。
听证形成的书面材料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参考。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或者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其上级主管机关通报。第五节 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公益诉讼起诉书和相关证据材料。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公益诉讼起诉人;
(二)被告的基本信息;
(三)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公益诉讼起诉书应当自送达人民法院之日起五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四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查起诉期限为一个月,自检察建议整改期满之日起计算。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查起诉期限为三个月,自公告期满之日起计算。
移送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受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自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可以延长一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已经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依照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指定本辖区内其他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可以延长一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检验、检测、翻译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第六节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应当派员出庭履行职责,参加相关诉讼活动。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职责。
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官出席第一审法庭,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庭,并根据需要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及其他辅助工作。涉及专门性、技术性问题,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检察官出庭。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证据交换、庭前会议的,由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参加。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商人民法院组织证据交换或者召开庭前会议。
第五十一条 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出庭意见;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五十二条 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客观、全面地向法庭出示证据。根据庭审情况合理安排举证顺序,分组列举证据,可以使用多媒体等示证方式。质证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展开。
第五十三条 出庭检察人员向被告、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发问应当遵循下列要求:
(一)围绕案件基本事实和争议焦点进行发问;
(二)与调查收集的证据相互支撑;
(三)不得使用带有人身攻击或者威胁性的语言和方式。
第五十四条 出庭检察人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或者提出意见。
第五十五条 出庭检察人员在法庭审理期间,发现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在法庭休庭后进行补充调查。
第五十六条 出庭检察人员参加法庭辩论,应结合法庭调查情况,围绕双方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争议焦点发表辩论意见。
第五十七条 出庭检察人员应当结合庭审情况,客观公正发表出庭意见。第七节 上 诉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公益诉讼判决书、裁定书后三日内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审公益诉讼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上诉。
提出上诉的,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决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同步审查进行指导。
第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上诉的,应当制作公益诉讼上诉书。公益诉讼上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公益诉讼上诉人;
(二)被上诉人的基本情况;
(三)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编号和案由;
(四)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上诉期限内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公益诉讼上诉书,并将副本连同相关证据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六十一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上诉不当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撤回上诉。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上诉而没有提出上诉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上诉。
第六十二条 被告不服第一审公益诉讼判决、裁定上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三日内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全面审查案卷材料。
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共同派员出席第二审法庭。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出席第二审法庭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载明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人员的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职责等。第八节 诉讼监督
第六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公益诉讼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公益诉讼再审案件,与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公益诉讼审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审判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执行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公益诉讼案件判决生效后不依法移送执行或者执行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依法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三章 行政公益诉讼
第一节 立案与调查
第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经过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进行评估,认为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当立案:
(一)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对保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可能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第六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本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下列情形,应当立案:
(一)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而怠于强制执行,或者没有强制执行权而怠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二)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违法处分执行标的的;
(三)根据地方裁执分离规定,人民法院将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交由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
(四)其他行政强制执行中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情形。
第六十九条 对于同一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数个负有不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可能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数个行政机关分别立案。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发现同一行政机关对多个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可能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情形的,应当作为一个案件立案。在发出检察建议前发现其他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与已立案案件一并处理。
第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的,应当在七日内将《立案决定书》送达行政机关,并可以就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后果、整改方案等事项进行磋商。
磋商可以采取召开磋商座谈会、向行政机关发送事实确认书等方式进行,并形成会议记录或者纪要等书面材料。
第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围绕以下事项进行调查:
(一)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
(二)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三)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四)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关联性;
(五)其他需要查明的事项。
第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定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职责的依据为法律法规规章,可以参考行政机关的“三定”方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
第七十三条 调查结束,检察官应当制作《调查终结报告》,区分情况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终结案件;
(二)提出检察建议。
第七十四条 经调查,人民检察院认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终结案件决定:
(一)行政机关未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
(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的;
(三)行政机关已经全面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其他应当终结案件的情形。
终结案件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并制作《终结案件决定书》送达行政机关。第二节 检察建议
第七十五条 经调查,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并于《检察建议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检察建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行政机关的名称;
(二)案件来源;
(三)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
(四)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事实和理由;
(五)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
(六)建议的具体内容;
(七)行政机关整改期限;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检察建议书》的建议内容应当与可能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相衔接。
第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在三日内将《检察建议书》送达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拒绝签收的,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录,把《检察建议书》留在其住所地,并可以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宣告方式向行政机关送达《检察建议书》,必要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
第七十七条 提出检察建议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情况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跟进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第七十八条 行政机关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整改期限内已依法作出行政决定或者制定整改方案,但因突发事件等客观原因不能全部整改到位,且没有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中止审查。
中止审查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制作《中止审查决定书》,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中止审查的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并制作《恢复审查决定书》。
第七十九条 经过跟进调查,检察官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区分情况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终结案件;
(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三)移送其他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八十条 经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有本规则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案件。第三节 提起诉讼
第八十一条 行政机关经检察建议督促仍然没有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八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认定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
(一)逾期不回复检察建议,也没有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的;
(二)已经制定整改措施,但没有实质性执行的;
(三)虽按期回复,但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仅采取部分整改措施的;
(四)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案件已经移送刑事司法机关处理,但行政机关仍应当继续依法履行职责的;
(五)因客观障碍导致整改方案难以按期执行,但客观障碍消除后未及时恢复整改的;
(六)整改措施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七)其他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
第八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不同违法情形,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变更行政行为等诉讼请求。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中不予载明行政相对人承担具体义务或者减损具体权益的事项。
第八十四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履行职责而全部实现诉讼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确有必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经检察长决定后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决定书》,并在三日内提交人民法院。
第四章 民事公益诉讼
第一节 立案与调查
第八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经过对民事公益诉讼线索进行评估,认为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当立案:
(一)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二)可能存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立案后,应当调查以下事项:
(一)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
(二)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类型、具体数额或者修复费用等;
(四)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五)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情况;
(六)违法行为人是否存在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相关事实;
(七)其他需要查明的事项。
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应当由违法行为人依法就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件,可以重点调查(一)(二)(三)项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刑事案件的委托鉴定评估中,可以同步提出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鉴定评估需求。
第八十八条 刑事侦查中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基于同一违法事实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
第八十九条 调查结束,检察官应当制作《调查终结报告》,区分情况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终结案件;
(二)发布公告。
第九十条 经调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案件:
(一)不存在违法行为的;
(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经磋商达成赔偿协议,或者已经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
(三)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不同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
(四)其他适格主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五)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的;
(六)其他应当终结案件的情形。
有前款(二)(三)(四)项情形之一,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除外。
终结案件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并制作《终结案件决定书》。第二节 公 告
第九十一条 经调查,人民检察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发布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二)告知适格主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条件的案件,告知赔偿权利人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
(三)公告期限;
(四)联系人、联系电话;
(五)公告单位、日期。
公告应当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发布,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直接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被侵害的英雄烈士等人数众多、难以确定近亲属,或者直接征询近亲属意见确有困难的,也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
第九十三条 发布公告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赔偿权利人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情况、适格主体起诉情况、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情况,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跟进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第九十四条 经过跟进调查,检察官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区分情况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终结案件;
(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三)移送其他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九十五条 经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有本规则第九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案件。第三节 提起诉讼
第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损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未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或者经过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又不提起诉讼的;
(二)没有适格主体,或者公告期满后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
(三)英雄烈士等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
第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第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
针对不同领域案件,还可以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一)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以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土地复垦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或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诉讼请求,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召回并依法处置相关食品药品以及承担相关费用和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三)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保护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
人民检察院为诉讼支出的鉴定评估、专家咨询等费用,可以在起诉时一并提出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
第九十九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依法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调解协议不得减免诉讼请求载明的民事责任,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的,应当经检察长决定后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内提交人民法院。第四节 支持起诉
第一百条 下列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二)适格主体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三)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提起的维护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民事诉讼案件;
(四)军人和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提起的侵害军人荣誉、名誉和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民事诉讼案件;
(五)其他依法可以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协助调查取证、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起诉。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后,发现有以下不适合支持起诉情形的,可以撤回支持起诉:
(一)原告无正当理由变更、撤回部分诉讼请求,致使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
(二)原告撤回起诉或者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致使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
(三)原告请求被告承担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费用过高,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
(四)其他不适合支持起诉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撤回支持起诉的,应当制作《撤回支持起诉决定书》,在三日内提交人民法院,并发送原告。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检察院撤回支持起诉后,认为适格主体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立案条件的,可以另行立案。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对涉及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司法政策等问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
第一百零五条 本规则所涉及的法律文书格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制定。
第一百零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归档。
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不需要交纳诉讼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百零八条 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本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九条 本规则所称检察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本规则所称检察人员,包括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
第一百一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等法律施行后,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相应调整。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本规则未规定的其他事项,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本规则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发挥执行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利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有效发挥“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工作机制作用,平稳有序推进执行工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且具备强制执行条件的,要持续加大执行力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涉疫情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进一步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积极引导当事人以和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依法中止申请执行时效。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行使请求权,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主张申请执行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准确把握查封措施的法律界限。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畅通财产查控的救济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防止违法执行或采取过度执行措施影响企业财产效用发挥和企业正常运营。做好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衔接,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加大对财产保全申请的审查力度,对明显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超标的部分保全申请,依法不予支持。当事人通过恶意提高诉讼标的等方式超标的申请保全,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就所受损失依法提起诉讼。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在不影响债权实现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适当的查封措施。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对能“活封”的财产,不进行“死封”。查封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性资料,被执行人继续使用对该财产价值无重大影响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被执行人申请利用查封财产融资清偿债务,经执行债权人同意或者融资款足以清偿所有执行债务的,可以监督其在指定期限内进行融资。查封被执行人在建工程的,原则上应当允许其继续建设。查封被执行人在建商品房或现房的,在确保能够控制相应价款的前提下,可以监督其在指定期限内按照合理价格自行销售房屋。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
四、有效防止执行财产被低价处置。充分发挥网络司法拍卖公开透明、成本低、效率高、受疫情影响小的优势,加快财产变价流程,降低变价成本,为执行债权人及时回笼资金、减轻资金周转压力、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在疫情期间进行网络司法拍卖,也要适当考虑疫情影响和财产实际情况,把握好拍卖时机,有效实现财产变现价值最大化。被执行人有充分证据证明疫情期间进行拍卖将严重贬损其财产价值,申请暂缓或中止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拍卖过程中,应当及时全面客观披露财产现状,充分发挥网拍平台、拍卖辅助机构作用,做好拍卖财产在线推介,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竞买。对财产价值较大、竞拍参与度可能较低的财产,可以确定适当宽松的拍卖价款支付期限。
对于一些专业化程度高、市场受众面较窄的财产,在不影响债权实现的前提下,可以允许被执行人通过其自身专业优势和渠道,灵活采取自行变卖、融资等方式偿还债务。被执行人认为网络询价或评估价过低,申请以不低于网络询价或评估价自行变卖查封财产清偿债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执行债权人权益的,可以监督其在指定期限内变卖。网络司法拍卖第二次流拍后,被执行人提出以流拍价融资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拍卖财产基本情况、流拍价与市场价差异程度等因素,酌情予以考虑;准许融资的,暂不启动以物抵债或者强制变卖程序。
五、依法执行疫情期间减免租金的政策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租金债权,可以强制执行。冻结被执行人的租金债权后,承租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依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对异议部分的租金强制执行。承租人对原租金债权的数额没有异议,但超过法定期限后依照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经营性房屋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有关政策规定,主张减免租金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支持;承租非国有经营性房屋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其与被执行人就疫情期间的租金减免已达成协议为由提出异议,请求对异议部分的租金不予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租金减免协议真实有效的,应予支持。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欠缴租金的涉众型执行案件,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根据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工作方案,依法妥善处理此类案件产生的矛盾纠纷。
六、强化应用执行和解制度。被执行人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无法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为被执行人缓解债务压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当事人在疫情发生前已经达成和解,确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无法按照和解协议约定期限履行,申请执行人据此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解协议已经履行不能或者因迟延履行导致和解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恢复执行。
七、精准适用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有效发挥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的惩戒作用,重点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进一步推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和营商环境改善。建立健全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准确把握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条件,持续推动惩戒措施向精细化、精准化方向转变。疫情期间,对已纳入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企业,原则上不得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已经采取并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要及时解除并向申请执行人说明有关情况。对未纳入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疫情防控企业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照前述规定办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要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
健全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失信名单信息依法应当删除或撤销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或撤销措施。失信名单信息被依法删除或撤销,被执行人因求职、借贷等被有关单位要求提供信用修复证明的,经被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删除或撤销情况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执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确因复工复产需要,申请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在征得其同意后及时予以解除。
八、合理减免被执行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被执行人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其无法及时履行义务为由,申请减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相应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支持;被执行人申请减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的,不予支持,但申请执行人同意的除外。
九、充分发挥破产和解、重整制度的保护功能。对执行债权人人数众多,特别是多个执行债权人正在申请分配案款的案件,被执行企业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清偿所有执行债务的,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各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依法为被执行企业缓解债务压力、恢复生产经营创造条件;多个案件由不同法院管辖的,上级法院要加强统筹协调,通过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等方式协调案件进行集中办理,力争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解决债务的“一揽子”协议。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且案件符合移送破产审查条件,通过破产和解或重整能够帮助被执行企业恢复经营的,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畅通执行移送破产工作渠道,充分发挥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制度的保护功能,帮助企业及时走出困境。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要严格防止被执行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逃避债务,依法保障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
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执行工作。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执行信息化系统,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管理,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果,降低负面效应,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依法优先采取网络查控、网络询价、网络司法拍卖、网络收发案款等在线执行措施,积极通过线上方式开展立案、询问谈话、执行和解、申诉信访、执行辅助等工作,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确保疫情期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第五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
第六条 普通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
第七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
(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
第十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二条 以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将原物提交人民法院。原物不宜搬移或者不宜保存的,当事人可以提供复制品、影像资料或者其他替代品。
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或者替代品后,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者保存现场查验。
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该不动产的影像资料。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进行查验。
第十四条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第十五条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第十六条 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
第二十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是原物。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原始载体。
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可能需要鉴定的证据,应当遵守相关技术规范,确保证据不被污染。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应当载明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申请保全的理由以及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
法律、司法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取查封、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流通等保全措施,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担保方式或者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保全措施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保全标的物的价值、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具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等方法进行证据保全,并制作笔录。
在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证据持有人利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施。
第二十八条 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
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的,可以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人民法院在确定鉴定人后应当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鉴定范围、鉴定目的和鉴定期限。
第三十三条 鉴定开始之前,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人保证客观、公正、诚实地进行鉴定,保证出庭作证,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
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可以调取证据、勘验物证和现场、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
第三十五条 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完成鉴定,并提交鉴定书。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准许的,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法院的名称;
(二)委托鉴定的内容、要求;
(三)鉴定材料;
(四)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
(五)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六)鉴定意见;
(七)承诺书。
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并附鉴定人的相应资格证明。委托机构鉴定的,鉴定书应当由鉴定机构盖章,并由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应当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
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复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通知有异议的当事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并通知鉴定人出庭。有异议的当事人不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视为放弃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的,分摊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第三十九条 鉴定人出庭费用按照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标准计算,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因鉴定意见不明确或者有瑕疵需要鉴定人出庭的,出庭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已经确定鉴定人出庭费用包含在鉴定费用中的,不再通知当事人预交。
第四十条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一条 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十二条 鉴定意见被采信后,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可以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鉴定人进行处罚。当事人主张鉴定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准许鉴定人撤销的,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不参加的,不影响勘验进行。
当事人可以就勘验事项向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和说明,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注意勘验中的重要事项。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测绘人姓名、身份等内容。
第四十四条 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内容、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习惯等因素,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辩论。
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理由不成立的,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七条 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
(一)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的书证;
(二)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
(三)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获取的书证;
(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列书证,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情形的,提交后不得公开质证。
第四十八条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三、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四十九条 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五十一条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存在客观障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情形。
前款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申请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
(二)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三)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酌情确定举证期限;
(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五)公告送达的,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
第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通过组织证据交换进行审理前准备的,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第五十七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驳证据需要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交换。
第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处以罚款的,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主观过错程度、导致诉讼迟延的情况、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确定罚款数额。
四、质证
第六十条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
第六十一条 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
第六十二条 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
(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
(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询问。
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应当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地点、拒不到场的后果等内容。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绝无隐瞒、歪曲、增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捺印。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
第六十七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第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职业、住所、联系方式,作证的主要内容,作证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七十条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应当向证人送达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人。通知书中应当载明证人作证的时间、地点,作证的事项、要求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证人的除外。
证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代为宣读并进行说明。
证人拒绝签署或者宣读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保证书的内容适用当事人保证书的规定。
第七十二条 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
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时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
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可以通过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第七十三条 证人应当就其作证的事项进行连续陈述。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旁听人员干扰证人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问证人。
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证人之间进行对质。
第七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证人有困难需要预先支取出庭作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证人的申请在出庭作证前支付。
第七十六条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七十七条 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以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诽谤、诬陷、恐吓、殴打等方式对证人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第七十九条 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地点及要求通知鉴定人。
委托机构鉴定的,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表机构出庭。
第八十条 鉴定人应当就鉴定事项如实答复当事人的异议和审判人员的询问。当庭答复确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书面答复。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答复送交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再次组织质证。
第八十一条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应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予以处罚。
当事人要求退还鉴定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裁定,责令鉴定人退还;拒不退还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当事人因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十二条 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询问鉴定人、勘验人。
询问鉴定人、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等不适当的言语和方式。
第八十三条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申请书中应当载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的目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八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八十七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八十八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
(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
第九十一条 公文书证的制作者根据文书原件制作的载有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副本,与正本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其复制件、副本、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容与原本一致的,该复制件、副本、节录本具有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
第九十二条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
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
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靠;
(二)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是否有影响;
(三)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核查手段;
(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
(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
(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
(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鉴定或者勘验等方法,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第九十四条 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
(二)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
(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
(四)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
(五)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
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第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六、其他
第九十八条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十九条 本规定对证据保全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对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关于书证的规定适用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存储在电子计算机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第一百条 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9月6日)
一、被告人易扬锋、连志仁等三十八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偷越国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二、被告人罗欢、郑坦星等二十一人诈骗案
三、被告人施德善等十二人诈骗案
四、被告人吴健成等五人诈骗案
五、被告人黄浩等三人诈骗案
六、被告人赵明云等九人诈骗案
七、被告人邓强辉等六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八、被告人陈凌等五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九、被告人隆玖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十、被告人薛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被告人易扬锋、连志仁等三十八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偷越国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易扬锋在缅甸创建“远峰集团”,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编写话术剧本,开展业务培训,配备作案工具,制定奖惩制度,形成组织严密、结构完整的犯罪集团。易扬锋作为诈骗犯罪集团的“老板”,组织、领导该集团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纠集被告人连志仁加入该集团并逐步成为负责人,二人系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林炎兴担任主管,负责管理组长,进行业务培训指导;被告人闫斌、伏培杰、秦榛、黄仁权等人担任代理或组长,招募管理组员并督促、指导组员实施诈骗;被告人易肖锋为实施诈骗提供技术支持。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该集团先后招募、拉拢多名中国公民频繁偷越国境,往返我国和缅甸之间,用网络社交软件海量添加好友后,通过“杀猪盘”诈骗手段诈骗81名被害人钱财共计182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以被告人易扬锋、连志仁为首的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易扬锋、连志仁还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并偷越国境,其行为又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偷越国境罪。易扬锋、连志仁系诈骗集团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林炎兴、闫斌、伏培杰、秦榛、黄仁权、易肖锋等人是诈骗集团的骨干分子,系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诈骗罪、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偷越国境罪判处被告人易扬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偷越国境罪判处被告人连志仁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八万元;以诈骗罪、偷越国境罪等判处被告人林炎兴等主犯十三年二个月至十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以被告人易扬锋、连志仁为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利用公司化运作模式实施诈骗,集团内部层级严密,分工明确,组织特征鲜明。该诈骗集团将作案窝点设在境外,从国内招募人员并组织偷越国境,对我境内居民大肆实施诈骗,被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社会危害性极大,系打击重点,对集团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必须依法从严惩处。人民法院对该诈骗集团首要分子易扬锋、连志仁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六年,对其余骨干成员均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充分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最大限度彰显了刑罚的功效。
二、被告人罗欢、郑坦星等二十一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以来,黄某某组织数百人在柬埔寨、蒙古等国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形成犯罪集团,该诈骗集团设立业务、技术、后勤、后台服务等多个部门。其中,业务部门负责寻找被害人,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虚假交易平台投资。后台服务部门接单后,通过制造行情下跌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款。该犯罪集团诈骗被害人钱财共计6亿余元。2019年3月至10月,被告人罗欢、王亚菲等19人先后加入该集团的后台服务部门,罗欢任后台服务部门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王亚菲系后台服务部门的骨干成员,负责安排代理和接单人员对接等工作;其余被告人分别负责钱款统计、客服、接单等工作。罗欢等人涉案诈骗金额1.7亿余元。被告人郑坦星、郑文2人系地下钱庄人员,明知罗欢等人实施诈骗,仍长期将银行卡提供给罗欢等人使用,并对罗欢等人诈骗钱款进行转移。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欢等人明知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积极参加,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罗欢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亚菲、郑坦星等人十二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一般是长期设置窝点作案,有明确的组织、指挥者,骨干成员固定,结构严密,层级分明,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衔接有序,多已形成犯罪集团,其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的,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骨干成员,包括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一般认定为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本案中,黄某某犯罪集团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其中后台服务部门和地下钱庄均系犯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人民法院对负责后台服务的负责人罗欢、骨干成员王亚菲、地下钱庄人员郑坦星依法认定为主犯,均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体现了对电信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依法严惩的方针。
三、被告人施德善等十二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3月至5月,被告人施德善指使并帮助被告人刘登等偷越国境到缅甸,搭建虚假期货投资平台,组建以被告人沈杰等为组长、被告人余强等为组员的电信诈骗团队,通过建立股票交流微信群方式,将多名被害人拉入群内开设直播间讲解股票、期货投资课程,骗取被害人信任后,冒用广州金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以投资期货为由,诱骗被害人向虚假交易平台汇入资金,后关闭平台转移资金。该团伙诈骗被害群众29人钱款共计820余万元。案发后,被告人施德善、刘登等的亲属代为退赔76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施德善、刘登纠集沈杰等10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在境外通过网络手段向不特定多数人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施德善、刘登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刘登具有自首情节并如实供述其所知晓的施德善控制的赃款下落,为公安机关提供了侦查线索,对刘登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施德善等人通过亲属或本人退缴部分或全部赃款,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施德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登、沈杰、余强等人九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施德善、刘登组织人员前往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骗取境内被害群众钱款800余万元。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彻查涉案赃款流向,与公安、检察机关协调配合,及时查扣、冻结涉案赃款463万余元,并灵活运用刑罚调整功能,鼓励被告人退赃退赔。在审判阶段,被告人施德善、刘登等人的亲属代为退赔部分赃款,人民法院按照比例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本案主犯继续退赔,本案从犯在各自分得赃款范围内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全案共计挽回财产损失539余万元,追赃挽损率较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审判案件的同时,坚持司法为民和全力追赃挽损,鼓励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及时返还被害人,最大限度挽回被害群众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被告人吴健成等五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被告人吴健成为非法牟利,伙同吴健东在抖音上私信被害人,在得知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后,假称被害人中奖并要求添加QQ好友领奖,之后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中奖转账截图,让被害人误认为已转账。当被害人反馈未收到转账时,吴健成等便要求被害人使用家长的手机,按其要求输入代码才能收到转账,诱骗被害人向其提供的银行卡或支付宝、微信账户转账、发红包,骗取被害人钱财。被告人邱精友、李秋华、吕开泽按照吴健成的安排,为吴健成提供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账户,帮助收款、转款,并按照诈骗金额分成。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期间,吴健成等人共计骗取5名被害人(10周岁至11周岁之间)的钱财6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健成、吴健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被告人邱精友、李秋华、吕开泽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犯罪,帮助接收、转移诈骗犯罪所得,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吴健成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吴健成等人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酌情从重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健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健东等人二年四个月有期徒刑至三个月拘役,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吴健成等人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社会经验欠缺、容易轻信对方、易受威胁等特点实施诈骗,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情节恶劣。“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酌情从重处罚。人民法院对吴健成依法从重处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厉惩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鲜明立场。
五、被告人黄浩等三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浩、刘仁杰、许俊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武汉以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招聘业务员从事诈骗犯罪活动。三人分工配合共同完成诈骗,并按诈骗金额比例提成,同时还发展“代理公司”,提供诈骗话术、培训诈骗方法、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资金结算服务,并从“代理公司”诈骗金额中提成。该公司由业务员冒充美女主播等身份,按照统一的诈骗话术在网络社交平台诱骗被害人交友聊天,谎称送礼物得知被害人收货地址后,制造虚假发货信息以诱骗被害人在黄浩管理的微店购买商品回送业务员,微店收款后安排邮寄假名牌低价物品给被害人博取信任。之后,业务员再将被害人信息推送至刘仁杰等人负责的直播平台,按诈骗话术以直播打赏PK为由,诱骗被害人在直播平台充值打赏。2020年4月至9月,黄浩和刘仁杰诈骗涉案金额365.2万元,许俊诈骗涉案金额454.2万元。审判阶段许俊退缴赃款8.1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一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浩、刘仁杰、许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黄浩、刘仁杰、许俊均系主犯。许俊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缴赃款,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浩、刘仁杰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许俊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持续演变升级,犯罪分子紧跟社会热点,随时变化诈骗手法和“话术”,令人防不胜防。本案被告人将传统的结婚交友类“杀猪盘”诈骗,与当下流行的网络购物、物流递送、直播打赏等相结合,多环节包装实施连环诈骗,迷惑性很强。希望广大网友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网络社交软件结识的陌生人,保护好个人信息,保持清醒,明辨是非,谨防上当受骗。
六、被告人赵明云等九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6月至10月,被告人赵明云、杨智强等人出资组建诈骗团伙,先后招募郭松清、兰林峰担任团队组长,招募丁某某等多人为成员实施诈骗犯罪。该团伙通过社交软件聊天骗得被害人信任后,向被害人发送二维码链接,让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软件,待被害人投资后,采取控制后台数据等方式让被害人“投资亏损”,以此实施诈骗。同年9月5日,丁某某得知被害人赵某某拟进一步投资60余万元后,在电话中向赵某某坦承犯罪,提醒其停止投资、向平台申请退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丁某某自行脱离犯罪团伙。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明云、杨智强、丁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多次实施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赵明云、杨智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丁某某等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赵明云、杨智强等人十年六个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丁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宣判后,丁某某上诉提出,其主动提醒被害人并自行脱离犯罪团伙的行为构成自首、犯罪中止和立功,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丁某某预警行为不构成自首、犯罪中止和立功,但其预警行为客观上避免了被害人损失扩大,也使被害人得以挽回部分损失,对案件破获及经济挽损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应得到法律的正面评价,结合丁某某大学刚毕业,加入诈骗团伙时间较短,自愿认罪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对丁某某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以诈骗罪改判丁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典型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行为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方面有一定区别。人民法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也注重宽以济严,确保效果良好。本案被告人赵明云系从严惩处的对象,对诈骗团伙所犯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丁某某刚刚进入社会,系初犯,参与犯罪时间较短,且在作案过程中主动向被害人坦承犯罪并示警,避免被害人损失进一步扩大,后主动脱离犯罪团伙,到案后真诚认罪悔罪,对于此类人员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彰显司法温度,进而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七、被告人邓强辉等六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5、6月份,被告人邓强辉、林松明共谋采用“猜猜我是谁”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二人共同出资,邓强辉购买手机、电话卡等作案工具,纠集被告人陈锣、张万坤等人,利用邓强辉购买的涉及姓名、电话、住址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拨打诈骗电话,让被害人猜测自己的身份,当被害人误以为系自己的某个熟人后,被告人即冒充该熟人身份,编造理由让被害人转账。2018年6月至8月,邓强辉等人采用此种方式大量拨打诈骗电话,骗取被害人罗某某等五人共计39.2万元。案发后,从邓强辉处查获其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39482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一审,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邓强辉、林松明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用冒充熟人拨打电话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邓强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还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中,邓强辉、林松明等人均系主犯。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邓强辉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林松明等人七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借助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拨打诈骗电话,通过准确说出被害人个人信息的骗术,骗得被害人信任,实施精准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关联犯罪,二者合流后,使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更易得逞,社会危害性更重。“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数罪的,应依法数罪并罚。法院对被告人邓强辉以诈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予以并罚,是从严惩处、全面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的具体体现。
八、被告人陈凌等五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凌任职的广东海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越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韶关分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由广东海越公司负责中国联通韶关分公司的线上订单交付服务。2019年11月至2021年4月期间,陈凌利用担任广东海越公司电话卡配送员、配送组长、片区主管的职务便利,先后招揽被告人李武剑、左俊、梁业俊、曾嘉明等人,在向手机卡用户交付手机卡过程中,未经用户同意,擅自获取用户的实名制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出售给他人用于注册微信、京东、抖音等账号,其中一张手机号码注册微信账号后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被害人廖某某10万元。被告人陈凌等人涉案非法所得20.1万余元至1.5万余元不等。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一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凌、梁业俊、曾嘉明、左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李武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陈凌等人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和提供给他人,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鉴于各被告人自愿认罪,积极退赃,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凌、梁业俊、曾嘉明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左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李武剑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陈凌等人作为通信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未经用户同意,擅自获取用户的实名制手机号码和验证码,非法出售给他人用于注册微信、抖音等账号,牟取非法利益,且其中一套手机号码和验证码注册的微信被诈骗分子利用,导致被害人廖某某被骗走巨款。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入罪的数量、数额标准减半计算。依法对被告人陈凌等行业“内鬼”从重处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态度,也是对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警示教育。
九、被告人隆玖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被告人隆玖柒通过微信与他人联系,明知对方系用于实施信息网络犯罪,仍商定以每张每月1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银行卡出租给对方使用。之后,隆玖柒将其办理的9张银行卡的账号、密码等信息提供给对方,其中6张银行卡被对方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资金,隆玖柒获利共计5000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一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隆玖柒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他人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隆玖柒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隆玖柒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三)典型意义
非法交易银行卡、手机卡即“两卡”现象泛滥,大量“两卡”被用于犯罪,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的重要推手之一。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必须依法打击涉“两卡”犯罪。“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个)以上,或者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准确适用这一规定,对被告人隆玖柒依法定罪处罚。本案警示大家,千万不要因贪图蝇头小利而触犯法律底线,以免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十、被告人薛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9月初,被告人薛双从淘宝上以1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多卡宝”设备,并通过其亲朋办理或购买电话卡26张。后薛双通过聊天软件联系他人租用“多卡宝”设备,并约定租金和支付渠道。2020年9月8日至11日,薛双先后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樊城区等地架设“多卡宝”设备供他人拨打网络电话,非法获利28310元。不法分子利用薛双架设的“多卡宝”设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6起,诈骗财物共计16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一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薛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他人犯罪提供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和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薛双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并退赔全部违法所得,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薛双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分工日益精细化,催生了大量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帮助并从中获利的黑灰产业,此类黑灰产业又反向作用,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的重要推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必须依法惩处其上下游关联犯罪,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助链条,铲除其赖以滋生的土壤,实现打击治理同步推进。“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对于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联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被告人薛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对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体现了人民法院全面惩处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的立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官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官的决定
(法〔2017〕342号)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我最喜爱的好法官”群众推选活动。在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和广泛参与下,最终推选出10名法官为“我最喜爱的好法官”,另有23名法官获得“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提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信仰,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百姓排忧解难,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喜爱;他们忠于法律,敢于担当,依法妥善处理了大量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他们恪守法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为人正直、公正廉洁,不计得失、甘于奉献,为人民司法事业增光添彩,展示了新时代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卓越风采和职业品质。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促进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国法院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那顺等10名“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提名奖获得者“全国优秀法官”荣誉(“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提名奖获得者中,黄丹凤、张作瀚、陈玉萍、顾玉等4人此前曾获得“全国模范法官”荣誉,吴文山、吴希林、李军、乔蓓华、唐奇英、赵香平、罗红涛、杨华晖、陈志秀等9人曾获得“全国优秀法官”荣誉,故不再重复表彰)。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法官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扎实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广大干警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法官为榜样,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全国优秀法官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9日
全国优秀法官名单
那 顺 (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巴雅尔吐胡硕人民法庭庭长
李 辉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织里人民法庭副庭长
祝 昉(女)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李 芬(女)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符浩军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梁远平(女)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高 燕(女)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小勇    西藏自治区噶尔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史有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六盘山人民法庭庭长
李 莉(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教育部等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法发〔2022〕10号)
为进一步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依法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现就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家庭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最大限度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二、坚持依法、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原则。各部门在临时庇护、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面要持续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帮扶力度,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式的救助体系。要深刻认识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突发性特点,提高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意识,指导其依法及时保存、提交证据。
三、坚持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原则。各部门在接受涉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以及受理案件、转介处置等工作中,应当就采取何种安全保护措施、是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加害人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听取受害人意见,加大对受害人的心理疏导。
四、坚持保护当事人隐私原则。各部门在受理案件、协助执行、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等工作中应当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隐私。受害人已搬离与加害人共同住所的,不得将受害人的行踪或者联系方式告知加害人,不得在相关文书、回执中列明受害人的现住所。人身安全保护令原则上不得公开。
五、推动建立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将家庭暴力防控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发挥平安建设考评机制作用。完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共同参与的反家暴工作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加强各部门间数据的协同共享。探索通过专案专档、分级预警等方式精准跟踪、实时监督。
六、公安机关应当强化依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观念和意识,加大家庭暴力警情处置力度,强化对加害人的告诫,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书、询(讯)问笔录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与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建立家暴警情联动机制和告诫通报机制。
七、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等的培训和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临时庇护场所建设和人员、资金配备,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时提供转介安置、法律援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救助服务。
八、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健全服务网络。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托当地妇女联合会等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或者联络点,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就近寻求法律援助。加强对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婚姻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预防家庭暴力发生。
九、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伤者,要详细做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诉、伤情和治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资料。建立医警联动机制,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医疗诊治资料收集工作。
十、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注重家校、家园协同。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加强心理疏导、干预力度。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应当在立案大厅或者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导诉服务。
十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各部门就家庭暴力事实听取未成年人意见或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提供适宜的场所环境,采取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问询方式,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必要时,可安排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工作。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未成年子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可不出庭作证。
十三、各部门在接受涉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或者处理婚姻家庭纠纷过程中,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应当主动告知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十四、人民法院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在24小时内向当事人送达,同时送达当地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也可以视情况送达当地妇女联合会、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
十五、人民法院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应当注重释明和说服教育,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告知其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十六、人民法院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可以向当地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等一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明确载明协助事项。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予以协助。
十七、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公安机关协助执行的内容可以包括: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公安机关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违法行为;接到报警后救助、保护受害人,并搜集、固定证据;发现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将情况通报人民法院等。
十八、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等协助执行的内容可以包括: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进行定期回访、跟踪记录等,填写回访单或记录单,期满由当事人签字后向人民法院反馈;发现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填写情况反馈表,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系;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等。
十九、各部门在接受涉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或者处理婚姻家庭纠纷过程中,可以探索引入社会工作和心理疏导机制,缓解受害人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创伤,矫治施暴者认识行为偏差,避免暴力升级,从根本上减少恶性事件发生。
二十、各部门应当充分认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重要意义,加大学习培训力度,熟悉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作出程序以及协助执行的具体内容等,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普法宣传。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卫生健康委
2022年3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205号(城乡建设类08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205号(城乡建设类08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明确房产继承若干法律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依照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人继承遗产主要依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方式实现。以上规定可见,房屋作为人们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继承的遗产范围,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其继承人依法对房产享有物权。作为物权的公示手段,我国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登记的本质是能产生司法效果的事实行为。
公证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重要的非诉讼性质的司法活动。在依法治国作为重要的治国理政理念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今天,人们十分重视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以及个人权利的维护。在发生房屋继承时,亲属之间尤其是继承人之间往往会发生一定的纠纷,此时房屋继承公证作为公证实务的重要内容,对预防和解决相应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屋继承公证业务明确了申请人身份,确认了房屋权属等证据,有效地保障了继承的顺利实现,促进继承人之间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房屋继承公证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与风险,对公证人员的业务素养、公证证据的审查力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房屋继承公证还面临评估以及手续费等费用问题。严格说来,房屋继承公证是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在继承人之间,依法实现继承权的基础上,对各自继承关系的确认行为。
房屋继承纠纷发生后,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主要以继承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对于您在提案中提出就继承权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对此我院将继续加强继承纠纷的社会调研工作,积极总结各地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对继承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仍需要明确的问题予以关注,积极探索继承权行使中的法律适用机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1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1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评审结果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承担2021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研究任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题目及招标公告,经评审,确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55个课题组为中标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为课题管理部门,通过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预审等形式,加强课题研究管理。各课题组在课题指导单位指导下,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截至2022年10月,绝大多数课题组提交了研究报告。因受疫情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0—11月组织开展了书面结项验收评审。
综合各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总体表现,经课题管理部门、指导部门和评审专家综合评议并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审定,评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等16个课题研究报告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审执分离问题研究》等40个课题研究报告为合格课题研究成果(其中包括2个往年申请延期结项的课题研究报告)。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将以适当方式进行转化。
各级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法院调研工作会议各项部署,以司法研究重大课题为牵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完善调研制度、创新调研方式、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形成大调研工作格局,以高质量调研服务保障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特此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评审结果
一、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以课题发布顺序排序,下同)  1.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课题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金银墙  2. 人民法院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研究
课题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郭彦  3.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课题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夏道虎  4. 认罪认罚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课题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田立文  5.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等实体法协调和对接问题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马强  6. 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辽宁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主持人:李岩、郭小冬(已调至天津大学)  7. 平台经济模式下从业者与平台经营者法律关系问题研究
课题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大学
主持人:李静、田野  8. 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茆荣华  9.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背景下的国际条约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1: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主持人:袁煜驰、戴瑞君、霍政欣
课题组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大学
主持人:孙军、王勇  10.《民法典》涉行政条款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南京大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肖泽晟、孙辙  11.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审执分离问题研究
课题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韩玉军(已调至陕西省委政法委)  12.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政策研究
课题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南财经大学
主持人:徐新忠(已调至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马铁丰  13.司法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
主持人:周汉华、张雯、洪学军  14.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体系化研究
课题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李占国  15.初任法官养成机制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孙玲玲
二、合格课题研究成果  1.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课题组1: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黄明耀
课题组2: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李江波  2. 人民法院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研究
课题组1: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大学
主持人:徐亚农(已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钱弘道
课题组2: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刘奇耀、李军  3.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课题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向凯  4. 新形势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问题研究
课题组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持人:闫平超、赖早兴
课题组2:南京师范大学
主持人:姜涛  5. 认罪认罚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课题组1:中国人民大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陈卫东、王勇
课题组2: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辽宁大学
主持人:张国全(已调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徐阳  6. 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修订实证研究
课题组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胡淑珠
课题组2: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朱建新  7.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等实体法协调和对接问题研究
课题组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郭伟清
课题组2: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主持人:赵国滨、刘义生
课题组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大学
主持人:周东瑞、洪冬英  8. 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鲁桂华  9. 平台经济模式下从业者与平台经营者法律关系问题研究
课题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斯金锦  10. 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1: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董开军
课题组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主持人:肖建国、吴春妹  11.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背景下的国际条约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主持人:巴哈尔古丽·赛买提、尚妍
课题组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持人:韩永红  12. 《民法典》涉行政条款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课题组: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江西财经大学
主持人:邹宇平(已调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邓辉  13. 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审执分离问题研究
课题组: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唐力、戴军  14. 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政策研究
课题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主持人:王锴、邵明艳  15. 司法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课题组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王树江
课题组2: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同济大学
主持人:陈亚娟、单晓光
课题组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 张应杰  16. 人民法院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问题研究
课题组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西南政法大学
主持人:孙海龙、李雨峰
课题组2: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南政法大学
主持人:陈志君、朱福勇
课题组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主持人:宋鱼水  17.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体系化研究
课题组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胡道才
课题组2: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主持人:杨力、吴金水(已调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课题组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师范大学
主持人:朱海舰、王洛忠  18. 人民法庭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研究
课题组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王闯
课题组2: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任延忠(已调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课题组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持人:袁荷刚、陈柏峰
课题组4:武汉大学、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张万洪、童晓宁、赖波军  19. 事实审和法律审审级分层机制研究
课题组: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大学
主持人:李庆、黄锡生  20. 初任法官养成机制研究
课题组: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高仁宝  21. 民法典适用问题研究(延期结项课题)
课题组: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人:谭启平
卢祖新(已调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2. 互联网时代电子诉讼规则研究(延期结项课题)
课题组:真相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主持人: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补充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补充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2018〕3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经研究,现就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五部分“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中增加三类案由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二级案由“十四、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的第三级案由“145.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增加一类第四级案由“(4)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
二、在二级案由“十四、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的“153.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项下增加三类第四级案由“(4)确认不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5)确认不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纠纷;(6)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三、在二级案由“十四、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的“154.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项下增加两类第四级案由“(6)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7)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
本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0年3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4次会议、2020年12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8月11日起施行。
2021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1〕16号)
为依法惩治窝藏、包庇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现就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帮助其逃匿,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窝藏罪定罪处罚:
(一)为犯罪的人提供房屋或者其他可以用于隐藏的处所的;
(二)为犯罪的人提供车辆、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或者提供手机等通讯工具的;
(三)为犯罪的人提供金钱的;
(四)其他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情形。
保证人在犯罪的人取保候审期间,协助其逃匿,或者明知犯罪的人的藏匿地点、联系方式,但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保证人以窝藏罪定罪处罚。
虽然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但不是出于帮助犯罪的人逃匿的目的,不以窝藏罪定罪处罚;对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的行为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帮助其逃避刑事追究,或者帮助其获得从宽处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包庇罪定罪处罚:
(一)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骗司法机关的;
(二)故意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的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的人所实施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三)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的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
(四)其他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
第三条 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以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定罪处罚;作假证明包庇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以包庇罪从重处罚。
第四条 窝藏、包庇犯罪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被窝藏、包庇的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被窝藏、包庇的人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犯罪,或者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三)被窝藏、包庇的人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且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四)被窝藏、包庇的人在被窝藏、包庇期间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且新罪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五)多次窝藏、包庇犯罪的人,或者窝藏、包庇多名犯罪的人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前款所称“可能被判处”刑罚,是指根据被窝藏、包庇的人所犯罪行,在不考虑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从宽处罚情节时应当依法判处的刑罚。
第五条 认定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接触被窝藏、包庇的犯罪人的情况,以及行为人和犯罪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行为人将犯罪的人所犯之罪误认为其他犯罪的,不影响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的认定。
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提供隐藏处所、财物等行为,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知道犯罪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
第六条 认定窝藏、包庇罪,以被窝藏、包庇的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被窝藏、包庇的人实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尚未到案、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窝藏、包庇罪的认定。但是,被窝藏、包庇的人归案后被宣告无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宣告窝藏、包庇行为人无罪。
第七条 为帮助同一个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又实施洗钱行为,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或者帮助毁灭证据行为,或者伪证行为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重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第八条 共同犯罪人之间互相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不以窝藏、包庇罪定罪处罚,但对共同犯罪以外的犯罪人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以所犯共同犯罪和窝藏、包庇罪并罚。
第九条 本解释自2021年8月1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1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高检十厅〔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国家统计局2020年5月15日公布,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346.75元。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自2020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346.75元计算。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2020年5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的通知
(法发[2017]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4月20日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者创新者依法获得的产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知识产权作为重要的产权类型,通过转化应用,可以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促进创新性成果的创造和转化应用,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步和发展,伴随着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实施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断完善,逐步建立起了以司法保护为主导,民事审判为基础,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并行发展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这一模式,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反映了知识产权司法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通行规则和惯例。
一、发展状况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用了30余年的时间,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走过的路,走出了一条融合与创新、自主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中国道路”。
历经30年,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显著增长。1985年2月,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宗专利权纠纷案件。1985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792851件,审结766101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从2002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44401件,审结39113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从1998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77116件,审结76174件。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所规定的各类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华老字号、中医药、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中文字库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令古老的中华文明生机盎然。
历经30年,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机制逐步健全。199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2014年11月起,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2017年初,南京、苏州、成都和武汉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先后设立。2016年7月,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在全国法院推行。技术调查官以及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专家咨询等技术事实查明多元化机制初步形成。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法管辖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专利等技术类民事案件,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格局更趋合理。截至2016年底,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或者依法享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垄断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民事纠纷案件专门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共有224个。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批准了167个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历经30年,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不断完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指导审判实践,确保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交易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透明,切实有效;确保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985年至2016年,共制定涉知识产权司法解释34个,司法政策性文件40多件,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不断破解制约知识产权保护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本政策。
过去30年的实践和经验证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事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定期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年鉴》,及时总结、权威展现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成果、新经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过去30年的实践和经验证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立足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紧紧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开放思维,坚持世界眼光,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实践,及时发出中国声音,充分彰显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
过去30年的实践和经验证明,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必须打造一支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审判队伍,始终坚持做到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目前,全国法院共有知识产权法官及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书记员等5000余人。他们传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先进理念,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进步,是一支让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新理念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达国家纷纷将知识产权作为抢占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有力武器,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决策部署,结合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实际,特制定《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司法保护能力更大提升,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同时为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供更多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深化司法改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司法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基本原则
1.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根本使命,是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职责。必须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积极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找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着力点。
2.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知识产权审判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影响和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必须以创新的理念和方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不断完善审判体制机制,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向现代化迈进。
3.坚持司法主导。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必须强化司法主导理念,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体制机制性优势,妥善处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之间的关系,强化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审查和执法标准的实体审查,在依法支持行政执法行为的同时,加强监督,严格规范。
4.坚持平等保护。要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和不同国别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必须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无论是本国当事人,还是外国当事人,都要切实保障当事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
5.坚持严格保护。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方向。必须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为导向,以有利于激励创新为出发点,严格执行法律,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6.坚持分类施策。正确把握技术成果类、经营标记类等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和特点,妥善界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不断加强对关键环节、特殊领域以及特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根据知识产权的不同类型和领域分类施策,使保护方式、手段、标准与知识产权特质、需求相适应。
7.坚持比例协调。统筹兼顾保护权利和激励创新,坚持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强度与其创新和贡献程度相协调,侵权人的侵权代价与其主观恶性和行为危害性相适应,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规律、国情实际和发展需求相匹配,依法合理平衡权利人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实现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谐统一。
8.坚持开放发展。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是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既立足现实和国情,又尊重国际规则和主流做法,大胆吸收和借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经验,认真总结和积极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中国经验,不断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中的引领力。
四、主要目标
1.建立协调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体系。建立统领法律适用标准、裁判思路以及裁判价值导向,协调开放的司法政策体系。
2.建立明确统一的知识产权裁判标准规则体系。建立在权利范围认定、侵权行为认定、损害赔偿认定、证据效力采信等方面明确统一的规则体系。
3.建立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立区域布局、横向关系、纵向关系、“三合一”机制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
4.建立布局合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体系。建立地域管辖、级别管辖、专属管辖以及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案件管辖制度体系。
5.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体系。建立当事人提供证据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及保全证据,证据披露与排除证据妨碍等统筹协调的证据规则体系。
6.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立权利人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许可费用、法定赔偿以及维权成本与知识产权价值相适应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7.建设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公正司法、司法为民,能够优质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8.建立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积极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创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国际环境。
五、重点措施
(一)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积极改进民行交叉案件的审判机制,避免循环诉讼,加快纠纷的实质性解决。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性质,实现案件审理程序和裁判文书的繁简有度,做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简化审理程序。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和加强审判指导的职能作用,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二)建立有效机制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认真总结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纠纷案件、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和诉前行为保全中的法律适用问题,适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推进植物新品种司法解释修订工作,加强植物新品种权的司法保护。积极开展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新商业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前沿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加强对中医药、民间文学艺术以及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时制定司法政策,明确裁判原则和要求。加强对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涉平行进口、转运过境、定牌加工等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研究,妥善予以解决。积极参与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力争将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中的相关规则上升为法律,推动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三)全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
遵循知识产权司法规律,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集中型立体审判模式,重点解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侦查、批捕、公诉、审判等各个环节的协调配合问题。高级人民法院要建立辖区内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联络机制,协调公安、检察机关做好刑事案件的侦查和移送起诉工作。高、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相应的协调组织,负责指导监督辖区内的“三合一”工作。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配审判力量,加大培训力度,努力造就一支能够驾驭三大诉讼的复合型法官队伍。知识产权法院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相关决定适时开展“三合一”审判。
(四)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
按照知识产权案件适当集中、布局合理、审判模式“三合一”的原则,统筹确定知识产权案件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门管辖。在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原则上指定一个基层人民法院跨区划集中管辖,案件数量多的地区可以适当增加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数量少的地区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级别管辖主要按照案件类型划分,逐步实现技术类案件集中管辖。要明确案件管辖权移转的条件、范围和程序,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可由上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知识产权法院及法庭实行跨行政区划专门管辖专利等技术类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五)适时制定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
根据知识产权自身的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诉讼证据规则,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通过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完善诉前诉中证据保全制度,支持当事人积极寻找证据,主动提供证据。探索建立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等规则,明确不同诉讼程序中证据相互采信、司法鉴定效力和证明力等问题,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适当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着力破解当事人举证难、司法认定难等问题。
(六)不断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
明确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和中立性,规范技术调查报告的撰写格式和采信机制。对于辅助法官形成心证并与裁判结果有重要关联性的技术调查意见,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向当事人适度公开。强化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中的主导作用,规范技术调查主体提供的各种技术审查意见的法律定位。
(七)构建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为导向的侵权赔偿制度
大力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侵害知识产权就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价值导向。建立公平合理、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让权利人利益得到赔偿,侵权人无利可图,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推动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的决策要求,实现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八)开展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问题研究
为适应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需要,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专题调研,以适当方式适时推动制定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的特别程序法。通过特别程序法确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制度、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据保全制度,进一步明确在专利和商标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专利和注册商标效力进行审查的职能,明确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技术咨询专家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与责任。
(九)推动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专门机构
积极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统筹协调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跨区域管辖工作。探索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天津市和河北省设立派出法庭,集中管辖京津冀技术类案件,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知识产权法院在更大范围内跨区划集中管辖技术类案件。认真总结重庆、南京、苏州、武汉和成都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设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根据审判工作实际需要,依法适当增设知识产权法院,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合理布局。
(十)研究构建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
按照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要求,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高度以及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宽广视野,深入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努力从体制上解决全国技术类案件由于二审管辖分散导致终审判决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问题。
(十一)积极推行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发布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发布的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例群,明确各自案例的遴选机制、效力层级、发布主体和发布方式。构建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性案例并存的案例体系,实现各种案例严格规范生成和不断编纂更新替代的互动机制。建立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打造智能化案例信息管理和应用系统。
(十二)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发挥仲裁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加强与仲裁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的沟通,推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解决第三方平台建设,畅通诉讼与仲裁、调解的对接机制,统一相关流程和法律文书。支持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方面依法履职,形成知识产权纠纷非诉讼解决便捷机制。
(十三)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
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环境下司法公开的新途径,强化知识产权审判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网、中国庭审公开网等平台的广泛应用,推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的信息化、数据化、精细化。加强科技法庭建设,运用视频、音频等技术公开庭审过程,大力推进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和庭审网络直播,创新庭审公开形式,拓展庭审公开的范围。引入数据分析机构、互联网新媒体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分析研发司法数据,加强司法公开的成果应用,提升司法公开的智能化。做好《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以及“十大案件和五十个典型案例”等撰写发布工作。
(十四)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依托“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知识产权智库,积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研讨交流活动,宣传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空间,通过派员参加国际会议、出国培训、举办国际论坛、邀请外国法官和学者来华交流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动态,促进相互沟通与合作。通过各种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创设和修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国际规则。
(十五)建设高素质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改进司法作风,确保司法廉洁。通过挂职、任职等多种方式,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之间、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制度,逐步实现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一体化。着力培养一批顾全大局、精通法律、了解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法官。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明确法官、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书记员的职责及管理要求。规范技术调查官的选任条件、任职类型、回避制度和培养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本纲要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指导机构,确定本纲要各项重点措施实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监督指导,推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2023年6月21日)
目 录
案例一:多元化解涉众型体育行业矛盾纠纷
--朱某等二百余人与某体育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健身房费用 多元化解)
案例二:体育活动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依法无效
--齐某与某文化公司、郝某健康权纠纷案
(关键词:免责条款 安全保障义务)
案例三:未成年运动员劳动关系的认定
--雷某与某体育公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未成年运动员 确认劳动关系)
案例四:帆船比赛中发生的碰撞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某设备公司与某刀模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帆船竞技比赛 自甘风险规则)
案例五:赛事主办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孙某等四十三人与某传播公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赛事奖励 合同义务)
案例六:侵害赛事组委会特殊标志专有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亚运会组委会与某置业公司、某科技公司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关键词:特殊标志专有权 损害赔偿)
案例七:体育赛事转播应获得合法授权
--某数码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 诉前行为保全)
案例八:运动员持工资欠条起诉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
--李某与某俱乐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关键词:受案范围 运动员劳动报酬)
案例一
多元化解涉众型体育行业矛盾纠纷
--朱某等二百余人与某体育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健身房费用 多元化解
一、基本案情
某体育公司在当地经营健身房。朱某等二百余人均系健身房会员,向某体育公司交纳了金额不等的会籍费及购买课时费用。因健身房经营不善,某体育公司搬离后未确定新的经营场地,致朱某等人无法继续使用会员课程服务,某体育公司拒不退还相应费用。朱某等人陆续起诉,请求解除健身服务合同、某体育公司退还剩余会籍费及课程费用。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受理零星服务合同纠纷后,判断本案存在群体性纠纷风险,遂向相关单位发出预警信息,多部门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在核实某体育公司仍有可供执行款项的情况下,审理法院先期组织调解,对调解不成的案件迅速作出示范判决。审理法院认为,某体育公司因房屋租赁问题搬离原经营地,致使其与朱某等人之间的健身服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判决解除健身服务合同、某体育公司退还朱某等人剩余会籍费及课程费用。示范判决作出后,对其他消费者提起的诉讼,审理法院参照示范判决促成该批案件全部调解,并迅速将执行款项发放到位。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商业化运营的休闲健身体育产业是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发展对促进体育消费规模化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案系涉众型体育行业纠纷案件,通过党委牵头、多方参与、调解先行、示范判决、以判促调、调判结合的方式,依法及时高效化解涉众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面群体性纠纷风险,依法保护体育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消费,为后续体育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
案例二
体育活动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依法无效
--齐某与某文化公司、郝某健康权纠纷案
关键词:免责条款 安全保障义务
一、基本案情
齐某与某文化公司签订《培训协议》,约定由某文化公司对齐某进行泰拳培训,除非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在培训中受伤的后果应由齐某自行承担。课程开始前,某文化公司临时将原泰拳教练更换为散打教练为齐某授课;课程即将结束时,教练安排齐某与另一名泰拳学员郝某进行摔跤对练,并未按照规定在旁进行指导保护。齐某在对练中倒地受伤,起诉请求某文化公司及郝某共同赔偿其医疗费等损失。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某文化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培训的机构,应当尽到对学员的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义务;其作为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无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进行抗辩。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齐某受伤由齐某、郝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致,二人均不承担责任。审理法院判决某文化公司赔偿齐某医疗费等损失。
三、典型意义
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健身热”持续升温,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健身场所锻炼,随之产生的涉体育纠纷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体育活动培训协议有关除非培训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不承担责任的约定将培训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仅限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属于“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情形,此约定依法无效。本案裁判维护了体育培训学员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升体育培训机构安保意识、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促使其依法依约开展培训活动,引导体育培训行业良性发展。
案例三
未成年运动员劳动关系的认定
--雷某与某体育公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未成年运动员 确认劳动关系
一、基本案情
雷某(未满十六周岁)之父代其与某体育公司签订《合约书》,约定:雷某成为某体育公司的台球合约选手,某体育公司承担雷某在培训基地的教育培训、比赛交通等费用及运动器材;雷某不得与其他公司、团体签订类似合约,参加所有赛事及活动必须由某体育公司统一安排,并佩戴指定的产品标识,使用某体育公司提供的球杆等产品,所获奖金双方各占50%,如违约则退还所有费用。后某体育公司与案外人解除了培训基地的投资合作协议,雷某未再参加任何培训及公司安排的比赛活动。雷某以无法享受培训、某体育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某体育公司支付违约金。某体育公司以雷某未经同意擅自离开、违约在先为由,反诉请求判令雷某返还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平均分配雷某自行参赛所获奖金。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雷某签订合同时系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具备受体育单位招用的资格。某体育公司作为招用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雷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雷某与某体育公司签订的合同性质及履行状况均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组织性、从属性、有偿性等条件,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三、典型意义
国家促进和规范职业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发展。运动员与其接受训练、代表参赛的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只要招用单位与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人身、经济从属性等劳动关系特征,应当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人民法院结合案件情况,不简单适用“外观主义”审查,重点审查未成年运动员与招用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事实和从属性特征,有利于充分保障未成年运动员的合法权利,打牢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根基,促进职业体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四
帆船比赛中发生的碰撞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某设备公司与某刀模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帆船竞技比赛 自甘风险规则
一、基本案情
“白鲨号”游艇、“中国杯24号”游艇分别属于某设备公司及某刀模公司。在帆船比赛期间,“白鲨号”游艇与“中国杯24号”游艇发生碰撞事故,游艇均不同程度受损。某设备公司认为“中国杯24号”游艇构成恶意犯规,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某刀模公司确认“中国杯24号”游艇违反了赛事规则,但主张当时处于激烈竞赛环境中,参赛队员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并主张“白鲨号”游艇亦违反了赛事规则,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某设备公司和某刀模公司对各自游艇进行了修理,但双方对事故责任和赔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遂诉至审理法院,主张对方赔偿己方损失。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明知帆船比赛风险性的前提下自愿报名参加,在比赛中因对方行为遭受损害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规则审查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中国杯24号”游艇作为上风船未避让处于下风的“白鲨号”游艇,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左转绕标,导致触碰“白鲨号”游艇尾部,但其在竞赛中左转是为了比赛的绕标要求,当时的行动属于判断失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中国杯24号”游艇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白鲨号”游艇在激烈比赛突发紧急状况下未采取避让措施,亦不能认为其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审理法院驳回了某设备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某刀模公司的反诉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明确体育赛事活动法律责任的典型案例。在比赛过程中发生的帆船碰撞事故,应当根据竞赛规则而非船舶避碰规则审查避碰义务。体育赛事竞技过程中产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致害人违反竞赛规则造成损害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竞技项目的固有风险、竞赛实况、犯规动作意图、运动员技术等因素综合认定致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进而确定致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裁判对于人民法院积极发挥促进竞技体育发展作用、推动体育赛事活动规范有序发展、实现体育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及发展体育运动等立法目的,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五
赛事主办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孙某等四十三人与某传播公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赛事奖励 合同义务
一、基本案情
某传播公司作为主办方举办了足球赛,与其他单位组成组委会,发布了赛事规程,规定:小组第一名奖励2万元及奖牌;总冠军奖励5万元、总冠军奖杯(价值10万元)及赴德交流学习(价值30万元)。孙某等四十三人组队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先后获得了高校组冠军和总冠军。某传播公司仅向孙某等人颁发了高校组冠军奖牌以及部分奖金,余下奖金以及赴德交流学习等赛事规程承诺的奖励迟迟不予兑现。某传播公司认为,本次赛事的实际承办方为两家案外公司,奖励费用应由两家案外公司承担。孙某等人起诉请求某传播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将比赛奖励按照标注价值金额折现予以赔偿。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传播公司是赛事的主办方,对外发布的赛事规程明确具体约定了主办方、参赛者的权利义务。孙某等人按照赛事规程规定交纳参赛费用并实际参赛,双方依法成立合同关系。即使因案外公司原因造成某传播公司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某传播公司也应先履行己方合同义务,而后再向案外公司追偿。经审理法院主持调解,某传播公司支付孙某等人赛事奖励24万元。
三、典型意义
群众性体育赛事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参赛和观赛需求,增强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赛事的获得感、幸福感。群众性体育赛事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赛事管理不健全、承办机构选择不严格、赛事资金供给不足等问题,引发涉体育纠纷。体育赛事的主办方与获奖的参赛者依法成立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既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又保障了体育赛事活动各方合法权益。本案裁判有助于推动体育赛事活动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的体育事业发展环境。
案例六
侵害赛事组委会特殊标志专有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亚运会组委会与某置业公司、某科技公司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关键词:特殊标志专有权 损害赔偿
一、基本案情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亚运会组委会提交的“2022年第19届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等12件特殊标志登记申请予以核准。亚运会组委会在某网站搜索“杭州亚运会”时发现,第一条搜索内容是某置业公司开发楼盘的营销页面,该信息由某科技公司发布。某置业公司曾向亚运会组委会出具《说明及承诺书》,承认侵害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相关知识产权。亚运会组委会起诉请求某置业公司和某科技公司共同赔偿损失15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杭州亚运会”已经被亚运会组委会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登记,并据此取得特殊标志专有权。某置业公司未经亚运会组委会许可,擅自在其发布的互联网广告中将“杭州亚运会”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其行为已构成对亚运会组委会特殊标志专有权的侵害;其将搜索“杭州亚运会”关键词的公众引流至其房产广告链接,该行为客观上使得相关公众误认为某置业公司所开发房产与“杭州亚运会”存在关联,构成不正当竞争。某科技公司作为专业广告公司,未尽合理审查义务,致使某置业公司发布的广告侵害亚运会组委会的民事权利,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审理法院依法判决某置业公司、某科技公司赔偿亚运会组委会相应损失。
三、典型意义
特殊标志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体育、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的,由文字、图形组成的名称及缩写、会徽、吉祥物等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国境内举办的体育赛事,其名称、徽记、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擅自将特殊标志设置为互联网广告的搜索关键词的行为构成侵权,侵权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本案在侵权人存在明显过错的基础上,全额支持权利人赛事组委会的赔偿主张,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损害赔偿力度的司法导向,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案例七
体育赛事转播应获得合法授权
--某数码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 诉前行为保全
一、基本案情
某数码公司是某网络视频平台的运营商,获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授权,许可在自营的某网络视频平台和APP上以短视频、长视频(完整赛事节目)点播形式向用户提供第24届冬奥会赛事节目的点播服务。冬奥会赛程期间,某数码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等通过其运营的“电视X”APP提供冬奥会赛事节目的直播、回看、点播以及相关节目集锦短视频,同时设置了冬奥会专题,整理和推荐某科技公司提供的冬奥会赛事节目,并以冬奥会赛事节目作为“电视X”APP的主要宣传点,以此来吸引用户下载使用。某数码公司以某科技公司等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审理法院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要求某科技公司等立即停止通过“电视X”APP提供第24届冬奥会赛事节目相关内容。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数码公司投入巨大成本获得相应授权,在自营的网络视频平台等传播第24届冬奥会开闭幕式、各项赛事活动,此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优势所在。某科技公司等并非合法的被授权主体,其提供冬奥会赛事节目直播、回看以及相关节目短视频等服务的行为减损了某数码公司可能获得的关注度和用户流量,攫取了不当的商业利益,对某数码公司运营的网络视频平台造成现实的、可预见的损害,违反了体育赛事转播应当获得合法授权的商业惯例和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极大。审理法院裁定,某科技公司等立即停止在“电视X”APP提供第24届冬奥会赛事节目相关内容;如不停止侵权,审理法院将通知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冬奥会期间,停止为“电视X”APP提供网络服务。诉前行为保全裁定生效后,某数码公司就本案提起民事诉讼,最终以调解方式化解纠纷。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保护第24届冬奥会相关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冬奥会赛程仅有19天,相关赛事节目具有极强的时效性,若不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将会使获得许可的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审理法院在受理申请后24小时内即作出诉前行为保全裁定,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为保障执行效果,审理法院在全面衡量损益大小、充分论证可行性后,裁定如被申请人不停止侵权行为,将通知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冬奥会期间停止为案涉APP提供网络服务,提高了对冬奥会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人民法院结合案件情况,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体育赛事转播市场化运营行为,彰显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鲜明态度,有助于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八
运动员持工资欠条起诉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
--李某与某俱乐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关键词:受案范围 运动员劳动报酬
一、基本案情
某俱乐部向李某出具欠条,载明某俱乐部欠李某赛季绩效工资及奖金,并承诺于两个月之内支付。因某俱乐部逾期未支付,李某向审理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俱乐部支付所欠工资及奖金。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俱乐部与李某之间属于劳动关系。李某以欠条为据直接向审理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无需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应当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审理法院判决某俱乐部向李某支付欠付工资及奖金。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国家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及时、公正解决体育纠纷。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明晰了体育仲裁的范围。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调一裁两审”程序。为及时、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持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无需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案裁判依法将运动员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纳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支持运动员关于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及时有效保障运动员劳动权益,有助于运动员人才队伍稳定,促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南京海事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南京海事法院的批复
(法[2019]39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南京海事法院的请示》(苏高法[2018]233号)、《关于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南京海事法院相关情况的补充报告》(苏高法[2019]26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南京海事法院。
二、南京海事法院按中级人民法院组建,其上一级法院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法律职务由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三、南京海事法院的机构编制、内设机构数量、领导职数等按照《中央编办关于设立南京海事法院的批复》(中央编办复[2019]5号)执行。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南京海事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2019年2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2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27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各级人民陪审员移交司法行政部门选拔培训管理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2015年5月以来,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在全国50个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开展为期三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出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的立法进程。在立法过程中,包括您在内的不少同志建议,为确保选任的随机性和公正性,实现选用分离,宜将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形成司法行政机关选荐、人大任命、法院使用的工作格局。这一建议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人民陪审员法》对选荐机关作出重大调整,将人民陪审员选荐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共同参与,实现了人民陪审员选用分离。对于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和奖惩等工作,《人民陪审员法》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即由人民法院牵头负责,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参与。
对于您的建议,下一步将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依法正确履行人民陪审员选荐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将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认真落实人民陪审员选任随机抽选规定,严格开展人民陪审员资格审查,组织开展好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广泛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提高选任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度。特别是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经验和优势,提高人民陪审员法律素质和履职能力。二是做好人民陪审员管理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将积极配合基层人民法院做好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不断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和队伍管理水平。三是强化工作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将主动争取党委政府重视和相关部门支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保障,确保这项新的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四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司法行政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大力宣传《人民陪审员法》,增进人民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参与人民陪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人民陪审员法》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关于“打通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的建议。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重要形式,在制度功能、选任管理模式、保障机制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实践中,一些地方探索整合资源,协同推进两项制度的发展。但这两项制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人民陪审员以参审方式直接参与司法案件办理,而人民监督员不直接参与检察机关办案,是以外部监督的形式促进检察权的依法行使。考虑到人民陪审员如果既履行审判职责,又监督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可能存在角色冲突,影响公正履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的《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不参加人民监督员选任。同时,人民监督员也属于《人民陪审员法》第六条规定的“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因此,二者在身份上不宜打通使用。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的立法精神,结合您的建议,继续优化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等工作,推动您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2018年1月9日 法(民四)明传(201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于2017年12月18日印发,于2018年1月1日实施。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通知》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通知》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职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开放型经济发展而制定的。《通知》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二是明确将部分与开放型经济密切相关的特定类型案件归口由涉外审判庭审理。《通知》对于健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制度、优化人民法院内设审判机构职能分工、保障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高级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庭负责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及时向院党组汇报,并组织相关立案、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准确把握《通知》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二、《通知》第一条关于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是基于法发[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未规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为统一全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秩序而制定的。该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项关于第一审重大涉外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在充分考虑各地法院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实际受理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相应的级别管辖标准。
三、为保障级别管辖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各高级人民法院原发布的本辖区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不再作为确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依据。
根据《通知》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1日和2015年9月17日分别作出的[2010]民四他字第80号《关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上海市所辖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请示的批复》、[2015]民四他字第26号《关于调整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管辖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标准的批复》继续有效。
四、《通知》对法释[200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设立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制度以及法[2004]26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不作调整。部分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如因上述文件无权受理实行集中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该部分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三项以及上述文件的要求,由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确定的具有集中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条件成熟的地区,需要新增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或调整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区域范围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另行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五、《通知》第二条关于特定类型案件归口办理的规定,目的在于科学划分人民法院内设审判机构职能、优化审判资源配置、营造良好投资贸易法治环境。《通知》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十类案件中,包括了部分没有涉外因素但与开放型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内民商事案件,例如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国内民商事案件等。该部分国内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能因归口办理而作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
六、各高级人民法院在转发《通知》的过程中,应指导下级法院正确理解《通知》内容,同时加强业务培训、配备足够的审判力量、确保审判质量。对于贯彻执行《通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庭。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2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2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2023年1月17日)
1.经最高检依法抗诉,河南谭修义蒙冤29年后被改判无罪
2022年12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谭修义故意杀人、强奸案宣判,河南省高级法院改判谭修义无罪。谭修义自1993年7月21日被警方刑事拘留至2022年10月20日被释放,失去自由超过29年。
1993年夏,河南省商水县谭庄镇前谭村村民谭某娜一家遇害,时年39岁的谭修义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1999年12月,周口地区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谭修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谭修义不服,提出上诉。2000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2年1月,周口市中级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判处谭修义死缓。谭修义再次上诉。2003年7月,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谭修义家属委托律师持续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和河南省检察院申诉。2017年12月,河南省高级法院驳回申诉。2018年11月,河南省检察院立案复查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2020年6月,河南省检察院向最高检提请抗诉。
最高检审查认为,除谭修义部分有罪供述和现场勘验记录、尸检报告部分内容一致外,无客观证据证实谭修义作案。现场勘验记录、尸检报告、技术鉴定书和部分证人证言仅能证明三被害人在家中被杀及案发现场情况,其他证人仅能证明案发前后谭修义活动情况,不能证明其实施犯罪。
最高检认为,谭修义强奸时间不能认定,强奸行为无法证明。在谭修义供述中,其实施强奸时被害人穿的是裤子,但尸检报告和证人证言显示被害人穿的是裙子。关于故意杀人罪部分,最高检认为谭修义部分作案工具不清、刑事技术鉴定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此外,谭修义有罪供述前后矛盾,且系先证后供,不应当采信。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2022年3月16日,最高检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准确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法审查后,指令河南省高级法院再审。2022年12月,河南省高级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谭修义无罪。
2.最高检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4条水环境问题线索,长三角
地区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推动大运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2022年11月10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大运河流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听证会上,这起由最高检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长三角三地共6家检察院共同办理的案件获得听证员和第三方认可,认为相关水环境问题整治成效明显,可以结案。
2021年6月,最高检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4条涉大运河、太浦河流域水环境问题线索,随后层转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办理。卫星遥感监测表明,汾湖湾318国道南、京杭大运河北段等水体悬浮物浓度、富营养化偏高。由于问题线索跨区域多、涉及面广、成因复杂,采用了四级检察机关联动办案模式,利用公益诉讼快检技术、无人机(船)、水下机器人等设备精准排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论证,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指派20名执法人员协查,交通运输、水务、自然资源等10多个行政部门均参与排查,查明沿岸违规砂石混凝土搅拌站、偷排生产废水的碎石作坊等问题企业56家。
检察机关专案组向属地政府、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14份,推动行政部门关停取缔问题企业27家,整治提升29家,拆除21家企业违法建筑13.6万平方米,补办企业环评手续和涉水许可证17家,改造提升标准化码头10个,修复市政管网10处。针对涉案水域码头多为“生产经营+码头”的特点,通过分析报告、情况反映推动当地港口码头、砂石搅拌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多赢”。
苏州市检察院协同该市吴江区、吴中区检察院共同推进整治,并向浙江省嘉善县、湖州市南浔区及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提供办案线索,促使三地检察机关共发检察建议14份,推动长三角饮用水源保护、偷排污水、岸线堆放垃圾等问题集中整改。
2022年11月10日,三地6家检察院联合召开以“实地查验+公开听证”方式进行的网络直播听证会,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及行政部门、村镇社区等18家单位受邀参加。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作出评价:4条线索水域水质总体稳定达到或优于III类,水体浊度显著改善。听证员评议认为,整治行动及时精准,案涉区域水质达标,生态明显改善,可以结案。
在第四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上,该案受到高度肯定,被评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
3.侮辱“冰雕连”英烈,海南检察机关依法对网络
“大v”罗昌平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经海南省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2年5月5日,城郊法院对被告人罗昌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2021年10月6日,网络“大v”罗昌平在其三亚市住处使用新浪微博账号发表帖文,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引发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网民举报,2021年10月8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罗昌平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立案侦查并将其刑事拘留。同日,城郊检察院决定对罗昌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违法行为的民事公益诉讼案立案调查。同年10月21日,城郊检察院对罗昌平批准逮捕。2022年1月19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城郊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2年2月18日,城郊检察院针对罗昌平发表侮辱志愿军英烈名誉、荣誉言论的行为,依法向城郊法院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罗昌平以侮辱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请求判令罗昌平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罗昌平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认为,在网络上公然侮辱、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行,不仅是对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严重侵害,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公然反对和践踏,检察机关将全面履行刑事公诉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加强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综合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教育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捍卫英雄烈士的浓厚氛围。
2022年3月30日,城郊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5月5日,城郊法院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罗昌平有期徒刑七个月。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法院也作出了判决:责令被告人罗昌平在新浪网、《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2年5月23日,罗昌平履行生效判决义务,就其侵害英雄烈士、荣誉的错误言论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4.最高检依法抗诉获改判,“蒙娜丽莎”商标纠纷案历经10年终落幕
2022年6月14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高级法院再审,一起涉及“蒙娜丽莎”商标争议的行政纠纷案历经10年终于落下帷幕。此案系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成立以来,首例提起抗诉并成功改判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商标注册秩序和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1999年12月,某康体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此职能现已归入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蒙娜丽莎MonaLisa”商标(下称“蒙”商标)注册申请。此后,“蒙”商标几经流转,被转让至某建材公司(下称建材公司)和某洁具公司(下称洁具公司)名下。
然而,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发现,某集团名下有一个比“蒙”商标注册晚但读起来也包含“蒙娜丽莎”发音的“M MONALISA”商标(下称“M1”商标),且冠以该商标的商品和自家销售的商品存在种类重叠,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导致自家商标的商业价值受损。
2012年3月,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此职能现已归入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争议申请,要求对“M1”商标予以撤销。
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某集团的“M1”商标在烹调器具、高压锅(电加压炊具)、盥洗室(抽水马桶)、坐便器上予以撤销,在其余商品上予以维持。某集团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M1”商标在盥洗室(抽水马桶)、坐便器商品上继续维持注册,对于烹调器具、高压锅(电加压炊具)商品不再要求核准注册。
一审过程中,某集团将另外一个商标--“M MONALISA蒙娜丽莎”商标(下称“M”商标)引入本案。“M”商标为某陶瓷公司1999年7月提出注册申请、2000年11月核准注册的商标。根据当时的《区分表》,该商标核定使用在第19类瓷砖等商品上。目前这一商标被转让至该集团名下。某集团主张,“M”商标在瓷砖领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在实际销售过程中,已有消费者将“M1”商标的盥洗室(抽水马桶)、坐便器与“M”商标联系起来。“M”商标可以看作是某集团“M1”商标的在先基础商标,“M”商标的知名度可以延续到“M1”商标,从而使其与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的“蒙”商标显著区分开来。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最终认为,某集团“M”商标的商业信誉可以延续到“M1”商标上,核定使用在盥洗室(抽水马桶)、坐便器上的“M1”商标和核定使用在浴室装置等商品上的“蒙”商标不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遂于2015年2月作出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定,重新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建材公司、洁具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2016年1月,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建材公司、洁具公司向最高法申请再审也被驳回,遂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北京市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对该案抗诉。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抗诉规定,遂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法指令北京市高级法院再审此案。
2022年3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6月14日,该院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依法予以撤销并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最高检抗诉成功。
5.广东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康美药业案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违规披露“一条龙”犯罪行为被严惩
经广东省佛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7日,佛山市中级法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公开宣判。马兴田因操纵证券市场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康美药业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许冬瑾及其他责任人员11人,因参与相关证券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马兴田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法院经审理于2022年1月6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违规披露“一条龙”犯罪行为,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的决心和力度。
2015年至2018年间,马兴田伙同他人,违规筹集大量资金,利用实际控制的股票交易账户自买自卖、连续交易,操纵康美药业股票价格和交易量,致使共计20次连续20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30%以上,共计7次连续10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50%以上。
马兴田还组织、策划、指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财务造假,向公司股东和公众披露虚假经营信息;故意隐瞒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116亿余元不予披露。
此外,2007年至2012年间,马兴田为康美药业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港币790万元,人民币60万元,康美药业及马兴田均构成单位行贿罪。
经广东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对康美药业罚款60万元、对马兴田等人罚款10万元至90万元不等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马兴田等6人作出市场禁入的决定,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公安部交办,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马兴田等12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向揭阳市检察院移送起诉。2021年10月27日,经指定管辖,佛山市检察院以马兴田等12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提起公诉。佛山市中级法院将该案与此前提起公诉的康美药业、马兴田单位行贿案并案审理。
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康美药业及其控股股东资金流转、信息披露、股票交易情况,结合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当事人供述等证据,依法认定康美药业单位行贿,实际控制人马兴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单位行贿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6.北京检察机关全链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全国首例侵犯冬奥会、冬残奥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宣判
2022年1月2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对一起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假冒“冰墩墩”“雪容融”形象玩偶、钥匙链等商品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一审宣判。这起由石景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韦某升等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是全国首例侵犯冬奥会、冬残奥会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
2021年11月至12月间,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在浙江省义乌市等地,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假冒权利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下称北京冬奥组委)注册商标的奥运吉祥物玩偶、钥匙链等商品。其中,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共同销售侵权商品玩偶,销售金额人民币9万余元;韦某升、韦某泽共同销售侵权商品钥匙链,销售金额人民币2万余元。公安机关查获待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玩偶369个,货值人民币1.4万余元;查获待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钥匙链60个,货值人民币700余元。
2021年11月,石景山区检察院作为北京冬奥组委住所地的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某网络平台上存在销售涉冬奥侵权产品的违法线索后,及时向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移送该线索。公安机关立案后,石景山区检察院适时介入侦查,列明详细侦查取证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赴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取证,完善证据链条。2022年1月11日,石景山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阶段,石景山区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继续深挖案件线索,根据已到案人员的网络平台销售记录、快递记录等证据,成功将生产侵权商品的两名上游人员顾某军、顾某旗追诉到案。
2022年1月14日,石景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提起公诉,三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同年1月25日,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韦某升、韦某泽、韦某飞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三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生产、销售侵权奥运商品的上游人员顾某军、顾某旗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7.江苏检察机关办理全国首例电竞酒店违规接纳
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全部诉讼请求获裁判支持
2022年5月12日,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诉某酒店管理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这是全国首例涉电竞酒店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21年4月,宿迁市宿城区检察院多次收到涉电竞酒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线索。该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了解到,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支付入住电竞酒店的高额费用,实施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检察机关进一步走访调查发现,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业态,不少电竞酒店存在以旅馆住宿之名接纳大量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现象。宿城区12家电竞酒店住宿登记系统中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记录达800余条,其中Z酒店就达380余条。宿城区检察院与区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等6家单位召开未成年人网络公益保护联席会议3次,就电竞酒店属性、危害、执法依据等问题进行研究。
2021年5月,宿城区检察院与区文旅局等部门联合会签《宿城区关于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实施意见》,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以开通电竞酒店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门线索受理渠道、在辖区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电竞酒店专项排查、对电竞酒店经营者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行为进行训诫等方式,开展专项治理。
专项治理后,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发现,Z酒店仍持续接纳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且为躲避检查采取未成年人入住不予登记等规避手段。2022年1月,宿城区检察院对Z酒店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查并履行公告程序。2022年3月2日,案件移送宿迁市检察院。3月22日,宿迁市检察院将该案诉至宿迁市中级法院,请求判令Z酒店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2年5月12日,宿迁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均获法院支持。庭审结束后,宿迁市检察院联合法院对涉案未成年人父母进行训诫,并联合市文旅、市场监管、公安等9家单位召开新业态下未成年人保护座谈会,共促新业态领域的监管与治理。
8.经吉林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
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被判处死缓
经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9月23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案。
2022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吉林检察机关对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案提起公诉。
2022年7月8日,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至2020年4月,被告人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亿余元。2018年,孙力军应他人请托,指使有关人员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等行为,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情节特别严重。孙力军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孙力军的刑事责任。
2022年9月23日,法院判决被告人孙力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孙力军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9.上海检察机关办理全国首例数据合规典型案例,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2022年4月28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召开一场不起诉公开听证远程视频会。经讨论,听证员、公安机关、第三方组织、被害单位等一致同意对上海Z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Z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的涉案企业及人员作不起诉处理。5月10日,普陀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单位Z公司、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14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Z公司是一家为本地商户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互联网大数据公司。2019年至2020年,Z公司为经营需要,在未经授权许可情况下,由首席技术官和多名技术人员通过爬虫技术非法获取某生活服务平台数据。
2020年8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提请普陀区检察院审查逮捕。8月21日,普陀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某等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2021年6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移送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普陀区检察院经实地走访Z公司查看经营现状以及会同监管部门研商公司运营情况发现,Z公司管理层及员工存在重技术开发、轻数据合规等问题,此次爬取数据出于自身拓展业务的动机,未进行二次售卖,被害公司损失不大,犯罪情节比较轻微。
考虑到Z公司系成长型科创企业,陈某某等人均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Z公司合规整改意愿强烈,提交了有关书面证明材料,检察机关经审查对Z公司作出合规考察决定。
2021年8月,普陀区检察院对Z公司启动合规治理,从数据合规管理、数据风险识别、评估与处理、数据合规运行与保障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议,并商请第三方管委会抽取网信办、网络安全企业、专业协会人员组成第三方组织,全程监督、评估合规整改。三个月考察期限届满,第三方组织评估认为,涉案企业与个人积极进行合规整改,建立合规组织、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技术能级,已完成数据合规建设的整改措施。2022年初,Z公司经第三方监督评估合格。
根据检察机关不定期回访工作了解,Z公司通过扎实开展企业合规,建立健全数据合规长效机制,实现稳步发展。
10.三级检察院接续监督一起历时8年3次审理的
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最高检依法抗诉获改判
2022年7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人社局作出认定李某为工伤的处理决定。这起历时8年、3次审理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经三级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终于取得圆满结果。
2014年7月5日下班后,李某被老板指派外出给客户送货,结束工作开车回家的路上撞到一处花坛发生事故,致其四肢瘫痪、一级伤残,脖子以下全无知觉,需长年卧床,生存期内一级护理依赖。
2014年,李某向武汉市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被以需提交事故责任认定书为由中止工伤认定。因某区交通大队只能提供事故证明,无法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李某撤回申请。2015年,李某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为李某应当进行工伤认定程序予以救济。2017年,李某再次申请认定工伤。市人社局以李某受伤情形不能认定为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李某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定市人社局决定正确。2018年,李某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一审、二审及再审,均被驳回。
2019年,李某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武汉市检察院经审查,依法提请湖北省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认为,李某被老板指派加班送货,其往返时间和路线都因送货这一工作原因而固定,事故发生在返回期间,因工作原因外出状态还在持续,其受伤是在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造成,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时,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事故责任认定的举证责任不应由李某承担,人社部门不能以职工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为由不予认定。
2019年12月,湖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2020年8月,法院再审维持原判。2020年底,湖北省检察院依法启动跟进监督程序,向最高检提请抗诉。最高检第七检察厅与湖北检察机关再赴实地补充调查。经全面审查,最高检支持湖北省检察院提请抗诉意见,于2021年6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充分说明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情况,详细阐述抗诉意见和理由。
2022年4月,最高法采纳最高检抗诉意见,作出撤销原审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武汉市人社局对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的判决。其后,最高检责成湖北检察机关跟进后续情况。湖北检察机关向相关行政部门重申了抗诉意见,获得对方认可。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针对李某一家因案致贫情况,2022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依法为李某申请了司法救助金。2022年底,李某顺利拿到了司法救助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3年3月30日)
目  录
1.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服务场所消费者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2.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3. 浙江省湖州市检察机关诉浙江G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4.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医疗健康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5.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诉张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诉付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8.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政务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服务场所消费者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服务场所 消费者敏感个人信息 数字技术
【要 旨】
针对服务场所强制采集、非加密传输、违法存储、未定期删除消费者敏感个人信息,造成信息泄露安全隐患的行为,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某健身房使用具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强制要求会员刷脸或录入指纹进入。由于该管理系统采用分级分层、前后端分离等技术,消费者在前端平台界面仅能看到被采集的个人身份信息,未被告知个人信息收集清单及权限。在部分会员明确拒绝人脸采集识别后,该健身房擅自将会员办卡时提供的照片录入系统作为刷脸进出凭证,且在会员要求删除照片等信息时,以无管理权限为由拒绝删除,其行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6月21日,“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吴区院)反映,新吴区某健身房存在侵犯消费者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形。新吴区院运用公益损害风险防控平台,通过数据交叉比对、智能分析,排查易发生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的服务场所,绘制风险防控“数字地图”,发现全市案件线索16件,其中涉及新吴区5件。经初步调查,新吴区院于2022年8月11日正式立案。
新吴区院引入专业技术机构协助调查取证,现场勘验涉案服务场所信息管理系统,出具专家意见,认为该系统在个人信息传输、存储等方面存在安全风险。针对涉案服务场所采集、存储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邀请公安、市场监管、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召开论证会。新吴区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款等规定,消费者的人脸、指纹等属于生物识别类敏感个人信息,涉案服务场所系公共场所,非维护公共安全必需且未取得消费者单独同意,强制采集、非加密传输、违法存储、未定期删除敏感个人信息的行为,损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新吴区院于2022年8月12日向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对涉案服务场所依法处理,切实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开展行业规范整治,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机制,防范类似违法行为发生。
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涉案5家服务场所进行集体谈话、责令改正,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并建立定期检查、约谈、通报等监管机制。涉案服务场所及时整改,改变进入场所方式,采取安全措施传输、定期删除个人信息,向监管部门报送个人信息管理情况。
新吴区院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回头看”,进行现场验收,确认涉案服务场所均整改到位。同时,新吴区院将其他11件案件线索移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无锡市院)。无锡市院开展服务场所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组织全市检察机关排查健身房、超市等服务场所126处,督促整改问题场所56处,删除违法采集信息9300余条,向经营者、消费者普法宣传3000多人次,有效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典型意义】
健身房、超市等公共服务场所采集的信息量大、面广、敏感度高,监管不到位,将严重危害众多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运用数字技术,通过“专业取证+专门论证+专家意见”等方式,破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线索发现、调查取证、损害认定等难题,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开展专项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服务场所规范收集、传输、存储、删除个人信息,加强数据安全管控,促进个人信息全链条保护。
案例二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个人信息处理原则 公开听证
【要 旨】
针对信息化建设对指纹和人脸识别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过度收集、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问题,检察机关明确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各职能部门法定职责,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协调联动,消除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区卫健局)为推进数字化门诊建设,自2019年7月12日起,要求长沙市望城区辖区内17家医疗卫生机构陆续使用电子签核系统推送疫苗接种知情告知书,疫苗受种者或监护人点击“同意”时系统自动采集指纹和人脸识别信息,收集电子数据的存储及主机均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截至2022年3月11日,上述机构共收集83万余条涉及指纹、人脸识别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11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望城区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自己和孩子的指纹和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医疗卫生机构过度收集,存在泄露风险。望城区院经初步调查确认属实,遂于2022年3月19日、5月16日分别对望城区卫健局、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区公安分局)立案调查。
望城区院通过现场勘验、委托第三方单位对电子签核系统进行安全检测、调取相关书证与电子数据、询问相关人员、咨询专业人员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的规定,望城区17家医疗卫生机构违反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过度收集服务对象指纹和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未按要求解决电子签核系统的弱口令、数据未加密等安全漏洞,未能防患未经授权的访问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高风险,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对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内部管理不到位。望城区卫健局和区公安分局对上述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活动未尽到监管职责。
2022年5月11日、16日,望城区院分别向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区卫健局改进征求知情同意的方式,避免过度收集指纹或人脸识别信息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完善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建议区公安分局对17家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责任的行为依法处理。同时将上述检察建议抄送望城区网信部门。
望城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部署开展了专项行动。望城区卫健局认真进行调研,研究解决方案,并向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专题汇报,长沙市卫健委以望城整改方案为蓝本推进全市医疗卫生机制规范、合法处理个人信息。望城区公安分局召开专门网络安全会议,对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网络安全检查。望城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召集医疗卫生机构、系统开发单位、网络安全检测公司、区数据中心等单位多次召开座谈会,望城区院和区委网信办受邀参会。截至2022年6月10日,全区23家单位均已完成电子签核系统升级,取消生物识别信息功能;21家单位已彻底删除既往数据,并按照保密文件要求将已收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交区疾控中心代为封存保管,疫苗有效期满后进行硬盘格式化删除;升级后的电子签核系统完善了内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系统物理隔离、对数据传输和存储加密保护、新增限制授权访问等安全防护措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经专家评定为1级,系统改为局域网内部运行,于2022年8月初在全区正式启用。
2022年8月8日,望城区院跟进监督发现,升级后的电子签核系统采用电子屏签字的方式确认接种告知并在局域网运行;收集的电子签字、疫苗接种等个人信息已加密;已收集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已在医疗卫生机构彻底删除。上述整改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已显成效。同年8月11日,该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及专家学者担任听证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行政机关已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面履职,敏感个人信息被侵害的重大风险已消除。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聚焦民生关切,依法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现场勘验和委托安全检测等智慧检察手段,发现公益事业单位个人信息保护安全风险,督促行政机关对过度收集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数据采取“备份封存+本地彻底删除+到期彻底删除”方式消除安全风险,并进行“电子签核系统升级改造+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技术整改,平衡好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事务管理中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关系,充分实现“互联网+”与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保障数据信息安全的良好结合,推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协同发展。通过办案将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予以具体化,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在司法办案中落地见效。
案例三
浙江省湖州市检察机关诉浙江G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游客个人信息 人脸识别 数据删除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景区违法采集游客人脸信息的情形,坚持上下联动、一体化推进,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促使景区运营企业合法合规收集、使用和存储人脸信息数据,开展人脸信息数据删除现场勘验,充分保障游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合法权益,切实保护游客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A景区由浙江G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其控股股东是某国有公司)负责实际运营。2020年7月,A景区通过招标委托浙江H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建设完成人脸识别系统,并投入运行。系统使用期间,A景区在采集游客人脸信息时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存在强制要求购票游客录入人脸信息、“刷脸”入园的情形,且景区未对采集到的人脸信息定期予以删除,致使游客个人信息被侵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整改】
202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根据志愿者反映,将A景区要求游客“刷脸”入园、涉嫌侵害游客人脸信息的线索交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院)办理。2021年11月初,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州市院)、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浔区院)联合成立专案组对该线索立案调查,对A景区人脸识别系统前端完成电子取证。经调查发现,A景区现场购票除要求游客提供身份证外,还要求游客进行“刷脸”认证,且未告知“刷脸”入园的必要性及后续如何处理刷脸信息,对游客人脸信息储存和使用缺乏具体制度规范。同年11月12日,浙江省院、湖州市院、南浔区院会同当地旅游度假区管委会、G公司等景区运营主体,同时邀请了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和法律专家,围绕涉案人脸信息被侵害问题召开磋商会,就G公司删除景区前期采集储存的人脸信息数据,规范人脸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等事项达成共识。同时,湖州市院与湖州市网信办开展磋商,网信部门对G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同年11月18日,湖州市院向G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G公司积极整改,确保依法运营。
2021年11月24日,G公司回复检察机关称,已委托H公司通过远程操作,将景区违规收集储存的人脸信息数据进行删除。为确保删除工作符合规范,切实维护公民信息安全,浙江省院组织技术力量会同办案人员赴现场开展技术勘验,湖州市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进行现场见证。在相关人员的监督下,A景区前期采集、储存游客人脸信息共计120万余条完全删除。同时,G公司已建立起人脸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制度规范。目前,景区门口和购票处已设置告知牌,告知游客“刷脸”入园的相关事项,征求游客意愿,游客可以自由选择人脸识别、购买纸质门票、网络购票等多种方式进入景区。对于采用人脸识别进入景区的游客,景区会根据游客入园的需要合理设置人脸数据删除的期限,并在游客游玩结束后自动删除人脸信息,确保游客人脸信息安全。
【典型意义】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本案中,景区违法采集游客人脸信息,严重侵害了游客个人信息安全,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坚持依法办案与服务营商环境、个人信息保护与景区智能化建设有机结合,融合社会公众力量共同参与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促使信息处理者依法整改,建立合规体系,在提升景区管理智能化水平的同时,推动形成个人信息保护合力,实现办案效果最优化。
案例四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医疗健康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医疗健康个人信息 保险营销 行业治理
【要 旨】
针对医疗机构非法向保险代理机构提供患者医疗健康信息进行保险营销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消除个人信息泄露隐患,推动行业规范治理,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21年以来,部分保险代理机构与江西省宜春市中心城区5家大型医院达成协议,由保险代理机构在合作医院推销相关保险产品。部分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在推销保险产品过程中,为精准销售“手术意外险”等险种,通过合作医院违法获取大量患者的姓名、手术类型、联系电话等医疗健康信息,对相关患者进行保险推销,患者不堪其扰。该行为严重侵害患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2月,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春市院)收到群众举报,称其家属办完住院手续后,有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向其推销“手术意外险”。宜春市院立案办理并进行全面摸排核实,一是查明医疗健康信息泄露源头。通过走访宜春市中心城区各大医院,了解医院与保险代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情况,并初步核实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通过医院手术科室护士站查询病人纸质病历或登录病历管理系统违法获取大量患者医疗健康信息(包括病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手术类型等)的情况。二是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发现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手机通话记录与患者办理住院手续时间点相吻合,手机通话的先后顺序反映患者在办理住院手续后不久即会接到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电话,进一步印证了患者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实。
宜春市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医疗健康等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或未具备具有法律授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理由,医院向保险代理机构提供患者医疗健康信息,改变了公民公开个人信息的范围、目的和用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处理;保险从业人员收集、使用获取的医疗健康信息从事保险营销违反国家规定,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患者个人信息权利。卫生健康部门对侵害医疗患者个人信息的行为负有监管职责。
2022年7月8日,宜春市院向宜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宜春市卫健委)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处理相关医院,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及时堵塞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漏洞;加强日常监管,对本辖区范围内所有医疗机构开展全面清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医护人员关于患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宜春市卫健委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召开加强患者诊疗信息安全管理工作部署会,督促5家涉案医院限期整改,制定出台《第三方保险业务关于患者医疗健康信息的保密规定》,明确规定保险代理机构业务人员接触患方时间、不得私自提前与患方联系等,并规范患者诊疗信息查询程序,堵塞信息泄露漏洞。同时,宜春市卫健委在全市439家医疗机构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患者诊疗信息安全专项整顿活动,共发现并整改重大信息安全隐患37个,推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256项,组织12994名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参加患者诊疗信息安全培训,进一步增强医疗健康信息保护意识,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
【典型意义】
医疗健康信息属于可能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敏感个人信息。本案中,医疗机构违反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未经患者同意向保险代理机构提供相关个人信息,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比对等方式全面调查取证,依法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查处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并通过开展专项整顿、安全培训等方式,堵塞医疗健康信息安全漏洞,推动医疗机构、医疗从业人员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强化行业自律,健全医疗健康信息保护长效机制。
案例五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股民个人信息 电信网络诈骗 公益损害赔偿金 二审改判
【要 旨】
针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众多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与民事双重责任,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起到有效震慑作用,有力维护法律权威尊严、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张某某非法获取股民电话号码、相关证券公司信息及创建虚假股票投资微信群码,提供给吴某“吸粉引流”话务团伙用于电信网络诈骗。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吴某组织“吸粉引流”话务团伙10余人先后在宁夏青铜峡、湖北武汉、湖北鄂州租住房屋,冒充相关证券公司客服拨打客户电话5万余次,为200多个涉电信网络诈骗群“吸粉引流”14130人。每拉1人进群视为做成一单,每单获利10元不等。吴某自组织“吸粉引流”话务以来,收到上线张某某扣除每单获利后转账资金703142.7元,其在扣除每单获利后按照下线做成单数将款层层转至下线人员。公安机关以张某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调查和诉讼】
2021年9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铜峡市院)在办理张某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一案过程中,发现该案存在侵犯众多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21年10月8日,青铜峡市院依法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违法所得是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获取的不法财物,依法应予追缴;公益损害赔偿是行为人因实施民事侵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追缴违法所得与公益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侵害主体均不同,追缴违法所得和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可以同时适用。2021年11月29日,青铜峡市院向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各被告删除所有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解散、删除创建的微信群,消除潜在的公民信息泄露风险,依据违法所得数额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开庭审理时,一审法院结合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结果,认定被告张某某等16人为实施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发布信息,违法所得数额为739581.08元,其行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刑事没收违法所得与民事公益损害赔偿金属于双罚,同时适用加重了对被告的惩罚,仅支持在国家级媒体公开道歉、删除信息和解散微信群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朱某、王某某对刑事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青铜峡市院认为一审判决对公益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混淆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界线,属适用法律错误,经请示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同意,于2022年2月21日依法提出上诉。
2022年6月7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对朱某、王某某当庭提出的撤诉请求,裁定准许撤诉,并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起诉要求民事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原判追缴各被上诉人违法所得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不矛盾,各被上诉人被追缴违法所得,再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属于重复赔偿,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同时认定张某某等16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维持原判。以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张某某等16人七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不等,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千元至6千元罚金不等;依法支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诉请,判决各被告按照没收的违法所得金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共计赔偿损失739581.08元。目前,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典型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易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等衍生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大。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联动优势,依法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与民事双重责任,追缴违法所得并承担民事公益损害赔偿金,对非法获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形成惩治震慑,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六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诉张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客户订单个人信息 公益损害赔偿金 调解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网络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时,对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可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相关公益损失难以直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通过网络交易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金额。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下旬,张某通过网络技术手段非法侵入某软件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公司系统内客户订单信息6万余条。客户订单信息中包含消费者姓名、手机、住址、交易记录等信息。之后,张某将上述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并在暗网获利人民币38760元。因客户交易信息泄露,某软件公司被第三方交易平台索赔,部分客户接到诈骗电话,众多消费者面临诈骗风险,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损状态。
【调查和诉讼】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浦东区院)通过上海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全息办案智能辅助系统”发现张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线索。2021年12月8日,浦东区院以张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统筹发挥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引导公安机关调取某软件公司被索赔、消费者接到诈骗电话及张某通过网络交易获利等证据,证明张某实施违法侵权行为、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及二者存在因果关系。
2022年1月24日,浦东区院以张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张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保存在阿里云等存储介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按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利赔偿人民币38760元。
2022年3月2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围绕公益损害与私益损害的区别及违法所得的庭审焦点,浦东区院认为,张某窃取及转卖行为导致众多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失风险及个人信息保护秩序的破坏,无法通过张某与技术公司赔偿等私益赔偿得以实现。通过提起公益损害赔偿可以更好的修复受损公益,起到惩罚及预防违法行为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赔偿数额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予以确定。据此检察机关认定张某应赔偿数额为通过网络获利的金额人民币38760元。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张某认可检察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的诉讼请求,双方达成调解。
2022年6月1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告调解协议,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2022年7月1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调解书。张某已按照调解书内容履行全部诉讼请求。2022年8月12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通过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的方式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网络出售牟利,是侵害众多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公益诉讼追究侵权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体现保护公益、全面追责的独特价值。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时,可提出停止侵害、删除数据、赔偿损失等诉请。公益诉讼损害赔偿是建立在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秩序基础上对受损公益提出的补偿。针对网络侵害的特点,相关公益损失难以直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通过网络交易获得的利益确定公益损害赔偿金额,对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案例七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诉付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快递面单个人信息 数据采集工具 企业数据合规
【要 旨】
对于快递行业龙头企业内部员工利用工作便利泄露信息,因快递业数据采集工具“巴枪”管理不善导致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情形,检察机关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通过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企业依法规范寄递用户信息采集管理,全面维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以来,某快递公司营业点主管以及仓库管理员付某等8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营业点主管账户查询指定手机号码对应的快递单号,再通过手机拍照将快递单号发至购买方,购买方通过“巴枪”(快递业数据采集工具)获取快递单号在某快递公司的所有信息,包括寄收方姓名、联系方式、收寄货地址、物品信息等,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安区院)通过该院综合指挥中心案件集中评估平台,在刑事案件中发现付某等8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全程参与刑事案件调查,厘清证据链条,全面掌握付某等8人违法事实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情况,并多次走访某快递公司了解其日常监管模式及操作流程。
2021年8月,宝安区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付某等8人支付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赔偿金240183.08元。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2年5月作出判决,支持宝安区院全部诉讼请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付某等8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付某等8人支付公益诉讼赔偿金共计240183.08元。目前,付某等8人已全额支付公益诉讼赔偿金。
案件办理过程中,宝安区院发现快递行业普遍存在快递查单系统权限设置过大、查单系统账号和密码安保级别低、“巴枪”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某快递公司作为快递行业龙头企业,虽然已采取多种安全保障措施,但在硬件设置和管理流程风控上仍然存在改进空间。2022年10月9日,宝安区院向某快递公司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针对涉案个人信息的管理漏洞整改治理,依法规范个人信息收集、管理措施。
某快递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开展整改,聘请专业机构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点进行全流程梳理。一是优化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制度,落实保密内容、细化保密环节及明确保密责任。严格设置不同级别员工的查询、访问权限,实行“账号负责制”;二是根据服务范围或服务对象分配内部人员的最小所需数据访问权限,快递员仅可查询其服务客户相关地址信息,通过一键拨号功能隐藏客户真实手机号;三是严控账号安全风险,采用CAS框架对应用进行统一的用户登陆管理;四是另行开发APP逐步取代“巴枪”,同步加强对现有“巴枪”的管理,宝安区院及时跟进监督,邀请人大代表走访某快递公司营业点,现场抽查管理人员登陆系统、“巴枪”查询权限等整改情况,经组织整改验收确认相关公益损害风险已消除。
【典型意义】
物流行业掌握大量公民个人生活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后可精准画出用户购物习惯、消费水平、生活轨迹的图谱,极易滋生诈骗、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加大侵权成本、震慑违法犯罪,同时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着力实现“后端惩治”到“全流程风控”转化,引导快递行业龙头企业良性运行,建立快递企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通用标准,实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辐射效应。
案例八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政务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保障性住房个人信息 政务公开 去标识化处理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政府行政部门在政务公开过程中出现的未能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通过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时,为行政部门的政务公开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并推动形成信息公开的标准化方案。
【基本案情】
“沈阳市住房保障网”公示了2013年至2022年期间多个公租房项目申请公租房保障人员的摇号结果、配租结果等信息,公开的各类名单包含有公民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所在地、申请住房门牌号、申请家庭人口情况、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等信息,共计87000余条。上述公民个人敏感信息未进行任何去标识化、匿名化处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5月12日,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东区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上述问题线索。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大东区院于同年5月18日立案调查。经查,沈阳市保障房行政主管部门在政务公开过程中,对足以确定公民身份的个人敏感信息未依法进行去标识化、匿名化处理,致使87000余条个人信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022年5月31日,大东区院向沈阳市保障房行政主管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对已发布的政府公开信息审查力度,对本案涉及的个人信息及时进行去标识化处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该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员与大东区院座谈会商并达成整改共识。随后,该部门就双方共商的整改方案向上级部门及审计部门请示批准后,对“沈阳市住房保障网”相关信息进行梳理排查,组织对各工作网站开展全面排查,并对涉公民个人敏感信息采取点对点的去标识及隐匿化举措。对已超过公示期限的信息,立即从互联网上撤除。对后续要进行公示的信息,通过办公软件程序设计,将信息上传网络之前先按照既定整改方案进行处理:两字姓名中的第二个字用符号替代;三字姓名中间的字用符号替代;身份证号码第7-14位数字用符号替代;公租房申请人公示信息中,家庭住址公示至区县街道,不再具体到楼号门牌号;电脑派位结果公示中“电脑派位房间号”公示至街路名,具体小区及楼号门牌号用符号替代;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示信息中,不再公示申请人身份证号码、家庭所在社区、家庭成员关系、家庭人口数、困难具体情况等。
2022年8月,大东区院进行跟进监督,登录相关网站查询,发现网站公示的所有涉及公民个人的信息,均已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实现了去标识化处理,对非必要公示项目不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均按照整改后标准执行,公益损害风险已消除。
【典型意义】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在诸多政府部门的政务公开过程中普遍存在,基于保障房信息必须公开公示的要求,往往忽略了对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本案中,检察机关就政务公开活动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如何兼顾、平衡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与行政机关共商解决方案,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主动作为,既保证行政机关全面展示其工作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又兼顾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体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司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四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四批)
(2020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可以有效阻隔病毒传播、防止疫情扩散的防治、防护用品、物资就变得格外重要。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生产、销售伪劣口罩、医用酒精、消毒液等产品,牟取非法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应依法严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最高检工作安排,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最高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充分履行职责,为有效防控疫情、维护市场秩序、助力复工复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体而言,一方面,依法及时、从严惩治生产、销售伪劣防疫物资用品、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另一方面,按照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工作部署要求,在坚决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的同时,依法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全国检察机关目前共介入、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经济犯罪案件1086件2251人,其中,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427件850人,生产、销售假药罪2件4人,生产、销售劣药罪2件2人,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344件848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49件285人,非法经营罪161件262人。
一、依法惩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
【法律要旨】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用品、物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检察机关办理这类案件,需要准确把握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三无”口罩定性问题。“三无”口罩(无生产企业,无生产许可证、注册证号,无生产日期、批号)一般结合质量检验可认定为伪劣产品;如果行为人宣称为“医用口罩”并通过仿制证明材料、包装、标识等让人误以为是“医用口罩”出售,或者购买人明确购买“医用口罩”而行为人默认的,认定伪劣医用器材为宜。二是伪劣产品尚未销售或者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问题。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体现了严密法网、从严打击制假售假行为,疫情防控期间更应如此。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伪劣医用器材等防治、防护用品、物资,不构成相应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伪劣产品尚未销售或者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的,按照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和“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对于高价销售、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在依法惩治危害疫情防控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依法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统筹推进生产经营。对于涉企业案件,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如对处于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在押的企业经营者,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变更强制措施不影响诉讼顺利进行,没有继续羁押必要且符合防控要求的,可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羁押中需要处理企业紧急事务的,应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尽量允许其通过适当方式处理。
案例一:浙江省仙居县方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告人方某某(个体经商者,浙江省仙居县人)为牟取非法利益,从江苏省苏州市批量采购白色二层、三层口罩,且在明知该口罩属于“三无”劣质产品的情况下,在网上及线下向柯某某、蒋某某(均另案处理)等人进行销售。自2020年1月25日至2月5日,共销售该“三无”口罩25万余只,销售金额24万元左右,非法获利7万余元。2月5日,经检验机构检验,该批口罩的过滤效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系不合格产品。
2月6日,仙居县公安局对方某某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侦查,仙居县检察院介入侦查,提出了补充相关证据意见。2月10日,仙居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仙居县检察院同日作出批捕决定。2月12日,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次日,仙居县检察院对被告人方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并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月14日,仙居县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方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53700元,依法予以没收扣押口罩。
案例二:湖北省孝感市桂某等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
2020年1月25日,杨某(无业,湖北省孝感市人)见孝感地区疫情比较严重、防疫物资比较紧缺,遂与桂某(无业,湖北省孝感市人)商议做防疫物资生意,由桂某负责组织货源,由杨某负责销售。27日,桂某托亲戚从河北石家庄市购买了30700公斤“卫蓝”牌84消毒液,并于31日运至孝感。当天,杨某与桂某在收货时发现该批84消毒液是“冀蓝”牌,与事先约定的“卫蓝”牌84消毒液的商标品牌、生产厂家及产品合格证书均不一致,且接收的这批消毒液没有粘贴商标,而是将商标标识与货物分开搁放,商标也未剪裁,用微信扫描商标上的二维码时,扫不出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商标上也看不到应有的“消准”字。桂某和杨某明知上述情况,仍将其中2000公斤销售给孝感市孝南区某镇政府防疫指挥部,将其中4000公斤销售给孝南区另一镇政府防疫指挥部,将其中24000公斤销售给药商刘某,销售金额共计14.8万元。药商刘某于当天销售给孝感市某区防疫指挥部10000公斤,销售给孝感某药店10450公斤。2月1日,该药店10450公斤84消毒液被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并被扣押。经鉴定,该批“冀蓝”牌84消毒液中氯含量不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GB19106的要求,属于不合格产品。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该案涉嫌犯罪于2月5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同时抄送检察机关。
孝感市检察院及时派员提前介入侦查,了解案件及证据情况,对证据收集、固定、完善及取证方向提出引导意见。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2月20日,孝感市检察院对桂某、杨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批捕决定。
案例三:浙江省兰溪市姜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
2020年1月21日至1月27日,犯罪嫌疑人姜某某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其2009年创办的兰溪某工艺品厂(之前该厂主要生产口罩,后因经营不善注销)生产的、堆放在仓库里的口罩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销,卖给多家药店,销售金额10万余元。经检验机构检测,销售的口罩过滤效率不符合标准要求,为不合格产品。兰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2月2日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兰溪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侦查。后兰溪市公安局提请批捕姜某某,市检察院对其作出批捕决定。
犯罪嫌疑人姜某某被逮捕后,兰溪市某劳保用品厂以姜某某系该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理由,向兰溪市检察院请求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检察机关立即指派检察官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一是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对该劳保用品厂口罩项目情况进行调查。经核实,该厂于2020年2月14日注册成立,法人代表为叶某,主要生产民用一次性口罩和儿童口罩;二是对该劳保用品厂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核实该厂生产经营情况和姜某某的职责作用;三是提审姜某某,核实相关情况,并确认其认罪悔罪态度。最终核实该劳保用品厂是该市仅有的具备儿童口罩生产能力的企业。姜某某作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掌握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进购渠道,企业后续扩大生产所需的设备与原材料短缺问题亟待姜某某联系解决,若持续羁押,将影响企业扩大生产,从而影响市防疫物资供应。
综合调查核实的相关情况,检察机关依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十二项规定,认为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于2020年2月20日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当日姜某某被取保候审。2月24日,检察机关对企业进行回访,该劳保用品厂已搬进新的厂房,新购买的机器设备也已投入使用,扩大了生产规模,对当地防疫物资供应起到了积极保障作用。
二、依法惩治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
【法律要旨】
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本罪中的医用器材包括医疗器械和医用卫生材料。
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事关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人身安全,生产、销售伪劣医用器材危害极其严重,必须依法严惩。司法实践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还应准确把握:一是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问题。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具体认定时,可以依据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进行认定。实践中常见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等均被列入目录,属于医疗器械。国家药监局和各省级药监局也都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进行注册管理。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可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列入医疗器械目录的其他各类口罩、酒精等物品,则不宜认定为医疗器械。二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问题。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人体健康为出发点,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其限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根据刑法和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定精神,对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注册产品标准或者产品技术要求,可以视为行业标准。三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问题。“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重要入罪条件。根据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在办案中审查认定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从是否具有防护、救治功能,是否可能造成贻误诊治,是否可能造成人体严重损伤,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结合医疗器械的功能、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等,综合判断。
案例四:江苏省扬州市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2020年1月29日,被告人纪某某(健身馆经营者)得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区呈扩散、蔓延势头,预判具有防护功能的医用口罩市场需求量巨大,遂通过网络联系到某旅游用品厂(非医疗器械经销商),以0.5元一只的价格购买了9600只在保质期内的“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并于当日晚销售完毕。此后,纪某某看到销售口罩利润可观,明知该厂另有6万只“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为过期产品,仍以0.1元一只的价格购予以购买并现场结清货款。为掩盖口罩已过期的事实,1月30日凌晨,纪某某将上述口罩存放于自己所经营的健身游泳馆内,将每包口罩的外包装袋撕开,销毁标注有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的合格证。1月30日至31日,纪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以一只0.5元至2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口罩出售给被害人曹某等人,得款55100元。经检验机构检验,涉案口罩的细菌过滤效率不符合相关规定标准的要求,系不合格产品。扬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纪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并于2月1日对其取保候审。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口罩的性质、功能用途、销售口罩时的主观故意等方面强化证据收集,确定了涉案口罩系医用器械,且销售时纪某某主观故意明确,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变更涉案罪名。2月22日,公安机关以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法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听取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2月24日,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被告人纪某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提起公诉,目前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中。
三、依法惩治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
【法律要旨】
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在办理涉疫情物资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时,需要正确区分和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如果生产销售的是纳入《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等医疗器械,且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对于生产、销售没有列入医疗器械目录的其他涉医用物品,如果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十五万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案例五:江苏省南京市程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被告人程某某系南京某药业公司医药代表。2020年1月底,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市面口罩紧缺,被告人程某某、朱某商议购进口罩向药店加价销售以牟利。1月21日,二被告人联系南京某商品批发市场的个体经营户被告人丁某某购买口罩。后丁某某从同市场的经营户被告人张某某处购入5.16万只“3M”牌口罩转售给程某某和朱某,并告知该口罩系仿制口罩。经查,上述口罩系徐某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家庭小作坊生产的劣质仿冒“3M”口罩。1月22日,被告人程某某在其所加入的药店经营者微信群内发布消息称,有一批3M公司为疫情防控连夜赶制的口罩,可向各个药店供货。1月22日晚22时至23日凌晨,被告人程某某在其就职的药业公司所在地的一楼大厅内,以人民币30.9万余元的价格将上述劣质口罩销售给二十余家药店,并提供了虚假的检验报告。经鉴定,上述标有“3M”注册商标的口罩为侵犯“3M”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过滤效率不符合质量标准。
2020年1月29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将线索移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该分局于1月29日和1月30日抓获涉嫌销售伪劣口罩的被告人程某某、朱某等4人,并予以刑事拘留。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于当日接到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后,立即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远程提前介入案件,从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固定、追查口罩源头等方面提出侦查取证建议。
2020年2月5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同日雨花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并提出了进一步侦查意见。2月20日,雨花台分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雨花台区检察院受案后,听取了辩护人以及被害单位的意见,并依法讯问了四被告人,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于2月21日提起公诉。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于3月2日远程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某、朱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16万元;判处被告人丁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人民币6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6万元。
四、依法惩治涉哄抬物价的非法经营犯罪
【法律要旨】
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或基本民生物品的价格牟取暴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也要准确把握刑事政策,统筹考虑稳定市场秩序与恢复市场活力,为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六:天津市津南区张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案
犯罪嫌疑人张某、贾某系天津市某大药房连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犯罪嫌疑人苏某、王某分别系该公司下属药店的店长。2020年1月21日,张某、贾某决定提高公司下属药店所售疫情防护用品、药品的价格,趁疫情防控之机牟取暴利,并通知各店长执行。随后,该公司下属7家药店,大幅提高20余种疫情防护用品、药品的价格并对公众销售,其中将进价12元的口罩提价至128元,将疫情发生前售价2元的84消毒液提价至38元。从1月21日起至1月27日案发仅六天时间内,非法经营额达100余万元,严重扰乱当地的防疫秩序。
1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接到津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线索后立案侦查,并于次日将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抓获归案,并对犯罪嫌疑人张某、贾某、苏某、王某等4人刑事拘留。公安机关立案后,津南区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先后四次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固定涉案公司下属药店口罩、消毒液等物品的销售记录、出库单等证据,并对各药店销售情况进行审计,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涉案证据。2月24日,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对张某、贾某、苏某、王某等四人提请批准逮捕。津南区检察院通过网络远程提讯系统讯问了四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张某等4人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达一百余万元。当日,天津市津南区检察院决定对张某等4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9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192号建议的答复
蔡学恩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订立刑事司法互助协议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组团赴香港,与特区政府保安局和律政司方面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启动了首轮磋商,双方就安排文本中的大部分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2015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国务院港澳办的渠道将安排的修改稿正式转交香港特区政府,并通过国务院港澳办和其他专门形式向香港特区政府表达了就该安排继续开展下一轮磋商的意愿。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等待香港特区政府的回复,无论下一次磋商是在内地或香港进行,内地方面都将积极准备。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将继续通过国务院港澳办的渠道或其他方式,加强与香港特区的联络与沟通,尽快启动新一轮的磋商,以推进《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的签署进程。
关于建议中专门对两地在未来协议中如何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原则,对于有关死刑问题、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以及在订立协议时对管辖权等因素的考虑,对我们在将来与港方的磋商很有启发,我们将积极研究。另外,关于两地协议的用语问题,从标题上已确定为《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295号(经济发展类02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295号(经济发展类02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企业破产保护救助,防范出现企业倒闭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党中央作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今年4月16日、5月15日、6月8日发布三个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并在今年3月至4月期间连续发布了三批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其中便包括了对破产案件审理的指导意见,以及对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典型案件的宣传介绍。
一是及时启动破产程序。您建议尚未达到资不抵债的困境企业可提早申请破产保护。您对破产保护功能的深刻认识和认同,我们备受鼓舞,这也正是全国法院在破产审判工作之余希望传达给社会公众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企业虽还不具备破产原因,但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也可以依法申请进行重整。其立法目的便在于赋予债务人及时启动重整程序的机会,实现尽早挽救,提高挽救的成功率。另对于因疫情影响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19条也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应引导企业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合理运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执行中止、保全解除、停息止付等制度,有效保全企业营运价值,为企业再生赢得空间,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全体债权人,实现对困境企业的保护和拯救。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发现,部分案件因破产程序启动不及时而造成的债务人财产追回难度加大的问题,如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企业账册遗失、应收账款诉讼时效届满、破产撤销权行使超过临界期等等,并错失挽救的时机。但基于我国破产法在破产程序启动上采取的是当事人申请主义原则,除在执行移送破产审查中人民法院可加大释明力度外,破产程序的及时启动仍有赖于破产法理念的深入传播,以及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等市场主体对破产保护功能的接受和认同。对此,人民法院也将进一步延伸破产审判职能,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使破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二是推动预重整制度实践。您建议应积极进行预重整,提升重整质量,我们深表赞同。预重整是近年来人民法院面对日益多样的重整需求,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在司法实践中生发出的一种创新机制。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准确识别债务人重整价值和可能、提高重整成功率、降低重整成本、减少直接启动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声誉的影响。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17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债务人通过庭外调解、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实现对企业尽早挽救。在此之前,为探索推动预重整制度的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等问题作出规定,以期对全国法院预重整制度实践予以指导。浙江、广东、北京、江苏等地法院也先后出台预重整案件审理规程和操作指引,并涌现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深圳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预重整典型案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加强理论研究,细化预重整制度规范,并适时在立法机关修法时提出建议。
三是对庭外和解的确认方式。您还建议“与大多数金融债权人达成庭外和解,然后提起和解协议确认”。2019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调解工作流程等内容均作出详细规定。该意见第14条规定:“经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调解员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调解员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正如您所言,面对金融债务纠纷,企业可以选择上述确认调解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提高金融债务纠纷的解决效率。涉及较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大型集团企业,还可以借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机制,实现金融机构行动一致,有序开展债务重组、资产保全等相关工作。
综上,您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强,对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加强对下指导,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探索预重整制度实践、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挽救濒危企业的功能作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冻结财产的户名与账号不符银行能否自行解冻的请示的答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冻结财产的户名与账号不符银行能否自行解冻的请示的答复
(1997年1月20日,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高法研〔1996〕6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对财产采取冻结措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妨碍。人民法院在完成对财产冻结手续后,银行如发现被冻结的户名与账号不符时,应主动向法院提出存在的问题,由法院更正,而不能自行解冻;如因自行解冻不当造成损失,应视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司法厅(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提供价格争议化解公共服务,构建调解和诉讼制度有机衔接的价格争议纠纷化解机制,现将《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如有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2019年12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现就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明确调解范围,畅通调解渠道,完善制度机制,强化保障措施,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价格争议纠纷,不断提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公信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纠纷解决需求。
(二)基本原则。坚持依法调解。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坚持调解自愿。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积极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纷,促进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坚持便民高效。合理布设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组织网络,灵活确定纠纷化解方式,提高调解工作效率,确保调解工作质量。
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开展工作。
(三)工作目标。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价格争议纠纷,建立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范高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体系,提供价格争议化解公共服务,构建调解和诉讼制度有机衔接的价格争议纠纷化解体系。
二、主要任务
(四)明确调解范围。价格争议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产生的纠纷。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主要涉及交通事故赔偿、消费者权益保障、医疗服务、物业服务、旅游餐饮服务、工程建设造价、农业生产资料、保险理赔等民生领域的价格争议纠纷。以下情形不属于价格争议纠纷调解范围:
1.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2.涉嫌价格违法、依法应当立案查处的;3.价格争议事项涉及非法渠道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4.涉及违禁品及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流通及销售物品的;5.其他不适宜开展调解的价格争议纠纷。
(五)畅通调解渠道。发生价格争议纠纷,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调解:1.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调解;2.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3.依法设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六)创新调解方式。认真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方式方法,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价格争议纠纷。积极探索在线调解等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及时、便捷化解价格争议纠纷的新要求。
(七)健全对接机制。采取联合调解、协助调解、委托移交调解等方式,建立价格争议纠纷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探索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置调解室,对适宜调解的价格争议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先行调解。健全委派、委托、诉中协助调解机制,促进纠纷的合理分流。规范纠纷流程管理,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
(八)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完善重大疑难事项专家会商制度,加强与本地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专业性纠纷化解平台的协调对接,及时协调解决重大典型价格争议纠纷。鼓励建立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价格争议纠纷案件研判制度,通过业务交流、发布典型案例、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依法解决价格争议纠纷。
(九)强化司法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申请司法确认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经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后委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结案。
三、强化保障措施
(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动各地以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人民法院吸纳符合条件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为当事人提供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
(十一)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的遴选、培训、奖惩、退出等制度。积极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担任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组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专家库,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制度。加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培训工作,拓宽培训形式,强化职业操守,推动调解员全面提升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调解技能。
(十二)强化工作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支持,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调解场所、办公设备、工作经费、专业人才聘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需要,保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十三)积极总结推广。及时总结基层一线的典型做法,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各界了解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具体调解工作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问题突出、情况复杂以及涉及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价格争议时,各地要加强交流,相互借鉴,适时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
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当事人依照国家福利政策租赁公有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产生的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第三条 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第四条 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本解释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条 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
(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
(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三)合同成立在先的。
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条 承租人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在出租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予恢复原状,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
第八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第九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应予支持;
(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三)因双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或者扩建发生的费用,由承租人负担。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扩建,但双方对扩建费用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二)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双方按照过错分担。
第十三条 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租赁房屋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第十五条 出租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折价、变卖租赁房屋偿还债务,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请求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43号建议的答复
黄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执行监督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工商联、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9年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转型升级之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作为,检察公益诉讼呈现出平稳、优质、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公益保护路径和司法改革样本,从试点到现在也仅仅经历了四年时间。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言,在前行道路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结合研究和落实您的建议,进一步找准破解难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不断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创新发展。
一、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与全国工商联建立的沟通联系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公益诉讼案件所涉民营企业、行业合法权益
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最高检规范办理涉民企案件11条执法司法标准,用实实在在的法律监督行动,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优质司法服务。一是强化平等保护。坚持各类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坚决杜绝差异性、选择性司法,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今年初,最高检发布首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为各级检察院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引。为更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最高检、全国工商联共同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推动与工商联建立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工作协调,提升服务实效。二是把握政策界限。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和制度。落实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的规定,对符合改变强制措施的及时改变,对符合从宽处理的案件依法从宽处理。今年6月,最高检部署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通过“每案必审"强化对涉民营企业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三是规范文明司法。注重办案方式方法,不该封的账号、财产一律不封,不该采取的强制措施一律不采取,发现问题的敢于监督纠正,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切实提高办案效率,依法从速办理,最大程度减少和避免办案活动对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加强与工商联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一是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工商联《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机制的意见》。加强与工商联的沟通协作,重点为民营企业打通维权的最后一公里,积极搭建检察服务的绿色通道,促进民营企业良性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在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落实检察建议、执行法院裁判,认真履行保护公益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进一步加强双方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互相通报,积极回应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共同做好服务保障。二是注重在刑事检察中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在办案中,既依法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引导民营企业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等参与羁押必要性公开审查,进一步扩大监督办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与办案公信力。以办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为重点,督促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规范行使职权,推动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综合整治,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对检察公益诉讼所涉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回访,听取合理诉求和意见,共同做好相关工作。三是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注意监督纠正对涉案民营企业采取“一刀切"等简单粗暴方式。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明确要求,对督察中发现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处理。并明确对采取集中停工停产等“一刀切"方式应对督察的,视情给予党纪处分、政务处分、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检察机关将以贯彻执行上述规定为抓手,以办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为重点,把促进和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合规生存发展作为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应有之义,切实加强对涉案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
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行政审判执行与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检察工作的衔接配合,共同强化对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执行和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的司法审查与检察监督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近年来检察机关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目前基本实现违法情形监督全覆盖。2018年3月至12月,最高检专门部署民事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突出加强对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出让、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依法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7500余件,提出检察建议6500余件,被采纳5100件,采纳率70%以上。受理案件中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较多,其中环境资源类1700余件,国有财产类1000余件,国有土地出让类300余件,食品药品类近300件。
最高检高度重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的衔接配合。一是关于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检察工作的衔接配合。2018年2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了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题调研。重点调研一些地方法院在办理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时,受理条件、裁定标准、执行方式做法不一等突出问题。2019年初,最高检在《2019年行政检察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深化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总结推广经验,查找问题不足,深化制度机制,突出加强对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出让、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依法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关于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衔接。2019年5月17日,最高检第七检察厅、第八检察厅与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就此问题进行了沟通。把握的原则是,对于行政机关处罚后未申请执行,一般先进行非诉执行监督;该监督仍不能解决问题,再考虑提起公益诉讼。我们认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履职手段,怠于申请应当认为是行政机关没有履职到位。在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会签的协作意见中明确了判断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三个标准,要求行政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有效保护公益,并且穷尽监管手段。如果行政机关怠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没有穷尽手段,就应当认为其没有依法履职。三是关于推进“裁执分离"改革。最高法院表示,正在努力探索推进“裁执分离"改革,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提高执法效率具有积极意义。最高法院积极与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和文件,各地法院也积极推动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效。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最高法院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亦建议增加“裁执分离"的规定,但终未获采纳,立法机关倾向于通过修改行政强制法来确定“裁执分离"制度。目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和城管执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等各项任务正在落实过程中,“裁执分离"规范化建设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有序推进。两高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相关改革工作。
三、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司法部研究规范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问题,并加强对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监督管理
一是明确社会组织作为适格主体的定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参与的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英烈保护等领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提起主体,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发挥的是补充作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之前应该先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如果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和协助,如果无适格主体起诉,检察机关才可以直接针对违法行为人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可以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范围、条件等进行了明确。
二是明确最高法院、民政部的监督管理职责。民政部联合最高法院、原环境保护部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明确法院受理和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可根据案件需要向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查询或者核实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住所、成立时间、宗旨、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存续状态、年检信息、从事业务活动有关的情况以及登记管理机关掌握的违法记录等相关信息;社会组织存在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登记管理机关发送司法建议,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其进行查处,查处结果应向社会公布并通报法院。三是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作。根据中央关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文件精神,对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应当有序引导。检察机关加强与社会组织在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中的合作,建立良性互动长效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参与环境公益保护,有利于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此外,您提出了建议最高检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协调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尽快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名录》,以及建议检察机关针对生态保护类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等中肯建议。我们在与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委沟通联系时,就贯彻落实您上述建议进行了初步沟通,下一步将继续跟进推动达成共识。
四、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牵头规划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将公益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黑名单管理
国家发改委表示,其积极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作用,协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已明确要求加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领域的诚信体系建设。今年5月19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严重失信者名单认定机制,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力度,为将公益诉讼被执行人列入失信黑名单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积极构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早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就联合最高法院等43个部门签署印发《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针对失信对执行人出台32条联合惩戒措施,在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参加政府采购、发行企业债券、担任董监高等方面予以限制。截至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60多个部门签署了51个联合惩戒备忘录,推出惩戒措施100多项。共有37个领域出台红黑名单管理办法,累计归集红名单信息超240万条,黑名单信息超1400万条,对包括公益诉讼失信被执行人在内的各领域严重失信主体依法依规开展多部门失信联合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三是加强信息数据归集。国家发改委建成运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现已联通44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和70多家市场机构,归集信用信息340亿条,成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总枢纽",为打通“信息孤岛",依法依规归集、共享公开公益诉讼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奠定了信息化基础。
社会信用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是我国法治进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将公益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黑名单"管理,还需要相关法律支撑。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不断完善联合惩戒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矿产资源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矿产资源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近年来,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导致矿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肆盗采国家矿产资源,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且破坏生态环境,引发地质灾害、安全事故,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成重大风险隐患。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协同公安机关等部门依法加大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并取得积极成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各地加大依法办案力度,更加有效惩治犯罪、警示教育社会,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张某山等32人非法采矿、马某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等4件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0月31日
案例一
张某山等32人非法采矿
马某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 检察一体化办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山,系盗采江砂船船主;
被告人凌某华,系运输盗采江砂船主;
被告人鲍某文,系运输盗采江砂船主;
被告人马某玉,系盗采江砂的收购者和销售者;
其余29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21年3月至7月,被告人张某山等人事前通谋结伙,约定出资比例、作案分工、收益分配等,利用出资购买的非法改装隐形吸砂泵船,在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非法采砂。受张某山等人纠集,被告人凌某华、鲍某文等人明知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仍采用与张某山等事前共谋、采运一体的方式,参与盗采江砂。被告人马某玉明知凌某华等人销售的江砂系盗采,仍以94元/吨的价格,购买1000余吨后销售。至案发时,该犯罪团伙累计作案10起,盗采江砂46765.04吨、价值289.31万元。公安机关现场扣押11040.04吨。经评估,该犯罪团伙造成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515.75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3月7日,公安部“长江大保护”工作专班举报中心接到有犯罪团伙在长江安徽段水域非法采砂的线索。为彻底摧毁该犯罪团伙,案件经逐级指定由江苏省建湖县公安局负责侦办。公安机关及时向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建湖县人民检察院通报案情并邀请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检察机关围绕行为人主观明知、江砂价值鉴定、追赃挽损等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23条侦查意见。由于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地点位于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是国家专门为长江江豚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设立的养护区,周边水域有丰富的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非法盗采行为不仅对长江的江砂资源造成了重大损害,也给当地的渔业和底栖生物造成了危害。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社会关注度高、涉案人员多、地域跨度大,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对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针对该犯罪团伙反侦查意识强,客观性证据调取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派员赴盐城指导办案,协调解决关键证据的收集问题。同年7月底,建湖县公安局陆续提请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本案犯罪嫌疑人。12月29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在上级检察机关指导下,通过组织召开公检联席会议等方式,要求公安机关对全案证据作了进一步完善,并根据“采、驳、运、销”四个环节中各行为人的分工和作用,准确区分主从犯,积极开展认罪教育和释法说理,促使33名被告人中的31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督促部分被告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进行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022年1月28日,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按照江苏省环境资源审判集中管辖的规定,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月11日,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对33名被告人中的14名主犯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其中有非法采矿犯罪前科、多次违法采砂主观恶性较大、获得违法所得占比较多的张某山和鲍某文,提出额外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同年3月1日,东台市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意见,对张某山等32名被告人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7万元;对被告人马某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对部分被告人已退出的47万余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判决继续追缴其他被告人未退出的违法所得65万余元。14名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连带承担515万余元民事损害赔偿和技术评估费用28万元,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张某山和鲍某文分别另行承担13.5万余元、1.2万余元的惩罚性赔偿。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长江河道砂石是国家矿产资源,具有维持河道潜流、稳定河道形态、提供水生物繁殖栖息地等重要功能。江砂资源的无序开采,不仅危害水生物群落,严重破坏长江生态,而且改变原有水文环境,影响航道安全,甚至造成河床坍塌,给防洪安全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危害巨大。
检察机关以零容忍的态度,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重拳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对重大、有影响的跨区域盗采江砂案,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和有力指导下,四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快速反应,依法从严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检察机关向侦查机关提出详尽书面意见,深挖犯罪,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引导全面取证、构建完善证据体系,切实承担指控和证明犯罪主导责任。针对犯罪分子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大肆盗采江砂,检察机关会同侦查机关全面追缴违法所得;对在团伙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加大侵权责任追究力度,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诉请法院判处惩罚性民事赔偿,有力实现了法律惩戒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
案例二
吴某斌、李某军等
非法采矿、行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罪 行贿罪 超层越界开采 监检衔接 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斌,系某生物有机肥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李某军,系某生物有机肥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杨某,系某泥炭矿公司经营人。
2011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吴某斌为获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黔西县注册成立某生物有机肥公司,公司业务所涉矿产资源为泥炭矿,由吴某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李某军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并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协调办理泥炭矿手续事宜。公司成立后,吴某斌向毕节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王某某(另案处理)行贿,取得黔西金马骆岩泥炭矿等5家矿山的采矿许可证。之后,吴某斌先后注册成立5家泥炭矿公司,以发包、转让、合作开采等方式,分别将5家泥炭矿公司的采矿权交由被告人杨某等人经营。吴某斌、李某军、杨某等人在没有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没有依法取得煤炭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开采泥炭为幌子,越过浅层地表大肆盗采煤炭资源并销售。为逃避国土部门对非法采矿的监管,吴某斌授意李某军多次向黔西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罗某某和黔西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原大队长汤某(均另案处理)行贿。2019年,因泥炭矿公司被省委巡视组发现有盗采矿产、破坏环境等系列违法犯罪,吴某斌寻求时任贵州省纪委省监委原正处级监察员广某(另案处理)的帮助,并向广某行贿。经查,吴某斌等人非法销售煤炭数量为267万余吨,销售总金额逾3.6亿元;非法占用项目用地2714亩,造成其中的1378亩农用地被严重破坏,无法恢复原耕种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王某某、罗某某、汤某、广某行贿383万余元现金和价值29万余元的茅台酒。
【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11月,贵州省黔西县公安局以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对吴某斌、李某军等人立案侦查。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黔西县人民检察院同步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围绕案件罪名适用及量刑情节认定,黔西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对矿种属性进行认定,确认吴某斌等人开采矿种是否超出泥炭矿采矿许可范围,开采的矿产是否存在共生或伴生泥炭矿;对已开采矿产资源的价值进行认定”等取证意见。经公安机关工作,最终确认:涉案矿山开采的矿层是含煤地层,煤的共(伴)生矿无泥炭矿分布;实际开采矿种与采矿权载明矿种不一致;被破坏矿产资源价值3.6亿余元。针对吴某斌等人的辩解,黔西县人民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收集了燃料采购、运输、销售明细表等客观性证据,以及开采人员、运输方、收购方的证言,进一步夯实了证据基础。由于本案给国家矿产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失,黔西县人民检察院与黔西县公安局紧密配合,将查明和追缴违法所得列为重点工作,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吴某斌等人的涉案财物。与此同时,黔西县检察院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了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2020年11月,黔西县公安局、毕节市监察委以吴某斌、李某军涉嫌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贿罪,向黔西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8月,黔西市公安局以杨某涉嫌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黔西市人民检察院(注:2021年5月,撤销黔西县,设立黔西市,黔西县人民检察院改名为黔西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黔西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占用农用地是吴某斌等人非法采矿的手段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对吴某斌、李某军、杨某非法占用农用地采矿的行为,应以非法采矿罪从一重定罪处罚,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可作为非法采矿的加重处罚情节予以认定。2021年1月14日、10月11日,黔西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对吴某斌和李某军以行贿罪、非法采矿罪,对杨某以非法采矿罪向黔西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黔西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按照管辖规定,将本案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毕节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审查,继续追究被告人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目前,该公益诉讼案件正在审查中。
2021年12月16日,黔西市人民法院以杨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22年5月9日,黔西市人民法院以吴某斌和李某军犯非法采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八年;对三名被告人合计判处罚金980万元,追缴全部违法所得2.69亿余元。一审宣判后,吴某斌、李某军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开庭后,吴某斌撤回上诉。2022年7月6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李某军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黔西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矿山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深挖“漏网之鱼”,依法追诉了20名涉嫌非法采矿犯罪人员。同时,强化监检协作,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管矿产资源失职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案查处。
【典型意义】
近年来,非法采矿呈现犯罪手段多样化特点,犯罪隐蔽性更强。为了使犯罪行为不易被发现,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由传统无证开采向披着合法外衣、行盗采之实转变的趋势明显。有的不法分子打着合法经营幌子,恶意超范围开采;有的披着参与正规建设项目的合法外衣,私自在施工过程中偷挖滥采。为逃避监管查处,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拉拢腐蚀党政机关领导和一线执法人员,寻求庇护。
盗采矿产资源犯罪隐蔽性强、查控难度大,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建议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客观性证据,及时追捕、追诉漏罪漏犯。为彻底摧毁犯罪分子的经济基础,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全方位查明犯罪分子非法采矿的违法所得,提请法院加大对犯罪分子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处罚,确保打深打透。为强化矿产资源保护,检察机关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保护伞”线索,携手打击非法采矿背后的职务犯罪。对区域内普遍存在的盗采矿产资源的现象,检察机关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进一步加强了对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司法保护。
案例三
符某良等12人非法采矿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 共同犯罪 引导侦查 打击黑色产业链 规范化办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符某良,系江船经营者、运砂船主;
被告人孟某胜,系某码头经营者;
被告人徐某林,系负责联系盗采海砂和运砂船主的中介人员;
被告人符某友,系江船经营者、运砂船主;
其他8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21年2月下旬,被告人符某良、孟某胜等人明知采砂方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及采矿许可证,仍纠集“豫信货13269”“江海洋1699”等货船的船主被告人符某友等人,通过被告人徐某林与非法采砂人员(未到案)联系,约定需要的海砂数量和购砂价格,指定运至孟某胜经营的码头卸货后,销售牟利。2月26日,符某良等人驾船至福建省闽江口附近海域,使用事先约定的民用甚高频频段进行联络,在指定地点与采砂船过驳非法开采的海砂后返航。3月5日,“豫信货13269”“江海洋1699”等货船行至长江口附近水域被上海海警查获。经检测评估,查获的海砂重量为84,633吨,价值合计502万余元。另查明,2020年10月至案发,上述人员曾运输、销售盗采的海砂11航次共14万吨。
【检察履职情况】
2021年3月6日,上海海警局对本案立案侦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根据管辖,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就证据收集提出意见。针对涉案船只和人员较多、作案地点跨度大等问题,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犯罪嫌疑人间的微信记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行船轨迹等客观性证据,引导侦查机关追捕了中介人员徐某林、销赃人员孟某胜。2021年6月,侦查机关以符某良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虽然非法采砂人员没有到案,但在案证据证明涉案船主、中介人员等明知采砂人员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仍与非法采砂人员串通,商定购砂数量和价格后,前往收购、运输、非法倒卖牟利,其行为已涉嫌非法采矿罪。其中,提起犯意、负责组织的船主和参与程度高、获利多的股东均应认定为主犯;仅负责驾驶船只、指挥过驳海砂但不参与分红的船长、管事应认定为从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认定,受雇从事一般劳务仅领取正常工资的19名船员不构成犯罪。通过深挖细查犯罪线索,结合账本、码头卸货记录、银行交易记录、航行轨迹,以及补充调取到的涉案船只海事行政处罚记录等证据,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追加认定符某良等12人既往运输及销售盗采海砂11次的事实。2021年9月至12月间,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先后对符某良等12人提起公诉。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1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不等,合计并处罚金63万元,追缴全部违法所得,涉案海砂拍卖款予以没收。
为进一步依法规范办理案件,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会同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和浦东、宝山等5区的海警局,组织召开侦检联席会议,就进一步完善信息通报、办案协作机制和有力打击非法采砂犯罪达成共识,制定并通过了《非法采砂犯罪取证指引》,对盗采海(江)砂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标准作了进一步规范。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问题,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宝山罗泾码头、上海海事职业学院的海员培训班,向船运从业人员宣讲非法采运海砂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后果,号召船运从业人员依法依规从事运输作业。
【典型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建筑用砂需求量大增、价格暴涨,非法采砂已逐步从内陆河道向海洋蔓延。在高额利益驱使下,盗采海砂人员和一些航运从业者分工配合,形成了“采-运-销”一体化黑产链。他们反侦查能力强,常采用“采运分离”“即采即卖”方式实施犯罪。一些采砂人员不能到案,而运砂船雇佣的船员流动性强,往往给侦查取证带来不小的困难。
为依法打击盗采海砂犯罪黑色产业链,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深挖细查,将职业化、团伙化非法采砂作为重点打击、从重处罚的情形,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全力抓捕盗采犯罪利益链条上的不法人员。检察机关根据在案证据,认定运输人员、中介人员和收购人员与盗采人员间的沟通不是单纯收购、转移赃物的意思联络,而是主动提出非法采矿、强化同案人非法采矿犯罪决意的行为,应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办案中,检察机关结合各层级参与者身份作用以及获利情况,区分共同犯罪人员的参与程度,准确认定主从犯,确保罚当其罪。为更好提升办理打击盗采海砂犯罪案件的质效,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及时出台指导规范侦办案件的文件,为推动此类案件常态化、规范化办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四
邬某存、任某
涉嫌非法采矿不起诉案
【关键词】
工程施工 附随采挖 法定不起诉 超范围采挖 检察意见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邬某存,系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柳泉峪村临时负责人;
被不起诉人任某,系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柳泉峪村村民、柳泉峪村土地整改项目施工方负责人。
201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国土资源局批复同意在沂南县双堠镇柳泉峪村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将原有山岭荒坡通过取石填土整理成耕地。因柳泉峪村集体资金紧张,无力支付项目相关费用,至2019年10月临近验收期,项目始终没有进展。为推动项目继续进行,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双堠镇管理所负责人组织被不起诉人邬某存和任某等人开会,研究将施工中挖出的石料予以出售,得款用于土地整治项目及村内同期进行的户户通项目。后邬某存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参会人员同意将土地整改项目里的弃石销售,销售款用于修户户通项目。2019年10月至12月,任某在整治柳泉峪村土地过程中采挖29665.36吨灰岩原矿石,其中在超出整治范围的地块上采挖灰岩原矿石约3000吨。任某将上述矿石出售后得款949291.52元,除部分抵扣施工劳务费、机械费和给农户的地上物赔偿费以外,销售款全部上交柳泉峪村,用于土地整治和户户通项目。
【检察履职情况】
2020年8月,双堠镇纪委接群众举报后,将本案线索移交沂南县公安局。10月14日,沂南县公安局决定立案侦查。2021年2月21日,邬某存、任某被取保候审。8月16日,沂南县公安局以邬某存、任某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邬某存、任某非法采挖矿石并出售牟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山凿石、采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8〕190号)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单位因工程施工而动用砂、石、土,但不将其投入流通领域以获取矿产资源营利为目的,或就地采挖砂、石、土用于公益性建设的,不办理采矿许可证,不缴纳资源补偿费。”因此,检察机关认为邬某存、任某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遂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重点收集证明采挖矿石行为是否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必经程序、土地整治项目内是否存在非必需的超量开采行为、涉案矿石是否全部从土地整治项目批准的占地范围内获取、销售款是否全部被用于公益等证据。经补充侦查查明:本次土地整治项目是按照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求进行的,目的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整治中,需要先按照图纸将土地整平后,再在地面敷上一层六十公分的土。因为柳泉峪村地处山区,地面土量少,为了将土地整平,必须把凸出地面的石头挖出来。因此,邬某存、任某确系因工程施工需要而采挖石头。经鉴定,这些被挖出的石头为建筑石料灰岩原矿石。由于柳泉峪村地理位置偏僻,村内山多地少,村民及村集体收入和可支配资金少,土地整治项目和村内户户通项目等惠民工程均因缺少资金推进而停滞。因项目临近验收,国土所、村委共同研究决定将挖出的矿石予以销售,销售款已全部用于惠民工程。此外还查明,虽然邬某存、任某采挖部分矿石的地点大部分位于土地整治项目占地范围内,但有3000吨矿石采自土地整治工程项目规划区外。沂南县人民检察院认为,邬某存、任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遂于2021年12月21日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鉴于二人在项目规划区外采矿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向沂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出,对二名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2022年3月1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二人分别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附随采挖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本案中,检察机关重点核查了行为人采挖砂石的行为是否属于假借工程项目建设名义,私自开采矿石的行为。为此,检察机关围绕“采挖是否超出了工程施工的必要范畴”“行为人是否仅实施了就地采挖”和“采挖的矿石是否被用于工程或公益性用途”“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等关键问题,引导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继而据此准确界定了罪与非罪、合法行为与行政违法。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在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通过制发检察意见,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对其予以处罚,做好了行刑处罚的衔接闭环。本案的办理既维护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也符合社会普遍认知和评价标准,实现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第二条 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
第四条 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部分发起人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请求其他发起人分担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他发起人按照约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出资比例的,按照均等份额分担责任。
因部分发起人的过错导致公司未成立,其他发起人主张其承担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情况,确定过错一方的责任范围。
第五条 发起人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公司成立后受害人请求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未成立,受害人请求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或者无过错的发起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起人追偿。
第六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股人未按期缴纳所认股份的股款,经公司发起人催缴后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公司发起人对该股份另行募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认股人延期缴纳股款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该认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第八条 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九条 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十条 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出资人以前款规定的财产出资,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
(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
(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
股权出资不符合前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该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采取补正措施,以符合上述条件;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股权出资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十四条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
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
目 录
涉外商事部分
一、关于案件管辖
二、关于诉讼当事人
三、关于涉外送达
四、关于涉外诉讼证据
五、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六、关于域外法查明
七、关于涉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八、关于涉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
九、关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的审理
十、关于限制出境
海事部分
十一、关于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二、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三、关于船舶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四、关于海事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五、关于其他海事案件的审理
仲裁司法审查部分
十六、关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
十七、关于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
十八、关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
十九、关于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其他问题
二十、关于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参照适用
涉外商事部分
一、关于案件管辖
1.【排他性管辖协议的推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签订的管辖协议明确约定由一国法院管辖,但未约定该管辖协议为非排他性管辖协议的,应推定该管辖协议为排他性管辖协议。
2.【非对称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签订的管辖协议明确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从一个以上国家的法院中选择某国法院提起诉讼,而另一方当事人仅能向一个特定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该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管辖协议涉及消费者、劳动者权益或者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3.【跨境消费者网购合同管辖协议的效力】网络电商平台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跨境网购合同,未采取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合同中包含的管辖条款,消费者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主张该管辖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电商平台虽已尽到合理提示消费者注意的义务,但该管辖条款约定在消费者住所地国以外的国家法院诉讼,不合理加重消费者寻求救济的成本,消费者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主张该管辖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主从合同约定不同管辖法院的处理】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分别约定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法院管辖,且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的约定分别确定管辖法院。当事人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诉讼当事人
5.【“有明确被告”的认定】原告对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被告提起诉讼,能够提供该被告存在的证明的,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被告存在的证明可以是处于有效期内的被告商业登记证、身份证明、合同书等文件材料,不应强制要求原告就上述证明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6.【境外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资格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登记设立的公司因出现公司僵局、解散、重整、破产等原因,已经由登记地国法院指定司法管理人、清算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的,该管理人可以代表该公司参加诉讼。
管理人应当提交登记地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及其公证认证手续等相关文件证明其诉讼代表资格。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述证据组织质证,另一方当事人仅以登记地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未经我国法院承认为由,否认管理人诉讼代表资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外籍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的手续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八条、第五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或者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无须提交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或者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函。
8.【外国当事人一次性授权的手续审查】外国当事人一次性授权诉讼代理人代理多个案件或者一个案件的多个程序,该授权办理了公证认证或者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相关证明手续,诉讼代理人有权在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和有效期内从事诉讼代理行为。对方当事人以该诉讼代理人的授权未就单个案件或者程序办理公证认证或者证明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境外寄交管辖权异议申请的审查】当事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管辖权异议申请的,应当提交其主体资格证明以及有效联系方式;未提交的,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
三、关于涉外送达
10.【邮寄送达退件的处理】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邮寄送达司法文书,如邮件被退回,且注明原因为“该地址查无此人”“该地址无人居住”等情形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11.【电子送达】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如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未禁止电子送达方式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采用电子送达方式,但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除外。
受送达人所在国系《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并在公约项下声明反对邮寄方式送达的,应推定其不允许电子送达方式,人民法院不能采用电子送达方式。
12.【外国自然人的境内送达】人民法院对外国自然人采用下列方式送达,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为有效送达:
(一)向其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转交送达;
(二)向其在境内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转交送达;
(三)向其同住成年家属转交送达;
(四)通过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其他方式送达。
13.【送达地址的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未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但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书面材料明确载明地址的,可以认定该地址为送达地址。
14.【管辖权异议文书的送达】对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异议程序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答辩书等司法文书,人民法院可以仅在相对方当事人之间进行送达,但管辖权异议裁定书应当列明并送达所有当事人。
四、关于涉外诉讼证据
15.【外国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等作为证据的认定】一方当事人将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作为证据提交,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后进行审查认定,但该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一方当事人仅以该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未经人民法院承认为由主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6.【域外公文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公文书证包括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外国行政机关出具的文件,外国公共机构出具的商事登记、出生及死亡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文件,但不包括外国鉴定机构等私人机构出具的文件。
公文书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但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核查公文书证的真实性或者双方当事人对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的除外。
17.【庭审中翻译费用的承担】诉讼过程中翻译人员出庭产生的翻译费用,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主张翻译或者负有翻译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直接预付给翻译机构,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翻译费用,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定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数额。
五、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18.【国际条约未规定事项和保留事项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具体争议没有规定,或者案件的具体争议涉及保留事项的,人民法院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的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19.【《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营业地位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缔结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应当自动适用该公约的规定,但当事人明确约定排除适用该公约的除外。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向当事人询问关于适用该公约的具体意见。
20.【法律与国际条约的一致解释】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存在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相一致的解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六、关于域外法查明
21.【查明域外法的途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适用域外法律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查明:
(1)由当事人提供;
(2)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
(3)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
(4)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提供;
(5)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相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
(6)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
(7)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
(8)其他合理途径。
通过上述途径提供的域外法律资料以及专家意见,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22.【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提供咨询意见】人民法院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就审理案件涉及的国际条约、国际商事规则、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等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协调指导办公室办理寄交书面委托函,写明需提供意见的法律所属国别、法律部门、法律争议等内容,并附相关材料。
23.【域外法专家出庭】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域外法专家出庭。
人民法院可以就专家意见书所涉域外法的理解,对出庭的专家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进行询问。专家不得参与域外法查明事项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专家不能现场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理需要采用视频方式询问。
24.【域外法内容的确定】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域外法内容相同或者当事人对相对方提交的域外法内容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域外法依据予以确定。当事人对相对方提交的域外法内容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质证认证情况进行审查认定。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当事人对域外法内容存在争议为由认定不能查明域外法。
25.【域外法查明不能的认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域外法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查明域外法的期限并可依据当事人申请适当延长期限。当事人在延长期限内仍不能提供的,视为域外法查明不能。
26.【域外法查明费用】对于应当适用的域外法,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当事人提供的,查明费用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查明方,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对当事人因查明域外法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予以支持。
七、关于涉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27.【境外公司内部决议效力的法律适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登记设立的公司作出的内部决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登记地国的法律并结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认定。
28.【境外公司意思表示的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登记设立的公司的董事代表公司在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载体上签字订立合同的行为,可以视为该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不影响代表行为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登记地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章程或者公司权力机构对董事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但登记地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9.【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纠纷】因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产生的纠纷,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股东身份,并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投资且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的,对其诉讼请求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1)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投资领域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由名义股东履行将所持股权转移登记至实际投资者名下的义务,外商投资企业负有协助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义务;
(3)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投资领域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由名义股东履行将所持股权转移登记至实际投资者名下的义务,并协助外商投资企业办理报批手续。判决可以同时载明,不履行报批手续的,实际投资者可自行报批。
因相对人已从名义股东处善意取得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或者实际投资者依据前款第3项报批后未获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批准,导致股权变更事实上无法实现的,实际投资者可就隐名投资协议另行提起合同损害赔偿之诉。
八、关于涉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
30.【独立保函止付申请的初步实体审查】人民法院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时,对当事人提出的独立保函止付申请,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就是否存在欺诈的止付事由进行初步实体审查;应当根据第十六条的规定在裁定中列明初步查明的事实和是否准许止付申请的理由。
31.【信用证通知行过错及责任认定】通知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义务为审核确认信用证的表面真实性并予以准确通知。通知行履行通知义务存在过错并致受益人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赔偿数额不应超过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金额及利息。受益人主张通知行赔偿其在基础合同项下所受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2.【外币逾期付款利息】外币逾期付款情形下,当事人就逾期付款主张利息损失时,当事人有约定的,按当事人约定处理;当事人未约定的,可以参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外币贷款利率计算。
九、关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的审理
33.【审查标准及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首先审查该国与我国是否缔结或者共同参加了国际条约。有国际条约的,依照国际条约办理;没有国际条约,或者虽然有国际条约但国际条约对相关事项未作规定的,具体审查标准可以适用本纪要。
破产案件、知识产权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以及垄断案件因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殊性,相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适用本纪要。
34.【申请人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情形】申请人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但被申请人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地,且其财产也不在我国境内的,可以由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35.【申请材料】申请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下列文件:
(1)判决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2)证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
(3)缺席判决的,证明外国法院合法传唤缺席方的文件。
判决、裁定对前款第2项、第3项的情形已经予以说明的,无需提交其他证明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判决及其他文件为外文的,应当附有加盖翻译机构印章的中文译本。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如果是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
36.【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申请人、被申请人。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国籍、住所及身份证件号码;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住所地,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2)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名称、裁判文书案号、诉讼程序开始日期和判决日期;
(3)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4)申请执行判决的,应当提供被申请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所在地,并说明该判决在我国领域外的执行情况;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37.【送达被申请人】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将对方当事人列为被申请人。双方当事人都提出申请的,均列为申请人。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交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
38.【管辖权异议的处理】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后,被申请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被申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审查并作出裁定。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39.【保全措施】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40.【立案审查】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再次申请且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1.【外国法院判决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实质内容,审查认定该判决、裁定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判决、裁定”。
外国法院对民商事案件实体争议作出的判决、裁定、决定、命令等法律文书,以及在刑事案件中就民事损害赔偿作出的法律文书,应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判决、裁定”,但不包括外国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以及其他程序性法律文书。
42.【判决生效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判决作出国的法律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的判决、裁定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43.【不能确认判决真实性和终局性的情形】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时,经审查,不能够确认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真实性,或者该判决、裁定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再次申请且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4.【互惠关系的认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存在互惠关系:
(1)根据该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2)我国与该法院所在国达成了互惠的谅解或者共识;
(3)该法院所在国通过外交途径对我国作出互惠承诺或者我国通过外交途径对该法院所在国作出互惠承诺,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法院所在国曾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对于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应当逐案审查确定。
45.【惩罚性赔偿判决】外国法院判决的判项为损害赔偿金且明显超出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超出部分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
46.【不予承认和执行的事由】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判决作出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
(二)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辩论机会,或者无诉讼能力的当事人未得到适当代理;
(三)判决通过欺诈方式取得;
(四)人民法院已对同一纠纷作出判决,或者已经承认和执行第三国就同一纠纷做出的判决或者仲裁裁决。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47.【违反仲裁协议作出的外国判决的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判决,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纠纷当事人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且缺席当事人未明示放弃仲裁协议的,应当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判决。
48.【对申请人撤回申请的处理】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可以裁定准许。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申请后,申请人再次申请且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询问程序的,按申请人自动撤回申请处理。
49.【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报备及通报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的,应当在作出裁定后十五日内逐级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备案材料包括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外国法院判决及其中文译本、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
人民法院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审查的案件,在作出裁定前,应当将拟处理意见报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拟处理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作出裁定。
十、关于限制出境
50.【限制出境的适用条件】《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3条规定的“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是指申请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有较高的胜诉可能性,而被申请人存在利用出境逃避诉讼、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申请人提出限制出境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担保数额一般应当相当于诉讼请求的数额。
被申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足额可供扣押的财产的,不得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被限制出境的被申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提供有效担保或者履行法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作出解除限制的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海事部分
十一、关于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51.【托运人的识别】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记载的托运人与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订舱的人不一致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记载对于承托双方仅具有初步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运输合同的订立及履行情况准确认定托运人;有证据证明订舱人系接受他人委托并以他人名义或者为他人订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第1点的规定,认定该“他人”为托运人。
52.【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法律适用】海商法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的特别法律规定,应当优先于一般法律规定适用。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涉及的货物灭失或者损坏,提单持有人选择仅向实际承运人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有关实际承运人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
53.【承运人提供集装箱的适货义务】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七条有关适货义务的规定,承运人提供的集装箱应符合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所装载货物的要求。
因集装箱存在缺陷造成箱内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承运人的前述义务不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不同约定而免除。
54.【“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的认定】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的“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是指货物具有的本质的、固有的特性或者缺陷,表现为同类货物在同等正常运输条件下,即使承运人已经尽到海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管货义务,采取了合理的谨慎措施仍无法防止损坏的发生。
55.【货损发生期间的举证】根据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承运人对其责任期间发生的货物灭失或者损坏负赔偿责任。请求人在货物交付时没有根据海商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提出异议,之后又向承运人主张货损赔偿,如果可能发生货损的原因和区间存在多个,请求人仅举证证明货损可能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而不能排除货损发生于非承运人责任期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6.【承运人对大宗散装货物短少的责任承担】根据航运实践和航运惯例,大宗散装货物运输过程中,因自然损耗、装卸过程中的散落残漏以及水尺计重等的计量允差等原因,往往会造成合理范围内的短少。如果卸货后货物出现短少,承运人主张免责并举证证明该短少属于合理损耗、计量允差以及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予以支持,除非有证据证明承运人对货物短少有不能免责的过失;如果卸货后货物短少超出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承运人又不能举证区分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各自造成的损失,请求人要求承运人承担全部货物短少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予以支持。
57.【“不知条款”的适用规则】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承运人应当在提单上如实记载货物状况,并按照记载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在签发已装船提单的情况下没有适当方法核对提单记载的,可以在提单上批注,说明无法核对。运输货物发生损坏,承运人依据提单记载的“不知条款”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对其批注符合海商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承担举证责任;有证据证明货物损坏原因是承运人违反海商法第四十七、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义务,承运人援引“不知条款”主张免除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8.【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依据】承运人没有签发正本提单,或者虽签发正本提单但已收回正本提单并约定采用电放交付货物的,承运人应当根据运输合同约定、托运人电放指示或者托运人以其他方式作出的指示交付货物。收货人仅凭提单样稿、提单副本等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9.【承运人凭指示提单交付时应合理谨慎审单】正本指示提单的持有人请求承运人向其交付货物,承运人应当合理谨慎地审查提单。承运人凭背书不连续的正本指示提单交付货物,请求人要求承运人承担因此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承运人举证证明提单持有人通过背书之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提单权利的除外。
60.【承运人对货物留置权的行使】提单或者运输合同载明“运费预付”或者类似性质说明,承运人以运费尚未支付为由,根据海商法第八十七条对提单持有人的货物主张留置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提单持有人与托运人相同的除外。
61.【目的港无人提货的费用承担】提单持有人在目的港没有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或者行使其他权利的,因无人提取货物而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托运人承担。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关系向托运人主张运费、堆存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或者其他因无人提取货物而产生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2.【无单放货纠纷的举证责任】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主张无单放货损失赔偿的,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为合法的正本提单持有人、承运人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以及因此遭受的损失。承运人抗辩货物并未被交付的,应当举证证明货物仍然在其控制之下。
63.【承运人免除无单放货责任的举证】承运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主张不承担无单放货的民事责任的,应当提供该条规定的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并举证证明其按照卸货港所在地法律规定,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后已经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
64.【无单放货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无单放货为由向承运人提起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从承运人应当向提单持有人交付之日起计算,即从该航次将货物运抵目的港并具备交付条件的合理日期起算。
65.【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准的认定】承运人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运输合同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有约定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该约定确定费用;没有约定标准,但承运人举证证明集装箱提供者网站公布的标准或者同类集装箱经营者网站公布的同期同地的市场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采信。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可合理预见规则和第五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减损规则,承运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减少因集装箱超期使用对其造成的损失,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赔偿额应在合理限度之内。人民法院原则上以同类新集装箱市价1倍为基准确定赔偿额,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案情适当浮动或者调整。
66.【请求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诉讼时效】承运人在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过程中将集装箱作为运输工具提供给货方使用的,应当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确定诉讼时效;承运人请求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集装箱免费使用期届满次日起开始计算。
67.【港口经营人不能主张承运人的免责或者责任限制抗辩】根据海商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涉及的货物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提起的诉讼,有权适用关于承运人的抗辩理由和限制赔偿责任规定的为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在现有法律规定下,港口经营人并不属于上述范围,其在港口作业中造成货物损失,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直接以侵权起诉港口经营人,港口经营人援用海商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主张免责或者限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多式联运合同
68.【涉外多式联运合同经营人的“网状责任制”】具有涉外因素的多式联运合同,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多式联运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
当事人就多式联运合同协议选择适用或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货物灭失或者损坏发生在国外某一运输区段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适用该国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不能直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法律予以确定;有关诉讼时效的认定,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
(三)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69.【收货人的诉权】运输合同当事人约定收货人可直接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承运人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或者交付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收货人请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承运人对托运人的抗辩,可以向收货人主张。
70.【合同无效的后果】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的承运人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承运人请求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的出租人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无效,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或者收货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滞期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1.【内河船舶不得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商法第十一章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适用的船舶应当为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海船,不适用于内河船舶。海船的认定应当根据船舶检验证书记载的航行能力和准予航行航区予以确认,内河船舶的船舶性质及其准予航行航区不因船舶实际航行区域而改变。
十二、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72.【不定值保险的认定及保险价值的举证责任】海上保险合同仅约定保险金额,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为不定值保险。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保险价值。
海上保险合同没有约定保险价值,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按照损失金额或者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保险人以保险价值高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由,主张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承担比例赔偿责任的,应当就保险价值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一致。
73.【超额保险的认定及举证责任】海上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价值,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以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明显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由,主张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保险价值,就超出该保险价值部分免除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保险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存在故意隐瞒或者虚报保险价值的除外。
海上保险合同没有约定保险价值,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主张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保险价值,并以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明显高于保险价值为由,主张对超过保险价值部分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提供证据证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明知保险金额明显超过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确定的保险价值的除外。
74.【与共同海损分摊相关的海上保险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因分摊共同海损而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保险事故(共同海损事故)发生之日。
涉及海上保险合同的共同海损分摊,被保险人已经申请进行共同海损理算,但是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理算报告尚未作出,被保险人无法向保险人主张权利,属于被保险人主观意志不能控制的客观情形,可以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即理算报告作出之日起,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75.【沿海、内河保险合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起算点】沿海、内河保险合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日应当根据法释(2001)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确定。
十三、关于船舶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
76.【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产生的财产损失主张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承运人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过程中,造成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船载货物权利人对本船提起的财产赔偿请求不具有船舶优先权。碰撞船舶互有过失造成船载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船载货物权利人可以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向对方船舶主张船舶优先权。
77.【就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产生的财产损失主张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承运人履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过程中,造成旅客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旅客对本船提起的财产赔偿请求不具有船舶优先权。碰撞船舶互有过失造成旅客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旅客可以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向对方船舶主张船舶优先权。
78.【挂靠船舶的扣押】挂靠船舶登记所有人的一般债权人,不属于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其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挂靠船舶实际所有人的物权。一般债权人申请扣押挂靠船舶后,挂靠船舶实际所有人主张解除扣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挂靠船舶享有抵押权、留置权和船舶优先权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申请扣押挂靠船舶,挂靠船舶实际所有人主张解除扣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非善意第三人的除外。
十四、关于海事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
79.【同一事故中当事船舶适用同一赔偿限额】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无论其是否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或者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其他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也应适用该条规定。
80.【单一责任限制制度的适用规则】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关于“先抵销,后限制”的规定适用于同类海事请求。若双方存在非人身伤亡和人身伤亡的两类赔偿请求,不同性质的赔偿请求应当分别抵销,分别限制。
81.【养殖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因船舶碰撞或者触碰、环境污染造成海上及通海可航水域养殖设施、养殖物受到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赔偿其由此造成的养殖设施损失、养殖物损失、恢复生产期间减少的收入损失,以及为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确定损失支出的合理费用。养殖设施损失和收入损失的计算标准可以依照或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被侵权人就养殖损害主张赔偿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许可证;养殖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人民法院对收入损失请求不予支持,但被侵权人举证证明其无需取得使用权及养殖许可的除外。
被侵权人擅自在港区、航道进行养殖,或者未依法采取安全措施,对养殖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十五、关于其他海事案件的审理
82.【清污单位就清污费用提起民事诉讼的诉权】清污单位受海事行政机关指派完成清污作业后,清污单位就清污费用直接向污染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3.【用人单位为船员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与船员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用人单位为船员购买商业保险的,并不因此免除其为船员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船员获得用人单位为其购买的商业保险赔付后,仍然可以依法请求工伤保险待遇。
84.【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相互救助情况下的救助款项请求权】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之间进行救助,救助方的救助款项不应被取消或者减少,除非其存在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85.【船员劳务纠纷的举证责任】 船员因劳务受到损害,向船舶所有人主张赔偿责任,船舶所有人不能举证证明船员自身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对船员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船员自身存在过错,并请求判令船员自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船舶所有人的抗辩予以支持。
86.【基金设立程序中的管辖权异议】利害关系人对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期间的规定。
87.【光船承租人因经营光租船舶产生债务在光船承租人或者船舶所有人破产时的受偿问题】因光船承租人而非船舶所有人应负责任的海事请求,对光租船舶申请扣押、拍卖,如果光船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虽然该海事请求属于破产债权,但光租船舶并非光船承租人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债权人可以通过海事诉讼程序而非破产程序清偿债务。
因光船承租人应负责任的海事请求而对光租船舶申请扣押、拍卖,且该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抵押权、留置权时,如果船舶所有人进入破产程序,请求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可直接向破产管理人请求从船舶价款中行使优先受偿权,并在无担保的破产债权人按照破产财产方案受偿之前进行清偿。
88.【船舶所有人破产程序对船舶扣押与拍卖的影响】海事法院无论基于海事请求保全还是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等原因扣押、拍卖船舶,均应当在知悉针对船舶所有人的破产申请被受理后及时解除扣押、中止拍卖程序。
破产程序之前当事人已经申请扣押船舶,后又基于破产程序而解除扣押的,有关船舶优先权已经行使的法律效果不受影响。船舶所有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当事人不能申请扣押船舶,属于法定不能通过扣押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情形,该类期间可以不计入法定行使船舶优先权的一年期间内。船舶优先权人在船舶所有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直接申报要求从产生优先权船舶的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且该申报没有超过法定行使船舶优先权一年期间的,该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应当在一般破产债权之前优先清偿。
因扣押、拍卖船舶产生的评估、看管费用等支出,根据法发[2017]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的规定,可以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
89.【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不可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处理海上交通事故的证据”的规定,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作为船舶碰撞纠纷等海事案件的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质证程序对该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进行认定。
仲裁司法审查部分
十六、关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
90.【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案件的范围】当事人之间就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生效、失效以及是否约束特定当事人等产生争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人民法院应当作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予以受理,并针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裁定。
91.【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与仲裁管辖权决定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三条的规定,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并已经作出决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92.【放弃仲裁协议的认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首次开庭前未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视为其放弃仲裁协议。原告其后撤回起诉,不影响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诉讼行为放弃了仲裁协议。
被告未应诉答辩且缺席审理的,不应视为其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有效仲裁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93.【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仲裁协议是否约定了明确的仲裁机构时,应当按照有利于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予以认定。
94.【“先裁后诉”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认定】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争议发生后“先仲裁、后诉讼”的,不属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根据仲裁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先仲裁、后诉讼”关于诉讼的约定无效,但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95.【仅约定仲裁规则时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但约定了适用某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视为当事人约定该仲裁机构仲裁,但仲裁规则有相反规定的除外。
96.【约定的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不一致时的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内地仲裁机构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的,一方当事人以该约定系关于临时仲裁的约定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7.【主合同与从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认定】当事人在主合同和从合同中分别约定诉讼和仲裁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当分别按照主从合同的约定确定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但主从合同当事人相同的除外。
十七、关于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
98.【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依据】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根据前款规定,对被申请人主张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事由进行审查。对被申请人未主张的事由或其主张事由超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事由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三款、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职权审查执行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99.【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撤销仲裁调解书的申请进行审查。当事人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调解书的,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100.【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裁决的执行】境外仲裁机构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视为我国内地的涉外仲裁裁决。当事人向仲裁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101.【违反法定程序的认定】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或者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102.【超裁的认定】仲裁裁决的事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或者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的情形。
仲裁裁决在查明事实和说理部分涉及仲裁请求或者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以外的内容,但裁决项未超出仲裁请求或者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当事人以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由,请求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3.【无权仲裁的认定】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机构非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裁决事项系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
104.【重新仲裁的适用】申请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但可以通过重新仲裁予以弥补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人民法院决定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在通知中说明要求重新仲裁的具体理由,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撤销程序。
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未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十八、关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
105.【《纽约公约》第四条的理解】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当根据《纽约公约》第四条的规定提交相应的材料,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
106.【《纽约公约》第五条的理解】人民法院适用《纽约公约》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应当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对被申请人主张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事由进行审查。对被申请人未主张的事由或者其主张事由超出《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事由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依职权审查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裁决事项依我国法律不可仲裁,以及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
107.【未履行协商前置程序不违反约定程序】人民法院适用《纽约公约》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再提请仲裁”的,一方当事人未经协商即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以对方违反协商前置程序的行为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仲裁程序与各方之间的协议不符为由主张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8.【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纽约公约》审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如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经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或者不可执行,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相冲突的,应当认定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的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
109.【承认和执行程序中的仲裁保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十九、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其他问题
110.【仲裁司法审查裁定的上诉和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因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的驳回申请裁定、对管辖权异议作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再审。
除上述三类裁定外,人民法院在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作出的其他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申请复议、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十、关于涉港澳台商事海事案件的参照适用
111.【涉港澳台案件参照适用本纪要】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商事海事纠纷案件,相关司法解释未作规定的,参照本纪要关于涉外商事海事纠纷案件的规定处理。
凡例:  1.法律文件名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5.《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诉讼文书和非诉讼文书海牙公约》,简称《海牙送达公约》;  6.《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简称民事诉讼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于2019年5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6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2019年5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9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 高检发释字[2019]3号)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单位制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
一、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制发的22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见附件1)。
二、经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22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见附件2)。
三、为了便于工作和查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文件中已经被废止的2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一并予以公布(见附件3)。
附件1
决定废止的单独制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目录(22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及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公捕”问题的意见
1983年7月12日
(83)高检一函第26号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执行逮捕的方式已有明确规定。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1992年1月7日
高检发〔1992〕2号
免予起诉制度已被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废止。
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携款潜逃的贪污、贿赂等案犯及时立案、报告的通知
1992年6月18日
高检发贪检字〔1992〕3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查处偷税、抗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犯罪案件工作的通知
1993年7月20日
高检发贪检字〔1993〕35号
全文涉及税务领域职务犯罪查处,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不再承担这项职能。
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
1993年11月4日
高检发贪检字〔1993〕5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8〕28号),该文件不再适用。
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的通知
1998年5月11日
高检发释字〔1998〕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8〕28号),该文件不再适用。
7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
1999年1月29日
高检发〔1999〕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知
1999年11月8日
高检发〔1999〕2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2000年12月13日
高检发〔2000〕2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通知
2000年12月21日
高检发反贪字〔2000〕3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有关内设机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分工的规定》的通知
2002年4月12日
高检发预字〔2002〕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考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2004年2月13日
高检发反贪字〔2004〕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7年11月5日
高检发渎检字〔2007〕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查办危害土地资源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8年11月6日
高检发渎检字〔2008〕1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2009年9月2日
高检发〔2009〕17号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8〕28号),该文件不再适用。
1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法律文书工作文书的通知
2009年9月3日
高检发侦监字〔2009〕22号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8〕28号),该文件所依据的《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不再适用。
17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文明接待室评比标准》的通知
2010年9月9日
高检发控字〔2010〕5号
该文件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文明接待室评比标准》《人民检察院文明接待室评比办法》的通知(高检发控字〔2015〕3号)替代。
1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知
2010年9月10日
高检发〔2010〕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9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2011年6月2日
高检发办字〔2011〕24号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8〕28号),该文件不再适用。
2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2011年12月1日
高检发预字〔201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2013年2月6日
高检发预字〔2013〕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能力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2016年7月29日
高检发反贪字〔2016〕28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附件2
决定废止的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目录(22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及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加强联系与配合,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
2001年4月11日
高检会〔2001〕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在海关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
2001年4月26日
高检会〔200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3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税务系统中共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
2001年4月30日
高检会〔200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
2001年7月18日
高检会〔200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金融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
2001年8月1日
高检会〔2001〕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6
最高人民检察院、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在医药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系统预防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
2001年8月2日
高检会〔200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7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
2001年10月18日
高检会〔2001〕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8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协作配合的通知
2004年11月19日
高检会〔2004〕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税务机关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
2005年12月30日
高检会〔2005〕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
2006年11月2日
高检会〔2006〕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设部关于在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
2006年12月21日
高检会〔2006〕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计署关于加强铁路检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工作协作配合、健全案件移送制度的通知
2007年8月31日
高检会〔2007〕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3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在查处和预防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协作的若干意见(暂行)》的通知
2007年10月12日
高检会〔2007〕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4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和预防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若干规定(暂行)》的通知
2007年10月10日
高检会〔2007〕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5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与林业主管部门在查处和预防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和协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7年12月29日
高检会〔2007〕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6
最高人民检察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和加强协作配合制度的通知
2008年12月16日
高检会〔2008〕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7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审计署、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
2012年6月1日
高检会〔2012〕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8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在民政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的通知
2012年12月12日
高检会〔2012〕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19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全面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通知
2015年5月8日
高检会〔2015〕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0
最高人民检察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通知
2015年5月22日
高检会〔2015〕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扶贫开发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
2015年9月20日
高检会〔2015〕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22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6年2月19日
高检会〔2016〕2号
该文件系阶段性工作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该文件不再适用。
附件3
已被废止的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目录(2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及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工作联系的通知
1990年8月7日
审法发〔1990〕228号
该文件已被《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废止审计机关与检察机关协作配合联系制度文件的通知》(审办审理发〔2019〕6号)废止。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计署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制度的通知
2000年3月23日
审法发〔2000〕30号
该文件已被《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废止审计机关与检察机关协作配合联系制度文件的通知》(审办审理发〔2019〕6号)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二批上门听证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二批上门听证典型案例
(2022年8月17日)
韦某现申请立案监督上门听证案
【关键词】
立案监督 疑难复杂 内外协作
【要旨】
对疑难复杂信访案件,由院领导组建办案组包案办理,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材料、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主动联合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等有关人员参与办理,邀请申诉人亲友、村委会等人员参加听证,以上门听证的方式逐一解答申诉人的诉求,回应公众的质疑,同步开展帮扶济困工作,有利于消弭对抗、化解矛盾,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申诉人韦某现,系原案死者韦某局的近亲属(同胞兄弟)。
2018年5月3日3时许,原案死者韦某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某休闲馆消费后,从该馆三楼过道离开时,不慎从门侧窗台坠落,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于2022年1月21日作出南公兴不立字〔2022〕00007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韦某现不服,于2022年3月3日向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组织上门听证情况】
审查办理。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决定由该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包案,组建“包案领导+员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办案组模式进行审查办理。办案组调取原案案卷证据材料,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充分听取申诉人、公安机关原案承办人、司法鉴定人及相关人员的意见,核实尸体检验情况、案发现场勘验等情况,经研究讨论一致认为,现有证据证明韦某局的死亡后果系高空坠落所致,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听证准备。考虑申诉人居住地与案发地相分离,横跨“两市两县(区)”(南宁市兴宁区、河池市都安县),存在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邀请人民监督员、法律援助律师作为听证员,于2022年3月18日到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人民政府开展上门听证,同时邀请公安机关原案承办人、司法鉴定人员、申诉人的亲友、村委会成员等相关人员一同参加听证,将听证会工作做实做细,切实增加释法说理工作合力。
公开听证。听证会上,申诉人诉称韦某局系因被人推下楼而导致死亡,应由相关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其反映的案件线索不予立案存在错误,同时公安机关在案发后一直都没有主动通知死者家属,导致家属未及时得知死者情况。针对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承办人就检察机关对案件调查核实、审查办理等情况详细解释说明,公安机关原案承办人、司法鉴定人员逐一进行回应说明,并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示案发现场勘验等情况。
听证员分别询问申诉人、公安机关原案件承办人、司法鉴定人员,认真听取意见,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难以认定凶杀的动机等因素;从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勘验的情况来看,无法认定具有刑事案件因素。根据以上听证意见,经评议一致认为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最后,主持人结合听证意见,又对申诉人进行诚挚的心理抚慰,表示会充分考虑死者近亲属家庭实际情况,给予一定关心帮扶。
听证结束后,申诉人及其亲友卢某生、参加听证的村干部均表示对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疑问已消除,接受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申诉人表示不再就该案向检察机关或其他单位信访申诉,愿意息诉息访。随后,检察机关根据死者母亲生活存在困难的实际,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典型意义】
对重大疑难复杂信访案件,检察机关围绕申诉人反映的焦点问题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认真审查办理、深入调查核实基础上,联合原办案机关、鉴定机构等开展上门听证,邀请申诉人亲友、村委会等有关人员一同参与听证,将“法、理、情”有机结合,既增强了司法办案的透明度,又形成了息诉化解矛盾合力。同时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法能动履职,积极沟通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妥善解决,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王某发刑事申诉上门听证案
【关键词】
刑事申诉 内外联动 多元救助
【要旨】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领导包案+上门听证+司法救助”方式,压实院领导包案责任,将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在首办环节、问题解决在基层。检察机关主动将矛盾化解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中,依托“府检联动”平台,延伸司法救助工作触角,建立完善多元救助新格局,有利于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基本案情】
申诉人王某发,系汤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王某明之弟。
2021年2月9日,被告人汤某醉酒驾驶小型轿车沿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荻港镇街道由南向北行驶,途经荻港镇街道某路段时,车辆与同向行人王某明发生碰撞,造成王某明重伤一级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汤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同年2月17日,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汤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王某发不服,以被告人汤某交通肇事逃逸、情节恶劣、事发后未给予足额赔偿以及法院量刑过轻为由,向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组织上门听证情况】
审查办理。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决定由该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包案办理,控告申诉、刑事检察等部门协作配合调阅原案卷宗、听取申诉人意见、核实证据材料。经审查认为,原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量刑适当,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同时,经走访了解得知,王某发提出申诉的主要原因是对法律规定的理解有偏差,且被害人王某明昏迷不醒,生活不能自理,后期治疗费用巨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
听证准备。为进一步了解申诉案件背后的症结,检察机关先后2次走访王某明所在村委会及就诊医院,了解到王某明系农村“五保户”,无经济来源,案发后一直重伤昏迷,在医院治疗期间,医药费、护理费等均由王某发承担。王某发本人表示,王某明后续治疗时间和费用、康复费用等不确定因素,让其“步履维艰”。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经征得申诉人同意,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将听证会的地点“搬”到了王某发家里,该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担任主持人,并邀请两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听证员。听证会前,承办人就相关案情与听证员进行沟通交流,充分听取听证员意见。
公开听证。听证会上,王某发充分陈述申诉理由,承办人详细介绍案件审查情况,深刻剖析争议焦点,耐心解释法院判决作出的法律依据。听证员就王某发关切的原案被告人自首认定、具体量刑等问题,结合法理、情理逐一答疑解惑,并将相关法律条文向王某发出示。听证员指出,汤某虽案发后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其在朋友的劝说下,在离案发现场不远处,主动将车停下等待交警处理,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可以认定为自首。根据《安徽省常见犯罪量刑规范的实施细则》,法院判决综合考虑事故责任认定、自首、未足额赔偿等情节,对汤某的量刑并无不当。王某发表示,没想到检察机关会主动上门,对他的诉求逐一答复,同意检察机关的处理意见,愿意息诉息访。
听证结束后,王某发的“法结”打开了,但是其肩上的生活重担还未卸下,王某明的后续治疗费用远超过王某发的承受能力,每月仅护理、床位等费用高达1万余元,因案致贫的状况亟需救助和帮扶。随后,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审查决定联合繁昌区人民法院共同开展司法救助。此外,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还依托“府检联动”平台,积极会同区民政局、当地镇政府等有关部门,就王某明相关治疗费用等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决定免除其前期拖欠的医药费、床位费等费用1万余元,同时还决定不再收取后期产生的相关费用。
【典型意义】
上门听证前开展深入的走访调查,了解申诉人现实信访动态,掌握影响矛盾息诉化解的症结,在申诉人家里引入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逐一回应申诉人的诉求,让公平正义以申诉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积极主动将司法救助融入国家救助体系大格局,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以“我管”促“都管”,不断提升司法救助工作质效,真正解决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王某迎控告上门听证案
【关键词】
控告违法 异地协作 跨省听证
【要旨】
对因信息不对称,申诉人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检察办案不理解引发信访的,检察机关应积极主动与信访人沟通联系,积极回应申诉人诉求。对申诉人在外地或联系不畅的,上下级检察机关一体联动,主动加强与信访人所在地检察机关协作,采取上门公开听证等方式开展释法说理,极大减轻了申诉人维权成本,推动实现息诉息访。
【基本案情】
申诉人王某迎,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系原审被告人王某的同胞姐姐。
2021年12月,王某迎通过来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反映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宋某、王某(信访人王某迎胞姐)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过程中,故意将宋某、王某分案起诉,人为制造“一案两诉”,存在违法办案行为。
【组织上门听证情况】
审查办理。2022年1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收到最高检转交的王某迎申诉信后,要求九江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化解矛盾,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成立院领导作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包案办理。办案组调阅宋某、王某等人案件相关案卷材料,听取原案承办人对案件办理过程的介绍,经审查认为,原案承办人在已查明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法先后对宋某、王某等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并追诉相关犯罪单位和责任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办案情形。
听证准备。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包案领导拟在约谈申诉人王某迎后,以公开听证会方式释法说理,但王某迎具有一定对立情绪,拒接办案组电话。鉴于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要求九江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主动开展息诉化解工作,同时积极与安徽检察机关沟通联系,争取支持。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办案组最终联系上王某迎,并征得其同意举行上门听证。
公开听证。2022年3月16日,濂溪区人民检察院包案领导带领办案组成员、听证员一行人,赶赴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次日,在该院听证室举行公开听证。听证会上,紧紧围绕王某迎控告检察机关存在违法办案行为的诉求,承办人详细进行释法说理,阐明因宋某和王某归案时间不同、诉讼过程不同,造成两人分案起诉,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又进一步解释法院判决对宋某、王某的定罪量刑等问题。听证员指出,检察机关千里迢迢赶赴申诉人住地开展公开听证,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希望申诉人能够感受得到;随后又结合申诉人的诉求、法院审理情况,对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进行客观中立分析评判,从“法、理、情”不同角度,一步一步消除王某迎的疑虑。王某迎当场表示不再申诉控告。
【典型意义】
以“如我在诉”的境界和“求极致”的精神,用心用情办好每一封群众来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应有之义。对于“三跨三分离”案件,案发地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上下协同、密切配合,属地检察机关主动配合,一体联动,将矛盾化解在首办环节、问题解决在属地,是检察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践行,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熊某某刑事申诉上门听证案
【关键词】
刑事申诉 小案精办 衔接机制
【要旨】
对一些久诉不息、确需解开“心结”,且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申诉人,检察机关应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进村下乡,把听证室“搬”到申诉人所在地,以人民群众可感可触可信的方式,开展释法说理,提升听证质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当地。
【基本案情】
申诉人熊某某,女,78岁,系原案被害人。
2018年2月,刘某某擅自将村边52棵杨树砍伐卖掉,获利4000余元,熊某某认为涉案树木系其所有,二人由此发生争执,后熊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7月12日,河北省深州市公安局对刘某某立案侦查,同年10月19日以涉嫌盗伐林木罪将刘某某移送审查起诉。深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遂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熊某某不服,向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期间又多次到市、县两级政府有关部门信访申诉。
【组织上门听证情况】
审查办理。衡水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决定由该院副检察长包案办理,承办人全面审查原案案卷材料,认真听取申诉人的申诉,核实相关证据,并多次到申诉人所在镇、村进行走访调查。经审查认为,涉案树木年代久远,林权不清,定案证据不足,深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但因熊某某年事已高,且对法律认识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加之较为执着,期间两级检察机关多次做工作,熊某某均拒绝接受。
听证准备。考虑熊某某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身边无人照顾,案件又事发邻里之间,且已经造成较深积怨,检察机关和申诉人之间“背对背”做工作较难化解,决定采取上门听证方式,检察机关与申诉人、原案被不起诉人当面释法说理。经征得熊某某同意,衡水检察机关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等担任听证员,多名属地党政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村民代表参与听证。
公开听证。2022年2月18日,听证会在申诉人所在地的镇政府会议室举行。衡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担任主持人,原办案检察官、承办人详细介绍了案情并阐述了法律依据和理由,申诉人充分陈述了申诉理由。原案承办检察官指出,综合全案证据,原案双方均有证人证明涉案树木归其所有,且都无书证佐证,涉案地点所采伐树木的所有权归属不能确定,不能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同样也不能认定涉嫌盗窃罪。针对申诉人提出的涉案地块为其家承包地树木理应归她等问题,承办人根据调查核实情况逐一做了回应。听证员与申诉人进行深入沟通交流,指出根据林业局证明涉案林木不需办理采伐证,且出材蓄积为4.5立方米,不构成滥伐林木罪,一致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听证会中,所在村干部介绍了申诉人家庭情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最后,主持人站在维护邻里和谐角度,进行了必要的法治宣讲。申诉人当场表示接受听证会意见。
听证会结束后,衡水检察机关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申诉人年事已高,患有多种疾病,生活比较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熊某某表示不会信访申诉,要好好地过日子。鉴于该案化解的良好效果,深州市人民检察院与镇政府商讨制定了建立司法救助衔接机制的意见,将“办理一案,惠及一方”的理念融入到司法办案全过程中。
【典型意义】
“小案”透视大民生,“精办”展现法理情。厚植为民情怀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对因邻里纠纷等原因而引发的案件,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办案的根本标准,通过上门听证方式审查办理,把“法理”讲清、把“事理”讲明、把“情理”讲透,是以“止于至善”的标准化解矛盾纠纷的具体体现。将“办理一案,惠及一方”的理念融入到司法办案全过程,更是体现了检察机关做实做细信访矛盾诉源治理的能动履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国际商事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国际商事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涉外商事案件的批复
(2022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办案组织设置及运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办案组织设置及运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高检办发〔2017〕23号)
机关各内设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办案组织设置及运行办法(试行)》已经201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9月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
司法办案组织设置及运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健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办案组织,规范司法办案组织运行,根据《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等规定,结合机关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履行职能的需要、案件类型和复杂难易程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实行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的基本组织形式。
第三条 检察官办案组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为加强法律监督专业化建设,检察官办案组可以固定设置,也可以根据司法办案需要临时组成。检察官办案组负责人为主任检察官。
临时组成的检察官办案组及主任检察官由业务部门负责人或者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指定。固定设置的检察官办案组及主任检察官由业务部门负责人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批准决定,并报政治部备案。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检察官办案组的,为主任检察官;参加同一办案组的,依序或者由检察长指定担任主任检察官。
第四条 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配备必要的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可以固定配置,也可以集中管理,根据办案需要随案配备。
第五条 由独任检察官承办的案件,一般是指简单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案件。
由检察官办案组承办的案件,一般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案件。
第六条 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承办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由独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或者提出处理意见,提请业务部门负责人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
主任检察官作出决定或者提出处理意见前,应当组织办案组检察官进行讨论或者听取组内其他检察官意见。
第七条 固定设置的检察官办案组内的主任检察官、检察官可以作为独任检察官承办案件,并依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主任检察官对组内其他检察官作为独任检察官承办的案件,不行使办案事项决定权和审核权。
第八条 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确定由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负责决定的办案事项,独任检察官或者主任检察官作出决定前,原则上应当报请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通知、告知等程序性办案事项除外。
对于应当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办案事项,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决定或者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九条 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案件时,可以要求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对案件进行复核或者补充相关材料,并就自己的意见与检察官沟通,但不得直接改变检察官意见或者要求检察官改变意见。需要报请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批准、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将审核意见连同检察官的处理意见一并报送。审核过程中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的,讨论情况和意见应当一并报送。
第十条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审核案件时,同意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意见的,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不同意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意见或者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意见的,可以要求补充相关材料,或者对案件进行复核,也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直接对案件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内的主任检察官、检察官对其负责和决定的办案事项负责。对于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的决定,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应当执行。
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执行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的决定,其司法责任的认定与承担,按照《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检察官助理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应当在检察官指导下履行职责,《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规定须由检察官亲自承担的办案事项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规定由检察官决定的办案事项除外。
第十三条 书记员在检察官的指导下,承担司法办案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和案件审结后的立卷归档工作。
第十四条 制定司法解释、办理其他非办案类检察业务,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光辉等2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光辉等2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9]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王光辉、蒙永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19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022年1月25日)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某煤炭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不起诉案
【关键词】
非法占用农用地 水土保持 支持磋商 生态修复 酌定不起诉
【要旨】
对犯罪情节轻微,且积极修复被破坏黄河水源补给地的刑事案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坚持依法、审慎、稳妥原则,通过召开听证会等方式接受各方监督。检察机关可以支持生态损害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7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某煤炭公司(以下简称“某煤炭公司”)未经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同意,擅自在位于黄河上游补给水源区鄂尔多斯黄河“金三角”腹地十大孔兑(“孔兑”为蒙古语,意为山洪沟)的上游地段建设煤场,非法占用林地(类型为特殊灌木林地,林种为水土保持林)50.23亩,造成林地植被大量毁坏。
【检察履职情况】
2020年1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森林公安局将本案移送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达拉特旗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达拉特旗检察院认定该煤炭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非法占用林地50.23亩建设厂房,数量较大,造成林地大量毁坏,其行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达拉特旗检察院发现大量林地受损且尚未得到有效恢复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于2020年12月8日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邀请林地领域的专家对涉案林地破坏情况和修复方案进行评估论证。因地方政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达拉特旗检察院支持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与该煤炭公司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确定由该煤炭公司恢复治理林地20余亩,异地补植林地30余亩种植松树3100余株,缴纳涉案林地植被恢复费用116万余元。2021年5月11日,达拉特旗检察院邀请当地森林公安局、人民监督员实地勘验评估补植复绿树木成活率及生态修复效果,生态修复初显成效。
鉴于本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已得到赔偿与修复治理,且案发后,该煤炭公司负责人主动投案认罪认罚,公司积极开展绿色矿山建设,达拉特旗检察院结合企业经营与发展需要,决定于2021年5月17 日召开拟不起诉案件听证会。听证会议,邀请了达拉特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工商联、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等7名听证员参加,并邀请了当地15位煤炭行业民营企业家参与旁听,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事实,阐述了对案件的性质认定以及拟作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和相关法律依据。听证员对案件定性和拟不起诉决定均表示赞同。听证会后,达拉特旗检察院结合以往办理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为在座企业人员进行了生态资源保护的法治宣传活动。5月26日,达拉特旗检察院对本案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决定。
【典型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上游地区,黄河河段728公里。本案案发于黄河鄂尔多斯段“金三角腹地”,当地的十大孔兑是黄河上游地区的重要补给水源地。但因水土流失严重,每年向黄河输入河沙约3000万立方米。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稳定,检察机关既依法惩治危害黄河水源补给地环境资源犯罪,同时积极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机关与赔偿义务人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将督促恢复生态环境作为案件处理的重要事由予以考量。通过邀请专门人员实地查看和检察听证等方式,让生态修复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到、信得过的方式实现。对犯罪情节轻微,恢复效果好的,检察机关可依法作出情节轻微不起诉决定。对拟作不起诉的危害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举行听证会,将普法融入听证,既提升了不起诉案件听证工作的公信力,也宣讲了环保政策法律,提升了法治宣传教育成效。
山东省东营市李某忠等8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黄河三角洲湿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业化生态保护 协同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深入践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依托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检察工作站,内部“四大检察”融合发力,外部多部门联勤联动,探索“惩治犯罪+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宣传预防”的生态检察模式,共同加强黄河口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形成“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间,被告人李某忠向被告人尹某星等人提供毒药呋喃丹,并传授使用方法、指导拌药,采取投毒方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而后由李某忠予以收购、出售。其中,既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又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2018年11月前后,被告人李某忠将向他人收购的2只灰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每只2000元的价格分两次出售给李某刚(另案处理)。同年12月23日,被告人李某山以1500元的价格向李某忠出售白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只。12月26日,李某忠将白鹤以3200元价格出售给在山东聊城从事珍禽养殖场经营的被告人宋某勇。后宋某勇以11000元价格,将白鹤转卖给河南省鹤壁市某湿地公园。12月28日,李某山以1400元价格向李某忠出售其猎捕的灰鹤1只。
此外,被告人李某忠大量收购被告人单某明、李某林、毕某平、葛某军、李某山、尹某星等人毒杀或捡拾的野生鸟类死体后,通过长途物流,贩卖给江苏、湖北等地的个体收购者。经鉴定,死亡鸟类涉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和白天鹅各6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嘴鸭、绿头鸭、苍鹭、夜鹭等千余只。
【检察履职情况】
2018年11月29日,山东省东营市森林公安局(以下简称“东营森林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并商请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营市检察院”)就证据收集提出意见。针对该案作案时间长,涉案人员多,鸟类种类和数量多等问题,东营市检察院生态环保办案组先后6次与公安机关召开检警联席会议,围绕各犯罪嫌疑人长期在自然保护区工作生活经历,深挖细查犯罪线索,固定了犯罪团伙成员间的微信记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行车轨迹等客观性证据,查清了“猎捕-收购-运输-销售”犯罪利益链条。2019年6月25日,东营森林公安局以李某忠等8人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案件移送东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东营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忠不仅有收购毒杀鸟类的行为,还有向其他被告人提供毒药并传授毒杀鸟类方法的行为,遂决定追加认定李某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7月25日,东营市检察院根据级别管辖,将案件交广饶县人民检察院办理。9月24日,广饶县人民检察院对李某忠等8人提起公诉,并对包括8名被告人和另外4名参与了本案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侵权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12月25日,广饶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忠、单某明、尹某星、李某林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李某忠、尹某星、单某明、毕某平、李某林、宋某勇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李某山犯非法出售、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李某山、尹某星、单某明、毕某平、葛某军犯非法狩猎罪;被告人李某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二年不等的刑罚,合计并处罚金34.5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李某忠等12人共同赔偿因侵权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费共计13.4万余元、鉴定评估费2.1万元,并在国家级主流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李某忠、李某山不服,提出上诉。2021年6月4日,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据同年3月1日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有关规定,判决认定上诉人李某忠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李某山犯非法出售、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将其中李某忠的刑期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三年,对其他原审被告人的刑期和罚金等均予以维持。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滥杀滥捕野生鸟类问题,东营市检察院牵头召开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联席会议,向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局通报了案件办理中发现的问题,并送达了检察建议。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联合部署开展了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非法收购、非法运输”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并且,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通往保护区的重要道路、卡口和鸟类聚集区安装视频监控,实现了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力度检查取缔市场上的野生动物交易,办理的2起非法交易野生动物案件不仅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而且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评为“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案例”。2020年5月14日,东营市检察院决定由垦利区检察院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立检察工作站,专门负责联系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通过信息共享、联勤巡防、联合普法,形成多部门生态保护合力,相继查办了5起非法狩猎案件。
【典型意义】
位于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地区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动物1626种,其中鸟类368种,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护黄河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应对非法猎捕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犯罪,检察机关专业化办案团队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全链条排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坚决摧毁非法猎捕、杀害、买卖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和团伙;另一方面结合办案,推动建立健全打防管控常态化机制,形成“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通过在自然保护区设立专门机构,与各相关部门联勤联动,强化沟通对接和协作,进一步强化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的司法保护,有助于从根本上遏制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汪某勇等7人污染环境刑事公诉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黄河支流 入河排污  三级联动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要旨】
办理重大、有影响的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上级检察机关要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迅速介入,将指导工作做细做实,通过协作配合,上下一体突破案件。加强内外协同,将生态刑事检察工作与促进本地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堵漏建制的作用,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完善制度、强化监管的检察建议,达到“办理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的效果。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被告人汪某勇、董某娟经介绍与被告人李某庆、何某杰、刘某强、李某利认识后,双方口头协议由李某庆等4人出资,在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投资设立化工染料厂,租赁给汪某勇、董某娟从事化工染料生产。汪某勇通过董某娟购买化工原料,雇佣被告人许某明等人负责机器设备的安装、调试、染料生产等工作。同年11月,应汪某勇要求,刘某强安排李某利购买塑料长管安装在化工厂排污口,并通过掩埋的方式伸入到南河(系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二级支流、清水河一级支流)河道,用于偷排污水。11月23日,该化工染料厂在没有经营行政许可证和环保许可手续的情况下,非法调试生产。11月26日凌晨1时许,在汪某勇的默许下,许某明将生成的1.5吨废液简单处理后排入清水河,致使清水河40余公里水体因严重污染变色,引发流域内群众恐慌。经鉴定,被污染水质超过III类水标准,为重度污染。案发后,天水市委、市政府启动应急预案,调运应急物资和大型机械,在清水河河道内筑起十多道临时围堰,将受污染水体控制在清水河流域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清水河、葫芦河及渭河天水段水质进行实时监测。经评估,此次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3万余元。12月5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对“甘肃省天水市境内黄河支流污染问题”进行专题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检察履职情况】
2019年11月26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张家川县检察院”)于次日获悉本案后,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重点围绕引导确定犯罪嫌疑人、查封作案现场、扣押相关设备、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意见。主动向公安机关了解情况,并立即向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报告了相关情况。12月4日,张家川县检察院根据天水市检察院关于督促整改清水河污染问题专门会议要求,向当地生态环境局、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开展跟踪监测,对可能的污染源进行全面排查,对公众开展保护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宣传教育,以杜绝污染事件再次发生。检察建议发出后,被建议单位积极开展污染恢复、源头排查等工作,截至12月10日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及各类作坊22家,取缔关停3家,限期整改5家,停业整顿14家。12月7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就本案作出批示,要求省检察院第一、第八检察部认真分析研判,指导天水市两级院做好案件办理工作。12月18日,甘肃省检察院、天水市检察院督导组赴张家川县指导县检察院全面了解案件侦办进展,针对提前介入阶段了解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12月26日,公安机关就本案提请张家川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张家川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公安机关遗漏了主要涉案人员董某娟、李某庆,遂对二人作出追加逮捕的决定。2020年9月27日,张家川县检察院对汪某勇等7人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庭审期间,部分被告人主动向张家川县检察院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款310万元。
2020年12月23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汪某勇等7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四年至两年不等有期徒刑,合计并处罚金29万元。董某娟、李某庆等4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2021年3月15日,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甘肃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省内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渭河、洮河、湟水和泾河五个水系,以及各水系的一二级支流。小流域作为黄河主动脉的毛细血管,好与坏、净与污直接关乎黄河生态环境安全。为保护好黄河主动脉的“小血管”,检察机关用足惩治手段,用好检察建议,依法打击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对重点案件,加强办案指导,提高打击和保护的针对性、实效性;对突出问题,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政府部门及时解决,争取政府部门、社会力量的理解和帮助。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加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司法保护,同时推动织密黄河法治保护网,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在黄河治理和保护中的担当和作为。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王某龙确认合同无效监督案
【关键词】
民事抗诉 损害“两益” 合同效力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关于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批准、登记的有关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上述规定订立民事合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确认无效。
【基本案情】
陕西省泾阳县禄长砂场位于黄河重要支流泾河的彬县河段,2013年被列为河砂禁采区。2014年11月1日,王某龙与武某群签订协议,约定武某群以150000元将禄长砂场转让给王某龙。当日,王某龙支付定金50000元,出具100000元欠条一张。合同签订后,王某龙着手经营砂场。由于原采砂许可证已于2012年底过期,2014年11月27日,彬县水利局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认定王某龙擅自在泾河禄长村段存放物料,倾倒垃圾、土石料等废物,无证采砂,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2015年4月,王某龙将武某群诉至彬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彬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禄长砂场转让协议无效,王某龙出具的欠条无效,武某群返还50000元,王某龙返还场地和厂房设备。武某群不服,上诉至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一审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并未规定违反该条文而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均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砂场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王某龙的诉讼请求。王某龙向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王某龙向咸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18年9月1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认为,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开采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禁止非法转让采矿权。该强制性规定虽然未直接规定违反此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禄长砂场无采砂许可证、无营业执照,非法采砂行为影响泾河行洪通畅安全以及河道生态环境。转让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应当认定为无效。
2019年9月11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4民再23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六条虽未直接规定违反此规定的法律后果,但违反此规定的合同将有损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双方转让砂场行为本身有损国家和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判决:撤销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4民终117号民事判决;维持彬县人民法院(2015)彬民初字第00586号民事判决。
【典型意义】
黄河流域水资源自然禀赋条件差,水沙关系不协调,对于各主要支流沿河采砂行为应当严格监管。案涉合同约定转让位于黄河支流泾河彬县河段禁采区的砂场,破坏了河床生态保护功能,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合同意思表示系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违反。检察机关以合同无效提出民事抗诉,对于违法转让砂场行为作出否定性司法评价,维护了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保护、治理秩序。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化解马某诉长垣市某乡人民政府行政协议争议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黄河生态保护 释法说理 撤回监督申请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方面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把讲政治、顾大局摆在突出位置并贯穿始终,加强调查核实,强化释法说理,讲清讲透相关政策规定,促使申请人理解认同和服判息诉,办理一案、教育一方,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基本案情】
黄河滩区迁建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滩区脱贫发展、生态修复的战略举措。2018年初,长垣市某乡两个村作为一期试点,正式启动迁建工作。当地政策规定,无房户每人货币补偿5万元,有房户每人安置30平米房屋,户内少于4人、房屋面积超过140平米的每户按4人安置。村民马某户内2人,房屋面积217平米,可以按4人安置120平米房屋;马某儿子户内5人,因翻建房在马某家暂住,如单独作为一户,只能选择货币补偿,如与马某合并认定为一户,则可以享受房屋安置待遇。2018年6月,经共同协商,马某及其儿子选择合并认定为一户,分别签订《提前搬迁协议》,共按7人安置210平米房屋。安置房分配后,马某反悔,要求自己单独按4人安置120平米房屋。因多次协商未果,2019年9月,马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提前搬迁协议》。法院一审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予以维持。马某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2月22日,马某不服生效行政裁定,向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乡市院)申请监督。新乡市院经审查认为,马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且其合法利益通过《提前搬迁协议》已得到确认,额外再行主张更大利益也不合法。黄河滩区迁建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滩区脱贫发展、生态修复的战略举措,与马某类似的还有40余户对是否提起诉讼还在观望状态,双方争议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当地其他群众搬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战略进程的实施。为彻底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保障迁建工作顺利进行,新乡市院针对马某的诉求,会见长垣市迁建办有关领导,全面了解有关迁建政策规定、《某乡滩区迁建人口认定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制定经过及重点条文的含义;约见乡政府主要领导、迁建工作负责人,深入了解《意见》具体实施情况、户内人口认定实际执行标准;走访马某及其儿子、现任及原任村干部、乡政府包村干部,详细了解马某及其儿子签订案涉《提前搬迁协议》的具体经过和考量因素。经过调查核实查明:《意见》中“户”是指“院落内所有人”,并非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户”;乡迁建办分别与马某及其儿子签订协议,是三方共同协商的结果,马某选择和儿子合并认定为一户有房户,是为了解决其儿子家的住房问题,且符合政策规定;根据当时每平米5000元左右的房价,选择第二种安置方案,马某及其儿子总体上多受益约20万元。
2021年1月21日,检察官再次上门走访,经深入释法说理,马某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生效裁判,主动撤回监督申请,其他40余户处于观望状态的群众因此打消诉讼念头,积极配合迁建工作。截至目前,马某所在村523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完毕,原村庄所占用的近11万平米土地已复耕到位。9月26日,《检察日报》以“长垣:七旬老人的疑虑打消了”为题予以报道,最高检官微同步转载。
【典型意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因受洪灾威胁和影响,黄河滩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实施滩区迁建是实现滩区乡村振兴、修复滩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举措。由于居民迁建涉及诸多环节、众多人口,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容易影响社会稳定,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认真调查核实,查清了相关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上门走访、当面向申请人释法说理、解疑释惑,促使其消除认识分歧,接受法院裁判结果并主动撤回监督申请,为其他40余户处于观望状态的群众起到了示范作用,为黄河滩区迁建、生态修复消除了阻力、赢得了支持,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的办案目标。
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黄河河道行洪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黄河河道违建拆除 共同磋商  跟进监督
【要旨】
对于行政机关难以合力推进整改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主动组织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磋商,督促其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有序有力推进问题整改。在跟进监督中,发现整改不到位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全面充分履职,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1年,山西省芮城县某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润公司”)在芮城县永乐镇沿河公路南侧投资建立奶牛养殖基地,内有多座养殖厂房、饲料贮存室、养殖人员居住平房,占地面积5.78万m2。2016年后,某润公司将奶牛迁往外地发展,该奶牛养殖基地空置后被黄某个人承包用于果渣堆放。2019年8月,水利部河湖中心在暗访黄河干流问题清单中,明确指出某润公司奶牛养殖基地存在占用黄河河道违建问题,应予拆除。直至2020年,该养殖基地违建问题一直存在,妨碍河道行洪,影响黄河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4月,芮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芮城县院”)收到芮城县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芮城河长办”)移交的该黄河河道“四乱”问题线索,经初步调查核实后,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芮城县院通过实地勘验、利用无人机航拍取证及走访调查,查明该养殖基地违建物均位于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影响黄河行洪安全和生态保护,依法应予拆除。同时,查明芮城县永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乐镇政府”)及芮城县三门峡库区管理局(以下简称“芮城三管局”)对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为高效高质推进解决河道违建等问题,芮城县院分别与永乐镇政府、芮城三管局磋商,各方均表示要依法积极履职。但在跟进监督中发现,永乐镇政府、芮城三管局在具体工作的开展和分配上,难以取得共识,无法形成工作合力;加之需统筹考虑清运4000余吨果渣的环保需求,遂牵头组织芮城河长办、永乐镇政府、芮城三管局和运城市生态环境局芮城分局(以下简称“芮城生态环境分局”)召开督促整改协调会,共同磋商解决河道违建拆除、果渣清运、恢复河道原貌等问题。经过充分磋商,各方形成了共识、强化了协作,明确芮城三管局负责拆除违建,永乐镇政府负责果渣清运、资金保障、恢复河道原貌等工作,芮城生态环境分局协助果渣清运等工作。
在持续跟进监督中,芮城县院发现违建主体部分虽已拆除,但河道内仍有大量建筑垃圾和果渣未被清运,河道原貌尚未恢复,公益损害持续存在,遂依法向永乐镇政府、芮城三管局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建议发出后,永乐镇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向县政府争取河道清理、生态修复专项资金,共计80余万元。2020年7月20日、21日,芮城县院先后收到芮城三管局、永乐镇政府的书面回复。经办案检察官现场核实,全部违章建筑(约8600m2)已拆除,4000余吨果渣已全部清运,5.78万m2耕地已恢复,实现了恢复河道原貌的目标,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在个案办结后,芮城县院就黄河河道范围内的违法情形进行全面排查、化解,办理涉黄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案件34件,拆除违章建筑1.53万m2,清理垃圾1350吨,恢复保护湿地面积8.1亩,恢复被占用河道面积90.3亩。
【典型意义】
黄河河道是黄河生态系统的重要要素,河道畅通对于行洪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在清理河道违章建筑工作中,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难以合力推进整改、影响公益受损问题解决的情形,主动组织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磋商,有利于督促多个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有序有力推进问题整改;在跟进监督中,针对实现整改目标仍有差距的情况,依法及时制发检察建议,进一步强化监督,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加大整改力度,高质高效实现彻底拆除河道违建、全面清理建筑和生产垃圾、恢复河道原貌的整改目标,展现了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检察自觉和担当。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黄河文物“镇河铁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黄河文化  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黄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更好地弘扬黄河文化。
【基本案情】
镇河铁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北郊乡铁牛村,1446年民族英雄于谦任河南巡抚时为镇降黄河洪水灾害而建,系中州大地遭受水患的历史见证,其铁犀背部铸有于谦撰写的《镇河铁犀铭》,反映了古代朴素的五行学说,表达了人民要求根除河患的强烈愿望,展现出鲜明的黄河文化色彩。建国后,镇河铁犀随着治黄事业取得成功得以较好保存,并于1963年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因缺乏有效管理,镇河铁犀及周边设施受损严重,其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遭到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6月,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亭区院”)在履行公益保护监督职责时,发现该文物受损问题线索,于6月27日立案调查。龙亭区院多次进行实地勘察,及时固定文物受损证据;走访群众,了解镇河铁犀保护现状;并调取相关行政单位监管、执法资料,依法查明:铁犀全身多处遭到刻划和涂污,基座残损,铁犀北边两通石碑遭长期风蚀字迹难以辨认,铁犀亭及院墙等破败不堪,存在坍塌危险,镇河铁犀及周边设施现状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求严重不符,不利于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结合相关职能部门三定方案,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镇河铁犀保护工作负有监管职责。
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明确监管责任的基础上,2019年7月31日,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龙亭区院向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加大对重点文物保护力度,切实恢复文物历史风貌,提升黄河文化遗迹价值。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开展修缮保护工作。为确保后续整改工作顺利进行,龙亭区院持续跟进监督,积极协调辖区政府履行属地文物保护责任,落实具体衔接保护事宜。截止2019年底,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龙亭区人民政府共出资110余万元用于修复和完善工作,并选派专人负责日常维护管理。2020年3月底,龙亭区院对整改效果进行了实地核查,镇河铁犀已修旧如旧并加固青石底座,铁犀亭及另2处凉亭修缮一新,喷涂彩绘,消除了坍塌风险,对铁犀北边两通石碑和南面修整新挖出的3通石碑进行了修复清洗,重新搭建院落围墙300米,整修大门并悬挂黑底金字门匾,栽种树木100棵,绿化草坪200平方米,院内外铺设砖面200米。2020年5月29日,开封市市民考察团实地参观重新对外开放的镇河铁犀,对保护现状予以充分肯定,现已成为又一处宣传黄河文化的旅游打卡胜地。
【典型意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是检察机关弘扬传承黄河文化、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的职责使命。检察机关针对黄河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主动协同文物保护部门和属地政府共同履职,统筹解决人员、资金、衔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助力提升保护能力和水平,保证了历史文化传承,对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阿坝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湿地泥炭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湿地泥炭资源保护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要旨】
行政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但职责未完全落实的,检察机关可以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
【基本案情】
若尔盖湿地蓄水总量近100亿立方米,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湿地中的泥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地处若尔盖湿地的四川省阿坝县贾洛镇巴洛村一处湿地的泥炭被盗挖后,行政相对人未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进行生态修复,盗挖湿地泥炭形成的深坑回填率不足20%,湿地生态环境和泥炭资源仍处于受损状态。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9月1日,四川省阿坝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阿坝县院”)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阿坝县贾洛镇巴洛村一处湿地的泥炭被盗挖。阿坝县院立即进行勘查,查明约200吨泥炭被盗挖,4.9亩植被面积被破坏。
阿坝县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通过向四川省阿坝县林草局(以下简称“县林草局”)调取证据、询问证人等方式调查取证。调查发现,县林草局对盗挖湿地泥炭的泽某、洛某、仁某已作出行政处罚,要求泽某等三人缴纳罚款并对泥炭盗挖现场以恢复原貌、播撒草种的方式进行修复。但是县林草局未对该行政处罚的执行情况跟进调查,导致泽某等三人迟迟未按行政处罚要求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盗挖泥炭形成的深坑回填率不足20%,若尔盖湿地泥炭资源和生态环境受损的情况依然持续。
2020年9月21日,阿坝县院向县林草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泽某等三人对泥炭盗挖现场进行生态修复。县林草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对该泥炭盗挖现场进行评估,并邀请阿坝县院共同监督泽某等三人对泥炭盗挖现场进行回填修复、播撒草种等。2020年11月,阿坝县院通过再次现场查看进行跟进监督,确认受损泥炭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
在办理案件的同时,阿坝县院结合本地群众对泥炭资源生态意义认识不足、盗挖泥炭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与县林草局共同制定了《保护泥炭地·呵护大草原》倡议书,通过以案释法、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向牧民开展泥炭资源保护巡回宣传活动,增强群众泥炭资源保护法治意识,延伸办案效果。
【典型意义】
若尔盖湿地中的泥炭,在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固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检察机关聚焦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中泥炭盗挖的突出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行政处罚中生态修复责任的落实,让受损的湿地泥炭资源和生态环境得以及时修复。办案同时,检察机关联合行政机关走进牧民区开展巡回法治宣传,增强了藏区群众对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保护的法治意识。
陕西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天然气钻井废液污染北洛河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水污染治理 一体化办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跨县级区划、跨流域水污染问题,可以采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增强公益诉讼办案质效。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促进行政机关对违法企业依法监管的同时,可督促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要求违法企业承担生态修复费用。
【基本案情】
北洛河作为黄河的二级支流,是陕西境内最长的河流。2018年9月8日,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延能联合作业部(以下简称“延能联合”)雇佣胜利油田富邦实业有限公司50167钻井队(以下简称“钻井队”)负责富平探2工程的钻井项目。2019年4月,钻井队负责人董某某以每车7000元的价格将天然气钻井废液交由周某某处理。5月22日、26日、27日凌晨,周某某等4人驾驶油罐车分三次将6车(约70吨)天然气钻井废液运至富县茶坊镇杨家湾村过水桥上排入北洛河,造成北洛河富县、洛川、黄陵、宜君段水体严重污染,危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陕西省富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富县院”)干警发现北洛河污染线索后立即层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陕西省院”)。考虑到本案系跨县流域水污染,办理难度较大,陕西省院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延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延安市院”)成立专案组,由富县院负责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由延安市院负责督促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2019年5月29日,三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召开会议推进案件办理。
专案组通过现场勘查,调取延能联合企业主体及生产经营情况、钻井废液运输记录和净化站污水处理记录,询问证人等方式查明了违法事实。陕西省院联系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钻井废液毒害性质进行鉴定以查明公益损害后果。经鉴定,涉案天然气钻井废液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物,其中总铅、总汞、总砷、六价铬、石油类污染物等八类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过《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总汞的含量最高值超过标准211倍,最低值超过4.36倍。
6月14日,富县院向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富县分局(以下简称“富县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针对违法倾倒天然气钻井废液造成北洛河水污染的问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富县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开展全面调查,并向延能联合下发《责令停产整顿决定书》,要求停止生产、制定整改方案,实施整改。6月24日,富县分局对延能联合作出行政处罚,要求其限期整改环境违法行为,罚款100万元。7月23日,延能联合对井场设备进行拆解。7月31日,井场场地平整、泥浆池固化等整改工作全部完成。此外,富县分局还对辖区内油气钻井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完善了钻井废液排放的风险评估、隐患排查、事故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加强了行业重点区域污染防治。
污染事件发生后,北洛河沿线各县政府采取截污、引蓄、吸附等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直至水质全部达标,相关费用已达372.23万元。专案组研判认为,相关修复费用应由违法企业承担,因此延安市院于7月23日建议延安市政府对违法企业延能联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经磋商,延能联合承担本案相关应急处置、环境损害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等共计462.73万元,履行了企业对造成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2020年1月15日,董某某、周某某等5人被以污染环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陕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传统能源化工企业大多沿河分布,存在水污染隐患。本案中,陕西省检察机关针对跨县流域水污染问题,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由省院统一指挥,明确案件办理方向;市院现场指导、整合办案资源;县院积极推进、做实做细调查取证,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提升办案质效。在督促行政机关对违法企业监管的同时,推动政府与违法企业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达到对北洛河水污染问题整治和修复的双重效果。
青海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三江源地区水生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三江源地区  水生态保护 长效机制
【要旨】
针对三江源地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外来鱼种放生致水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相关违法行为加强监管。同时,推动完善规范性文件,规范外来鱼种放生。
【基本案情】
三江源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其生态地位特殊,水域范围内水生生物资源丰富,特别是土著鱼种资源十分独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逢农历初一或十五等日期,均会有群众购买大量外来鱼种,在三江源地区水域放生。外来鱼种数量的增加,直接影响了三江源水生生物生存及繁殖,破坏了三江源地区水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线索交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海省院”)办理。青海省院收到线索后,采用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青海省果洛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果洛州院”)、青海省玉树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玉树州院”)分别成立专案组,统筹协调和推动案件办理。果洛州院、玉树州院分别于2018年11月立案。
针对线索反映的问题,专案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拍照、走访行政机关等方式对三江源地区外来鱼种放生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取证。调查发现,每逢农历初一或十五等日期,部分群众会购买鲤鱼、鲫鱼、花鲢鱼、草鱼、泥鳅等外来鱼种在三江源水域进行活鱼放生,每年平均放生各类鱼种数量超过50万尾。为查明外来鱼种放生对三江源水域生态的影响,青海省院咨询了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中心水生态领域专家意见。专家表示:三江源地区水域土著鱼种资源十分独特,有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鱼、骨厚唇黄河鱼、极边扁咽齿鱼等52种。这些土著鱼种均是适应青藏高原特殊气候和地理条件经过长期演化的独特品种,是我国水生野生动物宝贵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生态和研究价值,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如果不规范外来鱼种放生,会挤占三江源水域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鲤鱼、鲫鱼等杂食性鱼类,可能直接吞噬土著鱼种的卵苗,造成土著鱼种减少;多数外来鱼种均未进行规范的检验检疫,存在疫病传播风险;部分被放生的外来鱼种因不能适应三江源水域环境而出现死亡,死亡的外来鱼种有滋生细菌和疫病的风险,直接污染水域环境。
2018年12月,果洛州院、玉树州院专案组研判确定果洛州、玉树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农牧科技局、环境保护局、水利局对此类行为负有法定监管职责,并分别向上述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强化协作配合,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和管理放生活动,保护三江源水生态。
检察建议发出后,各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加强对违法放生行为的监管力度。为推动相关问题解决,果洛州在青海省率先制定出台《规范民间放生放流管理办法(试行)》、《果洛州放生放流审批管理办法》,通过立法对相关放生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玉树州政府向社会公开发布《关于在三江源头水域禁止外来鱼种随意放生的通告》,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除本地土著鱼种外,永久性禁止在玉树州境内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支流及湖泊、水库等公共水域放生所有外地引进的鱼种亲体、鱼苗等活体水生生物品种。专案组经跟进监督,三江源地区未新发现不规范放生外来鱼种的行为,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整体改善。
【典型意义】
三江源作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具有独特的水生态系统,大量外来鱼种放生破坏了水生态。检察机关通过一体化办案,督促两个州的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有力推动三江源地区全水域放生放流活动步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切实保护了三江源地区水生态环境安全。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天河湾黄河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湿地保护 行洪安全 协同共治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针对多个行政主管部门职责交叉问题,在厘清各自职责的同时,可以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形成协同共治合力。
【基本案情】
宁夏平罗天河湾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以下简称“天河湾湿地公园”)占地面积9300亩,是珍贵野生鱼类和迁移鸟类重要栖息地。2007年以来,天河湾湿地公园存在非法占用生态湿地经营农家乐、圈地养殖、私自开挖鱼塘等问题,严重破坏天河湾湿地生态,同时影响黄河行洪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罗县院”)在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发现该线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平罗县院通过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询问当事人,查明天河湾湿地公园内有7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占地面积2.4万m2,不但影响黄河行洪安全,且其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鹏源山庄”紧邻候鸟繁衍栖息地,其经营活动造成湿地生态功能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平罗县自然资源局、水务局、渠口乡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2019年5月17日,平罗县院依法向上述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平罗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落实整改,但因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经营主体均与当地政府签订了河滩地承包协议,其中两家经营户投资近千万且持有政府建设旅游度假村的批复,抵触情绪较大,加之县自然资源局、水务局、乡政府之间职责交叉,难以形成执法合力,截至同年7月,尚有1.4万m2建筑物未拆除。为推进案件整改进度,平罗县院主动向县党委汇报,县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讨整改方案,细化责任分工,落实整改任务。2020年4月20日,平罗县政府在给予7家经营户适当经济补偿后,组织各职能部门全面整治天河湾湿地公园违法问题。
2020年6月,平罗县院对天河湾湿地公园整治效果开展“回头看”,确认7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全部拆除,退回湿地面积32273.38m2,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典型意义】
天河湾湿地公园对于保障黄河宁夏平罗段行洪安全、湿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湿地公园内违法经营主体系县政府招商引资企业,经营户对黄河湿地整治抵触情绪较大。县自然资源局、水务局、乡政府等部门因职责交叉、缺少统筹协调,难以形成执法合力,致使天河湾湿地公园内的公益受损问题长期存在。检察机关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多次与行政机关磋商,提升执法监管保护合力,推动天河湾湿地公园内长期存在的公益受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提升黄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法治化水平,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黄河干流违规取水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黄河水资源保护 违规取水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节水控水监管职责,解决辖区 “小泵站”违规取水问题,推动用水单位依法依规有度取水,促进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干旱带,降水稀少、水资源紧缺,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主要来源于黄河。该县石空、白马、鸣沙、舟塔4个乡镇用于灌溉7万余亩农田的11处取用水工程均存在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无用水计量装置、取水许可证过期等问题,超量取水、随意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有效履行监管职责,造成黄河水资源浪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水利厅联合开展黄河干流宁夏段取水工程专项整治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中宁县院”)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检察机关对全县30余处扬水泵站、排水泵站进行了排查,通过现场勘查,询问抽水泵站负责人、证人等方式,查明了辖区内石空镇等4个乡镇11处取水工程违规取水用水问题。因取水泵站分布在黄河干流,部分乡镇认为泵站监管职责仅属水务部门,故未依法履行其自身监管职责。同时,中宁县水务局简单认为取缔或关停泵站,将影响农业生产灌溉,故该局也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损害。
2021年9月16日、17日,中宁县院分别向中宁县水务局、中宁县石空镇等4个乡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要求其加强黄河干流(中宁段)水资源管理,对辖区内用水工程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等问题进行监管;对拟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的,必须依法依规获得审批或许可后,方能施工建设使用,确保黄河流域水资源得到最佳利用。收到检察建议后,中宁县水务局高度重视,联合4个乡镇政府对11处违规取水工程现场察看违法情况,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开展取水用水合理性分析论证、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办理取水许可证、安装计量设施等工作。截止2021年11月10日,涉案11处取水工程全部完成水资源论证报告。
2021年12月,中宁县院对该案整改情况进行跟进监督,目前,涉案取水工程已全部提交水资源论证报告,按程序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安装计量设施。中宁县水务局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对辖区内黄河干流水资源“取、用、护”进行全程监管,黄河干流中宁段违规取水用水问题已经得到有效治理。
【典型意义】
对黄河水资源取之有规、用之有度才是对黄河最好的保护。黄河干流取水工程涉及主管部门多,职责职能存在交叉,协同治理难度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对黄河干流违规取水进行治理,对“小泵站”取水用水由无序向有序引导,由违法向依法转变,进一步推动农业灌溉模式由粗放漫灌向精细节约方式转换,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贡献检察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1)
(2022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以下简称法庭)三年试点收官之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坚强领导下,法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年来,法庭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对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和垄断上诉案件集中审理优势,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不断健全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效果进一步凸显,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现将关于法庭工作的年度报告予以发布,以期有效增进社会各界对法庭工作的了解和监督,进一步传播知识产权法治理念,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氛围。
目 录
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过硬队伍
(一)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
(二)大力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
(三)从严管理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二、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提升审判质效
(一)案件数量持续增长
(二)各类案件特点纷呈
三、以保护创新为使命,激发创造活力
(一)坚决保护科技创新进步
(二)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三)依法监督支持行政行为
(四)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四、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完善审理机制
(一)推进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
(二)探索健全新型案件审理机制
(三)积极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四)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
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过硬队伍
法庭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法庭各项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一)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分党组每周例会制度,及时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院党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利用现址有限空间建设法庭“党建文化长廊”,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史、法庭大事记和干警司法调研成果;与驻地丰台科技园和社区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列活动。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认真梳理影响法庭审判质效的顽瘴痼疾,推进落实5方面22项具体整治措施,并重点围绕规范对外交往、健全审判管理制度、统一行政案件文书样式等开展建章立制工作,实现“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统一。探索创新青年理论学习形式,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形成“青年党团工作四方共建机制”。法庭党总支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及“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法庭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集体”,1名法官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1名法官助理获评“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干部”。
(二)大力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
坚持周强院长在建庭时提出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国际化”要求,强化法庭专业审判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将法庭打造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人才高地”。目前法庭各类人员保持在160人左右,42名法官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34%是博士,34%有理工和法律复合学历背景,25%有海外留学经历。持续实施“知产英才”计划,推动与各地法院建立规模适度、期限适中、有序轮换的法官助理交流培养常态化机制,为全国法院培养储备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知识产权审判人才。持续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依托国家法官学院举办3期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网络培训班、约1200人参加,“新知大讲堂”“法庭讲坛”等法庭常态化学习平台2021年累计授课12场次、约4000人次参加,促进法庭自身和条线法院专业审判能力不断提升。
(三)从严管理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严格执行中央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修订分案细则、专业法官会议规则、审判权责清单、“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采取选树“身边的榜样”、发送“知产家书”等创新形式,厚植昂扬向上、团结拼搏、艰苦奋斗、风清气正的法庭氛围。
二、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提升审判质效
法庭始终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以统一裁判标准和提高审判质效为基本目标,努力公正高效审理好各类案件。
(一)案件数量持续增长  1.案件基本数据
2021年,法庭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5238件(新收4335件),审结3460件,结收比为79.8%。法庭受理案件占全院的17.8%(受理的民事二审案件占全院68%、行政二审案件占全院100%),新收占16.4%,审结占13.5%,收结案件数均为全院各部门之首。与2020年同期相比,新收案件数量增加1158件,增长率为36.4%;结案数量增加673件,增长率为24.1%。
(注:因系统数据抓取原因,法庭2019年、2020年实际新收案件分别为1946件、3177件,2019年实际旧存案件为513件,各比当年法庭年度报告发布数据多1件,本次对此一并予以订正)  2.法官人均结案和案均审理周期
2021年,法官人均结案83.5件,同比增长1.2%。各类案件结案平均审理周期为134个自然日,民事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129.4个自然日,行政二审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143.6个自然日。因人案矛盾日益加剧,疑难案件增多,与上年度相比,平均审理周期有所增长。  3.案件分类数据
在新收的2569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中,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576件,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806件,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213件,植物新品种权纠纷6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2件,技术秘密纠纷79件,计算机软件纠纷593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合同纠纷153件,垄断纠纷25件,其他类型纠纷54件。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计算机软件纠纷、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权属纠纷、技术秘密纠纷、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等案件增幅较大。管辖权异议案件有所下降。
在新收的1290件行政二审实体案件中,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纠纷457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纠纷36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驳回复审纠纷3件,发明专利权无效纠纷283件,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纠纷234件,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纠纷102件,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纠纷1件,垄断行政纠纷2件,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其他行政案件172件。与上年度相比,各类行政纠纷均大幅增长,涉及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纠纷和发明专利权无效纠纷数量增长最多。法庭首次受理植物新品种授权确权纠纷和垄断行政纠纷。  4.裁判结果数据
在审结的3460件民事和行政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2272件,维持率为65.7%;以撤诉方式结案509件,撤诉率为14.7%,以调解方式结案198件(出具民事调解书的情形),调解率为5.7%,总体调撤率为20.4%;以发回重审或改判方式结案468件,发改率为13.5%,其中发回重审率为0.8%,相比上年2.2%明显下降;以其他方式结案13件。
在审结的2023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1004件,维持率为49.6%;以撤诉方式结案440件,以调解方式结案198件,总体调撤率为31.5%;以发回重审或改判方式结案381件,发改率为18.8%。民事管辖案件改判率为4.8%。
在审结的971件行政二审案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862件,维持率为88.8%;以撤诉方式结案43件,撤诉率为4.4%;以发回重审或改判方式结案64件,发改率为6.6%,以其他方式结案2件。  5.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2021年,法庭共新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437件,占收案总数的10.1%,同比增长16.2%。其中,新收涉外案件382件,占新收案件总数的8.8%;新收涉港澳台案件55件,占新收案件总数的1.3%;民事二审案件176件,行政二审案件261件。共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280件,占结案总数的8.1%,与上年持平。
(二)各类案件特点纷呈  1.整体案件特点
第一,民事和行政实体案件数量均持续增长。新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2569件,收案数量增加620件,同比增长31.8%;新收行政二审案件1290件,收案数量同样增加620件,同比增长92.5%,增幅巨大,充分反映出科技发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
第二,涉及的技术前沿领域日益扩展。新型纠纷大量涌现,超1/4案件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且增速明显加快,显示出法庭案件审理与我国科技创新实践同频共振,能够为关键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提供有效服务保障。
第三,诉讼的国际性特征更加凸显。法庭受理的涉外案件持续快速增长,一些案件国内诉讼与国外诉讼交织,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愈发凸显。
第四,案件来源的地域性更趋分化。案件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和产业聚集地区,法庭受理案件中超过一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但也有一些中西部地区(如郑州、成都、武汉)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各地法院审理的关联案件和需要准确把握多层次价值取向的案件明显增多,在全国范围加强政策指导、工作统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  2.各类案件特点
专利民事案件:(1)权利要求解释仍是此类案件的主要难点。法庭进一步明确了技术特征划分、等同特征判定、功能性特征及使用环境特征识别等与权利要求解释相关问题的裁判标准,确保专利保护范围、强度与专利权人基于现有技术作出的创造性贡献相匹配。(2)侵权抗辩类型以合法来源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居多,并出现了针对专利权效力提出抗辩的情况。(3)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更加科学合理。灵活运用证据规则,尽可能查明侵权受损或获利相关事实,务求科学合理认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高额赔偿案件越来越多,有效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4)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中职务发明纠纷占比最高。如何理解诉争发明与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相关”、如何把握诉争发明是否“主要利用”原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系此类案件的主要争议点。(5)涉专利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协同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积极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专利民事侵权程序和确权程序交叉案件的沟通反馈机制,有效促进专利民行交叉案件的协同审理。
专利行政案件:(1)涉诉专利类型以发明为主。新收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与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740件,占新收专利授权确权案件总数的66.4%。(2)涉新领域、新业态发明专利纠纷增多。除医药(含中医药)、通讯领域仍为诉讼热点领域外,涉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明专利案件越来越多。(3)案件争点多为创造性和新颖性的认定。
植物新品种权案件:(1)主要农作物品种占比大。涉及的植物品种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等,其中涉玉米、小麦新品种权案件量占比靠前,均超10%。(2)案件类型和地区相对集中。民事侵权纠纷占比超80%,授权确权行政纠纷案件首次进入法庭程序;案件来源地区相对集中,河南、江苏、安徽、甘肃、山东排名前五。(3)侵权主体多元、行为多样。侵权主体涵盖种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侵权手段更加隐蔽。(4)注重对育种成果的综合保护。审结“纯白色真姬菇菌株”发明专利侵权案,依法保护权利人以微生物保藏号获得的微生物品种专利权。专利保护成为种质资源保护的重要渠道之一,凸显了育种家对创新成果多元保护的法律需求。
技术秘密案件:(1)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涉及的技术领域更加广泛,涉新技术领域案件增多。2019年受理技术秘密纠纷实体案件12件,2020年增长到44件,2021年增长到79件。(2)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多样。程序问题主要涉及管辖权争议,包括侵权行为地、重复起诉情形的认定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管辖的确定等。实体问题的争议包括技术秘密内容和范围、侵害技术秘密赔偿数额的确定及保密措施、侵害技术秘密行为、修改和改进技术秘密行为中实质性贡献、定作产品技术信息是否构成技术秘密的认定等。(3)高额判赔案件明显增多。继2020年“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顶格判处5倍惩罚性赔偿3000余万元后,在“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判赔1.59亿元。
计算机软件案件:(1)主要为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两种类型。(2)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批量维权案件较多。(3)计算机软件的权属认定面临更多难题。比如,就计算机软件完成时间出现循环、多轮举证等情形。
垄断案件:(1)垄断协议纠纷民事案件特别是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占比增加。横向垄断协议涉及的行业包括信息通讯技术、驾驶培训服务、消防检测服务等,部分垄断协议有行业协会参与。法庭在多起案件中认定构成垄断协议,彰显加大司法反垄断的鲜明态度。(2)垄断行政案件开始进入法庭程序。两起行政案件分别涉及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的适用和行政不作为行为起诉期限的确定问题,被告分别涉及地方执法机关和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3)涉外反垄断民事案件增多。当事人针对发生在境外但对我国境内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反垄断行为提起诉讼。(4)反垄断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交织情形增多。此类案件既涉及滥用与专利权有关的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问题,又涉及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划分市场、限制销售等横向垄断协议,案件日趋疑难复杂。
三、以保护创新为使命,激发创造活力
法庭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在各类案件审理中科学划定权利边界,合理平衡各方利益,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科技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
(一)坚决保护科技创新进步
一是加大重点领域保护力度。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全面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司法解释,依法审理水稻“金粳818”、玉米“隆平206”等品种权案件,发布首批全国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会同农业农村部共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坚决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召开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开展“中药古方知识产权保护”课题研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在涉“中药发药机”发明专利权无效案中维持专利权效力,有效服务疫情防控大局。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458件,在涉“高温微波膨化炉”“指纹识别”“彝族医药”等专利权属案中准确认定职务和非职务发明,有效保护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同时,积极开展种质资源保护、技术秘密保护、医药专利保护、平台经济法律问题、集成电路保护规则等专项调研,相关成果有的转化为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裁判规则,有的成为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
二是切实强化保护措施。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有效防止权利滥用,持续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针对举证难,依法适用证据规则,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合理运用举证妨碍排除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在不少案件中对赔偿数额、技术秘密及侵权认定等作出有利于权利人的事实推定。针对周期长,积极运用临时措施,在“芯片设计及量产”技术秘密侵权案中首次采取“发回重审+临时禁令”的裁判方式,切实提高侵权救济时效和权利保护效果,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针对赔偿低、成本高,切实加大损害赔偿和维权合理开支支持力度,在“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判赔1.59亿元,是人民法院史上生效裁判判赔额最高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依法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在“金粳818”水稻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依法认定信息匹配平台销售组织者地位并判处惩罚性赔偿,严厉打击种子套牌侵权。在“柴油发动机”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案中,总结提炼出判断通谋虚假意思表示的“三步法”审理思路,并判令主要过错方依法返还资金2亿元。美国知名法律资讯平台Law360近期评价:“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领域,中国法院越来越多地避免适用法定赔偿,而适用不当得利等非法定赔偿,呈现判赔数额增多的趋势。”
三是依法制止不诚信诉讼行为。积极运用司法惩戒,在“绕线机”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等多起案件中对阻碍法院取证、故意逾期举证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从重予以司法处罚,引导诚信诉讼。依法规制知识产权权利行使,对采取诉讼外包、针对销售类小微企业大量起诉的商业维权案件,依法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既引导溯源维权,又保护小微企业生存发展。
(二)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加强对平台经济、核心技术、医药通信等重点领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指导力度,切实强化技术秘密司法保护,审结一批司法导向鲜明的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公平竞争的典型案件。在“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案中宣告联营协议和自律公约全部无效,从源头上制止垄断行为。在“沙格列汀片”发明专利侵权撤诉案中对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作出反垄断初步审查,对全国法院在一般民事侵权或合同案件中加强反垄断审查作出指引,也对相关市场经营手段发出警示,积极引导市场公平竞争。在“必沃”技术秘密案中明确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确保对权利人的全面及时救济。在涉“优选锯”“胍基乙酸”“石化废气无害化处理”等技术秘密侵权案中,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和明确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切实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稳妥推进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周强院长主持召开专题论证会听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全体专家意见,深入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法院意见。
(三)依法监督支持行政行为
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反垄断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推动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在涉“磁共振成像”技术发明专利无效案中科学合理解释权利要求,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成果司法保护力度。在法庭首例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确权行政案--“哈育189”植物新品种驳回复审纠纷案中,明确植物新品种特异性比对时已知品种的判定标准,促进规范品种权申请行为并提高授权质量。妥善审理知识产权和反垄断行政处罚、行政裁决案件,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在杭州格凯商贸有限公司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不作为案中,阐明了确定反垄断调查合理期限的考虑因素,以及反垄断调查合理期限与行政不作为的关系,支持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履职。
(四)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公平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2021年共新收涉外案件382件,约占法庭全部新收案件的8.8%,审结246件。在“带锁髓内钉”发明专利侵权案中,因侵权人拒不提交账册,改判全额支持外方权利人主张的2000万元赔偿,彰显我国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秉承开放透明、自信包容的态度,加强与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交流。参与编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专利案件管理司法指南(中国专章)》,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知识产权法官论坛”等国际会议,4案裁判文书入选南方中心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案例数据库”,积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四、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完善审理机制
法庭坚持以改革思维破解难题、以创新方式保护创新,不断完善诉讼机制,积极利用现代科技赋能增效,切实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和水平。
(一)推进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
不断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全面修订会议规则,全年累计召开45次,讨论案件268件,确保法庭内部法律适用统一。创刊出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指导与参考》,建立与条线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定期通报机制,系统分析总结2020年审结的405个发改案件并形成年度发改报告印发条线法院,充分凝聚共识。注重打造典型案例,编辑出版法庭2019年和2020年裁判要旨(中英文双语版)、法庭典型案例评析,在法庭微信公众号开设“新案速递”栏目并及时发布最新典型案例36篇。2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5案分别入选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3案分别入选第四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百场优秀庭审”,1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1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6案入选首批全国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4案入选“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5案入选农业农村部2021年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二)探索健全新型案件审理机制
不断完善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基础,以专家辅助、专家陪审、技术咨询、技术鉴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及时调整充实“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并加强在全国范围按需调派;法庭增加4名技术调查官,创新法庭内部技术调查官申请配额制度,组建庭内技术调查志愿者队伍,有效解决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难题。充分利用上诉案件集中审理优势,深入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机制,多起关联案件得以协同处理,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确保权利要求解释协调一致。健全便民利民诉讼服务机制,深化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设立速审合议庭,集中审理程序性案件和批量商业维权案件,实现快慢分道。探索民事和行政案件审理合议庭适当分工机制,对专业性较强案件集中审理,进一步提升法庭审判专业化水平。
(三)积极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定期与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反垄断局等部门进行业务交流,在司法解释起草和专业问题研究中注意听取和吸收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议,推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垄断行政执法和司法等工作衔接机制。推动最高人民法院与农业农村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并联合召开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座谈会,建立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家咨询机制。组织全国法院参加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全国视频会议,配合打好种业翻身仗,共同净化种业市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强化在线诉调对接。
(四)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
积极推进司法数据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知己”裁判规则库,分类编纂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规则,推行办案裁判规则检索报告工作机制,推动案件信息、裁判规则、司法大数据等审判资源互联互通。“知己”裁判规则库互联网版已对接海丝中央法务区(厦门)云平台。大力推进在线诉讼,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探索打造“知产法庭云”,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开庭、在线质证、在线询问、在线调解、集约送达等诉讼服务,目前已在线庭审3000余案,有效保障在疫情期间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探索应用实物证据3D成像在线全方位立体展示,有效解决实物证据在线质证难题。全面推行诉讼文书集约送达,目前超过98%的案件采用电子送达,全年电子送达26443人次,成功率达96.4%,平均送达周期仅12.7小时,大大缩短送达周期,节约邮资88万余元。积极推进一审卷宗电子化上诉移送,已实现与上海、广州、杭州、宁波等地法院系统对接,大幅提高司法程序衔接效率。法庭中英文网站总访问量超过1.4亿人次,法庭官微粉丝已突破5万人。结束语
回首过去,法庭三年试点可谓筚路蓝缕、成就显著、收官圆满。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决策完全正确。但我们深知,与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法庭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展望未来,法庭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大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以更实举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进一步发挥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作用,奋力推进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49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949号提案答复的函
民盟中央办公厅: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强化检察机关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职能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掌握全部财产刑判决信息、实现财产刑判决信息共享的建议。提案提出的关于人民检察院掌握全部财产刑判决信息、实现财产刑判决信息共享的建议,切中实际的需求。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我院积极谋划、统筹部署,稳步推开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特别是2016年我院部署的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实现了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全覆盖。2017年4月中旬至2017年11月底,我院在全国组织开展了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回头看”活动。2018年,我院在全国组织开展深化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可以说,近年来检察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进开展财产刑执行检察这项新增业务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检察机关也深切感受到当前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及时、全面掌握财产刑信息方面的问题,影响了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发展。
提案提出的掌握全部财产刑判决信息、实现财产刑判决信息共享的建议,实际上是对解决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渠道来源问题提出的很明确中肯的建议,我们非常赞同。在今年开展的深化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中,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继续扩大案件信息的积累。一方面要对以前摸底不够清楚、掌握情况不全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进行查漏补缺,另一方面要保持2017年开展的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回头看”活动的延续性,对2017年7月1日以来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核查,并及时掌握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不断扩大、充实财产刑执行检察案件信息的积累,夯实开展监督工作的基础。目前,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已经在公诉、案件管理、刑事执行检察等部门之间实现了财产刑执行案件信息共享,但数据还不够完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提案提出的建议,充分发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作用,下大气力对已经核查摸清但尚未录入系统的案件信息,及时予以整理、填录,力争于2018年12月底之前全部录入系统,实现业务信息数据化、数据填录日常化。
二、关于扩展信息来源,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的建议。我们非常赞成提案提出的拓展和疏通财产刑执行信息来源、建立财产刑执行信息通报检察机关制度的建议。财产刑执行工作涉及多个环节、多个部门。检察机关始终重视同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2016年2月15日,我院与最高法就财产刑执行及检察监督工作召开座谈会,并会签了《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座谈会纪要》。2016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财产执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2016年8月22日,我院印发《关于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第7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坚持对等监督、注重协调、立足本职、内外结合,采取有效措施,畅通财产刑执行案件信息的渠道。承担财产刑执行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从本院侦查监督、公诉、案件管理等部门以及第一审人民法院获取案件信息。省级人民检察院与省级人民法院沟通协调,获取信息后,按照属地对等监督的管辖原则,逐级移送下级人民检察院。承担财产刑执行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要及时将检察机关掌握的信息与从第一审人民法院获取的信息进行比对核实。”根据提案建议,我院将结合2018年5月部署开展的深化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召开联席会、座谈会、研讨会、案例剖析会等形式,加强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共同分析研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动财产刑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情况的共享工作机制。
三、关于建立检察机关主动介入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的建议。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重监禁刑执行监督、轻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的观念逐渐转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2017年7月,我院按照中央政法委要求起草并报送了《关于改进和规范财产刑执行工作的规定》(初稿),其中就包含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提案建议,继续推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出台,并在部署开展的深化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中,将人民法院的执行立案、变更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涉案款物处置以及上缴国库等财产刑执行活动作为检察的重点。提案提出的建立检察机关主动介入财产刑执行活动制度等建议,对于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很有意义。检察机关将与法院一起,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内,加强相关研究,进一步完善财产刑执行检察制度。
四、关于建立执行违法调查制度的建议。提案提出的关于建立执行违法调查制度的建议很有价值。2016年8月22日,我院印发《关于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开展财产刑执行检察,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向人民法院的审判部门、立案部门、执行机构调查了解财产刑执行案件的移交、立案、执行等有关情况;(2)向侦查机关调查了解被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有关情况;(3)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有关情况;(4)向被执行人、被害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调查了解情况;(5)其他依法采取的方法。”第14条规定:“在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中发现相关人员有贪污受贿、挪用涉案财物、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建议有关单位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当然,由于《关于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层级较低,规定比较原则,现实层面涉及因素较多,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始终在坚持不懈地推进完善相关制度。提案提出的在监督中检察机关有权采取调查措施等建议,为我们开展检察监督工作提供了具体方法方式,我们很赞成。我们将在部署开展的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中,进一步努力,深入探索财产状况调查、涉案财物随案移送、减刑假释工作中考量财产刑执行情况的条件和程序等工作机制。我们也将根据提案的建议,稳妥推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金融部门、社会媒体等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的财产刑执行和社会征信体系,促进财产刑执行及检察监督工作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187号(政治法律类12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1187号(政治法律类12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的提案收悉,经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强化执行机制与执行手段
一是关于法院系统要树立一盘棋的观念,进一步密切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和案件执行之间的关系,争取案件后期执行上的主动权的建议。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立案、审理时不考虑或者疏于考虑后期执行的立、审、执脱节,导致错失财产保全时机等造成执行被动的现象。为解决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印发的《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立案、审判机构在办理民商事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实际,就追加诉讼当事人、申请诉前、诉中和申请执行前的财产保全等内容向当事人作必要的释明和告知。"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法发[2016]10号)第13条再次提出明确要求:“完善保全和先予执行协调配合机制。在立案阶段强化执行风险告知和保全、先予执行申请提示,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的风险。"向基本解决执行难宣战后,为了彻底解决立案、审判与执行的衔接问题,我们起草了《关于立案、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协调运行的意见》,拟于近期下发。
二是关于要进一步加大对那些有能力履行义务、但却抗拒执行的人和事的打击力度的建议。要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和执行手段,要果断采取拘传、罚款、拘留、搜查等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决不能让“老赖"得逞。“强制执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突出执行的强制性,否则判决内容难以实现,司法权威也无从谈起。这也是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一直坚持贯彻的工作思路。一方面,积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借助公安机关在查找被执行人方面特殊的物力、人力优势,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对其施以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打击拒执犯罪。去年1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公安部等44部委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对公安机关“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以及“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信息及车辆财产信息",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协助查封、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协助实施限制消费措施",“打击拒执犯罪"等,作了明确要求。目前已经建成公民身份信息、机动车车辆信息、出入境信息的网上查询机制。其他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在与公安部对接会商,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争取早日将备忘录的内容全部落到实处。公安部也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不断健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动机制,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努力。浙江等地法院和公安机关在协助法院查控被执行人机制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浙江高院与浙江省公安厅在2014年就建立起了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控失信被执行人的网上布控机制,收效良好。仅以2017年1至5月份为例,浙江全省法院移送公安布控的失信被执行人53860人,协助控制到位13491人,执结案件4117件,执行到位4.2亿元。另一方面,加大对拒执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毫无疑问,刑罚在遏制部分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逃避执行、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现象,改善执行环境等方面,有着民事制裁手段所没有的优势。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打击,于2014年11月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织开展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一大批抗拒执行的行为人被判处刑罚,有效遏制了各种抗拒和规避执行现象。各地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新闻平台,开展广泛深入的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惩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此外,各地人民法院也经常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定期不定期地在本地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社会反响良好。2015年,针对实践中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手段和方式更趋隐蔽性、多样化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明确规定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可以按照自诉程序进行追诉,有效缓解了实践中部分公安机关协助不力的问题。当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单位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更是进一步织密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刑事法网。二、关于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沟通和协调,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合力
诚如您所言,法院执行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切实解决法院执行难的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毋庸讳言,这些年,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取得的成绩,也与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分不开。这点在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失信惩戒系统建设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执行查控系统建设方面,目前,已经初步建成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体,以地方人民法院“点对点"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可通过查控系统进行网络查询信息的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3家单位以及3500余家银行(其中的2012家银行开通了网络冻结功能),基本实现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覆盖。可查询的信息种类目前共有14类18项信息,包括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出入境证件信息、农业部的渔船信息、交通部的船舶信息、工商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证监会的证券信息、中银联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信息、腾讯的财付通账户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京东金融平台的财产信息等。此外,与交通部建立的船舶网络查封功能、与公安部建立的车辆查封功能已上线;证券冻结功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五省市试点上线;对于尚不具备“总对总"查控条件的不动产信息,通过与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支持和督促各地积极建设不动产“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与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正在就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数据传输方式、数据传输频率等细节进行确认,预计今年年底将完成建设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表示,将积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出台打击为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提供电话卡等行为的司法意见,研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依法依规配合做好处置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继续完善人民法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一方面是下力气拓宽网络执行查控的范围,有条件实现网络查控的财产(或信息)原则上均可实现网络查控。另一方面是要逐步升级系统功能,在实现网上查询的同时,要在网上控制、划拨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三、关于全社会都要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有明确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全面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去年,针对执行难,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并完善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但这个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有赖于信用建设单位的积极协助与配合。只有将失信名单真正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才能真正取得预期的信用惩戒效果,即要切实拓宽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范围。为加大信用惩戒,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重心就是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积极推进《意见》的落实。中央44家单位于2016年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推出了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金融高管从业等30多个重点领域,其中有些措施已落地实施。比如,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方面上,全国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任职限制7.11万人次。同时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配套的部门间协同监管平台,国家工商总局会定期将其掌握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吊销企业等信息推送给相关部门,实现了企业信用信息的共享。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组织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推动及时出台贯彻落实《意见》的文件,并协调有关部门尽快研发惩戒系统软件,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自办公平台中,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确保信用惩戒措施落地生根、产生实效。
四、关于要准确区分执行不能和执行不力
准确区分执行不能和执行难,是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目标的重要方面。此前,对于执行工作的评价机制并不科学。许多案件之所以不能执行到位,是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并非是法院执行不力等其他原因。但是在过去,此类案件是不作区别评价的,社会公众的观念里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案件申请执行了,没有执行到位就是执行难。随着去年以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全面推进,法院对于执行不能案件的甄别标准与相关配套制度更加完善顺畅,社会公众对于执行难的认识也显得更加理性,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
正如您所言,在准确甄别执行不能的同时,“法院系统应采取一切措施坚决防止以任何借口拖延或不予执行生效裁决",即要防止消极执行的问题。不可否认,当前仍然存在消极执行、乱执行、选择性执行的现象。基本消除这些现象,是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目标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最高法院人民在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的工作思路是一贯的,也推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举措,主要包括:
一是在坚持推动强制执行单行立法的同时,通过制定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与有关协作单位签署协作纪要、汇编整理现行的执行规范、制定执行办案操作指引等方式,不断完善执行办案规范体系。
二是以执行信息化建设为抓手,通过开发完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系统、执行案款管理系统等执行案件办理系统,打造执行指挥中心,推动执行裁判文书和执行流程信息公开,加强执行工作的管理,借助信息技术来压缩违规操作的空间,堵塞管理漏洞,倒逼执行行为规范。
三是以作风建设、业务能力建设为重点,通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强化教育培训等方式,不断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以提高执行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养成规范执行、公正执行、廉洁执行的意识。
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关心、社会各界推动下,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尤其是在信息化和规范化的建设上,在执行体制的改革上,取得一定成果,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解决执行难也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培根说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我们既要用苛刻的眼神去正视、发现不足并予以改进,同时也要有宽容的心态等待事物的健康成长。我们仍将尽最大所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力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健康快速发展,为确保在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5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6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参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相关国际惯例,结合审判实践,就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信用证纠纷案件,是指在信用证开立、通知、修改、撤销、保兑、议付、偿付等环节产生的纠纷。
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
第三条 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因申请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欠款纠纷、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因委托开立信用证产生的纠纷、担保人为申请开立信用证或者委托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信用证项下融资产生的纠纷,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因申请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欠款纠纷、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和因此产生的担保纠纷以及信用证项下融资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涉外合同当事人对法律适用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五条 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除外。
第六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中涉及单证审查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的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进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及国际商会确定的相关标准,认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
信用证项下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之间、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并不导致相互之间产生歧义的,不应认定为不符点。
第七条 开证行有独立审查单据的权利和义务,有权自行作出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的决定,并自行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的不符点。
开证行发现信用证项下存在不符点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联系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开证申请人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并不影响开证行最终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开证行向受益人明确表示接受不符点的,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开证行拒绝接受不符点时,受益人以开证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为由要求开证行承担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
(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
(二)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
(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
(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
第九条 开证申请人、开证行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并认为将会给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第十条 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开证行的指定人、授权人已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善意地进行了付款;
(二)开证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善意地作出了承兑;
(三)保兑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
(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
第十一条 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对该信用证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
(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存在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
(三)如不采取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四)申请人提供了可靠、充分的担保;
(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条的情形。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应当符合前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条件。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接受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中止支付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作出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裁定,应当列明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裁定。
复议期间,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将信用证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
当事人以基础交易欺诈为由起诉的,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开证行、议付行或者其他信用证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列为第三人;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通过实体审理,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条的情形的,应当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第十六条 保证人以开证行或者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对信用证进行修改未征得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只在原保证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和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2019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
(2018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7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2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法释[2019]4号)
为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实际,现就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等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及司法解释有关审限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审限为六个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审限为三个月。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审限为三个月;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审限为三十日。
法律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本院院长提出申请,并说明详细情况和理由。院长应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
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后尚不能结案,需要再次延长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审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
第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是指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庭审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形。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限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不超过两次;适用简易程序以及小额速裁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延期开庭审理次数不超过一次。
第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前款规定且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两倍以下的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外。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证据交换、庭前会议等庭前准备程序与开庭程序一并进行,不再另行组织。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用公告送达。
第五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民商事案件后,认为需要延期开庭审理的,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下次开庭的时间。两次开庭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但因不可抗力或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第六条 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决定延期开庭的,应当报本院院长批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的立案时间、审理期限,扣除、延长、重新计算审限,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况及事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及时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公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受理案件的法院申请监督。
第八条 故意违反法律、审判纪律、审判管理规定拖延办案,或者因过失延误办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分。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18年4月26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现将有关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
(五)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第二条 对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所作的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的,其第二审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案件:
(一)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
(二)信用证纠纷案件;
(三)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
(四)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第四条 发生在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的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涉外房地产案件和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参照本规定处理。
第六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实施监督,凡越权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应当通知或者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七条 本规定于2002年3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
(2023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为律师会见、阅卷、听取意见等提供便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意见。
一、加强接待律师平台建设
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统一接收律师提交的案件材料,集中受理律师提出的阅卷、约见案件承办人、调取证据、查询等事项,为律师执业提供便利。律师可以直接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登陆12309中国检察网或者到12309检察服务中心现场提出上述事项。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或结果告知律师,做到“件件有回复”。
二、充分保障律师对案件办理重要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
人民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作出退回补充侦查、改变管辖、提起公诉等重要程序性决定的,应当通过电话、短信、手机APP信息推送等方式及时告知辩护律师。办案人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也应向辩护律师提供。
三、充分保障律师查阅案卷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后,一般应当提供电子卷宗,便于律师查阅、复制。律师提出调阅案件纸质卷宗的,人民检察院了解具体原因后,认为应予支持的,应当及时安排。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进一步规范电子卷宗制作标准,提高制作效率,确保电子卷宗完整、清晰、准确,便于查阅。对于符合互联网阅卷要求的,应当在三日内完成律师互联网阅卷申请的办理和答复。
四、充分保障律师反映意见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听取律师意见,应当坚持“能见尽见、应听尽听”原则,充分保障律师向办案部门反映意见的权利。人民检察院拟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征询辩护律师意见。拟当面听取律师意见的,应当由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助理在专门的律师会见室进行,并配备记录人员,完整记录律师意见和工作过程。当面听取律师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书面、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并记录在案。
五、及时向律师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人民检察院应当全面审查律师就办案工作提出的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意见应当吸收。在案件办结前,应当通过约见、书面、电话、视频等方式向律师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及不予采纳的理由,并记录在案。制作法律文书时,应当写明律师相关信息,并载明律师意见、检察机关采纳情况及不予采纳的理由。
六、认真听取律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已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提前通知辩护律师,确保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在场并有明确的意见,不得绕开辩护律师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辩护律师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场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见证具结;确有不便的,经辩护律师同意,可以安排值班律师在场履职。
七、加强对律师会见权的监督保障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看守所、监狱等律师会见场所公布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姓名及办公电话。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认为受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阻碍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申诉。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会见,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能够当场处理的,应当及时监督相关部门依法保障律师行使会见权;不能当场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查办理完毕。经审查,认为不符合会见条件的,要及时向律师说明情况,取得理解。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应当与看守所、监狱建立及时畅通的沟通交流机制,促进律师会见问题解决。
八、畅通权利救济渠道
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本意见的,可以向该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申诉,也可以向所属律师协会反映,律师协会要及时将问题线索转交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收到相关控告申诉或问题线索后,应当作为阻碍律师执业权利监督案件在第一时间受理,并于十日内办结并书面答复律师。对于律师提出的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办理的控告申诉,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并答复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公布各地维权联系电话、联系人姓名,方便律师查询联系。
九、严肃责任落实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情况纳入检察人员业绩考评体系,引导检察人员全面履行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司法责任。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认为律师控告申诉情况属实的,应当及时通知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未予纠正或者纠正不到位的,应当及时了解情况予以通报或移送相关线索。对于检察人员违反职责阻碍律师依法执业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严格依法处理。
十、强化沟通协调
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切实发挥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作用,及时发现和解决不能保证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问题,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相互通报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工作情况。建立健全检律同堂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开展检律同堂培训。围绕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检律互动亲清有度,联合开展专项调研工作,不断提高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法治化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论文评选活动获奖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论文评选活动获奖情况的通报
(法办〔2022〕4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儿童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经验,鼓励广大少年法庭法官开展业务学习研究和交流,促进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能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论文评选活动,并专门发出通知,明确参评论文的主题和要求,制定评选工作方案,确定评选标准。
在评选活动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极组织、报送优秀论文参评。经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家评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黄河撰写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少家事案件审判中的实践检视与实现路径》等10篇论文被评为一等奖;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尚媛媛撰写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络性侵儿童的现状与防治对策分析--基于2017-2021年的司法案例为切入点》等20篇论文被评为二等奖;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刘娅楠撰写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等25篇论文被评为三等奖;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李肖肖撰写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等45篇论文被评为优秀奖。
希望各级人民法院以此次通报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履职、担当作为,不断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高度重视人民法院少年审判理论研究工作,努力提升理论研究能力,用科学研究成果为少年审判工作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及时梳理总结、收集报送少年审判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文章,加强经验交流,推广创新实践,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2年9月6日
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论文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10篇)  1.“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少家事案件审判中的实践检视与实现路径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黄河)  2.从分散到聚合:新时代少年法庭实体化运行路径探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贾冰一)  3.少年刑事司法的省思与修正--以安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为视角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帅)  4.红土地上的未成年人审判:前景探析与模式构建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  5.四十年回首:少年法庭延伸职能的路径依赖与困境突破 --以少年司法政策变迁为视角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毕德强)  6.家庭教育令的法理基础与具体应用--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为切入点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周丹、彭星)  7.从“融合”到“分离”:少年审判绩效考核优化路径探析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景景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洪泉寿)  8.“临界”挽救虞犯与罪错未成年人之专门学校研究--以Z省未成年人犯罪实况及G市专门学校建设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唐伟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雷敏)  9.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据审查规则研究--以被告人拒不供认为视角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伍崇辉、郝中燕、申惠丹)  10.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困境和制度应对--基于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省思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贾鸿雁、龙龑)
二、二等奖(20篇)  1.心灵探微与危机干预:刑事审判中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干预机制之构建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刘玉民、刘珍君)  2.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纠纷中的行为效力认定--围绕辨识能力和公序良俗的分层架构
(北京互联网法院 孙铭溪)  3.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络性侵儿童的现状与防治对策分析--基于2017-2021年的司法案例为切入点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尚媛媛)  4.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实证考察与被害人保护诉讼机制重塑--以白皮书公布的司法数据和相关实证案例为视角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海燕)  5.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应以正当程序作为基本构建理念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傅俊平)  6.适用与建构:未成年人抚养费提存监管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冬)  7.刑事诉讼法修正背景下性侵儿童精神损害权利救济路径探究--基于1063件性侵儿童犯罪案例的实证分析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 程丽)  8.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的完善路径 --基于对704份法律文书的考察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艳)  9.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路径研究--基于237个生效裁判样本的实证分析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10.家庭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家庭教育指导效果的检视为视角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褚衍文)  11.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理性分析与完善路径
(山东法官学院 陈维飞)  12.民法典视角下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 熊凌霄)  1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成人化”检讨与进路--以少年黑话为视角
(湖南省阮陵县人民法院瞿书娟、章姝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银清)  14.论共同犯罪中未成年人共犯的归责范围限缩--以分工式网络诈骗为视角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明)  15.专业的助力:“携菌者”心理干预制度的完善--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心理疏导报告为视域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黎家)  16.民刑衔接视角下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适用问题探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翌端)  17.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与规范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胡渡渝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陈莉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钟明亮)  18.“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法律规则探究--基于“犯罪三角”和“犯罪成本构成”理论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的适用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 刘蓉)  19.困境与路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下涉未成年人执行案件“限高”的思考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薛志婷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王勇)  20.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视域下探究少年审判发展路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马小菊、王昕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 古丽努尔·玛纳斯)
三、三等奖(25篇)  1.犯罪未成年人帮教责任制度研究--以海淀法院少年审判为样本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张莹)  2.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刘娅楠)  3.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群、钱娜)  4.抚养权纠纷中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应用探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新越)  5.性侵案件中未成年人权益优先保护之实践探析--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适用为例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佳庆)  6.检视与完善: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的现状考察与常态化治理机制构建(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泓仰)  7.探望监督人制度的创设与完善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姚轶捷、陈知刊)  8.刍论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控问题--由“诺诺镑客”案之所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顾薛磊、许思思)  9.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红)  10.抚养纠纷中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司法适用--基于L地区的实证分析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荣洹)  11.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刘颖清)  12.何以为家:拐卖儿童犯罪中获救儿童安置问题探究--以“亲生亲卖”型犯罪为切入点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余俊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 黄珑燕)  13.少年法庭法官单独绩效考核机制的构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傅嘉琳、徐娟)  14.民法典视野下事实收养的裁判转向--从消极认定处置到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夏晓媛江西财经大学 华毓中)  15.完善少年司法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基于全国法院212份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向阳、舒芳)  16.网络对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影响的实证分析--兼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罗莹)  17.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构建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 孔令海)  18.浅议将恢复性司法理念适用于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优势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秦蔚鸽、吴圆琴)  19.“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在刑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法条中的适用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朱俊妍)  20.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疑难问题研究--基于G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分析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莫君早、池菡洁、余义莲)  21.限制路径探索:强奸未成年人案中谅解对量刑的影响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付凡胜、杨博雯)  22.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据辨析与司法适用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尹治湘)  23.论困境未成年人监护权益司法保护--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为视觉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马丽)  24.刑事审判中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规范适用研究--以18例家庭教育指导令为主要研究样本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邓鹏,游鹛,雷云霞,苏微颖)  25.非强制型强奸犯罪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犯罪预防研究--以K市G区三年判决为例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钱晨、翁喆)
四、优秀奖(45篇)  1.“家庭教育令”的实践困境与完善建议--以家庭教育令的性质、效力为切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王爽)  2.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
(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李肖肖)  3.从审判视角看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亚平、王东慧)  4.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与路径探析
(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 杨逸)  5.浅谈家庭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衔接问题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 刘婧)  6.猥亵儿童罪基础构罪要素及加重情节的分析与认定 --以2012年至2022年乌海地区生效判例为视角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欣怡)  7.让法治阳光照亮“角落里的花朵”--在押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路径
(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 金一)  8.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问题研究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刘宇航)  9.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司法保护
(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 单丹丹)  10.成年人犯罪成因及预防--以佳木斯市2016至2021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统计为基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海艳)  11.新时代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未来--基于司法保护体系构建视角下的考量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付雯雯)  12.价值重塑与理性复归:校园运动伤害中校方过失的评判标准及类型分析
(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 奚少君)  13.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询问机制的完善
(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 岳翠霞)  14.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立体预防机制构建--以2019年-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为分析样本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 余华锋)  15.新时代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现状审视与完善路径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段志侠、王宁宁)  16.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被害人及家庭机制构建的思考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芦絮)  17.家庭暴力中未成年人人身权益保护的难点与对策分析--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运用为切入点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燕萍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 林雪英)  18.动态系统论视角下“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为视角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万骏)  19.国家亲权视角下的少年司法路径选择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克仰志)  20.根据未成年被害人客观、真实的陈述认定性侵案件事实--以猥亵儿童罪为例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薄金栋)  21.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探析--以J市法院五年来审理的1598件涉未成年人案件为分析样本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学君)  22.性侵犯罪中未成年被害人法律保护研究--以H省E市E区人民法院案件为样本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周亚敏)  23.未成年人犯罪没收程序的构建--以分级干预的体系性要求的视角
(湖南省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石晓鹏)  24.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张慧琴)  25.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运行样态的反思为视角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张艳红、朱琳)  26.离异子女姓氏变更纠纷的审判规则构建--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中心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陈慧虹)  27.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路径探析--兼论《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突破与局限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覃媛媛)  28.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落实双向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庄欢、胡智勇)  29.未成年人权益案件风险及对策研究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刘运川)  30.民法典视野下无因管理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补充与适用--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考量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婷婷)  31.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实效性提升研究--以S省X县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 刘剑、王凤莲、华江)  32.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研究--基于贵州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视角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林)  33.家庭教育指导审判实践困境及其解决路径探析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海波)  34.论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体系的规范建构--以“两法”修改实施为切入
(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 杨嘉俊)  35.论我国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 张萍)  36.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防治实证研究--以西部某省法院审理的20个案件为样本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扬)  37.浅议“两法”修改后农村留守儿童法院司法保护的路径与方法
(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 梁鸿)  38.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2015-2019年审理未成年人情况为样本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袁亚伟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志利、冉霞、 杨卓)  39.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 师荣博)  40.浅析亲职教育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路径探索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马昕雨)  41.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及司法难题探究--从新疆巴州两级法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视角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陈枳匀)  42.构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的相关问题--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两级法院2016年-2021年审理案件为样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李平)  43.树立正确少年司法理念努力开创阿克苏市少年审判工作新格局--以阿克苏市法院2019年至2021年少年审判相关情况为样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唐露露)  44.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发展问题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垦区人民法院 唐玮帆)  45.未成年人民事权益若干问题探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中级人民法院 陈党库)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5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5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调整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方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分析了目前网络司法拍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网拍制度的建议。我们认为,您的建议与执行工作实际密切相关,对您的建议,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方式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自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实施后,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实施前,人民法院通过委托拍卖机构拍卖财产的方式处置涉案财产,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该种方式对规范司法拍卖行为,阻断执行人员与市场主体的直接接触、防止利益输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的不断变化,委托拍卖机构拍卖被执行人财产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拍卖信息公开手段有限,受众面小;围标串标、职业控场情况屡屡出现;拍卖佣金高、形成利益链条导致腐败问题发生。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不少省份开始陆续尝试借助互联网的优势重新回归人民法院自主处置财产的模式,即网络司法拍卖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司法拍卖的公开度、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杜绝了线下拍卖存在的暗箱操作、围标串标、职业控场等情况的发生,通过“去中介"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拍卖成本。司法拍卖不仅成交率、溢价率不断提升,而且成功实现该环节的违法违纪“零投诉"。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网拍规定》,并研发了全国法院网拍系统。系统自2017年3月上线以来,全国法院通过网拍成交了57.6万件标的物,成交额1.18万亿元,63.98%的标的物得以成功变价。浙江法院的成交率已达到93.8%,共计为当事人节省佣金约366亿元。网拍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和实实在在的实惠。
关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一线法官压力大,精力有限,没有充足时间进行前期调查和接待意向竞买人的问题。首先,按照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参考价前,就应查明财产的权属、权利负担、占有使用、欠缴税费、质量瑕疵等情况并在后续的拍卖公告中向社会进行全面披露。社会公众通过查阅拍卖公告和标的物信息就可以获知。无论是法院自主网拍还是委托拍卖机构拍卖,上述这些工作都是执行法官的本职工作。其次,线下接洽、引领看样等辅助性工作确实需要人力来完成。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网拍规定》时已予以充分考虑,并在《网拍规定》中明确规定拍卖辅助工作的范围以及可以委托社会机构来承担等内容。对于拍卖辅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在规范和监管。一是要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发挥一些长期从事拍卖服务的优质拍卖机构的专业优势(例如上海,拍卖机构早已转型开始从事拍辅工作,拍卖机构作为拍辅机构与人民法院实行的网拍模式进行了比较好的融合);二是要适当引入竞争,争取辅助机构能够提供更加质优价廉的服务;三是要通过相关制度机制的建立坚决杜绝辅助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寻租空间。鉴于各地开展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基础不同,以及在经济发展程度、地域面积和工作总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为规范拍卖辅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明确要求建立司辅工作省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2019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本着因地制宜、规范职业、有序竞争、防范风险等原则,建立省级统一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制,同时要着重注意防范权力寻租等廉政问题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并充分利用“一案双查"等机制规范和监管此项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乐于看到更多有着丰富招商推广等线下辅助工作经验的拍卖企业能够参与到拍卖辅助工作中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司法网拍提供有偿辅助服务,与人民法院一起为更好地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而共同努力。
关于您提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拍卖法》)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据其制定的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依法开展执行工作的基本遵循。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的强制变价处分,与拍卖机构依据《拍卖法》实施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买卖,本质上讲是不同的。无论是人民法院自主网拍,还是委托拍卖机构拍卖,都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可以选择的方式。当然,《拍卖法》中的原则、精神、程序、规范非常有价值,我们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也予以了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借鉴。
关于您所提出的执行法官接待竞买人时可能直接影响意向竞买人、存在与特定竞买人串通干预成交造成权利寻租等腐败问题。首先,网拍中,人民法院通过网拍平台对标的物的情况进行全面披露。只要打开链接,所有人看到的信息都是一致的。且在各方当事人乃至全社会的广泛监督下,人为扩大或缩小瑕疵这种情况几乎无处遁形。只要竞买人认为物有所值,在拍卖成交前随时可以交保证金竞买,执行法官完全无法操控谁可以参拍谁不可以。其次,目前的投诉、监督渠道非常畅通,每个法院都会开通由本院监察部门负责接听的一部监督电话,12368等服务热线也都会受理对网拍的投诉。如果在接待竞买人环节遇到人为干扰,随时可以申请予以监督。拍卖全流程晒在互联网上,任何小过错、小瑕疵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涉执舆情“见诸网端"早已不新鲜,执行法官早已清楚认识到“网拍无小事"。最后,对于拍卖辅助工作,我们正在持续不断地加强监管,无论是执行法官自己还是拍辅机构工作人员,都要求在与竞买人接触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我们非常欢迎当事人、代表委员、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的工作能够给予更加全面、广泛的监督,对违法违纪行为积极反映和举报,便于我们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以身犯险的工作人员,人民法院绝不姑息,定会从严从重处理。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全国法院网拍工作的调研、监督、指导和管理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司法拍卖公平、公正、公开、健康、有序开展,保护好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69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698号建议的答复
周慧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应加强民事案件监督工作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民事检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主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不断加大对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强化民事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切实加强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扎实开展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强化民事检察环节矛盾化解工作,持续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事检察工作和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更高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您提出的各项建议,对于新时代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做强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将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研究并吸收采纳。
一、关于加强对检察机关监督权宣传的建议
针对民事检察工作社会知晓度不高的情况,各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将加大民事检察工作宣传力度,加强与院外宣传部门沟通合作,提高宣传常态化水平,通过新闻发布会、专题片、微电影、专题展览等载体,大力宣传民事检察工作职能和成效。加强和媒体合作,积极运用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民事检察工作宣传上的作用。明确宣传重点,积极宣传民事检察典型案例事例、工作进展和先进模范,讲好民事检察故事,提高社会公众对民事检察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和参与度,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2019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5件虚假诉讼监督指导性案例。该批案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发布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例。此次指导性案例引发媒体热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中国日报、人民网、央广网、中国网、香港文汇网等近60家主流媒体予以关注报道。
二、关于加强对检察机关民事法律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注重加强民事检察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能力。将进一步优化民事检察机构和办案组织建设,改革创新司法人才引进、使用机制,通过招录、选调、遴选等途径充实民事检察办案力量,优化队伍专业结构。完善全国和省级民事检察人才库,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敏感于自己的不足和短板,力求实效开展好分类培训和岗位练兵,培养综合型办案能手。研发虚假诉讼案件、刑事案件牵连产权保护民事案件线索智能发现技术,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应用好新建成的“检答网",加强检察业务咨询交流,拓宽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研讨渠道,促进办案能力的提升。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民事检察大讲堂,由检察官教检察官,培育综合型办案能手。为培养锻炼民事检察业务骨干,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以案代训集中办案活动,从部分省、市级检察院抽调员额检察官,协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使地方民事检察人员既接触到以往难以遇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开阔办案视野,又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手把手"的业务指导,提高办案能力。同时,不断加强民事检察队伍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廉洁意识、纪律意识、底线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杜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三、关于委托律师协会对申请监督案件进行法律评估的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重视“智慧借助",充分发挥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的作用。针对民事检察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高层次、专家型人才匮乏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鼓励各级检察院积极借助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等“外脑"的实践经验、法律和政治智慧,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促进提升民事检察专业能力。同时,不断规范和细化专家咨询论证机制,既通过借助“外脑"促进提高检察官办案能力,又防止片面依赖“外脑"而导致检察官怠于履职尽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已召开3次会议,讨论疑难复杂案件12件。为了提高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依法、精准进行监督,促进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和司法廉洁,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积极部署研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互联网咨询平台,拟邀请广大律师作为专业咨询员,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互联网专业咨询。
四、关于申请抗诉案件办理的建议
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是民事检察的传统业务和基础性工作,是切实加大民事检察工作力度的重要着力点。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引导各级人民检察院树立精准监督的理念,要求监督必须考虑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个案的公平正义来引领司法进步、促进社会进步。强调要在精准监督上下功夫,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不搞粗放式办案,防止片面追求监督数量。民事抗诉不是越多越好,要优先选择在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抗诉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发挥对类案的案例指导作用。着重对适用法律错误的特别重大典型案件提出抗诉,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发挥对各级法院的裁判引领作用。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健全以“精准化"为导向的民事诉讼监督机制,实现了对民事诉讼监督原则、监督标准的重塑性变革。201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严格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办理程序的通知》,要求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咨询论证、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提高申请抗诉的精准度。在加强精准监督的同时,完善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推动形成多元化监督格局。
五、关于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并追责的建议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检察机关民事案件监督工作的刚性保障。为依法履行好职务犯罪侦查职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及时梳理分析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处该类犯罪案件的总体情况和历史经验,对进一步加大诉讼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进行专项研讨与重点谋划。组织专门力量研究起草了《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稿)》和《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细则(稿)》,在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严格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办案工作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协作配合、加大案件线索移送与审查力度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两个文件稿在检察系统内部征求意见后,已分别送国家监察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即印发实施。自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以来,各地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积极稳妥开展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纪委监委沟通衔接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服务司法领域腐败治理的工作新模式在探索中迈出新步伐。自修改后刑诉法实施至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84件110人,为推进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作出了新的检察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申请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申请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28日 (2018)最高法民他204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内民他6号《关于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申请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实,本案为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与赤峰宝山仕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而产生的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作为合同主体,承担相应责任的费用来源于财政支出,上述情形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并间接“涉及不特定多数人”,但仅涉及特定行政区域范围内特定行政部门财政支出增加的情形并不足以认定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应当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案涉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撤销。
此复
附: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
申请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8年9月28日 (2018)内民他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峰市中院)立案受理了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以下简称元宝山分局)申请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一案,该院拟裁定撤销仲裁裁决,并上报我院审查。我院审查后认为,拟同意赤峰市中院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的规定,现将本案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元宝山区分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义,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海,男,该局用地股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湛国,内蒙古千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赤峰宝山仕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谢某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利中,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健,男,该公司员工。
二、仲裁情况
赤峰宝山仕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公司)申请仲裁提出:1.两份合同其中包括“代征绿地”面积8206.90平方米,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却不能使用的土地面积,宝山公司为此支出12310350元,请求元宝山分局予以退还;2.两份合同涉宗地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内外均为“六通一平”1,但实际上“六通一平”的工程建设均由宝山公司出资进行施工,请求元宝山分局给付“六通一平”费用及电费损失合计45748220元;3.请求元宝山分局对尚未进行“六通一平”的80亩地块进行施工。
仲裁庭意见为:1.关于“代征绿地”8206.90平方米,宝山公司请求由元宝山分局退还为此已支付土地出让金12310350元。仲裁庭认为,本案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宝山公司代他人征得土地,并代支付土地出让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宝山公司应当依法向所代者主张相关权利,此请求非本案调整范围。2.双方当事人关于涉案土地“六通一平”如何确定范围各执一词。涉案土地的出让价格是依法依规经评估后确定的,涉案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宝山公司依据估价报告坚持涉案土地出让应具备“六通一平”这一条件,而元宝山分局举证估价报告作者的估价说明,证明报告中“六通一平”是“红线外六通,红线内一平”。元宝山分局当庭陈述相关地价决定过程,即“首先由元宝山分局委托评估地价,元宝山分局拿到评估后集体决议报政府决定”。估价报告确定的地价即为两合同采用的政府决定的地价有证据足以证实。估价报告第一部分六项地价定义中宗地实际开发程度载明:宗地红线内外均为“六通一平”,此表述明确具体,据此确定的价格历经报告、决议、决定,依此价格签订两份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实际履行。估价说明“红线外六通、红线内一平”之说与估价报告本意相悖,仲裁庭不予采信。宝山公司仲裁请求由元宝山分局给付“六通一平”费用及电费损失合计45748220元,应予支持。3.宝山公司请求由元宝山分局对尚未进行“六通一平”的80亩地块进行施工,因此地块已经出让宝山公司使用,相关此地块争议所涉用途处于尚未确定状态,本案仲裁庭不能作出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及国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政策法规,裁决:1.元宝山分局给付宝山公司“六通一平”费用及电费损失合计45748220元。2.仲裁费418990元,宝山公司承担95759元,元宝山分局承担323231元。因宝山公司已全额预付,故元宝山分局应给付宝山公司323231元。3.上列合计46071451元,由元宝山分局于2017年 12月16日前全额给付宝山公司,逾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执行。
三、赤峰市中院查明的事实及处理意见
赤峰市中院查明,2012年7月30日,元宝山分局为出让人,宝山公司为受让人,双方签订合同编号(蒙)0005267、(蒙)0005268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编号435—(06)—696和编号435—(06)—697号宗地(以下简称两份合同),面积分别为66888.87平方米和 68527平方米。出让单价为每平方米1500元,总计土地出让金203120000元,宝山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因“代征绿地”及“六通一平”双方发生争议。
赤峰市中院审查期间,元宝山分局提交大唐首邑公司与宝山公司2012年7月18日共同向政府提交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的申请书,证明宝山公司在仲裁过程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结合仲裁庭审过程中举证过的成交确认书,成交方是宝山公司的关联公司大唐首邑公司,仲裁过程中宝山公司不认可其与大唐首邑公司之间的关系。宝山公司质证称,对申请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公司手里没有。申请书确实是公司写的,但是公司没有存档直接交到赤峰市元宝山区政府了。赤峰市中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该申请书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另查明,元宝山分局与宝山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本条第 (二)项规定的土地条件:......(二)现状土地条件。赤峰诚信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月19日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中第六项‘地价定义’......宗地实际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内外均达到‘六通一平’(即道路、通水、排水、供暖、供电、通讯及场地平整)。”大唐首邑公司与元宝山分局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了成交确认书,载明“实地踏勘挂牌地块后,向挂牌人提交竞买申请书并交付履约保证金,取得竞买资格”。
赤峰市中院认为应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理由为:本案应审查仲裁裁决是否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现宝山公司主张红线内外均未达到“六通一平”,并要求元宝山分局支付该项费用。元宝山分局称红线外已达到“六通”,红线内已达到“一平”,且不认可宝山公司主张的红线内也达到“六通”的说法。元宝山分局与宝山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土地条件为“现状土地条件”,该合同中对于“六通一平”事项并无约定,且宝山公司也认可“红线外六通红线内一平”是行业惯常做法。而且,大唐首邑公司与元宝山分局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的成交确认书,载明“实地踏勘挂牌地块后,向挂牌人提交竞买申请书并交付履约保证金,取得竞买资格”,根据合同可以看出受让的是挂牌地块的现状土地,且宝山公司也是通过招拍挂,竞买取得的土地,并不是仅依据评估报告就直接受让取得的土地。同时,元宝山分局也系国家财政拨款的行政机关,因此,在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约定“红线内外均达到六通一平”的情况下,仲裁庭仅依据评估报告即裁决元宝山分局给付“红线内外均达到六通一平”的费用,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元宝山分局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撤销情形,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四、本院审查意见
意见一:拟不同意赤峰市中院以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涉案证据《权属变更申请书》由元宝山分局向赤峰市中院提交,亦说明元宝山分局持有该证据,因此其主张宝山公司隐瞒该证据的理由不成立。
意见二:拟同意赤峰市中院以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仲裁裁决。元宝山分局作为出让方、宝山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约定“红线内外均达到六通一平”,土地评估报告并非对受让方公开文件,是出让方确定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且报告出具机构亦出具证明称“红线内外六通一平”应理解为宗地红线外六通(即通路、供水、排水、通电、通讯、供暖),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仲裁庭依据评估报告裁决元宝山分局给付“红线内外均达到六通一平”的费用不妥,元宝山分局提交与赤峰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赤峰富尔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其他出让的土地与本案所涉土地均以同样方式签订合同,如裁决元宝山分局承担责任,则会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导致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资金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即社会公众利益,由此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元宝山分局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撤销情形,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意赤峰市中院撤销赤峰仲裁委员会(2017)赤仲裁字第86号仲裁裁决的意见,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特此请示。
1即道路、通水、排水、供暖、供电、通讯及场地平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布兰特伍德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请示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布兰特伍德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请示一案的复函
(2019年12月24日 (2019)最高法民他27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粤民他57号《关于申请人Brentwood Industries,Inc.(U.S.A)与被申请人广东阀安龙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启贸易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广州市正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启公司)为买方,布兰特伍德公司【Brentwood Industries,Inc.(U.S.A)】为卖方,广东阀安龙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阀安龙公司)为委托方,在广州签订《合同》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根据国际惯例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仲裁。该条所载“项目”为“广州猎德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地点在中国广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穗中法仲异字第11号民事裁定,确认该仲裁条款有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根据布兰特伍德公司的申请,由独任仲裁员Jane Willem女士组成的仲裁庭在广州开庭审理,在广州作出案涉仲裁裁决。根据上述事实,案涉仲裁裁决系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我国涉外仲裁裁决,请你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对布兰特伍德公司的申请进行审查,并依法妥善处理。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法发[2017]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9月8日
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
为严格规范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工作,加强各地法院之间的互助协作,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功能优势,节约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事项需赴异地办理的,可以委托相关异地法院代为办理。
(一)冻结、续冻、解冻、扣划银行存款、理财产品;
(二)公示冻结、续冻、解冻股权及其他投资权益;
(三)查封、续封、解封、过户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
(四)调查被执行人财产情况;
(五)其他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中列明的事项。
第二条 委托调查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委托法院应当在委托函中明确具体调查内容、具体协助执行单位并附对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调查内容应当为总对总查控系统尚不支持的财产类型及范围。
第三条 委托法院进行事项委托一律通过执行办案系统发起和办理,不再通过线下邮寄材料方式进行。受托法院收到线下邮寄材料的,联系委托法院线上补充提交事项委托后再予办理。
第四条 委托法院发起事项委托应当由承办人在办案系统事项委托模块中录入委托法院名称、受托法院名称、案号、委托事项、办理期限、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并附相关法律文书。经审批后,该事项委托将推送至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委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核查文书并加盖电子签章后推送给受托法院。
第五条 受托法院一般应当为委托事项办理地点的基层人民法院,委托同级人民法院更有利于事项委托办理的除外。
第六条 办理期限应当根据具体事项进行合理估算,一般应不少于十天,不超过二十天。需要紧急办理的,推送事项委托后,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联系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应当于24小时内办理完毕。
第七条 相关法律文书应当包括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执行函、送达回证(或回执),并附执行公务证件扫描件。委托扣划已冻结款项的,应当提供执行依据扫描件并加盖委托法院电子签章。
第八条 受托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收到事项委托后,应当尽快核实材料并签收办理。
第九条 委托办理的事项超出本办法第一条所列范围且受托法院无法办理的,受托法院与委托法院沟通后可予以退回。
第十条 委托法院提供的法律文书不符合要求或缺少必要文书,受托法院无法办理的,应及时与委托法院沟通告知应当补充的材料。未经沟通,受托法院不得直接退回该委托。委托法院应于三日内通过系统补充材料,补充材料后仍无法办理的,受托法院可说明原因后退回。
第十一条 受托法院应当及时签收并办理事项委托,完成后及时将办理情况及送达回证、回执或其他材料通过系统反馈委托法院,委托法院应当及时确认办结。
第十二条 执行事项委托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事项委托由受托法院根据本地的实际按一定比例折合为执行实施案件计入执行人员工作量并纳入考核范围。
第十三条 委托法院可在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中对已经办结的事项委托进行评价,或向受托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投诉并说明具体投诉原因,被投诉的受托法院可通过事项委托系统说明情况。评价、投诉信息将作为考核事项委托工作的一项指标。
第十四条 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履行督促职责,通过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就辖区法院未及时签收并办理、未及时确认办结情况进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定期对辖区法院事项委托办理情况进行统计、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20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1月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11月18日起施行 法释〔2020〕12号)
为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依照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提供证据。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及待证事实、当事人的证据持有情况、举证能力等,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条 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不属于新产品的,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下列事实:
(一)被告制造的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属于相同产品;
(二)被告制造的产品经由专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较大;
(三)原告为证明被告使用了专利方法尽到合理努力。
原告完成前款举证后,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
第四条 被告依法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应当举证证明合法取得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的事实,包括合法的购货渠道、合理的价格和直接的供货方等。
被告提供的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来源证据与其合理注意义务程度相当的,可以认定其完成前款所称举证,并推定其不知道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侵害知识产权。被告的经营规模、专业程度、市场交易习惯等,可以作为确定其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据。
第五条 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下列事实:
(一)被告向原告发出侵权警告或者对原告进行侵权投诉;
(二)原告向被告发出诉权行使催告及催告时间、送达时间;
(三)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
第六条 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部分,当事人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无须再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条 权利人为发现或者证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普通购买者的名义向被诉侵权人购买侵权物品所取得的实物、票据等可以作为起诉被诉侵权人侵权的证据。
被诉侵权人基于他人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所形成的证据,可以作为权利人起诉其侵权的证据,但被诉侵权人仅基于权利人的取证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除外。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下列证据,当事人仅以该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裁判所确认的;
(二)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
(三)能够从官方或者公开渠道获得的公开出版物、专利文献等;
(四)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真实性的。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仅以该证据未办理认证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明确认可的;
(二)对方当事人提供证人证言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证人明确表示如作伪证愿意接受处罚的。
前款第二项所称证人作伪证,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十条 在一审程序中已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在后续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可以不再要求办理该授权委托书的上述证明手续。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应当结合下列因素进行审查:
(一)申请人是否已就其主张提供初步证据;
(二)证据是否可以由申请人自行收集;
(三)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及其对证明待证事实的影响;
(四)可能采取的保全措施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应当以有效固定证据为限,尽量减少对保全标的物价值的损害和对证据持有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证据保全涉及技术方案的,可以采取制作现场勘验笔录、绘图、拍照、录音、录像、复制设计和生产图纸等保全措施。
第十三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或者妨害证据保全,致使无法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当事人擅自拆装证据实物、篡改证据材料或者实施其他破坏证据的行为,致使证据不能使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必要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场,也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证据保全。
证据为案外人持有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持有的证据采取保全措施。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应当制作笔录、保全证据清单,记录保全时间、地点、实施人、在场人、保全经过、保全标的物状态,由实施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有关人员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不影响保全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笔录上记明并拍照、录像。
第十七条 被申请人对证据保全的范围、措施、必要性等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理由成立的,可以变更、终止、解除证据保全。
第十八条 申请人放弃使用被保全证据,但被保全证据涉及案件基本事实查明或者其他当事人主张使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证据进行审查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可以对下列待证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委托鉴定:
(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现有技术的对应技术特征在手段、功能、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二)被诉侵权作品与主张权利的作品的异同;
(三)当事人主张的商业秘密与所属领域已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的异同、被诉侵权的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异同;
(四)被诉侵权物与授权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的异同,其不同是否因非遗传变异所致;
(五)被诉侵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与请求保护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异同;
(六)合同涉及的技术是否存在缺陷;
(七)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八)其他需要委托鉴定的专门性问题。
第二十条 经人民法院准许或者双方当事人同意,鉴定人可以将鉴定所涉部分检测事项委托其他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人对根据检测结果出具的鉴定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鉴定业务领域未实行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统一登记管理制度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鉴定人选任程序,确定具有相应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鉴定。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并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确定鉴定范围。鉴定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鉴定范围,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下列因素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
(一)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资格;
(二)鉴定人是否具备解决相关专门性问题应有的知识、经验及技能;
(三)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规范,技术手段是否可靠;
(四)送检材料是否经过当事人质证且符合鉴定条件;
(五)鉴定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
(六)鉴定人有无应当回避的法定事由;
(七)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有无徇私舞弊或者其他影响公正鉴定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控制证据的对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其提交。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提交虚假证据、毁灭证据或者实施其他致使证据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实施前款所列行为,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证据涉及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在相关诉讼参与人接触该证据前,要求其签订保密协议、作出保密承诺,或者以裁定等法律文书责令其不得出于本案诉讼之外的任何目的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在诉讼程序中接触到的秘密信息。
当事人申请对接触前款所称证据的人员范围作出限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七条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及当事人的询问。
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该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庭前会议、开庭审理的,技术调查官可以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询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公证文书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对该公证文书不予采纳。
当事人对公证文书提出异议的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证机构出具说明或者补正,并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对该公证文书进行审核认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提供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合同、进出货单据、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网站或者宣传册等有关记载,设备系统存储的交易数据,第三方平台统计的商品流通数据,评估报告,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以及市场监管、税务、金融部门的记录等,可以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侵害知识产权赔偿数额。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主张参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考量下列因素对许可使用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
(一)许可使用费是否实际支付及支付方式,许可使用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或者备案;
(二)许可使用的权利内容、方式、范围、期限;
(三)被许可人与许可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
(四)行业许可的通常标准。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0年11月18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请示》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请示》的批复
(2018年2月5日 (2018)最高法民他12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8)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同意你院提出的具体调整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审理应由北京市法院管辖的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的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审理应由北京市法院管辖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含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案件);
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审理应由北京市法院管辖的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应由北京市法院管辖的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
四、保留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其他案件类型。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现将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等三件案例(检例第175-177号)作为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金融犯罪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5月11日
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
(检例第175号)
【关键词】
私募基金 非法集资 非法占有目的 证据审查
【要旨】
违反私募基金管理有关规定,以发行销售私募基金形式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向私募基金投资者隐瞒未将募集资金用于约定项目的事实,虚构投资项目经营情况,应当认定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人虽然将部分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活动,但投资随意,明知经营活动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本息的现实可能性,仍然向社会公众大规模吸收资金,还本付息主要通过募新还旧实现,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共同犯罪或者单位犯罪中,应当根据非法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检察机关应当围绕私募基金宣传推介方式、收益分配规则、投资人信息、资金实际去向等重点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针对性开展指控证明工作。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业强,男,国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盈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7家国盈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被告人白中杰,男,国盈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被告人鹿梅,女,自2016年8月起任国盈系公司财务负责人。
2012年7月至2018年间,被告人张业强、白中杰相继成立国盈系公司,其实际控制的国盈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兴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国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先后取得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以下均简称“私募基金管理人”)。
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间,张业强、白中杰将其投资并实际控制的公司的经营项目作为发行私募基金的投资标的,并在南京等多地设立分公司,采取电话联络、微信推广、发放宣传册、召开推介会等方式公开虚假宣传,夸大项目公司经营规模和投资价值,骗取投资人信任,允许不适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购买私募基金,与投资人订立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合同,承诺给予年化收益率7.5%至14%不等的回报。鹿梅自2016年8月起负责国盈系公司“资金池”及其投资项目公司之间的资金调度、划拨以及私募基金本金、收益的兑付。张业强、白中杰控制国盈系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先后发行销售133只私募基金,非法公开募集资金人民币76.81亿余元。张业强、白中杰指定部分公司账户作为国盈系公司“资金池”账户,将绝大部分募集资金从项目公司划转至“资金池”账户进行统一控制、支配。上述集资款中,以募新还旧方式兑付已发行私募基金本金及收益49.76亿余元,用于股权、股票投资3.2亿余元,用于“溢价收购”项目公司股权2.3亿余元,用于支付员工薪酬佣金、国盈系公司运营费用、归还国盈系公司及项目公司欠款等17.03亿余元,用于挥霍及支付张业强个人欠款等4.52亿余元。张业强所投资的项目公司绝大部分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国盈系公司主要依靠募新还旧维持运转。案发时,集资参与人本金损失共计28.53亿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18年12月14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以张业强、白中杰、鹿梅涉嫌集资诈骗罪向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一)审查起诉
侦查阶段,张业强等人辩称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移送起诉后进一步辩称国盈系公司在中基协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行销售的133只私募基金中有119只私募基金按规定进行了备案,是对项目公司投资前景的认可,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回购协议是出于降低单个项目风险的考量,未将募集款全部投入项目公司是基于公司计划进行内部调配,使用后期募集款归还前期私募基金本息仅是违规操作。
针对张业强等人的辩解,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在案证据审查后认为,证明张业强等人销售私募基金违反有关规定,公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尚有不足,要求公安机关围绕国盈系公司在募集、投资、管理、退出各环节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补充侦查:(1)调取国盈系公司私募基金备案资料,与实际募集资金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查明国盈系公司是否存在向中基协隐匿承诺保本保收益、引诱投资人投资等违规事实。(2)询问集资参与人、发行销售工作人员,核实营销方式及发行销售过程中是否有承诺还本付息、突破合格投资者确认程序等事实。(3)调取发行销售人员背景资料、培训宣传相关证据,查明是否存在公开宣传情形。(4)调取相关项目公司的账册、审计材料等相关证据,询问张业强指派的项目公司管理人员及项目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查明项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5)对募集资金流向进行逐项审计,查明募集资金实际去向,是否存在募新还旧情形等。
公安机关根据补充侦查提纲收集并移送了相关证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张业强、白中杰、鹿梅通过销售私募基金方式,以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数额特别巨大,于2019年6月28日以三被告人犯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2020年1月10日又补充起诉了部分集资诈骗犯罪事实。
(二)指控和证明犯罪
2020年8月11日至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阶段,公诉人结合在案证据指控和证明张业强等人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首先,公诉人出示证明张业强、白中杰控制国盈系公司利用私募基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有关证据,包括:一是出示国盈系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组织投资人参加文旅活动方案,私募基金投资人、销售人员、活动组织人员关于招揽投资人、推介项目等方面的证言等,证实张业强等人进行了公开宣传。二是出示回购合同,资金交易记录,审计报告,被告人供述及私募基金投资人、销售人员证言等,证实张业强等人变相承诺还本付息。三是出示有关投资人实际信息相关书证、资金交易记录、被告人供述和私募基金投资人、销售人员证言等,证实张业强等人以“拼单”“代持”等方式将不适格人员包装成合格投资者,向社会公众销售私募基金产品。公诉人指出,张业强等人实际控制的国盈系公司虽然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发行销售的119只私募基金经过备案,但是其通过电话联络、微信推广、发放宣传册、召开推介会等方式招揽投资人,公开推介宣传、销售经过备案或者未经备案的私募基金,虚化合格投资者确认程序,允许不合格投资者通过“拼单”“代持”等购买私募基金,并利用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回购协议变相承诺还本付息,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私募基金管理有关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上述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所具有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特征。
随后,公诉人出示募集资金实际去向和项目公司经营状况等相关证据,证明张业强等人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使用诈骗方法,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是出示国盈系公司及其项目公司账册,关于项目经营状况、募集资金去向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审计报告等,证实募集资金转入项目公司后,绝大部分资金在鹿梅等人的操作下回流至国盈系公司“资金池”账户。二是出示被告人、项目公司负责人、财务人员等关于项目公司投资决策过程、经营管理状况等言词证据,项目公司涉诉资料等,证实张业强等人在对外投资时不进行尽职调查,随意进行“溢价收购”,收购后经营管理不负责任,任由公司持续亏损。三是出示项目公司财务账册资料、“利益分配款”(即利息)有关审计报告等,证实张业强等人投资的绝大多数项目持续亏损,自2015年1月起国盈系公司已依靠募新还旧维持运转。四是出示张业强等人供述、有关资金交易记录、审计报告等证据,证实张业强将巨额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豪车、别墅、归还个人欠款等。公诉人指出,张业强等人实际发行销售的133只私募基金中,有131只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使用募集资金,并向投资人隐瞒了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公司系由张业强实际控制且连年亏损等事实,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张业强等人募集的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少部分募集资金虽用于投资项目经营过程中,但张业强等人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随意,项目公司持续亏损、没有实际盈利能力,长期以来张业强等人主要通过募新还旧支付承诺的本息,最终造成巨额资金无法返还,足以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综上,被告人张业强、白中杰、鹿梅构成集资诈骗罪。
庭审中,张业强、白中杰、鹿梅及辩护人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
(三)处理结果
2021年8月1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业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白中杰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财产一千五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鹿梅有期徒刑十二年,没收财产一千万元。张业强、白中杰、鹿梅提出上诉,同年12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外,国盈系公司在南京、苏州、广州设立的分公司负责人组织业务人员以销售私募基金为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宣传,以获取定期收益、承诺担保回购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根据案件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人员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经南京、苏州、广州相关检察机关依法起诉,相关人民法院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对28名分公司负责人、业务经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五年(部分人适用缓刑)不等,并处罚金一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
【指导意义】
(一)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进行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私募基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只需经过备案、无需审批,但不能以私募为名公开募集资金。检察机关办理以私募基金为名非法集资的案件,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私募基金宣传推介途径、收益分配、募集对象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对涉案私募基金是否符合非法集资特征作出判断。违反私募基金有关管理规定,通过公众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签订回购协议等方式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属于变相承诺还本付息;通过“拼单”“代持”等方式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或者投资者累计超过规定人数,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在发行销售私募基金过程中同时具有上述情形的,本质上系假借私募之名变相非法集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以发行销售私募基金名义,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根据涉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实际用途、非法集资人归还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向私募基金投资者隐瞒募集资金未用于约定项目的事实,虚构投资项目经营情况,应当认定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人虽然将部分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活动,但投资决策随意,明知经营活动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本息的现实可能性,仍然向社会公众大规模吸收资金,兑付本息主要通过募新还旧实现,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共同犯罪或者单位犯罪中,由于行为人层级、职责分工、获利方式、对全部犯罪事实的知情程度不同,其犯罪目的也存在不同,应当根据非法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分别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围绕私募基金宣传推介方式、收益分配规则、投资人信息、资金实际去向等重点,有针对性开展引导取证、指控证明工作。检察机关指控证明犯罪时,不能局限于备案材料、正式合同等表面合乎规定的材料,必须穿透表象查清涉案私募基金实际运作全过程,提出引导取证意见,构建指控证明体系。(1)注重收集私募基金宣传推介方式、合格投资者确认过程、投资资金实际来源、实际投资人信息、实际利益分配方案等与募集过程相关的客观证据,查清资金募集过程及其具体违法违规情形。(2)注重收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流向等与项目投资决策过程、经营管理状况、实际盈亏情况等相关客观性证据,在全面收集财务资料等证据的基础上,要求审计机构尽可能对资金流向进行全面审计,以查清募集资金全部流转过程和最终实际用途。(3)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针对性讯问和有关人员的针对性询问,结合客观证据共同证明募集资金方式、资金去向、项目公司经营情况等关键性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5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
办案检察院: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翁良勇
案例撰写人:翁良勇 赵学武
郭四记、徐维伦等人伪造货币案
(检例第176号)
【关键词】
伪造货币 网络犯罪 共同犯罪 主犯 全链条惩治
【要旨】
行为人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专门用于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物资的,应当认定其具有伪造货币的共同犯罪故意。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伪造货币的关键技术、物资,或者明知他人有伪造货币意图,仍积极提供专门从事伪造货币相关技术、物资等,应当认定其在共同伪造货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实际参与的伪造货币犯罪总额负责。对于通过网络联络、分工负责、共同实施伪造货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对伪造货币犯罪全链条依法追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四记,男,防伪纸网络代理商。
被告人徐维伦,男,防伪纸网络代理商。
被告人胡春云、于文星、胡甲武、胡康康、宋金星,均系无业人员。
2018年9月,徐维伦成为某品牌防伪纸网络代理商后,组建多个QQ群,发布销售防伪纸广告。徐维伦利用该防伪纸自行制造假币,在QQ群发布视频炫耀,至案发共伪造人民币2.906万元。郭四记等意图伪造货币的人员通过网络广告加入徐维伦建立的QQ群,购买防伪纸用于制造假币。郭四记认识徐维伦后,也成为该防伪纸销售代理商,徐维伦向其出售防伪纸、印章、假币电子模板等设备、材料,并传授制造假币技术。
2018年9月至11月,徐维伦通过网络与胡春云、于文星、胡甲武、胡康康、宋金星共同伪造货币:(1)徐维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胡春云出售防伪纸、印油、丝印台、假币电子模板等制造假币材料,胡春云纠集同村村民于文星、胡甲武共同制造假币。在胡春云等人制造假币遇到困难时,徐维伦通过QQ远程操控电脑提供制假技术支持。胡春云等人共伪造人民币1.8万元,并使用了部分假币。(2)徐维伦通过网络向胡康康出售防伪纸、丝印网版等制造假币的材料,并赠送假币电子模板,胡康康纠集其堂弟宋金星共同伪造人民币1.636万元,并使用了部分假币。
期间,郭四记、徐维伦还通过网络分别或者共同与山西、贵州、河北、福建、山东等地相关人员伪造货币:(1)郭四记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张鑫出售防伪纸、打印机、假币模板、丝印网版等制造假币设备材料,并传授制造假币技术,张鑫据此伪造人民币3.822万元。(2)郭四记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廖波出售防伪纸、丝印网版、印油、丝印网水等制造假币的材料,并赠送假币电子模板,廖波与汪钰芳、陈香等人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96.85万元。(3)徐维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王刚刚、郭四记出售防伪纸、印章、假币模板等制造假币设备材料,王刚刚、郭四记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4000张(多为面值20元)并销往全国各地,徐维伦参与介绍贩卖。(4)徐维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邸天佑出售防伪纸、印油、印章等制造假币的材料,赠送假币电子模板,传授制造假币技术,邸天佑与赵春杰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1.876万元。(5)徐维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白青沛出售防伪纸,白青沛据此伪造人民币3.352万元。张鑫、廖波等上述其他地区的人员均因伪造货币罪被当地法院判处刑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起诉
2019年2月12日,江西省庐山市公安局以郭四记、徐维伦、胡春云、于文星、胡甲武、胡康康、宋金星涉嫌伪造货币罪移送起诉。
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郭四记、徐维伦为全国多地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了大量制造假币所用防伪纸、丝印网版,并传授制假技术,但是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身份未查实,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否参与他人制造假币的事实以及具体犯罪数额不清。庐山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对全部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犯罪情况侦查取证。侦查人员赴相关省份提讯相关犯罪嫌疑人,并向当地公安机关调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制假设备及假币相关物证照片、扣押清单、假币鉴定意见等证明郭四记、徐维伦与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共同制造假币的证据材料,固定了共同犯罪的证据。2019年8月19日,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伪造货币罪对郭四记、徐维伦等七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二)指控和证明犯罪
2019年10月12日,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被告人郭四记对指控罪名无异议,但对犯罪事实和犯罪数额提出异议。郭四记的辩护人提出,郭四记只是出售制造假币设备材料和提供制造假币技术,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活动,不应认定为伪造货币的共犯,不应对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的犯罪数额负责。郭四记的行为属于制造、销售用于伪造货币的版样,应根据犯罪情节量刑。被告人徐维伦及其辩护人对犯罪数额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将郭四记等人伪造货币的数额计入到徐维伦名下。
公诉人答辩指出,被告人计算机、手机、U盘等电子设备中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交易记录、制作假币相关应用程序等电子数据以及被告人供述证实,被告人郭四记、徐维伦在向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销售可用于制造假币的防伪纸、打印机等通用设备材料以外,还销售专门用于制造假币的电子模板、印章、丝印网版,足以认定其与伪造货币人员具有制造假币的共同故意。而且,二被告人不仅销售制造假币所需的设备材料,还提供制造假币技术,被告人徐维伦在他人制造假币遇到问题时,甚至远程控制他人电脑直接操作,足以认定二被告人在各自参与的伪造货币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对他人实际使用二被告人提供的设备材料、技术伪造货币的总额负责。被告人胡春云、胡康康主动联系徐维伦购买制造假币材料、学习制造假币技术并制造假币,均系主犯。被告人于文星、胡甲武、宋金星按照指令从事从属性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
(三)处理结果
2019年11月14日,庐山市人民法院以伪造货币罪判处被告人郭四记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徐维伦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判处胡春云等其他五名被告人二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宣判后,七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明知他人意图伪造货币,通过网络提供伪造货币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人员,与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构成伪造货币共同犯罪。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专门用于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应当认定其具有伪造货币的共同犯罪故意。
(二)对于提供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但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行为的人员,应当根据具体行为判断在共同伪造货币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伪造货币的关键技术、设备、材料,或者明知他人有伪造货币意图,仍积极提供专门从事伪造货币的相关技术、设备、材料等,应当认定其在共同伪造货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实际参与的伪造货币犯罪总额负责。
(三)注重依法能动履职,对伪造货币犯罪全链条追诉。对于通过网络联络、分工负责、共同实施伪造货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要注重审查伪造货币全链条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是否全部查清,是否遗漏共同犯罪事实。办理利用网络共同伪造货币案件,要注重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计算机、手机、U盘等电子设备,全面提取社交通讯工具中留存的通讯记录、交易信息、制造假币应用程序等相关电子数据,以此为基础查清共同犯罪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办案检察院: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袁雪凤
案例撰写人:袁雪凤 徐静
孙旭东非法经营案
(检例第177号)
【关键词】
非法经营罪 POS机套现 违反国家规定 自行侦查
【要旨】
对于为恶意透支的信用卡持卡人非法套现的行为,应当根据其与信用卡持卡人有无犯意联络、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等,区分非法经营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未达到起诉条件,但根据已查清的事实认为犯罪嫌疑人仍然有遗漏犯罪重大嫌疑的,检察机关依法可以自行侦查。应当结合相关类型犯罪的特点,对在案证据、需要补充的证据和可能的侦查方向进行分析研判,明确自行侦查的可行性和路径。检察机关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时发现涉及上下游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犯罪线索的,应当通过履行立案监督等职责,依法追诉遗漏犯罪嫌疑人和遗漏犯罪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旭东,男,曾用名孙旭,别名孙盼盼。
2013年间,孙旭东对外谎称是某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不符合信用卡申办条件的人代办该银行大额度信用卡。因某银行要求申办大额度信用卡的人员必须在该行储蓄卡内有一定存款,孙旭东与某银行北京分行某支行负责办理信用卡的工作人员王某君(在逃国外)商议,先帮助申办人办理某银行储蓄卡,并将孙旭东本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转入该储蓄卡以达到申办标准,审核通过后再将转入申办人储蓄卡的资金转回,随后由孙旭东帮助信用卡申办人填写虚假的工作单位、收入情况等信用卡申办资料,再由王某君负责办理某银行大额度信用卡。代办信用卡后,孙旭东使用其同乡潘兰军(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经营的北京君香博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业食品公司”)注册办理的POS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全额刷卡套现,并按照事先约定截留部分套现资金作为申办信用卡和套现的好处费,剩余资金连同信用卡交给申办人。通过上述方式,孙旭东为他人申办信用卡46张,套现资金共计1324万元。截至案发时,16张信用卡无欠款,30张信用卡持卡人逾期后未归还套现资金共计458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发现线索
2016年9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区检察院”)办理史悦信用卡诈骗案过程中,史悦供称其信用卡系一名为“***”的男子代办,“***”帮助其套现40万元后截留10万元作为好处费。检察机关认为,该“***”为他人套现信用卡资金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遂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核查,“***”是孙旭东。
2016年12月24日,西城区检察院对史悦信用卡诈骗案提起公诉的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孙旭东涉嫌犯罪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公安机关经调取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信用卡申办材料、交易记录等,证实孙旭东为史悦等4人办理了大额度信用卡,上述信用卡通过POS机将卡内额度全额刷卡消费,交易记录显示收款方为北京顺通泰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货运代理公司”)。2017年6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史悦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同年12月19日,公安机关将孙旭东抓获归案。
(二)审查起诉和退回补充侦查
2018年3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将孙旭东作为史悦信用卡诈骗罪的共犯移送起诉。
在审查起诉期间,孙旭东辩称仅帮助某银行工作人员王某君将现金转交给办卡人,没有帮助他人进行信用卡套现。因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孙旭东系套现POS机的实际使用人,西城区检察院将案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要求查明POS机开户信息、王某君相关情况、孙旭东银行卡交易记录及帮助办卡、套现等相关事实。公安机关经过补充侦查,发现孙旭东为40余人以同样方式办卡、套现,交易金额达1000余万元,交易收款方显示为顺通货运代理公司。因侦查时相关信用卡交易涉及的POS机商户信息已超过法定保存期限,无法查询。
公安机关重新移送起诉后,经对补充侦查的证据进行审查,检察机关认为,套现资金去向不明,王某君在逃国外,无法找到交易记录显示的商户顺通货运代理公司,孙旭东亦不供认使用该POS机套现,证明孙旭东使用POS机套现的证据尚不符合起诉条件。因相关证据无法查实,西城区检察院就孙旭东在史悦信用卡诈骗中的犯罪事实先行提起公诉,并要求公安机关对孙旭东遗漏罪行继续补充侦查。
(三)自行侦查
根据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的相关证据仍无法找到POS机对应的商户,西城区检察院结合已有证据和已查清的案件事实对进一步侦查的方向和自行侦查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判。该院认为,涉案POS机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孙旭东仍有遗漏犯罪的重大嫌疑,具有自行侦查的必要性。同时,从缺失证据情况看,检察机关也有自行侦查的可行性:第一,孙旭东为多人办理某银行信用卡,此前该院办理的其他信用卡诈骗案中不排除存在孙旭东帮助办理信用卡的情况,从中可能发现POS机商户信息的相关证据。第二,可以从已经查明的孙旭东相关银行交易记录中,进一步筛查可能包含涉案POS机商户信息的线索。研判后,该院决定围绕涉案POS机的真实商户和使用人以及套现资金去向等关键问题自行侦查。
西城区检察院对孙旭东名下20余张银行卡交易记录梳理发现,上述银行卡内转入大量资金,很有可能来自于套现POS机账户,遂对20余张银行卡交易记录进行筛查,发现其中1张银行卡涉及的1笔交易对手方是博业食品公司名下的POS机,检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调取了博业食品公司POS机开户信息和交易记录,进而证实孙旭东使用该POS机进行非法套现,套现资金经博业食品公司对公账户流入孙旭东名下的银行账户,使用过程中交易记录显示的商户名被违规设置为顺通货运代理公司。同时,西城区检察院对该院近年办理的涉及某银行大额度信用卡诈骗案件逐案排查,发现已判决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被告人名字与孙旭东代办卡中的申办人相同,均为潘兰军。经调阅卷宗发现,两起案件中的潘兰军为同一人,且潘兰军曾供述其信用卡系一名为“孙盼盼”的人代为办理和套现。根据这一线索,检察机关提审潘兰军、询问相关证人、调取开户信息及交易明细,证实“孙盼盼”就是孙旭东,孙旭东曾以潘兰军经营的博业食品公司名义办理POS机并实际控制使用,博业食品公司对公账户由孙旭东代办,该账户接收过大量转账资金,又转至孙旭东名下多张银行卡,由此解开了此前侦查中无法找到顺通货运代理公司涉案证据的关键疑问。
根据自行侦查收集的POS机信息及相关交易记录,检察机关认定孙旭东为史悦之外的其他45人办理信用卡后,使用以博业食品公司名义开户的POS机,以顺通货运代理公司作为代收款方进行刷卡套现。2019年8月2日,西城区检察院以孙旭东犯非法经营罪补充起诉。
(四)指控和证明犯罪
2019年10月30日、12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孙旭东辩称其未办理涉案POS机,未帮助他人进行信用卡套现,相关资金系王某君提供,不构成犯罪。孙旭东的辩护人提出,没有证据证明孙旭东申办POS机刷卡套现,也无法确定涉案信用卡申请人与孙旭东有关联,孙旭东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公诉人针对上述辩护意见答辩指出,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孙旭东代办多张信用卡并使用实际控制的他人POS机进行非法套现活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一是POS机开户信息及交易明细、博业食品公司在某银行的开户资料、交易记录、证人证言等证实,孙旭东使用博业食品公司名义申办POS机并实际使用,但是该POS机交易记录显示的商户名称被违规设置为顺通货运代理公司。二是史悦等证人证言、POS机交易记录、孙旭东银行卡交易明细、史悦信用卡及其他45张信用卡交易记录证实,孙旭东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使用该POS机刷卡套现,套现资金进入博业食品公司账户后转入孙旭东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再由孙旭东转账或者直接取现支付给信用卡申办人。三是潘兰军和史悦的刑事判决书、某银行提供的催收记录等证据材料证实,孙旭东帮助大量无申卡资质的人员办卡套现,多名信用卡持卡人未按期归还欠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孙旭东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综上,孙旭东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以虚构交易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构成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处理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孙旭东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于2019年12月6日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孙旭东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孙旭东提出上诉。2020年3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对于为恶意透支的信用卡持卡人非法套现的行为人,应当根据其与信用卡持卡人有无犯意联络、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等证据,区分非法经营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支付货币资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十一条和2021年实施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九条等规定,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与恶意透支的信用卡持卡人通谋,或者明知信用卡持卡人意图恶意透支信用卡,仍然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帮助其非法套现,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虽然信用卡持卡人通过非法套现恶意透支,但证明从事非法套现的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共同犯罪证据不足的,对其非法经营POS机套现的行为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二)对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仍未达到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在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充分研判自行侦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虽然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仍有缺失,但根据已查清的事实认为犯罪嫌疑人仍然有遗漏犯罪重大嫌疑的,具有自行侦查的必要性。检察机关应当结合相关类型金融业务的特点、在案证据、需要补充的证据和可能的侦查方向进行分析研判,明确自行侦查是否具有可行性,决定自行侦查的具体措施,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自行侦查。
(三)检察机关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时发现涉及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等犯罪线索的,应当依法追诉遗漏犯罪嫌疑人和遗漏犯罪事实。信用卡诈骗案件中,恶意透支与非法套现相互勾结的问题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发现涉及POS机套现等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对相关线索进行核查,积极运用立案监督、引导取证、退回补充侦查、自行侦查等措施,对犯罪进行全链条惩治。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十一条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9号)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第三百四十五条、第四百二十三条
办案检察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卢阳
案例撰写人:卢阳 栗英会
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报告(2019—2022)
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报告(2019-2022)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6月23日)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和推动下,大湾区建设的美好蓝图正在变为现实,硬联通、软联通不断加强,三地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大湾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服务、保障、支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重大时代使命,也是人民法院工作创新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决策部署,在推进粤港澳司法法律规则衔接,深化粤港澳司法交流合作,完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为推动实现大湾区2022年近期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期发展目标,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健全制度完善机制,贯彻落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
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横向协调纵向贯通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院内相关部门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组成的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项工作小组,坚持系统观念,强调一体统筹,压茬推进落实,联动四级法院形成工作合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建立服务保障大湾区建设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重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动完善内地与港澳司法合作机制,分别与港澳签署关于加强司法法律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指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交流与互鉴框架安排》,有效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以司法助力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筑牢制度基础,持续推进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关于支持和保障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的意见》等,真正做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制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三年行动方案》,以“清单+台账”方式推动46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累计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经验20余项,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保障的针对性、时效性。
强化组织保障,提升大湾区法治布局整体水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普遍推行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审理,探索“专业法官+港澳陪审员+行业专家”的专业化审判模式。积极发挥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辖、繁简分流、扩大法律适用等方面探索积累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60个,为三地当事人提供专业明确的法律指引。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内地首家行政审判中心,实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并率先探索将部分涉港澳行政案件交由基层法院管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揭牌办公,强化拓展法院职能作用,服务合作区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机制。
二、深化司法交流合作,打造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新示范
巩固拓展交流渠道,促进内地与港澳融合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高层论坛在实现首轮轮办的基础上,成功举办第五届、第六届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案例研究基地、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举办“前海法智论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司法与仲裁”发展论坛、“司法与科技”座谈会等,交流司法经验、凝聚司法共识。邀请港澳司法高层作为中方正式代表参加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坛、海上丝绸之路司法合作国际论坛等国际性司法交流活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宣传“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成就。
推进专业研修交流,加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延续内地法官培养机制,三年来共选派150余名内地法官参与硕士、博士及高级法官研修项目;与澳门大学建立合作机制,选派20余名内地法官参加硕士、博士培养项目;举办第四期、第五期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范畴培训班,圆满实现澳门现职法官的首轮全员内地研修。广东法院定期举办涉港澳审判培训班、大湾区建设司法保障专题培训班、“普通法裁判实务培训班”,建立上下级法院间挂职交流和跟班学习机制,全面提升涉港澳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和专业水平。
搭建专业合作平台,支持港澳同胞参与国家法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首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聘请4名港澳专业人士担任专家委员;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邀请符合条件的港澳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现有港澳人民陪审员49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域外法查明专家出庭制度,试行港澳专家出庭提供法律查明协助;与广东省司法厅联合发布《广东自贸区跨境商事纠纷调解规则》,整合粤港澳大湾区调解资源,建立全省统一的港澳调解员名册,聘请61名港澳特邀调解员参与人民法院纠纷化解。
重视青年培训实习就业支持,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参与国家建设。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开展香港法律生内地实习项目,2019年启动首批澳门法律生内地实习项目,安排实习生到第一巡回法庭及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近距离了解基本国情、内地法律体系和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法官学院举办首期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法律人才研修班,36名香港律师、大律师参加,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人才培养搭建新平台。深圳法院聚焦广东省内高校香港学生,接收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香港学生开展岗位实习,促其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内地司法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畅通司法法律规则衔接,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
建立健全区际司法协助体系,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三法域”优势。最高人民法院与港澳有关方面始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在分别签署5项和3项司法协助安排的基础上,推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三年来,内地与香港签署3项司法协助安排和1项司法协助文件,与澳门签署2项司法协助安排,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实践》白皮书,系统总结回顾香港基本法颁布三十年来,“一国两制”在司法领域贯彻落实的实践经验,并对未来工作重点进行展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制定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处理涉港澳商事纠纷法律规则衔接意见;积极落实已生效安排,制定《关于办理司法协助案件的工作指引》,三年来(2019年-2022年,下同)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规范高效办理涉港澳司法协助案件3167件,其中涉港2520件,涉澳647件。
完善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机制,推进跨境纠纷判决“自由流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覆盖两地民商事领域90%以上生效判决,对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互认作出前瞻性规定,最大限度确保两地当事人免受少受重复诉讼之累。《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施行,将香港各界十分关心的未成年子女返还等案件类型悉数纳入,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等价值理念,被誉为两地司法协助领域最聚焦民意、最贴近民生、最合乎民心的创举。
完善仲裁领域协助机制,支持香港澳门法律服务业发展壮大。最高人民法院与港澳先后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允许港澳仲裁程序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实现内地与港澳仲裁协助全流程覆盖,为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提供新动能,注入新活力;有力促进仲裁在澳门推广和运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完善送达取证协助机制,科技助力区际司法协助提速增效。修改完善《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建立司法协助网络互通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司法协助质效,实现送达取证全流程在线转递、在线审查、在线办理和在线追踪,案件平均办理周期由177.45天缩短到34.38天,进一步打通内地与港澳规则衔接有效路径。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南沙、前海、横琴三家法院与澳门直接开展司法协助,建立“一国两制”下更紧密的司法联系,减省转递环节,提升协助效率。
四、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优化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服务生活便利、社会安定的美丽湾区建设。三年来,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坚持公正高效司法,共审结各类涉港澳案件5.36万件,依法维护粤港澳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持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依法为港澳刑事被告人指派援助律师。重点加大对非公有制财产保护力度,审结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侵害企业产权经济犯罪一审案件2056件,有效维护民营企业财产安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规范财产保全十条举措,严格限制保全企业生产经营必需的财产和企业基本账户;制定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意见,审结一审行政案件5.64万件,协调化解涉企行政纠纷9943件;坚持“宜居”“宜业”“宜游”等生态环境导向,审结一审环境资源类案件1.98万件,推动建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判决执行机制,推进大湾区内地九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建设;依法护航“一带一路”建设,审结一审海事海商案件9608件,不断提升我国司法国际影响力。
坚持创新引领,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地。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关于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全医药专利诉讼制度,提升高水平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服务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三年来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44.89万件,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293件,持续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强化涉标准必要专利、网络游戏领域审判指引,在OPPO诉夏普案中首次确立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立足大湾区建设实际,与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等机构合作,推动设立粤港澳知识产权联盟;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列席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制度和知识产权咨询专家制度,聘请港澳专业人士担任专家委员;建立快速维权机制,将知识产权速裁案件审理周期缩短至45天,对内引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展,对外塑造保护知识产权法治形象,联动港澳打造知识产权跨境争端解决优选地。
强化金融司法保护,支持大湾区金融产业发展。三年来,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结一审金融类案件70.46万件,严惩非法集资、逃汇套汇、内幕交易等严重金融犯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实施意见》,服务保障金融改革创新;探索建立金融司法协同平台,推动完善跨境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广州、佛山等地法院成功审理康美药业系列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内地首例适用“支持诉讼+示范案件”机制证券侵权纠纷案,妥善快速化解群体性纠纷,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升资本市场治理效能。
发挥破产制度保护挽救功能,促进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建立跨境破产协助机制,加强跨境贸易投资方面的法律确定性,保障市场主体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和协助森信洋纸有限公司香港破产程序,标志着跨境破产协助从机制建立进入到司法实践阶段。三年来,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破产案件1.31万件,依法出清“僵尸企业”4233家,推动61家企业经破产重整恢复生机。建立广东全省统一、跨地域执业破产管理人制度,积极推进跨境破产试点。推动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在深圳中院成立深圳破产事务管理署,先后办结内地首宗个人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重生”机会,实现市场主体优胜劣汰、有序退出的法治化路径。
五、完善跨域司法服务,满足“港澳所需”“湾区所向”
加强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便利港澳居民参与诉讼。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形成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诉讼服务规范,有效实现在线立案、在线缴费、在线见证、在线质证、在线调解、在线庭审、卷宗电子化管理等。建立疫情防控常态化诉讼服务机制,深入推进跨域诉讼服务改革,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100%提供跨域立案服务,当事人可通过选择就近的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有管辖权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推广涉港诉讼文书“E键送达”,不断提升域外送达效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建内地首个线上涉港澳案件授权见证平台,广东全省范围内积极推广使用,将授权见证用时从传统方式下约30天缩短到5分钟,大大节约港澳当事人诉讼成本,有效提升港澳同胞对人民法院司法服务的获得感。
加大跨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力度,回应湾区民众多元解纷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立“三位一体”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形成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广东法院致力于通过在线调解方式提升跨境商事调解的效率与便捷度,依托社会力量和线上调解平台调解案件111.9万件。其中,广州互联网法院上线首个跨港澳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入驻调解机构90家,调解纠纷8.29万件。2019年7月,广州互联网法院首次实现在线跨域诉调对接案件审理,分处北京、香港、澳门的当事人和调解员在线无缝对接完成调解,与港澳共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广州南沙法院成立首个法院驻口岸知识产权纠纷调处中心,首例境外商标权侵权纠纷在2小时内即成功调解。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建立覆盖沿线31个国家地区的“一带一路”法律公共服务平台,汇聚近千名法律专业人士在线提供港澳台及外国法查明服务。
发挥大湾区开放优势,联动港澳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作用,与48家域内外调解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沟通联络机制,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880件,推动矛盾纠纷多元解决;创新涉港澳商事纠纷诉源治理新机制,融合港澳司法实践有益经验,针对特定类型案件推进立案前调解机制、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防范与惩戒虚假调解等方式,完善促进调解机制和“诉非衔接”机制。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与北京“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合作机制,对涉外涉港澳金融纠纷等商事案件实行“内地+港澳”调解员“双调解”模式,构建国际化、外向型、合作型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司法服务和保障能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市场一体化和粤港澳司法法律规则深度衔接,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出积极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95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95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法院同案同判建立对在先法律文书的参考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由于成文法自身原则性、模糊性等带来的局限性,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可能产生不一致,出现了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可能极不相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赖感,也削弱了当事人对案件的预判能力,造成大量的滥诉或“案结事不了"的情况。从“同命不同价"的讨论到一些热点类案的处理,“类似案件未类似处理"、“同案不同判"成为舆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自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即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促进类案同判的建议和提案。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公正,真正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您在提案中总结了促进人民法院“类案同判"的重要意义,包括有利于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司法公开等。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一、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是贯彻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司法改革举措而建立起来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是党的文献首次对案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案例指导工作的高度重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1年12月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截至2017年3月已陆续发布16批87个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发布以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引起港澳台和国外高等院校的关注和研究。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案例编选和推荐机制初步形成,指导性案例发布步入常态化轨道,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机制逐步明确,案例指导制度对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作用和效果日益明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61号)第九条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目前,北京、重庆、辽宁、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高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和完善了参考性案例发布制度,对于指导辖区内审判业务工作、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发挥了积极和显著的作用。另外,全国各中级人民法院也普遍采取编发典型案例的形式,以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业务工作。人民法院已逐步形成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以参考性案例为基础、以其他典型案例为补充的案例指导工作体系。
二、关于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借鉴
为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司法公正,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其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是有重要区别的。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其目的是统一法律适用,实现类案同判,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解释",而非“法官造法"。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法官造法的机制,而是在现有司法功能框架下的一种法律适用活动,以遵循现行法律为前提。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和运用不属于立法范畴。指导性案例的实质是总结审判经验并讨论决定如何统一和提高审判质量等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目的是使抽象的审判指导概念进入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层面,其作用在于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故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它以服从法律和司法解释为前提,没有超越现行立法,更不是“法官造法"。
从我国自身国情出发,目前大幅引入判例法制度的条件尚不具备,与现行法律制度也不相适宜。如果引入判例法制度,那么我国的立法体制就由原来的一元模式演化为二元模式,法官也可以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宪法体制不符。因此,目前探索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一项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并非照搬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它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和现行的司法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体现中国特色,并顺应世界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发展大趋势的法律适用上的机制创新,在不影响制定法作为我国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判例法因素,同时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发达国家判例制度的一些具体做法。当然,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属于新生事物,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世界各国判例制度的先进经验,吸收和借鉴其有益做法,不断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三、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对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力作了原则性的规定。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指导性案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理由引述。对于控诉辩各方引述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予以回应,在裁判理由部分说明是否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上述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规则的明确,强化了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有助于切实发挥其指导审判工作、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
四、关于人民法院案例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司法案例发布数量的飞速增长,司法案例对司法活动影响的不断深化,人们对司法案例的研究和使用需求也不断高涨。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加快了司法案例大数据平台建设的发展步伐,为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和社会各界查阅、检索、使用案例资源提供了便利。
2016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亲自启动“法信"平台上线。“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汇聚法律知识资源和智力成果,契合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既满足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对法律、案例、专业知识的精准化需求,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促进类案同判和量刑规范化,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又可以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智能的法律咨询、案例检索等诉讼服务和普法服务,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提高全社会对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的认识,促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信"平台拥有一支数百人的法律专业及信息技术人员团队,不断更新改进案例检索引擎,探索可视化、智能化的案例检索工具,相信在将来可以为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提供功能更为强大、使用更加便利的案例大数据平台。
2016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进一步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规范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工作。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不仅是审判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为案例指导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便利的途径。随着中国裁判文书网全新改版上线,截至2017年6月,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超过2900万篇,网站访问量增长态势显著,日均访问量均超过2000万次,最高日访问量达到5463万次。
2016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司法案例研究院揭牌暨“中国司法案例网"开通仪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活动并讲话,对如何大力推进司法案例研究,进一步加强案例指导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上述案例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司法案例研究工作的加强,说明司法案例指导与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信息化技术的强力助推下,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的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逐步形成了崭新的工作局面。
五、关于案例指导相关学习和培训情况
人民法院通过组织法官培训,加强司法案例学习和研究,也是落实案例指导制度,统一裁判认识,保障正确实施法律的重要举措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拟定法官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制定一定时期的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方案,保障全国法院法官教育培训的有序进行。法官业务培训一般依托国家法官学院及各地分院举办,注重按需培训、分类培训,增强审判业务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探索创新法官培训教学方式,进一步优化法官培训教学内容。国家法官学院每年组织全国性的法官培训几十期到上百期,切实抓住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突出问题,加强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疑难案例的专项培训,统一裁判思路,促进形成共识,提升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保障法律得到正确的理解与适用。近年来,国家法官学院多次组织案例指导专项培训,地方分院也普遍组织了案例指导工作相关培训,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人员参与授课超过100场次。另外,很多法院还建立了审判委员会委员案例指导专题学习制度,取得了良好的示范和指引作用。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体系必将不断丰富完善,以指导性案例为引领的司法案例遴选、参照适用、学习研究等工作也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6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29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29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失信名单制度,切实维护司法公信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宣部、国家发改委,现答复如下: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这既是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央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信用惩戒的司法解释,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信用惩戒,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性进展,有效推动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加大失信宣传力度、强化失信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失信惩戒功能机制、完善录入及删除机制、完善惩戒主体、扩大惩戒范围等意见和建议,我们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规划,推进此项工作的落实。
一、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宣传力度
我们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采取了下列措施予以公布,进一步提升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在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公布。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将“失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只要输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即可查询。地方各级法院按照部署,将符合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录入到最高人民法院“黑名单"库中,实时录入,实时发布,实时更新。截至2017年6月30日,已向社会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772.24万例。
二是进行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公布。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民网联合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失信金额、时间、次数、年龄等为标准,分别公布前100名失信被执行人,这进一步提升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舆论影响力。
三是在微博、微信上公布。2014年9月1日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开通“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每天曝光自然人和法人各一名,并定期曝光典型失信惩戒案例。这在更大范围内加大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信用惩戒进入“微时代"。
四是在百度搜索上公布。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百度合作,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搜索和展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有效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影响力,深化了执行信息公开。
五是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布。2015年6月,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国家发改委“信用中国"网站,积极推动全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开展信用惩戒。
六是地方法院采取多途径予以公布。许多地方法院进行创造性探索,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外,还在市民广场、车站码头、金融机构网点等公共场所电子屏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甚至通过张贴布告、发放传单、制作动漫等方式广而告之。
此外,我们还制作播出了公益广告,并开展了网络直播专项活动。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播出最高人民法院公益广告——《抵制老赖》,以人民群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宣传破解执行难工作进展;联手新浪、网易、腾讯、凤凰四大门户网站开展12小时全媒体直播抓“老赖"活动,在线参与互动网民超过1000万人次。
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与媒体的合作,计划在两到三年内重点做好影视作品宣传工作:与中国行为法学会诚信研究会(筹)合作,拍摄一部主题为《诚信在行动》、大约20-30集左右的纪录片;以商业运作为主,拍摄一部以执行工作为题材大约30集左右的电视剧;组织各高院自行筹措资金拍摄一批微电影,从中择优对外播放;拍摄一系列涉执行公益广告,推动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有计划地推进中。
二、强化失信信息共享机制和完善失信惩戒功能机制
“独木难成林"。对失信被执行人施以信用惩戒,仅靠法院单打独斗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通过相关联动部门的支持配合,加强失信信息共享和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形成惩戒合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为进一步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2016年9月14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信用信息共享,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建、财政、金融、税务、工商、安全监管、证券、科技等部门建立的信用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并对失信被执行人共推出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是文件规格最高、涉及部门最多、覆盖领域最广、惩戒措施最全的失信联合惩戒方面的文件,这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标志着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法委协调、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两办《意见》出台后,我们迅速组织协调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等新媒体进行充分报道和深入解读,大力宣传《意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诚信体系、提高司法公信力、解决执行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是与多部门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为在更大范围内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推动与多部门合作,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实现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惩戒。
2014年3月20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八个部门联合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共享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各部门分别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
2016年1月20日,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中央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供签署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进行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联合惩戒部门多、力度大、影响广。
合作备忘录签订后,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相关单位纷纷在自己监管系统内发布通知,积极落实备忘录内容。财政部要求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政府采购单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在申报材料中必须有通过该网站查询到的供应商不是失信人的证明文件,对失信人参加政府采购予以限制。
2016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9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对招投标领域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招标代理活动、评标活动和招标从业活动。
三是推动实现多个“双方合作"。与多部门合作,实现在其各自主管领域、业务范围、经营活动内,实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与国家工商总局合作。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合作。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整合到被执行人信用档案中,并以信用报告的形式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查询。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失信被执行人因为纳入“黑名单",影响了信用等级,在银行贷款受到限制而主动和解,偿还债务。
与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分别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在贷款和发放信用卡等事项上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限制。
与互联网机构合作。通过网络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给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等,推动其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比如,联合芝麻信用限制失信人申请阿里小额贷款;限制失信人通过淘宝、天猫平台购买机票、列车软卧、保险理财产品及租车、旅游、度假等服务;限制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限制失信人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的其他高消费行为。
此外,我们还与农业部、交通部、中国证监会、中编办、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中心、国家质检总局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全国工商联、银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部门合作,在相关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
为了与各协助执行部门进行网络对接,实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传输的网络化、限制的自动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搭建专线、对接电子政务外网、使用ZF801专网,以及互联网FTP平台等多种方式与协助执行部门进行网络对接,实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共享和每日更新。2014年6月18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列车软卧车票。7月1日,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中航信购票系统购买飞机票。11月11日,春秋航空公司正式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春秋航空公司购票系统购买飞机票。2015年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正式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记载于信用报告中。2015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将限制范围扩大至高铁、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车票。2015年12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016年8月,财政部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政府采购、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招投标。2017年3月9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20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从限制、审慎参考、日常监管、社会公布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各商业银行陆续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贷款、办理信息卡;芝麻信用、京东商城开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淘宝、支付宝、天猫、京东商城上的消费和贷款。
截至目前,累计限制728万人次购买飞机票;限制274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车票;限制7万余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仅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和办理信用卡124.2万余笔,避免信贷风险资金84.7亿余元。芝麻信用通过其信用平台,共对63万余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了信用评分扣减等惩戒措施,并通过互联网向其发送督促执行消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租车、贷款等超过62万人次,4.1万余名失信被执行人因此还清债务,其中7000余名失信被执行人属于长达两三年一直逃避执行的“老赖"。
目前我们正与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保监会等部委协商,争取共享纳税信息、退税信息、婚姻信息、低保信息、保险信息等,进一步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营造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三、完善录入及删除机制
2017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对失信被执行人的纳入标准、救济途径、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
《决定》第一条规定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标准: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决定》第十条规定了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删除的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一)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人民法院已执行完毕的;(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三)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四)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五)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六)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
在四级法院执行办案系统中,对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可以进行屏蔽和撤销操作,屏蔽要符合《决定》第十条规定的情形,由承办法官在办案系统中删除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同时保留失信记录;撤销一般是指纳入失信名单错误的,由承办法院在办案系统中将失信信息删除,同时不会保留失信记录。这些操作都是承办法官根据案情和《决定》进行的裁量,以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
四级法院执行办案系统每晚会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更新信息进行打包推送至各协助执行单位,做到失信数据当天同步,信息推送网络化、自动化。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管理,更好地落实《决定》中关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和删除的相关规定:一是通过下发通知和召开会议的形式要求下级法院继续严格纳入标准,认真审核录入,确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准确及时录入、屏蔽、撤销;二是利用视频会议形式或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培训班对执行法官进行培训,强调纳入标准,屏蔽、撤销规则,降低误操作;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指定专人负责各省失信名单问题,及时核查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四是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堵塞安全漏洞,提高防范能力。
四、完善惩戒主体,扩大惩戒范围
根据2015年7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5年修正)》,限制高消费的惩戒范围不仅包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还有被人民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加大与各单位的协商和技术对接,扩大惩戒范围,尽快将《意见》中对失信被执行人推出的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落到实处,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营造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21日)
第二批涉执信访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1: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法拍房买受人韦某申请强制腾退信访案
案例2: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关于刘某某等申请强制执行交通事故赔偿款信访案
案例3: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关于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系列信访案
案例4: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关于王某某申请个人债务重整信访案
案例5: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关于汪某申请强制执行民间借贷信访案
案例6: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关于焦某申请执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款信访案
案例7: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信访案
案例8: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关于善意解封助推涉众欠薪案件执结案
案例9: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某农信社申请强制执行抵押土地信访案
案例10: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关于阳某、韦某璋申请强制执行投资款及资金信访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例1
法拍房买受人韦某申请强制腾退信访案
——法拍房成交后出现承租人异议,买受人信访要求法院强制腾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保证程序正义基础上,引入心理疏导等多手段联动机制,促使法拍房实际占用人主动腾退。
【基本案情】张某与李某、庞某仲裁执行案,2020年12月,案涉不动产经拍卖成交。此后,被执行人亲属李某1与法院联系,称其之前出过买房款,故对该房产享有使用权,法院不能要求其腾退,态度强硬。而后,同系被执行人亲属的张某1、李某2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主张其是案涉房产承租人。异议审查期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中止对案涉不动产的强制腾退工作。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当事人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议。复议案件审查期间,买受人韦某信访称其认为本案存在消极执行问题,要求法院考虑其实际困难,尽快腾房。法院考虑到买受人孕晚期的特殊身体、心理状况,与其多次进行恳切沟通,充分释明本案因程序原因暂时中止执行的客观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其进行情绪疏导和宽慰,尽可能减少对其身体的不利影响。2021年8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张某1、李某2的复议请求。租赁权阻碍消失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力求以最短时间、最小伤害、最好效果完成案涉房产的腾退工作。经调查,案涉房产的实际占用人为被执行人的父母,两位老人年龄较大,且被执行人父亲患有癌症,强制腾退风险较高。同时,李某1在与法院沟通过程中多次表示,如果强制腾退,其也不会善罢甘休。为妥善解决纠纷,保障各方人身财产安全,法院有针对性地作出尽可能以劝说主动腾退为主、强制腾退为辅的基本工作方案。一方面,法官多次前往案涉不动产所在地并与实际占用人及被执行人沟通,晓以利害,分析主动腾退的好处及强制腾退的风险。另一方面,立即启动强制腾退准备工作,充分考虑强制腾退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制定包含腾退后安置场所、物品运输、警力、医疗、消防、罚款、拘留等强制腾退预案,张贴强制腾退公告,以强制腾退的威慑力为辅助手段。同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与申请执行人积极沟通,申请执行人对实际占用人及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表示理解与同情,主动减免一部分被执行人所欠债务,促使实际占用人主动腾退。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实际占用人愿意主动配合腾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将案涉不动产交付至买受人手中,实质化解信访。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注重心理疏导、沟通化解矛盾,多措并举以主动腾退代替强制腾退,实现法拍房顺利交付,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的典型案例。法拍房的腾退交付工作是涉执行信访的突出矛盾之一,不动产拍卖成交后出现以承租为由的异议已成为阻碍法拍房交付的常见因素。本案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全面把握腾退工作所涉各方的核心诉求,制定有针对性的腾退方案,采取张弛有度的执行行为,同时将心理疏导机制引入信访化解,体现了人民法院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诉求的信心和决心,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案例2
刘某某等申请强制执行交通事故赔偿款信访案
——特大交通事故致五死二伤,被执行人因交通肇事被判刑,无力支付巨额赔偿,导致多个家庭陷入困境,死者家庭多人多次信访。江苏三级法院运用联动救助机制,成功化解信访积案。
【基本案情】刘某某等人与李某、董某某、临沭市某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多份民事判决,判令李某、董某某向该起交通事故中5名死者的近亲属赔偿358万余元,不足部分由临沭市某运输公司赔偿。判决生效后,上述各案5名死者的近亲属于2013年数次向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三被执行人均无财产可供执行,董某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多次执行仍无法有效执结,因被执行人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临沭县,该院于2013年3月委托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执行,亦未能有效执结。本次事故造成多个申请执行人家庭因此陷入困境,并引发多人多次重复信访。
2018年10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同执行法院多次赴山东临沭、江苏赣榆执行,均未能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2019年10月,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立案恢复执行,经多次查询仍未能查到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再次前往山东临沭、江苏赣榆执行亦未果。上述案件穷尽执行措施后仍执行不能,未执行到位金额总计358万余元。
上述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有多名老人和未成年人,无生活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系。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司法救助申请后,分别于2014年2月、2015年3月、2017年2月、2019年2月、2020年1月,分期向5个死者家庭发放执行救助款共计30万元,但因司法救助金额有限,案件始终无法执行到位,多个家庭仍无法摆脱困难并多次赴省信访。为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三级法院联动救助机制,并向江苏省委政法委汇报,江苏省、市、区三级党委政法委、法院迅速召开刘某某系列案件信访化解专题会议,经研究会商,5个死者家庭因交通事故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合法权益始终未得到有效维护,为维持其家庭正常生活,妥善平息社会矛盾,按照司法救助规定,应给予刘某某等人最大限度的司法救助,由三级党委政法委、法院进行联合救助,确定联合救助金额150万元。同时,经向刘某某等人进行释法明理,5个死者家庭均承诺息诉罢访。2021年,该案通过司法救助方式成功化解,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将到位的救助资金分批向各死者家庭予以发放,2021年9月,该院执行局局领导对获得救助的家庭进行回访,当事人均对人民法院通过联合救助方式解决纠纷表示感谢。
【典型意义】本案是省、市、区三级法院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支持,运用联合救助方式妥善化解信访积案的典型案例。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被执行人无力履行,申请执行人多个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难,并为此多人多次信访。江苏三级法院及时运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畅通上下级法院执行联动救助渠道,积极协调争取更多的司法救助资金,提升司法救助额度,缓解基层法院资金不足难题,使因案致贫的多个家庭走出困境,以实际行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大限度化解信访矛盾,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体现了司法救助扶危济困的价值追求。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
案例3
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系列信访案
——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断裂,大量预售商品房无法完成交付,买受人集体上访。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创新“附条件托管”制度促化解。
【基本案情】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自2016年起,立案受理原告李某等人分别起诉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共31件案件,案涉金额达6000多万元,其中金额最大的为原告连云港某建设公司诉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2016年1月,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将自己开发的总面积约为467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和面积约为2600平方米的地下人防工程承包给原告连云港某建设公司施工建设,工程总价为6700万元。合同签订后,连云港某建设公司按约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一直变更相关要求,双方于同年11月20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建筑总面积变更为5万平方米,总价款变更为8500万元,工程付款方式变更为20#、21#楼达到二层时,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付款2000万元,建设到五层时,付至3000万元,建至九层时付至4000万元,20#、21#楼竣工验收时付至总造价的97%。在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已建超过9层时,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未能按约定的进度支付工程款。连云港某建设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起诉,要求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暂支付原告工程款400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前支付原告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工程款4000万元。另外,原告连云港某建设公司通过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2016)苏0724财保141号民事裁定保全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龙都花园三期的相关房产,享有了对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被告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除无法支付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工程款、无法偿还对其他债权人的融资款外,因资金断裂,其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不停工,大量已经预售的商品房无法完成交付,但这部分商品房买受人并未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采取至灌南县人民政府集体上访的方式,试图挽回自身的损失,更有商品房买受人至北京找中央机关上访。
灌南县某房地产系列民事案件判决先后生效,因该公司未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先后向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中最大的债权人连云港某建设公司最先于2017年1月22日向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执行指挥中心发起网络查控,实施团队对被执行人进行传统查控。2017年2月5日,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建设工程进行了现场勘察,了解开发楼盘的完成情况并向部分商品房买受人调查商品房交付情况。2017年6月6日,执行法官接待了部分案涉信访群众,了解到案涉三期建设工程尚未完工,已预售的房产因水电等附属工程不完善而无法进行交付且无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致信访群发。2017年9月27日,向供水、供电、人防、税务、住建等多部门了解被执行人欠费情况。2018年初,召开债权人会议,通报本案情况。2018年4月27日,召开首次被执行人、债权人代表、信访群众代表会议,充分进行沟通协调,但因各方之间矛盾较大,未就案涉财产处置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执行法院综合各方因素,认为案涉三期工程暂不宜处置。2019年,执行法院又多次组织召开各方代表会议,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执行法院依法对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剩余未开发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询价,2020年9月22日,询价结果为: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总价为5620500元,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桩基础总价为1341000元。无论是执行法院预判之被执行人资产价值还是实际询价结果,被执行人所有可处置资产根本不足以偿付向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申请人的债权,遑论尚未导入司法程序的大量信访房屋买受人之权益保护。并且,如果将该地块拍卖,所有权人变更后,因行政法规定楼间距等问题,新所有权人使用该地块建设建筑物数量将少于原可以建设数量,且原先已经快要施工完成的工程项目也会因为再没有资金注入而彻底变成“烂尾楼”,债权人实现利益与债务人付出的代价不符合比例原则。
执行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积极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沟通,2020年,多次召开多方主体参加的联席会议,探索创新和解模式,最终达成采用申请执行人托管被执行人可处置资产以及债务的方式,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的方案。2020年12月17日,被执行人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与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孟某元(申请执行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的第二大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托管协议。和解托管协议约定,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将前期的扫尾工作及22#、23#、24#共三幢楼的开发事宜以及建筑安装、房屋销售及整体小区的收盘全部委托给债权人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孟某元经营管理,涉及土地使用权后期开发的房产中,以2020年11月19日执行法院确定的土地评估价作为其抵偿债权人债务的资产,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对该土地上新建楼盘不享有任何财产权益,不参与新建房产销售利润分配,申请执行人连云港某建设公司、孟某元与被执行人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且二申请执行人承受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欠政府债务1100万元,员工工资235万元,经执行法院判决和调解生效的债务450万元。和解托管协议已在履行过程中,案涉土地上工程项目已经施工建设,上访群众也已经息访。
2021年,执行法院对案涉三期工程施工情况、相关债权的履行情况、完工商品房交付等情况进行了跟进回访,目前和解托管协议履行良好。
【典型意义】在灌南县某房地产公司附条件托管系列案件执行过程中,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组织作用,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保持良性沟通,克服诸多执行难点,有效衔接司法审判权与行政审批权,创新运用附条件托管被执行人债权债务的模式,善意文明执行,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了执行职能作用,有效推动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
案例4
王某某申请个人债务重整信访案
——被执行人王某某身负巨额债务长达20余年,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积极引入个人债务重整制度,成功化解王某某系列债务纠纷。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24日,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叶某某和被执行人王某某民间借贷一案,执行标的额190000元。执行过程中,该院通过“点对点”财产查询、线下调查等方式,均未发现被执行人王某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015年6月9日,该院将王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该案予以程序终结。此后,该院又陆续立案执行王某某为被执行人的案件10件,累计执行标的额达260余万元,均以程序终结结案。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在王某某系列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现,王某某早年因做工程失败而背负300余万元巨额债务,拖欠至今已长达20余年。由于债务多、金额大,尤其是逾期利息逐年增加,加之自2002年起王某某母亲生病瘫痪在床需人照顾,长期以来王某某一边照顾母亲,一边靠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根本无力清偿巨额债务,也没有偿还债务的想法。每当债权人上门讨债时,他就四处逃避,因此多次遭到债权人的威胁甚至殴打。有的申请执行人因未能执行到款项,就迁怒于法院,认为法院执行不力,到处向有关部门信访。
2020年下半年,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全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法院,探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2021年4月,因王某某父亲(已故)的房产被征迁,王某某继承了237万元拆迁款。2021年4月21日,王某某在得知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正在试行通过个人债务重整一揽子解决债务的做法后,为了彻底解决自己长达20多年的债务问题,不再过四处躲债、担惊受怕的日子,便主动向该院提交了个人债务重整申请书。
申请个人债务重整期间,除已进入执行程序的11件案件外,王某某还主动申报了未进入司法程序的32笔债务,这些债务大部分已过诉讼时效。重整过程中,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审查确认王某某对外欠债355万余元,可分配款项为237万元,由于债权人之一的遂昌县某商业银行以内部规定不允许为由不愿作出让步,导致重整陷入僵局。为妥善化解矛盾,该院多次与遂昌县某商业银行等债权人进行沟通协调,最终促使遂昌县某商业银行修改内部规定,并组织各方债权人就债权受偿比例达成一致。成功达成协议后,遂昌县某商业银行表示该行将以此案为一个起点,依托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个人债务重整制度对其个人不良贷款处置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力争在最大程度实现其自身不良贷款回收的同时,帮助更多债务人摆脱债务危机过上正常生活,实现整体共赢。
2021年6月21日,各方债权人正式达成按一定比例受偿的重整方案。2021年6月24日,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将全部执行款项汇至各债权人银行账户。2021年6月25日,该院作出终结申请人王某某的个人债务重整程序的裁定,对王某某为被执行人的11件案件全部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并解除对王某某的所有强制执行措施。至此,长达20余年的王某某系列债务案得以圆满化解。
【典型意义】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本案系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积极引入个人债务重整制度成功化解信访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先行省份,浙江法院在个人破产领域实践先行,自2018年起开展试点探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2020年12月2日,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债务人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予以区分,对前者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后者可以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进行集中执行,让债务人从债务的“锁链”中解脱出来。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实现了个人破产制度与强制执行制度的充分衔接,具有债务人“破产保护”、债权人公平清偿、教育和风险警示等作用,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全运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本案中,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为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积极开展具有个人破产制度性质的“个人债务重整”工作,为后续个人破产制度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和浙江样本。
【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案例5
汪某申请强制执行民间借贷信访案
——针对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债权无法执行到位,导致系列执行案件同时陷入僵局情况,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联合该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向该县县委、县政府作专题汇报,争取支持,由该县县委、县政府协调县城投公司收购上述“僵尸企业”资产,系列案件最终得以顺利执结。
【基本案情】汪某与汪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汪某某向汪某分期支付借款76万元。调解书生效后,汪某某未履行还款义务,汪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查明汪某某作为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但作为另案申请执行人,却有较多未执行到位的债权案件在法院执行。经梳理,汪某某申请执行郭某某一案标的额较大,而郭某某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某化工公司一案,该化工公司在定远县工业园区有厂房及相关设备尚未处理。另查明,上述化工公司因不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政策已关停多年,其厂房和设备经法院拍卖无人购买而流拍,几起案件执行均陷入僵局,汪某也因案件无法执行到位多次信访。
经多番走访调查,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得知当地县政府为清理“僵尸企业”出台了“腾笼换鸟”相关政策,有意征收位于县工业园区内的上述化工公司土地。为破解执行难题,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积极与该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联系,联合向县委、县政府作系列执行案件化解专题汇报。县委、县政府召开协调会,协调同意由县城投公司按变卖价收购上述化工公司资产,收购程序结束后,县城投公司如约将收购款汇入法院执行款账户。2021年5月,上述系列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本案是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实施府院联动成功化解涉执信访的典型案例。如何化解“僵尸企业”带来的系列案件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难题,自安徽省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后,定远县县委、县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不少外地企业进驻县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土地供应紧张,这为处理“僵尸企业”提供了良好契机。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抓住机遇,多方协调,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行动,向县委、县政府作专题汇报,寻求帮助,顺利解决困扰多年的涉执信访矛盾,也成功盘活闲置国有资产。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案例6
焦某申请执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款信访案
——被执行人企业为了规避执行,雇佣老弱村民为法定代表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向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司法建议,要求予以整顿,促使案件顺利执结。
【基本案情】焦某与党某、党某海、沧州某运输队(个人独资企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2013年1月18日,鄂托克旗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党某海支付焦某581464.95元赔偿款,党某、沧州某运输队与党某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党某海、党某、沧州某运输队未履行判决义务。2014年7月15日,焦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党某因本案事故在监狱服刑,被执行人党某海下落不明,被执行人沧州某运输队注册时的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无法查找到公司及负责人,且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于2015年1月5日终本结案。
2017年5月15日,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得到线索,当时的肇事车辆(已报废)还扣押在高速公路管理局,随即对本案恢复执行,并通过评估、拍卖、变卖程序对该车辆进行处置,但均流拍,申请执行人焦某也不同意前来法院接收车辆以物抵债。本次交通事故中,申请执行人焦某也造成他人伤亡,需要赔付,另案申请执行焦某的两件执行案件也均未履行完毕,焦某怕亲自过来法院处理案件将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且另案两个申请执行人也不同意以物抵债上述肇事车辆。2018年4月25日,法院依法向三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8年12月12日,执行干警前往被执行人户籍地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党某海已去世,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陷入困局,于2018年12月29日再次以终本方式结案。
2020年6月20日,申请执行人焦某向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追加被执行人沧州某运输队的原投资人周某峰及现投资人周某胜为本案被执行人。2020年8月6日,鄂托克旗人民法院裁定追加周某峰及周某胜为本案被执行人,承担被执行人沧州某运输队应承担的义务,但因未查到其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故再次终本。
2020年11月23日,申请执行人焦某持追加被执行人裁定书再次申请恢复执行。鄂托克旗人民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且及时通过网络查控手段对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进行查询,但仍未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焦某在2021年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后,向督导组反映此案未能执行到位。收到信访案件转办后,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指派分管执行工作的院领导带头执行,经现场深入调查发现,此前被追加的被执行人系受被执行人沧州某运输队雇佣担任法定代表人,为当地村民,而非实际投资人和经营人。因此,鄂托克旗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日向被执行人沧州某运输队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对该运输队变更住所地未备案及法定代表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时予以整顿。该运输队主动承认错误,于2021年5月12日汇入本案“一案一账户”案款583966.31元,本案顺利执行完毕,且以焦某为被执行人的其他两件关联案件均顺利执结,申请执行人也都得到了赔偿款。
【典型意义】本案从执行不能到执行完毕历时七年,但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是法院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积极采取多方联动,综合运用各项措施,不断加大执行力度的集中体现。既有利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产生新的信访案件,对维护群众利益和地区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例7
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信访案
——以履行债务的主要责任人为切入点,化解矛盾纠纷。
【基本案情】2008年,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王某诉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依王某的申请,足额保全冻结某公司银行账户1667万元。该案经一审、二审,均判决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遂解除了保全冻结。王某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提审后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据此于2016年5月申请强制执行。但此时,某公司账户中已无分文,名下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房产亦转移登记至原法定代表人林某的女儿名下。历经8年取得的胜诉判决却无法兑现,王某情绪激动,多方反映对解除保全的不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向王某释明,并引导其就某公司转移财产的行为另行提起撤销权之诉。撤销权诉讼历经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并进入执行程序。2019年6月,撤销权判决履行完毕,某购物中心负一楼停车位的备案登记恢复至被执行人某公司名下。
在变更备案登记过程中,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尽早实现申请执行人王某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3月、4月两次先行发函江西省九江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征询拍卖车位的相关事宜。2019年7月,江西省九江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函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某购物中心负一层因规划未计容,不能办理车位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为此,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派员与江西省九江市房地产管理部门进一步协商车位拍卖问题,但未果。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改变执行方案,提取承租人的租金334000元。因执行到位的租金与执行标的额相距甚远,而执行标的因无法办理产权证,价值大打折扣,执行陷入僵局。王某遂不断上访、信访,言辞激烈。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次研讨案情,制定了以影响债务履行的主要责任人(原法定代表人)林某为切入点的执行方案。一是启动对车位的处置程序,张贴腾房公告,向被执行人施加压力;二是对林某采取了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措施,迫使其走到了面对问题的第一线;三是组织执行和解,以期最大化实现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历经数月的背靠背和解,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把限购政策、税收承担、房产交付、权属变更、债权债务结算等问题都一一解决后,终于促成王某与林某、某公司在2021年11月签订了和解协议。林某以自有房产为某公司代偿债务,并于协议签订当日办理了房产交付及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21年11月9日,王某拿着刚到手的房屋权属证书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笔录,明确表示长达14年的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其所有针对诉讼、执行的上访都同意息诉息访,感谢执行法院的努力付出。
【典型意义】本案是以履行债务的主要责任人为切入点,化解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件。案涉纠纷历时14年,横跨两省三级法院,且生效判决又因依法解除保全冻结造成执行不能。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解决问题的根本点,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执行措施,最终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及时履行完毕。该案的顺利执结,化解了当事人长达14年的心结,让各方当事人都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也有了信赖之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案例8
善意解封助推涉众欠薪案件执结案
——广东法院认真贯彻《工资支付条例》,及时兑现工人工资债权。
【基本案情】中山市某制衣厂因拖欠工人工资而被起诉,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64件,涉及457名工人工资503万余元。2020年9月,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查封了中山市某制衣厂的成品及设备。经核实,查封财产中包含由案外人某公司提供原材料、制衣厂负责代工的产品。因案外人急需将成品衣在国庆黄金周售卖,经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山市人社局等多方协调并经绝大多数工人同意,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案外人随后将100万元案款转至法院账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组织对364名工人工资按50%比例先行发放。此后,该院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原则,继续采取执行措施,于2021年1月、9月分别执行到位217万余元、120万余元,全案累计执行到位439万余元,工人工资受偿比例达84%以上,工人普遍感到满意。
【典型意义】该案是广东法院认真贯彻《工资支付条例》,及时兑现工人工资债权的典型案例。该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巧用“活水养鱼”查封措施,盘活企业资产,将疫情期间民营企业解决欠薪问题纳入“六稳”“六保”工作范畴,在尽最大可能兑付欠薪工人工资的同时,帮助欠薪企业恢复生产,走出困境。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例9
某农信社申请强制执行抵押土地信访案
——被执行的抵押土地已部分开发房屋并销售完毕,查封土地引起购房业主信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挥联动机制、创新执行方式妥善解决。
【基本案情】某农信社与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02民初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某农信社依据该判决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190937.47元、罚息4085131.48元(暂计至2018年9月4日),拍卖、变卖设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发现,该土地已进行了部分开发,建成26栋商品房并销售完毕。因土地使用权上设定有抵押且被查封,已购房的数百户业主一直未能办理产权证,长期向柳州市国土部门、城区政府上访,要求法院解封土地,给购房业主办证。若不解封、强制执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已购房业主的房屋产权不能实现。但若解封,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不到保障,农信社的金融债权无法回收。而且,该土地使用权未被开发的部分,多年来处于闲置状态,不及时处置会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对土地现状和价格进行细致调查评估、与不动产管理部门探讨、并与当事人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分割处理的方案:即注销原来的土地证,对已开发部分和未开发部分,分别办理两本土地使用权证,对未开发的土地进行拍卖,得款偿付申请执行人农信社;对已开发的土地进行解封,让购房业主办理产权证书。为有效落实该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主动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柳州市市委市政府报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柳州市委市政府的组织协调下,金融管理和不动产管理部门与相关法院联动,顺利解决了土地使用权证分割、财产处置权移交问题。土地处置范围明确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土地使用权采取了拍卖措施,并于2021年4月20日以最高价4375万元拍卖成交,所得价款在预留相关税费后已及时向农信社发放。另一方面,数百户购房业主目前已经全部办理房屋产权证;被拍卖的土地在成交后也进入了开发阶段。
【典型意义】该案通过灵活的执行处置方式,既化解了购房业主的信访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了金融债权的顺利回收,还“救活”了闲置土地,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服务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该案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未结执行案件“百日攻坚”活动效果的有力体现。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案例10
阳某、韦某璋申请强制执行投资款及资金信访案
——协助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出具《预罚款决定书》促使案件顺利执结。
【基本案情】阳某、韦某申请执行贵州省黎平县某石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0年8月,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贵州省黎平县某石料公司支付原告阳某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等1460000元及利息、支付原告韦某璋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等1500000元及利息。贵州省黎平县某石料公司不服,遂向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贵州省黎平县某石料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21年1月,阳某、韦某璋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被保全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044521.81元予以强制扣划。同年3月15日,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贵州某实业公司的1963369元债权款进行扣划,第三人贵州某实业公司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请求法院给予时间筹款支付。该案承办法官充分考虑到第三人系黎平县重点企业,强制提取可能给第三人造成资金周转困难,同意第三人于2021年5月30日前缴清上述款项。在协助执行期限即将届满之前,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又向第三人送达了风险告知书,第三人仍拒不协助将1963369元债权款汇入指定账户。2021年6月4日,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将《预罚款决定书》送达第三人,该公司才将400000元汇入指定账户,并承诺5天后将剩余1563369元付清,若到期没付清,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2021年6月9日,第三人将被执行人在该公司的剩余债权款1563369元汇入指定账户,该案得以顺利执行完毕结案。
【典型意义】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既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了辖区内重点企业的经营发展,既获得了申请执行人的赞赏,又维护了黎平县良好的营商环境,取得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执行考核指标体系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执行考核指标体系的通知
(法〔2017〕302号 2017年10月19日)
关于建立执行考核指标体系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共同开展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共同开展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的通知
(法〔2017〕1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关于“推进刑罚执行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对执法办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要求,现就共同开展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结构
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是2018年底前,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全面建成,做到全面互联互通、全面网上办案、全面依法公开、全面智能支撑,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全覆盖、办案部门全覆盖、办案人员全覆盖、案件数据全覆盖。
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的基本结构是“三纵三横”。“三纵”为:最高人民法院与各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与本地承担减刑假释办案任务的中级人民法院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司法部与各省级监狱管理机关以及各省级监狱管理机关与所辖监狱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省级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省级人民检察院与本地承担减刑假释法律监督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三横”为: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相关中级人民法院与同级检察机关、相关刑罚执行机关之间实现互联互通。
二、办案平台的主要功能
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成后,在减刑假释案件办理中至少应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监狱网上报送。监狱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及审查等均在网上进行,评审委员会会议和监狱长办公会议全程留痕。监狱向人民法院报送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将相关材料以电子数据形式通过网上传输,原则上不再移送纸质卷宗材料。为保障该功能发挥,人民法院在对罪犯交付执行时,应当同时将相关裁判文书及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以电子数据形式移送给监狱。
2.法院网上审理。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立案、分案、阅卷、审查、文书起草及审签等活动全部在网上进行,审理活动全程留痕,开庭审理可以采用视频方式进行,必要时可以网上直播,法律文书一律电子签章并通过网上流转送达。
3.检察院网上监督。监狱在决定报送减刑假释案件前,可以通过平台征求检察院意见,同时将相关材料通过平台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可以通过平台将意见回复给监狱;监狱向人民法院报送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当通过平台将建议书副本及相关材料抄送检察院(已经提供的可不再提供),检察院可以通过平台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人民法院采用视频形式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检察院可以采用视频方式参加庭审,发表检察意见;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后,应当通过平台送达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裁定不当的,可以通过平台提出纠正意见。
4.规范、高效办案和依法公开的多种智能服务。办案平台依托各地的办案系统,设计开发各种规范、高效办案和依法公开的多种智能服务:利用节点提示防控、庭审规范巡查等功能,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水平;利用法律条文自动推送、裁判文书辅助生成、庭审语言自动识别、法律文书智能纠错等功能,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质效;利用数据统计分析、自动生成报表等功能,进一步提高司法数据的应用能力和水平。同时,办案平台与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公开平台及全国法院“减假暂”信息网联通,对审判阶段需要公开的信息自动抓取、一键推送,切实做到立案公示、开庭公告、庭审公开、文书公布。
三、平台建设的时间安排
1.2017年9月底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及减刑假释年办案数在5000件以上的中级人民法院原则上实现与同级检察机关、相关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互联互通。
最高人民法院将于9月底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召开平台建设新闻发布会。
2.2017年底前,各相关法院、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原则上都必须实现互联互通、网上办案。
3.2018年底前,全国各相关法院、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全面完成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各项工作。
四、组织领导与协调机制
各相关法院、检察院及刑罚执行机关要及时将平台建设工作情况向当地党委政法委汇报,自觉将平台建设工作置于当地党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之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成立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平台建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相关地方法院、检察院及刑罚执行机关均应成立由主要领导同志担任组长的办案平台建设领导小组,并设立负责日常联络协调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加强平台建设的研究部署,确定总体方案,掌握进展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相关法院、检察院及刑罚执行机关之间应加强领导层面、业务层面及信息化管理层面的全面对接与沟通,未完成办案平台建设的,应当按照时间安排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已完成办案平台建设的,应当加强沟通,做好改造升级、数据对接等工作,避免重复建设,确保办案平台顺利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将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建立平台建设进度通报制度和专项检查制度,及时对各地平台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将通报结果。各地法院、检察院及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将在平台建设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及时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
2017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三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1年11月23日)
“六稳”“六保”最重要的是稳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企业。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切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和检察队伍教育整顿要求,牢记国之大者,主动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把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作为目标,为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法治营商环境。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围绕涉案企业超标的额查封、行政处罚、行政补偿等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企业发展“松绑”解困,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助力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海南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对某区人民法院超标的额查封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土地使用权 超标的额查封 行政诉前财产保全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4日,海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某市自规局)因某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某开发公司)逾期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前财产保全,请求依法查封该公司名下25宗土地的使用权,价值人民币27亿余元。同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财保220号行政裁定书,对上述25宗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同年8月12日,某开发公司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20号行政裁定书。期间,某市自规局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25宗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总评估价值人民币60亿余元。2021年2月10日,某市自规局向某区人民法院发函,请求仅保留220号裁定中8宗土地的使用权查封,其余土地使用权查封事宜请依法处理。截至2021年3月26日,某区人民法院既未对某开发公司的复议申请作出裁定,亦未改变对上述25宗土地的查封。3月18日,某开发公司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后,迅速指派检察官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某区人民法院查封的25宗土地使用权总评估价高达60亿余元,某市自规局向某开发公司追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仅为27亿余元,超出33亿余元,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属超标的额查封行为,且法院对复议申请和行政机关的发函未及时处理。随后,某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与相关行政部门、法院加强沟通协调,达成纠正本案超标的额查封问题的初步共识。2021年3月29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向某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解除上述25宗土地中17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3月31日,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解除对某开发公司上述25宗土地中17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践行“检察为民办实事”,以回应群众关切的速度传递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温度。聚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在诉前财产保全阶段发现法院超标的额查封行为后,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推动人民法院依法解除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坚决避免“办了案子、垮了厂子”情况发生,为企业纾难解困,助力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2.吉林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吉林省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公司)存在未按期支付员工工资等违法行为。2019年8月27日,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对药业公司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确定该公司支付史某某等6人工资65838.00元及缴纳张某某等4人养老、失业保险费263446.40元。该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既未申请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某市人社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没有明确理由未予受理。检察机关依职权对该案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围绕行政争议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等焦点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人民法院未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违反法律规定。2021年4月27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某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某市人社局移送的拖欠劳动者工资案件依法受理审查。某市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与检察机关沟通,称未依法受理系因被申请执行企业当时确实存在经营困难。
为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某市人民检察院走访了药业公司,了解到疫情缓解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好转,并已经支付部分工资款的情况。某市人民检察院向药业公司阐明,行政机关如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违反法律规定,强制执行会加重企业负担,督促公司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尽快履行支付义务。同时办案人员与被拖欠工资的企业员工深入沟通,转达了企业将尽快支付欠款的愿望,讲明了只有企业经营有起色才是双赢的道理,员工表示谅解。2021年7月8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组织召开有行政机关、被申请执行企业、执行法院、听证员参加的公开听证会,进一步厘清争议焦点,核实企业已部分支付员工工资的证据,听取意见,促成共识。7月15日,药业公司全部履行了支付义务,某市人社局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农民工讨薪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中,既要注重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又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评估司法决定对企业经营、员工权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动同行政机关、法院沟通协调,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采取调查核实、公开听证、释法说理等多种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3.湖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违法占地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违法占地 行政处罚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某村一组、二组与石某某签订租赁协议,将97亩土地租赁给石某某进行生猪养殖。石某某投资2000余万元在该土地上建设“某家庭农场”进行规模化生猪养殖。同年12月9日,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某市自规局)认定某家庭农场非法占用集体土地97亩建设猪舍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97亩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拆除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对非法占用的土地,按每平方米30元标准处以人民币1940970元罚款。
某家庭农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3月19日,某市自规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4月24日,某市人民法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2015年1月4日,某市人民法院冻结、划扣石某某银行存款,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某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某村一组、二组村民对某家庭农场污染环境举报,进行调查核实查明,某家庭农场生猪养殖场建设依法取得动物防疫许可证,并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设施、技术先进,无污染,项目被列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得到了村镇和畜牧部门的支持和批复。同时了解到该家庭农场因行政处罚及部分村民阻挠导致停工停产。
检察机关对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后认为,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兴建农业设施占用农用地,不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只需由经营者提出申请,县级政府审核同意即可。某家庭农场用地用于农业生产,属于设施农用地,某市自规局应当督促某家庭农场按规定完善用地手续,不应强制拆除并处以高额罚款。某市人民法院在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未充分考量行政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且在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前发现行政行为存在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未听取当事人意见。2019年6月10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某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纠正违法情形,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撤销原裁定,但某市自规局并未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石某某于2020年4月6日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期间召开有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市法院、农村农业局、银行相关人员及案件当事人等参加的调处会,围绕行政机关是否应当撤销对某家庭农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恢复企业征信的事项开展调处。调处会认为,某市自规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经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和金融部门就恢复征信予以解答和对接。某市人民检察院就违法情形向某市自规局发出检察建议后,某市自规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表示今后将高度重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流程,避免行政执法案件出现偏差,并尽快办理用地手续,确保某家庭农场合法经营。某市人民检察院跟踪督促检察建议落实,跟进某家庭农场经营情况,目前,某家庭农场资金解封并顺利获得贷款,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检察监督案件,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法院依法履职的同时,充分发挥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针对因错误行政处罚导致企业停工停产的困难现状,通过公开调处的方式,为当事人搭建沟通平台,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4.内蒙古自治区杨某诉阿拉善盟某旗房产管理局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不动产登记 行政赔偿 检察建议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11年8月和2013年7月,内蒙古阿拉善盟某旗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先后向阿拉善盟某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开发公司)在建工程某国际大酒店(以下简称大酒店)项目制发了房屋产权证和16个分户房屋产权证。2013年8月,某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与杨某签订两份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以大酒店6个房屋产权作为抵押向杨某借款70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是1个月和3个月。杨某履行了出借义务,双方在房管局办理了房屋产权他项权证,杨某系他项权利人。两笔借款期满后,某公司未能如约偿付借款及利息。
2015年1月30日,案外人桂某以大酒店房屋产权证登记违法为由将房管局诉至某旗人民法院。法院判决确认房管局颁发大酒店房屋产权证的行为违法,房管局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2015年11月30日、2017年11月27日,杨某依据上述判决先后两次将房管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大酒店抵押的6个房屋产权证、判令房管局赔偿其经济损失700万元及利息。某旗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撤销大酒店抵押的6个房屋产权证,判令房管局赔偿杨某损失30万元。杨某不服,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20年6月28日,杨某以赔偿数额不能弥补其经济损失为由,向阿拉善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
阿拉善盟检察分院依法审查查明,某开发公司法人代表陈某在开发大酒店过程中向房管局提供虚假手续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和分户产权证,为融资将6套房屋产权抵押给包括杨某在内多名自然人和法人,后陈某因涉刑事犯罪被判刑入狱,导致大酒店项目2011年完成40%工程量后停工,未能如期销售,多名债权人的债权达3700万无法实现,某开发公司及陈某无可供执行财产,唯一的大酒店属在建工程,法院虽已查封却难以执行,继而引发一系列行政赔偿诉讼和信访事件。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房管局在履行房屋登记职责过程中,未认真审查某开发公司提交的房屋产权登记资料,为不符合办证条件的大酒店项目在建工程办理房屋产权证,并依据此证办理了分户产权证及他项权证,申请人杨某为某开发公司出借款项700万元,抵押房屋不动产登记证被撤销,杨某的抵押权无法实现。法院判决按照双方过错程度确定的损失承担比例并无明显不当,但如果帮助杨某实现了债权,本案行政争议及相关债权债务纠纷有可能一揽子解决。
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阿拉善盟检察分院调查了某开发公司负债情况和大酒店项目现状,走访法院执行局,掌握了开发公司债权人信息和债务数额,约谈了房管局领导,建议其帮助某开发公司引进第三方投资人,完成大酒店项目后续工程,盘活资产后偿还借款,以解决系列债权债务纠纷。房管局就此方案征询某开发公司、法院执行局以及赔偿权利人杨某、桂某及其他债权人意见,各方均同意此方案。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协调会,协商重新启动大酒店项目偿还公司债务的可行性及具体实施方案。达成一致后,房管局联系投资人,法院执行局向开发公司申请执行人做和解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2020年9月25日,某开发公司与第三方投资人鄂尔多斯市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置业公司预算投资1700万元,完成大酒店项目剩余工程建设,获得大酒店3500平方米房屋,剩余房屋归某开发公司所有,用于化解债务。10月16日,某开发公司与包括杨某在内13名债权人签订资产及债务处置方案,约定大酒店竣工验收后以6000余平方米房屋作价抵偿债权。杨某、桂某债权实现后,自愿放弃了行政赔偿款,某开发公司开始办理复工手续,置业公司做进场施工准备,杨某向检察机关递交了撤回监督申请,该案终结。2021年7月,停工10年之久的大酒店项目重新开工。
鉴于本案行政赔偿纠纷由房管局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行为引起,检察机关向房管局发出检察建议:一、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堵塞管理漏洞,依法履行不动产登记管理职责;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国家损失。房管局表示按照建议积极整改,杜绝类似问题再度发生。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应当充分考虑涉案企业经营发展,在办案中依法采取更加灵活务实、及时高效的司法措施。对于行政判决并无不当,但是简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不能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可以转换工作思路,运用监督智慧,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凝聚多方力量攻坚克难,着力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效果,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5.浙江省某装卸有限公司诉嘉兴市某镇政府及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处罚 行政赔偿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05年12月15日,某装卸站与嘉兴市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镇政府出让地块给某装卸站。2006年8月7日,镇政府与某装卸站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出让土地面积及价格。某装卸站按约定向镇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之后,某装卸站在涉案土地上进行装卸站建设,于2006年年底完成竣工并一直使用。2013年10月11日,某装卸站注册成立某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卸公司)。2017年11月16日,某区综合执法局以装卸公司未经依法批准占用案涉地块并用于建造砂石码头和堆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为由,作出责令退还土地、没收地上建筑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装卸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以镇政府及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请。装卸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镇政府非法出让行为是装卸公司非法占用土地的前提,某区综合执法局所作处罚决定的内容应当与装卸公司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责令退还土地、没收地上建筑物足以纠正装卸公司违法行为的后果,不应并处罚款。二审法院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违法部分,撤销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中的罚款内容。2019年7月29日,镇政府发出强制执行决定书,8月2日拆除了装卸公司的房屋和设施设备。装卸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二审相同理由驳回了其再审申请。2020年11月3日,装卸公司向嘉兴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违法部分,及认定镇政府擅自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并收取土地出让金属违法行为,并无不当。但装卸公司非法占用土地的前提系镇政府非法出让行为,其基于对公权力的信赖开展建设经营行为,因此而产生的正当权益应予以保护;镇政府对装卸公司非法占用土地具有过错,对装卸公司因案涉码头腾退拆除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合理赔偿。装卸公司先后提起6件相关诉讼,其实质诉求系要求镇政府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为了避免程序空转,一揽子化解行政争议,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2021年7月27日,嘉兴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会议就案件化解达成共识。8月13日,装卸公司与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双方解除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镇政府补偿装卸公司码头腾退拆除损失等共计120余万元,相关6件行政争议全部了结。同日,当事人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针对本案中存在的镇政府违法收取集体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检察机关及时给某区人民政府予以反馈并提出建议,区政府表示将积极开展整改。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于法院裁判并无不当,民营企业因为信赖政府行为而造成损失,未得到合理赔偿或补偿的案件,应当立足于维护涉案企业正当权益,认真分析当事人的实质诉求,发挥行政检察能动优势,联合相关部门,共同促进多起行政争议一揽子解决,有效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
6.湖北省某水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诉某县水利局行政补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补偿 检察建议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2007年12月29日,付某与湖北省某大鲵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签订《湖北省某大鲵自然保护区驯养繁殖基地科技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科技合作协议),合同期限暂定10年。2008年8月22日,付某注册成立某县某水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2008年至2015年期间,某县水利局多次与付某、水产公司签订《大鲵人工增殖放流苗种供苗协议》,并向该公司购买大鲵用于人工增殖放流并支付了价款。2012年1月21日,湖北省某大鲵自然保护区晋升为某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水产公司的大鲵驯养繁殖基地在保护区核心区内。2017年4月,保护区管理处口头通知水产公司不再续约;同年9月1日,某县水利局通知水产公司不再签订合作协议,并要求该公司于2017年12月底进行搬迁。2018年1月4日,水产公司向某县水利局提出行政补偿申请,某县水利局作出不予支持的答复。水产公司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县水利局支付水产公司补偿金854.8万元。诉讼中,双方共同委托湖北某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大鲵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633.88万元。2019年2月,某县水利局对保护区的管理职责划入某县林业局。
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裁定驳回水产公司起诉。水产公司不服,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将该案发回某县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5月20日,某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水产公司的诉讼请求。水产公司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2020年7月16日,水产公司向恩施州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恩施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水产公司与保护区管理处的科技合作协议已到期,保护区管理处、某县水利局均提前通知水产公司不再续约,双方对合同期满后所驯养的大鲵如何处理及补偿问题也未作约定,且水产公司系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法院不予支持水产公司要求某县水利局给予行政补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考虑到水产公司对保护区的大鲵救护、驯养繁殖、生态修复等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与精力,水产公司没有能力搬迁2万余条大鲵,如果简单地不予支持,水产公司将难以为继,保护区的核心区不准建设任何生产设施的规定也不能落实。鉴于某县水利局在保护区设立及大鲵驯养繁殖基地被划入保护区核心区后,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及时解除科技合作协议,致使水产公司继续垫付资金修建养殖基地工程,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驯养繁殖大鲵,科技合作协议到期后,水产公司因资金和场地原因,未能找到合适的场所搬迁,蒙受巨额损失,同时保护区的核心区不准建设任何生产设施的规定未能得到严格落实,恩施州人民检察院分别向某县水利局、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指出相关行政机关在与水产公司履行协议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县水利局及时妥善解决大鲵养殖遗留问题,督促某县林业局严格履行保护区管理职责。某县水利局、林业局均采纳检察建议。
恩施州人民检察院、某县人民检察院多次与水产公司、某县水利局、县政府积极沟通,组织听证,三次派员参加县委县政府组织的协调会。最终,某县林业局与水产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水产公司将大鲵养殖基地交还给某县林业局,基地内的大鲵由某县林业局进行增殖放流,某县林业局向水产公司补偿人民币585万元。2021年4月,某县林业局在保护区设立科普和宣传基地,并组织在多地河流流域进行大鲵增殖放流,共投放鱼苗18402.12公斤。水产公司利用补偿款成功转型莼菜种植、销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依法应当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应当避免就案办案。本案中,检察机关从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积极协调沟通,在充分了解争议焦点后组织听证,为企业与行政机关搭建沟通平台,促进各方凝聚共识,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解决民营企业面临困境,真正实现为企业减压、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017号(经济发展类110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017号(经济发展类110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企业破产法的市场地位,积极推进僵尸企业处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化解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把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牛鼻子。我们认为,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破产法》作为实现债务公平清理、对企业进行积极拯救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淘汰劣质企业和落后产能,又能促进具有经营价值的“僵尸企业"、产能兼并重组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还能一体解决“僵尸企业"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能够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目前《企业破产法》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也影响了“僵尸企业"清理工作的有效进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您在提案中提出的部分建议,已经开始逐步加以解决。
一、关于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问题。关于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调研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正抓紧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正在修改和征求意见过程中。下一步我们将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适用条件、管辖、申请主体、举证责任、公告与听证程序、管理人的确定等事项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统一司法实践。
二、关于对债务人境外资产的追收问题。该问题涉及破产案件跨境协作的相关事宜。如何解决跨境破产中的法律冲突与矛盾,尤其是如何在保护本国利益与促进国际合作之间取得平衡,促进各国在跨国破产领域开展合作,进而推进国际投资健康有序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仅对跨境破产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确实难以满足实践需要。对此,我们将积极推动跨境破产制度的完善,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机制,强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并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三、关于导致破产的责任追究方面。《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管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应与“个人征信系统"衔接以及如何衔接的问题,我们将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适时予以推进。
四、关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问题。我们认为,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然人破产法是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的重要方面。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可以依法化解企业主债务危机从而促进企业破产程序及时启动,进而推进《企业破产法》良好实施。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应当在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建设以及财产公示制度的基础上,适时建议制定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同时推动自然人破产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0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5号)
为了规范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是指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机构依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案件。
第二条 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的,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一)执行标的额符合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受理范围;
(二)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在被指定的基层人民法院辖区内;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负责执行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立案审查处理;执行案件已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于收到不予执行申请后三日内移送原执行法院另行立案审查处理。
第三条 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执行内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该部分的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且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一)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
(二)金钱给付具体数额不明确或者计算方法不明确导致无法计算出具体数额;
(三)交付的特定物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
(四)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
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仅确定继续履行合同,但对继续履行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式、期限等具体内容不明确,导致无法执行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四条 对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以及仲裁庭已经认定但在裁决主文中遗漏的事项,可以补正或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告知仲裁庭补正或说明,或者向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查明。仲裁庭不补正也不说明,且人民法院调阅仲裁案卷后执行内容仍然不明确具体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第五条 申请执行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的驳回执行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第六条 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确定交付的特定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被执行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已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或者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并提供适当担保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中止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处分性措施,但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除外;执行标的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期间,当事人、案外人申请对已查封、扣押、冻结之外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负责审查的人民法院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理。司法审查后仍需继续执行的,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与执行法院不一致的,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执行法院,保全裁定视为执行法院作出的裁定。
第八条 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本条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前,被执行人已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且已被受理的,自人民法院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期限。
第九条 案外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应当提交申请书以及证明其请求成立的证据材料,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申请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案外人主张的合法权益所涉及的执行标的尚未执行终结;
(三)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民法院对该标的采取执行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第十条 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同一仲裁裁决的多个不予执行事由应当一并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但有新证据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围绕被执行人申请的事由、案外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对被执行人没有申请的事由不予审查,但仲裁裁决可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询问;被执行人在询问终结前提出其他不予执行事由的,应当一并审查。人民法院审查时,认为必要的,可以要求仲裁庭作出说明,或者向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十三条 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
(一)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
(二)裁决的事项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
(三)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
(四)作出裁决的仲裁机构非仲裁协议所约定。
第十四条 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或者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当事人主张未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导致其未能参与仲裁,或者仲裁员根据仲裁法或仲裁规则的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仲裁庭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以及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送达仲裁法律文书,当事人主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适用的仲裁程序或仲裁规则经特别提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仲裁程序或选择的仲裁规则未被遵守,但仍然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
(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
(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
(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
(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
(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
(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
当事人一方在仲裁过程中隐瞒己方掌握的证据,仲裁裁决作出后以己方所隐瞒的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仲裁调解书或者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十八条 案外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一)案外人系权利或者利益的主体;
(二)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
(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
(四)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逾期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经审查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
第二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又以相同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审查期间,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并被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者决定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并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或者申请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被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或者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申请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者基于被执行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原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回转或者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原申请执行人对已履行或者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款物申请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原申请执行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人民法院基于案外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案外人申请执行回转或者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或者不予受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基于案外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或者不予受理案外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申请,案外人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关于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期限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执行终结的执行案件,不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执行终结的执行案件,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2起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2起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
(2022年4月19日)
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1:某投资公司、陆某某与某油品公司、王某股权转让纠纷执行案
案例2:某银行与某铜业公司、某材料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执行案
案例3:周某某等12名员工与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案例4:江西某科技公司与某信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保全案
案例5:某建筑公司与辽宁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例6:河南某医药公司与某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例7:罗某等20人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案例8: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某建设集团公司、某银行分行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9: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与某银行支行等撤销不良贷款记录纠纷案
案例10: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例11:某果蔬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案例12:某高新技术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案例1
某投资公司、陆某某与某油品公司、王某股权转让纠纷执行案
——执行法院推动案外融资盘活被执行企业无形资产
【执行要旨】被执行企业名下有一加油站且已办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但无法对相关资质进行价值判断。执行法院通过积极促成其他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注资,实现被执行企业无形资产的有形变现。
【基本案情】本案被执行企业是一家经营成品油的中小企业。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工业园区法院)查封并裁定拍卖其名下一加油站。经现场评估调查后,评估机构向法院反馈该加油站的价值在人民币1000万元左右,而经法院调查,该加油站已设定优先债权人民币1800万元。同时经调查发现,该加油站已办理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且已投入经营。据了解,成品油零售经营资质许可非常严格,申请公司不但在硬件设施上要符合许可条件,而且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辖区内市场零售经营分配状况也要符合许可条件。因此,成品油零售经营资质不但是加油站的“户籍”证明,而且也是油品经营企业的“香饽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受评估方式限制,评估机构仅能对加油站的固定建筑和资产进行评估,无法对加油站已经具备的相关资质的经济价值进行估价。因此,对上述财产的处置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按照传统财产处置方式,被执行企业的财产有被低价出售的可能,而花费大量成本办理的经营资质也可能会被取消,企业也可能因此陷入债务困境。针对上述情况,苏州工业园区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在征得双方同意,且不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积极促成第三方成品油经营公司对本次处置的财产进行收购,对加油站及成品油零售经营资质进行整体变现,最大程度地实现被执行财产价值。最终,本案债权1500万余元全部执行到位,被执行企业也顺利脱困。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发展解忧抒困,服务“六稳”“六保”工作。本案办理过程中,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企业财产的特殊性,在对固定资产及经营资质的经济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灵活采取财产处置方式,力求真实反映被执行财产的经济价值。最终,不但使案件顺利执结,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而且避免了被执行企业财产被低价出售,使被执行企业获得重生,有力保护了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案例2
某银行与某铜业公司、某材料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执行案
——借助“物联网+执行”技术盘活企业资产
【执行要旨】执行法院利用“物联网查封财产监管系统”对财产进行全面灵活监管,确保企业“边查封边经营”,开创了大数据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新模式。
【基本案情】某铜业公司因担保产生的债务约8亿元,先后被7家金融机构诉至法院,经审理后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经财产调查,发现该公司可供执行财产只有4.4万平方米的厂房及相关机器设备,生产经营尚属正常,如果采取以往的查封后拍卖等措施,不仅会影响该公司的正常经营,还会因此导致该公司财产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为实现在执行中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目标,无锡中院利用“物联网查封财产监管系统”,在该公司安装了近300个电子封条、40多台监控设备,组成严密的物联网电子查封财产监管系统,全时段动态监管该公司所有的厂房、原材料、生产设备等财产,实时感知和预警现场情况,并及时回传至监管平台,实现企业“边查封边经营”。同时,借助系统实时采集该公司生产经营中用电、原料投入、成品产出等十个维度信息,通过终端协同和边缘计算,建模还原企业日常生产状况,帮助法院判断企业经营是否正常以及查封的财产价值是否发生变化。上述执行措施实施后,变“死封”为“活封”,既看住了厂房设备,又能让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让人民法院看似冷冰冰的执行更有了温度。这一温度也提升了拍卖热度,由于是一家仍在正常生产的“活着的企业”,在随后对该公司的司法拍卖中,该公司整体资产的拍卖价达1.6亿元,溢价4000万元,远超第一次流拍的拍卖底价。
【典型意义】无锡中院通过物联网查封财产监管系统,不仅贯彻了“适度、合理、必要”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而且扩大了“活查封”范围,使查封财产监管由物理控制变为信息控制,真正实现“活查封”。最终达到了既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影响,又最大程度兑现了胜诉方实体权益的双赢效果。无锡中院通过个案应用,积极总结并推广工作经验,初步探索出一条“物联网+执行”促进善意文明执行的新路径,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充分运用物联网技术赋能执行的信息化新理念。
案例3
周某某等12名员工与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
——执行法院帮助欠债企业恢复经营,12名员工重返工作岗位
【执行要旨】中小微企业容易受到疫情影响,人民法院办理涉中小微企业执行案件时,走访调查被执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减少因强制执行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基本案情】周某某等12名员工因被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解雇,向鹰潭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1年7月,该仲裁委作出多份仲裁裁决或调解书,确认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支付周某某等12名员工工资、加班工资、赔偿金等合计20余万元。仲裁生效后,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周某某等12名员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7月23日,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溪法院)立案执行。执行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江西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作为被执行人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欠债金额巨大且其名下房屋均已被查封。为履行判决义务,被执行人主动提出分期还款请求,但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案件执行陷入停滞。贵溪法院一方面督促被执行人向上级公司报告,争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赴该公司走访调查,了解到该公司的旅游观光车、运营卡车等30余辆未被查封,漂流、亲子乐园等项目仍在正常经营。考虑正值夏季“漂流、亲子、避暑”等旅游项目的黄金期,贵溪法院决定对观光车等车辆采取“活封活扣”措施,即查封部分车辆后仍交由该公司继续经营使用,暂不进行评估拍卖。2021年12月,该公司成功引入第三方投资,并一次性清偿了全部欠款。同时,为解决周某某等人再就业问题,经执行法院耐心做工作,该公司同意继续聘用周某某等12名员工。2022年2月,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活封活扣”措施,盘活企业、执结案件和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典型案例。在这起系列案中,贵溪法院面对执行困难,主动走访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经营状况和困难,对旅游车辆等采取“活封活扣”措施。这一措施既给企业提供了融资时间,又避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帮助被执行人引入第三方资金促进案件顺利执结。同时,贵溪法院耐心细致做该公司工作,帮助周某某等12名员工重返岗位再就业,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案例4
江西某科技公司与某信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保全案
——人民法院置换保全标的物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及企业正常生产
【执行要旨】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现金流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执行法院依法快速解封企业资金专户,变更财产保全措施,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避免被保全企业因财产保全陷入困境。
【基本案情】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江西某科技公司将某信业公司诉至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遂川法院)。经法院判决,被告某信业公司支付原告江西某科技公司工程结算款593771.05元,打胶款8000元,工程质保金115987.95元,共计约72万元。被告对判决不服,上诉至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间,为防止被告某信业公司转移财产,原告江西某科技公司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冻结被告银行存款或等价值财产折合人民币70万元。收到该保全申请后,遂川法院依法冻结了企业资金账户。采取保全措施后,被申请人某信业公司向遂川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解除对其中某一账户的冻结,理由是该账户被冻结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工资发放和资金流转,影响企业后续正常生产经营,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遂川法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该账户用于农民工工资发放,且保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涉合同纠纷明显与农民工工资无关,裁定解除对该账户的冻结。同时,为了保障申请人的利益,立即对被申请人名下的一部卡宴豪车进行查封,禁止办理证照转移手续。遂川法院精准变更财产保全措施,让涉诉企业避免因司法强制措施陷入停产停工。
【典型意义】执行法院在收到解除保全措施申请后,迅速启动涉企纠纷绿色通道和快捷处理机制,依法依规迅速变更了财产保全强制措施,解除对资金账户的保全措施,变更为查封被保全人名下车辆,保障了农民工工资的正常发放和资金流转,减少了对当事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避免其因司法强制措施陷入困境,这是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具体实践,也是司法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精准体现。
案例5
某建筑公司与辽宁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案
——以小微企业需求引导办案方向,创新工作方法盘活查封财产
【执行要旨】执行法院通过鼓励不动产承租人参与竞买、继续与买受人签订租赁协议等方式,稳定市场秩序,保障各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某建筑公司与辽宁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东中院)判决辽宁某公司支付某建筑公司合计1000余万元。某建筑公司已保全查封辽宁某公司名下9处商用不动产(门市),均被小微企业占有使用。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查明除已查封财产外,辽宁某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辽宁某公司亦向法院表示除保全查封的财产外,公司无履行能力。通过现场勘查,执行法院查明9处不动产确系其他市场主体占有经营。从空间布局分析,9处经营场所占据主要街区,强制腾空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很可能给正在经营的小微企业带来“灭顶之灾”。经执行法院释法明理,9家小微企业表示愿意参与竞买。在获得占有者未竞买成功即主动退场的承诺后,丹东中院启动评估拍卖程序。从案件执行结果来看,全案为申请执行企业执行回款1040万元,返还被执行企业拍卖溢价款2.3万元,在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的同时,成功预防本案出现超标的查封。9处不动产中4处被占有企业购买,5处购买者与占有企业于交付现场达成续租协议。本案申请执行企业、被执行企业、不动产占有企业、不动产买受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均表示满意。
【典型意义】执行措施通常涉及申请执行企业、被执行企业及查控标的物租赁企业多方利益,执行法院需要积极创新执行方式,通过鼓励不动产租赁企业参与司法拍卖,由“租客”转为“房东”,或者继续租赁等方式,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案例6
河南某医药公司与某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推动申请执行人与作为被执行人的抗疫医院和解,支持抗疫大局
【执行要旨】执行法院积极推动执行和解,依法解除对抗疫医院账户的冻结,有力支持和服务了当地抗疫工作大局。
【基本案情】申请执行人河南某医药公司与被执行人某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某人民医院支付某医药公司货款23739192.03元及利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涉及还款金额较大,一次性还款会影响医院正常运转,被执行人某人民医院向执行法院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乡中院)提出暂缓冻结、扣划该院银行账户申请,承诺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还款事宜。执行法院积极主导对双方当事人开展执行和解工作,但经多次沟通未能达成和解协议。2020年4月26日,新乡中院对被执行人某人民医院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防控指挥部向执行法院发函,释明某人民医院为该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唯一定点救治医院,担负防疫救治和卫生保障任务,名下账户具有防疫和日常医疗结算功能,冻结账户将影响该院正常防疫工作及医疗保障功能,申请解除冻结并督促某人民医院与债权人达成和解确定还款计划。为此新乡中院多次约谈双方当事人,最终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5月6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款2919.3058万元分三期履行,并于当日支付首批执行款300万元,法院依法解除对被执行人某人民医院银行账户冻结。后期某人民医院履行了剩余款项。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在服务和保障疫情防控大局的同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的执行中,执行法院考虑到被执行人承担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工作的特殊性质,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积极促进双方达成和解后,依法解除对医院账户的冻结。
案例7
罗某等20人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
——采用“放水养鱼”执行模式为小微企业履行法律义务提供善意执行司法智慧
【执行要旨】执行法院依法为小微企业被执行人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经营资质,以“放水养鱼”方案帮助其逐步恢复清偿能力。
【基本案情】罗某等20人原是被执行人某餐饮公司的员工,因该餐饮公司拖欠他们数十万元的工资而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定责令该公司需支付拖欠他们的劳动报酬,后罗某等员工以该公司未履行义务为由向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经执行法院调查查明,某餐饮公司属于餐饮行业小微民营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已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除餐饮设备外,并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而剩余在餐厅租赁场地的餐饮设备并无太大价值,且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工人工资。虽某餐饮公司表示希望通过继续经营以偿还债务,但出租方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场地,某餐饮公司复工复产遇到重大障碍。执行法院经认真研判认为,如果此时查封该餐饮公司银行账户、餐饮设备并拍卖其资产,将该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等,其将无法维持基本运转经营,亦无法足额保障兑现胜诉工人的合法劳动报酬利益。执行法院遂以该公司希望继续经营以偿还债务为突破点,以当时广东省发布逐步恢复餐饮堂食服务政策为切入点,创新地适用“挽救式”“养鱼式”执行方案。通过向申请执行人、租赁方分析“竭泽而渔”可能“两败俱伤”等情况,促成案件达成执行和解方案,即灵活变更强制措施,法院暂不对该公司采取失信、限高、查封银行账户、立即拍卖等传统强制措施,预留公司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延长其半年的履行期限。法院依法对该公司的餐饮设备采取“活封”措施,允许其继续利用原餐饮设备复工复产。该公司可延期支付租赁方租金并由法院协助引进战略管理第三方投资团队对公司经营策略进行升级转型。其后该公司经营情况扭亏为盈,足额支付完毕所欠工资,所涉20件追索劳动报酬执行案全部足额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执行法院采用“挽救式”的“放水-养鱼-经营-清偿”执行路径,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维持企业一定的经营资质,帮助其逐步恢复清偿能力,充分体现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展示了人民法院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执行智慧。该案对于人民法院如何兼顾“服务疫情复工”“善意文明执行”“优化小微企业营商环境”和“实质性化解涉民生矛盾”,从而取得多赢执行效果提供了实践样本。
案例8
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某建设集团公司、某银行分行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挥司法审判职能,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裁判要旨】依法保护地方政府为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推出的“政府+银行”新型融资模式应急循环资金,运用司法手段引导银行以融资合作方式持续为应急资金池注入资金,保障应急资金的良性循环,并以降低利率方式减少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以房产抵押方式保障国资金融债权实现,找准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求得最大公约数。
【基本案情】某建设集团公司因其在某银行分行的贷款即将到期,于2016年12月15日向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申请等额的应急循环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期限为10天。同年12月22日,某银行分行向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出具《续贷承诺书》,承诺在该行的贷款于2016年12月22日到期后为某建设集团公司续贷2330万元,保证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放并全额划转至某建设集团公司专项资金账户,若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未能全额归还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向某建设集团公司发放的应急循环资金借款或因该行违约导致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急资金损失的,该行同意承担上述资金归还、补足的清偿责任。当日,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某建设集团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同时与某建设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某及其近亲属吴某、江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两份合同约定:某建设集团公司借款1700万元作为应急循环资金,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吴某某、吴某、江某分别为某建设集团公司的前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为2000万元和17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按约向某建设集团公司发放1700万元应急循环资金。后某银行分行未如约续贷,某建设集团公司仅向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提起诉讼。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考虑到某建设集团公司受疫情及房价下行等因素影响偿债能力不足,积极组织各方协商,努力寻找最佳纠纷解决方案。经多轮谈判磋商,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某银行分行达成《融资合作协议》,某银行分行为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提供优惠资金支持,并协助某建设集团公司在2021年11月30日前将六套房屋抵押登记在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名下,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保证不再向某银行分行主张任何权利。此后,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申请撤回了对某银行分行的起诉。法院在确认《融资合作协议》履行完毕且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完成的情形下作出民事裁定书,依法准许撤诉。针对某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向某建设集团公司等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某建设集团公司偿还借款并支付违约金,吴某某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助力地方政府为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积极整合地方政府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和商业银行融资渠道,为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提供司法保障。本案系借用应急循环资金“过桥”而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民营中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三方主体,法院在厘清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保障应急循环资金池的正常运作,引导银行持续为应急循环资金池提供资金支持,确保“池里有水”,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有能力持续为本市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释明法定利率保护上限及民营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引导国资公司主动大幅度降息,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引导银行协助将债务人的房屋进行抵押,给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吃“定心丸”,保障了国有资金的安全。通过调判结合方式巧妙平衡各方利益,达到了依法妥善审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发挥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效果。
案例9
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与某银行支行等撤销不良贷款记录纠纷案
——判决银行更正企业信用评价与信用信息,维护企业信誉和品牌价值
【裁判要旨】银行作为信用信息提供者,对企业信用信息的调整负有严格的审查义务,在信用评价不当的情况下,应及时对错误的信用信息进行更正。
【基本案情】2013年12月12日,某文化旅游公司与某银行支行签订《房地产借款合同》,向该行借款2.6亿元,借款期限为3年。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2016年12月15日,某银行支行与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要素变更协议》,分别延长原借款合同项下分次提款的借据对应的借款期限。其中,有共计1.12亿元借款的期限延长至2018年5月31日。2018年4月,案涉贷款被降低信用评级,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被归为不良贷款。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某银行分行立即删除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不良贷款记录。该诉讼请求一审被驳回。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银行支行对某文化旅游公司贷款信用等级的调整负有严格审查义务,某银行支行未能证明将某文化旅游公司的正常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的合法性,将其上传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在对企业商业信誉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实施了调整信用等级的行为,致使金融系统对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的公众评价降低,给企业形象造成了影响。因此,某银行支行的行为构成对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名誉权的侵犯,故某文化旅游公司、某集团公司要求撤销其在某银行以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不良贷款记录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企业信用评价和信用信息保护,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信用信息主体、信用信息提供者、信用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平衡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厘清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边界,提出银行作为信用信息提供者,对企业信用信息的调整负有严格的审查义务,在信用评价不当的情况下,应及时对错误的信用信息进行更正,确保了信用评价体系能够更加精准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也有效维护了企业信誉和品牌价值,减少了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阻力和困难,提高了企业的贷款可得性。
案例10
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对变相利息不予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裁判要旨】融资租赁公司以收取服务费、代收保险费为名扣收的款项属于变相高息,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对融资租赁公司收取的变相利息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乙公司为中小微企业。甲租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甲租赁公司向乙公司购买标的物并出租给乙公司,合同约定标的物价款为100万元。双方还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指定,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约定逾期利息及违约责任,并约定每月租金金额。合同项下所有租赁物完成了交付,甲租赁公司扣除履约保证金200000元、服务费38500元、首付租金11280元、保险费2642元后,实际向乙公司支付款项仅为747578元。后乙公司无力还款,甲租赁公司起诉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合同项下19-35期全部未付租金509000元及第1-18期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等。一审判决认定的乙公司应付租金总额仅扣除了已支付的租金、履约保证金200000元、首付租金11280元,并未扣除服务费38500元及保险费2642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因甲租赁公司在本案中未能举证就其扣收的服务费具体提供了何种服务,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代收保险费后缴纳了相应保险项目费用,故以收取服务费、代收保险费为名扣收的款项属于变相高息,增加了乙公司的融资成本,不应得到支持,上述费用亦应在未付租金中予以扣减,乙公司向甲租赁公司应计付的违约金基数也应作相应调整,遂予以改判。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助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依法审理融资纠纷,降低不合理的融资利率。对资金融出方收取的利息,以及以咨询费、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变相利息,依法严格认定,对超出法定保护范围的部分不予支持。本案中,租赁公司收取服务费、代收保险费,但未能举证就其扣收的服务费具体提供了何种服务,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代收保险费后实际缴纳了相应保险项目费用,增加了用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该等费用属于变相高息,不予支持,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解决了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资金困难。
案例11
某果蔬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积极推动破产清算转重整,挽救农企复苏,保护农民工利益,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裁判要旨】对于因现金流受限而陷入困境但具备重整价值和拯救可能的农企,通过破产清算转重整,公开招募引入第三方投资人注资,挽救农企走出困境。
【基本案情】某果蔬公司位于城郊,主营业务为瓜果蔬菜等农产品的种植、销售和配送服务,被评为当地“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市级扶贫龙头企业”“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并且持有省级著名商标,与县内21家企业、学校及政府部门签订有果蔬配送协议,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该公司贷款新建办公楼、农产品交易中心,截至案发时的固定资产有土地3300平米、厂房7060平米,均已设置抵押担保。自2017年起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起诉。上述财产评估价2364.2821万元,执行期间三次流拍(保留价1306.8万元),债权人于2021年1月向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经调查,债权总额为2362.29355万元,其中担保债权1745.61万元,另涉及29名职工的工资26.03万元、社会保险费13.25万元和劳务报酬114.3万元。法院在破产审查过程中,发现债务人陷入财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现金流受限,如果能够注入资金,存在复苏的可能;该企业系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拥有省级著名商标,且主营业务和营销网络有市场前景,完全具备重整价值和拯救可能。遂主动释法明理,引导债务人申请重整。2021年4月2日,根据某果蔬公司的申请,裁定该案由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2021年4月14日,管理人对外公开发布招募公告,某贸易公司于同年5月12日提交了《重整投资意向书》并缴纳保证金。法院指导管理人及时编制了《重整方案(草案)》:一是投资人注资1310万元,并获得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二是从重整对价中提取153万余元用于支付29名职工的劳动债权和劳务报酬,未受完全清偿的抵押债权列入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三是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6.66%。经表决,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上述重整方案。法院根据管理人申请,于2021年9月14日裁定批准上述重整计划,现已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但具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积极引导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等程序,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相应债权,使企业获得再生。本案中,某果蔬公司作为欠发达县域的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得以重生,不单企业本身走出困境,而且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附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通过切实保护农民工劳务报酬,有效防止因“破”致贫和因“破”返贫,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过把更多的资金、企业家引入欠发达地区农企,为农业产业注入新的血液,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案例12
某高新技术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高效推进破产清算转和解
【裁判要旨】积极引导当事人破产清算转和解,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通过听证程序征询全体债权人意见,在转入和解程序后根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及时裁定认可和解协议,高效推进和解程序。
【基本案情】某高新技术公司主营会展业务,为国内公司参加境内外展会提供服务,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南京破产法庭于2021年2月25日受理了债权人对某高新技术公司的破产申请。经查,某高新技术公司近年来会展业务经营正常,收入稳定,连续多次中标境内外重点展会江苏团组的承办工作,进入破产程序前,尚有未完成境内外展会项目7个,其中境外展会6个,涉及参展客户66人次,均为江苏省贸易促进计划内展会,且大部分参展客户已全额支付展位费,某高新技术公司也将相关费用支付给大会主办方。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展会已延期举行,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经过测算,如对某高新技术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大部分参展商后续将无法参展并申报财政补贴,债权清偿率也仅有31.32%,债权人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鉴于某高新技术公司及绝大多数债权人均表达了希望达成和解的意愿,南京破产法庭指导管理人向全体债权人征询对和解协议草案及后续转入和解程序后表决规则的意见,全体债权人均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及表决规则。2021年8月25日,某高新技术公司向南京破产法庭申请转入和解程序。同年9月13日,南京破产法庭组织债务人、公司股东、职工代表及债权人代表进行听证,对和解程序及相关协议的债务清偿方案、信用修复、协议执行等内容进行充分论证,公司股东、职工代表及债权人代表均表示同意某高新技术公司转入和解程序。9月14日,南京破产法庭裁定某高新技术公司和解。9月22日,南京破产法庭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11月3日,管理人提交和解协议执行情况报告,和解协议清偿方案已顺利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办理中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特点,积极创新,尽可能帮助企业高质、高效实现重整、和解,公平有序清偿各方债权。南京破产法庭在本案中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在转入和解程序前,指导管理人向全体债权人征询对和解协议草案及后续转入和解程序后表决规则的意见,准确了解债权人意愿,在全体债权人均同意和解协议草案的情况下,转入和解程序,并根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及时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从申请转入和解程序,经审查批准并最终裁定认可和解协议、终结和解程序,用时不到1个月,高效推进和解程序,帮助企业成功实现和解,走出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第三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征文获奖作者和单位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第三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征文获奖作者和单位的决定
(法〔2020〕299号 2020年11月24日)
关于表彰第三届“羊城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征文获奖作者和单位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保密工作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保密工作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7年11月6日 法〔2017〕32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各专门法院;本院各单位:
《人民法院保密工作问责暂行办法》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宣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推动日常保密宣传教育、保密监督检查,提高涉密人员和广大干警的保密意识,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有效遏制违规行为,防止发生失密泄密事件。
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附:
人民法院保密工作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保密法规制度落实,确保国家秘密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有关保密法规制度规定,结合人民法院保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密工作问责,是指对单位或者个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施违反保密法规制度的行为,致使国家秘密安全受到威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在按照本办法实施问责的同时,对违反党纪、政纪的,依照党纪、政纪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机关和直属单位。
第四条 保密工作问责坚持教育和预防为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准绳、程序规范和宽严适度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方式
第五条 对个人间责的方式包括:
(一)通报。严肃批评,责令检查、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停职检查或者调离涉密岗位。对暂时不能履行涉密岗位职责或者不宜继续在涉密岗位工作的,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或者调离涉密岗位等措施。
第六条 对单位问责的方式包括:
(一)检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限期整改;
(二)通报。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对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
第七条 对个人和单位的问责方式,按轻重顺序排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三章 问责情形
第八条 对个人问责的情形:
(一)在低密级涉密信息系统、信息设备上处理高密级国家秘密信息的;
(二)在非涉密的法院办公专网、信息设备上处理国家秘密信息的;
(三)擅自卸载非涉密的法院办公专网、信息设备上的安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的;
(四)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涉密网、非涉密的法院办公专网、互联网及其他非涉密的信息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
(五)违规在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和其他涉密场所及其周边安全距离范围内安装使用wifi等无线通信设施的。
有前款行为之一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12种行为,以及其他违规行为,导致国家秘密事项安全受到威胁,尚不构成犯罪,且不适用处分的,按照受到威胁的秘密、机密、绝密级国家秘密事项一旦泄露后的损害程度及相关情节,对应问责方式的轻重顺序进行问责。
第九条 对单位问责的情形:
(一)本单位发生个人违规行为,导致秘密级国家秘密事项安全受到威胁,与单位保密工作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直接相关的;本单位未按规定在内设机构成立保密工作小组达3个月以上,或者保密工作小组组成人员严重缺位达6个月以上,或者因非正常情况保密工作小组不能有效工作达6个月以上的,应当责令单位作出书面检查,并限期整改;
(二)本单位发生个人违规行为,导致机密级国家秘密事项安全受到威胁,与单位保密工作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直接相关的,应当责令单位整改,并在一定范围通报;
(三)本单位发生个人违规行为,导致绝密级国家秘密事项安全受到威胁,与单位保密工作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直接相关的,应当根据情况,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对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轻或者减轻问责:
(一)主动中止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或者有效阻止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延续,避免泄密事件发生或者对降低泄密风险起到有效作用的;
(二)第一时间向本单位或者本院保密工作部门报告自己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且主动配合组织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避免泄密事件发生或者对降低泄密风险起到有效作用的;
(三)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后,能够按照规定采取有针对性的整改、补救措施,避免泄密事件发生或者对降低泄密风险起到有效作用的;
(四)有其他从轻、减轻问责情形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问责:
(一)虽经有关人员或部门提醒、制止,仍不中止、不整改,继续实施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的;
(二)拒不配合保密工作部门查处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串供、造假或者篡改、销毁、隐匿有关证据的;
(三)阻止他人对自己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共同实施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的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五)一次违规导致3件及以上国家秘密事项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同时被发现有多起违规行为的;
(六)受到问责以后,两年内又实施应当受到问责的违规行为的;
(七)有其他从重或者加重问责情形的。
第十二条 问责情况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列入年度考核,问责决定应当载入本单位和本院保密工作记录。
第四章 问责权限
第十三条 问责主体
(一)对于不涉及组织人事管理的决定,由本院保密委员会作出;
(二)涉及组织人事管理的决定,经本院保密委员会同意,由保密工作部门移送组织人事部门按规定作出。
第十四条 问责调查
(一)发现问责情形后,由本院保密委员会授权保密工作部门组织调查组,启动问责调查;
(二)问责调查组至少应当由2人组成,并在调查结束后向院保密委员会写出书面调查报告。
第十五条 问责监督
(一)对于下级法院发生的属于上级法院监督管理范围内的违规行为,上级法院保密委员会可以问责,也可以提出问责意见,上级法院保密委员会提出的问责意见,下级法院应当遵照执行;
(二)对于下级法院发生的属于上级法院监督管理范围内的违规行为,情节严重的,下级法院保密委员会在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征求上级法院保密委员会的意见,重要情况应当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保密委员会备案。
第十六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被问责人对问责不服的,可以向本院保密委员会或者上级法院保密委员会提起申诉;各级人民法院保密委员会收到申诉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申诉人作出回复。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依照党纪、政纪规定应当给予处分的,经本院保密委员会同意,由保密工作部门移送党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按规定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当由有关部门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个人违规,泄露国家秘密,导致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损害,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者涉嫌犯罪的,经本院保密委员会同意,由保密工作部门向同级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违反有关法规制度和工作纪律,导致工作秘密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泄露工作秘密的,参照本办法问责。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违规行为,是指违反保密法规制度,包括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和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有关保密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保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因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第二条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
第三条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第六条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七条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八条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九条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十条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十一条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十二条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十四条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十五条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十六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第十七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
第十八条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第十九条 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
第二十条 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残疾赔偿金、辅助器具费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和提供担保的情况,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一次性给付。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方式以及每期给付标准。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给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
定期金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不受本解释有关赔偿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第二十三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解释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的通知
(法〔2020〕3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和审判实际,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9号、20号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但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以及参照该指导性案例作出的裁判仍然有效。
本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9〕29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努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在《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9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全面把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新任务
1.准确认识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根本任务。当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持续扩大,覆盖地区范围不断拓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更加深入,跨国经济走廊和经贸合作日益深化。法律领域更加广泛,法律关系更加复杂,法律体系更加多样。推动形成更广范围以规则为基础的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共同关切,是新时代人民法院全方位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任务。
2.始终坚定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思想。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司法能力,以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与保障,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3.正确把握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原则。坚持服务大局,增强自觉性主动性,为改革开放提供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法治保障。坚持需求导向,完善诉讼程序,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大力支持国际仲裁、调解发展,完善新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不断满足共建“一带一路”主体的纠纷解决需求。坚持弘扬法治,强化程序正义,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准确适用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努力做完善“一带一路”相关法治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司法改革、深化阳光司法、深化智慧法院建设,进一步构建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坚持绿色原则,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主动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维护环境利益和环境安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与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司法交流,强化国际司法合作,协调国际司法冲突,发挥智库作用,努力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法治合力。
二、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方位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共同推动《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的执行,促进阳光合规,携手建设廉洁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和地区共建司法反恐机制,遏制恐怖主义蔓延,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一带一路”建设环境。
5.充分保护中外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综合运用属地、属人、保护性管辖等原则,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及时制止和救济涉外侵权,依法惩处损害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依法妥善审理涉外行政案件,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增强共建“一带一路”主体的安全感。
6.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纠纷中,按照《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的精神,对涉及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及合作文件的国家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依法适用有关规则认定合同效力和合同责任,支持商品、资金、技术、人员自由流通,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7.依法促进国际物流发展,探索国际海运、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国际公路运输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机制,正确适用准据法及国际公约,促进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跨国铁路单证等国际物流规则完善,努力保障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
8.依法服务金融领域开放,充分发挥金融法院示范作用,鼓励有条件的法院建立专门审判团队,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涉外金融法律适用,密切关注研究涉“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丝路主题债券、多边融资开发合作、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问题,借鉴国际经验高效审理有关案件,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
9.依法支持信息技术发展,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及时完善电子商务、区块链、人工智能、5G信息网络建设等领域的司法政策,依法鼓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提升网络互联互通,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10.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和地方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窗口作用,贯彻“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高级别会议精神,落实《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议》,高效审理涉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合作研究等案件,严厉打击专利侵权、抢注囤积、攀附仿冒等恶意行为,依法制止各类不正当竞争,营造尊重知识价值和良好创新的知识产权生态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11.依法保护绿色发展,贯彻《“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完善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止环境侵权,贯彻损害担责,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生态保护大数据平台,促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三、进一步完善涉“一带一路”案件的法律适用,夯实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2.准确把握外商投资法立法精神,加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严格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从严认定合同无效情形,最大限度维护合同效力,保持经济秩序和商业规则的稳定性,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13.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严格认定欺诈、恶意串通。在涉及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如相关国家的法律对合同效力规定不一致的,应适用确认合同有效的法律,不让守约者吃亏,不使失信者获利,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主体互信互利。
14.完善跨境贸易、投资中环境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加强“一带一路”矿业投资的环境保护示范法研究,共同打击跨境野生动植物犯罪,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跨国环境问题。
15.充分尊重当事人依法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应立足于请求权基础的识别、冲突规范和连接点的确定,充分说明确定准据法的理由,加强确定准据法的说理。
16.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支持科研院校、律师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的法律研究和培训,合力建设“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和案例库,及时公布适用外国法的案例,增强规则的透明度,引导当事人了解和遵守相关国家法律,降低防范法律风险。
17.整合域外法查明中心、研究基地等资源,构建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积极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用,探索多渠道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
18.积极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尊重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推动形成和完善区域性及全球性商事法律规则。
19.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协调司法管辖权的行使;明确边境地区设立的国际合作中心的法律地位,探索境内经贸合作区的外国法律适用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中国法律适用;采取积极举措,便利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20.扩大中国法的影响力,多语言公布中国法院裁判的典型案例,为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国法提供基础,增强国际商事主体对中国法律的了解和信任。
四、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21.践行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宗旨,进一步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各国国际商事法庭经验,广泛听取“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的意见,优化国际商事法庭办案程序和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22.发挥国际商事法庭示范引领作用,指导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商事纠纷审判组织,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满足国际商事主体的司法需求。
23.探索建立与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的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增进对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与信任,减少法律冲突,不断提升准确适用国际商事规则、运用司法审判参与国际商事规则制定的能力。
24.采取推定互惠的司法态度,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25.加强国际商事案件审判指导,建立统计报备制度,充分利用国际商事法庭网站,不定期公布典型案例,适时发布白皮书,发挥好案例的规则确定和行为指引作用。
26.强化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宣传和交流,鼓励和吸引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合意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服务全球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27.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国际商事案件中,允许当事人合意简化或确定诉讼程序,鼓励当事人共同提交域外法,进一步提高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解决的自治性。
28.拓展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名单,适当引入域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使更多国际商事纠纷在中国获得高效解决。
29.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当事人同意的,可在任何阶段共同选择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国际商事调解机构或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调解。
五、进一步加强“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30.鼓励边境地区、重要节点城市、核心区域依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探索区域性的双边、多边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在边贸地区、合作中心、口岸区域建立联合纠纷解决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优化送达方式,改革纠纷调处程序,化解涉外案件送达难、耗时长、公证认证慢、对域外法不了解等实际困难,高效低成本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31.完善跨境破产协调机制,探索主要破产程序和主要利益中心地制度的适用,依法保护债权人和投资人权益。
32.支持相关部门完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尊重多边、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公正高效解决国际投资争端。
33.加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建设,扩大专家委员的遴选范围,增加共建“一带一路”的行业代表和发展中国家专家委员人选,进一步提升专家委员的国际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职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法院建立专家委员参与国际商事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机制。
34.进一步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中心的建设,支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与内地仲裁机构的合作,在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建设中适当引入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专家委员,不断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
35.支持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建立联合仲裁机制,探索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模式,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临港新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展仲裁业务。
36.积极发挥侨联、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和机构力量,支持建立国际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促进纠纷的简便平和解决。
六、进一步加强组织机制和队伍建设,形成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
37.健全完善协调指导机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沟通协作,统筹协调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工作,完善工作报备制度和交流机制,构建统一的统计信息,及时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及时发现解决实践问题,提高服务保障工作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38.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际化、专业化队伍培养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国际组织建立常态交流机制,与高校制定联合培养和教学计划,培养和储备国际法律人才。
39.进一步发挥国际论坛、司法圆桌会议、“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等国际交流和研究平台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国司法界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外国法官来华培训研修等项目,邀请共建“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机构、智库来访交流,促进形成多元互动的法律领域交流格局。汇聚各方运用法律规则共建“一带一路”的智慧力量,为创新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国际规则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关于聘用制书记员、文员、安保人员进行初试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关于聘用制书记员、文员、安保人员进行初试的公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工作安排,现就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聘用制书记员、文员、安保人员三个岗位初试公告如下:
一、考试对象
报考第四巡回法庭聘用制书记员、文员、安保人员岗位,通过资格审查者,均为初试对象。(具体名单附后)
二、考试时间
(一)书记员岗位:考生2017年5月17日上午8时30分开始入场,9时开始考试。
(二)文员岗位:考生2017年5月20日上午8时30分开始入场,9时开始考试。
(三)安保人员岗位:考生2017年5月21日上午8时入场完毕,8时30分开始考试。
三、考试地点
(一)书记员岗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综合实验楼A座3层
(二)文员岗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二号教学楼5层、6层
(三)安保人员岗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东运动场
四、考试安排
(一)书记员岗位:计算机速录测试(看打、听打),考生凭身份证入场。
(二)文员岗位:笔试。考生应携带黑色、蓝色钢笔或签字笔,凭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电子设备进入考场。
(三)安保人员岗位:体能测试。男子测试100米跑、3000米跑、1分钟俯卧撑;女子测试10米×4往返跑、1000米跑、1分钟仰卧起坐。考生凭身份证入场。
附件: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地址及交通路线
2.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初试人员名单及考场安排
3.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聘用制文员初试人员名单及考场安排
4.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聘用制安保人员(女)初试人员名单
5.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招聘聘用制安保人员(男)初试人员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2017年5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2022年2月28日)
公正高效审理涉“一带一路”建设案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新时代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使命和光荣职责。2018年以来,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队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而准确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健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现发布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发挥各类涉“一带一路”建设纠纷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持续增强商业预期。准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厘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正确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明确工程预付款的性质和预付款保函的担保范围,对受益人全额索兑预付款保函是否构成欺诈作出准确认定,维护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信用;明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后对外资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依法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投资项目遭受不可抗力无法履行的情况下,不能免除委托人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对受托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避免海外投资建设领域的意外风险向提供物流保障服务的航运产业链不当转嫁;通过明晰相关裁判规则,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是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一审终审优势,促进国际商事纠纷高效化解。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运行以来,充分发挥一审终审等机制优势,积极借鉴国际商事审判的先进理念及国际商事法律发展的最新成果,公正高效地审结了数宗有影响力的国际商事案件。本次入选的典型案例在跨境产品召回责任问题上形成有示范意义的裁判规则。
三是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执行更趋便利。正确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案件,积极促进互惠关系形成,对外国民商事判决依法予以承认和执行,倡导并逐步扩大国际司法合作,营造“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的国际法治环境。明确外国仲裁机构以我国为仲裁地的仲裁裁决应当视为我国涉外仲裁裁决并予以执行,有力支持仲裁国际化发展。
开放带来机遇,法治保障发展。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的发布,将充分发挥案例示范作用,彰显人民法院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作用。
案例1
高效审结国际商事案件 明晰产品跨境召回责任
--广东本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意大利贝斯迪大药厂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贝斯迪大药厂(Bruschettini S.R.L)指定香港Aprontech公司在中国独家销售细菌溶解物“兰菌净”。2013年11月,本草公司与Aprontech公司签订《独家经销协议》,从该公司进口“兰菌净”,在内地独家销售。201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要求停止进口“兰菌净”,并责令召回。因贝斯迪大药厂未召回“兰菌净”,导致本草公司尚未销售的234719瓶库存产品无法处理。本草公司起诉要求贝斯迪大药厂赔偿其库存产品的损失及利息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草公司与贝斯迪大药厂未成立合同关系,其不能向贝斯迪大药厂主张合同权利。但贝斯迪大药厂作为生产者,在负有召回义务的情况下,怠于采取召回措施,给本草公司造成了损失,系不作为方式的侵权,应对本草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判决贝斯迪大药厂向本草公司赔偿库存“兰菌净”的损失和利息、分销商退回“兰菌净”的损失和利息、库存的处理费用等。
【典型意义】
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实体审理的“第一案”,也是其作出的首个国际商事判决。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实行一审终审制,判决一经作出即生效,以公正高效的争议解决优势极大满足了商事主体高效率解决纠纷的需求,并对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该案系因跨境销售的缺陷产品召回而引起的赔偿纠纷。针对境内销售商能否超越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向境外生产商索赔这一法律问题,首次明确了裁判规则,即确认境外生产商作为缺陷产品的最终责任主体,在其怠于履行产品召回责任的情况下,境内销售商可以在履行召回义务后,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向境外生产商直接主张侵权赔偿责任。该归责原则对今后类似纠纷案件的解决具有示范指导作用。
【一审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商初1号
案例2
依法审查减额条款是否载入保函 严格把握滥用付款请求权的认定标准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2日,中工国际公司与玻利维亚业主就蒙特罗--布洛布洛铁路I标段工程签订总承包合同。2014年4月4日,中工国际公司与中水四局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经中水四局公司申请,建行铁路支行向中工国际公司开具了《预付款保函》。载明:“我行保证,我行将在收到你方出具的申明乙方未能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书面索赔通知的7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偿还不超过人民币66315000元的全部款项。你方无须提交任何证明文件。本保函自开具之日生效,有效期至甲方扣完预付款之前......”2015年11月3日,玻利维亚业主解除了总承包合同。同月,中工国际公司向建行铁路支行发出《书面索赔通知书》,建行铁路支行向中水四局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中水四局公司起诉请求确认中工国际公司索兑《预付款保函》的行为构成欺诈并终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工程预付款是中工国际公司为中水四局公司启动案涉工程提供的融资,在未全部扣还的情况下,无论预付款是否已经全部用于案涉工程,均不影响中工国际公司行使索赔权。预付款保函未约定减额条款,其金额不能因中水四局公司的履约情况自动调整。中工国际公司作为受益人,无须证明其索赔金额即是基础关系项下的应付金额,其全额索兑预付款保函不构成欺诈性索款。
【典型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中资企业在东道国承建基础设施的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合同金额大的特点。其中,预付款保函是保障承包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金融工具。司法实践中,对于发生预付款保函载明的到期事件时,保函受益人是否仍然有权索兑以及保函受益人全额索兑是否属于滥用付款请求权进而构成欺诈性索款,存在理解不一致的情况。本案判决明确了在预付款保函没有明确记载减额条款时,受益人全额索兑预付款保函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滥用付款请求权,并对工程预付款性质、预付款保函的担保范围、预付款保函下欺诈例外等问题均作出了准确的认定,对于此类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审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初字第88号
【二审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349号
案例3
阐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后的外资合同效力规则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
--吉美投资有限公司(Ge Mei Investment Limited)与河南鹰城集团有限公司、张顺义、张磊股权转让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7月,吉美公司与鹰城集团及华丰集团,经批准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鹰城房地产公司。2016年3月,吉美公司与鹰城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吉美公司将其持有的鹰城房地产公司40%的股权,以1亿元价格转让给鹰城集团,鹰城集团于2016年3月31日前支付吉美公司。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生效。2016年4月11日,平顶山商务局作出同意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日又发出通知书,根据鹰城房地产公司撤回申请,不再继续受理股权转让报批事项,故未作出批准证书。吉美公司据此提起诉讼,请求鹰城集团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2016年10月1日起,我国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已由行政审批制转为备案管理制。对不属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再将审批作为认定合同生效的要件。当事人关于“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的约定,亦不再具有限定合同生效条件的意义,应当认定合同有效。鹰城集团最迟付款履行期间已经届满,故判决鹰城集团向吉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亿元。
【典型意义】
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自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重大改革,将运行多年的全面审批制改为普遍备案制与负面清单下的审批制。如何认定备案的性质以及履行期限跨越新法实施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的效力,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案的裁判规则指出,备案不再构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的生效要件。相应地,未报批的该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亦为生效合同。该判决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对于指导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处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审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初19号
【二审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51号
案例4
准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波兰INDECO股份公司与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6年8月10日和2010年6月10日,INDECO公司作为买方、澳美公司作为卖方,签订了两份《铝型材供货合同》,由澳美公司向INDECO公司出售铝合金挤压型材。2010年10月21日,双方召开协调会,INDECO公司同意解除于2010年6月10日签订的合同,暂时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意就上述合同向澳美公司发出的订单约90吨货物不再生产。2011年12月19日,INDECO公司以澳美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宣告《铝型材供货合同》无效并由澳美公司赔偿损失。2012年3月19日,澳美公司以INDECO公司为被告提起起诉,请求 INDECO公司赔偿铝型材加工费、铝型材回炉处理损失,支付已经收货但未付货款。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无论是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还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澳美公司均应先履行供货义务,INDECO公司在付款条件成就后再向澳美公司付款。澳美公司没有履行关于供货的先义务,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协议终止合同后, INDECO公司不得以根本违约致合同无效的理由请求澳美公司赔偿损失,但可以主张违约赔偿责任。故判决澳美公司向INDECO公司赔偿利润损失、模具费、法律服务费,返还保证金;INDECO公司向澳美公司支付货款。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企业之间发生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正确认定合同权利义务、厘清双方各自权责,并对涉及双方交易习惯和合同文本中不同法律术语的解释作出了准确的认定。双方均撤回上诉,服从一审判决。本案提醒企业要注意遵守契约精神,防范商业及法律风险。
【一审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民四初字第4、64号
案例5
认定铁路运单提货请求权效力 探索构建中欧班列陆上贸易新规则
--重庆孚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重庆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等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中外运公司、物流金融公司、英飒公司签订《铁路提单汽车进口业务合作协议》,约定;英飒公司从境外进口一批汽车,以铁路提单作为结算方式项下的单证及提货凭证。中外运公司在境外接收进口货物并签发铁路提单。英飒公司与孚骐公司签订《IMSA车辆销售合同》后,将经境外出口商和物流金融公司背书的铁路提单正本三份交付给孚骐公司。货物经中欧班列运抵目的地后,孚骐公司持铁路提单向中外运公司要求提货,并向中外运公司出示了铁路提单正本以及《提车证明》原件。中外运公司拒绝交货,孚骐公司遂将其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货物所有权并交付货物。
【裁判结果】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铁路提单是签发人通过协议及铁路提单作出的向不特定的铁路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承诺。英飒公司作为进口车辆的所有权人,与孚骐公司约定交付铁路提单视为车辆交付,符合物权法关于指示交付的规定。由于铁路提单与提货请求权的对应关系,孚骐公司受领铁路提单后,享有铁路提单项下车辆的提货请求权。据此,判决确认孚骐公司享有铁路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中外运公司向孚骐公司交付铁路提单项下货物。
【典型意义】
铁路运单及相应的运输交易,是依托中欧班列推进“一带一路”国际陆上贸易产生的新商业模式,人民法院应当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并依法保障交易安全。铁路运单尚不构成物权法规定的提单,其所代表的提货请求权之实现应取决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及运单本身的记载。本案中,各方约定缔约承运人签发案涉国际铁路运(提)单并明确持有人具有提货请求权,转让该单证应视为提货请求权的转让,属于特殊形式的指示交付。该案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铁路运单及其交易模式予以认可,是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铁路运单及其配套规则的积极探索,有利于推动中欧班列国际陆上贸易规则的构建。
【一审案号】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2019)渝0192民初10868号
案例6
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 GOLDEN SEA SHIPPING PTE. LTD.)与深圳市
鑫联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凯斯克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5日,中远大连公司代理新鑫海公司签发提单,载明托运人鑫联升公司,装货港中国大连,卸货港印度那瓦舍瓦,共6个集装箱。该提单下的货物于2017年3月23日在卸货港卸船,新鑫海公司的卸货港代理向收货人发出提货通知。截至2019年12月5日,该提单下的集装箱货物仍堆存在码头,处于印度海关监管之下,无人提货。新鑫海公司起诉请求鑫联升公司返还集装箱或赔偿集装箱价值及利息,并连带支付滞箱费、堆存费、港杂费等费用及利息。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新鑫海公司主张本案适用提单约定的法律,鑫联升公司提交的电放申请保函明确记载同意将提单中的所有条款(包括所有背面条款以及管辖权及法律适用条款)作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鑫联升公司与新鑫海公司就法律适用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根据提单背面首要条款和法律适用条款的约定,本案应当适用提单背面条款第27条第1项约定的新加坡法律。根据委托查明的新加坡法律中与涉案争议相关的规定,判决:鑫联升公司向新鑫海公司支付滞箱费及利息、集装箱损失等。
【典型意义】
涉外案件审理中的核心程序问题在于如何确定适用的准据法,若准据法为域外法时,则需要对该域外法的具体内容准确查明并正确适用。域外法的准确查明和适用对于依法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系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新加坡法律审理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法院通过委托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查明新加坡法律中与涉案纠纷相关的规定并准确予以适用,判定双方当事人责任。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体现了当事人对本案诉讼程序和判决结果的认可,实现了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为加快构建并完善域外法查明及适用的法律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一审案号】(2018)辽72民初758号
案例7
合理认定承运人提单批注义务 维护提单在国际贸易的流通性
--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复兴航运有限公司(REVIVAL SHIPPING CO.,LTD,)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8日,元成公司向外商订购的6万余吨散装巴西大豆装载于复兴公司所属“美嘉”轮,从巴西巴拉那瓜港运往中国福州松下港。元成公司经付款取得包括提单在内的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元成公司在卸货过程中发现货物异常。经检验,货物中的大部分杂质、碳化粒、热损粒等随机分布在货舱内,说明该情况在装港即已存在,卸港未发现货物存在大规模水湿结块或霉变现象。元成公司委托进行验残,结论为货物实际损失20026172.98元。元成公司以承运人违反批注义务签发了清洁提单,导致其丧失拒绝对外付款机会造成损失为由,诉请判令复兴公司赔偿货物价款损失、利息及其诉前扣船费等。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均援引中国法律尤其是《海商法》支持各自的主张,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了适用中国法律解决争议。本案应根据《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判断复兴公司是否违反了法定义务以及是否存在过错。复兴公司未对案涉大豆品质指标作出批注不违反法定义务,其签发清洁提单没有过错,对元成公司不构成侵权。元成公司的损失起因于其贸易合同卖方未按货物品质证书所载的标准提供货物,是贸易合同项下的风险,不应由承运人承担。据此判决驳回元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元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又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未履行提单批注义务导致其丧失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权利为由提出索赔的案例。《海商法》对承运人签发提单时对货物状况的批注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对如何把握批注标准存在争议。本案结合国际贸易、国际海运实践进行全面剖析,正确解释海商法规定,明确货物的等级和品质指标不属于承运人提单批注的范围;对承运人就货物表面状况的判断要求应建立在与作业条件相适应的基础上;在货物非正常颗粒未集中板结成块的情形下,承运人未作出货物表面状况不良的判断符合正常智识和通常判断标准等三项规则,认定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未违反提单批注义务,妥善平衡了船货双方的利益,维护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性。
【一审案号】(2017)闽72民初712号
【二审案号】(2019)闽72民终1495号
案例8
准确界定合同当事人责任和风险负担 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12日,捷喜货代公司与重庆公路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捷喜货代公司代重庆公路公司办理161台车辆设备的出运事宜,装货港为中国上海港,卸货港为也门荷台达港(HODEIDAH)。货物运抵目的港顺利交货后,重庆公路公司未能按约向捷喜货代公司支付运输协议下的应付费用。2015年2月4日,重庆公路公司向捷喜货代公司出具付款承诺书,称由于也门局势不稳定和沙特国王突然离世,其无法在约定时间内从沙特项目基金收到工程预付款,故而拖欠捷喜货代公司费用,并承诺将于2015年3月2日前付清所有拖欠费用,但此后并未支付。庭审中,重庆公路公司以目的港所在国也门发生战乱为由,主张援引不可抗力免责。经查,涉案货物原本将用于重庆公路公司在也门承接的阿姆兰-亚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该项目团队人员在2015年3月的也门撤侨事件中已撤回国内,项目因此搁置。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目的港所在国发生战乱,影响的是公路建设项目,重庆公路公司的偿付能力因此受到波及,但其不能因为无法收到公路建设项目下的合同款项而免除向捷喜货代公司承担的付款义务。故判决重庆公路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费用。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法律、文化、地理状况复杂各异。在“走出去”参与投资、合作、建设过程中,遭遇政局动荡、战乱、罢工、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情势变更都在所难免,本案即是由此引发纠纷的一个典型事例。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目的地也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所运送的货物系用于国内企业通过海外竞标承接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纠纷的产生与也门局势突变存在关联,因此准确划分合同当事人在类似事件下的责任界限和风险负担,对依法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利益,鼓励和促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案判决明确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不能因其投资项目无法履行,而免除其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下对受托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避免海外投资建设领域的意外风险向为之提供物流保障服务的航运产业链不当转嫁。该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以及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诸如物资、融资等的其他相关合同的履行场合,可供今后处理类似涉“一带一路”案件以作借鉴。
【一审案号】(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1668号
【二审案号】(2016)沪民终4号
案例9
明晰仲裁裁决籍属认定规则 明确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作出的裁决视为涉外仲裁裁决
--美国布兰特伍德工业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正启公司为买方,布兰特伍德公司为卖方,在广州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第16条争议解决方式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根据国际惯例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委员会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负担。仲裁语言为中、英双语”。该仲裁条款中所称的“项目”系《补充协议》第3条所列明的“广州猎德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地点在中国广州。后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布兰特伍德公司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处提起仲裁申请。该院独任仲裁员在广州作出《终局裁决》。后布兰特伍德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前述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案涉裁决系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我国涉外仲裁裁决。被申请人不履行裁决的,布兰特伍德公司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布兰特伍德公司依据《纽约公约》或《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法律依据显属错误,故裁定终结审查。布兰特伍德公司可依法另行提起执行申请。
【典型意义】
该案经报核至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首次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籍属的认定规则,将该类裁决视为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确认该类裁决能够在我国内地直接申请执行,有利于提升我国仲裁制度的国际化水平,树立了“仲裁友好型”的司法形象,对于我国仲裁业务的对外开放及仲裁国际化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审案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穗中法民四初第62号
案例10
积极适用互惠原则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崔某与尹某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法院判决案
【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6日,韩国居民尹某向崔某借款8000万韩元。因尹某未归还借款,崔某向韩国水原地方法院起诉。2017年7月20日,韩国水原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尹某向崔某支付8000万韩元及利息。因尹某经常居所地为青岛市城阳区,且其主要财产均在我境内,崔某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韩国水原地方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韩国首尔地方法院曾对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承认,可以根据互惠原则对符合条件的韩国法院民商事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案涉韩国判决依据韩国民事诉讼法送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予以承认和执行。
【典型意义】
互惠原则的适用,不仅影响到一国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也会影响到本国判决在国外法院的承认和执行。韩国首尔地方法院曾对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予以认可。该院在其对我国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的判决书中阐述,如其以互惠关系承认中国法院判决,但中国法院仍以与韩国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韩国法院判决的,则其将不再继续维持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本案基于互惠原则,对韩国法院的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积极维护中韩之间的互惠关系,推进两国间判决的承认和,对于促进两国之间经贸合作交流、增强“一带一路”参与市场主体的信心,具有积极作用。
【一审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协外认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2018年3月30日 (2018)最高法民他29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湘高法(2018)28号《关于申请指定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以及第三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和审判工作实际,经研究,批复如下:
指定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或者指定合议庭,负责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请你院加强监督指导,认真做好相关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2022年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2〕5号)
根据刑法修改和司法实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第二项修改为:“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二、将第二条第八项修改为:“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第九项修改为:“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增加一项作为第十项:“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原第十项、第十一项改为第十一项、第十二项。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七、将原第四条改为第七条。
八、将原第五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十、将原第六条改为第十条。
十一、将原第七条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将原第八条改为第十二条,并将原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十五、将原第九条改为第十五条。
本决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对《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7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74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眉山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列入全国经验试点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通过实地调研,多方了解情况,从眉山市探索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历史背景、眉山市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特点、眉山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推广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客观、翔实的论证,特别是建议中提到的“党政主导,形成整体合力;体制创新,在专职领导、调解组织等方面的实体化运行,实现诉与非诉的无缝衔接;纳入法治轨道,科技支撑,信息数据集成共享,向智能化发展"等内容对下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既有实践意义,又有推广价值。
一、在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总结推广“眉山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关注眉山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推进情况,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9家第一批改革试点,到2012年扩大到42家试点法院,我院分批、分片进行试点工作评估,不断总结经验。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2014年5月14日、2015年4月9日,周强院长先后两次到眉山视察指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等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对眉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给予充分肯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推广“眉山经验",即:“党政主导各方推进、解纷网络全面覆盖、司法推动科技助力、辅分调审有序化解"。2015年4月9日至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省眉山市召开“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对会议作了重要批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确定了“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司法发挥保障作用、推动国家立法进程"的“三步走"战略,树立了“国家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的现代纠纷解决理念,全面部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2015年已将“眉山经验"作为推动改革落实的样板和典范,是全国50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示范法院之一。
“眉山会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央政法委提交《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5年5月16日在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最高院此次会议十分重要,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更要重视纠纷矛盾的化解。"2015年5月12日,周强院长在眉山市委、市政府报来的《关于学习贯彻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的报告》上批示:“要深入贯彻眉山会议精神,在全国法院进一步推广‘眉山经验’,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为保护人民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不断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实施路径,把平台建设、诉调对接、特邀调解、在线解纷等内容制度化、规范化,为深化此项改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2017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全国法院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暨示范法院经验交流会。会上,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作了题为《示范带动,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法治化水平》的重要讲话。李少平副院长在讲话中总结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八条经验做法,再次肯定并推广“眉山经验"。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中央司法改革项目。在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按照试点先行、总结经验、示范效应、全面推广的思路,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了初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精心谋划,按照2015年周强院长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继续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司法改革之中,不断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为提高社会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作出贡献。
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眉山经验"
眉山会议之后,眉山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完善多元解纷机制。为进一步巩固发展“眉山经验",让“眉山经验"提档升级,发挥示范作用。我们还将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指导:
一是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精细化水平。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单一现场调解,向远程视频、在线调解等信息化、智能化调解模式转变;从缓解信访和办案压力,向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源头治理转变,积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促进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二是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智能化水平。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智能化水平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以互联网为基础搭建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化、模块化、一体化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能够实现调解资源跨区域、跨领域共建共享,促进各类纠纷解决机制跨界融合,能够实现纠纷受理、分流、化解、反馈的数据全覆盖,对纠纷的在线咨询、在线调解、在线立案、在线审判等各类数据进行多层次比对分析,有助于提高纠纷化解的可预见性,促进办案标准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三是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水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发扬中国“和为贵"传统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化解纠纷营造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文化,在国际舞台倡导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文化价值观,可以为促进世界各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引导各类媒体加大对多元解纷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让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纠纷化解中来,达到共治共享共赢的效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游劝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游劝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9〕3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游劝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强
2019年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9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9月7日起施行。
2018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6号)
为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确保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就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相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第二条 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
(二)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三) 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四)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
(五)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
(六)互联网域名权属、侵权及合同纠纷;
(七)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纠纷;
(八)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
(九)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
(十)因行政机关作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
(十一)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可以在本规定第二条确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范围内,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
电子商务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等采取格式条款形式与用户订立管辖协议的,应当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四条 当事人对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当事人对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案件,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当事人对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条 互联网法院应当建设互联网诉讼平台(以下简称诉讼平台),作为法院办理案件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专用平台。通过诉讼平台作出的诉讼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所需涉案数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应当提供,并有序接入诉讼平台,由互联网法院在线核实、实时固定、安全管理。诉讼平台对涉案数据的存储和使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诉讼平台实施诉讼行为的,应当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或者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等在线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取得登录诉讼平台的专用账号。
使用专用账号登录诉讼平台所作出的行为,视为被认证人本人行为,但因诉讼平台技术原因导致系统错误,或者被认证人能够证明诉讼平台账号被盗用的除外。
第七条 互联网法院在线接收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并于收到材料后七日内,在线作出以下处理:
(一)符合起诉条件的,登记立案并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诉讼费交纳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二)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发出补正通知,并于收到补正材料后次日重新起算受理时间;原告未在指定期限内按要求补正的,起诉材料作退回处理。
(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释明后,原告无异议的,起诉材料作退回处理;原告坚持继续起诉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定。
第八条 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后,可以通过原告提供的手机号码、传真、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等,通知被告、第三人通过诉讼平台进行案件关联和身份验证。
被告、第三人应当通过诉讼平台了解案件信息,接收和提交诉讼材料,实施诉讼行为。
第九条 互联网法院组织在线证据交换的,当事人应当将在线电子数据上传、导入诉讼平台,或者将线下证据通过扫描、翻拍、转录等方式进行电子化处理后上传至诉讼平台进行举证,也可以运用已经导入诉讼平台的电子数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第十条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技术手段将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诉讼材料,以及书证、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证据材料进行电子化处理后提交的,经互联网法院审核通过后,视为符合原件形式要求。对方当事人对上述材料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有合理理由的,互联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结合质证情况,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真实性,并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安全、可靠;
(二)电子数据的生成主体和时间是否明确,表现内容是否清晰、客观、准确;
(三)电子数据的存储、保管介质是否明确,保管方式和手段是否妥当;
(四)电子数据提取和固定的主体、工具和方式是否可靠,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五)电子数据的内容是否存在增加、删除、修改及不完整等情形;
(六)电子数据是否可以通过特定形式得到验证。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电子数据技术问题提出意见。互联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鉴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调取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核对。
第十二条 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视频方式开庭。存在确需当庭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特殊情形的,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开庭,但其他诉讼环节仍应当在线完成。
第十三条 互联网法院可以视情决定采取下列方式简化庭审程序:
(一)开庭前已经在线完成当事人身份核实、权利义务告知、庭审纪律宣示的,开庭时可以不再重复进行;
(二)当事人已经在线完成证据交换的,对于无争议的证据,法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不再举证、质证;
(三)经征得当事人同意,可以将当事人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环节合并进行。对于简单民事案件,庭审可以直接围绕诉讼请求或者案件要素进行。
第十四条 互联网法院根据在线庭审特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有关规定。除经查明确属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当事人不按时参加在线庭审的,视为“拒不到庭”,庭审中擅自退出的,视为“中途退庭”,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经当事人同意,互联网法院应当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诉讼平台、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等。
当事人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已经约定发生纠纷时在诉讼中适用电子送达的,或者通过回复收悉、作出相应诉讼行为等方式接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并且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可以视为同意电子送达。
经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并征得其同意,互联网法院可以电子送达裁判文书。当事人提出需要纸质版裁判文书的,互联网法院应当提供。
第十六条 互联网法院进行电子送达,应当向当事人确认电子送达的具体方式和地址,并告知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效力、送达地址变更方式以及其他需告知的送达事项。
受送达人未提供有效电子送达地址的,互联网法院可以将能够确认为受送达人本人的近三个月内处于日常活跃状态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等常用电子地址作为优先送达地址。
第十七条 互联网法院向受送达人主动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时,即为送达。
互联网法院向受送达人常用电子地址或者能够获取的其他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根据下列情形确定是否完成送达:
(一)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送达材料,或者根据送达内容作出相应诉讼行为的,视为完成有效送达。
(二)受送达人的媒介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推定完成有效送达,但受送达人能够证明存在媒介系统错误、送达地址非本人所有或者使用、非本人阅知等未收悉送达内容的情形除外。
完成有效送达的,互联网法院应当制作电子送达凭证。电子送达凭证具有送达回证效力。
第十八条 对需要进行公告送达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事案件,互联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第十九条 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的案件,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通过在线确认、电子签章等在线方式对调解协议、笔录、电子送达凭证及其他诉讼材料予以确认的,视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签名”的要求。
第二十条 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的案件,可以在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合议等诉讼环节运用语音识别技术同步生成电子笔录。电子笔录以在线方式核对确认后,与书面笔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互联网法院应当利用诉讼平台随案同步生成电子卷宗,形成电子档案。案件纸质档案已经全部转化为电子档案的,可以以电子档案代替纸质档案进行上诉移送和案卷归档。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原则上采取在线方式审理。第二审法院在线审理规则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8年9月7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9年12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5月25日起施行。
2021年5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10号)
为正确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持卡人与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收单行、特约商户等当事人之间因订立银行卡合同、使用银行卡等产生的民事纠纷,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银行卡民事纠纷,包括借记卡纠纷和信用卡纠纷。
第二条 发卡行在与持卡人订立银行卡合同时,对收取利息、复利、费用、违约金等格式条款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持卡人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持卡人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约定给付透支利息、复利、违约金等,或者给付分期付款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持卡人以发卡行主张的总额过高为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国家有关金融监管规定、未还款的数额及期限、当事人过错程度、发卡行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发卡行对持卡人享有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
(一)发卡行按约定在持卡人账户中扣划透支款本息、违约金等;
(二)发卡行以向持卡人预留的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电子邮箱发送手机短信、书面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催收债权;
(三)发卡行以持卡人恶意透支存在犯罪嫌疑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四)其他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第四条 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真卡所在地、交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
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主张争议交易为持卡人本人交易或者其授权交易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提供交易单据、对账单、监控录像、交易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
第五条 在持卡人告知发卡行其账户发生非因本人交易或者本人授权交易导致的资金或者透支数额变动后,发卡行未及时向持卡人核实银行卡的持有及使用情况,未及时提供或保存交易单据、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导致有关证据材料无法取得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银行卡交易行为地与真卡所在地距离、持卡人是否进行了基础交易、交易时间和报警时间、持卡人用卡习惯、银行卡被盗刷的次数及频率、交易系统、技术和设备是否具有安全性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
第七条 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借记卡持卡人基于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支付被盗刷存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信用卡持卡人基于信用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发卡行请求信用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本息、违约金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两款情形,持卡人对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错,发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持卡人未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发卡行主张持卡人自行承担扩大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发卡行在与持卡人订立银行卡合同或者在开通网络支付业务功能时,未履行告知持卡人银行卡具有相关网络支付功能义务,持卡人以其未与发卡行就争议网络支付条款达成合意为由请求不承担因使用该功能而导致网络盗刷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持卡人同意使用该网络支付功能的,适用本规定第七条规定。
非银行支付机构新增网络支付业务类型时,未向持卡人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条 发卡行在与持卡人订立银行卡合同或者新增网络支付业务时,未完全告知某一网络支付业务持卡人身份识别方式、交易验证方式、交易规则等足以影响持卡人决定是否使用该功能的内容,致使持卡人没有全面准确理解该功能,持卡人以其未与发卡行就相关网络支付条款达成合意为由请求不承担因使用该功能而导致网络盗刷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持卡人对于网络盗刷具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发卡行虽然未尽前述义务,但是有证据证明持卡人知道并理解该网络支付功能的,适用本规定第七条规定。
非银行支付机构新增网络支付业务类型时,存在前款未完全履行告知义务情形,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条 发卡行或者非银行支付机构向持卡人提供的宣传资料载明其承担网络盗刷先行赔付责任,该允诺具体明确,应认定为合同内容。持卡人据此请求发卡行或者非银行支付机构承担先行赔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非银行支付机构相关网络支付业务系统、设施和技术不符合安全要求导致网络盗刷,持卡人请求判令该机构承担先行赔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在收单行与发卡行不是同一银行的情形下,因收单行未尽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义务或者因特约商户未尽审核持卡人签名真伪、银行卡真伪等审核义务导致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持卡人请求收单行或者特约商户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持卡人对伪卡盗刷交易具有过错,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收单行或者特约商户相应责任。
持卡人请求发卡行承担责任,发卡行申请追加收单行或者特约商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发卡行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法主张存在过错的收单行或者特约商户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收单行、特约商户承担责任后,请求盗刷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因同一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持卡人向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收单行、特约商户、盗刷者等主体主张权利,所获赔偿数额不应超过其因银行卡被盗刷所致损失总额。
第十四条 持卡人依据其对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不承担或者不完全承担责任的事实,请求发卡行及时撤销相应不良征信记录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伪卡盗刷交易,是指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刷卡进行取现、消费、转账等,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非基于本人意思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增加的行为。
本规定所称网络盗刷交易,是指他人盗取并使用持卡人银行卡网络交易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进行网络交易,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非因本人意思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增加的行为。
第十六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2016年12月29日 高检发研字[2016]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6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定,现将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五个指导性案例印发给你们,供参照适用。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
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28号)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修复 虚拟治理成本法
【基本案情】
许建惠,男,1962年4月1日生。
许玉仙,女,1965年5月15日生。
2010年上半年至2014年9月,许建惠、许玉仙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租用他人厂房,在无营业执照、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洗桶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沟排向无防渗漏措施的露天污水池,产生的残渣被堆放在污水池周围。
2014年9月1日,公安机关在许建惠、许玉仙洗桶现场查获废桶7789只,其中6289只尚未清洗。经鉴定,未清洗的桶及桶内物质均属于危险废物,现场地下水、污水池内废水以及污水池四周堆放的残渣、污水池底部沉积物中均检出铬、锌等多种重金属和总石油烃、氯代烷烃、苯系物等多种有机物。
2015年6月17日,许建惠、许玉仙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并分别判处罚金。许建惠、许玉仙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场尚留存130只未清洗的废桶、残渣、污水和污泥尚未清除,对土壤和地下水持续造成污染。
【诉前程序】
经调查,在常州市民政局登记的三家环保类社会组织,均不符合法律对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原告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
2015年12月21日,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求:1. 判令二被告依法及时处置场地内遗留的危险废物,消除危险;2. 判令二被告依法及时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恢复原状;3. 判令二被告依法赔偿场地排污对环境影响的修复费用,以虚拟治理成本30万元为基数,根据该区域环境敏感程度以4.5-6倍计算赔偿数额。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许建惠、许玉仙非法洗桶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现场留存的大量废桶、残渣,污水池里的废水、污泥,均属于有毒物质,并且仍在对环境造成污染。经检测,污水池下方的地下水、土壤已遭到严重污染。
二、许建惠、许玉仙的行为与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污水池附近区域的地下水中检测出的污染物与洗桶产生的特征污染物相同,而周边的纺织、塑料和铝制品加工企业等不会产生该系列的特征污染物。
【案件结果】
庭审过程中,公益诉讼人向法院申请由市环保局从常州市环境应急专家库中甄选的环境专家苏衡博士作为专家辅助人,就本案涉及的环境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
2016年4月14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许建惠、许玉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洗桶场地内留存的130只废桶、两个污水池中蓄积的污水及池底污泥以及厂区内堆放的残渣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全部清理处置,消除继续污染环境危险。
2. 被告许建惠、许玉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定土壤修复方案,提交常州市环保局审核通过后,六十日内实施。
3. 被告许建惠、许玉仙赔偿对环境造成的其他损失150万元,该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常州市环境公益基金专用账户。
一审宣判后,许建惠、许玉仙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办理得到当地政府、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公益组织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对引导政府完善社会治理,促进环保等行政执法部门加强履职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案经20多家媒体直播庭审、跟踪报道,激发了社会公众关注公益诉讼的热情。当地政府将本案作为典型案例,以生效判决文书作为宣教材料,对当地企业开展宣传教育,为进一步推进公益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旨】
1.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2.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的或者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可以参考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
3. 专业技术问题,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指导意义】
本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 围绕侵权构成要件,开展调查核实。虽然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为保证依法准确监督,检察机关仍应充分开展调查核实,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侵权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2)侵权人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侵权人实施的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
2. 准确定位民事侵权责任,提起公益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污染环境肇事人、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人,因该侵权行为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不影响检察机关对该侵权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罚款或罚金均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不能抵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
3. 围绕环境污染情况,提出合理诉求。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和相关证据合理确定污染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诉求应是停止侵害、排除危险和恢复原状。其中,“恢复原状”应当是在有恢复原状的可能和必要的前提下,要求损害者承担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的责任。无法完全恢复或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4. 围绕生态环境修复实际,确定赔偿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恢复成本远大于收益的,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可以参考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即在虚拟治理成本基数的基础上,根据受污染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与对应的敏感系数相乘予以合理确定。
5. 围绕专业技术问题,引入专家辅助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土壤污染、非法排污、因果关系、环境修复等大量的专业技术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甄选环境专家协助办案,厘清关键证据中的专业性技术问题。专家辅助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作出说明或提出意见,经质证后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四条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修正)
第十七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固体废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1次会议通过)
第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二十条 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
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条 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
A.2.3 虚拟治理成本法
虚拟治理成本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具体计算方法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
附F 虚拟治理成本法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等量的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含固定资产折旧)。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1.5-10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确定原则见附表F-1。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损害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及江源区中医院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29号)
【关键词】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 管辖
【基本案情】
2012年,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建设综合楼时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综合楼未经环保验收即投入使用,并将医疗污水经消毒粉处理后直接排入院内渗井及院外渗坑,污染了周边地下水及土壤。2014年1月8日,江源区中医院在进行建筑设施改建时,未执行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措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江源区环保局对区中医院作出罚款行政处罚和责令改正、限期办理环保验收的行政处理。江源区中医院因污水处理系统建设资金未到位,继续通过渗井、渗坑排放医疗污水。
2015年5月18日,在江源区中医院未提供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区中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结果评定为合格。
【诉前程序】
2015年11月18日,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检察院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江源区中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11月23日向区中医院发出整改通知,并于2015年12月10日向江源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回复,但一直未能有效制止江源区中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经咨询吉林省环保厅,白山市环保局、民政局,吉林省内没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公益组织。
【诉讼过程】
2016年2月29日,白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求判令江源区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确认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校验监管行为违法,并要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立即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责令区中医院有效整改建设污水净化设施。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江源区中医院排放医疗污水造成了环境污染及更大环境污染风险隐患。经取样检测,医疗污水及渗井周边土壤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余氯等均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限值,已造成周边地下水、土壤污染。鉴定意见认为,医疗污水的排放可引起医源性细菌对地下水、生活用水及周边土壤的污染,存在细菌传播的隐患。
二、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具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江源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虽然发出整改通知并回复,并通过向江源区人民政府申请资金的方式,促使区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投入建设。但江源区中医院仍通过渗井、渗坑违法排放医疗污水,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三、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校验行为违法。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吉林省医疗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申请校验时应提交校验申请、执业登记项目变更情况、接受整改情况、环评合格报告等材料。在江源区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区中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为合格,违反上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校验行为违法。
【案件结果】
2016年5月11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同年7月15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行政判决和民事判决。行政判决确认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5月18日对江源区中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合格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监督江源区中医院在三个月内完成医疗污水处理设施的整改。民事判决判令江源区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
一审宣判后,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中医院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判决作出后,白山市委、市政府为积极推动整改,专门开展医疗废物、废水的专项治理活动,并要求江源区政府拨款90余万元,购买并安装医疗污水净化处理设备。江源区政府主动接受监督,积极整改,拨款90余万元推动完成整改工作。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就全省范围内存在的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向省卫计委、环保厅发出检察建议,与省卫计委、环保厅召开座谈会,联合发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推动在全省范围内对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问题的全面调研、全面检查、全面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发生污染环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且违法行政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的先决或者前提行为,在履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后,违法行政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未得到纠正,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法院一并审理。
【指导意义】
本案是公益诉讼试点后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根据《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检察院实施办法》)第五十六条和《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法院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诉讼权利义务参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院实施办法》《法院实施办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根据《检察院实施办法》第一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试点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同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仅为污染环境领域。人民检察院能否直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院实施办法》和《法院实施办法》均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检察院实施办法》第五十六条和《法院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没有规定的即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源于程序效益原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优化审判资源,统一司法判决和增强判决权威性。在试点的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中,存在生态环境领域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侵权行为,而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又存在违法行政行为,且违法行政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的先决或前提行为,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一并解决民事主体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法院一并审理。
2.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同时履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察院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都必须严格履行诉前程序。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涵盖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检察建议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定职责,并督促、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请民事公益诉讼。
3.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由市(分、州)以上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院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管辖级别不同,民事公益诉讼一般不由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而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故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原则上应由市(分、州)以上人民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有管辖权的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院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将案件交办的,基层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
第六十一条 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中发现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职责。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
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本区域其他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管辖。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应当报请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职责。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
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本区域其他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管辖。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6年2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9次会议通过)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权利义务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被诉实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权利义务参照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行使职权或者负有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本办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诉
郧阳区林业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30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公共利益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至4月,金兴国、吴刚、赵丰强在未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未办理林地使用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财神庙村五组、卜家河村一组、杨溪铺村大沟处,相继占用国家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地0.28公顷、0.22公顷、0.28公顷开采建筑石料。2013年4月22日、4月30日、5月2日,郧阳区林业局对金兴国、吴刚、赵丰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金兴国、吴刚、赵丰强停止违法行为,恢复所毁林地原状,分别处以56028元、22000元、28000元罚款,限期十五日内缴清。金兴国、吴刚、赵丰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法定期限内均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仅分别缴纳罚款20000元、15000元、20000元,未将被毁公益林地恢复原状。郧阳区林业局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催告三名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所确定的义务,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致使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得到全部执行,被毁公益林地未得到及时修复。
【诉前程序】
2015年12月12日,郧阳区人民检察院向区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林业局规范执法,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区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在规定期限内既未按检察建议进行整改落实,也未书面回复。
郧阳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没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因公益林被毁而提起相关诉讼。
【诉讼过程】
2016年2月29日,郧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郧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区林业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并判令其依法继续履行职责。郧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金兴国等3人破坏了公益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制定的《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二条、《湖北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益林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典型目的,金兴国等3人非法改变公益林用途,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专家意见认为,金兴国等3人共破坏11.7亩生态公益林,单从森林资源方面已造成对公共生态环境影响。
二、郧阳区林业局怠于履职,行政处罚决定得不到有效执行,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区林业局对其辖区内的森林资源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针对金兴国等3人的违法行为,区林业局已对金兴国等3人处以限期恢复林地原状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区林业局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对金兴国等3人逾期未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督促履行。但区林业局怠于履职,致使行政处罚决定得不到有效执行,被金兴国等3人非法改变用途的林地未恢复原状,剩余罚款未依法收缴,区林业局也没有对金兴国等3人加处罚款,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郧阳区林业局督促,吴刚、赵丰强相继将罚款及加处罚款全部缴清,金兴国缴纳了全部罚款及部分加处罚款,剩余加处罚款以经济困难为由申请缓缴,区林业局批准了金兴国缓缴加处罚款的请求。同时,金兴国等三人均在被毁林地上补栽了苗木。受郧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十堰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被毁林地当前生态恢复程度及生态恢复所需期限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造林时间、树种、苗木质量、造林密度、造林方式等符合林业造林相关技术要求,在正常管护的情况下修复期限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达到郁闭要求。
郧阳区林业局在案件审理期间提交了一套对被毁林地拟定的管护方案。方案中,区林业局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恢复被毁林地的生态功能,并且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单位、管护范围、管护措施和相关要求。
【案件结果】
2016年5月5日,郧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郧阳区林业局在对金兴国、吴刚、赵丰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依法履行后续监督、管理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区林业局继续履行收缴剩余加处罚款的法定职责;责令区林业局继续履行被毁林地生态修复工作的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一审宣判后,郧阳区林业局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办理期间,十堰市、郧阳区两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表态要积极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庭审期间组织了70余名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旁听。郧阳区林业局局长当庭就其怠于履职行为鞠躬道歉。
案件宣判后,湖北省林业厅专门向全省林业行政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林业部门高度重视检察机关监督,引以为戒,认真整改、切实规范林业执法,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执法自查活动,查找、整改违法作为和不作为的问题。
【要旨】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对侵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既未依法履行后续监督、管理职责,也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未脱离受侵害状态,经诉前程序后,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指导意义】
1.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共利益可以界定为:由不特定多数主体享有的,具有基本性、整体性和发展性的重大利益。在实践中,判断被侵害的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多数人的利益,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多数人利益,其享有主体具有开放性。二是公共利益具有基本性。公共利益是有关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益,如公共安全、公共秩序、自然环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等。三是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公共利益是一种整体性利益,可以分享,但不可以分割。公共利益不仅有涉及全国范围的存在形式,也有某个地区的存在形式。四是公共利益具有发展性。公共利益始终与社会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不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而变动。五是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性。其涉及不特定多数人,涉及公共政策变动,涉及公权与私权的限度,代表的利益都是重大利益。六是公共利益具有相对性。它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在此时此地认定为公共利益的事项,彼时彼地可能应认定为非公共利益。
2. 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判断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关键要厘清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到位;判断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要看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然侵害,发出检察建议后要看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脱离被侵害状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修正)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职责。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保局
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31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违法行政行为 变更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环保局会同县公安局现场制止刘文胜非法焚烧电子垃圾,当场查扣危险废物电子垃圾28580千克并存放在附近的养猪场。2014年8月,清流县环保局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转移至不具有贮存危险废物条件的东莹公司仓库存放。2014年9月2日,清流县公安局对刘文胜涉嫌污染环境案刑事立案侦查,并于2015年5月5日作出扣押决定书,扣押刘文胜污染环境案中的危险废物电子垃圾。清流县环保局未将电子垃圾移交公安机关,于2015年5月12日将电子垃圾转移到不具有贮存危险废物条件的九利公司仓库存放。
【诉前程序】
因刘文胜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清流县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7月7日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于7月9日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扣押的电子垃圾和焚烧后的电子垃圾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置。2015年7月22日,清流县环保局回函称,拟将电子垃圾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2015年12月16日,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得知县环保局逾期仍未对扣押的电子垃圾和焚烧电子垃圾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置,也未对刘文胜作出行政处罚。
清流县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没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因县环保局非法贮存危险物品而提起相关诉讼。
【诉讼过程】
2015年12月21日,清流县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清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求法院确认清流县环保局怠于履行职责行为违法并判决其依法履行职责。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清流县环保局作为涉案电子垃圾的实际监管人,在明知涉案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具有毒性,理应依法管理并及时处置的情形下,没有寻找符合贮存条件的场所进行贮存,而是将危险废物从扣押现场转移至附近的养猪场、再转至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东莹公司,后再租用同样不具资质的九利公司仓库进行贮存,且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清流县环保局的行为属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违法行政行为。
二、清流县环保局作为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检察机关对刘文胜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未对刘文胜非法收集、贮存、焚烧电子垃圾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属于行政不作为。
三、经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后,清流县环保局仍怠于依法履行职责,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状态,导致重大环境风险和隐患。
2015年12月29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指定该案由明溪县人民法院管辖。2016年1月5日,清流县环保局向三明市环保局提出危险废物跨市转移,并于1月11日得到批准。2016年1月18日,清流县公安局告知县环保局,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刘文胜作出不起诉决定。1月23日,清流县环保局对刘文胜作出责令停止生产并对焚烧现场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及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日清流县环保局将涉案的28580千克电子垃圾交由福建德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置。
鉴于清流县环保局在诉讼期间已对刘文胜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依法处置危险废物,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被告清流县环保局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违法。
【案件结果】
2016年3月1日,明溪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清流县环保局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清流县环保局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一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产生积极反响。福建省政府下发文件充分肯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作用,指出“该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该案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建议由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在环保系统内通报,吸取教训”。并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建议,要求“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开展环境专项督察,对各地相关部门不积极落实环保法律法规等行政不作为加强督察,督促相关部门予以整改,严肃问责。”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对该案办理进行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
【要旨】
1. 发出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目的是为了增强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主动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2. 行政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指导意义】
1.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严格履行诉前程序。提起公益诉讼前,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履行法定职责。诉前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增强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主动性,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通过诉前程序推动侵害公益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的重要体现。只有当行政机关应当纠正而拒不纠正,坚持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才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仅是在公共利益严重受损而无相关救济渠道时的一种司法补救措施,具有救济性和终局性。
2. 依法适时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回起诉。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请求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目的都是为了督促涉案行政机关积极依法履行职责,有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修正)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固体废物。
第五十二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第五十八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条 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 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四十九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回起诉。
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检察院诉锦屏县环保局
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32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指定集中管辖 履行法定职责到位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环保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等七家石材加工企业均存在未按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要求配套建设,并将生产中的污水直接排放清水江,造成清水江悬浮物和油污污染的后果。锦屏县环保局责令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等七家石材加工企业立即停产整改。鸿发石材公司等七家石材加工企业在收到停产整改通知后,在未完成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和报请验收的情形下,仍擅自开工生产并继续向清水江排污。
【诉前程序】
2014年8月15日,锦屏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督促起诉工作中发现上述七家企业没有停产整改,向锦屏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锦屏县环保局及时跟进对上述七家企业的督促与检查,对于不按要求整改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将情况书面回复检察院。2015年4月16日,锦屏县人民检察院发现鸿发石材公司和雄军石材公司仍未修建环保设施却一直生产、排污,遂再次向锦屏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县环保局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鸿发石材公司和雄军石材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并书面回复。对于上述检察建议,锦屏县环保局均逾期未答复,也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督促违法企业停业整改。2015年11月11日,锦屏县环保局责令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12月1日,锦屏县环保局对鸿发石材公司和雄军石材公司分别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但锦屏县环保局仍没有向锦屏县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
锦屏县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没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因鸿发石材公司和雄军石材公司非法排污行为而提起相关诉讼。
【诉讼过程】
2015年12月18日,锦屏县人民检察院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保护案件指定集中管辖的规定(试行)》,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求判令:1. 确认锦屏县环保局对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等企业违法生产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2. 判令锦屏县环保局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对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进行处罚。锦屏县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锦屏县环保局具有环境保护工作监督管理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规定,锦屏县环保局作为锦屏县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本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其法定职责。
二、锦屏县环保局明知生产企业违法却没有有效制止。锦屏县环保局发现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等七家企业的违法行为后,虽责令违法企业限期整改,但并未继续就整改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经检察机关多次督促,仍未履行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导致排污企业的违法行为未得到制止,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与其行政职能是相违背的。
三、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未脱离被侵害状态。锦屏县环保局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继续放任上述企业违法生产,进一步加剧清水江的水质污染和生态破坏。污水中高浓度悬浮物常年沉积于河床,还将给下游水库的行洪、泄洪带来安全隐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
2015年12月24日,锦屏县环保局向锦屏县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称其已对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予以处罚。2015年12月29日,锦屏县人民检察院经现场查看,发现鸿发石材公司和雄军石材公司仍在生产,污水在未经有效处理的情况下仍排向清水江。2015年12月31日,锦屏县政府组织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开展非煤矿山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对清水江沿河两岸包括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在内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石材加工企业全部实行关停。
庭审过程中,锦屏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即:判令锦屏县环保局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对鸿发石材公司、雄军石材公司进行处罚的诉讼请求。
【案件结果】
2016年1月13日,福泉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锦屏县环保局在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鸿发、雄军等企业违法生产的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锦屏县环保局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庭审期间,黔东南州各市县环保局局长、锦屏县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乡镇一把手均到庭参与旁听,实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警示效果。庭审结束后,锦屏县环保局局长表示:“公益诉讼是检察院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和促进,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加以改进落实,要举一反三,加强与政法等部门的协作沟通,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
该案一审宣判后,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整改工作,省环保厅根据要求立即成立工作小组赶赴黔东南州和锦屏县,就依法做好涉案企业处理进行指导,并向全省各级环保主管部门专题通报了案件情况,明确要求在全省推动建立环保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环保行政执法制度和程序。要求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及执法人员要以此为鉴,积极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大力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加强和改进环境执法监管工作。锦屏县委总结案件经验教训,对环保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及时成立联合执法领导小组专项整治锦屏县非煤矿山,明确了具体整改目标、整治内容和整改要求,从源头上遏制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要旨】
1.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否停止可以作为判断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到位的一个标准。
2. 生态环保民事、行政案件可以指定集中管辖。
【指导意义】
1. 行政机关违法作为或不作为是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实践中,环境保护执法是一项连续性、持续性强的执法工作,检察机关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尽到生态环境和资源监管保护的法定职责时,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否停止可以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行政机关虽有执法行为,但没有依照法定职责执法到位,导致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仍在继续,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侵害的后果,经人民检察院督促依法履职后,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仍然没有依法履职到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在被侵害状态,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 生态环保民事、行政案件可以指定集中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生态环保民事、行政案件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指定集中管辖。生态环保民事、行政案件采取集中管辖模式,有利于避免对跨行政区划环境污染分段治理,各自为政,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有利于在对区域内污染情况进行整体评估的基础上,统一司法政策和裁判尺度,实现司法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利于避免因按行政区划管辖案件带来的地方保护。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
第三十八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
第十八条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1次会议通过)
第七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区域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12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1次会议通过)
第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参照本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1月29日发布施行)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法发〔2020〕39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支持深圳法院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根据授权开展试点试验示范,努力攻坚一批创新性引领性示范性改革项目,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改革试点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与保障。
2.工作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推进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紧紧围绕先行示范区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坚持先行先试、引领示范,支持深圳法院扎实完成人民法院承担的改革试点任务,对于《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的改革举措以及其他需要试点的改革任务,全面支持深圳法院率先开展试点、打造创新样本、及时规范提升,为全国法院提供示范。
3.主要目标。到2022年,各项改革任务和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改革成果,深圳法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工作的核心引擎功能不断增强,服务保障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25年,基本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各项建设和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深圳法院各方面工作在全国法院当排头、作示范,建成司法公信力、法治竞争力、改革创新力、国际影响力卓著的先行示范法院。
二、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
4.支持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依法妥善处理涉历史遗留用地、城市更新、建设用地出让及转让等纠纷,促进深圳土地资源合理流转。以盘活利用土地为目标,妥善审理涉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存量划拨土地资产产权界定、上市交易等案件。依法审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纠纷,支持加快建设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5.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快完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下劳动关系构成要件、加班认定依据、薪酬计算标准等司法政策和审判规则。加强跨境用工司法保护,准确认定没有办理就业证件的港澳台居民与内地用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效力。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解决体系。加强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人才跨所有制流动等法律问题研究。
6.推进金融审判工作创新。完善打击非法集资、内幕交易、逃汇套汇、洗钱等金融违法犯罪司法工作机制。依法审理与创业板改革有关的各类案件,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健全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和示范判决机制,落实民事赔偿优先机制。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委托理财、资产证券化、跨境金融资产交易等新型纠纷审理规则,加强数字货币、移动支付、与港澳金融市场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等法律问题研究,服务保障深圳金融业创新发展。
7.加强科技成果司法保护。加强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司法保护,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支持深圳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试。坚决打击利用职权侵占他人科技成果转化权益、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实验结果或评估意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重点培育支持科技产业成果的司法保护,支持打造国际一流中试及转化服务平台。
8.完善数据产权保护规则。依法保护权利人对数据控制、处理、受益等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以合法收集和自身生成数据为基础开发的数据产品的财产性权益。妥善审理因数据交易、数据市场不正当竞争、数据隐私保护产生的各类案件,为培育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创共享、公平竞争的数据要素市场提供司法保障。加强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等数据产权属性、形态、权属、公共数据共享机制等法律问题研究,加快完善数据产权司法保护规则。
三、支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9.优化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对照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提升司法服务质量标准。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依托司法大数据,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分析研判机制。加大营商环境司法保障工作宣传力度,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支持深圳放宽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技术准入门槛,依法维护合同效力,营造公平开放市场环境。
10.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加强产权平等保护,尊重意思自治、合同自由,保护公平竞争、诚信信用,制裁违约、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行政行为。严格规范适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和刑事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避免司法活动对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11.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扎实开展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试点,探索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生命信息等新类型数字化知识产权财产权益法律保护新模式。完善重点领域核心技术专利保护规则。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持续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和优势证据规则,试行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完善技术事实查明认定体系,推进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广泛应用。
12.扎实开展破产制度改革试点。深化企业破产重整、预重整、执行转破产制度改革,推动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重整机制,探索无产可破案件简易退出机制。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立破产信息登记与公开制度,协同解决破产处置涉及的税收政策、企业注销、信用修复等问题。推进破产案件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离改革,支持深圳设立专门破产管理机构。探索建立泛亚太地区破产重整中心。率先试行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司法实施协调保障机制,全面落实自然人破产案件裁判在特区内外的法律效力。
13.服务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加强海事审判工作,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加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判。探索完善航运业务开放、国际船舶登记、沿海捎带、船舶融资租赁等新类型案件审理规则。加大深港物流服务一体化、港口航运智能化建设等方面海事审判资源和调研力量投入。加强与前海海事法律咨询、海事仲裁等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衔接,支持深圳国际仲裁院海事仲裁中心建设,打造多元化国际海事法律服务中心。加强国际海事司法交流,支持举办国际性海事会议,积极参与国际海事规则制定,提升海事审判工作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海事纠纷争议解决优选地。
14.依法支持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妥善审理告知承诺制审批、“秒批”改革等所涉行政许可纠纷,支持深圳大力压减行政许可和整治各类变相审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强行政行为合理裁量审查,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基准。加大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力度,支持深圳系统化改革政务服务流程和方式,推动规范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行政协议、行政裁决程序。推动将行政机关行政判决执行情况、司法建议履行情况及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情况纳入法治政府考核体系。
15.创新涉外涉港澳台审判工作。健全完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审理机制,提升案件审判质效。完善涉外涉港澳台法律适用规则体系,准确查明和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域外法律。研究商事主体选择适用域外法律解决商事合同纠纷问题。探索建立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集中管辖机制。支持率先建立司法、仲裁和调解相衔接的跨境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完善港澳人士担任特邀调解员、陪审员制度,为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深圳法院代理民商事案件提供便利条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规则研究,推动实现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打造粤港澳商事审判优选地。
16.全面拓展港澳司法协助。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资格司法确认和诉讼证据审查认定程序,探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网上授权委托见证。探索拓展涉港澳案件诉讼文书跨境送达途径。拓宽内地与港澳相互委托查明法律渠道。推动建立深港澳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资质统一认证机制。推动建立跨境破产认可与协助机制。支持深圳定期组织开展粤港澳司法专业交流活动。推动简化跨境司法交流合作审批程序,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建立便利化司法交流合作新路径。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法治研究机制。
四、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17.强化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暴力恐怖、非法集资、网络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为先行示范区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家事、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司法保护,促进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妥善审理产品质量纠纷,探索建立维护消费者权益集体诉讼制度,完善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品、药品长效机制。加大跨境婚姻家庭及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力度。
18.严格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依法严惩破坏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非法排污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理机制。探索建立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完善以生态修复为中心的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先行研究探索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适用案件类型、构成要件等问题。推动建立生态环境公益基金。服务保障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推进协同保护粤港澳大湾区、东江流域生态环境机制建设。支持深圳建立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平台,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与实务交流。
19.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及无理缠诉预防、识别、惩治机制,规制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滥用管辖权异议等恶意拖延诉讼行为,探索通过律师费转付、诉讼费用合理分担等方式,加大对滥诉行为的制裁力度。深入推进被执行人失信惩戒模式改革,完善失信惩戒系统,健全信用惩戒分级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修复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协作,推进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共享、深度整合,支持深圳率先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平台。
20.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以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为目标,健全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完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机制,支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区立法。推动建立知识产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涉侨涉外等专业化调解机制。加大在线视频调解力度。健全完善诉调对接规则,优化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联动工作体系。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国际投资联合仲裁中心建设,完善与港澳仲裁司法协助安排,加强与国际仲裁机构、国际调解组织交流协作,建立涉外纠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机制。
21.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信息技术在司法工作中的深度应用,提高司法工作智能化水平。加强智慧法院系统研发和标准规范建设,完善移动微法院功能,加快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加强智能化辅助办案系统全面运用,推动司法工作提质增速。加快网上司法公开平台建设,构建更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健全司法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机制,支持建立“数助决策”中心。
22.服务现代城市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引领作用,通过司法裁判、典型案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法官以案释法制度,加强和创新法治宣传,推动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加大数字文化产业、创意文化产业司法保护力度,服务保障深圳发展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打造国际性中国文化品牌。探索开辟旅游纠纷案件审理绿色通道,服务保障深圳国际邮轮港建设。
五、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23.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严格执行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完善刑事案件取证指引和证据标准。持续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健全从轻量刑建议与量刑协调机制。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规范庭审量刑程序。探索完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被告人逃匿违法所得没收制度。
24.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率先形成系统性改革成果,为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提供示范。探索扩大司法确认范围,促进诉调对接实质化。探索推进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配套的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研究总结适宜先行调解案件类型,探索开展民事案件调解前置程序试点。加强送达机制创新,健全行政化、社会化、市场化送达网络,全面推行电子送达。
25.深化行政诉讼制度改革。深化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探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简化行政裁判文书。根据案件不同类型,研究设置行政调解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探索对粤港澳大湾区直接涉及营商环境的部分行政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探索深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部分一审行政案件,及时研判总结适宜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类型。支持深圳加强行政审判中心建设。
26.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简易执行案件程序和法律文书,探索执行异议案件由法官独任办理,健全与执行工作相适应的法律文书送达制度。完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一体化管理机制。试行仲裁执行案件按照标的额确定级别管辖。深化财产查控、变现模式改革。健全社会专业机构和人员深度参与执行工作机制。推动将协助执行工作纳入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探索建立怠于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责任追究机制。完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和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制度。
27.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审判工作标准化建设,将各个办案节点工作要点、时限要求、流程标准和文书样式嵌入信息化办案平台。理顺审判团队、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的关系,建立有特区法院特点的审判组织架构。构建类案检索初步过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咨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完善配套的发现、监测与回应机制。强化法官办案主体地位,赋予法官对审判辅助人员工作分配权、参与考核评价权及一定的人事管理建议权。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建立“四类案件”自动识别监测系统。建立科学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机制,细化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违法办案责任具体情形,确保严肃追责与依法保障有机统一。
28.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根据诉讼程序改革、案件类型和繁简分流需求,加强专业化审判团队和合议庭建设,完善配套的分案机制与人力资源配置模式。拓展前海自贸区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环境资源法庭、金融法庭、破产法庭示范功能,支持深圳在知识产权、环境资源、金融、破产等审判领域全面开展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新型审判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加快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法院,服务保障一体化发展。
29.深化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加强法官员额统筹配置和动态调整,实现法官等级择优选升常态化,支持对特别优秀或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法官实行特别选升,推进法院政法专项编制市级统筹制度化。完善从符合条件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产生法院领导干部机制。全面落实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医疗、差旅、交通补贴、住房、退休待遇。健全审判辅助人员招录、培训、管理、保障机制。完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内部岗位交流机制。完善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工作机制,建立与公安机关联动机制,健全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机制,切实加强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护。
六、加强组织保障
30.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推进“两个坚持”专题教育常态化,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打造法院文化建设品牌,健全司法职业精神培育机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深入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31.培养高端人才。支持深圳建设司法教育培训示范基地,构建高层次、国际化司法人才培养模式。加大金融、破产、互联网、知识产权、环境资源、涉外等领域审判业务培训力度。坚持“高精尖缺”导向,加强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储备,指导深圳法院制定各类司法专业人才中长期培养计划。支持深圳面向全国配备领导干部、遴选优秀法官、引进专业人才。完善涉外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和完善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制度。建立健全粤港澳法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推动建设法律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支持深圳法院大力承办香港、澳门法律生暑期内地法院实习项目。
32.完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各有关部门加强条线指导,第一巡回法庭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利用派驻深圳便利条件,通过依法审理案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推进改革试点进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为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改革试点创造条件,全力做好指导支持工作。深圳法院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快推动各项建设和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建立请示报告、指导协调、督办落实、风险识别防控工作机制,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重要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向党中央及中央政法委请示报告。
33.营造改革氛围。深圳法院要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继续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健全改革正向激励机制,注重在改革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大胆提拔使用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干部,加强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使用,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及时宣传改革试点新进展新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法发〔2019〕35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行水平,推动执行工作持续健康高水平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司法服务和保障,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善意文明执行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  1.充分认识善意文明执行重要意义。执行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准确把握善意文明执行精神实质。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裁判的重要手段。当前,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逃避执行仍是执行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及时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依然是执行工作的工作重心和主线。但同时要注意到,执行工作对各方当事人影响重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要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格规范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坚持比例原则,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避免过度执行;要提高政治站位,着眼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提升把握司法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实现依法履职与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相统一。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纠正实践中出现的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现象,畅通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对有关线索实行“一案双查”,对不规范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人民法院在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执行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把强制力聚焦到对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的依法打击和惩处上来。要坚决防止执行人员以“善意文明执行”为借口消极执行、拖延执行,或者以降低对被执行人影响为借口无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
二、严禁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  3.合理选择执行财产。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在不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被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先执行某项财产的,应当准许;未准许的,应当有合理正当理由。
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为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产权保护的精神,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严禁对不得查封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等企业法人、企业家和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注意到,信托财产在信托存续期间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各自的固有财产,并且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权利表现为信托受益权,信托财产并非受益人的责任财产。因此,当事人因其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之间的纠纷申请对存管银行或信托公司专门账户中的信托资金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的,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不应准许。  4.严禁超标的查封。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值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坚决杜绝明显超标的查封。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冻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需要查封的不动产整体价值明显超出债权额的,应当对该不动产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措施;相关部门以不动产登记在同一权利证书下为由提出不能办理分割查封的,人民法院在对不动产进行整体查封后,经被执行人申请,应当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并解除对超标的部分的查封。相关部门无正当理由拒不协助办理分割登记和查封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5.灵活采取查封措施。对能“活封”的财产,尽量不进行“死封”,使查封财产能够物尽其用,避免社会资源浪费。查封被执行企业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被执行人继续使用对该财产价值无重大影响的,可以允许其使用。对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无力偿还债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人民法院应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查封在建工程后,原则上应当允许被执行人继续建设。
(2)查封在建工程后,对其采取强制变价措施虽能实现执行债权人债权,但会明显贬损财产价值、对被执行人显失公平的,应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暂缓执行的和解协议,待工程完工后再行变价;无法达成和解协议,但被执行人提供相应担保并承诺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建设的,可以暂缓采取强制变价措施。
(3)查封在建商品房或现房后,在确保能够控制相应价款的前提下,可以监督被执行人在一定期限内按照合理价格自行销售房屋。人民法院在确定期限时,应当明确具体的时间节点,避免期限过长影响执行效率、损害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  6.充分发挥查封财产融资功能。人民法院查封财产后,被保全人或被执行人申请用查封财产融资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保全查封财产后,被保全人申请用查封财产融资替换查封财产的,在确保能够控制相应融资款的前提下,可以监督被保全人按照合理价格进行融资。
(2)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申请用查封财产融资清偿债务,经执行债权人同意或者融资款足以清偿所有执行债务的,可以准许。
被保全人或被执行人利用查封财产融资,出借人要求先办理财产抵押或质押登记再放款的,人民法院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财产解封、抵押或质押登记等事宜,并严格控制融资款。  7.严格规范上市公司股票冻结。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债务人投资权益,人民法院在冻结债务人在上市公司的股票时,应当依照下列规定严格执行:
(1)严禁超标的冻结。冻结上市公司股票,应当以其价值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股票价值应当以冻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基准,结合股票市场行情,一般在不超过20%的幅度内合理确定。股票冻结后,其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冻结或者解除部分冻结。
(2)可售性冻结。保全冻结上市公司股票后,被保全人申请将冻结措施变更为可售性冻结的,应当准许,但应当提前将被保全人在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在明确具体的数额范围内予以冻结。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申请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自行变卖股票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前述规定办理,但应当要求其在10个交易日内变卖完毕。特殊情形下,可以适当延长。
(3)已质押股票的冻结。上市公司股票存在质押且质权人非本案保全申请人或申请执行人,目前,人民法院在采取冻结措施时,由于需要计入股票上存在的质押债权且该债权额往往难以准确计算,尤其是当股票存在多笔质押时还需指定对哪一笔质押股票进行冻结,为保障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一般会对质押股票进行全部冻结,这既存在超标的冻结的风险,也会对质押债权人自行实现债权造成影响,不符合执行经济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经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协调,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公司)对现有冻结系统进行改造,确立了质押股票新型冻结方式,并在系统改造完成后正式实施。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债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质押且质权人非本案保全申请人或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对质押股票冻结时,应当依照7(1)规定的计算方法冻结相应数量的股票,无需将质押债权额计算在内。冻结质押股票时,人民法院应当提前冻结债务人在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并明确具体的冻结数额,不得对资金账户进行整体冻结。
第二,股票冻结后,不影响质权人变价股票实现其债权。质权人解除任何一部分股票质押的,冻结效力在冻结股票数量范围内对解除质押部分的股票自动生效。质权人变价股票实现其债权后变价款有剩余的,冻结效力在本案债权额范围内对剩余变价款自动生效。
第三,在执行程序中,为实现本案债权,人民法院可以在质押债权和本案债权额范围内对相应数量的股票采取强制变价措施,并在优先实现质押债权后清偿本案债务。
第四,两个以上国家机关冻结同一质押股票的,按照在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公司办理股票冻结手续的先后确定冻结顺位,依次满足各国家机关的冻结需求。两个以上国家机关在同一交易日分别在证券公司、中国结算公司冻结同一质押股票的,在先在证券公司办理股票冻结手续的为在先冻结。
第五,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就冻结质押股票产生争议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依法协调解决。争议协调解决期间,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公司控制产生争议的相关股票,不协助任何一方执行。争议协调解决完成,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公司按照争议机关协商的最终结论处理。
第六,系统改造完成前已经完成的冻结不适用前述规定。案件保全申请人或申请执行人为质权人的,冻结措施不适用前述规定。
三、依法适当采取财产变价措施  8.合理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合理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要在不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就参考价达成一致意见,以进一步提高确定参考价效率,避免后续产生争议。财产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当事人议价不能、不成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定向询价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协调有关机构办理询价事宜。定向询价结果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可以进行适当修正。实践证明,网络询价不仅效率高,而且绝大多数询价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市场真实价格,对于财产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鉴定的,人民法院应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网络询价确定参考价,并对询价报告进行审查。
经委托评估确定参考价,被执行人认为评估价严重背离市场价格并提起异议的,为提高工作效率,人民法院可以以评估价为基准,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参考价达成一致意见。无法快速达成一致意见的,依法提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评估机构逾期未做说明或者被执行人仍有异议的,应及时提交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专业技术评审。在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发现当事人、竞拍人与相关机构、人员恶意串通压低参考价的,应当及时查处和纠正。  9.适当增加财产变卖程序适用情形。要在坚持网络司法拍卖优先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变价财产实际情况、是否损害执行债权人、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适当采取直接变卖或强制变卖等措施。
(1)被执行人申请自行变卖查封财产清偿债务的,在确保能够控制相应价款的前提下,可以监督其在一定期限内按照合理价格变卖。变卖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实际情况、市场行情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60日。
(2)被执行人申请对查封财产不经拍卖直接变卖的,经执行债权人同意或者变卖款足以清偿所有执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直接变卖。
(3)被执行人认为网络询价或评估价过低,申请以不低于网络询价或评估价自行变卖查封财产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存在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低价处置财产情形的,可以监督其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变卖。
(4)财产经拍卖后流拍且执行债权人不接受抵债,第三人申请以流拍价购买的,可以准许。
(5)网络司法拍卖第二次流拍后,被执行人提出以流拍价融资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拍卖财产基本情况、流拍价与市场价差异程度以及融资期限等因素,酌情予以考虑。准许融资的,暂不启动以物抵债或强制变卖程序。
被执行人依照9(3)规定申请自行变卖,经人民法院准许后,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异议的,不予受理;被执行人就网络询价或评估价提起异议后,又依照9(3)规定申请自行变卖的,不应准许。  10.充分吸引更多主体参与竞买。拍卖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全面真实披露拍卖财产的现状、占有使用情况、附随义务、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竞买资格等事项,严禁故意隐瞒拍品瑕疵诱导竞买人竞拍,严禁故意夸大拍品瑕疵误导竞买人竞拍。拍卖财产为不动产且被执行人或他人无权占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负责腾退,不得在公示信息中载明“不负责腾退交付”等信息。要充分发挥网拍平台、拍卖辅助机构的专业优势,做好拍品视频宣介、向专业市场主体定向推送拍卖信息、实地看样等相关工作,以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竞拍。  11.最大限度实现财产真实价值。同一类型的执行财产数量较多,被执行人认为分批次变价或者整体变价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其价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尤其是对体量较大的整栋整层楼盘、连片商铺或别墅等不动产,已经分割登记或事后可以分割登记的,被执行人认为分批次变价能够实现不动产最大价值的,一般应当准许。多项财产分别变价时,其中部分财产变价款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停止变价剩余财产,但被执行人同意全部变价的除外。  12.准确把握不动产收益权质权变价方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公路、桥梁、隧道等不动产收益权享有质权,申请执行人自行扣划收益权收费账户内资金实现其质押债权,其他债权人以申请执行人仅对收费权享有质权而对收费账户内资金不享有质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异议的,不予支持。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扣划收益权收费账户内资金实现申请执行人质押债权,收费账户内资金足以清偿债务的,不应对被执行人的收益权进行强制变价。
四、充分用好执行和解及破产重整等制度  13.依法用好执行和解和破产重整等相关制度。要在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妥善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对资金链暂时断裂,但仍有发展潜力、存在救治可能的企业,可以通过和解分期履行、兼并重组、引入第三方资金等方式盘活企业资产。要加大破产保护理念宣传,通过强化释明等方式引导执行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同意依法将案件转入破产程序。对具有营运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解决债务危机,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拯救功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
五、严格规范纳入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  14.严格适用条件和程序。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失信名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被执行人,坚决不得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惩戒措施。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被执行人,决定采取惩戒措施的,应当制作决定书或限制消费令,并依法由院长审核后签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虽然纳入失信名单决定书由院长签发后即生效,但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坚决杜绝只签发、不送达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现象发生。  15.适当设置一定的宽限期。各地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于决定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可以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暂不发布其失信或者限制消费信息;期限届满,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再发布其信息并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16.不采取惩戒措施的几类情形。被执行人虽然存在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但人民法院已经控制其足以清偿债务的财产或者申请执行人申请暂不采取惩戒措施的,不得对被执行人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全日制在校生因“校园贷”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一般不得对其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  17.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几类情形。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有关人员申请解除或暂时解除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因私消费为由提出以个人财产从事消费行为,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2)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3)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近亲属丧葬,以及本人执行或配合执行公务,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亟需赴外地,向人民法院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铁限制措施,经严格审查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给予其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暂时解除期间。
上述人员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并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提供虚假证据或者违反承诺从事消费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恢复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从重处理,并对其再次申请不予批准。  18.畅通惩戒措施救济渠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发现纳入失信名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可能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进行自查并作出相应处理;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纳入失信名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存在错误的,应当责令其及时纠正,也可以依法直接纠正。  19.及时删除失信信息。失信名单信息依法应当删除(屏蔽)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措施。超过三个工作日采取删除(屏蔽)措施,或者虽未超过三个工作日但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却未采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被执行人因存在多种失信情形,被同时纳入有固定期限的失信名单和无固定期限的失信名单的,其主动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后,一般应当将有固定期限的名单信息和无固定期限的名单信息同时删除(屏蔽)。  20.准确理解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是指限制其子女就读超出正常收费标准的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如果其收费未超出正常标准,也不属于限制范围。人民法院在采取此项措施时,应当依法严格审查,不得影响被执行人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采取此项措施存在误报误读时,应当及时予以回应和澄清。人民法院经依法审查,决定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的,应当做好与被执行人子女、学校的沟通工作,尽量避免给被执行人子女带来不利影响。  21.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各地法院可以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被执行人分级分类采取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让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更具有精准性,更符合比例原则。
各地法院在依法开展失信惩戒的同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开展出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将自动履行信息向征信机构推送、对诚信债务人依法酌情降低诉讼保全担保金额等守信激励措施,营造鼓励自动履行、支持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六、加大案款发放工作力度  22.全面推行“一案一账户”系统。案款到账后且无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规定在一个月内及时发还给执行债权人;部分案款有争议的,应当先将无争议部分及时发放。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推行“一案一账户”系统,各地法院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标准要求,严格落实系统部署与使用工作,确保案款收发公开透明、及时高效、全程留痕,有效堵塞案款管理漏洞,消除廉政风险隐患,最大限度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广德县人民法院设立广德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撤销广德县人民法院设立广德市人民法院的批复
(法〔2019〕209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撤销广德县人民法院、设立县级广德市人民法院的请示》(皖高法〔2019〕86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撤销广德县人民法院,设立广德市人民法院,管辖所辖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其上一级人民法院为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广德县人民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广德市人民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1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6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6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通过,
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7〕3号)
为依法惩治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
第二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建立邪教组织,或者邪教组织被取缔后又恢复、另行建立邪教组织的;
(二)聚众包围、冲击、强占、哄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扰乱社会秩序的;
(四)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迫他人加入或者阻止他人退出邪教组织的;
(五)组织、煽动、蒙骗成员或者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六)使用“伪基站”“黑广播”等无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频率宣扬邪教的;
(七)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从事邪教活动的;
(八)发展邪教组织成员五十人以上的;
(九)敛取钱财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十)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数量在五百张(枚)以上的;
(十一)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达到下列数量标准之一的:  1.传单、喷图、图片、标语、报纸一千份(张)以上的;  2.书籍、刊物二百五十册以上的;  3.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二百五十盒(张)以上的;  4.标识、标志物二百五十件以上的;  5.光盘、U盘、储存卡、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一百个以上的;  6.横幅、条幅五十条(个)以上的。
(十二)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电子图片、文章二百张(篇)以上,电子书籍、刊物、音视频五十册(个)以上,或者电子文档五百万字符以上、电子音视频二百五十分钟以上的;  2.编发信息、拨打电话一千条(次)以上的;  3.利用在线人数累计达到一千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组成员、关注人员等账号数累计一千以上的通讯群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宣扬邪教的;  4.邪教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
(十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二条规定相应标准五倍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较轻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相应标准五分之一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第五条 为了传播而持有、携带,或者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查获,邪教宣传品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的有关标准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邪教宣传品是行为人制作的,以犯罪既遂处理;
(二)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尚未传播的,以犯罪预备处理;
(三)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传播过程中被查获的,以犯罪未遂处理;
(四)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部分已经传播出去的,以犯罪既遂处理,对于没有传播的部分,可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第六条 多次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未经处理的,数量或者数额累计计算。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涉及不同种类或者形式的,可以根据本解释规定的不同数量标准的相应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
第七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成员或者他人绝食、自虐等,或者蒙骗病人不接受正常治疗,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
(二)造成九人以上重伤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八条 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与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勾结,从事邪教活动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邪教组织机构、发展成员或者组织邪教活动的;
(三)在重要公共场所、监管场所或者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四)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或者被认定为邪教组织后,仍然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从事邪教活动的;
(六)向未成年人宣扬邪教的;
(七)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宣扬邪教的。
第九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符合本解释第四条规定情形,但行为人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其中,行为人系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人在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符合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二)符合本解释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可以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十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过程中,又有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侮辱、诽谤他人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组织、策划、煽动、胁迫、教唆、帮助其成员或者他人实施自杀、自伤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邪教组织人员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明知他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经费、场地、技术、工具、食宿、接送等便利条件或者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十四条 对于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重伤、死亡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第十五条 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
第十六条 本解释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1〕19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2002〕7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李成林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李成林等3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0〕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李成林、尹伊君、叶晓颖(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0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716号(科学技术类15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716号(科学技术类15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研究解决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冲突相关法律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解决权利冲突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权利冲突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要求按照诚实信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先权利等原则,依法审理该类权利冲突案件。
(一)1998年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处理作出了指引,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含义、原因及类型进行了总结。
(二)2008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的权利冲突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既涉及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等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也涉及注册商标与著作权、外观设计权等其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
(三)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权利冲突的处理原则、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出了如下规定:“按照诚实信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先权利等原则,依法审理该类权利冲突案件。有工商登记等的合法形式,但实体上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依法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既不需要以行政处理为前置条件,也不应因行政处理而中止诉讼。在中国境外取得的企业名称等商业标识,即便其取得程序符合境外的法律规定,但在中国境内的使用行为违反我国法律和扰乱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按照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地域性原则,依照我国法律认定其使用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企业名称因突出使用而侵犯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法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但其使用足以产生市场混淆、违反公平竞争的,依法按照不正当竞争处理。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权利冲突,当事人不具有恶意的,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不宜简单地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对于权属已经清晰的老字号等商业标识纠纷,要尊重历史和维护已形成的法律秩序。"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针对实践中典型的权利冲突问题如恶意侵犯在先权利、一种权利终止后是否可以继续要求其他权利的保护等加大调研力度,适时出台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妥善处理好利益平衡的问题。
二、关于提案中涉及的其他问题
关于“实用艺术作品"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针对再审申请人乐高公司与被申请人小白龙动漫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中指出,(实用艺术作品)是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取决于作者在美学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所体现的独特个性和创造力,那些不属于美学领域的智力劳动则与独创性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新增了“实用艺术作品",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向司法部提出建议,认为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建筑作品具有不同的属性,保护期不同,可以单列。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围绕“实用艺术作品"的界定、实体要件等问题加大调研力度,为立法部门在在细化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时提供参考意见。
此外,关于外观设计单独立法的问题,我们会结合外观设计的特性和已有的经验,围绕一些基本问题如授权标准的把握、功能性理论的适用、侵权模式的选择等展开调研,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2日
最高检发布12起公益诉讼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12起公益诉讼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2021年7月22日)
目 录
1.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2.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保护黄河湿地、饮用水水源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3.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督促大河东湿地生态修复行政公益诉讼案
4.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截污管网溢流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5.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乱占耕地违建房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6.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占用国有存量土地停车乱象行政公益诉讼案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8.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不可移动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10.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保护消费者知情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11.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12.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生态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案例1
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最高检立案 生态环境保护 结案听证
【要旨】
面对违法主体多元、情况复杂的跨区划环境污染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开听证客观评价办案效果,以此作为案件办结的重要依据。同时通过听证推动地方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深化办案效果。
【基本案情】
万峰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地处黔、桂、滇三省(区)结合部,属于珠江源头南盘江水系,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水源,其水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沿岸几十万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珠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湖区污染防治工作滞后,网箱养鱼无序发展,导致水质恶化。为此,贵州省黔西南州部署开展“清源、清网、清岸、清违”专项活动,推动万峰湖综合治理。但由于三省(区)水域分割管理,治理主体分散、步调不一,补偿标准各异等原因,云南省罗平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隆林县仍有大量渔民违法进行网箱养殖。除此之外,水面浮房、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也对万峰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案件办理
2019年11月,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在黔西南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万峰湖生态环境受损案件线索。
2019年12月11日,最高检决定对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问题立案调查。张军检察长亲自部署,张雪樵副检察长担任专案组组长、主办检察官,第八检察厅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案组。专案组共摸排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案件线索61件,交办48件,地方检察机关立案45件,经磋商解决8件,制发检察建议36份。
2020年9月,张雪樵副检察长带队赴广西百色、贵州黔西南、云南曲靖等地现场办案,与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磋商座谈。通过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共同努力,三省(区)共拆除非法养殖网箱53.93万平方米,水上非法浮房、钓鱼棚等设施899个,清理湖面水域面积8.1平方千米、垃圾22万吨。万峰湖湖面非法养殖等可视污染类问题已整治到位,沿湖岸线及干支流污染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公开听证
1.客观评价专案效果
“万峰湖专案”中,检察机关是否完成办案任务,万峰湖流域污染问题是否得到根本治理,沿岸群众是否满意等,都是检察机关能否顺利结案的“必答题”。为此,专案组决定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对专案工作办理成效进行客观评价。
2020年12月24日,专案组在贵州省兴义市举行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张雪樵副检察长主持,邀请3名全国人大代表、4名专家学者担任听证员。由于本案污染问题涉及三省(区),需要跨区划协同治理,专案组还邀请水利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相关代表,以及百色、曲靖、黔西南三地市级政府领导参加,沿岸5县政府领导和群众代表旁听。
通过公开听证,听证员以及参会人员对专案办理过程及取得的成效有了深入、直观、生动的了解。听证员、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雪认为“检察机关办理专案前后,湖区生态环境改善非常明显。”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主动通过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案件成效显著,“万峰湖专案”办案目的已经实现。
2.协同深化办案成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确保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专案组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协同作用,就做好统一开发万峰湖生态渔业养殖等下半篇文章进行听证,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一致建议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沿湖五县探索统一管理、品牌共用、利益共享的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实现“水养鱼、鱼护水”的生态平衡。
【典型意义】
“万峰湖专案”是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此次听证会也是最高检召开的首次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公开听证既是对整治湖面非法网箱养殖污染等办案实效的综合评价,也是对案件是否符合结案条件的客观认定,实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开并举的办案目的,推动了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同时,通过公开听证还进一步巩固办案成效,调动各方积极探讨万峰湖流域渔业生态养殖和生态开发的可行性,推动从整治生态环境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纵深发展,力争以一个案件的办理推动一类问题有效解决,以检察公益诉讼助推当地绿色发展,万峰湖流域正在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案例2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督促保护黄河湿地、饮用水水源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飞地 监管职责听证
【要旨】
针对“飞地”行政管理职能与责任交叉、行政协同性不足和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稳定风险防控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组织公开听证,确定监管责任,督促两地政府协作推进问题整治。
【基本案情】
河南省国有孟州林场冶戍林区是焦作市代管县级市孟州市在洛阳市吉利区的“飞地”,该区域既是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也是吉利区城镇居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林区内长期建有大量养殖场,产生大量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威胁城市居民饮用水源安全。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和检察建议
2020年7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南省院”)将该案线索交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以下简称“郑州铁检分院”)办理。郑州铁检分院于同年7月28日立案,并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勘查、询问证人、调取行政区划地图和行政执法卷宗等方式查明:2007年12月2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依法划定洛阳市吉利区地下水井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水源保护区位于孟州林场冶戍林区境内。由于孟州林场冶戍林区是孟州市在洛阳市吉利区的“飞地”,该地区虽然是孟州市的行政辖区,但孟州市对其日常管理缺失;林区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虽然被划为洛阳市吉利区,但吉利区却对该保护区没有行政执法权。近年来,孟州国有林场将冶戍林区近2000亩林地对外出租给附近吉利区辖区村民,用于养殖、种植,其中大型牛羊、种鸭等养殖企业10家,均位于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吉利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养殖产生大量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严重破坏黄河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威胁城市饮用水安全,孟州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020年8月14日,郑州铁检分院向孟州市人民政府现场送达检察建议,要求对孟州林场内养殖场及与湿地和水源地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等问题依法予以处置,督促其与吉利区政府加强协调沟通,共同推进问题整改。收到检察建议后,孟州市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认真落实检察建议。但由于涉案区域属于“飞地”,行政管理职能与责任存在交叉,两地政府对问题整治责任划分存在分歧,加之“飞地”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养殖户对集中整治认识不到位,整治工作进展缓慢。
(二)公开听证
为解决跨市级行政区划治理难题,准确厘定行政管理职能与责任,对联合整治方案可行性听取多方意见、确保整治效果,郑州铁检分院遂报请河南省院组织听证。2020年11月27日,河南省院在洛阳市吉利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了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法学教授、律师和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听证会由省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主持。在听证会上,郑州铁检分院承办检察官介绍了案情和听证问题,两地政府就问题整治说明情况、坦诚表达分歧并宣读联合整治方案,涉案养殖户代表充分说明情况和诉求,各方深入质证与答辩,行政法学教授对政府职责释法说理,听证员经闭门评议发表听证意见和建议,最后由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通过公开听证,孟州市人民政府和吉利区人民政府客观认领各自责任,保证“认责、认账、认改”,协同推进整治工作。养殖户代表表示理解和接受,愿意积极配合政府整改,做好产业转型升级。
(三)督促履职
听证会后,郑州铁检分院在河南省院的指导下,督促孟州市和吉利区两地政府整改。孟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以主管副市(区)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抽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河务、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队伍,强化政府间协调配合,着力推进整治。吉利区人民政府根据听证会意见,压实责任,明确任务,积极融入联合整治。孟州市人民政府专门制定了《孟州林场冶戍林区规划与管理实施细则》,为“飞地”的科学管理建立长效机制。目前,冶戍林区违法养殖企业全部退出,10个大型砖混结构养殖厂房全部拆除,建筑垃圾清运完毕,一期复种复绿300余亩林地,二期湿地和水源地生态修复正按方案推进。
【典型意义】
“飞地”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堵点”。“飞地”与其他生态功能区重叠时,“飞出地”与“飞入地”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均负有监管职责。本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公开听证,明确主体,强化责任,督促两地政府制定联合整治方案,协同推进问题整治,并为“飞地”的科学有效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为该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经验。另外,本案涉及众多养殖业主,问题存续时间长,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省级检察院实行一体化办案,通过公开听证实现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效防控社会稳定风险。
案例3
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督促大河东湿地生态修复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湿地保护 整改效果听证 实地查验 专家听证 直播听证
【要旨】
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疑难复杂案件,上一级检察院可以提级办理,并可邀请专家出具专家意见。对于判断是否整改到位,可以组织公开听证会,邀请媒体全程参与提升监督效果,同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
【基本案情】
青岛市崂山区大河、凉水河入海口交汇处形成了面积百余亩的大河东湿地,属于较为少见的滨海型河口淤泥湿地,曾栖息各种鸟类260余种。青岛市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和野生动物救助协会于2013年在此设置了全市第一个湿地鸟类监测站。自2010年,该区域被非法设置为建筑废弃物收纳场,大面积的滩涂湿地被掩埋。行政机关虽多次执法,但建筑垃圾一直未得到清理,湿地生态亦未恢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该案被列入全国环保督查案件。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和检察建议
2018年6月,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崂山区院”)根据群众举报立案。经调查查明,被填埋湿地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建筑废弃物10万余立方米。2019年5月14日,崂山区院分别向该区自然资源局等4家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职恢复湿地属性,开展排查建立湿地保护名录。同年5月28日,行政机关组织专家论证,认为涉案湿地不在2014年国家湿地名录内,将按照“维持现状,就地绿化”的原则进行治理。崂山区院认为,行政机关组织的专家论证并未否定涉案土地原始属性为湿地。经邀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现场勘查,认为该区域具备湿地属性。另外,针对行政机关关于该区域现行治理方案已经省环保督查组同意的意见,崂山区院经层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协助调查查明:省环保督察并未涉及该区域是否为湿地。
(二)提级办理
2019年10月17日,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岛市院”)决定提办该案。经邀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多名湿地专家现场勘验并出具书面意见,确认争议地块的湿地属性并提出修复建议。同年12月4日,青岛市院组织专家意见解读座谈会,对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专家认定湿地的理由以及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了解读,行政机关和其邀请的专家均予认可。2020年1月9日,青岛市院向湿地所在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停止施工,按照异地补偿原则调整方案,实现湿地生态修复目的。同年1月14日,崂山区政府召集湿地修复施工现场调度会,决定立即停止施工,严格按照湿地保护要求,完善异地补偿和修复方案。同年11月,区政府函告青岛市院,全部生态修复工程结束。
(三)公开听证
为评估大河东生态修复效果,是否实现生态修复目的,回应社会公众和媒体关切,2020年12月23日,青岛市院组织听证会,并在中国检察听证网上直播。
听证会前,青岛市院和崂山区院两级办案人员组织湿地专家、人民监督员、山东省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与行政机关一起对照施工方案进行现场查验。媒体还对周边群众进行随机采访,听取其对湿地生态修复成效的感受,均反映周边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成为周边群众休憩散步的好去处。
听证会上,湿地专家、人民监督员分别就围堰高程、水系循环、湖心岛高度、绿植维护等问题进行提问,行政机关逐一进行答复。经听证查明,行政机关共投资4200余万元,对河道以及全部的废弃养虾池进行了清淤,增设涵洞8个,打通了水系,实现了水流在虾池、河道与涵洞之间的流动。补种的水草已初步连片,初具规模,已有鱼虾再次孵化。湿地生态得到明显改善,周边群众居住环境得到优化。青岛市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认为被建议单位已经初步履行了保护湿地的职责,当场对本案作出终结审查的决定。
【典型意义】
针对案情复杂、存在争议、整改难度大的监督案件,上级检察机关可通过提级办理、组织听证会等方式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组织结案听证,可以在听证前组织听证员实地勘查,以增强听证效果。必要时,也可听取涉案区域周边群众的意见。对案涉问题专业性较强的,应邀请该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辅助开展案件听证,借助无直接利害关系专家学者的专业优势,协助检察机关准确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以提升听证结论的科学性。对前期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存在较大分歧,或涉案问题需要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可对公开听证活动进行直播,并邀请媒体全程参与听证活动,以提升公益保护关注度和公正性。
案例4
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截污管网溢流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水污染治理 监督对象听证 专家听证员 听证+磋商
【要旨】
针对机构改革中开发区管委会与有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或职责交叉,监督对象难以确定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听证,明确监督对象和整改方式,听证后可结合磋商进一步明确整改步骤,提升监督精准性和实效性。
【基本案情】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重庆经开区)直管区内的渔溪河长江入口段二级截污管网长期污水溢流渗漏污染环境。其中,距长江入口仅200 米左右的渔溪大桥北桥头两条污水管网交汇处,有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渔溪河后流入长江。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马颈村段10余处管网破损,污水长期渗漏、散发臭味,群众反映强烈。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2020 年4月8日,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江地区院”)在重庆市广阳岛片区开展公益诉讼巡查时发现该案线索,于同年5月29日立案。经调查发现,重庆经开区管委会负有开发区直管区内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管理职责,但因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尚未确定具体承担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的机构。
(二)公开听证
为解决机构改革过渡期因机构变动导致监督对象难以确定等难题,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做好听证准备工作。两江地区院邀请具备生态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环境法学教授、环境工程专家等5人为听证员。重庆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组织部、市政环卫绿化管理处、国土管理所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马颈村村民代表参加听证会。为使公开听证更有针对性,两江地区院制作了专门的听证事项介绍材料,提前三日送达听证员,介绍案件事实与相关证据,列明公开听证需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法律规定。
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听证过程中,两江地区院检察长作为主办检察官介绍了基本案情并通过多媒体示证方式展示相关证据;马颈村村民代表陈述管网溢流渗漏对周边环境和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相关行政机关(部门)负责人详细介绍监管职责以及履职情况。听证员围绕公益受损情况、各行政机关监管职责、整改措施等问题,向承办检察官、行政机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村民代表进行提问。
闭门评议形成意见。听证员就监督必要性及监管职能部门的确定等焦点问题进行了闭门讨论和评议,并形成了一致意见。随后,听证员代表发表听证意见认为,结合两江地区院调取的证据及法律规定,案涉截污管网溢流渗漏对长江支、干流水质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重庆经开区管委会负有污水管网治理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整治管网溢流渗漏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磋商结案
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开听证明确了本案监督对象以及重庆经开区管委会履职整改方式,随即与重庆经开区管委会就整改问题进行磋商,确定由管委会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分阶段、分步骤推进涉案污水管网整治,保护好广阳岛片区生态环境。目前,重庆经开区管委会已按整改方案完成整改。
【典型意义】
本案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事实清楚,但开发区与区县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上机构改革又尚未落地,涉及管网破损整治的部门较多,一般调查核实方式难以迅速确定责任部门。通过组织公开听证,让相关行政部门充分发表意见,厘清职能职责,明确了整改责任主体和监督对象,增强了监督准确性。同时,充分发挥公开听证沟通、提醒、督促的综合功能,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对检察公益诉讼监督的接受度、认可度,为接下来与行政机关磋商结案打下了良好基础,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提升了监督质效。
案例5
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乱占耕地违建房屋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违建房屋治理 监管职责听证 起诉听证 投票评议
【要旨】
针对多家行政机关对耕地、违建有监管职责但相互推诿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明确监督对象,实现精准监督、精准起诉。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8年,公务员徐某某未经批准,与其母亲李某在太子镇某村占用集体土地建设房屋,于2018年建成砖混结构3层楼房1栋、2层楼房1栋和1层房屋1栋,并建水泥院墙围住。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2020年4月26日,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铁山区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并进行立案调查。经测量,徐某某、李某占用土地面积共2106平方米,其中3栋房屋占用土地面积590.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55.5平方米。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查,上述土地权属为村集体土地,地类为旱地,房屋和院墙建在设施农用地上,不符合该村乡村规划。徐某某、李某建设房屋期间,该镇城管办仅进行了口头制止。2020年4月,铁山区院分别向太子镇人民政府、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铁山区分局、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农业农村局、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各单位依法履职。
2020年6月,四家行政单位均在两个月回复期内回复,但未对乱占耕地违建侵害公益的行为进行整改,多家单位相互推诿,各有辩解。
(二)公开听证
为查明事实,精准监督、精准起诉,铁山区院于2020年8月26日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一是做好听证准备工作。铁山区院邀请人民监督员、测量单位、相关行政单位实地查看违建房屋现场、固定照片,对乱占耕地违建事实和后果形成直观印象。征得所有对土地、违建有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同意举行听证,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作为听证员。
二是有序推进听证流程。听证会上,铁山区院对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律适用进行介绍,行政单位接受质询、答辩。主持人及时准确归纳争议焦点,围绕焦点、监管主体、职责、难点等问题,引导听证各方充分发表意见。
三是听证员评议、投票。听证员对事实调查环节无异议后,行政单位退场,听证员对行政单位是否履职尽责发表意见,对检察机关能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及应对哪家行政单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行公开不记名投票,均认为太子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政府,具有制止、拆除违建的职责,对行政主管单位提起公益诉讼既能高效实现保护公益的目的又能警示当地不良违建之风。该案投票结果为检察机关起诉提供了民意基础。
四是听证员发表相关意见。听证会上,听证员在充分了解当地乱占耕地的现状和根源基础上,对行政单位提出的治理难点、痛点提出有见地的解决思路和意见,拓宽了行政单位执法思路,强化了公开听证的功能。
(三)诉讼过程
2020年9月17日,铁山区院以太子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铁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20年10月21日,铁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20年12月2日铁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组织公开听证,不仅有利于查明事实、厘清行政机关职责边界,还能通过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于是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作出准确判断。本案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消除听证员的顾虑,保证听证结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从而达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公信的目的。
案例6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占用国有存量土地停车乱象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占地停车 协同整改听证
【要旨】
针对城市“停车难”“停车乱”、国有存量土地被违法占用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厘清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权责,督促各部门加强协作、各司其职,有效推动问题解决。
【基本案情】
四川省广元市金域香江小区开发商广元市正黄置业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国土、城管等部门的相关许可的情况下,占用该小区南侧国有存量土地6670平方米,用于建设小区停车场,共设置停车位185个。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上述违法占用国有存量土地的行为怠于监管。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2020年7月20日,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元市院”)将该线索交由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利州区院”)办理,利州区院于同日立案调查。利州区院成立专案组,通过无人机拍摄、现场勘验、询问小区住户等方式,确认了广元市正黄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占用国有存量土地的事实。同时,利州区院以点带面对主城区其他住宅小区、商业区开展全面调查,发现主城区普遍存在企业违法占用公共人行通道、盲道、消防通道等公共用地,并在公共用地设置停车泊位,导致主城区乱停、乱放、公共地下停车场利用率低。由于上述现象涉及的主管部门较多,专案组为了深入了解相关部门职能职责,走访自然资源、城管、发展与改革、住建、交警、国资委等部门,通过座谈、查阅资料,查明了各部门的职能职责和履职情况。
(二)公开听证
为厘清相关主管部门的权责划分,形成整改合力,共同解决城市治理顽疾,广元市院于2020年8月7日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广元市城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省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参加。
一是通过现场多媒体演示,反映城市治理顽疾。广元市院通过多媒体演示,向参加公开听证会的人员展示广元市城区大量公共区域、人行通道、盲道被小区物业公司,企业违法占用并私自设立停车位,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共地下停车场却长期闲置,城区车辆乱停乱放等情况,以及因城区停车难、停车乱而导致市民出行极为不便,反映极其强烈的证据。
二是充分听取与会人员意见,深挖整治不力根源。参加公开听证会的相关职能部门先后陈述了履职不到位、工作推进难的原因,人民监督员刘某在听证会上展示了自己在网上收集的市民要求相关部门及时有效治理城区停车难的意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广元市城区“停车难”“停车收费混乱”等问题发表意见。广元市院通过听取各方意见和现场讨论情况,分析了城区停车乱象长期整治不力的原因是城区停车位规划设置不合理、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小区周围土地权属存在争议、相关主管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且互相推诿。
三是与会人员建言献策,共商最佳整治方案。围绕检察机关分析的广元市城区停车乱象长期整治不力的原因,参加此次公开听证会的行政主管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符合广元市城区发展规划和实际情况的整改措施,为检察机关作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检察建议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督促整改
听证会结束后,广元市院根据利州区院调查结果,基于同级监督原则,向市自然资源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发改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根据各自职责对城区停车乱象及国有存量土地被违法占用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时,广元市院、利州区院对“缓堵保畅”攻坚战进展缓慢开展全面调研,及时向市委市政府进行专题报告,引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城区停车乱象治理工作,助推检察建议落地落实。
各行政职能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足本职积极整改,同时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广元市城区停车乱象及国有存量土地违法占用的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是建章立制有序推进。广元市人民政府出台《广元市城区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于2021年2月1日正式施行。广元市发改委起草的差别化收费等其他相关管理机制也即将出台。二是收回国有闲置土地。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对金域香江小区开发商违法占用国有存量土地作出了行政处罚,对78个存在停车泊位权属争议的住宅小区提供确权依据,对广元市城区国有闲置存量土地开展专项整治,收回国有闲置土地11处600余亩。金域香江以及其他小区外占用公共人行通道设置的停车泊位,由广元市城投公司统一收回经营管理。三是城市秩序逐步规范。广元市城管局重点整治城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实行“潮汐车位”“三分钟临停”等管理方式,取缔占用消防通道、盲道违法设置的停车泊位。增设生态停车场、货车专用停车场,重新规划路面公共用地,新增临时停车泊位1.3万余个。广元市公共地下停车场引入智慧停车管理模式,平均使用率提升26%,收益同比增长10余倍。
【典型意义】
本案的成功办理,对于发挥公益诉讼职能,推动解决涉及多部门职责、需要多部门共同整治的顽症痼疾问题,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检察机关在公开听证中的一些做法,如听证会上深挖问题根源,厘清相关部门职责,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听证会上充分调动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共商整治方案;公开听证后开展深入调研,及时向市委市政府专题报告等,推动了问题全面深入整改,通过办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当好党委政府的法治参谋。
案例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土保持补偿费 法律适用听证
【要旨】
针对行政机关在征收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存在选择性征收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进行释法说理,明确征收项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效避免国有财产流失。
【基本案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某砖厂在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和未缴纳相应水资源费的情况下,通过水井、水泵取水。布尔津县水利局(以下简称“县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怠于履行职责,致使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布尔津县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该线索,于2020年10月19日决定立案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事烧制砖、瓦、瓷等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在缴纳水资源费的同时还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经与县水利局沟通联系,县水利局认为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两者择一收取即可。布尔津县院遂通过调查,以视频、照片、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对行政机关履职相关事实予以固定;查阅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明确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标准等事项;与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联系,确认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分属不同征收科目,不能择一收取。
(二)公开听证
为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对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否可以择一收取问题,2020年11月2日,布尔津县院组织召开听证会。
听证准备。布尔津县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邀请该县政法委、财政局、律师代表参加;发布听证会公告并将案情简介、争议焦点及相关法律规定提前三日送达相关人员。
释法说理。检察机关采用多媒体方式,就行政机关履职相关事实的相关证据逐一展示,对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分属不同征收科目,均应收取进行了释法说理,对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职,防止国有财产流失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说明。县水利局代表对10年未收取费用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但仍坚持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择一收取即可。听证员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现场提问,发表听证意见,一致认为水利局作为水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职,对某砖厂欠缴的水资源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均应及时征收,对符合办理取水许可条件的应限期办理取水许可证。
形成共识。水利局代表表示接受检察院和听证员意见,将进一步落实监管职责,提高履职能力,加大执法力度,抓紧开展催收追缴工作,确保应收尽收,督促行为人限期申办许可证。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表示检察机关将对行政机关收缴、整改情况持续关注,通过公开听证形成公益保护合力,共同守护国家利益。
(三)督促整改
2020年12月3日,在县水利局催缴下,某砖厂按要求缴纳了欠缴的水资源费及水土保持补偿费共计3017.5元。随后,水利局根据该砖厂申请为其办理了取水许可证。
【典型意义】
本案在行政机关对执法中如何适用法律法规及应履职的内容方面与检察机关存在不同认识的情形下,检察机关以召开公开听证会的方式释法说理,保证行政机关充分表达意见,听证员客观公正发表意见,共同解决认识不一致问题,依法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决定。这种以“看得见”“听得到”的法治形式,赢得涉案行政机关和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认可,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公信力,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案例8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英烈纪念设施保护 整改方案听证 军地检察协作
【要旨】
针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不当、整改难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组织公开听证,对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听证,以凝聚多方合力破解治理难题。
【基本案情】
福建闽侯县大湖乡湖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违规搭建信号铁塔,破坏了英烈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此外,全省多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存在管理保护不当问题,严重损害英雄烈士的尊严荣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2020年3月,福州市人大代表向检察机关反映闽侯县大湖乡湖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违规搭建铁塔、建筑物及围墙,有损英雄烈士尊严和荣誉。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福建省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并确定由该院副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为全面调查核实英烈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情况,福建省院联合福州军事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开展英烈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监督活动,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群众,发现全省多处英烈纪念设施存在碑体破损、杂草荒芜、周边垃圾杂物未清理、未划定保护范围等问题。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作为监管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行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职责。
(二)磋商
2020年9月25日,福建省院组织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福州军事检察院召开磋商座谈会,并公开送达《磋商意见书》,建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开展全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建立健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会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及时研究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对全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推动问题逐一限期整改落实,全省50余处英烈纪念设施得到有效修缮保护。
(三)公开听证
由于闽侯县大湖乡湖山英雄烈士纪念碑的整改涉及多家行政机关单位,且存在拆迁选址、费用补偿、信号衔接等实际困难。为合力解决“多头治理”难题,2020年11月13日,福建省院联合福州军事检察院召集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相关和单位,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7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听证员,由福建省院副检察长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各当事方围绕湖山烈士纪念碑旁信号铁塔及临时搭盖的迁移问题、目前整改情况发表意见;听证员针对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等内容向当事方提问。经充分讨论和综合考量形成信号铁塔整体搬迁方案,合力解决大湖乡湖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周边环境问题。
(四)督促整改
2021年11月24日,信号铁塔全部拆迁完毕,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的环境和氛围得以恢复。中新社、检察日报记者实地全流程采访听证会,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法治日报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对该案聚焦报道。
【典型意义】
这是全国首例英烈权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听证案例。本案中,检察机关紧盯人大代表反映强烈的英烈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不当问题,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由点及面,精准发力,并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推动类案问题整体解决。针对个别英烈纪念设施保护面临“多头治理”的难题,检察机关主动转变司法办案理念,积极探索“磋商+听证”的办案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接受外部监督,凝聚各方公益保护合力,维护英雄烈士尊严荣誉,实现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的良好办案效果。
案例9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不可移动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整改效果听证 专家听证团
【要旨】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便利之间的矛盾,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借助“外脑”,明确文物保护优先原则,促进形成文物保护社会共识。
【基本案情】
温州市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瓯越文化发祥地,主城区鹿城辖区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众多,但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始建于温州建城之初的三牌坊古井本体受到严重损坏,井水发黑发臭;位于上寺西村的千年古桥寺前桥未限制车辆通行致桥体失修产生安全隐患;坐落于城区闹市的谯楼城墙周边堆放大量建筑材料,影响文物本体安全;地标性文物建筑江心屿双塔之西塔塔身六面均被人为刻字;革命历史文物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旧址年久失修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2020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鹿城区院”)在开展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项监督过程中发现线索后立案。同年8月6日向鹿城区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局公开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对案涉省级文保单位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修复本体并消除损坏风险。行政机关回复履职情况后,鹿城区院经复查发现,部分文物已得到有效保护,但也出现了文物保护与群众生活之间的矛盾,其中为保护寺前古桥所设置的限行路障,使周边群众驾车通行受限,部分村民对此反响强烈。
(二)公开听证
为解决文物长效保护问题,鹿城区院决定于2020年11月12日召开公开听证会。
科学制定听证方案,保障公开听证效果。鹿城区院严格依据最高检听证规定开展听证准备,同时充分考量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特殊性及具体案情,科学制定听证方案。邀请寺前桥所在地村民代表参加听证,全程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邀请媒体到场,并发布公告,公众可申请旁听。针对古桥保护涉及学科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确定了由文博、建工、法律专家组成的听证员“专家团”,为科学评议听证事项奠定了基础。在检察官介绍案情环节,设定多媒体示证方式,直观展示案情。
充分借助“外脑”,释疑解惑形成共识。三位听证员首先听取了检察官介绍案情、行政机关陈述履职情况,随后,上寺西村村民代表就限行措施对部分村民出行造成的影响进行说明。听证员经提问、闭门评议,形成一致意见。文博专家作为听证员代表指出,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寺前桥承重能力有限,汽车通行将严重危害文物本体安全,必须限行保护。村民代表听取后,认为听证员的意见专业、客观,表示信服,最终认可文物保护应当优先。
(三)督促履职
听证会后,鹿城区院采纳听证意见,向行政机关发出跟进监督通知书,督促其继续履行职责,完善限行设施,确保古桥本体安全,同时就村民出行问题会同属地政府采取合理措施妥善解决。目前已加固寺前桥限行设施,并设置古桥南侧停车场,切实解决村民的驾车出行需求。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民生需求产生矛盾、文物保护具有较强专业性等复杂情况,探索以公开听证方式跟进监督,通过周密准备确保公开听证质效,因案选定专家听证团,邀请利害关系人参会,广泛听取各方诉求和意见,明确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优先原则,促进达成文物保护的社会共识,同时亦推动属地政府采取合理措施妥善解决民生需求,也为公益诉讼检察听证的推进开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样本。
案例10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保护消费者知情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消费者知情权 新业态问题听证 共同邀请专家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经营者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公益受损案件,可以与有关方面共同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促进检察建议全面落实。
【基本案情】
注册在北京市海淀区的部分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食品经营中存在未依法进行相关资质信息公示、公示信息不清晰、公示信息难以识别等违法行为,可能导致不具有食品销售资质的商家通过网络向消费者销售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某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其运营平台上,对消费者查看平台内经营者资质信息设置查询障碍,消费者查看几个商家后即出现“出错啦~稍后再试试吧”提示,当天无法再查看商家资质信息。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提出检察建议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该线索,经调查后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同年6月5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淀市场局”)制发检察建议。同年7月29日,海淀市场局就检察建议书相关问题的履职情况进行回复,对检察建议书中指出的资质信息未公示、公示不清晰、识别度低等问题进行了查处,并督促平台加强整改,但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消费者查看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信息设置障碍的问题,认为有必要在执法依据和标准上进一步厘清。
(二)公开听证
为了确保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效果,促进公益受损问题实质性解决,维护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铁检院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形势,于2020年10月16日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
检察长承办案件,主持召开听证会。北京铁检院检察长和办案团队成员认真研究,邀请行政机关、涉案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和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听证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先由检察机关介绍案情并提出听证事项,再由行政机关和涉案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分别介绍检察建议履行情况和对听证焦点问题的认识,然后由与会专家、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焦点问题发表意见,并再次听取行政机关、涉案企业意见,确保听证效果。
专家由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邀请,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听证会邀请了法律领域、信息技术领域的3名专家,并邀请了6名北京市人大代表、2名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取意见。应邀专家由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沟通确定,并获涉案企业认可。与会专家和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分别从法律规范原意、行政执法实务、网络食品交易安全现状、技术发展情况与人民群众需求、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争议问题进行解读和分析。
聚焦前沿争议问题听证,推动构建行业秩序。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查看平台内经营者资质信息设置查询障碍是否违反了法定的资质公示义务,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涉案企业介绍,设置查询障碍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经营者资质信息安全,防止被他人利用“爬虫”技术爬取;多次查询触发了反爬虫技术,导致在一定时间段内无法再次查询。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与维护资质信息安全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听证员评议认为,资质信息“公示”如果不能保证消费者便利、完整地查看,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消费者查看平台内经营者资质信息设置查询障碍的行为,属于未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公示义务,应予纠正。北京铁检院采纳了听证员的意见。
技术专家提供支撑,破解利益冲突难题。针对现有技术条件下如何兼顾网络安全和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参加听证的信息技术领域专家认为,随着网络消费逐步升级并趋于理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查看资质信息等“商品安全档案”的意识会不断提高,甚至会发展成网络购物必要过程,“反爬虫”策略不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由,互联网企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通过设置复杂验证码(或手机验证码)、提高大数据算法功能、设立黑名单等方式,提高分辨真实消费者与“数据爬虫机器人”的技术能力,平衡消费者权益和系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北京铁检院采纳了专家意见,要求行政机关督促涉案企业进行技术整改,维护消费者知情权。
(三)督促履职
通过公开听证,行政机关、涉案企业对商户资质信息公示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更加积极整改落实。海淀市场局书面回复检察机关,指导督促涉案企业深度优化反爬策略,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北京铁检院持续跟进监督,目前涉案企业已对技术路径升级,解决了此前的问题。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互联网领域的新业态、新问题进行公开听证,重在解决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明晰产生的认识分歧,以及网络安全与消费者知情权发生冲突时如何保护公益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探索和示范意义。特别是参加听证的专家是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邀请并经涉案企业认可,既有法律领域专家,也有技术领域专家,保证了听证的客观公正性和论证角度的多元性;技术领域专家的意见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网络安全提供技术路径建议,提升了公益诉讼听证的专业性。另外,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社会人士参与听证,既扩大听证覆盖面,又对检察建议及其整改效果予以监督,对于凝聚各方共识、促进行业治理、构建良好市场秩序有重要意义,亦是推进网络空间共商共建共治的具体体现。
案例11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个人信息安全 公益受损听证 监管职责听证 听证+检察建议
【要旨】
针对住宅小区违规设置“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存在泄露个人信息风险,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问题,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推动建立“个人生物数据”不同应用领域的监管协作机制,助力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花园”、“**豪庭”等7个住宅小区物管公司均在未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审核验收的情况下,擅自安装并投入使用“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且已完成大部分小区业主的人脸信息采集。小区物管公司仅口头告知收集业主的人脸信息、联系电话、住宅地址等个人信息用于安保门禁,并未明示“人脸信息”的存储、传输、提供等处理情况,涉嫌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决定立案
2021年2月,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海区院)在对辖区所有封闭式管理的小区使用“人脸信息识别系统”的情况进行排查中发现本案公益损害线索,决定立案。
(二)公开听证
辖区住宅小区安装使用“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为小区安保管理和业主生活带来便利,但由于人脸数据、虹膜等生物信息无法更改,一旦泄露则终身泄露,因此部分业主质疑若物业公司管理不善业主隐私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人脸信息识别系统”监管职责规定不够细化明确,导致行政机关监管滞后、责任不清,行业发展良莠不齐、乱象丛生。为回应群众需求,进一步查明公益受损事实,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切实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江海区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准备。拟定“人脸信息识别系统安全监管”为听证会主题,公开发布听证公告,邀请江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等7人担任听证员,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教育局等5个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共同参与研讨,辖区街道办事处、群众代表和新闻媒体代表列席旁听。
听证过程。听证由江海区院检察长主持,在检察官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和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现状后,与会各方重点围绕住宅小区使用“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的必要性、个人信息如何管理、是否存在泄漏风险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如何监管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充分发表意见。
听证结果。经过听证员评议和与会代表研讨,各方对以下问题达成共识:一是辖区住宅小区违规设置“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涉嫌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相关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创新监管机制,共同加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三是加大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引导促进行业规范。
(三)督促履职
听证会后,江海区院向该区公安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辖区擅自安装并投入使用“人脸信息识别”门禁系统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职责,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截至2021年5月,区公安分局已联合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辖区住宅小区、商场学校、楼盘销售部等进行全面检查,共发现已安装投入人脸识别系统的场所45处,其中对依法依规安装的12处场所要求签订承诺书,对存在风险隐患的23处场所责令限时整改并接入公安网管系统,对违法安装的10处场所作出拆除并清空所有数据的处理。
同时,江海区院主动将听证会情况向辖区党委、政法委汇报,推动将案件办理列为江海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重点事项,并联合区公安分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教育局等11个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率先在全省出台《江海区关于人体生物特征的安全技防系统监管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促进形成共管、共治、共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工作格局。
【典型意义】
公开听证是检察机关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创新途径,也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举措。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回应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关注行政机关履职的难点问题,组织召开公益诉讼案件公开听证会,为各方搭建良性互动沟通平台,有效解决行政机关职能交叉问题,切实提升公益诉讼监督的精准度。同时,主动向党委、政法委汇报,积极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共建长效监管机制、携手加强源头管理,全方位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真正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案例12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生态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捕捞 案发地听证 诉前修复生态 终结案件
【要旨】
针对沿江居民多次非法捕捞案件,检察机关在案发当地组织公益诉讼听证会,公开释明非法捕捞对渔业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性,促使违法行为人当场主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听证群众共同参与增殖放流,在诉前实现生态修复后终结案件。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29日,湛某某在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昌江河(系长江支流汩罗江的支流)电捕鱼,非法捕捞鲫鱼、鲤鱼、宽鳍鱲、泥鳅和小杂鱼190尾。同日,安某某、奉某某在平江县南江镇桥东村昌江河电捕鱼,非法捕捞黄颡鱼、鲫鱼、泥鳅、黄鳝和小杂鱼44尾。
2020年8月6日,张某某在平江县梅仙镇仙江河电捕鱼,非法捕捞鮈鱼、鲫鱼、鲤鱼、黄颡鱼、草鱼和小杂鱼293尾。同日,李某某在平江县梅仙镇昌江河支流曲江河电捕鱼,非法捕捞餐条鱼、马口鱼和小杂鱼195尾。
2020年8月16日,朱某某在平江县梅仙镇石塘村一河中使用禁用方法非法捕捞鲫鱼、草鱼、白鲢和小杂鱼300尾。
上述五案6人非法捕捞破坏渔业生态环境资源,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经评估,张某某等人应承担渔业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共计5047.98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立案调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江县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张某某等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对水生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将线索移送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2020年9月18日,该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二)公开听证
鉴于此类案件在该县梅仙镇沿江地区多发,虽然渔获物不多、价值小,但为了更好地实现惩罚和教育并重的效果,引导社会公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平江县院决定2020年9月24日在案件多发地梅仙镇召开公益诉讼诉前公开听证会。
听证前,平江县院委托县水产中心对该系列案造成的资源损害进行评估,确定在禁渔期禁渔区实施电捕鱼对鱼类发育和种群繁殖、水中其他生物、附近人员和行船安全的危害性,以及应承担的修复费用和修复方式;与梅仙镇政府商定公开听证场地,制定详细的听证方案;邀请县河长办、水产中心、公安机关、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新闻媒体代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律师代表、当地群众500余人参加听证会,筑实听证基础。
听证会由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当地群众代表担任的听证员,围绕该系列案非法捕捞行为是否损害公益、对水生生态资源的危害性、生态修复方式以及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结合等重点问题展开讨论,检察机关、渔业专家、就听证重点问题予以充分解释说明。听证中,张某某等6人充分认识其行为对公益的损害后果,公开道歉,并愿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听证员一致建议增殖放流后可以在诉前终结案件。
听证会结束后,平江县院与相关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张某某等6人与听证人员、当地群众共同参与。旁听群众均表示通过此次听证和放流活动,不仅了解了相关法律知识,也增强了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检察听证促生态修复表示肯定。
(三)处理决定
2020年11月2日、11月6日,平江县院根据听证生态修复情况,依法对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作出诉前终结审查决定。刑事部分结合张某某等6人的公益修复情况分别作出不起诉、拘役缓刑等从宽起诉意见。
【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非法捕捞会导致长江流域渔业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长江十年禁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决策。本案中,对信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江而居渔民多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检察机关未简单一诉了之,而是通过公开听证促使违法行为人深刻认识到灭绝式非法捕捞对渔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破坏性,当场表示愿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费用、向公众赔礼道歉并参与增殖放流,在诉前实现生态修复后终结案件,把诉前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合彰显司法温度。在案发地组织当地群众500余人听证和增殖放流,把法治公开课开在现场,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办案的警示、教育、宣传、引导作用,增强办案效果,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247号(政治法律类451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247号(政治法律类451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强调了制定《强制执行法》的必要性,明确了《强制执行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并从执行机构及人员、执行权的运行、执行保障体系、执行当事人的权利及其救济、执行监督等五个方面设计了《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框架。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对于加快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的进程,解决执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以及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今后相关工作中积极吸收、采纳,并推动立法部门尽快将《强制执行法》提上工作日程。
一、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确有必要
随着我国执行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蓬勃发展,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
(一)制定强制执行法是落实中央决策需要。强制执行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定强制执行法"。因此,制定强制执行法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和必然要求。
(二)制定强制执行法符合审判执行工作发展规律。一方面,从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看,随着执行理论实践的发展,执行权与审判权在性质、功能、价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比如执行权通常被认为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特性,与旨在解决纠纷的司法权不同,执行权旨在强制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实体权利,因此,强制执行法以依法、高效地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为目的,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价值,这一点与更加强调公平价值的审判权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会在权力运行原理、机制等方面有所体现,将二者统一规定到一部民事诉讼法中,不仅影响法律的统一性,也难以突出二者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从内容看,强制执行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既包括程序法内容,也包括大量实体法内容,比如参与分配的顺位问题、变更追加执行主体问题等;既包括民事审判的执行,也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结果的执行;既包括民事执行,也包括行政执行、刑事执行等等。因此,将强制执行相关内容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削足适履之嫌,很多内容难以被民事诉讼法所涵盖,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只能暂时借助另行制定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司法解释,出台了关于仲裁裁决执行的司法解释,还将出台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司法解释。
(三)制定强制执行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纵观世界有关强制执行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混合式立法模式,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秘鲁、英国、美国等,另一类是强制执行单独立法,主要有法国、瑞典、俄罗斯、奥地利、比利时、挪威、冰岛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其中法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都是由最初的混合立法模式改为单独立法模式。单独立法是世界强制执行立法模式的发展趋势,有助于贯彻审判与执行相分离的理念,有利于优化民事诉讼法典,契合民事诉讼法的类型化、纯粹化发展方向,同时,也满足统一强制执行法制、方便强制执行法律适用的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尽快制定强制执行法,是顺应世界强制执行立法发展潮流的应势之举,同时也是展现我国科学立法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四)制定强制执行法是解决执行难的必要举措。执行难的成因错综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供给不足,“无法可依"的情况时有发生。民事诉讼法执行篇的条文只有35条,受限于民事诉讼法的整体条文规模,二十多年来,条文总数始终变化不大。但执行工作内容非常繁杂,执行司法解释有近30部,去年出版的《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有1000条操作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和专家起草的强制执行法草案都有数百条。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工作的35条规定相对较为原则,随着这些年执行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现有的立法供给已无法满足执行实践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执行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近些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执行规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不足,但司法解释、规范行文件终归不是法律,其具有自身不可回避的局限性,有必要通过强制执行立法,对这些创新成果予以肯定,进一步巩固改革创新成果,为执行工作的健康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二、强制执行单独立法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强制执行理论的探索研究从未停止,而且不断深化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理论研究学者和论文专著译著,强制执行制度中的主要问题和核心内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为强制执行的单独立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比如《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一书,自2002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三册,在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体系构建、重要制度架构等等方面都有深入讨论。再比如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执行制度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不仅比较强制执行法研究著作增多,一些专著也不少,比如英国强制执行法、韩国强制执行法等,特别是台湾地区大量强制执行法专著的不断引入,进一步促进了大陆地区强制执行理论的繁荣发展。此外,随着大量法学研究生进入人民法院执行队伍,实务界研究执行理论的热情不断高涨,人才不断涌现,成果日渐丰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执行论坛已经连续召开了八届,每届论坛都组织评选一批优秀学术论文,并组织对相关理论与实务问题开展深入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法官参与其中,共同见证了执行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为强制执行单独立法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
三、强制执行单独立法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
自1999年中央出台文件专门就解决执行难作出明确指示以来,执行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行工作在各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强执行单独立法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一)执行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以来,特别是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以来,全国法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行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对执行工作的重视、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各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执行工作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前所未有,为强制执行单独立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完善的执行规范体系初步形成。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先后制定修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拒执罪、限制高消费、执行异议复议、财产保全、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网络司法拍卖、执行和解、执行担保、仲裁裁决执行等近20个司法解释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款物管理等近30个规范性文件,涉及执行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有力统一了执法尺度,有效填补了规则空白。最高人民法院还对大量零散的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了覆盖各项重要节点并自成体系的执行办案指引1000条,使执行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更加明确、规范。随着这些执行规范体系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和不断发展,为强制执行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司法实践基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经修订至第六稿,中国政法大学杨荣馨教授主持的《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也已经完成出版,因此,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一旦立项,一部符合中国国情、体系完备科学的强制执行法指日可待。
(三)执行队伍素质显著提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强制执行法律的主要执法者是人民法院执行队伍。因此,一支高素质的执行队伍是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的关键。近年来,执行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有了长足进步,相比过去,执行队伍的年龄更轻、学历更高、结构更优、专业更强,整体队伍素质有了显著提升,完全有能力学习掌握一部精细复杂的强制执行法,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确保强制执行法的各项制度规定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确保相关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
四、下一步的整体设想及具体举措
(一)整体设想
鉴于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已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政策基础,我们完全赞同您的建议,即希望并将积极推动立法机关尽快将强制执行立法提上工作日程,统筹推进有关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密切配合,加强调查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共同推进强制执行法尽快出台。我们也赞同您关于《强制执行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定位,即在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执行依申请启动,执行权科学配置和分工制约,执行中保障当事人权利,充分监督制衡等原则,实现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完善执行程序,健全执行机制,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的立法目的。此外,在宏观层面,我们认为强制执行立法还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扎根中国土壤,解决现实问题,指导执行实践为基本方向,以逐步完善中国强制执行制度体系,切实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根本目标。
第二,在立法内容上,既要充分吸收各国执行先进经验和做法,积极借鉴各国执行实务经验做法和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更要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我国的执行实践经验,特别是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的创新性机制和做法,坚定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积极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体系,为世界范围内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在立法技术上,既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执行实践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填补规则空白,又要尊重立法规律,讲法理,讲体系,努力制定一部体系科学、逻辑严密、操作性强的《强制执行法》。
(二)具体举措
为切实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依托执行学院、执行专业委员会、执行特邀咨询专家三大平台,进一步深化执行理论和制度研究。为有效解决当前执行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执行制度供给不够充分,执行队伍专业化素质相对偏低等问题,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赋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职责使命,最高人民法院在各高等院校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调整完善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执行专业委员会组织架构及其职能,聘任执行特邀咨询专家,从而形成了为执行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的三大重要平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积极调配资金专门用于执行专项课题研究,即将对外发布二十个执行专项课题,以争取和吸引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执行中重大疑难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并设置了“强制执行法草案修订暨强制执行立法问题研究"专项课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三大平台互相支持、融合发展,更加广泛地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深入开展执行理论研究,大力推进执行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强制执行法》单独立法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和人才基础。
第二,进一步加强执行司法解释和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尽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的执行规范体系。目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适用的规范存在三个特点,一是规范比较杂乱、体系性比较差;二是有些规范已经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现在执行工作的需要;三是有些问题缺乏明确规范,有待新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紧起草、制订有关股权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财产估价等多部司法解释。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坚持实用性与体系性并重的原则,对现有执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清理,以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的执行规范体系,完成执行制度的顶层设计。我们相信,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执行司法解释编注工作的完成,不仅能够大大缓解执行法官面临的规范不足的困境,也将给未来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活动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第三,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稳步推进强制执行立法。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发来的《关于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建议的函》的要求,正式向法工委提出了制定《强制执行法》的立法建议,并提出了具体的立项报告,报告中包括法律名称,立法必要性及可行性,立法的主要内容,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关配套法规情况及起草进度安排等具体内容。在此,您关于强制执行法制度设计的五个方面,基本囊括了强制执行法总则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可作为我们调研、起草和修改强制执行法建议稿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全面配合立法机关,加强执行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各类基础性素材,在继续做好强制执行法建议稿修改完善工作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强制执行立法,争取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强制执行法早日面世。
综上,为践行“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贯彻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彻底治理消极执行、乱执行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切实加强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调研起草,稳步推进强制执行立法工作,实现人民法院履行职责与服务大局的统一。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推动强制执行单独立法,并期望您在强制执行法制定过程中,继续对相关具体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 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
第六条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
第七条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
第九条 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十条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二条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三条 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
(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
(三)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
(四)保险凭证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的,以双方签字、盖章的手写部分的内容为准。
第十五条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
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
第十六条 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第十七条 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或者虽不符合专业意义,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
第十八条 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
第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其所受损失从第三者取得赔偿后的不足部分提起诉讼,请求保险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典型案例
(2023年4月14日)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典型案例
案例一:段某某寻衅滋事附条件不起诉案--拓展社会支持资源开展精准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
案例二:涂某盗窃附条件不起诉案--畅通家庭和社区再社会化渠道
案例三:伊某某盗窃附条件不起诉案--全流程引入社会力量干预和矫治
案例四:困境儿童庞某保护救助案--跨区域社会支持体系保护救助
案例五: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夏某某保护救助案--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强化社会支持协同
案例六:未成年被害人楚某保护救助案--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助推乡村综合治理
段某某寻衅滋事附条件不起诉案
--拓展社会支持资源开展精准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段某某,案发时16周岁。2021年2月,段某某独自回家途中无故殴打他人,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2021年8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同年8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六个月。2022年3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履职情况】
(一)“检察+团委+社工”开展社会调查与家庭教育评估。海淀区检察院依托与团区委共同建立的社会资源链接机制,委托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贯通开展社会调查和家庭教育评估,为后续帮教及家庭教育指导提供基础。多类型专业社工深度介入,司法社工以段某某犯罪原因、法律认知、再犯风险等为主要调查内容,出具社会调查报告;驻校社工通过段某某平时在校表现、走访老师同学,出具段某某社会关系、朋辈群体情况;家庭教育评估社工评估家庭教育指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具《家庭教育指导评估报告》。通过调查评估,了解到段某某一贯表现优异,后受父母离异影响又恰逢青春期,开始出现厌学、抽烟、喝酒、不良交友等偏差行为,段某某父母存在疏于管教、不良行为习惯影响等问题,确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二)“检察+社工+妇联”开展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联合专业帮教社工对段某某每月一次定期访谈,倾听了解其想法,对其提供正向支持,并结合法治教育、矫治教育小组活动、心理疏导开展针对性和精细化帮教。经过帮教,段某某改变了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学习状态良好,在某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检察机关还在妇联的协调下,委托专家开展家庭教育测评、制定方案、出具《家庭教育指导意见》,召开宣告会对段某某父母进行训诫,并与社工、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共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促使段某某父母调整自身行为,提升监护教育能力,家庭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三)“检察机关+团委+N”拓展社会支持体系资源。海淀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切入口,与团区委、区妇联、中国儿童中心、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完善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联动工作机制,确定“检察机关启动程序全程主导、团委链接资源保障资金、社会资源提供专业支持”工作模式,建立“社会调查、家庭教育评估、制定考察帮教方案和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宣告训诫、长期帮教指导”的工作流程,继中国儿童中心之后,持续引入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等更多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依托专业社会支持体系,与团委、妇联、社工多方联动,引入社工、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等多方面专业社会资源,贯通社会调查、帮教、家庭教育指导等多个环节工作,纠正未成年人偏差行为,改善家庭监护和教育环境,多维度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正常生活与学习提供帮助,实现教育挽救保护目标。
涂某盗窃附条件不起诉案
--畅通家庭和社区再社会化渠道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涂某,案发时16周岁。2021年6月至10月期间,涂某先后三次在其居住地附近的出租屋内盗窃外来务工人员手机等物品,共计人民币1497元。2022年2月9日,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同年3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六个月。2022年9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履职情况】
(一)专业社工联合春蕾安全员开展全面社会调查。福建省检察机关在全省建立了“春蕾安全员”机制,聘请妇联、团委、民政、社区等工作人员参与未检社会支持工作。诏安县检察院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和基层春蕾安全员熟悉亲近涂某及其家庭成员的优势,帮助消除涂某对抗情绪,快速建立信任关系。社工通过多次家访,观察涂某的居住成长环境及家庭成员间互动模式,协同春蕾安全员辅助收集涂某个人及家庭成员相关信息、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深入分析问题根源,为涂某量身定制了由社工负责专业干预、春蕾安全员负责日常观护专业协同的帮教计划。
(二)督促监护令结合社区志愿活动赋能家庭支持。诏安县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同时,发出督促监护令,督促涂某监护人改变以打骂代替教育的习惯,加强与涂某正向沟通。由春蕾安全员对督促监护令履行情况跟进监督考察,及时反馈动态;由社工根据反馈情况,分阶段针对性地开展多次家庭教育指导。同时社工联合春蕾安全员,安排涂某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6次,营造友好接纳环境,强化了涂某与社会的正向链接。涂某在志愿服务期间表现得到肯定,并在感受家庭关怀、社区支持、社会接纳情况下,表露出积极的自我改变意愿。
(三)引导正确认知帮助就业促成自我改变。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检察机关进行3次互动交流,社工开展6次个案面谈,春蕾安全员加强日常观护,在共同强化涂某规则意识的同时,激发涂某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寻求就业的意愿。社工及时鼓励涂某改变与成长,并帮助联系与其能力、兴趣相匹配的职业资源,涂某争取到了由检察机关提供帮助的就业机会。社工与春蕾安全员实时关注涂某工作状态,引导其正向改变和内生成长。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时,经评估,涂某与家庭亲子关系明显改善,工作稳定积极,生活目标清晰,实现了回归社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依托社会支持体系,引导社工专业力量与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力量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专业保护与社会保护融合发力。社工依托社会支持体系拓展当地保护资源,实现获取信息更全面、安排活动更便捷、回归社会渠道更丰富。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力量依托专业化协同机制,实现干预帮教更专业、督促监护更有力,改变成长更有效,更好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是融合保护理念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应用,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力量叠加放大效应。
伊某某盗窃附条件不起诉案
--全流程引入社会力量干预和矫治
【基本案情】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伊某某,案发时16周岁。2021年4月至5月期间,伊某某伙同张某某(成年人,已判刑)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某大酒店盗窃价值6435元的电脑主机显卡2张。另查明,2020年10月至11月,伊某某伙同甘某某、郭某某等人(均系成年人,已判刑)多次到蕲春县某镇批零超市盗窃散装饮料,价值1233元。2022年4月,蕲春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伊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确定考验期为六个月。2022年10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履职过程】
(一)联合社会力量同步调查同步评价。蕲春县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后,与司法社工组织一道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到伊某某涉罪主因系交友不慎、父母溺爱。检察机关认为伊某某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且系高三学生,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值班律师、社区及学校代表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各方面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
(二)依托未成年人观护基地精准帮教。考验期内,检察机关征求伊某某父母同意,将伊某某送入红安某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为其量身制定个性化的帮教方案。观护基地通过法治教育、劳动实践、公益服务等增强伊某某法治意识,矫正其不良习惯,专门安排文化课老师为其补课,备战高考。检察官每两周对帮教情况进行跟踪了解,不定期进行面对面交流,引入专业心理辅导,强化矫治转化。
(三)通过再社会化帮助顺利复学升学。检察机关与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单位共同努力,帮助伊某某回归社会。县教育局协调保留伊某某学籍、高考报名,县团委动员青年司法社工与其结对,县妇联对其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县关工委开展法治教育,共同激励伊某某改过自新。伊某某顺利参加高考,被湖北某高校录取,目前在校表现良好。
【典型意义】
在罪错未成年干预和矫治过程中全流程引入社会力量,建立同步评价机制、社会观护机制、再社会化促进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增进社会接纳、强化再社会化效果,实现检察机关“一家独管”向“社会共管”转变,单一“行为矫治”向促进“未来发展”转变,程序保障向权利保护转变,推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和升级。
困境儿童庞某保护救助案
--跨区域社会支持体系保护救助
【基本案情】
被害人庞某,案发时10周岁,单亲家庭儿童。2021年9月3日,庞某在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一工地出租屋内遭到邻居张某某猥亵。2021年9月4日,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受邀介入,同年11月4日受理审查起诉,张某某以猥亵儿童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案件办理期间,光明区检察院与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启动异地协作保护救助被害人庞某工作。
【履职情况】
(一)检察机关与共青团全方位协作主导全面保护。光明区检察院和团区委依托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平台,按照“需求吹哨、职能报到、资源配套”模式,联动多部门协同介入,检察院联动公安局启动一站式保护,同步委派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司法社工开展保护,团委发挥群团职能优势联合民政、教育、卫健等多部门参与,召开多次协调会议,共同开展司法救助、临时安置、精神治疗、心理抚慰修复干预、家庭功能赋能干预等全方位立体化保护。
(二)专业司法社工等多元社会力量协同落实全面保护。针对庞某年龄较小的情况,司法社工作为专业力量介入,团委社工、社区社工、儿童社工等协同介入,组建社会保护团队,对庞某开展系统性专业评估,评估其在性意识、防护能力、心理创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制定个性化精准保护计划,系统开展了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创伤疗愈、自我保护意识培养、监护督促、亲子关系修复等全方位精准保护措施,多方社会支持力量协同帮助庞某消除被侵害的影响,恢复并改善成长环境,修复并改善庞某个人、家庭、学校及社会关系。
(三)跨区域社会支持体系异地联动体系落实综合保护。通过建立司法救助金异地监管、社会力量异地协同和监护监督异地跟踪等机制,光明区检察院联合团委、民政、专业司法社工等协同庞某户籍地区检察院、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结合个人及父亲负担抚养费实际情况,共同确定综合保护方案,庞某被成功安置在当地福利院,并落实了低保救助和就学救助。当地检察院对光明区检察院6万元司法救助金按月支付直至庞某16岁的使用情况及后续监护落实情况定期监管,并由司法社工和救助人员以异地协作的方式持续开展后续保护工作。
【典型意义】
社会支持体系的多元跨区域联动,构建了部门职能协作体系、社会力量协同体系、区域联动体系,实现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由传统司法办案取证和现场一站式保护,深化为精准评估被侵害的原因、制定个性化精准保护计划并精准干预落实全方位综合司法保护方案,消除了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不良影响和被侵害的风险因素,全面改善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会成长环境,修复孩子的成长进程,构建专业化、社会化、全方位的综合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夏某某保护救助案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强化社会支持协同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夏某甲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被判处有期徒刑。被羁押后,夏某甲委托侄子夏某乙代为照护夏某某(14周岁)。其间,夏某乙长达数月未曾探视、照顾夏某某,导致夏某某处于事实无人照护的状态。
【履职过程】
(一)依托社会平台打通强制报告工作链。2016年5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与团区委会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体系工作协议,成立实体化运作的“嘉定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并于2018年升级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司法社会服务中心”),一门受理、转介、落实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2021年11月,区检察院、团区委以开展全国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将强制报告落实纳入司法社会服务中心及青少年事务社工的职能。当月,区检察院、团区委就青少年事务社工强制报告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夏某某监护缺失个案,邀请区民政局等部门进行会商,决定委托司法社会服务中心对夏某某监护状况及潜在照护人进行调查。经调查发现,夏某乙已连续数月未履行照护责任,夏某某独居家中,由邻居暂时照料。夏某某母亲下落不明,祖父母已去世,近亲属中唯有堂姐夏某丙与其关系亲近,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且生活在本区。经检察机关当面征询意见,夏某某、夏某丙均同意由夏某丙临时照护夏某某。据此,检察机关和民政部门建议夏某甲将委托照护人变更为夏某丙,并协助双方签署《委托照护协议书》,解决了夏某某无人照护的问题。
(二)协同多方社会力量构筑委托照护监督链。委托照护人变更后,检察机关联合团区委将情况通报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及夏某某所在的学校、居委会,以社会支持为依托,协同开展委托照护的督促落实工作。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指派社工开展一对一帮扶,向夏某丙传授家庭教育知识和技巧,帮助其妥善照护、教育夏某某;区民政局指派民政干部、儿童主任定期家访,对委托照护人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并协调夏某某户籍所在地民政机关,为其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区教育局指导学校安排班主任、心理老师对其学习、心理状况进行重点关注。
(三)集约社会资源打造健康成长守护链。针对夏某某因家庭变故引发的生活困难和心理问题,区检察院充分运用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资源整合功能,通过中心转介,将夏某某纳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的“绽放·微笑”涉案困境未成年人救助项目,发放生活救助金,缓解其经济困境;协调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委派心理咨询师开展为期6个月的心理疏导,帮助其摆脱心理阴影。在此案成功办理基础上,2022年10月,嘉定区检察院、团区委联合区民政局等单位会签《嘉定区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协作办法》,将社会支持体系成员单位从最初的2家逐步扩展至17家,为各类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综合、专业的司法保护和社会服务。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共青团组织在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过程中,以实体化运作的司法社会服务中心为平台,以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为抓手,推动将更多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落实监护状况调查、监护监督、关爱帮扶等综合保护措施,形成主动发现、协同处置、社会支持的全链条保护模式,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能级。
未成年被害人楚某保护救助案
--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助推乡村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被害人楚某,案发时12周岁。2020年9月,楚某离家出走后被王某收留,与其同居并发生性关系。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公安局立案后邀请广饶县人民检察院介入。广饶县检察院受邀介入,并同步开展被害人救助工作。2020年12月,王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履职过程】
(一)受邀介入司法社工助力司法办案。被害人楚某长期监护缺失,遭受多次性侵后出现自闭倾向。广饶县检察院邀请司法社工共同开展被害人心理疏导,司法社工对被害人24小时疏导陪伴,有效舒缓被害人情绪,帮助被害人配合询问,保障一站式有效取证。
(二)搭建平台优化被害人综合保护救助。案发后被害人学习、生活状况不稳定,2021年9月出现重度抑郁情况。同年10月,检察官研判被害人二次伤害风险,启动综合救助程序,借助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多部门联动,一个月内帮助被害人解决改名、搬家、转学等事项;组建检察官+老师+社工的救助小组,动态评估被害人状况,提供心理疏导、协助就医等综合救助服务。11月,广饶县检察院为被害人申请发放3万元司法救助金,用于被害人心理治疗。经过2年跟踪救助,被害人已恢复正常生活。
(三)推动乡村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广饶县乡镇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多,乡村未成年人数量大,存在监护缺失、法治教育落后等问题。广饶县检察院积极争取县委政法委支持,2022年4月在全县乡镇一级挂牌成立村居未检工作站,链接团委12355平台,引入社工、志愿者等群体,将未成年人保护力量下沉至乡村。依托村居未检工作站,联合社会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家长学校、自护教育等活动,将未成年人保护延伸至田间地头。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加强与共青团组织合作,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部门联动形成救助合力。设置村居未检工作站,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嵌入本土社会治理,从根本上避免了事后监督、被动司法的局面,未成年人保护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换,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打通最后一公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3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对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确定其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并维护期货市场秩序。
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期货合同纠纷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确定违约方承担的责任,当事人的约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期货侵权纠纷和无效的期货交易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性质、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过错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管辖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
第五条 在期货公司的分公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进行期货交易的,该分支机构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
因实物交割发生纠纷的,期货交易所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六条 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期货纠纷案件,依当事人选择的诉由确定管辖。当事人既以违约又以侵权起诉的,以当事人起诉状中在先的诉讼请求确定管辖。
第七条 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确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期货纠纷案件。
三、承担责任的主体
第八条 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在本公司经营范围内从事期货交易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所在的期货公司承担。
第九条 期货公司授权非本公司人员以本公司的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的,期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非期货公司人员以期货公司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具备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所规定的表见代理条件的,期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第十条 公民、法人受期货公司或者客户的委托,作为居间人为其提供订约的机会或者订立期货经纪合同的中介服务的,期货公司或者客户应当按照约定向居间人支付报酬。居间人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经纪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第十一条 不以真实身份从事期货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交易行为符合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交易结果由其自行承担。
第十二条 期货公司设立的取得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的分公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超出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该分支机构不能承担的,由期货公司承担。
客户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无效合同责任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期货经纪合同无效:
(一)没有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主体资格而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
(二)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主体资格的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四条 因期货经纪合同无效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无效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责任的承担。一方的损失系对方行为所致,应当由对方赔偿损失;双方有过错的,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不具有主体资格的经营机构因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而导致期货经纪合同无效,该机构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的,收取的佣金应当返还给客户,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
该机构未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客户没有过错的,该机构应当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并赔偿客户的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交易手续费、税金及利息。
五、交易行为责任
第十六条 期货公司在与客户订立期货经纪合同时,未提示客户注意《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内容,并由客户签字或者盖章,对于客户在交易中的损失,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条第三项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根据以往交易结果记载,证明客户已有交易经历的,应当免除期货公司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期货公司接受客户全权委托进行期货交易的,对交易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期货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对下达交易指令的方式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期货公司不能证明其所进行的交易是依据客户交易指令进行的,对该交易造成客户的损失,期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客户予以追认的除外。
第十九条 期货公司执行非受托人的交易指令造成客户损失,应当由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非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客户予以追认的除外。
第二十条 客户下达的交易指令没有品种、数量、买卖方向的,期货公司未予拒绝而进行交易造成客户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客户予以追认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客户下达的交易指令数量和买卖方向明确,没有有效期限的,应当视为当日有效;没有成交价格的,应当视为按市价交易;没有开平仓方向的,应当视为开仓交易。
第二十二条 期货公司错误执行客户交易指令,除客户认可的以外,交易的后果由期货公司承担,并按下列方式分别处理:
(一)交易数量发生错误的,多于指令数量的部分由期货公司承担,少于指令数量的部分,由期货公司补足或者赔偿直接损失;
(二)交易价格超出客户指令价位范围的,交易差价损失或者交易结果由期货公司承担。
第二十三条 期货公司不当延误执行客户交易指令给客户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市场原因致客户交易指令未能全部或者部分成交的,期货公司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期货公司超出客户指令价位的范围,将高于客户指令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客户指令价格买入后的差价利益占为己有的,客户要求期货公司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期货公司与客户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未按交易规则规定的期限、方式,将交易或者持仓头寸的结算结果通知期货公司,造成期货公司损失的,由期货交易所承担赔偿责任。
期货公司未按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期限、方式,将交易或者持仓头寸的结算结果通知客户,造成客户损失的,由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期货公司与客户对交易结算结果的通知方式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期货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发出上述通知的,对客户因继续持仓而造成扩大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
第二十七条 客户对当日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应当视为对该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所产生的交易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
第二十八条 期货公司对交易结算结果提出异议,期货交易所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对造成期货公司扩大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客户对交易结算结果提出异议,期货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期货公司对造成客户扩大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期货公司对期货交易所或者客户对期货公司的交易结算结果有异议,而未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或者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出的,视为期货公司或者客户对交易结算结果已予以确认。
第三十条 期货公司进行混码交易的,客户不承担责任,但期货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其已按照客户交易指令入市交易的,客户应当承担相应的交易结果。
六、透支交易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在期货公司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允许期货公司开仓交易或者继续持仓,应当认定为透支交易。
期货公司在客户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客户开仓交易或者继续持仓,应当认定为透支交易。
审查期货公司或者客户是否透支交易,应当以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为标准。
第三十二条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货交易所未按规定通知期货公司追加保证金的,由于行情向持仓不利的方向变化导致期货公司透支发生的扩大损失,期货交易所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六十。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货公司未按约定通知客户追加保证金的,由于行情向持仓不利的方向变化导致客户透支发生的扩大损失,期货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
第三十三条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货交易所履行了通知义务,而期货公司未及时追加保证金,期货公司要求保留持仓并经书面协商一致的,对保留持仓期间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穿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交易所承担。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货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而客户未及时追加保证金,客户要求保留持仓并经书面协商一致的,对保留持仓期间造成的损失,由客户承担;穿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
第三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允许期货公司开仓透支交易的,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交易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六十。
期货公司允许客户开仓透支交易的,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
第三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允许期货公司透支交易,并与其约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期货交易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期货公司允许客户透支交易,并与其约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期货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七、强行平仓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不足,又未能按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时间追加保证金的,按交易规则的规定处理;规定不明确的,期货交易所有权就其未平仓的期货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又未能按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追加保证金的,按期货经纪合同的约定处理;约定不明确的,期货公司有权就其未平仓的期货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造成的损失,由客户承担。
第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因期货公司违规超仓或者其他违规行为而必须强行平仓的,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
期货公司因客户违规超仓或者其他违规行为而必须强行平仓的,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由客户承担。
第三十八条 期货公司或者客户交易保证金不足,符合强行平仓条件后,应当自行平仓而未平仓造成的扩大损失,由期货公司或者客户自行承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或者期货公司强行平仓数额应当与期货公司或者客户需追加的保证金数额基本相当。因超量平仓引起的损失,由强行平仓者承担。
第四十条 期货交易所对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对客户未按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或者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强行平仓条件、时间、方式进行强行平仓,造成期货公司或者客户损失的,期货交易所或者期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依法或依交易规则强行平仓发生的费用,由被平仓的期货公司承担;期货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客户追偿。
期货公司依法或依约定强行平仓所发生的费用,由客户承担。
八、实物交割责任
第四十二条 交割仓库未履行货物验收职责或者因保管不善给仓单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期货公司没有代客户履行申请交割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造成客户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在交割日,卖方期货公司未向期货交易所交付标准仓单,或者买方期货公司未向期货交易所账户交付足额货款,构成交割违约。
构成交割违约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有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的,对方有权要求终止交割或者要求违约方继续交割。
征购或者竞卖失败的,应当由违约方按照交易所有关赔偿办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在期货合约交割期内,买方或者卖方客户违约的,期货交易所应当代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应当代客户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十六条 买方客户未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对货物的质量、数量提出异议的,应视为其对货物的数量、质量无异议。
第四十七条 交割仓库不能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向标准仓单持有人交付符合期货合约要求的货物,造成标准仓单持有人损失的,交割仓库应当承担责任,期货交易所承担连带责任。
期货交易所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交割仓库追偿。
九、保证合约履行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期货公司未按照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期货交易所亦未代期货公司履行,造成交易对方损失的,期货交易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期货交易所代期货公司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不履行义务的一方追偿。
第四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未代期货公司履行期货合约,期货公司应当根据客户请求向期货交易所主张权利。
期货公司拒绝代客户向期货交易所主张权利的,客户可直接起诉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五十条 因期货交易所的过错导致信息发布、交易指令处理错误,造成期货公司或者客户直接经济损失的,期货交易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系不可抗力的除外。
第五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依据有关规定对期货市场出现的异常情况采取合理的紧急措施造成客户损失的,期货交易所不承担赔偿责任。
期货公司执行期货交易所的合理的紧急措施造成客户损失的,期货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十、侵权行为责任
第五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误导客户下单的,由此造成客户的经济损失由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承担。
第五十三条 期货公司私下对冲、与客户对赌等不将客户指令入市交易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期货公司应当赔偿由此给客户造成的经济损失;期货公司与客户均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期货公司擅自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交易,客户对交易结果不予追认的,所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
第五十五条 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划转客户保证金造成客户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一、举证责任
第五十六条 期货公司应当对客户的交易指令是否入市交易承担举证责任。
确认期货公司是否将客户下达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应当以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期货公司通知的交易结算结果与客户交易指令记录中的品种、买卖方向是否一致,价格、交易时间是否相符为标准,指令交易数量可以作为参考。但客户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交易指令未入市交易的除外。
第五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通知期货公司追加保证金,期货公司否认收到上述通知的,由期货交易所承担举证责任。
期货公司向客户发出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客户否认收到上述通知的,由期货公司承担举证责任。
十二、保全和执行
第五十八条 人民法院保全与会员资格相应的会员资格费或者交易席位,应当依法裁定不得转让该会员资格,但不得停止该会员交易席位的使用。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有权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转让该交易席位。
第五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为债务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期货公司在期货交易所或者客户在期货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
有证据证明该保证金账户中有超出期货公司、客户权益资金的部分,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该账户中属于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的自有资金。
第六十条 期货公司为债务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专用结算账户中未被期货合约占用的用于担保期货合约履行的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期货公司已经结清所有持仓并清偿客户资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结算准备金依法予以冻结、划拨。
期货公司有其他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先行冻结、查封、执行期货公司的其他财产。
第六十一条 客户、自营会员为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保证金、持仓依法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
十三、其它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期货公司是指经依法批准代理投资者从事期货交易业务的经营机构及其分公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客户是指委托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的投资者。
第六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2003年7月1日前发生的期货交易行为或者侵权行为,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规定不明确的,参照本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802号(政治法律类174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802号(政治法律类174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藏区双语法官培养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提出双语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藏汉双语法官培训中使用统一的藏语教学,与各藏区语言的多样性、差异性极不适应,无法满足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双语法官培养的实际需要,影响了培训效果。为此,建议从集中培训改为分散培训、降低法官遴选资格要求、加强双语人民陪审员规模等方面加强藏区双语法官队伍建设。我们认为,您的提案针对性较强,对提升藏区双语法官的培养效果、加强民族地区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藏汉双语法官培训的问题。在统一组织举办示范班方面,从2014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民委在西南民族大学先后举办了5期藏汉双语法官培训示范班,利用高等民族院校在民族语言教育方面的优质资源和丰富经验,累计培训藏汉双语骨干法官259人次。在民族地区高院开展培训方面,相关民族地区高院结合辖区藏语分布、方言体系、双语法官队伍构成等情况,区分卫藏、安多、康巴三大主要方言语系分别开展藏汉双语法官培训。其中,卫藏语系的藏汉双语法官培训主要由西藏高院组织实施,安多、康巴语系的藏汉双语法官培训分别由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高院组织实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实施双语法官培训专项经费项目,每年拨出200万元专款支持民族地区高院举办双语法官培训班,2013年以来累计培训藏汉双语法官1216人次。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藏区法院审判工作需要和藏语语言运用实际,充分发挥各民族地区高院在双语法官培训方面的主体作用,指导各民族地区法院分级开展藏汉双语法官培训工作,切实提高语言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于完善法官遴选制度的问题。您在提案中提出,应在法官遴选中加大双语法官的比例,降低遴选资格尤其是法学专业知识的要求,以便遴选出在语言上符合要求的人员,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专门的法律培训,以使其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能够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在法官遴选方面,目前,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在严格落实中央规定的员额比例基础上,实行省内统一调配、动态调整,既要考虑案件数量,也要考虑地区特点,注重向基层和一线倾斜、向办案任务重的地区倾斜。我们认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法官员额配备应当考虑审判工作对双语法官数量的实际需要。按照现行法官法规定,对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可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法学大专。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调查研究,结合不同地区的审判工作和队伍现状,进一步研究确定双语地区法院遴选法官的资格条件,并通过多种途径适当提升双语地区双语法官的比例、审判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院的审判人才队伍建设。
关于加强双语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增加双语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和规模。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对于克服双语法官匮乏对实际工作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同日公布施行。人民陪审员法放宽了选任条件,将人民陪审员的学历由原来的大专降为高中,实践中,农村地区、贫困偏远地区德高望重者还可以不受学历限制,同时,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80%以上的陪审员从当地的常住居民中随机抽选产生。上述规定大大扩充了人民陪审员的来源范围,增加了数量和规模,让更多的当地双语人才有机会成为人民陪审员。同时,人民陪审员法还规定,一定比例的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方式产生,这样,根据审判工作需要,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吸收一批双语人才担任人民陪审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放宽人民陪审员学历要求作出具体规定,进一步扩大双语人才在人民陪审员队伍中的数量,更好地体现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价值。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印发《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印发《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法〔2019〕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工商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商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法治手段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现将《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019年1月14日
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法治手段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现就发挥商会调解优势,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1.充分认识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商会调解化解民营经济领域纠纷的制度优势。完善商会职能,提升商会服务能力,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调解组织;促进和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促进产权平等保护,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商人纠纷商会解,协同参与社会治理;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2.工作目标。加强商会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商会调解制度和机制,为企业提供多元的纠纷解决渠道。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发挥司法在商会纠纷化解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满足民营企业纠纷多元化解、快速化解和有效化解的实际需求,为民营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建立健全商会调解机制与诉讼程序有机衔接的纠纷化解体系,不断提升工商联法律服务能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3.明确商会调解范围。商会调解以民营企业的各类民商事纠纷为主,包括商会会员之间的纠纷,会员企业内部的纠纷,会员与生产经营关联方之间的纠纷,会员与其他单位或人员之间的纠纷,以及其他涉及适合商会调解的民商事纠纷。
4.强化商会调解纠纷功能。工商联加强对所属商会的指导、引导和服务,支持商会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程序设立调解组织、规范运行,使调解成为化解民营经济领域矛盾纠纷的重要渠道。支持商会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企业提供基础性公益性纠纷解决服务。支持企业、商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及时化解劳动争议,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鼓励行业商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建立专业化的行业调解组织。鼓励具备条件的商会设立商事调解组织,发挥商事调解组织化解专业纠纷的重要作用。商会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应当在省级工商联和全国工商联备案。
5.主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工商联及所属商会要加强法律服务平台(中心)建设,完善维权援助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法务部门、公司律师或聘请法律顾问,形成协调联动的法律服务力量。通过普法宣传、典型案例等形式,主动对企业、行业纠纷进行排查、监测和预警,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强化行业自律和行业治理,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和合共赢等理念纳入商会章程、企业合同条款,督促自觉履行生效裁决或调解协议。
6.规范商会调解组织运行。商会调解组织由工商联或所属商会根据需要设立,应具有规范的组织形式、固定的办公场所及调解场地、专业的调解人员和健全的调解工作制度。商会调解组织应当吸纳符合条件的优秀企业家、商会人员、法律顾问、行业专家、律师、工会代表以及其他社会人士担任调解员。对外公布商会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调解程序以及调解规则。规范纠纷流程管理,完善调解与诉讼衔接程序,建立纠纷受理、调解、履行、回访以及档案管理、信息报送、考核评估等制度,注重保护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切实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不断增强商会调解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全国工商联法律维权服务中心加强纠纷调解职能,推动横向联通、纵向联动,共同推动商会调解工作。
7.完善诉调对接机制。人民法院吸纳符合条件的商会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加入特邀调解组织名册或者特邀调解员名册。名册实行动态更新和维护,并向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选择。落实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加强与商会调解组织对接工作,探索设立驻人民法院调解室。加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有机衔接,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商会调解组织解决纠纷。
8.强化司法保障作用。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能够即时履行的,调解组织应当督促当事人即时履行。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后委托商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申请出具调解书或者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或者裁定书。对调解不成的纠纷,依法导入诉讼程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诉权。
9.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人民法院与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工作沟通交流。完善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建立相关信息和纠纷处理的工作台账,通过挖掘分析数据,研判纠纷类型特点、规律和问题,为更好地推进商会调解、做好纠纷预防提供数据支撑。
10.强化指导培训。完善商会调解员培训机制,制定调解员职业道德规范,通过调解培训、座谈研讨、观摩庭审、法律讲座等方式,不断提高调解员职业修养、法律素养、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推动建立调解员资格认定和考核评估机制,完善调解员管理。
11.完善经费保障。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将调解经费作为法律服务内容列入财政预算,推动将商会调解作为社会管理性服务内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拓宽商会调解经费来源,通过商会会费、社会捐赠资助或设立基金等方式,提高经费保障水平。落实特邀调解制度,通过“以案定补”等方式向参与委派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发放补贴,对表现突出的商会调解组织、调解员给予奖励。
12.探索创新发展。借助“网上工商联”建设,整合工商联及所属商会的调解资源,建立各类调解组织、调解员数据库、纠纷化解信息库,构建相互贯通、资源共享、安全可靠的矛盾纠纷化解信息系统。创新开展在线解决纠纷,完善在线调解程序。支持地方各级工商联及其所属商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建设,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和保障。
13.加强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工商联及所属商会应当充分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宣传调解优势,总结推广商会调解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引导企业防范风险,理性维权。
14.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院和工商联要大力支持商会调解工作,将其作为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的重要内容,结合当地实际,把握政策精神,抓好贯彻落实。各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工商联及所属商会要对辖区内商会调解组织的工作加强指导,建立完善联络沟通机制,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工商联。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设置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设置
(2019年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要职责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一检察机关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的要求。
(三)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对下级检察院相关业务进行指导,研究制定检察工作方针、总体规划,部署检察工作任务。
(四)依照法律规定对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开展对依照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五)对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
(六)负责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七)负责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提起公益诉讼工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八)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实行监督。
(九)对省级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追诉。
(十)负责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对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开展对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十一)受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十二)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
(十三)对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
(十四)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的理论研究工作。
(十五)负责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法管理检察官及其他检察人员的工作,协同中央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制定相关人员管理办法,组织指导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工作。
(十六)协同中央主管部门管理和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协同省级党委管理和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十七)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务督察工作。
(十八)规划和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的财务装备工作,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十九)组织检察机关的对外交流合作,开展有关国际司法协助工作。
(二十)其他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项。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
(一)办公厅(新闻办公室)。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保密等工作。协助院领导处理检察政务,组织协调院重要工作部署、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起草审核相关文件文稿,管理秘书事务,处理检察信息,编发内部刊物。负责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和特约检察员的联系工作。负责领导同志批办事项督查工作。指导、协调、管理全国检察机关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二)第一检察厅。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除第二、三、四检察厅承办案件以外的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相关刑事申诉案件。
(三)第二检察厅。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故意杀人、抢劫、毒品等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相关刑事申诉案件。负责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工作。
(四)第三检察厅。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相关刑事申诉案件。
(五)第四检察厅。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相关刑事申诉案件。
(六)第五检察厅。负责对监狱、看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执法活动的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羁押和办案期限的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办理罪犯又犯罪案件。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以及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侦查。
(七)第六检察厅。负责办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和提请抗诉的民事案件的审查、抗诉。承办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民事申诉案件。
(八)第七检察厅。负责办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和提请抗诉的行政案件的审查、抗诉。承办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对行政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行政申诉案件。
(九)第八检察厅。负责办理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案件。负责对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益诉讼案件,派员出席法庭,依照有关规定提出检察建议。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公益诉讼申诉案件。
(十)第九检察厅。负责对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十一)第十检察厅。负责受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和申诉。承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国家赔偿案件和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十二)法律政策研究室。调查研究国家公布的与检察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承办有关检察工作法律案的起草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研究论证工作。承办涉及检察工作的司法协助协定、引渡条约、国际公约等文本草案的研究、谈判工作。指导并组织开展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对检察工作适用法律问题提出司法解释意见。负责司法体制改革综合协调相关工作。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日常工作。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台事务工作。
(十三)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案件的统一受理流转、办案流程监控、涉案财物监管、法律文书监管、案件信息公开。统一组织办案质量评查、业务考评和业务统计分析研判。组织指导人民监督员工作。负责业务信息化需求统筹,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应用。
(十四)国际合作局。负责全国检察机关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有关国际司法协助。承担全国检察机关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系协助工作。负责全国检察机关涉外个案协查工作的管理。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外国检察机关合作协议或议定书的文本起草、谈判及签订等对外协调、管理工作。
(十五)检务督察局(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对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决定的情况进行督察。承担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承担内部审计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检务督察工作有关政策。承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十六)计划财务装备局。制定实施检察机关财务和装备规划,编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支出规划和部门预决算。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本级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工作。
政治部。负责本部门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政治部内设干部部(保留警务部牌子)、宣传部、干部教育培训部、办公室。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离退休干部局。负责离退休干部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115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115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审慎对企业基本账户采取保全措施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指出,部分法院为追求快速结案,随意冻结企业基本账户,影响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利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已经指派专门审判执行团队开展调研。您提出,可以将安徽省法院和郑州中院的相关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并以司法解释或其他方式规定:“被申请人在基本账户之外有其他账户存款的,一般不冻结其基本账户内存款;其他账户存款余额不足的,可冻结基本账户存款”,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完善涉企业银行基本账户的保全问题、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背景下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您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理念引领,切实提高全国法院执行干警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意识。我们将持续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将对企业银行结算账户采取保全措施时,避免和纠正不规范的保全行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工作结合点,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有效举措,来提高认识,强化理想信念。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力争尽快出台专门的规范性意见,为全国法院对涉企业基本账户采取保全措施提供可操作性的规范依据。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启动出台涉企业账户规范性意见的起草工作,拟于本年度第三季度形成规范意见稿,计划于2022年第一季度出台。
三是强化典型引领,加大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相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意见的精准度。我们将加大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发布工作力度,指导地方法院持之以恒强化规范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切实提升执行干警业务素质,提升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民司法的能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
四是推动“一案双查”,筑牢干警规范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防线。我们将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涉企业基本账户执行问题个案,全面核查执行领域相关领导和干警是否存在执行不廉、违法执行行为,在查明事实真相、明确责任的前提下,严肃依法、依规处理。对因不规范执行行为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产生恶劣影响的责任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推动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深刻认识实施长江保护法重大意义,增强司法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长江保护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一部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法律。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好长江保护法实施工作,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2.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是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有力支撑。长江保护法既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法,也是绿色发展的促进法,不仅突出强调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同时在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改造、提升流域人居环境质量、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等方面均作出重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将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作为保障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发力点,助力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是人民法院依法履职尽责的使命担当。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部流域专门法律,对于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主动担负起保护长江母亲河的使命责任。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维护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正确树立长江司法保护理念,准确把握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
4.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准确理解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立足审判职能,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
5.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保障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关于长江保护的重大政策、重大规划有效落实。坚持在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下,开展长江保护工作。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妥善协调长江流域江河湖泊、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水中岸上的关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6.坚持依法严惩、全面担责。准确理解长江保护法适用的地域范围,严格把握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基本原则,确保长江保护法准确实施。坚持最严法治观,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破坏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将“严”的基调贯彻到法律实施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增强法律的刚性和权威性。在审理长江保护相关案件中,依法准确适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全面保护各类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7.依法加强水污染防治类案件审理。支持、监督有关部门对流域水污染防治、监管采取的行政执法措施。加大对超标排放含磷水污染物等有害物质造成的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流域跨界水污染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污染等行为惩治力度。坚持最严格的水污染损害赔偿和生态补偿、修复标准,使受污染水体得到有效治理。
8.依法加强生态保护类案件审理。重点审理长江十年禁渔相关案件,严厉惩处在水生生物保护区内从事生产性捕捞以及实施电鱼、毒鱼、炸鱼等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流域水生生物恢复。严厉打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加强对其栖息地生态系统保护,维护流域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探索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司法运用,依法保障国家对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支持流域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和市场化补偿基金、相关主体自愿协商等生态保护补偿方式。
9.依法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类案件审理。按照有关部门依法划定的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有关规定,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严厉惩处相关刑事犯罪,保障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和航运安全。妥善审理流域内河流、湖泊、矿产、渔业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资源权属争议和合同纠纷案件,将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作为裁判的重要因素予以综合考量,结合主体功能区制度分类施策,处理好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促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10.依法加强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审理。依法适用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有关环境标准,妥善运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等司法手段,推动钢铁、石化、造纸、农药等重点行业技术设备升级、实施清洁化改造,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妥善审理涉及气候变化的建设项目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案件,确保长江流域规划体系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有效发挥。
11.依法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类案件审理。依法审理流域港口、航道等水运基础设施纠纷案件,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有效发挥。妥善审理因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土地石漠化治理、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引发的案件,保障长江流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依法审理环境容量利用权、流域生态用水分配纠纷,保障流域水资源合理分配,确保流域用水安全。妥善审理因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引发的绿色金融案件,依法保障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绿色产业领域的投融资需求。
12.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用。依法审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维护流域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功能,完善司法确认规则,维护生态环境国家利益。做好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加强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责任承担、判决执行等方面协调对接,促进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
四、切实加强长江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建设,提升服务保障生态环境民生福祉的能力水平
13.健全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强化全流域系统保护。加大对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支持力度,优化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拓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覆盖面。加强对雅砻江、岷江等长江重要支流以及太湖、鄱阳湖等长江流域重点湖泊的司法保护,更好满足保护和修复流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和保障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
14.加大流域审判机制建设,提供优质高效司法服务。完善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统筹适用多种责任承担方式,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深化流域法院集中管辖、司法协作等机制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流域法院之间在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流程的衔接,提升跨域环境诉讼服务能力。加强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就地开庭、调解和宣判,增强环境司法便民利民成效。
15.锻造过硬审判队伍,提升环境司法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善于从政治上认识问题、推动司法工作,不断提高审判队伍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审判队伍,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现代环境司法理念,增强服务保障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司法能力。深化环境司法国际交流合作,拓宽流域治理国际视野,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16.深化司法公众参与,提升人民群众长江保护法治意识。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人民陪审员在环境资源案件事实查明、评估鉴定等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实现专业审判与公众参与深度融合。通过公开审判重大环境资源案件、发布环境司法白皮书和典型案例、设立司法保护基地和生态环境修复基地等形式,发挥司法示范引领作用,让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人民群众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和行动自觉。
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印发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印发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
(2022年8月1日)
辽宁王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家属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综合救助帮扶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王某,女,1949年11月出生,系孙某也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杨某江(退役军人)的妻子。
2020年10月16日18时,孙某也到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某建筑工地偷盗钢筋条,被负责打更的杨某江制止,孙某也持镰刀追砍杨某江,并用长木板拍打杨某江头部致其趴倒在水渠内,杨某江在水渠内因溺水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2020年10月17日,营口市公安局老边分局以孙某也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于2020年12月31日以孙某也涉嫌故意杀人罪向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1月29日,营口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孙某也提起公诉。2021年5月23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某也死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9632元。孙某也提出上诉,2021年12月2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救助过程】
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起诉孙某也故意杀人案过程中,发现被害人杨某江系退役军人,其妻子王某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办理。经调查核实:被害人杨某江于1969年至197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期间表现良好,退役后在营口市老边区食品站工作。案发前,杨某江每月有3500元的退休金及每天150元的打更工资,与妻子王某住在农村。王某年逾七十,身患高血压等疾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生活依靠杨某江。杨某江与王某育有两个女儿,但均在家照顾孩子无收入。杨某江遇害后,王某家庭生活失去依靠,每月仅有村里发放的100元高龄补贴。被告人孙某也系农民,无业,无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未实际执行。
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退役军人家属,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发放司法救助金。为有效保障退役军人家属的合法权益,提升司法救助效果,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按照《营口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工作指引(试行)》规定,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积极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针对家属反映被害人杨某江生前在村里动迁区域打更,工资一直未结算,家属沟通未果的情况,营口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走访和协调村委会,及时将未结算的工资交付王某;二是营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将王某纳入低保范围,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三是协调营口市乡村振兴局将王某纳入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范围,实时跟进生活状况,落实医疗、生活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待遇,每逢节假日为其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送去慰问与关怀;四是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党支部共同与王某建立党建联系点,定期进行回访,跟踪各项帮扶措施落实进展情况,用心纾解王某的低落情绪,抚慰精神上的伤害。
2022年3月1日,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回访看望王某,王某表示各项帮扶措施均落实到位,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家人的支持下,生活已回归正轨。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退役军人家属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退役军人为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被杀害,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在依法惩治被告人犯罪的同时,同步开展对被害人家属的司法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并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调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多元化社会救助帮扶,定期回访,跟踪帮扶措施落实情况,用真心真情帮助被救助人重拾生活信心,走出生活困境,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困难群众、关爱退役军人家属的责任担当。
江苏蒋某朗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现役军人亲属 摸排救助线索 多元救助帮扶 军地协作 释法说理答复会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蒋某朗,男,2003年11月出生,系刘某朋交通肇事案被害人朱某萍的未成年儿子,现役军人亲属。
2016年2月26日,刘某朋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朱某萍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朱某萍倒地,刘某朋驾车逃逸,朱某萍继而被申某进驾驶的变型拖拉机碾压,当场死亡。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朋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申某进负次要责任。在法院审理阶段,刘某朋先行赔偿被害人家属4万元。2016年7月14日,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刘某朋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56万余元。刘某朋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9月19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救助过程】
2021年7月,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姜堰区人民检察院摸排司法救助案件线索时,发现刘某朋交通肇事案被害人朱某萍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困难,可能符合救助条件,主动告知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案发前,被害人朱某萍与丈夫蒋某进均在泰州市姜堰区务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二人共育有一女一子,女儿蒋某琪自2014年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至今,曾参与第十九批中国赴黎巴嫩维和任务。儿子蒋某朗现读高中,患有I型糖尿病,每年需数万余元的治疗费用。案发后,朱某萍死亡,蒋某进因需照顾年迈患病的双亲和未成年的儿子,辞去工作在家附近打零工,收入微薄。被告人刘某朋出狱后不知去向,至今未履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
泰州市、姜堰区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蒋某朗系现役军人亲属和未成年人,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决定加大救助力度,联合发放司法救助金。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姜堰区人民检察院还积极沟通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一是协调退役军人事务局向蒋某朗家庭发放困难救助金;二是通过泰兴市司法局查询到刘某朋现今工作地点与联系方式,劝导其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同时告知被害人近亲属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途径,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协助办理相关事宜;三是协调蒋某朗所在学校持续关注其学习生活及心理健康状况。
2022年4月,蒋某琪完成维和任务回国,泰州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电话进行回访,了解到蒋某琪对原案量刑及民事执行等存有疑义。泰州市人民检察随即函商解放军昆明军事检察院协作进行释法说理。2022年5月10日,泰州市、姜堰区两级人民检察院联合解放军昆明军事检察院,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方式召开释法说理答复会,邀请蒋某琪家属和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国人大代表、部队官兵代表、人民调解员参加。答复会上,军地检察机关共同就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及执行情况进行释明,同时对民事执行不到位问题给出具体解决办法。蒋某琪对法院判决表示认可,对检察机关给予的救助表示感谢,并表达了将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训练的决心和争取继续留队服役多为国家做贡献的心愿,得到了与会全国人大代表的高度肯定。解放军昆明军事检察院还与蒋某琪所在部队联系,通报其家庭的困难情况,希望部队关心蒋某琪的成长进步。
【典型意义】
本案系军地检察机关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现役军人亲属主动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泰州市检察机关主动摸排司法救助线索,针对被救助人系现役军人亲属和未成年人的实际,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加大救助力度。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为切实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两级检察院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的救助协作,通过经济扶助、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等方式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并定期进行回访,持续传递党和国家温暖。针对现役军人对案件处理的疑惑,军地检察机关又合力开展释法说理,有效消除现役军人的后顾之忧,确保司法救助真正“救”在点上,“助”在心里,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浙江沈某群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现役军人家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送线索 检察长带案下访 社会救助和帮扶措施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沈某群,女,1969年12月出生,系张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害人程某某的妻子,现役军人家属。
程某某与张某某系邻里关系,2020年3月3日,二人因废弃砖头和其他建筑废料倾倒问题发生争执,张某某用锄头击打程某某腿部、头部,致程某某当场死亡。2020年5月6日,浙江省武义县公安局以张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武义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5月11日,武义县人民检察院报请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2月4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张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80万元。判决生效后,张某某仅支付小部分赔偿款,余款无力支付。
【救助过程】
2021年,根据金华市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于联合开展退役军人、军人家属司法救助专项行动方案,武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武义县人民检察院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武义县人民检察院优先受理,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武义县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程某某生前系家庭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支柱,其妻子沈某群长年有病在身,父母均已年过八旬无劳动能力,长子程某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次子现年9岁在读小学。程某某因案死亡后,其父母及妻子沈某群以被告人量刑过低和民事赔偿未获全部履行为由,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沈某群长子所在部队专门派人到当地帮助处理相关后事,但因涉及邻里纠纷、案情复杂等原因未能有效解决。
武义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还关系到军人家属权益,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加大救助力度,武义县人民检察院经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沈某群联合发放司法救助金。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带案下访,会同武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信访、民政、教育等部门负责人在该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接访沈某群,悉心进行释法说理、答疑解惑,同时积极协调落实后续社会救助和帮扶措施:金华市、武义县两级信访部门为被救助人家庭提供困难补助金,被救助人所在街道办事处为其提供社会救助金,民政部门减免被害人的遗体冷藏、火化费用,教育部门减免沈某群次子的学费、餐费并为其提供心理辅导。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武义县人民检察院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又多次到沈某群家中进行回访,了解其家庭生活情况,并给沈某群长子程某卓去信告知司法救助情况,让其安心服兵役为国家做贡献。程某卓致电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感谢,并将来信情况向其所在部队报告,部队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致信“浙江省三级检察机关联动司法救助,帮助解决程某卓一家的实际困难,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在部队全身心地投入练兵备战”。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十余名全国人大代表点赞该案是军地协作开展司法救助的典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加强对现役军人家属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金华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对军人家属和退役军人的司法救助工作,主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收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后,优先受理并报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司法救助。针对被救助人对原案处理不服的情况,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带案下访,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积极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商定综合救助方案,从源头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三级检察院联动开展司法救助,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协同开展社会救助,促进被救助人走出困境,保障军人家属合法权益,为现役军人安心履职创造条件,彰显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同落实关爱军人家属责任的政治担当。
山东曹某迪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家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送线索 社会救助建议函 多元救助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曹某迪,女,1995年1月出生;裴某康,男,2016年7月出生;裴某琦,男,2019年1月出生。三人分别系刘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裴某闯(退役军人)的妻子和未成年儿子。
2021年10月30日,刘某驾驶小客车载裴某闯与毋某军驾驶的重型半挂车相撞,致刘某、裴某闯受伤,后裴某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认定,刘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毋某军负次要责任,裴某闯无责任。2022年3月2日,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以刘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定陶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3月16日,定陶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16日,定陶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刘某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程序中。
【救助过程】
2022年2月22日,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与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召开座谈会时,该局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走访调查核实:裴某闯生前自2012年12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2014年12月退役后回乡务工,其务工收入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父母均为农民,无固定收入,经历丧子之痛后精神恍惚。案发后,裴某闯死亡,其家庭失去“顶梁柱”,其妻子曹某迪需赡养两位老人、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无法外出务工,家庭失去经济来源。交通肇事主要责任人刘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亦受伤治疗,家庭经济状况差,无民事赔偿能力;交通肇事次要责任人毋某军家庭经济困难,亦无赔偿能力;二名责任人未给予裴某闯家属任何赔偿。涉案车辆均只购买了“交强险”,无其他商业保险。
定陶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退役军人裴某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其家庭失去“顶梁柱”,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其近亲属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急迫困难,定陶区人民检察院提请菏泽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放司法救助金。同时,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互通互促救助工作平台”“爱心妈妈”团队,对被救助人及裴某闯父母开展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消除其心理阴影。为切实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定陶区人民检察院向该区有关部门发出“社会救助建议函”,积极协调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定陶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曹某迪家庭发放困难帮扶救助金;二是定陶区民政局和当地镇政府将曹某迪母子纳入低保范围;三是定陶区司法局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帮助曹某迪母子提起民事诉讼,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四是定陶区乡村振兴局将曹某迪家庭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范围对象,享受即时帮扶政策;五是共青团定陶区委依托儿童关爱项目为裴某康、裴某琦装修“爱心小屋”,为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建立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案件“救助+回访”长效工作机制,持续关注被救助人家庭生活状况,跟进落实帮扶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向检察机关移送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合力开展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移送的退役军人家属司法救助线索优先受理,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开展心理疏导。检察机关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救助帮扶协作,积极协调落实退役军人家属困难帮扶救助金、低保、法律援助等多元化综合帮扶措施,以“我管”促相关部门“都管”,有力促进了退役军人家属摆脱困境,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困难群众、关爱退役军人家属的责任担当。
河南王某存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家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送线索 优先受理 综合救助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王某存,男,1957年10月出生,系王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张某苹的丈夫,退役军人。
2020年10月15日4时许,王某无证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某交叉路口时,与被害人张某苹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致张某苹当场死亡。经认定,王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2021年1月8日,河南省灵宝市公安局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于2021年3月18日移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4月19日,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向灵宝市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5月7日,灵宝市人民法院以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其间,王某存以王某为被告,向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民事诉讼,灵宝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判令王某个人赔偿王某存380956.56元。民事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王某存申请强制执行。因王某无可供执行财产,灵宝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救助过程】
2021年12月,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主动排查该市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发现退役军人王某存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将线索移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处理。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优先受理,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王某存自1976年12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荣获嘉奖2次,1986年6月转业到灵宝市武装部工作,2017年10月退休,每月有为数不多的退休工资。其母亲现年87岁,患脑中风、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主要依靠王某存照顾,医药开支巨大。其3个子女均无固定工作,家庭生活困难。民事判决生效后,赔偿义务人王某无赔偿能力。
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存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予以救助。考虑到王某存系退役军人,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加快司法救助资金审批进度,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了王某存家庭燃眉之急。为提升救助效果,2022年2月7日,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会商,协调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为王某存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落实退役军人优待政策;二是针对王某存的母亲系外地户籍、未办理慢性病卡,常年用药自费开销大的实际困难,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协调外地医疗保障部门成功办理慢性病卡,实现异地结算报销,减少自费用药开支,减轻医疗负担;三是联系灵宝市残联为王某存母亲申领轮椅,方便王某存照顾其母亲生活起居,组织志愿者定期到王某存家中进行慰问照顾;四是协调王某存原工作单位将其纳入重点关爱对象,及时开展困难党员慰问等活动;五是通过市司法局为王某存提供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帮助跟进民事判决执行情况。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就深入贯彻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进行沟通研究,决定会签《关于联合救助因案致困退役军人工作的规定》,对因案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退役军人建立司法救助线索移交、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等工作机制,畅通困难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渠道,形成救助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力加强对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灵宝市人民检察院收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送的司法救助线索后优先受理,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针对退役军人妻子因交通肇事死亡、家庭因案导致生活困难情况,灵宝市人民检察提高办案效率,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促进解决被救助人家庭长远困难,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联合开展社会救助。
湖南欧某军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现役军人亲属 人民武装部门移送线索 多元化救助帮扶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欧某军,男,1969年7月出生;刘某军,女,1970年12月出生;欧某娟,女,1992年8月出生;朱某鑫,男,2019年2月出生。四人均系魏某明寻衅滋事案被害人,现役军人亲属。
2020年4月13日中午,魏某明因生活琐事与姐姐魏某平发生口角,殴打魏某平并打砸家中物品,家人怀疑其精神病发作,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派出所民警现场处置时,魏某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并手持阉猪刀逃窜至邻居欧某军家中肆意行凶,先后将欧某军及其妻子刘某军、女儿欧某娟、外孙朱某鑫等四人割伤,造成刘某军、朱某鑫轻伤二级,欧某娟轻伤一级,欧某军轻微伤。经鉴定,魏某明存在双向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作案时有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2020年8月10日,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以魏某明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9月28日,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9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魏某明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救助过程】
2020年5月20日,宁乡市人民武装部向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发函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请求协助解决魏某明寻衅滋事案中被害人欧某军等四人的治疗费用,维护军人家庭合法权益。宁乡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其时因案件尚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依托内部协作配合机制,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收集、固定犯罪证据,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同步对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发生的治疗费用和犯罪嫌疑人赔偿能力等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欧某自2019年9月至今在武警河北总队某支队服役,案件四名被害人均系欧某家属,其中欧某的父母欧某军、刘某军务农,欧某的姐姐欧某娟以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活,案发前寄居在父母家照顾幼儿。四名被害人受伤部位多位于头、面、颈部,术后疤痕严重增生,案发时花费医疗费6万余元,刘某军、欧某娟与朱某鑫后续面部整容修复花费约需40余万元,且欧某娟面部构成十级伤残,严重影响就业,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被告人魏某明系刑满释放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无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四名被害人因案面临急迫生活困难,且系现役军人亲属,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放司法救助金,同时积极协调宁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一是宁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予救济金,被救助人所在镇政府发放临时救助金,宁乡市司法局、宁乡市公安局、被救助人所在村委会、长沙市惠民帮扶公益服务中心发放慰问金;二是宁乡市人社局安排被救助人欧某娟就近在某厂就业,提供就业帮扶;三是宁乡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对被救助人欧某娟、朱某鑫开展心理疏导治疗,帮助被救助人克服心理障碍回归正常生活。四是宁乡市信访局帮助落实省级信访专项救助资金,弥补被救助人面部整容修复支出的巨额费用。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宁乡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民武装部等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办法,就司法救助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绿色通道、综合帮扶、回访等建立长效工作机制。2022年6月23日,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与宁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对被救助人家庭进行回访,送去生活物资,关心问候家庭成员生活近况,持续传递对现役军人亲属的司法关怀和温暖。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现役军人亲属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接收人民武装部门移送的现役军人亲属司法救助线索后,同步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和司法救助调查核实工作。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还积极协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社会救助,进行综合帮扶,有效缓解被救助人家庭生活困境,让军人安心扎根军营履行军职。为持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检察机关又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建立加强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司法救助长效工作机制,对被救助人家庭开展回访,充分展现了“拥军优属”的政治担当。
广东黄某斌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武警边防退役军人 优先受理 联合救助 支持起诉 多元化社会救助 结对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黄某斌,男,1998年1月出生;被救助人黄某廉,男,1968年9月出生;被救助人黄某留,女,1971年5月出生。黄某斌系陈某军抢劫案的被害人,黄某廉(退役军人)、黄某留系黄某斌的父母。
2020年5月24日,陈某军以购买手机为由,将开店销售手机的黄某斌约至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一居民楼。黄某斌应邀携带两部新手机到达约定地点后,陈某军趁其不备使用裤腰带勒紧其脖子并抢走其携带的手机。经鉴定:黄某斌颈部被勒至机械性窒息,导致脑部缺血缺氧性脑损伤,对语言指令无反应,重度智能减退,四肢瘫痪,无生活自理能力,损伤程度为重伤一级,伤残程度为二级伤残。2020年5月25日,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区分局对陈某军涉嫌抢劫罪立案侦查,后移送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2月3日,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向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5日,江海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某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救助过程】
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陈某军抢劫案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将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因涉及退役军人,江海区人民检察院优先受理,并提请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加快司法救助案件办理进度。经调查核实:被害人黄某斌的父亲黄某廉自1987年10月起在武警某边防支队服役,服役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班长,1990年12月退役后到江门市某塑料厂从事销售工作。案发前,其子黄某斌与他人合伙开店销售手机,收入约每月5000元;其妻子黄某留在江门市汽车总站工作,每月工资1700余元。案发后,黄某斌因案致残,黄某廉辞去工作照顾黄某斌,在医院治疗费用已达35万余元,目前还在继续治疗,每月治疗费用需1万余元。被告人陈某军及其家属未给予任何赔偿,全家目前仅靠黄某留一人的收入维持生活。
江门市、江海区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斌因案导致残疾,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其父亲黄某廉系退役军人,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共同发放司法救助金。为更好解决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黄某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将黄某斌列为结对帮扶对象,积极发挥该院青年志愿者作用,定期上门开展帮扶救助志愿活动。江海区人民检察院还主动协调区退役军人事务、民政、人社、残联等部门共同实施多元化社会救助:一是江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规定向被救助人家庭发放军人家属补助款;二是江海区残联帮助黄某斌办理残疾证,落实每月残疾人补贴及残疾人康复医疗补助;三是江海区民政局向黄某斌捐赠慈善款;四是江海区人社局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开展医疗救助,通过社保报销支付一定额度的医疗费用,减轻其支出压力,确保黄某斌得以继续治疗,使其今后尽可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还组织新闻媒体对该案进行宣传报道,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募捐助残解困,一家爱心企业招收年逾50岁的黄某留到该企业上班,确保其家庭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缴纳社保,其家庭基本生活获得长远保障。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退役军人家庭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后,优先受理、及时办理,并提请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纾解了被救助人家庭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检察机关还同步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和结对帮扶工作,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的救助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家属补助、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帮扶措施,并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募捐助残解困,进一步解决了被救助人家庭的实际困难,切实让退役军人家庭感受到司法温暖,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关爱困难退役军人家庭的责任担当。
重庆张某训等2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 联合摸排救助线索 绿色通道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张某训,男,1926年5月出生;被救助人李某碧,女,1944年9月出生。二人系夫妻关系,均系但某某诈骗案被害人,其中张某训系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
2020年3月,但某某通过免费理疗、洗脚等上门服务骗取张某训、李某碧夫妻二人的信任,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诈骗张某训、李某碧9万元。2020年9月20日,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区分局以但某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后移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10月20日,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向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月21日,永川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但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责令退赔张某训、李某碧经济损失9万元。
【救助过程】
2021年11月5日,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走访排查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张某训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勋章,现身患冠心病、肿瘤等多种疾病,其妻李某碧亦身患多种疾病,二人收入来源主要是张某训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抚恤补助,维持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被诈骗的9万元系二人平时省吃俭用的所有积蓄,且损失大部分未予追回。张某训子女均已自立成家,家庭负担较重。
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张某训、李某碧二人系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村地区老年人,且张某训系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遂开通“绿色通道”,加快案件办理进度,及时向二人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了二人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
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主动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反馈司法救助情况,会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张某训作为重点关注帮扶对象,上门开展服务,保障其享受退役军人优抚政策,并联合开展定期回访,持续关注张某训、李某碧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动排查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合力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着力加强救助协作,联合走访摸排发现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检察机关还及时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通报司法救助情况,跟踪了解退役军人家庭实际困难解决情况,开展联合回访,更好落实退役军人优抚政策,有效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退役军人及其家属切实感受到司法温暖,彰显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关爱困难退役军人的责任担当。
陕西李某娃等2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联合救助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李某娃,男,1949年11月出生;被救助人方某玲,女,1952年3月出生。二人系吴某平抢劫杀人案被害人李某仓的父母,其中李某娃系退役军人。
1999年2月23日,吴某平(案发时系未成年人)伙同陆某自(在逃)为抢劫财物,将出租车司机李某仓骗至陕西省蒲城县一果园内,采用绳子勒颈等方法将李某仓(案发时21岁)杀害,将出租车抢走。案发后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发现吴某平、陆某自有重大作案嫌疑,多次组织警力抓捕未果。2020年,公安机关开展清理历年命案积案逃犯专项行动,于2020年4月28日将“漂白”身份的吴某平在西安市新城区抓获归案。经渭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4日判决吴某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娃等人经济损失37946.5元。
【救助过程】
2020年9月,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吴某平抢劫案过程中,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因刑事案件案发久远,被害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与蒲城县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经调查核实:李某娃系被害人李某仓的父亲,自1970年12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五年,退役后回乡务农,2011年因病致一级残疾,其妻方某玲在家务农,因病致三级残疾。李某娃与方某玲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李某房于2017年9月因病去世,妻子改嫁后留下一个未成年儿子与李某娃、方某玲共同生活,二人为医治李某房花去家中所有积蓄;次子李某仓被吴某平抢劫杀害时尚未婚配,未留下子女;女儿李某芳出嫁另成立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李某娃家庭于2015年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20年由政策保障托底脱贫。现李某娃、方某玲年事已高,身患残疾,还需抚养孙子。被告人吴某平被抓获后,判决赔偿李某娃等人的经济损失金额较少且未执行到位。
渭南市、蒲城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娃家庭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李某娃系退役军人,家庭原系建档立卡贫困户,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共同发放司法救助金。为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渭南市、蒲城县两级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加强协作,联动开展社会救助综合帮扶工作:一是渭南市、蒲城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向李某娃家庭发放退役军人关爱救助金;二是协调被救助人家庭所在镇政府发放社会救助金,巩固落实被救助人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高龄补贴、残疾人补贴、低保等政策;三是共同将李某娃家庭纳入重点回访对象,定期到其家中开展跟踪回访,关注被救助人家庭生活状况,确保被救助人家庭困有所解、难有所助、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2022年6月,渭南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建立渭南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着力加大对退役军人等重点救助对象的司法救助力度,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提供长效制度保障。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退役军人家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渭南市、蒲城县两级人民检察院针对退役军人儿子多年前被抢劫致害,被告人获刑后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较少且未执行到位,家庭因案造成生活困难等情况,切实加大救助力度,主动开展联合救助。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联动开展多元化综合救助帮扶,巩固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政策,并就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持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有效提升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91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91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管委会"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所言,开发区管委会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明确。我国各类型、各层级开发区管理机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由于其并非是宪法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全国层面又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开发区管理法律规范,导致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对于开发区管理机构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参与行政诉讼,裁判尺度也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2017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6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在该司法解释起草之初,开发区管委会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就被列为重点问题,在起草讨论中就如何确立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划分标准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批准设立的部门为标准进行划分,区分为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和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二是以设立的规范依据为标准进行划分,区分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开发区一般分为国务院批准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两种形式,通过法规、规章授权情形较少,据此,《行诉解释》采纳了第一种意见。《行诉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该条规定有效回应了当前我国各类开发区管理机构参与行政诉讼的“资质"问题,从行政管理实践出发,消除了较高层次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参加行政诉讼的主体障碍。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活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活动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20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河道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环境保护 人民监督员 专业背景 机制融合
【要旨】
对于涉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可以邀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办案,积极推动人民监督员工作机制与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深度融合、凝聚合力,以能动履职促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实现融合发展。
【基本案情】
上海市金山区内一奶牛场周边河道水质异常,水体呈黑色,有刺鼻酸臭味,水质疑似受到污染,并蔓延至下游其他河段。涉案河道近三年夏季曾多次出现类似情况,对附近村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村民多次投诉,相关部门曾进行应急处置,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2021年8月28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山区院)收到金山区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河长办)移送的上述线索,于2021年9月2日立案。检察机关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并对涉案污染河道取水采样,经检测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河道水体已受污染。检察人员联合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到涉案地镇政府、奶牛场、附近村居走访调查,查明污染原因。
2021年9月4日,为准确研判案情、明确办案思路,金山区院邀请两名人民监督员参与会商(其中一名具有水环境治理专业背景)。检察人员向其介绍本案案情、初步查明的原因和案件前期办理情况,并听取人民监督员意见。人民监督员提出可通过对上下游河流水质氨氮、化学需氧量等指标浓度变化趋势分析确定河道污染源头等专业意见,并建议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推动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避免对责任单位一罚了之。
2021年9月9日,金山区院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属地镇政府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行水环境监管职责,做好奶牛场环河水质污染治理工作,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解决水质污染问题。
检察建议制发后,检察人员两次会同人民监督员、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前往涉案地奶牛场了解检察建议落实情况。期间,人民监督员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出“设备升级改造、畜禽粪便进行厌氧发酵、做好极端天气污水回流应急方案”等优化意见,金山区院及时采纳该意见,并积极推动意见内容在督促整改中落实。涉案地奶牛场根据要求落实8项环河专项管控措施,投入230多万元用于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并主动承担了修复该环河河段的治理费用。
2021年11月24日,金山区院邀请四名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公开听证,同时邀请两名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在听取人民监督员及其他第三方意见基础上,结合检测机构对奶牛场环河附近河水的检测意见等事实证据,确认行政机关充分履职,侵害公益现象已消除。至此,经过金山区院、区河长办、人民监督员的全程联动协作,一起困扰周边村民多年的水污染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典型意义】
人民监督员选任可以在具有特定专业背景的人民监督员中随机抽选,本案涉及水环境保护等专业领域,通过邀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民监督员参与,在线索研判、检察建议、督促整改、效果听证等阶段提出专业意见建议,有力促进“专业知识+法律监督”的融合,通过精准监督聚力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事。同时检察机关创新引入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形成“河长+检察长+人民监督员”治河模式,推动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实现了“1+1+1>3”的水环境治理效果。
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铁路地下通道环境和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公共安全 人民监督员 听证员 专业辅助 全流程监督
【要旨】
对于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城市公共设施环境和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邀请相关行业领域的人民监督员全流程监督,支持检察机关厘清行政监管职责并促成有效整改,提升城市安全治理水平。
【基本案情】
山西省临汾站地下通道位于南同蒲铁路临汾火车站北侧,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全长约200米,是临汾火车站周边居民和铁路职工穿越铁路桥的重要通道。2020年至2021年,因临汾市区四条跨铁路立交桥中的三条进行拓宽改造封闭施工,期间该地下通道成为市区非机动车、行人跨铁路通行的主要道路,人流量大幅增加。2021年7月,群众在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栏目反映该地下通道环境“脏乱差”严重,因时值汛期,给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隐忧。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临汾铁检院)从网络媒体发现本案线索,于2021年7月28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经现场调查查明,通道内的垃圾桶破旧不堪,桶外布满黑斑污渍且无封闭盖,因清理不及时常有垃圾渗液流至路面中央,散发出阵阵臭味。该地下通道因年久失修,地面存在多处明显坑洼,排水系统不畅,遇雨雪天气则积水、积冰严重,通道顶部两边凌乱布满各种线路,给行人人身安全造成较大隐患;通道内部照明设施长期损坏未修复,光线昏暗;通道出入口坡度较陡,路面湿滑时经常出现上下行人摔伤情况。同时,检察机关走访了城市管理局、属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及铁路工务、供电、房建、车务等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了解地下通道的权属和供电、照明、路面设施维护等问题,厘清具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经调查发现,该地下通道既是铁路线路设备,又是行人通行要道,修建年代久远,相关责任单位几经变迁、裁撤调整,目前存在地方行政机关与铁路及其内部多部门职责交叉不清的情况。
2021年10月18日,临汾铁检院召开公开听证会,确定涉案相关行政机关、铁路单位、部分群众代表作为听证参加人,并邀请1名铁路职业背景、1名文化传媒职业背景及1名高校行政职业背景的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办案检察官对调查查明的地下通道安全隐患进行了多媒体展示,介绍了本案前期办理情况和问题焦点。行政机关、铁路单位分别对各自履职情况及问题困难进行阐述说明。听证员围绕职责划分、治理重点等向行政机关、铁路单位进行现场提问,并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发表了听证评议意见,认为属地街道办应积极履行属地人居环境治理和安全监管职责,及时与铁路单位协同配合完成地下通道路面、坡道、排水疏通和照明设施改造升级;铁路内部各职能部门应明确分工、各尽其职,铁路工务部门应及时维护修缮地下通道路面环境,优化通行环境;铁路车务部门应及时配合保障地下通道照明充足;检察机关要协调督促行政机关、铁路单位相互协调配合,尽快把惠民便民工程完成好,保障人民群众通行安全顺畅。
2021年10月25日,临汾铁检院结合听证评议意见,依据《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向属地街道办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其积极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协同铁路单位解决涉案地下通道环境问题和安全隐患。收到检察建议后,属地街道办协同铁路单位制定施工方案,统筹各方参与通道治理。整改过程中,临汾铁检院继续邀请人民监督员支持指导,人民监督员针对通道改良设计方案分别结合行业知识以及在网络媒体搜集的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针对通道积水排泄等安全问题,提出要做好强降雨时利用铁路涵洞排水泵快速排出积水的预案,以及定期更换出入口排水篦子、疏通排水通道等意见建议。
2021年12月21日,临汾铁检院收到行政机关的书面回复后,再次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整改评估验收,确认通道环境和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人民监督员认为,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为民办实事,发挥公益诉讼协同共治制度优势,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让“问题通道”变“坦途”,切实保障了城市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典型意义】
城市公共设施安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特别是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情况下,更需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检察机关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公共设施环境和安全问题,主动邀请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参加办案活动,协助厘清各方责任,并参与整改跟进监督和评估验收,体现了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相结合的优势和效能。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燃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燃气安全 人民监督员 专业辅助 听证员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液化石油气和管道燃气等安全隐患监督难点,检察机关邀请具备安全生产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办案并提供专业辅助,加强源头风险防范。
【基本案情】
黄岛区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辖区内有多个保税区和大型物流企业,安全生产是当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2021年8月,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黄岛区院)在参与区人大联合调研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两法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落实情况时发现,辖区内液化石油气用户违规自行运输、安装气瓶,无专门车辆专业人员配送安装,应检验或报废的气瓶随意露天堆放、瓶内残液易发生泄露引起爆炸,诸多安全隐患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2021年8月,在修改后安全生产法即将实施之际,黄岛区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经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推荐,黄岛区院邀请了具备安全生产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和监督办案。经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实地踏勘、走访调研等查明:有12家液化石油气企业在经营许可证过期后仍进行充装经营活动;31家液化石油气企业未执行配送制度,部分企业给非自有气瓶充气;560只气瓶已达报废期,334只气瓶超过检测期;147处燃气管道地上设施未设置保护装置等。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职权清单,查明涉及的监管部门包括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城市管理局、对危险货物运输具有监管职责的交通运输局、承担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行政执法局。黄岛区院于2022年2月分别向上述四家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全面履行各自职责,整改安全隐患。因应急管理局对安全生产工作负有牵头和指导作用,黄岛区院同时与区应急管理局开展诉前磋商,建议由其牵头将各部门凝聚合力,共同解决燃气安全隐患。
为更好协同各方高效履职,2022年4月7日,黄岛区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参加,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区应急管理局专家库专家及区人大委派的一名人大代表担任听证员,听取行政机关整改落实进度,针对多头管理、监管盲区等问题,听证员发表听证意见,进一步理清了各行政机关的具体履职内容,敦促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统筹调度,提高行政执法和整改推进效率。同时建议聚焦监督重点,主要围绕无证经营、运输配送等顽瘴痼疾强化监管。会后,应急管理局立即调度行政机关和镇街召开专题会议,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促使各行政机关认领其职责范围内的执法工作,推动相关镇街配合进行整改工作。
2022年4月18日,针对整改过程中各方反馈的无证经营以及配送车辆运力不足等问题,黄岛区院向人民监督员征询意见,人民监督员建议:一是切断无经营许可证的12家供应站储罐与充装设备之间的连接管道,从根源上杜绝无证经营;二是增设专业配送工具和人员;三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黄岛区院将上述建议反馈相关行政机关并向黄岛区委提交专题报告,建议区委统筹领导对整改难点给予支持。区委采纳了建议并立即调度镇街发挥属地管理职责,全力配合相关行政机关整改落实工作。
2022年4月29日,黄岛区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开展燃气安全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到燃气供应站现场检查,听取相关行政机关反馈,确认无经营许可证的12家供应站相关管道已被城市管理局切断,后续在整合市场供气资源中逐步退出市场;区城市管理局主导制定《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实施方案》,增设全区统一的气瓶配送专用车辆,并补贴置换废旧气瓶6万余只,配备统一标号的自有气瓶,实现全程追溯监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城市管理局在147处燃气管道地上设施全部设置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企业将已达检测期或报废期的气瓶全部送检报废。人民监督员对整改效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力度、有速度、更有实效,彰显了检察机关护航民生民利的态度和决心!”
【典型意义】
燃气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邀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通过协助调查、公开听证、落实反馈、深入现场“回头看”等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全过程,一方面为提升监督质效提供了专业支持和技术保障,促进整改落实更加高效,另一方面对行政机关履职进行精准监督,实现了以“我管”促“都管”,是人民民主监督与检察监督深度融合的有益尝试,为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贡献了检察力量。
湖北省宣恩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人民监督员 调查取证 旁听庭审 专业意见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时,先后在调查取证、一审、二审庭审以及“回头看”中邀请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人民监督员提出互联网领域专业意见,助推网络餐饮治理现代化。
【基本案情】
甲、乙网络餐饮服务平台于2018年在宣恩上线经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分别达100余家。自上线以来,两家平台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在网上公示量化分级信息,部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在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湖北省宣恩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宣恩县院)在开展食药品专项监督中发现该案线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为合法、准确固定电子证据,宣恩县院专门邀请具有网络服务工作经验的人民监督员参与调查取证。人民监督员认为直接提取后台数据存在一定困难,且难以在海量数据库内调取宣恩县境内餐饮服务板块信息,建议直接通过网络勘验方式固定电子证据,对取证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办案人员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并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取证过程。同年9月4日,宣恩县院向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辖区内甲、乙两家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书面回复后,仍未全面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导致网络餐饮服务仍存在安全隐患,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5月13日,宣恩县院向宣恩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同年11月13日,宣恩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宣恩县院的诉讼请求,责令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甲、乙两家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及辖区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公示量化分级信息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一审判决,于同年11月26日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充分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于2021年3月30日作出二审判决,责令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在本案一审、二审庭审中,检察机关均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对检察人员的出庭活动进行监督,在中途休庭时,人民监督员先后就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中关于入口图、轮播图、详情图、C2B电子商务模式等网络专业术语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出庭人员积极采纳,进一步规范专业术语的运用,明晰了网络餐饮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
2021年8月,宣恩县院再次邀请人民监督员对网络餐饮平台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线上平台进行技术检测,并对线下实体店进行探访。经过网上查看和实地走访,办案人员和人民监督员一致认为网络餐饮平台量化分级信息、食品经营许可证公示已达到整改要求,宣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履职到位。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开展公益诉讼监督过程中,邀请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调查取证、旁听庭审、“回头看”等办案活动,人民监督员在每个环节发表相关专业意见,助力检察机关在调取证据、发表举证质证意见、作出整改评判中突破专业壁垒,督促行政机关从“心口不服”到“心服口服”,从消极不全面履职到积极全面履职,及时修复受损公益,守住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电视广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电视广告 人民监督员 一体化办案 公开听证
【要旨】
针对违法电视广告欺骗、诱导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人过度消费问题,检察机关主动邀请省、市级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办案活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从源头整治违法广告乱象,有效扭转“谁都有权管、谁都不想管”的局面。
【基本案情】
湖南省部分电视频道发布的食品药品等电视广告存在以患者形象做推荐证明、以介绍健康养生等形式变相发布“三品一械”广告、含有功效安全性断言、含有误解内容以及超时播放等违法情形,同一违法电视广告重复播、换台播、重新播现象比较普遍。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2020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线索交办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湖南省院、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检察院)实行一体化办案,于2021年4月、8月分别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监部门)和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广电部门)对违法电视广告的监管存在线索处理不及时、信息不对称、处罚力度不大、处理手段单一等监管不到位问题,违法电视广告持续播出,让电视观众尤其中老年观众误信广告产品功能不当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可能危及其人身和财产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1年8月底、9月底,省、市检察院两次与市监部门、广电部门进行磋商,充分听取双方意见,达成齐抓共管共识。事后,市监部门、广电部门积极作为,虽采取了一些监管措施,但违法电视广告仍屡禁不止。
2021年10月9日,省、市检察院围绕“电视频道发布违法电视广告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是否需要加强监管”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7位各界人士担任听证员,并从省、市级人民监督员名单中各邀请一名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人民监督员在听证会发表监督意见,认为检察机关对违法电视广告的监督有必要,建议:1.违法电视广告的危害性很大,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要加强市监部门和广电部门内部监管机制,包括广告审核、发布、违法广告查处等环节要明晰化、规范化、制度化,责任到人。3.行政查处存在查处不到位、力度不足的问题。市监部门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监管不力,检察机关与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职能作用。4.要实现市监、广电等行政机关对违法信息的联动共享共治,建议形成全国一盘棋。5.检察机关可以不定期组织对播出电视广告“回头看”,引导社会组织、人民监督员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监督。该监督意见被采纳,听证会形成了健全行政机关内部监管机制、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共同监督的决议。
听证会后,省、市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市检察院于2021年10月向市监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省检察院于2022年6月向广电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积极推进电视频道发布违法电视广告整改工作。市监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力度,开展专项检查,建立严格广告监管的长效机制,出台《市监局违法广告线索处置办法(试行)》,并与广电局建立监管信息通报机制,强化广告“三审”制度,把“事后监管”转化为“事前指导”,堵塞监管漏洞,形成监管合力。广电部门及所辖电视台及时向省检察院提交了整改情况报告,广电部门多次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开展集体约谈,核查检察院移交线索,督促电视频道全面自查,开展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并常态化,主动与省检察院、市监部门沟通,拟共同制定关于以检察公益诉讼推进违法广告综合治理的意见,建立健全广告监管长效机制。
截至2022年10月,省、市检察院持续开展“回头看”发现,电视频道广告总时长减少,“三品一械”广告基本禁止,电视荧屏得到有效净化。省市两级检察院将“回头看”专项跟进监督结果及时向两名人民监督员进行反馈,并告知其意见采纳情况。
【典型意义】
发布违法食品药品等电视广告欺骗、诱导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人过度消费现象,已成为广告行业的“顽瘴痼疾”。省、市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支持和协同职能,主动邀请省、市级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通过诉前磋商、公开听证、检察建议、持续跟进监督等方式实行一体化办案,采纳监督意见,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依法查处、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破解违法电视广告“老大难”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监管合力,从行政、司法、社会层面加强监管、净化荧屏,把好电视广告源头审核关、末端播出关,营造风清气正的电视广告市场秩序,切实守护中老年人的美好生活。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少数民族人民监督员 听证员 传统村落保护 消防安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要旨】
对地处偏远山区的羌族传统村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及羌文化元素体现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邀请致力于羌文化研究保护传承的羌族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推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构建保护合力,改善传统村落消防安全软硬件设施,保护羌寨传统特色建筑。
【基本案情】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该县青片乡上五村、马槽乡黑水村于2013年8月入选中国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村寨内的古碉楼群、古羌吊脚楼、祭祀塔、古河道等是羌民族建筑最典型的代表。两个传统村落地处偏远的高山峡谷中,存在消防设施落后、房内屋外电线乱搭乱建、古树被电线缠绕、村民缺乏消防应急处置能力等消防安全隐患,以及新旧建筑杂糅、羌族特色体现不足、传统村落保护标志损坏严重、羌绣羌笛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民族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情况】
2022年3月初,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川县院)“炬达蜜纳”公益诉讼团队实地走访两处传统村落时发现上述线索,并于2022年3月16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六次邀请致力于羌文化研究保护的羌族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办案活动,共同推动羌族传统村落保护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在组织公开听证前,检察机关邀请羌族人民监督员座谈并听取其意见建议。羌族人民监督员建议,公开听证时可以邀请羌文化保护的行政机关以及电力部门技术人员参加听证,提升职能部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2022年3月17日,北川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羌族人民监督员及代表委员担任听证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等五个单位作为当事人参加听证,并邀请县乡村振兴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以及永昌镇供电所技术人员参加。听证会上,办案团队播放了云南“2·14翁丁佤寨火灾事故”警示片,并提出两处羌族传统村落也是木石结构,要吸取翁丁村火灾事故的教训,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供电所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士对有关问题予以现场解答。羌族人民监督员介绍了羌族民居建筑的特色,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规范传统村落建设,更好地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2022年3月21日,北川县院向县住建局等五个单位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并邀请羌族人民监督员参加。羌族人民监督员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更好地保障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活,各司其职做好羌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检察机关要协同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合力保护好传统羌寨,加大对整改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于2022年4月初赴两处传统村落对整改情况开展跟进监督,发现相关问题正在有序整改,同时发现村落里部分通讯电缆缠绕交错并掉落在地、通讯杆倾斜等新问题。
2022年4月26日,北川县院针对新发现的通讯线路安全问题正式立案,于5月12日向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并邀请羌族人民监督员及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参加。羌族人民监督员建议,行政机关要督促三大运营商加强协作、排查整改传统村落通讯线路问题,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整改情况的监督。
2022年5月、7月,检察机关两次邀请羌族人民监督员前往涉案两处传统村落实地查看整改情况,发现相关问题得以全面整改。一是应急管理部门投入资金95万余元为传统村落修建微型消防站2座、消防水池1座,更换并增添了消防器材,对村落里92户村民家中的线路改造升级,并派消防队对村民定期开展消防培训演练。二是住建部门牵头相关部门拆除了影响传统村落羌族特色风貌的违章建筑,修缮了传统村落保护标志,定期开展传统村落保护普法宣传。三是工信部门牵头对包括两处传统村落在内的村镇通信线路进行排查整治,投入14.7万元,完成弱电线路整治10.7公里,清理更换通信线路5.5公里和通信线杆67根。羌族人民监督员建议,检察机关要继续发挥职能职责,与非遗企业以及省内其他羌族地区开展协作,构建更大更强保护合力,为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贡献。
2022年6月27日,根据人民监督员的建议,检察机关与羌族人民监督员共同走访当地两家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并进行座谈,并就在羌族传统村落保护中更多体现羌文化元素、共同推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达成共识。2022年7月8日,为推动羌族地区跨区域协作,北川县院和茂县人民检察院就涉及羌文化及羌族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问题会签协作意见,共同加强羌文化司法保护力度。
【典型意义】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偏远高山峡谷的民族传统村落交通极其不便,一旦发生火灾等消防安全事故,只能靠村民自救,缺乏相应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本案中,检察机关邀请长期从事羌文化保护研究的羌族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座谈、公开听证、公开宣告、整改验收等环节,结合羌文化研究保护提出专业性监督意见,让公益诉讼监督更加精准,治理效果从传统村落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延伸到传统村落的民族特色、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羌族传统村落的立体式、全方位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731号(政治法律类2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731号(政治法律类2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建设,推动中国特色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五个关键词,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服务群众和化解纠纷能力水平实现明显提升,一审民商事案件收案量出现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多元解纷力量不断壮大,线上诉讼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您通过广泛调研,深入分析了一站式建设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六点建议,对于我们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一站式建设,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增强多元解纷效能,提升诉讼服务品质,推动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一是坚持将一站式建设纳入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中,增强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能力水平,切实推动一站式建设纵深发展。自开展一站式建设以来,各级人民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治理体系,全面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目前,全国多数地区争取党委政法委出台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意见,98%以上地区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多元解纷机制,并争取持续性财政保障,普遍参与创建无讼乡村(社区、团镇),推广“一乡(镇)一法庭”“一村一法官”“社区法官工作室”做法,建立健全“群众需要、法官报到,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制,从源头上及时有效预防化解大量矛盾纠纷。2020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民事案件1313.6万件,与2019年相比下降5.166%。同时,全国法院诉前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24万件,同比增长191%。2020年民事案件诉前调解成功数与一审新收民事案件量的总和,也就是实际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总量达到1737.6万件,与2019年实际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总量相比,增加13.5%。这表明,随着一站式建设日益发挥作用,诉前成功调解案件越来越多,且调解成功后出具司法确认和调解书的仅占14.9%,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让本应当以超过10%速度持续增长的民事案件,出现自2004年持续上升15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矛盾纠纷村村可解”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作用,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在基层普遍建立解纷服务站点,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在就近解纷服务站点或者上门开展化解工作。
二是建立重点领域一站式化解机制,不断拓宽多元解纷范围。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并联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印发《关于建立“总对总”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银行保险领域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多元解纷圈已覆盖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价格争议等专业性较强纠纷领域。今年6月,召开“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进会,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人社部、住建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小企业协会等14家单位参加,进一步凝聚推进在线多元调解工作共识。到2021年4月底,“总对总”对接单位共有3210家调解组织、12145名入驻平台,调解案件21545件,调解成功率54.06%,平均调解时长为18天。其中,对接人民银行调解组织21家,对接调解员289名,诉前调解案件38件;银保监会入驻调解组织406家,调解员4154名,诉前调解案件5103件;对接证监会调解组织37家,调解员1559名,诉前调解案件195件。
但确实如您所分析的,从实践情况看,各地法院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工作思路不清晰、工作进度开展不平衡等问题。接下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和矛盾纠纷多发易发领域诉前调解工作,继续与教育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港澳台侨在线多元解纷工作,扩大调解资源库,实现在线多元调解的全覆盖。
三是强化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应用,积极对接外部解纷力量,推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截至2021年6月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已有52346家调解组织、187480名调解员入驻平台,今年上半年通过平台诉前诉中调解案件4519894件,月均调解75万件,相当于每天有3.7万件案件在平台由各行各业调解员进行调解。有48.92%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后,被引导进行诉前调解,诉前调解成功案件2361980件,调解成功率57.31%,平均调解时长19.7天。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公证、仲裁等力量的联动工作体系,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更多解纷资源,通过“法院+社会各界”,多元化解纠纷。同时,强化调解员活跃度要求,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化解矛盾纠纷热情,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良好氛围。打通仲裁、鉴定、调解、诉讼等流程,实现一站式化解。加大对非诉讼解纷力量的法律指引、类案指导,完善在线诉非分流、委派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流程。
四是进一步加大一站式宣传工作力度。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召开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律师服务、跨境网上立案、多元解纷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制作一站式系列动漫宣传片,在四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滚动播放。开展一站式建设基层行、“我为家乡法院一站式建设打CALL”等活动,让更多群众了解一站式建设成效。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一站式建设成效,指出人民法院加强一站式建设,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把看似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司法领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加强对优秀调解员宣传推广,组织各地开展“金牌调解员”宣传工作,培育调解品牌,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开展道路交通损害事故赔偿纠纷一体化处理平台专题宣传,让更多群众通过应用在线解纷平台高效化解矛盾纠纷。进一步推动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努力把诉讼服务中心打造成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平台。
五是进一步夯实诉讼服务中心解纷功能,提升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能力。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推动“一网通办”诉讼服务工作,建立中国移动微法院、调解平台、送达平台、12368热线平台、网上保全系统、委托鉴定系统等。全国3501家法院全部上线中国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并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保全平台、委托鉴定平台以及各地法院审判流程、诉费交纳等系统互联互通,通过一个公共服务入口,为当事人提供立案、查询、交费、调解、庭审、保全、委托鉴定等29项在线诉讼服务。其中,立案、联系法官、证据交换、事项申请、多方视频、调解、庭审、保全申请、委托鉴定、智能问答等核心功能做到四级法院100%全流程在线。2020年,全国法院接收网上立案1080万件,占一审立案量的54%。当事人在8小时之外的非工作时段、非工作日提交的网上立案申请,占全部网上立案申请量的三分之一,实现立案服务“零距离”“不打烊”“指尖办”。为了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当事人和法院的“送达难”问题,让群众更及时参与诉讼,更便利接收诉讼文书,四级法院全面应用人民法院送达平台,并与工信部三大运营商、中国邮政、公安专网等进行数据对接,及时告知当事人涉诉信息,实现直接送达、电子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网上流转。截至2021年6月底,平台电子送达2852.7万次,大大提升了送达质效。为推动保全、鉴定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便捷高效、可监督,让当事人尽快实现胜诉权益,建立人民法院保全系统,提供在线保全服务;建立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对接全国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数据库,做到申请鉴定、受理审查、风险告知、选定机构、办理委托、移转材料、沟通协调、流程管理、催办督办、质效评价一条龙服务。保全系统自2020年1月广西试点、11月全国法院全覆盖,到2021年6月底,网上保全案件23.6万件,总标的额突破7341亿元。委托鉴定系统自2020年5月山东试点、9月全国法院全面推广,到2021年6月底,累计在线委托鉴定38.3万件,覆盖827个案由和29项鉴定类别,鉴定后采信率99.99%,平均周期比线下鉴定缩短32.6%。加快推进12368“一号通办”工作,实现热线服务与移动微法院、审判流程管理系统等内外网对接融合,赋予热线电话实质性办事功能,为当事人提供免区号的查询、咨询、立案、诉前调解等通办服务,今年上半年12368诉讼服务热线人工接听256.8万余次,服务满意度99.12%。智慧诉服已经成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的主要方式,让群众更加充分享受信息化带来的“数字红利”。为进一步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在诉讼服务中心搭建类型化调解工作室,增设速裁团队,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大量简单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化解,基本实现少数法官快速办理大量简单案件的工作模式。去年,在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开展调裁分流、繁简分流。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达到一审民商事案件85%,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比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53%。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质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建立互联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做到“一次认证、全网通办”,全面提升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水平;聚焦方便群众、服务法官、辅助审判目标,优化升级律师服务、保全、委托鉴定、送达、12368热线等辅助平台;面向当事人和法官群体开展满意度评价工作,充分收集意见建议,完善平台操作,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减轻当事人诉累,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8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8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多元化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现答复如下:
关于鼓励仲裁发展,引导民商事案件向仲裁分流的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将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既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仲裁意识,还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仲裁发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起草有关文件提出有关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措施。人民法院将进一步调查研究,配合相关部门从制度和工作层面实现仲裁与司法的衔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您提出的关于简案快审、优化简易程序审理流程的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裁判文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简化庭审程序;简化裁判文书制作,积极探索,采用表格式、令状式等简化裁判文书形式。人民法院将积极主动应用现代科技,推进司法审判和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使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各个环节更为灵活便捷,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您提出的扩大小额诉讼标准与范围的建议很有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确定小额诉讼适用标准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人民法院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时,应当遵守这一规定。为了进一步发挥小额程序的优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四条规定,对于标的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简单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确定了适用小额诉讼案件的范围,根据该规定,小额诉讼案件有相当大的适用空间。
人民法院将对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制度的实施作进一步探索,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完善相关制度,努力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监督侦查机关撤案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起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监督侦查机关撤案典型案例
(2020年10月29日)
案例一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海南某科技公司骗取刑事立案干扰民事诉讼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伪造公司印章 民事纠纷骗取刑事立案 调查核实 监督撤案
【要旨】
当事人恶意隐瞒公司存在非备案章的事实,以公司印章被他人伪造为由虚假报案,骗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阻挠民事诉讼审判和执行程序正常进行,侵犯他人合法人身财产权益,检察机关依法监督撤案。
【基本案情】
2008年,北京市某光信科技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诉请海南某科技公司支付共同承揽的A项目利润分成,并出示了2004年7月的《联合投资协议书》,其上载明双方平分A项目利润,同时海南某科技公司认可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已投B项目20万元充抵A项目部分出资。海南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伟辩称该《协议书》系伪造,其上所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王某沂私刻。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该《协议书》海南某科技公司公章确与其公司提供的章样不一致,但与2004年7月海南某科技公司单独参与C项目使用的公章一致。2010年1月11日,海淀区法院结合全案证据认定海南某科技公司存在非备案公章,判决该公司支付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A项目分成款。至2015年,此案历经数次一审、二审、再审程序,法院均判决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胜诉,并执行部分款项。2015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第三次再审时,海南某科技公司王某伟以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王某沂等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向海淀区公安分局报案。2016年1月10日,海淀区公安分局对王某沂等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但因各种主客观因素一直未侦查终结。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致使民事再审程序无法顺利进行,后北京市一中院作出撤销海淀法院民事判决、驳回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起诉的再审裁定,且民事执行程序被海淀法院裁定回转;2018年3月,王某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采取限制消费令,其人身、财产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2019年2月,北京某光信科技公司王某沂以海南某科技公司王某伟隐瞒事实、骗取刑事立案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撤案。
调查核实。经初步线索评估,海淀区检察院发现本案调查核实存在各类证据数量繁多且矛盾重重、证据分散取证困难、时间久远部分证据丧失取证条件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检察机关经过分析研判,依法开展了如下调查核实工作:第一,调取原始章样重新委托鉴定。因海南某科技公司曾多次更换公章,导致海淀法院及海淀分局委托进行的四份司法鉴定意见可采性存疑,故检察机关敦促公安机关前往该公司所在地工商部门重新调取原始可靠备案章样作为适格样本,并重新委托司法鉴定。第二,复核言词证据。检察机关向关键人员核实了海南某科技公司刻章用章、协议签订等争议事项,证实王某伟存在自行私刻公章的可能性。第三,调取关键书证并鉴真。检察机关通过深挖事实,向证人调取了争议《协议书》所涉B项目的相关工程验收资料,通过调取B项目招标存档资料、查找参与人员,证实王某伟在刑事报案时刻意隐瞒了海南某科技公司参与过B项目的事实,推翻了其据以主张《协议书》系伪造的重要理由,进而无法认定王某沂等人存在伪造《协议书》以及公章的犯罪事实。第四,排除他罪可能。经查证,争议公章章样曾出现在海南某科技公司2004年单独参与C项目的投标文书上,故即便存在伪造印章行为,也已超过法定追诉期限。同时,现有证据还排除了王某沂等人涉嫌诈骗罪、虚假诉讼罪等其他犯罪的可能性。
监督意见。根据检察机关调查情况,海淀区检察院决定以本案不符合立案标准为由监督公安机关撤案。2019年5月13日,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同年6月17日,针对公安机关未按时限受立案等行为,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进行了公开宣告。
监督结果。2019年5月29日,公安机关撤销了海南某科技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一案,并于7月19日将违法整改措施及效果书面函告海淀区检察院。基于此,当事人王某沂已向海淀法院另行起诉,海淀法院已于2020年8月19日重新立案,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中。
【指导意义】
1.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假借刑事手段干扰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依法监督纠正。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中已经败诉或获知即将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为谋求不正当利益,恶意启动刑事立案程序,企图以此阻断对己方不利的已经生效或即将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裁定的执行,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侵害他人合法人身财产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法院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损害司法公信,检察机关对此必须依法加以监督纠正。本案当事人在已经败诉的情况下,恶意隐瞒公司存在非备案章的事实,以公司印章被他人伪造为由虚假报案,骗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严重阻挠了民事诉讼审判和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侵犯了他人合法人身财产权益,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及时查清了案件有关事实,排除了虚假干扰,及时依法监督侦查机关撤案,有效确保了涉案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切实维护了司法的公正与公信。
2.监督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开展调查核实是检察机关正确、有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措施与手段,尤其是对于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的案件更为必要。本案中,公安机关在对海南某科技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后长期未能侦查终结。在此情况下,海淀区检察院果断调整调查核实策略,通过开展调查,核实涉案关键证据,排除矛盾证据,依法查明了有关案件事实,在综合研判并排除王某沂等人其他涉罪可能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以不符合立案标准监督撤案的决定,也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同和配合,有效确保了案件的依法公正办理。
3.要注意避免机械办案,充分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实现监督效果的最大化。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并非简单地就案论案,实务中“案结”往往并不意味着“事了”。海淀区检察院通过开展监督决定公开宣告工作,从法律适用、证据采信及刑事政策等诸多方面进行释法说理,监督决定得到了公安机关认同和支持;通过积极与法院法官对接,以便尽快重启民事审判程序,切实维护当事人人身财产权益;针对公安机关未按时限受立案等行为,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有效规范了刑事侦查活动;对于涉事公司人员可能涉嫌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将适时启动监督程序依法进行监督,等等。通过上述撤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以及公开宣告等多种监督举措,有效规范了刑事立案侦查权的行使,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一次成功实践,有力确保了监督活动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第二百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案例二
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办理的林某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信用卡诈骗 非法占有 引导取证 综合判断 监督撤案
【要旨】
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综合判断。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中,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区分罪与非罪,防止办案人员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作出不利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基本案情】
林某某系民营企业武汉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5月,为了公司在日常经营中零散支出的结算便利,林某某以个人名义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申办了一张白金信用卡,信用额度为人民币100万元。信用卡启用后,林某某多次使用该卡进行大额透支消费,期间均按银行要求正常还款。截至2016年4月29日,林某某共计透支消费人民币53万余元,当日还款人民币1万元后开始逾期不还,银行多次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进行催收。2016年11月3日,林某某与银行签订还款计划,承诺于2017年1月20日前还清欠款,但还款人民币4万元后再无还款。2017年10月12日银行报案,林某某于2017年12月将拖欠银行本息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全部还清,后到公安机关投案。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2018年3月28日,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与青山区公安分局(钢城分局)召开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通报、座谈会,青山区公安分局对林某某信用卡诈骗案通报介绍后,青山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经审阅案卷材料,青山区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透支款的用途以及林某某不能还款的原因未进行取证,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遂向青山区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青山区公安分局回复认为,林某某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出现逾期后,经发卡银行有效催收,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根据司法实践应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
引导取证。因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且公安机关未对本案透支款的用途以及林某某不能还款的原因进行取证,青山区检察院经初步审查认为,不能仅依据行为人未能还款的事实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应根据信用卡透支款的用途、后期不能还款的原因以及前期申领信用卡有无使用虚假材料等事实综合评判。围绕上述事实,青山区检察院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及时补充了信用卡主要消费对象的证言,以及林某某公司股东、财会人员的证言,查清了透支消费主要用于公司购买烟酒招待客户、购买工程材料、办公用品等经营活动;收集了公司的主要业务合同,证实了公司承接了大型BT项目,因工程拖延时间较长,前期工程款未能及时收回,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调取了申领信用卡的书证材料,证实了林某某申领信用卡时填写信息真实有效,且提供了公司营业执照等资力证明,银行基于与其公司的合作以及对公司财力的了解而给予大额度信用卡的事实。
监督意见。经对案件事实、罪与非罪、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分析研判,青山区检察院认为,林某某申领信用卡时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透支款项大多用于公司经营,未及时还款系因公司经营困难的客观原因所致,该案不能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注重从事前、事中、事后收集能够证实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证据,防止办案人员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作出不利于行为人的错误推定。
监督结果。2018年6月19日,青山区检察院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通知青山区公安局撤销案件。随后,青山区公安局决定撤销林某某信用卡诈骗案。
【指导意义】
1.注重对证据的综合研判,严防简单推定。因融资困难或者为了消费结算便利等原因,一些民营企业营者经常会以个人名义为企业办理信用卡透支消费,一旦出现超额或逾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不注重收集证实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简单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入罪追究。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注意引导侦查机关围绕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侦查取证或自行补充侦查取证,综合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简单推定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定罪追责,以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公安机关对该类案件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发挥涉民营企业案件通报机制,向前延伸监督及时纠正不当立案行为。本案中,青山区检察院通过与公安机关建立涉民营经济刑事案件定期通报机制,注重向前延伸监督职能,将监督触角前移至公安机关立案或者启动侦查时,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案件,做到了及时发现,及时监督,通过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规范取证的同时,避免了因简单推定造成的不当定罪追责情况的发生,有效提升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质效,避免了因执法不当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经后续跟踪了解,及时撤案将对该民营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该企业得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继续在相关行业正常承接工程。
3.坚持监督办案与普法并重,以优质法治产品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做好立案监督,不应囿于监督、止于监督,该案撤销后,青山区检察院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与林某某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座谈,以案释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民营企业经营者依法办事、守法经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防控法律风险,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条、五百六十条、五百六十一条、五百六十三条、五百六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案例三
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办理的某摩托车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经营不规范 不宜作犯罪评价 监督撤案 避免重大经济损失
【要旨】
准确把握、依法区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违规生产经营与违法犯罪界限,慎重对待,仔细甄别,注意从政策层面把握违法犯罪界限,对虽有违法违规行为,但情节不严重的,可依法不作犯罪处理,防止不当扩大打击面,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14日,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对广州市某摩托车公司现场检查时,查获并扣押了该公司生产的98台正三轮摩托车。经调查取证,其中97台正三轮摩托车的车辆整体长度超出GB7258-2012《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并认定该公司已经销售了708台上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货值金额为4634770.03元;其中另1台正三轮摩托车的轴距与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时提供的样品不一致,同时也不符合其合格证上明示的企业标准,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并认定该公司已经销售了31台上述不合格产品,销售货值金额为166166.65元。据此,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该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安机关以该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广州市某摩托车公司认为其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不当立案行为导致企业上市进度受到严重影响,后期可能产生不可估算的重大经济损失,遂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调查核实。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花都区检察院充分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期间,主动向行政机关调取了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询问笔录等证据并听取了行政机关意见;引导侦查机关赴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惠州市等地对多名关键证人及涉案公司的代理商、经销商进行了详细询问及取证;就涉案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正三轮摩托车的有关专业问题咨询了行业专家及行业协会意见,并与该公司的生产主管、质量主管等人进行了多次沟通。查明:一是现场查获扣押的97台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正三轮摩托车为应客户要求而生产的车辆,车辆整体长度虽有超标,但超标幅度较小;市场上其他品牌车辆也存在根据客户要求调整车辆整体长度的做法。二是正三轮摩托车产品的轴距长度无国家标准,该公司制定了企业标准,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客户使用的反馈情况及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意见,适当加长了车辆轴距,但没有及时修改企业标准,导致行政机关认定现场查获的另1台正三轮摩托车为不合格产品。三是未有消费者反映已售车辆存在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监督意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花都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第一,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涉案公司生产、销售的正三轮摩托车因安全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第二,涉案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对生产的正三轮摩托车的整体长度、轴距有所调整,但调整幅度较小,无证据显示调整对车辆的质量和使用性能产生了影响,不能直接将此类产品认定为刑法上的“伪劣产品”。客观上,涉案公司不存在“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故本案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据此,该院认为,涉案公司对车辆整体长度、轴距的调整虽有不规范之处,但此种行为与行业惯例、市场需求密不可分,不宜评价为刑事犯罪。
监督结果。作出认定后,花都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并将审查意见书面反馈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收到审查意见的第二日主动撤销了案件。
案件办结后,花都区检察院向行政机关了解到,行政机关已对涉案企业作出行政处罚。该院遂就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向涉案公司提出了5条具体建议。涉案公司根据建议,立即停止了“超标”车辆生产,并对已售同类车辆进行召回整改处理。同时,该公司重新拟定了产品研发流程,对相应的企业标准也进行了修改和备案。2020年3月,花都区检察院对该公司进行回访,该公司目前运营状况良好,拟于今年内完成上市。
【指导意义】
1.要客观看待企业经营不规范问题。对各类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必须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慎重对待,仔细甄别,注意从政策层面把握违法犯罪界限。本案中,涉案企业的行为虽属违法违规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其所生产的产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因此涉案企业行为仅构成行政违法,但情节不严重,不宜作犯罪处理。
2.要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对于发现的公安机关不当立案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应当主动担当作为,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本案涉案企业的上市进度因刑事立案受到严重影响,花都区检察院积极履行立案监督职能,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企业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有效避免了因不当立案可能给企业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维护了涉案企业的合法权益。
3.要努力实现办案效益的最大化。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既要注重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又要积极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帮助指导企业消除安全隐患,提升企业的守法经营意识。本案办结后,花都区检察院及时向涉案企业发出检察建议,规范了涉案企业的经营行为,并多次上门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检察机关服务质效。此外,本案的办理对行业内其他经营者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条、五百六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案例四
黑龙江省红兴隆检察院办理的某担保公司故意毁坏财物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故意毁坏财物 私力救济 主客观相统一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 监督撤案
【要旨】
正确辨析故意毁坏财物犯罪行为和私力救济手段,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上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某建筑安装公司工人陈某到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兴凯湖派出所报警称:当日12时许,该公司承建的某通信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兴凯湖边防1号站”供电线路上已架设完毕的74根电线杆被推倒,造成财产损失。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侦查。
经调查,2019年,某通讯公司与某建筑安装公司签订了《黑龙江省某通讯公司2019年外市电引入工程施工框架协议》,由某建筑安装公司承建“兴凯湖边防1号站”基站信号塔的供电线路建设工程。某通讯公司在未取得对该土地拥有使用权的黑龙江省鸡西市某担保公司的许可,也未获得兴凯湖农场国土资源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便让某建筑安装公司在兴凯湖农场11队至松阿察河的农道上架设电线杆。2019年10月27日,某担保公司在兴凯湖农场11队至松阿察河的农道上进行清淤作业,发现了某建筑安装公司架设的电线杆,且电线杆妨碍该公司的清淤工作。某担保公司经理贾某某向兴凯湖农场相关行政部门询问此情况,农场相关部门均对架设电线杆一事不知情,也未对此事进行审批。为排除妨碍,方便清淤工作的进行,贾某某便让工人将农道上私自架设的98根电线杆一一拔除,放倒在路边。在拔除过程中,造成了部分电线杆断裂。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20年1月9日,黑龙江省红兴隆检察院收到某担保公司提交的立案监督申诉材料。
调查核实。红兴隆检察院对案件线索依法进行调查核实。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向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七日内说明本案的立案理由;同时调取案件卷宗材料,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审查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多次沟通,就案件事实及证据情况交换意见,对产生分歧的地方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经调查核实发现,黑龙江省鸡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曾批准某通讯公司架设“兴凯湖边防1号站”信号塔,但架设信号塔所占用土地属于建设用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还需要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并经过审批才能使用。某通讯公司在未获得某担保公司同意,也未获得兴凯湖农场国土资源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便让某建筑安装公司在兴凯湖农场11队至松阿察河的农道上架设电线杆。在此情况下,某担保公司为保证清淤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寻求政府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对自己享有管理权土地上私自架设的电线杆进行清除。在此过程中,造成部分电线杆断裂。
监督意见。在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红兴隆检察院认为某担保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主观上无毁坏财物的故意,该私力维权行为虽然不当,但行为性质上仍然属于民事行为,依法不应当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犯罪。2020年4月7日,红兴隆检察院向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此案。
监督结果。2020年4月8日,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对本案进行撤案处理。
【指导意义】
1.严格遵循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认定犯罪。故意毁坏财物犯罪,主观上必须具有毁坏财物的故意,客观上表现为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涉事企业虽然在客观上有将他人私自架设的电线杆拔除的行为,也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但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本公司正常业务工作进行,排除侵害,工人按照指示将电线杆陆续放倒,主观上并不具有损毁电线杆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该行为并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2.正确把握私力救济与犯罪行为的界限。自救行为是指法益受到侵害后,在公力救助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或者明显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救济法益的行为。本案中,某担保公司对涉案土地拥有管理权,某通讯公司未经同意和审批私自架设电线杆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其民事上的合法权益。某担保公司发现后及时向农场相关行政部门询问情况,相关部门均对架设电线杆一事不知情。在此情况下,某担保公司基于排除作业妨碍的目的,自行将电线杆拔出放倒,属于依靠私力排除妨害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阻却了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该私力救济行为虽然不当,但性质上仍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民事行为。
3.要及时监督纠正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不当立案的行为。本案中,某担保公司及某建筑安装公司均系民营企业,在某建筑安装公司财物受损的同时,某担保公司由于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司正常运行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检察机关经认真调查核实,及时对涉案企业行为性质做出界定,公安机关及时撤销案件,大大降低了对涉案企业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释法说理,建议双方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使得该事件得以回到正确处理轨道上依法快速解决,也有效保护了涉事双方企业的合法利益。刑事撤案后,双方企业已就相关赔偿和施工安排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五百六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条、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2017年聘用制书记员招录面试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2017年聘用制书记员招录面试人选的公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招聘书记员公告》,按照1:4的比例,我部择优组织考生进行了计算机录入技能测试。根据测试成绩,按照1:2.5比例,确定125名人员进入面试(名单附后)。上述人员中如有放弃,将按成绩依次递补。计算机测试过程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
面试时间为11月2日(星期四)全天,地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一区(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请参加面试的考生携带身份证,于当日7:30到大门口集合,8:00以后不得入场。
请参加(或放弃)面试人员于10月31日(星期二)12:00前回复确认邮件至diaopeichu@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手机号+确认(或放弃)参加面试。
附件:125名面试人员名单(按姓氏排序,重名者标注出生年月)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7年10月30日
附件:
125名面试人员名单(按姓氏排序,重名者标注出生年月)
白 露 白 鹏 毕肖林 卜 颖 陈丹丹 陈欣羽
陈 扬 初思宇 崔 圆 单 双 杜文琳 杜永彪
冯 健 冯 琼 冯思慧 傅晓玉 高春宇 葛滨铭
郭云飞 哈日根娜    杭 宇 郝赛杰 何明宇
胡 芳 胡茂阳 华丹玫 黄 晟 黄啸尘 霍亚光
姜美娇 金源援 柯 萍 寇兴伟 李 芳 李 婧
李 可 李 莎 李姝凝 李伟凡 李 鑫 李雪薇
李依璠 李缘钰 李子昱 刘灿阳 刘 丹 刘方方
刘 佳 刘 柳 刘媛婷 刘子杰 柳金丽 柳 杨
骆 潇 马 森 苗欣硕 穆静茹 牛 蕊 乔禹博
秦 洁 秦 岩 屈浩男 邵凯琦 盛 慧 石光佳
石文慧 宋 洁 宋莹玉 苏丽莹 孙连利 孙 琳
孙 爽 孙学研 谈 治 唐溪悦 王 冰 王佳凝
王佳宇 王 曼(1992.09生)   王培霖 王沛泽
王晴雪 王泰凤 王维祎 王逍遥 王雪梅 王嬴政
王 颖 魏靖宇 魏莉静 吴晓雯 武晓霞 夏令贤
徐 铭 薛贵亚 薛 菁 雪 慧 闫志丰 杨洪民
杨仕勋 杨小杰 杨 育 杨子豪 尧佳伟 余昊泽
余石静 余艺苑 岳亭亭 云 娜 张晨祎 张嘉伦
张唯一 张晓冉 张鑫淼 张 琰 张 怡 张亦驰
赵 惊 赵鹿航 赵文琪 赵 稳 周凯雯 周 洋
周 圆 朱媛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已于2022年2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2022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法释〔2022〕8号)
为正确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以下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一)收货人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符合约定;
(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一概由平台内经营者承担;
(三)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四)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请求调解、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权利;
(五)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
第二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除外商品做出七日内无理由退货承诺,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遵守其承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平台内经营者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提供的支付方式以外的方式进行支付,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平台内经营者以未经过交易平台支付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注册网络经营账号开设网络店铺的平台内经营者,通过协议等方式将网络账号及店铺转让给其他经营者,但未依法进行相关经营主体信息变更公示,实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主张注册经营者、实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消费者在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受到损害,人民法院综合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来源、数量、价格、频率、是否有其他销售渠道、收入等情况,能够认定销售者系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经营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赠品或者消费者换购的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奖品、赠品属于免费提供或者商品属于换购为由主张免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第十条 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平台内经营者开设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其工作人员在网络直播中因虚假宣传等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消费者因在网络直播间点击购买商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直播间运营者不能证明已经以足以使消费者辨别的方式标明其并非销售者并标明实际销售者的,消费者主张直播间运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直播间运营者能够证明已经尽到前款所列标明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易外观、直播间运营者与经营者的约定、与经营者的合作模式、交易过程以及消费者认知等因素予以认定。
第十三条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开展自营业务销售商品,消费者主张其承担商品销售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姓名、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向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后,向直播间运营者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对依法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网络直播间的食品经营资质未尽到法定审核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等规定主张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消费者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主张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直播间运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仍为其推广,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等规定主张直播间运营者与提供该商品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主张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所经营食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主张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经营者责任,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以订单系委托他人加工制作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
(司发通〔2017〕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外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他有 关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充分发挥公证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作用,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债权实现效率,降低金融债权实现成本,有效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防控风险的水平,现就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业务中进一步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通知如下:
一、公证机构可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中所签署的符合 《公证法》第37条规定的以下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一)各类融资合同,包括各类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合同、信托贷款合同等各类贷款合同,票据承兑协议等各类票据融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开立信用证合同,信用卡融资合同(包括信用卡合约及各类分期付款合同)等;
(二)债务重组合同、还款合同、还款承诺等;
(三)各类担保合同、保函;
(四)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二、公证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中所签署的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
(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
(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 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该项承诺也可以通过承诺书或者补充协议等方式在债权文书的附件中载明。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应当协助公证机构完成对当事人身份证明、财产权利证明等与公证事项有关材料的收集、核实工作;根据公证机构的要求通过修改合同、签订补充 协议或者由当事人签署承诺书等方式将债务人、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出具执行证书前的核实方式、公证费和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的承担等内容载入公证的债权文书中。
四、公证机构在办理赋予各类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业务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切实做好当事人身份、担保物权属、当事人内部授权程序、合同条款及当事人意思表示等审核工作,确认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的合法效力,告知当事人申请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后果,提高合同主体的履约意识,预防和降低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应当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所规定的执行期间内 提出申请,并应当向公证机构提交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书、合同项下往来资金结算的明细表以及其他与债务履行相关的证据,并承诺所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金额或者相关计算公式准确无误。
六、公证机构受理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出具执行证书的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及合同约定的核实方式进行核实,确保执行证书载明的债权债务明确无误,尽力减少执行争议的发生。
公证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受理后十五个工作曰内出具执行证书,需要补充材料、核实相关情况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七、执行证书应当载明被执行人、执行标的、申请执行的期限。因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发生的违约金、利息、滞纳金等,以及按照债权文书的约定由债务人承担的公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有明确数额或计算方法的,可以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申请依法列入执行标的。
八、人民法院支持公证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各类债权文书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加大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及执行证书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切实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快速实现金融债权,防范金融风险。
九、被执行人提出执行异议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案件,人 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相关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裁定不予执 行。个别事项执行标的不明确,但不影响其他事项执行的,人民 法院应对其他事项予以执行。
十、各省(区、市)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合理 确定银行业金融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公证的收费标准。公证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一致的,可以在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时收取部分费用,出具执行证书时收齐其佘费用。
十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以及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公布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参照本通知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国银监会
2017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12月29日 (2018)最高法民他7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7)511号《关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因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 0289号仲裁裁决相关争议中所涉疑难问题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首先,关于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是否处理了矿业权行政管理关系而构成无权裁决情形以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案涉裁决围绕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审理,尽管对本案两份证据即国土资源部复函和山西省国土资源厅312号报告的证明力进行了分析,但裁决项仅涉及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公司)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没有就神火公司是否应向国家补缴探矿权价款这一行政管理关系进行裁决,故案涉裁决不存在无权裁决的情形,亦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其次,关于神火公司是否存在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神火公司从其前手119勘探队取得案涉探矿权的评估文件,不是审理本案纠纷必需涉及的内容,因此本案不存在对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之情形。
最后,关于本案仲裁裁决对代扣代缴税费的认定是否构成无权仲裁以及超范围仲裁的问题。尽管裁决书说理部分载明其对税费的计算只是为了确定潞安集团应付的转让款,但仲裁庭自行就应缴纳的税种、税费进行核算,并在转让价款中予以扣减,故其实际上对代扣代缴税费争议作出了明确处理,并且处理结果与左权县税务局预估的代扣代缴税费数额差距巨大。由于代扣代缴税费争议属于税收征收管理争议,左权县税务局、神火公司和潞安集团签订的《税费缴纳协议书》亦没有仲裁条款,仲裁裁决处理代扣代缴税费争议构成无权仲裁以及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情形,且与裁决其他内容整体不可区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之规定,同意你院关于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倾向性意见。
综上所述,同意你院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在后续处理工作中,请你院视情再做协调,妥善处理本案,并做好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络工作。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因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相关争议中所涉疑难问题一案的请示
(2018年1月2日 京高法(2017)5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于2016年3月18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 (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一案。据三中院汇报,该案案情复杂,在关于仲裁裁决中仲裁庭对于税款、税率的认定是否构成无权仲裁、案件的处理方式、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疑难问题并存在争议,且我院倾向同意三中院撤销仲裁裁决的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需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
法定代表人:李某平,董事长。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永城市。
法定代表人:崔某友,董事长。
二、申请撤销裁决的相关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公司)申请称:潞安公司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公司)因探矿权转让产生争议,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了(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裁决书(以下简称0289号裁决),该裁决书存在撤销情形,应予撤销,原因如下。裁决涉及的部分事项北京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探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由登记管理机关收取,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计划主管部门制定。”因此探矿权有偿处置情况、探矿权价款缴纳范围等事项属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职权范围,仲裁庭无权对此进行审查更无权作出认定。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作为涉案探矿权的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履行职权,在对探矿权转让进行审查后出具晋国土资发 [2013]312号报告(以下简称312号报告),认定“区内的资源量并未全部进行价款处置”,“(334?)1资源量的价款未经处置,说明此资源量尚属国家所有”,“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普查探矿权时脱离了山西省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山西省煤层赋存特征,也不符合山西的一贯做法”,“评估生产规模年限和评估利用可采资源量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有偿出让年限和有偿取得资源量。”“对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普查探矿权重新评估,补交(333)资源量未处置部分价款,并考虑山西省一贯做法,将预测的(334?)资源量纳入有偿使用,作为可利用资源量参加评估,待补缴价款后办理转让手续”。仲裁过程中潞安公司多次书面和口头说明,山西省国土厅依据职权认定神火公司欠缴价款、无权处分尚属于国家享有的权益。潞安公司无权对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进行举证。此事属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应依法处理的事项,不是仲裁庭审理范围。
但本案仲裁裁决超出有权审理的范围,对探矿权涉及预测的资源量是否需要补交探矿权价款等需要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错误认定,更基于此无权审理的基础上作出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本案裁决显然审理了并认定了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事项。《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裁决应予撤销。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采矿权权利人缴纳了多少矿业权价款,也就等价有偿地获得了价款评估对应的资源储量的财产权,剩余没有纳入价款评估的资源储量所对应的财产权仍应当属于国家享有。
山西省国土厅对神火转让涉案探矿权通过正式文件的形式作出了认定 (312号报告),312号报告认为涉案探矿权存在以下问题:“区内的资源量并未全部进行价款处置”,“(334?)资源量的价款未经处置,说明此资源量尚属国家所有”,“本次转让按《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查(保留)探矿权评估报告》(中企华矿评报字[2012]第051号)......评估生产规模年限和评估利用可采资源量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有偿出让年限和有偿取得资源量”。
山西省国土厅作为涉案探矿权所在地省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作出上述认定,裁决书对山西省国土厅的认定予以查明且并没有反对,更无权反对。神火公司转让涉案探矿权获得的利益中包含了其转卖了“尚属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利益。而这部分利益国家是通过“有偿取得制度”矿业权人缴纳矿业权价款来实现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收取矿业权价款后专款专用于地质灾害的勘查与防治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地质遗迹保护、涉及镇(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公益事业和维护农村原有的办矿利益等。可见,探矿权价款收取和使用属于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神火公司这种采取各种手段“大资源,小评估”向国家少缴纳价款,自己却巨额转让套利的行为,正是中央明令禁止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有序发展。裁决书的结果等于鼓励了“炒矿”行为,客观上导致神火公司偷逃了本应缴纳的探矿权价款,支持了神火公司侵占国家利益,此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裁定撤销。
潞安公司在三中院审理过程中,又补充如下撤销理由:1.本案中神火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神火公司取得涉案探矿权时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注明:“评估报告的主要参数见附件。”从评估报告的主要参数可以充分说明神火公司取得的涉案探矿权的内涵,进一步明确神火公司的权利的内容和范围,明确双方争议的探矿范围内全部资源量是否都已有偿处置。2016年4月29日,潞安公司申请法院向国土资源部调取神火公司取得探矿权时的评估报告以及相应的参数,以证明神火公司取得涉案探矿权的权利范围及资源价款处置情况。2.潞安公司认为裁决书中对于代扣代缴相关税费的认定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同时仲裁裁决对于缴纳税费的认定亦构成无权仲裁。
被申请人神火公司答辩称:1.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法有权裁决神火公司与潞安公司之间探矿权转让纠纷,且裁决的全部事项均属于仲裁委员会有权仲裁的范围。2.涉案仲裁纠纷系民事纠纷,并非“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北京仲裁委员会有权仲裁。《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关于“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范围,《仲裁法》第三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本案中,神火公司和潞安公司是平等民事主体,神火公司和潞安公司之间系因履行《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而产生纠纷,神火公司依据《转让合同》中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处理潞安公司欠付探矿权转让价款和应付未付滞纳金事宜。涉案争议属民事争议,并非行政争议,该仲裁案及仲裁裁决与“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无涉,故并不属于《仲裁法》第三条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事项,也不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潞安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于法无据。3.潞安公司在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中多次提到312号报告,称“此事属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应依法处理的事项,不是仲裁庭审理范围”,“但本案仲裁裁决却超出有权审理的范围,对探矿权涉及预测的资源量是否需要补交探矿权价款等需要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错误认定,更基于此无权审理的基础上作出裁决”。神火公司认为,潞安公司的主张明显错误。由于潞安公司主要依赖该份证据进行抗辩并提出仲裁反请求,神火公司不得不针对312号报告进行质证。而仲裁庭必须依据《仲裁规则》判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就312号报告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大小等问题进行认证。鉴于神火公司是否欠缴探矿权价款问题系仲裁案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神火公司和潞安公司的申请下,仲裁庭向国土资源部发出《调查咨询函》并收到《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2015)京仲案字第0352号仲裁案调查咨询函〉的复函》(以下简称《咨询复函》)。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认定“国土资源部《咨询复函》关于‘预测资源量(334?)在现金流量法中不参加评估计算’的解释,系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权解释,被申请人没有主张国土资源部无权解释或者解释不当,仲裁庭认为应当采信国土资源部的解释”(见裁决书第40页)。对于潞安公司所出具的312号报告,仲裁庭明确表明,“第312号文件系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发出的报告,表明了国土资源厅的意见,却并不表明国土资源部已认定申请人应当缴纳价款,甚至不表明国土资源厅要求申请人缴纳探矿权价款”,同时表明,“鉴于国土资源部是要求申请人缴纳或补缴探矿权价款的有权机关,国土资源厅的报告中提出的重新评估并补缴的建议,无法自动形成申请人缴纳探矿权价款的义务,也无法确定申请人应缴纳探矿权价款的数额,相应地,不足以支持申请人存在欠缴探矿权价款的意见”(见裁决书第41页)。4.北京仲裁委员会完全尊重相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在仲裁案中,仲裁庭认定:“至于国土资源部或国土资源厅能否要求申请人补缴探矿权价款,以及申请人应否向国家补缴探矿权价款,正如被申请人所言,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仲裁庭不予评判”(见裁决书第41页)。因此,北京仲裁委员会的审理和裁决不仅未超出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职权范畴,更完全尊重相关行政机关的职权。针对潞安公司的补充撤销理由,神火公司补充了如下答辩意见:涉案的该份证据不属于神火公司保存,不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仲裁裁决书中已明确指出基于税收法定原则,当事人因税收征管或相关代扣代缴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处理事项。故不存在无权仲裁及超裁的情形。
三、经审查查明的事实
神火公司与潞安公司于2012年6月签订了《转让合同》,就合同标的、探矿权基本情况、转让方式、价格、付款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神火公司承诺向潞安公司转让涉案的探矿权,潞安公司向神火公司分八笔支付相应的价款(4699660000元)。神火公司在国土资源部审批和登记中承担主体责任,潞安公司在山西省政府相关部门审查中承担主体责任。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若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探矿权变更手续,亦不影响潞安公司按照约定的任何一次付款义务的履行。第三十三条约定自本合同约定的探矿权转让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生效。
在履约过程中,山西省左权县和晋中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同意涉案探矿权的转让。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在收到晋中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后,向国土资源部发出报告,提出涉案的探矿权存在欠缴价款问题,建议重新评估,补缴333资源量未处置部分价款,将(334?)(概念:《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表述是指在预差区域内,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研究和极少量的工程控制,通过已知矿床类比,有足够数据所估算的资源量。各项参数都是假设的,属潜在矿产资源,经济意义未确定。)资源量纳入有偿使用并参加评估,待补缴价款后办理转让手续。国土资源部尚未收到涉案探矿权的转让变更申请,涉案探矿权未予变更。
神火公司向北京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1.潞安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款2609898200元(具体包括第二笔至第六笔转让价款)。2.潞安公司从滞纳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支付滞纳金至2015年2月10日。滞纳金共计2394679944.4元。3.潞安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用。潞安公司提出反请求申请:1.确认涉案转让合同未生效;2.恢复原状,返还潞安公司已支付转让款1739931800元及给付同期资金占用费;3.神火公司承担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仲裁庭于2016年3月7日作出裁决,裁决结果:1.《转让合同》关于探矿权变动部分的约定未生效。2.潞安公司向神火公司支付《转让合同》约定的前六笔转让价款中尚未支付的转让价款总计2420648861元。3.潞安公司向神火公司支付截至2015年2月 10日的滞纳金,总额 1094624697.87元。4.本案本请求仲裁费20105862.57元,由神火公司承担20%,即4021172.51元,由潞安公司承担80%,即16084690.06元。 5.反请求仲裁费19911195.16元,由神火公司负担20%,即3982239.03元,潞安公司承担80%,即15928956.13元。6.驳回神火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7.驳回潞安公司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仲裁庭的主要意见如下:《转让合同》已依法成立,具有法律约束力。《转让合同》第三十三条关于本合同约定的探矿权转让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生效的约定,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关于探矿权转让的审批规则一致,即经批准后生效。仲裁庭认为,双方当事人作为煤矿和煤电行业的大型企业应当知道探矿权转让需要依法办理相关的审判和登记手续,即在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后,《转让合同》全部生效,经国土资源部登记后,涉案探矿权发生变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转让合同》第三十三条所称“自本合同约定的探矿权转让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生效”的实质含义,系指双方当事人有关探矿权转让的约定于国土资源部批准后全部生效,也即在国土资源部批准以前,《转让合同》部分内容生效。国土资源部在向仲裁委发出的《咨询复函》中称,国土资源部未收到涉案探矿权转让的申请。仲裁庭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此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国土资源部是涉案探矿权转让的有权审批机关,应当以国土资源部《咨询复函》的意见为准,即确认国土资源部未收到涉案探矿权转让的申请,涉案探矿权的转让未完成法定的批准程序,《转让合同》部分内容未生效。综上所述,关于《转让合同》全部不生效的意见,与《转让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不符,与《转让合同》的目的不符,与双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不符,将导致《转让合同》无须乃至不应履行的结论,仲裁庭不予采信。结合《转让合同》使用的词语和约定的目的,参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仲裁庭认为,《转让合同》第三十三条所称“生效”系指涉案探矿权发生的物权变动效力,而不是指双方当事人为使得涉案探矿权发生变动而履行相关义务之承诺的效力。
另,在仲裁审理中,仲裁委向国土资源部发出《调查咨询函》,询问如下问题:1.就涉案探矿权的转让,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是否已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规定流程出具了审查意见,从而完成了在探矿权转让过程中,省国土厅应履行的相关程序。2.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获取探矿权需要缴纳的资源价款是如何计算的,对缴纳方式如何规定,涉案探矿权的转让,神火公司是否存在欠缴资源价款的情况。
国土资源部于2015年11月3日进行了复函,内容如下:“一、截至目前,我部未收到涉案煤矿探矿权转让变更申请。二、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探矿权价款由评估备案结果或招拍挂的出让结果确定,可以一次性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普查探矿权评估及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报告》说明,高家庄煤矿普查探矿权已按照2008年评估备案的结果缴纳了价款。”
四、本案存在的疑难问题
(一)潞安公司申请撤销裁决的理由是否成立
1.关于潞安公司提出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意见。潞安公司称神火公司隐瞒了神火公司从119勘探队取得涉案探矿权时的评估报告中附件内容,用以证明神火公司获得探矿权时对于未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的事实。
三中院认为:(1)根据查明的事实,评估报告及其附件的原件并未在神火公司处保存,系由119勘探队提交国土资源部备案,所以神火公司不存在隐瞒该证据的情形。(2)潞安公司曾在仲裁阶段申请仲裁庭调取上述证据,仲裁庭认定神火公司已根据国土资源部的通知缴纳了探矿权价款,无论该价款如何计算,神火公司若应缴纳其他价款,亦应由有权机关依法确定,与神火公司已缴纳的价款无直接关系,因此并未准许潞安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是否准许调取相应证据属于仲裁庭对案件实体审查的范畴,不属于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3)在仲裁审理期间,仲裁庭亦发函就探矿权需要缴纳的资源价款如何计算、缴纳方式、神火公司是否存在欠缴资源费的问题向国土资源部发出查询函,国土资源部在回函中已明确表示神火公司按照2008年评估备案的结果缴纳了价款。(4)双方当事人对于评估结论中并未包括(334?)部分储量以及未缴纳(334?)部分储量价款的事实无异议。综上,法院调取该证据已无实际意义,神火公司不存在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
2.关于潞安公司提出的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见。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一般利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应当是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违背我国的基本道德标准。认定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针对仲裁裁决的实体进行审查,本案中潞安公司主张神火公司转让的涉案探矿权获得利益中包含了其转卖了“尚属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的利益。而这部分利益国家是通过矿业权人缴纳矿业权价款实现的。潞安公司主张神火公司缴纳了1.7854亿吨资源量的探矿权价款,而该公司将全部资源量9.7888亿吨作价转让,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三中院认为:仲裁庭在审理期间就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是否按照要求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及探矿权需要缴纳的资源价款如何计算、缴纳方式、神火公司是否存在欠缴资源费的问题向国土资源部发出查询函,国土资源部回函“涉案煤矿普查探矿权已按2008年评估备案的结果缴纳了价款。预测的资源量在现金流量法中不参加评估计算[注:现金流评估方法中 (334?)不参加评估计算]。”本案中的神火公司从119勘探队取得探矿权以及本次转让评估采用的方法均属于现金流评估,转让的探矿权价款中均不涉及预测资源量的探矿权价款。而预测资源量是否应缴纳相应的价款以及具体数额应当由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决定。根据神火公司2008年缴纳探矿权价款时遵循的程序证明,只有当国土资源部向义务人发出缴纳探矿权价款的通知时,才能确定义务人应缴纳的探矿权价款。本案中,国土资源部是要求神火公司缴纳或补缴探矿权价款的有权机关,国土资源部未要求神火公司缴纳相应的价款。当事人也无证据证明神火公司应当缴纳 (334?)部分储量的价款。同时神火公司在仲裁阶段亦明确表示“只要国土资源部依法出具补缴探矿权价款的书面通知,神火公司能够按期补缴”。基于上述理由,三中院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条款应当慎用的原则,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尚不构成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违背,故潞安公司的该项申请意见依据不足,不应采信。
综上,因0289号裁决不属于仲裁程序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予驳回。
(二)三中院关于本案中潞安公司提出新的撤销裁决请求的复议意见
1.关于潞安公司提出的无权仲裁的意见。潞安公司提出本案仲裁裁决超出有权审理的范围,对探矿权涉及预测的资源量(334?)是否需要补缴探矿权价款等需要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错误认定,更基于此无权审理的基础上作出裁决。三中院认为,《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上述规定中将“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和“无权仲裁”分别规定,可以看出《仲裁法》系从狭义的口径定义“无权仲裁”,即指仲裁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本案在审理中潞安公司向三中院提供晋国土资发[2016]97号《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的意见》,该文件中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对于涉案的探矿权转让明确了意见:(1)该探矿权已经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门户网站发布公示且无异议;(2)该探矿权属无争议、无矿权重叠问题;(3)该探矿权无违法违规行为;(4)神火公司在取得“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普查探矿权”时资源储量未全部有偿处置。潞安公司提供该证据的目的用以证明仲裁裁决中有关预测的资源量(334?)不涉及补缴探矿权价款的认定构成无权仲裁。
对于潞安公司所提出的上述撤仲理由,三中院意见如下:不构成无权仲裁。本案中仲裁庭是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咨询复函》对于是否缴纳问题进行的认定,且裁决书中对于能否要求补缴探矿权价款以及应否补缴问题均未予评断,故不构成无权仲裁。
2.潞安公司在审理中向三中院提出了新的撤销仲裁请求:潞安公司认为裁决书中对于代扣代缴相关税费的认定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同时仲裁裁决对于缴纳税费的认定亦构成无权仲裁。
三中院意见如下:在双方订立的《转让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的标的转让价款,同时还约定了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支付因本次探矿权转让应由各自承担的税费。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对于转让价款中是否包含税费并未明确约定。在仲裁阶段神火公司亦未申请就税费扣除问题申请仲裁。但在仲裁审理阶段潞安公司在书面意见中称《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含税”价款,潞安公司应予以代扣代缴,并提交了左权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山西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应缴纳有关税费的情况说明》以及《高家庄煤矿探矿权涉及税费测算表》《高家庄煤矿探矿权涉及税费逐笔测算表》(该两份测算表列明了应缴纳税费的种类、计税依据、计税依据金额、税率和金额等)。仲裁裁决书中所认定转让费中包含有相关税费,同时对于应缴纳的税种、税费进行了核算(仲裁裁决认定转让价款不含有价格调控基金以及企业所得税),并在转让费中予以核减(核减金额为189249339元)。基于税收法定原则,涉案的探矿权转让中税费种类、税额的认定应属于税务征收机构处理的范畴,同时神火公司、潞安公司以及案外人左权县人民政府亦签订有《税费缴纳协议书》。仲裁庭对于转让价款中应包含的税费种类以及税率进行裁决明显不当。
基于此产生两种意见。意见一,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法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本案中仲裁裁决结果确定了应由行政机关认定的税费种类以及税率,因此构成无权仲裁,裁决结果应当予以撤销。
意见二,根据《仲裁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对于重新仲裁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即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本案中仲裁庭对于转让费中税费种类以及税率的处理缺乏依据,虽不存在上述法定情形,但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原意,属于作出裁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充分,而影响了仲裁裁决的正确,因此可以通过重新仲裁而予以纠正。
五、本院拟处理意见
经对该案的审查、研究,本院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即同意三中院上述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意见。
第二种意见即同意三中院重新仲裁的意见。
本院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同意撤销仲裁裁决的意见。
鉴于潞安公司与神火公司分别为山西、河南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且各系当地支柱企业,人大代表关注程度很高,当事人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均可能引发关注。潞安公司与神火公司就是否撤销案涉仲裁裁决意见分歧较大,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商请中央有关单位就案涉企业间的矛盾予以协调处理。
以上哪种处理意见更为妥当,请指示。
1原文如此,下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4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43号建议的答复
谢资清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报送各级人大代表学习资讯最大限度电子化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和其他相关部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报告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求积极吸纳、落实代表意见建议,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在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提案交办会上,张军检察长都提出明确要求,要在精准联络上下更大功夫,把精深联络的要求做实做好,实打实地办理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从中找准差距、推动工作。
在您的建议中,我们看到了自身工作的差距,也找到了下一步代表联络工作的抓手。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那样,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是代表履职的好帮手,但纸质资料造成资源浪费,应最大限度实现电子化。为此,我们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利用好“检察号代表委员直通车"微信服务号,加强与代表委员日常联络。为减少纸质材料的寄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微信上开通了“检察号代表委员直通车"服务号。服务号设置了“信息发布"主页和“看检察"、“履职助手"和“我与检察"三个栏目,实现了个性化信息推送和意见建议及时答复。主页“信息发布"每个月4期,每期发布8条左右精选的实时检察新闻。资讯栏目“看检察"下设3个子栏目。其中,“检察资讯"发布检察重大工作情况和亮点检察工作资讯,“检务公开"发布检察改革、案件信息及检察要况,“联系我们"用于询问情况和留言,方便代表委员及时与检察机关沟通。支持代表委员履职栏目“履职助手"下设4个子栏目。其中,“检察案例"用于向代表委员推介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其他社会比较关注案件的办理情况,“法律法规"为代表委员整理了检察工作常用的法律法规,“履职声音"汇集了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检察机关的贯彻落实情况,“履职风采"记录代表委员履职的精彩瞬间和履职故事。“我与检察"搭建起代表委员与检察机关的沟通桥梁。其中,下设的“检察印迹"记录代表参加检察机关活动、参与检察工作情况,“建言献策"让代表能够随时给检察工作提出建议,也使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后能够及时向代表委员反馈汇报。截至目前,共有100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注册登陆服务号,服务号已发布稿件700余篇,发布代表委员检察印记信息4.3万余条。您可以关注该微信服务号,我们会为您定期推送检察信息。另外,您还可以随时在该服务号设置的评论区发表评论、提出建议,监督检察工作,我们将及时把办理情况向您反馈。
二是利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及时回应代表关切。为提高联络工作的精深度和信息推送的精准性,有效了解回应代表关切,我们将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对检察工作的4000余条意见建议逐一梳理,精细分类,找准代表对检察工作的关注点和期望,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推送检察资讯和邀请代表参加座谈、调研、听证等活动,及时汇报检察工作新进展。我们建立了省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市级检察院检察长直接联系代表制度,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对口联络部门直接联络工作方案。省级检察院班子成员和地市级检察院检察长与对口联系代表建立微信联系,省级院联络工作人员尽可能与本团全国人大代表建立“私微",有效利用微信群、“私微"等与代表进行联络,根据代表兴趣点个性化推送检察信息,随时接受监督。
三是优化联络方式,不断提升精准服务质量。代表委员手机报自2014年2月开通以来,在向代表委员及时通报检察工作重大问题和重大工作部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手机报以每周三期的频率向代表委员报告检察工作,每年发送160余期。今年我们还完善了互联网代表委员联络平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中国检察网增设代表委员意见建议收集、联络活动报名通知模块,了解委员普遍需求和个性化关注、活动意向等,改进联络方式,提升精准化服务质量。另外,在重大节日制作推出手机报专刊、多媒体祝福等,进一步加强与代表日常联系沟通。
您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是检察工作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利用电子邮件、微信等信息化方式报告检察工作。在今后的联络工作中,根据代表的职业、对检察工作的关注点等探索个性化的联络方式,坚持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将意见建议中蕴含的民声民愿转化为推动检察事业发展的“源动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检察担当。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3月14日)
王某、陈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灭火器 一体履职 行业治理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至2021年5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伙同陈某某在某电商平台上注册8家店铺,销售从他人处购买以及自己生产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冷火”牌、“玉龙”牌灭火器。在共同经营过程中,被告人王某负责假冒灭火器的进货、销售、财务等日常管理工作,被告人陈某某负责装货发货等工作。其中,2019年10月9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被告人王某从他人处购买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冷火”牌、“玉龙”牌灭火器,销售金额336万余元;被告人陈某某于2020年4月开始参与销售,销售金额为311万余元。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5月4日,被告人王某伙同陈某某租赁厂房,组织工人通过灌装滑石粉的方式加工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冷火”牌、“玉龙”牌灭火器并销售,销售金额为1070万余元。经检验,涉案灭火器为不合格产品。
2022年1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王某、陈某某二人提起公诉。2022年10月26日,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百零五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一审宣判后,王某、陈某某提出上诉。同年12月17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2021年6月,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侦查监督与协作办公室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制售伪劣灭火器案件多发,遂建议公安机关加强类案研判分析。公安机关经初查发现购买伪劣灭火器的王某有重大犯罪嫌疑,遂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出以下具体工作建议:一是对涉灭火器案件进行系统排查,实现该案与其他关联案件证据互认互用,提高办案效率。二是对涉案物流单据、生产人员证言等证据进行取证。三是针对未能现场查获王某等所生产灭火器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通过梳理买家信息,调取、扣押尚未打开快递包装的灭火器并进行检验,以确保涉案灭火器检验结果的客观有效性。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依法准确定性。经综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涉案金额等因素,检察机关认定,该案王某、陈某某的行为既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也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择一重处,以处罚更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王某、陈某某二人提起公诉。二是准确认定犯罪数额。王某等在电商平台开设8家店铺,后台销售数据达数十万余条,检察机关经审查梳理,将王某等用于退换货的正品灭火器金额以及已退单数据剔除,最终认定涉案金额。三是依法追诉漏犯。针对为王某等提供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人员可能涉嫌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追诉漏犯4人,目前该4人均已判刑。
法庭审理阶段。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本案中检测的灭火器系从下游买家手中提取,不能确定就是王某销售的产品;不能根据检测报告认定涉案灭火器为不合格产品。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灭火器快递外包装照片等证据,证实买家收到王某发送的快递后尚未开箱,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随即将快递整箱送至公安机关,完整的快递外包装证实了产品就是从王某店铺购买。针对辩护人对灭火器不属于不合格产品的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检测机构具有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的检测资质,对所扣押的产品进行检测后发现多项指标不符合灭火器国家标准,结合在案证据证实灭火器中灌装的是滑石粉而非磷酸二氢铵,属于不合格产品。法院经审理,采纳了全部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一)从严惩治,守牢消防安全底线。灭火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轻便消防器材,也是火灾发生后用于初期灭火的重要工具,对于减少火灾损失、控制火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王某等人在所生产的伪劣灭火器中填充滑石粉,不但不具有灭火功能,反而存在粉尘爆炸的隐患。检察机关对制售假劣灭火器的犯罪行为从严惩治,追捕追诉上下游涉案人员,实现犯罪全链条打击,守牢消防安全的底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二)一体履职,推动行业规范治理。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该案中发现,相关生产、销售活动涉及多个县区,遂将线索报送临沂市检察院。临沂市检察院调查核实后,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2份,推动从市级层面推动解决灭火器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隐患。相关单位采纳检察建议,部署开展灭火器专项督查检查和执法行动。针对销售行为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等问题,检察机关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依托第三方平台组织对消防器材网络抽查,将监测结果和处罚情况录入信用公示系统,将不合格企业信息推送电商平台,推动了灭火器行业的规范治理、系统治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149家市场流通主体、120家电商销售户进行拉网摸排,召回问题灭火器1200具。
(三)联合宣传,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灭火器是一次性产品,一般只有遇到火灾、火情才会使用。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灭火器真伪。检察机关联合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国际消防日、科技活动周等时间节点开展宣传活动15次,通过设立宣传服务站、咨询台,开展消防产品实物展示、真假消防产品鉴别及消防产品功能演示等活动,提高消费者对消防产品的识别判断能力。
郝某甲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润滑油 消费者权益保护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2021年10月,被告人郝某甲伙同辜某某雇佣张某某等四人在其经营的河南A润滑油公司厂房中,明知其未经长城、美孚、东方红、壳牌、统一等品牌授权或委托加工,通过自行调配并灌装的方式生产品牌润滑油并对外销售。同时郝某甲接受郝某乙委托,通过自行调配并灌装的方式生产郝某乙注册的“石虎”牌润滑油。经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检验,郝某甲生产的柴油机油、汽油机油均不符合国家标准,系不合格产品。
经河南科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0年6月2日至2021年10月13日,郝某甲向郝某乙销售假冒品牌及“石虎”牌伪劣润滑油共计627万余元;2020年6月至2021年10月,郝某甲向段某、赵某某等15名客户销售假冒品牌伪劣润滑油共计91万余元。
2022年3月18日、6月14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检察院先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郝某甲、辜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6月30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郝某甲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同日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辜某某等5人五至七年有期徒刑,分别并处罚金五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郝某甲等6人均提出上诉。同年9月30日、12月1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二审裁定,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2021年10月13日,郑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郝某甲、辜某某等人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侦查。针对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嫌疑人郝某甲辩解其主观上没有生产、销售伪劣润滑油的犯罪故意,及已售出的润滑油无法鉴定是否合格,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等问题,检察机关建议从三个方面重点取证:一是查明郝某甲是否有品牌方授权及造假窝点的生产规模、厂房条件,并查清制作润滑油的原料来源以及调制润滑油的配方比例。二是查找下级经销商,提取经销商从郝某甲处购买的润滑油并进行质量检验。三是对郝某甲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润滑油的金额进行审计。
审查起诉阶段。一是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完善证据。针对郝某甲妻子辜某某拒不承认其参与伪劣润滑油的生产、销售行为,要求公安机关调取郝某甲工厂工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通过技术手段恢复辜某某与快递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辜某某主观明知生产的润滑油系伪劣产品,仍按照郝某甲的安排予以生产,构成共同犯罪。二是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对张某某等在工厂负责灌装、打包、寄递的工人涉案犯罪数额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问题,会同公安机关调取了物流运输单,微信、支付宝交易明细等电子数据,经审计准确认定张某某等工人的犯罪数额;补充调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张某某等工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法庭审理阶段。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郝某甲辩称,其已经售出的部分润滑油系合格产品,不应计入犯罪数额。公诉人答辩指出,公诉机关依据记载客户信息的账本,微信、支付宝交易明细,物流发货信息,客户的证言,工人对润滑油调制原料和比例的供述等证据,并结合对郝某甲微信、支付宝流水审计结论,以及查扣的润滑油系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其售出的润滑油应全部计入犯罪数额。被告人张某某等人辩称,其主观不明知生产的润滑油是不合格产品。公诉人答辩指出,该厂厂房环境简陋,不具备生产合格产品的条件;相关监管部门从未对其生产的润滑油进行过质量检验;生产的润滑油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对生产的违法性具有一定认知,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其具有主观明知。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意见。
【典型意义】
(一)立足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润滑油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化工产品,使用伪劣润滑油产品不但起不到润滑机器的效果,还有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引发爆炸。生产、销售伪劣润滑油犯罪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给消费者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润滑油的犯罪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生产、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润滑油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二)注重诉源治理,依法能动履职,提升综合治理水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对物流园区仓库、民房检查不到位,物流企业落实寄递安全“三个百分百”要求不严格等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检察机关向当地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物流企业监管、加大查处力度、加强宣传教育等。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物流园区仓库、民房专项检查,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物流公司、快递点进行检查,查出并整改问题10余个。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检察建议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推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履职,加强监管力度,推动解决刑事案件涉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社会治理问题,为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贡献检察力量。
郑某某等人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销售伪劣产品 电缆 反向移送 行业治理
【基本案情】
2015年以来,被告人郑某某从河北省宁晋县厂家定制标有“Y电缆销售有限公司”字样的伪劣电缆,并自制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以不合格电缆冒充合格电缆向浙江省杭州市各大五金市场进行销售,销售金额5500余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自2016年3月起,以牟利为目的,明知郑某某处的电缆系不合格产品,仍购入并加价销售,销售金额1200余万元。被告人潘某某自2019年3月起,以牟利为目的,明知郑某某处的电缆系不合格产品,仍与郑某某合作,帮助郑某某销售,销售金额598余万元。
赵某某、张某某等11人帮助郑某某销售伪劣电缆,销售金额170万至3900余万元不等。另通过对郑某某所使用的销售软件数据分析,公安机关查处杭州各大市场内的经销商31家共计51人,销售金额5万元至1200余万元不等。案发后,公安机关在郑某某的仓库查获大量尚未销售的伪劣电缆,价值500余万元。
2021年3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郑某某等3人提起公诉。12月29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赵某某等13人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郑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判处潘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2022年12月26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赵某某等13人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至二年不等,部分被告人被适用缓刑。一审宣判后,郑某某等3人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案发后,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发挥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重要作用,厘清取证思路和侦查方向,提出以下取证建议:一是对大量涉案电缆线进行检测,确认是否属于伪劣产品,同时注意规范扣押程序。二是及时提取和固定电子销售数据,并结合检测结果筛选出郑某某等人实际销售伪劣产品的数额,同时注意提取数据的完整性。三是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数据提取,尤其需要固定涉案人员相互之间在买卖电缆线时提及明显代表低档次电缆字样的聊天记录,以证明涉案人员对于不合格产品的主观明知。四是深挖线索,一方面向上找准供货渠道,从根源打击伪劣电缆的生产商;另一方面向下摸清销售渠道,堵截销售终端,全力消除伪劣电缆线造成的现实危害。
审查起诉阶段。本案涉及销售伪劣产品上下游犯罪,人数众多、金额巨大,办案难度很大,上城区检察院及时向杭州市检察院报告,两级院联合审查证据,并制定分层处理方案,对于地位作用显著、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犯罪嫌疑人报送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犯罪嫌疑人则由上城区检察院继续审查;同时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于地位作用低、涉案金额小、自愿退赃且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行刑衔接和社会治理工作,一是做好反向移送。向被不起诉人员所在的行业监管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对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完善刑事、行政处罚衔接工作,避免不诉了之,落实处罚到人。二是实地走访杭州市各大五金市场,听取行业协会意见,从个案出发探索行业风险化解和防范措施,针对行业监管主体责任、监督方式、监督质效等方面,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书》,推动该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全面摸排,部署开展电线电缆等重点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压实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责任。三是会同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等行政部门,共同出台协同治理相关工作机制,推动全方位加强对专业市场的日常监管和立体化司法保护,强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检察机关的线索移送和协作配合机制,致力打造法治营商环境。
法庭审理阶段。法庭上辩护人及被告人的辩护意见集中在犯罪数额的认定,包括电缆检测标准和软件数据真实性问题。对此,检察机关根据全案证据,特别是自行补充侦查获取的证据厘清事实,有效应对。一是针对检测标准问题,检察机关走访了浙江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明确电缆检测标准,有针对性地回应律师提出的标准问题。二是针对软件数据的真实性问题,检察机关走访该软件的销售公司,了解软件的使用规则,明确本案中软件操作日志中显示的内容所表明的意思,以此确认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意见。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能动履职,通过自行补充侦查等夯实证据、厘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全链条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犯罪,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会同公安机关摸排查清电缆流向,尤其关注是否有流入亚运建设工程和其他民生保障工程,及时追回问题电线电缆,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和公共安全。
(二)宽严相济分层处理,把握打击重点。对于涉案人数众多的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就做到分类处理,突出打击重点。本案中检察机关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严重的7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对于从犯、认罪认罚以及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对于已经执行逮捕的人员,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4人变更为取保候审。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层级、作用、地位的不同,对地位作用突出、涉案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从严追诉,对犯罪情节轻微、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以及主动退赃退赔的涉案人员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行业规范。电线电缆是用于电力传输的重要材料,直接关系到施工质量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在查办刑事案件的同时,重视深挖案件背后行业毒瘤顽疾,践行检察监督职能,彰显检察担当。针对电线电缆行业的治理漏洞向相关部门制发治理类检察建议,推动电线电缆行业专项治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出台协同治理相关工作机制,强化线索移送和协作配合机制,为营造法治营商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马某某等人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销售伪劣产品 过期食品 行刑衔接 法治宣传
【基本案情】
2021年2月,被告人马某某伙同王某甲、胡某某、刘某某(三人均另案处理)为非法牟利,前往广东省汕头市以低价购买过期或临期猪肚、猪耳等猪副产品,运至被告人马某某在湖南省长沙市租用的冷库,后各自在微信群、朋友圈进行售卖,销售往来钱款及账目由马某某负责,再由其发至四人所在的微信群核对。同年3月,马某某通过王某乙(另案处理)介绍,向安徽省明光市王某丙(另案处理)销售过期猪肚和猪耳,销售金额58万元;向河北省石家庄市董某某销售过期猪肚,销售金额6.3万元。公安机关现场查获超过保质期猪肚1055箱、超过保质期猪耳120箱、散装猪肚若干。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验,上述猪肚及猪耳均超过保质期。
2022年6月9日,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检察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马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8月25日,明光市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2021年4月2日,安徽省明光市公安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王某丙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涉案过期食品是通过微信联系购买。办案人员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实其进货渠道,并调阅梳理公安机关提取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网络交易记录、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大量电子数据。从聊天记录确认上游人员的主观明知,从交易记录证实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从而认定上游人员涉嫌犯罪。遂依法制作继续侦查提纲,详细列明继续侦查方向及内容,建议公安机关追查供货渠道、运输环节,循线深挖犯罪链条,依法追诉包括马某某在内的上游犯罪嫌疑人5人。
审查起诉阶段。针对马某某关于其与王某甲等人购进的猪副产品有部分是临期产品的辩解,检察机关一方面及时建议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调取相关微信记录、银行卡交易记录以及查获现场的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另一方面就涉案食品专业问题积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冷冻食品领域专业人士咨询,区分过期食品和临期食品,并精准认定销售金额,体现了过罚相当。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马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态度反复、供述不稳,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其多次释法说理、加强政策宣传。庭审中,公诉人详细出示证据,依法进行质证,充分揭露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对辩护人提出的检验鉴定申请、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针对性答辩。最终,被告人马某某当庭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法院判决全部采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典型意义】
(一)严惩销售过期食品犯罪,守护百姓“舌尖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过期食品特别是过期肉类食品容易产生致病菌或其他有害物质,消费者食用过期食品,可能会引起胃肠道疾病或者肝肾功能衰竭等危害。本案中马某某等人销售的猪副产品已过期半年之久,不仅缺乏营养价值,还严重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食品药品“四个最严”要求,依法惩治销售过期食品犯罪,切实维护百姓健康和权益。
(二)加强检警协作配合,摧毁跨区“利益链条”。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购销环节关联紧密。本案中,检察机关提出明确补充侦查提纲,就案件定性、作用地位等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公安机关在检察机关建议下补充调取了微信交易记录、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以及现场检查、扣押等视频资料,强化固定证据,精准认定销售金额。同时对过期食品的上游供货渠道、中间冷链运输环节、下游销售网络全面取证,追根溯源、深挖犯罪,最终摧毁销售“链条”,关联犯罪得到有效打击。
(三)有力促进行刑衔接,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保障食品安全就是保障民生。检察机关以此案为契机,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作用,在办案中促进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以“我管”促“都管”。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召开座谈会,充分研讨食品类犯罪案件预防和打击举措,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专项治理活动,特别要加大对冷冻食品市场的检查力度,对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及时移送。2022年下半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8次,排查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49件,经侦查,公安机关已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43件49人,行刑衔接质效大幅提升。
(四)积极拓宽普法宣传渠道,借力做好“以案释法”。检察机关在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全力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庭审中,公诉人充分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当庭真诚悔罪;庭审外,检察机关以该案为题材制作“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短视频,并通过检察公众号、政府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示消费风险,多维度、多举措展现检察机关依法有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坚定决心和能动作为。
刘某、夏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含西布曲明减肥食品 全链条打击 能动履职
【基本案情】
2020年,刘某通过网络发布广告,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西布曲明。刘某明知夏某某等人购买西布曲明用于生产、销售减肥食品,仍向其出售并告知夏某某等人添加比例及销售注意事项。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刘某销售给夏某某等人西布曲明共计人民币170余万元。
夏某某从刘某处购进西布曲明,在食品中添加,制成减肥胶囊、减肥巧克力后对外销售。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夏某某利用微信等网络形式发展下线曹某等人,面向全国进行销售,销售金额48万余元。曹某通过微信对外销售,销售金额8000余元。2021年3月2日,曹某卖给李某某的减肥巧克力被其女徐某某误食,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检验鉴定,徐某某符合西布曲明中毒致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死亡。
2021年7月15日、7月27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刘某、夏某某提起公诉,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曹某等人提起公诉。2022年11月23日、11月25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刘某、夏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元、九十八万元,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曹某等7人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五十二万元至五千元不等。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2021年3月8日,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接李某某报案后立案侦查,同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应邀介入侦查,就网络销售犯罪存在单线联系、证据固定、涉案物品扣押、损害结果与销售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提出以下意见建议:一是从原料提供者、减肥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三个方向取证。从上下游两个方向确定生产者与销售者商品的关联性,证明利用网络销售的商品与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具有同一性。二是对销售行为、交易记录有关的微信、支付宝记录进行针对性地录屏和截屏,固定其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证据。三是规范扣押涉案减肥食品并及时送检,查明是否含有西布曲明成分。四是及时调取就诊记录,广泛寻找证人,及时进行现场勘验、法医学检验等侦查活动,查明女童死亡结果与食用含西布曲明减肥食品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围绕被告人提出的主观上不明知等辩解,查明以下犯罪事实:一是重点梳理曹某与夏某某、曹某与购买者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曹某明知从夏某某处购买的是无生产资质、来历证明、商标的产品。二是销售价格无明确标价,随意定价且价格很低。三是夏某某告诉曹某减肥食品中添加一些物质,老人、小孩不能食用,有心脏病的人群要慎用。四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交易记录、支付明细,结合证人证言、书证等和被告人辩解,准确认定销售数额。
法庭审理阶段。庭审中,辩护人提出刘某销售西布曲明属于销售非食品原料,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人答辩指出,刘某明知夏某某等人购买西布曲明系用于生产减肥食品,仍向其销售西布曲明,并且告知其在生产减肥食品中添加西布曲明的剂量,以及销售时的注意事项,该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从一重处,认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意见。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守护百姓生命健康安全。在网络销售食品逐渐深入百姓生活后,大量无正规生产厂家、无许可证编码、无产品标志的食品也进入到市场中,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2010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已上市销售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销毁。2012年西布曲明被列入《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刘某、夏某某等人在生产食品过程中罔顾百姓生命健康安全非法添加此类物质,并销售至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有多名购买者出现不良反应,甚至造成一人死亡。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四个最严”要求,从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合法权益。
(二)准确认定罪名及数额,全链条摧毁犯罪网络。 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西布曲明原料提供者、含西布曲明减肥食品生产者、代加工者、各级销售者进行全链条取证,有效打击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检察机关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交易记录、支付明细以及物流信息等,准确认定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犯罪数额。对禁用原料的提供者和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实施全链条打击,有力维护网络营销秩序。
(三)能动履职强化行政监管,增强检察监督实效。检察机关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和本地实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对于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员和被宣告禁止令的人员,设立禁入人员“黑名单”,并在市场准入许可中进行筛查,加强准入监管。同时检察机关还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危害后果,提升社会公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
巩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关键词】
销售伪劣种子 行刑衔接 生产损失计算 司法救助 追赃挽损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至5月,巩某某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经营的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某农资经营部、济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济南市、菏泽市、聊城市等地的75名农户销售玉米种子,销售金额共计57517元。涉案种子包装标称为“气死风”,但经农业部门审定的玉米种子品种中并无该品种。后农户在种植该玉米种子时发现出苗率低,部分农户进行了玉米补种、混种,但依然导致减产。经查,巩某某曾两次因违反规定销售种子被行政处罚。
经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检验,涉案玉米种子与农业农村部已知品种DNA指纹数据库某一品种玉米种子极近似或相同。涉案玉米种子标签标注发芽率95%以上、纯度96%以上,但经河南依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涉案种子发芽率为65%,纯度为92.1%,不符合《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GB 20464-2006)标准要求,也不符合种子法规定。济南市历城区农业农村局认定该玉米种子系假种子和劣种子。经山东省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巨野县农业农村局进行田间鉴定、山东燕弘测绘有限公司进行面积测绘、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2020年秋季玉米收购均价,最终认定巩某某对外销售的玉米种子导致耿某某等75名农户种植的975余亩玉米减产,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38万余元。
2021年10月8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对巩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5月6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巩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被告人巩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9月1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原审认定巩某某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正确,量刑并无不当。鉴于二审审理期间,巩某某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退赔农户全部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可从轻处罚,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巩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建议行政机关移送。2020年7月,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巩某某销售伪劣玉米种子线索,建议历城区农业农村局将线索移送给具有行政案件处罚决定权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调查。经进一步调查,检察机关认为巩某某已涉嫌犯罪,遂建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随后立案侦查。
审查起诉阶段。查明伪劣种子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有利于案件准确定性,实现罚当其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围绕损失计算问题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建议公安机关重新调取受害农户关于近三年正常种植玉米产量及种植伪劣玉米种子导致减产损失额及种植亩数的证言。二是对土地和受害农户按地区进行分类,未进行田间鉴定及测绘的土地参照同区域已进行田间鉴定的减产比率和测绘的数据,并结合农户证言,土地承包合同、村委会证明准确认定减产亩数及减产数量。三是从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取证据,确定2020年度玉米市场平均价格。通过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认定巩某某销售的玉米种子导致减产,其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与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庭审理阶段。在一审庭审中,巩某某否认自己销售了涉案玉米种子,并对经济损失的认定提出异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受害农户及销售人员的证言、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物流明细、标有巩某某联系电话的种子包装袋等证据,证实巩某某通过门店、邮寄等方式销售该玉米种子的事实。针对农业生产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公诉人出示了农业专家田间鉴定、对照测产的数据与被害农户近三年玉米产量的证言、玉米种子收购的平均价格等证明,详细论证了农业生产损失的计算方式。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由于巩某某不认罪,退赃退赔工作在一审前未取得明显进展。二审期间,检察机关继续督促巩某某赔偿损失、退缴违法所得。在听取辩护人意见时提出,共同向被告人及其家属开展释法说理工作;讯问巩某某时,检察机关再次向其阐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督促其退缴赔偿。巩某某在二审开庭审理中认罪认罚,其家属代为退缴违法所得,赔偿农户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一)坚持为民司法,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合法权益。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农资打假事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本案伪劣种子销往省内多个农业县,且多为主要粮食产地,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购买涉案伪劣种子的被害农户多,主要是中老年人,多家农户因此遭遇生活困难。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依法惩治销售伪劣种子犯罪,维护了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积极履行主导责任,推动形成打击合力。本案巩某某销售的种子导致农户减产,农户举报到农业农村局,但无证据证实涉案种子是假种子。检察机关掌握该线索后,建议将线索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开展调查,明确涉案种子定性。发现涉嫌犯罪后,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提出对受害农户遭受的生产损失进行认定,并力推市区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各司其职,开展田间鉴定、减产土地面积测绘、损失数量认定等工作。在各部门通力合作下,案件事实和损失数额得以准确认定,实现精准打击犯罪。
(三)司法救助追赃挽损,全力维护受害农户利益。为受损农户挽回经济损失,及时追缴违法所得,能够实现案件办理的最优效果。本案一审阶段,部分受害农户在索赔无果的情况下,多次信访反映农业减产导致生活困难问题。检察机关及时依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对受害农户的减产情况及家庭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决定对15名生活困难的老年人进行司法救助,缓解燃眉之急。二审阶段,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加强释法说理,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帮助受害农户挽回经济损失,被告人退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在坚持依法惩处犯罪的基础上,通过司法手段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农户利益,实现了案件办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0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80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使用“等"字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在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中规范使用“等"字,对减少或消除法律理解适用上的分歧,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维护法律权威具有重要作用。您提出的相关建议基本符合当前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工作的实际,具有积极明显的参考指引价值。
一、关于司法机关对法律中“等"字理解不一,可能引发个案上的检法冲突问题
您提出,“两高"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司法解释对法律规定理解不一。针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两高"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这一表述已为《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一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第六十七条所吸收,统一了“两高"关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把握。
二、关于司法解释中“等"字含义不明,引发实践中认识分歧问题
您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对“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列举了四种主要情形,并附有“等"字的表述,不易理解。从立法本意和实际情况出发,这里的“等"字应当作等外解释。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情况复杂,为处理明确列举以外情形应留有一定裁量空间,但是同时对所涉情形要具体斟酌,准确判断是否与所明确列举的将犯罪嫌疑人约至指定地点、当场指认犯罪嫌疑人、带领侦查人员抓捕犯罪嫌疑人、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重要信息等四项行为具有大致相当性,以确保对相关案件“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认定符合法律、切合实际。
三、今后工作中对建议方案的参考和处理
我们赞同建议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首先,目前在刑事司法解释起草中,“两高"加强了沟通协调工作,相关司法解释都互相征求对方意见,并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意见,多数司法解释由“两高"联合发布,解决了司法解释统一性的问题。其次,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解释管理工作,明确起草技术要精细化,尽量明确列举以减少不必要的“等"字使用,对于必须使用“等"字的,要明确“等"字语义或限制条件。再次,在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加强调研、充分沟通、广泛征求意见,以避免产生分歧、引发争议。最后,对于司法解释中因为“等"字使用引起认识分歧的,及时通过司法解释的清理、修订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形式,进一步明确相关用语含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3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31号建议的答复
李亚兰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涉企检务公开力度、统一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思路及步调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独办。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定期分类发布保护民营经济的指导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对内统一司法理念,对外提高以案释法力度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将依法履职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作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任务,先后制定出台多项意见和措施,要求依法、审慎、稳妥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合法权益。
发布涉民营企业典型案例,是指导案件办理的重要措施。张军检察长多次要求“集中总结一批侵害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案件"。最高检从全国各地办理的案件中,选编了多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进行发布。比如,今年6月10日,最高检围绕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主题,编写形成《检察机关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公开发布了合同诈骗等5个典型案例,进一步引导各地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和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努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保障。
诚如您所言,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既可以对内统一司法理念,又可以对外提高以案释法力度。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通过提炼办案要旨,明确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可引为参照。同时,这也是持续开展检察官以案释法,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在检察环节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彰显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营造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下一步,最高检将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利用办案资源“富矿",挖掘优秀案例的“源头活水",继续整理发布多种类型的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案例,探索开展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案例,不断夯实全国检察案例库,用扎实具体的案例引领办案实践,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二、关于公开年度涉民营企业的案件办理情况,通过相关数据公开,帮助民企自行对照找准高发风险点,提前规制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最高检、全国工商联于2019年2月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建立起定期会商制度,及时通报涉民营企业案件办理情况,了解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诉求,研究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最高检还将涉民营企业办案情况纳入每季度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并作为检察业务数据的重要内容按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级检察机关也按照这一工作模式,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地区涉民营企业相关办案数据。目前,向社会公开发布包括涉民企业案件相关数据已成常态,这既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找准健康发展的着力点,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案件类型、犯罪手段、犯罪特点、犯罪主体及受害对象等多方面,全面了解和把握相关犯罪的变化和需要预防的问题,切实发挥数据分析在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中的“把脉问诊"和“对症下药"的功效。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工商联的联系,探索利用信息化办案平台,与工商联共享涉民营企业保护的典型案例及调研成果等,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规范发展。特别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民营企业管理漏洞和经营不规范问题,深入剖析原因,查找管理风险点和制度缺陷,有针对性研究制发检察建议,协同工商联督促民营企业开展风险排查、法律“体检",形成帮助民营企业补齐短板、加强管理、合规经营的工作合力。
三、关于通过相关办案数据公开,宣传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工作成果,接受群众监督
加强涉民营企业案件信息和办案成效的宣传,既是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声势、增强正向舆论效应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开展示相关办案情况、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应有之义。围绕落实您的这一建议,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通过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等走进检察机关,了解和监督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等情况。比如,今年4月25日,最高检举行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第38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主动向社会公布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情况及典型案例,宣传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取得的进展和成效。您受邀参加活动时,对检察工作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抓好落实。二是积极宣传检察机关推进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去年初以来,最高检在部分基层检察院开展了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同时探索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促进“严管"制度化,不让“厚爱"被滥用。6月3日,最高检举行“依法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将严管厚爱落到实处"新闻发布会,联合国资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及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三是通过策划媒体宣传,形成多轮多批次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的集中宣传。比如,围绕最高检院领导两会后密集赴基层调研服务民营经济,推出《服务民营经济还有哪些短板?最高检调研组走进山东检察机关调研问计》等多篇新闻报道。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吸纳您的意见建议,切实加大涉民企检察业务数据公开力度,不断改进数据公开方式,着力促进数据公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同时积极宣传检察履职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情况、工作进展和成效,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更好地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智慧。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4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4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授权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和专利纠纷案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授权浙江省新昌县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问题。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简称“三合一"意见),鉴于“三合一"管辖布局以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布局为基础,且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本就是“三合一"管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对于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布局的优化调整,亦须遵循“三合一"意见的相关精神。根据该意见,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的“三合一"工作,具体负责辖区内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布局和指导监督。因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该在统筹考虑全省“三合一"管辖布局及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布局的情况下,确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书面请示的方式申请新昌县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同一个中院辖区内已经有一个基层法院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情况下,从管辖布局合理性角度考虑,一般情况下不宜再授予其他基层法院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
二、关于授权浙江省新昌县法院管辖专利民事纠纷案件的问题。考虑到专利民事案件技术性较强、审理难度较大的特点,为确保专利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专利民事案件的审判指导,促进相关司法标准的统一,对于专利等技术类案件,应采用集中管辖的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司法政策,原则上不再授权基层法院管辖专利民事纠纷案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批准北京市、江苏省部分基层法院审理部分专利民事纠纷案件,但上述法院现已不再管辖专利民事纠纷案件,而是转由新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或跨区域法庭统一管辖专利民事纠纷案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聂美兰诉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等七个案例(指导案例179-185号),作为第32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7月4日
指导案例179号
聂美兰诉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合作经营/书面劳动合同
裁判要点
1.劳动关系适格主体以“合作经营”等为名订立协议,但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条款,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第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17条、第82条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8日,聂美兰与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氏兄弟公司)签订了《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内容为:“第一条:双方约定,甲方出资进行茶叶项目投资,聘任乙方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乙方负责公司的管理与经营。第二条:待项目启动后,双方相机共同设立公司,乙方可享有管理股份。第三条:利益分配:在公司设立之前,乙方按基本工资加业绩方式取酬。公司设立之后,按双方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乙方负责管理和经营,取酬方式:基本工资+业绩、奖励+股份分红。第四条:双方在运营过程中,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五条: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公司股东各执一份。”
协议签订后,聂美兰到该项目上工作,工作内容为负责《中国书画》艺术茶社的经营管理,主要负责接待、茶叶销售等工作。林氏兄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德汤按照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的标准,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聂美兰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聂美兰请假需经林德汤批准,且实际出勤天数影响工资的实发数额。2017年5月6日林氏兄弟公司通知聂美兰终止合作协议。聂美兰实际工作至2017年5月8日。
聂美兰申请劳动仲裁,认为双方系劳动关系并要求林氏兄弟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林氏兄弟公司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9691号裁决:驳回聂美兰的全部仲裁请求。聂美兰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林氏兄弟公司与聂美兰于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工资22758.62元;三、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2016年5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3144.9元;四、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711.51元;五、驳回聂美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林氏兄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91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五项;三、驳回聂美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林氏兄弟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京民申986号民事裁定:驳回林氏兄弟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申请人林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美兰签订的《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系自愿签订的,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聘任聂美兰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聘任”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美兰的取酬方式,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聂美兰均可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与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本案合同中既未约定聂美兰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聂美兰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按月汇报员工的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作计划、备用金的申请等情况,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故原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书面劳动合同,虽缺少一些必备条款,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作用,二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是正确的。林氏兄弟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向聂美兰出具了《终止合作协议通知》,告知聂美兰终止双方的合作,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相关证据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伟红、符忠良、彭红运)
指导案例180号
孙贤锋诉淮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性判断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除通知的内容为认定依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用人单位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依据及事由,另行提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存在其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并据此主张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1日,孙贤锋(乙方)与淮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区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乙方工作地点为连云港,从事邮件收派与司机岗位工作;乙方严重违反甲方的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甲方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甲方违约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甲方依法制定并通过公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员工手册》《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考勤管理规定》等文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孙贤锋根据西区公司安排,负责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港镇区域的顺丰快递收派邮件工作。西区公司自2016年8月25日起每月向孙贤锋银行账户结算工资,截至2017年9月25日,孙贤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329.82元。2017年9月12日、10月3日、10月16日,孙贤锋先后存在工作时间未穿工作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违纪行为。事后,西区公司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由用人部门负责人、建议部门负责人、工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共同签署确认,对孙贤锋上述违纪行为分别给予扣2分、扣10分、扣10分处罚,但具体扣分处罚时间难以认定。
2017年10月17日,孙贤锋被所在单位用人部门以未及时上交履职期间的营业款项为由安排停工。次日,孙贤锋至所在单位刷卡考勤,显示刷卡信息无法录入。10月25日,西区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孙贤锋自2017年10月21日从西区公司正式离职,已办理完毕手续,即日起与公司无任何劳动关系。10月30日,西区公司又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孙贤锋在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经任何领导批准情况下,自2017年10月20日起无故旷工3天以上,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制度,经单位研究决定自2017年10月20日起与孙贤锋解除劳动关系,限于2017年11月15日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之后,孙贤锋向江苏省灌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后孙贤锋不服,遂诉至法院,要求西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68500元。
西区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孙贤锋在职期间存在未按规定着工作服、代人打卡、谩骂主管以及未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及时上交营业款项等违纪行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自2017年10月20日起,孙贤锋在未履行请假手续且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无故旷工多日,依法自2017年10月20日起与孙贤锋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结果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苏0724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西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贤锋经济赔偿金18989.46元。二、驳回原告孙贤锋的其他诉讼请求。西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苏07民终6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劳动者存在违法违纪、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对其合法性的评价也应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用人单位向劳动者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对用人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及事由,人民法院审理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以该决定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进行审查,不宜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和范围。否则,将偏离劳资双方所争议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内容,导致法院裁判与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及争议焦点不一致;同时,也违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当秉持的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造成劳资双方权益保障的失衡。
本案中,孙贤锋与西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劳动合同附件《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规章制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连续旷工3天(含)以上的,公司有权对其处以第五类处罚责任,即解除合同、永不录用。西区公司向孙贤锋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为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孙贤锋诉请法院审查的内容也是西区公司以其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而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故法院对西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也应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为限,而不能超越该诉争范围。虽然西区公司在庭审中另提出孙贤锋在工作期间存在不及时上交营业款、未穿工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其他违纪行为,也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公司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西区公司的陈述,西区公司在已知孙贤锋存在上述行为的情况下,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主动提出重新安排孙贤锋从事其他工作,在向孙贤锋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也没有将上述行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对于西区公司在诉讼期间提出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西区公司以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对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西区公司仅提供了本单位出具的员工考勤表为证,该考勤表未经孙贤锋签字确认,孙贤锋对此亦不予认可,认为是单位领导安排停工并提供刷卡失败视频为证。因孙贤锋在工作期间被安排停工,西区公司之后是否通知孙贤锋到公司报到、如何通知、通知时间等事实,西区公司均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孙贤锋无故旷工3天以上的事实不清,西区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以孙贤锋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少事实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小姣、李季、戴立国)
指导案例181号
郑某诉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性骚扰/规章制度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性骚扰行为、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查等情形,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尽岗位职责,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管理人员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郑某于2012年7月入职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韦尔公司),担任渠道销售经理。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规定经理和主管“应确保下属能畅所欲言且无须担心遭到报复,所有担忧或问题都能专业并及时地得以解决”,不允许任何报复行为。2017年版《员工手册》规定:对他人实施性骚扰、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均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违纪行为。上述规章制度在实施前经过该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讨论。
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某确认并同意公司现有的《员工手册》及《商业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员工手册》修改后,郑某再次签署确认书,表示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内容,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
2018年8月30日,郑某因认为下属女职工任某与郑某上级邓某(已婚)之间的关系有点僵,为“疏解”二人关系而找任某谈话。郑某提到昨天观察到邓某跟任某说了一句话,而任某没有回答,其还专门跑到任某处帮忙打圆场。任某提及其在刚入职时曾向郑某出示过间接上级邓某发送的性骚扰微信记录截屏,郑某当时对此答复“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我往后不想再回答你后面的事情”“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谈话中,任某强调邓某是在对其进行性骚扰,邓某要求与其发展男女关系,并在其拒绝后继续不停骚扰,郑某不应责怪其不搭理邓某,也不要替邓某来对其进行敲打。郑某则表示“你如果这样干工作的话,让我很难过”“你越端着,他越觉得我要把你怎么样”“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
后至2018年11月,郑某以任某不合群等为由向霍尼韦尔公司人事部提出与任某解除劳动合同,但未能说明解除任某劳动合同的合理依据。人事部为此找任某了解情况。任某告知人事部其被间接上级邓某骚扰,郑某有意无意撮合其和邓某,其因拒绝骚扰行为而受到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为此展开调查。
2019年1月15日,霍尼韦尔公司对郑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郑某未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但对笔录记载的其对公司询问所做答复做了诸多修改。对于调查笔录中有无女员工向郑某反映邓某跟其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提问所记录的“没有”的答复,郑某未作修改。
2019年1月31日,霍尼韦尔公司出具《单方面解除函》,以郑某未尽经理职责,在下属反映遭受间接上级骚扰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下属不再继续遭受骚扰,反而对下属进行打击报复,在调查过程中就上述事实做虚假陈述为由,与郑某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7月22日,郑某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该请求未得到仲裁裁决支持。郑某不服,以相同请求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沪0115民初10454号民事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郑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1)沪01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在案证据显示,郑某持有异议的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分别于2017年9月、2014年12月经霍尼韦尔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进行讨论。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属于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郑某已阅读并理解和接受上述制度。在《员工手册》修订后,郑某亦再次签署确认书,确认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此情况下,霍尼韦尔公司的《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应对郑某具有约束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一则,在案证据显示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亦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要求经理、主管等管理人员在下属提出担忧或问题时能够专业并及时帮助解决,不能进行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还将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的行为列为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范围。现郑某虽称相关女职工未提供受到骚扰的切实证据,其无法判断骚扰行为的真伪、对错,但从郑某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录音中对相关女职工初入职时向其出示的微信截屏所做的“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的评述看,郑某本人亦不认为相关微信内容系同事间的正常交流,且郑某在相关女职工反复强调间接上级一直对她进行骚扰时,未见郑某积极应对帮助解决,反而说“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所为皆为积极促成自己的下级与上级发展不正当关系。郑某的行为显然有悖其作为霍尼韦尔公司部门主管应尽之职责,其相关答复内容亦有违公序良俗。此外,依据郑某自述,其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后应已明确知晓相关女职工与间接上级关系不好的原因,但郑某不仅未采取积极措施,反而认为相关女职工处理不当。在任某明确表示对邓某性骚扰的抗拒后,郑某于2018年11月中旬向人事经理提出任某性格不合群,希望公司能解除与任某的劳动合同,据此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对相关女职工进行打击报复,亦属合理推断。二则,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明确规定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15日调查笔录显示郑某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情况。郑某虽称该调查笔录没有按照其所述内容记录,其不被允许修改很多内容,但此主张与郑某对该调查笔录中诸多问题的答复都进行过修改的事实相矛盾,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该调查笔录可以作为认定郑某存在虚假陈述的判断依据。
综上,郑某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难以成为其上诉主张成立的依据。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依据充分,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郑某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孙少君、韩东红、徐焰)
指导案例182号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追索劳动报酬/奖金/审批义务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绩效后可以获得奖金,其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符合奖励条件的劳动者主张获奖条件成就,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发放奖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
基本案情
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于2016年8月制定《南京城开集团关于引进投资项目的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规定成功引进商品房项目的,城开公司将综合考虑项目规模、年化平均利润值合并表等综合因素,以项目审定的预期利润或收益为奖励基数,按照0.1%-0.5%确定奖励总额。该奖励由投资开发部拟定各部门或其他人员的具体奖励构成后提出申请,经集团领导审议、审批后发放。2017年2月,彭宇翔入职城开公司担任投资开发部经理。2017年6月,投资开发部形成《会议纪要》,确定部门内部的奖励分配方案为总经理占部门奖金的75%、其余项目参与人员占部门奖金的25%。
彭宇翔履职期间,其所主导的投资开发部成功引进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后针对上述六项目投资开发部先后向城开公司提交了六份奖励申请。
直至彭宇翔自城开公司离职,城开公司未发放上述奖励。彭宇翔经劳动仲裁程序后,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要求城开公司支付奖励1689083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城开公司认可案涉六项目初步符合《奖励办法》规定的受奖条件,但以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总额虽经审批但具体的奖金分配明细未经审批,及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未经审批为由,主张彭宇翔要求其支付奖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对于法院“如彭宇翔现阶段就上述项目继续提出奖励申请,城开公司是否启动审核程序”的询问,城开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此后也不会再启动六项目的审批程序。此外,城开公司还主张,彭宇翔在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克小镇项目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二项目存在严重亏损,城开公司已就拿地业绩突出向彭宇翔发放过奖励,但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裁判结果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苏0104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驳回彭宇翔的诉讼请求。彭宇翔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8)苏01民终1006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4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二、城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彭宇翔奖励1259564.4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城开公司应否依据《奖励办法》向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发放无锡红梅新天地等六项目奖励。
首先,从《奖励办法》设置的奖励对象来看,投资开发部以引进项目为主要职责,且在城开公司引进各类项目中起主导作用,故其系该文适格的被奖主体;从《奖励办法》设置的奖励条件来看,投资开发部已成功为城开公司引进符合城开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符合该文规定的受奖条件。故就案涉六项目而言,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形式上已满足用人单位规定的奖励申领条件。城开公司不同意发放相应的奖励,应当说明理由并对此举证证明。但本案中城开公司无法证明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克小镇项目存在亏损,也不能证明彭宇翔在二项目中确实存在失职行为,其关于彭宇翔不应重复获奖的主张亦因欠缺相应依据而无法成立。故而,城开公司主张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实质不符合依据《奖励办法》获得奖励的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案涉六项目奖励申请未经审核或审批程序尚未完成,不能成为城开公司拒绝支付彭宇翔项目奖金的理由。城开公司作为奖金的设立者,有权设定相应的考核标准、考核或审批流程。其中,考核标准系员工能否获奖的实质性评价因素,考核流程则属于城开公司为实现其考核权所设置的程序性流程。在无特殊规定的前提下,因流程本身并不涉及奖励评判标准,故而是否经过审批流程不能成为员工能否获得奖金的实质评价要素。城开公司也不应以六项目的审批流程未启动或未完成为由,试图阻却彭宇翔获取奖金的实体权利的实现。此外,对劳动者的奖励申请进行实体审批,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本案中,《奖励办法》所设立的奖励系城开公司为鼓励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所承诺给员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其性质上属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7条规定中的“其他奖金”,此时《奖励办法》不仅应视为城开公司基于用工自主权而对员工行使的单方激励行为,还应视为城开公司与包括彭宇翔在内的不特定员工就该项奖励的获取形成的约定。现彭宇翔通过努力达到《奖励办法》所设奖励的获取条件,其向城开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兑现该超额劳动报酬,无论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还是基于按劳取酬原则,城开公司皆有义务启动审核程序对该奖励申请进行核查,以确定彭宇翔关于奖金的权利能否实现。如城开公司拒绝审核,应说明合理理由。本案中,城开公司关于彭宇翔存在失职行为及案涉项目存在亏损的主张因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该公司也不能对不予审核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其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的行为已损害彭宇翔的合法权益,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上,法院认定案涉六项目奖励的条件成就,城开公司应当依据《奖励办法》向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发放奖励。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冯驰、吴晓静、陆红霞)
指导案例183号
房玥诉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离职/年终奖
裁判要点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的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工作表现以及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年终奖,但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导致,且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
基本案情
房玥于2011年1月至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公司)工作,双方之间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履行日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约定房玥担任战略部高级经理一职。2017年10月,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决定撤销战略部,房玥所任职的岗位因此被取消。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等事宜展开了近两个月的协商,未果。12月29日,大都会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达成一致,向房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房玥对解除决定不服,经劳动仲裁程序后起诉要求恢复与大都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诉求2017年8月-12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7年度奖金等。大都会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年终奖金根据公司政策,按公司业绩、员工表现计发,前提是该员工在当年度10月1日前已入职,若员工在奖金发放月或之前离职,则不能享有。据查,大都会公司每年度年终奖会在次年3月份左右发放。
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一、大都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房玥支付2017年8月-12月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92500元;二、房玥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房玥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沪02民终1129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大都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诉人房玥2017年度年终奖税前人民币138600元;四、房玥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不符合员工手册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条件时,劳动者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年终奖。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大都会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奖金发放情形,房玥在大都会公司发放2017年度奖金之前已经离职,不符合奖金发放情形,故对房玥要求2017年度奖金之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但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本案中,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房玥在大都会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29日,此后两日系双休日,表明房玥在2017年度已在大都会公司工作满一年;在大都会公司未举证房玥的2017年度工作业绩、表现等方面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房玥在该年度为大都会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动且正常履行了职责,为大都会公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基于上述理由,大都会公司关于房玥在年终奖发放月之前已离职而不能享有该笔奖金的主张缺乏合理性。故对房玥诉求大都会公司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应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郭征海、谢亚琳、易苏苏)
指导案例184号
马筱楠诉北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竞业限制/期限/约定无效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条款中约定,因履行竞业限制条款发生争议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期间不计入竞业限制期限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4条、第26条第1款
基本案情
马筱楠于2005年9月28日入职北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狐新动力公司),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马筱楠担任高级总监。2014年2月1日,搜狐新动力公司(甲方)与马筱楠(乙方)签订《不竞争协议》,其中第3.3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从乙方离职之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的月数根据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计算得出。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则上述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即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2017年2月28日劳动合同到期,双方劳动关系终止。2017年3月24日,搜狐新动力公司向马筱楠发出《关于要求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和领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费的告知函》,要求其遵守《不竞争协议》,全面并适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马筱楠自搜狐新动力公司离职后,于2017年3月中旬与优酷公司开展合作关系,后于2017年4月底离开优酷公司,违反了《不竞争协议》。搜狐新动力公司以要求确认马筱楠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并双倍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赔偿损失并支付律师费为由向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劳人仲字〔2017〕第339号裁决:一、马筱楠一次性双倍返还搜狐新动力公司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900元;二、马筱楠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三、驳回搜狐新动力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马筱楠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728号民事判决:一、马筱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搜狐新动力公司双倍返还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892元;二、确认马筱楠无需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搜狐新动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8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的法律适用问题。搜狐新动力公司上诉主张该协议第3.3款约定有效,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为本案仲裁和诉讼的实际审理期限加上12个月,以实际发生时间为准且不超过二年,但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一、竞业限制协议的审查
法律虽然允许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但同时对双方约定竞业限制义务的内容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即以效力性规范的方式对竞业限制义务所适用的人员范围、竞业领域、限制期限均作出明确限制,且要求竞业限制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期在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同时,亦防止用人单位不当运用竞业限制制度对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造成过度损害。
二、“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期限”约定的效力
本案中,搜狐新动力公司在《不竞争协议》第3.3款约定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应扣除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该约定实际上要求马筱楠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为:仲裁和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实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最长不超过12个月)。从劳动者择业自由权角度来看,虽然法律对于仲裁及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均有法定限制,但就具体案件而言该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将该期间作为竞业限制期限的约定内容,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应具体明确的立法目的。加之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相当数量的案件需要经过“一裁两审”程序,上述约定使得劳动者一旦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则其竞业限制期限将被延长至不可预期且相当长的一段期间,乃至达到二年。这实质上造成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在一定期间内处于待定状态。另一方面,从劳动者司法救济权角度来看,对于劳动者一方,如果其因履行《不竞争协议》与搜狐新动力公司发生争议并提起仲裁和诉讼,依照该协议第3.3款约定,仲裁及诉讼审理期间劳动者仍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即出现其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的结果。如此便使劳动者陷入“寻求司法救济则其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不寻求司法救济则其权益受损害”的两难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司法救济权利;而对于用人单位一方,该协议第3.3款使得搜狐新动力公司无需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即可通过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方式单方地、变相地延长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其法定责任。综上,法院认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中关于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的约定,即“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的部分,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属无效。而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三、本案竞业限制期限的确定
据此,依据《不竞争协议》第3.3款仍有效部分的约定,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应依据搜狐新动力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确定且最长不超过12个月。鉴于搜狐新动力公司已向马筱楠支付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共计12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已经届满,其无需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悦、王丽蕊、何锐)
指导案例185号
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7月4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平等就业权/就业歧视/地域歧视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基于地域、性别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无必然联系的因素,对劳动者进行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的,构成就业歧视,劳动者以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3条、第26条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来登公司)通过智联招聘平台向社会发布了一批公司人员招聘信息,其中包含有“法务专员”“董事长助理”两个岗位。2019年7月3日,闫佳琳通过智联招聘手机app软件针对喜来登公司发布的前述两个岗位分别投递了求职简历。闫佳琳投递的求职简历中,包含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现居住城市等个人基本信息,其中户口所在地填写为“河南南阳”,现居住城市填写为“浙江杭州西湖区”。据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记载,公证人员使用闫佳琳的账户、密码登陆智联招聘app客户端,显示闫佳琳投递的前述“董事长助理”岗位在2019年7月4日14点28分被查看,28分时给出岗位不合适的结论,“不合适原因:河南人”;“法务专员”岗位在同日14点28分被查看,29分时给出岗位不合适的结论,“不合适原因:河南人”。闫佳琳因案涉公证事宜,支出公证费用1000元。闫佳琳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喜来登公司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以及承担诉讼相关费用。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浙0192民初640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喜来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佳琳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损失共计10000元。二、被告喜来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佳琳进行口头道歉并在《法制日报》公开登报赔礼道歉(道歉声明的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国家级媒体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喜来登公司承担。三、驳回原告闫佳琳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闫佳琳、喜来登公司均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浙01民终7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平等就业权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既具有社会权利的属性,亦具有民法上的私权属性,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是其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表现,侵害平等就业权在民法领域侵害的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人格尊严,人格尊严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平等对待,就业歧视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严重的受侮辱感,对人的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据此,劳动者可以在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侵权救济。
闫佳琳向喜来登公司两次投递求职简历,均被喜来登公司以“河南人”不合适为由予以拒绝,显然在针对闫佳琳的案涉招聘过程中,喜来登公司使用了主体来源的地域空间这一标准对人群进行归类,并根据这一归类标准而给予闫佳琳低于正常情况下应当给予其他人的待遇,即拒绝录用,可以认定喜来登公司因“河南人”这一地域事由要素对闫佳琳进行了差别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在明确规定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种法定禁止区分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即法律除认为前述四种事由构成不合理差别对待的禁止性事由外,还存在与前述事由性质一致的其他不合理事由,亦为法律所禁止。何种事由属于前述条款中“等”的范畴,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用人单位是根据劳动者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技能以及职业资格等与“工作内在要求”密切相关的“自获因素”进行选择,还是基于劳动者的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行选择,后者构成为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业歧视。劳动者的“先赋因素”,是指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不应该基于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条件;反之,应消除这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的现实上的不平等,将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先赋因素”作为就业区别对待的标准,根本违背了公平正义的一般原则,不具有正当性。
本案中,喜来登公司以地域事由要素对闫佳琳的求职请申请进行区别对待,而地域事由属于闫佳琳乃至任何人都无法自主选择、控制的与生俱来的“先赋因素”,在喜来登公司无法提供客观有效的证据证明,地域要素与闫佳琳申请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关联或存在其他的合法目的的情况下,喜来登公司的区分标准不具有合理性,构成法定禁止事由。故喜来登公司在案涉招聘活动中提出与职业没有必然联系的地域事由对闫佳琳进行区别对待,构成对闫佳琳的就业歧视,损害了闫佳琳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的权益,主观上具有过错,构成对闫佳琳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依法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的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石清荣、俞建明、孔文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规范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异议人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异议或者复议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材料:
(一)异议人或者复议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二)相关证据材料;
(三)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第二条 执行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或者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并在立案后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执行异议申请材料不齐备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告知异议人在三日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不予受理。
异议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执行法院立案或者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
第三条 执行法院收到执行异议后三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或者受理后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异议裁定的,异议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当指令执行法院在三日内立案或者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裁定。
第四条 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受指定或者受委托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的,仍由原执行法院审查处理。
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一)认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妨碍其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债权受偿的;
(二)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措施违法,妨碍其参与公平竞价的;
(三)认为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措施违法,侵害其对执行标的的优先购买权的;
(四)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超出其协助范围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
(五)认为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行为侵害的。
第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
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第七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过程中或者执行保全、先予执行裁定过程中的下列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一)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执行措施;
(二)执行的期间、顺序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
(三)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被执行人以债权消灭、丧失强制执行效力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除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外,被执行人以执行依据生效之前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
第八条 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
案外人既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
第九条 被限制出境的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的,可以自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十条 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裁定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裁定,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或者复议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
指令重新审查的执行异议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办理执行实施案件的人员不得参与相关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审查。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
第十三条 执行异议、复议案件审查期间,异议人、复议申请人申请撤回异议、复议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十四条 异议人或者复议申请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听证,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出听证,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查清相关事实的,由其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五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作出裁定时,应当告知相关权利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和期限。
人民法院作出其他裁定和决定时,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了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的,应当进行告知。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执行行为异议,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
(二)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相关执行行为;
(三)异议部分成立的,裁定变更相关执行行为;
(四)异议成立或者部分成立,但执行行为无撤销、变更内容的,裁定异议成立或者相应部分异议成立。
第十八条 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因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偿还债务而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无正当理由反悔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被执行人请求抵销,请求抵销的债务符合下列情形的,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以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
(二)与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
第二十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二)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三)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交付居住的房屋,自执行通知送达之日起,已经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被执行人以该房屋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
(二)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的;
(三)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不同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
(四)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
(五)其他严重违反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变卖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公证债权文书对主债务和担保债务同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仅对主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担保债务的,对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对担保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主债务的,对主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后,被执行人仅以担保合同不属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不服异议裁定的复议申请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异议裁定;
(二)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的,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
(三)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查清事实后作出相应裁定;
(四)异议裁定遗漏异议请求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五)异议裁定对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的异议,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
除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发回重新审查或者重新作出裁定的情形外,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且执行行为可撤销、变更的,应当同时撤销或者变更该裁定维持的执行行为。
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新审查的案件作出裁定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查。
第二十四条 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
(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出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
(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
(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
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第二十七条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十九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查终结的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审查终结的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执行监督程序的,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法〔2019〕99号)
本院各单位:
现将《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五五改革纲要”),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的改革任务共140项,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意见》贯彻实施,现提出如下分工方案:
一、改革举措项目及院内分工
1.严格落实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的主体责任。
牵头部门:办公厅
参加部门: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监察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结合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2020年制定各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重大业务工作督查反馈等制度。
2.健全人民法院配合参与巡视巡察机制,切实增强政治督察。
牵头部门:监察局
参加部门:本院各单位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2019年底前出台建立政法机关巡视巡察制度的意见,2020年制定配套举措。
3.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工作。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本院各单位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制定配套举措。
4.完善人民法院理论教育、政治轮训制度。
牵头部门:政治部、法官学院
参加部门: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按年度举办理论教育、政治轮训培训班。配合中央有关部门,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制定配套举措。
5.完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审判执行工作的配套机制。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政治部、各审判庭、执行局、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推进落实《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一2023)》,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解释立项、起草、论证、修改、补充、废止等各项工作中。
6.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院文化建设,健全司法职业精神培育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办公厅、法官学院、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相关意见。
7.在法官遴选任命、考核评价、监督管理、培养锻炼、奖励惩戒等工作中全面加强政治把关。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监察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推动将相关要求纳入完善法官选任机制改革文件。
8.建立干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体系,健全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机制,健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本院各单位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修订完善和制定出台相关文件。
9.完善内部巡视、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制度,整合监督力量。
牵头部门:监察局
参加部门:政治部、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定期开展内部巡查、司法巡查和审务督察工作。
10.加强关键岗位定期轮换交流。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本院各单位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岗位轮换交流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各审判庭、执行局、监察局、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下半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的意见。
12.完善金融审判领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金融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健全金融风险防范信息共享机制。
牵头部门:民二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筹建工作,2020年底前建成金融案件大数据资源库。
13.积极回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司法需求,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牵头部门:民一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根据相关部门工作进度,适时出台服务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案例。
14.完善重大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机制。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牵头部门:环资庭
参加部门:立案庭、刑二庭、民四庭、行政庭、研究室、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完善公益诉讼办案规则。2019年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
15.完善与港澳特区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健全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机制。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立案庭、各民事审判庭、执行局、第一巡回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安排,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区法院相互协助仲裁保全安排,探索与香港特区法院开展跨境破产协助的可行路径,修改内地与澳门特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进一步完善内地与港澳司法协助体系。
16.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提供有力司法支持。
牵头部门:民四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司改办、第一巡回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完善服务保障海南特区建设的配套制度机制。
17.健全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探索构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接轨国际标准的法治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牵头部门:民二庭
参加部门:办公厅、立案庭、民四庭、行政庭、审监庭、执行局、研究室、审管办、国际合作局、司改办、新闻局、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修改、制定配套司法解释,推进法治营商环境建设,2020年配合有关部门出台法治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18.健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牵头部门:民四庭、第一巡回法庭、第六巡回法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行装局、国际合作局、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底前建成“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
19.完善外国法查明机制。
牵头部门:民四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国际合作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建成外国法查明统一平台。
20.推动建立域外送达网络平台。
牵头部门:国际合作局
参加部门:研究室、民四庭、信息中心、审管办、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2019年开展筹建工作,2022年推动建成域外送达统一平台。
21.研究完善产权司法保护政策。推动建立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新闻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善加强产权保护配套政策。2020年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健全产权协调保护工作机制。
22.健全涉企业错案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进一步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
牵头部门:审监庭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赔偿办、研究室、立案庭、新闻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按年度发布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23.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
牵头部门:民三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21年推动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案件管辖、证据规则、审理方式等诉讼制度。
24.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推进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出台指导意见,全面推动网上立案工作。2020年,形成“一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集约化诉讼服务机制,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25.完善“诉源治理”机制,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一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加强“诉源治理”相关规定,适时发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典型案例。
26.加大对行业专业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健全完善律师调解机制,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
牵头部门:立案庭、司改办
参加单位:各民事审判庭、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配合相关部门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加强行业专业调解指导性意见。
27.完善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研究制定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
28.推动建立统一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司法确认模式。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优化升级最高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提升四级法院应用水平。2020年出台推进线上线下司法确认相关规定。
29.健全司法救助制度。
牵头部门:赔偿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研究室、行装局、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细化完善关于救助标准、经费保障等方面的规定。
30.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赔偿办、审监庭、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对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改革情况评估检查,进一步扩大刑事申诉领域律师强制代理的试点范围。
31.完善执行申诉信访系统。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立案庭、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底前完成执行申诉信访系统升级,实现与网上申诉平台、执行案件办理系统、全国法院涉诉信访系统互联互通。
32.加大对违法信访行为的制裁力度。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底前会同有关部门出台防范化解制裁违法信访行为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33.深入推进司法公开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办公厅、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底前出台司法公开相关业务指引、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
34.加大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整合力度,优化平台功能。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审管办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成“四大公开平台”升级改造和整合优化。
35.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建设。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成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优化升级,全面推广使用电子送达功能,建立全国法院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情况通报机制。
36.进一步健全完善庭审公开的范围、流程和保障工作机制,优化中国庭审公开网相关功能。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成中国庭审公开网优化升级,出台完善庭审公开相关规定。
37.加大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力度,严格不上网核准机制。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建立完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情况通报机制,出台不上网文书核准相关规定。
38.升级中国裁判文书网,着力提升用户体验。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行装局、信息中心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成中国裁判文书网二期升级改造。2020年,持续升级完善中国裁判文书网。
39.完善裁判文书数据资源研究利用机制。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司改办、法官学院、信息中心、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研究建立公开裁判文书数据资源的深度利用合作机制。
40.优化整合各类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功能。
牵头部门:执行局、审管办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成各类执行信息平台优化整合,配套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41.加强与社会征信体系对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机制。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方式和机制的意见,扩大与社会征信体系的对接范围。
42.进一步健全案件分配机制。完善承办法官与合议庭审判长确定机制。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完善分案机制及承办法官、合议庭审判长确定机制的相关意见。
43.健全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政治部、立案庭、司改办、监察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建成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平台,实现对全国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的统计展示。2020年建立全国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
44.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研究室、司改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意见。
45.明确院长、庭长的权力清单和监督管理职责,健全履职指引和案件监管的全程留痕制度。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审管办、监察局、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完善院长、庭长权责清单的意见。
46.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监察局、司改办、信息中心、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审判流程标准化规范相关文件。
47.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工作。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审管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司法解释的清理工作,完善规范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48.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审管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前期情况,2020年完善指导性案例相关规定。
49.建立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的备案机制。
牵头部门:研究室、审管办
参加部门:司改办、法研所、人民法院出版社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备案制度相关意见。2020年建立备案工作信息化平台。
50.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审管办
参加部门:研究室、司改办、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底前建立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51.强化司法履职保障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审管办、中国法官协会
参加部门:行装局、监察局、研究室、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推动实现法官权益保障机构全覆盖,2020年全面建立完善法官权益保障制度机制。2019年出台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指标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2020年出台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的意见。
52.健全完善法官惩戒制度。
牵头部门:监察局、政治部、司改办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研究室、审管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完善法官惩戒机制相关办法并组织实施。2019年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2020年推动在省一级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
53.完善审级制度。
牵头部门:项目整体由司改办统筹。其中,健全完善案件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机制由司改办、立案庭牵头;推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由立案庭牵头;推动完善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由审监庭牵头。
参加部门:各民事审判庭、环资庭、行政庭、研究室、审管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完善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级别管辖、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的相关规定,2022年底前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54.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职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健全综合配套保障措施。
牵头单位:政治部
参加单位:研究室、审管办、行装局、司改办、各巡回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完善巡回法庭职能定位相关意见,研究制定完善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范围司法解释。
55.研究完善专门法院的设立标准、职能定位和配套机制。
牵头单位:司改办
参加单位:政治部、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研究形成加强专门法院建设的意见。
56.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完善专利等案件审判机制。
牵头部门:民三庭、知识产权法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立案庭、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相关制度。2019年出台完善专利技术类案件审判机制的意见。
57.加强金融法院建设,完善金融审判体系。
牵头部门:民二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司改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金融法院建设相关制度。2020年底前出台金融审判相关规定。
58.加强海事法院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海事司法国际地位。
牵头部门:民四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司改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海事法院建设相关制度。2020年底前出台完善海事审判相关规定。
59.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政治部、立案庭、研究室、审管办、信息中心、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审判制度的意见。2020年优化升级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完善数据对接机制。
60.科学界定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范围和标准,推动形成有利于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的新型诉讼格局。
牵头部门:司改办、政治部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二庭、刑二庭、行政庭、环资庭、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工作。2020年底前形成改革方案。
61.配合人民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推动整合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农垦法院等机构,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牵头部门:政治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环资庭、行政庭、审监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工作方案,2022年底前完成相关整合工作。
62.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办公厅、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上半年完成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任务。2020年前出台调整完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相关规定。2020年重新编制最高人民法院机关“三定方案”。
63.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规则。
牵头部门:环资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环境资源审判规则相关规定。
64.加强金融、清算与破产审判机制建设,加大审判队伍培训力度,全面提升专业化水平。
牵头部门:民二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法官学院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研究制定破产法相关司法解释。
65.强化家事审判机制建设,研究完善家事诉讼程序。探索家事审判与未成年人审判统筹推进、协同发展。
牵头部门:民一庭、研究室
参加部门: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完善家事审判机制和诉讼程序指导意见,推动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66.进一步优化城乡人民法庭布局,规范人民法庭领导职数设置,加强人民法庭人员配备,保障人民法庭正常履职所需经费。
牵头部门:民一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适时出台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
67.健全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行装局
参加部门:办公厅、政治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购买社会化服务工作规范。
68.加强人民法院政务标准化建设。
牵头部门:办公厅
参加部门:政治部、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司法政务工作标准化相关规定。
69.稳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编制、人事管理改革。配合有关部门健全完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管理体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有关部门,2021年底前出台完善省以下地方法院机构编制管理、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相关规定。
70.研究完善人民法院司法经费保障机制。研究完善财物管理机制,研究建立经费动态调整机制。
牵头部门:行装局
参力口部门:办公厅、政治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研究提出完善财物管理机制改革文件。2020年推动相关部门出台相关规定。
71.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向司法部提请修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并完善配套举措。
72.进一步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执行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全面推行“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2020年修改完善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
73.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
牵头部门:司改办、立案庭
参加部门:民一庭、民二庭、环资庭、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2020年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74.探索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一庭、民四庭、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2020年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75.进一步简化简易程序,完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一庭、研究室、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2020年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76.探索推动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一庭、民二庭、行政庭、研究室、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2020年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77.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管辖规则、诉讼规则,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牵头部门: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研究室、审管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2020年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78.深入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
牵头部门:研究室、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各民事审判庭、审监庭、审管办、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相关试点工作,总结实践经验,2020年形成修改民事诉讼法相关意见,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79.推进行政诉讼制度改革。
牵头部门:行政庭
参加部门: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立案庭、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规范行政案件管辖机制,完善案件管辖标准的规定。
80.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牵头部门:刑三庭
参加部门: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落实,完善相关配套规定。2020年出台常见犯罪证据标准指引。
81.规范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
牵头部门:刑三庭
参加部门: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规范量刑程序规定。
82.严格落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制度。
牵头部门:刑二庭、研究室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相关具体操作性规定。
83.推广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牵头部门:刑三庭、司改办
参加部门:其他各刑事审判庭、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完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瑕疵提示等功能。配合中央有关部门,2020年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范围。
84.进一步支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牵头部门:研究室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落实。2020年出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配套规定。
85.探索建立死刑复核案件通知辩护制度,健全相关工作程序。
牵头部门:刑三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其他各刑事审判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
86.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动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牵头部门:审监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政治部、各刑事审判庭、执行局、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出台完善刑罚执行相关规定。
87.推动完善“病残孕”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机制,解决判前未羁押罪犯交付执行难问题。
牵头部门:刑五庭
参加部门: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病残孕”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88.完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移送执行机制和退出执行机制。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审监庭、赔偿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至2020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相关规定。
89.全面推进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信息平台系统在全国法院上线运行,完善相关数据汇聚上传机制。
牵头部门:行装局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执行局、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督导,在全国法院推进平台系统建设工作。2020年完成全国法院平台系统建设,实现与相关部门信息平台有效对接。
90.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审查标准,完善审查刑事申诉案件的程序和要求。
牵头部门:立案庭
参加部门:各刑事审判庭、赔偿办、审监庭、研究室、各巡回法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规范刑事申诉立案审查标准的规定。
91.健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文书送达机制。
牵头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研究室、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全面推广使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电子送达功能。2020年推动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电子送达适用范围。
92.推动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立案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工作经验,联合相关部门推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
93.推动制定强制执行法。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政治部、各审判庭、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上半年开展调研,2019年10月前提出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建议稿,推动2019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94.强化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性、可执行性,建立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处理机制。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至2020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相关规定。
95.进一步完善执行转破产机制,大力推进信息化应用,推进“执转破”案件的快速审理。
牵头部门:执行局、民二庭
参加部门:研究室、信息中心、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底前建立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实现系统对接。
96.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针对个人的执行不能案件。
牵头部门:民二庭、执行局
参加部门:研究室、司改办、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提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意见,2021年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立法。
97.推动完善公司法律制度。
牵头部门:民二庭
参加部门:执行局、研究室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限制随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强化公司账簿管理,健全公司交易全程留痕制度的相关规定。
98.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合机制。
牵头部门:赔偿办、执行局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有关部门,2020年提出相关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司法救助法》。
99.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政治部、研究室、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提出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100.推进执行案件和执行事务的繁简分流、分权实施。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立案庭、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研究制定执行案件和执行事务的繁简分流、分权实施相关规定。
101.完善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的协调运行机制。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立案庭、民一庭、研究室、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至2020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相关规定。
102.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底前完善执行指挥、流程管理、执行查控、信用惩戒、网络拍卖等平台系统,出台配套规定。
103.加强执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1年底前,出台执行工作标准化指引,推动嵌入执行办案平台。
104.进一步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推动实现网络查控系统对各类财产的全覆盖。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2年底前推动实现网络查控系统对各类财产全覆盖。
105.进一步完善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加大对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研究室、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至2021年开展调研,2022年出台相关规定。
106.健全委托审计、委托调查、悬赏举报等工作机制,加强对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人重大资产处置和重要事项变更等事项的监督。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至2021年开展调研,2022年出台相关规定。
107.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联合相关部门,完善扩大信用惩戒手段和范围。2019年至2020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相关规定。
108.加大对抗拒执行、阻碍执行、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反规避执行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
牵头部门:执行局
参加部门:研究室、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底前开展“反规避执行、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行为”专项行动。
109.完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编制动态调整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110.健全法官员额管理制度。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出台员额增补、退出、日常管理指导意见和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1.完善人民法院综合业务部门人员交流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1年出台具体工作办法。
112.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培训考核、培养选拔等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法官学院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具体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3.结合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建立健全内部岗位交流机制,拓宽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办公厅、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结合落实《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2019年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办法和岗位交流机制。
114.配合有关部门统一规范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置、职能。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配合有关部门,2020年出台完善法官遴选委员会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5.完善从符合条件的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的选任标准和工作机制,配套健全分别适应地方法院、专门法院职能特点的初任法官培养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具体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6.健全法官逐级遴选制度配套措施。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推动完善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
117.进一步完善从律师、专家学者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中公开选拔法官的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机制。
118.研究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法官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和法官等级升降办法。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具体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19.健全完善从符合条件的法官中选拔产生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的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研究提出具体意见,2021年推动有关部门明确相关政策。
120.协调相关部门明确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对应的配套生活待遇保障制度。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推动在全国法院落实相关配套政策。
121.全面落实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健全完善工资制度落实台账制度,持续推动工资制度全面落实。
122.完善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职业保障政策。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摸底工作情况,2020年出台相关规范性意见,明确配套保障政策。
123.完善不同层级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的配备模式和标准。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探索适合市、县两级法院招录法官助理的有效措施,2021年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并组织实施。
124.探索建立下级人民法院法官到上级人民法院交流担任短期法官助理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具体工作办法并组织实施。
125.健全完善聘用制书记员的招录、管理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出台配套规定并组织实施。
126.进一步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指导意见。
127.建立健全法学院校学生到人民法院实习的常态化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各地经验,2020年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并组织实施。
128.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研究室、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0年研究提出司法警察队伍管理、警员职务序列改革、司法警察便捷招录机制、警务督察制度等方面的意见和方案。
129.完善法院人员教育培训机制。
牵头部门:政治部、法官学院
参加部门:行装局、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定期举办法院干警培训班。2020年建立完善法院干警教育培训体系。
130.完善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双向交流制度。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各审判庭、各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学院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并组织实施。
131.完善人民陪审员管理配套制度。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行装局、司改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出台人民陪审员相关司法解释和配套制度规定。
132.完善全国法院组织人事系统。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司改办、信息中心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1年完成全国法院组织人事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人事、案件、政务信息共享。
133.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基础设施建设。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优化整合各类办公办案平台,2020年完善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标准体系建设,并推广应用。2023年构建形成以云计算为支撑的全要素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
134.全面提升语音识别技术在庭审语音同步转录中的应用效能,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实现全国法院语音识别的模型共享和统一管理。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0年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并实现深度应用。
135.加强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办案在途时间。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22年前推动全国法院普遍建成数字法庭。
136.加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完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瑕疵提示等功能。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法研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和建设指南,2020年出台相关具体建设指引,2022年底前推动全国法院建设完善各类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137.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等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机制。
牵头部门:民一庭
参加部门:信息中心、民二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试点经验,适时扩大试点范围,2020年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和工作办法并在全国法院组织实施。
138.进一步提升电子诉讼在全国法院的覆盖范围、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逐步实现在线立案、在线缴费、电子送达三类应用覆盖全国法院。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司改办
参加部门:立案庭、行装局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总结试点经验,出台扩大试点工作方案。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出台配套规定。
139.完善电子卷宗生成和归档机制。逐步推动实行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牵头部门:办公厅、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审管办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2019年制定出台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归档方式的规定。2021年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140.完善司法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机制。
牵头部门:信息中心
参加部门: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法研所、各审判庭
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持续建设完善司法大数据管理平台,2021年底前健全完善司法大数据深度应用机制。
二、工作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司改办)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管理“五五改革纲要”任务台账,定期通报进展,负责统筹协调和督办落实。本院各部门对于牵头承担的司法改革任务,应当定期反馈进展情况,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和重大试点,由司改办统一按程序报批后向中央改革办、中央司改办报告。
本院各部门就牵头承担的各项司法改革任务,拟向中央改革办、中央司改办提交改革方案、试点方案、实施意见、阶段性报告和总结验收报告等改革文件的,原则上由牵头部门报分管院领导审定,报院司改领导小组会议或者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再由司改办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统一报送。
对于拟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的改革项目,由司改办对拟报送的改革文件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审核意见,确保文件形式符合中央要求、内容符合中央精神。拟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的改革文件,需在上会前一个月履行完内部审批程序,然后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提交中央政法委审核。
各牵头部门要把牵头改革任务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定的改革举措和任务分工统筹结合起来,按时完成各项牵头改革任务,适时开展督查评估,抓好改革举措的落实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3月28日 (2017)最高法民他16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津民他9号《关于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
你院请示的问题为案涉仲裁裁决是否具有裁决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内即超裁的情形。案涉《许可合同》第12.1条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申请仲裁时仲裁庭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最终仲裁解决。”本案中,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提请仲裁的事项是《许可合同》的履行争议,案涉仲裁裁决亦围绕仲裁请求就《许可合同》争议作出了相应的裁决结果,故裁决处理的争议属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交付仲裁的范围。虽然因《许可合同》和《酒店管理合同》关系密切,仲裁裁决在查明事实和论理部分也涉及了《酒店管理合同》的有关情况,但其并未对《酒店管理合同》争议作出具体的裁决项,因此不构成对《酒店管理合同》争议的处理。案涉仲裁裁决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超裁情形。
综上,同意你院关于案涉仲裁裁决应予执行的倾向性意见。
此复。
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6年12月28日 (2016)津民他9号)
最高人民法院:
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与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许可合同纠纷一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11月19日、2015年3月19日作出编号为“HKIAC/A12016”的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以下分别简称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申请认可与执行上述裁决,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提出不予执行的抗辩。天津一中院经审查形成两种意见,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报请本院审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特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莱佛士国际有限公司(Raffles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莱佛士公司)。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桥北路250号莱佛士城大厦#10-00,179101。
代表人:杨某玲,该公司董事。
被申请人: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与贵阳路交口北洋大厦。
法定代表人:白某波,该公司董事长。
二、案件基本事实
2007年1月15日,莱佛士公司与海航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复地浦和发展有限公司)就“莱佛士”标识和商标使用事宜达成《许可合同》。《许可合同》第12.1条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申请仲裁时仲裁庭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最终仲裁解决,但在仲裁规则与本条款约定相抵触的情况下,以本条款约定为准。第12.2条约定:除非双方另行约定,否则仲裁庭应由一名具有中英文双语能力仲裁员组成,由双方共同委任。若双方无法在十五天内就该名仲裁员的委任达成一致,则由仲裁中心主任指定该名仲裁员。第12.3条约定:仲裁地点为香港。
同日,莱佛士公司的关联公司莱佛士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与海航公司就酒店管理运营合作事宜签订《酒店管理合同》,该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
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莱佛士公司于2012年1月20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就《许可合同》纠纷进行仲裁。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于2012年1月29日向上海贸仲申请就《酒店管理合同》纠纷进行仲裁。
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案件中,海航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仲裁庭对管辖异议作出临时决定:仲裁庭明示在对实体问题庭审中,推迟就其管辖权问题作出最终判定。海航公司询问仲裁庭,是否“根据《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609章)第34节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第16条的规定在关于实体问题的裁决中就被申请人质疑管辖权的申请作出裁决,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先决问题”,仲裁庭确认海航公司理解正确。
另外,海航公司在结案陈词中对仲裁员提出了质疑。
2014年11月19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部分裁决,裁决:1.海航公司向莱佛士公司支付3696084.55美元。2.海航公司应当自裁决作出之日至海航公司实际支付之日就上文第一段所述金额向莱佛士公司支付8%的裁决后利息,除非《香港地方法院条例》第50(1)(b)项下首席法官要求的利率发生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在该变更之前按照8%利率支付,自变更之日起按照变更后的利率(以及任何进一步修改的利率)计算上文第一段中裁决的金额的利息,直至实际支付之日。3.莱佛士公司有权获得本仲裁的合理费用以及申请人支付的法律或其他费用。费用的金额将在最终裁决中确定。4.本部分裁决作出后立即执行。5.驳回所有其他要求和仲裁请求。
部分裁决对管辖权问题作了详细论述,结论是:海航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全部驳回。
部分裁决就海航公司对仲裁员的质疑问题作了详细论述,仲裁庭在裁决中认为:依据仲裁规则,当事人只可对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进行质疑,且海航公司已经在预备会之时明示对仲裁庭组成没有任何异议。故质疑被驳回。
2015年3月19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终局裁决:1.海航公司向莱佛士公司支付下列金额:(1)1405975.35港元;(2)785804.93新加坡元;(3)43676.75美元。2.海航公司应当自部分裁决作出之日(2014年11月19日)起至海航公司实际支付之日就上文第一段所述金额向莱佛士公司支付8%的裁决后利息,除非《香港地方法院条例》第50(1)(b)项下首席法官要求的利率发生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在该变更之前按照8%利率支付,自变更之日起按照变更后的利率(以及任何进一步修改的利率)计算上文第一段中裁决的金额的利息,直至实际支付之日。3.终局裁决作出后立即执行。4.驳回所有其他请求和要求。
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以海航公司为被申请人于2012年1月29日向上海贸仲申请就《酒店管理合同》进行仲裁。上海贸仲于2014年6月9日作出裁决,认定海航公司不当解除《酒店管理合同》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裁决:1.海航公司应向莱佛士公司支付欠款338822.02元人民币。2.海航公司应向莱佛士公司支付解除《酒店管理合同》造成的损失4644220元人民币。3.海航公司应向莱佛士公司补偿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300000元人民币。4.仲裁费双方各自承担50%。
三、当事人诉辩意见
申请人莱佛士公司述称,2012年1月20日,因海航公司涉嫌不当解除或拒绝履行《许可合同》,莱佛士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先后作出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裁定海航公司应向莱佛士公司支付损失赔偿、费用及相应利息。因海航公司未主动履行,故莱佛士公司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
被申请人海航公司辩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应不予执行。
事实和理由:
(一)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1.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无权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争议作出认定。本案争议因《酒店管理合同》而起,《酒店管理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海航公司和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而不是莱佛士公司。《酒店管理合同》约定由上海贸仲管辖,适用中国法律。2.《许可合同》第8.5条约定:如果管理合同或任何其他交易合同因任何原因终止(技术咨询合同按其条款于有效期届满后终止除外),本合同立即终止。这充分说明《许可合同》并非一份独立合同,而是从属于《酒店管理合同》,关于解除是否合法等,应该由上海贸仲定性。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部分裁决第538—580段即对“《酒店管理合同》是否因莱佛士的根本违约而被有效解除”进行了认定,最终得出“仲裁庭认定海航公司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4)条项下的根本违约合法解除《酒店管理合同》”,与事实不符。上海贸仲裁决海航公司赔偿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自合同解除后3—5年的预期可得利益,但本案却裁决海航公司承担未来18年的许可费,显然相互冲突。
(二)管辖异议未按照双方约定采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海航公司已经在2013年12月20日(部分裁决第37段)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在2013年5月26日的临时决定中,仲裁庭决定管辖权问题将在开庭以后决定,2013年6月17日,仲裁庭决定将在最终裁决中决定管辖权的问题。海航公司认为,管辖是前提,但仲裁庭对该问题一直避而不谈。如果仲裁庭认为其有管辖权,应当向海航公司进行释明或者作出决定,而不是径直裁决,剥夺海航公司陈述意见的权利。
(三)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对仲裁员的质疑未采用《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仲裁前期,莱佛士公司仅提交《许可合同》,未提及《酒店管理合同》,故在仲裁庭组织的初次会议中,海航公司并未对仲裁员提出质疑。后来,庭审中屡屡提及《酒店管理合同》,海航公司的代理人多次表示反对,认为《酒店管理合同》相关争议应由上海贸仲管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无管辖权。2014年11月19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部分裁决,海航公司发现该裁决对《酒店管理合同》所涉争议进行了认定,立即提出对仲裁员的质疑。仲裁庭认为根据《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11条第4款“只要存在对其公正或独立的合理怀疑,任何仲裁员都可被质疑”的规定,海航公司须对仲裁员的公正或独立提出合理怀疑。仲裁庭认为海航公司在仲裁庭组织的初次会议时已放弃对仲裁庭组成异议的权利,其在仲裁程序中委任仲裁员的权利并未受到侵害,因此海航公司对仲裁庭组成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据此,海航公司对仲裁庭组成提出的异议应当由仲裁庭受理,按照《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11条第7款的规定,由仲裁中心理事会决定质疑能否成立。
综上,海航公司认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裁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四)项的规定,请求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莱佛士公司针对海航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一)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裁决所处理的争议系仲裁协议条款约定之内。
1.莱佛士公司的仲裁请求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内容,均系仲裁协议约定范围之内容。
依据《许可合同》约定,凡是因《许可合同》产生的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属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处理范围。莱佛士公司的仲裁请求是针对海航公司不当解除或拒绝履行《许可合同》,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最终裁决的内容也是针对上述争议事项,认定了海航公司因实质违反和拒绝履行《许可合同》,而应向莱佛士公司支付相关损害赔偿。由此可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符合《许可合同》的约定,并未超出仲裁协议条款。
2.海航公司所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无权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争议作出认定,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否应当审查《酒店管理合同》的相关事宜,应属于仲裁阶段案件的实体问题,并不属于《安排》中规定的审查范围,即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
其次,即便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酒店管理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但其最终并未就《酒店管理合同》作出任何裁决,或是要求海航公司应根据《酒店管理合同》向莱佛士公司履行任何义务。事实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完全是基于《许可合同》作出的,而且裁决内容也是要求海航公司就《许可合同》向莱佛士公司进行赔偿,因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并不属于《安排》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最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许可合同》作出的裁决,是独立且明确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也就是说,即便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酒店管理合同》作出了相关裁决(事实上并未裁决),但由于《许可合同》项下的裁决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根据上述《安排》的规定,本案也应当予以执行,更何况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并未就《酒店管理合同》进行裁决。
3.海航公司所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未按照《机构仲裁规则2008》的规定受理其管辖异议,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根据《许可合同》第12.1条的约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明显对仲裁案件具有管辖权。
其次,《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20.1条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对其管辖权的异议,对于海航公司在仲裁阶段提出的管辖异议,仲裁庭具有决定权。根据部分裁决中的记载,针对海航公司的管辖异议,仲裁庭给予了海航公司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是在充分审查后作出的决定,因此,仲裁庭的处理完全符合《机构仲裁规则2008》的规定。
(二)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程序符合仲裁协议约定及《机构仲裁规则2008》。
1.仲裁庭的组成符合仲裁协议约定及《机构仲裁规则2008》。  《许可合同》第12.2条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仲裁庭应由一名具有中英文双语能力仲裁员组成,由双方共同委任。若双方无法在十五天内就该名仲裁员的委任达成一致,则由仲裁中心主任指定该名仲裁员。”仲裁过程中,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上述《许可合同》第12.2条及《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7条的规定任命的仲裁员,仲裁庭的组成符合仲裁协议和《机构仲裁规则2008》。而且,部分裁决明确记载,海航公司和莱佛士公司对上述仲裁庭的组成均未提出异议。  2.仲裁庭就海航公司所谓的“质疑”的处理,符合《机构仲裁规则2008》。
首先,海航公司对仲裁员的质疑,是其管辖异议意见下的一项理由,即剥夺了其选择熟悉中国法律仲裁员的权利。根据《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20.1条的规定,仲裁庭有权对管辖异议进行决定。而且,根据《许可合同》第12.2条,双方也并未约定需要任命熟悉中国法的仲裁员。因此,仲裁庭有权直接对海航公司的就管辖权的质疑进行决定,完全符合《机构仲裁规则2008》。
其次,《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11.4条规定,“只要存在对其公正或独立的合理怀疑,任何仲裁员都可被质疑。”同时,第11.6条规定,“质疑仲裁员,应通知仲裁中心秘书处、所有其他当事人、被质疑的仲裁员及仲裁庭其他成员。通知应是书面的,并应说明质疑的理由。”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存在对公正或独立的合理怀疑,才可以质疑仲裁员,而且,应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书面说明。而根据部分裁决第218条记载,“《机构仲裁规则2008》规定,只可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进行质疑。海航公司没有引用任何依据支持其所谓的为仲裁任命一名了解并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仲裁员的‘权利’,本仲裁庭也没有任何发现。”同时,第220条记载:“仲裁庭查明并决定,海航以本程序中的仲裁员选择受到侵害为由提出的所谓管辖权质疑在预备会议之时已被海航公司明示放弃。海航公司基于此的不适时管辖权质疑被驳回。”由此可见,海航公司从未就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提出过质疑,或是就此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过书面说明。因此,海航公司所谓的质疑,并不属于对仲裁员公正性或独立性的质疑,而是属于管辖权的质疑,仲裁庭当然有权予以决定,而无须由仲裁中心理事会决定,该处理程序符合《机构仲裁规则2008》。
综上所述,海航公司的各项抗辩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海航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
四、天津一中院审查意见
申请人莱佛士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部分裁决书和终局裁决书,被申请人海航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上述仲裁裁决,故应当依据《安排》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被申请人海航公司提出了三点不予执行的事由:(一)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二)管辖异议未按照双方约定采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三)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对仲裁员的质疑未按照双方约定采用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
对于海航公司提出的上述第一项事由,天津一中院审查后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该事由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不构成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裁决应当予以认可并执行。具体理由为:《许可合同》第12.1条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申请仲裁时仲裁庭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最终仲裁解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部分裁决中虽然涉及《酒店管理合同》的分析认定,但该分析认定是仲裁庭审理《许可合同》纠纷所无法避免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裁决中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认定属于《许可合同》仲裁条款约定的“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范围之内。况且,香港仲裁裁决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认定仅限于裁决的事实及理由部分,裁决结果并不涉及《酒店管理合同》。并且,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裁决中也记录了仲裁庭注意到有相关的仲裁在上海贸仲正在进行中,裁决中对《酒店管理合同》是否合法解除的分析认定和上海贸仲的仲裁结果并无实质冲突。综上,海航公司提出的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的不应执行理由不能成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涉及《酒店管理合同》的情形并不构成超裁,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
少数意见认为:该事由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仲裁裁决中涉及了《酒店管理合同》的纠纷,构成超裁,因此应不予执行。具体理由为:《酒店管理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海航公司和莱佛士酒店管理公司,而不是莱佛士公司。《酒店管理合同》约定由上海贸仲仲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许可合同》进行仲裁时,不能对涉及《酒店管理合同》的纠纷进行分析认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部分裁决第538-580段即对《酒店管理合同》是否因莱佛士公司的根本违约而被有效解除进行了认定,最终得出“仲裁庭认定海航公司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4)条项下的根本违约合法解除《酒店管理合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涉及了《酒店管理合同》纠纷的分析认定,属于超裁。
对于海航公司提出的上述第二条事由,天津一中院一致意见认为,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现的情形,故不构成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理由:第一,根据《许可合同》的约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这是无须争辩的。第二,《机构仲裁规则2008》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对其管辖权的异议,对于海航公司在仲裁阶段提出的管辖异议,仲裁庭具有决定权。第三,根据部分裁决中的记载,针对海航公司的管辖异议,仲裁庭给予了海航公司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是在充分审查后决定仲裁庭对管辖异议作出临时决定。第四,仲裁庭明示在对实体问题庭审中,推迟就其管辖权问题作出最终判定。海航公司询问仲裁庭,是否“根据《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609章)第34节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第16条的规定在关于实体问题的裁决中就被申请人质疑管辖权的申请作出裁决,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先决问题”,仲裁庭确认海航公司理解正确。鉴于海航公司在询问仲裁庭时引用了上述法律依据,且仲裁庭答复海航公司理解正确,因此海航公司和仲裁庭对处理管辖异议法律依据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仲裁庭对管辖异议的处理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综上,仲裁庭对管辖问题的处理并未违反当事人的协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
对于海航公司提出的上述第三条事由,天津一中院一致意见认为,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故不构成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理由为:首先,海航公司并未正式启动质疑程序。《机构仲裁规则2008》第11.6条规定,“质疑仲裁员,应通知仲裁中心秘书处、所有其他当事人、被质疑的仲裁员及仲裁庭其他成员。通知应是书面的,并应说明质疑的理由。”裁决书显示,海航公司并未按照仲裁规则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提起质疑程序。在天津一中院审查中,海航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按仲裁规则提起了质疑程序。其次,海航公司所谓的对仲裁员的质疑,是其管辖异议意见下的一项理由,而其具体的理由是剥夺了其选择熟悉中国法律仲裁员的权利。根据《机构仲裁规则2008》的规定,只有存在对公正或独立的合理怀疑,才可以质疑仲裁员。最后,仲裁庭在裁决书第218段、第220条中已经详细论述了处理意见。综上,海航公司从未依据《机构仲裁规则2008》就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提出过质疑,或是就此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过书面说明。海航公司所谓的质疑,并不属于对仲裁员公正性或独立性的质疑,而是属于就管辖权的质疑,仲裁庭有权予以决定,而无须由仲裁中心理事会决定。海航公司提出的第三条事由,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故不构成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
天津一中院倾向性意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应予认可并执行。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一)关于裁决所处理的争议是否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的问题,我院审查后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许可合同》第12.1条约定:“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申请仲裁时仲裁庭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最终仲裁解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部分裁决书中虽然涉及对《酒店管理合同》的分析认定,但该分析认定是仲裁庭审理《许可合同》纠纷所无法避免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裁决中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认定属于《许可合同》仲裁条款约定的“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纠纷”范围之内。况且,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裁决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认定仅限于裁决的事实及理由部分,裁决结果并不涉及《酒店管理合同》。并且,仲裁裁决中也记录了仲裁庭注意到有相关的仲裁在上海贸仲正在进行中,裁决对《酒店管理合同》是否合法解除的分析认定和上海贸仲的仲裁结果并无实质冲突。综上,海航公司以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为由不予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虽涉及《酒店管理合同》,但并不构成超裁,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
少数意见认为:莱佛士公司并非《酒店管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且《酒店管理合同》约定由上海贸仲仲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部分裁决对“《酒店管理合同》是否因莱佛士的根本违约而被有效解除”问题进行了认定,并最终得出“仲裁庭认定海航公司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4)条项下的根本违约合法解除《酒店管理合同》”的结论。据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因涉及了因《酒店管理合同》所产生争议的分析认定,属于超裁,构成《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应当不予认可和执行。
(二)关于管辖异议是否存在未按照双方约定采用《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问题。我院一致意见认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对于海航公司在仲裁阶段提出的管辖异议,仲裁庭亦具有决定权。关于该案件所涉管辖权问题,仲裁庭不仅给予海航公司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且对海航公司就管辖权异议提出的询问,明确答复海航公司的理解正确。综上,仲裁庭对管辖问题的处理并未违反当事人的协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
(三)关于是否存在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对仲裁员的质疑未按照双方约定采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2008》中规定的程序受理问题。我院一致意见认为:海航公司从未依据《机构仲裁规则2008》就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正式启动质疑程序,或是就此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过书面说明。海航公司所谓的质疑,并不属于对仲裁员公正性或独立性的质疑,而是属于就管辖权的质疑,仲裁庭有权予以决定,无须由仲裁中心理事会决定,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
我院经研究,倾向性意见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部分裁决和终局裁决应予认可并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请示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第二条 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 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第五条 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六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被告应当在答辩阶段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院涉诉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 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 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意见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
第十四条 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
第十五条 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第十六条 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超过三年,如果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仍然持续,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836号(财税金融类25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836号(财税金融类250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中利用专家工作机制的提案》收悉,经商财政部,现答复如下: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涉及到会计学、金融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在审判工作中引入和发挥专业力量,是人民法院证券审判一直以来的改革方向和重点。在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时,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责任作必要区分,不仅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需要,也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这对法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帮助一线法官作出符合审计业务特点的专业判断,除了您在提案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外,我们在《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及为科创板、新三板提供司法保障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委托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意见、推动建立专家陪审制度、加快制定专家证人的资格认定和管理办法等机制。此外,在《注册会计师法》修订中,财政部还建议建立职业责任鉴定机制,也将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完全赞成您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院与财政部联合建立专家工作机制的建议,在工作节奏和时间节点方面,考虑到《注册会计师法》正在修订,拟在修法工作完成后,以贯彻落实《注册会计师法》为契机,与财政部联合调研、深入论证,力争制定一套解决行业问题、适应监管要求、符合司法规律的联合工作机制。在此之前,我们将按照相关改革方向和要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继续依法推动专家咨询机制落实,以进一步增强案件审理的专业化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不断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公平合理认定审计机构责任,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
2022年8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及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二条 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第三条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第五条 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六条 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第七条 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第八条 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十条 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第十一条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解除权人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第十二条 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第十三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确定:
逾期付款的,按照未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
第十四条 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期限;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第十五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出卖人与包销人订立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出卖人将其开发建设的房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销售的,包销期满未销售的房屋,由包销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出卖人自行销售已经约定由包销人包销的房屋,包销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对于买受人因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出卖人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包销人参加诉讼;出卖人、包销人和买受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约定的内容确定各方的诉讼地位。
第十九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
第二十条 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权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起诉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亦未与担保权人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担保权人起诉买受人,请求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买受人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出卖人参加诉讼;担保权人同时起诉出卖人时,如果出卖人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提供保证的,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第二十三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但是已经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并与担保权人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请求买受人偿还贷款或者就抵押的房屋优先受偿的,不应当追加出卖人为当事人,但出卖人提供保证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本解释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发生的商品房买卖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通知
(法发〔2020〕30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现将《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8月21日
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法官队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法官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以提升法官职业道德素养和司法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体系,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效果,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新时代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三条 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政治统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最突出位置,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规党纪教育,提升法官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教育引导广大法官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坚持按需施教。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践导向,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服务,全面提高法官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三)坚持分类分级。把教育培训的普遍性要求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法官的培训需求结合起来,精准施训、靶向教学,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坚持从严管理。建立健全法官教育培训规章制度,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教育培训,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风气。
第二章 教育培训管理体制
第四条 法官教育培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归口负责、分级实施的制度。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全国法院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理辖区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是全国法院法官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履行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规划、制度建设、工作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等职能。具体负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法官教育培训政策制度、法官教育培训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等;
(二)指导各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对培训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和监督;
(三)规划和指导法官教育培训基地、网络、师资、课程、教材等建设;
(四)规划和指导全国法院高层次审判人才、急需审判人才等培训培养工作;
(五)其他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七条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履行辖区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规划、管理和协调等职能。具体负责:
(一)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部署,完成年度组织调训任务;
(二)指导和组织辖区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
(三)指导省级和地(市)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对培训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和监督;
(四)规划和指导辖区法官教育培训基地、网络、师资、课程、教材等建设;
(五)规划和指导辖区高层次审判人才、急需审判人才等培训培养工作;
(六)其他由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八条 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组织落实上级法院部署的各项教育培训任务,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辖区的法官教育培训。
第九条 国家法官学院及地方各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官教育培训。最高人民法院在符合条件的省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设立国家法官学院分院。
国家法官学院指导国家法官学院分院的教学科研工作,科学规范国家法官学院分院管理,建立统一高效的全国法院教育培训实施体系。
第三章 教育培训内容
第十条 法官有依法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法官依法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
第十一条 法官教育培训坚持以政治能力、职业道德素养、司法能力培训为重点,并注重综合素质等方面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法官素质和能力。
第十二条 法官政治能力培训应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重点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等学习培训。
第十三条 法官职业道德素养培训重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职业道德和司法良知、廉洁司法等学习教育。
第十四条 法官司法能力培训重点开展法律政策运用、庭审驾驭、证据认定、诉讼调解、裁判思维、法律适用、裁判文书说理等审判执行业务培训。
第十五条 法官综合素质培训重点开展意识形态、防控风险、群众路线、舆论引导、人文科技等方面培训。
第十六条 法官培训分为法官职前培训、任职培训、晋高培训、在职培训。
第十七条 拟初任法官的人员,须接受法官职前培训,着重掌握审判实务技能,提高审判工作能力。培训时间为一年。
第十八条 初任法院院长、副院长,须接受任职培训,着重提高法院组织管理领导能力。培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
第十九条 晋升高级法官,须接受晋高培训,着重提高审判理论和实务的综合司法能力。培训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第二十条 法官履职期间,须接受在职培训,着重提高法学理论素养和司法审判能力。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12天。
第四章 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第二十一条 法官教育培训以脱产培训、网络培训、在职自学、岗位练兵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二条 脱产培训以组织调训为主。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法官年度培训计划完成调训任务。法官必须服从组织调训。
第二十三条 加强法官培训网络建设,充分利用微课程、微讲座、人民法院移动客户端学习平台等有效方式,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依托法院系统内网和视频会议系统,积极开展远程视频培训,扩大优秀课程覆盖面。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法官在职自学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鼓励和支持法官在职自学,并创造和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十五条 广泛开展岗位练兵,组织优秀庭审评选、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办案标兵评选、学术论文研讨等审判实务技能竞赛活动,检验、深化法官培训效果。
第二十六条 法官教育培训应当突出实践、实务、实效导向,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引导和支持法官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
第二十七条 法官教育培训根据工作需要,经审核批准,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五章 教育培训机构
第二十八条 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以教学为中心,完善培训内容,改进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开展法官教育培训理论和制度研究,提升专业化办学水平,做好法官教育培训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十九条 国家法官学院承担:
(一)法官职前培训;
(二)初任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基层人民法院院长的任职培训;
(三)晋升高级法官的晋高培训;
(四)法官在职培训;
(五)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培训。
第三十条 省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承担:
(一)初任基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任职培训;
(二)辖区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在职培训;
(三)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培训;
(四)最高人民法院委托的培训。
第三十一条 地(市)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承担高级人民法院授权的培训任务,根据需要承担辖区法官在职培训。
第三十二条 加强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设施、教师队伍建设。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教育培训任务相适应的教学场地、图书资料、教学设施设备等软硬件培训条件。
第三十三条 各地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交流协作,采取合作办学、师资共享、异地办班、远程授课等方式,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共享共用。
第三十四条 深化人民法院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交流合作,促进审判实践与法学教育研究良性互动。
积极探索与高等学校、相关单位联合培训等途径和方式,加大人民法院高层次审判人才、急需审判人才等培训力度。
各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承担法官教育培训任务。
第三十五条 依托符合条件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设立法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统筹规划、规范管理,充分发挥其辅助教学作用。
第三十六条 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师资、课程等方面的审核把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和从严办学要求贯穿教学管理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六章 教育培训师资、课程、教材、经费
第三十七条 法官教育培训的师资实行专兼结合,以兼为主。
第三十八条 从事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必须对党忠诚、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严谨治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具备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第三十九条 授课教师应当联系实际开展教学,有的放矢,力戒空谈,严守讲坛纪律,不得传播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中央决策部署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对违反讲坛纪律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四十条 法官教育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要严格条件,从严选任。
法官教育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可根据工作需要到审判执行部门进行锻炼,丰富实践经验。
第四十一条 遴选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审判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干部、审判业务专家、英模法官等担任兼职教师,承担培训教学授课任务。
建立健全法官教法官激励机制和人民法院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审判业务专家返聘任教。
法官经组织安排到各级法官教育培训机构从事培训工作的,工作量应当纳入所在部门业务考核范围。
第四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完善法官教学师资库,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法官教学师资库。
第四十三条 建立完善法官教育培训课程开发和更新机制,开设“人民法院大讲堂”等特色培训项目,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务实管用的法官教育培训课程体系。
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建立完善全国法院精品课程库,充分利用法官教育培训信息化交流平台,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
第四十四条 充分利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等案例资源,建立完善全国法院法官教学案例库,加强案例教学,使法官教育培训精准对接审判执行工作需要。
第四十五条 加强法官教育培训教材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法官教育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作用,逐步建立健全覆盖法院工作主要业务领域、内容丰富科学、实用性指导性强的法官教育培训教材体系。
第四十六条 法官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各级人民法院年度财政预算,保证法官教育培训工作需要。
加强法官教育培训经费管理,厉行节约,勤俭办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第四十七条 支持和帮扶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人民法院法官教育培训,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倾斜。
第七章 教育培训考核与评估
第四十八条 拟初任法官以及拟晋升高级法官的人员,接受规定的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方可任职、晋升高级法官。
法官职前培训、晋高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发放《结业证书》。
第四十九条 法官必须严格完成规定的教育培训任务。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培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
第五十条 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教育培训规章制度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法官在培训期间违反有关纪律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五十一条 健全完善法官教育培训登记管理制度。各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建立法官培训档案,及时记载法官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法官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法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五十二条 健全完善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跟班管理制度,完善培训情况登记、反馈、跟踪管理等制度,加强对法官参加教育培训的考核与监督。
第五十三条 健全完善法官教育培训机构评估制度,评估内容包括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织管理、学风建设、基础设施等。经评估达不到要求的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应当责令其停止法官教育培训工作。
第五十四条 健全完善法官教育培训课程评估制度,评估内容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
法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评估结果作为指导教学部门和教师改进教学的重要依据。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培训工作,参照本条例实施。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2006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法官培训条例》(法发〔2006〕6号)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19〕2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已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为便于进一步学习领会和正确适用《会议纪要》,特作如下通知:
一、充分认识《会议纪要》出台的意义
《会议纪要》针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会议纪要》的出台,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把握和理解适用《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二、及时组织学习培训
为使各级人民法院尽快准确理解掌握《会议纪要》的内涵,在案件审理中正确理解适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妥善处理好工学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培训,做好宣传工作。
三、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
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
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8日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目录
引言
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
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
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
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
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
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
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
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引言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当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着力提升民商事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至4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承担民商事案件审判任务的审判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的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其他负责同志和民商事审判法官在各地分会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代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民商事审判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一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人民法院永远不变的根和魂。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要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大局。认清形势,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各类风险隐患的多元多变,提高服务大局的自觉性、针对性,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处理好依法办案和服务大局的辩证关系,着眼于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法治的统一。三要坚持司法为民。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守人民立场,胸怀人民群众,满足人民需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责任感去做好民商事审判工作。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意情理法的交融平衡,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还要感同身受讲透情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要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民商事审判工作机制。四要坚持公正司法。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党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生命线,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镌刻在心中的价值坐标,必须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会议指出,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辩证理解并准确把握契约自由、平等保护、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商事审判基本原则;注意树立请求权基础思维、逻辑和价值相一致思维、同案同判思维,通过检索类案、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有效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如《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合同法》第49条、《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越权代表,审判实务中应当依据有关具体法律规则进行判断,类推适用亦应当以法律规则设定的情形、条件为基础。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
会议对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疑难法律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
会议认为,民法总则施行后至民法典施行前,拟编入民法典但尚未完成修订的物权法、合同法等民商事基本法,以及不编入民法典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民商事特别法,均可能存在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立法法》第92条、《民法总则》第11条等规定,综合考虑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等法律适用规则,依法处理好民法总则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与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关系。
1.【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通则既规定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等具体内容。民法总则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撰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据民法总则制定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司法解释,而原依据民法通则制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只要与民法总则不冲突,仍可适用。
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根据民法典编撰工作“两步走”的安排,民法总则施行后,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合同编、物权编等各分编的编撰工作。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不再保留。在这之前,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关于欺诈、胁迫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欺诈、胁迫行为的,被欺诈、胁迫一方才享有撤销合同的权利。而依民法总则的规定,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胁迫行为,被欺诈、胁迫一方也有撤销合同的权利。另外,合同法视欺诈、胁迫行为所损害利益的不同,对合同效力作出了不同规定:损害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民法总则则未加区别,规定一律按可撤销合同对待。再如,关于显失公平问题,合同法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则将二者合并为一类可撤销合同事由。
民法总则施行后发生的纠纷,在民法典施行前,如果合同法“分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例如,民法总则仅规定了显名代理,没有规定《合同法》第402条的隐名代理和第403条的间接代理。在民法典施行前,这两条规定应当继续适用。
3.【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民法总则第三章“法人”第一节“一般规定”和第二节“营利法人”基本上是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提炼的,二者的精神大体一致。因此,涉及民法总则这一部分的内容,规定一致的,适用民法总则或者公司法皆可;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1条有关“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则上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但应当注意也有例外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同一事项,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民法总则》第65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经查询有关立法理由,可以认为,此种情况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二是民法总则在公司法规定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的,如《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就公司决议的撤销问题进行了规定,《民法总则》第85条在该条基础上增加规定:“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此时,也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4.【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但要注意有例外情形,如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例如,对于虚伪意思表示、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合同法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规则,可以将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又如,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有效或者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在民法总则无溯及力的场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进行裁判,但如果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虽有规定,但内容不具体、不明确的,如关于无权代理在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时的法律后果,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民事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对此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就可以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将民法总则规定的内容作为解释法律事实发生时法律规定的参考。
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审理好公司纠纷案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激发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创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要依法协调好公司债权人、股东、公司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司外部与内部的关系,解决好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从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对此,应当把握如下处理规则:
5.【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二)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及表决权
6.【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7.【表决权能否受限】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对未缴纳部分的出资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决权等问题,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来确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如果股东(大)会作出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而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的决议,股东请求确认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决议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程序,即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三)关于股权转让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9.【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以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准确理解该条规定,既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其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除非出现该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关于公司人格否认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在审判实践中,要准确把握《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精神。一是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损害债权人利益,主要是指股东滥用权利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二是只有实施了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其他股东不应承担此责任。三是公司人格否认不是全面、彻底、永久地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只是在具体案件中依据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突破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一般规则,例外地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如果其他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四是《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既审慎适用,又当用则用。实践中存在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这一例外制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适用难度大,而不善于适用、不敢于适用的现象,均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10.【人格混同】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
(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
(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
(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
(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
11.【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12.【资本显著不足】资本显著不足指的是,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适用时要十分谨慎,应当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13.【诉讼地位】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人格否认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
(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
(3)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告知其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债权人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五)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认定,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特别是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职业债权人,从其他债权人处大批量超低价收购僵尸企业的“陈年旧账”后,对批量僵尸企业提起强制清算之诉,在获得人民法院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认定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的人民法院没有准确把握上述规定的适用条件,判决没有“怠于履行义务”的小股东或者虽“怠于履行义务”但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没有因果关系的小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远远超过其出资数额的责任,导致出现利益明显失衡的现象。需要明确的是,上述司法解释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其性质是因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4.【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5.【因果关系抗辩】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6.【诉讼时效期间】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
(六)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必要予以规范。对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17.【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18.【善意的认定】前条所称的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公司法》第16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了区别规定,相应地,在善意的判断标准上也应当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
19.【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
(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20.【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1.【权利救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没有提起诉讼,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2.【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23.【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该约定的效力问题,参照本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
(七)关于股东代表诉讼
24.【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被告以行为发生时原告尚未成为公司股东为由抗辩该股东不是适格原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5.【正确适用前置程序】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
26.【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后,被告以原告股东恶意起诉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以公司在案涉纠纷中应当承担侵权或者违约等责任为由对公司提出的反诉,因不符合反诉的要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7.【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为避免因原告股东与被告通过调解损害公司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公司的意思。只有在调解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后,人民法院才能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至于具体决议机关,取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股东(大)会为决议机关。
(八)其他问题
28.【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9. 【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本质上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围。股东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按照《公司法》第40条或者第101条规定的程序自行召开。股东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合同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合同纠纷也是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类型。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依法审慎认定合同效力。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履行内容,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依法调整过高的违约金,强化对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促进诚信社会构建。
(一)关于合同效力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30.【强制性规定的识别】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指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合同效力。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凡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都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方法,应予纠正。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31.【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32.【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58条就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的财产返还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考虑到合同不成立时也可能发生财产返还和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故应当参照适用该条的规定。
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情况下,当事人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不应超过合同履行利益。比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除非增加了合同约定之外新的工程项目,一般不应超出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33.【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在确定财产返还时,要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因素。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双方因该合同取得财产的,应当相互返还。应予返还的股权、房屋等财产相对于合同约定价款出现增值或者贬值的,人民法院要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受让人的经营或者添附等行为与财产增值或者贬值之间的关联性,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避免一方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在标的物已经灭失、转售他人或者其他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当事人主张返还原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主张折价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折价时,应当以当事人交易时约定的价款为基础,同时考虑当事人在标的物灭失或者转售时的获益情况综合确定补偿标准。标的物灭失时当事人获得的保险金或者其他赔偿金,转售时取得的对价,均属于当事人因标的物而获得的利益。对获益高于或者低于价款的部分,也应当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
34.【价款返还】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互为对待给付,双方应当同时返还。关于应否支付利息问题,只要一方对标的物有使用情形的,一般应当支付使用费,该费用可与占有价款一方应当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相互抵销,故在一方返还原物前,另一方仅须支付本金,而无须支付利息。
35.【损害赔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仅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方还可以向有过错的另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既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责任,又要考虑在确定财产返还范围时已经考虑过的财产增值或者贬值因素,避免双重获利或者双重受损的现象发生。
36.【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在双务合同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例如,基于合同有给付行为的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并未提出返还原物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告知其一并提出相应诉讼请求;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原物或者赔偿损失,被告基于合同也有给付行为的,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向被告释明,告知其也可以提出返还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合同无效的,除了要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对同时返还作出认定外,还应当在判项中作出明确表述,避免因判令单方返还而出现不公平的结果。
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
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
37.【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类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规定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5%以上股权须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因欠缺法律规定的特别生效条件而未生效。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把未生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或者虽认定为未生效,却按无效合同处理。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未生效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对双方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回、解除、变更,但因欠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特别生效条件,在该生效条件成就前,不能产生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法律效力。
38.【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须经行政机关批准生效的合同,对报批义务及未履行报批义务的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作出专门约定的,该约定独立生效。一方因另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请求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9.【报批义务的释明】须经行政机关批准生效的合同,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履行报批义务。一方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经释明后当事人拒绝变更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
40.【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人民法院判决一方履行报批义务后,该当事人拒绝履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未履行,对方请求其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方依据判决履行报批义务,行政机关予以批准,合同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其请求对方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行政机关没有批准,合同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履行性,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41.【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2.【撤销权的行使】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当事人未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合同具有可撤销事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以及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等事实的基础上,对合同是否可撤销作出判断,不能仅以当事人未提起诉讼或者反诉为由不予审查或者不予支持。一方主张合同无效,依据的却是可撤销事由,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可撤销的事由成立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人民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
(二)关于合同履行与救济
在认定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时,要根据订立协议时履行期限是否已经届满予以区别对待。合同解除、违约责任都是非违约方寻求救济的主要方式,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应否解除时,要根据当事人有无解除权、是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等不同情形,分别予以处理。在确定违约责任时,尤其要注意依法适用违约金调整的相关规则,避免简单地以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作为调整依据。
43.【抵销】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双方互负的债务数额,是截至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各自负有的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在内的全部债务数额。行使抵销权一方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全部债务数额,当事人对抵销顺序又没有特别约定的,应当根据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
44.【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人民法院要着重审查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避免虚假诉讼的发生。经审查,不存在以上情况,且无其他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因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申请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申请撤回起诉。当事人申请撤回起诉,经审查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当事人不申请撤回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对以物抵债协议予以确认的,因债务人完全可以立即履行该协议,没有必要由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故人民法院不应准许,同时应当继续对原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理。
45.【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因此种情况不同于本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另行提起诉讼。
46.【通知解除的条件】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不论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只要另一方未在异议期限内以起诉方式提出异议,就判令解除合同,这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有关规定。对该条的准确理解是,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决定合同应否解除,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内未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
47.【约定解除条件】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48.【违约方起诉解除】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
(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
(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
49.【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合同解除时,一方依据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定金责任等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请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务合同解除时人民法院的释明问题,参照本纪要第36条的相关规定处理。
50.【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
(三)关于借款合同
人民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精神,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要依法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职业放贷行为的效力,充分发挥司法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注意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应予注意的是,贷款利率标准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存款基准利率并未发生相应变化,相关标准仍可适用。
51.【变相利息的认定】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
52.【高利转贷】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
53.【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要注意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对独立担保、混合担保、担保期间等有关制度的不同规定,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优先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要慎重认定独立担保行为的效力,将其严格限定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要根据区分原则,准确认定担保合同效力。要坚持物权法定、公示公信原则,区分不动产与动产担保物权在物权变动、效力规则等方面的异同,准确适用法律。要充分发挥担保对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积极作用,不轻易否定新类型担保、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力及担保功能。
(一)关于担保的一般规则
54.【独立担保】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但由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除外。独立保函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凡是由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符合该司法解释第1条、第3条规定情形的保函,无论是用于国际商事交易还是用于国内商事交易,均不影响保函的效力。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之外的当事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以及当事人有关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但是,根据“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在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此时,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无效,则该所谓的独立担保也随之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55.【担保责任的范围】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是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如针对担保责任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担保责任的数额高于主债务、担保责任约定的利息高于主债务利息、担保责任的履行期先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等等,均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从而使担保责任缩减至主债务的范围。
56.【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被担保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明确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但《物权法》第176条并未作出类似规定,根据《物权法》第178条关于“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
57.【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与贷款人订立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贷款人以旧贷上的担保物权尚未进行涂销登记为由,主张对新贷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约定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的除外。
58.【担保债权的范围】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一般应当以登记的范围为准。但是,我国目前不动产担保物权登记,不同地区的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并不一致,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制度设计上的差别,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是多数省区市的登记系统未设置“担保范围”栏目,仅有“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的表述,且只能填写固定数字。而当事人在合同中又往往约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致使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与登记不一致。显然,这种不一致是由于该地区登记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造成的该地区的普遍现象。人民法院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二是一些省区市不动产登记系统设置与登记规则比较规范,担保物权登记范围与合同约定一致在该地区是常态或者普遍现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以登记的担保范围为准。
59.【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未行使抵押权,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涂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二)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
60.【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不动产抵押合同依法成立,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抵押物灭失以及抵押物转让他人等原因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其范围不得超过抵押权有效设立时抵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61.【房地分别抵押】根据《物权法》第182条之规定,仅以建筑物设定抵押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权的效力亦及于其上的建筑物。在房地分别抵押,即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给一个债权人,而其上的建筑物又抵押给另一个人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两个抵押权的冲突问题。基于“房地一体”规则,此时应当将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视为同一财产,从而依照《物权法》第199条的规定确定清偿顺序:登记在先的先清偿;同时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同一天登记的,视为同时登记。应予注意的是,根据《物权法》第200条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
62.【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抵押权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权利,根据“从随主”规则,债权转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受让人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抵押人以受让人不是抵押合同的当事人、未办理变更登记等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动产担保物权
63.【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在流动质押中,经常由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监管协议,此时应当查明监管人究竟是受债权人的委托还是受出质人的委托监管质物,确定质物是否已经交付债权人,从而判断质权是否有效设立。如果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质物,则其是债权人的直接占有人,应当认定完成了质物交付,质权有效设立。监管人违反监管协议约定,违规向出质人放货、因保管不善导致质物毁损灭失,债权人请求监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如果监管人系受出质人委托监管质物,表明质物并未交付债权人,应当认定质权未有效设立。尽管监管协议约定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质物,但有证据证明其并未履行监管职责,质物实际上仍由出质人管领控制的,也应当认定质物并未实际交付,质权未有效设立。此时,债权人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质押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其范围不得超过质权有效设立时质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监管人未履行监管职责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监管人承担违约责任。
64.【浮动抵押的效力】企业将其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及产品等财产设定浮动抵押后,又将其中的生产设备等部分财产设定了动产抵押,并都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根据《物权法》第199条的规定,登记在先的浮动抵押优先于登记在后的动产抵押。
65.【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 同一动产上同时设立质权和抵押权的,应当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99条的规定,根据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况来确定清偿顺序: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按照公示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质权优先于抵押权;质权未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因此时抵押权已经有效设立,故抵押权优先受偿。
根据《物权法》第178条规定的精神,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第1款不再适用。
(四)关于非典型担保
66.【担保关系的认定】当事人订立的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虽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是其担保功能应予肯定。
67.【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约定以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或者质押的财产设定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担保,因无法定的登记机构而未能进行登记的,不具有物权效力。当事人请求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就该财产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等方式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对其他权利人不具有对抗效力和优先性。
68.【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作为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方式,其基本交易模式是,以银行信用为载体、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由银行控制货权、卖方(或者仓储方)受托保管货物并以承兑汇票与保证金之间的差额作为担保。其基本的交易流程是:卖方、买方和银行订立三方合作协议,其中买方向银行缴存一定比例的承兑保证金,银行向买方签发以卖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买方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卖方作为货款,银行根据买方缴纳的保证金的一定比例向卖方签发提货单,卖方根据提货单向买方交付对应金额的货物,买方销售货物后,将货款再缴存为保证金。
在三方协议中,一般来说,银行的主要义务是及时签发承兑汇票并按约定方式将其交给卖方,卖方的主要义务是根据银行签发的提货单发货,并在买方未及时销售或者回赎货物时,就保证金与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责任。银行为保障自身利益,往往还会约定卖方要将货物交给由其指定的当事人监管,并设定质押,从而涉及监管协议以及流动质押等问题。实践中,当事人还可能在前述基本交易模式基础上另行作出其他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些约定应当认定有效。
一方当事人因保兑仓交易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保兑仓交易合同作为审理案件的基本依据,但买卖双方没有真实买卖关系的除外。
69.【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以买卖双方有真实买卖关系为前提。双方无真实买卖关系的,该交易属于名为保兑仓交易实为借款合同,保兑仓交易因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被隐藏的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保兑仓交易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的,不影响卖方和银行之间担保关系的效力,卖方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70.【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当事人就保兑仓交易中的不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方分别或者同时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1条的规定,合并审理。当事人未起诉某一方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第三人,以便查明相关事实,正确认定责任。
71.【让与担保】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当事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请求确认财产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请求参照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其债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债务人因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请求对该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所欠债权人合同项下债务的,人民法院亦应依法予以支持。
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在审理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卖方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因销售各类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中,必须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将金融消费者是否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作为应当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卖方机构的经营行为,推动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72.【适当性义务】 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等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卖方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
73.【法律适用规则】在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相关部门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推介、销售,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作出的监管规定,与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74.【责任主体】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过程中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既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还可以根据《民法总则》第167条的规定,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销售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发行人、销售者请求人民法院明确各自的责任份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发行人、销售者对金融消费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同时,明确发行人、销售者在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责任方追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
金融服务提供者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可以请求金融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
75.【举证责任分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应当对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遭受的损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不能提供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或者服务)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76.【告知说明义务】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是金融消费者能够真正了解各类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或者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的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关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产品、投资活动的风险和金融消费者的实际情况,综合理性人能够理解的客观标准和金融消费者能够理解的主观标准来确定卖方机构是否已经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卖方机构简单地以金融消费者手写了诸如“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等内容主张其已经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77.【损失赔偿数额】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赔偿金融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为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金融消费者因购买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或者为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接受服务,以卖方机构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卖方机构应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卖方机构的行为构成欺诈的,对金融消费者提出赔偿其支付金钱总额的利息损失请求,应当注意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金融产品的合同文本中载明了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类似约定的,可以将其作为计算利息损失的标准;
(2)合同文本以浮动区间的方式对预期收益率或者业绩比较基准等进行约定,金融消费者请求按照约定的上限作为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合同文本虽然没有关于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类似约定,但金融消费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产品发行的广告宣传资料中载明了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类似表述的,应当将宣传资料作为合同文本的组成部分;
(4)合同文本及广告宣传资料中未载明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类似表述的,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78.【免责事由】因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拒绝听取卖方机构的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其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卖方机构请求免除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金融消费者能够证明该虚假信息的出具系卖方机构误导的除外。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对其关于应当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
(一)关于证券虚假陈述
会议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施行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的审理对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需要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专家证人的作用,使得案件的事实认定符合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和普遍认知或者认可的经验法则,责任承担与侵权行为及其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在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民事责任追究实现震慑违法的功能,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
79.【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原告以发行人、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被告申请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人民法院在追加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行受理因同一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6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80.【案件审理方式】案件审理方式方面,在传统的“一案一立、分别审理”的方式之外,一些人民法院已经进行了将部分案件合并审理、在示范判决基础上委托调解等改革,初步实现了案件审理的集约化和诉讼经济。在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个案以《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进行审理,逐步展开试点工作。就案件审理中涉及的适格原告范围认定、公告通知方式、投资者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执行款项的发放等具体工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推动信息技术审判辅助平台和常态化、可持续的工作机制建设,保障投资者能够便捷、高效、透明和低成本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积累审判经验,培养审判队伍。
81.【立案登记】多个投资者就同一虚假陈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采用代表人诉讼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的,人民法院在登记立案时可以根据原告起诉状中所描述的虚假陈述的数量、性质及其实施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等时间节点,将投资者作为共同原告统一立案登记。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多个虚假陈述的,可以分别立案登记。
82.【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人民法院决定采用《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方式审理案件的,在发出公告前,应当先行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投资者的交易方向与诱多、诱空的虚假陈述是否一致,以及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等案件基本事实进行审查。
83.【选定代表人】权利登记的期间届满后,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完成代表人的推选工作。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在提出人选时,应当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典型性和利益诉求的份额等作为考量因素,确保代表行为能够充分、公正地表达投资者的诉讼主张。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或者接受投资者的委托指派工作人员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案件审理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商定该机构或者其代理的当事人作为代表人。
84.【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虚假陈述的揭露和更正,是指虚假陈述被市场所知悉、了解,其精确程度并不以“镜像规则”为必要,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原则上,只要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对一方主张市场已经知悉虚假陈述的抗辩,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85.【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重大性要件和信赖要件存在着混淆认识,以行政处罚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对投资者的交易决定没有影响为由否定违法行为的重大性,应当引起注意。重大性是指可能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虚假陈述已经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应当认为是具有重大性的违法行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一方提出的监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的行为不具有重大性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应当向其释明,该抗辩并非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加以解决。
(二)关于场外配资
会议认为,将证券市场的信用交易纳入国家统一监管的范围,是维护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内容。不受监管的场外配资业务,不仅盲目扩张了资本市场信用交易的规模,也容易冲击资本市场的交易秩序。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信用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
86.【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从审判实践看,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这些场外配资公司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对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证券法》第142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
87.【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场外配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约定,请求用资人向其支付约定的利息和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约定,请求分享用资人因使用配资所产生的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用资人以其因使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用资人能够证明因配资方采取更改密码等方式控制账户使得用资人无法及时平仓止损,并据此请求配资方赔偿其因此遭受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用资人能够证明配资合同是因配资方招揽、劝诱而订立,请求配资方赔偿其全部或者部分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配资方招揽、劝诱行为的方式、对用资人的实际影响、用资人自身的投资经历、风险判断和承受能力等因素,判决配资方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从审判实践看,营业信托纠纷主要表现为事务管理信托纠纷和主动管理信托纠纷两种类型。在事务管理信托纠纷案件中,对信托公司开展和参与的多层嵌套、通道业务、回购承诺等融资活动,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并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在主动管理信托纠纷案件中,应当重点审查受托人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财产管理过程中,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了谨慎、有效管理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
88.【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信托公司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以取得信托报酬为目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受托人身份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属于营业信托。由此产生的信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营业信托纠纷。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用信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
89.【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特定资产或者特定资产收益权,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如果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无条件回购的,无论转让方所转让的标的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交付或者过户,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对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定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相关合同中同时约定采用信托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向目标公司增资方式并以相应股权担保债权实现的,应当认定在当事人之间成立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根据本纪要第71 条的规定加以确定。
90.【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信托文件及相关合同将受益人区分为优先级受益人和劣后级受益人等不同类别,约定优先级受益人以其财产认购信托计划份额,在信托到期后,劣后级受益人负有对优先级受益人从信托财产获得利益与其投资本金及约定收益之间的差额承担补足义务,优先级受益人请求劣后级受益人按照约定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信托文件中关于不同类型受益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不影响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信托法律关系的认定。
91.【增信文件的性质】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92.【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受益人请求受托人对其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实践中,保底或者刚兑条款通常不在资产管理产品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者其他方式约定,不管形式如何,均应认定无效。
93.【通道业务的效力】当事人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担信托资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相应风险损失,受托人仅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的,应当认定为通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2条在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的同时,也在第29条明确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将过渡期设置为截止2020年底,确保平稳过渡。在过渡期内,对通道业务中存在的利用信托通道掩盖风险,规避资金投向、资产分类、拨备计提和资本占用等监管规定,或者通过信托通道将表内资产虚假出表等信托业务,如果不存在其他无效事由,一方以信托目的违法违规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
94.【受托人的举证责任】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公平对待客户等义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受托人不能举证证明,委托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95.【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财产在信托存续期间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财产。委托人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在信托依法设立后,该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固有财产。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信托财产,以及通过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等方式取得的财产,均独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权利表现为信托受益权,信托财产并非受益人的责任财产。因此,当事人因其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之间的纠纷申请对存管银行或者信托公司专门账户中的信托资金采取保全措施的,除符合《信托法》第17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不应当准许。已经采取保全措施的,存管银行或者信托公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账户为信托账户的,应当立即解除保全措施。对信托公司管理的其他信托财产的保全,也应当根据前述规则办理。
当事人申请对受益人的受益权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信托法》第47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采取保全措施。决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将保全裁定送达受托人和受益人。
96.【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除信托公司作为被告外,原告申请对信托公司固有资金账户的资金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不应准许。信托公司作为被告,确有必要对其固有财产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必须强化善意执行理念,防范发生金融风险。要严格遵守相应的适用条件与法定程序,坚决杜绝超标的执行。在采取具体保全措施时,要尽量寻求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优先采取方便执行且对信托公司正常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措施,能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进行“死封”“死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信托公司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信托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信托公司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解除保全措施。
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妥善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对于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97.【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当事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合同生效条件,但对该生效条件是否为全额支付保险费约定不明,已经支付了部分保险费的投保人主张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98.【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被保险人和第三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达成的仲裁协议,对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实务中存在争议。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一种法定债权转让,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有权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和第三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达成的仲裁协议,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考虑到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常常涉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相关问题具有特殊性,故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该问题的处理,不纳入本条规范的范围。
99.【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商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确定后,保险人应当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提出请求的,第三者有权依据《保险法》第65条第2款的规定,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保险人拒绝赔偿的,第三者请求保险人直接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如何认定,实务中存在争议。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原理,第三者请求保险人直接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向保险人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行使条件成就之日起计算。
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当注意区分票据的种类和功能,正确理解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目的,在维护票据流通性功能的同时,依法认定票据行为的效力,依法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保护合法持票人的权益,防范和化解票据融资市场风险,维护票据市场的交易安全。
100.【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贴现行的负责人或者有权从事该业务的工作人员与贴现申请人合谋,伪造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的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申请贴现,贴现行主张其享有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贴现行因支付资金而产生的损失,按照基础关系处理。
101.【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当事人不能返还票据的,原合法持票人可以拒绝返还贴现款。人民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具有法定资质的当事人以“贴现”为业的,因该行为涉嫌犯罪,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案件的审理。案件的基本事实无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根据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在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贴现”,该“贴现”人给付贴现款后直接将票据交付其后手,其后手支付对价并记载自己为被背书人后,又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将票据进行背书转让的情形下,应当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
102.【转贴现协议】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103.【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审判实践中,以票据贴现为手段的多链条融资模式引发的案件应当引起重视。这种交易俗称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是指商业银行之间就案涉票据订立转贴现或者回购协议,附以票据清单,或者将票据封包作为质押,双方约定按照票据清单中列明的基本信息进行票据转贴现或者回购,但往往并不进行票据交付和背书。实务中,双方还往往再订立一份代保管协议,约定由原票据持有人代对方继续持有票据,从而实现合法、合规的形式要求。
出资银行仅以参与交易的单个或者部分银行为被告提起诉讼行使票据追索权,被告能够举证证明票据交易存在诸如不符合正常转贴现交易顺序的倒打款、未进行背书转让、票据未实际交付等相关证据,并据此主张相关金融机构之间并无转贴现的真实意思表示,抗辩出资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出资银行在取得商业承兑汇票后又将票据转贴现给其他商业银行,持票人向其前手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04.【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在村镇银行、农信社等作为直贴行,农信社、农商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开展以商业承兑汇票为基础的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引发的纠纷案件中,在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等实际用资人不能归还票款的情况下,为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出资银行以实际用资人和参与交易的其他金融机构为共同被告,请求实际用资人归还本息、参与交易的其他金融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出资银行仅以整个交易链条的部分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申请追加参与交易的其他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出资银行拒绝追加实际用资人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出资银行拒绝追加参与交易的其他金融机构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在确定其他金融机构的过错责任范围时,应当将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相应份额作为考量因素,相应减轻本案当事人的责任。在确定参与交易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过错责任范围时,可以参照其收取的“通道费”“过桥费”等费用的比例以及案件的其他情况综合加以确定。
105.【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已经就实际用资人、直贴行、出资银行的工作人员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伪造印章罪等立案侦查,一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申请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因该节事实对于查明出资银行是否为正当持票人,以及参与交易的其他金融机构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存在重要关联,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案件的审理。案件的基本事实无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案件的审理。
参与交易的其他商业银行以公安机关已经对其工作人员涉嫌受贿、伪造印章等犯罪立案侦查为由请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因该节事实并不影响相关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继续审理。
106.【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公示催告程序本为对合法持票人进行失票救济所设,但实践中却沦为部分票据出卖方在未获得票款情形下,通过伪报票据丧失事实申请公示催告、阻止合法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工具。对此,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了相应规定。适用时,应当区别付款人是否已经付款等情形,作出不同认定:
(1)在除权判决作出后,付款人尚未付款的情况下,最后合法持票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3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除权判决,待票据恢复效力后再依法行使票据权利。最后合法持票人也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其直接前手退票并请求其直接前手另行给付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对价。
(2)除权判决作出后,付款人已经付款的,因恶意申请公示催告并持除权判决获得票款的行为损害了最后合法持票人的权利,最后合法持票人请求申请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审理好破产案件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继续深入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的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信息化,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促进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重要功能。一是要继续加大对破产保护理念的宣传和落实,及时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积极拯救功能,通过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注重发挥和解程序简便快速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功能,鼓励当事人通过和解程序或者达成自行和解的方式实现各方利益共赢;积极推进清算程序中的企业整体处置方式,有效维护企业营运价值和职工就业。二是要推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主体尽快从市场退出,通过依法简化破产清算程序流程加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三是要注重提升破产制度实施的经济效益,降低破产程序运行的时间和成本,有效维护企业营运价值,最大程度发挥各类要素和资源潜力,减少企业破产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四是要积极稳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理论研究,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进一步推动健全市场主体退出制度。
107.【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线上预约登记功能,提高破产案件的受理效率。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得以非法定理由拒绝接收破产申请材料。如果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要加强府院协调,制定相应预案,但不应当以“影响社会稳定”之名,行消极不作为之实。破产申请材料不完备的,立案部门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补充材料,待材料齐备后以“破申”作为案件类型代字编制案号登记立案,并及时将案件移送破产审判部门进行破产审查。
注重发挥破产和解制度简便快速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功能,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95条的规定,直接提出和解申请,或者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宣告破产前申请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及时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定。
108.【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人的债权因清偿或者其他原因消灭的,因申请人不再具备申请资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但该裁定不影响其他符合条件的主体再次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以上述清偿符合《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32条为由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查实后应当予以支持。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系对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的初步认可,破产申请受理后,申请人请求撤回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除非存在《企业破产法》第1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不得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109.【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要切实落实破产案件受理后相关保全措施应予解除、相关执行措施应当中止、债务人财产应当及时交付管理人等规定,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共享与整合,维护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性。相关人民法院拒不解除保全措施或者拒不中止执行的,破产受理人民法院可以请求该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对债务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未依法及时解除保全措施、移交处置权,或者中止执行程序并移交有关财产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相关人员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产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其违法审判责任线索。
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有关债务人财产被其他具有强制执行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包括税务机关、公安机关、海关等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程序的, 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上述机关进行协调和沟通,取得有关机关的配合,参照上述具体操作规程,解除有关保全措施,中止有关执行程序,以便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
110.【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诉讼事务后继续进行。债权人已经对债务人提起的给付之诉,破产申请受理后,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但是在判定相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时,应当注意与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协调。
上述裁判作出并生效前,债权人可以同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其作为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行使表决权,除非人民法院临时确定其债权额。上述裁判生效后,债权人应当根据裁判认定的债权数额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统一受偿,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利息应当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的规定停止计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权人新提起的要求债务人清偿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记载有异议的,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58条的规定提起债权确认之诉。
111.【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期间,债务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经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1)债务人的内部治理机制仍正常运转;
(2)债务人自行管理有利于债务人继续经营;
(3)债务人不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
(4)债务人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时可以一并提出自行管理的申请。经人民法院批准由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职权中有关财产管理和营业经营的职权应当由债务人行使。
管理人应当对债务人的自行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人发现债务人存在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者有其他不适宜自行管理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终止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决定。人民法院决定终止的,应当通知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债务人有上述行为而管理人未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终止决定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112.【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程序中,要依法平衡保护担保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和企业重整价值。重整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应当及时确定设定有担保物权的债务人财产是否为重整所必需。如果认为担保物不是重整所必需,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应当及时对担保物进行拍卖或者变卖,拍卖或者变卖担保物所得价款在支付拍卖、变卖费用后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债权。
在担保物权暂停行使期间,担保物权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7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恢复行使担保物权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裁定。经审查,担保物权人的申请不符合第75条的规定,或者虽然符合该条规定但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有证据证明担保物是重整所必需,并且提供与减少价值相应担保或者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批准恢复行使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不服该裁定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行使担保物权的,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应当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启动对担保物的拍卖或者变卖,拍卖或者变卖担保物所得价款在支付拍卖、变卖费用后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债权。
113.【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要依法确保重整计划的执行和有效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和监督期间原则上应当一致。二者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在确定和调整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报酬方案时,应当根据重整期间和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管理人工作量的不同予以区别对待。其中,重整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应当根据管理人对重整发挥的实际作用等因素予以确定和支付;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管理人报酬的支付比例和支付时间,应当根据管理人监督职责的履行情况,与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实际受偿比例和受偿时间相匹配。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除重整计划有明确约定外,上述纠纷引发的诉讼,不再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进行。
114.【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重整期间或者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务人因法定事由被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不再另立新的案号,原重整程序的管理人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破产清算程序中的职责。原重整程序的管理人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宜继续担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重新指定管理人。
重整程序转破产清算案件中的管理人报酬,应当综合管理人为重整工作和清算工作分别发挥的实际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重整期间因法定事由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应当按照破产清算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法定事由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后续破产清算阶段的管理人报酬应当根据管理人实际工作量予以确定,不能简单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计算。
重整程序因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终止的,重整案件可作结案处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等利害关系人申请,作出重整程序终结的裁定。
115.【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继续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破产制度效率。人民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前,债务人和部分债权人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视为对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但重整计划草案对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有关债权人有不利影响,或者与有关债权人重大利益相关的,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有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重新进行表决。
116.【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要合理区分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在委托审计、评估等财产管理工作中的职责。破产程序中确实需要聘请中介机构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审计、评估的,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8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后,管理人可以自行公开聘请,但是应当对其聘请的中介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上述中介机构因不当履行职责给债务人、债权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在聘用过程中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117.【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要依法区分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不同功能和不同适用条件。债务人同时符合破产清算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的,应当及时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债权人对符合破产清算条件的债务人提起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经人民法院释明,债权人仍然坚持申请对债务人强制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118.【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人民法院在审理债务人相关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应当充分贯彻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避免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不当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也要避免不当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
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系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履行《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26条、第127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依法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不配合清算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的规定,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以确保破产程序顺利进行。
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系指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系指管理人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
上述破产清算案件被裁定终结后,相关主体以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重新出现为由,申请对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审判监督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符合《企业破产法》第123条规定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
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
案外人救济案件包括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三种类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及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基础上,新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为案外人权利保障提供更多救济渠道的同时,因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有必要厘清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正确适用不同程序,依法充分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
119.【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为目的,从程序上而言,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的,即可向执行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一般应当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判断。至于是否作出具体的确权判项,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而定。案外人未提出确权或者给付诉讼请求的,不作出确权判项,仅在裁判理由中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是否排除执行的判项即可。但案外人既提出确权、给付请求,又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的,人民法院对该请求是否支持、是否排除执行,均应当在具体判项中予以明确。执行异议之诉不以否定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为目的,案外人如认为裁判确有错误的,只能通过申请再审或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120.【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
(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
(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
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21.【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程序,二者在管辖法院及申请再审期限的起算点上存在明显差别,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予注意:
(1)该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异议被驳回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23条的规定,其可以在驳回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该当事人未在执行程序中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22条的规定,其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8项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效裁判之日起6个月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22.【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上近似,如果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对于案外人是否可以行使选择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采取了限制的司法态度,即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案外人只能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先启动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即便在执行程序中又提出执行异议,也只能继续进行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能依《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申请再审。
123.【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审判实践中,案外人有时依据另案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与执行标的物有关的权利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对标的物的执行。此时,鉴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与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依据的生效裁判,均涉及对同一标的物权属或给付的认定,性质上属于两个生效裁判所认定的权利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需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判断:如果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是确权裁判,不论作为执行异议依据的裁判是确权裁判还是给付裁判,一般不应据此排除执行,但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确权裁判申请再审;如果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是给付标的物的裁判,而作为提出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是确权裁判,一般应据此排除执行,此时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对该确权裁判申请再审;如果两个裁判均属给付标的物的裁判,人民法院需依法判断哪个裁判所认定的给付权利具有优先性,进而判断是否可以排除执行。
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125.【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实践中,商品房消费者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商品房,往往没有及时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欠债而被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对尚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出卖给消费者的商品房采取执行措施时,商品房消费者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以排除强制执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支持商品房消费者的诉讼请求: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可参照适用此条款。
问题是,对于其中 “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如何理解,审判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不一。“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
对于其中 “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如何理解,审判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也不一致。如果商品房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接近于百分之五十,且已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
126.【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1条、第2条的规定,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此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权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必须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里的商品房消费者应当仅限于符合本纪要第125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买受人不是本纪要第125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而是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适用上述处理规则。
127.【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金钱债权执行中,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请求排除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依法予以支持: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是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可参照适用此条款。
实践中,对于该规定的前3个条件,理解并无分歧。对于其中的第4个条件,理解不一致。一般而言,买受人只要有向房屋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登记材料,或向出卖人提出了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等积极行为的,可以认为符合该条件。买受人无上述积极行为,其未办理过户登记有合理的客观理由的,亦可认定符合该条件。
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会议认为,近年来,在民间借贷、P2P等融资活动中,与涉嫌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有关的民商事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等规定,处理好民刑交叉案件之间的程序关系。
128.【分别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
(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
(4)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
(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
129.【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201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19年1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正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发现有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立案的,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除上述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外,要防止通过刑事手段干预民商事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
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30.【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9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9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研究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量刑数额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当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确实存在您所说的原标准滞后,新标准未出台,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我院正在着手解决。
您提出关于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建议,我们完全赞同。2014年,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着手制定新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在对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涉税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后,拟定了《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稿)。在会同公安、检察、税务等部门深入调研后,综合经济发展、犯罪态势、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之间的平衡等因素,拟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新的规定,对涉税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规范。待《税收征管法》修改公布后,即可视法律修改情况抓紧司法解释工作,力争尽快出台。
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我们在争取司法解释尽快出台的同时,按照我院研究室对西藏高院的答复意见,切实加强对下指导,统一量刑标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为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全面加强妇女权益司法保护,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强调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立法举措,是我国妇女保护的专门法律规范,是国家人权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认识《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的重要意义,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依法能动履职,切实把加强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抓实抓好。
二、全面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规定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检察机关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全面把握,充分履职,依法做好支持起诉、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惩治犯罪、司法救助、诉源治理等各项工作。
(一)加大支持起诉力度
《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了支持起诉制度。各级检察机关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遵循检察机关关于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指引要求,依法运用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收集证据、提出支持起诉意见、协调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受侵害妇女起诉提供帮助,提升民事支持起诉工作质效。
(二)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各级检察机关要围绕依法维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领域,加大对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行政诉讼、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力度。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采取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三)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了妇女权益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首次以列举方式列明监督的具体情形。各级检察机关要全面理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立案标准,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妇联2022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依法规范强化精准监督和特别保护。聚焦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形,依法运用诉前磋商、诉前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确有必要的,可以对民事违法主体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四)依法从严惩处侵犯妇女权益犯罪
《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了对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的保护。要结合检察职能,依法从严惩处侵犯妇女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犯罪。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决策部署,依法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从严惩处收买妇女儿童犯罪,以及收买后发生的强奸、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虐待等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强奸,强制猥亵、侮辱等性侵犯罪,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依法严惩;依法妥善办理涉家庭暴力或者婚恋因素的虐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主动适应新时代对妇女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保护的新要求,对于利用信息网络侮辱、诽谤妇女的,准确研判情节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对于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可以按公诉程序依法追诉。
(五)深入开展对涉案妇女的司法救助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妇女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各级检察机关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为因案致困妇女提供救助帮扶,保障符合条件的妇女及时获得司法救助;对受到不法侵害造成损失特别重大、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妇女,可以由上下级检察院联合开展司法救助;被救助的妇女养育未成年子女的,一并开展司法救助;加大对遭受犯罪侵害的未成年女性的司法救助力度;促进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
(六)强化妇女权益保障的综合治理
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司法办案深入剖析侵害妇女权益的深层次原因,促进诉源治理。综合运用调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刑事和解、公开听证等制度和程序,妥善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坚持个案办理与类案监督相结合、治罪与治理并重,把抓前端、治未病融入检察履职;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通过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努力增强妇女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关爱妇女的良好氛围。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认真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检察职能,制定有力措施,确保有关要求落地落实。
(二)强化配合,充分发挥合力。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四大检察”“十大业务”间的衔接配合,加强与其他有关机关和组织的联动协作,协同发力,共同推进落实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保障妇女权益工作机制。
(三)注重收集总结,及时报告情况。各级检察机关要注意收集和总结检察工作中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典型案例、经验做法,以及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3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1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1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涉企保全制度,服务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现行财产保全制度相关规定不具体、权益保护不对等,导致保全制度被滥用问题,建议法院修改完善保全规定:在程序上对保全的启动及审查予以规范,严格当事人利益保护对等原则,尽量避免对正常运营的实体经济采取冻结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等。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对法院保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关于启动保全措施的举证及判定要件不明确,尺度不一,容易造成保全制度滥用问题
(一)关于进一步明确保全启动的举证责任问题
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程序上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按申请提出的时间节点,可分为四个阶段的保全,即诉前保全、诉讼中保全、诉讼终结后申请执行前的保全和破产保全。此外,根据决定保全的主体不同,还有仲裁、税收等机构或行政部门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决。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您反映的保全制度被滥用问题,主要发生在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阶段,其他阶段虽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已经进入争议的实体审理阶段,发生滥用保全的情况较少。近一两年来,某些不良当事人滥用诉前保全措施,蓄意制造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阻断资金链、恶意超标的保全等情况,给保全制度的正确适用带来冲击;同时,也存在大多数债权人过度担忧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过度依赖诉前保全措施的情况。前者,主要是出于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利用司法强制力的影响,胁迫对方谋求利益;后者,多是因为社会诚信缺失,债务人在判决生效后不自动履行偿债义务,大多数没有财产保全的案件,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才能实现债权,但在执行中又普遍存在找人难、找财产难、变现难等执行难问题。针对社会诚信缺失和执行难的现实,当前加强诉讼保全力度,不仅是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债权人期待减少诉讼环节、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周期、早日实现债权的普遍诉求。2016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降低申请保全门槛的呼声和众多人大代表的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各地法院相继推出配套机制,基本解决了申请保全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的社会压力,并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财产保全工作的展开,滥用保全措施情况渐露苗头,已经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初为降低申请保全的门槛,考虑到保全的迫切性,在平等保护被保全人合法权益的制度设计上侧重于事后救济;事前审查仅限于证据材料的外观性初审,特别是对诉前保全的申请,因为尚不明确当事人继保全之后是否提起诉讼或仲裁,因而对争议的实体性问题进行审查缺乏依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一百零一条有关“因情况紧急”和“难以弥补的损害”规定得比较抽象。而且,因情况紧急,如果不立即保全就会对申请保全人产生难以弥补的损害;但如果立即保全可能给被保全人造成损害。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作出保全裁定前如何审查保全的合法性,尤其是合理性的证据问题,确实不好把握:一是情况紧急的“程度”不好确定,实践复杂多样,在立法上难以概括描述,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要求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二是诉前保全这个过程需要替申请人保密,一旦走漏风声,造成财产转移甚至灭失,不仅办案人员责任重大,当事人也会存在举证的全面、充分是否对己有利,以及胜诉技巧等方面的考虑;三是无论虚假还是恶意保全,可能更多地需要被保全人提供相反的证据并需要时间进行审查和质证等。因此,关于明确启动保全的举证责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您提出,财产保全的启动应以必要、紧迫为界限,以被执行人存在转移、匿藏、损害财产的明确证据,非采取保全不能保证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保全措施,必须在满足举证要件的前提下才能作出保全裁定。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制度具有指导意义。(二)建立保全听证制度,完善对被保全人的程序保障问题
您建议建立保全听证制度,保障被申请人的异议权,保证程序公正;在被保全人有足够证据证明申请人举证错误的情况下,立即解除保全措施;当事人对裁定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一般而言,诉讼保全时,案件还未经实质审理,除了极个别案情简单的外,大多数案件尚且无法准确作出判断。诉前财产保全就更为特殊,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时效性。如果在财产保全之前进行听证、询问,可能会导致被保全人转移资产,进行规避,无法保证当事人胜诉权的实现。因此,在保全启动阶段很难引入听证程序。为有效保障对被保全人利益的保护,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当事人对保全的救济途径,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五条进一步明确: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依据上述规定,保全裁定作出后,被申请人对保全裁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在复议审查中,法院原则上可进行询问或听证,充分听取被保全人意见,对不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及时采取解除保全措施。您提出保全裁定作出后,被申请人有足够证据证明申请人举证错误的,法院应解除保全,该问题可以通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复议程序予以审查。
(三)关于对保全裁定结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仅对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及驳回起诉三类裁定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权。这是基于这三类裁定均是对程序错误的救济,不涉及事实认定,仅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而保全裁定涉及对案件事实的初步审查、判断,为更加客观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现行法律对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规定了复议和诉讼两种途径,被申请人既可以选择向作出保全的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综上,您关于进一步明确保全启动中举证及审判要件,以及建立保全听证制度,完善对被保全人的程序保障的建议,实质上,一是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保全时要对被申请人财产情况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是要求赋予被申请人在保全裁定作出前即能够参与程序的权利。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具有一定合理性,有利于更充分保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值得高度重视。下一步,我们会对您提出的问题及时予以研究,探索建立在依法及时保全情形下兼顾审慎保全问题的有关裁判标准。
二、关于保全制度权益保护不对等,与审判理念存在一定冲突的问题
您提出保全制度过分强调保障申请人利益,与现行民事诉讼法基本理念不符。财产保全的制度设计,在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问题时是追求相对平衡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对申请人的保护侧重于启动、审查阶段,而对被保全人的保护侧重于事后救济阶段。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被保全人的程序救济明确规定了以下途径:一是在诉讼中,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五条进一步明确,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二是在执行实施保全中,根据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程序审查处理。三是在保全行为实施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被保全人发现申请人在申请保全的过程中,因其错误的保全行为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害的,申请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意见在确保财产保全申请人利益的同时,在采取具体措施的实质标准方面,也要求注意平衡保护被保全人的利益,限制保全申请人滥用保全制度,限制超标的保全,尽量减少保全行为给被保全人造成的不利影响。财产保全规定要求,在确保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依法保护债务人产权。明确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要求合理选择执行财产,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在不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被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先执行某项财产的,应当准许;未准许的,应当有合理正当理由。在采取查冻扣措施时,坚决杜绝明显超标的查封,避免因保全行为不当引发新的风险和损害,同时对冻结银行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冻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今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再一次明确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畅通财产查控的救济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防止违法执行或采取过度执行措施影响企业财产效用发挥和企业正常运营。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在不影响债权实现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执行查封措施。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对能“活封”的财产,不进行“死封”。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上述司法政策指引性规定应同样适用于财产保全的审查。被保全人正确把握,及时充分运用现有规定,对有效维护权利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具有一定作用。
关于在财产保全制度中给予保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完全平等的保护的建议,涉及对现有财产保全制度的进一步调整,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进行充分调研论证。
三、关于避免对正常运营的实体采取冻结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的问题
(一)保全应优先采用对实体经济影响较小财产,明确财产保全顺序问题
为充分保护被保全人的权益,财产保全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该规定旨在强调裁定保全时要充分顾及保全措施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采取的保全措施既要达到目的,又要避免给被保全人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以保障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有序和良性发展。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多个文件强调: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在不影响执行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被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先执行某项财产的,应当准许;未准许的,应当有合理正当理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在不影响债权实现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适当的查封措施。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
上述司法政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保全,为有效指引保全活动提供了依据,但是这些规定没有明确具体标准。实践中,法院基于保全效果的考虑,加之冻结银行账户的实际可控性较强,且不易造成超标的执行,往往会优先选择对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查控。依据现行保全相关规定,该行为如果存在没有遵循上述规定,影响到被保全人的生产经营,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及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张权益,也可以申请个案监督。您提出的明确财产保全顺序的建议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否能够更加科学地实现保全制度的目的,平衡保护保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需充分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对此,我们会继续深入推进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坚持依法、公平、平等保护原则,充分考虑保全措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保全对被保全人生产经营及基本生活的影响。
(二)法院应支持被保全人等值置换保全财产的请求问题
关于法院要支持被保全人等值换保的建议与现行保全制度的实质要求是统一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七条进一步明确:财产保全的被保全人提供其他等值财产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全标的物为被保全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二条再次明确: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按照上述规定,法院在裁定准予换保时,要审查担保财产的充分性、有效性。只要提供的担保财产确实能够保障将来保全人胜诉权益的实现,法院即应当予以支持。
(三)保全措施给被保全人造成损害的,申请保全人要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依据该规定,被保全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保全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但是目前此类诉讼中,对造成保全被申请人损失的原因、保全申请人过错的认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对此,我们会加强研究,进一步明确相关裁判标准,使因错误申请保全受到损害的被保全人得到切实赔偿。
对于您所提建议,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调研,及时细化完善相关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各分局、直属局,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切实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制定了《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2023年6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
党的二十大作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将海洋强国建设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任务。面对严峻复杂的海洋形势与国际形势,我国作为海洋贸易和航运大国,依法打击涉海洋违法犯罪活动,加快推进海洋法治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2022年7月、202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先后在福建、广东、海南、浙江四省召开座谈会,分析研判当前涉海砂违法犯罪的严峻形势,总结交流办理涉海砂刑事案件的经验做法,研究探讨办案中的疑难问题,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共识。
会议指出,近年来,涉海砂违法犯罪活动高发多发,威胁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催生海上黑恶势力,危害建筑工程安全,影响海上通航安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国之大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砂资源安全的执法司法屏障。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以下简称《非法采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法发〔2022〕19号)等规定,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依法加大对涉海砂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切实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现形成纪要如下。
一、关于罪名适用
1.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采挖海砂,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和《非法采矿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参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船主或者船长,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1)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事前通谋,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指定海域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2)未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但受其雇佣,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指定海域,在非法采砂行为仍在进行时,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仍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3)未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也未受其雇佣,在非法采砂行为仍在进行时,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临时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约定时间、地点,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船主或者船长,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1)未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子事前通谋,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相关海域,在非法采砂行为已经完成后,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仍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2)与非法收购海砂犯罪分子事前通谋,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指定海域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3)无证据证明非法采挖、运输、收购海砂犯罪分子之间存在事前通谋或者事中共同犯罪故意,但受其中一方雇佣后,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指定海域,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仍从其他运砂船上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二、关于主观故意认定
3.判断过驳和运输海砂的船主或者船长是否具有犯罪故意,应当依据其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追究情况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实践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行为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可以认定其“明知系非法采挖的海砂”,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1)故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或者船舶上有多套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或者故意毁弃船载卫星电话、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定位系统数据及手机存储数据的;
(2)故意绕行正常航线和码头、在隐蔽水域或者在明显不合理的隐蔽时间过驳和运输,或者使用暗号、暗语、信物等方式进行联络、接头的;
(3)使用“三无”船舶、虚假船名船舶或非法改装船舶,或者故意遮蔽船号,掩盖船体特征的;
(4)虚假记录船舶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或者进出港未申报、虚假申报的;
(5)套用相关许可证、拍卖手续、合同等合法文件资料,或者使用虚假、伪造文件资料的;
(6)无法出具合法有效海砂来源证明,或者拒不提供海砂真实来源证明的;
(7)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
(8)支付、收取或者约定的报酬明显不合理,或者使用控制的他人名下银行账户收付海砂交易款项的;
(9)逃避、抗拒执法检查,或者事前制定逃避检查预案的;
(10)其他足以认定的情形。
4.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采挖、运输、收购海砂犯罪,仍为其提供资金、场地、工具、技术、单据、证明、手续等重要便利条件或者居间联络,对犯罪产生实质性帮助作用的,以非法采矿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三、关于下游行为的处理
5.认定非法运输、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非法采挖的海砂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非法采矿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上游非法采挖海砂未达到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标准的,对下游对应的掩饰、隐瞒行为可以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6.明知是非法采挖的海砂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运输、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一年内曾因实施此类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此类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多次实施此类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7.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的,应当注意与上游非法采矿犯罪保持量刑均衡。
四、关于劳务人员的责任认定
8.《非法采矿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受雇佣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对于该条中“高额固定工资”的理解,不宜停留在对“高额”的字面理解层面,应当结合其在整个犯罪活动中的职责分工、参与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实践中,要注意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采矿行业提供劳务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审查认定。一般情况下,领取或者约定领取上一年度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同种类采矿、运输等行业提供劳务人员平均工资二倍以上固定财产性收益的,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物质奖励等,可以认定为“高额固定工资”。
9.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非法采矿解释》第十一条“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的规定:
(1)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采挖、运输、收购海砂犯罪,仍多次为其提供开采、装卸、运输、销售等实质性帮助或者重要技术支持,情节较重的;
(2)在相关犯罪活动中,承担一定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职责的;
(3)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为非法采挖海砂犯罪活动逃避监管或者为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提供帮助的。
五、关于涉案海砂价格的认定
10.对于涉案海砂价值,有销赃数额的,一般根据销赃数额认定;对于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海砂市场交易价格和数量认定。
非法采挖的海砂在不同环节销赃,非法采挖、运输、保管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出,在销赃数额中不予扣除。
11.海砂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所属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认定,或者依据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12.确定非法开采的海砂价值,一般应当以实施犯罪行为终了时当地海砂市场交易价格或者非法采挖期间当地海砂的平均市场价格为基准。犯罪行为存在明显时段连续性的,可以分别按照不同时段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地海砂市场交易价格为基准。如当地县(市、区)无海砂市场交易价格,可参照周边地区海砂市场交易价格。
六、关于涉案船舶、财物的处置
13.对涉案船舶,海警机构应当依法及时查封、扣押,扣押后一般由海警机构自行保管,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交由船主或者船长暂时保管。
1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非法采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并依法予以没收:
(1)犯罪分子所有,并专门用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的工具;
(2)长期不作登记或者系“三无”船舶或者挂靠、登记在他人名下,但实为犯罪分子控制,并专门用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的工具;
(3)船舶、机具所有人明知犯罪分子专门用于非法采挖海砂违法犯罪而出租、出借船舶、机具,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的。
15.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船舶所有人明知他人专门用于非法采挖海砂违法犯罪而出租、出借船舶,但是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将船舶改装为可用于采挖、运输海砂的船舶或者进行伪装的;
(2)同意或者默许犯罪分子将船舶改装为可用于采挖、运输海砂的船舶或者进行伪装的;
(3)曾因出租、出借船舶用于非法采挖、运输海砂受过行政处罚,又将船舶出租、出借给同一违法犯罪分子的;
(4)拒不提供真实的实际使用人信息,或者提供虚假的实际使用人信息的;
(5)其他足以认定明知的情形。
16.非法采挖、运输海砂犯罪分子为逃避专门用于犯罪的船舶被依法罚没,或者为逃避一年内曾因非法采挖、运输海砂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此类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通过虚构买卖合同、口头协议等方式转让船舶所有权,但并未进行物权变动登记,也未实际支付船舶转让价款的,可以依法认定涉案船舶为“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
17.涉案船舶的价值与涉案金额过于悬殊,且涉案船舶证件真实有效、权属明确、船证一致的,一般不予没收。实践中,应当综合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及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对涉案船舶依法处置。
18.船主以非法运输海砂为业,明知是非法采挖海砂仍一年内多次实施非法运输海砂犯罪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的,涉案船舶可以认定为《非法采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并依法予以没收。
19.海警机构对查扣的涉案海砂,在固定证据和留存样本后,经县级以上海警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先行拍卖,并对拍卖进行全流程监管。拍卖所得价款暂予保管,诉讼终结后依法处理。
对于涉案船舶上采运砂机具等设施设备,海警机构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及时查封、扣押,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依法判决没收,或者交由相关主管部门予以拆除。
七、关于加强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
20.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海上返回陆地的登陆地的海警机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行使管辖权。“登陆地”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主动登陆地”,也包括被海警机构等执法部门押解返回陆地的“被动登陆地”。海警机构应当按照就近登陆、便利侦查的原则选择登陆地。
21.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办理涉海砂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效形成打击合力。各级海警机构要加强串并研判,注重深挖彻查,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提升办案质量,依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开展涉海砂刑事案件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提前介入侦查,引导海警机构全面收集、固定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证据。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海砂刑事案件时,要切实发挥审判职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适用法律,确保罚当其罪。
22.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日常联络、信息通报、案件会商、类案研判等制度机制,及时对涉海砂违法犯罪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解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提升案件办理效果。
23.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在办理涉海砂刑事案件时,应当结合工作职责,认真分析研判涉海砂违法犯罪规律、形成原因,统筹运用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检察公益诉讼、进行法治宣传、以案释法等方式,构建惩防并举、预防为先、治理为本的综合性防控体系;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推动涉海砂违法犯罪的诉源治理、综合治理,斩断利益链条,铲除犯罪滋生土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自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目标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不断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更新理念、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全面发力基本解决执行难并取得重大进展。为进一步指导各地法院有效解决在执行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提升效能,确保“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执行局总结提炼部分法院在执行机制构建、执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现予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8年10月24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
目 录
【案例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展“三全五化”执行机制改革 建立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案例2】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精准施策 突破省际执行联动协作难点
【案例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搭平台、建机制、聚能量 积极探索一体化执行
【案例4】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创新工作机制 明确标准路径 着力建立长效机制推进执行案件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案例5】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精准发力执转破 助推解决执行难
【案例6】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智慧执行系统” 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
【案例7】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不动产询价机制”助力不动产执行减时降费
【案例8】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法院公安联动协作 合力攻坚执行难题
【案例9】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全区联动大格局执行 破解“四大顽症”提升质效
【案例10】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多措并举谋创新 合力攻坚执行难
【案例11】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方协调全面发力 推动“送必达、执必果”
【案例12】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统一执行中心”为突破口 探索执行新模式
【案例13】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推动组建联合救助机制 有效破解涉困执行难题
【案例14】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法院+保险”联动 助力执行攻坚
【案例15】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构建解决执行难新模式
案例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展“三全五化”执行机制改革建立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2017年以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展了以“全面机构改革”“全程信息化”“全方位联动”为主要内容,锚定“信息化、精细化、团队化、集约化、规范化”长远目标的“三全五化”执行机制改革。改革之后,在2017年收案上涨50%的情况下,结案量、结案率均大幅提高,旧存案件量、未结案量显著下降,工作实现“三升两降”,成效明显。2018年上半年以来,新收案件13387件,已超2016年全年收案,已经执结9299件,78%的团队结案超过400件。
一、全面机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
对执行局内设机构重新布局,将原有机构调整为“执行指挥办公室”“执行实施部”“执行裁决庭”三大部分。突出执行指挥办公室“总控”功能,作为院庭长“战情分析室”和“参谋联席会”,每周向全局通报研判成果。同时,指挥办公室集中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启动网络查询和制作制式文书工作,集约实施房产、土地、车辆、工商股权查控等强制措施、办理财产保全及委托执行,集合案件监督流程、统一资源调配。此外,建设了执行办公大厅,在办公区设执行指挥中心,配齐了显示大屏和单兵指挥设备。指挥办公室所提供给的系统性保障,有力支持执行实施部18个团队和执行裁决庭运作。改革以来,8个团队结案数超过千件,最高结案2601件。
二、全程信息化支撑精细管理
将执行工作分解为“查询”“控制”“处置”“发款”“归档”五大阶段,提炼关键要素和重要节点,自行开发“执行精细化管理系统”。
一是督促法官先结“简案”。系统将每个案件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股权信息等“四查”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和集成展示。同时,自动计算“现金可执行率”(已查询现金存款与申请执行标的金额的百分比),该率高则可执行程度高,以该率进行案件难易排序,督促法官及时执结简案。同时,以该系统的分析结果为基础,在执行指挥办公室专门成立速执团队,集中速执速结有现金类线索的案件。目前,速执团队每月人均结案可达百件以上,平均办案时长缩短至30日以内。
二是突出流程精细监管。克服传统系统缺少工作动态过程、尤其是财产走向记录的弊端,系统自动记录执行团队发现财产后的控制、处置、收发案款等重要环节动作。同时,对“有财产超过15天未进行查控、执行措施到期未处置、超期未发款、长期未结、超期未归档”的“五超案件”予以重点自动提示,在系统首页和执行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滚动展示,方便院庭长在各阶段进行监督。
三是规范终本案件。在系统中,嵌入新开发的“智能终本”模块,自动抽取执行日志和节点信息,逐条与最高法院终本规范中的要件进行“镜像比对”,严格规范案件报结行为,明确尚待补足事项。此外,该模块自动识别超过2.5个月的未结案件,集中启动二次财产调查,切实提高了终本案件的规范合格率。
四是畅通沟通渠道。为解决申请执行人反映较大的 “找不到人”“说不上话”“办不成事”的问题,开通北京市法院首个微信服务号:“海淀法院诉讼和执行”服务号。当事人通过微信即可联系法官、提供线索和投诉建议,法官在24小时之内必须作出回复,畅通了沟通渠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度评价此举是“有温度的执行”。
三、全方位联动疏通执行梗阻
一是提高“绿色通道”覆盖面。与多个不动产中心、北京市市出入境管理局、北京市车管所等协助单位实现司法业务专人对接、优先办理和及时反馈,海淀工商分局更是将工商档案查询专线接入我院。与海淀区拘留所建立绿色通道,收押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
二是拓宽行为监控覆盖面。与海淀公安分局建立协查机制,由公安机关采取临控措施,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与铁路公安局建立联动机制。2017年以来,已抓获了40余名乘车“老赖”。
三是引入“第三方”共建。首创“云拍模式”。引入京东集团作为第三方辅助机构,创立了“云拍模式”。该模式下,法官完成动产、车辆扣押以后,移交京东物流进入京东云仓,由法院在当事人选择的五大网络拍卖平台上拍卖成交后,由京东物流体系直接交付,法官只需远端下达程序指令操作即可完成处置,切实降低了财产处置成本。
四是形成拒执惩治合力。与区公安机关、检察院就拒执罪办理定期召开联席会并形成会议纪要,统一拒执罪适用标准。2017我院拘留人员203名,2018年上半年已拘留144人,移送拒执罪14件,判决3件,上述数值均居北京市法院第一位。同时,融合教育于惩戒。首创了“1+1+1”递进教惩模式:即先集中强制执行带回被执行人,再安排被执行人旁听拒执罪公开审判、观看我院拍摄的拒执警示教育片,仍拒不履行的,进行司法拘留或移送追究拒执罪。
案例2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精准施策 突破省际执行联动协作难点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建立了京津冀三省(市)六地跨区域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实现京津冀毗邻区域优势资源共享、化解跨区域执行难问题。2015年至2017年该院涉京津冀跨区域执行案件结案数由364件增长至580余件,结案率由73%增长至87%,执行标的到位率由67%增长至85%。
一、率先行动,因地制宜开创省际执行联动协作格局
在三省市协同发展不断深化,毗邻区域地理位置邻近、人员流动频繁、经济关系密切,执行案件人、财、物等因素跨区域分布情况普遍的背景下,该院依托平谷区京津冀三地交界枢纽地带的地缘优势,联动天津市蓟州区、河北省三河市、河北省兴隆县法院于2015年9月签订了《执行工作联动协作实施细则》,率先开展省际执行联动协作,后河北省遵化市法院、玉田县法院分别于2017年4月、10月加入,形成了京津冀三省(市)六地法院执行联动协作格局。围绕破解跨区域“执行难”问题,以信息化、同城化、一体化为抓手,聚焦信息碎片化、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司法协作力度不足、财产查控覆盖率有限等问题,在北京市率先开展执行人员、硬件设施、警力保障、指挥平台四位一体的跨省执行联动协作实践探索。
二、精准发力,多举措攻克省际异地执行难题
一是信息化传输、联合查控,解决了异地财产查控难问题。借力事项委托平台线上收发协助调查、控制财产手续,受托法院收到相关材料后,及时启动财产查控并反馈执行结果,大大提高了异地财产查控效率。
二是同城化布控、联合惩戒,解决了异地被执行人打击难问题。针对找人难、拘留难,建立同城化“老赖”联合布控平台,被执行人居住地法院协作查找、布控,发现被执行人线索立即控制并及时移送;针对部分被执行人以异地生产经营躲避失信惩戒问题建立“异地失信惩戒+”惩戒平台,通过联合被执行人居住地法院在活动区域张贴公告、利用地方媒体曝光等手段进一步挤压“老赖”逃避空间;针对党员干部身份特殊、失信打击社会影响大问题,建立了“异地监察+”打击平台,在涉党员干部跨区域案件执行中推广与监察委协作成熟经验,报被执行人居住地法院将其移送本地监察委联合打击,保证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是一体化协作、四位一体,缓解了异地执行难问题。路途遥远、当地情况复杂、各法院间沟通联络不畅,给异地执行带来巨大困难。坚持系统化设计理念,以跨区域执行案件为中心建立一体化的联合执行平台,成立由案件相关各地法院组成的办案小组,执行人员、硬件设施、警力保障、指挥中心四位一体开展联动协作,当地法院对需要执行的案件进行前期摸排,对被执行人住所地进行前期查找,案件执行时由当地法院派员进行现场协助,各院共同参与执行,保障了异地执行效果,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
三、身体力行,“一托两靠”保障省际执行联动协作长效运行
一是依托联动协作e平台。借助单兵设备、便携式打印机、智汇云移动办公平台等软硬件设施,自研授权签章工具,实现两级指挥中心、多处执行现场实时互动、指挥中心远程授权执行现场实地签发法律文书、异地远程视频会商,远程下发指令200余条,签发法律文书320余份,开展远程视频会商10余次,为机制提供信息化载体保障,促进了机制信息化、一体化发展。
二是依靠联席会议、全面交流机制。各地法院轮流主办年度联席会议,形成了各院对执行案件人财物异地分布状况及地理位置调研分析、形成联动协作年度计划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论坛会议机制,和一年开展一次立审执业务交流、三年开展一次人才交换培养的全业务司法交流机制,推动异地立案同城化、裁判尺度统一化、失信打击一体化发展。
三是依靠协作协议。将沟通协作需求、协作内容、协作方式方法以协作备忘录、协作协议、联动细则等文件形式逐步落实,目前联动协作协议已迭代至3.0版,实施细则经多次深化基本实现跨区域执行工作全覆盖,保证了联动协作机制与时俱进、稳步发展。
案例3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搭平台、建机制、聚能量 积极探索一体化执行
天津一中院积极探索一体化执行取得实质性进展。2018年上半年,全院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达到90.05%,终本案件合格率到达94.34%,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为100%,2016年以来执行案件的整体执结率达到87.9%。
一、着力形成多方联动的社会合力
搭建立审执访无缝衔接平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法院内部立、审、执、访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协调配合,严把立案审查关,不断提高案件调解和文书制作质量,定期排查信访风险隐患,做好接待工作,同时通报相关部门稳妥处置。
搭建法院之间联络协作平台。搭建上下级法院之间联络协作平台,以执行指挥中心为载体,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搭建京津冀司法保障工作联络协作平台,实现跨域立案服务一体化、社会纠纷联动化解、重大事项和疑难案件通报会商、执行联动协作资源共享。
搭建矛盾化解预警处置平台。与辖区区委政法委搭建信息互通与矛盾预警处置平台,加强日常沟通,对重大敏感、有激化苗头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纠纷进行信息交流。对具有潜在矛盾风险的案事件,防范在先、及早发现、充分协商、有效处置。
搭建多方联动沟通协调平台。通过与保监局、银监局、律师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等搭建联动沟通协调平台,协调解决相关类型执行案件。积极探索与市国土资源房管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城乡建设委员会以及卫计委等行政机关搭建沟通协调平台,形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
搭建第三方评价和论证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作用,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评价,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对疑难复杂执行案件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进行咨询和论证;对涉执信访案件,通过接待、听证、核查、评价等形式,共同推动矛盾化解。
二、创新执行方法,推动执行质效不断提升
一是清单执行。全面梳理在办执行案件,对案件财产“四查”、已采取的执行措施、案件执行进度等情况进行排查,摸清未实结案件底数,按申请人类型、被执行人所在地、抵押查封物类型和现状等不同条件,建立执行台账,列出执行清单,实行挂图作战,严格把控进度。每天召开碰头会,做到当日问题当日处理解决。每周由执行法官汇报案件执行进度及结案目标完成情况,逐项检查验收,对账销账。
二是集约执行。利用“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对新收执行案件安排专人进行财产四查。对涉及银行、工商、房管等部门的查询、查封、扣划、冻结工作,进行统一登记分配、集约办理。实行执行财产集约化处置,对执行案件中的不同类财产,同时推动处置;对不同执行案件中的同类财产,统一协调、集中处置。实行执行款项集约化管理,对到账的执行款项,由专人负责管理,督促承办法官及时处理,按期发还当事人。
三是捆绑执行。对于涉及同一申请人、同一被执行人或同一执行标的物的多个案件,分类梳理、合并执行。对于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同一的多个案件,符合抵销条件的,合并执行。对于审判案件和执行案件中的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联的,统筹协调解决。
四是做好“执转破”。充分发挥破产制度在打破执行僵局、清理执行积案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衔接工作,将具备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企业转入破产程序,公平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从制度上打通解决部分执行难问题“最后一公里”。
五是审计执行。针对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财产或人民法院认为申报不实的,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审计,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确定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提供依据。
六是阳光执行。通过执行短信平台,向当事人推送执行案件的基本信息、财产线索调查结果、网络财产查询结果、查封、扣押、冻结、划拨、评估、拍卖等各个流程节点信息,确保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七是包案执行。院领导和中层干部带头包案,定人员、定期限、定措施、定责任,坚持重要措施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确保执行“骨头案”“钉子案”得到有效解决。
八是失信惩戒。对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加大惩戒力度,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直至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三、完善“四项机制”,规范和约束执行行为
一是实行节点管理控制机制。借助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对执行案件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流程化运行和节点化控制,对执行人员、执行案件、执行行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实现以37个重点环节为抓手的信息化管理,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有效防范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和廉政风险。
二是严格实行负面清单。从工作纪律、廉政纪律和作风纪律入手,将影响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的不规范行为逐一列出,严格对照负面清单考查执行行为;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将干警违纪违规情况记入廉政台帐和个人档案,作为考核、晋升依据,做到“抓早抓小”。
三是严格瑕疵责任追究。针对执行程序、文书制作中的瑕疵执行行为,对相关责任人采取批评教育、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方式追究责任。
四是严格党组询问告诫。对被投诉举报的执行干警及其部门负责人,由院党组进行询问告诫。纪检监察部门对查证属实的,视情节轻重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案例4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创新工作机制 明确标准路径 着力建立长效机制推进执行案件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2016年以来,长宁法院紧紧围绕最高法院以及上海高院关于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的工作部署,以努力将长宁打造成执行环境最好、执行效率最高的地区为工作目标,以规范执行工作全流程为抓手,着力通过长效化机制建设破除制约执行工作发展的瓶颈难点,不断提高执行工作实效。截止2018年6月30日,长宁法院有财产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99.99%,终本合格率91.22%,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100%,三年执行案件整体执行执结率96.08%,“基本解决执行难”核心指标达到预定目标。
一、创新工作机制,确保有财产案件及时执行到位
一是查人找物联动化。密切政法部门协同协作,在区委政法委的支持、协调下,与区检察院和区公安分局分别签署《关于建立查找“被执行人”联动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建立惩处“拒执犯罪”联动机制的意见》,建立健全合力破解“找人难”机制及联手打击“拒执罪”机制,在查找失踪被执行人方面实现信息、手段的突破,在合力打击拒执犯罪方面实现路径、思路的统一。密切辖区银行协作,推进“一站式查控”,与多家银行会签“一门式”协作查询扣划备忘录,深化执行协作平台建设,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
二是失信惩戒立体化。在全国首创设立“司法拘留疏导室”,运用心理疏导和教育惩戒相结合方式,引导失信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该举措经公安部、最高院领导批示肯定,已向全国推广。推动实现失信曝光线上线下全覆盖,在传统线上失信曝光平台之外,建立起“以本院电子显示屏为主轴;以中山公园、虹桥临空园区、上海动物园、天山公园四处电子显示屏为支撑,辐射长宁区东西南北全域”的线下立体式失信曝光网络。多次召开“被执行人现场惩戒教育会”,通过现场法律教育和实时视频联线交互方式,将直播远程现场执行、旁听“拒执罪”庭审及会场当即拘留等有机结合,凸显执行威慑力,直观立体展示了严惩失信行为、倡导守法护法的司法价值导向。积极推进失信惩戒进社区,实现试点街镇全覆盖,筑牢、织密失信惩戒“天网”。在全市率先实施执行悬赏保险制度,制定《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悬赏实施办法(试行)》,切实发挥执行悬赏作用,拓宽“查人找物”渠道。
二、明确标准路径,确保无财产案件规范有序退出
一是财产调查项目化。以穷尽执行手段为标准,将落实项目化财产调查清单作为提升执行工作质量的突破口。即除按一般要求全面审查被执行人“5+X”(“5”系查控被执行人存款、股票、房产、车辆、工商;“X”系当事人提供的线索)信息基础上,设置自选动作Y,延伸调查范围至社保、户籍、居委会等相关内容信息。同时,藉此明确终结执行案件的甄别标准,厘清“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界限,确保经排摸、甄别确无财产线索可供执行的案件,从“执行难”案件中剔除出来,集中力量加大对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
二是结案标准规范化。制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结案标准实施办法(试行)》,以“‘5+X’+Y”项目化财产调查清单为核心,结合执行通知发放等程序性告知事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失信惩戒事项等规范程序的完成情况,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构建“穷尽一切手段方可终结执行案件”的标准,同时要将工作轨迹以菜单式表格记载并全程留痕、随案卷归档。
三是终本文书要素化。配合项目化财产查控标准,推进法律文书格式化、模板化改革,尝试引进要素式终本裁定书。该类终本裁定书适用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终本案件,将“5+X+Y”的财产查控要求及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调查被执行人下落、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采取强制措施等程序性要求转化为要素式表格,将执行过程透明化、文本化,以便当事人充分知晓执行实施全过程及穷尽调查手段后已查明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使执行过程、履行结果和权利告知一目了然。
三、构建长效机制,确保破解执行难举措落地见效
一是强化落实“周四院长执行日”工作机制。巩固院长亲自抓、分管院长直接抓、党组成员分头抓、各部门合力抓的“四抓”工作格局,一把手和党组成员每周四深入执行一线办公,举全院之力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二是强化落实“破解执行难”工作任务清单。制定《“破解执行难”工作任务清单》,着眼执行指挥中心运行、执行联动、立审执衔接、执行专项活动、执行宣传等25个具体项目,精准发力,确保落实。
三是强化落实执行信息化管理。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对执行过程实施规范化管理,落实关键指标考核,确保责任到人。
四是强化落实新型执行团队建设。着力优化执行专业力量配比,先后调整多名入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党务干部充实执行队伍,目前执行人员占比达16.94%,平均年龄37岁。着眼专业团队培育传承,打造“执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的新型执行团队,为青年干警配备一对一的带教导师,推进互联网、类金融案件的专业化执行团队建设,探索多元查控经验、手段的传承与提升,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
案例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精准发力执转破 助推解决执行难
“执转破”工作对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兑现基本解决执行难承诺具有战略意义;对解决执行案件多、化解难和破产案件少、启动难“两难”问题具有现实意义。2016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以“党组工程”破除部门本位主义,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化的“执转破”工作机制,形成了“优化资源配置、内外协同联动、规范衔接流程、推进简案速破”的工作模式,创造了“移得出、立得上、破得了”的“吴江经验”,彻底打通基本解决执行难决战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夯实组织保障。配强审判力量。破产庭配备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4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执行局3名法官、3名法官助理参加破产案件混合合议庭,其他业务庭1名法官作为后援力量,以破产庭为旗舰和孵化器,明确标准,细化规则,以案代训,逐步实现执行法官承办“执转破”简易案件常态化。突出履职激励。为消除执行法官“不愿转”思想,将移送破产审查案件多折算0.8个执行案件工作量,参与或主审破产案件折算5至90倍于普通案件的工作量,并在政治待遇上给予倾斜。加强管理人队伍建设。制定精细化的破产管理人工作规范和考核办法,设立破产专项基金并简化报酬支取程序,提升管理人履职能力和积极性。截至2018年7月,基金成员共49家,通过从管理人报酬中提取和政府财政拨款积累基金655万元。
二是内外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内部协作配合。以全院一盘棋思想统筹“立审执破”程序衔接,实现“人员、手段、程序”共享。破产法官提前介入执行,指导调查识别破产原因;执行法官穷尽强制措施“控人、控物、控印章、控账册”,对无重整可能企业尽可能执行阶段变价处置财产,为移送破产做好充足准备;破产法官和管理人共享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司法网拍平台调查处置财产,有机结合执行程序的强制性、效率性和破产程序的公平性、效益性。加强外部协调联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吴江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府院联动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搭建区长担任组长的“一总四分八纵”组织体系,区镇两级政府从职工安置、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24个方面与法院联动,形成全区总动员的“大执行”“大破产”格局。
三是规范衔接流程,分批有序清理。操作标准化,文书模板化。纠正执行法官“随意转”和破产法官“随意退”做法,编印“执转破”实务手册,明确各环节工作职责,提示实务操作要点,制作权利告知、调查识别、征询释明、决定作出、材料移送、立案登记、破产审查7阶段25个文书样式。移送批量化,清理集中化。全面梳理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和可能终本案件,筛选同一企业涉及5件以上的案件,形成清单下发每位执行法官,分配数量任务,有序清理终本案件库。
四是推进简案速破,实现高效出清。制定“执转破”案件简化审理规范,对无产可破或已执行变价的“执转破”案件广泛使用简化审。通过指定个人管理人、省略债权人委员会等简化管理组织,运用电子手段简化送达方式和会议形式,全面压缩弹性期间,串连合并程序,将简易破产案件审限控制在3个月内,大大提高执行和破产结案效率。目前已有22个破产案件适用简化程序在3个月内审结。
2016年至2018年7月,苏州市吴江区法院立案登记执行移送破产审查案件74件,裁定受理66件,涉及执行案件1861件、标的87亿元,其中终本案件1385件;审结25件,43家企业宣告破产,清理债务805笔107.50亿元,清偿债权618笔15.06亿元,盘活资产15亿元,有效释放土地资源53.85万平方米。“执转破”概括清偿债务效果显著,方圆化纤有限公司执转破案,一揽子解决执行案件271件(其中终本案件268件)和隐形纠纷29件,涉及标的额3.66亿元。“执转破”公平实施财产分配效果突出,苏州宝德隆实业有限公司执转破简化审案以“执行变价、破产分配”模式解决参与分配被执行企业财产问题,用时60天审结,被评为江苏法院2017年度十大破产案例。“执转破”保障劳动债权优先受偿的效果凸显,妥善安置职工1293人,清偿职工债权3302.87万元,清偿率达到94.7%,有力维护社会稳定。“执转破”打击规避执行行为的效果显著,将与被执行企业人格混同的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通过行使破产撤销权、解除权,深度审计调查,借力刑事手段,强力破除债务防火墙,有力制裁恶意个别清偿、虚假租赁、转移资产、抽逃出资等逃废债行为和拒执犯罪。“执转破”破解债务圈链效果显现,将债务担保圈链核心企业引入破产程序,通过“执转破”彻底清理“炜华系”、“巨诚系”等涉及268家企业的圈链债务53.52亿元,重塑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区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的4.56%降为2018年6月的1.42%。
案例6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智慧执行系统” 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
今年,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顺应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积极推动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联手阿里巴巴集团合作研发无锡法院“智慧执行系统”,为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助力。该系统综合运用大数据、阿里飞狐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将原有相互独立的信息化执行系统如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大数据分析、电子送达平台、执行指挥中心等进行整合和升级,建成了集执行办案、执行指挥、执行监督、执行公开、智能服务五大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执行无锡模式。
一是“大数据”发力,实现办公智能化,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运用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智慧执行系统与无锡法院自行研发的“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大数据分析系统”无缝对接,整合“点对点”、“总对总”、无锡智慧城市等多个平台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失信被执行人消费习惯和行为规律进行智能分析,对其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进行科学判断,及时发现隐匿的财产线索,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今年,无锡中院通过该系统发现11名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准备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无锡市教育局,并向其发出协助执行书,通知相关学校停止招录,8名被执行人当即履行了义务,3名被执行人子女重新选择公立学校就读。运用“阿里飞狐”进行智能操作。该系统利用阿里飞狐人工智能技术,将执行事务性工作原有的人工操作升级为智能操作,实现执行立案、执行查控、执行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网络报结等流程一键完成。该系统投入使用后,执行立案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2分钟,执行查控由5分钟缩短至1分钟,执行过程中所有法律文书均能在2分钟内自动生成,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运用电子送达平台进行智能送达。该系统对接无锡法院电子送达平台,与三大运营商合作进行手机短信电子送达,今年4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来,28019件案件实行电子送达,发送短信69439条,其中送达成功58681条,成功率84.51%。
二是全方位公开,实现智能化监督,进一步打造“阳光执行”。全程信息公开。通过系统运行实现执行案件全程网上流转、全程信息公开,案件执行的节点信息均向当事人公开,当事人可以随时查询案件进展,跟踪督促执行,并设立执行违法行为举报信箱,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开展智能谈话。当事人通过实名认证后,可通过该系统内设的智能谈话平台提前预约执行法官,法官也可以通知当事人登录谈话平台进行远程视频谈话,同时系统可自动生成谈话笔录,并对谈话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实现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专设失信悬赏。可通过该系统发布悬赏公告,并通过微信、微博、QQ等进行分享扩散,举报人如有线索可通过执行线索举报电话向执行指挥中心举报,还可直接登录智慧执行系统网页进行在线举报,经核实举报成功的,可凭借系统自动生成的验证码领取悬赏金,今年,共发布悬赏公告13次,通过悬赏制度抓捕失信被执行人7人,扣押机动车3辆,发放悬赏金1万元。
三是新功能激活,实现智能化服务,进一步促进司法便民。实现司法网拍智能评估、挂拍。系统设置智能评估功能,可运用大数据对涉案房产、车辆进行综合在线评估,自动生成评估报告,准确率达95%以上,极大提升执行财产处置效率。设置一键挂拍功能,传统的拍卖操作中,挂拍一个标的物需手工录入200余次数据,制作12份裁判文书,耗时约60分钟,如网络繁忙所需时间会更长。而通过该系统的一键挂拍功能,只需轻轻一点,3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还可智能化利用网络忙闲时间进行错峰操作。同时,系统还可提供在线询价、在线预约看样、24小时在线咨询服务功能,实现拍卖标的物的统一、规范、全面管理。外包服务统一管理。该系统利用阿里“钉钉”管理软件,对无锡地区37家提供司法网拍辅助工作的服务外包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如有需要,可对外包公司进行信息采集、公开摇号、任务创建发布、线上任务跟催等。提供仓保服务。针对扣押车辆仓储难题及室外停放造成的旧损贬值等问题,系统设置了车辆仓保服务功能,由阿里淘宝设置专用场所对扣押车辆进行保管。除了基本的保管服务,该系统还可提供自动检测、免费清洗、看样接待、协助过户等一条龙服务,减轻法官工作压力,提升了车辆拍卖成交率。
案例7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不动产询价机制”助力不动产执行减时降费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联合温岭市地税局秉持“最多跑一次”理念,着力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以房地产为突破口,积极构建被执行不动产估价快速化机制,破解不动产执行估价“难、慢、贵”问题,于全省率先实现“不动产询价专线”入驻法院内部,有效提高执行质效,降低当事人办事成本,实现三方共赢。截至2018年7月底,已开展被执行人房地产询价2318次,查询房产面积达9.30万平方米,市场价值达6.34亿元;查询耗时从1-3个月提速至10分钟;清理被执行人欠税、费1470余万元,并为当事人节省评估费用221.91万元。2018年5月31日,该项工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肯定。
一、完成“三项升级”,完善工作机制
一是升级财产评估模式,降低评估难度。依托存量房交易数据省级集中,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及专题研讨会,探讨不动产询价共用“一个体系”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于2017年4月28日签署《关于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展询价的会议纪要》,突破性地对商品房、商铺等存量房采取“不动产询价”机制,简化评估程序,提高估价准确性和执行效率。二是升级数据交换模式,提高评估速度。传统估价模式涉及公开选定机构、选定结果公示、评估机构结果反馈等程序,全流程耗时长达1-3个月。启动“不动产询价”模式之后,省去第三方机构环节,由双方定人定时集中传递纸质协助查询函和反馈表,将流程缩短至1周以内。2018年年初创新性的开发“不动产询价”程序,将信息管理平台端口接入法院,并设专人负责查询。通过在线输入房屋地址、面积、立契时间等关键信息,系统即可根据楼幢基准价、楼层系数、朝向系数等因素批量估值,自动生成地税计税基准价,全程只需几秒钟,查询耗时从1-3个月提速至10分钟。三是升级无偿评估模式,缩减评估成本。相比传统评估委托评估公司按每100万房产收取3500元评估费,“不动产询价”无偿提供服务。
二、聚焦“三点发力”,提升数据权威
一是在信息更新上发力。“不动产询价”对评估标准的权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确保“不动产询价”标准统一、客观公正,地税局定期更新国土部门拍卖信息,及时引入全市最新交易记录,每年委托评估部门对辖区内的不动产进行评估调整,不断完善存量房价格数据。二是在数据建设上发力。利用地税局已有的专家库、信息采集点的优势,对工业用地、厂房等评估价值弹性较大的不动产,加快其价格数据建设,提升批量测算技术,形成可推广经验。三是在价格协商上发力。以“不动产询价”结果为基准,引导当事人协商确定拍卖保留价,有效化解双方当事人及其他债权人价格争议,加速清理被执行人税费,促进僵尸企业、低效产能有序退出市场。截至5月底,“不动产询价”已助力司法拍卖不动产630余件,盘活闲置房产、用地近7万平方米,涉及过户税、费1470余万元,在实现税收收入良性增长的同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新空间,换取新动能。
三、明确“四道保障”,规范流程管理
一是坚持依规询价。由温岭法院在台州中院对特殊财产自主定价的规定范围内,制定《关于对特殊财产特别定价的暂行办法(试行)》,对“不动产询价”的范围、效力、方式等要素予以约定,做到有法可依;二是确保信息安全。搭建“不动产询价”平台后,双方第一时间签订《不动产询价平台安全保密协议》,规定询价平台由专人专岗操作,明确查询结果仅用于办案需要且作为参考依据;三是加强过程跟踪。对法院端加设查询范围、次数、时间等必要限制,自动读取、存档系统日志,建立信息查询台账,做到过程可溯、责任可追;四是保障当事人权益。合理设置救济程序,针对当事人存在异议或对询价结果不满意的,承办人在接到书面异议后3个工作日内启动评估程序,确保过程公平公正。
案例8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法院公安联动协作 合力攻坚执行难题
近年来,漳浦县法院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联动协作,创新“大综治、建机制、查人物、调矛盾”等执行新举措,有效破解执行难题。2016年3月以来,漳浦县公安局共协助促使274名被执行人履行义务1027万元、执结案件269件(其中2018年来促使67名被执行人履行义务358万元、执结63件),取得明显成效。
一、依靠党委领导,全面构建执行攻坚失信惩戒大格局
党委高度重视。县委常委会议专题听取法院执行攻坚汇报,县委政法委将履行义务情况列入单位平安创建、综治考评的重要内容,对单位或个人存在失信情形的,一律在综治考评中予以扣分,并降低平安单位创建等级,形成“县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强化联合惩戒。县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统战部、乡镇党委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居主干提名和干部提任、入党政审、诚信红黑名单推荐报送时,均要求由法院出具是否存在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失信情况的审查意见。2016年3月以来,共审查4258人次(其中2018年来审查1025人次),因属失信被执行人而被否决的11人。广泛宣传发动。法院及时主动向县委、人大汇报,政府、政协通报决战决胜执行难战役情况,加强诚信法治宣传,自主创作以真实执行案例改编的微电影《执心》获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影微视频执行类十佳微电影,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2016年3月以来,促使52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212.4万元(其中2018年来促使12人履行义务48.7万元)。
二、完善机制建设,强力推动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常态化
常态化沟通联络。深化与漳浦县公安局的执行联动,与公安局联合制定《公安协助法院破解执行难实施方案》等专项文件,明确攻坚责任领导、决战部门和专门人员,按片区开展专项执行会战。专业化执行力量。对内实行“1+1+2+2”团队化工作机制,由1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和2名司法警察组成办案团队,统筹安排、职责到人、协同完工,同时构建“1+1+4+1”执行权运行模式,优化1个执行指挥中心,成立1个执行事务团队,组建3个执行实施团队,完善1个保全中心,四类系统协调运转有力提升执行效率。对外,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揭牌设立县公安局“驻法院执行警务室”,由公安局选派2名业务骨干常驻警务室,法院专班负责对接,共同制定执行警务协作应急预案。精细化打击举措。对涉嫌拒执犯罪的“老赖”、妨碍公务及非法处置查扣、冻结财产的被执行人,一律由警务室干警提前介入,配合执行人员固定涉执犯罪的相关证据,无法查找到下落的,依法上网追逃,确保涉执犯罪查得准、捕得快;对执行实施中出现的阻碍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负责联络、调度接处警工作,及时处置化解涉执应急事件。2016年3月以来,漳浦县公安局以涉嫌拒执犯罪立案侦查28件34人(其中2018年来立案侦查5件7人),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17%。
三、精准查控行踪,全力打通执行“查人找物”瓶颈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从解决执行“人难找、物难寻”入手,与漳浦县公安局设立全市首个公安网络专用平台,实时掌握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身份证使用情况,入住宾馆、购买车辆、机票、高铁票,进入高消费场所,出入边境等信息,实现司法大数据与公安大数据的资源共享,无缝衔接法院与公安执行力量,确保执行提速提效。借力公安全网查控。通过专用平台,漳浦县公安局协助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身份、行踪准确定位,进行临时控制协助并及时反馈;对在日常执法执勤和检查工作中,发现有法院商请协助查找及需要查控的被执行人或车辆,指令交警部门予以临时查控或进行控制。法院成立查控专班,一旦接获“老赖”行踪或车辆情况,便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全方位对被执行人予以精准控制、精准打击。2016年以来,实时反馈“老赖”行踪信息746条,查扣车辆79辆(其中2018年来反馈行踪146条,查扣车辆14辆)。畅通司法拘留协作。将协助法院执行司法拘留情况纳入漳浦县公安局各相关部门年终绩效考评内容,明确辖区派出所要发挥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根据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书,由公安部门安排专人布控、查找、控制被执行人,并畅通拘留所绿色体检通道,提高对被拘留人的收押效率。2016年以来,漳浦县公安局协助司法拘留304人,占同期拘留1185人的25.6%(其中2018年来协助拘留154名,占同期拘留237名的65%)。
四、强化协同攻坚,合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执行
成立矛盾化解工作室。联合漳浦县公安局在拘留所成立“司法拘留矛盾化解工作室”,对存在涉稳隐患的执行案件主动介入,共同推动案件执结,合力化解社会矛盾。协力开展心理攻势。依托该工作室,利用被执行人在移送羁押的24小时内心理防线差的“黄金时期”,充分发挥拘留所管教人员的职能作用,法院执行人员与其共同提审被拘留人,加强释法析理,打开其心理防线,通过掌握、核查被拘留人的财产状况,依法督促其履行义务。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在司法拘留环节促使167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658万元,执结案件151件。对症下药严控信访。借助公安派出所密切联系基层、充分了解基层的优势,及时通报涉执信访动态,共同教育疏导感化有信访苗头的当事人,使之安心生产生活;对情绪一时未能平复的当事人,实施稳控措施,成功预防2起准备赴省信访事件发生;对个别无理缠访闹访、违法行为明显、经反复教育规劝无效的当事人,移交公安局精确打击,给予行政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产生较大的震慑效果。
案例9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全区联动大格局执行 破解“四大顽症”提升质效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是郑州商贸中心区,辖区商业主体多、人员流动大。二七区人民法院年均受理各类案件25000件,执行案件收案数呈逐年递增态势。该院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多方参与”执行联动模式,动员全区各方力量参与执行工作,编织紧密有序执行网络,全民动员与单位联动有机结合,打响攻克执行难“人民战争”,有效提升了执行质效。
一是牢固树立“大执行”工作理念,打造联动协作系统工程。把解决执行难上升为法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所有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助力辖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执行工作融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被执行人联合惩戒,今年以来,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特殊主体敦促执行函及司法建议书27份,对失信公职人员、名人名企,在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晋职晋级、评优评先、文明创建、综合治理考核等方面进行限制,压缩其生存、发展空间。探索适度市场化改革,发挥执行参与者最大潜能,向债权人、代理律师授予部分执行财产调查权或财产处分权,发出律师调查令52份,推进债权人执行和解解决“三角债”97案,涉案金额3000万元。强化“智慧执行”建设,设立执行查控中心,在最高法院网络查控系统基础上,实现与辖区不动产、房管、车管等职能部门联网,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有效破解查人找物难题。
二是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建立联动执行大工作格局。依靠区委、区政府,构建全区联动大执行工作格局,形成“支持执行就是支持发展、督促执行就是助力诚信、打击拒执就是优化环境”新理念。争取二七区委出台在全区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合行动方案,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区直各部门和各乡镇办配合职责,法院牵头起草考核办法,将配合执行情况纳入全区综合绩效考核。对乡镇办的考核抓细抓实,分领导重视、执行宣传、协助办案3个部分15个小项,根据难易程度,分别定出不同分值,每周汇总成绩排名通报。对落后的乡镇办,由区督查办督查问责,必要时由区人大组织专项视察。区委政法委发挥领导协调作用,在每周信访例会和公检法司四长联席会议上,将听取法院院长汇报全区执行攻坚工作列为固定议程。法院牵头建立二七区“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合行动微信群和“解决执行难?公安情”微信群,通过微信群每日通报进度,安排任务,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三是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属地优势和能动作用,打造坚强联合执行攻坚体系。借鉴基层行政网格化管理经验,强化各乡镇办职能作用发挥,构建“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基层执行网络,发动群众性执行“运动战”。实行执行员与乡镇办“结对子”执行模式,按照属地原则,将涉民生案件协助执行事项分包18个乡镇办办理,执行员适时给予业务指导,乡镇办发挥其人熟、地熟优势,帮助查找辖区被执行人下落、协助送达执行通知书、提供财产线索,协调化解案件。经广泛动员,基层社区、乡村民调员、居委会大妈深度参与执行,核查各类信息,协助办理赡养、抚养、邻里纠纷案件效果尤为明显。今年以来,已将588起涉民生案件分两批次交各乡镇办协助办理,结案率达到86.27%,实际执结率达到61.9%。第三批220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开展全区域执行“舆论战”,全区18个乡镇办共在辖区乡村、社区、商场等地设置户外固定宣传版面 258块,悬挂、张贴、发放各类宣传资料9943份,在被执行人住所地张贴其失信信息“大头贴”1269份,在商业区、闹市区LED屏幕滚动播放执行标语393条,编辑美篇、微博221篇(条),直接促使161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
四是强化政法机关联动配合,形成遏制打击“拒执”犯罪铁网。二七区公、检、法联合颁布《关于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法院发布《执行风险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及申请执行人的一封公开信》,及时公布打击“拒执”及失信惩戒典型案例,在全区营造“拒执就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强大舆论氛围。二七区委政法委出台《关于拒执罪办理程序中证据收集等相关问题的意见》,统一办案思路,实现打击“拒执”犯罪规范化、常态化。联合公安机关设立“打击拒执犯罪警务办公室”,对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进驻警务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快速进入侦查程序。今年以来,共移送公安部门侦查涉嫌拒执案件12件,已作出实刑判决3案3人。利用公安机关找人的先进技术优势和专业力量,实现查人信息共享,破解“人难找”突出难题。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协助查找被执行人123人次,采取相关措施协助法院拘留被执行人14人。
全区联动大执行工作格局为二七区法院执行攻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强后盾,形成了全区动员、内外联动的工作氛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效明显。截至7月底,该院近三年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89.94%,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格率达到96.43%,执行信访办结率100%,结案率达到83.64%,累计发放执行款11.04亿元。
案例10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多措并举谋创新 合力攻坚执行难
自“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打响以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部署要求,通过党建引领、全员攻坚、科技升级,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的优势,正在向赢取执行攻坚的整体胜势全面推进。
一是党委领导凝聚多方力量。提升执行攻坚的政治站位,充分依靠和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通过三项工作的“内外结合”,增强执行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建工作“内外结合”。该院既外争党委领导的支持,又内生党组织的动力。主动向浏阳市委报告执行工作,市委书记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执行工作,从人财物和政策方面全力支持执行攻坚。浏阳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召开了主任会议,听取了该院执行工作汇报,并出台了关于支持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相关意见。市委政法委组织公安、民政、教育、不动产登记和市场监督等部门召开了联席会议,建立了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无缝对接的执行联动机制。市政府专门调度,在已拨付100万元司法救助金、司法救助35人,结案36件的基础上,增加拨付了100万元司法救助金。该院还创新性推行以党建带队建促攻坚的工作方法,于今年5月22日在执行攻坚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临时支部既有三名已改任非领导职务的党员,也有综合部门党员负责人,还有机关业务部门及基层法庭普通党员积极参与。正是有了党建引领和党员先锋作用的充分发挥,该院涌现出了一批带头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党员先锋和凝聚在党旗下同频共振的普通干警。代表工作“内外结合”。该院高度重视人大代表联络工作,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该院专门制作了执行攻坚红皮手册,由所有班子、庭室长上门向在浏阳的四级人大代表送去手册,汇报执行攻坚工作。今年该院已邀请90余名代表深入执行现场,参与案件执行,零距离见证了18件执行案件全过程,并参与做工作执行完毕及和解结案16件,另外2件系执行不能案件,通过代表见证使其认清执行不能案件的真实状况。引导人民群众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从而形成理解执行、支持执行、配合执行的社会共识。调解工作“内外结合”。该院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执行和解有机结合,一方面在院内成立了一支由3名专职调解员、16名特邀调解员和45名律师调解员组成的执行调解工作队伍,积极促成执行和解,今年以来已执行和解172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优势,常态化邀请基层组织参与调解邻里纠纷、婚姻家庭以及标的较小的执行案件,使部分执行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今年以来,已通过基层组织调解执行案件106件,效果良好。
二是全院统筹推进全员攻坚。瞄准执行攻坚的目标定位,整合全院资源开展执行攻坚,建立协同联动、重点攻坚、问题聚焦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执行力量。由院党组统筹调度,出台了《“举全院之力,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工作方案》,从审判业务和综合管理部门抽调50余人负责执行终本案件的评查、整改,将辅助性事务从执行部门分解出来,通过“协同作战”和“分线作战”的方法,让执行干警集中精力办好执行案件,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推行“执警合一”的方式充实执行力量,在法警大队成立拘捕组,负责协助执行实施案件的执行,其他法警除完成警队日常工作外,也全部投入到执行攻坚战中,目前该院执行攻坚力量已达100余人,超过全院干警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一张图纸作战。认真对照最高法院要求和第三方评估指标,制作工作清单、制定作战和施工图纸,紧盯关键指标、关键节点和重点案件,坚持每周一公布,半月一调度,以执行简报方式表扬先进,激励后进。同时,以执行大会战为抓手,以小额民生案件、涉金融案件为突破口,今年已累计开展夜间、凌晨执行行动71次,干警自觉加班多达4228人次。对未结案件精准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攻坚执行积案、难案和骨头案,做到办结一件核销一件。仅2018年5月份一个月时间,就已执结案件517件,兑现标的额2.1亿元。
三是科技升级破解执行难题。该院以“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将信息化建设作为破解执行难题、补齐执行短板的突破口,通过传统和现代方式的结合,从地面到天空形成立体化平台,多措并举破解执行难。启用“村村响”广播。在全国率先通过“村村响”广播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利用遍布全市32个乡镇、街道,320余个村的10000余个广播循环滚动播放被执行人的拒执信息,精准覆盖失信被执行人生活圈,营造督促其履行义务的高压环境,发动人民群众向法院举报失信被执行人线索。自2018年6月9日“村村响”发声以来,该院已精准播送1000余名被执行人信息,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36条,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87人,助力全案执结48件,追回执行款336.7万元,真正实现了判决不履行,“村村响”不停。部署“易执行”平台。借助今日头条、网易号、企鹅号等多家互联网平台,实现以当事人户籍所在地、常住地或工作单位、案件发生地为圆心,迅速向周边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进行弹窗,对老赖周围朋友圈、同事圈等特定人群进行精准推送,并附带失信人员举报功能,申请人可提供悬赏,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影响老赖的生活。“易执行”平台从今年4月28日使用以来,已精准推送4期314名老赖,促使63人自动履行,助力全案执结56件,追回执行款159万元。引入“执行天眼”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数据挖掘及智能分析决策等系统有机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算法,计算出被执行人的所在位置,对其进行定位“寻人”,从而大幅提升执行效率,让“精准执行”发力生威,彻底打碎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侥幸心理。自部署该系统以来,该院已准确找到被执行人25名,执结39案。
案例11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方协调全面发力 推动“送必达、执必果”
广州中院深入推进“送必达、执必果”试点工作,两个多月来,多方协调机制快速建立,46项措施快速落地,急难问题快速解决,“送达难”“执行难”逐步破解,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今年5至6月,全市法院民事案件直接送达平均用时9.56天,同比缩短7.24天;首次送达成功率56.65%,同比提高12.6个百分点;全市法院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率、终本案件合格率、赴京信访办结率稳步提升,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呈现收案平稳、结案大幅上升、结案增幅明显高于收案增幅、存案下降、质效全面向好态势。
一、拓宽受送达人信息采集渠道,确保送得准
推动与广州市“四标四实”标准地址数据库对接,实时查询全市900余万外来人员暂住信息及1300余万条人口、企业的标准地址、家庭成员、从业人员等信息。建立通信运营商当日快速反馈信息机制,两个月来获取59名未留下联系方式的受送达人手机号码并成功送达。通过特别端口向受送达人推送手机送达信息,受送达人阅后方可关闭短信。邮政公司向法院提供百万数量级的本省居民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地址信息。推动行业协会修订标准合同,约定银行、保险合同确认的地址可用于接收诉讼、执行文书。开通线上确认送达地址功能,两个月来确认地址信息3422条。
二、大幅压缩送达耗时,确保送得快
整合网上立案、电子送达、“广州微法院”小程序、邮政“E键送达”等多平台功能,建成广州法院智慧送达平台。建立全市法院受送达人地址标准数据库,立案时自动抓取、匹配历史成功送达地址信息。建立邮政公司辅助送达机制,送达员通过内网专线将送达指令推送到邮政公司后,邮政公司安排专人打印、封装、登记并直接寄送,送达员可实时查询投递状态。智能送达专柜实现全天候送达,送达员将文书投递到送达专柜后,受送达人可随时自助领取。提高电子送达适用率,明确网上立案、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律师代理的案件,原则上全部适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探索委托代理律师直接送达制度。
三、完善送达配套制度,提高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试点快审案件公证辅助送达工作机制,两个月来2名公证辅助送达人员送达案件249件。从严审查适用公告送达,5至6月公告送达案件占比同比下降10.32个百分点。与邮政公司建立邮寄送达质量双向通报制度,通过夜间送达、提高投递频次、强制绑定回执等措施提高送达成功率,5至6月邮寄送达成功率同比提高15.5个百分点,回执合格率同比提高15.4个百分点。
四、加强组织部署,创新执行工作机制
院领导多次主持召开督办推进会和开展全方位视频巡查,对工作成效不明显的负责同志亲自谈话提醒。制定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行动计划、攻坚作战图,实行挂图作战。开展清理长期未结执行案件专项行动,5至6月清理一年以上未结执行案件1800余件。今年以来增配43名执行法官和104名执行辅助人员,将17名不适应执行岗位要求的干警调整出执行队伍。健全新型执行团队运行机制,全面推行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实现以10%的执行人员力量办理70%以上的执行案件。因地制宜开展执行事务集中处理机制改革,其中8家法院实行执行警务化改革,市中院成立司法警察执行大队,将扣押查封、强制清场、司法拘留等事务,交由专门司法警察集中办理。完善执行转破产衔接机制,1至6月13635件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完善执行绩效考核制度,加大绩效核心指标的考核比重。
五、推进智慧执行建设,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实现与大数据局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对接,导入户政、人社等各职能部门数据13类70亿条,初步实现对被执行人的大数据画像。上线执行大数据管理分析平台,实现对财产查控、处置、执行款到账等9个关键环节的动态管理、逐级预警、限时督办。执行指挥中心归口负责全部执行案件的网络查控和案件快速流转,今年来集中查询45万余次,集中控制财产6182项。建立与公安机关网络协作执行机制,目前已接入900余万外来人口居住信息。
六、提高外部协同水平,形成执行工作合力
建立与公安机关执行协作机制,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协助拘留失信被执行人157名。构建网格员协助执行体系,首批纳入11000名网格员,办理事项271项。建立涉案不动产、车辆网络询价机制,6月份以来依托京东大数据平台对59件案件71宗不动产进行评估,评估周期缩短到三个工作日。推动涉案广州牌照小客车带指标拍卖,市政府明确符合增量指标申请条件的买受人竞拍司法拍卖车辆可直接申领指标。推行公证参与执行辅助事务,今年以来公正派驻法院人员协助办理案件620件、事项1030项。
案例12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统一执行中心”为突破口 探索执行新模式
为破解执行难问题,2017年10月17日,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设立“统一执行中心”,将碧江区、万山区法院两个法院的执行局合并到铜仁市中级法院,与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合署办公。“统一执行中心”坚持以强化执行兑现为工作目标,推动执行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一、以统一执行中心为基础,整合执行新资源
铜仁市中级法院设立“统一执行中心”,旨在进一步深化审执分离改革,探索完善以法官为主导的团队化工作模式。
一是人力资源的整合。设立“统一执行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增加人员配置的情况下,对现有执行资源重新排列组合,以"组团"的形式,执行人员统一指挥,实现执行力量“反应迅速、集团作战、处置有力、工作协同、分工负责、管理高效”执行新模式。针对重大执行案件,采取“集中执行干警”“集中一段时间”“集中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三集中”统一指挥执行模式。
二是信息化资源的整合。以设立“统一执行中心”为平台,强化统一管理,努力将“统一执行中心”建成执行工作指挥调度中心、信息交换中心和决策分析中心,强化案件管理。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某一时间段某个法院执行案件数量增速较快的,经审核可以在铜仁市城区法院范围内进行均衡调配。
三是宣传资源的整合。紧抓宣传工作的部署、督促、协调,充分重视媒体力量,借助各种载体,在新闻、报纸、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中,向社会全方位展示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的成果及决心。
二、以统一执行中心为依托,优化执行新方式
市中院把“率先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推行“六化”机制,打造“铜仁执行模式”工作亮点,开创“基本解决执行难”新局面。
一是协作配合前置化。推行“四个前置”工作法,即立案工作理念前置:立案环节突出做好案件信息登记、诉讼指导、法律释明、风险告知和诉前保全等项工作,为案件顺利执结“打好前站”。审判工作前置:审判环节考虑案件后期执行问题,由案件主办人向当事人做好判后答疑工作;推行“五级联调”工作法,力争调解结案并当庭履行,减少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从源头上减轻执行工作压力。执行工作前置:执行人员提前关注案件审理,依法配合审判庭搞好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工作,为案件顺利执结“排障强基”。执行压力前置:判决生效后,由审判人员及时向被执行人发放《督促履行义务告知书》,进行压力传输,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实现案结事了。
二是集中执行常态化。强化主动执行理念,按照有工作激情、有准确数字、有浓厚氛围、有群众感受的“四有”原则,扎实开展分散执行与“拉网式”集中执行,将辖区按乡(镇)分片,组建包片执行组,平时以组为单位能执尽执,遇有复杂和执行难度大的案件,组成由执行局、法警队和其他庭室骨干参与的执行方阵,开展逐乡(镇)、逐村、逐户“拉网式”集中执行。
三是跟踪执行网络化。推行移送跟踪执行工作法,即把执行局分成执行小组,分别在内网跟踪业务庭案件审判情况,调解并当庭履行的计入自动履行数据,判决案件由审判员直接移交执行局,筑牢协作配合的“责任网”和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合力提高自动履行率。
四是信息查控流程化。将信息化应用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以信息化手段搭建全方位信息查控平台,为执行工作提供全业务、全流程、全互联、全共享的信息技术支持和保障。充分发挥“总对总”和智能办案系统“点对点”查控功能作用,重点联系各领域职能部门,扩大执行协作单位范围,对执行案件进行网上查控,确保执行信息“晒在阳光下”。
五是失信惩戒公开化。积极争取党委支持法院执行工作,由市委出台《关于惩治失信人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惩戒对象、惩戒内容、惩戒范围、惩戒实施方式等内容,要求辖区各职能部门执行。充分利用法院公告栏、主流媒体和街头LED电子显示屏等渠道,曝光失信人黑名单,广泛营造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增加失信人的“诚信危机”,迫使被申请人自动履行义务。
六是法治宣传系列化。在当地电视台开设《走进执行》专栏,邀请电视台记者跟踪报道“清仓、织网、铁拳、暖心、猎赖、百日攻坚大战”等大行动成果。及时发表执行局长电视讲话,播放执行工作专题片,拍摄《微电影》,并由法院院长或执行局长作客网络电视台接受专题采访,互动交流破解执行难的经验做法。
三、以统一执行中心为后盾,探索执行新模式
为充分发挥统一执行中心的功能,市中院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创建“五快、五定、四着力、四联合、三不放过、一标准”的新模式。
“五快”即工作启动快、摸清底数快、贯彻会议精神快、落实领导要求快、工作进度快。工作一开始,两级法院主要领导就高度重视并亲自抓,切实承担起组织协调职责,专题听取汇报,召开会议,研究方案,及时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工作。市中级法院多次召开相关,专题研究执行工作,逐类研究制定方案,研究解决普遍性问题;及时下发规范性意见,加强业务指导。
“五定”即对清理出来的执行积案实行定承办人、定督办人、定执行措施、定执行期限、定执行目标。对六类重点执行积案设立台帐,院长、局长、庭长亲自包案;涉及政府等特殊主体案件,由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分管领导或党组成员亲自挂帅督办。对地方、乡镇上的按键,分解到各地,由主要领导成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案件的化解工作。加大对拒不执行、妨害执行行为的惩处力度,拘留、拘传了一批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的被执行人,
“四着力”即:一是着力改善执法环境,大力加强执行信息宣传工作。清理活动开展以来,出动警力达6308人次,出动宣传车辆595辆,印发宣传材料3万份。媒体刊载宣传文章28篇,播放电视节目130次,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着力构建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全市法院已经建立了执行联动威慑、特困群体执行救助、执行申诉信访审查处理、立审执协调配合、执行绩效评价机制、统一指挥综合管理机制、无财产案件退出机制、执行保障机制等执行工作长效制度。三是着力能动执行,和谐执行,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法院和财政部门联合成立了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两级财政已拨付救助基金886万元,已救助1328案2345人。四是着力强化工作督导,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按质按量按时落到实处。狠抓督查指导和规范建设,建立了督查通报制度和业务指导制度,加强信息通报和经验交流,形成清积的良好氛围。
“四联合”即:根据执行案件的具体情况因案施策,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执行方法,刚柔相济,扎实搞好了四个联合行动,有效突破四类重点积案:一是与人大、纪检、组织等部门联合行动,清理特殊主体型积案。二是与公安机关联合行动,清理逃避抗拒型积案;与交警部门联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车辆上高速。三是与经济管理部门联合行动,清理失信型积案。四是与新闻媒体联合行动,清理赖债型积案。通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执行一案,宣传一片,震慑一批的效果,起到了处理一案、解决一片的作用。
“三不放过”即:领导包案责任制不落实的不放过;执行措施不穷尽的不放过;让申请执行人没有拿到钱或对执行工作不满意的不放过。具体工作中狠抓落实,穷尽执行方法,穷尽执行措施,穷尽法律手段。同时讲究执行艺术,注重和解工作,实行上下联动,刚柔相济,采取了“和谐”方法,利用被执行人的亲友做执行和解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标准”即把执行实效作为检验执行难是否基本解决的根本标尺,严格按照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确定的结案标准结案。完善工作方案,制定作战图、时间表,对标评估考核标准,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指引,查找差距,补齐短板,精准推进落实,高度重视执结案件的质量问题。
案例13
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推动组建联合救助机制 有效破解涉困执行难题
自2016年1月以来,地处秦巴山麓国家连片贫困地区的商南县法院针对受理的执行案件涉及贫困人口多、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家庭贫困又急需救助的实际情况,深入调研、拓宽思路,积极协调、大胆探索,按照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结合的思路,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法院主办、整合资源、联合救助”的执行案件救助工作机制,解决了困难当事人的燃眉之需,有效破解了执行难题。截止2018年5月,该院采用执行案件救助机制执结案件126件,各部门累计对136名涉执行案件困难当事人给予救助137万元,促进执行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全院涉民生案件执结率同比提高了25%,标的到位率提高12.62%,终本案件下降至0.12%,没有出现涉民生执行信访案件。
一是深入调研,确立执行救助新思路。商南县地处秦岭东段南麓,属国家贫困县。近年来,商南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大量案件被执行人属社会弱势群众,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无力赔偿,给法院执行带来巨大压力。据统计,2016年1月至2018年5月,该院受理的1309件执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为贫困人口的215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6.4%,其中申请执行人为贫困人口的337件,占25.7%;被执行人为贫困人口的356件,占27.1%。上述案件当事人处于低保边缘或低保线以下特困群众的180件,占13.7%。针对这一现状,该院党组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完善了以构建“党委领导、法院主办、整合资源、联合救助”为主要内容的执行案件救助新机制工作思路,形成了有效破解涉困执行难题的思路对策。
二是依靠党委,建立联合救助新机制。商南县法院主动向县委请示、给县委政法委专题报告,积极争取党委领导支持。县委政法委高度重视,加强统一组织协调,对全县整体社会救助工作进行深入调查,先后5次主持召开由法院、工会、民政、房管、卫计、信访、扶贫、慈善、红十字会等多个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在反复讨论统一思想,形成工作共识的基础上,由县委政法委牵头联合9个相关部门下发《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中生活困难人员救助问题的意见》,对法院案件执行特困群体的救助范围、救助方式、救助审批程序、资金返还、监督检查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创新联合救助机制,把法院执行案件司法救助纳入社会救助大框架之内,形成了各部门联动实施大救助的工作模式,为有效破解涉困执行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和组织保障。
三是因人施救,各司其职实现最佳效果。在县委统一指导协调下,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据涉特困人员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困难救助,实现了帮扶救助与化解执行两提升的良好效果。县委政法委通过筹措资金,对17件重特大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特困执行案件当事人给予救助31万元;县民政部门对32件涉民生执行案件特困当事人给予救助16万元;县房改局每年拿出了5套公租房,供执行腾房或需变卖房产后又无可居住房屋的执行案件当事人居住使用,且免去两年房租费;县慈善协会对1件申请执行人因工致残、被执行人无力赔偿、申请人儿子考入大学面临辍学的案件,及时救助了1.2万元。商南法院积极联系有关部门,为生活确有困难的15名案件当事人办理了低保, 让群众真正享受到的司法的关怀和温暖。
案例14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法院+保险”联动 助力执行攻坚
2018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以改革思维破解当前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创新构建“公积金”扣划模式,并推出“集中执行常态化”模式、“执行保险救助”等执行创新举措。尤其是首创的执行保险救助机制的落地生根,是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决战“执行难”工作的一次全新尝试,标志着该院进入了“法院+保险”联动合作新模式,对于破解“执行难”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也为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提供了新的力量支撑。
一、积极研究、破解难题
针对一些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手段,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导致案件不能执行而终结的,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仅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新的社会矛盾,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给申请执行人造成了生活上的急迫困境。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虽然加大了司法救助的力度,但由于司法救助范围过窄,条件过严,要求过高,使得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纳入司法救助范畴而得到有效救助。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强化司法权威,有效发挥好保险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院长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市分公司多次协商,探讨为涉民生案件、部分执行不能案件进行整体投保,积极探索推行执行保险救助。通过建立执行救助保险,法院作为投保人,使用部分救助金为遭受人身伤害并获得胜诉判决的受害人或者其亲属购买保险服务,由保险公司对这类申请执行救助的人员发放救助款,可以有效解决胜诉一方因案件执行不能或执行不到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情形。
二、迅速行动、签订协议
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市分公司在前期多次协商沟通的基础上,本着友好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于2018年7月3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7月12日,双方又签订了《执行救助保险合作协议》。双方合作领域包括:创新诉讼保全担保机制,涉及诉前、诉中、执行程序及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和先于执行案件等领域,不断提高案件的保全率;加强风控合作,联合控制保全错误发生率,有效降低风险;创新推进执行悬赏保险新机制,通过悬赏保险降低申请执行人负担,丰富悬赏公告的推送手段,提高悬赏执行的透明度和流程标准化;执行救助保险,创新司法救助管理机制,有效解决涉民生诉讼案件中“执行不能”的问题,提高救助效率,建立科学、高效、廉洁、公开的资金管理和执行救助模式等方面。此次合作的引入,将大大降低了申请人的执行成本,有助于发动全社会参与执行工作,实现举报人有奖、申请人实现债权或获得救助、法院执结案件、失信被执行人无处藏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得到推动的多方共赢格局。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后,一方面为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无忧”悬赏服务,鼓励公众举报被执行下落及财产线索,调动全社会助力执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消除申请人对财产保全误差的顾虑,有效控制财产保全风险,加大财产保全适用力度;同时,加大对当事人、证人、司法工作人员等合法权益的保障,体现司法温度。
三、优势明显、效果显著
执行救助保险有别于传统司法救助,执行救助保险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救助对象更广泛。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涉民生案件、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被保险人是因无法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胜诉受害人及其家属;二是救助额度增值高。根据协议规定,投保的救助基金总额能增益至160%;三是救助准确度更高。保险公司对申请救助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法院进行审核、救助款发放完毕后保险公司再回访核实,这样“前调后核”的方式,可以确保救助的必要以及真正落实。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与人保财险嘉峪关分公司约定执行救助保险范围主要为司法救助类案件、长期信访案件和法院认为需要救助的案件,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商定了“保险救助”案件的范围要大于司法救助范围;进行保险理赔时人民法院向保险公司提供执行救助申请书、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保险公司收到法院相关救助资料后10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将执行救助保险赔偿资金划转到人民法院账户,由人民法院向救助对象发放,这里虽然约定了申请人要提供相应困难证明,但在这里要求的的困难证明,而不是特困证明,也不要求申请人及其亲属符合最低生活困难人群,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协议签订后,双方积极开展工作,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向保险公司投保执行救助保险费合计22万元,保险期限1年。保险公司在一个保险期间执行救助保险赔偿上限为保险费的160%,达到上限则保险责任终止。同时,双方还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简化救助标准和流程,人保财险嘉峪关分保险公司在法院立案大厅委派专人、设立保险服务专柜开展法律类保险服务。2018年7月28日,人保财险嘉峪关分公司共为涉及30件案件的35名困难申请人发放救助金近35万元。全省首例保险公司助力解决执行难,首创的“保险救助”理赔案例圆满划上了句号。
案例15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构建解决执行难新模式
2016年5月,贺兰县人民法院被宁夏高院确定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示范法院。两年多来,按照上级法院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领导,压实责任,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构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新模式,在全区法院实现“七个率先”,重点攻克“执行难”问题,取得了突出效果。
一是率先运用大数据获取执行线索。针对被执行人长期下落不明、无财产线索的“骨头”案件,突破固有思维模式,运用大数据信息获取执行线索。通过与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建立长效远程协助机制,定期将被执行人信息发送给蚂蚁金服,由其通过后台查询将被执行人收货地址、联系电话、账户余额等网购信息反馈给法院,协助法官查找被执行人,控制被执行人财产,进而顺利执结案件。2016年11月至今,已发出5592人次协助查询通知书,通过数据分析,能够确定被执行人下落的案件占被查询人的15.6%,冻结扣划被执行人财产23.85万元。通过“虚拟交易记录”与“网络物流追踪”,线上线下同步深挖执行线索,让“隐身”的被执行人无处藏身。我院借助大数据信息执结的首例案件参评了2016年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例。
二是率先开展常态化集中执行。2016年11月份以来,执行局坚持每周至少不定时开展一次集中执行活动,真正形成了常态化的集中执行工作模式。集中执行时,每个执行小组严格使用“单兵”系统,执行局局长或分管院领导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进行指挥、协调、监督,有效规范了执行行为,实现了案件集中高效送达和查找、传唤的目的。因参与干警多、规模大,对被执行人形成了较大的威慑性,降低了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概率,且庭局长对每个执行员承办案件的执行节奏有了整体把握,整体推进,克服了单打独斗的弊端,执结了一批“沉底案”“骨头案”“系列案”。至今,已开展集中执行活动69次,查找被执行人3865人次,司法拘留71人,执结案件512件,结案标的额为2419.1万元。
三是率先发布悬赏执行公告。为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同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协助法院开展执行工作,切实提高案件执结率,2017年1月,依法发布宁夏首份悬赏执行公告。通过在新闻媒体和被执行人居住地发布、张贴悬赏执行公告,公布被执行人照片、户籍地址、涉案金额等基本信息,进一步压缩被执行人生存空间,集结全社会力量共同破解执行难题。目前,已发布、张贴悬赏公告380余人次,执结案件121件,已结案件标的额258.31万元。该做法所编写的宣传信息,被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评为宁夏2017年度“十大法治新闻”。
四是率先签订执行悬赏保险合作协议。2017年10月,我院率先与中国人民保险银川分公司签署“执行悬赏保险”合作协议。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向法院递交书面申请,申请启动悬赏执行,经法院审核,如该案件确系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便可依照当事人申请启动悬赏执行,并制作“悬赏公告”。投保费用金额由申请执行人与保险公司自行协商,通过悬赏保险可将悬赏金额扩大十倍。执行悬赏保险通过低投保高赏金的方式,加大悬赏激励力度,降低了申请执行人维权成本和执行风险,同时也激发社会各界力量查找被执行人和提供执行线索,对长期隐匿居所、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进一步挤压了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五是率先对接综治网格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是银川市委政法委主导建立的“政法云”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内容是由网格员通过采集人口、房屋、事件等各类基础信息,及时排查上报各类动态信息,协助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对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等进行帮教和管控,并随时将采集到的信息录入到平台中。我们意识到借力该管理平台帮助法院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2017年3月,在集中执行活动开展前,执行局向贺兰县马家寨社区网格员管理办公室发出协助查询函,由其专人通过工作平台对拟查找的被执行人进行逐个筛查并与网格员沟通确认。在第一次筛查中,从拟查找的189名被执行人中排查出至少有50%的被执行人已不在原住址居住,10%的被执行人有了新的住址,40%的被执行人地址较为准确,其中又有20%的被执行人近期经常返回居所居住。根据查询结果,执行局及时确定集中执行方案,对近期经常返回居所居住的被执行人重点查找,当日集中执行效果明显,准确查找到的被执行人数量较以往多了一倍左右,执行完毕和部分执行的案件数也明显增多,并且当日查找被执行人的工作时间由以往的一个工作日缩短到两个小时。通过对接网格员管理平台,最大程度避免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或错误的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导致执行、送达困难,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对于弥补传统手段相对迟缓、费时费力的不足,起到了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有效克服了“人难找、物难寻、财难查”的窘境,切实提高了工作质效。该协查机制运行以来,网格员共协助我院排查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567人次,协助找到被执行人248人,协助送达法律文书150余次,见证执行23次。目前,在县委政法委的积极支持下,已实现在执行指挥中心便可直接查询网管化管理平台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六是率先与京东集团签订“互联网+”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拓展拍卖平台和受众范围,提速拍卖程序,提高网拍率,并拓宽网络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渠道,今年4月10日,率先与京东集团签订了“互联网+”框架合作协议。通过借助京东集团网络平台、客户、数据、技术及物流等优势资源,在互联网+仓储物流、数据服务、金融服务、联合查控等方面开展长期合作。合作协议签订后,我们首先开展了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目前网络拍卖量120余次,成交量23件,成交额571.67万元,标的物成交率38.98%,溢价率23.85%,为当事人节约佣金28.58万元。近期,又引进京东大数据评估平台服务,借助京东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互联网技术,通过调取、筛选、排重、过滤等技术手段对海量车辆成交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智能评估模型,快速得出拍卖物的当前价格及历史成交价格曲线,并免费向当事人提供询价结果。传统的司法拍卖在处理涉案车辆、房产等财产时往往依靠人工评估,但存在周期长、评估价格起伏大、评估费用高等问题,这些因素严重降低了执行财产的处置效率。但利用京东大数据评估平台却将传统评估一个月的时间周期缩短为20分钟左右,既克服了人工评估费用较高、周期长、误差大的弊端,又提高了法院执行财产评估询价的效率和准确性,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七是率先成立执行事务集约化管理中心。执行指挥中心是强化执行管理、推进“三统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抓手。今年,为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强化执行监督、规范执行行为,我院率先成立了执行事务集约化管理中心,将财产查控、评估拍卖、委托执行、执行流程节点监控、案款管理等“多、细、散”的执行事务集中进行办理,切实推进了执行指挥中心的实体化运行。通过集约化的资源配置和集中开展工作,推进执行事务办理的智能化、标准化,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人力资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
(2022年2月28日)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窗口。自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破土而出,我国已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70个片区,从最初的“一枝独秀”到如今的“雁阵齐飞”,形成了全方位、有梯度的开放格局。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指引着人民法院的前行方向。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一系列司法文件,要求人民法院深刻认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意义,加强涉自由贸易试验区案件的审判工作,以更好服务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本次发布的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案例示范和引导作用,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丰硕成果。
一是坚持法治引领,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Carson与纽鑫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及时明确隐名投资审查标准,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翰瑟公司与中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明确进口固体废物合同系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依法有效切断洋垃圾进入我国境内,确保中外投资者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二是坚持协同创新,健全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锐速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体现了支持体育产业商事仲裁的司法立场,对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俄罗斯EL公司与重庆KH旅行社委托合同纠纷案以及中建二局公司与英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依托“一站式”纠纷化解等联动调解机制,高效化解当事人的纠纷。
三是坚持规范引导,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罗某某诉前海通利华公司、天津启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以及范某某诉星瀚公司游艇买卖合同纠纷案,明确了平行进口汽车销售商以及游艇销售商应承担严格的质量保障义务,彰显了司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产业和游艇经销等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保障功能。
四是坚持恪守国际条约,展现我国良好法治形象。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与National FZE、National Group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体现了中国法院恪守国际条约义务、切实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司法立场。
1. 锐速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基本案情: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冬运中心)与星际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冬运中心授权星际集团负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中国站的运营,并约定因协议产生的纠纷,任何一方均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总会依据该委员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锐速公司加入《合作协议》,与星际集团共同享有《合作协议》项下相应权利与义务。其后,三方签署《补充协议二》,约定变更锐速公司全权承办赛事,星际集团协助锐速公司,并就锐速公司赛事承办工作与该补充协议的履行向冬运中心承担补充责任。2019年,冬运中心作为申请人,以锐速公司、星际集团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21年1月,锐速公司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冬运中心系以平等主体身份与星际集团、锐速公司订立体育赛事运营合作协议,而非代表政府进行特许经营,故本案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合同纠纷,依法可仲裁。《合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明确约定了仲裁机构,其合法有效。锐速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加入方,知悉协议内容,在加入时已表明遵守协议全部条款,其应受《合作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故裁定驳回锐速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新增长,是北京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内容。本案对国际体育赛事运营合作协议的可仲裁性予以确认,展现了支持体育仲裁的司法立场,为体育产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商事纠纷通过仲裁解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对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2. Carson与纽鑫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
美国公民Carson与我国公民张某、程某约定在我国境内设立一家贸易公司。按照当时我国法律的规定,外国自然人不能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三人遂签订《股份协议书》,约定以张某、程某名义成立纽鑫达公司。后Carson诉请确认张某名下部分纽鑫达公司股权系其所有,纽鑫达公司配合将该部分股权变更登记到Carson名下。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规定,外籍隐名股东显名的审查标准应符合以下三项条件:1.实际投资者已实际投资;2.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3.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人民法院及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应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对负面清单外的准入类领域,无需再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Carson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支持其诉请。纽鑫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放开了国内自然人与外国投资者共同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上述变化对外籍隐名股东要求显名的司法审查标准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案一、二审法院根据外商投资法关于外资市场准入的规定,及时调整相应审查标准,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有利于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3.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与National FZE、National Group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基本案情:
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与阿联酋National FZE公司签订包机合同,约定National FZE承运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货物,由上海运至美国芝加哥。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依约向National FZE支付运费后,收到National FZE的通知,称飞机无法依约运输货物。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因另寻其他公司运输产生经济损失31.80万元,诉请National FZE和美国National Group赔偿。National FZE、National Group主张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驳回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起诉。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国、阿联酋、美国均系《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本案包机合同约定货物从中国运至美国,属于公约适用的国际航空运输,应适用公约确定本案管辖。公约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损害赔偿必须在一个当事国领土内,由原告选择,向承运人住所地、主要营业地或者订立合同的营业地的法院,或者向目的地法院提起”。上述地点均不在中国境内,故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裁定驳回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合同约定的运输始发地是上海,故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上海法院提起诉讼。蒙特利尔公约未约定运输始发地法院的管辖权,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不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故本案应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一、二审法院准确适用国际条约,依法驳回新时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起诉,展示了中国法院恪守国际条约义务、切实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司法立场。由于蒙特利尔公约对于管辖权的规定较为严格,如何解释订立合同的营业地尤其是外国航空承运人订立合同时在中国的营业地,今后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4.中交浚航公司与福建中海公司、中海控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交浚航公司与福建中海公司长期进行大宗油品交易,因国际油价行情波动剧烈,福建中海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累计拖欠中交浚航公司货款及违约金6500余万元。中海控股公司与中交浚航公司签订《关于油品销售合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福建中海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交浚航公司因多次催讨欠付货款未果,提起诉讼并要求保全福建中海公司、中海控股公司的银行账户、股权、房产、土地、海域使用权及油罐等多项财产。
裁判结果: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自贸试验区法庭受理案件后,从既要保障原告合法权益,也要尽可能减少对被告生产经营影响的角度出发,确定了先查控银行账户,后逐步保全其他资产的方案,并抓紧保调对接,款项每到位一笔即裁定解除部分保全。经各方努力,案件最终成功调解。
典型意义:
建设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是浙江自贸试验区最重要的功能定位,也是舟山片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大宗油品交易具有标的大、金额大、行情波动大等特点,每单交易都对企业经营有重大影响。本案针对性地确立 “灵活保全、平衡保护、保调对接”的工作思路,采取符合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需要、对企业经营影响最小的司法措施,努力做到不中断企业的指挥系统,不中断企业的资金往来,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扩大对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地避免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的影响,助力企业有序开展经营活动,体现了审慎、善意、文明的司法理念,有效优化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治营商环境。
5.中建二局公司与英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孚公司(台企)8吋晶圆生产线建设项目是福州高新区重点高科技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中建二局公司中标该项目建筑安装第一期工程,合同总金额1.4亿元。工程施工过程中,中建二局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英孚公司支付预付款、进度款及各项损失共计约4200万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主持调解。应英孚公司的请求,工作室还邀请在大陆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台胞律师和涉台案件特邀调解员参与庭外调解工作。
裁判结果:
通过多场调解会,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英孚公司分五期向中建二局公司支付各项款项共计3600万元。双方在工作室签订了调解协议,这起标的额逾4200万元的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福州中院回应自贸试验区台胞的司法需求,构建自贸试验区涉台纠纷诉前、诉中、诉后全程调解体系,以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为平台,建立台胞律师联动调解机制,邀请在大陆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台胞律师参与调解,并聘请在大陆的台胞担任涉台案件特邀调解员,为台胞、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法治环境。本案充分反映了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联调联动+资源整合”工作机制的良好实践效果。
6.翰瑟公司与中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意公司是在湖南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专营进出口贸易。翰瑟公司与中意公司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约定由中意公司从意大利供应商处为翰瑟公司购买碎皮料,并约定因海关检查等原因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免除相应违约责任。涉案货物经海关查验并取样送检被认定为“成品皮革、皮革制品或再生皮革的边角料”,为我国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海关对中意公司作出处罚。翰瑟公司诉请解除两份买卖合同,判令中意公司返还货款2041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裁判结果: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买卖合同的标的属于我国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无效。两公司明知涉案货物属于我国禁止进口的固体废料,双方对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有过错,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责任。判决中意公司返还翰瑟公司货款204100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既要依法保护、也要依法监管,是自贸试验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完整内涵。近年来,我国深化对固体废物的管理制度改革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案明确了进口固体废物合同系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依法有效切断洋垃圾进入我国境内,规范和引导中外投资者诚信、合法经营,对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7. 罗某某诉前海通利华公司、天津启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罗某某委托他人向天津启隆公司购车,支付购车款107万元。涉案车辆由KIMBERLY ANN MURPHY从美国4S店购买,后出售给美国环球公司,美国环球公司又销售给中信港通公司,之后转运到前海通利华公司仓库。罗某某提车后不久,发现所购车辆是事故车。经鉴定,涉案车辆的后备箱覆盖件、钣金件有焊接、修复痕迹。罗某某遂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天津启隆公司退还罗某某购车款107万元及利息,赔偿罗某某购买涉案车辆价款的三倍金额321万元。天津启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买卖标的物为平行进口汽车,是汽车经销商未经品牌厂商授权,直接从海外市场购买并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平行进口汽车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拓宽了消费者选择渠道,但在售后保障、质量保证方面需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认定经销商的行为构成欺诈,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对经销商施以严格的说明义务,督促经销商严格把关汽车质量、认真审核车辆来源,彰显了司法对自贸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保障功能。
8.范某某诉星瀚公司游艇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范某某与星瀚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以总价款1284000元从星瀚公司处购买一艘美国进口Four Winns品牌游艇,星瀚公司保证游艇是全新进口,且按Four Winns公司保修条款提供产品质保期。收货后,在范某某及其家人使用过程中,游艇的发动机等多次出现故障。范某某发现该游艇并非全新,且该游艇进口时配备的《装置概述与信息表》记载发动机主要部件质量保证到期日应为2021年10月10日。范某某诉请撤销《销售合同》,星瀚公司返还货款1284000元,支付赔偿款3852000元。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支持范某某全部诉请。星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范某某为其本人及家人生活消费购买游艇,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星瀚公司隐瞒其曾经出售游艇的事实并缩短发动机质保期,对范某某造成实质性损害,构成欺诈。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星瀚公司应当按照购买游艇价款的三倍赔偿范某某的损失。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旅游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发展产业,游艇产业是海南旅游消费提质升级的助推器。本案不仅明确个人购买、使用游艇可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惩罚性赔偿,而且将“造成实质性损害”作为认定销售欺诈的要件之一,合理兼顾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销售商质量保证义务的承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与游艇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9.俄罗斯EL公司与重庆KH旅行社委托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俄罗斯EL公司承接国际旅游服务。自2017年起,EL公司受重庆KH旅行社委托,负责接待该旅行社组织的赴俄旅游地接服务工作。地接服务费用由EL公司垫付,KH旅行社按照团期支付给EL公司。因KH旅行社迟延支付费用,EL公司提起诉讼,要求KH旅行社支付地接服务费及逾期付款利息。
裁判结果:
重庆自贸试验区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前提下,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法院牵头搭建的涉外商事诉讼、仲裁与调解“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以下简称贸仲西南分会)仲裁。EL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同时贸仲西南分会提出仲裁申请,人民法院准予撤诉并将案件材料移交贸仲西南分会。贸仲西南分会积极组织双方调解,最终以仲裁调解解决纠纷。
典型意义:
为配合自贸试验区各项改革措施落实落地,重庆法院积极构建涉外商事“一站式”纠纷化解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本案成功实现诉讼、仲裁与调解的对接,丰富了“诉仲对接”实践,有效化解了涉自贸试验区商事纠纷,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0.长城控股公司与中德西拉子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中德西拉子公司与香港长城控股公司、华西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监管协议》。约定以中德西拉子公司名义在华西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监管账户,进入监管账户的全部资金将进行封闭管理,用于清偿中德西拉子公司的德国子公司欠付香港长城控股公司的债务,账户监管期限于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协议签订后,香港长城控股公司与中德西拉子公司的德国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该子公司出借1.7亿欧元。其后,中德西拉子公司在华西银行成都分行开立专门账户,向该账户划入监管资金共计人民币25000万元。香港长城控股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对涉案专门账户中的8100万元存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中德西拉子公司在8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德西拉子公司和华西银行成都分行均设立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内,本案纠纷因中德西拉子公司为其境外子公司外币借款提供担保产生,涉案担保合同依法有效,判决确认香港长城控股公司对涉案账户中的8100万元存款享有质权。中德西拉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涉外担保是自贸试验区商事活动的常见形态。201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施行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明确外汇管理部门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备案等外汇管理要求,不构成涉外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判决明确了涉外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依法保障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对促进自贸试验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缪某、挖财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缪某、挖财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1月17日 (2017)最高法民他116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浙民他7号《关于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缪某、挖财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案涉两份《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并不含有仲裁条款。《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将附件一《中国期权协议》和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整体纳入该通知。其中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载有仲裁条款,但缪某并未在《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上签字。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缪某知晓《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仲裁条款并表示接受该仲裁条款约束,因此,《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仲裁条款对缪某没有约束力。现缪某依据《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为本案争议的两份《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签订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此复。
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与缪某、挖财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7年7月26日 (2017)浙民他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受理上诉人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缪某、一审被告挖财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该院经审查拟裁定缪某与挖财控股公司之间仲裁协议不成立,本案应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并就此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后亦认为缪某与挖财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及请求、答辩的情况
上诉人(一审被告):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原名杭州哇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挖财网络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96号第18层。
法定代表人:李某国。
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挖财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挖财金融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96号第19层。
法定代表人:李某国。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川,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缪某,男,197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一审被告: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挖财控股公司)。住所地:英属开曼群岛大开曼岛乔治城。
诉讼代表人:李某国。
缪某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挖财控股公司系关联公司,因共同经营挖财网(WACAI.COM)而设立。2014年7月17日缪某与挖财网络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缪某在挖财网担任风险政策经理,双方还约定授予缪某员工入职期权8万股,并约定转正后签署期权合同。后缪某于2014年11月、2015年3月分别签署6.08万股及2万股挖财员工股票期权合同,相应合同编号ESOP2014-221及ESOP201502-221-1。后挖财网络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10月23日两次单方面解除与缪某的劳动合同,以达到不履行员工股票期权合同的目的。上述两次解除劳动合同均被劳动仲裁认定为违法。2016年4月18日挖财网络公司通知缪某恢复上班,但至今仍不给缪某办理工牌、不恢复员工邮箱、不归属期权,亦不就劳动合同正常履行安排工作岗位或开展相关协商,不适当履行劳动合同及不履行挖财员工股票期权合同行为明显。缪某起诉要求:1.三被告将挖财员工期权合同编号ESOP2014-221及ESOP201502-221-1所列期权归属缪某,并可实现在公司期权系统进行查询(上述期权按行权价格计算价值78000元,期权实际公允价不详);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1.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缪某诉请“判令三被告将挖财员工期权合同编号ESOP2014-221及ESOP201502-221-1所列期权归属本人,并可实现在公司期权系统进行查询”,其依据为挖财控股公司出具的期权证书,无论是出具主体或是证书指向的挖财控股公司股权,主体均为挖财控股公司。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既非合同主体,也无权履行合同义务或享有合同权利,故两被告主体不适格。2.缪某通过虚列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以达到争抢管辖权的目的。请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实务座谈会精神,加强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资格的审查。3.因本案系缪某与挖财控股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以及第二十一条“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相关规定,该纠纷应由挖财控股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一审管辖异议听证程序中,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提出期权证书是预合同,正式的期权合同没有签订,期权证书已经援引期权授予计划,计划中约定争议由香港仲裁中心管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审理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告挖财控股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缪某与挖财控股公司签订涉案两份Stock Option Certificate的签订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故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故驳回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上诉坚持原审中的异议意见并再次提出根据挖财控股公司的期权计划,双方约定管辖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争议解决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基于双方的管辖约定,国内法院没有管辖权。
缪某二审中答辩称,签署合同时,公司未向其提供期权计划,并不知晓是与挖财控股公司订立合同,也不知晓管辖的约定。
二、案件主要事实
缪某系挖财网络公司员工,2014年7月17日、12月31日,挖财网络公司将《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交付给缪某,写明:根据该公司已修订和重述的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依据挖财控股公司的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于上述日期授予下述人士以上述价格购得该公司上述数量普通股的期权。该期权仅限本证书所述的期权持有人行使,不得转让、让与或押记该期权。可依据期权中规定的行权计划和行权条件以及计划中规定的行权计划以及其他条款和条件行使本期权。缪某作为期权持有人在该证书上签字。2015年6月17日,挖财网络公司通知缪某解除劳动合同,并告知:如果您持有挖财网络公司的股票期权,则截止离职日未归属部分的股票期权将自动失效。2015年10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挖财网络公司继续履行双方2014年7月1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
挖财控股公司的《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附件一《中国期权协议》第19条约定:“管辖法律。期权和本协议的条款均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并受其约束,但不考虑冲突法规则。”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第12条约定:“管辖法律;仲裁。(a)有关计划的释义、有效性和解释的所有问题均适用美国纽约州的法律,但不考虑冲突法规则。(b)争议解决。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以及任何争议均应提交至位于香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由独任仲裁员根据届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规则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各方应当共同推选该独任仲裁员。如果各方未能就推选该独任仲裁员达成一致意见,该独任仲裁员应当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秘书长指定。该仲裁员的裁决对于该仲裁和各方具有终局性、决定力和约束力。任何具有管辖权的适格法院均可以基于该仲裁员的裁决作出判决......”审理中,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陈述《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是预合同,《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需要另行签订,并确认缪某未在《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上签字。
三、杭州中院的意见
杭州中院认为:本案管辖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仲裁的条款对缪某是否有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缪某签字确认的《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上未约定仲裁条款。缪某未在《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及其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上签字,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亦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经向缪某发出过《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将《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作为《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的附件交予缪某阅读知晓。由于争议解决条款在合同中具有独立地位,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由双方明确、自愿达成仲裁协议,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虽列有仲裁条款,但未能证明缪某对其知晓且同意适用;同时,本案缪某起诉后,挖财控股公司作为期权授予人亦未以双方另有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管辖提出过异议。故综合判定《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仲裁条款对缪某没有约束力。
对于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提出的两公司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因该争议需要经实体审理后予以判断,故在管辖异议程序中不予审查。本案两被告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缪某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挖财控股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缪某与挖财控股公司签订《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的地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据此对本案亦有管辖权。
综上,杭州中院认为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的管辖异议申请于法无据,拟驳回上诉,在增加分析仲裁条款约束力后维持原裁定结果。
四、我院的意见
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主张本案应提交仲裁的依据为《中国期权授予通知WACAI HOLDINGS LIMITED (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附件二《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中载有仲裁条款。本院经审查,上述两份材料未经缪某签字确认;缪某签字的《挖财控股有限公司WACAI HOLDINGS LIMITED股票期权证书》本身并无双方一旦发生争议即将争议提交仲裁的约定,该证书虽提及依据该公司的“股权期权计划”授予缪某股票期权,但未有证据证明缪某知晓并同意相关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仲裁内容。因此,挖财控股公司与缪某未就案涉争议提交仲裁达成合意,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认为应将本案提交仲裁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相关管辖法院。因本案挖财网络公司、挖财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综上,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业清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业清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业清单》已经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9月29日
检察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业清单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厅局级及直属单位四级职员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禁业范围,按照中央关于规范中央单位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范围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地方检察机关厅局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禁业范围,按照中央关于规范省区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有关规定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有关规定执行。
三、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和检察官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担任其所任职检察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设立人,不得在其任职检察院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四、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与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和管辖单位发生直接经济关系。
五、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其他可能影响其依法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
六、检察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近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及其他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或者为其经商办企业谋取利益。
七、本清单中所称“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指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0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20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3次会议通过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14号)
为正确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请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赔偿损失,被诉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赔偿责任应由生产经营者中的另一方承担为由主张免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第二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所销售的食品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经营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经营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未对平台内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公共交通运输的承运人向旅客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旅客主张承运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承担作为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运人以其不是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食品是免费提供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明知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而仍为其提供设备、技术、原料、销售渠道、运输、储存或者其他便利条件,消费者主张该单位或者个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主张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明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已过食品标明的保质期但仍然销售的;
(二)未能提供所售食品的合法进货来源的;
(三)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货且无合理原因的;
(四)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
(五)虚假标注、更改食品生产日期、批号的;
(六)转移、隐匿、非法销毁食品进销货记录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
(七)其他能够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第七条 消费者认为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构成欺诈的,有权选择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主张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第八条 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 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消费者依照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主张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消费者主张生产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未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或者配料表,或者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进口的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暂予适用的标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进口商等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进口商等经营者仅以进口的食品符合出口地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已经过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2月20日 (2017)最高法民他67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浙协他4号《关于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为申请承认和执行在英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应当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并严格依照《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对仲裁裁决是否存在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作出认定。
一、关于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ASPAL公司)与台州之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以及涉及台州公司的裁决内容应否承认与执行的问题
《纽约公约》第四条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应当提交仲裁协议,但当事人未提交仲裁协议,并不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当事人未依照《纽约公约》第四条的规定提交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申请而非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且人民法院根据该条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仲裁协议仅应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本案所涉仲裁案件存在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和台州公司两个被申请人。根据你院请示所述事实, MASPAL公司和东方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仲裁庭也是根据该仲裁协议受理案件并作出裁决。MASPAL公司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该仲裁协议,其申请符合《纽约公约》第四条的规定。至于如果存在仲裁协议无效、仲裁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等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提出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而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在当事人依据该款规定提出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根据其申请对是否存在该款规定的情形进行审查,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审查。你院依据《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案涉仲裁裁决涉及台州公司的裁决部分不予以承认与执行的请示意见不能成立。
二、关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期间的问题
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超过法定期间,亦非《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即使存在该情形,人民法院亦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而非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且在被申请人并未就该问题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审查并以申请超过法定期间为由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你院在被申请人未明确就MASPAL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超过法定期间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主动审查并拟以此为由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不同意你院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
(2017年5月22日 (2017)浙协他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该院拟对由仲裁员Michael Baker-Harber、Ian Kinnell和Christopher John William Moss组成的仲裁庭就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之星有限公司之间关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并就此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后同意对该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
申请人:MASPAL投资有限公司(Masp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MASPAL公司)。住所地:巴拿马共和国巴拿马市弗德里克博伊德大道托瑞通用大厦12层弗兰科&弗兰科(Franco&Franco, Torre Universal Building, 12th Floor, Federico Boyd Avenue, P.0. Box 0816-02033, Panama, Republic of Panama)。
代表人:Apostolos V. Douzenis,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宋迪煌,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隆,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东方华晨(集团)有限公司[East Sunrise ( Group) Co., Limited,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德辅道中248号东协商业大厦21楼。
被申请人:台州之星有限公司(Taizhou Star Limited,以下简称台州公司)。住所地: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马珠罗阿杰替岛阿杰替路信托公司大厦(Trust Company Complex, Ajeltake Road, Ajeltake Island, Majuro, Marshall Islands MH96960)。
二、案件基本事实
2010年3月26日,MASPAL公司作为卖方与初始买方东方公司签订一份二手船买卖合同,约定买卖一艘船名为“Kriti Episkopi”的内燃机油轮,二手船买卖合同的第16条约定,因二手船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争议应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提交伦敦仲裁。东方公司根据二手船买卖合同规定的初始买方另行指定替代买方的权利,指定了台州公司作为最终买方。二手船买卖合同约定的买卖价款为9850000美元,价款的20%作为保证金应当且已经于2010年4月13日存入MASPAL公司和东方公司联名账户中。另外,二手船买卖合同约定MASPAL公司应当在2010年6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之间择日交付船舶。MASPAL公司分别于2010年7月28日、30日和31日发出了船舶准备就绪通知书,然而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主张通知无效,并于2010年8月2日向MASPAL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MASPAL公司回函称买方的行为构成对二手船买卖合同的预期根本违约,并认为此举导致合同终止。
随后MASPAL公司作为申请人在英国提起了仲裁申请。2014年1月6日,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裁定如下:(1)MASPAL公司可以提取存放于MASPAL公司和东方公司的联名账户中的保证金的本金及利息;(2)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该授权并且协助MASPAL公司进行相关款项的解付;(3)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按照年利率4.5%、三个月一计的复利利息支付自2010年8月3日起至支付日止的利息给MASPAL公司;(4)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对仲裁费用95980英镑承担连带责任;若MASPAL公司垫付相关费用的全款或者部分款项,则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按照年利率4.5%、三个月一计的复利利息归还给MASPAL公司;(5)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承担MASPAL公司除前述费用之外的、可追索的律师费用,双方如果无法对此达成一致,将由仲裁庭作出评估。
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MASPAL公司已经全额支付了仲裁相关费用共计95980英镑。MASPAL公司亦解付了MASPAL公司和东方公司联名账户中的保证金及其自然累计的孳息。但因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一直拒绝与MASPAL公司就MASPAL公司可追索律师费协商一致,MASPAL公司遂于2014年3月向仲裁庭提出关于评定律师费的申请。
2014年10月3日,仲裁庭作出《费用评定之进一步裁决》,裁定如下:(1)MASPAL公司有权从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处获得不多于433369.45英镑的赔偿款;(2)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对本裁定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对于MASPAL公司垫付的款项应当按照年利率4.5%、三个月一计的复利利息支付从MASPAL公司付款日起至支付日止的利息。
因东方公司、台州公司未全部履行上述仲裁裁决,且东方公司在浙江省舟山市存在可执行财产,故MASPAL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由仲裁员Michael Baker-Harber、Ian Kinnell和Christopher John William Moss组成的仲裁庭就申请人MASPAL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之间关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仲裁裁决,并裁定由东方公司、台州公司承担本案申请费用和/或其他费用。
东方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台州公司于2013年已经注销。
三、宁波海事法院的审查意见
MASPAL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于2014年1月6日作出, MASPAL公司也确认根据英国法,仲裁裁决在签署之日生效,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为2014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所涉仲裁裁决未规定履行期间,故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期间应从裁决生效之日,即2014年1月6日起算,而MASPAL公司提出本案申请的时间为2016年9月22日,已过法定的二年申请承认与执行期限。MASPAL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由于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不履行涉案仲裁裁决的部分义务,MASPAL公司约在2014年3月12日提起有关仲裁费用的仲裁申请,同一仲裁庭于2014年10月3日作出了有关仲裁费用的仲裁裁决,故即使法院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应自2014年10月3日起算。宁波海事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仅针对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规定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而非将申请执行的期间等同于诉讼时效,不宜扩大理解;涉案仲裁裁决的第(5)项规定:“东方公司、台州公司应当承担MASPAL公司除前述费用之外的、可追索的律师费用,双方如果无法对此达成一致,将由仲裁庭作出评估”,后因MASPAL公司向仲裁庭提出关于评定律师费的申请,仲裁庭遂于2014年10月3日作出《费用评定之进一步裁决》,该《费用评定之进一步裁决》与涉案仲裁裁决相互独立,涉案仲裁裁决已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终局裁决,MASPAL公司评定律师费的请求属于新的诉请,不存在使前一份裁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效力,故对MASPAL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五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拟裁定如下:对由仲裁员Michael Baker-Harber、Ian Kinnell和Christopher John William Moss组成的仲裁庭就MASPAL公司与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之间关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本案申请费500元人民币,由东方公司负担。
四、本院审查意见
本案是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件。由于本案仲裁裁决在英国作出,中国和英国均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仲裁裁决是否予以承认和执行,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MASPAL公司与台州公司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及本案涉及台州公司的裁决内容应否予以承认与执行;二是本案是否符合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限要求。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MASPAL公司是否提供了其与台州公司间的仲裁协议。根据《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声请承认及执行之一造,为取得前条所称之承认及执行,应于声请时提具:(甲)原裁决之正本或其正式副本,(乙)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原本或其正式副本。”故MASPAL公司作为申请人,应当根据前款规定,提供其与被申请人东方公司与台州公司间的仲裁协议副本。而从本案情况来看,MASPAL公司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台州公司间存在仲裁协议。理由如下:首先,MASPAL公司未提供其与台州公司之间的书面仲裁协议,MASPAL公司的律师在听证时也承认,MASPAL公司与台州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过合同。其次,MASPAL公司与东方公司间的仲裁条款并不能当然约束台州公司。本案中, MASPAL公司仅提供了其与东方公司间的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记载于二手船买卖合同的第16条,二手船买卖合同的签订方系MASPAL公司与东方公司,台州公司是根据二手船买卖合同的约定由初始买方东方公司指定作为替代买方参与涉案船舶的买卖事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涉案仲裁协议没有约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根据仲裁地法即英国1996年仲裁法,对于本案这种情形下,仲裁协议是否对台州公司有约束力,也没有明确规定。而根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台州公司即使同意作为买方参与船舶买卖,也并不等同于其同意本案的仲裁条款。在本案仲裁裁决中,对于这种情况下,仲裁庭能否就台州公司与本案的争议享有管辖权,也未作出必要的说明与解释。最后,从仲裁过程及裁决来看,并不能明确表明台州公司已经以实际行动表示接受仲裁庭的管辖。本案中,台州公司是否直接接到了合法通知并参与到仲裁程序中,存在疑问。本案仲裁裁决中,只是概括地将台州公司与东方公司统称为买方,并在后文中提到买方聘请了律师,对于台州公司是否与东方公司联合委托了律师参与仲裁,以实际行为表示接受仲裁庭管辖,言辞表述较为模糊。而据MASPAL公司的律师介绍,对于仲裁员的指定,MASPAL公司都是与东方公司直接联系。MASPAL公司的律师虽解释称仲裁员是台州公司与东方公司两家共同指定,但没有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料,也没有提供两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或存在实际控股公司的相关证明。故目前缺乏台州公司直接聘请律师参与仲裁程序或指定仲裁员的相应书面材料。综上,根据《纽约公约》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在MASPAL公司未提交其与台州公司间的书面仲裁协议或其他能证明其与台州公司存在仲裁合意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对本案仲裁裁决涉及台州公司的裁决部分拟不予以承认与执行。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是否已经超过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二年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仅限于《1958年纽约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该项申请应当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裁决的期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修订前为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关于本案仲裁裁决生效时间的确定。本案中,仲裁裁决未规定履行期间,故应当从裁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仲裁裁决作出之日为2014年1月6日,MASPAL公司律师在宁波海事法院组织的听证中提出,根据英国法,仲裁裁决在签署之日生效,故本案仲裁裁决生效之日为2014年1月6日。因涉案仲裁条款约定选择适用英国仲裁法仲裁,但经查,1996年英国仲裁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仲裁裁决是在作出之日生效还是在送达当事人后才生效。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的批复,也未找到英国仲裁裁决何时生效的相关批复。地方法院对此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一种观点如广东高院就认为英国的仲裁裁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瑞士邦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47号],因当时的民事诉讼法并非规定以文书生效之日起算,故最高人民法院未对英国仲裁裁决何时生效作出确认;而另一种观点如本案中的宁波海事法院,则认为仲裁裁决自作出之日生效。考虑到MASPAL公司律师自认涉案仲裁裁决在签署日即2014年1月6日生效,且仲裁裁决一般具有一裁终局性及涉案仲裁裁决中也明确该裁决具有终局性,且我国仲裁裁决也是一经作出立即生效,故倾向于认定本案仲裁裁决自作出之日即2014年1月6日生效。
涉案仲裁裁决自2014年1月6日作出,MASPAL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向法院提出申请承认与执行,已超过法定的二年申请承认与执行期限,本院认为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至于MASPAL公司主张二年期限属于诉讼时效故法院不应主动审查且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系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这里虽规定二年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但并未明确该二年的法律性质系诉讼时效,且诉讼时效指的是民事权利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法保护民事权利的制度,其起算点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而申请执行期间与申请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期间则是在已经存在有效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情形下,权利人申请法院以司法强制力保证其权益得以实现,两者的起算点也不一样。因此,申请承认执行仲裁裁决的二年期间的法律性质并不等同于诉讼时效,法院可以主动予以审查。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系一个独立的、终局性的仲裁裁决,可以单独申请承认与执行,因此也应当单独适用时效。后一个就律师费作出的裁决,不能构成前一个实体裁决的时效中断事项。
综上,拟对由仲裁员Michael Baker-Harber、Ian Kinnell和Christopher John William Moss组成的仲裁庭就申请人MASPAL公司与被申请人东方公司、台州公司之间关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
根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六批)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六批)
(2022年6月16日)
1 江苏省某木业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企业恶意注销 行政非诉执行 溯源治理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6日,江苏省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其辖区内的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业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258800元,责令二个月内通过“三同时”验收,限于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逾期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因木业公司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且在法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又未提起行政诉讼,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向某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次日,某市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1月8日,某市法院依法对该案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517600元。后该院查明木业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日核准注销,某市法院遂裁定驳回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执行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某市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木业公司可能被“恶意注销”,致使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申请被法院驳回,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经调查核实,查明木业公司在向江苏省某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时,提供的清算报告中写明公司无其他债权债务和未了结事项。该公司关于清算报告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签字确认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2021年5月26日,某市检察院向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木业公司被注销时,公司股东隐瞒被行政处罚、存在债务的事实,通过提供公司无债务的虚假清算报告,办理恶意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非诉执行案件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终止,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的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的相关规定,木业公司虽被注销,但其存续期间受到的行政处罚仍应执行。木业公司股东承诺对公司遗留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应履行相应赔偿义务,法院应当通知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变更被执行人,而非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据此,某市检察院建议某市法院撤销原裁定,通知申请机关变更木业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推动行政处罚落实到位。2021年8月24日,某市法院回函采纳检察建议,并向申请机关释明,可以依法申请变更被执行人。后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向某市法院申请变更木业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法院已对公司两名股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某市检察院通过走访研判、数据碰撞,发现恶意注销企业逃避行政处罚的情况并非个例,遂根据调研情况撰写《问题企业“注销换壳”逃避处罚多发 基层“放管服”改革需完善制度措施》报地方党委政府,推动全市建立企业注销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已纠正12个导致行政处罚决定无法执行的注销行为。2022年2月,某市检察院邀请某市法院、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司法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召开圆桌会议,就防止恶意注销企业逃避行政处罚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会签了工作意见,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实现行政处罚信息与公司注销登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有效促进源头治理。
【典型意义】
根据申请进行市场主体注册、注销登记是行政机关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重要方式。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修订了《企业注销指引》,这标志着我国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制度更加完善,公司注册、注销登记更加便捷。借助新的制度,市场主体进出的制度成本明显降低,同时也为少数公司恶意“注销换壳”、逃避行政处罚责任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司股东隐瞒被行政处罚、存在债务的事实,通过提供公司无债务的虚假清算报告,恶意申请注销登记,使得被执行人失去主体地位的,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仍应执行。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行政机关执行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建议行政机关申请变更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或者向人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提出纠正意见,保障行政处罚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规定可以作为恶意申请注销公司、逃避行政处罚义务的股东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与市场主体登记机关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提出防止恶意注销公司的源头治理对策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壁垒,破解行政机关市场监管难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2 浙江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刷单炒信 能动履职 类案监督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至5月,浙江省某市某电商公司在网购平台经营网店过程中,联系专门从事刷单的中介人员统一安排“刷手”假扮买家、垫付本金、赚取佣金、收空包快递、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刷单炒信”,以此提升产品销售额、用户好评度和店铺信誉。“刷单炒信”行为欺骗、误导不知情消费者作出不实选择,损害同业经营者公平竞争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浙江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徐某某职务侵占案时发现,某电商公司及个人涉嫌“刷单炒信”,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对案件涉嫌“刷单炒信”的电商公司及个人进行行政处罚,遂将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案件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立案审查。
该院行政检察部门经调查核实查明,徐某某系电商公司运营主管,负责对接刷手对电器网店、空调网店进行“刷单炒信”。在该院审查起诉的另外2件非法经营案中亦有相关公司和个人涉嫌“刷单炒信”的情况。以上3起刑事案件共涉及10余个公司和个人“刷单炒信”。
2022年1月28日,浙江省某市检察院针对辖区内“刷单炒信”行为高发、多发、频发的突出问题,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实施“刷单炒信”行为的公司和个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进行专项治理,规范电子商务领域市场交易秩序,维护广大消费者、其他网店经营者合法权益。
为推动检察建议落实,市检察院在该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召开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电商企业家等各界人士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合力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会后,该市检察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深化行政执法和行政检察协作备忘录》,双方就加强行政监管与行政检察相互衔接达成共识,畅通日常交流,建立信息共享反馈机制。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检察建议:一是对有关线索进行梳理并开展调查核实,对6家电商公司及相关个人立案查处。对另外6件违法线索分别抄告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二是部署开展“净化网络交易环境,打击‘刷单炒信’违法行为”专项监管活动。
【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企业经过诚实守法经营积累信用和口碑,是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作出理性选择的前提。刷单炒信不仅欺骗消费者,而且动摇了网络市场的信用基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据此,刷单炒信属于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刷单炒信违法行为线索,以召开座谈会、同市场监管职能部门签署备忘录等方式,实现了行政检察与行政市场监管职能有效衔接,推动治理刷单炒信行为,助力网络经济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优化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3 福建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促进邮政管理部门快递寄送行业安全监管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快递寄送 监管漏洞 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至9月,俞某伙同Q速递某分公司所属的某市某区某路77号快递收发点经营者陈某、俞某飞等利用Q速递某分公司在包裹查验上的漏洞,将未经查验的假烟包裹混入已通过X光机查验的包裹堆中,使工作人员误认为假烟包裹已通过X光机查验,并发往全国各地。
2019年9月至12月,林某华、翁某琴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购入烟丝及假冒的“万宝路”牌卷烟后邮寄出国贩卖。D速递公司员工郑某明知林某华、翁某琴违法从事烟丝、卷烟售卖活动,仍为其提供邮寄服务。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1月26日,某市某区检察院在办理上述销售伪劣产品及非法经营刑事案件时,经调查核实,发现物流快递行业存在从业人员未及时认真验视寄递物品、未对属于限制寄递的烟草制品依法处理等问题,给不法分子利用快递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某区检察院依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及邮政相关法律法规,向某市邮政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案件中涉及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处理,依法履职;建立物流寄递行业长效监管机制,对辖区内快递企业加强监管。
某市邮政管理局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对涉案的QTD速递某分公司违反邮寄禁限规定收寄快件的行为作出停业整顿30日的行政处罚;对Y速递某分公司快件过机安检执行不严、未安排工作人员检查快件等问题作出罚款人民币26000元的行政处罚;对D快递公司相关问题展开全面核查,涉案员工郑某被开除;对D速递公司进行约谈,督促其自查自纠、加强管理,加强对收寄物品审查,完善寄递安全管理。
【典型意义】
“小包裹”事关社会和群众的“大安全”。近年来,邮政快递行业蓬勃发展给群众生活带来便利,也为不法分子利用快递物流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打开“方便之门”。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将案件中发现的寄递安全监管薄弱环节梳理总结为行业治理建议,督促邮政部门发挥监管职责,推动完善寄递行业收、寄、发全流程安全监管,切断违禁品流通渠道,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纠治影响寄递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实现行业源头治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提升检察监督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4 湖北省某市某医院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环境处罚标准 规范性文件审查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基本案情】
湖北省某市某牛皮癣中医专科医院(以下简称“某医院”),系赵某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床位20张。2014年3月,某医院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动民营企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意见》,申请变更为某市某牛皮癣中医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2014年5月6日,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2018年7月16日,某医院注销。
2018年1月,某医院进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并申请网上备案。湖北省某市某区环境保护局(现为某市生态环境局某区分局)通过备案资料发现某医院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对某医院处以20万元罚款。某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未获支持,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起诉。某区环保局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以处罚决定书作出后某医院注销为由,申请变更被执行人为股东暨投资人赵某。某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赵某个人银行账户被冻结40余万元。赵某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诉,法院未予回复,亦未继续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赵某对行政处罚决定和执行裁定均不服,向市委政法委等单位信访,信访件转至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2019年11月27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
该院经调查核实查明:赵某掌握的牛皮癣中医诊疗法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医院的经营活动对环境基本没有损害。某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调查中发现存在某医院和某公司两个主体,以某医院为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此外,2018年修正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环评分类管理名录》)规定,医院等卫生类建设项目应当编制环评“报告表”申请审批的范围为“其他(20张床位以下的除外)”,应当填写环评“登记表”进行备案的范围为“20张床位以下”。作为本案行政处罚依据的《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中的“20张床位以下”是否包括本数是认定某医院是否违法的关键问题。针对本案问题,某区人民检察院向某市生态环境局发送《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其明确“20张床位以下的”中的“以下”是否包括本数,规范执法标准;向市区两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完善两级部门信息衔接,对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否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情况进行清查,杜绝“一个企业两个执照”的现象;对市生态环境局执法调查不全面等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经某市生态环境局向上层报请示,2020年9月24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作出《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有关条款使用问题的复函》,明确“20张床位以下的”“以下”包括本数。据此,某医院20张床位,不需要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文件。某市生态环境局主动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照检察建议进行逐一整改。某区人民法院终结本案执行程序,撤销《行政裁定书》,解除对赵某个人银行账户的冻结。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受建议,开展市场主体转型升级清查工作,对5家市场主体转型升级后同时持有的两个营业执照,依法注销原有执照。赵某表示不再信访。
2021年1月,国家生态环境部进一步统一规范适用标准,对《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中第108项关于医疗机构环评“登记表”类“住院床位20张以下的”增加了“(不含20张住院床位的)”的标注说明。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将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好”作为办理涉企案件的一个重要目标,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作为中医专科医院的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予以鼓励和保护,行政许可登记相关制度应当为此做好保障。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了不同行业的建设项目是否纳入环评,以及具体的环评分类,包括哪些项目应当审批、哪些只需要在线备案,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登记等执法活动的重要依据。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名录确定的标准规范环评分类,促进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执法行为因名录规定可以有不同理解的,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生态环境执法机关逐级请示发文机关明晰执法标准,助力生态环境领域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发文机关对此作出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此后又明确了统一的适用标准,实践中办理同类案件应当以新的行政解释为参照。
5 浙江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某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建设工程转包 违法分包 类案监督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李某安签订《木工劳务合同》,约定某公司总承包施工的某项目土建劳务分包工程,以劳务清包形式承包给李某安。某公司系具有建筑工程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与李某安签订《木工劳务合同》时知晓其不具有劳务作业的法定资质。后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某公司将所承包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建设工程劳务作业资质的自然人,双方签订的《木工劳务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李某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李某安以劳务清包的形式承包诉争工程,因其不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某公司与李某安签订的《木工劳务合同》依法认定无效,李某安不服二审判决,向某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驳回李某安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4月,李某安不服法院的再审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某公司违法分包行为未被追究行政责任,可能存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形,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至行政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接到案件线索后,经初步调查,发现当地建设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乱象时有发生,本案不是孤案,遂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专项活动期间,初步查明全市范围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中,存在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的148件,行政检察部门对这些案件涉及的相关事实及诉讼证据逐一核实。以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时间起算,148件案件中,132件案件相关违法行为已超过两年的行政处罚追诉期,尚有16件未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期。
某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不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建筑市场秩序,容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当地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现的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处理。在与相关行政机关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全市十个区县(市)检察机关分别向当地住建局制发类案监督检察建议,要求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同时,市人民检察院牵头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发改委、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市政务服务办公室会签《关于建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联动机制协同治理建设工程施工发包承包违法行为的意见》,从源头上预防和有效遏制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筑工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提升诉源治理效能,促进该市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制发的检察建议均得到行政机关采纳。
【典型意义】
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国家对建筑企业实行严格的资质管理制度。将建设工程转包、分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是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因其具有隐蔽性,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管中通常难以及时发现。违法转包、分包在实际操作中也容易引发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发现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行为未被追究行政责任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形成监督合力。检察机关以个案为切入点,以数字赋能,调查了解当地建设行业存在的同类违法行为,制发检察建议、会签文件等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法转包、分包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建筑工程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推动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为建筑行业生产安全、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处理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问题,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被宣告失踪,该自然人的财产代管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自然人离婚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分割给其配偶,该配偶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因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合并而终止,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分立,依分立协议约定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新设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清算或破产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依法分配给第三人,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机关法人被撤销,继续履行其职能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依法应由其他主体承受的除外;没有继续履行其职能的主体,且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承受主体不明确,作出撤销决定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被宣告失踪,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该自然人的财产代管人为被执行人,在代管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合并而终止,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分立,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分立后新设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被执行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执行人在分立前与申请执行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
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
第十四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
第十六条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以外的非法人组织作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依法对该非法人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第三人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财产依行政命令被无偿调拨、划转给第三人,致使该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被申请人在应承担责任范围内已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责令其重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执行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姓名或名称变更后的主体作为执行当事人,并在法律文书中注明变更前的姓名或名称。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
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二十九条 执行法院审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申请期间,申请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执行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办理。
申请执行人在申请变更、追加第三人前,向执行法院申请查封、扣押、冻结该第三人财产的,执行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依据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提起诉讼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被裁定变更、追加的被申请人申请复议的,复议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其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三十二条 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
第三十三条 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被申请人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本院以前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现将某实业公司诉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补偿认定纠纷抗诉案等三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57-59号)作为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9月9日
某实业公司诉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补偿认定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57号)
【关键词】
行政抗诉 征收补偿 依职权监督 调查核实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支持合法的行政行为。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不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提。认为行政判决、裁定可能存在错误,通过书面审查难以认定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某市政府决定对某片区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市住建局)依据土地房屋登记卡、测绘报告及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向某实业公司作出房屋征收补偿面积的复函,认定案涉大厦第四层存在自行加建面积为203.78平方米,第五层存在自行加建面积为929.93平方米,对自行加建部分按照建安成本给予某实业公司补偿。实业公司不服,认为第四层的203.78平方米和第五层的187.26平方米是规划许可允许建造且在案涉大厦建成时一并建造完成,并系经过法院裁定、判决而合法受让,遂向该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复函违法并撤销;确认争议部分建筑合法并按非住宅房屋价值给予补偿。
2016年8月1日,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案涉大厦目前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应当以规划许可的建筑面积来认定是否属于自行加建面积。土地房屋登记卡记载的面积,连同第四层和第五层的争议面积,共计5560.55平方米,未超过规划许可证件载明的面积5674.62平方米,应当认定争议建筑具有合法效力。某测绘公司2011年11月13日受法院委托,对案涉大厦进行测绘后出具了测绘报告,2015年12月25日该测绘公司受市政府委托对该大厦测绘后出具测绘报告及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二者相互矛盾,2011年测绘报告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判决采信在先,其证明效力应当优于2015年出具的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因此对市住建局复函依据的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不予采信。该判决还认为: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民事判决将争议建筑作为合法财产分割归某实业公司所有,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物权设立决定,应当认定争议的面积不是自行加建的面积。遂判决确认市住建局复函违法,责令其对争议部分建筑按非住宅房屋的补偿标准给予安置补偿或者货币补偿。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也未申请再审。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8年4月,该市人民检察院在处理当事人来函信件中发现该案判决可能存在错误,非住宅补偿标准(每平方米约3万元)与建安成本(每平方米约2000元)差距巨大,如果按照判决进行补偿,不仅放纵违法建设行为,而且政府将多支付补偿款1000余万元,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根据《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一审期间实业公司提供的案涉大厦规划许可证件复印件是判决的关键证据之一,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遂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法院调取案件卷宗材料;二是向市规划委员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单位调取规划许可证件及相关文件;三是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单位及工作人员询问了解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复印件的来源和审核情况。经对以上材料进行审查和比对,发现法院卷宗中的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复印件记载的面积与市规划委员会保存的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原件记载的面积不一致。最终查明:实业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规划许可证件等三份文件复印件,是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复印的,而该中心保存的这三份材料又是实业公司在申请办理房证时提供的复印件。市规划委员会于2018年7月19日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协助说明规划许可相关内容的复函》证明:案涉大厦建筑规划许可总建筑面积为5074.62平方米。据此认定,实业公司提供的规划许可证件等3份文件复印件中5674.62平方米的面积系经涂改,规划许可的建筑面积应为5074.62平方米,二者相差600平方米。
监督意见 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变造,且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第一,2015年测绘报告的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是受市人民政府委托,为了征收某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对整个大厦建筑面积包括合法、非法加建面积而进行的测绘,应当作为认定争议面积是否属于合法建筑面积的依据。而2011年测绘报告则是另案为了处理有关当事人关于某酒店共有产权民事纠纷而进行的测绘,未就争议建筑部分是否合法予以认定或区分,不应作为认定建筑是否合法的依据。第二,根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判决认定规划许可面积错误,以此为标准认定实际建筑面积未超过规划许可面积也存在错误。第三,根据市国土局土地房屋登记卡及附件、2015年测绘报告的房屋分户面积明细表等证据,应当认定第四层、第五层存在擅自加建。第四,另案民事判决是对房屋权属进行的分割和划分,不应当作为认定建筑是否合法的依据。判决认定争议建筑不是自行加建,存在错误。市人民检察院遂于2018年11月22日依法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行政裁定书,指令某区人民法院再审。2019年1月8日,实业公司向某区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某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裁定:(1)撤销本院原行政判决书;(2)准许实业公司撤回对市住建局的起诉。
2019年3月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实业公司另案起诉的市住建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及赔偿纠纷案作出终审行政判决,认定实业公司提交的案涉大厦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中5674.62平方米是经涂改后的面积,规划许可建筑面积应为5074.62平方米。实业公司对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无异议。该案最终判决驳回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变造证据行为的责任追究,另案处理。
【指导意义】
1.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注重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注重支持合法的行政行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的重要任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居中监督,不偏不倚,依法审查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基于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发现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符合法定监督条件的,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监督人民法院纠正了错误判决,保护了国家利益,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2.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对行政裁判结果进行监督,不以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为前提。按照案件来源划分,对行政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分为当事人申请监督和依职权监督两类。法律规定当事人在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之前应当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申请、司法机关多头审查。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担负着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任务,对于符合《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条规定的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从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出发,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依职权主动进行监督,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再审的限制。本案中,虽然当事人未上诉也未向法院申请再审,但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遂按照《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依职权启动了监督程序。
3.人民检察院进行行政诉讼监督,通过书面审查卷宗、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等对有关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通过对卷宗、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等进行书面审查后,对有关事实仍然难以认定的,为查清案件事实,确保精准监督,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根据《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调查核实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2)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3)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4)委托鉴定、评估、审计;(5)勘验物证、现场;(6)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调查核实的目的在于查明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审判和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为决定是否监督提供依据和参考。本案中,市住建局作出复函时已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在诉讼中及时向法庭提交,但法院因采信原告提供的虚假证据作出了错误判决。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向原审人民法院调取案件卷宗,向规划部门调取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原件,向出具书证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及工作人员了解询问规划许可证件等文件复印件的形成过程,进而查明原审判决采信的关键证据存在涂改,为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提供了根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六十六条
浙江省某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杜某非法占地处罚决定监督案
(检例第58号)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违法占地遗漏请求事项 专项监督
【要旨】
人民检察院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要发挥监督法院公正司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双重监督功能。发现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申请裁定遗漏请求事项的,应当依法监督。对于行政非诉执行中的普遍性问题,可以以个案为切入点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浙江省某市某区某镇村民杜某未经批准,擅自在该村占用土地681.46平方米,其中建造活动板房112.07平方米,硬化水泥地面569.39平方米。市国土资源局认为杜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及《浙江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681.46平方米;(2)对其中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45.46平方米土地上的建筑物和设施,予以没收;(3)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636平方米土地(基本农田)上的建筑物和设施,予以拆除;(4)对非法占用规划内土地45.46平方米的行为处以每平方米11元的罚款,非法占用规划外土地636平方米的行为处以每平方米21元的罚款,共计人民币13856.06元。杜某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该处罚决定第3项和第4项内容,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未履行。市国土资源局遂于2017年7月21日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杜某违法占地行政处罚决定第3项和第4项内容。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第3项内容,并由某镇政府组织实施。某镇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执行法院裁定。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该案线索。经初步调查了解,某镇政府未根据法院裁定书内容组织实施拆除,土地未恢复至复耕条件,杜某也未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根据案件线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法院调阅了案件卷宗材料;二是向当地国土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情况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三是检察人员到违法占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最终查明:市国土资源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目前行政处罚决定中罚款仍未缴纳,法院裁定拆除的地上建筑物和设施亦未被拆除。
监督意见 2018年5月,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区人民法院和某镇政府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区人民法院查明该案未就行政处罚决定第4项罚款作出裁定的原因,并依法处理,建议某镇政府查明违法建筑物和设施未拆除的原因,并依法处置。
监督结果 区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补充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13856.06元罚款决定,7月该款执行到位。某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行动,案涉违法建筑物和设施于2018年7月被拆除。
专项监督 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发现农村违法占地行政处罚未执行到位问题突出,遂决定就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共监督法院裁定遗漏强制执行请求事项等案件17件,乡镇街道未执行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案件18件。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认真研究后发现辖区内类似问题较多,遂于2018年5月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截至2019年2月专项活动结束时,通过检察机关监督,全市共整治拆除各类违法建筑物及设施45.5万平方米,恢复土地原状23万平方米,退还非法占用土地21.7万平方米。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在全市法院系统开展专项评查,有效规范了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和实施等活动。
【指导意义】
1.人民检察院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应当发挥既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双重功能,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对于促进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履行行政非诉执行职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和实施等各个环节开展监督,针对存在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依法审查行政决定、正确作出裁定并实施,防止对违法的行政决定予以强制执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应当注意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是否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是否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是否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等。对于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人民法院仍裁定准予执行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防止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受损。对于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引导行政相对人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2.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申请裁定遗漏请求事项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后进行书面审查,应当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请求事项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本案中,市国土资源局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项目中包括强制执行13856.06元罚款,但区人民法院却未对该请求事项予以裁定,致使罚款无法通过强制执行方式收缴,影响了行政决定的公信力。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人民法院遗漏申请事项的裁定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3.人民检察院应当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在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注重以个案为突破口,积极开展专项活动,促进一个区域内一类问题的解决。人民检察院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要注重举一反三,深挖细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针对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受理、审查和实施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项活动,实现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监督效果。某市两级检察机关在成功办理本案的基础上,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有力推进了全市国土资源领域“执行难”等问题的解决,促进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在全市法院系统开展专项评查,规范了行政非诉执行活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湖北省某县水利局申请强制执行肖某河道违法建设处罚决定监督案
(检例第59号)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河道违法建设 强制拆除
【要旨】
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应当查明行政机关对相关事项是否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对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而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当履职情形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1年9月,湖北省某县村民肖某未经许可,擅自在某水库库区(河道)管理范围内316国道某大桥下建房(房基)5间,占地面积289.8平方米。2011年11月3日,某县水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肖某立即停止在桥下建房的违法行为,限7日内拆除所建房屋,恢复原貌;罚款5万元;并告知肖某不服处罚决定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期限,注明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肖某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该处罚决定,亦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2年3月29日,县水利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2年4月23日,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肖某履行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义务。但肖某未停止违法建设,截至2017年4月,肖某已在河道区域违法建成四层房屋,建筑面积约520平方米。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4月通过某日报《“踢皮球”执法现象何时休?》的报道发现案件线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经调查发现,肖某在河道内违法建设的行为持续多年,违反了国家河道管理规定,违法建筑物严重影响行洪、防洪安全。水利局和法院对违法建筑物未被强制拆除的原因则各执一词。法院认为,对违反水法的建筑物,水利局是法律明确授予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法院不能作为该案强制执行主体。但水利局认为,其没有强制执行手段,应当由法院强制执行。
监督意见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法律没有赋予水利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财产等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对于不缴纳罚款的,水利局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根据行政强制法和水法等相关规定,水利局对于河道违法建筑物具有强行拆除的权力,不应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水利局向法院申请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中的拆除违法建筑物部分,法院不应当受理而受理并裁定准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5月向县水利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同年8月向县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规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受理等工作。
监督结果 县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道违法建筑物被依法拆除。县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回复表示今后要加强案件审查,对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不予受理。
【指导意义】
1.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应当依法查明行政机关对相关事项是否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我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包括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两种类型。法律赋予某些行政机关以直接强制执行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及时执行行政决定。如果行政机关有直接强制执行权,又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但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容易引起相互推诿,降低行政效率。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应当查明行政机关是否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对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而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根据上述规定,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水行政主管部门具有直接强行拆除的权力。但在本案中,水利局本应直接强制执行,却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而受理、不应当裁定准予执行而裁定准予执行,致使两个单位相互推诿,河道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消除,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2.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当履职情形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四)相关单位或者部门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致使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损害危险,需要及时整改消除的;......”根据上述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存在不当,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对由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为致使损害持续存在甚至继续扩大的,应当更加重视,优先快速办理,促进行政执行效率提高,及时消除损害、减少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水利局怠于履职行为,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使河道违法建筑物被拆除,保障了行洪、泄洪安全,保护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已经2022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2年第26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意义。全国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一体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共同做好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各项工作。
贵州检察机关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深化改革创新,勇于探索更具贵州特色、更高水平的检察履职措施,发挥牵引、推动、示范作用,打造贵州检察“特色品牌矩阵”,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树立样板。各地检察机关要积极支持贵州检察机关,强化检察协作、结对帮扶和人才交流。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各内设机构要强化对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工作的总体推进、统筹协调和重点指导,加强对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西部大开发中重要问题的研究,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口建立日常对接机制,加强条线指导,细化具体支持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切实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举措,是着眼发挥贵州比较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重大意义,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围绕贵州“四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服务保障贵州实现“四新”目标、推进“四化”实施,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贵州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二、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强与监察机关配合制约,依法从严惩处涉及国企国资改革、土地、能源、矿产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职务犯罪。依法惩治“矿霸”“沙霸”等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犯罪。加强对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涉探矿权、采矿权等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保护矿业权依法流转,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指导贵州检察机关加强对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妥善处理涉及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改革试点中各类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常态化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工作,加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国资监管职责,强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财产保护。加大对公共大数据、智能采掘、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
三、助力打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支持贵州检察机关持续深入开展“四大检察”护航“十大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依法惩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强化对涉企业案件诉讼活动的监督,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平等司法救济的市场环境。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结合案件办理综合运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检察建议、检察意见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促进涉案企业守法经营、良性发展。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防止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常态化开展涉企业“挂案”清理。完善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完善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管理制度。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设置企业专席,与工商联、律协等加强协作,在企业产权保护、投融资、招投标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推进转型升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依法惩治虚假诉讼、虚假破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对虚假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虚假仲裁裁决和虚假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的监督,防止恶意逃废债,积极参与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强化市场主体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对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伪劣农资犯罪惩治力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保护农业生产经营秩序。依法严惩虚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挪用涉农资金等危害农村稳定、侵害农民利益的职务犯罪。健全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机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积极协调主管部门建立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等相衔接的多元化综合救助模式,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以法治乡村建设为抓手,坚决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持续打击“村霸”,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防范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依法严惩邪教组织犯罪,坚决抵制邪教向农村渗透。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惩治破坏农用地犯罪,深化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土地执法查处领域的协作配合,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服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服务品牌强农战略,加大对特色优势农产品等地理标志、知名品牌保护力度,助力“黔货出山”。服务保障贵州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加大耕地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强制执行监督力度。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加大农村水源地检察保护力度,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五、服务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支持贵州检察机关深化区域检察协作,积极参与涉及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省际执法司法合作,建立案件办理、法律政策研究等协作机制。强化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电信设施等周边地质、环境公益保护,服务贵阳、遵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巩固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地位。围绕贵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强化涉外商投资、数字贸易、跨区域或跨境电商、外贸、海外仓等贸易纠纷案件诉讼监督,服务保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服务保障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加大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等公益保护力度,建立完善红色文化资源检察保护机制,助力提升“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旅游品牌影响力。
六、服务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服务保障贵州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数据港、能源数据中心和“东数西算”工程建设等,依法严惩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商业秘密等犯罪行为,强化大数据汇聚的安全保障。围绕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发展,强化对数据产权、数据安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助力实施数字产业强链行动,服务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权体系。加强数字产业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平台从业人员权益。
七、服务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建立完善公益诉讼检察与环保督察有效衔接机制,强化“四大检察”融合履职、一体化办案,推行“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生态检察工作模式,以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多种形式修复受损生态。支持贵州与川、渝、滇、桂、青、藏等省区市深化跨区域生态检察协作机制,依法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加大对乌江、赤水河、万峰湖等重点流域生态检察保护力度,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支持贵州检察机关围绕服务保障低碳循环发展探索建立碳汇补偿等生态检察机制,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依法惩治非法转移、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整治,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助力“无废城市”建设。支持贵州举办生态检察论坛,打造全国性、国际性生态检察工作高端交流平台。
八、助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依法打击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推动医疗废物、废水规范化处置,为贵州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提供检察保障。加大对贵州检察机关办理支持起诉案件的指导力度,依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大征地拆迁、城市管理、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行政检察案件的办理力度。积极稳妥拓展新领域,开展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探索建立推动公共服务建设检察保护机制,服务保障燃气等城市管道建设和更新改造。
九、服务保障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持续协同落实“三号检察建议”,依法惩治和预防打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幌子实施的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以及涉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金融犯罪案件,结合案件办理,对新型、高发金融犯罪发生原因加强分析研判,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加强金融违法犯罪溯源治理,有效督促其堵塞风险漏洞,从源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抓实“八号检察建议”,支持贵州检察机关与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完善防灾减灾、安全生产领域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机制,依法办理矿山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河道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等领域案件,强化风险防控,形成打击和预防重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的工作合力。
十、积极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做好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健全完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运行顺畅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入推进诉源治理。探索司法办案、信访风险评估、矛盾纠纷化解同步推进,积极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将12309检察服务中心融入社会综治中心建设,提升“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质效,推进第三方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通过听证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十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强化检察权运行的制约监督。健全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分类招录、管理、保障制度,畅通三类检察人员职业发展通道。探索建立检察官员额递补、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员额动态调整机制。深入开展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对集中管辖案件法院的诉讼衔接和监督机制。优化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深化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十二、深化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支持贵州检察机关依托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建设,推进检察大数据战略实施,加强智慧检务建设,推动智慧借助和大数据应用提档升级。支持贵州检察机关建好用好跨部门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和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探索建立与执法司法机关数据分享机制,开展案件数字化归档工作试点,促进监督办案提质增效。支持在贵州建设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研发创新基地,打造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以全国办案数据为样本的检察大数据分析、应用,推动检察业务数据“东数西算”。支持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贵州分院建立全国智慧检务教学示范点。
十三、强化贵州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支持贵州检察机关统筹规划基础设施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对现有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功能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完善落实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制度,为涉及金融、环保、食药等领域的检察司法办案提供专业支持。加强对贵州边远、条件艰苦地区基层检察院特别是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的对口援助帮扶。支持构建东部先进检察院和贵州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结对共建、对口帮扶平台。支持广东与贵州检察机关建立更加紧密的结对帮扶关系,打造区域协作典范。
十四、打造高素质检察人才队伍。支持贵州检察机关探索多元化引才机制,完善符合基层实际的人才招录政策,加大民族地区检察人才引进和招录,鼓励和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支持贵州检察机关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人才培养使用模式,联合高校培养一批“高精尖缺”专业人才。支持贵州检察机关与党政机关、高校之间开展常态化人才交流,提升互派锻炼覆盖率。针对贵州多民族共居的省情实际,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检察人才培养。适应服务内陆开放性经济试验区建设需要,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立足服务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围绕计算机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大数据开发使用和检察信息化等方面,强化专业人才集群建设。支持贵州检察机关深化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临近省份之间检察机关人才双向交流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法办〔2017〕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6年,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全面推行“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本政策,以执法办案为中心,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大局,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并结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这些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7年4月13日
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1.“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系列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15、20、25、26、27、28、29、30、31、32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再审申请人迈克尔·杰弗里·乔丹系美国NBA著名篮球明星,其于2012年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撤销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公司)在多个商品类别上注册的“乔丹”“QIAODAN”等多项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裁定驳回其申请。再审申请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再审申请人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8件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件的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提审了十件案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人在另外50件案件中的再审申请,并裁定中止了8件案件的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依法组成了由副院长陶凯元大法官担任审判长的五人合议庭对十件案件进行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认为:(一)关于涉及“乔丹”商标的(2016)最高法行再15号、26号、27号的三件案件。因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了再审申请人对“乔丹”享有的在先姓名权,不符合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有关“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规定,应予撤销,故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及一、二审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二)关于涉及拼音“QIAODAN”的(2016)最高法行再20号、29号、30号、31号四件案件,以及涉及拼音“qiaodan”与图形组合商标的(2016)最高法行再25号、28号、32号三件案件,共计七件案件,因再审申请人对拼音“QIAODAN”“qiaodan”不享有姓名权,争议商标的注册未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在先姓名权。争议商标也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以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故判决维持二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宣判“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立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重要意义,对于净化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均具有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所阐述的商标法中关于在先姓名权保护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将产生重要影响。
2.侵害“庆丰”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庆丰包子铺与山东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北京庆丰包子铺(以下简称庆丰包子铺)以山东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丰餐饮公司)侵害其商标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庆丰包子铺主张庆丰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庆丰曾在餐饮服务业工作,明知庆丰包子铺商标及字号的知名度,仍使用“庆丰”字号成立餐饮公司,并在其官网、店面门头、菜单、广告宣传上使用“庆丰”或“庆丰餐饮”标识,构成侵害庆丰包子铺的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庆丰餐饮公司认为其有权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注册为字号,且有权使用经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的企业名称;庆丰包子铺的商标并非驰名商标,其使用的标识与庆丰包子铺的注册商标既不相同也不近似。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庆丰餐饮公司使用“庆丰”与其使用环境一致,且未从字体、大小和颜色方面突出使用,属于对其字号的合理使用。庆丰包子铺在庆丰餐饮公司注册并使用其字号时的经营地域和商誉未涉及或影响到济南和山东,不能证明相关公众存在误认的可能,故不构成对庆丰包子铺商标权的侵害,判决驳回庆丰包子铺的诉讼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庆丰包子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庆丰餐饮公司构成侵害庆丰包子铺的商标权及不正常竞争,改判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庆丰餐饮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商标权的行为及停止使用“庆丰”字号并赔偿庆丰包子铺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商标权的行使与其他权利,比如姓名权的冲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公民享有合法的姓名权,当然可以合理使用自己的姓名。但公民在将其姓名作为商标或企业字号进行商业使用时,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明知他人注册商标或字号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仍注册与他人字号相同的企业字号,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上突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或字号,具有攀附他人注册商标或字号知名度的恶意,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其行为不属于对姓名的合理使用,构成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如本案中的情形,在注册商标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庆丰公司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其与庆丰包子铺的关系产生混淆误认,另一方面其所创造的商誉也只能附着在“庆丰”品牌上,实则替他人做嫁衣裳,也不利于其企业自身的发展。反之,其变更企业名称后,可以通过诚信经营及广告宣传,提高企业的商誉和知名度,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获得双赢格局。
3.“非诚勿扰”商标侵权案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深圳市珍爱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金阿欢侵害商标权纠纷再审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再44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2009年2月16日,金阿欢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并于2010年9月7日获得核准,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5类,包括“交友服务、婚姻介绍所”等。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江苏电视台)旗下的江苏卫视于2010年开办了以婚恋交友为主题、名称为“非诚勿扰”的电视节目。深圳市珍爱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爱网)为“非诚勿扰”节目推选相亲对象,提供广告推销服务,并曾在深圳招募嘉宾,报名地点设在深圳市南山区。金阿欢以江苏电视台和珍爱网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江苏卫视频道立即停止使用“非诚勿扰”栏目名称等。一审法院认为,“非诚勿扰”电视节目虽然与婚恋交友有关,但终究是电视节目,相关公众一般认为两者不存在特定联系,不容易造成公众混淆,不构成侵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从非诚勿扰节目简介、开场白、结束语,以及参加报名条件、节目中男女嘉宾互动内容,以及广电总局的发文、媒体评论,可认定其为相亲、交友节目,与金阿欢涉案注册商标所核定的“交友、婚姻介绍”服务相同,构成侵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非诚勿扰电视节目与金阿欢注册商标所核准使用的“交友服务、婚姻介绍”在服务目的、内容、方式和对象上均区别明显,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能够清晰区分电视文娱节目的内容与现实中的婚介服务活动,故两者不构成类似服务。江苏电视台对“非诚勿扰”标识的使用,不构成对金阿欢注册商标权的侵犯,从而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电视节目名称与商标的关系问题。由于被诉侵权的非诚勿扰节目的知名度和广受欢迎,本案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再审判决对于电视节目名称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如何看待电视节目与内容题材之间的关系、如何判断电视节目的服务类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判决认为不能简单、孤立地将电视节目的某种表现形式或某一题材内容从整体节目中割裂开来,而应当综合考察节目的整体和主要特征,把握其行为本质,作出合理认定。判决同时立足于商标法的宗旨,以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可能性作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再审判决认为对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应与注册商标权利人对该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作出的贡献相符,也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与创新程度相适应的“比例协调”司法政策。
4.“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专利无效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诺维信公司与江苏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85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6月28日授权公告的名称为“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专利权人为诺维信公司。2013年3月11日,应山东隆大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795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针对诺维信公司在2011年11月10日提交的修改过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宣告本专利部分权利要求无效,维持部分权利要求有效。本专利与本案争议焦点相关的部分权利要求如下:“6.一种具有葡糖淀粉酶活性的分离的酶,与SEQIDNO:7中所示全长序列之间同源的程度至少为99%,并且具有由等电聚焦测定的低于3.5的等电点。......10.根据权利要求6-9任一项的分离的酶,所述的酶来源于丝状真菌Talaromyces属,其中丝状真菌是T.emersonii菌株。11.权利要求10的酶,其中丝状真菌是T.emersoniiCBS793.97。12.一种克隆的DNA序列,所述DNA序列编码表现出葡糖淀粉酶活性的酶,该DNA序列包括:(a)在SEQIDNO:33中所示DNA序列的所述葡糖淀粉酶编码部分;(b)在SEQIDNO:33中第649-2724位中所示的DNA序列或其互补链;......13.权利要求12的DNA序列,其中所述的DNA序列来源于丝状真菌Talaromyces属,其中所述丝状真菌是T.emersonii的菌株。14.权利要求13的DNA序列,其中所述丝状真菌是T.emersoniiCBS793.97。......”被诉决定认为,在说明书已经证实了来源于T.emersoniiCBS793.97的酶具有葡糖淀粉酶活性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预计来源于T.emersonii菌株,且与SEQIDNO:7全长序列具有至少99%同源的多肽也具有葡糖淀粉酶的活性,因此,权利要求10和11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权利要求13和14中引用权利要求12的(a)和(b)的技术方案也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该决定维持争议权利要求有效。一审判决认为,争议权利要求虽然限定到了具体的菌株,但其中有关同源性和开放式的撰写方式使得被限定的氨基酸序列和DNA序列包括了可能产生各种变异的其他序列,在本专利说明书未给出充分实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争议权利要求的概括显然超出了说明书的内容。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专利复审委员会和诺维信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维持被诉决定。【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认为,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的范围。对于全长591个氨基酸的SEQIDNO:7而言,尽管与之具有99%以上同源性的序列仍有约5、6个氨基酸位点的差异,但是,除了同源性特征之外,权利要求10、11进一步限定所述的酶来源于T.emersonii菌种和特定菌株T.emersoniiCBS793.97。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一般认为,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在某些基本特征上,同一种中的个体彼此显示出高度的相似性。同一种真菌或同一株真菌编码其体内某种酶的基因序列一般是确定的,偶尔会存在极少数同源性极高的变体序列,相应地,由该基因编码的酶也是确定的或者极少数的。本案中,99%以上同源性与菌种或者菌株来源的双重限定已经使得权利要求10和11的保护范围限缩至极其有限的酶,何况权利要求10和11还包括权利要求6所限定的酶的等电点和具有葡糖淀粉酶活性的功能。因此,在说明书实施例1-4已经证实了上述SEQIDNO:7具有葡糖淀粉酶活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10和11的保护范围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权利要求13和14中引用权利要求12(a)(b)的技术方案也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了使用同源性加上来源和功能限定方式的生物序列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规则和生物序列发明专利的授权标准,对蛋白质、基因相关专利申请的撰写和审查具有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5.“拉菲”与“拉菲庄园”商标行政案
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南京金色希望酒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34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第4578349号“拉菲庄园”商标(即争议商标)的申请日为2005年4月1日,核定使用在第33类葡萄酒、酒(饮料)等商品上,注册人为南京金色希望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希望公司)。“LAFITE”商标(即引证商标)申请日为1996年10月10日,核定使用在第33类的含酒精饮料(啤酒除外)商品上,注册人为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以下简称拉菲酒庄)。拉菲酒庄针对争议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3]第55856号《关于第4578349号“拉菲庄园”商标争议裁定书》(简称第55856号裁定),对争议商标的注册予以撤销。金色希望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通过相关媒体的介绍,结合拉菲酒庄的“LAFITE”葡萄酒早在争议商标注册日之前就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国内的相关公众能够了解到“LAFITE”呼叫为“拉斐”、“拉菲特”或者“拉菲”,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维持第55856号裁定。金色希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难以认定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引证商标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具有市场知名度,相关公众已经能够将引证商标与“拉菲”进行对应性识别。争议商标的注册和使用长达十年之久,从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考虑,本案争议商标的注册应予维持,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第55856号裁定。拉菲酒庄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及第55856号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中英文商标的近似性判断及是否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引证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拉菲酒庄通过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客观上在“拉菲”与“LAFITE”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故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此外,对于已经注册使用一段时间的商标,该商标是否已经通过使用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的相关公众群体,并非由使用时间长久单一因素来决定,而是在客观上有无通过其使用行为使得相关公众能够将其与相关商标区分开来,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并不存在这一情形。再审判决对商标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稳定的对应关系的认定、相关公众群体等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明确中英文商标的近似性判断的裁判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6.“美容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与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北京丽康富雅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终24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松下株式会社)于2012年9月5日获得涉案名称为“美容器”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号为CN302065954S。松下株式会社认为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稻公司)生产、销售、许诺销售及北京丽康富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康公司)销售的“金稻离子蒸汽美容器KD-2331”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销毁有关被诉侵权产品的全部宣传资料以及删除被诉侵权产品的宣传内容;金稻公司销毁涉案模具和专用的生产设备及被诉侵权产品全部库存,并从销售店回收未销售被诉侵权产品进行销毁;金稻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二被告共同赔偿合理支出人民币20万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外观设计存在的差异对二者的整体视觉效果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金稻公司在未经松下株式会社许可的情况下,实施了制造、销售及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丽康公司在未经松下株式会社许可的情况下,实施了销售及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金稻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获利,松下株式会社依据网上显示销量及平均价格主张三百万元赔偿数额具有合理的理由。此外,松下株式会社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丽康公司作为销售方,在得知本案诉讼后,依然未停止,对诉讼中的支出部分应当共同承担。据此,一审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金稻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三百万元;金稻公司、丽康公司连带赔偿合理开支人民币二十万元。金稻公司、丽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赔偿数额,松下株式会社通过公证取证方式在部分电商平台上检索得到侵权产品同型号产品销售数量之和为18411347台,平均价格为260元,并以此作为赔偿请求的依据。按照上述被诉侵权产品销售数量总数与产品平均售价的乘积,即便从低考虑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得出的计算结果仍远远高于300万元。在上述证据的支持下,松下株式会社主张300万元的赔偿数额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一审法院全额支持松下株式会社关于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涉案专利为一款“美容器”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本案的高赔额充分体现了侵权损害赔偿充分反映、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司法保护理念。二审判决进一步明确了专利民事侵权案件中侵权获利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对于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示范意义。二审判决认为,考虑到专利权损害举证较难,与专利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如果权利人在其举证能力范围内就侵权人的获利情况进行了充分举证,且对其所请求经济损失数额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说明的情况下,侵权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权利人赔偿主张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认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7.“笔”外观设计侵权案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与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坤森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是ZL200930231150.3号名称为“笔(AGP67101)”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申请日为2009年11月26日,授权公告日为2010年7月21日,目前处于有效状态。济南坤森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森公司)在“天猫”网上经营“得力坤森专卖店”,销售得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力公司)生产的得力A32160中性笔。晨光公司认为该产品侵犯其涉案专利权,诉至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授权外观设计的笔杆主体形状、笔杆顶端形状、笔帽主体形状、笔帽顶端形状、笔帽相对于笔杆的长度、笔夹与笔帽的连接方式、笔夹长出笔帽的长度等方面的设计特征,在整体上确定了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风格,而这些设计特征在被诉侵权设计中均具备,可以认定两者在整体设计风格及主要设计特征上构成近似。而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存在的四点区别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有限,不足以构成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实质性差异。另外,授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中并未明确要求保护色彩,且从图片或照片中显示的授权外观设计来看,其并不存在因形状产生的明暗、深浅变化等所形成的图案,故在侵权判定时,颜色、图案要素不应考虑在内。被诉侵权设计在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近似的形状之余所附加的色彩、图案等要素,属于额外增加的设计要素,对侵权判断不具有实质性影响。故被诉侵权产品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犯,得力公司与坤森公司应承担停止侵权行为,得力公司赔偿晨光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并支付原告律师费用5万元。法院确定赔偿数额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1.原告专利为外观设计专利;2.专利有效期自2009年11月26日开始,侵权行为发生时保护期已近半;3.笔类产品的利润有限;4.消费者在选购笔类产品时,除形状外,笔的品牌、笔芯质量、外观图案、色彩等,都是其主要的考虑因素,即得力公司使用授权外观设计形状所获侵权利润只是被诉侵权产品获利的一部分。
【典型意义】
本案原、被告均为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具生产企业,涉案产品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笔类产品,其外观设计侵权判断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本案对外观设计近似性判断的客观标准进行了探索,既考虑被诉侵权产品与授权专利的相似性,也考虑其差异性,就相同设计特征与区别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得出认定结论。本案判决对于生活常见产品外观设计近似性的认定具有借鉴意义。此外,本案根据外观设计专利的特点,结合具体案情,确定法定赔偿额和被告应承担的原告律师费的数额,亦具有指引作用。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被告主动履行了生效判决。
8.“大头儿子”著作权纠纷案
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知终字第35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1994年,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1995年版,以下简称95版动画片)导演崔世昱等人到刘泽岱家中,委托其为即将拍摄的95版动画片创作人物形象。刘泽岱当场用铅笔勾画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正面图,并将底稿交给了崔世昱。当时双方并未就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签署书面协议。崔世昱将底稿带回后,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在刘泽岱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和再创作,最终制作成了符合动画片标准造型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即“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标准设计图以及之后的转面图、比例图等。刘泽岱未再参与之后的创作。刘泽岱创作的底稿由于年代久远和单位变迁,目前各方均无法提供。95版动画片由中央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联合摄制,于1995年播出,在其片尾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载明:“人物设计:刘泽岱”。2012年12月14日,刘泽岱将自己创作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洪亮,2014年3月10日,洪亮将上述著作权转让给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头儿子文化公司)。2013年,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视动画公司)摄制了动画片《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以下简称2013版动画片)并在CCTV、各地方电视台、央视网上进行播放。大头儿子文化公司认为央视动画公司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且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利用上述美术作品形象改编为新人物形象,制作成动画片等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故诉请判令央视动画公司停止侵权,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刘泽岱作为受托人对其所创作的三幅美术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经转让继受取得了上述作品除人身权以外的著作权。央视动画公司未经许可,在2013版动画片以及相关的展览、宣传中以改编的方式使用相关作品并据此获利的行为,侵犯了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该院认为宜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停止侵权行为的责任替代方式,判决央视动画公司每个人物形象赔偿40万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驳回央视动画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动画人物形象权利归属及后续使用引发的纠纷。随着人们对优秀国产动画片价值认识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引发了不少类似的争议。本案中,由于在创作之初,投资拍摄的制片厂、电视台,以及参与造型的创作人员等,各方对其权利义务均没有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约定,法院需要在时隔多年后,适用法律规则,合情合理合法地判定其权利归属,本案的处理对同类问题具有一定指引作用。同时,本案在认定侵权成立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了创作背景和本案实际情况,在平衡原作者、后续作品及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将提高赔偿额作为被告停止侵权责任的替代方式,亦充分考虑了保护著作权人和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的公共政策的平衡。
9.“美人榆”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石家庄市绿缘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九台市园林绿化管理处等侵害植物新品种纠纷再审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河北林科院)、石家庄绿缘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缘达公司)系“美人榆”植物新品种权人,其认为九台市园林绿化管理处(以下简称九台园林处)擅自在其管理的街道绿化带大量种植美人榆的行为侵害了其植物新品种权,请求判令九台园林处停止侵权并支付品种使用费。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继作出一、二审判决驳回河北林科院、绿缘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河北林科院、绿缘达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由于美人榆系无性繁殖,本身即为繁殖材料,所以,九台园林处的种植行为属于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虽然九台园林处系事业单位法人,其具有建设城市园林绿地的职能,但是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以其主体性质来判断,而应当结合主体的行为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九台园林处存在大量种植美人榆用于街道绿化的行为,但其未能证明其种植美人榆的合法来源,九台园林处并不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主体身份,也不符合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所以,九台园林处没有从品种权人处购买美人榆,而擅自进行种植使用,不但损害了品种权人的利益,其自繁自用的行为也暗含了商业利益,应当认定为具有商业目的。故认定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构成侵权,河北林科院、绿缘达公司关于支付品种使用费的请求应予支持,考虑到涉案品种的价值、九台园林处种植的范围以及其种植行为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等因素,确定其支付品种使用费2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政府机关在履行职能时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其关于是否属于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及是否具有商业目的的认定均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和指导意义,有效地保护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10.汪紫平侵犯商业秘密宣告无罪案
汪紫平侵犯商业秘密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刑终字第00012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江苏谷登公司拥有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的相关技术。江苏谷登公司与被告人汪紫平签订劳动合同,并签有相关保密条款。2011年4月份,被告人汪紫平在江苏谷登公司派其去武汉参加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展会期间,未办理正常离职手续离开江苏谷登公司,并将其电脑上的技术图纸拷贝至U盘带到江苏玉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泉公司),主要从事YQ3000-L型水平定向钻机的研发工作。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玉泉公司陆续生产并对外销售三台YQ3000-L型水平定向钻机。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紫平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盐知刑初字第0004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汪紫平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判决被告人汪紫平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免予刑事处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江苏谷登公司涉案履带行走装置技术信息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以及江苏谷登公司涉案损失数额是否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根据现有证据,均存在一定疑点,尚不能满足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最终改判被告人无罪。
【典型意义】
本案较好体现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定罪量刑证据应当确实充分,且案件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据裁判理念。二审法院依法坚持对鉴定报告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纠正了仅对鉴定报告进行形式审查的认识误区。通过对财务鉴定报告的基础财务数据的审查,发现本案损失数额计算所依据的产品市场价格评估存在重大疑点。通过对司法技术鉴定所依据的技术资料的审查,发现第二次鉴定所依据的技术资料存在较大疑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本案充分体现了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工作推动下,审判、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观念以及刑事证据裁判意识进一步统一。本案二审中,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检察机关提出无罪建议,二审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取得了较好的审理效果。本案的裁判结果充分体现出审理法院在依法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同时,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审判中,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事证据裁判标准的刑事司法理念。
2016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蒂森克虏伯机场系统(中山)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79号民事判决书〕
2.昆山山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与天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610号民事裁定书〕
3.温州宁泰机械有限公司与温州钱锋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06号民事判决书〕
4.埃斯科公司与宁波市路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知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书〕
5.肇庆市衡艺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建阳顺意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1345号民事判决书〕
6.李占全与赵金山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684号民事裁定书〕
7.江苏腾天工业炉有限公司与重庆沃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2427号民事判决书〕
8.胡崇亮与佛山市南海迪利装饰材料厂、董峰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17号民事判决书〕
9.深圳市基本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思派硅胶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036号民事判决书〕
10.克里斯提·鲁布托与广州问叹贸易有限公司、广州贝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广州欧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诉前禁令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73行保1、2、3号民事裁定书〕
11.美国催化蒸馏技术公司申请陕西华浩轩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诉前证据保全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证保2号民事裁定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12.张绍恒与沧州田霸农机有限公司、朱占峰侵害商标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640号民事裁定书〕
13.杭州奥普卫厨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现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凌普电器有限公司及杨艳侵害商标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16号民事判决书〕
14.沈阳广播电视台与沈阳吉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
15.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与北京三精日化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知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
16.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船厂路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
17.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荣灵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民事判决书〕
18.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苏州)有限公司与钓鱼台美高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书〕
19.参考消息报社与福建百度博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1533号民事调解书〕
20.深圳市引领平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5570号民事判决书〕
21.广东微信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3137号民事判决书〕
22.安佑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自贡联合饲料有限公司、深圳安佑康牧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319号民事判决书〕
23.捷豹路虎控股有限公司与成都路虎商贸有限公司、南通诚荣贸易有限公司、吴晓春、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350号民事判决书〕
24.西双版纳同庆号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易武同庆号茶业有限公司、高丽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534号民事判决书〕
25.重庆松江管道设备厂与上海松江环福橡胶制品厂、重庆环德信管道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元阀门销售部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151号民事判决书〕
26.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空港浙商皮革城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诉中禁令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536号民事裁定书〕
27.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银川市正源北街店、宁夏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宁民终13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侵权、权属纠纷案件
28.孙新争与马居奎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136号民事裁定书〕
29.齐良末等与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超越世纪图书商贸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申200号民事裁定书〕
30.上海耀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641号民事判决书〕
31.江苏林芝山阳集团有限公司与磊若软件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300号民事判决书〕
32.叶宗轼与浙江冠素堂食品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118号民事判决书〕
33.上海美术电影制作厂有限公司与杭州玺匠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90号民事判决书〕
34.安少康与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三终字第00158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合同纠纷案件
35.钦州锐丰钒钛铁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技术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
36.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世纪丽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申请诉前行为保全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保1号民事裁定书〕
37.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吉林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承恩山泉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凤源春武当道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
38.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聚网视科技有限公司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
39.李瑞河、漳州天福茶业有限公司与刘建致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姓名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563号民事判决书〕
40.兖州市量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邹城兖煤明兴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吴宝庆、何金良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364号民事判决书〕
41.湖南富丽真金家纺有限公司与湖南富丽真金家具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
42.湖南省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名巢靓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1380号民事判决书〕
43.北京紫御湾科技有限公司与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贵民三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行政案件
44.吕汉杰与汕头市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林明海专利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终1134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行政案件
45.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62号行政裁定书〕
46.格里高利登山用品有限公司与鹤山三丽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154号行政裁定书〕
47.布鲁特斯SIG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159号行政裁定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沈靓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上诉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3刑终194号刑事裁定书〕
49.邓丰成、程先荣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上诉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刑终147号刑事裁定书〕
50.彭梵侵犯商业秘密罪上诉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刑终593号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律师协会,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律师协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中法委发〔2019〕1号)有关要求,形成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9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重大决策部署,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中法委发〔2019〕1号)关于“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引入专业力量参与执行,建立健全仲裁、公证、律师、会计、审计等专业机构和人员深度参与执行的工作机制,形成解决执行难的社会合力”要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定本意见。
一、深刻认识律师参与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
1.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确保法律全面准确实施的重要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将解决执行难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执行工作重要意义,强化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构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律师参与执行工作,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助于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提升执行工作能力,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有助于凝聚各方面力量,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充分发挥律师在执行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充分发挥律师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执行案件数量持续增加,执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亟需律师等专业力量深度参与执行,通过发挥职能作用和承担部分辅助性工作,促进生效法律文书及时有效执行。特别是,不少当事人在专业知识和查人找物等方面存在较大需求,需要律师发挥其在法律规范适用、财产线索查找、执行风险评估、合法权益救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提高对律师参与执行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和创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推动律师参与执行的各项工作机制,为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优势作用提供支撑和便利。
3.充分发挥律师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执行工作对抗性强、风险性高,极易引发矛盾和冲突。要充分发挥代理律师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之间沟通协调。代理律师要引导、协助当事人正确认识生效法律文书裁判结果,使其充分知悉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风险和后果。当事人不认可裁判结果的,应当引导其依法通过相应程序解决。存在和解可能的,可以提出和解建议,协助委托人与对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助当事人起草和解协议时,应当秉持勤勉、专业的要求,确保要素齐全、行文规范、切实可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代理律师可以协助委托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或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执行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鼓励通过律师调解等方式化解执行争议,探索推动设立“律师志愿服务岗”“律师调解工作室”等,做好执调对接工作,为律师以中立第三方身份参与矛盾化解创造条件和便利。
4.充分发挥律师在财产保全中的作用。代理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充分释明诉讼风险,明确财产保全对其实现权益的重要性,引导当事人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已经采取保全措施的,提示当事人可以在保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续行保全申请;符合解除保全情形的,提示当事人可以及时申请解除保全。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简化保全工作流程,推广保全保险担保机制,为当事人申请保全提供便利。要公开申请保全的条件、方式和流程,对符合条件的财产保全申请,应当及时受理和采取保全措施,并告知申请保全人或代理律师保全裁定的内容、保全期限届满日及有关申请续行保全的事项,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知情权、异议权、复议权。
5.充分发挥律师在执行调查中的作用。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可以协助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或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应当告知被执行人有向人民法院如实报告财产的义务,并向其说明拒不报告、虚假报告或逾期报告财产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和其他必要方式开展执行调查。要依法保障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进一步拓宽执行调查方式和渠道,研究建立委托律师调查相关工作机制。
6.充分发挥律师在财产控制和变价中的作用。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完成财产控制后,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或代理律师财产控制情况。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代理律师可以协助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防止期限届满后财产被转移等后果出现。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控制的财产进行变价,严禁违规评估、拍卖财产及违规以物抵债。在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过程中,代理律师应当协助当事人配合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拟变价财产的权属、权利负担、占有使用、欠缴税费、质量瑕疵等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代理律师在财产变价过程中的执业权利,确保财产变价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执行款到账后,人民法院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通知申请执行人或有特别授权的代理律师办理领取手续,严禁隐瞒、截留、挪用执行款物及拖延发放执行案款。
7.充分发挥律师在防范和打击规避执行行为中的作用。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后果,引导、协助其尊重生效法律文书,依法履行义务。被执行人存在失信等违法情形的,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可以协助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可以依法调查取证,协助申请执行人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人民法院应当加大对规避执行行为的防范和打击力度,对符合法定情形的被执行人,依法及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恶意逃避执行及转移、隐匿财产的被执行人,依法及时适用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对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以及妨害公务犯罪的行为人,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代理律师引导帮助申请执行人提起刑事自诉的,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支持配合,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和裁判。
8.充分发挥律师在参与分配和执行转破产程序中的作用。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可以协助该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受理。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同意的,代理律师应当积极协助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执行部门提供相关材料。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具备重整条件的,代理律师应当积极协助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被人民法院指定为破产管理人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切实履行职责,制定可行重整计划,协助人民法院做好重整工作。
人民法院应当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的审查工作,保障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序衔接。积极推进简易破产程序设计,快速审理“无财产可破”案件。
9.充分发挥律师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的作用。人民法院拟对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应当将案件的执行情况、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或代理律师。代理律师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向人民法院反映当事人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同时向当事人全面客观释明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法律依据和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执行人及代理律师的意见记录入卷,严禁违规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得变相强迫申请执行人或代理律师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应当对案件进行定期查询。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不立即采取执行措施可能导致财产被转移、隐匿、出卖或毁损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也可以依职权立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
10.充分发挥律师在执行救济中的作用。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规范执行,严禁“冷硬横推”及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代理律师可以引导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受理并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代理律师可以引导当事人依法提出执行异议、复议,或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有关规定,深入推进律师代理执行申诉制度,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积极化解执行信访案件。
11.充分发挥律师在执行法治宣传中的作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积极向社会开展执行法治宣传教育。要广泛宣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增强当事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动形成“守法守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要讲清“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区别,帮助当事人充分认识诉讼风险以及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风险,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三、切实加强律师参与执行工作的保障
12.保障当事人依法委托律师代理执行案件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律师代理执行案件,并列明律师的职能作用。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没有委托律师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因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劳动报酬等涉民生案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申请材料,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13.构建执行人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关系。人民法院要全面落实司法公开要求,畅通正常交流及意见建议表达渠道,为律师发挥作用营造风清气正、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要严格规范执行人员行为,杜绝执行人员与律师之间不正当交往甚至违法交易等问题。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严禁执行人员违规会见当事人、代理人、请托人或与其同吃、同住、同行;严禁“吃拿卡要”或让当事人、律师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费用;严禁充当诉讼掮客、违规过问案件及泄露工作秘密。积极构建执行人员与律师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
14.构建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体系。人民法院要通过APP、即时通讯、微信小程序等技术手段,打造“微法院”“智慧法院”,为当事人和代理律师提供智能化诉讼服务。要深化执行信息化建设与运用,打造集约化执行公开平台,做好平台与法院执行案件管理等系统的对接,为当事人和律师提供“一站式”执行信息公开服务。要增强执行公开网的交流互动性,为当事人和律师提供更加便捷的联系法官渠道,调动律师参与执行、支持执行、监督执行的积极性。
15.加强对律师执业的监督管理。在参与执行工作中,律师应当恪守“忠诚、为民、法治、正义、诚信、敬业”的职业道德,自觉践行遵守宪法法律、忠于事实真相、严守执业纪律、坚持谨言慎行的基本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律师在执行工作中执业的监督管理,对违反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应当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16.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加强沟通交流,建立健全常态化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律师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建议,研究解决律师参与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调处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和律师违法违规等相关事项,不断推动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为深入推进律师参与执行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9件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9件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3月23日)
3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包括陕西省略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9件。
此次发布的9件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所涉违法类型多样化,包括自备成品油、轻循环油、燃气等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尾矿库污染、违规采矿导致地面坍塌;违法建设、违法施工带来的消防、交通安全隐患,及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隐患等新问题。此外,还突出预防性司法理念,公益保护手段多元化,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在浙江省海宁市检察院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针对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以专家论证、技术实验为支撑,通过公开听证方式进行审查,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开展加油站扫码支付业务专项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领域目前还不是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却是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建立安全生产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建议探索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20个对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探索予以明确。
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宛生表示,发布这批典型案例,一方面希望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形成协同共赢的示范效应,促进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安全生产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引入独立的、外部的监督,将检察公益诉讼作为安全生产行政监管的法治保障、破解安全生产公共利益保护困境的有效路径、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与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推动构建安全生产重大线索信息共享平台。
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1.陕西省略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2.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诉安徽省裕翔矿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违规采矿民事公益诉讼案
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自备储油加油设施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4.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燃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5.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建设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6.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7.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施工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8.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9.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小煤矿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案例一
陕西省略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尾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尾矿库安全隐患 跟进监督 专项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高风险尾矿库未依法及时闭库,存在尾矿泄露、溃坝等重大安全隐患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整改不到位,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刚性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整改落实。
【基本案情】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何家岩好益选矿厂汪家沟尾矿库(以下简称汪家沟尾矿库)地处长江上游嘉陵江流域,所选矿种为铁矿,属于非重金属尾矿库,2003年3月建成使用,2006年停止使用。该尾矿库未依照《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实施闭库,存在坝坡偏陡、排水沟不全、坝顶滩面洪水无法进入排洪涵洞、库尾排洪涵洞进口有破损现象、观测设施不全等重大安全隐患。该尾矿库占地18.9亩,坝体坡脚紧邻农村公路,50米内有群众居住,距何家岩中心社区约600米,2018年被原汉中市安监局评定为D级尾矿库(最高危险等级),系“头顶库”,严重危及周边居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该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2018年6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陕西省院)将该案线索交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汉中市院)。略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略阳县院)收到汉中市院交办线索后,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查、调取行政机关执法卷宗、询问证人,发现汪家沟尾矿库由略阳县何家岩好益选矿厂(以下简称好益选矿厂)投资建设,好益选矿厂成立于2004年4月,2010年6月被注销,其债权债务转让给略阳县天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宁矿业公司)承担。2011年天宁矿业公司停产,2013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2014年企业留守人员撤走后,汪家沟尾矿库就由略阳县安监局和何家岩镇政府安排人员值班值守。2018年,原略阳县安监局的安全生产监管等职责由新组建的略阳县应急管理局行使。略阳县院认为,略阳县应急管理局作为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在该尾矿库长期未依法闭库时未能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该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2018年10月11日,略阳县院向略阳县应急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企业不主动实施闭库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2018年12月7日,略阳县应急管理局回函称,已于2018年6月至11月对汪家沟尾矿库实施了应急治理工程,但因该尾矿库企业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去世,已将该尾矿库确定为业主失联尾矿库,故未作出行政处罚。检察机关跟进调查发现,略阳县应急管理局虽于2018年汛期实施了应急治理工程,但没有依法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管理单位,汪家沟尾矿库从不再排尾作业到被确定为业主失联尾矿库后至今未按要求进行闭库,也未按“头顶库”的治理方式进行彻底治理。2019年汛期连续降雨,汪家沟尾矿库排洪设施损毁严重,仍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风险,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19年12月31日,略阳县院向略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略阳县应急管理局对汪家沟尾矿库继续履行监管职责,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庭审中,双方围绕行政机关是否履行监管职责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质证、辩论。2020年5月25日,略阳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略阳县应急管理局制定相关整改方案,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对尾矿库进行安全检查,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略阳县嘉陵江上游无主尾矿库治理项目已由县发改部门立项,待资金到位后对汪家沟尾矿库实施闭库工程或清库处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三级检察机关坚持上下联动,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理解支持。略阳县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县尾矿库逐一排查,有效治理嘉陵江流域尾矿库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汉中市院向汉中市委作专题汇报,汉中市委高度重视并要求全市开展尾矿库专项治理工作。陕西省院在全省开展尾矿库专项调研,并就嘉陵江流域尾矿库综合治理问题向省政协会议递交提案。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对嘉陵江流域尾矿库采取“一库一策”的措施予以治理,并上报应急管理部争取尾矿库隐患治理资金。目前,陕西全省46座尾矿库已被列入治理工程项目,并完成了21座“头顶库”治理工作。
【典型意义】
尾矿库是堆存尾矿、保护环境的重要设施,也是一个具有高势能的人造泥石流危险源。本案中所涉尾矿库为危险等级高的“头顶库”,是国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对象,如果不依法及时闭库,可能造成尾矿泄露、溃坝、环境污染等重大安全事故和生态环境问题,会给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嘉陵江下游城市饮用水源安全、沿江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检察机关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仍未能全面充分履职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三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下联动,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推动党委、政府开展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有效整治长江上游嘉陵江流域尾矿库安全隐患,起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案例二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诉安徽省裕翔矿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违规采矿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违规采矿 协同治理 跟进执行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并具有严重安全隐患等问题,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推动行政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及时介入事故调查处理,聘请专家勘查评估,并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涉案企业接受调解,并自愿开展治理修复工作,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基本案情】
2004年7月,安徽省裕翔矿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翔公司)取得马头城地下铁矿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4.40km2,开采标高-35 m~-172 m,生产规模20万吨/年,设计采矿方法为分段电耙浅孔留矿(嗣后充填)采矿法且地表不允许陷落。2014年1月22日,裕翔公司因安全生产管理不善,未依规对采空区采取有效支护与填充措施而导致矿区坍塌,地面坍塌面积约2000m2,深度达16m,造成周围农田和种植物毁损。矿区塌陷后,一度引起当地居民恐慌,多家媒体以“蚌埠一林地里现半个足球场大‘天坑’因铁矿开采所致”等标题报道该事件。
【调查和诉讼】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禹会区院)发现涉事企业违规采矿引发地面塌陷的媒体报道,遂开展线索初查并同步向蚌埠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蚌埠市院)请示。2018年5月18日,蚌埠市院指定禹会区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蚌埠市、禹会区两级检察机关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初步查明马头城铁矿地下违规开采、采空区处置不当导致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基本事实。因本案成因复杂,违规采矿发生在地下且跨度时间长,需要专业技术鉴定评估,蚌埠市院会同禹会区院统筹协调国土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禹会区政府开展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工作。经禹会区政府委托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勘查评估认定,事故系因未对采空区采取有效支护与填充措施导致塌陷,地下采空区和地面塌陷灾害处于不稳定状态,存在严重地质灾害隐患,危险区17.14亩,影响区46亩;可以尾砂胶结浆填充采空区及岩体裂隙进行治理,工程预算466.58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禹会区院向禹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禹会区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裕翔公司采取治理措施消除马头城铁矿采空区和塌陷区危险,对塌陷区复垦恢复原状。庭审中,裕翔公司对所有证据均无异议,主动申请调解,并提交了具有资质机构出具的治理修复方案、工程预算、进度安排等。2020年10月10日,禹会区法院制作调解书,明确裕翔公司应于2021年7月30日前按治理修复方案自行施工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并通过验收,如在期限内不能按期完工或者验收不合格,则应承担所有治理修复费用。
法院调解后,禹会区院主动向当地党委、人大报告,协同法院、有关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现场督导并召开联席会议,明确由应急管理部门和属地政府负责监督治理修复,由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负责验收。目前,各方已根据修复方案进场施工和监督,取得初步成效。
【典型意义】
违规开采矿山造成的采空区塌陷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而且具有重大安全隐患,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修复。检察机关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依法及时介入调查,坚持一体化办案,推动多部门协同开展案件调查取证及修复治理等工作。在办案中坚持以保护公益为宗旨、以生态修复为导向,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涉案企业的公益损害责任,在被告有条件且自愿自行修复的前提下,为节约司法资源、及时保护受损公益,同意案件调解结案并尽快开展修复工作。同时,采取现场督导、联席会议等方式加强跟进执行监督,明确监管和验收责任人,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案例三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自备储油加油设施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自备成品油安全隐患 行业整治
【要旨】
针对工矿企业、物流客运公司擅自建设使用自备储油加油设施,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以点及面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区域内同类问题的联动整治与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伟龙矿业等9家工矿企业、物流客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建设自备储油加油设施,且油罐设置管理随意,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无防雷电防静电设施,用油操作不规范,日常安全管理制度严重缺失,安全生产隐患问题突出。同时,部分企业还存在违法占地、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衢江区院)在走访摸排中发现该线索并立案。通过查勘现场、调查问卷及向属地乡镇和经信、应急管理等部门核实,查明伟龙矿业等9家企业擅自建设的自备储油加油设施不符合安全生产、消防、环保、规划、国土、气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未经属地经信部门登记备案,存在安全生产等隐患,相关部门未能形成监管合力。同年4月28日,衢江区院向依法负有监管职责的属地乡镇政府和衢江区经信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气象局等5家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各自监管职责,联合对企业自备储油加油站点的用地规划、环境保护、消防安全、气象灾害防御、油品来源与质量等方面隐患开展综合治理,联动开展调查处置,同时做好全面排查整治。
各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主动加强与检察机关对接协商,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2019年5月,区经信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对上述9家企业自备储油加油站点进行现场调查,后专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存在的问题和行业监管要求,提出分类处理意见。责令4家未批先建、违法占地的企业关停、限期拆除相关设施,5家储油加油设施设置不规范、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进行整改提升。经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该5家企业已完成用地规划、环评的审批,完善消防设施、防雷设施的设计建设与验收,并就油品来源与正规的批发企业签订供销合同,保障油品质量。2019年9月,区经信局牵头组织开展全区企业自备储油罐排查和整治专项行动,按照分类处置原则,推进行业整改和规范提升。同时,考虑企业用油的刚性需求,出台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规范联合审查审定程序,明确申报流程、规划建设标准、落实联合监管措施,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办案过程中,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加强跟踪指导,并在全市部署开展企业自备成品油领域专项监督,共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企业130余家,共发出检察建议33件。对专项活动梳理形成调研报告报市政府并引起高度重视,促成市商务局牵头开展全市企业自备储油罐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企业自备储油加油设施安全管理,健全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典型意义】
部分企业自备储油加油站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违法用地、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危及企业健康发展和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该类问题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存在监管盲区和漏洞,自备成品油也是工矿企业的刚性需求,不宜简单加以取缔。本案中,检察机关监督保障企业安全健康发展,推动相关监管部门分类施策,联动开展调查处置。从源头上规范畅通新增企业储油加油设施建设审查审定程序,支持和引导企业规范有序建设,严格安全准入标准,加强安全管理教育,强化行业自律,切实防范安全风险。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深入开展企业自备储油加油行业专项整治,为护航民营企业安全健康发展、推进市域综合治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案例四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燃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燃气安全 专项监督 系统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燃气行业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督促多个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尽责,形成合力消除安全隐患,推动燃气行业全链条的系统化、规范化、综合化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检察机关在对涉及安全生产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进行研判时发现,全市瓶装液化气换气站、瓶装液化气充装企业、管道燃气企业、汽车加气站在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燃气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威胁燃气安全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至7月,七台河市检察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燃气安全管理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专项工作,对全市范围内的燃气行业全链条进行监督,监督范围涉及燃气行业的4个领域。一是对瓶装液化气换气站进行调查。6月初通过非公开性调查,共发现17家换气站存在非法经营的情形,且都位于或邻近居民区。有的换气站在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场所内储存液化气,部分车辆在未取得危险物品运输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运输瓶装液化气,部分换气站还存在非法倒罐行为。办案人员于6月30日对上述17家换气站进行公开性调查,现场共发现已充装液化气的大小钢瓶500余个,待充装的大小钢瓶400余个,其中有40余个钢瓶已超过检测期限或使用年限;发现用来倒罐的压缩机6台,导管14根,地称11台;还发现用于运输瓶装液化气的车辆25辆,其中13辆无危险物品运输许可证,属非法运营。运输车辆还存在未配备灭火器、押运员、未在排气管尾部加装灭火罩、未给钢瓶佩戴防震圈等问题。二是对瓶装液化气充装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充装企业存在为换气站从事非法倒罐提供液化气,为非自有产权液化气钢瓶进行充装、充装前不按照规定对钢瓶质量进行认真检查及不按规定填写充装记录等问题。三是对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进行调查。发现部分居民燃气用户使用管道燃气多年,但使用期间管道燃气企业未曾入户检查;有的虽入户检查,但检查频率没有达到法定最低频率要求。四是对汽车加气站进行调查。发现汽车加气站普遍存在未严格查看加气车辆是否具有“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的问题,致使部分无证车辆加气后上道路行使。同时,部分车辆加气时车内乘客未到安全区域等候,而是在加气区逗留,工作人员并未进行劝导,以上行为都存在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认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部分地区该职能隶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燃气行业的监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燃气压力容器的监管部门、市交通运输局作为危险物品运输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作为危险物品的监管部门,对燃气行业四个领域及各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均未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监管职责,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据此,两级检察机关一方面向市、县(区)两级共计10个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各部门根据各自监管职责,对燃气行业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深化践行“监管违法追责、犯罪行为打击、公益损害恢复”的“三位一体”办案模式,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线索17件。
各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第一时间与检察机关对接。检察机关秉承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组织召开圆桌会议,积极与行政机关沟通,共同研究解决整改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形成监管机制完善、监管责任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到人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其中,城市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公安机关等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共清理、整治换气站28家,依法取缔全部违规经营的换气站。为切实服务“六稳”“六保”,检察机关经多方沟通协调,相关换气站从业人员及所属车辆均被纳入瓶装液化气充装企业统一管理,并由政府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运输车辆及空钢瓶存放场地,帮助其规范经营,妥善解决就业保障与民生需求问题。城市管理、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燃气充装企业、管道燃气企业、汽车加气站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行查处,提出整改意见,要求涉事企业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同时,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移交的问题线索,对10名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燃气引起的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本案中,七台河市检察机关立足保障安全生产,守护美好生活,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监督范围,在全市开展燃气安全管理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专项工作,两级院检察长均作为主办检察官带头办案,统一指挥,综合运用蹲守、跟踪、无人机航拍、现场勘验检查等多种调查手段,对燃气行业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全链条监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召开圆桌会议、移送违法线索等方式,督促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齐抓共管,共同推动问题解决。同时,坚持新发展理念,帮助涉事企业规范经营、转型升级,推动燃气行业规范化管理,实现保护公益与保障民生的最优结合,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五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建设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建设 消防安全 协同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大型商住楼楼顶存在大面积的违法建设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委托专业机构出具安全隐患检查报告,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职,形成监管合力,并全程监督、协同行政机关拆除全部违法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基本案情】
泰州中嘉装饰城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东部市场群核心区,专门经营装饰材料,占地面积约295亩,现驻商户600余家,容纳住户190余户。自2010年3月工程竣工以来,中嘉装饰城有38家商户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陆续在其中六栋楼的楼顶搭建违法建设用于旅馆经营、货物仓储、办公等,由此产生建筑材料易燃、安全通道闭塞、消防设施不全等一系列安全隐患。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泰州市城市管理局先后对其中14家违法建设商户作出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后因执法难度大,该14家商户违法建设一直未依法拆除。对其余24家商户违法建设,该局亦未依法处理,安全隐患仍持续存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3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京泰路街道办)接到群众反复投诉,反映泰州中嘉装饰城存在违章建设的问题。因其无行政处罚权,遂主动与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陵区院)对接,请求检察机关依法介入。海陵区院收到上述线索后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该案涉及多个市级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将该案报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泰州市院)办理。2020年5月,泰州市院对该案立案审查,成立由两级院检察官组成的公益诉讼办案组,会同京泰路街道办开展逐一入户调查工作,核实违法建设的业主信息、建设时间、面积、建材、用途等资料,并对各违法建设中存在的消防、电气、防雷等安全隐患进行现场勘查,同步收集固定证据。受海陵区院和京泰路街道办委托,泰州市某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对上述违法建设出具安全隐患检查报告,认定上述违法建设存在易燃泡沫夹芯板建材、未设置消防设施、防雷接地网受损、电器设备裸露、过道堆放杂物等52处安全隐患。办案人员结合查明的相关事实,认为相关行政机关有履职不到位导致存在公共安全隐患的情形。2020年7月31日,泰州市院分别向泰州市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当面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分别对中嘉装饰城楼顶违法建设行为、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泰州市城市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次日即召集海陵区政府办、城管局、防雷办等多部门召开中嘉装饰城违法建设专题整治会,并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共商整治对策。因违法建设拆除涉及到众多商户的财产损失,检察机关又主动牵头组织海陵区城管局、消防救援大队、街道办召开联席会议,就整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统一认识,做细做实相关准备工作,确保拆除工作平稳有序推进。2020年8月,泰州市城市管理局依法对24户尚未处罚的违法建设业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限期拆除违法建设。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对《检察建议书》中指出的安全隐患逐条进行核查处理,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2处。京泰路街道办牵头组织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通过集中采取“逐户宣讲+友善助拆+依法查处”的方式,合力推进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同时对拆除部位进行防水施工,解决了商户提出的楼顶渗水问题。经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监督,截止2020年10月底,38户违法建设已全部拆除完毕。整改完毕后,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市场消防安全告知书》,对中嘉装饰城全体商户进行消防安全提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并常态化开展巡查,防止上述问题死灰复燃。
【典型意义】
本案中,装饰城楼顶的违法建设位于装饰材料集中、人口密集的商户区内,违建面积大,安全隐患多,相邻关系复杂,同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和多方主体利益,整治难度较大,成为困扰周边群众日常生活的老大难问题。泰州市两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要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协同有关部门落实和完善“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任链条。在复工复产期间,通过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调查,深入排查存在问题,委托专业机构出具检查报告,全面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在深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泰州市院当面送达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尽责,并协同相关部门共商治理对策,采取有效措施。最终促使久拖未决的违法建设得以全部拆除,从根本上消除了长期存在的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六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加油站扫码支付 公开听证 专项整治
【要旨】
针对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以专家论证、技术实验为支撑,通过公开听证方式进行审查,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开展加油站扫码支付业务专项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基本案情】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应用,加油站“不下车加油”、手机扫码支付的服务模式盛行。浙江省海宁市有多个加油站均存在工作人员在油枪旁让车内车主手机扫码支付或车主用手机扫描加油机旁印刷的二维码支付等情形。这样的支付方式虽然给车主带来了便捷,但是扫码支付发射的功率可能引发射频火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这些加油站紧挨海宁市客运中心、居民小区、建材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爆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面临巨大风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浙江石油分公司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篇文章《疫情当前,您不下车即可加油付款,不进店即可开具发票,还可以......》,引起了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宁市院)的关注。海宁市院经走访调查发现,辖区内62家加油站均存在工作人员在油枪旁让车内车主手机扫码支付加油费、加油机旁印有可供手机扫描的二维码等情形。2020年6月15日,海宁市院层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院)审批后决定立案审查。为解决“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海宁市院召开专题会,邀请浙江省安全协会的专家到会指导,并联系通讯部门进行手机电磁辐射实验。通讯专家对手机待机、使用volet通话、扫码支付和观看视频等四种场景下的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W/m2)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手机在上述四种情景下都会发射功率,而手机扫码支付发射的功率远远大于手机通话发射的功率。同年7月3日,为多方听取意见,海宁市院专门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安全专家、通讯专家、法学专家、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担任听证员,社会公众代表、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作为听证当事人,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媒体等参加旁听。听证会上,安全专家对于手机扫码支付发射的功率可能引发射频火花进行了分析,通讯专家对于手机四种不同场景下的W/m2进行了说明,法律专家对于行政机关履职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阐释。通过公开听证,最终得出“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结论。同年7月7日,海宁市院根据听证结果向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对辖区内加油站开展专项排查,依法查处违反危化品安全经营的行为,并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同时加强日常监管,切实消除支付安全隐患。
海宁市应急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召开全市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在全市部署推进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2020年7月17日,该局联合海宁市商务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的整治方案》,提出进一步规范全市加油站经营行为的八条意见。同年7月23日,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向海宁市院回复整改情况,海宁市辖区内62家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已全面叫停,安全隐患已消除。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同步跟进,以办理该案为契机,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消除加油站经营安全隐患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同时,浙江省院部署要求全省各地检察机关全面排查类似违法行为,推动专项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典型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移动扫码支付已成生活常态。许多加油站推出手机扫码支付服务,虽然给人们生活出行带来便利,但是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手机扫码支付,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以专家论证、技术实验为支撑,组织召开多方参与的公开听证会,充分发挥社会公众代表的监督作用,将专业判断、法律适用和社会公众的朴素认知相结合,进一步论证公益受损事实,消除人们认识误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同时,充分发挥办案一体化优势,省、市院通过挂牌督办、跟进指导,以点带面同步开展专项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有效推动全国多地叫停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的移动支付业务。
案例七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施工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施工 公开送达 类案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建筑施工单位违法施工、在高风险施工作业过程中未严格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根据违法事实的现实危险性和整改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十五日内依法履职,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基本案情】
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某商住楼项目工程,在施工中塔吊臂经常伸到工地外吊取工程材料,严重威胁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榆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曾于2019年4月19日对该项目建设单位发送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该项目单位一直未进行整改。晋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曾于2019年4月26日对该项目进行现场勘察,但未作出任何监管措施。该项目工程的违法施工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榆次区院)收到群众反映的上述线索。经层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同意,榆次区院于2019年6月1日对该线索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该项目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属于违法施工。该项目工程地处两条交通要道交叉处,紧临马路,过往行人、车辆多且密集;该项目工地上的三台塔吊经常将起重臂伸到工地外的主干道上吊取工程材料,而在起重臂下的范围没有设置任何提醒过往行人、车辆注意的警示标志和保护设施,严重威胁过往行人、车辆的安全,存在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
2019年6月19日,榆次区院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召开公开送达现场会,依法公开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该商住楼项目无证施工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对全市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进行清查,特别对临街或闹市区工程项目重点督查,消除各种潜在的安全隐患。考虑到安全隐患的现实危险性和整改紧迫性,榆次区院根据“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十五天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员深入项目工地进行现场办公,核查相关违法事实,并对施工、建设、监理单位下达关于责令限期消除项目重大安全隐患的通知。住建局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将三台塔吊封存禁用,并多次派员到施工现场检查并督促整改。对施工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建议,并移交榆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经过整治,涉案项目工地已按规定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工地内清理出专门场地作为材料吊装区和大型建筑材料存放区、加工区,材料加工后均按要求运送到吊装区进行吊装,在施工所涉路段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并派专人轮流值守,杜绝场外吊装,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推动施工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在现场组织开展施工安全教育培训会,做到防范于未然。同时,住建局从建筑市场行为和质量安全隐患两方面,对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进行重点排查,共排查在建项目114个,发现安全隐患12项,其中限期整改10项,停工整改2项,确保建筑市场安全平稳运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典型意义】
建筑法规定,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处于交通枢纽、人员密集场所的施工活动,要采取更为严格、规范的安全监管措施。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及时调查取得有效证据的基础上,一方面,采取召开现场会的形式公开送达检察建议,既体现了法律监督的严肃性和检察建议的刚性,也增强了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另一方面,着眼于违法施工安全隐患的现实危险性和整改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十五天内对检察建议进行回复整改,跟进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介入,综合运用停工整改、行政处罚、挂牌督办等监管手段,在短期内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通过个案办理推动行政机关开展建筑工程领域系统治理,全面辨识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方位治理安全隐患,为推进城市综合治理贡献了公益诉讼检察力量。
案例八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危险化学品 先行处置 行业整治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刑事案件扣押的易爆危险化学品未妥善保管处置、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情况,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安全监管部门在公安机关固定留取证据后,先行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推动行业综合整治,完善安全生产预防控制的责任链条。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至6月,康某租借他人营业执照,在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且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贵溪市某村庄储存、销售伪劣燃料油600余吨。该燃料油为“轻循环油”,是一种轻质油类,主要用于大型机械、船舶等燃料用油,其闪点集中于27°C-48°C,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康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但现场遗留的燃料油罐未得到妥善处置,存在极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潜在危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8月12日,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贵溪市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履行审查逮捕职责时,发现康某非法储存、销售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将相关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2020年8月25日,贵溪市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牵头组织公安、消防、应急管理、供电、辖区镇政府等部门现场查看,聘请石化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经调查发现,康某生产“轻循环油”的厂房位于人口密集的村庄旁,距离沪昆高速公路不足20米。现场有8个大型油罐,罐内装有“轻循环油”40余吨,厂区大门无人值守,也未设置安全提示警示标志。储油罐罐口未密封、不具备防溅漏等基本安全防护功能,可轻易被打开,现场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柴油味道,一旦遇到火源,极易引发爆炸事故。此外,产生的污染物被直接排入周边农田,破坏生态环境。贵溪市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规定,应急管理局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鉴于情况的严重性、紧迫性,贵溪市院立即与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先采取临时性应急措施,包括在厂区划定警戒线,疏散附近居民,断电并配备消防器材,安排人员24小时对厂区轮班值守等。
2020年9月7日,贵溪市院分别向贵溪市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林业局及辖区镇政府上门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市应急管理局尽快制定处置方案,将厂区内现存的“轻循环油”依法妥善处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加强与公安、生态环境、林业、镇政府等部门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的协助配合,强化案件信息共享,推动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建议其他相关行政机关依照各自职责,对康某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以保护生态环境。
发出检察建议后,贵溪市院应市应急管理局申请,协调公安机关在完善固定相关刑事案件证据后将扣押的“轻循环油”交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处置。2020年9月8日,贵溪市应急管理局邀请检察机关、生态环境、消防、中石化贵溪分公司到现场会商具体处置措施,其后根据会商情况,制定《高速路口非法成品油窝点储油设施隐患治理方案》,并报贵溪市政府同意。同年9月9日至10月11日,贵溪市应急管理局先后组织中石化贵溪分公司对油罐内的“轻循环油”转运、清空、无害化处理;组织消防部门对油罐注水、对罐内残留的危险化学品置换;组织第三方专业公司对罐内污水进行专业处理,对所有油罐、管道管线等储油设施设备进行切割、回收。贵溪市生态环境局对现场遗留的炼油危废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置。贵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康某租借的营业执照进行了吊销。贵溪市林业局对违法占用林地搭建厂房的周某依法作出责令补种、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镇政府组织人员对违建厂房进行了拆除,以防止“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
办案过程中,贵溪市院对近年来办理的涉危险化学品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分析,形成《关于全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情况专项调研报告》并呈报当地党委政府参阅。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贵溪市院会同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排查全市2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现161个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先后牵头组织召开3次联席会议,提出23条磋商意见,监督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责令整改指令书50份,推动相关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20项。
【典型意义】
危险化学品安全事关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本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加强检察公益诉讼与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的衔接,在严厉打击非法储存销售危险化学品犯罪的同时,注重前端风险防控,充分运用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多个监管部门同向发力,先行处置涉刑事案件扣押的易爆危险化学品,有效化解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推动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区域性问题,通过联合执法、召开联席会议、呈送专项调研报告等方式,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助力优化安全生产预防控制体系,为促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贡献检察力量,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九
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小煤矿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小煤矿关闭整治 专项监督 公开宣告 综合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辖区内小煤矿监管混乱、安全事故多发等问题,三级院联动开展公益保护专项监督,综合运用公益损害恢复、监管违法追责、犯罪行为打击等多种手段,助力推动当地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隐患。
【基本案情】
为推动解决煤炭行业“小、散、乱”和安全事故多发等问题,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出台《黑龙江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整治,要求现有单井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以下且不具备扩建到年产30万吨及以上规模的煤矿,2018年底前一律淘汰、关闭退出。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地区(以下简称四煤城)的小煤矿问题尤为突出,年生产能力在15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多达数百个。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27日至9月27日,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指示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黑龙江省院)以维护安全生产、生态安全为切入点,以公益保护为着力点,在四煤城组织开展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工作。召开专题党组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哈尔滨、大庆、黑河地区及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机关共130人成立4个工作专班,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坚持三级院上下联动,聚焦四煤城年生产能力在15万吨以下的387个小煤矿,进行“全覆盖”调查。
黑龙江省院针对煤炭领域专业性强的特点,组织4个专班干警集中培训,聘请10名煤炭行业专业人员异地交叉调配,提供专业咨询保障;配备无人机、GPS定位器、激光测距仪等装备,夯实技术保障;3次向省委书记、省长汇报阶段性工作,争取党委政府支持;10次下发书面指导意见,并深入专班驻地,指导推进调查取证工作。各专班聚焦“公益损害恢复、监管违法追责、犯罪行为打击”三个层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系统性的公益保护法律监督模式,采取实地调查、现场勘查、谈话询问、无人机航拍、卫星林相图比对、GPS定位测量、激光测距等方法,逐矿进行调查取证,审查文书资料25000多份,形成卷宗652册。
通过前期调查和线索研判,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将其中具有典型性的6件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2018年12月21日,黑龙江省院组织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四个市级检察院和鸡西市恒山区、双鸭山市集贤县两个基层检察院,在同一时间、按照同一程序,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36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的现场见证和全省三级检察机关的视频观摩下,分别对鸡西市鸡东县林业局、双鸭山市自然资源局、七台河市生态环境局、鹤岗市环境保护局、鸡西市恒山区环境保护局、双鸭山市集贤县生态环境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在各自监管领域内依法履职,推动修复受损公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履职,迅速组织整改落实。鸡东县林业局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推动整改,责令相关煤矿停止违法侵占林地行为,限期完成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相关煤矿涉嫌犯罪的,已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双鸭山市自然资源局确认相关煤矿非法占地3834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2457平方米,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堆放木材使用的农用地现已恢复原貌。七台河市生态环境局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整改,责令直接关闭煤矿62家,限期关闭7家,引导退出5家,其余通过资源整合、扩建方式达到生产标准的煤矿予以保留。鹤岗市环保局两次组织全市地方煤矿相关责任人召开推进会,并跟踪督办,对停产淘汰整合后保留的8家煤矿重新进行环评审批和验收,该8家煤矿现均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并完成了地面广场硬化等工作。鸡西市恒山区环境保护局已责令6家煤矿关闭停产,并要求3家保留煤矿采取措施确保水质符合排放标准。集贤县生态环境局根据相关煤矿的不同情形,分别进行行政处罚、采取处理措施、完成清理整改。目前相关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对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多次批示予以肯定,认为“省检察院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打好‘监管失职问责+犯罪行为打击+公益损害恢复’三位一体组合拳,彰显法律权威,探索司法实践,取得十分显著成效,尤其是对小煤矿关闭整治工作起到震慑作用。”多家新闻媒体赴黑龙江省进行专访并集中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宣传。
【典型意义】
本案中,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开展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专项监督为抓手,以维护安全生产、生态安全为切入点,依法履职,主动作为,三级检察机关同步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有力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探索形成公益损害恢复、监管违法追责、犯罪行为打击“三位一体”的公益检察模式,体现了立体监督、接续监督、刚性监督的力度,以优质的检察产品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图们铁路运输法院更名为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图们铁路运输法院更名为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的批复
(法〔2018〕362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图们铁路运输法院更名为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的请示》(吉高法〔2018〕12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图们铁路运输法院更名为延边铁路运输法院。
原图们铁路运输法院印章由你院收回并销毁,延边铁路运输法院印章由我院制发。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9)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9)摘要
(2020)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全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845件。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受理二审案件1694件,提审案件197件,申请再审案件1663件,请示案件31件,抗诉案件2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其他案件256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受理专利案件1931件,商标案件965件,著作权案件245件,垄断案件18件,不正当竞争案件63件,植物新品种案件34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119件,技术合同案件169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3件,其他案件298件。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受理行政案件1112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422件,商标行政案件688件,其他行政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民事案件2721件; 刑事请示案件11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254件。其中,二审案件1192件,提审案件193件,申请再审案件1580件,请示案件29件,抗诉案件2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其他案件256件。在审结的1580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1270件,裁定提审213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40件,裁定撤诉54件,裁定终结3件。在审结的1192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审裁判745件,调撤353件,发改94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特点是:新收案件数量上涨了146%,二审案件占比从1.5%上涨至44.1%、专利案件占比从43.8%上涨至50.2%;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仍是焦点和难点,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加大专利司法保护力度的导向更加突出;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是核心问题,创造性判断标准进一步细化,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商标民事案件中对涉外定牌加工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并积极探索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商标先用权抗辩等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商标行政案件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主要焦点问题之一,显著性判断、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代理人抢注等法律问题的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著作权案件中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古籍点校作品是难点问题;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涉及技术秘密、客户名单、包装装潢、虚假宣传等不同类型,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内容和边界仍是案件审理中的难点,技术秘密案件程序性规则得到进一步澄清;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涌现的法律问题愈发多元,技术事实的查明和侵权性质的认定构成该类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关于繁殖材料认定、权利许可中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等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技术合同案件中涉及技术问题的违约事实查明构成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合同约定明确程度和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存在较大差异,个案审理难度差异较大;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案件数量大、类型多,有关合理调度审判资源,充分保障权利人维权的司法政策导向凸显。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了60件典型案件。我们从中归纳出67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功能性特征的认定
在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原审被告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专利权利要求的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  2.专利审查档案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在再审申请人泉州市久容卫浴发展有限公司、南安市仑苍久容水暖配件经销店与被申请人黄振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57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要求用语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和侵权诉讼中应当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在侵权诉讼中,专利审查档案对于权利要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3.主题名称所记载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
在上诉人孙希贤与被上诉人湖南景怡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高法知民终65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权利要求主题名称记载的效果、功能,不是该权利要求特征部分记载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能够实现的效果、功能,却是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的区别之所在,那么权利要求主题名称所记载的效果、功能对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4.说明书技术效果的记载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和适用等同原则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肖勇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森诺照明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权利要求有关技术特征是否应当受到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效果的限定,应当综合考量技术效果是否确因该技术特征产生,以及技术效果的显著程度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于说明书中已经明确记载且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确定的技术效果,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当予以考虑。  5.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在上诉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弘康电子产品经营部、济南历下昊威电子产品经营部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  6.明显属于现有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依法不予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罗宣安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征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专利权人已经在申请日前主动公开,本不应获得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显然不属于专利法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侵权诉讼中依法不予保护。  7.外观设计侵权比对的基本原则
在再审申请人株式会社MTG与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圣洁美美容仪器厂、广州市圣洁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外观设计的侵权比对中,一方面,包括相同点和区别点在内的全部可视设计特征均在比对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即便部分特征的特殊性使其在比对时需给予重点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设计特征,只是这部分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已。  8.设计单元的数量变化对外观设计近似性认定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浙江兰溪圣鹏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万来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孙兴华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27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设计与现有设计采用了相同的设计手法,区别仅在于设计单元数量的增减变化。在产品的整体结构布局不变的情况下,该种数量变化不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所注意,被诉侵权设计与现有设计构成近似。  9.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
在上诉人王业慈与被上诉人徐州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8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专利明确指出其技术方案的发明点,并强调发明点以外的技术特征均为通用部件时,如果该发明点对应的技术特征已经为一项现有技术公开,其余技术特征虽未被该现有技术公开,但该现有技术与通用部件必然结合形成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对应的整体现有技术方案,则可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  10.先用权抗辩中“主要技术图纸”的认定
在前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设计图纸是机械制造领域产品加工、检验的基本依据,在被诉侵权人已经设计出被诉侵权产品关键部件图纸且该产品的其他部件均为通用部件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其已经完成了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技术图纸,为生产被诉侵权产品做好了必要准备,其先用权抗辩成立。  1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
在上诉人宝蔻(厦门)卫浴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馆陶县佩龙水暖安装维修门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其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12.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在上诉人广州市速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广东快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3.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账簿资料时损害赔偿的计算
在前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精准确定,对其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虑。  14.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
在上诉人VMI荷兰公司、固铂(昆山)轮胎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萨驰华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仅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导致未参与该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可以认定该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对于上述未参与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构成侵权警告。  15.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中“与原单位有关的发明创造”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63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涉案专利是否属于“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如下因素:一是离职员工原工作任务的内容;二是涉案专利内容与原工作任务的关系;三是原单位开展有关技术研发工作的情况或技术的合法来源;四是发明人、权利人对技术来源解释的合理性。  16.临时禁令与部分判决的关系处理
在前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专利侵权程序中针对被诉侵权人既申请作出责令停止侵害的行为保全,又申请作出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的,人民法院不应因作出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而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不予处理,而应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予以审查;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及时作出裁定。  17.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后的程序处理
在上诉人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青岛瀚泽电气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一审程序中,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但涉案专利权在其他原有权利要求或者经修改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基础上维持有效的,应当允许权利人重新明确其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权利人选择现属有效的权利要求主张专利权的,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经释明,权利人仍然坚持基于已被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主张权利的,一审法院方可裁定驳回起诉。  18.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要求中部分并列技术方案被宣告无效后的处理
在上诉人深圳市云充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35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侵权诉讼期间,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一个或者多个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被宣告无效,但其余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仍维持有效,专利权人依据权利要求仍维持有效的部分继续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宣告无效部分的权利要求驳回起诉,同时就维持有效部分的权利要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19.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
在上诉人山东阳谷达盛管业有限公司、山东卓睿达盛管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顺方管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在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以删除权利要求的方式主动放弃民事侵权案件中据以主张权利的权利要求,无论记载该放弃行为的行政决定的效力是否最终确定,被放弃的权利要求均无恢复之可能,不能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再将之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其据以主张侵权的权利基础不复存在,有关诉讼请求可以判决方式驳回。  20.再审审查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新证据的处理
在再审申请人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康志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申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未提起上诉,在再审审查程序中以新证据为由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对其现有技术抗辩主张不予审查。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21.新颖性判断中的单独比对原则
在上诉人仝克宁、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浙江双屿实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每一篇对比文件所承载的技术方案都是独立的,即使两篇对比文件各自记载的技术方案指向同一项现有技术载体实物,也不能据此当然将这两篇对比文件结合起来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因为此时实际比对的对象已经被变更为任何一篇对比文件均未曾记载的、存在于评价者观念中的现有技术。  22.创造性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的关系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伊拉兹马斯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罗杰?金登?克雷格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创造性判断与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法律要求在专利法上具有不同的功能,遵循不同的逻辑,原则上不应将本质上属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所应审查的内容纳入创造性判断中予以考虑,否则既可能使创造性判断不堪承受重负,又可能制约申请人对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问题进行实质论辩,还可能致使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被搁置。  23.创造性判断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喀什博思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豪沃电气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创造性判断中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应当根据区别技术特征在本专利技术方案中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效果等对技术问题作恰当提炼,既不能概括过于上位,又不能简单将区别技术特征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技术效果等同于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24.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
在前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面对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现有技术中可以获知的技术启示,原则上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抽象的想法或者一般的研究方向。仅仅依据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和本领域的抽象、普遍需求来认定现有技术给出的启示,隐含着后见之明的危险,容易低估发明的创造性。  25.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反技术教导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曹桂兰、胡美玲、蒋莉、蒋浩天、泰州苏中天线集团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再2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考虑一项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反技术教导时,应当立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现有技术的整体上进行分析和判断。即使现有技术中记载了技术缺陷,还需进一步考虑该技术缺陷是否与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技术启示的认定有关。  26.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考量
在上诉人戴锦良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北京万特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比文件仅公开了相同或相近的筛选、突变等手段的制备方法,并未对制备出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能通过重复该制备方法以及其他途径获得本专利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且无动机改进制备方法以获得该生物材料的情况下,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相对于该对比文件具备创造性。  27.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
在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项技术成果的取得可能历经艰辛,构成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其他价值,但仅此并不当然使其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  28.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
在上诉人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  29.基于同一技术方案的两项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星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太原市采薇庄园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小牛动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18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申请人以同一技术方案同时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审查部门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确认某一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的事实,不属于“无需举证的事实”,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另一专利申请也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  30.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
在上诉人阿尔法拉瓦尔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SWEP国际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  31.权利要求修改是否扩大原专利保护范围的比对基准
在前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32.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
在上诉人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般而言,复审决定所针对的权利要求、对比文件、法律理由等相对于驳回决定发生变化的,均属引入新的理由或者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则上应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发出“复审通知书”通知申请人,给予其陈述意见和修改的机会,而不能直接变更理由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只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容许例外。  33.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宁波裕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南通明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得在未全面审查请求人全部无效宣告申请理由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全部有效。  34.在后专利申请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当基于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作出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赵凿元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申126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在后专利申请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情形,认定其能否享有优先权时,应以在后专利申请中的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作为判断基础。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35.商标使用的目的是区分服务的来源主体而非服务的功能内容
在再审申请人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西安思睿观通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平凉市金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邦达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银行卡业务的特点,银行卡上起到识别服务来源作用的是银行名称,而非银行卡的种类名称。  36.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赔偿纠纷中主观过错的判断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山东比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中讯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6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当事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基础及其对该种权利基础的认识能力、当事人提起侵权诉讼的目的等因素。  37.商标近似性判断的考量因素
在再审申请人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谭氏瑞丰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九粮液”商标侵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23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商标权案件中,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方式、被诉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判断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38.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恒胜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本田”商标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要遵循商标法上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规则,不能把涉外定牌加工方式简单地固化为不侵害商标权的除外情形。  39.境外商标权不是豁免商标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在前述“本田”商标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权具有地域性,境外商标权不是豁免中国境内商标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与此相应,中国境内的民事主体依据境外商标权获得的“商标使用授权”,也不属于我国商标法保护的合法权利。  40.商标先用权抗辩中“原有范围”的理解
在再审申请人林明恺与被申请人成都武侯区富运家具经营部、成都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4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确定商标先用权抗辩中的“原有范围”,应主要考虑商标使用的地域范围和使用方式。在商标注册人申请或实际使用商标后,在原实体店铺影响范围之外增设新店或拓展互联网经营方式的,应当认定已经超出了原有范围。  41.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适用
在前述“九粮液”商标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难以证明因侵权受损或侵权获利的具体数额,但有证据证明前述数额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被诉侵权商品的销售时间和销售范围、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以及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的知名度、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42.当事人约定对确定商标权权属的作用
在再审申请人郭海亮、李新鹏与被申请人周玉祥、第三人新乡市名趣饮品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91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名义上的注册人与当事人合同约定不符,在确定商标权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43.人民法院可以主动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康智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再24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可以主动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良影响的情形。  44.包含描述性因素商标的显著性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杨华祥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李业红、郭宏杰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汤瓶八诊”商标争议案)【(2018)最高法行再6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中含有描述性因素,并不意味着一定缺乏显著性。判断包含描述性因素的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应当根据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进行整体判断。相关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是否经过使用产生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4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商标权保护的关系
在前述“汤瓶八诊”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当然排斥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在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条件的情形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给予知识产权法保护,实质上也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6.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范围的合理划定
在再审申请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申330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驰名商标进行跨类保护的范围,应当与其显著性和知名度相适应。  47.商标法第十五条“被代理人商标”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再2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双方虽然存在经销关系,但诉争商标图样、产品设计方案均由代理人一方提出,且经销合同明确约定与产品有关权益归代理人所有,在被代理人没有在先使用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诉争商标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被代理人商标”。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48.古籍点校成果实质性相似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周锡山与被申请人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杨辉、陆洋等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案【(2015)民申字第14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因古籍点校引发的侵害著作权纠纷,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应当考虑古籍点校成果的创作规律和纠纷特点。如果在文字、标点符号、段落划分等方面存在众多细节差异,已经在整体上使普通读者对不同的点校成果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感受,也应当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参考因素。此外,点校人是否具备独立创作的条件,也可以佐证实质性相似的认定。
四、竞争案件审判  49.以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包装装潢不能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江苏苏萨食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得惠永盛商贸有限公司、山西超鑫湘汇食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回力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484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包装装潢中包含具有不良影响的商业标识,且该标识构成包装装潢的主要识别部分,该包装装潢不能作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50.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15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认定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和是否不正当占用他人良好商誉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为立足点。  51.客户名单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和条件
在再审申请人麦达可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一审被告王成刚、张红星、刘芳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2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职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职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商业秘密保护的客户名单,除由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所构成外,还应当属于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  52.涉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在上诉人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因违反保密义务引发的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与关联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要件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可以在移送犯罪嫌疑线索的同时,继续审理该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53.侵害技术秘密之诉和专利权权属之诉的合并审理
在上诉人大连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克江、苏州麦可旺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及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7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技术秘密之诉与专利权权属之诉系基于同一事实或者裁判结果相互牵连的,适宜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  54.垄断协议纠纷可仲裁性认定
在上诉人壳牌(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汇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鉴于垄断协议的认定与处理完全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人民法院管辖垄断协议纠纷的当然依据。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55.品种审定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关系
在上诉人青海民族大学与被上诉人青海金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8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品种审定是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是民事权利的授予,二者并无必然关联,不能以获得品种审定的事实作为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认定依据。  56.繁殖材料的认定
在上诉人蔡新光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作为目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应当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且能够繁殖出与授权品种具有相同的特征特性的新个体。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受限于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当不同于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已为育种者所普遍使用时,该种植材料应当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57.销售兼具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属性的植物材料行为的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判定
在前述“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一种植物材料既可以用作收获材料,又可以用作繁殖材料,认定销售该植物材料的行为是否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时,还应当考虑销售者的真实销售意图和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  58.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的认定
在上诉人江苏丰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禾泉种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安徽乐利农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系指被许可人获得了在该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法域内唯一实施该授权品种的权利,如果被许可人获得的所谓“独占实施许可”被附加了授权法域内的地域限制,则该实施许可仅构成普通实施许可。
六、技术合同案件审判  59.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在上诉人宁波睿奇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快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曙耀广理发店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60.开源协议适用范围及对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影响
在上诉人北京闪亮时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不乱买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66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网站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属于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合的独立程序,即便前端代码使用了GPL协议项下的开源代码,后端代码也不受GPL协议约束,未经许可复制后端代码仍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  61.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方迟延履行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北京中易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盛世星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随着委托方需求的进一步明晰、合同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受托方阶段性完成的具体情况、市场情势的客观变化乃至交易成本控制的考量,软件内容和功能进行调整和改进实属正常,不宜仅因软件开发方超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交付软件即简单认定其构成迟延履行。
七、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62.统筹协调具有重复诉讼因素的多起关联案件予以集中管辖的适用
在上诉人仪征市佳和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振武、原审被告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系列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47号、47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基于同一专利权,针对同一被诉侵权产品,向同一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商提起多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以不同使用者实际使用的被诉侵权产品作为各案中主张赔偿的事实依据,且各案中的被诉侵权产品均系在同一时期内制造,各案被诉制造行为实为同一行为,为避免重复判决、实现诉讼经济和保证裁判结果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指定集中管辖。  63.关联专利侵权之诉与确认不侵权之诉分散审理的审判协调
在上诉人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联奇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超视堺国际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柏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汉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两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号、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及相同专利或者关联专利的侵权之诉与确认不侵权之诉,原则上应当合并审理;确有特殊情况,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的考虑,宜分散审理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应当在二审程序中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裁判标准一致。  64.包含专利权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管辖
在上诉人荣阳铝业(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宝纳丽金门窗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基于包含专利权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的纠纷,原则上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不宜作为专利案件确定管辖。  65.作为管辖连结点的零部件使用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深圳市贝纳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2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使用该另一产品的行为亦使作为零部件的被诉侵权产品实现了使用价值,则该使用行为亦构成对于被诉侵权零部件产品的使用,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连结点。  66.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在上诉人杭州米欧仪器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拓普森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  67.管辖连结点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在原告天地阳光通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捷、王运芝清算责任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辖5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管辖连结点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技术开发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管辖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据此确定管辖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235号(政治法律类01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235号(政治法律类01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证券期货犯罪追诉标准,进一步提高证券期货犯罪成本的提案》收悉,经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修订现行证券期货领域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以及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领域的司法追诉标准、确保证券期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修订证券期货领域相关犯罪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
完善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修改有关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是中办、国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2022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全面修订后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自2022年5月15日施行。对包括11种证券犯罪在内的78种经济犯罪立案追诉标准作了全面修改、完善。其中,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证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修改完善了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11种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特别是结合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现象,增加了虚增利润、虚减负债的规定,织密追责法网,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在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编造并传播证券案、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的立案追诉标准中,增加了造成投资者损失、诱导投资者交易等违法情节。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实际,修改、完善了立案追诉数额标准,既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也体现了“从严”的精神和要求。
此次《立案追诉标准(二)》的全面修订,充分反映了近年来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新情况、新变化,夯实了惩治证券犯罪的执法司法依据,对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保障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您提出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尚未出台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二、关于明确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标准问题
内幕交易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标准,不仅事关执法司法的公平、公正,也关系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有机衔接,是执法司法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起草证券期货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计算标准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内幕交易案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现已征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相关部门意见,有望年内出台。对此,我们将积极配合,加强调研论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力促尽快解决。
三、关于研究出台办理欺诈发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
您所建议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重点调研计划。
在司法解释尚未制定出台之前,新修订的《立案追诉标准(二)》为当前执法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立案追诉标准,可作为依法处理这些案件的依据。关于欺诈发行证券案,《立案追诉标准(二)》完善了欺诈发行的证券种类,增加了虚增、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以及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等立案追诉标准;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立案追诉标准(二)》增加了虚增或虚减营业收入等内容,进一步明确了立案追诉标准;关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将承担保荐职责的中介机构也纳入违法犯罪主体。
制定司法解释需要积累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由于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证券领域犯罪案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时机尚不太成熟。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司法实际,进一步密切与证监会的协调配合,有针对性地加强调研,适时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确保证券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22年9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5次会议、2022年10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2月19日起施行。
2022年12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法释〔2022〕19号)
为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现就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一)以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二)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三)其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形。
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排除或者故意掩盖重大事故隐患,组织他人作业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冒险组织作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三条 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拒不执行”:
(一)无正当理由故意不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二)虚构重大事故隐患已经排除的事实,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三)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认定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应当综合考虑行政决定、命令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规等依据,行政决定、命令的内容和期限要求是否明确、合理,行为人是否具有按照要求执行的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第四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重大事故隐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标准以及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的“危险物品”,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确定。
对于是否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危险物品”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地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五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情形之一,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犯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
(一)故意伪造的;
(二)在周边环境、主要建(构)筑物、工艺、装置、设备设施等重要内容上弄虚作假,导致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价结论的;
(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四)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评价结论的;
(五)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料、监测检验报告,影响评价结论的;
(六)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价结论的情形。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影响评价结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对评价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无主观故意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有本条第二款情形,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违法所得数额十万元以上的;
(四)两年内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有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行为,在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及其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第八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该中介组织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条 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采取措施排除事故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一条 有本解释规定的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2年12月1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2年1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20日起施行。
2022年3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9号)
为正确审理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第二条 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经营者”。
第三条 特定商业领域普遍遵循和认可的行为规范,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商业道德”。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行业规则或者商业惯例、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交易相对人的选择意愿、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因素,依法判断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
人民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时,可以参考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制定的从业规范、技术规范、自律公约等。
第四条 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
人民法院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
第五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一)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识;
(三)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以及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
(四)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标识。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标识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当事人请求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因客观描述、说明商品而正当使用下列标识,当事人主张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二)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以及其他特点;
(三)含有地名。
第七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或者其显著识别部分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装潢”。
第九条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部门依法登记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境外企业名称,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企业名称”。
有一定影响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予以认定。
第十条 在中国境内将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使用”。
第十一条 经营者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近似的标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主张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包括误认为与他人具有商业联合、许可使用、商业冠名、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标识,应当视为足以造成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相混淆。
第十三条 经营者实施下列混淆行为之一,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项予以认定:
(一)擅自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以外“有一定影响的”标识;
(二)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
第十四条 经营者销售带有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的商品,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主张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销售不知道是前款规定的侵权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经营者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故意为他人实施混淆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印制、隐匿、经营场所等便利条件,当事人请求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予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经营者在商业宣传过程中,提供不真实的商品相关信息,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的商业宣传。
第十七条 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
(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
(三)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进行认定。
第十八条 当事人主张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请求赔偿损失的,应当举证证明其因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受到损失。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经营者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商业诋毁行为的,应当举证证明其为该商业诋毁行为的特定损害对象。
第二十条 经营者传播他人编造的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予以认定。
第二十一条 未经其他经营者和用户同意而直接发生的目标跳转,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仅插入链接,目标跳转由用户触发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插入链接的具体方式、是否具有合理理由以及对用户利益和其他经营者利益的影响等因素,认定该行为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事前未明确提示并经用户同意,以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等方式,恶意干扰或者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予以认定。
第二十三条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当事人主张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对于同一侵权人针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和地域范围实施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侵害著作权、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等并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又以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请求同一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判令被告停止使用或者变更其企业名称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停止使用该企业名称。
第二十六条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主张仅以网络购买者可以任意选择的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侵权结果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主张由该侵权结果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决定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受理的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以后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九条 本解释自2022年3月2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以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施行以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法办〔2023〕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总结宣传各级人民法院通过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服务审判执行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能够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改革创新成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暂行办法》(法办发〔2011〕9号),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并制定评选活动实施方案,专门发出通知,明确参评改革创新成果的范围和条件,确定评选标准。按照公开、公正、透明原则,经过初评、复评和社会投票三轮评审,评选委员会最终评选出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40项。其中,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报送的“群众诉求 一站通办 在全国法院首设群众诉求服务专门机构”等10项一站式建设经验做法被评为“十大最受欢迎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报送的“坚持系统思维 打造‘一心+五站’商事调解新模式”等10项一站式建设经验做法被评为“十大最具品质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送的“科技赋能 智慧司法 网上退费‘001’系统实践探索”等10项一站式建设经验做法被评为“十大最具创新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全面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打造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优秀品牌”等10项一站式建设经验做法被评为“十大最具特色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希望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此次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为契机,将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等重大部署落实到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建设实践中,以“品牌创建年、服务提升年、数智赋能年”为主线,在减量强基、降本提速、促优增效方面下功夫,大力提升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综合效能,推动中国特色一站式建设从“有”向“优”转变,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附件: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3年2月2日
附件
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十大最受欢迎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群众诉求 一站通办 在全国法院首设群众诉求服务专门机构
2.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大力加强无障碍诉讼服务建设 切实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诉讼权益
3.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以古鉴今 定分止争 打造“三田留余”诉源治理新样板
4.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服务导向 全力打造边疆民族特色诉源治理新模式
5.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紧盯“未成讼”纠纷 打造“普惠式”司法服务
6.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创新“窗口+”“法院+”联动机制 反家暴诉源治理解民忧
7.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集约送达 使命必达--创新“八步法+三审制+e邮通+KPI联动”质量管理模式 打造智慧集约送达咸宁蓝本
8.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海内海外联动调解 线上线下多元共治
9.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构建“‘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机制 打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高效解纷体系
10.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商人治商”引领诉前多元解纷体系构建
十大最具品质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1.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坚持系统思维 打造“一心+五站”商事调解新模式
2.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法院+工会”升级版 在劳动纠纷化解中开新篇、当先行
3.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用活“三进” 做实“强基” 重塑机制体系助推诉源治理走深走实
4.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创新“六尺巷调解工作法”  构建多元解纷新机制
5.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突出诉源治理 坚持“四个强化” 推动矛盾纠纷和谐高效化解
6.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守正创新理念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打造行政争议化解的“雄安品牌”
7.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打造诉源治理前哨站 推动黑土地保护创新发展
8.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诉前鉴定+诉前调解 诉源治理显成效
9.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四诊”工作法做实审务工作站 小支点扎根渐成贺兰山下大“枫”景
10.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平等保护台胞立案权利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十大最具创新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1.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科技赋能 智慧司法 网上退费“001”系统实践探索
2.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开通“院庭长直通车” “一键+”监督模式贯穿诉讼全流程
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行诉讼服务“好差评”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建网搭台 提升服务效率 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山西模式”
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四联四力” 打造“物业纠纷源头治理示范社区”
6.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构建“三端五防线”诉源治理模式 实现矛盾纠纷梯次过滤、多元共治、全域管理
7.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保调赔防诉”机制 一站式化解医疗纠纷
8.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从“被动审核”到“主动推送” 网上阅卷小功能推动诉服体验大提升
9.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打造全国首个劳动争议“五位一体”平台
10.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开展市场化解纷试点工作 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十大最具特色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全面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打造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优秀品牌
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建赣法民意中心 打响办事“不用求人、依法依规、便捷高效、暖心爽心”的司法为民品牌
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喜洲人民法庭:“金花+N”开展诉源治理 多元解纷服务乡村振兴
4.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创全域诉讼服务系统 实现辖区诉讼服务“通存通兑”和统一监管
5.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首创一镇一法治服务中心 打造法治乡村治理新高地
6.青海省玛多县人民法院:“姊妹湖”调解室 推进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
7.西藏自治区波密县人民法院:深入打造“扎西曲加”调解室 开启诉前调解快车道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打好“工农”组合拳 “三进”强基见成效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着力构建规范化、多元化繁简分流格局 激活诉讼程序整体效能
10.甘肃省两当县人民法院:聚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服务群众高品质生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的通知(20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的通知
(法〔2019〕1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规范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着装管理,进一步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人民法院司法警务工作实际,现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规定》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6日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规范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树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良好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等法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以下简称司法警察)着装,是指人民法院在编在职的司法警察按照规定,穿着人民警察统一的制式服装。
第三条 除规定情形外,司法警察在工作时间应当着装。
第四条 司法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着装:
(一)执行特殊任务不宜着装的;
(二)工作时间非因公外出的;
(三)女性司法警察怀孕后体型发生显著变化的;
(四)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第五条 司法警察因辞职、被免去司法警察职务、调离人民法院或者被辞退、开除公职、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停止执行职务的,不得着装。
第六条 司法警察在工作时间,通常着执勤服;参加训练时,通常着作训服;参加授衔仪式、宣誓、阅警、重大会议、外事等活动时,除主管(主办)单位另有规定外,着常服。
第七条 司法警察着装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配套穿着,不同制式警服不得混穿。警服与便服不得混穿。警服内着非制式服装时,不得外露。
(二)按照规定缀钉、佩戴警衔、警号、胸徽、帽徽、领花等标志,系扎制式腰带,不同制式警用标志不得混戴。不得佩戴与授予警衔不相符的警衔标志。不得佩戴、系挂与司法警察身份或者执行公务无关的标志、物品。
(三)保持警服干净整洁。不得歪戴警帽,不得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
(四)除工作需要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应当穿制式皮鞋、胶鞋或者其他黑色皮鞋。非工作需要,不得赤脚穿鞋。男性司法警察鞋跟一般不得高于3厘米,女性司法警察鞋跟一般不得高于4厘米。
(五)不得系扎围巾,不得染指甲,不得染彩发、戴首饰。男性司法警察不得留长发、大鬓角、卷发(自然卷除外)、剃光头或者蓄胡须,女性司法警察发辫(盘发)不得过肩。
(六)除工作需要或者眼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镜。
第八条 党员(含预备党员)司法警察着装佩戴党员徽章时,党员徽章一律佩戴在警号上方中央处。
第九条 司法警察着装时,除在办公区、宿舍内或者其他不宜戴警帽的情形外,应当戴警帽。
(一)进入室内时,通常脱帽。立姿可以将警帽用左手托夹于左腋下(帽顶向体外侧,帽徽朝前);坐姿可以将警帽置于桌(台)前沿左侧或者用左手托放于左侧膝上(帽顶向上,帽徽朝前)。在办公室和宿舍内时,警帽挂在衣帽架上(帽顶向外,帽徽朝下),或者统一放置在床铺被褥正上方。
(二)除紧急情况外,驾驶或者乘坐警用摩托车时,应当戴警用头盔。
第十条 司法警察着装时,应当仪表端庄,举止文明,精神饱满,姿态良好。
第十一条 司法警察着装时,不得在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不得饮酒;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第十二条 司法警察着装时,应当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
第十三条 两名以上司法警察着装徒步巡逻执勤或者外出时,应当行列整齐,威严有序。
第十四条 司法警察应当爱护和妥善保管警服以及警衔、警号、胸徽、帽徽、领花等标志,除工作需要外,不得赠送、转借给司法警察以外的人员。
第十五条 司法警察季节换装的时间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管理部门根据气候条件和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司法警察,根据违规情节、后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一)情节轻微的,当场予以批评教育和纠正;
(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拒绝、阻碍批评教育和纠正的,可以根据相关规定暂扣其证件及相关物品,必要时,可以采取带离现场、停止执行职务等措施;
(三)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对其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取消当年考核评优资格,必要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纪律处分。
第十七条 离休、退休司法警察在参加重大礼仪活动时,可以根据需要,参照本规定穿着制式服装,并佩戴专用标志。试用期尚未评授警衔的司法警察着装,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着装管理规定》(法〔2000〕101号)同时废止。
附件: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服主要品种穿着规范
附件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服主要品种穿着规范
一、执勤服
着春秋执勤服时,佩戴扣式软质肩章和丝织警号、胸徽,内着制式圆领T恤衫;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或警便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或警便帽。
着冬执勤服时,佩戴扣式软质肩章和丝织警号、胸徽,内着制式毛衣;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栽绒帽或警便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栽绒帽或警便帽。
着夏执勤服时,佩戴扣式软质肩章和丝织警号、胸徽,不扎系领带,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大檐凉帽或警便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翻檐凉帽或警便帽。
二、常服
着常服时,佩戴硬质肩章、警号、胸徽;内着内穿式制式衬衣,系制式领带;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
三、作训服
着作训服时,佩戴套式软质肩章,戴警便帽,内着制式圆领T恤衫或制式毛衣。
四、多功能服
着多功能服时,佩戴套式软质肩章和硬质警号、胸徽,内着冬执勤服或者冬常服;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或栽绒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或栽绒帽。
五、防寒大衣
着防寒大衣时,佩戴硬质肩章和硬质警号、胸徽,内着制式毛衣或冬执勤服;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或栽绒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或栽绒帽。
六.外穿式制式衬衣
外着外穿式制式衬衣时,佩戴扣式软质肩章和丝织警号、胸徽,通常系制式领带,各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决定统一不系领带;衬衣下摆系于裤腰内,系制式腰带;男性司法警察戴大檐帽,女性司法警察戴翻檐帽。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67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67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电子送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电子送达方式有简化传送方式、便利当事人、经济实用等自身特有的优势,拓宽了送达途径,提高了送达效率,有利于破解民事审判中的送达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一直积极推行电子送达,努力扩大电子送达的途径和适用对象。
201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全国各级法院在立案前均征询当事人对电子送达的意见,采集电子送达地址。部分法院已拓宽了电子送达的途径,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送达。下一步,可以考虑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增加微信、QQ、电子邮箱、传真号码等电子送达选择项,更好地引导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
为了推进电子送达的使用率,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网中专门研发了全国法院统一电子送达平台,其中包括公告送达的内容,即将上线为全国法院提供服务。同时,地方法院自有的电子送达平台也可同步继续使用。电子送达平台信息不能任意修改和删除,可以确保电子送达程序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研发了全国法院诉讼活动通知平台,通过多种电子途径向当事人发送诉讼活动通知,拓宽电子送达的范围、途径和对象,同时为立法积累更多实践经验。目前该系统已上线试运行一年多,效果良好。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努力推进这项工作,包括研究通过既有电子送达或通知平台推送诉讼活动信息之外的其他社会服务信息。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181号(政治法律类445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181号(政治法律类445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政务与法律环境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问题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加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通过法治优化营商环境。
为改善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按照中央部署,协同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就如何优化我国营商环境以及提高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进行磋商,并根据磋商有关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司法程序质量,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关于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您在提案中建议,法院要采取措施,研究部署加快积案、重案的审理速度。把解决执行难问题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实抓好,充实执行力量,完善执行内设机构和人员配备,合理确定和配备从事执行工作的人员比例。建立健全信息化执行查控体系、执行管理体系、执行指挥体系及执行信用惩戒体系,不断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及各种配套措施,补齐执行短板,破解执行难。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反映了当前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很有针对性。自周强院长2016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以来,各级法院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力求在明年两会前兑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一)采取措施加快积案、重案的审理力度
长期以来,执行积案问题一直是困扰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积案产生的原因复杂。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措施清理执行积案。一是持续深入开展清理执行积案等专项整治行动,多次召开清理执行积案全国视频会议,定期进行执行积案的清理。对未实际执结的近20年的历史性案件进行全面清查核录。从2014年开始,全国法院历时一年时间对近20年所有未结案件逐一核查,把3900余万件历史性案件录入到案件管理系统,为执行信息化管理打下坚实基础,也便于进一步摸清底数、分清类型、攻坚克难。在清理积案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将专项治理要求转变为长期性、常态化工作机制。在对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清理中,通过联合通报机制督促自动履行,推动将特殊主体的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形成破解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的合力与机制。二是创新管理模式,深化内设机构改革,整合职能交叉、业务相近的非审判业务机构,推动人力资源向审判执行部门流动。推进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建立由法官主导的执行团队工作机制,改革“一人一案一包到底"的传统办案方式,加强流程管控,提高办案质效。三是顺应执行工作规律,建立执行单独考核机制,定期对实际执结率等核心指标进行全国通报排名。在此次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要求达到90%以上,并且将此指标和“终本案件合格率"“信访办结率"一起作为核心指标,实行“一票否决"机制,督促执行法院举全院之力清理执行积案。
(二)把解决执行难问题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实抓好,充实执行力量
周强院长多次强调,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必须坚持一把手亲自抓的原则,一竿子插到底,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真正做到重要举措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已经把解决执行难问题确定为今年的中心工作,实行院领导分片包干,在今年启动的执行专项督导巡查活动中,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牵头组成六个巡查组,包片对全国法院进行实地督查。周强院长率先垂范,经常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现场坐镇指挥,随时和地方各级法院院长连线,直接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地方法院院长也自觉担负起领导责任,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作为首要任务,经常坐镇指挥中心,运用指挥系统加强执行管理,及时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解决执行难,队伍是关键。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执行队伍建设,要求各级法院充实执行力量,加强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组织保障。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力量配备。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合理确定和配备从事执行工作的人员比例(在编执行人员占法院在编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15%),并确保执行人员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任职资格,对不具备相应任职资格的现有人员进行调整,严格杜绝将不具备任职资格的人员安排到执行工作岗位。二是推行人员分类管理。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对执行部门原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员要与其他业务部门同等对待;执行局及执行裁判庭的法官员额比例总体不低于其他业务部门;积极推动现有执行人员的分类管理改革,在执行机构配备法官以及法官助理、司法警察等司法辅助人员,分别落实相应待遇,分工负责行使执行权。三是强化教育培训。始终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确保执行工作方向正确;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为关键,坚决整治执行队伍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廉洁司法;以提升业务素养为重点,鼓励和保障广大执行干警钻研执行业务、优化知识结构、强化实践锻炼,确保执行队伍的司法能力。上述要求在各级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中均有体现,是执行队伍建设评估的重要方面,四级法院对此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对在编执行人员配置要求比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15%还高,如,江苏就要求基层法院在编执行人员的比例达到全部在编人员比例23%以上。
(三)建立健全信息化执行查控体系、执行管理体系、执行指挥体系及执行信用惩戒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信息化执行查控体系。实践证明,实现执行查控的网络化、自动化是解决执行工作诸多难题的重要抓手,也是从根本上破解执行难的有效途径。经过几年努力,已经初步建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体,以地方法院“点对点"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可通过查控系统进行网络查询信息的单位包括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6家单位以及3800多家银行,基本实现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覆盖。可查询的信息种类目前共有16类25项信息,包括人民银行的开户行信息、银行的存款信息、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出入境证件信息、农业部的渔船信息、交通部的船舶信息、原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证监会的证券信息、中银联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信息、腾讯的财付通账户存款信息、支付宝的账户财产信息、京东金融平台的财产信息等。在完成重点城市的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建设的基础上,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的“总对总"网络查控,已于近期上线运行,将有效解决不动产查控问题,基本实现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
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5172万件次,冻结款项2699亿元,查询到车辆4031万辆、证券853亿股、渔船和船舶80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67亿元。
二是建立健全执行信用惩戒体系。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涉及60个部门11类150项惩戒措施,为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签署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两代表一委员"以及出行、旅游、投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进行限制。今年3月,与国家发改委、原国土资源部等单位联合会签文件,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通过一系列工作,推动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格局,督促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2013年10月至今,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17万例,通过信用惩戒系统累计限制1212万人次购买机票,455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2万余人次。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广泛利用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实施金融领域惩戒措施,收到良好效果。各单位还积极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相关管理、审批等办公系统,在工作中对失信人进行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自动惩戒。中央组织部将失信信息纳入干部人事档案,中央文明办将失信行为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单位的“一票否决"指标。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被推送到“信用中国"网站,成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联合信用惩戒机制的威力日益显现,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稳步提高,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的总人数呈逐步下降趋势,截至今年5月20日还有785万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表示,这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三是建立健全执行指挥管理体系。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狠抓执行指挥中心建设,通过指挥中心实现常态化的执行工作管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已具有15项具体职能,主要包括:加强节点管理,建立常态化督办机制,对超期节点进行督办,对超期案件处理情况进行监控跟踪;建立终本案件数据库,加强终本案件管理;建立执行信访的信息化管理,通过督办系统进行信访督办,实现信访案件办理整个流程的全覆盖,做到件件有记录、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实现信访个案的精准管理;加强舆情管理,建立舆情线索日报、周报和月报制度;落实委托事项管理,建立异地事项委托的统一办理平台,完善委托协商机制;完善网络拍卖管理,出台了网拍操作流程,开发了网拍工作软件并嵌入办案平台,承办人通过自己的办案系统就能直接进行网拍操作,大大提高网拍工作效率。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完善相关软硬件,完善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
(四)不断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将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加快出台各类涉执行规范性文件,完善执行司法解释体系,将执行权关进量身定做的“制度笼子"。相继出台了民事诉讼法解释、迟延债务利息解释、涉财产刑执行规定、异议复议规定、拒执罪解释、网络司法拍卖规定和管理办法、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规定、执行信访案件意见、执行款物管理等50多项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效填补规则空白,使执行权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规可遵、有章可循,执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对既有规范认真梳理,编写了《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办案指引》并公开出版发行。该《规范》有1000条、《指引》有200条,成为执行干警办案的重要工具。各地法院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很多执行工作管理制度,实现对执行程序各个环节、节点的精细化设计、管理和监控,提升了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
此外,2017年4月至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开展了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执行不廉、作风不正、有令不行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同时发布《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进一步划定执行工作“高压线"。同年9月,开展了“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工作,对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梳理出8大类30多项具体问题,有力督促了执行规范落实到位,纠正了一批执行不规范行为。2018年,专项督导巡查又已经启动,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牵头组成六个巡查组,包片对全国法院进行实地督查,加强监督指导、排查问题隐患、强化督查问责,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加大攻坚力度,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
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府关心、社会各界推动下,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尤其是在信息化和规范化建设上,在执行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显著直观的成果,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我们将尽最大所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健康快速发展,为确保在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
2018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5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5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内司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体现‘国家主导、司法引领、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中国特色的现代纠纷解决方式,植根中国土壤、符合中国国情,在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搭建,但是,还存在各种纠纷解决途径发展不平衡、功能划分不够清晰、规范标准不够严谨、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等问题。"您在建议中分析和论证了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提出“制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条件已具备,时机已成熟,立法正当其时,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考虑,列入立法计划"的建议。
一、明确制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对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全社会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在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立法层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缓解目前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困境,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治理功能和巨大的社会治理价值,从立法上把相关改革成果巩固和规范下来刻不容缓。
(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需求。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通过多种多样治理方式来实现的,包括政治、德治、法治、自治、综治等各种渠道。这些治理方式各取其长,形成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发生深刻变化,转型期社会利益纷争的急剧增加,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司法资源紧缺和人民群众纠纷解决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应然选择和时代需要。2015年10月1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并于同年12月6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该意见是中央从顶层设计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行的战略安排,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深化司法改革的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成功经验。比如,党政主导司法推进的“眉山经验",综治一体化平台的“农情乡解田林模式",网格化层次化调解的“马鞍山实践",和合智解的“成都模式",互联网+在线平台的“西湖模式",国际化市场化的“前海模式"等,都有各自的优势与特点。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和中央文件精神,于2016年6月28日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特邀调解规定》(以下简称《意见》和《规定》),对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了部署。2017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马鞍山召开了“全国法院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暨示范法院经验交流会",总结全国法院尤其是示范法院的经验做法,对下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提出具体要求。
(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客观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情形下,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变革,导致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社会矛盾呈现出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许多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纠纷,需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方法来调控,需要运用调解、仲裁、和解、谈判、中立评估、裁决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来化解。诉讼案件逐年增多,传统诉讼方式无法快速解决。全国法院2015年审结各类案件1671.4万件,2016年审结1977.2万件,各地人案矛盾和涉诉信访困境日趋突出,司法资源与司法能力无法满足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实践需要。所以,必须大力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整合全社会的纠纷解决资源,使矛盾和纠纷得到妥善处置,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域外立法和地方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全球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发展大潮中,许多国家采用立法推进模式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美国的《统一调解法》,日本的《调停法》《ADR促进法》,欧盟2012年制定的《庭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指令》和《线上网络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条例》要求2015年前转换为各成员国国内法。当代ADR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动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发展。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法律化、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等特征,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建构更适合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将改革成果制度化和法律化。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总结各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积极支持本辖区因地制宜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从而推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将改革实践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厘清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经验以及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问题,并以此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建设和制度体系,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2015年4月1日,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法规。2016年7月22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成为第一部省级层面多元地方立法。目前,四川、黑龙江、安徽、福建等省也在不断协调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安徽省在今年省人代会上将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的代表议案列为一号议案。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条例,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全国立法做了准备工作。
二、明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思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涉及的法律领域广泛、法律关系复杂、法律关系主体多元,如何在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下确定该法的基本框架、总体思路和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立法的关键。一是明确立法的基本思路。坚持法制统一,严格遵循三大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保纠纷化解职能分工、纠纷化解途径、程序衔接、组织建设、保障措施、责任追究等与已有法律不抵触。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立法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强化各纠纷化解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纠纷化解途径告知义务,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路径指引。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制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紧紧围绕影响和制约多元化解工作的突出问题来设计,力求解决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坚持改革创新。立法要充分体现中央有关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最新精神,吸收全国推进改革的最新成果,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有益成果,对当前急需而现行法律法规尚不明确、不具体的问题予以补充、细化,力求体现前瞻性和创新性,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的有机衔接。
三、明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重点内容和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由和解、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等非诉讼程序和诉讼程序共同构成。诉讼和仲裁、人民调解已经有专门立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立法体例应当是促进法的体例,注重从工作层面对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以及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规范,注重从立法层面解决目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更新纠纷解决理念,鼓励和解调解。强调和解调解优先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纠纷解决方式的最终选择权交给当事人,发挥社会自我调节作用,改变当前社会上“有纠纷找法院"的惯性思维,明确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指向。二是明晰纠纷解决主体的责任,构建纠纷解决体系。厘清各主体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的职能定位,明确纠纷解决主体的告知义务和纠纷解决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为当事人理性选择提供方向指引,解决当前各职能部门角色错位、职责交叉甚至相互推诿扯皮的问题,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司法引领、社会共治、法治保障"的纠纷解决新体系,更好地发挥各有关职能部门和纠纷化解主体的职能作用。三是加强程序衔接,畅通纠纷解决渠道。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的平台建设,包括实体平台和网络在线平台;明确各类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以及各种纠纷化解方式之间的程序转换和衔接配合,强化各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衔接等。重点解决当前纠纷化解主体各自为政、彼此孤立、纠纷解决单一化和绝对化等问题。四是拓展非诉讼纠纷方式,创新在线纠纷解决方式。鼓励引导和解调解,继续挖掘人民调解化解基层矛盾的潜力,大力支持仲裁发展,发挥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作用,发展行业调解和商事调解机制,充分调动公证机构、律师协会、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力量,创新公证调解、律师调解、专家调解、中立评估等新机制。运用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解纷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进一步提高纠纷化解的效率。五是完善保障机制,推进深层次发展。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配套保障机制不健全、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必须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建设、人才建设、经费建设等保障机制。建立纠纷解决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机制,建立以政府财政支持为核心、社会购买服务和市场化运营为辅助多措并举的经费保障制度,探索诉讼费制度改革的路径,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的评价保障体系等。同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共赢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六是强化责任落实,加大监督考核力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共同完善调解员职业水平评价体系,确保法律落实到位。
对您的建议,全国人大内司委表示,目前社会纠纷的化解有多种渠道,包括诉讼或非诉讼的不同方式,调解、和解等多种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社会纠纷化解的法律制度建设,相继制定了诉讼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一部法律难以解决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问题。全国人大将依法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职责,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针对您提出制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立法建议,我们将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目前地方立法的状况,在适当时机向全国人大内司委进行汇报,阐述我国制定统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尽快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法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轨道运行,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41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41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公告送达规定予以修订或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送达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事项,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水平的提升,送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因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多种送达方式。对于公告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民事案件的送达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用12个条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并就送达问题专门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等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针对近年来送达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送达工作的举措,有力指导各级法院送达工作的顺利开展。
您在建议中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关于送达的规定,调研实践中公告送达的情况和无法送达的常见原因,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违法公告送达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提出通过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形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予以明确化以及修改相关法律,增加公告送达案件中受送达人在二审、再审、抗诉等程序中救济途径的建议。您的建议立足保护人民群众诉讼权益,通过扎实的实践调研和深入的立法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您在建议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没有具体标准,公告送达是否须以穷尽其他所有送达方式为前提并不明确,建议通过司法解释、答复、会议纪要等形式对该条规定予以细化。我们赞同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对“下落不明"作了进一步解释。该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作了细化规定,该意见第十五条规定:“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这条规定明确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吸收您的建议,继续坚持从严和规范适用公告送达的规定,并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和指导力度,监督指导各级法院切实将该意见落实到位。
关于您所提出的修改相关法律,增加公告送达案件中受送达人在二审、再审、抗诉等程序中救济途径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违法公告送达案件在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含因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的再审)中的救济作了原则性规定,该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法第二百条第九和十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上述规定中的“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均可用于对违法公告送达的问题进行救济。在具体案件审判中,人民法院将严格执行法律规定,规范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切实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立法机关有下一步的立法修改计划,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充分发挥司法实践优势,全力配合立法机关进行法律的修改完善。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统筹指导全国法院进行送达机制改革探索。各地法院纷纷通过电子信息系统、审判事务外包等方式探索和推广电子送达、公证送达等新型送达方式,持续破解送达工作中的“找人难、送达难、回执难、成本高"等难题,依法严格规范公告送达的适用,努力提升送达效率效果,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研发建设的“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已经在包括湖北省法院在内的全国各地法院陆续启用,将对进一步破解送达难、规范公告送达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您继续关注和帮助人民法院送达工作的改革推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执行工作实行“一案双查”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执行工作实行“一案双查”的规定》的通知
(法[2019]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工作实行“一案双查”的规定》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工作实行“一案双查"的规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系统管理,规范执行行为,强化执行监督,促进提升执行工作水平,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工作“一案双查”,是指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协调配合,统筹督查下级法院执行案件办理、执行工作管理问题和干警违规违法违纪问题,依照法律、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将“一案双查”作为落实执行工作“三统一”要求,规范执行行为,强化执行管理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
执行工作“一案双查”,要始终坚持执行机构与监察机构分工协作,检查案件执行情况与检查执行干警履职情况同步进行,严格查处执行干警违规违法违纪行为与完善执行干警依法履职保护机制紧密结合,既要严肃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弄虚作假、不落实上级法院工作部署及意见等行为,确保依法规范公正廉洁执行,又要注重充分保护执行干警正当权益,防范和减少办案风险。
第三条 执行工作“一案双查”线索来源主要包括:
(一)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党政机关反映或转交;
(三)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四)司法巡查或审务督察中发现的问题;
(五)院领导、执行机构负责人等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重点督办事项;
(六)涉执行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事件;
(七)办理执行复议、协调、监督等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八)执行指挥中心运行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九)其他途径发现的涉执行问题。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应确定专门人员组成工作组负责收集、筛选“一案双查”线索,提请执行机构主要负责人审核通过后与监察机构会商;监察机构收到涉执行举报投诉的,也可以作为“一案双查”线索与执行机构会商。
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确定对有关线索是否启动“一案双查”。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司法巡查或审务督察中发现的线索,由司法巡查组、审务督察组或联合检查组提出意见,提交执行机构、监察机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是否启动“一案双查”。
第五条 确定“一案双查”线索后,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应联合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向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进行交办。
下级法院收到“一案双查”线索后,应立即组成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联合调查组开展相关检查工作。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共同派员组成联合督导组或联合调查组,对下级法院联合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或直接开展相关检查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对确定交办的“一案双查”线索,可以根据需要指令相关高级人民法院直接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一案双查”联合调查组可采取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调卷审查,通过查阅卷宗检查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是否合法、及时、全面;
(二)系统检查,通过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等查看节点是否完整,是否存在节点超期、数据造假等情形:
(三)听取当事人意见,通过电话约谈、走访面谈等方式与案件当事人或信访人沟通,了解诉求及案件情况;
(四)内部谈话,约谈相关执行机构负责人、案件承办人、合议庭成员等相关人员,了解案件办理和监管工作情况;
(五)其他方式。
第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一案双查”联合调查组在工作中,要坚持全面检查原则,既要检查执行案件办理、执行工作管理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包括执行案件办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执行质效数据是否弄虚作假,执行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机制建设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存在贯彻落实上级法院部署或意见不及时、不到位等情形;也要检查执行干警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办案纪律与作风建设规定等问题,执行工作监督管理的主体责任是否到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违规违法违纪行为。
第八条 下级法院应在上级法院指定期限内上报“一案双查”调查报告,报告应包含调查经过、查明事实、问题分析和处理意见等内容。上级法院认为需要继续调查核实的,可责令下级法院限期补充调查,也可直接派员赴当地调查,必要时还可以组织听证,对有关问题进行核查。
第九条 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收到下级法院调查报告并分别核查后,应及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会商,形成检查结论,分别以下不同情形处理:
(一)执行监督纠正。发现案件办理确有错误的,可以将问题反馈至执行法院,由执行法院自行纠正,也可以由上级法院直接立案监督纠正。
(二)督促限期办理。发现案件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情形的,应当逐级向执行法院发出督办意见,要求在指定期限内采取执行措施、推进执行进程等;发现执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或漏洞的,可要求下级法院限期改进。
(三)违纪行为处分。发现执行干警存在违规违法违纪等问题的,根据处分权限移送相关法院或职能部门,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建议相关法院移送有关监察、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通报、约谈及纳入考评。经启动“一案双查”发现下级法院执行工作存在需要整改的典型问题,以及下级法院对“一案双查”工作开展不力的,上级法院可启动约谈机制责令整改。凡经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一案双查”被约谈或通报的,将作为该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平安建设考评(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扣分项处理。
第十条 上级法院启动“一案双查”后需要向相关当事人或信访人反馈的,对反映执行行为违法、不规范等问题的案件,以执行机构为主,监察机构配合共同做好反馈及息访疏导工作;对反映执行干警违规违法违纪的案件,以监察机构为主,执行机构配合做好反馈及息访疏导工作。
第十一条 上级法院经“一案双查”结论为举报或反映问题不实,执行干警不存在违规违法违纪或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等问题的,应明确告知举报人或者反映人检查结果,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保护执行干警依法履职、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第十二条 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规范有序开展执行工作“一案双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法院开展“一案双查”工作情况适时予以通报。
第十三条 本规定2019年10月2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
2022年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2〕2号)
为正确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证券过程中实施虚假陈述引发的侵权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本规定。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中发生的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交以下证据或者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证明原告身份的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
(三)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的凭证及投资损失等相关证据。
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第三条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对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管辖第一审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虚假陈述的认定
第四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
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描述。
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隐瞒了与之相关的部分重要事实,或者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致使已经披露的信息因不完整、不准确而具有误导性。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
第五条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方式等要求及时、公平披露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构成虚假陈述的,依照本规定承担民事责任;构成内幕交易的,依照证券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构成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损害股东利益行为的,依照该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条 原告以信息披露文件中的盈利预测、发展规划等预测性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存在重大差异为由主张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信息披露文件未对影响该预测实现的重要因素进行充分风险提示的;
(二)预测性信息所依据的基本假设、选用的会计政策等编制基础明显不合理的;
(三)预测性信息所依据的前提发生重大变化时,未及时履行更正义务的。
前款所称的重大差异,可以参照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认定。
第七条 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公告发布具有虚假陈述内容的信息披露文件,以披露日为实施日;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等方式实施虚假陈述的,以该虚假陈述的内容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上首次公布之日为实施日。信息披露文件或者相关报导内容在交易日收市后发布的,以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
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
第八条 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开交易市场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等证据,判断投资者是否知悉了虚假陈述。
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外,下列日期应当认定为揭露日:
(一)监管部门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
(二)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管理组织因虚假陈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等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布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的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的,以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为揭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多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认定其揭露日。
第九条 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自行更正虚假陈述之日。
三、重大性及交易因果关系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
(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
(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
(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
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
(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第十二条 被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一)原告的交易行为发生在虚假陈述实施前,或者是在揭露或更正之后;
(二)原告在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券市场广泛知悉;
(三)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等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
(四)原告的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
(五)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
四、过错认定
第十三条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所称的过错,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行为人故意制作、出具存在虚假陈述的信息披露文件,或者明知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而不予指明、予以发布;
(二)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对信息披露文件中虚假陈述的形成或者发布存在过失。
第十四条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一)在签署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之前,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借助会计、法律等专门职业的帮助仍然未能发现问题的;
(二)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向发行人提出异议并监督整改或者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
(三)在独立意见中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反对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的,但在审议、审核相关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
(四)因发行人拒绝、阻碍其履行职责,导致无法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
(五)能够证明勤勉尽责的其他情形。
独立董事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履职期间能够按照法律、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职责的,或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后及时督促发行人整改且效果较为明显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其过错情况。
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十七条 保荐机构、承销机构等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提交的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尽职调查报告、内部审核意见等证据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一)已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行业执业规范的要求,对信息披露文件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
(二)对信息披露文件中没有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意见支持的重要内容,经过审慎尽职调查和独立判断,有合理理由相信该部分内容与真实情况相符;
(三)对信息披露文件中证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重要内容,经过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有合理理由排除了职业怀疑并形成合理信赖。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挂牌和定向发行推荐业务的证券公司,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财务顾问等证券服务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考行业执业规范规定的工作范围和程序要求等内容,结合其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
证券服务机构的责任限于其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证券服务机构依赖保荐机构或者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基础工作或者专业意见致使其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虚假陈述,能够证明其对所依赖的基础工作或者专业意见经过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排除了职业怀疑并形成合理信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第十九条 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一)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和核查手段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存在错误的;
(二)审计业务必须依赖的金融机构、发行人的供应商、客户等相关单位提供不实证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发现的;
(三)已对发行人的舞弊迹象提出警告并在审计业务报告中发表了审慎审计意见的;
(四)能够证明没有过错的其他情形。
五、责任主体
第二十条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致使原告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原告起诉请求直接判令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依照本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发行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要求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赔偿实际支付的赔偿款、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用等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所提供的信息不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导致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陈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该交易对方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有证据证明发行人的供应商、客户,以及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等明知发行人实施财务造假活动,仍然为其提供相关交易合同、发票、存款证明等予以配合,或者故意隐瞒重要事实致使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其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担与追偿,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但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保荐机构、承销机构等责任主体以存在约定为由,请求发行人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补偿其因虚假陈述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六、损失认定
第二十四条 发行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导致原告损失的,原告有权请求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赔偿损失。
第二十五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原告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第二十六条 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
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
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
无法依前款规定确定基准价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专业意见,参考对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时的通常估值方法,确定基准价格。
第二十七条 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原告因虚假陈述买入相关股票所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后、基准日之前卖出的股票,按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卖出股票的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已卖出的股票数量;
(二)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基准日之前未卖出的股票,按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基准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未卖出的股票数量。
第二十八条 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原告因虚假陈述卖出相关股票所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后、基准日之前买回的股票,按买回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卖出股票的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买回的股票数量;
(二)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基准日之前未买回的股票,按基准价格与卖出股票的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未买回的股票数量。
第二十九条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已经除权的证券,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市场参与主体依法设立的证券投资产品,在确定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时,每个产品应当单独计算。
投资者及依法设立的证券投资产品开立多个证券账户进行投资的,应当将各证券账户合并,所有交易按照成交时间排序,以确定其实际交易及损失情况。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基本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
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七、诉讼时效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主张以揭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揭露日与更正日不一致的,以在先的为准。
对于虚假陈述责任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责任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三十三条 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部分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起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起诉行为对所有具有同类诉讼请求的权利人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
在普通代表人诉讼中,未向人民法院登记权利的投资者,其诉讼时效自权利登记期间届满后重新开始计算。向人民法院登记权利后申请撤回权利登记的投资者,其诉讼时效自撤回权利登记之次日重新开始计算。
投资者保护机构依照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后,投资者声明退出诉讼的,其诉讼时效自声明退出之次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八、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证券交易场所,是指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本规定所称监管部门,是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
本规定所称发行人,包括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挂牌公司。
本规定所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后、基准日之前,包括该日;所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不包括该日。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的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更好维护困难妇女合法权益,现将北京吴甲红国家司法救助案等8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3年3月2日
案例一
北京吴甲红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残疾困难妇女 妇联移送线索 综合帮扶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吴甲红,女,1983年7月出生,系家庭暴力受害人。
2015年8月27日,吴甲红与汪某亮登记结婚。2017年吴甲红父亲去世后,汪某亮经常对吴甲红实施打骂、冻饿等暴力虐待行为,致使吴甲红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精神疾病不断加重,汪某亮未对其进行积极治疗。后吴甲红的姐姐吴乙红申请法院宣告吴甲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申请指定自己为吴甲红的监护人。2021年12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宣告吴甲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双方当事人对指定监护人争议较大,法院未予一并处理。2022年4月28日,经吴乙红申请,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就指定监护人和吴甲红离婚纠纷,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2022年8月9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汪某亮虐待吴甲红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22年8月10日,丰台区公安局以汪某亮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后,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2月16日以汪某亮犯故意伤害罪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救助过程】
吴甲红的姐姐吴乙红向丰台区妇联反映吴甲红遭受家庭暴力等情况,丰台区妇联向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吴甲红于2019年11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婚姻存续期间遭受丈夫汪某亮的家庭暴力,造成肢体残疾,精神疾病及身体损伤均需长期治疗;吴甲红为居民户口,不享受所在村的村民待遇,也没有低保,无工作能力和收入来源,需专人照看;吴甲红现在外租房居住,日常花销、房租等均由其姐吴乙红负担,生活困难。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吴甲红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重点对象,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提升司法救助效果,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被救助人所在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召开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推进对吴甲红进行多元化综合帮扶。一是丰台区妇联将吴甲红纳入关爱帮扶重点对象,及时对吴甲红进行心理安抚和疏导,协调开展心理治疗;二是协调区残联为吴甲红办理精神三级残疾证,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1320元/月、护理补贴100元/月、助残补贴100元/月、监护人补贴200元/月,免除吴甲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其看病产生的费用按照北京市医保政策予以报销;三是共同关注跟进吴甲红与汪某亮的离婚诉讼相关情况,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2023年1月,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救助回访,了解到各项帮扶措施已经落实到位。吴甲红现由吴乙红照顾,生活安稳。吴甲红所在村还将根据法院有关判决情况为吴甲红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在后续有关拆迁补偿工作中对吴甲红的情况予以重点关注,保障吴甲红的财产权益。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加强司法救助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丰台区妇联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及时移送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又与妇联组织以及被救助人所在乡镇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加强沟通协作,积极协调开展心理辅导、帮助办理残疾证落实残疾人补贴、提供法律援助等多元化综合帮扶工作,有力提升了案件救助效果。在办理司法救助案件过程中,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还结合办案实际,能动履行民事支持起诉、刑事立案监督职能,进一步保障了被救助人合法权益。
案例二
江苏曾某燕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故意伤害案被害人 农村困难妇女 综合帮扶 减免医药费 跟踪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曾某燕,女,1980年9月出生,系陈某保故意伤害案被害人。
2021年6月27日晚,陈某保在与曾某燕因离婚财产纠纷问题发生争吵中,持菜刀到曾某燕和其前夫所生儿子彭某伟房间,对曾某燕和彭某伟行凶,致曾某燕左眼盲目5级,全身多处刀伤失血,出现重度以上休克,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2021年6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以陈某保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2021年9月2日,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以陈某保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21年10月27日,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将陈某保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11月27日,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某保提起公诉,曾某燕、彭某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22年3月4日,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以陈某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万余元。
【救助过程】
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陈某保故意伤害案中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困难情况,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办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实地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曾某燕系农村居民,案发后被送往医院救治,住院治疗40余天,支出医疗费8万余元;因遭受犯罪侵害,曾某燕左眼器质性损伤严重,眼球壁和眼球内容物损坏致左眼无光感,急需做眼球摘除和义眼种植手术,医疗费2万元;现曾某燕与其儿子彭某伟租房居住,收入来源为曾某燕在某公司从事外包操作工的收入和其儿子在某民营汽修厂做学徒工的收入,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金未能全部执行到位,且已全部用于治疗,无力承担术后眼部护理所需医药费用,家庭生活较为困难。
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曾某燕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妇女,应予重点救助,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将本案司法救助情况向新区妇联通报,共同研究推进综合帮扶措施。一是新区妇联将曾某燕确定为重点帮扶困难妇女;二是针对被救助人反映的其所在公司拟以因案致残不宜继续工作为由将其予以辞退的情况,积极与被救助人所在公司沟通协调,将其调整到更加适合的岗位;三是主动联系救治医院,向医院说明曾某燕困难情况,协调减免部分手术费用。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与新区妇联定期共同走访曾某燕本人及其所在社区、公司,持续关注被救助人工作和生活状况,帮助被救助人恢复生活信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农村地区困难妇女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协同开展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困难情况,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后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发放救助金,缓解了被救助人家庭燃眉之急,并及时向妇联组织通报司法救助情况,共同开展综合帮扶和跟踪回访,帮助被救助人恢复生活信心,切实保障了救助效果。
案例三
江西古某香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未成年人 综合帮扶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古某香,女,1972年11月出生;黄某妹,女,1937年1月出生;叶某丽,女,2000年12月出生;叶某如,女,2004年12月出生;叶某利,男,2008年10月出生。五人分别系刘某汶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叶某勇的妻子、母亲及子女。
2021年12月15日,刘某汶酒后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在江西省井冈山市某村路口左转弯时压过黄线,与叶某勇驾驶的电动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叶某勇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汶负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2021年12月22日,井冈山市公安局对刘某汶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于2022年1月13日移送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1月21日,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对刘某汶提起公诉,古某香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22年4月26日,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汶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68万余元。
【救助过程】
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刘某汶交通肇事案时发现刘某汶仅垫付叶某勇医院抢救期间部分治疗费用,后续费用无力赔偿,且肇事车辆未购买保险,被害人叶某勇近亲属的生活可能陷入困境,遂将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办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开通“绿色通道”,指定专人优先办理。经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案发前叶某勇家庭共有成员7人,原系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依靠叶某勇打工收入维持生活,案发后叶某勇死亡,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古某香以务农为生,经济收入少,时年15岁的叶某盛因无法走出其父意外死亡的阴影,自缢身亡,叶某丽、叶某如、叶某利均为在校学生,其中两人为未成年人,古某香不仅要独自抚养三名子女,还需赡养85岁的婆婆,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案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古某香属于“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困难妇女情形,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加强与市妇联的沟通协作,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多元综合帮扶。一是发挥妇联工作优势,有针对性地对古某香及其子女开展心理疏导,将古某香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二是将在读高中的叶某如纳入“春蕾计划”,给予相应的学习和生活补助;三是教育部门对古某香未成年子女落实帮扶政策,减免学杂费等;四是民政部门按照规定将古某香全家5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畴,家庭每月可得最低生活保障金2100元;五是当地村委会为古某香就近安排公益岗位,每月收入500元。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妇联开展回访,了解到古某香家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有了较大改观,其本人从事家政服务,女儿叶某丽还利用暑期时间勤工俭学自力更生。古某香表示今后将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努力赡养好老人,培育好子女,努力回馈社会关怀。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农村地区困难妇女加强司法救助协作,积极协调开展多元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开通困难妇女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指定专人优先办理,按照“保基本,助长远”的基本目标,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结合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情况,积极与妇联组织加强协作,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社会帮扶,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并通过救助回访,持续关注被救助人家庭生活情况,有力促进了司法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四
山东赵某蕾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女大学生求职 退役军人家属 综合帮扶 救助回访 就业安全培训 促进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赵某蕾,女,2000年12月出生,系陈某启强制猥亵案被害人。
2020年7月,赵某蕾大学毕业后,到陈某启的工作室求职。面试期间,陈某启趁机对赵某蕾进行猥亵。后查明,陈某启还以同样手段对前来应聘的陆某某实施猥亵。2021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以陈某启犯强制猥亵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害人陆某某不服法院判决,向兰山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救助过程】
兰山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陆某某刑事申诉案过程中,发现原案另一被害人赵某蕾家庭生活困难,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开通“绿色通道”,加快案件办理进度。经入户走访等调查工作,查明了相关事实。赵某蕾一家共有5人,赵某蕾系家中唯一劳动者,父亲系伤残退役军人,退役后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劳动能力,母亲患有癌症,长期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巨大,弟弟、妹妹年纪尚小,正在某学校上学;案发后赵某蕾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无法正常工作,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赵某蕾在求职就业中受到犯罪侵害,加剧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针对赵某蕾精神遭受严重创伤、沟通和表达能力均受较大影响、无法正常工作等现实情况,兰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成立关怀小组,组织“幸福护航”巾帼志愿者、心理辅导师、社区工作人员对赵某蕾提供长期心理辅导,引导其逐步走出心理阴影,在某公司实现就业,月收入3000余元;区妇联将赵某蕾母亲纳入女性安康工程,为其申请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大病医疗补助4000元;协调区民政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落实赵某蕾父亲退役军人伤残补助金每年1万元;当地村委会、包村干部开展“邻里互助”活动,将赵某蕾一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进一步跟踪落实低保兜底、残疾人补助、医疗保障等政策。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和区妇联先后4次会同有关部门对赵某蕾家庭进行回访,目前赵某蕾的父亲精神状态恢复较好,母亲病情稳定并在家中做手工补贴家用,弟弟、妹妹在学校安心读书,赵某蕾重拾生活信心,家庭生活恢复正常。
兰山区人民检察院还结合本案中不法分子利用女大学生求职心切、自我防范意识不足等心理,设置求职陷阱、侵害女大学生人身权利的情况,与区妇联共同开展大学生“就业安全季”系列活动,组建由检察官、妇联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律师、巾帼志愿者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到当地大中专院校开展就业兼职安全培训,对就业过程中防范性侵害、性别歧视、性骚扰等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大学生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促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结合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加强与妇联组织的司法救助协作,切实维护求职过程中被侵害女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被救助人家庭困难,并加强与妇联组织的救助协作,建立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积极协调落实综合帮扶措施,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长远生活保障问题。检察机关和妇联组织还共同开展回访和大学生“就业安全季”系列活动,为女大学生安全就业保驾护航,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互动,起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案例五
湖南罗某艳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困难妇女 妇联移送线索 联合救助 综合帮扶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罗某艳,女,1983年7月出生,系周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刘某三的妻子。
2019年1月31日零时许,周某无证驾驶小车途经湖南省常宁市某路段时,因操作失当,驶入对向车道,与蒋某驾驶的车辆相撞,造成蒋某车上的乘客刘某三重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蒋某分别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刘某三无责任。刘某三提起民事诉讼,常宁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保险公司、周某、蒋某分别赔偿刘某三21万余元、56万余元、12万余元。民事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履行到位,但蒋某履行3万元后无力继续履行,周某未履行赔偿责任。2019年10月16日,常宁市公安局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将周某刑事拘留,后经常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移送起诉后,常宁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5月11日,常宁市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救助过程】
2022年5月,常宁市妇联在入户开展工作时发现罗某艳的丈夫因案失去劳动能力,罗某艳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多名子女需要抚养,可能属于因案致困妇女,遂根据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衡阳市妇联共同出台的《加强司法救助案件中困难妇女权益保护的工作衔接机制》,向常宁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常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了相关事实。罗某艳家庭系当地低保户,共有家庭成员8人,案发前罗某艳的丈夫刘某三从事装修工作,罗某艳在外务工,二人收入较为稳定,四名子女均年幼,小女儿3岁尚未入学,其他三名子女均为小学在读,罗某艳的公婆均系农民,以务农为生,现均年逾六旬,劳动能力下降,基本无收入;案发后刘某三重伤一级、一级伤残,需终身护理,罗某艳因需护理瘫痪在床的丈夫和照顾年迈的公婆、抚养四个未成年子女,无法外出务工,全家靠低保金生活,因周某、蒋某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大部分的赔偿款实际未能执行到位,支付的赔偿款已全部用于刘某三的前期治疗,罗某艳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常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罗某艳家庭生活因案陷入困境,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罗某艳属于“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导致丧失劳动能力,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困难妇女,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加大救助力度,常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请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共同向罗某艳发放司法救助金。针对罗某艳家庭实际困难,衡阳市、常宁市两级检察院、妇联共同研究,积极协调落实多元化综合帮扶措施。一是衡阳市妇联依托该市“出手吧!姐姐!”公益项目,救助罗某艳家庭1万元;二是常宁市民政局按照规定向罗某艳家庭发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三是通过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将罗某艳的四名未成年子女纳入“检·爱计划”公益项目,按年度提供助学金;四是常宁市乡村振兴局将罗某艳家庭纳入“防止返贫监测户”,开展帮扶;五是罗某艳所在村将其纳入年度走访慰问对象,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促进解决其家庭生活困难。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衡阳市、常宁市两级检察院和妇联共同开展回访,跟进了解各项救助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安排妇联工作人员、巾帼志愿者等定期入户开展后续帮扶,得到罗某艳家人及附近群众的高度肯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妇女,联合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切实加大救助帮扶力度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常宁市妇联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依托其与当地检察院建立的困难妇女司法救助衔接工作机制,移送常宁市人民检察院。常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提请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针对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共同研究,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合力开展多元化综合帮扶,并共同开展回访,有力促进解决了困难妇女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
案例六
四川赵某红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命案被害人 困难妇女 大检察官接访 共同走访 联合救助 综合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赵某红,女,1980年9月出生,系唐某伦故意杀人案被害人及另一被害人税某义的妻子;被救助人廖某玉、税某怡、税某杰,分别系赵某红的婆婆、女儿和儿子。
2020年4月19日14时许,唐某伦酒后因琐事与税某义、赵某红夫妻发生口角,唐某伦拿出一把尖刀捅刺税某义左侧胸部,又用尖刀刺杀赵某红的背部、腹部并用石头砸其头部,致税某义当场死亡,赵某红重伤二级。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送起诉,2020年9月24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唐某伦犯故意杀人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赵某红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21年2月26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唐某伦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2万余元。唐某伦上诉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刑事部分,撤销有关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内容。
【救助过程】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唐某伦故意杀人案时发现被害人赵某红可能属于困难妇女,将该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与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办理,开通“绿色通道”,加快办理进度,加大救助力度。2022年4月29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时任检察长冯键接待赵某红,现场倾听其诉求,要求检察机关加强与省妇联的救助协作。经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共同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赵某红家庭原有5人,户籍地为彭州市某镇某村,案发前赵某红与丈夫税某义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和贩卖果蔬,收入尚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案发后税某义死亡,赵某红重伤二级且需后续治疗,无法从事重体力工作,还需照顾家中老人、小孩,因无法面对案发现场,搬至崇州市某街道居住;赵某红女儿税某怡为彭州市某中学高三学生,儿子税某杰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婆婆廖某玉现年68岁,双目失明,一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金额不高,且被告人唐某伦仅部分履行,赵某红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三级检察院审查认为,赵某红等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的重点救助对象,决定共同发放司法救助金。针对本案被救助人家庭实际生活困难,三级检察院和妇联共同到被救助人户籍所在地乡镇召开协调会,邀请有关政府部门共同开展跨区域、多元化的综合帮扶。一是成都市妇联所属公益组织对赵某红一家开展心理疏导和帮扶工作,确保税某怡以最好状态参加高考,并将税某怡列入“春蕾绽放”计划,给予资金帮助;二是彭州市民政局将赵某红家庭纳入低保及困难群众慰问范围,对廖某玉进行养老帮扶,协助税某怡申请“阳光圆梦”资助项目;三是彭州市教体局对税某怡进行心理辅导和高考指导,发放普通高中学生国家助学金,免除学费、课本费、住校费,考取大学后协助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四是彭州市卫健委对被救助人看病就医费用按规定给予减免,为廖某玉发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奖励扶助,享受免费体检并纳入系统管理;五是彭州市残联为廖某玉办理重度残疾人养老保险,纳入残疾人临时困难救助及适老适盲居家改造范围;六是彭州市仁爱中心及被救助人户籍所在地乡镇对廖某玉开展定期陪护和日常饮食起居生活帮扶;七是崇州市某街道和社区为赵某红提供灵活就业岗位、协助办理居住证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对因案致困妇女跨区域协同进行司法救助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大检察官当面听取困难妇女诉求,了解其家庭生活困难情况,三级检察院上下联动,开通“绿色通道”加快案件办理进度,及时发放较高数额的司法救助金,充分发挥了司法救助“救急解困”的功能作用。检察机关还切实加强与妇联组织的协作配合,立足被救助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等实际困难,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多元化综合帮扶措施,为被救助人长期生活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有效提升了救助效果。
案例七
贵州黄某定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联合救助 综合帮扶 救助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黄某定,女,1978年8月出生;王某甲,女,2012年5月出生;王某乙,男,2019年8月出生。三人分别系韦某坤交通肇事案被害人王某明的妻子及子女。
2019年12月7日,韦某坤无证驾驶无牌照三轮摩托车在贵州省镇宁县某乡镇道路行驶途中搭载王某明,之后发生侧翻,造成王某明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韦某坤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2020年3月6日,镇宁县公安局以韦某坤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后,镇宁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31日向镇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9月17日,镇宁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韦某坤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救助过程】
镇宁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韦某坤交通肇事案过程中,发现被害人王某明的妻子黄某定有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可能属于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情形,遂将本案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黄某定系当地农村居民,患有智力障碍及言语残疾(一级),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其女儿王某甲、儿子王某乙尚年幼,家庭原系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案发前王某明系该家庭的唯一劳动力,案发后因王某明的死亡致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在辖区政府的帮助下,黄某定、王某甲、王某乙已被送至该县某福利院生活。
镇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定、王某甲、王某乙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其中黄某定系农村地区困难妇女,且身患智力障碍及言语残疾,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镇宁县人民检察院报请安顺市人民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决定共同发放司法救助金,并委托该县某福利院对司法救助金进行管理,确保用于黄某定等人的生活、医疗等支出。针对本案被救助人家庭现实困难情况,镇宁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向县妇联通报,县妇联将黄某定户纳入重点关心、关注对象,与检察机关共同就黄某定等人的生活状况及司法救助金使用情况进行回访。对在回访中了解到的王某甲缺乏持续性帮扶、王某乙面临学前教育等问题,镇宁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于2022年3月共同与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召开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联席会,共商落实综合帮扶措施。一是县乡村振兴局会同镇政府将黄某定户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管理,压实村级帮扶责任,定期跟踪回访掌握黄某定的基本生活情况;二是县教科局协调安排王某乙在该县某福利院附近的幼儿园就读,享受学前奖补资金,免除保教费、生活费,并赠送生活用品,使王某乙得以按时入园接受教育;三是县民政局将王某甲、王某乙两人纳入“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集中养育”,提供较为充足的养育金,并结合黄某定一家在福利院生活的实际,保障享受城市低保金,指定福利院工作人员专人接送王某乙进入幼儿园接受教育。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镇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的办理为切入点,与县妇联、民政局、乡村振兴局、司法局、医保局、教科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等十一个部门会商,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作的衔接机制(试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困境妇女儿童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多元化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镇宁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被救助人家庭因案失去经济来源,尚有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实际,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联合上级院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并将本案司法救助情况向县妇联通报。县妇联将被救助人家庭纳入重点关心、关注对象,与检察机关共同开展回访,协同乡村振兴、教育、民政等部门合力开展综合帮扶,促进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后顾之忧,彰显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八
陕西胡某芬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故意杀人案被害人 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绿色通道 综合帮扶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胡某芬,女,1990年7月出生;周某怡,女,2011年5月出生;周某宇,女,2016年8月出生。三人系王某良故意杀人案被害人。
2021年11月4日凌晨4时许,王某良因感情纠纷与前妻胡某芬发生争执,用菜刀将胡某芬头部、面部砍伤,后又拿砖块砸伤胡某芬头部,并将胡某芬的两个女儿周某怡、周某宇砸击至昏迷。王某良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2021年11月5日,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以王某良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后,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2月18日报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3月16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良犯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胡某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救助过程】
灞桥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王某良故意杀人案过程中,发现被害人胡某芬、周某怡、周某宇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加快案件办理进度。经走访调查,查明了相关事实。胡某芬来自农村家庭,其与王某良离婚后依靠打工收入抚养两个女儿,系家庭主要劳动力;王某良故意杀人案造成胡某芬轻伤一级、周某怡和周某宇重伤二级的严重后果,胡某芬住院两次,花费9万余元,周某怡住院四次,花费近20万元,周某宇住院两次,花费10万余元,无力承担全部治疗费用,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母女三人无钱进行后续治疗,且大女儿一只眼睛有失明的风险,胡某芬为此患上抑郁症;案发后王某良未给予任何赔偿,胡某芬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灞桥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胡某芬及其女儿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检察机关司法救助重点对象,决定发放司法救助金,以纾解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困难。针对胡某芬家庭实际生活困难,灞桥区人民检察院积极与区妇联联系,共同研究推进一系列帮扶措施。一是灞桥区妇联向被救助人发放困难救助金,进一步缓解其生活困难;二是联合被救助人所在街道办和村委会开展日常帮扶,送去生活物品,并关注胡某芬家庭生活状况;三是协调胡某芬两个女儿的就读学校,为其减免书本费、午餐费等。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共同开展回访,关注被救助人心理健康,积极进行心理治疗和辅导,帮助重塑生活信心。2022年9月20日,在最高检和全国妇联召开的视频连线调研会议上,被救助人胡某芬应邀列席会议。当回忆起检察机关和妇联对其的救助帮扶时,胡某芬感激地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检察机关和妇联对我们的救助帮扶”。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还以本案办理为契机,共同出台《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实施意见》,建立救助困难妇女长效协作机制。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加大对困难妇女的司法救助力度,积极协同妇联组织开展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灞桥区人民检察院针对胡某芬及其两个女儿被伤害后发生较多的医疗费用、生活难以为继的困难情形,充分发挥司法救助“雪中送炭”“救急解困”的功能作用,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解决胡某芬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加强协作,推进实施综合帮扶措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司法救助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三件“农资打假”典型案例(202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三件“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8日)
案例一:
张传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造成农作物减产
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传义,男,汉族,1965年3月6日出生,大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2009年8月,被告人张传义与申某(另案处理)在辽宁省大连市注册成立大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股东。2011年3月份,张传义、申某联系杨某(另案处理)在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农药厂内生产伪劣农药“菌三唑”(杀菌剂),由申某以大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员的名义将该“菌三唑”共计200件(每件300包)销售给徐州市铜山区、沛县等地的经销商,销售金额3.6万余元。当地农户从经销商处购买上述农药给小麦喷洒后,出现长势不良或不出穗等情况,导致600余农户的1600余亩小麦减产86万余斤,经济损失达86万余元。经鉴定,上述农药“菌三唑”多菌灵含量4.6%,硫磺含量7.8%,为不合格产品。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传义伙同他人生产、销售不合格的农药,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张传义案发后能够主动退赔部分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判处被告人张传义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案例二:
申洲明、王和中销售伪劣产品案
--未取得兽药经营资质销售不合格兽药
简要案情
被告人申洲明,男,汉族,1979年3月5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王和中,男,汉族,1969年9月22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申洲明、王和中均不具备兽药经营资质。2017年10月至2019年1月,王和中从不具备兽药生产、经营资质的林某某等人(另案处理)处,多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进甲磺酸加替杀星、阿莫西林等十余种兽药,将部分兽药销售给申洲明,销售金额70余万元。申洲明在明知该兽药可能为伪劣产品的情况下,将部分兽药销售给牛某、张某,销售金额104万余元。后牛某发现其所购兽药为不合格产品,要求申洲明退款,申洲明遂退还牛某货款16万元。经鉴定,申洲明、王和中销售的兽药均为不合格产品。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申洲明、王和中以不合格的兽药冒充合格的兽药进行销售,销售金额分别达到104万余元和70余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申洲明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退赔,可从轻处罚。王和中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据此,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申洲明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王和中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案例三:
马志杰等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造成农作物减产
简要案情
被告人马志杰,男,汉族,1972年10月7日出生,北京某农业技术研究所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尹明华,男,汉族,1979年7月23日出生,河北省承德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刘德堂,男,汉族,1966年1月22日出生,山东省平度市某种子经营部负责人。
2018年底,被告人马志杰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某农业技术研究所没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未经授权和委托,谎称自己为“德尔红88”胡萝卜种子的中国区总代理,与被告人尹明华、刘德堂分别在河北省围场县、山东省平度市召开推广会,向社会公开推广、销售该品种胡萝卜种子,并分别授权尹、刘二人为该种子在当地的销售代理。随后,马志杰定制了黄色高罐“德尔红88”的包装罐,并购买其他品种的胡萝卜种子进行灌装。马志杰将上述情况告知尹明华、刘德堂,分别以每罐400元、360元的价格销售给尹明华、刘德堂,销售金额48.32万元。尹明华、刘德堂又分别以每罐1100元、900元的价格加价销售给当地农户,销售金额分别为30余万元和15万元。农户种植后,先后出现大面积红苗、死苗的现象。经测产评估和鉴定,正规“德尔红88”胡萝卜种子的亩产量为5625公斤,马志杰等人销售的胡萝卜种子测产亩产量仅为3164-3535公斤,尹明华、刘德堂所售种子分别造成122余万元和42余万元的损失。经鉴定,涉案胡萝卜种子SSR引物扩增出的指纹图谱与对照样品正规“德尔红88”胡萝卜种子扩增出的SSR指纹图谱在47个位点上有36个位点带型不一致。案发后,尹明华、刘德堂分别赔偿损失109.4万元、33万元,退还部分种子款并取得谅解。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志杰生产、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被告人尹明华、刘德堂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马志杰、尹明华归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刘德堂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尹明华、刘德堂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法院经综合考量,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马志杰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尹明华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刘德堂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7〕3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案例88-92号),作为第17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5日
指导案例88号
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
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11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许可/期限/告知义务/行政程序/确认/违法判决
裁判要点
1. 行政许可具有法定期限,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应当明确告知行政许可的期限,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知道行政许可的期限。
2. 行政相对人仅以行政机关未告知期限为由,主张行政许可没有期限限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没有告知期限,事后以期限届满为由终止行政相对人行政许可权益的,属于行政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但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带来明显不利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2项
基本案情
1994年12月12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简阳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对本市区范围内客运人力三轮车实行限额管理。1996年8月,简阳市政府对人力客运老年车改型为人力客运三轮车(240辆)的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3500元。1996年11月,简阳市政府对原有的16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2000元。从1996年11月开始,简阳市政府开始实行经营权的有偿使用,有关部门也对限额的40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收取了相关的规费。1999年7月15日、7月28日,简阳市政府针对有偿使用期限已届满两年的客运人力三轮车,发布《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和《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其中,《公告》要求“原已具有合法证照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必须在1999年7月19日至7月20日到市交警大队办公室重新登记”,《补充公告》要求“经审查,取得经营权的登记者,每辆车按8000元的标准(符合《公告》第六条规定的每辆车按7200元的标准)交纳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张道文、陶仁等182名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认为简阳市政府作出的《公告》第六条和《补充公告》第二条的规定形成重复收费,侵犯其合法经营权,向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简阳市政府作出的上述《公告》和《补充公告》。
裁判结果
1999年11月9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以(1999)简阳行初字第36号判决维持市政府1999年7月15日、1999年7月28日作出的行政行为。张道文、陶仁等不服提起上诉。2000年3月2日,四川省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2000)资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1年6月1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1)川行监字第1号行政裁定指令四川省资阳市(原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01年11月3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资行再终字第1号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张道文、陶仁等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2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川行监字第4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张道文、陶仁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2017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行再8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资行再终字第1号判决;二、确认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公告》和《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补充公告》违法。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到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从法律适用上看,《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车辆类型的调整、数量的投放”和第24条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客运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四川省交通厅制定的《四川省小型车辆客运管理规定》(川交运〔1994〕 359号)第八条规定:“各市、地、州运管部门对小型客运车辆实行额度管理时,经当地政府批准可采用营运证有偿使用的办法,但有偿使用期限一次不得超过两年。”可见,四川省地方性法规已经明确对客运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四川省交通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虽然早于地方性法规,但该规范性文件对营运证实行有期限有偿使用与地方性法规并不冲突。基于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需要,客运经营权也需要设定一定的期限。从被诉的行政程序上看,程序明显不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对原已具有合法证照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实行重新登记,经审查合格者支付有偿使用费,逾期未登记者自动弃权的措施。该被诉行为是对既有的已经取得合法证照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收取有偿使用费,而上述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的权利是在1996年通过经营权许可取得的。前后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承继和连接关系。对于1996年的经营权许可行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等授益性行政行为时,应当明确告知行政许可的期限。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行政相对人也有权知晓行政许可的期限。行政机关在1996年实施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权许可之时,未告知张道文、陶仁等人人力客运三轮车两年的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张道文、陶仁等人并不知道其经营权有偿使用的期限。简阳市政府1996年的经营权许可在程序上存在明显不当,直接导致与其存在前后承继关系的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明显不当。
关于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的期限问题。申请人主张,因简阳市政府在1996年实施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权许可时未告知许可期限,据此认为经营许可是无期限的。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简阳市政府实施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权许可,目的在于规范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秩序。人力客运三轮车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设定一定的期限是必要的。客观上,四川省交通厅制定的《四川省小型车辆客运管理规定》(川交运〔1994〕 359号)也明确了许可期限。简阳市政府没有告知许可期限,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申请人仅以此认为行政许可没有期限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道文、陶仁等人实际享受“惠民”政策的问题。简阳市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存在的道路严重超负荷、空气和噪声污染严重、“脏、乱、差”、“挤、堵、窄”等问题进行整治,符合城市管理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其正当性应予肯定。简阳市政府为了解决因本案诉讼遗留的信访问题,先后作出两次“惠民”行动,为实质性化解本案争议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其后续行为也应予以肯定。本院对张道文、陶仁等人接受退市营运的运力配置方案并作出承诺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则,确保行政权力依照法定程序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简阳市政府作出《公告》和《补充公告》在行政程序上存在瑕疵,属于明显不当。但是,虑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简阳市城区交通秩序得到好转,城市道路运行能力得到提高,城区市容市貌持续改善,以及通过两次“惠民”行动,绝大多数原401辆三轮车已经分批次完成置换,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明显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有关情况判决的规定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梁凤云、王海峰、仝蕾)
指导案例89号
“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
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11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公安行政登记/姓名权/公序良俗/正当理由
裁判要点
公民选取或创设姓氏应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或者创设新的姓氏,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2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基本案情
原告“北雁云依”法定代理人吕晓峰诉称:其妻张瑞峥在医院产下一女取名“北雁云依”,并办理了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新生儿落户备查登记。为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时,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以下简称“燕山派出所”)不予上户口。理由是孩子姓氏必须随父姓或母姓,即姓“吕”或姓“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姓名权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拒绝以“北雁云依”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
被告燕山派出所辩称:依据法律和上级文件的规定不按“北雁云依”进行户口登记的行为是正确的。《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但没有具体规定。而200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关于夫妻离异后子女更改姓氏问题的答复中称,《婚姻法》第二十二条是我国法律对子女姓氏问题作出的专门规定,该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没有规定可以随第三姓。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行政机关就不能实施,原告和行政机关都无权对法律作出扩大化解释,这就意味着子女只有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两种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律确认姓名权是为了使公民能以文字符号即姓名明确区别于他人,实现自己的人格和权利。姓名权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可滥用。新生婴儿随父姓、随母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标志着血缘关系,随父姓或者随母姓,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近亲结婚,但是姓第三姓,则与这种传统习俗、与姓的本意相违背。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执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子女姓氏的问题上,标准都是一致的,即子女应当随父姓或者随母姓。综上所述,拒绝原告法定代理人以“北雁云依”的姓名为原告申报户口登记的行为正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北雁云依”出生于2009年1月25日,其父亲名为吕晓峰,母亲名为张瑞峥。因酷爱诗词歌赋和中国传统文化,吕晓峰、张瑞峥夫妇二人决定给爱女起名为“北雁云依”,并以“北雁云依”为名办理了新生儿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新生儿落户备查登记。2009年2月,吕晓峰前往燕山派出所为女儿申请办理户口登记,被民警告知拟被登记人员的姓氏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即姓“吕”或者“张”,否则不符合办理出生登记条件。因吕晓峰坚持以“北雁云依”为姓名为女儿申请户口登记,被告燕山派出所遂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于当日作出拒绝办理户口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
该案经过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北雁云依”法定代理人吕晓峰在庭审中称:其为女儿选取的“北雁云依”之姓名,“北雁”是姓,“云依”是名。
因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该案于2010年3月11日裁定中止审理,中止事由消除后,该案于2015年4月21日恢复审理。
裁判结果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 月25日作出(2010)历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北雁云依”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雁云依”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并送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本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该立法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本案不存在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姓氏或者选取法定扶养人以外的抚养人姓氏的情形,案件的焦点就在于原告法定代理人吕晓峰提出的理由是否符合上述立法解释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首先,从社会管理和发展的角度,子女承袭父母姓氏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便于管理机关和其他社会成员对姓氏使用人的主要社会关系进行初步判断。倘若允许随意选取姓氏甚至恣意创造姓氏,则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不利于社会和他人,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管控,而且极易使社会管理出现混乱,增加社会管理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其次,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主要来源于客观上的承袭,系先祖所传,承载了对先祖的敬重、对家庭的热爱等,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而“名”则源于主观创造,为父母所授,承载了个人喜好、人格特征、长辈愿望等。公民对姓氏传承的重视和尊崇,不仅仅体现了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人文情怀,符合主流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载体和镜像。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反之,如果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愿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则会造成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冲击,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求。再次,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即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情况下,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的行为,主要存在于实际抚养关系发生变动、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维护个人人格尊严等情形。本案中,原告“北雁云依”的父母自创“北雁”为姓氏、选取“北雁云依”为姓名给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理由是“我女儿姓名‘北雁云依’四字,取自四首著名的中国古典诗词,寓意父母对女儿的美好祝愿”。此理由仅凭个人喜好愿望并创设姓氏,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不符合立法解释第二款第三项的情形,不应给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任军、白杨、钱昕)
指导案例90号
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11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机动车让行/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裁判要点
礼让行人是文明安全驾驶的基本要求。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正在人行横道通行或者停留时,应当主动停车让行,除非行人明确示意机动车先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原告贝汇丰诉称:其驾驶浙F1158J汽车(以下简称“案涉车辆”)靠近人行横道时,行人已经停在了人行横道上,故不属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而且,案涉车辆经过的西山路系海宁市主干道路,案发路段车流很大,路口也没有红绿灯,如果只要人行横道上有人,机动车就停车让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通行效率。所以,其可以在确保通行安全的情况下不停车让行而直接通过人行横道,故不应该被处罚。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海宁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304811102542425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违法。贝汇丰请求:撤销海宁交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海宁交警大队辩称:行人已经先于原告驾驶的案涉车辆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正在通过,案涉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如果行人已经停在人行横道上,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示意行人快速通过,行人不走,机动车才可以通过;否则,构成违法。对贝汇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判决驳回贝汇丰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31日,贝汇丰驾驶案涉车辆沿海宁市西山路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海宁交警大队执法交警当场将案涉车辆截停,核实了贝汇丰的驾驶员身份,适用简易程序向贝汇丰口头告知了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等,并在听取贝汇丰的陈述和申辩后,当场制作并送达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给予贝汇丰罚款100元,记3分。贝汇丰不服,于2015年2月13日向海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3月27日,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海宁交警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贝汇丰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5年4月14日起诉至海宁市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嘉海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驳回贝汇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贝汇丰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浙嘉行终字第5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人行横道是行车道上专供行人横过的通道,是法律为行人横过道路时设置的保护线,在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道路路口,行人有从人行横道上优先通过的权利。机动车作为一种快速交通运输工具,在道路上行驶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与行人相比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必须对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以保护行人。其次,认定行人是否“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以特定时间段内行人一系列连续行为为标准,而不能以某个时间点行人的某个特定动作为标准,特别是在该特定动作不是行人在自由状态下自由地做出,而是由于外部的强力原因迫使其不得不做出的情况下。案发时,行人以较快的步频走上人行横道线,并以较快的速度接近案发路口的中央位置,当看到贝汇丰驾驶案涉车辆朝自己行走的方向驶来,行人放慢了脚步,以确认案涉车辆是否停下来,但并没有停止脚步,当看到案涉车辆没有明显减速且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时,才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停下脚步。如果此时案涉车辆有明显减速并停止行驶,则行人肯定会连续不停止地通过路口。可见,在案发时间段内行人的一系列连续行为充分说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再次,机动车和行人穿过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道路路口属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任何一方都无法事先准确判断对方是否会停止让行,因此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应当主动停车让行,而不应利用自己的强势迫使行人停步让行,除非行人明确示意机动车先通过,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保障作为弱势一方的行人安全通过马路、减少交通事故、保障生命安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综上,贝汇丰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过而未停车让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海宁交警大队根据贝汇丰的违法事实,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定的处罚范围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樊钢剑、张波诚、张红)
指导案例91号
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
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11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拆除/举证责任/市场合理价值
裁判要点
在房屋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行政机关亦因未依法进行财产登记、公证等措施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的,人民法院对原告未超出市场价值的符合生活常理的房屋内物品的赔偿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皖政地〔2011〕769号《关于马鞍山市2011年第35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征收马鞍山市花山区霍里街道范围内农民集体建设用地10.04公顷,用于城市建设。2011年12月23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作出2011年37号《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将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批复内容予以公告,并载明征地方案由花山区人民政府实施。苏月华名下的花山区霍里镇丰收村丰收村民组B11-3房屋在本次征收范围内。苏月华于2011年9月13日去世,其生前将该房屋处置给四原告所有。原告古宏英系苏月华的女儿,原告沙明保、沙明虎、沙明莉系苏月华的外孙。在实施征迁过程中,征地单位分别制作了《马鞍山市国家建设用地征迁费用补偿表》、《马鞍山市征迁住房货币化安置(产权调换)备案表》,对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予以登记补偿,原告古宏英的丈夫领取了安置补偿款。2012年年初,被告组织相关部门将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除。原告沙明保等四人认为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非法将上述房屋拆除,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赔偿房屋损失、装潢损失、房租损失共计282.7680万元;房屋内物品损失共计10万元,主要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5万元;实木雕花床5万元。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沙明保等四人的赔偿请求。沙明保等四人不服,上诉称:1、2012年初,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对案涉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未征求公众意见,上诉人亦不知以何种标准予以补偿;2、2012年8月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拆除的行为违法,事前未达成协议,未告知何时拆迁,屋内财产未搬离、未清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3、2012年8月27日,上诉人沙明保、沙明虎、沙明莉的父亲沙开金受胁迫在补偿表上签字,但其父沙开金对房屋并不享有权益且该补偿表系房屋被拆后所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赔偿请求。
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未作书面答辩。
裁判结果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马行赔初字第00004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沙明保等四人的赔偿请求。宣判后,沙明保等四人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皖行赔终字第00011号行政赔偿判决:撤销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马行赔初字第00004号行政赔偿判决;判令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沙明保等四人房屋内物品损失8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被征收人拒不交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自愿交出了被征土地上的房屋,其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未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亦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对沙明保等四人的房屋组织实施拆除,行为违法。关于被拆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上诉人签字确认,致使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5万元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物品不存在,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应予认定。上诉人主张实木雕花床价值为5万元,已超出市场正常价格范围,其又不能确定该床的材质、形成时间、与普通实木雕花床有何不同等,法院不予支持。但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考虑,结合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该实木雕花床价值为3万元。综上,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新林、宋鑫、阮秀芳)
指导案例92号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诉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11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玉米品种鉴定/ DNA指纹检测/近似品种/举证责任
裁判要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NY/T1432-2007 检测及判定标准的规定,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判定为近似品种;品种间差异位点数大于等于2,判定为不同品种。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不足以认定不是同一品种。对差异位点数在两个以下的,应当综合其他因素判定是否为不同品种,如可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以及提交审定样品进行测定等,举证责任由被诉侵权一方承担。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16条、第17条
基本案情
2003年1月1日,经农业部核准,“金海5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权,品种号为:CNA20010074.2,品种权人为莱州市金海农作物研究有限公司。2010年1月8日,品种权人授权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种业公司”)独家生产经营玉米杂交种“金海5号”,并授权金海种业公司对擅自生产销售该品种的侵权行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提起诉讼。2011年,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凯公司”)在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古城村八社、十一社进行玉米制种。金海种业公司以富凯公司的制种行为侵害其“金海5号”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掖中院”)提起诉讼。张掖中院受理后,根据金海种业公司的申请,于2011年9月13日对沙井镇古城村八社、十一社种植的被控侵权玉米以活体玉米植株上随机提取玉米果穗,现场封存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全,并委托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被提取的样品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保存的“金海5号”标准样品之间进行对比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为“无明显差异”。
张掖中院以构成侵权为由,判令富凯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富凯公司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提出上诉,甘肃高院审理后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张掖中院重审。
案件发回重审后,张掖中院复函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要求对“JA2011-098-006”号结论为“无明显差异”的检测报告给予补充鉴定或说明。该中心答复:“待测样品与农业部品种保护的对照样品金海5号比较,在40个点位上,仅有1个差异位点,依据行业标准判定为近似,结论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无明显差异。这一结论应解读为:依据DNA指纹检测标准,将差异至少两个位点作为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充分条件,而对差异位点在两个以下的,表明依据该标准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条件不充分,因此不能得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不同的结论。”经质证,金海种业公司对该检测报告不持异议。富凯公司认为检验报告载明差异位点数为“1”,说明被告并未侵权,故该检测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
裁判结果
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张中民初字第28 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3)甘民三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张中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二、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并赔偿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而确定行为人生产、销售的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是否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核心在于应用该繁殖材料培育的植物新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本案中,经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表明待测样品与授权样品“无明显差异”,但在DNA指纹图谱检测对比的40个位点上,有1个位点的差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NY/T1432-2007检测及判定标准》的规定: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判定为近似品种;品种间差异位点数大于等于2,判定为不同品种。依据DNA指纹检测标准,将差异至少两个位点作为标准,来判定两个品种是否不同。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不足以认定不是同一品种。DNA检测与DUS(田间观察检测)没有位点的直接对应性。对差异位点数在两个以下的,应当综合其他因素进行判定,如可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以及提交审定样品进行测定等。此时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侵权的一方承担。由于植物新品种授权所依据的方式是DUS检测,而不是实验室的DNA指纹鉴定,因此,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如果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通过DUS检测,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不相同,则可以推翻前述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富凯公司经释明后仍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亦不具备DUS检测的条件。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规定,应认定富凯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关于侵权责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富凯公司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由于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三年前,双方当事人均未能就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润双方予以充分举证,法院查明的侵权品种种植亩数是1000亩,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时间、性质、情节等因素,酌定赔偿50万元,并判令停止侵权行为。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康天翔、窦桂兰、李雪亮)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关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关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的通知
(高检侦监[2017]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刑事诉讼监督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
经研究并报院领导批准,从即日起不再执行《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今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
2017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察机关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察机关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3月22日)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坚决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新要求和新期待,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办理了一大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好的案件。这八起案例就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批捕、起诉、立案监督、抗诉、提起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诸多检察职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缩影,涵盖了从粮食、畜禽、水产、奶粉到药品等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体现了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方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坚定决心。
案例一:
北京王爽、谷小伟生产、销售假药抗诉案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至10月,被告人王爽伙同其丈夫被告人谷小伟,在未取得药品生产、销售许可的情况下,于北京市前门东路刘老根大舞台员工宿舍内,将从他人处购进的“纯中药减肥胶囊”进行装瓶、封袋,并自制说明书。王爽利用映客直播平台对该减肥药进行宣传,使用微信与购买者联系并收款,再由谷小伟联系物流企业向全国多省市地区的购买者邮寄发货,销售金额达300余万元。后经北京市东城区食药监局认定,涉案“纯中药减肥胶囊”按假药论处。
【诉讼过程】
2016年1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王爽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请逮捕,11月25日东城区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2017年5月31日,东城分局以谷小伟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请逮捕,东城区检察院于6月7日作出逮捕决定。
2017年1月20日,东城分局将王爽销售假药一案移送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审查后发现,另有谷小伟、赵丹、郭静三人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遂要求东城分局对该三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谷小伟被抓获到案,赵丹、郭静二人被上网追逃。2017年8月3日,东城区检察院以王爽、谷小伟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向东城区法院提起公诉。东城区法院于11月3日作出判决:认定二被告人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金额70余万元,判处王爽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判处谷小伟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万元。检察官在审查后认为判决减少认定了销售金额,且应将谷小伟认定为主犯而非从犯,2017年11月13日,东城区检察院就本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后本案经二中院开庭审理于2018年5月12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销售金额为110余万元,改判王爽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80万元;谷小伟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万元。
【评析】
检察官对本案的成功办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
(一)强化检察官指控、证明犯罪主体作用
1.以综合认定方法,应对网络犯罪取证难的问题。本案系利用网络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犯罪案件,取证难度大。对此,检察官转变思路,在尊重日常经验法则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慎重审查全案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电子证据、司法鉴定意见等多种类证据,综合认定犯罪数额为300余万元。
2.以充分庭前准备,实现指控犯罪良好庭审效果。一是积极召开庭前会议,充分与法官、律师交换意见,准确把握庭审辩论核心要点,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做好了庭审应急预案,分别对被告人认罪或不认罪拟好了两套详细方案。三是按照举证顺序制作了多媒体展示的文件,举证直观性强、具有冲击力。
(二)牢记职责使命,落实全面监督
1.与公益诉讼衔接,有效保障民生。由于该案涉及食药民生领域,且危害影响范围广、人数多,具有典型的公益诉讼价值,因此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及时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沟通联系,就刑事公诉与公益诉讼有效衔接、案件联合办理等问题进行交流并最终促成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2.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及时提出抗诉。在案件一审判决后,检察官对案件证据进行了再次挖掘、重新梳理,并在十天的判决审查期限内自行调取了对提出抗诉非常关键的证据。最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作出审查结论,决定支持抗诉。
(三)主动联系群众,积极开展释法说理
检察官在了解到本案中购药者自发建立了维权微信群后,主动加入该群并表明了身份,通过积极沟通、答疑解惑,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实现了普法的效果,无形中提高了司法公信力。另外,检察官通过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耐心地释法说理,有效缓解了部分被害人激动极端的情绪,为案件平稳顺利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案例二:
北京孙庆、白冬双非法经营、销售假药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庆于2017年3月在北京通过微信联系倒卖药品,并使用化名以“保健品”为名通过某物流公司发货,该物流将代收货款打入孙庆指定账户,销售金额共计73万余元。同年4月,白冬双从孙庆处进购立普妥、波立维、脑心通等十余种药品,自己也收药并通过微信倒卖药品,其使用女友陈某的银行卡绑定微信账户并作为某物流代收货款账户,其中微信转账收取药款9600元,该物流公司代收12万余元,销售金额共计13万余元。
2017年7月10日,北京市通州区食药监局接到群众举报孙庆等人销售假药,执法人员于当日在现场查获2种批号的立普妥共计113盒、在孙庆车内发现波立维3盒。经认定,上述药品均为假药。
【诉讼过程】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侦查终结,以孙庆、白冬双涉嫌销售假药罪,于2017年10月17日移送审查起诉。通州区检察院经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延长期限,于2018年4月3日以孙庆销售假药、非法经营罪,白冬双非法经营罪分别向通州区法院提起公诉。通州区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以孙庆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6万元;以白冬双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6万元。白冬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在二审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于同年10月26日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评析】
本案是一起非法经营与销售假药交织的案件,检察官的做法给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价值参考。
第一,追加认定非法经营罪,确立定罪量刑参考。本案在最初仅认定销售假药罪一罪且现场仅查获少量假药的情况下,检察官依据手机提取的电子数据、物流发货及收款记录等客观证据,排除被告人卖其他货物的辩解,追加认定被告人倒卖真药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且获得法院认可。
第二,确立非法经营数额认定依据,成为可借鉴标准。本案中,对于已销售的药品,虽被告人供述卖过假药,但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供述真伪。而在没有找到下家、发货单据不全且登记名称为“保健品”的情况下,能否将物流代收货款的数额全部认定为非法经营的数额成为审查难点。检察官经查阅全国相似案例,分析法院认定标准,最终在排除被告人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对物流代收货款的数额全部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获得法院判决认可,为日后办理同类其他案件提供参考。
第三,制发检察建议,彰显检察监督职能。本案暴露出物流公司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如未履行实名制要求、未进行严格的开箱验货等,上述管理上的漏洞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检察官整合同类案件向该物流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该企业在依法规范经营、落实收寄实名制、加强内部监督等方面进行整改落实,从规范物流企业方面阻断犯罪土壤。
案例三:
上海孟新保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被告人孟新保与王玉琦、杨欣(均已判决)等受雇于上海姜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员,负责销售烘焙奶粉等产品。2016年1月至4月,姜迪公司负责人尚晓峰(已判决)授意被告人孟新保及王玉琦、杨欣等销售人员对外推销超过保质期的新西兰恒天然全脂奶粉等产品。嗣后,被告人孟新保累计向客户叶榕(已判决)销售过期新西兰恒天然全脂奶粉80.8吨,销售金额共计110余万元。
【诉讼过程】
2018年4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将孟新保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闵行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9月29日,闵行区检察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孟新保提起公诉。10月19日,闵行区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孟新保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60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系刘明刚等18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系列案之一,是上海市食品监管领域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市级督办案件。检察官深挖线索,有力追捕追诉关键涉案人。检察官在该系列案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多名涉案业务员在逃,认为业务员的归案不仅有利于案件全部事实的查清,且业务员是将过期奶粉直接推向市场的责任人之一,故对涉案在逃的王玉琦、杨欣等多名业务员进行追捕追诉,对拒不认罪的被告人孟新保进行有力指控,最终孟新保被判有期徒刑七年,杨欣、王玉琦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二年、五年,充分体现出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决心。
该案以终端淘宝销售零售商为突破口,顺藤摸瓜,通过层层分销渠道最终查获销售过期奶粉的源头企业,查获过期奶粉百余吨,查处主要涉案犯罪嫌疑人数十名,累计涉案金额数百万元。案件的成功办理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个在乳制品行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制售过期伪劣产品的营销网络,净化了乳品行业,保障食品安全。
案例四:
上海郝连杰、潘同刚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至2016年8月间,被告人郝连杰与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为联华超市自有品牌“佳惠”牌大米的供应商。他为谋取非法利益,利用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一个仓库作为大米的加工生产车间,组织潘同刚等人使用因临近保质期、生虫、破损等原因被退货的大米,单独或混合其他大米重新加工、灌装,并在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后制成“佳惠”牌虎林地区、秋田小町、稻花香、东北长粒香等大米,再次销售给联华超市,销售金额共计89万余元。
【诉讼过程】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郝连杰、潘同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2017年12月14日移送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1月8日,嘉定区检察院报送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经二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三分院于2018年7月19日向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30日,三中院对该案宣告判决,判决郝连杰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20万元;判决潘同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60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侦查机关和辩护人对本案看法截然相反:侦查机关认为郝连杰将南方大米冒充北方大米,将陈米、碎米掺入新米并予以销售的行为均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辩护人则认为用于生产涉案大米的原粮保质期均达三年,郝连杰更改生产、灌装后成品大米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
办案检察官对案件事实、法律规定进行细致分析后,对于大米是否属于不合格产品,构建了定罪模型。检察官认为涉案大米是否合格,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司法解释和相应行政法规的规定,且法条适用应具有逻辑性。首先应明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和司法解释规制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即要求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符合包装说明的质量情况;其次,针对大米这一特定产品,确认其国家标准(GB-1354大米国家标准),明确国标中对食品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再次,明确被告人使用超市退货大米(属回收食品)、生虫大米作为原料再生产的行为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最后,针对产品质量法要求食品符合包装说明的质量情况,明确被告人重新喷涂成品大米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做法直接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亦应当认定为不合格产品。为了印证这个定罪模型、核实证据,检察官前往存放涉案大米的仓库,对涉案大米外包装进行拍照,固定证据,明确每一袋大米外包装均标注国家标准和生产日期、保质期的情况,还认真审查被告人郝连杰、潘同刚留在加工现场《加工用料明细》《退货大米明细表》的原始记录,通过笔迹鉴定确认由潘同刚书写,并督促其认罪,从而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案例五:
江苏冯春兰、姚勇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冯春兰、姚勇军(江苏兴化淡水鱼养殖户)明知在鱼塘养殖过程中不能使用孔雀石绿,仍然于2017年4月、8月在其经营的位于江苏省兴化市林湖乡魏西村、西丁村的鱼塘中,添加孔雀石绿各一次,并将西丁村鱼塘中添加了孔雀石绿的鱼予以销售,价值20万元。2018年4月,经水产部门清塘,两个鱼塘中各类鱼共计6.4万余斤。经鉴定,二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共计价值28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17年11月9日,冯春兰、姚勇军被抓获归案。2018年5月22日,兴化市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二人提起公诉。同年8月2日,兴化市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春兰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3万元;被告人姚勇军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禁止被告人姚勇军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检察机关紧盯线索不放,积极开展立案监督。2017年8月28日,泰州市检察院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泰州市农委在当年4月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从该市高港区一水产养殖户鱼样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孔雀石绿,该养殖户反映这些鱼是从姜堰区一养殖户处购进。泰州市农委对涉案的鱼作无害化处理。泰州市检察院认为,水产养殖非法添加违禁物质孔雀石绿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建议泰州市农委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泰州市农委认为,在检查中发现的投放了孔雀石绿的水产品只有146公斤,数量、案值较小;而且如果将该线索移送查处,可能对当地水产养殖业带来负面影响,故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泰州市检察院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查明孔雀石绿化学物系有毒有害兽药,足以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早在2002年5月农业部已将孔雀石绿列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随后,检察院召开有公安、农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统一认识、打消顾虑。2017年8月30日,泰州市检察院向市农委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同年9月14日,市农委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9月25日,市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立案后,泰州市检察院迅速派员提前介入。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从农委查处的养殖户购买孔雀石绿的线索入手,挖掘来源,以确定案件侦查方向和范围;另一方面要求公安机关全面取证,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处存放的化学品进行检测,明确性质,还要对已投放孔雀石绿的养殖鱼类进行检测。同时,广泛收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及时扣押实物、获取买卖票据,以证实存在投放孔雀石绿的行为及主观故意。检察机关的积极主动引导侦查为案件的顺利办理打下了良好的证据基础。
办案过程中,泰州市检察院还发出检察建议推动泰州市农委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水产品养殖的检查、检测力度,进一步重申禁止在水产品中非法添加违禁物质。此外,又大力推动泰州市非法添加违禁物质的专项整治,联合市农委按行业推进蔬菜农药使用、瘦肉精、畜禽水产品违法添加物质等专项治理,共查处行政违法案件42件,移送刑事案件4件。
本案是江苏省检察机关对水产品养殖业非法添加违禁物质进行监督的第一案。此案的成功监督,开创了在水产品养殖业打击非法添加违禁物质的先例,特别是对如何认定水产品养殖中的毒害物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案例六:
安徽王其团、张家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王其团、张家强租借安徽富利达鞋业有限公司闲置房屋,伙同余某全、沈某付等人贩购生猪。在给生猪注射药物并注水后,王其团等人将生猪送往永康肉类公司屠宰,后将猪肉批发给当地屠户销售。霍邱县畜牧局得到线索后,于2016年9月9日晚,联合市场监督局、公安局对涉案窝点布控检查,涉案人逃离现场,现场查获生猪29头、盐酸异丙嗪7支、无名药水1瓶、注射器3支、铁钩、铁锤、水管等作案工具,以及货车1辆、三轮车1辆。经检验,在无标签药物及猪尿液中检出肾上腺素,但是猪肉、猪肝中是否含有肾上腺素未作结论。霍邱县畜牧局向公安机关移送该案,公安机关以送检样品猪肉、猪肝中未检出有毒、有害物质为由拒绝受案。
【诉讼过程】
霍邱县检察院获悉公安机关不立案后,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并至有办理此类案件经验的山东省曹县检察院学习。曹县检察院解决该难题的依据是山东省高级法院、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座谈会纪要》第二条第(二)款,“在办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中,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食品中掺入、使用、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不需要再对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检验鉴定”,这为霍邱注药注水猪肉案提供了有益借鉴。2017年2月23日,霍邱县检察院向县畜牧局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2月28日,霍邱县公安局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5月12日,被告人王其团、张家强被依法批准逮捕。2018年1月3日,该案提起公诉,霍邱县法院于同年5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其团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张家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查扣在案猪肉4780公斤予以没收、销毁。判决后,二人认罪服判,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十大典型案例,也是安徽省内首例在生猪体内注射有毒有害药品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
一是对办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类似案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本案中,公安机关最初以送检的猪肉、猪肝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没有鉴定意见为由拒绝受案,认为现有证据达不到立案标准。霍邱县检察院了解到山东省曹县检察院办理过类似案件后,便联系前往学习调研。通过借鉴外地办理类似案件的成功经验,解决了本案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认识分歧的问题,确保案件的顺利查办。
二是检察机关主动作为,多方协调,形成打击合力。霍邱县检察院提前介入,两次召开案件联席会议,对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难点、焦点问题,证据采信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协调案件线索移送,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该院还结合当地实际,牵头公安、食药监、农委等职能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活动,形成了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服务保障人民健康方面的工作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案例七:
湖南湘阴县电视台虚假药品广告案
【基本案情】
湘阴县电视台长期持续播放“鼻清堂”“九千堂五色灵芝胶囊”“百寿安益康胶囊”“苗老八远红外磁疗巴布贴”“腰息痛胶囊”等药品广告。该系列药品广告时长6分钟至12分钟不等,在广告中变相使用国家领导人名义推荐产品,使用“当天服用,当天见效,只需90天,从头好到脚”“同时治疗80多种疾病”等宣传用语,称能有效应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腰椎病、风湿骨病等多种疾病,聘请了本地多位慢性腰腿病患者、前列腺炎患者、中风患者、风湿患者做代言人推荐上述药品。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湘阴县检察院立案审查后分别向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以罚款。建议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责令湘阴县电视台停止播放违法广告,给予警告或并处罚款。
收到检察建议后,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立即责令湘阴县电视台停播违法广告,湘阴县电视台于2018年4月30日停止播放此类广告。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于同年6月20日对湘阴县电视台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对湘阴县电视台给予行政处罚,对广告主的行政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已责令湘阴县电视台停止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
【评析】
虚假医药广告多存在任意扩大产品适应症范围、绝对化夸大药品疗效等情形,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轻则致使消费者财产受损,重则导致消费者延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职能,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力整治了医药用品虚假宣传,有效震慑了违法生产、销售虚假医药产品的行为,也有利于防止行政部门监管缺位现象的发生,维护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和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案例八:
江西郭奕良硫磺熏制食用辣椒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郭奕良从事辣椒生意期间,采用添加剂硫磺熏制辣椒以达到防霉、耐存储的目的。2017年8月18日,江西省信丰县公安局、大阿工商分局联合办案,在信丰县大阿镇民主村郭奕良家中查获1.4万余斤辣椒,其中8102.8斤半干辣椒、6841斤湿辣椒。办案人员当场提取半干辣椒和湿辣椒样品,送信丰县食品药品检验所进行检验。现场扣押辣椒5780斤,同时对剩余的9163.8斤辣椒采取现场查封的方式贴封条封存在郭奕良家中的仓库内。后郭奕良私自撕去封条将封存在仓库的9163.8斤辣椒销售流入市场。经信丰县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在郭奕良家中提取的辣椒样品中,半干辣椒和湿辣椒中二氧化硫含量分别达到4.40g/ kg、4.65g/kg,均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0.2g/kg的上限20多倍。
【调查和提起公益诉讼】
经调查核实,郭奕良将被查封在其仓库的6862.8斤半干辣椒和2301斤湿辣椒私自变卖,其尚未采取措施追回、阻止市场流通。郭奕良将使用硫磺严重超标的辣椒销售给他人流入市场,足以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侵害危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赣州市检察院于2017年10月在《新法制报》上刊登公告,依法公告督促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就本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限为一个月。截至2017年12月15日,尚无社会组织就本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18年6月,赣州市检察院向赣州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郭奕良支付其所生产、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硫磺熏制食用辣椒价款十倍的赔偿金;2.判令被告郭奕良承担现场扣押的5780斤硫磺熏制辣椒销毁费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3.判令被告郭奕良在《赣南日报》或赣州广播电视台等市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是否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等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围绕被告侵权行为及危害性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发表意见,出示了五组证据对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陈述和辩论。赣州市中级法院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作出支持判决。
【评析】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注重协调配合,与法院充分沟通,排除办案中概念、法理、事实认定等难点。同时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主动引导侦查,较好地固定了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及时请示汇报,向江西省检察院报告办理进度和遇到的问题,争取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在走访市场、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结合本案,赣州市检察院还专门制作了一期微信宣传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并在赣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新闻发布会”上对该案通报了部分案件进展情况,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为公益诉讼开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60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仲裁案件的监督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仲裁司法审查工作,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整体部署,加强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力度,促进仲裁司法审查标准的统一。一是发布《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司法解释,明确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审查程序和报核程序,规范和指引仲裁机构规范运作、健康发展。二是通过《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两个司法解释,统一了仲裁执行裁判尺度,纠正了“先予仲裁"的违法创新,向社会展示了规范、监督、支持仲裁的司法态度。三是通过《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四类国内国际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上诉案件交由涉外审判庭或合议庭归口办理,进一步提高我国仲裁司法审查专业水准和办案效率,维护裁判尺度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上述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引导仲裁业规范运行,为保障仲裁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撑。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准确行使法律赋予的司法监督仲裁的职能,依照仲裁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仲裁活动予以有力支持的同时,对仲裁活动进行相应的监督,保障仲裁机构依法仲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监督力度进一步提升。中级人民法院办理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的,必须向高级人民法院报核;如案件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或拟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裁决的,高级人民法院还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作出裁定。通过报核制度的实施,仲裁司法审查法律适用问题得到有效统一,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办理质量不断提高。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按照中央部署,遵循仲裁客观规律,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自愿选择,不断健全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机制,使仲裁司法审查和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同时加强对仲裁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仲裁法的立法修改提出相应建议。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加大工作力度,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规范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仲裁保全、裁决撤销和不予执行的程序,支持和监督仲裁机构依法仲裁。今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发布《2019年度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白皮书》和具有指导意义的仲裁案例,总结我国仲裁司法审查工作经验,为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提供裁判指引和参考,努力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监督环境,加大支持仲裁力度,保障和促进仲裁公信力的提升。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
(2023年6月)
目 录
案例1 陈某某故意杀人案——家庭暴力犯罪中,饮酒等自陷行为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应依法惩处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杀人案——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案例3 李某、杨某故意伤害案——管教子女并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案例4 邱某某故意伤害案——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案例5 谌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案例6 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促进妇女权益保护
案例7 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例8 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对于家暴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特殊证据规则
案例9 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案例10 李某某与郑某某离婚纠纷案——涉家暴案件审理必须多措并举实现案结事了
案例1
陈某某故意杀人案
——家庭暴力犯罪中,饮酒等自陷行为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应依法惩处
【基本案情】
陈某某(男)和胡某某(女)系夫妻关系,陈某某因饮酒致酒精依赖,长期酒后辱骂、殴打胡某某。2019年5月5日,胡某某因害怕陈某某伤害自己而到娘家暂住,直至5月8日回到其与陈某某二人居住的家中。次日凌晨,因经济压力及琐事,陈某某在家中二楼卧室与胡某某发生争吵,并在争执中坐在胡某某身上,用双手掐胡某某颈部,又将胡某某后脑往地上砸,致其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陈某某案后自杀未果。经鉴定,陈某某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陈某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陈某某案发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精神障碍系非病理性的原因自由行为饮酒所致,且陈某某存在长期酒后家暴行为,本案亦是由陈某某单方过错引发,不宜认定为“家庭矛盾引发”而予从轻处罚。因陈某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予从轻处罚。综上,对陈某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
1.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不属于从轻处罚情形。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着本质的区别。纠纷婚恋双方、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或矛盾通常具有偶发性、程度轻的特点,由此引发的案件与该矛盾具有直接的关联,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往往也有一定的责任。但家庭暴力双方地位和权力结构并不平等,施暴人基于控制目的实施的暴力行为,呈现隐蔽性、长期性、周期性、渐进性的特点,施暴人对案件具有单方面的过错。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区分开来,从而不对该类刑事案件以 “家庭矛盾引发” 而从轻处罚,能够对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现象。
2.证人证言可构成认定家暴的主要证据,且不认定为初犯。法院在无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记录、伤势鉴定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以包括陈某某兄弟、子女在内的多名证人证言形成的证据链条,认定陈某某对被害人的迫害在结婚多年中持续存在,并以该既往严重家暴史否定其初犯评价,并予以从重处罚。
3.酗酒、吸毒所致精神病变不必然减轻其刑事责任。对吸毒、醉酒等自陷型行为应采用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予以评定。主动摄入行为是加害人的一种生理性依赖,施暴人明知自己极易酒后失控施暴,仍将自身陷于醉酒后的行为失控或意识模糊情境中,就应对施暴行为负责,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后,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手段和程度都会加大,给受害人带来更残忍的严重后果。陈某某虽因酒精依赖导致大脑皮质器质性损伤,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损伤系其自主选择所致,法院仍根据其全案情节,对其判处严刑。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法庭是否确保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的加害人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后不会被免除责任”,即加害人在主动摄入酒精、毒品等物质后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杀人案
——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某某(女)和被害人方某某(男)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方某某与姚某某结婚十余年来,在不顺意时即对姚某某拳打脚踢。2013年下半年,方某某开始有婚外情,在日常生活中变本加厉地对姚某某实施殴打。2014年8月16日中午,方某某在其务工的浙江省温州市某厂三楼员工宿舍内因琐事再次殴打姚某某,当晚还向姚某某提出离婚并要求姚某某独自承担两个子女的抚养费用。次日凌晨,姚某某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产生杀害方某某的想法。姚某某趁方某某熟睡之际,持宿舍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拿来菜刀砍切其颈部,致方某某当场死亡。作案后,姚某某拨打110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待警察到来。
案发后,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表示谅解姚某某的行为并请求对姚某某从轻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姚某某因不堪忍受方某某的长期家庭暴力而持械将其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在案十位证人的证言,应当认定方某某在婚姻生活中对姚某某实施了长期的家庭暴力。被告人姚某某对被害人方某某实施的家庭暴力长期以来默默忍受,终因方某某逼迫其离婚并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其杀人动机并非卑劣;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并承认有泄愤、报复的心理,但结合家暴问题专家的意见,姚某某属于家庭暴力受暴妇女,其采取杀害被害人这种外人看似残忍的行为,实际上有其内在意识:是为了避免遭受更严重家暴的报复。姚某某作案后没有逃匿或隐瞒、毁灭罪证,而是主动打电话报警,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带领侦查人员找到作案使用的菜刀,具有认罪、悔罪情节。综上,姚某某的作案手段并非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并非特别恶劣,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姚某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对姚某某表示谅解,鉴于姚某某尚有四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因此对姚某某给予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姚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
1.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反家暴意见》),在该意见第20条中,较为全面地规定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害、伤害施暴人案件的处罚。本案系首例适用两高两部《反家暴意见》将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的情形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案件。本案深入了解被告人姚某某作为受暴妇女的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全面把握姚某某在本案中的作案动机、犯罪手段以及量刑情节,明确认定姚某某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对其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2.本案系全国首例家暴问题专家证人意见被判决采纳的案件。本案在开庭时聘请具有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出庭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出庭接受各方质询,可以向法庭揭示家庭暴力问题的本质特征以及家庭暴力关系中施暴人和受暴人的互动模式,帮助法庭还原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事实真相,尤其是家庭暴力对受暴人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的影响,从而协助法庭准确认定案件的起因、过错责任以及家暴事实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避免法官因缺乏关于家庭暴力关系中双方的互动模式给受暴人的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导致错误裁判的风险。在庭审中,专家证人出庭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质询并就家庭暴力的特征、表现形式、受暴人与施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以及受暴妇女、施暴人特殊的心理、行为模式等家庭暴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向法庭做了客观、充分的解释。法庭根据被告人行为,结合专家证人在庭上提供的对受暴妇女的一般性规律意见,认定被告人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但其采取上述手段杀害被害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被害人未死会对其施以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的主观动机。在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专家证人证言,对其他地方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本案专家证人证言中也描述了在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下对受害人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长期家暴可能给家暴受害人带来各种严重的身心影响,如个体在长期遭受无法逃脱的负面刺激或困境后,逐渐丧失对改变自身状况的信念和动力,产生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心态称为习得性无助,这些影响在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时,有可能会影响妇女对暴力程度、危险性和预期结果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对策、行为的判断力。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案例3
李某、杨某故意伤害案
——管教子女并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离婚后,长期将女儿被害人桂某某(殁年10岁)寄养于其姨妈家中;2019年12月,李某将桂某某接回家中,与其同居男友被告人杨某共同生活。李某与杨某时常采用打骂手段“管教”桂某某。2020年2月6日中午,因发现桂某某偷玩手机,李某、杨某便让桂某某仅穿一条内裤在客厅和阳台罚跪至2月8日中午,并持续采取拳打脚踢、用皮带和跳绳抽打、向身上浇凉水等方式对桂某某进行体罚,期间仅让桂某某吃了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在客厅地板上睡了约6个小时。2月8日14时许,桂某某出现身体无力、呼吸减弱等情况,李某、杨某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医生到达现场,桂某某已无生命体征。经鉴定,桂某某系被他人用钝器多次击打全身多处部位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杨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李某、杨某在共同故意伤害犯罪中均积极实施行为,均系主犯。判处李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杨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
1.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予从轻处罚。李某与杨某作为10岁女童的母亲和负有共同监护义务的人,明知被害人尚在成长初期,生命健康容易受到伤害,本应对孩子悉心呵护教养,但却在严冬季节,让被害人只穿一条内裤,在寒冷的阳台及客厅,采取拳打脚踢、绳索抽打、水泼冻饿、剥夺休息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48小时的持续折磨,造成被害人全身多部位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综观全案,对孩子进行管教,只是案发的起因,不能达到目的时,单纯体罚很快变为暴虐地发泄。法院认为李某与杨某犯罪故意明显,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判决昭示司法绝不容忍家庭暴力,彰显对人的生命健康尊严,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2.连续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印发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17条相关规定,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伤害结果出现的故意,且当场造成被害人死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案例4
邱某某故意伤害案
——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邱某某(女)和张某(男)甲案发时系夫妻关系,因感情不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处于分居状态。二人之子张某乙9岁,右耳先天畸形伴听力损害,经三次手术治疗,取自体肋软骨重建右耳廓,于2019年6月5日出院。同年7月2日晚,邱某某与张某甲多次为离婚问题发生争执纠缠。次日凌晨1时许,张某甲到邱某某和张某乙的住所再次进行滋扰,并对邱某某进行辱骂、殴打,后又将张某乙按在床上,跪压其双腿,用拳击打张某乙的臀部,致其哭喊挣扎。邱某某为防止张某乙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中拿起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甲背部连刺三刀致其受伤。邱某某遂立即骑电动车将张某甲送医救治。经鉴定,张某甲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检察机关以邱某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中,邱某某因婚姻纠纷在分居期间遭受其丈夫张某甲的纠缠滋扰直至凌晨时分,自己和孩子先后遭张某甲殴打。为防止张某乙手术不足一月的再造耳廓受损,邱某某在徒手制止张某甲暴力侵害未果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张某甲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同时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应当认定邱某某的正当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依法宣告邱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
1.对反抗家庭暴力的行为,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进行认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受害人大多数是女性和未成年人,相对男性施暴人,其力量对比处于弱势。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法律,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予以充分保护和救济,对其在紧急情况下的私力救济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准确认定为正当防卫。
2.对反抗家庭暴力中事先准备工具的行为,进行正确评价。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先准备工具的正当防卫行为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在反家暴案件中应当考虑施暴行为的隐蔽性、经常性、渐进性的特点以及受害人面临的危险性和紧迫性,对此予以客观评价。邱某某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从其牙齿缺损和伤痕照片可见一斑,事发前因婚姻矛盾反复遭到张某甲纠缠直至凌晨时分。在报警求助及向张某甲之母求助均无果后,无奈打开家门面对暴怒的张某甲,邱某某在用尽求助方法、孤立无援、心理恐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准备水果刀欲进行防卫,其事先有所防备,准备工具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3.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准确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进行综合判断。
邱某某在自己遭到张某甲辱骂、扇耳光殴打后,虽然手中藏有刀具,但未立即持刀反抗,而顺势放下刀具藏于床头,反映邱某某此时仍保持隐忍和克制。张某甲将其子张某乙按在床上殴打时,具有造成张某乙取软骨的肋骨受伤、再造耳廓严重受损的明显危险。邱某某考虑到其子第三次手术出院不足一月,担心其术耳受损,在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之中持刀对张某甲进行扎刺,制止其对张某乙的伤害,避免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判断邱某某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充分体谅一个母亲为保护儿子免受伤害的急迫心情,还应当充分考虑张某乙身体的特殊状况和邱某某紧张焦虑状态下的正常应激反应,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过分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要设身处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考量和认定。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在本案中,考虑到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与施暴者之间形成的特殊互动模式,以及长期遭受家暴对受害人身心的特殊影响,受害人可能在认知和行为方面存在一些特殊状况。例如,受害人可能会误判施暴者的行为和后果,过度估计施暴者可能造成的伤害,并担心如果无法以一招取胜,将会遭受施暴者更加严重的伤害等。因此,在判定家暴受害者对施暴者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否过当时,需要考虑与平等非家暴关系主体之间的防卫程度认定存在不同之处。长期遭受家暴的经历以及其对受害人身心认知的影响应被纳入考量。因此,本判决符合国际准则的要求。
案例5
谌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基本案情】
罗某(女)与谌某某(男)系夫妻关系。2018年12月,罗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在诉讼过程中,以此前谌某某经常酗酒发酒疯、威胁恐吓罗某及其家人、在罗某单位闹事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同时提交了谌某某此前书写的致歉书、微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审核后,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并送达给了本案被申请人谌某某。同时,法院向罗某所在街道社区及派出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要求如谌某某对罗某实施辱骂、殴打、威胁等精神上、身体上的侵害行为时,要立刻予以保护并及时通知法院。
2019年2月14日,法院按照内部机制对罗某进行电话回访,罗某向法院反映谌某某对其实施了精神上的侵害行为。后法官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查明:在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中,谌某某以拟公开罗某隐私相要挟。随后,双方又因琐事发生冲突,谌某某随即找到罗某单位两位主要领导,披露罗某此前在家中提及的涉隐私内容,导致罗某正常工作环境和社交基础被严重破坏,精神受损,基于羞愤心理意欲辞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谌某某前往罗某单位宣扬涉隐私内容,上述事实的传播和评价,对于女方而言,是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信息。男方将女方的涉隐私信息予以公开,属于侵犯其隐私。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控制,谌某某以揭露罗某隐私相要挟,意欲对其进行控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对家庭暴力定义的“精神上的侵害”。最后谌某某将隐私公开,进一步造成了对罗某精神上的实际侵害。对此,2019年2月15日,法院做出了拘留决定书,对谌某某实施了拘留5日的惩罚措施。
【典型意义】
1.该案系法院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回访过程中所发现。“人身安全保护令回访制度”系该院创举,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既能够维护司法权威,也能更好地保障家庭关系中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回访制度能够体现司法机关执法的温度,让当事人真正能够感受到法律并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保护自己的有效利器。
2.该案中,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人民法院一直以纠问式审判主导该案。谌某某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线,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主动积极作为,维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和实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在该案影响下,“宣扬隐私”亦构成家庭暴力的观点被写入地方立法,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办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宣扬隐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此外,“宣扬隐私”构成家庭暴力的观念在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中也有体现。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的警觉,一致地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依据指标3.1-《公约案件5/2005》要求),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法院通过再次回访确保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安全,本案做法符合这些国际准则。
案例6
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促进妇女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冯某某(女)与曹某某(男)系夫妻关系。申请人冯某某于2022年12月22日起诉要求与被申请人曹某某离婚。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曹某某于2023年1月13日深夜前往冯某某住处辱骂、恐吓冯某某及其近亲属,并使用随身携带的铁锤毁坏门锁,冯某某报警;后曹某某又于1月16日至冯某某母亲张某某住处辱骂、威胁,并扬言“要在大年初一、十五上门找麻烦”,张某某亦报警。
因对人身安全及能否平安过年感到担忧,2023年1月19日,冯某某向其代理律师咨询申请保护令事宜,代理律师表示如按传统方式线下调查取证、申请保护令、签发送达及协助执行至少需要10天时间,时值农历年底可能无法及时完成,但当地法院在2022年底上线的“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可在线申请保护令,或可尝试。冯某某遂通过其律师于当晚21时通过手机登录法院 “法护家安” 集成应用,在线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2023年1月20日,法院通过绿色通道立案受理。承办法官通过“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模块建立的反家暴数据库快速获取相关警情数据等证据材料,同时通过关联检索获知被申请人曹某某曾多次因暴力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证据,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充分,且该起民事纠纷极有可能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承办法官遂决定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曹某某对冯某某实施家暴并禁止其骚扰、跟踪、接触冯某某及张某某。在线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承办法官通过在线方式向区公安分局、区妇联等单位进行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相关协助执行单位在线实时签收后,根据相关工作机制开展工作,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保护令、并对申请人进行回访,疏导、安抚。
【典型意义】
本案从当事人申请,到法院立案受理、证据调取、审查签发,再到各部门送达响应、协助执行,总用时不到24小时,全流程在线运行,充分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条“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的规定。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各国确保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妇女有权申请和获得保护令,并确保这些保护令具有法律效力,并能得到有效执行”。
“法护家安”集成应用系由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联合五家基层法院、区社会治理中心、区妇联,共同建设并于2022年12月29日成功上线。其中“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建立了政法委牵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社会治理中心、妇联、大数据管理机构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在线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相比传统模式下,“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突破了当事人提交申请的时空限制,解决了当事人取证来回跑的难题,打通了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通道,实现了家庭暴力事件的数据归集与分析预警,极大缩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时间,加强了与公安、妇联等部门的多跨协同,具有“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申请的便利性、信息的共享性、取证的快捷性、签发的准确性、响应的及时性、保护的充分性”六大优势,对被申请人及时起到了震慑作用,将司法触角延伸至家庭暴力的萌芽之初,对全时空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和谐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令模块的设置符合联合国大会第65届会议(A/65/457/65/228)就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加强犯罪预防和形式司法应对的决议,诠释了“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设立专门的司法服务”这一标准。
案例7
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叶某(女)与黄某(男)是同居关系,双方于2021年生育女儿。后双方分手,女儿随叶某共同生活。叶某向法院起诉黄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2022年3月9日晚上,黄某去到叶某弟弟家中,并使用叶某弟弟的电话向叶某及其父母实施威胁,称:“如不交回孩子,将采取极端手段。”叶某及其家属立即于次日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报警,同日晚上黄某通过网购平台购买了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辣椒水用品,向法院解释是为了自己防身。叶某认为,结合黄某平时暴躁、极端的性格,其有可能作出恐怖、极端的行为,并已危及自己及家属的安全及生命,故于2022年4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法院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女儿。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查认为,黄某辩解因申请人藏匿女儿,导致其无法与女儿见面,心里很生气,于是想买瓶辣椒水。可见,黄某购买辣椒水并非用于防身,而是意图报复叶某。叶某提交的辣椒水购买记录、住所楼道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的事实,足以证实黄某及其亲属因女儿抚养权及探望争议对叶某进行骚扰、威胁,使叶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叶某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叶某与黄某如因女儿的抚养权及探望问题发生矛盾,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最终,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之相关规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其女儿。
【典型意义】
1.同居男女朋友分手后女方遭受威胁、恐吓等暴力侵害的,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纳入法律约束。本案中,叶某与前男友黄某之间并非家庭成员关系,叶某的权益受侵害时,已结束了同居生活,但同居的结束,不代表同居关系的结束,还有共同财产、子女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如机械地要求受害者必须与侵害人同住一所才能获得保护,与反家暴法的立法初衷相违背,也不符合常理。
反家庭暴力法的本质,是通过司法干预来禁止家庭成员、准家庭成员间,基于控制及特殊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暴力。该法规定了非婚姻的准家庭成员关系也受其调整,那么在离婚妇女受暴后能获得司法干预的同时,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亦应同样能够获得保护。因此,同居男女朋友结束同居生活后若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也应作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
从国际标准来看,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体现了国际标准中国家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无差别保护和司法救济,不因是否具有婚姻关系,是否尚处于同居关系等加以划分和有所限制。
2.被申请人未实施实质性人身伤害行为,申请人仅提供了被申请人购买辣椒水的淘宝订单记录,是否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
家庭暴力具有隐密性和突发性,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可能性的证明,难度相对较高,为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即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家暴发生的现实危险即可,对于侵害可能性的标准应当从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而非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降低了证明标准,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本案中,即使黄某尚未对叶某产生实质性伤害,但结合本案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因原告藏匿女儿很生气,后购买了辣椒水”的事实,叶某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因此,法院应当立即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对于预防及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反家庭暴力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
3.申请人提交的住所楼道监控录像及被申请人的淘宝购买订单可作为证实家暴的证据。
在对家暴行为的认定中,证据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报警记录、病历、处罚决定书等,当事人陈述、短信、微信记录、录音、视频、村居委和妇联等单位机构的救助记录等均可纳入证据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第十一项规定的“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均可以作为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
案例8
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
——对于家暴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特殊证据规则
【基本案情】
马某某(女)以丁某某(男)性格暴躁,多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丁某某否认其实施了家暴行为,且不同意离婚。马某某提交了多次报警记录,证明其曾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而报警,并提供病历和伤情鉴定证明其受伤情况,丁某某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抗辩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马某某主张丁某某对其实施暴力,并提交了相关佐证证据,虽丁某某予以否认,但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而丁某某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综合双方的陈述以及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丁某某在其与马某某发生矛盾的过程中,确实动手殴打了马某某。法院根据家暴事实的认定,并综合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双方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
【典型意义】
1.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根据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伤情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本案中,马某某和丁某某对于家庭暴力发生的事实和经过的说法不一致,马某某对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丁某某仅表述为双方“互有推搡”“搂抱”,基于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丁某某虽否认家暴行为,但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考虑到马某某作为受害人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并合理陈述,其陈述可信度要高于丁某某的陈述。该做法也符合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认定的制度规定。
2.查清家庭暴力事实需要法官加大依职权探究力度。普通的民事诉讼,往往采用辩论主义,但要查清家庭暴力,则更需要法官依职权去探究相关事实及调取证据。本案中,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其陈述,对于其主张的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追问,并对其最早一次遭受家暴以及自认为最严重的一次家暴等关键事实均进行了询问,马某某均给予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通过对家暴细节进行主动调查,又根据受害人陈述可信度较高的原则,进而可以有助于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
家庭暴力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和隐蔽性,受害人普遍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以通过积极举措降低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难度,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对于认定家暴事实的,迅速做出离婚判决。本案中,法院适用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转移及加大职权探知力度,更有利于保护在互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家暴受害人,从而达到遏制并矫正家暴施暴人的强势控制行为,体现法院在处理涉家暴案件中的公正理念,保证裁判的公信力。
案例9
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
——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张某(女)与邹某(男)于2007年4月登记结婚,自儿子邹小某出生后张某和邹某夫妻矛盾逐渐增多。2010年6月,因张某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邹某用几股电话线拧成一股抽打张某。此后,邹某经常辱骂张某,稍有不顺就动手打骂,张某因做错事在先,心中有愧,从来不会还手。2013年6、7月,邹某怀疑张某与其他男性有不正当关系,就把张某摁在家中地板上殴打,导致张某嘴部流血。2018年11月24日,邹某持裁纸刀划伤张某面部、衣服,并导致张某身体其他部位受伤,张某遂报警并进行了伤情鉴定,显示构成轻微伤。张某以邹某多年来数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离婚,并请求儿子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认为张某出轨在先,具有过错,其与张某的争吵是夫妻之间的普通争吵行为,其对张某没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的殴打、迫害,不构成家庭暴力,不同意离婚,且要求共同抚养儿子邹小某。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虽有过错,但邹某不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规定,严重性、持续性、经常性并非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2018年11月24日张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可见邹某的暴力行为已对张某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法院认定邹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由于邹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而且双方已经分居,张某坚持要求离婚,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于每月20日前支付邹小某抚养费1000元,直至邹小某年满十八周岁为止。
【典型意义】
1.家暴行为证据的采纳与认定具有特殊性。家庭暴力往往具有私密性,目睹家庭暴力的极可能仅有未成年子女,导致许多家庭暴力难以得到及时认定和处理。本案中,人民法院委托家事调查员与邹小某进行谈话,邹小某对家事调查员表示其曾看到过一次父母在家吵架,父亲打了母亲,母亲的嘴部流血,综合邹某承认其与张某确实发生争吵伴有肢体接触,其对张某有压制行为,并看到张某嘴部流血,法院认定2013年6、7月邹某实施了家暴行为。法院采纳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在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达到较大可能性标准的情况下,认定施暴人的家暴行为,既有利于充分保护受暴者,同时对涉家暴纠纷审判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2.受暴方是否有过错,殴打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均不是认定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成员之间一方以殴打方式对另一方身体实施了侵害行为,即构成家庭暴力。本案中,邹某以张某有过错,其行为不具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为由主张不构成家庭暴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3.实施家庭暴力是离婚法定事由,应依法判决离婚,及时阻断家庭暴力。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原则,一般判决不予离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此,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事由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也应当准予离婚。邹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张某坚决要求离婚,即使邹某不同意离婚,法院也应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及时遏制家庭暴力。
4.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在处理离婚纠纷涉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是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因素。审判实践中,施暴者往往辩称家暴行为只存在于夫妻之间,并不影响其对孩子的感情,甚至以希望孩子有完整的家庭为由,拒绝离婚。但是,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侵害行为,未成年子女目睹施暴过程会给其内心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实际上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若父母一方被认定构成家暴,无论是否直接向未成年子女施暴,如无其他情形,一般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本案中,张某仅有邹小某一子,邹某与前妻另育有一子,加之邹小某在张某、邹某分居后一直居住在张某父母家,由外公、外婆、舅舅等照顾日常生活起居,已适应了目前的生活、学习环境,为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及防止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法院认定邹小某应由张某抚养为宜。
从国际标准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框架要求,“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决定监护权和探视权时应考虑受害人和儿童的权利安全”。本案裁判中考虑到儿童身心健康及预防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判决由张某获得抚养权,这一裁判符合国际标准。
案例10
李某某与郑某某离婚纠纷案
——涉家暴案件审理必须多措并举实现案结事了
【基本案情】
经李某某(女)申请,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禁止郑某某(男)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2018年6月8日李某某起诉离婚,7月23日两位书记员上门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多次语言威胁并将留置的资料掷回书记员。7月25日两名法官、两名法警、一名书记员一行共计5人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郑某某继续大吵大闹,拍桌子、辱骂送达的工作人员,近一个小时未能送达诉讼资料。
李某某与郑某某共生育了三名子女,李某某提供了诊断报告书、疾病证明书、报警回执、病历、鉴定意见书、受伤照片等证据,证实2018年2月7日、2018年4月21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2日郑某某多次对其实施殴打。经询,三名子女均表示选择与李某某共同生活。双方要求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七套房屋。郑某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婚,如果离婚要求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裁判结果】
法院于2018年12月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郑某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准予双方离婚;尊重三个孩子的意愿,再结合郑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角度出发,三名子女均由李某某直接抚养,被告郑某某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四套房产归郑某某所有,三套房产归李某某所有。
【典型意义】
1.重拳出击,让施暴人感受到司法的强硬。对李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李某某于2018年4月27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之后李某某又于2018年10月18日申请变更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进行了审查认为李某某审理合理合法,裁定予以准许,并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及其三个子女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郑某某骚扰、跟踪、接触李某某及其子女。
此外,坚决惩处郑某某阻碍司法工作的行为。法院工作人员在2018年07月23日、2018年7月25日依法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两次对负责送达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威胁,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考虑到郑某某有家暴的前科,又目无法纪,威胁送达人员,如果不能坚决制止他的嚣张气焰,那么本案开庭、审理、判决都将无法顺利进行,更无法保障女方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因此合议庭在第二次送达的现场合议后认为郑某某已经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符合司法拘留的情形,且现场还有刀具等物品,危险性极高,决定先将郑某某带回法院。郑某某被押回法院后仍毫无悔意,经合议庭合议,并报院长批准,决定对郑某某司法拘留15日。司法拘留让郑某某有了敬畏之心,之后基本能理性沟通,态度明显好转,为今后案件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柔性司法,让受暴人感受司法的温暖。在审理方式上,虽然司法拘留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再敢对女方及孩子实施暴力,但为了确保庭审安全,合议庭决定采取隔离审判的模式,将李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安排在另外一个审判庭,由专门的社工陪同,通过远程技术进行网上开庭,申请了两名法警执庭,并从大门口安检开始就对郑某某保持高度戒备。确保庭审的顺利进行。庭审后安排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先签笔录,并从安全通道先行离开法院,避免与郑某某接触。
从国际标准看,此举措符合《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公约》要求中“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警觉,起诉及时,并且一致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公认的重要位置”,即从隔离审判、社工陪同、法警执庭等多方面考虑到妇女的安全,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警觉并采取了积极措施,此举措符合国际标准要求。
启动心理干预程序。鉴于郑某某存在严重家暴,且现有证据已经反映家暴行为对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安排心理干预老师对三个孩子和李某某进行心理干预。其中李某某、二女儿和小儿子的心理状况基本健康,大女儿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存在情绪偏激的情况,甚至还说出:如果郑某某再对家人实施暴力就要杀了他这样的话。针对此种情况,对大女儿展开了连续五次的心理干预,使大女儿能将情绪完全发泄出来,并理性地看待整个事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国际标准看,这一举措符合《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议“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等部门链接的医疗、法律与社会服务”这一国际标准要求。
3.寻求他力,合作实现案结事了。宣判当天,为了防止郑某某宣判后可能因对判决不满,而再次对李某某及孩子实施暴力,法院还给李某某住所地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发出防止民转刑的函,说明郑某某所具有的高度人身危险性,请求他们共同予以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及时出警,共同防止暴力。同时,宣判后法官、书记员引导郑某某通过上诉来表达意见,郑某某在上诉期内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对法官、法院、女方和孩子有暴力或威胁,实现了案结事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978号(政治法律类26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978号(政治法律类260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单位提出的《关于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的提案》收悉,经商生态环境部,现答复如下:
提案指出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中存在的涉及生态环境司法民事侵权诉讼不易,涉及生态环境的修复补偿机制不健全,行政机关在涉及生态环境诉讼中理解和支持不够等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确是当前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提案中提出的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程序制度和实体法律体系、构建跨行政区划协作机制、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也正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职能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关于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程序制度和实体法律体系问题
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民事审判领域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正确适用民法典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相关规定;不断加强环境资源审判领域业务指导、统一裁判规则。由于环境司法起步较晚,公益诉讼属于新类型案件,提案中指出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果关系鉴定、审理难度大等问题客观存在。提案针对“诉讼难、原告资格确定等程序问题”,建议“建立环境资源案件的专门诉讼制度,为公益诉讼设立良好的制度框架,使环境公益诉讼有法可依,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有关团体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发布腾格里沙漠等典型案例,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检察机关作为法律规定的机关有权提起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规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确定省级、地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就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作出规定。
针对提案提出的“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实体法律体系。明确环境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确立过错分配依据,合理设置举证责任”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相关条文的规定,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5部司法解释和相关指导性案例,具体而言:
一是健全立案受理规范。畅通诉讼渠道,依法及时审查受理符合法定条件的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构建有利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程序和配套机制。指导山东、江苏、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浙江、上海、天津11个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意见,对辖区内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资格、管辖法院、审判组织构成、案件范围、起诉提交材料等问题作出规范。
二是规范诉讼程序衔接。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不同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其他诉讼等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山东法院审理的金诚化工公司、弘聚新能源公司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对妥善协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是细化证据制度规则。完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原告就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确立专家意见的采信、环境信息不利推定、行政程序公文书证和非公文书证的分类审查等具有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明确证据保全措施的司法适用,完善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和程序。
四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机制。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其中专门规定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酌定,实务中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环境案件的专业事实查明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中,均对进一步拓宽证据形式予以明确规定:第一,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行政文书,国务院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对于没有鉴定机构或者鉴定成本太高的专业性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辅助人或者环境资源技术专家提出的专业意见予以认定。
五是注重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在案件审理中,要求法院就原告不足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主动释明,对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需要的证据依职权调查收集,如确有必要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进行鉴定的,可以委托鉴定。加大对原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及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力度,主动移送执行生效裁判,确保环境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维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司法解释,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环境犯罪的量刑情节。以此为标志,我们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在环境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全面适用。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立足不同环境要素的修复要求,推动建立多个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创造和发展了“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海砂回填”等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16.2万件,同比下降14.1%;审结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03件,同比上升77.6%;审结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454件,同比上升82.3%,审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62件,同比上升72.2%。下一步,我们将针对环境资源案件专业性、公益性、复合性、恢复性等特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环境资源案件裁判理念和裁判标准,继续丰富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健全环境修复资金统一管理、使用制度,环境异地修复执行委托、衔接制度和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制度,为构建以修复为中心的环境责任体系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的支撑。
二、关于构建跨行政区划协作机制的问题
提案中提出的“推进和加强多部门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构建指挥系统协作机制,会商机制”等建议,是我们近年来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严格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促进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和充分修复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一是构建全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为推动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下发了黄河、长江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统筹推进流域生态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江河湖库的协同发展。黄河流域9省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长江经济带11+1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常态化、跨省域、全流域的司法协作机制初步建立。
二是推动构建区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机制和环境系统治理新格局。积极探索在京津冀、大运河文化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司法协作,实现区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提升三江源等重点区域流域的环境治理水平。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服务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三是加强环境资源多元共治。深化环境治理协同联动,增强与检察、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在重点流域区域的协作。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关于建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司法合作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联合查办大案要案,合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生态环境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上海垃圾非法倾倒苏州太湖西山岛、南通江心沙农场案、广东省危险废物非法倾倒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案等进行挂牌督办,针对重大、典型案件会商研讨,移送56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清单和57个典型案件材料作为公益诉讼检察线索。
四是推进环境治理智能化建设。各地法院大力推动智慧法院建设,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成果同审判工作深度融合,运用移动微法院平台、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化平台,跨区域远程开展环境案件的立案、审判、送达等诉讼事项。通过大数据合作加强与公安、检察、环境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互通互联。浙江湖州打造“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平台”,通过平台与浙江法院网、通达海办案系统的接口对接,通过在线收案、在线存证、在线流转证据、在线智能解纷等功能,实现有条件的证据共享。福建三明中院成立全国首个“水执法与云司法数助治理中心”,为流域治理构建及时、高效、全程、严格的司法保护管理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指导全国各级法院推进跨行政区划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建设,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力军作用,加大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在化解林权、土壤污染等环境资源纠纷案件中的适用力度。
三、关于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
提案建议“要加强环境法治教育和环境公益诉讼业务培训,提高环境法律职业人的专业素质,不断充实壮大环资诉讼法律职业共同体。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产教融合,为生态环境类诉讼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鼓励和支持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担任生态环境诉讼案件的专家辅助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对于人民对人民法院健全生态环境司法审判机构,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专业化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各地法院积极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并结合重要河流流域、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扎实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1993个,其中环境资源审判庭617个,合议庭1167个,人民法庭、巡回法庭209个。
就司法能力建设而言,一是加强法院系统内部业务能力培训。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班,邀请中外资深法官、专家学者围绕环境司法领域重要课题进行授课。支持地方法院业务培训,派员为地方法院各类环境资源审判培训班授课。2020年地方各级法院都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培训学习活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法院联合开展培训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平。江苏法院建立全省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庭审判人员上挂锻炼机制,确保环境资源法律在辖区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重庆、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法院先后派人赴江西省学习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海南、广西法院召开座谈会、制定学习计划等方式开展学习。
二是开展公安、法院、检察、环境执法部门之间的业务培训。2016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连续五年会同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办“两法”衔接培训班;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联合组织生态环境执法和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培训班;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生态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培训班。通过多部门联合培训,推动执法司法合作交流。
三是发挥业务专家作用,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提供智力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聘任了包括院士在内的共65位研究员、咨询专家。生态环境部建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联合司法部建立“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北京、河北等28个省份成立省级专家库,纳入专家千余人。福建漳州建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辅助案件审理,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业务培训效果,提高专业人才业务能力,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感谢贵单位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924号(政治法律类19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924号(政治法律类195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建议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全国各地法院加快推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建议试点时间以一年为宜),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的有关“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精神,结合试点情况,及时制定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或对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有关残疾赔偿金)、第二十八条(有关被抚养人生活费)、第二十九条(有关死亡赔偿金)、第三十条(有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进行修改,彻底消除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赔偿标准差异。
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作出赔偿标准城乡区分的规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城乡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制定的。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人身损害赔偿问题面临着新情况、新形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于2019年开展了专项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确定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方法:第一步,先下发通知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并要求及时上报试点开展情况及试点中的问题;第二步,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积极取得立法机关的支持,及时启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修订工作,完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均已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下发了辖区内适用的试点工作文件,并在案件审理中遵照适用。试点模式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辖区内全面推行城乡标准统一试点,超过7成的高级法院采取此种模式;二是辖区内部分地区推行城乡标准统一试点,有不到3成的高级法院采取此种模式。辖区内全面推行城乡标准统一试点的高院,在具体模式上还存在着差别,比如陕西仅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中试行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而浙江在不同地市适用不同的统一标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这项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部分试点法院反映,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因赔偿标准问题引发的上诉、信访明显减少。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有的地区的试点标准是取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的平均数,造成城镇户籍的受害人依据试点标准获得的赔偿低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的标准,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今年5月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民法典。为贯彻落实民法典的新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启动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修订过程中将结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最新规定,充分吸收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前期工作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适时修订完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您在提案中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法规,实现地方立法与司法的有机衔接"。对此,我们将在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中加强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沟通协调,共同研究,积极稳妥落实中央精神。
您在提案中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直接将‘同命同价’的精神以具体法律条文的形式写入该法"。对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立法机关一直非常重视。为了更好地解决人身损害赔偿问题,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对此作了相关规定。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七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于不属于同一侵权行为造成的死亡,是否要求按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各方面还有不同意见。经过慎重研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条仍维持了现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已纳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所以届时侵权责任法将同步废止。对于您提出的建议,立法机关将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继续认真研究。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精神,继续跟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加强调研指导,适时进行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为民事审判服务国家大政方针、推动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各分局、直属局,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警局: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海警机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质效不断提升。为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海警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形成的经验做法,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海警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2023年6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履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协力推进海洋执法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联合就进一步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组织建设
1.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统筹考虑办案数量、人员配置等因素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承担侦查监督协作配合相关工作。人民检察院原有派驻海警机构的检察室、检察官办公室、联络点,可以加挂牌子,不再重复派出人员。海警机构应当为办公室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
2.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实践需要采用专职常驻、轮值常驻、定期当值等不同模式开展工作。海警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联络配合。
二、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3.人民检察院对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和治安管理领域行刑衔接案件、海警机构协助其他部门侦查刑事案件以及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情况实施法律监督。
4.人民检察院对海警机构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不应当撤案而撤案、应当撤案而不撤案的情形开展监督,重点监督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涉嫌违法插手经济纠纷、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对监督立案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跟踪,防止海警机构怠于侦查。对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人民检察院通知撤销案件的,海警机构应当依法及时撤销案件。
5.人民检察院对海警机构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重点监督纠正非法取证、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释放、解除、变更,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等情形。
6.人民检察院对海警机构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开展监督:
(一)对犯罪嫌疑人解除强制措施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内,仍然不能移送起诉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的;
(二)对犯罪嫌疑人未采取强制措施,自立案之日起二年以内,仍然不能移送起诉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督促海警机构积极开展侦查并跟踪案件进度,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要求海警机构尽快侦查终结。海警机构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对于人民检察院违反规定拒绝收卷的,海警机构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通报。
对于符合法定撤案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海警机构撤销案件。海警机构撤销案件后,对相关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或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撤销案件后,又发现新的涉嫌犯罪事实或者证据,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海警机构应当重新立案侦查。
海警机构应当通过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7.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海警机构办理治安管理处罚案件的行刑衔接情况进行监督,重点监督是否存在降格处理、以罚代刑、不当撤案等问题。对于已经涉嫌犯罪但未予刑事立案或者立案后又撤销刑事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要求海警机构说明不立案或者撤案依据和理由的,海警机构应当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理由不成立的,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并提出行政处罚检察意见的案件,海警机构应当依法处理,自收到检察意见书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将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处理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回复期限。
8.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主要方式包括:
(一)查阅台账、法律文书及工作文书,调阅卷宗及执法记录仪,查看、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二)讯问、询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三)询问办案人员;
(四)询问在场人员或者其他可能知情的人员;
(五)听取申诉人或者控告人意见;
(六)听取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
(七)查看、了解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返还、处理情况;
(八)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查询、调取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身体检查记录;
(九)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核实,不得干预海警机构侦查人员依法办案,不得干扰和妨碍侦查活动正常进行。
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应当加强与海警机构沟通,充分听取办案人员意见。经依法调查核实后,需要监督纠正的,应当及时向海警机构提出监督意见。海警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监督意见,应当依法及时将处理结果或者进展情况回复人民检察院。
9.海警机构对人民检察院的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以及立案监督、纠正侦查违法等监督意见有异议的,可以依据法律及相关规定要求说明理由或者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及时回复海警机构。人民检察院经复议、复核、复查,认为原决定或者监督意见有错误的,应当及时撤销。
三、健全完善协作配合机制
10.海警机构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商请检察机关派员,通过审查证据材料、参与案件讨论等方式,就案件定性、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建议。
海警机构应当向检察机关指派人员全面介绍案件情况,提供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及时通报案件侦查进展,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收集、固定证据,完善证据体系;存在证据瑕疵或取证、强制措施适用违反规定程序等问题的,应当及时补正纠正。
11.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过程中,认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加强说理,制发补充侦查文书,提出明确、具体、可行的补充侦查意见。海警机构应当按照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文书的要求及时、有效开展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自行补充侦查、要求海警机构补充证据材料的,海警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庭审阶段,侦查人员应当依法出庭,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取证合法性证明工作。
12.对发生在出海渔民之间的故意伤害、侵财类案件,双方当事人在侦查环节已达成和解协议,海警机构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在作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海警机构的建议。对侦查阶段达成的和解协议,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且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不采取逮捕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不批准逮捕,或者建议海警机构不提请批准逮捕。
13.人民检察院和海警机构可以通过组织庭审观摩评议、开展联合调研、举办同堂培训、类案指导、共同编发办案指引、典型案例等方式,统一执法司法理念和标准。双方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共同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14.海警机构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过程中发现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领域涉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线索,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四、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15.海警机构应当及时向人民检察院提供刑事案件受案、立案、破案、撤案等执法信息。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海警机构及时提供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立案监督、追捕追诉等数据和情况。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案件信息跨部门网上实时共享。
16.检察人员、海警执法人员获取、使用相关数据信息应当保护信息安全,严格依照权限查询、使用信息,对违法泄露案件信息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民检察院、海警机构应当加强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强化数据授权提取、使用机制,建立数据查询审批和记录制度。
17.本指导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协商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2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21号建议的答复
邰顺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无固定住处或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这条规定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打击职务犯罪并重的理念,有利于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隔离、分化、疏导,有效促进职务犯罪案件的顺利侦破。但正如您所指出的,司法实践,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情况与法律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具体体现为以检察机关实际执行为主,公安机关配合执行为辅。
近年来,特别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法律规定,积极运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各种措施,依法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取得了办案工作新的明显成效。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地方在办案中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办案工作,也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执法公信力。为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工作,高检院在每年的全国执法检查中均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情况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严查严管严格规范。2014年8月,高检院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格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加强办案安全防范,防止发生办案安全事故,确保办案质量和效果。2015年1月,高检院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对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执行、监督等提出明确要求。2016年4月,高检院联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对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标准,从50万元调整为300万元,使用要求更为严格。在此基础上,高检院继续组织开展全国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深化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不断推动侦防部门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范化。
关于您提出的请全国人大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的建议,我们完全赞同,这对于促进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规范化,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我院将依法积极支持、配合,确保人大执法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于您提出的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独立执行权的建议,我们认为,该问题涉及法律的修改,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能否修改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独立执行权,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8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8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一贯的方针。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保护产权、保护民营经济、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决定要求,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制度。
一、关于树立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理念的建议。平等保护是民商事的基本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多次通过印发文件、召开会议等方式强调平等保护理念。首先,及时制定印发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文件:2014年12月印发《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2016年11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018年11月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其次,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14年11月,组织召开全国工商联及非公企业界代表座谈会,就人民法院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征求意见;2018年11月,组织召开“推进破产重整,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主题座谈会;2019年5月,举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二、关于加强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加大典型案例宣传力度的建议。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个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既向全社会释放了中央保护产权、保护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强烈信号,又为人民法院的个案审理提供了标杆和指引。2019年7月,组织召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周强院长要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部门要牢固树立产权保护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全面、依法、平等保护产权要求落到实处;要加强合同、担保、公司等类案件的审理,保护投资和交易安全,有效提振市场主体投资兴业信心,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切实增强各类市场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感,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三、关于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扶持政策精细化建议。我们认为,凡是歧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理念,必须坚决摒除;凡是违法增加民营企业的义务,限制民营企业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必须一律废除;凡是不公正对待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司法审判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立足民事、行政、刑事等具体审判领域,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依法支持和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四、关于构建良好法治环境,打造法治信用体系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法院要敢于担当起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任,依法认定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案件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依法追究侵犯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责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确保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案件能够得到公开公平公正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相关案件的执行,作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案件,在不违反正常执行秩序的前提下,纳入“快车道"执行,使他们能够尽快获得权益兑现;同时,对于不依法履行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严格依照《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继续推进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体制和机制建设,做好以下工作:1.加强刑事司法保护,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2.加强民商事司法保护,深化对经济新业态的研究,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3.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同时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4.继续深入推进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发现一起、纠正一起。5.进一步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6.进一步加强与工商联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7.充分挖掘运用司法大数据资源,为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参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5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5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现答复如下:
各级人民法院、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依法加大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您提出的建议对我们开展下一步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于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强化生物多样性司法规则供给,制定出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系列司法解释,充分运用公益诉讼保护生物多样性,健全相关裁判规则。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起草并推动通过《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提出“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则,依法惩治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与贸易,依法审理涉濒危物种、生态破坏和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等相关案件,加强对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司法保护,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趋势,维护生态安全”,达成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国际共识。2021年12月,发布首批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明确生物种群及其生存环境司法保护的裁判规则。同月,发布《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等若干规定》,完善对生态环境的预防性、及时性司法保护措施。2022年1月,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明确规定侵权人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使用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方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构成破坏生态的故意,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适用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加大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行为惩治力度。4月,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完善相关刑事裁判规则,将生态价值损失作为量刑情节,以更具威慑的司法规则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6月,发布《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严格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习惯,依法推动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部一直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自2011年以来,研究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总纲、损害调查等9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文件;2020年12月,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总纲、损害调查、土壤和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等6项国家标准,初步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指导下,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工作,进一步修订完善生态环境侵权及环境民事证据规则等相关司法解释;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研究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国家公园专门立法、生物入侵专门立法、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等领域的专门立法工作,加强各方沟通协调,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二、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积极作用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贯彻最严密法治要求,依法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违法犯罪,促进生物资源恢复,维护生物种群稳定。2019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66852件,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渔业及林业资源保护、动植物防疫检疫、植物新品种纠纷等,实现对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全方位司法保护;坚持生态优先,充分运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措施,依法审理“绿孔雀保护”“五小叶槭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案等一批示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有效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依法适用环境保护禁止令,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产生不利后果行为,避免生态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创新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司法措施,建立司法修复基地,探索“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海砂回填”等生态修复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生态质量持续改善;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统筹协调生态破坏行为的违法惩治、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长江流域相关法院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通过发布司法保护意见、加强区域司法协作、对非法捕捞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等方式,促进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服务长江十年禁渔。
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9344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开展了为期3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并将野生动物保护作为7个重点领域之一。各地检察机关针对履职中发现的监管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存在的漏洞或执法不到位、不严格等问题,通过向地方党委、政府等报告情况,积极争取支持;主动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行政部门磋商沟通,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多部门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整治。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注重加强与公益组织、国际社会的沟通协作,共同就生物多样性、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等方面进行专题研讨。
全国生态环境部门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至2021年年底,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1.13万件,涉及赔偿金额超过117亿元,推动修复土壤超过3695.57万立方米、林地6155.22万平方米、农田213.88万平方米、地表水体3.69亿立方米、地下水166.63万立方米,清理固体废物8984.25万吨。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工作,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加强工作沟通协调,构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共治机制。
三、关于加大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宣传力度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连续6年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在六五环境日期间以巡回审判、法律咨询、召开新闻发布会、拍摄宣传视频、撰写环境司法保护文章等多种形式,开展环境司法宣传活动,营造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案例的规则补充和示范引领作用,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公益诉讼等指导性案例25件、典型案例280件,展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生动实践。举办气候变化司法应对国际研讨会,设置“气候变化司法应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分议题,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开展研讨,为凝聚国际环境司法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等,积极发挥典型案例等示范引领和警示作用。
生态环境部在官方网站等媒体上转发中央级主流媒体重要稿件,如《长江全流域以及重点区域的司法协作模式已初步形成》《最高法发布首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白皮书》等;在环境报刊发《云南法院严惩环境资源犯罪》《最高法指导性案例首次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文章,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制定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相关指导意见、发布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加快出台生态环境侵权、环境民事证据规则等司法解释,健全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巩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实践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联合行政执法机关、学校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宣讲等法治宣教活动,引导社会增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39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39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民事诉讼中送达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送达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事项,是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民事案件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提高,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送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瓶颈之一。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周强院长提出“要下大气力解决好送达环节中的问题,建立集约化、分段化送达机制,切实提高送达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成统一送达平台,各地法院要积极推广应用好这个平台,同集约化送达机制建设结合起来,确保年底前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开通统一送达平台,力争在解决送达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提高送达效率,切实解决“送达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制定并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切实改进和加强送达工作,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全面推进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统一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规范送达地址确认书内容,提升民事送达的质量和效率。该意见对于当事人送达地址的确认、严格适用公告送达、电子送达的具体运用、为做好送达工作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委托送达、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送达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二、将改革法律文书送达机制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健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文书送达机制。在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工作中,综合运用电子送达、委托送达、约定送达等方式,探索完善送达新模式,推动完善相关规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进一步扩大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推动落实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推广集约化、分段化送达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利用社会化服务方式开展送达工作。
三、建设全国统一送达平台,集约开展送达工作,纳入诉讼服务质效考核体系。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开展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工作,建设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送达平台纳入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化平台。在全国建立集约送达机制,配备专门送达团队,全面开通全国统一送达平台,推动与外部单位实现信息共享,建立送达地址信息库,形成一体化送达模式,提升送达质效。
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大数据分析、明察暗访、第三方评估等形式,强化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督促指导,确保在解决送达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7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
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二)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未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未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方法的;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三)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景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
(四)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
(五)其他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管辖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第四条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交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据;
(三)消费者组织就涉诉事项已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或者第五项的规定履行公益性职责的证明材料。
第五条 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等诉讼请求。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在立案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第八条 有权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申请保全证据。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主张权利。
第十条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后,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请求对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的诉讼予以中止,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十一条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原告在诉讼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确认。
第十三条 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原告认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第十五条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已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的诉讼,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的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七条 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请求被告承担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八条 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相应支持。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以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2〕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应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2年9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的通知(2021)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法发〔202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6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
(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6月16日起施行)
根据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规则’、‘批复’和‘决定’五种。”
在第六条第三款之后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对规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可以采用‘规则’的形式。”
原第六条第四款、第五款作为第六条第五款、第六款。
本决定自2021年6月16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930号(政治法律类253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930号(政治法律类253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防止将不动产执行个案转变成群案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权益问题
您认为,法院依据申请直接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将开发商名下的不动产全部进行查封,不作例外研判;对已查封的不动产,未按有关规定,在不动产所在地张贴公告,造成案外人不知道住房被查封的情况。建议切实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执行不动产查封、拍卖等时,应切实履行法定程序和职责,公开不动产查封情况。同时对信息不公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应有严格的追责问责规定。
正如您指出的,人民法院查封不动产,必须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张贴封条或者公告进行公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第十条规定:“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根据上述规定,执行法院在查封不动产时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实践中,对已查封的不动产,如果未按有关规定,在不动产所在地张贴公告,造成案外人不知道住房被查封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由人民法院审查并依法纠正。当然,我们应当防患于未然,强调在执行不动产查封、拍卖等时,切实履行法定程序和职责,采取多项公开公示措施,公开不动产查封情况,尽量避免因信息不公开造成群体性事件。我们将认真研究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因信息不公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严格追责问责。
二、关于案外人维权成本高问题
您认为,法律规定购房人可通过诉讼等渠道维护合法权益,但购房人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易引发群体访。建议建立案外人维护权益的简单便捷的救济程序,对规模大、数量多的购房人、开发商、银行等发生的纠纷,只要购房人提供了房屋产权属于自己的证明材料,应不纳入查封,防止一案变多案或群案,同时可减少购房人维权支出,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案外人主张排除执行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有明确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因此,只要案外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满足该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将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当然,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提高对异议审查处理的效率,尽量避免一案变多案或群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购房人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
三、关于向地方政府通报信息问题
您认为,对一些涉及量大面广的查封案件,法院执行查封的信息不向地方政府进行信息共享或通报,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情况下,造成地方政府无法主动工作。建议法院应将查封房屋数量多、资金规模大、人数众多的案件,及时向地方政府进行通报,以便地方政府制订政策、采取措施,化解矛盾,做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预案。
人民法院一直重视群体案件执行的风险防控工作,对于房屋数量多、资金规模大、人数众多的案件一般会提前做好处置预案,并且充分运用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中逐步形成的综合治理机制,与党委、政府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共同推进执行工作。但实践中可能存在沟通不畅、不及时等情形,造成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的个别案例,人民法院对此会及时予以纠正和进行追责。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此项工作,指导各级法院在执行预案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预防群体性事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对被告人在罚金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罚金应否与未执行完毕的罚金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答复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对被告人在罚金刑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罚金应否与未执行完毕的罚金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答复意见》的通知
(2017年11月30日 法办〔2017〕1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最高人民法院各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
近日,我院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对被告人在罚金刑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罚金应否与未执行完毕的罚金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办复〔2017〕2号),现将该意见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被告人在罚金刑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罚金应否与未执行完毕的罚金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办复〔2017〕2号)(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371号(政治法律类09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371号(政治法律类09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化解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调整大幅改变了基层法院的诉讼案件受理分布,使“案多人少”矛盾加剧,如何保障基层法院的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成为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您建议从优化各级人民法院编制结构、创新“特殊类型案件”的提级审判制度、加强各类案件审判指导工作力度、加大各类专门法院审判制度建设、培育引导调解力量发展、推进智慧诉讼工作建设等六方面着手,为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提供配套措施。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客观中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对进一步深化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提升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启动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关注基层法院案件受理情况和审判质效,建立了常态化的改革情况收集反馈机制。目前,根据各基层法院反馈,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调整后新增的案件数量总体可控,增幅合理,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或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法院,并未出现案件数量激增的情况。各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和完善新增类型案件的监督管理,积极拓展多元解纷渠道,加大审判资源投入,纠纷化解能力和审判质效日益提升。
一是推动审判资源向一线倾斜。各地高院结合改革后案件结构、审判态势、审级职能变化情况,调整审判资源配备,着力充实基层法院审判资源。目前吉林、辽宁、广东、新疆、云南、福建、江苏等地都已开展人员编制动态调整,加大基层法院法官配备力度。
二是健全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各中、高级法院严格贯彻落实提级管辖工作要求,制定实施细则,明确“特殊类型案件”的指导性标准,完善报请程序,推动案件“有上有下、良性运行”,有效激活提级管辖制度的功能,充分发挥较高级别法院“审理一件、指导一片”的示范作用。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浙江、四川、山东、湖南、江西、陕西等地法院均已提级管辖部分代表性案件,其中,四川法院已转换1例全省参考性案例。
三是加强案件审判监督指导。各高、中级法院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出台业务指导文件、完善沟通衔接机制等方式,健全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下指导力度,有效提升了基层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
四是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级法院以完善委派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等为抓手,加强与社会综治部门、行政机关、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律师协会等单位的协调配合,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等全覆盖的诉调对接机制,构建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格局,有效推动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源头化解、源头治理。
五是有序推广在线诉讼。各地法院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诉讼平台,逐步推广适用在线诉讼,推动实现司法工作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先后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在线调解规则、在线法院运行规则,构建完善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强化办案智能辅助,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深度嵌入各审理环节,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期限预警、文书生成、裁判结果监测等服务,切实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围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统筹管理和监督指导,全面掌握改革整体情况,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和综合配套,及时推动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各级法院在保证审判质效的同时,有力推动改革落地落实。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18年3月29日 (2018)最高法民他15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4)粤高法仲复字第11号《关于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案涉仲裁裁决由韩国商事仲裁院在韩国境内作出,我国和韩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案涉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韩国商事仲裁院是依据派视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与亿威利(香港)有限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中的仲裁协议对仲裁案件行使管辖权。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并非《分销协议》的签署人,故其不受《分销协议》中仲裁协议的约束。案涉仲裁裁决涉及仲裁协议当事人之外的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责任,裁决所处理之争议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构成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应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此复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12月27日 (2014)粤高法仲复字第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受理关于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深圳中院审查后拟不予承认和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1113-0032号仲裁裁决,故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拟同意深圳中院的意见。依据钧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钧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Pixelplus Co., Ltd,以下简称派视尔公司)。住所地:大韩民国京畿道水原市鐾通区二仪洞906-5京畿R&DB中心6楼。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亿威利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竹子林建业工业区4号厂房二楼西。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派视尔公司和派视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派视尔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起诉亿威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亿威利公司)和深圳亿威利公司,2010年11月4日福田法院受理,案号为(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49号。在该案中,派视尔公司和上海派视尔公司起诉的依据是2006年12月1日的《分销协议》,该《分销协议》盖有上海派视尔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的公章和相关人员签名。
该协议第13.6条约定仲裁条款:“双方因本协议而引起、与本协议有关或因违约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分歧,必须只能在韩国首尔解决。仲裁适用的语言须为英语,且必须依照韩国最高法院批准的商业仲裁规则和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采纳的规则进行。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须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一名由供应商任命,一名由分销商任命,另一名由前两(2)名仲裁员任命。倘若在任命前两(2)名仲裁员之后一(1)个月内未能任命第三名仲裁员,则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须依照其规则选择第三名仲裁员。仲裁员做出的裁决乃终结性的,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可以在具有适当的司法管辖权的任何法院执行。无论上文如何规定,双方都有权在仲裁尚未作出之前的任何时间,提起司法诉讼程序,以获得禁令救济,惟有此类禁令救济须受限于最终的仲裁裁决。”
2011年6月10日,福田法院作出了(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4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上海派视尔公司以派视尔公司的名义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约定了韩国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本案应由韩国仲裁机构管辖,裁定驳回了派视尔公司和上海派视尔公司的起诉。裁定作出后,各方均未上诉,该裁定已生效。
之后,派视尔公司以深圳亿威利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向韩国商事仲裁院(The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申请仲裁,2011年10月26日韩国商事仲裁院正式受理。
2012年5月23日,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编号为No.11113-0032的仲裁裁决,裁决内容为:A.仲裁庭有本仲裁的管辖权。B.深圳亿威利公司对未付款有责任,因此应向派视尔公司支付50万美元。C.深圳亿威利公司应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到2011年10月31日为止的判定费用的按6%的年利率来计算的利息和2011年11月1日开始到所有赔偿金的实际支付日为止的判定费的按20%年利率来计算的利息支付给派视尔有限责任公司。D.深圳亿威利公司应按照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规定第61条应负担所明示的所有费用。韩国商事仲裁院No.11113-0032的仲裁裁决载明:深圳亿威利公司没有参加仲裁庭审。2012年5月10日韩国商事仲裁院收到深圳亿威利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提出的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答辩材料。仲裁庭认为深圳亿威利公司的答辩书延迟了很久因此决定以自由裁量权不采用此次答辩书。仲裁庭认为即使考虑到深圳亿威利公司的答辩书,也不会影响仲裁庭对管辖权及仲裁的判定。
深圳亿威利公司收到了进行仲裁程序和指定仲裁员的通知,并已收到该仲裁裁决。2012年6月26日,深圳中院受理深圳亿威利公司提出的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案号为(2012)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该案目前尚在审查中。
派视尔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承认本案仲裁裁决,称:2006年12月1日,派视尔公司和其关联公司上海派视尔公司与深圳亿威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香港亿威利公司签署《分销协议》。协议约定了仲裁条款。协议签订后,由于深圳亿威利公司和香港亿威利公司不履行订单的剩余50万美元的支付义务,为此派视尔公司曾向福田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深圳亿威利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后该院以“本案应由韩国仲裁机构管辖。本院对该协议项下的争议无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派视尔公司的起诉。嗣后,派视尔公司按照协议中有关仲裁管辖的约定,向韩国商事仲裁院申请仲裁,韩国商事仲裁院依法受理。深圳亿威利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参加仲裁活动。现该裁决书依法生效,深圳亿威利公司未履行上述仲裁裁决内容。据此,派视尔公司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1.依法裁定承认和强制执行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1113-0032号生效仲裁裁决;2.依法裁定本案所有受理费和执行费由深圳亿威利公司承担。
深圳亿威利公司提交意见称: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裁决提到仲裁协议以外的争议,属于超裁。1.派视尔公司仅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署了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分销协议》,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签署方。上述《分销协议》及仲裁条款自始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本案仲裁裁决要求深圳亿威利公司向派视尔公司偿付货款及利息,涉及仲裁协议所没有提到的民事主体,属于超裁。2.裁决事项上,香港亿威利公司是否属于深圳亿威利公司的皮包公司,香港亿威利公司的法人人格是否应当被否定等实体性的法律问题不属于仲裁条款所规定的双方因本协议而引起、与本协议有关或因违约而引起的事项。本案仲裁裁决属于超载。3.本案仲裁裁决,根据揭开公司面纱的法理,扩张仲裁协议效力至未签署协议的第三方,这种做法并不为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所承认。如果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必然与我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此前派视尔公司已经向福田法院提起诉讼,福田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认定《分销协议》是由派视尔公司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署,因此驳回派视尔公司的起诉。我国的司法应该得到外国裁决的尊重,但韩国商事仲裁院的裁决通过否认香港亿威利公司的法人人格,裁决由未签署仲裁协议的深圳亿威利公司承担责任,明显是我国司法主权和公共秩序所不允许的,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请求对韩国商事仲裁院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三、深圳中院的意见
深圳中院认为,中国和韩国均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本案应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即涉及仲裁协议所没有提到的争执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
韩国商事仲裁院仲裁系依据2006年12月1日上海派视尔公司以派视尔公司名义与香港亿威利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案件进行仲裁。该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因协议而引起、与协议有关或因违约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提交仲裁。韩国商事仲裁院认定深圳亿威利公司是履行《分销协议》的实际当事人,但深圳亿威利公司未签署《分销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关于《分销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非签署方深圳亿威利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在(2012)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案的意见为:根据专家意见以及依职权查明的《韩国仲裁法》,韩国法律并没有仲裁协议效力对未签字的当事人约束力的规定,而《韩国仲裁法》第8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为书面形式”。该条为韩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形式方面的一般规定。根据该条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分销协议》的签字人,《分销协议》的仲裁条款对深圳亿威利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在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仲裁协议当事人的前提下,仲裁庭作出的第11113-0032号裁决涉及仲裁协议外当事人深圳亿威利公司的付款责任。该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含有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应不予承认。
四、我院的意见
本案系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中国和韩国均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应当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仲裁裁决作出地为韩国,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案仲裁条款的效力应依据裁决作出地即韩国的法律作出认定。依据《韩国仲裁法》第8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为书面形式。本案仲裁条款为派视尔公司与香港亿威利公司所签订,深圳亿威利公司未签署该仲裁条款。结合深圳中院另案请示中的专家意见,深圳亿威利公司不是本案仲裁条款的当事人,不受本案仲裁条款的约束。本案所适用仲裁规则及韩国法律亦均未规定“迟延提交管辖抗辩导致默认管辖权”。故派视尔公司依据本案仲裁条款以深圳亿威利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申请仲裁,韩国商事仲裁院据此作出的第11113-0032号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应不予承认和执行。
综上,本院拟同意深圳中院的请示意见,对韩国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1113-0032号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2004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0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
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下列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
(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
(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
(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
(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规定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第四条 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第五条 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
第六条 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人民法院将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
第七条 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
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
第八条 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
第九条 扣押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机动车辆时,人民法院应当在扣押清单上记载该机动车辆的发动机编号。该车辆在扣押期间权利人要求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办理相应的扣押登记手续。
第十条 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管的,保管人不得使用。
第十一条 查封、扣押、冻结担保物权人占有的担保财产,一般应当指定该担保物权人作为保管人;该财产由人民法院保管的,质权、留置权不因转移占有而消灭。
第十二条 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
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第十三条 对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利益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被指定给第三人继续保管的,第三人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对第三人为自己的利益依法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可以继续占有和使用该财产,但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第三人无偿借用被执行人的财产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五条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六条 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第三人依合同约定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保留所有权已办理登记的,第三人的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第三人主张取回该财产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八条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的时间;
(二)财产的所在地、种类、数量;
(三)财产的保管人;
(四)其他应当记明的事项。
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第十九条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
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
第二十条 查封、扣押的效力及于查封、扣押物的从物和天然孳息。
第二十一条 查封地上建筑物的效力及于该地上建筑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查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但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分属被执行人与他人的除外。
地上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机关不是同一机关的,应当分别办理查封登记。
第二十二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该替代物、赔偿款的裁定。
第二十三条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登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完成登记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完成登记的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其他人民法院已向该登记机关送达了过户登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当优先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十四条 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
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
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
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第二十六条 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
其他人民法院对已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协助进行轮候登记,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关文书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字,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 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已经被执行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
(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
(二)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或者放弃债权的;
(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拍或者变卖不成,申请执行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又不同意接受抵债,且对该财产又无法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
(四)债务已经清偿的;
(五)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且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其他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第二十九条 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2008—2018年中国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10大案件案情简介
2008-2018年中国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10大案件案情简介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16日)
2018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座谈会,纪念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宋晓明庭长通报了十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反垄断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公布了反垄断民事诉讼十大典型案件。据了解,反垄断法实施十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结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截至2017年底,新收反垄断民事诉讼一审案件700件,审结630件。案件涉及交通、保险、医药、食品、家用电器、供电、信息网络等多个行业领域。
1.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9日发布扣扣保镖软件,对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腾讯公司)的QQ软件及其服务的正常运行造成不良影响。2010年11月3日,腾讯公司发布《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11月4日,奇虎公司宣布召回扣扣保镖软件。同日,360安全中心亦宣布,QQ和360软件已经实现了完全兼容。2010年9月,腾讯QQ即时通信软件与QQ软件管理一起打包安装,安装过程中并未提示用户将同时安装QQ软件管理。2010年9月21日,腾讯公司发出公告称,正在使用的QQ软件管理和QQ医生将自动升级为QQ电脑管家。奇虎公司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控腾讯公司滥用其在即时通信软件及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请求判令腾讯公司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赔偿奇虎公司经济损失1.5亿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奇虎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并未明确界定本案相关商品市场的具体范围。奇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并非在任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均必须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即使不明确界定相关市场,也可以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对被诉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及被诉垄断行为可能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一种分析思路,假定垄断者测试(HMT)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假定垄断者测试,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产品差异化非常明显且质量、服务、创 新、消费者体验等非价格竞争成为重要竞争形式的领域,采用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价格上涨(SSNIP)的方法则存在较大困难;此时可以采取该方法的变通形式,例如基于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项比较粗糙且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其在认定市场支配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即使初步认定被诉经营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仍可以进一步分析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效果,以检验关于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正确与否。
2.吴小秦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98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公司)是经陕西省政府批准,陕西境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和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2012年5月10日,吴小秦前往广电公司缴纳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时获悉,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每月最低标准由25元上调至30元。吴小秦缴纳了2012年5月10日至8月9日的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90元。广电公司向吴小秦出具的收费专用发票载明: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75元及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之后,吴小秦通过广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广电公司节目升级增加了不同的收费节目,有不同的套餐,其中最低套餐基本收视费每年360元,用户每次最少应缴纳3个月费用。之后,吴小秦获悉数字电视节目应由用户自由选择,自愿订购。吴小秦认为,广电网络公司属于公用企业,在数字电视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其收取数字电视节目费的行为剥夺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构成搭售,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广电公司2012年5月10日收取其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行为无效并返还其15元。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确认广电公司收取吴小秦数字电视节目费15元的行为无效,并判令广电公司返还吴小秦15元。广电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广电公司在销售时不仅提供了组合服务,也提供了基本服务,存在两种以上的选择。选择权既然存在,就不符合搭售行为的构成要件。二审法院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吴小秦的诉讼请求。吴小秦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6年5月31日改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作为特定区域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及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可以认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3.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诉交互数字技术公司、交互数字通信有限公司、交互数字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华为公司是全球主要的电信设备提供商。交互数字技术公司、交互数字通信有限公司、交互数字公司(以下统称为交互数字)参与各类无线通信国际标准的制定,将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专利权纳入无线通信的国际标准,并以此形成了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华为公司主张,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交互数字为专利权人的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相关地域市场为全球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中的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交互数字在相关市场处于垄断地位。交互数字无视其在加入标准组织时对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的承诺,对其专利许可设定不公平的过高价格,对条件相似的交易相对人设定歧视性的交易条件,在许可条件中附加不合理的条件,在许可过程中涉嫌搭售,通过在美国起诉华为公司及华为公司的美国子公司来拒绝与华为公司进行交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不仅损害了竞争秩序,也对华为公司造成实质损害,已威胁到华为公司在相关市场的正常运营。故华为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交互数字立即停止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赔偿华为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每个标准专利许可市场上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违背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承诺,无视实施者在许可谈判过程中的诚意和善意,以诉讼手段威胁强迫实施者接受过高的专利许可条件,逼迫实施者就必要专利之外因素支付相应对价,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遂判令交互数字立即停止针对华为公司实施的过高定价和搭售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并赔偿华为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
4.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邦公司)作为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经销商,与强生公司已有15年的经销合作关系。2008年1月,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2008年3月,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2008年7月,强生公司以锐邦公司私自降价为由取消锐邦公司在阜外医院、整形医院的经销权。2008年8月15日后,强生公司不再接受锐邦公司医用缝线产品订单,2008年9月完全停止了缝线产品、吻合器产品的供货。2009年,强生公司不再与锐邦公司续签经销合同。锐邦公司遂诉至法院,主张强生公司在经销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请求判令强生公司赔偿因执行该垄断协议对锐邦公司低价竞标行为进行“处罚”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439.93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锐邦公司的诉讼请求。锐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产品的需求、供给的替代性分析,应将本案的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医用手术缝线市场,并且可以认定此相关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强生公司凭借其在全球市场的优势、其丰富的产品品种、很高的产品声誉、其对销售渠道的控制以及其他优势,在竞争并不充分的本案相关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和定价能力;强生公司对经销商的管理考评制度等证据表明其实施本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具有明显限制竞争的动机;强生公司所实施本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导致中国大陆地区医用手术缝线市场的产品价格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限制了市场竞争,而没有产生其他促进竞争的效果。综合上述情况,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强生公司制定、实施该协议并按该协议处罚锐邦公司的行为属违法行为,故判决强生公司赔偿锐邦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3万元。
5.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第489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人人公司)是全民医药网的实际经营者。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度公司)是百度网站的实际经营者。百度搜索的结果排名方式有两种:自然排名与竞价排名。唐山人人公司认为,由于其降低了对百度搜索竞价排名的投入,北京百度公司即对全民医药网进行了全面屏蔽,从而导致全民医药网访问量的大幅度降低,北京百度公司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唐山人人公司进行竞价排名交易的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使是搜索引擎服务商向用户提供免费搜索服务,依然存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使用中文搜索引擎的多数用户位于中国,而中国用户可以选择并获取的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搜索引擎服务一般也来源于中国境内,可以确定中国为本案的相关地域市场。唐山人人公司主张北京百度公司占据相关市场支配地位,事实依据不足。遂判决驳回唐山人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6.娄丙林诉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横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4325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水产批发协会)在其《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的“奖罚规定”部分规定:“禁止会员向本协会会员所在的市场向非会员销售整件扇贝”、“禁止会员不正当竞争,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同时在协会内部执行上述规定,并多次就獐子岛扇贝价格调整进行研究并予以确定。娄丙林退出水产批发协会后无法获得獐子岛扇贝供货渠道,无法销售獐子岛扇贝。娄丙林认为水产批发协会的上述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两审法院均认为水产批发协会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具体而言,水产批发协会于2011年9月29日登记成立之后,多次组织会议对于不同种类的扇贝产品的销售价格、禁止不按规定价格折价销售以及相应处罚等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定,通过固定和变更价格减少甚至消除会员之间的竞争,提高销售利润,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水产批发协会组织经营者达成固定、变更价格的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
7.东莞市横沥国昌电器商店诉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合时电器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771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东莞市横沥国昌电器商店(以下简称国昌电器商店,合同丙方)与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世公司,合同甲方)、东莞市合时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时公司,合同乙方)签订2012年度、2013年度《东莞地区格力电器家用空调销售三方协议》,明确约定:丙方必须遵守甲方市场管理规范的相关制度及要求,终端销售过程中最低零售价不得低于甲方每期的最低零售价,不得产生任何形式的低价行为。2015年年初,国昌电器商店拟解除与晟世公司和合时公司的合作关系。合时公司以国昌电器商店在2013年2月期间违反约定以低于最低零售价格销售产品,被晟世公司按约定罚款13000元为由,未全数退还国昌电器商店缴纳的“维护诚意押金”,国昌电器商店遂诉至法院。国昌电器商店主张,晟世公司作为格力空调在广东省东莞市的总经销商控制销售价格,限制国昌电器商店作为经销商不得低于其制定的最低零售价格售卖格力空调商品,属垄断行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纵向垄断协议应当由原告对本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承担证明责任,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遂判决驳回国昌电器公司的诉讼请求。
8.无锡市保城气瓶检验有限公司诉无锡华润车用气有限公司拒绝交易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无锡市保城气瓶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保城公司系从事车用压缩天然气气瓶检验、安装的企业。华润车用气有限公司作为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燃气公司)下属子公司,系无锡地区唯一从事天然气汽车加气业务的企业。华润车用气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市场竞争,拒绝为保城公司安装的天然气出租车办理IC加气卡,致使汽车无法正常加气,影响了保城公司的正常经营,损害了保城公司合法权益,遂请求法院依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确认华润车用气公司实施了拒绝交易的垄断行为,并判令其履行交易义务及赔偿保城公司相应的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能认定涉案被诉行为构成拒绝交易。合同法上的迟延交易行为与反垄断法上的拒绝交易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界限,认定构成垄断行为必须严格把握法定要件。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未能按照购买者的要求及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并不一定构成拒绝交易;只有在该行为导致了市场竞争受到排除或限制时,才构成反垄断法规制的拒绝交易行为。
9.刘大华诉湖南华源实业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刘大华系湘A1LC79东风日产牌EQ7250AC小型轿车的车主。2011年10月22日,刘大华就该车辆到湖南华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源公司)处维修。湖南华源公司工作人员接待并经相应检查,确定该车维修内容为更换左前门锁芯。随后,湖南华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刘大华提供了维修服务,并收取小型轿车维修零件费用307元,维修工时费300元。刘大华另提供证据显示,其他两家非东风日产特许经营维修厂商提供相同服务的工时费分别为50元和40元。刘大华遂以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以下简称日产公司)和湖南华源公司的配件销售和维修政策具有反竞争性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前我国汽车销售采取特许经营模式,汽车生产商将原厂配件限定在4S店销售及保修,该行为并不必然具有反竞争性。本案相关商品市场范围应为适用于天籁汽车的门锁配件商品市场,包括日产公司提供的“原厂配件”和其他企业提供的“副厂配件”。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日产公司和湖南华源公司在上述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故刘大华主张两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刘大华的诉讼请求。
10. 潘瑶与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初728号民事判决]
【案情摘要】
潘瑶系上海市市民,多次参与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拍卖公司)组织的上海市非营利性客车额度拍卖,但未获成功。上海拍卖公司根据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的委托,为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的唯一拍卖公司。上海拍卖公司对于参加拍卖的竞拍者收取2000元保证金,并收取每次100元拍卖手续费。潘瑶提起诉讼认为,作为非营利性客车额度拍卖市场上唯一拍卖机构,上海拍卖公司利用其在上海非营利性客车额度拍卖市场的支配地位,对竞拍者收取高额保证金和拍卖手续费,构成滥用市场地位的垄断行为,诉请法院确认上海拍卖公司高额收费行为属于垄断行为,并赔偿其经济损失3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海市非营利性客车额度属于由政府统一调控和管理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属于市场交易的商品或服务。对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组织竞价拍卖,是政府交通管理职能部门调控和管理这种公共资源的一种具体方式。上海拍卖公司接受委托所提供的此项拍卖服务本质上不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可以竞争的商品或服务市场,不属于反垄断法调整范畴,遂判决驳回潘瑶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的通知(202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的通知
(高检发〔202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0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
为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三条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修改为:【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
(四)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前款规定的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已于2018年5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2018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740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 法释〔2018〕10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先予仲裁”裁决应否立案执行的请示》(粤高法〔2018〕99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相关规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立案执行。但是,根据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仲裁机构可以仲裁的是当事人间已经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此,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你院请示中提出的下列情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一、仲裁机构未依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审理纠纷或者主持调解,径行根据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签订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的;
二、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仲裁法规定的基本程序权利的。
前款规定情形中,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以约定弃权条款为由,主张仲裁程序未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办理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复。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通知(2018)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法〔2018〕3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并确定部分案件的专门审判代字,现予以印发,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执行中发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案号的基本要素为收案年度、法院代字、专门审判代字、类型代字、案件编号。
收案年度是收案的公历自然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法院代字是案件承办法院的简化标识,用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表示。
专门审判代字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专门审判类别简称,用1个中文汉字表示。
类型代字是案件类型的简称,用中文汉字表示。
案件编号是收案的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案号各基本要素的编排规格为:‘(’+收案年度+‘)’+法院代字+专门审判代字+类型代字+案件编号+‘号’。”
三、将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三)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所辖的铁路、海事、知识产权、油田、林业、农垦专门中级法院,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所辖的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以及为省(自治区)内部分县级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对应设立的中级法院,数字代码分别按71、72、73、74、75-80、81-85、87-95以及96-99确定;”
四、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相同专门审判和类型代字的案件编号,按照案件在同一收案年度内的收案顺序,以顺位自然数编排,但第二款规定情形除外。”
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审判代字
人民法院审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所确定的案件,其专门审判代字为“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意见
(法发〔2023〕8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1.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黄河保护法的出台,为人民法院在法治轨道上扎实服务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作为落实“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贯穿到黄河流域司法保护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2.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是回应人民群众对黄河长久安澜美好向往的重要实践。黄河保护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为人民谋福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黄河优美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追求新期盼。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是重要的民生问题,立足审判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服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守护好黄河流域的青山碧水蓝天净土,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黄河保护法坚持问题导向,旨在系统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全面学习领会黄河保护法立法精神,准确把握立法特殊性和侧重点,结合山水相济大保护的流域司法特色,持续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水沙调控与防洪安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服务绿色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真正把黄河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二、准确把握立法原则,紧紧围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用力
4.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问题,找准统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平衡点。准确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助推环境问题整治,促进生态保护修复,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为重。根据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治水思路,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依法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基本生态用水、生产用水,服务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聚焦保水、固土、治沙、防洪等黄河流域审判工作重点,促进水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加强违规取用水规制,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6.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瞄准各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中的不同定位,结合区域特点和地方实际,找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结合点着力点。充分考虑黄河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差异,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抓好江河源头和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湖泊水库、河道堤坝岸线的保护治理,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7.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深化对流域司法保护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强化黄河流域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协同治理。全领域全过程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打造畅通高效的内外协调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和充分修复的现代环境司法保障体系。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着力提高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各项工作的针对性靶向性实效性
8.丰富修复举措,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大对黄河源头和水源涵养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非法采矿、采砂、渔猎、养殖、采伐、开垦、建设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治理。着力提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系统保护修复雪山冰川、高原冻土、高寒草甸、草原、湿地、森林、荒漠、泉域及其他流域特有生态环境要素,助力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创新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司法措施,科学合理运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技改抵扣、碳汇认购等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使用及修复效果评估机制,努力实现“预防-保护-惩罚-修复”的完整闭环。
9.促进绿色用水,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依法审理取水许可、权属确认等行政争议案件和水资源使用权民事纠纷案件,推动高耗水项目技术改造或有序退出,规范用水权交易市场,促进水资源配置优化。配合行政执法机关整治挖湖造景、地下水超采、盲目上马“公园热”等不合理用水行为,确保流域用水安全。妥善审理涉节水产业、节水技术、节水设施案件,鼓励能源、化工、建材等高耗水产业节水增效,支持城乡老旧供水设施和管网改造,服务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10.注重综合防治,保障水沙调控与防洪安全。依法惩治违法利用占用河道、湖泊水域岸线、水库库区的行为,保障黄河行洪安全,促进黄河流域各类生产建设活动规范有序。依法审理涉水沙调控和防洪防凌调度、水功能区管理、山洪泥石流灾害防治案件,服务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屏障。妥善审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退耕还湿、违章建筑拆除、小水电整改退出相关案件,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11.严格落实责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黄河流域水、土壤、大气污染惩治力度,注重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综合治理,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依法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资源监管、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案件,从严惩处污染黄河干流、重要支流、重要湖库等重点水域及环境监管失职、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准确适用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和禁止令、惩罚性赔偿,及时制止侵害行为,充分救济受损权益,严厉制裁恶意侵权人,切实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12.支持创新驱动,服务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依法审理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优化调整案件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新型权益案件,探索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司法方案,依法保护产权,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妥善审理涉高耗水、高污染、高耗能项目案件及相关企业破产重整、清算案件,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违法行为,促进企业合规绿色转型。
13.加强文化保护,助力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严厉惩处破坏文物、名胜古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盗掘(盗窃)、销赃、倒卖等全链条各环节参与人的法律责任。妥善审理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水文化遗产、农耕文化遗产、文化旅游等案件,依法保护传统技艺、医药、曲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进黄河文化创造性发展。加强革命文物遗迹保护力度,妥善审理违法占用、毁损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文物和遗迹案件,传承弘扬黄河红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为保障黄河安澜服务民族复兴再立新功
14.着力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坚持守正创新,增强系统观念,不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以黄河保护法施行为契机,立足流域保护特点和治理需要,因地制宜推进以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审判集中管辖机制,扎实推进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由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丰富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裁判规则,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整体系统保护。
15.着力推进审判机构运行实质化。按照司法体制改革、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以及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找准涉及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小切口,细化环境资源审判庭归口审理案件的范围和职责,促进审判职能、人员、理念的实质融合,确保聚焦主业主责。完善环境资源案件提级管辖机制,对新类型、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的案件依法提级管辖,强化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培树机制。用足用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丰富环境资源审判分案识别要素,以信息化助推专业化建设。
16.着力推进审判能力水平现代化。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全面提高流域司法保护能力水平。狠抓审判质效,健全完善契合环境资源审判实际的绩效考核和培训交流机制,打造纪律作风过硬、适应审判职能“三合一”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队伍。突出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针对流域司法保护的特点、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创新,统一法律适用,以高质量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
17.着力推进环境司法功能多元化。坚持能动司法,做实“抓前端、治未病”,通过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司法建议等方式主动融入社会综合治理。加强以案释法普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引导作用,多途径开展法治宣传,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深化环境司法国际合作,推进经验交流互鉴、成果惠益分享,讲好中国环境法治故事,传播中国软实力。
18.着力推进流域司法协作常效化。加强流域区域尤其是跨省级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之间在立案、审判、执行方面的工作协调对接,健全远程立案、在线庭审、电子送达、修复资金移送等配套机制,促进各类协作机制落实落地。积极开展行政与司法协同合作,优化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在信息通报、形势会商、证据调取、线索移交、纠纷化解、生态修复等方面的衔接配合,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215号(政治法律096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1215号(政治法律096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防控金融风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金融审判是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您提出的建议,对加强和改进金融审判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措并举不断加强金融司法保障,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一、探索金融案件集中管辖方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根据金融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或金融法庭,探索实行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吉林等多地法院已有相关尝试。在此基础上,为推进国家金融战略实施,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8年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成立。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加强金融审判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对金融审判人才的培养工作,每年组织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培训班都要将金融审判工作作为重点培训内容。前述金融法庭、金融审判庭和金融法院的设立,也有助于对专业金融审判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壮大。专业金融审判人才的培养,有利于进一步统一金融案件的裁判尺度。
三、提升金融审判信息化水平方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不断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运用大数据助力金融审判质效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成立了司法案例研究院,以“互联网+司法案例"模式开创案例研究新局面,在广泛收集整理古今中外典型司法案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指导人民法院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在内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对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案例等并及时发布研究成果,有力地提升了人民法院金融等各类审判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四、推进金融法治宣传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自2016年7月1日起全面实现庭审网络直播,并于2016年8月30日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通过在我院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新浪法院频道进行庭审直播和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既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也是对包括金融审判等在内的人民法院工作的有效宣传。此外,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重视与央视、纸质报纸和互联网站等传统和新型媒体的合作,并通过我院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杂志、中国审判杂志等自有媒体,积极加强对包括金融审判在内的法治工作进行宣传,对相关主体进行风险预警,不断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指导全国法院不断建立起有效防范、科学处置金融风险的金融审判机制,进一步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化金融审判体系,为更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做出人民法院更大的贡献。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2023年5月24日)
案例一
左某盗窃案
——重塑家庭支持体系
父母转变推动孩子改变
一、基本案情
2020年8月7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左某(作案时16周岁)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以“拉车门”方式实施盗窃。同年10月21日左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2020年7月以来,左某以“拉车门”方式盗窃三次,窃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0元。2021年5月19日,义乌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左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深入分析犯罪原因,及时发现家庭教育问题。受理案件后,检察机关对左某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详细了解左某的成长经历、生活轨迹、家庭状况。经查,左某幼年系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并在其7岁时离婚。母亲改嫁外省后再未与其联系。左某15岁辍学后跟随父亲、祖父到浙江务工。左某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因父子关系紧张,左某长期不回家,以打零工为生,结识不良朋友后学会“拉车门”盗窃。2019年至2020年,左某先后多次实施盗窃,因未满16周岁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综合分析,家庭因素是导致左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和针对性的教育矫治,左某有望回归正途。检察机关遂决定启动对左某家庭成员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二)突出个性指导,跟进强制督促,系统重塑家庭支持体系。义乌市检察院依托与妇联、关工委、团委共建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中心,对左某及其家庭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帮教、指导。在对左某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的同时,从家庭结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支持系统、外部力量五个维度对其家庭成员进行了系统的帮助指导。一是唤醒责任意识。针对左某父亲对孩子关爱不够、监护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左某父亲送达《督促监护令》,责令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帮助其认识到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影响。从重塑亲子关系、扭转暴力沟通、转换思维方式、加强情绪疏导四个方面,指导其改变辱骂、否定的教育方式。二是弥补角色缺位。针对左某长期缺乏母爱的问题,检察官辗转找到其母亲,进行释理训诫、释法说案,促使左某母亲以“一周一通话”等方式加强与左某联系,主动修复断裂的母子关系。指导团队还发动左某祖母、堂姐作为“重要他人力量”参与其中,共同构建和谐家庭氛围。三是纠正不当行为。针对左某祖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方式给左某带来的负面示范影响,指导团队从关工委组建的“五老”志愿者队伍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与左某祖父结对,以“一周一走访”方式督促左某祖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经过50余次心理疏导、30余次教育指导和持续不断的跟踪监督,左某家庭环境明显改善。
(三)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基地,提升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专业性与长效性。义乌市检察院在对涉案未成年人全面落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多部门协作与专业力量的重要性,遂以该案办理为契机,报经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研究,继而由市级检察院联合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升级“金华家长大学平台”,共建“一心守护”家庭教育指导基地,形成“训诫+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融合机制。自2022年6月1日成立以来,已指派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参与个案会商、督导22件,针对疑难个案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方案8件,开展家庭教育志愿者、社工培训会6场,受教育人数180余人,建立联席会议机制、互动交流机制,极大提升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环节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性与长效性。
三、典型意义
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深远。对于未成年人因家庭教育和监护不当导致认识和行为偏差,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案件,改变家庭环境是帮助未成年人回归正途的重要条件,以父母转变推动孩子改变。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办案部门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关工委在充分积累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构建长效工作机制,培养稳定、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人才队伍,使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规范、高质量发展。
案例二
胡某某故意伤害案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用心做好监护监督工作
一、基本案情
胡某某系被害人杨某某(案发时10周岁)亲生母亲。2019年底至2021年11月,胡某某多次因学习、日常管教等问题,对杨某某实施抓头往墙上撞、热水冲烫身体、掐脖子、咬手,用衣架、溜冰鞋、数据线殴打等伤害行为,致使杨某某身体损伤,经鉴定,损伤程度轻伤一级。2022年10月9日,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同年11月10日,光明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解决监护侵害根源问题,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开展监护监督工作。本案是一起监护侵害案件,经社区网格员报告发现。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第一时间告知检察院相关情况,并商请就被害人安置等问题提出意见。检察机关介入后与妇联等部门进行了会商,对杨某某监护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评估。经调查了解,杨某某所处家庭为重组家庭,母亲胡某某与丈夫关系不佳。胡某某曾遭遇前夫家庭暴力,情绪控制能力弱,有暴力教养习惯。胡某某的暴力教育方式与其养育压力大、教育能力不足、个人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评估认为,本案具备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改变监护人错误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从未成年人长远成长需要考虑,建议对胡某某开展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并进行监护能力动态评估,尽力修复杨某某原生家庭环境。经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民政部门等协商一致,先由民政部门对杨某某进行临时监护,同时,对胡某某启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二)各环节接续发力,将家庭教育指导有机融入司法办案全过程。转变监护人教养习惯需要长时间持续帮助、督促。为保证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在各诉讼环节不脱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前承公安、后启审判的职能优势,努力推动该项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案件侦查阶段,在与检察机关的协商沟通下,公安机关向胡某某发出了《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对胡某某夫妇进行训诫。同时,检察机关、妇联、关工委与司法社工、社区社工等共同组成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组,启动对胡某某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审查起诉阶段,在继续对胡某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同时,专家组对胡某某监护能力进行了定期评估。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将胡某某悔罪表现、家庭教育能力提升情况随案移送法庭,并建议法庭将上述情况作为判处刑罚的参考。在案件审理和执行阶段,法庭参考检察机关提供的情况,宣布对胡某某适用缓刑,并将家庭教育后续跟踪纳入三年缓刑考验期管理。2022年12月8日,检察机关与民政、妇联等部门共同组织召开了不公开听证会,结合家庭教育指导效果和杨某某本人意愿,经会商决定对杨某某恢复家庭监护,并继续跟踪杨某某监护状况。
(三)精准、全面帮助支持,保证家庭教育指导整体效果。本案中,对胡某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切入点在于观念态度的转变和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为此专家组围绕减压、情绪管理、教养技巧、法治教育等制定了详细的指导计划。经过四周的教育指导,胡某某认识明显改变,表示“感到后悔,也庆幸自己没有失手将孩子伤害得更重”。此后,指导团队开展了每两周一次的会谈,对胡某某开展创伤辅导、心理教育等,提高其情绪觉察及管理能力、家庭教养能力。经过七个月的指导帮助,胡某某的不合理认知、与孩子的沟通方式、沟通频率和亲子关系均明显改善。在对胡某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同时,检察机关委托专业力量对被害人杨某某开展了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救助保护。杨某某心理创伤已经修复,与胡某某关系融洽。
三、典型意义
监护人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不仅要依法对监护人作出刑事处罚,还应对涉案家庭进行监护干预。如何干预、采取何种方式干预是关系被侵害未成年人未来成长的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监护侵害案件、对待“问题父母”时,不能简单地“一诉了之”,更不能将监护人监护资格“一撤了之”。应该全面调查未成年人家庭情况,系统评估监护问题,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监督家庭保护责任落实。能通过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等方式改变监护人监护方式,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要充分扎实做好指导帮助工作,为未成年人创造和睦、安全的原生家庭环境。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不宜继续担任监护人的,及时支持相关主体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应注意精准评估需求、找准工作切入点,科学合理施策,持续跟踪巩固。将家庭教育指导与司法办案有机融合,切实保证指导效果。
案例三
朱某、印某抢劫案
——帮教与督促监护相结合
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一、基本案情
朱某(作案时15周岁)与印某(作案时16周岁)合谋抢劫他人手机。2021年7月10日凌晨3时许,二人来到网吧寻找作案对象。朱某见杨某有部红色小米手机,便将杨某带至网吧旁的巷子里,通过拳打脚踢方式逼迫杨某交出手机。返回网吧后,朱某又见陈某有部手机,以借用为名索要遭拒。后印某强行将陈某带至网吧旁的巷子里欲逼迫其交出手机,因网管发现未得逞。2021年10月5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以朱某、印某涉嫌抢劫罪将该案移送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0月29日,根据朱某、印某的犯罪情节和认罪悔罪态度,检察机关以朱某涉嫌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印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年12月29日,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千元。2022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对印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全面调查评估涉罪未成年人监护状况,及时开展督促监护和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调查发现,印某父母平常忙于生计,对印某疏于关心教育。因教育管束不够,印某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不良朋友的影响下出现认知偏差。2020年7月22日,印某伙同丁某(丁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实施盗窃行为,因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予追究刑事责任。发现印某实施严重不良行为后,其父母仍未对其进行有效管教,导致其行为偏差一步步加剧,最终参与了更为严重的抢劫犯罪。针对上述情况,检察机关认为,挽救印某回归正途,避免印某再次犯罪,不仅需要对其本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也需要对其父母进行有效的督促监护和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遂联合妇联、关工委启动对印某父母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让“不合格”家长及时“补课”。
(二)依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着力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强制力。针对印某个人及其家庭情况,检察机关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附带条件,“嵌入”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在宣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告知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作出后,印某父母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安排,严格按照指导组要求,按时完成了八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并与印某共同参加公益活动。课程结束后,经过评估,二人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明显提升,与印某的亲子关系明显改善。本案中,未成年人朱某也存在父母外出务工、祖父母隔代抚养、有效监护缺位的情况。为此,检察机关联合法院向朱某家长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督促其“依法带娃”,推动司法局将朱某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作为社区矫正的一项重点内容,确保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
(三)强化部门协作,不断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规范化建设。检察机关与妇联、关工委建立家庭教育指导配合协作机制,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进行细化规范,将家庭教育指导必要性作为社会调查内容,明确家庭教育评估、方案制定、实施及跟踪回访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检察机关、妇联、社区共同设立家庭教育指导基地,联合开发《家庭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之亲子沟通有秘诀》等课程。基地自建成以来,已对40余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展为期3-6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均取得很好效果。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行为偏差往往与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方式密切相关。将涉罪未成年人帮教与监护人家庭教育指导相结合,有利于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成效,也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注意发现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引导监护人正确管教子女,发挥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的积极作用。对于怠于履行教育职责的监护人,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强制性,以强制力保证执行力,督促“甩手家长”依法、用心带娃。
案例四
张某某探望权执行监督案
——家庭教育指导
助力破解探望难题
多方合力护佑
离婚家庭子女健康成长
一、基本案情
2016年3月,王某某、张某某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二人所育儿子王某星(2014年生)由父亲王某某抚养,母亲张某某具有探望权。民事调解书生效后,王某某长期不积极履行协助探望义务,以各种理由阻碍张某某探望儿子。张某某为此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均未取得根本性改善。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促使监护人转变认识,从根本上解决探望权落实难题。由于探望权长期不能得以实现,2022年1月,张某某向宝山区检察院求助。检察机关调查发现,2016年以来,张某某就探望权问题先后8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每次执行过程中,王某某均向法官承诺会履行协助探望义务,但实际上却以各种理由阻碍张某某看望儿子,甚至引导儿子远离母亲,不仅侵犯了王某某的探望权,也对王某星的成长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王某星一方面想迎合父亲,另一方面又很思念母亲,在两难之中煎熬,性格变得胆小内向。为有力保护未成年人,宝山区检察院依法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针对探望权人身属性强,需要长期履行,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配合,仅依靠传统强制执行手段难以实现良好效果的情况,2022年2月,宝山区检察院向宝山区法院制发《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建议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子女抚养理念,从根本上解决探望权“执行难”问题。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在向王某某送达《案件执行通知书》的同时送达《家庭教育令》,责令其依法履行协助探望义务,并在指定时间地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二)充分运用心理学理论、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有针对性地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宝山区检察院委托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心理咨询专家通过社会调查和心理访谈等方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评估。调查发现,王某某与张某某双方家庭一直存在矛盾,王某某因顾虑老人的态度而阻碍探望。要让王某某从内心上接受并愿意协助离异妻子与儿子联系、交流,必须打开其“心结”。针对这一情况,心理咨询专家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方案,通过心理照护、情绪疏导和认知改变的方式对王某某进行教育指导,帮助其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动机以及父母关系对孩子心理的影响,以及一旦出现“家庭关系三角化”后其将面临的不良后果。通过心理咨询专家分阶段、分层次的介入,王某某最终打开“心结”,放下成见,愿意与前妻共同做好儿子的教育保护工作。
(三)监督与帮助双管齐下,保障家庭保护责任落实。在对王某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同时,检察机关会同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召开面谈会,进行释法说理,向王某某阐明不履行探望义务的法律后果。同时,宝山区检察院联合宝山区法院探索建立“探望监督人制度”,委托青少年事务社工作为探望监督人,协调、督促王某某如约安排母子会见,并由女性社工全程陪伴、引导,保障每次探望时间不少于4小时。经过多方引导、帮助和监督,最终王某某与张某某就探望权具体执行方式达成共识。王某某如期协助张某某探望儿子,并在六年来首次邀请张某某陪同儿子过生日,亲子关系逐渐融洽。该案也顺利“案结事了”,张某某未再申请强制执行。
三、典型意义
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拒绝、妨碍、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情况时有发生。父母双方的对立冲突和一方关爱保护的缺失,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孩子在矛盾复杂的父母关系中成为“夹心人”,情感失衡,甚至抑郁焦虑,久而久之,认知和行为会形成偏差。保障探望权稳定、有效行使是保护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然而,探望权人身属性强,仅靠强制执行难以保障长期效果。因此,有必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父母转变家庭教育理念,从根本上解决被执行人“不想执行”“不愿执行”的问题。检察机关可将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涉未成年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中,通过监督与帮助同步实施,推动家庭保护责任落实,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
案例五
徐某某、武某某
介绍卖淫、强迫卖淫案
——推动社会支持力量欠缺地区
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建设
一、基本案情
2021年7月,徐某某伙同武某某(作案时16周岁)先后两次介绍陈某某到山东青州从事卖淫活动。同年7月下旬,在陈某某非自愿的情况下,徐某某、武某某强迫陈某某继续卖淫。2021年12月17日、2022年3月25日,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介绍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对徐某某、武某某分案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徐某某因犯介绍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武某某因犯罪时为未成年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五查”,能动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青州市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均进行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五查”。一查未成年人监护情况;二查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关系状况;三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受到侵害是否与家庭教育有关;四查未成年人家庭成员关系情况;五查未成年人是否失学、辍学。经“五查”发现,本案被告人武某某跟父母一起生活,有一个弟弟。在弟弟出生前,武某某与家人关系融洽,尤其与父亲关系亲近。弟弟出生后,武某某父母忙于生计和照顾幼子,忽略了对武某某的教育和陪伴。武某某心理落差大,结交社会朋友,案发前一年开始辍学在家,并多次去酒吧、KTV消费,夜不归宿。父母为此多次彻夜寻找,甚至报警寻人。知道武某某涉案情况后,武某某父亲对其非常失望,“吼叫式”沟通方式让两人关系更加紧张,在家中基本无话语权的母亲也无能为力,放弃了对武某某的管教。情绪郁结却无处排解的武某某一度产生轻生念头。针对武某某家庭存在的父母教育能力不足、教育方法不当甚至失管失教的问题,青州市检察院对其父母进行训诫并发出《督促监护令》,同时与市妇联共同制定了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
(二)动态调整指导方案,科学评估家庭教育指导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育指导,武某某父母逐步转变了理念,改变了亲子沟通的方式方法,与武某某的关系明显改善,武某某重燃生活希望,开始尝试做美甲学徒。但一段时间后,禁不住诱惑的武某某又开始前往KTV,甚至夜不归宿。武某某父亲怒其不争,再次甩手不管,武某某对父亲的做法极度不满,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并搬出家中。出现这一情况后,检察机关一方面及时调整对武某某的帮教方式,另一方面联合妇联对前阶段家庭教育指导情况进行评估和反思,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将改变武某某父亲家庭教育认知作为工作重点。同时,检察机关向武某某父亲发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聘请武某某所在村儿童主任作为武某某家庭的家庭教育联络员,便于动态了解武某某家庭教育情况。经过持续不断的指导帮助,武某某父母充分认识到了家庭关系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深度反思了其教育方式的不当之处,与母亲一起积极接受指导,亲子关系日趋融洽。后在帮助教育和父母的引导下,武某某态度彻底转变,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认罪悔罪并向被害人真诚道歉。
(三)构建“一专三员”制度,夯实家庭教育指导基础。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农村偏远地区家庭存在的教育方面的问题,青州市检察院撰写了《农村偏远地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呈报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要求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员单位通力协作,夯实农村偏远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基础。青州市检察院经与相关成员单位沟通协商,探索构建了自上而下的“一专三员”多层级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即由市妇联选派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具体负责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由市检察院聘任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兼任家庭教育督导员,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由市民政局指派村儿童主任兼任家庭教育联络员,定期通报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情况;由市关工委组织五老志愿者兼任家庭教育助理员,协助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建立了农村偏远地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社会支持体系,推动农村偏远地区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建设。同时,青州市检察院与市法院、公安局、司法局会签《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观护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同步介入机制的规定(试行)》,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努力改善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同时,与市妇联、教体局和关工委会签《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联动机制的实施细则》,建立“小风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一站式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同时为司法机关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提供支持。
三、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的“国事”,对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作用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应主动评估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联合相关部门针对性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过程中,要动态评估家庭教育指导效果,根据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动态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方案,确保实效。针对类案背后反映出的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指导力量薄弱的问题,要立足职能,联合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专业力量,夯实农村偏远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基础,建立更加完善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
案例六
王某乙、王某丙救助保护案
——异地协作配合
共同保护陷入困境的犯罪嫌疑人未成年子女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甲于2013年、2015年与他人先后未婚生育女儿王某乙、儿子王某丙,后在原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独自抚养两名子女。2021年10月,王某甲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羁押于长宁区看守所。负责照顾王某乙、王某丙的保姆得知王某甲被抓获后于同年12月5日将两名未成年人从南京带至上海长宁区华阳路派出所后失联,华阳路派出所立即联系街道未保站,华阳路街道未保站通过检察社会服务中心云平台,向长宁区检察院移送该困境儿童保护线索。
二、家庭教育指导做法与成效
(一)协作落实临时监护。长宁区检察院接到该线索后,立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王某甲涉嫌严重犯罪且拒不认罪,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立即会同公安、民政、街道对两名未成年人落实临时照护,并启动近亲属调查工作。王某甲称孩子生父不在内地生活,无法提供联系方式,仅能提供孩子外祖父母王某丁、祝某某的联系方式。经与王某丁、祝某某联系,二人以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解决孩子户口、就学问题等理由拒绝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对此,长宁区检察院向二人释法说理,引导其充分考虑家庭亲情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承担起临时监护责任。同时,依托长三角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协作机制对接秦淮区检察院,为其解决心中顾虑。两地检察机关联合向秦淮区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为两名未成年人落实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帮助解决经济困难;在王某甲拒绝提供子女出生日期、医院的情况下,根据细节排查出王某乙、王某丙的出生记录。后秦淮区检察院协调当地公安、教育等部门,为二人办理了户口登记并联系学校入学。在两地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和引导下,王某丁、祝某某同意对王某乙、王某丙临时监护。2022年元宵节前,两地检察机关共同将王某乙、王某丙护送至外祖父母处。
(二)联动开展撤销监护权支持起诉。因王某乙、王某丙入校就学、申领补贴手续均须监护人办理,2022年8月9日,王某丁、祝某某向秦淮区法院申请撤销王某甲监护人资格,指定其二人为监护人,并于次日向秦淮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同时请求长宁区检察院配合调取证据。两地检察联动调查评估后认为:王某甲长期不为子女办理户口、不安排子女就学,被羁押后既不妥善安排子女临时照护事宜,也不主动向司法机关报告相关情况、刻意隐瞒子女出生信息,致使子女陷入危困状态,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在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条件。王某丁、祝某某经有关部门救助帮扶后,已具备抚养照护能力,且两名未成年人均表示愿意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王某丁、祝某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审查期间,两地检察机关就是否支持起诉联合召开远程视频听证会,充分听取当事人、人民监督员及民法专家的意见后作出支持决定。2022年11月17日,秦淮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王某甲监护权,指定王某丁、祝某某担任两名儿童的监护人。
(三)协同开展支持型家庭教育指导。考虑到王某丁、祝某某与两名未成年人从未共同生活,开展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都面临困难,上海、江苏检察机关启动跨省支持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长宁区检察院对王某甲进行入所谈话,深入了解两名未成年人的病史、爱好、特长、成长经历、教育程度等情况,制作《家庭教育指导重点提示清单》移送秦淮区检察院,并与秦淮区检察院联合为王某丁、祝某某靶向定制“3+6+长期”支持型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即3个月线上随时沟通线下随时回访、6个月定期回访、长期关注的全程跟踪模式。检察机关联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为老人定制科学育儿方法、亲子沟通技巧等辅助课程,对两名未成年人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心理疏导,引导祖孙建立双向亲情链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修复母亲犯罪带来的心理创伤;联合社区卫生所,帮助两位老人科学处理孩子过敏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聘请儿童督导员定期上门,协助老人开展课业辅导,并邀请祖孙共同参加社区亲子活动。长宁区检察院定期线上回访,秦淮区检察院随时上门回访,及时处理祖孙相处中的问题。经回访了解,现王某乙、王某丙与王某丁夫妇相处融洽、情绪稳定,在校表现突出,已获近十项荣誉奖状。
三、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非本地户籍困境儿童监护监督案件时,应当加强办案地与户籍地检察机关的联动履职,通过异地协作为未成年人落实临时照护、指定新监护人,并联合对新监护人开展支持型家庭教育指导,制定针对性的教育指导方案,委托专业组织、人员协助落实,帮助、督促其更高质量履行抚养教育职责,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
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现就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1日,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继续为非作恶的,将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员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坚决依法依纪查处,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二、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窝藏、包庇黑恶势力犯罪人员或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黑恶势力犯罪人员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以及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积极配合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全国政法战线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重拳出击,侦办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案件,整治一批涉黑涉恶重点地区,惩治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分子,确保在春节前后取得积极成效,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奠定坚实基础,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予以奖励。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全国扫黑除恶举报网站:www.12389.gov.cn;举报信箱:北京市邮政19001号信箱;举报电话:010-12389。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8年2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79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4799号建议的答复
印萍、莫照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科研司法互动,建立海洋环保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平台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司法机关和环境资源调查研究机构的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打好“组合拳"。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创立之初,便十分重视同相关部门机关的沟通协作。注重与生态环境部等有关职能部门加强沟通,了解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发现的案件线索,有针对性地加强顶层设计、方向引领,在案件来源、司法鉴定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最高检不同层面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就加强协作配合、办案指导、解决鉴定难等问题都交换了意见。如最高检会同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明确破坏环境资源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移送条件、法律监督等问题,从顶层设计角度完善环保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林草局等相关行政机关进行了深入交流沟通,达成了互派干部双向挂职锻炼交流、加强协作配合等意向。最高检与最高法多次沟通协调,共同出台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最高检与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各地检察机关也与相关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监察委等建立了沟通、协调和配合的机制。
2018年10月,高检院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召开了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座谈会,会后签署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制机制、健全协作配合、深化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衔接、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建立人员交流和培训机制等达成了共识。今后,高检院将在此指导性文件基础上,结合您的建议落实,进一步与环境资源调查研究机构加大沟通交流,增强协作配合,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方面进一步畅通渠道,共同推进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二、关于“建立公益性环境资源诉讼技术支撑平台"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技术保障和支撑。从检察机关内部协作的情况看,2018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检察技术部门协作配合公益诉讼部门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4个省级院出台了公益诉讼技术支持保障文件,13个省级院检察技术部门与公益诉讼部门建立了协作配合机制,12个省结合本地区情况组建了环境损害、食品药品安全等专家资源库,9个省开展了公益诉讼技术支持保障相关培训工作。浙江省院联合专业公司研发公益诉讼现场取证勘查箱,河南省基层院配备公益诉讼取证箱70余台。据不完全统计,各地配置无人机超过100架,培训人员超过950人次。
您的建议对提升公益诉讼专业化有很强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结合办案实践,加强与环境资源公益性研究机构的合作协作,利用好现有环境资源领域技术平台,更好地为公益诉讼提供科技支撑。
三、关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专家库"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专业性极强,需要很强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目前检察机关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较少,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也形成了一定制约。张军检察长要求,要善于借助“外脑"促进司法办案。当前,构建公益诉讼专家库、建立重大典型案件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已纳入公益诉讼检察2019年工作计划要点。工作中,我们鼓励各级检察院积极借助“外脑"办理专业案件,同时也非常欢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社会组织和各方人员积极建言献策。一方面,高检院现已建立与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委机关干部双向挂职交流机制。探索设立特约检察官助理制度,充分发挥有关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专业优势,任命具有司法从业资格的行政人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任期制,参与相关专业案件的办理,帮助检察人员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促进检察机关提升办案质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邀请专家学者、专职律师、退休法官、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监督办案,帮助提升办理专业案件的素质和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20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2020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的公告
《2020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已经研究确定。根据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现将2020年度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申报。
二、申报限制  1.已承担最髙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尚未结题的,没有申报资格。  2.已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等项目的课题组不得以相似题目重复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3.重大课题申请人须具有正髙级职称或厅级以上行政职务;其他课题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相关职业经历或法学博士学位。
三、立项原则
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应着眼于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力求具有原创性和针对性,贴近检察实践。自拟题目与参考选题同等对待。课题评审将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论证质量择优立项。
四、项目类型
本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经费课题。重大课题资助经费10万元,重点课题资助经费5万元,一般课题资助经费2万元。鼓励自筹经费申报课题。
五、申报要求  1.课题申请人须填写并书面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2份(课题申请书表格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 www.spp.gov.cn中的“理论研究”目录内,《最髙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文档结尾处点击下载)。  2.课题申请表电子版须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应包括以下内容:2020年课题申报:申报课题名称-单位-申请人姓名。  3.申报的课题名称表述应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课题申请书须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财务章。  4.具体申报和评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六、申报材料受理
今年受理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4月10日。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检察理论研究所科研管理部,邮编:100144
联系人:倪娜
联系电话:(010)86423817
申报材料接收邮箱:jiancha3@163. com
七、参考选题
2020年度最髙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参考选题如下(共49项):
(一)重大课题(2项)  1.法律监督体系与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研究  2.我国检察制度近现代之演进
(二)重点课题(19项)  1.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一致性研究  2.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3.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之理论与实践  4.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研究  5.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证研究  6.民事诉讼精准监督研究  7.行政检察监督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研究  8.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研究  9.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研究  10.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研究  11.检察机关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研究  12.检察机关健全反恐维稳常态化机制研究  13.新时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刑事政策的把握与运用  14.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作用机制研究  15.未成年人司法法基本问题研究  16.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17.以“案件比”为核心的办案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18.检察权运行管理监督机制完善研究  19.基层检察院建设综合评估研究
(三)一般课题(28项)  1.裁判稳定与检察监督  2.司法监督与检察监督  3.新时期检察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与公开机制研究  4.检察指导案例的应用制度研究  5.检察办案听证程序实质化研究  6.“捕诉一体”背景下加强侦查监督研究  7.捕诉裁量权制约机制研究  8.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合理适用研究  9.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规范化精准化研究  10.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  11.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的有效参与研究  12.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和说理机制研究  13.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理论与实务研究  14.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研究  15.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研究  16.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研究  17.刑事涉案财产检察监督研究  18.民事精准抗诉及抗诉跟进监督机制研究  19.民事执行检察动态监督机制研究  20.公益诉讼诉讼请求的精准化研究  21.检察官员额增补及退出机制研究  22.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研究  23.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与法律适用研究  24.新时期“醉驾”案件法律适用与综合治理研究  25.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研究  26.非法集资案件追赃挽损机制研究  27.套路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8.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区际司法冲突解决机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20年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99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99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保护无形财产权,加快完善商誉立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到,商誉对于现代企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商誉侵权、犯罪方面存在不足,为此建议在刑事、行政、民事三个方面完善商誉立法。
关于刑事方面。首先,从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条文内容看,现行刑法规定的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行为表现方式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而2019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已将“误导性信息"纳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类型。您建议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规定中“虚伪事实"修改为“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我们将会保持关注,进一步进行调研,在条件成熟时推动完善。其次,关于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商誉类罪名的定罪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重视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近期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与侵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的定罪标准进一步作了细化,使相关规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该司法解释目前已经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侵犯商誉类犯罪的定罪标准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会继续关注,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相关规定进行近一步完善。
关于行政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重视对网络领域侵害商誉行为的规制问题,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妥善处理相关案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进一步增强与相关行政主管机关的信息沟通,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和保护合力。
关于民事方面。首先,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内容看,损害商誉行为的实施主体系经营者,而实施对象系该经营者的竞争对手。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态势的复杂化,除了同行业竞争者之间存在对交易机会的争夺外,也出现了非同行业经营者之间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竞争能力、影响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对于该种情形,是否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制范畴,司法实践普遍认为,不应当将存在竞争关系作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条件。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指出,竞争关系并非认定不正当竞争或者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条件。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解释,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将持续关注上述问题,注意跟踪涉及相关问题的案件处理情况,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市场竞争发展实际情况,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和完善。另外,第十一条将损害商誉行为的表现方式规定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编造、传播误导性信息",能否将“误导性信息"确认为“虚假信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研究。
其次,关于加大侵权赔偿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侵权损害赔偿方面,修改后的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正在修订的专利法,都提高了侵权赔偿额上限,增加了惩罚性赔偿规定。在具体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始终注重考量侵权人主观状态和侵权情节,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威慑力。在证据制度方面,人民法院始终重视通过完善证据规则以降低维权成本,今年4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专门就此作了规定,包括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妨碍排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拓宽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途径,准确把握电子数据规则的适用,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申请,从而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降低维权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快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明确完善各项证据规则,目前该司法解释已经向社会征求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将始终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的价值导向,进行诸多有益探索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确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和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
再次,关于加强公司法定代表人、重要人物的名誉权保护问题,实践中要区分具体情况予以判定。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公司法定代表人、重要人物名誉权,并进而对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规制,而单纯损害公司法定代表人、重要人物名誉权的行为,传统民法对相关情形有明确规定,是否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研究。
最后,关于传播者、平台过错推定的问题。侵权责任法、电子商务法以及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均有关于网络平台侵权责任认定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始终重视网络领域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近期起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对于网络环境下的平台责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细化,目前该两文件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关注网络侵权问题,为维护网络竞争秩序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商誉保护涉及民事、行政、刑事领域诸多环节,随着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持续深入的推行,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着力做好民事、行政及刑事审判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密切关注,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手段,持续提高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司法保护力度和效率,有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59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592号提案答复的函
汤维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智能化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提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智能化司法、智慧检务以及司法公信力的广泛关切。您对智能化司法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认识深刻,对司法机关智能化应用场景和价值分析透彻,对智能化司法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合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研究吸纳。
近年来,高检院党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科技创新工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检察科技水平,向科技要检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
一是注重科技强检战略规划。制定《“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列专章对科技强检提出要求。编制《“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提出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和深化检察改革,以促进司法办案提质增效为着力点,按照“智慧、融合、创新"的总体思路,构建“感、传、知、用、管"五维一体的智慧检务体系的发展目标。“智慧检务"体系包含全面规范的检察信息感知体系、安全高效的多网传输交换体系、数据驱动的智能知识服务体系,业务融合、需求主导的智能应用体系,健全完善的智能管理体系五大部分。根据《“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高检院即将编制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提出检察大数据应用纲领。
二是开展重大科技专项立项。会同最高法、司法部开展“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重大科技专项立项工作,加快推动解决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科学技术难点问题,为构建“智慧检务"和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提供技术支撑。重点突破基于大数据的司法办案智能服务方面、跨部门跨层级多业务司法协同技术方面、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等技术问题。
三是推进检察办案数据便民利用。依托电子检务工程,推进检察办案数据的便民服务利用,提高检察工作透明度。深度利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系统案件数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和“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微信端,实现检察办案数据的便民利用。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远程视频接访、网上接访,减轻群众向上级检察机关反映诉求带来的奔波之苦;检察机关上下级联合接访、会商案情,共同研究解决群众诉求,促进问题就地解决,促进息诉息访,减少越级访、进京访。加快“两微一端"检察宣传网阵建设,着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弘扬检察“主旋律",唱响检察“好声音",传播检察“正能量"。
四是营造科技创新氛围,推动智慧检务发展。高检院着力在通过智能化司法提升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性上下功夫。深度探索智能语音技术在检察机关应用,开展讯问笔录自动生成、维汉互译等智能语音研究项目。积极跟进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发展,专门成立大数据工作小组,探索大数据等在公诉等检察业务部门的落地应用,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在电子数据取证中应用,提高检察系统电子数据取证的整体能力。各地检察院智慧检务也取得一定成效,贵州检察院对办案过程数据全覆盖,流程全监控,案件处理中对案件进行全程数字画像,通过个案与类案的比对,同步触发流程监控和质量监控。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和《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的目标任务,以强化法律监督和监督为民为着力点,加快“智慧检务"体系构建。
(一)到2017年底,电子检务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等六大平台全面建设,“智慧检务"数据源生产线全面形成。启动高检院本级和试点地区检察大数据中心建设,探索区域级检察大数据中心建设。初步建立检察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在部分地区启动司大数据应用试点,推进智能语音等相关技术在检察工作的应用等。
(二)到2020年底,扩展检察大数据应用,全面建成“智慧检务"体系。重点突破类案推送、量刑建议、决策支持等需求点,开展面向司法办案、管理决策、服务为民三大大数据应用条线,服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检察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构建以大数据与业务紧密结合的“智慧检务"运行机制。
一是“智慧检务"支撑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科学全面分析,为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完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健全检察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各项改革任务落地实施提供数据服务和支撑,并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提供辅助支持,对改革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二是“智慧检务"支撑检察职能作用发挥。推进大数据在侦查监督、公诉、刑事执行、民事行政、控告申诉等各业务部门的智能辅助应用。推进以检务大数据资源库为基础,组织梳理绘制面向检察人员个性化呈现知识图谱、推进基于案件关键词、诉争焦点、案由、适用法律等相关数据的智能案例推送,推进基于承办检察官、承办法官、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等不同主体的大数据案件画像及各类法律实体识别模型的应用。
三是“智慧检务"支撑高效管理决策。推进大数据在检察办公中的应用,提供办公数据检索服务及相关态势分析、趋势预测等,推进检察机关人力资源数据应用为人才引进、培养、考核提供大数据服务,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推进党内监督与司法办案活动监督有机结合,推进大数据在计划财务装备管理中的应用,推进检察大数据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应用,为社会综合治理提供综合分析、决策和应用支撑。
四是“智慧检务"支撑监督为民。推进大数据在检务公开中的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检务公开平台,畅通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检察工作渠道,并为检察公信力测评提供数据支持;借助检察大数据应用,探索为律师阅卷提供便利,为构建新型检律关系提供支撑。
五是“智慧检务"支撑政法业务协同。推进大数据在政法业务协同中的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为检察院与公安、法院等政法机关之间的业务协同提供服务,探索构建政法机关之间的大数据业务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基于政法系统数据共享交换,分析侦查活动过程中的不当执法行为;完善与行政执法部门信息共享交换,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三)加强“智慧检务"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法律政策、人才智力、经费物资全方位保障。在修改《检察院组织法》过程中,我们将积极与全国人大沟通联系,争取对相关内容进行增加和调整,促进落实人工智能和智慧检务。推动成立智慧检务智库,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家科技管理部门、重点高校、专业大数据企业的联系,实现产、学、研、用各单位的强强联合、协同创新,形成良好的“智慧检务"创新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专员办,稽查总队: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厅字[2021]5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作用,向市场传递零容忍明确信号,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为进一步提高办案工作能力和执法司法水平,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选编了“马某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案”等5件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给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各级执法司法部门要坚决落实《意见》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通过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为建设良好资本市场生态提供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9月8日
马某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案
--依法严惩财务造假、违规披露“一条龙”犯罪行为,压紧压实“关键少数”主体责任和“看门人”把关责任
【关键词】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操纵证券市场罪 上市公司 财务造假 特别代表人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某田,系康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药业”)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被告人温某生,系康某药业原监事、总经理助理、投资证券部总监;其他10名被告人分别系康某药业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
被告人马某田意图通过提升康某药业的公司市值,以维持其在中药行业“龙头企业”地位,进而在招投标、政府政策支持、贷款等方面获取优势,2016年1月至2018年上半年,马某田下达康某药业每年业绩增长20%的指标,并伙同温某生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织、指挥公司相关财务人员进行财务造假,通过伪造发票和银行回单等手段虚增营业收入、利息收入和营业利润,通过伪造、变造大额银行存单、银行对账单等手段虚增货币资金。在康某药业公开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共计虚增货币资金886.81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资产总额的41.13%、43.57%和45.96%;虚增营业利润35.91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2.8%、23.7%和62.79%。
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马某田指使温某生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财务人员在未经公司决策审批且未记账的情况下,累计向大股东康某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实业”)及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116.19亿元,用于购买康某药业股票、偿还康某实业及关联方融资本息、垫付解除质押款及收购溢价款等用途。上述情况未按规定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2015年11月至2018年10月,马某田以市值管理、维持康某药业股价为名,指使温某生等人伙同深圳中某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木等人(另案处理),将康某药业资金通过关联公司账户多重流转后,挪至马某田、温某生等人实际控制的16个个人账户、2个大股东账户,以及陈某木等人通过中某泰公司设立的37个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账户,互相配合,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及信息优势,连续买卖、自买自卖康某药业股票,影响康某药业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2015年11月2日至2018年10月22日,上述账户组持有“康某药业”股票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股票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的30%以上;其中,2016年9月12日至2016年11月14日,共有20次连续2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的30%以上,共有7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50%以上。
另外,康某药业、马某田还涉嫌单位行贿罪,具体事实从略。
【行政调查与刑事诉讼过程】
经广东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对康某药业罚款60万元、对马某田等人罚款10万元至90万元不等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马某田等6人作出市场禁入的决定,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公安部交办,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马某田等12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向揭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21年10月27日,经指定管辖,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马某田等12人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提起公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与此前提起公诉的康某药业、马某田单位行贿案并案审理。
2021年11月17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康某药业、马某田犯单位行贿罪,马某田、温某生等12人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马某田、温某生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康某药业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数罪并罚,对马某田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对温某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二万元至十万元不等的罚金。一审宣判后,马某田、温某生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2年1月6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保护投资者权益,让违法者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代表投资者提起康某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2021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康某药业向52037名投资者承担人民币二十四亿五千九百万元的赔偿责任,实际控制人马某田及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等21人、广东正某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承担5%至100%不等的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针对注册会计师在对康某药业审计过程中,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严重不负责任出具审计报告重大失实等犯罪行为,经中国证监会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公安机关侦查,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6月24日以苏某升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杨某蔚、张某璃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依法提起公诉。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
【典型意义】
1. 严格把握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基本原则,依法严惩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违规披露“一条龙”犯罪行为。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规范运行的基础。证券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近年来,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部分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但为了获取政策支持、提高融资额度等利益,编造虚假财务信息向市场披露或隐瞒应当披露的财务信息不按规定披露,周期长、涉案金额大,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削弱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披露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区分行为发生在股票发行、持续信息披露等不同时期,分别以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两种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
2. 切实发挥刑法的警示预防作用,压紧压实“关键少数”主体责任和“看门人”把关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少数”;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是信息披露、投资人保护制度等得以有效实施的“看门人”。“关键少数”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看门人”不依法依规履职都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办理涉上市公司证券犯罪案件,应当重点审查“关键少数”是否存在财务造假、违规披露,侵占、挪用上市公司资产,操纵上市公司股价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应当坚持“一案双查”,查明中介机构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犯罪的,依法追究“看门人”的刑事责任。
3. 运用新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0年新修订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保护措施,其中规定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新制度。本案系我国首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依法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对康某药业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经人民法院登记确认后,对所有投资者按照“默示加入、明示退出”原则,大幅降低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诉讼负担。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康某药业组织策划造假、未勤勉尽责以及存在过失的责任人员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人员,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连带民事责任,5万余名投资人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既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大幅提高了违法犯罪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郭某军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虚假信息经上市公司公开披露,
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依法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刑事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某军,系九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某集团”)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杜某芳,系郭某军妻子;被告人宋某生,系九某集团总裁;被告人王某,系九某集团副总监。
2013年至2015年期间,郭某军及杜某芳、宋某生、王某等人为了吸引风投资金投资入股,实现“借壳上市”等目的,组织公司员工通过虚构业务、改变业务性质等多种方式虚增九某集团服务费收入2.64亿元、贸易收入57.47万元。2015年1月,九某集团在账面上虚增货币资金3亿余元,为掩饰上述虚假账面资金,郭某军等人利用外部借款购买理财产品或定期存单,在九某集团账面形成并持续维持3亿余元银行存款的假象。为及时归还借款,郭某军等人以上述理财产品、定期存单为担保物,为借款方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质押,随后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方式将资金归还出借方。
后郭某军等人在九某集团与鞍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某股份”,系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向鞍某股份提供了含有虚假信息的财务报表。鞍某股份于2016年4月23日公开披露了重组对象九某集团含有虚假内容的2013年至2015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其中虚增资产达到当期披露的九某集团资产总额的30%以上;未披露3.3亿元理财产品、银行存单质押事项,占九某集团实际净资产的50%以上。
【行政调查与刑事诉讼过程】
经浙江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部署深圳专员办、四川证监局联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对九某集团罚款60万元、对郭某军等3人分别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郭某军作出市场禁入决定,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公安部交办,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九某集团、郭某军等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移送起诉。2020年6月19日,杭州检察机关以郭某军、宋某生、杜某芳、王某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提起公诉。宋某生、杜某芳、王某自愿认罪认罚,且王某系主动投案。
2021年1月15日,审理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郭某军等人均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郭某军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宋某生、杜某芳、王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二年不等,缓刑二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至五万元不等。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1. 刑法规定的“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不限于上市公司,也包括其他披露义务人,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虚假信息,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除上市公司外还包括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重大交易的有关各方以及破产管理人等。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向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由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披露,这些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2. 准确把握本罪的追责对象,区分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同情形。由于上市公司等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所涉利益群体多元,为避免中小股东利益遭受双重损害,刑法规定对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只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是,为加大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既追究该单位的刑事责任,也追究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实践中,彻底查清事实并准确区分单罚与双罚适用的不同情形需要一定过程,因此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时,追诉对象可能既有单位也有个人,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则应将单罚与双罚两种情形区分清楚,准确提起公诉。本案根据刑法规定,依法起诉郭某军等自然人而未起诉作为单位的九某集团,是正确的。
3. 依法严惩证券犯罪,根据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认罚等情况,区别对待、罚当其罪。本案被告人郭某军虽当庭认罪,但其系犯罪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依法判处实刑;被告人宋某生、杜某芳、王某听从郭某军的指挥,地位作用相对较小且自愿认罪认罚,其中王某还成立自首,对该三人均适用缓刑,起到了震慑犯罪与分化瓦解的双重作用。
姜某君、柳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伙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金融机构的未公开
信息实施趋同交易的,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关键词】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趋同交易 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姜某君,系上海云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该公司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柳某,系泰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该公司为公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姜某君与柳某系好友。
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姜某君设立云某公司及“云某一期”私募基金,并通过私募基金从事证券交易。2009年4月至2015年1月,柳某管理泰某公司发行的泰某蓝筹精选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泰某蓝筹基金”),负责该基金的运营和投资决策。
2009年4月至2013年2月,姜某君频繁与柳某交流股票投资信息。柳某明知姜某君经营股票投资业务,仍将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泰某蓝筹基金交易股票的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姜某君,或使用泰某蓝筹基金的资金买卖姜某君推荐的股票;姜某君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使用所控制的证券账户进行趋同交易。上述时间段内,姜某君控制的“杨某芳”“金某”“叶某”三个个人证券账户及“云某一期”私募基金证券账户与泰某蓝筹基金账户趋同买入且趋同卖出股票76只,趋同买入金额7.99亿元,趋同卖出金额6.08亿元,获利4619万元。
【行政调查与刑事诉讼过程】
经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10月18日将姜某君、柳某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公安部交办,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姜某君、柳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移送起诉。
行政调查发现,柳某与“杨某芳”等三个涉案个人账户有实质性关联。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柳某供认将公募基金投研信息泄露给姜某君,并使用姜某君的投资建议进行公募基金投资。姜某君辩称,系柳某主动向其咨询个股信息其给予投资建议,没有利用柳某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其从事股票投资均基于自己的专业分析研判。针对姜某君的辩解,经补充侦查,姜某君与柳某的通话记录以及电子证据等客观性证据能够证明姜某君进行相关证券交易系主要凭借柳某提供的基金决策信息。2018年3月27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姜某君、柳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6月1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姜某君、柳某均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姜某君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元;判处柳某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二十万元。姜某君、柳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起诉指控及一审判决的罪名成立,但鉴于在二审阶段,姜某君、柳某分别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姜某君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改判姜某君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改判柳某有期徒刑四年,维持原判罚金刑。
【典型意义】
1.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可以成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共犯,私募基金账户趋同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应计入交易成交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犯罪主体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属于金融机构,公募基金从业人员与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共同利用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共同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以及对证券市场秩序的侵害程度,应当以所有趋同交易的成交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来衡量,即不仅包括实际利益归属于被告人的相关账户趋同交易数额,也包括实际利益归属于特定投资人的私募基金账户趋同交易数额。
2. 全面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具有专业、隐蔽的特征,行为人也具有智商高、脱罪能力强的特点,常以自身金融专业判断等理由进行辩解,侦查取证和指控证明的难度较大。行政调查和司法办案中,应当全面把握本罪的特点和证明方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防止打击不力。工作中一般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重点调取、对比审查客观证据,如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记录与涉案的相应品种、记录等,以对比证明交易的趋同性;行为人的职务权限、行为信息等,以证明交易信息的来源;二是在证明方法上,本罪的构成要件和隐蔽实施的行为特点决定,能够证明行为人知悉未公开信息并实施了趋同交易的,就认为行为人“利用”了未公开信息,至于该未公开信息是否系行为人决定交易的唯一信息,即行为人是否同时使用了“自身研究成果”,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3. 金融从业人员要依法履行保密、忠实义务。基金、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掌握、知悉大量投资决策、交易动向、资金变化等未公开信息,应当严格依照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保密、忠实义务,无论主动被动均不得向第三人透露相关未公开信息,不得直接或变相利用未公开信息谋取利益。触碰、逾越上述界限,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
王某、李某内幕交易案
--被告人不供述犯罪,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
【关键词】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共同犯罪 客观证据 证明体系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系国某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财务部主任;被告人李某,系王某前夫。
2014年间,王某受国某公司总经理郭某指派,参与公司上市前期工作,并联系中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证券”)咨询上市方案。2015年间,经国某公司与中某证券多次研究,对重庆涪某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某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进行重点考察,拟通过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借壳上市。王某参加了相关会议。2015年10月26日,国某公司召开上市准备会,研究借壳涪某公司上市相关事宜。会后,郭某安排王某了解涪某公司的资产情况。2015年12月30日,经与国某公司商定,涪某公司公告停牌筹划重大事项。
2016年2月25日,涪某公司发布有关其与国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草案》,该公告所述事项系内幕信息,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5年10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王某系内幕信息知情人。2016年3月10日,涪某公司股票复牌。
国某公司筹划上市期间,王某、李某于2015年5月13日离婚,但二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李某两次买入涪某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金额412万元,并分别于涪某公司股票停牌前、发布资产重组公告复牌后卖出全部股票,累计亏损9万余元。
【行政调查与刑事诉讼过程】
重庆证监局经立案调查于2017年8月24日对李某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由中国证监会将李某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公安部交办,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王某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李某涉嫌内幕交易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移送起诉。侦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王某、李某均不供认犯罪事实,王某辩称自己不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李某辩称基于独立专业判断买入股票;二人还提出,因感情破裂已经离婚,双方无利益关联,否认有传递内幕信息及合谋内幕交易行为。针对上述辩解,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和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查明王某确系单位负责资产重组财务工作的人员,李某无其他信息来源;王某、李某虽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二人的资金也呈共有关系。检察机关认为,上述证据表明,王某系内幕信息知情人,王某、李某互相配合完成内幕交易,均构成内幕交易罪。
2019年10月25日,检察机关以王某、李某构成内幕交易罪提起公诉。王某、李某在审判阶段继续否认犯罪。201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某、李某均犯内幕交易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王某、李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 以风险、收益是否共担为标准,准确区分内幕交易的共同犯罪与泄露内幕信息罪。内幕信息知情人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并对内幕交易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属于内幕交易的共同犯罪。内幕信息知情人仅泄露内幕信息给他人,不承担风险、不参与分赃的,单独认定为泄露内幕信息罪。本案中,虽然用于交易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均在李某名下,但王某和李某资金混合,作为共同财产支配使用,二人不是泄露内幕信息与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前后手犯罪关系,而是合谋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共同犯罪,均应对内幕交易的成交总额、占用保证金总额、获利或避免损失总额承担责任。
2. 被告人不供述犯罪,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内幕交易犯罪隐蔽性强,经常出现内幕信息知情人与内幕交易行为人订立攻守同盟、否认信息传递,企图以拒不供认来逃避惩罚的现象。对此,应通过收集行为人职务职责、参与涉内幕信息相关工作等证据证明其系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过收集内幕信息知情人与内幕交易行为人之间的联络信息证明双方传递内幕信息的动机和条件;通过收集交易数据、资金往来、历史交易、大盘基本面等证据,证明相关交易行为是否存在明显异常等。对于间接证据均查证属实且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能够得出唯一结论的,应当依法定案。
3.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反复交易的,对交易成交额累计计算;实施内幕交易并亏损,交易成交额符合追诉标准的,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内幕交易犯罪以谋利为意图,破坏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秩序,司法解释、立案追诉标准均规定,证券交易成交额、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等其中之一达到相关标准的,即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内幕交易成交额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无论获利或者亏损,均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数次交易的交易数额应当依法累计计算。本案中,李某从王某处获悉内幕信息后两次实施内幕交易,虽然亏损9万元,但两次交易累计成交额为412万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证券犯罪、维护资本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决心和力度。
鲜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操纵证券市场案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加大违法成本,强化震慑效应
【关键词】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操纵证券市场罪 信息型操纵 价量影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鲜某,系匹某匹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某匹公司”)董事长、荆门汉某置业公司(以下简称“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匹某匹公司前身为上海多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某公司”),汉某公司为多某公司、匹某匹公司的并表子公司。
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鲜某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采用伪造工程分包商签名、制作虚假资金支付审批表等手段,以支付工程款和往来款的名义,将汉某公司资金累计1.2亿元划入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和个人账户内使用,其中有236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
2015年4月9日,鲜某决定向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已改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文仍简称“市工商局”)提出将多某公司更名为匹某匹公司的申请。2015年4月17日,获得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2015年5月11日,多某公司对外发布《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关于获得控股股东某网站域名特别授权的公告》,公告称基于业务转型的需要,为使公司名称能够体现主营业务,拟将名称变更为匹某匹公司,通过本次授权可以使公司在互联网金融行业获得领先竞争优势。以上公告内容具有诱导性、误导性。2015年6月2日,多某公司正式更名为匹某匹公司。更名后,匹某匹公司并未开展P2P业务,也未开展除了配资以外的金融业务,且配资业务在公司更名之前已经开展。上述公司更名过程中,鲜某控制了多某公司信息的生成以及信息披露的内容,刻意延迟向市场发布更名公告。同时,鲜某于2015年4月30日至5月11日,通过其控制的多个公司账户、个人账户和信托账户买入多某公司股票2520万股,买入金额2.86亿元。2015年5月11日,多某公司有关名称变更的公告发布后,股票连续涨停,涨幅达77.37%。
【行政调查与刑事诉讼过程】
经上海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3月30日对鲜某作出罚款34.7亿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和终身市场禁入决定,并将鲜某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公安部交办,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分别以鲜某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移送起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于2018年2月22日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鲜某提起公诉,5月2日对鲜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补充起诉。
2019年9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鲜某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一百八十万元。鲜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鉴于鲜某在二审阶段自愿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万元,对主刑作了改判,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维持原判罚金刑。
【典型意义】
1. 准确把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违背忠实义务,将上市公司利益向个人或其他单位输送的实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如与关联公司不正当交易、伪造支付名目、违规担保、无偿提供资金等,并且多采用复杂的资金流转、股权控制方式掩饰违法行为,究其实质,均系违背对上市公司的忠实义务、输送公司利益。本案中,汉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并表子公司,鲜某将汉某公司资金转入个人控制账户,相比直接转移上市公司资金隐蔽性更强,由于相关财务数据计入上市公司,最终仍然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办案中,应当透过合同、资金流转、股权关系等表象,准确认识行为实质,依法追究责任。
2. 在信息型操纵证券案件中,应当结合当事人控制信息的手段、对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的影响、情节严重程度等认定是否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特殊地位,迎合市场热点,控制信息的生成或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进行误导性披露,是信息型操纵证券犯罪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行为人通过控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扭曲证券价格正常形成机制,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该类信息型操纵属于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的第四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10年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六项、2022年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对此均作了列举规定。办案中需要注意,信息型操纵与交易型操纵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以证券交易成交额、违法所得数额来判断,而后者主要以持股占比、成交量占比来判断。
3. 坚持依法从严惩治,加大违法犯罪成本,遏制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要求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强诚信约束惩戒,强化震慑效应。本案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挑战法律底线、屡次实施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彻查严处的标杆案件。根据鲜某违法犯罪行为性质、情节、违法所得数额等,行政处罚顶格处以违法所得5倍罚金、终身市场禁入;刑事处罚依法认定构成数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通过全方位的从重追责,加大资本市场违法成本,震慑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崇法守信的市场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51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513号提案答复的函
孙谦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并根据与您联系沟通情况,现答复如下。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未成年人司法有其特有规律,从世界范围内看,主要法治国家都建立了独立成熟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距离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还有较大差距。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加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体系和专业队伍建设、构筑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的建议,均为关系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下一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点内容。检察机关将坚持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为长远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动落实。
一、推动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
(一)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一是坚持推动依法惩戒、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严格落实特别程序,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办案在帮教挽救中的基础作用。继续推行人格甄别、心理干预等制度,强化和规范社会调查,提高帮教的针对性、专业性和实效性。总结推广保护处分、临界预防、司法训诫、强制亲职教育等创新做法,积极开展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等重点群体未成年人的处置、教育工作。二是在大力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强化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近年来,我们推行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和同步救助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下一步,将联合公安部、最高法研究制定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关工作的规定,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证据把握标准,深入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工作机制。
(二)有序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和公检察公益诉讼工作。2018年,最高检在17个省份部署开展了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探索综合运用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理了一批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件,取得初步成效。今后,我们将有序深入推进这项工作,并将于近期组织召开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总结推进会,交流试点经验,梳理典型案例,推广成熟做法。在刑事执行检察方面,要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强化涉罪未成年人监管和社区矫正活动监督,实现监督、维权、帮教的有机结合。在民事行政检察、检察公益诉讼方面,要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成长需要,继续办理一批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案件。重点是在办案的基础上,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和检察公益诉讼的内在规律、任务使命、受案范围、履职方式,建立相应工作规范。
(三)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唯一参与未成年人案件诉讼全过程的政法机关,应当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我们计划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加强与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联系配合,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及时研究解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执法标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效衔接,形成工作合力。2019年3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先后走访了最高法院、公安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关工委等单位,就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加强配合交换了意见,目前正在研究有关工作方案,积极推动相关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建设
(一)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独立机构建设。经中央批准,最高检在2018年底进行的内设机构改革中,成立了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第九检察厅,加强了对全国未检工作的引领推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还专门强调指出,各省级院都要专设未检机构,市、县级检察院原设有未检机构的,原则上都应保留,不专设机构的要设专门的办案组或专司未检工作的独任检察官。目前,各省级院和多数市级检察院在内设机构改革中,也普遍设立了独立未检机构。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检察院未检部门对本地未检工作的指导、管理作用,逐步形成适应司法改革要求,以独立机构为主,未检办案组、集中管辖、专人办理等形式为辅的组织体系。
(二)加强未检专业队伍建设。注重弘扬未检职业精神,形成未检独特司法文化,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提高未检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尤其要培养专家型,有影响力的优秀未检检察官和未检团队,形成工作品牌,充分发挥他们的引导作用,带动整个未检队伍专业化建设。
(三)进一步加强业务管理,通过规范化倒逼专业化。我们将建立未成年人检察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案件质量评查通报的经常化制度化,定期对全国未检案件质量进行评查通报,提出改进意见。注重通过运行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未检子系统,实现网上办案登记、流转、审批,及时分析通报各地未检业务开展情况,促进未检工作健康发展。我们也将进一步规范未检业务制度,在继续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的同时,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方面的工作意见和业务规范,使每项业务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四)积极推进未检独立评价体系建设。2017年底,高检院下发了《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对建立未检工作评价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意见的落实,紧紧依靠省级检察院未检部门,真正建立未检工作独立评价机制,以此来推动未检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经过多年推动,全国不少地方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了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社会观护、技能培训、人格甄别、心理疏导、亲职教育等专业支持。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2018年2月,高检院与共青团中央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积累经验。此后,高检院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部分工作基础较好、有地域代表性的40个地方部署开展相关试点工作,并于2019年4月份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有关情况。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以推进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为抓手深入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推动相关机制制度的完善。目前,我们正在与有关研究机构、社工组织等沟通,计划共同开展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培训,研究制定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工作指引和质量评估机制,保障工作健康规范发展。
四、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设
(一)高度重视,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论证工作。一是在2018年9月,最高检参加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了要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和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主线等6个方面的重要修改建议。二是在此后的修改过程中,高检院经过认真研究、论证,提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等25条具体意见建议。其中有不少意见和建议得到了采纳,规定在修改稿中。三是在今年1月,我院专门派员参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论证座谈会,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提出了要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等法律的衔接,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等意见建议。下一步我们也将在全国人大的统一安排下,继续参与相关法律修改的论证研究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顺利完成两法的修改作出贡献。
(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创新,为完善法律体系奠定实践基础。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完善有关机制制度,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了前述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未成年人民事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等创新外,一是积极探索开展了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缺少有效教育矫治措施的问题,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了保护处分、临界预防制度。如,四川省资阳市检察机关借助信息化、大数据手段,从高危未成年人信息化、社会化和网格化预防帮教着手,打造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工作模式。二是探索开展亲职教育和人格甄别机制。为进一步发挥家庭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帮教方面的重要作用,四川、浙江、上海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开展了亲职教育制度,组织专门力量对问题家庭的监护人进行监护、亲子、管教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充分发挥监护人在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应有作用。有的地方检察机关还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人格测评和甄别工作,提高未成年人帮教的精准化、个别化程度,取得不错的效果。最高检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等创新,写入了《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并做好总结完善工作,推动适时上升到法律规定。
(三)加强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我们认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只是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第一步。从长远看,为了真正建立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当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发达国家的做法,将散见于刑法、刑诉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社区矫正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中的专门条款加以归拢、细化和完善,制定一部集组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司法法。最高检已经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成年人司法法〉建议稿》课题研究,正在组织有关理论和实务专家完成该课题,拟以建议稿的形式供立法机关参考,以推动相关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9年7月30日
网上诉讼服务应用技术要求
网上诉讼服务应用技术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0日发布,2017年5月30日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4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责任体系建设,健全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监督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力、制约有效、运转有序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级人民法院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司法规律,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落实审判组织办案主体地位基础上,细化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推动实现全过程监督、组织化行权,有效防控各类风险,不断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二、本意见所称“四类案件”,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
(一)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
(四)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三、“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对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的;具有首案效应的新类型案件;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民族、宗教等敏感案件。
四、“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当事人或者被害人人数众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或者已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存在激化社会矛盾风险的;具有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后续批量诉讼的;可能对特定行业产业发展、特定群体利益、社会和谐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
五、“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近三年类案生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与本院正在审理的类案裁判结果可能发生冲突,有必要统一法律适用的;本院近三年类案生效裁判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理时仍未解决的。
六、“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利害关系人实名反映参与本案审理的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并提供具体线索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实名反映案件久拖不决,经初步核实确属违反审判执行期限管理规定的;有关部门通过审务督察、司法巡查、案件评查、信访接待或者受理举报、投诉等方式,发现法官可能存在违法审判行为的;承办审判组织在“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平台反映存在违反规定干预过问案件情况,可能或者已经影响司法公正的。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审判辅助人员有违纪违法行为,可能或者已经影响司法公正的,参照上述情形监督管理。
七、各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对下列案件适用“四类案件”的监督管理措施: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等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拟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拟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的;诉讼标的额特别巨大的;其他有必要适用“四类案件”监督管理措施的。
八、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院实际,建立覆盖审判工作全过程的“四类案件”识别标注、及时报告、推送提醒、预警提示机制,明确各类审判组织、审判人员、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报告义务、问责机制。对“四类案件”,应当通过依法公开审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接受社会监督。
立案部门在立案阶段识别出“四类案件”的,应当同步在办案平台标注,提示相关院庭长,根据本意见要求确定承办审判组织形式和人员。承办审判组织在案件审理阶段识别出“四类案件”的,应当主动标注,并及时向院庭长报告。院庭长发现分管领域内“四类案件”的,应当提醒承办审判组织及时标注,并要求其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审判管理、审务督察、新闻宣传等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四类案件”的,应当及时提示相关院庭长。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移送“四类案件”卷宗材料的,应当在原审纸质卷宗或者电子卷宗中作出相应标注。
对案件是否属于“四类案件”存在争议的,可以按照工作程序层报院庭长决定。案件不再作为“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的,撤销相应标注,并在办案平台注明原因。
九、立案阶段识别标注的“四类案件”,可以指定分案。审理“四类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一般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并根据案件所涉情形、复杂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人数。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被识别标注为“四类案件”的,院庭长可以根据案件所涉情形、进展情况,按权限决定作出下述调整,调整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案平台注明原因:
(一)由独任审理转为合议庭审理;
(二)调整承办法官;
(三)调整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人数;
(四)决定由自己担任审判长。
十、院庭长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的规定,针对“四类案件”审理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按照职务权限采取以下监督管理措施:
(一)按权限调整分案;
(二)要求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评议结果;
(三)要求合议庭提供类案裁判文书或者制作类案检索报告;
(四)审阅案件庭审提纲、审理报告;
(五)调阅卷宗、旁听庭审;
(六)要求合议庭复议并报告复议结果,但同一案件一般不得超过两次;
(七)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八)决定按照工作程序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九)决定按程序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十)其他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必要监督管理措施。
院庭长在分管领域、职务权限范围内,按工作程序采取上述监督管理措施,或者对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四类案件”依法履行监督指导职责,不属于违反规定干预过问案件。
十一、院庭长对“四类案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应当在办案平台全程留痕,或者形成书面记录入卷备查。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当在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并记入会议记录,签字确认后在办案平台或者案卷中留痕。院庭长对合议庭拟作出的裁判结果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复议,也可以按照工作程序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院庭长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意见。
十二、承办审判组织发现案件属于“四类案件”,故意隐瞒不报或者不服从监督管理的,院庭长可以按权限调整分案。承办审判组织因前述行为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院庭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本人依职权发现、承办审判组织主动报告、有关职能部门告知或者系统自动推送提示的“四类案件”,怠于或者不当行使监督管理职责,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干部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十三、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辖区内完善统一的“四类案件”识别监测系统,探索构建由案由、罪名、涉案主体、涉案领域、程序类型、社会关注程度等要素组成的识别指引体系,逐步实现“四类案件”的自动识别、精准标注、实时提醒、智能监督管理。在立案、调解、庭审、评议、宣判、执行等环节出现“四类案件”对应情形的,系统可以同步标注、推送,提醒审判组织及时报告,提示院庭长依职权监督管理。对承办审判组织应当报告而未报告,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而未提交的案件,系统可以自动预警并提示院庭长。
十四、本意见所称院庭长,包括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其他依法承担监督管理职责的审判(执行)部门负责人。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明确院庭长在“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对应职权和工作程序。院庭长履行监督管理“四类案件”职责的情况,应当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考核评价。
十五、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合本院实际,制定或者修订“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备案。
十六、本意见自2021年11月5日起施行。之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2021〕2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建立完善法官考核机制,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切实加强队伍管理和审判管理、提升审判质效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现将《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尽快转发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开展法官考核的重要意义。要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引导广大法官增强接受考核的自觉性,全面正确理解考核的价值导向和指标内容。要加强组织领导,提前谋划、认真部署,确保《指导意见》平稳实施,不断提高法官考核工作质量和水平。
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12日
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官考核体系,引导、规范、激励法官依法公正高效履行审判职责,推进法官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则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着眼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考核机制,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考核法官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实际成效,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风向标”的作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法官队伍。
2.法官考核应当根据公务员考核相关规定,立足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体现法官职业特点和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法官的政治素质、审判工作实绩、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审判作风等进行全面考查和综合评价。
干部管理权限不在本院党组的法官考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3.法官考核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1)党管干部;
(2)全面、客观、公正、公开;
(3)遵循司法规律,体现职业特点;
(4)聚焦主责主业,突出工作实绩;
(5)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
(6)分级分类,科学高效,考用结合。
4.人民法院设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在本院党组领导下,负责对本院法官的考核工作。法官考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五至九人的单数,一般由本院院长、相关院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若干法官代表组成,主任由本院院长担任。
法官考评委员会召开会议,应当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决定事项须经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
5.法官考评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本院组织人事部门。
6.法官考评委员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研究制定法官考核工作制度规范;
(2)组织实施法官考核工作;
(3)研究提出法官考核结果建议并提交本院党组审议;
(4)受理对考核结果的复核申请;
(5)其他应当由法官考评委员会负责的事项。
二、考核内容
7.对法官的考核,以其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以指标化评价的方式,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各方面,重点考核政治素质和审判工作实绩。
8.对“德”的考核,主要围绕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等设置指标,重点考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抵制西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等错误思潮情况,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情况。法官政治素质考核情况应当记入政治素质档案。
9.对“能”的考核,主要围绕法律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等设置指标,重点考核法律政策运用能力、审判业务水平、法学理论水平、司法实务研究水平,以及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等。
10.对“勤”的考核,主要围绕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等设置指标,重点考核忠于职守,遵守工作纪律,爱岗敬业、勤勉尽责,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等情况。
11.对“绩”的考核,一般以办案业绩和其他工作业绩为主要评价内容,其中对办案业绩的考核,主要围绕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等四个方面设置指标。
(1)对办案数量的考核,应当以结案数量为基础,综合考虑案件类型、审判程序、审级等能够反映案件繁简难易程度和工作量多少的因素,结合审判团队配置情况,合理设置案件权重系数,科学评价不同业务条线、不同岗位法官的实际办案工作量。
(2)对办案质量的考核,以案件发回、改判等情况为基础,充分运用案件质量评查等机制,重点考核法官办案中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制作、释法说理、裁判结果等情况。
(3)对办案效率的考核,以审限内结案率(包括按规定延长审限)等情况为基础,重点考核案件审理周期以及超过审理期限案件、长期未结案件等情况。
(4)对办案效果的考核,以案件取得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情况为基础,重点考核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情况。
法官参加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地方重点工作,参加审判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司法救助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办理涉诉信访,开展执行监督,参与诉源治理,开展案件评查、业务指导,开展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回访帮教等延伸工作,以及参加规范性文件制定、课题研究、案例研编等其他工作的,可以设置相应指标,纳入法官业绩考核范畴。
12.对“廉”的考核,主要围绕廉洁司法、廉洁自律等设置指标,重点考核遵守廉洁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情况。
13.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应综合考虑本单位(部门)人员规模、案件数量、管理任务等因素,区分不同地区、层级、岗位,科学合理确定办案数量标准和办案类型。除前述关于德、能、勤、绩、廉的考核内容外,还应当围绕其履行审核批准程序性事项、综合指导审判工作、督促统一裁判标准、全程监管审判质效、排除案外因素干扰等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和本单位(部门)办案质效总体情况,以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抓党建工作成效等情况,设置相应指标,纳入考核范畴。
14.考核指标应当按照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根据不同法院层级、不同业务条线(岗位)特点,分层分类设置。其中,基层人民法院考核指标应重在体现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等方面;中级人民法院考核指标应重在体现二审有效终审、精准定分止争等方面;高级人民法院考核指标应重在体现再审依法纠错、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考核指标应重在体现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等方面。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在本意见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对指标设置、考核内容、考核标准、计分规则、分值比重等内容进一步细化,并根据考核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因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个案指标分值的,经本院法官考评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可以单独调整。
三、考核等次和标准
15.法官考核实行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采用量化赋分为主、定性赋分为辅的方式进行。
16.平时考核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和较差四个等次。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17.法官平时考核各等次的评定标准,由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结合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和本院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18.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恪守法官职业道德;
(2)精通审判业务,工作能力强;
(3)工作责任心强,敢于担当作为,审判作风好;
(4)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审判工作实绩突出;
(5)清正廉洁。
19.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称职等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较高,遵守法官职业道德;
(2)熟悉审判业务,工作能力较强;
(3)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审判作风较好;
(4)能够完成本职工作,审判工作实绩较好;
(5)廉洁自律。
20.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度考核应当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1)思想政治素质一般;
(2)能基本遵守法官职业道德,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3)审判业务水平一般,工作能力较弱;
(4)责任心一般,工作消极,审判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5)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指标得分较低,或者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
(6)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21.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度考核应当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1)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思想政治素质较差;
(2)严重违反法官职业道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无正当理由办案数量指标得分未达到本部门全体法官本年度人均办案数量指标得分的50%;
(4)由本院党组管理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无正当理由办案数量未达到相关规定的最低标准;
(5)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所办案件出现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而影响公正司法等严重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
(6)办案效率达不到规定要求,办案能力明显不胜任;
(7)工作责任心或审判作风差,多次出现办案效果问题,群众意见较大;
(8)由本院党组管理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违反规定不认真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
(9)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
(10)其他不称职情形。
因工作需要,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前款第(3)、(4)项所列情形进行适当调整。
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经教育后仍然拒绝参加的,按不称职确定考核等次。
22.部门内案件类型差异较大,或者案件体量、法官岗位较为特殊的部门,可由本院考评委员会研究决定其人均办案数量统计标准。
除入额院领导外,法官应当明确在一个审判业务部门参加考核。
23.法官因短期交流、轮岗、借调、公派学习培训,或者经组织安排参加其他工作等原因,需要核减年度办案任务的,由本院法官考评委员会研究决定。入额院领导需要核减年度办案任务的,应当按规定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批。
四、考核的组织实施
24.平时考核应当合理确定考核周期,一般按照采集考核数据、组织审核评鉴、反馈考核结果等程序进行。
25.年度考核开展时间为每年年末或者翌年年初,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总结述职。法官按照岗位职责、年度目标任务和有关要求对本人工作进行总结,并在一定范围内述职。
(2)组织考评。法官考评委员会组织采集考核数据,进行考核评价,并将指标初评得分反馈法官本人及所在部门核对。
(3)民主测评。对担任本院内设机构领导职务的法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根据需要,可以对其他法官进行民主测评。
(4)了解核实。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核实法官有关情况。根据需要,听取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5)确定等次。法官考评委员会在各项指标得分基础上,综合考虑平时考核、个人总结以及所在部门意见等情况,提出考核等次建议,报本院党组审定。
(6)结果公示。对拟定为优秀等次的法官在本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7)结果反馈。将考核结果反馈法官本人及所在部门。
26.法官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应当从当年平时考核结果好等次较多且无一般、较差等次的法官中产生。
27.法官对本人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规定向法官考评委员会申请复核。法官考评委员会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申请人。
28.法官有调任、转任、援派、挂职等情形,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或者受党纪政务处分等特殊情形的,其考核按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办理。
29.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通报庭长、副庭长的办案任务完成情况,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通报辖区下一级人民法院入额院领导的办案任务完成情况。
30.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加强对法官考核工作与其他业务考核工作的统一领导,合理归并考核项目和种类,防止多头考核、重复考核。
31.各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法官考核工作的监督,对在考核过程中有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32.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考核工作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和技术开展法官考核,探索通过办案(办公)平台自动抓取考核数据,提高考核工作质量和效率。
五、考核结果的运用
33.由本院党组管理的法官的考核结果,作为其公务员考核结果记入本人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不属于本院党组管理的法官的审判工作实绩等情况,可以按有关规定向党委组织部门反馈。
34.法官考核结果作为法官等级升降、法官员额退出、绩效奖金分配等的重要依据。
35.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其参加法官等级晋升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称职等次的,可以按相关规定参加法官等级晋升。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基本称职等次或者参加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法官等级晋升的任职年限。
36.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等次,或者连续两年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应当退出员额。
不属于本院党组管理的法官,具有本意见第21条第一款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员额。
37.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等次的,享受当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奖金。法官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次或者参加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不享受当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奖金。
六、附则
38.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法官考核具体实施办法,并指导辖区内法院开展法官考核工作。
39.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
40.本意见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有关法官考核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本意见未作规定的,适用公务员考核的相关规定。
附件:案件权重系数设置指引
附件
案件权重系数设置指引
为科学合理测算法官实际办案工作量,实现不同业务条线、不同岗位法官办案工作的可量化、可评价,按照“科学、简便、可行”的原则,制定本指引。
一、人民法院在设置案件权重系数时,可以区分案件特点分别设置固定系数和浮动系数。固定系数与浮动系数之和为案件最终权重系数。
二、固定系数是根据案件普遍性特点设置的办案工作量基础系数,一般包括案件类型、审判程序、审级,以及审判团队配置等。各系数相乘得出固定系数分值。
三、确定案件类型权重系数时,一般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其他类型案件等分类进行设置。其他类型案件可以进一步分为速裁案件、破产案件、减刑假释案件、司法救助案件、国际区际司法协助案件、特别程序案件等。有条件的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案由等进一步细化案件类型权重系数。
四、确定审判程序权重系数时,一般按照一审简易程序、一审普通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其他程序等分类进行设置。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审判程序权重系数。
五、确定审级权重系数时,一般按照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等分类进行设置,原则上审级越高,审级权重系数越大。
六、确定审判团队配置权重系数时,一般考虑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人数、个人贡献度等因素。
七、浮动系数是根据案件性质、流程等特殊性设置的动态系数,可以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累加适用。
八、确定浮动系数时,一般考虑系列案件、疑难复杂案件、重大敏感案件、当事人人数众多案件、涉外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以及鉴定、评估、审计、保全、公告、发送司法建议等因素进行设置。
九、刑事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涉众型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案件等因素。
十、民事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先予执行、反诉等因素。
十一、行政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附带提起行政赔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复议双被告等因素。
十二、国家赔偿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调卷审查、组织质证、征求意见、赔偿委员会讨论、舆情处置、案件协调、刑事善后、困难帮扶、回归社会等因素。
十三、执行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异地执行、搜查、拍卖变卖被执行财产、强制腾退房屋或土地、拘留、罚款、限制出境、限制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移送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等因素。
十四、涉未成年人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法庭教育、回访帮教等因素。
十五、司法救助案件浮动系数还可以考虑组织听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司法救助委员会讨论、联动救助等因素。
十六、合议庭成员审理案件的权重系数比重根据其在合议庭审理中的贡献度决定。其中,承办法官审理案件的权重系数按照本指引确定的标准计算,担任审判长的非承办法官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审理案件的权重系数可以按照承办法官的权重系数的一定比例进行设置。
十七、本指引之外其他能够反映法官办案工作量的因素,也可以计入案件权重系数标准。
十八、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本指引,结合本地实际设置本辖区案件权重系数,并根据考核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6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67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认真落实媒体曝光失信这一法定执行措施,营造积极协助执行的社会氛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坚持“两手抓",扎实推进失信被执行人媒体曝光工作
做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媒体曝光工作,需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规范体系制订,为相关工作依法开展提供指引和遵循;一手抓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为落实曝光机制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规范体系制订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之规定,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正式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并在2017年进行修正,发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该司法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并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对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这为媒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提供了明确而具体的指引和遵循。
在与相关部门联动合作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与中宣部、中央精神文明委等部门沟通联络,争取支持,推动建立联动合作机制。2017年,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原银监会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创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推广江西“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的经验做法,创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并要求各地党委宣传部门要组织协调当地主要新闻单位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网站、手机、户外传媒等多种媒介,通过新闻、访谈、直播、论坛、H5漫画、公益广告、影视剧、微电影、微视频、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新闻宣传。
二、务求实效,不断丰富拓展媒体曝光的形式和渠道
1.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公布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将“失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只要输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即可查询。地方各级法院按照部署,将符合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录入到最高人民法院“黑名单"库中,实时录入,实时发布,实时更新。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
2.人民网“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公布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民网联合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失信金额、时间、次数、年龄等为标准,分别公布前100名失信被执行人,这进一步提升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舆论影响力。
3.百度搜索公布
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百度合作,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搜索和展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有效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影响力,深化了执行信息公开。
4.“信用中国"网站公布
2015年6月,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国家发改委“信用中国"网站,积极推动全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开展信用惩戒。
5.地方法院因地制宜,百花齐放
各地法院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执行专项活动。如草原风暴、江淮风暴、春雷行动、凌晨行动、百日会战等,并在行动中推出有地方特色的信用惩戒措施,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外,还在市民广场、车站码头、金融机构网点等公共场所电子屏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部分法院通过张贴布告、发放传单、制作动漫等方式广而告之,部分法院采取了“抖音老赖"、“老赖款手机彩铃"等各种贴合当代生活传播方式的惩戒方法,对失信被执行人产生十分明显的执行效果,深得人民群众的认同。
6.制作播出公益广告、连续剧和微电影
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播出最高人民法院公益广告《抵制老赖》,以人民群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宣传破解执行难工作进展。最高人民法院拍摄了20集大型纪录片《失信惩戒录》和38集电视连续剧《执行利剑》,已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新媒体上播出。同时我们还组织各地法院拍摄了一系列微电影和公益广告。
7.网络直播专项活动
自2018年5月至今,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组织开展了50场全媒体直播活动,超过8亿观众在线观看;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法院组织开展超过了360场次全媒体直播活动,超过10亿观众在线观看。对失信被执行人来说,这种方式很好地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直播活动将“失信被执行人"在千万网民中曝光,使其感受舆论的压力,从而督促其尽快自觉履行。其他“失信被执行人"看到这种声势浩大的直播,也会受到教育和触动和震慑,选择主动履行义务。
三、曝光+惩戒,打出联合失信惩戒组合拳
曝光作为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迫使失信被执行人重拾信用,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以外,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相关联动部门的支持配合,不断深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打出组合拳,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
(一)一个“意见"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16年6月27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中办、国办于2016年9月印发。《意见》要求信用信息共享,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建、财政、金融、税务、安全监管、证券、科技等部门建立的信用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并对失信被执行人共推出11类37大项150项联合惩戒措施,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是文件规格最高、涉及部门最多、覆盖领域最广、惩戒措施最全的失信联合惩戒方面的文件,这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标志着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二)三个“多方合作"
一是八部门合作备忘录。2014年1月,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原国家工商总局、原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国家铁路局等八个部门联合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共享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各部门分别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44家单位合作备忘录。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中央44家单位于2016年1月20日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共签署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进行八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联合惩戒部门多、力度大、影响广,初步构建起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大格局。
合作备忘录签订后,原银监会、证监会、财政部等相关单位纷纷在自己监管系统内发布通知,积极落实备忘录内容。财政部要求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政府采购单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在申报材料中必须有通过该网站查询到的供应商不是失信人的证明文件,对失信人参加政府采购予以限制。
三是9家单位联合下发通知。2016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水利部、商务部、原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9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对招投标领域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招标代理活动、评标活动和招标从业活动。
(三)多个“双方合作"
一是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合作。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是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合作。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整合到被执行人信用档案中,并以信用报告的形式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查询。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失信被执行人因为纳入“黑名单",影响了信用等级,在银行贷款受到限制而主动和解,偿还债务。
三是与银保监会、证监会合作。对失信被执行人在金融领域市场准入、授信审批、信用担保,以及公开发行债券、担任证券、基金、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等进行限制。
四是与自然资源部合作。对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房屋司法拍卖、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等进行限制。
五是与住建部合作。对失信被执行主体就商品房开发、施工许可、房屋交易、购房资格审核、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提出的申请予以限制。
六是与互联网机构合作。通过网络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给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等,推动其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比如,联合芝麻信用限制失信人申请阿里小额贷款;限制失信人通过淘宝、天猫平台购买机票、列车软卧、保险理财产品及租车、旅游、度假等服务;限制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限制失信人在互联网生产、经营场景下的其他高消费行为。
此外,我们还与中组部、中编办、司法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工商联、银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日头条等部门合作,在相关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一些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表示,这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限制乘坐火车596万人次,限制乘坐飞机2682万人次,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30万人次,437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联合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曝光,推进完善包括媒体曝光在内的联合惩戒措施,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化和旅游、财政、科技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在2020年底前完成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监督、自动惩戒。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采取相应力度的惩戒措施,以便增大失信成本,更好地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定义务。针对更加细化媒体曝光失信的规定,我们将在下次修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时予以充分的参考、吸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0〕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公安局:
为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机制,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公安部
2020年8月20日
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加强对学校教职员工的管理,预防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的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与公安部联合建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教育部统筹、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实施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公安部协助教育部开展信息查询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工作情况开展法律监督。
第三条 本意见所称的学校,是指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
第二章 内容与方式
第四条 本意见所称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违法犯罪信息,公安部根据本条规定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一)因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犯罪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的人员信息;
(二)因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犯罪行为被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员信息;
(三)因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猥亵行为被行政处罚的人员信息。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信息除外。
第五条 学校新招录教师、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在认定教师资格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对申请人员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第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在职教职员工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筛查。
第三章 查询与异议
第七条 教育部建立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与公安部部门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对接,实现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核查,面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服务。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
根据属地化管理原则,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拟聘人员和在职教职员工的授权,对其性侵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查询。
对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查询,由受理申请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开展。
第八条 公安部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最终查询用户身份信息和查询业务类别,向教育部信息查询平台反馈被查询人是否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第九条 查询结果只反映查询时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里录入和存在的信息。
第十条 查询结果告知的内容包括:
(一)有无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二)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应当根据本意见第四条规定标注信息类型;
(三)其他需要告知的内容。
第十一条 被查询人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其授权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复查申请,由教育行政部门通过信息查询平台提交申请,由教育部统一提请公安部复查。
第四章 执行与责任
第十二条 学校拟聘用人员应当在入职前进行查询。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不得录用。在职教职员工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其工作,按照规定及时解除聘用合同。
教师资格申请人员取得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教师资格准入查询。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应当不予认定。已经认定的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未对教职员工性侵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查询,或者经查询有相关违法犯罪信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仍予以录用的,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追究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相关人员责任。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未对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性侵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查询,或者未依法依规对经查询有相关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予以处理的,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予以纠正,并报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按照本意见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开展查询,并对查询获悉的有关性侵违法犯罪信息保密,不得散布或者用于其他用途。违反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应当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总结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指导地方相关部门及学校开展具体工作,促进学校安全建设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第十六条 教师因对学生实施性骚扰等行为,被用人单位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开除,但其行为不属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具体处理办法由教育部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对高校教职员工以及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参照本意见执行。
第十八条 各地正在开展的其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工作,可以按照原有方式继续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国王航运公司( King Navigation Co.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答复
(2018年6月22日 (2018)最高法民他52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8)鄂民他37号《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案涉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并入提单的问题。案涉提单为1994年版康金格式提单,提单正面右上角及背面左上角印有“与租约一并使用”,提单背面运输条款约定“本页背面指明日期的租约中的所有条款、条件、权利和例外规定,包括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都并入本提单”,提单正面注明“运费按照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租约”。从提单记载内容看,其未明确租约的当事人名称、租约编号等可以确定租约的准确信息,不能据此确定并入的是哪一份具体的租约。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提单上提及的租约就是国王航运公司所称的租约,由于租约不确定,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法通过持有提单这一事实知晓国王航运公司所称租约中包含的仲裁条款,本案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合意。租约仲裁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英国法院对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以及签发的禁诉令,亦不影响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依法提起诉讼。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运输目的地为江苏南通,属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区域范围,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
综上,同意你院的请示意见。
此复
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
(2018年5月2日 (2018)鄂民他3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武汉海事法院受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涉及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的问题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将案件情况及我院审查意见报核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国贸大厦18层。
法定代表人:许某曦,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住所地:马绍尔群岛马朱罗阿杰泰克岛阿杰泰克路信托公司大厦(The Trust Company Complex, Ajeltake Road, Ajeltake Island, Majuro, Marshall Islands)。
代表人:爱莲妮•瓦拉塞利(Eleni Valaseli),该公司独任董事。
二、基本案情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称:2016年5月9日,国贸公司作为买方与路易达孚亚洲有限公司(Louis Dreyfus Company Asia Pte. Ltd.)作为卖方签署了46500吨(数量允许卖方作10%增减)阿根廷和乌拉圭大豆《买卖合同》。合同项下货物分别于2016年5月及6月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Montevideo)、阿根廷布兰卡港(Bahia Blanca)装上案涉“克里斯蒂安娜”轮,前往中国南通,实际装船数量50002吨。2016年5月23日和6月8日,案涉编号1/2/3/4/6号的清洁指示提单由船舶代理代表船长签发,国贸公司为提单持有人。案涉船舶于2016年7月26日到达南通港,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登轮检查发现,装载于该轮1/3/4/5/7号舱货物出现结块以及霉变,货物发生热损。此外,在卸货过程中发现货物短少约671.5吨。因货物热损及短少造成的损失初步预计达40438560.05元。国王航运公司(King Navigation Co.,以下简称国王公司)作为涉案货物运输承运人,应就货物热损及短少向国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国王公司提出管辖异议认为: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涉案提单下产生的所有纠纷应提交伦敦仲裁解决。1.涉案提单所并入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应当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英国法。2.根据英国法的规定和判例,涉案提单中有效并入的租船合同的伦敦仲裁条款应当得到执行。3.每份涉案提单均含有如下条款即“提单背面指明日期的租船合同中的所有条款、条件、权利和例外规定,包括法律和仲裁条款并入本提单”。涉案提单首页明确注明涉案租约为2016年4月20日的租约,也就是国王公司与Louis Dreyfus Company Suisse S. A.签订的租船合同。此租约即为涉案提单第一款所指向的租约。涉案租船合同的追加条款第91条即“因本合同引起的所有无法协商解决的争议事宜应提交至伦敦仲裁......本合同由英国法管辖,仲裁程序适用仲裁程序开始之时现行有效的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规则”。涉案租约合同第87条“本租约合同的仲裁条款应视为完全并入提单”。依据英国法,第91条应与提单一并解读,且作为涉案提单的一部分。上述伦敦仲裁应当也指向因涉案提单引起的所有纠纷事宜。2016年10月17日,伦敦高院根据相关法律准许国王公司所提出的申请,对国贸公司下达了命令,禁止国贸公司在伦敦仲裁程序之外的一切诉讼行为。4.国贸公司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予驳回。
三、武汉海事法院的请示意见
武汉海事法院认为,国王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理由是:1.涉案提单尽管在提单正面及背面载明“与租船合同合并使用”,但均未明确并入提单的租船合同的编号、签订日期、当事人信息等,也未予明示并入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信息。涉案提单记载的有关并入的格式条款并不能构成租约仲裁条款的有效并入,故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提单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2.本案国贸公司、国王公司之间未有仲裁合意,或者其他有关仲裁的约定,国王公司主张本案应提交仲裁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3.英国法院对并入提单条款效力的认定及所签发的禁诉令,以及国王公司在英国提起的仲裁程序,均对国贸公司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法院诉讼不具有约束力。故仲裁条款未有效并入,国贸公司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武汉海事法院的管辖下列区域:自四川省宜宾市合江门至江苏省浏河口之间长江干线及支线水域,包括宜宾、泸州、重庆、涪陵、万州、宜昌、荆州、城陵矶、武汉、九江、安庆、芜湖、马鞍山、南京、扬州、镇江、江阴、张家港、南通等主要港口。本案的运输目的地在江苏南通,属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区域范围,故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四、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提单为1994年版康金格式提单。提单正面右上角及背面左上角虽印有“与租约一并使用”,但并未明确哪一份租约并入提单;提单背面运输条款的首要条款虽然约定“本页背面指明日期的租约中的所有条款、条件、权利和例外规定,包括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都并入本提单”,提单正面运费条款约定了按照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租约,但并未明确签约主体、租约编号等信息,不能确定具体租约,所以并入条款不具有可执行性,不能构成租约仲裁条款的有效并入。因此,上述并入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国贸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国王公司主张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已并入提单,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缺乏事实依据。英国法院对并入提单条款效力的认定及签发禁诉令,不影响国贸公司在中国依法提起诉讼。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运输目的地为江苏南通,属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故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妥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五批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第五批法律实习生人选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动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的规定》和工作实际需要,经研究,接收以下50名学生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批法律实习生(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卢晔、许一君
清华大学:高颖、林君瑶
中国人民大学:张振锋、王怡然
中国政法大学:陈思同、戴宇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俊毅、牛紫光
中共中央党校:李国冉
中央财经大学:冉博
中央民族大学:王红蕾
外交学院:朱怡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翟会杰、李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帅
北京交通大学:任才
北京师范大学:郭育嘉
北京邮电大学: 赵倩
首都师范大学:王亚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黄诗卉
南开大学:李博
天津财经大学:宗艺伟
天津师范大学:卢滢伊
河北大学:王晓儒
吉林大学:张笑月
华东政法大学:程溪、赵楚楚
同济大学:王培慧
上海交通大学:吴佩乘
浙江大学:朱磊磊
山东大学:王胜、柴雨润
中国海洋大学:张月
东南大学:郭雪雯
武汉大学:石为民、芮心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懿、胡修文
暨南大学:张晓晗
海南大学:杨京紫、何博芳
西南政法大学:姜山、程绍阳
云南大学:卓瑞
西北政法大学:胡亮、田红丽
兰州大学:冯芸、张译之
衷心感谢各有关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对我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1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956号(政治法律类11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956号(政治法律类11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法官回避信息披露等制度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法官回避信息的披露
回避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回避制度实际上包括法官的任职回避和诉讼回避两大部分,前者规定于法官法,后者规定于三大诉讼法,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回避,实际上是指诉讼回避。为了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包括您在内的关心人民司法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其中关于法官回避信息披露的建议,我们将作为完善回避制度的重要参考,但不宜直接推行。主要考虑是可能引发新的妨害司法公正的问题。例如,披露审判人员近亲属信息后可能出现法官及其近亲属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而且可能引发对近亲属的“围猎”,甚至以威胁近亲属的方式妨害司法的问题。关于法官承诺保证的问题,由于回避是法定义务,不以当事人承诺为必要,凡是违反回避制度的,均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回避制度的完善问题,始终坚持全面织牢织密回避之网。一是严格执行任职回避制度。在《法官法》第24条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具有律师身份的,该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向所在人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法定情形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二是进一步完善诉讼回避。当前,我们正在进行调研,拟对《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修改,以进一步细化执法办案回避的情形,拟把“利用同学、师生、战友等关系勾兑案件”纳入风险防控范围,以越织越密的回避之“网”确保法官公正判案,适当降低申请回避的门槛,切实避免回避申请人合理怀疑得不到查证、法官应回避不回避现象发生。三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和中央“三个规定”,进一步杜绝法官应回避而未回避,以及插手、干预、过问案件的情形。
二、关于完善法院判决书、裁定书的庄严封面制度
关于裁判文书的样式和封面问题,人民法院已有统一的规范要求。例如,在民事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并于2016年8月1日施行。其中,对于裁判文书的封面问题,《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八部分“印刷标准”第十项规定“确需加装封面的应印制封面”,并对封面的规格作了详细规定。依照该规定的精神,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形下,才应当为裁判文书制作封面,而不宜全面推广裁判文书封面制度。主要考虑是:第一,司法活动与公证、仲裁存在显著区别。司法审判是国家公权力的运用,其庄严性来自于国家的权威、法律的权威,而与采取何种方式没有必然联系。域外国家的民事诉讼法甚至规定特定情形下,判决可以记载于诉状的原本或副本或者与之连接的纸张之上,判决中可以不记法官的姓名。第二,司法活动必须坚决贯彻司法为民宗旨,以最低的成本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司法的庄严最终要靠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来保障。与仲裁、公证活动成本由当事人负担不同,司法权力的行使主要依靠国家保障,其运行成本从根本上说是由全体纳税人负担。故除少数确有必要的情形需要为裁判文书制作封面外,不宜全面推广,以免增加纳税人负担。
综上所述,司法的庄严归根结底来源国家和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以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作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断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三、关于完善判决书的法官亲笔签名制度
关于裁判文书的署名问题,我国也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正式印发的裁判文书落款上的署名,二是裁判文书签发程序中的署名。关于裁判文书落款上的署名,《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八部分“落款”第一项“署名”中明确规定:“诉讼文书应当由参加审判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署名。”实践中,落款处的署名均采取印刷体的方式,而不是由法官、书记员亲笔签名或盖上私章。这是因为,司法人员作出裁判的行为属于十分严肃的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合议庭或独任庭作出的裁判是人民法院的裁判,采取亲笔签名或者盖私章的方式可能会增强裁判文书的个人色彩,不利于维护裁判文书的严肃性。而且,裁判文书的落款处署经办法官和书记员名字本身足以表明相关司法人员应当对裁判文书负责。关于裁判文书签发程序中的署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范性文件也作出了专门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11条第1款即规定:“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审判长依次签署;审判长作为承办法官的,由审判长最后签署。”因此,我国已经专门设置了严格的签署程序来保障承办司法人员对裁判文书负责,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另行以手写或者签章的方式,以免影响文书的严肃性、整洁性。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开展学习<习近平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论述摘编>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开展学习<习近平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论述摘编>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2019〕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学习<习近平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论述摘编>活动的实施意见》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学习《习近平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论述摘编》活动的实施意见
为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检查室日前编辑整理了《习近平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并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组织开展学习活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实际,现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摘编》的重要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督促检查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抓落实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加强督促检查工作,推动全党形成了旗帜鲜明讲政治、雷厉风行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求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做好新时代督查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认识抓落实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准确把握新时代督查工作要求,扎实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从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学习《摘编》的重大意义,确保学习活动深入有效开展。要通过开展学习活动,促进广大干警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服务大局,不断推进“两个维护”向纵深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认真开展学习活动,确保深刻领会、学深悟透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学习《摘编》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学习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明确学习目标。要通过深入系统学习,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把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思想、观点、方法,更加深刻认识抓落实对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认识督查工作的职责使命、工作要求,把强化督促检查、狠抓贯彻落实贯穿人民法院全部工作中。要做到知行合一,坚持学以致用,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科学谋划推进督查工作,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法院督查工作新局面。
抓实学习举措。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要专题学习《摘编》,最高人民法院各单位要进行传达学习,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学习。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要把《摘编》作为党课学习的重要教材,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学习活动。国家法官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重要论述编入培训教材,作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对全国法院系统督查工作干部进行专题培训。要坚持学原文与联系实际相结合,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做到吃透领会精神、准确掌握要义,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真正入脑入心。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法院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以“关键少数”的表率示范作用带动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要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督查工作干部的全面系统学习,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认真抓好学习成果的检验、交流和总结工作,在《人民法院报》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新媒体平台开设“加强督查狠抓落实大家谈”专栏,集中刊登全国法院干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重要论述的心得体会和对于加强人民法院督查工作的思考、调研成果。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总结学习贯彻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最高人民法院。
三、坚持学以致用,推进督查落实取得更大成效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深入开展学习《摘编》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工作,努力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更加坚决有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的实际成效上。
要深入开展对照检查。要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求,紧密联系自身和工作实际,深入查摆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在抓落实、抓督查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法院各级领导干部和督查工作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严格对标对表,进行深入剖析,查找工作上的差距,明确下一步改进方向。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存在问题,制定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整改措施,着力强弱项、补短板,推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要把抓落实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国法院广大干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要在提高执行力上下功夫,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真抓实干、积极作为,确保各项工作部署真正落到实处。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攻坚克难,敢于动真碰硬,善于解决问题,坚决破除工作落实中的障碍和阻力。要坚持落实落细落小,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时间表、路线图,抓具体、抓深入、抓扎实。要严格落实各级人民法院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各级人民法院和部门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要加强执纪问责,对不担当、不作为,工作落实不力、敷衍塞责、消极懈怠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鼓劲,营造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要进一步推进督查工作深入有效开展。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高度重视督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督查工作的领导。要坚持政治督查定位,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放在首要位置,把讲政治要求贯彻落实到督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公室要切实履行综合协调、督促检查职责,认真谋划推进督查工作,不断增强督查工作的政治性、权威性、统筹性、有效性。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科学统筹开展督查工作,严格控制总量,实行计划管理,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要加强统筹领导,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明确督查工作部门和人员,各中、基层人民法院要明确督查工作专门联络人员,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全国法院督查工作网络。要进一步健全人民法院督查工作机制,制定完善督查工作规范,加强信息化手段运用,不断提升人民法院督查工作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充实督查工作人员力量,加强政治和业务培训,培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扎实、纪律严明的高素质督查工作队伍,为新时代人民法院督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已于2020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第四条自2020年11月27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三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程序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
(法释〔2020〕13号)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第十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作出如下补充安排:
一、《安排》所指执行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程序,应解释为包括认可和执行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程序。
二、将《安排》序言及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协商,现就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一、内地人民法院执行按香港特区《仲裁条例》作出的仲裁裁决,香港特区法院执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适用本安排。”
三、将《安排》第二条第三款修改为:“被申请人在内地和香港特区均有住所地或者可供执行财产的,申请人可以分别向两地法院申请执行。应对方法院要求,两地法院应当相互提供本方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裁决确定的数额。”
四、在《安排》第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关法院在受理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申请并按照执行地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或者强制措施。”
五、本补充安排第一条、第四条自2020年11月27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三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程序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648号(政治法律类33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648号(政治法律类33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操作程序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申请免交、减交或缓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做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对人民法院执行免交、减交或缓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也做了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救助,应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的,立案时应准许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用"。第七条规定:“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批;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按照《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并且没有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当事人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目前,各级法院依照上述规定办理当事人申请免交、减交或缓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
上述规定的制定早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司法救助的申请时间、人民法院审查主体和审查期限、缓交诉讼费用的期限等问题规定较为原则,确有修订必要。您所提的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操作程序的建议对于修订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健全司法救助制度已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我院将进一步研究细化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救助范围、标准程序等规定,增强可操作性。同时我院也将继续加强研究,推进《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我院在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各级法院的指导,做好司法救助工作,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法〔2018〕3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1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畅通投资者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夯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6〕149号)以来,试点地区人民法院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试点调解组织加强协调联动,充分发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化解证券期货纠纷,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国联合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1.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2.依法公正原则。充分尊重投资者的程序选择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
3.灵活便民原则。着眼于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纠纷化解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尽可能方便投资者,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调解工作应当明确办理时限,提高工作效率,不得久调不决。
4.注重预防原则。发挥调解的矛盾预防和源头治理功能,推动健康投资文化、投资理念、投资知识的传播。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及调解组织要加强信息共享,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
三、工作内容
(一)加强调解组织管理
5.加强证券期货调解组织建设。证券期货调解组织是指由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等设立或实际管理的调解机构,应当具有规范的组织形式、固定的办公场所及调解场地、专业的调解人员和健全的调解工作制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证券期货调解组织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定期商最高人民法院后公布。
6.规范调解组织内部管理。调解组织应当制定工作制度和流程管理,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
7.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调解组织应当加强调解员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建设和专业技能培训,完善调解员从业基本要求,制定调解员工作指南,建立、完善专职或专家调解员制度。
8.调解组织受理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调解申请,不收取费用。
9.建立证券期货纠纷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纳入名册,做好动态更新和维护,并向证券期货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
(二)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10.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范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因证券、期货、基金等资本市场投资业务产生的合同和侵权责任纠纷,均属调解范围。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调解组织的非诉讼调解、先行赔付等,均可与司法诉讼对接。
11.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经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六节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具有明确给付主体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2.落实委派调解或者委托调解机制。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证券期货纠纷的过程中,应当依法充分行使释明权,经双方当事人同意,采取立案前委派、立案后委托、诉中邀请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组织解决纠纷。
经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13.建立示范判决机制。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在清理处置大规模群体性纠纷的过程中,可以将涉及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相关事宜委托调解组织进行集中调解。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群体性纠纷,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判决宣示法律规则、统一法律适用的,受诉人民法院可选取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个案作为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通过示范判决所确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引导其他当事人通过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14.建立小额速调机制。为更好化解资本市场纠纷,鼓励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基于自愿原则与调解组织事先签订协议,承诺在一定金额内无条件接受该调解组织提出的调解建议方案。纠纷发生后,经投资者申请,调解组织提出调解建议方案在该金额内的,如投资者同意,视为双方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应当接受。当事人就此申请司法确认该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
15.探索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调解程序终结时,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16.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对证券、期货、基金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诉讼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
17.充分运用在线纠纷解决方式开展工作。依托“中国投资者网”(www.investor.gov.cn)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解决平台,并与人民法院办案信息平台连通,方便诉讼与调解在线对接。调解组织应当充分运用“中国投资者网”等现代传媒手段,把“面对面”与网络对话、即时化解等方式有机结合,研究制定在线纠纷解决规则,并总结推广远程调解等做法。各级人民法院要借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探索开展在线委托或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通过接受相关申请、远程审查和确认、快捷专业服务渠道、电子督促、电子送达等方法方便当事人参与多元化解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强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保障落实
18.充分发挥督促程序功能。符合法定条件的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依据。
19.调解协议所涉纠纷的司法审理范围。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可以就调解协议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按照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当事人一方以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方当事人以调解协议抗辩并提供调解协议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理。
20.加大对多元化解机制的监管支持力度。投资者申请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应当积极参与调解,配合人民法院、调解组织查明事实。对于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依法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21.加强执法联动,严厉打击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对损毁证据、转移财产等可能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
22.加强经费保障和人员培训。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应当为建立健全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和物质保障,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力度;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专门处理证券期货纠纷的调解室,供特邀调解组织、调解员开展工作。建立人民法院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多层次联合培训机制,不断加强业务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四、工作要求
23.建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协调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各自指定联系部门和联系人,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协调;强化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构建完善的证券期货纠纷排查预警机制,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
24.加强宣传和投资者教育工作。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投资者保护专门机构、调解组织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及时总结和宣传典型案例,发挥示范教育作用;加大对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宣传力度,增进各方对多元化解机制的认识,引导中小投资者转变观念、理性维权。
25.加强监督、指导、协调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成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督促、检查辖区内人民法院落实好证券期货多元化解机制各项工作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各调解组织工作;各派出机构负责督促辖区内相关调解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运作,指导并支持各调解组织在本辖区开展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将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515号(政治法律类218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2515号(政治法律类218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与异地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执行难案件仍然不少,受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造成的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并且非常严重;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和指定其他法院执行对破解执行难具有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上级法院往往不愿意采取指令异地执行的措施,根源在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和法院的义务和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为此您建议“尽快出台异地执行的相关法律或细化司法解释。对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经过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后仍然超期未执结的执行案件,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有权向上级法院申请异地执行,上级法院亦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异地执行裁定。异地执行申请由申请执行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时,可由最高人民法院自行执行或指定其他行政区域内的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上述建议针对性强,对于强化上级法院对超期案件的执行监督,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于执行难仍然客观存在应继续切实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执行工作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跨越式发展。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得到极大遏制,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本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把握较严、恢复执行等相关配套机制应用较畅,新收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基本执行完毕,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明显改善但仍需各方面更多支持,人民法院“3+1"核心指标已达预设要求,各项评估指标总体达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
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目标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总体目标、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执行难问题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在,在个别地区、个别领域还相对突出。您提到的涉及地方政府下属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也属于比较难以执行的案件类型,这些案件的清理化解是我们下一阶段必须着力完成的重要任务。
2019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纲要》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基本经验固定下来,要求继续确保“五个常态化",即:“3+1"核心指标高标准运行常态化,“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常态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执行工作模式常态化,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严肃整治常态化,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的高压态势常态化。《纲要》提出了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原则,针对影响执行权威和执行公信力、制约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突出问题,加大工作力度,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实际成效;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的制度化建设,把执行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框架,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进一步优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综合应用,努力实现高效、精准、精细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干预执行及惩戒失信行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大幅提高当事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比例等。20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中,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执行工作、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重大意义,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责任落实,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人民法院将坚决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和《纲要》,切实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能力水平,坚定不移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
二、关于上级法院指令其他法院执行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和十三条对上述条文规定的责令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和指定其他法院执行的措施做了进一步具体规定。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均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效运用了上述三种措施。
从实际情况看,提级执行和指定执行的措施相对于责令限期执行,所占比例不高。对此,我们认为,提级执行与指令执行,是通过改变执行案件的管辖权,解决依一般管辖难以克服的障碍而采取的特殊措施,绝大多数案件仍然要通过各地法院按照一般管辖原则执行。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当地法院执行与指定异地法院执行相比仍具有更大的优势。造成案件长期未能执结的具体原因非常复杂,即包括您在建议中所提到的地方保护在内的主观因素,也包括很多客观因素如: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不足;执行财产处置、变现难;相关案件涉及不同管辖法院,需要协商协调;申请执行的债权人人数众多,需要妥善协调债权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适用法律有争议,被执行人或案外人依法提出异议需要审查;有的法院案件量大,执行力量不足,执行人员能力水平不足,等等。上级法院在审查和决定采取三种具体措施时,需要考虑具体案件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因素作出适当的决定。案件无论由哪个法院执行,都需要贯彻依法执行、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理念,遵守相关司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既要充分考虑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让债权人实现胜诉权益,又应当统筹兼顾相关方利益,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努力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加大执行力度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有机统一、履行职责与服务大局、促进发展有机统一。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要依法用好执行和解制度,依法推进执行中债务重组及和解,对符合条件的,可以引导各方当事人积极达成重组、和解协议,采取分期偿债、收入抵债等方式,既保障被执行人利益,又兼顾被执行人利益。
当然,对于上级法院运用指令异地执行的措施的具体情形和把握的条件,我们在工作中应当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各地法院的有益探索,继续加以规范和监督指导,条件成熟的,将在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民事强制执行法列入立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起草作为2019年的重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将于2019年年底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们正在全面总结、梳理相关经验和做法,积极吸收、借鉴域外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听取各方不同意见,力争起草一部符合我国执行工作实际、高质量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为执行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您提出的关于超期未执结的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有权向上级法院申请异地执行,上级法院应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异地执行裁定的建议,我们将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起草中将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三、关于对长期未结案的其他监督管理方式
长期未结案件的规范、监督和管理是人民法院近年来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着力解决的问题。除了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通过个案监督方式,责令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和指定执行措施外,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6月5日发布的《纲要》也总结和明确了一些综合性监督管理方式,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充分运用并不断完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执行工作考核。具体包括:1.坚持执行工作核心指标考核管理。过去三年,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我们以“三个90%和一个80%"为目标对执行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是否达到90%也是核心指标之一,通过重点督查,化解了一大批超期未结执行案件。今后我们仍将坚持“3+1"核心指标高标准运行常态化管理,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执结。各级法院要修订执行考核指标,遵循执行工作规律,突出执行工作特点,建立有别于审判工作的单独的执行工作考核机制,将执行案件与审判案件分开统计。2.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法院执行工作部分)。修改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将“3+1"核心指标、执行督办落实情况等纳入考核范围,合理设定加减分项目和分值。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健全执行机构配合组织人事部门考核执行队伍工作机制,将执行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
二是通过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平台加强监管。自2016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动将四级法院纳入统一的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平台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管理。对执行实施类案件进行节点管理,共设置主要节点37个,其中包括超期未结情形。今后将用一到两年时间全面升级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优化、强化关键流程节点的标准化监管,增强系统的执行节点、执行期限、前置程序等的自动预警和提示功能,进一步提高对未结案件、超期案件的监管力度。
三是健全执行案件督办机制。我们将进一步明确执行督办案件的办理流程、时限、结案标准等,提升督办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加大督办案件办理力度,建立工作台账,专人负责、定期通报,建立责任落实和报告反馈机制,加强对督办案件的综治考核和执行绩效考核。加强信息化管理,把督办案件纳入执行指挥平台督导案件系统统一办理,加强统计分析,提高办理效率,提升监督管理效果。
四是加强执行信访管理。信访也是当事人反映长期未结执行案件的重要渠道之一。我们加强了对信访工作的管理与考核,将信访案件办结率90%以上作为考核执行工作的核心指标之一,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长期未结执行案件。今后将继续坚持运用这一核心指标,将信访案件办结率、化解率、案访比、进京信访比等重要指标纳入季度、年度综治考评项目以及日常考核。强化执行信访案件督办,坚持以实体化解为目标,对未落实上级法院明确意见的案件督办到底。
五是继续开展特殊主体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对涉政府机关等特殊主体案件实行分类管理,形成常态化专项执行机制。继续开展专项执行行动,清理涉政府债务的执行积案。各地对长期未结案件,要逐案建立动态台账,逐案落实执行措施,逐案跟踪执行进展,推进案件实际执结。对重点案件专列台账逐案督办。加大上级法院督办力度,确保相关案件及时执结。
六是严肃整治执行不规范行为。强化上级法院的案件管理责任,对执行案件、执行事项和执行人员实行全方位管理。充分发挥执行约谈制度的作用,对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违法执行等问题的,及时启动执行约谈程序,督促限期予以纠正。落实责任倒查、“一案双查"制度,完善相关问题线索移交、联合调查、督办问责等工作机制,将违纪违法问题查处结果纳入综治考核。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9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2019年4月18日)
第一条 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案件,由诉讼服务中心统一办理。当事人递交的诉讼材料,应当尽可能通过发送至知识产权法庭指定邮箱等方式提交电子版,必要时也可以按照要求提交纸质材料。
第二条 上诉人应当通过原审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状过长的,应当提交概括要点的简化版上诉状。上诉人直接向知识产权法庭提交上诉状的,知识产权法庭依法移交原审法院办理。
第三条 当事人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准确填写能够接收诉讼材料和裁判文书的邮寄送达地址及邮编、收件人姓名、电话号码等通讯方式;选择电子送达的,还应当准确填写能够接收诉讼材料和裁判文书(电子版)的电子邮箱等有效电子送达地址,并及时将送达地址确认书交回知识产权法庭。
第四条 当事人通过电子方式提交证据材料时,可以同时抄送其他方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在收到其他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后,可以就无争议的证据、案件事实进行确认,并提交无争议证据或者事实确认书,共同列明无争议的证据、案件事实。发现本案已有在先类案生效裁判的,应当制作并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同时一并提交相应的类案裁判文书。
第五条 当事人是个人的,应当提供身份证、护照、军官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当事人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提供营业执照等有效证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业主证明。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六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应当提供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出庭函;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提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的关系证明。
第七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当事人员工的,应当提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劳动合同及社保信息等能够证明其系当事人员工的有效材料。
第八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专利代理人的,应当提供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推荐证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复印件、所在单位同意出庭函。
第九条 当事人或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及时查收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或者询问传票、其他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裁判文书、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送达回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需要交回知识产权法庭的诉讼文书或者材料,应当及时填写并交回知识产权法庭。
第十条 知识产权法庭严格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诉讼义务,诚信诉讼。存在故意虚假陈述、隐匿或者销毁诉讼证据、提供伪造证据等妨碍诉讼情形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进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进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9]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张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19年5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的通知
(法办〔2018〕2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8年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办法(法院执行工作部分)》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14日
2018年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办法
(法院执行工作部分)
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将法院执行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范围的意见》的要求,现就2018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中涉及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具体事项、考核目标及考核评分办法规定如下:
一、考核总分值
2018年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工作在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项目中,列为扣分项目,最高扣3分。
二、扣分项目及具体分值
(一)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公安机关接执行法院通报后未依相关规定及时出警制止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有关司法机关未及时依法追究抗法者相关责任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二)法院移送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等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未及时依法审查处理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三)因党政机关或其他单位、团体、个人非法阻挠、干预执行工作导致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未及时执行的,每一案件扣0.2分。
(四)协助执行单位不依法协助执行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五)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对信用惩戒措施不予配合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六)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各类案件中或在检查中,发现应当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未纳入的,每一案件扣0.01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错误或者符合屏蔽条件未及时屏蔽,造成不良影响的,每一案件扣0.01分。最终扣分计算至小数点后1位,超过0.01分的算0.1分,累计不超过0.3分。
(七)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各类案件中或在检查中发现,违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每一案件扣0.01分,最终扣分计算至小数点后1位,超过0.01分的算0.1分,累计不超过0.3分。
(八)信访案件化解率每季度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扣0.05分,最终扣分计算至小数点后1位,超过0.01分的算0.1分;存在虚报、瞒报化解案件的,每一案件扣0.1分。
(九)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各类案件中或在检查中发现,存在控制立案、违规结案的,每一案件扣0.01分,最终扣分计算至小数点后1位,超过0.01分的算0.1分,累计不超过0.3分。
(十)最高人民法院督办的执行案件无正当理由6个月内未办结的,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处理意见的执行案件3个月内未落实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期间抢先采取执行处分行为的,每一案件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上一年度案件因本条扣分后,在下一年度仍未落实的,加倍扣分。
(十一)地方法院制定的涉执行工作规范性文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经上级法院指出后仍不纠正的,每一起扣0.2分。
(十二)启动执行约谈机制后已明确指出存在消极执行、违法执行等问题后仍不纠正的,每次扣0.3分。
(十三)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与案件被执行人无关的他人财产情况的,每一起扣0.2分。
(十四)辖区内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使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的,每个法院扣0.1分,累计不超过1分。
(十五)对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联合通报中所列无法定事由长期未结的涉党政机关案件,逾期未结的,被执行人所在地每案扣0.3分;被执行人与执行法院不在同一省份的,被执行人所在地及执行法院所在地每案各扣0.3分。
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各类案件中或在检查中发现,存在其他涉党政机关案件无法定事由长期未执结的,比照前款规定处理。
(十六)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各类案件中或在检查中发现存在消极执行行为,导致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未及时执行的,每一案件扣0.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十七)因执行行为违法等原因导致舆论负面报道,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每一事件扣0.3分。
(十八)地方媒体虚假报道、恶意炒作执行案件导致负面舆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每一事件扣0.3分。
(十九)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在办理执行案件中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影响恶劣的,每一起扣0.1分。
三、扣分程序
(一)上述项目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发现并查证属实的,可以进行扣分;上述项目中前五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存在上述情况的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扣分。
(二)在2018年度解决执行难工作被中央或者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的,如该地存在综治考核减分项的,相对应项可不扣分。
(三)最终扣分分数以各项目分数相加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进一步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1年12月1日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
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理裁定,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监督。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现就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
1.坚持全面依法审查。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既要注重审查罪犯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同时也要注重审查罪犯犯罪的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定,切实防止将考核分数作为减刑、假释的唯一依据。
2.坚持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既要注重审查罪犯劳动改造、监管改造等客观方面的表现,也要注重审查罪犯思想改造等主观方面的表现,综合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
3.坚持严格审查证据材料。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严格审查各项证据材料。认定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应当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没有证据证实或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得裁定减刑、假释。
4.坚持区别对待。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形,依法作出裁定,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二、严格审查减刑、假释案件的实体条件
5.严格审查罪犯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的考核材料。对于罪犯的计分考核材料,应当认真审查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等,如果存在考核分数与考核期不对应、加扣分与奖惩不对应、奖惩缺少相应事实和依据等情况,应当要求刑罚执行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或者补充。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考核材料,不作为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据。
对于罪犯的认罪悔罪书、自我鉴定等自书材料,要结合罪犯的文化程度认真进行审查,对于无特殊原因非本人书写或者自书材料内容虚假的,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
对于罪犯存在违反监规纪律行为的,应当根据行为性质、情节等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判断罪犯的改造表现。罪犯服刑期间因违反监规纪律被处以警告、记过或者禁闭处罚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
6.严格审查罪犯立功、重大立功的证据材料,准确把握认定条件。对于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破案线索的,应当注重审查线索的来源。对于揭发线索来源存疑的,应当进一步核查,如果查明线索系通过贿买、暴力、威胁或者违反监规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不认定罪犯具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
对于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应当注重审查罪犯是否具备该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专业能力和条件,对于罪犯明显不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及条件、不能说明技术革新或者发明创造原理及过程的,不认定罪犯具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
对于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积极或者突出表现的,除应当审查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外,还应当注重审查能够证明上述行为的其他证据材料,对于罪犯明显不具备实施上述行为能力和条件的,不认定罪犯具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
严格把握“较大贡献”或者“重大贡献”的认定条件。该“较大贡献”或者“重大贡献”,是指对国家、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非仅对个别人员、单位有贡献和帮助。对于罪犯在警示教育活动中现身说法的,不认定罪犯具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
7.严格审查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的能力。罪犯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
(1)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
(2)隐瞒、藏匿、转移财产;
(3)有可供履行的财产拒不履行。
对于前款罪犯,无特殊原因狱内消费明显超出规定额度标准的,一般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
8.严格审查反映罪犯是否有再犯罪危险的材料。对于报请假释的罪犯,应当认真审查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反映罪犯服刑期间现实表现和生理、心理状况的材料,并认真审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出具的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材料,同时结合罪犯犯罪的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综合判断罪犯假释后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性。
9.严格审查罪犯身份信息、患有严重疾病或者身体有残疾的证据材料。对于上述证据材料有疑问的,可以委托有关单位重新调查、诊断、鉴定。对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处刑罚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不真心悔罪,仍不讲真实姓名、住址,且无法调查核实清楚的,除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特殊情形外,一律不予减刑、假释。
10.严格把握罪犯减刑后的实际服刑刑期。正确理解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最低服刑期限,严格控制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及减刑幅度,并根据罪犯前期减刑情况和效果,对其后续减刑予以总体掌握。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在减刑间隔时间及减刑幅度上,应当从严把握。
三、切实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程序机制
11.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围绕罪犯实际服刑表现、财产性判项执行履行情况等,认真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履行职务,并充分发表意见。人民法院对于有疑问的证据材料,要重点进行核查,必要时可以要求有关机关或者罪犯本人作出说明,有效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的作用。
12.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通知罪犯的管教干警、同监室罪犯、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人员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员出庭作证。开庭审理前,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提供前述证人名单,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从名单中确定相应数量的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到庭后,应当对其进行详细询问,全面了解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改造表现等情况。
13.有效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等证据材料存有疑问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采取讯问罪犯、询问证人、调取相关材料、与监所人民警察座谈、听取派驻监所检察人员意见等方式,在庭外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14.强化审判组织的职能作用。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合议庭成员应当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或者假释条件、减刑幅度是否适当、财产性判项是否执行履行等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减刑、假释案件,合议庭必要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提请前应当先经专业法官会议研究。
15.完善财产性判项执行衔接机制。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作出具有财产性判项内容的刑事裁判后,应当及时按照规定移送负责执行的部门执行。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报请减刑、假释时,可以向负责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调取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有关材料,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配合。刑罚执行机关提交的关于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材料,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和判断罪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的依据。
16.提高信息化运用水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要进一步提升减刑、假释信息化建设及运用水平,充分利用减刑、假释信息化协同办案平台、执行信息平台及大数据平台等,采用远程视频开庭等方式,不断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同时,加强对减刑、假释信息化协同办案平台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的升级改造,不断拓展信息化运用的深度和广度,为提升减刑、假释案件办理质效和加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提供科技支撑。
四、大力加强减刑、假释案件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
17.不断健全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要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职责,严格落实备案审查、专项检查等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层级审核把关作用。人民法院要加强文书的释法说理,进一步提升减刑、假释裁定公信力。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对于确有错误的案件,坚决依法予以纠正,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线索,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18.高度重视外部监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汇报工作,对于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认真研究处理并及时反馈,不断推进减刑、假释工作规范化开展;人民法院、刑罚执行机关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认真听取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支持检察机关巡回检察等工作,充分保障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均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9.着力强化对下指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在减刑、假释工作中,遇到法律适用难点问题或者其他重大政策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上级机关应当准确掌握下级机关在减刑、假释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强研究和指导,并及时收集辖区内减刑、假释典型案例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为下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办案提供指导。
20.切实加强工作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减刑、假释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不断加强沟通协作。根据工作需要,配足配强办案力量,加强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能力素质,建立健全配套制度机制,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公正、高效开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09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095号建议的答复
刘庆民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和有关部门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探索铺开,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历来是检察公益诉讼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随着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不断深化推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已由点到面、逐步探索铺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框架中逐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取得新成效,不断积累新经验。
围绕检察公益诉讼“4+1"领域,检察机关加强内部协作配合,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共同发力,集中开展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领域,重点围绕校园餐、校园周边食品卫生、校外培训机构食品卫生、儿童疫苗、校园周边污水和尾气排放、医疗废物垃圾堆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办理了一批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公益诉讼案件。二是结合刑事案件办理,开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食品药品、环境领域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犯罪行为提起公诉的同时,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双管齐下,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和震慑力度。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效果。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13个省份部署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其中将积极探索发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作为试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试点单位加大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力度,不断扩大和丰富经验积累,加快推进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持续有序推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群众密切关注、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遵循公益诉讼立法精神,拓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积极稳妥开展“等"外领域探索。如:福建福清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市教育局、街道办等部门依法履职整治无证幼儿园案、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依法履职整治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问题案等公益诉讼“等"外探索案件。据统计,2019年,针对幼儿园无证办学、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乱象、游泳场所安全隐患、学生用品假冒伪劣、学生配镜不规范、儿童玩具“三无"以及校园周边环境、景区门票、招收童工、娱乐场所、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侵犯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突出问题,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138件,这些“等"外探索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社会的认可度和反响都非常好。
二、积极推动发展完善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关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发展,持续深化和推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检察机关围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高水平、更高期待、更丰富内涵的司法需求,积极构建、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更加充分有效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公共利益。
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其中对深化发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进行了专门部署和要求,主要有:一是提升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品质和效果。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工作机制特色和优势,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集中办理特色和优势,更加主动、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线索,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开展监督,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二是突出工作重点,对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烟酒销售、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以及其他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结合实际需要,更加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工作,持续拓展和丰富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三是稳步有序推进和扩大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各省级检察院择优确定重点试点单位,打造试点工作“升级版",促进试点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试验田"向“示范田"转变。总结分析基层试点成效和经验,推出一批体现未成年人检察特色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研究解决好新情况新问题。
三、关于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您提出的“关于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建议,我们高度赞同。这对于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的全面保护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检察机关也一直在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不行使代为提起诉讼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代为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这将使得未成年人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大大拓展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范围。同时,也将积极推动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涉及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进行适当扩充,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更加明确加以规定,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作用。
检察机关将围绕落实修订后法律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要求,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逐步适当扩充,进一步深入梳理、研究总结各地成功探索经验,不断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使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在推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突出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
今年年底,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指导性案例工作计划》安排,将研编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等"外探索指导性案例,强化对办案实践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指引。同时,积极加强内部协作,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积累经验做法,适时制定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及配套文件,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具体办案问题,推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0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定,现将许某某、包某某串通投标立案监督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90-93号)作为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涉非公经济立案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2月21日
许某某、包某某串通投标立案监督案
(检例第90号)
【关键词】
串通拍卖 串通投标 竞拍国有资产 罪刑法定 监督撤案
【要旨】
刑法规定了串通投标罪,但未规定串通拍卖行为构成犯罪。对于串通拍卖行为,不能以串通投标罪予以追诉。公安机关对串通竞拍国有资产行为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刑事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立案监督,依法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男,1975年9月出生,江苏某事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犯罪嫌疑人包某某,男,1964年9月出生,连云港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负责人。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磷矿“尾矿坝”系江苏海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集团,系国有独资)的项目资产,矿区占地面积近1200亩,存有尾矿砂1610万吨,与周边村庄形成35米的落差。该“尾矿坝”是应急管理部要求整改的重大危险源,曾两次发生泄露事故,长期以来维护难度大、资金要求高,国家曾拨付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安全维护。2016年至2017年间,经多次对外招商,均未能吸引到合作企业投资开发。2017年4月10日,海州区政府批复同意海发集团对该项目进行拍卖。同年5月26日,海发集团委托江苏省大众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并主动联系许某某参加竞拍。之后,许某某联系包某某,二人分别与江苏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江苏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合作参与竞拍,武汉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代理人王某某)也报名参加竞拍。2017年7月26日,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三家单位经两次举牌竞价,乙公司以高于底价竞拍成功。2019年4月26日,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以下简称海州公安分局)根据举报,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许某某、包某某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19年6月19日,许某某、包某某向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认为海州公安分局立案不当,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撤销案件。海州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调查核实。海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向海州公安分局调取侦查卷宗,走访海发集团、拍卖公司,实地勘查“尾矿坝”项目开发现场,并询问相关证人,查明:一是海州区锦屏磷矿“尾矿坝”项目长期闲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政府每年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安全维护,海发集团曾邀请多家企业参与开发,均未成功;二是海州区政府批复同意对该项目进行拍卖,海发集团为防止项目流拍,主动邀请许某某等多方参与竞拍,最终仅许某某、王某某,以及许某某邀请的包某某报名参加;三是许某某邀请包某某参与竞拍,目的在于防止项目流拍,并未损害他人利益;四是“尾矿坝”项目后期开发运行良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盘活了国有不良资产。
监督意见。2019年7月2日,海州区人民检察院向海州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回复认为,许某某、包某某的串通竞买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具有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可以扩大解释为串通投标行为。海州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投标与拍卖行为性质不同,分别受招标投标法和拍卖法规范,对于串通投标行为,法律规定了刑事责任,而对于串通拍卖行为,法律仅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串通拍卖行为不能类推为串通投标行为。并且,许某某、包某某的串通拍卖行为,目的在于防止项目流拍,该行为实际上盘活了国有不良资产,消除了长期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具有刑法规定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公安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二人予以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许某某、包某某的行为亦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2019年7月18日,海州区人民检察院向海州公安分局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并与公安机关充分沟通,得到公安机关认同。
监督结果。2019年7月22日,海州公安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许某某、包某某串通投标案。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对串通拍卖行为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刑事立案的,应当依法监督撤销案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予以追诉。拍卖与投标虽然都是竞争性的交易方式,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行为性质不同,分别受不同法律规范调整。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以串通投标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未规定串通拍卖行为构成犯罪,拍卖法亦未规定串通拍卖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将串通拍卖行为类推为串通投标行为予以刑事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二)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坚持法治思维,贯彻“谦抑、审慎”理念,严格区分案件性质及应承担的责任类型。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充分考虑其行为动机和对于社会有无危害及其危害程度,加强研究分析,慎重妥善处理,不能轻易进行刑事追诉。对于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串通拍卖行为,不应以串通投标罪论处。如果在串通拍卖过程中有其他犯罪行为或者一般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刑法、拍卖法等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第二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至五百六十一条、第五百六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至九条
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
(检例第91号)
【关键词】
合同诈骗 合同欺诈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侦查环节“挂案” 监督撤案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企业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应当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要注意审查涉案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准确认定是否具有诈骗故意。发现公安机关对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以合同诈骗进行刑事立案的,应当依法监督撤销案件。对于立案后久侦不结的“挂案”,检察机关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温某某,男,1975年10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甲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负责人。
2010年4月至5月间,甲公司分别与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丙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签订钦州市钦北区引水供水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乙公司和丙公司分别向甲公司支付70万元和110万元的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工程报建审批手续完成后,甲公司和乙公司、丙公司因工程款支付问题发生纠纷。2011年8月31日,丙公司广西分公司经理王某某到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以下简称良庆公安分局)报案,该局于2011年10月14日对甲公司负责人温某某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事立案。此后,公安机关未传唤温某某,也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直至2019年8月13日,温某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被延长刑事拘留期限至9月12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19年8月26日,温某某的辩护律师向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认为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之间的纠纷系支付工程款方面的经济纠纷,并非合同诈骗,请求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调查核实。经走访良庆公安分局,查阅侦查卷宗,核实有关问题,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接收辩护律师提交的证据材料,良庆区人民检察院查明:一是甲公司案发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2006年至2009年间,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同意甲公司建设钦州市钦北区引水供水工程项目,资金由甲公司自筹;二是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向钦州市环境保护局钦北分局等政府部门递交了办理“钦北区引水工程项目管道线路走向意见”的报批手续,但报建审批手续未能在约定的开工日前完成审批,双方因此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甲公司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三是报建审批手续完成后,乙公司、丙公司要求先支付工程预付款才进场施工,甲公司要求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双方协商不下,乙公司、丙公司未进场施工,甲公司也未退还履约保证金;四是甲公司在该项目工程中投入勘测、复垦、自来水厂建设等资金3000多万元,收取的180万元履约保证金已用于自来水厂的生产经营。
监督意见。2019年9月16日,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向良庆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良庆公安分局回复认为,温某某以甲公司钦州市钦北区引水供水工程项目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合同,并收取履约保证金,而该项目的建设环评及规划许可均未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不具备实际履行建设工程能力,其行为涉嫌合同诈骗。良庆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引水供水工程项目已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定向政府职能部门提交该项目报建手续,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答复,在项目工程未能如期开工后,甲公司又采取签订补充协议、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等补救措施,并且甲公司在该项目工程中投入大量资金,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也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因此,不足以认定温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具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和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予以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甲公司不退还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的行为,乙公司、丙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系公安机关立案后久侦未结形成的侦查环节“挂案”,应当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处理。2019年9月27日,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向良庆公安分局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
监督结果。良庆公安分局接受监督意见,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温某某合同诈骗案。在此之前,良庆公安分局已于2019年9月12日依法释放了温某某。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应当依法监督撤销案件。检察机关负有立案监督职责,有权监督纠正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涉案企业认为公安机关对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以合同诈骗进行刑事立案,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制作《通知撤销案件书》,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二)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注意审查涉案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是否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注重从合同项目真实性、标的物用途、有无实际履约行为、是否有逃匿和转移资产的行为、资金去向、违约原因等方面,综合认定是否具有诈骗的故意,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履约能力并积极履约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久侦未结形成的“挂案”,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监督意见。由于立案标准、工作程序和认识分歧等原因,有些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逾期滞留在侦查环节,既未被撤销,又未被移送审查起诉,形成“挂案”,导致民营企业及企业相关人员长期处于被追诉状态,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破坏当地营商环境,也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检察机关发现侦查环节“挂案”的,应当对公安机关的立案行为进行监督,同时也要对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至五百六十一条、第五百六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至九条
上海甲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吕某拒不执行判决立案监督案
(检例第92号)
【关键词】
拒不执行判决 调查核实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监督立案
【要旨】
负有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以更换企业名称、隐瞒到期收入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追诉。申请执行人认为公安机关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经调查核实,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于通知立案的涉企业犯罪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甲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被告人吕某,男,1964年8月出生,甲公司实际经营人。
2017年5月17日,上海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因与甲公司合同履行纠纷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同年8月16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决甲公司支付乙公司人民币3250995.5元及相关利息。甲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7日,乙公司向青浦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青浦区人民法院调查发现,被执行人甲公司经营地不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经乙公司确认并同意后,于2018年2月27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5月9日,青浦区人民法院恢复执行程序,组织乙公司、甲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但甲公司经多次催讨仍拒绝履行协议。2019年5月6日,乙公司以甲公司拒不执行判决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以下简称青浦公安分局)报案,青浦公安分局决定不予立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19年6月3日,乙公司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认为甲公司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已构成犯罪,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请求检察机关监督立案。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调查核实。针对乙公司提出的监督申请,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调阅青浦公安分局相关材料和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卷宗,调取甲公司银行流水,听取乙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意见,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明甲公司实际经营人吕某在同乙公司诉讼过程中,将甲公司更名并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马某某,以致法院判决甲公司败诉后,在执行阶段无法找到甲公司资产。为调查核实甲公司资产情况,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又调取甲公司与丙控股集团江西南昌房地产事业部(以下简称丙集团)业务往来账目以及银行流水、银行票据等证据,进一步查明: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甲公司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的情况下,吕某要求丙集团将甲公司应收工程款人民币2506.99万元以银行汇票形式支付,其后吕某将该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由其实际经营的上海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该笔资金用于甲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监督意见。2019年7月9日,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向青浦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青浦公安分局回复认为,本案尚在执行期间,甲公司未逃避执行判决,没有犯罪事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甲公司在诉讼期间更名并变更法定代表人,导致法院在执行阶段无法查找到甲公司资产,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且在执行同期,甲公司舍弃电子支付、银行转账等便捷方式,要求丙集团以银行汇票形式向其结算并支付大量款项,该款未进入甲公司账户,但实际用于甲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其目的就是利用汇票背书形式规避法院的执行。因此,甲公司存在隐藏、转移财产,致使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已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2019年8月6日,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向青浦公安分局发出《通知立案书》,并将调查获取的证据一并移送公安机关。
监督结果。2019年8月11日,青浦公安分局决定对甲公司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立案侦查,同年9月4日将甲公司实际经营人吕某传唤到案并刑事拘留。2019年9月6日,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了全部执行款项人民币371万元,次日,公安机关对吕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起诉后,经依法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甲公司和吕某自愿认罪认罚。2019年11月28日,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甲公司、吕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向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对甲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对吕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的量刑建议。2019年12月10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决甲公司、吕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并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执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被执行人的法定义务。负有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有能力执行而故意以更改企业名称、隐瞒到期收入等方式,隐藏、转移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追诉。申请执行人认为公安机关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制作《通知立案书》,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二)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应当开展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申请后,应当根据事实、法律进行审查,并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检察机关可以调阅公安机关相关材料、人民法院执行卷宗和相关法律文书,询问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法院执行人员和有关当事人,并可以调取涉案企业、人员往来账目、合同、银行票据等书证,综合研判是否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决定监督立案的,应当同时将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送达公安机关。
(三)办理涉企业犯罪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惩治犯罪与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引导企业守法经营并重。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应当积极促使涉案企业执行判决、裁定,向被害方履行赔偿义务、赔礼道歉。涉案企业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对涉案企业和个人可以提出依法从宽处理的确定刑量刑建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至五百六十一条、第五百六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七至九条
丁某某、林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立案监督案
(检例第93号)
【关键词】
制假售假 假冒注册商标 监督立案 关联案件管辖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售假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发现制假犯罪事实,强化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对于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的制假犯罪与已立案侦查的售假犯罪不属于共同犯罪的,应当按照立案监督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跨地域实施的关联制假售假犯罪,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公安机关并案管辖。
【基本案情】
被告人丁某某,女,1969年9月出生,福建省晋江市个体经营者。
被告人林某某,男,1986年8月出生,福建省晋江市个体经营者。
被告人张某,男,1991年7月出生,河南省光山县个体经营者。
其他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玛氏食品(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氏公司)是注册于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知名食品生产企业,依法取得“德芙”商标专用权,该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巧克力等。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丁某某等人雇佣多人在福建省晋江市某小区民房生产假冒“德芙”巧克力,累计生产2400箱,价值人民币96万元。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林某某等人雇佣多人在福建省晋江市某工业园区厂房生产假冒“德芙”巧克力,累计生产1392箱,价值人民币55.68万元。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年底,张某等人购进上述部分假冒“德芙”巧克力,通过注册的网店向社会公开销售。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18年1月23日,嘉兴市公安局接玛氏公司报案,称有网店销售假冒其公司生产的“德芙”巧克力,该局指定南湖公安分局立案侦查。2018年4月6日,南湖公安分局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请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网店经营者张某等人,南湖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只对销售假冒“德芙”巧克力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而没有继续追查假冒“德芙”巧克力的供货渠道、生产源头,可能存在对制假犯罪应当立案侦查而未立案侦查的情况。
调查核实。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关于进货渠道的供述,调阅、梳理公安机关提取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网络交易记录、账户资金流水等电子数据,并主动联系被害单位玛氏公司,深入了解“德芙”商标的注册、许可使用情况、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成分配料、质量标准等。经调查核实发现,本案中的制假行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
监督意见。经与公安机关沟通,南湖公安分局认为,本案的造假窝点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销售下家散布于福建、浙江等地,案件涉及多个侵权行为实施地,制假犯罪不属本地管辖。南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是注册地位于嘉兴市的玛氏公司最先报案,且有南湖区消费者网购收到假冒“德芙”巧克力的证据,无论是根据最初受理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管辖原则,还是基于制假售假行为的关联案件管辖原则,南湖公安分局对本案中的制假犯罪均具有管辖权。鉴于此,2018年5月15日,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向南湖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
监督结果。南湖公安分局收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审查认为该案现有事实证据符合立案条件,决定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丁某某、林某某等人立案侦查,其后陆续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一举捣毁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造假窝点。南湖公安分局侦查终结,以丁某某、林某某、张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起诉。南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委托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不能认定本案中的假冒“德芙”巧克力为伪劣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但丁某某、林某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生产巧克力上使用“德芙”商标,应当按假冒注册商标罪起诉,张某等人通过网络公开销售假冒“德芙”巧克力,应当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起诉。2019年1月14日,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丁某某、林某某等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张某等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11月1日,南湖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丁某某、林某某等7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张某等4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售假犯罪嫌疑人时,发现公安机关对制假犯罪未立案侦查的,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制假售假犯罪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侵害企业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当依法惩治。检察机关办理售假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全面审查、追根溯源,防止遗漏对制假犯罪的打击。对于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的制假犯罪与已立案侦查的售假犯罪不属于共同犯罪的,按照立案监督程序办理;属于共同犯罪的,按照纠正漏捕漏诉程序办理。
(二)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惩治侵犯商标专用权犯罪。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追诉破坏企业创新发展的侵犯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营造公平竞争、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予以追诉。如果同时构成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各条规定之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予以追诉。
(三)对于跨地域实施的关联制假售假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公安机关并案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对于跨地域实施的关联制假售假犯罪,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及时打击制假售假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公安机关并案管辖。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五百五十九条、第五百六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的通知
(法〔2018〕3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科学评估全国智慧法院建设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底首次开展全国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智慧法院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水平,结合2017年评价结果和智慧法院建设阶段性的重点难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完善形成《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版)》,并正式启动2018年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指标修订情况
在《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7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形成《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版)》(附件1)。
(一)修订原则。一是结合2017年评价实际问题,根据2017年智慧法院评价过程中数据采集、指标计算、报告编制等环节暴露的问题,修改完善个别指标;二是结合重点工作任务,在原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按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8-2022)》、智慧法院建设阶段性任务和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调整部分评价指标;三是适当加大应用占比,随着智慧法院由重建设向重应用的转变,在指标评价内容和权重分配上适当增加应用成效的占比。
(二)修订内容。2018年修订后的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与2017年一致,包含7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68项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规划引领能力指数、基础支撑能力指数、网络化应用成效指数、阳光化应用成效指数、智能化建设成效指数、综合保障能力指数和附加项。二级指标无变更。三级指标仍为68项,较2017年增减指标各1项,对10项指标的评价内容进行微调,68项指标均适用于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其中39项指标(占59分)适用于考察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建设与应用类指标分值占比由原来的7:3调整到6.5:3.5。修订内容见附件2。
二、2018年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安排
2018年全国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统筹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辖区法院智慧法院评价数据采集、校验、上报工作,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开展辖区智慧法院建设评价。
(一)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部署。2018年12月下旬,组织各高级法院召开智慧法院建设评价工作视频会议,推进评价工作分级开展,视频会议另行通知。
(二)启动评价数据报送工作。2019年1月2日至20日,各级人民法院自行登录“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在“数据服务”栏目下“调查问卷”子栏目中进入“智慧法院评价”。选择2018年度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数据采集表,输入口令7k337n,填报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各项指标数据,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审核把关辖区所有法院填报数据并统一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利用法眼平台、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等系统数据和以往调研数据进行校核验证。
(三)分析数据并完成评价报告编制。2019年1月21日至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完成数据验证、数据分析处理工作,并编制形成《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报告(2018年)》。
(四)反馈评价结果。2019年3月底前,通过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向各地法院反馈2018年智慧法院建设评价结果。
三、有关要求
(一)认真学习新版指标体系。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对照学习《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版)》的具体内容,深入理解指标说明、计算方法和需要报送的指标数据等具体内容,执行过程中若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二)及时报送数据并确保数据准确。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时间要求报送相关数据,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辖区法院数据报送的组织协调和审核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确保填报各项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准确性,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将对数据进行核查,发现核查数据与上报数据不一致且无法解释说明的,将视情况予以扣分。
联系人: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张娴 010一67558129 13811183157
赵子骏 010-68893405 15801208158
宋琳琳 010-67553422(系统填报问题)
附件:
1.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版)
2.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版)修订情况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8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88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推广“互联网+诉非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对邢台法院“互联网+诉非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了详细介绍,并建议有关部门对该做法进行调研、论证,加以推广。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承办单位,收到建议后,即开展相关调研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召开了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了相关情况。
一、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总体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早在2004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即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写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2008年,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16家单位组成的课题组,研究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课题组的重要成员,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在全国确定了9家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试点法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在全国确立了42家试点法院。2014年,我们对试点法院的各项改革成果进行评估、验收;同时,在总结扩大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评选出50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示范法院。2016年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特邀调解制度的规定》,推动各地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完善平台设置,健全诉调对接机制,规范特邀调解制度,创新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方式。各地的改革实践积累了很多鲜活的经验,可以说,邢台市法院系统正是在全国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涌现出的典型代表。
二、邢台市法院系统在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方面具有的突出特点
在深入调研后,我们与各位代表的意见一致,认为邢台市法院开展的“互联网+诉非衔接"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与全国各地法院相比,具有典型特色:
一是服务群众意识强。邢台法院在诉非衔接工作中,着力强化人民法庭化解基层群众纠纷的前沿功能,与各村群众工作站、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建立对接机制,在便民中心设置专门窗口,联合便民中心各综治点开展一线化解纠纷工作,实现了与其他基层综治点的有效衔接整合。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各村镇人民调解员开展网络视频指导,对促进人民调解员工作,实现送法下乡,具有重要意义。在邢台法院的带动下,乡镇调解呈网格化发展,人民调解员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法院的指导与帮助,群众在当地即可得到权威有效的法律帮助,大量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体现出邢台市法院系统主动作为的责任感以及服务群众的使命感。
二是覆盖面广。邢台法院“互联网+诉非衔接"构建扩展了“一纵三横"调解网络。“一纵"即以市中院为中心、以20个基层法院为分中心、以全市人民法庭为辐射的梯形平台。“三横"即在市综治委的组织下,与县直300多个综治部门横向对接。并不断进行横向扩展,真正实现“诉非衔接"的全面覆盖。
三是互联网平台利用精准。邢台法院利用信息化技术,对诉前和诉中排查登记的案件,运用诉非衔接平台和“民调通"有机融合,实时快捷将适宜人民调解的案件推送调解,实现了矛盾纠纷的网上委派、委托和协助调解,节约诉讼资源,减轻群众诉累,实现纠纷的记载与动态管理。与各乡镇人民调解员建立了视频连线,实现对调解指导的实时化、便捷化。互联网平台按需所建,功能精准,使用方便。
四是成效显著。邢台法院自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以来,综治共建的资源得到整合,便民化解纠纷的“一键推送"得以实现,信访隐患得以全程稳控,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互联网+诉非衔接"直接推动群众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为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宣传、推广邢台“互联网+诉非衔接"经验的工作思路
邢台法院的做法有一定代表性,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基础条件。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现有调研座谈情况,将邢台法院的做法整理编写,刊发于《司法改革动态》等平台,供各地法院参考。我们还将与《人民法院报》《中国审判》等报纸、杂志联系,对邢台“互联网+诉非衔接"做法进行详细报道,大力宣传。
另外,邢台法院的做法仍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将持续关注邢台法院在“诉非衔接"方面的经验做法。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成立调研组,对邢台法院开展的“互联网+诉非衔接"进行深入调研,将这一做法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提升,以期指导邢台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邢台法院及全国各地的实践和探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总结、宣传、推广好中国经验,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是推动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某滨与李某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支持起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122—126号)作为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民事支持起诉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2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李某滨与李某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例第122号)
【关键词】
残疾人权益保障 支持起诉 监护人侵权 协助收集证据
【要旨】
因监护人侵害智力残疾的被监护人财产权,智力残疾人诉请赔偿损失存在障碍而请求支持起诉的,检察机关可以围绕法定起诉条件协助其收集证据,为其起诉维权提供帮助。在支持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能,保障当事人平等行使诉权。
【基本案情】
李某滨系三级智力残疾人,日常生活由弟弟李某峰照料。2017年1月24日,李某峰以李某滨监护人身份与案外人季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登记在李某滨名下并实际为其所有的一套房屋以130万元价款出售给季某。签约后,售房款130万元转入李某峰银行账户内,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季某名下。2017年8月23日,李某峰又将该售房款转入其个人名下另一银行账户内。2018年12月17日,李某峰因肝脏疾病住院治疗。2018年12月24日,李某峰与妻子杨某敏协议离婚,约定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的天津市河西区的房产、所有存款及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杨某敏所有。2019年1月至6月,李某峰陆续将上述130万元售房款转出,用于支付其肝脏移植手术费用。2019年7月,李某峰病逝。2019年10月,李某峰之女李某将李某峰银行账户内204519.33元返还给李某滨、李某峰姐姐李某光,剩余售房款未返还。
2020年1月13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定李某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李某光为李某滨的监护人。后李某光向李某峰前妻杨某敏、女儿李某追索未返还的售房款未果。2020年1月21日,李某滨向河西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杨某敏、李某赔偿损失。因售房由原监护人李某峰实施,李某滨不了解售房价款、售房款去向等具体情节,无法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河西区法院未予受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情况。2020年1月21日,李某滨以其系智力残疾人,无法收集法院受理案件所需证据为由,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西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审查过程。河西区检察院经向河西区法院了解情况后确认,法院认定李某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某光为监护人的民事判决已生效。经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2017年1月24日,李某峰以李某滨监护人名义与案外人季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李某滨名下房屋以130万元价格出售给季某并办理过户手续。河西区检察院与河西区司法局联系,帮助李某滨聘请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无偿法律服务。
支持起诉意见。2020年1月22日,李某滨监护人李某光作为法定代理人再次向河西区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河西区检察院同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李某滨系三级智力残疾人,属于特殊群体,系支持起诉对象。李某滨名下房产被监护人李某峰售出后,售房款被李某峰私自挪用,李某滨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是民事诉讼适格主体。本案有明确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法定起诉受理条件。
裁判结果。2020年1月22日,河西区法院受理李某滨的起诉。2020年10月21日,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法院认定,李某峰将李某滨名下房产出售并将售房款130万元私自挪用,其行为构成侵权,造成被监护人李某滨财产损失1095480.67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杨某敏与李某峰原为夫妻关系,于2018年12月24日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天津市河西区的房产和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杨某敏所有,住院治疗费使用出售李某滨房产所得房款支付,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他人财产。杨某敏是侵权行为的受益人,应在受益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杨某敏以天津市河西区房产市场价值1/2份额为限承担赔偿李某滨1095480.67元的责任。判决生效后,李某滨已于2020年12月17日收到判决确定给付的全部款项。
【指导意义】
(一)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能,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平等行使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支持起诉的要义是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起诉,特别是支持特殊群体能够通过行使诉权获得救济,保障双方当事人诉权实质平等。适用条件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原则上以有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等部门履职后仍未实现最低维权目标为前提条件。在支持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遵循自愿原则、处分原则、诉权平等原则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避免造成诉权失衡;可以综合运用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收集证据、提出支持起诉意见、协调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起诉维权提供帮助。支持起诉并非代替当事人行使诉权,检察机关不能独立启动诉讼程序。除有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重大影响的案件外,检察机关一般不出席法庭;出庭时可以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但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当事人撤回起诉的,支持起诉程序自行终结,检察机关无需撤回支持起诉意见。
(二)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受到监护人侵害,人民法院以诉讼请求不具体为由未予受理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监护人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侵害。监护人擅自出售被监护人名下房产用于个人医疗、购房等个人支出,侵害被监护人财产权益的,被监护人有权请求监护人赔偿损失。客观上,智力残疾人等被监护人诉讼能力偏弱,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难以凭个人之力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检察机关对于履职过程中发现的残疾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线索,应当先行督促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社会团体、自治组织为残疾人维权提供法律帮助。残疾人径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法律援助。认知能力低下的残疾人因财产权受到侵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法院未告知其有权申请法律援助,以其诉讼请求不具体为由未予受理的,在尊重其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依申请支持起诉,帮助其获得法律救济。
(三)综合运用协助收集证据、协调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智力残疾人起诉维权提供帮助。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起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智力残疾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可以实施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但难以独立、充分围绕法定起诉条件收集证据,提出诉讼请求。在支持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加强释法说理,引导智力残疾人自行收集证据;智力残疾人无法自行收集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协助其收集确定当事人具体诉讼请求、证明原被告与案件争议事实存在关联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检察机关可以与司法行政部门协调,为智力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人员作为智力残疾人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九条、第六十条
胡某祥、万某妹与胡某平赡养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例第123号)
【关键词】
老年人权益保障 支持起诉 不履行赡养义务 多元化解机制
【要旨】
老年人依法起诉要求成年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但是缺乏起诉维权能力的,检察机关可以依老年人提出的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支持起诉的检察机关可以运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修复受损家庭关系。案件办结后,可以开展案件回访,巩固办案效果。
【基本案情】
胡某祥、万某妹系夫妻。胡某祥现年84岁,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万某妹现年75岁,2019年7月因出血性脑梗死、高血压、糖尿病等先后住院两次,丧失自理能力。胡某祥、万某妹夫妇育有五名子女且均已成家,其中长女胡某玉患有精神疾病无赡养能力,次子胡某平有赡养能力但拒绝赡养父母,其余三子女不同程度地承担赡养义务。胡某祥、万某妹夫妻每月收入不足1400元,无力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生活陷入困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情况。2019年12月17日,胡某祥、万某妹夫妇因次子胡某平不履行赡养义务,生活陷入困境,就起诉维权事宜向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并向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山湖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审查过程。青山湖区检察院经询问当事人、实地走访等了解到,胡某祥、万某妹夫妇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次子胡某平以其父母不抚养孙辈、财产分配不均等为由拒不分担老人医疗费、护理费,经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考虑到本案系家事纠纷,应联合司法所、村民委员会等引导调处缓解家庭矛盾,青山湖区检察院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矛盾化解工作。一是主动约谈胡某平夫妇,向其宣讲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阐明拒绝赡养老人的法律后果;二是主动邀请胡某平亲戚邻居参与矛盾化解,帮助胡某平夫妇认识到拒绝赡养老人带来的亲情损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经多次调解,胡某平夫妇对父母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愿意花钱请人护理,但其同意承担的费用与客观需要尚有一定差距,无法达成和解协议。
支持起诉意见。2019年12月23日,胡某祥、万某妹向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山湖区法院)提起诉讼,青山湖区检察院同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敬老爱老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应当履行对父母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赡养义务,使患病的父母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胡某平作为胡某祥、万某妹之子,拒不履行赡养义务,有违法律规定。
裁判结果。青山湖区法院受理本案后,青山湖区检察院主动就前期矛盾纠纷化解情况与法院沟通,配合开展调解工作。在法院、检察院、派出所、司法所等共同努力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12月26日,青山湖区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一、胡某祥、万某妹的生活费由其自理,子女胡会某、胡和某、胡某包及胡某平每月按顺序轮流负责护理父母胡某祥、万某妹,胡某平支付相应的护理费;二、胡某祥、万某妹的医疗费用由子女胡某平、胡某包各负担一半。
本案办结后,青山湖区检察院与青山湖区法院会签《关于加强民事支持起诉工作的协作意见》、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司法局会签《关于建立支持起诉和法律援助工作联系机制的规定》。青山湖区检察院联合当地村委会,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结合本案及其他相关案例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村民知法守法,促进村风改善和乡村治理。2020年12月30日,青山湖区检察院联合法院、妇联、民政局、司法所以及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再次回访了胡某祥、万某妹夫妇。胡某祥反映,其子胡某平不仅及时给付医药费、护理费,还经常上门探望。胡某祥对检察机关等单位帮助修复受损家庭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表示衷心感谢。
【指导意义】
(一)运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修复受损家庭关系。支持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案件,属于家事纠纷,要把化解矛盾、消除对立、修复受损家庭关系作为价值追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多元化解纠纷机制贯穿于支持起诉工作始终。要与司法行政机关、村委会、居委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人民调解组织等紧密合作,找准纠纷症结所在,做实做深矛盾化解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协议诉至人民法院的,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开展诉讼调解工作。通过人民调解、诉讼调解,最大限度地修复受损的家庭关系,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
(二)老年人缺乏起诉维权能力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老年人起诉。百善孝为先。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弘扬家庭美德的主要途径。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维护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老龄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亦负有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服务的职责。检察机关履职中发现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先行联系政府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组织等为老年人维权提供帮助。老年人因年龄、身体、文化等原因不能独立提起诉讼追索赡养费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其维权获得帮助后尚未解困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老年人起诉,帮助老年人行使诉权,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开展案件回访,巩固办案效果。赡养包括经济帮助与亲情慰藉,缺一不可。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可能造成修复的家庭关系再次破裂。办理此类案件,不能一诉了之,而要持续关注并巩固办案效果。灵活采取电话回访、实地回访、联合回访等形式,跟踪了解生效裁判执行情况和家庭关系现状,及时化解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
孙某宽等78人与某农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例第124号)
【关键词】
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支持起诉 追索劳动报酬 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要旨】
劳动报酬是进城务工人员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用人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检察机关应当因案制宜,通过督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单位履职尽责、支持起诉、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线索等方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劳动报酬。
【基本案情】
某农业公司负责温州市某现代农业园项目运营,招聘孙某宽等78名进城务工人员从事日常生产经营,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3月,某农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至2017年11月共拖欠78名进城务工人员工资128.324万元。2018年1月初,78名进城务工人员仍未能领到拖欠的工资,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情况。2018年1月,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湾区检察院)在参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的进城务工人员讨薪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某农业公司存在拖欠众多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线索。该院及时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共同努力,协调动用应急周转金50万元,为78名进城务工人员垫付部分工资。2018年4月11日,孙某宽等78名进城务工人员向龙湾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请求检察机关为其起诉讨薪提供法律帮助。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审查过程。龙湾区检察院查明:经某农业公司与78名进城务工人员共同确认,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间,欠薪金额总计128.324万元。在前期开展矛盾化解工作的基础上,龙湾区检察院继续与78名进城务工人员、某农业公司沟通交流,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但因某农业公司资金周转暂时困难未果。
支持起诉意见。2018年4月20日,孙某宽等78人向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湾区法院)提起诉讼,龙湾区检察院同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某农业公司长期拖欠众多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报酬总计128.324万元,进城务工人员作为支持起诉申请人请求某农业公司支付劳动报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孙某宽等78人提起的诉讼应予受理。
裁判结果。2018年4月20日,龙湾区法院受理孙某宽等78人的起诉。庭审前,检察机关认为,某农业公司系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资金暂时周转困难,且有关单位已动用应急周转金垫付部分拖欠的劳动报酬,建议法院主持双方调解。在龙湾区法院、检察院共同努力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2018年4月27日,龙湾区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某农业公司于2018年5月27日前支付所欠孙某宽等78人的工资(扣除已领取的垫付金额)。某农业公司现已履行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经营状况良好。有关单位与某农业公司就50万元垫付款的后续处理已达成协议。
【指导意义】
(一)因案制宜,妥善解决欠薪问题。进城务工人员享有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有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涉劳动保障重大案件的职责。检察机关履职中发现拖欠劳动报酬线索的,应当甄别是否属于恶意欠薪。对于恶意欠薪,可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对于欠薪行为未构成犯罪的,可以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履职尽责。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履职后仍未能获得劳动报酬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尊重进城务工人员意愿的前提下,依法支持其起诉维权。
(二)依法履职,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是进城务工人员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根治进城务工人员欠薪问题,关乎进城务工人员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进城务工人员多在建筑、餐饮、快递等行业就业,因相关市场不规范、未签订劳动合同、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起诉讨薪往往会遇到诸如确定用工主体难、明确诉讼请求难等问题。对经政府主管部门协调后仍未能获得劳动报酬的进城务工人员,检察机关应当及时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收集证据等方式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配合,保障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服务保障企业发展。对于企业因经营管理、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因素暂时无力支付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情形,可以运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引导进城务工人员与企业共渡难关。同时,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街道等单位协作配合,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为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提供缓冲期,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
安某民等80人与某环境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例第125号)
【关键词】
劳动者权益保障 支持起诉 确认劳动关系 社会保险
【要旨】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未果的,检察机关可以协助收集证据、提出支持起诉意见,支持劳动者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为其办理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提供帮助。
【基本案情】
安某民等80人自2003年起先后在南京市某环卫所(系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某环卫所)从事环卫工作。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也未办理社保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2012年11月,某环卫所改制转企为某环境公司。安某民等80人继续在某环境公司工作,但仍未订立劳动合同。2018年,安某民等80人多次向某环境公司提出补办社保登记手续、补缴入职以来社会保险费等诉求未果。2020年3月16日,安某民等80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确认与某环境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劳动者未提交与某环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为由未予受理。2020年3月31日,安某民等80人诉至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玄武区法院),请求确认与某环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情况。2020年4月20日,安某民等80人因无法收集某环境公司改制的证据等原因,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玄武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请求检察机关为其维权提供法律帮助,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审查过程。玄武区检察院从南京市玄武区城管局调取了某环卫所改制的相关文件,证明用人单位的沿革及80人事实劳动关系的承继,该证据与确认劳动关系及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密切相关。从相关街道办事处和某环境公司调取了某环卫所改制前后的工资发放签名表,证明安某民等80人与某环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经询问当事人、走访了解,玄武区检察院查明:安某民等80人在某环卫所从事环卫工作均已超过10年。某环卫所改制转企后,安某民等80人向某环境公司提出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未果而形成群体性诉求。经梳理相关证据材料、逐人逐项核对,某环境公司需补缴安某民等80人社会保险费共计400余万元。
支持起诉意见。2020年4月27日,玄武区检察院分别向玄武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安某民等80名劳动者与某环卫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某环卫所改制后,某环境公司承继其权利义务并延续与安某民等80人的劳动关系。安某民等80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结果。玄武区法院一审审理中,玄武区检察院派员到庭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2020年9月,玄武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法院认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安某民等人在某环卫所从事环卫工作,即与该所建立劳动关系。后某环卫所改制转企,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某环境公司承继。遂确认安某民等人与某环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生效后,社保部门为安某民等人补办了社保登记手续。玄武区检察院积极协调有关行政部门和用人单位确定社会保险费筹集方案并促成资金落实到位。后社保部门分别为75名环卫工人办理了补缴社会保险费手续。
【指导意义】
(一)劳动者提出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未果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其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为其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提供帮助。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未办理社保登记、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使得劳动者难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检察机关履职中发现用人单位未依规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应当先行协调政府责任部门履职尽责。经相关责任部门处理后仍未实现最低维权目标的,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劳动者诉请用人单位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存在客观障碍的,检察机关可依劳动者申请支持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人民法院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办理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的依据。
(二)协助劳动者收集证据,为其起诉维权提供帮助。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因无法独立、充分地围绕法定起诉条件收集证据,劳动者在诉讼中可能丧失司法救济的机会。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可依申请围绕法定起诉条件协助劳动者补充相关证据。一是协助收集被告身份的完整信息,比如用人单位变更材料、改制文件等。二是协助收集与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相关的起诉必备证据。比如,完整的工资支付凭证或者记录、工作证、招工招聘登记表、考勤表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实现诉权平等,而非代替劳动者行使诉权,检察机关不能独立启动诉讼程序。对于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或者法律意义的案件,经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可以出庭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
张某云与张某森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例第126号)
【关键词】
妇女权益保障 支持起诉 反家庭暴力 尊重家暴受害人真实意愿
【要旨】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协作配合,形成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合力。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对惧于家庭暴力不敢起诉,未获得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帮助的,检察机关可依申请支持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维权。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9日,张某云与张某森登记结婚。2019年6月,因张某森实施家庭暴力,张某云起诉离婚。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邑县法院)审理后认定,夫妻双方结婚十余年,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夫妻关系不睦,但夫妻感情尚未破裂;虽然张某云提交因遭受家庭暴力受伤的照片,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并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程度,考虑到双方婚后育有两个子女,且尚未成年,父母离婚往往会对孩子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为顾及双方子女利益,家庭关系稳定,社会和谐,判决不准张某云与张某森离婚。一审判决生效后,张某森与张某云继续分居。张某森仍时常殴打、恐吓张某云,导致张某云无法正常生活,夫妻关系并未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情况。2020年4月12日,张某云以遭受家庭暴力请求离婚为由向河北省武邑县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在该局指引下,张某云向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邑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审查过程。武邑县检察院通过询问张某云,查阅张某云母亲王某同报案材料、派出所出警记录、张某云伤情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调查核实工作,查明:张某森对张某云多次实施殴打,造成张某云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张某森还对张某云实施经常性恐吓等精神强制,致使张某云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时不敢出庭。武邑县检察院对张某云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其走出心理阴影;向其宣讲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鼓励其敢于向家庭暴力说不,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支持起诉意见。2020年4月16日,张某云再次向武邑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武邑县检察院同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张某云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系家暴受害妇女,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得到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以支持其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裁判结果。2020年4月16日,武邑县法院受理张某云的起诉。2020年5月28日,武邑县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定张某云遭受家庭暴力的事实,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张某云与张某森离婚。一审判决后,张某森提出上诉。2020年7月15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并就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
【指导意义】
(一)加强协作配合,形成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力。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法不入家门”已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第六条至第十条、第十四条等诸多条款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检察机关履职中发现家暴线索的,应当先行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履职尽责。检察机关除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宣讲、心理疏导外,可以与民政部门联系,将家庭暴力受害人安置到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提供的临时庇护场所,提供临时生活帮助;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保护其人身安全;对于涉嫌虐待犯罪的,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加害人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二)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家庭暴力受害人享有婚姻自主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家庭暴力受害人因害怕本人、父母、子女遭受报复等而不敢起诉维权,在获得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帮助下仍未能实现维权目标的,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依其申请支持起诉,维护其合法权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四十三条、四十五条、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5月23日 (2017)最高法民他41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鲁民四他1号《关于申请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应审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且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否具有约束力,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否应当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本案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冰轮)以其与超级食品专业(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法院确认案涉《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其没有约束力。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予以受理并对案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对烟台冰轮具有约束力作出裁定。
关于烟台冰轮是否受案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束。案涉合同系冰轮(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冰轮)与超级食品所签订,烟台冰轮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香港冰轮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移给烟台冰轮,且香港冰轮和烟台冰轮均不认可存在代理关系,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香港冰轮是烟台冰轮的代理人。综上,案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并不具有约束力。
关于你院少数意见提到的烟台冰轮在向马来西亚政府出具的《资质证明》中,明确其系案涉合同当事人的问题。从该《资质证明》的具体表述看,该份文件实际是烟台冰轮单方向相关政府出具的资质证明,而不是案涉各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所做的明确约定。香港冰轮并不认可烟台冰轮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你院少数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同意你院关于案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没有约束力,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的倾向性意见。
此复。
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7年4月7日 (2017)鲁民四他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受理申请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超级食品专业(马)有限公司、第三人冰轮(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该院经审查认为,超级食品与香港冰轮签订的《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没有约束力,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我院拟同意该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向钧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冰轮)。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群,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超级食品专业(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级食品)。住所地:马来西亚联邦柔佛州马赛市百万镇佩尔马斯路7649号。
代表人:李某(Charles Li),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冰轮(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冰轮)。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5号海港城海洋中心8楼827室。
代表人:伊某慧,该公司董事。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的主张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烟台冰轮申请称,超级食品与香港冰轮于2011年2月24日签署2011MY-LJR-03A《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双方约定由香港冰轮向超级食品出售一套氨制冷系统,该系统由香港冰轮设计、制造和安装调试。2011年3月15日,香港冰轮与烟台冰轮签订2011MY-LJR-03AYT 《设备买卖合同》,由香港冰轮向烟台冰轮采购制冷设备一套。该制冷设备被香港冰轮作为制冷系统的一部分提供给了超级食品。2013年11月8日,该制冷设备发生截止阀断裂及漏氨事故,导致超级食品三名工人死亡。2014年12月29日,超级食品依据《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第十条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提起仲裁(仲裁案号:G20150229),要求香港冰轮、烟台冰轮为其承担设备购买费用、政府罚款、对死亡家属的补偿金等各项费用。烟台冰轮以其不是《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签约主体为由,向烟台中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确认《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没有约束力,确认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
被申请人超级食品辩称:(1)烟台冰轮的申请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属于法院审理“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理范围。1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以订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为前提,而烟台冰轮在本案中主张其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烟台冰轮对《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的是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问题”而非仲裁协议本身的“有效性”问题。2烟台冰轮未具体指出涉案仲裁条款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哪种情形,其应在基础仲裁案的仲裁裁决作出后,在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提出该主张。3法院应在“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仅对仲裁协议本身是否有效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应实质审查。若进行实质审查,势必对基础仲裁案争议的事实经过和涉案合同的磋商、谈判、签署及履行过程进行审查,这些内容均不属于法院审理“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应审查的范围。(2)烟台冰轮已明示或默示同意成为《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仲裁条款的一方当事人,或香港冰轮是烟台冰轮的代理人,代表烟台冰轮或受烟台冰轮指示与超级食品签订涉案合同,该合同对烟台冰轮具有法律约束力。1超级食品就涉案制冷设备购买的前期磋商、询价均系与烟台冰轮进行;签约前,烟台冰轮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因资金周转问题,需以香港冰轮名义与超级食品签订合同;设备的安装、调试、事发后对制冷系统的检测和补救等事项均是烟台冰轮进行。另外,2011年5月23日,烟台冰轮向马来西亚政府出具的《资质证明》载明:“根据我们与超级食品签订的合同,我们派遣以下技术人员至马来西亚执行制冷设备和系统的安装和调试。”香港冰轮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中未扮演任何角色,其告知的通信地址亦是烟台冰轮的公司地址,其告知的付款账户亦位于山东省。烟台冰轮的行为显示其以合同缔约当事人的身份向超级食品履行涉案合同。2即使认定香港冰轮是《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的签约方,根据2011年1月29日烟台冰轮向超级食品发送的电子邮件,其将以香港冰轮的名义与超级食品签订涉案合同,应认定香港冰轮是经烟台冰轮授权与超级食品签订合同的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应直接约束烟台冰轮,其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法院应驳回烟台冰轮的申请,或确认涉案仲裁条款有效。
第三人香港冰轮述称,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外主体进入仲裁程序的前提是与案件当事人签订有书面仲裁协议。未经合同外主体的书面确认,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对该合同外主体没有约束力。烟台冰轮不是涉案合同的签约当事人,香港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合同外的当事人。
(二)烟台中院查明的案件事实
1.《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有关事实
2011年1月27日,超级食品工作人员Tan Sang向烟台冰轮工作人员的邮箱miezh@yantaimoom.com发送电子邮件称:“尊敬的聂先生,我是马来西亚超级食品公司的Tan Sang。2011年1月21日,我与您在烟台见面......我们可以直接与贵公司签订订单协议......”2011年1月29日,烟台冰轮的工作人员李某荣向超级食品工作人员Tan Sang发送回复邮件,称:“陈先生您好!有关的合同我们已经起草完毕,在此一并发送给您。由于关系到我们的资金周转问题,在此,我们用冰轮(香港)公司的名义与贵公司签订该合同......”
2011年2月24日,超级食品(以买方身份)与香港冰轮(以卖方身份)签订了2011MY-LJR-03A《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约定由超级食品以105.26万美元的价格向香港冰轮购买一套氨制冷系统及附件,建设地点在马来西亚。交货后香港冰轮派遣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到超级食品所在地实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对超级食品具有相关制冷经验的操作工进行相关培训。所有货物的交货期为卖方收到买方定金后85天,装运目的港为马来西亚马西古当,设备的保证期为自发货之日起18个月或验收合格后12个月,以时间早到为准。另外双方约定: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并由双方代表签署书面协议(传真件有效)。在合同执行期间,任何由合同引起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但如果未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贸仲提请仲裁。双方还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定金或L/C生效,至设备保证期满并在卖方收到全部货款后终止。
2011年8月17日,烟台冰轮工作人员李某荣向超级食品工作人员Tan Sang发送抄送邮件,邮件中附有涉案货物的《集装箱装箱清单》《提单》《验收证书》。
2011年5月23日,烟台冰轮向马来西亚有关政府部门出具了一份《资质证明》,内容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烟台市西山路80号,是中国领先的制冷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根据我公司和超级食品公司所签的合同,我方派遣以下技术人员至马来西亚进行制冷设备和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兹保证并证实以下人员是烟台冰轮的员工,他们有能力完成我方提供的制冷设备和系统的安装调试。技术人员名单如下:陈某君、王某刚、王某、王某友、王某浩、王某训、王某庆、王某帅、王树某、王从某、王某治、王某茂、孙某松。”
另查明,《资质证明》所附的技术人员名单中,除陈某君为烟台冰轮的员工外,其余12名技术人员皆为烟台开发区鑫达制冷设备工程处的工作人员。
2.与涉案合同有关的其他合同的签订事实
2011年3月15日,香港冰轮(以买方身份)与烟台冰轮(以卖方身份)签订编号为2011MY-LJR-03AYT的《设备买卖合同》,约定香港冰轮以677000美元的总价款向烟台冰轮购买制冷设备一套,建设地点在马来西亚。双方约定,交货后由烟台冰轮派遣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设备调试,所有货物的交货期为合同生效后85天内,装运目的港为马来西亚马西古当。香港冰轮需督促最终用户进行验收,烟台冰轮有权代表香港冰轮和最终用户签署项目验收报告。烟台冰轮对所供设备的质量负责,设备的保证期为自发货之日起18个月或验收合格后12个月,以时间早到为准。另外,双方约定:在质保期内,因设备本身原因造成的问题,由烟台冰轮负责修理,发生的费用由烟台冰轮承担,若因香港冰轮的不正确使用或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保养造成的问题或超出保证期后出现的问题,卖方可以进行修理,但相关费用由香港冰轮承担。双方还约定: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并由双方代表签署书面协议(传真件有效)。在合同执行期间,任何由合同引起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通过法院诉讼解决。2011年3月30日,香港冰轮向烟台冰轮汇款456125美元;2011年8月25日,香港冰轮向烟台冰轮汇款343959.9美元;2013年5月10日,香港冰轮向烟台冰轮汇款66530美元。
2011年5月23日,香港冰轮、烟台冰轮与烟台瑞福制冷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1MY-LJR-03A/B (RF)的合同,约定香港冰轮向烟台瑞福制冷有限公司购买工程物料一套,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1160400元整。合同中同时约定,由于烟台瑞福制冷有限公司无货物自营出口权,经三方共同协商同意,烟台冰轮同意代理出口烟台瑞福制冷有限公司供的货物,并代香港冰轮向烟台瑞福制冷有限公司支付本同项下规定的材料费。
2011年6月20日,香港冰轮、烟台冰轮与烟台开发区鑫达制冷设备工程处签订了编号为2011MY-LJR-03A/B (XD)的合同,约定由开发区鑫达制冷设备工程处负责合同2011MY-LJR-03A/B项下的制冷设备、电气和库板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60万元整,建设地点在马来西亚,并约定因烟台开发区鑫达制冷设备工程处不具备收外汇资质,经三方协商同意,由烟台冰轮代香港冰轮向烟台开发区鑫达制冷设备工程处支付本合同项下规定的安装费。
2011年6月25日,香港冰轮与烟台冰轮(越南)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1MY-LJR-03BVN的合同,约定由香港冰轮以436900美元的合同总价向烟台冰轮(越南)有限公司购买一套聚胺脂保温板。
另查明,2014年3月3日,香港冰轮向超级食品发来邮件,称:“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为:中国烟台冰轮路一号烟台冰轮公司,电话:0535-669×××2 13953508××1。”
在烟台中院的庭审中,根据烟台冰轮陈述,香港冰轮的法定代表人尹某慧个人与烟台冰轮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烟台冰轮(越南)有限公司是烟台冰轮的全资公司。
3.双方发生争议及由此引发仲裁、诉讼的有关事实
2013年11月7日,超级食品发现氨制冷系统一个截止阀发生了泄露并通知了烟台冰轮。2013年11月8日上午9时左右,截止阀突然断裂漏氨事件发生,导致超级食品三名工人死亡。后因双方无法友好协调解决,2014年12月29日,超级食品依据2011MY-LJR-03A号合同第十条的仲裁条款向贸仲提起仲裁。2015年3月19日,贸仲向香港冰轮和烟台冰轮发出(2015)中国贸仲京字第009205号通知书,告知贸仲已经以G20150229案号受理了申请人超级食品提起的以上述两公司为被申请人、由2011MY-LJR-03A号合同引起争议的仲裁申请,并以附件形式向上述两公司送达了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2015年4月7日,烟台冰轮向贸仲提出了《主体资格异议申请书》,主张其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2015年4月30日,贸仲发出(2015)中国贸仲京字第013700号通知,决定“本案程序继续进行,主体资格问题将在本案今后组成的仲裁庭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后再予以解决”。
2015年11月30日,烟台中院向烟台冰轮出具了(2015)烟民涉初字第39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了申请人烟台冰轮提起的以超级食品为被申请人、以香港冰轮为第三人的申请确认协议效力的诉讼。
2015年12月7日,仲裁庭发出第一号程序令,并定于2016年1月13日先就仲裁庭管辖权问题开庭聆讯。
2016年1月12日,烟台冰轮向仲裁庭提交了《G20150229号货物买卖合同争议仲裁案管辖权异议》并附上相关证据。
2016年4月13日,仲裁庭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字第010765号通知书,决定自2016年4月13日起中止关于G20150229号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案的仲裁程序。
三、烟台中院的审查意见
烟台中院经审查认为,超级食品是在马来西亚联邦注册成立的公司,案件应为涉外商事合同纠纷。《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约定,任何一方可向贸仲提请仲裁。烟台冰轮请求确认仲裁协议对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烟台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各方均选择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审查本案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故法院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
虽然在合同缔结和履行过程中,烟台冰轮均有参与,但在烟台冰轮和香港冰轮均予以否认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香港冰轮是烟台冰轮的代理人及/或代表烟台冰轮及/或受烟台冰轮指示代表烟台冰轮签订涉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是否存在仲裁协议,是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前提和基础。本案是烟台冰轮申请确认《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无效。由于超级食品将烟台冰轮列为被申请人,故烟台冰轮该请求属于法院对仲裁效力的审查范围。
《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的缔约方系香港冰轮和超级食品,烟台冰轮并不是该合同一方主体。超级食品主张,烟台冰轮已经明示或默示同意成为涉案合同及涉案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或者,香港冰轮是烟台冰轮的代理人及/或代表烟台冰轮及/或受烟台冰轮指示代表烟台冰轮签订涉案合同及涉案仲裁协议,因此涉案仲裁协议对烟台冰轮有法律约束力。烟台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双方当事人直接达成书面仲裁条款是纠纷产生后一方请求仲裁的基础,但从现有的证据和当事人的主张看,超级食品和烟台冰轮并未签订书面的仲裁条款,双方之间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烟台中院拟确认超级食品与香港冰轮《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申请人烟台冰轮没有约束力。
四、我院的审查意见
我院认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系为解决法院与仲裁机构孰有对当事人纠纷行使管辖权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及内容是否明确等进行审查,而不仅是对仲裁协议或条款是否有效作出判定。本案烟台冰轮以其认为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仲裁条款为由,申请法院确认涉案合同仲裁条款对其没有约束力,即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属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范围。
在烟台中院审查本案期间,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确认超级食品与烟台冰轮之间是否存在有效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对于超级食品与烟台冰轮之间是否存在有效仲裁协议的问题,我院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同意烟台中院意见。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系由超级食品与香港冰轮签订,烟台冰轮不是该合同的签约当事人。超级食品认为烟台冰轮受该仲裁条款约束的理由有两个:(1)烟台冰轮已明示或默示同意成为涉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2)香港冰轮系代表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签订涉案合同,合同应直接约束烟台冰轮。对前者,因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不论烟台冰轮是否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在其未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愿受仲裁条款约束的情况下,该仲裁条款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对后者,超级食品提交的电子邮件虽载明烟台冰轮曾向其表示要以香港冰轮的名义与之签订合同,但香港冰轮对此代理关系未认可,超级食品未提交其他足以证明代理关系存在的证据,故烟台冰轮与香港冰轮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只约束签约双方当事人,即香港冰轮与超级食品,其中的仲裁条款对烟台冰轮没有约束力。因此,超级食品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烟台冰轮不受《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除《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的仲裁条款外,超级食品未提供其他烟台冰轮同意将涉案合同纠纷提请仲裁解决的书面资料,故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
少数意见认为,在2011年1月29日烟台冰轮向超级食品发送的电子邮件中,烟台冰轮已明确其以香港冰轮名义与超级食品签订涉案合同;在2011年5月23日烟台冰轮向马来西亚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资质证明》中,烟台冰轮明确其系合同的当事人;在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及处理设备事故事宜过程中,烟台冰轮一直积极参与,香港冰轮只是辅助完成合同义务,其向超级食品提供的联系方式亦是烟台冰轮的联系方式。从以上事实看,香港冰轮系代表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签订涉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包括其中的仲裁条款应直接约束委托人即烟台冰轮。因此,烟台冰轮受《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其与超级食品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综上,我院审查后倾向性意见认为,烟台冰轮与超级食品之间不存在《系统及服务采购合同》,也未表示接受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双方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拟同意烟台中院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
(法发[2018]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联,黑龙江垦区残联:
残疾人是社会特殊困难群体,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加倍爱护。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重要使命。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方便残疾人参加诉讼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规定,提出以下意见。
1.基本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诉讼两便原则和国家保障残疾人的法律、政策,坚持问题导向,因案施策,积极回应残疾人的司法需求,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方便地参与诉讼活动,不断提升为残疾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依法履责,积极为残疾人参加诉讼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2.加强沟通协作。办理涉残疾人案件,应加强同残疾人联合会等人民团体、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残疾人所在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的沟通联系,全面了解情况,充分沟通协调,推动解决残疾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合力做好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工作。
3.方便残疾人立案。对交通不便的涉残疾人案件,可由人民法庭直接立案;积极采用网上立案、上门立案、电话立案等绿色通道快速立案。残疾人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提交的起诉状内容有欠缺或者错误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并予以指导。
4.加强诉讼引导。对残疾当事人要加强诉讼程序的引导和释明,保障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对确有困难无法自行收集证据的残疾当事人,依法放宽职权调查取证的条件。对残疾当事人申请保全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残疾当事人的实际,依法合理确定保全担保的方式。
5.依法适用监护制度。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参加诉讼的,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可以依照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指定有关组织担任诉讼代理人。
6.方便参与诉讼。采用相对灵活的审判工作机制,方便残疾人参加诉讼。大力推广车载法庭、就地审理、上门调解等巡回审判模式,力促当庭结案,就地化解矛盾。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网上开庭、网上调解等远程视频形式方便残疾当事人诉讼。
7.加快审理流程。对涉残疾当事人的案件,依法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及早开庭、及时判决、尽快结案,缩短办案周期。充分运用小额诉讼程序,发挥一审终审优势,尽快实现残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金钱给付案件,依法引导残疾当事人申请适用督促程序,以支付令方式快速结案。对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以及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依法先予执行。
8.加大执行力度。残疾当事人胜诉案件,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的,要直接移送执行,尽快进入执行程序,加大执行力度,依法从快执结,及时实现残疾人合法权益。
9.加强法律援助。自受理刑事案件之日起三日内,依法告知残疾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其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或者向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法律救助。刑事案件的残疾被害人、残疾自诉人以及民事、行政案件的残疾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告知其可以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向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法律救助。接到残疾当事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应当依法及时转交法律援助机构。
10.加强司法救助。对经济确有困难、符合相应条件的残疾当事人,应当依法为其缓、减、免诉讼费用。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应当告知其有权提出救助申请。对已经提供法律援助的残疾当事人,应当进行司法救助。
11.及时指定辩护人。刑事被告人是未成年残疾人,或者是盲、聋、哑、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残疾人,或者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残疾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12.严厉惩处侵害残疾人的犯罪。对侵害残疾人权益的犯罪,特别是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残疾人劳动,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乞讨以及组织未成年残疾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犯罪,依法严厉惩处,切实保护残疾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13.依法对残疾被告人从宽量刑。刑事案件中的残疾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4.办理好残疾人申请国家赔偿案件。对于残疾人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件,认真对待残疾人提出的各项权利诉求,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依法尽快受理。充分听取残疾人关于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意见,依法及时作出赔偿决定。
15.健全涉残疾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于涉残疾人的民事案件,应当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多元调解,大力借助残疾人联合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等组织以及公安交通、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有关部门力量,合力化解纠纷。
16.发挥好司法建议作用。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者维护残疾人权益工作不到位等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以及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残疾人联合会等通报情况,必要时发出司法建议,并跟踪反馈督促落实。
17.依法妥善处理涉残疾人涉诉信访案件。对于残疾信访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做到特别关照,及时接待,有诉必理。要认真审查信访材料,听取意见,及时记录来访信息。对能够当场解答的问题,应即问即答;不能当场解答的,告知按规定期限等待处理。
18.完善诉讼无障碍设施及服务。大力推进法院接待场所、审判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方便残疾人参加诉讼。积极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环境建设,根据案件情况,允许相关辅助、陪护人员陪同残疾当事人出庭。
19.支持残疾人联合会依法履责。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积极帮助残疾人获得法律服务。残疾人联合会收到法律救助申请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办理。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应要求协助残疾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20.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主动担负起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的职责,积极配合和支持人民法院办理涉残疾人案件。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积极对残疾当事人做好诉讼引导、答疑解惑、释法说理等工作。
21.残疾人联合会和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主动可以支持民事权益受损害的残疾人、残疾人组织、残疾人服务机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依法参与巡回审判、网上开庭、就地调解、网上调解等诉讼活动,为残疾当事人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22.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联系、聘请辅助人员为残疾当事人提供手语、盲文等诉讼辅助服务,方便残疾人参加诉讼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7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法发〔2022〕34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有关要求,全面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坚持正确方向,准确把握新时代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2.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促进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更好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更好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促进传承创新,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医药发展需求,健全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助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依法严格保护,正确适用民法典、知识产权部门法、中医药法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利人合法权益,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公正合理保护,合理确定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和保护方式,实现保护范围、强度与中医药技术贡献程度相适应,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二、强化审判职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3.加强中医药专利保护。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中医药创新特点,完善中医药领域专利司法保护规则。正确把握中药组合物、中药提取物、中药剂型、中药制备方法、中医中药设备、医药用途等不同主题专利特点,依法加强中医药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促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不断满足中医药专利保护需求。结合中医药传统理论和行业特点,合理确定中医药专利权保护范围,完善侵权判断标准。严格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促进中药专利侵权纠纷及时解决。
4.加强中医药商业标志保护。加强中医药驰名商标、传统品牌和老字号司法保护,依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中医药品牌传承发展。依法制裁中医药领域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坚决惩治恶意诉讼,遏制权利滥用,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严厉打击中医药商标侵权行为,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中医药品牌建设。
5.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研究完善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法律适用规则,遏制侵犯中药材地理标志行为,引导地理标志权利正确行使,通过地理标志保护机制加强道地中药材的保护,推动中药材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依法加强中药材植物新品种权等保护,推动健全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6.维护中医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加强对中医药领域垄断行为的司法规制,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中医药市场。依法制裁虚假宣传、商业诋毁、擅自使用中医药知名企业名称及仿冒中药知名药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中医药行业公平竞争意识,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7.加强中医药商业秘密及国家秘密保护。依法保护中医药商业秘密,有效遏制侵犯中医药商业秘密行为,促进中医药技术传承创新。准确把握信息披露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关系,依法保护中药因上市注册、补充申请、药品再注册等原因依法向行政机关披露的中医药信息。妥善处理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与中医药领域从业者合理流动的关系,在依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维护中医药领域从业者正当就业创业合法权益。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严惩窃取、泄露中医药国家秘密行为。
8.加强中医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保护。依法把握作品认定标准,加强对中医药配方、秘方、诊疗技术收集考证、挖掘整理形成的智力成果保护和创作者权益保护。依法保护对中医药古籍版本整理形成的成果,鼓励创作中医药文化和科普作品,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加强中医药遗传资源、传统文化、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利用。依法保护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等进行整理、研究形成的数据资源,支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建设,推进中医药数据开发利用。
9.加强中药品种保护。依法保护中药保护品种证书持有者合法权益,促进完善中药品种保护制度,鼓励企业研制开发具有临床价值的中药品种,提高中药产品质量,促进中药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0.加强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准确把握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关系,依法保护以古代经典名方等为基础的中药新药研发,鼓励开展中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准确认定中医药企业提供的物质基础、临床试验条件与中医药研发人员的智力劳动对中医药技术成果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准确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法律界限,依法支持对完成、转化中医药技术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不断激发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11.加大对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行为惩治力度。依法采取行为保全、制裁妨害诉讼行为等措施,及时有效阻遏中医药领域侵权行为。积极适用证据保全、证据提供令、举证责任转移、证明妨碍规则,减轻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负担。正确把握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对于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等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支持权利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有效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依法惩治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刑罚威慑、预防和矫正功能。
三、深化改革创新,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
12.完善中医药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有针对性地选任中医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不断健全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的多元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建立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加快实现中医药技术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按需调派”和“人才共享”。遴选中医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案件审理,推动建立专家陪审制度。完善中医药领域技术人员出庭、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并接受询问的程序。
13.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做好中医药领域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衔接,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深入推行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机制,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加强与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版权局、林草局、中医药局、药监局、知识产权局等协调配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支持地方拓宽交流渠道和方式,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支持和拓展中医药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大力推进诉调对接,探索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推动纠纷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4.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健全人才培养培训机制,进一步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专业化水平。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的调查研究,研判审判态势,总结审判经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法治宣传,建立健全案例指导体系,积极发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审判和宣传加强中医药知识传播,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氛围。
15.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审判信息化水平,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与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平台的协同机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权属、登记、转让等信息的查询核验。大力推进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应用,实现全流程审判业务网上办理,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
16.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涉外中医药知识产权审判,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服务保障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中医药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推进中医药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进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张进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3〕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张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3年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司发通[2017]68号)
北京、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充分发挥公证制度在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职能作用,现就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公证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公证活动可以为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提供裁判依据,促进审判活动依法高效进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可以不经诉讼直接成为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减少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公证制度具有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等功能,是社会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基础性司法资源,可以成为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的重要承接力量。近年来,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引入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取得了良好效果。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是公证服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是公证助力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协助法官集中精力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缓解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动社会纠纷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利于促进公证机构改革创新发展。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从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重要意义,积极为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创造条件,扎实推动此项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
自2017年7月起,选择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四川、云南、陕西12省(区、市)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试点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要选择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公证机构服务能力强的地方,积极稳妥开展公证机构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支持公证机构在人民法院调解、取证、送达、保全、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证制度职能作用。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主要内容有:
(一)参与调解。人民法院通过吸纳公证机构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进入名册的公证机构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委托在家事、商事等领域开展调解,发挥诉前引导程序性作用、开展调解前置程序改革。经委派调解达成协议的,公证机构可以应当事人申请,对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办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经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公证机构应当将调解协议及相关材料移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出具民事调解书或作相应处理。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公证机构可以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二)参与取证。公证机构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就当事人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状况、未成年子女抚养情况、书面文书等进行核实和调查取证。核查结束后,公证机构应就核查内容、核查过程、核查结果向法院出具取证报告。
(三)参与送达。公证机构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参与案件各个阶段的司法送达事务。鼓励公证机构采用信息化手段,推行集约化送达模式,避免分散作业和资源的重复投入。送达工作完成后,公证机构应当就送达过程、送达结果等情况形成送达全流程登记表,交由人民法院留存备查。
(四)参与保全。公证机构可以协助人民法院核实被保全财产信息和被保全财产线索,核实被保全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财产保全需要提供担保的,公证机构可以协助人民法院审查申请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交的财产保全担保书、保证书,对其中的担保内容及证据材料进行核实。
(五)参与执行。人民法院支持公证机构在执行工作环节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公证机构可以参与人民法院执行中的和解、调查、送达工作,协助人民法院搜集核实执行线索、查控执行标的,协助清点和管理查封、扣押财物。经执行机关申请,可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三、加强对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司法厅(局)要高度重视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研究制定试点实施方案,确保试点工作按时启动、顺利推进、如期完成。要建立工作沟通协调机制,为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创造条件。
(二)加强培训指导。要明确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条件、内容、程序和工作措施,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公证人员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加强相关领域尤其是专业技术领域公证业务的培训,严格规范公证行为,确保公证证据的真实性,避免公证证据瑕疵,提高司法辅助事务工作质量和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三)加强政策保障。试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结合工作实际,争取党委政法委、财政等部门的支持配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为试点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场地、设施等,保障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推动制度完善。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试点情况的跟踪和指导,加强工作协调和督促检查,认真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总结经验,全面评估试点工作的实际效果,积极推动有关规章制度修订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7年6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16)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16年12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16年12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3次会议通过,
自2016年12月20日起施行 法释〔2016〕27号)
为了依法惩处非法行医犯罪,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情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解释》第一条第二项。
二、在《解释》第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修改后《解释》第四条:“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
“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三、在《解释》第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本解释所称‘医疗活动’‘医疗行为’,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
根据本决定,对《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0年4月2日)
案例1:
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及谢某某非法经营案
--疫情期间哄抬口罩价格牟取暴利
简要案情
被告人谢某某系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2020年1月初,该公司以每盒5.125元的价格购入一批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口罩(规格:50只/盒),在公司网络店铺以每盒7元的价格销售。1月23日至29日间,谢某某将上述口罩的销售价格,陆续涨至每盒21元至每盒198元不等,累计销售1900余盒,销售金额17万余元,违法所得16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和被告人谢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口罩价格,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单位、谢某某具有坦白、全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据此,于2020年3月23日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
裁判要旨
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等防护用品价格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还制造或加剧了恐慌性需求,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此类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虽然超出有关价格管理规定,但幅度不大,违法所得不多,对疫情防控没有重大影响,不应当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可以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具体到本案,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口罩紧俏的“商机”,坐地起价,最高涨价幅度达28倍,违法所得数额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案例2:
刘某某、王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口罩
简要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系河南某药业有限公司销售员,被告人王某系河南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1月20日,江苏省宿迁市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向宿迁市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股东年某某采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1月24日,年某某联系刘某某寻找货源。刘某某从王某处获悉河南省滑县一家庭小作坊(涉案嫌疑人另案处理,尚在侦查中)生产假冒“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二人商议由王某负责提供货源,销售口罩所得利润双方分成。1月25日,刘某某将王某购买的假冒“飘安”牌口罩30箱计30万只、假冒“华康”牌口罩24箱计21.6万只,合计54箱51.6万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以24.9万元销售给年某某。年某某将上述“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30箱运送至区政府指定的某物流园仓库。1月26日,区政府工作人员发现口罩合格证生产日期为2020年2月6日且口罩质量较差,遂予以封存。同日,某连锁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将上述24箱“华康”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销售给宿迁市某镇人民政府、宿迁市某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后袁某得知上述“飘安”牌口罩质量存在问题,便联系相关单位,收回尚未使用的口罩,并全额退还了收取的口罩款。2月1日,年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涉案“飘安”牌、“华康”牌口罩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案“飘安”牌口罩的细菌过滤效率为40.1%至44.15%,涉案“华康”牌口罩的细菌过滤效率为50.3%至53.3%,均不符合产品标注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细菌过滤效率要求(≥95%),且两种口罩的口罩带断裂强力亦不符合质量标准,均为不合格产品。
裁判结果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王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口罩,销售金额达24.9万元,其行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刘某某、王某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刘某某作用大于王某。刘某某、王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且全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据此,于2020年2月28日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被告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口罩,如口罩系不合格产品,在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情况下,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销售金额达24.9万元,若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因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幅度内量刑;若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因销售金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依法应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幅度内量刑。两罪比较,后罪处罚重于前罪,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符合司法解释关于此类情形“择一重罪论处”的规定。
此外,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等医用口罩属于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口罩,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还可能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但需严格把握“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除涉案医用口罩防护功能不达标以外,还要结合涉案医用口罩的使用场所、人群等综合判断。如果涉案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口罩主要销往医疗机构、供医护人员使用,通常可以认定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如果涉案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口罩销往非疫情高发地区供群众日常使用,则一般难以满足“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实践中,对于涉案医用口罩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存在障碍或者争议,但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15万元以上的,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也可以相关犯罪论处。具体到本案,涉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虽然防护功能不符合标准,但并非销往医疗机构、供医护人员使用,也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故不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案例3:
王某某、陈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向药店销售过滤效率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三无”口罩
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女)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药业公司临时聘用人员,与被告人陈某原系夫妻关系。2020年1月28日至31日间,王某某、陈某以每只5元的价格购进无生产商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三无”口罩后,在明知口罩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按“KN95”口罩名义以每只10元的价格销往药店等处,共计销售口罩9800只,收取货款9.8万元。案发后,上述口罩均被公安机关扣押。经鉴定,涉案口罩颗粒过滤效率仅为6.7%,不符合“KN95”口罩国家标准规定的颗粒过滤效率要求(≥95%),为不合格产品。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陈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销售颗粒过滤效率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伪劣口罩,销售金额达9.8万元,其行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法从严惩处。王某某、陈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2月25日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某、陈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裁判要旨
被告人购进“三无”口罩后,以“KN95”口罩名义对外销售,且所提供的产品说明中亦注明产品为“KN95”无阀、“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故本案对涉案口罩质量检验时采用了被告人对外宣传的口罩标准,按照国家标准GB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进行了鉴定。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在于涉案口罩的主要质量指标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还在于被告人将劣质口罩销往药店。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对从药店购买的商品更容易产生信任度,因此向药店销售伪劣产品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对此类向药店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案例4:
北京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及郑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药房为牟取非法利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口罩
简要案情
被告人郑某某系被告单位北京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20年1月底至2月初,郑某某明知其采购的1万个“3M”牌9001型口罩及其下属采购的5万个“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均无资质证明、检验合格证明及出库票据等材料,且公司员工及消费者反映口罩质量有问题,仍指示被告单位位于北京市的多个门店对外销售,销售金额达16万余元,销售所得均归北京某大药房有限公司所有。经鉴定,上述口罩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北京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和被告人郑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疫情防护用品,销售金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单位、郑某某认罪认罚,但考虑到本案发生于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关键时期,应依法从严惩处。据此,于2020年3月26日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北京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郑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裁判要旨
本案销售金额为16万余元,即便涉案口罩经鉴定属于不合格产品,若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幅度内量刑;若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依法应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幅度内量刑。根据“择一重罪处罚”原则,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5
计某某招摇撞骗案
--冒充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到口罩生产企业招摇撞骗
简要案情
2020 年2 月15 日,被告人计某某(无业)为获取大量口罩进行销售牟利,伪造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章及公文,冒充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以调研为名到浙江省嘉兴市口罩生产企业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其间,计某某了解到该公司生产的“KN95”标准的口罩全部被预定采购,获悉公司还有一条废弃的老旧生产线可以生产简易型口罩后,便要求重启这条生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并承诺其负责协调办理生产许可证,由政府直接采购该批口罩。该公司遂开始调配人力、物力组织简易型口罩试生产。2月18日,计某某为进一步取得公司负责人信任,联系嘉兴市电视台记者到该公司采访,后因记者怀疑其身份而案发。截至2月19日,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简易型口罩半成品5000 余只,造成经济损失7000余元,公司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计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其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计某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计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3月11日以招摇撞骗罪判处被告人计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裁判要旨
被告人为非法获取口罩,在口罩生产企业加班加点生产疫情防疫急需的“KN95”标准口罩之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蒙骗企业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调集人力、物力重启废弃生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还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对此类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
案例6
王某某诈骗案
--诈骗援鄂医护人员财物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12日,被告人王某某在微信群内发布销售医用口罩、额温枪(红外线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的虚假信息。被害人徐某某系江苏省南通市某医院ICU病房护士,接到驰援湖北的工作任务后,为减轻当地防疫物资紧缺的压力,准备自己购买一批医用口罩带到湖北。徐某某看到王某某发布的销售信息后,便微信联系王某某购买1500只口罩和2只额温枪,并告知王某某自己是医护人员,即将驰援湖北,所买的口罩和额温枪是准备带到湖北防疫使用。王某某骗取徐某某支付口罩订金2500元后,又以需付全款才能发货为由,骗取徐某某支付口罩尾款2900元和额温枪货款400元,共计骗取徐某某5800元。后王某某编造各种理由拖延发货,且不予退款,徐某某遂报案。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王某某明知被害人是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购买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用于湖北疫情防控,仍骗取被害人财物,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从严惩处。王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案发后全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据此,于2020年3月5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裁判要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冲在防疫最前线,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驰援湖北,投身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医务人员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王某某在明知徐某某系即将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为减轻当地防护物资紧缺压力而自购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仍诈骗其钱财,性质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人民法院始终坚决依法打击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等各类涉医犯罪,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风尚。
案例7
马某某诈骗案
--网上发布虚假口罩销售信息诈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简要案情
2020 年1月28日至2月3日,被告人马某某在浙江省杭州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通过网店、微信发布其有口罩货源的虚假信息,并发送从网上下载的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材料,先后骗得张某某、曹某某等9名被害人的口罩款合计93万余元,所骗钱款均被马某某用于网络赌博。2月3日,马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某在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假借销售防疫物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马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3月17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裁判要旨
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中,口罩诈骗案件占比达40%左右,其中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主。本案被告人利用疫情期间人们急需口罩的心理,通过电信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短短几天时间即从多名被害人处骗取93万元,达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其无法退赔,但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
案例8:
陈某某诈骗案
--谎称有熔喷布购货渠道诈骗财物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下旬,被告人陈某某得知被害人卢某寻找熔喷布购货渠道,表示可以帮忙打听。后陈某某通过网络查询获悉熔喷布是生产口罩中间过滤层的关键原材料,疫情期间熔喷布供不应求,便产生利用熔喷布诈骗卢某财物之念。2月28日,陈某某向卢某谎称自己可以联系朋友购买到1吨熔喷布,需要卢某先支付5万元定金,支付定金后三四天内发货。当天下午,卢某将2万元定金汇入陈某某账户。陈某某随即将2万元定金用于网络赌博和偿还欠款。至约定交货时间,陈某某以朋友因涉嫌倒卖熔喷布被警方抓获为由拒绝交付,并拒不退还定金。3月10日,卢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销售生产防疫物资急需原材料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陈某某曾因犯盗窃罪、诈骗罪三次被判刑,酌情从重处罚。陈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且全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据此,于2020年3月25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裁判要旨
口罩是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基本物资,而熔喷布是口罩最核心的材料,作为口罩中间的过滤层,被称为口罩的“心脏”。近期,市场对熔喷布的需求井喷,熔喷布的产量成为口罩扩产的“瓶颈”。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抬高价格,大发“疫情财”,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以销售熔喷布为名诈骗财物。人民法院对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熔喷布等防疫物资价格,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以及假借熔喷布等防疫物资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将依法从严惩处,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统筹推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9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现将广州乙置业公司等骗取支付令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等五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52-56号)作为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5月21日
广州乙置业公司等骗取支付令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2号)
【关键词】
骗取支付令 侵吞国有资产 检察建议
【要旨】
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骗取法院支付令,并在执行过程中通谋达成和解协议,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侵占国有资产,损害司法秩序,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秩序,保护国有资产。
【基本案情】
2003年起,国有企业甲农工商公司因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被诉至法院,银行账户被查封。为转移甲农工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资产,甲农工商公司班子成员以个人名义出资,于2003年5月26日成立广州乙置业公司,甲农工商公司经理张某任乙置业公司董事长,其他班子成员任乙置业公司股东兼管理人员。
2004年6月23日和2005年2月20日,乙置业公司分别与借款人甲农工商公司下属丙实业公司和丁果园场签订金额为251.846万元和1600万元的借款协议,丙实业公司以自有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乙置业公司没有自有流动运营资金和自有业务,其出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甲农工商公司委托其代管的资金。
丙实业公司借款时,甲农工商公司在乙置业公司已经存放有13893401.67元理财资金可以调拨,但甲农工商公司未调拨理财资金,反而由下属的丙实业公司以房产抵押的方式借款。丁果园场借款时,在1600万元借款到账的1-3天内便以“往来款”名义划付到案外人账户,案外人又在5天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等额资金划还给乙置业公司。
上述借款到期后,乙置业公司立即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偿还借款。2004年9月6日,法院作出(2004)云法民二督字第23号支付令,责令丙实业公司履行付款义务;2005年11月9日,法院作出(2005)云法民二督字第16号支付令,责令丁果园场履行付款义务。丙实业公司与丁果园场未提出异议,并在执行过程中迅速与乙置业公司达成以房抵债的和解协议。2004年10月11日,丙实业公司与乙置业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以自有房产抵偿251.846万元债务。丙实业公司还主动以自有的36栋房产为丁果园场借款提供执行担保。2006年2月、4月,法院先后裁定将丁果园场的房产作价611.7212万元、丙实业公司担保房产作价396.9387万元以物抵债给乙置业公司。
案发后,甲农工商公司的主管单位于2013年9月10日委托评估,评估报告显示,以法院裁定抵债日为评估基准日,涉案房产评估价值合计1.09亿余元,比法院裁定以物抵债的价格高出9640万余元,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害。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6年4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甲农工商公司经理张某贪污、受贿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乙置业公司可能存在骗取支付令、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遂将案件线索交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与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办案组共同办理该案。
调查核实 办案组调取法院支付令与执行案件卷宗,经审查发现,乙置业公司与丙实业公司、丁果园场在诉讼过程中对借款事实等问题的陈述高度一致;三方在执行过程中主动、迅速达成以物抵债的和解协议,而缺乏通常诉讼所具有的对抗性;经审查张某贪污、受贿案的刑事卷宗,发现甲农工商公司、乙置业公司的班子成员存在合谋串通、侵吞国有资产的主观故意;经审查工商登记资料,发现乙置业公司没有自有资金,其资金来源于代管的甲农工商公司资金;经调取银行流水清单,核实了借款资金流转情况。办案组沿涉案资金、房产的转移路径,逐步厘清案情脉络,并重新询问相关涉案人员,最终获取张某等人的证言,进一步夯实证据。
监督意见 2016年10月8日,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就白云区人民法院前述两份支付令分别发出穗云检民(行)违监(2016)4号、5号检察建议书,指出乙置业公司与丙实业公司、丁果园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骗取法院支付令,借执行和解程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了正常司法秩序,建议法院撤销涉案支付令。
监督结果 2018年5月15日,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11民督监1号、2号民事裁定书,分别确认前述涉案支付令错误,裁定予以撤销,驳回乙置业公司的支付令申请。同年10月,白云区人民法院依据生效裁定执行回转,至此,1.09亿余元的国有资产损失得以挽回。甲农工商公司原班子成员张某等人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已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指导意义】
1. 虚构债务骗取支付令成为民事虚假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当加强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旨在使债权人便捷高效地获得强制执行依据,解决纠纷。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正是利用法院发出支付令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问题不易被发现的特点,恶意串通、虚构债务骗取支付令并获得执行,侵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案乙置业公司与丙实业公司、丁果园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申请支付令,构成虚假诉讼。由于法院在发出支付令时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仅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因此,骗取支付令的虚假诉讼案件通常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2. 办理虚假诉讼案件重点围绕捏造事实行为进行审查。虚假诉讼通常以捏造的事实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当以此为重点内容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组通过调阅张某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掌握案情,以刑事案件中固定的证据作为本案办理的突破口;通过重点审查涉案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公司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等工商资料,确认丙实业公司和丁果园场均由甲农工商公司设立,均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名下房产属于国有财产,上述公司的主要班子成员存在交叉任职等事实;通过调取报税资料、会计账册、资金代管协议等档案材料发现,乙置业公司没有自有流动运营资金和业务,其资金来源于代管的甲农工商公司资金;通过调取银行流水清单,发现丁果园场在借款到账后即以“往来款”名义划付至案外人账户,案外人随即将等额资金划还至乙置业公司,查明了借款资金流转的情况。一系列事实和证据均指向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债务骗取支付令的行为。
3. 发现和办理虚假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形成整体合力。虚假诉讼不仅侵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更对司法公信力、司法秩序造成严重侵害,检察机关应当形成整体合力,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民事虚假诉讼线索的,均应及时向民事检察部门移送;并积极探索建立各业务部门之间的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线索共享、信息互联机制。本案即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民事虚假诉讼线索,民事检察部门由此进行深入调查的典型案例。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百一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九条
武汉乙投资公司等骗取调解书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3号)
【关键词】
虚假调解 逃避债务 民事抗诉
【要旨】
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诉讼,骗取人民法院调解书,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不仅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且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办理此类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从交易和诉讼中的异常现象出发,追踪利益流向,查明当事人之间的通谋行为,确认是否构成虚假诉讼,依法予以监督。
【基本案情】
2010年4月26日,甲商贸公司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起诉乙投资公司,称双方于2008年4月30日签订《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约定甲商贸公司购买乙投资公司天润工业园项目约4万平方米的商品房,总价款人民币7375万元,甲公司支付1475万元定金,乙投资公司于收到定金后30日内完成上述项目地块的抵押登记注销,双方再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签订后,甲商贸公司依约支付定金,但乙投资公司未解除土地抵押登记,甲商贸公司遂提出四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诉讼,诉请判令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诉讼标的额分别为700万元、700万元、750万元、800万元,共计2950万元。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以调解方式结案,作出(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民事调解书,分别确认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700万元、700万元、750万元、800万元,合计2950万元。甲商贸公司随即向该法院申请执行,领取可供执行的款项2065万元。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5年,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案外人相关举报,经对上述案件进行审查,初步梳理出如下案件线索:一是法院受理异常。双方只签订有一份《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甲商贸公司却拆分提出四起诉讼;甲商贸公司已支付定金为1475万元,依据当时湖北省法院案件级别管辖规定,基层法院受理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本案明显属于为回避级别管辖规定而拆分起诉,法院受理异常。二是均适用简易程序由同一名审判人员审结,从受理到审理、制发调解书在5天内全部完成。三是庭审无对抗性,乙投资公司对甲商贸公司主张的事实、证据及诉讼请求全部认可,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陈述高度一致。四是均快速进入执行程序、快速执结。
调查核实 针对初步梳理的案件线索,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随即开展调查核实。第一步,通过裁判文书网查询到乙投资公司作为被告或被执行人的案件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已有40余件,总标的额1.3亿余元,乙投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第二步,通过银行查询执行款流向,发现甲商贸公司收到2065万元执行款后,将其中1600万元转账至乙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的个人账户,320万元转账至丙公司、丁公司;第三步,通过查询工商信息,发现方某系乙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而甲、乙、丙、丁四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成某某;第四步,调阅法院卷宗,发现方某本人参加了四起案件的全部诉讼过程;第五步,经进一步调查方某个人银行账户,发现方某在本案诉讼前后与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庭长杨某某之间存在金额达100余万元的资金往来。检察人员据此判断该四起案件可能是乙投资公司串通关联公司提起的虚假诉讼。经进一步审查发现,甲商贸公司、乙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成某某通过受让债权取得乙投资公司80%的股权,后因经营不善产生巨额债务,遂指使甲商贸公司,伪造了以上《商品房订购协议书》,并将甲商贸公司其他业务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作为支付定金1475万元的证据,由甲商贸公司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2950万元”,企图达到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公司债务的非法目的。该院民二庭庭长杨某某在明知甲、乙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且该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情况下,主动建议甲商贸公司将一案拆分为4个案件起诉;案件转审判庭后,杨某某向承办法官隐瞒上述情况,指示其按照简易程序快速调解结案;进入执行后,杨某某又将该案原、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的情况告知本院执行二庭原庭长童某,希望快速执行。在杨某某、童某的参与下,案件迅速执行结案。
监督意见 2016年10月21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就(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民事调解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本案调解书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真实情况明显不符,四起诉讼均系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公司债务提起的虚假诉讼,应当依法纠正。首先,从《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的表面形式来看,明显与正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惯例不符,连所订购房屋的具体位置、房号都没有约定;其次,乙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在刑事侦查中供述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四份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系伪造,目的是通过双倍返还购房定金的方式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公司债务;再次,在双方无房屋买卖交易的情况下,不存在支付及返还“定金”之说。证明甲商贸公司支付1475万元定金的证据是7张银行凭证,其中一笔600万的汇款人为案外人戊公司;甲商贸公司陆续汇入乙投资公司875万元后,乙投资公司又向甲商贸公司汇回175万元,甲商贸公司汇入乙投资公司账户的金额实际仅有700万元,且属于公司内部的调度款。
监督结果 2018年1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四起案件作出民事裁定,指令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再审。2018年11月19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再审判决:撤销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四份民事调解书;驳回甲商贸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庭长杨某某、执行二庭原庭长童某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1. 对于虚假诉讼形成的民事调解书,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虚假诉讼的民事调解有其特殊性,此类案件以调解书形式出现,从外表看是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他人无关。但其实质是当事人利用调解书形式达到了某种非法目的,获得了某种非法利益,或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碍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监督。对于此类虚假民事调解,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抗诉。
2. 注重对案件中异常现象的调查核实,查明虚假诉讼的真相。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异于常理的现象要进行调查,这些异常既包括交易的异常,也包括诉讼的异常。例如,合同约定和合同履行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和常识,可能存在通谋的;案件的立、审、执较之同地区同类型案件异常迅速的;庭审过程明显缺乏对抗性,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对主张的案件事实和证据高度一致等。检察机关要敏锐捕捉异常现象,有针对性运用调查核实措施,还案件事实以本来面目。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陕西甲实业公司等公证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4号)
【关键词】
虚假公证 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要旨】
当事人恶意串通、捏造事实,骗取公证文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对此类虚假诉讼应当依法监督,规范非诉执行行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诚信。
【基本案情】
2011年,陕西甲实业公司董事长高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底,甲实业公司名下资产陕西某酒店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拍卖,拍卖所得用于退赔集资款和偿还债务。
2013年11月,高某保外就医期间与郗某、高某萍、高某云、王某、杜某、唐某、耿某等人商议,由高某以甲实业公司名义出具借条,虚构甲实业公司曾于2006、2007年向郗某等七人借款的事实,并分别签订还款协议书。2013年12月,甲实业公司委托代理人与郗某等七人前往西安市莲湖区公证处,对涉案还款协议书分别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莲湖区公证处向郗某等七人出具《执行证书》。2013年12月,郗某等七人依据《执行证书》,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3月,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以甲实业公司名下财产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尚需等待分配方案确定后再恢复执行为由,裁定本案执行程序终结。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分配方案后,雁塔区人民法院恢复执行并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报郗某等七人债权请求分配。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5年11月,检察机关接到债权人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债权分配方案,提出高某所涉部分债务涉嫌虚构的举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后,根据债权人提供的线索对高某所涉债务进行清查,发现该七起虚假公证案件线索。
调查核实 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线索依法进行调查核实。首先,到高某服刑的监狱和保外就医的医院对其行踪进行调查,并随即询问了王某、郗某、耿某,郗某等人承认了基于利益因素配合高某虚构甲实业公司借款的事实;其次,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到公证机关调取公证卷宗,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甲实业公司执行案件相关情况。经调查核实发现,高某与郗某等七人为套取执行款,逃避债务,虚构甲实业公司向郗某等七人借款1180万元的事实、伪造还款协议书等证据,并对虚构的借款事实进行公证,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
监督意见 在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的基础上,2015年11月,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将涉嫌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线索移交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立案侦查。2016年9月23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针对雁塔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发出检察建议,指出甲实业公司与郗某等七人恶意串通,伪造借款凭据和还款协议,《执行证书》中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由于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建议依法不予执行。
监督结果 2016年10月24日,雁塔区人民法院回函称,经调取刑事卷宗中郗某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确认相关公证内容确系捏造,经合议庭合议决定,对相关执行证书裁定不予执行。2017年7月16日,雁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13执异153至159号七份执行裁定书,认定郗某等申请执行人在公证活动进行期间存在虚假行为,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裁定对相关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不予执行。后高某等四人因构成虚假诉讼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1. 利用虚假公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民事虚假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当加强检察监督。对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法律赋予公证机关的特殊职能,经赋强公证的债权文书,可以不经诉讼直接成为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近年来,对虚假债权文书进行公证的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当事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对虚假的赠与合同、买卖合同,或抵偿债务协议进行公证,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本案中,甲实业公司与郗某等七人捏造虚假借款事实申请公证,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参与执行财产分配就属于此类情形,不仅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债权,同时也损害了诉讼秩序和司法公正,影响社会诚信。本案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已经查实系虚假公证,由检察机关建议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较之利害关系人申请公证机关撤销公证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 加强对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等非诉执行行为的监督,促进公证活动依法有序开展。根据《公证法》规定,公证机关应当对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提供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备,含义是否清晰,签名、印鉴是否齐全;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等内容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在对人民法院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等非诉执行行为进行监督时,如果发现公证机关未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公证的,应当建议公证机关予以纠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八条
福建王某兴等人劳动仲裁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5号)
【关键词】
虚假劳动仲裁 仲裁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要旨】
为从执行款项中优先受偿,当事人伪造证据将普通债权债务关系虚构为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获取仲裁裁决或调解书,据此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对此类虚假诉讼行为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基本案情】
2014年,王某兴借款339500元给甲茶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贵,多次催讨未果。2017年5月,甲茶叶公司因所欠到期债务未偿还,厂房和土地被武平县人民法院拍卖。2017年7月下旬,王某兴为实现其出借给王某贵个人的借款能从甲茶叶公司资产拍卖款中优先受偿的目的,与甲茶叶公司新法定代表人王某福(王某贵之子)商议申请仲裁事宜。双方共同编造甲茶叶公司拖欠王某兴、王某兴妻子及女儿等13人414700元工资款的书面材料,并向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7月31日,仲裁员曾某明在明知该13人不是甲茶叶公司员工的情况下,作出武劳仲案(2017)19号仲裁调解书,确认甲茶叶公司应支付给王某兴等13人工资款合计414700元,由武平县人民法院在甲茶叶公司土地拍卖款中直接支付到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资账户,限于2017年7月31日履行完毕。同年8月1日,王某兴以另外12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武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月4日,武平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裁定:(1)冻结、划拨甲茶叶公司在银行的存款;(2)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甲茶叶公司的所有财产;(3)扣留、提取甲茶叶公司的收入。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7年8月初,武平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执行监督专项活动中发现,在武平县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甲茶叶公司的拍卖款进行分配时,突然新增多名自称甲茶叶公司员工的申请执行人,以仲裁调解书为依据申请参与执行款分配。鉴于甲茶叶公司2014年就已停产,本案存在虚假仲裁的可能性。
调查核实 首先,检察人员调取了法院的执行卷宗,从13个申请执行人的住址、年龄和性别等身份信息初步判断,他们可能存在夫妻关系或其他亲戚关系,随后至公安机关查询户籍信息证实了申请执行人之间的上述亲属关系;其次,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2013年至2015年底,王某兴独资经营一家汽车修配公司,2015年以后在广东佛山经营不锈钢制品,王某兴之女一直在外地居住,王某兴一家在甲茶叶公司工作的可能性不存在;再者,检察人员经对申请人执行人李某林、曾某秀夫妇进行调查询问,发现其长期经营百货商店,亦未在甲茶叶公司工作过,仲裁员曾某明与其有亲属关系;最后,检察人员经对王某福进行说服教育,王某福交待了其与王某兴合谋提起虚假仲裁的事实,王某兴亦承认其与另外12人均与甲茶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系伪造,仲裁员曾某明清楚申请人与甲茶叶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仍出具了仲裁调解书。
监督意见 2017年8月24日,武平县人民检察院向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书,指出王某兴、王某福虚构事实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员在明知的情况下仍作出虚假仲裁调解书,使得王某贵的个人借款变成了甲茶业公司的劳动报酬债务,损害了甲茶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建议撤销该案仲裁调解书。仲裁委撤销仲裁调解书后,2017年8月28日,武平县人民检察院向武平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指出王某兴与王某福共同虚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据此裁定执行,损害了甲茶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妨碍民事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且据以执行的仲裁调解书已被撤销,建议法院终结执行。
监督结果 2017年8月24日,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仲决(2017)1号决定书,撤销武劳仲案(2017)19号仲裁调解书。2017年8月29日,武平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2017)闽0824执888号执行案件的执行,并于同年9月25日书面回复武平县人民检察院。王某兴、王某福因构成虚假诉讼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曾某明因构成枉法仲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1. 以虚假劳动仲裁申请执行是民事虚假诉讼的一种情形,应当加强检察监督。在清算、破产和执行程序中,立法和司法对职工工资债权给予了优先保护:在公司清算程序中职工工资优先支付;在破产程序中职工工资属于优先受偿债权;在执行程序中追索劳动报酬优先考虑。正是由于立法和司法的优先保护,有的债权人为实现自身普通债权优先受偿的目的,与债务人甚至仲裁员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捏造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申请劳动仲裁,获取仲裁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检察机关在对人民法院执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时,应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虚假仲裁行为,对查实为虚假仲裁的,应建议法院终结执行,防止执行款错误分配。注重加强与仲裁机构及其主管部门的沟通,共同防范虚假仲裁行为。
2. 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保持对线索的高度敏感性。虚假诉讼案件的表面事实和证据与真实情况往往具有较大差距,当事人之间利益纠葛复杂,多存在通谋,检察机关要敏于发现案件线索,充分做好调查核实工作。本案中,检察人员在执行监督活动中发现虚假仲裁线索,及时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认真审查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户籍信息、经济往来等事项,分析当事人的从业、居住等情况,有步骤地开展调查工作,夯实证据基础,最终查清虚假劳动仲裁的事实。
3. 检察机关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发现仲裁活动违法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根据《仲裁法》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裁决被撤销的法定情形包括:仲裁庭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根据的证据系伪造,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等。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向本院所办理案件的涉案单位、本级有关主管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发现仲裁裁决虚假的,应当依法发出检察建议要求纠正;发现仲裁员涉嫌枉法仲裁犯罪的,依法移送犯罪线索。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三条
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6号)
【关键词】
保险理赔 伪造证据 民事抗诉
【要旨】
假冒原告名义提起诉讼,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取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非法获取保险理赔款,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查明违法事实,纠正错误裁判。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21日,张某驾驶轿车与熊某驾驶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熊某受伤、车辆受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熊某无责任。熊某伤情经司法鉴定为九级伤残。张某驾驶的轿车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事故发生后,熊某经他人介绍同意由周某与保险公司交涉该案保险理赔事宜,但并未委托其提起诉讼,周某为此向熊某支付了5万元。张某亦经同一人介绍同意将该案保险赔偿事宜交周某处理,并出具了委托代理诉讼的《特别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8日,周某冒用熊某的名义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周某冒用熊某名义签署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冒用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署庭审笔录、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熊某及被冒用的“委托代理人”对此均不知情。该案中,周某还作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此外,本案事故发生时,熊某为农村户籍,从事钢筋工工作,居住上饶县某某村家中,而周某为实现牟取高额保险赔偿金的目的,伪造公司证明和工资表,并利用虚假材料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证明熊某在2011年9月至2012年10月在县城工作并居住。2013年6月17日,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信民一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判令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原告熊某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18723.33元。甲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8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甲保险公司赔偿熊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6723元。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6年3月,上饶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熊某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又提起诉讼,经调阅相关卷宗,发现周某近两年来代理十余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涉保险索赔案件,相关案件中存在当事人本人未出庭、委托代理手续不全、熊某的工作证明与个人基本情况明显不符等疑点,初步判断有虚假诉讼嫌疑。
调查核实 根据案件线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熊某本人了解情况,查明2013年3月18日的民事起诉状非熊某本人的意思表示,起诉状中签名也非熊某本人所签,熊某本人对该起诉讼毫不知情,并不认识起诉状中所载原告委托代理人,亦未委托其参加诉讼;二是向有关单位核实熊某出险前的经常居住地和工作地,查明周某为套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赔偿标准获取非法利益,指使某汽车服务公司伪造了熊某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三是对周某代理的13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均涉嫌虚假诉讼,本案最为典型;四是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实了周某通过冒用他人名义虚构诉讼主体、伪造授权委托书、伪造工作证明以及利用虚假证据材料骗取公安机关证明文件等事实。
监督意见 2016年6月2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16年11月5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系虚假调解,周某伪造原告起诉状、假冒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扰乱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监督结果 2017年8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是一起由周某假冒熊某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的虚假诉讼案件,熊某本人及被冒用的诉讼代理人并未提起和参加诉讼,原一审判决和原二审调解书均有错误,裁定撤销,终结本案审理程序。同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周某进行民事制裁。2019年1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一审法官、信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戴某给予撤职处分。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虚假诉讼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仅从诉讼活动表面难以甄别,要求检察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有敏锐的线索发现意识。本案中,就线索发现而言,检察人员注重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庭审过程的异常,“原告代理人”或无法发表意见,或陈述、抗辩前后矛盾;二是案件材料和证据异常,熊某工作证明与其基本情况、履历明显不符;三是调解结案异常,甲保险公司二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告代理人”为了迅速达成调解协议,主动提出减少保险赔偿数额,不符合常理。以发现的异常情况为线索,开展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是突破案件瓶颈的关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综合运用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查阅、调取、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或者证据材料、案卷材料,查询财务账目、银行存款记录,勘验、鉴定、审计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咨询等调查措施。同时,应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作。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移送刑事犯罪案件线索,通过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手段,查实了周某虚假诉讼的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全国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起全国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典型案例
(2021年8月25日)
目 录
1.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抗诉案例】福建潘某英诉某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检察监督案
2.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再审检察建议案例】江苏丁某诉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检察监督案
3. 【行政审判程序监督案例】山东某养殖中心诉某镇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审判程序检察监督案
4. 【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案例】山西翟某胜申请执行行政处理判决检察监督案
5.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例】湖南某市执法局申请执行罚款决定检察监督案
6.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案例】河北朱某诉某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7. 【司法救助案例】浙江王某诉某市人社局甲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8. 【公开听证案例】贵州刘某祥、邓某珍诉某县人民政府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检察监督案
9. 【跟进监督案例】陕西某国土资源分局申请执行退还土地、拆除建筑物、罚款决定检察监督案
10. 【参与社会治理案例】西藏某市人民检察院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诉源治理案
案例一
福建潘某英诉某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抗诉 行政拘留
【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5日,福建省某市公安局某区分局(以下简称某区公安分局)以潘某英殴打郑某开致轻微伤为由,决定对潘某英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罚款五百元,并于当日将潘某英送至某市拘留所执行拘留。某市拘留所当日发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拘留决定未能执行。2014年6月20日,某区公安分局又针对潘某英的同一个行为作出内容、文号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潘某英执行行政拘留。
2014年9月1日,潘某英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某区公安分局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潘某英的诉讼请求。潘某英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5)×行终第14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某英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2016年6月15日,潘某英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经查阅卷宗、调查核实,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某区公安分局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虽然申请人提出的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合法、违反举证分配原则等申请监督理由不成立,但被诉行政处罚存在以下违法情形:2014年1月15日,某区公安分局决定对潘某英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罚款五百元,在送交某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时,某市拘留所发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随后某区公安分局将潘某英释放。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行政拘留执行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相关规定,应视为拘留决定机关同意停止执行行政拘留,行政拘留决定终止执行。在事隔5个多月之后,某区公安分局重新作出相同文号、相同内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将潘某英再次执行拘留,亦明显违法。
监督意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行终第143号行政判决认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系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2018年1月16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裁定,指令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5月29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2014年1月1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不再执行,公安机关对同一个行为再次作出内容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一事重复处罚,程序违法,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指导意义】
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坚持全面审查、精准监督。行政拘留属人身自由罚,是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不限于申请人的申请监督理由,对行政拘留的作出、执行等环节进行全面审查,查明被诉行政拘留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其交付执行明显违法,原审判决确有错误,遂依法提出抗诉,监督纠正了错误的行政判决和违法行政行为,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案例二
江苏丁某诉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再审检察建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基本案情】
2001年2月,丁某因自家房屋居住不安全,遂买下自家房屋西山墙剩余土地67.86平方米用于建房,并缴清土地出让金6786元以及用地管理费等各项费用。2001年8月1日,丁某取得县国土局发放的第000228号“×县城规划区内农居民建设用地许可证”,有效期至2002年3月2日。丁某到县建设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镇下属村建管所亦于2001年8月1日向县建设局出具一份通知书,说明丁某相关手续已具备,各项费用已交清,请给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县建设局工作人员以图纸上没有规划为由,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丁某在建房用地许可证有效期内多次自行建房,均因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城管部门阻止而未建成房屋。
2012年起,丁某向某县建设局反映不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问题。县建设局于2012年9月10日出具《告知书》,告知丁某因其建房用地许可证已过期,且申请建房的范围属于县城禁止新建个人住房的一类区域,不予批准。丁某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县建设局《告知书》作出的不予办理决定。丁某不服,于2012年12月28日向某县人民法院起诉县建设局等部门,请求履行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并请求确认第000228号“×县城规划区内农居民建设用地许可证”有效。某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收下起诉状并进行审查。后该法官调离行政审判庭,无人处理此事。丁某多次向该院行政审判庭催问,未得到任何处理结果。2016年,丁某再次向某区人民法院(即原某县人民法院)询问此案相关情况。因全市行政案件集中管辖,丁某被告知须向某铁路运输法院重新起诉。2016年11月18日,丁某将某区建设局(即原某县建设局)起诉至某铁路运输法院,诉讼请求如前。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均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丁某提出再审申请,亦被法院驳回。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丁某不服法院二审裁定,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调阅了法院诉讼卷宗。因本案涉及的基础事实距今将近20年,又经历了机构改革、撤县并区等历史变迁,很多机构和人员都发生了变化,承办检察官先后走访案涉行政机关了解情况。
经审查,丁某在二审审理期间,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原某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手写的说明材料,有法官的签名并盖法院院章。该说明材料能够证明某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8日收取丁某起诉状后,一直未对其起诉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但二审法院在庭审中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亦未对该证据是否采信作出审查判断。
监督意见。某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丁某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因不属于其自身原因引起了起诉期限的扣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丁某于2016年11月18日向某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确有错误。2019年7月11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监督结果。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再审检察建议,于2019年9月18日裁定再审,并将此案发回某铁路运输法院重审。某铁路运输法院重审期间,丁某意外死亡。丁某女儿曹某表示继承其母亲的诉讼权利,本案原告变更为曹某。在法院、检察院的共同推动下,2020年9月14日,双方当事人就解决行政争议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予撤诉。
【指导意义】
再审检察建议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同级监督的方式,具有快捷、高效、及时的特点。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样应坚持精准化导向。在办理涉及起诉期限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应当加强调查核实,精细审查,查明起诉期限起算点、起诉期限时限、是否存在起诉期限扣除或者延长等特殊情形,正确适用起诉期限的相关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权。在人民法院采纳监督意见裁定再审后,人民检察院应当持续跟进案件审理,积极配合、支持人民法院推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
案例三
山东某养殖中心诉某镇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审判程序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 检察建议 登记立案
【基本案情】
山东省某养殖中心(以下简称某养殖中心)系个体工商户。该养殖中心在其承包和租赁的农用地上建设经营鱼塘,并办理了工商登记。2019年5月5日,养殖中心所在地的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以违反村镇建设规划为由向某养殖中心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其在2019年5月7日前自行拆除所建鱼塘,逾期将由镇执法队强制拆除。2019年5月9日,某镇政府组织人员对鱼塘进行强制拆除,导致某养殖中心养殖的水产品全部散逸至公共河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2019年10月17日,某养殖中心将某镇政府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某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9年12月13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认定某镇政府未履行相关的催告及告知程序,确认某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2020年3月13日,某养殖中心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镇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720405.87元。某区人民法院未在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也未告知其补正起诉材料。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2020年3月27日,某养殖中心认为某区人民法院对其起诉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区人民检察院予以受理,听取了某养殖中心的意见,进行了调查核实。经审查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登记立案制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某养殖中心于2020年3月13日向某区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某区人民法院应当于七日内即2020年3月20日前决定是否立案。但截至某养殖中心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时(2020年3月27日),某区人民法院既不立案,也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监督意见。2020年3月30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向某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尽快对某养殖中心的起诉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监督结果。某区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于当日决定对某养殖中心的起诉予以立案。该案后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某镇政府赔偿某养殖中心249440元。
【指导意义】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这是行政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涉及人民法院登记立案程序的监督案件,应当牢固树立诉权保护意识,严格按照登记立案制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依法监督纠正阻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违法行为;应当牢固树立及时高效意识,快速审查办理,及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行使。
案例四
山西翟某胜申请执行行政处理判决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执行立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6日,翟某胜驾驶“解放”重型半挂牵引大货车在省道317线5KM+3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山西省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调查后,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8〕第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于同日作出《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告知书》,告知翟某胜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依法注销,限翟某胜于三十日内到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办理换证业务;逾期未办理的,机动车驾驶证最高准驾车型依法公告作废;自即日起不得继续驾驶准驾车型为A2的机动车。
翟某胜按照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向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告知书》。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告知书》载明了“自即日起,你不得继续驾驶准驾车型为A2的机动车”的内容,对翟某胜的驾驶资格进行了实质限制,而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不具有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权限和业务职责,故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山西省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告知书》。双方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书生效后,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依法履行生效行政裁判确定的义务。翟某胜于2019年12月21日向乙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县人民法院一直未作出是否受理立案裁定。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翟某胜认为乙县人民法院未受理其执行申请存在违法情形,于2020年4月9日向乙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乙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进行了调查核实。经审查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受理执行案件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对于不符合受理执行案件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中,翟某胜于2019年12月21日向乙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县人民法院收到申请执行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是否受理立案裁定并通知申请执行人翟某胜,违反前述法律规定。
监督意见。2020年4月26日,乙县人民检察院向乙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尽快对执行立案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予以纠正。
监督结果。2020年5月1日,乙县人民法院回复称,在执行立案过程中确实存在检察建议所提出的问题,对检察建议予以采纳,已向申请执行人送达了立案裁定书。5月19日,乙县人民法院向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发出执行通知书。5月20日,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撤销《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告知书》的决定。
【指导意义】
行政裁判执行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行政争议过程的延续,是当事人尤其是行政相对人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保障,属于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范围。对于人民法院未能及时对当事人申请执行生效行政裁判进行立案,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直处于被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推动人民法院依法规范执行立案审查程序、促进被诉行政机关履行生效判决,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案例五
湖南某市执法局申请执行罚款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执行审查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某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客运公司)与某学院签订包车服务合同。2018年9月19日,某客运公司驾驶员驾驶车牌号为A××的大型客车接送某学院师生,途中被湖南省某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某市执法局)查处。2018年11月6日,某市执法局作出〔2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某客运公司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业务为由,决定对某客运公司罚款四万元。2019年9月30日,某市执法局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1月19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行审17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2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2020年4月27日,某客运公司认为某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行政处罚存在违法情形,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调取了执行卷宗和行政执法卷宗,向执行法官、行政执法人员以及某客运公司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查明:某客运公司在案发时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县际包车客运,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3月23日;某客运公司根据包车服务合同安排驾驶员驾驶A××大型客车接送学院师生,并未超越行政许可事项载客运营,某市执法局以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业务为由对某客运公司罚款四万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至于涉案的A××大型客车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依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三条规定,属于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的行为,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监督意见。某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因某市执法局〔2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确有错误,于2020年5月29日向某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准予执行裁定。同时,向某市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
监督结果。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湘×行监1号行政裁定书,撤销该院(2019)湘×行审178号行政裁定书,不准予执行〔2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某市执法局采纳检察建议,撤销了〔2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指导意义】
行政非诉执行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后,行政相对人既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自动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相应裁定以实施行政行为的制度。人民检察院对行政非诉执行实行法律监督,是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某区人民检察院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发现行政处罚决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某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确有错误,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方式,对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实施监督,促使法院纠正了错误的执行裁定,同时向行政执法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促进了依法行政。
案例六
河北朱某诉某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不支持监督申请 婚姻登记 行政争议化解
【基本案情】
2001年9月,朱某(男)与张某(女)结婚,某市某区民政局颁发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2006年,朱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与张某离婚。某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分割了共同财产。张某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离婚判决,对共同财产重新分割。后经朱某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某区人民法院再审一审、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审,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民再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认为再审一审判决漏判双方离婚,遂在判决维持财产分割判项的同时,增加判决准予朱某与张某离婚的判项。此后,因案外人郝某、齐某申请再审,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8日作出(2012)×民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认为朱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已经解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生效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撤销该院(2010)×民再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中准予离婚的判项,同时维持财产分割的判项。
在法院再审审理民事案件期间,朱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2009年12月10日,区人民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朱某提出上诉、再审申请,均被法院驳回。2012年朱某再次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无效。2012年7月10日,某区人民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朱某提出上诉、再审申请,均被法院驳回。
2016年,朱某向某区民政局申请再婚登记并提交了(2012)×民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某区民政局审查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没有判决朱某与张某离婚,遂不能为其办理再婚登记。2016年7月25日,朱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某区民政局撤销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依法为朱某办理再婚登记手续。某区人民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朱某提出上诉、再审申请,均被法院驳回。
2018年4月24日,朱某又一次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无效。某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规定,裁定不予立案。朱某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冀×行终1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朱某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2020年3月6日,朱某不服(2019)冀×行终18号行政裁定,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查明以下情况:1. 冀×婚字第1128号结婚证系某区民政局于2001年颁发,因该行政行为发生在2015年5月1日之前,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2. 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实际已确认朱某与张某婚姻关系解除。(2012)×民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系在确认朱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生效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撤销(2010)×民再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中准予离婚的判项。某区民政局认为(2012)×民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没有判决朱某与张某离婚,因而不能办理其再婚登记,系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
监督意见及化解情况。鉴于法院对该案没有进行实质审理,某区民政局不予办理朱某再婚登记可能存在错误,某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23日召开了听证会。听证员经评议一致认为,朱某与张某婚姻关系解除已由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朱某提出再婚登记申请,某区民政局应当予以登记。某区民政局当场表示,根据法院判决,朱某已经与张某解除了婚姻关系,朱某随时可以到民政局办理再婚登记手续。
听证会后,某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同时向某区民政局发出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
【指导意义】
2014年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新增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和任务,也是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的目的和任务。程序空转是当前行政诉讼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生效行政裁定的申请监督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生效裁定并无不当,但被诉行政行为可能存在违法情形,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行纠正错误,有效解决程序空转的突出问题。某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召开听证会、听证员居中评议,促使某区民政局认识到其未准确把握生效民事判决实际已确认朱某与张某婚姻关系解除的事实,不予办理再婚登记存在不当之处,并自行纠正错误,从而使历时4年之久的再婚登记争议得到化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案例七
浙江王某诉某市人社局甲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不支持监督申请 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 司法救助
【基本案情】
王某于2015年4月进入某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绣品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绣品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6年8月15日,王某在上班时不慎受伤,随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后被诊断为下颌骨骨折。2017年8月14日,王某向某市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与绣品公司的劳动关系。该委员会作出劳动争议裁决书,认定王某与绣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裁决书分别于2017年10月31日、11月2日送达王某及绣品公司。2017年12月5日,王某向某市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甲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甲区人社局审查后认为,王某的申请超过1年的法定期限,遂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王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申请复议。某市人社局经复议,维持原不予受理告知书。
2018年4月12日,按照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规定,王某起诉至某市乙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甲区人社局不予受理告知书及某市人社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甲区人社局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乙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某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一年期限。王某于2016年8月15日受伤,2017年8月14日至11月2日(至迟计算到11月17日裁决书生效日)系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的期间,应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中扣除,则王某应在仲裁结束后立即向被诉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但却在收到裁决书后35天(裁决书生效后18天)才申请工伤认定,已明显超过一年的申请工伤认定法定期限,故于2018年7月3日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生效后,王某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27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2019年7月17日,王某向乙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乙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调取了诉讼卷宗和仲裁卷宗,向甲区人社局、绣品公司及申请人王某调查核实情况。查明以下事实:一是王某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工伤条件。二是王某对法律的误解导致其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只要劳动者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无论提交材料是否齐全,均视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王某认为必须要通过劳动仲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方可申请工伤认定,致使其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三是绣品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在生产过程中未尽安全管理及保障义务,未主动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存在过错。四是王某夫妻二人靠打临时工为生,收入低且不稳定,需要赡养3位老人(其中1位为残疾人)、抚养2位在校子女(其中1名为未成年人),生活困难。
监督意见。乙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某在工作时受伤,在扣除其申请劳动关系仲裁的时间后,2017年11月18日系王某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的最后一日,但王某于2017年12月5日才向甲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显然超过了法定期限。法院判决和行政机关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故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鉴于王某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诉求具有正当性,乙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做好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一方面向王某阐明行政决定及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其对法律的误解是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期限并无法获得工伤赔偿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多次与绣品公司协调,指出绣品公司未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在生产过程中未尽安全管理及保障义务、未主动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也存在过错,说服绣品公司同意给予王某一定的补偿。双方最终于2019年9月9日达成和解协议:绣品公司自愿补偿王某1.5万元,王某同意不再就劳动合同及工伤赔偿纠纷向绣品公司主张权利。
乙区人民检察院考虑到王某的家庭经济困难,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符合中央六部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可参照执行”的规定,决定给予其司法救助1万元。
【指导意义】
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应当坚持司法关怀,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真落实中央六部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对生活确有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行政相对人(涉法涉诉信访人),应当给予司法救助,用关爱传递司法的温暖。
案例八
贵州刘某祥、邓某珍诉某县人民政府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不支持监督申请 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 公开听证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刘某祥与其母邓某珍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三件行政诉讼,分别请求撤销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刘某兵、刘某族、刘某德、刘某常、刘某开等人的林权证。某县人民法院将三案并案审理,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某祥、邓某珍自始未取得过争议林地相应的物权,对林权登记颁证行为没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刘某祥二人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某祥二人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刘某祥二人不服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于2019年9月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调取案件卷宗,走访申请人所在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县林业局、县司法局等单位,先后6次听取刘某祥二人意见。根据刘某祥二人提交新证据等情况,决定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3人担任听证员,邀请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群众代表旁听。
听证过程。2020年4月2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在申请人刘某祥二人所在乡镇召开听证会。围绕刘某祥二人作为原告是否适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议题,历经当事人陈述与申辩、质证辩论、最后陈述、听证评议等环节。
刘某祥二人出示了新证据“通知书”,以证明其有权享有争议地林权。另一方当事人某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新证据发表意见,检察官、听证员进行了提问。三位听证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形成一致评议意见:该“通知书”无公章,且内容不能证明其是村集体的意见,不应采信;在法院审理中刘某祥二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争议林地实施了使用、管理、收益的事实;案涉林权证颁证时间为2007年,被诉行政机关在法院审理时提交了公示表和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在颁证过程中已进行过公示,刘某祥二人应当知道该颁证行为的具体内容,但直到2018年1月才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监督意见。某市人民检察院将听证员评议意见作为重要参考,经综合考量,认定刘某祥二人的申请监督理由不成立,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并在送达时继续释法说理,阐明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的理由和依据,刘某祥二人表示息诉服判。
【指导意义】
公开听证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权与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相结合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审查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而且公开听证可以为当事人搭建平等对话、沟通交流的平台,从而为消弭分歧创造了有利条件。某市人民检察院充分运用听证的调查核实功能,通过刘某祥二人出示新证据、当事人发表意见、检察官与听证员提问、听证员评议等环节,对证据进行公开审查,有利于对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作出准确的审查判断,而且以公开促公信,为申请人接受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审查意见打下了坚实基础。
案例九
陕西某国土资源分局申请执行退还土地、拆除建筑物、罚款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检察建议 执行实施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30日,陕西省某市国土资源局某分局(以下简称某国土资源分局)对某区某村委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集体土地建设马铃薯冷藏库的行为作出×执罚字(2016)11号行政处罚:1. 责令该村委会退还违法占用的集体土地;2. 限15日内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3. 对违法占用耕地、天然草地共罚款50040.64元。该村委会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亦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某国土资源分局于2017年2月10日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7)陕×行审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执罚字(2016)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此后,某区人民法院一直未采取执行措施。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案件受理及调查核实。某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其他案件中发现某区人民法院在某国土资源分局申请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中存在违法情形,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某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调阅卷宗、现场勘查等,查明某区人民法院在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未依照相关规定移交该院执行局执行,导致某村委会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一直未受到处罚。
监督意见。2020年5月29日,某区人民检察院向某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院进一步规范行政非诉执行工作,保证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到位。
监督结果。2020年6月19日,某区人民法院回复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非诉执行案件采取“裁执分离”模式。法院行政审判庭裁定是否可以执行;申请执行人行政机关在收到准予执行裁定后,到法院立案庭申请立执行案件。某国土资源分局未在立案庭办理立案执行手续,致使本案不能进入执行状态。
跟进监督。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某区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裁执分离”模式的理解和适用均是错误的。“裁执分离”模式仅适用于申请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等特定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本案不属于前述特定案件,某区人民法院(2017)陕×行审3号行政裁定书亦未裁定由行政机关执行行政处罚,因此,本案不能适用“裁执分离”模式,行政审判庭在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应依照相关规定移交该院执行局执行,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国土资源分局到法院立案庭办理立案执行手续,于法无据。
鉴于某区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错误,某区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某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本市各区县均存在此类问题,遂决定就该问题进行统筹协调,建立相应机制,推动问题根本解决。
2020年11月9日,某市人民检察院邀请法院共同召开全市检、法两院主管院领导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行政非诉执行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对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裁执分离”以外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由行政审判业务部门移送立案庭办理执行登记后,移交本院执行业务部门强制执行。此后,法院对×执罚字(2016)11号行政处罚决定及类似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已执行完毕。
【指导意义】
跟进监督是保障人民检察院监督意见刚性的重要措施。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应当加强跟踪监督。对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或者对检察建议处理错误的,应当跟进监督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对于某区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错误理解和适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裁执分离”模式,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到法院立案庭办理立案执行手续的违法行为,区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采取座谈协调、会同人民法院完善相应机制等方式,推动此类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得了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良好效果。
案例十
西藏某市人民检察院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诉源治理案
【关键词】
依职权监督 检察建议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西藏自治区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能中,发现该市某交通综合执法队制作的×交执法罚〔2020〕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格式文书,在法律修订后未及时更新法律适用条款,并了解到该交通综合执法队普遍使用该格式文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及时整改,遂按照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监督事项予以立案。
【检察机关办理情况】
调查核实。某市人民检察院由点及面,对某交通综合执法队所作行政处罚进行全面阅卷审查,并听取了行政相对人的意见。经查,某交通综合执法队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用法律条文不符合规定。该交通综合执法队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律条文仅写明法律法规的章、节,未写明条、款、项、目。二是告知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诉讼的期限错误。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起诉期限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即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但该交通综合执法队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告知起诉期限时仍沿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建议。2020年12月4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某交通综合执法队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坚持公平公正规范执法,建立健全交通执法信息公开机制。
采纳落实情况。某交通综合执法队采纳检察建议,立即整改落实。更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律条文引用方式,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修改对起诉期限的告知;加大行政执法培训力度,着力提高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条文的学习理解和适用能力,把好每一道行政执法程序关,依法行使职权。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执法不规范等问题,或者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某市人民检察院以个案监督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发现某交通综合执法队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普遍存在法律适用不规范等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及时修补漏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6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处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结合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就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到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条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被诉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被诉侵权物属于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被诉侵权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属于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三条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没有前款规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由具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鉴定。
第四条 对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
对采取前款规定方法作出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质证,认定其证明力。
第五条 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诉讼前,可以提出行为保全或者证据保全请求,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相应的技术规程协助取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和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应当另行计算。
依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数额,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权利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30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故意侵害他人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第二款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第七条 权利人和侵权人均同意将侵权物折价抵扣权利人所受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权利人或者侵权人不同意折价抵扣的,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责令侵权人对侵权物作消灭活性等使其不能再被用作繁殖材料的处理。
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将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采取责令销毁侵权物的方法,而判令其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听证工作指引》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听证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听证工作指引》已经院领导批准,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
2022年1月5日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听证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听证工作,更好地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促进司法全过程民主,根据《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听证工作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以听证方式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条件的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组织召开听证会,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问题听取听证员和其他参加人意见。
第四条 公益诉讼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组织召开听证会:
(一)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受到侵害的程度存在争议的;
(二)被监督行政机关难以确定或者行政机关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存在争议的;
(三)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全面履职存在争议的;
(四)整改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可行难以判断的;
(五)整改工作需要多个行政主体合力解决的;
(六)整改效果是否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评估的;
(七)适用法律法规需要进行释法说理的;
(八)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调解和解的;
(九)属于涉众型、新类型,或者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召开听证可以起到“办理一件、警示一片、教育影响社会面”的良好办案效果的;
(十)人民检察院认为其他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情形。
第五条 听证会一般公开举行。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听证的,可以不公开。
第六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确有必要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联合组织召开听证会。
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必要时也可以联合下级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
第七条 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其他检察业务的,根据办案需要,负责公益诉讼检察的部门可以联合其他检察业务部门组织召开听证会。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联合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
第二章 听证会参加人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听证参加人。听证参加人包括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听证员、第三人、证人、鉴定人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参加听证的其他人员。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公益诉讼志愿者等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听证员须符合《听证工作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并且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
涉及环境资源、食品药品、财税审计、安全生产、网络信息、文物保护等方面专门性问题的,必要时应当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听证员。
参加听证会的听证员一般为三至七人。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会,依照有关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第十二条 听证会一般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或者办案组的主办检察官主持。
检察长、部门负责人承办案件的,应当担任主持人。
第三章 听证会程序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办理需要,决定是否召开听证会。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召开听证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不同意召开听证会的,应当说明理由。
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的,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制定听证方案,确定听证会参加人;
(二)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
(三)告知当事人主持听证会的检察官及听证员的姓名、身份,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确定是否申请回避;
(四)决定公开听证的,发布听证会公告。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公开听证的,应当在公开听证三日前发布公开听证公告。公告可通过两微一端、告示栏或当地新媒体、报纸、电视等方式对外发布。
公开听证公告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公开听证的案件名称;
(二)公开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旁听人员和新闻媒体的人数、报名条件、方法及有关权利义务;
(四)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第十六条 听证员确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听证员介绍案件情况、需要听证的问题和相关法律规定。
必要时,可以在听证前组织听证员实地查看,听取涉案区域周边群众或利益相关群众的意见。
第十七条 听证会一般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听证室举行。有特殊情形的,经检察长批准也可以在其他场所举行。
听证会席位设置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公开听证可以采用互联网直播方式。
线下听证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请旁听,人民检察院也可以邀请媒体、公益受损地的基层组织、公益诉讼志愿者或者群众代表等参加旁听。
第十九条 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应当核对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身份,并确认听证员是否到场,宣布听证会的程序和纪律。
第二十条 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布听证参加人名单,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义务;
(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和需要听证的问题;
(三)当事人、其他听证参加人就需要听证的问题分别说明情况;
(四)听证员向当事人或其他听证参加人提问;
(五)主持人宣布休会,听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讨论;
(六)主持人宣布复会,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听证员或者听证员代表发表意见;
(七)主持人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当事人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八)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
第二十一条 听证过程应当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并全程录音录像。
听证笔录由听证会主持人、承办检察官、听证会参加人和记录人签名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在听证笔录中予以载明。听证笔录应当归入案件卷宗。
第二十二条 听证过程中,听证参加人、旁听人员应当遵守听证纪律,服从主持人指挥;听证参加人、旁听人员违反听证纪律的,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司法警察负责协助维护听证现场秩序。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经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拒不参加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场,影响案件正常办理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相关情况报告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通报同级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上级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听证员评议过程一般不公开进行。听证员发表听证意见,一般应当公开,确有必要的,可不公开。
听证员经评议形成一致意见的,可指派一名代表发表意见;意见不同的,可以分别发表意见。
第二十五条 听证员的意见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由听证会主持人当场宣布决定并说明理由;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在听证会后依法作出决定,向当事人宣告、送达,并将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告知听证员。
第二十七条 听证结束后,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结合听证评议意见,依法作出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终结案件等决定。
第二十八条 听证过程中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第二十九条 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和其他公共媒体,对听证会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者录播。
公开听证直播、录播涉及的相关技术和工作规范,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听证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延期举行:
(一)当事人申请延期,有正当理由的;
(二)听证过程中出现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
(三)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四)其他可以延期的情形。
延期听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听证参加人员;决定恢复听证的,应当通知听证参加人员。
第三十一条 听证的期间计入办案期限。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听证活动经费按照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三十三条 参加不公开听证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办案秘密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指引中涉及检察人员、听证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等的回避事项,参照《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执行。
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规定(试行)
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规定(试行)
(2017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监督管理,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案件质量评查,是指对人民检察院已经办结的案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办理质量进行检查、评定的业务管理活动。
对正在办理的案件,依照《人民检察院案件流程监控工作规定(试行)》开展同步、动态监督。
第三条 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应当坚持统一组织与分工负责相结合,问题导向与正向激励相结合,监督管理与服务司法办案相结合,人工评查与智能辅助相结合,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一致。
第四条 案件质量评查结果应当作为评价检察官办案业绩和能力、水平的重要依据,纳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并记入司法业绩档案。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研制案件质量评查智能辅助系统,将相关评查程序和标准嵌入系统,为全国检察机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提供技术支持。
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应当以网上评查为主、网下评查为辅。对于依照规定未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行的案件和有关材料,可以调阅纸质材料进行评查。调阅涉及国家秘密或者重大敏感问题的材料,应当报经本院检察长或者有批准权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二章 评查工作的组织、计划与执行
第六条 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应当在检察长的统一领导下,由案件管理部门、办案部门依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的分工组织开展。
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可以在本地区检察机关范围内统一调配评查工作力量,组织开展交叉评查,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
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本地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情况,具体报告工作由案件管理部门承担。
第七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相关规定、上级工作部署和本地检察工作实际,研究制定评查工作年度计划。
评查工作年度计划由案件管理部门会同办案部门以及政工人事、监察等部门研究起草,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审定后执行。
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评查工作年度计划的执行督办工作,并及时汇总评查工作情况,向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报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入额的检察官均具有担任评查员的资格和责任,应当服从统一安排调配,按照要求承担和完成所分配的案件质量评查任务,评查工作情况纳入评查检察官的办案业绩考核范围。所在部门和评查组织部门应当提供相关保障。
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第九条 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参加评查活动的,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工作秘密。
第十条 对本人参与办理、审核审批的案件以及其他与本人或者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参与评查的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应当回避。
第三章 评查的种类、内容、标准与结果等次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运用案件质量评查智能辅助系统对所办理的全部案件进行智能检查、自动比对,并根据系统自动检查情况和工作需要,综合运用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开展人工评查。
第十二条 对于本院办理的案件,应当以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为单元,随机选取一定数量或者比例的案件进行常规抽查,每位检察官每年被抽查的案件数不少于本人当年办案量的百分之五,且最低不少于二件。
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办理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常规抽查。
对于常规抽查的案件,应当对每个案件确定具体评查结论,并形成评查情况综合报告,全面反映常规抽查情况,提出相应的工作意见、建议。
常规抽查应当在每年业绩考核工作开始前完成。
第十三条 对于本院或者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下列案件,应当作为重点评查案件,逐案进行评查:
(一)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后作不起诉处理,或者提起公诉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无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二)在流程监控等管理活动中发现存在严重程序违规、不当干预、缺少制约程序等问题的案件;
(三)案件质量评查智能辅助系统提示可能存在重大问题或者与类案偏离度较大的案件;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需要重点评查的案件。
对于重点评查的案件,应当深入分析、检查是否存在有关问题,并形成评查情况个案报告。
重点评查应当在案件办结后或者发现问题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
第十四条 对于本院或者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特定类型案件或者案件的特定环节、特定问题,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评查。
对于专项评查的案件,应当对有关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并形成评查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评查应当在每年十月底前完成。
第十五条 常规抽查、重点评查由案件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经检察长批准,也可以由相关办案部门组织开展。
专项评查由相关办案部门组织开展,也可以由案件管理部门单独或者会同办案部门组织开展。
各办案部门应当负责对本部门、本业务条线案件办理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对案件质量的评查实现日常化、制度化。
第十六条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应当着重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和使用、释法说理、办案效果、落实司法责任制等方面进行检查、评定。
第十七条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应当依据下列标准,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办案质量:
(一)证据采信与排除符合法律规定,证明标准达到法律要求;
(二)认定事实清楚;
(三)适用法律正确;
(四)办案程序合法、规范;
(五)文书使用正确、规范,文书制作基本要素完整,说理充分;
(六)开展以案释法及时、有效;
(七)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八)符合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关于办案组织、案件分配、办案权限、文书签发、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九)符合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对于常规抽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案件,应当确定评查结果等次。
评查结果等次分为优质案件、合格案件、瑕疵案件和不合格案件。
第十九条 评查结果等次应当依照下列标准认定:
(一)优质案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办案程序合法、规范,文书使用和制作正确、规范,说理充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突出;
(二)合格案件:符合实体正确、程序合法、文书规范等基本要求,案件办理效果良好;
(三)瑕疵案件:在实体、程序、文书或者办理效果等方面存在瑕疵,但处理结论正确;
(四)不合格案件:认定事实错误或者事实不清造成处理结果错误,或者适用法律不当造成处理结果错误,或者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损害相关人员权利或造成处理结果错误。
第四章 评查的程序与结果运用
第二十条 案件质量评查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选取被评查案件;
(二)调阅相关材料,向办案人员等了解相关情况;
(三)提出评查意见;
(四)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审定评查结果;
(五)反馈评查结果。
评查组织部门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对评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向他们通报相关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于拟认定为瑕疵案件或者不合格案件的,应当听取被评查单位、办案人员的意见。被评查单位、办案人员提出异议的,评查组织部门应当及时审核处理,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接受并修改评查意见;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将评查意见和认为异议不成立的理由一并报请检察长决定;必要时,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条 案件质量评查结果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评查组织部门应当在五日以内将评查结果送被评查单位,同时分送院领导和其他办案、政工人事、监察等部门。
第二十三条 对评查结果认定的具体问题,能够补正的,办案人员、办案单位应当及时补正,并在三十日以内书面反馈评查组织部门。
对评查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评查组织部门可以开展讲评培训、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评查结果,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经评查,认为案件存在严重错误需要纠正原处理结论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启动法定程序予以纠正。
第二十四条 经评查,发现办案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行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应当移送本院监察部门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评查发现的优秀典型案例、法律文书,以及办案业绩突出的单位、个人,办案单位、政工人事等部门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 地方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和完善案件质量评查结果纳入业绩考核评价的工作衔接机制。对案件被评定为不合格,并且经相关部门依照程序认定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员,该年度考核不得被评定为优秀和称职。
第二十六条 评查人员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评查工作质量负责,并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评查人员在评查工作中拒不服从工作安排或者不负责任、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泄露秘密以及有其他违反纪律情形的,应当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实施细则,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78号(政治法律类291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78号(政治法律类291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司法应当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工商联,现答复如下: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次表明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为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吃下了“定心丸",也为人民法院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出了“动员令"。
您在建议中提出的保护民营经济要遵循的平等、依法、全面、及时的“八字方针",健全完善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知产司法保护机制、破产重整退出机制、善意执行长效机制的“四项机制",尽快建立司法数据分析平台、典型案例发布平台、法治宣传培训平台、风险评估预警平台的“四个平台"的建议,紧密结合当前民营企业保护工作实际,既有宏观制度设计,又有具体规则操作,既与我们已经出台的司法政策高度契合,也是我们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工作的有益参考。
关于四个机制方面,我院先后发布的《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平等全面依法原则加强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指导全国法院采取有关措施,切实方便诉讼,提高诉讼效率。我院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特别是诉调对接工作,与全国工商联不断加大合作力度,既充分发挥商会调解作用,又不断加强人民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促进涉民营企业纠纷快速化解。今年年初,我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积极推动涉民营经济纠纷多元化解、快速化解和有效化解,收到良好效果。我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专业化,积极推进三合一的审理模式,更加全面地保护知识产权,继续探索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权利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我院积极推进破产案件审判工作力度,畅通企业退出市场机制,不断加大破产重整工作力度,帮助暂时经营困难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企业进行重组重生,积极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通过破产使被执行企业清偿债务,退出市场。在善意执行长效机制方面,人民法院通过在近三年解决基本执行难工作中,不断建章立制,形成了执行工作较为完善的规则,并明确要求文明执行善意执行,对民营企业慎用强制措施,尽量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关于您所提的四个平台,我院已经通过信息化建设,形成了司法数据分析的工作机制,定期对审判执行数据进行分析,对审判执行形势研判,加大工作指导力度;我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指示,建立了产权和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发布了两批案例,即将发布第三批,地方法院也先后发布了大量典型案例;法治宣传培训平台和风险评估预警平台方面,我院还没有专门的民营企业保护的平台,我院将根据您的建议,结合工作实际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加强宣传和法治培训以及风险评估预警工作,更好地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当然,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您的建议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朋友的期待还有差距,今后我们将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始终做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支持者和保障者。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44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445号建议的答复
王军代表:
您与其他30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强化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助力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政法委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持续聚焦“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法治中国”战略,主动对接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举措,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8277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39.8万亩,督促3647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9亿余元。总体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正如您建议中所指出的,仍存在检察机关调查权的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认真研究,尽快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有序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一、关于赋予检察机关司法罚款权和拘留权,保障调查取证权的依法行使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措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当然,对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手段来说,这些规定还不充分,尤其在调查对象不配合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调查权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保障还不明确。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实践中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文件,学习借鉴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经验和技巧,采取移送违纪违法线索、通报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督促纠正等手段排除调查核实中的障碍。如《中共钦州市钦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钦州市钦北区监察委员会、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的意见》,明确对负有提交资料或者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依法予以党纪、政纪处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政法委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不久,需要在实践中对调查取证工作进行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在以后工作中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下一步,在实践探索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将适时提出修法建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设定被调查对象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明确检察机关可以适用妨害诉讼的司法强制措施。同时,积极与党委、政府、监察委等建立工作机制,加大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或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
二、关于党委、政府出台支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意见的建议。从全国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普遍赢得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北京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对公益诉讼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安徽等15省(区)委办公厅、省(区)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相关文件。下一步,各级检察机关将更加主动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工作,争取支持,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共同促进依法治省、依法治市,重点办理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诉讼案件。
三、关于加大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建议。一年来,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办案这个中心,办理了一批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公益诉讼案件,有效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取得良好成效。2017年最高检先后督办了陕西秦岭别墅事件、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广东练江污染致三百万群众饮水困难事件、贵州乌江污染事件、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陕西渭南黄河湿地破坏事件、河北“纳污坑”事件等重大线索或事件,并配合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检察机关参与土壤污染防治专项监督活动。2018年1月,最高检对全国33起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各地已立案294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8件,行政机关已整改59件。先后对“鸿茅药酒”等34件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发函督办,并派员对湖南洞庭湖“矮围”事件等进行实地督办。近期,最高检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下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三大攻坚战”,尤其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优质法治环境和司法保障进行动员部署。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一是开展专项公益诉讼活动。聚力长江经济带发展,召开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座谈会,并于近日对35起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挂牌督办。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部署“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同时,针对具有普遍性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采取开展专项监督活动的方式集中进行监督,形成持续的高压态势和震慑力量,通过专项活动提升监督的力度和质效。二是积极推动行政公益诉讼诉。依法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作用,对于涉及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履行职权的情形,通过约谈、走访、诉前圆桌会议、听证等形式,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纠错,谋求多赢共赢。三是加强统一办案力度。充分利用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优势,建立公益诉讼办案指挥平台,通过督办、参办、提办、领办、交办等方式,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研判办案策略、统一指挥调查取证、统一指定案件管辖、统一调配办案力量,形成符合公益诉讼办案特点规律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办案机制。四是加大检察公益诉讼宣传力度。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门户网站、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氛围,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激发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对于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积极营造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1.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空间。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强制“二选一”、低价倾销、强制搭售、屏蔽封锁、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依法认定经营者滥用数据、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健全司法与执法衔接机制,支持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加强沟通协作,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2.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行政审判,支持行政机关整顿违法经营,规范市场秩序。依法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管,保护中小微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促进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市场主体涉诉信息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整合,为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提供有力司法支持。
3.支持保护市场主体自主交易。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坚持自愿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准确把握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合理判断各类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的能动性,促进提升市场经济活力。弘扬契约精神,具有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利用中小微企业处于危困状态或者对内容复杂的合同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中小微企业请求撤销该合同的,应予支持;具有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采用格式条款与中小微企业订立合同,未按照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就与中小微企业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中小微企业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中小微企业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应予支持;对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直接导致中小微企业合同履行不能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的,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适用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规则妥善处理。
4.支持引导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强化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等制度运用,提升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依法认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予以撤销后,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防止不诚信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推动诉讼诚信建设,严厉惩处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阻碍中小微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违法行为。加大执行力度,严厉打击失信企业通过多头开户、关联交易、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方式规避执行的逃废债行为。
二、切实加强中小微企业产权司法保护
5.公平公正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诉讼过程中,对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一视同仁。充分考虑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依法对其进行诉讼引导和释明,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切实查清案件事实,防止一些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转化为诉讼中的不利地位,努力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继续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进在线诉讼模式,强化简易、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提升诉讼便捷性,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诉讼成本。通过合理确定保全担保数额、引入保全责任险担保等方式,降低中小微企业保全成本,保障实现胜诉债权。对生产经营存在严重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依法提供减交、缓交诉讼费等司法救助。
6.加大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支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小微企业在订立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获取特定技术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利用优势地位附加不合理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改进的条件,或者不合理要求无偿、低价回购中小微企业所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经审查认为违反反垄断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原则上应当认定相关条款或者合同无效。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在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合法权益的同时,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商业秘密。依法制裁不诚信诉讼和恶意诉讼行为,规制滥用知识产权阻碍中小微企业创新的不法行为。
7.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中小微企业经济纠纷。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格区分中小微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落实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中小微企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8.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民事、行政、刑事交叉案件中的合法权益。切实贯彻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债务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依法保障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民事债权优先于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行政、刑事处罚受偿。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过程中,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妥善处理,依法保护其合法财产权益。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产生的民事纠纷,如果民事案件不是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不得以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或者尚未审结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者中止审理,切实避免因刑事案件影响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通过民事诉讼及时维护其合法权益。在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企业法人财产和个人财产,对确实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应当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三、助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9.依法妥善审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对金融机构违反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单方解除合同等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以及以咨询费、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变相利息,严格依照支农支小再贷款信贷优惠利率政策的规定,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10.助力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严格依照民法典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认定生产设备等动产担保,以及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保理等非典型担保债权优先受偿效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拓宽融资渠道。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仓单、提单、汇票、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权利质押以及保兑仓交易,依法认定其有效,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依法推动供应链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针对供应链金融交易中产生的费用,根据费用类型探索形成必要性和适当性原则,合理限制交易费用,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积极与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共享企业涉诉信息,推动实现对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的精准“画像”,提高企业贷款可得性。
11.依法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对“高利转贷”“职业放贷”等违法借贷行为,依法认定其无效。推动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依法否定规避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合同条款,对变相高息等超出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在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套路贷”、催收非法债务等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相关部门。
四、依法高效办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
12.建立健全办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长效机制。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纳入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快立快审快执“绿色通道”,确保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中小微企业及时回笼账款,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与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监管部门密切协作,推进协同治理。加大平安建设考评(执行难综合治理及源头治理部分)在机关、事业单位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中的适用力度。推动将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工作情况纳入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开展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专项执行行动,依法加大失信惩戒、限制消费等措施的适用力度,及时兑现中小微企业胜诉权益。
13.切实防止有关市场主体损害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明显不合理的理由拒绝或者延迟向中小微企业支付账款,中小微企业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就拖欠账款问题迫使中小微企业接受不平等条件,达成与市场价格明显背离的以物抵债协议或者约定明显不合理的支付期限、条件,中小微企业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该协议或者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4.依法保障建设工程领域中小微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依法审慎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支持保障相关部门防范应对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冻结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应当及时通知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除当事人申请执行因建设该商品房项目而产生的工程建设进度款、材料款、设备款等债权案件外,在商品房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对于监管账户中监管额度内的款项,不得采取扣划措施,不得影响账户内资金依法依规使用。除法律另有专门规定外,不得以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冻结或者划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资金;为办理案件需要,人民法院可以对前述两类账户采取预冻结措施。
五、有效发挥司法对中小微企业的挽救功能
15.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在执行过程中,中小微企业因资金流动性困难不能清偿执行债务的,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减免债务、延期支付的执行和解协议;多个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通过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等方式集中办理,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履行债务的“一揽子”协议,依法为企业缓解债务压力、恢复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16.科学甄别、依法保护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对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无法清偿所有债务但具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构等方式进行庭外和解,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但具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积极引导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等程序,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相应债权,使企业获得再生。
六、最大限度降低保全、执行措施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不利影响
17.全面清查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开展专项清查行动,依法及时纠正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托12368司法服务热线、执行信访等问题反映渠道,建立解决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快速反应机制,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及时受理,快速处理;执行人员对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存在过错的,依法严肃追责。
18.依法审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采取保全措施时,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严格审查。经初步审查认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对其提出的保全申请,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明显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申请保全的,对其超出部分的申请,不予支持。在金钱债权案件中,被采取保全措施的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担保请求解除保全措施,经审查认为担保充分有效的,应当裁定准许,不得以申请保全人同意为必要条件。加大对错误保全损害赔偿案件的审查力度,严厉惩处恶意申请保全妨碍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正常经营发展的违法行为。
19.依法灵活采取查封、变价措施。查封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性资料的,优先采取“活封”措施,在能够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或者利用该财产进行融资。需要查封的不动产整体价值明显超出债权额的,应当对该不动产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措施;因不动产未办理分割登记而对其进行整体查封后,应当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并解除对超标的部分的查封。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议价、询价等方式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切实为被执行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节省评估费用。发挥网络司法拍卖溢价率高、成本低的优势,优先适用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处置财产。对不动产等标的额较大或者情况复杂的财产,被执行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认为委托评估确定的参考价过低,申请在一定期限内自行处置的,在能够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20.依法精准适用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严格区分失信惩戒与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条件,被执行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仅符合限制消费情形但不符合失信情形的,不得将其纳入失信名单。严格区分失信与丧失履行能力,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因经营失利丧失履行能力且不具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规避、抗拒执行等违法情形的,不得以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义务为由将其纳入失信名单。健全信用修复机制,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失信信息符合法定屏蔽条件的,应当及时采取屏蔽措施;失信信息被屏蔽后,其因融资、招投标等需要请求提供信用修复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9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9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全国法院统一手机查询送达平台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现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手机送达平台,在司法实践中符合“受送达人同意、能够确认其收悉"条件的,可以纳入到简易送达方式。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不适用简易送达方式。
二、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将手机查询送达平台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扩展到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在修改相关法律过程中认真研究。
三、为了向诉讼当事人提供更加准确、优质、便捷的诉讼服务,最高人民法院专门研发了新型“全国法院统一电子送达平台",并已于今年3月1日开始在浙江、吉林、河南等省多家法院进行试运行,运行效果良好。新型统一电子送达平台包括通过手机查询、通知、送达等多项功能。我院正在积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移动网络运营商沟通协调,以不断完善新型统一电子送达平台的各项功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推动电信企业积极配合,给予切实支持和帮助。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9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9次会议、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1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9次会议、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号)
为依法惩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一)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
(二)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
(三)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的;
(四)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第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非法经营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曾因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因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拒不交代涉案资金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赃款无法追缴的;
(四)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非法经营数额在一千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且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五条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或者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二次以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依法应予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计算。
同一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分别构成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按照处罚较重的数额定罪处罚。
第七条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千分之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依法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八条 符合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标准,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调查,退缴违法所得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和条件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第十条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地,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于犯罪活动的账户开立地、资金接收地、资金过渡账户开立地、资金账户操作地,以及资金交易对手资金交付和汇出地等。
第十一条 涉及外汇的犯罪数额,按照案发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货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境外货币,按照案发当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货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货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20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法〔2020〕3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对2011年2月18日第一次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下简称2011年《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现将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下简称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1年《案由规定》施行以来,在方便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规范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审判和司法统计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民事诉讼法、邮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或者修订,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民事案件,需要对2011年《案由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特别是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迫切需要增补新的案由。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对2011年《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现就各级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案由规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民事案件案由在民事审判规范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掌握修改后的《案由规定》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方便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有利于统一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有利于确定各民事审判业务庭的管辖分工,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为创新和加强民事审判管理、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服务。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修改后的《案由规定》,理解案由编排体系和具体案由制定的背景、法律依据、确定标准、具体含义、适用顺序以及变更方法等问题,准确选择适用具体案由,依法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创新和加强民事审判管理,不断推进民事审判工作规范化建设。
二、关于《案由规定》修改所遵循的原则
一是严格依法原则。本次修改的具体案由均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有关规定。
二是必要性原则。本次修改是以保持案由运行体系稳定为前提,对于必须增加、调整的案由作相应修改,尤其是对照民法典的新增制度和重大修改内容,增加、变更部分具体案由,并根据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需要完善部分具体案由,对案由编排体系不作大的调整。民法典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工作需要,结合司法实践,继续细化完善民法典新增制度案由,特别是第四级案由。对本次未作修改的部分原有案由,届时一并修改。
三是实用性原则。案由体系是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基础上,充分考虑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审判实践以及司法统计的需要而编排的,本次修改更加注重案由的简洁明了、方便实用,既便于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也便于人民法院进行民事立案、审判和司法统计工作。
三、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
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鉴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可能有多个,争议的标的也可能是多个,为保证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简洁明了,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仍沿用2011年《案由规定》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即对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但是,实践中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多变性,单纯按照法律关系标准去划分案由体系的做法难以更好地满足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难以更好地满足司法统计的需要。为此,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在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确定案由的主要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等其他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的表述也包含了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另外,为了与行政案件案由进行明显区分,本次修改还对个别案由的表述进行了特殊处理。
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公司清算、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案由,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予以直接表述;对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等特殊诉讼程序案件的案由,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制度予以直接表述。
四、关于案由体系的总体编排
1.关于案由纵向和横向体系的编排设置。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以民法学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类型来编排案由的纵向体系。在纵向体系上,结合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民事立法及审判实践,将案由的编排体系划分为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同、准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海事海商纠纷,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侵权责任纠纷,非讼程序案件案由,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共计十一大部分,作为第一级案由。
在横向体系上,通过总分式四级结构的设计,实现案由从高级(概括)到低级(具体)的演进。如物权纠纷(第一级案由)→所有权纠纷(第二级案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第三级案由)→业主专有权纠纷(第四级案由)。在第一级案由项下,细分为五十四类案由,作为第二级案由(以大写数字表示);在第二级案由项下列出了473个案由,作为第三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第三级案由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案由。基于审判工作指导、调研和司法统计的需要,在部分第三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391个第四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加()表示)。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第四级案由,目前所列的第四级案由只是一些典型的、常见的或者为了司法统计需要而设立的案由。
修改后的《案由规定》采用纵向十一个部分、横向四级结构的编排设置,形成了网状结构体系,基本涵盖了民法典所涉及的民事纠纷案件类型以及人民法院当前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类型,有利于贯彻落实民法典等民事法律关于民事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2.关于物权纠纷案由与合同纠纷案由的编排设置。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仍然沿用2011年《案由规定》关于物权纠纷案由与合同纠纷案由的编排体系。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涉及物权变动的原因,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引发的纠纷案件的案由,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将其放在合同纠纷项下;对于涉及物权变动的结果,即物权设立、权属、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权关系产生的纠纷案件的案由,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将其放在物权纠纷项下。前者如第三级案由“居住权合同纠纷”列在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项下;后者如第三级案由“居住权纠纷”列在第二级案由“物权纠纷”项下。
具体适用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涉及物权变动原因的,即因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引发的纠纷案件,应当选择适用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项下的案由,如“居住权合同纠纷”案由;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涉及物权变动结果的,即因物权设立、权属、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权关系引发的纠纷案件,应当选择第二级案由“物权纠纷”项下的案由,如“居住权纠纷”案由。
3.关于第三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编排设置。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仍然沿用2011年《案由规定》关于物权纠纷案由的编排设置。“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侵害物权纠纷案由。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在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列举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都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都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列举,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实践中需要确定具体个案案由时,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一种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可以选择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六种第三级案由;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应按照所保护的权利种类,选择适用“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各种物权类型纠纷)。
4.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由的编排设置。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仍然沿用2011年《案由规定》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由与其他第一级案由的编排设置。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该编的保护对象为民事权益,具体范围是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所规定的人身、财产权益。这些民事权益,又分别在人格权编、物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等予以了细化规定,而这些民事权益纠纷往往既包括权属确认纠纷也包括侵权责任纠纷,这就为科学合理编排民事案件案由体系增加了难度。为了保持整个案由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尽可能避免重复交叉,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将这些侵害民事权益侵权责任纠纷案由仍旧分别保留在“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等第一级案由体系项下,对照侵权责任编新规定调整第一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项下案由;同时,将一些实践中常见的、其他第一级案由不便列出的侵权责任纠纷案由也列在第一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如“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从“兜底”考虑,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将第一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列在其他八个民事权益纠纷类型之后,作为第九部分。
具体适用时,涉及侵权责任纠纷的,为明确和统一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先适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项下根据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列出的具体案由;没有相应案由的,再适用“人格权纠纷”“物权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等其他部分项下的具体案由。如环境污染、高度危险行为均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确定案由时,应当适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高度危险责任纠纷”案由,而不应适用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项下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由,也不应适用第三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由。
五、适用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1.在案由横向体系上应当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选择适用个案案由。确定个案案由时,应当优先适用第四级案由,没有对应的第四级案由的,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一级案由。这样处理,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有利于促进分类管理科学化和提高司法统计准确性。
2.关于个案案由的变更。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审查阶段,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相应的个案案由;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个案案由。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个案案由。
3.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时个案案由的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个案案由;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并列确定相应的案由。
4.请求权竞合时个案案由的确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所涉及的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
5.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案由体系的编排制定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管理的手段。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不得将修改后的《案由规定》等同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6.案由体系中的选择性案由(即含有顿号的部分案由)的使用方法。对这些案由,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确定相应的个案案由,不应直接将该案由全部引用。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由,应当根据具体侵害对象来确定相应的案由。
本次民事案件案由修改工作主要基于人民法院当前司法实践经验,对照民法典等民事立法修改完善相关具体案由。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后,修改后的《案由规定》可能需要对标民法典具体施行情况作进一步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密切关注民法典施行后立案审判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梳理汇总民法典新增制度项下可以细化规定为第四级案由的新类型案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2007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38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11〕41号)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0〕346号)第二次修正)
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统一确定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情况,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如下:
第一部分 人格权纠纷
一、人格权纠纷
1.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2.姓名权纠纷
3.名称权纠纷
4.肖像权纠纷
5.声音保护纠纷
6.名誉权纠纷
7.荣誉权纠纷
8.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1)隐私权纠纷
(2)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9.婚姻自主权纠纷
10.人身自由权纠纷
11.一般人格权纠纷
(1)平等就业权纠纷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
12.婚约财产纠纷
13.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
14.离婚纠纷
15.离婚后财产纠纷
16.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
17.婚姻无效纠纷
18.撤销婚姻纠纷
19.夫妻财产约定纠纷
20.同居关系纠纷
(1)同居关系析产纠纷
(2)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21.亲子关系纠纷
(1)确认亲子关系纠纷
(2)否认亲子关系纠纷
22.抚养纠纷
(1)抚养费纠纷
(2)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23.扶养纠纷
(1)扶养费纠纷
(2)变更扶养关系纠纷
24.赡养纠纷
(1)赡养费纠纷
(2)变更赡养关系纠纷
25.收养关系纠纷
(1)确认收养关系纠纷
(2)解除收养关系纠纷
26.监护权纠纷
27.探望权纠纷
28.分家析产纠纷
三、继承纠纷
29.法定继承纠纷
(1)转继承纠纷
(2)代位继承纠纷
30.遗嘱继承纠纷
31.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32.遗赠纠纷
33.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34.遗产管理纠纷
第三部分 物权纠纷
四、不动产登记纠纷
35.异议登记不当损害责任纠纷
36.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
五、物权保护纠纷
37.物权确认纠纷
(1)所有权确认纠纷
(2)用益物权确认纠纷
(3)担保物权确认纠纷
38.返还原物纠纷
39.排除妨害纠纷
40.消除危险纠纷
41.修理、重作、更换纠纷
42.恢复原状纠纷
43.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六、所有权纠纷
44.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45.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1)业主专有权纠纷
(2)业主共有权纠纷
(3)车位纠纷
(4)车库纠纷
46.业主撤销权纠纷
47.业主知情权纠纷
48.遗失物返还纠纷
49.漂流物返还纠纷
50.埋藏物返还纠纷
51.隐藏物返还纠纷
52.添附物归属纠纷
53.相邻关系纠纷
(1)相邻用水、排水纠纷
(2)相邻通行纠纷
(3)相邻土地、建筑物利用关系纠纷
(4)相邻通风纠纷
(5)相邻采光、日照纠纷
(6)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7)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
54.共有纠纷
(1)共有权确认纠纷
(2)共有物分割纠纷
(3)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纠纷
(4)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
七、用益物权纠纷
55.海域使用权纠纷
56.探矿权纠纷
57.采矿权纠纷
58.取水权纠纷
59.养殖权纠纷
60.捕捞权纠纷
6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
(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62.土地经营权纠纷
63.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
64.宅基地使用权纠纷
65.居住权纠纷
66.地役权纠纷
八、担保物权纠纷
67.抵押权纠纷
(1)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抵押权纠纷
(2)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纠纷
(3)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纠纷
(4)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纠纷
(5)探矿权抵押权纠纷
(6)采矿权抵押权纠纷
(7)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纠纷
(8)动产抵押权纠纷
(9)在建船舶、航空器抵押权纠纷
(10)动产浮动抵押权纠纷
(11)最高额抵押权纠纷
68.质权纠纷
(1)动产质权纠纷
(2)转质权纠纷
(3)最高额质权纠纷
(4)票据质权纠纷
(5)债券质权纠纷
(6)存单质权纠纷
(7)仓单质权纠纷
(8)提单质权纠纷
(9)股权质权纠纷
(10)基金份额质权纠纷
(11)知识产权质权纠纷
(12)应收账款质权纠纷
69.留置权纠纷
九、占有保护纠纷
70.占有物返还纠纷
71.占有排除妨害纠纷
72.占有消除危险纠纷
73.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
第四部分 合同、准合同纠纷
十、合同纠纷
74.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75.预约合同纠纷
76.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1)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77.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78.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79.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80.债务转移合同纠纷
81.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
82.债务加入纠纷
83.悬赏广告纠纷
84.买卖合同纠纷
(1)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2)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3)试用买卖合同纠纷
(4)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纠纷
(5)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
(6)互易纠纷
(7)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8)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85.拍卖合同纠纷
86.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1)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2)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87.临时用地合同纠纷
88.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89.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90.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
(1)委托代建合同纠纷
(2)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3)项目转让合同纠纷
9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
(2)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3)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4)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
(5)经济适用房转让合同纠纷
(6)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92.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
93.供用电合同纠纷
94.供用水合同纠纷
95.供用气合同纠纷
96.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97.排污权交易纠纷
98.用能权交易纠纷
99.用水权交易纠纷
100.碳排放权交易纠纷
101.碳汇交易纠纷
102.赠与合同纠纷
(1)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
(2)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
103.借款合同纠纷
(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同业拆借纠纷
(3)民间借贷纠纷
(4)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5)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
104.保证合同纠纷
105.抵押合同纠纷
106.质押合同纠纷
107.定金合同纠纷
108.进出口押汇纠纷
109.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110.银行卡纠纷
(1)借记卡纠纷
(2)信用卡纠纷
111.租赁合同纠纷
(1)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2)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3)车辆租赁合同纠纷
(4)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112.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13.保理合同纠纷
114.承揽合同纠纷
(1)加工合同纠纷
(2)定作合同纠纷
(3)修理合同纠纷
(4)复制合同纠纷
(5)测试合同纠纷
(6)检验合同纠纷
(7)铁路机车、车辆建造合同纠纷
115.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
(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
(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
(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
(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
116.运输合同纠纷
(1)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2)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3)水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4)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5)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6)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7)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
(8)管道运输合同纠纷
(9)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
(10)联合运输合同纠纷
(11)多式联运合同纠纷
(12)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13)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14)铁路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15)铁路包裹运输合同纠纷
(16)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
117.保管合同纠纷
118.仓储合同纠纷
119.委托合同纠纷
(1)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
(2)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3)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
(4)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
(5)销售代理合同纠纷
120.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1)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2)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121.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122.行纪合同纠纷
123.中介合同纠纷
124.补偿贸易纠纷
125.借用合同纠纷
126.典当纠纷
127.合伙合同纠纷
128.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129.彩票、奖券纠纷
130.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
131.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132.林业承包合同纠纷
133.渔业承包合同纠纷
134.牧业承包合同纠纷
135.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
(2)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
(3)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纠纷
(4)土地经营权抵押合同纠纷
(5)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
136.居住权合同纠纷
137.服务合同纠纷
(1)电信服务合同纠纷
(2)邮政服务合同纠纷
(3)快递服务合同纠纷
(4)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5)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6)旅游合同纠纷
(7)房地产咨询合同纠纷
(8)房地产价格评估合同纠纷
(9)旅店服务合同纠纷
(10)财会服务合同纠纷
(11)餐饮服务合同纠纷
(12)娱乐服务合同纠纷
(13)有线电视服务合同纠纷
(14)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15)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16)家政服务合同纠纷
(17)庆典服务合同纠纷
(18)殡葬服务合同纠纷
(19)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20)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
(21)保安服务合同纠纷
(22)银行结算合同纠纷
138.演出合同纠纷
139.劳务合同纠纷
140.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
141.广告合同纠纷
142.展览合同纠纷
143.追偿权纠纷
十一、不当得利纠纷
144.不当得利纠纷
十二、无因管理纠纷
145.无因管理纠纷
第五部分 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
十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146.著作权合同纠纷
(1)委托创作合同纠纷
(2)合作创作合同纠纷
(3)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
(4)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5)出版合同纠纷
(6)表演合同纠纷
(7)音像制品制作合同纠纷
(8)广播电视播放合同纠纷
(9)邻接权转让合同纠纷
(10)邻接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1)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1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
(1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47.商标合同纠纷
(1)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
(2)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
(3)商标代理合同纠纷
148.专利合同纠纷
(1)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
(2)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
(3)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4)实用新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5)外观设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6)专利代理合同纠纷
149.植物新品种合同纠纷
(1)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
(2)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
(3)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
(4)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150.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合同纠纷
(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作合同纠纷
(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转让合同纠纷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51.商业秘密合同纠纷
(1)技术秘密让与合同纠纷
(2)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3)经营秘密让与合同纠纷
(4)经营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52.技术合同纠纷
(1)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
(2)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
(3)技术转化合同纠纷
(4)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5)技术许可合同纠纷
(6)技术咨询合同纠纷
(7)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8)技术培训合同纠纷
(9)技术中介合同纠纷
(10)技术进口合同纠纷
(11)技术出口合同纠纷
(12)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奖励、报酬纠纷
(13)技术成果完成人署名权、荣誉权、奖励权纠纷
153.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154.企业名称(商号)合同纠纷
(1)企业名称(商号)转让合同纠纷
(2)企业名称(商号)使用合同纠纷
155.特殊标志合同纠纷
156.网络域名合同纠纷
(1)网络域名注册合同纠纷
(2)网络域名转让合同纠纷
(3)网络域名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57.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纠纷
十四、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
158.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1)著作权权属纠纷
(2)侵害作品发表权纠纷
(3)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
(4)侵害作品修改权纠纷
(5)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
(6)侵害作品复制权纠纷
(7)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
(8)侵害作品出租权纠纷
(9)侵害作品展览权纠纷
(10)侵害作品表演权纠纷
(11)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
(12)侵害作品广播权纠纷
(13)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14)侵害作品摄制权纠纷
(15)侵害作品改编权纠纷
(16)侵害作品翻译权纠纷
(17)侵害作品汇编权纠纷
(18)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
(19)出版者权权属纠纷
(20)表演者权权属纠纷
(21)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权属纠纷
(22)广播组织权权属纠纷
(23)侵害出版者权纠纷
(24)侵害表演者权纠纷
(25)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
(26)侵害广播组织权纠纷
(27)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
(28)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159.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
(1)商标权权属纠纷
(2)侵害商标权纠纷
160.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1)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
(2)专利权权属纠纷
(3)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4)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5)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6)假冒他人专利纠纷
(7)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
(8)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
(9)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纠纷
(10)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
161.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纠纷
(1)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
(2)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
(3)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4)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
16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权属、侵权纠纷
(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权属纠纷
(2)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
163.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
164.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纠纷
165.网络域名权属、侵权纠纷
(1)网络域名权属纠纷
(2)侵害网络域名纠纷
166.发现权纠纷
167.发明权纠纷
168.其他科技成果权纠纷
169.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
(1)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
(2)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
(3)确认不侵害著作权纠纷
(4)确认不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5)确认不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纠纷
(6)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170.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
(1)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
(2)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
(3)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
(4)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损害责任纠纷
(5)因申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损害责任纠纷
(6)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
(7)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
171.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172.专利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
十五、不正当竞争纠纷
173.仿冒纠纷
(1)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纠纷
(2)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名纠纷
(3)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纠纷
174.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
175.虚假宣传纠纷
176.侵害商业秘密纠纷
(1)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2)侵害经营秘密纠纷
177.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纷
178.捆绑销售不正当竞争纠纷
179.有奖销售纠纷
180.商业诋毁纠纷
181.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
182.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十六、垄断纠纷
183.垄断协议纠纷
(1)横向垄断协议纠纷
(2)纵向垄断协议纠纷
184.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1)垄断定价纠纷
(2)掠夺定价纠纷
(3)拒绝交易纠纷
(4)限定交易纠纷
(5)捆绑交易纠纷
(6)差别待遇纠纷
185.经营者集中纠纷
第六部分 劳动争议、人事争议
十七、劳动争议
186.劳动合同纠纷
(1)确认劳动关系纠纷
(2)集体合同纠纷
(3)劳务派遣合同纠纷
(4)非全日制用工纠纷
(5)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6)经济补偿金纠纷
(7)竞业限制纠纷
187.社会保险纠纷
(1)养老保险待遇纠纷
(2)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3)医疗保险待遇纠纷
(4)生育保险待遇纠纷
(5)失业保险待遇纠纷
188.福利待遇纠纷
十八、人事争议
189.聘用合同纠纷
190.聘任合同纠纷
191.辞职纠纷
192.辞退纠纷
第七部分 海事海商纠纷
十九、海事海商纠纷
193.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
194.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
195.船舶损坏空中设施、水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
196.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
197.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
198.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
199.海上、通海水域财产损害责任纠纷
200.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201.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
202.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203.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204.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205.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
206.船舶买卖合同纠纷
207.船舶建造合同纠纷
208.船舶修理合同纠纷
209.船舶改建合同纠纷
210.船舶拆解合同纠纷
211.船舶抵押合同纠纷
212.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213.船舶租用合同纠纷
(1)定期租船合同纠纷
(2)光船租赁合同纠纷
214.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215.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船舶承包合同纠纷
216.渔船承包合同纠纷
217.船舶属具租赁合同纠纷
218.船舶属具保管合同纠纷
219.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
220.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
221.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
222.船舶代理合同纠纷
223.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224.理货合同纠纷
225.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
226.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227.海难救助合同纠纷
228.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纠纷
229.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纠纷
230.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
231.海上、通海水域保赔合同纠纷
232.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纠纷
233.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
234.海事担保合同纠纷
235.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
236.船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
237.船舶检验合同纠纷
238.海事请求担保纠纷
239.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240.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241.港口作业纠纷
242.共同海损纠纷
243.海洋开发利用纠纷
244.船舶共有纠纷
245.船舶权属纠纷
246.海运欺诈纠纷
247.海事债权确权纠纷
第八部分 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
二十、与企业有关的纠纷
248.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
249.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
250.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
251.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
252.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
253.企业分立合同纠纷
254.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255.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256.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257.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258.联营合同纠纷
259.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3)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4)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260.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261.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二十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262.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63.股东名册记载纠纷
264.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265.股东出资纠纷
266.新增资本认购纠纷
267.股东知情权纠纷
268.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269.股权转让纠纷
270.公司决议纠纷
(1)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2)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271.公司设立纠纷
272.公司证照返还纠纷
273.发起人责任纠纷
274.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275.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276.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27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78.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
279.公司合并纠纷
280.公司分立纠纷
281.公司减资纠纷
282.公司增资纠纷
283.公司解散纠纷
284.清算责任纠纷
285.上市公司收购纠纷
二十二、合伙企业纠纷
286.入伙纠纷
287.退伙纠纷
288.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
二十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
289.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
290.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
291.对外追收债权纠纷
292.追收未缴出资纠纷
293.追收抽逃出资纠纷
294.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
295.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1)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2)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296.取回权纠纷
(1)一般取回权纠纷
(2)出卖人取回权纠纷
297.破产抵销权纠纷
298.别除权纠纷
299.破产撤销权纠纷
300.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
301.管理人责任纠纷
二十四、证券纠纷
302.证券权利确认纠纷
(1)股票权利确认纠纷
(2)公司债券权利确认纠纷
(3)国债权利确认纠纷
(4)证券投资基金权利确认纠纷
303.证券交易合同纠纷
(1)股票交易纠纷
(2)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3)国债交易纠纷
(4)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
304.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
305.证券承销合同纠纷
(1)证券代销合同纠纷
(2)证券包销合同纠纷
306.证券投资咨询纠纷
307.证券资信评级服务合同纠纷
308.证券回购合同纠纷
(1)股票回购合同纠纷
(2)国债回购合同纠纷
(3)公司债券回购合同纠纷
(4)证券投资基金回购合同纠纷
(5)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
309.证券上市合同纠纷
310.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
311.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
312.证券发行纠纷
(1)证券认购纠纷
(2)证券发行失败纠纷
313.证券返还纠纷
314.证券欺诈责任纠纷
(1)证券内幕交易责任纠纷
(2)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责任纠纷
(3)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4)欺诈客户责任纠纷
315.证券托管纠纷
316.证券登记、存管、结算纠纷
317.融资融券交易纠纷
318.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纠纷
二十五、期货交易纠纷
319.期货经纪合同纠纷
320.期货透支交易纠纷
321.期货强行平仓纠纷
322.期货实物交割纠纷
323.期货保证合约纠纷
324.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纠纷
325.侵占期货交易保证金纠纷
326.期货欺诈责任纠纷
327.操纵期货交易市场责任纠纷
328.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
329.期货虚假信息责任纠纷
二十六、信托纠纷
330.民事信托纠纷
331.营业信托纠纷
332.公益信托纠纷
二十七、保险纠纷
333.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1)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2)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3)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4)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5)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34.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1)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2)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
(3)健康保险合同纠纷
335.再保险合同纠纷
336.保险经纪合同纠纷
337.保险代理合同纠纷
338.进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339.保险费纠纷
二十八、票据纠纷
340.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341.票据追索权纠纷
342.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
343.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
344.票据损害责任纠纷
345.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
346.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
347.票据保证纠纷
348.确认票据无效纠纷
349.票据代理纠纷
350.票据回购纠纷
二十九、信用证纠纷
351.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
352.信用证开证纠纷
353.信用证议付纠纷
354.信用证欺诈纠纷
355.信用证融资纠纷
356.信用证转让纠纷
三十、独立保函纠纷
357.独立保函开立纠纷
358.独立保函付款纠纷
359.独立保函追偿纠纷
360.独立保函欺诈纠纷
361.独立保函转让纠纷
362.独立保函通知纠纷
363.独立保函撤销纠纷
第九部分 侵权责任纠纷
三十一、侵权责任纠纷
364.监护人责任纠纷
365.用人单位责任纠纷
366.劳务派遣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纠纷
367.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
368.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69.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1)网络侵害虚拟财产纠纷
370.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
(1)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
(2)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责任纠纷
371.教育机构责任纠纷
372.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373.产品责任纠纷
(1)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
(2)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
(3)产品运输者责任纠纷
(4)产品仓储者责任纠纷
37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75.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76.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1)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
(2)医疗产品责任纠纷
377.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1)大气污染责任纠纷
(2)水污染责任纠纷
(3)土壤污染责任纠纷
(4)电子废物污染责任纠纷
(5)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
(6)噪声污染责任纠纷
(7)光污染责任纠纷
(8)放射性污染责任纠纷
378.生态破坏责任纠纷
379.高度危险责任纠纷
(1)民用核设施、核材料损害责任纠纷
(2)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纠纷
(3)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
(4)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责任纠纷
(5)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
(6)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
380.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381.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纠纷
(1)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
(2)建筑物、构筑物倒塌、塌陷损害责任纠纷
(3)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
(4)堆放物倒塌、滚落、滑落损害责任纠纷
(5)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
(6)林木折断、倾倒、果实坠落损害责任纠纷
(7)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
382.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383.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384.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
385.公证损害责任纠纷
386.防卫过当损害责任纠纷
387.紧急避险损害责任纠纷
388.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军人执行职务侵权责任纠纷
389.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1)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2)铁路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
390.水上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1)水上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2)水上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
391.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1)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2)航空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
392.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393.因申请行为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394.因申请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395.因申请先予执行损害责任纠纷
第十部分 非讼程序案件案由
三十二、选民资格案件
396.申请确定选民资格
三十三、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397.申请宣告自然人失踪
398.申请撤销宣告失踪判决
399.申请为失踪人财产指定、变更代管人
400.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
401.申请撤销宣告自然人死亡判决
三十四、认定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402.申请宣告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403.申请宣告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404.申请宣告自然人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405.申请宣告自然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十五、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406.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三十六、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407.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408.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判决
三十七、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409.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410.申请撤销确认调解协议裁定
三十八、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411.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412.申请撤销准许实现担保物权裁定
三十九、监护权特别程序案件
413.申请确定监护人
414.申请指定监护人
415.申请变更监护人
416.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417.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四十、督促程序案件
418.申请支付令
四十一、公示催告程序案件
419.申请公示催告
四十二、公司清算案件
420.申请公司清算
四十三、破产程序案件
421.申请破产清算
422.申请破产重整
423.申请破产和解
424.申请对破产财产追加分配
四十四、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案件
425.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
426.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427.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
428.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429.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30.申请诉前停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
四十五、申请保全案件
431.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432.申请诉前行为保全
433.申请诉前证据保全
434.申请仲裁前财产保全
435.申请仲裁前行为保全
436.申请仲裁前证据保全
437.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
438.仲裁程序中的证据保全
439.申请执行前财产保全
440.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441.申请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
四十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442.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四十七、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443.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四十八、仲裁程序案件
444.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445.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四十九、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案件
446.申请海事请求保全
(1)申请扣押船舶
(2)申请拍卖扣押船舶
(3)申请扣押船载货物
(4)申请拍卖扣押船载货物
(5)申请扣押船用燃油及船用物料
(6)申请拍卖扣押船用燃油及船用物料
447.申请海事支付令
448.申请海事强制令
449.申请海事证据保全
450.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451.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
452.申请海事债权登记与受偿
五十、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
453.申请执行海事仲裁裁决
454.申请执行知识产权仲裁裁决
455.申请执行涉外仲裁裁决
456.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
457.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
458.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
459.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
460.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
461.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
462.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
463.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第十一部分 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
五十一、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有关的纠纷
464.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
465.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
五十二、公益诉讼
466.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1)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2)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467.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468.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469.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五十三、第三人撤销之诉
470.第三人撤销之诉
五十四、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
471.执行异议之诉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2)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472.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473.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六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六批)
(2020年3月20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2月25日,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印发《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要求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作。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于不同于平时、不同于非疫情时期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办理涉企犯罪的特点与影响,积极履行各项检察职责,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和工作着力点,统筹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和教育警示作用,特编选第六批5个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保障复工复产的案例予以发布。
一、依法从严追诉妨害复工复产犯罪行为
【法律要旨】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在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的同时,企业开始有序复工复产,对防疫物资、生产物资的需求激增。这使诈骗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利用物资短时间供应量不足的客观情况,钻企业急迫复工、思虑不细的漏洞,实施诈骗。为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作,检察机关要依法严惩诈骗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震慑犯罪,着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复工复产的法治环境;同时要积极追赃挽损,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案例一:山东省青岛市桑某某涉嫌诈骗案
2019年底,被告人桑某某与被害人栾某某(男,19岁)因同为留学生而相识。2020年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内口罩脱销。2月初,栾某某的父亲经营的青岛某养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企业职工100余人),因养猪生产不能停歇的紧迫性,急需采购大批口罩用以分发给管理人员、饲养员、基建设备安装人员,以保障生产安全。2月11日晚,为解父亲燃眉之急,栾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紧急求购1万个医用口罩。桑某某因沉溺网络赌博欠下大量债务无法偿还,看到栾某某发布的信息后,遂趁被害人家中企业生产急需、采购无门之机,当晚即微信联系栾某某,谎称自己手中有口罩,每个3元,第二日即可交货。栾某某信以为真,当即通过支付宝向桑某某转账3万元。桑某某收到货款后转手又投入网络赌博,结果全部输掉。2月12日,桑某某通过谎称口罩没有三证不能按期交付安抚住栾某某后,继续编造自己有额温枪购买渠道的谎言,引诱栾某某购买,并从网上截取假的发货视频发给栾某某。栾某某再次上当,为其父亲企业和其他4家企业等向桑某某团购1000个额温枪,并于当日和次日分8次通过微信、支付宝将23.5万元额温枪货款转账给桑某某。桑某某再次将上述货款用于网络赌博及偿还个人债务。2月14日,栾某某发现被骗拨打110报警。桑某某被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月14日,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通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接到通报后,安排检察官提前介入,建议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提前介入阶段,检察官全程跟进引导侦查,努力把问题解决在侦查环节,加快案件推进。通过与侦查机关办案人沟通案情,查阅案件材料,及时引导侦查机关灵活采用电话询问、远程视频等方式,全面、快速收集、固定证据。同时建议公安机关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尽快退赔,减少对企业复工复产的不利影响。经工作,桑某某家属代其退赔栾某某全部赃款。
2月21日,市南分局侦查终结,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官快速审查全案证据,并采用三方远程视频方式,在线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并于2月25日以桑某某涉嫌诈骗罪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查起诉期间,桑某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由于被告人诈骗犯罪数额巨大,虽然案发后其家属代其退赔了全部赃款可酌情予以从轻,但考虑到本案系在疫情防控期间,其诈骗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后果严重、影响恶劣,而且其骗取被害人货款后用于赌博挥霍,主观恶性大,应当对其从重处罚。虽然桑某某自愿认罪认罚,但综合考虑以上情节从严把握从宽处罚的幅度。据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对较重的量刑建议,桑某某表示接受并在辩护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案件审查过程中,检察官除向被害人及家属电话核实案情及退赃退赔情况外,考虑到由于疫情防控养殖业全面复工复产面临严格管控措施的实际情况,主动询问被害人企业面临的具体困难,积极为其联系协调防疫物资的正规采购渠道,并针对物资采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和帮助,助力涉案企业安全、迅速恢复生产秩序,顺利全面复工复产,运转正常。
目前,该案在法院审理期间。
二、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法律要旨】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疫情防控期间,超出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疫情防控产品、商品,或因疫情防控需要,为赶工期导致产品标注不符合相关规定,生产销售的产品经鉴定符合国家相关卫生、质量标准,未造成实质危害的,应当慎重把握入罪标准,依法妥善处理。
在办理涉疫情防控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根据案件办理需要介入侦查,按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提出收集、固定证据的引导意见建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并且告知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书后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的情况、依据和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因此,对于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立案或不立案决定可能存在错误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立案或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立案。根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在依法配合公安机关办理涉疫情刑事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案件不构成犯罪的应当通过立案监督程序或者以介入侦查期间的沟通建议方式,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对于涉及企业复工复产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发挥好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案例二:四川省峨眉山市某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2020年1月22日,峨眉山市疾控中心委托峨眉山市某有限公司购买13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总价值169000元,已全额支付)。峨眉山市某有限公司通过北京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从威海某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订购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13万只(订购价0.59元/支)。1月25日首批4.8万只口罩到货,因需求紧迫,在峨眉山市某有限公司未验货的情况下,峨眉山市疾控中心直接将口罩搬运回单位拆封。峨眉山市疾控中心此时发现,这批口罩外包装(纸箱)标注失效时间为2021年6月1日,内包装(口罩塑料袋)却标注失效时间为2018年2月,遂于1月26日向公安机关举报称峨眉山市某有限公司涉嫌经营、使用过期、失效医疗器材。1月28日,峨眉山市公安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立案侦查。2月1日,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要求公安机关依据涉案罪名及时补充涉案口罩检验鉴定材料。2月12日,公安机关收到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涉案口罩符合相关规定。据查明,该批口罩生产厂商为威海某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因破产重整,只有一半生产线运行。疫情暴发后,威海市政府为解决市面上“一罩难求”的局面,支持该企业全线投产,向该企业提供300万周转资金、提供了采购原料的证明文件。但是因内包装袋库存不足,威海某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失效日期为2018年2月的内包装袋。2月13日,峨眉山市公安局根据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以“经侦查不构成犯罪”为由及时作出撤案决定。
三、落实少捕慎诉司法理念,营造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良好法治环境
【法律要旨】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疫情防控期间,在涉企业案件的办理中,应当同样依法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落实少捕慎诉司法理念。对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审查主观故意和行为后果,对虽然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主观上没有骗取抵扣税款故意,客观上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一般可以不作为犯罪论处。同时,对于因骗取抵扣税款构成犯罪的企业人员,如果已经补缴税款的,应当慎用逮捕强制措施;已经逮捕的应当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涉嫌罪行不是特别严重、不会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罪行较轻、依法可以不起诉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保障、维护、促进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同时,对虽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捕、不诉的案件,要形成典型案例,以适当方式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进行通报、法治宣传、教育,警示、预防犯罪,促进依法从严管理、守法经营。
案例三:浙江省湖州市王某某、符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王某某系湖州某物流公司负责人,符某某系原杭州某货运市场运输中介人员。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普通货物的物流,有一百余名驾驶员在该公司名下从事物流运输,需要支付驾驶员运输费。但是驾驶员收取运输费后,仅出具收条,无法在税务局抵扣税款。因此,王某某想到去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冲抵税款。2018年11月,王某某通过符某某介绍,以支付票面金额6.5%开票费的方式,从他人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用于抵扣税款,税额共计9万余元。案发后,王某某、符某某全额补缴了税款。公安机关分别于2019年12月4日、10日传唤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符某某到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接受调查。同年12月10日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对王某某、符某某取保候审,12月20日向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了解到,王某某经营的物流公司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复工的物流企业,并承接了多笔防疫物资运送业务。为保障防疫物资和民生用品物流畅通,该院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综合考虑王某某、符某某的主观恶性、犯罪数额和涉案税款全额补缴的客观实际,2020年2月7日,依法对王某某、符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经释法说理,针对性进行法治教育后,及时结束犯罪嫌疑人被刑事追诉的状态。王某某回到企业后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严格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还主动向当地慈善机构和乡政府捐款捐物,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为防疫期间开展防疫物资和民生用品运输贡献力量。
四、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法律要旨】根据《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对处于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在押的企业经营者,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变更强制措施不影响诉讼顺利进行,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七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第五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第五百八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或者有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形,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切实维护涉案当事人合法权利。
疫情防控期间办理涉企业案件,应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积极落实少捕慎诉的司法理念。对于事实证据已经清楚、固定,不存在干扰证人作证、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不影响诉讼,不存在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慎重使用逮捕措施。对于符合上述规定的案件,应当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检察办案全过程,为保障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案例四:天津市某工程有限公司、张某某涉嫌单位行贿案
犯罪嫌疑单位天津市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系一家民营有限责任公司,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9年,张某某与时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简称市交管局)副科长何某某(另案处理)结识。此后,何某某历任市交管局某支队副支队长、某支队支队长、市交管局副局长、市交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张某某为使其公司提交市交管局的占路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间,请托何某某帮助。何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市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打招呼,某公司占路审批事项得以优先获得审批。为表示感谢,2005年至2018年间,张某某多次送予何某某钱款共计人民币372万元。2020年1月22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涉嫌单位行贿罪对其决定刑事拘留,2月5日对其决定逮捕。
2020年2月19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委托的辩护人向津南区人民检察院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津南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张某某是否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了审查,讯问了张某某,听取了辩护人意见。经审查认为,张某某涉嫌单位行贿案事实、证据已经清楚、固定,不存在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等可能,且其本人认罪认罚,变更强制措施不影响诉讼进行,也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同时,考虑到其公司在疫情期间遭遇了经营困难,张某某作为企业负责人,因其处于羁押状态难以克服公司遇到的困难,如对张某某继续羁押将影响公司承揽的市级重点工程项目的推进。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和“两高两部”制定的《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为保护民营企业正常发展,经征求监察机关意见,津南区人民检察院于2月27日决定对张某某取保候审。
五、依法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保障企业正常经营
【法律要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检察机关聚焦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和企业复工复产问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克服困难、灵活办案,通过线上沟通、线上审查、线上处理的方式,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并与人民法院保持良好的后续沟通,跟进关注检察建议的落实,保证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五:江苏省A建工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
A建工公司系民营企业,为原告王某某诉B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第三人。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该案过程中,根据王某某财产保全申请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冻结A建工公司银行存款1600.5万元,该财产保全裁定生效立案后移交执行。2020年1月20日,淮安区人民法院冻结A建工公司账户。但是由于该账户金额不足裁定保全数额,2020年1月21日,淮安区人民法院又冻结A建工公司另一账户。
由于账户回款,2020年1月22日,A建工公司发现上述两个账户被冻结资金已超过裁定保全金额(两个账户被冻结资金分别为人民币1600.5万元和1349.61115万元),因此,就超标的查封问题向淮安区人民法院书面反映该情况,后一直未得到答复,该公司遂于2月12日向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执行监督申请,请求监督纠正超标保全行为。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立即指定专人负责办理。经审阅资料发现A建工公司提供的冻结资金数额相关证据还不充分,由于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承办检察官立即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申请人、案件审理法官及具体执行法官取得联系、了解案情。经过审查,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认定淮安区人民法院裁定保全数额是1600.5万元,但在具体执行中,法院实际冻结被保全人A建工公司2950.11115万元,明显超出裁定保全的数额。2月13日,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并与执行法院积极协调配合。2月14日,淮安区人民法院裁定对超标冻结的账户资金1349.61115万元解除冻结,并及时告知A建工公司。2月17日,该笔资金解冻后,A建工公司迅速用以复工复产。
本案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充分认识到流动资金对于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和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性,主动克服交通不便、人员紧张等实际困难,迅速在线办理,及时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为疫情中的民营企业“雪中送炭”,传递司法温情和善意,实现多赢共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医疗美容领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医疗美容领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4月6日)
李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假药 假冒注册商标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医疗美容产品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被告人李某某为非法获利,违反国家药品、商标管理法律法规,通过微信、支付宝账户购进假冒肉毒毒素、玻尿酸等美容产品,在朋友圈宣传、招揽客户。从钟某某(另案处理)、被告人张某某等处购进大量裸瓶大紫盖、小粉盖等冻干粉,从被告人杜某某处购进假冒保妥适、衡力等注册商标的包材。将裸瓶大紫盖冻干粉假冒保妥适牌美容药品,小粉盖冻干粉假冒衡力牌美容药品,白盖冻干粉假冒韩国白肉、粉肉美容药品,共计销售带包装和不带包装的各类美容药品200余万元。经对从李某某、张某某处扣押的假冒肉毒毒素进行检验,未检出肉毒毒素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河北省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系假药,该部分假冒肉毒毒素销售金额40余万元。另,李某某从被告人邢某某等人处购进假冒瑞蓝牌玻尿酸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销售金额10万余元。李某某无法提供商标授权许可,相关商标权利人分别出具情况说明,涉案保妥适牌、衡力牌肉毒毒素、瑞蓝牌玻尿酸等未经授权许可,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2021年3月18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李某某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11月30日,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判处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不等;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李某某、张某某等人召回已出售的假药,进行无害化处理,消除危害,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公开道歉,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一审判决后,李某某等提出上诉。2022年5月1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根据2022年3月“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依法将判处非法经营罪的原审被告人罪名变更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余维持一审判决。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将本案线索及侦办情况向检察机关通报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抽调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参与案件沟通,围绕案件定性、侦查方向、证据固定和保全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公安机关及时深挖犯罪,全面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为下一步审查起诉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基础。检察机关还从邢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检查支队邀请专业人员作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案件讨论,就肉毒毒素、玻尿酸等医疗美容产品成分、分类、假药认定等专业性问题进行研讨,根据专业性意见准确界定涉案产品属性,及时引导公安机关调整取证方向。同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局共同协作,聘请专门机构对查扣物品进行检验鉴定,准确认定案件性质。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工作,针对不同罪名情况,在准确认定销售金额从而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被告人所处产供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假冒产品类别、销售数量、扩散范围等情节,分别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同时,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合力解决公共利益保护和社会治理问题,根据涉案人员行为制作违法行为责任表,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法庭审理阶段。一审、二审过程中,李某某对自己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危害性不予认可。在庭审进行释法说理的基础上,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再次提审李某某,对其不理解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详细说明制售假冒美容产品导致的危害后果。李某某最终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真诚表示认罪悔罪,主动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一)充分发挥特邀检察官助理作用,提升检察履职专业化水平。本案涉及医疗美容注射剂美容产品,案件类型新且专业性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借助“外脑”,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与办案人员一起研究案件证据。特邀检察官助理从专业视角出发,依托自身药品专业知识和行政执法实践,当好检察办案的“参谋”,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充分发挥特邀检察官助理的“联络员”作用,深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统筹“行政+检察”力量,切实有效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
(二)全链条打击医疗美容领域违法犯罪,充分保障权利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有效打击涉医疗美容行业违法犯罪,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检察机关一方面以打源头、斩链条为目标,推进部门融合履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危害,提高违法成本,将“四个最严”要求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着力强化与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健全完善个案协作、信息交流、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机制,确保实现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全链条打击,从药品安全到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
(三)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医疗美容领域涉及化妆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多种产品,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依法能动履职,针对发现的监管漏洞及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医疗美容行业的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迅即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涉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对90余家医疗美容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法治宣传,提升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意识,引导人民群众增强对医疗美容产品和服务的辨识能力,有效促进了当地医疗美容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王某、朱某等人诈骗案
【关键词】
诈骗 整形贷 能动履职 追赃挽损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朱某、王某、夏某、彭某共同投资成立A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朱某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A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宣称该公司招募互勉整形案例模特,整形手术费用由医院全额补贴。消费者到A公司后,公司医疗美容顾问、组长、市场总监等人谎称消费者只需完成每月推荐三至五名女性微信好友作为公司客户(不要求消费)及发送数张整形手术后照片的简单任务,就可以免费整形;为了防止消费者整形后不配合完成上述任务,消费者需要自费支付或以个人名义贷款,将全部整形费用先行支付至A公司,后由A公司分期返还全部整形费用,消费者仅需承担贷款利息费用。A公司诱骗消费者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整形费用消费多款整形项目,并在A公司指定的多个金融服务公司进行个人消费贷款。在向消费者分期返还少部分整形费用后,A公司再以医疗美容顾问离开公司或任务升级、消费者推荐的客户必须在公司实际消费为由,拒绝继续向消费者返款。由此,A公司相关涉案人员形成了套路化的行为模式,大肆实施“整形贷”诈骗活动。
2020年9月,被告人王某带领李某、贺某、张某、余某等人离开A公司,成立B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继续开展与A公司模式基本一致的诈骗活动。
经审计,A公司共计招揽分期客户197名,成单金额共计531万余元,未返款金额共计421万余元。B公司共计招揽分期客户237名,成单金额共计792万余元,未返款金额共计675万余元。
2021年10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被告人王某、朱某等8人提起公诉。2022年8月31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十一万元;判处朱某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其余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十一万元至一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介入侦查,准确认定“整形贷”的诈骗本质。侦查初期,对涉案人员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争议较大。检察机关建议围绕涉案人员犯意产生时公司经营状况、犯罪动机、选取作案对象的群体特征、从被害人处获取资金的手段以及对所得款项的处置方式等重点取证。经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查实了犯罪行为的三个阶段:打着免费幌子吸引顾客,实现引流目的;到店“洗脑”,使顾客进一步误以为手术免费,向平台申请贷款并交付公司;单方增加任务完成难度肆意认定顾客违约,以达到不返款的真实目的。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升级,其诈骗手段、特征、主观目的显露无遗,最终确定朱某等人系采用互联网宣传免费整形叠加引入小贷平台模式恶意侵占他人财产,是借医疗美容之名实施的新型复合式诈骗行为。
检察机关通过精细化审查在案证据,成功追捕幕后组织、策划人员。在审查逮捕王某、夏某、彭某等人时,王某等三人供述朱某是最大投资人,而朱某辩解其仅出钱投资,对公司经营既不清楚,也未参与。检察机关通过审查电子数据、书证、资金流向等,从恢复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中查到,王某、夏某、彭某向朱某汇报经营模式、增加业绩量、遇到纠纷如何解决,股东分工情况等重要证据;并找到朱某签字的股东合作协议书,明确支付销售团队高达35%的佣金,对早已入不敷出的A公司而言,根本没有履约能力;同时审计人员也证实朱某早已收回投资并参与分红,导致案发时公司账户仅剩千元。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朱某系组织、策划幕后人员。
审查起诉阶段。能动履职,确保不遗漏被害人。为准确查明被害人,维护其合法权利,检察机关一方面联合公安机关依据合同上的信息、资金流向查找被害人;另一方面,反复查阅案卷材料,核对账务审计报告、合同,并补充收集贷款记录、返款记录、通话记录、乘车记录等,将无报案材料的130余人确定为被害人。最终,被害人数量从最初认定的20余名增加到400余名,涉案金额从几十万增加到上千万元。
法庭审理阶段。能追尽追,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建议公安机关将资金流向追踪作为侦查工作的重点之一,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另一方面,将认罪认罚与追赃挽损有机结合,主动加强与被告人及其家属、辩护人的沟通,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导被告人主动退赃退赔。最终,在法院判决前,被告人王某等4人共计退赔56万余元。
【典型意义】
(一)明确取证的重点和方法,准确定性。在办理“民刑交织”、社会关注度高的疑难复杂案件时,检察机关要积极履行诉前主导责任,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明确取证、补证重点,及时完善证据体系,以达到准确指控犯罪的目的和要求。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取证,证实朱某等人主观上并非想向“客户”全额返款,而是在骗得“客户”支付的整形费用后采取对“客户”肆意认定违约、故意设置违约陷阱等方式拒不返款,从而达到非法占有“客户”钱财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诈骗犯罪的行为模式,即“实施欺骗行为-使有处分权的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导致经济损失”,均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依法从严惩处医疗美容领域犯罪活动,维护崇法守信的市场法治环境。目前“颜值经济”已成为消费新热点,医疗美容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严守行业底线、法律红线,诚实守信、合法经营,从而赢得消费者认可,获取正当的经济利益。本案被告人朱某等人策划、组织实施“免费整形”诈骗活动,被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朱某等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加大被告人违法犯罪成本,有力震慑医疗美容行业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李某某医疗事故案
【关键词】
医疗事故 抽脂手术 行刑衔接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A整形诊所执业助理医师李某某应银川市B整形医院邀请,在未在当地卫健部门注册执业的情况下,赴B整形医院对被害人梁某某实施“抽脂手术”。李某某未做术前评估、无手术进程记录、无用药处方及术后医嘱,亦未在相关医疗文书中签字。术后,被害人梁某某在B整形医院留观期间,出现疼痛、呕吐、神志不清等反应,护士联系被告人李某某,李某某未及时到现场诊查,也未采取有效治疗抢救措施。2021年10月8日,被害人梁某某经送其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宁夏法庭科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梁某某符合“抽脂手术”后,继发左大腿坏死性筋膜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经银川市医学会鉴定,本案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医疗事故等级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2022年6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某犯医疗事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12月8日,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犯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被告人李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履职过程】
审查逮捕阶段。本案发生在医疗美容领域,专业性较强,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医疗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等认定均存在难点。对此,检察机关审慎办理案件,先后邀请公安机关、卫健部门召开案件会商会议,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经反复研究论证,认为李某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应当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检察机关根据《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医疗事故鉴定书》的鉴定意见、相关证人证言及李某某供述等证据,确定李某某“严重不负责任”与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李某某涉嫌构成医疗事故罪,结合其不如实供述、不认罪等表现,决定依法批准逮捕李某某。
审查起诉阶段。本案被害人梁某某因医疗事故死亡时年仅19岁,案发后B整形医院赔偿被害人家属3万元,被告人李某某赔偿2万元,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检察机关一是全面听取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意见,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医疗事故鉴定书等客观证据充分释法说理,帮助被告人李某某客观认识自己的行为及危害后果。二是跟踪督促卫健部门及时对B整形医院、李某某严重违法违规诊疗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卫健部门依法吊销B整形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处罚款5.3万元;吊销李某某执业证书。三是充分听取被害人家属意见,引导其提出合理赔偿诉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及时告知被害人家属B整形医院、李某某受到卫健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积极安抚稳定被害人家属情绪。
法庭审理阶段。法庭辩论阶段,李某某辩护律师提出本案被害人死亡结果系多重因素造成,李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公诉人答辩指出,李某某作为执业助理医师,不具备独立实施医疗美容外科手术资格,在无主诊医师指导的情况下违规实施“抽脂手术”,且术前无评估程序、术中无进程记录、术后无用药处方及医嘱、且未对梁某某严重不良反应及时诊查处理,在多个诊疗环节中严重不负责的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梁某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且与《医疗事故鉴定书》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李某某的行为符合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某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亦采纳公诉机关法庭辩论意见。为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积极会同法院开展赔偿调解工作。最终被告人李某某赔偿被害人家属50万元,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危害医疗美容安全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的追求更加丰富多元,医疗美容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医疗美容机构和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实施医疗美容诊疗行为,导致发生医疗事故,不但影响医疗美容行业机构的诚信,降低人民群众对医疗美容诊疗安全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而且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医疗美容市场秩序。对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向社会释放严厉打击危害医疗美容安全犯罪的强烈信号,形成强大震慑效应。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维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积极促成刑事赔偿谅解,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积极能动履职,助推社会治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办案优势,总结分析犯罪行为背后的管理缺失和监管漏洞,积极延伸检察职能,助推源头治理,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示范效应。办案检察机关向有关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大对医疗美容机构、执业医师管理、诊疗规范等方面的监管力度。有关监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对辖区内23家医疗美容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对4家医疗美容机构及相关人员违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完善了美容机构违法违规黑名单等制度,促进当地医疗美容行业市场秩序更加规范。
罗某某非法行医案
【关键词】
非法行医 医疗美容 因果关系 接续监督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至2021年1月,被告人罗某某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医疗美容活动,为李某某等7名被害人进行隆胸、隆鼻、割双眼皮等医疗美容外科手术,致上述被害人身体遭受不同程度损伤,非法获利10.6万余元。其中,被告人罗某某多次对被害人李某某实施抽取腿部脂肪隆胸手术,致李某某腿部麻木肿胀行走困难。经云南省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诊断,李某某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左骼静脉受压。经云南红河明诚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害人李某某左下肢形成深静脉血栓,经手术治疗后,遗留左肢浅静脉中断闭塞,影响功能,认定为十级伤残。
2022年7月26日,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行医罪对被告人罗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8月29日,个旧市人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罗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和当地卫健部门就罗某某非法行医行为定性与案件移送等问题进行会商,经研判认为该案已涉嫌刑事犯罪,检察机关遂建议卫健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检察机关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并上网追逃罗某某。为夯实定罪量刑证据,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加大力度寻找其他被害人核实了解情况,并及时对被害人李某某进行人体损伤鉴定。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对罗某某以涉嫌非法行医罪批准逮捕,并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完善证据,证实被害人李某某伤情结果系罗某某实施“抽脂手术”造成,排除遗传、自身身体状况导致血栓的可能性;同时证实2014年罗某某所经营的A美容院曾因无证开展医疗美容活动被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8000元。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罗某某涉嫌非法行医案后,迅速开展全面审查。一是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进一步完善证据。核实李某某被实施腿部“抽脂手术”至其到医院就诊期间的活动情况、购药记录等证据材料,排除在此期间有其他因素介入导致李某某伤残的可能性。二是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到罗某某家中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并对罗某某进行释法说理,督促其退赔各被害人的损失。同时,做好被害人安抚工作,建议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时向法庭提交遭受损失的证据材料,并引导其确定合理的赔偿预期。三是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本案罗某某非法行医持续的时间较长、涉及的人员较多,带来的社会危害和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反映出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管上存在漏洞。对此,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及时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进行沟通对接,移送公益诉讼线索,目前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已立案审查。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罗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某某实施的医疗美容诊疗行为与被害人李某某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害人明知被告人没有执业医师资格,仍到被告人处就医,系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建议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在案证据可以证实李某某在罗某某处抽取腿部脂肪、进行隆胸手术后腿部不适,罗某某先带李某某到小诊所就医,后转至医院就诊,在此期间并无其他因素介入,州市两级医院均诊断李某某的左腿系静脉血栓,被告人非法行医抽脂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腿部静脉血栓,两者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二是李某某是否明知罗某某具有《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影响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三是被告人罗某某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因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后仍多次作案,且涉及多名被害人,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被告人罗某某主观恶性较深,依法不应适用缓刑。法院依法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同时支持了被害人的合理民事赔偿诉求。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医疗美容领域非法行医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年来,美容机构层出不穷,很多美容院为追求高额利润,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业人员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以生活美容之名,行医疗美容之实,因诊疗场所不规范,消毒杀菌不到位,极易造成感染,不仅损害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还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本案行为人被行政机关处罚后,仍多次非法有偿为他人进行医疗美容诊疗,社会影响恶劣、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给众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此类行为检察机关应依法予以严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以案释法开展宣传教育,融合履职共促行业治理。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融合履职,信息共享、接续监督,协同推进医疗美容行业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优势,考虑到本案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特点,组织社会群众旁听庭审活动,帮助群众提升守法和维权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规范行医的良好风尚,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该案的依法办理也给美容机构、相关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无证行医或者“超范围”从事医疗美容活动,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陈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热玛吉 侵权商品范围
【基本案情】
“”“THERMAGE”等商标(俗称热玛吉)系经我国商标局核准注册用于“面部及皮肤医疗和美容治疗用激光器”等商品上的商标。2020年初至2021年10月,被告人陈某某明知从苏某某(另案处理)处购买的产品系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产品,仍雇佣他人,将假冒注册商标的仪器、探头等商品,通过微信等渠道对外销售。经审计,陈某某销售假冒热玛吉商品金额共计350余万元。
2022年7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上海三分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陈某某提起公诉。同年9月9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陈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侦查阶段。上海三分院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就销售金额计算及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确定销售金额计算范围。热玛吉商标是我国商标局核准注册用于面部及皮肤医疗和美容治疗用激光器上的商标,涉案商品中既有仪器,又有配套使用的探头。对于探头是否应当作为侵权商品计入销售金额,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探头是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探头则无仪器的实际使用,且探头上同样附有热玛吉商标,消费者购买热玛吉激光治疗项目时,包括对探头的购买和使用,故应按照探头实质作用来认定,将假冒探头的销售金额一并计入销售金额。二是引导侦查人员注重上下游犯罪关联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同时强调夯实主观明知、销售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取证方向和证据标准。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确定侵权商品范围。查获的部分假冒仪器在外观上虽无相关商标,但开机画面显示的标识为“thermega”,与注册商标相比,仅将字母a和e调换位置,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可以认定为“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应纳入侵权商品范围。二是坚持释法说理,为庭审阶段李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奠定基础。陈某某对伙同他人售假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但对审计报告认定的销售金额持有异议。检察官认真听取陈某某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充分释明法律依据,特别是销售金额的认定方法,最终陈某某及其辩护人均表示无异议。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陈某某委托其家属向法院预缴部分罚金及违法所得。庭审阶段,陈某某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并表示悔罪服判。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一)多举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做到治罪治理并重。热玛吉是涉案注册商标的中文音译名称,但被市场普遍接受为相应医疗美容项目的“俗称”。涉案的热玛吉商品系采用射频技术从外到内加热直接作用于人体皮肤的表皮、真皮层和脂肪浅层,促进胶原蛋白再生。假冒热玛吉商品往往因工艺不过关、质量不过硬,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引发烫伤等事故,严重损害消费者健康权益。检察机关精准惩治犯罪,对不法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并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执法监督,及时通报案件进展、查处违法机构情况,净化医疗美容市场。同时,结合案件通过主流媒体加强普法宣传,提示医疗美容商家严把进货关、做好品牌授权审查以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提醒消费者提高安全和维权意识,助力整治医疗美容乱象。
(二)全流程保障权利人实质参与诉讼,有效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涉案热玛吉商标注册人为索尔塔医疗公司,授权索塔(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使用。侵犯注册商标权行为危害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不仅挤占权利人原有市场,更给相关企业的商业商誉、商品声誉造成损害。为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严格落实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要求,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及时告知权利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确保权利人对诉讼活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充分提示权利人在防伪、维权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证据意识和维权能力,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疗美容行业违法经营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医疗美容 电商平台准入 检察建议与代表议案衔接转化
【基本案情】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余杭区院)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内多家医疗美容服务经营者存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营业、超范围经营医疗美容项目、从业人员无医师执业证书或超范围执业、医疗器械采购来源不明、违法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等行为,部分经营者还在电商平台上推销,招揽消费者到线下接受医疗美容服务;而相关电商平台未依法核验、登记平台内医疗美容服务经营者行政许可信息、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行政许可信息等,侵犯了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8月,余杭区院根据群众反映,发现医疗美容领域乱象频发、监管缺失,公益损害现象突出,立即成立办案组开展医疗美容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经初步调查,于8月12日立案。余杭区院通过实地调查核实,调取相关书证,及时固定收集相关证据,发现辖区4家经营者主要存在以下违法违规情形:一是生活美容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或未取得卫生许可擅自从事生活美容服务;二是医疗机构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经营美容皮肤科项目;三是雇佣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人员或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人员超范围开展美容皮肤科项目;四是使用无法提供医疗器械采购证明、进货查验记录台账的医疗美容仪器;五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布医疗广告,或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9月15日,余杭区院向区卫生健康局发出检察建议,同步移送相关证据,督促对涉案医疗美容机构及时查处,加强行业规范管理。区卫生健康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开展专项行动,依法立案查处11起非法医疗美容案件,没收违法所得2.5万余元,罚款19.35万元,没收或暂扣医疗美容仪器23台。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部分美容服务机构在线上推销医疗美容服务,招揽消费者到线下接受服务的情形,余杭区院以“医疗美容”“光子嫩肤”等为关键词,通过对4家电商平台上医疗美容服务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存在未依法在平台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行政许可信息、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超范围开展医疗美容项目、从业人员无医师执业证书或超范围执业、虚假宣传、违法直播宣传等违法违规情形。经咨询具有医疗卫生和市场监管专业背景知识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分析出违法情形。2022年9月5日,余杭区院对上述线索立案调查。9月15日,余杭区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查处辖区内医疗美容广告违法行为。因电商平台并非在余杭区范围内注册经营,余杭区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磋商,达成督促平台及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共识。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医疗美容广告违法行为4起,罚款1.5万余元,4家电商平台清退生活美容机构2家,下架医疗美容服务项目29个。
2023年1月,余杭区人大代表在检察机关抄送的检察建议中发现医疗美容机构相关问题,于2月1日向区两会提交议案《关于加强我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的建议》。2023年1月12日,余杭区院将调查中发现的杭州市其他区、县(市)医疗美容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在电商平台上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报送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院),杭州市院运用数字化办案思维开展类案线索摸排,向杭州市数据管理局调取相关数据并指导余杭区院与相关平台进行信息碰撞、对比,通过大数据分析并结合人工查验,筛选出多条案件线索。杭州市院已将21条线索交给相关区县院开展监督,并与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磋商,推动全市范围内医疗美容行业电商平台准入规范管理。
【典型意义】
医疗美容行业无证经营、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引发纠纷日益增多,严重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电商平台未依法核验资质,未督促公示行政许可,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辨识医疗美容机构正规与否的难度,增加了医疗美容行业安全风险。
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能,聚焦线上线下医疗美容领域损害公益突出问题,发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特邀检察官助理的作用,通过检察建议+磋商、区域治理+市域推进、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等形式,形成“打击一域违法行为-把好线上准入关-推动全域线下处置”的办案路径,力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力度,促使电商平台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构建司法、行政、市场主体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把好医疗美容机构平台准入关。此外,检察机关还加强人大监督与法律监督工作衔接,将检察建议转化为代表议案,凝聚监督合力,提升监督质效,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筑牢医疗美容安全堤坝。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83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838号建议的答复
周玉环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边远地区基层检察院系统检察官流失和断层问题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司法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从国家层面降低边远地区司法考试条件问题
高检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法律人才短缺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实行的放宽报名学历条件、放宽地区降分录取和西藏单独划线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统一考试、在职人员单独考试和统一考试、分别录取等试点政策,使业务岗位法律职业资格人员总数都有明显增加,对于缓解少数民族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国家出台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明确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条件。司法部也一直高度重视解决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律职业人才短缺问题,自2002年以来先后实施多轮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降分录取政策,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5个省(区、市)的1408个行政区划单位列为放宽地区,共有16.5万余人通过享受放宽政策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有效缓解了基层法律职业队伍人员短缺问题。
关于您提出的解决边远地区特别是大兴安岭地区基层检察院检察官流失和断层问题,司法部经专门研究并征求我院和最高法院的意见,决定对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地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共39个,海伦市和汤原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已列入)实施司法考试放宽政策。此项计划在司法部有关考试公告中予以明确,向考生和社会告知。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央有关要求,积极配合司法部继续在艰苦边远及民族地区实施与内地有一定差别的司法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政策,着力解决艰苦边远及民族地区检察人员不足问题,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
二、关于针对边远地区基层检察院制定优惠政策问题
近年来,高检院与最高法院颁布实施《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关于在部分地方放宽担任法官检察官学历条件的通知》等制度规定,明确边远地区招录人才的倾斜优惠政策,推动优秀人才进入边远地区基层检察院常态化、规范化。2016年,高检院与最高法院会同中组部制定关于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的规定,明确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学历和在下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任职年限等条件适当放宽。《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将招录条件放宽至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C证,单独划线,自愿到艰苦边远地区检察院的获得学士以上学位政法专业本科生没有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也可参加考试。对自愿返回原籍工作的或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报考者、民汉双语报考者,可以进一步放宽条件和简化程序。这些规定切实为边远地区检察院招入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协调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力度,对边远地区检察院遴选检察官、招录检察官助理实行政策倾斜,使更多优秀人才愿意到边远地区基层检察院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901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901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效彤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并全面实行。2018年3月2日,我院和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公益诉讼相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基本规定。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为更好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提供组织保障。
目前,从司法实践角度看,公益诉讼方面的具体法律规定相对较少。我院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不断总结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实践经验,并提炼上升为指导性文件。今年3月12日,我院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就公益诉讼工作相关具体程序以及适用等问题进行了细化,及时为各级检察机关依法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目前,我院正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拟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检察公益诉讼的程序。同时,我院还不断加强指导力度,通过走访、调研等形式,实地了解各地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情况,帮助各地检察机关解决实际问题。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不断总结有益的实践经验,探索、完善公益诉讼工作各项机制,适时提出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建议;将成立公益诉讼人才库,加强对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的集中培养、管理和调配使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将在法律规定框架内用足用全监督职责的同时,通过支持相关社会组织起诉和不断积极探索,推动“公益”内涵的延伸,拓展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将充分加强与理论界的联系与沟通,借助学界科研能力和力量,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和社会需求,充分调研论证《公益诉讼法》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旦时机成熟,我院将大力推动,并在立法中积极吸收您的意见建议。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您提出的在司法解释完善的基础上,及时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适时推动制定公益诉讼法的建议,法工委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同有关方面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的通知
(法改组发〔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2020年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供了重要指引。《实施意见》印发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机制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有的法院以协同高效、利于监管为原则,灵活组建审判团队,合理配置审判资源,积极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管理,有力提升审判质效;有的法院着力构建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平台,不断细化完善审判权责清单,积极探索“四类案件”自动化识别、智能化监管,审判监督管理的信息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有的法院不断健全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双向平衡发展”的人员交流机制,有效破解不同类别人员交流壁垒,持续激发队伍内生动力;有的法院综合考虑办案数量、办案质效等因素,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以及案件类型,构建了导向明确、管理精细、评价科学的考核机制;有的法院不断健全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在统一法律适用、解决意见分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取得显著成效。
为进一步加强改革成效宣传和经验总结交流,全面贯彻落实《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收集和深入挖掘各地做法的基础上,选择创新力度大、落实举措实、实践效果好、可复制可推广性强的典型经验,编写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现予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参考借鉴。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充分调动辖区法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继续推动《实施意见》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落细,认真总结提炼有特色、有亮点、有成效的改革创新做法,不断完善改革案例挖掘、培育、指导机制,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选编典型案例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20年11月27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
目录
【案例15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灵活组建规范管理强化保障优化审判团队运行机制释放审判效能
【案例15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构建“双点位”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案例155】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创新人力资源系数考核机制保障司法责任制落地见效
【案例156】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统筹规划科学管理打造专业化审判团队
【案例157】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平台以科技创新提升审判效能
【案例158】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打破跨类别人员交流壁垒拓宽复合型人才培养渠道
【案例159】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打好繁简分流组合拳筑牢监督管理防火墙系统集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案例160】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构建均衡结案新体系促进审判质效双提升
【案例161】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抓好“四个关键”筑牢监管防线
【案例162】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三评三管”工作机制完善法院内部监督体系
【案例163】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构建平行团队精准量化考核以正向激励强化内生动力
【案例164】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完善“三项举措”提升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效能
【案例165】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优化程序厘清属性做好衔接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制约监督作用
【案例166】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四个聚焦”提升监督实效以规范权力运行增强司法公信力
【案例167】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事务二元分道资源重组释放审判动能
改革案例第153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灵活组建 规范管理 强化保障
优化审判团队运行机制释放审判效能
优化审判团队建设是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灵活组建多类型审判团队、明晰压实全链条监管职责、集约提供一站式保障供给,实现审判团队效能最大释放,推动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一、灵活组建多类型审判团队,着力激活各方面人力资源
该院现有员额法官170人、法官助理161人、书记员75人。如果按照“一审一助一书”配置审判团队,书记员缺口超过56%。该院根据繁简分流工作和专业化建设需要,重新调配人力资源,延展资源供给空间,灵活组建多类型审判团队。
一是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将书记员从审判团队剥离,成立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对书记员集中管理、按需使用、资源共享。40名书记员使用语音识别系统为全院120个审执团队提供庭审记录服务,全线补足书记员岗位,基本解决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职责混同问题。庭审平均时长缩短近40%,法庭利用率提高30%,法官准点开庭率从59%跃升至92%。
二是打造多层次审判团队。前端速裁团队需要快速处理大量“简案”,程序性、辅助性事务工作多,17个速裁团队按照“1名法官+2名助理+1名书记员”的标准配置。中端专业化审判团队负责“繁案”精审、核心审判工作量大,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在内的101个专业化审判团队按照“1名法官+1名助理”的标准配置。后端执行团队工作量较大、需要警务保障,19个执行团队按照“1名法官+2名助理+法警”的标准配置。
三是建立差异化任务指标。前端速裁团队年均任务量1200件,中端民商事团队220件,刑事、行政团队150件,后端执行实施团队和财产处置团队1100件,压实法官办案责任。完成速裁一档结案任务的法官考核等次直接评为优秀,不限制人数比例,不占用部门名额,绩效奖金按照全院法官平均值的40%增发。审判辅助人员的绩效奖金和团队任务完成情况挂钩,激活团队内生动力。
二、明晰压实全链条监管职责,实现团队运行安全有序
对审判团队实行动态管理,充分发挥法官、院庭长、审判管理部门在管理链条上的不同作用,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一是加强审判团队内部自我管理。法官对团队工作全面负责,对案件推进、流程管理、节点把控享有主导权,可以根据案件类型、难易程度及辅助人员的能力水平、业务特长进行分工。其他辅助人员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干部部门每季度听取法官意见,将法官对辅助人员的评价作为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的重要指标。对于工作表现不良的,定期调换岗位、开展培训,及时化解审判团队管理困境。
二是细化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结合基层法院审判权力运行实际,制定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细则,重点厘清法官、庭长、院长工作职责权限,明确院庭长行权方式和行权边界,健全落实“三个规定”工作机制,细化“四类案件”的具体情形、发现机制、监督方式,确保审判团队依法行使审判权、院庭长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行不悖。
三是强化审判监督管理实效。以常态化审务督查和案件评查为着力点,重点监测审判执行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为评判审判监督管理效能提供“体检表”,弥补院庭长远距离宏观管理、法官近距离自我管理可能产生的不足。对问题出现较多的团队及时约谈,情况严重的由监察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三、集约提供一站式保障供给,切实减轻审判团队事务负担
为减少重复性审判辅助事务占用审判团队大量时间和精力,该院将法庭记录、案件送达、归档扫描从审判团队中剥离,实行审判事务集约化规范管理,尽可能以外包服务的形式,最大化减轻审判团队负担。
一是建立集约送达中心。承担全院所有民商事、行政、执行案件的送达工作,实现送达人员团队化、送达流程一体化、线上操作智能化。审判团队在集约送达一体化平台“一键点击”,多种送达方式“一站式”完成。
二是建立电子卷宗同步生成中心。承担所有诉讼材料集中收转、扫描、加工、保管、借阅、整理等工作,实现“一次扫描、全程使用、一键归档”,为全流程网上办案奠定坚实基础。目前,该院电子卷宗扫描率、生成率均达100%。
三是建立诉源治理实体工作站。统合联系法官、普法宣传、问题解答、指导调解等工作,为法官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最高效的路径。93%的群众诉求由工作站自行解决,24小时内回复率100%。辅助事务集约管理后,每个案件可以为法官平均节省9小时以上的时间。
该院优化审判团队配置、提升司法资源效能以来,审判质量明显提升。2020年1-9月,占全院法官数量11%的前端速裁法官结案占民商事总结案量的71%,前后端法官人均结案比为11..1,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成熟定型。
改革案例第154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构建“双点位”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探索构建以时间定位和主体定位为支撑,以四级监管为保障,覆盖全主体、全事项的审判监督管理“双点位控制”机制,形成严密、精准的管理闭环。该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工作效果显著。2020年1-10月,该院新收案件64775件,审结案件55257件,结收比85.31%,同比上升12.53个百分点,两至三年长期未结案同比下降34.87%,开展在线开庭、谈话、调解33616件,线上审判率51.9%。
一、以“日周月季年”确定时间定位,从精从密划定管理内容
细划管理周期,明确管理内容,以“日周月季年”的审判调度,实现各项工作内容、各个流程节点全领域覆盖、不间断管理。
一是院庭长“日有监管”。日管以时限性程序事项管控为重点,以紧急性事项和临时性增项为补充。程序性事项包括超过15天未成功送达案件、超过一个月未开庭案件、将超审限案件、将超期未上网文书以及执行“五超”案件等。庭长每日梳理程序性事项,督促法官加快工作进度。紧急性事项主要指重大敏感案事件,要求当日通报进展、及时妥处。临时性增项主要为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临时增加的事项,如疫情期间,每日督办“在线诉讼”情况、诉讼服务一体化系统工单办理情况,最小化监管周期。
二是办公会“周有调度”。周管重点是态势研判和工作督导。每周召开办公会,全体院领导研判案件结收、长期未结案清理、案件发改、“多元调解+速裁”工作等重点数据,聚焦异动、落后指标,及时调整部署,力争“问题不出周”。重点研判优化营商环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诉源治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等最新要求和推进情况,确保各项部署落实到位。每周在院网发布超审限案件、线上庭审、电子送达等日管汇总信息,针对重点要求、短板项目加大通报、督办频次。
三是审判管理联席会“月有小结”。月管重点为阶段性问题警示。每月召开审判管理联席会,全体院领导、中层干部参加。聚焦阶段性工作,对工作推进不力的部门、团队、个人,点名通报批评、深入剖析讲评;重点传达专项工作要求,一并通报诉讼服务、信息化建设、内部监督、信访投诉、调宣培训等情况,保证工作要求中层尽知、工作步调协调一致。不定期邀请兄弟法院介绍管理经验,精确提升管理水平。截至2020年10月,审判管理联席会已召开17期,讨论议题104个。此外,每月在院网对上诉案件移转、司法鉴定等长周期事项通报,倒逼审判团队提高工作效率。
四是审委会“季有讲评”。季管重点为审判质量提升。各庭成立评查小组、院级成立评查委员会,制定本院评查细则,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月”系列活动,围绕“重点、常规、专项、信访、重大敏感”五类案件开展评查。审委会按季度听取评查情况报告,组织对发改定错案件进行讲评,发挥统一法律适用职能。
五是全院“年有考评”。年管重点为全年工作“整体复盘”。每年根据上年度北京法院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及本年度重点工作,完善该院考核实施细则,增设特色指标,加强弱项指标、重点指标考核权重,强化导向作用。如2020年设立“清积率”指标,加快案件周转;将“平均审理时间”等指标调整为常规考核项,全面强化督导力度;将信息化工作、诉讼服务工作并入审执工作考核部分,强调通盘协作。强化考评结果实质运用,与绩效奖金发放直接挂钩,并作为评优评先、晋职晋级、员额退出、岗位调整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以“四个层次”确定主体定位,从细从深丰富管理维度
推广“院-庭-团队-个人”四级主体全员覆盖、分级联动,推动实现从单向度“服从管理”转为全方位“自我管理”。
一是以“一份清单”统筹“院级管理”。细化制定审判权责清单,院庭长按照清单要求自觉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督促推进重点工作,确保全院工作步调一致、推进有序。
二是以“一张表单”完善“庭室管理”。各庭对照目标责任考核和全院年度工作要点,列明得失分项、倒排工期,以一表贯通工作目标、重点内容、推进节点,做到全庭底清数明、同向发力。
三是以“10分钟日课”凸显“团队管理”。法官作为团队核心,对标目标责任考评要求和审执任务指标,每天用10分钟时间核查案件审限、文书上网等情况,督促辅助人员保持工作节奏,确保团队精诚协作、高效运转。
四是以“一字功”实现“自我管理”。通过重点指标排名通报到每一名法官,权责清单内容涵盖每一名审判辅助人员,切实督促、引导认真落实每一项指标,妥善办好每一起案件,真诚对待每一位当事人,严格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
三、以“四项制度”强化点位控制,从严从实确保管理见效
推行“建议-约谈-入档-追责”链式举措,强化监管、层层加压,确保管理责任全面落地。
一是建立监察建议制度。由机关纪委对审执程序、司法作风等问题发出监察建议,强力督促改进。2020年1-10月,机关纪委向相关庭室发出监察建议11封,移送协助调查函15件。
二是建立“三级约谈”制度。对通报问题整改不到位的,由主管领导、机关纪委、院长进行逐级约谈,压实主体责任。
三是建立中层履职档案、纪律瑕疵档案。将审判质效管理不力情形记入中层履职档案,将违反政治纪律、审判纪律、监察纪律情况记入纪律瑕疵档案,入档情况作为年度考评重要内容,与绩效奖金发放直接挂钩。
四是建立法官员额退出和干部岗位调整衔接机制。对于履职不尽责、能力不胜任、作风不严谨的人员,根据情形退出法官员额或调整管理岗位。
改革案例第155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创新人力资源系数考核机制 保障司法责任制落地见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系数考核机制,建立分级、分层、分类的岗位目标考核管理体系,形成有激励、有侧重、有互动的考核工作格局,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强化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体系,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新成效。2020年1-6月,丰台法院结案率、结收比保持北京一类法院第1名,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的指挥、引导、激励、保障效果得以充分体现。
一、定准绩效考核基础,确保各类主体司法责任精准到人
以人力资源系数为考核基础,以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为考核导向,以审判团队为直接考核对象,形成院庭长与审判团队有机绑定、员额法官对审判团队直接负责的双重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科学量化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改变以往仅以法官结案量衡量团队业绩的做法,科学区分不同团队的人员构成,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庭长、一般聘任制人员、速裁聘用制人员、人民调解员和外包力量分别按照1..0.6..0.5..0.4..0.2..0.1的比例,赋予团队不同成员不同“人力资源系数”。进而根据团队“人力资源系数”总和分配审执任务,推动团队单元办案任务分配和考核体系“由繁入简”,促进人员科学配置、提升整体结案效能,科学提升审判质效。
二是突出审判团队办案主体地位。发挥团队扁平化优势、区别化优势、去行政化优势,尊重审判团队办案主体地位,以团队为考核对象,一揽子考核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驻团队调解员。具体指标分解上,将绩效考核中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分解细化为结案数量、长期未结案、文书上网、庭室直播、案件质量等4类10项考核指标,直接分解到团队,员额法官、法官助理的考核分直接来自团队的绩效,实现对审判团队的直接管理。提高个人考核中审判团队考核分数,团队办案绩效直接影响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的绩效评价,促进团队办案形成合力。
三是强化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出台《担任员额法官的中层正职个人目标考核实施细则》《员额法官个人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等规范,明确庭室对审判团队履行综合管理、员额法官对审判团队履行直接管理两类职责。由主管院领导对中层正职领导综合表现予以评分,部门负责人对员额法官、法官助理综合表现予以评分。庭室负责人的业绩与本部门审判团队业绩有机捆绑,激励院庭长发挥审判管理作用。本部门超额结案、庭内结案排名靠前、特殊案件结案、重大敏感案件管理、长期未结案上业绩突出的,在考核上对部门负责人予以权重加分。
二、精细管理考核过程,优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考核依据
一是明确考核重点,建立激励型考核体系。明确结案工作在业绩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结案量为基础确定考核的基础得分,形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量化为主”的考核指标体系。在定量基础上,加大办案数量考核得分级差。依托人力资源系数确定各团队的基础办案任务后,在办案基础分上,实行超额完成加分、排名靠前加分、特殊贡献加分、参与重点工作加分、疑难复杂案件加分、差额完成减分等,落实有奖有惩、有上有下的双向激励机制。
二是分类设置指标,实行差别化考核方式。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量化考核指标,如对庭长考核部门在全市、院内的整体审判质效排名、办案情况、主管院领导评价等;对员额法官考核办案数量、案件质量、庭审直播、调研宣传等;对法官助理考核庭前准备工作、庭前调解、草拟文书等,以实现激励全员各尽其能的考核目标。
三是完善公示体系,形成互动型考核格局。建立人力资源系数、任务指标、结案效能等三套公示体系,考核基础全过程公开、透明。人力资源系数公示突出审判团队的办案主体地位,是分配审执工作任务的组织基础;指标公示体系依托各部门人力资源系数指标,将相关指标任务落实到各审判团队,明确团队最低工作量;结案效能公示对任务指标完成的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进行公示,固定审判团队的业绩评价基础。庭室、团队可对公示体系进行检视、评价、反馈、修订,形成“指标有公开、问题有回应”的良性考核机制。同时建立“个人工作完成报告制度”,法官助理业绩申报经法官确认、干警业绩申报经庭长确认、庭长业绩申报经主管院长确认,提高考核参与度和互动性。
三、合理设置考核权重,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体系
一是动态折算工作总量,科学评价法官审判业绩。对简案、繁案、批量案件、保全案件、诉源治理专项工作等进行加权折算。前端庭室审理简单案件,后端庭室审理复杂案件,依据繁案和简案的不同工作量,按照0.25-0.3权重将前端庭室审理的简案折合为普通案件的工作量。诉源治理不以办案数量为依据,而是依据案件下降幅度、特定案件的治理效果,合理折算工作量,科学评定考核成效。
二是综合判定绩效得分,全面评价人员工作成效。坚持分类考核原则,根据岗位性质确定共性指标、业务指标、重点工作绩效加减分的不同权重,因人而异、因部门而异开展考核。对办案之外参加案件质量评查、专业法官会议、优化营商环境、重大敏感案(事)件化解,以及其他专项工作,按照一定标准予以额外加分,确保考核评价的全面性和公平性。
三是区分不同绩效层级,科学运用考核结果。将考核结果作为员额进出、等级晋升、评先评优、绩效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让法官工作有重点、考核有方向、成效有奖励。将考核成绩作为法官遴选工作重要依据。依据考核对象近三年的工作业绩、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及调研等绩效得分,重点考核办案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以客观量化评价为主,确定遴选法官建议名单。以考核成绩确定评优评先的标准和依据,对集体三等功、先进集体的评选严格按照年度考核成绩分档排名,充分对接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
改革案例第156号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统筹规划 科学管理 打造专业化审判团队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按照审判团队建设与优化诉讼格局、强化职能监管、服务保障大局一体化推进的思路,大力加强审判专业化和队伍专业化建设,全力解决辅助人员缺口大、人员配备不科学、职责管理不清晰等难点堵点问题,形成“诉前诉中两手办,繁简团队分工干,标准理念解难案,人工智能促审判”的良好局面,案件审判质效大幅度提升。
一、科学调配资源,为专业化审判团队配置差异化辅助力量
该院科学核定全院各类人员,根据审判团队特点配置相应的辅助力量。
一是打造“1+N”诉前大团队,强化诉前纠纷化解。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人民调解、律师调解、诉讼调解及专门调解相结合的“四位一体”调解大格局,采用“1个法官工作室+多支诉前调解队伍”的思路,实现了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建设。宫会新法官工作室自2017年7月成立以来,承办交通事故诉前鉴定2232件;诉前调解案件743件,全部在1天内予以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在辖区交通事故发案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交通事故类案件收案量反呈下降趋势。
二是打造“1+1”速裁团队,实行庭内再次分流。在各民事审判庭设立“1+1”速裁团队。由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审理大量简易案件,使法官助理从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针对送达、归档工作量大的难题,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外包公司完成集约送达和扫描归档工作,在全院范围内已实现全覆盖,为速裁团队减轻了50%以上的工作量。
三是打造难案精审团队,增加靶向攻坚力量。在金融审判、公司股权、融资租赁等专业领域组建精审团队,选任在相关审判领域理论功底深厚、业务技能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官,并为其配备学历高、作风实的年轻法官助理,重点强化类案检索辅助职责,推动案件的精细化审理,解决专业领域案件中“疑难杂症”。
二、坚持分类施策,促专业化审判团队形成标准化审理思路
该院注重把标准化理念引入案件庭审与裁判中,针对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通过对同类案件审判经验的总结梳理,确定解决此类案件共性问题的方法。
一是速裁团队采用示范性判决+多元化调解方式,实现简案快审快结。在审理物业合同纠纷案件时,将物业合同违约的常见情形进行分类,将相应类型的裁判结果进行总结并形成案例,以判促调,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2020年前三季度审结物业合同纠纷案件229件,当庭履行率高达82.97%。
二是精审团队总结类案办案指南,提升繁案审理质效。根据审判实践制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办案指南》,分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主要特点及成因,通过典型案例阐述审理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帮助专业化团队在短时间内掌握审理同类复杂案件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在标准化审理思路的指引下,案件庭审时长及审理周期大幅缩减。
三是应用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形成法律适用共识。遵循审判规律,总结“扫黑除恶”十类犯罪活动的主要涉案罪名和表现形式,利用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成果统一裁判尺度,形成各类案件定罪量刑的标准化经验。
三、强化监督制约,为专业化审判团队规范全流程业务监管
该院从分案模式、重点案件、职权清单、办案规则等多方面着手,实现了对审判团队的全面监管。
一是创新分案管理模式。由业务庭长对本庭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将“速裁”案件交由本庭速裁团队,普通案件随机分至精审团队,不仅解决了全院繁简分流工作压在立案庭、案卷流转耗时长的困境,提高了分流速度,同时防范了人为干预分案的风险。
二是完善重点案件监管预警机制。在重点案件监管方面,完善预警信息平台,对标注为院庭长监督的案件在系统中增加结案警示功能,将院庭长监督落在实处。“四类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即向院庭长发送短信提醒,以便密切关注案件,使监督管理自动触发、全程留痕、实时查询、有效追溯。
三是实行职权责任清单式管理。出台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办理案件工作规则,使审判团队内部分工明细、协作有序,确保审判团队高效运行。制定审判职权和审判责任清单,采取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等方式对重点案件进行审判监督指导,将业务体系由层叠式管理转变为扁平化管理,充分尊重独任法官、合议庭法定审判组织地位。
四、重视客观需求,为专业化审判团队提供定制化技术保障
该院高度重视运用信息技术为审判团队提供贴合性服务,以审判团队的办案需求为引领,与相关技术机构共同研发智慧庭审系统,优化审判辅助人员资源配置。
一是在审判台配备触屏一体机,方便法官驾驭庭审。设置示证区、感知区、查阅区、对比区、随庭笔记、法条查询六个模块,在开庭时同步展示证据、语音转写内容和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方便法官驾驭庭审,有效缩短庭审时间。目前,该院庭审时间平均缩短30%-40%。
二是在当事人席配备触摸显示屏,满足当事人举证质证需求。通过显示屏,当事人可翻看庭前上传的证据材料用于质证。智慧庭审系统的质证功能,不仅能流畅播放并展示音频视频证据,还能自主放大证据局部关键内容,为建设工程图纸、合同附件设计图等大件证据的展示与质证提供了便利。
三是完善庭审记录模式,提高团队工作效能。通过智慧庭审系统逐步探索以录音录像代替庭审记录。庭审录音录像自动上传至电子卷宗,法官和当事人均可随时查询。通过语音转写功能,将录音录像自动转成文字,重点内容随时标注,可区分角色智能查询,既为承办法官撰写裁判文书提供便利,也满足了二审、再审案件法官查询的需要。
改革案例第157号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平台 以科技创新提升审判效能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研发上线审判执行案件全流程节点信息化管控平台,将立、审、执各程序、各领域、两审级210个流程节点全部纳入信息化在线管理,有力提升审判质效。2020年1-9月,全市法院案件结案率、结收比为75.9%、86.9%,较上半年分别上升14.8、11.2个百分点。
一、坚持目标导向,科学设置管控平台功能
一是明确管控范围。以三大诉讼法为支撑,以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范性意见为遵循,以各业务条线为脉络,对立、审、执所涉流程逐一梳理、逐一论证,归纳提炼流程节点210个。对所有节点逐项明确基本规范和管控要求,出台《审判执行流程节点信息化管理办法(试行)》系列文件14项,将两级法院所有办案人员、院庭长及审判管理人员全部纳入节点管控范围,提升审判执行智能化水平。
二是明确管控内容。节点管控包含全部审判执行业务条线,实现从立案到执行、从一审到二审全覆盖。根据立、审、执各类案件的不同特点,分别构建流程管控机制,如立案(诉讼服务)管控范围包括诉前分流、立案登记、速裁快审、诉讼费减缓免、鉴定评估、上诉移送等各个环节,确保任何一个节点违规即有跟踪、有警示。
三是明确管控方式。根据各节点对审限的影响程度,对210个流程节点进行再细化,明确107个节点为一般节点、103个节点为重要节点。对一般节点主要通过提示、警示的方式进行督促,重要节点一律采取设卡、锁定的方式进行管控。“提示”即对临近时限、尚未启动或完成的节点,系统自动提示该节点剩余期限;“预警”即自动提醒办案人员必须按期完成相关事务,否则流程将被锁定;“设卡”即如出现相关事项未完成或完成不符合要求,平台将自动设卡,不得进入下一流程;“锁定”即对未按期完成重要节点事项的,系统将对全案进行锁定。一旦案件被“锁定”,系统会自动标注“锁”字字样,必须经相关庭长、院长审批“解锁”后方可继续下一步流程。
二、坚持需求导向,全面加强管控平台应用
一是坚持全面应用与体验改进相结合。成立审判执行流程节点管控项目实施及运行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对项目运行各阶段情况进行系统、科学评估,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多层次组织节点管控办法及平台运用技能培训,引导干警尽快适应全新的办案模式。2020年7月,该平台已在全市法院全面上线运行。建立项目推进例会制度,每周五由审管部门牵头,组织研发人员、法官代表等,集中研究解决平台建设运行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2020年5月以来,共组织例会25次,吸收合理化意见建议130余条,推动平台设计更加完善,运行更加流畅。
二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按时序进度推进平台开发应用的同时,注重打造平台特色亮点功能。如围绕切实解决执行难重点任务,积极构建以“中间库”为依托的执行案件事项管理PC端、PAD端、手机端同步监管系统,通过事项信息采集、重要节点跟踪提醒、期限管理,实现执行流程节点信息化实时管控。开发手机APP软件,与管控平台衔接使用,配合“一案一人一账户”系统,实现对执行案款全流程监管。
三是坚持突出主干与内容互通相结合。将210个流程节点的规范标准有机嵌入全省法院统一使用的案件管理系统,并实现与案件繁简分流、“套路贷”虚假诉讼预警、文书智能生成和强制纠错、政法大数据平台等10个重要审判辅助系统的功能对接。在运用案件管理系统时,自动启动案件强制检索等功能,从而解决各系统不兼容、重复建设等问题。
三、坚持效果导向,充分释放管控平台效能
一是严格规范审判流程。流程节点管控明确每一个节点的时长标准、信息填录及信息公开标准以及节点管控要求,让办案人员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比如,针对民事一审简易程序案件,规定立案后七日内必须确定开庭时间;凡是未按时序完成的,将可能被采取警示、锁定等措施。从而让办案法官按照流程节点管控要求,统筹兼顾好案件的审判执行活动,实现均衡结案的效果。
二是全面加强事中监督。平台设计可视化监督管理模块,院庭长能够实时了解掌握本院、本部门案件预警、超期、锁定情况,并可对案件办理流程实施同步监督管理。比如,庭审应直播未直播、裁判文书未在结案后七日内上网的,该案件都将被系统自动锁定,无法进入下一个流程,有效解决了庭审直播、文书上网“应播未播、应上未上”问题。
三是有效实现全程留痕。院庭长按照管理权限对锁定事项审查审批解锁后,系统将全面留痕、自动生成统计数据,包括一次、二次锁定案件数等。平台提供数据反查和导出功能,查询结果一律明确到具体案件、具体人员、具体事由。通过流程数据全程留痕,最大限度满足院庭长和审判管理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四是精准提供决策参考。审判管理部门对平台提供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对异常数据指标和被锁定频次较高节点进行重点研判,并将研判建议提交院党组。如该院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研判发现,基层法院被锁定的节点主要集中于开庭排期和简转普这两个节点。对此,该院党组第一时间对影响排期开庭因素开展调研,完善程序转换审批程序,有效防止程序随意转换现象的发生。
五是科学实施业绩考核。审判管理部门每月常态化通报管控平台指标数据和应用情况,通报到案、到人、到具体节点,作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凡是有故意不按指引操作、填录虚假信息、错误引入材料等规避锁定和监管行为情节严重的,一律移送督察部门严肃问责。
改革案例第158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打破跨类别人员交流壁垒 拓宽复合型人才培养渠道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双向平衡发展”的跨类别人员交流机制,制定出台《审判业务部门与综合部门人员交流办法》(以下简称《交流办法》),明确规范不同序列人员交流后定职定级、入额、办案等问题,同步建立“短期双向借用”“结对辅助办案”等配套机制,有力破解不同序列人员跨类别交流隐形壁垒。截至2020年11月底,审判部门与综合部门双向交流共20余人,一批优秀干部在交流中历练、成长,推动形成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良好队伍建设生态,为法院工作总体发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一、明确交流工作导向,构筑综合人才培养平台
全面摸底人员基本情况,突出人员综合能力培养,确保将最合适的人配置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一是加强历练培养人。坚持“多岗位锻炼”工作导向,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推动开展双向交流,着力培养、储备一批既懂审判又懂管理的复合型干部。对在交流岗位上实绩突出、反映较好的干部,在提拔任用、法官遴选、职级等级晋升时,同等条件优先考虑,真正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干部发现、识别出来,推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二是人岗相适选准人。坚持“以事择人”原则,将事业需要、岗位要求与调动干部积极性相结合,通过双向交流不断提升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匹配度,真正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对于因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办案瑕疵、违法违纪等原因退出法官员额交流到综合部门的干警,视情降低相应职级任职,强化能者上、庸者下、劣者下的用人导向。
三是统筹有序用好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审判执行工作与综合工作,统筹专业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系统思维,适当有序推进交流,在保持队伍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注入新活力。每年定期在充分征求分管院领导、所在部门及本人意见基础上,深入开展队伍整体情况研判,提出交流人员名单与岗位安排建议,为提高交流用人精准性夯实基础。
二、确立交流基本规则,搭建不同序列不同级别互通桥梁
强化规则探索,兼顾不同序列人员平衡发展,推动人员交流规范化制度化运行。
一是明确任职交流定级规则。着力破解员额法官交流中的职级转化、待遇落实难题,根据中央“交流转任的三高、四高法官可确定为一级至四级调研员”等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在《交流办法》中对不同任职年限的三高、四高法官所对应的职级按照三档细分,切实消除员额法官思想顾虑,吃下交流任职“定心丸”。
二是坚持“双向对等”原则。在跨类别人员交流中既注重全力保障审判执行中心工作,又注重统筹谋划综合部门工作发展。《交流办法》在计算交流人员任职年限时,坚持“双向对等”原则,兼顾不同序列人员平衡发展,避免出现单向让利、待遇失衡现象。
三是确立“累加计算”基本方法。《交流办法》明确,法官交流至综合部门,以及重新返回到办案岗位入额,不同岗位的任职年限可累加计算;法官助理交流至综合部门,原相应层次的法官助理任职年限与交流后职级任职年限可累加计算。例如,四级高级法官交流至综合部门可比照确定为四级调研员,在四级调研员晋升三级调研员时,原四级高级法官任职年限与四级调研员任职年限累计计算;交流回审判部门重新入额后,首次晋升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时,员额法官在综合部门任职年限视为法官工作年限,法官等级与相应公务员职级任职年限可累计计算。
四是建立“短期双向借用”交流机制。《交流办法》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法官“调办事”制度,建立“短期双向借用”交流制度,鼓励法官、法官助理在保留现有身份情况下短期借用至综合部门,不改变所属部门和人员身份,适当降低办案考核要求,增进工作了解,提高业务部门干警综合能力水平,为优秀年轻干部补齐短板提供锻炼平台。今年以来,该院依据《交流办法》开展短期双向借用,安排多名法官助理至综合部门工作,帮助年轻干部提高综合能力素质。
三、确立交流入额条件,拓宽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渠道
有效破解综合人员交流至业务部门入额难、法官交流退额后重新入额难等问题,明确交流入额三条路径。
一是创新建立结对辅助办案制度。综合部门人员到审判执行部门结对辅助办案的,当年度辅助办案数达到结对部门员额法官办案基数15%以上的,可累计计入法官助理岗位工作年限,有效帮助综合部门人员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实施以来,综合部门人员结对辅助办案意愿强烈,多名到审判执行部门结对辅助办案的年轻干部成功遴选入额。
二是明确重新入额规则。将曾具有员额法官身份的综合部门人员回到办案岗位的入额条件,明确为退出员额5年内回到办案岗位的,由本院党组确认入额,纳入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超过5年的,需回到办案岗位参与办案满1年,考评合格后按前述程序办理入额手续。
三是明确综合部门正副职入额规则。规定综合部门正、副职交流至审判业务部门任庭长、副庭长,或者综合部门人员提任为庭长、副庭长的,应当具备《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任职条件,并按遴选规定和程序,参加入额遴选。
改革案例第159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打好繁简分流组合拳 筑牢监督管理防火墙系统集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为契机,完善分案制度、加强团队建设、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司法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司法审判权更加公正、高效运行。2020年1-10月,该院结案33078件,结案率106.61%,未结案同比下降44.97%;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瑕疵率0.15%,自动履行率49.04%,同比上升9.91%。
一、完善案件分配机制,实现繁简分流与随机分案有机结合
一是突出“诉前分流”,实行调解过滤。出台《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操作流程》,明确“诉前调解”案件范围及操作流程规范,通过“诉前调解”程序过滤简案。案件进入调解程序后,由人民法庭、专业审判、速裁团队、特邀调解组织进行分类引流,并在每一类审判组织内随机分案,做到案件快慢分道、精细分流。2020年1-10月,该院通过“诉前调解”程序过滤简案5712件,占民商事一审结案数的33.35%。
二是突出“繁简分流”,实现简案速裁。以每个团队年结案数不低于1200件,当庭宣判率不低于80%为目标,对经“诉前调解”程序过滤后的其他案件,选择案情相对简单、争议较小的金融借款、机动车交通事故、适用小额程序的几类纠纷在速裁团队内随机分案,完成简案过滤的“二次分流”。2020年1-10月,该院通过该方式二次过滤简案7269件,当庭宣判率91.03%,小额程序平均审理天数5.93天,简易程序平均审理天数12.77天。
三是突出“专业分流”,确保繁案精审。组建劳动争议、建设工程、公司类纠纷等多个专业化审判团队,按照团队专业化类型,设定年收类型化案件量不低于40%的标准,随机审理二次分流后的繁案。案件通过三次分流,结合随机分案制度,既可兼顾法官办案个性需求、司法水平、案件消化能力,又可有效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切实实现分案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科学组建团队,实现人员合理配置与扁平管理有机结合
一是突出“以强带弱”,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制度。针对独任法官随机分案、全科办案、部分领域不熟等情况,出台《关于培养专业审判领军人才的意见》。通过个人自荐、组织遴选和业绩考核相结合,从审判实践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中聘任首批6个领域12名专业审判领军人才,编写《新手办案一本通》,利用周二“夜学”组织“夜训”5期,为全院法官提供鲜活、操作性强的办案指引,确保审判质量效率双提升。
二是突出“以老带新”,构建“多元化”审判团队模式。按照“1+2+2”模式,即由1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组成简案速裁团队。由资深的、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老法官带领和指导法官助理处理各类诉前调程序中的案件,满足助理“初学阶段”的多样化案件需求。按照“1+1+2”模式,即由1名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1名新晋员额法官、2名书记员组成繁案专业审判团队,通过“传帮带”作用满足新进员额“进阶阶段”的案件专业化需求。目前,该院已组建4个简案速裁团队和12个繁案专业审判团队,分别审理繁简分流前后的案件。
三是突出“示范引领”,加强院庭长长效办案机制。以带头“办难案+带新人”为出发点,按照“1+1+1+1”模式,即1名院庭长+1名新晋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模式,组建院庭长办案团队。出台《院庭长办案规定》,要求院庭长在分管相应的繁案专业审判团队的同时,带头承办疑难案件,确定办理案件比例,并将办案绩效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同时,常态化开展院庭长示范庭审观摩活动,要求员额法官全部参加,“拷贝”有益经验,力求通过优秀庭审的示范引领,带动整体庭审质量的提升。今年以来,已开展庭审观摩活动三期6场。
三、加强风险防控,实现节点管理与在线监管有机结合
一是突出“制度约束”,不断强化审判监督。出台《关于加强案件审限及时间节点管理的若干规定》,设定调解、案件排期开庭、两次及多次开庭时限,防止“久调不决、久拖不判”。审限提前一个月预警,每月定期发送。要求院庭长严格控制审批手续,防止通过程序转换借用审限现象发生。推行案件质量“红黄卡”制度,成立由审委会委员组成的案件质量评查小组,对检查中首次发现的一般问题,采取信函的形式直接向案件承办人发送“黄卡”;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或是多次发生的一般问题发送“红卡”,并在全院通报存在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今年已发黄卡23次,发红卡4次,约谈审限较长法官3人。
二是突出“节点管理”,重点加强执行监督。建立全面规范、可供监管的执行治理体系,出台《执行案件节点管理及应达标准规定》,将执行程序划分为启动查控、繁简分流、强制实施、终本管理四个阶段,明确四阶段中必选动作及完成时限。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查错监督,切实提高执行质效,在执行规范性上有明显提升。
三是突出“全程留痕”,持续推进在线监督。全面加大线上办案力度,证据材料尽可能线上交换,做到线上案件办理的全程留痕、实时可查、有效监督。今年以来,使用“移动微法院”处理案件22263件、送达文书43670件、约谈执行终本案件3781件。
改革案例第160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构建均衡结案新体系 促进审判质效双提升
近年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创新“三三五五”均衡结案体系,强化内部监督管理制约,推进执法办案工作高效良性运行。2019年,全省法院均衡结案综合指数同比增长4.38个百分点,结案率97.3%,办案质效位居全国法院前列。今年以来,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安徽16个地市法院办案效率仍达到或超过去年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一、重构理念,实现“三维”均衡
传统的均衡结案虽有利于解决年底人为控制收案、年底突击结案以及月末、年末办案质量受影响等问题,但强调的是时间上的均衡,由此也可能导致未结案件逐年上升、法院之间办案质效发展不平衡、个案久拖不决。为此,安徽法院着力重构均衡结案理念,进一步拓展均衡结案的内涵和外延,由之前单一的时间均衡,向时间、空间、个案“三维”均衡转变。
其中,时间均衡注重解决办案前松后紧、时松时紧、突击结案等问题,实现每月、每季、全年审判执行工作高效有序运行;空间均衡注重解决各法院、业务庭、员额法官之间质效失衡、忙闲不均问题,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平衡发展;个案均衡注重解决少数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以个案均衡带动整体均衡。均衡结案理念的更新,进一步延伸了监管触角、优化了监管方式,促进审判管理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的提升。
二、明晰导向,划定三条基准线
安徽法院围绕时间、空间、个案三个维度上的均衡,结合全国法院收结案指标情况以及安徽法院实际,相应设置三条基准线,发挥对全省法院执法办案工作的指引作用。一是月度结案率基准线。依次确定每月结案率基准线,促进每月结案情况相对均衡。2019年,结案均衡度指标同比增长1个百分点。二是年结案率基准线。确定年结案率基准线,促进各个法院之间执法办案质效平衡发展。2018年、2019年,安徽16个地市法院均达到年结案率基准线,审判质效实现整体提升。三是三年以上长期未结案基准线。确定该项基准线为三年以上长期未结案清零,控制增量、消化存量,实现个案均衡办结。2018年以来,安徽法院三年以上长期未结案数量、占比均居全国法院前列(从少到多排名);2020年1-10月,全省95%的法院实现三年以上长期未结案清零目标。
三、量化评估,设置五项指标
为确保实现三项基准线要求,安徽法院深入分析影响均衡结案的关键因素,设置五项指标,对全省法院均衡结案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一是审限变更率,着力解决审限变更频繁、不规范的问题,防止审限变更随意性。二是平均审理时间指数,引导各级法院快审快结,有效缩短案件审理时间。三是诉前调解成功和简易程序适用案件占比,助力“分调裁审”机制改革,促进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四是平均卷宗流转时间,避免上下级法院之间卷宗流转时间过长,进而影响办案效率。五是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占比,防止个案久拖不决,最大程度减少积案。按照统计学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合理区间,合成均衡结案综合指数,促进各级法院科学研判均衡结案工作。
2018年以来,安徽法院审限变更率、平均审理时间指数、诉前调解成功和简易程序适用案件占比、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占比等指标均呈持续向好态势;2020年1-10月,在受疫情影响情况下,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指数仍同比下降2.21个百分点,诉前调解成功和简易程序适用案件占比指数同比增长5.24个百分点。
四、注重长效,构建五项制度
安徽法院总结提炼近年来抓审判管理的经验做法,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促进均衡结案工作长效化、制度化。一是党组定期研判均衡结案工作制度。把均衡结案工作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分析研判,落实工作举措,强化党组对执法办案工作的领导。二是均衡结案分层分类管理制度。充分考虑三级法院不同特点以及案件量、人员数量等实际情况,分层分类设置均衡结案指标权重,确保评价体系更具针对性、合理性。三是均衡结案指标体系通报制度。上级法院逐月通报下级法院均衡结案指标情况,三级法院逐月通报本院各业务庭、员额法官办案工作量,激励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四是均衡结案考核评估制度。把推进均衡结案情况作为各市法院案件质效综合评估的重要内容,全省三级法院将均衡结案指标纳入法官大排名绩效考核,提高对均衡结案工作的重视程度。五是审限变更审批制度。严格申请延长审限案件审批程序,一律由院长审批。对其他审限变更案件,定期分析,强化监督管理。
改革案例第161号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抓好“四个关键” 筑牢监管防线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审判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狠抓“四个关键”不放松,审判质效稳步提升。2020年1-10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84931件,审执结73954件;结案率87.1%,同比上升2.8个百分点。其中,该院受理案件5218件,审执结4641件,同比分别增长8.8%、14.1%;结案率88.9%,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居全省中级法院第2位。
一、抓好关键少数,增强审判监督管理主动性
一是落实党组主体责任。细化党组职责,常态化研究审判执行工作,建立健全审判监督管理相关制度规定8项。完善院领导督导基层法院工作机制,班子成员常态化赴基层法院调研指导。2020年以来,院长赴基层法院调研指导21次,实现对基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精准指导。
二是发挥院庭长“头雁效应”。落实“入额必办案”要求,将院庭长分案比例提高10%-20%,促使院庭长及时把握审判一线动态,推动提升法院审判水平。该院院庭长办结案件2222件,占全院办结案件的47.88%。
三是组建专业办案团队。全市法院组建新型办案团队106个,将院庭长编入审判团队主审案件,特别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一步强化审判管理和监督指导。鼓励审判业务骨干跨团队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提升审判专业化水平。修订绩效考核及绩效奖金分配办法,科学设置考核权重指标,激励法官又好又快又廉办案。
二、抓好关键案件,增强审判监督管理实效性
一是强化“四类案件”监管。出台院庭长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对“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出台工作指引,完善审判管理平台,利用院庭长监督管理模块对案件进行线上标记、跟踪、审核、监督,实现“四类案件”自动标识、重点案件自动追踪、监管全程留痕。
二是强化长期未结案件监管。紧盯长期未结、久押不决案件,综合运用每周专项通报、月度审管通报、挂牌督办函、“红黄牌”等,对办案情况进行跟踪督办,有力推动积案清理。全市法院一年半以上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47.73%。
三是强化发改案件研判。定期通报案件发改情况,将发改案件评析管理作为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委会的固定议题,逐案分析总结,进一步规范裁判思路。定期开展发改案件专项评查,汇编评查结果并上传内网供干警学习交流,提升干警司法能力水平。出台重点案件评查规定,对已结案件进行全覆盖评查。
三、抓好关键环节,增强审判监督管理精准性
一是立案环节抓随机分案。全市法院一体建立“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出台分案工作规定,每月通报院庭长、员额法官办案情况,确保随机分案落地落实。
二是审判环节抓实质化合议。完善合议庭工作规则,对合议庭组成、合议流程与要求、合议笔录等作出明确规定,院领导随机列席合议庭评议案件,督促合议庭成员针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果及诉讼程序等充分发表意见,推动合议实质化。完善审委会工作规则,新设立刑事、行政和民商事、执行两个审判专业委员会,提升审判专业化水平。
三是结案环节抓均衡结案。严格落实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衡结案工作部署,出台实施方案,逐月制定计划、通报进展,督促按时、优质完成办案任务。密切关注案件审限、流程节点、结案审批等重点环节,及时提醒案件审理期限,避免超审限审理、超审限结案。全市法院均衡结案度综合评价指数位居全省中院第2位。
四、抓好关键问题,增强审判监督管理针对性
一是紧盯质效短板促提升。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作用,每周实时统计、及时更新关键审判数据,关注总体及异动数据。综合分析每月审判运行态势,梳理问题短板形成报告定期向院党组汇报。紧盯短板指标、重点案件,有针对性地督促指导相关法院、业务庭、承办人,提升办案质效。
二是紧盯裁判尺度促统一。通过条线指导、个案审理,及时发现纠正基层法院在审判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开展条线业务培训,促进提升业务能力。研究制定办案指引等工作制度,就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标准等27项审判疑难问题进行梳理规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三是紧盯意见建议促公正。主动向党委、人大专题汇报审判执行工作,认真落实审议意见。扎实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关注案件办理,常态化邀请在芜代表、委员视察法院、旁听庭审,建立人民陪审员参与、见证执行工作机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改进并及时答复。
改革案例第162号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构建“三评三管”工作机制 完善法院内部监督体系
近年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全面梳理办案流程关键节点,不断完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通过建立案件风险评估、审委会重点案件评价、案件评查问责等三项监管机制,切实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地见效。全市法院民事调解率、一审服判息诉率、民事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撤诉率等审判质效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省法院前列,审判质效指标考核得分连续两年在全省法院排名第一。
一、建立案件风险评估监管机制
围绕“四类案件”的有效监管,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该院制定了《关于案件风险评估与监管的若干规定》,对案件风险进行分类分级评估监管。
一是建立案件评估监管规则。从完善全院、全员、全程实时动态监管出发,全面规定开展案件风险评估与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案件风险等级划分与标准确定、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监管责任等各个方面,建立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模式相适应的案件监管规则,将各类人员违反规定过问案件和干预办案情况,随案纳入动态监管范围。
二是建立分级监管机制。将案件风险划分为一般风险、较大风险、重大风险三个风险等级,确定每个风险等级案件的范围: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分别对应9类、15类、20类案件,分别由院长、分管院领导、庭长,通过指定分案、听取汇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等12种方式对案件进行监管,办案系统全过程留痕。
三是应用自动监管系统。自主开发“上饶法院案件风险评估与监管E平台”及手机终端版本,自动识别案件风险因素、风险等级并向监管主体发送监管信息;立案信访、审判管理、纪检监察、督查督办等部门,可根据所掌握的案件办理有关情况,将案件依职权提请风险评估并进行监管审批。2019年6月试行至今,该市共有12698件案件自动进行风险评估,其中被评定为一般风险、较大风险、重大风险并纳入监管的案件分别为3751件、91件、9件,有效解决了院庭长“不敢管”“不会管”“不愿管”等问题。
二、建立审委会评价监管机制
该院制定了《关于重点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评价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开展发改再案件重点评析的实施方案》,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做好重点案件评价工作。
一是明确重点案件范围。将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指令再审或提审、指令继续审理、受理管辖及执行异议裁定被上级法院撤销、超审(执)限、引起重大信访、发改基层法院后经其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异议的案件,以及院庭长认为需要提交评价的其他案件纳入重点案件范围。
二是建立评价程序机制。每年开展两次发改再案件审委会评析工作,先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列表通报发改再案件,再由相关业务团队组织员额法官评查,最后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统一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评析。审委会委员通过听取汇报、询问、实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有无过错的评价。
三是将评价结果与绩效挂钩。评价情况计入法官办案绩效档案并列入“白皮书”,如被审判委员会评定为有过错,则启动案件质量评查。该系统运行以来,该院共有25件案件被审判委员会进行评价,其中有1件案件被认定为有过错。
三、建立案件评查问责监管机制
该院建立评查、问责与法官惩戒、法官绩效考核有效衔接机制。
一是实行重点案件常态化评查。每年分两次组织案件质量评查,将审判委员会评价后认为有过错的重点案件及信访突出的案件、发回重审、上诉改判及进入再审案件、申报的精品案件及精品文书、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的案件进行质量评查,对评查发现的案件质量问题纳入问责或考核机制,对评查出的精品案件及精品文书发文予以表彰。
二是建立立体式案件评查工作机制。建立案件质量评查“红白黄皮书”制度,每年组织两次案件质量评查,编印案件质量评查“红皮书”“白皮书”“黄皮书”,分别收录“精品案件精品文书”“发改再评析案件”和“信访突出的案件”。2017年以来,该院共编印“红皮书”“白皮书”各三册,“黄皮书”一册,评选精品案件及精品文书各30个,认定过错案件22件。充分运用“审判E管理平台”,将发改再案件纳入异议评析评查范围,实现发改再案件评析评查与审判责任认定、法官绩效考核、法官晋职晋级四者之间无缝对接。组建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组,对案件进行常态化评查,评查合格后才能归档。截至目前,该院已完成对3041件案件的日常评查。
三是加强长期未结案件问责。制定《长期未结案件问责办法》,联合纪检监察部门跟进监督全市法院53件长期未结案件的清理工作,下发173份催办通知,催办316个质效不达标事项,对长期未结案件的承办人及质效不达标人员视情予以问责。
改革案例第163号
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
构建平行团队 精准量化考核 以正向激励强化内生动力
近年来,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以组建平行化团队为基础,建立精准绩效评价体系,着力解决法院内部人案矛盾突出、干警获得感不强、工作动力不足等问题。该院平均办案天数少于30天,比全省平均值缩短了近一半,法官人均未结案件不足20件。
一、建立平行化团队,激发团队办案内生动力
一是以平行化团队为考核对象。按照“院-审判团队”模式组建平行化办案团队,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实行双向互选,有效解决审判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把通过双向选择组建的办案团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核,使其成为自我管理、独立担责的办案单元,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
二是以“结出递补”的分案制度平衡法官办案需求。按照法官所选审判专业设定不同团队的未结案件上限,在团队存案不饱和的情况下,审结一案即按照法官所选专业递补分配一案,团队存案饱和则暂缓分案。分案数量自动匹配法官效率,实现“洼地效应”。让审判团队主导办案需求,实现人案匹配,解决案件分配问题。
三是以分级分类考核解决工作差异化问题。绩效考核分为一级考核和二级考核。一级考核覆盖所有平行化审判团队、执行团队和综合部门,分类制定考核办法,审判执行团队以办案数量、审判质量、效率、效果为主要考核内容,综合部门以工作完成度、工作创新度、对单位贡献度为主要考核内容。二级考核由被考核对象提出申请,对工作职责繁多、内部分工复杂的部门,单独制定内部考核办法,由部门负责人组织实施,体现考核的灵活性。
二、引入市场化方法,拉开考核档差
一是以速裁案件确定考核基准值。创新性使用“沭法币”这一量化单位,以难易程度、工作量、工作耗时相对固定的速裁案件作为衡量标准,审结一起速裁案件得1币值,即1标准工作量,其他案件均参照速裁案件赋予不同权重值,实现不同案件、不同专业可比较。
二是以“供求关系”确定案件权重值。以法官和案件之间的“供求关系”决定某一类案件的权重值。法官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审判经验自主选择承办案件的类型。当法官扎堆选择民事审判专业时,说明民事案件的权重值偏高,需要下调,反之则需要上浮,最终达到审判力量的均衡配置。改革以来,该院已先后四次完成了1200余人次的优化组合,未使用行政命令调整一人。
三是以积分制为评价方法拉开考核档差。构建动态、开放的积分制评价方法,考核评价的具体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币值项,由被考核对象完成的基础工作构成;第二类是固定加减币值项,由可以预见的正向贡献行为和负向贡献行为构成;第三类是申请加减币值项,由不可预见的正向贡献行为和负向贡献行为构成,力争覆盖干警所有行为,增加考核结果的客观性,拉开考核档差。每月业绩考核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之间的分差都在3倍以上。
三、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全面提质增效
一是更加注重实绩。干警的所有行为分为对单位有积极贡献的正向行为和有消极贡献的负向行为,正向行为加分,负向行为减分,加减分不设上下限。在考核项目设置上以能够客观量化的工作为主,进行定量考核,使团队对自身业绩具有更多的预见性,考核结果更客观。
二是打通评价壁垒。对根据不同层级考评制度、不同考核办法考核出的审判团队、执行团队、综合部门、二级考核成绩,统一使用“沭法币”进行换算,内部通兑,实现全院考核一体化,增强竞争力。
三是发挥激励作用。把考核结果和干警职级、绩效工资、考勤管理、荣誉表彰、培训学习等全面挂钩,并坚持每月考核、公示、兑现。按照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的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名,依次对应不同级别的荣誉表彰,法官助理入额时的业绩分就用每年的业绩考核得分进行折算,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照业绩考核得分进行精准分配,培训学习、荣誉表彰等全面向业绩考核排名靠前的团队倾斜。
改革案例第164号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完善“三项举措” 提升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效能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统一裁判尺度、强化审判监督管理、促进法官业务交流,从参与人员、议事范围、程序设置三方面创新改革举措,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并在全市法院范围内推广,有力提升审执工作质效与司法公信力。
一、引入专业人员参与,保障咨询意见价值
一是建立跨专业跨区域专业法官会议机制,确保制度运行不留死角。案件提交讨论前,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根据需要讨论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建议参会人员名单,确保不少于7名员额法官参与讨论。对业务交叉的法律问题,尝试抽选不同专业领域的法官召开跨专业、跨部门、连通审执的专业法官会议。为统一辖区内类型化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依托信息化手段,组织辖区跨专业、跨地域专业法官会议,促进优质审判资源高效利用。
二是注重吸纳专业意见,确保正确适用法律。在涉民生案件的讨论中,邀请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会议,提供多元解决思路,减少矛盾对抗。涉及医疗侵权、建设工程施工等行业纠纷时,邀请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列席会议,以接受提问的方式发表专业咨询意见,辅助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提升法律适用准确性。
二、明确讨论案件范围,拓展讨论内容深度
一是规范讨论范围,明确讨论的问题性质和案件类型。从问题和案件两个角度,划定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范围。首先,提交讨论的主要限定为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涉及事实认定的,一般限于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交织的问题。其次,确定应当提交讨论的案件类型。主要包括:合议庭内部分歧较大的案件;院庭长在履行监督管理职权过程中与审判组织有分歧的案件;拟改判、发回重审或者提审、指令再审的案件。定期对已提交讨论的案件进行集中统一梳理,对讨论频次较高的案件类型及时归纳总结,提炼类案法律适用问题清单,增强讨论指导性。
二是拓展讨论深度,关注审执业务新问题及发展趋势。在讨论个案的同时,总结交流裁判思路、调解方法和工作经验。通过研究收案数量、收案增幅、长期未结案件等审判管理数据,挖掘典型案件供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提前预判,促进共识,形成条线指导意见。
三、优化意见交换流程,提高结论形成效率
一是进行充分的会前准备。建立会前阅卷制度、规范审理报告制作,确保案情汇报全面详实、重点突出。对于要求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应在会前一周将审理报告送参会人员审阅,并附类案检索报告,使参会人员事先了解议题并有充分时间准备。建立会前阅卷制度,参会人员有权请求调取观看庭审视频或者查阅案卷。鼓励汇报人制作图表汇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提请讨论的问题,提高交流效率。
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结论形成机制。根据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的要求,在汇报人简明介绍案情后,参会人员围绕议题、争议焦点、意见分歧等,按照法官等级“自下而上”发表意见。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交叉的复杂情况,按照逻辑顺序将问题拆分,分阶段开展讨论。发表意见应给出充分理由,不能只作同意或不同意的简单表述。一般情况下,专业法官会议应形成一致意见或倾向性意见,给出明确观点供合议庭参考。如果法律问题复杂,暂时不能给出明确意见,也可以提出框架性意见、思路或典型类案供参考。
三是完善讨论结果的跟踪反馈机制。建立业务台账,健全会议记录,重点做好类案裁判经验积累以及意见是否采纳等情况的反馈,使专业法官会议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衔接顺畅。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对于专业法官会议形成的多数意见采纳率为95.73%,有效过滤了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
四、强调经验成果转化,推动审执质效提升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落实以来,在统一裁判尺度、强化审判监督管理、促进法官业务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范围内合计召开专业法官会议1004次,讨论案件2525件,研讨疑难和类型化案件1228件。
一是统一了裁判尺度。全市法院以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为抓手,进一步健全完善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通过类案参考、案例评析等方式打通个案结论到类案应用之间的渠道。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统一裁判尺度和执行标准238余次,确定参考案例47件。经充分讨论,法官们在60岁以上务工者的劳动关系认定、交通事故中商业保险免责条款的理解、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等法律适用问题上达成一致,保证了辖区内类案裁判的统一性。
二是强化了审判监督管理。根据司法责任制的要求,院庭长主动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履行审判监督职责。2019年以来,全市范围内院庭长参与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2265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再次讨论762件。同时,审判管理部门定期汇总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成果,便于为今后审执实践所用。
三是促进了法官业务交流。全市法院通过定期轮换、不定期增补、法官助理列席等方式,将专业法官会议与法官培养机制有效衔接。同时加强对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的履职管理,对到会率、意见贡献率、意见采纳率等情况进行统计,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参考因素。鼓励通过撰写调研文章、案例分析等对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进行成果转化,促进类案裁判、司法调研工作的开展。
改革案例第165号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优化程序 厘清属性 做好衔接
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制约监督作用
近年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健全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为抓手,深入推进司法制约监督机制改革,全面规范运行机制,切实提升改革效能,取得良好成效。
一、严把三个环节,实现全程监督
一是明确上会案件类型,突出制约监督重点。专业法官会议主要研究法律适用问题,为合议庭提供咨询意见。除明确要求合议庭审理“四类案件”时须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外,对拟发回重审、重大改判或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以及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也应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未提交上会讨论作出的裁判被评查为错误案件的,须承担相应的审判责任。该制度实施以来,共上会讨论案件505件,2019年该院一审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率较全省中院平均指标低3.6个百分点,案件质量始终保持良好态势。
二是精准识别监督案件,确保监督不留死角。提交上会讨论的案件,通过人工甄别和系统识别相结合的方式予以确认、筛选、标记。立案环节根据涉信访风险级别、涉群体性纠纷等因素标记案件类型,自动提示承办法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审理环节承办法官综合案件审理情况确定案件是否上会讨论;对代表委员交办督办案件,及时告知承办法官,确保案件监管无遗漏;执行环节法官根据执行情况及风险评估决定是否提交上会研究,做到立案、审理、执行全过程精准识别、智能监督。
三是设置限制结案流程,督促法官接受监督。对需上会讨论案件,由系统提示分管院领导审批,并在数字法院系统限制结案,即未经上会研究,承办法官不得结案。该类案件上会讨论后,承办法官须将上会申请表、审理报告、会议记录提交院庭长审核确认后,方可解除限制结案。该规定实施来,法官根据识别的案件类型主动按流程提交上会已成常态,自觉接受监督管理的意识明显增强。
二、坚持三个属性,确保监督有序
一是坚持人员的开放性,扩大监督主体。建立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对拟上会的案件,同一业务部门参会法官不得超过总参会人数二分之一,防止讨论意见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对刑民交叉、民行交叉、执行异议等跨领域案件,邀请本院或上下级法院具有相应审判经验和知识的法官参会;研究法律适用空白或在司法理论上存在争议的案件,邀请专家学者列席。
二是坚持程序的规范性,确保监督有序。设立专业法官会议办公室,专人负责审核传送上会材料,确定会议时间。建立会前禁言机制,合议庭、参会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得提前向其他参会法官表明观点或倾向性意见,避免意见失真。参会法官按法官等级由低至高顺序依次独立公正发表意见。会议不进行意见表决,由会议主持人最后归纳主要意见。会议情况由案件书记员和专职秘书分别全程记录,经参会人员签字后,连同申请表、审理报告等归档,做到全程留痕。
三是坚持结果的制约性,增强监督实效。对“四类案件”的讨论意见,合议庭应及时复议并向院庭长报告结果,如不采纳须提交审委会讨论。对于其他案件,由合议庭自行决定是否采纳会议意见。如合议庭不采用会议多数意见,裁判被评为错误案件的,应承担相应审判责任;法官按会议多数意见作出裁判被评为错误案件的,视情况减免审判责任。该制度运行以来,会议多数意见被合议庭采纳率达99%,讨论案件无一被重大改判或发回重审,召开审委会次数、讨论案件次数与改革前相比分别下降53.3%和77.7%。
三、做好三个衔接,拓展监督成效
一是做好会后跟踪衔接,客观评估会议成效。对上会讨论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及时向主持人和审判管理部门报告是否采纳会议意见,以便备案跟踪;对采纳会议多数意见导致案件进入二审或再审的,承办法官也应按上述程序报备,以衡量考核专业法官会议质效,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二是做好绩效考核衔接,增强法官参会积极性。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工作纳入司法绩效考核,法官发言符合法律规定,裁判结果正确,按每10件折抵承办同类案件1件核算工作量。法官对所讨论的案件所撰写的典型案例、裁判文书、学术论文评选获奖并作为裁判指引的,在晋职晋级、审判业务专家评选时给予加分。法官参会不积极,发表意见缺乏法律和法理依据,或者无正当理由缺席,全年出勤率不足50%的,也在绩效考核、晋职晋级中予以考虑。
三是做好经验总结衔接,提升监督成果效能。由相关庭室及时编纂整理,审判管理部门每年统一发布各类疑难复杂案件会议纪要,供全市法院参考。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及时提请审委会研究,形成类案裁判指引,统一法律适用。自制度施行以来,该院共研究制定《关于审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指导意见》《关于财产保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裁判指引12个,在尊重法官审判权与强化制约监督管理上实现了有机统一。
改革案例第166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围绕“四个聚焦” 提升监督实效
以规范权力运行增强司法公信力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围绕“四个聚焦”构建审判监督管理“广州模式”,增强监督制约实效,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聚焦审判执行程序关键环节,确保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
一是聚焦流程信息公开。办案流程信息全程跟踪、主动公开、单点推送,2019年以来公开流程信息2687.7万条。“广州微法院”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提供30余项流程信息“刷脸查询”、6大类节点信息自动推送,当事人可随时掌握案件进展、实时监督司法工作。
二是聚焦执行信息公开。开发全国首个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实现重要节点主动告知、案件到期逐级预警,提供财产查控、评估拍卖等15个执行节点信息查询,群众反映突出的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三是聚焦裁判结果公开。明确裁判文书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必须上网公开,不上网、上网后撤销均需说明原因、严格审批,确保司法裁判经得起“围观”。累计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25.5万份,居全国法院前列。
二、聚焦案件审理效率,完善案件进度管控体系
一是实施审限层级预警机制。系统自动跟踪立案、分案、开庭、审限变更、宣判、归档、执行等42个办案流程节点,期限届满前48小时逐级向承办法官、庭长直至院长发出预警信息,超过预设期限系统自动报警并锁死;逐级督办后仍无进展的,案件信息主动推送到纪检监察部门。
二是实施专业调查委员会制度。成立超审限案件、长期未结案件专业调查委员会,定期督查。对经界定属无正当理由超审限、长期未结案件的,承办法官签订清结责任状,明确结案期限,调查委员会同时向分管院领导发出督办提醒函、提请纪检监察部门介入监督。
三是规范执行“一案双查”管理机制。探索“联合督查+交叉巡查”模式,由执行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采取交叉巡查方式开展“一案双查”工作。完善惩处衔接机制,联合调查组分别核查、会商形成检查结论后分不同情形予以处理。
三、聚焦风险多发重点案件,健全案件质量监管体系
一是完善判前检索制度。对存在法律适用争议的案件,要求承办法官在评议时提供关联案件、类案检索报告,承办法官无充分理由不得作出与本院先例冲突的判决,截至2020年10月20日,已有191件案件强制类案检索。
二是优化案件质量评查机制。成立案件评查委员会,设立刑事、民事、立案和执行等专项评查组,确保每年每名员额法官至少随机抽取1件案件参与评查。评查结果纳入法官绩效考核,根据评查情况在年度考核中予以加分、扣分或者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查处。
三是健全“四类案件”监管机制。上线“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平台,嵌入法院办案管理系统,系统自动识别标注,形成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全流程在线监管模式,将权力关进“数据铁笼”。平台上线以来,779件案件经系统自动标识直接由院庭长监管。
四、聚焦排除内外部潜在干扰,确保审判权行使更加公正
一是规范院庭领导行权方式。制定《院庭长加强审判管理监督实施意见》,厘清正当监管和违规过问界限。院庭长可通过查阅卷宗、旁听庭审等形式行使监督权,行权过程形成监督日志并全程可倒查,严防不当干预过问案件。
二是严格落实任职回避要求。全面审查干警任职资格,不符合任职条件人员一律调离审判和领导岗位,在法院官网公布22名干警任职回避情况。向律师事务所发出任职告知书,杜绝“夫妻档”“父子兵”隐名代理、利益输送。
三是主动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监督。积极配合市人大、政协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活动,主动报告年度工作以及司法公开、智慧法院建设等专项工作情况,主动接受全方位监督。
四是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向案件当事人随案发放监督卡,构建法官协会和律师协会间的常态化交流机制,邀请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重大案件庭审等。
五、聚焦深度应用前沿技术,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科技支撑
一是海量资源运用促进监管提“质”。完善智慧审理系统,优化类案识别推送、强制检索功能,有效约束自由裁判权。积极利用大数据管理分析平台开展办案态势智能研判,实现司法资源合理调配。
二是技术手段融合促进监管增“效”。狠抓审判流程节点管理,系统自动跟踪监督、期限届满预警节点从26个增加到42个,覆盖办案全流程,2019年办案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8.3%。
三是主动对接新科技推进监督现代化。率先实现5G远程庭审,借助4K超清视频传输、VR还原现场等实现庭审“无死角监督”。借助区块链技术,建成全国首个“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实现信息、证据一键固定。
改革案例第167号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审判辅助事务二元分道 资源重组释放审判新动能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着眼全流程网上办案新需求,聚焦审判辅助事务运行载体与行为模式新变化,剥离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实行全流程集约化运行,确保核心审判辅助事务“轻装快行、提速增效”,同时配套优化重组审判辅助人力资源,运用科技手段强化辅助事务监督管理,有效释放提升审判质效的新动能。2020年1-9月,在收案数量不减、工作人员不增的情况下,该院同比庭前准备周期缩短7天,案件审理周期减少10天,结案同比增长11.1%,上诉案件移送周期减少33天,审判效率显著提升。
一、搭建审判辅助事务集约新平台,实现司法辅助事务科学分道
一是二元划分审判辅助事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审判辅助事务划分为核心审判辅助事务和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核心审判辅助事务主要包括组织庭前会议、调解、草拟法律文书、采取执行措施等。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主要包括材料收转、排期、送达、保全、鉴定、庭审记录、归档、上诉等。根据两类事务难易程度、专业要求的不同,合理调配审判资源,确保核心辅助事务聚焦法官审判核心业务,非核心辅助事务集约高效办理。
二是非核心辅助事务实现“八项集约”。出台《优化审判流程工作方案》,改变案件单线流转模式,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办理平台,将上述8项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从审判业务部门剥离,统一集约至该平台办理。全面推行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办案人员办结案件后,由档案工作人员统一对电子档案核查跟进和整理归档。各项事务专人负责、分段处理,有效解决人员流动带来的某个岗位空缺导致的环节中断、衔接不畅问题。集约以来,原由49名法官助理负责的非核心事务性工作减少为由8名书记员负担,原由法官助理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减少了56%。
三是推进审判辅助事务标准化建设。结合无纸化办案工作实际,出台《案件材料集中收转工作规程》《集中排期送达工作规程》《上诉案件移送流程规定》等涉及各环节的七项制度规定,明晰时限要求和工作标准。各类辅助人员严格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和工作标准落实,推进审判辅助事务标准化建设。明确集约事项不符合标准要求造成的案件拖延或质量瑕疵由相应人员承担责任,确保集约事务规范高效、责任明晰。在标准化机制推动下,平均排期周期由原来的8.6天缩短至1天,进行首次送达的时间由原来的14.7天缩短至3天,平均归档周期由原来的58.4天缩短至29.3天。
二、构建团队配置新模式,提升人员分类管理机制效能
一是配置双驱模式团队。在审判辅助事务二元分类的基础上,深化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将现行的“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单一团队配置模式变革为“法官-法官助理”与“审判辅助事务审核官-书记员”的双驱动团队配置模式,审判辅助事务审核官由业务能力突出、责任心强的员额法官兼任或退额的法官专职担任。前者处理核心审判业务,后者则专门集中处理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两类事务的专业、高效处理。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不再纳入审判团队的组合中,充分提升法官和法官助理团队专司裁判、提升质效合力。
二是完善团队全链条运转机制。出台《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职责暂行规定》,保障双驱动团队在各自环节各司其职,负责核心事务的法官助理分属各审判执行部门管理,负责非核心事务的书记员由诉讼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对单项审判辅助事务实行分段分项培训,根据辅助事务的情势变化由中心对书记员实行动态调配,防止集约机制出现空转,保障审判流程高效运行。
三是利用社会化服务实现再分流。梳理适合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审判辅助事务范围,出台《推进社会化服务实施工作方案》,对文书集中送达、案卷集中整理及扫描、司法网拍、档案管理、办公自动化设备维护、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等辅助事务实行购买社会化服务,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选择方式确定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相关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实现人力资源集约、财政成本下降、服务质效提升。
三、赋能审判辅助事务监督管理新途径,发挥数据集约管控优势
一是辅助事务智能分配。在电子卷宗办案系统中嵌入集约事项管理模块,具备动态数显、事务统筹、业绩展示、冲突校验、瑕疵识别等各项功能,将辅助事务分配从“循案管理”向“循数管理”转变,实现工作科学统筹、人力及时调配。对于法官工作冲突、归档材料缺失等事项智能识别提示,有效提升非核心审判辅助事务从核心团队剥离后的办结成功率。
二是审判流程精准管控。严格流程节点管理,按照上级法院规定将排期、送达、扫描、归档等各环节办理时限嵌入办案系统,实现时限临近自动预警提醒。将超期办理案件纳入院庭长监管范围,对各环节超期办理等审判偏离行为自动锁定,最大限度避免因主观原因带来的办案周期不当拖延。
三是审判业绩实时测评。科学设定法官助理、书记员从事各项审判辅助事务的考核指标,通过可视化展示、案件数据分析、审判绩效管理三项功能,实时记录辅助事务操作及监管行为,自动汇聚、分析、测算法官助理及书记员的审判业绩并进行实时排名,充分发挥审判绩效考核体系提升审判辅助事务质效的导向作用,避免因事务性质不同带来的分工不均、考评不公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1〕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高光诉三亚天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海南博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等九个案例(指导案例148-156号),作为第27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2月19日
指导案例148号
高光诉三亚天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海南博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公司法人/股东/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要点
公司股东对公司法人与他人之间的民事诉讼生效裁判不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条件,其以股东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基本案情
2005年11月3日,高光和邹某某作为公司股东(发起人)发起成立海南博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超公司),高光、邹某某出资比例各占50%,邹某某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11年6月16日,博超公司、三亚南海岸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岸公司)、三亚天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公司)、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时公司)四方共同签署了《协议书》,对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海坡开发区的碧海华云酒店(现为天通国际酒店)的现状、投资额及酒店产权确认、酒店产权过户手续的办理、工程结算及结算资料的移交、违约责任等方面均作明确约定。2012年8月1日,天通公司以博超公司和南海岸公司为被告、天时公司为第三人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之诉,提出碧海华云酒店(现为天通国际酒店)房屋所有权(含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归天通公司所有以及博超公司向天通公司支付违约金720万元等诉讼请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天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2012年8月28日,高光以博超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将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由起诉请求解散公司。2013年9月12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决解散博超公司。博超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9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3)琼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9月18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担任博超公司管理人,负责博超公司的清算。
2015年4月20日,博超公司管理人以天通公司、天时公司、南海岸公司为被告,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博超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将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度假区15370.8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29851.55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返还过户登记至博超公司管理人名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博超公司管理人的起诉。诉讼过程中,天时公司、天通公司收到该案诉讼文书后与博超公司管理人联系并向其提供了(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复印件。高光遂据此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结果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5)琼民一初字第4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高光的起诉。高光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高光针对已生效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而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置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第三人本人以外的原因未能参加原诉,导致人民法院作出了错误裁判,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赋予本应参加原诉的第三人有权通过另诉的方式撤销原生效裁判。因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符合本应作为第三人参加原诉的身份条件。本案中,高光不符合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的条件。
1.高光对(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案件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不属于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权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的主体。在(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案件中,天通公司基于其与博超公司订立的《协议书》提出各项诉讼请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高光只是博超公司的股东之一,并不是《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其无权基于该协议约定提出诉讼请求。
2.高光不属于(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虽然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体。第三人同案件处理结果存在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本案中,(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只确认了博超公司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未判决高光承担民事责任,故高光与(2012)琼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关于是否存在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通常来说,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公司的对外交易活动、民事诉讼的胜败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情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收益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股东与公司进行的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间接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为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虽然高光是博超公司的股东,但博超公司与南海岸公司、天时公司、天通公司的诉讼活动中,股东的意见已为博超公司所代表,则作为股东的高光不应再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至于不同股东之间的分歧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应由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依法另行处理。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毓莹、曹刚、钱小红)
指导案例149号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粤秀支行、
林传武、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公司法人/分支机构/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要点
公司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并独立参加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分支机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法人对该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条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74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12日,林传武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粤秀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粤秀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出具《担保函》,为林传武在工商银行粤秀支行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因林传武欠付款项,工商银行粤秀支行向法院起诉林传武、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等,请求林传武偿还欠款本息,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林传武清偿欠付本金及利息等,其中一项为判令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对林传武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7年,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广大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生效判决没有将长沙广大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错误认定《担保函》性质,导致长沙广大公司无法主张权利,请求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终第15617号民事判决。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粤01民撤10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粤民终115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是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不包括当事人双方。在已经生效的(2016)粤01民终15617号案件中,被告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系长沙广大公司的分支机构,不是法人,但其依法设立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经营业务的行为能力。根据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长沙广大公司在(2016)粤01民终15617号案件中,属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其诉讼地位不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因此,长沙广大公司以第三人的主体身份提出本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适用条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江萍、苏大清、王晓琴)
指导案例150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要点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抵押权的实现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大小受到影响的,应当认定抵押权的实现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抵押权人对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基本案情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温州民生银行)因与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田依利高鞋业公司)、浙江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温州中院判令:一、浙江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温州民生银行借款本金5690万元及期内利息、期内利息复利、逾期利息;二、如浙江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未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温州民生银行有权以拍卖、变卖被告青田县依利高鞋业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青田县船寮镇赤岩工业区房产及工业用地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上述判决生效后,因该案各被告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温州民生银行向温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温州民生银行于2017年2月28日获悉,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向温州中院发出编号为(2016)浙1121执2877号的《参与执行分配函》,以(2016)浙1121民初1800号民事判决为依据,要求温州中院将该判决确认的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口建筑公司)对青田依利鞋业公司高享有的559.3万元建设工程款债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受偿,对坐落于青田县船寮镇赤岩工业区建设工程项目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温州民生银行认为案涉建设工程于2011年10月21日竣工验收合格,但山口建筑公司直至2016年4月20日才向法院主张优先受偿权,显然已超过了六个月的期限,故请求撤销(2016)浙1121民初1800号民事判决,并确认山口建筑公司就案涉建设工程项目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1125民撤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180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浙11民终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浙民申352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对象是原案生效裁判,为保障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案审查相比一般民事案件更加严格。正如山口建筑公司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情形的证据材料,即在受理阶段需对原生效裁判内容是否存在错误从证据材料角度进行一定限度的实质审查。但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本质上仍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规定,起诉条件与最终实体判决的证据要求存在区别,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并不意味着第三人在起诉时就要完成全部的举证义务,第三人在提起撤销之诉时应对原案判决可能存在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情形提供初步证据材料加以证明。温州民生银行提起撤销之诉时已经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自己是同一标的物上的抵押权人,山口建筑公司依据原案生效判决第一项要求参与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的分配将直接影响温州民生银行债权的优先受偿,而且山口建筑公司自案涉工程竣工验收至提起原案诉讼远远超过六个月期限,山口建筑公司主张在六个月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时并未采取起诉、仲裁等具备公示效果的方式。因此,从起诉条件审查角度看,温州民生银行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原案生效判决第一项内容可能存在错误并将损害其抵押权的实现。其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原案生效判决主文第一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国华、谢静华、沈伟)
指导案例151号
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诉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破产程序/个别清偿行为/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要点
在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对付款银行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从出票人还款账户划扣票款的行为,破产管理人提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之诉,法院判决予以支持的,汇票的保证人与该生效判决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21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分别与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环公司)、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奥公司)等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在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向建环公司提供最高额520万元的授信额度,德力奥公司等为该授信协议项下最高本金余额52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4月2日,光大银行温岭支行与建环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建环公司提供50%保证金(260万元),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向建环公司出具承兑汇票52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日。2014年10月2日,陈某1将260万元汇至陈某2兴业银行的账户,然后陈某2将260万元汇至其在光大银行温岭支行的账户,再由陈某2将260万元汇至建环公司在光大银行温岭支行的还款账户。2014年10月8日,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在建环公司的上述账户内扣划2563430.83元,并陆续支付持票人承兑汇票票款共37笔,合计520万元。
2015年1月4日,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受理建环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建环公司管理人)。因重整不成,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建环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其破产清算。2016年10月13日,建环公司管理人提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之诉,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浙1021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判令光大银行温岭支行返还建环公司管理人2563430.83元及利息损失。光大银行温岭支行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6)浙10民终360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月,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将德力奥公司等诉至温岭市人民法院。原、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德力奥公司等连带偿还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垫付款本金及利息等。
德力奥公司遂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撤销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1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360号民事判决。
裁判结果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浙10民撤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浙民终3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0民撤2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360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1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限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返还原告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人民币2563430.83元,并从2016年10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三、改判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1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为“驳回原告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2033号民事裁定:驳回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德力奥公司是否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问题。若案涉汇票到期前建环公司未能依约将票款足额存入其在光大银行温岭支行的账户,基于票据无因性以及光大银行温岭支行作为银行承兑汇票的第一责任人,光大银行温岭支行须先行向持票人兑付票据金额,然后再向出票人(本案即建环公司)追偿,德力奥公司依约亦需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由于案涉汇票到期前,建环公司依约将票款足额存入了其在光大银行温岭支行的账户,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向持票人兑付了票款,故不存在建环公司欠付光大银行温岭支行票款的问题,德力奥公司亦就无须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但是,由于建环公司破产管理人针对建环公司在汇票到期前向其在光大银行温岭支行账户的汇款行为提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之诉,若建环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诉求得到支持,德力奥公司作为建环公司申请光大银行温岭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人即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原案的处理结果与德力奥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认定德力奥公司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贾清林、杨春、王成慧)
指导案例152号
鞍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诉汪薇、鲁金英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权/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要点
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后,被执行人与他人在另外的民事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放弃其取回财产的权利,并大量减少债权,严重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条件的,债权人对民事调解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
基本案情
2008年12月,鞍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下简称担保中心)与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黄沙坨信用社(以下简称黄沙坨信用社)签订保证合同,为汪薇经营的鞍山金桥生猪良种繁育养殖厂(以下简称养殖厂)在该信用社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汪薇向担保中心出具一份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为借款人的债务提供反担保。后因养殖厂及汪薇没有偿还贷款,担保中心于2010年4月向黄沙坨信用社支付代偿款2973197.54元。2012年担保中心以养殖厂、汪薇等为被告起诉至铁东区人民法院,要求养殖厂及汪薇等偿还代偿款。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作出判决:(一)汪薇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担保中心代偿银行欠款2973197.54元及银行利息;(二)张某某以其已办理的抵押房产对前款判项中的本金及利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驳回担保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2月汪薇将养殖厂转让给鲁金英,转让费450万元,约定合同签订后立即给付163万余元,余款于2011年12月1日全部给付。如鲁金英不能到期付款,养殖厂的所有资产仍归汪薇,首付款作违约金归汪薇所有。合同签订后,鲁金英支付了约定的首付款。汪薇将养殖厂交付鲁金英,但鲁金英未按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2014年1月,铁东区人民法院基于担保中心的申请,从鲁金英处执行其欠汪薇资产转让款30万元,将该款交给了担保中心。
汪薇于2013年11月起诉鲁金英,请求判令养殖厂的全部资产归其所有;鲁金英承担违约责任。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薇与鲁金英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鲁金英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余款构成违约。据此作出(2013)鞍民三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1.鲁金英将养殖厂的资产归还汪薇所有;2.鲁金英赔偿汪薇实际损失及违约金1632573元。其中应扣除鲁金英代汪薇偿还的30万元,实际履行中由汪薇给付鲁金英30万元。鲁金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汪薇和鲁金英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作出(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8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养殖厂归鲁金英所有,双方同意将原转让款450万元变更为3132573元,鲁金英已给付汪薇1632573元,再给付150万元,不包括鲁金英已给付担保中心的30万元等。
鲁金英依据调解书向担保中心、执行法院申请回转已被执行的30万元,担保中心知悉汪薇和鲁金英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及调解书内容,随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6)辽民撤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83号民事调解书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鞍民三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鲁金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金桥生猪良种繁育养殖厂的资产归还被告汪薇所有;三、被告鲁金英已给付被告汪薇的首付款1632573元作为实际损失及违约金赔偿汪薇,但应从中扣除代替汪薇偿还担保中心的30万元,即实际履行中由汪薇给付鲁金英30万元。鲁金英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2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撤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撤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鞍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中,虽然担保中心与汪薇之间基于贷款代偿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汪薇和鲁金英之间因转让养殖厂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但是,汪薇系为创办养殖厂与担保中心形成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与黄沙坨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的主体亦为养殖厂,故汪薇和鲁金英转让的养殖厂与担保中心对汪薇债权的形成存在关联关系。在汪薇与鲁金英因养殖厂转让发生纠纷提起诉讼时,担保中心对汪薇的债权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在该案诉讼及判决执行过程中,铁东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冻结了汪薇对养殖厂(投资人鲁金英)的到期债权。鲁金英亦已向铁东区人民法院确认其欠付汪薇转让款及数额,同意通过法院向担保中心履行,并已实际给付了30万元。铁东区人民法院也对养殖厂的相关财产予以查封冻结,并向养殖厂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故汪薇与鲁金英因养殖厂资产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变化与上述对汪薇财产的执行存在直接牵连关系,并可能影响担保中心的利益。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本案汪薇和鲁金英系在诉讼中达成以3132573元交易价转让养殖厂的协议,该协议经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8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担保中心认为汪薇与鲁金英该资产转让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却无法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另行提起诉讼行使撤销权。故本案担保中心与汪薇之间虽然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但基于担保中心对汪薇债权形成与汪薇转让的养殖厂之间的关联关系,法院对汪薇因养殖厂转让形成的到期债权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采取的保全和执行措施使得汪薇与鲁金英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对担保中心利益产生的影响,以及担保中心主张受损害的民事权益因(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83号民事调解书而存在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提起撤销权诉讼障碍等本案基本事实,可以认定汪薇和鲁金英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与担保中心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担保中心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董华、万挺、武建华)
指导案例153号
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郑耀南、
远东(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财产处分行为
裁判要点
债权人对确认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在出现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无财产可供执行等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形时,应当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生效裁判损害其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六个月期间开始起算。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郑耀南诉远东(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厦门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03年6月2日,该院作出(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远东厦门公司共结欠郑耀南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123129527.72元,之后的利息郑耀南自愿放弃;如果远东厦门公司未按还款计划返还任何一期欠款,郑耀南有权要求提前清偿所有未返还欠款。远东厦门公司由在香港注册的远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远东公司)独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琼月。雷远思为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琼月与雷远思同为香港远东公司股东、董事,各持香港远东公司50%股份。雷远思曾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03年8月1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2003)闽民初字第2号案件依法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福建省公安厅出具《犯罪线索移送函》,认为郑耀南与张琼月涉嫌恶意串通侵占远东厦门公司资产,进而损害香港远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2015年4月8日,郑耀南与高某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进行了公证,约定把(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高某珍;截止协议签订之日,债权转让的对价已支付完毕;协议签署后,高某珍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远东厦门公司主张上述全部债权权益,享有合法的债权人权益。2015年4月10日,远东厦门公司声明知悉债权转让事宜。
2015年12月2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案外人对远东厦门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于2016年3月15日向燕诚公司发出《远东厦门公司破产一案告知函》,告知远东厦门公司债权人查阅债权申报材料事宜,其中破产管理人目前接受的债权申报信息统计如下:1.......5.燕诚公司申报14158920元;6.高某珍申报312294743.65元;合计725856487.91元。如债权人在查阅债权申报材料后,对他人申报的债权有异议,请于3月18日前向破产管理人书面提出。
燕诚公司以(2003)闽民初字第2号案件是当事人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虚假诉讼、影响其作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为由,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请求撤销(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6)闽民撤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88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撤6号民事裁定;二、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六个月起诉期间的起算点,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本案中,在远东厦门公司有足够资产清偿所有债务的前提下,(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对燕诚公司债权的实现没有影响;在远东厦门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亦难以确定(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会对燕城公司的债权造成损害。但是,在远东厦门公司因不能足额清偿所欠全部债务而进入破产程序,燕诚公司、郑耀南债权的受让人高某珍均系其破产债权人,且高某珍依据(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申报债权的情况下,燕诚公司破产债权的实现程度会因高某珍破产债权所依据的(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而受到损害,故应认定燕诚公司在获知远东厦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信息后才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燕诚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签收破产管理人制作的有关债权人申报材料,其于2016年9月12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请求撤销(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未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间。虽然燕诚公司时任总经理雷远思于2003年7月就(2003)闽民初字第2号案件提出过申诉,但其系以香港远东公司股东、董事以及远东厦门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身份为保护远东厦门公司的利益而非燕诚公司的债权提出的申诉,且此时燕诚公司是否因(2003)闽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而遭受损害并不确定,也就不存在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进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起算六个月起诉期间的问题。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旭光、周伦军、马东旭)
指导案例154号
王四光诉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裁判要点
在建设工程价款强制执行过程中,房屋买受人对强制执行的房屋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但不否定原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人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9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中天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起诉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吉民初19号民事判决:和丰公司支付中天公司工程款42746020元及利息,设备转让款23万元,中天公司可就春江花园B1、B2、B3、B4栋及B区16、17、24栋折价、拍卖款优先受偿。判决生效后,中天公司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判决,该院裁定由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7年11月10日,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中天公司申请作出(2017)吉06执82号(之五)执行裁定,查封春江花园B1、B2、B3、B4栋的11××-××号商铺。
王四光向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吉06执异87号执行裁定,驳回王四光的异议请求。此后,王四光以其在查封上述房屋之前已经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并占有使用该房屋为由,向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判令:依法解除查封,停止执行王四光购买的白山市浑江区春江花园B1、B2、B3、B4栋的11××-××号商铺。
2013年11月26日,和丰公司(出卖人)与王四光(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星泰桥北的土地使用权,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春江花园;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买受人按其他方式按期付款,其他方式为买受人已付清总房款的50%以上,剩余房款10日内通过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付清;出卖人应当在2014年12月31日前按合同约定将商品房交付买受人;商品房预售的,自该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由出卖人向产权处申请登记备案。
2014年2月17日,贷款人(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王四光、抵押人王四光、保证人和丰公司共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愿意以其从售房人处购买的该合同约定的房产的全部权益抵押给贷款人,作为偿还该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的担保。2013年11月26日,和丰公司向王四光出具购房收据。白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档案查询证明显示:抵押人王四光以不动产权证号为白山房权证白BQ字第××××××号,建筑面积5339.04平方米的房产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设立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2013年8月23日,涉案商铺在产权部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登记。2018年12月26日,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供电公司出具历月电费明细,显示春江花园B1-4号门市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用电情况。
白山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出具的《查询证明》载明:“经查询,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B-1、2、3、4#楼在2013年8月23日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登记。没有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因开发单位未到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申请办理。”
裁判结果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2018)吉06民初12号民事判决:一、不得执行白山市浑江区春江花园B1、B2、B3、B4栋11××-××号商铺;二、驳回王四光其他诉讼请求。中天建设集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吉民终42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四光的起诉。王四光对裁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3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420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王四光在再审中的主张,本案再审审理的重点是王四光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义,该条法律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是指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含有其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主张。案外人主张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与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案外人在承认或至少不否认对方权利的前提下,对两种权利的执行顺位进行比较,主张其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他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后者是从根本上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主张诉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存在。简而言之,当事人主张其权益在特定标的的执行上优于对方的权益,不能等同于否定对方权益的存在;当事人主张其权益会影响生效裁判的执行,也不能等同于其认为生效裁判错误。根据王四光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和具体理由,并没有否定原生效判决确认的中天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王四光提起案外执行异议之诉意在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如果一、二审法院支持王四光关于执行异议的主张也并不动摇生效判决关于中天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仅可能影响该生效判决的具体执行。王四光的执行异议并不包含其认为已生效的(2016)吉民初19号民事判决存在错误的主张,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二审法院认定王四光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排除执行的异议实质上是对上述生效判决的异议,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据此裁定驳回王四光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予以纠正。鉴于二审法院并未作出实体判决,根据具体案情,再审法院裁定撤销二审裁定,指令二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余晓汉、张岱恩、仲伟珩)
指导案例155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诉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抵押权
裁判要点
在抵押权强制执行中,案外人以其在抵押登记之前购买了抵押房产,享有优先于抵押权的权利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排除强制执行,但不否认抵押权人对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
基本案情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湖南分公司)与怀化英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泰公司)、东星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公司)、湖南辰溪华中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水泥公司)、谢某某、陈某某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32号判决),判决解除华融湖南分公司与英泰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由英泰公司向华融湖南分公司偿还债务9800万元及重组收益、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东星公司、华中水泥公司、谢某某、陈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未按期履行清偿义务的,华融湖南分公司有权以英泰公司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房产3194.52平方米、2709.09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生效。英泰公司未按期履行第32号判决所确定的清偿义务,华融湖南分公司向湖南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湖南高院执行立案后,作出拍卖公告拟拍卖第32号判决所确定华融湖南分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案涉房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怀化分行)以其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支付购房款为由向湖南高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湘执异7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建行怀化分行的异议请求。建行怀化分行遂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不得执行案涉房产,确认华融湖南分公司对案涉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建行怀化分行。
裁判结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湘民初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的起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不服上述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603号裁定: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初1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进一步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可见,《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零五条明确,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符合“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这一条件。因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应为“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华融湖南分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所依据的原判决即第32号判决的主文内容是判决英泰公司向华融湖南分公司偿还债务9800万元及重组收益、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华融湖南分公司有权以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案中,建行怀化分行一审诉讼请求是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确认华融湖南分公司对案涉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建行怀化分行,起诉理由是其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及占有案涉房产在办理抵押之前,进而主张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建行怀化分行在本案中并未否定华融湖南分公司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抵押权,也未请求纠正第32号判决,实际上其诉请解决的是基于房屋买卖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益与华融湖南分公司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抵押权之间的权利顺位问题,这属于“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内容,应予立案审理。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高燕竹、奚向阳、杨蕾)
指导案例156号
王岩岩诉徐意君、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2月1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强制执行/选择适用
裁判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不动产买受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消费者购房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第29条
基本案情
2007年,徐意君因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将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陛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徐意君与金陛公司所签《协议书》,金陛公司返还徐意君预付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利息等。判决后双方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后因金陛公司未主动履行判决,徐意君于2009年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北京二中院裁定查封了涉案房屋。
涉案房屋被查封后,王岩岩以与金陛公司签订合法有效《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已合法占有房屋且非因自己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等理由向北京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依法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北京二中院驳回了王岩岩的异议请求。王岩岩不服该裁定,向北京二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王岩岩再审请求称,仅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中任一条款的规定,法院即应支持其执行异议。二审判决错误适用了第二十九条进行裁判,而没有适用第二十八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二中民初字第00461号判决:停止对北京市朝阳区儒林苑×楼×单元×房屋的执行程序。徐意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高民终字第376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初字第004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岩岩之诉讼请求。王岩岩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54号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情形。而第二十九条则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的情形。上述两条文虽然适用于不同的情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同时符合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与“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两种情形,则《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与第二十九条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本案一审判决经审理认为王岩岩符合《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具有能够排除执行的权利,而二审判决则认为现有证据难以确定王岩岩符合《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没有审查其是否符合《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就直接驳回了王岩岩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关于王岩岩是否支付了购房款的问题。王岩岩主张其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提交了金陛公司开具的付款收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证人证言及部分取款记录等予以佐证,金陛公司对王岩岩付款之事予以认可。上述证据是否足以证明王岩岩已经支付了购房款,应当在再审审理过程中,根据审理情况查明相关事实后予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1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15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请有关部门完善立法推动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司法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答复如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解决老旧小区居民出行困难,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刻不容缓。您提出的建议对于推进住宅适老化改造、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相关单位为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开展了大量工作。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利益,通过立法等多种方式保障其参与融入社会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保障法分别设立“宜居环境”“无障碍环境”专章,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宜居环境建设,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无障碍条件。为进一步保障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在内的社会成员独立、平等、充分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权利,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列入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目前,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已经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工作,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切实促进友好人居环境建设,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司法部高度重视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区服务等方面,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了全面规定,对创造无障碍环境,保障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司法部将根据职责,认真研究相关立法建议,研究论证无障碍环境范围、无障碍环境设施改造、资金保障、执法监督等问题,密切配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相关立法工作。同时,司法部积极发挥调解职能优势,引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物业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将因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引发的邻里、物业等矛盾纠纷主动纳入调解范围,扎实做好源头预防、排查预警、调解化解工作。2021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邻里纠纷210.4万件,物业管理纠纷36.8万件。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律师调解员等方式,因地制宜推广村民评理说事点、社区“法律之家”等做法,为基层自治组织和广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加强基层依法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一步,司法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居民加装电梯纠纷调解工作,坚持主动排査、抓早抓小、应调尽调,切实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对不适宜调解或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及时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和律师调解等制度机制,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依法依规参与化解涉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法律纠纷,促进各方理性表达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此外,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连续3年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组织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注重宣传物权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定。在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官方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和全国普法新媒体矩阵上加强相关法治宣传。2021年以来,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共发布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相关文章4篇,总阅读量84.6万。下一步,司法部将结合“八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以“民法典宣传月”“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做好民法典集中宣传,对物权、合同等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重要内容加强宣传解读;深化法治乡村(社区)建设,加大乡村(社区)普法力度,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在中国普法“一网两微一端”和全国普法新媒体矩阵上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在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征集展播、全国百家网站微信公众号法律知识竞赛、“我与宪法”微视频征集展播等新媒体活动中,把民法典列为重要内容,突出物权相关内容的宣传解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指导各地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完善加装电梯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积极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取得积极成效。具体包括:第一,加强政策指导。会同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将加装电梯纳入“完善类”改造内容,结合城乡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积极推进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力争做到能改则改;结合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精简优化加装电梯项目审批事项和环节。2021年,全国加装电梯2.1万部。第二,健全动员居民参与机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属于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搭建沟通议事平台,开展小区党组织引领的多种形式基层协商,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及热心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及时化解加装电梯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分歧,促进居民就加装电梯费用分摊及补偿、电梯选型、后续维护管理等达成共识。第三,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梳理各地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方面出台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等,总结推广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坚持居民主体、社区协商、多方参与的经验做法,印发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推广加装电梯方面可复制政策机制40余条,指导各地学习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做法,加快完善加装电梯工作机制及政策体系。第四,多渠道筹措加装电梯资金。一是政府给予资金补助。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支出列入补助资金支持范围。各地结合实际,根据当地财力状况,给予适当补偿支持。二是合理落实居民出资责任。引导居民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承担加装电梯出资责任。支持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三是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吸引专业机构参与电梯加装和运营。从杭州等先行地区实践看,采取企业投资建设、业主自愿付费使用方式加装电梯,推进顺利。第五,健全激励先进、督促落后机制。2022年12月,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的通知》,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衡量标准,将加装电梯情况列为指标内容,指导各地对改造工作开展成效评价,把评价结果作为中央补偿资金、确定国务院督促激励名单的重要依据,推动各地聚焦加装电梯达成共识难等难题攻坚,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亦大力支持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工作。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关系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设电梯是其中最重要的改造项目。现实生活中,由于增设电梯是对于既有房屋的改造建设,不可避免会对相关业主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不同业主基于不同的生活习惯、居住楼层等差异,对于加装电梯事项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低层住户和高层住户的利益冲突最为典型。虽然对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事项是否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有不同意见,对于加装电梯决策程序的表决范围也有一定争议,但立法、司法和实践中都在积极推进业主加装电梯这一工作。从立法上来看,民法典第278条将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参与表决的范围由原物权法的全体业主参与表决修改为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门槛,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事项在业主共同表决时能够顺利通过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践中,虽然民法典未明确加装电梯属于哪一类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但认为加装电梯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意见在实践中占据主流,各地在加装电梯事项表决时基本按照民法典此条规定进行操作。关于表决范围是电梯所在单元、楼栋还是所在小区的问题,各地根据具体情况都在进行有益探索,均有一定合理性。从各地法院司法实践看,各地法院对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关系民生的事项也是大力支持的。如重庆某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案涉楼房加装电梯事项,已经过该单元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依法履行了其他程序,故案涉楼房加装电梯施工符合法律规定。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中的第六个案例“方某某、黄某诉周某、陈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也明确指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涉及广大群众的出行方便,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民主决策以合理方式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受法律保护。
关于完善相关立法,请最高人民法院就加装电梯事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问题。我们认为,加装电梯事项表决范围应当如何确定,还有赖于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和尝试。关于民法典该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是否需要解释以及如何解释的问题,我们将加强调研,认真研究,确保民法典该条规定正确实施。
关于加强纠纷调解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亦严格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严格贯彻调解法,在涉及电梯加装工作中加强与人民调解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强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健全诉前、诉中和事后一体化调解机制。同时,准确把握人民法院职能定位,既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为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又认真把好案件“入口关”,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涉电梯加装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
关于强化执法普法的建议。您建议总结一批加装电梯相关纠纷的典型案例,与我们计划开展的工作十分契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按照工作计划,适时开展涉及电梯加装纠纷案例的收集、筛选、讨论及发布工作,在司法层面推动电梯加装工作有法必依、有例可循。同时,注重在审判和执行活动中通过新闻媒体等形式大力宣传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严格依法办事等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277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277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推广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在建议中,您对保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高度关注,对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侨联联合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给予高度评价,提出巩固和扩大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四点意见,对我们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工作意义重大。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奋斗者、美好世界的建设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传播中国好声音、助力祖国发展、维护中华民族大义、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是中国政府、中国法院和中国侨联组织的职责和一贯主张,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团结广大侨胞侨眷,促进侨界群众参加祖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将多元解纷理念贯穿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群众自治的各个层面,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维,有力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逐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调解。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在全国实施"的建议,正在逐步成为现实。2020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立案庭会同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就共同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调解达成广泛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将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纳入两个“一站式"建设,拟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侨联系统调解员特别设置调解工作模块,涉侨纠纷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被纳入全国法院在线调解体系。目前此项工作进展顺利,正在进行系统调试和操作培训,预计明年即可在全国侨联系统全面推广投入运行。下一步,我们将会同中国侨联及时总结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经验,适时开展验收评估,形成下一步工作意见和建议。对试点证明行之有效、可复制推广的,及时研究论证,根据实际作差别化处理,条件成熟的要及时推广实施,并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文件。
二是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您在建议中提出,要“提升涉侨纠纷调解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实践中,各地法院围绕本地侨情和涉侨纠纷特点,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加强诉前调解指导,有效提升涉侨调解工作质效。如云南法院立足沿边优势和特殊区情,积极推动当地侨联、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建立“国门调解"机制,促进简易涉侨纠纷在诉讼外高效、低成本化解,切实减轻当事人负担。浙江法院在涉侨纠纷中推广应用移动微法院小程序,使公平正义真正“触手可及",极大便利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深圳前海法院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与粤港澳调解联盟14家单位开展战略合作,聘请76名外籍、港澳台籍人士作为特邀调解员主持调解,助推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国际化。上海法院与侨务部门建立涉侨商事纠纷行政协调化解机制。福建法院经侨联组织推荐,共聘请240名侨界代表担任涉侨案件特邀调解员,另有188名侨联组织、侨界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和调解涉侨纠纷5000余件。江苏法院通过涉侨民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案件纠纷300多起,帮助侨胞挽回经济损失逾2亿元。
三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优势在于借助多方力量,开展诉源治理,推动涉侨纠纷前端化解"。试点中,各级法院会同侨联推动将司法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企业联合会、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专业调解组织等力量纳入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联动机制,不断提高涉侨纠纷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将涉侨纠纷化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鼓励侨胞专项募捐等多种方式解决资金来源,细化完善各项考核激励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如浙江省诸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诸暨市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党政领导、综治牵头、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不断强化诉调对接,降低纠纷成讼率,缓解人案矛盾,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审判的优势互补和工作双赢。青田法院依托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平台,建立涉侨解纷平台。对接侨联等部门,推动政法委、统战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侨联等7个部门共同设立青田县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在各乡镇(街道)设立分中心,为华侨侨眷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形成涉侨多元解纷网络。
四是加强与侨联的工作沟通。您在建议中提出,“需要在法院与侨联之间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协调沟通机制,在充分发挥侨联等部门优势的同时,又避免把对侨胞当事人的帮助演变成变相干预司法审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深入宣传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有效防止内外部人员插手干预过问案件,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交往,切实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确保廉洁公正司法。同时,各级法院与侨联不断健全完善沟通联系工作机制,加强联合调研、开展理论研讨、完善工作衔接、统一裁判尺度、优化工作机制、提升诉服水平。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会同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先后开展5次联合调研,联合召开2次试点地区工作推进会,联合举办4场业务培训活动,联合编写出版政策精神解读专著,今年还拟围绕涉侨跨境纠纷多元化解召开理论研讨会。通过这些工作联合,不断优化侨联组织为侨胞当事人提供帮助的方式,推动发挥侨联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工作优势与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机统一。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已于2018年2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
(201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3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7号)
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保障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知情权,规范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工作,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的流程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人民法院审判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流程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方式向公众公开。
第二条 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应当依法、规范、及时、便民。
第三条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是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统一平台。各级人民法院在本院门户网站以及司法公开平台设置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链接。
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手机、诉讼服务平台、电话语音系统、电子邮箱等辅助媒介,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主动推送案件的审判流程信息,或者提供查询服务。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出庭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审判流程信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第五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证件号码、律师执业证号、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其获取审判流程信息的身份验证依据。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配合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采集、核对身份信息,并预留有效的手机号码。
第六条 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应诉、参加诉讼,准许当事人参加诉讼,或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当事人的,自完成其身份信息采集、核对后,依照本规定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当事人中途退出诉讼的,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后,不再向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参加诉讼或者发生变更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处理。
第七条 下列程序性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一)收案、立案信息,结案信息;
(二)检察机关、刑罚执行机关信息,当事人信息;
(三)审判组织信息;
(四)审判程序、审理期限、送达、上诉、抗诉、移送等信息;
(五)庭审、质证、证据交换、庭前会议、询问、宣判等诉讼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六)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布情况;
(七)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公开,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公开的其他程序性信息。
第八条 回避、管辖争议、保全、先予执行、评估、鉴定等流程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公开保全、先予执行等流程信息可能影响事项处理的,可以在事项处理完毕后公开。
第九条 下列诉讼文书应当于送达后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一)起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书、申诉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答辩状等诉讼文书;
(二)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
(三)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以及其他有中止、终结诉讼程序作用,或者对当事人实体权利有影响、对当事人程序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裁判文书;
(四)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公开,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公开的其他诉讼文书。
第十条 庭审、质证、证据交换、庭前会议、调查取证、勘验、询问、宣判等诉讼活动的笔录,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第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查阅庭审录音录像、电子卷宗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或者其他诉讼服务平台提供查阅,并设置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以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保密或者限制获取的审判流程信息,不得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第十三条 已经公开的审判流程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以实际情况为准,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更正。
已经公开的审判流程信息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列明情形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撤回。
第十四条 经受送达人书面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向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电子送达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五条采集、核对受送达人的身份信息,并为其开设个人专用的即时收悉系统。诉讼文书到达该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由系统自动记录并生成送达回证归入电子卷宗。
已经送达的诉讼文书需要更正的,应当重新送达。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辖区法院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或者承担审判管理职能的其他机构负责本院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监督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
(二)处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对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的投诉和意见建议;
(三)指导技术部门做好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四)其他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外领事条约(协定)和设领协议有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领事通报和探视时限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外领事条约(协定)和设领协议有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领事通报和探视时限的通知
(2017年5月3日 法办〔2017〕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现将外交部主管部门整理的《中外领事条约(协定)和设领协议有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领事通报和探视时限一览表》转发给你们,请组织辖区各级人民法院依据相关规定做好领事通报和探视工作。
附:
中外领事条约(协定)和设领协议有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领事通报和探视时限一览表
(截至2017年4月1日)
国家
通报时限
探视时限/次数
1
美国
最迟于4天内
最迟于采取措施之日起的2天后不应拒绝探视
2
马其顿
不迟延地
尽快
3
斯洛文尼亚
不迟延地
尽快
4
波黑
不迟延地
尽快
5
黑山
不迟延地
尽快
6
塞尔维亚
不迟延地
尽快
7
波兰
不得迟于第7天
通知之日起3天后不应拒绝探视/合理期限内可继续
探视
8
朝鲜
7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定期提供探视机会
9
匈牙利
最迟不超过7天
通知后最迟不超过3天做出安排/在合理期限内继续
提供探视机会
10
意大利
7天内
通知后2日内作出安排/以后每月应提供不少于两次
探视机会
国家
通报时限
探视时限/次数
11
蒙古
7天内
通知后的3天内/合理期限内可继续探视
12
墨西哥
尽速通知
毫不迟延地提供便利
13
保加利亚
最晚不得迟于第7天
通知后3天内/可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探视
14
捷克
最迟不得超过7天
领事官员提出探视之日起不得超过15天
15
斯洛伐克
最迟不得超过7天
领事官员提出探视之日起不得超过15天
16
土耳其
5天内
采取措施后的7天内安排/合理期限内可继续探视
17
老挝
尽速
尽速安排
18
伊拉克
7天内
尽快安排/第一次探视以后每月应通过正式途径提供
不少于一次探视机会
19
也门
尽速,最迟于7天内
最迟于采取措施14天内安排/以后每月应提供不少
于两次探视机会
20
古巴
最晚不得迟于第4天
最晚不得迟于通知后的第3天安排/其后每月应提供
一次探视机会
21
阿根廷
4天内
条约未明确规定,按惯例应尽快安排
22
罗马尼亚
最晚不得迟于第4天
最晚不得迟于提出要求后的第3天/在合理的期限内
可再次探视
23
印度
尽速
尽速安排
24
突尼斯
6天内
最迟于采取措施12天内安排
25
哈萨克斯坦
7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
26
立陶宛
尽速
尽速安排
27
巴基斯坦
尽速
尽速安排
28
乌克兰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
29
摩尔多瓦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0
玻利维亚
尽速
尽速安排
31
土库曼斯坦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2
白俄罗斯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3
吉尔吉斯斯坦
4个工作日内
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安排/不得少于2个月1次
34
阿塞拜疆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5
秘鲁
尽速
尽速安排
36
乌兹别克斯坦
7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7
亚美尼亚
4天内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38
格鲁吉亚
尽快
通知后3日内安排/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国家
通报时限
探视时限/次数
39
克罗地亚
尽速(如派遣国国民
明确反对则不
适用)
尽速安排
40
加拿大
不延迟
最迟于通知之日起的2日后安排/两次探视之间的间
隔不应超过1个月
41
越南
尽速
尽快安排
42
澳大利亚
3日内(除非该国民
明示请求不通知
派遣国领馆)
通知后2日内/不得少于每月一次
43
俄罗斯
3个工作日内
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安排
44
新西兰
3天内
最迟于通知后2日内允许
45
日本
4日内
不延迟地安排
46
菲律宾
4日内
3日内
47
柬埔寨
尽速通知
尽速安排
48
韩国
4日内
4日内
49
英国*
尽快,不迟于7天
2天后/以后按不超过1个月的间隔重复探视
50
法国**
不延迟
最迟应于该公民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后的第十四天准
予探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在曼彻斯特设立中国总领事馆和在上海设立英国总领事馆的协议》中对领事通报及探视安排做出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上海、马赛)中对领事通报及探视安排做出说明。
注:以上国家中除克罗地亚、澳大利亚外,均为强制性通知国家。所谓强制性通知是对违法外国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后,有关单位无须询问涉案人意见,即通知涉案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非强制性通知,须询问涉案人意见,如其希望我通知,我有关单位应予以通知。如其不希望通知,可不通知,但其应出具书面声明。
(该表由外交部领事司整理,有关内容请以相关协议文本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7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经202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决定,现将邓秋城、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98—102号)作为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检察机关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2月4日
案例一:邓秋城、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检例第98号)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食品安全 上下游犯罪 公益诉讼
【要旨】
办理侵犯注册商标类犯罪案件,应注意结合被告人销售假冒商品数量、扩散范围、非法获利数额及在上下游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因素,综合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在认定犯罪的主观明知时,不仅考虑被告人供述,还应综合考虑交易场所、交易时间、交易价格等客观行为,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利益的情形,可以建议相关社会组织或自行提起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邓秋城,男,1981年生,广州市百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益公司)负责人。
被告单位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善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
被告人陈新文,男,1981年生,双善公司实际控制人。
被告人甄连连,女,1984年生,双善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张泗泉,男,1984年生,双善公司销售员。
被告人甄政,男,1986年生,双善公司发货员。
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初,被告人邓秋城明知从香港购入的速溶咖啡为假冒“星巴克”“STARBUCKS VIA”等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伙同张晓建(在逃)以每件人民币180元这一明显低于市场价(正品每件800元,每件20盒,每盒4条)的价格,将21304件假冒速溶咖啡(每件20盒,每盒5条,下同)销售给被告单位双善公司,销售金额383万余元。被告人邓秋城、陈新文明知百益公司没有“星巴克”公司授权,为便于假冒咖啡销往商业超市,伪造了百益公司许可双善公司销售“星巴克”咖啡的授权文书。2017年12月至2019年1月初,被告人陈新文、甄连连、张泗泉、甄政以双善公司名义从邓秋城处购入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后,使用伪造的授权文书,以双善公司名义将19264件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销售给无锡、杭州、汕头、乌鲁木齐等全国18个省份50余家商户,销售金额共计724万余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百益公司仓库内查获待售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6480余件,按实际销售价格每件180元计算,价值116万余元;在被告单位双善公司仓库内查获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2040件,由于双善公司向不同销售商销售的价格不同,对于尚未销售的假冒商品的货值金额以每件340元的最低销售价格计算,价值69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起诉 2019年4月1日,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以下简称新吴分局)以犯罪单位双善公司、被告人陈新文、甄连连、甄政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新吴区检察院)移送起诉。同年8月22日,新吴分局以被告人邓秋城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起诉。新吴区检察院并案审查,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准确认定罪名及犯罪主体。涉案咖啡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属于有毒有害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将影响案件定性,但在案证据没有关于假冒咖啡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及咖啡质量的鉴定意见。鉴于该部分事实不清,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照GB71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等的规定,对扣押在案的多批次咖啡分别抽样鉴定。经鉴定,涉案咖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罪名。公安机关基于被告人邓秋城销售假冒咖啡的行为,认定其涉嫌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基于在百益公司仓库内查获的假冒咖啡的制作和灌装工具,认为邓秋城亦实施了生产、制造假冒咖啡的行为,认定其同时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故以涉嫌两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现场仅有咖啡制作和罐装工具,无其他证据,且同案犯未到案,证明邓秋城实施制造假冒咖啡行为的证据不足,在案证据只能证实邓秋城将涉案假冒咖啡销售给犯罪单位双善公司,故改变邓秋城行为的定性,只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罪。检察机关还依职权主动对百益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是否需要追加起诉进行了审查,认定百益公司系邓秋城等为经营假冒咖啡于2018年4月专门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故对百益公司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二是追加认定犯罪数额。检察机关从销售单和买家证言等证据材料中发现,除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被告人邓秋城销售金额121万元、犯罪单位双善公司销售金额324万元的事实外,邓秋城、双善公司还另有向其他客户销售大量假冒咖啡的行为。检察机关就百益公司、双善公司收取、使用货款的交易明细、公司员工聊天记录等证据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调取了百益公司与双善公司以及邓秋城与被告人甄连连个人账户之间合计600万余元的转账记录、双善公司员工工作微信内涉案咖啡发货单照片120余份后,检察机关全面梳理核对销售单、快递单、汇款记录等证据,对邓秋城销售金额补充认定了172万余元,对双善公司销售金额补充认定了400万余元。
三是综合判断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告人邓秋城、陈新文、甄连连处于售假上游,有伪造并使用虚假授权文书、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行为,应认定三人具有主观明知。在侦查阶段初期,被告人甄政否认自己明知涉案咖啡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公安机关根据其他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其采用夜间收发货、隐蔽包装运输等异常交易方式,认定其对售假行为具有主观明知。后甄政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经补充侦查,公安机关结合销售商证言,查明被告人张泗泉明知涉案咖啡被超市认定为假货被下架、退货,但仍继续销售涉案咖啡,金额达364万余元,可认定张泗泉具有主观明知。鉴于公安机关未将张泗泉一并移送,检察机关遂书面通知对张泗泉补充移送起诉。
四是综合考量量刑情节,提出量刑建议。针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特点,在根据销售金额确定基准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各被告人所处售假环节、假冒产品类别、销售数量、扩散范围等各项情节,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下,5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罪名,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五年不等,罚金1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的量刑建议。2019年9月26日,新吴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邓秋城、被告单位双善公司及陈新文、甄连连、张泗泉、甄政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吴区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9年11月7日,新吴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部分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商品已销售,但仅收到部分货款,货款未收到的部分事实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2.被告人邓秋城获利较少,且涉案重大事项均由未到案的同案犯决定,制假售假源头均来自未到案同案犯,其在全案中作用较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公诉人答辩如下:第一,根据被告单位双善公司内部销售流程,销售员已向被告人甄连连发送销售确认单,表明相关假冒商品已发至客户,销售行为已经完成,应认定为犯罪既遂,是否收到货款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第二,邓秋城处于整个售假环节上游,在全案中地位作用突出,不应认定为从犯。首先,邓秋城实施了从香港进货、骗取报关单据、出具虚假授权书、与下家双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收账走账等关键行为;其次,邓秋城销售金额低于双善公司,是因为其处于售假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销售单价低于下游经销商所致,但其销售数量高于双善公司。正是由于邓秋城实施伪造授权文书、提供进口报关单等行为,导致假冒咖啡得以进入大型商业超市,销售范围遍布全国,受害消费者数量众多,被侵权商标知名度高,媒体高度关注。合议庭对公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予以采纳。
处理结果 2019年12月6日,新吴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单位双善公司罚金320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邓秋城、陈新文等五人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五年不等,对被告人张泗泉、甄政适用缓刑,并对邓秋城等五人各处罚金1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判决宣告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鉴于此案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新吴区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消保委)对双善公司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江苏消保委依法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提起侵害消费者权益民事公益诉讼,主张涉案金额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无锡中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
【指导意义】
(一)依法严惩假冒注册商标类犯罪,切实维护权利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依法严厉惩治侵犯注册商标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对注册商标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营造良好知识产权法治环境的重要方面。在办理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强化职责担当。对于商品可能涉及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应当引导公安机关通过鉴定检验等方式就产品质量进行调查取证,查明假冒商品是否符合国家产品安全标准,是否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罪名。如果一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则应当按照法定刑较重的犯罪进行追诉。制假售假犯罪链条中由于层层加价销售,往往出现上游制售假冒商品数量大但销售金额小、下游销售数量小而销售金额大的现象。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不能仅考虑犯罪金额,还要综合考虑被告人在上下游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处的制假售假环节、销售数量、扩散范围、非法获利数额、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客观评价社会危害性,体现重点打击制假售假源头的政策导向,做到罪刑相适应,有效惩治犯罪行为。
(二)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的上下游人员,应注意结合相关证据准确认定不同环节被告人的主观明知
司法实践中,对于销售主观明知的认定,应注意审查被告人在上下游犯罪中的客观行为。对售假源头者,可以通过是否伪造授权文件等进行认定;对批发环节的经营者,可以通过进出货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以及交易场所与交易方式是否合乎常理等因素进行甄别;对终端销售人员,可以通过客户反馈是否异常等情况进行判断;对确受伪造变造文件蒙蔽或主观明知证据不足的人员,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不予追诉。
(三)一体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要善于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合力,用好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措施,以此推动解决刑事案件涉及的公共利益保护和社会治理问题。对于侵害众多消费者利益,涉案金额大,侵权行为严重的,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有关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自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维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案例二:广州卡门实业有限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立案监督案
(检例第99号)
【关键词】
在先使用 听证 监督撤案 民营企业保护
【要旨】
在办理注册商标类犯罪的立案监督案件时,对符合商标法规定的正当合理使用情形而未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应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以保护涉案企业合法权益。必要时可组织听证,增强办案透明度和监督公信力。
【基本案情】
申请人广州卡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门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2013年3月,卡门公司开始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2014年10月30日,卡门公司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申请注册该商标在服装、帽子等商品上使用,商标局以该商标与在先注册的商标近似为由,驳回申请。2016年6月14日,卡门公司再次申请在服装、帽子等商品上注册“KM”商标,2017年2月14日,商标局以该商标与在先注册的商标近似为由,仅核准“KM”商标在睡眠用眼罩类别上使用,但卡门公司继续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其间,卡门公司逐渐发展为在全国拥有门店近600家、员工近10000余名的企业。
2015年11月20日,北京锦衣堂企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衣堂公司)申请在服装等商品上注册“KM”商标,商标局以该商标与在先注册的商标近似为由,驳回申请。2016年11月22日,锦衣堂公司再次申请在服装等商品上使用“KM”商标。因在先注册的近似商标被撤销,商标局于2018年1月7日核准该申请。后锦衣堂公司授权北京京津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津联行公司)使用该商标。2018年1月,京津联行公司授权周某经营的服装专卖店使用“KM”商标。2018年5月,京津联行公司向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卡门公司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并以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以下简称南海分局)报案。南海分局于同年5月31日立案,并随后扣押卡门公司物流仓库中约9万件标记“KM”商标的服装。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立案监督 2018年5月31日,南海分局以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6月8日,卡门公司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海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撤案。南海区检察院依法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 南海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在《立案理由说明书》中认为,卡门公司未取得“KM”商标服装类别的商标权,且未经“KM”商标所有人锦衣堂公司许可,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情节严重,涉嫌犯罪,故立案侦查。经南海区检察院审查发现,公安机关认定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欠缺卡门公司申请过“KM”商标的相关证据;二是卡门公司与锦衣堂公司申请“KM”商标的先后时间不清晰;三是欠缺卡门公司“KM”商标的使用情况、销售金额、销售规模等证据。
针对上述问题,南海区检察院进行了调查核实:一是调取卡门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材料、“KM”商标使用情况、服装生产、销售业绩表、对外宣传材料及京津联行公司委托生产、销售“KM”服装数量和规模等证据,查明卡门公司两次申请注册“KM”商标的时间均早于锦衣堂公司,卡门公司自成立时已使用并一直沿用“KM”商标,且卡门公司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二是主动联系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了解卡门公司“KM”服装被行政扣押后又解除扣押的原因,查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卡门公司“KM”商标使用行为属于在先使用。三是两次召开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及卡门公司代理律师参加听证,并听取了京津联行公司的意见,充分了解公安机关立案、扣押财物及涉案企业对立案所持异议的理由及依据,并征求行政执法部门意见。四是咨询法律专家,详细了解近似商标的判断标准、在先使用抗辩等。
监督意见 南海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卡门公司存在在先使用的事实。卡门公司在锦衣堂公司取得“KM”商标之前,已经长期使用“KM”商标。二是卡门公司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卡门公司在生产、销售服装期间,一直沿用该商标,从未对外宣称是锦衣堂公司或京津联行公司产品,且卡门公司经营的“KM”服装品牌影响力远大于上述两家公司,并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故意。卡门公司生产、销售“KM”服装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公安机关立案错误,应予纠正。
处理结果 2018年8月3日,南海区检察院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同年8月10日,南海分局撤销案件,并发还扣押货物。卡门公司及时出售货物,避免了上千万元经济损失。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应注意审查是否存在法定的正当合理使用情形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护权利人的正当权益免遭损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应注意审查是否存在不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情形。如《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商标描述性使用、在先使用,《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许可,《专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现有技术、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专利先用权等正当合理使用的情形,防止不当启动刑事追诉。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立案监督申请,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和调查核实,认定有在先使用等正当合理使用情形,侵权事由不成立的,应依法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二)正确把握商标在先使用的抗辩事由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注册商标所有人仅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判断是否存在在先使用抗辩事由,需重点审查以下方面:一是在先使用人是否在商标注册人申请注册前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该商标。二是在先使用商标是否已产生一定影响。三是在先商标使用人主观上是否善意。只有在全面审查案件证据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商标使用的情况,才能确保立案监督依据充分、意见正确,才能说服参与诉讼的各方接受监督结果,做到案结事了。
(三)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必要时可组织听证,增强办案透明度和监督公信力
听证是检察机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健全完善涉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的有效举措。检察机关组织听证应当提前通知各方做好听证准备,整理好争议点,选取合适的听证员。听证中应围绕涉案当事人对刑事立案所持异议的理由和依据、公安机关立案的证据和理由、行政执法部门及听证员的意见展开,重点就侵权抗辩事由是否成立、是否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等焦点问题进行询问,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以准确认定公安机关立案的理由是否成立。通过听证开展立案监督工作,有助于解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分歧,化解矛盾纠纷,既推动规范执法,又增强检察监督公信力。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五十二条至五百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
案例三:陈力等八人侵犯著作权案
(检例第100号)
【关键词】
网络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引导侦查 电子数据
【要旨】
办理网络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犯罪案件,应注意及时提取、固定和保全相关电子数据,并围绕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对电子数据进行全面审查。对涉及众多作品的案件,在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时,应围绕涉案复制品是否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且被告人能否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力,男,1984年生,2014年11月10日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2014年12月25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林崟等其他7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陈力受境外人员委托,先后招募被告人林崟、赖冬、严杰、杨小明、黄亚胜、吴兵峰、伍健兴,组建QQ聊天群,更新维护“www.131zy.net”“www.zuikzy.com”等多个盗版影视资源网站。其中,陈力负责发布任务并给群内其他成员发放报酬;林崟负责招募部分人员、培训督促其他成员完成工作任务、统计工作量等;赖冬、严杰、杨小明等人通过从正版网站下载、云盘分享等方式获取片源,通过云转码服务器进行切片、转码、增加赌博网站广告及水印、生成链接,最后将该链接复制粘贴至上述盗版影视资源网站。其间,陈力收到境外人员汇入的盗版影视资源网站运营费用共计1250万余元,各被告人从中获利50万至1.8万余元不等。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上述盗版影视网站内固定、保全了被告人陈力等人复制、上传的大量侵权影视作品,包括《流浪地球》《廉政风云》《疯狂外星人》等2019年春节档电影。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逮捕 2019年春节,《流浪地球》等八部春节档电影在院线期间集体遭高清盗版,盗版电影通过各种途径流入网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上海三分院)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取证固证工作。一是通过调取和恢复QQ群聊天记录并结合各被告人到案后的供述,查明陈力团伙系共同犯罪,确定各被告人对共同实施的运营盗版影视资源网站行为的主观认知。二是联系侵权作品较为集中的美日韩等国家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由其出具涉案作品的版权认证文书。2019年4月8日,公安机关对陈力团伙中的8名被告人提请逮捕,上海三分院依法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 2019年8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被告人陈力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三分院移送起诉。本案涉及的大量影视作品涵盖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等多种类型,相关著作权人分布国内外。收集、审查是否获得权利人许可的证据存在难度。为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调取“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持证机构名单,以证实被告人陈力操纵的涉案网站均系非法提供网络视听服务的网站。同时,要求公安机关对陈力设置的多个网站中相对固定的美日韩剧各个版块,按照从每个网站下载300部的均衡原则抽取了2425部作品,委托相关著作权认证机构出具权属证明,证实抽样作品均系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作品,且陈力等网站经营者无任何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8名被告人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下均自愿认罪认罚,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罚金2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9年9月27日,上海三分院以被告人陈力等8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9年11月15日,上海三中院召开庭前会议,检察机关及辩护人就举证方式、鉴定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达成共识,明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存在的分歧。同年11月20日,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8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均无异议,但对本案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提出各自辩护意见。陈力的辩护人提出,陈力租借服务器的费用及为各被告人发放的工资应予扣除,其他辩护人提出应按照各被告人实得报酬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此外,本案辩护人均提出境外人员归案后会对各被告人产生影响,应当对各被告人适用缓刑。公诉人对此答辩:第一,通过经营盗版资源网站的方式侵犯著作权,其网站经营所得即为非法经营数额,租借服务器以及用于发放各被告人的报酬等支出系犯罪成本,不应予以扣除。公诉机关按照各被告人加入QQ群以及获取第一笔报酬的时间,认定各被告人参与犯罪的起始时间,并结合对应期间网站的整体运营情况,计算出各被告人应承担的非法经营数额,证据确实、充分。第二,本案在案证据已能充分证实各被告人实施了共同犯罪及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按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境外人员是否归案不影响各被告人的量刑。第三,本案量刑建议是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证据、法定酌定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综合判定,并经各被告人具结认可,而且本案侵权作品数量多、传播范围广、经营时间长,具有特别严重情节,且被告人陈力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构成累犯,故不应适用缓刑。合议庭采纳了公诉意见和量刑建议。
处理结果 2019年11月20日,上海三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力等8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各处罚金2万元至50万元不等。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网络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犯罪,切实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依法保护著作权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尤其是注重惩治网络信息环境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网络环境下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犯罪具有手段日益隐蔽、组织分工严密、地域跨度大、证据易毁损和隐匿等特点,且日益呈现高发多发态势,严重破坏网络安全与秩序,应予严惩。为准确指控和证明犯罪,检察机关在适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时,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提取、固定和保全涉案网站视频链接、链接所指向的视频文件、涉案网站影视作品目录、涉案网站视频播放界面;二是固定、保全涉案网站对应的云转码服务器后台及该后台中的视频链接;三是比对确定云转码后台形成的链接与涉案网站播放的视频链接是否具有同一性;四是对犯罪过程中涉及的多个版本盗版影片,技术性地针对片头片中片尾分别进行作品的同一性对比。
(二)检察机关办理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应围绕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全面审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办案质效
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呈现出跨国境、跨区域以及智能化、产业化特征,证据多表现为电子数据且难以获取。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要着重围绕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全面审查,区分不同类别的电子数据,采取有针对性的审查方法,特别要注意审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多元关联,综合运用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另一方面,面对网络犯罪的复杂性,检察机关要注意结合不同被告人的地位与作用,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查明犯罪手段、共犯分工、人员关系、违法所得分配等案件事实,提高办案效率。
(三)准确把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证明方法
对于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在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时,应围绕涉案复制品是否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被告人能否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予以综合判断。为证明涉案网站系非法提供网络视听服务的网站,可以收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持证机构名单等证据,补强对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的证明。涉案侵权作品数量众多时,可进行抽样取证,但应注意审查所抽取的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抽样范围与其他在案证据是否相符、抽样是否具备随机性等影响抽样客观性的因素。在达到追诉标准的侵权数量基础上,对抽样作品提交著作权人进行权属认证,以确认涉案作品是否均系侵权作品。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二条
案例四:姚常龙等五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检例第101号)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 境内制造境外销售 共同犯罪
【要旨】
凡在我国合法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商标所有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无论假冒商品是否销往境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予追诉。判断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重点审查假冒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意思联络情况、对假冒违法性的认知程度、对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差价的认知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常龙,男,1983年生,日照市东港区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能国际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古进,男,1989年生,万能国际公司采购员。
被告人魏子皓,男,1990年生,万能国际公司销售组长。
被告人张超,男,1990年生,万能国际公司销售组长。
被告人庄乾星,女,1989年生,万能国际公司销售组长。
2015年至2019年4月,被告人姚常龙安排被告人古进购进打印机、标签纸、光纤模块等材料,伪造“CISCO”“HP”“HUAWEI”光纤模块等商品,并安排被告人魏子皓、张超、庄乾星向境外销售。姚常龙、古进共生产、销售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光纤模块10万余件,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3162万余元;现场扣押假冒光纤模块、交换机等11975件,价值383万余元;姚常龙、古进的违法所得数额分别为400万元、24万余元。魏子皓、张超、庄乾星销售金额分别为745万余元、429万余元、352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分别为20万元、18.5万元和14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逮捕 2019年4月,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以下简称日照市公安局)接到惠普公司报案后立案侦查。同年5月24日,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日照市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被告人姚常龙、古进批准逮捕;对被告人魏子皓、张超、庄乾星因无法证实犯罪故意和犯罪数额不批准逮捕,同时要求公安机关调取国外买方证言及相关书证,以查明魏子皓、张超、庄乾星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及各自的犯罪数额。
审查起诉 2019年7月19日,日照市公安局补充证据后以被告人姚常龙、古进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魏子皓、张超、庄乾星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日照市检察院起诉。同年7月23日,日照市检察院将该案交由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港区检察院)办理。
东港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要求公安机关补充完善了以下证据:一是调取被告人姚常龙等5人之间的QQ聊天记录、往来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证实庄乾星、张超、魏子皓主观上明知销售的商品系姚常龙、古进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根据姚常龙的安排予以销售,构成无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二是调取电子合同、发货通知、订单等电子数据,结合扣押在案的销售台账及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本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三是调取涉案商标的商标注册证、核准商标转让、续展注册证明等书证,证实涉案商标系在我国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经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东港区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庄乾星、张超、魏子皓三人在加入万能国际公司担任销售人员后,曾对公司产品的价格与正品进行对比,且收悉产品质量差的客户反馈意见,在售假过程中发现是由古进负责对问题产品更换序列号并换货等,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庄乾星、张超、魏子皓三人对其销售的光纤模块系姚常龙、古进贴牌制作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主观明知。故认定该三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与姚常龙、古进构成共同犯罪。检察机关还依法对万能国际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进行了审查,认定万能国际公司自2014年成立后截至案发,并未开展其他业务,实际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相关犯罪收益也均未归属于万能国际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故不构成单位犯罪。
2019年9月6日,东港区检察院变更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罪名,以被告人姚常龙、古进、庄乾星、张超、魏子皓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港区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9年10月10日,东港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部分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庄乾星、张超、魏子皓与被告人姚常龙不构成共同犯罪;2.本案商品均销往境外,社会危害性较小。公诉人答辩如下:第一,庄乾星、张超、魏子皓明知自己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系姚常龙、古进贴牌生产仍继续销售,具有假冒注册商标的主观故意,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的共同犯罪。第二,本案中涉案商品均销往境外,但是被侵权商标均在我国注册登记,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无论涉案商品是否销往境外均对注册商标所有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处理结果 2019年12月12日,东港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姚常龙、古进、庄乾星、张超、魏子皓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四年不等,对古进、庄乾星、张超、魏子皓适用缓刑。同时对姚常龙判处罚金500万元,对古进等四人各处罚金14万元至25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上述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假冒在我国取得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往境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予追诉
凡在我国合法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商标所有权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假冒在我国注册的商标的商品,无论由境内生产销往境外,还是由境外生产销往境内,均属违反我国商标管理法律法规,侵害商标专用权,损害商品信誉,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要加强对跨境侵犯注册商标类犯罪的惩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二)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的上下游被告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结合假冒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意思联络、对违法性的认知程度、对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差价认知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往往涉案人数较多,呈现团伙作案、分工有序实施犯罪的特点。实践中,对被告人客观行为表现为生产、销售等分工负责情形的,检察机关应结合假冒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意思联络情况,销售者对商品生产、商标标识制作等违法性认知程度,对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差价的认知情况,销售中对客户有无刻意隐瞒、回避商品系假冒,以及销售者的从业经历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对于部分被告人在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持续过程中产生主观明知,形成分工负责的共同意思联络,并继续维持或者实施帮助销售行为的,应认定构成共同犯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案例五:金义盈侵犯商业秘密案
(检例第102号)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 司法鉴定 专家辅助办案 证据链
【要旨】
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被告人作无罪辩解的,既要注意审查商业秘密的成立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证据,又要依法排除被告人取得商业秘密的合法来源,形成指控犯罪的证据链。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必要时可聘请或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办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金义盈,1981年生,案发前系温州菲涅尔光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涅尔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温州明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发公司)成立于1993年,主要生产、销售放大镜、望远镜等光学塑料制品。明发公司自1997年开始研发超薄型平面放大镜生产技术,研发出菲涅尔放大镜(“菲涅尔放大镜”系一种超薄放大镜产品的通用名称)批量生产的制作方法——耐高温抗磨专用胶板、不锈钢板、电铸镍模板三合一塑成制作方法和镍模制作方法。明发公司根据其特殊设计,将胶板、模板、液压机分别交给温州市光大橡塑制品公司、宁波市江东精杰模具加工厂、瑞安市永鑫液压机厂生产。随着生产技术的研发推进,明发公司不断调整胶板、模板、液压机的规格和功能,不断变更对供应商的要求,经过长期合作,三家供应商能够提供匹配的产品及设备。
被告人金义盈于2005年应聘到明发公司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约定工作期限为2009年7月16日至2011年7月16日。其间,金义盈先后担任业务员、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对菲涅尔超薄放大镜制作方法有一定了解,并掌握设备供销渠道、客户名单等信息。金义盈与明发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其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包括:(1)技术信息,包括产品设计、产品图纸、生产模具、生产制造工艺、制造技术、技术数据、专利技术、科研成果等;(2)经营信息,包括商品产、供、销渠道,客户名单,买卖意向,成交或商谈的价格,商品性能、质量、数量、交货日期等。并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内、终止劳动合同后两年内及上述保密内容未被公众知悉期内,不得向第三方公开上述保密内容。
2011年初,金义盈从明发公司离职,当年3月24日以其姐夫应某甲、应某乙的名义成立菲涅尔公司,该公司 2011 年度浙江省地方税(费)纳税综合申报表载明金义盈为财务负责人。菲涅尔公司成立后随即向上述三家供应商购买与明发公司相同的胶板、模具和液压机等材料、设备,使用与明发公司相同的工艺生产同一种放大镜进入市场销售,造成明发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22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起诉 2018年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以金义盈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1月25日,温州市检察院将本案交由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瑞安市检察院)办理。本案被告人未作有罪供述,为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就以下事项补充侦查:金义盈是否系菲涅尔公司实际经营者,该公司生产技术的取得途径,明发公司向金义盈支付保密费情况以及金义盈到案经过等事实。
8月16日,瑞安市检察院以被告人金义盈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瑞安市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与证明犯罪 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申请两名鉴定人员出庭,辩护人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被告人金义盈及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鉴定人检索策略错误、未进行技术特征比对、鉴定材料厚度未能全覆盖鉴定结论,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明发公司掌握的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生产工艺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2.涉案三家供应商信息属于通过公开途径可以获取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3.菲涅尔公司系通过正常渠道获知相关信息,其使用的生产工艺系公司股东应某甲通过向其他厂家学习、询问而得知,金义盈没有使用涉案技术、经营信息的行为及故意,并提供了8份文献证明涉案技术信息已公开。4.保密协议仅对保密内容作了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密协议约定了保密津贴,但明发公司未按约向被告人金义盈发放保密津贴。
公诉人答辩如下:第一,涉案工艺具备非公知性。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鉴定人通过对现有专利、国内外文献以及明发公司对外宣传材料等内容进行检索、鉴定后认为,明发公司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的特殊制作工艺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取,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侦查机关委托具备知识产权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的,鉴定程序合法,意见明确,具有证据证明力。涉案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的制作工艺集成了多种技术,不是仅涉及产品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无法通过公开的产品进行直观或简单的测绘、拆卸或投入少量劳动、技术、资金便能直接轻易获得,相反,须经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长期研究、反复试验方能实现。故该辩护意见不能对鉴定意见形成合理怀疑。
第二,涉案供应商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供应商、明发公司员工证言等证据证实,三家供应商提供的胶板、模具、液压机产品和设备均系明发公司技术研发过程中通过密切合作,对规格、功能逐步调整最终符合批量生产要求后固定下来的,故相关供应商供货能力的信息为明发公司独有的经营信息,具有秘密性。明发公司会计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供应商、明发公司员工证言证实,涉案加工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均系明发公司花费大量人力、时间和资金,根据明发公司生产工艺的特定要求,对所供产品及设备的规格、功能进行逐步调试、改装后选定,能够给明发公司带来成本优势,具有价值性。明发公司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密事项,应当认定明发公司对该供应商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护措施,具有保密性。
第三,金义盈在明发公司任职期间接触并掌握明发公司的商业秘密。明发公司员工证言等证据证实,金义盈作为公司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因工作需要熟悉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生产制作工艺、生产过程、加工流程等技术信息,知悉生产所需的特定设备和原材料的采购信息及销售信息。
第四,金义盈使用了明发公司的商业秘密。明发公司的菲涅尔超薄放大镜制作工艺涉及多种技术,加工时的温度、压力、保压时间等工艺参数均有特定化的要求。根据鉴定意见和专家意见,金义盈使用的超薄放大镜生产工艺与明发公司菲涅尔超薄放大镜生产工艺在相关的技术秘点比对上均实质相同,能够认定金义盈使用了商业秘密。
第五,现有证据足以排除金义盈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或自行研发超薄放大镜生产工艺的可能。经对菲涅尔公司账册及企业营收情况进行审计,证实该公司无任何研发资金投入,公司相关人员均无超薄放大镜等同类产品经营、技术研发背景,不具有自行研发的能力和行为。金义盈辩称其技术系由其姐夫应某甲从放大镜设备厂家蔡某处习得,但经调查蔡某并未向其传授过放大镜生产技术,且蔡某本人亦不了解该技术。
第六,保密协议约定明确,被告人金义盈应当知晓其对涉案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负有保密义务。证人证言、权利人陈述以及保密协议中保密津贴与月工资同时发放的约定,能够证实明发公司支付了保密费。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处理结果 2019年9月6日,瑞安市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金义盈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首先要准确把握商业秘密的界定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凝聚了企业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智力成果,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依法保护商业秘密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商业秘密犯罪,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科技强国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业秘密是否成立,是认定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应着重审查以下方面:第一,涉案信息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注意审查涉案商业秘密是否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已为公众所知悉的情形。第二,涉案信息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注意审查证明商业秘密形成过程中权利人投入研发成本、支付商业秘密许可费、转让费的证据;审查反映权利人实施该商业秘密获取的收益、利润、市场占有率等会计账簿、财务分析报告及其他体现商业秘密市场价值的证据。第三,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注意审查权利人是否采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保密措施,并注意审查该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重要程度是否相适应、是否得到实际执行。
(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要善于运用证据规则,排除被告人合法取得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形成指控犯罪的证据链
由于商业秘密的非公开性和犯罪手段的隐蔽性,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往往面临证明困境。在被告人不作有罪供述时,为查明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应注意引导公安机关从被告人使用的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是否实质上相同、是否具有知悉和掌握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条件、有无取得和使用商业秘密的合法来源,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特别是要着重审查被告人是否存在合法取得商业秘密的情形,应注意围绕辩方提出的商业秘密系经许可、承继、自行研发、受让、反向工程等合法方式获得的辩解,引导公安机关收集被告人会计账目、支出凭证等能够证明是否有研发费用、资金投入、研发人员工资等研发成本支出的证据;收集被告人所在单位研发人员名单、研发资质能力、实施研发行为、研发过程的证据;收集有关商业秘密的转让合同、许可合同、支付转让费、许可费的证据;收集被告人是否通过公开渠道取得产品并实施反向工程对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的证据,以及被告人因传承、承继商业秘密的书证等证据。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排除被告人获取、使用商业秘密来源合法的可能性的,可以证实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
(三)应注重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必要时引入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案件办理
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由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以及是否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往往具有较强专业性,通常需要由鉴定机构出具专门的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对鉴定意见应予全面细致审查,以决定是否采信。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意围绕以下方面:一是审查鉴定主体的合法性,包括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是否具有鉴定资质,委托鉴定事项是否符合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鉴定人员是否存在应予回避等情形;二是审查鉴定材料的客观性,包括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充分,取得方式是否合法,是否与原始材料一致等;三是审查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包括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方法和标准的选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同时,要注意审查鉴定意见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证据之间的矛盾能否得到合理解释。必要时,可聘请或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审查案件,出庭公诉时可申请鉴定人及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意见的科学依据以及合理性、客观性发表意见,通过对技术性问题的充分质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加强指控和证明犯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9月13日 (2017)最高法民他70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冀民他2号《关于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CSD Epitaxy Asia Ltd.(以下简称CSD公司)为香港公司,本案应参照适用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确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
根据你院报送材料反映的事实,涉案仲裁协议包含在编号为11PX/01021US的书面合同中,由赵某霞代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兴公司)与CSD公司签订。赵某霞为普兴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兼副总经理,其于2010年11月11日曾代表普兴公司与CSD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0PX/01012US的合同,该合同与11PX/01021US号合同除货物品名和价格不同外,包括仲裁条款在内的其他内容及合同格式基本一致,同样由赵某霞代表普兴公司签字而未加盖普兴公司印章,普兴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且未就其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CSD公司有理由相信赵某霞有权代表普兴公司签订涉案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普兴公司以赵某霞未经授权为由主张涉案仲裁协议无效,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当事人在涉案仲裁协议中约定由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名称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经使用的名称,应当认定当事人选定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普兴公司关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普兴公司请求确认涉案仲裁协议无效,不应得到支持。
此复。
附: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报告
(2017年3月31日 (2017)冀民他2号)
最高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中院)受理的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石家庄中院经审查认为,2011年6月17日赵某霞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签订的《合同》(编号11PX/01021US)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并于2017年3月3日报请我院进行审查。我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2000〕51号),针对石家庄中院的请示依法进行了审查,拟同意石家庄中院意见,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无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街21号。
法定代表人:杨某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会强,石家庄市鹿泉星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庄士敦道180号大有大厦11楼1106-8室(Suite 1106-8,11F,Tai Yaubuilding,No.180 Johnson Road,Wan Chai,Hong Kong)。
代表人:Andrew Goods,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礼,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楠,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的基本事实
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公司,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是一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
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确认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无效,申请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未签订合同,也未签订仲裁条款,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的《合同》上没有申请人签章,申请人对该合同不予确认和追认,该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申请人也未约定同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该条款无效。赵某霞未受申请人授权,不能代表申请人对外签订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二)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且《合同》中的仲裁机构约定不明,仲裁机构不应受理、管辖。《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现受理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1998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2011年的《合同》中约定称谓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显然不妥,属于无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不应受理管辖,本案应由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提供的《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无效。
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的主要答辩意见:涉案合同的仲裁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合法有效。赵某霞有权代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涉案合同,根据赵某霞的名片,可以看出,赵某霞是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兼副总经理,对外能代表该公司。涉案合同对仲裁机构名称的约定并不会导致无法确定仲裁机构的后果,同类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仲裁协议效力案件范围。
石家庄中院受理本案后进行了开庭审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双方所争议的2011年6月17日涉案《合同》(编号11PX/01021US)显示:“(15)仲裁(Arbitration)凡是因为执行合同或合同有关事项所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应提交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2015年3月2日,本案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2015年11月3日,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了确认无效的申请。
三、石家庄中院的审查处理意见
石家庄中院经审查认为,2011年6月17日赵某霞与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签订的《合同》(编号11PX/01021US)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其理由为:赵某霞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合同》,申请人对赵某霞的签字事后未授权,亦未追认,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申请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效。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浙江诸暨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与被申请人香港铠威贸易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2011.12.26)。
四、我院的处理意见
(一)本案对涉案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我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据此规定,本案中对所涉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
2011年6月17日的涉案《合同》(编号11PX/01021US)中,只有赵某霞的签字,没有加盖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仅据被申请人CSD Epitaxy Asia Ltd.提交的赵某霞名片不能证明赵某霞有权代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签订涉案合同,且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否认事先授权赵某霞代表本公司与CSD Epitaxy Asia Ltd.签订涉案合同,事后对赵某霞该行为不予追认;CSD Epitaxy Asia Ltd.亦不能提交证明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事先对赵某霞曾授权签订涉案合同或事后予以追认的证据;CSD Epitaxy Asia Ltd.称赵某霞曾经代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其他合同,但涉案合同为独立的合同,即使赵某霞曾与其签订其他合同,亦不能据此证明赵某霞有权代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不能证明涉案合同系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CSD Epitaxy Asia Ltd.之间存在涉案合同,涉案合同在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CSD Epitaxy Asia Ltd.之间自始未生效。故石家庄中院认定仲裁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我院经审查拟同意石家庄中院处理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一、......对涉外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当事人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拟裁定涉外合同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先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同意后才可以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特向钧院请示,请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2022年6月14日)
目录
一、云南省澜沧县人民检察院诉歪某毁林种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诉仰某梅等三人森林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河南省新郑市某镇人民政府、新郑市某庄村民委员会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诉叶某成生态破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先予执行案
五、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张某奉、赵某辉破坏长江防护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六、黑龙江省穆棱市某村民委员会诉常某春黑土区荒山治理承包合同纠纷案
七、杨某家诉贵州省安龙县某村民委员会、某村二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八、安某堂等五十四人诉山西省五台县某界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郭某华、张某如确认林地承包合同效力纠纷案
九、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某珍等五人森林资源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十、湖北某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森林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云南省澜沧县人民检察院诉歪某毁林种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告人歪某在未办理林地占用手续及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位于云南省澜沧县某村的国有公益林砍伐、围割,用于种植茶树。其非法占用林地10.6亩,砍伐、围割林木142株,造成林地大量毁坏。犯罪后,歪某投案自首。云南省澜沧县人民检察院就其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澜沧县人民法院审理中,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组织双方达成调解,由歪某赔偿森林植被恢复费用3392元,并已当庭履行。就刑事部分,该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歪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擅自砍伐林木,改变林地用途,面积达10.6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歪某犯罪后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遂判处歪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地以及依托于林地生存的森林、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是地球表面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之一,也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保障。本案所涉的云南澜沧江畔景迈山,是中国著名古茶山之一,迄今已有1828年历史,被誉为“世界茶文化自然博物馆”“人类农耕文明奇观”。近年来,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非法侵占周边林地,毁林种茶,把茶树种植演变为对森林的疯狂蚕食。然而,古茶树喜湿好肥,对生长环境的洁净度要求极高,需要纯天然的森林环境。破坏森林资源,不仅破坏了野生古茶树的生长环境,也打破了古茶山的生态平衡,最终损害的是当地群众及其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积极促成调解,通过“刑罚+修复”的责任方式,有效保护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存环境。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引导公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努力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二、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诉仰某梅等三人森林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仰某梅兄妹三人携带火种、纸钱至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山上上坟烧纸。仰某梅引火时不慎点燃周围落叶、灌木,三人扑灭了明火,但未继续观察也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即离去。后暗火复燃导致大面积山林被烧,过火林地面积2.4693公顷,烧死树木1138株,过火杂竹林面积1.4公顷,受灾树木材积23.78立方米。火烧迹地林种为水土保持林,属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公益林。经林业部门出具评估报告和修复方案,认定失火行为导致的森林生态效益期间损失为39.3万元,主要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保护野生动物功能价值等;修复方案为栽植黑松1500株和朴树500株,营造混交林方式,验收时苗木保存率应达到90%以上,修复所需替代费用为39.3万元。案发后,仰某梅于当日主动投案,三人共计交纳43万元作为生态环境效益损失赔偿金,并表示超出损失部分作为补植修复保证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失火罪对仰某梅提起公诉,同时对仰某梅等三人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仰某梅因疏忽大意引发火灾,已构成失火罪,但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动交纳生态环境效益损失费用,愿意通过补植等方式修复受损环境,依法从轻处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仰某梅等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使用明火祭拜可能引发森林火灾,其疏忽大意致使林地原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应当对所造成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及修复责任。遂判处仰某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仰某梅等三人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效益损失39.3万元,于2021年10月31日前按照修复方案要求补植复种;如逾期未履行,连带赔偿生态修复费用39.3万元(已交纳的保证金予以抵扣)。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森林火灾对森林资源的危害极大,不仅在短时间内破坏大面积森林,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还导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审理,除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外,核心是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林业部门出具的专业意见,制定详细修复方案作为判决附件,明确被告在原地补植复绿的栽植品种、规格、数量、时间、养护期限和要求等,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措施,确保了森林修复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被告在本案中自愿交纳生态环境损失赔偿金和补植修复保证金,人民法院将该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并确定在其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将保证金用于支付森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本案巡回审判由上百家媒体报道,并经全国消防系统微信公众平台转载,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补植”方式,引导公众形成生态祭祀、安全用火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河南省新郑市某镇人民政府、新郑市某庄村民委员会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河南省新郑市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经批准作为建设单位,建设新型社区及附属学校项目。因该项目所需占用的某庄村集体土地上栽种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枣树,某镇政府于2014年1月组织、协调新郑市某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庄村委会)相关人员,在未依法办理采伐和移栽手续的情况下,将枣树移栽至该镇辖区内另一村的中华古枣园内。森林公安部门认定,移栽枣树共1870棵,涉及面积198.5亩。经现场勘查,移入地仅有少量枣树存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于2016年5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等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违法移栽案涉枣树,导致被移栽枣树大面积死亡,应当承担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经咨询专家,依据相关森林资源清查成果及报告,河南省2016年平均每亩林地的森林生态价值为3644.15元,具体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农田防护、森林休憩等价值。参照这一数据及案件具体情况,酌定案涉198.5亩枣林地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为361万余元。遂判决: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停止违法移栽或采伐行为;于判决生效后十个月内补种被移栽致死的枣树数目五倍的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期间损失361万余元;在枣树移入地现场展示因移栽致死的枣树,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警示基地;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等。宣判后,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明确现场展示移栽致死枣树的时间为一年,维持原审其他判项。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本案所涉的河南省新郑市是中国红枣之乡,被违法移栽的枣树树龄较长,承载着当地群众的记忆和乡愁。被告未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建设工程项目违法移栽枣树造成其大面积死亡。人民法院根据专家意见和相关调查报告,综合考虑林木破坏的范围,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受损森林资源在固碳增汇、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合理确定被告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期间损失,对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规则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努力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四、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诉叶某成生态破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先予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被告叶某成在位于浙江省遂昌县的国家三级公益林山场中清理枯死松木时,滥伐活松树89株,立木蓄积量为22.9964立方米,折合材积13.798立方米。案发后,叶某成投案自首且认罪认罚。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于2019年7月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据林业专家出具的修复意见,叶某成应在案涉山场补植二至三年生木荷、枫香等阔叶树容器苗1075株。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27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在案件审理中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叶某成按照修复意见先行在案涉山场补植复绿。由于种植木荷、枫香等阔叶树的时间节点已过,公益诉讼起诉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叶某成根据林业专家重新出具的修复意见,补植一至二年生杉木苗1288株,并进行抚育以保证存活率,否则需承担生态修复费用。
【裁判结果】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叶某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清楚明确,鉴于当前正是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先予执行有利于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恢复,故裁定予以准许,责令叶某成在30日内履行补植复绿义务。叶某成于2020年4月7日履行完毕,浙江省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当日验收。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某成违法在公益林山场滥伐林木,破坏了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判决其对补植的树苗抚育三年,种植当年成活率不低于95%,三年后成活率不低于90%,否则需承担生态功能修复费用9658.4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既传承了天地人和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体现了当前中国所采取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森林法》第一条立法目的、第三条基本原则充分肯定了尊重自然理念。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的处理,在专业事实认定、责任承担方式、修复方案履行等方面,均应当尊重森林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本案中,人民法院判令被告采用补种复植方式恢复森林生态环境,明确修复义务的具体要求,并确定了其在期限内未履行补植、抚育义务所应承担的修复费用。同时,考虑到补植树苗的季节性要求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紧迫性,认定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责令被告根据专业修复意见,在适宜种植时间及时履行补植义务,最大限度保障了树苗存活率和生长率。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创新环境资源裁判执行方式,有效避免因诉讼程序导致生态环境修复延迟,促使森林生态环境功能及时有效恢复。
五、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张某奉、赵某辉破坏长江防护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告张某奉、赵某辉为种植药材销售获利,未办理相关手续,在重庆市奉节县云雾乡采用挖掘机作业方式,损毁重点公益防护林地118.43亩。2017年4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以张某奉、赵某辉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缓刑四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各处罚金40万元。该案审理期间,张某奉、赵某辉主动补植树苗,恢复植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9年9月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后,认为张某奉、赵某辉2017年补植的林地,部分不符合验收标准,需继续履行补植义务,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二被告就地进行生态修复或者承担修复费用,支付鉴定费,并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某奉、赵某辉虽然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但其刑事责任的承担未吸收或覆盖民事责任。从现场勘查和司法鉴定情况看,受损生态环境并没有基于二被告的修复行为得到有效恢复。遂判决:张某奉、赵某辉按照鉴定意见书所载修复方案,在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植补造,并管护至2024年12月31日;如在上述期限内未履行该义务,则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86453.9元;二被告在重庆市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鉴定费5500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长江三峡库区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储备库和生态功能区,也是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山区。为改善生态环境,涵养水源,库区沿江区域种植了大量长江防护林。部分农户法律意识不强,受利益驱动,毁损林地种植经济作物。本案中,被告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主动补植树苗,但经鉴定,其补植有部分不符合验收标准,原受损林地并未得到有效修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要求,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限期被告按照林地修复方案就地继续履行补植复绿、管护抚育义务,明确了受损森林生态环境的修复验收标准。宣判后,被告均表示愿意自行补植、管护林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为当事人提供技术指导并组织验收。本案通过引导行为人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修复者”,依法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实现了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相统一。
六、黑龙江省穆棱市某村民委员会诉常某春黑土区荒山治理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穆棱市属于东北黑土区的低山丘陵地区。1998年4月,为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原告穆棱市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与被告常某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经营年限30年,至2028年4月止。合同履行期间,常某春未依约履行果树栽植、改造嫁接、刨鱼鳞坑及造压谷坊等主要合同义务,未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的效果,且擅自非法开垦某村委会的八块土地耕种。某村委会于2019年7月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并赔偿三年经济损失13578元。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村委会与常某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加快水土流失防治,加速绿化荒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常某春虽交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承包地区域大面积水土流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后其又擅自非法开垦某村委会的其他土地耕种,给某村委会造成经济损失。遂判决解除《荒山承包合同》,由常某春限期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赔偿三年损失13578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黑土高产丰产且稀有,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拥有广袤的黑土地,是我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案涉低山丘陵区黑土层厚度薄、土质疏松、抗蚀能力差,水土流失对耕地有机质含量、地力、粮食产量有较大影响。被告虽然交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等主要合同义务,未能实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合同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对于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严重违约行为,承包方有权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由被告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并赔偿损失,有效避免了生态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本案对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推进黑土区周边荒山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具有示范意义,同时有利于引导广大群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珍惜保护黑土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
七、杨某家诉贵州省安龙县某村民委员会、某村二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4年2月,被告贵州省安龙县某村二组(以下简称某村二组)举行公开招标会议,对该组一处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该组村民原告杨某家中标。双方于同年4月签订《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约定:某村二组将集体山林租赁给杨某家,期限15年,价款4500元;15年期限届满后,直径10厘米以上的树木由杨某家自行处理;15年内如杨某家出售林木,某村二组给予出证,手续由杨某家自行办理。合同签订当日,杨某家付清租赁费用,之后对林地进行管理。2009年12月,杨某家取得该片林地的《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某村二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为杨某家,林地面积176.93亩,林种为用材林,林地使用期15年,终止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杨某家要求某村二组出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手续。某村二组以其负责人发生变更、对合同不知情为由,拒绝出具相关手续。双方产生争议,杨某家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双方签订的《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合法有效,某村二组负责人变更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与履行。杨某家取得的《林权证》上登记林种为用材林,用材林经申请采伐许可证后允许限额采伐。杨某家订立案涉合同,支付招标价款并付出管理劳务,目的在于出售木材以实现其利益。而某村二组在杨某家履行合同义务后,拒绝为杨某家出具办理地上林木采伐许可的手续,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判决某村二组限期为杨某家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森林法》第二十条确立的“谁造谁有”规则,植树造林为林木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但林木附着于土地之上,林地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需要妥善处理地上林木,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森林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本案中,原告作为林业经营者,通过竞标、经营并经依法登记,取得案涉林地使用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对合同终止时地上林木的处理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公益林保护、林木采伐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作为林地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原告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出证义务,依法保护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倡导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安某堂等五十四人诉山西省五台县某界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郭某华、张某如确认林地承包合同效力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9年,被告山西省五台县某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界村委会)与第三人张某如、郭某华签订《林权买卖合同》约定:因硬化通村路工程项目资金短缺,经村支两委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登记在村集体名下的220亩林地作价2.5万元,转让给张某如、郭某华经营,经营期为30年。案涉合同签订时,该村约有村民一百人,未选举村民代表。而根据张某如、郭某华提供的2008年5月出卖案涉林地时的干群会议记录显示,仅有十人参加会议并签字按印。该村现有人口八十八人。原告安某堂等五十四人系该村村民,于2020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以某界村委会未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村民代表同意,未依法公示并报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集体林地承包给他人,严重损害村民集体利益为由,请求确认《林权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依法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某界村委会与张某如、郭某华订立的《林权买卖合同》实为林地承包合同,但未按法定的土地承包程序进行,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判决确认案涉《林权买卖合同》无效。宣判后,张某如、郭某华提出上诉,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规则,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此当属明知。交易相对人在承包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进行合理审查。本案中,承包方提供的会议记录显示,订立合同时仅召开了干群会议,且只有十分之一的村民参加会议并签字按印,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交易相对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林地承包合同无效,教育引导交易主体杜绝侥幸心理,审慎履行对法定特别程序的注意义务,依法订立和履行涉及集体林地的合同。本案对于保护村集体合法权益,规范集体林地交易规则,促进森林资源的依法有序利用具有示范意义。
九、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某珍等五人森林资源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被告陈某珍与原告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贷款260万元,贷款期限为二年。被告黄某海、邹某云、辛某华、陈某红与某农商行签订《抵押合同》,用其名下坐落于江西省宜黄县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作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某农商行依约发放贷款后,陈某珍在还款期限届满时未能清偿借款本息。某农商行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珍与某农商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黄某海等四人用名下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作抵押担保且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法有效。某农商行对黄某海等四人抵押的森林资源资产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遂判决陈某珍向某农商行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300万余元,某农商行对黄某海等四人提供担保的抵押物在上述借款本息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权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森林资源担保贷款能够切实解决林业经营企业和农户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建立金融资源与生态资源的转化连接桥梁,盘活林企、林农手中的森林资源资产,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本案所涉的江西省宜黄县位于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作为担保物的森林资源资产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金融机构认可抵押财产的价值并依约发放贷款,将林农手中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抵押变为信贷资本,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人民法院努力探索司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借款合同、抵押登记的效力予以确认,依法保护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有效促进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本案对于打通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有序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加强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十、湖北某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森林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21日,原告湖北某林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林业公司)在被告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投保林木火灾保险,某保险公司向某林业公司出具保单一份。双方约定,总保险金额7582万余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23日至2016年10月22日,对因火灾直接造成保险林木死亡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保险责任等。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案涉投保林地发生保险范围内的山林火灾多起。经调查鉴定,森林火灾涉及3个县、11个乡镇、20个村,总受灾面积3410.95亩。某林业公司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形成本案诉讼。
【判决结果】
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某林业公司投保的林木在保险期间发生火灾事故,某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赔偿火灾损失。根据保险条款一般规定及保单特别约定的赔偿金额计算方式,某林业公司的火灾损失为232万余元。遂判决由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并承担鉴定费用2万元。某保险公司提出上诉,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结案,某保险公司支付火灾损失及鉴定费共计180万元。
【典型意义】
林业经营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较大,且容易因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森林保险作为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机制,对于减少林业投融资风险、保障林业持续稳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森林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森林保险。”本案中,人民法院落实绿色金融政策要求,在查明森林火灾面积、损失程度及赔偿金额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林业生产经营者的索赔请求,及时弥补其受灾损失,保障经营者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助推绿色金融的鲜明导向,既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也促进林业与保险业的互惠共赢,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接收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接收公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增进与法律院校、科研机构交流合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接收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来院开展研究工作。公告如下:
一、研修课题
最高人民法院拟接收10名法律研修学者,协助审判业务和综合部门参加重大课题、重点工作、重要司法解释的专项研究工作。研究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详见“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
二、人选条件
研修人选应系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律教学、科研工作,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学者。同时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综合素质较好,大局观念较强,有志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2.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科研能力较强,在相关领域有较大影响,学术带头人优先。  3.恪守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遵纪守法,工作期间服从我院安排。  4.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
三、接收程序
(一)报名
报名采取个人申请、组织推荐的方式。报名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月19日。  1.个人申请。个人填写《报名推荐表》,并附本人独立或参与完成的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目录(包括著作、论文、科研课题等),提交所在院校组织人事部门。  2.组织推荐。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名人选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签署推荐意见。
《报名推荐表》和附件材料请通过EMS邮寄至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邮编100745,信封左上角请注明“研修学者报名推荐材料”),同时将《报名推荐表》电子版(Word格式)发至邮箱diaopeichu@163.com。可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www.court.gov.cn)下载相关表格。
(二)资格审查
(三)专业评审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评审小组,对人选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比选。
(四)研究确定人选
评审小组经研究后提出研修学者人选意见,按程序报送审批。
四、工作内容
研修学者可出席或列席我院有关会议,参加重大课题、重点工作、重要司法解释等的专项论证和调研,对审判工作提供专家意见等。
研修学者工作采取定期驻院和在原单位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工作期限一般为1年,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其中驻院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60天(累计)。
工作期间研修学者需按要求提交研究成果,我院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中期评估和期终评议,对优秀研究成果予以适当奖励。
五、组织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向研修学者提供参加调研、考察以及必要的办公、就餐、借阅图书资料等便利条件,并按规定报销有关差旅费用等。重大项目可申请1万元研究经费。
研修学者工作期间,应严格遵守审判、保密、宣传、廉政等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对于违反纪律要求,情节严重的,将取消研修资格,并按规定追究责任。工作结束后,我院向研修学者颁发证书。
六、纪律与监督
接收法律研修学者工作按照公开、竞争、择优原则,面向社会公开进行,自觉接受监督。
报名人员填报信息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取消接收资格。
咨询电话:010-67557971
监督电话:010-67556131
传  真:010-67556360
附件: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1月4日
附件1:
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研修项目清单
1.陪审案件事实审和法律审有关问题研究
2.新时代中国特色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研究
3.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理论和实务研究
4.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有关问题研究
5.跨境破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6.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研究
7.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问题研究
8.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类案指导问题研究
9.司法责任制背景下办案工作内涵及考评机制研究
10.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附件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法律研修学者报名推荐表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02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02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主动护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建议》收悉,建议对于乡村法治建设很有意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法治乡村建设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深化乡村依法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一、关于“强化司法保障,坚持司法服务下沉村居一线”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强基导向,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提升基层法院司法水平,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202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对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坚持强基导向,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重大作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巡回审判制度,推动涉农纠纷便捷有效化解;进一步完善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完善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司法所的协同,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遵循“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合理设置巡回办案点和诉讼服务点,做好巡回审判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诉累。
二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党的群众路线与司法专业化相结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采用“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等方式,将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与司法专业化相结合,以农村群众能够理解、感受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加强农村司法救助,保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人身损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群众,依法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措施。据统计,2020年共向困难群众发放司法救助金9.1亿元。
二、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完善乡村矛盾纠纷综合化解机制”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将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人民法院2021年的工作重点。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单位,是人民法院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各级人民法院按照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紧扣市域、县域治理需求,健全覆盖城乡的司法服务网络,积极参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一是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的指导。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切实履行指导人民调解的职责,不断加强与基层国家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的协同配合,积极做好司法确认等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的工作质效。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二是立足法定职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积极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三是加强人民法院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健全乡村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司法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建立“一站式服务”等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信息化平台各项功能,建立乡村基层矛盾纠纷采集、处理、反馈全程网上流转机制,提升信息化平台解纷实效。目前,全国法院构建起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为群众解决纠纷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促进矛盾纠纷公正、高效、实质化解。
据统计,2015年至2020年9月,全国人民法庭共引入各类调解组织1.8万个,聘请特邀调解员3.8万名,委托调解纠纷100余万件,办理司法确认40余万件,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
三、关于“做好‘送法下乡’,推进乡村依法治理”的建议
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农村法治的宣传教育,致力于营造良好乡村建设法治环境,推动广大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自觉。在司法政策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挖掘涉“三农”案例资源,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加强农村法治宣传;要积极开展庭审进村入校等活动,对于具有“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效果的案件,积极开展巡回审理;要积极与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法治节目等方式宣传法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广大农村群众接受法治教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亦强调,要大力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法治宣传效果,充分发挥司法教育、评价、指引、规范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具体举措上,一是通过在人民法庭普遍建立诉讼服务站,在乡镇街道建立法官联络点,巩固发展“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等经验机制。二是通过开展巡回审判、公开宣判、以案说法等活动,切实增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推动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实施。三是利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时间节点和农贸会、庙会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农民群众“学法、信法、用法”。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据您的建议,立足司法职能作用,坚持强基导向,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提升基层法院司法水平,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对外开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独立保函,是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开立人,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支付特定款项或在保函最高金额内付款的承诺。
前款所称的单据,是指独立保函载明的受益人应提交的付款请求书、违约声明、第三方签发的文件、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汇票、发票等表明发生付款到期事件的书面文件。
独立保函可以依保函申请人的申请而开立,也可以依另一金融机构的指示而开立。开立人依指示开立独立保函的,可以要求指示人向其开立用以保障追偿权的独立保函。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独立保函纠纷,是指在独立保函的开立、撤销、修改、转让、付款、追偿等环节产生的纠纷。
第三条 保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保函性质为独立保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函未载明据以付款的单据和最高金额的除外:
(一)保函载明见索即付;
(二)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等独立保函交易示范规则;
(三)根据保函文本内容,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
当事人以独立保函记载了对应的基础交易为由,主张该保函性质为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民法典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独立保函的开立时间为开立人发出独立保函的时间。
独立保函一经开立即生效,但独立保函载明生效日期或事件的除外。
独立保函未载明可撤销,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开立后不可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独立保函载明适用《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等独立保函交易示范规则,或开立人和受益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一致援引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交易示范规则的内容构成独立保函条款的组成部分。
不具有前款情形,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相关交易示范规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与独立保函条款之间、单据与单据之间表面相符,受益人请求开立人依据独立保函承担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开立人以基础交易关系或独立保函申请关系对付款义务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本规定第十二条情形的除外。
第七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表面相符时,应当根据独立保函载明的审单标准进行审查;独立保函未载明的,可以参照适用国际商会确定的相关审单标准。
单据与独立保函条款之间、单据与单据之间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并不导致相互之间产生歧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表面相符。
第八条 开立人有独立审查单据的权利与义务,有权自行决定单据与独立保函条款之间、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表面相符,并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接受不符点。
开立人已向受益人明确表示接受不符点,受益人请求开立人承担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开立人拒绝接受不符点,受益人以保函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为由请求开立人承担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开立人依据独立保函付款后向保函申请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存在不符点的除外。
第十条 独立保函未同时载明可转让和据以确定新受益人的单据,开立人主张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独立保函对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一条 独立保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权利义务终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独立保函载明的到期日或到期事件届至,受益人未提交符合独立保函要求的单据;
(二)独立保函项下的应付款项已经全部支付;
(三)独立保函的金额已减额至零;
(四)开立人收到受益人出具的免除独立保函项下付款义务的文件;
(五)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独立保函具有前款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受益人以其持有独立保函文本为由主张享有付款请求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
(一)受益人与保函申请人或其他人串通,虚构基础交易的;
(二)受益人提交的第三方单据系伪造或内容虚假的;
(三)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基础交易债务人没有付款或赔偿责任的;
(四)受益人确认基础交易债务已得到完全履行或者确认独立保函载明的付款到期事件并未发生的;
(五)受益人明知其没有付款请求权仍滥用该权利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独立保函的申请人、开立人或指示人发现有本规定第十二条情形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前,向开立人住所地或其他对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的款项,也可以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的款项,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止付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本规定第十二条情形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二)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止付措施,将给止付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止付申请人提供了足以弥补被申请人因止付可能遭受损失的担保。
止付申请人以受益人在基础交易中违约为由请求止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开立人在依指示开立的独立保函项下已经善意付款的,对保障该开立人追偿权的独立保函,人民法院不得裁定止付。
第十五条 因止付申请错误造成损失,当事人请求止付申请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止付申请后,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应当列明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并包括初步查明的事实和是否准许止付申请的理由。
裁定中止支付的,应当立即执行。
止付申请人在止付裁定作出后三十日内未依法提起独立保函欺诈纠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止付裁定。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就止付申请作出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并询问当事人。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或处理止付申请,可以就当事人主张的本规定第十二条的具体情形,审查认定基础交易的相关事实。
第十九条 保函申请人在独立保函欺诈诉讼中仅起诉受益人的,独立保函的开立人、指示人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情形的,应当判决开立人终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被请求的款项。
第二十一条 受益人和开立人之间因独立保函而产生的纠纷案件,由开立人住所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独立保函载明由其他法院管辖或提交仲裁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根据基础交易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确定管辖法院或提交仲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由被请求止付的独立保函的开立人住所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书面协议由其他法院管辖或提交仲裁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根据基础交易合同或独立保函的争议解决条款确定管辖法院或提交仲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涉外独立保函未载明适用法律,开立人和受益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亦未就适用法律达成一致的,开立人和受益人之间因涉外独立保函而产生的纠纷适用开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独立保函由金融机构依法登记设立的分支机构开立的,适用分支机构登记地法律。
涉外独立保函欺诈纠纷,当事人就适用法律不能达成一致的,适用被请求止付的独立保函的开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独立保函由金融机构依法登记设立的分支机构开立的,适用分支机构登记地法律;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涉外独立保函止付保全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约定在国内交易中适用独立保函,一方当事人以独立保函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保函独立性的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对于按照特户管理并移交开立人占有的独立保函开立保证金,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丧失开立保证金的功能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
开立人已履行对外支付义务的,根据该开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开立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1〕29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适应新时代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制定本意见。
一、心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总体要求
1.确保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适应新时代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增强做好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深刻认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找准司法服务“国之大者”的结合点、切入点,担当作为、改革创新,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开创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局面。
3.正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院服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工作原则。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利人合法权益。坚持严格保护,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及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公正合理保护,防范权利过度扩张,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坚持深化改革,强化信息化技术运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坚持协同配合,强化国际合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二、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案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
4.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和保障作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强度与其技术贡献程度相适应。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科技创新成果保护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职能,总结提炼科技创新司法保护新规则,促进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升级。以强化保护为导向,加强对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严格审查,推动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促进专利授权确权质量提升。以实质性解决专利纠纷为目标,建立专利民事行政案件审理工作在甄别统筹、程序衔接、审理机制、裁判标准等方面的协同推进机制,防止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有效提高审判效率。
5.加强著作权和相关权利保护,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充分发挥著作权审判对于优秀文化的引领和导向功能,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依法加强“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保护,以法治手段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对文化创作者权益保护,准确把握作品认定标准。依法维护作品传播者合法权益,适应全媒体传播格局变化,依法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文化创作及传播的著作权保护新问题。依法审理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案件,妥善处理维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和尊重权利人意思自治关系,促进作品传播利用。加强遗传资源、传统文化、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利用。
6.加强商业标志保护,服务品牌强国建设。提高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质量,坚决打击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科学合理界定商标权权利边界与保护范围,促进商标申请注册秩序正常化和规范化。强化商标使用对确定商标权保护范围的作用,积极引导权利人持续实际使用商标,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制定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加强驰名商标、传统品牌和老字号司法保护,依法支持商标品牌建设。完善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则,遏制侵犯地理标志权利行为,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7.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新领域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准确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加强互联网领域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算法、商业方法和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合理确定新经济新业态主体法律责任,积极回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司法需求。加强涉数据云存储、数据开源、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服务、数据市场不正当竞争等案件审理和研究,切实维护数据安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8.加强农业科技成果保护,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保护力度,促进农业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方面重大创新成果的创造。依法严格保护国家种质资源,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品种、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种子套牌等行为,强化植物新品种刑事司法保护,提升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有效保障国家种业和粮食安全。创新和加强地方特色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完善保护种业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
9.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依法妥善审理涉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推动完善中医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规则,促进提升中医药领域专利质量。加强中医药古方、中药商业秘密、道地药材标志、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法保护,推动完善涉及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国内规则和标准,促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
10.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法治环境。严格落实《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依法妥善审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出台反垄断民事纠纷司法解释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发挥“红绿灯”作用,明确司法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制,依法严惩平台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破坏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强化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案件审理和宣传,通过司法裁判强化公平竞争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1.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护航企业创新发展。依法加大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技术秘密司法保护力度,严惩窃取、泄露国家科技秘密行为。正确把握侵害商业秘密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认定标准。加强诉讼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切实防止诉讼中“二次泄密”,保障权利人依法维权。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在依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合法权益,保障企业创新发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12.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保护,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认真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加强科技成果有关各项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妥善处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准确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法律界限,依法支持以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充分保障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合法权益。依法积极支持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规范和促进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创新,保障知识产权金融积极稳妥发展。依法保护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依法保护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从严把握定罪标准,严格区分罪与非罪,避免把一般违法或违纪作为犯罪处理,支持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三、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法治环境
13.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惩治力度,有效阻遏侵权行为。依法妥善运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制裁妨害诉讼行为等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侵权源头治理、溯源打击,及时有效阻遏侵权行为,切实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违法成本,促进形成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治氛围。正确把握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力度,合理运用证据规则、经济分析方法等手段,完善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出台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大对于知识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制力度,完善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制度,规制“专利陷阱”“专利海盗”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依法支持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推进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14.健全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知识产权解纷方式。切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展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有效推动知识产权纠纷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探索依当事人申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因地制宜创新知识产权解纷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
15.健全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推动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加强与行政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监督职能,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推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有关部门数据专线连接工作,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促进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为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升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水平。
16.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打造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妥善处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重大知识产权纠纷,依法妥善处理国际平行诉讼,积极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保案件裁判符合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促进国际贸易合作。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完善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司法领域全球治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17.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环境。建立健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等多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示范作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持续打造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等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宣传品牌,增进社会各界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了解、认同、尊重和信任,厚植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
四、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18.加强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推动健全完善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推动优化知识产权管辖布局。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构建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和程序集约化的审判体系。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制度。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深化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改革,优化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协同推进机制。推进知识产权案例、裁判文书和裁判规则数据库深度应用,统一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完善裁判规则。
19.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提升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增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服务大局意识和能力,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选拔,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培养、遴选和交流机制,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审判人才培养,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人才梯队。完善知识产权领域审判权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队伍忠诚干净担当。加强技术调查人才库建设,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家智库作用。加强与科学技术协会和其他科技社团协同合作,提高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水平。
20.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信息化水平。扎实推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建设融合促进,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全面加强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实现信息化建设与知识产权审判深度融合。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探索更加成熟定型的在线诉讼新模式和在线调解规则,积极推进跨区域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建设,加强司法大数据充分汇集、智能分析和有效利用。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2022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6号)
为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第二条 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
适用习惯,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条 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二、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三、监护
第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
第七条 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第八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
(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
(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
(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
(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第十条 有关当事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指定,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认为指定不当,依法判决撤销指定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变更监护关系处理。
第十一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监护人、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就监护人是否有民法典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应当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发生争议,申请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裁判。
第十三条 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将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案件时,下列人员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
(三)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除外。
第十五条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
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死亡案件时,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二)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七条 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典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五、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八条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但是实施的行为本身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九条 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第二十条 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适用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第二十二条 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第二十三条 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六、代理
第二十五条 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第二十七条 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由行为人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九条 法定代理人、被代理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向相对人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确认其追认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
七、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针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人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正当防卫。
第三十一条 对于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在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部分责任;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请求正当防卫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施侵害行为的人不能证明防卫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仅以正当防卫人采取的反击方式和强度与不法侵害不相当为由主张防卫过当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三十三条 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八、诉讼时效
第三十五条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原法定代理人损害,且在取得、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原法定代理终止并确定新的法定代理人后,相应民事主体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有关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本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诉讼时效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后,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出现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中断事由,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等提出履行请求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
九、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解释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45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45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知识产权界定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知识产权局,现答复如下:
根据商标法有关规定,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在符合商标法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您提出的进一步明晰概念、完善知识产权界定、制定统一的判罚标准等建议表示赞同,并已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对商标相同及近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第九条规定的要素包括: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图形的构图、颜色,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立体形状、颜色组合等。商标相近似的效果,应当达到容易使相关公众对所标识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与此种来源于注册商标所标识的商品等有某种特定的联系。第十条规定的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应遵循的原则有:1.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2.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3.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规定: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
二是发布典型案例,加强监督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发布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等。例如,典型案例〔(2017)最高法民再234号〕指出: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方式、被诉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判断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三是加强工作协同,促进行政执法与司法标准统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统一商标执法标准,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根据《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规定,混淆通常是指,使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的商标,因为二者相同或者近似,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在商标审查审理实践中,对混淆可能性的判定,主要考虑商品或者服务的类似程度、标志近似程度、在先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标申请人的主观意图、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等因素。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7年度工作总结和2018年度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7年度工作总结和2018年度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办〔2018〕1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大会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联席会议制度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现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7年度工作总结和2018年度工作要点印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7年度工作总结
2017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如下:
(一)推进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1.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高院和试点法院积极争取各级党委领导、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12月、201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新乡、云南昆明召开两次试点工作推进会,及时掌握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促进试点法院工作交流,分析研判形势任务,研究解决方案,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
2.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总结全国试点法院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经征求院内相关部门、全国法院、专家学者、有关中央机关意见,修订完善6个试点工作参阅文件,形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
3.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以《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年)》中的环境和法律领域相关目标为抓手,将改革试点作为妇女儿童发展重难点问题调研内容之一,深入到基层法院调查了解家事审判改革在化解婚姻家庭危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新经验新做法,并予以宣传推广。
4.全国妇联指导各地妇联配合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积极参与改革试点工作,建立家事纠纷协调联动机制、家事调查员队伍,创新家庭情感破裂程度评估、妇联干部参与人民观察调解团等各项工作制度。全国妇联领导多次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中央综治办“民转刑”命案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等会议,交流妇联组织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工作经验。
(二)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5.司法部加强对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会同妇联组织推动在县(市、区)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实务工作者和妇联维权干部等担任专兼职人民调解员,夯实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组织和队伍基础。充分发挥村(社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健全、人民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将婚姻家庭纠纷作为日常排查工作重点内容,建立台账,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发挥县(市、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及时调解重大疑难复杂婚姻家庭纠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共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460个。2017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婚姻家庭纠纷162. 4万件,2018年一季度共调解婚姻家庭纠纷37. 3万件。
6.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高院和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当地综治、民政、公安、妇联、社区服务等部门创建了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超过80%的试点法院与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或者达成了合作事项。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婚姻冷静期、诉前调解、案后回访等制度,取得良好成效。
7.全国妇联指导和支持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实务工作者和妇联维权干部等担任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截至2017年底,全国由妇联组织牵头建立的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近1万个,建立起近8千人的专职婚调员和近6万人的兼职婚调员的队伍。以“强化基层维权服务、创新基层维权模式”为主题,举办全国性的维权工作研讨培训班。联合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国女法官协会、中国女检察官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评选发布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三)健全婚姻家庭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8.中央政法委机关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管理工作,整合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民法院等基层力量,推动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做好矛盾排查、心理疏导、纠纷调解、信访代理、法律帮助、困难帮扶等工作。全国城乡社区网络化服务管理覆盖率达98. 14 %。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将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中的“平安家庭”创建工作以及“民转刑”命案发生情况两个项目中,对婚姻家庭纠纷化解不力引发的一案死亡3人以上命案予以扣分,要求地方对此予以追责。同时加大表彰力度,总结推广工作经验,切实减少重大案事件的发生。2017年,全国命案立案同比减少12. 1%,一次死亡3人以上命案同比减少11. 9。公安部推进部门联动,指导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会同妇联组织、基层组织等深入排查化解家庭矛盾纠纷,推动建立完善家庭暴力类矛盾纠纷联动调处机制。2017年,县级以上妇联系统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230237件次,其中处理婚姻家庭权益投诉133209件次。
9.民政部推进婚姻登记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实现全国婚姻登记联网互通,国内和驻外使领馆婚姻登记信息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全面共享;与最高人民法院签署《关于开展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建立“总对总”信息共享机制;会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国婚姻管理工作规范化检查,深入推进结婚登记颁证和婚姻家庭辅导工作覆盖面;积极指导婚姻登记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引入志愿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社工、法律工作者、心理专家等开展婚姻家庭服务,以规范化检查推进颁证服务常态。
(四)加强和谐文明家庭建设法治宣传工作
10.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广播电视媒体加强正面新闻宣传,广泛宣传报道优秀家庭典型和先进事迹,借助榜样的力量对广大家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介绍家庭暴力给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介绍如何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倡导健康的家庭生活模式。
11.司法部积极开展婚一姻家庭法治宣传工作,指导相关部门把婚姻家庭法治宣传列入“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积极开展以案释法,广泛开展婚姻家庭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会同全国普法办在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征集展播、全国百家网站微信公众号法律知识竞赛、“我与宪法”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中,把婚姻家庭相关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内容;以妇女节、国家宪法日等节点为契机,加强家庭美德、反家庭暴力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12.公安部深入开展家事处置相关法律业务学习和法制宣传工作,加强对民警的法律知识培训,组织民警学习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将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内容纳入全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内容;制发《关于公安机关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部门警种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
13.全国妇联指导各地妇联围绕贯彻落实宪法、反家庭暴力法以及保护女童、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等法律政策和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内容,开展法治宣传和维权服务“进社区、进家庭、到身边”活动;梳理编印《反对对妇女的暴力案例分析手册》,翻译、印制“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妇女维权法律知识手册(维汉双语版)等举措,支持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妇女法治宣传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开发群众乐于接受、社会认可度高、影响力大的法治宣传品,充分运用国内主流媒体、妇联组织“女性之声”新媒体矩阵,加强国内外妇女儿童普法维权宣传资源共享和传播。
14.全国总工会引导教育职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工作,坚持以职工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带动职工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宣传职工家庭文明建设典型,引导广大女职工带动家庭成员争做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面向用人单位、职工、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反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推动用人单位增强社会责任感、履行法律义务,重视和加强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
15.共青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着力加强青年婚恋工作的政策支持;把“服务青年婚恋交友”确定为2018年全团“面对面”活动主题之一,利用“两会”契机集中提出政策建议;加强教育引导,推动青年形成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念、提升家庭责任意识。与多家市场化或公益性婚恋平台进行合作,掌握青年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各级团组织以时尚、公益方式广泛开展联谊交友、集体婚礼等活动,并探索建立规范的青年婚恋网络平台。
16.全国老龄办会同民政部开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和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活动。全国老龄办连续8年开展敬老月活动,并推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利用法制宣传日、敬老月、老年节等时机,大力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发布公益广告,举办大型直播节目,组织媒体记者走基层;2017年12月,召开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座谈会。
(五)推动法律法规和政策修改完善
17.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组成联合调研组,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工作赴8个省市调研,在此基础上经广泛征求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于2018年1月17日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8.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参加民法分则亲属编研讨会、反家暴多部门合作经验交流研讨会等活动,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建议,对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与实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制度完善、保护成效等进行全面总结和汇报。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人格权编、物权编等各分编的立法过程中,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夫妻债务、未成年子女抚养、性自主权等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热点问题,向立法机关提出法律意见。民政部积极参加婚姻家庭编立法工作,提出婚姻管理、家庭建设等方面立法建议。
19.全国妇联向两会提交了《关于研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司法解释》的提案建议;就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强制报告、告诫等制度的执行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召开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工作机制推进会,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及试点地方各相关部门,总结推广地方成功经验;制定《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试行)》;指导31个省区市针对《关于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配套下发文件,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和要求。
20.公安机关健全完善实施反家庭暴力法操作规程,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要求以及公安部相关规定,普遍制定了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或者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工作指引,明确出具告诫书的相关要求以及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原则、流程、取证等规范要求。
(六)推动完善家庭成员司法保护措施
21.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依法受理反家庭暴力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计发出3563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力保障了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公安部全面履行反家庭暴力法赋予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快速出警处置家庭暴力类警情,依法查处家庭暴力类案事件,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工作;积极推进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建设工作,开发启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协助各地公安机关打拐民警即时发布各地儿童失踪信息,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拐卖儿童案件。截至2018年5月,平台共发布3053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2980名,找回率为97. 6%。
22.检察机关针对近年来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伤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等犯罪时有发生的问题,加大惩治力度。2017年以来,检察机关共建议、支持有关部门和个人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119件,并协调有关方面做好安置工作。关爱保护农村家庭中的留守儿童,积极参与“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工作,对家庭成员遗弃留守儿童等构成犯罪的行为,加大发现和打击力度。强化对家庭中受侵害儿童的保护救助力度,在办案时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同步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民事行政检察业务集中办理试点工作;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加强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
23.司法部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放宽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最大限度满足妇女儿童老年人法律援助需求;健全服务网络,依托各级妇联组织、共青团组织、老龄工作组织和妇女儿童老年人较为集中的场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系点,方便特殊群体就近寻求法律援助;开展妇女儿童老年人法律服务工作,组织引导广大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参与涉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诉讼、调解、仲裁和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活动;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大力发展公益律师队伍;针对妇女儿童老年人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着力解决医疗、救助、赡养、婚姻、财产继承和监护等最直接、最现实的法律问题;2017年,共为36万余女性、12万余老年人、14万余未成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全国妇联推动基层妇联建立妇女法律援助站14127个,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32495件。
24.国家卫生健康委强化落实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指导医疗机构及时接受、救治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提供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服务。强调强制报告制度,召开有关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儿童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等情况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25.共青团中央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社会支持体系,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协助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心理干预等工作。
26.全国老龄办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法律维权工作的意见》,推动、指导各级老龄办加强与公、检、法、司等机关协调配合,不断探索建立老年人维权服务机制。
(七)推动完善家庭成员社会保护措施
27.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及未成年被害人监护人的强制亲职教育,以心理、家庭教育、家庭关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提高监护人监护能力,改善家庭关系,发挥家庭在监护教育方面的应有功能。
28.全国总工会加强对农民工的困难帮扶和人文关怀,做好两节送温暖等帮扶工作,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通过金秋助学活动,帮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职工解决子女就学问题。帮助农民工平安返乡,满足农民工节假日家庭团聚需求。开展“女职工关爱行动”,帮助女职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开展保护女职工权益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深化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加强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推动加大女职工劳动监督检查工作力度。
29.中国关工委联合中央综治办、司法部举办“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深入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普法教育;指导地方关工委参与婚姻家庭纠纷等化解工作,参与创建“说和团”“群众评理会”“民调室”,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群众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践行“枫桥经验”、“五老”参与公检法对违法青少年侦查的陪审工作。各地关工委继续加强失管、失业、失学等闲散青少年的联系和服务,深化失足青少年的维权和帮教服务,继续推动“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零犯罪学校”建设,探索教育矫正涉罪青少年的创新模式。
30.共青团中央联合14个部委实施创建“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试点工作,确定202个县区的416个社区(村)为第一期试点单位。启动2016 - 2017年度全国“青少年维权岗”审核命名工作。在国家宪法日等时间节点,联合司法部继续开展第十二届全国青少年网上普法知识大赛。优化“青少年维权在线”和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设,联系心理、法律等方面专业力量6760人,在线答复咨询,线下提供个案帮扶。联系培育相关社会组织、青少年事务社工,对重点青少年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专业服务。
(八)推动完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措施
31.教育部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印发国办发〔2017〕72号文件,实行精准化扶贫,做到“三避免一落实”,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印发国办发〔2018〕27号文件,加强乡村学校建设,进一步推动各地完善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加强两类学校建设的各项措施,为乡村孩子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简化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合理确定入学条件。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教育资助政策实现了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健全家庭教育工作机制,促进家庭教育专业化。
32.民政部加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指导各地总结归纳“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成效和经验,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督促指导31个省份全部印发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细化政策措施,提升工作能力。优化升级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督促指导各地加强数据录入和动态管理,全国排查并录入696万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录入300余万低保、残疾儿童等困境儿童信息;部署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组织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举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专题研究班。“共青团中央实施+,清暖童心”共青团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工程,会同民政部门实施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权益保护示范项目。
二、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8年度工作要点
根据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和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制定2018年度工作要点如下:
(一)继续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1.召开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总结大会,全面总结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明确家事审判改革方向目标,表彰家事审判改革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
2.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情况,明确2018年度工作要点。指导推动全国法院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广泛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3.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法学院等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努力推动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作与各地高校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研究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
4.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妇联干部担任的人民陪审员等纳入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业务培训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全国妇联)
(二)进一步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5.各成员单位指导本系统单位,推动同级财政部门将专业化的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服务列入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6.积极推动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对婚姻家庭纠纷易发多发、确有必要单独设立、设立单位又有能力保障的,积极推动在县(市、区)设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尚不具备条件的,人民调解组织要加大排查化解力度。积极发展婚姻家庭纠纷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技能培训。落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司法部、全国妇联)
7.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和城乡社区“妇女之家”建设,做好矛盾排查、纠纷调解、法律帮助、关爱帮扶等工作。(中央政法委机关、全国妇联)
(三)不断完善婚姻家庭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8.进一步加强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统筹好基层资源力量,更好发挥基层治理实战化平台作用。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2018年全国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力争实现全覆盖。总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完善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中有关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的内容,按照《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等要求,开展督促检查、表彰奖励、责任督导和追究。(中央政法委机关)
9.参与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严厉打击涉及家庭暴力和侵犯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
10.加大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拓展婚姻服务领域,加强婚姻管理领域的专业社会工作,深入推进婚姻登记领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民政部)
(四)推动和谐文明家庭建设法治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11.以中秋节、重阳节、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国际日、国家宪法日等节点为契机,加强家庭美德、反家庭暴力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工作。(国家广电总局、司法部、全国妇联)
12.推动相关部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把婚姻家庭法制宣传列入普法责任清单,加大全国“七五”普法中期检查力度。(司法部)
13.倡导正确婚恋观,立足基层开展针对性、个性化服务,积极帮助青年拓展生活圈子、提高社交能力。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共青团中央)
(五)加快推动法律法规和政策修改完善
14.加强调查研究,继续为民法分则亲属编编纂提出立法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民政部)
15.研究提出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的建议对策,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立法建议。(全国老龄办)
16.在总结全国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形成正式指导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17.总结各地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情况,研究制定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相关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全国妇联)
18.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总结论证,研究提出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19.推动青少年立法和政策安排,配合全国人大工作机构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纳入新一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计划相关工作,推动以中办、国办名义出台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政策文件。(共青团中央)
(六)进一步完善家庭成员司法保护措施
20.指导各地法院依法受理反家庭暴力案件,准确把握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责任标准,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高人民法院)
21.快速出警处置家庭暴力类警情,将家庭暴力警情处置作为重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管理创新体系;依法查处家庭暴力案(事)件,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工作,及时出警处置,依法严肃追究侵害人法律责任;推进部门联动,排查化解家庭纠纷,推动建立完善家庭暴力类矛盾纠纷联动调处机制,从源头防止家庭暴力。(公安部)
22.指导试点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监管活动、社区矫正、监护、家事审判、权益维护、社会救济等方面的监督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
23.指导医疗机构及时接受、救治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做好诊疗记录,并协助做好受害人伤情鉴定、身心健康状况评估等工作。指导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树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意识,开展强制报告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
(七)继续做好家庭成员社会保护措施
24.引导教育职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注重家庭美德培养,协助有关调解组织共同做好职工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加强对职工、农民工的困难帮扶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加强亲情关爱。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全国总工会)
25.倡导正确婚恋观,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继续推进创建“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试点工作,部署全国2018-2019年“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工作;推动落实《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共青团中央)
26.全面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深入推进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认真研究并推动解决青少年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困难青少年为重点,实施五老关爱工程,集中开展“十百千万”行动。(中国关工委)
27.探索开展老年维权服务进社区工作,协调推进律师参与老年维权服务工作,创建老年人权益保护公益品牌活动。加大医养结合老年维权、老年人卫生健康、老年人同等优待等工作的推进力度。做好老年维权和优待信息统计工作。(全国老龄办)
(八)不断细化、强化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措施
28.指导贯彻落实国办发〔2017〕72号文件,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各项机制,以深度贫困县为重点,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教育关爱工作。指导贯彻落实国办发〔2018〕27号文件,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家庭教育工作,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长参与、学校组织、社会支持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教育部)
29.统筹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民政部)
30.针对贫困家庭青少年、残疾青少年、城乡间流动的农村青年、留守儿童等群体成长需求,积极争取社会支持,提供常态化、接力式服务。强化“青少年维权在线”和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设,与民政部门合作,做好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发现、报告、转介、救助工作。(共青团中央)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7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的通知
(法发〔2017〕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战区、总直属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三项规程”),现印发给你们,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执行“三项规程”,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充分认识“三项规程”的重要意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先后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总体方案。为确保中央改革要求落地见效,优化完善审判特别是庭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三项规程”,有助于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精密化、规范化、实质化的刑事审判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制定“三项规程”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精神,充分发挥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健全落实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和要求,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准确把握和执行“三项规程”的试行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牵涉政法工作全局,各级人民法院要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试行工作,密切与其他政法机关的沟通联系,形成改革合力,确保改革稳步推进。要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疑案精审”“简案快审”。要以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对定罪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依法宣告无罪,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在试行期间,各级人民法院包括前期各试点法院要统一贯彻执行“三项规程”的相关规定,不能各行其是。
三、加强对“三项规程”的学习培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三项规程”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中央的改革精神和要求为着眼点,认真总结传统审判经验,充分吸收前期改革成果,注重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根据庭前会议规程,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明确规范庭前会议与法庭审理的衔接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点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中存在的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和程序。法庭调查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集中审理和诉权保障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切实督导辖区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学习“三项规程”,精心组织刑事审判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确保每一名办案人员能够深刻领会“三项规程”的精神实质,全面掌握具体内容,以便在具体工作中切实、熟练加以运用。
四、注意总结和推广试行“三项规程”的经验做法。各级人民法院要以贯彻“三项规程”为契机,以提高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律师辩护率和当庭宣判率为重点,着力推进庭审制度改革。要采取实地考察、庭审观摩等方式,加强法院之间的沟通交流,共享经验,共同提高。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方法,强化正面宣传报道,营造各方共同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加以总结,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7日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完善庭前会议程序,确保法庭集中持续审理,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对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等情形的,可以决定在开庭审理前召开庭前会议。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申请召开庭前会议的,应当说明需要处理的事项。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决定召开庭前会议;决定不召开庭前会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
第二条 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可以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依法处理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争议焦点,开展附带民事调解。
第三条 庭前会议由承办法官主持,其他合议庭成员也可以主持或者参加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承办法官可以指导法官助理主持庭前会议。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参加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被告人可以参加庭前会议;被告人申请参加庭前会议或者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主持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确定参加庭前会议的被告人。
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帮助。
庭前会议中进行附带民事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到场。
第四条 被告人不参加庭前会议的,辩护人应当在召开庭前会议前就庭前会议处理事项听取被告人意见。
第五条 庭前会议一般不公开进行。
根据案件情况,庭前会议可以采用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
第六条 根据案件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在开庭审理前多次召开;休庭后,可以在再次开庭前召开庭前会议。
第七条 庭前会议应当在法庭或者其他办案场所召开。被羁押的被告人参加的,可以在看守所办案场所召开。
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应当有法警在场。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情况,综合控辩双方意见,确定庭前会议需要处理的事项,并在召开庭前会议三日前,将会议的时间、地点、人员和事项等通知参会人员。通知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召开庭前会议三日前,将申请书及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庭前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应当核实参会人员情况,宣布庭前会议需要处理的事项。
有多名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涉及事实证据问题的,应当组织各被告人分别参加,防止串供。
第十条 庭前会议中,主持人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一)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二)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
(三)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
(四)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五)是否申请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七)是否申请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八)是否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
(九)是否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是否对出庭人员名单有异议;
(十)与审判相关的其他问题。
对于前款规定中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在开庭审理前告知处理决定,并说明理由。控辩双方没有新的理由,在庭审中再次提出有关申请或者异议的,法庭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第十一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认为本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驳回异议。
第十二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回避,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成立的,应当依法决定有关人员回避;认为申请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驳回申请。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回避被驳回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对于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被驳回后,不得申请复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检察人员回避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不公开审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准许;认为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可以准许。
第十四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前会议中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证据材料进行核实;经控辩双方申请,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
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开展庭审调查,但公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确实、充分,能够排除非法取证情形,且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庭审调查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第十五条 控辩双方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且不能补正的,应当准许。
第十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书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调取,并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应当准许;认为有关证据材料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没有必要的,可以不予准许。
第十七条 控辩双方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当通知有关人员出庭。
控辩双方对出庭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有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驳回。
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后,应当告知控辩双方协助有关人员到庭。
第十八条 召开庭前会议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全部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将收集的有关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全部证据材料提交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收到控辩双方移送或者提交的证据材料后,应当通知对方查阅、摘抄、复制。
第十九条 庭前会议中,对于控辩双方决定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展示有关证据,听取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意见,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
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人民法院组织展示证据的,一般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听取被告人意见;被告人不到场的,辩护人应当在召开庭前会议前听取被告人意见。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归纳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控辩双方没有争议或者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可以在庭审中简化审理。
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控辩双方协商确定庭审的举证顺序、方式等事项,明确法庭调查的方式和重点。协商不成的事项,由人民法院确定。
第二十一条 对于被告人在庭前会议前不认罪,在庭前会议中又认罪的案件,人民法院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后,可以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意见后,对于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或者撤回起诉。建议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一般不准许撤回起诉。
第二十三条 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会人员核对后签名。
庭前会议结束后应当制作庭前会议报告,说明庭前会议的基本情况、与审判相关的问题的处理结果、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就相关事项达成的一致意见等。
第二十四条 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在宣读起诉书后,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可以在有关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开始前,分别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相关内容;对庭前会议处理管辖异议、申请回避、申请不公开审理等事项的,法庭可以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后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宣布庭前会议报告后,对于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当庭予以确认;对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参照上述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程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采用下列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三)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二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 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 依法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材料”是指能够反映非法取证的伤情照片、体检记录、医院病历、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或者同监室人员的证言等。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但应当记录在案,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印。
第六条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 开庭审理前,承办法官应当阅卷,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提出申请的,是否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否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是否作出调查结论;
(三)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是否核查讯问的合法性,是否对核查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核查的,是否作出核查结论;
(四)对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排除的非法证据,是否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证据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第八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同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上述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
第十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并在召开庭前会议三日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充提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能补充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并在开庭审理前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上述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一条 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毒品犯罪等重大案件,被告人在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核查询问时,明确表示侦查阶段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在审判阶段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驳回申请。
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未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核查询问,或者未对核查询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第十二条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及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公诉人提供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三)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四)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审判人员归纳争议焦点。
第十三条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材料进行核实,经控辩双方申请,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
第十四条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第十五条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庭应当在庭审中向控辩双方核实并当庭予以确认。对于一方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审查。
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但公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确实、充分,能够排除非法取证情形,且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庭审调查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第十六条 审判人员应当在庭前会议报告中说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情况,主要包括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就相关事项达成的一致意见等内容。
第十七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对于被申请排除的证据和其他犯罪事实没有关联等情形,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可以先调查其他犯罪事实,再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
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结束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第十九条 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一)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法庭应当在宣读起诉书后,宣布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情况,以及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及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三)公诉人出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辩护人可以向出庭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发问;
(四)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辩论。
第二十条 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也可以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的讯问时段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
庭审中,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或者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可以同意。
第二十一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并申请法庭播放特定讯问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材料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关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关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理由。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通知上述人员出庭。
第二十二条 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重视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讯问录音录像是否依法制作。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是否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二)讯问录音录像是否完整。是否对每一次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是否全程不间断进行,是否有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
(三)讯问录音录像是否同步制作。录音录像是否自讯问开始时制作,至犯罪嫌疑人核对讯问笔录、签字确认后结束;讯问笔录记载的起止时间是否与讯问录音录像反映的起止时间一致;
(四)讯问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内容,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第二十三条 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的,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对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关的,法庭应当制止。
经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来源、内容等有疑问的,可以告知控辩双方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调查核实证据,可以通知控辩双方到场,并将核实过程记录在案。
对于控辩双方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根据。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
第二十六条 经法庭审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一)确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二)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三)侦查机关除紧急情况外没有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讯问,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四)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未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或者未对核查过程同步录音录像,或者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五)其他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程序,参照上述规定。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上诉,对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第三十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告知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一审庭审后发现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第一审程序中全面出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人民检察院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第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排除有关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在第二审程序中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在第一审程序后发现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参照上述第一审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三十四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三十五条 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
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规范法庭调查程序,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程。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法庭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法庭调查应当以证据调查为中心,法庭认定并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宣读、质证。证据未经当庭出示、宣读、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条 法庭应当坚持程序公正原则。人民检察院依法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法庭应当居中裁判,严格执行法定的审判程序,确保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环节平等对抗,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
第三条 法庭应当坚持集中审理原则。规范庭前准备程序,避免庭审出现不必要的迟延和中断。承办法官应当在开庭前阅卷,确定法庭审理方案,并向合议庭通报开庭准备情况。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法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
第四条 法庭应当坚持诉权保障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依法保障辩护人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利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二、宣布开庭和讯问、发问程序
第五条 法庭宣布开庭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在庭前会议中处理诉讼权利事项的,可以在开庭后告知诉讼权利的环节,一并宣布庭前会议对有关事项的处理结果。
第六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法庭可以在有关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开始前,分别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相关内容。
对于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当庭予以确认;对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在庭审涉及该事项的环节归纳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第七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应当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听取其供述和辩解。
在审判长主持下,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就证据问题向被告人的讯问可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经审判长准许,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犯罪事实补充发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一方就某一问题讯问完毕后向被告人发问。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辩护人对被告人的发问,应当在审判长主持下,先由被告人本人的辩护人进行,再由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进行。
第八条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对被告人的讯问应当分别进行。
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质。审判长可以分别讯问被告人,就供述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被告人之间相互发问。
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审判长可以安排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依照前款规定的方式进行对质。
第九条 申请参加庭审的被害人众多,且案件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被害人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若干代表人。
对被告人讯问、发问完毕后,其他证据出示前,在审判长主持下,参加庭审的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陈述。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在被害人陈述后向被害人发问。
第十条 为解决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中的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也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发问。
第十一条 有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对被告人不认罪的事实,法庭调查一般应当分别进行。
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认罪后又反悔的案件,法庭应当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全面调查。
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法庭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确认被告人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可以重点围绕量刑事实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调查。
三、出庭作证程序
第十二条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提出上述申请。
第十三条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申请证人、被害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被害人出庭。
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或者证据收集合法性等有异议,申请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
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上述人员到庭。
人民法院通知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的,控辩双方协助有关人员到庭。
第十四条 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庭审期间因身患严重疾病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
证人视频作证的,发问、质证参照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进行。
前款规定适用于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通知出庭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可以强制其出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强制证人出庭的,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并由法警执行。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第十六条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
决定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不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的,审判人员应当在开庭前核实其身份,对证人、鉴定人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不得公开,在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使用化名等代替其个人信息。
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确有必要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证人、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费用,除由控辩双方支付的以外,列入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在出庭作证后由人民法院依照规定程序发放。
第十八条 证人、鉴定人出庭,法庭应当当庭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审查证人、鉴定人的作证能力、专业资质,并告知其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鉴定人作证前,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说明鉴定意见,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第十九条 证人出庭后,先向法庭陈述证言,然后先由举证方发问;发问完毕后,对方也可以发问。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也可以先由申请方发问。
控辩双方向证人发问完毕后,可以发表本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控辩双方如有新的问题,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再行向证人发问。
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法庭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情形,审判人员应当主导对证人的询问。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可以向证人发问。
第二十条 向证人发问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发问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
(二)不得采用诱导方式发问;
(三)不得威胁或者误导证人;
(四)不得损害证人人格尊严;
(五)不得泄露证人个人隐私。
第二十一条 控辩一方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违反有关发问规则的,对方可以提出异议。对方当庭提出异议的,发问方应当说明发问理由,审判长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对方未当庭提出异议的,审判长也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制止。
第二十二条 审判长认为证人当庭陈述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或者明显重复的,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
第二十三条 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向证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
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法庭指定的地点等候,不得谈论案情,必要时可以采取隔离等候措施。证人出庭作证后,审判长应当通知法警引导其退庭。证人不得旁听对案件的审理。
被害人没有列为当事人参加法庭审理,仅出庭陈述案件事实的,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证人到庭对质。
审判长可以分别询问证人,就证言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证人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证人之间相互发问。
第二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庭前证言一般不再出示、宣读,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证人出庭作证时遗忘或者遗漏庭前证言的关键内容,需要向证人作出必要提示的;
(二)证人的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矛盾,需要证人作出合理解释的。
为核实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等问题,或者帮助证人回忆,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向其出示物证、书证等证据。
第二十六条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协助本方就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与鉴定人同时出庭,在鉴定人作证后向鉴定人发问,并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应当提供人员名单,并不得超过二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可以相应增加人数。
第二十七条 对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发问,参照适用证人的有关规定。
同一鉴定意见由多名鉴定人作出,有关鉴定人以及对该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同时出庭,不受分别发问规则的限制。
四、举证、质证程序
第二十八条 开庭讯问、发问结束后,公诉人先行举证。公诉人举证完毕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举证。
公诉人出示证据后,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出示证据予以反驳。
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必要时,控辩双方可以对争议证据进行多轮质证。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出示的有关证据对本方诉讼主张有利的,可以在发表质证意见时予以认可,或者在发表辩护意见时直接援引有关证据。
第二十九条 控辩双方随案移送或者庭前提交,但没有当庭出示的证据,审判长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对于其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审判长应当提示控辩双方出示。
对于案件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存在疑问,控辩双方没有提及的,审判长应当引导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并依法调查核实。
第三十条 法庭应当重视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调查核实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依法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决定进行调查的,一般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第三十一条 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
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
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举证、质证可以按照庭前会议确定的方式进行。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法庭可以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方式进行必要的提示。
第三十二条 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应当出示原物、原件。取得原物、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出示照片、录像、副本、复制件等足以反映原物、原件外形和特征以及真实内容的材料,并说明理由。
对于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应当出示原件。
第三十三条 控辩双方出示证据,应当重点围绕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内容或者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内容进行。
出示证据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等方式出示、播放或者演示证据内容。
第三十四条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无异议,有关人员不需要出庭的,或者有关人员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且无法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的,可以出示、宣读庭前收集的书面证据材料或者作证过程录音录像。
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实质性内容一致的,可以不再出示庭前供述;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可以出示、宣读庭前供述中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内容。
第三十五条 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应当当庭出示。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不公开技术侦查措施和方法等保护措施。
法庭决定在庭外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核实的,可以召集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到场。在场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第三十六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控辩双方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在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调查核实证据,可以通知控辩双方到场,并将核实过程记录在案。
对于控辩双方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非关键性证据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控辩双方申请出示庭前未移送或提交人民法院的证据,对方提出异议的,申请方应当说明理由,法庭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
对方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的时间。
第三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基本信息、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继续审理。
第三十九条 公开审理案件时,控辩双方提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的,法庭应当制止。有关证据确与本案有关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或者对相关证据的法庭调查不公开进行。
第四十条 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可以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
人民检察院将补充收集的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辩护方提出需要对补充收集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的时间。
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未建议案件恢复审理,且未说明原因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第四十二条 法庭除应当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
(五)退赃、退赔及赔偿情况;
(六)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
(七)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
第四十三条 审判期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或者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可能有上述法定量刑情节,而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卷中没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移送。
审判期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新的立功情节,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第四十四条 被告人当庭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法庭对定罪事实进行调查后,可以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出示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不影响无罪辩解或者辩护。
五、认证规则
第四十五条 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法庭应当结合控辩双方质证意见,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印证联系、证据自身的真实性程度等方面,综合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或者证据自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或者证据与待证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六条 通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
第四十七条 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严重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有关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八条 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第四十九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有专门知识的人当庭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鉴定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鉴定意见;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确认鉴定意见可靠性的,有关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条 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自书材料存在矛盾,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当庭供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供述、自书材料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自书材料。
法庭应当结合讯问录音录像对讯问笔录进行全面审查。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第五十一条 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事实证据争议,法庭应当当庭进行审查,经审查后作出处理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需要庭后评议作出处理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第五十二条 法庭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第五十三条 本规程自2018年1月1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6月24日)
案例1
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绿色通道
促进邮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梁某某等诉钻石国际邮轮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梁某某等196名船员根据其与船东的代理公司签订的《船员雇佣协议书》,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所属的巴哈马籍“辉煌(GLORY SEA)”轮上担任水手、轮机员、服务员、厨工等职务。在此期间,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欠付梁某某等船员工资约人民币1200万元。船员在诉前提出财产保全请求,要求对“辉煌”轮采取司法扣押措施,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未向法院提供担保,船舶从2019年3月7日至2020年4月26日期间,一直被扣押在上海港吴淞口锚地。因钻石国际邮轮公司弃船且拒不提供担保,维持船舶安全和停泊等费用与日俱增,长期扣押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为此,船员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拍卖“辉煌”轮,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启动司法拍卖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成功变卖船舶。
二、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梁某某等船员与船东代理公司签订《船员雇佣协议书》,在“辉煌”轮上任职,与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建立了船员劳务合同关系。现原告已履行了船员义务,而被告未支付劳动报酬,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船员在船期间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故判令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支付船员工资人民币120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并确认船员的请求享有船舶优先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邮轮产业发展迅速,邮轮船员权益保护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相较货运船舶,邮轮船员数量多、岗位杂,扣押看管维护成本高、风险大,司法拍卖处置难度高、周期长,一旦发生邮轮船员权益侵害事件,维权会面临更多障碍。本案涉及船员人数众多,其中三分之二为外籍船员。船东拖欠船员工资达人民币1200万元,并在船舶被扣押后弃船。为此,法院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的“绿色通道”,立案、审判、执行整体协调推进。第一时间要求船员劳务派遣公司与船东互保协会遣返滞留在船的外籍船员,安排船舶看管公司进行管理,并在台风期间采取应对措施全天候保障邮轮安全。同时,加快案件审理节奏,在诉讼过程中及时启动船舶拍卖程序,妥善处理案外人对船舶拍卖的异议行为,积极克服疫情对邮轮处置的不利影响,两次拍卖之后成功变卖船舶。法院一系列举措既确保了司法程序依法规范有序,又避免了扣押成本和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有效维护了196名船员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对船员权益保护的重视和对邮轮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支持,为今后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案例2
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
支持机构协助船员维权
--海隆公司诉荣耀公司船舶优先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12日,海隆公司与“GLORY ADVANCE”轮ISM管理人诺斯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海隆公司接受诺斯公司的委托,为其安排适职船员上船服务。据此,海隆公司与船员订立《船员劳务中介协议》《外派船员协议书》及《实习生劳务协议书》,并先后介绍多名船员上船工作。自2012年6月起,诺斯公司开始欠付费用,拖欠船员薪金和应向海隆公司支付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代理费及利息等。
2013年4月,23名船员签署确认书,同意将欠付各类费用的债权和基于该债权成立的船舶优先权转移给海隆公司。海隆公司声明取得追偿款项后,将作为请求权转移的对价支付给船员。其后海隆公司向该轮所有人荣耀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荣耀公司支付拖欠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代理费及利息,确认其就上述债权中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对“GLORY ADVANCE”轮享有船舶优先权。海隆公司2013年4月申请法院扣押了“GLORY ADVANCE”轮,后又申请拍卖该船舶。2013年12月6日,该船以人民币5870万元拍卖出售。
二、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因船员劳务派遣引发的涉外船舶优先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船舶优先权应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即我国法律处理。海隆公司作为船员外派公司,船员同意将劳务报酬、社会保险和遣返费用等海事请求权转移给该公司,因海事请求权转移,船舶优先权随之转移。海隆公司就上述债权行使船舶优先权符合法律规定。代理费是基于其与诺斯公司之间的合同产生,不属于优先权范围,海隆公司应向诺斯公司追索。荣耀公司系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是船舶优先权诉讼的适格被告,应在船舶拍卖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厦门海事法院遂判决确认海隆公司就上述债权对“GLORY ADVANCE”轮具有船舶优先权,并判令荣耀公司在船舶拍卖价款范围内向海隆公司支付船员劳务报酬、社会保险和遣返费用及利息。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为加强对船员权益的保护,海商法规定船员工资、社保、遣返费用等具有船舶优先权。同时针对越来越多的船员通过中介服务机构、派遣机构就业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服务或派遣机构有协助、支持和保障船员向实际用工单位维权的义务。本案判决确认了船员劳务派遣单位接受船员债权转让后,有权依法行使船舶优先权,充分发挥和运用了船舶优先权制度的机能,有利于提高雇主支付船员工资的积极性,为船员劳务派遣、服务机构协助船员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通过正向激励和指引,促进了船员就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强化了船员权益的司法保障。
案例3
船员横遭弃船孤悬海外
法院高效维权助力归家
--利比里亚籍“奥维乐蒙(Avlemon)”轮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8日,“奥维乐蒙”轮交由太平洋公司修理。后因该轮经营人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未按约支付修理费,太平洋公司向法院申请诉前扣押“奥维乐蒙”轮,并提起仲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裁决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向太平洋公司支付船舶修理费等费用,并确认太平洋公司对“奥维乐蒙”轮享有留置权。仲裁裁决生效后,太平洋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及该轮登记所有人奥维乐蒙娜斯航运公司均未提供担保,该轮一直处于扣押状态。
船舶停靠在太平洋公司修理期间,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雇佣原告科列斯尼克·亚罗斯拉夫等13名乌克兰籍船员到“奥维乐蒙”轮担任船长等职务。自2017年12月底开始,该轮经营人、所有人不再提供船舶物资,“奥维乐蒙”轮断水、断电,船员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奥维乐蒙”轮的代理安排船员入住宾馆并垫付了食宿费用。2018年4月8日,法院依法裁定拍卖“奥维乐蒙”轮。在拍卖“奥维乐蒙”轮的债权登记期间,13名船员就拖欠的船员工资、食宿、遣返费用向法院申请债权登记并提起诉讼。2018年8月21日,该轮成功拍卖。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判决: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支付13名船员工资、遣返费、食宿费及相应利息;13名船员就上述债权对“奥维乐蒙”轮享有船舶优先权,有权在该轮拍卖款中优先受偿。
三、典型意义
该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13名外籍船员因外籍船东“弃船”,被迫长期滞留船上,且被拖欠工资,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法院在拍卖“奥维乐蒙”轮过程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协调船东保赔协会、船舶代理机构等安排船员遣返,引导船员依法维权,保障了船员依《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和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应享有的相关权益。对于船员遭船东“弃船”期间船舶代理机构等出于人道主义垫付的食宿费用,法院认可相应债权及其船舶优先权性质有利于鼓励相关单位垫付费用及时保障船员权益。涉案判决作出时,“奥维乐蒙”轮已成功拍卖,卖船款亦已汇入法院执行款账户。为保障船员利益尽早实现,在不危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对船舶拍卖款提前予以分配,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兼顾了效率。
案例4
统一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维护遇难船员家属权益
--利比里亚籍“FS SANAGA”轮与“浙三渔00011”轮碰撞引发的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14日,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所有的“FS SANAGA”轮(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船)与倪某某所有的“浙三渔00011”轮(中国三门籍渔船)在宁波象山沿海水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浙三渔00011”轮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遇难。遇难船员中,除1名船员为城镇户籍外,其余13名均为农村户籍。吴某某等14名遇难船员家属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倪某某作为碰撞两船的所有人连带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并主张应按照2015年度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14名遇难船员因“FS SANAGA”轮与“浙三渔00011”轮碰撞事故遇难,两船互有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倪某某作为碰撞船舶所有人应就该碰撞造成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涉案事故导致14名船员遇难,且无特殊情况排除该条的适用,故对于吴某某等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予以保护。宁波海事法院经核算各项损失后,判决14名遇难船员的家属在先期已获赔350万元的基础上,可再获赔1166万元。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多名受害人在同一侵权事件中死亡,应适用同一标准进行赔偿。如果因循多年来民事审判领域常采取的区分城镇和农村,依据不同赔偿标准分别进行赔偿的做法,不仅在结果上不尽公平,更是对普通民众朴素情感的极大挑战。城乡二元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系因特殊历史时期的客观原因造成,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对人的生命健康平等保护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打破城乡蕃篱适用同一赔偿标准,实行“同命同价”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案中,因船舶碰撞事故导致14名船员遇难,其中1人为城镇户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关于“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定,结合中央提出的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精神,法院最终判决支持13名农村户籍遇难船员家属关于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本案在海事审判领域探索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统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权利平等、以人为本的裁判理念。
案例5
公正高效司法
合理保障我国船员海外务工的劳动权益
--骆某某等与阮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2日,骆某某等6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与当地的船东富达公司和我国国内合资人阮某某签订《劳工出海打鱼捕捞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地点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海洋,富达公司和阮某某负责提供船只和捕捞工具,并承担骆某某等6人的工资、吃住、往返以及办理劳工手续费用等。此后,由于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拖欠骆某某等6人的劳动报酬,富达公司和阮某某共同向骆某某等6人出具了欠条并签订了附加协议。但履行期限届满后,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未能守约,骆某某等6人向当地的华助中心求助,该中心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骆某某等6人回国后,考虑到富达公司是境外公司,如对其起诉将会耗时持久,故仅对阮某某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向骆某某等6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以及相应利息。
二、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从富达公司、阮某某与骆某某等6人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在富达公司、阮某某提供船只和必要捕捞工具的情况下,骆某某等6人需完成约定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并由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支付约定的劳动报酬。据此,富达公司、阮某某和骆某某等6人之间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欠条》《附加协议》以及坦桑尼亚华助中心出具的《证明书》等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富达公司、阮某某和骆某某等6人之间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以及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广州海事法院综合已有的证据,查明了相关事实,认定骆某某等6人与阮某某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判令阮某某向骆某某等6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一审宣判后,阮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船员赴海外务工的情形越来越多,船员因产生于海外的劳务报酬问题,请求海事法院提供司法保护的案件日渐增多。普通船员自身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维权能力不足。在海外务工被拖欠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又会遇到语言障碍、耗时持久、维权成本高等问题,难以在当地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因此,该批船员选择了回国寻求司法救济。在诉讼过程中,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海事法院对船员与雇主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认定,仔细推敲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所陈述的意见,在充分把握案件所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支持了船员的合理诉讼请求,及时有效地保障了我国船员在海外务工的正当权益。
案例6
防范串谋诉讼
“夫妻船”共债共担
--杨某某与方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涉案船舶“海源伟雷”轮为内河船舶,该轮登记所有人为方某某。杨某某与方某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鲍某某因与方某某发生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应其申请扣押该轮。后因方某某未履行与案外人某银行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该银行申请,法院依法裁定拍卖该轮。包括杨某某在内的5名船员(另外4名船员也与方某某系近亲属关系)及第三人鲍某某均进行了债权登记。杨某某在诉讼中提交了《船员劳务合同》以及在涉案船舶被法院扣押后方某某向其出具的欠付劳务报酬26.4万元的欠条。杨某某据此请求法院判令方某某立即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并确认其就上述债权对“海源伟雷”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源伟雷”轮依法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对“海源伟雷”轮共同享有权利,共同承担义务。夫妻二人对外为一个经营主体,二人之间不能成为雇主与雇员关系。杨某某在本案中向方某某主张劳务报酬,本质上属于在其与方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该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某某、方某某需承担的夫妻共同债务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如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及劳务报酬债权,并允许其从船舶拍卖款中受偿,势必导致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减少,让本应共同对外清偿债务的杨某某逃避履行债务,明显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某与方某某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船舶经司法拍卖后,被执行人为从拍卖款中非法受偿,与船员串通伪造、虚增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仅凭被执行人自认即对此类债务进行认定,将严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情况则更为极端。内河船舶一般以家庭夫妻共同经营为常态,如认可夫妻在共同经营船舶中仍能形成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轻易认定此类“劳务报酬”,将助长被执行人以此方式逃避债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严重侵害被执行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而本案在实体审理中,从多角度分析原、被告不能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从而彻底否定了其债权主张。在程序上,允许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有效预防原、被告双方串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判环节严格把关,不搞“和稀泥”式的裁判,否决此类串谋诉讼,彰显了法院维护诚信诉讼环境、防范和打击当事人通过诉讼侵害他人权益的基本立场。
案例7
劳务报酬应支付
履约损失另主张
--匡某诉许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匡某受被告许某某的雇请,在许某某实际经营的“海兴166”轮工作。后许某某出具欠款条,确认尚欠匡某42500元工资报酬未付。匡某据此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许某某向其支付拖欠的工资款。许某某认为,欠条记载内容不完整,匡某在任职期间造成“海兴166”轮损失,在欠条中已经明确记载要另行处理,同时匡某在履职期间,未充分履职,造成船舶和货物损失,许某某保留向匡某索赔的权利。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认定,匡某与许某某形成事实上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匡某依约提供了劳务,许某某作为雇主理应支付相应的报酬。遂判决支持了匡某要求许某某给付劳动报酬42500元的诉讼请求。因匡某履职不当给其造成损失,许某某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船员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因过错导致船舶或者船载货物受损,给雇主造成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雇主不能以船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拒付工资,如果雇主认为船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其损失,可另行主张赔偿权利。本判决遵循劳动法中工资支付不能抵销的规则,保证了工资作为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必须由劳动者所有,由劳动者支配,不得替代,充分保障了船员支配工资的权利及其基本生活需求。
案例8
工资数额约定不明
依据同期市场标准确定
--王某某诉被告钟某某、王某贵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8月24日,王某某经人介绍到钟某某经营的“辽大旅渔1039号”渔船上担任普通船员,双方口头约定工作时间自2018年8月24日至12月31日,工资为5万元。2019年1月1日,渔船靠港,王某某在船上继续工作至1月6日。工作期间,王某某请假11天,实际工作125天。钟某某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实际给付28000元。另,王某贵系钟某某岳父,负责船员和船舶的日常管理。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于工资标准发生争议,王某贵主张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为4万元,王某某主张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为5万元,并声称因其已在钟某某经营的渔船工作过一年,考虑到工作岗位熟悉,故双方口头商定的工资标准已低于同时期市场平均标准,王某贵所述工资标准则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标准。
二、裁判结果
王某某与钟某某虽未签订书面船员劳务合同,但王某某已上船工作,钟某某也在王某某工作期间向其支付了部分工资,故双方之间存在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本案中,王某某已完成船员劳务工作,钟某某应及时全面履行工资给付义务,其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对王某某提出的给付拖欠工资主张,大连海事法院予以支持,并判决钟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某某工资20076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目前,规模较小的船公司或个体船东在船员用工方面不规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双方对工资仅有口头约定,或约定不明甚至未做约定的情况时常出现。无论是运输作业,还是渔船作业,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工种、不同级别的船员工资通常存在一个市场行情,有些信息平台定期发布相关的工资标准。在可以确定船员在一定时期内为船舶所有人提供了劳动或劳务的前提下,可根据船员的工种和级别,依据同时期的市场工资标准,确定船员应获得的工资数额。当事人之间对船员工资的标准未做书面约定并发生争议的,船员主张以不低于同时期市场平均标准确定工资标准,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为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法律制度
1.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充分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全面贯彻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主体、不同地区市场主体、不同行业利益主体的工作要求,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依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动形成平等有序、充满活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法人制度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法人规则体系。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法人制度部分的变化,及时总结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区分情况加以研究解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3.加强中小股东保护,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时出台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正确处理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纠纷案件,依法加强股东权利保护,促进公司治理规范化,提升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国际形象,增强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二、准确把握市场准入标准,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4.做好与商事制度改革的相互衔接,推动形成更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营商氛围。妥善应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切实推动解决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后的法律适用问题。利用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各类财产权属登记平台和金融交易登记平台,让市场交易更加便利、透明。
5.准确把握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促进外资的有效利用。在处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案件中,依法落实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准确把握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内容以及清单变化情况,妥善处理在逐步放开外商投资领域时产生的涉及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更加开放、公平、便利的投资环境。
6.依法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及时化解争议纠纷,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7.加强涉自贸试验区民商事审判工作,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供司法保障。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积极配合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等各项改革措施,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自贸试验区案件,依法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创新。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与自贸试验区市场规则有关的制度缺陷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
8.适时提出立法、修法建议和制定、修订司法解释,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司法解释及政策文件,对于已与国家对外开放基本政策、原则不符的司法解释及政策文件,及时修订或废止。对于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立法、修法建议;对于需要出台司法解释解决的问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
三、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切实维护市场交易主体合法权益
9.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夯实良好营商环境的制度基础。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完善各类市场交易规则,妥善处理涉产权保护案件,推动建立健全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深入研究和合理保护新型权利类型,科学界定产权保护边界,妥善调处权利冲突,切实实现产权保护法治化。
10.依法审理各类合同案件,尊重契约自由,维护契约正义。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合理判断各类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市场经济活力。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性质、效力、可撤销、可解除等情形,维护契约正义。通过裁判案件以及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向各类市场主体宣示正当的权利行使规则和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强化市场主体的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妥善处理民行、民刑交叉问题,厘清法律适用边界,建立相应机制,准确把握裁判尺度。
11.妥善审理各类金融案件,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金融司法支持。依法审理金融借款、担保、票据、证券、期货、保险、信托、民间借贷等案件,保护合法交易,平衡各方利益。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引导和规范各类金融行为。慎重审查各类金融创新的交易模式、合同效力,加快研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加强金融审判机构和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
12.严格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严格落实《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加强对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职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司法监督职能,加大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完善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权利效力审查机制,合理强化特定情形下民事诉讼对民行交叉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促进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从严惩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让侵权者付出相应代价。
13.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市场有序竞争。严格依据相关竞争法律法规,规制各类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妥善处理破坏市场竞争规则的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维护和指引作用。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和审批行为,并通过建立完善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方式,打破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推动形成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司法保障。
14.加强执行工作,充分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全面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按照《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要求,完善执行法律规范体系,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切实增强执行威慑,优化执行效果。严格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追究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的刑事责任。
四、加强破产制度机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15.完善破产程序启动机制和破产企业识别机制,切实解决破产案件立案难问题。按照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时受理符合立案条件的破产案件,不得在法定条件之外设置附加条件。全力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实现“能够执行的依法执行,整体执行不能符合破产法定条件的依法破产”的良性工作格局。积极探索根据破产案件的难易程度进行繁简分流,推动建立简捷高效的快速审理机制,尝试将部分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或者“无产可破”的案件,纳入快速审理范围。
16.推动完善破产重整、和解制度,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引导破产程序各方充分认识破产重整、和解制度在挽救危困企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坚持市场化导向开展破产重整工作,更加重视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严格依法适用强制批准权,以实现重整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制度目标。积极推动构建庭外兼并重组与庭内破产程序的相互衔接机制,加强对预重整制度的探索研究。研究制定关于破产重整制度的司法解释。
17.严厉打击各类“逃废债”行为,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依法适用破产程序中的关联企业合并破产、行使破产撤销权和取回权等手段,查找和追回债务人财产。加大对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
18.协调完善破产配套制度,提升破产法治水平。推动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为“无产可破”案件提供费用支持。将破产审判工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整体建设,对失信主体加大惩戒力度。推动制定针对破产企业豁免债务、财产处置等环节的税收优惠法律法规,切实减轻破产企业税费负担。协调解决重整或和解成功企业的信用修复问题,促进企业重返市场。推进府院联动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破产程序中的业务协调、信息提供、维护稳定等工作。积极协调政府运用财政奖补资金或设立专项基金,妥善处理职工安置和利益保障问题。
19.加强破产审判组织和破产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促进破产审判整体工作水平的持续提升。持续推进破产审判庭室的设立与建设工作,提升破产审判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研究制定关于破产管理人的相关司法解释,加快破产管理人职业化建设。切实完善破产审判绩效考核等相关配套机制,提高破产审判工作效能。
五、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信用保障
20.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相关的司法大数据的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加大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力度。
21.严厉惩处虚假诉讼行为,推进诉讼诚信建设。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追究虚假诉讼、妨害作证等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适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虚假诉讼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对提供虚假证据、故意逾期举证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的规制机制,严厉制裁诉讼失信行为。
22.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推动完善失信惩戒机制。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持续完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等制度规范,严厉惩戒被执行人失信行为。推动完善让失信主体“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实现长效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商标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就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一)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二)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三)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第二条 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容易导致混淆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法律责任。
第三条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商标使用许可包括以下三类:
(一)独占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
(二)排他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可以使用该注册商标但不得另行许可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
(三)普通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并可自行使用该注册商标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
第四条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
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第五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注册商标续展宽展期内提出续展申请,未获核准前,以他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条 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七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前款规定的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是指大量或者经常性储存、隐匿侵权商品所在地;查封扣押地,是指海关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所在地。
第七条 对涉及不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共同诉讼,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人民法院管辖;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八条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
第九条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
(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
(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第十一条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
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
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
第十四条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
第十五条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
第十六条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适用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商标的声誉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十七条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第十八条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三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
第十九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该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中,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商标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还可以作出罚款,收缴侵权商品、伪造的商标标识和主要用于生产侵权商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财物的民事制裁决定。罚款数额可以参照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确定。
行政管理部门对同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已经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民事制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
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
当事人对曾经被行政主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请求保护的,对方当事人对涉及的商标驰名不持异议,人民法院不再审查。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审查。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二十四条 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202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 法释〔2022〕1号)
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严格审慎,注重公平公正,依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条 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释。
第三条 被侵权人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被侵权人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实另行起诉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以下事实:
(一)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二)侵权人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
(三)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第五条 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可以参照规章的规定。
第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是否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职业经历、专业背景或者经营范围,因同一或者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情况,以及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侵权人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
(一)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
(二)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严重失实,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后拒不执行的;
(三)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污后拒不执行,或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经行政主管机关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者给予其他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的;
(四)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
(五)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而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或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无许可证而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其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活动的;
(六)将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废渣直接排放或者倾倒的;
(七)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以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八)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使用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方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
(九)未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采取破坏性方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
(十)其他故意情形。
第八条 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
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他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者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第九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应当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
前款所称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予以确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或者侵权人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及其效果等因素,但一般不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的二倍。
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给予罚款或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罚金,侵权人主张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可以综合考虑。
第十一条 侵权人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应当承担包括惩罚性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应当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侵权人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应当承担包括惩罚性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应当优先用于承担惩罚性赔偿以外的其他责任。
第十二条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作为被侵权人代表,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予以处理。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应当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
第十三条 侵权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惩罚性赔偿问题,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
最高检发布12件2020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12件2020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21年4月25日)
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共12件,包括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4件,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4件,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2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监督案件2件。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3918件7155人,起诉5847件12163人。从起诉数据看,侵犯商标权案件占总数的94.2%,侵犯著作权案件占总数的5.3%,侵犯商业秘密罪占总数的0.5%。
办案中,检察机关及时纠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领域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立案不当、以罚代刑、裁判不公等问题。2020年,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侵犯知识产权涉嫌犯罪案件228件262人;经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181件230人,监督撤案243件304人。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审判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提出二审抗诉、审判监督抗诉共计57件。
此次发布的“北京华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业秘密案”中,在检察机关向被侵权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后,被侵权企业随即开展了系列整改工作,并以案为鉴强化了内部法律教育效果,案件办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发布的“江苏马某予等侵犯著作权案”中,被告人马某予等人集盗录、制作、发展下线为一体,下线影吧遍及全国多个省、市,形成完整电影盗版产业链,其侵权行为造成多部春节档盗版影片同步网上广泛流传,严重损害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对这个案件的严肃查办,体现当前检察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坚决态度。
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将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办案工作中,以知识产权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贡献检察智慧。
一、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概况
2020年,检察机关加大惩治力度,依法批捕、起诉、诉讼监督涉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知识产权犯罪3918件7155人,同比分别下降9.8%和3.7%,起诉5847件12163人,同比分别上升7.6%和10.4%。从起诉数据看,侵犯商标权案件占总数的94.2%,侵犯著作权案件占总数的5.3%,侵犯商业秘密罪占总数的0.5%。检察机关及时纠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领域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立案不当、以罚代刑、裁判不公等问题。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侵犯知识产权涉嫌犯罪案件228件262人;经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181件230人,监督撤案243件304人。依法开展审判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提出二审抗诉、审判监督抗诉共计57件。
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民事行政知识产权检察监督工作,加强精准监督,树立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精品意识,纠正了一批确有错误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裁判,统一了裁判尺度,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1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整合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推动形成检察办案监督合力,统筹加强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和研究指导,加强知识产权全方位综合性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张军检察长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张军检察长在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成立会议上特别指出,“成立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是形势使然、是发展所需、是职责所在,这样一颗新‘嫩芽’,要健康、逐步地成长为参天大树,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11月30日,为进一步统筹加强全国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四川、海南九个省(市)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察集中统一履职试点工作,试点时间2020年12月-2021年11月,为期一年。目前,试点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中。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三级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试点工作。一年来,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受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广泛好评和社会公众高度认可。数据表明,六省市共受理审查起诉相关案件4525件,告知7016名权利人,告知率达到95.5%,通过告知工作,权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度和维权积极性显著提高,办案质效也得到显著提高。
二、典型案例简介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履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强化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检察、恪守精准监督理念,集中办理了一批法律效果好、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我们今天发布的这十二件典型案例就是其中的缩影。
在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方面,检察机关坚持以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公正高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延伸检察职能,维护企业创新成果,在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同时深入剖析案发背景及行为成因,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帮助被侵权企业排查管理漏洞和完善规章制度。如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北京华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业秘密案”,在检察机关向被侵权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后,被侵权企业随即开展了系列整改工作,并以案为鉴强化了内部法律教育效果,案件的办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方面,检察机关聚焦当下问题突出、社会影响恶劣的影视盗版产业链与网络游戏侵权乱象,破解核心电子证据收集难题,精准指控犯罪,净化网络空间。如此次发布的“江苏马某予等侵犯著作权案”,被告人马某予等人集盗录、制作、发展下线为一体,下线影吧遍及全国多个省、市,形成完整电影盗版产业链,其侵权行为造成多部春节档盗版影片同步网上广泛流传,严重损害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对这个案件的严肃查办进一步体现当前检察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严厉打击的坚决态度。
在打击侵犯商标权犯罪方面,检察机关注重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权利人主体,对国内本土驰名商标与国际知名注册商标一视同仁,平等保护。如此次发布的案例之一“河北于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被侵权商标系中华老字号“稻香村”,案例“江苏陆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案”则涉及世界知名品牌的“PHILIPS”商标。检察机关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深挖上下游犯罪,全链条打击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制售环节,受到国内外权利人的一致好评。
在民事、行政知识产权检察监督方面,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贯彻精准监督理念,依法履职,既依法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司法权威、促进依法行政。如此次发布的案例之一“福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行政检察监督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合法权益,解决行政争议,但由于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生效行政裁判,不仅造成行政相对人诉讼维权目的落空,而且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依法监督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及时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为激励和保护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这批典型案例的成功办理,客观反映了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品质取得的突出成绩,也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我们新时代检察官风采。检察机关将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抓好工作落实,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利益出发,进一步探索完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机制,切实为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
目 录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案例1:北京华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2:山东赵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3:上海万超公司、于某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4:浙江周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
案例5:上海李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6:江苏马某予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7:四川刘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8:广东深圳市铭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侵犯著作权抗诉案
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
案例9:河北于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10:江苏陆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监督案件
案例11:北京安实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正鸿泰达建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案
案例12:福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行政检察监督案
案例1:北京华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北京中软融鑫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融鑫公司”)系主营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软件等业务的国有控股公司,研发多款金融监管类软件。李甲、李某波、李某明先后于2005年、2008年、2009年入职中软融鑫公司,并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分别曾任该公司副总经理、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业务分析师。被告人李甲、李某明在任职期间,于2013年1月共同出资成立同业竞争公司上海华颉公司,由亲友代持股份,二人隐名实际运营。2014年2月李某明离职,担任上海华颉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该公司运营;4月李某波离职加入上海华颉公司,负责对该公司非法获得的中软融鑫公司软件进行“去标识化”等处理。李甲仍留在中软融鑫公司工作,但参与上海华颉公司运营,2013至2016年间多次将中软融鑫公司软件模型资料等提供给上海华颉公司。2013至2016年,上海华颉公司向多家公司销售金融监管类软件,给权利人造成损失人民币150余万元。经鉴定,中软融鑫公司相关软件具有非公知性,上海华颉公司销售的软件与中软融鑫公司相关软件的非公知源代码具有同一性。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中软融鑫公司报案后,公安机关于2017年12月13日对李某明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依公安机关商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淀区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立即向北京检察科技信息中心申请专业同步辅助审查,及时引导公安机关依法规范提取上海华颉公司服务器中的电子数据,扣押关键办公电脑;并迅速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司法鉴定所联系,明确鉴定方向,跟进鉴定进程。
审查逮捕 2018年6月11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明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请海淀区检察院审查逮捕。针对李某明提出未参与运营、上海华颉公司享有著作权等无罪辩解,检察人员通过梳理账本、核实著作权登记、调取证人证言等方式,认定其辩解不能成立,依法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 2018年9月13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明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起诉。海淀区检察院经审查,追加上海华颉公司为单位犯罪,追加认定两起犯罪事实,并追捕、追诉漏犯李甲、李某波。海淀区检察院陆续对被告单位上海华颉公司、被告人李某明、李某波、李甲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公诉。
出庭公诉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的上海华颉公司享有涉案软件著作权等意见逐一答辩,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对于李甲拒不认罪,公诉人紧扣被告人自公司成立之初即参与决策运营、多次对外发送中软融鑫公司涉密文档等客观行为,逐一开展有针对性的细节讯问,李甲当庭认罪悔罪。海淀区法院一审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上海华颉公司罚金五十万元,判处李甲等三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李甲等人均未上诉,上海华颉公司提出上诉。2020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三、典型意义
(一)发挥审前主导作用,夯实案件证据基础。办案检察机关依托“捕诉一体”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针对电子数据,向公安机关列明重点提取对象及注意事项,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步辅助审查海量证据、挖掘重要监督线索;针对讯问及取证难点,制定详细讯问、补侦提纲及取证方案,并视情况调整补充;就涉案软件商业秘密非公知性、同一性,以及目标代码与源代码的对应关系等关键问题,多次询问知识产权鉴定机构,确保收集证据全面、合法,为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
(二)依法追诉漏罪、漏犯,确保案件质量。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仅对李某明提请逮捕、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询问重要证人、向版权登记机构核实情况,核实销售侵权软件合同的签订主体、销售款项用途,核实该公司还有其他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等情况,依法追加单位犯罪;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调取销售合同,依法追加两起犯罪事实;通过深度挖掘电子证据,依法追捕、追诉李甲、李某波,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
(三)强化源头治理理念,护航企业创新发展。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力求源头治理,结合本案情况深入剖析案发背景及行为成因,挖掘公司在软件产品研发、市场推广销售领域的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完善规章制度。该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随即开展了系列整改工作,强化了内部法律教育,切实提高了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案例2:山东赵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山东德州鲁樱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樱公司”)、久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和公司”)对外统称久和集团,系实际控制人为一人的关联企业,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食品馅料企业。被告人赵某于2009年11月至2018年6月担任鲁樱公司负责生产业务的副总经理,并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五年内有保密义务。
2018年7月,赵某从鲁樱公司辞职后,入职正久食品(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久公司)任副总经理。其后不久,赵某陆续将其工作过程中知悉的鲁樱公司、久和公司客户特殊品种情况表、客户质量标准、销售协议、销售政策、退货政策、产品价格表等经营信息,通过微信披露给正久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某及其业务员。正久公司业务员使用上述信息,向鲁樱公司、久和公司的客户低价推销同类产品,鲁樱公司、久和公司为维系客户关系,被迫采取降低售价、免除运费、附加赠品等优惠措施,鲁樱公司、久和公司因商业秘密被非法披露、使用遭受损失342万余元。经鉴定,赵某披露的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发现案件线索 被告人赵某利用职务便利,在为鲁樱公司采购设备过程中收受回扣12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9年11月19日被公安机关移送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禹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人员在审查举报材料时发现,鲁樱公司反映“赵某高薪加入同行业公司,并私自招揽原公司客户群”,认为赵某可能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遂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赵某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证据,并引导公安机关对赵某非法披露涉及鲁樱公司经营信息的证据进行勘查取证,对相关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进行鉴定。
审查起诉 2020年4月3日,公安机关以赵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禹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就权利人损失委托鉴定,鉴定机构以原材料价格与销售价格正相关为计算假设依据,剔除国外贸易、视同销售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金额,以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的销售收入/原材料比作为计算依据,认定企业损失为415.27万元。检察机关认为该损失计算为估计损失,而非实际损失,犯罪数额存疑。为查明损失数额,禹城市检察院启动自行补充侦查,调取25册3000余页账证进行核对,根据金税系统中的出库单和发票,以产品的实际出厂单价和数量为计算依据,认定鲁樱公司、久和公司损失数额为342.63万元,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出庭公诉 针对辩方可能提出的辩护意见, 检察人员制定多个出庭预案,制作详细的举证提纲;庭审中,检察人员就鲁樱公司、久和公司的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赵某对涉案经营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权利人损失的认定依据、赵某非法披露、允许他人使用的经营信息与权利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结合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充分举证,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 2020年8月20日,禹城市法院认定赵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赵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严厉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现代社会鼓励在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基础上的公平竞争,非法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和经营信息,获取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本案权利人是国内食品馅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该公司担任高管职务的赵某违反保密协议和诚信原则,将知悉的经营信息商业秘密披露给其他同业经营者,导致权利人生产经营遭受重大损失,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查微析疑,发现漏罪线索。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用于经营的各类信息,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案所涉的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的价值性体现在其所伴随的交易机会、销售渠道以及销售利润,这些经营信息能够在联系销售业务中获得优势,提高竞争力,创造经济价值,具有现实及潜在的市场价值。禹城检察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中敏锐捕捉到经营信息被侵犯的犯罪线索,并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查实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有效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三)恪守客观公正,保障被告人权利。检察人员对于鉴定意见所采用的鉴定方法、鉴定依据进行了细致审查,认为本案权利人损失的数额计算有误,遂自行补充侦查,确定合理的损失计算方法,查明犯罪数额,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体现了办案检察机关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切实做到了公平公正、不枉不纵。
案例3:上海万超公司、于某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件事实
权利人上海恩坦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坦华公司”)通过协议、授权等方式,从关联公司处获得汽车全景天窗相关技术信息用于生产经营,并以设置分级管理制度、签订保密条款等措施对技术信息进行保密。经鉴定,该公司汽车天窗机械组、汽车天窗遮阳帘驱动系统、天窗后玻璃排水系统及汽车天窗技术图纸,均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2012年4月至2014年2月,被告人于某某在权利人恩坦华公司担任高级产品工程师,曾接触上述技术信息。2014年3月,于某某从恩坦华公司离职,随即受被告人贾某某经营的被告单位上海万超汽车天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超公司”)聘用,负责汽车全景天窗研发工作。于某某违反与恩坦华公司保密约定,将恩坦华公司技术信息披露并用于万超公司相关天窗产品的研发。万超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某某明知于某某存在非法披露他人技术秘密的情况,仍将相关数据资料用于万超公司相关汽车天窗产品的研发及生产销售。后贾某某、于某某又以共同发明人身份,对部分技术申请专利。经鉴定,万超公司的部分汽车天窗产品、相关专利及计算机内部分电子数据,与恩坦华公司技术信息实质相同或具有同一性,公司销售相关产品净利润达人民币1298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于2018年5月18日以被告人于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嘉定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但未将万超公司、贾某某一并移送审查起诉。于某某到案后,否认曾接触和披露涉案技术秘密,贾某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亦否认明知该技术属于他人商业秘密,称相关技术信息是通过于某某从外籍人员处购得,万超公司为此支付了25万元价款。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检察官一方面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继续收集固定证据。在排除其他人泄露技术秘密的可能性并认定于某某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后,检察机关于11月16日对于某某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向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提起公诉。另一方面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追加起诉被告单位万超公司及其经营者贾某某。检察官通过现场走访、调取有关书证材料、询问相关证人,发现万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对自行研发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资料,采取安装加密软件、设置物理隔离及专人保管登记等措施加以保护,而涉案技术信息的获取过程存在明显异常,且原始电子文档上留有恩坦华公司的标记。在补充上述证据之后,检察机关于2019年7月18日对万超公司、贾某某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追加起诉。
出庭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于某某仍坚持无罪辩解。嘉定区检察院就恩坦华公司的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万超公司电子数据及产品与恩坦华公司的技术信息存在实质相同或具有同一性等案件事实进行举证,同时结合大量客观证据,充分论证于某某实施了披露、允许他人使用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以及万超公司、贾某某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2020年1月19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认定各被告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万超公司罚金四百万元;判处于某某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五十万元;判处贾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加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营商环境,抑制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中央高度重视商业秘密保护,明确要求强化商业秘密刑事执法。检察机关着力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重点打击涉及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全面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二)综合运用证据形成锁链,全面查明犯罪事实。商业秘密案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多,查明侵权人犯罪过程和手段是办案难点之一。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要注意引导公安机关追查涉案技术信息来源、保密措施、泄密过程、保密义务等,收集固定侵权人违约情况、侵权情况等证据。同时,应注重加强与权利人沟通,准确确定商业秘密检材范围、内容及鉴定方法,广泛收集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进而形成证据锁链,排除其他造成商业秘密泄露的可能性,从而证明被告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三)慎用刑事强制措施,在依法办案与避免冲击企业经营之间寻求平衡。检察机关在严惩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注意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尽量减少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可以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侵权公司的经营规模、员工结构等情况,综合评判企业维持经营的实际需要及被告人到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对已捕的涉案企业经营者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确保取得打击犯罪与维护生产经营的平衡。
案例4:浙江周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风动力公司)是专业从事全地形车、竞技摩托车等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对自主研发的2V91系列发动机技术设有保密措施且未许可他人使用。2004年,被告人周某入职春风动力公司从事发动机技术研发,并签订保密协议。2014年2月24日至3月1日,春风动力发动机研究所负责人在出差期间,将该所指定邮箱审核权限授权给周某,周某利用该授权权限,私自将公司研发的2V91系列发动机等技术资料从公司涉密内网邮箱发送至自己的外网邮箱。
2015年3月,被告人周某从春风动力公司辞职后即应聘到飞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神公司)控股的浙江同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硕公司)主持研发发动机。其间,被告人周某将其获取的2V91系列发动机技术信息用于同硕公司发动机研发。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同硕公司向飞神公司销售涉案发动机314台,其中300台被飞神公司用于配装全地形车销往多地。经鉴定,同硕公司与春风动力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多项技术秘密点相同。被告人周某的行为给春风动力公司造成损失83.9万余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起诉 本案侦查机关将春风动力公司2V91系列发动机研发成本914.15万元认定为权利人损失数额,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余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机关认为该损失数额不能作为定罪依据,遂主动联系多家审计评估单位,就本案损失计算方式进行充分论证,最终确定以侵权产品销售数量乘以春风动力每台车辆的利润再乘以发动机价值与整车价值占比的损失数额计算方法,得出本案权利人损失数额83万余元,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办案检察机关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通过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周某由拒不认罪转为认罪认罚。
出庭公诉 2019年10月31日,余杭区检察院对周某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公诉。庭审中,辩护人提出鉴定的技术秘密点均已被权利人在维修手册上公开或者系国家标准明确规定,不构成商业秘密。检察人员仔细查阅大量专业性材料,咨询包括鉴定人员在内的多位发动机领域专家,对全案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得出部分技术秘密点已被公开,但部分技术秘密点仍属商业秘密,不影响整体侵权认定的结论;同时收集大量已决案例作为参考,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缓刑和罚金数额的精确量刑建议,被法院完全采纳。2020年3月26日,余杭区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周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护航。本案权利人春风动力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一直走自主创新发展模式,属于国内全地形车领域龙头企业。检察机关坚持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办理,有力指控犯罪的同时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赔偿谅解协议,飞神公司、同硕公司与春风动力公司达成谅解协议,同意停止侵权并赔偿人民币300万元,召回全部侵权产品,有力保护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二)借力专家智库,准确认定侵权行为和犯罪数额。由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以及是否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往往具有较强专业性,通常需要听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办案检察机关经过咨询涉案技术领域专家,认为涉案技术秘密的部分已被公开但其他秘密点部分仍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整体上应当认定为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成立,得到法院判决认可。本案侵权产品尚未获利,市场上缺乏类似许可使用的情况,价值评估条件欠缺。检察机关经与多家审计评估公司研讨,并带领评估人员赴案发企业调查核实,最终确定以侵权产品销售数×春风动力每台车辆利润×发动机价值与整车价值占比计算权利人损失作为犯罪数额,对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综合治理。办案检察机关认真梳理涉案企业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商业秘密载体管理、涉密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参考国内外先进涉密管理经验,提出建章立制、堵漏除弊的检察建议,助力企业堵塞漏洞。多次赴涉案企业走访交流,开展法治宣传,帮助企业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切实防止类似侵权案件发生。
案例5:上海李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47个系列663款产品系乐高公司(LEGO A/S)(以下简称乐高公司)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上销售。
2015年至2019年4月间,被告人李某某雇佣杜某某等8人在未经乐高公司许可的情况下,采用拆分乐高公司销售的拼装玩具后通过电脑建模、复制图纸、委托他人开制模具等方式,在某玩具厂生产、复制47个系列663款拼装积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被告人杜某某等8人按月从李某某处领取固定报酬。经鉴定,在2017年9月11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李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侵权产品634种型号424万余盒,涉案金额3亿余元。2019年4月23日,公安机关在李某某租赁的厂房查获用于复制乐高玩具的模具、零配件、各类包装盒、各类说明书、复制乐高系列的乐拼玩具等物品。扣押的待销售侵权产品共计344种型号60万余盒,价值3千万余元。2017年杜某某离开某玩具厂后,从该厂购进乐拼玩具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62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12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后,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依公安机关商请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就案件管辖、行为定性、证据合法性等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提出具体取证方向。4月23日,检察官会同公安民警赴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的犯罪窝点进行现场指导,确保侦查取证工作规范合法。
审查起诉 2019年8月20日,公安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定性,认定积木颗粒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立体美术作品,乐高公司的著作权受我国法律保护。二是迅速告知权利人乐高公司诉讼权利义务,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查明全案事实。
出庭公诉 2020年2月25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针对“人数多、书证多、辩解多”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制作幻灯片百余页,以“可视化”的形式予以展示。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杜某某分别对犯罪数额的计算、案件定性提出异议,部分辩护人对量刑提出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第一,以营利为目的复制侵权玩具作品的行为,一旦完成复制就构成既遂,是否实际销售不影响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第二,杜某某虽然离职,但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明知的,积极参与策划,并在离职后作为乐拼的内销客户向玩具厂定制侵权玩具作品,以经销商名义批发侵权玩具,属于侵犯著作权中的“发行”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第三,被告人李某某2016年就曾因侵犯乐高公司知识产权涉多起民事诉讼,均被判败诉并承担赔偿责任,仍不思悔改继续从事侵权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合议庭对公诉意见和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予以采纳。9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判决9名被告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罚金九千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某某、杜某某等7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2月29日,上海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履职,平等保护境外著作权人。根据《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涉案乐高公司的美术作品受我国法律保护。上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贯彻全流程、强保护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积极引导侦查机关调查取证,取得良好办案效果。丹麦使领馆特别照会上海市检察院,对上海检察机关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表示感谢。
(二)准确区分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界限。对于行为人明知制造者或经销商制造、销售的是侵权复制品,仍采购并予以销售,应认定行为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对于行为人参与、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只是在分工上处于销售环节,则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本案中,杜某某不仅对外销售侵权复制品,还购买正版乐高玩具供李某某等人仿制侵权产品,帮助租赁厂房供侵权产品包装、仓储等,应当认为其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其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后续环节,以侵犯著作权罪一罪定罪处罚。
(三)开展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有利于权利人更加实质性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及时充分保护自身权益;有利于权利人及时补充权利证明、经济损失等证据,对涉案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助力查明案件事实。办案检察机关就涉案六百多款玩具的著作权权属情况、同一性鉴定等取证事宜与权利人充分沟通意见,要求其协助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乐高公司及时提供了公证文件、权属声明、第三方授权函等文件,有效促进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了办案效率。
案例6:江苏马某予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被告人马某予、马某松购买用于翻录影片的设备,盗取授权影院放映机服务器信息,借来同档期正版影片母盘并拷贝,利用“克隆”的放映设备,并招募人员,成立工作室,翻录影片、给盗版电影加密、打水印后销售给其发展的下线影吧,从中牟取利益。其中,马某予负责复制发行盗版影片全部事宜,马某松负责复制盗版电影、发展下线影吧等,文某、鲁某等人负责发展下线影吧,并逐步形成以马某予为首要分子,马某松、文某、鲁某为主犯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人数众多,长期实施非法复制发行盗版影片行为,共计复制发行盗版影片413部,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777万余元。被告人马某予违法所得人民币404万余元,被告人马某松违法所得人民币55.6万元。
2018年9月,被告人文某脱离马某予犯罪集团后,采取相同运作方式发展人员,并逐渐形成以文某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长期实施非法复制发行电影行为,从中牟取利益,共计复制发行盗版影片124部。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文某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86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3万余元。
2018年9月,被告人鲁某脱离马某予犯罪集团后,从马某予、文某处获取盗版影片,招募人员,对盗版电影进行加密、打水印,销售给其发展的下线影吧,从中牟取利益。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间,被告人鲁某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814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36万余元。
2019年春节前,被告人马某予犯罪集团、文某犯罪集团采用前述犯罪手段,非法复制发行《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小猪佩奇过大年》等8部春节档影片,导致上述影片在互联网上流传。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本案,引导侦查机关侦查取证,提出如下取证意见:一是调取导致8部春节档影片互联网上同步流传的相关证据,依法抽样取证,确定侵权作品数量。二是全面调取资金流水,查明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三是及时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财产,确保任何人不因犯罪行为获利。4月,扬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马某予等人批准逮捕,提出捕后继续侦查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对犯罪数额、共犯地位作用等继续侦查。
审查起诉 2019年9月6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马某予、马某松、文某、鲁某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逐笔核对资金明细,精准确定各被告人非法经营、违法所得数额;根据视频制作软件、百度云上传痕迹等电子数据,经统计去重,精准认定各犯罪集团盗版影片数量;强化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出庭公诉 2020年9月25日,扬州市中级法院对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针对辩护人提出马某予等人不应承担下线影吧业主私自泄露影片、造成网络传播的责任,检察机关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播放视频,解读正规院线发行、播放电影三重保护机制和被告人犯罪手法,证实被告人马某予等人的行为是造成影片互联网流传的关键。扬州市中级法院采纳全部指控意见,当庭宣判,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予等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六十万元至五百五十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为著作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于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宣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数字网络技术使得大量作品进入信息网络,作品的传播更加便捷迅速,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加强著作权刑事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广大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也有助于促进我国著作权产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推动创新型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二)准确认定犯罪数额,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办案检察机关全面细致审查案件、引导侦查,对从视频软件、网络云盘等电子数据中提取到的盗版影片进行汇总查重,精确计算侵权作品数量,并结合资金往来、交易数额、交易时间等逐一进行梳理、核实,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坚持办案中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自觉接受法律惩处,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三)着力遏制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净化网络空间。被告人马某予等人集盗录、制作、发展下线为一体,下线影吧涉及8省13个城市,形成完整电影盗版产业链,系多部盗版影片和2019年春节档热映电影网络传播源头,严重损害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高压态势,着力打击有组织犯罪,不断提高著作权刑事保护水平。
案例7:四川刘某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3年8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刘某某、覃某、唐某等人在未取得著作权人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非法获取《诛仙》《笑傲江湖OL》网络游戏的服务器端程序,使用编辑器修改游戏任务参数、升级标准,并上传至位于厦门、杭州的第三方服务器。为实现游戏客户端与其上传的服务器端同步更新,刘某某等人配置了登录器程序,专用于修改客户端的服务器指向列表。
刘某某等人将修改后的游戏命名为“嘟嘟诛仙”“嘟嘟笑傲江湖”,通过网站和聊天软件发布广告,招揽游戏玩家。游戏玩家使用登录器程序对正版游戏客户端“打补丁”,即可连接刘某某等人架设的服务器,运行游戏。
其间,刘某某、覃某、唐某共同对“嘟嘟诛仙”“嘟嘟笑傲江湖”网络游戏进行运营维护,并租用多个非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口,收取游戏玩家充值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覃某违法所得140余万元,唐某违法所得130余万元,刘某某违法所得100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引导取证 权利人报案后,公安机关于2018年1月18日对刘某某等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并按照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双报制”协作办法,将案件通报至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检察院)。高新区检察院结合侦查进度适时对案件侦查方向和取证重点提出意见,指派检察官与侦查人员、技术人员共同赴异地补充取证,引导公安机关迅速调取服务器数据,确保关键证据不灭失;现场监督核对已有数据,明确充值服务器、充值平台、网游服务器三方数据关系,增加了半年的数据可利用期。
出庭公诉 2019年4月16日,高新区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某等三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向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辩护人辩护意见认为:大部分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结算的资金,没有交易明细,不应认定为犯罪数额;唐某仅实施了侵犯《诛仙》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其非法经营数额应当单独计算。公诉人答辩:被告人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采取达到一定金额进行一次结算的方式,而且各时间段的结算总金额与收款银行账户统计的入账金额一致,被告人使用非法第三方支付平台导致交易记录不完整,故可以根据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总金额和收款银行账户明细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唐某虽然仅参与了《诛仙》游戏的修改,但是其对涉案私服游戏进行管理、运营,违法所得也未按不同游戏进行区分,应当对侵犯全部作品著作权承担刑事责任。合议庭对相关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2020年2月26日,法院认定刘某某等三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千万元至一百三十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9月28日,成都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创新“双报”协作机制,找准最佳保护节点。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都检察机关创立案件“双报”机制,鼓励权利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同步向检察机关报案。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掌握侵权线索,对涉嫌犯罪的线索开展立案监督、引导侦查等工作,强化诉前主导职能,显著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对其他线索,引导权利人通过民事行政途径救济,有效帮助企业维权,降低了权利人维权成本。
(二)有效引导侦查取证,破解证据收集难点。办案检察机关根据网络游戏客户端、服务器端对应匹配的特性,结合侵权游戏与正版游戏运行界面和功能一致的特点,提出以客户端程序比对鉴定代替全部程序比对鉴定的侵权认定思路,切实降低了取证成本和难度;针对侵权人选用非正规支付平台交易导致记录缺失、数据不完整的情况,结合侵权人在支付平台的结算总金额及银行账户明细综合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客观全面评价侵权后果和社会危害,使三名被告人罚当其罪。
(三)彰显司法保护决心,助推行业健康发展。知识产权是网游行业和数字经济的生存根基和发展命脉。本案的成功办理彰显了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决心,较重自由刑和高额罚金刑的判处有效震慑了犯罪分子,规范了互联网游戏经营行为,促进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8:广东深圳市铭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侵犯著作权抗诉案
一、案件事实
被告人王某、施某、刘某原系深圳市环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数码公司)员工。2013年前后,三人陆续离职加入被告单位深圳市铭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科魅影公司)。2014年初,王某得知施某在离职后仍可取得环球数码公司的影院管理系统软件,王某、施某遂商议通过对外销售该软件获利,并约定了分成比例。施某利用在环球数码公司工作时掌握的账号、密码,私自登录环球数码公司服务器下载了影院管理系统软件,并对软件进行了破解。王某、施某分别负责软件的销售推广、项目实施、用户培训等,刘某负责介绍业务并获得提成。2014年至2016年,铭科魅影公司未经权利人环球数码公司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环球数码公司依法享有的数字影院管理系统软件,涉案金额76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18万余元,刘某违法所得3万余元。经鉴定,广州烽禾影城等多家影城的数字影院管理系统软件与环球数码公司软件具有同一性或实质相同。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出庭公诉 2016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以铭科魅影公司、王某等3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山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退回补充侦查,进一步查明了侵权软件的取得途径、破解方式、销售方向以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分工,补强了证据。2017年2月22日,南山区检察院向南山区法院依法提起公诉。6月26日,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二十万元,各判处王某、施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仅认定了经过同一性鉴定的6家影院使用的软件侵权,对其余影院软件未予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认定错误。2017年8月4日,南山区检察院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深圳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经重新审理,南山区法院认定了16家影院使用侵权软件,于2020年4月29日判决被告人王某、施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六万元,被告人刘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因被告单位已被注销,裁定终止审理。被告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抗诉,提高违法成本。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关于侵权产品的数量、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往往是争议焦点。本案涉及的影院管理系统属于专用软件,要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检察机关重点核实侵权软件是否经过大幅修改或二次开发、是否涉及核心功能变化等问题,通过部分抽检并结合侵权软件购买方的证言、销售记录和流水,认定侵权软件的销售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针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量刑畸轻问题,依法提出抗诉,获得改判,切实提高了犯罪成本。
(二)个案办理与类案预防相结合,提升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效果。本案被侵权人系从事数码放映设备、数字影院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等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案件的发生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大。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多次和被侵权企业沟通,了解涉案软件的研发过程和存储方式,并在案件办结后通过走访座谈的方式帮助企业查找存在的管理问题,指导企业查漏补缺,有效加强了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能力。
案例9:河北于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件事实
河北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稻公司)系“河稻”注册商标所有人,并经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稻香村”商标。2019年6月,河北保定众人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某与合伙人李某商议在保定地区销售河稻公司专版月饼。7月1日到8月5日,李某多次到河稻公司商议获取销售专版河稻月饼的授权及具体运作事宜,索得河稻公司的资质证书、产品条形码和在保定范围内销售专版月饼的电子授权证书模板,但并未与河稻公司签订合同,亦未获得授权。
7月,于某设计了七款标有“稻香村”、“河稻”注册商标的月饼礼盒,选定广东中山机祥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祥制罐公司)、广东中山忆彩纸类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忆彩包装公司)为月饼包装材料生产厂家,福建诏安四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食品公司)为月饼供应商。7月15日,于某、李某购进月饼和包装材料,租赁生产地点;8月7日,由李某、郑某、黄某(郑、黄二人均为众人商贸公司员工)组织工人,将四海食品公司生产的月饼加工包装到标有“稻香村”、“河稻”注册商标的包装盒及包装箱中,于某还指使郑某将河稻公司授权证书中的被授权人改为王某(个体工商户),把四海食品公司月饼的检测合格报告改成“稻香村”月饼的检测报告,发送给王某,将假冒月饼销售给王某,王某再对外推销。经查,于某、李某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77954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逮捕 2019年10月16日,公安机关以于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鹿泉区检察院)提请逮捕。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李某与于某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月饼已涉嫌犯罪,不捕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遂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公安机关于11月20日对李某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请逮捕,鹿泉区检察院于11月26日对其批准逮捕。此外,检察机关针对于某、李某在北京市丰台区批发市场销售7370盒假冒稻香村月饼的事实,向公安机关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要求并案侦查。
审查起诉 2019年12月23日,公安机关以于某、李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起诉。鹿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郑某受于某指使篡改《电子授权书》和《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属于直接参与管理生产,黄某负责给工人记工、安排生产假冒月饼等事务,二人与于某构成共犯,遂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要求追加移送起诉郑某、黄某。2020年4月15日,公安机关变更起诉意见,以于某、李某、郑某、黄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起诉。此外,办案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知假卖假,销售金额较大,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机祥制罐公司、忆彩包装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而制造印有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盒、包装袋,情节严重,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遂向公安机关制发《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并发出《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对忆彩包装公司负责人冯某、机祥制罐公司负责人姚某以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立案侦查。针对案件证据存在的其他问题,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自行补充侦查,调取证据50余份,复核询问证人20余次。办案检察机关加强与辩方沟通协商,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庭审顺利进行奠定坚实基础,并准确区分各被告人责任,提出对郑某、黄某宣告缓刑的量刑建议。
出庭公诉 2020年5月15日,鹿泉区检察院以于某等四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鹿泉区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李某是主犯,于某系从犯,河稻公司的授权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案属于单位犯罪,郑某、黄某构成自首等辩护意见,公诉人结合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转款记录、销售记录、查获扣押物品、传唤证等证据,逐一答辩,最终被告人承认了全部指控。9月9日,鹿泉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各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于某、李某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和四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和四十万元;分别判处郑某、黄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和三万元。各被告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深挖犯罪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往往呈现犯罪环节多、犯罪链条长、组织分工细的特点。办案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上游非法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和下游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销售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对在不同假冒环节发挥不同作用的员工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做到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应追尽追、全面惩治。
(二)注重检律沟通,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办案检察机关将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理念贯穿办案始终,注重释法说理,围绕在案证据及法律适用、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后果等,多次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进行沟通交流,在案件定性、量刑方面取得一致意见,被告人全部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三)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为服务经济发展,河北省检察院制发了服务企业发展措施和服务“六稳”“六保”指导意见,全省检察机关主动到涉案企业听取对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服务企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企业在风险防范、内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建章立制、提升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水平。
案例10:江苏陆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一、案件事实
2017年初至2018年11月,被告人陆某某未经“PHILIPS”、“Oral-B”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通过被告人胡某某管理的网店购进用于假冒“PHILIPS”、“Oral-B”注册商标的电动牙刷头,联系被告人彭某某在牙刷头上镭雕“PHILIPS”标识;联系被告人靳某某、吴某东印刷“PHILIPS”、“Oral-B”商标标识用于外包装;雇佣吴某英镭雕、包装、生产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电动牙刷头。陆某某销售上述电动牙刷头给被告人王某某等人,合计销售金额627万余元。被告人王某某、昌某、邓某某等人明知陆某某销售假冒电动牙刷头,仍以低价购进后通过网店进行销售,其中王某某销售金额1325万余元。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在陆某某租住处扣押假冒电动牙刷头,货值16万余元;分别在王某某、吴某东等人处扣押大量假冒电动牙刷头和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及制假工具等。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提前介入 2018年10月19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台市检察院)及时介入,提出侦查取证意见:调取王某某等人的网店销售记录,查清涉案人员资金往来,查封、扣押相关物证、账目,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查明各被告人销售金额。2019年3月29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东台市检察院起诉。5月9日,东台市检察院根据江苏省相关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盐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 针对辩护人提出靳某某的犯罪数额应按套计算而不应按件计算,检察机关认为,每一件完整且可以独立使用的侵权商标标识应作累加计算;针对公安机关未明确吴某英具体犯罪数额,检察机关根据其参与时间、生产商品数量以及商品实际销售价格,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确定其非法经营数额;针对公安机关认定彭某某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检察机关认为,彭某某直接将注册商标使用于没有商标的牙刷头上,使本来没有商标的商品变成了注册商标的商品,是直接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应认定其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检察机关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各项情节,提出合理量刑建议,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主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中犯罪数额巨大的、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特别严重的3人建议判处实刑,对属于从犯、数额较小、悔罪态度较好的6人,建议适用缓刑。经充分释法说理,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
出庭公诉 2019年10月30日,盐城市检察院依法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4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9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至九个月不等,罚金三百二十五万元至三万元不等,并对胡某某等6人适用缓刑。判决宣告后,9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充分履职尽责,实现全面精准指控。对于商标侵权犯罪行为不能仅限于处理末端销售人员和部分制假人员,对制售外包装等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人员也要依法追究责任。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侦查,围绕犯罪数额核定、电子证据收集等提出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为案件顺利移送审查起诉筑牢证据基础。审查起诉期间,认真全面审查,准确认定“镭雕”为将假冒注册商标附着于商品上的行为,查清各网店侵权商品的销售金额,对制假、售假者和假冒标识制作者实现全链条打击。综合犯罪金额、销售数量等情节进行分析研判,依法审慎提出量刑建议,所有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
(二)坚持平等保护,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本案侵权对象为国际知名注册商标,犯罪数额巨大,涉及地域广,严重侵犯了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依法平等保护国内外权利人合法权益,优化我国营商环境,彰显我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一贯立场。
案例11:北京安实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正鸿泰达建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案
一、案件事实
北京安实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实创业公司)享有“安石”等四个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在其生产销售的天然石粉涂料上使用上述商标近20年。该四个商标的文字部分均为“安石”,核定使用在第2类涂料、第19类非金属建筑物涂料、涂层(建筑材料)、非金属耐火建筑物涂料等商品上。2016年6月1日,安实创业公司发现北京正鸿泰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鸿泰达公司)在其生产并销售的天然石粉涂料外包装袋上印有“天然安石粉涂料”及公司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涉嫌侵犯安实创业公司“安石”注册商标专用权。7月7日,安实创业公司因与正鸿泰达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向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提起诉讼。
石景山区法院一审认为:正鸿泰达公司使用“安石”文字的方式,侵害了商标权人对四个涉案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判决其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723920元。正鸿泰达公司上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该院二审认为:正鸿泰达公司对“天然安石粉涂料”的使用仅是为了表明商品的名称,并非用于识别商品的来源,该行为属于对“安石”的正当使用,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安实创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安实创业公司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安实创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安石创业公司不服北京市高级法院再审裁定,于2019年7月16日向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申请监督。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过程 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受理后,依法调阅原审案卷,对申请进行询问。同时通过调查核实,另补充查明:正鸿泰达公司曾申请过“天然安石粉”商标,被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驳回;申请“天然安石”商标、“ZH-DTC”商标,被商标局核准注册;安实创业公司与正鸿泰达公司两个工厂厂址相距不足5公里。
监督意见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正鸿泰达公司在产品的外包装袋上印有“天然安石粉涂料”字样,属于商标性使用;“安石”为臆造词,使用在2类、19类商品上具有显著性;正鸿泰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为局部地区的工程做法介绍材料,不能证明“安石粉”成为该类石粉涂料的通用名称;“天然安石粉涂料”完整包含了四个涉案商标的文字部分“安石”,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认为涉案商品是由注册商标权利人生产,或认为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正鸿泰达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安实创业公司对四个涉案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提请北京市检察院抗诉。北京市检察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北京市高级法院裁定指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再审本案。
监督结果 2020年8月25日,北京市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20)京73民再1号判决,该院认为正鸿泰达公司将“天然安石粉涂料”作为其产品名称,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厂址较近,该行为必将导致消费者对产品来源或双方当事人存在关联关系产生混淆和误认;正鸿泰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安石粉”、“天然安石粉”已成为通用名称;正鸿泰达公司构成侵权,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明确商标正当使用的法律适用问题。检察机关出于查清案情的客观需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调取了正鸿泰达公司申请注册商标的情况,结合两公司厂址较近的情况,正鸿泰达公司在其产品包装上不使用自己享有专用权的注册商标,而使用“天然安石粉涂料”,主观上具有使用商标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意图,客观上可能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认,不属于对描述性标志的正当使用,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严格适用通用名称的认定标准,保障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通用名称一般分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通用名称以及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有明确的认定依据及标准。正鸿泰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代表整个行业标准或者不同类别商品的根本区别,不能证明“安石粉”成为该类石粉涂料的通用名称。这种将涉案商标用以指代具有相同或类似成分、效果的天然石粉涂料的使用行为,会使涉案商标原本较高的显著性逐步削弱并面临通用化的风险,这也是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保障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发挥监督职责,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999年至今,“安石”作为安实创业公司自主生产制造的石粉涂料的品牌,经过长期宣传、积极维权,该商标在建筑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与美誉度。二审判决错误认定正鸿泰达公司对“天然安石粉涂料”的使用为正当使用,将损害安实创业公司通过善意的经营行为而累积的商誉,造成市场上对于天然石粉涂料产品标识的混淆和误认,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影响业已形成的市场秩序,与商标法的立法本意相悖。本案通过抗诉对二审判决予以纠正,既给予合法注册商标权以保护,也有利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立。
案例12:福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行政检察监督案
一、案件事实
2010年11月3日,福建某精密仪器公司申请名称为“仪表机壳”的外观设计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专利权期限自2010年11月3日至2020年11月2日止。2017年4月,该精密仪器公司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知识产权局)投诉称,某自动化科技公司未经其同意,大量生产和销售的相关产品,外观与请求人涉案专利全部的保护范围相同,侵犯了其专利权,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请求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请求人外观专利权的行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查后作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书》并认定,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既不相同也不近似,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被请求人不侵犯涉案专利权,遂决定驳回请求人的处理请求。
某精密仪器公司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于2017年9月1日向厦门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厦门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人不侵犯涉案专利权,判决驳回某精密仪器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专利和被控侵权产品在整体形状、正面面板设计上基本相同,故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一审法院有关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有显著差异,二者既不相同也不近似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予纠正,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适用法律不当,遂判决: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2.撤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书》;3.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自二审生效判决作出后长达5个多月,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仍未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20年1月16日,某精密仪器公司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为由,向福建省检察院申请监督。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审查过程 福建省检察院审查认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存在未履行生效行政判决确定的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使被侵权主体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审理和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应当依法纠正。主要理由:一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规定,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必须依法履行该生效判决。二是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结案。案件特别复杂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人批准。经批准延长的期限,最多不超过1个月。”事实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拖延履行判决长达5个多月,明显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三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因此,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已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并被受理为由,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理由不成立。四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予以纠正,作出相应的符合法院判决的行政处理决定。
监督意见 福建省检察院于2020年2月17日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依法履行福建省高级法院二审生效行政判决,并根据该判决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结果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裁决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构成侵权。该局已于2020年3月13日向福建省检察院书面反馈办理结果。
三、典型意义
(一)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维护其合法权益。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生效行政判决,将会造成行政相对人诉讼维权目的落空。办案检察机关立足诉讼监督职能,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推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行使知识产权保护职责,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促进了依法行政,为激励和保护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
(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综合保护,形成保护合力。知识产权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也是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多个方面,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理往往是被侵权企业进一步维权的前提。检察机关应当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不断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4次会议、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202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修正)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司法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规定,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遵循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需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适用人民陪审制。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出庭通知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并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第九条 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意见;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加。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移送执行。
二、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可以直接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意见。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已经履行公告程序、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意见的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
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进行公告。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
第十九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诉讼请求全部实现而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回复。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
(三)已经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区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判决予以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或者人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未规定的其他事项,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5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4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受理与诉讼主体
第一条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土地经营权侵权纠纷;
(四)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纠纷;
(五)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七)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八)土地经营权继承纠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当事人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但另一方当事人接受仲裁管辖后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条 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
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条 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
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
(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名的人;
(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
二、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
第五条 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第六条 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
(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前款第(二)项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
第七条 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承包方请求延长的,应予支持。
第八条 承包方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或者对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发包方请求承包方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九条 发包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收回承包地前,承包方已经以出租、入股或者其他形式将其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且流转期限尚未届满,因流转价款收取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承包方已经一次性收取了流转价款,发包方请求承包方返还剩余流转期限的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
(二)流转价款为分期支付,发包方请求第三人按照流转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十条 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
第十一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权的,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在书面公示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
(二)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
第十二条 发包方胁迫承包方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承包方请求撤销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的,应予支持。
发包方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方请求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第十四条 承包方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民法典第七百三十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
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擅自截留、扣缴承包收益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承包方请求返还的,应予支持。
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主张抵销的,不予支持。
三、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
第十八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承包费、承包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承包的,应予支持。但在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并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主张优先承包的,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
(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
(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经营权的依据。
四、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的处理
第二十条 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已将土地经营权以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
第二十一条 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
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
五、其他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本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十五条的纠纷案件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第二十五条 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施行前已经生效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63号(政治法律类229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63号(政治法律类229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行政审判司法运行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出司法建议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法院依法延伸审判职能、服务大局工作的重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司法建议工作,2007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2012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对司法建议的指导思想、内容格式、规范管理、工作机制、组织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切实提升了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工作水平。
就行政审判领域而言,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工作,发送了数量可观的个案司法建议,一些司法建议直接写进行政裁判文书;许多人民法院还通过行政审判司法审查报告形式,每年向当地党委、人大、政府通报行政审判情况,同时就行政审判中发现的行政决策、行政执法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是,诚如您在提案中指出的,当前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也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司法建议行为不规范、权威性不够、缺乏公开透明。您提出要整合行政审判司法建议的法律依据、提高司法建议质量、扩大司法建议公开范围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对进一步规范、完善司法建议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的调研,适时出台有关加强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的司法政策性文件,进一步统一规范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努力克服当前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高行政审判司法建议的质量,扩大司法建议公开的范围,提升司法建议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确保司法建议在服务大局、堵塞行政管理漏洞、保障民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决策、依法执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
(2019年3月2日)
一、被告人董传桥等19人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人卓文走私珍贵动物案
三、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诉李永明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
四、韩国春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五、常州德科化学有限公司诉原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及光大常高新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环境评价许可案
六、杨国先诉桑植县水利局行政协议及行政赔偿案
七、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铜仁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玉屏湘盛化工有限公司、广东韶关沃鑫贸易有限公司土壤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沭阳县农业委员会不履行林业监督管理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被告人董传桥等19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5年2月,被告人董传桥将应由黄骅市津东化工有限公司处置的废碱液交由没有资质的被告人刘海生处置。后刘海生联系被告人刘永辉租用被告人李桂钟停车场场地,挖设隐蔽排污管道,连接到河北省蠡县城市下水管网,用于排放废碱液。2015年2至5月,董传桥雇佣被告人石玉国等,将2816.84吨废碱液排放至挖设的排污管道,并经案涉暗道流入蠡县城市下水管网。同时,从2015年3月起,被告人高光义等明知被告人娄贺无废盐酸处置资质,将回收的废盐酸交由娄贺处置。娄贺又将废盐酸交由无资质的被告人张锁等人处置。张锁、段青松等人又联系李桂钟,商定在其停车场内经案涉暗道排放废盐酸。2015年5月16、17日,石玉国等人经案涉暗道排放100余吨废碱液至城市下水管网。同月18日上午,张锁等人将30余吨废盐酸排放至案涉暗道。下午1时许,停车场及周边下水道大量废水外溢,并产生大量硫化氢气体,致停车场西侧经营饭店的被害人李强被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本案废碱液与废盐酸结合会产生硫化氢,并以气体形式逸出;李强符合硫化氢中毒死亡。
【裁判结果】
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废碱液、废盐酸均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属危险废物。被告人董传桥等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董传桥等人非法排放废碱液,娄贺等人非法排放废盐酸,均对李强硫化氢中毒死亡这一结果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应对李强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董传桥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刑事判决部分予以维持。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污染环境致人死亡案件。危险废物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等危险特性,收集、贮存或处置不当,不仅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安全,更可能直接危及人体健康甚至生命。近年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现象屡禁不绝,环境风险日益凸显。面对环境污染犯罪呈现的大幅增长态势,坚持最严格的环保司法制度、最严密的环保法治理念,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力度,服务保障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职责。本案中,被告人董传桥等挖设隐蔽排污管道,将废碱液排放至城市下水管网,被告人张锁等利用同一暗道排放废盐酸,造成一人死亡的特别严重后果。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的惩治和教育功能,结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依法认定提供、运输、排放、倾倒、处置等环节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重判处刑罚。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于斩断危险废物非法经营地下产业链条、震慑潜在的污染者具有典型意义。
二、被告人卓文走私珍贵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另案被告人李伟文根据被告人卓文的指使携带两个行李箱,乘坐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并选择无申报通道入境,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海关关员经查验,从李伟文携带的行李箱内查获乌龟259只。经鉴定,上述乌龟分别为地龟科池龟属黑池龟12只、地龟科小棱背龟属印度泛棱背龟247只,均属于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保护的珍贵动物,价值共计647.5万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卓文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指使他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法院判决卓文犯走私珍贵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珍贵动物的犯罪案件。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野生动植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保护野生动植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严厉打击濒危物种走私违法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卓文违反国家法律及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指使他人非法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入境。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刑罚,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和遏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坚定决心。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于教育警示社会公众树立法律意识,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尤其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三、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诉李永明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生效刑事判决认定,2016年3至5月,李永明违反国家规定向沙田镇泥洲村倾倒了约60车600吨重金属超标的电镀废料,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2016年7至9月,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沙田镇政府)先后两次委托检测机构对污染项目进行检测,分别支出检测费用17500元、31650元。2016年8至9月,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召开专家咨询会,沙田镇政府为此支付专家评审费13800元。沙田镇政府委托有关企业处理电镀废料共支出2941000元。2016年12月,经对案涉被污染地再次检测,确认重金属含量已符合环保要求,暂无需进行生态修复,沙田镇政府为此支付检测费用19200元。沙田镇政府委托法律服务所代理本案,支付法律服务费39957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沙田镇政府为清理沙田镇泥洲村渡口边的固体废物支出检测费用68350元、专家评审费13800元、污泥处理费2941000元,以上合计3023150元。沙田镇政府系委托具有资质的公司或个人来处理对应事务,并提交了资质文件、合同以及付款单据予以证明。李永明倾倒的固体废物数量占沙田镇政府已处理的固体废物总量的25.6%,故李永明按照比例应承担的损失数额为773926.4元。沙田镇政府为本案支出的法律服务费亦应由李永明承担。沙田镇政府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及其损害结果均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决李永明向沙田镇政府赔偿电镀废料处理费、检测费、专家评审费773926.4元,法律服务费39957元。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李永明向沙田镇政府赔偿电镀废料处理费、检测费、专家评审费773926.4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需要刑事和民事法律共同保护的重要法益。生效刑事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审理法院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罪的同时,对于沙田镇政府处理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失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全面反映了污染环境犯罪成本,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本案对于责任的划分,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监管漏洞、处理环境污染是否及时的审查判断,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指引作用。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于教育企业和个人依法生产、督促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有着较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四、韩国春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韩国春与宝石村委会于1997年签订《承包草沟子合同书》后,取得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从事渔业养殖。2010年9月9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位于韩国春鱼塘约一公里的大-119号油井发生泄漏,泄漏的部分原油随洪水下泄流进韩国春的鱼塘。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于9月14日至9月19日在污染现场进行了清理油污作业。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委托环境监测站作出的水质监测报告表明,鱼塘石油含量严重超标,水质环境不适合渔业养殖。韩国春请求法院判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3015040.36元经济损失,包括2010年养鱼损失、2011年未养鱼损失、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费用。
【裁判结果】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应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韩国春未能证明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的存在,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韩国春未能证明三次注水排污事实的发生,未能证明鱼塘围坝修复费用、2011年未养鱼损失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故仅改判支持其2010年养鱼损失1058796.25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因原油泄漏使鱼塘遭受污染引发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韩国春举证证明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鱼塘因污染而遭受损害的事实及原油污染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完成了举证责任;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韩国春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是案涉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无论是否因其过错导致废弃油井原油泄漏流入韩国春的鱼塘,其均应对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洪水系本案污染事件发生的重要媒介以及造成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的重要原因,可以作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减轻责任的考虑因素。综合本案情况,改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韩国春经济损失1678391.25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原油泄漏致使农村鱼塘遭受污染引发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司法服务保障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是司法服务保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对于依法解决农业农村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案重申了此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明确了“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并对多种因素造成侵权结果的规则进行了探索。本案的正确审理,体现了环境司法协调平衡保障民生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既保护了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对农业水产健康养殖的司法保障,同时也对督促石油企业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五、常州德科化学有限公司诉原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及光大常高新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环境评价许可案
【基本案情】
光大常高新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拟在江苏省常州市投资兴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2014年,光大公司向原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以下简称江苏省环保厅)报送《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预审意见》等材料,申请环境评价许可。江苏省环保厅受理后,先后发布受理情况及拟审批公告,并经审查作出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常州德科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科公司)作为案涉项目附近经营范围为化妆品添加剂制造的已处于停产状态的企业,不服该《批复》,向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境保护部)申请行政复议。环境保护部受理后,向江苏省环保厅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等材料,并向原江苏省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发送《委托现场勘验函》。环境保护部在收到《行政复议答复书》《现场调查情况报告》后,作出维持《批复》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科公司位于案涉项目附近,其认为《批复》对生产经营有不利影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案涉项目环评编制单位和技术评估单位均是具有甲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充分保障了公众参与权。江苏省环保厅依据光大公司报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预审意见》等材料,进行公示、发布公告,并根据反馈情况经审查后作出《批复》,并不违反相关规定。环境保护部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行为亦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德科公司的诉讼请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江苏省环保厅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已经履行了对项目选址、环境影响等问题的审查职责,故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德科公司并非案涉项目厂界周围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且当时处于停产状态,没有证据证明德科公司与光大公司之间就案涉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存在重大利益关系。案涉项目环评过程中保障了公众参与权,江苏省环保厅在作出环境评价许可过程中履行了对项目选址、污染物排放总量平衡等问题的审查职责,亦未侵犯德科公司的权利。江苏省环保厅的环境评价许可行政行为、环境保护部的行政复议行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德科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项目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社会整体有益,但也可能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此类项目周边的居民或者企业往往会对项目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心存担忧,不希望项目建在其附近,由此形成“邻避”困境。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邻避”问题越来越多,“邻避”冲突逐渐呈现频发多发趋势。本案的审理对于如何依法破解“邻避”困境提供了解决路径。即对于此类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尽可能防止或者减轻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地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则应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公众参与权、维护自身合法环境权益。
六、杨国先诉桑植县水利局水利行政协议及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桑植县水利局依据湖南省水利厅和桑植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批复,委托拍卖机构对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水干流、南、中、北源等河流河道砂石开采权进行公开拍卖。期间,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大鲵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函告桑植县水利局在自然保护区河段采砂行为涉嫌违法,要求终止对相关河段采砂权的拍卖。通过竞标,杨国先竞得刘家河花兰电站库区,在缴清100万元成交价及5万元拍卖佣金后与桑植县水利局签订了《张家界市桑植县刘家河花兰电站库区河段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杨国先为履行合同修建公路一条,造采砂船两套(四艘),先后向银行贷款两笔。杨国先向桑植县水利局申请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桑植县水利局以杨国先未按要求提交资料为由未予办理。
【裁判结果】
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争议行政协议项下的采砂河段在实施拍卖和签订出让协议时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属于禁止采砂区域,大鲵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发现桑植县水利局的拍卖行为后,按照职责要求终止拍卖,桑植县水利局在未取得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不能继续实施出让行为。该河道采砂权有偿出让行为未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桑植县水利局违反禁止性规定,实施拍卖出让,所签订的《出让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出让合同》后对采砂许可证的颁发产生误解,最终杨国先因不能提交完整申请材料、不符合颁证条件而未取得采砂许可证,《出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与桑植县水利局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尽到公示告知职责有一定的关系。桑植县水利局的上述违法行为致使行政协议未能实际履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客观存在,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案涉《出让合同》无效,桑植县水利局返还杨国先出让款并赔偿相关损失。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自然保护区是维护生态多样性,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存在资源主管部门与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衔接问题。现行法律对自然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注意发挥环境资源司法的监督和预防功能,对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合同效力依职权进行审查,通过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严禁任意改变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行为,防止不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行为损害生态环境。本案对在自然保护区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效力给予否定性评价,由出让人返还相对人出让款并赔偿损失,既是对相对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对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的一种政策宣示和行为引导,符合绿色发展和保障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安全的理念和要求。
七、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至5月间,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营销部经理杨峰分三次将海德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102.44吨废碱液,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交给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又以每吨500元、600元不等的价格转交给无资质的孙志才、丁卫东等人。上述废碱液未经处置,排入长江水系,严重污染环境。其中,排入长江的20吨废碱液,导致江苏省靖江市城区集中式引用水源中断取水40多个小时;排入新通扬运河的53.34吨废碱液,导致江苏省兴化市城区集中式饮水源中断取水超过14个小时。靖江市、兴化市有关部门分别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杨峰、李宏生等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评估,三次水污染事件共造成环境损害1731.26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作为化工企业,对其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负有法定防治责任,其营销部负责人杨峰违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海德公司对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案涉长江靖江段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系经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依法评估得出;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系经类比得出,亦经出庭专家辅助人认可。海德公司污染行为必然对两地及下游生态环境服务功能造成巨大损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张以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的50%计算,具有合理性。江苏省人民政府原诉讼请求所主张数额明显偏低,经释明后予以增加,应予支持。水体自净作用只是水体中污染物向下游的流动中浓度自然降低,不能因此否认污染物对水体已经造成的损害,不足以构成无需再行修复的抗辩。一审法院判决海德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评估鉴定费26万元,上述费用合计5482.85万元,支付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判决海德公司可在提供有效担保后分期履行赔偿款支付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探索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后,人民法院最早受理的省级人民政府诉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之一。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目前沿江化工企业分布密集,违规排放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威胁流域生态系统安全的重大隐患。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障,要着重做好水污染防治案件的审理,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本案判决明确宣示,不能仅以水体具备自净能力为由主张污染物尚未对水体造成损害以及无需再行修复,水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污染物的排放必然会损害水体、水生物、河床甚至是河岸土壤等生态环境,根据损害担责原则,污染者应当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本案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后,由七人制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四位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中依法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强化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进一步提升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裁判结果的公信力。
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因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玻璃窑炉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并拒不改正等行为,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分四次罚款共计1289万元。2015年2月,方圆公司签订总金额为3617万元的《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2016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提起本案诉讼后,方圆公司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1万元,并加快了脱硝脱硫除尘改造提升进程,于2016年6月15日通过环保验收,于2016年6月17日、2017年6月17日取得排污许可证。2016年12月2日,方圆公司再次投入1965万元,增设脱硝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将方圆公司自行政处罚认定损害发生之日至环保达标之日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评估为154.96万元。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起诉后,方圆公司积极投入,加快治理污染设备的更新改造,诉讼过程中经环保验收已达标排放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已经停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具备法定资质,评估依据已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环境损害数额包括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的费用和因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给环境造成的损害两项内容,应予确认。方圆公司污染大气行为影响群众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绿发会虽主张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予以酌定。一审法院判决方圆公司赔偿损失154.96万元,分三期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用于该地区的环境修复;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向绿发会支付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京津冀地区受理的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大气污染防治是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之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本案审理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绿发会的具体诉讼请求,对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了界定和评估,积极探索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运作模式,确保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于受损环境的修复。本案受理后,方圆公司积极缴纳行政罚款,主动升级改造环保设施,成为该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环保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实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和修复功能,同时还起到了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的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本案的审理和公开宣判对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九、铜仁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玉屏湘盛化工有限公司、广东韶关沃鑫贸易有限公司土壤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贵州玉屏湘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盛公司)、广东韶关沃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鑫公司)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0年5月,两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沃鑫公司提供原料给湘盛公司加工,加工费为生产每吨硫酸240元,硫酸产品及废渣由沃鑫公司负责接收销售。2011年11月1日,两公司签订《原料购销协议》,以湘盛公司名义对外向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购买硫精矿原料。2011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6日,湘盛公司共取得硫精矿66900吨,用于生产硫酸。2015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30日,湘盛公司整体承包给沃鑫公司独立经营,期间曾发生高温水管破裂事故,导致生产车间锅炉冷却水直接排入厂外河流。上述生产过程中,生产原材料和废渣淋溶水、生产废水流入厂区外,造成厂区外一、二号区域土壤污染。经鉴定,一号区域为灌草地,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3600平方米,全部为重度污染。二号区域为农田,重金属污染面积达39500平方米,91%的土壤为重度污染,7%的土壤为中度污染,2%的土壤为轻度污染。污染地块的种植农作物重金属超标。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2016年两次责令湘盛公司拆除排污暗管、改正违法行为,处以行政罚款。2016年9月,湘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梁长训、沃鑫公司余军因犯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017年12月,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出具《损害评估报告》,确认案涉土壤污染损害费用包括消除危险费用、污染修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共计639.7万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湘盛公司、沃鑫公司均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危废处理资质。两公司生产过程中实施了污染行为,案涉污染土壤中重金属与湘盛公司生产原料、废渣及排放废水中所含重金属成分相同,具有同源性,且污染土壤区域的重金属含量均远高于对照检测点,足以认定两公司排污行为与案涉土壤及地上农作物中度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两公司先为合作,后为承包,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污染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湘盛公司、沃鑫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在对生产厂区进行综合整改及环境监控,未通过相关环保行政职能部门监督验收前,不得生产;对厂区留存全部原料及废渣进行彻底无污染清除,逾期则应当支付危废处置费60.3万元,聘请第三方处置;对案涉土壤进行修复,逾期则支付修复费用230万元,聘请第三方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19万元,承担本案鉴定费38.6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尤其本案所涉二号区域用途为农用耕地,其上农作物及农产品的安全更是直接关切群众身体健康。本案审理法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对案涉专业问题作出技术判断,鉴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同时提供了土壤污染的风险判定和具体修复方案,为推动后续土壤修复治理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本案审理法院还向县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通过征用程序改变二号区域的农用耕地用途,消除被污染土地继续种植农作物可能带来的人体健康风险。同时,突出保护农用耕地、基本农田的价值理念,将农用耕地用途改变导致农用耕地功能丧失纳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建立了民事裁判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衔接路径。本案的正确审理,为案涉土壤污染构建了“责任人修复+政府监管+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检察院监督”的全新复合治理路径,有力地推进了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确保实现涉地农业生产环境安全,体现了司法保护公益的良好效果。
十、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沭阳县农业委员会不履行林业监督管理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至3月,仲兴年于沭阳县七处地点盗伐林木444棵,立木蓄积122余立方米。其中在沭阳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范围内盗伐杨树合计253棵。2017年3月7日,沭阳县人民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判处仲兴年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追缴违法所得2.4万元。2017年9月29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宿城区检察院)向沭阳县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沭阳农委)发送检察建议,督促沭阳农委对仲兴年盗伐林木行为依法处理,确保受侵害林业生态得以恢复。沭阳农委于2017年10月16日、12月15日两次电话反映该委无权对仲兴年履行行政职责,未就仲兴年盗伐林木行为进行行政处理,案涉地点林地生态环境未得到恢复。2018年3月27日,沭阳农委仅在盗伐地点补植白蜡树苗180棵。
【裁判结果】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沭阳农委作为沭阳县林业主管部门,对案涉盗伐林木等违法行为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仲兴年在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范围内盗伐林木,不仅侵害了他人林木所有权,也损害了林木的生态效益和功能。宿城区检察院经依法向沭阳农委发送检察建议,督促沭阳农委依法履职无果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仲兴年因盗伐林木行为已被追究的刑事责任为有期徒刑、罚金、追缴违法所得,不能涵盖补种盗伐株数十倍树木的行政责任。沭阳农委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未责令仲兴年补种树木,其嗣后补种的株数和代履行程序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未能及时、正确、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沭阳农委不履行林业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应依法对仲兴年作出责令补种盗伐253棵杨树十倍树木的行政处理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涉林业行政公益诉讼。林木除具有经济价值外,还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以及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等生态价值。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义务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安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更应恪尽职守,依法履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林业纠纷案件多具融合性,同一违法行为往往涉及刑事、民事和行政不同法律责任。本案的正确审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涉林业检察公益诉讼中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关系和界限,依法全面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安全。本案审理法院还组织省市县三级120余家行政执法机关的150余名工作人员以及10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起到了宣传教育的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62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625号建议的答复
刘平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检察建议得到充分落实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您提到的检察建议适用条件不够明确,制发程序不规范,监督效果不理想,等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检察建议工作,突出强调提高检察建议制发质量,将检察建议做到精准、规范,做成刚性、做到刚性。为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做好检察建议工作,提升检察建议的落实效果,最高人民检察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检查指导
一是加强制度规范。对2009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19年2月26日正式公布实施,明确了检察建议的性质、制发原则、类型、适用范围和制发程序。特别是为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效果,促进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重视和采纳,《规定》规范了送达程序,明确了检察建议书可以书面送达,也可以现场宣告送达;建立了检察建议抄送制度,对于涉及事项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违法情形具有典型性、所涉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检察建议书,可以抄送同级党委、人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或者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自律组织;强化了跟踪督促,要求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督促和支持配合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并规定被建议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检察院,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符合提起公益诉讼条件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同时,制定《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对常用的检察建议法律文书格式进行统一规范,增强检察建议的规范性。
二是明确工作责任。制定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建议督促落实统管工作办法》(以下简称《统管工作办法》),以促进检察建议落地落实为导向,要求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亲自抓检察建议工作,并成立检察建议落实工作分析督导小组,明确各办案部门、法律政策研究部门、案件管理部门和检察委员会在检察建议督促落实工作中的职责,通过建立各部门分工负责与全院综合协调督导相结合的制度机制,解决检察建议落实中的问题,提升检察建议落实效果,促进将检察建议做到刚性。
三是定期通报情况。定期通报全国检察建议工作情况,对全国检察建议相关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合负面典型案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对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的规范化、精准化,提升检察建议的实效性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四是加强调研指导。对部分地区检察建议工作进行检查调研,通过听取汇报、对检察建议书进行抽查、走访被建议单位、深入基层实地调研等方式,精准了解检察建议工作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措施,指导和促进当地检察机关提升检察建议工作水平。
五是评选优秀检察建议。组织各省级检察院推荐、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中央国家机关意见,评定了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社会治理类优秀检察建议,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引领作用,促进检察官制发和落实检察建议能力的提升。
二、狠抓落实,争取各方支持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要求下,地方检察机关把检察建议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进、狠抓落实。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大部分省级检察院制定了贯彻落实《规定》的实施细则,对检察建议的制发程序、督促落实机制等作出更加明确细化的规定。另一方面规范检察建议的制发,不断提升检察建议的质量,加强检察建议发出后的督促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制发各类检察建议27万余份,已收到回复19万余份;已收到的回复中采纳检察建议的18万余份,采纳率为96.69%。
此外,地方检察机关还加强向人大等单位报告工作,积极争取支持,为把检察建议做到刚性创造良好的氛围。2019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其中对落实检察建议提出了明确要求。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运用检察建议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题报告。贵州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贵州省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绩效评估目标实施方案》,将“及时反馈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及其下属5个区县、江苏省淮安市、山东省淄博市及其下辖8个区县、四川省遂宁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等地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的决议。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检察院推动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保障检察建议整改落实的通知。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规定》和《统管工作办法》的贯彻落实。继续严格规范检察建议的制发,以规范促质量,确保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继续加强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对逾期未回复的检察建议逐件进行分析督导,促进将检察建议“做到刚性"。
二是坚持定期实名通报制度和典型案例引导制度,注重优秀案例的示范作用和负面案例的警示作用,曝光一批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效果的负面典型,同时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不断提升检察建议的制发质量。
三是指导各地积极开展宣告送达。对宣告送达实践效果较好地方的经验做法予以推广,通过宣告送达的仪式感和庄重感,以及引入第三方的见证和监督,促进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接受和采纳。
四是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完善领导、监督、支持和配合机制,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赢得更多支持。积极推动地方人大立法或出台相关决议,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对检察建议的运行机制予以明确。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把检察建议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通过实践积累案例和经验,积极推动完善相关立法,对检察建议的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使检察建议在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法律政策研究室,承办人米蓓,联系电话:010-65209581。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七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七批)
(2022年9月6日)
案例一:
郭某诉山东省某市某区房屋征收办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未登记房屋 再审检察建议 行政赔偿
【基本案情】
郭某1982年10月退役,其户口由部队迁入其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某区某路3号145户东侧建造的145户甲房屋。郭某在此居住并结婚。2013年,某区政府决定对某路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涉案房屋属于征收范围内的“未登记房屋”。同年12月26日,某区房屋征收办委托某公司强行将涉案房屋拆除。2016年11月,郭某向某区房屋征收办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区房屋征收办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2017年1月,郭某提起行政诉讼。某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确认区房屋征收办拆除行为违法,判决区房屋征收办赔偿郭某人民币10566元及相应利息。郭某对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不服,于2017年12月、2019年7月向区房屋征收办申请行政补偿,未获支持。
2020年10月,郭某不服行政判决,认为无论是赔偿还是补偿,均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认定,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确有监督必要,遂依职权受理并开展调查核实。经调阅法院卷宗材料,实地勘察,询问相关证人,到区信访局和区征收办调取档案材料;召开公开听证会,明确争议焦点,研判法律适用等,查明:涉案房屋系独立建筑,郭某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益。涉案房屋在既未经某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认定处理,又未经征收补偿的情形下,区房屋征收办即委托某公司将涉案房屋拆除,拆除行为违法。经法院委托评估,涉案房屋成本价格为10566元。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区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是判决的依据逻辑上前后矛盾。在确认涉案房屋属于“未登记房屋”及拆除行为违法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某区某路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等规定,但在确定行政赔偿数额时,未依据上述规定,而是采用成本价评估方式确定赔偿数额。二是判决严重损害了郭某合法权益。《某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通知》规定:“未登记建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予以补偿:在1989年9月1日《某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前建成,使用人在房屋内有常住户口或工商营业登记、其他社会组织登记,具备居住条件或使用功能的未登记建筑,建筑面积以房地产测绘机构实测为准。”涉案房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属于在房屋内有常住户口,具备居住条件的未登记建筑,应当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予以补偿。区房屋征收办因其拆除行为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不应低于涉案房屋依法征收应得的补偿。区检察院就该案向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并跟踪问效,全程参与区法院证据交换、鉴定机构选择、开庭审理等环节。2021年11月10日,区法院作出再审判决,确认区房屋征收办拆除行为违法;撤销《不予赔偿决定书》;区房屋征收办向郭某赔偿人民币91万余元。至此,八年未解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退役军人保障事关强国兴军大业,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应当高度重视依法办理涉退役军人案件,切实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违法强拆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的房屋,法院判决予以赔偿的赔偿标准不得低于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标准。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要准确把握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找准问题症结,精准监督,跟踪问效,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
案例二:
赵某与辽宁省某市某街道办事处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带病回乡抚恤优待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赵某1965年参军,1971年复员返乡后按照规定将其个人档案存放于某区某街道办事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街道办事处档案室失火,致包括赵某在内的多人档案烧毁。2015年11月,赵某申请办理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身份认定时得知其个人档案已被烧毁。2019年4月,赵某以某街道办事处侵犯其知情权、荣誉权、带病回乡优抚权为由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街道办事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以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赵某的起诉。后赵某提出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赵某申请检察机关监督。2022年3月,某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某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某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审查认为,法院以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为由驳回赵某起诉并无不当;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民政部门关于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身份认定及待遇的相关规定,赵某符合带病回乡退役军人优抚待遇申领条件,但因服役期间的病历资料被烧毁未能申领成功,其诉求具有合理性;赵某服役期间患有胃病,退役后因胃癌手术花费了大部分积蓄,近期又被诊断患有食道癌,生活困难。赵某希望通过办理带病回乡退役军人优抚待遇来缓解生活压力。检察机关经全面审查,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检察机关多次与某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商、座谈。某街道办事处承认工作上的过失,向赵某的遭遇表示歉意,同意给予赵某一次性现金补贴并承诺对其进行长期帮扶;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赵某的实际情况为其发放退役军人帮困帮扶基金;检察机关就法院驳回起诉的依据以及检察监督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向赵某释法说理,赵某表示接受法院的裁定结果,并与属地政府签订了和解协议。检察机关根据《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和赵某的申请,给予其司法救助金1万元。多元化救助有效纾解了赵某的实际困难。检察机关建议某街道办事处加强档案管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典型意义】
带病回乡抚恤优待是军人依法享有的职业保障,目的是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应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关爱退役军人就是支持国防事业的理念,针对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实际情况,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同时审查行政争议有无化解可能,注重对当事人合法合理诉求的回应,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三:
胡某与四川省某乡政府、某县政府、第三人张某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林业行政裁决 公开宣告送达
【基本案情】
胡某1971年参军,1975年3月退役。胡某与张某系同村村民,双方的林地边界相邻。1978年村里修建小学,占用了胡某原有林地,经村委会协调,胡某同意调至现有的林地。1981年10月15日,某县人民政府向胡某颁发了《林权证》,该证明确记载了面积及四至,其中北界为“集体茅师(茅厕)下”。胡某认为张某栽种的“牛儿竹”在其林权证范围内,双方发生纠纷。
2016年5月4日,胡某向某乡政府提出林权纠纷调处申请。乡政府受理后,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并告知相关权利和义务。乡政府经调查、勘测,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2016年8月8日,某乡政府根据群众指认,对胡某林权证北界集体茅厕进行实地勘察、挖掘,明确胡某林权证北界界址。胡某不认可结果,认为往北还有一个集体茅厕,该茅厕才是林权证北界界址。2017年8月2日,某乡政府作出《某县某乡人民政府林地权属处理决定书》,认为张某栽种的“牛儿竹”不在胡某林权范围内。胡某不服该处理决定书,向某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某县人民政府作出《某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某乡政府作出的决定。胡某诉至四川省某县人民法院,该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胡某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
2020年5月25日,胡某向四川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某县两级检察机关经调阅卷宗材料,上门听取当事人意见,与某县政府、县法院、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沟通座谈,委托技术部门利用无人机完成现场勘验,现场询访同村村民,确定有关争议林地四至的具体位置,查明:胡某林权四至清楚,张某栽种的“牛儿竹”不在胡某林权范围内。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原机关行政裁决和复议机关复议决定以及一、二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决定不支持胡某的监督申请。为解开胡某心结,某市人民检察院对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公开宣告,在人民监督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村民代表等人见证下,检察人员对胡某提出的监督意见进行详尽的回应和耐心解释,胡某认可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乡政府考虑到胡某年近70岁,经济困难,给予其经济补助一万元。
某县检察院主动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沟通,建立退役军人权益保护工作站,健全对口联系、线索移送、办案协作等工作机制,会签《关于全力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若干工作意见》,畅通退役军人依法维权通道,共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退役军人行政争议案件,积极回应退役军人的司法需求,在审查法院判决合法性的同时,采取调查核实、释法说理和公开宣告等方式,做通申请人思想工作,帮助其解开心结,增强对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认同感。同时,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穿透式监督,对接职能部门搭建退役军人权益保护平台,完善协作机制,畅通诉求通道,以“我管”促“都管”,积极营造尊崇军人、拥军爱国的社会氛围。
案例四:
贵州省某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强制执行左某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 能动履职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左某系退役军人,因驾驶自有小型客车从事载客运营活动,被贵州省某县交通运输局予以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行政处罚作出后,经左某申请,某县交通运输局同意延长缴纳罚款期限,期间左某缴纳罚款4000元,尚欠罚款6000元。期限届满,左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缴纳剩余罚款,某县交通运输局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2021年10月12日立案执行,责令缴纳罚款、加处罚款共计8600元,并对其采取了冻结退役军人补助银行账户、限制消费等措施。左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通过调阅县人民法院相关案件卷宗,与县法院、县交通运输局相关办案人员了解核实案件相关情况,走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调查核实,查明:左某无道路运输经营资质从事营运活动情况属实,案发时左某已61周岁,夫妻二人主要生活来源为每月700余元的优抚对象定期生活补助,家庭较为困难;某县交通运输局存在超期限扣押、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部分事项错误、县法院存在执行通知书载明事项不规范等问题。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行政机关对左某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但加处罚款属于执行罚,对于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依法减免。围绕是否可以减免加处罚款等问题,某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邀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员从落实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政策、发挥退役军人模范带头作用、规范行政执法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左某当场承诺停止运营活动,积极筹集资金缴纳罚款。听证会建议减免对左某加处的罚款2600元。听证会后,左某及时缴纳了欠缴的罚款6000元,县交通局依法减免加处罚款,县人民法院解除执行措施,依法作执行完毕结案处理。
针对某县交通运输局、县人民法院存在的违法情形,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出检察建议,县交通局、县人民法院书面回复采纳,并采取整改措施。县检察院主动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座谈、沟通,督促全面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政策,解除其后顾之忧。双方还就加强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障会签相关机制达成共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退役军人案件,要高度重视其权益保护,彰显司法人文关怀,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减轻当事人经济负担和诉累,让其感受到司法温度,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同时,注重把深化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与促进社会治理结合起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案例五:
刘某诉山东省某县某村委会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赔偿 公开听证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山东某县某村村民刘某是1974年复员的退役军人,因1999年拖欠村集体“三提五统”款,其责任田被村委会收回。2002年5月,刘某以某村村委会为被告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村委会收回其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某村村委会取消原告刘某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刘某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村村委会赔偿因违法没收土地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书,判令某村村委会赔偿刘某经济损失6678元。某村村委会在2004年进行部分赔偿后,未再支付剩余赔偿款,经刘某多次催要,村委会均不予支付。2021年8月30日,刘某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刘某多次到村委会、镇政府、县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未果,向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
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刘某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超过二年法定期限,属于逾期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决定以口头方式作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八条关于强制执行登记立案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应当出具书面裁定或决定的规定,法院执行立案程序存在违法情形。
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刘某逾期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于法有据;考虑到刘某的实质诉求是得到行政赔偿款,结合正在开展的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某县人民检察院决定深入调查核实,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经调阅县人民法院卷宗材料,查阅某村村委会相关财务账目、询问村委知情人,了解村委经济情况,走访了解刘某家庭生活情况,查明:1999年,某村村委会以刘某拖欠村集体“三提五统”款3353.18元为由收回其责任田,在该行为被确认违法及判决行政赔偿后,向刘某支付1500元,剩余赔偿款未再支付;某村村委会承认并愿意继续支付赔偿款,但因该村集体长期负债经济困难暂时无力偿付。刘某独身一人,身患疾病,无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生活困难。
为化解争议,2022年3月10日,某县人民检察院就该案举行了公开听证,经过现场阐述事实理由,公开听取评议和释法说理,刘某与村委会之间就相互折抵欠款等达成和解协议,鉴于村委会经济困难,折抵后某村村委会欠刘某的剩余赔偿款分三年付清。鉴于刘某年老多病,生活困难,某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和刘某的申请,给予刘某司法救助金5000元。刘某收到救助金后十分感动,感恩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体谅政府和村委会难处,当场表示放弃剩余赔偿款,一场历时十八年的争议得到化解。
对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县人民法院执行立案程序违法问题,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以口头不受理决定替代书面不受理决定或裁定行为进行纠正,并加强类似违法问题排查和整改。某县人民法院予以采纳。
【典型意义】
弘扬拥军风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着力加强对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当事人因逾期申请执行被法院不予受理而申请监督的行政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审查案件事实,促进从实质性上解决当事人合理诉求,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护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护的意见
(法发〔2020〕42号)
为切实加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著作权保护,充分发挥著作权审判对文化建设的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护,提出如下意见。
1、依法加强创作者权益保护,统筹兼顾传播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依法处理好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与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关系,协调好激励创作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之间的关系,发挥好权利受让人和被许可人在促进作品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法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促进智力成果的创作和传播,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
2、大力提高案件审理质效,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试点工作,着力缩短涉及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类型化案件审理周期。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区块链等方式保存、固定和提交证据,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行为保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请求,综合运用多种民事责任方式,使权利人在民事案件中得到更加全面充分的救济。
3、在作品、表演、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该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署名的争议,应当结合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性质、类型、表现形式以及行业习惯、公众认知习惯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推定当事人主张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成立,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4、适用署名推定规则确定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归属且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的,原告可以不再另行提交权利转让协议或其他书面证据。在诉讼程序中,被告主张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取得权利人的许可,或者具有著作权法规定的不经权利人许可而可以使用的情形。
5、高度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发展新需求,依据著作权法准确界定作品类型,把握好作品的认定标准,依法妥善审理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直播、数据侵权等新类型案件,促进新兴业态规范发展。
6、当事人请求立即销毁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生产或者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除特殊情况外,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支持,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依职权责令销毁。在特殊情况下不宜销毁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在商业渠道之外以适当方式对上述材料和工具予以处置,以尽可能消除进一步侵权的风险。销毁或者处置费用由侵权人承担,侵权人请求补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刑事诉讼中,权利人以为后续可能提起的民事或者行政诉讼保全证据为由,请求对侵权复制品及材料和工具暂不销毁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权利人在后续民事或者行政案件中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垫付的保管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
7、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应当综合考虑请求保护的权利类型、市场价值和侵权人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性质和规模、损害后果严重程度等因素,依据著作权法及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侵权人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确定。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的合理维权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单独计算。
8、侵权人曾经被生效的法院裁判、行政决定认定构成侵权或者曾经就相同侵权行为与权利人达成和解协议,仍然继续实施或者变相重复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具有侵权的故意,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民事责任时应当充分考虑。
9、要通过诚信诉讼承诺书等形式,明确告知当事人不诚信诉讼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促使当事人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积极履行诉讼义务,在合理期限内积极、诚实地举证,在诉讼过程中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10、要完善失信惩戒与追责机制,对于提交伪造、变造证据,隐匿、毁灭证据,作虚假陈述、虚假证言、虚假鉴定、虚假署名等不诚信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训诫、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632号(财税金融类2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632号(财税金融类2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强化建设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提案》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11月19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目标、原则、要求以及如何加强分工协作、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完善保障机制等30个方面作出系统性的规定。该《意见》是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畅通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和金融需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金融管理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的重要举措。对这一传统诉讼模式之外便捷有效的金融纠纷化解机制,我们将吸收您的建议进一步抓好落实并持续完善。对于您建议中,《意见》未涉及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关于突出金融纠纷化解专业性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金融纠纷专业化审判工作,2008年上海浦东新区组建了专门的金融法院,2018年设立了上海金融法院,同年在南昌还挂牌了首个跨行政区域的金融法庭,此后北京、广东、四川等地法院根据需要陆续组建了金融法庭、申请拟设立金融法院。各地金融法庭及金融法院都高度重视金融案件审判工作,配备了经验丰富的金融专业法官。金融法院、金融法庭集金融案件审判、金融司法研究、金融风险评估于一体,在提升金融案件审判质效的同时,通过分析评估金融态势、管控和防范金融风险、指导规范金融行业等方式,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的服务保障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指导各级法院在金融案件审判中,不断提升金融专业人士参与纠纷解决的参与度,在证据交换和事实发现等诉讼程序中发挥金融专业人士的作用,保障法官在掌握金融产品本质特征、符合商业实践标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裁判。
中国人民银行自2013年起在上海、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四省(市)进行了省(市)级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调解组织建设试点,在山东、广东两省进行了地(市)级、县级调解组织建设试点。截至目前,人民银行指导成立或即将成立的省级(含副省级)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共25家,初步形成“东西南北"兼具的格局。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调解组织专业性,充分受理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申请,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服务,妥善化解金融消费纠纷。
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不断压实银行保险机构投诉处理责任,强化监管机构投诉督查职责,不断扩大调解工作覆盖面,已指导银行业设立调解机构1l4家、保险业设立调解机构458家。目前,逐步形成了金融机构处理投诉、第三方机构组织调解、金融监管机构督查指导、诉讼与调解相街接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了金融纠纷化解效率,有效增强了消费者获得感。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和完善调解员队伍建设工作:一是持续推进调解员结构多元化,既选拔行业内业务过硬、品行良好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又吸收行业外相关单位、高校院所中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人员加人调解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二是积极做好调解员管理,逐步建立完善调解员遴选、培训、考核、奖惩、辞退制度,保持调解员的稳定性;三是加强调解员培训,使其既掌握金融法律业务知识又具备较高的调解技巧、沟通能力和品德操守;四是着手组建调解专家库,为具体案件的调解工作提供咨询和指导。
司法部着力指导各地仲裁机构加强与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工作协调、衔接,聘请金融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设立专门的金融仲裁院(中心)、金融仲裁调解中心等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处理了大量金融纠纷案件,仅2019年全国仲裁委员会共处理金融类案件28.3万件。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大力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积极推动金融证券领域设立律师调解室,鼓励支持律师以多种方式参与各类金融纠纷调解工作,为解决金融纠纷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上海、广东等地推动建立金融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聘请金融专业人士担任人民调解员,有效化解了大量金融纠纷案件。下一步还将加大聘请金融专业人士担任专兼职调解员的工作力度,加强对金融领域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不断提高金融纠纷调解工作水平。
二、关于加强金融纠纷“繁简分流"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面促进司法公正,提升程序效能,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着力指导北京、上海等地法院组织实施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无实质性法律争议的追债类金融案件一般都是由金融调解机构先行调解,下一步将按照您的建议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受理范围进一步予以明确,指导各地法院按照《意见》做好调审衔接工作,充分发挥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依托金融专业人士进行事实发现和协商解决的功能,引导诉讼双方对案件裁判有合理预期,多促调解。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配合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按照《意见》指明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方向,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与各地法院保持密切沟通,探索适合本地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有序推进金融纠纷调处工作,积极引导金融纠纷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提升解纷效率、降低当事人解纷成本,全方位提升金融消费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银保监会在实践中积极建立“一站式"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形成高效率诉调对接模式:一是结合行业实际,优化立案前委派调解流程,提高立案后委托调解质量,推进一站式多元纷调解机制建没,发挥行业调解机构的专业优势、更好服务于法院审判工作;二是落实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通过法院审查确认,监督检验调解工作质量,提升调解工作规范化和公信力。三是创新调解与诉讼裁判相衔接的模式,拓展网络诉调对接通道,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在线调解,“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下一步将加强对调解机构的监督指导,针对金融纠纷特点进行类型化、精细化梳理,进一步细化对接流程,为金融纠纷繁简分流提供坚强的石业支持。
三、关于提升涉外金融纠纷化解能力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五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规范和指引仲裁机构规范运作、健康发展。通过《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生效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审查程序和报核程序,通过《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统一了仲裁执行裁判尺度,纠正了“先予仲裁"的违法创新,向社会展示了规范、监督、支持仲裁的司法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引导仲裁规范运行,为保障仲裁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加强与境外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纠纷第三方非诉解决机构的密切沟通,致力于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领域国际交流,指导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开拓国际视野。2019年12月9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消保局指导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举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运行研讨培训班,邀请了来自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专家聚焦金融ADR机制建设议题进行研讨交流,形成长效合作机制。该次培训是世界银行在国内举行的首次金融ADR机制建设运行及调解技能专题研讨培训,目前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已聘有外籍调解员,面向金融消费者提供外语调解服务。2019年7月广州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等珠三角九市的调解中心与澳门相关机构签署《粤澳金融纠纷调解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粤澳跨境金融纠纷调解合作。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贯彻落实《意见》相关要求,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提升调解组织专业性和独立性,建立健全调解组织与法院系统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探索线上诉调对接新模式。指导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加强国际合作,探索建立涉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全方面、多维度提升调解员的技能水平,全面提升调解工作的服务质效。
司法部正有序推进仲裁法的修改,积极推动国际仲裁机构开展在华业务,提高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国务院2019年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决机构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司法部2020年印发《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备案的批复》,允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在临港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下一步将不断积极探索吸收外籍与港澳台金融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充分发挥“专家断案"的优势作用,推动金融领域纠纷解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为公正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依法保护电子商务领域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人民法院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当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依法惩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假冒、盗版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积极引导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正当行使权利,并妥善处理好知识产权权利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
二、人民法院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有关当事人是否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经营者。
人民法院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属于开展自营业务,可以考量下列因素:商品销售页面上标注的“自营”信息;商品实物上标注的销售主体信息;发票等交易单据上标注的销售主体信息等。
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知识产权的,应当根据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服务类型,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遵循合理审慎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平台内经营者多次、故意侵害知识产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权采取终止交易和服务的措施。
四、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根据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商品或者服务的特点等,制定平台内通知与声明机制的具体执行措施。但是,有关措施不能对当事人依法维护权利的行为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或者障碍。
五、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的通知一般包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等。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通知涉及专利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交技术特征或者设计特征对比的说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等材料。
六、人民法院认定通知人是否具有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提交伪造、变造的权利证明;提交虚假侵权对比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明知权利状态不稳定仍发出通知;明知通知错误仍不及时撤回或者更正;反复提交错误通知等。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错误通知、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其损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以与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并审理。
七、平台内经营者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交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一般包括: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要求终止必要措施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权属证明、授权证明等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声明真实性的书面保证等。声明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声明涉及专利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平台内经营者提交技术特征或者设计特征对比的说明等材料。
八、人民法院认定平台内经营者发出声明是否具有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提供伪造或者无效的权利证明、授权证明;声明包含虚假信息或者具有明显误导性;通知已经附有认定侵权的生效裁判或者行政处理决定,仍发出声明;明知声明内容错误,仍不及时撤回或者更正等。
九、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采取商品下架等措施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恢复商品链接、通知人不立即撤回通知或者停止发送通知等行为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平台内经营者可以依据前款所述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知识产权权利人、平台内经营者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十、人民法院判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可以考量下列因素: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侵权成立的可能性;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是否存在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情形;防止损害扩大的有效性;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可能的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类型和技术条件等。
平台内经营者有证据证明通知所涉专利权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据此暂缓采取必要措施,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
(一)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
(二)未审核平台内店铺类型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
(三)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和拦截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链接、被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
(四)其他未履行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23号(政治法律类41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23号(政治法律类41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应当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是国家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管理、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反映了国家公权力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控制和合理干预。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原建设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3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至少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该规定主要基于如果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各方均无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国家就失去了管理和监督的基础,合作开发项目的整体规划、配套设施、质量管理、资金保障、售后服务等均可能失去保障,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兼顾国家宏观管理与保护市场主体利益的关系,平衡合同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该解释第十五条同时还规定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民法典的贯彻实施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下开展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您的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论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2022年1月29日)
一、公募债券欺诈发行过程中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未尽责履职应视情节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87名自然人投资者诉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1.案情简介
487名债券投资者(原告)购买了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五洋建设)发行在外的公司债券后,因五洋建设存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遭受投资损失,起诉请求五洋建设等被告承担责任。陈志樟系五洋建设董事长、控股股东,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邦证券)为债券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大信会计)、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简称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国际)系债券发行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公司债募集说明书中,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均确认募集说明书不会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经具体审查承销机构与中介机构的工作内容,各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未尽责履职的情形,遂判令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会计就五洋建设对原告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就五洋建设应负债务本息分别在5%和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专家点评(李有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本市场活力的源泉在于信息的驱动,真实、有效、及时的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个别上市公司、公募债券发行人受利益驱动,做出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危及资本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随着“强监管”的推进,人民法院也不断加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审判能力,护航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与过去常见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不同,本案有多个创新突破之处:一是,作为全国首例公募债券欺诈发行案件,准确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体现《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精神,明确了债券欺诈发行中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为债券投资者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救济途径,在我国债券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上具有开拓意义。二是,对于债券承销机构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在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的责任厘定进行了分析与研判,明确并强调了“看门人”机构未尽责履职的法律后果,判决承销商与中介机构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赔偿,令其付出违法违规的成本。三是,自2020年新《证券法》实施后一开普通代表人诉讼之先河,依托数字法院的智能化平台,搭建了投资者快速、便捷、高效维权的救济渠道,得到了中小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的顽疾,不仅直接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更对公开公平的投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正如本案一审判决书所言:“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敢装睡,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本态度。”本案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为资本市场的“强监管”吹响了号角。
二、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重大过错的审计机构及其合伙人,应当按照其过错类型、在虚假陈述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顾华骏、刘淑君等11名投资者诉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
1.案情简介
2020年12月31日,顾华骏、刘淑君经11名原告共同推选为拟任代表人,就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要求康美药业、马兴田、许冬瑾等22名被告赔偿其投资损失。2021年3月30日,原告申请追加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正中珠江会计)等五名当事人为本案被告,请求判令其与前述22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1年4月8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投服中心)受56名投资者的特别授权,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该案。广州中院查明,康美药业披露的财报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货币资金等情况,正中珠江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专业机构评估,扣除系统风险后投资者实际损失为24.59亿元。广州中院认为,康美药业进行虚假陈述,造成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马兴田、许冬瑾等组织策划财务造假,正中珠江会计及相关审计人员违反执业准则,均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康美药业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虽未直接参与造假,但签字确认财务报告真实性,应根据过失大小分别在投资者损失的20%、10%及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1年11月12日,广州中院作出相应判决。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专家点评(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五条均规定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过错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均必须承担100%的连带赔偿责任。基于权责一致、罚过相当的原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其过错类型、在虚假陈述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其中,实际控制人与接受其指派直接参与虚假陈述行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属于意思关联共同的主观共同侵权,应当对投资者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他未尽勤勉义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则只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本案是首例采用特别代表人诉讼方式进行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标志着以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得到了媒体和投资者的普遍好评。
三、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为如何认定“诚实而不幸”债务人探索法定程序和判断依据
——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
1.案情简介
梁某某自2018年起开始与同事、朋友创业。其间,分别向13家银行、网络贷款公司陆续借贷以解决资金问题,债务总额累计达75万余元。因无法清偿借款,2021年3月10日,梁某某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经法官面谈辅导,梁某某根据自身偿债能力和意愿,于4月27日重新提交了个人破产重整申请。5月11日,法院裁定受理梁某某的申请,并为其指定破产管理人,负责调查核实其财产、债务情况,协助制作重整计划草案。6月22日,深圳中院组织召开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上,破产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作阶段性工作报告、债务人财产报告以及债权审核报告,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豁免财产清单》与《重整计划草案》。7月19日,深圳中院将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送达梁某某,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正式生效。生效的重整计划显示:在未来3年,梁某某夫妻除保留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7700元以及一些生活生产必需品作为豁免财产之外,承诺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实现债权人本金100%清偿,债务人免于偿还利息和滞纳金。如果梁某某不能严格执行重整计划,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2.专家点评(徐阳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主体退出与拯救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渠道、畅顺市场经济循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仅有《企业破产法》“半部破产法”,一方面,导致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等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时,无法获得与企业同等的市场主体保护;另一方面,企业家在经营、融资中常常因个人担保为企业的经营、市场风险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突破了现代企业有限责任制度。在中央授权先行先试的支持下,深圳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关于个人破产的地方性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是《深圳条例》实施以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和顺利审结的首个个人破产案件、首个个人破产重整案件,也是全国的个人破产第一案。
由于破产免责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相悖,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如何做到入法、入理、入情,让社会公众在法理和情理上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个人破产制度是个案法律适用的重点和难点。在本案中,深圳中院秉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鼓励重生”的破产保护理念,严格贯彻个人破产立法原理规则,深圳中院通过债务人申报财产、债权人申报债权,管理人调查核实,到债权人会议审议财产债权核查结果、豁免财产清单,表决重整计划草案,再到债务人在管理人、破产事务管理署监督下依照重整计划清偿债务的各个程序环节,首次全面、完整、立体地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债务人的破产原因及其经过,以及法院如何认定“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法定程序和判断依据,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本案中,深圳中院合理确定债务人的豁免财产范围和具有可执行性的重整计划,既保障了债务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权利和安宁生活,也降低了债权人追收成本、实现债权回收最大化,推动债务人、债权人的共赢。在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同时,深圳中院依法决定解除了对梁某某的行为限制措施,为债务人经济重生提供了有力支持,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鼓励创业者、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人文关怀和救济理念。
在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及其后一系列个人破产案件的审理中,深圳中院进一步明确了个人破产裁判规则,积累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示范案例,为全国范围内个人破产立法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四、大型集团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在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下化解风险,为实质合并重整、协同重整、境外承认与执行等破产实务提供样本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1.案情简介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航集团)曾是以航空运输、机场运营、酒店管理、金融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曾入选世界五百强,拥有境内外企业超2000余家。因经营失当、管理失范、投资失序,加之市场下行,海航集团于2017年底爆发流动性危机,并转为严重资不抵债的债务危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裁定受理海航集团等7家公司及海航集团下属3家上市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并在3月裁定对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实施实质合并重整,形成三家上市公司内部协同重整、非上市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共计378家公司同步重整、联动推进的模式。其中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涉及债务规模最大,审理难度较高,为社会各方重点关注。2021年10月,海南高院顺利审结案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通过重整,海航集团既化解了债务问题,又解决了上市公司合规问题,实现对业务、管理、资产、负债、股权的全方位重组,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的统一,为大型集团企业风险化解、境内重整程序的境外承认与执行、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上市公司合规问题解决以及海南自贸港破产立法及司法提供了鲜活丰富的样本与素材。
2.专家点评(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海航集团作为曾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曾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一张名片。因管理失范、经营失当、投资失序等多重因素,海航集团最终进入破产重整。该案是目前亚洲地区债务规模最大、债权人数量最多、债权人类型最多元、重整企业数量最多、法律关系最复杂、程序联动最复杂的破产重整案件,也是少有的由高级法院直接审理的重整案件。我国《企业破产法》发布时间比较早,囿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缺少大型企业破产重整的需求及相关法律规定。海航集团作为全国第二大民营企业,其破产重整带来了巨大的司法挑战。法院在案件审理时准确适用最高法院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有关实质合并重整的规定,谨慎确定了实质合并企业的范围、标准及破产原因,适时启动实质合并程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严格适用“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的规定,厘清了企业内外债务,确定了各方债权,为重整计划的制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重整过程中,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法院充分听取总行级金融机构债委会的意见,发挥金融机构债委会的协调功能,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统一广大债权人的共识及推进重整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债委会虽有别于破产法层面的债委会,但在大型企业破产案件中,其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后破产法的修改中,是否赋予金融机构债委会在大型企业破产过程中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超大型企业破产重整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妥善管理、维护、运营或处置复杂财产,尽可能保护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重整计划》提出设立信托计划的方案,充分利用信托计划的财产管理、运营功能,确保企业持续经营及分期偿还债务,该计划得到了法院的批准,该做法对后续企业集团的破产重整具有一定的指引意义。该案的顺利审结,为后续出现风险的大型集团企业通过破产重整方式,在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下化解风险提供了成功样本与经验,也在实质合并重整、协同重整、境外承认与执行等方面为未来破产法修订提供了素材与参考。
五、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重整,出售式重整一揽子化解债务风险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1.案情简介
2019年底,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集团)流动性危机爆发,负债达数千亿元。2020年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对方正集团的重整申请。2020年7月17日,方正集团管理人提出实质合并重整申请,7月28日,北京一中院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异议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及中介机构进行听证。经审查,北京一中院认为,方正集团与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产业控股)、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大医疗)、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信产集团)、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资源集团)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对其实质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降低清理成本,增加重整的可能性,提高重整效率,故于2020年7月31日裁定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北京一中院受理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后,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严格依法审理,及时通过司法手段保护重整主体核心资产安全,维持方正集团及下属企业的持续经营。指导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市场化竞争选定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方面,坚持公平对待债权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2021年5月28日,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草案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100万元以下的部分均获得全额现金清偿;普通债权100万元以上的部分可在“全现金”、“现金加以股抵债”、“现金加留债”三种清偿方式中任选一种获得清偿,预计清偿率最高可达61%。北京一中院于2021年6月28日裁定批准方正集团、产业控股、北大医疗、信产集团、资源集团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并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通过司法重整,成功为方正集团引入700多亿元投资,化解2600多亿元债务,帮助400余家企业持续经营,稳住3.5万名职工的工作岗位,最大限度保护各类债权人权益,并使方正集团重获新生。
2.专家点评(王欣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
方正集团作为我国知名校企,资产债务规模巨大,职工人数众多,在进入司法重整前已发生大规模债务违约,不仅对相关行业企业以及出资人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内外高度关注该企业集团的困境解决。从方正集团自身情况而言,其业务涵盖多个板块,包括医疗、信产、地产、金融、大宗贸易等,关联企业资产类型复杂多样,涉及融资融券、境内外债券、结构性融资等复杂问题,同时债权人人数众多、利益诉求多元,在司法重整中面临如何有效妥善处置各类资产,平衡各方主体利益,满足不同类型债权人的诉求等问题,重整挽救的难度很大。北京一中院在受理方正集团重整案后,立足各关联企业之间的具体关系模式和经营情况,妥善确定重整模式,精准确定重整企业范围,对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进行了周密设计和规范实施。
在重整模式上,本案以整体重整为原则,权衡战略投资者的利益需求,采取出售式重整的方式,以保留资产设立新方正集团和各业务平台公司,承接相应业务和职工就业,以待处置资产设立信托计划,处置所得对受益人补充分配,通过出售式重整真正实现债务人全部资产(包括处置所得)均直接用于清偿债权人。通过出售式重整一揽子化解集团全部债务风险,最大程度维护了企业事业的营运价值,隔离方正集团历史遗留风险和其他潜在风险,减轻了债务重组收益税负,有利于企业未来经营发展。在重整计划的制定上,方正集团重整计划充分考虑了不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公平对待各类债权人,提供了灵活搭配的清偿方案,在实施“现金+以股抵债”清偿方案的同时,债权人可自主选择将预计可得抵债股权全部置换为当期现金清偿,或者置换为新方正集团留债,并作出兜底回购承诺,满足了不同债权人的清偿需要。
较之以往同一业务板块企业集团的重整,方正集团业务涵盖多个板块,是我国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重整。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案妥善化解集团债务危机,有效维护企业的营运价值,充分保障了职工、债权人等各方利益主体权益,是《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充分实现重整制度立法目标的典型案例之一,对于我国大型企业集团重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六、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认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16年2月,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财富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资本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浸鑫基金,其中,招商财富公司认缴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光大资本公司认缴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000万元。2016年4月,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载有“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我司同意在基金成立36个月之内,由暴风科技或我司指定的其他第三方以不少于【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基金持有的JINXIN HK LIMITED(浸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若最终该等股权转让价格少于目标价格,我司将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公司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我司同意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公司)系光大资本公司唯一股东,其向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关于光大跨境并购基金的回复》,载明“我司已知悉并认可光大资本公司对招商银行的补足安排”。后因收购的MP&SILVA HOLDING S.A(简称MPS公司)濒临破产,上海浸鑫基金无法顺利退出,招商银行遂诉请光大资本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光大资本公司支付招商银行31亿余元及相应利息。光大资本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专家点评(彭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私募资管案件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是案件审理中的焦点和难点,学理上存在保证担保、债的加入以及独立合同等不同学说,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法律定性不同,将导致法律效果的不同。如果差额补足协议被定性为担保合同和债务加入,则可能因未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而导致无效;如果差额补足协议被定性为独立合同,则无需受制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差额补足义务人需按照承诺文件履行义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1条规定,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于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是何种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确定符合保证规定的,理应按照保证担保处理。如果属于其他法律性质的,则应当按照差额补足的实际性质认定法律关系确定法律责任。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光大资本公司提供的《差额补足函》的性质和效力的认定。生效裁判在对《差额补足函》是否真实并合法有效、招商银行是否系《差额补足函》的权利主体、《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差额补足义务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差额补足义务范围如何确定等方面进行全面严谨分析的基础上,认定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招商银行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不能认为凡是增信性质的文件均属于保证。增信文件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因案涉《差额补足函》中并无明确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担保对象,故《差额补足函》并非担保,而是招商银行和光大资本公司之间独立的合同关系。《差额补足函》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该案系光大资本公司“踩雷”英国MPS公司项目引发的“第一案”,涉案标的额高达3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该案判决为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在实践中的认定原则提供了指引。
七、公司在其利益受损后虽然未提起诉讼,但已经积极采取刑事报案等措施以维护公司利益,公司拒绝提起诉讼有正当理由的,已无赋予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之必要
——吕科诉彭萍、彭琮林、王万英、重庆渝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旺聚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品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重庆首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一审第三人重庆竣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
1.案情简介
彭萍系重庆竣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竣尊公司)财务总监,梁刚系竣尊公司总经理及重庆品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品尊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彭萍将其在竣尊公司38%的股份转让给品尊公司,转让价格1.7亿元。协议签订后,梁刚、彭萍采用虚构交易背景等方式,将竣尊公司的1.2亿元资金转至彭萍实际控制的重庆渝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渝嘉公司)、重庆市联达建材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重庆旺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旺聚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款。2016年10月,竣尊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梁刚、彭萍的犯罪事实。2017年1月10日,竣尊公司与彭萍、彭琮林、王万英、渝嘉公司、旺聚公司签订《竣尊公司款项追回及遗留问题的解决协议》,约定彭萍、彭琮林将1.2亿元资金及利息退还竣尊公司,王万英、渝嘉公司、旺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6月20日,竣尊公司与彭萍、彭琮林、王万英、品尊公司、梁刚等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由王万英、彭萍、彭琮林、品尊公司、梁刚共同筹资8500万元退还竣尊公司,并将原彭萍转让给品尊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竣尊公司大股东重庆斌鑫集团有限公司,以弥补给竣尊公司造成的损失;竣尊公司不再另行追究王万英、彭萍、梁刚、彭琮林、品尊公司的经济责任。
2019年4月16日,竣尊公司股东吕科向公司监事郭斌发送函件,要求公司对本案被告提起诉讼,追回被转走的资金,郭斌明确表示拒绝起诉。2020年11月23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判决:梁刚、彭萍犯挪用资金罪;责令梁刚退赔竣尊公司被挪用的资金1.7亿余元,彭萍在1.2亿元范围内承担共同退赔责任。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吕科的全部诉讼请求。吕科不服,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高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吕科的起诉。
2.专家点评(李建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司利益尤其少数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该制度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如果少数股东滥用诉权,将会干扰乃至侵害公司自治,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大量诉讼困扰,日常经营难以为继。故公司法在设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同时,还为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设置了防火墙,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前置程序是股东代表诉讼“穷尽内部救济原则”的体现,对于尊重公司自治,过滤无价值诉讼,实现股东代表诉讼的真正价值,避免扰乱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具有重要作用。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来源在于股东个人或者公司利益有受损之虞而无其他挽救之机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制度目的与诉权来源正确理解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有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表述,旨在敦促公司积极行使权利,强调公司应当在利益受损后依法积极寻求救济,保护公司利益,而非要求公司仅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公司利益。也即,本条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立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来理解,而不应局限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一途。具体到本案中,公司发现资金被挪用后虽未提起民事诉讼,但已经通过刑事报案、协商及和解的方式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公司损失,并不存在公司利益受损而无挽救的情形,股东提起诉讼并不会再增加公司利益,此时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已经缺乏必要性,有违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置之本旨,人民法院对此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对于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随意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本案实际上已经涉及公司拒绝起诉决定的效力问题,对于我国公司法今后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中公司不起诉决定效力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产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分销该产品的合同无效
——成都九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璧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合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2017年12月,天津和合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和合公司)与成都九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成都九正公司)签订《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约定天津和合公司授权成都九正公司在特定区域内销售招财宝产品。后成都九正公司又分别与天津和合公司及其母公司璧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壁合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产品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导致不能销售,成都九正公司可要求对方回购产品并退还保证金。2019年,经央视“3·15”晚会报道涉案产品获取用户手机MAC地址后,成都九正公司以产品违法已停止销售为由,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津和合公司回购剩余产品并退还保证金。
武清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成都九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成都九正公司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一中院二审认为,涉案产品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违法产品,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无效合同,遂判决维持一审关于驳回成都九正公司诉讼请求的判项,并加判对相关产品及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2.专家点评(齐恩平 天津商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人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窃取、滥用个人信息的现象随之出现,公民私人生活安宁频繁被垃圾短信和营销电话侵扰,社会公共秩序也受到一定影响。个人信息的保护,既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国家打击非法搜集个人信息行为的态度非常坚决,《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专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规定,加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彰显了法律对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尊重,构筑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
案涉招财宝产品为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探针盒子”,该产品具有未经同意收集不特定人手机MAC地址的功能,与其他信息结合可以获取手机用户电话号码,经第三方平台匹配后可进行广告精准投放。因双方合同标的“探针盒子”非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法院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并收缴了案涉产品及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该判决充分发挥了司法审判的引导示范作用,既否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又明示了交易各方均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表明国家依法打击非法搜集个人信息行为的鲜明态度,为大数据时代下作为新型人格权利益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九、股东应当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介机构的行为与债权人未收回债权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正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西藏吉腾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泰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案
1.案情简介
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小额贷款公司)对河南泰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泰元公司)享有经过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债权。中原小额贷款公司诉请泰元公司的股东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雏鹰公司)、西藏吉腾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吉腾公司)分别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泰元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郑农商银行)、郑州正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简称正通会计)在虚假验资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未足额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另据查明的事实:1.2018年5月23日,泰元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增资扩股,原股东雏鹰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7.55亿元,新股东吉腾公司认缴3.85亿元等;2.为履行增资决议,2018年5月28日,雏鹰公司将第一笔投资款3.81亿元汇入泰元公司账户,泰元公司以债权投资形式把该3.81亿元转入有关合作社及其他单位,后者把该款项转入深圳泽赋基金账户,深圳泽赋基金又通过减资的形式把该款项退回雏鹰公司账户,雏鹰公司再次将3.81亿元以增资款形式汇入泰元公司,如此循环六次,金额达到17.55亿元以上,吉腾公司也以同样方式进行增资,金额达到3.85亿元以上,泰元公司的注册资金达到30亿元;3.2018年5月28日,新郑农商银行向正通会计出具四份《银行询证函回函》,分别载明:收到雏鹰公司投资款金额3.28亿元、3.25亿元、3.28亿元、1.494亿元。同日,正通会计向泰元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8年5月28日止,泰元公司已收到股东雏鹰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7.55亿元,收到吉腾公司出资3.85亿元。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雏鹰公司在其未履行出资、抽逃出资数额17.55亿元的范围内对泰元公司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向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吉腾公司在其未履行出资、抽逃出资数额3.85亿元的范围内对泰元公司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向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中原小额贷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原小额贷款公司、雏鹰公司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高院二审认为:雏鹰公司将一笔资金,循环多次投入到泰元公司,虚增增资数额,随后此笔资金流入第三方深圳泽赋基金,雏鹰公司又以第三方股东的身份以减资的名义将资金收回,虽然第三方深圳泽赋基金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退还出资款,雏鹰公司也公告了减资事宜,但因最终收回的款项发生在上述增资款的循环流转中,并非实质来源于深圳泽赋基金,且此减资也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变更登记,应当认为雏鹰公司从深圳泽赋基金收回的资金并非是减资款,上述收回资金的行为属于抽逃资金,抽逃出资的股东雏鹰公司应当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就泰元公司的债务对债权人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接受泰元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基于其增资行为,或使用了新郑农商银行、正通会计在泰元公司增资时为其出具的《银行询证函回函》《验资报告》,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未收回贷款的损失与新郑农商银行、正通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河南高院二审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专家点评(谢鸿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是最为重要的公司诉讼案由之一。本案的典型法律意义主要体现为它对两个疑难法律问题的实践判定颇有贡献。
一是明确了股东抽逃出资可适用“实质优于形式”理念予以认定。本案所涉抽逃出资的行为较为特殊,即股东将同一笔出资循环多次增资到目标公司,其后又将该出资流向其控制的第三方,再通过第三方减资来抽回出资。判决认为,在第三方未作减资变更登记时,股东的整体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应依法对目标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裁判规则的价值在于,它呈现了在司法领域(而不是行政监管领域)对商事行为的定性,何时可摒弃“形式优于实质”而改采“实质优于形式”,从而突破交易的形式安定性,而谋求实质公正性。这也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中强调的“穿透性思维方式”具体的运用,透过表面复杂的商业交易安排、资金往来,查明当事人真实的交易目的,准确揭示交易模式,根据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认定商事行为的性质与效力,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公平诚信的交易秩序。在抽逃出资的认定上,判决书对“形式与实质”这一疑难私法问题的阐释充分考量了各种价值之间的冲撞与权衡,很有深度,也令人信服。
二是肯定了只有在金融机构等为公司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的行为与公司债权人的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时,侵权责任才能成立。判决书认为,债权人应证明其损害与金融机构等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依法请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结论殊值肯定。股东与金融机构等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其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保护他人法规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注册资本有关的全部强行法规范的目的都在于保护公司的债权人,任何人违反这些规范造成债权人损害的,都可能成立侵权责任,其成立要件与一般侵权责任无异。
十、保险人怠于履行法定定损、理赔的义务及延期支付维修款,造成被保险人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支公司与七台河市天宇选煤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1.案情简介
七台河市天宇选煤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宇公司)用于运输的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支公司(简称大庆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该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天宇公司多次催促大庆平安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核定损失并支付维修款,但大庆平安保险公司拖延定损且逾期支付维修款,进而导致天宇公司产生车辆停运损失。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保险人系营运车辆的经营者,《保险法》对保险人理赔核定期限作了明确规定,约束保险人及时履行相应义务。保险人怠于履行法定定损、理赔的义务及延期支付维修款,造成被保险人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专家点评(李青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其“最大”不是指其效力位阶最高,而是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与关系人的义务方面,其要求比其他民商法的更为严格。最大诚信原则通过一系列规则发挥规范作用,保险公司的及时理赔义务就是其中之一。及时理赔义务通过及时核定(含定损)、及时赔付等规范加以约束。商业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的义务,既源自保险合同约定(约定义务),亦包括法定义务。鉴于财产损失险规范体现被保险人中心主义,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格式条款,“淡化”其及时理赔义务,从而侵犯被保险人利益,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保险公司最长的法定核定期间(30日,扣除保险给付请求权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支付保险金的最长期间、违反该义务的法定责任(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为了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理赔义务,保护被保险人权利,《保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先予支付”义务。
根据保险业惯例,财产损失险的承保范围不包括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引发的间接损失,例如本案中被保险机动车因正常维修而产生的停运损失。本案法院裁判支持被保险人关于保险标的间接损失的诉求,是基于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法》关于核定义务期间、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支付保险金义务期间的规定。为了防止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等无法查明,所以在保险公司核定前,被保险人不敢轻易将车辆送去维修。虽然从理论上,被保险人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可以主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即涉及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与损失程度等),但实践操作难度很大,而且由此产生的成本是否获得保险公司足额赔付,被保险人也不能确定。此外,因保险公司没有及时支付保险金,导致保险标的被修理公司留置,留置期间产生的损失,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也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本案法律适用规则的确立,一是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诚实履约,保险标的遭受意外事故后,应依据事实、保险合同约定与《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及时主动核定、通知与支付保险金,杜绝拖延理赔,甚至动辄将保险纠纷推诿给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这不仅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社会信誉,牺牲了整个行业的长远利益。全体保险公司应以本案为鉴,吸取教训,提高整个行业的自律和专业服务质量,规范保险公司有序经营,促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二是充分发挥保险在分散被保险人风险、恢复其生产经营或提供其生活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保险“救危济困”的保障作用;三是引导保险公司践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通过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提供比法定义务更有效的理赔水平,将谋求保险公司长远利益与促进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为新时代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50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50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司法统计数据应用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司法统计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司法统计工作。近年来,人民法院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的统计工作理念为指导,不断提升司法统计工作水平,发挥司法统计在加强公正司法、司法为民、服务大局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建议中,您对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司法统计有着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司法统计的性质、功能有着科学、合理的定位,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具体思路。
就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目前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司法统计职能发挥的现实性问题。比如,司法统计数据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数据与工作实际的误差比较明显,一些法院数据统计的口径标准差异较大;司法统计职能单一化问题仍未有效解决,不能充分满足科学决策、精细管理、深化调研、服务大局等方面的统计需求;司法统计理论和方法创新不够,司法统计分析的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司法统计队伍不稳定、统计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等等。
经过对您提出的三项具体建议的认真研究,我们认为它们分别是针对数据质量、统计分析、成果转化这三个有关司法统计工作最为关键的问题。数据质量是司法统计的命脉,统计分析是司法统计的基本功能,分析结果的成果转化是司法统计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这些都是当前司法统计工作中必须花大力气进行完善的内容。针对您的具体建议,结合司法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会将以下事项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司法统计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
一、进一步加强司法统计数据的质量管理
制定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统计标准和规则,为司法统计数据的质量打牢基础。为规范全国法院司法统计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行业标准"的形式,制定和下发了《人民法院案件信息业务规范》,初步解决了司法统计标准不统一这一长期困扰司法统计工作的基础性问题。今后,我们会继续大力推进司法统计的标准化建设工作,根据法律法规、司法需求等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完善,构建更为科学化、精细化、体系化的全国统一适用的司法统计标准,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司法统计数据的质量。
完善司法统计方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保证司法统计数据的真实性。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调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数据收集机制的通知》,要求全国法院司法统计数据均通过“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时汇集、生成,司法统计由传统人工方式升级为信息化条件下的自动生成模式,基本实现司法统计数字与案件审理信息之间的可追溯性,司法统计数字的准确性、真实性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创新司法统计工具,借鉴和引入最新的信息化技术,在现有司法统计系统基础上构建全方位的数据质检体系,从技术层面保证司法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推广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全面打通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的电子卷宗汇聚通道,通过全方位实现电子卷宗网上调阅、人案关联、案案关联等,从应用层面倒逼司法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加大对司法统计数据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完善司法统计数据检查方式,拓宽数据质量检查渠道,在传统的内部自查、上级对下级开展现场抽查的基础上,尝试不同行政区域法院之间的交叉检查、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远程检查等方法,减弱检查活动的“人情味";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相关部门和人员采取更为严厉的责任形式,杜绝数据检查走过场。
二、进一步完善司法统计分析工作
完善司法统计分析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司法统计分析管理,建立统计分析通报管理制度,对全国法院的司法统计分析工作合理确定任务、工作指标;加强统计分析的质量管理,监督、监控下级法院上报司法统计分析的质量,进一步规范起草、审改等方面工作要求,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只求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研究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将全国法院划分为若干司法统计分析工作协作区,实现不同法院之间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进一步完善司法统计分析联络员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搭建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分析平台,组织、协调、指导司法统计分析的撰写工作。
进一步发挥司法统计分析服务司法决策和审判管理的作用。将司法统计与司法调查研究进一步紧密结合,将破解影响、制约人民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和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和突出问题作为重点分析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性、规律性分析,充分发挥司法统计支持司法决策的职能作用;加强司法统计数据在审判管理领域的应用,进一步规范全国法院审判执行运行态势分析工作,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审判运行态势,以更好地服务审判指导、督导工作,大力提升审判质效和科学司法管理水平。
创新司法统计分析方法和形式。在司法统计分析方法方面,进一步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大数据思维,对基于司法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使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对司法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升级改造,在注重使用描述统计学方法的同时,加大对推断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提升司法统计的实证分析水平。在司法统计分析的组织形式方面,进一步做到规律性趋势分析和日常动态分析、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的紧密结合,解决数据分析“形式化"、分析过程与对策建议“两张皮"等问题;创新司法统计分析课题研究活动,改善课题选题方法,强化导向性、针对性和服务性,通过合理控制课题经费的投放方向,科学整合配置研究资源,鼓励法院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提升司法统计分析的理论性和科学性。
三、进一步增强司法统计的应用转化能力
人民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情况,已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的“晴雨表"“风向标"。因此,司法统计不仅要为司法工作服务、为法官公正审判服务,还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立法、民生、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体现司法统计工作的多元价值。
未来,我们会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更加关注国家重大改革目标、重大理论研究、立法项目规划、社会热点问题等,牵好司法统计数据“深度应用"这个牛鼻子,主动开展前瞻性、实证性分析,对相关案件变化动态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度关联分析,准确研判经济运行风险、社会发展动态,拓展司法统计数据分析的服务领域。同时,进一步拓展司法统计数据分析成果的转化渠道,利用动态专刊、情况反映、新闻消息、司法建议等多种载体,及时将有价值的分析成果上报决策机构、通报给有关部门和向社会公开发布,全面发挥司法统计的服务职能。在制定司法建议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如研究设置“司法建议转化率"等指标、提高在综合评价中的比重等,鼓励各级法院重视司法统计分析结果的司法建议转化,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71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718号建议的答复
刘蕾代表:
您好!
您提出《关于加大规范心理咨询从业资格加大关注心理健康疏导问题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心理健康是检察人员依法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证。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检察干警的心理健康,要求各级检察院党组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积极构建政治上关怀、工作上关心、生活上关爱的全方位机制,努力建设“五个过硬"检察队伍,为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一、着力增强检察队伍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队伍建设和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深入培育检察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增强队伍职业自豪感,激发投身检察事业的饱满热情。建立健全检察荣誉表彰制度,颁发检察荣誉章,安排英模休假,提升检察人员职业荣誉感。高度重视队伍政治待遇问题,完善职级晋升制度,落实好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相关工资、医疗、住房等八项待遇,营造队伍良好发展环境。
二、坚持把严管厚爱贯穿检察队伍建设全过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严格落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三个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努力减少检察人员外部压力,保护队伍依法履职不出问题。同时,将激励和厚爱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科学考评检察官工作,发挥好奖优罚劣的“指挥棒"作用,每年定期开展慰问困难党员、困难职工,全员开展年度体检,安排在职在编检察人员暑期休假等活动,努力解决年轻干警家属子女随迁进京后就业、入学等方面实际困难,促进检察队伍安身、安心、安业。
三、经常性做好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工作
针对落实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对检察人员思想带来的冲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引导各级检察人员深刻认识深化司法检察改革的重大意义,正确对待改革调整和个人利益得失,确保队伍思想稳定。广泛开展大范围、多层次、全覆盖的谈心谈话活动,定期组织开展家访,认真倾听队伍心声,及时掌握思想和心理动态,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确保队伍良好心态和昂扬精神状态。积极构建单位、社会、家庭相融互促的思想工作格局,利用检察开放日等时机,邀请家属子女参观检察官工作环境等,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让大家感受到“检察大家庭"温暖。
四、丰富活跃检察人员业余生活,关心干警个人心理健康
最高人民检察院重视发挥检察先进文化的导向引领、感染熏陶、凝心聚志等作用,指导各级检察机关以“一院一品"为载体,大力加强富有时代气息、检察特色和教化功能的检察文化建设。目前,大多数基层院都建设了功能完善的读书阅览室、体育活动室等。适应检察干警特别是青年检察干警求新、求趣、求变的特点,广泛开展体现思想性、时代感和吸引力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先进文化育人兴检不断引向深入。比如,各地广泛开展读书沙龙、检察大讲堂、社会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春节团拜会、健步走、趣味运动会等,努力缓解工作压力,增强队伍向心力凝聚力。切实发挥机关党委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连心桥"作用,延伸关心关爱触角,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干预疏导服务。对个别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干警,综合运用休假、岗位调整化解矛盾、及时疏通就诊等措施进行安抚调解,努力让其走出阴影、愉悦工作。
加强检察干警心理健康疏导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按照您提出的意见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细化工作举措,深入研究实践,把检察干警心理教育疏导工作切实抓实抓好。您对检察工作和检察人员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恳请您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检察工作,给我们提出更多宝贵意见,促进检察工作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3〕6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服务和保障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充分认识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大意义。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坚强支撑,是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保障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工作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切实找准服务保障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着力点。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持续优化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着力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整体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践行“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让新时代司法改革成果更广泛惠及人民群众。
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4.支持监督依法行政。依法审理涉及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行政案件,支持和服务法治政府建设。正确处理意思自治与行政监管的关系,加强对政府在民事交易中行权界限的监督,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大对行政决策合法性和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力度,促进政府守信践诺。依法审理政府招商引资、政府特许经营等行政协议案件,严格把握政府解除行政协议的条件,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保障被征收人获得补偿安置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与行政案件管辖改革相适应的司法行政良性互动机制,完善行政争议多元解纷和繁简分流机制,推动区域内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建设,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5.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依法审理涉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稳定中外投资者对东北地区的市场预期。加强对涉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合法性审查,及时发出审查清理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的司法建议,规范、引导各方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依法惩治侵害各类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界限,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防止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健全涉企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对于因公权力机关错误采取强制措施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依法适用国家赔偿。严格落实公司法、证券法优先保护特殊市场主体的立法精神,注重维护中小股东、消费者、劳动者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及时发放执行案款,最大限度降低保全、执行措施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不利影响。
6.有效维护金融安全。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的服务保障职能,依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依法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正确认定多层嵌套金融交易合同下的真实交易关系。对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认定合同效力和权利义务。通过依法判处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等途径,推动完善金融治理结构。依法妥善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防止房地产市场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和转化。坚决打击金融领域犯罪,把金融机构高管职务犯罪、非法集资犯罪等作为惩治重点,全面及时追赃挽损。主动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支持、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职,加强金融风险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的衔接,助力金融风险预防和化解。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法院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
7.推进诉讼诚信建设。准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精准识别虚假诉讼罪和虚假诉讼违法行为,依法惩治发生在民商事案件审判、执行程序中的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完善跨部门协作和线索移送程序,构建防范打击长效机制。加强对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审查,避免虚假诉讼的发生。聚焦企业破产纠纷、公司分立(合并)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之诉、劳动争议、离婚析产纠纷等重点领域诉讼失信行为,依法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处罚措施予以制裁。严格落实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避免部分民事诉讼当事人利用刑事手段恶意干扰民商事案件的正常审理。推进政府部门与人民法院共享诚信信息,严格规范、有效适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等措施,依法依规通过信用惩戒增加失信被执行人违法成本,完善信用修复机制,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三、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8.推动创新发展。坚持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严格保护导向,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全面落实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妥善审理涉能源开发、先进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石化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新材料、节能环保、农业育种等产业的知识产权案件,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规范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准确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维护数据安全。依法保护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准确把握定罪标准,严格区分罪与非罪,避免把一般违法违纪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大力推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支持沈阳、长春知识产权法庭不断完善审判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司法服务能力。
9.保障市场主体减负焕新。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依法办理清算,推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主体尽快从市场退出,通过依法简化破产清算流程加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积极推进清算程序中的企业整体处置方式,有效维护企业营运价值,保护职工就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及和解程序,让因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注重提升破产制度实施的经济效益,降低破产程序运行的时间和成本,进一步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畅通执行移送破产工作渠道,充分发挥集约式执行和解、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制度的保护功能,最大程度发挥各类要素和资源潜力,减少企业破产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加大对破产保护理念的宣传和落实,及时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积极拯救功能,通过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依托长白破产法论坛等研究平台,加强破产制度理论研究和实务交流,促进形成各方联动共促企业拯救的良好局面,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10.服务产业转型。依法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减负增效。妥善审理国有企业改革和老工业基地升级改造过程中因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商事纠纷和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化解历史遗留矛盾。妥善审理大宗农业机械买卖、大宗农产品的流动质押、国有重工企业改制以及破产衍生案件,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妥善审理涉互联网、健康养老、冰雪经济、文化旅游等新业态领域案件,依法保障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优化生产力布局,助力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竞争力,自觉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四、服务协调发展新格局
11.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对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吉林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和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司法支持。依法审理城乡融合发展、都市圈发展、城市更新、历史遗产保护等领域中因土地性质及权属变更等引发的行政争议。强化对执行异议之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指导,支持、保障相关部门防范应对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规范保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有关项目建设,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确保商品房买受人的合法权益。针对建设工程领域的不规范现象,积极延伸司法职能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由其通过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取消资格资质、影响征信等方式,使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建立完善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制度,加大对闲置土地和房地产停缓建项目的依法处置力度,盘活闲置存量资产。
12.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违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审判执行力度,依法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药、化肥、种子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巩固东北地区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依法妥善审理涉农机补贴类案件,坚决打击涉农骗补骗保、扶贫领域腐败等侵害群众利益犯罪,确保惠农富农政策落地见效。依法审理涉及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房屋和生产设施搬迁及安置补偿等案件,平等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农户、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依法支持东北地区渔业、林业、牧业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助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妥善审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整治引发的纠纷,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以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为契机,立足职能发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
1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区内区际司法联动协作机制,积极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助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同频共振,提升跨域立案服务品质,共享执行信息,加强涉诉信访会商等措施,推进司法服务一体化发展,提高司法服务保障的整体能力和水平。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协调指导作用,及时研究工程建设、房地产、金融、破产等领域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裁判尺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推动区域内法院就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自然资源保护进行司法协作,形成协同共治的环境司法保护新格局。探索建立与季节性人口流动相适应的地区间司法协作机制,化解“候鸟”人群社会公共服务供需矛盾。
14.深化国际司法协助和交流合作。深化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周边邻国国际司法协助和司法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司法协助归口管理工作水平,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程序规则和审查标准,积极稳妥办理司法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等国际司法协助请求。依法稳妥审理涉边贸案件和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案件,切实维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跨境司法合作,参与健全完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网络,构建有利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司法环境。推动东北地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高效化解涉外商事纠纷,促进东北亚沿海沿边经贸合作。加强海事审判工作,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
五、巩固绿色发展优势
15.加强环境资源保护。自觉践行“两山”理念,依法审理涉环境资源案件。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改革,健全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制度,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效衔接。树立系统观念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强对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自然人文遗迹的司法保护,积极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修复方式,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加大涉大气、水、土壤污染纠纷案件的审理力度,依法适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助力构建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公园等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区分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以及其他区域的功能定位,妥善处理与区域定位不符的开发利用、退出、转型引发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自然保护地原住民及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严格贯彻实施黑土地保护法,坚决打击盗采黑土犯罪。依法惩治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大小兴安岭、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及黄河流域、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区珍贵自然资源依法合理利用。依法惩治破坏重要生物物种、生物遗传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16.服务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依法妥善处理涉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规划、建设、生产引发的行政纠纷,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查处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违法行为。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方面绿色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变。支持运用金融工具助力绿色发展,服务构建绿色信贷政策法律体系。准确把握碳排放权、碳汇、碳衍生品等涉碳权利的经济属性、公共属性和生态属性,依法妥善处理涉及确权、交易、担保以及执行的相关民事纠纷,促进生产、消费、流通、回收等环节绿色化。依法审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涉碳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推动形成以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气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
六、增进民生福祉
17.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妥善审理涉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争议等领域相关案件,加大涉农民工工资、工伤、抚恤、抚养、赡养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妥善审理涉冬季供暖的能源储备、管网设施改造、施工合同纠纷,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推进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加强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残疾人的司法保护。主动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新要求,加大涉疫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力度,立足司法职能促进解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实际困难。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套路贷”等犯罪,严惩养老诈骗犯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8.提升诉讼服务质效。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加强与基层治理单位、社会团体、调解组织、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对接,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深入推进智慧诉服建设,做实最优窗口工程,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提升诉讼服务品质,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利用线上诉讼服务,降低诉讼成本。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切实提升民事、行政再审申诉接谈质量,完善刑事申诉处理机制,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接访即办工作机制,落实有信必复工作要求,全面提高涉诉信访实质化解水平。
七、强化组织保障
19.加强统筹协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加强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通联络,广泛凝聚推动工作的合力。最高人民法院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条线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完善和落实司法政策,发布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要充分履行监督指导职责,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及时召开巡回区审判工作会议,研究前沿疑难问题,统一法律适用。东北地区各高级人民法院务必高度重视,准确贯彻落实本意见要求,发挥好指导协调、组织实施作用;各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要因地制宜,细化完善司法服务保障举措,并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20.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巩固拓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引导干警筑牢政治忠诚。大力培树宣传东北地区法院先进典型,弘扬英模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大金融、破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环境资源、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等专业领域审判业务的联合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审判队伍。坚持强基导向,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司法能力。优化区域内司法人才配置,建立灵活多样的法官交流工作机制。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细化落实审判权责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进一步优化执法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法院干部队伍,为新征程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3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陈国庆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陈国庆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17】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陈国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曹建明
2017年4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8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38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司法解释保护民营小股东权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清算义务人及清算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有相应的规定。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七十条规定:“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从上述规定看,在公司出现清算事由时,清算义务人应及时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如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述规定旨在强化清算义务人依法清算的法律责任,以期建立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但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否属于清算义务人的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并没有规定谁是清算义务人,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则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规定为清算义务人。之后施行的《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二款则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规定是否意味着排除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目前理解还不一致。我们对此也非常关注,将在征求法工委意见后予以明确。
对于股东清算责任案件,如您所提到,确实存在认识不准确、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其中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关注,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在今年7月3日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意见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有限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是因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在认定该赔偿责任是否成立时,应从股东行为是否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该行为是否导致无法清算的后果等方面进行审查。如果股东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积极努力,或者未能履行清算义务是由于实际控制公司主要财产、账册、文件的股东的故意拖延、拒绝清算行为等客观原因所导致,或者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管理账册文件的,均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如果股东能够证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文件灭失与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无因果关系的,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上思路,您关注的“有限责任公司中技术入股、对骨干赠送干股等形成的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会议讨论情况,通过发布会议纪要的方式,对包括股东清算责任在内的多个法律问题统一审判思路,以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该类案件,避免出现不适当扩大股东清算责任的不公平情况发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0〕1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以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使命担当
1.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农村工作、建设法治乡村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谋划部署推动工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护航“三农”工作。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找准司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切入点,创造性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认真落实《2020年度人民法院继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意见》(法[2020]52号)要求,坚持依法严惩方针,持续有力地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依法从严从快惩处“三农”领域涉黑涉恶犯罪,深化“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坚决铲除“三农”领域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确保实现“长效常治”目标,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3.依法惩处“三农”领域涉公共财产犯罪,持续开展“三农”领域腐败专项治理。依法严厉打击侵占、挪用、贪污农业投资犯罪,确保农业投资有效利用。依法严惩截留、挤占等妨害种粮补贴制度犯罪,切实保障种粮补贴及时发放到位。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村集体资产、扶贫惠农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深入推进农村反腐败斗争。
4.依法惩处涉农产品犯罪,切实保障农村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惩处假冒伪劣食品犯罪,确保农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依法惩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严防假劣农资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助推质量兴农、绿色发展。依法惩处农产品走私犯罪,切实保障农产品正常的流通秩序。加强农资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推动农业综合执法效能和水平提升。
5.依法惩处侵犯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权益犯罪,切实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安宁。严厉打击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诈骗、盗窃、抢劫等犯罪,保护农村留守老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严惩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性侵、拐卖等犯罪,切实维护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维护校园安全,引导广大农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6.依法惩处借宗教之名进行犯罪活动,促进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加大对农村地区各类非法宗教活动惩处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活动,防范邪教向农村渗透,防止封建迷信蔓延。通过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等方式,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治观念。
7.依法妥善审理涉农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案件,助推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依法妥善审理涉“四好农村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案件,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建设项目投资者利益的保障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纠纷案件,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8.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推进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纠纷,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确保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依法保护农村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各方权益。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综合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严厉打击侵占耕地违法行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9.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案件,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妥善审理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纠纷,服务保障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依法保护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大力支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依法认定工商企业、个人以及组织,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大棚房、别墅大院等行为无效,规范农村土地利用。加大对违法占用耕地、违法批准征收土地等案件强制执行力度,推进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清理整治。
10.依法妥善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农民房屋和生产设施等拆迁及安置补偿纠纷案件,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审查征收土地、征收补偿以及强制拆除房屋和清除地上附着物、青苗、林木等行政行为合法性,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11.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法审理农村饮用水源污染等环境侵权案件,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治理,确保农村饮水安全。依法审理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重点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全流域协同治理,服务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法审理涉及农田、重点农业粮食产区耕地生态系统保护案件,保障粮食安全,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防线。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污染或破坏耕地、将基本农田改作他用的,依法判令责任人采取恢复性补救措施,推进耕地污染管控和修复利用,坚守耕地红线。
12.加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司法保护力度,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依法妥善审理涉及乡村公共文化案件,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支持乡土文艺团组发展,发展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 (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的司法保护。加大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促进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13.加强“三农”领域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助推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科技短板。加强涉农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依法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严厉打击涉农知识产权犯罪,依法审理涉农知识产权侵权和违约案件,加大“三农”领域知识产权、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加大对农产品商标、地理标志或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保护力度,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14.依法审理涉农民工权益保护案件,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幸福感。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和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推动有效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动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农民工劳动争议纠纷,依法运用先予执行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等,做到快立快审快执,提高司法保护质量和效率。加强对劳动者的平等保护,不得歧视来自疫情较重地区的劳动者或者曾经确诊但已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合法权益保护,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
15.依法妥善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保护农民基本财产权利。对于因分配土地补偿费、其他集体经济收益等产生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将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当事人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16.依法审理涉脱贫攻坚案件,服务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依法妥善审理贫困地区金融扶贫、产业发展等经营领域案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依法妥善审理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案件,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留守弱势群体司法需求的分析研判,强化司法对接,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7.加大涉农案件执行力度,依法及时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切实发挥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作用,形成涉农案件执行合力,有效破解涉农案件执行难。开辟涉农案件执行绿色通道,确保优先立案、优先执行。充分利用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失信联合惩戒系统、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等信息化手段,解决涉农案件查人找物难题,解决涉农案件被执行人财产特别是农产品、鲜活物品变现难题,最大限度避免农民因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而致贫返贫。
18.加大涉农案件执行救助力度,依法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权利。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救助体系,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人身损害赔偿金、劳动报酬等案件,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依法及时开展执行救助。加大刑事司法救助力度,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依法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加强人民法院同保险行业合作,有效减轻“执行不能”给申请执行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健全执行救助制度,努力让更多陷入困境的申请执行人感受到司法关怀。
三、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19.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持法理情有机融合,注重裁判文书释法明理,实现以法教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注重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开展巡回审判等方式加强农村法治宣传,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效果。大力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法治宣传效果,充分发挥司法教育、评价、指引、规范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健全“三农”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及时高效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涉农纠纷诉前多元化解机制,促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前解纷作用,推进建立调解前置机制。加强涉农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完善司法确认程序,推动涉农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快速办理。
21.发挥人民法庭在诉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全面贯彻《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职能作用,助推法治乡村建设。加强人民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村民委员会等基层国家机关、自治组织的沟通协作,积极开展矛盾纠纷综合研判和协调处理,形成工作合力。发挥人民法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示范和保障作用,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业务指导,促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能力水平。推动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和诉讼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司法资源下沉到基层,助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22.加强乡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 [2018]19号)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扎实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加强乡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推动乡村治理进一步向自治有利、法治有序、德治有效方向发展。
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健全服务保障“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工作机制
23.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司法服务保障新机制新举措。积极探索涉农审判新模式,按照优化协调高效原则,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执行组织建设。加大司法便民利民惠民力度,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推进涉农纠纷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完善繁简分流标准,有效推进“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24.完善巡回审判制度,推动涉农纠纷便捷有效化解。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完善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司法所的协同,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遵循“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合理设置巡回办案点和诉讼服务点,做好巡回审判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诉累。
25.推进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建设,促进涉农案件统一裁判尺度。加强涉农纠纷的调研指导,及时研究人民法院服务“三农”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加强对“三农”领域共性、前沿性法律问题和类型化裁判规则的分析梳理,探索建立类型化案件审判指引,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统一,切实将公正司法落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6.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推进涉农纠纷电子诉讼深度应用。认真总结智慧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提速、多点开花的战疫成果,更好运用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探索建立5G人民法庭,提高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和诉讼服务能力水平。依托智慧诉讼服务建设,实现诉讼服务“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全覆盖,让信息多跑路、让当事人少跑腿。做好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与审判、执行等系统对接,切实提高涉农案件司法工作质效。
2020年4月26日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02号(政治法律类017号)提案的答复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02号(政治法律类01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有序推进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按照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制度,是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自2014年起,全国法院分批次开展包括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6月底,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基本实现了把最优秀的审判人才配置到一线办案的改革目的。您就员额制改革提出的四方面建议,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其中有些建议与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相契合的,对于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落地见效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依法推进、发挥人大作用。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是法官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确保法官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央要求,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区、市)均成立了由组织人事部门、经验丰富的法官、人大代表、律师、法学专家等人员组成的法官遴选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官人选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进行专业把关。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对入额候选人进行审核评议后,提出入额建议人选。但是,法官遴选委员会提出的入额建议人选,并不等于最终确定人选,还需要所在法院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在政治素质、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考察审核,各级法院党组按照审批权限作出决定。如需任命审判员的,由应提交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后才成为员额法官。因此,法官遴选委员会自身虽然具有中立性,但员额法官的选任工作事实上是在各级党委、人大的领导监督下进行的。实践中,为加强人大对法官选任工作的监督,各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均有来自人大的代表,其中部分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主任是由省级人大的领导同志担任。
关于有序推进、保障制度公平。考虑到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复杂性,各地法院在改革过程中均没有一次性将中央确定的员额比例用完,而是适当预留出一定的员额比例,以便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再开展后续选任工作,同时还可以用来从专家学者和律师中遴选法官。从目前的员额法官选任情况来看,各地法院,严格按照中央要求条件和程序开展选任工作,确保公平、公开、公正。一是突出实绩导向,不搞论资排辈、平衡照顾,入额遴选向包括助理审判员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人员敞开大门,按照竞争择优原则,让审判业绩突出、业务水平过硬、审判经验相对丰富、能够独立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年轻法官进入员额法官队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入额法官中助理审判员有98人,占到入额法官总数的26.7%。二是入额程序公开透明,做到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全程接受干警监督、接受社会监督,由法官遴选委员会对法官人选进行专业把关,确保结果公认,让人信服。三是院庭长入额不搞特殊化,除院长外,均要求按照统一标准、程序参加遴选。而且,明确要求院庭长入额后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政法委有关院庭长办案数量的要求,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就院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以及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等进行了细化规定。四是注重政策解读和思想引导,把政策讲清讲透,让广大干警理解改革的意义,真心拥护支持改革,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密切关注干警的思想动态,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总体来看,全国法院员额制改革是平稳有序的。
关于科学推进、实现改革初衷。各地法院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科学分配法官员额,合理确定员额法官岗位,完善法官业绩考评,确保通过员额制改革,实现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中,提高办案质效。一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不搞“一刀切",各高级法院在坚持“以案定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地区法院案件类型和数量、人员配置以及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辖区面积等因素,实行法官员额省内统一调配,注重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向办案任务重的地区倾斜。二是在员额岗位配备上,坚持将员额配备在审判一线岗位,对于研究室、审管办等主要业务岗位,适当配备一定员额,综合行政岗位一律不配备员额,综合行政岗位人员入额后,交流到审判一线岗位工作,并辞去原有行政职务。三是同步完善法官业绩考评、奖惩和退出机制,将法官审判业绩直接与奖金分配、等级晋升、员额退出等挂钩,坚持量化考核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将工作实绩作为考评主要依据和内容,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现司法职业特点,符合司法规律。对于达不到办案要求或作风不过硬、廉洁有问题的员额法官,及时按程序退出员额。四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惩戒。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出建议,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明确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工作章程。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指导。
关于整体推进、确保改革成效。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试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重点突破与系统推进相结合,确保司法改革的整体效能。一是进一步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按照中央改革部署,积极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其工资制度改革,从源头上解决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办案一线法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职业尊荣感不强的问题。截至今年6月,全国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完成首批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工作,9.5万余名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进行管理,全国共有2356个法院基本落实或通过预发形式落实工资改革。改革后中级、基层法院法官职务比例将大幅提升,晋升年限也将相应缩短,法官政治待遇、工资待遇都将得到提升。二是进一步加强法官履职保障。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制定发布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实施办法》。2017年2月,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广泛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充分履行维护法官基本权利、维护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救助和补偿等职能,切实维护法官人格尊严,提升法官尊荣感。三是妥善解决未入额法官待遇和分流问题。目前,在实践中,地方法院一般有这样几种安置渠道: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员额法官办案;二是转任司法行政人员,到法院综合部门工作;三是部分人员可以交流到其他党政部门;四是对一些年纪较大的法官,安排他们从事案件评查、诉前调解等工作。在开展未入额法官转岗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增量改革",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法官资格,并且转入审判辅助人员序列后,原来享有的津补贴保留不变,未入额法官仍可以参加法官遴选进入员额,充分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四是积极推动建立员额退出机制。法官入额,不是头衔和待遇,不能“一入了之",不等于终身入额。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探索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对能力素质、廉政作风等不适应岗位要求的,及时退出法官员额,推动形成“能进能出"“能者上,不胜任者让"的正确导向和良好氛围。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部署和孟建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政策要求,推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运转协调、有进有出的常态化员额法官遴选机制,充分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切实保障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加强法官职业保障,落实院庭长办案要求,探索审判监督管理新模式,加大改革督察力度,切实完善配套措施,坚定不移推进法官员额制等司法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8日)
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12月4日至10日是第五个“宪法宣传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法治社会。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和保障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永远铭记英雄烈士的牺牲和奉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单独把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强调要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发布《关于加强“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法〔2018〕68号)《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法〔2022〕113号)等一系列司法政策性文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违法犯罪的意见》(公通字〔2022〕5号),发布保护英雄人物人格利益等典型案例,以司法手段捍卫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此次发布的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涉及维护英烈人格利益、烈属合法权益、烈士纪念设施等案件。重点涵盖以下4个方面:
一是加大对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力度。依法审理涉及英雄烈士保护的刑事案件,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妥善审理英雄烈士近亲属及检察机关提起的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的民事案件,依法认定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推动落实英烈保护工作联动协调制度,严厉打击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烈事迹和精神的言行。此次发布的涉英烈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8起案件涉及侵害英雄烈士姓名、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既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件,集中体现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和制裁抹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二是推动落实烈属抚恤优待政策。贯彻落实烈士褒扬政策法规,依法审理侵害烈属合法权益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切实维护烈属的人身财产权益。注重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突出解决烈属家庭后续生活保障、救助帮扶援助等实际问题。以司法之力推动保障烈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烈士褒扬金、抚恤金,以及在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优待,树立关爱尊崇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褒扬烈士家庭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关于依法保障烈属居住权益的案件,彰显人民法院对烈属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是弘扬英烈精神、褒恤烈属的生动司法实践。
三是服务保障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依法惩治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土地、设施,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破坏、污损烈士纪念设施等行为,有力保护烈士纪念设施不受侵犯。为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主阵地作用,推进宣传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此次发布的王某诉杨某排除妨害纠纷案和李某、吴某侵害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都体现了人民法院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土地、设施的有力司法保护。
四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英雄烈士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旗帜鲜明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对英雄烈士事迹的价值认同和英雄烈士公知公认的光辉形象,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人民法院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烈士褒扬工作新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目 录
一、罗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侮辱抗美援朝英雄烈士,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并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肖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案
--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诋毁、侮辱英雄,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三、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采用侮辱、诽谤方式侵害卫国戍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构成犯罪并应承担民事责任
四、王某诉杨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
五、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应承担法律责任
六、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英雄烈士姓名民事公益诉讼案
--擅自将英烈姓名用于商业用途,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七、叶某等诉某信息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烈士近亲属有权依法对侵害英烈名誉行为提起诉讼
八、赵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不当言论亵渎英烈事迹和精神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九、洪某诉刘某、某报社名誉权纠纷案
--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行为的合理回应和批评不构成侵权
十、董某诉李某、第三人卢某排除妨害案
--依法保障英雄烈士遗属居住权益
案例一
罗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侮辱抗美援朝英雄烈士,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并应承担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21年,罗某观看《长津湖》电影和纪录片后,为博取关注,使用新浪微博账号(粉丝数220余万)发帖,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上述帖文因用户举报被平台处理,此前阅读量2万余次。罗某次日删除该帖文,但相关内容已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公众强烈愤慨。罗某曾系知名媒体人,曾使用上述帐号先后发表侮辱、嘲讽英雄烈士等帖文9篇,其账号被平台处置30次。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认为应当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追究罗某刑事责任,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同时请求判令罗某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二、裁判结果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某在互联网上使用侮辱性语言抹黑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罗某系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罗某作为网络“大V”,多次在网上公开发表言论侮辱、贬损英雄烈士,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罗某自愿赔偿8万元用于抗美援朝烈士精神事迹纪念、宣传等公益事业,予以认可。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罗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罗某在相关网站及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三、典型意义
英雄烈士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既包括有名英雄烈士,也包括无名英雄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全体中华儿女要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绝不容许亵渎、诋毁。电影《长津湖》旨在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罗某却在观看电影后,在网络平台发帖公然歪曲历史,侮辱、抹黑英烈,伤害公众情感,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本案通过司法手段严惩侵害抗美援朝英雄烈士群体名誉、荣誉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护航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二
肖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案
--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诋毁、侮辱英雄,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一、基本案情
2021年,肖某在“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因病逝世、举国悲痛之际,无视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使用昵称“坚持底线”的微信号,先后在微信群“白翎村村民信息群”(群成员499人)内发布2条信息,歪曲事实诋毁、侮辱袁隆平院士,侵害英雄名誉、荣誉,引起群内成员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认为被告人肖某的行为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建议判处管制六个月。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肖某以侮辱、诽谤方式侵害英雄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案发后,被告人肖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判决被告人肖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管制六个月。
三、典型意义
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体现出我国对英雄烈士权益强有力的保护,以及严厉打击抹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决心。袁隆平院士为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作出重大贡献,属于英雄人物,适用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应有之义。肖某在微信群发布侮辱袁隆平院士的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依法应予严惩。本案既有力打击侵害英雄名誉、荣誉行为,维护英雄权益,又教育社会公众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充分彰显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案例三
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采用侮辱、诽谤方式侵害卫国戍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构成犯罪并应承担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仇某在卫国戍边官兵誓死捍卫国土的英雄事迹被报道后,为博取眼球,使用其新浪微博账号“辣笔小球”(粉丝数250余万),先后发布2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同志的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上述微博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引发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截至仇某删除微博时,上述微博共计阅读量20万余次。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认为应当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追究被告人仇某刑事责任,同时请求判令被告仇某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仇某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在网络上采用侮辱、诽谤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仇某发表不当言论,亵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仇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仇某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典型意义
“辣笔小球”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后的全国首案。本案依法认定仇某的行为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通过科处刑罚,保护英烈权益,弘扬英烈精神,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司法裁判教育、警示作用,具有首案引领意义。有助于推动社会公众形成维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严惩亵渎、诋毁英烈言行的广泛共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保护英烈权益、弘扬英烈精神的坚定立场。
案例四
王某诉杨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
一、基本案情
王兆军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四平战役”中壮烈牺牲,后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王某系王兆军同志的胞弟。河西村民委员会与王某签订协议,约定将案涉承包地作为烈士墓地,交予王某无限期长期管理,免收承包金及其他费用。王某对烈士墓地及堆堤进行管理与维护期间,杨某长期自行在王某承包地的堆堤处种植各种农作物。双方为此经常发生纠纷,河西村民委员会多次协调均未能有效解决。后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某返还侵占的烈士墓地范围内土地。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认为,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捐赠财产、义务宣讲烈士事迹和精神、帮扶英雄烈士遗属等公益活动的方式,参与英雄烈士保护工作。河西村民委员会将烈士墓地和堆堤交予烈士近亲属王某管理维护,不仅有利于激发公民的荣誉感,亦能加强对烈士墓地范围内土地的保护。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英雄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杨某在烈士墓地种植农作物于法无据,被侵占的该地块依法应予返还。判决被告杨某向王某返还土地。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侵犯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土地进行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对英烈权益的保护,也要加强对承载英烈精神纪念设施的保护力度。英烈事迹的群众知晓度不一,现实中烈士纪念设施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被侵占,有的被破坏甚至塌陷,有的周围杂草丛生,缺乏庄严、肃穆的氛围。本案在加强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司法保护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案例五
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应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8年,李某、吴某身着仿纳粹军服,前往萧山烈士陵园拍摄大量照片,后李某将身着仿纳粹军服的照片发布在其好友数1940人的QQ空间中,被多人转发扩散,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社会影响恶劣,相关内容相继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短时间内即达3万余条。2019年,公安机关调查后,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李某、吴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4日和7日的行政处罚。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吴某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某、吴某对英雄烈士以及烈士陵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具有一般民众的认知和觉悟。李某、吴某的行为轻视英雄烈士,无视公众情感,蔑视法律尊严,侮辱和亵渎英雄烈士荣誉,侵害烈士亲属及社会公众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评价秩序,后果严重,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判决李某、吴某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典型意义
烈士陵园作为向公众开放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供公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告慰先烈英灵。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的依法审理,对此类侵害英烈荣誉行为起到有效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本案审理过程中还邀请百余名学生到庭旁听,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全程直播,让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有助于引起社会公众警醒,推动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英雄、保护英雄的共识,进一步传承英烈精神。
案例六
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英雄烈士姓名民事公益诉讼案
--擅自将英烈姓名用于商业用途,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基本案情
某网络科技公司为电商企业提供信息中介、资源共享平台,将付费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平台称为“雷锋社群”、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并发布有“雷锋会员”等文字的宣传海报和文章,在公司住所地悬挂“雷锋社群”文字标识等。该公司以“雷锋社群”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会”“电商供应链大会”等商业活动,并以“雷锋社群会费”等名目收取客户费用共计30万余元。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在经营项目中以雷锋名义进行的宣传,并在浙江省省级媒体赔礼道歉。
二、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某网络科技公司使用的“雷锋”文字确系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雷锋同志之姓名,其明知雷锋同志的姓名具有特定意义,仍擅自用于开展网络商业宣传,构成对雷锋同志姓名的侵害,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判决某网络科技公司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并在浙江省省级报刊向社会公众发表赔礼道歉声明。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首例保护英烈姓名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据其中第185条、第1000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且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雷锋同志的姓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本案裁判明确,将雷锋同志的姓名用于商业广告和营利宣传的行为,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同时,将商业运作模式假“雷锋精神”之名推广,既曲解雷锋精神,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背离,也损害承载于其上人民群众的特定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司法手段,为网络空间注入缅怀英烈、敬仰英烈的法治正能量。
案例七
叶某等诉某信息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烈士近亲属有权依法对侵害英烈名誉行为提起诉讼
一、基本案情
2018年,某信息公司通过其自媒体账号“暴走漫画”,在某网络平台上发布了时长1分09秒的短视频。该视频的内容将叶挺烈士在皖南事变后于1942年在狱中创作的《囚歌》中“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进行篡改。该视频于2018年5月8日至16日在网络上传播,多家新闻媒体予以转载报道,引起公众关注和网络热议,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叶挺烈士近亲属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某信息公司停止侵犯叶挺同志英雄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对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
二、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认为,叶挺烈士创作的《囚歌》充分体现了叶挺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该诗表现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伟大爱国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某信息公司的视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之际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并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视频内容亵渎叶挺烈士革命精神,侵害叶挺烈士名誉,不仅给烈士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社会公众的民族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违法性且其主观过错明显,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判决某信息公司在三家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系该法施行后由烈士近亲属提起诉讼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民事案件,明确侵权人除需在相关媒体上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外,还应当承担向烈士近亲属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支付精神抚慰金等民事责任。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亵渎英烈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英烈权益的保护力度。
案例八
赵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不当言论亵渎英烈事迹和精神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案情
马金涛同志系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筑派出所民警。2018年,马金涛同志在执行抓捕毒犯任务中牺牲,年仅30岁。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马金涛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马金涛同志因公殉职次日,赵某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对此发表侮辱性言论。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就赵某侵害马金涛烈士名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赵某通过贵州省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二、裁判结果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马金涛烈士在缉毒工作中献出年轻的生命,他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全社会学习、弘扬、传承和捍卫。赵某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公然发表不当言论亵渎英烈事迹和精神,贬损英烈名誉,伤害烈属情感,同时也给一线缉毒民警带来心理上伤害,已经超出言论自由范畴,是对社会公德的严重挑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判决赵某在贵州省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典型意义
缉毒英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容亵渎。本案侵权人通过互联网媒体,诋毁、侮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形象,贬损英雄人物名誉,削弱英烈精神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加大对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力度,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弘扬英烈精神、保护英烈权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自觉维护和弘扬英烈精神,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英烈革命气节、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良好社会风尚。
案例九
洪某诉刘某、某报社名誉权纠纷案
--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行为的合理回应和批评不构成侵权
一、基本案情
刘某系“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连长之子,于2015年撰写案涉文章,某报社分社在网络平台上以《心声—“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连长的儿子为捍卫英雄名誉写的一封公开信》为标题予以发布。某报社主办的杂志发布略作修改后的该文章,标题为《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连长之子刘某写给勇敢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的同志们的信》。洪某认为案涉文章中有对其侮辱、诽谤的言论,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名誉权,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刘某、某报社立即停止侮辱诽谤、删除侵权言论,在相关媒体上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洪某发表在先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两篇文章,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产生质疑,从而否定基本事实的真实性和矮化“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历史共识相违背。刘某撰写案涉文章,某报社予以发表是对洪某文章的回应和批评,主要目的是消除洪某在先言论的不良影响,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刘某、某报社未侵犯洪某名誉权,判决驳回洪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和大无畏牺牲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洪某发表两篇文章,用细节贬低、损毁英烈形象,否定“狼牙山五壮士”基本事实和英雄形象,明显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挑战,必然招致回应、批评。本案依法捍卫了社会公众对歪曲英雄烈士事迹行为进行批评的权利,充分彰显人民法院保护英烈权益的鲜明态度。
案例十
董某诉李某、第三人卢某排除妨害案
--依法保障英雄烈士遗属居住权益
一、基本案情
董某系革命烈士卢兴的遗孀,现年83岁,体弱多病,由孙女卢某常年照顾。2012年,老人原有住房面临拆迁,政府为照顾烈属,特批安置给老人一套房屋,并按老人意愿,在拆迁协议上将孙女卢某加在董某名字后面,注明董某百年后,房屋产权归卢某所有。2016年,董某与卢某领取拆迁安置房,但因老人身体问题一直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后卢某未经董某同意,擅自将房屋转卖给同事李某。李某向其支付购房款32万余元。2021年,李某起诉卢某、第三人董某,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法院以卢某系无权处分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李某仍占有房屋。2022年,董某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后多次要求李某搬出未果,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搬出案涉房屋。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本着优待烈属的原则,政府安置给烈士遗孀董某一套房屋,并充分尊重老人意愿,明确其百年后房屋归孙女所有。现在老人健在,房屋却被其孙女卢某擅自转卖。此举既不合法,又与政府优待烈属的初衷相违背,导致烈士遗孀老无所居。法院从关爱烈属的角度,动员李某主动搬离。经过法院调解,三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同意限期搬出案涉房屋。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国家实行英雄烈士抚恤优待制度,英雄烈士遗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优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加强烈属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突出解决烈属家庭后续生活保障、救助帮扶援助等实际问题,优化烈属住房、养老等服务专项优待内容。做好烈属优待工作,让广大烈属享受到应有的优待和国家改革发展成果,是关心关爱烈属的具体举措,也是对革命烈士的告慰。本案通过司法手段推动落实烈属优待政策,切实解决烈属生活困难,依法维护烈属合法财产权利,保障烈属居住权益,实现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弘扬英烈精神、褒恤烈属的生动司法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90号(政治法律类37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90号(政治法律类378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完善环境资源审判技术专家辅助制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提案》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的有关环境资源诉讼案件存在取证难、认证难、因果关系认定难及鉴定难、鉴定费用高、周期长等问题,以及就此提出的有关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健全专家辅助机制、构建专家服务平台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推进环境资源案件的检察和审判工作,进一步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资源案件的事实查明、因果关系的确认及生态环境的修复等,往往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等专业的科学知识,不仅需要司法人员提高自身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为环境司法提供技术支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工作办法》,并从中国科学院、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聘请19位环境领域的专家作为首批技术类咨询专家,同时还聘请了20名法学教授作为法学类咨询专家,为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司法解释的出台提供建议和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导各地法院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或者专家咨询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亦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筹备建立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聘请包括环境资源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技术专家,协助检察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参与相关的勘验取证、检验检测、鉴定评估、专家咨询会诊、协助出庭等工作,解决办案中的相关专门性问题。各地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亦在解决鉴定难、鉴定贵等问题中,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注重发挥专家作用,通过选取专家提供技术咨询意见,在庭审中适用专家辅助人制度,或者聘请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等方式,破解专业事实查明的技术藩篱。贵州贵阳、云南昆明、江苏徐州等地探索就部分不适合评估鉴定的案件,直接参考专家意见并结合相关因素酌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方法,有效降低环境资源案件的诉讼成本负担。
您提出的关于探索建立法、检两院共享共用的专家名册或专家库,增进对专门性问题的共识,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建议,得到了“两高"一致赞同。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协商对接,建立法检共享共用的专家库,并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全国环境资源诉讼专家服务平台,共同完善环境资源司法技术专家辅助制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29号(政治法律类262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029号(政治法律类262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粤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深化大湾区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互联互通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们赞同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港澳与珠三角九市互认的执行仲裁裁决机制,深化大湾区仲裁合作问题。"1999年以来,内地已先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上述安排在司法实践中对促进仲裁裁决的异地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今后,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内地仲裁机构和当事人也将更加清晰地了解向香港法院申请保全(香港称为临时措施)的程序和提交的材料,对于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的协助来避免当事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促进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内地首次签署向其他法域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的文件,标志着两地司法协助涵盖的范围和内容超出了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助。我们相信,以上安排对于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互认及执行机制的完善,将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
您在提案中建议“珠三角九市可先行先试,深化大湾区内仲裁合作",对此我们也完全赞同。为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促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内地与港澳纠纷解决机制交流合作,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仲裁机构深化合作,支持内地与港澳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合仲裁机制;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裁判规则等方式,统一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尺度,引导仲裁等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规范化发展;通过依法执行仲裁裁决、特别是依法认可和执行港澳特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支持和保障大湾区内各仲裁机构发挥作用,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9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9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1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9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月24日
2019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总的工作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人民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持之以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系统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在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狠下功夫,在政治能力、履职能力、担当作为上有新提升,不断推动学习贯彻取得新成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2.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聚焦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
3.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统一起来,切实把“两个维护”体现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上。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维护司法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牢牢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找准审判执行工作服务大局的结合点、着力点,用一项一项实际举措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5.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按照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部署,制定工作方案,逐项分解落实任务要求,确保会议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精准发力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严惩各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严惩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加大对涉枪涉爆、黄赌毒、传销拐卖等犯罪惩治力度,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暴力伤医、校园欺凌、恶意欠薪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严惩重大责任事故、危险驾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犯罪行为,促进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严惩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依法妥善审理涉众型经济案件。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不断健全职务犯罪审判机制,加强司法审判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继续配合做好境外追逃追赃专项工作,保持对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严惩侵害妇女儿童老年人合法权益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探索完善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加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严惩电信网络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犯罪,净化网络空间。
7.积极参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贯彻依法严惩方针,从严从重惩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坚决打掉黑恶势力嚣张气焰,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全面纵深发展。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支持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准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界限。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严惩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等行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8.认真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内容,加强学习培训,准确掌握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和程序,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坚持法理情有机融合,让案件处理经得起检验。
9.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更好发挥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促进公正司法方面的作用。
三、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0.依法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依法服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妥善审理金融案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内幕交易等犯罪,促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升金融审判能力和水平。依法服务脱贫攻坚战,精准对接脱贫工作司法需求,依法审理涉及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相关案件,妥善做好涉及“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司法工作。严惩脱贫攻坚领域腐败犯罪,特别是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扶贫款等犯罪行为,依法维护扶贫资金安全和群众合法权益。依法服务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严惩污染环境犯罪,推进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全流域协同治理,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
11.依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处置“僵尸企业”为重点,加强破产审判工作,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推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以法治化手段巩固和保障“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依法稳妥审理涉及先进制造业以及各类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案件,精准把握裁判尺度,推动降低企业成本,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和提升产业链水平。依法审理公司、合同、投资以及市场竞争案件,依法规制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有关司法指标评估效果,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2.依法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坚持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保护,准确把握政策方向和工作尺度,妥善审理各类涉产权案件,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健全涉企错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扎实开展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和国家赔偿工作,牢固树立谦抑、审慎、善意理念,严防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行为,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13.依法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坚决依法惩处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整体布局和组织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增强我国在国际治理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和诉讼优选地。
14.依法服务建设开放型经济。围绕“一带一路”、海洋强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实施,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用,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优质高效司法服务。结合国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政策,坚持严格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15.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审判业务优势,积极参与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强与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完善国际司法协助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审查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专业化水平。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16.加强民生司法保障。聚焦民生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妥善审理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育幼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加强涉军维权工作,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服务军民融合发展。加大律师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深入推进律师调解试点等工作,推动律师在信访化解、代理申诉中发挥更大作用。
17.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和保障“放管服”改革,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落实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等制度,加强监督指导,提升行政审判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优化行政审判资源配置,深化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
18.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妥善审理各类国家赔偿案件,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提升国家赔偿工作水平。围绕“救助制度法治化、救助案件司法化”目标,健全司法救助工作机制,更好发挥司法救助作用。
19.加强涉港澳台、涉侨审判工作。妥善审理涉港澳台案件,加强区际司法协助互助,依法平等保护港澳台同胞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中华司法研究会等平台作用,促进中华司法文化交融凝聚。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依法审理涉侨案件,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20.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认真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依法制裁侵害英雄烈士权益、亵渎英雄烈士形象等违法行为,以司法手段捍卫英雄烈士合法权益。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通过庭审公开、以案释法、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巡回审判等方式,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认真落实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和裁判文书质量。
五、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
21.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不断提高执行质效,织密信用惩戒网,让“老赖”无处遁形,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坚决依法拘留、判处刑罚,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以钉钉子精神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执行工作经得起检验。加快执行信访矛盾化解,发挥执行救助作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广泛宣传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引导群众增强风险意识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正确认识“执行不能”,更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22.推进执行工作成果经验常态化、制度化。坚持攻坚之后不放松、不懈怠,及时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完善网络查控系统,不断扩大网络查控范围,强化冻结、扣划功能,推动实现网络查控系统对各类财产的全覆盖。完善网络评估拍卖系统,加大网络拍卖适用力度,提升财产变现的效率效果。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案件繁简分流、执行与破产有序衔接等工作机制。严格规范终本程序,紧紧抓住终本案件合格率这一关键指标,建立完善严把进口、规范管理、畅通出口、有序退出的终本案件管理机制。
23.加快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和政法委,更好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加强统筹谋划,制定执行工作五年发展工作纲要,完善执行工作长远发展的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联合惩戒工作,加强同协助单位的网络对接与信息共享,将失信名单、惩戒措施嵌入业务流程,更多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认真总结执行工作经验,配合全国人大做好强制执行法立法工作,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执行救助特别是保险救助制度,加强执行制度保障。强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实现执行工作精准化、精细化,严格依法公正执行,确保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六、全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24.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主动把司法工作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前移工作关口、针对矛盾源头,实现矛盾纠纷及时、高效、源头化解,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在党委和政法委领导下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让大量矛盾通过前端防控体系消化在萌芽状态,多数纠纷通过社会力量以非诉讼程序解决,法院集中精力解决更具规则意义的案件,使司法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25.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积极开展“分调裁审”改革,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矛盾化解。积极开展矛盾纠纷诉前分流,为诉讼群众提供多种纠纷解决方案和途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推介不同解决纠纷程序的优势特点,不断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加强审判执行辅助工作集约化运行,推进将审判辅助性工作进行集约化管理,创新完善社会化购买服务工作机制,把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司法辅助事务交给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去做,帮助基层人民法院减负增效。
26.探索移动互联时代诉讼新模式。认真总结和推广浙江移动微法院试点经验,推动现代科技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提升电子诉讼适用比例和应用水平,探索网络信息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诉讼新工具。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优化网上诉讼服务功能,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解决异地诉讼难等问题。深化应用各类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整合优化线上、线下纠纷解决资源,不断提升纠纷解决智能化水平。
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27.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要求,让法官集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健全主审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全面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团队建设,明确各类人员岗位职责,更好实现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措施,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与指导。强化法官助理、书记员配备培养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法官惩戒工作,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促进法官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研究完善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28.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切实抓好中央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发布《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以钉钉子精神咬住改革目标不放松,对涉及全局的改革举措做好深加工,对需要及时跟进配套改革注意精装修,对正在推进的改革措施强化督促检查,对实施一段时间的改革措施开展“回头看”,加强改革督察问效,切实解决各地存在的“温差”问题、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确保改革落到实处、发挥作用。
29.完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设置。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法院职能分工和工作重点。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以及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法院等建设,促进人民法院组织体系更加优化、协同、高效。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促进审判职能优化、内部管理扁平化。
30.健全诉讼制度体系。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会同有关单位健全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体系,落实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完善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促进庭审实质化。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配套的审判机制,让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切实提高司法效率。
31.全面建设智慧法院。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电子卷宗为基础全面推进智能化辅助办案工作,努力攻克以智慧法院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一批关键技术,大力推动“智审、智执、智服、智管”建设。扎实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深度运用,建立覆盖审判执行全流程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实现智能提醒、同步监管,确保办案工作全程线上运行。丰富扩展司法数据资源,拓展司法大数据服务功能,为领导决策、审判执行、社会治理等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和服务。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工作的意见,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机制体系,进一步健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32.加强审判管理。严格审限管理,坚决清理纠正久押不决刑事案件和长期未结诉讼案件。运用态势分析、会议点评、案件调度等方式,推动提升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效率,促进形成人案均衡、收结案良性循环的良好局面。发挥审判委员会、院庭长及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等作用,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积极应用审判信息大数据,通过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裁判规则指引、典型案例发布等方式,统一裁判理念、司法尺度。完善审判绩效考核机制,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33.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工作统筹,正确处理审判执行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审判指导等工作的关系,强化调研成果转化,服务人民法院科学决策。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综合业务机构,加强调研业务指导。加强调研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调研人才培养、使用和交流机制,提升调研队伍素质和能力。
八、加快推进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锻造新时代过硬法院队伍
34.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各级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扎实开展政治轮训和政治督察,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严格落实党章等党内法规,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35.着力提升司法能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完善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注重培养干警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斗争精神,有计划组织干警在应对突发情况、驾驭复杂局面的实践中磨砺。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切实维护司法公正。把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位置来抓,狠抓司法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干警司法能力和水平。坚守司法良知,始终牢记司法为民这个根本宗旨,自觉用法官职业道德约束自己,严格公正司法。
36.强化履职保障。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强化履职保障,给予特殊关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让干警安身、安心、安业。鼓励支持干警担当作为、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老干部工作,让老干部在政治上更有荣誉感、组织上更有归属感、生活上更有幸福感。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改善管理、滋养队伍、树立形象、推动工作的作用。
37.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向纵深发展。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和克服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不懈纠治“四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五个严禁”、防止干预过问案件、规范司法人员与有关人员交往行为等铁规禁令。完善法院队伍从严管理监督体系,扎实做好内部巡视、司法巡查和审务督察工作,加大对干警经常性监督和全方位管理力度,扎紧“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坚决防止“灯下黑”,在法院系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持有案必查、有贪必肃、有腐必惩,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以清正廉洁保障公正司法。
九、加强人民法庭工作,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
38.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坚持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司法能力和保障水平。依法审理涉农案件,切实加强农民权益维护。积极推广“寻乌经验”,将司法工作与村规民约、乡风民俗相结合,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9.加强人民法庭工作机制建设。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认真研究提炼新时代“两便”原则新内涵,推行巡回审判、车载法庭、移动背包科技法庭,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温暖、便捷。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把人民法庭建设成新时期司法工作的前沿高地。依托人民法庭强化与政府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有效对接,加强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形成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工作合力。
40.加强人民法庭自身建设。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抓基层打基础的关键抓手,把人民法庭作为干部锻炼成长的重要平台,推动政策资源向人民法庭流动,让广大法庭干警更好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着力解决人民法庭面临的安全保卫、信息化建设等现实问题和困难,确保基层基础工作顺利开展。加强人民法院援藏援疆等工作,帮助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庭改善工作条件,促进提升基层司法水平。
十、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41.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代表、委员沟通联络工作机制,创新联络沟通方式方法,高效便捷开展沟通联络工作,畅通民意沟通渠道。通过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参加会议、旁听庭审等方式,认真听取意见建议。积极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广泛采纳各方面意见。
42.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扎实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建立完善工作台账,细化分工方案,加强督查督办,及时向代表委员反馈办理进展和成果,强化沟通解释工作,努力争取代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43.认真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刑事审判工作准备工作。认真总结近年来刑事审判工作经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做好专项报告准备工作。以专项报告为契机,推动解决制约刑事审判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提升刑事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要点,结合工作实际,做好任务分解,狠抓工作落实,务求取得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6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5号)
为公平、公正、高效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后,对需要拍卖、变卖的财产,应当在三十日内启动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程序。
第二条 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可以采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方式。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定参考价前,应当查明财产的权属、权利负担、占有使用、欠缴税费、质量瑕疵等事项。
人民法院查明前款规定事项需要当事人、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相关资料的,可以通知其提交;拒不提交的,可以强制提取;对妨碍强制提取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查明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需要审计、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审计、鉴定。
第四条 采取当事人议价方式确定参考价的,除一方当事人拒绝议价或者下落不明外,人民法院应当以适当的方式通知或者组织当事人进行协商,当事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议价结果。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议价结果一致,且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议价结果为参考价。
第五条 当事人议价不能或者不成,且财产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确定参考价时财产所在地的有关机构进行定向询价。
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直接进行定向询价,且财产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条 采取定向询价方式确定参考价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机构出具询价函,询价函应当载明询价要求、完成期限等内容。
接受定向询价的机构在指定期限内出具的询价结果为参考价。
第七条 定向询价不能或者不成,财产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且具备网络询价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进行网络询价。
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或者同意直接进行网络询价,财产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且具备网络询价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能够依法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工作的资质;
(二)能够合法获取并整合全国各地区同种类财产一定时期的既往成交价、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公开交易价等不少于三类价格数据,并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三)能够根据数据化财产特征,运用一定的运算规则对市场既往交易价格、交易趋势予以分析;
(四)程序运行规范、系统安全高效、服务质优价廉;
(五)能够全程记载数据的分析过程,将形成的电子数据完整保存不少于十年,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负责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选定、评审和除名。每年引入权威第三方对已纳入和新申请纳入名单库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予以评审并公布结果。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网络询价;
(二)无正当理由一年内累计五次未按期完成网络询价;
(三)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泄露保密信息等行为;
(四)经权威第三方评审认定不符合提供网络询价服务条件;
(五)存在其他违反询价规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被除名后,五年内不得被纳入名单库。
第十条 采取网络询价方式确定参考价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时向名单库中的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发出网络询价委托书。网络询价委托书应当载明财产名称、物理特征、规格数量、目的要求、完成期限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等。
第十一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网络询价委托书之日起三日内出具网络询价报告。网络询价报告应当载明财产的基本情况、参照样本、计算方法、询价结果及有效期等内容。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不能在期限内完成询价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期限。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均未能在期限内出具询价结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延期申请延期三日;部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期限内出具网络询价结果的,人民法院对其他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延期申请不予准许。
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均未在期限内出具或者补正网络询价报告,且未按照规定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人民法院未在网络询价结果有效期内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的,应当通知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三日内重新出具网络询价报告。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对网络询价报告进行审查。网络询价报告均存在财产基本信息错误、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等情形的,应当通知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三日内予以补正;部分网络询价报告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无需通知其他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补正。
第十三条 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均在期限内出具询价结果或者补正结果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部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期限内出具询价结果或者补正结果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部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全部网络询价报告均提出异议,且所提异议被驳回或者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已作出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异议被驳回或者已作出补正的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对部分网络询价报告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以网络询价报告未被提出异议的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
第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委托评估、双方当事人要求委托评估或者网络询价不能或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推荐的评估机构名单建立人民法院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按评估专业领域和评估机构的执业范围建立名单分库,在分库下根据行政区划设省、市两级名单子库。
评估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或者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商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除名后五年内不得被纳入名单库。
第十六条 采取委托评估方式确定参考价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从名单分库中协商确定三家评估机构以及顺序;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协商不成或者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采取摇号方式在名单分库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名单子库中随机确定三家评估机构以及顺序。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在同一名单子库中随机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顺序在先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委托书,评估委托书应当载明财产名称、物理特征、规格数量、目的要求、完成期限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等,同时应当将查明的财产情况及相关材料一并移交给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应当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当载明评估财产的基本情况、评估方法、评估标准、评估结果及有效期等内容。
第十八条 评估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有见证人见证。现场勘验需要当事人、协助义务人配合的,人民法院依法责令其配合;不予配合的,可以依法强制进行。
第十九条 评估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出具评估报告。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或者裁定中止执行的期间,应当从前述期限中扣除。
评估机构不能在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决定延长期限的,延期次数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超过十五日。
评估机构未在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补正说明,且未按照规定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该评估机构三日内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时移交的材料退回,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人民法院未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的,应当通知原评估机构在十五日内重新出具评估报告。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评估机构在三日内予以书面说明或者补正:
(一)财产基本信息错误;
(二)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
(三)选定的评估机构与评估报告上签章的评估机构不符;
(四)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明与评估报告上署名的人员不符;
(五)具有其他应当书面说明或者补正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收到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说明补正等报告后,应当在三日内发送给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已提供有效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报告以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或者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获取其有效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无法按照前述规定送达的,应当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予以公示,公示满十五日即视为收到。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询价报告或者评估报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收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一)财产基本信息错误;
(二)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
(三)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评估资质;
(四)评估程序严重违法。
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前款规定提出的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对评估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评估机构在五日内未作说明或者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交由相关行业协会在指定期限内组织专业技术评审,并根据专业技术评审出具的结论认定评估结果或者责令原评估机构予以补正。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前款异议,同时涉及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情形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同时涉及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四项情形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先对第三、四项情形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通知评估机构三日内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时移交的材料退回,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异议不成立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未在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或者对网络询价平台、评估机构、行业协会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作的补正说明、专业技术评审结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议价或者定向询价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在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之前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监督程序进行审查处理:
(一)议价中存在欺诈、胁迫情形;
(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三)有关机构出具虚假定向询价结果;
(四)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作出的处理结果确有错误。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未提出异议、所提异议被驳回或者评估机构已作出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评估结果或者补正结果为参考价;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的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评估机构作出的补正结果或者重新作出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价。专业技术评审对评估报告未作出否定结论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评估结果为参考价。
第二十七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评估机构应当确定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当事人议价的,可以自行协商确定议价结果的有效期,但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定向询价结果的有效期,参照前款规定确定。
人民法院在议价、询价、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拍卖、变卖时未超过有效期六个月的,无需重新确定参考价,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暂缓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
(一)案件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
(二)评估材料与事实严重不符,可能影响评估结果,需要重新调查核实;
(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暂缓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回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
(一)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全部执行完毕;
(三)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被裁定不予执行;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撤回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决定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后,双方当事人议价确定参考价或者协商不再对财产进行变价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撤回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参考价确定后十日内启动财产变价程序。拍卖的,参照参考价确定起拍价;直接变卖的,参照参考价确定变卖价。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委托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进行网络询价的,网络询价费用应当按次计付给出具网络询价结果与财产处置成交价最接近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多家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的网络询价结果相同或者与财产处置成交价差距相同的,网络询价费用平均分配。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者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撤回网络询价的,对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不计付费用。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财产处置未成交的,按照评估机构合理的实际支出计付费用;财产处置成交价高于评估价的,以评估价为基准计付费用;财产处置成交价低于评估价的,以财产处置成交价为基准计付费用。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撤回委托评估的,按照评估机构合理的实际支出计付费用;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通知原评估机构重新出具评估报告的,按照前款规定的百分之三十计付费用。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另行委托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的,对原评估机构不计付费用。
第三十三条 网络询价费及委托评估费由申请执行人先行垫付,由被执行人负担。
申请执行人通过签订保险合同的方式垫付网络询价费或者委托评估费的,保险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执行人未垫付网络询价费或者委托评估费由保险人支付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统。询价评估系统与定向询价机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的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询价评估系统应当具有记载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摇号过程等功能,并形成固化数据,长期保存、随案备查。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公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法办〔2018〕1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各保监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形成改革合力,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
2018年9月10日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以下简称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进一步规范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开展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用大数据构建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调解组织、保险机构、鉴定机构的相互衔接、协调联动工作格局,实现理赔计算、调解、鉴定、诉讼、理赔等业务的信息共享和在线处理,实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全程信息化快速处理与化解。
第三条 开展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应当依法、公正进行,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不得损害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开展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应当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不得强制调解,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五条 开展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应当坚持高效便民原则,注重工作效率,尽可能方便当事人,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成本。
第六条 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信息共享,建立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共同推进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改革。
第二章 工作机制
第七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第八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信息系统间对接互通,实现多部门多环节信息共享,确保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有序运行。
第九条 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建立共享共用和多环节进入机制。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可以直接进入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使用理赔计算器等,也可以在线直接提起调解申请或者诉讼;调解组织在接到当事人调解申请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发起的调解申请时,进入平台在线调解,以实现平台资源最大化利用,有效化解纠纷。
第十条 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建立先行调解机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根据事故当事人一致申请,依法对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进行调解;当事人未按规定一致申请调解或者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可以引导当事人使用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发起调解。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除不适宜调解的外,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先行调解,将纠纷化解在诉前,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成本。
第十一条 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建立鉴定前置机制,实现调解组织在调解阶段依法组织当事人申请在线鉴定。
第十二条 鼓励探索将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与移动客户端连接,实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便捷化处理。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负责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的建设维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等协助完成系统对接,共同保障平台良好运行,实现信息共享与处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负责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先行调解,在线受理诉讼,依法进行司法确认和案件审理,并及时将有关诉讼信息传递至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引导当事人选择使用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处理纠纷;及时、准确将相关当事人、事故车辆、当事人责任、事故复核情况等信息传递至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
第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积极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将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纳入司法行政队伍培训计划,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并定期组织考评工作;建立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建立在线鉴定动态评价机制,加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建立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制度,方便当事人选择。
第十七条 保险监管机构负责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指导保险行业协会加强保险行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和调解员的选聘及管理工作。保险监管机构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结合辖区实际,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险行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组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第三方保险纠纷调解机制,推动调解组织的规范化、标准化。
第十八条 保险监管机构应当督促保险公司实现理赔服务平台与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的有效对接;督促保险公司建立快速理赔服务机制;鼓励保险公司建立调解权限动态授予、异地授权、及时应调、快速审批等机制,保障基层分支机构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引导保险公司积极参与调解,及时履行有效的调解协议,对未在合理期限内及时理赔的,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四章 信息共享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调解组织以及保险公司应当根据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需要,将相关信息上传至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实现以下信息共享:
(一)当事人上传的当事人身份信息、送达地址(包括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选择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的意愿等信息;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上传的交通事故基本信息、当事人身份信息、当事人联系方式、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询问笔录、责任认定书或者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勘查信息、检验报告、肇事车辆等信息;
(三)司法行政机关上传的调解组织、调解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等信息;
(四)调解组织上传的当事人身份、调解情况、调解书、抢救费、医疗费、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使用、鉴定人作证、鉴定意见评价等信息;
(五)鉴定机构上传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人、鉴定意见等信息;
(六)人民法院上传的案件基本信息、诉前及诉讼调解、在线审理、司法裁判等信息;
(七)保险公司上传的当事人投保记录、保险合同、理赔请求、理赔数额以及理赔时间等信息。
第五章 业务流程
第二十条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一般程序或者简易程序调查并作出事故认定,及时将事故处理相关信息录入事故处理执法办案系统;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交通警察告知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引导其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在线申请调解或者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一致书面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进行调解。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除不适宜调解的,应当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先行调解。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适用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的,应当提交和上传身份证明、送达地址(包括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及其他证明损害情况等有关纠纷的基本信息。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选择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进行调解的,除侵权人涉嫌刑事犯罪以及当事人无明确联系方式或者下落不明等不适宜调解的以外,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由调解组织先行调解。
第二十三条 道路交通事故涉及的人身损害等专门性问题需要申请鉴定的,调解组织可以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在调解阶段在线启动鉴定程序:
(一)当事人申请鉴定;
(二)调解组织对鉴定事项进行审查并组织当事人对检材发表意见;
(三)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或者调解组织依法定程序确定鉴定机构;
(四)调解组织向鉴定机构发送鉴定委托书;
(五)鉴定机构认为属于该机构业务范围的,向当事人发送缴费通知,认为不属于该机构业务范围的,及时反馈退回,调解组织重新组织选定鉴定机构;
(六)当事人缴纳鉴定费用;
(七)调解组织向鉴定机构提交鉴定所需材料;
(八)鉴定机构在线鉴定或者线下完成鉴定并上传鉴定意见;
(九)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
(十)调解组织对鉴定意见进行评价;
(十一)因鉴定材料不足、鉴定标准错误等原因确需补充鉴定的,调解组织可以要求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或者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第二十四条 调解组织对所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进行调解,录入纠纷相关数据并记录调解过程及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结果。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的,纠纷了结;达成调解协议未当场履行的,当事人可以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申请一键理赔或者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在线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经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调解的,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调解组织应在线制作和保存电子档案,并妥善保管纸制卷宗。
第二十六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可以依法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在线申请司法确认。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当及时依法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调解协议有效;认为调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司法确认案件应当在线制作保存电子卷宗,并依法定程序进行归档。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线收到当事人有关纠纷立案材料后,应当就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一)审查起诉。依法审查起诉状、当事人身份、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管辖权问题等。确认受理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诉讼信息上传至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由平台传递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诉讼信息将事故复核信息反馈给受诉人民法院。
(二)查看证据。当事人在起诉时除调解阶段导入或者录入的相关证据材料外,还可以补充上传相关证据,填写证据清单;审查发现当事人遗漏主要证据的,可提示当事人补充上传。
(三)确认送达方式。确认当事人是否已按规定向法院提供电子邮箱和其他送达方式。
第三十一条 为保障在线诉讼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应当做好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确定诉讼参加人等庭前准备工作。
第三十二条 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开庭前可以调解的,依法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第三十三条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线诉讼原则上应采取在线审理的方式,并在线进行庭审录音录像。
第三十四条 鼓励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要素式裁判文书,努力实现案件裁判文书的在线生成与电子签章。
第三十五条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线诉讼鼓励当庭宣判,并按照当事人选择的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有关文书。当庭宣判之日或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当事人签收之日为送达之日。人民法院在线作出司法裁判并送达当事人后,应及时上传有关裁判文书等诉讼信息。
第三十六条 经人民法院审理结案的案件,应在线制作保存电子卷宗,并依法定程序进行归档。
第三十七条 达成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或者在线诉讼完成后,由当事人或者调解员帮助当事人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在线申请保险公司一键理赔。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就调解协议以及裁判文书申请保险公司一键理赔,保险公司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及时理赔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向保险监管机构提出司法建议,由保险监管机构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六章 组织保障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合作,加强制度建设,推动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的落实。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保险行业协会应当加强对审判人员、交通警察、调解员、鉴定人等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熟练掌握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业务流程。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和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督查指导,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并对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人员予以奖励。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应当鼓励和引导当事人选择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解决纠纷。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应当督促和引导保险公司在投保提示、索赔告知书、投诉处理告知书及保险合同中添加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解决纠纷的内容,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在投诉处理告知书中添加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解决纠纷的内容。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将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纳入法律宣传活动体系,提升纠纷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的知晓度和信任度,增进社会公众对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的参与度,形成有利于推进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改革工作的良好氛围。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通行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并处理的,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可以参照本规定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机制处理。
第四十五条 本规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2019年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2019年版)”的通知
(法〔2019〕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切实提升司法警察队伍实战化规范化教育训练水平,整体推进司法警务工作科学健康发展,根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深化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规划(2017-2020年)》等相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2013年建立的“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进行扩容升级,聘请王文波等80名同志为“人才库”入库教练员。
建立健全“人才库”,推广实战化规范化教育训练,是提升司法警察队伍核心战斗力的重要方式,是打造过硬警队、提高履职本领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树立司法警察新形象的重要保证。入库教练员,是按照“政治过硬、业务精通、教法科学、手段先进、善于研究”的标准,从首批“人才库”成员和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教学技能竞赛优胜选手中择优选拔。“人才库”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司法警察管理局负责日常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部门共享共建。
入库教练员要着眼形势任务需要,突出实战引领,立足忠诚信念教育、实战能力训练、执法意识规范、科技应用能力、教学技能提高等五个方面,加强业务学习和经验总结,改进教学方式,完善教学内容,全面提升自身的实战教学水平。入库教练员所在法院要积极为其参与教学科研、组训授课、交流培训等提供特殊支持,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不断激励其研学思训的工作激情。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好“人才库”这一重要资源,推广“教学练战”一体化训练模式,根据司法警察教育训练、日常工作实际需要,邀请入库教练员开展训练工作,满足基层一线实战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司法警察管理局将对入库教练员的教学时间、授课质量和科研成果等进行定期评估,以此作为其使用、考核、续聘的重要依据。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以“人才库”建立为契机,立足本地实际,深挖自身资源,进一步建立健全、迭代更新省级“人才库”,积极探索教练员团队化和工作室运行方式,发掘培养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教学团队,切实提升教练员教学技能和教学质量,为锻造一支高素质、有特色、有战斗力的司法警察队伍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附件:“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2019年版)”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14日
附件:
“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2019版)”名单
一、思想政治教育
王文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那婷(女)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马悦(女)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邵杰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兰钊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赵茹(女)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童淑萍(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张明佳(女) 重庆市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二、警务基础理论
刘向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雷洪波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苏金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张鸿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姚伟钟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颜娉婷(女)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白蓓丽(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陈蒙华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直属大队大队长
张苇(女)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路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刘音(女)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警务科副科长
陈媛(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三、警务实务
张旭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直属大队大队长
韩传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王双庆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政室主任
洪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范雨强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王涛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徐建杰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大队长
叶凯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郑玉龙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蔡文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政处处长
池朝胜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许朝锋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王惺(女) 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刘树建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董雷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庞凯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宋志刚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警政科科长
史国威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警务科副科长
王瑛(女)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方国雄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滕建福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何来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周勇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盛龙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李文韬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扎西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科长
杜宏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孔小东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科长
胥长海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吕志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黄金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坤垦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冯丽娜(女) 最高人民法院法警一队副队长
四、警务技能
段军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王丹(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纪友权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罗颖(女)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刘旭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李长江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刘文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张海滨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严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徐宣芜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王健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韩冀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赵玉鹏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景慧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室副主任
赵苏豫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朱晨雷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警务科副科长
付杰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吴晖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马双(女)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黎建乐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卫东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警务科科长
夏维翰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何军 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臧书佳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胡亚非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廖志权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政委
解永鑫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邵家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分院司法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试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试点的通知
(2017年3月9日 法〔2017〕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继续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决定开展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试点,将危险驾驶罪等八个罪名的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和缓刑纳入规范范围,并指定天津、辽宁、福建、海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八个高级人民法院开展第一批试点,同时指定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就罚金刑开展试点。试点法院高度重视,积极稳妥组织试点,取得良好效果,为在全国法院试点积累了经验。我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二)》]。经研究决定,从2017年5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第二批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扩大试点范围
第二批试点法院的试点范围:危险驾驶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等八个罪名的有期徒刑和拘役,不包括罚金和缓刑。
第一批试点法院继续就上列八个罪名的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和缓刑试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继续就罚金刑试点。
二、试点目标任务
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是:根据《量刑指导意见(二)》制定实施细则,开展试点工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完善《量刑指导意见(二)》和实施细则,为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积累经验。
(一)确定试点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指定1~2个中级法院、2~4个基层法院开展试点工作。试点法院应具有代表性,且有较好的工作基础。第一批试点中级、基层法院继续试点。
(二)制定工作方案。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研究制定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工作责任和工作时间表,确定责任人和联络员,保证试点工作落到实处。于3月底前将试点工作方案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三)制定实施细则。《量刑指导意见(二)》就八个罪名的量刑作了原则性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在深入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实际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对个罪的量刑起点幅度、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的情形及各种从重从轻量刑情节进行细化。第一批试点法院要认真修改完善罚金刑、缓刑的适用。实施细则要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符合量刑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实施细则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于4月底前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经批准后正式试点。
(四)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从今年5月至10月,为期半年。试点法院应通过具体案件的试点,全面检验《量刑指导意见(二)》及实施细则,重点检验个罪的量刑起点幅度、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的刑罚幅度、从重从轻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等,确保试点案件的量刑公正。
三、试点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试点法院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试点。高级人民法院是试点工作的主要责任单位,要指定一名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具体负责,成立由高院刑庭负责人和试点中级、基层法院领导等参加的试点工作小组,层层抓好工作落实。要组织试点法院刑事法官认真学习《量刑指导意见(二)》及实施细则,保证试点取得实效。
二要精心试点案件。试点法院要认真做好试点案件审理工作,量刑时,合议庭要对量刑起点、基准刑、量刑情节调节比例、宣告刑的确定等进行重点评议,保证量刑公正。试点案件要做到一案一表,将每个试点案件的量刑情况纳入数据库,为实证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上级法院要通过庭审观摩、案件评查等方式,加强对试点案件的具体指导,及时发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保证量刑不出现大起大落。试点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三要及时总结经验。高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掌握试点工作动态,加强试点工作研究,坚持边试点边总结,及时完善实施细则。今年11月底前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对《量刑指导意见(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形成数据详实、有理有据的试点工作报告,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试点法院同时就规范罚金刑、缓刑的适用进行总结,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思(二)(试行)(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知
(发改财金〔2018〕3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高级人民法院、国土资源厅(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6〕64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8号)等有关要求,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联合奖惩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共同对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不动产交易的惩戒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法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参与房屋司法拍卖。
二、市、县国土资源部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三、各地国土资源部门与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建立同级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有条件的地区,国土资源部门在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办理转移、抵押、变更等涉及不动产产权变化的不动产登记时,应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人民法院,便于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
四、建立健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及时推送至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将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及时反馈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
国 土 资 源 部
2018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20〕26号)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以及应否支付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发生的纠纷;
(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发生的纠纷,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发生的纠纷;
(五)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
(六)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纠纷;
(七)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的纠纷;
(八)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发生的纠纷;
(九)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 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
(一)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纠纷;
(三)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或者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异议纠纷;
(四)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五)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
(六)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第三条 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第五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无管辖权为由对劳动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案件确无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二)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仍不受理,当事人就该劳动争议事项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
第七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八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错误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九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条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预先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用人单位不履行上述裁决中的给付义务,劳动者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一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二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或仲裁裁决,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申请仲裁的案件存在下列事由的除外:
(一)移送管辖的;
(二)正在送达或者送达延误的;
(三)等待另案诉讼结果、评残结论的;
(四)正在等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开庭的;
(五)启动鉴定程序或者委托其他部门调查取证的;
(六)其他正当事由。
当事人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为由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交该仲裁机构出具的受理通知书或者其他已接受仲裁申请的凭证、证明。
第十三条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督促程序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就劳动争议事项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依据调解协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第十六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对提起诉讼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八条 仲裁裁决的类型以仲裁裁决书确定为准。仲裁裁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决或者非终局裁决,用人单位不服该仲裁裁决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告知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九条 仲裁裁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决或者非终局裁决,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
第二十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
第二十一条 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或者劳动者撤诉的,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申请或者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为终审裁定。
第二十三条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裁定不予执行:
(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七)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终局裁决,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用人单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用人单位撤回撤销终局裁决申请或者其申请被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仲裁裁决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用人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具体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提起诉讼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提起诉讼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第二十八条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 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第三十条 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
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第三十三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第三十四条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十五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条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
由于用人单位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且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四条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第四十六条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
(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五)其他合理情形。
第四十七条 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第四十八条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因用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九条 在诉讼过程中,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经济确有困难,或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存在欠薪逃匿可能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劳动者提供担保的义务,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者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生效后三个月内申请强制执行。逾期不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在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的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当事人在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的调解组织主持下仅就劳动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给付义务,劳动者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仅就给付义务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共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第五十三条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第五十四条 本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已于2019年9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6次会议、2019年9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6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1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
(201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6次会议、2019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2月6日起施行 法释〔2019〕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就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问题提出请示。经研究,批复如下:
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对于未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释明,告知人民检察院公告后再行提起诉讼。
因人民检察院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可能影响相关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已经2020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9月22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
(2020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 辖
第三章 受 理
第四章 审 查
第五章 复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的复查
第三节 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申诉案件的复查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完善内部制约机制,规范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刑事申诉,是指对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纠正错误的决定、判决和裁定,维护正确的决定、判决和裁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原案办理与申诉办理相分离;
(二)全案复查,公开公正;
(三)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四)释法说理,化解矛盾。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和复查,繁简分流,规范有序,切实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根据办案工作需要,可以采取公开听证、公开答复等方式,公开、公正处理案件。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应当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第二章 管 辖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下列刑事申诉,按照本规定办理:
(一)不服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而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
(二)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申诉;
(三)不服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的申诉;
(四)不服人民检察院其他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
(五)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上述情形之外的其他与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有关的申诉,不适用本规定,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办理。
第九条 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管辖,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
不服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审查或者复查结论的申诉,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
第十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时,可以将本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由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
第三章 受 理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诉,应当受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属于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刑事申诉;
(二)符合本规定第二章管辖规定;
(三)申诉人是原案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四)申诉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当受理。
第十三条 申诉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时,应当递交申诉书、身份证明、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据材料或者证据线索。
身份证明是指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申诉人系正在服刑的罪犯,有效证件由刑罚执行机关保存的,可以提供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对身份证明,人民检察院经核对无误留存复印件。
相关法律文书是指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书、刑事申诉审查、复查结论文书,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第十四条 申诉人递交的申诉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一)申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单位、住址、有效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所在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有效联系方式;
(二)申诉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申诉人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及申诉时间。
申诉人不具备书写能力口头提出申诉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由申诉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第十五条 自诉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提出的申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不服提出的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但是申诉人对人民法院因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或者没有履行相应诉讼义务而作出的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除外。
第十六条 刑事申诉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统一接收。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接收的刑事申诉应当在七个工作日以内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并告知申诉人:
(一)属于本院管辖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二)属于本院管辖的不服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申诉人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程序中的,告知待人民法院处理完毕后如不服再提出申诉;
(三)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但是不属于本院管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处理;
(四)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其他机关处理。
第四章 审 查
第十七条 对受理的刑事申诉案件,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进行审查。
审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审查申诉材料、原案法律文书,可以调取相关人民检察院审查报告、案件讨论记录等材料,可以听取申诉人、原案承办人员意见。
对于首次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调阅原案卷宗进行审查,并听取申诉人或者其委托代理律师意见。必要时可以采用公开听证方式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审查结案:
(一)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适当的;
(二)原案虽有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结论的;
(三)其他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正确的。
对已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或者复查,作出的结论正确,且已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作出合法合理答复,申诉人未提出新的理由的刑事申诉案件,可以审查结案。
第十九条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办理:
(一)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存在错误可能的;
(二)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首次提出申诉的;
(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
第二十条 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是否存在错误可能,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存在矛盾或者可能是非法证据;
(三)处理结论是否适当;
(四)是否存在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形;
(五)申诉人是否提出了可能改变原处理结论的新的证据;
(六)办案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决定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制作刑事申诉案件移送函,连同申诉书,原判决、裁定、处理决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复查文书等申诉材料移送刑事检察部门。
刑事申诉案件移送函应当载明案件来源、受理时间、申诉理由、审查情况、移送理由等内容。
对决定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调取原案卷宗,一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
第二十二条 对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当对原案卷宗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正确的,经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后决定审查结案;认为原判决、裁定或者处理决定存在错误可能的,决定进行复查。
对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首次提出申诉的,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应当决定进行复查。
第二十三条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审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以内作出审查结案或者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诉人。
刑事检察部门对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收到案件之日起三个月以内作出审查结案或者进行复查的决定,并告知申诉人。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报检察长决定,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调取卷宗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第二十四条 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
(一)首次办理刑事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卷审查而未调卷的,或者应当进行复查而未复查的;
(二)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未进行审查,或者未作出合法合理答复的;
(三)其他办案质量不高,认为应当重新办理的。
接受交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重新办理结果向交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第二十五条 审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制作刑事申诉审查报告。听取意见、释法说理、公开听证等活动应当制作笔录。
第五章 复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六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由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办理,原案承办人员和原申诉案件承办人员不应参与办理。
第二十七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全面审查申诉材料和全部案卷。
第二十八条 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应当拟定调查提纲进行调查:
(一)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申诉人提供了新的事实、证据或者证据线索的;
(三)有其他问题需要调查核实的。
第二十九条 对与案件有关的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鉴定意见,认为需要复核的,可以进行复核,也可以对专门问题进行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第三十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询问原案当事人、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
对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提请抗诉、提出抗诉或者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应当询问或者讯问原审被告人。
第三十一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听取申诉人及其委托代理律师意见,核实相关问题。
第三十二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听取原申诉案件办理部门或者原案承办人员、原案承办部门意见,全面了解案件办理情况。
第三十三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进行的询问、讯问等调查活动,应当制作调查笔录。调查笔录应当经被调查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
第三十四条 刑事申诉案件经复查,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情形已经审查清楚,能够得出明确复查结论的,应当复查终结。
第三十五条 复查终结刑事申诉案件,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刑事申诉复查终结报告,在规定的职权范围作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经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案件,应当将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及讨论记录附卷。
第三十六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决定复查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办结。三个月以内不能办结的,报检察长决定,可以延长三个月,并告知申诉人。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前款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办结,确需延长办理期限的,报检察长决定延长办理期限。
第三十七条 接受交办的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依法办理并报告结果。对属于本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进行复查。
对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收到交办文书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办结。确需延长办理期限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延期办理的,应当向交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情况。
第二节 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的复查
第三十八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复查。
第三十九条 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复查。
第四十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均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复查。
第四十一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制作刑事申诉案件移送函,连同申诉材料移送刑事检察部门进行复查。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当将申诉材料连同案卷一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进行复查。
第四十二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后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正确的,应当审查结案;认为不起诉决定存在错误可能的,制作刑事申诉案件移送函,连同申诉材料移送刑事检察部门进行复查。
不服人民检察院其他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对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进行复查后,应当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原处理决定正确的,予以维持;
(二)原处理决定正确,但所认定的部分事实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应当纠正错误的部分,维持原处理决定;
(三)原处理决定错误的,予以撤销;需要重新进入诉讼程序的,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或者本院有关部门依法办理。
第三节 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申诉案件的复查
第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不服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经复查决定提出抗诉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指令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四十五条 经复查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致裁判不公或者原判决、裁定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
(二)认定罪名错误且明显影响量刑的;
(三)量刑明显不当的;
(四)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
(五)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六)违反法律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经复查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符合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未被人民法院采纳的,可以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第四十六条 经复查认为需要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承办检察官应当提出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四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承办检察官应当提出意见,报检察长决定后,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请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连同案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提请抗诉的案件审查后,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审查提请抗诉案件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决定。对提请抗诉的案件作出决定后,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审查提请抗诉通知书,将审查结果通知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后,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刑事抗诉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提出抗诉的,提出抗诉时应当随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四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请抗诉的案件,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对事实、证据有重大变化或者特别复杂的刑事申诉案件,可以不受前款规定期限限制。
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需要加重原审被告人刑罚的,一般应当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限届满前作出决定。
第五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查提请抗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请抗诉案件的期限不计入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复查期限。
第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认为需要对原审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二条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决定再审的刑事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派员出席法庭,并对人民法院再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五十三条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决定再审的刑事申诉案件,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作出的判决、裁定,由派员出席法庭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并提出意见。
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需要提出抗诉的,报检察长决定。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二审程序审判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结案和复查终结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制作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于十日以内送达申诉人,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检察院做好释法说理、息诉息访工作。
对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当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抄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第五十五条 对提请抗诉的案件,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后制作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第五十六条 对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进行复查后,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变更原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者撤销原处理决定的,应当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抄送相关人民检察院。
第五十七条 对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公开听证,对涉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有争议问题进行公开陈述、示证、论证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依法公正处理案件。
第五十八条 申诉人对处理结论有异议的刑事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公开答复,做好解释、说明和教育工作,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第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申诉案件,可以中止办理:
(一)人民法院对原判决、裁定正在审查的;
(二)无法与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取得联系的;
(三)申诉的自然人死亡,需要等待其他申诉权利人表明是否继续申诉的;
(四)申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人的;
(五)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办理的。
决定中止办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刑事申诉中止办理通知书,通知申诉人;确实无法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中止办理的事由消除后,应当立即恢复办理。中止办理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申诉案件,经检察长决定,应当终止办理:
(一)人民检察院因同一案件事实对撤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重新立案侦查的,对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重新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或者对不起诉案件的被不起诉人重新起诉的;
(二)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对被不起诉人起诉的通知的;
(三)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
(四)申诉人自愿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五)申诉的自然人死亡,没有其他申诉权利人或者申诉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申诉的,但是有证据证明原案被告人是无罪的除外;
(六)申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没有权利义务承继人或者权利义务承继人明确表示放弃申诉的,但是有证据证明原案被告人是无罪的除外;
(七)其他应当终止办理的情形。
决定终止办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刑事申诉终止办理通知书,通知申诉人;确实无法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终止办理的事由消除后,申诉人再次提出申诉,符合刑事申诉受理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
第六十一条 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原案存在执法司法瑕疵等问题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向原办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意见。
第六十二条 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原案办理过程中有贪污贿赂、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六十三条 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原案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六十四条 刑事申诉案件相关法律文书应当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内制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六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10月27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高检发〔2014〕18号)同时废止;本院此前发布的有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其他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0年3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7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3号)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是指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当在第一审、第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中出庭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出庭应诉,适用本规定。
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其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参照前款规定。
第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不能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第三条 有共同被告的行政案件,可以由共同被告协商确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确定。
第四条 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
(二)行政公益诉讼;
(三)被诉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人民法院在向行政机关送达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应当一并告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法定义务及相关法律后果等事项。
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送达出庭通知书,并告知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可能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庭审前申请更换出庭应诉负责人且不影响正常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于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交出庭应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应当载明该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基本信息,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
人民法院应当对出庭应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条件,可以补正的,应当告知行政机关予以补正;不能补正或者补正可能影响正常开庭的,视为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
第七条 对于同一审级需要多次开庭的同一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一次庭审的,一般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出庭应诉义务,但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再次出庭的除外。
行政机关负责人在一个审理程序中出庭应诉,不免除其在其他审理程序出庭应诉的义务。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情形:
(一)不可抗力;
(二)意外事件;
(三)需要履行他人不能代替的公务;
(四)无法出庭的其他正当事由。
第九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
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理由以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行政机关申请延期开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决定延期开庭审理。
第十条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是指被诉行政机关中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工作人员。
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
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 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应当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遵守法庭规则,自觉维护诉讼秩序。
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以侮辱、谩骂、威胁等方式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制止,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监察机关、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一)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且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
(二)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申请延期开庭审理,人民法院准许后再次开庭审理时行政机关负责人仍未能出庭应诉,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应诉的;
(四)行政机关负责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五)人民法院在庭审中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或者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拒绝解释或者说明,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的。
有前款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情形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审笔录中载明,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
原告以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情形为由拒不到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撤诉处理。
原告以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情形为由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适当形式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向社会公开。
人民法院可以定期将辖区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评价,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向同级人民政府进行通报。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发布5起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发布5起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2019年2月20日)
案例一: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12人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02年7月,被告单位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勋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建筑五金件、汽车高强度精密紧固件、精冲模具等,该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废酸液及污泥为危险废物,必须分类收集后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被告人黄冠群自2008年起担任宝勋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被告人姜家清自2016年4月起直接负责宝勋公司酸洗污泥的处置工作。
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违反国家关于危险废物管理的规定,在未开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情况下,将酸洗污泥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进行非法处置。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通过伪造有关国家机关、公司印章,制作虚假公文、证件等方式,非法处置酸洗污泥。上述被告人通过汽车、船舶跨省运输危险废物,最终在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苏州市,安徽省铜陵市非法倾倒、处置酸洗污泥共计1071吨。其中,2017年5月22日,被告人姜家清、李长红、涂伟东伙同被告人汪和平、汪文革、吴祖祥、朱凤华、查龙你等人在安徽省铜陵市经开区将62.88吨酸洗污泥倾倒在长江堤坝内,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案发后,经鉴定评估,上述被告人非法倾倒、处置酸洗污泥造成环境损害数额为511万余元,产生应急处置、生态环境修复、鉴定评估等费用共计139万余元。
此外,2017年6月至11月,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吴祖祥、朱凤华、查龙你等人在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非法收集10余家江苏、浙江企业的工业污泥、废胶木等有毒、有害物质,通过船舶跨省运输至安徽省铜陵市江滨村江滩边倾倒。其中,倾倒废胶木313吨、工业污泥2525余吨,另有2400余吨工业污泥倾倒未遂。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7月16日以被告单位宝勋公司以及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李长红、涂伟东等12人犯污染环境罪向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28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宝勋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一千万元;被告人黄冠群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姜家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李长红等10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拘役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和被告人黄冠群等人提出上诉。2018年12月5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服务长江生态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有力保障,是公安司法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中,对发生在长江经济带十一省(直辖市)的跨省(直辖市)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本案中,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12人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跨省运输、转移危险废物,并在长江流域甚至是长江堤坝内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数量大,持续时间长,给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涉案地办案机关加强协作配合,查清犯罪事实,对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12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办理长江经济带跨省(直辖市)环境污染案件,守护好长江母亲河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二:上海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应伟达等5人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达公司”),被告人应伟达系印达公司实际经营人,被告人王守波系印达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
印达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金属制品、小五金、不锈钢制品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被收集在厂区储存桶内。2017年12月,被告人应伟达决定将储存桶内的废液交予被告人何海瑞处理,并约定向其支付7000元,由王守波负责具体事宜。后何海瑞联系了被告人徐鹏鹏,12月22日夜,被告人徐鹏鹏、徐平平驾驶槽罐车至公司门口与何海瑞会合,经何海瑞与王守波联系后进入公司抽取废液,三人再驾车至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外青松公路、鹤吉路西100米处,先后将约6吨废液倾倒至该处市政窨井内。经青浦区环保局认定,倾倒物质属于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于2018年5月9日以被告人应伟达、王守波等5人犯污染环境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对被告单位印达公司补充起诉。2018年8月24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印达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应伟达、王守波等5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是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问题,一些地方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的情况和问题。司法实践中,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决定、同意,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应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应伟达系印达公司实际经营人,决定非法处置废液,被告人王守波系印达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直接负责废液非法处置事宜。本案中对被告单位印达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应伟达、王守波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在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三:上海云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及被告人贡卫国等3人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云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瀛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钢板清洗废液,属于危险废物,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专门机构予以处置。被告人乔宗敏系云瀛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日常生产及管理工作,被告人陶薇系云瀛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涉案钢板清洗液的采购和钢板清洗废液的处置。
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乔宗敏、陶薇在明知被告人贡卫国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未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多次要求被告人贡卫国将云瀛公司产生的钢板清洗废液拉回常州市并处置。2017年2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贡卫国多次驾驶卡车将云瀛公司的钢板清洗废液非法倾倒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路与辽河路交叉口附近污水井、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黄河西路等处;2017年12月30日,被告人贡卫国驾驶卡车从云瀛公司运载钢板清洗废液至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685号附近,利用塑料管引流将钢板清洗废液非法倾倒至下水道,造成兰陵河水体被严重污染。经抽样检测,兰陵河增光桥断面河水超过IV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被告人贡卫国非法倾倒涉案钢板清洗废液共计67.33吨。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9日以被告单位云瀛公司以及被告人贡卫国等3人犯污染环境罪向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12月17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单位云瀛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贡卫国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乔宗敏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陶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禁止被告人乔宗敏、陶薇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工作有关的活动。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过错是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问题。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犯罪的故意,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情况以及污染物种类、污染方式、资金流向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乔宗敏、陶薇明知本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需要有资质的单位来处理,且跨省、市区域转移需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经相关部门批准,仍通过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合同但不实际处理,多次要求被告人贡卫国将云瀛公司产生的钢板清洗废液拉回常州市并处置,放任对环境造成危害。被告人贡卫国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跨省、市区域运输危险废物并非法倾倒于常州市内污水井、下水道中,严重污染环境。上述3名被告人均具有环境污染犯罪的故意。本案在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过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四: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被告人张正文、赵强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经营范围为重晶石开采和硫酸钡、碳酸钡、硝酸钡生产销售等。被告人张正文自2014年起任宏泰公司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经理处理全厂日常工作。被告人赵强自2014年起任宏泰公司环保专员,主管环保、消防等工作。
宏泰公司主要业务之一为生产化工原料碳酸钡,生产产生的废渣有氮渣和钡渣。氮渣属一般废弃物,钡渣属危险废物。宏泰公司在贵州省紫云自治县猫营镇大河村租赁土地堆放一般废弃物氮渣,将危险废物钡渣销往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置。2014年底,因有资质企业经营不景气,加之新的环境保护法即将实施,对危险废物管理更加严格,各企业不再向宏泰公司购买钡渣,导致该公司厂区内大量钡渣留存,无法处置。被告人张正文、赵强在明知钡渣不能随意处置的情况下,通过在车箱底部垫钡渣等方式在氮渣内掺入钡渣倾倒在氮渣堆场,并且借安顺市某环保砖厂名义签署工业废渣综合利用协议,填写虚假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应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检查。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环保部西南督查中心联合贵州省环保厅开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专项督查过程中,查获宏泰公司的违法行为。经测绘,宏泰公司废渣堆场堆渣量为72194立方米,废渣平均密度为1250千克/立方米,堆渣量达90242.5吨。经对堆场废渣随机抽取的50个样本进行检测,均检出钡离子,其中两个样本检测值超过100mg/L。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宏泰公司及被告人赵强犯污染环境罪向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又以被告人张正文犯污染环境罪向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追加起诉。2017年11月23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宏泰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张正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千元;被告人赵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准确认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是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问题。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时,应当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精神,从其行为方式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或者行业操作规范、污染物是否与外环境接触、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或者危害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名为运输、贮存、利用,实为排放、倾倒、处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单位宏泰公司及被告人张正文、赵强在明知危险废物钡渣不能随意处置的情况下,仍在氮渣内掺入钡渣倾倒在氮渣堆场,名为运输、贮存、利用,实为排放、倾倒、处置,放任危险废物流失、泄漏,严重污染环境。本案在准确认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五:刘土义、黄阿添、韦世榜等17人污染环境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尾系广东省博罗县加得力油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被告人黄阿添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6年起,两被告人明知被告人刘土义没有处置废油的资质,仍将3192吨废油交给刘土义处理。
被告人黄应顺系广东省佛山市泽田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6年11月起,黄应顺为获取600元/车的装车费,擅自决定将存放在公司厂区近100吨废油交给刘土义处理。
被告人关伟平、冯耀明系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鸿海润滑油经营部的合伙人。2017年2月,两被告人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弃物29.63吨交给刘土义处置。
除上述企业提供的废油外,被告人刘土义还联系广东其他企业提供废油,然后由被告人柯金水、韦苏文联系车辆将废油运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武宣县、象州县等地,被告人韦世榜负责找场地堆放、倾倒、填埋。被告人梁全邦、韦武模应被告人韦世榜的要求,负责在武宣县境内寻找场地堆放废油并组织人员卸车,从中获取卸车费。被告人韦文林、张东来等5人应被告人韦世榜的要求,负责在象州县境内寻找场地倾倒废油并收取酬劳。
此外,被告人柯金水、韦世榜在武宣县境内建造炼油厂,从广东省运来30吨废油提炼沥青,提炼失败后,两被告人将13吨废油就地丢弃,其余废油转移至位于来宾市兴宾区的韦世榜炼油厂堆放,之后被告人柯金水又联系被告人刘土义将废油运至韦世榜的炼油厂堆放。在该堆放点被查处后,被告人柯金水、韦世榜决定将废油就地填埋。
经现场勘验及称量,本案中被告人在兴宾区、武宣县、象州县倾倒、填埋、处置的废油共计6651.48吨,需要处置的污染废物共计10702.95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17.05万元,后续修复费用45万元。
(二)诉讼过程
刘土义、黄阿添、韦世榜等17人污染环境系列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检察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宣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土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黄阿添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被告人韦世榜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其余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尾、黄阿添、柯金水、梁全邦提出上诉。2018年7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黄阿添、柯金水、梁全邦的上诉。鉴于刘尾主动交纳四百万元给当地政府用于处置危险废物,二审期间又主动缴纳罚金八十万元,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二十万元,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认定刘尾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八十万元。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当前,有的地方已经形成分工负责、利益均沾、相对固定的危险废物非法经营产业链,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此类型案件的办理,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经营危险废物的产业链进行刑事打击,查清犯罪网络,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不断挤压和铲除其滋生蔓延的空间。
本案中,被告人刘土义等17人形成了跨广东、广西两省区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经营危险废物产业链,有的被告人负责提供废油,有的被告人负责收集运输废油,有的被告人负责寻找场所堆放、倾倒、填埋废油,废油数量大,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本案在深挖、查实并依法惩处危险废物非法经营产业链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1号建议的答复
刘艳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立法与执法应齐头并进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诚如您所言,当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虽然法律对相关人员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强制报告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由于缺乏操作细则和追责机制,同时,受传统文化影响,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并不理想,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规定,保障该项制度落实。根据未成年人保护形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认识和检察机关的实践探索,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您所提建议内容,结合《意见》的主要内容,现将有关问题报告如下。
一、《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关于您提到的责任追究、免责保障和操作程序等问题,《意见》也做出相应规定。
(一)明确责任追究。为突出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意见》构建了严密的责任追究机制。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本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分;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于工作中发现相关单位对本意见执行、监管不力的,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等方式进行监督纠正。此外,为强化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意见》规定了监察机关监督机制,对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将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
(二)强化履责保障。一是对报案人信息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报告事项和报告人信息。二是严惩干扰、阻碍报告行为。根据《意见》规定,对按规定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而引发的纠纷,报告人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干扰、阻碍报告的组织或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是对于落实报告制度有力的单位和人员予以奖励、表彰。
(三)细化报告程序。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意见》要求相关部门接到疑似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报告后应及时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一是立即受案办理。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或举报后,应当立即接受,并查明初步情况,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受案审查,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并在受案或者立案后三日内向报案单位反馈案件进展,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告知报案单位。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刑事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应当依法开展监督。二是及时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人需要保护救助的,应当委托或者联合民政部门或共青团、妇联等提供救助;对于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惩处;发现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法代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三是严格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在报告和处置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对于涉案未成年人身份、案情等信息资料予以严格保密,严禁通过互联网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传播。私自传播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二、《意见》执行情况
《意见》下发后,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为方便强制报告制度执行,重庆市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开发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报告智能平台——“强制报告APP",该平台具有举报方便、受案快捷、查处及时、监督同步等特点,能同步上传相关照片和视频,方便及时收集证据。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在支付宝平台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用户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视频及共享定位等多种方式对身边存在的侵害未成年人情况进行即时举报,拓宽了报告和监督的渠道,加快了举报线索的流转效率。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湖北省恩施州教育、卫生部门依据《意见》规定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已向公安机关报案2起,向检察机关移送线索3起。北京儿童医院医生在接诊时,发现三岁女童可能遭家暴的情况后果断报案,使一起监护侵害案件及时被发现,被害儿童得到了及时保护,涉事家庭也认识到行为错误,改变了错误的监护方式。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教师猥亵女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依法监督。同时,针对该案中学校领导的失职问题,青浦区纪委监察委经过审查调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级的处分。
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情况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对强制报告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与反家庭暴力法的强制报告规定相比,有以下几点进步。一是扩大了强制报告所保护的未成年人的范围,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扩大为所有未成年人。二是明确并相应扩大强制报告责任主体范围,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关、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扩大为“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国家机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并进一步明确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三是增加报告情形,把“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调整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四是加强报告时效性且明确受理报告的部门,将“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调整为“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五是增加受理部门的告知义务,规定有关部门应当“以适当方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关于您提出的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增加免责事由和奖励措施的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表示,将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过程中认真研究。
四、关于儿童侵害事件的处置问题
您在建议中提出,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对家暴等儿童侵害事件处理,采取措施及时保护未成年人。目前,公安部门已将家暴警情纳入“110"接处警范围予以处置。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到“110"报警后,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立即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二是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三是协助联系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伤情鉴定。四是对于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协助民政部门对其进行安置。五是对家庭暴力案件情节较轻、依法不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六是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依法处理。同时,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加大了家事审判中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
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犯罪分子的同时,一直强调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救助。一是大力推行“一站式"办案机制。在办案中,安排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备心理学知识的工作人员负责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工作,坚持一次询问为原则,避免二次伤害。目前,全国已建立环境温馨,具备取证、心理疏导、身体检查、同步录音录像等功能的“一站式"询问救助办案区478个。二是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多元综合救助。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各地检察机关联合民政、共青团、妇联、医疗等部门,与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联动,引入司法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司法救助、心理疏导、身体康复、生活安置、复学就业等多元综合救助。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向4306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等发放救助金6200余万元。山东、云南等地检察机关为受到严重侵害的未成年人制订实施了长达五年的心理康复计划。检察机关开展上述多元综合救助工作,对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情况
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需要全社会的了解和支持,更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提高报告意识、正确理解适用。因此,有效的宣传培训非常必要。《意见》出台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宣传、引导等工作,让全社会了解、支持、督促制度落实,使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一是制作宣传短片。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福建省检察机关制作的动漫宣传片《强制报告制度:敲黑板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发布。当日,阅读量即超过10万,并被中央网信办指令全网推送。中央政法委、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转发,全国妇联指令各地妇联官方新媒体平台予以转发支持。此外,该作品被学习强国推荐至首页,被微博平台推荐为热门微博,被腾讯新闻推荐至政务首页并投放至“要闻池"。二是深度报道强制报告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央视“法治深一度"等媒体合作,组织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进行实地采访、专题访谈、深度报道,以案释法宣传该项制度。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近期将通过电视节目播出。三是深入解读强制报告制度。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与央视联合制作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节目《守护明天(第三季)》,节目中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强制报告制度进行深度解读,并呼吁全社会共同抵制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抓好强制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一是继续加强宣传培训,促进相关部门和人员充分掌握和正确执行这项制度,让全社会了解、支持、督促制度的落实,使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二是督促各部门将强制报告制度意见传达到位。检察机关将主动与各地卫生健康、教育主管、公安等部门沟通,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向医生、教师、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宾馆服务人员等传达相关工作要求,并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纳入培训内容,使相关人员知悉责任,清楚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报告的途径和方式。三是联合相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及时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保证制度落实。四是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在认真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同时,链接更广泛更优质的社会资源,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保护。
再次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如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的代表委员联络专线联系电话是:010-65209897;本建议具体承办部门是第九检察厅,承办人李薇,联系电话:010-65205650。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2023年6月5日)
为全面展示2022年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工作成效,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加强类案裁判指引、促进全社会不断提升环境意识和法治意识,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报送的400余件环境资源审判案例中,精心遴选出10件既能广泛涵盖各类环境要素和案件类型、又能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新特点的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案例,作为2022年度典型案例,与中国环境资源审判年度报告同时发布。此批案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一是坚持服务大局,持续助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绿色低碳发展、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服务碳达峰碳中和、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环境治理与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如案例八,为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违规建设水坝危害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问题有效解决,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履职担当,加强与各方沟通协调,强化法律问题解惑答疑和程序引导,促使行政主管部门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依申请予以司法确认。案后及时跟进回访,监督侵权人全面履行协议,切实修复生态环境。案例四,被告人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内盗采矿石引发矿洞坍塌,破坏生态环境。人民法院依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破坏自然保护地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有效维护国家公园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二是坚持最严法治,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等各类型,其中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占半数以上。人民法院坚持重拳出击,依法惩处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犯罪,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维护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准确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如案例一,被告单位作为环保治理企业不仅未落实主体责任,反而违法使用“COD去除剂”干扰环保自动监测设施逃避监管,成为污染源头。人民法院依法提级管辖,法、检“两长”同庭履职,体现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决心和担当。案例五,被告人非法采挖大量砂卵石,为掩盖罪行又用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回填,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双重损害。人民法院落实全面追责原则,综合运用刑事、民事法律手段,让破坏环境资源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实筑牢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司法屏障。案例三,被告单位长期为多家排污单位出具大量虚假检测报告。人民法院严格依法追究该单位及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有力推动整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违法犯罪、建立规范有序公平的环境监测服务市场。
三是坚持统筹兼顾,持续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合法权益保障相协调。人民法院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通过司法裁判回应人民群众提出的更丰富内涵、更高水平的环境司法需求,促进改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在健康、舒适、优美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依法监督支持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执法,维护人民群众、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环境公益,协同推进环境保护与权益保障。
如案例七,人民法院积极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边重整、边治理”,指导破产重整企业进行环保整改。统筹协调企业权益、债权人利益与生态环境公益,依法将污染治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引导将环保经营方案及环保承诺写入重整计划,助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重生。案例十,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切实采取措施整治长期露天堆放垃圾侵占公墓及烈士陵园附近土地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了英雄烈士尊严和人民群众纪念缅怀逝者的情感。案例九,人民法院既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又落实依法保护产权要求,同时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职尽责、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坚持守正创新,持续保障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人民法院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将传统民商事法律制度、原则应用于环境资源审判领域,丰富裁判规则,保障环境修复责任履行。在适用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等恢复性司法举措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多元化的替代性生态环境修复方式,为不同类型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提供多种修复选项,助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如案例六,被告单位在长江支流长期偷排生产废水,其股东转移公司财产,案发后账面金额仅剩1.8万元,已无法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和修复义务。人民法院坚持生态优先,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判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被告单位的环境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严格追究环境侵权责任的同时,最大程度救济了受损流域环境公共利益。案例二,人民法院在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过程中,综合考虑刑罚裁量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以异位恢复不同类型但具有同等价值的生态服务功能为目标,引导被告人采用在缓刑考验期内按要求完成环境公益活动的方式,替代履行修复义务。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能动司法,抓实公正与效率,依法审理好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加强新型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强化类案指导,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指引作用,为环境司法实践提供丰富的裁判指引,以更高质量、更为生动的案例推动生态环境法治进程、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故事。
2022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目 录
1.长兴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夏某频污染环境案
2.谢某川、谢某城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3.广东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罗某慧等5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4.赵某强、辛某宝破坏自然保护地案
5.朱某华、王某涵非法采矿、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6.昆明某纸业有限公司、黄某海等4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破产重整案
8.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罗甸县某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
9.张掖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10.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巫溪县城市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1.长兴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夏某频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长兴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系浙江省湖州市重点排污单位,经营范围包括污水处理及相关技术咨询。被告人夏某频系该公司生产经营负责人,直接负责污水处理工作。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环保公司因排放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COD)等指标超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先后三次被行政处罚。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环保公司为了逃避监管、防止再被行政处罚,先后七次购买“COD去除剂”水剂、粉剂,由夏某频亲自或指使其他员工投加至污水处理末端,影响COD自动监测结果。“COD去除剂”并不能真正去除废水中的COD物质,只是干扰COD测定过程,造成监测值比实际偏低。后该行为被行政执法机关发现。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环保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含有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的废水,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夏某频作为该公司直接负责污水处理的主管人员,亦构成污染环境罪。环保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污水处理的企业,为逃避监管、规避处罚而采用隐蔽手段干扰自动监测结果,排放含有污染物的废水,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夏某频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环保公司、夏某频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依法判处环保公司罚金20万元;夏某频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违规排放污水引发的刑事案件。环保公司作为环保治理企业,不仅未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反而使用“COD去除剂”干扰环保自动监测结果,实际上污水处理未达标即向外环境排放,严重污染了环境,属于“知法犯法”“假治污、真排污”。人民法院坚持最严法治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追究环保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夏某频的刑事责任,体现了从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取向。程序上,本案由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同庭履职,合议庭当庭宣判,环保公司、夏某频服判息诉,将庭审开成一堂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的公开课,亦具有示范意义。
2.谢某川、谢某城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某川在福建省东山县虎崆澳海域渔排上收购水产品,其子被告人谢某城协助称重、分拣、记账、结算等。2021年禁渔期后,谢某川分别与邱某福、傅某坤等8人(均另案处理)约定,由谢某川提供出海捕捞的鱼饵、碎冰及生活用品等,邱某福、傅某坤等8人分别驾驶渔船、利用笼壶捕捞螃蟹等水产品,所得渔获物由谢某川收购再转卖他人。2021年5月至6月,谢某川收购水产品价值共计527407元,非法获利10000元。同年9月1日,谢某川、谢某城经漳州海警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
诉讼过程中,谢某川、谢某城自愿购买鱼苗用于增殖放流;谢某城自愿签订《关于“认领一片海”净滩护海公益活动协作协议》。
【裁判结果】
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川、谢某城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谢某川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谢某城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均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均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二被告人均自愿购置鱼苗用于增殖放流,谢某川主动上缴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法判处谢某川有期徒刑一年;谢某城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追缴谢某川违法所得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责令谢某城严格按照《关于“认领一片海”净滩护海公益活动协作协议》约定,在缓刑考验期内保质保量完成相应的公益活动任务,征得当地社区矫正机关认可,将谢某城参与公益活动的相关表现情况作为缓刑考验内容之一纳入考核。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案件。保护和利用海洋碳汇是“双碳”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海洋碳汇保护和利用专业化水平是司法服务“双碳”工作的重要方面。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地生态环境特点与保护需求,探索创新恢复性司法举措,实践“净滩护海”生态修复方式。积极引导符合缓刑条件的被告人以参加公益活动的方式替代性履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增加海洋碳汇。通过异位恢复不同类型但具有同等价值的生态服务功能,达到生态系统结构和总量的平衡。同时加强释明和监督,责令将协议履行情况与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考核挂钩,保障修复实效。本案具有“公益性+可量化”“等效性+可替代”等突出特点,体现了“以案正人、以人促改、以改护海”的价值取向,为加强“双碳”司法服务积累了有益经验。
3.广东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罗某慧等5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广东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测公司)于2019年12月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开始面向社会受理各类环境检测(监测)业务并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被告人罗某慧系该公司总经理、实际经营者,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被告人吴某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行政副总,负责公司行政、财务以及市场部销售业务;被告人罗某鹏系该公司实验室主管,负责实验室原始数据检测分析;被告人郑某钊系该公司采样部主管,负责现场采样及数据提取;被告人练某春系该公司质量部主管,负责编写出具检测报告。2020年至2021年8月,为获取更多客户和利润,检测公司在开展环境检测业务过程中弄虚作假,采取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故意不真实记录或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储存记录不一致等多种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的手段,为部分客户出具虚假的环境检测报告。其间,罗某慧、吴某平默许、放任各业务部门弄虚作假,罗某鹏、郑某钊、练某春互相配合共同为客户出具虚假的环境检测报告。经核验,检测公司出具的80份环境检测报告存在弄虚作假,涉及45家排污单位,涉案金额巨大。罗某慧、吴某平、郑某钊、练某春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接受调查。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检测公司作为承担环境监测职责的中介组织,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被告人罗某慧等2人作为检测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罗某鹏等3人作为检测公司出具环境检测报告的直接责任人员,亦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罗某慧等4人构成自首,罗某鹏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吴某平等4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依法判处检测公司罚金20万元;罗某慧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吴某平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罗某鹏等3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或者一年二个月,均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引发的刑事案件。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监测工作的命脉,环境治理离不开中介组织的依法依规履责。中介组织弄虚作假,故意提供虚假监测数据,会妨害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有效监管,增加治理成本,损害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明确列举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体现了刑法对出具此类虚假、失实的证明文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本案中,检测公司及罗某慧等人为多家排污单位出具大量虚假检测报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严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犯罪行为,对整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违法行为、建立规范有序公平的环境监测服务市场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4.赵某强、辛某宝破坏自然保护地案
【基本案情】
“老槽沟”矿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核心保护区,该区域亦是国家森林公园、大熊猫世界自然遗产地。2017年12月,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政府将“老槽沟”矿区关停,拆除生产设施、查封井硐,实施生态恢复。2020年8月至10月,被告人赵某强、辛某宝与冯某(已死亡)等人经共谋,到“老槽沟”矿区盗采铅锌矿石约40吨,堆放于矿洞内。其间,三人雇人将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入口的大石头破碎,强行打通进入核心保护区的通道,破碎后的碎石用于铺设、硬化路面、垒砌堡坎等,并砍伐周边植物形成约一米宽的路,还将发电机、电镐、电线、矿灯、汽油、生活物资等搬入矿区。同年11月6日,辛某宝、冯某盗采时引发矿洞垮塌,致冯某死亡、辛某宝受伤。2021年8月至9月,辛某宝、赵某强与其他人员(均另案处理)预谋将盗采的铅锌矿石运出销售,相关人员多次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实施运输行为,并用石头和混凝土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分道路进行硬化。经鉴定,矿洞内遗留的铅锌矿石重30.5吨,价值106652元。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意见认为,赵某强、辛某宝等人的行为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造成了直接生态环境影响,匡算影响范围为9190.64平方米,生态系统局部受损。
【裁判结果】
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强、辛某宝违反自然保护地保护法律法规,采取破碎国家公园入口挡路石、砍伐道路周边植物,用碎石、混凝土硬化路面,使用汽油、煤气等化石燃料,擅自开启矿洞并盗采铅锌矿石,引发矿洞坍塌,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及人员伤亡,而且增加了地质灾害风险,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及植被造成直接影响,严重破坏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均构成破坏自然保护地罪。赵某强、辛某宝盗采铅锌矿石,同时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根据本案具体情节,依照破坏自然保护地罪处罚较重。二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辛某宝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依法判处赵某强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辛某宝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破坏自然保护地引发的刑事案件。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被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为加大对破坏自然保护地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与有关政策法规衔接,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加了破坏自然保护地罪的规定。本案中,大熊猫国家公园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地位,其核心保护区生态系统脆弱、生态承载力低,对人为干扰敏感度高且恢复困难,是国家生态安全高地。赵某强、辛某宝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盗采矿产资源,并进行碎石、砍树、硬化路面等施工作业,严重破坏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充分发挥刑事制裁的惩戒与教育功能,有效维护国家公园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彰显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筑牢国家公园生态安全司法屏障的决心和成效。
5.朱某华、王某涵非法采矿、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被告人朱某华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砂卵石并非法销售,获利30余万元。被告人王某涵与朱某华事前通谋,帮助朱某华运输、销售砂卵石和逃避执法检查,从中获利5万元。经探查鉴定,涉案砂卵石开采量为95675.45立方米,重181783.36 吨,价值2549714元。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朱某华为掩盖其非法采矿行为,指使他人向其开采坑内回填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经鉴定评估,回填垃圾属有害物质,数量为98692.29立方米,造成生态环境损失7515698.88元;根据专家意见,采坑治理费用为3335860.99元。以上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共计10851559.87元。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朱某华承担上述全部费用、王某涵对其中采坑治理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二人在市级以上的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裁判结果】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华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开采砂卵石,构成非法采矿罪;其违反国家规定,指使他人向开采坑内回填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严重污染环境,又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王某涵与朱某华事前通谋,帮助朱某华运输、销售非法开采的砂卵石和逃避执法检查,亦构成非法采矿罪。朱某华、王某涵非法开采砂卵石情节特别严重,朱某华污染环境情节严重,均应依法惩处。对朱某华所犯数罪,依法并罚。朱某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王某涵系从犯,且构成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朱某华、王某涵因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对朱某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7万元;判处王某涵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判决朱某华承担消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10851559.87元,朱某华、王某涵对其中采坑治理费用3335860.9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朱某华、王某涵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采矿、污染环境引发的刑事案件。砂卵石属于矿产资源,受法律保护。朱某华以牟利为目的擅自大量采挖砂卵石,为掩盖罪行又使用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有害物质对采坑进行回填,不仅侵犯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破坏周边生态环境,还造成了严重污染,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双重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叠加,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综合利用刑事、民事法律手段,依法定罪量刑、认定生态环境损失和修复费用,让破坏环境资源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实以强有力的司法手段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司法屏障。
6.昆明某纸业有限公司、黄某海等4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昆明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业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包装纸的生产;废旧纸张的回收、加工、销售。被告人黄某海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人李某城系该公司后勤厂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黄某龙(黄某海之子)、黄某芬(黄某龙之妻)均系该公司股东。纸业公司在2005年建厂初期,即在金沙江螳螂川河道一侧埋设暗管接至生产车间的排污管道,并安有遥控装置。在无排污许可的情况下,黄某海指使李某城经暗管排放含有有害物质的生产废水。2020年5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行政执法机关检查发现纸业公司的暗管和偷排行为,作出责令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拆除、封堵暗管)、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后给予李某城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履行完毕)。经鉴定,纸业公司在2017年4月至2020年5月26日未对生产废水进行有效处理,全部偷排至螳螂川河道,偷排废水期间螳螂川河道内水质指标超基线水平13.0倍至239.1倍,对螳螂川地表水环境造成污染,该期间共计减少废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支出3009662元,对应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共计10815021元;纸业公司偷排生产废水导致螳螂川底泥中硫化物、硫酸根、砷、汞、镉、铅、镍物质成份含量增加,对螳螂川底泥物质成份含量变化造成的影响持续存在。
纸业公司案发后全面停产,对公账户可用余额为18261.05元。经鉴定,纸业公司存在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难以区分等情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纸业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鉴定检测费用,黄某海、黄某龙、黄某芬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纸业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未对生产废水进行有效处理并通过暗管直接排放,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黄某海、李某城作为纸业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亦构成污染环境罪。纸业公司排放生产废水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共计10815021元,后果特别严重。本案犯罪事实包含行政执法机关对纸业公司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就该部分违法事实所处罚款100万元与本案所判罚金相抵。李某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与之前受行政拘留处分的行为系同一行为,行政拘留五日已履行完毕,依法折抵相应刑期。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具有开放性、无限性、历时呈现性与不确定性,事后对环境污染数额的量化远远低于其实际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基于鉴定结论认定赔偿范围和数额合法合理。黄某海、黄某龙、黄某芬作为纸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致纸业公司责任财产流失,债务清偿能力受到极大影响,严重损害环境侵权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符合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依法判处纸业公司罚金200万元(实际还应缴纳100万元);黄某海、李某城均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纸业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10815021元、支付鉴定检测费用129500元;黄某海、黄某龙、黄某芬对上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鉴定检测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偷排污水污染环境引发的刑事案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导致公司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股东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面追责原则和最严法治观,依法严惩环境污染犯罪,依法认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和被告单位、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同时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环境侵权领域,判决股东对公司环境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通过追究公司背后股东的法律责任,解决公司环境侵权后赔偿无法到位的问题,切实实现对污染企业的严格追责、对受损环境公共利益的充分救济。
7.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码头租赁及仓储、装卸服务等,所处位置毗邻长江口。2019年11月,经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管理人。审理中发现,实业公司经营管理混乱、设施设备陈旧老化,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环保、交管部门联合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对码头污水及扬尘处理设施进行限期整改,否则实业公司名下营运许可资质将被吊销。为保住该公司营运价值,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本案转入重整程序。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一方面与环保、交管部门紧急沟通协调,明确整改要求;另一方面迅速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对污水沉砂池、水沟、地坪等设施设备进行扩建,确保地面雨污水等统一汇集并经沉降处理后循环用于港内喷洒,大幅提高码头用水回用率,有效避免污水直排入江。另外通过加装围墙、砂石料围挡遮盖及装车喷水装置,有效管控码头扬尘,防止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超标。在接管财产不足以支付相关施工、审价费用情况下,管理人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近60万元,待重整资金到位后按共益债务先于各债权清偿,部分费用以租金抵扣方式协调租户随时整治并支付。管理人在债权人会议中以专项议案方式披露码头经营中的环境整治方案及费用承担问题,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将审价费用列入破产费用随时清偿。在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除关注投资人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还关注其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募,成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8700余万元,并着重将码头环保经营方案及环保承诺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除出资人组外,担保债权组、税务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实业公司管理人依法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符合法律规定。实业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公正并充分利用了码头资产的地理优势,有助于恢复该公司的经营活力,提高债权人清偿率,具备可行性。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破产重整全过程,从环境问题的修复治理、费用安排、程序衔接、重整方案制定及执行等方面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助推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重生。坚持“边重整、边治理”原则,通过对码头经营场所污水、大气整治,实现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及协同增效,依法将污染治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兼顾了破产法公平清偿理念与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引导投资人将环保经营方案和环保承诺事项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综合考虑企业清算价值、程序合法性等法律因素,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因素,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本案探索破产审判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同推进的新机制,协同推动长江流域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企业重生、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是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生动实践,也是贯彻执行长江保护法的有力举措。
8.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罗甸县某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
【基本案情】
罗甸县某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在贵州省罗甸县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建设八吝大坝。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调查,八吝大坝工程建设运行加剧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鳠栖息生境不适宜性程度、压缩了斑鳠繁殖栖息地空间,且未建设过鱼设施,对斑鳠洄游产生了阻隔效应,存在进一步降低斑鳠种群资源量的风险,加剧斑鳠在该河段的野外种群濒危程度,对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造成斑鳠流水型河流生境8.85km生态服务功能季节性损失,评估损失费用共计3037.81万元。2021年12月22日,生态环境部网站通报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督察时发现的问题,包括上述情况。2022年11月5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与水务公司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约定水务公司在其违规建设八吝大坝工程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3037.81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并积极履行污染防治责任和生态修复义务,还约定了支付方式和期限、生态修复方式及措施、修复效果评估、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申请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与申请人水务公司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经公告没有公民、法人或组织提出异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法定条件。依法裁定确认该协议有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申请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民事案件。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履职担当,依法延伸审判职能,助推问题及时有效整改。案件审理前后,人民法院加强与各方沟通协调,多次列席专题联席会议,强化法律问题解惑答疑和程序引导,促使行政主管部门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及时跟进回访,监督赔偿义务人依约按时履行法律义务,确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斑鳠种群重建、八吝大坝过鱼设施均按协议履行;立足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在案涉保护区流域挂牌设立珍稀物种司法保护观测点,加大对珍稀物种的保护力度,积极预防生态环境损害发生。
9.张掖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基本案情】
张掖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开采矿种为砖瓦用粘土矿,矿区位于黑水国遗址保护区范围内。2018年5月25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省各级各类保护地内矿业权分类处置的意见》,规范全省各级各类保护地内矿业权有序退出。同年9月30日,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依据该意见作出决定,对建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进行关闭,并注销其采矿权。相关事宜公告期满后,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关闭措施。2021年10月10日、11月18日、12月18日,建材公司先后三次向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递交书面矿业权退出的行政补偿申请,均未获答复,遂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对建材公司矿业权的退出方式及是否给予行政补偿作出明确认定,即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该项工作必须在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的主导下,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认定或裁量。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不宜径行判决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履行具体的给付义务。依法判决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建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矿业权退出的方式及是否对建材公司给予行政补偿作出明确认定。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关机关未依法履职引发的行政案件。黑水国遗址坐落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遗址保护,有利于遏制人为损伤和破坏,减轻或延缓自然力量的影响,使遗址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真实长久地传递下去。行政机关负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职责,但同时应依法履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统筹兼顾,既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又落实依法保护产权要求,同时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妥善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合法权益保障,通过司法裁判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司法需求,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职尽责。
10.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巫溪县城市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重庆市巫溪县盼官山公墓内建有烈士陵园,以及铭刻有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国家经济建设中牺牲的113名烈士的英名墙。2020年下半年,巫溪县人民政府开展对盼官山公墓附近地块的征收工作,该地块逐渐变成垃圾倾倒地,临近墓区四处露天堆放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总面积达1292平方米。2021年11月8日,巫溪县人民检察院与巫溪县城市管理局进行会议磋商,巫溪县城市管理局承诺及时清理上述垃圾。2022年1月,巫溪县人民检察院对现场进行复核发现,堆放的垃圾未被彻底清运,且新增了两处露天堆放的建筑垃圾,公墓和烈士陵园、烈士墓周边环境卫生进一步恶化,遂向巫溪县城市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巫溪县城市管理局未予书面回复,也未履行监管职责。
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巫溪县城市管理局未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巫溪县城市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诉讼中,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巫溪县城市管理局制定了《关于盼官山公墓附近建筑垃圾露天堆放问题整治工作方案》。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巫溪县盼官山公墓和烈士陵园、烈士墓在巫溪县城市规划范围内,巫溪县城市管理局作为巫溪县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及生活垃圾监督管理部门,对案涉露天堆放的建筑及生活垃圾状况负有法定监管职责。巫溪县城市管理局未依法履行该法定职责,侵犯人民群众对先人、英烈的特殊感情,违反国家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制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准许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撤回关于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巫溪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对巫溪县盼官山公墓和烈士陵园、烈士墓附近建筑和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现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关机关怠于履职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英雄烈士及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墓承载了人民群众追忆先人、寄托哀思的特殊感情,公墓附近生态环境受损破坏了墓区的完整性,有违社会公德与民族伦理。庄重、肃穆、洁净的祭祀环境既是人们主动参与祭祀英烈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们表达对英雄烈士的尊崇与缅怀之情的关键需求。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序完成垃圾清理工作,重塑绿色文明的祭祀环境,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缅怀英烈、纪念先人的情感需求,为全社会尊崇英雄烈士、维护英雄烈士尊严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于传承英雄烈士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给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在逃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在逃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二、由于客观原因,本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三、在逃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在逃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在逃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在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任何人不得为在逃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交通工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假证明包庇,或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凡知悉在逃人员情况、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司法机关将对检举揭发人员依法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个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业务疫情防控期间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个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业务疫情防控期间典型案(事)例
(2020年7月29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级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和最高检党组“防疫、办案两不误”的工作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案件管理职责,勇于担当作为,创新工作方法,同步抓紧抓好疫情防控和案件管理工作,在案件受理流转、流程监控、律师异地阅卷、远程会见等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典型案(事)例,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为未来疫后案管工作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现从中优选5个典型案(事)例,供各地学习借鉴。
案例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案管部门做到“三个当日”和“一步到位”助力涉疫案件高效办理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同时要求武汉市各级检察院在内的所有干部下沉到村(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3月26日上午,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案管部门接到公安机关送案人员电话,童某某涉嫌妨害公务案将移送审查逮捕。3月20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童某某违反疫情期间管控规定,翻越隔离挡板外出后返回时,拒不配合下沉社区防疫人员查验身份等工作,并持刀威胁、恐吓防疫工作人员,致两名工作人员受伤,其中一人构成轻微伤,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
2020年3月正是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社区防控成败事关大局。江岸区检察院案管部门以“疫”为令,闻令而动,既抓抗疫防疫不放松,又确保案件管理不断档。为确保该案依法从快办理,该院案管部门迅速反应,积极协调,立即安排经验丰富的干警负责受案流转,并指定资深检察官负责办理该案,当日下午该案即分案流转到承办检察官手中,切实做到了最高检要求的“当日来、当日转、当日送”的“三个当日”和强化与办案部门沟通协调实现案件流转“一步到位”的要求。3月28日,该院对童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3月31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4月12日,江岸区检察院提起公诉。5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犯妨害公务罪判处童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二、主要做法
一是打破常规,建立案件流转快速通道。为保证涉疫案件顺利办理,及时破除特殊时期案件流转过程可能存在的梗阻,由检察长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部署。积极落实最高检关于疫情期间做好案件管理工作的要求,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协调,统一采取提前电话预约、专人专岗负责、错时受理的方式流转案件。针对全员下沉社区的现实状况,迅速整合业务部门、法警等力量向案管集中,打通案管与业务部门、法警队之间的部门壁垒,由案管直接对接办案环节,统一调配法警力量,通过电话沟通、系统查询等方式,及时掌握案件移送信息,优化送案方式,确保案件流转高效。
二是发挥优势,为涉疫案件提供精准服务。针对疫情期间认罪认罚值班律师“到场难”的问题,该院案管部门及时与司法局职能部门对接,协助解决值班律师交通不便的困难,确保其能够及时到场履职,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权利。针对看守所封闭管理“提审难”的问题,该院案管部门受案时同步与监管场所取得联系,落实疫情期间管理要求,及时确定视频提审方式,协助检察官完成远程讯问工作。实行全跟踪流程监控,疫情期间指派专人负责日常流程监控,每日向业务部门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发送预警清单,将涉疫案件列为重点,实时跟踪案卡填录、流程规范等,为疫情期间办案提供个性化服务和规范性保障。
三是严防死守,确保办案工作绝对安全。实行非接触式移送案件,受案后第一时间制作电子卷宗,确保检察官通过办案系统即可清晰查看全部案卷,减少实物传递导致安全隐患。做好人员管控,每日为收送案和办案人员配备口罩、手套、便携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对外来送案人员在进入机关大院和案管大厅时严格执行“双测温”和扫码登记制度,充分保障人员安全。严格场所防控,对往来案卷材料和光盘进行消毒处理,每日对案管大厅和办案场所进行两次全面消杀,打好疫情防控“阵地战”,确保案件流转无隐患。
三、典型意义
社区是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严重妨害防疫工作的行为,不仅对防疫人员造成了伤害,更是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挑战。童某某案件的依法从快办理,有力震慑了破坏防疫秩序的犯罪行为。该案发生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早期重要疫情区湖北武汉,在全员下沉社区的前提下,基层检察机关坚持抗疫、办案两不误,案管部门积极发挥枢纽作用,主动作为,实现“三个当日”和“一步到位”,确保涉疫案件依法从快办理,凸显了特殊时期检察机关案管部门的责任担当。江岸区检察院集中人力资源、打破部门壁垒等做法也对非常态下优化案件流转保障提供了借鉴,环环相扣的防控措施为疫情期间确保办案安全提供重要借鉴。
案例二  黑龙江、内蒙古检察机关“两级四院”案管部门接力推进确保律师跨省异地阅卷落地落实
一、基本情况
2020年3月下旬,黑龙江省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跨省出行、交通、住宿等方面保持严格管控力度。哈尔滨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代理的,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办理的孔某某涉嫌敲诈勒索案件即将到期,却因疫情影响无法阅卷,导致辩护意见难以形成。张律师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检察院寻求异地阅卷帮助,该院受理张律师申请后,按照全省检察机关服务律师异地阅卷工作要求,第一时间通过省院协调沟通,及时与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对接,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向律师介绍了疫情期间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新举措,确定由哈尔滨市检察院案管部门对律师申请材料代行审核,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案管部门进行远程确认后,利用检察内网传输电子卷宗,由哈尔滨市检察院将电子卷宗加密刻录的光盘移交给张律师。
二、主要做法
一是建立联动机制,确保律师申请事项快速办理。建立并严格执行律师异地阅卷处理机制,基层院接到律师省内异地阅卷申请,同步上报市分院和省院;市分院接到此类申请,同步通知基层院并上报省院;省院接到此类申请,同步通知市分院和基层院,从而将逐级解决问题变为联动解决问题,提高了律师异地阅卷效率。结合疫情期间律师申请阅卷的不同情况,及时制定办理律师异地阅卷工作办法,明确了律师省内异地阅卷和跨省异地阅卷工作程序。
二是加强对下指导,统筹疫情期间律师接待工作。建立接待律师工作日报告制度,及时将律师接待工作情况向上级院报告,确保上级院能够全面掌握下级院律师接待工作动态,应对律师因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参与诉讼的各类问题,及时对开展律师接待工作进行针对性指导。明确律师接待岗位责任,严格执行接待律师工作“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结果零投诉”的“四零”服务要求,对工作懈怠、服务质效不高等问题予以通报批评,严肃问责。
三是用心用情服务,着力提高律师满意度。越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越要将服务律师与服务办案同等对待,实现律师申请受理、办理、反馈紧密衔接,有效服务律师工作需求。通过微信、视频、电话等方式全方位掌控疫情期间律师申请办理情况,提出律师申请事项必须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处理、百分之百答复的工作要求。同时狠抓案管部门作风建设,畅通律师反馈意见渠道,协调解决律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遇到的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三、典型意义
案件管理部门发挥着检察工作的“窗口”示范作用,需要全体案管工作人员时刻牢记案管工作无小事,做好律师接待工作,更是案管部门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最直接体现。面对疫情期间常规开展工作方式难以为继、与外省检察机关沟通联系不便等实际问题,黑龙江、内蒙古两地检察机关接力推进,案管部门切实发挥衔接各方、统筹协调的枢纽作用,确保律师跨省异地阅卷,充分保障了律师执业权利和案件的顺利办理。案管部门在特殊时期为律师执业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一站式”服务,使服务律师异地阅卷工作成为展示新时代检察机关工作形象、提升检察工作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更加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案例三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案管部门打造“一体化、全天候”律师自助阅卷平台
一、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山东省滨州市检察院研发推行全市一体化律师自助阅卷平台,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有效解决疫情防控形势下律师异地阅卷难问题,实现了保障阅卷办案和疫情防控“两不误、两提升”。4月3日,滨州市无棣县某律师事务所张律师代理了山东省邹平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由于路途相距近200公里,办案时间紧迫,且正值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及时阅卷成为最大难题。在得知可以通过律师自助阅卷平台异地阅卷后,完成网上身份核验的张律师随即前往离家最近的无棣县检察院自助平台进行阅卷,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便完成了卷宗光盘刻录,拿到了该案的电子卷宗光盘。该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律师自助阅卷率达到95%,赢得广大律师欢迎和好评。
二、主要做法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以信息化平台助力疫情期间阅卷办案“零接触”。滨州市检察院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和律师异地阅卷新需求,通过研发信息化平台保证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实现电子卷宗全市通取。律师通过网上注册、微信预约、后台审核等程序后,即可随时到临近检察院实现自助阅卷,改变了现场文书申请、面对面身份鉴别、交接光盘的传统阅卷模式,全程避免了人员接触,真正实现了无接触自助服务。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平台运行规范安全有序。为保证平台的长期有序运行,滨州市检察院制定了《律师自助阅卷平台使用管理办法》并公布,对平台使用、运行维护、安全保障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自助平台对律师身份信息严格审核,输入信息后通过人脸识别自动进行身份验证,并自动对电子卷宗加水印、密码,保证卷宗信息安全。还在自助阅卷室配备完善的门禁系统和监控设施,在防疫的同时确保阅卷场所及案件信息安全。
三是全时段保障阅卷办案,打造检察机关司法为民新品牌。滨州市检察院在院门外建立24小时开放的专门阅卷场所,配置自助阅卷终端一体机,悬挂平台使用指南和操作指引,配备桌椅、饮水机、雨伞等便民设施,律师可以就近选择终端平台实现24小时自助下载卷宗、刻录光盘,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并可在全市范围随时异地阅卷。此外,平台还可自动向律师推送案件新进展信息,保障律师和当事人在每个办案环节的诉讼权益。
三、典型意义
律师异地执业的情况普遍存在,传统的阅卷模式需要大量的交通、人力成本,且需要繁琐的手续,受到时间、地域等因素的多种限制,特别是疫情防控新形势下,更加方便快捷的自助阅卷模式成为保障律师权益的新思路、新举措。滨州市检察院律师自助阅卷平台的上线运行和律师24小时自助阅卷室的建设,是落实最高检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系列部署要求、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心系法治、主动担当的生动体现,也是提升案管工作科学化水平、构建良性检律关系的现实需要,对于推动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四  安徽省铜陵市两级检察机关案管部门上下联动保障疫情期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适用
一、基本情况
今年2月,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傅某某等人涉嫌贪污案、雷某伪造金融票证案等4件案件,共6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6名犯罪嫌疑人均如实供述、真诚悔罪、自愿接受处罚,办案检察官认为这6名犯罪嫌疑人均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疫情防控期间,看守所封闭管理,检察官、律师无法进入的情况下,铜陵市、铜官区两级检察院案管部门上下联动,利用远程视频提讯系统,完成了案件承办检察官和律师“在同一视频下”分别对6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提审和会见工作,实现了犯罪嫌疑人在律师远程视频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保证了上述4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的顺利办理。
二、主要做法
一是高度重视,全力保障。按照法律规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还应当在律师在场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疫情期间看守所封闭管理,原有的检察官提讯、律师会见等模式无法继续,安徽省铜陵市检察院通过远程视频提讯等技术手段全力保障认罪认罚案件顺利办理,保证办案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
二是部门联动,精心筹划。铜陵市检察院案管部门严格按照远程提讯的规范要求,向派驻看守所检察室预约时间,要求铜官区检察院向看守所提供提讯证、办案人员工作证复印件等提讯的文书和证件,建议律师及时提供执业证、委托书、公函等用于会见、见证资料,保证提审、会见程序合法规范。另一方面协调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对端口设备进行调试、对接,安排司法警察进行远程传递,做好提讯、会见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是规范操作,顺利实施。在铜陵市检察院检察服务中心远程提讯室内,借助远程提讯设备,实现了对6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远程提讯、律师会见、见证工作。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办案检察官分别向6名犯罪嫌疑人告知了认定罪名和量刑建议,律师就认定罪名和量刑建议是否适当分别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法律意见,6名犯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并在律师见证下通过远程打印系统签署了具结悔过书,整个过程图像清晰、音质流畅、交流顺畅。
三、典型意义
大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是当前检察工作的重大课题。为克服疫情期间看守所封闭管理对认罪认罚工作开展的影响,铜陵市两级检察机关案管部门立足服务职能,创新服务举措,加强上下联动,内外协同,加大科技供给,充分运用远程提讯技术手段,把检察机关办案功能区的服务功能向外拓展,打破了“同时在场”的时空阻隔,有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实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适用,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彰显了检察机关服务战“疫”、规范执法的责任担当,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办案工作的顺利进行贡献了案管智慧和力量。
案例五  海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案管部门重点开展对涉疫案件法律文书监管加强案件流程监控
一、基本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要求加大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打击力度。为此海南省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重点加强了对涉疫案件法律文书监管,在进行“三书”(即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起诉书、审判机关裁判文书)比对时,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发现某市中级法院4月29日作出的邢某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判决书存在文字错漏、情节认定错误等问题。该院案管部门发现以上问题后,及时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并提示其监督法院纠正。后承办检察官采纳了案管部门意见,经监督,某市中级法院已经以裁定书的形式补正了上述错误。
二、主要做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严格按照最高检和省院在疫情防控期间案管工作的部署,坚持疫情防控与案件管理并重,采取期限预警、文书审核、“三书”比对等措施,强化法律文书监管,确保疫情期间监督履职不断档、检察服务不掉线、案件质量不打折。
一是用足用好智慧案管“三书”比对软件。智慧案管“三书”比对软件是海南省检察院为提高案件质量、提高监管效率在全省检察机关案管部门部署的软件。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慧案管,采取单人初次比对、双人互相比对、每月定期比对等措施,对每一件案件的“三书”进行反复对照,从中发现瑕疵、错误,精准对照法律规定,提醒、提示承办案件检察官进行纠正。
二是以求极致的态度做好法律文书监管。对于涉疫案件,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在一名专职流程监管员的基础上,增设兼职监管员1名,要求高效、精准做好涉疫案件每一份法律文书的监管工作,从文字表述到情节认定,从排版格式到法律适用,逐一审核、逐条对照,下足功夫,用足心思,保证文书质量,提高司法权威。
三是沟通协调跟踪督办。对于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流程监管员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反复沟通。对文字表述不当的,通过诵读、复读的方式,推敲最准确的表述方式;对适用法律错误的,通过对照法律条文规定、司法解释精神等,确保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刑相适。对法院裁判存在错漏的,提醒检察官监督审判机关纠正,并跟踪督办结果。
四是注重学习提高监管能力。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针对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坚持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立足之基,开展了对张军检察长办理涉疫案件讲话、涉疫典型案例、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决定等内容的学习,并组织研讨交流,全体人员围绕学习谈心得谈体会,结合案管业务谈设想谈措施,全方位提升流程监管能力。
三、典型意义
每一起案件都会产生数量不同的法律文书,有的案件法律文书上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监管工作任务重、难度大,要做到精准监督、高质量监督相当不易。抠字眼、看标点、抠条文,不仅体现了流程监管人员的态度和精神,更彰显了案管工作的自身价值,体现出案管服务疫情防控大局独特作用。涉疫情犯罪案件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对涉疫情犯罪案件更需要把好“入口”“出口”关,保证案件高质量办理。海南省某市检察院案管部门高度关注涉疫案件办理情况,聚焦法律文书质量,充分运用智慧案管,以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起诉书、审判机关裁判文书比对为重点,以求极致的态度察微析疑,切实抓好案件流程监管,努力打造权威高效的“检察产品”,为精准高效地打击涉疫情犯罪提供有力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2022年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2022年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情况的通报
(法办〔2022〕3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提升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调研水平,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暂行办法》(法办发〔2011〕9号)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组织开展了2022年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包括裁判文书、调研报告两类业务成果。裁判文书类成果重点关注叙述事实与论述说理、引用法条与裁判主文、审判组织与诉讼程序、文书格式与构成要素、语言文字与标点符号等内容,体现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专业性及示范意义。调研报告类成果突出以推进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导向,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对策、措施和建议,问题原因分析透彻,反映问题实事求是,得出结论有理有据,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按照评选通知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共通过评选系统报送上传业务成果343项。其中,裁判文书类成果255篇,调研报告类成果88篇。此次优秀业务成果评选工作本着实事求是、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经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初评报送、9名审判实务部门及教学科研机构专家评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评审,就裁判文书、调研报告两类成果,分别评出获奖作品28篇和25篇。希望获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争取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此次优秀业务成果评选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精品意识,加强对环境资源刑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强化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前沿问题研究,深入探索并及时总结环境资源刑事司法实践经验,为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刑事司法服务和保障,助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2年7月15日
2022年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
(裁判文书类)
一等奖(5篇,同一等次内按地区排序,下同)
1.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5刑终26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郭振旗 谢书明 郝诚 曹鹏 赵玲玲)
2.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刑终525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陈迎 姜立 于元祝)
3.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9)苏0830刑初5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孙在桐 蒋莹莹 王玉林 张春艳 翟顺昌 陈志艺 薛琴)
4.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刑终44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胡淑珠 黄训荣 王慧军)
5.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刑终356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张力 吴长渝 伏虹瑾)
二等奖(10篇)
1.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刑初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朱长军 赵程宇 杨光 卫谦 王书生 胡晓波 郑淑琴)
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刑终431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孙静 刘为 张振超)
3.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2021)吉0523刑初1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耿志武 高霞 李娜 辛林蓉 焉德新 孙苗 李珊)
4.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刑初452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施佳黎 乔淑葳 汤列城)
5.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0624刑初4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王优明 张珍 章吉 王正林 王品洋 吕仁苗 潘海燕)
6.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7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杜伟 尹祥丽 栾兆钰)
7.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6刑终14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唐毅军 钟学彬 陈南春)
8.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97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吴曼江 张丽华 钟鸣亮)
9.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杨蓉 唐科碧 杨芳)
10.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刑初26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郑朝恒 杨宏 刘建鹏)
三等奖(13篇)
1.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刑初368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王永林 刘泽清 焦旭林)
2.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人民法院(2017)内2530刑初26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高成 王强 春梅)
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刑终342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王芙 赵湃 肖怡)
4.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刑终340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李文业 陈丽 陈晓蕾)
5.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2018)闽0722刑初258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张先群 姚胜宇 叶萌)
6.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刑终8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崔航微 王冰 董正方)
7.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6刑终104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陈小锋 李涛 刘宗晖)
8.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4刑初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刘新文 陈善文 石婷 王敬军 刘定平 黄显家 何志锋)
9.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2021)桂0681刑初6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崔静 龙剑 陆淑芸 温基业 苏世玲 王以强 黄鑫)
10.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8)黔0181刑初5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舒子贵 刘海英 杨胜权 胡文 季林 汪海杰 谢璟芸)
11.西藏自治区边坝县人民法院(2021)藏0330刑初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仁金 次仁平措 次仁卓玛 尼玛江措 赤列 扎西卓玛 索朗次仁)
12.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2021)青0202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熊国存 阿海乐 韩占霞)
1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18)宁0105刑初35号刑事判决书
(合议庭成员:郑鼎丽 刘亦工 司学霞)
2022年全国法院
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
(调研报告类)
一等奖(5篇)
1.关于涉林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刘婕 冀敏 樊创)
2.生态环境修复机制在刑事追责中思考与探索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建芳)
3.关于刑事案件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难题及化解路径的调研报告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 桂利娇 崔芳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冷喜娜)
4.关于健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保护刑事司法协作机制的调研报告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道玮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刘莹)
5.关于完善非法捕捞犯罪量刑的实证调研报告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二等奖(8篇)
1.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有关问题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2.破坏森林资源几种常见犯罪适用非监禁刑专项调研报告
(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吴莎莎)
3.污染环境案件中公私财产损失的认定规则研究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李丽鲜)
4.涉画眉鸟交易刑事案件调研报告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金富 夏祖银 陈奥)
5.铜陵法院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的调研报告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璨)
6.关于山东法院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报告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7.污染环境犯罪调研报告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8.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三等奖(12篇)
1.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判研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姜凤武 姜鹏飞 柳华颖 王骞)
2.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改革视域下专业化审判智力支撑机制的实证分析和路径构建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3.嘉兴市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审判现状及实务疑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4.关于非法采矿行为规制中司法适用有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凌云)
5.野生动物刑事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研报告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6.环境犯罪中恢复性司法的应用现状与完善路径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 赵伟晶)
7.湖南法院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审判情况调研报告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8.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适用的调研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周香 钟俊 龙影)
9.非法捕捞案件水生资源损失认定研究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徐晓双 高丹丽)
10.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刑事-民事公益”程序研究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静良 起俊 王立)
11.关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性质分析
(甘肃省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12.阿瓦提县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网络执行查控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网络执行查控工作的通知
(法[2018]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6]64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法[2014] 266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联合下发〈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的通知》(法[2015]321号),维护司法权威,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络执行查控及联合信用惩戒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1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银行)在2018年3月31日前上线银行存款网络冻结功能和网络扣划功能。
二、有金融理财产品业务的19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在2018年3月31日前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网络冻结功能。
三、21家银行以外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2018年4月30日前上线银行存款网络冻结功能和网络扣划功能。
四、21家银行以外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2018年3月28日前完成与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理财产品查控功能测试(有无金融理财产品业务都需进行测试);有金融理财产品业务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2018年5月31日前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查询功能,在2018年6月30日前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网络冻结功能。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支持银行存款在网络冻结状态下的全额扣划和部分扣划。网络扣划功能上线后,网络冻结的款项,原则上应进行网络扣划。
六、人民法院网络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时,应当提供相关《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人员工作证件及联系方式;现场扣划的,参照执行。
七、人民法院网络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的,应先采取网络冻结措施;网络扣划款项应当划至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人民法院在网络冻结被执行人款项后,应当及时通知被执行人。
八、因人民法院网络扣划失败、资金滞留在银行内部账户的,由银行联系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携带《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工作证件到现场办理扣划。
异地执行法院委托当地法院代为办理的,委托法院应当提供:《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执行函》《送达回证》(或《回执》)及执行人员工作证件扫描件,以上法律文书应加盖委托法院电子签章,或是将盖章后的法律文书转换成彩色扫描件;受托法院应当携带以上材料的彩色打印件和受托法院执行人员工作证;银行应当协助办理。
异地执行法院通过司法专邮邮寄《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及执行人员工作证件复印件的,银行应当协助办理。
九、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研究完善银行端网络查控数据库,确保网络查控系统反馈的数据和线下柜台查询的数据保持一致;应提升银行端网络查控数据库性能,提高反馈速度和反馈率,解决查控数据积压问题;自收到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发起的网络查控请求24小时之内,应予以有效反馈。
十、各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省(市、区)银监局,负责督促、落实本辖区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按时上线银行存款网络冻结功能和网络扣划功能、按时上线金融理财产品网络查询功能和网络冻结功能;负责跟踪、督促本辖区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履行好协助执行的法定义务,提高网络查控反馈信息的准确性和反馈率;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进展情况。
十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履行好协助执行的法定义务,严禁违法向被执行人透露案件相关信息、为被执行人逃避规避执行提供帮助。人民法院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
十二、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关于协助执行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将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网络查控工作督促、通报、协商和检查机制,研究解决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请各银监局将本文转发至银监分局和辖区内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联系人:王丽娟
电话:010-67556629
传真:010-6755710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系人:曹妍
电话:010-66279613
传真:010-66299367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3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0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02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上升到立法层面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全面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倾听各界意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意见建议,发布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政策、案例,积极维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专门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亲自出席会议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在认真研究办理和吸收采纳民营企业界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多项司法政策,发布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典型案例、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等指导案例,为保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提供规则遵循。
二、推进机制建设,精准服务民营企业
人民法院推进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全面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权利救济渠道和诉讼服务。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民营企业的务实举措,加强与民营企业家的沟通联络,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和指引,为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作出诸多有益尝试。例如,湖南衡阳中院出台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24条举措,积极开展“暖企行动”“送法进百企”等活动;北京海淀区法院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推出一系列保企稳业具体举措,推动“商事纠纷商人解”;南宁西乡塘区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联动保障中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南京秦淮区法院立足辖区企业需求,开展“司法服务面对面”活动,从2021年至今,已深入近百家民营企业,开展企业座谈会40余次,调处纠纷300余起,为2000余人次提供法律宣讲,帮助企业解决审判、执行难题;重庆涪陵区法院在辖区企业开设司法服务民营经济示范工作站,确定对口联系法官,主动为企业的法律困境“把脉”,提供全方位司法服务;等等。这些司法举措为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持。
三、多措并举,不断完善支持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机制
一是与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部门协同发力,加强市场主体涉执行信息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整合,推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依托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公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陆续与60个部门和单位合作,联合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向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共享给所有接入该平台的部门和地方信用信息平台。该平台还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作为政府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最高人民法院还同步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就可以查询到企业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
二是坚持惩戒失信与褒奖诚信并重,完善关于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制度的司法解释,建立失信名单分级分类管理和正向激励等机制,依法精准适用失信惩戒措施。如河南、江西等地法院与相关部门联动建立诚信“红黑榜”制度,鼓励企业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三是完善信用修复机制,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法院明确信用修复流程规则,依法及时屏蔽失信信息,并提供信用修复证明,切实为失信企业提供重整旗鼓再出发的再生机会。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修改有关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消费的司法解释,正式将信用惩戒分级、修复和守信激励的有关内容纳入其中。
四、积极开展司法宣传,促进营造平等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浓厚氛围
人民法院注重加大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推送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司法温暖,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使尊重产权、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集中发布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纠正冤错案件等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司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生动实践。邀请社会公众、企业家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界代表委员视察法院工作,邀请民营企业家旁听重点案件的审理,邀请民营企业家特约监督员深度参与法院工作,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法治意识,提振民营企业家合法经营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五、健全长效机制,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特别关注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产权司法保护。
一是推进制度化建设,先后出台《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等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发布多批保护产权和助力企业发展的案例,为依法妥善办理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案件提供法律、政策遵循。
二是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健全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及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让民营企业与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三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建立健全涉产权冤错案防范和纠正机制,积极推进涉产权冤错案件再审工作。2021年,全国法院再审纠正涉产权刑事冤错案30件39人。
四是妥善审理各类涉产权纠纷案件,坚持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原则,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审理了一大批社会关注度高、对经济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营造了依法保护产权及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五是依法规范司法强制措施,加大对错误保全损害赔偿案件的审查力度,持续清查超标查封、乱查封问题,严防在保全、执行过程中侵害民营企业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准确甄别被执行人财产,加强对财产登记、权属证书、证明及有关信息的审查,避免对案外人等非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具体措施,研究论证提请立法机关制定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建立民营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组织民营企业家参与案件审理全过程的可行性,总结推广各地法院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家的有益做法,继续健全完善民营企业精准服务机制、民营企业家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涉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长效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拓宽沟通渠道,加强调研,广泛听取各方声音,做好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各项工作,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促进我国民营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规范量刑建议工作,推动依法全面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并经2021年11月15日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认罪认罚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依法提出量刑建议,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一步提高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促进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落实《量刑建议指导意见》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推动量刑建议工作深入发展,不断提升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
二、加强沟通协调。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开展好量刑建议工作,必须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科学性、规范性。这涉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个部门。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与有关单位的协作配合,按照《量刑建议指导意见》的规定,充分释法说理、听取意见,尤其要加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沟通,认真对待辩护意见,切实保障辩护权利。
三、加强监督制约。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重在精准、规范,必须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以及《量刑建议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和细化量刑建议的监督机制,并发挥好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会商咨询和部门负责人、检察长、检察委员会的把关作用,确保量刑建议规范、透明、尺度统一。
《量刑建议指导意见》是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重要规范依据。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切实提高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能力和水平。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加强调研指导,明确工作要求,及时掌握本地区适用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全面、顺利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3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2021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
为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范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促进量刑公开公正,加强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活动的监督制约,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
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全面审查证据、查明事实、准确认定犯罪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宽严相济。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各种量刑情节提出量刑建议,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轻重有度。
(二)依法建议。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量刑建议。
(三)客观公正。应当全面收集、审查有罪、无罪、罪轻、罪重、从宽、从严等证据,依法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客观公正提出量刑建议。
(四)罪责刑相适应。提出量刑建议既要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又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应负的刑事责任和社会危险性的大小,确保罚当其罪,避免罪责刑失衡。
(五)量刑均衡。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应当保持基本均衡。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提出量刑建议所依据的法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已查清;
(三)提出量刑建议所依据的酌定从重、从轻处罚等量刑情节已查清。
第四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但应当严格控制所提量刑建议的幅度。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听取意见情况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第二章 量刑证据的审查
第六条 影响量刑的基本事实和各量刑情节均应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罪重和罪轻、从宽和从严的证据是否全部随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侦查机关应当收集而未收集量刑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侦查机关补充相关证据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对于依法需要判处财产刑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收集并随案移送涉及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证据材料。
第七条 对于自首情节,应当重点审查投案的主动性、供述的真实性和稳定性等情况。
对于立功情节,应当重点审查揭发罪行的轻重、提供的线索对侦破案件或者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被检举揭发的人可能或者已经被判处的刑罚等情况。犯罪嫌疑人提出检举、揭发犯罪立功线索的,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掌握线索的来源、有无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是否开展调查核实等。
对于累犯、惯犯以及前科、劣迹等情节,应当调取相关的判决、裁定、释放证明等材料,并重点审查前后行为的性质、间隔长短、次数、罪行轻重等情况。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段、犯罪动机、主观恶性、是否和解谅解、是否退赃退赔、有无前科劣迹等酌定量刑情节进行审查,并结合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心理健康情况等进行审查,综合判断。
有关个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罪证据,但与犯罪相关的个人品格情况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综合考虑。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是否自愿承担公益损害修复及赔偿责任等,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且有赔偿意愿,但被害方拒绝接受赔偿或者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可以综合考量赔偿情况及全案情节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适当从宽,但罪行极其严重、情节极其恶劣的除外。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听取侦查机关、相关行政执法机关、案发地或者居住地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意见。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关于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和案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意见。侦查机关未委托调查评估,人民检察院拟提出判处管制、缓刑量刑建议的,一般应当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组织进行调查评估,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
调查评估意见是人民检察院提出判处管制、缓刑量刑建议的重要参考。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已收到调查评估材料的,应当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已经委托调查评估但尚未收到调查评估材料的,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全案情况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管制、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提出判处管制、缓刑的量刑建议,同时将委托文书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章 量刑建议的提出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有关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量刑基本方法,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拟宣告刑,提出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可以参照相关量刑规范和相似案件的判决提出量刑建议。
第十二条 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应当明确主刑适用刑种、刑期和是否适用缓刑。
建议判处拘役的,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建议判处附加刑的,应当提出附加刑的类型。
建议判处罚金刑的,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据,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缴纳罚金的能力提出确定的数额。
建议适用缓刑的,应当明确提出。
第十三条 除有减轻处罚情节外,幅度刑量刑建议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提出,不得兼跨两种以上主刑。
建议判处有期徒刑的,一般应当提出相对明确的量刑幅度。建议判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不超过二个月;建议判处一年以上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不超过六个月;建议判处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不超过一年;建议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不超过二年。
建议判处管制的,幅度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在从宽幅度上,主动认罪认罚优于被动认罪认罚,早认罪认罚优于晚认罪认罚,彻底认罪认罚优于不彻底认罪认罚,稳定认罪认罚优于不稳定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
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虽然认罪认罚,但所犯罪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提出量刑建议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或者依法不予从宽:
(一)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
(二)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
(三)虽然罪行较轻但具有累犯、惯犯等恶劣情节的;
(四)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
(五)其他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或者不宜从宽的情形。
第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既有从重又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全面考虑各情节的调节幅度,综合分析提出量刑建议,不能仅根据某一情节一律从轻或者从重。
犯罪嫌疑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提出量刑建议,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提出量刑建议。
第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犯数罪,同时具有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基准刑,分别提出量刑建议,再依法提出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分别列明个罪量刑建议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的量刑建议。
第十八条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提出量刑建议。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注意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量刑平衡。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提起公诉后可能出现的退赃退赔、刑事和解、修复损害等量刑情节变化,提出满足相应条件情况下的量刑建议。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借助量刑智能辅助系统分析案件、计算量刑,在参考相关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第二十一条 检察官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根据量刑情节拟定初步的量刑建议,并组织听取意见。
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官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报告或者建议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确定量刑建议范围后再组织听取意见:
(一)新类型、不常见犯罪;
(二)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三)涉案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的;
(四)性侵未成年人的;
(五)与同类案件或者关联案件处理结果明显不一致的;
(六)其他认为有必要报告或讨论的。
检察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权限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量刑建议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四章 听取意见
第二十二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充分保障其辩护权,严禁要求犯罪嫌疑人解除委托。
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符合通知辩护条件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辩护人、值班律师会见、阅卷等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 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应当听取其监护人意见。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听取意见时,应当将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规定,拟认定的犯罪事实、涉嫌罪名、量刑情节,拟提出的量刑建议及法律依据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
人民检察院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当面、远程视频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说明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的意见。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交影响量刑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合理的,应当采纳,相应调整量刑建议,审查认为意见不合理的,应当结合法律规定、全案情节、相似案件判决等作出解释、说明。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通过出示、宣读、播放等方式向犯罪嫌疑人开示或部分开示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材料,说明证据证明的内容,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言词证据确需开示的,应注意合理选择开示内容及方式,避免妨碍诉讼、影响庭审。
第二十七条 听取意见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不需要签署具结书情形的,不影响对其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
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并签字,不得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辩护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场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见证具结。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委托辩护人,拒绝值班律师帮助的,签署具结书时,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见证,并在具结书上注明。值班律师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程序适用有异议的,检察官应当听取其意见,告知其确认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后应当在具结书上签字。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时,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场并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到场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签署具结书。
第二十八条 听取意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提供可能影响量刑的新的证据材料或者提出不同意见,需要审查、核实的,可以中止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核实并充分准备后可以继续听取意见。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开庭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组织听取意见。达成一致的,被告人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第三十条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后,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且犯罪嫌疑人未反悔的,人民检察院不得撤销具结书、变更量刑建议。除发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不真实、认罪认罚后又反悔或者不履行具结书中需要履行的赔偿损失、退赃退赔等情形外,不得提出加重犯罪嫌疑人刑罚的量刑建议。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与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案情简单、量刑情节简单,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也可以在起诉书中载明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书中应当写明建议对犯罪嫌疑人科处的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及其理由和依据,必要时可以单独出具量刑建议理由说明书。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通过起诉书载明量刑建议的,可以在起诉书中简化说理。
第五章 量刑建议的调整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认为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异议合理,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建议合理的,应当调整量刑建议,认为人民法院建议不当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可以制作量刑建议调整书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十三条 开庭审理前或者休庭期间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重新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
庭审中调整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当庭调整量刑建议并记录在案。当庭无法达成一致或者调整量刑建议需要履行相应报告、决定程序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按照本意见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组织听取意见,履行相应程序后决定是否调整。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在庭前或者当庭作出调整。
第三十四条 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庭审中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了解反悔的原因,被告人明确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撤回从宽量刑建议,并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考虑相应情况。依法需要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第三十五条 被告人认罪认罚而庭审中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核实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被告人仍然认罪认罚的,可以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按照本意见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检察官应当在职责权限范围内调整量刑建议。根据本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属于检察官职责权限范围内的,可以由检察官调整量刑建议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备案;属于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职责权限范围内的,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调整。
第六章 量刑监督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而直接作出判决的,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八条 认罪认罚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人民检察院不予调整或者调整后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量刑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根据案件情况,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进行监督。
第三十九条 认罪认罚案件中,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二审、再审案件,参照本意见提出量刑建议。
第四十一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党广锁等13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党广锁等13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23〕1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党广锁、贾宇、田云鹏、傅信平、霍敏、朱玉、戴军、茆荣华、张应杰、次登、王中明、安长海、迪里夏提·沙依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 强
2023年1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书记员招聘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书记员招聘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现就书记员招聘考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笔试: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上午8:30-12:00。
面试: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全天(部分考生参加)。
二、考试地点
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北京市西城区南草场街22号)。
三、考试内容
笔试由法律基础知识测试、计算机办公软件使用和中文录入水平测试3部分组成。
(一)法律基础知识测试为闭卷考试,采用纸笔作答的形式,需填涂答题卡。
(二)计算机办公软件使用和中文录入水平测试为上机考试。计算机办公软件使用主要测试Word 2007软件操作,中文录入测试使用计算机键盘录入(不得使用专业速录工具)。
四、注意事项
(一)参加笔试人选已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其他人员不再另行通知。
(二)参加考试须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不得携带外接键盘、速录工具及移动存储设备。
(三)上机考试环境为台式电脑、标准键盘,预装搜狗拼音、极品五笔、搜狗五笔输入法等常用输入法。
(四)考试结束前不得提前离场,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不得进场。
(五)准考证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请及时登录个人邮箱下载并打印。未收到邮件的请及时向diaopeichu@spp.gov.cn发送邮件告知,以便重新发送。
(六)24日上午的笔试需要转换一次考场,请务必下载考场安排查询表(附件1),提前查询本人各场考试时间、考场及座位号。考试当天服从现场引导安排。
(七)面试人选根据笔试成绩确定,将于9月24日晚通知入围人选。9月25日全天开展面试。请根据情况安排好个人行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2019年9月20日
附件:1.考场安排查询表(输入身份证后七位查询)
2.考场分布示意图
3.考点交通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343号(政治法律类17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343号(政治法律类175号)提案答复的函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司法解决机制的提案》收悉,经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设立专业法庭问题
劳动争议案件是人民法院传统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在中、基层法院办理,案件基数大。基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实现劳动争议案件审判专业化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有的法院在民事审判庭(一般是民一庭)内指定专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组建劳动争议审判团队或合议庭;有的法院设立了劳动争议审判庭。但是,受全国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缩编、减编的影响,很多已经设立的劳动争议审判庭不得不撤并,几乎不存在了。贵单位提出的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法庭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非常有针对性,极具实践意义。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启动劳动争议审判专项调研工作,对各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的设置情况进行摸底。在调研的基础上,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探索人民法院单独设置劳动争议审判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设立劳动争议审判庭涉及的机构改革和编制设置等问题,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共同推动劳动争议审判庭的建设和发展。作为试点,最近,江苏苏州市即将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审判庭。
二、关于统一裁审尺度,改进劳动争议司法解决机制问题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为逐步统一裁审衔接法律适用标准,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建立健全裁审衔接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工作方案》,确定了“两步走”的工作目标,提出统一裁审受理范围和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裁审程序衔接、完善裁审衔接工作机制,统筹发挥仲裁准司法制度优势和诉讼的司法保障作用;下发了《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积极探索裁审衔接工作规律,建立健全裁审受理范围一致、裁审标准统一、裁审程序有效衔接的规则制度。意见下发后,两部门通过联合召开专门会议部署、联合调研等多种方式指导各地人社部门和人民法院紧密配合、迅速行动,成效明显。截至2018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数地市人社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裁审衔接实施意见。二是统一裁审法律适用。为逐步统一裁审衔接法律适用标准,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典型案例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对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的指导力度;联合举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示范培训班,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人社部门通过共同制定指导意见、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统一类案指导口径,规范处理标准,加大对重大敏感案件处理的指导协调力度。各地人民法院根据疫情防控实际,与当地人社部门共同联合出台了不少司法政策和具体措施,为稳定劳动关系、解决劳资关系突出问题等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劳动人事争议司法解释制(修)订和指导性案例工作中,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积极参与,从法律实施和政策制定部门角度提出意见建议。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争议案件959.9万件,涉及劳动者1128.7万人,仲裁终结率由2015年的53.1%提高到2020年的70.5%,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外,既避免了诉讼成本,又降低了修复社会关系成本。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研究起草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程序衔接和法律适用的指导意见及第二批劳动争议处理典型案例,拟于年内印发,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进一步加强裁审程序衔接,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
三、关于提高金额标准,扩大劳动争议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问题
终局裁决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一项创新制度。从制度设计上看,终局裁决制度的立法初衷在于使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简单、小额劳动争议以及涉及劳动标准的相关争议终结在仲裁程序,一方面可以减少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诉累,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劳动争议,节约司法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只是以“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作为认定一裁终局标准的限制条件,但是没有明确判断依据是以劳动者仲裁请求数额为依据还是以仲裁机构最终裁决数额为依据,也未明确劳动者存在数项申请时如何根据金额判断是否属于一裁终局。为更好发挥终局裁决制度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仲裁裁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决或者非终局裁决,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该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确定的、分项计算的数额作为判断是否属于终局裁决的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4月修订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依法细化了终局裁决范围,明确了适用终局裁决事项的标的金额为单项计算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更多的案件纳入了终局裁决的适用范围。目前,仲裁案件终局裁决率已由2015年的18.7%提高到2020年的40.9%,进一步体现了一裁终局“便捷、灵活、低成本”的制度特色。在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无法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决纳入终局裁决,即由法定的“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扩大为“不超过当地月平均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四、关于完善仲裁队伍建设问题
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修订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主要从三方面完善了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的措施。一是加强管理。明确了仲裁员的权利义务,要求仲裁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备专职仲裁员和办案辅助人员,对仲裁员考核、培训等工作进行了规范。二是加强监督。授权仲裁委员会制定仲裁监督制度,对申请受理、办案程序、处理结果、仲裁工作人员行为等进行监督,明确了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形及处理措施。三是加强保障。对仲裁经费保障、仲裁场所和设施设备、仲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明确要求建立仲裁员职业保障机制,拓展仲裁员职业发展空间。
五、关于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坚持“调解优先、调判(裁)结合”,积极回应和谐社会建设新要求。加大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力度,努力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劳动争议审判与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的衔接与配合,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发挥协同解决劳动争议纠纷作用。创新调解方式,探索实施委托调解、行业调解,加强上下级法院以及法院与行政机关、行业协会之间的联动,做好关联案件调解工作,提高调解质量和效果,引导当事人将纠纷转化为合作共赢。为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支持工会、商(协)会依法建立行业性、区域性调解组织,进一步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建设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不仅为老百姓选择仲裁等其他解纷方式提供司法保障,还通过在诉讼服务中心搭建各类调解工作室,引入专业调解人员,让他们能够根据案件情况选择最适宜的解纷方式,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让正义不仅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还尽快得到实现。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智能化水平,为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智能化水平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为进一步发挥调解在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中的独特优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新修订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增加了“调解程序”一章,对仲裁调解作了专章规定,规范了调解组织调解与仲裁的衔接程序,强化了仲裁调解作用,调解成功率由2015年的64.7%提高到2020年的70.6%。一是明确调解优先原则,规定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应当坚持调解优先,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二是实行调解建议书和委托调解制度,规定对没有经过调解、当事人直接申请仲裁的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向当事人发出调解建议书,引导其到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在仲裁庭开庭之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委托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能力的组织、个人进行调解。三是规范仲裁庭调解,规定仲裁庭审理争议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参与调解。四是完善调解协议仲裁审查制度,对调解组织调解协议的仲裁审查申请、审查时限和程序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六、关于借鉴商事仲裁对终局裁决进行司法审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具体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就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果相似,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就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情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作出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裁定不予执行:(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二)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七)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在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规定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又明确了人民法院作出不予执行裁定后,当事人就劳动争议事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无须再经仲裁前置程序,充分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七、关于分类、分段调整规范诉裁费用问题
鉴于确定诉裁费用收费标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权范围,在相关部门进行调研时,两部门将认真配合,适时提出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体制的创新完善,加强队伍建设,为维护和谐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2021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
(2001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6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9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协商,现就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问题规定如下: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内地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在内地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民事劳工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适用本安排。
第二条 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经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第三条 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通过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不能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采用邮寄方式。
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等文件,应当确保其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修改性。
通过司法协助网络平台以电子方式转递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等文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收到对方法院的委托书后,应当立即将委托书及所附司法文书和相关文件转送根据其本辖区法律规定有权完成该受托事项的法院。
受委托方法院发现委托事项存在材料不齐全、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影响其完成受托事项的,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法院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
经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委托书后,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第五条 委托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所附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第六条 委托方法院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委托请求,以保证受委托方法院收到委托书后,及时完成受托事项。
受委托方法院应当优先处理受托事项。完成受托事项的期限,送达文书最迟不得超过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两个月,调取证据最迟不得超过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三个月。
第七条 受委托方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法律规定执行受托事项。委托方法院请求按照特殊方式执行委托事项的,受委托方法院认为不违反本辖区的法律规定的,可以按照特殊方式执行。
第八条 委托方法院无须支付受委托方法院在送达司法文书、调取证据时发生的费用、税项。但受委托方法院根据其本辖区法律规定,有权在调取证据时,要求委托方法院预付鉴定人、证人、翻译人员的费用,以及因采用委托方法院在委托书中请求以特殊方式送达司法文书、调取证据所产生的费用。
第九条 受委托方法院收到委托书后,不得以其本辖区法律规定对委托方法院审理的该民商事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或者不承认对该请求事项提起诉讼的权利为由,不予执行受托事项。
受委托方法院在执行受托事项时,发现该事项不属于法院职权范围,或者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则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认为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则或公共秩序的,可以不予执行,但应当及时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不予执行的原因。
二、司法文书的送达
第十条 委托方法院请求送达司法文书,须出具盖有其印章或者法官签名的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说明委托机关的名称、受送达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详细地址以及案件性质。委托方法院请求按特殊方式送达或者有特别注意的事项的,应当在委托书中注明。
第十一条 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委托书及所附司法文书和其他相关文件一式两份,受送达人为两人以上的,每人一式两份。
第十二条 完成司法文书送达事项后,内地人民法院应当出具送达回证;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应当出具送达证明书。出具的送达回证和送达证明书,应当注明送达的方法、地点和日期以及司法文书接收人的身份,并加盖法院印章。
受委托方法院无法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回证或者送达证明书上注明妨碍送达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期,并及时书面回复委托方法院。
第十三条 不论委托方法院司法文书中确定的出庭日期或者期限是否已过,受委托方法院均应当送达。
第十四条 受委托方法院对委托方法院委托送达的司法文书和所附相关文件的内容和后果不负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安排中的司法文书在内地包括: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授权委托书、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以及其他司法文书和所附相关文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起诉状复本、答辩状复本、反诉状复本、上诉状复本、陈述书、申辩书、声明异议书、反驳书、申请书、撤诉书、认诺书、和解书、财产目录、财产分割表、和解建议书、债权人协议书、传唤书、通知书、法官批示、命令状、法庭许可令状、判决书、合议庭裁判书、送达证明书以及其他司法文书和所附相关文件。
三、调取证据
第十六条 委托方法院请求调取的证据只能是用于与诉讼有关的证据。
第十七条 双方相互委托代为调取证据的委托书应当写明:
(一)委托法院的名称;
(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地址和其他一切有助于辨别其身份的情况;
(三)委托调取证据的原因,以及委托调取证据的具体事项;
(四)被调查人的姓名、地址和其他一切有助于辨别其身份的情况,以及需要向其提出的问题;
(五)调取证据需采用的特殊方式;
(六)有助于执行该委托的其他一切情况。
第十八条 代为调取证据的范围包括:代为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代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调取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证据。
第十九条 委托方法院提出要求的,受委托方法院应当将取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委托方法院,以便有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能够出席。
第二十条 受委托方法院在执行委托调取证据时,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可以允许委托方法院派司法人员出席。必要时,经受委托方允许,委托方法院的司法人员可以向证人、鉴定人等发问。
第二十一条 受委托方法院完成委托调取证据的事项后,应当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
未能按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全部或者部分完成调取证据事项的,受委托方法院应当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妨碍调取证据的原因,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应及时退回委托书及所附文件。
当事人、证人根据受委托方的法律规定,拒绝作证或者推辞提供证言的,受委托方法院应当书面通知委托方法院,采取邮寄方式委托的,应及时退回委托书及所附文件。
第二十二条 受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并经证人、鉴定人同意,协助安排其辖区的证人、鉴定人到对方辖区出庭作证。
证人、鉴定人在委托方地域内逗留期间,不得因在其离开受委托方地域之前,在委托方境内所实施的行为或者针对他所作的裁决而被刑事起诉、羁押,不得为履行刑罚或者其他处罚而被剥夺财产或者扣留身份证件,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人身自由加以限制。
证人、鉴定人完成所需诉讼行为,且可自由离开委托方地域后,在委托方境内逗留超过七天,或者已离开委托方地域又自行返回时,前款规定的豁免即行终止。
证人、鉴定人到委托方法院出庭而导致的费用及补偿,由委托方法院预付。
本条规定的出庭作证人员,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还包括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 受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并经证人、鉴定人同意,协助安排其辖区的证人、鉴定人通过视频、音频作证。
第二十四条 受委托方法院取证时,被调查的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的代理人可以出席。
四、附则
第二十五条 受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代为查询并提供本辖区的有关法律。
第二十六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解决。
本安排需要修改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商解决。
第二十七条 本安排自2001年9月15日起生效。本安排的修改文本自2020年3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955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955号提案答复的函
甄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全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办案保障,围绕中央和地方对于加强环境资源和民生保护等重要工作部署,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切的案件。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为规范有序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结合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强化检察公益诉讼主责主业。张军检察长强调“要全面办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全面办案解决办案和履职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全面办案实现检察工作全面发展、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明确了公益诉讼在检察业务体系中的定位,提出了公益诉讼工作“谋发展、重自强”的路径。我们将坚持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牢牢抓住办案这个中心,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的高度,谋划和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为“美丽中国”目标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积极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2018年3月2日,我院和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公益诉讼相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基本规定。3月12日,我院下发《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就公益诉讼工作相关具体程序以及适用等问题进行细化,及时为各级检察机关依法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下一步,我院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适时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建议,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工作机制。一是出台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案件管辖、立案标准、诉前程序、起诉标准等内容作出规定。与最高法沟通,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二是完善公益诉讼办案机制。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的意见》,建立符合检察公益诉讼特点规律的线索管理、调查取证、办案指挥、力量调配等一体化办案机制。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督办案件办法》,明确督办案件的内涵、形式与相关要求,规范督办案件的办理程序,确保督办案件取得实效。三是建立公正、客观的公益诉讼业务评价体系。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以有效保护公益为导向,把案件质量作为考核体系重要因素,强化指标引领,提高案件质量所占考核分值。通过考核机制,调动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性,达到提升办案质量的效果。
三、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工作制度机制。我院积极加强与法院、行政机关、公益团体的协调,建立公益保护协作机制,通过监督、协调、配合,形成保护公益的强大合力。一是健全与法院沟通协调机制。我院将继续与最高法进行沟通协商,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二是完善案件线索移送和办理机制。制定人才管理、挂牌督办、案件线索管理等工作机制;加强研究和探索,不断推动“公益”内涵的延伸,拓展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积极探索指定管辖、提级管辖、跨行政区划管辖机制,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有序发展。三是完善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积极与行政机关联系沟通,使其充分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推动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建立与行政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四、加强公益诉讼案例指导和宣传力度。我院将不断总结推广各地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定期公布指导性案例,加强对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指导力度。同时,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互联网、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环境保护氛围,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的通知
(法〔2020〕3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统一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就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可以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等方式进行审判指导。
二、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编发的参考性案例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相冲突。
三、对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编发的参考性案例,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作为裁判依据。
四、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可以采用“纪要”“审判指南”等形式,不得使用“规定”“解释”“决定”“批复”或“指导意见”等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名称,不得采用司法解释的体例。
高级人民法院编发的参考性案例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体例。
五、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应当使用统一规范的发文字号。
六、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庭,以及中级、基层人民法院不得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的案例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或参考性案例。
七、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际效果,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前应当就制定的必要性进行研究论证。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八、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报送时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文本、相关说明及电子版等材料。
九、最高人民法院收到报送审查的审判业务文件后,由研究室统一编号登记送交有关审判业务部门进行审查,有关审判业务部门在收到后一个月内提出审查意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意见对审判业务文件进行修改后,印发辖区内人民法院参考。
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编发的参考性案例应当在正式印发后十五日内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十一、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清理工作机制,根据新公布的法律、司法解释,及时进行清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十二、对本通知下发前的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清理,需继续作为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于本通知下发后三个月内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十三、高级人民法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转交的有关机关、组织、个人反映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存在问题的建议函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提出书面研究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
十四、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应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五、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的指导及管理工作。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由专门部门负责本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的管理、备案等工作。
十六、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审查备案规定,违反本通知有关规定的将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十七、在执行本通知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6月26日 (2017)最高法民他50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沪协他1号《关于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案涉仲裁裁决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领土内作出,而我国和新加坡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案涉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应当依照《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根据你院请示,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为案涉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所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之情形。
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约定援引适用《标准协议》L2.4第二部分的条款和条件,而《标准协议》L2.4第二部分含有仲裁条款,故该仲裁条款被有效并入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条款。仲裁条款第16.1条约定:争议和索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因此,案涉仲裁的仲裁程序及仲裁庭组成均应遵循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的上述约定。
其次,关于本案适用快速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是否相符的问题。案涉争议提交仲裁时适用的仲裁规则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2013年版)》]。《仲裁规则(2013年版)》第五条规定了“快速程序”。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仲裁庭完成组庭之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仲裁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依照本条所称‘快速程序’进行仲裁。1.由仲裁请求、反请求以及任何答辩主张的抵销所构成的争议数量,合计金额相当于五百万元(新加坡币)以下;2.当事人约定适用快速程序进行仲裁;3.遇异常紧急情况。”本案的案件标的额低于500万新加坡币,且双方当事人并未在仲裁条款中排除“快速程序”的适用,故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的书面申请适用“快速程序”进行仲裁,符合《仲裁规则(2013年版)》的规定,不存在与当事人约定不符的情形。
再次,关于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约定是否相符的问题。《仲裁规则(2013年版)》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已依据本规则第五条第一款向仲裁中心申请快速仲裁程序时,主席考虑各方当事人观点后决定仲裁应当适用本条快速程序的,仲裁程序应当按照如下规定进行:......2.案件应当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但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看,《仲裁规则(2013年版)》并未排除“快速程序”中适用其他的仲裁庭组成方式。《仲裁规则(2013年版)》亦没有规定在当事人已约定适用其他的仲裁庭组成方式时,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主席仍然有权强制适用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独任仲裁的规定。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运作的基石,而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属于仲裁基本程序规则,因此《仲裁规则(2013年版)》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规定的“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不应解释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主席对仲裁庭组成方式享有任意决定权;相反,其在行使决定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关于仲裁庭组成方式的合意,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已在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且未排除该组成方式在仲裁“快速程序”中的适用,因此适用“快速程序”进行仲裁不影响当事人依据仲裁条款获得三名仲裁员组庭进行仲裁的基本程序权利。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且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明确反对独任仲裁的情况下,仍然依据《仲裁规则(2013年版)》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采取独任仲裁员的组庭方式,违反了案涉仲裁条款的约定,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的情形。
综上,同意你院关于不予承认及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处理意见。
此复。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5月8日 (2016)沪协他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申请承认并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2015年064号终局裁决。一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的情形,拟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报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拟同意一中院的意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报你院进行审查。现将本案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概况
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宝公司)。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安顺路60号丰树安顺大厦#19-01。
代表人:Randall William James,该公司董事。
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奥纳路55号1幢101-10室。
诉讼代表人:张宇,丰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二、案件基本事实及仲裁审理经过
2014年10月29日,来宝公司作为卖方与信泰公司作为买方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合同编号:NRIPL-IRO-54386SIF),约定来宝公司销售170000吨铁矿石给信泰公司,合同价格为CFR中国青岛,78.50美元/千吨。该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由买卖双方订立,卖方同意按照下列《交易摘要》之条款和条件并以引述方式根据后附之《globalORE标准铁矿石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之条款和条件与《相关铁矿石标准规格》(以下简称《标准规格》)出售并交付铁矿石,买方同意按照下列《交易摘要》之条款和条件并以引述方式根据后附之《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之条款和条件与《标准规格》购买和接受铁矿石。《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第16条“争议”规定:“16.1因交易和/或本协议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和索赔,包括与其存在、有效性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该等规则视为经引述被并入本条款。16.1.1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16.1.2仲裁语言为英语。16.2仲裁的任何裁决(包括多数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即构成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不可撤销地放弃任何形式的上诉、复审或诉诸任何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的权利,唯以该等权利可有效放弃为限。16.3本协议任何规定不妨碍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前,向任何法院申请扣押、查封和/或采取其他保全、中间或者临时行动。”
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来宝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依据《铁矿石买卖合同》附带的《标准协议》第二部分第16条规定的仲裁条款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针对信泰公司的仲裁申请,同时申请仲裁程序按照快速程序进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予以受理,案件编号为2015年005号。来宝公司以信泰公司未接受来宝公司就铁矿石CFR交货所做的承运船舶指定及未按照《铁矿石买卖合同》要求开立信用证支付货款为由,主张信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信泰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2015年1月16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致函双方当事人,载明:“针对三人仲裁庭及当前我们所知的争议金额,仲裁所需总费用预计为369325.10新币,第一期预付款确定为147730.04新币,作为预估费用的原始押金,你方需要交纳一半的费用,即73865.02新币。一旦我们收到双方的预付款,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仲裁程序。请根据我们于14日内(最晚至2015年1月30日)发出的付款指示安排付款。”同日,该仲裁中心还致函信泰公司,要求其对来宝公司提出的快速程序申请于2015年2月6日之前提出意见,仲裁中心主席将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理由决定是否按照快速程序进行仲裁。
2015年1月29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致函双方当事人,载明:“我们从申请人的函件中留意到,申请人要求在仲裁中心主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本案适用快速程序之后,双方当事人再预缴预付款。我们也注意到,申请人还有替代要求,即要求我们确定适用独任仲裁员时首期所需缴付金额。申请人提议,如果快速程序的申请失败,双方将缴纳我们在2015年1月16日号信函中附件的第21段里所列明的款额与独任仲裁员所需费用的差额。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现阶段主簿同意申请人后者的要求,那现在首期预付款额则为54040.12新币,每一方首期预付款额即确定为27020.06新币。最终以主席对于申请人的快速仲裁程序的决定为准。我们诚请各方在2015年1月30日前缴纳应缴份额27020.06新币。”
同日,信泰公司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示“涉案合同不是孤立的案件......在来宝公司和信泰公司之间还有四个合同......然而来宝公司已经严重违反了这些合同,而且,来宝公司在2011年也违反了另一个合同,导致我方遭受巨大损失,我方要求一并审议这些纠纷......我方不同意申请人的提议,将如此复杂的案件采取简易程序,并且要求根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约定,组成三人仲裁庭。”同年2月5日、2月6日信泰公司再次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示对来宝公司提出的快速程序申请不予同意,并要求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2015年2月17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通知双方当事人该中心主席已经批准了来宝公司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条提出的申请,决定对该案根据快速程序由独任仲裁员仲裁。
2015年2月26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致函信泰公司,催促其缴纳第一期的预付款27020.06新加坡元。
2015年2月27日,信泰公司针对上述2月17日的函件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明:“我方坚持反对简易程序,并要求组成三人仲裁庭。根据争议合同(2014年10月29日签署的NRIPL-IRO-54386SIF合同)第16.1.1条款的规定,仲裁庭应该由三名仲裁员组成。考虑到公正性,我方坚持反对独任仲裁员......如果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一味地同意申请人的提议并忽略我方提议的话,我方对此认为是不公平的。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我方只能拒绝接受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
2015年3月3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致函双方当事人,称双方并未就此案件快速程序下谁任独任仲裁员达成合意。依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7.2条,仲裁中心主席将任命独任仲裁员。
同日,来宝公司致函信泰公司,表示其可以同意由三人组成的仲裁庭审理该案,但是鉴于三人仲裁庭的高昂费用以及信泰公司虽经多次提醒仍未支付首期费用这一事实,应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能够确保信泰公司支付三人仲裁庭的费用为前提。
2015年3月5日,来宝公司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称其给信泰公司限定的期限已经届满,信泰公司没有答复,其附条件的同意三人仲裁之要约已经失效,请仲裁中心按独任仲裁继续推进仲裁程序。同日,仲裁中心向信泰公司发送函件,称其考虑了3月3日至3月5日仲裁中心及双方的函件往来,“因双方就此案在快速程序下三人仲裁未达成合意,依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5.2条的规定,仲裁中心主席将任命独任仲裁员。”
2015年4月20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院副主席根据其仲裁规则第5.2条,指定丹尼斯•希基担任独任仲裁员审理该案。后信泰公司缺席该案的审理。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信泰公司未接受来宝公司就铁矿石CFR交货所做的承运船舶指定,但未给出任何拒绝理由,也未按照《铁矿石买卖合同》要求开立信用证支付货款,并建议来宝公司转售货物,构成毁约,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据此,仲裁庭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最终裁决:信泰公司应立即向来宝公司支付以下款项:1.违约赔偿1603100美元;2.违约赔偿1603100美元以每年4.5%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不足一年按比例计算,利息自2014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本裁决之日(包括裁决之日)止;3.仲裁费用63011.18新加坡元;4.来宝公司发生的法律费用55295.10美元。
上述裁决作出后,信泰公司未履行该裁决项下的义务。
三、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申请人来宝公司依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向一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信泰公司答辩称:涉案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来宝公司的申请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
(一)双方未就涉案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事项达成书面仲裁协议
1.双方之间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本身不含仲裁条款。2.《标准协议》所含仲裁条款不发生“并入”到《铁矿石买卖合同》中的效力,该条款对信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从文义解释的角度,《铁矿石买卖合同》中采用的“引述”一词并没有“并入”之意,且由于仲裁条款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适用其他合同全部条款”这类概括性表述不能产生“并入”仲裁条款的效力,来宝公司也未就仲裁条款的并入尽到告知或者提示义务,涉案合同签订时信泰公司并不知道《标准协议》中含有仲裁条款。3.争议发生后信泰公司也未同意接受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2015年3月4日信泰公司曾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该中心仲裁。
(二)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仲裁条款的约定
退一步讲,即便《标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可并入涉案合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就该案组成的仲裁庭与仲裁条款的约定不符,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1.《标准协议》第16.1.1条明确规定“仲裁庭应当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故该案仲裁庭应当由三名仲裁员组庭,除非在该案仲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变更仲裁庭组成之新的约定。在该案仲裁过程中信泰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同意变更仲裁庭的组成,且对独任仲裁提出强烈反对。2.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有关快速程序的仲裁规则不应适用于该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强行启动快速程序,将《标准协议》明确规定的三人仲裁变更为独任仲裁,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3.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适用快速程序未考虑信泰公司的反请求或抵销请求。在该案中信泰公司实际上多次通过电子邮件指出来宝公司对信泰公司亦有多单合同存在违约,与涉案争议相关联,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若要审理涉案争议,关联合同应当一并审议。在反请求、抵销金额或关联合同争议金额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无权依照仲裁规则第5.1条,认为涉案累计金额低于500万新加坡元,而强行启动快速程序并适用独任仲裁。
(三)信泰公司因他故而未能申辩
信泰公司先后四次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就快速程序和仲裁庭的组成提出异议,但该仲裁中心始终未作出回应,无视信泰公司提出的合理诉请,涉案仲裁裁决是在信泰公司缺席、未作任何答辩的情形下作出的,其裁决的违约赔偿金额高于来宝公司之前向信泰公司主张的违约损失金额。
四、一中院的拟处意见
根据《纽约公约》第一条的规定,由于自然人或法人间的争执而引起的仲裁裁决,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作出,而在另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时,适用该公约。鉴于涉案仲裁裁决系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境内作出,而中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成员国,故本案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根据《铁矿石买卖合同》之约定,买卖双方均“同意按照下列《交易摘要》之条款和条件并以引述方式根据后附之《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之条款和条件与《标准规格》”出售及购买铁矿石。一中院认为,首先,根据文义解释的角度,“以引述方式根据”这一表述方式应当解释为《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之条款和条件已经有效地并入到《铁矿石买卖合同》,“根据”一词意味着双方同意接受《标准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其次,来宝公司与信泰公司均是global ORE的会员,双方确认涉案合同系通过global ORE这一网络平台签署,而《标准协议》是global ORE的基础协议,信泰公司作为global ORE的会员知道且应当知道《标准协议》的内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仲裁条款。况且,双方除了涉案合同外,其签署的其他多份合同均是与本案相同的方式在引用《标准协议》条款至主合同中的情形下签署。此外,信泰公司在收到仲裁通知后从未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过异议,反之在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几份邮件中明确表示应将双方之间其他的合同纠纷与该案一并审理,这也表明信泰公司在当时已经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由此,一中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信泰公司提出的关于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第一点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仲裁庭的组成是否合法
本案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第5条,在案件标的小于500万新加坡元的情形下同意了来宝公司的申请,采用快速程序、独任仲裁审理该案。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当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形下,仲裁庭适用自己的仲裁规则组庭是否符合《纽约公约》之规定?
一中院认为,涉案仲裁庭的组成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情形,即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理由在于:首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石。《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第16.1.1条款明确规定,仲裁庭应该由三名仲裁员组成。该条款视为双方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的特别约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基于《铁矿石买卖合同》产生的争议所适用的仲裁程序须是按照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除非双方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组成方式达成新的合意进行了变更。在涉案仲裁过程中,来宝公司提出适用快速程序的申请,而信泰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同意变更仲裁庭的组成,反而就独任仲裁多次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书面异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组庭方式明显违反仲裁条款之约定。其次,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的特别约定优先于当事人约定所适用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仲裁规则所规定程序适用于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之情形,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仲裁程序必须按照这一特别约定进行。因此,在本案中,尽管《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第16条规定“双方之间的争议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该等规则视为经引述被并入本条款”,但是涉案仲裁条款明确约定由三人组成仲裁庭,当事人的此种约定优先于仲裁规则的规定,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根据仲裁条款中的特别约定进行仲裁。本案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适用其仲裁规则第5条适用快速程序、独任仲裁违反了仲裁条款的特别约定,剥夺了信泰公司的程序权利。涉案仲裁裁决应当不予承认与执行。
(三)信泰公司是否因他方之故未能申辩
根据查明的事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给予了信泰公司进行仲裁程序和指定仲裁员的适当通知,也给予了其充分的答辩机会,信泰公司因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适用快速程序、独任仲裁而对其公正性提出异议,从而拒绝参加仲裁案件的审理不属于《纽约公约》规定的因他方之故未能申辩之情形。
综上,一中院认为,涉案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仲裁条款的约定不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情形,故对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2015年064号终局裁决拟拒绝承认和执行。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2015年064号最终裁决案,我国和新加坡均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故涉案仲裁裁决应否予以承认和执行,应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一中院报送的材料,我院认为,涉案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拒绝承认和执行。理由如下:
首先,《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第16.1.1条款明确规定:“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该条款系双方当事人对仲裁员人数的特别约定。因《铁矿石买卖合同》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和索赔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在涉案仲裁过程中,来宝公司提出适用快速程序的申请。信泰公司对来宝公司提出的快速程序申请不予同意,并坚持要求按照仲裁条款的约定由三人仲裁庭进行仲裁,且就独任仲裁员问题多次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书面异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5.2.2条“案件应当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但院长另有决定的除外;......”的规定,以及2015年3月5日仲裁中心致信泰公司的函件中“双方就此案在快速程序下三人仲裁未达成合意......”的陈述,表明涉案仲裁即便适用快速程序,由三人仲裁庭审理,亦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其次,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关于仲裁员人数双方当事人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只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依据法律或者仲裁规则的规定来确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6.1条“仲裁员的人数以及指定”规定“应当指定独任仲裁员。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该仲裁规则亦遵循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则。故本院认为,涉案仲裁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符。涉案仲裁裁决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
以上意见当否,请予指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2021年01月28日)
目 录
1.王某凤等45人与北京市某区某镇政府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检察监督系列案
2.胡某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不动产权证书行政抗诉案
3.魏某等19人与山西省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抗诉案
4.某村五组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区政府和冯某土地行政登记抗诉案
5.张某与黑龙江省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调解检察监督案
6.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就王某某与区房管局房屋补偿安置纠纷制发检察建议案
7.姚某与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8.王某等54人与山东某镇政府征收补偿安置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案
9.湖北省武汉市某家具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10.李某与陕西省商洛市某县公安局公安行政管理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1.王某凤等45人与北京市某区某镇政府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检察监督系列案
【关键词】
强制拆除 行政赔偿 促成和解
【案例简介】
2001年,某公司在北京市某镇工业园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建设10栋教学楼及5栋家属楼,并于2004年起将家属楼房屋陆续出售给其所属集团公司职工。2008年3月,某镇政府将案涉地块转让给某培训学校用于大学城建设,并由某培训学校委托某公司回购已出售家属楼。2010年,家属楼被断水断电断暖,王某凤等尚未与培训学校达成回购协议的原购房者开始上访、诉讼维权。由于案涉房屋一直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某镇政府于2018年2月将涉案房屋强制拆除。王某凤等人认为自身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于2018年10月起先后提起144件行政诉讼。北京某区人民法院以王某凤等人并非被诉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据此驳回后续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王某凤等人的上诉请求和再审申请亦以相同理由被驳回。王某凤等45人就其中127起案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王某凤等人作为房屋的实际购买者和使用人,直接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属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且在“拆违”过程中被剥夺了应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经综合评判涉案房屋“违建”事实、申请人实体上获得司法救济等因素,基于某公司与申请人有民事和解意愿,搭建平台促双方和解。最终45名申请人与某公司达成和解,2044余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127起案件申请人撤回监督。同时,检察机关针对某镇政府在“拆违”中存在的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强化行政管理能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述建议被全部采纳并落实整改。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把司法为民、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监督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一并审查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纠纷,引导各方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达成和解,通过解决民事纠纷促进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并通过检察建议促进依法行政,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2.胡某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不动产权证书行政抗诉案
【关键词】
依职权抗诉 原告资格认定 “一揽子”解决争议
【案例简介】
胡某所有的房屋和周某所有的两间房屋南北相邻。胡某主张,其2003年购房时南面为露台,南墙上有窗户,2005年入住时发现加建了周某房屋。周某一直未居住。胡某因自己房门被王某封堵,将周某东侧房屋房门凿开,在与周某房屋共用墙面上开出一扇门,并使用周某西侧房屋。2007年5月始,周某以胡某为被告提起恢复原状、给付使用费等多个诉讼,已结案件均获支持,部分案件正在审理或执行中。胡某就其承担的使用费向王某索赔,法院判决王某承担40%的责任。2018年4月,胡某诉请撤销周某两间房屋的登记,天津市某中院作出257号终审行政裁定,以诉讼请求不明确、胡某与所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胡某申请再审被驳回。胡某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2018年6月,胡某诉请撤销周某西侧房屋的登记,天津市某中级法院作出382号终审行政裁定,以重复起诉为由不予立案,胡某申请再审被驳回。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胡某房屋与周某房屋共用墙面上的窗户,究系设计建设时已有还是后来人为开凿,在立案时无法判断。按照立案登记制要求,应认定胡某与所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257号行政裁定的认定存在错误。鉴于257号行政裁定对382号行政裁定形成的羁束,2019年12月,在对382号行政裁定依职权抗诉的同时,对257号行政裁定一并提出抗诉。案件再审阶段,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加强跟踪问效,与人民法院达成共识,开展联合调查,查明周某房屋的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考虑到案涉争议历时久远、当事人矛盾尖锐、影响社会稳定,法检将相关行政、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2020年12月18日,促成胡某购买其占用的周某的房屋,并就正在审理和执行案件给付使用费达成一致意见,案涉矛盾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监督人民法院关于原告资格的错误认定,理清辨明当事人实际诉求后,依职权对未申请监督案件提出抗诉。在再审阶段,检察机关加强跟踪问效,凝聚与人民法院的共识,开展联合调查和调解,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对存续10余年产生近30个诉讼的行政、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维护了社会稳定。3.魏某等19人与山西省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抗诉案
【关键词】
棚户区改造 物业收费 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
【案例简介】
2015年3月,魏某等19人所在小区拆迁改造被确定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回迁安置过程中,山西某房地产公司委托某物业公司向回迁安置户收取供水、供气、供热等设施建设费。2017年6月30日,魏某等19人投诉至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该局对物业公司乱收费行为进行查处。该局立案受理后,未作出相应行政处理决定。魏某等19人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魏某等人的诉讼请求。魏某等人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行政判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虽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为,但其理由具有一定正当性,因此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魏某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申请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监督。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虽然对魏某等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立案、调查,针对法律适用和政策界限问题向上级机关进行请示,但依照《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或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等决定。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2020年6月8日,检察机关依法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6月23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当场签署和解协议。案涉小区其他189户的同类型问题参照和解协议确定的处理方案“一揽子”解决。该协议现已执行完毕。检察机关依法撤回抗诉。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通过提出抗诉、商请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解释、召开案件协调会、公开听证会等方式,指出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为由怠于履职属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督促行政机关纠正其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审查办案和化解调处相结合,在抗诉的基础上,跟进促和,促使争议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同时一揽子解决案涉小区其他189户回迁安置户的退费问题。该案的成功办理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妥善解决同一领域相同或类似问题,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4.某村五组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区政府和冯某土地行政登记抗诉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土地行政登记
【案例简介】
2004年4月28日,某农产品公司与冯某等签订了《某甜菜站转让协议》,将某甜菜站有偿转让。同年6月9日,某区人民政府依冯某申请向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7年1月16日,某村五组认为某区人民政府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划拨形式为冯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某村五组提出上诉。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村五组不服二审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申请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监督。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并就有关专业问题咨询国土专家,审查认为,冯某个人将诉争土地用于仓储不符合可以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用地范围;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来源不清,某区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法律依据不足;某区政府在颁证过程中地籍调查程序存在瑕疵,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多处未按规定填写完整等。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缺乏证据证明,某区人民政府作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据此,2019年12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6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查明某区人民政府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划拨形式为冯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以此为据提出抗诉,促使错误判决和行政行为得到纠正。5.张某与黑龙江省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调解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工伤认定 检察建议
【案例简介】
2008年5月7日15时许,某市某煤矿职工张某驾驶摩托车在下班途中,与四轮拖拉机相撞受伤,拖拉机驾驶员逃逸。2008年7月14日至2009年9月27日,张某与某煤矿工伤认定争议,经过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次决定和某市人民政府三次行政复议,均未得到最终处理。2009年9月27日,某市人民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行政复议调解,并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后,张某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书,请求认定张某系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以其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未予支持。2018年1月8日,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符合实质性化解条件,遂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鹤岗市人民检察院做好争议化解工作。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鹤岗市人民检察经审查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并非针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双方争议也非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某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调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鹤岗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18日向某市人民政府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市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复议调解书。2020年8月21日,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该调解书,并责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20年10月22日,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决定,认定张传义为工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院、鹤岗市院三级检察院联动化解,张某最终获得了一次性工伤赔偿金10万元,2020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举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宣告,这起12年的行政争议终得解决。
【意义】
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监督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6.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就王某某与区房管局房屋补偿安置纠纷制发检察建议案
【关键词】
代签房屋补偿安置协议 行政检察监督办公室
【案情简介】
2020年7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王某某等人与房管局房屋补偿安置纠纷申请监督案件中,发现该案补偿安置协议存在征收人员代签名情况,遂将线索交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该院对2018年以来涉案地块关联行政案件进行排查,发现2件在生效裁判中认定补偿安置协议征收人员代签名、3件认定承租人家属冒签名,相关协议内容虽不存在故意损害户内其他人员权益的情形,但未能保障其对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此外,审查中还发现6件案件存在征收协议签订后未及时协助进户、支付补偿款的情形。前述11件案件中有关问题的存在,反映涉案地块动拆迁存在诸多不规范情形,影响执法公信力与工作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此前成立的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办公室,实地考察,多方走访,向区房管局制发2件类案检察建议,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相关人员应就征收适格主体和委托代理知识开展培训,对相关文证加强审查和证据固定;二是在法律范畴内探索附条件支付合同的可行性,对因签约在先估价产生差异的,可在合同内作附加说明;三是严格规范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标准、签约程序,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与审计单位衔接、征收人员绩效考核等配套制度。区房管局于2020年9月回函检察院,全部采纳检察建议。就相关问题已落实三项措施:一是对包括特殊对象、搭建丈量、无证经营在内的各项认定前置,一改之前的先签约后选房的做法,签约前明确安置款项额度、安置房源信息;二是树立“让阳光成为最佳证据”的理念,将居民和征收人员的交流过程和意思表示以同步记录仪方式全程记录,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对选房摇号排序进行全程实时跟踪报道;三是采取业务员分段绩效考核,即协议签订先计入一部分考核,在履行完毕后再计入一部分考核,同时将履行的完整度、时限都进行量化,杜绝少数征收人员为赶进度而代签、冒签当事人签名的情况。目前该地块签约率已达到98.28%。
【意义】
房屋征收补偿领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硬骨头”。该院依托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办公室机制,运用信息联通、圆桌会议、听证评估、检察服务等多种方式,运用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多元化手段处理该涉本区重点旧改地块的行政监督类案,延伸行政检察办案效果,促进社会治理。7.姚某与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冒名登记结婚
【案例简介】
2013年12月,一女子假冒“莫某”之名与姚某登记结婚并收取礼金7万余元,次日失踪。姚某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姚某多次向福建省某县民政局申请撤销《结婚证》,被以不存在受胁迫情形为由不予受理。2019年5月和9月,姚某以莫某为被告向广西某县人民法院分别提起离婚诉讼和宣告婚姻无效诉讼,均被以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无法判决离婚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1月,姚某向福建省福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结婚证》。该区法院以已超过5年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未获得支持。
2020年7月,姚某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姚某的起诉确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姚某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诉求合法合理,经请示福建省院后,将该案纳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并指定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受案后,经调查核实发现莫某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五省共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查明“莫某”收取姚某7万元彩礼,并多次冒名登记结婚事实。为进一步理清案件事实、强化释法说理,于2020年9月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案虽然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但在检察机关充分调查核实认定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主动纠正错误的颁证行为。2020年9月,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重新审查姚某与“莫某”的婚姻登记程序及《结婚证》的颁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确实缺少合法要件的应当撤销。随后县民政局注销了该婚姻登记信息。
针对姚某多年奔波申诉、生活艰难的情况,县检察院给予司法救助4万元,并积极帮助姚某解决子女落实就学问题。针对冒用他人身份证明结婚、涉嫌骗取财物的犯罪行为,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县公安局进行一步立案侦查。
【意义】
因他人冒名而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登记对象明显错误,登记内容客观上无法实现,且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应当主动纠错。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督促引导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推动问题快速实质解决,实现案结事了政和。8.王某等54人与山东省某镇政府征收补偿安置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终结执行后立案恢复执行
【案例简介】
山东某市甲县某镇政府联合第三人东某村委会及案外人西某村委会共同制定了拆迁安置方案。镇政府、第三人东某村委会根据王某实际房屋情况,与王某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后因镇政府未能按期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王某向该市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乙县法院判决镇政府、东某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安置费。镇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后镇政府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判决生效后王某领取了安置费,乙县法院在征得王某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镇政府仍未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又产生了新的临时安置费,王某认为判决确定的内容尚未执行完毕,遂向乙县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法院未予受理。
2020年7月30日,王某向乙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在审查该案时发现,乙县法院执行的其他拆迁户与镇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等53件案件与王某申请监督案属同类情况,遂决定对其他53件案件依职权受理,并依法向法院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及时对该54件案件进行受理并执行。乙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对王某等54人的申请合并立案执行。
检察机关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交流,持续关注跟进案件执行进度。后镇政府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王某等人给付了2020年12月26日前的临时安置费,并办理了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手续,案件全部履行完毕。2020年12月24日,乙县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予以结案。
【意义】
行政诉讼执行案件终结执行后,当事人以执行内容尚未履行完毕为由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未予受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纠正;发现存在其他类案的,可以依职权监督,通过监督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法院依法再次立案执行,有效保障被征收农民的居住权、财产权,推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权威,服务社会稳定大局。9.湖北省武汉市某家具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 农民工权益保护 行政争议化解 类案监督
【案例简介】
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某区人社局针对某家具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继续支付工资、赔偿金并处罚款5000元,逾期不缴纳按日加处罚款。某家具公司收到处理及处罚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区人社局遂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6月18日,区人民法院认定某家具公司已办理注销登记,区人社局向无任何代理权限的柯某催告送达,催告程序不合法,裁定不准予执行。
2020年7月1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服务大局专项活动中发现上述线索,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经调查核实认为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并无不当,但区人社局存在对加处罚款未催告的违法行为。办案单位进一步查明柯某系某家具公司实际控制人,考虑到民事支持起诉周期,遂向柯某释法说理,促其合法经营。同时考虑因疫情导致资金周转困难,与公安机关达成不宜作为犯罪线索移送的共识。7月24日组织召开听证会,涉案农民工接受柯某道歉,并与其签订和解协议领取拖欠工资。区人社局据此决定免除对柯某的加处罚款。
办案单位针对此案反映出行政机关催告程序及法院告知义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建立催告前核实机制,区法院改进了工作。同时,办案单位全面排查近3年辖区内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发现违法线索20余件,提出类案监督检察建议,促使被监督单位内部整改,促成多家行政机关与法院统一认识,规范行政处罚和加处罚催告程序。
【意义】
检察机关借力服务大局推进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综合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多种手段,既促进依法行政,又监督法院改进工作,准确把握民行交织新常态,一揽子解决农民工欠薪的民事纠纷。对个案监督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深入开展类案监督,被监督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发挥出“办一件、成一件、影响一片”的实效。针对本辖区行政处罚和加处罚执行中的乱象,积极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完善制度、依法行政。10.李某与陕西省商洛市某县公安局公安行政管理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公开听证
【案例简介】
1991年12月25日上午,某县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王某对有违法嫌疑的李某进行口头传唤。双方行进过程中,李某所骑自行车撞到王某所骑三轮摩托车上,并向王某逼近,王某在口头警告及鸣枪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开枪击伤李某左腿。1992年2月28日,某县公安局以殴打他人、拒绝执行公务为由对李某行政拘留。
2019年5月17日,李某将某县公安局起诉至某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赔偿伤残金60万元。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李某不服,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洛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李某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李某向商洛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商洛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某于1991年已经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但2019年5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裁定并无不当。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查明,李某已离异,生育一子未成家,长期在外打工。因遭受枪击致肢体三级残疾,体力劳动受限,家庭生活较为困难,属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商洛市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李某所在村镇派员旁听听证会。听证会上,在检察官及听证员的释法说理下,李某当场表示愿意撤回监督申请,承诺息诉罢访,同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2020年6月,检察机关向李某发放司法救助金5万元,李某撤回监督申请。
【意义】
本案中,法院裁定并无不当,但申请人李某因行政违法行为致三级残疾,家庭生活困难,且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商洛市检察院积极推进司法救助助力脱贫攻坚,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防止因案致贫,传递了司法温度,为这起跨度近30年的行政争议划上了句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并于2019年4月2日签署。本《安排》已于2019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根据双方一致意见,本《安排》自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201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 法释〔2019〕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现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关于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本安排所称“保全”,在内地包括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强制令以及其他临时措施,以在争议得以裁决之前维持现状或者恢复原状、采取行动防止目前或者即将对仲裁程序发生的危害或者损害,或者不采取可能造成这种危害或者损害的行动、保全资产或者保全对解决争议可能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据。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香港仲裁程序”,应当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仲裁地,并且由以下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或者总部设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机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
(三)其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且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订立的有关仲裁案件宗数以及标的金额等标准。
以上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名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并经双方确认。
第三条 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当事人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受理仲裁申请后提出保全申请的,应当由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转递其申请。
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受理仲裁申请前提出保全申请,内地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收到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交的已受理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的,内地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第四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全申请书;
(二)仲裁协议;
(三)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包含主要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的仲裁申请文件以及相关证据材料、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出具的已受理有关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
(五)内地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身份证明材料系在内地以外形成的,应当依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交准确的中文译本。
第五条 保全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当事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请求事项,包括申请保全财产的数额、申请行为保全的内容和期限等;
(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说明等;
(四)申请保全的财产、证据的明确信息或者具体线索;
(五)用于提供担保的内地财产信息或者资信证明;
(六)是否已在其他法院、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出本安排所规定的申请和申请情况;
(七)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六条 内地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高等法院条例》,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申请保全。
第七条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保全的,应当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提交申请、支持申请的誓章、附同的证物、论点纲要以及法庭命令的草拟本,并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地址;当事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地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通讯方式等;
(二)申请的事项和理由;
(三)申请标的所在地以及情况;
(四)被申请人就申请作出或者可能作出的回应以及说法;
(五)可能会导致法庭不批准所寻求的保全,或者不在单方面申请的情况下批准该保全的事实;
(六)申请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承诺;
(七)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八条 被请求方法院应当尽快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内地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承诺、就费用提供保证等。
经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符合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被请求方法院应当作出保全裁定或者命令等。
第九条 当事人对被请求方法院的裁定或者命令等不服的,按被请求方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应当依据被请求方有关诉讼收费的法律和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一条 本安排不减损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仲裁庭、当事人依据对方法律享有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83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请最高院修改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证券服务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的建议》收悉,经商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当前,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大幅提高对包括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虚假陈述行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督促其在信息披露中勤勉尽责。为全面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大民事责任追究对证券市场参与主体尽责归位的促进作用,已经启动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修改工作,目前处于论证阶段,计划年底进行讨论,力争明年出台。
关于您所提出的在《规定》第二十四条中明确证券服务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侵权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区分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情形,规定了故意出具不实报告的连带赔偿责任和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的补充责任。2020年7月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提出,对于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要按照证券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债券承销机构和债券服务机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核查把关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对相关机构的相关行为区分故意、过失等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审判经验,我们将结合市场各方主体意见,尊重资本市场规律,依照法律规定,在充分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意见的基础上,努力构建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规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2020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2020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2021年6月4日)
一、被告人张小建等11人盗掘古墓葬案
二、被告单位德清明禾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被告人祁尔明污染环境案
三、丰都县东洋国电站诉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行政处罚案
四、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15人非法采矿民事公益诉讼案
五、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合处理厂、李永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诉佛山市泽田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等72名被告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七、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永明、毛伟明、张鹭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检察院诉魏安文等3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诉聊城德丰化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一、被告人张小建等11人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至2016年6月,张小建等11人形成盗掘古墓葬团伙,先后多次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北等地盗掘古墓葬十四座,所出土文物包括青铜鼎、青铜簋、青铜编钟、青铜鬲、青铜匜、青铜鱼片、青铜方盘等,上述文物倒卖后共获利834余万元。经鉴定,上述被盗墓葬系东周时期墓葬,均属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
【裁判结果】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小建等11人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其中,被告人张小建在盗墓活动中,策划预谋、安排分工、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依法应系主犯;被告人段虎杰、张利斌既组织预谋又积极参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应系主犯;被告人闫振峰、郭建强探墓、盗墓并监督“出货”,系作用较小的主犯;被告人张晓东等6人系从犯。一审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决被告人张小建等11人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万元至1万元不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黄河流域陶寺遗址发生的盗掘古墓葬刑事案件。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案涉襄汾县陶寺北古墓葬群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巨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人民法院结合案涉盗掘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在法定刑幅度内,依法予以从重处罚,体现了严惩重处,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的坚定决心,对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二、被告单位德清明禾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被告人祁尔明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明禾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8日,主要从事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的生产,以及聚氨酯保温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塑料材料、建筑材料批发零售,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祁尔明。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被告人祁尔明在明知三氯一氟甲烷系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且被明令禁止用于生产使用的情况下,仍向他人购买,并用于被告单位明禾公司生产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期间,被告单位明禾公司共计购买三氯一氟甲烷849.50吨。经核算,被告单位明禾公司在使用三氯一氟甲烷生产过程中,造成三氯一氟甲烷废气排放为3049.70千克。
【裁判结果】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明禾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使用三氯一氟甲烷用于生产保温材料并出售,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祁尔明作为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明知三氯一氟甲烷禁止用于生产,主动购入用于公司生产保温材料并销售,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亦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明禾公司罚金70万元,判处被告人祁尔明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因违法使用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ODS)被判处实刑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三氯一氟甲烷(俗称氟利昂)为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属于对大气污染的有害物质。我国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一贯高度重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工作,于2010年9月27日即发布《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其中三氯一氟甲烷作为第一类全氯氟烃,被全面禁止使用。本案的正确审理和判决,明确表明人民法院严厉打击ODS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聚氨酯泡沫等相关行业和社会公众具有良好的惩戒、警示和教育作用,体现了司法机关坚定维护全球臭氧层保护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三、丰都县东洋国电站诉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丰都县东洋国电站(以下简称东洋电站)的厂房建立在丰都县境内,主要向乌江支流的里头河流域取水,其取水口位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县)龙射镇七跃山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东洋电站自投产运营以来一直未取得取水许可证而擅自取水。彭水县水利局经立案调查、组织听证、通知其限期更换取水口等程序,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彭水罚〔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东洋电站作出立即停止水事违法行为、拆除取水设施并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东洋电站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彭水县水利局对东洋电站的取水行为具有管理职权,东洋电站未经批准长时间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内取水,并在主管部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水事违法行为及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取水工程设施后未予主动纠错,彭水县水利局据此对其处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驳回东洋电站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水电站在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无证取水受到行政处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自然保护区系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以及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本案中,东洋电站将其取水口建立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内,且在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情况下长期取水发电,给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人民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施以行政处罚,体现了对无证取水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以及保护自然保护区内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司法力度。
四、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15人非法采矿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8月,夏顺安等15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驾驶九江采158号、沅江采1168号采砂船、江苏籍999号采砂船至洞庭湖下塞湖区域非规划采区非法采砂。夏顺安等15人分工负责,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获利总额为2243.33万元。经鉴定:夏顺安等15人的非法采砂行为对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分为水环境质量受损、河床结构受损、水源涵养受损和水生生物资源受损,其中水生生物资源损失为2.65万元,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受损和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受损所需的费用,分别为7.97万元和865.61万元,合计873.58万元。夏顺安等人非法采矿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夏顺安等15人对其非法采砂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夏顺安等15人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构成非法采砂,因此对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予赔偿。一审判决夏顺安对因非法采砂造成的采砂水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873.58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夏顺泉等14人依据其具体侵权行为分别在824万元至3.80万元不等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洞庭湖域非法采砂犯罪行为引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洞庭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具有丰富的水域岸线资源。本案所涉下塞湖,地处洞庭湖腹地,又是洞庭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夏顺安等人非法采砂行为,严重威胁洞庭湖河床的稳定性及防洪安全,破坏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存环境和洞庭湖生态环境。人民法院在另案追究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同时,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审判功能,判令非法采砂人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并赔礼道歉,体现了惩治和修复并重,统筹适用刑事、民事法律责任的现代环境司法理念,对切实营造守护一江碧水的社会氛围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五、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合处理厂、李永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7年1月开始,李永强担任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合处理厂(以下简称卫洁垃圾厂)的实际投资人及经营者。2007年5月,李永强代表卫洁垃圾厂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三联竹湖经济合作社先后签订土地租用协议,合作种植树木合同及补充协议,租用竹湖大岭北约400 亩土地合作种植树木,卫洁垃圾厂可运送经筛选的垃圾上山开坑填埋、覆盖后种树。后李永强组织工人将未经处理的垃圾、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堆放在后山,时间长达十年。经检测,卫洁垃圾厂倾倒垃圾的方量为407390.10立方米,质量为24.78万吨。经鉴定,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为1714.35万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成立工作小组对垃圾场进行前期整治,工程费用约348.60万元。在整治处理阶段,当地政府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委托中标企业联合体于2020年9月底前完成清理整治主要工作,于2020年12月20日前完成全部清理整治工作并通过验收,工程费用为10995.57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合计11344.19万元,监测、鉴定、勘测费用合计44.89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卫洁垃圾厂赔偿上述费用,其实际投资人李永强在企业对上述费用不能清偿时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作为经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卫洁垃圾厂受利益驱使,无视社会公共利益,恣意丢弃原生垃圾,造成生态环境在近十年时间里持续受损,受损的生态环境已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一审判决卫洁垃圾厂支付案涉场地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费用、鉴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约1.31亿元,李永强对上述债务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卫洁垃圾厂、李永强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该案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农村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近年来,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生活垃圾作为固体废弃物由于可运输、可填埋,其污染行为更具隐蔽性,难以被发现查处。本案中,行为人向农村土地大量倾倒未经处理的垃圾、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时间长达十年,对农村生态环境以及农产品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影响极其恶劣。人民法院判令垃圾厂除承担修复费用外,还承担服务功能损失、鉴定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其经营者亦要承担补充责任,为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理念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司法范例。本案的处理还极大震慑了向农村偷运、偷埋生活垃圾行为,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清理整治工作的方式亦为解决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司法经验,也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置,增强人民群众环保意识,为解决“垃圾围城”之困发出了司法警示。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诉佛山市泽田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等72名被告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佛山市泽田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田公司)于2016年4月成立,原法定代表人黄鸿昌。同年10月变更为黄应顺,2019年5月又变更为黄鸿昌。自2016年起,经刘士义主动联系,泽田公司等四家企业明知其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分别将废酸油渣交由其处置。刘士义安排柯金水、韦苏文非法将危险废物运输至广西境内武宣县交由韦世榜非法贮存、处置。运输事宜系卓元祥等39名司机(所驾驶车辆分别挂靠在柳江县宏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等18家运输公司、物流公司)自“货车帮”平台获悉。梁全邦、韦武模为他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提供场地。上述人员因犯污染环境罪已被另案追究刑事责任。经鉴定,武宣县共有五个堆放点受到污染,废酸油渣重量5681.18吨,污染土壤重量917.68吨,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1941.56万元、鉴定评估费252.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泽田公司等72名被告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泽田公司等四家企业明知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将废酸油渣交由刘士义等人处置,造成环境污染,应承担侵权责任。卓元祥等39名司机及其挂靠的18家运输公司、物流公司对所运输物质不知情,不构成侵权。一审判决相关主体对武宣县五个堆放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明确了每一堆放点的具体数额。一审判决后,泽田公司、黄鸿昌、黄应顺不服,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4家企业虽均有非法处置废酸油渣的行为,但相互之间并无共同意思联络,不能简单以共同侵权而全案适用连带责任。二审改判泽田公司等按照其侵权事实对各个堆放点的损失按份平担责任,刘士义等人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省区倾倒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所引发的环境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本案涉及72名被告,包括4家废酸油渣生产企业、5名企业投资管理人员,4名废酸油渣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者,2名提供场所便利者,39名运输司机及挂靠的18家运输公司、物流公司,具有污染事件参与者众多、污染地点分散、环境污染损失重大等显著特点。人民法院深入剖析危险废物的生产者、提供者与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者以及堆放场地提供者的行为不同程度地交叉、结合,依法正确处理了数人环境侵权下的责任承担,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本案二审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新闻媒体高度关注,本案的审理起到了很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七、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永明、毛伟明、张鹭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左右,张永明、毛伟明、张鹭三人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张永明、毛伟明、张鹭三人携带电钻、岩钉、铁锤、绳索等工具开始攀爬巨蟒峰底部。在攀爬过程中由张永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毛伟明、张鹭则沿着张永明布好的岩钉和绳索攀爬,三人通过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方式共同攀爬至巨蟒峰顶部。经现场勘查,张永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事后,三清山管委会建设了巨蟒峰智能监测系统,为此支付建设费用51.08万元。经专家评估,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1190万元。张永明、张鹭、毛伟明故意毁坏名胜古迹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文书认定。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依法连带赔偿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1190万元,连带支付采取消除危险的措施建设巨蟒峰智能监测系统的费用51.08万元、聘请专家所支出的评估费用15万元,并在全国性知名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使用打岩钉的方式对巨蟒峰进行攀爬,该行为明显属于对环境资源的损害,上饶市检察院有权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一审审理中,上饶市检察院申请撤回要求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连带支付采取消除危险的措施建设巨蟒峰智能监测系统的费用51.08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准许。综合考虑巨蟒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珍稀性,张永明、张鹭、毛伟明的行为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以及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同时在兼顾张永明、张鹭、毛伟明的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酌定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600万元、支付专家费15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损毁名胜古迹引发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是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核心的部分,既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案当事人采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在巨蟒峰花岗岩柱体上钻孔打入26个岩钉,对其造成严重损毁。人民法院在依法惩处其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警示世人不得破坏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的同时,提起本案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对促进名胜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八、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期间,王玉林违反国家管理矿产资源法律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机械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老山林场原山林二矿老宕口内、北沿山大道建设施工红线外非法开采泥灰岩、泥页岩等合计十余万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王玉林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王玉林承担生态破坏侵权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89.31万元以及事务性费用40万元,并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方案。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环境和生物之间、生物和生物之间协同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动态的平衡。非法采矿对生态资源造成复合性危害,将直接导致开采区域的植被和土壤破坏,影响到林草蓄积、水土涵养,影响到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栖息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的整体破坏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实现。王玉林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即实施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应对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当庭宣判,王玉林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9.31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其中149.84万元用于南京市山林二矿生态修复工程及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林场路口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使用,39.47万元用于上述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使用,王玉林承担损害评估等事务性费用40万元。该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非法采矿引发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案发地部分位于长江沿线10公里宕口整治范围内,在长江沿岸非法露天采矿,不仅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还必然造成开采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及生态要素损失。本案审理坚持系统思维,正确区分认定矿产资源损失和生态要素损失,深化了对生态环境系统破坏的认识;聚焦受损生态环境的损失构成及修复问题,正确区分赔偿款项的性质,将生物栖息地明确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目标,将属于改善受破坏的自然环境状况,恢复和维持生态环境要素正常生态功能发挥范畴的赔偿费用,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态修复工程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使用;属于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的损失,纳入生物多样性恢复考量范畴,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使用,全面体现生态环境要素的一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为长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样本。本案于2020年12月4日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对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善待生态环境具有宣教引导意义。
九、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检察院诉魏安文等3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至5月,魏安文明知巢湖水域处于禁渔期间,仍事前通谋由邓立军、汪照云等人在巢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由魏安文收购、销售。后邓立军、汪照云等人采取“下地笼”、“刀鱼网”等非法方式,捕捞水产品7.50万余斤,非法获利45万余元,造成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0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魏安文等33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魏安文等33人对其非法捕捞、收购水产品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魏安文等33人违反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在禁渔期、禁渔区多次进行非法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法院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案发后的自首、坦白等情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魏安文等33人有期徒刑十八个月至拘役两个月不等,追缴违法所得。魏安文等人非法收购、销售以及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其侵权行为事实,判令魏安文等33人对其非法捕捞、收购水产品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失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并通过省级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巢湖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巢湖是长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水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水面资源丰富,渔业资源富饶。近年来,巢湖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劣,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本案中,魏安文等33人为利益驱使,在禁渔期、禁渔区内非法捕捞、收购、销售白米虾、毛草鱼等水产品,直接导致巢湖水域水生物种数量减少,破坏巢湖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损害巢湖水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本案发生在长江十年禁渔禁令发布之后,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重处,筑牢长江生态安全边界,对引导沿岸渔民的捕捞行为,有效遏制非法捕捞,维护巢湖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十、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诉聊城德丰化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基本案情】
聊城德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丰公司)是生产三氯乙酰氯的化工企业,副产酸为盐酸。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德丰公司采取补贴销售的手段将副产酸交给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徐章华、徐文超等人,再由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吴茂勋、翟瑞花等人从德丰公司运输酸液共27车,每车装载约13吨,其中21车废酸液直接排放到濮阳县回木沟,致使回木沟及金堤河岳辛庄段严重污染。濮阳县环境保护局委托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费用138.90万元。经评估,确定回木沟和金堤河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数额为404.74万元,评估费8万元。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召开会议,与德丰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未达成一致意见。遂提起诉讼,请求德丰公司赔偿应急处置费用、环境损害价值和评估费用共计551.64万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丰公司将副产酸交由不具备处置资质的主体处置,造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为促进市场主体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酌定德丰公司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等事项的投入费用,可在本案环境损害赔偿费一定额度内按比例折抵。一审判决德丰公司赔偿濮阳市政府应急处置费138.90万元、评估费8万元、环境损害赔偿费404.74万元,其中环境损害赔偿费可由德丰公司以参与相关水域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支出的费用、技术改造、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方式在一定额度内予以抵扣。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市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案中,德丰公司将其副产酸交由没有处置资质的主体非法处置,其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人民法院认定涉事企业构成环境侵权、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判令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用在一定额度内折抵赔偿费用的裁判方式,充分体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修复为主的审判理念,彰显人民法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积极作为。本案的审理对同类化工行业规范危险副产品无害化处置具有重要的教育示范意义,对潜在违法者具有重大的警示效果,能够引领社会公众自觉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法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现将《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尽快转发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并认真组织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
为实现法官员额精细化管理,建立科学高效、符合审判工作实际的法官员额配置、调整、管理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相关规定,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法官员额配置总体以省(区、市)为单位,不得超过中央设定的比例范围。
二、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法官员额,由高级人民法院在核定总量内统筹管理,原则上以设区的市(地区)为单位,在省级范围内合理分配、动态调整;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将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员额一并纳入统筹管理。
省、自治区内设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对辖区内的法官员额进行统筹配置、动态调整。
三、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配置,以核定编制、办案总量、法官人均办案量为主要依据。
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员额配置,可以在核定编制、办案总量、法官人均办案量基础上,适当考虑对下业务指导等工作量。
四、法官员额配置应当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比例不得高于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平均水平。
五、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辖区内法院法官办案工作量变化情况,以及人员编制、机构设置、案件数量、法官数量等情况,决定对法官员额的配置进行调整。
六、上级人民法院可以预留合理比例或数量的法官员额,用于辖区内调整配置。上级人民法院为动态调整预留的法官员额,原则上不得用于本院。
七、上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内法院法官员额进行调整配置的,可以调整使用预留的法官员额,也可以对各地法院已经配置的法官员额进行统筹调整。
八、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对法官员额进行调整:
(一)法院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法官员额明显不能适应办案工作需要的;
(二)因行政区划调整、机构撤销或设立等导致法院编制发生较大调整,案件数量或工作量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法官办案数量较少,存在明显闲置的;
(四)其他确有必要调整员额的情形。
九、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对辖区法院人员编制、案件数量、员额比例、法官人均办案工作量等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提出动态调整使用的意见,由院党组研究决定后实施。
十、上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法官员额实施全面调整的,原则上在一届院长任期内不超过两次,不宜频繁调整。
十一、法官员额的实时动态调整,原则上由有调整需求的人民法院提出,报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配置进行调整的,应当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十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辖区内法院法官员额使用情况,及时统筹进行法官员额调整并启动法官入额、增补、退出工作。
十三、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员额法官常态化增补机制,对辖区法院预留或空出的员额定期开展遴选,原则上每年开展员额法官遴选不少于一次。
十四、员额法官遴选中,在向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推荐拟入额人选时,可综合考虑法院员额法官人均办案工作量、近期拟退休法官人数等因素,按照不高于员额法官空缺数30%的比例推荐递补人选。在下一次法官遴选工作启动前,因法官员额产生空缺的法院,可直接从递补人选中推荐拟入额人选,按程序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批后办理任职手续。未能递补入额的人选,在下次员额法官遴选时,按照与其他人员相同的程序和标准参加遴选。
十五、根据工作需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借用、转任等方式,将法官及所用员额、编制一并调整配置到需要增补法官的法院。
十六、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工作实际,根据本意见研究制定本地区法官员额动态调整管理具体办法。
十七、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案件“接访即办”工作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案件“接访即办”工作机制的意见
(法〔2021〕227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有关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进一步健全完善新时期执行信访工作长效机制,提高执行信访案件办理质效,规范执行行为,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案件“接访即办”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本意见所称“接访即办”,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收到的执行信访材料,给予即时录入、快速督办、及时反馈、高效化解的信访管理工作机制。
二、建立健全“接访即办”工作机制,应当坚持依法、公正、规范、及时、便民的原则。
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人民法院“接访即办”工作承担监督管理职责;各地人民法院对其本院初访信访案件的办理承担主体责任。
三、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确定专人处理涉及执行案件的来信、来访,所有执行信访案件均应及时、全面录入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并且全流程在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上办理。
四、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对收到的信访材料,应当先予形式审查,于5个工作日内在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中完成申诉信访登记,并确定承办人办理。
对于来信来访涉及本院执行部门正在办理的执行案件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材料转交案件承办人。
五、对于反映本院执行案件办理问题的信访材料,各地人民法院信访工作承办人应当于30日内办结,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信访人。
六、对于反映下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办理问题的信访材料,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承办人应当于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甄别工作,紧急情况应即刻办理、及时报告、及时采取措施。
七、对于上级人民法院挂网交办的执行信访案件,执行法院应当于 45 日内办理完毕,并及时告知信访人;办理意见经执行部门相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过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层报上级交办法院核销。
八、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交办信访案件的核销申请后,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销工作。
九、对于已阶段化解和终局化解的信访案件,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回访,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的响应、解决、满意度等情况。
十、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季度对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办理执行信访案件情况进行通报。对执行信访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发现执行法院不进行初信初访登记、登记后未实际处理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采取措施,导致群体访、越级赴省进京信访的,对执行法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十一、执行信访案件办理情况纳入年度平安建设考评内容。对于“接访即办”工作长期滞后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及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十二、执行法院或者执行人员在“接访即办”工作中弄虚作假或者不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意见,以及执行人员存在消极执行、违法执行等情形,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除责令限期纠正外,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启动“一案双查”工作机制予以查处。
十三、进一步提高执行申诉信访工作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发挥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上下贯通、节点控制的监督作用,加强系统数据分析,研判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十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执行信访互联网申诉应用平台,引导鼓励信访当事人通过网络反映问题,方便当事人快速便捷提出信访诉求,降低信访成本。
十五、加强预防、妥善处理涉执群体访案件,完善预警机制,健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综治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做到及时快速规范处理。
十六、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三同步”原则对执行信访负面舆情及早发现,及时应对。上级人民法院要按照程序交办重大、涉敏感舆情执行信访案件,妥善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应对执行信访负面舆情,防范化解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20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20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司法保障维护国企资产安全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立案监督,维护企业立案权利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保障当事人诉权,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的决策部署。2015年5月1日全面施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并及时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登记立案范围、适用要求、操作规程等,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经过几年的实践,长期以来困扰当事人诉权行使的“立案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为进一步方便当事人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下发跨域立案服务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为群众提供“异地受理、无差别办理”的立案服务,实现跨域立案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对当场立案、一次办结、自助立案、网上立案等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对符合法律规定、要素齐备的诉状,一律接收,当场登记立案;对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决定的,先行立案。在此基础上,不断畅通现场立案、自助立案、网上立案、巡回立案、邮寄立案、12368热线立案和跨域立案服务等立体化诉讼渠道,确保当事人在任何一家法院,通过任何一个渠道,都能享受同样标准、同样品质的立案服务。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年底拖延立案、限制立案问题,及时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的意见》,上线人民法院立案偏离度预警系统,建立12368不立案投诉机制,开展不立案预警“灭灯行动”。2021年底立案量较2020年同期增长104.16%,12月未出现不立案一级预警,“灭灯行动”取得全面胜利,年底不立案问题得到根本扭转,充分兑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庄严承诺。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深化“两个一站式”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立案服务。同时进一步加强立案监督,坚决打击各类违法不立案问题,维护企业等当事人的立案权利。
二、关于严控审理期限,缩短企业诉讼周期的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审限为六个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审限为三个月。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审限为三个月;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审限为三十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法律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本院院长提出申请,并说明详细情况和理由。院长应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后尚不能结案,需要再次延长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审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
为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明确延期开庭审理次数和限制情形兜底条款,为缩短审判时间提供制度保障,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适当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在立案、送达、审理、判决等程序中简单快捷的制度优势,达到简化程序、快速审判的效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民事程序规则,严格审限管理,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关于加大执行力度,兑现企业胜诉权益的建议
您的此项建议不仅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点,也是执行工作需要长期贯彻落实的主要内容。人民法院将通过完善细化相关法律规范、持续推动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不断加强执行队伍作风建设,继续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一是进一步完善强制执行法律体系及配套制度建设,着力推进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出台工作。民法典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全力推进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研究、起草、论证、修改工作。在今年6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议案。同时,通过进一步加大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力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执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意见。
二是持续推动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拓展被执行人财产发现途径,进一步形成执行合力。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要求,由政法委牵头各协作、协助部门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人民法院主体责任,把执行联动各项工作纳入各联动部门职责范围,通过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加强考核,促进执行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运转,切实解决“联而不动、动而乏力”的问题,努力构筑齐抓共管的大执行格局。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进一步完善囊括被执行人一切财产形式的网络查控系统,着力扩大财产查控范围和内容,加大对不同案件被执行人特点的调查研究,加大财产调查力度,强化财产报告制度威慑力,加大执行搜查措施应用,推进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审计调查、公证取证、悬赏举报等制度,不断拓宽财产发现渠道,确保执行工作更好地开展。
三是强化执行公开,全面推进阳光执行。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并于2018年进行改版升级。执行信息公开网整合执行公开与诉讼服务,打通执行公开系统与执行办案系统、执行指挥管理平台之间的数据壁垒,有效拓宽执行信息公开范围,向全社会公开终结本次执行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法律文书等6大类信息,提供执行指南、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等10类栏目信息,当事人可以登录查询执行立案、执行人员、程序变更、执行措施等十余项执行案件流程节点信息,在线了解执行案件进展情况,并通过留言功能与办案法官进行交流互动,充分保障当事人和社会的知情权,实现执行公开模式的重大变革。最高人民法院还研发了“智慧执行”APP,并将其拓展到公众端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及其他社会联动单位端,畅通人民群众和代表委员获取信息的渠道。
四是加强执行监督管理和执行队伍作风建设。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开展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通过对所有执行案款进行“拉网式”全面清查、组织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执行案件进行交叉评查、对涉及不及时查封等案件逐一对账督办、启动违法执行与违纪问题“一案双查”等方式,解决了一批影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的消极执行、拖延执行案件,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健全执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202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全面系统设计制约监督执行权的制度机制,打造执行权运行的“制度铁笼”“数据铁笼”。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二)》的通知
(法改组发〔202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于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新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此次修法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要求,进一步提升民事审判工作质效和水平,努力开创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立足新法修改后司法确认的规则变化,有的法院拓宽实践探索渠道,强化规范指引,优化司法确认制度;结合新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新规定,有的法院制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正负面清单,完善要素式审理模式,严格把控案件质量,推动小额诉讼案件步入公正高效便捷的良性轨道;围绕基层法院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有的法院细化适用案件类型,健全程序适用识别机制,强化诉讼权利保障,有效释放诉讼程序效能;围绕落实二审独任制,有的法院进一步明确适用条件和判断标准,完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加强审判监督管理,推动二审独任案件提质增效;有的法院以新法实施为契机,深度激活电子诉讼制度效能,完善在线流程规范,大力加强平台建设,推动在线诉讼全方位提档升级。
为进一步加强改革成效宣传和经验总结交流,全面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收集和深入挖掘各地做法的基础上,选择创新力度大、落实举措实、实践效果好、可复制可推广性强的典型经验,编写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二)》,现予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参考借鉴。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充分调动辖区法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继续推动新法的统一正确实施,认真总结提炼有特色、有亮点、有成效的改革创新做法,不断完善改革案例挖掘、培育、指导机制,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选编典型案例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22年9月21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二)
目 录
【案例180】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实现“大体量”法院办案模式提档升级
【案例181】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优化司法确认制度 助力多元解纷提质增效
【案例182】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精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 稳步推进二审独任制适用
【案例183】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激活在线诉讼制度效能 打造全链条、全周期、全天候在线服务新格局
【案例184】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完善独任制适用机制 充分释放程序效能
【案例185】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三精”管理模式 确保二审独任制落实见效
【案例186】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打造多层次现代化诉讼程序体系 推动基层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案例187】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抓好庭前庭审宣判三环节 跑出小额诉讼“加速度”
【案例188】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打造全流程全要素审理模式 推动小额诉讼案件高效规范办理
【案例189】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科学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促进办案质量效率双提升
【案例19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应用实效 努力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在线诉讼新需求
司法改革案例第180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实现“大体量”法院办案模式提档升级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足案件“大体量”实际,聚焦群众高效、便捷、权威解纷的司法需求,坚持集成式解纷、专业化布局、智慧型运转,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成效,推动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今年1至8月,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51013件。其中,适用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结案27252件,占一审民商事案件的53.42%;小额诉讼程序平均审理用时较法定审限缩短三分之一,简易程序平均审理用时较法定审限缩短一半。
一、集成式解纷,完善简案快审模式
一是“一体化”诉调对接高效化解纠纷。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整合辖区内187名调解员、10余家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制定《调解组织及特邀调解员工作管理办法》,严把选任标准、规范工作流程;按照调解员专业特长编入速裁团队,法官“一对一”指导,提升纠纷化解成效。强化司法确认保障,制定《司法确认工作实施细则》,依托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打造“在线调解+司法确认”新模式,推动多元调解与司法确认无缝衔接。今年1至8月,“多元调解+速裁”结案44560件,诉前委派调解纠纷24570件。
二是“全链条”建章立制推动程序适用。坚持提高效率不降标准、简化程序不减权利,细化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规则,使法官善用、当事人愿用。围绕规范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运行,出台6项工作细则,制作19项文书模板、流程图示等配套文件,增强规范度和实操性。围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印发《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参诉“通知词”“告知词”等示范文本,在当事人坐席张贴《诉讼权利告知书》,释明程序适用依据、标准和救济途径,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
三是“要素化”审理模式简化诉讼流程。基于类型化案件比例较高的收案结构,制定《要素化审判工作实施细则》,探索推广要素化审判。提炼要素化信息,梳理金融借款、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8类案件要素,按照必填、选填、补充三类,设计兼具普适性和灵活性的《诉讼要素表》。开展要素式庭审,法官围绕案件要素,快速核对事实,锁定争议焦点,进行重点审查,促进快审快结。适用要素式文书,制作令状式、表格式简易文书模板,突出案件要素,调整文书结构,精简裁判说理,压缩文书篇幅,部分信用卡纠纷中已实现“单页判决”。
二、专业化布局,增进繁案精审成效
一是“资源聚合”提升专业审判能力。“简案快审”释放了更多审判资源,为繁案专业化、精细化办理奠定基础。在医疗纠纷、公司纠纷、金融审判、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选任理论功底深厚、业务技能过硬的资深法官,组建39个办案类型集中、辅助力量充足、研究能力突出的精审团队;立足8家人民法庭打造“一法庭一样板”工作格局,结合辖区特点优化涉老、少年、涉外等人民法庭专业建设,推动审理机制不断创新、审判水平不断提升。先后审结北京首例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案、“私域流量”纠纷案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民法典“自甘风险”适用第一案荣获“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
二是“上下协同”促进裁判尺度统一。团队层面,强化合议庭审判职责,根据案件类型、评议阶段试行要素式合议,制定《合议要素规范指引》17份,探索9类案件合议同步录音录像,提升合议规范度、完整度。庭室及业务口层面,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咨询作用,确保疑难复杂案件即时汇总、类案及关联案件检索前置,实现案件研讨常态化、长效化,今年1至8月,召开专业法官会议68次,形成会议纪要、类案规则等材料汇编38份。全院层面,审判委员会讨论审议疑难复杂案件35件,形成全局性指导意见,解决法律适用分歧;坚持“一案三查”原则,健全案件评查体系,今年前8个月,专项评查、常规评查案件3次共500余件,发布评查报告、案件质量评估报告8份。
三是“内外联动”培育审判调研精品。立足案件资源优势和改革实践经验,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建设“朝法智库”,聘请近70名专家学者担任智库委员,为案件办理、改革深化提供咨询意见,召开“微信号权属法律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与法律问题”“担保类疑难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等研讨会,研究解决审判中的疑难复杂、新类型、前沿性问题。建强调研体系,以审管办(研究室)为枢纽,组建覆盖全院的核心调研组,着力培育调研精品,每个庭室每年承担一项类案研究重点课题,形成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民事案件繁简识别等改革专项研究成果30余篇,今年已发布涉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纠纷、金融审判等审判白皮书,47篇案例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三、智慧型运转,健全配套保障机制
一是“智能识别”实现精准分流。探索“人工+智能”案件识别模式,程序分流专管员依托分案系统,研判案由、标的额、当事人数量、调解意愿、社会影响等因素,对案件进行智能甄别、随时标记、高效分流。适宜调解的案件由调解员开展调解,简易案件转入速裁团队审理,复杂案件直接移交精审团队,以精准识别推动“分调裁审”顺畅衔接、高效运转,避免程序“回转”“倒流”,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在途”时长。
二是“自动模式”提升诉讼效率。探索庭审记录方式改革,以全程录音录像代替传统书面笔录,制定《庭审记录方式改革实施细则》,明确适用案件“正负面清单”,保存电子数据同时刻盘入卷,确保庭审记录连续、完整、可查。自主研发“类型案件智能审”“裁判文书智慧眼”平台,集成肖像权、汽车金融等6类案件办理系统,大数据抓取案件要素,电子卷宗自动生成、裁判标准智能辅助、批量案件集中办理;文书智能生成系统嵌入审判系统,批量生成裁判文书,自动筛查文书瑕疵,提高文书制作效率。
三是“在线运行”拓展诉讼空间。完善电子送达机制,制定《电子送达工作实施细则》,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通知、传唤诉讼参与人,在线送达诉讼材料、裁判文书。拓展智慧庭审空间,印发“线上开庭操作指南”,依托北京法院“云法庭”、朝阳区法院“案件空间”系统等多元平台,在线立案、在线举证、在线调解、在线庭审,让群众尽享“指尖诉讼、掌上开庭”便利。今年1至8月,电子送达适用案件76648件,电子送达适用率达88.22%;在线立案65246件,在线开庭33453次,在线庭审总时长超过4万个小时。
司法改革案例第181号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优化司法确认制度 助力多元解纷提质增效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司法确认程序进行优化完善,进一步发挥了司法确认制度对多元解纷机制的促进保障作用,提升整体司法效能。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实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通过拓宽渠道、强化衔接、规范指引,全力优化司法确认制度,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和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提供强力司法保障。
一、拓宽渠道、全面延伸司法确认适用广度
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拓展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的相关规定,对接各类解纷资源,为更多调解组织参与多元解纷提供保障。
一是打造与各调解组织联动格局。将司法确认制度作为调解组织开展工作的补强支撑与后盾力量,打通群众“零成本”解纷路径。今年4月,与区工商联、商会组织在商圈成立法官工作室,邀请商会会员参与调解,高效化解涉民营企业纠纷,自成立以来受理司法确认案件55件,努力构建“无讼商圈”;对接交警支队、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设立每周一天“阳光调解日”,推动道交纠纷多元化解,诉前化解成功率达97%;对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促进劳动纠纷妥善化解。今年1至8月,通过“调解组织+司法确认”方式,有效化解纠纷313件,确认有效率100%,平均确认周期仅为2.37天。
二是打造优质线上调解队伍。充分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整合非诉讼解纷资源,实名认证并公示调解员信息,方便当事人自主选择,让优质解纷力量“看得见”。截至目前,共吸纳5家调解组织和18名调解员参与线上调解工作,涉及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涉企纠纷等领域。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前调解案件80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65%以上。对于纠纷调解成功的,由调解员指导或协助当事人在线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为在线司法确认程序有序运行做足准备。
三是打造在线确认“快车道”。主动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对司法工作的新挑战,在院内广泛应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同时,在齐鲁银行天津分行、河北区月牙河街道、数智金融审判巡回法庭等建立在线司法确认工作室,实现司法确认数据全流程线上交互对接。网上司法确认案件的平均审查用时不到2天,大大缩短了办理周期,提升办案效率。今年以来,该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申请司法确认案件占全部申请司法确认案件数的62%。
二、程序衔接、全程提升司法确认适用效能
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与诉讼辅导、委派调解及执行等阶段的有机衔接,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推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一是将诉讼服务与司法确认衔接,提升知晓度。在导诉和立案阶段采用“双分流”工作机制。首先,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讼辅导工作台,由法官助理、律师等担任导诉员,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司法确认制度的最新规定为重点,将法律法规的宣讲及释明前移至导诉阶段,提升群众知晓度。立案时再由法官发放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告知书,对当事人进行再次引导和分流。今年以来共提供诉讼辅导5000余人次。通过“双分流”工作机制,70%的案件当事人有意愿通过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程序解决纠纷,进一步增强了司法确认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感。
二是将调解与司法确认衔接联动,提升专业度。充分把握法院在司法确认程序中的主导地位,组建专门司法确认工作团队,完善专人指导、信息共享等机制,确保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程序有效衔接。针对批量案件探索“示范调解+司法确认”模式,成功化解93起涉疫教育服务合同纠纷,累计引导600余件系列案件诉外解决。成立数智金融审判巡回法庭,全面整合金融监管、金融调解组织等解纷力量,将出现逾期、尚未正式起诉的纠纷纳入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范畴,推出金融纠纷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确保行业调解、人民调解和司法确认程序紧密对接,推动金融纠纷集约高效化解。今年以来,诉前化解纠纷600余件,形成司法确认85件,涉案金额455万元。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固定无争议事实后转入速裁团队,88.5%的民事案件通过小额诉讼、速裁等简易程序化解。
三是将执行与司法确认衔接联动,增强公信度。自2021年7月起,该院成立简易案件快执团队,配备年轻干警进入团队,打通司法确认案件快速执行通道。法官出具司法确认裁定后,立即告知当事人申请立案执行,速执团队接案后快速执行,确保司法确认程序与速执机制有效对接,真正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自速执团队成立以来,新收执行案件2359件,已结1999件,平均审限32天,有效缩短案件办理期限,各类执行质效指标得到明显提升。
三、规范指引、全力确保司法确认适用规范
结合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建设和流程管理,与各方共同推动诚信调解,确保司法确认的权威性。
一是构建“1+3”制度体系。形成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办法为核心,以司法确认、特邀调解、诉调对接等工作规则为重点的制度体系,确保司法确认制度在多元解纷体系下高效运行。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确和细化申请司法确认的条件、程序和时限,细化司法确认申请方式、申请材料清单、审查处理程序等具体事项。针对不同纠纷类型形成调解会议笔录关键内容和调解协议等通用文书模版,由法院工作人员和调解员填写后,全程随案流转,确保信息留痕可查。
二是构建虚假调解识别机制。针对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合同等虚假调解多发案件,制定风险防范指南,罗列常见虚假调解情形,及时推送给调解员。向调解人员强调应当对当事人及代理人身份真实性、证据链条完整性等内容进行重点核实,增强调解员的职业敏感性和防范意识。在立案阶段,通过关联案件智能辅助系统做好预警防范,及时发现识别。在司法确认阶段,法官结合当事人的诉求、庭审状态及涉讼情况等进行进一步审慎核查,设置预警节点,当出现相应预警信息时,法官应当及时介入对调解协议的审查。自该项机制实施以来,筛查出虚假调解案件2件,有效保障了司法确认结果的司法公信力。
三是构建量化考核机制。将司法确认工作量纳入法官个人业绩考评体系,在法官承办案件数量得分基础上另行加分,提高法官适用司法确认程序的积极性。严格节点管控,每季度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常态化评查。充分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能留痕、可追踪的特点,通过动态监测司法确认程序案件收立、调解、流转、审查等环节,能够实时统计调解导入量、裁定确认量等数据,为法院量化司法确认工作,统计案件数量和法官工作量提供依据,为工作考核、褒奖先进提供参考。
司法改革案例第182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构建精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 稳步推进二审独任制适用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独任制适用范围扩大到第二审程序,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二审繁简分流提供了制度支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精准适用、程序保障、制约监督三个方面,完善举措、健全机制,有序推进二审独任制适用,在释放制度活力的同时,促进审判效率与质量更高水平统一。今年以来,二审独任制适用率逐步提高,其中在侵犯商标权、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侵权、特许经营合同等四类案件中,适用率达35.4%,平均审理天数38.3天,无一起案件进入再审。
一、“三个重点”强化精准适用,确保“依规不失范”
聚焦精准适用二审独任制这一基础,细化适用标准,健全甄别机制,优化审判资源,确保循序渐进推进改革落地落实。
一是建立清单式标准。在准确把握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民事二审独任制案件适用标准的基础上,结合长期推行繁简分流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细化不适用二审独任制审理的案件“负面清单”,即拟处理意见与本院、本省其他法院已生效判决的类案处理结果发生冲突的案件;院庭长认为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属于本院《六类案件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明确的“六类案件”;按规定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使二审独任制适用更有可操作性。
二是实行精准化甄别。建立“系统识别+人工识别”的案件甄别机制,利用自行研发的民商事案件繁简智能识别分流系统,智能划定简案范围。在此基础上,由法官通过庭前阅卷,聚焦“案件范围、案件难易、当事人意见、负面清单”四项内容进行人工识别:“案件范围”主要审查是否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不服一审裁定;“案件难易”重在审查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当事人意见”旨在审查是否具备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的意思表示。在对上述要素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反向审查有无“负面清单”列举情形。
三是推行要素式审判。在现有简易文书的基础上,围绕机动车道路交通损害赔偿事故、劳动争议、买卖合同和一般侵权案件等常见类型化案件,制作要素归纳表,探索制定要素式审判标准流程和裁判文书范式样本,为独任制法官提供指引和参考,保障独任制审判“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中,推广运用Excel要素式、智能化审判平台,通过基础信息自动提取、计算公式嵌入、裁判因子载入等技术,实现赔偿项目自动计算、裁判文书自动生成。
二、“三大环节”强化程序保障,确保“权利不减损”
聚焦加强二审独任制程序保障这一重心,围绕告知同意、异议转换、庭审审理三大核心环节,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
一是细化告知同意的方式。明确二审独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应当是明示的同意,并记录留痕,当事人未明确表示同意的,不得推定或者变相强制其同意。同时,在明晰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征询当事人是否同意可以在两个环节完成。一方面,委托一审法院在移送上诉案卷前征询当事人意见,并第一时间下发《关于第二审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征询当事人意见相关工作的通知》和征询意见模板,由基层法院针对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进行书面征询意见并在移送案卷时做好标记工作;另一方面,由二审法院在受理上诉案件后,送达受理上诉通知书、上诉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之前征询当事人意见。
二是优化异议转换的流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当事人对适用独任制审理提出异议的,独任法官应当对异议进行初步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提请团队长或庭长审核后裁定驳回;认为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成立的,或独任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发现案件存在不适用独任审理情形的,应当提交所在团队预设合议庭进行审核评议后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转由合议庭审理的,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仍然有效,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需要进一步查清的,可以重新组织审理。
三是强化庭审审理的保障。坚持以开庭为原则,不开庭为例外,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第二审民事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细化列明不开庭审理的情形。庭审中,强化法庭调查和庭审询问,确保有效查明案件事实,有效厘清案件争议。
三、“三项机制”强化制约监督,确保“独任不放任”
聚焦加强二审独任制审理的制约监督关键环节,健全配套机制,确保实现提升审判效率与保障审判质量的有机统一。
一是建立法律文书交叉互阅机制。关注放权与监督、效率与质量之间的平衡,改革初期,对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案件,由庭长指定团队中的另一名法官对裁判文书进行交叉核稿,核稿意见不一致的,建议独任法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二是健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机制。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对案件审理进度和审理质量进行双重监督。明确独任制审理案件未在规定节点审结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独任法官认为需要听取专业法官会议意见的,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需要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三是完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院庭长监管,有效提高审判质效。加强案件评查,建立当事人异议和程序转化案件监管台账,并将独任制及独任制转合议制审理案件纳入评查范围,定期进行分析研判。同时,定期总结、提炼类案裁判标准,通过编写会议纪要、典型案例、裁判规则等方式,加强对内、对下指导。
司法改革案例第183号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激活在线诉讼制度效能 打造全链条、全周期、全天候在线服务新格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深度激活电子诉讼制度效能,大力推进在线立案、送达、诉调对接、质证、开庭等全流程在线诉讼,深入打造信息时代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全天候的在线服务。2022年1至8月,该院在线办结各类案件5701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同比缩短6天;同期结案率94.14%,同比上升1.08%;一审服判息诉率92.38%,同比上升1.52%。
一、强化集约集成,实现诉讼服务“全链条”一体供给
一是畅通网上立案渠道。组建“数字卷宗中心”,设置网上立案审核、卷宗材料扫描、智能精细编目、电子归档审核和电子档案查询“五大窗口”,同步推进“诉讼费清退、催缴集约”改革,一站式、集约化办理在线诉讼辅助业务。联合宁波海事法院组建“海事渔业调解专家组”,加强涉渔纠纷“点对点”跨域立案协作,改变多次跑、多头跑的困境。2022年1至8月,98%的案件实现网上立案,超过60%的案件实现“零纸质”归档,文书审签、上诉案件移送100%在线完成。
二是增强电子送达实效。组建“送达服务中心”,统一负责全院民商事、执行案件送达,变以往分散送达为“集中在线界定、集中线上审核、集中电话录音、集中E键送达”,打造形成“四个集中”的电子送达新模式。2022年1至8月,电子送达适用率99.04%,民事公告送达率从17%降至4.19%;平均送达耗时由12天降至8天,有力破解送达时间长、公告送达率高、当事人满意率低等难题。
三是提升集中保全效能。组建“集中保全中心”,成立专门保全团队,依托“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统一办案办公平台等,一站式线上办理保全前端引导、财产查询、裁定实施等事项,有效解决以往线下流转环节多、责任主体多造成的保全引导不力、财产查控不及时等问题。2022年1至8月,共在线受理保全申请824件,同比增加56.9%,财产保全率19.2%,同比提高5.7个百分点。
二、强化流程再造,实现在线诉讼“全智能”高效运行
一是变革在线庭审方式。依托办案办公平台、“移动微法院”等,推进在线庭审、在线会签、“智慧陪审”、“云端债权人会议”等工作,推动办案模式深刻变革。整合市域资源,打破审级界限,邀请20余名全市两级法院资深法官、律师,按照行政争议、婚姻家庭、合同等纠纷类别,开展“专人问诊”“集中会诊”等在线诉讼服务。在线召开债权人会议8次,104人次参与。
二是强化在线诉调对接。依托浙江解纷码、“共享法庭”等,联合消保委、住建等部门实现在线委派调解、特邀调解员在线调解、法院在线指导、调解协议在线签署、在线司法确认“一条龙”办理。如联合人社、总工会建立“360”劳动争议调裁诉对接机制,构建“在线调解+司法确认”全链条模式,有效推动劳动争议化解。2022年1至8月,该院在线调解案件2110件,诉前纠纷化解率57.51%,劳动争议诉前调解成功率93.98%。
三是开展执行“E键联办”。打造“综合治理执行难E键联办”建设项目,联通公安、人社、住建、公积金中心等30家职能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发财产查控、信息查询、执行协控、司法网拍、联合激励等6个子模块,将多个协作事项汇集到“一张网络”“一个平台”,实现“一网通办”“一键办妥”,办理全过程“实时可控”“全程留痕”。2022年1至8月,完成各类协办事项1427余件,涉及执行标的额9600余万元,所办事项平均用时1天,期限内完成率100%。
三、强化制度建设,实现在线诉讼“全周期”精准管控
一是完善在线诉讼规则体系。制定无纸化办案、在线诉讼、送达、财产保全等文件,覆盖网上立案、电子送达、在线质证、在线庭审、电子卷宗归档等审判全流程,明确当事人自愿、全程留痕、同等效力等使用原则以及适用范围和条件,制定“易疏漏关键节点提示16条”,确保在线诉讼自主自愿、合法规范、高效有序。
二是研发案件质量管控大脑应用。聚焦当前案件质量管控事后化、主观化、碎片化等困境,搭建“数字工场”,研发大脑应用和智能模块,制定工作规程,通过梳理问题案件、提炼质量问题、解析问题要素、确定裁判规则,构建精准、丰富、规范的问题知识图谱,实现案件实时动态预警纠偏,有效避免“同错再同犯”“同案不同判”。2022年1至8月,完成问题案件数据归集2000余条,圈定首批质控规则20余条,全院一审案件改判发回瑕疵率保持为0,正常审限内结案率100%
三是推动“智慧审管”体系建设。以案件为维度,梳理全院、部门、个人“三个层面”需求,研发调研类指标展示、关键节点指数分析、专题内容研析、质效画像展现、智能与人工结合的预警督办“五大板块”,推动审判管理智能化、精细化。联合纪检监察组开展“智慧纪检监察”,依托“审判监督数字引擎”“法官与律师办案监测系统”等应用,实时排查廉政风险,精准监督审执质效。2022年1至8月,实时提醒在线生成、审限临近、会签等指标异常的承办团队200余次。
四、强化配套保障,实现在线诉讼“全天候”为民服务
一是推广电子支付令,提升程序友好度。针对网络借贷、银行信用卡、电信服务合同、汽车按揭贷款追偿权等纠纷全程在线留痕的特点,联合金融机构大力推行电子督促程序,支付令申请、证据提交、审查、生成等实行在线作业,着力激活督促程序便捷优势。2022年1至8月,受理支付令申请53件,发出支付令329份,仅3件提出异议,审理周期仅21天,较去年全年同类型案件缩短9天,金融借款纠纷收案数同比下降18.93%。
二是适老诉讼便利化,扩大用户覆盖面。针对老年人、弱势群体不愿用、不会用、不能用电子诉讼的痛点,推进“老年人维权法庭”建设,建立“老年人在线诉讼服务区”,制作涉老案件清单、指导清单、提醒清单和回访清单“四张清单”,最大限度破解“数字鸿沟”。在全市率先开展“共享法庭”建设,全省率先出台考核办法,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偏远山区群众提供“家门口”司法服务。2022年以来,建成“共享法庭”300个,在线化解各类纠纷2036件,江口街道社会治理中心“共享法庭”获评全省首批示范“共享法庭”。
三是考核评估科学化,增强应用主动性。按照“对标全省争先进位、数字赋能精控智管、部门个人双维考核”建设思路,出台《“现代化人民法院建设”考核办法》,建成线上考评模块,打造智慧考核体系,突出将在线诉讼、普法宣传等运用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解决“自己跟自己比”、在线诉讼运用率低、评价模式模糊等问题。
司法改革案例第184号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完善独任制适用机制 充分释放程序效能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积极贯彻实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总结试点改革工作经验基础上,推动审判组织形式与审理程序灵活定向匹配,向精准适用要效率、向制度保障要效能、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做到资源不虚耗、标准不降档、权利不减损。今年以来,适用独任制受理案件4038件,审结2895件,独任制适用率达95.96%;审结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613件,适用率为21.17%,平均审理时间同比缩短33.53%,案件发改率同比下降1.49%,推动案件质量与审判效率同步提升。
一、以全面准确为导向,拓宽程序适用面
一是精准聚焦定位。把好程序适用关口,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最新规定,及时修正调整适用标准,延续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期间“全面适用+反向剔除”适用原则,逐步形成“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辅”格局,为审判组织“松绑”,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补充细化申请保全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外纠纷等适用合议制审理情形,划定“负面清单”。通过立审部门“两道关口”筛选分流,加强对案件核心、关键事实、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等实质要件审核,精准定位适用程序。
二是严格程序转换。明确审判组织转换与程序衔接规则,当事人对独任制适用提出异议的,经独任法官初步审查后交由合议庭评议;独任法官发现案件不宜独任审理的,填写审理程序转换审批表并交由院庭长审批。限制频繁转换程序,独任制转为合议制审理案件12件,审判组织转换率为0.29%。严格审限管理,抓好临近审限案件公告公示,切实发挥院庭长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职责作用。
三是引导规范适用。庭领导先行先试,率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案件。审管办与业务部门良性互动,逐月收集、分析研判独任制审判核心数据指标,合理调整考评机制中案件权重系数,调动审判人员主动性。结合典型案例,通过“两微一端”平台向群众宣传、解读独任制审理程序特点及效率优势,提高当事人主动选择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积极性。
二、以配套集成为抓手,紧扣效率关键点
一是格式模板标准化。落地落细配套措施,修订完善独任制普通程序裁判文书模板样式、优化体例结构,统一《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等程序性文书格式,规范结案文书表述,确保文书样式结构完整、文书制作规范严谨。设计优化《公告送达审核单》等配套清单表格,为审判人员提供参考指引,进一步缩短审理时间。
二是文书庭审规范化。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庭审记录方式改革,推动简案快审。加强要素式审判运用,根据实际情况适用庭审录音录像辅助书面笔录。确定物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体量大、案情说理相对简单的案件为突破口,优先适用要素式、表格式、令状式裁判文书,规范简式文书的推广适用,确保案件审判效率与质量同步提升。
三是在线诉讼常态化。深化移动微法院等平台运用,积极促进审理模式从线下向线上转变,倾力打造“全时空”诉讼服务,先后办理福建省首例跨海峡、跨国立案,切实为当事人减轻诉累。在线立案1087件,在线庭审301件,在线调解243件,电子送达适用案件数3533件,推广网络公告送达,实现评估鉴定、交退诉讼费等案件全流程在线办理,确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审判不掉线、不断档。
三、以精细管控为重点,严把案件质量线
一是强化诉权保障。对独任法官充分放权的同时强化诉权保障、制度约束,将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适用的告知释明工作贯穿于审理前中后全过程,在立案窗口设置专职导诉员、接线员及时释明适用程序、主动答疑解惑;庭审前书面告知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回避、提出异议权利;庭审中再次提醒释明;庭审后在结案文书中叙明适用程序及依据,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提升判决可接受度,独任制普通程序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0.36%。
二是强化制约监督。坚持底线思维、质量导向,加强类案集约管理,对系列案件集中排期、送达、开庭,落实类案检索制度,要求独任法官全面检索类案并制作检索报告,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充分发挥部门研讨、团队会商、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等咨议、决策机制效用,破解审理难点、统一裁判尺度。分解细化独任制审理数据指标,建立“周-旬-月-季”全方位动态监管机制,常态化跟踪质效指标,滚动通报案件情况,及时预警提醒。完善审判人员权责清单,积极运用平台监管、节点管控、案件评查等措施,规范独任制审判权行使。
三是强化本领提升。结合岗位需求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创新教育培训模式,打造“沧苑讲坛”“法官教法官”等特色课堂,建立“半月谈”集中学习制度,组织各类业务培训56次。加强审判部门交流互动,发挥资深法官传帮带作用,聚焦年轻法官理论功底、分析能力、实操经验养成,着力提升审判队伍决策质量、专业水平、职业素养。
司法改革案例第185号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构建“三精”管理模式 确保二审独任制落实见效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落实完善二审独任制工作机制,实行精确分案、精准配人、精细把关,实现审判组织与案件类型、审理程序灵活高效匹配,推动二审独任案件提质增效。自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濮阳中院共审结二审民事案件2296件,二审独任审理568件,适用率为24.74%,平均审理天数23.77天,仅1件进入再审,全院服判息诉率、发改率、平均审理天数等质效指标稳居全省前列。
一、精确分案,明确独任审理范围
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采取“列举+排除”正反面清单规则,界定适合独任审理的案件类型,发挥“独任制灵活高效、合议制民主决议”的制度优势,确保“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一是划定12类重点适用独任审理情形。根据中级法院民事案件特点,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判决的11类上诉案件和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重点适用独任审理,包括民间借贷纠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信用卡纠纷、离婚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劳动争议纠纷、营商环境五类合同纠纷、建筑工程以外的其他合同纠纷、经示范诉讼作出结论的系列案件等。
二是明确3类不得适用独任审理情形。细化明确独任审理的“负面清单”,即使双方当事人同意也不得适用,包括:符合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案件;当事人上诉理由中认为一审判决、裁定违反法定程序、质疑法院程序公正的案件;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与破产有关纠纷、公司股权或股东身份纠纷、虚假诉讼等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
三是建立“智能+人工”双重识别机制。将正反面清单规则嵌入审判流程系统,在立案阶段,基于便民便诉原则和智能适配原则,系统智能标示独任审理案件。审判阶段赋予法官甄别权,对智能标注为符合独任审理的案件,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复杂程度、证据规则适用难度、权利义务关系可论辩性以及当事人异议理由等因素进行再次识别。
二、精准配人,强化独任审判力量
充分考虑独任审理“单兵作战”特点,采用“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原则,深度挖掘审判潜力,确保审判资源配置更加科学精准。
一是调配精干力量。2021年9月,濮阳中院全面推行二审繁简分流改革,优选法官、审判辅助人员22名,其中青年干警占比81.82%,研究生学历人员占比50%,专门审理二审民事简案,为独任制审理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二是组建独任团队。2022年初,根据二审独任制审理需要,调整划分为7个独任制审判团队,独任法官均具有5年以上的家事、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类案审判经验,根据自身特点实行类案专业化审判,分别负责独任审理其擅长的案件类型。
三是畅通身份转换。完善独任制与合议制转换程序,同步组建2个固定合议庭,每个独任法官同时归属于固定合议庭,当其独任审理的案件需要转换程序时直接转由对应合议庭审理,实现“独任转合议”的无缝衔接,有利于及时沟通案件情形和审判思路,减少案件审理成本和当事人诉累。
三、精细把关,提升独任审理效能
健全完善“全流程+全要素”制度保障体系,规范有序开展二审独任审理,推动审判质效持续向好。
一是严把程序关。严格把握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承办人经审查认为案件属于独任审理范围的,需说明理由后再次报庭长审查,经两次审查无误,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决定适用独任审理。充分尊重当事人异议权,对当事人同意独任审理后又在辩论终结前提出异议的,依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进行认真审查处理。
二是严把质效关。规范独任审理案件类案检索、关联案件检索操作规程,对法律适用存疑、拟发回改判案件,必须制作类案检索报告,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集思广益,确保独任案件“提效率不损质量”。严格办案节点,援引13710工作机制,“1”即立案当天完成独任案件初步识别,“3”即3天内完成案件排期、送达,“7”即一般案件原则上7天内完成开庭,第二个“1”即结案后1个月内归档待查,“0”即裁判文书上网、判后答疑等所有事项跟踪到底、销号清零,实现独任审理高效有序。
三是严把转换关。规范审判组织转换,启动主体设立“当事人+法官”二元化路径,独任法官认为有必要由独任审理转合议审理时,加强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须经庭长批准方可变更审判组织,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坚决杜绝程序空转。当事人提出“独转合”异议的,法官经审查理由充分,经庭长批准后变更审判组织;对理由不合理的,当庭驳回或下发书面裁定驳回,当庭驳回的,需在判决书程序表述部分补充写明。
司法改革案例第186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打造多层次现代化诉讼程序体系 推动基层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全方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积极落实和完善多层次诉讼程序体系,推动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实现了民事诉讼“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高效、便捷的纠纷化解模式,积极推动基层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8月,收案24969件,审执结20962件,同比分别增长26.04%、30.01%。简案快审8599件,繁案精审2038件,员额法官人均结案381.13件,全省法院排名第三。
一、实行简案快审,推动提升纠纷化解效率
一是推动纠纷多元化解。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将多元解纷纳入市域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努力构建多元化解大格局。引入公证、律所、银行、保险、知识产权等行业专业人员组建特邀调解组织,聚焦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涉民生案件,打造全方位、多角度、广参与的多元化解平台,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齐抓共管的解纷合力。成立16个诉源治理工作站,联系144个社区,在诉讼服务中心配设8个调解室,聘请 133名资深特邀调解员,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调解服务。如在浦发银行设立金融案件(信用卡)调解站,信用卡纠纷案件同比下降75%。加强对多元化解经验的总结交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调解经验,今年以来,诉前调解成功4013件,诉前调解成功率达79.37%。
二是建立速裁审判团队。在立案庭成立3个速裁审判团队,各配置2名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根据速裁案件类型,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推动速裁专业化建设,实现审判质量、效率双提升。健全“分调裁审”“诉调进出”“批量操作”等功能,制定借款纠纷、物业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8类简易案件的庭审提纲、裁判文书模版,根据案件类型和复杂程度,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选择适用诉前调解或速裁程序,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在实现优质、高效、低成本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让司法更加亲民、诉讼更加便民,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是提高小额诉讼和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率。探索建立法官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考核监督、程序转换、异议反馈和依职权启动再审机制,提升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办理小额诉讼程序案件354件。有序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对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事案件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案件673件,节约了诉讼资源,提升了审判质效。
二、夯实繁案精审,多措并举提高办案质量
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加强内部监督管理,推动审判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组建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知识产权、企业破产等专业审判团队21个,相对固定审理相关类型案件,实现案件审理类型化、审判团队专业化、裁判尺度标准化,努力打造学习型、专业型、高效型审判团队。例如知识产权审判团队针对辖区有湖南广电、快乐阳光、金鹰卡通、湖南日报等企业,著作权纠纷发案高、数量多等特点,制作庭审提纲、文书模版,实现繁案精审,审理的“王者荣耀租号禁令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全面落实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执行专业法官会议87次,总结裁判规则,形成裁判共识。推广示范性诉讼制度等,对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批量式、多发性纠纷,选择典型案件先行审判,邀请其他涉案当事人旁听庭审,作出示范性裁判,达到“审结一案、解决一片”的良好效果,如物业纠纷审判团队通过示范性裁判减少14个楼盘小区违约交房、物业收费等案件3000余件。
二是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出台《法官及辅助人员职责和权限清单》,明确和细化各类司法人员职责权限,全面梳理各类案件审判风险和廉政风险点,为司法人员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和履职指引,推动将权责清单嵌入办案平台,确保权力行使依据明确、规范有序、全程留痕。健全“四类案件”识别和监督管理机制,推动院庭长直接审理和监督管理“四类案件”有机结合,明确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必须由院庭长审理。将“四类案件”及长期未结、信访督办、舆情炒作等案件进行识别标注、集中监管,实现办案风险实时预警、督查纠错实时跟进,加强类案检索,探索纠纷化解“最优解”,促进类案同判。
三是加强案件质量监管。加大发回重审、改判案件研究,每月进行质效讲评,分析原因,指出问题,查找不足,限期整改。一体推进常规评查、随案评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覆盖全体员额法官、全部案件类型,精准查究问责,既查案又查人,今年以来,对22件发回重审改判案件承办人等进行全院通报批评和严肃问责。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相结合,定期开展审判业务培训,组织开展优秀庭审、优秀裁判文书、优秀案例评比,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人员庭前准备、证据收集、组织庭审、适用法律、制作文书等审判技能。
三、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系统优化司法运行模式
坚持深化司法改革和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两轮驱动,实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是推行一站式诉讼服务。升级改造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建成25个科技法庭,全面畅通立案诉讼服务通道,开辟导诉分流区、诉调对接区、立案登记区、司法公开区、信访接待区等区域,将诉前辅导、多元调解、网上立案、小额速裁、评估鉴定等纳入诉讼服务中心,让当事人“走进一个厅,事务一站清”,实现当事人“最多跑一次”。
二是开展辅助事务集约办理。将送达保全、评估鉴定、材料收转、案卷查阅等辅助事务集中到服务中心,整合人员资源,统一协调管理,集中调度办理。将全院所有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委托第三方邮政公司负责送达和闪信+电子送达,今年邮政集约送达40504件,闪信送达17293件,让困扰法院“送达难”的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三是推动诉讼全流程在线运行。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实现各诉讼环节全流程一站式在线“掌上办”,案件从立案、分案、开庭、文书制作、签章、文书印刷全部网上运行,所有案件从立案开始进行电子扫描,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实现数字档案电子化。提升存固证据、在线审判、智能辅助、卷宗管理等方面应用效能和规范程度,为群众诉讼和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服务。
司法改革案例第187号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抓好庭前庭审宣判三环节 跑出小额诉讼“加速度”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加大贯彻落实力度,准确界定小额诉讼案件标准和范围,系统优化审理方式,立足全流程无纸化办案优势,从庭前、庭审、宣判三个环节发力提速,小额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72%,审判效率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8月,小额诉讼案件近七成实现当庭宣判,78%的案件开庭后10天内即可审结,无一再审,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步入“简、快、准”的良性轨道。
一、科学分流高效排期,减少庭审轮候“空转期”
一是强化诉调衔接实现高效分流。准确充分适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小额诉讼标的、范围和合意选择的新标准,出台《诉前调解知识百问百答》,对当事人引导和诉前调解人员指导同步发力,做到小额诉讼程序精准识别、当用则用。调解平台与办案平台对接共享,小额纠纷在诉前调解阶段即可同步征求合意适用意见、确认送达地址、完成证据固定,实现卷宗一键推送、送达一次完成、意见一次征询,提前确定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减少程序转换带来的时间损耗。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小额诉讼合意选择适用率超过10%。
二是集约排期开庭加快案件流转。针对小额诉讼案件特点,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根据案由、法官、事实争议情况定制排期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小额诉讼案件的排期轮候时间。将庭前准备中的材料收转、排期、送达三项事务从审判业务庭剥离,集约至诉讼服务中心办理,充分利用集约排期优势提高法庭利用率,或“一人多案”或“一庭多案”,用足法庭使用的间隙时间,确保所有小额诉讼案件在立案当天完成排期。集约排期送达以来,平均排期轮候周期由原来的28.4天缩短至20天,较集约前降低近30%;36%的案件能够在立案后10天内开庭,较集约前提高12个百分点。
三是运用科技智能手段做足庭前准备。配合小额诉讼案件审理需要,上线集中排期送达、动态数据提示、排期冲突校验、异常情况提醒、排期异议交互、送达方式排序、送达报告生成等多项功能,优先确保小额诉讼案件最快完成排期送达工作,实现科学统筹、实时调配。对能够送达的当事人全部引导完成在线诉讼平台注册,优先适用电子送达,必要时启用线上庭审,非必要不改期。速裁庭原由3名法官助理承担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集中至由1名书记员负担,小额诉讼案件电子送达率达到95.4%。
二、创新庭审记录方式,提高庭审耗时利用率
一是严格规范简化审理机制。严格落实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出台《民商事速裁案件庭审录音录像记录规程(试行)》,从适用范围、操作规则、诉权保障等各方面进行规范,明确庭审录音录像记录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官和当事人共同进行庭审完整性校验,并对需誊录庭审记录的必要情形予以规定,既确保庭审记录完整、全面、真实、客观,能够满足多种情形下对记录形式的需求,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异议权。
二是双重存储加持确保数据安全。充分利用全流程无纸化办案建设成果,法官独立操作智能庭审系统,电子证据全程推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数据即时保存;同时通过智能语音转写系统,自动生成庭审记录文字稿,与庭审录音录像同步上传电子卷宗,为记录庭审过程及回溯查看提供双重路径。
三是优化审理流程提高程序效能。落实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对审理效率的新要求,进一步创新简化小额诉讼审理方式。以录音录像进行记录的庭审,法官及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径行流畅发言,无须进行准确性校对,各方当事人核验庭审记录完整性后,即可结束庭审流程,庭审效率明显提升。当事人提出查阅庭审记录的,除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引导其直接观看庭审直播网发布的庭审录像,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庭审记录方式改革后,盐田区法院小额诉讼案件的庭审时间平均减少56%以上。2022年3至4月深圳地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院84%的小额诉讼案件通过云端同步录音录像进行线上庭审、线上宣判,充分释放小额诉讼案件快审快结的制度效能。
三、全面应用简式文书,提升当庭宣判率
一是实现简式文书应用全覆盖。除上级法院要求统一适用的民间借贷等8类简式文书样式外,针对辖区内高发多发、审理机制相对成熟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旅游合同纠纷、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等案件再行出台7类简式文书样式,15类简式文书基本实现小额速裁案件类型全覆盖。将简式文书嵌入办案平台,抓取电子卷宗要素自动回填,有效提升文书撰写准度和效率,小额诉讼案件简式文书适用率达100%。
二是丰富类案裁判要旨数据库。要求民商事法官定期梳理本人承办的生效判决,总结提炼裁判要旨,经过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确认后发布;同步归纳总结上级法院公布的裁判要旨,不断完善本院类案要旨库素材,进一步统一类案处理标准。对未适用要旨导致案件再审并被改判的,承办法官承担相应的案件质量责任。现已发布民商事类案裁判要旨36条,与简式文书配套入库,要旨适用率达86%以上。
三是配套强化审判管理和考核评价。由专门团队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培养快速专业审理“熟练工”。加强流程节点监管,将小额诉讼案件各节点时限要求嵌入监管平台,设置排期、庭审、裁判、结案等重要节点监控模块,开发预警提醒、超时锁定、审批解锁等功能,促使速裁法官增强审限意识。将小额诉讼案件当庭宣判率、程序转换率等纳入部门及法官个人审判绩效考核指标,多措并举提升法官当庭宣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司法改革案例第188号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打造全流程全要素审理模式 推动小额诉讼案件高效规范办理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实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大力促进小额程序适用作为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重要抓手,坚持“简程序不减权利”,加大程序适用力度,实现司法效能提升与诉讼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2022年以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3811件,小额诉讼程序占比30.63%,平均审理天数25.67天,案件调撤率72.21%。
一、细化分流规则,推进小额诉讼程序精准适用
区分法定标的额以下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和可约定适用小额程序案件,通过精准高效识别、引导合意适用、加强权利释明,推动小额诉讼程序精准、广泛、规范适用。
一是“智能+人工”精准识别小额诉讼案件。按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标准,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均值作为小额诉讼计算基数,将其嵌入审判管理系统,由系统对案件进行智能识别“初筛”。在此基础上,通过审查原告提供的诉状和证据等诉讼材料,根据小额诉讼构成要件,对不符合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进行反向排除,确保小额诉讼精准识别、高效分流。
二是“引导+宣传”促进当事人约定适用。对符合小额诉讼约定适用条件的,在诉前调解阶段由调解员向双方当事人详细介绍“短、简、快、省”的程序优势,提升约定适用意愿。对达成合意的,及时制作笔录。2022年以来引导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54件。特别针对物业、金融等小额钱债纠纷高发的重点行业领域,加强与相关行业协会、主管部门联动协作,积极推动将小额诉讼约定适用纳入物业服务合同、小额贷款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依托“车载便民法庭”以案说法,切实增强民众法律知晓度和满意度。
三是“释明+审查”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在庭前准备阶段强化法律释明,统一制发《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完整告知小额诉讼适用范围、异议期限和异议方式等事项,确保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知情权和程序运行的异议权。制定《民事案件诉讼程序适用和转换衔接的工作指引》,细化小额诉讼程序异议审查标准。同时按照“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规定,对涉群体性案件进行综合研判。
二、优化审理机制,促进小额诉讼案件高效办理
通过简化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打造专业团队、借力科技应用,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高效、便捷、低成本、一次性解纷的制度优势,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一是以“要素+示范”简化审判方式。制定《简易民商事案件要素式审判若干规定》,归纳小额诉讼常见事实要素,在立案登记和庭前准备阶段,完成固定案件基本要素和明确争议要素等事项,并重点围绕争议要素进行审理裁判。逐步完善示范诉讼程序启动、范围界定、裁判效力等事项,探索“示范诉讼+多元调解”“示范诉讼+督促程序”“示范诉讼+速裁快审”,通过示范诉讼以点带面,初步实现小额诉讼解纷效应的递进叠加。
二是以“专精+多元”升级审判团队。组建7个专门审判团队,按照1:1:2比例配置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集中办理小额诉讼案件,所有团队法官均具有10年以上民商事审判经验。高标准打造“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及地方特色调解室,吸纳社会优质解纷力量常态化开展小额诉讼委派、委托调解。依托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组织全区调解员以案代训、跟班轮训,参与小额诉讼纠纷多元化解。2022年以来,以委派、委托调解方式化解小额诉讼纠纷1335件。
三是以“一体+协同”提升办案效率。将智慧法院建设最新成果应用于小额诉讼全过程。打通信息壁垒,实现法院与电信运营商数据库信息通联、当事人实名电话一键远程查询,并依托人民法院送达平台,规范高效完成电子送达,电子送达成功率达99.04%。建成6个速裁快审专用法庭和1个云上共享法庭、2个互联网审判法庭、7个语音识别法庭,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实现在线庭审模式与本地庭审模式协同推进、无缝衔接,进一步减少当事人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成本。
三、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小额诉讼案件质量
准确把握小额诉讼与非小额诉讼程序转换衔接,重点细化审判监督管理流程,探索建立专门绩效评估体系,实施精细化闭环管理,确保公正司法。
一是畅通程序转换衔接渠道。重点关注小额诉讼与非小额诉讼间的程序转换,严格节点管控,统一制作《案件流转信息登记表》,全方位涵盖立案、分流、调解、速裁4大环节共35项具体节点,每一步骤均详细标注工作启动、结束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字确认并随卷移送。经识别审查,对需进行程序转换的案件,快速实现信息回溯,避免程序空转。进一步细化程序退出机制,完善程序转换审批,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全程留痕。
二是落实全流程审判监督管理。着眼“事前”,严格审判监督管理“八项制度”,制定小额团队法官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压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强化“事中”,构建类案检索过滤机制,最大限度避免“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强化文书纠错系统应用,实行“双校核”制度,避免裁判文书“带错上网”。严格“事后”,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情况;将小额诉讼实施情况纳入督促检查重点工作,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2022年以来,该院无因小额诉讼裁判启动再审案件。
三是建立专门绩效评估体系。将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审判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并把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作为独立评估指标,明确评估权重、计算公式、评估标准、计数规则。量化业绩考核,以案件办理质量、效率、效果为依据,科学评定小额团队法官、法官助理工作实绩。探索建立“项目+机制+人员+职责+节点+产品”精品案事例产出体系,激励包括优秀裁判文书、优秀庭审、优秀司法建议、典型案例等优秀成果产出。通过多维度、多层次评价标准,客观真实反映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司法改革案例第189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科学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促进办案质量效率双提升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新法要求,准确把握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标准,聚焦机制运行规范化、权益保障精准化、案件监管可视化,优化完善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机制,全面推动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截至2022年8月,一审案件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率稳步提升,平均审理期限66.36天,改发率0.15%,服判息诉率90.12%,一审独任制普通程序制度效能得以充分释放。
一、独任不独断,“指引+清单”精准细化提升适用效果
一是全面规范程序适用。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的最新要求,在总结前期经验基础上,完善独任制普通程序(以下简称“独普”)适用实施细则,细化实践操作指引,从适用范围、立审衔接、审理方式、程序转换、审判监督等方面规范“独普”适用,同步完善《独任制案件立审衔接表》等6种文书,向当事人发放《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制作“独普”审判流程指引,规范庭审调查、辩论“分”与“合”等重点环节,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载明独任审理内容,全程提示审判流程风险点、庭审程序疏漏点、文书制作易错点。
二是建立精准适用案件台账。明确适用“独普”程序的4类正向清单和禁止适用的6类负面清单。建立适用“独普”程序案件台账,月度开展案件结构化分析,在立案阶段对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信用卡纠纷等适用率较高的案件类型进行精准甄别,推动审判组织与审理程序灵活精准匹配,提升程序适用效果。
三是制定个性化权责清单。坚持一般性与个性化相结合,在民商事案件一般性权责清单基础上,制定“独普”案件个性化权责清单,突出在异议审查、程序衔接、回转限制等关键节点中,承办法官的程序审查、裁定制作、文书签发等职责。
二、简案不减权,“人+案”精准匹配实现权益保障
一是因案适配快审团队。组建以资深法官为主、年轻法官为辅的“独普”审判团队,探索建立速裁团队集中审理为主、专业化审判庭补充审理为辅的工作模式。在立案庭速裁团队指定3名法官,专门负责审理适用比例较高的借款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等案件,在各专业化审判团队指定1名法官补充审理其他类型案件,多数案件实现开庭后5日内审结,确保“独普”案件快审快结、质效并重。
二是分类处置当事人异议。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异议权,明确异议的期限、情形及处理程序。将当事人提出异议权的6种法定情形细化为5大类32项具体内容,贯彻落实民诉法修正内容,在“群众广泛关注”类型案件中,融入涉区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的群体诉讼案件等3种情形。明确当事人对审判组织适用提出异议的时限,完善先行释明、异议审查机制,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三是分层转换有序衔接。明确审判组织转换不同情形的审批程序,属于审判组织应当转换的情形,承办法官立即作出书面裁定,报庭长备案;属于“其他”情形的,报庭长审批后,作出书面裁定;院庭长依照个案监督职权提出转换审判组织的,报院长批准。审判组织转换前已确认的事实可不再举证、质证,防止因审判组织的转换而拖延诉讼、变相延长审理时间。
三、放权不放任,“智能+人工”全程监管确保审判质效
一是前端精准甄别。采用“适用类型清单+主观判断标准”“正向列举+反向排除”的方式,建立以系统自动识别为主、人工判断为辅的案件甄别机制,在办案系统内单独设立“独普”标识,立案后由系统根据预设情形,自动判定、单独标识、随案流转,实现70%的案件由系统自动识别,避免“人为选案”。
二是中端实质监管。参照“四类案件”管理要求,将适用“独普”程序改发率相对较高的案件类型,以及当事人提出异议而裁定驳回等案件,参照“四类案件”监管。与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衔接,专门建立“独普”案件讨论机制,专业法官会议下设专门审判团队会议研究讨论“独普”案件,加强把关作用。强化类案指导,在要素式智审系统内嵌入“案例推送”功能,系统自动识别、标注推送相似程度高的案件,防止“同案不同判”。依托审判流程静默化监管系统,结合“独普”案件审理的个性节点要求,自动预设催办通知、审限预警等功能,实现对运行中各流程节点的全程化、可视化监管。
三是后端专项评查。常态化收集补充“独普”案件文书易错点,形成“独普”瑕疵库,进行重点对照检查,杜绝文书“带错出门”。成立由资深法官组成的“独普”案件专项评查小组,建立“独普”案件专项质量评查和结果运用机制,每月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抽查“独普”案件裁判文书和流程节点运行情况,定期开展“独普”案件专项评查,逐案评查改发、信访案件质量,形成专项分析报告,提升“独普”案件审判水平。
司法改革案例第190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应用实效 努力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在线诉讼新需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实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坚持优化理念、转变思路、创新模式,以全流程在线诉讼机制为抓手,着力在规范化建设、标准化运行、集约化送达和可视化监管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扩大在线诉讼覆盖面,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今年1至8月,累计网上立案7.9万件,电子送达41.07万次,网上缴费6.36万次,网上调解结案9.19万件,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
一、聚焦规范化建设,着力夯实在线诉讼基础
一是持续优化智能平台功能。升级在线服务、在线调解、律师服务、远程提讯等在线诉讼应用平台,推动构建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巡回诉讼服务并行的“厅网线巡”一体化工作格局,为顺利开展网上立案、调解、证据交换、庭审、执行约谈、送达等在线诉讼活动扫清技术障碍,全面实现“精准化、多样化、便利化、智能化”诉讼服务。
二是积极推进多语种在线庭审。立足地区民语案件多、民汉互译难的实际,探索研发“一语多译智能翻译系统”,实现维吾尔、哈萨克等多语种实时转写和智能翻译,并在全疆范围内推广应用,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庭审效率,有效解决民语案件“在线诉讼”难题,得到一线法官和各族群众一致好评。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多语种转录97831件,转写准确率均在85%以上。
三是切实强化数据安全保障。联合建立技术服务和运维保障团队,及时更换安可设备机,完善专网网络安全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攻防演练,确保在线诉讼相关信息采集、网络传输、视频录制、数据存储等各环节安全可靠,运作有序。
二、聚焦标准化运行,着力提升在线诉讼应用水平
一是健全在线诉讼流程指引。先后制定《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推行在线诉讼的二十条措施》《关于开展“无接触式”司法服务的十项规定》《在线诉讼操作规范》等,进一步细化诉讼活动指引和在线诉讼风险事项,及时告知当事人在线庭审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积极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推介在线庭审操作指南,确保当事人熟悉在线庭审步骤流程,有效提升在线诉讼的知晓度和应用率。今年以来,在线庭审同比增长53%,当事人主动提出适用在线庭审占比近77%。
二是合理拓展在线庭审适用场景。在保证庭审规范的前提下,将诉前调解、证据交换、执行谈话等诉讼活动纳入在线审理范围,突破空间限制,降低诉讼成本。因地制宜推广“传统+互联网”模式,搭建“云端”办案平台,推进“车载法庭”向“云端法庭”升级转变,信息平台应用覆盖率达到100%,最大限度方便当事人异地诉讼。截至目前,该院共完成网上开庭2395次场,在线庭审率居全区前列。
三是畅通多平台衔接渠道。推动互联网庭审案件与中国庭审公开平台互联,将诉讼调解机制与多元化解机制平台互联互通,实现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自由转换,推动在线调解与在线立案、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审判、在线督促程序有效衔接。
三、聚焦集约化送达,着力拓宽多元送达路径
一是切实提高电子送达适用认可度。及时制作电子送达操作手册,组织召开电子送达操作培训会,确保审判人员熟悉电子送达操作流程。对于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诉讼权利的重要文书,明确要求在电子送达的同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开展释法析理,打消当事人败诉等错误观念及抵触对立情绪,有效提升群众满意度。
二是进一步优化电子送达规则。推动将电子送达平台嵌入执行办案系统,实现执行办案系统与电子送达系统融合对接,以“三书”电子送达为重点,指导当事人通过手机、PC、邮箱和小程序随时高效阅览、下载法律文书。今年以来,通过电子平台送达裁判文书30319份,同比增长81%,其中判决9310份、裁定8547份、调解书12462份。
三是配套完善一站式送达模式。在立案窗口和速裁庭设立专岗,组建14个集约化送达团队,调配送达任务分解,参与法官、法官助理、送达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在电子送达平台基础上,开启包括电话送达、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公告送达的一站式送达,因案因时选择送达模式。今年以来,通过邮寄送达21341件,直接送达17655件,公告送达4023件,送达效率显著提高。
四、聚焦可视化监管,确保在线诉讼案件质量
一是完善在线诉讼廉政风险防控。结合在线审理案件类型化、流程规范化和人员专业化的特点,梳理形成“在线诉讼廉政风险点与防控措施清单”,囊括立案审查、在线调解、证据交换、调查询问、庭审等诉讼活动,全面覆盖审判执行各业务环节,确保风险防控不留死角。
二是加强在线诉讼督促指导。建立常态化考核通报工作机制,依托审判管理系统,围绕信息录入准确率、在线诉讼指标、电子送达和电子卷宗归档等开展专项评查,按期通报、督促整改,持续加强审判工作全流程标准化监督;将网上立案、网上开庭、网上缴费、在线送达和调解结案等20余项在线诉讼指标纳入全市法院审判执行业绩考核和信息化考核,对收集报送的材料及案件数据、违规行为进行综合评判,分高中低三档进行考核,每月进行通报,倒逼在线诉讼水平和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
三是强化诉讼数据分析应用。坚持“用数据找问题”“向管理要效率”,推行信息化质效分析“体检表”,研究解决在线诉讼操作流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累计下发在线诉讼分析报告10余份,构建起科学完备的在线诉讼管理体系,促进审判质效稳步提升,为审判管理决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审判质效、队伍素质和司法公信力。许多法院在落实中央政策上不折不扣,在结合实际改革创新上示范引领,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案例。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督察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报送的经验材料,总结提炼了首批改革案例。《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印发后,各级人民法院结合实际学习借鉴,大大加快了改革进度,及时纠正了改革偏差,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工作的目的,也向全社会广泛宣传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已经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全面落实、综合配套、深化实践、提升效能的阶段,各地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突出问题,特别是制度不健全、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影响了改革进程和整体效果。为进一步推动各项改革协同发展,指导各地积极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特别是改革创新审判团队办案模式、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司法人员绩效考核制度、推进案件多元化解和繁简分流、做好未入额人员分流安置、推动财物省级统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总结提炼了第二批改革案例。现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印发给你们,供各地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参考。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加大对改革试点工作的总结评估,深入发掘改革线索,总结提炼创新经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案例,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选编典型改革案例予以印发。
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切实抓好政策落地,加强协同配套,提升改革效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把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7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
目 录
【案例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有效发挥庭审实质功能
【案例2】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打造“孵化器”式团队 “以老带新”形成整体合力
【案例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靠地方党委支持 推动司法人员分流安置
【案例4】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推进综合配套机制改革 增强审判团队改革效能
【案例5】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 创新监督管理新模式
【案例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规范初任法官遴选 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案例7】上海铁路运输人民法院:以创新思维构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配套机制
【案例8】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足信息化建设新阶段 完善法官业绩评价制度
【案例9】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多层次监督闭环 确保责任制有序运行
【案例10】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好改革创新组合拳 实现案件提质增效
【案例1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措并举托低保高 妥善推进财物省级统管改革
【案例1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综合配套改革 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
【案例1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办案配套机制  繁简分流助推改革效能
【案例14】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管理 强化激励 推进辅助人员队伍专业化
【案例15】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院领导办案团队 实现领导办案常态化规范化
【案例16】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二审案件速裁机制 促进案件繁简分流
【案例17】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完善“四类案件”监管制度 做到“放权不放任”
【案例18】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探索“类案类判”机制 确保法律适用统一
【案例19】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 完善特色诉讼服务机制
【案例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精准化考核法官业绩 助推提升办案质效
案例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有效发挥庭审实质功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为抓手,完善出庭案件范围、操作规程、保障措施和司法协同机制,实现证人、鉴定人出庭常态化、规范化,有效提升庭审实质化水平,有力推进了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改革以来,北京一中法院审理的158件故意杀人、伤害致死及重大毒品类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62人次,其中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39人次,出庭作证警察占全部证人、鉴定人的62.9%,。
一是力促共识,协同推动。该院积极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就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达成共识,建立协同推动机制。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共同会签《关于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会议纪要》,明确刑事案件中存在“有警察目击存有争议的犯罪事实”“侦查笔录存有争议需要警察陈述侦查过程”“量刑情节需要警察陈述被告人到案过程及有关情况”“鉴定意见存有争议需要鉴定人说明鉴定过程和依据”“涉嫌非法证据排除需要讯问警察说明情况”等情形的,关键警察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共同明确了关键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启动、协调、流程、保护等一系列程序性规范,为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细化规范,严格操作。该院研究制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工作规范》,对审判实践形成规范指引。首先,细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和范围,明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及对定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的认定标准。第二,明确申请和审核主体。申请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应由控辩双方按规定程序提出,由法院审查决定。警察证人、鉴定人确有必要出庭的,法院也可自行决定。第三,明确出庭操作程序,由法院签发《协助通知警察出庭函》,由公安协助落实。如果警察证人、鉴定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庭的,由公安机关向法院出具书面意见。第四,明确出庭规则,法院、检察院可在庭审前为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鉴定人提供必要的诉讼指引;庭审中关键证人、鉴定人依法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除涉及国家秘密、侦查秘密的,必须如实回答控辩双方以及合议庭的发问。
三是尊重权利,强化保障。该院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保障机制,尊重和保护各项合法权利。第一,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一方面对庭审所需的数字化大法庭及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所需的隔离区进行信息化改造,实现音视频信息的高清采集与实时传输。另一方面,为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设置专门的遮挡屏,防止暴露其身份信息、面貌特征,并且安排专人使用专用通道负责将出庭关键证人、鉴定人接送出法院,在物理上隔绝关键证人、鉴定人与被告人及家属的接触可能性。第二,会同公安、检察部门完善协同保障机制。对证人、鉴定人提出保护申请或检察院提出保护建议的,由法院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由公安机关及时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四是增强协作,长效运行。为建立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长效机制,提升公检法三方司法协同的能力和水平,该院与公安、检察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刑事司法机关之间沟通、交流、协调机制的会议纪要》等工作规范,创新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多项司法协同联动机制。第一,明确公检法三机关定期就办案中存在的普遍性、突出性、类型性问题召开座谈会或举办联合教育培训。第二,针对个案中存在的证人、鉴定人出庭或侦查取证问题,法院可以发送司法建议、检察机关发送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应安排专人负责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及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接收、调查和回函工作。第三,探索建立了控辩审三方互评工作机制。制定并发放《法官、检察官、律师刑事诉讼行为规范化评价表》,对参与具体案件审理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开展互评工作,提升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等关键程序和环节的规范化水平。
案例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打造“孵化器”式团队 “以老带新”形成整体合力
审判团队建设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关键一环。北京市丰台区法院紧扣基层队伍实际,创新改革思路,以“孵化器培育优秀法官”为指引,在民商事审判领域构建了“孵化器”式审判团队模式,将培育优秀法官与激发团队效能有效融合,确保司法责任制扎实有效落地。
一是以法官为中心,构建“孵化”团队。在院庭长行权模式改变的背景下,充分考量入额法官“U型”年龄结构、司法能力不均衡、带团队抓管理经验不足等因素,根据法官审判经验、业务专长、管理能力等特点,按照人案匹配原则,组建了19个“孵化器”式审判团队。即由1名资深法官带领1-2名审判经验相对较少的法官,与若干法官助理、审判辅助人员组成审判团队。通过团队内常态化、组织化、自觉化的协作配合与业务交流,切实发挥以强带弱、优势互补的团队孵化、培育作用,最大化激发团队效能。
二是以“平权”“引领”为基点,设计“孵化”规则。团队内员额法官权责平等,团队负责人重点发挥在团队管理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负责协调办案进度、召集法官会议、组织业务培训、统筹辅助性工作等,确保团队整体提质增效。在案件分配方面,以“随机分案为主”,案件从立案庭直接分到员额法官,搭建公平公开竞争平台;在结案管理方面,团队负责人把控结案总量和进度,灵活调度个体“变量”,实现团队内部案件均衡分配,突出团队作战优势;在绩效考核方面,以团队为单位,法官评价与团队工作完成直接挂钩,增强法官的团队使命感、责任感。
三是以机制为保障,激发“孵化”功能。以“人”为本,建立裁判文书互评、重大复杂案件评议、长期未结案件均衡调配机制,通过集体研讨、互相评议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以“案”为基,明确团队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均由团队负责人直接负责,实质参与案件的“审、议、决、责”,充分发挥其审判业务过硬的优势特长;以“权”为准,改变庭长行权方式,监督所有案件程序运行,把控好重大敏感案件,团队内有实体争议的问题通过法官会议解决,做到放权不放任;以“表”为鉴,制定案件指标类、团队事务类和审判管理类三类表格供团队成员对照实施,团队负责人定期提醒、检查,作为考核评价基础,督促团队成员自我管理。
四是以“四化”为牵引,培育“孵化”成果。第一,推动团队“专业化”,通过相对固定的审判资源配置、案由相对接近的案件审理,实现法官“审有所专,案有所精”,推出精品庭审、精品案件、精品文书,培育专家型法官。第二,实行类案审理“规范化”,通过团队内部的研讨交流,规范文书制作、统一裁判标准、创新工作方法,实现类案的统一审理思路和要点,保障案件质量。第三,促进法官能力提升“均衡化”,通过对案件数量和类型在团队法官之间的合理调配,实行 “总量包干、基数保底、类型兼顾”,系统性提升团队法官的办案能力。第四,实施审判事务“集约化”,通过灵活调度人力资源,集约团队内部送达、保全、证据交换等辅助工作,促进法官专注审判核心事务。
该院团队组建当月,在人员总量不变、不加班的情况下,19个“孵化器”团队均超额完成既定结案任务,共审结民商事案件1316件,占全院54个民商事审判团队结案总数的41.7%,占全院同期民商事结案总数的35.2%,做到了当月组队、当月下任务、当月见成效。团队运行三个月来,共审结民商事案件3201件,占全院54个民商事审判团队结案总数的40.5%,占全院同期民商事结案总数的37.2%。整体上,团队运行稳健、态势向好,改革效能逐步释放,实现了“1+1>2”的效果。
案例3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靠地方党委支持 推动司法人员分流安置
加强司法职业保障、释放改革红利、稳定干警队伍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入推进的目标要求和重要内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在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过程中,充分依靠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积极争取改革政策保障,妥善分流安置人员,确保法院人心齐、队伍稳,有效保障了队伍稳定,激发了改革活力。改革推行两年以来,房山法院有117名法官入额,增补审判辅助人员105名,审判力量进一步增强,审判质效有效提升。
一、把好“三关”,筑牢队伍稳定基础
为确保司法改革平稳推进,该院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创造稳定和谐的改革内外部环境。
一是预先研判,把好人员分析“基础关”。设立“在线问卷系统”和“全院人员信息库”两大电子平台,对全院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全面掌握干警思想动态,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二是主动介入,筑牢稳定队伍“责任关”。制定《房山法院司法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院长、主管副院长、政治处主任、庭长 “四级稳控责任体系”,开展多层次、递进式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三必谈”,即党组书记与班子成员必谈、主管领导与中层干部必谈、支部书记与部门干警必谈,谈心谈话495人次。三是多方协调,夯实改革政策“保障关”。为创造有利于改革推进的外部环境,房山法院主动向区党委、人大报告改革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指导,主动向区委政法委、区改革办报告改革进展,沟通反馈信息。在区党委统筹下,建立了司法改革沟通协调机制,协调区委组织部、区编办、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解决了部分人员分流安置、职级职务晋升、信息化建设及社会服务购买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问题,为推进司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多渠道分流”,稳妥安置未入额人员
该院在人员分流安置等方面积极拓展工作思路,综合采取入额、转岗、交流、晋升等方式,细化全员安置措施,方案到人、到岗,实现多渠道分流和稳妥过渡。
一是立足不同群体需求,打通职业发展通道。针对73名未入额法官主要集中在“哑铃型”队伍结构的两端、年龄差距大、职业发展需求差异大的情况,房山法院采取不同模式转岗安置。首先,用足政策,解决未入额老法官职级待遇问题。对年龄偏大、不适宜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老法官,转入审判管理、诉讼服务、综合行政部门等岗位,并在晋级晋职中予以优先考虑,先后为16名50岁以上的未入额法官解决了副处级待遇;在区委、区政府的有力支持下,设立正处级专职工会主席一名,增加了处级领导职数。其次,规划路径,健全青年法官“梯队化”养成机制。针对未入额青年法官和法官助理规划成长路径,设置初级、中级、高级法官助理岗位,制定《法官助理进阶培养方案》,根据业绩考核和能力测评结果逐级晋升,建立从高级法官助理中遴选入额法官的机制,明确法官养成路径,稳定法官助理队伍。
二是加大干部培养力度,拓展职业发展空间。一方面,调动内部活力,积极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改革以来,分别择优任命 10名中层正职干部,启动中层副职竞争上岗,选拔了13名中层副职干部,其中11人为综合部门未入额法官,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调动了未入额人员积极性。另一方面,畅通外部渠道,健全法院与其他党政机关、高校双向交流机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拓宽干部成长平台。改革以来,一名未入额院领导当选房山区副区长,一名中层干部经市委组织部选派援疆,任新疆和田中级法院副院长,一名干部先后调任区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辖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畅通了干部交流培养渠道。
三、全程统筹,推动晋职晋级工作
结合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展,房山法院畅通区党委、区人大、区委政法委、区委组织部四条主渠道,积极酝酿、严格考察、全程跟进、紧密配合,推动建立常态化、梯次化、规范化的人员晋升机制。近两年来,共完成146名干警的职级职务晋升工作,其中晋升法律职务70人,行政领导职务52人,行政非领导职务24人,正处级7人,副处级26人,正科级38人,副科级6人。
一是整体谋划,压茬推进。结合人员队伍动态情况制定年度晋升工作计划,建立覆盖领导与非领导、副科至正处岗位的全方位晋升方案,在遵循干部晋升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梯次推进、循序渐进的晋升工作模式,增强了干警干事创业信心。二是抓住节点,畅通渠道。把握干部晋升的审批流程和环节,抓好关键节点,主动积极作为,加强同党委、人大的工作汇报和沟通交流,特别是在组织部门的酝酿、考察阶段做到精准配合,配合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程,争取绿色审批通道,形成良性沟通、各方支持的良好外部环境,在严格遵守干部选任标准和程序的基础上,实现审批流程提速。三是精准核算,动态管理。干部人事部门认真做好职级职数核算基础性工作,根据每月的人员变动情况实现职数动态管理,对职数空间进行合理配置并确定晋升额度,在晋升工作安排上兼顾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的双重需求,避免出现“突击提拔”和职数用尽的现象,通过精准化的职数管理提升了晋升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案例4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推进综合配套机制改革 增强审判团队改革效能
司法改革全面推动以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通过强化繁简分流、推进内设机构改革、探索要素式审判方式改革、尝试辅助事务外包等综合配套机制改革,盘活用足现有力量,实现了审判团队的扁平化管理、常态化运行、科学化考核,在最大限度释放团队潜能的同时,确保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一、以差异管理为指导,推进审判团队组建运行科学化
一是根据案件难易程度,确定多元化团队组建模式。在对各业务庭案件数量、难易程度、人员结构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以现有部门和人员为基础,以审判效率和专业为主要考量要素,组建差异化审判团队40个。其中,在立案庭组建“1+1”的速裁团队,推动小额诉讼程序“简案快审”;在刑事审判庭组建“1+2+1”审判团队、在家事审判庭组建“1+1+1”团队,促进“类案精审”。同时,组建 “1+1+”团队,将书记员同时编入N个团队,在简单辅助性事务上共享书记员资源。在团队人员配备上,根据办案时间和数量将法官助理分为高级助理和初级助理,根据员额法官资历和承办案件类型,进行合理搭配。
二是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弱化审判庭对团队的影响。通过内设机构改革,将原22个内设机构减至13个,将民一、民二、执一、执二等一些业务类型相近、人员匹配性高、紧密协同性好、存在业绩竞争的部门合并。审判庭设置更多地侧重流程监管督促,审判团队的人员由院里统筹调整,审判案件的种类、数量由审判管理部门动态调整,使法院扁平化管理成为现实。
三是以院庭长办案为推动,强化审判团队主体地位。院庭长全部编入审判团队,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在省高院规定的办案数量基础上提高正、副庭长办案指标,要求庭长个人承办(而非参审)案件数量达到本庭平均收案数60%,副庭长达到90%。2017年以来,院庭长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4.52%。
四是以个性化的业绩考评,调动审判团队成员积极性。将审判团队作为整体进行绩效考核。考核办法以近三年的办案数量为基础设定目标值,综合考虑团队人数、审判职务等因素,为员额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分别设定对应系数。系数设定充分体现差异化,如员额法官办案系数设定为1,高级助理和初级助理分别为0.6、0.3,在编和聘任制书记员分别为0.2、0.1,兼职内勤的系数减半,服务多个团队的系数均分,能够承办执行实施事项的书记员为0.8。部门上一年度结案数除以部门人员系数总和,再乘以团队人员系数之和,即为该审判团队年度结案数量目标值。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办案质量、效率、效果及司法标准化落实情况最终确定考核成绩。在绩效奖金发放上,按照案件受理情况将刑事、传统民商事、速裁、家事、执行团队作为一线审判部门,将立案、审判监督、审判综合部门办案团队作为二线审判部门,差异化设定考核满分值和加减分项,适当拉开档次,使考核标准向一线团队倾斜,激发工作热情。
二、以要素式审判为探索,推进审判团队办案高效化
一是要素提炼去冗。针对特定类型案件提炼表格式审判要素。比如针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从房屋情况、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变更解除情况等方面提炼要素43个;针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从合同形式、费用给付、装修装饰、转租约定等方面提炼要素24个。让法官助理通过运用《要素表》,提高庭前准备工作质量,通过庭前会议明确诉辩方向。
二是审理过程减负。法官在庭审时对照《要素表》提炼争议焦点,围绕要素展开审理,有效节省开庭时间,减轻工作量。此外,通过信息化等方式识别要素填写,一键生成判决书初稿,减轻团队工作负担。
三是类案审理加速。加大刑事认罪认罚和行政速裁探索,刑事速裁案件平均庭审时间10分钟,平均审限7天,最快仅2天,且没有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行政简易案件平均审限19天,与往年同类型案件相比减少72天。此外,结合法官员额制改革,建立相对固定、特色鲜明的家事、交通事故、劳动争议、金融纠纷等审判团队,做到类案同审、多案连审。
三、以辅助事务外包为依托,推进审判团队办案专业化
一是创新电话送达举措。率先启用“电话录音+公证”送达系统,通过电话告知开庭时间及地点、举证期限、领取诉讼文书等事项,通话内容全程录音,自动保存在公证机关存储平台,具有法律认可的证据效力。该系统启用以来,一次性送达成功率达77%,审判团队工作量减少30%,送达成本下降55%,让数据多跑路、法官及当事人少跑腿的目标初步实现。
二是探索诉前约定送达。制定《送达地址约定协议(条款)》模板,通过座谈、司法建议等方式,促使金融机构采用该协议模板,在其金融借款等业务开展中进行送达地址诉前约定,解决了大量金融案件“送达难”问题。
三是辅助事项集中办理。针对案件类型化突出,审判团队外出调查的对象、内容、路线等相对集中和重合的特点,将辅助性事务实行专门组织、集中办理,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劳动,实现“1+1>2”。通过辅助性事务科学分流再集中,调查团队“一趟车,多办事”,缩短了总体调查时间,进一步为团队减负。
四是服务外包扩大应用。在实行电子档案和电子卷宗的录入扫描工作集中外包的基础上,尝试将涉及审判执行工作的摄影、录像、影像留存归档,音像短片、演示文稿制作及内部控制建设等事项进行市场化外包,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提升司法效能。
案例5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 创新监督管理新模式
沧州中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积极探索保证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审判监督管理权规范行使的有效途径,推行以“四类”案件为切入点的院庭长事中监督管理新模式,强化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到位不越位”。
一是建立公示平台,推行阳光监督。将院庭长对个案的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并要求以在工作平台上公开为前提,不进行公开标注的,不得进行个案监督,承办法官可以拒绝监督。该院利用多媒体平台,将2017年以来新收案件全部在大屏上滚动播出,立案庭在审查立案阶段甄别出需要院庭长监督的案件,通过在案件信息中标注、公示,提醒院庭长监督。承办法官收到案卷后,需要对案件进行再次甄别,对属于需要院庭长进行监督的案件,报审判管理部门在法院工作平台上进行标注、公示,提请院庭长监督。承办法官没有主动甄别出所办案件属于需要提请监督的,或甄别出未积极报请院庭长监督的,院庭长发现后,有权要求在法院工作平台上标注、公示,承办法官须按办案节点向院庭长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自2017年8月1日开始,该院立案庭提请标注监督6件,承办法官提请标注监督11件,院庭长提请标注监督37件,在提请监督的案件中,行政案件12件、刑事案件4件、民事案件25件、执行11件。
二是明确案件类型,严控监管范围。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对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或法官遇到干预过问情形的“四类”案件,进一步细化具体情形,明确并限定了院庭长可以进行个案监督的范围。
三是强化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方式。该院着力解决司法改革后院庭长不愿监督和管理弱化的问题,要求院庭长对于被标注、公示提请监督的案件,必须听取承办法官汇报案情,掌握案件进展情况,实时监督。因院庭长怠于行使或不正当行使审判监督权或审判管理权,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干部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追究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责任。同时,为了防止院庭长监督管理权的滥用,明确规定了院庭长对“四类”案件进行监督管理的方式,院庭长对于提请监督的案件,如果对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可以按程序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或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庭长监督建议的时间、内容、处理结果等内容,必须在案卷中和办公平台上全程留痕,并经审判管理部门在法院工作平台上进行公示,实现阳光监督。
案例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规范初任法官遴选 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法官遴选工作关涉每位法官助理的切身利益,更事关法官队伍的长远发展。上海高院积极建立常态化的法官遴选机制,确立了“顶层设计、科学规划、规范实施”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开展遴选考核,首次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工作有序开展。
一、以三个坚持为导向,抓好遴选工作顶层设计
上海高院狠抓遴选工作顶层设计,以三个坚持为导向,自上而下有序推进。一是坚持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在遴选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通过科学合理的考核考试程序,考察法官岗位应当具备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写作、庭审驾驭等基本能力,确保选拔出来的法官能够胜任法官岗位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业绩导向和能力导向。初任法官遴选坚持业绩导向和能力导向,采用业绩考核和能力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层层筛选,竞争择优,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为法官。三是坚持向基层倾斜。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规定,通过遴选的法官助理,应到基层法院任初任法官。上海法院通过遴选的法官助理,一律到基层法院任初任法官,切实为基层法院补充审判力量,为建立新型办案机制、应对人案矛盾、落实司法责任制提供政策保障。
二、规划科学的员额使用路径,实现法官队伍可持续发展
上海法院对员额的使用进行科学规划、全市统筹,避免“一步到位”用尽员额。一是确立“新老统筹”的规划,为新法官遴选预留员额空间。改革初,通过对现有编制和未来空编的合理规划,改革前已有的8993个编制产生的员额主要用于法官入额,改革后新拨付的编制产生的员额和每年员额法官退休空出员额,主要用于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实现“新老统筹”,从制度上为新法官遴选“预留空间”。二是采用分期分批的方式遴选,确保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在员额使用上,根据各院实际情况和员额空缺,兼顾历年各批次初任法官遴选计划,进行统筹安排。2017年遴选完成后,员额法官预计达到总编制的31%,2018年预计达到总编制32%,2019年预计达到总编制33%。按此计划,每年至少有150个左右员额用于法官遴选,保证逐年初任法官遴选入额率基本稳定,确保队伍不断档,发展有后劲。
三、构建初任法官选拔制度,提升法官队伍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上海法院确立“党管干部、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全市统筹”四项遴选原则,构建了初任法官选拔制度。一是形成了竞争择优、全市统筹的遴选方案。全市员额统筹安排,遴选工作在统一平台上、以统一标准进行。对所有参加选拔的法官助理通过业绩考核、笔试、庭审面试等方式进行全面考察,遴选标准严于审判员、助审员入额。二是确定了初任法官遴选程序步骤。初任法官遴选程序与法官入额遴选程序基本一致,主要考虑到现有法官入额程序已有较大熟悉度和接受度,有利于政策衔接,具体包括本人申请与承诺、基本条件审查、业绩考核、遴选考试、遴选委遴选、高院党组审议等环节。每个环节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三是明确了初任法官准入门槛和选拔条件。参加初任法官遴选,应符合《法官法》的基本规定,并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同时根据不同学历分别满足5-7年的最低任职年限要求。规定了四类不能参加遴选和一类暂缓参加遴选的情形。在本次遴选中,上海三级法院符合基本条件的法官助理共314人,自愿报名且通过资格审核的有296人,有18人未通过基本条件审核。
四、开创初任法官遴选新模式,确保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上海高院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创建初任法官遴选新模式,确保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一是建立了主客观相结合的业绩考核方式。法官助理业绩考核分为工作评价和业务考核。工作评价包括指导法官评价和部门评价,这是主观考核。业务考核重点考察与法官岗位相匹配的工作业绩,这是客观考核。根据前期摸底情况,2017年度法官助理业绩考核标准定为参与办理案件数量达到同期部门法官人均结案数的30%,撰写调研文章至少1篇。二是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考试方式。遴选考试内容包括法学理论考试、文书撰写考试、庭审面试三部分。法学理论考试,采用书面、闭卷、集中考试的形式,重点考察法官助理的法学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能力;文书撰写考试,试题采用“微型卷宗”,考生需撰写一篇完整判决书,重点考察文书制作的规范性和熟练度;面试采用模拟开庭面试,重点考察对审判程序的熟练度、规范性以及驾驭能力。三是在全国首创庭审面试方式。上海高院首创庭审面试,用于检验法官助理是否具备一定的庭审能力。庭审面试分模拟庭审和现场问答两个环节,重点考察法官助理庭审程序掌握、争议焦点归纳、突发情况应对等能力,真实反映出考生是否符合初任法官的选拔要求。
案例7
上海铁路运输人民法院以创新思维构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配套机制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自2016年7月1日起集中管辖静安、虹口、普陀、长宁四区的一审行政案件。改革试点一年来,该院创新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配套机制,实现了审判效率与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行政诉讼惯有的“三高一低”局面,反转呈现“上诉率低、申诉率低、信访投诉率低、服判息诉率高”的“三低一高”新态势,行政诉讼生态不断改善。
第一,探索建立行政诉讼诉前调解和简案快审机制。一是在全市率先探索建立行政诉讼诉前调解机制,组建了一支由律师、专家学者、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特邀调解员队伍,依法在当事人自愿前提下开展诉前调解,自2016年10月底诉前调解机制运作一年来,经当事人同意进入诉前调解的行政纠纷共665件,占全院同期行政收案数的46.43%。经诉前调解,当事人撤诉或不再起诉75件,诉前纠纷化解率11.28%,平均调解天数约22天,无当事人投诉。二是探索行政案件简案快审机制,将不服交通违章处罚等部分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案件纳入简案快审范围,明确办案流程节点,推进诉调对接等多元纠纷解决平台功能的拓展和衔接,努力实现纠纷的“一站式”解决。
第二,探索构建与跨区划管辖相适应的便利诉讼机制。一是积极开展巡回审判,针对集中管辖案件当事人跨区诉讼的客观实际,积极探索跨行政区划诉讼便利机制,如研发便携式巡回审判装备,开展巡回审判。二是积极探索手机APP“e调解”等信息平台构建,优化升级诉讼便民服务。以“智慧法院”“数字法院”建设工程为依托,远程实现人民调解员与异地当事人的视频连线、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三是探索推进网上立案以及“随机分案、排期开庭”。推进网上立案、送达、阅卷等智能化便民诉讼服务,探索随机分案机制,由立案庭直接确定承办法官,并尝试在政府信息公开、征收补偿协议等案件中,由立案庭直接确定开庭时间,确保司法的公正高效。四是建设行政审判司法大数据库,专项研发行政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系统和跨区划审判智能辅助系统,提供类案推送、检索查询等大数据支持,提升审判管理专业化水平。
第三,探索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统一的跨区划良性联动机制。针对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分离的实际,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了包括联动工作组织、信息共享互通、安全风险防范等统一工作联动平台,强化各方配合协作,形成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确保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案例8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足信息化建设新阶段 完善法官业绩评价制度
上海市闵行法院把握司法改革的新要求,立足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探索完善法官业绩评价制度,并将之作为推动司法责任“落地生根”、员额管理“能进能出”、职业保障“权责对等”的基础性制度。通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新型业绩评价制度已经逐渐成为落实司法责任、提高审判质效、激活审判资源、提升司法能力的有效载体。
第一,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搭建3+1+1考核基本架框。以“三个办法”“一个平台”“一项例会”的3+1+1机制,做实绩效考核制度的运行载体。一是制定《部门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法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奖励方案》,明确考核管理的内容、方法和标准,将考核要求压实到人。二是推进绩效考核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各项考核指标的自动采集、交互评价、动态跟踪、结果反馈等功能。同时依托业绩信息平台的开发,为法院日常管理提供数据挖掘、深度分析、可视化管理的工具。三是创设季度考核讲评例会,通报季度考核结果,同时以考核结果为依据,对全院审判资源配置、审判管理任务目标和瓶颈问题等进行分析讲评。通过法官业绩评价制度的运行为管人、管案、管事提供有力抓手与科学依据,带动审判质效持续提升。在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下,法官人均办案效率较改革前(2013年)增长48%,上诉案件的改判发回瑕疵率持续下降。
第二,以人本为理念设计评价内容。按照考核重心下沉的基本思路,建立“以人为本”的评价内容体系,突出法官职业特性和专业属性,而非单纯地将上级法院对本院的考核要求、本院对部门的考核要求平行下移,分解转化为法官业绩评价的内容。一是突出重点,避免指标过于繁复导致失焦。办案业绩部分设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办案负荷四个一级项目,但二级项目由部门业绩考核的18个缩减为法官业绩评价的6个。删繁就简、突出重点,对法官给予清晰、明确的引导。此外,对法官的职业操守、业务能力进行专项评价。二是深入个案,避免指标过于抽象导致失真。法官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评价,采用案件质量差错数、有责长期未结案件数等个案评鉴指标。依托案件质量差错责任认定追究机制、长期未结案件督办定责机制等,深入个案分析法官绩效真实水平。不再使用部门业绩考核中使用的二审改判发回率、平均审理天数等纯粹数量指标,避免抽象量化指标用于法官个体业绩评价时失真。三是考虑全面,避免指标过于绝对导致失准。在以法官主审案件为核心进行考核的基础上,将法官在审判团队中承担的其他办案任务作为增益指标,将法官助理分担的辅助工作作为制约指标。法官考核和团队考核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制约,努力推动审判团队发挥1+1>2的总体效能。
第三,以大数据为依托确立评价方法。通过司法大数据的应用,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科学设计法官业绩评价方法,在全局数据的基础上精准定位法官业绩目标。一是评价方法采取区间管理。在法官个体业绩评价中,统计数据只在区间范围内具有考核上的意义。因此,法官业绩评价方法上,为各项考核内容设置“四向区间”,即合理区间、正向区间、负向区间和否定区间。法官总体业绩表现以各项考核指标所处区间加权计算。二是评价标准实行动态取样。确定法官业绩评价标准时,不再以经验判断为主,而是利用真实的、动态的司法大数据进行反复实测。利用散点分布和正态分布等可视化模型,以大多数法官可以达到的水平为基础设定合理区间,再结合工作目标要求,对合理区间进行微调。三是评价参数应用权重系数。将上海法院首创的对案件难易程度进行智能评价的案件权重体系应用于考核,在办案负荷、办案质量评价中,均考虑权重因素的影响。
第四,以激励为导向体现评价效果。考核结果最终形成两头小(最优与最劣)、中间大(良好与一般)的橄榄型结构,慎用“末位淘汰”“办案排名”等相对机械化的考核结果运用模式,淡化过于细密的等次和过于精确的对比,避免将法官过度裹挟于业绩考核的压力。法官业绩评价结果实现“结果兑现”,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员额管理、等级晋升挂钩,发挥法官审判业绩评价的激励作用。同时,加强考核结果的公开透明和及时反馈,不仅使法官审判业绩评价发挥其应有的管理性功能,更重要的是使之发挥服务性功能,帮助法官改善个体行为。
案例9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多层次监督闭环 确保责任制有序运行
南京中院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坚持有序放权与科学监督相统一,努力避免法官裁判独立性增强后,滥用自由裁量权、裁判尺度不统一、案件质量下滑等风险隐患。该院充分发挥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作用,推进司法权行使的微观指引,辅以质效数据的中观诊断,再通过大数据及队伍建设的宏观管理,不断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新模式,初步实现法官不能滥权、不敢滥权、不愿滥权。与改革前的2013年相比,2017年1-11月南京中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上升68.2%,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上升9.69个百分点,实际执行率上升14.06个百分点,案访比下降58.3%,审判质效更趋良好,社会公信力上升。
一、微观层面,依托司法人工智能,变人工监督为智能指引
一是运用关联案件查询系统,防范恶意诉讼。在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嵌入“关联案件”自动查询软件,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分别进行关联案件查询和提示,系统由立案和辅助人员以当事人名称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查询到该当事人在全市两级法院的涉诉涉执情况,推送给办案人员分析研判与本案之间的牵连关系,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二是运用参阅案例和法规推送系统,统一裁判尺度。将参阅案例和法规推送系统嵌入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对认识有分歧、较为复杂的案件,根据法官的指令,自动对上级法院、兄弟法院已经生效的类似案件进行搜索、分析、比对,全面、精准查找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帮助法官避免裁判结果冲突。
三是运用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纠正裁判偏差。通过案件法律要素特征,推荐全省范围内相似案例数据,自动分析相似案例中地区判决差异、案由适用、法律适用、争议焦点和证据引用情况,对裁判结果自动进行监控,实行裁判偏离度分析、预警提示,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推动“类案类判”。
四是运用文书自动纠错系统,实现文书智能校对服务。将法律文书自动校对软件嵌入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帮助司法人员及时发现和纠正逻辑错误、事实证据遗漏、法条引用错误等问题,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二、中观层面,依托信息化平台,变事后监督为程序管理。
一是完善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实现全员全程案件质效监管。该院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将审判流程划分为24种标准流程,其中最复杂的案件有67个节点,最简单的案件也有8个节点。从立案分案到结案归档的每个环节和节点都纳入可查可控范围,实现实时监控、动态跟踪、及时提醒。
二是运用数字法庭庭审核查系统,规范法官庭审行为。庭审核查系统将自动识别法官、书记员在庭审的迟到、早退、非正常离席、着装不规范、接打电话、使用不文明用语等行为的,并通过短信发送给法官、纪律检查人员进行提醒,同时记录存档,作为法官、书记员业绩考核的依据。
三是运用案件质量评查系统,实现案件评查全覆盖。坚持常规随机评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相结合,运用信息化平台对审判案件从送达手续、事项变更、笔录制作、资料齐全、程序合法等方面进行智能评估,大幅节约管理成本。改革以来,共评查案件2262件,与改革前对比,个案存在问题的占比大幅下降。
三、宏观层面,依托司法大数据,变粗放监督为精准监督
一是改革审委会监督机制,完善数字化审委会系统。将审委会职能重心由审理讨论个案向总结审判经验、研究重大问题转变。开发数字化审委会管理系统,对接案件审理、审判管理、质效评估、督察督办、绩效考评系统,实现审委会事项的讨论、督办、回复、落实等全程办理、全程留痕。将典型案例的发掘、遴选和发布作为审委会的重要功能,定期对新类型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同案不同判”等现象加以研究,对某些共性问题或审判规律性问题统一裁判标准并发布,以指导法官的裁判活动。改革以来,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同比减少49.79 %,审议通过指导性意见18件。
二是运用审判质量效率评估系统,研判规律性问题。建立审判运行态势分析体系,设置各类数据自动生成功能,加强对多年积累的海量审判质效信息的分析研判,实时准确掌握审判运行态势、特点和规律,对一段时期内一个法院、部门、法官的案件质量、效率、效果,包括发回、改判、信访投诉等数据进行定期分析评估,及时发现需要重视和整改的问题,通报给有关法院和法官,并提醒其注意整改纠正,保障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三是运用审判绩效考评系统,发挥考评“指挥棒”作用。研发审判工作量评估软件,建立案件权重系数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不同类型案件的权重测算,实现对辖区内各法院、各业务部门、各办案法官审判工作量的检索、分析、测算,科学评价法官办案工作量,用大数据考核质量、效率、效果,用比较法分配奖金、调配人员、评先选优,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办案活力。
四是运用督查督办、信访投诉系统,督促责任落实。先后研发案件督办管理、涉诉信访管理、纪检监察管理等系统,规范案件督办、督查及整改。通过有序监督,警示法官要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严谨认真地完成好审判活动中的每一项工作。信访投诉办理及结论等数据同样归入法官档案,进行定期通报。
案例10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好改革创新组合拳 实现案件提质增效
台州中院坚持问题为导向,采取多元矛盾化解、分类审判、集约化办理、科技减负等措施多管齐下,打好繁简分流“组合拳”。2016年,台州全市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74969件,办结172654件,分别上升26%和29.4%,全市一线法官人均结案302.4件,上升35%。
一、再造审判流程,打造多元化解和繁简分流新模式
一是创建“1+N+X”诉调衔接模式。整合乡镇街道综治调解、行业特色调解以及特殊主体特邀调解等调解组织资源,对接全市6000余家调解组织和20000多名调解员,构建“1+N+X”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简单矛盾纠纷通过诉调衔接分流化解,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减轻审判压力。
二是创建调审衔接模式。建立调审衔接工作机制,选派未入额法官担任调解法官,组建“调解法官+调解员+书记员”的调解团队派驻诉讼服务中心。适宜调解的案件先交给调解团队调解,调解不成及时裁判,为司改后法院人力资源科学配置和案件合理分流疏通了渠道。
三是推进民商事案件分类审判。在全市范围实行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推行“简案快审”、“繁案简审”。严控程序转换,简化庭审程序,充分运用庭审录音录像改革成果,对简单案件无需人工记录,推行表格式、令状式、要素式等简式裁判文书。全市法院2016年累计“快审”简案42558件,平均审限22.2天,“简审”繁案6714件,平均审限54.5天,制作简式裁判文书28290件,占50.7%,简易程序适用率达77%,当庭宣判率达68.78%。
四是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建立轻微刑事案件速裁机制,将17种适用简易程序且刑期一年以下的案件纳入速裁范围;建立集中诉审模式,加快案件流转,提高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效率;简化庭前送达、诉讼权利告知、庭审等程序,加快办案节奏;推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开展远程视频开庭提审、出台简化审案件裁判文书简化办法等四项配套改革举措,对多数无争议或争议较小的案件进行分流。自2016年6月份试点以来,全市基层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059件,适用简易程序分流4949件,占70.1%,适用简易程序中判处三年以下平均审限为5.69天;其中适用速裁程序1165件,占23.54%,平均审限为3.3天,极大提速审判效率。
二、科学分类审辅事务,创新集约化模式
一是类型化案件集约化审理。推行简易案件集中审理,对速裁案件尤其同原告案件实行集约化管理,集中立案、送达、排期、开庭、宣判,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同一时段内对多个简易案件连续审理。每次集中诉审案件5-8件,庭审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10分钟。
二是民事送达集约化管理。探索新型送达模式,设立两级法院集中送达管理中心,实现全市法院诉讼文书送达信息化、集约化管理。温岭法院送达管理中心2016年共送达42200件,平均时间4.8天;电话与微信送达13849件,占32.8%,平均时间1.1天;日均有效送达量从改革前的54.3件提升至161.7件,而公告适用率从22%降至15.3%。
三是诉讼服务事项集约化办理。建设集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三位一体的新型诉讼服务中心,实现线上线下诉讼服务功能互通,从原先单一的立案信访功能升级到现在的42项功能、100余项服务内容,并引入调解员、志愿者、邮政、银行人员入驻集约化办理,让群众“一站式”办理庭审之外的一切诉讼事宜。
三、借助科技手段,促进案件办理的提速增效
一是开展庭审记录改革。探索以庭审录音录像代替传统书面记录改革,简化庭审程序、提高审判效率。2016年以来,全市法院运用庭审记录改革方式开庭审理案件62223件,占可适用简单案件的81.98%,其中,70.18%的案件以无书记员模式开庭,让书记员更多投入到辅助性事务,有效缓解了司法辅助人员紧缺问。
二是开展轻微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庭审。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远程视频庭审、提审,有效缩短了庭审平均用时,缓解了人案矛盾,节约了司法成本。
三是推动“互联网+”司法服务建设。推进网上立案、阅卷、送达、信访及收退费,着力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互联网+”诉讼服务,方便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办理全部的诉讼事务。黄岩区法院成功受理远在福建泉州的当事人提起的全国首例跨省网上立案,并通过该院自主研发的法律文书网上送达软件向被告同步送达。
案例11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措并举托低保高 妥善推进财物省级统管改革
湖北高院积极争取地方支持,注重多部门协同配合,稳步推进省级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统管改革,财物统一纳入省级管理,妥善化解了法院基建债务,经费保障水平保持稳定增长。
一、规范资产整理,完善资产信息
一是开展资产清查。全省各级法院成立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周密部署、全面盘点。通过清查,核实债权债务,摸清“家底”,形成了专项审计报告,并依托内网建立了法院系统资产管理群,宣传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讨论资产上划工作中难点和热点问题,为资产上划做好准备。
二是组织调研自查。组织全省法院资产管理工作调研,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实地走访考察等形式,全面摸查资产上划省级统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资产数据上划至省直资产管理系统后,积极帮助中基层法院收集佐证材料,先后协调财政厅对65家中级、基层法院的上划资产数据进行了修正,为资产上划夯实了基础。
三是严格资产核实。资产上划统管后,针对部分法院资产上划期间出现的问题,先后对122家中基层法院的资产信息进行核对和纠错,并对40家中基层法院上报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的损溢证据进行甄别确认。根据审批权限对符合处置要求的资产核实事项进行批复,督促上报资产核实申请的单位依据省财政厅和省法院对资产核实的批复,及时调整资产管理系统的相关数据并同步进行财务处理,做到帐账相符、账实相符。
二、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问责
一是研究建立运行机制。主动协调省财政厅相关部门,探索依托各中院建立三级管理体系,形成湖北高院统一组织领导,中院分级负责辖区法院、基层法院资产管理定人定岗的运行模式,资产管理效率得到较大提高。
二是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依据省财政厅修订出台的《湖北省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办法》,结合省直资产管理系统和法院工作实际,细化资产预算配置、使用、处置、决算的具体流程,完善资产登记、更新、处置、移交、出租、出借、盘盈、盘亏等情况下的审批程序,形成《全省法院资产管理工作暂行办法》,使资产管理进一步精细化、规范化。
三是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立足全省法院实际情况,形成资产管理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严格日常管理监督;依托年度资产管理考评工作,进行资产绩效考核,促使问责常态化;通过绩效考核及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三、创新管理手段,动态监管资产
资产上划后,针对系统资产日常管理工作繁重、地理范围广的问题,借助法院内网即时通讯软件,建立全省法院资产管理群,通过资产管理群平台及时发布消息、交流信息、答疑解惑和共享资料。针对时限强的工作,及时进行网上工作进展通报,有力促进了下级法院完成工作的主动性。资产的配置、处置等业务性的申报文件还可通过资产管理群发送扫描件,实现公文流转网络化,提高公文运转速度,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四、加强队伍建设,确保资产管理精细化
针对部分法院没有及时配备资产管理人员和设置资产管理岗位,一些非财务人员临时兼职,严重影响了资产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状况。湖北高院每年举办一期全省三级法院资产业务培训班,组织资产管理人员互相学习交流,并同时通过制定文件汇编、开办司法行政工作简报等形式,加强财务业务指导,总结推广资产管理较好单位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资产管理意识和资产管理水平。
五、借助科技助力,促进财物统管
组织研发湖北高院财务集中监管系统,主要包括10大功能模块:基础数据管理、账务管理、电子报表、出纳管理、财务查询与分析、网上报销、案款管理、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监督评价、领导决策支持。目前,基础数据、账务管理、账务查询、网上报销等模块已基本具备试点上线要求,并将在襄阳中院、荆州中院、汉江中院进行试点运行。财务集中监管系统进一步推进了全省法院内控机制建设,加强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财务指导和监督,提高财务管理质效。
案例1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综合配套改革 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
广州中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核心,统筹开展各项综合配套改革,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改革制度体系,有力促进审判质效提升。
一是实施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探索有限资源最优配置。为解决简单案件消耗过多优质审判资源的问题,该院构建以“立案初次甄别、速裁团队审前排查、复杂案件谨慎退出”为主要内容的二次繁简分流机制,创新“示范诉讼”“门诊式”庭审模式,全面建立远程视频开庭、提讯系统,探索网上协同办案模式,推进庭审记录方式改革,建立起涵盖民事、刑事、执行的多层次案件繁简分流体系,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2017年1-9月,广州中院通过繁简分流机制分流案件9457件,占案件总量的29.3%,全市法院共分流案件65919件,占案件总量的22.8%。
二是完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确保权责统一、监督到位。为解决放权与监督的矛盾关系问题,落实对法官主体责任的监督,该院强化审判流程管理和风险防控,研发审判执行流程节点管控系统。突出抓好审限内结案,探索实行超审限系统自动“锁死”机制,实现了“零超期”目标。建立民事、刑事长期未结案专业调查委员会,制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未结案件管理办法》,实现调查监督常态化。2016年以来,调查委员会共调查案件4020件,长期未结案逐年下降。建立发改、涉访案件质量监督流程管理制度,加强对发改、涉访案件的讨论评析,制定具体办理程序和期限。建立案件质量倒查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与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工作衔接。
三是建立案件标准化裁判机制,统一裁判尺度。为解决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审判权分散、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该院建立标准化裁判机制,统一裁判尺度。一是进一步完善专业法官会议,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参考意见。二是建立“判前文书检索机制”,通过生效裁判文书内部智能查阅系统,在全市法院已生效裁判文书范围内主动向审判人员推送关联案件。三是制定类型案件的统一裁判标准、建立疑难案件会商制度,2017年以来已制定包括《醉酒驾驶案件审判参考》等在内的8个审判参考。四是加强改判案件的分析点评工作,对上级法院发改的全部案件进行分析点评,2014-2016年共点评发改案件340件。五是进一步完善两级法院参考性案例制度,通过定期召开专业审判工作会议、研讨会等方式,加强与基层法院的业务沟通和指导,确保两级法院裁判尺度统一。
四是深化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改革,让法官回归案件裁判核心工作。自2013年起,为解决案件审理中法官花费大量时间从事辅助性事务进而影响办案质效的问题,让法官专注于“审”与“判”,压茬推进一系列关于审判辅助人员改革的举措。一是积极争取市委支持,配齐配强审判辅助人员。全市法院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置比例从2013年的1:0.23:0.62提高到2016年的1:1:1,并根据审判实际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二是细化辅助人员工作职责,制定《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改革方案》及8个配套实施细则,将办案流程细分为60多个工作环节,明确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职责,在全国率先出台法官助理负面权力清单制度。实行三级九等分级管理,将辅助人员薪酬与等级挂钩。三是突出薪酬保障,聘任制审判辅助人员经费由市财政专项列支。2016年1月起,该院聘任制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工资水平分别达到广州市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119%和80%。
五是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司法人权保障水平。为更好地遵循刑事审判规律,完善人权司法保障,2017年初,该院出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方案》及五个配套实施规程,全面提升司法人权保障水平。一是深入推进刑事速裁试点工作,创新“轻刑快审”“刑拘直诉”等快速办案模式,大幅提升办案质效。二是探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探索后置式全流程量刑协商机制和分级量刑激励,落实全面律师帮助制度。部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普通程序案件审理期限由三个月压缩至不到二十天。三是全面落实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和法庭调查“三项规程”试点工作,推进庭审实质化,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四是切实保障刑事被告人辩护权利。在全国率先落实“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全覆盖试点”,与市司法局联合印发《广州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全面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促进刑事司法公平公正。
六是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支撑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为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该院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三通一平”智能诉讼服务体系。律师通过“律师通”、当事人通过“审务通”办理事务,查询信息,联系法官。法官通过“法官通”回应上述需求。诉讼群众还可通过12368平台提出需求并及时得到反馈,全面增强诉讼便利。在全国法院率先实现“法官人人有直播、法院天天有直播、案件件件可直播”,司法公开成效显著。依托信息化实现对法官工作的科学评价,建成司法数据公众服务中心,通过可视化的审判质效量化评估模型、工作绩效量化评估模型,实时构建全市法院审判质效运行图表,推进通过数据运用科学合理分流案件,对法官个人绩效进行运算、统计、排名,全面展开精细化管理,为提高整体办案质效提供科技支撑。
案例13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办案配套机制 繁简分流助推改革效能
2016年6月以来,深圳法院创新办案配套机制,以繁简分流改革为抓手,重整案件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全口径覆盖、系统性分流、标准化速裁的全新工作体系,取得了“两增两升”的效果:2016年,深圳法院结案277631件,同比增长23.7%;法官人均结案283件,同比增长30.4%;一审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各基层法院在收案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上诉案件不断减少,2017年上半年,深圳中院新收二审案件同比下降8.83%;办案效率明显提升,速裁案件综合结案周期平均42.5天。
一是全口径全层级分流。在全市两级法院,在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各业务领域,在一审、二审各层级,区分简单、普通、复杂案件,分别交由速裁法官、业务庭普通法官、院庭长审理,实行简案快审、普案细审、繁案精审。
二是一二审程序衔接贯通。为避免简单案件一审快二审慢的问题,开发速裁案件管理系统,速裁案件电子档案自动生成,上诉案件通过系统自动流转并进行特殊标识,全部交由市中院速裁庭审理,确保简单案件在不同审级都能进入快车道。
三是执行案件纵向分流。依托该院“鹰眼查控网”和最高法院“总对总”系统,对执行案件进行“漏斗式”过滤,立案时全部交由快执团队先行“五查”,进行首次分流,再根据财产变现周期长短和难易程度,进行二次分流。改革推行一年来,全市法院快执结案46163件,占同期执行结案的46.59%。
四是专业化团队集中办理。深圳中院和福田、罗湖等4个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的速裁庭,其他法院成立速裁中心,配齐配强速裁快执团队。目前全市法院共设速裁快执团队67个,配备法官136人,占全市法院法官总数的16%,并按不低于1:2的比例为速裁法官配备辅助人员。截至2017年7月,两级法院通过速裁快执程序办结了同期50%的案件,其中南山法院刑事案件、宝安法院执行案件、盐田法院民商事案件的速裁快执结案占比分别达78.63%、78.53%和70.16%。
五是全流程标准化。制定《简单案件立案识别分流标准》、《复杂疑难案件立案识别分流标准》,建立“案由+要素”智能识别模式,使案件分流标准化,市中院案件智能识别准确率达到90%。制定《简案快办标准化流程指引》,实行“门诊式”、“要素式”庭审,采用令状式、表格式、要素式简化裁判文书,推行简便灵活的送达方式,统一排期开庭,集中时间多案同审、多案连审,达到办理流程标准化。制定43个涵盖主要案件类型的裁判指引,确保类案同判,实现裁判尺度标准化。
案例14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管理强化激励 推进辅助人员队伍专业化
佛山中院深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完善审判辅助人员招录和管理制度。2017年9月底,该院通过政府雇员转任和社会公开招录的双轨并举方式,完成171名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的选任工作,并全部配备至办案一线,整体上实现员额法官和书记员1:1配置。同时,建立等级晋升机制,完善薪酬保障,健全绩效考核,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初步建立。
一、积极沟通,争取党委政府大力支持
积极向市委请示报告,多方面积极沟通,得到了佛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17年8月,市政府办公会议专项研究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配备和保障问题。会议明确,按照1:1足额配备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按不低于同级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的70%核定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薪酬人均核拨标准,并落实经费保障,纳入市法院年度预算,实行动态调整。
二、统一身份,规范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管理
佛山法院原有的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由事业编、工勤编、政府雇员、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等多种身份人员组成,身份多元带来内部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风险隐患提升等问题。佛山中院严格按照《广东省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非中央政法编制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实行并轨,建立身份统一的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队伍。佛山市政府核定市中院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数额202个,其中新招录75人,从现有的政府雇员中转任127人。审判辅助人员身份的统一,促进了人员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为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奠定了基础。
三、严格选任,确保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素质
一是公开招录和内部转任双轨并行。按照《暂行规定》的选任条件,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并参照公务员招录程序进行。内部转任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引入虚拟审判案卷的考试新形式,综合考察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学历层次、工作实绩等,择优转任。
二是内部转任不搞“普惠制”。坚持人岗匹配原则,严格转任标准。只将原有政府雇员队伍中符合条件的人员选任为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同时保留部分政府雇员编制用于综合后勤部门,既确保审判工作平稳开展,又避免改革在实践中走形变样。
三是外部招录宁缺毋滥。根据报考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情况,及时调整招录名额,分批使用75个名额,确保招录人员的整体素质。招录过程引入心理测试环节,注重报考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将测试结果作为参考依据之一。
四是择优产生法官助理。全面考虑新选任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的整体情况,根据考试、业务考核和组织考察结果,从中择优产生46名劳动合同制法官助理,并分配至办案团队。
四、有序晋升,加强审判辅助人员队伍保障
一是建立三级九等分级管理机制。出台管理暂行办法,对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实行三级九等分级管理。同时,建立与现有政府雇员等级转换套改的具体衔接机制,完成对原有政府雇员转任为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的等级套改工作。实行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按工作年限和工作业绩逐级晋升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空间,较好地解决了非政法专项编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的稳定问题。
二是建立与等级、考核挂钩的薪酬晋升机制。审判辅助人员按不同等级实行差异化工资待遇,按照制度设计,最高等级的薪酬待遇接近同级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的90%,最低等级达到近60%,目前已有部分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薪酬待遇达到同级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的70%。其中,约20%的薪酬作为绩效奖金与年度考核挂钩,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确定不同档次在年底一次性发放,实现绩效考核常态化、制度化。
三是建立薪酬动态调整机制。薪酬待遇双轨动态调整:一方面随等级晋升而调整,直至达到最高等级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随同级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调整,确保其整体收入不滞后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五、注重考核,激发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活力
一是明确职责分工。出台《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职责规定(试行)》等制度,明确职责范围和权力运行程序,发挥团队优势,提升审判质效。形成法官助理、书记员职责明晰、协作共进的工作局面。
二是完善绩效考核。针对审判辅助岗位程序性、事务性工作较多的特点,出台绩效考核办法,围绕工作业绩、纪律作风、审判管理三大项目,合理设置权重比例,细化考核内容、标准与程序,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发放绩效奖励、评先评优、等级晋升的重要依据,实现辅助人员队伍精准考核、科学评价。
三是岗位动态调整。以业务考核为主要依据,建立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将一定时期内未达到要求的劳动合同制法官助理调整至书记员岗位,对业务能力突出的书记员选任为法官助理,增强队伍激励,减少队伍惰性。
案例15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院领导办案团队 实现领导办案常态化规范化
切实落实院庭长办案,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惠州市两级法院以院领导办案团队建设为抓手,积极完善院领导办案运行模式和保障机制,推进院领导办案常态化、规范化。
一是以“第一审判团队”的形式组建院领导办案团队。该院积极探索组建专门的院领导办案团队,明确由院长、副院长、审委会专职委员、其他副处级审判员等组成固定审判团队,序号编为“第一审判团队”,形成由院领导组成的固定化办案组织,强化院领导法官职业身份,增强院领导办案责任意识。院领导亲自承办案件时,原则上应当在第一审判团队内组成合议庭,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合议庭,不能挂靠其他办案团队,影响其他团队的正常办案;对院领导办案团队的法官配备固定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独立运作、独立管理,与其他审判团队一同公布办案绩效和司法统计数据。
二是以“一线法官人均办案任务数”为基数,确定院领导办案任务量。该院专门出台《关于规范入额院庭领导办案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并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要求,细化院领导办案任务,明确院领导办案任务指标,要求院长承办案件不少于一线入额法官办案基数的10%,副院长不少于25%,专职委员不少于30%。
三是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重点,明确对院庭领导的分案规则。该院强调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重点推进院领导办案,专门出台关于院领导的分案管理规定,规范对院领导审理案件类型。院领导办案由审管办商立案庭统一分案,担任审判长参审参议的必须是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亲自承办的,应当以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主,兼顾部分普通难度案件,原则上不能承办简易案件。同时制定《关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范围的规范指引》,便于立案庭分案操作。
四是统筹院领导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保证院领导办案时间。该院制定出台《关于院庭领导审判管理监督职责的若干规定》,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规范、压缩院庭领导管理职责;拟定45项标准化办案指引规则,改变监督管理方式;明确有关会务制度,凡院庭领导开庭办案与有关会议相冲突时,坚持办案优先原则;建立完善政务助理制度,分流部分政务管理工作,让院庭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办案中去。
经过一年多探索实践,惠州法院推进落实院庭领导办案已基本上做到制度化、常态化,工作成效初显。2016年5月份推行新的工作机制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16年全市法院院庭长办案17226件,占全市法院总结案数的27.6%;2017年以来(截至11月6日),全市法院院庭长受理案件43732件,占总受理数57.25%;承办重大复杂疑难案件4683件,同比增长96.60%。截至2017年10月,市中院“第一审判团队”中院长办结案件28件,副院长人均办结案件43.5件,专职委员人均办结案件 54件,均超过所规定的办案指标。
案例16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构建二审案件速裁机制 促进案件繁简分流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健全完善民事二审案件速裁审理机制为抓手,规范二审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完善对二审速裁案件的甄别和管理机制,促进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有序推进。该机制运行一年来实践收效良好。2017年1-9月,利用该程序审结案件5730件,占民事二审案件结案总数(8509件)的67.34%,平均结案天数仅26天,全院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指数由去年同期0.57下降至0.49,全院民事二审案件结案率达到88.72%。
第一,明确划分标准促精细。立足案件类型、社会关注度、一审适用程序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梳理影响案件审理速度的各类因素,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合理界定适用速裁审理机制的条件。实体层面,明确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涉及人格权、婚姻家庭、无因管理纠纷等特定案由的,当事人上诉请求明显不成立等相对简单的二审案件应当适用。程序层面,明确一审裁定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上诉案件应当适用。同时规定,对于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再审或重审后上诉的,一审判决系审委会讨论决定等情况相对复杂的案件不能适用。
第二,设置甄别机制促落实。注重立案部门与审判部门的分工合作,在不同流程环节均对案件进行细致甄别,确保速裁机制得到准确适用。在立案环节,由立案庭借助案件管理系统快速识别一审程序,对于一审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将其作为速裁案件分流至民商事审判条线,并在纸质卷宗上作出“S”标识。在审判环节,由承办法官收案后两个工作日内针对案件类型进行二次甄别,并将结果上报庭领导审核,符合条件的,正式作为速裁案件进行审理。
第三,实行科学管理促规范。实行“清单式”管理模式,由各民事审判业务庭建立部门案件台账,原则上每年办理的速裁案件数量不得低于本部门全年二审案件数的50%。明确案件审限,要求速裁案件原则上应于45日内办结,督促承办法官科学分配和合理调控送达、调查、开庭等各个环节时间。严格程序转化,速裁案件具备特殊情况,可在报请庭领导审批后转为普通案件。为确保二审速裁机制能够落实到位,还在审管系统中为速裁案件开辟了专门端口,速裁案件特有的流程、期限提示和程序转换等事项在审管系统中均有相应体现。在综合考虑、全面衡量法官工作量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将速裁案件办理情况作为评先选优的重要参考,切实发挥业绩考评的正向激励作用。
第四,创新工作方法促实效。在明确承办法官主体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逐步简化和提速部分程序性举措,不断提升二审案件速裁审理效率。积极引导当事人接受电子送达方式,灵活采取传真、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开庭传票、诉讼文书等,尽量缩短案件从立案到开庭(询问)的间隔周期。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和探索使用庭审电子记录等方式,提高庭审效率。由业务部门牵头建立标准化办案模板,归纳标准化审理要素,采取质辩合一的形式促进速裁案件的快速审理。制定了《关于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审理标准》《关于抚养纠纷案件的审理标准》等多个模板。在明确案件评议的发言顺序和内容,规范评议行为的基础上,利用内网办公软件开展网上评议,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让审判人员能用零碎时间完成评议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大力推进诉讼文书简化,做到“简案简写、繁案精写”,通过简化文书缩短办案周期,为速裁提速。
案例17
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完善“四类案件”监管制度 做到“放权不放任”
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完善院庭长管理监督机制,针对“四类案件”面临的“识别难、启动难、留痕难、公开难”的问题,结合自身实际,按照“权责明晰、规范有序、全程留痕、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实施了《“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努力实现监管范围、程序、方式、责任的“四个转变”,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
一、认定标准具体化,实现监管范围从抽象到具体转变
一是群体性案件的界定本地化。综合考虑涉案人数、涉案群体、涉案领域、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系统评估案件可能形成集团诉讼、连锁诉讼的可能性,原则上把一方当事人人数在五人以上,或一方当事人虽不足五人但可能引发连锁诉讼的案件作为群体性案件。
二是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具体化。民事、刑事案件主要从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多、证据采信存在疑问、法律适用困难等方面进行界定。行政案件则从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县级人民政府)、被诉行政行为与其他法律关系交叉等方面来认定。执行案件主要包括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存在重大执行障碍、长期无法执结等类案件。同时,把可能引发较大舆情的案件、新类型案件、发回重审案件、再审案件等纳入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
三是类案冲突案件情形固定化。明确此类案件主要包括:与上级法院的裁判指引、类案处理规则、量刑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以及本院同类型案件的生效判决等可能产生冲突的案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规定不明确、或规定之间存在冲突的案件;以及处于新法、旧法衔接阶段的案件。
四是违法审判案件的含义明确化。此类案件主要是指当面或以书面、电子文件、电话等方式反映法官超审限、久拖不执、裁判不公,或其他违反审判纪律、廉洁自律规定的案件。
2017年1-5月,筠连法院无一名法官主动申报“四类案件”,也没有一件案件进入监管程序,但自6月实施监管办法以来,已发现、申报135件,经审定后有126件案件进入监管程序,占全院案件总数的4%。其中,群体性案件97件,疑难、复杂案件14件,类案10件,反映法官违法审判的案件5件。
二、明确四类主体和三个环节,实现监管程序从无序化到有序化转变
一是明确“四类案件”发现主体及发现重点。规定立案庭、承办法官、其他部门、院庭长四类发现主体,立案庭主要负责对群体性案件进行识别,承办法官重点识别疑难、复杂案件和类案冲突案件,其他部门(如纪检组、监察科、信访窗口)重点发现举报法官违法审判的案件。院庭长发现属于“四类案件”需要进行监管的,有权随时决定启动监管程序。
二是明确“三个环节”的审定程序。分别规定庭长、副院长、院长的审查权限,业务庭庭长审查后认为属于自己监管范围的,直接决定进入监管程序;认为不属于自己监管范围的,层报分管副院长、院长决定;分管副院长可以决定由自己监管、指令业务庭庭长监管或报请院长监管;院长可以直接决定由自己行使监管权,或指令分管副院长监管。
该院通过明确发现主体及审定程序,基本解决 “四类案件”由谁来发现、谁来认定、谁来启动监管的问题。在126件监管案件中,立案庭发现74件,办案法官申报29件,信访、监察部门发现5件;院庭长决定18件。
三、规范三种监管方式,实现监管方式从行政化到扁平化转变
一是规范静默化监管方式。对可能产生类案冲突的案件,院庭长可以向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推送类案判决;对疑难复杂案件,院庭长可以向承办法官和合议庭推送典型案例、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群体性案件,院庭长可以全程查阅卷宗、旁听庭审,对审判流程运行情况进行查看、操作和监控;对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院庭长可以调整承办人。
二是规范报告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的时间和方式。院庭长通过签发督办单进行监管,承办法官原则上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予以报告。对于当事人信访举报的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法官需要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目前,筠连法院已签发督办单17份,重点解决群体性案件、信访举报案件和长期未结案件的处理问题,在把握办案节奏、确保办案效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规范提交讨论的范围和时限。院庭长对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3日内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目前筠连法院已有20件“四类案件”提交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承办法官和合议庭采纳讨论意见19件,有5件提交了审委会讨论,提交讨论的案件无一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有效确保了“四类案件”的办案质量。
四、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实现监管责任从虚无化到有形化转变
一是自动化识别。按照“电脑+人工”的方式,首先由系统对不同案件、不同审级、不同门类进行区别筛查,自动提示是否属于“四类案件”,再由人工进行二次甄别,确保得到准确认定。
二是标签推送。对于已经认定的“四类案件”,系统进行标签化处理,并自动推送给相关院庭长、审管部门和承办法官。
三是节点控制。对于法官应该报告没有报告、应该提交讨论而没有提交讨论的,系统会自动冻结文书签发和结案审批流程,法官无法签发文书和报结案件。
四是全程留痕。无论是静默化监管、报告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还是提交讨论,系统都能够自动记录操作过程和痕迹,随案永久保存。
案例18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探索“类案类判”机制 确保法律适用统一
统一“类案”裁判尺度,保障法律适用的预见性和统一性,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贵州高院以强化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功能为抓手,以智能化、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以发回重审、改判案件为切入点,探索构建“类案类判”工作机制,确保“类案”法律适用统一。
一、强化“类案”研判和指导,建立“类案类判”梳理常态机制
一是强化专业法官会议“类案”研判功能。贵州各级法院均按照审判执行案件类型设立专业法官会议,重点研究讨论重大、复杂、疑难、敏感案件;具有普遍性法律适用问题案件;上级法院不予核准、发回改判、申诉上访案件中的类案问题等,提出咨询意见供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参考。专业法官会议定期对所研讨“类案”进行总结提炼,研究裁判思路、裁判标准、审理要点,形成裁判指引和类案参考等,强化对“类案”甄别与研究。
二是发挥审委会“类案”指导作用。审委会一方面通过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从个案实体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另一方面,强化中高级法院审委会审判指导职能。贵州高院审委会转变工作方式,主动建立裁判尺度及审判思路不统一的甄别梳理机制,定期讨论研究形成全省法院类案裁判指引规范,发布类案参考案例,统一全省法院裁判尺度,促进类案类判。
二、运用标准化管理和司法大数据,构建“同案不同判”防范预警机制
贵州法院利用大数据对案件关键要素建立标准数据库,对裁判结果进行预判,同时建立预警机制,对偏离度高的案件进行预警或自动进入复查程序,将审判监督贯穿审判权运行全过程。
一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类案类判。以大数据挖掘分析为前提,建立类案裁判标准数据库,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为法官提供多维度、多层面的分析场景,通过自动检索、类案推送、裁判文书语义分析、对比分析等大数据方法避免类案非类判现象。刑事审判方面,针对故意杀人和伤害案件、抢劫、盗窃几类常见案件的证据要求加以规范,打破传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的归类,根据破案的内在逻辑联系设计证据模块,通过要素化、结构化形成证据指引,在立案时对相关证据进行筛查,及时发现不符合刑事基本证据要求的案件,充分发挥“筛子”作用;民事审判方面,围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管辖-主体资格-诉讼请求-内容审查-争议焦点”构建智能分析模型(挖掘案、人、事的本体特征及彼此关联),自动分类形成证据链(包含所有类型案件的基本特征、关键情节、所有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财产情况等等),采用自然语义识别技术(NLP)采集案件要素进行基础分析,在审查案件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后,归纳案件争议焦点,根据法官确认后的审判要素初步得出裁判结果;行政审判方面,以行政征收案件作为突破口,对是否影响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判要素进行梳理,提炼出影响行政征收案件合法性的13个实体要素、14个程序要素及程序合法时间轴,以统一裁判尺度。
二是建立类案判前甄别发现和判后比对结果异常预警机制。办案系统以标准值为对比指标,对于偏离标准值过大的案件予以警示,提醒独任法官、合议庭及时进行自查,院长、副院长、庭长或审判执行团队负责人也可进行审查。自系统运行以来,已对93558件有电子裁判文书的历史案件进行了偏离度分析,其中偏离度大的案件有3078件。
三、聚焦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建立三级审委会类案研判沟通机制
针对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建立研判沟通机制,各中级法院定期汇总本辖区基层法院形成的裁判指引、裁判标准、类案参考,上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的案件,原审法院合议庭经对发回或改判的理由认真研究后,提交本院法官联席会讨论总结审判经验教训,形成综合报告向本院审委会进行汇报。
上级法院对同类案件多次发回重审、改判的,原审法院相关审判团队针对该类型案件及时进行调研后,提炼为裁判指导性文稿提交审判委员会审议。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的案件有不同意见的,以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对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针对发回重审、改判案件提出的反馈意见,上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研判后,以会议决议形式向原审法院反馈。
案例19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 完善特色诉讼服务机制
云南省法院进一步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深化诉讼服务便民利民机制改革,结合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区域特点,立足当地群众司法需求,因势利导,多措并举,突出特色,打造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多样纷呈的诉讼服务体系,实现诉讼服务便民利民的优化升级。
一、“三化”引领,打造特色诉讼服务
一是平台建设信息化。云南三级法院加大信息化投入力度,从省会城市的诉讼服务中心到偏远乡镇的诉讼服务站点,全面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诉讼服务平台,实现“站点联通、数据导入、人才建库”平台建设格局,实现了诉讼服务平台的跨越升级,促进诉讼服务提质增效。
二是功能定位多元化。在诉讼服务中心功能结构上,实现安全检查、司法服务、信访接待三大功能的相对分离、独立运转。以中心为平台,承载诉调对接机制引入公证调解、律师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导诉分流和案件甄别,推动案件诉前繁简分流。
三是服务方式本土化。云南法院将本土文化资源和诉讼服务深度融合,探索符合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的诉讼服务方式。如大理法院喜洲法庭基于当地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聘用多名熟悉法律政策、白族语言、当地民风的白族女性作为调解员,成立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金花调解室”,增强司法亲和力和亲近性。“金花调解室”成立以来,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
二、立足审判,诉讼服务助力“三难”破解
云南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为依托,着力破解长期困扰法院工作的立案难、调卷难、送达难问题,有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程度,提升司法效率。
一是完善立案机制,破解“立案难”。建设网上诉讼服务中心,推进登记立案在线办理,边远地区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在线办理立案相关事项,获取立案信息,大大提高了立案效率。
二是实行卷宗电子化,破解“调卷难”。云南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电子卷宗扫描窗口,从立案环节开始即对电子卷宗同步录入,诉讼流程实现电子卷宗同步流转,至2016年底,云南各中院向高院上报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实现同步移送电子卷宗,从根本上解决了调卷难的问题。
三是创新送达模式,破解“送达难”。云南高院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法院送达工作的意见》,鼓励各级法院依托诉讼服务中心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法律文书网格化送达模式。楚雄州大姚县法院作为试点法院,确定了128人作为首批网格化送达员,有效提高送达效率。昆明中院与邮政合作建立“法院专递”,昆明官渡区法院与公证处建立“公证调解服务中心”,发挥邮政、公证的行业优势委托送达法律文书。
三、纵向到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云南法院结合结合省内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种类众多、习俗各异、诉讼服务需求差异的民族文化特点,因地制宜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升级版建设。曲靖市麒麟区法院建立起了“院、庭、站、点、员”五位一体便民诉讼模式,把诉讼服务推进到最基层的村委会。选聘人民陪审员、诉讼信息联络员、执行联络员和司法调解员,配合法官充分发挥“四员合一”诉调对接联动机制的作用,为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司法便民服务。
四、横向到边,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做好诉讼服务
针对云南与周边省市各类跨区域纠纷不断攀升的现状,云南法院通过与周边法院协商,逐步建立跨区域诉讼服务协作机制,例如“文红曲两州一市”法院跨区域诉讼服务协作机制、“滇黔桂三省(区)两州一市”跨区域诉讼服务协作机制和川滇藏青四省(区)六中院司法协作机制等。更好地为周边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减少群众奔波劳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质效。
案例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精准化考核法官业绩 助推提升办案质效
新疆阿克苏地区中院位于南疆偏远地区,在尚不具备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绩效考核的情况下,结合该院实际,积极探索创新,以工作量科学测算为基础,实行分级分类考核,突出工作实绩,构建科学的业绩考评管理体系,推动办案质效有效提升。
一是打牢考评基础,精准测算司法工作量。该院改变传统的以单一案件数累加测算的方式,从每类案件共性的流程节点和差异化的实体难点出发,确定了以办案要点为基础的工作量测算思路。通过对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的关键节点及实体审理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以民事二审案件作为核算标准件,即基础工作量“1”,然后将办理其他案件所要花费的工作时间与之对比,与基础工作量换算后分别赋予权重系数,核算出各类案件工作量,再折算成标准件。
二是完善计分方式,合理构建考核指标体系。首先,以“量”为基础,就是加大“量”的分值权重,以“量”为考评基本标杆,形成案件办理在数量上均衡推进。其次,合理设置质效指标,将指标分值与标准件进行对比后,折算形成相应标准件,然后直接与工作量标准件相加减。同时将参加开庭、案件合议、调解结案等情况折算相应的标准件正向取值;把案件被发改、文书差错评查等折算相应标准件负向取值,形成简单易行,内容完备的评价体系。第三,科学考核司法辅助人员工作业绩,明确辅助人员岗位职责,科学划分办案要点,合理确定考评要点,参照法官业绩考核方式实施量化考核。
三是强化民主公开,增强考核结果认同度。在考核指标设置上,由一线审判业务骨干和审判管理部门人员共同研究提出考核指标,在反复征求全体审判执行岗位人员的意见建议后,由院党组研究决定,确保办案要点的指标分值设计能够准确客观反映审判执行实际。在考核方式上,形成了“两下两上”考核评价运行机制,由院考核领导小组以各庭室为单位提取并核算指标数据,并经由庭室下发至个人,经确认后再返回院考核领导小组,完成第一个“一上一下”;再由院考核领导小组将经确认后的指标数据转化为绩效考评结果,再次经庭室下发至个人确认,最终返回领导小组形成最终考评结果,完成第二个“一上一下”闭合程序,确保考核工作在广泛的监督之下运行。在考核程序上,注重吸纳被考核人员参与考核过程,动态轮流抽调被考评部门负责人、被考核法官、辅助人员等参与考核数据的提取、测算和考核结果的复核,确保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四是发挥导向作用,促进办案质效有效提升。该院采取的“量、质、效”统一折算标准件的考核方式,评价标准简单明了,一方面有助于审执人员随时掌握本人的工作量情况,预估考核结果,及时调整工作节奏和进度,对解决忙闲不均,促进均衡结案和案件质效提升发挥了激励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对考核结果的合理运用,将考核结果作为员额的进入退出、法官等级晋升、评优评先、绩效奖金发放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例如,针对员额法官,以所在庭室法官业绩考评的80%作为考核的红线,凡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标准任务的法官,将不能按照员额法官标准分配绩效奖金,对于考核评价标准件过低者,将视情况启动退出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法〔2018〕363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深圳破产法庭的请示》(粤高法〔2018〕296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破产案件:
(一)深圳市辖区内地(市)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二)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三)跨境破产案件;
(四)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本院以前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7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7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对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利率实行同等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离不开司法,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必须积极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关注社会变革中的深层利益调整,顺应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发挥司法的裁判、评价和指引功能。民间借贷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活动,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但也存在盲目、无序发展的负面影响,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金融历史,对照世界各国的金融现状,司法对民间借贷的管制是长期的,也是有必要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经济环境下,在党中央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求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的政策背景下,在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的审判压力下制定出台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保护上限的规定,亦是在综合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需求,以及我国当时的市场价格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市场改革因素后,采取的适度监管方式。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国当时民间借贷的自身优势以及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解决了司法实务对于资金用途等事实问题难以认定的现实困难,客观上对企业融资多元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落实。
但是,正如您所提到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民间借贷衍生出众多的新型法律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针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虚假贷"“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强调从严把握法定利率,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形式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为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着手开展对《规定》实施后,民间借贷相关问题规制现状以及司法应对的调研工作。关于您提出应对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实行同等利率保护的具体建议,将作为相关调研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11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20号)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中的有关问题,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股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但是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及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除外。
第二条 被执行人是公司股东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其在公司持有的股权,不得直接执行公司的财产。
第三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被执行股权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的,股权所在地是指股权所在公司的住所地。
第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冻结下列资料或者信息之一载明的属于被执行人的股权:
(一)股权所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等资料;
(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备案信息;
(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
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被冻结股权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第五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股权,以其价额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冻结。股权价额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冻结的比例或者数量进行冻结。
被执行人认为冻结明显超标的额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书面异议,并附证明股权等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价额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异议成立的,应当自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解除对明显超标的额部分的冻结。
第六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股权,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股权冻结自在公示系统公示时发生法律效力。多个人民法院冻结同一股权的,以在公示系统先办理公示的为在先冻结。
依照前款规定冻结被执行人股权的,应当及时向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送达裁定书,并将股权冻结情况书面通知股权所在公司。
第七条 被执行人就被冻结股权所作的转让、出质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
第八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股权的,可以向股权所在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实施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对被冻结股权所占比例、股权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前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有关情况。人民法院收到报告后,应当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除外。
股权所在公司未向人民法院报告即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股权所在公司或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故意通过增资、减资、合并、分立、转让重大资产、对外提供担保等行为导致被冻结股权价值严重贬损,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九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基于股权享有的股息、红利等收益,应当向股权所在公司送达裁定书,并要求其在该收益到期时通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到期的股息、红利等收益,可以书面通知股权所在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履行。
股息、红利等收益被冻结后,股权所在公司擅自向被执行人支付或者变相支付的,不影响人民法院要求股权所在公司支付该收益。
第十条 被执行人申请自行变价被冻结股权,经申请执行人及其他已知执行债权人同意或者变价款足以清偿执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是应当在能够控制变价款的情况下监督其在指定期限内完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第十一条 拍卖被执行人的股权,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程序确定股权处置参考价,并参照参考价确定起拍价。
确定参考价需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税务机关等部门调取,也可以责令被执行人、股权所在公司以及控制相关材料的其他主体提供;拒不提供的,可以强制提取,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为确定股权处置参考价,经当事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审计机构对股权所在公司进行审计。
第十二条 委托评估被执行人的股权,评估机构因缺少评估所需完整材料无法进行评估或者认为影响评估结果,被执行人未能提供且人民法院无法调取补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评估机构根据现有材料进行评估,并告知当事人因缺乏材料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评估机构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出具评估报告的,经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以适当高于执行费用的金额确定起拍价,但是股权所在公司经营严重异常,股权明显没有价值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确定的起拍价拍卖的,竞买人应当预交的保证金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拍卖被执行人的股权,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
依据处置参考价并结合具体情况计算,拍卖被冻结股权所得价款可能明显高于债权额及执行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相应部分的股权进行拍卖。对相应部分的股权拍卖严重减损被冻结股权价值的,经被执行人书面申请,也可以对超出部分的被冻结股权一并拍卖。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为由请求不得强制拍卖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被执行人未依法履行或者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二)被执行人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
(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对该股权自行转让有限制;
(四)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等对该股权自行转让有限制。
人民法院对具有前款第一、二项情形的股权进行拍卖时,应当在拍卖公告中载明被执行人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期限等信息。股权处置后,相关主体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出资义务。
第十五条 股权变更应当由相关部门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中载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或者条件。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就竞买资格或者条件征询相关部门意见。
拍卖成交后,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买受人持成交确认书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批准手续。买受人取得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作出拍卖成交裁定书;买受人未在合理期限内取得批准手续的,应当重新对股权进行拍卖。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买受人明知不符合竞买资格或者条件依然参加竞买,且在成交后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取得相关部门股权变更批准手续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保证金不足以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差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股权,因股权所在公司在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后增资或者减资导致被执行人实际持股比例降低或者升高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明确交付股权的出资额的,按照该出资额交付股权;
(二)生效法律文书仅明确交付一定比例的股权的,按照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时该比例所对应出资额占当前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交付股权。
第十七条 在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提出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讼请求且其主张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当事人未提出前述诉讼请求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其释明。
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于当事人所有,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营利法人享有的投资权益强制执行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11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11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特殊普通合伙新型制度下人民法院对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审判与执行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现答复如下:
由于信息披露文件的制作涉及会计、审计、企业经营管理等其他学科专门知识,如何审查并认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过错及其程度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专门针对包括承销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承担中的过错认定、免责抗辩事由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便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厘清中介机构的职责边界、细化过错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督促其归位尽责。从实践效果看,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已经对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形成了震慑。与此同时,《规定》也通过明晰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构建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赔偿制度,避免中介机构因发行人财务造假而动辄得咎和承担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的责任,有利于稳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预期,利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
您建议人民法院裁判时充分考虑事务所的财产状况、行业投保状况、业务收费、过错大小等因素。《规定》第13条明确证券法第163条所称的过错,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故只有在会计师事务所对虚假陈述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可能对相关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六条在列举了故意和过失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于第七条专门列举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免责抗辩事由。因此,在会计师事务所仅系一般或轻微过失的情况下,因巨额索赔金额陷入“涉诉即倒”的担忧可基本消除。而在会计师事务所系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考行业执业规范规定的工作范围和程序要求等内容,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其过错性质,并充分考虑过错大小、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妥善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
您建议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激活“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制度优势,构建与“特殊普通合伙制”相适应的判决执行制度。一方面,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该条对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与其他合伙人相区别对待,对于负有重大责任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只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就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而言,此种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相结合”的责任形式,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另一方面,证券法和《规定》均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相关民事责任主体,并未涉及合伙人层面的责任细化,投资者在起诉时往往也仅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被告,故在虚假陈述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被判令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法律、司法解释及审判实践均未否认或拒绝“特殊普通合伙制”。因此,在案件审理中,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可提供相应证据,以便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在案涉执业活动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具体合伙人并根据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认定相应责任。同样,在案件执行阶段亦不能违反合伙企业法。但需要说明的是,您建议中提到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一个特定日期之后取得的财产不得用于赔偿该日之前的原因导致的投资者索赔”,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尚无法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相关措施。
此外,修订中的注册会计师法明确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将为我们做好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司法审判相关工作提供法律支持,我们会予以关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不断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公平合理认定审计机构责任,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9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公益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公益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
(法〔2020〕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人民法院公益诉讼文书制作,提高公益诉讼文书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公益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现予印发,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3月6日
说明
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制定,旨在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公益诉讼文书制作,不断提高人民法院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水平。
本样式分两大部分,共18个文书样式。第一部分是民事公益诉讼文书样式,主要包括判决、裁定、调解书,以及开庭、公告等程序性事项文书,共16个;第二部分是行政公益诉讼文书样式,包括判决类文书2个。本文书样式有规定的,适用本样式。本样式未作规定的文书以及文书的写作规范等内容,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及2015年发布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相关规定。
公益诉讼文书样式(试行)
目录
一、人民法院制作民事公益诉讼文书样式
1.民事判决书(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用)
2.民事判决书(一审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用)
3.民事判决书(一审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用)
4.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并判决用)
5.民事判决书(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分开判决用)
6.民事判决书(二审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用)
7.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用)
8.民事裁定书(对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予受理用)
9.民事裁定书(民事公益诉讼准许撤回起诉用)
10.民事裁定书(民事公益诉讼不准许撤回起诉用)
11.民事调解书(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用)
12.出庭通知书(通知公益诉讼起诉人派员出庭用)
13.受理民事公益诉讼告知书(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用)
14.公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受理用)
15.公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公告受理用)
16.公告(民事公益诉讼公告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用)
二、人民法院制作行政公益诉讼文书样式
17.行政判决书(一审行政公益诉讼用)
18.行政判决书(二审行政公益诉讼用)
一、人民法院制作民事公益诉讼文书样式
1.民事判决书(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号
原告:×××。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
支持起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原告×××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于××××年××月××日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于××××年××月××日申请参加诉讼,经本院准许列为共同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写明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支持起诉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支持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支持起诉称,......(概述支持起诉意见)。
×××辩称,......(概述被告答辩意见)。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围绕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没有给付金钱义务的,不写)。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定,供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3.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人民法院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在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中写明:“×××于××××年××月××日申请参加诉讼,经本院准许列为共同原告。”
4.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支持原告起诉,提交相关书面意见、协助调查收集证据等,在首部作出相应表述。如派员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则表述出庭人员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和姓名。在当事人诉辩意见部分原告意见之后,概述支持起诉人的意见。如支持起诉人提交了相关证据,应作为原告的证据在庭审中予以质证、认证,并在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作出表述。如支持起诉人为人民检察院的,无需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5.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6.如原告在其起诉状中明确请求被告承担本案所涉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应在判项中一一列明。如原告败诉,其所需承担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费用,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酌情支付,且应在判项中列明。
7.其他写作要求依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民事判决书(第一审普通程序用)”的【说明】。
2.民事判决书(一审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号
原告:×××。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
支持起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原告×××与被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于××××年××月××日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于××××年××月××日申请参加诉讼,经本院准许列为共同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写明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支持起诉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支持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支持起诉称,......(概述支持起诉意见)。
×××辩称,......(概述被告答辩意见)。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围绕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没有给付金钱义务的,不写)。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定,供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侵害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3.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在案件的由来和审理过程中写明:“×××于××××年××月××日申请参加诉讼,经本院准许列为共同原告。”
4.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支持原告起诉,提交相关书面意见、协助调查收集证据等,在首部作出相应表述。如派员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则表述出庭人员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和姓名。在当事人诉辩意见部分原告意见之后,概述支持起诉人的意见。如支持起诉人提交了相关证据,应作为原告的证据在庭审中予以质证、认证,并在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作出表述。如支持起诉人为人民检察院的,无需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5.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6.其他写作要求依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民事判决书(第一审普通程序用)”的【说明】。
3.民事判决书(一审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被告:×××,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年××月××日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辩称,......(概述被告答辩意见)。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被告×××为反驳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围绕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没有给付金钱义务的,不写)。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制定,供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各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无需在首部表述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3.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诉前进行公告,在文书中应写明:“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4.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5.第一审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裁定书参照本样式制作。
6.其他写作要求依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民事判决书(第一审普通程序用)”的【说明】。
4.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并判决用)
××××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刑初......号
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性别,民族,岀生年月,文化程度,职业,住所地。××××年××月××日被采取强制措施(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公诉机关、刑事被告单位/被告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人民检察院以×检公刑诉(××××)××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被告人×××犯×××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其诉讼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其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指控:......。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辩称,......。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辩称,......。
经审理查明:......(写明本院查明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写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本院认为,......(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对刑事指控是否成立、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是否支持等进行总结评述)。依照......(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上诉期限及上诉方式)。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等规定制作,供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并作出实体判决用。
2.案件由来部分,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有单独起诉书号的,则公诉书与公益诉讼起诉书的编号均需列明。
3.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诉前进行公告。在文书中应写明:“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4.如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辩护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为同一人,则分开书写。
5.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5.民事判决书(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分开判决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刑初......号之一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被告:×××。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人民检察院以×检公刑诉(××××)××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被告单位)×××犯×××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被告单位)×××犯×××罪(写明所判罪名的名称),判处......(写明判项的具体内容)。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被告×××辩称,......。
经审理查明:......(写明本院查明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写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本院认为,......(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上诉期限及上诉方式)。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等规定制作,供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对民事公益诉讼部分作出实体判决用。
2.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分开判决的,民事判决书案号应当增加“之一”。
3.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诉前进行公告,在文书中应写明:“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4.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6.民事判决书(二审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终......号
上诉人(一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上诉人(一审诉讼地位):×××,......。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民初......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因涉及......(写明不开庭的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如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则写:×××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写明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辩称,......(概述被上诉人答辩意见)。
×××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写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概述一审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概述一审裁判理由)。判决:......(写明一审判决主文)。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被上诉人×××为反驳上诉人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的,写明: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
本院认为,......。
综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制定,供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各类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公益诉讼起诉人上诉的,其诉讼地位写“上诉人(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一审被告提出上诉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二审的诉讼地位写“被上诉人(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
3.无需在首部表述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4.人民检察院作为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派员出庭的,写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
5.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二审庭审的,开庭时摆放的席签为“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同侧并列就坐;文书制作时,不在首部当事人处列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交待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时载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
6.不在文书中概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7.如举行庭前会议,应在审理过程中写明相关情况。
8.第二审改判、部分改判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以及裁定书参照本样式制作。
7.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
(××××)......刑终......号
抗诉机关暨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一审被告单位暨被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一审被告人暨被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抗诉机关、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犯×××罪(写明罪名)、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写明判决内容)。宣判后,×××人民检察院对判决的刑事部分提出抗诉并对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因涉及......(写明不开庭的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一审被告单位暨被上诉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其诉讼代表人×××、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被告人暨被上诉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其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如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则写:×××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指控:......。
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写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概述一审法院裁判理由)。判决:......(写明一审判决主文)。
×××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概述抗诉意见及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
×××辩称,......(概述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答辩意见)。
×××人民检察院上诉称:......(概述上诉意见及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
×××辩称,......(概述被上诉人答辩意见)。
......(写明对一审查明事实的认定)。
本院另查明,......(写明二审认定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写明二审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本院认为,......。
综上,......(对抗诉意见、上诉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第×项......的规定,判决/裁定如下: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裁定。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制作,供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公诉机关就一审判决刑事部分提出抗诉、公益诉讼起诉人就一审判决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提起上诉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裁判用。
2.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二审庭审的,开庭时摆放的席签为“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同侧并列就坐;文书制作时,不在首部当事人处列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交待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时载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
3.不在文书中概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4.如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辩护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为同一人,则分开书写。
5.其他类型的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文书可参照本样式制作。
(1)只有公诉机关针对一审刑事判决部分提起抗诉的,首部写明:
“抗诉机关暨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一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2)只有公益诉讼起诉人针对一审民事判决部分提出上诉的,首部写明:
“原公诉机关暨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3)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同时针对刑事判决部分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部分提出上诉或者只针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上诉的,首部写明:
“原公诉机关暨被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4)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只针对刑事判决部分提出上诉的,首部写明:
“原公诉机关暨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5)公诉机关抗诉、公益诉讼起诉人上诉、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亦上诉的,首部写明:
“抗诉机关暨上诉人(一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单位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所地:......。
诉讼代表人:×××,性别,出生年月,职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住......。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
(6)本说明未列举的公诉机关抗诉、公益诉讼起诉人或者一审被告单位/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上诉的其他情形,首部表述方式参照以上样式。
6.各方未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部分提出上诉的,写明:“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部分提出上诉,本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8.民事裁定书(对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予受理用)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起诉人:×××。住所地:......。
......
(以上写明起诉人及其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年××月××日,本院收到×××的起诉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称,......(概述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民×......号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起诉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与该案系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依法应当不予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对×××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本院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制定,供人民法院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人民检察院在同一侵权行为的公益诉讼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又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裁定不予受理用。
2.首部中不列被起诉人。
3.起诉人系人民检察院的,无需在首部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信息。
4.本裁定书只送达起诉人一方。
9.民事裁定书(民事公益诉讼准许撤回起诉用)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住所地:......。
被告:×××,住......。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本院在审理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中,×××于××××年××月××日以......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写明准许撤诉的理由),×××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撤回起诉。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制定,供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撤回起诉的,裁定准许用。
2.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无需在首部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应写明: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具体内容;被告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和修复的情况或者已经制定修复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障实施的情形等。
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因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时,可以随时申请撤诉。
10.民事裁定书(民事公益诉讼不准许撤回起诉用)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住所地:......。
......
被告:×××,住......。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本院在审理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中,×××于××××年××月××日以......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写明不准许撤回起诉的理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不准许×××撤回起诉。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条制定,供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撤回起诉的,裁定不准许用。
2.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无需在首部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3.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11.民事调解书(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民初......号
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
支持起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出庭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于××××年××月××日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于××××年××月××日申请参加诉讼,经本院准许列为共同原告。)(如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写明“经查,×××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如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则写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开庭前调解的,不写开庭情况)。支持起诉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支持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支持起诉称,......(概述支持起诉意见)。
×××辩称,......(概述被告答辩意见)。
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被告×××为反驳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一、......;
二、......。
(分项写明调解/和解协议内容)
本院于××××年××月××日将调解/和解协议内容书面告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对调解/和解协议内容未提出不同意见。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及参与权,本院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在......对调解/和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任何异议。经审查,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元,由......负担(写明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负担金额。调解/和解协议包含诉讼费用负担的,则不写)。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制定,供人民法院在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或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制作民事调解书用。
2.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无需在首部表述其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第五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告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对协议约定的修复费用、修复方式等内容有意见和建议的,应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应当公开”的规定,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应当对调解/和解协议内容进行全面公开。
5.因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和解协议有一系列征求意见、公告、审查要求,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关于经各方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法院予以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
6.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调解书标题应当写明:“××××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首部参照本文书样式“样式5”书写,其他内容参照本样式书写。
7.第一审消费、英烈保护等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第二审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参照本样式制作。
12.出庭通知书(通知公益诉讼起诉人派员出庭用)
××××人民法院
出庭通知书
(××××)......民初......号
×××人民检察院:
本院受理你院诉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定于××××年××月××日××时××分在......(写明开庭地点)开庭审理。请你院派员准时出庭。
你院需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通知书上应载明岀庭人员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制定,供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用。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意见;(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3.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二审庭审的,二审出庭通知书则增加:“如你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请在开庭前书面告知本院。”
4.第二审民事公益诉讼以及第一审、第二审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出庭通知书参照本样式制作。
13.受理民事公益诉讼告知书(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用)
××××人民法院
受理民事公益诉讼告知书
(××××)......民初......号
×××: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受理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现将该案受理情况告知你单位。
联系人:......(写明姓名、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特此告知。
附:民事起诉状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本样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制定,供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在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用。
14.公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受理用)
××××人民法院
公告
(××××)......民初......号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受理原告×××与被告×××......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依法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主体可以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联系人:......(写明姓名、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特此公告。
附:民事起诉状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本样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制定,供人民法院公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理用。
15.公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公告受理用)
××××人民法院
公告
(××××)......民初......号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受理原告×××与被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主体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联系人:......(写明姓名、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特此公告。
附:民事起诉状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本样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制定,供人民法院公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受理用。
16.公告(民事公益诉讼公告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用)
××××人民法院
公告
(××××)......民×......号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受理原告/公益诉讼起诉人(上诉人)×××与被告(被上诉人)×××......民事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日。
联系人:......(写明姓名、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特此公告。
附:1.民事起诉状(民事上诉状)
2.调解/和解协议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制定,供民事公益诉讼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公告用。
2.公告应当附民事起诉状(或者上诉状)、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公益诉讼如有技术处理方案或者整改方案,应当作为公告附件。
3.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
二、人民法院制作行政公益诉讼文书样式
17.行政判决书(一审行政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行初......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
被告:×××。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行政主体名称)违法行使职权(写明行政行为名称和类型)/被告×××(行政主体名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写明具体案由),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写明案由)。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于××××年××月××日向被告送达了公益诉讼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诉称,......(写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及其提供的证据、依据等)。
被告×××辩称,......(写明被告的答辩意见及主要理由)。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证据、依据的名称及内容等)。
第三人×××述称,......(写明第三人的意见、主要理由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依据等)。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写明证据名称及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写明当事人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写明法院的认证意见和理由)。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区分写明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有争议但经法院审查确认的事实;对无争议事实中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写明法院审查确认意见)。
本院认为,......(写明法院判决的理由)。
综上,......(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制作,供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各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无需在首部表述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3.行政机关副职负责人出庭的,不在首部列写,在交待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时载明。
4.其他写作要求依照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相关一审行政判决书的【说明】。
18.行政判决书(二审行政公益诉讼用)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行终......号
上诉人(一审诉讼地位):×××。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上诉人(一审诉讼地位):×××。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一审第三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上诉人×××人民检察院因诉被上诉人×××......行政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上诉人×××因×××人民检察院诉其......行政公益诉讼(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行初......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第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如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则写:×××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写明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辩称,......(概述被上诉人答辩意见)。
×××述称,......(概述一审第三人的意见、主要理由)。
×××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写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概述一审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概述一审裁判理由)。判决:......(写明一审判决主文)。
......(当事人二审期间提出新证据的,写明二审质证情况和认证意见。如无新证据,本段不写)
本院经审理查明,......。
本院认为,......(写明本院判决的理由)。
综上,......(对上诉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制定,供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各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用。
2.公益诉讼起诉人上诉的,其诉讼地位写“上诉人(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其他当事人上诉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二审的诉讼地位写“被上诉人(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
3.无需在首部表述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出庭人员等基本信息。
4.行政机关副职负责人出庭的,不在首部列写,在交待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时载明。
5.人民检察院作为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派员出庭的,写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
6.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二审庭审的,开庭时摆放的席签为“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同侧并列就坐;文书制作时,不在首部当事人处列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交待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时载明:“×××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到庭并发表了意见。”
7.不在文书中概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8.其他写作要求依照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相关二审行政判决书的【说明】。
9.第二审行政公益诉讼裁定书参照本样式制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重大课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关于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重大课题的公告
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为自觉适应新时代党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主动融入世界法治发展交流交融的总体趋势,需要从深层次吸收借鉴人类先进的、优秀的法治文明和法律智慧,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面向社会发布5项重大课题,以加强对世界主要国家检察制度和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重大课题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均可申报。
二、申报选题
(一)三大法系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二)检察与政治的关系比较研究;
(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具体职能比较研究;
(四)检察权的运行模式与实现机制比较研究;
(五)检察官的分类管理与任职保障比较研究。
《三大法系检察制度比较研究》选题可下设3个子课题,集中对社会主义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开展纵向研究。《检察与政治的关系比较研究》《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具体职能比较研究》《检察权的运行模式与实现机制比较研究》《检察官的分类管理与任职保障比较研究》4个选题是对各法系共通问题开展的横向研究。比较研究资料须覆盖五大洲60个代表性国家(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各10国,欧洲20国)的检察制度以及各国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涉及检察制度和检察权运行的重要司法判例等。国家检察官学院可以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三、项目经费
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10万元。
四、申报要求
(一)课题主持人须由学界知名专家或者省级院检察长或副检察长担任;
(二)课题申请人须填写并提交纸质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2份(课题申请书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www.spp.gov.cn中的“理论研究”目录内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文档结尾处点击下载);
(三)课题申请表电子版须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应包括以下内容:2019年重大课题申报:申报课题名称-单位-申请人姓名;
(四)申报的课题名称表述应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课题申请书须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财务章;
(五)具体申报和评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六)课题须于2021年7月前完成。结项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论文)和最终成果(拟出版的研究报告)。
五、申报材料受理
课题申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检察理论研究所科研管理部,邮编:100144;
联系人:倪娜;
联系电话:(010)86423817;
申报材料接收邮箱:jiancha3@ 163.com。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
2019年9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
(2023年1月16日)
案例一
北京李某某等9人保险诈骗案
【关键词】
保险诈骗 专业监督考察 公开听证 诉源治理
【要 旨】
针对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员工利用工作之便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检察机关通过深入调查,积极引导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启动合规时,考虑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与保险公司深度合作的行业特点,组织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邀请保险和汽车销售服务行业各自监管部门共同参与公开审查,确保企业合规整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既注重保障保险公司合法权益,又注重激励汽车销售服务企业推进合规建设。企业合规整改落实后,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推动行业合规诉源治理。
一、基本案情
北京A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B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B公司)均系C集团下属企业,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相同,经营场所相邻。
李某甲、李某乙、曹某、孙某甲、崔某某、张某甲分别系A公司保险理赔经理、服务总监、保险理赔顾问、车间主任、维修技师,张某乙为B公司保险理赔顾问,李某丙、孙某乙系被保险车辆的车主。
A公司、B公司与多家保险公司有合作关系,保险公司派驻在两家公司的人员负责销售保险、事故车辆定损以及保险理赔等工作,A公司、B公司的保险理赔顾问负责售后协助顾客对接保险公司。李某甲等人为了维系客户、提高业绩,自2019年开始,与到店维修车辆的多名顾客共谋,通过伪造事故现场、故意制造碰撞事故等方式编造出险事由,或者以其它车辆事故定损照片冒充实际发生事故车辆照片夸大损失,骗取保险理赔款。2019年至2021年,李某甲等人共实施14起保险诈骗行为,骗保金额共计41万余元。案发后,A公司、B公司代涉案员工向相关保险公司赔偿了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对相关涉案人员予以谅解。
2022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以李某甲等9人涉嫌保险诈骗罪向顺义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2年5月,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该案的社会危害性、认罪认罚情况,依法对李某甲提起公诉,对李某乙、曹某、孙某甲、李某丙、孙某乙等5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同年6月,检察机关对A公司、B公司启动为期3个月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考察。同年9月,根据企业合规进展情况,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对李某甲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判处李某甲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同年10月,合规考察结束后,检察机关综合犯罪事实、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况,对张某甲、张某乙、崔某某等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明确犯罪主体,为后续开展企业合规找准切入点。本案是发生在汽车维修服务领域的保险诈骗案件,主要涉案人员为汽车维修服务企业员工,诈骗所得基本由保险公司转入企业账户,因此本案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需要进一步核实。检察机关从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调取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他非涉案员工的证言以及车辆维修审核单据等,查明本案行为是否出于单位意志,另一方面积极自行补充侦查,前往A公司、B公司开展调查工作。经调查,A公司、B公司的负责人及C集团的区域总监均表示公司对员工的骗保行为并不知情,这与公安机关调取到的其他非涉案员工的言词证据以及大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在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本案非单位犯罪,为后续开展企业合规找准切入点。
二是充分开展调查,积极稳妥启动企业合规工作。检察机关在调查中了解到,C集团是一家多元化、跨区域经营的投资控股集团,其旗下的A公司、B公司均获得汽车流通协会认可的百强经销商称号,A公司、B公司近三年年均纳税额分别达到1300余万元和400余万元,共有200余名员工,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但是公司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疏漏,主要体现在没有制定严密的保险理赔管理制度,公司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导致部分员工为了维系客户、提高个人业绩,通过骗保的方式为客户修车,触犯了法律。检察官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两家企业涉案员工众多,案发初期A公司的车辆维修服务部门一度陷入瘫痪状态,两家公司的经营管理、企业形象面临巨大危机。两家公司主动提出愿意承担企业责任,希望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同时,保险公司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没有异议。检察机关在综合考虑案件事实、企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合规意愿的基础上,决定启动合规考察程序。
三是紧扣案件特点,开展专业监督评估。本案中,保险理赔由店内员工与保险公司驻店的查勘定损人员相互配合完成定损、维修、理赔、结算整个流程,具有汽修与保险互涉的行业特点。据此,检察机关商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抽取了由物流行业协会、国企法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第三方组织,突出监督评估的专业适配性。检察机关向第三方组织介绍了基本案情,并协助其对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经调查,发现企业存在保险理赔业务流程不规范,保险理赔顾问与财务人员、查勘定损人员职责不清,以及保险理赔与维修施工的衔接环节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第三方组织针对汽车销售服务行业保险理赔业务的特点,在两家公司原有整改方案的基础上突出问题导向,细化落实措施,要求涉案公司根据流程要素细分为接车定损、维修施工、交车结算、交案回款、保险手续台账登记等项目进行整改。第三方组织根据企业的前期准备情况以及案件的办理进度,确定了3个月的合规考察期。
四是积极能动履职,全面深入组织专业公开听证。2022年10月,第三方监督组织对A公司、B公司的整改落实情况出具了合规考察书面报告,认为企业已经落实了合规整改计划。检察机关在审查企业合规情况、综合全案事实的基础上,拟对张某甲、张某乙、崔某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本案涉及多方主体,为保证监督考察和案件办理公正透明,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检察机关组织公开听证。一是邀请汽车维修服务行业的行政监管部门及律师担任听证员,从行业监管角度和法律适用角度评议案件,确保听证意见的全面性;二是邀请A公司、B公司的代表及第三方组织成员参会,分别介绍企业合规整改落实情况和考察评估情况,确保听证员全面了解案件;三是邀请北京市银保监局工作人员以专家身份线上出席听证会,提供保险监管领域专业意见,确保评议结果的专业性。
五是注重权益维护,确保企业合规整改落实见效。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注重对保险公司合法权益的保护,将企业承担经济责任的情况作为审查合规整改落实的要素,同时在办案中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开展释法说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工作积极促进追赃挽损,被骗保险公司的损失全部被挽回。同时,检察机关强化对涉案企业规范经营的引导,促使企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经过合规整改,A公司、B公司实现了对保险理赔业务运营风险点的有效管控,理赔服务部门的工作质效大幅提升,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更为规范顺畅。2022年,两家公司保险理赔数据趋向正常,在保险公司内部的合作车商等级均由B级提升至A级。
六是强化行刑衔接,以点及面推进诉源治理。顺义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的同时,也对辖区内近年的车险类诈骗案进行系统梳理。经分析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案件均有汽车维修服务企业或个体汽车修理厂参与的情况。这些单位或个人熟悉定损和理赔的流程,了解车辆配件价格并掌握维修技巧,也有招揽车主进店维修进而提高收益的需求,往往主动向车主提出可以不付费修车,或者满足车主提出的免费修车要求,而修车款的来源普遍为通过保险诈骗行为获得的保险理赔款。对此情况,顺义区检察院会同区交通局深入研究在汽车维修服务行业开展行刑衔接的具体措施,探索建立联合普法、线索移送等合作机制,通过与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建立合作关系,针对辖区内400余家企业开展行业治理,促成合规经营的法治氛围。
三、典型意义
1.依法全面审查,确保企业合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案件准确定性作为启动企业合规工作的先决条件,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完善证据,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职能作用。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意见,结合证据进行释法说理,解决控辩双方在案件定性方面的争议。积极稳妥开展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通过组织座谈、查阅企业年报、调取完税证明等材料、听取保险公司意见等方式,多角度审查涉案企业的制度漏洞、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合规意愿,确保后续开展的企业合规具有必要性、可行性。
2.兼顾企业经营模式和案件特点适用第三方机制,确保企业合规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保险公司在车险营销中往往与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企业暴露出的问题兼具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的双重特点。该案在启动第三方机制时充分考虑专业性和针对性,由汽修行业的行政监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组织、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合规考察结束后组织公开听证,邀请北京市银保监局工作人员从保险监管的角度提出专业意见,确保合规考察结果运用的科学性。
3.多措并举支持第三方机制运行,发挥企业合规中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启动第三方机制时,检察机关在保证办案安全的前提下向第三方组织提供涉案企业资料及相关案情,协助第三方组织实地调查,综合研判企业在合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合规监督考察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充分保证第三方组织独立履职的基础上,与第三方组织和企业分别建立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双向跟进企业合规整改进程、合规计划落实情况。第三方组织出具企业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后,检察机关及时回访涉案企业、保险公司,将审查工作做细、做实。
4.推进诉源治理,深化企业合规整改实效。在启动、推进、评估涉案企业合规过程中,兼顾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维护保险公司合法权益双重目标。保障保险公司的知情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通过深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促进保险合作更加规范、顺畅。立足司法办案,延伸检察职能,充分运用类案调研成果,携手行政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开展保险诈骗犯罪诉源治理专项工作,以个案合规推动行业合规。
案例二
山东潍坊X公司、张某某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中外合资企业 集团公司普遍推行合规 公开听证
【要 旨】
根据污染环境案件特点有针对性选任第三方组织,精准开展合规监督评估。结合中外合资企业的特点,外资集团公司要求在华十余家企业同步开展合规建设,探索合规国际标准本土化路径。积极引导外资企业树立生态环境理念,以生态环境合规建设为契机全面推动外资企业合规建设,积极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及生态保护大格局。
一、基本案情
山东潍坊X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是中国溴系阻燃剂产能最大的企业之一。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系该公司副总经理、生产经理。
2020年5月,张某某雇佣人员在厂区土地挖掘沟渠后填埋X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溴系阻燃剂落地料4.8吨。经山东省环境保护领域专业司法鉴定中心认定,上述倾倒特征物为危险废物。X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填埋危险废物4.8吨,涉嫌污染环境犯罪,张某某系X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案发后,张某某被依法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21年8月5日,公安机关以X公司、张某某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下简称滨海经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1年10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经评估,X公司在厂区土地挖掘沟渠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的行为,导致沟渠内的土壤被污染,案发后该部分被污染土壤已经全部挖掘用于计算溴系阻燃剂落地料的数量。经检测,除被污染土壤外,周围土壤环境质量未受到本次事件的损害,无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遂要求X公司支付土壤环境监测、现场调查、环境损害评估等费用8万元。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深入合资企业实地调查,审查启动企业合规考察。滨海经开区检察院经审查发现X公司、张某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4.8吨,构成污染环境罪,其中张某某作为负责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决定实施倾倒废物的行为,代表了单位意志且单位从倾倒废物行为中获益,X公司成立单位犯罪。X公司与张某某均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刑期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适用缓刑。审查起诉期间,检察办案人员先后多次前往X公司实地调查,了解到X公司是中国溴系阻燃剂产能最大的企业之一,X公司的外资投资方H集团在其国内外同时上市,入选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FTSE4Good Index Series,旨在识别根据全球公认标准,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良好的公司,并对其成绩进行表彰)。如果对X公司进行刑事处罚,将在全球范围对H集团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严重影响H集团富时社会责任指数成员的地位以及EcoVaidis(全球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权威评价机构)金牌评级。考虑到X公司的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失去众多国际订单,将严重影响企业的融资及生产运营的能力,进而可能导致企业大规模裁员。另发现X公司虽然设立了各种制度,但仍然存在生态环保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观念欠缺、操作规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在确认X公司已与当地政府达成赔偿协议,支付相关费用且将非法填埋物妥善处置,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对生态环境质量未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滨海经开区检察院经初步审查认定该公司符合企业合规适用条件,遂层报山东省检察院审批。2022年4月12日,山东省检察院同意对X公司启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
二是上下级检察机关联动,积极适用第三方机制。滨海经开区检察院根据案件罪名、案件性质、合规重点方向等方面,着重考虑第三方组织成员人数和行业身份,争取潍坊市检察院支持,由潍坊市检察院从全市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机抽取5名人员(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税务局各1人,律师2人)组建了第三方组织。在合规考察期间,两级检察院积极会同第三方组织成员多次到X公司实地考察,查看危险废物非法填埋现场及处置方式,认真研判X公司合规领域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督促X公司制定整改方案。
X公司成立专项合规建设领导小组,主动聘用外部专家及外部合规顾问(包括国家级、省级及世界银行专家库的环境专家)协助合规整改,重点对安全生产环节、危废物处置环节进行了检查整改,建立了环境安全合规管理体系,同时新设两处危废物仓库,新购置上框压滤系统用以减少落地物产生。考察期间,X公司补充制定了共计3200多页的修订制度目录、证据清单等专项合规整改材料,同时报送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组织,并根据双方提出的意见对合规整改方案进行了补充完善。X公司还建立合规风险发现、举报、监控及处理机制,建立合规绩效评价机制,推进考核与追责,并先后对企业人员开展12次全员合规培训、30多次专项合规培训,投资建立国际先进的“Go Arc”技术管理系统,企业合规文化得以重塑和深化普及。
三是通过听取汇报、现场验收、公开听证等方式,对监督考察结果的客观性进行充分评估论证。滨海经开区检察院经过对X公司制定的合规计划、整改方案,第三方组织制定的评估方案、评估指标体系、阶段性考察报告、合规整改考察评估报告等进行全面审查,对整改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核实,认可企业合规整改合格。2022年7月28日,滨海经开区检察院组织人民监督员、第三方组织成员、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公开听证,一致认为,X公司已经全面、有效完成了合规整改,并形成了长效合规管理机制,企业经营状况大为改观,同意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2022年8月5日,滨海经开区检察院对X公司、张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告。同时,滨海经开区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涉行政处罚的事由,建议区生态环境局结合X公司已经进行企业合规整改的具体情况从宽处罚。
三、典型意义
1.依法能动履职,全面准确把握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主要目的。滨海经开区检察院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精神为指导,先行到X公司调研和查看案发现场,积极推动X公司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合规建设使企业自身取得了持续发展的能力,保持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对本地其他化工企业起到了警示作用。截至2022年8月,X公司稳定原有就业人员近百人,并新增就业人员多名。此外,潍坊市滨海经开区管委会出具了对X公司扩产技术改造项目的联审意见,同意X公司每年增产4000吨溴系阻燃剂的生产,预计X公司当年新增投资1500万元,新增税收500万元,显著提高了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2.坚持检察上下一体,联动办案。经山东省检察院同意潍坊市滨海经开区检察院对该案启动涉案企业合规后,滨海经开区检察院结合当时该区尚未成立第三方机制委员会的实际情况,依托潍坊市检察院与市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会商,选定了包括市检察院特聘专家在内的人员组建第三方组织,同时对第三方组织成员的选任工作和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在办案过程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办案人员多次会同第三方组织成员到X公司进行考察、座谈、评估,在危险废物的识别流程、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环节、员工培训等方面,向X公司提出意见。企业合规整改完成后,上下两级检察院精准开展合规监督评估,督促X公司认真落实环保责任,弥补了X公司的监督管理漏洞,有效防止了再次发生相同或类似违法犯罪,助推X公司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3.结合中外合资企业特点,外资集团旗下在华十余家同类企业主动、全面开展合规建设,将ESG国际标准本土化,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项合规体系。企业合规整改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X公司所属集团公司曾获得EcoVadis评级金牌,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却遇到了挑战。究其原因,X公司虽然意识到应当将国际ESG合规标准应用于中国本地企业,但该标准内容多为体系与原则性规定,在中国落地必然需要依据中国法规与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细化。X公司虽然要求ESG合规标准融入管理全流程,制定了指导性规定,但具体到每位员工应当承担的责任时出现了偏差,且在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等环节存在漏洞,导致涉案企业危险废物处置由生产经理个人决策,未按照标准汇报公司后处理,从而发生污染环境的犯罪。
针对这一问题,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组织协助X公司结合我国法律分析本地常见违规情况,识别可能导致企业刑事责任的风险点,建议在类似重大决策层面,应将个人责任与集体决策相结合,帮助企业完成制度落地。X公司深入研究了案件发生的原因,参考H集团的ESG合规标准与当地最佳合规进行实践操作,使用新型合规方案,使新的决策机制在中国实践获得成功,并形成了双重预防机制智能化,从而将国际ESG合规标准本土化。H集团为落实该项机制,以点带面,主动将集团公司在中国的其他十余家企业均进行了内部合规整改,设立了风险监控与处理机制,真正实现了集团企业全面合规,保证了集团企业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案例三
山西新绛南某某等人诈骗案
【关键词】
诈骗 合规准备工作前移 专项合规组合 推动区域合规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启动涉案企业合规工作中,主动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积极稳妥在涉案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开展合规工作。因企施策,找准方向,标本兼治,为企业量身定制“安全生产+财税管理”专项合规组合推进路径。积极稳妥探索合规准备工作前移,在“重罪”案件中开展合规改革,坚持量化评估、科学验收,确保企业“真合规”“真整改”。
一、基本案情
L公司系从事塑料包装袋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实用性专利6项,部分业务涉及进出口贸易,现有员工300人,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营业收入2000余万元。L公司拓展家庭加工,为周边留守、老龄无稳定收入人群提供稳定收入来源,助力乡村振兴。南某某系L公司总经理,张某甲、张某乙分别系公司会计、工人。
2019年9月7日,张某乙在生产车间作业时遭机器轧伤右手。因公司未给工人张某乙缴纳工伤保险,为逃避企业承担高额赔偿金,南某某安排张某甲为张某乙于9月9日补缴工伤保险,采取办理出院再二次入院的手段,虚构张某乙受伤时间,骗取工伤保险赔偿款26万余元。案发后,南某某等3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L公司将26万余元返还社保中心。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邀请检察机关介入,涉案企业主动申请适用合规考察,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同步开展合规准备工作。2022年1月22日,根据L公司的申请,检察机关决定对L公司启动合规考察程序。2022年1月,新绛县公安局以南某某、张某甲、张某乙三人涉嫌诈骗罪向新绛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经三个月合规考察,2022年5月18日,新绛县检察院依法对南某某等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深入调查、依法审查,积极稳妥在企业骗保案件中适用合规机制。新绛县检察院在介入侦查环节组成办案组,依法审查企业经营情况,并多次深入L公司调查,走访生产关联村民家庭。经了解,L公司生产模式以车间加工为主、家庭手工为辅,解决了480个就业岗位,留守老人占比达37.5%,对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L公司经营状况稳定,产品销往域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前景良好,且在2021年10月新绛县遭受洪灾时,主动提供厂房安置灾民300余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调查、审查情况,结合南某某等人自首、认罪认罚、退赔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2022年2月11日,根据L公司的申请,决定对其正式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合规整改期3个月。同时,检察机关根据该案特点,及时商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组成了由安全评价专家、会计师、律师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小组。
二是精准把脉、标本兼治,监督评估有的放矢。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中发现,L公司在缴纳工伤保险方面存在问题,是案发直接原因,同时在员工管理、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执行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是引发骗保的深层次原因。新绛县检察院坚持标本兼治的合规整改原则,会同第三方组织为企业精准把脉,引导企业制定“安全生产+财税管理”专项合规组合计划,督促企业设立法务部门,健全企业员工管理及财务管理等制度,补充完善员工分级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构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现场作业规范执行奖惩体系,确保合规整改见实效。
三是量化评估、全面验收,合规考察效果显著。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组织紧密合作,科学制定评估方案,列出安全管理、生产作业、财税管理、企业制度建设4方面内容。明确了修订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和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应急演练,完善各类台账,清理生产作业现场,作业岗位悬挂明显的安全警示提醒,完善财税管理制度,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伤保险的缴纳责任到人,按月缴纳并予以公示,确定总经理全面负责的责任落实制度等24项内容详实细致的量化验收标准。L公司各项指标全部完成,被第三方组织认定为合规整改合格。经公开听证,检察机关对南某某等3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经整改,L公司制度建设和生产经营成效显著,2022年5月,L公司与国外3家公司顺利履行500万元编织袋购销合同。
四是检察建议推动专项治理,“以案促改”推动行政机关规范监管。检察机关在履职中,针对发现的县社保中心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存在保险理赔审查把关不严、工作混乱、监管不力等问题,分别向两家单位制发检察建议。要求社保中心增强科学管理意识,要求工业园区管委会加强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检察建议被全部采纳。2022年4月,社保中心开展了“工伤保险专项整治”活动,对近3年工伤理赔案件进行“回头看”,督促辖区企业补齐工伤保险资料50余份,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和规范审核、把关工作。同月,工业园区管委会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辖区内企业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对20家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抽查,消除重大安全隐患3处。
三、典型意义
1.准确把握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积极稳妥探索对重罪案件适用合规考察程序。本案中3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办案机关根据《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3条的规定,认为3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行为属于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可以适用合规考察程序。本案中的诈骗罪行为方式与普通诈骗罪存在许多不同,骗取的对象为政府部门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骗取行为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虽然刑法对诈骗罪未规定单位犯罪,但根据上述指导意见的规定,符合合规案件适用范围。刑法分则当中存在若干类似的罪名,由于未规定单位犯罪,但只要符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文件规定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条件,就可以纳入合规改革试点的案件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并不限于单位犯罪案件。本案中南某某、张某甲的行为按照诈骗罪量刑,基准刑为66个月,属于重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其具有自首、退赔退赃、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同时对涉案企业是否具备合规整改的条件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本案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完全符合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中的相关指导性文件规定。
2.合规准备工作前移,坚持全流程、系统性推进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介入侦查环节即着手开展合规准备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专项调查,准确全面地掌握了犯罪的原因、是否符合合规条件等基本信息,并与侦查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工商联等协作机构紧密沟通、达成共识。注重用足用好合规程序的工具箱,对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对企业慎重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有助于全面实现合规整改目的。同时,检察机关尽早开展合规准备工作,有助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后高质量开展合规考察,更能发挥合规“保企业”“保就业”等社会功能。
3.针对性制定专项合规组合计划,标本兼治推动真合规、真整改。检察机关借助第三方组织,紧扣财税制度混乱导致的漏保风险,以及安全生产执行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风险等问题,为企业量身定制“安全生产+财税管理”专项合规组合推进路径,向企业指明合规风险点,提出专业整改意见。同时,检察机关通过总结提炼《合规整改可行性评估报告》内容,建议第三方组织制定《合规整改情况验收表》,对企业合规整改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促进第三方组织准确履职,确保合规整改监督评估专业有据,考察验收结果更具说服力,合规整改成效更实。
案例四
安徽C公司、蔡某某等人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关键词】
外资企业 一体化办案 府检联动 生态修复
【要 旨】
检察机关依托“府检联动”工作机制,依法能动履职,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司法手段,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涉案企业合规适用,对涉多罪名涉案外资企业开展合规考察,通过个案合规推动行业合规,切实营造安商惠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力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基本案情
安徽C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注册成立于2010年4月,隶属于外资企业J控股集团。蔡某某系C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熊某、刘某某系副总经理,方某某系生产技术部主管。
C公司因拓宽采矿区的生产经营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林木采伐和道路扩建。2020年8月14日,经安徽省林业局审核,同意C公司扩建工程项目使用村集体林地16公顷。2021年2月2日,芜湖市繁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C公司申报,批准该公司在其申请的四至范围内采伐。但C公司在采伐和修路过程中,均未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2021年2月,在申领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经蔡某某同意,由熊某具体负责,安排员工对已征收的山林地实施林木砍伐。砍伐过程中,发生超审批许可砍伐林木情况。经鉴定,C公司超审批采伐林木蓄积量49.2236立方米。2021年4月,C公司因扩建项目修建道路,刘某某分管此项工作,方某某具体负责。但在修路过程中,超出了申请的范围。2021年7月13日,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鉴于C公司存在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和滥伐林木行为,向其下发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的通知。2021年8月,刘某某擅自向方某某下达复工指令,至同年11月工期结束。经鉴定,C公司未经审批占用林地面积91.056亩,均为用材林。
2021年11月20日,芜湖市公安局繁昌分局对C公司以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蔡某某、熊某以滥伐林木罪,对刘某某、方某某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立案侦查,并对四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繁昌区检察院应繁昌公安分局邀请派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案发后,C公司表示愿意就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磋商和修复并以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保障治理费用,充分弥补损失;涉案人员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主动提出合规整改意愿。2022年3月11日,繁昌公安分局将该案移送繁昌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繁昌区检察院经层报省检察院同意后于2022年5月启动合规考察程序,经过两个月的考察,2022年7月,第三方组织评估C公司合规整改合格后,繁昌区检察院依法对C公司及涉案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坚持一体化办案,审慎启动涉案企业合规程序。案发后,繁昌区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了解案件情况,并及时与公益诉讼部门对接,组成工作专班,做到刑事案件办理与公益诉讼办理同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工作专班第一时间赴涉案企业和案发矿区现场调查取证,并及时向市检察院和区委汇报案情。经市检察院批准,市、区两级检察机关抽调办案骨干成立联合办案组,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经查,C公司成立以来,为当地提供300余个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近两年的年纳税额超6千万元,关联下游企业年纳税额3亿余元。同时,该企业主动承担当地350户村民自来水费,积极参与抗洪抢险、疫情防控等公益活动。案发后,涉案企业主动委托第三方机构制定植被恢复治理实施方案,投入专项经费460余万元用于生态恢复治理,以弥补犯罪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企业还明确表示愿意缴纳保证金来保障后续治理费用。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涉案企业的案发原因、合规整改意愿、社会贡献度、发展前景以及案发点受损林地恢复治理情况,在层报安徽省检察院同意后,决定启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
二是依托“府检联动”,有效凝聚合规整改合力。为争取支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芜湖市检察院依托“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在该案办理基础上,推动出台《芜湖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施意见》。繁昌区检察院与区行业主管部门就该案所涉违法行为、生态恢复治理要求等具体事项反复磋商沟通,召开府检专题座谈会3次。同时检察机关邀请来自繁昌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的2名特邀检察官助理加入办案组,不仅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还协助开展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工作,为该案办理提供专业化支持。
三是专注缺陷补救,切实增强涉案企业全员法律意识。C公司虽持有采伐许可证和规划许可证,但超量采伐,且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造成环境资源损害,暴露出C公司在环保绿色生产、安全生产承诺及合规管理方面法律意识淡薄。为此,C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任命专人担任合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到C公司担任合规办公室主任,在对C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及制度执行履行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同时,推动企业合规和“边开采边治理”理念向整个集团辐射,积极打造和申报“省级绿色矿山”。C公司在合规建设阶段,邀请了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律师等专业人员就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开展了法律培训,编制了员工行为手册,并通过考试的方式巩固员工学习成果;同时,在用林用地、动土动工等重大事项上建立了分级管理制度,树立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红线意识。
四是聚焦生态修复,推动合规整改走深走实。根据该案特点,检察机关邀请环保、林业、土地方面的专家学者,建立专业化的第三方组织。第三方组织先后4次现场查验,研判问题不足、提出针对性解决意见,并推动C公司在原定实施方案基础上,增加铺种草皮42000平方米,以“挂网喷播”技术恢复植被30000平方米,恢复治理费用由计划投入192万元增至实际支出460余万元,生态恢复治理力度得到大幅提升。在合规整改评估验收通过后,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就合规考察工作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会议邀请行业代表、律师、人民监督员等5名听证员,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侦查机关、主管部门代表等10余人旁听。经评议,参与听证各方对C公司合规建设成效给予肯定,并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和涉案人员拟不起诉的意见。
三、典型意义
1.注重理念指引,积极探索对多罪名涉案企业开展合规考察。本案涉案企业涉嫌2个罪名、涉案自然人较多,芜湖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强化上下联动,结合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适用条件,对该案探索开展环保合规,并推动相关机制的建立。办案机关考虑到涉案企业虽涉嫌两个罪名,但两罪之间具有密切关联,鉴于犯罪成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法益修复情况等因素,可以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考察。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还将涉案企业合规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合,在确保合规整改实效性的前提下确定合适的考察期限。同时办案机关积极依托“府检联动”机制,有效形成企业合规整改合力,督促涉案企业履行合规承诺的同时,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2.发挥主导责任,扎实推进合规进程。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涉案企业虽有强烈的合规整改意愿,但因生态治理难度大、投入高,案发地的恢复治理工作迟迟未能跟进。检察机关严格把握企业合规适用条件,在督促涉案企业对损害后果采取必要的补救挽损措施后,才正式启动合规程序,并在合规建设期间,多次邀请第三方组织现场核查合规计划的执行落实情况。同时切实做好企业合规“后半篇文章”,通过上级集团公司直接派遣合规团队介入,督促涉案企业建立用林用地风险防控体系及处理机制,推动出台《合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帮助涉案企业和员工树立合规意识,筑牢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3.延伸监督职能,实现行业合规治理。企业合规的最终目是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繁昌区检察院在依法对C公司和蔡某某等涉案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充分总结该案暴露的行业治理问题,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个案合规”向“行业合规”延伸。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在深入辖区内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召开全区矿山开采行业专题会议,通报C公司案件情况,要求各相关企业完善配套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并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检察机关通过C公司环保合规案件的办理,推动行业治理,较好地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五
浙江杭州T公司、陈某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网络科技公司 互动式广告 制度建构与技术升级 数据合规指引
【要 旨】
互联网广告的高频性、易变性和非接触性,导致经营互联网广告业务的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难以判断广告主的违法性,极易成为网络违法犯罪的“帮凶”。检察机关针对互联网广告行业属性、技术行为合规规则,发挥“行政主管+业务专家”联动监督的叠加优势,以“制度规范+技术合规”综合施策,提升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评估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注重强化诉源治理,制定出台企业数据合规指引,积极探索建立对科创企业的适度容错机制,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基本案情
杭州T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公司)成立于2017年,系香港上市公司D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第三方互动式广告平台业务。D公司旗下“线上用户运营SaaS”“银行营销SaaS”“第三方互动式广告平台”三个业务板块均在国内行业领先。T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业务发展迅速,现有员工300余人,累计纳税超亿元,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先后荣获诸多政府和行业荣誉奖项。陈某某等12人分别为T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业务员。
2017年,T公司发现其互动广告业务中部分代理商可能存在发布彩票广告和疑似涉赌信息的情形,但为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兼任T公司、D公司董事长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与时任公司总裁黎某某等人商定,仍由T公司销售部人员对接相关代理商,商谈投放费用;运营部人员落实广告投放平台、投放时间、投放区域,采用直推或加粉方式向网络平台推送广告及后续维护;商务部人员在网络平台购买广告位进行发布,处理投诉和相关舆情;风控部人员对已上线广告明显为赌博页面的及时予以下架,规避查处。案发后,T公司第一时间下架所有该类型广告,并主动退出1350万元非法获利。
2021年5月13日,西湖区检察院依法受理了犯罪嫌疑单位T公司、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12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针对该案是否涉嫌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认为,T公司、陈某某等人与上游犯罪分子没有共谋或默认的共同故意,也未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没有直接从上游犯罪行为中获取高额利益,在侦查机关未能对上游赌博平台进行查证的情况下,不宜认定T公司、陈某某等人与上游被帮助人存在积极的意思联络,案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较为适宜。经开展社会调查,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于2022年2月决定对T公司启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在T公司完成有效合规整改后,2022年9月,西湖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单位T公司、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12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精心审查,充分论证确保合规考察的必要性。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西湖区检察院多次实地走访企业,调查企业规模以及实际经营状况,听取企业在案发至移送审查起诉期间的整改情况汇报。经深入了解,T公司作为一家成长型科技企业,规模发展迅速,管理层及员工普遍存在重业绩增长轻法律风险等问题,且公司在停止违法行为后,其业绩稳中向好,具备合规整改的基础和意义。西湖区检察院与监管部门、上级检察院开展共同研判,考虑到公司发展前景较好,涉案业务比重小,主要业务运营合法,结合管理层主动停止违法行为着手合规整改的情况,在对其提交的合规申请、整改计划等材料认真审查后,决定对该公司开展合规考察。
二是精准施策,多管齐下确保合规方案的科学性。决定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考察后,西湖区检察院根据企业特点,科学选任第三方组织,邀请省、市两级检察院参与并实际指导企业的合规整改工作,充分研究并提出整改方向和建议。一方面,指导企业深入剖析涉案原因:公司高速发展的业绩压力使管理层忽视了合规治理的重要性,导致内部风险管理水平与业务体量不匹配;广告审核制度不完善、线上风控技术能力较弱,内部核心岗位人员权责不明,制度建设未落实,人力及预算投入不够造成审核力度不足等。另一方面,指导企业制定合规整改方案:成立合规委员会,制定《T公司合规委员会章程》,避免管理者个人意志左右公司合规决策;创制《合规事项异议处理办法》《员工奖惩制度细则》《合规监察举报办法》,建立四级合规异议制度,初步形成体系性的日常合规事项管理制度;强化广告业务审核,对内全面更新广告业务内容审核,对外创设广告主身份认证规范,充分落实监管责任,避免第三方代理商及广告主违规发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广告;落实技术合规目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创设一系列广告落地页监控手段,针对违法广告开发了系列技术专利;加强内部人员合规意识,通过合规培训、警示教育、合规专项月等形式,强化“人人合规、事事合规”意识。
三是精细考察,多方评定确保审查结果的公正性。合规考察期间,公司“一周一汇报、一月一总结”,及时解决整改中的问题。2022年5月考察期满后,第三方组织认为T公司按要求完成合规整改计划,评定合规整改合格。西湖区检察院经过事后走访、现场验收等方式对该结果予以充分审查。为保障涉案企业及时复工复产,同年9月,西湖区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会,邀请省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工商联代表、第三方组织成员等参加或旁听。经评议,与会人员对T公司合规整改成效充分肯定,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T公司及涉案人员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四是精良治理,系统防范新业态伴随的法律风险,确保企业发展的持续性。西湖区检察院通过办案发现,浙江数字经济发达,部分新业态常常游走在法律边缘,相关案件类型新、争议大,如果在企业违法犯罪之后再行治理,多是“亡羊补牢”,也不可避免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西湖区检察院根据本地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实际,推动相关部门共同探索企业事前合规,主动联合该区九个部门研究出台《西湖区预防性企业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的意见(试行)》,横向联动形成合力,以“我管”促“都管”,对有刑事风险的企业进行事先预警和评估。同时,注重强化行业系统治理,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颁布实施为契机,牵头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调研论证,制定出台了《西湖区企业数据合规指引》,创建企业数据刑事合规通道,助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三、典型意义
1.强化能动履职,深入推进企业整改。检察机关从个案出发,考虑涉案企业系辖区重点培育企业,公司规模较大、员工达千余人,所涉犯罪涉及公司部分业务,罪名反映问题较新等诸多因素,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企业经营发展、保障劳动力就业等公共利益角度综合考虑决定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整改。检察机关将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制度融合推进,督促企业重新审视经营流程和机制漏洞,引导企业从源头上完善内部管理体系。
2.选好第三方组织,确保监督评估效果。第三方组织承担对涉案企业的调查、监督、评估、考核等职责,其专业人员库能否用好,直接关系第三方监督评估的实际效果。该涉案企业存在互联网企业营运模式的专业化特征,且本案又涉互联网广告运营这一特殊领域,检察机关基于涉案合规业务的特性,组建由浙江大学网络安全学术专家、行政主管机关领导、广告业内专家、法律实务专家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行政主管的政策引导和业务专家的技术支撑下,合规指导精准有力。
3.针对犯罪成因的专项合规计划辅之以技术监管,形成行业合规示范效应。该案中,针对广告主身份认证这一关键问题,检察机关和第三方监督评估组要求涉案企业克服困难坚决整改到位,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也要管理好合作伙伴。通过“制度构建+技术升级”,涉案企业初步建立了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一方面,通过对合作伙伴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行业风气;另一方面,也通过技术提升,在违法广告的巡查、筛选方面提出了六项专利权申请,将作弊监测系统、防篡改系统、自动审核系统、异常排查系统等技术手段应用于涉互联网广告行业相关企业,以点带面,有效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4.强化诉源治理,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办案检察机关通过联合相关部门搭建平台、整合数据、对有刑事风险的科创企业进行事先预警评估,督促开展合规整改,探索建立适度容错机制,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同时,通过制发数据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自主构建数据合规管理、运行、保障和处置体系,强化企业数据安全保障意识和犯罪预防意识,实现“惩”“防”“治”工作的一体化开展,较好地推动了末端处理与前端治理的有机融合,有力促进了区域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彰显了检察担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
(法明传[2018]7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
二、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津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比如,对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件等,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再审案件改判引用法律条文时,尽可能引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等法律。
三、对于符合改判条件的终审案件,要加大调解力度,尽可能消化在再审审查阶段或者再审调解阶段。案件必须改判的,也要尽量做好当事人服判息诉工作。
四、对于符合上述改判条件的终审案件,也可由执行部门尽量通过执行和解等方式,解决对利益严重受损的配偶一方权益保护问题。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7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2017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6次会议通过,
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法释〔2018〕1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一、受案范围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三)行政指导行为;
(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二、管辖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四条 立案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改变、追加被告等事实和法律状态变更的影响。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一)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案件;
(二)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三)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第六条 当事人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认为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或者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七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决定自行审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七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决定自行审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八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地。
对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又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处罚不服的,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是指因行政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而提起的诉讼。
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一)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
(二)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和形式提出管辖异议,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的。
三、诉讼参加人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
(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
(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
第十三条 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
第十四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近亲属起诉时无法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取得联系,近亲属可以先行起诉,并在诉讼中补充提交委托证明。
第十五条 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原告;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个体工商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并应当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
第十六条 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
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认为行政行为损害法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业主委员会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
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
第二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
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
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以其所属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实行垂直领导的,以垂直领导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当事人对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为被告。
当事人对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五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第二十六条 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
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其参加诉讼。
前款所称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是指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行政争议,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第三人,其不参加诉讼,不能阻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
第二十九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的同一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与行政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义务或者减损其权益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由他人代书,并由自己捺印等方式确认,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被诉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为委托成立。当事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
第三十二条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工作人员身份参加诉讼活动,应当提交以下证据之一加以证明:
(一)缴纳社会保险记录凭证;
(二)领取工资凭证;
(三)其他能够证明其为当事人工作人员身份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社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者依法免予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
(二)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
(三)代理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
(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
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在专利行政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
四、证据
第三十四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五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三十五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七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
第三十八条 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清单的情况记录在卷。
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出庭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说明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二条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四十五条 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第四十六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或者第三人有利的,可以在开庭审理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行政机关提交。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行政机关提交,因提交证据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预付。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基于该证据主张的事实成立。
持有证据的当事人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证据或者实施其他致使证据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基于该证据主张的事实成立,并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五、期间、送达
第四十八条 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
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
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视为在期限内发送。
第四十九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案期限,因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通知原告限期补正的,从补正后递交人民法院的次日起算。由上级人民法院转交下级人民法院立案的案件,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的次日起算。
第五十条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审理期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调解期间、中止诉讼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审理期限。审理期限自再审立案的次日起算。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应当直接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时报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
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传真号、电子信箱等电子送达地址。
当事人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未及时告知的,人民法院按原地址送达,视为依法送达。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进行送达。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六、起诉与受理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第五十四条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
(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
(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
(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
(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由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代为起诉的,还应当在起诉状中写明或者在口头起诉时向人民法院说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并提交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代理权限证明等材料。
第五十五条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状内容和材料是否完备以及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第五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
第五十七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立案的机关管辖;同时立案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第五十八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
第五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应当以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为共同被告,并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第六十一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立案。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
第六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
第六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六十七条 原告提供被告的名称等信息足以使被告与其他行政机关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
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第六十八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第七十条 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七、审理与判决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当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应当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且无法及时作出决定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七十三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合并审理:
(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对同一事实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三)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的申请,法庭可以依法当庭驳回。
申请人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七十五条 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上述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当事人对保全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七十七条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当事人对保全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七十八条 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涉及财产的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七十九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
第八十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八十一条 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确认判决。
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
第八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三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对同一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发生新的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第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案件,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迳行调解。
第八十五条 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书生效日期根据最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确定。
第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当事人同意公开的除外。
经人民法院准许,第三人可以参加调解。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调解。
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愿调解、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八十七条 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原告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七)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八十八条 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因本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九十日仍无人继续诉讼的,裁定终结诉讼,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
第八十九条 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第九十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十一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第九十二条 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第九十三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第九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经释明,原告请求一并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赔偿事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一并判决。人民法院也可以告知其就赔偿事项另行提起诉讼。
第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
(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
(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
第九十七条 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 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
(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一百零一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立案;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零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能够明确区分;“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责任承担等没有实质分歧。
第一百零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用口头通知、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第一百零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十五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合理的答辩期间。
人民法院应当将举证期限和开庭日期告知双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双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当事人双方均表示同意立即开庭或者缩短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理或者确定近期开庭。
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零六条 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
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和裁定后,当事人均提起上诉的,上诉各方均为上诉人。
诉讼当事人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上诉,没有提出上诉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其他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第一百零八条 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发送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已经预收的诉讼费用,一并报送。
第一百零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当予以赔偿的,应当判决驳回行政赔偿请求。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一百一十条 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一百一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第一百一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再审申请案件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法院根据审查再审申请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依法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再审申请人,对其再审事由一并审查,审查期限重新计算。经审查,其中一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各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的,一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一百一十五条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询问的,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立案,但有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一百一十八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
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作出裁定,裁定应当写明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情况紧急的,可以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但应当在口头通知后十日内发出裁定书。
第一百一十九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和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
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本解释规定的申请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
人民法院经再审,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一并审理。
第一百二十一条 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一)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请求,人民法院准许的;
(二)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撤回再审请求处理的;
(三)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
(四)其他应当终结再审程序的情形。
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终结后,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原生效判决自动恢复执行。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立案、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
(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一百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指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的除外。
人民法院在审查抗诉材料期间,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
第一百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开庭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裁定再审,并通知当事人;经审查,决定不予再审的,应当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裁定再审的案件,不受此前已经作出的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裁定的限制。
八、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第一百二十八条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
第一百二十九条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基本情况、案件由来部分予以列明。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
行政机关拒绝说明理由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第一百三十条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被诉行政行为是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地方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被诉人民政府相应的工作人员。
第一百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该行政机关负责人职务的材料。
行政机关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并载明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和代理权限。
第一百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或者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九、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第一百三十三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行政复议决定既有维持原行政行为内容,又有改变原行政行为内容或者不予受理申请内容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第一百三十五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第一百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对原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可以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者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
十、相关民事争议的一并审理
第一百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民事争议,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第一百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或者案件当事人一致同意相关民事争议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人民法院准许的,由受理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行政案件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民事案件尚未立案的,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民事案件已经立案的,由原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发现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当事人没有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一并解决民事争议。当事人就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已立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行政诉讼的审理。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审理期限内。
第一百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
(一)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
(二)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或者协议管辖约定的;
(三)约定仲裁或者已经提起民事诉讼的;
(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情形。
对不予准许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一百四十条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民事争议应当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不另行立案。
第一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在调解中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 对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应当分别裁判。
当事人仅对行政裁判或者民事裁判提出上诉的,未上诉的裁判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全部案卷一并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未上诉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第一百四十三条 行政诉讼原告在宣判前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行政诉讼原告撤诉,但其对已经提起的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应当按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标准分别收取诉讼费用。
十一、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由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第一百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
制定机关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行政机关未陈述意见或者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能阻止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第一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并审查时,可以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是否超越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等方面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一)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的;
(二)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三)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四)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情形。
第一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上一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机关。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修改或者废止该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
规范性文件由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规范性文件的主办机关或者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
接收司法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司法建议之日起六十日内予以书面答复。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制定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立即停止执行该规范性文件。
第一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应当在裁判生效后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备案。涉及国务院部门、省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建议还应当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一百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十二、执行
第一百五十二条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调解书,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或者其他行政给付义务,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五十四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百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二)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
(三)申请人是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催告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应当提交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
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行政机关对不予受理裁定有异议,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第一百五十六条 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五十七条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的,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下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百五十八条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六个月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行政裁决,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规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一百六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七日内由行政审判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前发现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听取被执行人和行政机关的意见,并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由本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
第一百六十一条 被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
(二)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三)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
(四)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行政机关对不准予执行的裁定有异议,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裁定。
十三、附则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一百六十三条 本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厅(局)及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厅(局)、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局、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现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司法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1月2日
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职能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就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如下协作意见。
一、关于线索移送的问题
1.完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各方应积极借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的经验做法,逐步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相关信息实时共享。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涉嫌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应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办理。
2.建立交流会商和研判机制。各单位确定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建立执法情况和公益诉讼线索交流会商和研判机制,由检察机关召集,每年会商一次,确有需要的,可随时召开。有关行政机关也可就本系统行政执法和公益诉讼线索情况单独进行交流会商,共同研究解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执法中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易发、高发的系统性、领域性问题,可以集中提出意见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对检察机关办案中的司法不规范等问题,可以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
3.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根据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向检察机关提供行政执法信息平台中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和监测数据,以及环保督察等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信息。检察机关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提供已办刑事犯罪、公益诉讼等案件信息和数据信息。进一步明确移送标准,逐步实现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可能存在履职违法性问题提前预警等功能。
二、关于立案管辖的问题
4.探索建立管辖通报制度。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并进行诉前程序。对于多个检察机关均有管辖权的情形,上级检察机关可与被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上级机关加强沟通、征求意见,从有利于执法办案、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确定管辖的检察机关。
5.坚持根据监督对象立案。对于一个行政执法机关涉及多个行政相对人的同类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作为一个案件立案;对于一个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事件,多个行政机关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分别立案。
6.探索立案管辖与诉讼管辖适当分离。上级检察机关可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虑被监督对象的行政层级、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社会影响、治理效果等因素,将案件线索指定辖区内其他下级检察机关立案。在人民法院实行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地区,需要提起诉讼的,一般移送集中管辖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诉讼。
三、关于调查取证的问题
7.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对于重大敏感案件线索,应及时向被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上级机关通报情况。行政执法机关应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
8.建立专业支持机制。各行政执法机关可根据自身行业特点,为检察机关办案在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如协助做好涉案污染物的检测鉴定工作等。检察机关可根据行政执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要求,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9.做好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的衔接。深化对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关系的研究,加强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做好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配合和衔接。
四、关于司法鉴定的问题
10.探索建立检察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和使用衔接机制。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有序发展的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鉴定委托难等问题,适当吸纳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检测机构,加快准入一批诉讼急需、社会关注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针对鉴定规范不明确、鉴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加快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标准规范的修订、制定等工作,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加强对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监督管理,实行动态管理,完善退出机制,建立与司法机关的管理和使用衔接机制,畅通联络渠道,实现信息共享,不断提高鉴定质量和公信力。
11.探索完善鉴定收费管理和经费保障机制。司法部、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指导地方完善司法鉴定收费政策。与相关鉴定机构协商,探索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时先不预交鉴定费,待人民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与有关部门协商,探索将鉴定评估费用列入财政保障。
12.依法合理使用专家意见等证据。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涉及案件的专门性问题难以鉴定的,可以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并参考行政执法机关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认定。
五、关于诉前程序的问题
13.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履职尽责的标准。对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和认定,应以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法定职责为依据,对照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是否全面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监管手段、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为标准。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可通过听证、圆桌会议、公开宣告等形式,争取诉前工作效果最大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研究出台文件,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
14.强化诉前检察建议释法说理。检察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要准确写明行政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意见部分要精准、具体,并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要严守检察权边界,不干涉行政执法机关的正常履职和自由裁量权。
15.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行政执法机关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反馈,确属履职不到位或存在不作为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因客观原因难以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的,应当制作具体可行的整改方案,及时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不存在因违法行政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情形的,应当及时回复并说明情况。
六、关于提起诉讼的问题
16.检察机关应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执法机关仍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状态尚未得到实质性遏制的,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7.行政执法机关应依法参与诉讼活动。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执法机关应按照行政应诉规定相关要求积极参加诉讼,做好应诉准备工作,根据诉讼类型和具体请求积极应诉答辩。对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要继续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力争实质解决。对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要严格执行,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主动依法履职。
七、关于日常联络的问题
18.建立日常沟通联络制度。各方应明确专门联络机构和具体联络人员,负责日常联络及文件传输等工作。各方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讨解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司法办案中突出存在的确定管辖难、调查取证难、司法鉴定难、法律适用难、从严惩治难等问题。对于达成一致的事项,以会议纪要、会签文件、共同出台指导意见等形式予以明确。检察机关和各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在日常工作层面进一步拓宽交流沟通的渠道和方式,建立经常性、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机制。
19.建立重大情况通报制度。为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时处置突发性、普遍性等重大问题,对于涉及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及检察公益诉讼的重大案件、事件和舆情,各方应当及时相互通报,共同研究制定处置办法,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办案中发现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20.建立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机制。各方开展的涉及对方工作范围的专项行动等,可邀请对方参与,真正形成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执法工作合力,共同促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依法行政。
八、关于人员交流的问题
21.建立人员交流和培训机制。各方可定期互派业务骨干挂职,强化实践锻炼,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素质。检察机关可聘请部分行政执法机关业务骨干任命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共同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举办相关培训时,可以为各方预留名额,或邀请各方单位领导和办案骨干介绍情况,定期开展业务交流活动,共同提高行政执法和检察监督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互联网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课题立项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互联网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课题立项公告
经研究决定,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互联网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课题立项14项,现予公布:
[GJ2019HX01]网络爬虫行为刑事法律规制:东南大学法学院刘艳红
[GJ2019HX02]网络爬虫行为刑事法律规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许娟
[GJ2019HX03]网络借贷类非法集资案件追赃挽损机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聂建华
[GJ2019HX04]互联网金融犯罪大数据证据的定位与运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吴春妹
[GJ2019HX05]互联网金融领域反洗钱的挑战与应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龚培华
[GJ2019HX06]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边界:最高人民检察院王凤涛
[GJ2019HX07]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边界:苏州大学法学院康敬奎、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邓根保
[GJ2019HX08]集资类犯罪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曲新久、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检察院周绪平
[GJ2019HX09]互联网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研究:江苏大学法学院王刚、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胡胜友
[GJ2019HX10]新型互联网金融犯罪刑法规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吴飞飞
[GJ2019HX11]互联网金融犯罪领域刑事推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杜邈
[GJ2019HX12]司法机关调取互联网企业数据信息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贝金欣
[GJ2019HX13]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刑事法律边界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缐杰
[GJ2019HX14]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不良信息规制研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高艳东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2019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1年12月1日)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二批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最高检第六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典型案例体现了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理念,既有对常见高发虚假诉讼行为的跟进监督,又有聚焦公共利益保护的民事检察监督,还包括一些民事执行领域的新旧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
这5件典型案例分别是:利用挂靠经营便利,将个人债务转嫁为被挂靠单位债务的范某传与吴某某等九人虚假诉讼跟进监督案;阐述“刑民并行”办案理念的周某凤与林某辉、武夷山市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跟进监督案;聚焦公共利益,避免生态公益林遭滥伐的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买卖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网络司法拍卖文字说明严重失实导致竞买人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陈某振申请执行监督跟进监督案;对执行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处理过轻及时“亮剑”的张某伟与江某勇等民间借贷纠纷跟进监督案。
在格式上,典型案例分为关键词、基本案情、检察监督、典型意义等四部分内容。在检察监督部分,案例又进行了细分,分为初次监督和跟进监督两部分,清晰地还原了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工作的流程。
该负责人表示,在印发第一批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再次印发案例旨在进一步明确法定性与必要性相结合的民事检察监督标准,培育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做到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相统一。
范某传与吴某某等九人虚假诉讼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虚假诉讼 再审检察建议 跟进抗诉 失信惩戒
【基本案情】
范某传是安徽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的侄子。范某浩、范某传自1999年至2008年借用安徽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集团)施工资质和名义承揽工程建设项目。2008年12月起,范某传也开始挂靠其他建筑公司从事项目承建。从2009年底开始,范某传不再以某建设集团名义承接工程。2010年至2013年间,范某传因工程建设需要周转资金,以个人名义从吴某某等人处借款。2014年7、8月间,范某传因无力偿还个人借款,向吴某某等人出具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私章的新借据,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借款利息等其他内容保持不变。随后,范某传委托代理律师、缴纳诉讼费用,指使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持新借据以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某建设集团为被告向法院起诉。
2014年12月,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起诉,诉请法院判令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某建设集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理由是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因建设工程资金周转需要,从吴某某等十一名出借人处借款共计597万元,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分别向他们出具《借支单》或《借条》,借据上加盖有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范某浩个人印章。2016年7月,上述十一名出借人中因李某展在一审审理中撤回起诉、范某升自认借款系范某传个人借款、吴某某提交证据存在矛盾,该三个案件一审被判败诉。除此之外,其他八名出借人一审均胜诉,某建设集团、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不服该八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市中院)提起上诉。出借人之一吴某某不服一审败诉结果亦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017年3月二审法院先后作出九份终审判决,维持八名出借人一审胜诉的判决结果;改判吴某某二审胜诉;驳回了某建设集团及其四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某建设集团收到一审民事诉状后,以上述十一起民间借贷自己毫不知情、相关民事诉讼涉嫌诈骗为由,向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报案。2015年6月2日,该分局以范某传及相关债权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某建设集团向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经检察机关监督,2017年7月28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2018年5月30日,高新区检察院以范某传涉嫌虚假诉讼罪向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8月20日,一审法院判决范某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合肥市检察院)以一审判决量刑畸轻为由向合肥市中院提出抗诉。2018年12月19日,合肥市中院以虚假诉讼罪改判范某传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
【检察监督】
(一)初次监督
审查情况 在范某传涉嫌虚假诉讼罪一案提起公诉后,合肥市检察院依职权对相关民事案件进行了审查,确认存在虚假诉讼事实。
监督意见 2018年9月14日,合肥市检察院向合肥市中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范某传因无力偿还个人借款,向11名出借人出具了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负责人私章的新借据,并以提供代理律师、缴纳诉讼费用等方式,指使上述十一人持捏造的借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某建设集团及其四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涉及金额本金达597万元,致使人民法院作出九份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范某传指使他人以捏造的借据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某建设集团及其四分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虚假诉讼,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监督结果 2018年11月7日,合肥市中院向合肥市检察院复函,决定对上述民事案件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再审审查过程中,吴某某等九人申请撤回起诉。合肥市中院认为,吴某某等人撤回起诉的请求,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遂于2018年12月作出民事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合肥市检察院认为准予撤诉处理明显不当,提请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二)跟进监督
审查情况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查明,范某传指使吴某某等人持伪造的借据提起民事诉讼,致某建设集团为应诉支出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费用合计约30余万元。二审判决生效后,吴某某等人申请强制执行,某建设集团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长达一年多不能参与招投标活动,也不能申请金融贷款。此外,吴某某等人在原审法庭上作虚假陈述,误导法院作出错误判决。
监督意见 2019年11月4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就合肥市中院前述九份民事裁定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吴某某等九人受范某传指使,以伪造的借据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对吴某某等人提出的撤诉申请,人民法院应严格审查,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参与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人予以惩戒。原审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监督结果 2020年6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合肥市中院原审裁定及高新区法院原审判决,驳回吴某某等九人的诉讼请求,同时决定对吴某某等九名起诉人分别给予2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罚款惩戒。对于代理律师焦某决定给予其罚款20000元的民事诉讼制裁措施,并就代理律师参与虚假诉讼的违法问题,向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律师协会发出司法建议。此外,吴某某等人还向某建设集团自愿赔偿律师费等直接经济损失45万元。
【典型意义】
(一)本案对建筑工程领域挂靠现象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有利于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实践中,建筑工程领域借用资质承包工程、高息借用资金垫付工程款等违法违规现象较为普遍。一旦发生纠纷,有的行为人为转嫁债务或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双方恶意串通或单方捏造事实等方式实施虚假诉讼,意图将个人债务转嫁给第三方。本案中,范某传利用之前挂靠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的便利条件,向吴某某等人出具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私章的新借据,将个人债务转嫁为公司债务,并企图通过司法程序将违法转嫁债务的行为合法化,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本案的处理,既是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打击,也给被挂靠人一个警示,出借资质不但违反行政法规,还可能给违法行为人以可乘之机,最终得不偿失。对上述情况,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及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建筑工程领域从业者应当严格依法承揽工程、组织施工、加强对公章和资质的管理,防止不法行为人有机可乘。
(二)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对初次监督后,法院无正当理由不采纳或者处理不当的,可以依法跟进监督,及时惩治虚假诉讼行为。本案中,范某传利用之前挂靠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的便利条件,向吴某某等人出具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私章的新借据,将个人债务转嫁为第三方公司债务,并企图通过司法程序固化虚假债权,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对此,检察机关及时向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指出范某传伪造证据、串通吴某某等人实施虚假诉讼,骗取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的事实,应当予以严惩。在法院以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准许吴某某等人撤回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撤诉申请应严格审查,查明涉案诉讼为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依法对撤诉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对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惩戒”的规定,依法跟进监督,通过抗诉促使上级法院再审判决驳回了吴某某等人的诉讼请求,并对相关当事人予以罚款惩戒,有力震慑了虚假诉讼行为。
周某凤与林某辉、武夷山市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虚假调解 逃避债务 刑民交叉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11日,周某凤向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夷山市法院)起诉武夷山市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大酒店)及法定代表人林某辉。周某凤称华某大酒店、林某辉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4年9月29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多次向周某凤借款共计1505万元。2016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还款确认书》,对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时间以及实现债权费用等予以确认。周某凤诉请判令华某大酒店、林某辉偿还借款本金1505万元及利息,承担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等其他费用,并于2017年8月14日申请诉中财产保全。2017年8月22日,武夷山市法院依据周某凤提出的申请裁定查封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房产。案件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认可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武夷山市法院遂作出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周某凤随即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拍卖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房产。
【检察监督】
(一)初次监督
案件来源 案外人何某清系林某辉债权人,对林某辉享有750万元的债权。何某清得知上述情形后,向武夷山市法院反映周某凤与林某辉、华某大酒店恶意串通,虚构事实,骗取法院民事调解书,进而参与执行分配,侵犯了其合法利益。武夷山市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案系虚假诉讼为由,未予处理。2019年3月13日,案外人何某清向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夷山市检察院)提出控告。
审查情况 武夷山市检察院接到控告后,对上述案件进行审查,发现该案存在以下异常:一是诉讼时间节点异常。华某大酒店房产因与何某清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于2016年8月23日被武夷山市法院裁定查封,后经双方协商,2017年7月13日,法院裁定解封。同年8月11日,周某凤即向法院起诉华某大酒店、林某辉,并于8月14日申请查封华某大酒店房产,存在逃债嫌疑。二是原被告双方为亲属关系。林某辉系华某大酒店法定代表人,是周某凤的舅舅。三是涉案金额巨大,庭审却无对抗性,双方很快达成调解协议。针对上述疑点,武夷山市检察院随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在对华某大酒店、周某凤、林某辉等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调查时,发现周某凤账户有100万元流水异常。即周某凤通过其名下一个账户将100万元转给华某大酒店账户后不久,华某大酒店实际控制人林某辉利用其控制的其他人账户将100万元返回到周某凤名下同一账户。通过初步调查核实,2019年6月18日,武夷山市检察院认为周某凤与林某辉、华某大酒店涉嫌虚假诉讼违法犯罪,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至福建省武夷山市公安局。公安机关经过初查发现,本案所涉及的9笔借款中有8笔共计1405万元在短期内又通过其他主体的账户回流至周某凤银行账户。但公安机关初查后未予立案。武夷山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福建省武夷山市公安局随后立案,查明了周某凤、华某大酒店、林某辉犯虚假诉讼罪的案件事实。
监督意见 武夷山市检察院于2019年9月27日向武夷山市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林某辉、华某大酒店与周某凤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案涉《民事调解书》确认周某凤借款给华某大酒店共计1505万元,但经公安机关侦查,上述9笔借款中的8笔共计1405万元,均有证据证明林某辉通过其他主体不同的银行账户短期内打回给周某凤银行账户,林某辉、华某大酒店与周某凤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并合谋诉至法院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虚假诉讼行为,旨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何某清的利益,同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监督结果 再审检察建议发出后,2019年11月27日武夷山市法院作出《民事决定书》,按照“先刑后民”原则,认为本案的处理应当以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为依据,决定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武夷山市检察院认为,法院仅以“先刑后民”为由对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显属不当。武夷山市检察院决定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平市检察院)抗诉。
(二)跟进监督
监督意见 南平市检察院审查后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平中院)提出抗诉。理由是:周某凤向林某辉、武夷山市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转账的1505万元款项,经公安机关后续侦查发现,在周某凤起诉前林某辉均已偿还。故周某凤起诉时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林某辉与周某凤虚构借贷事实,共谋提起虚假诉讼,双方恶意串通侵害了何某清的合法权益,致使何某清无法通过拍卖华某大酒店名下房产实现债权。周某凤、林某辉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扰乱正常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的情形下,民事案件并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不宜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武夷山市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该对出具的本案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进行审查。至于再审后案件的事实认定是否要以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应启动再审程序后法院再行决定,武夷山市法院直接决定不予再审不当。
监督结果 2020年6月3日,南平中院裁定提审,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020年10月9日,武夷山市法院判决华某大酒店犯虚假诉讼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林某辉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周某凤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2021年2月20日,南平中院裁定撤销武夷山市法院民事调解书,驳回周某凤的起诉。
【典型意义】
实践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如何准确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认识分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影响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检察机关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法院未予纠正的错误判决,持续跟进,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确保监督效果。特别是在虚假诉讼监督案件中,检察机关要敏锐察觉案件的异常特征并进行调查核实,如认定民事案件为虚假诉讼,对其处理不需要依赖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也就不必机械按照“先刑后民”原则,而可以“刑民并行”,以利于及时保护相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武夷山市检察院发现周某凤100万元流水异常后,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侦查发现9笔借款中的8笔共计1405万元,均有证据证明系林某辉通过其他不同主体的银行账户短期内快速回款给周某凤。检察机关亦查明原、被告为亲属关系,庭审无对抗性等事实,据此综合认定本案为虚假诉讼。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跟进监督职责,针对虚假诉讼案件接续运用再审检察建议、抗诉监督方式,打击了虚假诉讼行为,及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买卖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买卖合同 生态公益林 调查核实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07年12月16日,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政府以华政林证字(2007)第012XX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将坐落于华安县沙建镇大坑村、小地名为北坑底、林业小班为17(2,3)、18(3)、面积为247亩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确权给赵某章。
2001年9月3日,华安县人民政府确认林业小班17(1,4)为生态公益林之水土保持林。2010年12月1日,华安县大坑村委会与赵某章签订两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承包合同书》,将小班17(1,4)林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给赵某章承包。双方约定,赵某章承包的林木只能用于造林绿化,不能私自改变林地用途,如造房、造墓等。华安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5月9日将小班17(1,4)林地使用权确权给赵某章,森林性质为省级生态林,主要树种为桉树,造林年度为2007年,其中17(1)面积为59亩,17(4)面积为14亩。
2012年8月4日,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签订《合同书》约定,赵某章将位于北坑底的山林以115万元的价格卖给康某勇、康某成采伐,买卖标的包括小班17(2,3)、18(3)、17(1,4)范围内的林木。具体内容为: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日康某勇、康某成应首付赵某章40万元,余款在砍伐前再付20万元,尾款部分在砍伐后一个月内付清。2.在砍伐过程中,一切事务、费用都由康某勇、康某成自理,山上一切木材都归康某勇、康某成所有,砍伐完山地归赵某章所有。3.康某勇、康某成应在2013年年底将山上树木砍伐完毕,将山地归还赵某章......以上合同条款经双方协商通过,如单方悔约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万元。
2013年6月、2014年11月,经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赵某章分别取得林业小班17(2,3)、18(3)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种为短周期工业原料林,采伐方式为皆伐。自2013年1月1日至赵某章起诉时,林业小班17(1,4)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至2013年6月21日,康某勇、康某成共支付给赵某章林木款70万元。至赵某章起诉时,小班17(2,3)、18(3)范围内的林木未砍伐完毕,小班17(1,4)范围内的林木尚未开始砍伐。
2013年9月10日,赵某章起诉至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华安县法院),请求判令康某勇、康某成支付剩余林木买卖款45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
2014年4月21日,华安县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该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对林木采伐采取限额许可制度,对生态公益林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未规定生态公益林禁止、限制买卖,因此,赵某章和康某勇、康某成之间就小班17(1,4)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买卖作出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赵某章和康某勇、康某成之间签订的《合同书》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康某勇、康某成应支付赵某章林木买卖余款45万元。赵某章和康某勇、康某成签订的《合同书》在约定的2013年年底采伐期限届满后,仍具有履行的必要性,应按约定内容予以继续履行,故赵某章应配合康某勇、康某成办理相关的采伐许可手续。据此,判令:一、康某勇、康某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支付赵某章林木买卖价款450000元;二、驳回赵某章的其它诉讼请求。
【检察监督】
(一)初次监督
审查情况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漳州市检察院)发现该案件线索后移交给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华安县检察院)受理。华安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订立合同的目的是砍伐山林,买卖合同标的包括小班17(1,4)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态公益林不得转让和砍伐,双方订立的民事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监督意见 2018年2月8日,华安县检察院就华安县法院前述民事判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案涉《合同书》约定的采伐73亩生态公益林的约定内容应为无效。华安县法院关于“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之间就小班17(1,4)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的买卖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再审。
监督结果 华安县法院再审认为,康某勇、康某成向赵某章购买案涉生态公益林(防护林),仍可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条件成就时,经批准采伐,不构成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华安县检察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案涉防护林转让合同无效与法不符,不予支持。2018年8月27日,该院作出《民事决定书》:不予采纳再审检察建议。
2018年10月10日,华安县检察院向漳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二)跟进监督
监督意见 2018年10月11日,漳州市检察院对该案予以受理。该院指令华安县检察院向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站、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国土资源局、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沙建镇大坑村村委会等单位调查取证,查明小班17(1,4)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为二级保护的省级生态公益林之水土保持林,只可以进行抚育性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采取择伐、渐伐方式,且更新采伐年龄必须达到21年以上。
漳州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关于防护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采伐的规定,小班17(1,4)上的桉树种植于2007年,故必须到2028年以后才能更新采伐;根据案涉合同约定,赵某章将包括小班17(1,4)在内的林木卖给康某勇、康某成,康某勇、康某成于2013年年底前采伐完毕后将山地归还赵某章。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部采伐包括小班17(1,4)在内的林木并转让该批木材所有权,双方是按照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皆伐方式采伐,明显违反防护林更新采伐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继续履行双方小班17(1,4)部分合同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部分约定的合同内容应为无效。因此,华安县法院有关赵某章与康某勇、康某成之间就小班17(1,4)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的买卖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2018年10月29日,漳州市检察院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2019年4月26日,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民事判决,认定赵某章的行为,违反了生态公益林只能采取择伐和更新性采伐及不得转让的法律规定,涉及生态公益林的部分内容应为无效。涉及生态公益林不能砍伐部分的林木价值,康某勇、康某成可不予支付,故判令: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康某勇、康某成支付赵某章除生态公益林之外的其余林木买卖款193239元;三、驳回赵某章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依职权监督,如查实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而法院未予采纳监督意见的情况下,可以适时跟进监督,督促法院依法纠正案件,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向当地森林资源管理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专业管理机构和村委会等单位调查取证,查实了案涉73亩生态公益林的性质、采伐方式、采伐期限等,厘清了生态公益林买卖和采伐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核实,证明了双方当事人关于生态公益林采伐方式和时间的约定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书》约定的采伐73亩生态公益林的内容因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应为无效。检察机关遂依职权主动对该案进行监督,并在法院不采纳监督意见时跟进监督,最终促使法院撤销错误判决,保护了生态公益林。这既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坚持精准监督、能动司法、求极致等司法理念的深度融合,又通过行使跟进监督职能进一步提升了民事检察监督质效,同时彰显了民事检察监督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
陈某振申请执行监督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网络司法拍卖 重大误解 合同目的 撤销情形
【基本案情】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山第一法院)审理黄某里与郭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令郭某向黄某里清偿借款260000元及利息。一审判决生效后,郭某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黄某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中山第一法院作为本案执行法院依法查封了郭某名下的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的国有出让土地[土地证号:国(2007)第3106XXX号,证载土地性质“住宅”]。中山市中土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执行法院委托,评估后出具《土地评估报告》,估价结果为土地价值:401500元,上述评估报告未对评估标的物的规划条件作出描述。执行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10时至2018年8月31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查封的宗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最终由陈某振以421050元的最高竞价拍卖成交并全额付款。
嗣后,陈某振以案涉土地为“公共绿地”而不是“住宅”用地为由,向中山第一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对标的物的拍卖并返还已付拍卖款。
中山第一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粤2071执异489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489号执行裁定)。该院查明,根据中山市规划局三乡分局2018年10月12日复函,案涉土地在《中山市三乡镇文昌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记载为公共绿地。执行法院认为,考虑到规划部门的控规调整是拍卖之后才发现的,该控规调整确实对于买受人实现竞买目的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如果以421050元确定为成交价对于陈某振确有失公平。鉴于此,执行法院裁定撤销对案涉土地的拍卖,将拍卖款421050元返还给异议人陈某振。
申请执行人黄某里不服上述执行异议裁定,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山市中院)申请复议。
中山市中院2019年5月7日作出(2018)粤20执复158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158号执行裁定)。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本案中,国土部门登记的案涉土地性质为“住宅”,执行法院据此对案涉土地进行评估、拍卖,符合法律规定,该执行行为应予维持。至于陈某振主张案涉土地规划调整导致其无法建房及办证,无法实现竞买合同目的等事宜,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据此裁定:撤销广东省中山第一法院489号执行裁定,驳回陈某振提出的全部异议请求。
【检察监督】
(一)初次监督
审查情况 陈某振不服中山市中院158号执行裁定,向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中山市检察院)申请监督。中山市检察院另行委托中山市中盈土地房地产评估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待估宗地的规划用途为公共绿地,总地价:9.2万元。中山市检察院发函向该市自然资源局查询案涉土地规划情况。该局复函称,案涉土地于2011年被规划为公共绿地;郭某的土地证载用途(住宅)与控规用地性质(公共绿地)不符,故该局不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监督意见 中山市检察院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中山市中院发出检察建议,认为案涉《土地评估报告》存在重大瑕疵,评估程序严重违法;致使竞买人产生重大误解,导致竞买人竞拍成功后不能实现其竞买目的,严重损害竞买人利益;执行法院未对拍卖土地进行规划查询,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下,即对案涉土地进行拍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此次拍卖应予撤销。中山市中院158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建议撤销。
监督结果 中山市中院2019年12月24日函复中山市检察院,对检察建议不予采纳。中山市中院认为,本案中,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明确显示案涉土地性质为“住宅”,故案涉《土地评估报告》依据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土地性质为“住宅”作出相应的评估符合法律规定。中山市规划局三乡分局关于案涉土地为公共绿地的复函不能对抗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土地性质。
中山市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
(二)跟进监督
监督意见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第一,土地的规划用途属于影响财产拍卖的重大信息。执行法院没有调查到土地的规划用途已于2011年变更为“公共绿地”,在拍卖公告中对拍卖土地性质的说明为“住宅”,没有对该规划用途的变化情况予以公告说明,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所称的“文字说明、瑕疵说明严重失实”的情形;第二,土地规划条件并不属于“拍卖时的技术水平不能发现”的情况,应属于“已知瑕疵”的范畴;第三,对拍卖财产的说明严重失实,致使竞买人产生重大误解。陈某振以42万元的高价竞得价值仅9万余元的绿地,购买后“建房”的目的不能实现,竞买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司法拍卖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复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广东省检察院遂于2020年12月11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该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依法纠正违法情形。
监督结果 2021年9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执监1号执行裁定。该院认为,本案拍卖财产在拍卖前已经由“住宅”变更为“公共绿地”,即拍卖标的物的性质客观上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就执行法院而言,存在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不完全真实的情形;就竞买人而言,出于对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信力的信赖,参与竞买并以最高价成交,却因土地属于“公共绿地”的规划结果致物非所值,无法实现购买的目的。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致使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规定,裁定:一、撤销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58号执行裁定;二、维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489号执行裁定。
【典型意义】
对人民法院执行行为违法监督的检察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再次制发检察建议,对执行活动跟进监督。网络司法拍卖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的情形”的规定,并不以认定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为前提,只要满足“瑕疵说明严重失实并且导致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条件即可。本案中,拍卖财产在性质上之所以出现“住宅”与“公共绿地”的差异,主要是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衔接不畅所致,且没有证据证实2011年含涉案地块控规已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但陈某振拍得的“住宅”用地实为“公共绿地”,如果不能撤销,不仅会造成竞买人利益受损,也会对网络司法拍卖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再次制发建议并被上级法院采纳,依法纠正了涉案网络司法拍卖不当执行行为。
检察机关跟进监督是实现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重要手段。精准监督注重选择适当的监督方式对有纠偏和引领价值的案件进行监督,从而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题。本案涉及的网络司法拍卖,是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演进而出现和蓬勃发展的一种拍卖方式。网络司法拍卖有助于降低拍卖成本、提高执行效率、减少幕后串通行为,满足当事人最大限度实现胜诉权益的需求,但同时也要严格确保网络拍卖程序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对网络拍卖中可能发生的违规行为,人民法院还应履行好监管职责。本案中,原审法院对未予审慎核实“拍卖土地性质”导致的执行违法负有责任,依法应当支持陈某振申请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的请求。在原审法院未予采纳检察机关关于撤销涉案拍卖的检察建议后,检察机关坚持跟进监督,再次制发检察建议,促使上级法院撤销执行裁定,维护了法院网络司法拍卖执行程序的公信力,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张某伟与江某勇等民间借贷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财产保全 执行违法 执行监督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原告江某勇因与被告湖北省襄阳市佳奇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奇公司)、被告梁某玮、被告梁某雨、被告梁某勇、被告金某峥、被告韩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起诉至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樊城区法院)。2015年11月30日,樊城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令梁某玮等四人偿还江某勇借款260万元及利息,梁某雨偿还江某勇借款25万元及利息。一审判决生效后,因梁某玮、梁某雨等五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江某勇于2016年9月8日向樊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另查明,原告张某伟因与被告襄阳市明道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道公司)、被告襄阳市某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制品公司)、被告江某勇、被告骆某洋、被告周某艳、被告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另案起诉至樊城区法院。2016年4月25日,樊城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令明道公司、纸制品公司及江某勇等四人偿还张某伟借款本金94万元及利息。江某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市中院)。二审期间,张某伟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襄阳市中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6)鄂06民终16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江某勇对梁某玮等三人享有的债权,梁某玮等三人在160万元限额内不得对被申请人江某勇清偿;若梁某玮等三人要求偿付,由执行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期限为三年。
2017年5月2日,襄阳市中院向樊城区法院出具(2017)鄂06执保39-1号函,通知冻结江某勇在该院已申请执行的对梁某玮等三人享有的债权,并协助落实(2016)鄂06民终16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相关内容。
2017年5月5日,襄阳市中院将上述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函送交樊城区法院执行人员李某成等人,要求樊城区法院协助扣留江某勇对梁某玮等三人享有的债权160万元。
2017年7月,樊城区法院执行员李某成在执行江某勇与佳奇公司及梁某玮、梁某雨等五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拍卖被执行人梁某玮两套房屋,取得对价款2196520元。之后,李某成将上述款项发放给江某勇1696520元,仅留存50万元。
【检察监督】
(一)初次监督
审查情况 2018年7月,张某伟向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襄阳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对樊城区法院执行员李某成违法向江某勇支付保全款项的执行行为实施监督。襄阳市检察院遂将案件线索交由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樊城区检察院)审查。樊城区检察院经调取审判与执行案件卷宗、询问当事人,审查发现,樊城区法院执行员李某成在执行江某勇与佳奇公司及梁某玮、梁某雨等五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未执行上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裁定及协助执行函,违法发放给江某勇执行款1696520元,仅留存50万元,损害张某伟合法权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之规定,属于违法执行,应当予以纠正。
监督意见 樊城区检察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一、樊城区法院纠正违法行为,继续执行(2016)鄂06民终16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二、对执行员不执行上级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的行为,应当依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的规定审查处理。
监督结果 樊城区法院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回复:李某成在办案中存在着不严格依法办案,引发当事人张某伟反复上访,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经研究,该院决定对李某成给予“诫勉谈话”,并责成李某成尽快启动司法拍卖程序,尽快结案。截至2019年6月10日,樊城区法院陆续为张某伟执行款项148万余元,尚欠11万余元。
针对执行人员李某成的处理决定,襄阳市检察院认为,樊城区法院对执行员李某成作出“诫勉谈话”的处理决定明显不当。
(二)跟进监督
监督意见 襄阳市检察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规定采取或者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执行员李某成作为执法人员,拒不执行上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裁定,违法发放江某勇执行款1696520元,仅留存50万元,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樊城区法院虽经多方努力执行到位148万余元,但尚有11万余元未执行到位,损害了当事人张某伟的合法权益,李某成违纪行为已超出诫勉谈话适用范围。樊城区法院对执行员李某成的违法违纪行为处理过轻。
襄阳市检察院遂指示樊城区检察院对此案跟进监督。2019年7月8日,樊城区检察院作出跟进监督检察建议书,建议:樊城区法院严格依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对执行员李某成违法违纪行为做出处分;对剩余11万元继续执行,尽快结案。
监督结果 樊城区法院收到跟进监督检察建议书后,认为李某成作为案件承办人,在收到襄阳市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后,未严格依法办案,将执行款发放给江某勇,导致襄阳市中院的协助执行款项仍未足额到位,损害当事人张某伟的合法权益,造成张某伟四处上访,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及樊城区法院的良好声誉。
2019年8月27日,樊城区法院对执行员李某成作出行政记过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于当月函复樊城区检察院。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时,对于法院自身纠错不到位的,可依法跟进监督,帮助、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纠正违法行为。本案中的执行员未严格执行上级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以及协助执行文书,在取得2196520元拍卖款后将执行款1696520元发放给江某勇,仅留存50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张某伟造成损失,产生负面社会影响。涉案执行员的行为违反了《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违反规定采取或者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以及第五十三条关于“对外地人民法院依法委托的事项拒不办理或者故意拖延办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的规定,检察机关据此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对违法执行行为作出处理。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涉案执行员的处理结果畸轻,可能造成惩戒效果不明显,检察机关及时跟进监督,再次督促法院作出适当的处理,帮助法院监督、规范执行行为,维护司法公信,法院依法采纳了检察机关跟进监督意见。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既体现了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也彰显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始终追求的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在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法院加强人员管理、规范司法权的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交代本人犯罪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案件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工作要求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要充分认识黑恶势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在办理案件中加强沟通协调,促使黑恶势力罪犯坦白交代本人犯罪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在办理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案件中,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依法办案,快办快结,保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排查和移送案件线索  3.监狱应当依法从严管理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积极开展黑恶势力犯罪线索排查,加大政策宣讲力度,教育引导罪犯坦白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行为,鼓励罪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4.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各部门在办案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罪犯及其近亲属人身和财产安全。  5.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的,监狱应当就基本犯罪事实、涉案人员和作案时间、地点等情况对罪犯进行询问,形成书面材料后报省级监狱管理机关。省级监狱管理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移送原办案侦查机关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省级主管部门。  6.原办案侦查机关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到监狱管理机关移送的案件线索材料后,应当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认为属于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按照有关管辖的规定处理。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及时退回移送的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办理案件程序
7.办案侦查机关收到罪犯坦白、检举案件线索或者材料后,应当及时进行核实。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将不予立案通知书送达罪犯服刑监狱。依法决定立案的,应当在立案后十日内,将立案情况书面告知罪犯服刑监狱。依法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案件撤销情况书面告知罪犯服刑监狱。  8.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案件,依法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罪犯服刑监狱。  9.人民法院审理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案件,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开庭审理。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人民法院应当向办案侦查机关和罪犯服刑监狱发出裁判文书。  10.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在服刑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提供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办案侦查机关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根据人民法院判决对罪犯是否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提出书面意见,与案件相关材料一并送交监狱。  11.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在原审判决生效前,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活动、提供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在原审判决生效后才被查证属实的,参照本意见第10条情形办理。  12.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监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对于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基本属实,但未构成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监狱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日常考核奖励或者物质奖励。  13.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审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的,提审人员应当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出具的介绍信等证明材料到罪犯服刑监狱进行提审。  14.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将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跨省解回侦查、起诉、审判的,办案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先将解回公函及相关材料送监狱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核。经审核确认无误的,监狱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出具确认公函,与解回公函及材料一并转送监狱所在地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批。监狱所在地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三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批准将罪犯解回侦查、起诉、审判的,办案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派员到监狱办理罪犯离监手续。案件办理结束后,除将罪犯依法执行死刑外,应当将罪犯押解回原服刑监狱继续服刑。  15.本意见所称“办案侦查机关”,是指依法对案件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9年10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案件。
第二条 原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网络用户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原告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条 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处罚等措施。
原告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信息请求追加网络用户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条 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类型和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五条 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第七条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
(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
(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第八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
(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
(三)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但网络用户拒绝更正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予更正;
(四)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发布更正之前的信息。
第十条 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
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一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第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3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73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员额法官遴选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按照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制度,是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自2014年起,全国法院分批次开展包括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6月底,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基本实现了把最优秀的审判人才配置到一线办案的改革目的。您就员额法官遴选提出的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遴选出能够独立办案的法官,确保员额制改革落地见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选任情况来看,对审判员普遍采取考核的方式,对助理审判员采取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在选任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均突出实绩导向,重点考察法官人选的实际办案能力。因此,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并不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机械记忆,而是重点考察分析案件事实、归纳争议焦点、正确适用法律、制作裁判文书等实际能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法官人选的办案业绩进行考核,重点考察近三年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为避免出现“一考定音"的情况,各地法院均明确笔试成绩只占综合成绩的一定比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首批员额法官选任工作方案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民主测评占30%,笔试成绩占30%,业绩考评和专业评审占40%的比例计算综合成绩。为确保入额法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区、市)法院均成立了由组织人事部门代表、社会代表、专家代表、法官检察官代表组成的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对入额人选进行审核评议。总体来看,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选任较好贯彻了好中选优的选任原则,全面、辩证地评价入额人选的审判业绩和专业能力,基本实现了将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审判业绩突出、具备独立办理疑难复杂案件能力的法官选拔出来的改革目标。如最高人民法院首批367名员额法官,平均法律工作经历22年,其中博士学历119人,占32.43%,硕士学历205人,占55.86%,整体年富力强、学历较高,队伍梯次较好,法学理论功底扎实,均承办过多起疑难复杂案件或曾参与起草重要司法解释,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
正如其他改革需要在实践基础上逐步完善一样,目前的法官选任工作也需要随着员额制改革的深化进行调整。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在总结前期法官选任工作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绩效导向,完善法官遴选方式方法,努力创建科学合理的员额法官遴选考试制度,不断提高法官选任工作的科学性,提升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
(人社部发〔2017〕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综治办、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财政厅(局)、总工会、工商业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综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局、财务局、工会、工商业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是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矛盾处于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人事争议案件逐年增多。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依法有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现就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新要求,探索新时期预防化解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的规律,不断提高调解仲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推动健全中国特色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切实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协调联动、多方参与。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下,积极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作用,鼓励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发挥职能作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合力化解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  2.坚持源头治理、注重调解。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协商、调解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3.坚持依法处理、维护公平。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制度和仲裁准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坚持服务为先、高效便捷。以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质效为目标,把服务理念贯穿争议处理全过程,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优质服务。  5.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加强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解决机制逐步完善,调解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仲裁制度优势显著增强,司法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格局更加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服务社会能力明显提高。
二、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协商解决机制
(四)指导用人单位加强劳动人事争议源头预防。加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力度,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实行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制度,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保障职工对用人单位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指导企业与职工建立多种方式的对话沟通机制,完善劳动争议预警机制,特别是在分流安置职工等涉及劳动关系重大调整时,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探索建立符合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聘任制公务员和军队文职人员管理特点的单位内部人事争议预防机制。切实发挥企业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在预防化解劳动人事争议方面的作用。推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建议书、司法建议书制度,促进用人单位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五)引导支持用人单位与职工通过协商解决劳动人事争议。推动建立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解决机制,鼓励和引导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指导用人单位完善协商规则,建立内部申诉和协商回应制度。加大工会参与协商力度。鼓励社会组织和专家接受当事人申请或委托,为其解决纠纷予以协调、提供帮助。探索开展协商咨询服务工作,督促履行和解协议。
三、完善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制
(六)建立健全多层次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网络。推进县(市、区)调解组织建设,加强乡镇(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建设。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设置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窗口,由当地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负责其日常工作。积极推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建设,指导推动建立行业性、区域性调解组织,重点在争议多发的制造、餐饮、建筑、商贸服务以及民营高科技等行业和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区域建立调解组织。加强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建设,重点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建立由人事部门代表、职工代表、工会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的调解组织。加强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逐步实现程序衔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同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在劳动争议多发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及时受理并调解劳动争议。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建立专业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制度,加强工作情况通报和人员培训。
(七)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调解组织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和调解员行为。建立健全调解受理登记、调解处理、告知引导、回访反馈、档案管理、统计报告、工作考评等制度。建立健全集体劳动争议应急调解机制,发生集体劳动争议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时介入,第一时间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引导当事人进入仲裁程序。
(八)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引导劳动人事争议当事人主动选择、自愿接受调解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法学专家、律师以及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仲裁员等社会力量参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有条件的可设立调解工作室。发挥社区工作者、平安志愿者、劳动关系协调员、劳动保障监察网格管理员预防化解劳动人事争议的作用。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
四、创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制
(九)完善仲裁办案制度。建立仲裁办案基本制度目录清单,指导各地完善仲裁制度体系。创新仲裁调解制度,可在仲裁院设立调解庭开展调解工作。依法细化终局裁决规定,提高终局裁决比例。建立健全证据制度,制定体现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特点的仲裁证据规则。建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办案监督制度,提高仲裁办案纠错能力。推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三方仲裁员组庭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制度。实行“阳光仲裁”,逐步实行仲裁裁决书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推进法律援助参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在案件多发高发地区的仲裁机构设立法律援助窗口,依法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工伤职工等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十)简化优化仲裁具体办案程序。实施案件分类处理,简化优化立案、庭审、调解、送达等具体程序,提高仲裁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规范简易仲裁程序,灵活快捷处理小额简单争议案件。建立健全集体劳动争议快速仲裁特别程序,通过先行调解、优先受理、经与被申请人协商同意缩短或取消答辩期、就近就地开庭等方式,实现快调、快审、快结。深化仲裁庭审方式改革,推广以加强案前引导、优化庭审程序、简化裁决文书为核心内容的要素式办案,提高案件裁决效率。推进派驻仲裁庭、巡回仲裁庭和流动仲裁庭建设,为当事人提供便捷服务。
(十一)加强仲裁办案管理和指导。建立仲裁案件管理标准体系,制定办案程序公正评价标准、办案质量效率评价标准和办案人员工作绩效考核标准。建立仲裁办案指导制度,统一仲裁办案适用标准,重点加强对新兴行业劳动争议、集体劳动争议等重大疑难案件处理工作的指导。加强案例指导,综合运用案例汇编、案例研讨会、庭审观摩等方式,发挥典型案例在统一处理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等方面的作用。统一仲裁文书格式。建立区域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交流协作机制。
五、完善调解、仲裁、诉讼衔接机制
(十二)加强调解与仲裁的衔接。调解组织对调解不成的争议案件,要及时引导当事人进入仲裁程序;定期向仲裁机构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有关问题;邀请仲裁机构参与调处重大疑难争议案件。仲裁机构要加强对辖区内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建立仲裁员定点联系调解组织制度,落实调解建议书、委托调解、调解协议仲裁审查确认等制度,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在争议案件多发高发地区,仲裁机构可在调解组织设立派驻仲裁庭。
(十三)加强调解与诉讼的衔接。调解组织要主动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导,协助人民法院调处劳动人事争议。健全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制度,吸纳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或调解员成为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委托开展调解工作。鼓励和支持调解组织在诉讼服务中心等部门设立调解工作室。依法落实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十四)加强仲裁与诉讼的衔接。建立仲裁与诉讼有效衔接的新规则、新制度,实现裁审衔接机制长效化、受理范围一致化、审理标准统一化。各级仲裁机构和同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沟通联系,建立定期联席会议、案件信息交流、联合业务培训等制度。有条件的地区,人民法院可在仲裁机构设立派驻法庭。
六、强化基础保障机制
(十五)加强调解仲裁队伍建设。乡镇(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要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调解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调剂事业编制等方式,拓展调解员来源渠道。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兼职调解员,鼓励企业人力资源、法务、工会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调解工作。仲裁机构要及时充实专职仲裁员队伍,并配备相应的仲裁办案辅助人员;注重从工会、企业代表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聘用兼职仲裁员,积极吸纳律师、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仲裁员。持续开展调解员仲裁员分级分类培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探索远程在线培训、建立集中实训基地等培训新模式,培训重心向基层倾斜。鼓励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建立仲裁员激励约束和职业保障机制,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推进行风建设。培育和弘扬调解仲裁文化,大力宣传先进调解仲裁机构和优秀调解员仲裁员。
(十六)加快推进调解仲裁工作信息化建设。树立“互联网+”理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依托金保二期工程,建立调解仲裁办案信息系统、人员信息系统、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在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内部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调解仲裁信息与综治、人民法院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在线服务平台,整合调解、仲裁和诉讼资源,逐步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电子送达等,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对接,提供“一站式”争议处理服务。
(十七)依法保障调解仲裁经费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将仲裁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为开展仲裁活动提供支撑。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要加强购买服务资金的预算管理。
(十八)改善调解仲裁服务条件。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要求,不断改善调解仲裁服务条件。加强调解组织基础建设,确保调解有基本工作场所、有基本工作设施。加强仲裁机构标准化建设。仲裁员、记录人员在仲裁活动中应着正装,佩戴仲裁胸徽。
七、加强组织领导
(十九)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工作格局。积极推动将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抓实抓好。综治组织要做好调查研究、组织协调、督导检查、考评、推动等工作,进一步把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作为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发挥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主导作用,承担牵头职责,制定完善规章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统筹推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人民法院要发挥司法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加强诉讼与调解、仲裁的有机衔接,依法及时有效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司法行政部门要指导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和调解方法技巧培训,组织推动律师做好法律援助和社会化调解工作。工会、企业代表组织要发挥代表作用,引导支持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依法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内部争议解决机制,教育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形势研判、信息沟通、联合会商、协调配合制度,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互动有力、运转高效的联动机制。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优势,有效整合工作资源,优化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
(二十)强化责任落实,营造良好环境。各地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做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不断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明确措施、明确责任、明确要求,并对本意见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现代传媒,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综治办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财政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2017年3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规范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对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规范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活动,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 (中法委[2019]1号)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和人民检察院相关法律监督工作实际,就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加强协作配合、完善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执行工作与法律监督信息化规范化水平等事项提出以下意见。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建立监督工作系统并进行对接,搭建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以下简称工作平台)。工作平台建成后,检察监督意见及人民法院回复意见的提出、案件信息的传输等均通过工作平台操作和流转,有关统计分析数据从工作平台提取。工作平台信息需要从其他系统导入的,应当同步更新。
工作平台的建设分阶段开展。工作平台建成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每月通过一定方式集中交换全国检察监督意见的相关信息。
二、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应当突出重点,着重对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违法执行行为进行监督。
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执行活动不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将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或者终结审查决定通过工作平台推送给人民法院。
四、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监督意见应当由检察官办案组或者检察官办理,经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制作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应当通过工作平台推送给人民法院。
五、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应当包含文号、执行法院、执行案号、执行当事人、案由、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监督理由、违法类型、法律依据、建议内容等。针对人民法院异议、复议程序进行监督的,应当注明异议、复议案件办理法院。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应当注明。一份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一般只应针对一个执行案号,包括执行实施案件案号或者执行审查案件案号,就多个案件的共性问题提出检察监督意见的,可以分别列明案号。
六、有关人民法院收到针对具体案件的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后,应在三十日内依程序立“执监字”案件办理。被监督的执行行为或者执行裁定的承办人、合议庭成员应当回避。
七、人民法院办理检察监督意见应由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审查,以人民法院名义回复意见。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提出的检察监督意见,人民法院作出答复前原则上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八、人民法院办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监督意见的执行监督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并在听证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听证。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调查核实的情况,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并予以说明,由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进行质证。
书面审查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将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通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可以在限定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
人民法院在办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监督意见的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程序规则。
九、人民法院对检察监督意见,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采纳或者部分采纳检察监督意见的,裁定撤销、变更相关执行行为或者有关异议、复议裁定,但执行行为无撤销、变更内容,或者异议、复议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结果正确的,裁定维持有关执行行为或者有关异议、复议裁定;
(二)不予采纳检察监督意见的,裁定维持相关执行行为或者有关异议、复议裁定;
(三)对涉嫌消极执行行为提出的检察监督意见,以及针对共性问题等提出改进工作的检察监督意见,以回复意见函的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
十、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依法及时将回复意见函、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回复人民检察院,必要时可附相关证据材料。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与人民检察院协商,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不超过一个月。
十一、人民法院的回复意见函、裁定书应当包含回函或者裁定书文号、执行法院、执行案号、执行当事人、案由、检察监督意见法律文书文号、检察监督意见主要内容、案件事实及证据材料、是否违法、违法类型、采纳情况、理由、如何纠正等。采纳情况分为全部采纳、部分采纳和不予采纳。
人民法院的回复意见函、裁定书应当通过工作平台回复人民检察院。
十二、上级法院、检察院应当对检察监督意见的提出和办理情况加强管理和督促,适时开展质量评查和综合分析。人民法院要将检察监督意见的办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作为加强执行工作日常管理的重要抓手,要将检察监督意见作为发现干警违法违纪线索的重要来源,及时整治问题,净化执行队伍。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七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七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 2020年3月26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严格执行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严惩哄抬物价犯罪,依法立案侦查、批捕起诉了一批案件,遏制了此类犯罪的蔓延势头。当前,一些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特别是重点原材料仍然供应紧张,不法经营者趁机通过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等方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危害较为严重。为继续做好侦查、检察工作,保持对哄抬物价犯罪的打击力度,稳定特殊时期的市场秩序,现联合编发典型案例4件,供办案中参考。
【法律要旨】
根据刑法、“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经营者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在扣除生产经营成本和正常的利润后,大幅提高产品价格对外销售的,应当认定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在“大幅提高”的判断上,应当根据各地依法发布的价格干预措施,以及涉案物品的价格敏感程度、对疫情防控或基本民生秩序的影响等,综合考虑常情常理作出认定。
对于以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等方式,层层加码,哄抬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的价格,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的,应当根据囤积、倒卖的数量、次数、加价比例和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依法严惩。案例一:犯罪嫌疑人文某、饶某非法经营案
犯罪嫌疑人文某、饶某,分别系企业经营者。
文某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滤类材料。2020年2月20日前后,饶某联系文某,请其生产6吨用于制作防疫口罩的关键原材料熔喷无纺布,双方商定每吨价格18万元,文某收取饶某货款108万元。2月24日至3月6日,文某组织生产并分四次向饶某交货5.469吨。经查,该批熔喷无纺布的生产、运输等成本,每吨不足2万元。文某交代,其知道疫情期间熔喷无纺布是制造口罩的主要材料,因此把售价提高。
饶某拿到熔喷无纺布后,随即转手倒卖给了广东、江西和福建的四家口罩生产企业,价格为每吨30万元至38万元不等。饶某的倒卖行为系以个人名义进行,经营数额为177.07万元,获利约70万元。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侦查,同日对文某、饶某刑事拘留,后经调查取证于3月16日以文某、饶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文某的公司违反国家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价格管理规定,大幅提高防疫物资的销售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涉嫌非法经营罪,文某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涉嫌非法经营罪;饶某取得货物后立刻转手加价倒卖,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情节特别严重,涉嫌非法经营罪;文某、饶某均符合逮捕条件。2020年3月20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文某、饶某,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案例二:犯罪嫌疑人曹某非法经营案
犯罪嫌疑人曹某,系个体经营者。
2019年11月开始,曹某与他人合伙生产、销售普通民用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售价为每只0.16元至0.28元。疫情发生后,曹某通过微信平台、线下代售等方式,将生产的口罩销往全国各地。在销售价格上,曹某为牟取暴利,逐日提价,几天时间内将售价最高涨至每只10元。经查,在2020年1月22日至2月2日期间,曹某的经营数额为150万余元,获利129万余元。
山东省郯城县公安局于2020年2月3日立案侦查,同日对曹某刑事拘留,后经调查取证于3月2日以曹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曹某哄抬疫情防护用品的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情节特别严重,已涉嫌非法经营罪并符合逮捕条件。2020年3月2日,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曹某,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案例三:被告单位上海市A公司、B公司、C公司,被告人黎某涉嫌非法经营案
被告单位上海市A、B、C三家公司日常经营个人防护用品,并分别在天猫商城开设有网店,其中A公司系某大型防护用品公司的特约经销商。被告人黎某系上述被告单位的经营人。另外,黎某还经营D公司(另案处理),经营内容和经营模式与前三家公司相同。
2020年1月19日前,三家被告单位和D公司销售9501V+型口罩的价格为每盒150元至190元不等(15只/盒),销售9501VT型口罩的价格为每盒158元至200元不等(25只/盒)。1月20日,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疫情公告后,黎某指令四家公司在网店上连续涨价,最终将上述两种口罩的销售价格均上涨至每盒398元。经查,在1月20日至21日两天时间内,经营数额达845.7万余元。其中,A公司的经营数额为348.1万余元,B公司的经营数额为244.3万余元,C公司的经营数额为210.6万余元。3月13日,黎某接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本人和单位的主要犯罪事实。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侦查,3月13日对黎某取保候审,后经调查取证于3月19日以黎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黎某控制旗下公司网店在大型电商平台上协同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且其系大型公司的特约经销商,哄抬市场价格、扰乱防疫紧俏必需用品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经营者,影响恶劣,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A、B、C三家公司亦构成单位犯罪,其中A公司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2020年3月23日,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A公司、B公司、C公司,被告人黎某构成非法经营罪,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例四:被告单位上海市某公司、被告人谢某非法经营案
被告单位上海市某公司日常经营劳动防护用品,被告人谢某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20年1月初,被告单位以每盒5.125元(50只/盒)的价格购入一批普通民用口罩,在公司的淘宝店铺上对外销售,日常销售价格为每盒7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谢某决定提高该批口罩的售价牟利,遂于1月23日至29日连续涨价,从每盒21元一路涨至每盒198元。经查,该公司高价销售口罩的经营数额为17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为16万余元。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经立案侦查于2020年3月2日将谢某抓获并监视居住,3月9日移送审查起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3月12日以被告单位上海市某公司、被告人谢某构成非法经营罪,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3月23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涉案口罩系被告单位在疫情发生前进货,疫情发生后其经营成本并未有明显变化,但却提价数十倍销售,属于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作出(2020)沪0117刑初171号刑事判决,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均可以从轻处罚,但被告人谢某哄抬口罩价格获利目的明显,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判处被告单位罚金20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1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41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维护融资租赁公司合法取回租赁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对于您在建议中提出的“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认可和保护融资租赁公司合法取回租赁物的行为和权利,切实维护融资租赁公司的合法权益"问题,2014年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当事人就合同无效情形下租赁物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租赁物应当返还出租人。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正在使用,返还出租人后会显著降低租赁物价值和效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并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租金支付情况,由承租人就租赁物进行折价补偿。"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转租、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物的;(二)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三)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明确约定,但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百分之十五以上,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四)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当承租人出现严重违约情形时,融资租赁公司诉讼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并取回租赁物,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保护其合法取回租赁物的权利。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您的建议,要求各级法院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此类案件及时审理,依法保护融资租赁公司的合法权利。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2016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现就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条 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第三条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第四条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第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
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第十一条 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未依法制作或者保存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公司文件材料,给股东造成损失,股东依法请求负有相应责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十四条 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第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
第二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通过拍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确定。
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转让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可以参照产权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则。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监事会主席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监事提起诉讼的,或者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第二十四条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二十五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的通知
(法办[2018]121号)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已于2018年7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讨论决定,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为48件,分为三类:第一类共30件,要求2018年底前完成;第二类共11件,要求2019年上半年完成;第三类共7件,要求2019年底前完成。
第一类
1.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承办单位:立案庭
2.关于办理诉前财产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立案庭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4.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三庭
5.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三庭
6.关于办理涉地下钱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三庭
7.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8.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9.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10.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民一庭
11.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2.关于关联企业合并破产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民二庭
13.关于审理银行卡民商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4.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5.关于审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
16,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二庭、民一庭、研究室
17.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18.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三庭
19.关于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民四庭
20.关于受理环境资源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
承办单位:环资庭
21.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环资庭
22.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3.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24.关于审理涉及表见代理纠纷再审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审监庭
25.关于办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执行局
26.关于办理股权执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执行局
27.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执行局
28.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研究室
29.关于办理民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30.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政治部、研究室
第二类
1.关于规范死刑执行及相关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刑一庭
2.关于办理审理窝藏、包底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四庭
3.关于审理涉及英雄烈士人身权益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一庭
4.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承办单位:民三庭
5.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四庭
6.关于审理林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环资庭
7.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8关于审理规范性文件一并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9.关于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10.关于审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11.关于审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第三类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承办单位:刑二庭
2.关于审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刑五庭
3.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五)
承办单位:民一庭
4.关于审理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民四庭
5.关于行政案件庭审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承办单位:行政庭
6.关于审理个人信息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承办单位:研究室
7.关于修改《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承办单位: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五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五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
(2021年7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一年来,各地法院深入贯彻司法解释规定,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实质性化解了大量行政纠纷,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撷选了一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公开发布,供各地在执行中参考。
目 录
1.北京富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特产连锁超市诉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
3.王某某诉吉林省白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案;
4.毕某某诉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5.蔡某某诉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案;
6.湖北省京山昌盛园林有限公司诉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京山市新市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7.沈某某诉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8.衢州金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浙江省衢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行政给付案;
9.张家港保税区润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诉江苏省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系列案;
10.发得顺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11.彭某某等40人诉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等四单位强制拆除行为案;
12.旬阳县润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陕西省旬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系列案;
13.邹某某等17人诉重庆绿岛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五案;
14.王某某诉云南省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限期拆除决定及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15.贵州省遵义县巾英铁厂诉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补偿案。
一、北京富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特产连锁超市诉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东城市场监管局)收到消费者投诉举报,反映其在北京富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特产连锁超市(以下简称富宁公司)购买的某品牌不同年份的两款葡萄酒标签上未标注生产商相关信息和警示语等。东城市场监管局经检查,认定富宁公司出售的预包装产品存在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富宁公司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共计113,954元。富宁公司认为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处罚过重,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城区政府经复议审查维持了处罚决定。富宁公司认为产品标签存在的问题非经销商过错,不应作高限处罚,遂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中关于对富宁公司因销售的“巴格斯酒庄特级赤霞珠葡萄酒”2011、“巴格斯酒庄特级赤霞珠葡萄酒”2016不符合标签规定作出的处罚部分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出庭应诉情况
因案涉食品安全且罚没金额较大,处罚定性和幅度准确与否对原告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对民族地方特色食品的规范化生产经营也将带来示范效应,东城区法院建议被告负责人以实质解决争议为目标出庭应诉,同时积极促成生产商参加诉讼。东城区法院提出建议后,东城区副区长、东城市场监管局局长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东城区法院将本案庭审确立为年度庭审公开示范庭,由分管副院长担任审判长,东城区属行政机关法制部门负责人及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共90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中,东城区副区长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感谢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作为救济途径,本人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既是以实际行动落实法律义务,也体现了区政府努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东城区政府将秉持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不断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推动构建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畅通市场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努力营造首都功能核心区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东城市场监管局局长表示:“此次公开庭审是一次难得而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对规范食品行政执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今后要避免机械执法,主动结合生产实际,确保罚责相当。”庭审后,两位行政机关负责人专门与第三人生产厂商法定代表人就市场监管工作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经过庭审和庭后充分交换意见,各方当事人对案件争议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原告申请撤诉。
典型意义
本案最终案结事了,充分展示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效能:一是沟通效能。东城区法院以当事人之间充分沟通为目标,努力让利益相关方全部参加诉讼并实际出庭,面对面交流,消除了隔阂和认识误区,达成了争议解决的共识。同时,加强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人民法院审理工作的理解和信任;二是示范效能。东城区法院提前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就实质性解决争议发表意见,打破以往行政机关被动应诉的藩篱,促进行政机关在庭前应诉准备中更加深入审视行政行为合法性,从自身工作不足中寻求争议化解的契合点,从而促进执法工作水平的提升,同时带动行政机关负责人转变理念,主动出庭、出好庭;三是教育效能。本案同时作为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公开课,市场监管局局长的出庭发言,对规范食品行政执法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政府副区长的出庭应诉,对政府职能部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发挥了良好示范作用。
二、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夏公司)具体施工涉案工程并于2013年竣工,同年业主陆续入住。2015年底,部分业主向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让胡路区住建局)投诉涉案房屋存在墙体裂缝等质量问题。让胡路区住建局于2017年8月11日对中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工程合同价款1218.15万元的4%(合计487,260元)罚款,中厦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中厦公司向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庆中院)提起上诉。
出庭应诉情况
房屋建设质量关乎民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涉案行政争议引发之后,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均高度重视,大庆中院由院长担任审判长主审案件,让胡路区住建局局长及相关负责人全程参与行政应诉活动。庭审前,让胡路区住建局局长、副局长专题研究案件材料,深入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充分做好各项应诉准备工作。庭审中,局长、副局长全程积极参与,认真倾听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和理由,紧紧围绕争议焦点,有理有据地发表答辩意见、质证意见及辩论意见,详细阐述、充分证明被诉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大庆市市直机关及各县(区)的主管法治工作领导、法治部门负责人共计50余人旁听庭审。庭审还启用了科技法庭智能庭审系统,运用即时视频、音频网络通讯进行网络直播,黑龙江省电视台、大庆市电视台、《大庆日报》《大庆晚报》《都市生活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典型意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正职负责人与副职负责人同时出庭的,由正职负责人履行出庭负责人职责,副职负责人履行诉讼代理人职责,可以充分体现被诉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的高度重视,以及化解矛盾的真心诚意。本案中,让胡路区住建局局长、副局长全程参与行政应诉过程,在充分做好应诉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严格规范参加庭审活动,“出庭且出声”“出庭出效果”,表明让胡路区住建局的负责人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对法律尊崇敬畏,勇于接受法律监督。同时,大庆中院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庭审更加公开透明,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发挥出庭审功能的最大化,实现了庭审效果的最优化。
三、王某某诉吉林省白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案
基本案情
王某某1988年8月5日被原吉林省浑江市劳动局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并安排在八道江煤矿综合经营公司工作,岗位工种类别等级为井下一类工种登钩。2010年4月16日,王某某与八道江煤矿综合经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3月王某某向吉林省白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白山市人社局)申请特殊工种退休。白山市人社局对王某某同单位其他人员档案进行抽样后,经比对发现王某某档案中部分材料记载方式、盖章部门等存在不一致等情形,遂以此为由作出不批准王某某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核准告知书》。王某某不服诉至法院,一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白山市人社局向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白山中院)提起上诉。
出庭应诉情况
白山市人社局分管退休审批的副局长在二审程序中,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诉讼。庭审过程中,出庭负责人认真倾听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并就实质性解决本案争议发表意见,表示将于庭后召集单位相关部门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共同核对相关原始证据,对其工龄、工种等情况进行重新确认,对与行政相对人情况类似的临退休工人也将重新进行全面核查。王某某对出庭负责人的态度表示非常感动,将全力配合与支持行政机关的工作。庭审结束后,白山市人社局经核对,认定王某某符合特殊工种退休条件,并为其办理了相关手续。白山市人社局向白山中院申请撤回上诉,王某某亦申请撤回原审起诉。同时,与王某某情况类似的其他人员,相应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有效消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赢得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可以消除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分歧,有利于增加行政机关对审判工作的理解与尊重,使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得以切实履行,有效维护政府形象与司法权威。本案中,行政机关一审败诉后依法提起上诉,表明其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理解或不认同。白山市人社局负责人通过参加庭审活动,以及开展庭审结束之后的调查、核实工作,认识到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最终赢得行政相对人的理解与尊重,双方当事人各自撤回诉讼,并从根源上遏制了大量潜在的行政争议,解决一案,带动一片,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获得良好的裁判效果。
四、毕某某诉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原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改名为宁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宁城县药监局)以宁城县康寿药店经营者毕某某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毕某某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000元,并处罚款8000元。毕某某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城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出庭应诉情况
因涉及药品安全,直接关乎公众身体健康,且案件因在专项巡查期间查处而引发社会关注,宁城县法院在庭审前,积极与原宁城县药监局沟通,建议其负责人出庭应诉。原宁城县药监局局长出庭应诉,庭审中认真听取毕某某的诉讼请求及相关情况,积极发表答辩意见与质证意见。庭审结束后,出庭负责人主动向毕某某询问相关情况,并立即针对案件有关情况开展内部核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会议讨论后,原宁城县药监局启动了自我纠错程序,主动撤销了对毕某某的处罚决定,同时退还所收罚款和违法所得。毕某某自愿撤回起诉,案件从开庭审理到结案仅仅一周的时间。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的正职负责人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合理发挥负责人出庭应诉功能,有利于高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本案中,原宁城县药监局正职负责人,通过庭审活动与行政相对人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更加全面、准确掌握案件事实,且并未因案件已引发社会关注、公众压力较大等而放弃依法行政原则,而是坚守法律底线,以事实为依据,勇于承认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启动内部纠错机制,最终高效化解行政争议。
五、蔡某某诉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案
基本案情
蔡某某系山东省泗水县村民,在该村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果树。2018年初,因鲁南高铁项目施工,蔡某某承包土地上果树在未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强制清除,蔡某某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泗水县政府)征占蔡某某承包地的行政行为违法。泗水县政府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提起上诉。
出庭应诉情况
山东高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泗水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出庭负责人认真倾听行政相对人意见,并积极“出声”,表示已经了解了行政争议的根源所在,将与蔡某某积极沟通协商,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争议,申请撤回上诉。山东高院举行了山东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庭审观摩活动,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在山东高院设主会场,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设分会场。山东省、市、县三级万名行政机关人员共同旁听本案庭审。庭审结束后,参加观摩活动的山东省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厅厅长对山东省全省行政机关人员强调,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要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做到“出庭又出声”。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负责人出庭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适当形式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向社会公开,使社会公众可以参与监督、共同促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切实发挥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各项功能。公开的形式,既可以是一份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也可以是一个个生动的现实案例。本案中,山东高院组织的行政诉讼庭审观摩活动,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法治教育课,对于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
六、湖北省京山昌盛园林有限公司诉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京山市新市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湖北省京山昌盛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从案外人某公司处转租25亩土地从事花卉苗木经营。2014年,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京山市政府)因项目建设需要,需征收涉案土地。2014年5月,昌盛公司及时转移、清理了地表附着物,完成了搬迁工作。后因赔偿款项问题未能协商一致,昌盛公司先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案外人某公司赔偿损失,被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9年5月,昌盛公司以京山市政府、京山市新市镇人民政府为被告,案外人某公司为第三人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荆门中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出庭应诉情况
因案涉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相对复杂但又具有协调化解的可能,荆门中院组成由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并书面通知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京山市市长积极出庭,并在庭审前组织研究、制定行政争议的初步解决方案。庭审中,京山市市长对昌盛公司因支持京山市发展,按照政府要求主动先行搬迁,保障建设项目如期落地表示感谢,并表示已经研究相应方案支持昌盛公司的合理诉求,希望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涉案争议。昌盛公司当庭表示,市长出庭表明京山市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相信市长发表的相关意见可以落到实处,愿意撤回起诉。昌盛公司之后与京山市政府达成和解,申请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中,荆门中院根据行政争议情况,认为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并实际通知,符合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领导干部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正职或主要负责人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本案中,京山市市长积极参与应诉工作,在庭审过程中合理发表意见,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市长的信任,在实际领取补偿待遇前即撤回起诉,充分说明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对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沈某某诉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2日,沈某某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奉化区综合执法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其诉讼目的是要求公开政府信息获取相应证据,以解决其房屋征收补偿的实质诉求。沈某某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相关法律十分熟悉,因房屋征收补偿问题未解决,对行政机关具有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2016至2017年间,沈某某先后向奉化区法院提起十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涉及综合执法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
出庭应诉情况
因沈某某频繁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进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奉化区法院为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向奉化区综合执法局发送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奉化区综合执法局委派负责人出庭,且出庭负责人在庭审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全面掌握案件有关情况,准确把握引发行政争议的真正根源,并在庭审中全程积极发言,对沈某某提出的质疑耐心作出解答,诚恳地认可行政机关存在的问题,承诺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就维权方式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涉案争议的实质性化解等问题充分阐述意见。经过庭审的充分沟通、交流,沈某某对行政机关的不满情绪得以有效缓和,并于庭审结束后三日内撤回涉及奉化区综合执法局的两起案件,就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的其余四起案件亦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负责人制度的合理运用以及功能发挥,不仅可以有效缓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增加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人民法院主动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出庭负责人全面掌握案情,并与行政相对人进行真诚交流,在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前提下,勇于承认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诚恳、客观地向行政相对人提出建议,最终促成行政相对人依法、正当、理性地行使诉权,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行政资源与司法资源。
八、衢州金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浙江省衢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行政给付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衢州金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宏公司)为承建的项目缴纳了农民工建筑工伤保险费。2014年4月,为该工程承包工地提供劳务的纪某某在上班途中发生本人无责任的交通事故。2015年4月,纪某某以金宏公司等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参照工伤标准赔偿医疗费等共计约310万元。2017年11月,金宏公司向浙江省衢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衢州社保局)提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该局作出被诉答复称,金宏公司未按规定提供纪某某参保名单,纪某某的工伤保险关系并未建立,其相关待遇不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金宏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责令衢州社保局支付金宏公司已经赔付的工伤待遇费用687,564元;申请对衢政办发(2007)155号文件第六条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分别判决驳回了金宏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金宏公司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申请再审。
出庭应诉情况
因本案直接涉及工伤保险领域的重大法律适用问题,以及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的实施,浙江高院由副院长、资深行政法官组成五人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将本案作为2019年浙江省各级法院与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开展“旁听百场庭审”的首场庭审,衢州社保局局长出庭应诉,25家省级行政执法单位的24位分管负责人,46位政策法规负责人,4名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共计90余人到庭旁听。衢州社保局出庭负责人通过庭审前做足功课,庭审中积极回应,庭外主动配合法院进行调解,更深刻地了解再审申请人的实质诉求,最终妥善化解了行政争议。金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庭表示,通过本案诉讼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关怀,以及行政机关为企业排忧解难的真心实意,亲身领会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现实含义。
典型意义
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全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浙江高院通过公开庭审,邀请行政机关的分管领导与法制负责人,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通过生动的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例,展现出庭负责人从“出庭”到“出声”、“出力”的转变,引导行政机关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促使行政机关正确理解与执行相关制度,使中央惠民政策真正得到“落地”执行,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九、张家港保税区润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诉江苏省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系列案
基本案情
杜某某等八人从张家港乘车至无锡涉案工地工作途中,在高速公路上因爆胎导致车辆失控翻滚,发生八人伤亡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责任。杜某某等八人以张家港保税区润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发公司)为用人单位分别向江苏省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无锡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无锡人社局经审核后分别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八人均为工伤。润发公司不服,向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梁溪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出庭应诉情况
杜某某等八人的案件基于同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但其中有人在救治中死亡,有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涉及层层转包等问题,情况错综复杂,一并协调化解行政争议难度的较大。庭审前,无锡人社局即已确定出庭负责人,且出庭负责人主动跟梁溪区法院取得联系,就如何合理、高效安排八案开庭审理进行沟通,并提前做好各项庭审准备。庭审中,出庭负责人积极发言,观点清晰,表述流畅,了解案件事实,熟悉法律适用,展现了较高的专业素养。庭审后,出庭负责人继续对接梁溪区法院与行政相对人,配合梁溪区法院开展协调化解工作。因涉案项目涉及层层转包,出庭负责人还专门指定了具体工作人员负责与总包方、分包方、包工头、受伤职工联系,关注协调进展,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人民法院。历经三个多月的反复沟通,最终就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达成一致意见,实质性化解了行政争议和后续民事争议,使受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润发公司撤回七案起诉及一案上诉。
典型意义
负责人出庭应诉,既是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利。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合理运用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发挥负责人在实质化解争议方面的优势作用,通过积极与行政相对人、人民法院就争议化解工作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更好地赢得行政相对人的理解,以及人民法院的支持。本案中,无锡人社局出庭负责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诉讼各个环节积极与人民法院、行政相对人进行沟通,并做好庭前准备、出庭出声,庭后协调等工作,成为搭建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坚固桥梁。
十、发得顺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发得顺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港资企业,以下简称发得顺公司)通过拍卖竞买取得涉案房屋,建筑面积5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81平方米,用途为仓库。2017年8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禅城区政府)因改扩建市政道路发布了征收决定公告,发得顺公司有35平方米土地位于征收红线范围内。房屋征收部门经委托评估机构按收益法评估确定涉案房屋市场价值为约147万元。房屋征收部门与发得顺公司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禅城区政府遂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涉案房屋整体征收并按评估价予以补偿。发得顺公司认为补偿价格明显低于周边房屋市场交易价格,向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佛山市政府)申请复议。发得顺公司在复议被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发得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在二审中协调,当事人之间达成补偿和解协议,发得顺公司自愿申请撤诉。
出庭应诉情况
因本案属于涉案征收工作中最后一起补偿纠纷,对征收工作的顺利推进造成重要影响,且涉及港资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直接关乎营商法治环境,同时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广东高院组成由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佛山市政府主管副市长,禅城区政府主管副区长均以行政机关负责人身份出庭应诉。庭审中,出庭负责人积极进行答辩、辩论、陈述最后意见,并表达和解化解征收补偿纠纷的意愿。庭审后,审判长组织各方当事人勘查现场和进行现场座谈协商,耐心辩法析理,分清利弊得失,经过七轮“背靠背”协调,禅城区政府在征得佛山市政府同意后,由房屋征收部门与发得顺公司就征收补偿问题签订了和解协议,给予发得顺公司合理补偿。发得顺公司当日即向广东高院申请撤诉,最终和解结案。本案庭审被列为广东省依法治省办公室组织的“2019年广东省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的示范观摩庭,200多名省直机关领导干部现场旁听了庭审,全省各级司法局均开通了同步视频,组织全体干警观摩庭审活动,且庭审直播视频已作为广东省普法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19年度学法考试”的必修课程。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一审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二审等诉讼程序中也具有其独有优势。本案中,广东高院充分准备庭审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庭审程序,全面发挥庭审应有的各项功能,积极落实国家机关的普法责任,用实际行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对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提高行政应诉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合理地运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由人民法院积极协调,行政机关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参加协调工作,共同努力化解行政争议,最终在二审程序中实现案结事了,充分展现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优势。
十一、彭某某等40人诉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等四单位强制拆除行为案
基本案情
彭某某等40人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福建省福安市城北街道王基岭地块建设涉案建筑物。福建省福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福安市住建局)对彭某某等40人作出《责令拆除通知书》。彭某某等40人在期限内未自行拆除,福安市住建局遂作出拆除公告,之后涉案建筑物已被拆除。彭某某等40人认为强制拆除时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福安市住建局、福安市城北街道办事处、福安市公安局均有领导在场,遂以该四单位为共同被告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德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四被告强制拆除地上物的行为违法。宁德中院在查明福安市住建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且未履行法定程序事实的基础上,判决确认福安市住建局的行为违法,并另行裁定驳回对其他三个行政机关的起诉。
出庭应诉情况
因本案人数众多,且涉及“两违”清理重点工作,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较深且相对复杂,宁德中院依法受理案件后,决定由分管行政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担任审判长,同时向四个被告发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审理。四被告均委派负责人出庭应诉,出庭负责人就“两违”清理工作的政策、安置等问题阐述意见,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旁听群众的理解与认同。出庭的福安市副市长当庭表示,将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积极化解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庭审结束后,宁德中院通过主动召开座谈会、“背靠背”协调等方式对行政争议进行协调,在协调工作确实难以进展的情形下,及时、依法作出判决,并在判后向福安市住建局发送司法建议,指出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建议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对于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中,原告人数多达40人,且涉及社会公众关注的“两违”清理重点工作,宁德中院通知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出庭,符合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要求。宁德中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审理工作,表明人民法院愿意主动接受监督,积极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共同推进行政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宁德中院多措并举促进案件协调化解,并就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行政执法问题发送司法建议,表明人民法院可以合理运用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十二、旬阳县润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陕西省旬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系列案
基本案情
2010年8月,旬阳县润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农公司)通过挂牌方式竞得陕西省旬阳县太极城规划核心地段一块宗地面积为122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要求,润农公司在开发建设商住用地同时,依据城建、水利部门规划设计,必须承担该宗地范围内河堤、道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2011年12月,润农公司基本完成该宗土地河堤的工程建设。此后,因陕西省旬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旬阳县住建局)和润农公司对该宗地的规划指标有分歧,旬阳县住建局一直未对该宗地编制出修建性详细规划,导致润农公司一直未能开发建设。2017年经审定,润农公司已支出土地出让金、修建河堤等费用共计7972.83万元。2016年至2018年间,旬阳县住建局因拓宽修建河堤道路,占用润农公司的商住用地17.64亩。2019年2月,润农公司向陕西省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安康铁路法院)起诉,请求旬阳县住建局依法履行规划职责,对涉案宗地作出修建性详细规划,同时确认旬阳县住建局因修路占用其建设用地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其投资损失、延误开发利润损失等经济损失合计近2亿元。
出庭应诉情况
因案涉地块位于旬阳县城区规划核心地段,润农公司诉请解决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专业性极强,赔偿金额巨大,时间跨度长达九年,涉及土管、规划、水利等多个行政管理领域,且多个行政行为互相交叉,安康铁路法院遂在案件审理之初,即与旬阳县住建局进行有效沟通,并通知其负责人出庭。旬阳县住建局高度重视,四次开庭审理均指派主管规划的负责人出庭应诉。庭审中,出庭负责人不仅全面介绍了涉案宗地建设情况,而且对案件涉及的城市规划、建设项目规划等专业知识当庭予以充分阐述。此外,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主管业务的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外,旬阳县住建局局长还全程参与调解、协调工作,并积极联系旬阳县县长和常务副县长,成立了由县长亲自挂帅,由县政府办、县国土、县住建、县财政、县审计、县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配合人民法院联动化解,与润农公司法人代表“面对面”沟通协商。合议庭先后八次奔赴旬阳县现场勘查,组织十余次协调会议,旬阳县住建局的正副职负责人均全程参与。本案通过多方一年多的反复协商,最终调解结案,涉案宗地的四起关联案件全部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有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尤其是涉及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领域。同时,行政机关除出庭应诉的负责人可以发挥相应作用外,其他负责人尤其是正职负责人也可以积极参与和配合行政应诉工作,共同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本案中,旬阳县住建局出庭负责人以其对案件情况的熟练掌握和对规划领域知识的专业解读,积极主动回应润农公司的合理诉求,充分展现出政府机关的公信、有为、诚意、担当,从而有效纾解对立情绪,促进双方换位思考,理性看待争议问题。同时,旬阳县住建局正职负责人积极主动参与争议化解工作,促成旬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并与人民法院多次沟通案情、研判解决方案,最终促成案件圆满解决,对合理运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建立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十三、邹某某等17人诉重庆绿岛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五案
基本案情
2014年,重庆市璧山区修建双星大道施工时放炮,导致邹某某的房屋出现开裂等情形成为危房无法居住。同年12月,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重庆绿岛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绿岛新区管委会)、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璧泉街道办事处、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鹰嘴村村民委员会和邹某某签订协议,约定:各方均认可因双星大道施工导致邹某某房屋倒塌,邹某某领取了施工方给予的一次性经济补助后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直至邹某某所在社征地时再对原告房屋进行补偿安置。邹某某的涉案房屋随即被拆除,但直到2018年所在社土地仍未被征收,期间邹某某一直在外租房居住。与邹某某相同情况的农户还有四家,均同时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沙坪坝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出庭应诉情况
沙坪坝区法院公开合并审理五案,绿岛新区管委会正职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有理、有据、有情地发表意见:对原告支持璧山区征收工作的行为表示感谢,对原告多年来一直在外生活的困难表示歉意,并承诺与相关征地部门协调完善征地手续,以租房补贴的方式对原告的实际困难予以解决。原告均表示认同绿岛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诚恳解决事情的态度,同意其提出的方案,待具体方案落实后则撤回起诉。庭审结束后,沙坪坝区法院再次组织协调,双方当事人就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申请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在涉征地类行政案件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就案件所涉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和案件事实等方面与行政相对人进行直接、理性地对话,做到“敢于发声”和“善于发声”,由“关键少数”针对“关键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纾解行政相对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沙坪坝区法院主动通知绿岛新区管委会正职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出庭负责人也切实做到出庭、出声、出效果,最终五案均以原告主动撤诉结案,充分体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积极作用。
十四、王某某诉云南省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限期拆除决定及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王某某作为个体经营者,在与云南省保山市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优先供地合同后,未取得规划许可擅自建设11,00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云南省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保山市规划局)经调查认定王某某的涉案厂房紧邻高速公路,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影响的情形,遂责令王某某限期拆除,王某某不服向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山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后,王某某向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山中院)提起行政诉讼。
出庭应诉情况
因本案涉及公民的重大财产权益,同时涉及当地工业园区的管理规范等问题,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保山市规划局正职负责人以及复议机关保山市政府的副职负责人,都主动表示依法出庭应诉。保山市规划局正职负责人对案件涉及的具体专业性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并发表了辩论意见,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保山市政府副职负责人针对案件争议焦点发表辩论意见,准确指出通过案件审理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行政复议决定存在的瑕疵向原告道歉,对原告选择法治方式维权表示敬意,同时分析说明原告主张的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原因,并建议原告主动拆除违法建筑。庭审结束后,原告申请撤诉。
典型意义
有共同被告的行政案件,可以由共同被告协商确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确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行政案件,共同被告之间协商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委派负责人出庭,人民法院一般予以认可。复议机关同时委派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鼓励与支持,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共同被告的负责人同时出庭应诉。本案中,共同被告均主动委派负责人出庭,且出庭负责人从不同角度切实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行政机关认识到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或瑕疵,消除行政相对人的负面情绪,有助于人民群众提高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与水平,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贵州省遵义县巾英铁厂诉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补偿案
基本案情
贵州省遵义县巾英铁厂(以下简称巾英铁厂)的原厂房被征收,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播州区政府)与巾英铁厂于2010年11月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后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所属项目部于2012年重新与巾英铁厂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并约定播州区政府与巾英铁厂达成的原拆迁补偿协议不再执行,遵义市政府应在红花岗区五号还房安置1425.06平米职工住房给巾英铁厂。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遵义市政府一直未交付房屋给巾英铁厂。巾英铁厂遂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遵义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遵义市政府支付逾期交房给其造成的损失。
出庭应诉情况
本案争议时间跨度长,且涉及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争议化解的难度较大。遵义市政府在庭审前提交答辩意见,主张遵义市政府因未直接参与征收具体工作而不是适格被告,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超出协议范围,没有法律依据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遵义市政府出庭负责人在充分听取原告的陈述及人民法院的意见后,认可遵义市政府是适格被告。同时,出庭负责人对本案所涉补偿问题长时间未得到解决,代表遵义市政府向原告表示歉意,并希望能够与原告协商,公平、公正地解决本案纠纷。原告表示同意协调,出庭负责人遂当庭提出由遵义市政府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对原告提出的合理损失予以补偿的协调意见。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遵义中院作出行政调解书,本案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切实参与到行政应诉工作,能更全面、准确地掌握行政争议的根源所在,客观地认识和发现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问题,展现解决行政争议的诚意,可以更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切实发挥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关键作用,以及在依法治国理政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负责人出庭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本案中,遵义市政府出庭负责人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庭审中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勇于承认问题以及表达歉意,并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最终促成历史遗留的长期纠纷得以妥善、高效化解,充分展现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优势。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十四起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十四起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1年6月27日)
目  录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例】
1.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保安革命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案例】
2.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刀靶水红色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广州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鸡罩山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
4.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熊雄烈士故居行政公益诉讼案
6.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7.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色革命史迹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马兰红山军博园军事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9.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 西宁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10.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八·二三”金门炮战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11.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 长沙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旧址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12.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七六”殉难烈士纪念碑行政公益诉讼案
13.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周边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14.山西省古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岳北军分区驻地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案例1
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保安革命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革命文物保护 违法建设 撤回起诉
【要旨】
针对未经审批在革命文物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房屋严重破坏革命文物历史风貌的情形,检察机关经督促,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全面履职的,应当依法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保安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城北炮楼山麓,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3日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现有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中央抗日红军大学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室等旧址群,共有窑洞30孔,占地4000平方米。该旧址于1992年4月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居民臧某某购买了志丹县保安镇位于炮楼山下、保安革命旧址上畔的房屋,建筑面积78.87平方米。2008年,臧某某违法在保安革命旧址上畔(旧址建控地带内)修建房屋,建筑面积386.96平方米。该房屋位于毛泽东旧居的左上方,直线距离仅7.65米,严重破坏了革命文物的历史风貌,影响了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调查和督促履职】
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志丹县院)在寻访保安革命旧址时发现本案线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通过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取证,走访调查、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臧某某修建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该建筑在保安革命旧址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志丹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县城管局)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志丹县文化与旅游局(以下简称县文旅局)对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破坏历史风貌的违法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志丹县院遂向县城管局、文旅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臧某某位于保安革命旧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违法建筑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恢复革命文物原貌。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城管局、文旅局将情况上报县政府。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城管局、住建局、文旅局、社区服务中心、征收办、城投公司等部门单位组成的征收领导小组,由县城管局对保安革命旧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居民建筑进行全面调查,列入全县棚户区改造范围,并决定对臧某某和排查出的其他两户居民的合法建筑依法进行征收,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2020年6月22日,行政机关均书面回复称此项工作预计当年9月底前完成整改。志丹县院收到回复后持续跟进,并层报上级延安市人民检察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导支持,三级院多次联合查看现场,并向相关行政机关调查了解案件进展。
【诉讼过程】
检察机关经跟进调查查明,行政机关虽然制定了整改工作方案,但一直未采取强制措施,书面回复中承诺的履职期限届满后,违章建筑仍未拆除,革命文物风貌持续受到破坏。为推动本案办理进程,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4月14日对本案挂牌督办,并指导志丹县院依据当地法院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于4月29日将案件移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塔区院)向宝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县城管局依法限期拆除保安革命旧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违章建筑。
该案起诉后,县城管局于2021年5月14日开始组织拆除,并在拆除后的土地上种植油松1500棵,爬山虎12000株,提升保安革命旧址的环境风貌。6月4日,在法院主持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县城管局提交了答辩意见和整改情况的相关证据。庭后,宝塔区人民法院、检察院与县城管局共同到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宝塔区院经核实认为,县城管局已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于6月11日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保安革命旧址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色首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和中国革命伟大历程的重要见证。针对违法建设破坏革命文物风貌的情形,行政机关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仍不依法全面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在判决前依法全面履职,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涉案公益得到有效修复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
案例2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刀靶水红色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征文物保护 一体化办案 地方立法
【要旨】
针对红色遗址受到破坏的情形,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协同优势,召开圆桌会议强化诉前磋商,促成地方立法,联合部署专项行动,提升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整体水平。
【基本案情】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刀靶水(以下简称刀靶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成功阻击敌人进犯、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重要战斗遗址。但该遗址除立有两块标牌外,没有任何保护标识和设施。遗址内杂草丛生,作战堡垒墙体风化严重,严重破坏了战斗遗址整体风貌。刀靶水历史文化街区全长约1公里,除立有“遵义县重点文物保护点刀靶水历史文化街区”牌子外,其余10余处红色遗址均未有保护标识。加之多数红色遗存旧址因产权归私人所有,随意拆除、改扩建行为时有发生。遗址年久失修,自然损毁十分严重,许多建筑破败不堪,甚至面临垮塌的危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初,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贵州省院)结合长征文化公园建设要求,对遵义革命老区红色遗址进行摸底排查,发现刀靶水红色遗址损毁严重,于5月11日作为省院自办案件立案调查,成立了由省院检察长傅信平任主办检察官,贵州省院、遵义市检察院、播州区检察院共同参与的联合办案组,启动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机制。办案组通过实地走访、向相关单位调取文史资料、向行政主管部门调取履职情况资料、询问相关当事人、咨询文史专家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详细调查红军长征期间刀靶水红色遗存的范围、产权归属、居住使用、管理保护情况。经调查查明,当地党政部门虽然成立了刀靶水红色文物保护与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但未投入足够资金加以保护,保护力度及保护意识不够。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对刀靶水红色遗址依法设置保护标识,没有对受损的红色遗址进行修复并采取相关保护措施。办案组多次组织遵义市、播州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圆桌会议,督促相关单位对刀靶水红色遗址保护依法全面履职。办案组与省文旅厅召开磋商会,研究制定刀靶水红色文物保护方案,经督促,刀靶水历史文化街区文物重新安装了保护标识,在三道拐战斗遗址安装了刀靶水阻击战说明牌,19处文物点抢救性修复修缮工作已全部完成。并促成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将公益诉讼检察保护红色资源纳入《遵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
结合本案办理的成功经验,贵州省院与贵州省文旅厅于2020年10月联合部署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文物保护专项行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的相关要求,更好地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区文物。
【典型意义】
针对革命文物受损问题,贵州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检察长亲自领办,整合省、市、区三级院力量,通过一体化办案,加大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商,推动省、市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加强对红色资源文化保护力度,促成地方立法和专项整治,发挥了公益诉讼职能在保护红色资源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案例3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广州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鸡罩山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散葬烈士墓保护 军地协作 烈士身份信息
【要旨】
针对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不到位、烈士身份信息资料缺失等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协作优势,共同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系统修缮散葬烈士墓,全面核查烈士身份信息,维护散葬无名烈士合法权益,捍卫英雄烈士的荣誉和尊严。
【基本案情】
位于台山市川岛镇山咀鸡罩山的烈士墓是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驻川岛某部队为执行国防建设等军事任务中牺牲的战士所设立。1986年部队撤离后,台山市川岛镇政府、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曾申请将烈士资料及烈士墓移交地方管理,但因部队内部番号调整变更,且清理烈士信息资料涉及军地多个部门,移交管理事宜未有进展,涉案烈士墓地至今无人管理。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台山市院)在开展“英烈保护”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该线索。台山市院遂依托军地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联合广州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广州军检院)成立办案组,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共同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实地勘察,查明鸡罩山约有散葬墓碑50座,无名无碑烈士墓冢约20座,墓地已被杂草淹没、碑体破损、碑文模糊难认、墓冢遗骨坛部分损毁等。经查,地方政府仅存一份烈士墓资料,简单记载了36名烈士的姓名、部队编号等,尚有部分烈士信息不全、身份不明。军地联合办案组认为,该散葬烈士墓管理不到位、烈士身份信息缺失,有损英烈尊严与荣光。
为进一步查明案情,军地检察机关明确了各自调查分工,由广州军检院查找烈士原属部队的后续管理单位,整理收集烈士身份信息,沟通移交地方管理事宜等;台山市院与职能部门研商烈士墓整改修缮事宜。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广州军检院和台山市院于2020年7月30日联合向有关职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分区、台山市人武部、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相关镇政府召开台山市散葬烈士墓公益诉讼案推进会,军分区向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了相关烈士资料,共同商讨了研究整改方案。会后,与会单位成立鸡罩山烈士墓管理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该处散葬烈士墓资料收集、环境整治、道路修建、墓地建设、设施配套等工作。
目前,烈士墓园原地修缮整改措施已经落实到位,已查明46名烈士的信息资料,其余无名烈士的信息仍在进一步核查中。相关部门已为烈士逐一制作新墓碑,并修建墓地道路、烈士纪念碑、事迹介绍牌及拜祭平台等配套设施,便于烈士家属及群众瞻仰凭吊。下一步,地方政府将深入挖掘英雄烈士的革命事迹,将鸡罩山散葬烈士墓园打造成为台山市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让英雄烈士形象更加丰满,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典型意义】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留下姓名的英雄被人民永久铭记,但无名英烈也不应被遗忘。检察机关通过办案督促、协同行政机关寻查无名烈士身份信息、完善烈士纪念设施,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氛围。军地检察机关优化办案协作模式,共同推动完善散葬烈士纪念设施的军地协作管理保护机制,为弘扬烈士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军地检察力量和智慧。
案例4
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文物消防安全 公开听证 综合治理
【要旨】
针对革命文物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及行政机构改革中行政机关权责不明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厘清相关行政机关在保护革命文物中的职能职责,让革命文物得以有效保护,同时以点带面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出台专门立法,形成红色资源长效保护机制。
【基本案情】
位于四川省旺苍县木门镇的木门寺建于南梁,历经多次毁损与重建,现存建筑为清朝康熙年间所建木结构穿斗式建筑。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木门寺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史称“木门军事会议”。木门军事会议会址于2009年4月28日更名为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2017年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9年入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该纪念馆依山而建,周围森林茂密,植被覆盖率高,地表树叶杂草堆积较厚,易引发火灾。纪念馆电线直接在木质建筑上布线,极易引发火灾,且烟感装置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感应烟雾;纪念馆虽有灭火器等简单消防设施,但没有防火预案、没有专职消防安全员,消防安全员由纪念馆没有安全管理资质的工作人员兼任。纪念馆一旦发生火灾,将对以木结构为主体的纪念馆以及馆内文物造成破坏性毁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下旬,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旺苍县院)前往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走访时发现上述问题,同年8月21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纪念馆有各种革命文物数百件,包括红军石刻标语、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木门会议会址”门匾等。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的有关规定,木门军事纪念馆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严重威胁纪念馆及馆内文物安全,旺苍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和旺苍县木门镇政府分别对辖区内文物保护有监管职责和主体责任,因当地在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时没有及时理顺职责,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晰,致使木门军事纪念馆长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没有得以及时解决。
2020年9月3日,旺苍县院组织召开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保护公开听证会,邀请县人大、县政协及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参加。检察机关在听证会上出示木门军事纪念馆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证据,建议相关部门理顺职能职责,及时采取有效举措保护纪念馆及馆内文物安全。9月10日,旺苍县院向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和木门镇政府公开宣告检察建议,建议两个单位依法全面履职,消除木门军事纪念馆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旺苍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落实安全管理经费5万元,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消防设施设备专项经费,对木门会议纪念馆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整改;木门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出台《木门会议纪念馆文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建立了木门会议纪念馆定期检查、报告制度,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员。在木门军事纪念馆消防安全问题得以彻底整治后,相关部门投入720万实施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扩建工程和布展改造工程,对红军标语石刻窟檐、崖墓保护设施等进行修缮,并通过艺术化、多媒体展示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相关史料内容,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红色基因世代传承。办案过程中,旺苍县院将该案情况及时向旺苍县人大及县委县政府、广元市检察院等单位报告,推动旺苍县政府在全县开展红色文物保护专项调研。2020年12月,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广元市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
同时,旺苍县院以点带面,走访旺苍红军城(全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遗址点最多的红军遗址群之一)三街二巷原中国工农红军46个党政军领导机关旧址,对红色资源消防安全情况开展调查,对调查发现的红四方面军工农剧团、第三十一军军部遗址存在的消防喷淋系统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情况,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安装集热罩40个,及时解决了旺苍红军城消防安全隐患。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理顺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推动木门军事纪念馆长期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及时得以解决,并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在全县开展红色文物专项监督活动,解决旺苍红军城红色文物消防安全隐患,保护了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为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出台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地方立法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5
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熊雄烈士故居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故居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革命烈士故居缺乏管理维护产生的损毁风险及安全隐患,在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整改的同时,积极协助解决行政机关履职难点问题,将革命文物保护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推动烈士故居得到有效保护利用。
【基本案情】
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实际代表党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位于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芳溪镇的熊雄烈士故居始建于1892年,系一幢具有清代建筑特点的砖木结构民房,占地面积510平方米。熊雄烈士故居于2016年被评为宜春市第四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管理维护不到位,故居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破败和人为破坏情况,周边环境脏乱,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0月,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丰县院)在开展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熊雄烈士故居存在不同程度地自然破败和人为破坏情况。一是建筑物部分墙体被白蚁侵蚀、有些木墩被蛀空变形,故居内电线乱搭乱接、消防器材不齐全,安全隐患问题突出;二是附属建筑物“培兰书屋”曾遭受火灾,未得到有效修复,破败不堪,面临毁损风险;三是文物保护范围内存在养殖家禽、环境脏乱的情况。宜丰县院随后又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勘验、询问证人等方式,完善固定证据,认为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性、完整性、宣传性、研究性,影响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2019年11月19日,宜丰县院决定对熊雄烈士故居保护不到位问题立案调查。
根据《江西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的有关规定,宜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以下简称宜丰县文广新旅局)、宜丰县芳溪镇政府对熊雄烈士故居负有管理保护职责。2019年11月25日,宜丰县院分别向上述两家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清理、维护熊雄烈士故居卫生环境工作,加强对熊雄烈士故居保护管理措施。
检察建议发出后,宜丰县文广新旅局、芳溪镇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熊雄烈士故居保护工作小组,负责抓整改落实。宜丰县文广新旅局制定专门整改方案,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维修治理资金,对残留建筑进行局部维修,对烧毁部分恢复原貌。芳溪镇政府对故居周围环境进行了全面整治,拆除构筑物270平方米,清理周围杂物500平方米、清理垃圾2吨,并专门聘请保洁员负责故居的卫生环境清洁工作。
2020年4月15日,宜丰县院就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发现熊雄烈士故居的维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资金不到位导致工作进展不理想。为解决行政机关面临的这一难题,宜丰县院积极协调和引导行政机关将熊雄烈士故居所在的下屋村作为秀美乡村建设点之一,结合新农村建设项目协助行政机关向县政府申请资金支持,提升故居所在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宜丰县政府先后拨付225万元用于全面改善熊雄烈士故居周边环境和设施维修,并向宜丰县文广新旅局拨付白蚁防治专项款。宜丰县院先后3次与宜丰县文广新旅局、芳溪镇政府进行沟通会商,并多次到熊雄烈士故居跟进项目建设情况。
目前,熊雄烈士故居内部修缮维护及周边环境改造一期工程完工,故居正前方新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熊雄广场,道路及景观工程进一步优化,故居内外环境得到提升。修复后的熊雄烈士故居被列为当地精品“红色走读”路线中的重要一站,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直机关、宜春市直机关等多个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前来熊雄烈士故居开展“红色走读”活动,切实发挥了其传承革命烈士精神的重要作用。
【典型意义】
革命烈士故居是中国共产党非凡奋斗历程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见证。检察机关针对革命烈士故居存在的诸多安全隐患及环境问题,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用司法力量强化革命文物保护。同时,持续跟进修复保护工作,积极协助行政机关解决履职中遇到的难题,因地制宜将革命文物保护与秀美乡村建设相融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红色资源保护质效,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案例6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 制定保护管理措施 公告施行
【要旨】
对于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行政机关未制定具体保护措施的情形,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制定相应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填补了区域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制度空白。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有三处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始建于1947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象征,1986年被黑龙江省民政厅公布为黑龙江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北山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始建于1954年,是中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顽强战斗精神与友谊的象征;蔡云翔烈士纪念碑复建于1985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精神、空军精神的重要象征。上述三处烈士纪念碑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文物保护部门缺少相应的文物保护制度、公示制度及保护措施,影响全社会共同知晓、理解、参与并监督文物保护工作,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30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爱民区院)在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统一部署的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该线索,并针对三处烈士纪念碑缺少保护管理措施致使公益受损情况进行立案调查。办案人员通过现场勘验、询问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烈士纪念碑管护单位负责人以及政务查询、网络查询等方式,确认了公益受损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黑龙江省文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爱民区文旅局)作为本地区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2020年10月21日,爱民区院依法向爱民区文旅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监管职责,对三处烈士纪念碑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收到检察建议后,爱民区文旅局立即采取行动,积极调取三处烈士纪念碑的相关资料,查阅相关法规及政策文件,参考其他省市文物保护制度并听取烈士纪念碑管护单位意见。经系统调研分析后,爱民区文旅局形成《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北山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蔡云翔烈士纪念碑保护管理措施(草案)》。爱民区院通过调查问卷、现场座谈会、法治公益课等形式,广泛收集学校、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间公益组织对于烈士纪念碑管理保护工作相关意见建议,并向爱民区文旅局提出“烈士纪念碑保护管理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资源优势相结合”等意见,均被采纳。
2020年12月7日,爱民区文旅局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经检察机关确认,该局已专门制定《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北山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蔡云翔烈士纪念碑保护管理措施》,并于2020年11月27日在爱民区委宣传部“文明爱民”微信公众平台上公告施行。
【典型意义】
本案中涉及的三处烈士纪念碑作为重要区域性红色文化地标,具有较高文物保护价值及历史纪念意义。在文物评级上属于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属性上既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又属于烈士纪念设施。检察机关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文物保护部门对三处烈士纪念碑制定保护管理措施并公告施行,推动建立完善对具有较高文物保护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促进区域文物保护治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有效防范红色文化资源流失,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7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色革命史迹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军地协作 诉前磋商 革命史迹系统保护
【要旨】
针对部分革命史迹保护不善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加强协作,采用检察建议、磋商协调等多种形式,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加强保护,推动革命史迹全面系统保护。
【基本案情】
浙江省开化县是全国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县、浙江省第一批革命老区县,有革命老区村139个,革命史迹116处。2021年3月,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开化县院)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开展“守护红色军事文化史迹”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对全县革命史迹进行摸排走访,发现部分革命旧址及散葬烈士墓缺乏日常维护管理,有些甚至年久失修濒于危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军事检察院)向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整编旧址保护不佳线索。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将该线索交办开化县院。2021年3月至4月上旬,开化县院组织干警寻访了有代表性的革命遗址、旧址及烈士故居、墓地等47处。发现8处革命旧址及4处散葬烈士墓问题较为严重,亟需修缮保护。如中共闽浙赣省委旧址楼板腐烂、墙体渗水且开裂;霞山钟楼革命遗址受白蚁侵害;红十军团军政会议旧址被堆放垃圾、杂物;红军游击队长张春娜的墓地荒芜、故居部分坍塌。另查明,新四军集结组编旧址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范围未将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纳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司令部、政治部旧址现仅残留院墙和院门,缺乏有效维护,存在倒塌风险。
2021年4月,开化县院对有明确法律依据属同一行政机关负责的相关问题作1件案件立案,对上述8处革命旧址具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共立案11件。调查期间,开化县院召开红色史迹保护磋商会,浙江省检察院、杭州军事检察院到会指导。开化县院邀请县党史办文献科、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专家介绍相关革命史迹的故事、蕴含的革命精神及保护的重要意义,与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县文广旅体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行政部门达成了保护革命史迹共识。2021年5月10日,根据革命旧址的性质、损毁程度及保护主体等情形,分别采用检察建议和磋商纪要的形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辖区乡镇(街道)政府依法履职。
县文广旅体局牵头对本次案涉的3处革命文物制定修缮保护方案,并对全县13处列入文物保护的革命史迹设立了《不可移动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亦制定保护措施并积极准备文物扩点保护的申报材料;县住建局已对霞山钟楼革命遗址进行白蚁防治,并铺开全县范围内革命旧址白蚁检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管理不善烈士墓进行修缮并落实日常维护责任,并已规划建设烈士陵园项目;各乡镇政府也对辖区内的革命史迹加强保护,如马金镇政府已将修缮红军游击队长张春娜故居作为当地红色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立项,准备建立张春娜陈列馆,并与其墓地、红军洞、练兵场等旧址组合打造成党史教育基地。截至5月底,涉案革命旧址或遗址环境已修复并建立日常管理机制。
开化县院在办案过程中还发现县域内大部分革命旧址为非文保单位,保护利用工作缺乏直接的法律法规依据,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制度不全、维修管理不力,据此专门形成《关于全县革命旧址保护情况的报告》报开化县委县政府,并建议由县委县政府出台相关保护革命旧址的文件。县政府采纳了县检察院的建议,拟于近期出台相关保护革命旧址的规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针对革命文物及革命史迹的不同受损状况、结合行政机关的不同履职情况,采用磋商、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发挥听证程序作用,督促实现革命文物和非文物革命史迹的全面保护。注重以点带面,结合办案提出综合治理建议,提升辖区革命文物保护整体保护水平。
案例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马兰红山军博园军事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红色文物保护 “两弹一星”精神 军地共筹保护资金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军事遗迹保护不到位的问题,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强红色文物保护,并推动地方和军队共筹保护资金,充分发挥红色教育基地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作用。
【基本案情】
马兰红山军博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境内,2011年被列为国家红色旅游项目第二批经典名录,园中的红山核武器试爆指挥中心旧址2013年被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兰红山军博园内,部分文物保护标志说明牌位置不醒目、字迹不清晰,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标识;将军楼、夫妻楼等建筑物门窗破损严重,内部堆放杂物;文物保护协管员在园内放养牲畜,牛羊粪便遍地,环境脏乱,严重影响其整体历史、科学、红色教育价值。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4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和硕县院)在全区检察机关开展的“文物古迹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中发现上述问题,对马兰红山军博园保护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后,决定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并在进一步调查核实后,于5月2日向和硕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园内受损文物及时修缮保护,清理杂物、整治环境;重新设置文物保护标志说明;加强对文物保护协管员的监督管理;强化日常文物保护管理,增加日常检查巡查力度和频次;建立文物保护长效机制。
和硕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积极研究整改方案并迅速落实。一是组织专人负责对马兰红山军博园内环境卫生进行整治,清理杂物,对文物破损处进行修缮维护;二是重新设置文物保护标志说明,增设“严惩蓄意破坏”“爱护环境”“禁止放牧”等保护标识;三是加强对文物保护协管人员的管理监督,严格考核机制,建立对尽责不到位协管人员与管护薪资挂钩的惩戒机制;四是与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由所在乡镇政府腾退占用的园内历史遗留建筑;五是安排专人对县域内国家级、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普查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向县政府申请资金,对县域所有文物保护单位开展补救性保护措施。
2021年3月,和硕县院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时发现,马兰红山军博园内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文物标志说明清晰醒目,遗留建筑物得到有效修缮,所在乡镇已腾退因工作占用的园内建筑,各项保护措施相继落实到位。该案引起和硕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县政府积极与马兰部队进行对接,地方、军队共筹保护资金,由马兰部队针对马兰红山军博园进行实景式景观园建设,共申请资金1.4亿元,目前已到位1亿元,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典型意义】
马兰基地是“两弹一星”的摇篮,是我国重要的军事纪念基地之一,从这里走出了“两弹元勋”程开甲、邓稼先等10位院士和29位将军,留下了诸多国防将领、科学家工作和生活的足迹。马兰红山军博园作为马兰基地的组成部分,见证了“两弹一星”成功研发的宏伟事业,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行政机关积极整改,并促成军地共筹资金,以实景再现的形式重现“甘做隐形埋名人,勇干惊天动地事”的峥嵘岁月,大力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案例9
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 西宁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铁道兵英烈 公开听证 跨区域协作
【要旨】
铁道兵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军铁检察机关分别发挥专门检察院优势,加强跨区划协作,督促行政机关对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依法履行保护管理职责,让铁道兵英烈被人民永远铭记和怀念,让铁道兵精神世代传承。
【基本案情】
青海省天峻县、刚察县烈士陵园内共埋葬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修建青藏铁路一期牺牲的原铁道兵烈士67位。由于两地均处藏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原设施维护难度所限,天骏县烈士陵园存在烈士墓保护范围不清晰、周围散落建筑和生活垃圾、墓碑刻录烈士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刚察县烈士陵园水泥地面风化严重、焚烧池无警示标志,有人员坠落风险,两处烈士陵园均无专门管护人员,杂草丛生。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11月,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宁铁检院)在履行职责中了解到,青藏铁路一期沿线和烈士陵园可能存在牺牲的铁道兵烈士墓未标记生平、亲属无法辨识等问题。因西宁铁检院传统涉铁业务由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兰州铁检分院)同步指导,遂将该线索上报兰州铁检分院。收到该院请示后,兰州铁检分院与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检察院迅速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军铁检察协作、切实维护铁路运输领域军人权益专项行动”,将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纳入监督重点,并共同指定西宁铁检院与西宁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宁军检院)对接办理,两院分别于2020年12月3日、2021年3月22日立案。为准确核实英烈信息,西宁铁检院、西宁军检院多次前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中国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原铁道兵十师)查阅资料、走访调查,向中铁二十局咸阳项目部健在的铁道兵老兵询问当时烈士牺牲和埋葬情况,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排摸,确定了青海省内修建青藏铁路一期的铁道兵烈士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14日、2021年3月26日,西宁铁检院、西宁军检院分别向天峻县、刚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两地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烈士设施保护管理职责,重新调整烈士陵园布局规划;加强烈士陵园环境维护;消除安全隐患;完善烈士信息,让每一位烈士都得到应有尊重和褒扬。
2021年3月29日、3月30日,兰州军铁两级检察机关分别在刚察县、天骏县联合召开检察听证会。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役军人代表、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职工代表和当地藏族群众参加听证,各方一致认可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并结合本地经济环境和民族风俗对整改方案提出意见建议。兰州军铁两级检察院还在清明节前夕,与当地藏族群众共同开展铁道兵烈士祭奠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捍卫英烈荣光。
天峻县、刚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整改方案及时清理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及烈士墓周边杂草和垃圾,重新对墓碑进行了清洁和描红标识,在烈士墓周边种植了松柏绿植,在影响群众祭扫安全的焚烧池周边加设了醒目警戒线,报送的天峻县烈士和群众墓分别管理规划、刚察县烈士陵园修缮方案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相关修缮资金已到位,烈士陵园改造和部分无名烈士生平资料完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典型意义】
铁道兵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建国初期我国铁路大动脉建设中曾发挥重要作用。本案中的青藏铁路一期当年施工环境极其恶劣,铁道兵用血肉之躯博得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值得人民永远铭记和怀念。军铁检察机关依托跨行政区划一体化办案机制,将铁道兵英烈设施保护作为联合办案的发力点,体现了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推动全社会铭记新中国百年英烈史的责任担当。
案例10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八·二三”金门炮战遗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文物保护 两岸文化交流 乡村振兴
【要旨】
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共同保护好党和国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色印记。
【基本案情】
“八·二三”金门炮战遗迹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系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毓秀楼、安业民烈士纪念碑、一号防炮洞等7个文物点及围头民兵哨所1处附属文物。毓秀楼作为“八·二三”金门炮战遗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建造于1931年,为典型的中西合璧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因年代久远存在多处梁板混凝土碳化、钢筋锈蚀等安全隐患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接群众反映,毓秀楼存在倒塌灭失的现实风险,决定立案并开展调查,派员多次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听取当地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并组织市文化和旅游局、金井镇政府召开诉前磋商会议。经磋商查实,毓秀楼的抢险加固方案虽已通过审批,但因聘请的施工团队不具备文物修缮资质,其作出的修缮预算和方案不符合古建筑修缮标准,抢险加固工作迟迟未启动。2020年6月24日,晋江市院依法向市文化和旅游局、金井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及时保护受损文物。
收到检察建议后,金井镇政府聘请专业施工团队,完善修缮方案,并将原有140万元的预算追加至227万元。市文化和旅游局开辟“绿色通道”,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规范毓秀楼抢险加固工作。2020年12月,毓秀楼抢险加固工程竣工,顺利通过文物部门的技术验收,安全隐患已消除。整改后,“八·二三”金门炮战遗迹入选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被纳入福建省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
晋江市院结合本案办理情况,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基层组织做好革命文物遗产深度保护与开发利用“两篇文章”,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深挖革命遗迹的历史内涵,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金井镇政府在围头村开展“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海峡两岸七夕返亲节”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交流,围头村也荣获“海峡第一村”和福建省“对台交流示范点”的美誉。2021年5月,“福建发展·晋江经验”精品线路入选全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晋江市院以此为契机,与市文化和旅游局、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共同签署《关于促进晋江市全域旅游发展的协作方案》,为晋江全域旅游跨越式发展和“晋江经验”精品线路提供司法保障。
【典型意义】
毓秀楼等遗迹是“八·二三”金门炮战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推动建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平台载体。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能,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协同共治效能。在办案中注重发挥革命文物价值,助推地方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将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振兴发展相互融合。
案例11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 长沙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旧址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文物保护 军地协作 公开听证
【要旨】
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监管。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对革命文物修复情况进行评估,明确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标准。以个案为抓手,推动政府增强文物执法队伍建设,提升本地革命文物整体保护水平。
【基本案情】
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旧址(以下简称旧址)位于平江县长寿镇,始建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厢房28间,总占地面积2150平方米。1934年1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从江西万载小源撤出后,突破敌军重重包围,于当年7月驻扎黄金洞,自此至1937年8月,旧址成为湘鄂赣三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陈昌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此领导革命运动。受自然、人为等多重因素影响,旧址院内杂草丛生,部分房屋被他人占用居住,部分房屋出现倒塌、屋面开裂、屋檐断裂等现象,文物纪念设施受损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江县院)在湖南省潇湘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期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旧址无人管理、房屋倒塌、设施损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问题,经初步调查后于2020年8月25日决定立案,并与长沙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长沙军检院)成立联合办案组。通过走访群众、现场勘查、调取三定方案和管理台账、询问相关人员查明,旧址于1991年获批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19年2月获批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19年10月获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至今未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因撤区并乡政策划入到长寿镇后,旧址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维护状态,部分房屋被养蜂人占用作为临时居住地,部分房屋被村民上锁存放生产生活物资,部分房屋因年久失修面临毁损风险。
2020年9月25日,平江县院与长沙军检院向平江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以下简称县文旅广体局)、平江县长寿镇政府公开送达全省首例红色资源保护联合检察建议书,建议县文旅广体局依法制止违法占用行为、采取紧急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加强旧址的保护和管理;建议长寿县镇政府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加强对旧址的管理和保养维护。
军地联合督促履职,平江县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县文旅广体局和长寿镇政府积极履职,完善了旧址基础保护工作,树立了保护标志和界碑,腾退了占住人员;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划定了旧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委托平江县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公室对旧址房屋的损坏状况、危险程度等级进行了评估,并争取到县政府拨付的专项经费用于抢险加固;按国保单位修缮程序,制定了修缮项目计划书。
鉴于旧址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全面修缮的方案、经费需由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审批,难以在短时间内整改到位,军地两院决定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尽责。2020年12月9日,军地两院在平江县院举行案件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红军后代、村民代表等5人担任听证员,邀请3名文物专家发表意见,最终认定县文旅广体局、长寿镇政府已在积极履职,整改措施切实有效,但因安全隐患尚未消除,待急救维修完成且修缮项目计划书层报至国家文物局后再决定是否终结案件。
军地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注重推进长效机制建立,共同向县委作专题汇报,推动县委政府在长寿镇增设人员编制、建立文物管理机构,解决文物保护工作的人财物难题;推动县文旅广体局对全县革命文物进行地毯式排查,建立文物安全台账,发现并整改12项问题。长沙军检院以点带面,对全省红色资源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摸排,提供案件线索437件。
【典型意义】
平江县先后走出了64位共和国将军、92位革命抗日将领,全县共有革命文物484个,是红色资源大县,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要红色记忆。军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保护红色资源不受侵害。通过公开听证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明确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标准。以个案为抓手,推动县政府加强文物保护上的人财物保障,推动建立革命文物长效保护机制,将“将军县”的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抓牢抓实。
案例12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七六”殉难烈士纪念碑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烈士纪念设施 革命文物保护 人大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针对重点难点问题积极争取人大监督支持,并现场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共同推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利用。
【基本案情】
“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以下简称二师纪念馆)是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关心下一代爱党爱国教育基地,由于维护管理不到位,馆内的“七六”殉难烈士纪念碑(以下简称“七六”烈士碑)存在碑文污损、镌刻的英烈事迹模糊不清、浮雕五角星掉色缺损、碑面裂纹、人为刻划等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4月,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莲池区院)在开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经向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保定市院)申请指定管辖,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经调查核实,二师纪念馆既是英烈纪念场所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七六”烈士碑具有文物和英烈纪念设施双重属性,其管理和维护依法应由保定市教育局、保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市文广旅局)共同负责。
莲池区院多次与市文广旅局磋商二师纪念馆修复事项,初步拟定了修缮方案,但修复实施工作存在资金保障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2019年9月24日,保定市院向市人大申请对“七六”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予以监督,市人大组织保定市院、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莲池区院召开二师纪念馆英烈纪念设施修复工作现场调度会,听取检察机关的建议及市文广旅局的修复意见。在市人大的监督下,检察机关向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现场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上述两个行政机关对“七六”烈士纪念设施受损问题及时进行修复;对纪念设施及红色文物保护区域周边环境进行有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英烈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2019年12月19日,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回复检察机关:市文广旅局通过了修缮方案,57万元修复专项资金已陆续到位。市教育局从北京聘请了具备专业文物修缮资质的施工单位准备进行修复。2020年6月10日,“七六”烈士纪念设施修缮工作竣工,纪念设施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周边整体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达到了整洁、优美、庄严、肃穆的要求。同年10月20日,二师纪念馆正式开馆,以崭新面貌向公众重新开放,供公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典型意义】
“红二师”是保定重要的革命策源地、革命堡垒和革命干部的摇篮。“七六”护校斗争是二师光荣革命传统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真实写照。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善于争取人大监督和支持,推动将重点案件纳入人大监督,并主动与行政机关开展磋商沟通,凝聚共识,良性互动,持续跟进,推动问题有效整改落实,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案例13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周边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历史风貌保留
【要旨】
针对监管缺位、保护意识淡薄等原因造成的革命文物受损、周围环境恶化等怠于保护情形,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强协同治理,妥善保护好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不仅要注重保护革命文物本身,还要注重对周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等历史遗存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展现红色资源的整体历史风貌和人文风情。
【基本案情】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漕运西路174号,于1995年4月被确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近现代历史遗迹及革命纪念建筑物,更是2021年4月22日《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第一批)》中公布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毗邻横贯主城区的里运河,周边原本分布着“泗阳公馆”“义顺巷民居”等多处市级不可移动文物。2015年前,旧址所在的漕运西路沿线地块实施了数次征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对上述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有效保护,造成文物部分毁损,虽经维修,但“泗阳公馆”因长期无人管护,墙体外立面剥离脱落、窗户玻璃破损,外观特点基本丧失,严重破坏该旧址的整体历史风貌和人文风情。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9月,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清江浦区院)在开展公益损害巡查中发现该线索,并于同年9月22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查、无人机航拍取证以及向属地街道办事处、文物保护等部门调取书证,查明: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东侧的漕运西路地块以“总理童年读书处周边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为建设项目,于2015年启动征收,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推进,分三期开展工作并规划整体开发,且已委托具备文物保护设计资质的机构制定了项目建设和文物保护方案, 但目前仅一期征收完毕且尚未纳入土地储备。然而,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周边现存的“泗阳公馆”等不可移动文物属私人所有,由于地块实施征收多年,该文物长期无人居住管护,年久失修,以致发生历史风貌基本丧失的损害,而恶劣的周边环境以及不可预知的因素,也进一步加大了文物状况持续恶化的危险。
此外,清江浦区院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东侧的征收地块围挡内,某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违法占用土地开办了一处较大规模的废旧物资回收站点,场地内常露天堆积回收的废弃金属、木材以及塑料制品等固体废物,并有大型机械作业,却没有采取任何防渗透、防扬散等环保措施,也没有设置必要的消防设施,污染大气、水土生态环境,危害公共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9月24日,清江浦区院依法分别向清江浦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清江浦区文广旅游局)和属地街道办事处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定监督和保护职责,尽快对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在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下进行维护保养;向清江浦区生态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违法设立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作出环保监管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清江浦区文广旅游局立即对“泗阳公馆”保护现状展开监督检查,并向街道办事处通报检查情况,督促做好对该文物的保护工作。属地街道办事处多次与不可移动文物产权人进行沟通,投入资金采取修补保养、环境清理等保护性措施,并努力推进项目进程,拟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设中按照方案进行一次性整体修缮。清江浦区生态环境局协同街道办事处组织城管、市监等部门对违法设置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依法迅速予以取缔,责令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立即拆除地面构筑物、搬离清场,随后对裸土进行了平整覆盖。
清江浦区院持续跟进监督,了解征收推进情况,与属地街道办事处和文物保护部门就文物的日常维护和后期修缮等问题进行当面沟通,并不定期地安排人员到征收地块查看文物的状况。
【典型意义】
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厘清文物保护、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在履行红色文物保护行政监管职责的界限,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多部门各司其职,推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检察机关在督促保护革命文物的同时,关注对文物周边各类历史文化遗迹的一体化保护,确保充分呈现革命文物的历史风貌,为教育全社会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贡献检察力量,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14
山西省古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岳北军分区驻地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革命文物保护 太行精神 乡村振兴
【要旨】
针对新农村建设中革命遗址面临的灭失风险,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促成革命遗址得到整体性修复和利用,实现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基本案情】
太岳区第一军分区又称岳北军分区,其驻地旧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古县北平镇贾寨村,该军分区隶属由陈赓担任司令员的太岳军区,于1943年3月在贾寨村成立。岳北军分区驻地旧址于2010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旧址均为清代晚期砖木结构建筑,由于历史原因,房屋院落归村民所有和使用,未得到有效修缮保护。2018年初,为实施新农村建设,该村在原址基础上统一规划,拟拆旧建新,革命遗址面临灭失危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9月,山西省古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古县院)赴贾寨村办案,在与村民交流中发现该线索,并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调查。经实地考证、查阅党史资料并咨询有关专家,确认贾寨村部分院落建筑为革命文物。经进一步调查查明,贾寨村岳北军分区驻地旧址长期得不到有效修缮保护,房屋毁坏严重,有的院落建筑主体已成为危房,瓦砾掉落、破败不堪,存在倒塌灭失的现实风险。2018年10月31日,古县院向古县文物旅游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上述革命遗址存在的损毁问题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并积极向古县县委汇报,争取重视和支持。
古县文物旅游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向县政府作专门汇报。古县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整改,并就全县红色文物保护开展专题调研,作出实施贾寨村红色文物保护工程的决定。古县院同步跟进,并在资金落实等方面予以督促协助。2019年10月底,主体修复工程全部竣工,共计投入资金1900余万元,修复院落9个、房屋110余间,建筑面积达1890余平方米。整改完成后,该旧址已接纳参观学习干部群众五千余人次。2020年,该旧址被评为青少年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和古县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2021年1月,该旧址被列为山西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古县县委常委会已决定将其纳入贾寨美丽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并投资775万元用于该旧址的布展,打造太岳红色文化新亮点。
【典型意义】
山西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贾寨村岳北军分区驻地旧址是山西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文物,曾在沁源围困战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是太行精神的见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地方政府对该旧址实施整体性修复,将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相融合,使其成为太岳红色文化新亮点,极大丰富了党史学习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实现了办理一案、影响一片、教育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9〕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各非银行支付机构,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年11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畅通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和金融需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金融管理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现就全面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司法工作和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建立、健全专业高效、有机衔接、便捷利民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理配置纠纷解决资源,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原则
2.依法公正原则。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
调解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高效便民原则。根据金融纠纷实际,灵活确定解纷方式,强化信息技术深度应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当事人解纷成本。
三、工作内容
(一)加强分工协作
3.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在大力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一站式纠纷解决和一站式诉讼服务的工作大局中,扎实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等,制定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发展总体规划及地方规划,推动金融纠纷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建设。各级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金融管理部门)要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解决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中的困难。
(二)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
4.建立完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金融管理部门作为业务指导单位,推动建立健全覆盖面广、适应性强、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体系。鼓励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人员支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要注重优化治理结构和建章立制,提升服务效能。
5.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要建立和完善调解员的遴选、认证、考核、奖惩、退出机制,以中立、公正、专业为标准遴选调解员,建立专职、兼职相结合的调解员队伍,组建调解专家库。加强调解员政治素养、职业道德、调解技能、法律金融知识培训。调解员要严格遵守调解保密要求,对于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案件信息,不得违法向第三人透露。建立经费保障机制,调解员办案补贴应当弥补调解误工、误餐、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6.探索建立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鼓励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备忘录或者协议的方式,推出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对赔付金额在一定数额内的金融纠纷,调解员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行业惯例,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提出纠纷解决意见。如果金融消费者接受该意见的,则争议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接受并承诺履行该调解意见。如果金融消费者不接受该意见的,则调解意见对各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作为专家意见供当事人参考。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要评估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的效果,及时调整适用的金额范围和业务领域。
7.建立中立评估机制。对于争议较大、具有典型性的金融纠纷,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可聘请无利害关系的独立专家,基于对各方陈述及所提交证据材料的综合考量,作出建议性评估报告,供当事人参考。金融机构处理疑难、复杂投诉,可申请调解机构指派独立专家出具金融消费纠纷中立评估意见,以中立评估意见为参考,与投诉人协商处理方案。
8.推动建立“一站式”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提供“投诉+调解+裁决”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在现有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独立于金融管理部门的专业性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提升金融投诉渠道的可得性、便利性。专业性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承担投诉受理、转办、调解、裁决等职能,推动纠纷高效解决,切实减轻当事人负担。
(三)规范工作流程
9.完善诉调平台和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发挥多元解纷机制作用,将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把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及调解员引入诉讼服务中心,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设立金融纠纷调解室,供金融纠纷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开展工作;要建立并动态管理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金融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探索邀请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提升审判专业化水平。人民法院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可互设工作站,强化双向衔接,提升调解服务的便民、利民水平。
10.明确案件范围。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因金融业务产生的合同和侵权责任纠纷,可以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11.落实委派、委托调解。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过程中,应当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方针,对于具备调解基础的案件,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采取立案前委派、立案后委托、诉中邀请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解决纠纷。
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时,应当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发送委派、委托调解函,并将案件相关材料移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鼓励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法院调解平台)提交调解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法院调解平台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委派、委托调解案件,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登陆“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www.fcosc.org)等在线网络调解平台接受委派、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12.组织调解。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组织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由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对于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的案件,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将调解结果及相关文件及时书面或者通过各方认可的工作平台报送委派、委托法院。
调解不成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告知各方当事人可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纠纷。对于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及时函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及时登记立案或者恢复审理。
13.严格调解时限。人民法院委派调解的金融纠纷案件,调解期限为30日;各方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不受此限。
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金融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调解期限为15日,适用简易程序的调解期限为7日;各方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不受此限;延长的调解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
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的期限自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签收法院移交材料之日起计算。
14.申请司法确认。经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调解员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调解员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经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院调解平台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司法确认。
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具有明确给付主体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5.充分运用在线纠纷解决方式开展工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www.fcosc.org)等在线网络调解平台功能,推动通过平台与法院调解平台数据交换、互联互通的方式,建立“总对总”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积极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委派、委托调解,送达,案件材料交换,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具体工作的效率,便利当事人参与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构建涵盖在线调解、现场调解、电话调解等多途径的调解体系,高效及时化解纠纷。制定完善在线纠纷解决规则,总结推广远程调解等实践经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强化硬件设施配置,对调解过程实行录音录像,实现调解全程留痕;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过程中需要调取相关录音录像资料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积极配合。
(四)完善保障机制
16.提升金融解纷信息化水平。建立完善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库、金融投诉数据库,深化司法、金融信息共享,充分发挥智慧法院、智慧金融建设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积极作用。
17.加大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应指定具体部门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纳入本单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绩效考评内容。金融消费者申请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参与调解,配合人民法院、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查明事实。金融管理部门将金融纠纷调解结案率纳入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考核评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强化“能调尽调”意识。对于金融机构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达成的调解协议的,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可通过投诉形势分析报告、金融纠纷调解运行报告等形式予以公示。
四、工作要求
18.建立工作小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级派出机构和当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共同成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沟通工作情况,加强信息共享,协调重大典型金融纠纷案件调解工作;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进行评估、总结,不断优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注重共同构建金融风险提示预警机制,防止因个案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19.加强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法院、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要通过示范案例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多种方式,共同提升金融纠纷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知晓度和信任度,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金融纠纷,依法理性维权。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级派出机构接收金融消费投诉后,应当及时转被投诉金融机构处理,或者转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提供调解服务。
20.强化金融机构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鼓励金融机构建立调解权限动态授予、异地授予、及时应调、快速审批等机制,保障基层金融机构能够通过调解方式高效解决金融纠纷。金融机构应当提升对调解协议的认可度,在授权范围内达成的调解协议作为金融机构会计核销的依据之一。各级人民法院、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可以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宣传。
21.压实金融机构作为金融纠纷处理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通过提升合规经营水平、优化金融产品服务、依法强化信息披露等方式,从源头减少金融纠纷,强化矛盾纠纷的“诉源治理”水平。金融机构应当在营业柜台、官方网站等醒目位置,公示金融消费纠纷内、外部纠纷处理渠道及当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联系方式。金融机构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时,可与对方约定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22.加强监督、指导、协调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联席会议制度,负责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规划、协调推进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立案庭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成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督促、检查辖区内人民法院落实好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各项工作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级派出机构加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支持力度,指导并支持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开展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级派出机构应当将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8〕1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案例93-96号),作为第18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0日
指导案例93号
于欢故意伤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故意伤害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裁判要点
1.对正在进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法侵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2.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伴有侮辱、轻微殴打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3.判断防卫是否过当,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时机、手段、强度、所处环境和损害后果等情节。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伴有侮辱、轻微殴打,且并不十分紧迫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致人死亡重伤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4.防卫过当案件,如系因被害人实施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或者亵渎人伦的不法侵害引发的,量刑时对此应予充分考虑,以确保司法裁判既经得起法律检验,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于欢的母亲苏某在山东省冠县工业园区经营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公司),于欢系该公司员工。2014年7月28日,苏某及其丈夫于某1向吴某、赵某1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至2015年10月20日,苏某共计还款154万元。其间,吴某、赵某1因苏某还款不及时,曾指使被害人郭某1等人采取在源大公司车棚内驻扎、在办公楼前支锅做饭等方式催债。2015年11月1日,苏某、于某1再向吴某、赵某1借款35万元。其中1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另外25万元,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用于某1名下的一套住房作为抵押,双方约定如逾期还款,则将该住房过户给赵某1。2015年11月2日至2016年1月6日,苏某共计向赵某1还款29.8万元。吴某、赵某1认为该29.8万元属于偿还第一笔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而苏某夫妇认为是用于偿还第二笔借款。吴某、赵某1多次催促苏某夫妇继续还款或办理住房过户手续,但苏某夫妇未再还款,也未办理住房过户。
2016年4月1日,赵某1与被害人杜某2、郭某1等人将于某1上述住房的门锁更换并强行入住,苏某报警。赵某1出示房屋买卖合同,民警调解后离去。同月13日上午,吴某、赵某1与杜某2、郭某1、杜某7等人将上述住房内的物品搬出,苏某报警。民警处警时,吴某称系房屋买卖纠纷,民警告知双方协商或通过诉讼解决。民警离开后,吴某责骂苏某,并将苏某头部按入座便器接近水面位置。当日下午,赵某1等人将上述住房内物品搬至源大公司门口。其间,苏某、于某1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求助。当晚,于某1通过他人调解,与吴某达成口头协议,约定次日将住房过户给赵某1,此后再付3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即全部结清。
4月14日,于某1、苏某未去办理住房过户手续。当日16时许,赵某1纠集郭某2、郭某1、苗某、张某3到源大公司讨债。为找到于某1、苏某,郭某1报警称源大公司私刻财务章。民警到达源大公司后,苏某与赵某1等人因还款纠纷发生争吵。民警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到法院起诉后离开。李某3接赵某1电话后,伙同么某、张某2和被害人严某、程某到达源大公司。赵某1等人先后在办公楼前呼喊,在财务室内、餐厅外盯守,在办公楼门厅外烧烤、饮酒,催促苏某还款。其间,赵某1、苗某离开。20时许,杜某2、杜某7赶到源大公司,与李某3等人一起饮酒。20时48分,苏某按郭某1要求到办公楼一楼接待室,于欢及公司员工张某1、马某陪同。21时53分,杜某2等人进入接待室讨债,将苏某、于欢的手机收走放在办公桌上。杜某2用污秽言语辱骂苏某、于欢及其家人,将烟头弹到苏某胸前衣服上,将裤子褪至大腿处裸露下体,朝坐在沙发上的苏某等人左右转动身体。在马某、李某3劝阻下,杜某2穿好裤子,又脱下于欢的鞋让苏某闻,被苏某打掉。杜某2还用手拍打于欢面颊,其他讨债人员实施了揪抓于欢头发或按压于欢肩部不准其起身等行为。22时07分,公司员工刘某打电话报警。22时17分,民警朱某带领辅警宋某、郭某3到达源大公司接待室了解情况,苏某和于欢指认杜某2殴打于欢,杜某2等人否认并称系讨债。22时22分,朱某警告双方不能打架,然后带领辅警到院内寻找报警人,并给值班民警徐某打电话通报警情。于欢、苏某想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杜某2等人阻拦,并强迫于欢坐下,于欢拒绝。杜某2等人卡于欢颈部,将于欢推拉至接待室东南角。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刀,警告杜某2等人不要靠近。杜某2出言挑衅并逼近于欢,于欢遂捅刺杜某2腹部一刀,又捅刺围逼在其身边的程某胸部、严某腹部、郭某1背部各一刀。22时26分,辅警闻声返回接待室。经辅警连续责令,于欢交出尖刀。杜某2等四人受伤后,被杜某7等人驾车送至冠县人民医院救治。次日2时18分,杜某2经抢救无效,因腹部损伤造成肝固有动脉裂伤及肝右叶创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严某、郭某1的损伤均构成重伤二级,程某的损伤构成轻伤二级。
裁判结果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鲁15刑初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经济损失。
宣判后,被告人于欢及部分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鲁刑终1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附带民事上诉,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撤销原判刑事部分,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刀捅刺杜某2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等情节,对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遂依法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本案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于欢的捅刺行为性质,即是否具有防卫性、是否属于特殊防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二是如何定罪处罚。
一、关于于欢的捅刺行为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成立正当防卫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项条件:一是防卫起因,不法侵害现实存在。不法侵害是指违背法律的侵袭和损害,既包括犯罪行为,又包括一般违法行为;既包括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又包括侵犯财产及其他权利的行为。二是防卫时间,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这段时期。对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不能进行防卫,否则即是防卫不适时。三是防卫对象,即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正当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人本人,不能对不法侵害人之外的人实施防卫行为。在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场合,共同侵害具有整体性,可对每一个共同侵害人进行正当防卫。四是防卫意图,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有防卫认识和意志。五是防卫限度,尚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就是说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包括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限度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定性条件,确定了正当防卫“正”的性质和前提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不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是定量条件,确定了正当防卫“当”的要求和合理限度,不符合该条件的虽然仍有防卫性质,但不是正当防卫,属于防卫过当。防卫过当行为具有防卫的前提条件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只是在制止不法侵害过程中,没有合理控制防卫行为的强度,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并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后果,从而转化为有害于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证据和我国刑法有关规定,于欢的捅刺行为虽然具有防卫性,但属于防卫过当。
首先,于欢的捅刺行为具有防卫性。案发当时杜某2等人对于欢、苏某持续实施着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并伴有侮辱人格和对于欢推搡、拍打等行为;民警到达现场后,于欢和苏某想随民警走出接待室时,杜某2等人阻止二人离开,并对于欢实施推拉、围堵等行为,在于欢持刀警告时仍出言挑衅并逼近,实施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客观存在并正在进行;于欢是在人身自由受到违法侵害、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刺,且捅刺的对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其靠近围逼的人。因此,可以认定其是为了使本人和其母亲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具备正当防卫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性质。
其次,于欢的捅刺行为不属于特殊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特殊防卫的适用前提条件是存在严重危及本人或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本案中,虽然杜某2等人对于欢母子实施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轻微殴打等人身侵害行为,但这些不法侵害不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其一,杜某2等人实施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等不法侵害行为,虽然侵犯了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但并不具有严重危及于欢母子人身安全的性质;其二,杜某2等人按肩膀、推拉等强制或者殴打行为,虽然让于欢母子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权遭受了侵害,但这种不法侵害只是轻微的暴力侵犯,既不是针对生命权的不法侵害,又不是发生严重侵害于欢母子身体健康权的情形,因而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其三,苏某、于某1系主动通过他人协调、担保,向吴某借贷,自愿接受吴某所提10%的月息。既不存在苏某、于某1被强迫向吴某高息借贷的事实,又不存在吴某强迫苏某、于某1借贷的事实,与司法解释以借贷为名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获取他人财物以抢劫罪论处的规定明显不符。可见杜某2等人实施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符合可以实施一般防卫行为的前提条件,但不具备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故于欢的捅刺行为不属于特殊防卫。
最后,于欢的捅刺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可见,防卫过当是在具备正当防卫客观和主观前提条件下,防卫反击明显超越必要限度,并造成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过当结果。认定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时机、手段、强度、所处环境和损害后果等方面综合分析判定。本案中,杜某2一方虽然人数较多,但其实施不法侵害的意图是给苏某夫妇施加压力以催讨债务,在催债过程中未携带、使用任何器械;在民警朱某等进入接待室前,杜某2一方对于欢母子实施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和对于欢拍打面颊、揪抓头发等行为,其目的仍是逼迫苏某夫妇尽快还款;在民警进入接待室时,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对峙和肢体冲突,当民警警告不能打架后,杜某2一方并无打架的言行;在民警走出接待室寻找报警人期间,于欢和讨债人员均可透过接待室玻璃清晰看见停在院内的警车警灯闪烁,应当知道民警并未离开;在于欢持刀警告不要逼过来时,杜某2等人虽有出言挑衅并向于欢围逼的行为,但并未实施强烈的攻击行为。因此,于欢面临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而其却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刀连续捅刺四人,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且其中一人系被背后捅伤,故应当认定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二、关于定罪量刑
首先,关于定罪。本案中,于欢连续捅刺四人,但捅刺对象都是当时围逼在其身边的人,未对离其较远的其他不法侵害人进行捅刺,对不法侵害人每人捅刺一刀,未对同一不法侵害人连续捅刺。可见,于欢的目的在于制止不法侵害并离开接待室,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其具有追求或放任致人死亡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故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他为了追求防卫效果的实现,对致多人伤亡的过当结果的发生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已构成防卫过当情形下的故意伤害罪。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既是严格司法的要求,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其次,关于量刑。《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综合考虑本案防卫权益的性质、防卫方法、防卫强度、防卫起因、损害后果、过当程度、所处环境等情节,对于欢应当减轻处罚。
被害方对引发本案具有严重过错。本案案发前,吴某、赵某1指使杜某2等人实施过侮辱苏某、干扰源大公司生产经营等逼债行为,苏某多次报警,吴某等人的不法逼债行为并未收敛。案发当日,杜某2等人对于欢、苏某实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及对于欢间有推搡、拍打、卡颈部等行为,于欢及其母亲苏某连日来多次遭受催逼、骚扰、侮辱,导致于欢实施防卫行为时难免带有恐惧、愤怒等因素。尤其是杜某2裸露下体侮辱苏某对引发本案有重大过错。案发当日,杜某2当着于欢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侮辱其母亲苏某。虽然距于欢实施防卫行为已间隔约二十分钟,但于欢捅刺杜某2等人时难免带有报复杜某2辱母的情绪,故杜某2裸露下体侮辱苏某的行为是引发本案的重要因素,在刑罚裁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
杜某2的辱母行为严重违法、亵渎人伦,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但于欢在民警尚在现场调查,警车仍在现场闪烁警灯的情形下,为离开接待室摆脱围堵而持刀连续捅刺四人,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且其中一重伤者系于欢从背部捅刺,损害后果严重,且除杜某2以外,其他三人并未实施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其防卫行为造成损害远远大于其保护的合法权益,防卫明显过当。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多人伤亡严重后果,超出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上所述,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伤亡后果,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三至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鉴于于欢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等可以从轻处罚情节,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遂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吴靖、刘振会、王文兴)
指导案例94号
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重庆市涪陵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视同工伤/见义勇为
裁判要点
职工见义勇为,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为维护公共利益受到伤害的情形,应当视同工伤。
相关法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基本案情
罗仁均系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志大物业公司)保安。2011年12月24日,罗仁均在涪陵志大物业公司服务的圆梦园小区上班(24小时值班)。8时30分左右,在兴华中路宏富大厦附近有人对一过往行人实施抢劫,罗仁均听到呼喊声后立即拦住抢劫者的去路,要求其交出抢劫的物品,在与抢劫者搏斗的过程中,不慎从22步台阶上摔倒在巷道拐角的平台上受伤。罗仁均于2012年6月12日向被告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涪陵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涪陵区人社局当日受理后,于2012年6月13日向罗仁均发出《认定工伤中止通知书》,要求罗仁均补充提交见义勇为的认定材料。2012年7月20日,罗仁均补充了见义勇为相关材料。涪陵区人社局核实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于2012年8月9日作出涪人社伤险认决字〔2012〕6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仁均所受之伤属于因工受伤。涪陵志大物业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重庆市涪陵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在诉讼过程中,涪陵区人社局作出《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于2013年6月25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涪人社伤险认决字〔2013〕52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仁均受伤属于视同因工受伤。涪陵志大物业公司仍然不服,于2013年7月15日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3〕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涪陵志大物业公司认为涪陵区人社局的认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罗仁均所受伤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
另查明,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对罗仁均的行为进行了表彰,并做出了涪综治委发〔2012〕5号《关于表彰罗仁均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的通报》。
裁判结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涪法行初字第00077号行政判决,驳回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涪人社伤险认决字〔2013〕52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裁判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涪陵区人社局是县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具有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工伤认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被告根据第三人罗仁均提供的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表彰罗仁均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的通报》,认定罗仁均在见义勇为中受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罗仁均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既保护了他人的个人财产和生命安全,也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弘扬了社会正气。法律对于见义勇为,应当予以大力提倡和鼓励。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据此,虽然职工不是在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但其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也应当按照工伤处理。公民见义勇为,跟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与抢险救灾一样,同样属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大力提倡和鼓励。因见义勇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即视同工伤。
另外,《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为重庆市地方性法规,其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伤视同工伤,享受工伤待遇。该条例上述规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弘扬社会正气,在本案中应当予以适用。
综上,被告涪陵区人社局认定罗仁均受伤视同因工受伤,适用法律正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芸、陈其娟、杨忠民)
指导案例95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诉宣城柏冠贸易
有限公司、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金融借款合同/担保/最高额抵押权
裁判要点
当事人另行达成协议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只要转入的债权数额仍在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即使未对该最高额抵押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仍然及于被转入的债权,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宣城柏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冠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柏冠公司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7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2012年11月1日还100万元,2012年11月17日还200万元。涉案合同还对借款利率、保证金等作了约定。同年4月24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向柏冠公司发放了上述借款。
2012年10月16日,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将该公司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江山大道118号-宿迁红星凯盛国际家居广场(房号:B-201、产权证号:宿豫字第201104767)房产,抵押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用于亿荣达公司商户柏冠公司、闽航公司、航嘉公司、金亿达公司四户企业在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办理融资抵押,因此产生一切经济纠纷均由凯盛公司承担。同年10月23日,凯盛公司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出具一份房产抵押担保的承诺函,同意以上述房产为上述四户企业在工行宣城龙首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并承诺如该四户企业不能按期履行工行宣城龙首支行的债务,上述抵押物在处置后的价值又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凯盛公司同意用其他财产偿还剩余债务。该承诺函及上述股东会决议均经凯盛公司全体股东签名及加盖凯盛公司公章。2012年10月24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凯盛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凯盛公司以宿房权证宿豫字第201104767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商铺为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期间,在4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依据与柏冠公司、闽航公司、航嘉公司、金亿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等主合同而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到期,也无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前已经产生,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双方对该抵押房产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取得宿房他证宿豫第201204387号房地产他项权证。2012年11月3日,凯盛公司再次经过股东会决议,并同时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出具房产抵押承诺函,股东会决议与承诺函的内容及签名盖章均与前述相同。当日,凯盛公司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包括2012年4月20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柏冠公司、闽航公司、航嘉公司和金亿达公司签订的四份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
柏冠公司未按期偿还涉案借款,工行宣城龙首支行诉至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柏冠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并要求凯盛公司以其抵押的宿房权证宿豫字第201104767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房地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0日作出(2013)宣中民二初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一、柏冠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四、如柏冠公司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以凯盛公司提供的宿房权证宿豫字第201104767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宣判后,凯盛公司以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事项未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为由,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皖民二终字第003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凯盛公司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凯盛公司自愿以其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期间,在4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柏冠公司在工行宣城龙首支行所借贷款本息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依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2012年11月3日,凯盛公司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述及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及于2012年4月20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柏冠公司所签《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该《补充协议》不仅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也与凯盛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其出具的房产抵押担保承诺函相印证,故该《补充协议》应系凯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所约定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其作为原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本案所涉2012年4月20日《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已转入前述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4000万元的主债权范围内。就该《补充协议》约定事项,是否需要对前述最高额抵押权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应当结合最高额抵押权的特点及相关法律规定来判定。
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有一个确定的最高额度限制,但实际发生的债权额是不确定的;二是最高额抵押权是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由此,最高额抵押权设立时所担保的具体债权一般尚未确定,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对前款作了但书规定,即允许经当事人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但此并非重新设立最高额抵押权,也非《物权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内容。同理,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不是最高抵押权设立登记的他项权利证书及房屋登记簿的必要记载事项,故亦非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和凯盛公司仅是通过另行达成补充协议的方式,将上述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内,转入的涉案债权数额仍在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4000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该转入的确定债权并非最高抵押权设立登记的他项权利证书及房屋登记簿的必要记载事项,在不会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于该意思自治行为,应当予以尊重。此外,根据商事交易规则,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应强加给市场交易主体准用严格交易规则的义务。况且,就涉案2012年4月20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凯盛公司不仅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出具了房产抵押担保承诺函,且和工行宣城龙首支行达成了《补充协议》,明确将已经存在的涉案借款转入前述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4000万元的主债权范围内。现凯盛公司上诉认为该《补充协议》约定事项必须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才能设立抵押权,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也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和凯盛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将涉案2012年4月20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入前述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内,虽未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但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仍然及于被转入的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恒河、王玉圣、马士鹏)
指导案例96号
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初始章程/股权转让限制/回购
裁判要点
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四条
基本案情
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成立于1990年4月5日。2004年5月,大华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宋文军系大华公司员工,出资2万元成为大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大华公司章程第三章“注册资本和股份”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在公司内部赠予、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第十三章“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下第六十六条规定“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认可,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该公司章程经大华公司全体股东签名通过。2006年6月3日,宋文军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的2万元股份。2006年8月28日,经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来锁同意,宋文军领到退出股金款2万元整。2007年1月8日,大华公司召开2006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应到股东107人,实到股东104人,代表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会议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王培青、杭春国三位股东退股的申请并决议“其股金暂由公司收购保管,不得参与红利分配”。后宋文军以大华公司的回购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未履行法定程序且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等,请求依法确认其具有大华公司的股东资格。
裁判结果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4)碑民初字第01339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宋文军要求确认其具有被告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宋文军提出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了(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宣判后,宋文军仍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2014)陕民二申字第00215号民事裁定,驳回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通过听取再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被申请人大华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1.大华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人走股留”的规定,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章程是否有效;2.大华公司回购宋文军股权是否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大华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以公司内部赠与、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宋文军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大华公司及宋文军均产生约束力。其次,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出某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在本案中,大华公司进行企业改制时,宋文军之所以成为大华公司的股东,其原因在于宋文军与大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宋文军与大华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宋文军则没有成为大华公司股东的可能性。同理,大华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属于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宋文军依法转让股权的权利没有被公司章程所禁止,大华公司章程不存在侵害宋文军股权转让权利的情形。综上,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大华公司章程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的结论正确,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文军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在本案中,宋文军于2006年6月3日向大华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并于同日手书《退股申请》,提出“本人要求全额退股,年终盈利与亏损与我无关”,该《退股申请》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华公司于2006年8月28日退还其全额股金款2万元,并于2007年1月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等三位股东的退股申请,大华公司基于宋文军的退股申请,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宋文军的股权,程序并无不当。另外,《公司法》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专指公司股东抽逃其对于公司出资的行为,公司不能构成抽逃出资的主体,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吴强、逄东、张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9起检察机关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9起检察机关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17年1月9日)
一、林耘埜严重破坏矿产资源产权案
二、杨某严重侵犯国有资产收益权案
三、崔某收受非公有制企业贿赂案
四、杨某滥发微型企业补助收受贿赂案
五、湖南澧县出租车公司“非法经营”系列案
六、张某泽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七、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专利权纠纷申请执行监督案
八、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虚假诉讼案
九、黄某申请国家赔偿监督案
典型案例1
林耘埜严重破坏矿产资源产权案
(一)基本案情
林耘埜系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党组副书记。经查明:2008年至2011年,林耘埜在担任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分管全省矿产资源矿政管理工作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审批转让文山州麻栗坡县某钨矿采矿权,违规审批转让玉溪市华宁县某铅锌矿探矿权,违规审批变更玉溪市华宁县某铅锌矿探矿权勘查矿种为磷矿,导致国家财产损失共计11147万余元。另查明,2007年至2014年初,林耘埜利用担任文山州副州长、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他人人民币及按人民币折算的财物共计价值约2196万元,收受港币及按港币折算的财物共计价值约79万港元,此外还收受美元7万元。
2015年,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林耘埜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二)典型意义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其储量是有限的。林耘埜作为省内负责矿产资源保护和管理的主要领导,不仅守土不尽责,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其违规审批转让采矿权、探矿权等行为,给国家矿产资源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换回的经济损失。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此案,对负有保护、管理矿产资源产权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起到了强烈警示作用,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法律的红线、底线意识。
典型案例2
杨某严重侵犯国有资产收益权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至2011年期间,杨某在担任郑州高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与他人共谋后,擅自决定将单位公款多次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性活动,累计金额19亿元,并占有非法利息4500多万元。另外,杨某还擅自决定挪用单位公款共计20亿元购买基金、理财产品,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款项共计11.7万元占为己有。为逃避财务监管,杨某采取伪造公司对账单的方式来掩盖其挪用公款的行为。
2015年,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杨某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二)典型意义
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是企业滋生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案中,如果单位的财务规章制度执行到位,杨某也不会有机会作案长达10余年,不会如此轻易地挪用巨额公款。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后专门给郑州高新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出检察建议,从健全财务制度,保障资金安全;推行岗位交流,促进干部队伍廉洁;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铲除犯罪滋生土壤;强化法制和廉政教育,遏制和消除职务犯罪思想的滋生等方面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意见和建议。
典型案例3
崔某收受非公有制企业贿赂案
(一)基本案情
天津市河北区原副区长崔某在分管城建工作期间,利用监管、审批之机,以明示、暗示等方式向多个非公有制企业索贿、受贿约合人民币1500万元。另查明,崔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人民币30万元。
2016年6月,经天津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崔某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二)典型意义
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看,非公企业整体防范能力相对较弱,一些人把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当做“摇钱树”,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审核、审批等权力刁难生产经营单位,通过明示、暗示等方式索贿受贿,严重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争取生存空间不得不投其所好、拿钱铺路,极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此案的查办有助于净化非公企业成长环境,也有助于形成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典型案例4
杨某滥发微型企业补助收受贿赂案
(一)基本案情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百纳分局原负责人杨某在负责微型企业申办管理工作中,不正当履行职责,违反国家规定为不符合发放微型企业补助条件的企业发放补助70余万元,并收受他人贿赂6万余元。
2016年11月,经检察机关起诉,杨某被判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
(二)典型意义
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创新科技、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负有监管、服务职责的杨某却将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其获取非法利益的生财之路。检察机关通过查办这一案件,有力打击了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审批、监管等职权,损害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腐败犯罪行为,积极保障了国家扶持非公企业的专项政策落实和资金安全,同时有效引导了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诚信守法、依法经营。
典型案例5
湖南澧县出租车公司“非法经营”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湖南省澧县政府对出租车及出租车公司重新改组和招标过程中,发现部分出租车存在私下转让经营权的情况,同时部分出租车主以政府改革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为由,采取到县委县政府、省政府等地打标语、静坐等方式维权。8月18日,澧县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对澧县市政宏运出租汽车中心等三家出租车公司立案侦查;对于某某等人分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立案侦查。部分出租车车主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将情况反映至澧县检察院。澧县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涉案的三家出租汽车公司虽然存在私下转让经营权的情况,但并没有对出租车的正常营运造成不良影响,一直以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其采取默许态度,双方均存在过错,现以涉嫌犯罪对上述公司进行刑事追究显失公正。另查明,于某某等人虽然表达诉求的方式不当,但其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公安机关不应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澧县检察院在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后,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于2015年12月3日对三家出租汽车公司非法经营案作撤销案件处理,12月7日对于某某等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做撤销案件处理。
(二)典型意义
出租车行业是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行业,澧县政府通过改革加强对出租车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是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但在具体实施过程没有妥善处理一些民营企业经营权问题,以至于改革措施遭到部分利益受损人员的强烈抵制,并出现群体性维权上访现象,影响了出租车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澧县检察院针对这一案件,依法全面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监督撤销了一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有力保障了涉事出租车公司和车主的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6
张某泽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泽某分别加入上海罗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员工保密合同》,承诺对该公司在研发、生产产品期间形成的技术信息履行保密义务。2010年,张某、泽某分别担任该公司专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研发经理,并在组织、领导某型GIS(地理信息系统)采集器的研发期间,掌握了对该产品研发成功起核心作用的PCBA板(印刷电路板)设计的有关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自2011年初,张某、泽某经共谋,违反保密约定,结伙使用上述技术信息,以提供相应设计图纸等方式委托他人生产PCBA板,再采购其他零部件,组装为GIS采集器,而后对外出售。至案发,二人结伙销售GIS采集器共计1520台,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共计人民币370万余元。
经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15年3月4日,被告人张某、泽某均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
商业秘密是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的重灾区之一。本案的成功办理,体现了检察机关办理复杂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专业能力。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注重加强对知识产权犯罪的预防宣传,结合本案,针对徐汇区内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的现实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法制宣讲,组织企业座谈,制作知识产权案件白皮书,帮助企业查找管理疏漏,提供解决方案,促使企业进一步提高了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和知识产权维权意识。
典型案例7
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专利权纠纷申请执行监督案
(一)基本案情
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下称“富士化水”)、华阳电业有限公司(下称“华阳公司”)侵犯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晶源公司”)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晶源公司、富士化水、华阳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1日作出(2008)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富士化水和华阳公司共同侵犯晶源公司ZL95119389.9号发明专利火电脱硫技术,连带赔偿人民币5016.24万元,并按使用年限支付专利使用费,如支付迟延应按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生效后,富士化水、华阳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晶源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执行三年多,申请执行人晶源公司未收到执行款。晶源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执行监督。
顺昌县人民检察院经对顺昌县人民法院进行走访并调取相关执行卷宗材料,了解到顺昌县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10月扣划3000万元案件执行款至法院账户,但一直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为此,顺昌县人民检察院向顺昌县人民法院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书,建议将扣划执行款及时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并采取措施尽快执结本案。顺昌县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依法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后经检法两家共同协调努力,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3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2015年3月19日,顺昌县人民法院将案件执行款3000万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晶源公司,案件得到顺利执结。
(二)典型意义
该案系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案件,当事人涉及台资企业、日本企业,涉案标的额巨大,判决生效已逾5年仍未得到执行,当事人的专利权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保护。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申请开展执行监督,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督促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有效地维护了司法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信力。
典型案例8
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虚假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4月19日,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司达公司)起诉至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萍芳立即停止使用并撤销其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注册的域名www.伊司达.cn,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
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5日作出判决,认定伊司达公司注册的“伊司达”商标属我国驰名商标,判决被告陈萍芳立即停止使用其所注册的“www.伊司达.cn”域名,并赔偿伊司达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
2010年10月14日,自贡市人民检察院以该案承办法官李某某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决定立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自贡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原告伊司达公司、被告陈萍芳以及代理人和上海乔柏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上述人员均承认,伊司达公司诉陈萍芳计算机网络域名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是上海乔柏律师事务所与伊司达公司恶意串通故意制造的虚假诉讼案件,目的是利用司法手段为“伊司达”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提供便利,本案中涉及陈萍芳侵权的相关证据均系伪造。
2014年9月28日,自贡市人民检察院以该案涉及虚假诉讼为由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月20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指令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认定该案系虚假诉讼案件,判决驳回了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对该案原告进行了当庭训诫。
2011年11月4日,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检察院以该案承办法官李某某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提起公诉。2015年8月5日,威远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生构成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典型意义
虚假诉讼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本案及其余3起案件,系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首批非法认定驰名商标案件,其中两案提出抗诉,两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通过四川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通力配合,查实了案件当事人为通过诉讼方式达到非法获取“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目的制造民事虚假诉讼的非法行为。除该案代理律师和涉案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外,该系列案件民事部分全面获法院再审改判。检察机关依法实施民事检察监督,严厉打击驰名商标认定领域的虚假诉讼行为,有力地维护了司法公正,保障了驰名商标认定的正常秩序。
典型案例9
黄某申请国家赔偿监督案
(一)基本案情
1997年4月8日,福建省莆田县陈某某因借贷纠纷起诉方某,后因方某未履行,陈某某申请执行,莆田县人民法院遂裁定查封方某房产。同月17日,黄某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被查封房屋的产权属其所有要求解封,但被驳回。之后,被查封房屋经评估后以6.9万元拍卖。2004年7月15日,莆田市价格认证中心根据荔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重新评估被查封房屋价格为14.76万元。
2007年7月,黄某先后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法院查封、拍卖系违法行为的申请。2010年10月12日,黄某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荔城区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2010年12月21日,黄某提出赔偿复议申请,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决定部分支持黄某的申请。黄某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监督申请。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原案适用法律错误,于2012年6月20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审查意见。同年12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理。2013年6月17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撤销原决定并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二)典型意义
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充分履行职能,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合法财产的权利。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此案,通过审查原案卷宗、走访有关人员等方式,对原案相关事实与证据进行重新审查与调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原案适用法律错误,应予重新审查的意见,最终使人民法院撤销原错误决定,对黄某重新作出赔偿决定,依法保护了公民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国家赔偿法的统一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
(2017年12月1日 (2017)最高法民他133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沪高法〔2017〕356号《关于授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请示》收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授权你院指定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地域管辖范围由你院确定。
为切实保障审判质量,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判庭或者合议庭负责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你院应将有关审判人员名单报送本院。请你院认真做好有关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2023年4月26日)
目录
1. 中某科技有限公司、陆某昌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2. 纪某民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3. 湖北双某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茹某鹏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4. 王某中等七人侵犯著作权案
5. 长兴伟某机械有限公司、李某荣、马某利侵犯著作权案
6. 洪某设等五十八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7. 罗某洲等十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8. “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9. 成都晴某商贸有限公司与泸某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抗诉案
10. 南通某酒业有限公司与和某、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抗诉案
案例一
中某科技有限公司、陆某昌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芯片封装 整体技术方案 损失数额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对于被侵犯的技术信息系整体技术方案的核心技术,且与整体技术方案不可拆分的,可以按整体技术方案所产生的利润计算权利人损失数额,依法严惩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犯罪。充分履行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职能,通过灵活运用制发检察建议、搭建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等形式,促进涉案企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基本案情】
高端电子元件气氛烧成炉(以下简称烧成炉)是芯片封装的关键设备之一,汇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某设备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取得烧成炉核心技术,按照客户不同需求,进行定制生产。陆某昌于2000年入职汇某设备公司,担任售后经理。司某律于2011年入职汇某设备公司,担任网络管理员。陆某昌、司某律均与公司签订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
中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科技公司)于2017年3月成立,经营范围为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工业窑炉的研发和销售等,初始法定代表人为徐某。2017年7月左右,徐某经陆某昌介绍与司某律取得联系,承诺许以好处费,引诱司某律向中某科技公司提供汇某设备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烧成炉设计图等含有技术信息的资料。同年8月,司某律擅自将汇某设备公司服务器中采取保密措施的烧成炉技术图纸等资料解密后拷贝给徐某。后徐某向司某律支付人民币8万元及价值人民币8万元的中某科技公司股份作为好处费。另外,司某律以解密费名义向徐某收取人民币6.8万元。
2018年2月,陆某昌从汇某设备公司离职,加入中某科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并于2019年8月接替徐某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将存储有上述技术信息等资料的移动硬盘交予陆某昌。
2020年6月,徐某转让全部所持股份,退出中某科技公司。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陆某昌经营管理中某科技公司期间,利用前述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技术图纸生产与汇某设备公司烧成炉功能高度近似的窑炉,并销售给汇某设备公司先前的客户公司,造成汇某设备公司销售利润损失人民币500余万元。
经鉴定,汇某设备公司主张的涉案技术图纸中“凹面砖”相关技术信息系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侵权产品图纸相关参数信息与上述技术信息构成相同,具备同一性。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6月15日,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接权利人报案后,对汇某设备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常熟市检察院)应邀介入侦查,就损失数额认定等问题与公安机关进行会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结合具体案情,检察机关建议本案以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计算损失数额。
2021年10月22日,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陆某昌、司某律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常熟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年10月29日,常熟市检察院依法对陆某昌、司某律批准逮捕。
2021年12月29日,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中某科技公司、陆某昌、司某律、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常熟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损失数额。中某科技公司的辩护人提出,中某科技公司仅侵犯了整套图纸中的部分技术信息,以整体产品的利润确定损失不合理。检察机关分析认为:首先,被侵犯的“凹面砖”相关技术信息系烧成炉的核心技术,关乎使用过程中炉顶是否会坍塌或变形,直接影响产品的烧结效果。权利人经反复实验,在研发过程最后阶段才取得相关技术参数,该技术信息在整体技术方案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被侵犯技术信息与整体技术方案不可拆分。无论是掌握烧成炉制造技术的国外企业还是汇某设备公司,均进行整炉制造销售、售后维修。在此情况下,可以按整体技术方案所产生的利润计算权利人损失数额。二是加强释法说理,促成陆某昌、司某律、徐某认罪认罚,退赔权利人损失人民币120万元。三是依法追捕中某科技公司经理陈某某。陈某某明知涉案技术图纸系以不正当手段从汇某设备公司非法获取,仍使用该图纸从事生产。后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陈某某被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是推动企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常熟市检察院结合案件办理,开展实地走访,应邀为汇某设备公司作风险防范专题讲座,针对公司保密制度管理漏洞制发《检察建议书》。以办理该案为契机,联合工商联、市场监管、公安、法院、司法局等八部门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联盟”,将整改后的汇某设备公司设立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点,供当地其他高科技企业学习参观,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促进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2022年4月14日,常熟市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中某科技公司、陆某昌、司某律、徐某提起公诉。2022年6月8日,常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中某科技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陆某昌、司某律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涉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准确认定损失数额。关键核心技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准确认定权利人损失数额,依法追捕漏犯,形成有力震慑,守护和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当涉案技术信息属于生产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整体技术方案中起决定性作用,且与整体技术方案不可拆分时,可以按整体技术方案所产生的利润计算权利人损失数额,准确评价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
(二)能动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检察机关办理涉及芯片等高新技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应注重回应企业合理诉求,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督促侵权人积极赔偿,努力为权利人挽回经济损失,激活企业创新活力。结合案件办理实际情况,可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入企开展风险防范讲座等形式,助力企业堵漏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跨部门协同保护,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搭建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创设知识产权保护示范点等方式,健全长效机制,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案例二
纪某民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商业秘密为公众知悉 专利返还 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对于侵权人将技术信息用于申请专利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可以参考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综合确定其商业价值。办案中加强释法说理,促成侵权人返还专利及相关利益。积极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全面维护其合法权利。通过个案办理推动商业秘密保护诉源治理,促进提升区域内商业秘密保护水平。
【基本案情】
袋某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袋某机械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营业务包括制袋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核心技术包括“共轭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纸袋翻转装置”等。
2016年10月,纪某民入职袋某机械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3月,刘某生入职袋某机械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10月,王某入职袋某机械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年3月,隋某国入职袋某机械公司,任机械设计主管。上述人员任职期间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
2018年12月起,纪某民、刘某生、王某经共谋,共同出资成立优某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某科技公司),再由优某科技公司控股成立袋某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袋某环保公司)。2019年初,纪某民、刘某生、王某先后从袋某机械公司离职,并进入优某科技公司工作。刘某生在离职前,将其负责保管的存有袋某机械公司全部电子版机械图纸的硬盘予以备份,带至优某科技公司使用直至案发。后纪某民等三人又招募隋某国进入优某科技公司工作,并允诺给予其5%干股股权。隋某国在离职前,将袋某机械公司研发的“共轭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纸袋翻转装置”、L型制袋机等电子版机械图纸复制、修改公司名称后交给王某,由王某负责使用上述图纸生产制造与袋某机械公司相似的L型制袋机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265万元。
2019年6月起,纪某民、刘某生、王某、隋某国经共谋,将袋某机械公司上述“共轭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纸袋翻转装置”技术信息直接使用或者部分修改后,通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方式予以对外公开。经鉴定,袋某机械公司“共轭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纸袋翻转装置”技术信息均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袋某机械公司持有的“共轭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技术信息与袋某环保公司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凸轮控制的上头卡装置”披露的技术信息相同;袋某机械公司持有的“纸袋翻转装置”技术信息与袋某环保公司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纸袋翻转装置”披露的技术信息实质相同。经评估,袋某机械公司上述两项技术信息的研发价值共计人民币207.35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月30日,经权利人袋某机械公司报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对纪某民等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奉贤区检察院)适时介入侦查,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围绕涉案技术信息非公知性、同一性鉴定、涉案技术信息价值认定等疑难问题,与侦查人员、鉴定人多次沟通,确保鉴定意见等相关证据的准确性。二是建议公安机关提取、固定电子证据,有针对性地加强讯问,实现主客观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三是走访权利人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涉案人员工作情况和职责范围、公司技术信息保密情况,建议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资料,完善证据体系。
2021年6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以纪某民、刘某生、王某、隋某国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奉贤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年6月16日,奉贤区检察院依法对纪某民、隋某国批准逮捕,对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的刘某生、王某不批准逮捕。
2021年8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以纪某民、刘某生、王某、隋某国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奉贤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奉贤区检察院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锁定直接侵权人员。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涉案技术信息来源于时任袋某机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某生、机械设计主管隋某国,建议公安机关对两人住处详细搜查,查获相关技术信息载体并查扣封存。二是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当面向权利人送达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充分听取其意见。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庭审,就技术问题发表意见,便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三是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通过充分释法说理,促使四名侵权人认罪认罚,共计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81万元。四是准确认定涉案商业秘密价值,最大限度挽回权利人竞争优势。建议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侵权人使用涉案技术信息申请专利、导致该技术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的相关证据,参考该项技术信息的研发成本认定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并促成侵权人与权利人达成专利返还协议,降低维权成本。
2021年11月15日,奉贤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纪某民、刘某生、王某、隋某国提起公诉。2022年2月1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系当时上海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纪某民等四人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二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至十八万元不等;依法禁止四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制袋机生产、销售及相关经营活动。四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损失数额。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办理中,对于权利人损失数额和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认定是办案难点之一。对于被告人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并用于申请专利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检察机关可以引导权利人全面提供相关技术信息的研发材料,准确认定研发成本,综合认定其商业价值。
(二)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多维度保障其合法权利。本案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全面听取权利人诉求,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就相关技术问题等发表意见,对法庭查明复杂技术事实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查扣技术信息载体、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方式,加强诉讼过程中的商业秘密保护,防止“二次泄密”。加强释法说理,促成退赃退赔。对于侵权人利用涉案商业秘密申请取得的专利,可通过促成侵权人返还专利及相关利益等方式,最大程度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三)依托个案办理,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促进诉源治理。本案检察机关立足个案办理,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积极助力打造辖区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点项目,从人员管理、涉密信息保护、涉密区域活动管理、检查改进等四个方面,参与制定辖区企业创建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点评价标准。就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向权利人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帮助完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经营风险防范能力,为营造尊重知识、保护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三
湖北双某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茹某鹏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单位犯罪 解除查封 赔偿和解
【要 旨】
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窃取商业秘密,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经单位决定,以盗窃、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所得利益归属单位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兼顾案件办理和涉案企业合理诉求,妥善处理企业正常生产需求。
【基本案情】
沈阳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系沈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某集团)的子公司,经授权使用沈某集团选型软件、鼓风机图纸和技术数据生产鼓风机设备。茹某鹏为沈阳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阳某明系湖北双某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某鼓风机公司)销售副总经理,殷某系双某鼓风机公司技术部员工。
2015年1月至2020年8月,茹某鹏收受阳某明的财物,违反保密义务的约定,非法使用沈某集团的选型软件进行选型,窃取沈某集团鼓风机图纸和技术数据,直接或经修改后发送给双某鼓风机公司技术部员工殷某,殷某接收后用于本公司的鼓风机生产,茹某鹏共非法获利人民币211万元。双某鼓风机公司利用茹某鹏发送的图纸及技术信息,生产出相对应的鼓风机产品17台并对外销售,给沈某集团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50余万元。
经鉴定,沈阳市公安局在茹某鹏U盘等处提取的“压缩机生产图纸”等具体技术信息与沈某集团拥有的“G408(SV6-M)置换气压缩机生产技术及鼓风机核心部件生产技术”等技术所涉可比对秘密点的具体技术信息具有同一性。沈某集团的上述技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且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8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报案后,以茹某鹏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由于案情重大、复杂,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介入侦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案件性质。茹某鹏通过盗用其他员工账号登录内部加密系统等方式,窃取了包括鼓风机图纸、技术数据在内的关键核心技术信息,提供给双某鼓风机公司用以生产,获取非法利益,已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改变侦查方向。二是提出侦查取证建议。就鉴定机构选择、涉案产品查找、非公知性鉴定和同一性鉴定等关键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将取证范围扩大到技术信息的接收方、使用方,组织专家就技术图纸的同一性鉴定、三元流单级鼓风机技术难题、双某鼓风机公司的现有技术能力等关键问题开展论证,最终查明双某鼓风机公司不具备相应的选型能力和研发能力。
2021年3月10日、4月15日,沈阳市公安局先后以茹某鹏、殷某、阳某明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沈阳高新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年3月12日、4月21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先后依法对茹某鹏等三人批准逮捕。
2021年6月至7月,沈阳市公安局先后以茹某鹏、阳某明、殷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沈阳高新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界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依法追诉追漏。本案中,双某鼓风机公司决定以商业贿赂的方式获取商业秘密,涉案产品由公司生产,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检察机关依法追加双某鼓风机公司为被告单位。二是促成赔偿和解。为最大程度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促使双某鼓风机公司认罪认罚并主动赔偿,庭审前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并决定在风机制造技术等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合作关系。三是依法准确适用查封等强制性措施。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依法查封了被告单位使用窃取的商业秘密所生产的9台鼓风机设备。办案中发现,被告单位与不知情的第三方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由于设备被查封无法正常履行,影响到下游企业承接的某国家重点项目正常推进。检察机关充分听取相关各方尤其是权利人的意见,考虑到本案证据已经固定完毕、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权利人允许双某鼓风机公司继续使用相关技术信息等情况,及时建议侦查机关解除查封。四是建议企业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针对沈某集团暴露出的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存在的短板,建议其加强风险防范措施,及时安装内部监控系统硬件设备,对加密软件进行必要升级。
2021年8月18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被告单位双某鼓风机公司和被告人茹某鹏、阳某明、殷某提起公诉。2021年11月22日,沈阳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双某鼓风机公司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茹某鹏、阳某明、殷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全面评价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准确认定犯罪性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证据内容庞杂、专业性强,检察机关应及时就涉案行为性质、非公知性鉴定、同一性鉴定等关键问题提出取证建议。对于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窃取商业秘密,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经单位研究决定,以商业贿赂方式收买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获取商业秘密,所获非法利益归属单位的,依法认定单位犯罪,追究涉案单位和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二)依法准确适用查封等强制性措施,保障相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本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兼顾了案件办理与涉案企业合理诉求。在公安机关取证完成、侵权人与权利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依法建议公安机关解除查封措施,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案例四
王某中等七人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侵犯著作权罪 地图作品 数字检察 综合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准确界定地图作品属性及著作权归属,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维护地图准确性和市场秩序。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有效运用数字检察,深挖彻查上下游犯罪产业链,追加认定犯罪数额,追诉非法印制、批发销售等环节漏犯。依托知识产权保护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跨区域对涉案电商平台开展治理并推动行业治理。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王某中等人未经著作权人、专有出版权人许可,非法复制发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中国交通地图》《世界地图》等共计36款地图,合计960余万张,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其中,经王某中统筹组织,戚某芳通过其经营的春某工艺纸品有限公司印刷侵权地图880余万张,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770余万元;何某广、何某昌通过其合伙经营的和某复膜厂进行加工后销售侵权地图,数量880余万张,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960余万元;何某强、何某亮、何某作为和某复膜厂员工,参与地图加工、销售等环节。
2021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在何某广、何某昌经营的和某复膜厂和临沂小商品市场店铺内,查扣未及销售的上述各类非法地图复制品28万余张;在戚某芳经营的春某工艺纸品有限公司内查扣侵权地图半成品300余张、PS地图印刷版37张。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0月12日,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公安局以王某中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盐县检察院)介入侦查,向公安机关提出及时提取手机聊天记录及电子交易明细、查明著作权归属、全面调查上下游产销链等建议,完善证据链条。
2021年4月10日、7月6日,海盐县公安局先后以何某广、何某昌、戚某芳、王某中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海盐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年4月17日、7月9日,海盐县检察院先后对何某广、何某昌、戚某芳、王某中批准逮捕。
2021年7月17日,海盐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海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海盐县检察院根据当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跨区域集中办理机制,将该案移送至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湖区检察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数字化账单分析系统等技术手段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通过对在案数据的建模、碰撞、比对,挖掘侦查机关遗漏认定的侵权地图约500万张,追加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近人民币500万元,并全面追查上下游犯罪链条,追诉非法印刷和批发销售等环节漏犯八人。二是准确认定涉案地图作品属性和著作权权属。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文化管理、地理测绘等主管部门人员专业意见。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涉案地图由编制单位组织制作,在整体构图、客观地理要素选择、表现形式上体现了智力劳动,具有独创性,受著作权法保护,且属于法人作品,著作权应归属编制单位。王某中仅作为项目策划人从事资料收集等工作,对涉案地图作品不享有著作权。三是开展跨行政区划履职。鉴于部分涉案地图通过注册地在上海的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浙江嘉兴检察机关依托知识产权保护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联合上海检察机关共同召集涉案电商平台围绕打击侵权盗版开展专题座谈,针对出版物销售市场准入、日常巡查抽验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议。该电商平台积极整改,升级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举措。四是推动行政监管和行业治理。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印刷行业存在的监管漏洞,向相关部门提出治理建议,促进规范行业生产经营秩序。
2021年9月16日,南湖区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王某中等七人提起公诉。2022年4月28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王某中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何某广等六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对何某强等三人适用缓刑。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涉案地图的作品属性及著作权归属。检察机关注重听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专业意见,审查涉案地图是否具有独创性,对于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依法认定为作品。关于著作权归属认定,我国实行地图审核制度,编制单位必须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地图在出版前须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保证地图的准确性。检察机关综合审查地图审核档案资料等证据,准确认定涉案地图的著作权归属于编制单位,项目策划人从事资料收集等工作均是在编制单位的主持下进行,策划人并非著作权人。
(二)强化引导取证和自行补充侦查,全链条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侵权时间跨度长、各环节分工合作的侵权盗版案件中,积极承担诉前主导责任,建议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电子数据,并针对权利归属、各行为人主观故意、犯罪数额等核心问题提出具体侦查建议,构建以客观证据为中心的犯罪证明体系。依托技术手段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从聊天记录、转账交易、供销渠道等证据入手,运用数字检察手段,全面追查上下游犯罪链条,精准监督追诉产销环节漏犯。
(三)加强跨区域检察协作,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在办理跨地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优势,共同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组织检企座谈、提出整改建议等方式,帮助涉案企业堵塞漏洞,提升治理效能。坚持标本兼治,针对行业领域存在的管理漏洞,开展分析研判和对策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建议。
案例五
长兴伟某机械有限公司李某荣、马某利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侵犯著作权罪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归属 非法经营数额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犯罪案件时,积极提出侦查建议并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准确认定著作权归属。对于由公司委托其他单位开发的软件作品,公司员工不因在软件开发和后续更新中承担沟通协调、提出建议等工作职责而享有著作权。以软件的烧录载体数量为突破口,精准认定销售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尽力追赃挽损,护航企业经营发展。
【基本案情】
浙江创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某公司)委托杭州某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某科技大学)研发蓄电池全自动包片配组机控制软件(以下简称控制软件)。双方约定,软件著作权归双方共同所有,使用权归创某公司,该软件于2012年完成研发并于2013年取得著作权登记。该控制软件系创某公司专利产品包片机的核心配套软件,烧录在包片机控制板上,包片机主要销售给其他公司用于生产蓄电池。
李某荣原系创某公司工程师。2018年至2019年7月,长兴伟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某机械公司)主管人员马某利向李某荣求购烧录有创某公司前述软件的控制板,李某荣遂从网上采购定制空白控制板,大部分费用由伟某机械公司垫付。后李某荣将创某公司的控制软件烧录至空白控制板后对外销售,共计210块。其中,销售给伟某机械公司185块,该公司再加价转售,违法所得归公司所有。经查,李某荣非法经营数额约人民币30万元,伟某机械公司非法经营数额约人民币60万元。经鉴定,创某公司全自动包片机3通道从机板从机控制系统与伟某机械公司从李某荣处购买后销售给江西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自动包片机3通道从机板从机控制系统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8月1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公安局(以下简称长兴县公安局)以伟某机械公司、李某荣、马某利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同年11月24日,长兴县公安局以李某荣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长兴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年12月1日,长兴县检察院对李某荣批准逮捕。
2021年3月30日,长兴县公安局以伟某机械有限公司、李某荣、马某利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向长兴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长兴县检察院将该案移送至德清县人民检察院(系当时湖州市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检察院,以下简称德清县检察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明确涉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归属。李某荣辩称其参与研发,改编制作了软件,对更新后的软件享有著作权。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调取某科技大学开发人员与李某荣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软件原始代码及申请著作权登记的相关材料等,查明涉案软件的开发及后续修改完善等均由某科技大学完成,研发费用包括修改更新费用均由创某公司支付。检察机关认定,该软件系创某公司委托某科技大学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李某荣与某科技大学开发人员沟通软件开发、修改完善等技术内容系履行工作职责,并不能因此获得涉案软件著作权。二是准确认定软件同一性。检察机关及时建议公安机关提取侵权控制板中的特定编号,查清公安机关扣押的控制板与李某荣销售的控制板编号能够对应,证实检材的客观性。鉴于控制软件后期仅作了功能性完善,软件框架与登记时相同,且创某公司和某科技大学对修改前后的控制软件均享有著作权,故只需对侵权控制板中的控制软件与创某公司车间安装的控制软件进行鉴定比对,认定是否构成复制关系。三是查清遗漏的交易事实,全力追赃挽损。李某荣擅自烧录销售控制板的时间跨度较长,而公安机关扣押的控制板数量有限,如何精准认定非法经营数额成为难点。检察机关将软件烧录的载体--控制板作为突破口,梳理李某荣向上家购买控制板的相关单据、每批控制板的特定编号、银行转账记录等,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侵权控制板数量由125块增加认定至210块。同时加强释法说理,促使伟某机械公司赔偿创某公司人民币90万元并取得谅解。
2021年8月27日,德清县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单位伟某机械公司和被告人李某荣、马某利提起公诉。2022年2月25日,德清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伟某机械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荣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判处被告人马某利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惩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激发创新活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能带来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擅自烧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至物理载体后进行销售牟利,属于非法复制作品,应依法予以惩治。公司委托其他单位开发计算机软件,公司技术人员参与开发的,检察机关应查明并客观评价公司技术人员在开发中的具体作用,依法认定著作权归属,同时准确认定侵权软件和被侵权软件之间是否构成复制关系,有力惩治侵犯软件著作权犯罪,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二)强化补充侦查,促进赔偿谅解。检察机关以计算机软件烧录载体为突破口,全面审查被告人与上下家之间的交易情况和资金往来,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夯实案件证据基础,追加认定遗漏的犯罪事实,精确认定犯罪数额。同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促使侵权企业自愿赔偿,尽可能弥补被害企业经济损失。
案例六
洪某设等五十八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共同犯罪 直播引流 宽严相济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利用网络直播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中,根据涉案团伙内部的管理方式、销售模式等情况,综合评价、准确认定共同犯罪。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按照各团伙成员的地位作用,依法分层分类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基本案情】
洪某设伙同他人组建网络销假犯罪团伙,在福建省晋江市、石狮市设立主播部(下设包袋组、配饰组等带货小组,负责在电商平台直播销售商品)、客服部(负责在主播推销过程中上架商品链接)、仓管部(负责统筹商品的寄递换退服务)、美工部(负责网店美化宣传)等部门,大量招募工作人员。
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洪某设从王某连、唐某等人处低价购进假冒“LV”“DIOR”等注册商标的包、墨镜、手表等商品,通过其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多个直播间账户进行销售。期间,洪某设要求主播通过串访直播间、为其他主播“引流”等手段,实现维持直播热度、提高销量的效果。经查证,洪某设团伙在上述时间段内的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400余万元。
2020年9月,公安机关在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抓获洪某设团伙及供货商王某连、唐某等人,在洪某设的仓库内查获各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506件,货值金额人民币50余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此后相继对洪某设等24人提请批准逮捕。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长宁区检察院)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对洪某设等19人批准逮捕,对证据存疑以及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5人不批准逮捕。坚持全链条打击,共追捕追诉到案30余人。
审查起诉阶段,长宁区检察院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犯罪数额。本案查获物品种类繁多,尤其是带有各品牌注册商标的包,其中多数无法在正品中找到对应的款式和型号,公安机关提供的第一份司法审计报告仅对与正品款式相同的商品进行审计,计算出的销售金额低于洪某设相应的进货费用,明显不合常理。长宁区检察院全面审查证据材料,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并不要求假冒商品与正品款式完全一致,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审计意见,最终本案认定的销售金额增加1000余万元。二是在认定共同犯罪的基础上,精准区分不同人员罪责。审查过程中,多名主播辩解其仅在包袋组或配饰组任职,不应对别组犯罪金额负责。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该团伙通过面试招录、打卡考勤等相关制度对团伙成员进行管理,各主播之间普遍存在频繁串访直播间、相互“引流”的情形,实质上对整个团伙的犯罪活动起到帮助作用,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同时,根据各行为人在团伙中的分工层级、贡献程度等,依法认定团伙负责人以及部门管理人员为主犯,对其余参与程度较低的人员认定为从犯,确保罚当其罪。三是积极开展追赃挽损。检察机关督促在案人员积极退赔违法所得,共计追赃挽损人民币200余万元。结合各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和退赃情况,视情在捕后侦查、审查起诉、法院审判等阶段对18人变更或建议变更强制措施,并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差异化量刑建议。
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间,长宁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先后对洪某设等39人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系当时上海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法院)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违法所得、被认定为从犯的林某琼等19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洪某设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百万元;对其余团伙成员及上游供货商共38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均并处罚金。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网络直播销假案件特征,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相较于传统销假犯罪案件,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有其自身特点,在证据的收集与审查方面要求更高,在侵权商品的认定、共同犯罪的判断、犯罪数额的计算等方面存在难点。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犯罪团伙在管理上的公司化特征,紧扣犯罪方法中的“引流”特点,依法认定涉案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准确认定犯罪数额。针对网络销假的链条化特征,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建议,及时纠正漏捕漏诉,依法追究供货商等相关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实现全链条打击。
(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保复杂共同犯罪案件处理罪责刑相适应。对于涉案人员众多、分工细致、层级明确的网络销假团伙,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团伙成员的参与程度、犯罪行为、违法所得等因素,准确评价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依法将团伙负责人以及从事组织、管理等重要岗位工作的人员认定为主犯,从严惩处,将参与程度较低、作用较小、获利较少的人员认定为从犯,对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出违法所得的人员依法适用不起诉,实现对各团伙成员处理的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七
罗某洲等十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电子化商标使用 技术调查官
【要 旨】
在电子设备界面显示带有商标标识的画面,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作用的,构成商标性使用。检察机关办理新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可以通过技术调查官辅助办案、委托专家辅助人、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等方式,破解办案中的专业技术难题。
【基本案情】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IRPODS”“AIRPODS PRO”等均为苹果公司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在第9类耳机、耳塞机等商品上。2020年9月至12月,深圳市昇某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洲、深圳市聆某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华等人在未取得注册商标所有人苹果公司许可的情况下,生产加工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并对外销售牟利。
2020年12月2日,公安机关在昇某公司、聆某公司的经营场所分别抓获罗某洲、马某华等人,当场查获疑似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共计2.3万余个,其中部分耳机在外观上印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等标识,另有部分耳机虽在外观上不含有苹果公司商标,但在连接电子设备终端时,会在电子设备弹窗界面显示“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经权利人鉴别,以上耳机均为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
2020年9月至12月,罗某洲、马某华等人销售假冒苹果耳机的金额共计人民币2210万余元,现场查获的待售假冒苹果耳机货值金额人民币77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12月2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岗区检察院)适时介入,就行为定性、全面取证等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一是第一时间收集固定销售明细、送货单、效益表、业务提成表、对账单等关键证据,初步确定涉案侵权产品的销售金额、涉案公司的架构以及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等。二是进一步查明本案电子化商标显示的技术手段、实现路径等,明确涉案电子化商标使用能否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
2021年3月8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以罗某洲、马某华、向某、明某、李某、王某汝、梁某意、吕某芳、罗某林、邹某华等十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龙岗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龙岗区检察院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本案商标权利人通过现场实物演示以及提交书证等方式,对苹果蓝牙耳机弹窗的工作原理进行说明,表明其正品产品芯片的程序中写入了“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的代码,如果侵权人未在涉案蓝牙耳机专门设置指令,电子化商标显示不可能实现。二是借助技术调查官机制辅助办案。因涉案技术问题复杂,龙岗区检察院申请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技术调查官协助办理案件。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同步委托专家辅助人共同参与技术调查工作,并出具了《技术审查意见书》。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涉案蓝牙耳机在生产过程中将“Airpods”或“Airpods Pro”字符设置为自身蓝牙协议的名称,同时通过破解、盗用苹果公司通信协议,将相应可以激活弹窗的软件烧录在蓝牙耳机芯片中,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商品的软件系统完成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这种电子化使用方式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与误认,应当认定构成商标性使用。
2021年6月21日,龙岗区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罗某洲、马某华等八人提起公诉,对罗某林、邹某华以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2022年2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洲、马某华等八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至六百八十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1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电子化商标使用方式,精准打击新型侵犯商标权犯罪。伴随物联网技术发展及商业应用,商标使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通过印刷、贴附、激光刻印等方式呈现在商品、商品包装等有形载体上,电子化商标使用日益成为重要的商标实现场景。检察机关着重围绕使用行为能否起到识别商品来源作用、是否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等实质要件进行判断,准确认定“商标性使用”。本案中,部分耳机虽在外观上没有苹果公司注册商标标识,但在通过蓝牙功能连接电子设备终端时,会在电子设备弹窗界面显示“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致使消费者误认为该耳机来源于苹果公司,属于使用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行为。
(二)依托技术调查官制度,破解办案技术难题。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保护发展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可通过建立完善技术调查官、特邀检察官助理、专家论证等辅助办案制度,破解专业技术难题。本案涉及与蓝牙耳机配对的电子设备终端显示电子化商标的原理等复杂技术问题,检察机关启动技术调查官制度,委托专家辅助人出具技术调查意见,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为办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案例八
“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理标志 检察建议 公开听证
【要 旨】
针对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监督为切入口,通过磋商、制发检察建议、举行公开听证、召开产业发展联席会、形成调研报告等方式,构建多重保护路径,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协助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推动地方立法,为地理标志保护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基本案情】
珠海斗门地处珠江出海口,优越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咸淡水资源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精品水产--白蕉海鲈。2009年“白蕉海鲈”成为广东省水产业首个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斗门区检察院)经调研走访发现,作为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和地方特色支柱产业的“白蕉海鲈”,存在地理标志使用混乱、规范性文件失效、管理不到位、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品牌信誉和可持续发展,致使产业发展面临危机,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5月,斗门区检察院对“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保护利用等情况进行深度调研。经走访调研发现,多家生产企业和销售商户存在违规或者错误使用“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等情况。斗门区检察院聘请相关行业专家就本案专门性问题进行咨询,并与区相关职能部门、海鲈协会等进行磋商,就共同促进“白蕉海鲈”这一特色产业发展达成共识。
斗门区检察院于2022年7月6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市、区两级相关行政机关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经听证,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向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并就各职能部门凝聚保护合力、搭建长效机制达成一致意见。2022年8月24日,斗门区检察院结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公开听证评议意见,向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斗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引导“白蕉海鲈”地理标志规范使用,加大侵权打击力度,修订完善有关“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的管理办法和质量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对“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的综合保护。
收到检察建议后,斗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成立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若干措施,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整治行动,完成海鲈鱼相关食品抽检28批次,针对冒用地理标志发布虚假广告、擅自使用和错误使用地理标志等行为依法查处企业5家,督促整改企业4家,立案查处4宗,发出《行政提示书》1份,现场指导企业16家,并动员4家生产企业成为广东省预制菜地方标准参编单位。
同时,斗门区检察院邀请斗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召开“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暨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就地理标志保护与促进产业发展达成共识。会后,区政府下发会议纪要明晰工作责任,为多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奠定基础。斗门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积极协助区政府制定《“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并向珠海市司法局递交《立法项目建议申报表》,协调推动将“白蕉海鲈”地理标志单独立法列入2023年地方立法项目。斗门区检察院还向有关部门报送《关于“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多维度为“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业链综合保护提出建议。
【典型意义】
(一)聚焦源头预防,依法保护地理标志。地理标志蕴含着区域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是对产品质量和信誉的保障。地理标志的保护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涉及地方特色品牌建设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集中统一履职的优势,积极探索行政公益诉讼,聚焦地理标志保护源头,做好综合保护。
(二)坚持精准监督,构建多重保护路径。检察机关针对“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问题,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通过公开听证、专家咨询等方式共商良策,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召开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多部门磋商促进协同共治,有针对性地提出诉源治理方案。通过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推动地方立法、形成调研报告等方式实现标本兼治,为地理标志保护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案例九
成都晴某商贸有限公司与泸某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商标权撤销 调查核实
【要 旨】
在办理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检察机关要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既要审查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又要注重对在案证据进行整体审查,综合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存在真实的商业使用。
【基本案情】
第1671451号“天成生”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第33类酒精饮料(啤酒除外)等商品上,商标注册人为泸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某公司)。成都晴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某公司)以诉争商标于2011年12月15日至2014年12月14日期间(以下简称指定期间)未使用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起撤销申请,商标局对诉争商标予以撤销。泸某公司不服商标局作出的决定,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2016年6月7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6】第51786号《关于第1671451号“天成生”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为泸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使用,诉争商标予以撤销。泸某公司不服被诉决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泸某公司在诉讼中补充提交的销售订货单、提货通知单以及增值税发票等新证据均显示有诉争商标,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泸某旅行社公司(系泸某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进行了使用,且从泸某公司提交的“天成生”酒的酒瓶和包装上均可以明显看出泸某公司的企业名称。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泸某公司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公开、合法的使用。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决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判决生效后,晴某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京行申850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晴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晴某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下简称北京四分院)申请监督,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泸某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补充提交了新证据销售订货单,该销售订货单卖方为泸某公司,买方为泸州聚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某公司)。聚某公司的收货人为严某,而严某同时也是泸某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一份公证书中的授权代理人。针对严某与买方和卖方均存在关系这一情况,检察机关向四川省泸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送《协助调查通知书》,调查严某历年社保缴费单位信息。经调查,在销售订货单签订时严某为泸某公司的职工,但却作为买方聚某公司的代表订购并收取了涉案商品。严某实际身份与涉案商品销售订货单、提货通知单上显示的身份不符。且经工商信息查询发现,聚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某长期在泸某公司任职。综合以上调查,泸某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存疑,不应予以采信。
二是对证据的关联性进行审查。经审查泸某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仅有货物名称,并未显示诉争商标。增值税发票与销售订货单、提货单之间缺乏对应关系,不能证明系对诉争商标的使用。
三是全面检索关联案件。在泸某公司与晴某公司针对第9659147号“天成生”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的另一起案件中,泸某公司提交了与本案相同的销售订货单、提货通知单、增值税发票作为使用证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上述证据未予采信。
2020年11月18日,北京四分院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认为泸某公司提交的部分证据未显示诉争商标,部分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部分证据系自制证据,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诉争商标使用的证据不足。
2021年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3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再审本案。2022年12月2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判决,认为结合检察机关调取的新证据,难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泸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一)聚焦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件证据审查的重点,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此类“撤三”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审查商标是否在指定期间内存在真实的商业使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既要注重审查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又要注重对在案证据进行整体审查,综合判断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存在真实交易和实际使用。对于存在疑点的证据,检察机关要积极行使调查核实权,通过查询工商信息、社保信息、发票核验等多种方式,准确甄别证据的证明力,精准提出监督意见。
(二)通过对相关案件进行检索,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发现与本案当事人、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另一商标“撤三”案中,当事人将与本案相同的销售订货单、提货通知单、发票也作为商标使用证据提交,原审法院未予采信。检察机关通过比对两案的证据情况,发现同一证据在两案中作为使用证据提交。检察机关及时核查关键证据,夯实证据基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案例十
南通某酒业有限公司
与和某、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行政抗诉 商标权无效宣告 类似商品 类案检索
【要 旨】
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判断是否属于类似商品时,要充分考虑商标的历史沿革和市场发展实际,注重对关联案件和类案的检索,精准提出监督意见,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基本案情】
第15137303号“颐生唐安”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第5类“人用药、药酒、药物饮料”等商品上,商标注册人为和某。第122396号“颐生 茵蔯及图”商标(以下简称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在第33类“茵蔯酒”商品上,商标注册人为南通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某酒业公司)。2016年12月12日,南通某酒业公司以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为由对诉争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7】第134919号《关于第15137303号“颐生唐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裁定),认定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南通某酒业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药酒”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茵蔯酒”未构成类似商品,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判决驳回南通某酒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南通某酒业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8日作出(2021)京行申386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南通某酒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南通某酒业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下简称北京四分院)申请监督,主张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药酒、药物饮料”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茵蔯酒”构成类似商品,原审判决认定错误。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原审卷宗,多次听取当事人意见,核实“颐生”曾于2011年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经过时代更迭,现行《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已经删除“茵蔯酒”这一商品类别,仅参照现行《区分表》确定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类似不符合历史沿革和市场实际。
二是积极开展类案检索。检察机关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开展类案检索,经过详细梳理和比对,发现南通某酒业公司分别就第17141199号“真葆颐生”商标、第17141203号“真元颐生”商标、第19476450号“甄颐生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行政纠纷三个案件的生效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259号、260号、454号三份行政判决,以上判决均认为“药酒”与“茵蔯酒”构成类似商品,判决支持南通某酒业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与上述三个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相似,但裁判结果不一致。
2022年1月21日,北京四分院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认为,“茵蔯酒”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药酒”与“茵蔯酒”在功能、用途、原料材料、消费群体等方面相同,构成类似商品。因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诉争商标应当被宣告无效。
2022年5月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2年6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再审本案。2023年1月13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药酒”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茵蔯酒”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裁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
【典型意义】
(一)要注重核实商标发展历史,依法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涉案“茵蔯酒”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长期宣传和使用,具有一定知名度。检察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一方面要注重了解商标的历史沿革、《区分表》的更迭变化、市场的发展变化等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做出综合判断。既要尊重商标历史沿革又要充分考虑市场发展实际,精准提出监督意见,依法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二)大数据赋能类案检索,助力精准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结果的监督要注重运用大数据,做好类案检索工作。将与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案件作为检索范围,并将相关联案件作为案件办理中的重要参考,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说服力和实效性,助力精准法律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8〕17号)
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之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五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七条 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实,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具结悔过,接受人民法院处理决定,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从宽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对司法工作人员不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
第十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等民事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等文书。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6年全国法院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6年全国法院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4月)
2016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与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引领国际海事规则、提升海事审判理念、统一海事案件裁判尺度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形成一批典型海事案例。为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参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特选取10件刊载如下:
栾某某等21人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位于渤海海域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发生溢油事故,导致该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由国家海洋局等7家行政机关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认定,康菲公司作为作业者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于2011年出具《近岸调查报告》,记载了相关海域的污染情况。经农业部与中海油公司、康菲公司协商确定,康菲公司出资人民币10亿元的赔偿补偿款,其中人民币7.315亿元用于赔偿补偿相关受污染区域渔民的养殖损失。乐亭县人民政府确定了赔偿补偿标准,当地大多数养殖权利人按该标准接受行政调解并领取了赔偿补偿款。河北乐亭水产养殖协会于2011年10月6日委托博亚公司就河北省乐亭县大清河盐场29余家养殖户因水污染所造成的预期产量及产值给予技术分析并出具《技术咨询报告》。栾某某等21个受污染区域渔民不接受行政调解,以该报告作为鉴定结论,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连带赔偿其养殖损失和鉴定费用、诉讼费。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溢油事故构成对栾某某等21人养殖海域的污染损害,康菲公司应就此进行赔偿,中海油公司在事故发生时不是油田的作业者,也不控制污染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栾某某等21人应当对损失程度和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因博亚公司未取得农业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不具备鉴定资质,对其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栾某某等21人对于养殖损失程度和数额的举证没有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鉴于审理过程中对栾某某等21人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应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对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进行综合认定。结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参照乐亭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天津海事法院判决康菲公司赔偿栾某某等21人损失人民币1683464.4元。栾某某等21人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蓬莱19-3油田在中外合作开发过程中因作业者原因发生溢油事故,在环渤海三省一市区域引起具有涉外因素的群体性索赔纠纷,具有相当的国际国内影响,该案的成功处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本案审判对污染者依法追责,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海洋环保责任意识。本案判决表明,任何民事主体从事生产经营,均应当依法合规;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违规作业造成事故导致环境污染和他人损害的,都必须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第二、本案裁判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展示举证质证认证过程取得广泛社会认同,再次表明公开促公信的重要意义。一、二审法院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应当举证证明有关污染行为、污染损害以及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然后逐一认定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最终认定被侵权人提供的损失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明力,论证说理清晰充分。尽管该案是一件重大敏感案件,天津海事法院开庭审理进行了全程网上直播,裁判分析推理过程的充分展示,取得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三、法院努力探索认定损失的替代方法,充分体现对公平正义的实质追求,也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构建环保制度机制的新课题。在栾某某等21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污染损失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参照乐亭县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酌定损失赔偿数额并相应作出判决,由此避免了渔民因举证不能而完全败诉的局面,这种处理方式在环境司法技术上具有探索价值和启示意义。
瓦锡兰芬兰有限公司(WartsilaFinlandOy)、西特福船运公司(Spliethoff`sBevrachtingskantoorB.V.)与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颖勤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船舶设备买卖侵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西霞口船业与西特福公司于2006年6月3日同时签订两份船舶建造合同,约定西霞口船业为西特福公司建造12500型多用途船舶二艘(038号轮、039号轮),每艘造价均为2049万美元。双方补充约定西霞口船业必须使用瓦锡兰主机。西霞口船业与瓦锡兰公司于2007年1月17日签订两份主机及推进系统购买协议,该两份协议当时由颖勤公司销售经理代瓦锡兰公司与西霞口船业总经理签署。后西特福公司将瓦锡兰主机托运给西霞口船业,西霞口船业也支付了相应价款。因西霞口船业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船舶,西特福公司于2009年7月13日解除了038号轮的买卖合同。2011年4月,颖勤公司工程师在负责调试038号轮主机时,发现试航油压达不到要求,给西霞口船业发送邮件称:通过查阅发动机记录,038号轮的发动机系西特福公司购买的一款旧的瓦锡兰发动机,在荷兰工厂翻新后卖给了瓦锡兰公司。西霞口船业委托海事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该两轮主机均为翻新二手新主机。西霞口船业就038号轮主机问题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以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用旧机器冒充新机器出售构成商业欺诈为由,请求该三公司“按合同约定提供同样的主发动机、推进系统一台套”,连带赔偿船舶贬损及其他损失。西霞口船业就039号轮主机问题提起类似诉讼,案情和最终处理结果与038号轮案类同。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共同实施了以二手主机冒充新主机卖给西霞口船业并安装到新船上的欺诈行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据此,判决支持西霞口船业的诉讼请求。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亦认为瓦锡兰公司和西特福公司共同对西霞口船业实施了欺诈,但由于西霞口船业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颖勤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主机为二手主机,颖勤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二审与一审判决结论基本相同,仅未支持西霞口船业要求侵权人赔偿推进系统和垫付船款的贷款利息之主张。瓦锡兰公司和西特福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审理重点涉及欺诈行为与侵权责任等问题的认定。船舶主机是船舶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在船舶建造中普遍存在买方或者委托方指定船用主机生产供应商和型号的情况,不能根据西特福公司明确要求使用瓦锡兰公司生产的主机的事实认定该公司具有与他人串通提供旧主机的主观恶意;西特福公司因西霞口船业未按期交船而解除合同,但船舶建造进度由西霞口船业掌控,西特福公司弃船的行为也不能认定其在缔约时即有预谋;本案有关证据不能证明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在瓦锡兰公司于交付发动机及推进系统以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动机为翻新旧发动机,不能证明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与瓦锡兰公司有恶意串通的情形。西霞口船业请求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西霞口船业的相关请求均是基于合同的约定,属于违约损失的范畴,在性质上属于合同债权。本案没有证据表明瓦锡兰公司提供旧主机使西霞口船业遭受合同履行本身及可得利益等合同债权之外的损害。合同相对人之间单纯的合同债权属于合同法调整范围,而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对于单纯合同履行利益,原则上应坚持根据合同法保护,不应支持当事人寻求侵权责任救济。西霞口船业就其合同履行利益损失请求合同相对方瓦锡兰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西霞口船业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船舶设备买卖侵权纠纷案,涉及中国、荷兰、芬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案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依法公正审理,为人民法院发挥服务保障职能发挥示范指导作用。第一,本案通过严格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确保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依法采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准确阐释法律,遵循“三段论”推理方式逐一说理论证,发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果断予以纠正,不因当事人国籍而有所偏倚。第二,根据证据推理论证,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再审判决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照证据裁判规则,充分考虑船舶建造委托方普遍指定船舶主机之国际海事海商交易实践,认定本案有关证据仅能证明西特福公司坚持选用瓦锡兰公司生产的发动机、案涉发动机为二手翻新主机以及瓦锡兰公司知情或者应当知情三个相对孤立的事实,并不能形成证明瓦锡兰公司与西特福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锁链。第三,准确阐释侵权责任法原则上不调整合同债权这一法律原则,起到规范裁判尺度的作用。合同债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并没有将其明确列入该法保护范围,表明侵权责任法不调整违约责任。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是私法自治,允许合同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前提下自由约定责任承担、权利救济等权利义务关系。侵权责任法是保护合同债权以外的民事权益的强行法,如果将侵权责任法随意拓展适用于合同债权,准许合同当事人以侵权责任之诉规避合同的有效约定而使合同形同虚设,势必损害私法自治的实现,混淆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规范体系,削弱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可预期性。再审判决明确单纯合同履行利益原则上应坚持根据合同法保护,而不应支持当事人寻求侵权责任救济,具有法律和法理依据。
王某等15人与三友国际航运有限公司
(THREEFRIENDSINTERNATIONALSHIPPINGS.A)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红杉晟龙”(SEQUOIADRAGON)轮系三友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散货船。因航运市场低迷,该轮停泊在浙江台州玉环大麦屿港锚地休整。2016年8月22日,王某等15名在船船员因三友公司长期拖欠其工资,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并在法定期限内就涉案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对三友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三友公司支付船员工资、伙食费、遣返费等共计人民币200万余元,并请求确认上述工资款对“红杉晟龙”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等15名船员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扣押“红杉晟龙”轮。对于王某等15名船员随后提起的船员劳务纠纷,经过庭前调解并确认全部船员收悉被拖欠的工资款后,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典型意义】
船员是航运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国际航运业持续低迷的当下,涉外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呈现出涉案人数多,拖欠数额大,船员与船企矛盾激烈等特点。我国是航运大国,也是海员大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海员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约占世界海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海员的权益保障问题迫切需要海事司法的支持。本案中,海事法院准确把握航运市场形势,主动摸清国外被告经营情况,运用调解这一中国经验在解决复杂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扣押船舶,促成当事各方达成和解,使涉案船员足额拿到拖欠费用,保护了船员的合法权益,也使涉案船舶得以尽快解除扣押并恢复营运,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案件及时高效的审理,有力提升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公信力,较好地实现了船东船员的互利共赢。2016年11月12日起,《2006海事劳工公约》已正式对我国生效。本案对今后准确适用国际公约,妥善解决船员劳务纠纷,为航运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绍兴县金斯顿针纺织有限公司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
(MitsuiO.S.K.Lines,Lt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金斯顿公司委托三井株式会社将一批货物自宁波出运至沙特。三井株式会社作为承运人签发提单。6月17日,承运船舶“MOLCOMFORT”轮航行至印度洋海域时,船体中部横向断裂成两截沉没。船上货物全部灭失。金斯顿公司持正本提单起诉要求承运人三井株式会社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本案经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两级法院均认为,承运船舶存在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潜在缺陷,且该缺陷引起船舶断裂导致船舶沉没、货物灭失。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十一项的规定,承运人依法不负赔偿责任。遂判决驳回金斯顿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MOLCOMFORT”号事故系迄今以来人民法院审理海事案件所涉最大的集装箱船事故,受到了国际国内航运界广泛关注。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承运人能否免除赔偿责任。承运人的免责制度是基于国际海上航运业的特殊风险而给予船舶所有人等航运从业者的特殊保护。我国《海商法》坚持与通行国际公约对接的立法精神,借鉴吸收《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等国际公约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范。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十二项承运人免责事由,其中包括“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船舶潜在缺陷”。因涉案船舶沉没无法打捞,船上数据已随船舶一起沉没,本案一、二审法院根据日本船级社等机构对事故船姊妹船的调查报告和专家证人意见,结合船舶按时检验和保养、未发现设计缺陷、船舶处于适航状态等事实,认定涉案船舶沉没原因系设计上的潜在缺陷所致,承运人三井株式会社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不负赔偿责任。至于托运人金斯顿公司的权利,则可以通过保险等途径予以保障。本判决系我国首次适用《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判决承运人免责的案件,引起了国际航运和海事司法界的关注,对于今后同类案件的审判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毛某某与陈某、嵊泗县江山海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陈某所有、江山公司经营的“浙嵊97506”轮在江苏启东沿海与毛某某所有并经营的“台联海18”轮发生碰撞。“浙嵊97506”轮未向主管机关报告,当班驾驶员与陈某联系后擅自开船驶离现场,致使“台联海18”轮沉没,船上8人全部遇难。为此,毛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与江山公司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陈某则提起反诉,认为毛某某应当承担同等或者主要责任,同时认为陈某就涉案事故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
南通海事局对事故调查后认定,“浙嵊97506”轮当班人员无证驾驶,超航区航行,疏忽瞭望,未使用安全航速,未遵守能见度不良情况下相关规定,且事发后未采取有效搜救措施,也未向主管机关报告,擅自驶离现场,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台联海18”轮船舶无任何证书,当班人员无证驾驶,未遵守能见度不良情况下相关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避让,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浙嵊97506”轮和“台联海18”轮均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浙嵊97506”轮一方应承担70%的碰撞责任,“台联海18”轮一方应承担30%的碰撞责任。作为“浙嵊97506”轮依法登记、对外公示的船舶经营人,江山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应与船舶所有人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陈某所有的“浙嵊97506”轮长期实施超航区、不办理签证、船员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且这些严重违法行为与涉案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在知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陈某未要求当班驾驶员留在现场搜救或等待,而是放任其自行处理。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定陈某系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因而无权限制其海事赔偿责任。江山公司知晓“浙嵊97506”轮长期实施上述严重违法行为,却仍放任其继续实施,未加以有效管理,亦无权限制其海事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独具特色且历史渊源悠久的法律制度之一,是指将作为海损事故责任人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等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制度,是基于航运业的特殊风险而给予船舶所有人等航运从业者的适当保护,有别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原则。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均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并通过《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制定不断致力于该制度的国际统一。我国海商法坚持与通行国际公约对接的立法精神,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公约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的丧失多持严格的标准和审慎的态度,打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案例较少。本案准确适用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立了责任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的裁判标准,即对于长期超航区航行、不办理签证航行、船员无相关证书的,足以推定船舶所有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过错,故导致其作为责任人丧失了限制海事赔偿责任的权利。本判决在体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特殊性的同时,进一步解读了公约规定和国内立法的本意,为类案的正确审理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准确适用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亦有助于督促相关航运主体规范航行行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航运环境。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
(ArchangelosInvestmentsE.N.E.)等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8月12日,投资公司所属希腊籍“加百利(ArchangelosGabriel)”油轮在我国琼州海峡中水道附近搁浅,该轮当时有船员26人并载有原油54580吨,可能发生事故,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和海洋环境安全。南海救助局接受投资公司委托对该轮进行救助,双方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按照固定费率和费用支付报酬。该轮成功脱险后,双方就救助费的给付产生纠纷。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南海救助局实施的救助符合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其有权依据《海商法》的规定获得相应救助报酬,遂判决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6592913.58元及利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救助系合同救助,不论救助是否有成果,被救助方都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但依照《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投资公司仅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向南海救助局承担救助报酬。遂改判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2561346.93元及利息。南海救助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支付报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和人工投入等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该案所涉救助合同并非《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而属雇佣救助合同。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且对雇佣救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该案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审法院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判令投资公司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支付救助报酬,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海商法》错误,但鉴于一审判决对相关费率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为基础,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对此并未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结果可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当庭判决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6592913.58元及利息。
【典型意义】
在国际国内对《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适用的某些关键性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本案的审理,首次对该公约的宗旨和相关条款的理解适用阐明观点,并进而对我国《海商法》有关规定的准确适用作出了解释,为国际海事司法界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对于不断增强中国海事审判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判决投资公司依照救助合同约定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的结果对大力倡导和鼓励海上救助,防范海洋污染,保护海上人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担任审判长并当庭作出宣判,整个庭审全程网上直播,受到国内外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展现了中国法院公开透明的司法形象,显示了中国法院的司法自信。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行投资有限公司(KDBCAPITALCO.,LTD)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日13时,投资公司所有的“FCGLORIA”轮靠泊江苏镇江某化工码头后开始卸货。2月3日19时,自来水公司检测出自来水厂出水中挥发酚浓度超过标准值9.4倍。随后,自来水公司采取了相关的应急措施。8月31日,镇江海事局作出《调查报告》称,“FCGLORIA”轮因违反操作规程、设备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在卸货作业过程中有约44吨苯酚通过该轮的水下排放管路直接排出了舷外而造成长江水体污染。自来水公司据此诉请法院判令投资公司赔偿因污染生产水源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及利息。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系因“FCGLORIA”轮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不作为所造成,投资公司在本次污染事故中丧失限制赔偿责任,遂判决投资公司赔偿自来水公司人民币5329884元及利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自来水公司未举证证明投资公司存在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情形,故投资公司关于其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判决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投资公司赔偿自来水公司的金额及利息,改判该项赔款从投资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典型意义】
我国《海商法》借鉴国际公约,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即在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时,责任人可以依法将其赔偿责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本案所涉苯酚泄露事故发生后,因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而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社会关注度极高。本案判决在认定投资公司应当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准确适用《海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船舶所有人的行为后果与其雇佣人员或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予以区分,认定投资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不因其雇佣的船长、船员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丧失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本案对准确理解适用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具有典型指导意义。案件的判决结果在切实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的同时,平等地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了中国海事司法在国际的良好公信力。
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诉徐闻海事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14日,“桂北渔”渔船因事故触损翻沉,造成5人落水,其中2人失踪的水上交通事故。徐闻海事局对该事故展开调查,进行现场勘查、询问当班人员、调取AIS数据记录并进行油漆检验鉴定。徐闻海事局经过调查作出了《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湛江雷州“9.14”北海渔船被碰沉船事故调查报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并向安徽昌汇公司发出《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年10月10日,徐闻海事局作出了《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昌汇”轮与“桂北渔”渔船发生碰撞事故,事故原因为“昌汇”轮途经湛江雷州企水对开水域时,触碰正在拖网捕捞作业的渔船船尾右侧渔网拖缆,造成事故渔船被掀翻沉没。事故当时“昌汇”轮值班船员未保持正规瞭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昌汇”轮应承担主要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徐闻海事局决定给予安徽昌汇公司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安徽昌汇公司不服该处罚向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徐闻海事局的处罚决定。安徽昌汇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徐闻海事局提交了若干证据,其中的事故认定书、调查报告等证据为徐闻海事局自己进行的认定。这些认定虽非认定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直接、客观证据,但其结论是基于事故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客观证据结合专业分析得出,结合询问笔录中当事船员对事故发生时段该轮与渔船会遇情况的陈述,以及鉴定报告对于事故渔船拖网缆绳上附着的黑色外来油漆与“昌汇”轮球鼻艏左侧擦痕旁船舶油漆中的表层黑色油漆的红外光谱图一致、成分一致的鉴定结论,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昌汇”轮为案涉事故的肇事船舶。再结合被告对值班驾驶员毛某某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前后其离开值班岗位几十分钟的陈述,处罚决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当时驾驶员未保持正规瞭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事实依据。安徽昌汇公司并无证据推翻徐闻海事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安徽昌汇公司的诉讼请求。安徽昌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海事行政诉讼案件,是广州海事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正式将海事行政诉讼案件归口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之前,试点成功审理的一个案件,对于深化海事审判制度改革,促进海事司法有效服务保障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有一定的实证价值。海事行政是指对海域或者通海可航水域的民商事活动、安全、环境行使行政管理监督权力的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从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与海事行政管辖区域的一致性(均为跨行政区划管辖)、海事行政案件的专业性和国际性、适用法律的复杂性等因素考虑,海事行政案件确有必要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以及1989年、2001年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规定均明确海事行政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但由于种种原因,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的规定没有全面落实。2009年以来辽宁、天津、山东、浙江、广东、海南六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发文指定海事法院受理本省(市)内海事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在该规定第79项至85项明确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的类型。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审判优势,公正高效审判案件。该种优势既是确立专门管辖制度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设置之目标要求。海上活动与陆上活动明显不同在于海水的流动性导致事故现场易变易逝,事故直接证据少,法院审理相关海事案件需要根据证据规则,运用海事专业知识,分析有关间接证据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链,认定证明被指认的船舶是否为肇事船舶等事实。广州海事法院在本案中分析认定大量证据,对双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进行有理有据地回应,排除合理怀疑,准确认定肇事船舶,依法支持海事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积极发挥了专门审判的职能作用。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DVBBankSE)诉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ISIMAminLimited)、舍库萨格凯斯航运有限公司(ShokoohSaharKishShippingCo.)船舶权属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7年,德国航运贷款银行与马耳他阿明航运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向阿明航运公司提供贷款融资购买船舶“阿明2(MVAmin2)”轮。阿明航运公司以“阿明2”轮作为担保,与航运贷款银行签订抵押协议并办理了第一顺位船舶抵押权登记。其后,阿明航运公司未经航运贷款银行同意将船舶转让给伊朗的舍库萨格凯斯航运公司。2013年11月4日,航运贷款银行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停泊于漳州港的“阿明2”轮。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许该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扣押“阿明2”轮,并责令阿明航运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12月3日,航运贷款银行就案涉纠纷向阿明航运公司、舍库萨格凯斯航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其就约3000万欧元贷款本息对“阿明2”轮具有抵押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并承担诉讼和律师费用。
【裁判结果】
在诉讼过程中,因阿明航运公司不能提供担保,厦门海事法院根据航运贷款银行的申请,依法公开拍卖“阿明2”轮,并最终以人民币3.24亿元高价成交。船舶成功拍卖后,经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由厦门海事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并停止、撤回了在其他国家、地区展开的相关司法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公司,且案件事实发生在境外,但原告德国公司主动选择在我国扣押船舶、进行诉讼,充分体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海事法院充分尊重外方当事人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审慎处理平行诉讼问题,并通过精细严谨的程序安排与实体审理,掌握了案涉纠纷的主导权,通过调解促成了包括本案在内所有相关纠纷的全部解决。在诉讼过程中,海事法院严格依法对案涉巨轮予以拍卖,最终使载重近16万吨的超级油轮“阿明2”轮以人民币3.24亿元的价格成交,超出起拍价近人民币8000万元,为纠纷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案以“一带一路”航线和我国原油进口为背景,同时又涉及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等重大敏感问题,牵连境内外数宗诉讼,标的巨大,涉外性与涉海性突出。涉案外轮的成功拍卖及案涉纠纷的圆满解决,有力维护和规范了航运秩序,是海事法院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生动例证。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Shipbuilding&MarineEngineeringCo.,Ltd.)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作为建造方与JELEPHANTCORPORATION作为买方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的纠纷按照《1996年英国仲裁法》提交英国伦敦仲裁解决。后大宇造船与JELEPHANTCORPORATION、西象公司(CELEPHANTINC)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将买方变更为西象公司。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CDUCKLINGCORPORATION)又签订补充协议,由西达克凌公司承担部分付款义务。两协议均约定任何因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应依照前述船舶建造合同仲裁条款进行仲裁。其后因未收到造船款,大宇造船在伦敦对西象公司和西达克凌公司提起仲裁。大宇造船指定的独任仲裁员作出仲裁裁决,支持大宇造船的请求。大宇造船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大宇造船提交的我国有资质的翻译公司及翻译员翻译的中文译文符合《纽约公约》规定的形式要求;涉案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并入仲裁协议,适用英国法在伦敦仲裁,属于以书面形式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独任仲裁员的委任程序以及仲裁送达程序符合《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规定;承认或执行该项仲裁裁决,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或中国法律相抵触。综上,该英国伦敦仲裁裁决不存在《纽约公约》规定拒绝承认的情形,应予承认。
【典型意义】
对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海事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依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国际公约,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设定了国际标准,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纽约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提供高效、便利的司法环境,为纠纷的多元解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本案审查准确把握《纽约公约》的宗旨与精神,正确解释与适用公约的条文,裁定对外国海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体现了支持国际海事仲裁和适度监督的司法理念,是对《纽约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积极尝试和有益探索。此外,本案适用仲裁地法律,即《1996年英国仲裁法》,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组成合法性等问题,对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审理中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第一批)
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0年3月24日)
一、快速调解企业间合同纠纷,服务涉诉企业复工复产
1、浙江吉高实业有限公司诉梅州市中联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梅州市中联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均为向测温仪生产企业供应线路板的供应链上游企业。2020年1月14日,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浙江吉高实业有限公司起诉至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诉讼标的1600余万元,并经原告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疫情发生发后,法院了解到,两公司均是当地政府确定的疫情期间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而案涉诉讼保全严重影响了企业购买原材料、发放工人工资以及偿还银行贷款。为保障两被告企业复工复产不受影响,经桐乡市人民法院积极组织调解,原被告双方于2月中旬达成了分期还款、逐步解封的调解方案。在法院的督促下,两被告企业按约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2月21日,法院解除了对两被告企业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有力促进了疫情防控物资的正常生产。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既依法保障债权人诉讼权利,又坚持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工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企业来说,货物结欠金额巨大,若不采取保全措施,其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对于两被告企业来说,迅速复工复产是保障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但流动资金的冻结限制了生产的进程。受诉法院积极作为,组织双方反复进行协商调解,最终就解除财产保全和货款支付事宜达成协议,短平快地解决双方纠纷,实现了原告企业权利保障和被告企业复工复产的“双赢”。
2、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诉肇庆科伦纸业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案情简介】
肇庆科伦公司是广东肇庆市一家大型造纸企业。2016年,佛山三水科伦纸业公司将其持有肇庆科伦公司75%的股权收益权质押向东莞信托公司融资2.7亿元,但逾期未履行还款义务。2019年,肇庆科伦公司与山鹰国际公司签订《入股协议》,以其生产线设备、土地等作价出资入股山鹰(广东)公司,又将股权转让给山鹰国际公司。2019年12月,东莞信托公司以肇庆科伦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侵犯其股权质押权为由,起诉至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协议无效,并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查封了肇庆科伦公司转移给山鹰国际公司的土地约300亩、厂房8幢等财产。疫情开始后,受诉法院了解到,肇庆科伦公司受疫情影响经营陷入困境,而山鹰国际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看好华南地区的纸张市场,如能顺利收购肇庆科伦公司现有的厂房及生产设备,可以尽快增资扩产,开拓华南地区纸张市场,但目前肇庆科伦公司的账号因诉讼已被冻结,并购行为陷入僵局。为此,法院根据山鹰国际公司仍有部分并购款尚未支付给肇庆科伦公司的实际,经多次协调最终促成调解,由山鹰国际公司将尚未支付的并购款2亿元一次性支付给东莞信托公司,东莞信托公司收到后即视为对肇庆科伦公司与山鹰国际公司之间并购交易的认可,同时申请解除查封措施。本案于3月13日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涉案标的、涉诉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肇庆市与其他珠三角城市相比,经济发展任务较重,肇庆中院按照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决策部署,在调处本案纠纷时坚持法治思维,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大局意识,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依法保障有序复工复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推动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经济发展大局提供了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3、上海丽景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诉合玺(上海)服装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
【案情简介】
丽景针织制衣公司与合玺(上海)服装公司及其另一家关联公司于2018年分别签订了《服饰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两服饰公司收货后未按约付款,欠付货款达400余万元。为此,制衣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分别起诉要求两服饰公司支付货款、承担违约金责任等,并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两服饰公司的银行账户。两服饰公司应诉后,认可欠付货款,并承诺还款,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服饰专卖店关闭,春节黄金旺季无营业收入,还有高昂成本;且因账户被保全,影响了员工工资发放、支付社保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两案后,通过线上审理,其中一案当庭撤诉,另一案达成分期还款的调解方案。线上庭审当天,制衣公司即收到了先期支付款项,并申请法院解除了全部财产保全。2月14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本案调解结案后,两服饰公司账户得到解封并及时发放了员工工资,目前双方均已复工复产。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压力较大。鉴于案涉服饰公司的账户被采取保全措施,在判决生效前,当事人依法不能动用被查封的款项,而疫情期间双方当事人复工复产都急需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受诉法院依法采取诉讼调解方式,促成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调解协议。对原告而言,可以回笼资金按期复工;对被告而言,调解后可以尽快解除查封,及时向员工发放工资、缴纳税收和社保、支付店铺租金,确保正常经营。本案是通过调解方式快速有效化解纠纷,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成功案例。
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新宙邦科技公司与桑顿新能源公司均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互为商业合作伙伴。2019年,新宙邦科技公司向桑顿新能源公司提供价值1607万元的锂电池电解液,但桑顿新能源公司未如约支付货款,新宙邦科技公司诉至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桑顿新能源公司支付货款本息共计2300余万元,法院依据申请冻结了桑顿新能源公司账户现金750余万元。疫情发生后,桑顿新能源公司请求解冻账户资金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并复工复产。法院经研究认为,疫情防控期间,合同履行暂时受到影响,顺延还款期限有利于复工复产并最终解纷。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2月25日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继续合作,桑顿新能源公司增加担保并先行支付部分货款,剩余货款分期付清。当日,法院依法准许并解除账户冻结。
【典型意义】
受诉法院立足疫情防控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促成欠款企业在增加担保的基础上获得还款顺延,切实降低了诉讼成本,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有效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本案涉及的两家企业均为高新技术企业,法院通过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疫情期间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司法诉讼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案件调解成功后,双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实现了共赢与多赢,从而有利于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依法加强金融案件调解,妥善化解企业债务纠纷
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浮梁县支行诉景德镇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康源农业公司是当地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和肉制品企业,2011年向农行浮梁县支行贷款1亿元。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2019年6月,农行以康源农业公司怠于配合银行贷后管理检查、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回笼资金与贷款金额不匹配、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等为由,下调了企业贷款征信评级并暂停企业使用电子交易信息平台,要求康源农业公司提前还款并诉至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为,康源农业公司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主要是受非洲猪瘟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以致无力还款。为保障生猪生产企业正常经营和维护金融债权,法院积极奔走各方,耐心辨法析理,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协调工作。最终,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原则达成调解协议,康源农业公司同意增加贷款担保,农行恢复企业征信和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贷款合同继续履行。本案于2月17日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借款企业不仅是当地大型生猪生产供应企业,也是当地吸纳就业和纳税大户。法院如一判了之,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还可能影响群众基本民生供应和物价稳定。景德镇中院在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协调化解纠纷,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为保障企业复产复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积极努力。
6、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苏州德威系关联企业金融借款纠纷系列案
【案情简介】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是集高分子线缆用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电子通信、建筑工程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发展前景。2020年春节之后,受疫情影响,整个德威系企业无法按时复工复产,造成大量订单无法及时完成。债权人苏州资产公司考虑到其3.2亿元金融债权的安全,在借款出现逾期后,于2020年2月4日将德威系企业一并起诉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申请法院冻结被告企业全部银行账户3.2亿元资金及相应价值的财产。该四起关联案件受理后,苏州中院通过到德威生产厂区实地走访、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了解到德威系企业厂区生产已经逐步恢复,产能已经达到年前的50%,国内订单开始陆续正常交货。鉴于德威系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发展前景,就其暂时资金周转的困难,法院与苏州资产公司反复进行沟通,引导充分考虑当前疫情影响和民企的实际困难,给予民企宽限期和降低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并且考虑查封措施对企业复工复产的重大影响,共同帮助企业渡过困难。3月6日,经过法院三个小时的互联网庭审和在线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苏州资产公司保证不抽贷,并给予德威系企业充分的宽限期;德威系企业承诺将销售利润优先保障案涉贷款的清偿,并且增加担保。法院当庭出具调解书,并依据双方调解方案,解除了对被告企业的全部银行账户查封。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坚持维护金融债权安全和保障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的审判理念。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但暂时资金受困的企业所涉金融融资纠纷,应当切实加大案件调解力度,充分协调各方利益;在维护金融安全同时,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因疫情引发的逾期还款的违约成本,真正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撑。
7、福建晋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福建晋江市越峰鞋塑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6年5月,晋江越峰鞋塑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抵押向晋江农商行贷款总计752万元,尚欠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9年10月,晋江农商行诉至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要求晋江越峰鞋塑公司依约还本付息。案件审理期间,晋江越峰鞋塑公司同意还款,但表示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存在困难。受诉法院根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实际,以分期还款的方案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在线调解。2020年2月28日,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本案还款期限、罚息等问题达成调解协议,最终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晋江越峰鞋塑公司系外资企业。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若本案简单一判了之,可能导致实体企业无法正常经营,还将牵连与此相关的供应商、企业员工、消费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不利于复工复产及恢复生活秩序。受诉法院在依法保护金融债权的同时,在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加强协调和解工作,有效平衡了金融债权与企业复工复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8、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
【案情简介】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是专门从事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在全国共拥有员工超过2000名,业务主要服务于国家电网建设。2020年2月,东证证券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光一系企业立即支付2.2亿元质押式证券回购款,并支付违约金500万元。同时,东证证券公司向法院申请冻结被告企业全部银行账户2.3亿元或者相应价值的财产。案件受理后,苏州中院经了解发现,光一系企业受疫情影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的员工无法到岗,企业迟迟无法正常复工,资金链出现严重紧张;面对2.3亿元融资提前到期和高额的违约金,企业2000名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将无法及时支付,企业复工面临巨大困难。为此,苏州中院加大了案件调解力度,及时与东证证券公司进行联系,将企业实际情况告知对方,引导金融机构充分考虑民企的实际困难,给予一定宽限期和降低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共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2月19日,经过法院二个小时的互联网庭审和在线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当庭出具调解书。根据双方调解方案内容,法院当天解除对被告全部银行账户6000多万元资金的查封,企业复工复产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典型意义】
本案诉讼标的达2.3亿元,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仅用10余天时间。受诉法院在综合考量被告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及当前疫情防控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基础上,以在线调解方式高效妥善化解实体企业债务纠纷,既保证了债权人金融债权的实现,又为企业平稳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三、依法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便利
9、徐某某诉义乌市百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百灵医疗器械公司主要生产红外线体温计、电子体温计、血压仪等医疗器械。2016年11月28日,徐某某与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经二审生效判决,被告百灵医疗器械公司须返还原告徐某某1298400元,案件由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因百灵医疗器械公司未全部履行生效判决,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疫情发生后,执行法院了解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在此次疫情中被确定为浙江省36家重点医疗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之一,也是金华市唯一一家疫情防控急需物资供应企业。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加紧生产,日均产能较高,但因前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公司融资、扩大生产,无法满足当前抗击疫情的产能需要。2020年1月31日,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向法院申请信用修复。执行法院根据前期实地走访和讨论研判,向执行申请人进行解释说明并经申请人书面同意,于收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当天,决定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不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为企业贷款扫清障碍。百灵医疗器械公司被法院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当天,义乌农商银行就向该公司发放1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银行也将该公司的不良贷款转为正常。后该公司又顺利从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分别获得贷款100万元。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义乌法院坚持统筹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审慎采取执行措施,全面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是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的生动实践。人民法院对因处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融资困难、原料库存短缺等防疫物资供应企业提出的信用修复申请,经审查有正当事由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应暂时解除对其信用惩戒,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企业防疫紧缺物资的正常生产,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10、龙游县宏泰食品有限公司恢复企业信用征信案
龙游县宏泰食品有限公司是浙江龙游县唯一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属事关民生的菜篮子企业。宏泰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2019年11月,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该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并终结该公司破产重整程序。2020年1月16日,宏泰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消除债务总额1.2亿余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宏泰公司屠宰生猪近3万头,同比增长174%,公司经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宏泰公司只能在所在县域内进行经营活动,日均屠宰量从500余头下降至200余头;而为了扩大生产,宏泰公司自年前即启动了排污整治、道路修缮、改造厂房机器等改善公司经营能力的工作,因宏泰公司贷款信用修复未完成,贷款渠道封闭,导致资金缺口逐渐增大,企业即将陷入困境。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虽该公司破产案件已经审结,龙游县法院主动实地走访企业,并协同管理人与人民银行再次对接完成了企业征信系统的信用修复,在案件办结后为宏泰公司获得了融资能力。
【典型意义】
法院在案件办理结束后,通过案后随访,积极关心支持民营企业疫情期间复工情况,及时解决企业信用修复问题,帮助企业获得贷款资格,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困难。人民法院延伸司法服务职能,为当事人纾难解困,既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也有利于服务保障当地民生稳定,体现了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6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668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人民陪审员管理使用机制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201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公布施行。为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选任工作的全新机制,自2018年5月始,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深入开展调研,于8月印发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对选任条件、程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为各地有效开展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18年以来,全国共新选任人民陪审员12万余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司法部制定的《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管理办法》也正在会签过程中。
关于深入基层调研、加大宣传力度的建议。《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一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将贯彻实施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切实做好组织领导,全面加强《人民陪审员法》的学习宣传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通过面对面宣讲、问卷调查、座谈答疑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宣传。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协同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工作和宣传力度,认真总结提炼基层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适时加以推广,持续探索完善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大力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向纵深发展。
关于探索司法行政部门和法院共同管理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模式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已于2019年5月1日正式实施。该办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奖惩等日常管理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管理都进行了细化,其中,第二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同时第四条明确规定“开庭通知、庭前阅卷、调查询问、参与调解、评议安排、文书签名等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密切相关事宜由各审判部门负责,其他管理工作包括随机抽取、协调联络、补助发放、送交裁判文书等事宜由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实际情况确定负责部门。"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司法部加强指导,督促各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按照规定做好相关工作,积极探索丰富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内容,努力提升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提高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权利意识、自豪感和责任感。
关于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质效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gt;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引入事实问题清单制度,要求陪审员合议时先于法官发表评议意见,规定了陪审员年度参审数上限,明确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安排人民陪审员从事与履行法定审判职责无关的工作,为实现人民陪审员实质参审提供制度保障。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组织、教育、引导各级法院领导干部及广大法官增强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坚决杜绝“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
随着《人民陪审员法》及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人民陪审员制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大工作力度,把《人民陪审员法》及其配套措施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应有功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26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26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两高与香港代表团工作交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5年5月1日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以来,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量迅速增长,新收案数持续大幅增长,结案数虽有上升,但上升幅度远低于收案数,执法办案压力空前巨大。为应对逐年上升的案件数量,人民法院多措并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中处于基础性、关键性地位。自改革推进以来,司法权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审判质效明显提升,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显著增强。
具体来看,一是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队伍专业化程度明显提升。在员额比例分配上,综合考虑辖区法院的经济发展状况、案件数量、审级职能、审判资源配置等因素,科学统筹调配员额比例,将优秀审判资源集中在办案一线,实现了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全面落实“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的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署机制,取消案件层层审批,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目标逐步得到落实,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基本建立。三是强化院庭长办案职责,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四是实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并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实现各归其位、各尽其责,促进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服务审判中心工作。五是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应对“同案不同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法官集体智慧,完善案例指导和类案参考制度,建立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不断提高审判质效,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实现类案同判,确保审判公正性。
综上所述,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不仅使办案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案件质量也进一步得到显著提升。在审判管理方面,并不以结案率和结案量为唯一或最重要指标来对法官进行考核,而是采用了结收比、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二审发回重审率、改判率等一系列综合指标来对各法院办案质效进行评价,力求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不断提升办案质量。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深化推进司法公开工作。通过完善司法公开平台,创新司法公开举措,强化对审判权力的监督制约,倒逼一线法官提高审判质效,解决了全社会多年来持续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难点问题,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在司法改革中的获得感,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切实保障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关于您提出的加强港区代表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交流的建议,对我们进一步加强改进联络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始终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积极邀请包括港区代表在内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法院,通过办理代表建议、旁听案件庭审、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代表意见,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特别是,我们今年邀请部分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港区代表参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全国人大组织邀请港区代表在内地视察期间视察内地法院,同时探索通过香港中联办或全国人大直接邀请港区代表专门视察内地法院,进一步加强与港区代表的沟通交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智慧法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智慧法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法办〔2019〕2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深化完善人民法院信息化3. 0版,以智能化为重点,大力推进智审、智执、智服、智管,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一、推动全方位智能化服务,促进智慧法院建设
1.对标规划,查找差距。按照《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一2023)》的要求,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智慧法院应用体系;贯彻落实《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按照已经发布的85项信息化标准规范信息化建设;对照《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报告(2018)》补齐短板,按照《人民法院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指导意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
2.厘清现状,做好设计。各级人民法院要基于信息化建设成果,从系统功能、系统交互关系等方面厘清建设现状,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展系统总体设计,明确技术发展路线,形成可重用、可扩展的总体设计方案,解决重复和盲目建设问题,打通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弥补智能化服务短板,支撑战略规划、项目预算、系统论证和系统研发,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
二、以构建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努力提升诉讼服务智能化水平
3.建设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实现诉讼全程服务纵向和横向贯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要求,建设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联通上级法院和辖区法院,实现诉讼服务信息互通和数据汇聚,强化司法大数据智能分析和监测预警,实现上级法院对下指导和联动;加强与审判、执行等应用融合,促进向诉讼全程服务的功能转型,形成流程全贯通、业务全覆盖、机制无缝衔接的诉讼服务体系。
4.整合完善多元解纷、诉讼服务、分调裁审等子系统,支撑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具备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分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等线上多元化纠纷解决功能。建设完善“分裁审”信息子系统,实现分流、速裁、快审等功能。建设电子保单子系统,搭建保险单位与法院之间通道,可在线申请保全;建设司法鉴定子系统,实现对拟鉴定物品进行统一审计、评估和鉴定;建设统一的12368质效评估子系统,对全国法院12368诉讼服务质量进行科学评估。整合集成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热线,统一诉讼服务入口,提供网上立案、缴费、阅卷、鉴定、保全、庭审、送达、申诉等一站式电子诉讼服务。
5.完成移动微法院建设和应用试点,推动跨域立案等电子诉讼服务向移动端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持续组织优化完善中国移动微法院,扩展实现跨域立案功能。全国12个地区试点法院完成移动微法院分平台建设,开展多元调解、网上立案、案件办理和司法公开等应用;未试点地区法院开通应用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和跨域立案功能,与跨域立案窗口结合,全面支持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实现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探索建立互联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现微信通知取代短信通知新路径。
三、以电子卷宗深度应用为重点,全面提升审判工作智能化水平
6.以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为基础推动深度应用,为审判执行工作网络化办理提供智能化手段。完善电子卷宗生成功能和机制,丰富电子卷宗内容,支持电子卷宗随案同步上传案件管理系统,自动进行排版、编目和归类,支持复用数字化电子文件,优化电子卷宗浏览、操作体验,实现低成本电子卷宗生成管理;完善电子卷宗全程网上应用和阅卷功能,实现自动提取回填校核案件信息、辅助法官生成法律文书和关联案件自动推送,支持电子卷宗信息公开、网上监督和案件质量评查等审判管理,支持电子卷宗自动转换为电子档案归档,支持部门间业务协同。支持电子卷宗汇聚至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案件上诉、移送、再审电子卷宗远程调阅。
7.推广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应用,助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梳理技术规范和业务规则,形成以证据指引和量刑规范为重点的刑事案件证据智能辅助系统,在全国法院推广应用,实现为办案人员收集、固定证据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式的办案指引,支持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智能提取量刑情节,辅助确定起点刑、基准刑、宣告刑,智能生成量刑表,确保刑事办案过程全程可视、全程留痕、全程监督。
8.完善推广智能辅助审判支持功能,提升审判质效和智能化水平。建设完善并在全国法院推广使用类案推送、判例检索、结果比对、瑕疵提示、立案风险自动拦截、敏感案件自动标识预警、案件智能画像、电子卷宗自动检查等智能化应用,支持智能化辅助应用覆盖审判各环节;针对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收案占比较高的特定案由,建立要素规则,实现智能采集、提取个案要素信息,提供类案分析报告,根据个案要素自动生成庭审提纲、庭审笔录、合议笔录、审理报告、裁判文书等,创新研发要素审判系统,更好服务一线办案人员。
四、以深化执行模式变革为主线,切实提升执行工作智能化水平
9.完善“1+2+ N”执行信息化系统,构建智慧执行工作格局。完善以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为核心,以执行办案系统和执行公开系统为两翼,以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用惩戒、执行委托等N个执行办案辅助系统为子系统的执行信息化系统。推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流转,实现系统对执行信息资源的智能化读取、识别,实现法律文书自动生成、关键节点自动回填,为法官提供智力支持与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支持。
10.完善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系统,提升执行办案智能化水平。打通执行办案系统和本院办案平台、破产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接口,接收审判环节的电子卷宗等数据,推进措施资源、信息资源和财产处置资源共享。优化完善执行办案系统流程节点信息自动回填、文书辅助自动生成、执行期限自动预警、关联案件自动提醒、终本案件智能巡查、违规行为自动冻结、区块链存证、电子送达等智能化功能。实现文书发送、财产查控、询价评估、拍卖变卖、案款发放等案件节点的可视化监管。依托移动微法院应用,实现执行案件网上立案、执行节点自动公开、终本案件网上约谈、执行线索网上举报、执行现场的图片视频等信息掌上展示并回传执行办案系统。
11.建设完善执行查控、信用惩戒、网络评佑、网络拍卖等系统,实现执行信息化全面升级。提高查控系统信息反馈及时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实现批量勾选、自动查询、智能筛选、批量冻结等功能,实现对反馈结果智能分析,形成辅助法官确定财产查控方向和措施的财产反馈清单和线索图;扩展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范围;建设完善执行财产询价评估系统,推进询价评估系统与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系统对接,推广使用定向询价评估系统,实现全程留痕、全程监管;加强网络司法拍卖系统建设,支持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五、以精准管理为导向,大幅提升司法管理智能化水平
12.推进审判态势分析及特定案件自动标示,支持司法管理智能化。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建设完善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平台,支持可视化展示辖区法院审判执行态势分析数据,生成审判执行运行态势报告。建设应用重大敏感案件监督管理,实现全国四级法院重大敏感案件层报、审批、移送立案和办理,提升案件管理监督水平。建设推进四类案件自动标识、重点案件自动追踪系统、负面画像自动生成,实现监管全程留痕,为法官绩效考核提供依据。
13.推进网上办公、电子档案管理等系统应用,实现主要行政事务网络化管理。建设完善网上办公系统,推动行政办公、党团建设、司法行政、服务保障等行政事务网上办理,进一步推进队伍信息化应用,促进行政事务管理与审判管理融合,实现以案、人、事为维度的司法政务精细化管理。建设应用全国法院档案管理系统,提供四级法院诉讼档案、行政档案、人事档案的网上办理、统一管理、随时借阅功能,对全国法院电子档案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四级法院之间线上调阅电子卷宗,解决“调卷难”问题。依托集成评估中心,识别应用系统与业务需求响应度和稳定性,加强信息化应用成效管理。
六、以数据为中心,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14.建设完善数据中心和大数据管理平台,提高数据汇聚、管控和服务能力。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标准》,完成本地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实现新增信息项采集。各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完善数据中心和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辖区法院审判执行、来信来访、司法人事、司法政务等数据汇聚。建立健全案件、文书、电子卷宗信息数据质量管控体系,提高案件当事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关键信息项质量,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汇总。
15.逐步接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建设的“司法链”平台,开展区块链存证应用。依托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和已基本具备内外网存证能力的全国统一“司法链”平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建设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各地业务需求,逐步申请加入和使用统一的“司法链”平台,开展电子证据、电子签名、执行操作、电子保函、电子档案等高可靠性数据的上链存证工作,提高数据防篡改和可溯源能力。
16.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各地法院积极参与,形成数据资源联合开发与深度应用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主导构建司法人工智能和知识服务平台,推动形成知识生成、管理与应用机制,面向诉讼、审判、执行、管理等业务方向,集成测评通用化的人工智能处理服务和知识服务,发布服务名录。试点法院积极推进纳入名录的人工智能和知识服务应用落地,提升本地智能化应用水平。
17.探索构建司法治理指数,为社会治理提供精准司法大数据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热点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难点问题深入开展司法大数据分析研究,形成具有针对性、权威性的专题报告,更好地将司法大数据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探索构建司法治理指数,深刻揭示审判执行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首批“数助决策”试点单位和第四届司法大数据专题协作研究单位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形成高质量研究报告,并推进成果应用转化。
七、统筹云网建设,构建云网一体化基础设施体系
18.统筹三云五网建设,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基拙设施体系。按照《人民法院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规范》要求,以云网一体、智慧云网建设理念,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法院专网结构,探索构建分布式骨干环网,提升网络可靠性;合理统筹政务云资源,完善多云管理平台,提升计算和网络资源的弹性服务能力;继续深化智能语音识别等AI能力在庭审场景的应用效能,推进最高人民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与各高级人民法院平台的对接,为全国法院提供智能语音识别的模型共享、集中学习、运营监控等服务;强化法院专网IP资源管控,新增专网统一的域名解析服务,为服务全国法院奠定基础。
八、建立可视化质效型运维管理体系,探索智能化运维服务保障新模式
19.建设可视化运行质效管理平台,实时掌握信息化运行质效。高级人民法院及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建设可视化运行质效管理平台、建立信息系统质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各类信息系统的实时动态监控、故障预警和质效评估。要建立基于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信息安全、运维管理五大要素的质效分析模型,定期对信息系统运行性能、应用成效、安全态势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形成质效分析常态化机制,实现各类问题的闭环处理,全面提升信息化系统运行质效。
20.建立科学的运维服务团队和管理制度,提高质效型运维保障能力。各级人民法院应建立质效型运维管理团队,完善质效型运维保障管理制度,探索推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信息化系统运行数据获取和质效分析中的应用,实时形成“信息化运行态势”画像,实现监、管、控一体的一站式质效型运维服务模式,减少运维服务解决时间,提高运维服务满意度,为智慧法院建设提供先进的运维保障支持。
九、扎实开展信息安全专项整治,构建与智能化要求相适应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21.加强安全边界防护,确保法院专网信息安全。严查使用网闸等不符合规定的交换设备、直接连接、边界端口映射、通用网络协议穿透等违规行为,确保基于单向光导技术的隔离交换传输平台实现法院专网与互联网、移动专网、外部专网及其他网络信息交换;建立重要业务系统独立安全域,通过防火墙或网关等边界控制设备并设置最小化访问控制策略,阻断重要应用系统之间非正常业务访问;严防法院专网主机违规外联、交叉使用U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严格执行主机和设备接入法院专网审批制度并采用技术手段有效阻断非授权主机和设备接入法院专网。
22.推广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切实加强系统账户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应着力推进辖区法院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设,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人员信息汇聚、信息管理、服务注册、信息共享和身份认证以及单点登录等信任服务体系;严查并杜绝服务器、数据库和重要业务系统账户弱口令问题,加强账户使用情况分析,提高异常使用发现和定位能力,确保重要应用系统和数据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做好全面开展公益诉讼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做好全面开展公益诉讼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
(2017年5月25日 高检发民字〔20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推进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相关工作,预计将于六月份审议通过。为了做好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开的相关准备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突出强调,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又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目的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制度价值。各地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自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试点以来,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推进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试点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显示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和全面推广,是进一步加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是健全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试点工作的充分认可。各级检察机关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的重要意义,把全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任务抓紧、抓好。
二、准确把握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特点和规律
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可以有效地推动理论的创新,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在试点中摸索出的规律,是符合实际需要的,要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和坚持。一是在公益保护体系中,检察机关处于法律监督重要地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各自的职权进行保护,也需要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最佳的保护效果。在这个不同主体构成的保护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多种履职方式,与各类主体衔接配合,发挥法律监督的核心保障作用。检察机关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公益职责,也可以督促适格主体积极行使公益诉权,在行政机关不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没有适格主体或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则应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民事公益诉讼,并通过对公益诉讼的审理、裁判、执行进行监督,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司法保护。二是检察机关在保护公益方面可以多措并举。对于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可以依据刑事法律追究其犯罪行为,又可以依据民事法律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达到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效果;而对于那些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通过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根据案情需要,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三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原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履行职责的职权行为,代表的不是自身利益而是代表国家维护公益。在公益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贯穿于公益诉讼的立案、调查、起诉、审理、裁判、执行全过程,相应的程序设计既要遵循诉讼制度的一般要求,也要符合检察职能的特点和规律。四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可充分发挥诉前和诉讼两种程序的综合功效。诉前程序是诉讼程序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履行诉前程序,诉讼就无法提起;诉讼程序是诉前程序发挥作用的必要保障,如果没有提起诉讼作为可能采取的后续手段,诉前程序的效果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通过诉前程序既及时解决问题、又节约司法资源,而通过诉讼程序强化了公益保护的刚性,两种程序刚柔并济,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保护。
三、努力做好全面开展公益诉讼的相关准备工作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检察院检察长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对公益诉讼工作加强领导部署,加强办案力量配备,帮助排除干扰阻力。要根据公益诉讼工作的特点,选配有调查核实、出庭应诉工作经验的检察官充实到民行队伍中来,为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做好人才储备。二要加强学习培训。两年来,试点地区检察机关积累了丰富的可推广、可复制工作经验。非试点地区要在认真学习领会高检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及有关书籍资料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试点地区有益经验,既要学习各试点地区部署推进工作的好做法,也要学习典型案例中的办案经验;既要学习文书制作技能,也要学习调查取证、庭审应诉等操作技巧;既要请进来,邀请相关学者、试点地区办案人员作讲座、实务培训,也要走出去,到试点地区观摩庭审、座谈交流。各试点地区要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协助非试点地区开展学习培训工作。三要做好案件线索摸排工作。要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为重点,摸排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线索,提前收集相关材料、掌握相关情况。要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坚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推进试点工作,防止把不具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属性的案件以公益诉讼的方式进行保护。要从试点地区办理的类似案件中寻找经验,针对不同情形分别确定工作预案。四要加强沟通协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请示报告,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重视加强沟通协调,赢得行政机关的理解支持。建立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机制,凝聚推动工作的共识与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3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3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民政部、全国妇联,现答复如下:
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确定118个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多家高院和试点法院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有力推动形成了家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三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家事案件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离婚冷静期、诉前调解、离婚证明书、案后回访等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2018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上述制度予以总结推广。当然,诚如您所言,当前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包括专门家事审判诉讼程序法缺位、家事纠纷联动化解机制运行不够顺畅、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等。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与全国妇联会商,拟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加大家事审判中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积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协调,推进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工作。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拟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往纵深发展。针对今年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对前期家事审判改革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拟在今年召开的人民法庭工作视频会议中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进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
司法部认为,近年来,司法部配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积极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在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加强婚姻家庭法制宣传教育,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2017年,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妇联组织在婚姻家庭纠纷相对集中,人民群众需求大的县(市、区)建立专业性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460个,内蒙、福建、湖北、四川、宁夏等地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域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下一步司法部将立足自身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深入推进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注重选聘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实务工作者和妇联维权干部等担任人民调解员,积极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推动在人民法院和公安、民政等部门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完善衔接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基础性作用。
民政部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多措并举,积极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分批次对全国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临时庇护场所等机构进行培训,就家庭庇护政策解读、受害人安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民政部要求加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队伍建设,合理配备人员编制,积极探索通过设立公益岗位等方式,引进专业人才,优化队伍结构。各地救助管理机构也认真履行家庭暴力庇护职能,积极选派领导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救助庇护机构负责人,选调学历层次高、专业素质好的年轻干部从事反家庭暴力和庇护救助工作。民政部指导各级民政部门和救助保护机构,切实承担妇女儿童临时庇护责任。对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及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关爱活动。民政部引导运用社工组织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并着眼于反家庭暴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远发展目标,引入社工专业理念和方法,开展针对性帮扶,运用心理学等经济化、专业化、柔性化工作方法,为遭受家庭暴力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监护干预等服务,并协调司法、行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反家庭暴力成效明显提升。创新形式探索开展家庭婚姻辅导服务。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探索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有需求的当事人免费提供婚前教育、法律咨询、纠纷处理、情感辅导等服务,促进了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民政部门还将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向外延伸,组织开展婚姻家庭文化建设区、婚姻家庭大讲堂等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先进的婚姻文化、经营婚姻家庭技巧等送到群众身边,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下一步,民政部将进一步总结推广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的经验,促进婚姻家庭和谐发展。
全国妇联认真履行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将发挥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作用,积极参与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推动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作为“让维权和服务在基层更见实效"的一项重要举措,指导各级妇联组织,密切配合法院、民政、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取得新的进展。在源头参与中积极推动建立合作机制,2017年3月,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发挥妇联组织的工作优势,完善衔接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为群众化解婚姻家庭纠纷提供多元便捷的服务。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调解工作模式,全国妇联积极指导和支持地方妇联建立专业化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各地妇联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重视,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在及时有效排查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防止命案发生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妇联为主导,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妇联组织联合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专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整合法律、心理、社工等专业力量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这是目前采取的通用模式;二是参与民政部门主导的婚姻家庭辅导工作。有至少一半省份不同层级的妇联与民政部门合作,在婚姻登记窗口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增强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防止“闪婚"“闪离"的冲动行为,避免因离婚激化矛盾;三是参与法院主导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据统计,全国各级妇联推动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5119个,目前有专职婚调员近6027人,兼职婚调员近35867人,这些有生力量为及时有效排查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防止命案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近十个月时间,共调解案件十万余件,达成协议的近6.5万件,成功率达60%以上。在实践中积极参与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各级妇联积极配合法院开展改革工作。建立家事纠纷协调联动机制,各地妇联组织与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文件,建立家事纠纷协调联动机制,实现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与妇联、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机构的无缝对接,参与庭前走访、庭中调解、判后回访等工作,有力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建立专业队伍,各地妇联组织与法院配合,探索建立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会观护员等组成的多元司法辅助人员队伍,为家事案件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提升家事案件审判质效。探索家事审判新机制,各地妇联配合法院探索建立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家事调查和诉后回访机制,确立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积极引入心理辅导等制度。另外,积极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妇联组织的职责任务,制定《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试行)》,指导地方妇联规范接处妇女家暴投诉的程序方法,与相关部门建立工作衔接机制,为妇女群众提供及时、多元、专业的维权服务和帮助。目前,全国妇联也在编制《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手册(试行)》,指导各地妇联进一步加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下一步,全国妇联将继续配合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家事审判改革工作,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纠纷。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65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651号建议的答复
周光权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的建议》收悉。你的建议由我院会同最高法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全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办案保障,围绕中央和地方对于加强环境资源和民生保护等重要工作部署,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领域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切的案件。一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8277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39.8万亩,督促3647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9亿余元。
总体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正如您建议中所指出的,仍存在认识不到位、办案规模效应不够、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为规范有序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意见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我院张军检察长强调“要全面办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全面办案解决办案和履职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全面办案实现检察工作全面发展、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明确了公益诉讼在检察业务体系中的定位,提出了公益诉讼工作“谋发展、重自强”的路径。我们将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加大办案力度,深化改革探索,加强沟通协调,完善制度机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针对检察公益诉讼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指导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加强上级院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宣讲与宣传,鼓励各级检察长和分管副检察长到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领导干部培训班讲授公益诉讼,不断深化对检察公益诉讼重大意义的认识,扩大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影响力。完善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作配合、联合培训、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结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二、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牢固树立以办案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国有财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线索,办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一是加强对下精细指导。我院下发《公益诉讼办案指南》,细化了办案程序,对各类案件的调查、审查重点提出指导性意见。编写《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实务》丛书,对办案指南作进一步解读。组织撰写典型案例评析,深入剖析案件办理的经验和方法,突出典型案例的实践价值。先后出台公益诉讼法律文书、案卷立卷归档规范,启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公益诉讼模块试运行。二是开展全员培训。我院举办视频培训班,张雪樵副检察长授课;先后举办8期公益诉讼领导和业务骨干培训班,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分院所有培训班次都增加了公益诉讼的培训课程。为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益诉讼案件办案空白问题,及时启动西藏、新疆、青海组织三期公益诉讼专题培训。三是加强案件督办。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民生热点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65起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召开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座谈会和全国检察机关“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指导各地对食药安全、生态环境、国有财产、英烈保护等领域利用互联网侵害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形成一定办案规模,以典型个案推动制度机制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规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案件管辖、立案标准、诉前程序、起诉标准等内容作出规定。与最高法沟通,就“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联合进行调研,共同下发通知作出规范。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的意见》,建立符合检察公益诉讼特点规律的线索管理、调查取证、办案指挥、力量调配等一体化办案机制。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督办案件办法》,明确督办案件的内涵、形式与相关要求,规范督办案件的办理程序,确保督办案件取得实效。完善鉴定服务体系,发挥检察机关自身鉴定部门服务公益诉讼办案作用,切实解决鉴定难。完善诉讼规则问题,对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二审上诉制度、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等相关问题,实践中仍有不同认识,我院与最高法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力争尽快统一认识,细化完善相关诉讼规则。
四、进一步加强公益诉讼队伍建设。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关于设立公益诉讼检察厅的决定,我院正在筹建公益诉讼检察厅。同时,积极推动各级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或办案组,合理增加公益诉讼人员编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深化与生态环境等部门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特约检察官助理制度;招录选拔一批精通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诉讼法等专业型人才,充实公益诉讼队伍;加大专业素质培训,通过业务巡讲、典型案例教学、组织旁听庭审、岗位练兵、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方法,提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能力。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专业优势。7月29日,我院成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聘请103名专家学者作为“外脑”顾问,有力提高公益诉讼案件和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的办案专业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各地检察机关成立公益诉讼人才库,加强对公益诉讼专业人才的集中培养、管理和调配使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不断提升公益诉讼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平。
五、进一步加大公益诉讼宣传引导力度。我院将继续结合办案实际,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活动,提升人民群众对公益诉讼工作的认同度。突出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特别是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对于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及时发布案件信息,公开办案进展,回应社会关切。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扩大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影响。同时,依托各级检察机关的门户网站、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案件管理系统,根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做好公益诉讼案件信息的公开,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与执法办案的透明度。积极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渠道宣传公益诉讼案件,营造普法学法的良好氛围,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11月19日)
典型案例目录
一、陈文辉等7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二、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三、陈明慧等7人诈骗案
四、李时权等69人诈骗案
五、陈杰等9人诈骗案
六、黄国良等9人诈骗案
七、童敬侠等7人诈骗案
八、朱涛等人诈骗案
九、邵庭雄诈骗案
十、杨学巍诈骗案
典型案例
一、陈文辉等7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陈文辉、黄进春、陈宝生、郑金锋、熊超、郑贤聪、陈福地等人交叉结伙,通过网络购买学生信息和公民购房信息,分别在江西省九江市、新余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海南省海口市等地租赁房屋作为诈骗场所,分别冒充教育局、财政局、房产局的工作人员,以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购房补贴为名,将高考学生为主要诈骗对象,拨打诈骗电话2.3万余次,骗取他人钱款共计56万余元,并造成被害人徐玉玉死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文辉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虚构事实,拨打电话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陈文辉还以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又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陈文辉在江西省九江市、新余市的诈骗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陈文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在校学生钱款,并造成被害人徐玉玉死亡,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陈文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郑金锋、黄进春等人十五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件近年高发、多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山东高考考生徐玉玉因家中筹措的9 000余元学费被诈骗,悲愤之下引发猝死,舆论反应强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打击问题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加大打击惩处力度,2016年12月,“两高一部”共同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对诈骗造成被害人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诈骗在校学生财物的,要酌情从重处罚。本案是适用《意见》审理的第一例大要案,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对被告人陈文辉顶格判处,充分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的精神。
二、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天禹通过植入木马程序的方式,非法侵入山东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网站,取得该网站管理权,非法获取2016年山东省高考考生个人信息64万余条,并向另案被告人陈文辉出售上述信息10万余条,非法获利14 100元,陈文辉利用从杜天禹处购得的上述信息,组织多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拨打诈骗电话共计1万余次,骗取他人钱款20余万元,并造成高考考生徐玉玉死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一审,当庭宣判后,被告人杜天禹表示服判不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杜天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4万余条,出售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杜天禹作为从事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应当知道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但却利用技术专长,非法侵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的网站,窃取考生个人信息并出卖牟利,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隐患。据此,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杜天禹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三)典型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被称为网络犯罪的“百罪之源”,由此滋生了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等一系列犯罪,社会危害十分严重,确有打击必要。本案系被害人徐玉玉被诈骗案的关联案件,被告人杜天禹窃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另案被告人陈文辉精准实施诈骗犯罪得以骗取他人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杜天禹应当对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适用“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案件宣判后,被告人认罪服判未上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陈明慧等7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明慧纠集范治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等人结成诈骗团伙,群发“奔跑吧兄弟”等虚假中奖信息,诱骗收到信息者登录“钓鱼网站”填写个人信息认领奖品,后以兑奖需要交纳保证金、公证费、税款等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再通过冒充律师、法院工作人员以被害人未按要求交纳保证金或领取奖品构成违约为由,恐吓要求被害人交纳手续费,2016年6月至8月间,共骗取被害人蔡淑妍等63人共计681 310元,骗取其他被害人财物共计359 812.21元。蔡淑妍得知受骗后,于2016年8月29日跳海自杀。陈明慧还通过冒充“爸爸去哪儿”等综艺节目发送虚假中奖诈骗信息共计73万余条。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明慧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利用“钓鱼网站”链接、发送诈骗信息、拨打诈骗电话等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陈明慧纠集其他同案人参与作案,在共同诈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又有多个酌情从重处罚情节。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明慧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范治杰等人十五年至十一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作为高考学生被骗后猝死、自杀等重大案件之一,经媒体报导后,舆论高度关注,法院审理过程中适用“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陈明慧组织、指挥电信诈骗团伙,有利用“钓鱼网站”链接、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诈骗未成年人、在校学生、造成一名被害人自杀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在陈明慧实施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且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情况下,以诈骗罪既遂处罚,充分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
四、李时权等69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时权曾从事传销活动,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建立起140余人的诈骗犯罪集团。李时权作为诈骗犯罪集团的总经理,全面负责掌握犯罪集团的活动,任命被告人吴月琼、吴贵飞、闫群霞、闫燕飞、骆金、胡平安等人为主要管理人员,设立诈骗窝点并安排主要管理人员对各个窝点进行监控和管理,安排专人传授犯罪方法,收取诈骗所得资金,分配犯罪所得。该犯罪集团采用总经理-经理-主任-业务主管-业务员的层级传销组织管理模式,对新加入成员要求每人按照2900元一单的数额缴纳入门费,按照一定的比例数额层层返利,向组织交单作为成员晋升的业绩标准,层层返利作为对各层级的回报和利益刺激,不断诱骗他人加入该诈骗集团。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15日期间,该犯罪集团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设立十个诈骗窝点,由多名下线诈骗人员从“有缘网”“百合网”等婚恋交友网站上获取全国各地被害人信息,利用手机微信、QQ等实时通讯工具将被害人加为好友,再冒充单身女性以找对象、交朋友为名取得被害人信任,能骗来加入组织的加入组织,不能骗来的向其索要路费、电话费、疾病救治费等费用,对不特定的被害人实施诈骗活动,诈骗犯罪活动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诈骗非法所得92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以被告人李时权为首的69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本案属于三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组织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李时权对整个犯罪集团起组织、领导作用,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吴月琼、骆金、闫燕飞、闫群霞、吴贵飞、胡平安等协助首要分子对整个犯罪集团进行组织、领导、策划,是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系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他一般犯罪成员按照其在犯罪集团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个人诈骗数额予以量刑。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时权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月琼等人十二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以被告人李时权为首的69人犯罪集团利用传销模式发展诈骗成员,计酬返利,不断发展壮大,集团内部层级严密,分工明确,组织特征鲜明。该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段新颖,利用社会闲散青年创业找工作的想法,以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犯罪场所,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诱骗他人加入诈骗集团,利用手机微信、QQ等互联网软件,冒充单身女性,以索要交通费、疾病救治费等为名通过网络诈骗不特定被害人钱财,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对各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有力打击了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维护了社会秩序,挽回了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五、陈杰等9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杰伙同被告人张振、姚登峰等人于2012年9月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了“武汉康伴益生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益生康伴商贸有限公司”。陈杰等人以合法公司为掩护,在武汉市江岸区和江汉区分别设立两个窝点,组织朱娇娇、夏宗禄、刘琼等一百余名团伙成员实施电信诈骗。该团伙购买电脑、电话、手机等工具后,为每名团伙成员注册微信,统一使用伪造的“马天长”“吕柳荫”等人的图片为微信头像和以“秦小姐的补肾方”“马氏中医补肾方”“吕柳荫膏滋团队”等为微信昵称,专门针对患有各种男女生理疾病或脱发人群为目标,在网络、微信公众号等载体上发布治疗男女生理疾病或治疗脱发的广告,诈骗被害人浏览广告并填写联系电话或添加微信号,之后由团伙成员假扮名医或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亲属、学生,根据“话术剧本”,使用电话或微信对被害人进行“问诊”,向被害人介绍产品,让被害人发送舌苔照和手指甲照片,再以客服名义对被害人进行“问诊”,以“指导老师”“健康顾问”名义与被害人沟通,取得信任后诱骗被害人购买不具有药品功效的保健品或食品。自2016年6月16日至11月1日期间,陈杰、姚登峰、张振组织该团伙成员共计诈骗被害人8945人,诈骗钱款100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一审,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陈杰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按照其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姚登峰等人十二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当前,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些患有特殊疾病或者中老年群众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的心理,专门针对这些群体,推销所谓的“药品”或者是不具有药品功效的保健品、食品,骗取巨额款项,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本案以被告人陈杰为首的诈骗集团成立公司为掩护,专门以各种男女生理疾病人群为目标,通过在网络、微信等载体发布虚假广告,假扮名医利用电话或微信“问诊”,采用扩大病情、发送“成功案例”等手段实施诈骗,受害人遍布全国多地,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系特大电信诈骗案件,与本案关联的其他7起窝案、串案经依法审理,85名涉案被告人均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六、黄国良等9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国良、吴希金、廖以冬、龙昌腾、梁宏卫等人谎称一批“海外要员”“海外老人”要回国,每人都有一笔巨额款项要带回大陆发放给老百姓,联系指使童敬侠(另案处理,已判刑)、被告人韩立军等人从事“民族资产解冻大业”,并向童、韩二人发送“国际梅协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会馈赠资金发放证明书”“馈赠资金各类收取费用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总行证明”等文件,任命童敬侠、韩立军二人为“国际梅协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总指挥、副总指挥,以有巨额民族资产需要解冻为由,指使童敬侠、韩立军吸收会员收取会员费。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童敬侠、韩立军向全国各地人员收取会费并许诺发放巨额“民族资产解冻善款”,共向全国数十个省份近百万人次收取会费6 300余万元,二人将2 800余万元转账汇入黄国良、吴希金、龙昌腾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国良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民族资产解冻可获得巨额回报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黄国良指使龙昌腾、梁宏卫等人冒充其助理给童敬侠、韩立军打电话,并多次使用或指使他人使用涉案银行卡在POS机上刷卡套现,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国良、吴希金、廖以冬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龙昌腾等人十五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早已有之,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此类犯罪的发案率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销声匿迹,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此类犯罪又借助现代通信和金融工具进行传播,逐渐演变成集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混合型犯罪,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犯罪分子往往抓住被害人以小博大、以小钱换大钱的心理,唆使被害人加入由被告人虚构的所谓“民族大业”“民族资产解冻”项目或“精准扶贫”等其他假借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热点的虚假项目,允诺被害人可以小投入获得大回报,积极组织和发展会员,以办证费、手续费、保证金等名目骗取他人财物。此类诈骗犯罪迷惑性强、传播速度快,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能造成众多人员受骗,且涉案金额巨大,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被告人黄国良等人作为幕后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操纵者,指挥、指使童敬侠、韩立军以代理人身份骗取他人巨额财物并从中获取了巨额钱财,系民族资产解冻类犯罪链条的最顶端,也是打击的重点,人民法院对黄国良等人依法判处重刑,可谓罚当其罪。
七、童敬侠等7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童敬侠(女)以前曾参与过号称“民族大业”的活动,随着类似活动的演变,从2015年12月开始,有所谓的“海外老人”“海外要员”与童敬侠联系,声称海外有三千多亿人民币要发放给老百姓,但不愿意通过政府,想邀请童敬侠具体实施。童敬侠表示同意后,对方发给童敬侠“大陆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总指挥”的任命书。为获取群众信任,童敬侠等人在微信群内散发大量伪造的“任命书”“委托书”“中央军库派令”“梅花令”等身份证明及文件,伪造国务院、财政部、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以受中央领导和军委指示及国务院的指派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对外宣称只要民众交纳报名费、办证费、会员费加入“中华民族大业”组织后,就可以获得等次不同的扶贫款和奖励等高额回报。在童敬侠的领导下,被告人邰玉、张志峰等人先后加入“民族大业”组织,积极从事“解冻民族资产”活动。童敬侠所领导的整个组织实行层级负责制,管理层下设省、市团队负责人,每个团队下设若干大组长,大组长下设小组长,小组长之下就是会员。该组织运行方式为:“海外老人”们的助理将包含“民族资产解冻”内容的宣传资料发送到童敬侠邮箱,管理层人员把项目内容加工整理后以童敬侠名义在手机微信群里发布,要求会员按项目内容交纳几十元、几百元不等的办证费,称在短时间内可获得几十万、几百万不等的高额回报。该组织还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为由收取统一服装费,以公证、转账手续费、保证金等理由收取费用。会员所交的费用由各省市负责人汇总后转款到童敬侠的银行卡上,童敬侠再把款项转到相应项目的“海外老人”助理的银行卡上,“海外老人”及其助理使用POS机套现后将资金隐匿。童敬侠所发展的“民族大业”组织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共骗取他人财物合计9 500余万元,其中4 800余万元转入“海外老人”助理的银行账户。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一审,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童敬侠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民族资产解冻”的幌子,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诈骗金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童敬侠利用虚假的任命身份等文件,以“民族资产解冻”的名义开展各种以小博大的收费活动,在被群众揭穿及公安机关介入后,又编造谎言继续实施欺骗行为,且系犯罪组织的领导者,纠集、支配其他组织成员。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童敬侠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志峰等人六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被告人黄国良等人诈骗案的关联案件,被告人童敬侠系受民族资产解冻类犯罪代理人,即受幕后组织操纵者黄国良等人的指使,负责推广虚假项目,发展、管理会员,收取钱财的管理人员。各级代理人对幕后组织操纵者言听计从,建微信群、拉人头,大肆发展下线,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工具。部分代理人甚至在识破幕后操纵者的骗局后,自行巧立名目,捏造各种虚假项目继续实施诈骗。代理人的存在,对于“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层层发展下线,呈裂变式传播,不断扩大涉案被害人规模起到巨大作用,危害后果十分严重,是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打击的对象。
八、朱涛等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被告人朱涛出资组建榆林农惠现货交易平台,纠集和聘用被告人艾阳、陈超、姚伟林加入,与代理商勾结,先以可提供所谓的内幕交易信息为由,诱骗客户进入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后通过指令操盘手,采用抛单卖出或用虚拟资金购进产品的手段,控制产品大盘行情向客户期望走势相反的方向发展,通过虚假的产品行情变化,达到使被诱骗加入平台交易的客户亏损的目的。朱涛等人有时也刻意在客户小额投资后,促其盈利,以骗其投入大额资金,牟取大额客损。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朱涛、艾阳、陈超、姚伟林通过上述以虚拟资金操控交易平台的手段,共骗取客户资金215余万元。按照事先与代理商约定的比例计算,朱涛、艾阳、陈超、姚伟林从中获得诈骗资金约75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一审,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纠集和聘用被告人艾阳、陈超、姚伟林,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操纵农产品行情诱骗客户交易,从客损中获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朱涛纠集人员参与犯罪,发起、组织和统筹运作交易活动,艾阳通过给操盘手下达指令控制平台虚拟行情走势,实施欺诈行为,均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朱涛有期徒刑十四年,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艾阳、陈超、姚伟林十一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十万元至六万元不等罚金。
(三)典型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犯罪手法隐蔽性强,花样翻新快。本案中,被告人先成立网上交易平台,利用业务员及代理商吸收客户,以提供虚假内幕交易信息为由,骗取客户进入平台交易,当客户高价买入相关农产品后,再指令操盘手运作人为造成跌势,迫使客户低价卖出,以牟取大额客损。此种新型网络诈骗犯罪手段更加隐蔽,迷惑性强,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虽然被告人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但其行为本质仍在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特征,本案定罪准确。
九、邵庭雄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底,被告人邵庭雄受他人纠集,明知是通过电信诈骗活动收取的赃款,仍然从银行取出汇入上线指定的银行账户,并从中收取取款金额的10%作为报酬。之后,邵庭雄发展张阳作为下线,向张阳提供了数套银行卡,承诺支付取款金额的5%作为报酬,同时要求张阳继续发展多名下线参与取款。通过上述方式,邵庭雄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上下线关系。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被告人邵庭雄参与作案38起,涉案金额48.44万元。2016年2月,邵庭雄到公安机关投案。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一审,被告人邵庭雄服判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邵庭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利用电信网络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本案系通过拨打电话、发短信对不特定的人进行诈骗,且系多次诈骗,酌情对被告人邵庭雄从重处罚。本案系共同犯罪,在犯罪过程中,邵庭雄仅参与了转移诈骗赃款的过程,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从轻处罚。且邵庭雄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邵庭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诱发、滋生了大量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这些关联犯罪为诈骗犯罪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形成以诈骗为中心的系列“黑灰色”犯罪产业链,如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帮助转移赃款等活动。“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全面惩处关联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被告人邵庭雄明知赃款是诈骗犯罪所得,仍为诈骗分子转移犯罪赃款提供帮助和支持,对其以诈骗罪的共犯判处,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从严惩处的态度。
十、杨学巍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7月,被告人杨学巍伙同他人在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利用电信网络,实施招嫖诈骗活动。杨学巍等人冒充可上门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使用作案微信与被害人聊天,获取被害人信任后,其他同伙负责给被害人打电话并发送二维码诱骗被害人转账付款,诈骗所得款由杨学巍分得20%。通过以上方式,杨学巍共计骗取被害人12 696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被告人杨学巍服判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学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杨学巍在犯罪过程中负责使用作案微信与被害人聊天,并分得诈骗所得款的20%,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且系诈骗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杨学巍犯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微信招嫖类诈骗案件在多地发生。作为一种新型的诈骗案件,因案件受害人系招嫖被骗,发案后心存顾虑,多选择吃哑巴亏而不予报案,导致侦破和打击难度加大。此类案件虽然案值不大,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对当地治安形势造成恶劣影响。本案的审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此类新型诈骗犯罪行为从严打击的决心和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指定执行等执行案件立案、结案、统计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指定执行等执行案件立案、结案、统计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法明传〔2018〕335号)
为进一步规范执行立案、结案、统计和考核工作,解决一案多立带来的数据失真问题,确保一个执行依据原则上只能立一个首次执行案件的工作要求落地,让相关数据真实反映执行工作情况,现就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全案)、裁定终结执行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等的立案、结案、统计和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需要委托异地法院执行的,原则上要通过事项委托方式办理,不提倡将全案委托执行。确需全案委托执行的,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层报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辖法院全案委托执行和受托执行工作的管理。
二、执行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裁定终结执行或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符合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条件,执行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又恢复执行的,立“执恢”字案号,恢复执行案件统计作为内部管理项,不再纳入司法统计。
三、首次执行案件因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全案)结案的,以“销案”方式结案,不纳入司法统计;接受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全案)而立执行案件的,立“执”字案号,作为首次执行案件纳入司法统计,其申请执行标的金额为前案未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销案、不予执行、驳回申请结案的,其申请执行标的金额和已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不予计算。
各级法院自2018年6月1日起按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2年2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2022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2〕14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二条修改为:“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二、第十五条修改为:“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三、第十七条修改为:“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
四、第十八条修改为:“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五、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六、第二十四条修改为:“本解释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决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2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武汉卓航江海贸易有限公司、向阳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等十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02-211号),作为第37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30日
指导性案例202号
武汉卓航江海贸易有限公司、向阳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船舶偷排含油污水/损害认定/污染物性质鉴定
裁判要点
1.船舶偷排含油污水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船舶航行轨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污染物处置去向,结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专家意见等证据对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作出认定。
2.认定船舶偷排的含油污水是否属于有毒物质时,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取样的,可以依据来源相同、性质稳定的舱底残留污水进行污染物性质鉴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第3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正)第59条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武汉卓航江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航公司)通过租赁船舶从事国内水上货物定线运输业务,其经营的国裕1号船的航线为从江苏省南京市经安徽省芜湖市至浙江省台州市以及宁波市北仑港返回南京市。
依照法律法规,被告单位卓航公司制定《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管理须知》,该须知规定国裕1号船舱底含油污水可通过油水分离器处理达标后排放,也可由具备接收资质的第三方接收。被告单位卓航公司机务部常年不采购、不更换油水分离器滤芯,船舶油水分离器无法正常工作,分管机务部的副总经理等人指示工作人员用纯净水替代油水分离器出水口水样送检,纵容船舶逃避监管实施偷排;其亦未将含油污水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处理,含油污水长期无合法处置去向。
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先后担任国裕1号船船长的被告人向阳、担任轮机长的被告人殷江林、胡国政伙同同案其他被告人违反法律规定,先后五次偷排船舶含油污水。后又购买污水接收证明自行填写后附于油类记录簿应付检查。2019年3月,经举报,国裕1号船将含油污水偷排入长江的行为及作案工具被查获。
归案后,被告人向阳等各被告人供述了国裕1号船轮机长等为公司利益多次指使轮机部管轮、机工等人逃避监管,拒不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污措施,于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五次将舱底含油污水不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偷排至长江及近海自然水域的事实。各被告人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并有证人证言佐证,亦与涉案船舶常年定线运行,含油污水积累速度和偷排频率相对稳定的情形相符,足以认定案件相关事实。
因排入外界的含油污水因客观原因已无法取样,鉴于案涉船舶常年定线运输、偷排频次稳定,设备及操作规程没有变化,舱底残留含油污水与排入外界的含油污水,来源相同且性质稳定,不存在本质变化,故就舱底残留含油污水取样送检。经鉴定,国裕1号船舱底含油污水属于“有毒物质”。生态环境损害的专家评估意见证实,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出五次偷排含油污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0000元至37500元。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被告单位卓航公司及各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并请求判令被告卓航公司承担本案环境损害赔偿费用23750元、专家评估费用9000元及公告费用700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以(2020)苏0102刑初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卓航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向阳等十二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至1万元;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卓航公司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人民币23750元及专家评估费用人民币9000元、公告费用人民币700元,合计人民币33450元。宣判后,被告人向阳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以(2020)苏01刑终57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被告单位卓航公司虽制定了舱底含油污水等污染环境防治措施,但相关措施在实际运行中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执行,用于防治污染的油水分离器不能正常使用。被告单位卓航公司弄虚作假获取油水分离器水样合格的检测报告、低价购置含油污水接收证明逃避监管。案涉船舶常年定线运输,航线上千公里,随着航程增加必然产生并持续累积含油污水,但含油污水既未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又未交由有资质第三方接收。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在案物证关于偷排污水行为的方式、时间、参与人员的内容互相吻合,足以认定各被告人实施了将含油污水排至长江及近海水域的污染环境行为。涉案含油污水的性质稳定,案涉船舶常年定线运输,设备、操作规程及含油污水产生机理稳定,舱底残留含油污水与被偷排的污水系同一整体、性状一致,可以取样据以进行污染物性质鉴定。经鉴定,该含油污水系有毒物质。
案涉污染环境行为系为了被告单位卓航公司的单位利益,在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指使下,由国裕1号船船长、国裕1号船轮机长、机工等多人参与,共同将未经处理的舱底含油污水偷排至驶经的长江及近海水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卓航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向阳等各被告人系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污染环境罪对其定罪处罚。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卓航公司污染环境,依法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卓航公司将未经处理的舱底含油污水多次偷排至自然水域,专家意见以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并无不当,卓航公司对此不持异议。经评估,案涉船舶五次将未经处理的舱底含油污水偷排至驶经的长江及近海水域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0000元至37500元。公益诉讼起诉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取其中间值主张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数额,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专家评估费用及公告费用,属于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依法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姜立、刘尚雷、于元祝)
指导性案例203号
左勇、徐鹤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急处置措施/必要合理范围/公私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
裁判要点
对于必要、合理、适度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属于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公私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对于明显超出必要合理范围的处置费用,不应当作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以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第338条
基本案情
自2018年6月始,被告人左勇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租赁厂房,未经审批生产铝锭,后被告人徐鹤等人明知左勇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在左勇上述厂房中筛选铝灰生产铝锭,共计产生约100吨废铝灰。2019年4月23日,左勇、徐鹤安排人员在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大兴村开挖坑塘倾倒上述废铝灰。在倾倒20余吨时,因废铝灰发热、冒烟被群众发现制止并报警。
同年4月24日,淮安市淮安区原环境保护局委托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坑塘内废铝灰进行取样鉴定、委托淮安翔宇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涉案坑塘下风向的空气与废气进行取样检测。4月28日,经淮安翔宇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涉案坑塘下风向氨超标。4月29日,经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鉴定,涉案倾倒的废铝灰13个样品中,有4个样品氟化物(浸出毒性)超出标准值,超标份样数超出了《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07)中规定的相应下限值,该废铝灰为具有浸出毒性特性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规定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及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属于危险废物。
同年4月27日,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上述燃烧的废铝灰用土壤搅拌熄灭,搅拌后的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重453.84吨。
2019年11月,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受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人民政府委托,编制应急处置方案认为:涉案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因经费及时间问题未进行危险废物属性鉴别工作,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豁免管理清单第10条规定,建议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方式进行处置。该院对此次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认为:本次污染事件无人身损害,存在财产损害,费用主要包括财产损害费用、应急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财产损害费用为清理过程中造成农户的小麦、油菜、蚕豆、蔬菜损失共计3400元;应急处置费用包括应急监测费用7800元(实收7200元)、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的清理费用76161元、处置费用因暂未处置暂按1000元/吨估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8000元(坑塘回填恢复,即填土费用)。
2020年3月18日,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对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处置单价为2800元/吨,该价格含税、含运费。此外还产生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鉴定费用80000元、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应急处置方案费用70000元及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用250000元,合计400000元。
关于本案应急处置的相关问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庭鉴定人明确,应急处置方案针对的是已经清挖出的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该混合物不能直接判定为危险废物,按照豁免程序处理可提高经济性和实操性,本案受污染的土壤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价格为1000元/吨。出庭有专门知识的人认为,铝灰不会大面积燃烧,只需用土壤将明火掩盖即可,20吨废铝灰经土壤混合搅拌后,清理出的混合物应在60吨至120吨范围内,否则属于过度处置。
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指控被告人左勇、徐鹤犯污染环境罪,请求判令被告左勇、徐鹤共同赔偿污染环境造成的财产损害费用3400元、应急处置费用1431788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8000元以及检验、鉴定等其他合理费用400000元,合计1853188元;判令被告左勇、徐鹤在淮安市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4日以(2019)苏0830刑初5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左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徐鹤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左勇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左勇、徐鹤连带赔偿财产损害费用人民币3400元、应急处置费用人民币156489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人民币18000元、鉴定评估等事务性费用等人民币400000元,合计人民币577889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责令被告人左勇、徐鹤在淮安市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驳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左勇、徐鹤违反国家规定,共同倾倒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二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被告人左勇、徐鹤依法应对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两被告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予以支持,但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应当遵循合理、必要原则。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更应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公平正义立场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合理提出诉求、准确审查证据。即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行政机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应当以必要、合理、适度为原则。对必要、合理、适度的处置费用,应当作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但明显超出必要、合理范围的处置费用,不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不能将此不合理处置费用作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也不能据此作为被告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本案的焦点在于应急处置措施是否超出了必要、合理的限度。
一、关于用400余吨土壤覆盖20余吨废铝灰的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合理、必要问题
污染环境事故发生后,行政机关为消除危险、清除污染、防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所采取应急处置的手段和方式应当予以认可,但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仍应当以必要、合理、适度处置为基本原则。本案中,相关行政机关接到报警赴现场勘查后已经确定倾倒的物质系废铝灰。废铝灰不会大面积燃烧,即使局部燃烧只需用土壤将明火掩盖即可。对废铝灰的处置技术即“泥土覆盖”技术相对简单且具有普适性,本案应急处置与污染事件发生间隔几天,时间上已经不具有紧迫性,应急处置人员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制定更加合理的方案。行政机关组织人员采用土壤混合搅拌的措施具有可行性,能够达到应急的效果,但使用的泥土量应当在合理、必要范围内,否则既会造成受污染的土壤过多,消耗国家资源,也会增加相应的处置费用。本案实际清挖出混合物数量是专家建议最高值的近4倍,差距过大,此次环境污染事件使用土壤搅拌后清理出混合物453.84吨属于处置过当。根据适度处置、节约资源的原则并结合专家意见,酌定此污染事件清理出混合物合理必要的数量为120吨。
二、关于将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直接按照危险废物以2800元/吨价格委托处置是否合理问题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制作的应急处置方案明确载明,本案中涉案废铝灰混合物转移和处置可以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豁免管理清单第10条规定,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并建议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方式进行处置,处置费用估算为1000元/吨(含运费)。故该混合物的处置、利用可以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直接以受污染的土壤即1000元/吨的价格送交处置更加合理。但本案处置价格过高,对超出1000元/吨的部分,不予认定。
三、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中未列入,但已实际发生的装车列支费用与运输费用是否应当计入应急处置费用的问题
经查,应急处置人员在实际处置废铝灰与土壤的混合物时,产生了混合物装车列支费用与运输费用。到庭的鉴定人明确表示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中1000元/吨的处置费用包含运输费用但不包含装车列支费用,故实际处置中额外支付的运输费用,属于不合理、不必要范围,故不予支持;但装车列支费用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予以支持。
四、关于公私财产损失数额认定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数额认定的问题
经查,本案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减少的实际价值,亦包括污染场地回填等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依据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评估,结合实际处置情况,认定被告人左勇、徐鹤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数额如下:1.财产损害费用3400元:即清理过程中造成农户的小麦、油菜、蚕豆、蔬菜损失共计3400元。2.应急处置费用:156489元。应急处置费用包括:(1)应急监测费用7200元;(2)清理费用20137元;(3)处置费用129152元。3. 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8000元。坑塘经过应急清理后已基本消除污染,但需要进行回填恢复,填土费用18000元。以上费用共计177889元。即公私财产损失数额应当认定为177889元,但未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1000000元,不属于后果特别严重情节。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包括上述公私财产损失数额,同时还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及评估费用、应急方案编制费用共计400000元。综上,被告人左勇、徐鹤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共计577889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孙在桐、蒋莹莹、王玉林、张春艳、翟顺昌、陈志艺、薛琴)
指导性案例204号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诉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环保技术改造/费用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裁判要点
1.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无修复必要,侵权人在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基础上,通过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等方式实施环保技术改造,经评估能够实现节能减排、减污降碳、降低风险效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申请,结合环保技术改造的时间节点、生态环境保护守法情况等因素,将由此产生的环保技术改造费用适当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2.为达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排污许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履行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实施环保技术改造发生的费用,侵权人申请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6条、第40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3条
基本案情
重庆市鹏展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展公司)、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瑜煌公司)、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均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2015年4月10日,鹏展公司分别与瑜煌公司、顺泰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鹏展公司以420元/吨的价格向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出售盐酸,由鹏展公司承担运费。前述价格包含销售盐酸的价格和鹏展公司将废盐酸运回进行处置的费用。2015年7月开始,鹏展公司将废盐酸从瑜煌公司、顺泰公司运回后,将废盐酸直接非法排放。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鹏展公司非法排放废盐酸累计至少达717.14吨,造成跳蹬河受到污染。经评估,本次事件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6454260元,同时还产生事务性费用25100元及鉴定费5000元。本次污染事件发生后,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投入资金开展酸雾收集、助镀槽再生系统等多个方面的技术改造,环境保护水平有所提升。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认为鹏展公司、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应承担本次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鹏展公司、瑜煌公司、顺泰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及鉴定费等共计6484360元,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渝05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鹏展公司赔偿因非法排放废盐酸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6479360元、技术咨询费5000元,合计6484360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司法生态修复费专款账户。二、被告瑜煌公司和被告顺泰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鹏展公司的赔偿款分别承担3242180元的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鹏展公司、瑜煌公司和被告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重庆市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宣判后,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在二审中提出分期支付申请和对其技改费用予以抵扣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渝民终38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256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三项。二、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2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对鹏展公司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分别承担3242180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在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按照25%、25%及50%的比例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809920元及技术咨询费2500元;2021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809920元;2022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1619840元。技术咨询费在执行到位后十日内支付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定的账户。四、如果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实施技术改造,在相同产能的前提下明显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或降低资源的消耗,且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凭技术改造效果评估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可在支付第三期款项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抵扣。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七条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本案中,瑜煌公司、顺泰公司作为危险废物的生产者,却将涉案危险废物交由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鹏展公司处置,违反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法定义务。鹏展公司非法排放的危险废物中无法区分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各自提供的具体数量或所占份额,构成共同侵权,故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应对鹏展公司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保护法确立的重要诉讼制度,其诉讼目的不仅仅是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更重要的是督促引导环境侵权人实施环境修复,鼓励企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在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后实施技术改造,并请求以技术改造费用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对技术改造费用能否用以抵扣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应秉持前述环境司法理念,对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改造的项目和目的加以区分,分类对待。如果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改造的项目和目的仅满足其环境影响评价要求、达到排污许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履行其他法定的强制性义务,那么对该部分技术改造费用应不予抵扣;如果企业在已完全履行法律对企业设定的强制性环境保护义务基础之上,通过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更优技术、工艺或设备等方式,实现资源利用率更高、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升等效果,则该部分技术改造费用就应考虑予以适当抵扣。
本案中,由于河流具有自净能力,受到污染的水体现已无必要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愿意继续进行技术改造,其承诺实施的技术改造,有利于实现污染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亦有利于降低当地的环境风险。因此,将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已实际支付的环保技术改造费用用于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为支持企业绿色转型,鼓励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法院将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各自可以抵扣的上限设定为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50%。故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开展技术改造,在相同产能的前提下明显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或降低资源的消耗,且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凭技术改造效果评估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抵扣。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既要确保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又要给予正确面对自身环境违法行为、愿意积极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企业继续进行合法生产经营的机会,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两家企业在案发后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技术改造,且部分尚欠的技术改造费用已到清偿期,两家企业当前均出现一定程度的经营困难。为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最大限度维持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对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请求分期支付的意见予以采纳,准许其两年内分三期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唐亚林、赵翎、黄成)
指导性案例205号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黄德庭、薛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固体废物/走私/处置费用
裁判要点
1.侵权人走私固体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因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未被判处刑事责任的侵权人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对非法入境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采取无害化处置是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和扩大的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87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5条)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初,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黄德庭,欲购买进口含铜固体废物,黄德庭随即联系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泰公司)实际经营者陈亚君以及薛强,商定分工开展进口含铜固体废物的活动。同年9月,薛强在韩国组织了一票138.66吨的铜污泥,由米泰公司以铜矿砂品名制作了虚假报关单证,并将进口的货物清单以传真等方式告知华远公司,华远公司根据货物清单上的报价向米泰公司支付了货款458793.90元,再由黄德庭在上海港报关进口。后该票固体废物被海关查获滞留港区,无法退运,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安全。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认为,涉案铜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应从严管理,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经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涉案铜污泥处置费用为1053700元。
另查明,2017年12月25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就米泰公司、黄德庭、薛强共同实施走私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沪03刑初8号刑事判决,判决米泰公司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罚金20万元;黄德庭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薛强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该刑事判决已生效。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沪03民初11号民事判决:被告米泰公司、被告黄德庭、被告薛强、被告华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物(铜污泥)的处置费1053700元,支付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公益诉讼专门账户。华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19)沪民终4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为人未在走私废物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刑事责任,不代表其必然无需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需要依据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若符合相应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华远公司与米泰公司、黄德庭、薛强之间就进口铜污泥行为存在共同商议,其属于进口铜污泥行为的需求方和发起者,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符合共同实施环境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对于非法入境的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即使因被查扣尚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但对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存在重大侵害风险的,侵权行为人仍应负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相关行为人应当首先承担退运固体废物的法律责任,并由其自行负担退运成本,在无法退运的情形下,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和影响仍客观存在,行为人不应当因无法退运而免除排除污染风险的法律责任。故在本案中,四被告应当共同承担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
针对非法入境而滞留境内的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是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相应的处置费用应由侵权行为人承担。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行为人应当承担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案涉铜污泥无法退运,为消除环境污染危险,需要委托有关专业单位采取无害化处置,此系必要的、合理的预防处置措施。相关费用属于因消除污染危险而产生的费用,华远公司与其他各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侵权行为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不应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殷勇磊、张心全、陈振宇)
指导性案例206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诉朱清良、朱清涛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土壤污染/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赔偿/生态环境修复/修复效果评估
裁判要点
1.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根据修复方案确定的整体修复要求履行全部修复义务后,请求以代其他侵权人支出的修复费用折抵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侵权人实施的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应当进行修复效果评估。经评估,受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已经恢复的,可以认定侵权人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1条、第65条)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2月,朱清良、朱清涛在承包土地内非法开采建筑用砂89370.8立方米,价值人民币4468540元。经鉴定,朱清良二人非法开采的土地覆被类型为果园,地块内原生土壤丧失,原生态系统被完全破坏,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严重受损,确认存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为将损害地块恢复为园林地,将地块内缺失土壤进行客土回填,下层回填普通土,表层覆盖60厘米种植土,使地块重新具备果树种植条件。恢复工程费用评估核算为2254578.58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朱清良、朱清涛非法开采造成土壤受损,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案刑事部分另案审理)。
2020年6月24日,朱清良、朱清涛的代理人朱某某签署生态环境修复承诺书,承诺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开展修复工作。修复工程自2020年6月25日开始,至2020年10月15日完成。2020年10月15日,北京市房山区有关单位对该修复工程施工质量进行现场勘验,均认为修复工程依法合规、施工安全有序开展、施工过程中未出现安全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施工程序、工程质量均符合修复方案要求。施工过程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各项具体要求进行,回填土壤质量符合标准,地块修复平整,表层覆盖超过60厘米的种植土,已重新具备果树种植条件。
上述涉案土地内存在无法查明的他人倾倒的21392.1立方米渣土,朱清良、朱清涛在履行修复过程中对该部分渣土进行环境清理支付工程费用75.4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2020)京04民初277号民事判决:一、朱清良、朱清涛对其造成的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朱岗子村西的14650.95平方米土地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确认朱清良、朱清涛已根据《房山区朱清良等人盗采砂石矿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确定的修复方案将上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已履行完毕)。二、朱清良、朱清涛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652896.75元;朱清良、朱清涛在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修复义务时处理涉案地块上建筑垃圾所支付费用754000元折抵其应赔偿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652896.75元。三、朱清良、朱清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鉴定费115000元。四、朱清良、朱清涛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及媒体、版面、字体需经本院审核,朱清良、朱清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并于审核通过之日起三十日内刊登,如未履行上述义务,则由本院选择媒体刊登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朱清良、朱清涛负担。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朱清良、朱清涛非法开采的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环境民事侵权。朱清良、朱清涛作为非法开采行为人,违反了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应对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被告对他人倾倒渣土的处理费用能否折抵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费用的问题。从环境法的角度而言,生态环境具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等功能。生态环境受损将导致其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上述服务的功能减少或丧失。朱清良、朱清涛在其租赁的林果地上非法开采,造成地块土壤受损,属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还应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根据鉴定评估报告对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的评估意见,确定朱清良、朱清涛应承担的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额为652896.7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故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款项应当专项用于该案环境修复、治理或异地公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朱清良、朱清涛对案涉土地进行生态修复时,土地上还存在无法查明的他人倾倒渣土。朱清涛、朱清良非法开采的行为造成受损地块原生土壤丧失、土壤的物理结构变化,而他人倾倒渣土的行为则会造成土壤养分的改变,两个侵权行为叠加造成现在的土壤生态环境损害。为全面及时恢复生态环境,朱清良、朱清涛根据修复方案对涉案地块整体修复的要求,对该环境内所倾倒渣土进行清理并为此实际支出75.4万元,系属于对案涉环境积极的修复、治理,这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承担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责任的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同时,侵权人在承担修复责任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对他人破坏环境造成的后果予以修复治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在修复效果和综合治理上亦更能体现及时优化生态环境的特点。因此,综合两项费用的功能目的以及赔偿费用专项执行的实际效果考虑,朱清良、朱清涛对倾倒渣土环境进行清理的费用可以折抵朱清良、朱清涛需要承担的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费用。
二、关于被告诉讼过程中自行进行生态修复的效果评估问题。朱清良、朱清涛在诉讼过程中主动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并于2020年6月25日至10月15日期间按照承诺书载明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对案涉地块进行了回填修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九条规定,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监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北京市房山区有关单位积极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对于被告自行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进行过程监督并出具相应的验收意见,符合其职责范围,且具备相应的专业判断能力,有关单位联合出具的验收意见,可以作为认定当事人自行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质量符合标准的重要依据。同时,评估机构在此基础上,对修复工程进行了效果评估,确认案涉受损地块内土壤已恢复至基线水平,据此可以认定侵权人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马军、梅宇、赵佳、王鹏宇、张桂荣、张风光、衡军)
指导性案例207号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损失整体认定/系统保护修复
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不仅要对造成山体(矿产资源)的损失进行认定,还要对开采区域的林草、水土、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受损情况进行整体认定。
2.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重视提高生态环境修复的针对性、有效性,可以在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结合生态环境基础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修复方案,确定修复费用的具体使用方向。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期间,王玉林违反国家管理矿产资源法律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机械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老山林场原山林二矿老宕口内、北沿山大道建设施工红线外非法开采泥灰岩、泥页岩等合计十余万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王玉林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审理期间,王玉林已退赔矿石资源款4455998.6元。2020年3月、8月,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先后出具《“南京市浦口区王玉林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南京市浦口区王玉林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动物类)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王玉林非法采矿造成国家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王玉林承担生态破坏侵权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893112元(具体包括:1.生态资源的损失中林木的直接经济损失861750元;2.生态系统功能受到影响的损失:森林涵养水损失440233元;水土流失损失50850元;土壤侵蚀损失81360元;树木放氧量减少损失64243元;鸟类生态价值损失243122元;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18744元;3.修复期间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损失132810元)以及事务性费用400000元,并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方案。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20)苏01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玉林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93112元(已缴纳)承担赔偿责任,其中1498436元用于南京市山林二矿生态修复工程及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林场路口地质灾害治理工程,394676元用于上述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二、被告王玉林承担损害评估等事务性费用400000元(已缴纳),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划转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判决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王玉林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非法采矿对生态资源造成复合性危害,在长江沿岸非法露天采矿,不仅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还必然造成开采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及生态要素损失。环境和生物之间、生物和生物之间协同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动态的平衡。一个生态要素的破坏,必然会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多个要素造成不利影响。非法采矿将直接导致开采区域的植被和土壤破坏,山体损坏影响到林、草蓄积,林、草减少影响到水土涵养,上述生态要素的破坏又直接、间接影响到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栖息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的整体破坏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自然要素生态利益的系统损害必将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实现。被告王玉林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即实施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观存在过错,非法采矿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对其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计算问题
(一)生态资源的经济损失计算合理。非法采矿必将使被开采区域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受损山体的修复及自然林地的恢复均需要合理周期,即较长时间才能重新恢复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水平,故《评估报告》以具有20年生长年限的林地作为参照计算具有一定合理性,《评估报告》制作人关于林木经济损失计算的解释科学,故应对非法采矿行为造成林木经济损失861750元依法予以认定。
(二)鸟类生态价值损失计算恰当。森林资源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鸟类种群维持着食物链的完整性,保持营养物质循环的顺利进行,栖息地的破坏必然导致林鸟迁徙或者食物链条断裂,一旦食物链的完整性被破坏,必将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后果。《补充说明》载明,两处非法开采点是林鸟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和适宜生境,非法采矿行为造成鸟类栖息地被严重破坏,由此必然产生种子传播收益额及改善土壤收益额的损失。鸟类为种子的主要传播者和捕食者,可携带或者吞食植物种子,有利于生态系统次生林的自然演替;同时,次生林和原始森林系统的良性循环,也同样为鸟类的自然栖息地提供了庇护,对植物种子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补充说明》制作人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种间生态平衡的角度,对非法采矿行为造成平衡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方面对鸟类传播种子损失作出了详细解释,解释科学合理,故对非法采矿造成鸟类生态价值损失243122元予以认定。
(三)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客观存在。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哺乳动物繁衍和生存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哺乳动物不仅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有重要作用,还能够调节植物竞争,维护系统物种多样性以及参与物质和能量循环等,是改变生态系统内部各构件配置的最基本动力。虽然因客观因素无法量化栖息地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但非法采矿行为造成山体破坏和植被毁坏,导致哺乳动物过境受到严重影响,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客观存在。结合案涉非法采矿区域位于矿坑宕口及林场路口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上述区域植被覆盖率以及人类活动影响造成两区域内哺乳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等客观因素,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照其他生态环境损失1874368元的1%计算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18744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二、关于生态环境修复问题
恢复性司法理念要求受损的生态环境切实得到有效修复,系统保护需要从各个生态要素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保护,对破坏生态所造成的损失修复,也要从系统的角度对不同生态要素所遭受的实际影响予以综合考量,注重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注重自然要素生态利益的有效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鉴于非法采矿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应当采取消除受损山体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以及从尽可能恢复其生态环境功能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社会、人文等实际发展需要进行总体分析判断。
案涉修复方案涵盖了山体修复、植被复种、绿地平整等生态修复治理的多个方面,充分考虑了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结构的功能定位,体现了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协同治理的理念,已经法庭技术顾问论证,结论科学,方法可行。王玉林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失费用中,属于改善受破坏的自然环境状况,恢复和维持生态环境要素正常生态功能发挥范畴的,可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态修复工程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使用。本案中生物栖息地也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目标,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的损失即鸟类生态价值损失、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修复期间生物多样性价值恢复费用属于生物多样性恢复考量范畴,可在基础修复工程完成后,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使用。
综上,法院最终判决王玉林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在判决主文中写明了生态修复、地质治理等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费用使用方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迎、姜立、刘尚雷、陈美芳、毛建美、丁茜、任重远)
指导性案例208号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永明、张鹭、毛伟明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自然遗迹/风景名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裁判要点
1.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侵权人依法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的损失,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采用条件价值法作出的评估意见,综合考虑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及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遗迹的珍稀性、损害的严重性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称: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以破坏性方式攀爬巨蟒峰,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巨蟒峰上打入26个岩钉,造成严重损毁,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因此应判决确认三人连带赔偿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根据环境资源价值理论,非使用价值是人们从旅游资源获得的并非来源于自己使用的效用,主要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1190万元;在全国性知名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依法连带承担聘请专家所支出的评估费用15万元。
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辩称:本案不属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院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张永明等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也没有造成巨蟒峰的严重损毁,风险不等于实际的损害结果,故不构成侵权;专家组出具的评估报告不能采信。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份左右,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通过微信联系,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4时左右,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携带电钻、岩钉(即膨胀螺栓,不锈钢材质)、铁锤、绳索等工具到达巨蟒峰底部。被告张永明首先攀爬,毛伟明、张鹭在下面拉住绳索保护张永明的安全。在攀爬过程中,张永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使用电钻在巨蟒峰岩体上钻孔,再用铁锤将岩钉打入孔内,用扳手拧紧,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张永明通过这种方式于早上6时49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毛伟明一直跟在张永明后面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并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左右攀爬到巨蟒峰顶部。在张永明、毛伟明攀爬开始时,张鹭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之后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30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在顶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在巨蟒峰顶部,张永明将多余的工具给毛伟明,毛伟明顺着绳索下降,将多余的工具带回宾馆,随后又返回巨蟒峰,攀爬至巨蟒峰10多米处,被三清山管委会工作人员发现后劝下并被民警控制。张鹭、张永明在工作人员劝说下,也先后于上午9时左右、9时40分左右下到巨蟒峰底部并被民警控制。经现场勘查,张永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论证,三被告的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严重损毁。
本案刑事部分已另案审理。
2018年3月28日,受上饶市检察院委托,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针对张永明等三人攀爬巨蟒峰时打入的26枚岩钉对巨蟒峰乃至三清山风景名胜区造成的损毁进行价值评估。2018年5月3日,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出具了《三清山巨蟒峰受损价值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载明:专家组依据确定的价值类型,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条件价值法对上述故意损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价值评估,巨蟒峰价值受损评估结果为,“巨蟒峰案”三名当事人的行为虽未造成巨蟒峰山体坍塌,但对其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对巨蟒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存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加速了山体崩塌的可能性。因此,专家组认为: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即1190万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8)赣11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公告内容应由一审法院审定;二、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人民币60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至一审法院指定的账户,用于公共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三、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公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检察院支出的专家费150000元。宣判后,张永明、张鹭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赣民终3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可否支持的问题
首先,张永明上诉称其三人行为仅构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而非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该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法条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指向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生态环境指向与自然活动有关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该法条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自然环境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工环境指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环境。由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对巨蟒峰自然遗迹的损害构成对自然环境,亦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其次,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对巨蟒峰的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巨蟒峰作为独一无二的自然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型资产,其所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是当代人的共同财富,也是后代人应当有机会享有的环境资源。本案中,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对巨蟒峰的损害,侵害的是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不特定的多数人享有的利益正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人们享有的环境权益不仅包含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等人们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环境基本要素,也包含基于环境而产生的可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的生态环境资源,例如优美的风景、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濒危动物或具有生态保护意义的稀缺植物或稀缺自然资源等。对这些资源的损害,直接损害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的自然性、多样性,甚至产生人们短时间内无法感受到的生态风险。
综上,张永明等三人的行为对巨蟒峰自然遗迹的损害,属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请求本案三被告依法承担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关于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案三行为人对巨蟒峰造成的损失量化问题,目前全国难以找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法院可以结合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以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相关部门意见、专家意见等合理确定。
2018年3月28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就本案所涉巨蟒峰损失进行价值评估。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于2018年5月3日作出《三清山巨蟒峰受损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该专家组成员具有环境经济、旅游管理、生态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条件价值法对本案所涉价值进行了评估,专家组成员均出庭对《评估报告》进行了说明并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证。该《评估报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专家意见”,依法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
《评估报告》采用的条件价值法属于环境保护部下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确定的评估方法之一。虽然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且目前就本案情形没有更合适的评估方法。故根据以上意见,参考《评估报告》结论“‘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即1190万元”,综合考虑本案的法律、社会、经济因素,具体结合了三被告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案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酌定赔偿金额为600万元。
裁判同时明确,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即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法律明确将自然遗迹、风景名胜区作为环境要素加以保护,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因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特别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采用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给巨蟒峰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共同侵权。判决三人承担环境侵权赔偿责任,旨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胡淑珠、黄训荣、王慧军)
指导性案例209号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诉叶继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恢复性司法/先予执行
裁判要点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为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生态环境修复具有时效性、季节性、紧迫性的,不立即修复将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扩大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6条)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初,被告叶继成雇请他人在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龙潭村村后属于龙潭村范围内(土名“龙潭湾”)的山场上清理枯死松木,期间滥伐活松树89株。经鉴定,叶继成滥伐的立木蓄积量为22.9964立方米,折合材积13.798立方米,且案发山场属于国家三级公益林。根据林业专家出具的修复意见,叶继成应在案涉山场补植2至3年生木荷、枫香等阔叶树容器苗1075株。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追究叶继成的刑事责任,于2019年7月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叶继成滥伐公益林山场林木的行为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破坏生态环境,遂于2020年3月27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于遂昌县春季绿化造林工作即将结束,公益诉讼起诉人在起诉同时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叶继成根据前述专家修复意见原地完成补植工作。后由于种植木荷、枫香等阔叶树的时间节点已过,难以购置树苗,经林业专家重新进行修复评估,认定根据案涉林木损毁价值及补植费用9658.4元核算,共需补植1至2年生杉木苗1288株。检察机关据此于2020年4月2日变更诉讼请求和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叶继成按照重新出具的修复意见进行补植。
裁判结果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浙11民初35号裁定,裁定准予先予执行,要求被告叶继成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案发山场及周边完成补植复绿工作。叶继成根据变更后的修复意见,于2020年4月7日完成补植,浙江省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当日验收。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浙11民初35号判决:一、被告叶继成自收到本院(2020)浙11民初35号民事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在“龙潭湾”山场补植1-2年生杉木苗1288株,连续抚育3年(截止到2023年4月7日),且种植当年成活率不低于95%,3年后成活率不低于90%。二、如果被告叶继成未按本判决的第一项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则需承担生态功能修复费用9658.4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森林生态环境修复需要考虑节气及种植气候等因素,如果未及时采取修复措施补种树苗,不仅增加修复成本,影响修复效果,而且将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进一步扩大。叶继成滥伐林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清楚明确,而当时正是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及时补种树苗有利于新植树木的成活和生态环境的及时有效恢复。基于案涉补植树苗的季节性要求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紧迫性,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先予执行申请予以准许。
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业发展的根本。林地资源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被告叶继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公益林山场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破坏了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侵权责任。综合全案事实和鉴定评估意见,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叶继成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程建勇、单欣欣、聂伟杰、张锡斌、余俊、韩黎明、叶水火)
指导性案例210号
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部分诉前磋商/司法确认/证据/继续审理
裁判要点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国家规定的机关通过诉前磋商,与部分赔偿义务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磋商不成的其他赔偿义务人,国家规定的机关可以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侵权人虽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认定侵权事实证据充分的,不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和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间,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鹏公司)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栖公司)等签署合同,运输、处置多家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收取相应的污泥处理费用。正鹏公司实际负责人李德将从多处收购来的污泥直接倾倒,与丰城市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合公司,已注销)合作倾倒,或者交由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张永良、舒正峰等人倾倒至九江市区多处地块,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新公司)明知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污泥,仍放任其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置污泥。经鉴定,上述被倾倒的污泥共计1.48万吨,造成土壤、水及空气污染,所需修复费用1446.288万元。案发后,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永良等6人提起刑事诉讼,后经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于2019年10月25日判处被告人张永良、舒正峰、黄永、陈世水、马祖兴、沈孝军6人犯污染环境罪(李德、夏吉萍另案处理),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万元不等。九江市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开展磋商,与塘栖公司达成金额计4872387元的赔偿协议,但未能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塘栖公司所赔款项包括1号地块、2号地块全部修复费用及4号地块部分修复费用等,已按协议全部履行。协议双方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裁定对该磋商协议作出确认。因未能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九江市人民政府就3号地块、5号地块修复费用及4号地块剩余修复费用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告履行修复生态环境义务,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赣04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正鹏公司、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地块(3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80.3396万元(被告舒正峰已自愿缴纳1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二、被告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黄永、舒正峰、夏吉萍、陈世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被告连新公司已自愿缴纳10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三、被告正鹏公司、张永良、李德、夏吉萍、马祖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5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四、各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环评报告编制费20万元,风险评估方案编制费10万元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五、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六、驳回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各被告倾倒的每一地块污泥已混同,同一地块的污泥无法分开进行修复,应由相关被告承担同一地块的共同修复责任。本案各被告对案涉3、4、5号地块环境污染应承担的侵权责任逐一认定如下:
一、3号地块污泥系李德从长江江面多家公司接手,由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合作倾倒,该地块修复费用280.3396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陈世水辩解其系李德雇员且在非法倾倒行为中非法所得较少及作用较小,应由雇主李德承担赔偿责任或由其承担较小赔偿责任。因环境共同侵权并非以非法所得或作用大小来计算修复责任大小,该案无证据可证明陈世水系李德雇员,陈世水与其他被告系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倾倒污泥,应承担共同侵权连带环境修复责任。
二、4号地块部分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系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义获得),由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合作进行倾倒,该地块剩余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连新公司辩称来源于张永良的污泥并不等同于来源于连新公司,连新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连新公司是在处理污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公司公章、空白合同交由张永良处理污泥,其对张永良处理污泥的过程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追踪,存在明显监管过失,且张永良、证人黄某某证言证实4号地块的部分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因而,连新公司该抗辩意见不应予以支持。
三、5号地块污泥来源于张永良,由李德、马祖兴分工合作进行倾倒,该地块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环境损害鉴定报告中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风险评估方案编制费10万元以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均属本案诉讼的合理支出费用,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应予以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赔礼道歉,九江市人民政府要求被告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本案裁判还认为,李德作为正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正鹏公司无处理污泥资质及能力的情况下,以正鹏公司的名义参与污泥的非法倾倒,李德与正鹏公司应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上述4号、5号地块的污泥非法倾倒中,夏吉萍以志合公司的名义与正鹏公司合作处理污泥的方式参与其中,且作为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取得相关利润分成,故夏吉萍应共同承担上述地块的生态修复责任。对夏吉萍辩称其不明知被告正鹏公司非法倾倒污泥的行为,不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其本人涉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正在公诉,刑案应优先于本案审理的理由,本案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的合作协议、银行流水记录及李德、夏吉萍、张永良的供述、证人王某某的证言、志合公司转运联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志合公司与正鹏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合作后,双方共同参与了涉案污泥倾倒,夏吉萍取得倾倒污泥的利润分成,应当承担所涉污泥倾倒导致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对夏吉萍侵权事实的认定已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撑,并非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并无不妥。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鄢清员、沈双武、施龙西、钱振华、沈爱、周卉、徐军)
指导性案例211号
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万山区林业局不履行林业行政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行政/行政公益诉讼/林业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特殊功能区环境修复
裁判要点
1.违法行为人的同一行为既违反行政法应受行政处罚,又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时不应因案件移送而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对刑事判决未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违法行为人在刑事判决中未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责令其依法履行修复义务,若违法行为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时应组织代为履行。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未履行法定生态修复监督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其依法履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特殊功能区生态环境被破坏,原则上应当原地修复。修复义务人或者代履行人主张异地修复,但不能证明原地修复已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第74条、第8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0条、第4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35条 (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被告人沈中祥投资设立一人公司武陵农木业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至7月,该公司以修建种植、养殖场为由,在没有办理林地使用许可手续的情况下,雇佣施工队使用挖掘机械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茶店街道梅花村隘口山组及万山区大坪乡大坪村马鞍山等处林地剥离地表植被进行挖掘,致使地表植被毁坏,山石裸露。经鉴定,毁坏林地276.17亩,其中重点公益林49.38亩,一般公益林72.91亩,重点商品林108.93亩,一般商品林44.95亩。涉案公益林功能设定为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本案一审审理时,被毁坏林地部分新植马尾松苗,苗木低矮枯黄,地表干涸破碎;水源涵养公益林部分未作任何处理,山岩裸露,碎石堆积,形如戈壁。
2015年1月,铜仁市万山区林业局(以下简称万山区林业局)以上述行为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移送铜仁市公安局万山分局,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作撤案处理。万山区林业局遂对沈中祥和武陵农木业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未载明期限),并处罚款1841134元,但被处罚人均未履行。2016年1月20日,铜仁市公安局万山分局重新立案侦查。次日,万山区林业局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12月,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以(2016)黔0603刑初6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沈中祥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决生效后,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检察院向万山区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森林资源保护监管职责,责令沈中祥限期恢复原状,按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并处罚款。万山区林业局书面回复,因沈中祥在服刑,公司倒闭,人员解散,无法实施复绿;林业局拟部分复绿造林,对其中难以复绿造林地块异地补植复绿;按一事不再罚原则不予罚款处罚。
检察机关以万山区林业局既未对沈中祥作出行政处罚,也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补植复绿,没有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导致林地被破坏的状态持续存在,当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为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万山区林业局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依法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
裁判结果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97号行政判决:由被告铜仁市万山区林业局对沈中祥以铜仁市万山区武陵农木业生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毁坏铜仁市万山区茶店街道梅花村隘口山组、大坪乡大坪村马鞍山林地补植复绿恢复原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限期完成复绿工程验收。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万山区林业局未依法履行职责
万山区林业局作为万山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十条规定,负责对万山区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利用、更新的监督管理。万山区林业局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违反林业管理法律、法规占用、毁坏森林资源、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依法查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责令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并按法律规定补种树木,违法行为人拒不补种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向违法行为人追偿,但是万山区林业局未依法履行职责。
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万山区林业局撤销行政处罚的决定违法
违法行为人的同一行为既违反行政法应受行政处罚,又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情形下,行政执法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折抵相同功能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八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的规定,这种折抵是执行上的折抵,而不是处罚决定本身的折抵,且仅折抵惩罚功能相同的处罚,功能不同的处罚内容不能折抵。因此,在刑事侦查立案前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应撤销。万山区林业局在将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后万山区林业局又撤销其在先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时,不但撤销了与刑事裁判可能作出的罚金刑功能相同的罚款处罚,还一并撤销了不属于刑罚处罚功能的责令违法行为人补植复绿以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万山区林业局这一撤销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三、刑事判决生效后,万山区林业局未责令违法行为人恢复被毁坏林地的行为违法
对刑事判决未涉及的处罚事项,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犯罪人补植复绿以修复环境,不属于刑罚处罚范畴,而属于法律赋予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权,属于行政处罚范围。刑事判决生效后,在先没有作出行政处罚的,刑事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不得基于同一行为作出与刑罚功能相同的行政处罚。在对违法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后,刑罚处罚未涉及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决定,责令违法行为人按森林法要求种植树木、修复环境。因此,万山区林业局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应当依法作出责令违法行为人履行补植复绿义务的行政处罚决定并监督违法行为人履行,违法行为人拒不履行或者履行不合格的,应当代为补植复绿,并责令违法行为人承担费用。被告万山区林业局未作出责令沈中祥及武陵农木业公司补植复绿以恢复原状并监督履行的行为违法。
四、万山区林业局未履行代为补植复绿职责
特殊功能区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原则上应当原地修复。修复义务人或者代履行人主张异地修复,但不能证明原地修复已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万山区林业局在未作出责令违法行为人修复环境决定的情形下,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等在被毁坏的林地上种植了部分树苗,但效果较差,没有保证成活率,没有达到环境修复的目的。且对于毁坏严重,形同戈壁的土地未进行治理复绿。鉴于被毁坏林地及林木的公益林性质和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补植复绿应当就地进行,不得异地替代。万山区林业局代为补植树木的行为,虽已部分履行职责,但尚未正确、全面履行,仍应继续履行。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何林、李兴蓉、何德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上诉管辖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上诉管辖问题的通知
(法〔2022〕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知识产权法院,具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13号)已于2022年4月21日公布,将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现就涉及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上诉管辖事宜进一步明确如下: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含各知识产权法院)自2022年5月1日起作出的涉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第一审裁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告知当事人,如不服裁判,上诉于上一级人民法院。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1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1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联动工作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矛盾纠纷大量涌现,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和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及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以来,行政案件收案数大幅增长。由于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比例很低,而行政诉讼专业性较强,诉讼中原告所列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错列被告且不同意变更、原告常年信访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等情况频发,大量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因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导致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请再审率及信访率居高不下,当事人息诉服判率相对较低。在此情形之下,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以法治方式和制度安排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最高人民法院已将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诉源治理机制,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建立由党委统筹、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解行政争议新格局,推动行政争议的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2020年12月,经周强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东北三省行政争议化解联动工作机制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贺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重要改革举措,是新发展阶段聚焦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探索,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不断完善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继续总结优秀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法院进行推广。
您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会签文件,将行政争议多元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化、制度化,明确规定适用范围、有关机关的协作配合义务和具体工作要求,切实完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联动工作机制",我们完全赞同。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是多元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检察监督与审判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的联动机制,能够有效形成化解行政争议合力,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法检合力,努力促成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2021年2月19日)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此批典型案例覆盖领域广,包括添加禁用物质的减肥咖啡、“假烤鸭”、网络订餐平台不履责等食品领域案件,黑作坊制售假药、药店销售过期劣药的药品领域案件,不合格化妆品案件以及危害农业安全的伪劣种子案件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要求,推动建立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最高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开展了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全国检察机关、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因地制宜,加大协作力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取得积极成效。
据初步统计,开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食品安全违法案件28.48万件,罚没款27.25亿元;药品监管部门查办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领域违法案件10.77万件,罚没款18.40亿元;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3945件7298人,起诉8791件17066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充分发挥“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平台作用,确保各类防疫用品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质量安全、供应充足,对42件涉案金额高、违法情节重、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进行挂牌督办,组织查办3·15晚会曝光的“汉堡王”等食品案件。国家药监局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用药用械集中整治,积极推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市,做好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和医用防护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目前共应急批准22个药物开展新冠肺炎及其相关适应症的治疗、预防临床试验,应急批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54个,日产能达到2401.8万人份。最高检及时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并通过“两高”答记者问的方式,积极回应制售伪劣口罩案件如何准确把握案件证明标准、准确适用罪名等问题。2020年,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涉疫情防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介入侦查682件,起诉451件959人。
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案例一:上海查处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反映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篡改产品生产日期。由于举报人无法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松江区市场监管局组成调查组进行现场排摸,发现企业在相对隐蔽的仓库内通过错时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区域从里面反锁并安装了监控,稍有惊动便可能导致证据的灭失。调查组仔细分析了生产车间厂房平面图,通过实时监控系统掌握当事人的生产时间、人员、规律等情况,制定了完备的调查方案。
2019年8月7日上午8时,在企业员工开门倾倒垃圾的时刻,执法人员兵分两路,快速出击,在企业的外包装间查见从业人员正在使用抹布和喷码机清洗剂擦拭奶酪熏肠上的生产日期标识:2019/4/17,同时用喷码机进行重新喷码,喷码机字样显示为2019/08/07A1,两者字体、字号完全一致。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当日对企业立案调查,查扣违法生产的食品、用于篡改生产日期的喷码机、清洗剂、不干胶贴纸、抹布等违法工具设备,并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逐一询问。经查,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为延长产品销售期限,从2019年8月1日起,对积压的临近保质期以及已经过期的“奶酪熏肠”等产品篡改生产日期,截至案发,共篡改奶酪熏肠1487包,德式经典煎肠3757包,德式图林根煎肠441包,德式纽伦堡煎肠698包,货值金额177081元,已销售生产日期被篡改的德式经典煎肠54包。
二、处理结果
案发后,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对已出厂销售的54包德式经典煎肠全部召回。当事人篡改临近保质期及超过保质期食品的生产日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吊销该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及工具、设备等,并处罚款301万元。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打击篡改保质期违法行为,维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
(一)该案违法行为危害性大、隐蔽性强、主观故意明显。涉案产品为肉制品,肉类食品超过保质期会导致细菌大量生长,致使蛋白质腐败变质,甚至会产生毒素,容易造成感染性的肠道疾病等,给食品安全带来严重隐患。该案违法行为隐蔽性强,持证企业在暗地里从事违法行为,还特意精心设计了一条逃避监管的路线,从选择违法生产的地点、生产时间(非上班时间段)、生产人员到出货的方式途径,都经过事先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存在明显的主观故意。
(二)多措兼施并行,打造综合执法利器。执法人员在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小组,严密部署。在调取该公司的远程视频监控,锁定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准时机,成功进入现场抓住现行,当场破获当事人篡改产品生产日期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综合运用各项职能,利用内部举报、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使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展现了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凝聚的综合执法力量。
(三)准确定性合理裁量,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该案经过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两级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准确定性合理裁量,对当事人予以从重处罚,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并处罚金,呼应了社情民意,体现了法治精神。
案例二:山东查处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未履行平台责任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山东省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对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进行监控和异常数据抓取时发现,“饿了么”订餐平台上的两家入网餐饮业户曹某(济南槐荫欣怡快餐店)、王某(济南市长清区香当当快餐店)涉嫌存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公示相关信息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对“饿了么”经营主体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但在“饿了么”平台上未发现两店铺相关信息。执法人员现场展示了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抓取的两段视频,视频显示在“饿了么”平台“济南槐荫欣怡快餐店”“济南市长清区香当当快餐店”展示有营业执照,未见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量化分级信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负责人员对视频予以认可。
2020年6月11日,执法人员对曹某(济南槐荫欣怡快餐店)、王某(济南市长清区香当当快餐店)进行调查,并对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立案调查。经查,曹某(济南槐荫欣怡快餐店)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王某(济南市长清区香当当快餐店)2016年10月16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量化分级为B级;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未严格履行平台责任,未对曹某(济南槐荫欣怡快餐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未公示王某(济南市长清区香当当快餐店)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量化分级信息。
二、办理结果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该单位处以20万元罚款;未公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量化分级信息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鉴于市场监管部门已就该单位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和更新的违法行为给予过警告的行政处罚,依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该单位3万元罚款。经综合裁量,对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处以罚款23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查处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未履行平台责任的典型案例。
(一)解决难题,拓宽办案思路。本案在办理过程中涉及的焦点问题是处罚主体的确定。本案当事人为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分公司,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中“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本身,因此,该分公司是否有审查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的义务,是查处案件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违法事实是否成立。为调查核实上述问题,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及入网餐饮业户进行双向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确定该分公司未履行为入网食品经营者审查许可证义务的违法事实。
(二)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实施顶格处罚。食品安全大如天,执法人员秉承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办案理念,严字当头,在查处本案的同时,认真梳理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近两年来对该单位的执法卷宗,发现对该单位同样违法行为已进行过行政处罚,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给予该单位23万元最高档的顶格处罚,用最严厉的处罚,有力打击订餐平台的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监管部门及时依法向社会进行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警示、督促第三方平台、入网餐饮业户合法经营,对网络餐饮市场违法行为起到有效震慑作用。
(三)探索“以网管网”,创新执法模式。在“网络订餐”普及化的今天,传统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面对“网络订餐”这类新业态时面临监管盲点、难点和痛点,单靠执法人员人工查询,很难在纷繁浩杂的互联网信息中查找到不法分子的蛛丝马迹,探索监管新模式势在必行。本案借助“以网管网”的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监测技术对网络订餐平台实施全面实时监测,从中抓取相关线索,锁定违法证据,进而及时高效、从严从重地查处了网络餐饮服务领域存在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以网管网”有效解决了以往传统人工监测面对海量的、动态的数据难以做到准确监测的瓶颈,使得执法人员可以迅速掌握线索,实现精准执法。
案例三:江苏查处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未取得许可从事啤酒生产活动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5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取得许可生产经营啤酒。经案前核查,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赴该企业现场检查,经查,该企业于2020年3月至4月与福建省玥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福建省玥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山东阳春啤酒有限公司生产德式精酿啤酒,供给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内独家销售;企业声称在试生产啤酒,未对外销售,从企业台账及销售记录未能证实存在未经许可生产啤酒的行为。为查清案情,执法人员从外围入手,赴山东、福建调查,发现截至案发,福建省玥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只提供了1299桶啤酒且为5升/桶,与涉案企业的销售数量和规格不一致。经深入调查和核实,确认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生产并销售啤酒20升桶装144桶、5升桶装765桶和袋装106升,合计货值金额58488.3元、违法所得为24357元。
二、办理结果
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事啤酒生产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4357元、罚款人民币58.5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以特许经营为掩护,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的典型案例。
(一)周密部署,协作得力。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举报线索后第一时间向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省市场监管局指导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公安部门对相关举报线索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分析研究,制定了周密详实的摸排和行动方案,明确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工作分组、人员分工及具体职责等,给案件的办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为案件顺利查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第一现场,公安人员发挥了控制现场及保障执法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要作用,执法人员分组分工合作控制好每个现场,尽最大可能压缩了当事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理空间,为取得现场第一手证据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积极作为,克服困难深入查办案件。本案违法行为隐蔽,当事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啤酒特许经营、啤酒试生产为掩护,对自己生产的啤酒进行销售。取证难度大,所有的台账及销售记录均无法直接认定其自己生产啤酒并进行销售的行为。直接证据较少,仅有少部分用分装的方式生产销售袋装啤酒的证据,给案件办理工作增加了较大的难度。但执法人员不畏艰难,及时调整办案策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分赴山东、福建调查,从外围收集证据,为案件的顺利办理赢得了先机。
(三)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执法有温度。鉴于当事人于案发前向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申报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且生产的啤酒经检验合格,结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疫情期间应扶持相关企业、个体工商户,积极推行复工复产的政策,同时为了支持年轻人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该公司履行行政处罚后,指导该公司依法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并恢复生产经营。
案例四:河南舞阳县民康医药有限公司五十七分店销售劣药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月2日,河南省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对舞阳县民康医药有限公司五十七分店进行《药品经营许可证》更换验收检查时,发现该店销售的药品“广健”牌藿胆丸(9瓶)已超过有效期。该店设置有不合格药品箱,位于进店东侧药品阴凉柜南边,但该药未放置在不合格药品箱内,而是放置在店内进门西侧OTC丸剂类货架前桌子内。放置位置既未标注“已过期”之类警示语,又不能提供该过期药品的不合格药品记录台账,计算机系统陈列检查记录中也未显示该过期药品的记录。该店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于2020年1月3日立案调查。
经调查,舞阳县民康医药有限公司五十七分店于2018年2月3日从周口市天久康药业有限公司以单价1.70元/瓶的价格购进广州粤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OTC类药品“广健”牌藿胆丸20瓶,并以每瓶1.8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该药品外包装上标识的内容为:广健,OTC,藿胆丸,生产厂家:广州粤华制药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71001,生产日期:20171012,有效期至201909,固体药用塑料瓶(高密度聚乙烯)包装,每瓶装36克。
2020年1月3日,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对该店依法进行检查,在该店经营使用的计算机内未发现对药品“广健”牌藿胆丸的购进、销售、陈列检查、过期药品以及近效期药品情况的记录。在该店的卫生检查记录表和陈列药品质量检查汇总记录中也未发现药品“广健”牌藿胆丸的相关记录。执法人员现场提取了关于药品“广健”牌藿胆丸供货方周口市天久康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复核)清单、资质文件等。经过对该店相关负责人的调查,证实该店未对药品“广健”牌藿胆丸的销售情况进行记录。
2020年1月14日,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所扣押的药品“广健”牌藿胆丸进行抽样检验,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四部的要求。
二、处理结果
2020年4月16日,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终结,认为舞阳县民康医药有限公司五十七分店销售劣药“广健”牌藿胆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之规定,属销售劣药行为。鉴于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销售劣药经营额较小,案件调查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且能够主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截至案发,未接到患者使用上述药品藿胆丸后有不良反应的投诉,社会危害性较小,尚未达到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确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较轻”,对其作出罚款10万元并没收违法销售的劣药“广健”藿胆丸9瓶的决定。
三、典型意义
药品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殊商品,药品零售企业是患者购进药品的终端,对过期药品的及时确认、记录和处理必须严格管理,防止过期药品出售后可能发生贻误病情、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加重病情,直至危害生命,给患者带来不应有的痛苦和损失的危害。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制售假药劣药是市场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打击制售假药劣药必须瞄准重点,注重找案源、定证据、办铁案。此案中,市场监管部门中相关监管和执法部门积极配合,及时上报案源信息,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固定当事人违法的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有效地破解了市场监管部门在打击制售假药劣药过程中证据难以固定,销售环节不易确定的困局。
市场监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照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对制售假药劣药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为遏制制售假药劣药违法行为,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用药、放心用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案例五:江苏苏州皙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经营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化妆品、发布虚假广告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9月24日,潘某某、吴某某、赵某等多人向药监部门举报称:江苏省苏州皙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称“当事人”)存在未在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化妆品、虚假宣传等多项违法行为。
接报后,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情况进行了初步核实,经审批,2019年10月16日予以立案调查。立案后,办案人员对当事人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检查,询问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某某,调查涉案化妆品生产企业,询问全国各地多名涉案化妆品的经销商等,于2020年8月完成案件调查。经查,认定当事人存在以下行为:1.当事人未在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2.当事人经营冒用山东朱氏药业集团公司厂名、厂址的美颜霜,共查实两个批次,合计2506盒,货值金额为348,334元;3.当事人经营美颜霜的过程中发布虚假广告:宣称其产品为“CCTV央视合作伙伴品牌”以及“一瓶解决肌肤10大问题--暗黄、粗糙、痘痘、痘印、湿疹、玫瑰糠疹、色斑、激素脸过敏、毛孔粗大、肤色暗沉”等,以上内容均存在虚假。
二、处理结果
针对以上行为,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江苏省药监局和苏州检查分局的指导下,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最终做出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在相应范围内消除虚假广告影响,并给予罚款94万元,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2020年10月13日对当事人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销售化妆品的违法案件,包含了该类违法行为的一些典型特点:如不在营业执照注册地实际经营、发布虚假广告等。本案调查持续一年之久,期间涉及产品多次送检、产品双方认定、案件异地协查、外调核查取证、远程在线询问、咨询上级监管单位意见等诸多环节,也经历了当事人不予配合行政调查的情形,最终办案人员收集了充分的证据并确认了其违法事实。
(一)强化案件查办交流,行刑衔接提前介入。案件调查之初,围绕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化妆品的行为,办案人员及时与苏州市公安局园区分局开展“行刑衔接”提前介入工作,并同时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相关案情。经商定,市场监管局与公安局开展联合办案,共同派办案人员赴涉案化妆品生产单位(山东朱氏药业)所在地山东省单县开展调查取证,在山东省药监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的配合下,对该款化妆品生产信息进行了全面核查,判定当事人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化妆品的依据不足。但在调查中,发现当事人所销售的批号为20190112和20190122的两批次美颜霜并非为山东朱氏药业生产,最终确认当事人经营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化妆品的违法事实。
(二)多方拓展取证,固定违法事实。为了查实当事人经营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化妆品的具体数量和金额,办案人员联系到了分散于全国10余个省市的共计14名该款化妆品的经销商。因恰逢疫情期间,无法实地对该些经销商进行取证调查,办案人员最终通过远程实物取证、在线视频询问等方式完成了对该14名经销商的询问调查,并逐一获取其购买记录、支付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材料,最终查实当事人经营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化妆品的数量共计2506盒,货值金额为348,334元。
(三)针对当事人“零口供”,说理充分、程序完备。本案在行政调查的中后期,当事人不配合行政调查,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委托代理人借故不接受询问调查,对此,办案人员一方面严格遵守并执行法律规定的行政程序,如向当事人确认的地址送达法律文书、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等,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同时告知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及时转变办案思路,围绕下游经销商开展证据收集工作、梳理比对证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锁链,最终在“零口供”情况下依法认定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并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六:广东广州市弘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生产未取得批件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2月13日,原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广州市局”)根据原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016年对不合格化妆品的通报中涉及的标示广州市弘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称“当事人”)生产的“碧玉堂生物多肽褪黄淡斑面贴膜”被检出禁用物质“氯倍他索丙酸酯”的涉案企业的第一次核查处置情况,开展了第二次跟踪核查工作,对当事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上述两次核查工作中,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未能发现当事人生产过涉案产品实物及相关生产销售记录,当事人均拒不承认生产过通报中涉及的不合格产品,同时涉案产品标识的委托方上官氏公司也否认委托生产过涉案产品。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和上官氏公司的委托生产关系进行了细致核查,通过销售渠道倒查的方式发现,上官氏公司只委托当事人生产过碧玉堂品牌的产品,当事人也长期接受上官氏公司的委托生产化妆品,并委托生产过碧玉堂品牌的产品。因此,执法人员选择以上官氏公司为调查突破口,经过多次调查问话,上官氏公司最终承认销售过涉案产品,并且出具证据材料指认涉案产品是委托当事人生产的。在上官氏公司提供的证据面前,当事人最终承认涉案产品是其生产,确认了生产涉案产品时添加了化妆品禁用物质,且上述产品具有淡斑功效,同时属于未经批准的特殊用途化妆品。
经查明,当事人于2016年1月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氯倍他索丙酸酯”,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碧玉堂生物多肽褪黄淡斑面贴膜”140盒,违法所得合计400元;于2016年11月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VC精华抗氧化嫩肤美白面贴膜”118盒,违法所得合计1156.40元。
二、处理结果
当事人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生产化妆品和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当事人生产的上述产品没有相关记录和成品留样,违反了《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7版)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符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可从重处罚;当事人不如实提供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资料或提供虚假信息且违法行为发在重大活动、专项整治期间,符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当从重处罚。经综合裁量,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广州市局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了对当事人处没收违法所得1556.40元和罚款7510.72元的从重处罚,并向原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广东省局”)提请吊销当事人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广东省局根据广州市局提供该案的案卷材料及相关记录,对相关证据和办案程序进行了审核,对当事人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认定;鉴于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符合《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五条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六条关于“从重处罚”的相关规定,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广东省局于2018年8月13日吊销了当事人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的不合格化妆品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在现场检查难以取证,当事人否认生产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未轻易地作出涉案产品不是当事人生产的结论,而是以产品委托生产方作为突破口,深入追查,最终查实当事人生产不合格化妆品的事实,依法从重处罚并吊销其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此案的成功办理,有力打击了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违法使用禁用原料和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屡禁不止的态势,体现了药品监管部门落实“四个最严”、坚决维护公众用妆安全的决心,对如何办理非法添加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案例七:上海韩某某、洪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余某某非法经营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韩某某、洪某某共同雇佣他人,先后在河南省周口市、商丘市生产添加有西布曲明的“馈世瘦身咖啡”,同时制作销售网站、虚假防伪二维码等,并通过网络渠道销售至上海等地。期间,韩某某负责购买西布曲明、咖啡粉等生产原料,监督减肥咖啡的生产。洪某某负责销售和资金管理。韩、洪二人销售金额达833万余元。经检验,被查扣的咖啡中检出西布曲明成份。另查明,2018年1月起,被告人余某某明知国家禁止在境内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仍多次从他人处购进后向韩某某出售,非法经营数额达210余万元。
二、诉讼经过
2019年11月28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韩某某、洪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余某某犯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2020年9月28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人韩某某、洪某某雇佣他人,生产、销售掺有国家禁止在食品生产、销售中添加的西布曲明的减肥咖啡,二人系共同犯罪。以韩某某、洪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韩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1000万元;判处洪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700万元。以被告人余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被告人韩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11月6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严查犯罪线索,实现对有毒、有害减肥咖啡的“全链条”打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韩某某在制售涉案减肥咖啡时,多次通过同一途径购进大量西布曲明原料,遂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引导侦查原料提供者的情况。后公安机关侦破余某某非法经营西布曲明犯罪,检察机关以余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同时,针对韩某某、洪某某制售涉案咖啡的产销模式已成规模化、组织化、链条化的特点,检察机关认真梳理电子数据,细致摸排漏犯线索,引导公安机关查证下线销售代理情况,3名销售代理人员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提起公诉,均获法院有罪判决。由此,对本案的原料提供者、制售窝点主要人员、下线销售代理,形成“全覆盖式”打击,有力震慑了制售有毒、有害减肥产品类犯罪。
(二)自行补充侦查,落实“最严厉的处罚”。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韩某某、洪某某销售有毒、有害减肥咖啡的销售金额及待售货值共400余万元。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证据材料,发现其销售有毒、有害减肥咖啡的实际数额远超该数,遂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工作,逐一梳理数据,并结合物流记录、价目表、下线代理的供述等,确认有证据可证实的销售数量、各批次产品交易的单价,自行补侦遗漏犯罪数额超过400万元,最终核算出韩某某、洪某某的销售金额为833余万元。韩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属于刑法第144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对韩某某等人在人身刑和财产刑上予以从严惩处,体现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严厉的处罚。
(三)提醒消费者增强防范意识,有效遏制危害范围扩张。涉案减肥咖啡网络销售数量大、范围广,其毒害成分可能危及众多网络消费人群的身心健康。检察机关及时启动公益诉讼审查程序,为防止损害后果扩大,首次探索“诉前消费风险警示”。在案件诉前调查阶段,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形式,明确了食品安全领域公益救济的紧迫性和时效性,督促韩某某在全国性媒体上发布《“馈世瘦身咖啡”风险警示》,向广大消费者声明涉案咖啡的危害并公开赔礼道歉,及时遏制危害结果继续扩散。另外,检察机关通过新闻媒体、网络自媒体等多种方式,结合办案宣传含有“西布曲明”咖啡的危害及辨识方式,提醒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提倡科学瘦身。
案例八:江苏谢某、王某某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以来,被告人谢某、杨某、宋某某(另案处理)在明知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走私冷冻牛肉制品系违法的情况下,从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等人处多次购买走私入境的冷冻牛肉、牛肚等产品。谢某、宋某某收到上述产品后,向江苏省邳州市城乡农贸市场内经营熟食的摊贩推销。被告人曹某某等8人购进后加工成熟食进行销售,涉案产品10余万公斤。被告人谢某、林某某、王某某、曹某某等4人个人销售金额均在100万元以上。公安机关在谢某、宋某某租赁的冷库内查获走私的冷冻牛肉及牛副产品2万余公斤。涉案肉类产品来自我国为防控疾病需要禁止输入肉类产品的地区,外包装上均为外文,对应的工厂名称、厂号不在海关总署公布的《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中,且无海关报关凭证及检验检疫证明。
二、诉讼过程
2020年3月7日至2020年11月1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以被告人谢某、王某某等4人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被告人曹某某等8人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12月16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谢某等4人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告人曹某某等8人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中,被告人谢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其余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拘役五个月至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至350万元不等的刑罚。判决宣告禁止被告人杨某、马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加工、销售等经营性活动。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生产、销售走私的冷冻牛肉制品社会危害性大,应当严厉打击。走私的冷冻牛肉及牛副产品俗称“水漂货”。“水漂货”在运输过程中很难保持恒定冷冻条件,可能会经过“解冻”和“再冷冻”的过程,容易滋生各种细菌,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进口肉类产品或者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区进口冷链食品,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会造成重大风险,对于该类犯罪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冷冻肉类产品过程中要善于识别,谨防购买“水漂货”。
(二)加强刑罚综合运用,剥夺违法者再犯罪能力。危害食品犯罪是贪利型犯罪,在运用好自由刑的同时要注重罚金刑的适用,提高违法犯罪成本,从而实现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以“销售数额”作为判断罚金刑的基础,从严把握罚金刑的适用,提出判处销售金额2倍以上罚金并被法院采纳,在财产刑上从严惩处犯罪,加大经济制裁,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
(三)精准制发检察建议,保障人民群众“餐桌上的安全”。该系列案件的行为人多为家庭作坊式经营,通过在家中建小冷库储存、煮制加工,后运至城区菜场或乡镇集市对外销售。检察机关通过深入市场、集市走访,结合案件门槛低、范围广、隐患大、打击难等特点,围绕开展专项整治、组织落实检查、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迅速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开展肉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对辖区冷库建档巡查。同时联合食安委成员单位,举行“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展示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成果,发挥案例警示作用,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
案例九:安徽李某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共同商议销售假药。李某某负责提供货源和客户,王某某负责包装、售后,王某某雇佣被告人戚某某在安徽省合肥市住处对药品进行加工、包装。后被告人李某某陆续将假药发往王某某居住地进行加工、包装和销售。2018年1月16日,公安机关在合肥市加工窝点现场查获扣押大量待包装或已包装的“盐酸贝那普利片”“瑞舒伐他汀钙片”“阿托伐他汀钙片”“阿司匹林肠溶片”等药品。生产、销售金额合计300余万元。经合肥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检验,上述查获的药品均为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假药。
二、诉讼过程
2019年1月11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戚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7月22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戚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四年,并处罚金,追缴三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9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危害大。“盐酸贝那普利片”等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假药流入市场,直接危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危害极大。涉案药品均为假冒正规厂家的药品,且经检验均系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假药,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应从一重罪处罚。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追究李某某、王某某、戚某某3人的刑事责任,在刑罚上从严惩处,有力震慑制售假药犯罪。
(二)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被告人李某某始终拒不承认其伙同王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积极沟通协作,调取李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微信记录,逐条核实双方聊天记录中的药品销售信息、快递单号图片、微信通话记录、转账记录,以及涉案相关银行流水、银行账号使用情况、李某某的取款视频等,并对微信语音进行声纹鉴定,证实该微信确实为李某某所用。结合同案犯的稳定供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认定了李某某销售假药的事实。
案例十:北京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至8月,被告人张某某伙同林某某(另案处理)在未取得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聚德公司”)委托或授权的情况下,购进大量标有“全聚德”注册商标的包装材料,被告人张某某负责运送上述包装材料及代收货款。经核实,被告人张某某运送标有“全聚德”注册商标的包装材料共计28万余件,现场扣押尚未销售的标有“全聚德”注册商标的包装材料共计23万余件。经鉴别,上述标识均系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谭某某等6人在未取得全聚德公司委托或授权的情况下,分别从林某某等人处购买大量标有“全聚德”注册商标的包装材料,并购进真空包装机、卷饼、酱及真空包装烤鸭等,以组装的方式加工制作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并低价对外销售。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刘某某在未取得全聚德公司委托或授权的情况下,从谭某某等人处低价购进大量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等商品,并加价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为43万余元,查扣货品价值0.2万余元。
二、诉讼经过
2019年12月2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2020年10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某某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6万元;被告人谭某某等6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五年,并处罚金3万元至60万元;被告人刘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2万元。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强化沟通协调,全链条、精准化从严打击假冒犯罪。假冒老字号品牌犯罪不仅严重影响老字号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案系“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侵犯“全聚德”老字号品牌犯罪。检察机关就案件的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与公安机关展开会商。基于该案制假售假模式以线上为主,建议公安机关重点搜集提取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在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对张某某等8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且公诉意见全部获得法院采纳,实现对假冒侵权犯罪全链条、精准化打击。
(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六稳”“六保”。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护航企业合法经营等方面的作用,检察机关一方面依法告知全聚德公司相关诉讼权利,在品牌保护等方面提出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及生产经营提供指引;另一方面,针对该案暴露出旅游业部分领域规范执业及行业监管等问题,依法准确研判,适时制发检察建议,促进行业环境净化。《检察建议书》送达后,检察机关积极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进行沟通和对接,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及时对照检察建议进行整改并复函,依法对涉案旅行社和导游进行行政处罚,并采取了建立完善旅行社等级考核和导游服务星级评价体系、加强与全市老字号企业调研与对接等整改措施。检察机关通过加强跟踪监督,确保检察建议落地落实。
案例十一:吉林孙某某等23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孙某某、吴某某、宋某某、李某某在陕西省西安市某平房内生产外包装上印有食健字批号的“降压溶脂三代”“降糖养胰素”“藏方风痛宁”等三种含有西药成分的保健食品。被告人孙某某负责整体协调指挥、联系客户、进药,吴某某负责生产包装,宋某某负责发货,李某某负责收付款和沟通协调生产事项。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被告人于某某明知保健食品是非正规厂家生产的,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从被告人宋某某处购进后销售,并向被告人孙某某合计付款人民币241.12万元。被告人李某等18人明知系药监部门禁止销售的保健食品,仍从于某某处进货并加价销售获利。
经检验,涉案“降糖养胰素”内含有格列本脲、盐酸二甲双胍、盐酸吡格列酮成分;“降压溶脂”内含有硝苯地平、氢氯噻嗪、卡托普利成分;“藏方风痛宁”内含有地塞米松、诺氟星沙、吲哚美辛成分。上述成分系国家禁止在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的物质及其他西药成分。
二、诉讼经过
2019年1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某某、李某某、吴某某、宋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于某某等19名被告人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向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7月11日,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孙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于某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5名被告人被判处七年至一年二个月有期徒刑,其余16名被告人被宣告缓刑,均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5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保健食品领域违法犯罪问题频发,社会危害严重。近年来,保健食品领域案件频发,作为特殊种类的食品,保健食品与百姓尤其是中老年消费者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本案发生后,检察机关依法介入该案,提出委托检验、查清购销凭证和钱款去向、锁定购买及使用人员等意见,引导公安机关提取固定证据,深挖细查,捣毁制假窝点,从根本上消灭制假源头,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依法惩处产销全链条犯罪。孙某某等人在未取得相关生产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在小作坊内套用不同包装生产保健食品,随意添加西药成分,严重破坏了保健食品市场秩序,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办案中,检察机关依法追诉销售环节的犯罪分子10人,10人全部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有效惩治了生产源头直到最末端销售的犯罪分子,彻底清除隐蔽的生产、销售链条。
(三)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消费理念。本案保健食品销售范围涉及吉林市及该省其他地区,销售数量达1400余箱,危害性大。检察机关开展“以案讲法,以案释法”的专项宣传活动,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消费、安全消费的理念。走访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建议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销售市场的管理,规范销售市场秩序,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应移尽移,形成打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案例十二:黑龙江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至4月,被告人毛某某在经营黑龙江省嫩江市春阳种业时发现,“黑河43”等大豆种子在嫩江市销售良好,得到广大种植户认可,有利可图。毛某某未从正规渠道购入种子,而是从农户处购入大豆,用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透明编织袋灌装,作为“黑河43”等大豆种子在其经营的春阳种业对外销售。至案发时,毛某某共销售“白包”大豆种子10次,共计7000余斤,销售金额近15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6月28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毛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嫩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毛某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严格依法履职,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嫩江是全国著名的大豆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农业产业化基地,种子安全事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障种子安全也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受利益驱使,当地销售假冒伪劣大豆种子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形式是销售“白包”种子,严重冲击种子市场经营秩序,破坏优良种子行业可持续发展,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安全隐患。经营种子应符合种子法的相关规定,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种子为假种子。依法严厉打击销售假种子的犯罪行为,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宣传监督并重,充分保障农户合法权益。通过该案办理,检察机关及时启动农资打假专项工作,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打击制售伪劣假冒农资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嫩江市农资市场健康发展。嫩江县人民检察院多次前往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以案释法,为精准打击涉农资犯罪打下坚实基础。加强对经营业户宣传,提高商户对假冒伪劣农资的辨别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嫩江县人民检察院还深入4个乡镇23个村屯进行普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座谈等多种方式,送法下乡,加强对农民普法,提升维权意识。
案例十三:甘肃张某等5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田某、陈某某、赵某某、何某某均系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从事酿皮生产加工及销售的人员。2019年6月至8月,为了使制作的酿皮吃起来有劲道,且易于长时间保存,被告人张某等5人在加工酿皮的面粉中添加了“强筋王”、“增筋剂”等非食用物质。经甘肃省中商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检验,上述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酿皮中硼酸含量分别达到3966.74mg/kg、1260.95mg/kg、575mg/kg、556.02mg/kg和369.71mg/kg。
二、诉讼经过
2020年2月12日,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等5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向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6月10日,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张某、陈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至六个月的刑期,并处2万元至1万元的罚金。2020年6月24日,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判处赵某政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在酿皮中添加非食用物质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严惩。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根据200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第一批),硼酸被禁止在食品中添加。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专家提供的文献资料,反复食用小剂量硼酸可能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出现厌食、乏力、精神错乱、皮炎、秃发、月经紊乱等症状,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对人体具有极大危害性。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将该系列案件挂牌督办,加强指导。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涉案5人全部追究刑事责任,将“四个最严”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密切联系形成合力,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危害食品安全类案件专业性强,客观评价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更能凸显打击效果。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督部门、公安机关的联系沟通,就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多次研讨,向研究食品安全的专家、教授咨询硼酸对人体的危害性,最终以检测含量为依据,对各被告人分别提出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精准量刑建议,被法院全部采纳。
(三)延伸检察职能,“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张掖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每年接待旅游人数达3000万人次。酿皮作为西北地区最受欢迎的特色名小吃之一,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本案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不特定人群的身体健康,还损害了当地特色小吃的口碑声誉,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检察机关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建议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管局加强酿皮制作监管和食品安全法治宣传。该局召集全区所有从事酿皮生产、销售的从业人员,通报了该系列案件的判决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展了食品安全“两方责任”大约谈,有力警示和震慑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十四: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婴幼儿配方食品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
“倍氨敏”深度水解蛋白无乳糖配方粉系湖南唯乐可健康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市德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固体蛋白饮料。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8月14日,湖南省永兴县母婴用品连锁店“某婴坊”、“妈咪某婴坊”从湖南唯宝商贸公司购进“倍氨敏”固体蛋白饮料1086罐,该连锁店经营者明知婴幼儿食用特殊医学用途奶粉需明确标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类别和适用人群,仍在11家连锁店通过宣传海报、导购当面推销等方式夸大功效,对外宣称“倍氨敏奶粉适合过敏体质宝宝”,误导家长将其当作特殊用途奶粉购买喂食给过敏体质宝宝。
二、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线索逐级交办至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检察院。5月19日,永兴县检察院对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职行为予以立案。永兴县检察院经调查后于5月28日向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建议:1.依法查处“某婴坊”“妈咪某婴坊”的违法销售行为;2.依法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的婴幼儿奶粉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依法监管,确保市场交易合法有序。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婴坊”“妈咪某婴坊”经营者作出行政处罚,顶格罚款200万元,将涉事产品委托生产商唯乐可公司、代理销售商唯宝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移送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另案查处,对生产商德恒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移送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并对涉及“倍氨敏”投诉的63名消费者进行调处,由经营者按照“退一赔三”的标准进行赔偿,已赔偿1029940.58元。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开展婴幼儿配方食品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专门对特殊食品、固体饮料等食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排查大整治。
三、典型意义
一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确保公益监督见实效。具有特殊医学用途的婴幼儿奶粉等食品,关系到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发育和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在办案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于社会关注、百姓关心、舆论关切的敏感案件及时介入办理,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既对涉案违法经营者从严处罚又向其他管辖权机关移送线索,协助行政主管部门解决对受害婴幼儿的惩罚性赔偿款项到位,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共同守护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二是四级院联动,一体化办案机制见成效。“某婴坊”母婴店虚假宣传销售“倍氨敏”事件曝光后,社会影响大、敏感度高。最高检、湖南省院迅速逐级交办案件线索,湖南省检察院派专人到现场指导办案,采取一体化办案模式推进办案。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与刑事检察、未检部门紧密配合,由省检察院统筹协调把关、郴州市检察院靠前指导、永兴县检察院全面调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坚持以点带面,推进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排查整治,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社会面”的办案效果。
三是以检察专项+行政专项为引领,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综合治理见长效。该案具有可复制性和示范引领性,针对在个案办理中发现的孕婴食品、特医奶粉、老年人保健品等特殊食品普遍性、规律性问题,湖南省院组织开展了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检察专项活动,从源头的生产加工到中间的批发经营再到消费终端的销售展开全流程、全方位、全链条的公益监督,推进特殊食品的综合整治,共立案298件,履行诉前检察建议、公告215件,起诉4件。湖南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积极回应,在全省集中开展食品安全监管百日行动,进行大排查大整治,现场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61.02万家(次),责令整改7.17万家,整改问题9.66万个;实施食品生产和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对婴配食品生产企业100%检查,治理食品安全领域乱象,推进实现食品安全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案例十五:四川省李某某等5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某鱼庄由李某某等五人合伙经营,各占20%股份。2018年8月14日至11月14日,五被告为了节约成本和为锅底增香,安排厨师高某某将店内顾客食用后的废弃油脂过滤回收,通过加热熬制的方式“洗油”后,将回收油与新油按照2:1的比例混合再次进行熬制。熬制后的油脂直接用于火锅搭锅,提供给消费者食用,期间共计销售1768笔回收油锅底,共计销售金额49504元。2019年12月,李某某、高某某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被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宣告从业禁止令。
二、调查和诉讼
2020年4月16日,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某鱼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侵权行为,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审查,并依法在国家级媒体发布公告,公告期满无社会组织或机关提起诉讼。同年6月23日,达州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受邀参会的听证员发表听证意见,建议检察机关依法严惩食品侵权行为,按照销售价款十倍提出惩罚性赔偿金诉求。
2020年6月24日,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令五被告连带支付销售金额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495040元,并在市级以上公开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同年9月22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被告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在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环节贯彻落实“四个最严”食品安全标准,为食品安全持续提供法治保障。检察机关结合本案的法理和情理考量,充分听取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决定对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向侵权主体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金诉讼请求,让侵权者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通过邀请社会公众参与案件听证、旁听庭审,在释法中普法,增强全社会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认同感,持续向社会公开传递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惩罚”的鲜明导向,持续倒逼食品从业者守法纪、知敬畏、明底线,自觉持之以恒依法守护好老百姓饮食安全。
(二)合理准确把握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标准,稳妥推进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实践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对不特定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和损害危险,检察机关在办理该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准确把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请求的具体数额时,以违法销售金额为基数,统筹考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持续时间、财产状况、公众情绪等方面。通过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加大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对侵权人及潜在违法者产生警示作用,有效实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的震慑目的,对于维护食品安全、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依托公开听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持续提升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考虑疫情影响下的小微企业经营困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初衷,以及侵权人的抵触情绪等方面,在多次案情分析研判的基础上,组织公开听证,邀请代表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公开评议,同时邀请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和餐饮业代表全程旁听,收集公众对此类案件的司法诉求,为平衡公益维护和企业利益,兼顾法理情三者关系厚植根基。听证会上,通过三轮公开论证,各方紧扣惩罚性赔偿金的法律适用问题,将本案各类影响因素和诉求“面对面”说清讲透,实现了诉前充分沟通,法理情理综合考量。通过公开听证,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保障侵权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确保司法过程更接地气,司法决策更有温度,司法结果更能得到公众认同,鲜明的体现了以公开促公正、以听证赢公信的价值取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
(法发〔2017〕12号 2017年4月12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议,全面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对智慧法院建设的总体要求,确保完成《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的2017年总体建成、2020年深化完善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建设任务,以信息化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义、目标和要求
(一)深刻领会建设智慧法院的重大意义。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先进信息化系统,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组织、建设和运行形态。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适应信息化时代新趋势、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从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和推动智慧法院建设,切实发挥先进科学技术对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的重要保障作用。
(二)正确理解建设智慧法院的工作目标。建设智慧法院,就是要构建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的人民法院信息化体系,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审判执行要素依法公开,面向法官、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使信息化切实服务审判执行,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各级人民法院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准确把握建设智慧法院的总体要求。坚持统一规划、积极推进,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为指导,依据人民法院信息化标准,结合各地信息化建设发展实际,各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务实有序推进建设;坚持融合共享、高效智能,充分拓展各类业务应用线上服务能力,建立线上线下有效对接机制,提升法院业务应用、各级法院和法院内外之间的融合贯通、互动服务效能,按需提供各类智能服务应用;坚持创新驱动、安全发展,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紧密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推进技术转移和转化应用,同时提高规划、建设、管理、维护等各环节信息安全风险意识和防护水平,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断发展的同时确保信息安全。
二、推进系统建设,提供坚强的信息化基础支撑
(四)构建全要素集约化信息网络体系。基于法院专网、移动专网、外部专网、互联网和涉密内网,构建专有云、开放云和涉密云,提升各类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通过安全隔离交换技术实现网间信息共享。利用物联网技术,进一步提升诉讼服务大厅、执行指挥中心、科技法庭、远程提讯、远程接访、数字审委会、数字化会议室、信息管理中心等执法办案场所的信息化水平。
(五)构建全业务全流程融合应用体系。以现有各类应用系统为基础,打通数据接口、集成应用界面、拓展和完善业务功能,构建融合审判、执行、人事、司法管理等各类应用系统的内部融合平台,集成司法公开、诉讼服务、沟通宣传等各类应用系统的外部服务平台,贯通内部融合平台和外部服务平台,形成“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平台资源整合、业务协同和多方利用,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无缝对接。
(六)构建全方位信息资源及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实现审判执行、司法人事、司法政务、司法研究、信息化管理和所需外部数据的全面覆盖;建立数据集中管理和质量保障机制,狠抓数据源头,重视数据质量,做到汇聚快、要素全、质量高;建设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法院之间和法院与外部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建立大数据分析系统,研发面向司法公开、诉讼服务、决策支持、监控预警、司法研究和工作评估等方面的智能服务;探索建立面向立案、审理、裁判、执行等法院业务的知识图谱,构建面向各类用户的人工智能感知交互体系和以知识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体系。
三、推进业务应用,大力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七)推动流程再造促进审判高效有序运行。基于贯通至人民法庭的法院专网,全面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构建覆盖案件办理全流程的网上审判体系,全面支持网上办案,实现全程留痕、动态监督、审限预警,促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全面提升审判质效,有效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巡回审判、执行等移动应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司法协助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经济战略提供司法保障及便利。
(八)依托信息化破解执行难题。建设覆盖全国各级法院的执行指挥系统,融入案款管理、终本案件管理、执行会商、执行委托、舆情监管、绩效考核、数据分析等内容,发挥实时监控、上传下达、异地调度、快速反应等功效,形成全国法院上下一体、协调统一的运行机制;充分应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四级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统一管理,立体多维的监控与纠错,加强业务管理和廉政风险防控;进一步完善网络查控系统,全面拓展提升查控广度和力度,实现与查控单位的业务协同,深入虚拟网络空间,分析挖掘隐匿涉案财物线索;持续加强信用惩戒系统建设和应用,实现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全面联动,多维关联分析被执行人信用数据,扩大信用惩戒范围,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大力推广网络拍卖系统建设和应用,支持全国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提高被执行财产处置效率。
(九)推进立案信访工作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建立完善网上立案系统,推广网上异地立案,与法官工作平台无缝对接,为涉诉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提高诉讼服务中心信息查询输出、信访接待处置、立案快速处理等专用诉服装备的信息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建立上下级法院以及法院与其他信访部门之间的及时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探索建立面向跨部门稳控的信访群体特征画像与息访手段,提高多源涉诉信访数据分析的证据甄别与案件处置能力。
(十)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助推司法改革。建立并完善举证、质证、认证留痕系统,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通过信息化系统支持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人案结合绩效评查,促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建立完善人民陪审员分类、抽选、评估系统,支持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建立司法改革数据分析评估系统,提高司法改革方案科学性和工作成效。
四、推进“互联网+阳光司法”,促进法院工作透明便民
(十一) 提升司法公开工作水平。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完善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助推司法公开工作,促进实现审判执行全要素依法公开;推动司法公开信息全面汇总、深度关联、便捷查询,提升司法信息公开水平和服务能力;继续推进庭审公开,通过互联网多渠道公开庭审过程,让遍布各地的更多人群“走进”法庭,切实感受阳光司法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监督投诉平台建设和推广应用,强化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全面监督作用。
(十二) 打造“互联网+”诉讼服务体系。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支持实现所有诉讼服务业务网上办理;整合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热线、移动客户端等诉讼服务渠道,构建线上线下打通、内网外网互动的立体式诉讼模式,为诉讼参与人提供一体化、全方位、高效率的诉讼服务;进一步拓展网上诉讼服务,普及网上调解、网上证据交换、网上质证、网上开庭功能,构建支持全业务流程的互联网诉讼平台;建设完善电子送达系统,通过与外部单位信息共享,精准定位诉讼参与人,通过信息留痕、数据追溯,实时掌握受送达人收悉情况,提升送达效率,破解送达难题。
(十三)构建多渠道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构建网站、微信、微博和APP客户端等多渠道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促进社会公众了解、参与、监督法院工作。
五、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按需提供精准智能服务
(十四)支持办案人员最大限度减轻非审判性事务负担。充分运用外包服务方式,建立先进的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为案件信息智能化应用提供必要前提;不断提高法律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及法言法语智能推送能力,庭审语音同步转录、辅助信息智能生成及实时推送能力,基于电子卷宗的文字识别、语义分析和案情理解能力,为辅助法官办案、提高审判质效提供有力支持;深挖法律知识资源潜力,提高海量案件案情理解深度学习能力,基于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类脑智能推理,满足办案人员对法律、案例、专业知识的精准化需求,促进法官类案同判和量刑规范化。
(十五)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的诉讼和普法服务。挖掘利用海量司法案件资源,提供面向各类诉讼需求的相似案例推送、诉讼风险分析、诉讼结果预判、诉前调解建议等服务,为减少不必要诉讼、降低当事人诉累提供有力支持;拓宽司法服务渠道,探索基于法律知识自主学习和个性化交流互动的智能普法服务装备,提升诉讼和普法服务质效;深度分析用户诉讼行为,挖掘用户个性化需求,精准推送司法公开信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十六)支持管理者确保审判权力正当有序运行。推广完善庭审规范性自动巡查系统,确保审判活动有序、高效、规范,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升审判管理、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信息化水平,再造审判管理流程,推进审判执行与审判管理同步运行,实时智能化预警审判执行过程偏离态势,实现审判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探索建立全面覆盖审判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手段,有效监督和制约审判权的行使;构建面向司法公开、司法为民、司法管理的信息化评估体系,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
(十七)支持法院管理者提高司法决策科学性。运用大数据为司法决策服务,结合审判动态分析和司法统计智能分析,科学研判审判运行态势,科学调配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决策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运用海量司法案例资源,针对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案件,探寻新形势下司法规律,提高司法预测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关联运用案件与人事、行政、财务、后勤、装备和信息化等数据资源,建立信息化支持的人民法院综合管理分析评估改进体系,支持提高各级人民法院科学化管理水平。
(十八)支持党和政府部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度挖掘分析海量案件信息资源,监测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预判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趋势,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六、强化工作保障,促进持续健康发展
(十九)建立常态化经费保障机制。将智慧法院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积极争取建设经费并在预算中统筹安排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和日常运维服务经费,确保建设需求;统筹利用天平工程、财政专项、科研项目等多项资金渠道,建立经费动态调整机制,优化资金配置;探索采用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创新信息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法院信息化建设。
(二十)建立规范化安全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实施《人民法院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总体建设方案》,确保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体系同步发展;建立全国法院年度信息安全检查机制,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和防护,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全国法院人员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完善人员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机制;健全完善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安全保障机制,提高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日常防控、态势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二十一) 建立质效型运维保障体系。构建以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信息安全为支撑,以应急响应为保证的常态化运维保障体系,最大限度提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应用成效;建设推广可视化运维平台,实现对四级法院直至人民法庭的信息化运行质效可视化管理,为提高运行成效提供有力支持;从运维组织、运维管控、运维过程、运维资源四个方面建立信息系统运维保障评估方法,促进质效型运维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二十二) 建立专业化人才保障体系。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制定完善细则,督促贯彻实施,为智慧法院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
(二十三) 构建应用成效评估改进机制。开展法院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深度调研、评估指标设计、指数评估、问题分析和改进,提升人民法院信息化的建设水平和应用成效;加强审判执行业务应用、司法管理应用的使用培训,重点加强试点示范项目的总结和交流培训力度;整合全媒体宣传推广资源,建立多渠道、全方位的法院信息化推广宣传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已于2021年2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3日起施行。
2021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法释〔2021〕4号)
为正确实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
本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恶意。
第二条 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三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
(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
(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第四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
(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
(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
(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
(六)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
(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前款所称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
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第七条 本解释自2021年3月3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7年4月6日 法发〔2017〕9号印发)
本院各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已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院党组关于巡回审判、司法责任制、司法公开、网上办案等各项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巡回法庭审判管理工作,有效确保巡回法庭办案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巡回法庭示范效应,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此指导意见。一、收立案阶段
1.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各种方式采集再审申请人、申诉人、上诉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证件号码(身份证号、军官证号、护照号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等)、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引导上述人员选择接受电子送达,要求上述人员签署“送达地址、送达方式确认书”,提供被申请人、被申诉人、被上诉人联系方式等信息。
2.对于符合民事、行政再审申请或者刑事申诉立案条件的,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要求再审申请人或者申诉人提交再审申请书或者申诉状、原审生效裁判文书、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手续以及支持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理由的有关证据材料的电子文档。再审申请人或者申诉人未提交电子文档或者提交的电子文档不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员应当一次性告知其所需提供材料的规格和样式。对于确有困难无法自行提供电子文档的,工作人员应当指导扫描中心帮助制作电子文档。
3.对于二审案件,一审法院移送一审卷宗时,应当同时提供一审电子卷宗和上诉状、一审裁判文书、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手续、有关证据材料等上诉材料的电子文档。对于未按照要求提供电子卷宗的,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要求一审法院补充材料。对于未按照要求提供上诉材料电子文档的,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可以要求一审法院补充材料,也可以指导扫描中心制作。
4.巡回法庭应当积极引导民事、行政再审申请人和诉讼代理人依托互联网申请网上预约立案或者网上立案。再审申请人申请网上预约立案,或者诉讼代理人申请网上立案的,应当详细填录本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的信息,并上传本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的电子文档。对于已经在网上预约立案的,巡回法庭应当提供优先立案通道,由再审申请人在立案窗口提交诉讼材料原件,并签署“送达地址、送达方式确认书”。
5.信息中心应当建立稳定便捷的原审电子卷宗调取通道,支持巡回法庭工作人员根据接访和办案工作需要依权限实时调取辖区法院所有原审电子卷宗,并支持将原审电子卷宗自动导入办案平台。有条件的巡回法庭,可以会同辖区高级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专门的电子卷宗调取通道,实现与辖区法院信息化平台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巡回法庭应当督促辖区法院配合做好电子卷宗制作和调取等各项工作,确保从源头上解决网上办案难题。
6.自接收下级法院、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交的案件材料开始,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巡回法庭的所有工作均应依托信访系统或者办案平台进行,所有案件材料均应实现网上流转、网上审批、全程留痕,案件流程进展情况均应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主动公开。
7.立案时,立案工作人员应当准确完整填写办案平台中的案件当事人信息、原审案件信息、立案案由等各项立案信息。对于二审案件,立案工作人员应当填录所有案件当事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信息;对于审查类案件,立案工作人员应当填录申请再审、申诉一方当事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信息。案件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已经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立案工作人员应当填录诉讼代理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信息。
8.除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审限的案件外,巡回法庭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办理请示案件。巡回法庭认为确实需要办理请示案件的,应当在立案前向审管办提交报告并说明理由。审管办会同立案庭、研究室及相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后,认为应当由巡回法庭审理的,巡回法庭可以立案。
9.分案工作依托办案平台进行,应当坚持随机、均衡、自动的基本原则,不再采用手工分案方式。巡回法庭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向审管办提出本庭详细的随机分案规则,经审管办审核后交信息中心办理。分案规则应在确保本庭主审法官办案工作量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尽量简单、可行。各巡回法庭随机分案规则向全院公开。
10.各巡回法庭应当指定一名庭领导负责确认和调整分案。确定合议庭成员后,原则上不应变更合议庭成员。因特殊需要必须变更合议庭成员的,应当层报负责调整分案的庭领导审批。调整分案情况通过办案平台向全庭所有人员公开,并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公开。
二、审理阶段
11.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信息发生变化的,主审法官应当指导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及时在办案平台予以变更。对于审查类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应当采集、填录被申诉人、被申请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信息。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当事人又委托、增加、变更诉讼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送达地址等发生变化的,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应当及时采集、填录、更新上述信息。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应当通过查阅案卷、联系下级法院、联系人民检察院等途径完成上述信息的采集工作。
12.合议庭成员确定后,书记员应当依托办案平台及时制作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呈报承办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签发后,提交总值班室电子签章。书记员应当及时向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文书和材料,并在办案平台及时填录送达信息。对于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同意接受电子送达的,以上文书及材料应当采用电子送达方式。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跟踪电子送达状态,并通过适当方式督促、指导受送达人及时接受电子送达,下载、查阅电子送达的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未接受电子送达的,及时采取其他方式进行送达。有条件的巡回法庭,可以探索由诉讼服务中心统一完成送达和电子送达工作,确保送达工作规范高效。
13.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收到的证据材料,由承办主审法官负责指导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同步扫描形成电子文档,并上传办案平台。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应当依托办案平台完成各种笔录、报告、裁判文书的整理与起草工作,或者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及时上传办案平台。
14.合议庭成员确定开庭时间后,一律由书记员通过办案平台预订法庭。对于庭审直播案件,由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准备案情简介,通过办案平台报承办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审批后提供给庭审直播平台运维人员。预订法庭后原则上不应变更庭审时间和庭审地点。确实需要变更的,书记员应当及时主动向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作出解释说明。庭审直播预告发布后,庭审需要改期的,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及时指导书记员通过办案平台进行取消庭审和预订法庭的操作,系统自动发布庭审改期公告。
15.对于庭审直播案件,应当在开庭通知书、传票中告知检察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庭审直播的有关情况。检察机关或者案件当事人通过书面形式申请不进行网络直播,经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承办主审法官通过办案平台填写《最高人民法院庭审不进行网络直播审批表》,层报庭长审批同意,可以不直播。
16.庭审直播预告发布后,出现撤诉、调解等特殊情形的,承办主审法官应当通过办案平台填写《最高人民法院取消庭审网络直播审批表》,层报庭长审批同意后,系统自动发布取消庭审直播的公告,并载明取消理由。
17.庭审开始时,书记员负责操作科技法庭系统、庭审直播系统,庭审网络直播自动进行。庭审网络直播过程中,出现不适宜直播的特殊情形的,审判长有权决定中断庭审直播。书记员根据审判长的指令,进行相应操作。中断直播的事由消除后,审判长应当指令书记员恢复庭审直播。中断直播的事由无法消除,或者庭审出现确不适宜继续直播的情况,审判长有权决定终止庭审直播。中断、恢复、终止直播的,应当记入开庭笔录。终止直播的,审判长应当在庭审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说明,经巡回法庭庭领导审批,报审管办和新闻局备案。
18.提交合议庭评议前,承办主审法官应当提炼出案件的争议焦点及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依托办案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平台等,对我院已经审结的涉及相同、相似争议焦点或者法律适用问题的类似案件,以及我院已审结或者正在审理的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形成“类案及关联案件检索报告”,及时上传办案平台。检索类似案件及关联案件有困难的,可以报巡回法庭庭领导审批后,向审管办提出需求,由审管办协同院本部有关审判业务部门、研究室及信息中心帮助完成此项工作。
19.提交合议庭评议前,承办主审法官应当确保所有案件材料的电子版已上传办案平台,以便其他合议庭成员在合议前依托办案平台详细查看拟合议案件的电子卷宗。
20.巡回法庭要建立和完善主审法官会议机制,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主审法官会议议事规则,报审管办备案。主审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应当及时上传办案平台,并入卷备查。对于所有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巡回法庭均须先行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并经巡回法庭庭长批准。
21.合议时,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对案情进行全面客观的介绍,并详细汇报类似案件及关联案件的检索情况,提出裁判意见。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和观点须陈述理由,不得只讲观点不讲理由或者简单附议他人意见。一般情况下,合议庭应当遵循我院业已形成的裁判规则和尺度,如拟处意见与我院既有裁判规则和尺度不一致,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主审法官会议认为应当改变我院既有裁判规则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查询到的我院同类案件之间存在裁判标准和尺度的重大差异,巡回法庭可通报审管办,由审管办报请院领导将差异案件所涉法律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以确定应当遵从的裁判规则。
22.合议时,书记员应当依托办案平台对合议过程进行记录,或者在合议后及时将合议笔录上传办案平台,依次送交合议庭成员签署。合议模块开发完成前,书记员应当及时将合议笔录的电子版及合议庭成员签名原件的扫描件上传办案平台。
23.对于在办案件,巡回法庭庭领导应当依托办案平台加强巡查,强化对案件质量和效率的管理。对于以下四类案件,巡回法庭庭领导有权要求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2)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3)与本院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庭领导对上述四类案件的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将案件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
24.巡回法庭办理请示案件,合议庭作出答复或者批复前,应当提交本庭主审法官会议讨论。主审法官会议讨论情况应当报审管办备案。
25.案件审理期限的变更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及司法解释进行。对于符合扣除审限、延长审限条件的,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及时通过办案平台提出申请,层报庭领导审批。审限扣除、延长的时间、理由等均将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自动同步向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公开。
三、结案阶段
26.裁判文书签发后,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及时指导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对裁判文书进行认真校对、纠错、排版后,提交总值班室电子签章。总值班室签章后,承办主审法官可以打印裁判文书,安排书记员及时开展送达工作。书记员应当在办案平台中及时准确填录送达方式、开始送达时间和完成送达时间。送达工作开始后,承办主审法官可以在办案平台中结案。结案时,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准确填录结案方式、结案案由等案件信息,准确选择结案裁判文书。案件结案后,相关信息原则上不允许修改。确实需要修改的,应当通过办公平台报庭领导和审管办审批后交信息中心办理。
27.裁判文书送达后七个工作日内,承办主审法官应当及时完成裁判文书上网前技术处理及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公告送达的,公告送达开始后即可以将有关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四、其他事项
28.一般情况下,巡回法庭不得出台指导性意见、指导性案例以及其他司法政策文件。巡回法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首先提交主审法官会议讨论。主审法官会议讨论通过后,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该指导性意见、指导性案例以及其他司法政策文件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对外统一发布。
29.巡回法庭庭领导应当加强对本庭案件质量和效率的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评查,研究发现和解决制约本庭审判质效的普遍性、深层次问题。庭领导应当明确和细化本庭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本庭审判业绩评价体系,使审判业绩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客观真实、公开透明。
30.巡回法庭应当确定一名庭领导专门负责推动网上办案工作,并指定一名联络员协助庭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在推动过程中:要组织得力人员,深入了解掌握本部门人员规范使用办案软件、落实网上办案具体要求的实际情况,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并及时汇总办案人员对软件的修改完善意见和具体需求,通过联络员及时反馈审管办、信息中心。
31.巡回法庭要根据部门工作实际,将办案人员开展网上办案的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与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诉讼服务人员个人的评优评先等挂钩。审管办将通过办案平台对各审判业务部门开展网上办案的情况进行评查,评查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32.庭审结束后,庭审录像即向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公开。电子卷宗正卷无论是否归档,均向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公开。查阅庭审录像的,由诉讼服务中心在核实查阅人员身份信息后直接提供;查阅已归档电子档案的,经承办主审法官和档案管理部门批准后提供查阅;查阅未归档电子卷宗的,经承办主审法官批准后提供查阅。对于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申请阅卷的,优先提供电子卷宗查阅服务。一般情况下,应当允许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通过互联网查阅案件卷宗。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申请查阅纸质卷宗的,应当在诉讼服务中心进行。书记员应准备好案件正卷,经核对身份证件及代理权限后提供查阅,并安排专门人员监督阅卷。
33.巡回法庭应当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扫描中心,聘请专业化社会服务团队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承办主审法官提供扫描服务。档案部门应当明确网上办案情况下诉讼卷宗归档的具体操作规程。
34.行装局、信息中心应当充分保障办案平台升级改造、电子卷宗生成设备配备、电子卷宗深度应用功能开发及购买专业化服务所需资金。应当提供充足内外网网络带宽,不断优化系统间接口性能,提升系统间信息共享和融合水平,着力保障信息化系统的稳定性和易用性,并通过配置高清宽屏显示器、高性能内外网办公电脑、保密远程无线办公设备等,进一步改善法官网上办案条件,为法官充分利用电子卷宗提供软件、硬件的同步支持。
35.各巡回法庭已经制定的审判管理文件及办案工作流程,与本指导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指导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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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二十三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二十三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
(2021年9月)
一、民事公益诉讼
(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1、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卫某垃圾厂、李某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锰业有限公司等跨省转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3、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4、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某固废处置公司等进口“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5、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福建省安某康船务有限公司等非法采砂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6、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肖某开、肖某波违法占用溶洞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
7、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8、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食品药品安全
9、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诉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非法销售假药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英烈权益保护
11、湖南省常德市检察院诉唐某成侵害刘磊烈士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产品质量安全
12、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诉蔡某某等销售伪劣口罩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行政公益诉讼
(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1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4、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5、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履行自然保护区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6、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7、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林业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8、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渔业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19、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矿山环境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二)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0、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财政补贴资金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21、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国有土地出让金追缴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三)安全生产
22、陕西省宁强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尾矿库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四)文物保护
23、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一、民事公益诉讼
(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1.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卫某垃圾厂、李某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固体废物污染 财产保全 先予执行
【要 旨】
检察机关加强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与刑事检察职能衔接,提高案件调查取证效率和质量。探索运用诉前财产保全和诉中先予执行程序,保障受损环境得到有效修复。
【基本案情】
个人独资企业广州市花都区卫某垃圾综合处理厂(以下简称卫某垃圾处理厂)设立于2005年10月,2007年1月起,李某强担任该厂实际投资人、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李某组织工人将未经处理的原生垃圾及筛下物非法倾倒、填埋于厂区山体。垃圾倾倒、堆砌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在上面堆一层浮土,用机器压平,然后再堆上垃圾,近十年时间,形成一座“垃圾山”,直至2016年8月被花都区环保局责令停业,倾倒区域植被严重破坏,土壤、地下水污染短期内难以自然恢复。
【调查和诉讼】
2017年2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下称花都区院)在审查刑事案件中发现本案线索,因案卷显示案情复杂、涉案环境损失较大,遂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下称广州市院)报告。2017年9月,广州市院成立两级院办案组,启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于2017年9月29日发出诉前公告。在调阅刑事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办案组采取现场走访、专家咨询、实地丈量和无人机航测等措施开展调查,初步判断垃圾数量、污染程度、造成损失远超违法行为人供述。经充分研讨后,花都区院委托广东省地质测绘院对涉案场地垃圾数量进行测算,委托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对垃圾方量的内容、数量、比例等指标作进一步区分和细化,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涉案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经测算勘察和鉴定评估,受污染场地面积约3.88万平方米,垃圾倾倒量约39.3万立方米,重量24.78万吨,将涉案场地恢复至基线状态需生态环境修复费用8425.5万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714.35万元。
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确保生态环境修复,2018年7月16日,广州市院依法建议对卫某垃圾厂、李某强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查封李某强名下全部财产超过一千万元。2018年7月27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7年9月12日,花都区院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五个单位分别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查处涉案违法行为。各行政机关全部采纳建议内容,及时启动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工作。历时3年,共清运固废及固废污染土壤170多万吨,清理渗滤液26000多立方米。基于当地政府已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修复,法院采纳广州市院《先予执行意见书》,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裁定,裁定先予执行两被告名下财产,用于支付修复费用。
基于生态环境实际修复费用已由政府采购合同所确认,广州市院于2020年7月7日变更诉讼请求为卫某垃圾处理厂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服务功能损失费、鉴定评估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1.31亿余元,李某强在企业对上述费用不能清偿时承担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庭审中,李某强提交书面忏悔书,表示愿意采取一切补救措施,配合做好环境修复工作。2020年9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查封财产已全部划扣、拍卖用于支付修复费用,两被告在广州日报刊登道歉声明,向社会公开道歉。目前,涉案场地垃圾已清除完毕,基本实现复绿。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诉前采取措施冻结被告千万资产,确保判决“不打白条”;通过督促当地政府先行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场地进行整治,探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先予执行程序,保障环境修复执行落实到位。依托两级检察院一体办案,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案件同步审查、证据互通转化,刑事侦查搜集的证据为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实基础,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生态环境损失证据对准确认定犯罪行为也起到支撑作用,推进受损环境及时修复、警示震慑潜在污染者。
2.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锰业有限公司等跨省转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跨省转移危险废物 全链条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 调解
【要 旨】
针对跨省转移危险废物造成环境污染案件,检察机关支持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磋商未能达成赔偿协议且行政机关不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参与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各环节全链条违法行为人污染环境的公益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在没有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广西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某化工(防城港)有限公司主动联系柳州市某物资有限公司、东莞市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防城港某运输有限公司收集、交易废硫酸,熊某某居中介绍,将珠海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方某能源有限公司、钦州某石化有限公司等单位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硫酸销售给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并由广州某石化物流有限公司、贵州某运输有限公司、何某、关某某等安排车辆运输到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厂区。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共收集、贮存废硫酸15008.89吨,贮存于该公司厂区自建的储罐中。2017年5月12日,该公司自建储罐因倒塌导致罐体破裂,罐内废硫酸现场发生泄漏约1100吨,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经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涉案的废硫酸为具有腐蚀性特性的危险废物,该泄漏事故对土壤、周边水质及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造成损失7035.05万元,其中应急处置费1235.30万元,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费用5799.75万元。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约5.5万吨酸泥被转移到钦州市某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待进一步无害化处置。
【调查和诉讼】
该案刑事案件部分被高检院和原环保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2017年9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钦州市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并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主动联系并发函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工作,对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及时妥善处置事故应急处置中产生的酸泥,避免二次污染事故发生等。经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第三方出具修复方案,明确修复费用为5007.05万元,其中应急处置阶段投资费用1252.26万元、暂存于填埋现场的硫酸泥处置费用为3754.79万元。因本案造成损失大、违法行为主体多,各违法行为主体持推诿、观望态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未能达成协议,受损公益仍未得到有效修复。生态环境部门复函检察机关表示其暂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条件,建议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3月22日,钦州市院经诉前公告程序后,依法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和3名自然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损失7035.05万元和承担鉴定费134.1万元;在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诉讼费用。
审理期间,珠海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钦州某石化有限公司申请调解。法院经与本案所有涉案主体进行沟通,最终明确除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无赔偿意愿、一名违法行为人无法取得联系外,其他违法行为主体均有赔偿意愿。经协商,珠海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12名违法行为主体愿意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550万元。钦州市检法两院将与违法行为主体沟通赔偿的情况反馈给生态环境部门,经研究认为调解赔偿金额可以确保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在确保本案受损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的前提下,钦州市院与珠海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和2名自然人达成调解,上述违法行为人通过分期赔付的方式共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550万元,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2020年5月9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同年6月9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钦州某锰业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475.05万元及承担鉴定费131万元,关某某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两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内通过《钦州日报》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均得到法院的支持。
目前,珠海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12名被告已赔付到位4015万元,钦州市政府也已组织召开协调会议,并确定酸泥无害化处置的实施单位,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与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协作,并以检察公益诉讼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补位兜底,探索将有调解意愿的被告与无调解意愿的被告分别处理,同意有赔偿意愿的企业分期赔付,既兼顾了其自愿负担环境污染责任的意愿,也符合不同被告的实际财产状况以及经营状况,在追究违法责任的同时也给企业发展机会,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和促进企业依法经营持续发展,同时保障案件的监督效果。
3.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黄河生态保护 民事调解 替代性修复
【要旨】
检察机关主动服务黄河保护国家战略,以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法排污主体的公益损害责任,在向企业主张生态修复费用时,通过分期支付、替代性修复等形式,有效促进环境治理修复,并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6年,山东省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河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分别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1195.5吨、629.98吨工业含酸废水交给无处置资质的寇某汉、寇某伟,两人将其中绝大多数废水非法倾倒进河南省范县城市污水管网,部分残存废水存于某厂区罐体内。因范县污水处理厂不具备处理工业含酸废水的能力,废水排入黄河的支流金堤河内,对金堤河造成严重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鉴定,工业含酸废水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2017年7月14日,范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追究了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刑事责任。
【调查和诉讼】
范县人民检察院发现该案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且公益损害较大,遂将该线索上报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濮阳市院)。濮阳市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经公告未有相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濮阳市院依法调取了涉案公司的经营资质、股东变更、近几年的税务缴纳明细、被行政处罚等情况,并深入其公司暗访,了解其经营情况。查明二公司均正常生产经营,具备赔偿能力,遂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进入范县污水处理厂现场调查,查看污水处理流程,并调取案发时段污水处理的相关技术指标,与以往非污染时段进行比对,确定指标异常程度;在金堤河的污水排入口、金堤河附近渗坑进行现场勘查,查看污染面源范围及渗坑经过污水渗透后的环境情况。经委托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根据虚拟治理成本计算法,综合本案的污染面积、社会治理成本、应急处理费用、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的时间等因素,认为应当按照生态环境损害的三倍来计算赔偿数额。
2018年11月13日,濮阳市院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化工公司将地表水环境造成的损害恢复原状或承担治理费用1075.9032万元,赔偿因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的财产损害11.6155万元、应急处理费89.6846万元;判令生物公司将地表水环境造成的损害恢复原状或承担治理费用526.0968万元,赔偿因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的财产损害5.6797万元、应急处理费43.8541万元,罐体内残留废液处理费13.6440万元;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19年7月9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围绕两被告是否明知他人无处理资质仍委托处置、交付的工业废水是否为废酸类危险废物、范县污水处理厂是否具有处理废酸的能力、金堤河环境受损害的程度以及修复环境所需的修复费用等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本案审理期间正值新冠疫情暴发,两公司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主动向法院申请调解,濮阳市院为响应“六稳”“六保”、尽快复工复产的政策要求,以全部实现公益诉讼请求为基础,同意进行调解。2020年4月10日,经法院主持,濮阳市院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化工公司分二期支付治理费用459.9345万元和358.6344万元,生物公司分二期支付治理费用224.8994万元和175.3656万元;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如二被告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明显降低环境风险,其技术改造费用可以申请抵扣赔偿费用,二被告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费亦可申请抵扣。2020年11月20日,二公司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截至目前,化工公司已支付各项赔偿金459.9345万元;生物公司已支付各项赔偿金224.8994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针对跨省非法倾倒工业废水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检察机关在办案时,既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被告申请调解并愿意积极赔偿、主动修复生态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同意调解,并协同法院积极探索分期赔付、购买环境责任险、技改升级等折抵赔偿费用,增强高风险化工企业修复生态环境能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4.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某固废处置公司等进口“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进口固体废物 消除危险 连带责任
【要 旨】
检察机关运用一体化办案优势,通过跨区域取证、聘请专家辅助人、委托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固定证据,追加源头企业为被告,成功追究污染者对“洋垃圾”无害化处置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改变了由政府为污染者买单的困局,为“洋垃圾”治理提供了检察方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宁波某贸易公司、黄某某、薛某在明知铜污泥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通过制作虚假报关单证的方式为郎溪某固废处置公司进口铜污泥138.66余吨。上述固体废物被上海海关查获后滞留港区,无法退运,海关代为处置手续繁杂,固废持续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安全。2018年9月1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宁波某贸易公司、黄某某、薛某均因走私废物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调查和诉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三分院)从刑事案件中获取该线索后,认为涉案固体废物如不进行无害化处置,将会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污染,遂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调查。立案后,三分院邀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协助办案,证实涉案固废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委托第三方上海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和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确定涉案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和处置费用;涉案固废进口单位在浙江,进口港为上海,加工利用企业在安徽。三分院分别走访调查了源头企业、上海海关等多家单位,决定将购买固废的安徽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固废处置公司)与宁波某贸易公司、黄某某、薛某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促进固废进口的源头性治理。
经民事诉前公告,未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三分院于2020年6月27日向三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四被告连带偿付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费用人民币105余万元。
同年9月6日,三中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主要围绕以下争议焦点展开:一是各被告是否要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方式。二是本案的处置方式及费用是否合理。三分院认为,四被告在明知铜污泥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分工合作,由某固废公司确认进口货物并支付了货款、薛某在境外组织货源、宁波某贸易公司制作虚假报关单证、黄某某负责报关和国内运输,四被告在购买和进口固体废物中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铜污泥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没收,无法退运,根据相关法规应作无害化处置。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及价格认定中心均为专业机构,对处置费用做出的意见合法合理。三中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某固废处置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20年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三分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派员出席法庭。除了一审争议焦点外,二审还围绕涉案固废被海关查扣是否还应承担公益损害责任进行辩论。检察机关认为,对于非法入境的固体废物,即使因被查扣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违法者仍负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因铜污泥已无法退运,为避免环境污染隐患而需要委托有关专业单位无害化处置,相关费用属于为消除危险而产生的处置费用,上诉人与其他各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处置费用得以执行到位,上海海关委托专业单位代为处置了涉案固体废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取证,将实际进口“洋垃圾”者列为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从刑事和公益诉讼程序全面追究了走私“洋垃圾”的刑事责任和公益损害责任。对于非法入境而滞留境内的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是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污染者对处置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增加源头企业违法成本,让纳税人不再为违法者“买单”,彻底打击非法进口“洋垃圾”牟利的行为。
5.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福建省安某康船务有限公司等非法采砂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海洋保护 非法采砂 专家意见 等值分析法
【要 旨】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虽然未直接盗采海砂,但违法加装采砂设备出租他人盗采,或者配合盗采、同步承运海砂,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所有违法者的公益损害责任,并督促行政机关注重并加强查处“船主”的违法行为,促进对非法采砂产业链的全面打击。
【基本案情】
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经走访海洋行政执法部门了解到,行政执法部门一般只对盗采海砂直接行为人作罚款处理,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俗称“船主”因能提供租船合同往往未被处罚,违法成本低及“船主”实际参与非法采砂却不受法律制裁是非法盗采海砂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调查和起诉】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海南二分院)对盗采海砂行政执法案件进行梳理,选定8件案件立案审查。经调查,“安某康3699”“安某康689”号船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为福建省安某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康船务公司)、康某某和林某某,经营人为安某康船务公司,船舶类型为自卸砂船。船上加装有自吸式采砂设备,系安某康船务公司擅自加装,未经检验备案。安某康船务公司明知承租人非法采砂,仍将船舶分别出租给李某某、吉某某、文某某和陈某某等四人。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李某某等四人利用上述两船在海南西部海域盗采海砂共计11700m3,分别被处予4.9万的罚款。“飞某6”号船登记的船舶类型为散货船(客货运),经营人为南京飞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某海运公司)。该船预先锚泊在海南省东方市墩头湾附近海域,2018年11月11日晚,接收钟某某利用小船过驳盗采的海砂时被海警查获。经查,钟某某过驳海砂3666m3,被处以4.9万元罚款。飞某海运公司未被处罚,但未能提供货物运输合同等正常运输经营凭证。
海南二分院组织省海洋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及海南大学等单位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一致认为非法盗采海砂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包括海洋生物资源直接损失、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地形地貌改变、海岸线后移的潜在危险、海水水质和沉积物污染及其他损害,但由于数据较少,上述损害一般难以鉴定。7位专家提供了综合评估意见,认为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沿海工程环评报告以及国内的类似判决,采用等值分析法,可以将盗采1000m3海砂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失评估为126325元,8件案件损失合计288万元。2019年11月,海南二分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安某康公司、飞某海运公司等“船主”承担非法采砂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5月至6月,海口海事法院相继对8件案件作出裁判。涉及安某康船务公司的4件案件调解结案,该公司全额支付了赔偿款。飞某海运公司被判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认为,飞某海运公司虽不直接实施采砂行为,但对海砂合法性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配合夜间过驳,构成共同侵权。飞某海运公司以未区分连带赔偿责任内部份额为由提出上诉,2020年11月1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赔偿款已执行到位。
2020年12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向省委政法委提交专题报告,并向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海警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注重并加强查处“船主”实际参与盗采海砂违法行为;建议优先适用2010年颁布的《海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77条有关非法采砂的处罚标准,相比适用2008年颁布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第36条相关标准更有利于惩治打击猖獗的非法采矿违法行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批示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回复称,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
【典型意义】
非法盗采海砂屡禁不止,未全面打击非法盗采产业链是重要原因。检察机关针对“船主”实际参与盗采行为进行调查,抓住了关键环节;查明“船主”违法加装采砂设备出租他人盗采,或者配合盗采、同步承运违法事实,依法追究其公益损害责任。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资源损害鉴定难度大、费用高,可以根据主管机关和专家意见,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和环境修复费用。检察机关不就案办案,深入分析非法采砂行政执法及治理存在的问题,通过专题报告和检察建议进行监督,推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标准,促进完善制度机制,形成了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聚合效应。
6.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肖某开、肖某波违法占用溶洞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喀斯特溶洞资源 虚拟治理成本法 专家出庭
【要 旨】
针对溶洞生态环境损害难以量化的问题,检察机关借助“外脑”“智库”,在立足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采用虚拟成本计算法确定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探索替代性生态修复措施。以一案推动类案,破除行业专业难题,助推市域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喀斯特溶洞既是蛇虫、蝙蝠、鱼虾等动物和蕨类、菌类等植物的天然栖息地和生长地,也是锡、锰、镁、铝等矿藏甚至镭、铀等稀有元素的聚集地,还是地下水资源的存储室和天然恒温仓库,具有不可替代的环境功能价值。2015年底,原贵州省习水县习酒镇八一村总支书记肖某开与其子肖某波,在未取得任何建设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占用观龙山天然溶洞及周边山林、土地,修建观龙潭山庄,并对侵占的土地挖掘、硬化,在溶洞内修建娱乐设施、酒窖,山庄外修建围墙、大门等设施。其间,国土、住建、水务等行政机关多次责令其停止违法建设行为,但肖某开、肖某波仍建成观龙潭山庄并对外营业。
【调查与诉讼】
2019年10月,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肖某开、肖某波涉嫌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罪一案中,发现两人违法占用天然溶洞修建山庄破坏生态环境的民事公益诉讼线索,按程序报送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遵义市院)审查。遵义市院于2019年11月15日依法立案审查,经公告,未有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遵义市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听取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见,对该案线索分析研判后,认为肖某开、肖某波违法占用溶洞、土地资源修建观龙潭山庄、酒窖的行为,破坏了溶洞的生态环境。因涉及岩溶、暗河、植被等专业问题,遵义市院委托贵州省地矿局102地质大队对损害进行评估并出具《生态修复评估报告》,确认肖某开、肖某波采取硬化、浇灌、碎石、构筑、添附等方式违法改造观龙潭溶洞,改变了洞内天然构造和空间形态,造成部分石芽、钟乳石永久性损毁,影响洞内由水、气候形成的微环境和洞生动植物、微生物的栖息生长环境,破坏洞穴生态系统功能和附加的景观、美学、科考、旅游等价值,生态环境修复成本为1606294.59元。同时,针对违法排污对地下河水、土壤造成的污染,以虚拟成本计算法评估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费为79613.8元。2020年5月27日,遵义市院依法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肖某开、肖某波共同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拆除违法修建的“观龙潭山庄”,按照修复方案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如不能自行修复,则承担生态修复费用1606294.59元;共同赔偿违建设施观龙潭山庄经营期间排污造成的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费79613.8元;共同承担地质环境损害及生态修复评估费128000元;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遵义市院派员出庭并进行了多媒体示证,申请某高校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就《生态修复评估报告》的科学合理性发表专家意见。同时,双方围绕具有专业资质但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生态损失的依据、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受损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能否认定等焦点问题展开质证和论辩。检察机关认为贵州省地矿局102地质大队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所做评估报告经第三方专家出庭认可,应予以采纳。且根据相关规定,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可计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肖某开、肖某波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恢复原状、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民事责任,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习酒镇人民政府等组成联合工作队于2021年5月12日对观龙潭山庄进行强制拆除,目前已拆除并完成生态修复,遵义市院通过审查拆除及生态修复机构资质、现场监督、委托第三方有资质机构对拆除及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方式对执行过程进行监督。
遵义市院针对本地溶洞资源丰富地域特点,以本案为范本,在全市开展了溶洞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已办理涉及溶洞、暗河等资源保护公益诉讼6件,达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以一案推动类案办理的作用。
【典型意义】
溶洞资源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其所附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当前尚没有健全规范的保护制度,随意侵占、破坏溶洞资源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检察机关立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现场勘查、专业机构评估、专家证人出庭等方式,科学确定公益损害后果,提出合理诉讼请求,切实保护好本地独具特色的溶洞资源。
7.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兴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盗采海砂 期间损害 生态修复
【要 旨】
盗采海砂不仅涉嫌犯罪,且造成海床损害,破坏特定海洋物种生存环境,导致生物多样性期间损失和生物资源损失,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委托专业性鉴定机构对海洋物种损害进行评估鉴定,精准提出生态修复方案。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29日至5月11日,被告李某兴、苏某冬、杨某春、苏某兰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以航道清淤的名义,用采砂船多次在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东侧海域采挖海砂,累计采砂22944.15立方米,销售22200立方米,销赃数额人民币865800元,尚有744.15立方米海砂(经鉴定价格为人民币39440元)因被查处未能销售。被告时某某在明知苏某冬、李某兴等人系非法采矿的情况下,事前通谋,并以人民币60万元多次收购海砂10300立方米用于销售。
【调查和诉讼】
2018年12月,在办理李某兴等人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灌南县院)发现行为人盗采海砂持续时间长、损害数额大,可能对海床造成破坏,进而导致海洋生物损害,破坏海洋生态,损害公共利益,于2019年1月11日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经公告,未有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灌南县院针对海床损害和海洋生物资源损害两方面分别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和江苏海洋水产研究所两家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经鉴定,李某兴等人行为破坏海床结构稳定性和水源涵养恢复,并对海洋生物资源和受损海床生物多样性造成期间损害,损失共计90.8万元。
2019年5月23日,灌南县院向灌南县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决被告赔偿损失90.8万元,承担评估费用12万元,在江苏省省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2019年6月11日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被告方认为,本案所采海砂并非海洋海床结构海砂,采砂行为未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检察机关从本案非法采砂所处地点、采砂行为对水文环境造成的损害、采样方法、采样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举证和辩论。2020年10月20日,灌南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行为人在海砂禁采区和生态红线保护区海域采砂,采砂行为影响该区域水文动力环境,冲砂洗砂过程中形成局部区域含沙量骤升会对海洋水质产生影响,危害海洋生态系统,判决支持灌南县院全部诉求。
灌南县院通过办理本案发现,灌河流域存在大量非法小码头,客观上加剧了盗采海砂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2018年10月31日,灌南县院向本县港口建设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拆除非法小码头56处,恢复灌河岸线22.2公里。
【典型意义】
盗采海砂不仅会对海床造成破坏,而且破坏海洋浮游生物和微生物资源,会对脆弱的海洋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盗采海砂犯罪行为的同时,应当对盗采海砂行为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进行调查,通过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盗采海砂造成的生态损害、盗采海砂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方案,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盗采海砂行为人对遭受破坏的海洋生态进行修复。检察机关办案中注重发现行政监管漏洞,通过行政公益诉讼促进社会治理。
8.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青海湖生态环境 增殖放流 专家意见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破坏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增殖放流替代性方式修复公益,提高公益修复的执行度,保护青海湖生物多样性。
【基本案情】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继续对青海湖实行封湖育鱼的通告》,封湖育鱼期从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5月30日,李某某雇佣张某某驾驶的金杯牌白色面包车,搭载李某良、李某龙携带捕鱼工具至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青海湖湖区,非法捕捞水产品901.7公斤。经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委托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系青海湖裸鲤。
【调查和诉讼】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24日对本案线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审查。为合理确定生态修复诉求,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农业农村厅多次召开研讨会,就出具青海湖裸鲤生态价值评估报告和增殖放流所需费用组织专家论证,听取相关单位意见。经评估论证,提出以增殖放流青海湖裸鲤的费用作为修复受损生态所需的赔偿标准。省农业农村厅所属省农牧业工程项目咨询中心在综合计算人工培育青海湖裸鲤的成本、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对青海湖造成的生态污染成本,核算增殖放流修复偷捕青海湖裸鲤种群的替代价格等项目的基础上,出具了《偷捕对青海湖裸鲤资源造成损失的评估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农业农村厅为此建立了年度评估长效机制,为办理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专业性依据和统一索赔方式。依据年度评估报告,李某某等人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共计901.7公斤,应放流鱼苗90170尾,共需费用人民币126238元。
2019年10月30日,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某等四名被告共同承担增殖放流费用126238元;判令四名被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同年11月27日,本案开庭审理。庭审中,公诉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宣读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年度评估报告、过称笔录等证据,证实了李某某等四名被告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的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破坏了青海湖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四名被告当庭表示无异议,并愿共同承担增殖放流费用。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四名被告当庭通过庭审直播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主动全额缴纳增殖放流费用126238元。该笔款项在上缴财政后,以拨款方式拨付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由其代为增殖放流。
【典型意义】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泊、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裸鲤是湖中的稀有物种,是青海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非法捕捞裸鲤案件频发的现状,为节约鉴定时间和诉讼成本,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以专业评估替代司法鉴定,通过与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关于偷捕对青海湖裸鲤资源造成损失进行年度动态评估的长效机制,明确投放的鱼苗尾数和每尾鱼苗的放流成本,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实现了以低成本、高效益、可执行的模式修复特定区域的生态损害。
(二)食品药品安全
9.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诉刘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 十倍惩罚性赔偿 社会治理
【要 旨】
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探索提出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在依法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让其承担巨额惩罚性赔偿民事责任,使其痛到不敢再犯。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刘某某、纪某某通过互联网购买淀粉、荷叶提取物、橙子粉等原材料及国家规定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盐酸西布曲明,自行生产加工减肥胶囊、果蔬酵素粉等食品,并通过百度贴吧、微信、QQ发布销售广告,直接或经中间商转手出售给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有毒、有害食品流入浙江、陕西、安徽、湖南、河北等全国多地消费市场,销售价款达1317451元。
【调查和诉讼】
2019年10月,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松阳县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刘某某、纪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的行为可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公告,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松阳县院成立办案组,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深入查明非法生产销售的网络链条、涉案食品流入消费市场等事实,同时围绕销售金额认定、违法者是否明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等公益损害责任认定的关键要素开展取证;邀请法学专家共同对检察机关请求权基础等问题进行论证,厘清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请的法律依据。
2020年7月10日,松阳县院向松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刘某某、纪某某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诉请判令共同支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13174510元。庭审中双方就违法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害风险、销售价款认定、责任承担等焦点展开激烈辩论。8月21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对检察机关诉请支付销售价款十倍赔偿金13174510元的主张全部予以支持。刘某某、纪某某不服该判决,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庭审中,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与松阳县院同时派员出庭履职,进一步阐明检察机关提出十倍惩罚性赔偿诉请的法律依据、必要性等问题。11月2日,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转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对查明确属被告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对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实施排查。检察机关对非法销售链条上的其他违法者持续调查,陆续追究8名中间商的刑事、民事责任。同时,松阳县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网络销售及线下食品安全监管漏洞,牵头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出台《关于建立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深化“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联动,推动形成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合力。截至目前,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189件,移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食品安全领域案件11件22人,净化了当地食品安全环境。
【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非法添加盐酸西布曲明等禁用成分的食品,严重危害众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综合发挥刑事公诉和民事公益诉讼多元职能作用,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违法生产、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办案回应广大消费者的关切,破解不特定消费者难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难题。同时,本案以司法判决形式明确了检察机关诉讼主体资格、违法链条各环节违法者责任承担、销售价款认定及十倍惩罚性赔偿具体适用等法律实践问题。检察机关推动构建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行政执法”联动配合协作机制,织密了安全防护网。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诉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非法销售假药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假药 工业氧 惩罚性赔偿
【要 旨】
违法行为人将工业氧冒充药品医用氧非法销售,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及健康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违法者承担销售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新疆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是一家经营多种气体生产、销售的公司。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某公司在只取得医用气态氧生产经营许可手续,未取得医用液态氧生产经营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从工业氧生产企业以每吨200元左右的价格购进工业液氧,经公司相关人员非法伪造、变造医用液氧出库单、检验证明等手续后,多次将工业液氧冒充医用液氧,以每吨3000元(其中运输费用约每吨2000元)左右的价格,非法销售给伊犁州直9家医疗机构,销售金额达5140403.2元。
【调查和诉讼】
2020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伊犁州院)在办理某公司、张某某等4人非法销售假药罪一案中,发现案件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理。为确定工业氧非法冒充医用氧使用后会对患者造成的危害,办案检察官向伊犁州友谊医院等3家医疗机构的5名医疗专家进行了咨询,5名专家均认为,工业氧是一种工业产品,而医用氧系医用药品,其生产、储存等均有一系列严格规范。工业氧冒充医用氧使用后,生产中产生的杂质、有害气体等进入人体后必然会对患者造成健康损害。经民事诉前公告,未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伊犁州院于2020年8月5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某公司承担非法销售额三倍共计15421209.6元的惩罚性赔偿,并在伊犁州级媒体上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20年12月11日,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经法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不法商家无视患者生命健康,以工业氧冒充医用氧,侵害了广大患者的知情权和健康权,检察机关在追究相关行为人刑事责任基础上,对涉案公司提起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并根据其主观过错程度、持续时间、公益损害范围、获利情况等因素,提出三倍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达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的目的。
(三)英烈权益保护
11.湖南省常德市检察院诉唐某成侵害刘磊烈士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英雄烈士名誉 社会公共利益保护
【要 旨】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英雄烈士近亲属不提起民事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者承担公益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19日,江苏省苏州市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盛泽中队副班长、四级消防士刘磊同志在营救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清溪河新东大桥轻生女子时不幸被水流卷入,壮烈牺牲。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刘磊同志为烈士。3月22日,刘磊烈士所在家乡湖南省石门县农民唐某成在微信群“常德人聊天群”中,与网友讨论刘磊烈士的英雄事迹时,公然发表“狗熊”、“有什么可惜的”、“我说的是实话”等一系列侮辱性言论。唐某成歪曲事实、侮辱烈士的言论,侵害了刘磊烈士的名誉,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调查和诉讼】
2019年3月28日,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常德市院)在石门县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微信群内辱骂烈士刘磊!石门网民唐某成被行政拘留15日》发现,唐某成在微信群内公然辱骂烈士刘磊,侵害了刘磊烈士的名誉,伤害了其亲友及社会公众的情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4月3日,常德市院对本案线索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检察人员赴刘磊烈士家乡石门县当面征询刘磊烈士近亲属意见,全体近亲属书面声明不提起民事诉讼,并同意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到公安机关、应急管理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等单位调取行政执法卷宗及烈士评定文件等资料并询问唐某成后查明,唐某成明知其行为可能侵犯烈士名誉,仍然在微信群中发表侮辱刘磊烈士的不当言论。5月10日,常德市院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德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唐某成通过湖南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6月19日,常德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常德市院派员出庭,并出示相关证据材料:批准刘磊同志烈士称号的批文、追记一等功、追认中国共产党员等材料;唐某成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证人证言等;刘磊烈士近亲属出具的书面声明等。在法庭辩论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发表出庭意见:认为被告唐某成公开发表侮辱性言论,诋毁刘磊烈士的品德和形象,侵害了其名誉,引起众多网友的极大愤慨,伤害了其亲友和社会公众的情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对侵害英烈名誉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旨在对全社会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传承英雄精神的社会风尚。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唐某成表示不上诉并当庭通过省级媒体湖南都市频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来自消防、学校、当地群众代表以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军事检察院近200人听庭。
【典型意义】
该案是英烈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案件。该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一次“以案释法”的法治公开课,更是一次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思想教育洗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通过各种方式歪曲、诋毁、丑化、否定英雄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等权益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内容,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情感,具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在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捍卫英烈权益,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四)产品质量安全
12.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诉蔡某某等销售伪劣口罩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产品质量安全 销售伪劣产品 惩罚性赔偿
【要 旨】
针对违法行为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互联网向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销售伪劣口罩,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追究其公益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24日,蔡某某经姚某某介绍,在明知无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及生产厂家信息的情况下,购买三无伪劣口罩,并假冒N95口罩向他人出售,姚某某从中获取“好处费”。1月24日至1月31日,蔡某某又自行购买三无伪劣口罩并向他人出售。前述口罩被销往湖北等21个省市,用于物资捐赠、药店超市销售、单位保障、民众自用等,共计流入市场37950个,销售金额为274500元。经鉴定,蔡某某销售的口罩实测过滤效率均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对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口罩应达到的过滤效率≥95%的要求。
【调查和诉讼】
2020年2月2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余杭区院)在办理蔡某某等人销售伪劣口罩刑事案件中,发现该案事关社会公共利益,遂由该院公益诉讼部门与刑事检察部门同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刑事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为疫情防控需要,避免不知情的消费者继续使用该伪劣口罩用于疫情防控,及时制止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余杭区院研究认为本案有必要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层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同意,余杭区院于2020年2月11日对蔡某某等人销售伪劣口罩民事公益诉讼案立案,经公告,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因案涉违法行为系蔡某某等人在余杭辖区通过互联网实施,余杭区院于2020年3月12日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蔡某某等人支付销售口罩价款三倍赔偿金,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发布警示公告。
2020年3月31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违法行为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销售记录、相关人员笔录、鉴定报告等证据材料,充分论证蔡某某等人销售伪劣口罩已构成欺诈,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危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告蔡某某认为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于法无据,被告姚某某以其收取好处费、并非共同销售口罩为由抗辩。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宣传、销售伪劣口罩,误导、欺骗消费者,危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姚某某代蔡某某向他人购买口罩,并与蔡某某一起验货、提货,构成帮助侵权;两被告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判令:被告蔡某某、姚某某共同支付赔偿款229200元;被告蔡某某支付赔偿款594300元;被告蔡某某、姚某某向社会公众刊发警示公告、赔礼道歉声明。判决生效后,蔡某某、姚某某在《法治日报》刊登了警示公告和道歉声明。2020年4月1日、2021年4月19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蔡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分别判处罚金40万元和7万元。现赔偿款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强制执行中。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口罩作为重要抗疫物资,其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秩序,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及时发现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销售伪劣口罩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管辖的司法解释,向互联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探索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制止、惩罚、威慑涉疫口罩售假行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 行政公益诉讼
(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1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履职尽责 行政职能承继性 指定管辖
【要 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应当以是否全面履行其法定职责,环境损害问题是否得到治理为标准。对于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区划调整后承继环境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也应全面履行其法定职责,不能以环境违法情形发生时间早于其承继监管职责的时间为由拒绝履职。
【基本案情】
自2010年开始,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世纪十九路道路两侧长期违法堆放大量建筑垃圾形成渣土堆,该地块2015年划入城区范围。该渣土堆长期堆存严重污染周围环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0月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呼和浩特市院)经群众举报发现该案件线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经调查,涉案地块自2010年起开始堆放建筑垃圾,原不属于呼和浩特城区范围,也非建筑垃圾规划堆放处。该地块自2015年划入城区范围,但建筑垃圾渣土堆一直没有相关部门进行清理。呼和浩特市院委托测绘公司对建筑垃圾渣土堆进行测量,查明涉案垃圾占地面积123亩,高近10米,体量为260798.6立方米。
2018年10月18日,呼和浩特市院向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及时清理涉案地块上堆放的建筑垃圾渣土堆,并加强对市区内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进行全面严格监管。2018年12月18日,市城管局书面回复称,涉案建筑垃圾系2015年之前形成,2015年该地块划入城区范围后,并未形成新的“增量”,该局已经履行了监管职责,2015年以前形成的建筑垃圾不属于其监管职责。检察机关收到回复后对涉案现场进行了多次跟进调查,查明行政机关对该建筑垃圾渣土堆一直未采取任何监管措施,严重污染周边环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诉讼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地域管辖相关规定,本案应当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检察院管辖。呼和浩特市院在综合考虑办案力量、办案经验基础上,经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商,将该案交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办理。2019年5月27日,赛罕区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19年6月13日,赛罕区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围绕市城管局是否已经履行监管职责展开辩论。市城管局认为,一是建筑垃圾渣土堆形成时,案涉地块并不属于该局管辖范围,二是案涉地块划入城区规划管理后,建筑垃圾渣土堆并未形成新的增量,该局既无职责也无能力对案涉渣土堆进行清理。三是该局在辖区内综合整治建筑垃圾渣土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检察机关认为,虽然涉案地块原为非城区,但2015年后区划调整为城区,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治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呼和浩特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权责清单已明确了市城管局具有法定监管职责,并未对其监管范围内的建筑垃圾的形成时间做出限定,作为执法机关不能擅自对监管职责做出“限缩解释”。市城管局提到其在综合整治辖区内渣土堆方面做过大量工作,恰恰证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
2019年7月23日,赛罕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认为市城管局具有对案涉建筑垃圾渣土堆进行清理的法定监管职责。虽然该局已将综合整治城区存量渣土山的工作列入下一步工作计划,但并未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行职责,履职监管不到位。综上,判决责令市城管局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建筑垃圾违法堆放行为履行监管职责。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邀请40余名县处级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旁听了庭审,将本次庭审作为一次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本案判决生效后,呼和浩特市院就案件的执行问题召开了圆桌会议,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生效判决内容。目前,该建筑垃圾渣土堆已列入市区环境整治规划,开始有序清理。
【典型意义】
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容易形成历史遗留损害追责难等问题,在确实无法确定担责主体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承担治理和修复法律责任,《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对此均作了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对公益损害以存量和增量区分其履职范围,不能以环境违法情形发生时间早于其承继监管职责的时间为由拒绝履职。检察机关注重以案释法,将诉讼过程作为一次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提升了当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
14.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履职尽责 审判监督程序 乡镇政府
【要 旨】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概括式规定同样属于行政机关履职尽责的内容,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环境保护具有监督管理职责,检察机关对其不依法履职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确有错误的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德惠市院)在开展专项活动中发现,德惠市朝阳乡境内存在擅自倾倒、堆放生活垃圾情况,涉案两处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国堤内,垃圾直接就地堆放,未作防渗漏、防扬散及无害化处理,散发有刺鼻气味,污染周边环境和水质,且对松花江汛期行洪产生影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与督促履职】
2017年3月31日,德惠市院决定立案并开展调查,进行现场勘验,聘请专业机构对垃圾堆放量进行测绘,聘请环保专家对垃圾进行鉴别,咨询德惠市环境保护局意见。经调查查明,两处垃圾堆放场位于德惠市朝阳乡南岗村林场东北方位,距松花江约为500米,均在松花江河滩地上,属于德惠市朝阳乡辖区。朝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乡政府)利用辖区内天然形成的两处沙土坑设置了垃圾堆放场,用于收集和堆放周边居民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历时已10年有余,垃圾堆放量为6051.5立方米。经环保部门及专家出具意见,垃圾存放处未见防渗等污染防治设施,垃圾产生的渗滤液可能对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散发的含有硫、氨等恶臭气体污染环境空气。经邀请德惠市水利局工作人员现场察看并调取平面位置图,确认两处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汛期会对流域内河势稳定及河道行洪产生危害,违反了《河道管理条例》《防洪法》等相关规定。
德惠市院审查认为,根据《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住建部等10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德惠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等相关规定,朝阳乡人民政府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违法堆放的生活垃圾有责任进行清运治理,修复生态环境。
2017年4月18日,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向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行统筹和监管职责,对涉案垃圾堆放场立即进行整治。2017年5月12日,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向德惠市院书面回复,称已制定整治方案。但德惠市院四次跟进调查发现,截至检察建议整改期满,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虽有部分整改行为,但对违法形成的垃圾堆放场未进行彻底整治,公益侵害仍在持续。
【诉讼过程】
2017年6月26日,德惠市院就该案向德惠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1、确认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不履行对垃圾堆放场的监管职责违法;2、判令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立即履行监管职责,对违法形成的垃圾堆放场进行治理,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庭审中,朝阳乡政府辩称,其对涉案垃圾不具有监管职责,但其作为一级政府正在执行市政府的工作部署,逐步开展涉案垃圾清理工作,请求法院驳回检察机关第一项诉讼请求。德惠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只对该事项负有管理职责,监管职责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裁定驳回起诉。
2018年1月4日,德惠市院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不包括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的管理职责,而应限定在行政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处罚的范围内;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虽然宏观规定了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环境保护工作,但未明确具体应当如何履行,乡镇政府的履职情况应由上级政府奖励及问责。故朝阳乡政府是否履行清理垃圾的职责不受行政诉讼法调整;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8年6月25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以审判监督程序就该案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9年12月30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行政裁定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理由:1、朝阳乡政府具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具有复杂性,法律规定了政府的环境保护义务,政府具有承担统筹协调各种资源、综合治理、改善环境质量的责任。不应对“监督管理职责”作限缩解释或片面解读,应当从相关立法体系、立法本意出发,对“监督管理职责”作全面解读。2、原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属于实体判断问题,应当采用判决方式。再审裁定:支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裁定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定德惠市人民法院再审。
2019年5月29日,德惠市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再次审理本案。由于朝阳乡政府在本案二审期间对案涉垃圾进行了清理,德惠市院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治理职责违法。德惠市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辖区范围内环境卫生行为,朝阳乡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判决:确认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原不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治理职责违法。朝阳乡人民政府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省级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向省级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抗诉再审、重审,成为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的全流程样本。本案中,针对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应当如何理解、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保护是否具有监督管理职责,是否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对象,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在诉讼中曾存在较大的分歧。检察机关以保护公益为核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通过提起上诉、抗诉,依法推动乡镇人民政府准确认清自身职责,主动修复公益损害,也促成检法两家对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的理解和认定形成共识,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概括式规定也属于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范畴,并进一步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对于辖区内环境卫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为共同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了司法力量。
15.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督促履行自然保护区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毁林占地 省级自然保护区 履职尽责 诉讼请求变更 审判程序监督
【要旨】
行政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仅采取部分整改措施或未采取实质性措施,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持续受到侵害,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公益侵害问题的解决。
【基本案情】
牛路岭水库位于海南省三大水系之一的万泉河上游,地处琼海、琼中及万宁交界处,是海南省中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重点公益林保护地和重要的水源地。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牛路岭库区周边,长期大量存在村民通过“套种”槟榔、橡胶等经济林,以环剥树皮、钻孔注射农药“蚕食”等方式致天然林、天然次生林树木枯死的违法情形。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3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针对万泉河流域牛路岭库区生态破坏和水源地安全问题,会同原海南省林业厅开展了“万泉河水清又清”专项监督活动。琼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参加专项活动时摸排到本案线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调查。经调查查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牛路岭库区周边长期存在套种槟榔等经济林“蚕食”天然林、天然次生林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人工林面积占比大幅提升,原有天然森林植被部分灭失,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遭受破坏。琼海市辖区林业主管部门原为琼海市农林局,2019年3月琼海市人民政府内设机构改革后,林业主管部门变更为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海市农林局作为辖区原林业主管部门,对违法“套种”“蚕食”天然林的行为疏于监管,致使水源保护地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2018年6月12日,琼海市人民检察院向原琼海市农林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及时制止、遏制毁林、“蚕食”、“套种”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逐步修复被毁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该局于同年7月30日作出书面回复称:已建立巡山记录台账、设置宣传牌、发放通告,清理经济作物72亩,补种树种160多亩,并向16户发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自行清理。但检察机关在后续多次跟进调查中发现,原琼海市农林局及现林业监管部门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放的通告只是宣传性质的法条罗列,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一直没有作出要求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的决定,始终没有采取实质性的遏制措施。尤其是对已查明违法行为人的26宗被侵占林地,未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库区周边森林资源和生态被大面积破坏的局面未得到有效遏制。
【诉讼过程】
鉴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改,琼海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件线索报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根据海南省环境资源审判案件提级管辖的规定,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24日将本案交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海南一分院)审查起诉。2019年12月2日,海南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一中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确认琼海市资规局对已发现的26宗违法林地怠于履职违法,并于判决后1个月内对违法占地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理。
2019年12月30日,海南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海南一分院派员出席第一审法庭,检察人员在履行出庭职责中发现合议庭由3名审判员组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有关公益诉讼应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的规定。海南一分院在庭后向海南一中院提出审判程序监督检察建议。
2020年5月12日,海南一中院重新组成7人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以会山保护区内牛路岭库区生态存在问题历史原因多、群众抵触大、执法难,且其已履行调研摸底、下发通告、报告政府等职责,不存在怠于履职行为为由抗辩,检察机关认为保护区生态破坏之所以长期存在且演变为执法难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被告长期未依法全面履职。被告虽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开展了部分宣传、调查等工作,但不能据此证明被告已经依法全面履行了法定监管职责,穷尽了行政监管措施。被告对已查实的违法侵占林地的行为人至今未依法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足以证实被告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本案审理期间,琼海市资规局组织违法行为人对部分被侵占林地进行了清理。经检察机关现场跟进调查,尚有7宗被侵占林地未处理,据此将原诉讼请求的26宗变更为7宗。同年6月1日,海南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被告没有处理好依法生态保护与现实履职的关系,履职不尽责是保护区占地毁林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履职方式仅为文来文往、相关工作停留在表面,没有依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更没有具体效果,保护区违法占地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其怠于履职行为明显违法,判决:确认被告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对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牛路岭库区已发现的违法占用林地的人员未依法作出行政处理的行为违法;限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对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牛路岭库区已发现的7宗违法占用林地的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被告未上诉,判决生效。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正进一步调查处理,已清理的林地目前已恢复。
【典型意义】
在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中,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的整改行为开展跟进调查,对于无正当理由部分整改或者未采取实质性整改措施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讼形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及时有效修复公益。针对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部分履职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相应变更诉讼请求。公益诉讼起诉人在出席法庭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情形,应当在庭后及时开展审判程序监督,保障公益诉讼审判程序依法规范。
16.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 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
【要 旨】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违法主体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依法同时承担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继续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责令违法主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2年下半年至2017年3月份,曾某某等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临朐县东城街道北范家庙等地毁土采砂牟利。该砂场共采挖土地84.7亩,其中基本农田2.6亩,其余为一般农田和村镇建设规划用地。上述非法采矿行为,不仅破坏土地,导致国土资源流失,还采挖形成南北300多米、东西近300米、深10余米不等的不规则矿坑,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临朐县砂资源管理行政执法局(下称临朐县砂管局)对曾某某等多次给予行政处罚,但被破坏土地和生态环境一直未得到修复。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6月8日,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人民检察院(下称临朐县院)在审查起诉曾某某等涉嫌非法采矿案时,对破坏土地非法采砂的线索进行立案。临朐县院调取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非法开采证明、曾某某等人的供述及刑事立案决定书、判决书、证人证言、采砂现场测绘报告等证据,及中共临朐县委、临朐县政府《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临朐县砂管局及临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权力清单等文件,实地勘查砂场现状,委托专业机构测绘该宗土地的利用规划图、现状图等。经调查认定:曾某某等人无证开采砂资源,破坏土地84.7亩,其中基本农田2.6亩,其余为一般农田和村镇建设规划用地;被破坏土地和生态环境一直未修复;临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3月成立,行使原临朐县砂管局、临朐县国土资源局对砂资源、土地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执法职责。2018年6月13日,临朐县院向临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责令违法行为人限期修复遭到破坏的土地,恢复土地原状。2018年8月4日,该局书面回复称:已责成当事人对采挖地块进行了恢复治理,现已经达到种植条件。临朐县院跟进调查发现,该宗地块并未得到任何修复与治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18年10月30日,临朐县院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责令违法采砂人限期改正或治理的职责。庭审中,检察机关依法出庭履行职责,与被告就刑事责任是否吸收行政责任,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是否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被告对违法行为是否仍具有管辖权和负有监管职责等方面展开辩论。法院经审理认为,违法行为人曾某某等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因已承担刑事责任而终结,其仍应承担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限期改正或治理等法律责任;被告亦负有监管违法行为人承担上述责任的职责。被告收到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检察建议后,未按照检察建议作出行政行为,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2019年4月28日,法院判决被告依法履行责令违法行为人曾某某等限期改正或者治理的法定职责。
判决生效后,临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作出行政决定,责令曾某某等人对该宗地块进行治理。但因曾某某等均入监服刑,无力治理。为尽快推进土地和生态环境治理,消除安全隐患,在临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初步治理的基础上,临朐县政府组织综合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部门,对该宗地块综合治理进行集体“会诊”,制定修复治理方案。目前,该宗地块已投入100余万元进行治理并通过了专家组验收,土地已复垦,周边环境已复绿,矿坑四周架起金属防护网。目前,临朐县院正督促有关部门就治理资金依法向曾某刚等进行追偿。
【典型意义】
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性质、形式、价值目标和功能等方面存有不同,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吸收与被吸收关系。违法主体被追究刑事责任后,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损害后果依然存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责令违法主体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切实修复受损公益。
17.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林业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类案监督 补种林木 公益诉讼专项基金
【要 旨】
针对同一行政机关多次怠于履行职责的同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制发一份类案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并列明全部已调查核实的违法行为。经督促,该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职的,在与人民法院充分沟通基础上,以一案起诉,达到以最少司法资源推动一类公益修复的效果。
【基本案情】
2018年以来,信阳市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对辖区内盗伐、滥伐林木类的43件行政处罚案件中,仅执行了对当事人的罚款内容,而责令当事人补种树木的处罚内容均未执行到位,既没有代履行,也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致部分案件超过强制执行时效;在已办理的10件盗伐、滥伐林木类刑事案件中,该局在当事人被刑事处罚后,未再责令当事人进行补种树木。该局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责令补种树木的林业执法监督管理职责,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状况长期未得到修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浉河区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该案线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调查。检察人员调取了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有关行政执法卷宗材料,询问了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相对人,勘验了相关案件现场。结合调查取得的证据审查认为,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期间未依法全面履行责令补种树木的法定职责。4月29日,该院向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涉案的共计43件行政处罚案件和10件刑事处罚案件中滥伐、盗伐林木造成的林业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责令违法当事人补种,不能补种的要求其缴纳代为补种树木所需的费用,并代为履行。6月29日,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书面回复,称检察建议书中所列事实客观存在,但由于现行法律对履行补植补种处罚义务没有操作流程以及费用标准难以认定等客观原因未能整改。检察建议回复期满后,浉河区院经跟进调查,确认该局仍未实际履行责令违法行为人补种林木的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20年8月31日,浉河区院向浉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林业执法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林业执法监管职责,确保被破坏的林业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浉河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一个行政机关的多个具体行政行为,建议检察机关分案起诉。检察机关认为,从诉讼类型来看,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客观诉讼制度,维护的公益与国家法律秩序紧密相连,与传统的主观诉讼制度标准不同,本案被侵害的公益作为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针对的也是行政机关一个同类违法行为的行政法律关系,可作为一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从诉讼目的来看,行政公益诉讼相较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具有其特殊性,其诉讼目标主要为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规范其对该类违法行为的统一执法标准,修复受损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具有预防性功能,即防止其在今后的执法活动中持续怠于履职。最终,浉河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2020年10月22日,浉河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积极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责令涉案当事人补种树木。截至目前,涉案当事人已在原地或异地补种了3000余株白杨、国槐、杉树等,林业部门按照行业标准对补种林木的存活率进行跟踪评估和验收。对未依法补种的当事人,林业部门则代为履行,同时要求其承担代为履行的费用。
为解决补种代履行费用问题,浉河区院积极与区财政局磋商协调,共同推动浉河区政府设立了公益诉讼专项基金账户用于公益赔偿和生态修复,同时制定了《浉河区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探索建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体系,确保相关资金的规范管理和使用。结合本案执行情况,浉河区院与区法院、区林业部门共同在浉河区董家河镇选定了百余亩土地作为生态复植补种林木基地,并出台基地管理相关制度,目前基地已正常投入使用,今年以来已复植补种相关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案件10余件,补种树木近1000株。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对同一林业主管部门多次怠于履行责令补种林木职责的同类违法行为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依然怠于履职,商法院以一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对行政机关同类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督促其规范执法标准,节约诉讼资源,高效修复受损公益,创新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特色和价值。本案的办理凸显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同于传统行政诉讼的诉讼规则和独特效能。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中的深层次难题,通过办案推动设立生态复植补种林木基地和公益诉讼专项基金账户,促进当地林业生态资源管理和保护,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彰显了行政公益诉讼在推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价值和积极作用。
18.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渔业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非法捕捞 长江十年禁渔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屡禁不止的非法捕捞、违反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破坏长江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行政机关书面回复已整改,但检察机关经跟进调查确认其未依法全面履职、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的,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交办线索,2019年9月12日,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老河口市院)在汉江老河口王府洲段初查发现,多个渔民正在进行电捕鱼等非法捕捞活动。经调查,汉江非法捕捞情况屡见不鲜。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9月16日,老河口市院对该案立案调查,发现汉江王府洲段浅滩处有大量地笼网。在汉江洪山嘴段调查时,发现部分渔民正在使用地笼网捕鱼,在汉江沿线的江堤上,也有渔民售卖用地笼网捕获的幼鱼虾苗。经走访调查,检察官了解到当地渔民使用地笼网捕鱼的现象较为普遍。经调取行政执法卷宗,查明2018年至2019年老河口市渔政执法部门仅查处非法捕捞行政案件6件6人。为保护渔业资源,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老河口市院于2019年9月29日向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市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加大监督执法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汉江流域水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11月25日,市农业农村局回复称:已报请市政府研究同意,在该市汉江沿线开展了以打击非法捕捞为目的的专项整治行动--“清江行动”,共查获销毁地笼网2000余条,收缴电捕鱼器5台,立案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起,且在近期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和省水产局暗访检查中,老河口市内未发现非法捕捞现象。
【诉讼过程】
2020年2月至4月,老河口市院对汉江非法捕捞情况进行跟进调查,经4次现场勘查,发现相关水域内仍存在大量地笼网,随机打捞的地笼网中有大量死亡和腐烂的幼鱼幼虾,也有活鱼活虾。经进一步收集固定相关证据,7月6日,老河口市院向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对汉江老河口段电打鱼、地笼网等非法捕捞现象全面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有效保护汉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引起了老河口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在专题会议上,明确支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市政府牵头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单位组成的汉江禁捕退捕工作组,由市农业农村局承担主责,对汉江老河口段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共拆解有证渔船243条,收缴三无船舶226条,开展巡查216人次。同时,全面加大巡查力度,对农贸市场、餐馆、渔具店进行闭环清查,收缴地笼网400余条。2020年8月,为提升汉江禁捕智能化水平,老河口市投资400余万元,在境内汉江沿线布设12个双光谱热成像云台摄影机,各行政机关逐步形成合力,共抓汉江生态保护。
2020年12月3日,该案开庭审理,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表示,该案起诉后,其已积极全面履职,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求已实现。老河口市院认为汉江老河口段地笼网在诉讼过程中经市政府统一部署已得到有效整治,但考虑到在该案起诉前非法捕捞现象仍大量存在,结合行政机关的总体履职情况,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在2020年7月6日(起诉之日)前对汉江老河口段电打鱼、地笼网等非法捕捞现象未全面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违法。2020年12月24日,老河口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电毒炸”“绝户网”以及过度捕捞行为严重破坏了渔业资源。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十年禁渔”决策,坚持“长江大保护”理念,切实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针对行政机关的怠于履职行为,在检察建议未得到采纳的情况下,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诉讼期间促成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为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贡献检察力量。
19.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矿山环境资源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矿山资源 履职尽责
【要旨】
行政机关在履行矿山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时,对环境监管和行政处罚措施履职不到位,经诉前程序仍未实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目的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西藏自治区朗县金东乡秀沟矿区某矿业有限公司在停止开矿后一直未对造成损害的生态环境予以修复,朗县自然资源局存在履职不到位情形,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西藏自治区朗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8月28日对本案立案。经调查查明,2005年10月,朗县矿业开发部将金东乡秀沟铬铁矿采矿权转让给某矿业有限公司,开采许可证有效期至2011年10月14日。此后仍在作业。后因经济原因于2011年12月终止开矿。期间,该矿业公司钻孔13处,矿洞未填埋,随意倾倒矿区废石造成周边草场植被掩埋,矿区直线距离约30公里左右山坡存在不同程度小塌陷。朗县国土局于2010年正式成立,成立后未对涉案矿业公司采取任何行政措施督促其恢复矿区生态环境。2017年9月4日,朗县人民检察院向朗县国土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督促矿业公司依法填埋矿洞、清理废石,恢复矿区草场植被,修复矿区地质环境。
2017年9月22日,朗县国土局书面回复朗县人民检察院称,由于2008年朗县国土资源局成立之初,矿产资源管理职责机构正在逐步完善之中,2010年6月朗县国土资源局正式成立正科级单位后,该矿点已停止生产,因其采矿证还在有效期内,故未下达停止生产处罚决定书。对于督促矿业公司恢复矿区地质环境事宜,朗县国土资源局称已多次以书面形式督促矿业公司做好环境恢复工作,但始终不能与其负责人取得联系。
针对朗县国土资源局回复意见,朗县检察院进一步跟进调查,确认朗县国土资源局仅对秀沟铬铁矿区生态环境破坏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召开了专题会议并成立领导小组,就恢复矿区生态环境并无实质行动。
【诉讼过程】
朗县人民检察院启动诉前审查,为准确判断朗县国土资源局是否依法全面履职,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检例第49号)陕西省宝鸡市环境保护局凤翔分局不全面履职案中有关行政机关履职尽责的判断标准,于2019年8月22日向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朗县自然资源局依照《矿山地质环境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2019年9月18日,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双方就朗县国土资源局是否履职进行了激烈辩论,法院审理认为,朗县国土资源局虽然在规定期限内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但未就下一步对金东乡秀沟矿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具体事项作出回应,金东乡秀沟矿区地质环境仍然未获得恢复治理,国家和社会公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朗县国土资源局积极履职,按照相关要求清理矿区废石,回填矿洞,矿区环境得到恢复。
【典型意义】
针对矿山环境资源受到破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检察机关参照指导性案例准确认定行政机关履职尽责标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持续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对受损的矿区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二)国有财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0.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财政补贴资金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财产保护 国家农业保险费补贴资金 分期缴付
【要 旨】
针对保险公司套取国家农业保险费补贴资金的行为,财政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及时依法追回,致使国有财产处于被侵害状态时,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追回被套取资金,挽回国有财产损失。
【基本案情】
国家从2008年开始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种植业保险制度。2009年至2014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芦溪支公司(以下简称芦溪财保公司)负责经营芦溪县国家政策性水稻及油菜保险业务。期间,芦溪县部分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农户投保的工作人员采取虚构资料等方式进行虚假投保,协助芦溪财保公司违法获取补贴。2016年至2017年,相关人员被相继追究刑事责任,累计套取国家财政专项补贴356万余元。根据《农业保险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芦溪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县财政局)负有追回上述被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行政职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4月,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芦溪县院)在梳理已办渎职案件中发现该案线索,于2018年5月17日对该案立案审查。通过询问芦溪财保公司、县财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并调取资金拨款书等相关书证,发现被套取的财政补贴资金未依法追回。经查明,芦溪县农业局以及芦溪县南坑镇等人民政府违反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原则,明知是虚假保险合同仍然将保险公司的请款表盖章后层报县财政局申请付款;县财政局未尽依法审核义务即拨付款项,造成保费补贴资金被套取。案发后,县财政局未对套取保费补贴资金的行为责令改正,且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相应保费补贴资金。5月25日,芦溪县院向县财政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履行职责,追回356万余元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检察建议发出后,县财政局未书面回复检察机关,也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被套取的农业保险补贴资金,国家利益持续受损。
【诉讼过程】
2019年1月18日,芦溪县院根据当地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原则,向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县财政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被套取的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的行为违法;2、县财政局依法继续履行监管职责,对被套取的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予以追回。4月29日,区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行政机关辩称其已向芦溪财保公司发函、着手开展行政处罚调查等工作,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围绕案件事实和证据,认为行政机关虽然有部分履职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追回保费补贴,属于未全面履职情形。10月16日,区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县财政局依法具有对保费补贴资金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确认其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未依法、及时办理和回复的行为违法,同时责令其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追回被套取的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鉴于一次性缴回全部款项存在困难,最后达成分期缴款协议,约定五年内分期将案涉补贴资金全部追回国库。一审判决生效后,县财政局积极履职,督促芦溪财保公司定期缴纳款项。芦溪财保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于2019年11月上缴第一笔款项714000元,于2020年11月上缴第二笔款项714000元。截至目前,已追回1428000元。
【典型意义】
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是国家政策性保险补贴资金,是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一项惠农政策。在该项政策落实过程中,个别保险公司以虚假农业保险合同、通过农户过账虚假理赔等方式,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造成国有财产的流失。财政部门具有追回保险费补贴资金的法定职责,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既未按期回复,又未主动作为,致使国家利益长期受损。本案中,检察机关以提起诉讼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增强了检察建议的监督刚性。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被告态度以及关联人的实际情况,促成行政机关与企业达成分期支付的追款方式,既有效保护了国家利益,又保障了企业的平稳发展。
21.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国有土地出让金追缴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容积率改变 土地出让金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国土管理部门在收缴容积率改变国有土地出让金中怠于履职,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的,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对于行政机关的整改回复,检察机关应当跟进调查,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整改到位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追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1年间,怀宁县四家房地产公司分别与怀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怀宁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怀宁自然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四宗地块的使用权。2011年5月,怀宁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上述四家公司调整容积率,怀宁自然规划局向县政府建议四家公司补交出让金1.306274亿元,县政府批示同意。2011年8月,上述公司向县政府申请获准先行补交部分出让金,余下的缓缴1年。缓缴期满后,仍有1.125103亿元出让金未予缴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在利用大数据平台梳理案件线索时发现,怀宁自然规划局怠于收缴四家公司开发项目容积率改变土地出让金,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调取确定行政机关职责的“三定”方案、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缴款书、会议纪要、有关判决和文件等材料,询问怀宁自然规划局工作人员,查明四家公司在一年缓缴期满后仍未缴纳剩余的土地出让金,怀宁自然规划局亦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补缴欠缴的土地出让金。
2019年7月5日,怀宁县院向怀宁自然规划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追缴相关公司欠缴的土地出让金。2019年9月5日,怀宁自然规划局回复表示:已专题向县政府汇报落实相关情况;已向四家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督促补交剩余的土地出让金;正在准备诉讼材料,拟向怀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追缴土地出让金。
经跟进调查,检察机关认为,怀宁自然规划局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未完全履职,致使相关公司欠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兑现极少,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怀宁县院于2019年11月向怀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怀宁自然规划局不完全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依法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望江县人民法院管辖。
2020年8月13日,望江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系列案,安庆市人民检察院邀请20余名省市代表委员参加庭审观摩,全市各县区自然规划局均派员旁听庭审。庭审中,双方围绕怀宁自然规划局是否已按照检察建议的要求依法履行职责这一焦点进行了激烈辩论。9月11日,望江县法院判决确认怀宁自然规划局对四家公司欠缴国有土地出让金未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怀宁自然规划局继续履行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法定职责。怀宁自然规划局未提出上诉。目前,怀宁自然规划局已向四家公司送达征收决定书,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缴纳拖欠的出让金,逾期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实践中,因用地规划调整、法律法规变化以及行政机关相关工作衔接不畅,容积率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欠缴的情形易发多发。检察机关聚焦该领域,督促国土管理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对于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虽部分履职,但履职不完全、不充分,未穷尽监管手段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追缴国有土地出让金,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三)安全生产
22.陕西省宁强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尾矿库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安全生产 尾矿库
【要旨】
针对尾矿库未依法闭库而存在的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隐患问题,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在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全面履职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陕西省宁强县境内的东皇沟铅锌矿曹家沟尾矿库(以下简称曹家沟尾矿库)位于嘉陵江上游,属B级尾矿库(B级为较高危险)、重金属矿。该尾矿库从2010年停用至本案立案前长达八年时间内,未依照《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实施闭库,存在尾矿泄露、溃坝等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该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陕西省宁强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强县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相关行政机关执法卷宗、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展开调查。经调查查明,该尾矿库于2010年停用,2014年企业法定代表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2016年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宁强县应急管理局作为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在该尾矿库长期未依法闭库时,未能按照《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2018年12月12日,宁强县院向宁强县应急管理局(原宁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实施闭库并消除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2019年1月25日,宁强县应急管理局回复称,已对曹家沟尾矿库主要隐患进行了先期治理,正在申请项目资金完成闭库,待项目资金到位后由代家坝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隐患治理及闭库工程。收到回复后,宁强县院进行跟进调查,发现宁强县应急管理局虽于2019年对曹家沟尾矿库实施了应急治理工程,但没有按照《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实施闭库,加之2020年汛期连续降雨,应急治理后的曹家沟尾矿库有尾矿外溢风险,安全和环境隐患仍持续存在。
【诉讼过程】
宁强县院于2020年10月30日向宁强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宁强县应急管理局对宁强县东皇沟铅锌矿曹家沟尾矿库继续履行监管职责,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庭审中,宁强县应急管理局称已履行了相关职责,且其不是实施闭库的主体,无责任实施闭库。检察机关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宁强县应急管理局未对曹家沟尾矿库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法院审理认为,宁强县东皇沟铅锌矿曹家沟尾矿库不再进行排尾作业后未按要求进行闭库,对尾矿库下游嘉陵江流域水体环境构成潜在威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宁强县应急管理局积极对曹家沟尾矿库进行闭库治理。目前,曹家沟尾矿库的闭库工程已完工,正待验收。检察机关将持续跟进,确保尾矿库安全和环境隐患彻底消除。
宁强地处嘉陵江上游,境内现有14座尾矿库。针对尾矿库存在的安全和环境隐患问题,宁强县院将相关办案情况提请汉中市院向汉中市委、市政府专题汇报,引起高度重视,汉中市政府要求全市各县区对所属尾矿库进行全面排查治理。
【典型意义】
尾矿库安全事关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若监管不到位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危害。本案所涉尾矿库危险等级较高,针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情形,检察机关运用提起诉讼的刚性手段,推动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履职。同时,结合办案全面调查尾矿库治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运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工作,服务地方科学决策,推动行业综合治理。
(四)文物保护
23.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文物安全 郑国渠首遗址
【要 旨】
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领域,针对文物保护范围内存在破坏文物风貌和安全的违法行为,采用多种检察监督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确保文物风貌和安全,推动提升文物综合治理水平。
【基本案情】
郑国渠首遗址位于陕西省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北,建于公元前246年,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拦河大坝,首开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农田灌溉影响深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文化价值,系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成功申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郑国渠首遗址标志石碑前堆积有建筑垃圾,遗址保护范围内泾惠渠东岸农田上堆积大量道路柏油渣;部分坝体因长期取土发生雨后垮塌情形;在遗址保护范围内东段坝体上的废旧厂房开办农业养殖场,并开挖排污渠,养殖场的家禽粪水向农田直排,严重破坏了遗址文物风貌和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4月初,泾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泾阳县院)在开展“国有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4月14日立案后,通过多次现场勘查、调取文物档案、询问村民等方法查明案件事实。于同年5月11日向泾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县文旅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对郑国渠首遗址的保护监管职责,查处破坏遗址风貌和安全的违法行为。6月3日,县文旅局回复称,建筑垃圾和柏油渣系王桥村村民倾倒,2019年11月已要求村民进行清理;保护范围内土丘挖掘痕迹系2019年上半年王桥村委会用挖掘机进行环境综合治理时造成,郑国渠首博物馆发现后及时制止,并要求该村委会用黄土掩埋,恢复原有风貌,此后再无挖土行为。收到回复后,泾阳县院跟进调查发现,郑国渠首遗址标志石碑前仍有建筑垃圾存在,保护范围内土丘上有新的挖掘痕迹,土丘因底部被挖掘下雨后存在垮塌情形,养殖场违法排污行为亦未得到制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12日,泾阳县院向泾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县文旅局依法对郑国渠首遗址履行监管职责,确保国有文物安全不受侵害。泾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的文物保护具有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被告虽对检察建议作出了回复,但其在庭审中未能提供履职尽责证明,包括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履行巡查的情况、养殖场处理及保护规划情况等,遂判决由被告在两个月内加强对郑国渠首遗址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
判决生效后,县文旅局对郑国渠首遗址保护范围内标志碑前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设置了有效的隔离防护网,完善了养殖场的排污处理设施,排污问题已得到彻底整改。泾阳县政府下发机构改革方案,将郑国渠文管所和郑国渠博物馆合并,编制20人,缓解了遗址人员短缺,保护不力的现实问题。泾阳县院与县文旅局就郑国渠首遗址保护问题召开专门会议,会签了保护协作长效机制,建立了线索双向移送和信息共享制度,明确了文物行政部门的保护监管职责,定期开展联合巡查保护执法活动,不断加强保护和宣传的力度。
【典型意义】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具有典型的公益性,应作为检察机关新领域的重点进行探索。文物保护范围内存在堆放垃圾、排放污水、挖土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文物风貌和安全。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全面充分履职,违法行为未被有效遏制,文物风貌和安全持续受到破坏,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刚性监督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同时通过建立文物保护长效协作机制,有效激活和提升了文物治理能力水平,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26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26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指定管辖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赋予当事人申请指定管辖权利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管辖制度。同时,为及时纠正管辖错误,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权利,对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审查、移送以及驳回、上诉作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安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指定管辖是上级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行使管辖权的制度,涉及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解决内部具体分工和协调问题。实践中,适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受移送的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二是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三是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且协商解决不了的。因此,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根据当事人申请适用指定管辖,无法律依据。
二、关于发回重审案件指定其他法院管辖的建议
发回重审制度通常指的是第二审和再审程序中,第二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经过审理后,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因此,实践中,对于发回重审案件,一般由原审法院审理。对于存在特殊情形、不宜由原审法院审理的,可视案件具体情况由第二审法院或者再审法院研究决定。
三、关于民事管辖权异议案件提级审理的建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受案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提出异议的一项诉讼制度。正如您所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由受诉法院审查。因此,将民事管辖权异议案件提级审理,无法律依据。此外,倘若将民事管辖权异议案件提级审理,也会出现诉讼迟延的问题,增加当事人诉累,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对于您提到的个别法院之间争管辖、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突出强调要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通过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切实筑牢司法公正防线。
您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管辖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全国法院依法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等有关规定,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累。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92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92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失信分级惩戒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人民法院失信惩戒工作的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抗拒执行,既是对国家法制的不尊重,也是对社会诚信的严重践踏。对此,人民法院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人民法院失信惩戒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注重失信惩戒工作的法治化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两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的指导下,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予以曝光,并联合相关部门采取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制住宿星级酒店,限制旅游、投资、参与政府招投标项目,以及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等11类37大项150项的信用惩戒措施,促使债务人主动履行义务。在具体失信惩戒工作中,强调失信惩戒措施必须要有政策和法律依据,不允许为了片面追求惩戒效果,而随意扩大惩戒措施的种类与适用范围。
(二)推进失信惩戒工作的信息化
人民法院推动与有关失信惩戒联动部门的信息网络联通,推动联动部门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纳入自己的业务系统,实现对失信人信息的自动推送、自动比对、自动拦截,最终达到对其自动惩戒的目的。在此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限制被执行人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正是因为民航、铁路部门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工作嵌入自身业务系统,才能及时有效地从海量购票人员中识别出失信被执行人,并自动予以拦截,由系统限制其购买飞机票或高铁票。
(三)积极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参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积极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陆续与60个部门和企业合作,实现多项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联合信用惩戒措施内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向作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总枢纽”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所有接入该平台的部门和地方信用平台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同时,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推送到“信用中国”网站,该网站是政府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窗口,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四)注重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
人民法院在采取失信惩戒措施时一直秉持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善意执行理念,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规范失信惩戒的程序,平衡保护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对被执行人的失信惩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到今年4月30日,有796万人次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同时,有力地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一些专家学者、人大代表表示,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二、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失信分级分类、守信激励和信用修复机制的基本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推进失信联合惩戒工作的同时,一直注重信用分级和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一)关于分级分类问题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订,根据被执行人不同的失信情形,规定了纳入失信名单的不同期限,这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的最初探索。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等法治原则的要求,持续探索根据失信被执行人失信的轻重程度及涉及的具体领域,对其分级分类采取不同的惩戒措施,让失信、限消措施进一步做到罚当其过,在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这一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债务人的不利影响,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专门提出,要“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明确提出各地法院可以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被执行人进行分级分类采取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让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更具有精准性,更符合比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总结经验,又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地法院建立健全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准确把握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条件,持续推动惩戒措施向精细化、精准化方向转变。
(二)关于守信激励问题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最高人民法院在继续依法推进失信惩戒的同时,注重发挥正向激励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要求各地法院在依法开展失信惩戒的同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开展出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将自动履行信息向征信机构推送、对诚信债务人依法酌情降低诉讼保全担保金额等守信激励措施,营造鼓励自动履行、支持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支持鼓励地方法院积极创新,指导对有关守信激励机制进行改革。例如,对于宁波镇海法院、福建宁德中院等在信用激励、信用修复机制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时予以总结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三)关于信用修复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一向注重信用修复和对当事人的救济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中将及时删除失信作为信用修复的关键举措,并通过设置异议等救济程序,畅通当事人提起信用修复的通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的内涵更加广泛、措施更加多样,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总结经验,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专门提出“健全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的要求,同时指导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等地法院积极开展信用修复试点工作,确定信用修复标准,完善信用修复流程,提供信用修复服务,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修复,尽快恢复其正常的市场主体地位,达到不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提升信用软实力,优化营商环境。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您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修订工作,将充分吸收您的意见建议,结合地方法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增加完善分级分类以及守信激励、信用修复等方面的内容。
2.将继续大力推进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银保监会的信息共享工作,除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外,也将探索共享失信惩戒分级分类、守信激励和信用修复方面的数据信息,共同做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3.研究探索建立全国诚信履行数据库的可行性及后续推进方式。该数据库的建立及作用的发挥需要相关单位的协助与配合,法院一家无法独自完成,我们将在探索过程中积极做好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
我们期盼并相信,通过以上努力,将更好地引导鼓励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法〔2018〕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3月4日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服务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中的积极作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2017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设立破产审判庭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经认真讨论,对人民法院破产审判涉及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破产审判的总体要求
会议认为,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破产法治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开展破产审判工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破产审判工作总的要求是:
一要发挥破产审判功能,助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人民法院要通过破产工作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用好企业破产中权益、经营管理、资产、技术等重大调整的有利契机,对不同企业分类处置,把科技、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调动好、配置好、协同好,促进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优质高效。
二要着力服务构建新的经济体制,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要充分运用重整、和解法律手段实现市场主体的有效救治,帮助企业提质增效;运用清算手段促使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和产能及时退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救治和退出机制。
三要健全破产审判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破产审判的价值。要进一步完善破产重整企业识别、政府与法院协调、案件信息沟通、合法有序的利益衡平四项破产审判工作机制,推动破产审判工作良性运行,彰显破产审判工作的制度价值和社会责任。
四要完善执行与破产工作的有序衔接,推动解决“执行难”。要将破产审判作为与立案、审判、执行既相互衔接、又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环节,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对化解执行积案的促进功能,消除执行转破产的障碍,从司法工作机制上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
二、破产审判的专业化建设
审判专业化是破产审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环节。各级法院要大力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努力实现审判机构专业化、审判队伍专业化、审判程序规范化、裁判规则标准化、绩效考评科学化。
1.推进破产审判机构专业化建设。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法〔2016〕209号),抓紧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其他各级法院可根据本地工作实际需求决定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或专门的合议庭,培养熟悉清算与破产审判的专业法官,以适应破产审判工作的需求。
2.合理配置审判任务。要根据破产案件数量、案件难易程度、审判力量等情况,合理分配各级法院的审判任务。对于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审理难度大的破产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探索实行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审理难度不大的破产案件,可以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快速审理程序高效审结。
3.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 要尽快完善清算与破产审判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在充分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绩效考评标准,避免将办理清算破产案件与普通案件简单对比、等量齐观、同等考核。
三、管理人制度的完善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管理人的能力和素质不仅影响破产审判工作的质量,还关系到破产企业的命运与未来发展。要加快完善管理人制度,大力提升管理人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强化对管理人的履职保障和有效监督,为改善企业经营、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4.完善管理人队伍结构。人民法院要指导编入管理人名册的中介机构采取适当方式吸收具有专业技术知识、企业经营能力的人员充实到管理人队伍中来,促进管理人队伍内在结构更加合理,充分发挥和提升管理人在企业病因诊断、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5.探索管理人跨区域执业。除从本地名册选择管理人外,各地法院还可以探索从外省、市管理人名册中选任管理人,确保重大破产案件能够遴选出最佳管理人。两家以上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请求联合担任同一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自愿协商、优势互补、权责一致要求且确有必要的,可以准许。
6.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高级人民法院或者自行编制管理人名册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管理人的专业水准、工作经验、执业操守、工作绩效、勤勉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管理人等级,对管理人实行分级管理、定期考评。对债务人财产数量不多、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的破产案件,可以在相应等级的管理人中采取轮候、抽签、摇号等随机方式指定管理人。
7.建立竞争选定管理人工作机制。破产案件中可以引入竞争机制选任管理人,提升破产管理质量。上市公司破产案件、在本地有重大影响的破产案件或者债权债务关系复杂,涉及债权人、职工以及利害关系人人数较多的破产案件,在指定管理人时,一般应当通过竞争方式依法选定。
8. 合理划分法院和管理人的职能范围。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代替管理人作出本应由管理人自己作出的决定。管理人应当依法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审慎决定债务人内部管理事务,不得将自己的职责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他人。
9.进一步落实管理人职责。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要督促管理人制订监督债务人的具体制度。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管理人应当代表债务人参加监督期开始前已经启动而尚未终结的诉讼、仲裁活动。重整程序、和解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管理人应当按照破产清算程序继续履行管理人职责。
10.发挥管理人报酬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破产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管理人报酬的支付方式,发挥管理人报酬在激励、约束管理人勤勉履职方面的积极作用。管理人报酬原则上应当根据破产案件审理进度和管理人履职情况分期支付。案情简单、耗时较短的破产案件,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一次性向管理人支付报酬。
11.管理人聘用其他人员费用负担的规制。管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聘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或者管理人确有必要聘请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人员处理重大诉讼、仲裁、执行或审计等专业性较强工作,如所需费用需要列入破产费用的,应当经债权人会议同意。
12.推动建立破产费用的综合保障制度。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或采取从其他破产案件管理人报酬中提取一定比例等方式,推动设立破产费用保障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保障长效机制,解决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影响破产程序启动的问题。
13.支持和引导成立管理人协会。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引导、推动本辖区范围内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个人成立管理人协会,加强对管理人的管理和约束,维护管理人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规范、稳定和自律的行业组织,确保管理人队伍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发展。
四、破产重整
会议认为,重整制度集中体现了破产法的拯救功能,代表了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全国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重整工作,妥善审理企业重整案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途径挽救困境企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机制。
14.重整企业的识别审查。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对于僵尸企业,应通过破产清算,果断实现市场出清。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根据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技术工艺、生产销售、行业前景等因素,能够认定债务人明显不具备重整价值以及拯救可能性的,应裁定不予受理。
15.重整案件的听证程序。对于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债务规模较大,或者涉及上市公司重整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以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听证。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也可以参加听证。听证期间不计入重整申请审查期限。
16.重整计划的制定及沟通协调。人民法院要加强与管理人或债务人的沟通,引导其分析债务人陷于困境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促使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能力,提高重整成功率。人民法院要与政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帮助管理人或债务人解决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的困难和问题。
17.重整计划的审查与批准。重整不限于债务减免和财务调整,重整的重点是维持企业的营运价值。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计划时,除合法性审查外,还应审查其中的经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重整计划中关于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能力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表决程序合法、内容不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18.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审慎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不得滥用强制批准权。确需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草案除应当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外,如债权人分多组的,还应当至少有一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各表决组中反对者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
19.重整计划执行中的变更条件和程序。债务人应严格执行重整计划,但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等特殊情况,导致原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变更重整计划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应自决议通过之日起十日内提请人民法院批准。债权人会议决议不同意或者人民法院不批准变更申请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20.重整计划变更后的重新表决与裁定批准。人民法院裁定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在六个月内提出新的重整计划。变更后的重整计划应提交给因重整计划变更而遭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和出资人组进行表决。表决、申请人民法院批准以及人民法院裁定是否批准的程序与原重整计划的相同。
21.重整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企业重整后,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经营方式等与原企业相比,往往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法院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帮助重整企业修复信用记录,依法获取税收优惠,以利于重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22.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
五、破产清算
会议认为,破产清算作为破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直接作用。对于缺乏拯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债务人,要及时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全面清理,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提升社会有效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企业破产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23.破产宣告的条件。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在债权审核确认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后,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和解或重整申请后,债务人出现应当宣告破产的法定原因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
24.破产宣告的程序及转换限制。相关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破产宣告裁定并进行公告。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程序或和解程序。
25.担保权人权利的行使与限制。在破产清算和破产和解程序中,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管理人应及时变价处置,不得以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等为由拒绝。但因单独处置担保财产会降低其他破产财产的价值而应整体处置的除外。
26.破产财产的处置。破产财产处置应当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兼顾处置效率。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和渠道,最大限度提升破产财产变价率。采用拍卖方式进行处置的,拍卖所得预计不足以支付评估拍卖费用,或者拍卖不成的,经债权人会议决议,可以采取作价变卖或实物分配方式。变卖或实物分配的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处理。
27.企业破产与职工权益保护。破产程序中要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推动完善职工欠薪保障机制,依法保护职工生存权。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的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由欠薪保障基金垫付的,应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顺序清偿。债务人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按照债务人拖欠的职工工资性质清偿。
28.破产债权的清偿原则和顺序。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偿顺序。因债务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但其中涉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
29.建立破产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应当提升审判效率,在确保利害关系人程序和实体权利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建立破产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的破产案件,可以通过缩短程序时间、简化流程等方式加快案件审理进程,但不得突破法律规定的最低期限。
30.破产清算程序的终结。人民法院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应当以查明债务人财产状况、明确债务人财产的分配方案、确保破产债权获得依法清偿为基础。破产申请受理后,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管理人申请宣告破产并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31.保证人的清偿责任和求偿权的限制。破产程序终结前,已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向其转付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应得清偿部分。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不得再向和解或重整后的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六、关联企业破产
会议认为,人民法院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要立足于破产关联企业之间的具体关系模式,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处理。既要通过实质合并审理方式处理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关系,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也要避免不当采用实质合并审理方式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32.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审慎适用。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
33.实质合并申请的审查。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申请后,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利害关系人并组织听证,听证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人民法院在审查实质合并申请过程中,可以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序及其持续时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
34.裁定实质合并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受理法院作出的实质合并审理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受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35.实质合并审理的管辖原则与冲突解决。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应由关联企业中的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由关联企业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多个法院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36.实质合并审理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裁定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破产案件的,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由各成员的债权人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顺序公平受偿。采用实质合并方式进行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制定统一的债权分类、债权调整和债权受偿方案。
37.实质合并审理后的企业成员存续。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破产清算的,破产程序终结后各关联企业成员均应予以注销。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和解或重整的,各关联企业原则上应当合并为一个企业。根据和解协议或重整计划,确有需要保持个别企业独立的,应当依照企业分立的有关规则单独处理。
38.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协调审理与管辖原则。多个关联企业成员均存在破产原因但不符合实质合并条件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相关主体的申请对多个破产程序进行协调审理,并可根据程序协调的需要,综合考虑破产案件审理的效率、破产申请的先后顺序、成员负债规模大小、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由共同的上级法院确定一家法院集中管辖。
39.协调审理的法律后果。协调审理不消灭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对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进行合并,各关联企业成员的债权人仍以该企业成员财产为限依法获得清偿。但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且该劣后债权人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
七、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的有力抓手,也是破解“执行难”的重要举措。全国各级法院要深刻认识执行转破产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力推动符合破产条件的执行案件,包括执行不能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充分发挥破产程序的制度价值。
40.执行法院的审查告知、释明义务和移送职责。执行部门要高度重视执行与破产的衔接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执行案件向破产程序移转。执行法院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并释明法律后果。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
41.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移送和接收。执行法院与受移送法院应加强移送环节的协调配合,提升工作实效。执行法院移送案件时,应当确保材料完备,内容、形式符合规定。受移送法院应当认真审核并及时反馈意见,不得无故不予接收或暂缓立案。
42.破产案件受理后查封措施的解除或查封财产的移送。执行法院收到破产受理裁定后,应当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根据破产受理法院的要求,出具函件将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处置权交破产受理法院。破产受理法院可以持执行法院的移送处置函件进行续行查封、扣押、冻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予以处置。
执行法院收到破产受理裁定拒不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破产受理法院可以请求执行法院的上级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43.破产审判部门与执行部门的信息共享。破产受理法院可以利用执行查控系统查控债务人财产,提高破产审判工作效率,执行部门应予以配合。
各地法院要树立线上线下法律程序同步化的观念,逐步实现符合移送条件的执行案件网上移送,提升移送工作的透明度,提高案件移送、通知、送达、沟通协调等相关工作的效率。
44.强化执行转破产工作的考核与管理。各级法院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执行转破产工作考核机制,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推动执行转破产工作开展。对应当征询当事人意见不征询、应当提交移送审查不提交、受移送法院违反相关规定拒不接收执行转破产材料或者拒绝立案的,除应当纳入绩效考核和业绩考评体系外,还应当公开通报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破产信息化建设
会议认为,全国法院要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的信息化建设,提升破产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进破产案件审理质效,促进企业重整再生。
45.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对破产审判工作的推动作用。各级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通过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规范破产案件审理,全程公开、步步留痕。要进一步强化信息网的数据统计、数据检索等功能,分析研判企业破产案件情况,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升破产案件审判水平。
46.不断加大破产重整案件的信息公开力度。要增加对债务人企业信息的公开内容,吸引潜在投资者,促进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等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帮助企业重整再生。要确保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及时、充分了解案件进程和债务人相关财务、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执行等情况,维护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
47.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破产案件处理的质量与效率。要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积极引导以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破产财产,提升破产财产处置效益。鼓励和规范通过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提高效率,降低破产费用,确保债权人等主体参与破产程序的权利。
48.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枢纽作用。要不断完善和推广使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在确保增量数据及时录入信息网的同时,加快填充有关存量数据,确立信息网在企业破产大数据方面的枢纽地位,发挥信息网的宣传、交流功能,扩大各方运用信息网的积极性。
九、跨境破产
49.对跨境破产与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要妥善解决跨境破产中的法律冲突与矛盾,合理确定跨境破产案件中的管辖权。在坚持同类债权平等保护的原则下,协调好外国债权人利益与我国债权人利益的平衡,合理保护我国境内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优先权的清偿利益。积极参与、推动跨境破产国际条约的协商与签订,探索互惠原则适用的新方式,加强我国法院和管理人在跨境破产领域的合作,推进国际投资健康有序发展。
50.跨境破产案件中的权利保护与利益平衡。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开展跨境破产协作。人民法院认可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后,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在全额清偿境内的担保权人、职工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所欠税款等优先权后,剩余财产可以按照该外国法院的规定进行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45号(政治法律39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45号(政治法律39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建议从加大保护力度、缩短诉讼周期、加强专业审判队伍建设、深化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大格局五个方面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最高人民法院十分关注,已经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关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严格保护"的新高地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妨碍排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拓宽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途径,准确把握电子数据规则的适用,依法支持当事人的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申请,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今年发布的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美国平衡身体公司诉永康一恋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中,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认定侵权商品的销售量和单位利润,确定被告的侵权获利,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同时也为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在提高侵权损害赔偿额方面,修改后的商标法和正在修订的专利法,都提高了侵权赔偿额上限,增加了惩罚性赔偿规定;刚刚颁布的民法典也对故意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问题做了规定,这些都为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正确把握“恶意"和“情节严重"要件,积极支持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威慑力。如在上文提到的美国平衡身体公司诉永康一恋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认定被告恶意侵权,按照商标法规定的三倍最高惩罚限额,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与近期疫情防控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人民法院加大对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的保护,对涉医药卫生的恶意抢注商标、假冒商标、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大判赔力度,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及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二、关于缩短知识产权诉讼周期,打造“高效保护"的新高地
人民法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繁简分流试点工作,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知识产权裁判方式改革,实现专利商标民事、行政程序的无缝对接,防止循环诉讼。严格依法掌握委托鉴定、中止诉讼、发回重审等审查标准,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依法支持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申请,为裁判的及时执行创造条件。
同时,人民法院还正确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根据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技术性强的特点,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专家调解、行业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及时有效解决争议,促进当事人恢复正常生产经营。2017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第一条规定,民商事简易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先行调解、和解、速裁、简易程序、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督促程序等。2020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专门规定优化司法确认程序的内容。该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特邀调解名册,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确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并对名册进行管理。第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三、关于加强专业审判队伍建设,打造“优质保护"的新高地
首先,人民法院始终重视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培养和交流,加快完善不同层级法院之间知识产权法官交流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人员业务培训。同时积极鼓励支持知识产权法官参与国际交流、培训,深入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工作,着力培养知识产权法官的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造就一批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审判人才。
其次,基于技术案件的专业性特点,人民法院正在不断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2014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知识产权法院配备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属于司法辅助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提出,适当扩大技术调查人员的来源,充实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建立健全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构建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中立性、客观性、科学性。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持续加强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工作,建立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多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司法裁判中的指引作用,促进裁判规则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
四、关于深化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创新保护"的新高地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深入推行“三合一"审判机制,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合理布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落实,大力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推进“三合一"工作协调小组,统一协调指导全国法院的“三合一"工作。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2014年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完善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知识产权审判的现状、规律和趋势,继续研究完善专门法院设置,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布局,进一步研究完善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
再有,人民法院将继续重视宣传公开工作,充分利用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丰富“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内容,扩大对外宣传效果,增进社会各界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了解、认同、尊重和信任,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五、关于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大格局,打造“协同保护"的新高地
人民法院始终关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诉讼与仲裁、调解、行政调处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积极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效率,实现诉源治理。
此外,人民法院还重视与公安、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司法程序中的沟通协调,加强与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版权、海关、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上的衔接,推动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合力,提高综合研判和决策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件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件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15日)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对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以往司法办案的经验做法基础上,发布6件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李某远危险作业案,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
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明确,要从严惩治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无证施工、违法改扩建、随意加层、擅自改变建筑物功能结构布局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于导致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的行为人,该顶格处刑的要在法定量刑幅度范围内顶格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政策导向。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进一步明确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管理职责的人员虽未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但利用自己的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可以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对于受他人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一线生产、作业人员,应当综合考虑其所受到强令的程度、各自行为对引发事故所起作用大小,依法确定刑事责任。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明确,中介组织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导致事故企业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干扰、误导相关部门的监管工作的,依法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在对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规定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此外,为明确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认定标准问题,为司法办案提供指引,此次还专门选取了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李某远危险作业案和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等3件危险作业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进一步明确司法实践中危化品经营、矿山开采等较为常见的生产作业活动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具体判断标准。一方面,要依法惩治危险作业犯罪,做到该严则严,切实维护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又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行为人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同时,注意加强与应急管理等行政监管部门的衔接协作,持续推动溯源治理,确保良好办案效果。
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1.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
2.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
3.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4.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
5.李某远危险作业案
6.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
案例1
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
--依法严惩生产安全事故首要责任人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锵,男,汉族,1955年2月23日出生,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某旅馆经营者、实际控制人。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2012年,杨某锵在未取得相关规划和建设手续的情况下,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开工建设四层钢结构建筑物,其间将项目以包工包料方式发包给无钢结构施工资质人员进行建设施工,并委托他人使用不合格建筑施工图纸和伪造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骗取了公安机关消防设计备案手续。杨某锵又于2016年下半年在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且未取得相关许可的情况下,以包工包料方式将建筑物发包给他人开展钢结构夹层施工,将建筑物违规增加夹层改建为七层。2017年11月,杨某锵将建筑物四至六层出租给他人用于经营旅馆,并伙同他人采用伪造《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等方法违规办理了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2020年1月中旬,杨某锵雇佣工人装修建筑物一层店面,工人发现承重钢柱变形并告知杨某锵,杨某锵要求工人不得声张暂停施工,与施工承包人商定了加固方案,但因春节期间找不到工人而未加固,后于同年3月5日雇佣无资质人员违规对建筑物承重钢柱进行焊接加固。3月7日17时45分,旅馆承租人电话告知杨某锵称旅馆大堂玻璃破裂,杨某锵到场查看后离开。当日19时4分和19时6分,旅馆两名承租人先后赶到现场发现旅馆大堂墙面扣板出现裂缝且持续加剧,再次电话告知杨某锵,杨某锵19时11分到达现场查看,旅馆承租人叫人上楼通知疏散,但已错失逃生时机。19时14分建筑物瞬间坍塌,造成29人死亡、50人不同程度受伤,直接经济损失5794万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旅馆等事故单位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某锵无视法律法规,违法违规建设施工,弄虚作假骗取行政许可,安全责任长期不落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另查明,2012年至2019年间,杨某锵在建设旅馆所在建筑物、办理建筑物相关消防备案、申办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等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二、处理结果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行贿罪,对其他被告人分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提起公诉。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锵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无合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雇佣无资质人员,违法违规建设、改建钢结构大楼,违法违规组织装修施工和焊接加固作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情节特别恶劣;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共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用于骗取消防备案及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导致违规建设的建筑物安全隐患长期存在,严重侵犯国家机关信誉与公信力,最终造成本案严重后果,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情节严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致涉案建筑物、旅馆违法违规建设经营行为得以长期存在,最终发生坍塌,社会影响恶劣,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情节严重,应依法数罪并罚。据此,依法对杨某锵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杨某锵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因为违法违规建设施工导致的用于经营活动的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时有发生,部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高额财产损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机关要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从严惩治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无证施工、随意改扩建、随意加层、擅自改变建筑物功能结构布局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危及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于导致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发生负有首要责任、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罪名的行为人,该顶格处刑的要在法定量刑幅度范围内顶格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从严惩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总体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2
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
--准确认定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汉族,1981年2月24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
被告人王某华,男,汉族,1983年6月13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驾驶员。
被告人焦某东,男,汉族,1972年10月13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驾驶员。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李某2014年9月成立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担任公司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王某华2019年4月应聘成为该运输公司驾驶员,同年6月底与李某合伙购买苏BQ71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G976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约定利润平分,王某华日常驾驶该车;焦某东2019年5月底应聘成为运输公司驾驶员,驾驶苏BX806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Z030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李某违反法律法规关于严禁超载的规定,在招聘驾驶员时明确告知对方称公司需要招聘能够“重载”(即严重超载)的驾驶员,驾驶员表示能够驾驶超载车辆才同意入职;在公司购买不含轮胎的货车后,通过找专人安装与车辆轮胎登记信息不一致且承重力更好的钢丝胎、加装用于给刹车和轮胎降温的水箱等方式,对公司货运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以提高承载力。经营期间,该运输公司车辆曾被运管部门查出多次超载运输,并曾因超载运输被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约谈警告、因超载运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某仍然指挥、管理驾驶员继续严重超载,且在部分驾驶员提出少超载一些货物时作出解聘驾驶员的管理决定。2019年10月10日,王某华、焦某东根据公司安排到码头装载货物,焦某东当日下午驾驶苏BX806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Z030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核载质量32吨)装载7轧共重157.985吨的钢卷先离开码头,王某华随后驾驶苏BQ71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G976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核载质量29吨)装载6轧共重160.855吨的钢卷离开码头。当日18时许,焦某东、王某华驾车先后行驶通过312国道某路段上跨桥左侧车道时桥面发生侧翻,将桥下道路阻断。事故发生时焦某东刚驶离上跨桥桥面侧翻段,王某华正驾车通过上跨桥桥面侧翻段,车辆随侧翻桥面侧滑靠至桥面护栏,致王某华受伤。事故造成行驶在侧翻桥面路段上的车辆随桥面滑落,在桥面路段下方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被砸压,导致3人死亡、9辆机动车不同程度损坏。经鉴定,被毁桥梁价值约2 422 567元,受损9辆车辆损失共计229 015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两辆重型平板半挂车严重超载、间距较近(荷载分布相对集中),偏心荷载引起的失稳效应远超桥梁上部结构稳定效应,造成桥梁支座系统失效,梁体和墩柱之间产生相对滑动和转动,从而导致梁体侧向滑移倾覆触地。事故发生后,焦某东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二、处理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以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对王某华、焦某东和其他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提起公诉。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已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情节特别恶劣;王某华、焦某东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情节特别恶劣。李某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酌情从重处罚;焦某东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照经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七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王某华、焦某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李某、王某华、焦某东提出上诉,后李某、王某华在二审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李某、王某华撤回上诉,对焦某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人员出于追求高额利润等目的,明知存在事故隐患,违背生产、作业人员的主观意愿,强令生产、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极易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社会危害性大,应当予以从严惩处。《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对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方式作了列举式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进行了扩充,罪名修改为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实践中,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人员虽未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但利用自己的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也可以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对于受他人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一线生产、作业人员,应当综合考虑其所受到强令的程度、各自行为对引发事故所起作用大小,依法确定刑事责任。
案例3
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依法惩治安全评价中介组织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江苏天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
被告人柏某,男,汉族,1982年4月25日出生,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安全评价师。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江苏响水某化工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的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擅自改变工艺析出废水中的硝化废料,并对析出的硝化废料刻意隐瞒,大量、长期堆放于不具有安全贮存条件的煤棚、旧固废库等场所内。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具有国家安全评价机构甲级资质,在接受该化工公司委托开展安全评价服务过程中,检查不全面、不深入,仅安排安全评价师柏某一人到公司现场调研甚至不安排任何人员进行现场调研即编制安全评价报告。柏某未对该化工公司提供的硝化工艺流程进行跟踪核查,故意编制虚假报告,项目组其他成员均未实际履行现场调研等职责即在安全评价报告上签名,先后为该化工公司出具2013年和2016年安全评价报告、2016年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和2018年复产安全评价报告等4份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虚假安全评价报告,共计收取费用17万元,致使该化工公司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和得到整改。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许,贮存在该化工公司旧固废库内的大量硝化废料因积热自燃发生爆炸,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198 635.07万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失实文件,导致事故企业硝化废料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未能及时暴露,干扰误导了有关部门的监管工作,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事故发生后,柏某经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二、处理结果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和柏某等被告人提起公诉。阜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作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行为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柏某作为该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为亦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柏某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9条第1款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柏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和柏某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全评价中介组织接受委托开展安全评价活动、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对生产经营单位能否获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批准和许可、能否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起到关键性作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出具真实客观的安全评价报告,否则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对于安全评价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行为,在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规定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4
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处违法经营存储危化品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高某海,男,汉族,1984年10月30日出生。
被不起诉人熊某华,男,汉族,1967年9月6日出生。
被不起诉人熊甲,男,汉族,1987年3月19日出生,系熊某华之子。
被不起诉人熊乙,男,汉族,1988年4月14日出生,系熊某华之子。
2021年6月起,高某海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经相关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通过熊某华租用熊乙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扁山村水淹组136号的自建房屋,擅自存储、销售汽油。后熊某华、熊甲和熊乙见有利可图,便购买高某海储存的汽油分装销售,赚取差价。同年12月13日20时许,高某海因操作不当引发汽油燃爆,导致高某海本人面部、四肢多处被烧伤,自有的别克轿车及存储汽油房屋局部被烧毁。
二、处理结果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高某海、熊某华、熊甲、熊乙立案侦查,后移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高某海、熊某华、熊甲、熊乙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未取得批准、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存储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并已引发事故,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行为已符合危险作业罪的构成要件。熊某华、熊甲、熊乙三人参与犯罪时间较短,在犯罪中主要负责提供犯罪场所、协助分装销售汽油,系初犯,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犯罪情节轻微,对熊某华、熊甲、熊乙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危险作业罪对高某海提起公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危险作业罪判处高某海有期徒刑七个月。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规定,汽油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销售、储存汽油均应取得相应证照,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规范操作,储存汽油应当具备相应条件。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在未经专业培训、无经营资质、无专业设备、无安全储存条件、无应急处理能力情况下,在居民楼附近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并由于不规范操作造成行为人本人重度烧伤、周围物品烧毁的后果的,综合考虑其行为方式、案发地点及危害后果,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同时,应当注意区别对待,对于其他为行为人提供便利条件、参与分装赚取差价的人员,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以及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案例5
李某远危险作业案
--关闭消防安全设备“现实危险”的把握标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远,男,汉族,1975年10月9日出生,浙江省永康市雅某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负责人。
2020年,雅某公司因安全生产需要,在油漆仓库、危废仓库等生产作业区域安装了可燃气体报警器。2021年10月以来,李某远在明知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会导致无法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可燃气体浓度,安全生产存在重大隐患情况下,为节约生产开支而擅自予以关闭。2022年5月10日,雅某公司作业区域发生火灾。同年5月16日至17日,消防部门对雅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停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影响安全生产问题,且在上述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区域内发现存放有朗格牌清味底漆固化剂10桶、首邦漆A2固化剂16桶、首邦漆五分哑耐磨爽滑清面漆16桶等大量油漆、稀释剂,遂责令该公司立即整改,并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永康市公安局。经检验,上述清面漆、固化剂均系易燃液体,属于危险化学品。
二、处理结果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消防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的李某远危险作业案一直未予立案。经进一步调取查阅相关案卷材料,永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李某远的行为已经涉嫌危险作业罪,依法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永康市公安局经重新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立案次日再次对雅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虽然清理了仓库内的清面漆、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仍处于关闭状态。永康市公安局以李某远涉嫌危险作业罪移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永康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远擅自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一是关闭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明确,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本案现场虽按规定设置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但李某远在得知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超标会引发报警装置报警后,为了节省生产开支,未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而是直接关闭停用报警装置,导致企业的生产安全面临重大隐患。二是“危险”具有现实性。涉案现场不仅堆放了3瓶瓶装液化天然气(其中1瓶处于使用状态),还堆放了大量油漆、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以及数吨油漆渣等危废物,企业的车间喷漆中也会产生大量挥发性可燃气体,一旦遇到明火或者浓度达到一定临界值,将引发火灾或者爆炸事故。三是“危险”具有紧迫性。案发前,涉案厂区曾发生过火灾,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小事故”,之所以没有发生重大伤亡等严重后果,只是因为在发生重大险情的时段,喷漆车间已经连续几天停止作业,相关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恰好没有达到临界值,且发现及时得以迅速扑灭,属于由于偶然因素侥幸避免。经消防检查,当即明确提出企业存在“擅自停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消防安全隐患,但李某远一直未予整改。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危险作业罪对李某远提起公诉。永康市人民法院以危险作业罪判处李某远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是指客观存在的、紧迫的危险,这种危险未及时消除、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是否属于“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应当结合行业属性、行为对象、现场环境、违规行为严重程度、纠正整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要准确把握立法原意,对于行为人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已经出现重大险情,或者发生了“小事故”,由于偶然性的客观原因而未造成重大严重后果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案例6
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
--矿山开采危险作业“现实危险”的把握标准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赵某宽,男,汉族,1992年8月28日出生,江西省玉山县某矿负责人。
被不起诉人赵某龙,男,汉族,1975年10月6日出生,江西省玉山县某矿管理人员。
2021年6月4日,江西省玉山县应急管理局对玉山县某矿开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收回同年6月6日到期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责令其6月7日前封闭所有地表矿洞。6月12日下午,因矿洞水泵在雨季需要维护,为排出积水使矿点不被淹没,赵某龙经赵某宽同意后,安排王某文拆除封闭矿洞的水泥砖。6月13日16时许,王某文带领程某兴、张某才至矿深150米处维修水泵。因矿洞违规使用木板隔断矿渣,在被水浸泡后木板出现霉变破损,致程某兴在更换水泵过程中被矿渣围困受伤。经鉴定,程某兴伤情评定为轻伤一级。
二、处理结果
江西省玉山县公安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赵某宽、赵某龙立案侦查,后移送玉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玉山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宽、赵某龙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符合刑法第134条之一第3项之规定,构成危险作业罪。一是本案的“现实危险”具有高度危险性。本案中,涉案企业经营开采矿山作业,与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等行业均属高危行业,其生产作业具有高度危险性。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并被责令封闭所有地表矿洞的情况下仍强行进入矿洞作业,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二是本案的“现实危险”具有现实紧迫性。涉案企业所属矿洞因雨季被长期浸泡,现场防护设施不符合规定出现霉变情形,在矿深150米处进行维修水泵的作业过程中,发生隔断木板破损、矿渣掉落致人身体损伤,因为开展及时有效救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具有现实危险。
玉山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将依法惩罚犯罪与帮助民营企业挽回和减少损失相结合,在听取被害人及当地基层组织要求从宽处理的意见后,对涉案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鉴于赵某宽、赵某龙案发后积极抢救伤员、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对二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针对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尚未全面排除的安全隐患,向当地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制发检察建议,联合有关部门对企业后续整改进行指导,督促企业配备合格的防坠保护装置、防护设施及用品、专业应急救援团队等,确保企业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该企业在达到申领条件后重新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典型意义
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等生产作业活动,已经发生安全事故,因开展有效救援尚未造成重大严重后果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办案中,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危险作业犯罪,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应当注意与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行刑双向衔接,督促集中排查整治涉案企业风险隐患,推动溯源治理,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
(2021年9月24日)
案例1:北京六合成农业有限公司、胡某、马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基本案情】
2009年,被告人胡某与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南庄营村经济合作社签订346亩土地承包合同,并成立被告单位北京六合成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合成公司),胡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后六合成公司及胡某陆续在该土地内建设“温馨家园”残疾人活动中心、餐厅等项目,并建设温室大棚100余个。2010年,马某承租六合成公司院内东侧206亩土地,且马某受六合成公司及胡某雇佣,负责该公司承租土地内温室大棚项目的日常管理。2012年以后,胡某、马某共同商议决定将部分温室大棚向个人出租,并允许承租温室大棚的租户在大棚内进行地面硬化等违法建设。经查,该公司承租土地内建设的“温馨家园”残疾人活动中心、餐厅等项目均未取得规划、用地等行政许可,系违法建设。经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昌平分局认定,该公司承租土地内违法占地共造成22.19亩耕地(其中基本农田16.51亩)的土壤工作层严重破坏,种植条件难以恢复。其中温室大棚中硬化占用9.47亩耕地(其中基本农田8.8亩)。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六合成公司、被告人胡某、被告人马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于2018年10月9日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六合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胡某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应予惩处。遂判决:被告单位六合成公司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胡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马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典型意义】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以稳定耕地保护面积、统筹安排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协同发挥区域农用地功能为重点,强调严格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大力推进农用地综合整治,为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涉基本农田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裁判指引。本案中,六合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破坏农用地的行为,有悖绿色发展理念,也有违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案审理法院按照北京市城乡规划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立足于人民群众对“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的美好期待,依法用判决履行了促进京津冀三地绿色发展的职责,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不断优化,并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高效司法服务和保障。
案例2:承德市金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博瑞特旅游观光火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29日,承德市金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博瑞特旅游观光火车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购买两台特定化低配观光小火车,2018年5月25日前交货。合同签订后,买方依约将预付款转至卖方账户,但卖方并未按时交货。2018年6月25日,买方工作人员张某某以个人名义与卖方又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购买一辆高配观光小火车。6月27日上午,高配观光小火车在运送途中,被买方相关人员强行卸下,并未支付货款。后买卖双方分别诉至法院。买方要求解除合同,返还预付款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卖方以买方工作人员张某某个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剩余货款以及违约金。
【审理过程及调解结果】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了解到,买方经营景区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是我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县,良好的自然环境使旅游产业逐渐成为片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支撑。七月到九月是该景区旅游旺季,占全年收入的80%以上,而乘坐小火车是进入景区游玩的唯一出行方式。若本案纠纷在2019年旅游旺季到来前仍未解决,不仅会给景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其市场信誉。卖方在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投资了世界最大的旅游专用小火车制造基地,是行业领跑者。本案中,因低配小火车印有景区标识,无法二次销售,解除合同会给双方都造成损失。况且,卖方是因供应商停产致使迟延交货,并非恶意拖延,且买方购买的低配小火车已生产完毕,卖方随时可以交付使用。基于以上考虑,承办人反复与双方代理人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即卖方于调解当日向买方交付一辆低配版小火车,同时买方向卖方支付其强行扣押的高配小火车与实际购买的低配小火车之间的差价。为尽快实现案结事了,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到卖方厂房进行现场调解,以便能当场履行调解协议。最终,两案同时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历史形成的“环首都贫困带”引发各方关注。对“环首都贫困带”既要“输血”,更要“造血”。本案系跨区域纠纷,是人民法院为京津冀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典型案例。承办法官并未局限于纠纷本身,而是着眼于司法服务保障“环首都贫困带”攻坚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注重挖掘当事人之间共同利益,最终实现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本案的妥善处理,彰显了人民法院立足审判实际,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的决心,有利于以“旅游+”助推“环首都贫困带”脱贫,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案例3:何某某与徐某一、徐某二共有物分割纠纷执行案
【基本案情】
被执行人徐某一与申请执行人何某某为舅甥关系,被执行人徐某一与徐某二为父女关系,系天津人。徐某一长期居住在河北省,未实际承担赡养家中老人义务。徐某一家中老人由何某某父亲照顾并养老送终,其家中老宅也一直由何某某占有居住和日常维护。徐某一家中老人去世后,老家村庄面临拆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订立协议:徐某一得宅子补偿款254800元,其余补偿全部归何某某。但随后,徐某一和徐某二却将拆迁所得房屋转卖,并实际占有全部卖房款。何某某多次索要未果后诉至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徐某一、徐某二共同给付何某某拆迁补偿款355000元。被申请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何某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因被执行人长期在石家庄市工作生活,给财产查控造成较大阻碍。为掌握被执行人财产情况,执行干警前往石家庄市税务局、财政局、社保局、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10家单位多方调查取证,最终确认被执行人具备偿还能力。为实现对财产的顺利查控,执行法官利用京津冀执行协作机制,向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裕华区法院)申请协助执行。裕华区法院协助联系了被执行人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并派出执行法官与承办法院一同前往被执行人处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经过耐心沟通,徐某一、徐某二一次性交付了案涉本息及执行款共计38万元,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保障津冀当事人合法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携手共建区域诚信体系的典型案例。因被执行人身处异地,给执行带来阻碍,造成不利社会影响。执行法官一方面利用京津冀协同机制多方查找财产线索,防止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另一方面在河北省有关法院的协助下联系多个部门,特别是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共同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一次执行到位,充分发挥了京津冀司法协同优势,维护了司法权威,也为津冀两地共建诚信社会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案例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环境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玻璃包装瓶的生产及加工,现拥有玻璃窑炉四座。2015年12月23日,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向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公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并且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对环境造成损害,并予以罚款。2016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对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并支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16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对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认真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整改,积极加快治理污染设备的更新改造,并通过环保验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放了排污许可证,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满足。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认识到其非法排污的社会危害性,积极缴纳罚款,考虑以上因素及企业经营状况,一审法院酌定损失分期缴纳。该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加重大气污染的行为对广大民众造成一定精神损害,应当赔礼道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生态环保一体化纳入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加强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共同保护是推动三地发展的重要支柱。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也是每一个社会主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本案中,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承担了提起公益诉讼的责任,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及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积极主动整改并缴纳罚款,履行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原、被告分别位于京冀两地,本案充分体现了不同社会主体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护佑碧水蓝天的法治担当。
案例5:唐山佳华煤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唐山佳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是成立于2004年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2016年前后,国内钢铁、焦化行业持续低迷,公司负债率居高不下。2016年1月7日,佳华公司以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院)申请破产清算。2016年2月16日,唐山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佳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佳华公司管理人受理债权申报金额约51亿元,公司重整状态下资产评估价值为33亿元。经了解,如果对佳华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其主要资产将失去使用价值,还可能出现处置成本高于处置价值的情形,将严重减损广大债权人的利益。基于此,唐山中院就佳华公司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进行了实质审查,结果显示进行破产重整符合社会各方意愿,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共赢。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后可以转入重整程序,但进行上述程序转换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本意。其后,管理人在佳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向参会债权人征求将破产清算转为重整的意见,95%以上的参会债权人同意程序转换。
【裁判结果】
唐山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在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了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破产重整,第二款再次赋予债务人发起破产重整程序的权利,其立法本意和目的是强调清算程序与重整程序的转换,而并非由谁首先发起破产清算程序。对于债务人申请的破产清算案件,债务人、债权人和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应当拥有后续重整申请权。唐山中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自2017年5月22日起对佳华公司进行重整。后于2018年8月22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佳华公司的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佳华公司是为了落实《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实现绿色奥运理念而在河北唐山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曾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列为京津唐经济合作示范项目。佳华公司的重整成功使得企业主体得以继续保留,并实现了各方利益共赢,在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僵治困、助力企业发展、调结构去产能等方面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本案的妥善处理凸显唐山中院在审理跨行政区划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时,能够坚持从大局出发,创新司法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能动性,助力破产企业从清算困境扭转为涅槃重生,努力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74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74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法院基层法庭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职权的法定场所,是开展审判执行工作的基本条件。人民法院的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公共场所和国家司法文明标志的特点,需要满足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有关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进行诉讼活动,以及国家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的需要。
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厅字〔2011〕4号),确定了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原则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坚持标准、厉行节约、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突出重点、基层优先;明确了法院系统的重点建设任务是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中西部地区乡镇基层人民法庭;明确了政法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负担工程建设投资的比例,对于四川省藏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法院建设项目中央和省级投资负担比例达100%;对于四川其他地区法院建设项目中央和省级投资负担比例达95%。国家“十二五"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协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了四川省142个“两庭"项目建设,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01亿元。
2016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关于印发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方案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533号)中明确,“十三五"期间法院系统规划建设任务达573万平方米,对建设项目工程综合造价标准普遍提高800元/平方米。对于四川省法院系统明确“十三五"期间建设项目达156个,规划建设任务达28.42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0.91亿元支持了28个“两庭"建设项目。
经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沟通,其表示:该建议中所提的甘孜州10个基层法院审判法庭项目不在四川省确定纳入“十三五"规划项目库的“两庭"建设项目中,根据巡视、审计等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的要求,暂无法支持没有纳入规划的项目,如果下一步确定对《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方案》进行中期调整,届时可请四川省统筹研究具体调整项目。
对于您所提的建议,我们将高度重视,继续加强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沟通协调。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各级法院的共同努力下,人民法院“两庭"建设将会得到有效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5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15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收悉,经商财政部、海南省人民政府现答复如下:
基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处在人民法院司法的第一线,是基层人民法院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审判和调解各类民间案事件纠纷的重任,同时还要指导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各种矛盾纠纷,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辖区平安建设,发挥司法机关社会管理的职能,在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厅字〔2011〕4号),确定了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原则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坚持标准、厉行节约、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突出重点、基层优先;明确了法院系统的重点建设任务是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中西部地区乡镇基层人民法庭;明确了政法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负担工程建设投资的比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方案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533号)中,明确“十三五"期间法院系统规划建设任务达573万平方米,对建设项目工程综合造价标准普遍提高800元/平方米。
对于海南省来说,全省共有派出法庭54个,基本实现了全省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全覆盖。这些人民法庭处在预防和处理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基础和窗口,肩负着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海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法院高度重视人民法庭业务建设,不断提高其保障水平,人民法庭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一是省级财政倾斜保障方面。2015年8月,海南省印发《海南省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上划省级财政管理实施方案》,明确全省法院财物统一由省级财政管理并建立相应经费保障长效机制,各级法院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和省财政配套资金为主安排。据统计,目前除海口海事法院博鳌和其他八所派出法庭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外,2015年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各级法院已经立项批准的基层法庭项目均已按《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建标138-2010)完成建设任务。2016—2018年人民法庭经费支出分别为1998.1万元、2922.6万元、3169.4万元,呈逐年递增趋势。全省人民法庭共配备审判业务用车55辆、巡回审判用车12辆、计算机746台、安全检查装备49套、法庭信息化应用装备174套,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二是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海南省法院系统正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推进“诉源治理",并试点成立乡村法治中心。目前,洋浦法院已牵头成立法治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临高、东方、昌江等市县在基层法庭设立乡村法治中心或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多个市县成立交通、医疗、城管、旅游、环保、家事审判等专业巡回法庭和“胶林法庭"“瓜菜法庭"“渔排法庭"“假日法庭"“午间法庭"等一批特色法庭。同时,全省普遍建立以人民法庭为中心,村(居)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乡镇司法所为重点的基层调解服务网络,为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2015-2018年全省基层调解服务网络共调解纠纷21459起、案件21086件,司法确认1315件案件。琼中法院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这种专业化、特色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做法,是“枫桥经验"在海南省的生动运用,也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对人民法庭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联系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推动做好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后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二、关于完善司法预算制度
当前,人民法院的预算制度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执行。您提出建立规范的司法预算编制程序、严格执行司法预算、加大对司法预算使用情况的监督,其他行政部门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编制预算的权利的建议是对司法机关管理体制的有益创新,我们也在积极地沟通协调财政部,结合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保障原则,组织相关课题,开展深入研究,探索建立能够健全、完善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管理体制。
三、关于推进智慧法庭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级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坚持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管理、服务廉洁司法,下大力气推进信息化建设,依托“天平工程"等建设项目,在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安全保障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主体框架已然确立,智慧法院已经由初步形成向全面建设迈进,为深化司法为民、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实践证明,人民法院信息化有助于全面推进国家法制建设,有助于巩固深化司法改革成果,有助于不断增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有助于支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助于丰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目前,海南省各级法院均已建成指挥中心,并上线运行裁判文书智能管理、远程庭审、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网络信息系统,科技对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助推作用进一步凸显。下一步,海南省法院还将大力推广琼中法院自主研发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人工智能为群众提供咨询答疑、纠纷解决、法治宣传等巡回服务;同时将在试点基础上,积极推进道路交通一体化网上平台建设,让智慧法庭建设在履行审判职能和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已经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六十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大检察理论研究创新力度,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检察理论研究和检察实践工作发展趋势,就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检察理论研究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检察理论研究的支撑。最高人民检察院历来高度重视检察理论研究,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决定》(1999)、《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200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办法》(2005)、《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办法》(2006)、《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05制定,2010、2019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多数省级检察院参照出台了相关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检察系统内外人员参与检察理论研究的积极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水平更高、内涵更丰富的需求,人民检察事业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恢复重建以来影响至为深远的转折、重构和提升。全国检察机关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工作总要求,细化实化一系列思路、举措,检察监督办案成效逐步显现的同时,对检察理论的需求也日趋迫切。检察理论研究亟需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对一些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检察工作的发展就会受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道路自信。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工作仍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是检察工作面临的突出短板和弱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切实把握加强和改进检察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及时为检察实践和检察改革输送高品质的智力产品,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检察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加强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检察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研究。要通过理论研究,加深系统内外、社会各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对政法工作、检察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把握。人民检察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党领导人民推进法治建设的伟大创举。必须发自内心认同,才可能始终坚定检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可能更有底气以创新发展的检察理论,发出新时代检察最强音。
(二)坚守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检察机关的根本政治立场。具体到检察理论研究,本质就是“为民”。真正要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检察理论研究成果,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检察实践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各级检察机关只有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利用办案、调研、民意调查等方式,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才能做好检察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检察理论研究产品内涵,提升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质量,强化检察制度“人民立场”,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三)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与实践服务、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服务,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检察理论研究不尽的源泉就在丰富而鲜活的检察实践、检察监督办案中。检察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围绕检察实践展开,从中发现检察监督办案中的真问题,从理论上深加阐释、精予指引,使理论研究真正“接地气”。
(四)坚持兼收并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和独特性。但也要看到,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创造的法治文明总体趋势是交流交融。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的要求,积极适应、主动融入多样文明相交相融的发展大势,认真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不同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政治制度,从中发现制度的文化传承、根源理由,把握其中蕴含的原理、规律,从深层次吸收借鉴先进的、优秀的法治文明和法律智慧,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三、新时代检察理论的研究重点
(一)加强检察理念研究。反贪职能转隶后,新一届高检院党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围绕如何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提升检察监督效果,针对性地创新发展工作理念,提出包括转隶就是转机,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双赢多赢共赢,精准监督,“智慧借助”,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等理念,得到系统上下一致认同,在社会上产生很好反响。这些因应形势发展变化、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理念,亟需加以理论阐释和实践总结。
(二)加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新时代,世情、国情、社情发生深刻变化,检察制度也面临新的转型,回应与检察工作息息相关的的基础性、战略性、宏观性、全面性问题的需求日趋迫切。要通过总结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科学途径,确保我国检察制度的创新发展能够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要关注检察制度宪法基础、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的实施、检察权运行规律、检察伦理、检察政策、检察管理等基本理论问题;要重点研究“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基础理论、不同检察权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为检察工作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三)加强检察改革和发展研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成为一项核心任务,检察改革研究的总体方向也从宏大叙事为主向微观专题研究方面转型。司法实践迫切要求从理论上对相关制度的操作性、细节性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合理构建相关配套机制的基础上保障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和贯彻落实。各级检察机关要站在更务实的角度,从依法治国的全局出发,按照检察制度发展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和检察权运行规律的要求,细化研究检察职能调整和内设机构改革后,如何构建与之适应的新的工作机制,如何完善检察业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司法责任制实施后如何加强检察监督管理机制建设,如何理解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检察环节所承担的主导责任等具体问题,推动检察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四)加强检察实务和应用研究。当前,检察系统经过对内设机构的重塑性改革,形成“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并行的检察监督办案总体格局。其中每一项检察业务都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刑事检察方面,应当重点研究刑事检察理论体系的构建,如何深化、指引刑事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确保公正办理案件;如何深化捕诉一体运行机制,以及捕诉一体后如何强化诉讼监督职能。民事检察方面,应当重点关注如何破解案件受理层级“倒三角”问题,更好发挥基层检察院的作用;如何践行精准监督;如何通过抗诉、检察建议促进民事诉讼中的理念、政策、导向创新、发展、进步。行政检察方面,应当重点研究如何定位行政诉讼监督;检察监督如何贯穿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益诉讼检察方面,应当重点研究如何优化案件类型结构,加大行政公益诉讼办案力度;如何完善与行政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督促检察建议落实、整改到位;如何稳妥、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检察“等”外探索。此外,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未成年人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案件管理、司法解释、国际司法协助等,都有很多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应当成为检察理论研究新热点。
四、完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机制
检察理论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整体研究工作格局。新时代,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进一步促进检察理论研究整体性工作格局的形成并切实发挥作用,作为推动检察理论研究稳步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构建全员参与的调查研究工作机制。检察理论研究主责在检察机关,首先是各级院党组,负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部门要发挥好组织、管理、协调作用。应当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院领导抓具体,上级院和职能部门加强督导协调,业务部门主动研究,全体检察人员广泛参与检察理论研究的格局,并辅之以兼职调研员、办案与研究互动等相配套的工作机制,让检察人员成为检察理论研究的主体。上下级院对应的业务部门之间,办理相同类型的案件、遇到相同类型的问题,可以在共同调研基础上形成合力,共同开展理论研究。基层院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遇到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可以上“检答网”,及时向上级院反映,由上级院组织力量牵头开展研究。同时,课题制、年会制、激励机制、合作机制等工作机制多年来对于鼓励和引导检察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要继续落实完善。
(二)建立与科研院校无缝衔接战略合作机制。要融合法学界和其他政法系统的研究力量,与法学研究机构、重点研究刊物、专家学者等建立起更加紧密联系。要建立健全与法学院校、科研单位的长效合作机制,通过共建专门研究基地、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形成特色鲜明的检察智库,满足不同层级检察决策需求。要通过选聘法学专家到检察机关挂职、选派优秀检察官到高校兼职任教、与高校共建研究实践基地、合作承担课题等多种形式,形成检察理论研究的强大合力。强化与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以及中国法学会、有关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广泛吸收实务界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经验,进一步形成共识,增强理论认同。要主动完善与法学、法律类报纸期刊、主流媒体的合作机制,鼓励检察人员积极参加系统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扩大影响力。探索建立与法学类报刊杂志的经常性联络机制和信息交换机制,定期向他们反馈检察工作情况、工作重点、重大改革举措、指导性案例、实务中的疑难复杂问题,供他们了解检察工作动态和确定研究选题参考;鼓励期刊杂志开设检察理论专栏,探讨检察理论和实践问题,刊发相关成果。对此,检察机关要在系统内组织研究力量予以支持,并根据报刊杂志反馈的检察理论研究情况,加强对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指导。
(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各级检察院党组要把检察理论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院领导抓具体,就是要推动建机制、搭平台、强保障,以便找准问题、研究问题。只有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影响性的案件,了解检察监督与办案中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推动检察理论研究。对于事关检察事业长远发展和检察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检察监督与办案中的重要问题,各级检察长、分管领导都应当主动牵头,带头开展研究,发挥以上率下作用。全国各级检察院、各职能部门、各办案机构都要增强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将加强检察理论研究作为与司法办案相得益彰的重要工作来推进,积极做好研究动员和研究组织工作。省级院应当成立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组织领导本省范围内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
(四)重视专家型检察官、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各级检察机关要为专家型检察官和检察理论研究人才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机会。要鼓励研究能力强的同志积极参加年会、培训、申报课题和案例分析研讨。对于高层次理论研究人才,可以采取推荐研修、支持在检察学研究会任职、参加科研成果评奖等方式,为其提供锻炼机会和展示平台。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中,要把是否有研究能力作为选任领导干部、遴选检察官、择优晋升检察官等级的重要参考,把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检察人员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上级院检察官尤其是高检院、省级院检察官,都应当朝积极承担课题研究,撰写调研报告、案例分析、业务分析,参与规范性文件起草的方向努力,争做专家型检察官。要营造更好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培养造就更多优秀的专家型检察官和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五)改进研讨交流平台。应当充分发挥“检答网”等新平台的交流作用,增进检察系统内部的理论共识,确保重大检察理论问题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同频共振。要在举办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省级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专题论坛、学术交流等方面大胆创新,强化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交流主题的针对性、交流形式的多样性和研讨的深入性,积极与学术界、各政法机关之间开展对话交流。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的交流平台作用,积极开展系统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不断营造检察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
(六)完善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检察机关要善于与财政部门协调,将科研奖励经费纳入预算。继续落实和完善优秀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评选制度,对检察理论研究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和奖励。各级检察机关要把用于检察理论研究的课题费、图书资料费、奖励费等资金列入检察业务费,切实保障检察理论研究的经费支持。
(七)探索建立年度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绩效通报制度。各省级院每年应当对本辖区内的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主持承担或组织发布课题、开展检察理论研究活动、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等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情况进行数量、质量的单项和综合统计分析,形成分析报告,每年年初报送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所。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对各省级院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统计、分析,形成工作绩效分析报告,经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审定后,在检察系统予以通报。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成绩突出的省级院可被邀请在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介绍工作经验。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
(2023年4月18日)
加强新时代网络法治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检察工作现代化融入和助力网络法治工作现代化,更好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更好服务保障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现提出以下工作意见。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不断增强做好网络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网络法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为网络法治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网络既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又是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教育等领域开展工作的重要载体,日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强国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对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网络法治工作提出新任务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进程中,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总规划中,在全面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总部署中谋划和推进网络法治工作,以更高质量的检察履职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助推提升网络综合实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进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党的二十大对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在推进新时代网络法治工作中肩负着更重责任。要对照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坚持党对网络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确保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依法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犯罪,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网络时代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典型案例引领网络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让人民群众在网络法治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系统推进,统筹把握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打击与保障、惩治、预防与治理等关系,依法全面能动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发挥好“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作用,汇集内外部力量,推动工作整体协同发展。坚持开拓创新,注重将司法改革、检察改革的成果运用到网络法治工作中,注重发挥新技术对检察履职赋能作用。积极推动网络司法规则制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检察工作模式和路径,不断推进网络时代检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充分发挥司法办案职能,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三)聚焦捍卫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间谍窃密等犯罪活动,依法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暴力恐怖、邪教破坏等犯罪,坚决捍卫国家安全。
(四)聚焦维护网络系统安全、数据安全,依法加大对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加大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惩网络黑客非法侵入、非法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民生重要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犯罪。依法严惩针对我国重要信息系统、窃取关键数据,以及其他泄露、非法获取、非法利用数据的相关犯罪。推动压实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依法惩治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犯罪,筑牢网络数据安全屏障。
(五)聚焦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链条惩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犯罪。始终保持对网络贩卖枪爆、网络贩毒、网络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的严打态势。按照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聊”敲诈、“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等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组织。依法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积极参与“断卡”“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依法追诉前端非法收集、提供、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后端利用“跑分平台”、虚拟货币、直播打赏进行“洗钱”等犯罪。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加强与公安、法院及有关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构建“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全社会防诈”打防管控体系。依法严惩“网络暴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犯罪,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利益链,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行为涉嫌的相关犯罪,协同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出问题,加强典型案例发布曝光,净化网络舆论环境。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大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惩“数据黑企”“行业内鬼”以及批量泄露、买卖、“暗网”交易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收集在校学生和老年人等群体公民个人信息、利用“爬虫”“撞库”等技术手段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准确把握公民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和边界,统筹数据信息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加大涉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案件的民事检察监督力度。围绕敏感个人信息、特定群体、重点领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积极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六)聚焦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依法保护和规范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市场。发挥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综合履职的优势,突出加大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加强对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网络域名、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作品等网络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市场竞争、阻碍创新的行为,推动数字技术成果的创新发展和转化。加强对“元宇宙”、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相关法律问题的前瞻研究,强化安全风险综合研判,准确把握创新发展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及时发现、精准惩治以新技术新业态为幌子实施的各类犯罪活动,既保护创新发展,又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叠加演变。大力加强对企业数据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非法获取企业数据、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等犯罪活动,保障数字产业创新发展。依法平等保护数字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利用网络发布不实信息诋毁企业商业信誉、实施敲诈勒索等犯罪的惩治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对电商消费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主体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深入研究数据交易、数据服务等新类型案件涉及的数据权属问题,切实保护权利人在数据收集、使用、交易等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推动完善数据权利司法保护规则,促进数据要素市场依法有序发展。立足检察职能,依法稳妥探索推进反垄断公益诉讼,防止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数据算法优势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打击治理刷单炒信、直播售假、流量劫持、勒索维权、虚假广告和恶意抢注商标、域名、深度链接等不正当竞争活动,维护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的良好秩序。
(七)聚焦网络空间未成年人权益,大力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犯罪。突出惩治成年人胁迫、教唆、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等犯罪活动。持续惩治利用平台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搭建运营涉未成年人色情网站、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传播涉未成年人淫秽物品等犯罪活动。对涉嫌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及时教育感化挽救;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及时开展综合救助保护。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网络保护的要求,协同加强涉未成年人网络治理,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受到不良信息侵蚀侵害以及网络新业态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突出问题,通过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检察建议等多种形式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政府等多方协同、齐抓共管,合力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火墙”。
三、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强化一体履职数据赋能,协同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
(八)全面履行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刑事检察监督职能。会同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网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加快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标准化和程序规范化。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网络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提出检察意见要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作用,强化刑事立案监督,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规范案件管辖;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会同公安机关规范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适用;加强重大疑难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协作配合,会同公安机关深挖关联案件证据线索,加强对电子数据专业化审查,依法及时有效追诉犯罪。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涉案人数多、涉及面广的网络犯罪案件,坚持分类分层处理,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高度重视涉案财物处置,加强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审查,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对涉案财物依法、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和有效处置,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九)积极开展网络治理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坚持把网络治理作为公益诉讼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维护网络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作用。聚焦危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侵害网络用户权益、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利用网络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突出公益损害问题,充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英雄烈士保护等法定领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稳妥探索网络治理新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实践,统筹运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方式,推动网络违法犯罪诉源治理、公益损害风险预防与企业合规建设。健全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协作机制,发挥公益诉讼在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职能作用。对于承担一定公共管理职能和重要社会责任的网络运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探索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方式,夯实平台社会责任,督促和支持企业规范有序平稳发展。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衔接协作机制,利用大数据赋能,打破业务条线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对网络违法犯罪全链条打击、一体化治理。
(十)精准开展网络治理领域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深刻认识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经济等对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交易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不断更新民事检察监督理念。针对在线办理民商事案件的特点,加强与互联网法院、互联网科技企业、行业协会等沟通,主动融入互联网司法保护大格局,共同构建互联网领域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防范和化解互联网空间风险和矛盾。积极探索研究对在线诉讼、诉前纠纷化解以及互联网纠纷案件量化裁判等开展检察监督的模式和规则,依托网络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提高监督质效。大力开展网络司法拍卖民事执行监督,助推网络司法拍卖规范化、高效化。依法办理涉企业数据产权民事监督案件,推进完善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交易。加强涉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纠纷民事案件监督,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积极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责,加大对涉互联网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力度,常态化开展涉互联网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推动构建行政检察与行政监管相衔接制度。围绕司法办案发现的网络执法、行政监管突出问题,积极发挥检察建议作用,持续推进“六号检察建议”落实,协同有关部门推动健全网络治理体系。
(十一)积极稳妥开展涉案互联网企业合规工作。积极探索在网络数字领域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推动涉案互联网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合规建设,通过制定合规管理规范,弥补监督管理漏洞,建立健全合规管理的制度机制,有效预防网络违法犯罪。探索以事后合规整改促进企业事前合规建设,结合办理的典型案例,推动网络监管部门、第三方组织、互联网企业研究制定数据合规规范指引,推动建立健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十二)建立上下一体、内部协同的监督办案模式。针对网络犯罪案件跨域性、涉众型、链条化等特征,探索网络犯罪重点罪名的集中统一办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统筹指挥,建立案卷远程调阅、证据远程调取、诉讼当事人远程讯(询)问等制度。全面协调充分履行“四大检察”职能,推动在网络治理领域各检察部门之间的线索移送、人员协作、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形成对网络空间的保护合力。
(十三)以大数据赋能推进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深入贯彻落实数字检察战略,统筹网络检察和数字检察工作,充分运用大数据推进法律监督全面深化,促进网络诉源治理,加强检务科学管理。推进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建设,指导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分中心建设,强化对检察业务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分析、系统利用。持续推动政法跨部门办案平台建设,实现执法司法数据共享、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深化对涉网络类案监督,加强办案数据集成分析,加大对监督模型设计研发,加大对各业务条线重点监督类案培育指导,实现个案办理式监督与类案治理式监督并重,推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
四、积极参与网络立法,促进网络法律体系建设
(十四)积极参与网络立法制定修订工作。配合立法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制定修订网络安全法、网络犯罪防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提供司法实践样本,提出立法意见建议。积极适应网络违法犯罪迭代升级、网络行为多元发展的形势,围绕网络立法重点领域,注重通过类案监督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推动网络法律制度和司法规则的创新和生成。
(十五)加快制定修订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网络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及时制定完善符合打击治理网络犯罪规律特点的追诉标准、证据调取规范、证据审查要求和证明规则、涉案资产处置办法等。研究制定网络治理领域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意见,完善相关案件管辖、起诉标准、举证责任、诉讼请求、诉讼监督等程序规定。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类型和刑事处罚标准的研究,推进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积极推动制定完善涉互联网民商事案件司法规则,依法规范网络民事主体和网络民事行为。细化完善网络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更好地平衡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完善网络仲裁、网络公证活动的制度办法,探索规范检察监督的路径和方法。
(十六)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谈判,提出和阐释我国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理念和做法。利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机制、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等平台,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签订多边、双边协议,强化打击网络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协助,推动网络安全跨境执法司法合作不断深化。加强对网络治理涉外领域立法和国内法域外适用问题的研究,组织翻译相关域外材料,加大培训交流。
五、加强网络法治研究,推进网络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提升依法治网能力水平
(十七)加强网络法治研究,促进检产学研相结合。适应网络法治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特点,加强检校合作,探索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网络法治研究基地,通过研究人才、资料、平台的共享互通,加强对网络法治重大、前沿问题的研究,加强检察机关网络法治人才的培养锻炼。注重加强与网络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了解互联网前沿发展态势,研商网络治理的对策路径。加强网络法治智库建设,聚焦重大网络法治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加强类案分析,及时向党委政府报送网络数字领域社会治理专项调研报告。
(十八)大力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建立网络法治特殊人才引进机制,加大涉外网络法治人才选拔培养,加大财政、科技、信息等投入保障,整合配强工作力量。优化充实全国网络检察人才库,加强检察办案和检察技术人才内部交流协作,加强与网络执法部门的互派交流挂职,提升办案能力和合力。推动建立技术调查官、特邀检察官助理辅助办案机制,针对技术性较强的案件,发挥技术辅助办案作用。因地制宜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检察机关成立网络检察办案基地,依托基地建设,加强跨区域网络案件指挥协调、网络法治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
六、加强网络法治宣传,加大对外传播力度,推动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十九)持续深入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网络宣传。把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网络法治宣传的首要任务,把检察网络平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重要阵地。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展示新时代网络法治工作的突出成就,讲好能动履职推动诉源治理的网络检察好故事,引领网络舆论,形成良好氛围,在网络宣传上展现法治新面貌、检察新作为,推动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
(二十)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八五”普法规划,结合检察办案,宣传解读宪法、民法典和重要互联网法律法规。加强以案释法,聚焦易受害群体、案件高发行业和重点地区,定期发布网络检察白皮书、通报检察办案情况、制发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例,结合检察听证同步开展普法工作,提升全社会网络法治意识。深入推动网络普法“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将青少年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作为重点,加强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网络普法宣传,打造检察网络普法品牌,持续巩固壮大检察网络主流舆论,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法治共识。
(二十一)加大对外网络法治传播力度。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国际交流,以国际交流合作为契机,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大力宣传中国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依法治网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的通知
(法〔2021〕2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国人民法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以来,各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法庭布局、完善保障措施、强化职能发挥,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和司法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探索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为深入挖掘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人民法院在注重强基导向、强化人民法庭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为各地加强人民法庭工作提供持续借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分批次选编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并逐步将其打造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一块靓丽品牌,作为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以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主题,围绕人民法庭布局、专业化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人员管理、考核机制、组织领导等方面,选编16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案例予以印发。
本期案例中,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明确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责和路径,支持人民法庭工作,在全国尚属首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切实强化人民法庭工作主体责任,以“双达标”活动为抓手,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跨越式发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建人民法庭专门考核体系,推进解放“司法生产力”。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因地制宜,优化人民法庭区域布局。天津市、上海市、福建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集中审理类型化案件,积极服务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北京市、河北省、浙江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江苏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利用智慧化建设成果,赋能人民法庭审判和基层治理。上述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强基导向、坚持务实管用,体现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和治理效能,值得各地人民法院参考借鉴。
下一步,各高级人民法院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按照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要求,高度重视案例编报工作,完善案例培育、挖掘、指导机制,加强案例成果转化,总结提炼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民法庭建设经验,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9月14日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
目 录
【案例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案例2】天津市滨海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聚焦自贸发展 优化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
【案例3】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邺城法庭:一核引领、两翼联动、多点支撑 打造新时代人民法庭
【案例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突出时代性 优化全省人民法庭布局
【案例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提升一站式服务水平 为对外开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6】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创设"12345"智慧应用场景 打造智能法庭"吴江样本"
【案例7】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法庭:强化诉源治理 打造"龙山经验"
【案例8】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创新"微法庭"工作机制赋能基层治理
【案例9】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宏路人民法庭:三个"一体" 打造交通事故案件专业化法庭
【案例10】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全面双达标"活动为抓手 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跨越式发展
【案例11】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 明确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责和路径
【案例12】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建专门考核体系 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瓶颈"
【案例13】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条块联动 源头预防 关口前移 依托人民法庭助力"无讼村屯"建设
【案例14】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晋阳人民法庭:立足专业审判 突出医疗特色 打造专业化人民法庭工作新模式
【案例15】陕西省旬阳市人民法院赵湾人民法庭:优化"三个服务" 建设"三型法庭" 积极服务乡村振兴
【案例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优化布局 强基固本 提升品质服务大局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
积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丰台法院花乡法庭坚持“三个面向”“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将司法服务有机嵌入辖区综合治理体系,构建起“以法庭为主阵地、以专项治理为抓手、以法治宣传为辐射”的诉源治理格局,将大量潜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消弭在源头,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年来,辖区内收案数量下降29.3%,诉源治理工作获最高法院和北京市委充分肯定。
第一,铺设“一点一站一张网”,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纠纷化解格局。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主动融入区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纠纷治理触角延伸至最基层。设立“巡回审判点”,指派两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队,定期走进全国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巡回审判,通过示范审判、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对交易中潜在的法律风险点、市场监管漏洞等开展针对性治理,推动市场涉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三年来,市场内年案件成诉量由100件下降到43件。搭建“法治空间站”,与乡镇司法所联合建立“花乡法治空间站”,以党支部为核心外延三个党小组,分别对接辖区五个村(居)委会,指定定点联络员,了解当地拆迁政策,收集分析群众婚姻、赡养等司法需求,通过“线下线上”“庭外庭内”指导调解、解答问题,推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三年来,指导135名社区调解员参与社区治理800余次,惠及群众万余名。凝聚“多元解纷网”,同辖区司法行政、公安、调解委员会建立纠纷多元化解联动网,通过不定期座谈研讨,实现纠纷信息互联互通、具体案件适时会商、突发矛盾联防联动,打造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
第二,建立重点纠纷专项治理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强化涉疫纠纷治理,针对新发地疫情,创新及时沟通摸清隐患、及时对接强化指导、及时调研预测预警、及时研判制定方案、及时协调联动化解的“五及时”工作法,选派2名审判业务标兵对接新发地市场及市场调解委员会,线上指导调处涉疫纠纷3次,会商10余次,形成买卖、租赁、运输等8大类纠纷调处指引、5大类纠纷调解协议模板,并联合新发地市场等部门召开疫情善后纠纷化解研讨会,出台纠纷处置指导意见,推动市场内已登记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至今无一例涉新发地疫情的纠纷诉至法院。强化类型化纠纷治理,针对物业供暖案件多发实际,成立诉源治理团队,摸清近三年辖区纠纷较集中小区的主要争议,编制纠纷多发物业供暖公司名册,明确其诉前核实信息等责任,建立纠纷预警、居民走访和焦点反馈三机制,召开服务整改提升座谈会,促进提高服务水平,推动物业供暖案件下降95%以上。强化重点项目治理,针对辖区重点项目建设引发的拆迁、疏解等纠纷,选派法官进驻项目组,开展针对性法律政策解读及法律风险提示,指导驻村调解组现场调解,推动纠纷平稳化解。
第三,强化普法宣传辐射带动,推动法治、德治、自治相得益彰。开展“靶向式”司法建议,定期研判个案成讼映射的社会治理问题,开出“诊疗单”,帮助堵塞漏洞、化解风险。先后向生态环境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就噪音立法、客户隐私权保护、空壳公司监管等问题发送司法建议,相关主体积极回函、整改落实,从源头上预防系统性风险。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司法裁判,建立“月说新案”新闻通报会机制,发布“电梯噪声污染排除妨害案”“老人服用保健品致死案”等一批典型案例,旗帜鲜明表明法律“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实现“审理一案、化解一片”。加强普法宣传,创新普法方式,通过微视频、在线直播等形式,广泛开展民法典进社区等“云普法”,实现对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覆盖群众2万余人,并获“学习强国”平台报道。面对早教机构“跑路”引发的消费者集体维权事件,走进楼宇直播间,讲解预付款相关法律知识,平息200余名消费者集体投诉。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2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
聚焦自贸发展 优化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
滨海新区法院勇立滨海新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桥头堡,精准服务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发展战略,聚焦“津城”“滨城”双城建设,着力构建体系化、全覆盖保障格局,优化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以“卓越工程、创新工程、锻造工程”为抓手,助推天津滨海新区成为营商环境优选地、产业聚集辐射地、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
第一,聚焦专业特色,纵深推进服务保障全覆盖。精准对接自贸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设立六大专业法庭,纳入自贸法院体系,以专业化审判为抓手,实现所有案件均有法庭对应、五大开发区均有对应法庭的“两个100%”全覆盖目标。聚焦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建设,设立融资租赁法庭,集中审理融资租赁、保理等新型金融案件;聚焦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设立金融法庭,专业审理互联网金融、消费信贷及以金融机构为一方当事人的金融创新案件;聚焦科技创新,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为滨海新区数字经济升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等提供有力司法服务;聚焦绿色司法,设立环境资源法庭,回应宜居智慧生态津城、滨城建设新需求;聚焦人才自由,设立天津港劳动争议专业法庭,整合区域化解劳动纠纷社会资源,加强劳动争议裁审衔接,构建四方联动、共建共享的劳动争议解纷平台;聚焦贸易自由,设立空港经济区法庭,做好涉跨境服务贸易、冷链物流、离岸贸易、平行进口审判。
第二,深化三大举措,提升司法服务品质。以“专业化、智能化、创新型、服务型的新时代全国一流法庭”作为人民法庭建设根本路径。理念上与时俱进,提出“新、特、优”工作目标,凝聚“守正创新、勇当排头、共筑卓越”的工作理念,将人民法庭工作放到自贸创新发展、重大战略实施、营商环境改善等大局中统筹推进。机制上形成合力,先后制定《加强自身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关于审判分工实施细则》等通知,推进“一庭一品牌、一庭一创新”特色和“一体化”协同作战,培育具有天津自贸法院风格的工作机制、审判模式和专业品质。服务上打造特色,在融资租赁法庭探索融资租赁纠纷案件的定制化、流程化、专业化、多元化、智慧化审判模式,制定《应对疫情风险服务融资租赁行业十项措施》,首创“信用+应用”资信担保方式,作出天津首例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判决,极大提升天津融资租赁产业在全国的引领地位。
第三,实施创新工程,引育司法保障动能。将精准服务自贸新业态新模式作为人民法庭建设核心职能。组建创新团队。以新应新,吸收骨干力量组建创新团队,及时跟进自贸法治需求、强化司法保障创新做法。建立五大机制。建立审判例会、案例研究、新闻发布、白皮书、工作专报等五大机制,提升精准保障能力,形成司法保障合力。加强协同联动。六个专业法庭与自贸区管委会及五大开发区产业创新部门、法制部门建立联动协同机制,为产业发展提供“一站式、全链条”司法解决方案。探索多元解纷共治共享机制,会同司法局、金融局、人社局、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等31家单位构建“法院+N”的多元解纷模式,在融资租赁法庭共建“东疆多元解纷共治中心”,首批5家机构入驻等。
第四,开展锻造工程,树立现代法庭形象。把法庭形象建设纳入自贸区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搭建一流平台,回应自贸开放便利新需求,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自贸一站式诉服平台,重塑互联网审判新格局,提供国际化高标准诉讼服务。汇聚一流人才,坚持人往基层走,以更高要求、更严标准、更优形象,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富有改革创新时代气息的精英化、国际化、高质量法官队伍,六个专业法庭平均年龄36岁,研究生以上学历占67%。塑造一流文化,从工作理念、专业品质、机制创新、党建引领、团队塑造五方面,结合专业审判特色,形成具有特色化、差异化和较强识别性的法庭文化品牌。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3号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邺城法庭
一核引领、两翼联动、多点支撑 打造新时代人民法庭
临漳法院坚持“一核引领、两翼联动、多点支撑”,倾力打造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邺城法庭”,为辖区群众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第一,一核引领,打造邺城法庭新品牌。以“三个面向”“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为核心引擎,优化法庭布局,强化法庭基础建设,临漳法院在县域西部投资314万打造1032m2的邺城法庭,司法服务覆盖4个乡镇,127个村,20.5万人口。该法庭临近邺城博物馆、铜雀三台遗址公园、方特主题乐园等旅游景点,内设诉讼服务站、在线调解室、诉调对接室、多元解纷室、高标准数字化审判庭、星级党建活动室等,立案、开庭、调解等办公区规划有序,为人民法庭发挥各项职能、融入辖区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两翼联动,开创矛盾化解新篇章。以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和延伸司法服务为驱动支撑,汇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诉源治理桥头堡作用。推进部门联动,完善多元解纷机制。与辖区乡镇、派出所、交警中队、司法所、村委会等部门搭建联动平台,建立调解员花名册、微信群,针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交通事故、土地纠纷等适宜调解的纠纷,由特邀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根据实际协调相关部门联调共治,力争将纠纷化解在基层。坚持阵地前移,下沉延伸诉讼服务。当事人在邺城法庭可同等享受临漳法院本部一样的登记立案、跨域立案、在线调解、释法答疑等“无差别”诉讼服务,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办事一站式、服务零距离”。
第三,多点支撑,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将党建引领、网格建设、诉调衔接、法治宣教紧密融合,变“被动收案”为“主动治理”,构建以人民法庭为支点,精准对接乡村基层力量,交融互动、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固本强基筑牢政治忠诚。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思想根基。推动党建和业务同频共振、精准融合,提档升级阵地建设,增强基层支部战斗力。二是依托网格建设,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构建以党委政府为主导,法官、乡镇领导、包村干部、村支书协调联动的网格化诉源治理体系。各村支书负责本村矛盾纠纷排查上报,村镇干部合力化解纠纷,每季度由法庭将各村诉讼情况向乡镇书记通报,助推“无讼乡村”建设扎实开展。三是做好诉调衔接,调判结合及时定分止争。乡镇、村级调解员对网格排查出的疑难复杂、情理交织的纠纷,及时邀请法官介入调解,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对直接进入诉讼的案件,根据自愿原则开展委派调解;对已调解但未成功的,将调解情况附卷并及时安排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坚决避免以调拖判,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对调解成功的,根据当事人要求制作法律文书或者进行司法确认。四是加强法治宣传,助推基层乡风文明建设。邺城法庭持续开展法治进乡村系列活动,将法治理念根植群众内心,推动形成人民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自觉。建立普法宣传点,开展宣教,以案释法、答疑解惑。今年以来,宣传点“董庄”等26个村无诉讼,法治宣传效果正在彰显。注重在裁判文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以典型案件树立正确行为规范,以正确裁判引领良好社会风尚,弘扬乡邻美德、摒弃不良风气,推动创建文明家庭、文明乡村。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4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突出时代性 优化全省人民法庭布局
吉林法院坚决贯彻最高法院工作部署,坚持强基导向,坚持“三个面向”“三个便于”原则,狠抓法庭优化布局工作,提升新时代人民法庭“三个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全省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
第一,“增调迁撤”协同运用,完善法庭服务群众功能。坚持问题导向,采用“增、调、迁、撤”调整法庭布局,拉近法庭与人民群众距离,打造全省 “半小时诉讼服务圈”,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一是增加法庭总量、新设巡回审判点。增设法庭41个,使法庭总数增加至203个,在无派出法庭乡镇新设巡回审判点428个,实现司法服务全域覆盖,有效解决法庭总量少、司法服务部分缺位问题。向省委编办作编制申请,实现法庭省级编制全覆盖,彻底解决法庭编制“二元化”问题。二是调整法庭辖区范围和城乡配置比例。将辖区过大、管辖冲突法庭的辖区作调整,重新明确71个法庭管辖区域,实现平均3个乡镇1个法庭。调整城乡法庭配置比例,城区法庭数量由40个减少到24个,乡村法庭增至179个,巡回审判点全部设在乡镇,有限司法资源向乡村倾斜,重点解决乡镇司法力量薄弱问题。三是迁出回院机关办公法庭、迁址辖区边缘法庭。将全省66个回院机关办公法庭全部迁回辖区办公,辖区实际运行法庭同比增加57.6%,有效解决法庭缺位、功能弱化问题。针对部分法庭在辖区边缘、非人口聚集区办公情况,调整12个法庭办公地点,实现全省所有法庭均在辖区中心地点办公。四是撤销功能弱化的人民法庭。将7个与院机关距离过近、辖区人口和案件总量少,确无存在必要法庭予以撤销,进一步优化整合法庭资源配置。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提升法庭服务群众的水平。强化法庭综合职能,探索法庭专业化建设;立足审判主业,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一是增加专业法庭配置,服务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满足区域治理需要,全省增设旅游、环保、开发区等专业法庭17个,通过设立黑土地保护点,搭建家事、道交纠纷化解平台,提升专业服务保障水平。二是依托巡回审判点,推进矛盾多元化解。发挥巡回审判点扎根乡镇政府等所在地区位优势,推行“法官进网格”,整合法治队伍力量,对矛盾纠纷进行预防排查、化解稳控,开辟府院联动新阵地。推进“百姓说事、法官说法”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对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创建“无讼乡村(社区)”。三是鼓励办公场所租借,实行人财物动态管理。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采取改造、修建、租赁、借用等方式解决办公场所问题;实行员额法官、资金、物质装备动态调整,不断将人财物向法庭倾斜。目前,全省新解决法庭办公用房62处,新增法庭人员516人,法庭经费同比增长24%。
第三,坚持“一盘棋”,构建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工作机制。一是形成省院统筹、中院指导、基层院主抓工作格局。集合三级法院共同智慧,形成《吉林省人民法庭优化布局方案》,印发《关于优化全省人民法庭布局 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为法庭优化布局提供重要遵循。召开全省法庭工作会议,重点部署推动法庭建设各项工作。省高院、各中院成立法庭工作领导小组,督促指导法庭优化布局工作。基层法院一把手具体抓工作落实。法庭优化布局工作思路清晰、分工明确、目标一致。二是通过图表化、清单化优化进程。通过《意见》明确优化法庭布局主要举措,《方案》列出具体工作完成时限,全省法庭工作视频会议强化责任追究,将法庭优化布局工作纳入考核体系,省高院建立工作台账以每周督导调度的方式,持续推进法庭优化布局工作落实落细。三是省院领导定期驻庭调研,解决实际困难。自2019年起,省高院院领导定期带队驻庭,通过听取汇报、开展座谈、走访人大代表等方式了解法庭情况,切实帮助解决法庭发展难题,党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法庭工作,制定政策,积极与地方主要领导沟通协调,帮助争取资金。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
提升一站式服务水平 为对外开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成立于2013年11月,是我国首个服务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专业化人民法庭,主要审理辖区内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涉外商投资企业商事案件、与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相关的民商事案件,以及国际司法协助调查取证案件等。多年来,自贸区人民法庭不断完善一站式服务,健全专业化审判,着力为浦东对外开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1年5月,被最高法院授予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第一,立足便利化,推行符合国内外市场主体需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着力构建便利化诉讼服务体系,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开、平等、透明的法治环境。一是探索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机制。2019年9月,率先成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工作室。现有5家调解机构、2家仲裁机构和外国法查明、公证、翻译等5家法律服务机构入驻,成功调解纠纷575件,与境内外仲裁机构对接案件21件。2021年3月,该机制被国家发改委列入浦东新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并向全国推广。二是优化涉外商事纠纷在线诉讼服务。率先探索网上法庭模式,被国务院作为上海自贸区经验推向全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开展跨境审理和在线解决,依托中英文双语网站,实现涉外商事纠纷在线解决一网概览。目前有2位外籍调解员成功调解4件案件。三是为临港新片区提供专项司法服务保障。2019年10月,设立临港新片区审判站,入驻临港新片区法律服务中心,为新片区商事主体提供全方位诉讼服务。第二,秉持专业化,构建与浦东高水平开发开放相适应的涉外商事审判机制。成立以来,共高效审结各类案件12789件,其中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1223件,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专业化司法服务。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积极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公约及国际惯例审理案件12件,适用域外法案件3件,准确识别外国管辖法院案件2件。办理3件国际司法协助调查取证案件,其中2019年越南法院依据双边条约提出的协助函,系首例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司法协助请求。二是建立专业化涉外审判机制。有2名法官攻读国际法博士学位,聘请7位知名专家学者成立涉外商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委员在前瞻研究、案件咨询、争端解决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专业咨询、专家陪审、专家法官“三位一体”的专业化涉外审判机制。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司法交流。与来自“一带一路”20多个国家及世界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等境外百余人次开展国际司法交流,展现中国法治形象。
第三,依托智慧化,推动建立自贸区司法和监管协同治理机制。自主研发司法大数据分析系统,与自贸区监管机构进行数据对接,实现司法和监管协同治理。一是对重点主体、重点领域进行类型化监测。已采集49万余件涉自贸区案件数据,将自贸区内3万多家重点企业、346家重点高风险类金融机构纳入监管,实现风险预警。二是将司法大数据有效运用至监管领域。与政府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系统对接,实现企业涉诉、涉执、失信信息的公示共享。及时向监管机构发送司法建议,提示监管风险。其中,提示大宗商品入境和仓储管理风险的建议被自贸区规范性文件采纳。三是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实用性调研。成立涉外商事司法研习社,围绕热点前沿问题开展研究。连续多年发布《自贸区审判工作白皮书》《涉外商事审判白皮书》,编写《涉外商事典型案例》《平等保护中外市场主体典型案例》等,为自贸区内中外主体提供丰富的法治研究成果。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6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庭
创设“12345”智慧应用场景 打造智能法庭“吴江样本”
苏州吴江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庭打通审判业务各环节流程,创设“12345” 智慧法庭工作场景,实现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在优化诉讼服务体验、促进纠纷多元化解、提高审判质效等方面成效显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法庭建设“吴江样本”。
第一,研发一个平台,实现繁简分流智能化。自主研发 “苏智”办案辅助平台,操作简单,功能全面,集立案、分案、调解、开庭、证据展示、举证质证及电子笔录确认、文书送达等功能于一体,全程在线办理。截至2021年8月,平台在线分案3000余次,在线调解2000余次,委派案件2940件,成功化解1344件,调解成功率达45.7%,真正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第二,创建二个中心,落实审判监督管理责任。一是审判管理中心,强化流程精准管理。实时显示审判运行态势和质效数据,以案件审判流程为中轴,精确监管每起案件、每步流程、每个节点,及时分析运行态势,动态调整资源配置,跟踪督查问题整改,做到管控全流程、评查全方位、通报全天候。法庭连续六年无12个月以上长期未结案件。二是运维管理中心,科学管理法庭资源。通过科技法庭管理中心,监测管理法庭资源、自动检查维护庭审设备、查看正在使用情况、自动批量检测故障率、主动推送报警情况,有效提高审判法庭利用率。
第三,畅通三个渠道,服务群众零距离。一是智能语音助手--苏小e。可自动语音拨打诉讼参与人电话、来电自动接听、实时智慧管理,实时督促法官及时回复,有效破解“找法官”难题。截至2021年8月,苏小e外呼电话17001次,接听电话2489次,回复率达99.5%。二是自动生成“一案一群”。机器人为每件案件自动建立一个包含诉讼参与人、调解员、法官、书记员在内的微信群,群内可完成送达、举证、质证、答疑等活动。执行阶段还可以通过“一案一群”进行执行直播,让执行公开透明。截至2021年8月,法庭已经建立2395个案件群,累计执行直播超过52次。三是创建网上诉讼服务大厅。将上级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功能优化整合纳入平台,一站式在线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事务办理、跨域立案、诉讼辅助、信息查询等服务。
第四,推动四个对接,全面提升诉讼服务质量。一是对接“企查查”。平台可实现自动匹配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登记信息,自动生成采集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身份信息附件,提高立案效率。二是对接三大运营商。自动解析案件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三大运营商登记的电话号码,实现一键拨打、短信告知,全程录音留痕等功能。三是对接大数据中心。平台依法审核后,输入居民身份证号码,可自动查询自然人身份等信息,避免因当事人不知被告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四是对接保险公司。当事人可在线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诉讼保全所需的相关业务,整个过程两个小时即可完成。
第五,打造五个e键,助推审判工作提质增效。一是e键立案。平台自动对接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相关案件信息自动生成,立案时机器人会根据案件信息,自动在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完成民初、民特、执保等案件的立案,实现智能立案。二是e键开庭。开庭前书记员一键即可开启全部庭审设备,并由机器人自动回填信息,生成开庭笔录模板,节省庭前准备时间,确保信息录入精准无误。三是e键生成文书。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以形成各类文书模板,调解员可以一键生成调解笔录及协议等文书,经审核通过后,平台自动签章,当场出具,实现文书智能化。四是e键报结。自动抓取送达日期等信息,提醒承办人报结,一键即可完成报结事项,避免人为造成审限浪费,实现智能报结。五是e键归档。平台自动生成校验指令,自动编目、编页、排序,自动生成封面、封底,点击打印,纸质卷宗依照档案规范要求依次打印装订,实现智能归档。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7号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法庭
强化诉源治理 打造“龙山经验”
永康法院龙山法庭坚持抓牢诉源治理工作主线,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法庭功能前移,各方力量联动,通过分层过滤、递进调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龙山经验”,强化特色法庭建设,推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法庭收案数逐年下降,由2013年的806件降至2020年的348件,降幅超55%,所辖两镇综治环境明显优化。龙山法庭获“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全省星级法庭”等荣誉。
第一,下好诉源治理“先手棋”,夯实法庭建设根基。一是党委引领建格局。突出发挥党委政府龙头作用,推动辖区党委将纠纷诉前调解纳入综治平台,整合公检法司等力量,将法庭收案量作为评价基层一线自净功能的风向标,形成了“党委领导、综治协调、司法引导、多元共治、法治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大格局。二是细化制度建机制。推动出台关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矛调中心运行等制度意见10余个,细化部门单位及网格员、村干部等参与人员考核、奖励方案,促成辖区形成三级纠纷过滤机制,实现纠纷、信访减少、社会综治能力增强。三是凝聚力量建队伍。建立调解人才库,拥有两代表一委员、新永康人等调解人才47名。主动指导基层治调工作,并以庭审观摩、抽样阅评等形式,强化法律知识、调解技能、调解规范等培训,辖区治调人员业务水平明显提高,需要法庭在诉前介入指导的调解纠纷从2014年的239件降到2020年11件。
第二,织密源头防范“三张网”,助推乡村振兴发展。一是拉好基层风险“防护网”。吸纳辖区内信息通达群众102名组成信息员网,及时掌握涉风险、重大敏感案件人员情况,强化风险防控、提升解纷效率。结合当地先贤陈亮的“义利并举”理念,弘扬事功文化,牵头制定永康市“无讼无案”“社会治理示范村(社区)创建”评定标准,推动开展无讼村创建活动。辖区内非正常死亡民事纠纷无一成讼,龙山镇桥下东村连续14年无民商事纠纷成讼。二是联通基层组织“解纷网”。促成建立网格员调解机制、纠纷倒查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在预防、化解纠纷等方面作用。2017年以来网格员诉前调解纠纷750余起,协助送达480余次。创新开展“今日我当值”活动,村干部轮流到法庭当值,两地党委将其表现纳入考核,2018年6月开展以来共有1173人次当值,协助法庭化解纠纷723件。三是铺好基层法庭“服务网”。率先成立全省首批5个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干警担任乡村法治指导员,进村进企走访、提供法律咨询2000余件次,开展法律讲座、巡回审判200余次,农村常见的纠纷基本在村镇层面化解。
第三,打造诉源治理“金名片”,扩大基层治理效应。一是固本强基,提升治调水平。抓好法庭队伍建设,强化交流协作,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在法庭挂牌成立教育实践基地。实行“庭审三结束”、裁判文书模板化操作等制度强化诉调对接、繁简分流,2020年案件结案率达97.2%,服判息诉率为93.8%。二是改革创新,激发治调活力。推动召开“龙山经验”高峰论坛及两次研讨会,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参与龙山经验创新发展调研课题,探索诉源治理、社会治理新路径。强化数字赋能,打造诉源治理指数应用,实现智能抓取、分析、防范,推动基层治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三是深化推广,打造治调品牌。2018年以来,市委每年专题听取“龙山经验”汇报并在全域推广,“龙山经验”逐步向都市区域及其它类案领域延伸拓展。发布“龙山经验”推广标准、构建诉源治理指数评价体系,创作微小说、微电影,吸引全国各系统人员及专家教授共1884人次调研学习。“龙山经验”被评选为浙江省诉源治理十大典型案例、浙江省法治乡村实践优秀案例,并在全省乡镇层面得到推广。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8号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创新“微法庭”工作机制 赋能基层治理
临安法院坚持强基导向,坚持“三个便于”原则,立足“执法办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开展“微法庭”工作。“微法庭”是设置在村社的微型法庭工作室,依托“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等智能应用以及村社现有的信息化设备,将司法服务延伸到最基层,投入成本低,可复制、易推广。目前,杭州市已设立“微法庭”2884家,覆盖率达98%。2018年以来,临安法院下设的三个人民法庭的总收案数下降35%,并实现3年连续下降,工作成效明显。“微法庭”工作先后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长周强同志等院领导肯定。
第一,法治赋能,助力提升乡村依法善治水平。一是培育一批乡村“法治带头人”。聘任一批群众基础好、社会威望高的“领头雁”式党员村干部和乡贤为特邀调解员,通过常态化法律培训和实战化调解指导,提升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部分村干部法律知识欠缺、调解底气不足等问题。目前已聘任特邀调解员70名,组织培训100余次。二是开通一间线上“普法云课堂”。依托庭审公开网,法院提供“菜单式”庭审直播清单,村社可自主选择并组织村民集中观看民间借贷、酒驾醉驾等基层多发案件,辅以庭后法官以案释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提升普法效果。累计开展庭审直播216场,观看人数达12万余人次。三是打造一个保障中心“工作服务站”。结合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制作扫黑除恶、贪污贿赂、换届选举等方面的警示案例和宣传短片,净化社会风气,弘扬法治正能量。已制作“微法庭课堂”视频30个,累计播放200余次。
第二,专业赋能,构建基层多元解纷工作体系。一是打造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前哨站”。积极参与镇街矛调分中心建设,加强信息共享,对于可能成讼的群体性、矛盾突出纠纷,充分发挥属地主导作用,同时主动参与调解,及时给予业务指导,努力将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二是打造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分流站”。人民法庭组建诉前团队,对矛盾纠纷进行精准引导分流。对于未经调解的案件,发挥村社干部熟悉社情民意、群众工作能力强的优势,引导至各所在村的“微法庭”进行就地调处,实现“纠纷从哪里来,调解回哪里去”。三是打造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点站”。对于简单纠纷,由特邀调解员自行调解;对于疑难复杂纠纷,特邀调解员可联系“微法庭”联络员,请求法官进行指导;对于已成讼案件,结合案件特点及当事人情况,法官可邀请当地“微法庭”特邀调解员共同参与调解,构建“一般纠纷当地调、复杂纠纷指导调、涉诉纠纷邀请调”调解模式。已参与指导化解纠纷4996件,调解成功2116件,调解成功率达42%。
第三,数字赋能,延伸人民法庭司法服务触角。一是平台化联络让群众司法需求“一键即达”。开发“两个24小时”微信小程序,村社可通过线上点单方式24小时预约庭审直播、法律咨询、调解指导等服务。平台上线以来,共受理指导调解需求285件,预约庭审直播56次。二是智能化代办让全流程诉讼服务“一站到底”。指定“微法庭”所在村社年轻干部专门负责协助村民注册认证和指导使用移动微法院、浙江解纷码等智能应用,村民不出村即实现线上调解、网上立案、文书送达等诉讼服务。已开展协助注册认证、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等智能化代办721人次。三是标准化建设让规范便民的在线诉讼“就近实现”。对于因疫情、当事人行动不便、路途遥远等客观原因,当事人可就近到统一布设的村社“微法庭”场所进行网上开庭,解决部分远程庭审设备不足、网络不畅、环境嘈杂等问题,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互联网法庭”。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9号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宏路法庭
三个“一体” 打造交通事故案件专业化法庭
福建省福清市现有人口139万,近年来年均交通事故警情数在2.1万件以上,需交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5000多件,其中有10%左右进入诉讼程序。福清市人民法院坚持从本地和本院实际出发,坚持人民法庭专业化发展方向,1997年即在市交警大队所在地宏路法庭探索交通事故案件集中审理,多年来持续推进并不断完善,着力形成“民刑一体、审执一体、诉非一体”的专业化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福清模式”,取得良好效果。2018年以来,共处理交通事故民事案件1669件、刑事案件175件,执行案件262件,调处诉前纠纷400多件,呈现服判息诉上升、执行案件下降的良好态势,先后荣获“福建省十佳法庭”“全省法院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级青年文明号”等称号,受到人民群众广泛好评。
第一,探索“民刑一体”专业化审判模式。集中受理全市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以及相关追偿权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同时受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指引》,自主研发交通事故案件赔偿金额计算软件,对受害人死亡、残疾、多方侵权责任分配及垫付款扣减等赔偿事项实现自动化计算,并创新裁判文书附表损害赔偿金额明细。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积极引导受害人提起刑附民赔偿,促成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由同一法官审理。细化规范交通肇事罪量刑,将民事赔偿情况作为量刑酌定情节,统筹推进民事赔偿调解工作,保障受害方得到及时充分赔偿,交通肇事刑附民案件赔偿到位率明显提升,2018年以来受害人受偿到位5000多万元。定期召开审判研讨会,研析新类型交通事故案件裁判观点,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司法公信力。
第二,建立“审执一体”专业化工作机制。科学统筹力量,成立工作协调专班,制定《交通事故案件审判执行协调工作指引》,对全市交通事故民事、刑事、执行纠纷直接立案,指定专门团队办理。加强流程管控,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要求,制定《交通事故案件审判执行流程管控实施办法》,积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全面实行独任制审理。引导当事人诉前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由市交警大队在事故调查初期即确认当事人送达地址,联合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交通肇事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代理诉讼,解决鉴定难、送达难、开庭难等问题。加大救助力度,积极引入保险公司执行保险救助和专项基金救助,2018年以来为46名特困申请执行人发放救助金127.8万元。与市残联开展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建立联动救助机制,为8名因交通事故致残受害人发放残疾辅助器具、残疾补助,帮助解决就业。
第三,打造“诉非一体”专业化服务平台。加强诉前多元调解,在法庭内设立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组建由法官、保险业授权代表、人民调解员、特邀调解员等组成的专业化、多元化调解团队,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加强源头诉非联动,联合市公安局、司法局、保险业协会等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信息共享机制、重大突发交通事故共同处理机制。制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计算攻略》,定期指派法官到市交警大队开展集中法律培训,依托“道路交通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和微信平台,为群众提供在线咨询、调解等一站式服务。加强法治宣传引导,不定期开展巡回审判,常态化深入社区、学校、运输企业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选取典型案例在法庭立案大厅、候审大厅、公告栏展示,以及在驾驶培训学校、市交警大队驾考场所张贴、播放。借助法院官方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加大线上普法力度,拓宽普法覆盖面。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0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全面双达标”活动为抓手 推动人民法庭工作跨越式发展
新形势下,江西人民法庭面临区域布局不合理、基础建设滞后、信息化程度不高、人员配备不足、经费保障不充分、管理不够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影响了人民法庭职能发挥。为此,江西高院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担起加强全省人民法庭工作的主体责任,以“全面双达标”活动为抓手,大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省已建成293个“双达标”人民法庭,占实际运行的90%。预计到2021年底,这一比率将超过95%。人民法庭工作进一步改进,职能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充分。
一是全面加强对人民法庭工作的组织领导。江西高院党组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工作,把人民法庭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于2017年6月成立基层基础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变“工作指导”为“组织领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相继出台10个指导性文件,确保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整体推进。健全院领导到人民法庭常态化调研工作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二是扎实推进人民法庭“全面双达标”活动。江西高院党组于2017年9月在全省启动“全面双达标”活动,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在“基础建设”和“规范管理”两个方面达标。按照“基础设施规范化、开庭办案科技化、诉讼服务便民化、文化建设特色化、驻庭生活庭院化”要求,大力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建设。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建好中心法庭,强化巡回审判的辐射带动作用,全省共合并人民法庭42个,增设巡回审判点1500余个。加强人员配备,截至2021年7月底,全省人民法庭共配备534名员额法官、404名法官助理、582名书记员、195名司法警察和223名保安。
三是大力提升人民法庭便民服务水平。在全省推进人民法庭一站式建设,加强信息化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实现“赣法民意中心”在人民法庭全覆盖,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扫码或12368热线向中心反映诉求、评价法庭工作。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全省开展“人民法庭解民忧”活动,2021年6-8月,全省人民法庭共办理跨域立案191件,多元解纷4553件,巡回审判612次,开展法治宣传1024次,帮扶困难群众1265人,开展司法救助40人次,发放救助资金25.7万元。
四是因地制宜推动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坚持“综合性”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人民法庭发展思路。在广大乡镇,建设“综合性”人民法庭,继续发挥好人民法庭便民职能,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寻乌经验”,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服务保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城区等特定区域,推动人民法庭向“专业化”转型,集中受理类型案件,依法规范、引导市域治理主体,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截至2021年7月,全省法院已挂牌成立家事、少年、金融、道交、知产、旅游、环境资源等专业化人民法庭60个。
五是建立健全人民法庭发展的长效机制。积极落实人民法庭干警待遇,强化人民法庭保障力度,争取省财政政策支持,设立“双达标”法庭经费保障机制,近三年已累计下发资金近5000万元。建立定期复评和抽查、暗访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对于工作标准下降的“双达标”法庭,实行通报、整改和摘牌。在全国首创基层基础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对人民法庭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六是积极营造助推人民法庭工作的浓厚氛围。在全省确立示范法庭94个,加强典型经验培育、宣传、推广。经常邀请人大代表视察人民法庭,2019年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人民法庭工作。联合江西电视台,开展全省“最美法庭”评选活动,省委政法委和省政法各单位主要领导出席颁奖典礼。在江西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落槌有声”系列节目,宣传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事迹。大力表彰宣传先进,人民法庭涌现出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周淑琴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1号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出台《决定》 明确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责和路径
2021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公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决定》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明确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任务、作用,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加大保障支持力度,规范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及路径,助力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决定》全文共14条。第一条明确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总体定位、主要作用和意义。第二条规定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六项具体任务和一项兜底任务,解决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做什么的问题。第三至第八条围绕第二条确定的六项具体任务,逐条细化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方式,第一是履行审判职能定分止争;第二是参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第三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参与基层平安建设;第五是助力乡村振兴和法治乡村建设;第六是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第九至第十二条,分别从体制机制保障、人财物保障、社会保障支持等方面,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公民以及人民法院对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保障和支持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监督支持,同时对人民群众的监督也作了规定。《决定》立足湖北省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际,推动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挥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域特色。
第一,坚持小切口、真管用,聚焦问题化解精准着力。《决定》紧紧围绕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定位不准、任务不清、体制机制不顺、保障不力等具体问题,逐一予以回应、作出规定,体现了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提高了决定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第二,坚持围绕中心,聚焦全省大局靶向发力。《决定》要求人民法庭要积极主动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更好发挥审判职能、提高审判质效,创新方式方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第三,坚持司法为民,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决定》要求人民法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完善线上线下诉讼服务体系,提高司法效率,合理运用“云办案”“云庭审”、巡回审判等手段,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捷化司法服务。同时,要求人民法庭积极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第四,坚持完善机制,聚焦加强制度设计搭台聚力。《决定》一方面区分不同层级,从制度层面就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机制、统筹协调机制、考核管理机制等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对社会各界各领域主体和各类媒体支持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出规定。
第五,坚持夯实基层基础,聚焦提升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决定》规定人民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引导司法资源、人员力量向人民法庭倾斜,建立人民法庭队伍激励关怀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创新服务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更好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第六,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聚焦提高立法质效。《决定》制定过程中,征求意见时间长、轮次多、范围广、人数多、方式新,并数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立法协调会,充分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为提高决定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奠定基础。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2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创建专门考核体系 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瓶颈”
长期以来,湖南人民法庭工作均纳入基层法院工作整体考核,所占分值较低,考核指标基本围绕审判办案设置,未能充分体现人民法庭工作特点,不利于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今年年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制定人民法庭专门考核办法作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经过半年调研、论证,反复打磨,充分考虑湖南人民法庭工作实际,制定了《湖南省人民法庭2021年度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通过建立一套针对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的专门考核体系,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人民法庭“司法生产力”。
《考核办法》分为总则和附表两部分。其中总则涵盖指导思想、考核原则等7个方面。附表主要考核内容和分值设置,包括党的建设、执法办案等5个部分30个细项。《考核办法》将人民法庭工作考核分值从之前占基层法院考核分值的2%提高到40%。同时,结合人民法庭职能定位,重点考核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等工作情况,增加对诉源治理、调解、巡回审判、普法宣传工作的考核权重,并设置奖励加分项目。考核采取调取数据、抽查案卷、查阅材料等方式进行。
第一,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在《考核办法》中占20分,分为政治建设、党史学习教育、队伍教育整顿、组织建设、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廉政建设6方面内容。该部分旨在通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人民法庭内部管理和日常监督制度,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向基层延伸。
第二,注重执法办案。执法办案占29分,考核内容包括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司法公开、执行工作四个方面。相对基层法院的考核指标,适当降低执法办案的分值比重,简化了考核项目。针对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现状,删除对庭审直播率的考核要求。
第三,突出司法服务。司法服务占19分,包含多元纠纷化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延伸司法职能四个方面,突出诉源治理体系建设、调解工作、巡回审判工作、法治乡村建设以及普法宣传等符合法庭工作特点的内容。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将人民法庭最不便于定量考核的司法服务职能,用具体工作措施进行量化,便于人民法庭参考适用。
第四,夯实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占24分,内容结合湖南法院正在开展的“空心”“走读”庭清理工作,着重对法庭基础建设、物资保障和安保工作等具体项目进行考核。尤其是考虑到人民法庭工作平台对未来法庭管理与考核的重要作用,特意将“人民法庭工作平台的应用与维护”加入考核项目。
第五,强化队伍建设。队伍建设占8分,分为审判业务人员管理、人民陪审员管理与保密工作三个方面。着重强化人民法庭队伍配备,推进人民法庭人员定期轮岗交流机制的落实。并通过考核加强人民陪审员管理和保密工作。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3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条块联动 源头预防 关口前移 依托人民法庭助力“无讼村屯”建设
近年来,广西都安法院坚持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人民法庭为阵地,在全县范围首批试点创建10个“无讼示范村”,27个“无讼重点村”,以点带面、以面带片、以片带区,推进“无讼村屯”在全县铺开,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成效明显。在2019年受理案件数量下降19.7%后,2020年新收诉讼案件同比又下降16.0%,实现两年连续下降;10个“无讼示范村”一直保持零诉讼,27个“无讼重点村”矛盾纠纷同比呈减少趋势,“诉讼并非纠纷解决最佳方式”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都安县法院多元解纷模式得到自治区党委领导高度肯定,成为广西唯一获评全国第六届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单位,并被法制日报社、法治周末报社评为“2020社会治理创新优秀组织”。
第一,坚持条块联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都安县法院积极向县委汇报、争取支持,县委县政府印发《都安瑶族自治县推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成立县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县委书记、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同时,都安县委、县政府将“万人成讼率”纳入地方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基层党委、政府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积极性,各部门紧密协作、形成合力。人民法庭依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与辖区乡镇、村委(社区)联动,先后与公安、国土等23个部门建立多元解纷合作机制,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形成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三调”联动机制。2018年至2020年,通过诉前多元化解纠纷1724件。
第二,坚持源头预防,善用自治德治止纷于未然。人民法庭积极引导村民自治,选派精通瑶语、壮语、汉语的“三语法官”,深入少数民族聚居村屯,帮助村“两委”干部修订村规民约,并将其改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积极引导村民“读约守约”,使之成为日常行为指南。对辖区发生的纠纷,人民法庭引导群众先由第三方力量(即有威望的少数民族“瑶王”、族老、村干、综治网格员)、特色调解室(以全国模范法官卢汉票命名的“卢汉票工作室”)、法律服务工作站和司法救助工作站等多元力量,对矛盾进行化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由法官审查出具司法确认书,避免矛盾拖延激化和升级。
第三,坚持关口前移,矛盾纠纷就地快速解决。都安县法院在全区率先开展“一村一法官”活动,推动人民法庭法官进村屯、进社区、进网格,覆盖全县 19个乡镇 253个村屯(社区),驻村法官当好“五员”(政策法律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幸福乡村指导员、脱贫致富信息员、扫黑除恶联络员)。人民法庭与各试点村委会签订《共建“无讼村屯”协议书》,全面深入开展矛盾风险排查,建立联络员对接机制,确保对各类矛盾纠纷的信息反应灵敏、处置及时。驻村法官与基层组织定期联合摸排走访,针对纠纷类型形成个性化化解预案,按矛盾激烈程度实行“黄、橙、红”分级处理,“黄码纠纷”远程指导调、“橙码纠纷”赶赴现场调、“红码纠纷”前往法庭调,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干预、早化解;通过组建微信工作群,充分运用远程调解室、在线诉讼平台等现代科技手段,第一时间指导纠纷化解;定期或不定期到乡镇宣讲法律,提升基层干部解决纠纷能力。地苏法庭实行“三所一庭”互动协作机制,拉烈法庭建立“联动调解”模式,安阳、下坳法庭以“智慧诉讼服务”为牵引,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植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靠前预防化解纠纷,使矛盾纠纷最终化解于诉前。2018年至2020年,四个人民法庭助力诉前调解案件598件,特别是在贵南高铁都安段工程中,该项目涉及7个乡镇、605户村民,红线内征地1827.6亩,在责任法官全程指导下,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在9个月内分别完成100%、95%,未发生一起因征迁矛盾而引发不稳定事件。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4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晋阳法庭
立足专业审判 突出医疗特色 打造专业化人民法庭工作新模式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辖区内共有三甲医院13家,医疗美容机构143家,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立足区域医疗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申请设立医疗法庭,集中受理辖区内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正式挂牌两年多以来,医疗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周期同比缩短125天,调撤率同比上升12.7%,服判息诉率同比上升20.4%,专家辅助人出庭率同比上升116%。
第一,精耕专业,完善专业化审理辅助机制。一是加强类案监管。明确将涉及医美贷、欺诈消费、冷冻胚胎返还等疑难、新类型医疗服务合同案件以及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纳入院庭长监管“四类案件”,提炼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疑难问题处理规则37条编入《专业化审判工作规程》。二是规范专家辅助人出庭程序。制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专家辅助人出庭规范》以及《出庭申请书》《出庭通知书》《出庭承诺书》等配套文件,对专家辅助人出庭必要性审查、出庭陈述和质询程序、变更专家辅助人情形、书面意见提交和审查等程序性问题进行规范。三是完善医疗专家咨询辅助机制。充分利用专业法官会议,商请医疗机构或者医学会推荐临床医学专家列席专业法官会,针对涉及不具备鉴定条件案件就专业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和接受询问,帮助法官理解和补强专业知识。
第二,注重诉前,释放诉前调解和诉前鉴定效能。一是加强诉前诉讼辅导,普遍推行医疗诉前鉴定。医疗法庭在法庭诉讼服务大厅设立医疗纠纷案件立案、鉴定材料收转、入驻机构调解以及司法确认窗口,指导当事人填写《医疗纠纷案件要素表》、发放《诉前调解建议书》《患者及家属告知书》《诉前鉴定须知》,介绍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流程,引导选择诉前调解和鉴定程序。二是完善诉前调解讼1+1”对接指导制度。引入武侯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以下简称医调委)设立晋阳工作站,选聘1名退休医护人员入驻调解。制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诉前调解工作规程》,确立医调委与先调案件法官对接制度、反馈制度以及鉴定咨询会议三项制度,在诉前调解阶段由医调委工作人员与先调案件指导法官按照流程节点共同填写诉前调解案件办理流程表,确保诉前调解对接实质化。三是实行诉前鉴定流程要素化。制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鉴定工作规范》,通过采用《医疗损害鉴定申请表》《诉前鉴定须知单》《鉴定材料质证及鉴定事项确认单》等表格式配套文件,指导医调委规范医疗鉴定委托,实现鉴定材料确认、鉴定机构选择同步完成。
第三,强化服务,实现医疗纠纷综合治理立体化。一是坚持服务区域发展。结合区域内产业布局,提交《关于服务医美产业功能区推进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情况的报告》,综合分析区域内近年医疗纠纷数量变化趋势和纠纷发生原因、针对涉及医护人员执业资格、病历书写瑕疵、人民调解协议不规范问题,通过走访医疗机构、召开医疗机构座谈会议、举行专题讲座的方式予以指导。二是坚持服务基层治理。与区卫健局、区司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及华西医美健康城管委会等多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签署《关于建立武侯区医疗损害与美容服务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方案》,明确建立武侯区医疗损害与医疗美容服务纠纷统一的分域受理和医疗机构就地和解、属地街道联合化解、专业化裁决逐级处理的立体化联动解纷机制。三是坚持服务群众需求。以快速、便捷解纷需求为导向,在区域内搭建“中心+站点”模式调解平台,在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建立协调解纷中心,在三个医疗资源密集的街道分别建立调解工作站,完善司法确认同步对接、调解协议同步指导以及纠纷信息同步收集的“三同步”工作机制,为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保障。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5号
陕西省旬阳市人民法院赵湾法庭
优化“三个服务”建设“三型法庭”积极服务乡村振兴
赵湾法庭位于陕西省秦岭南麓安康辖区,法庭服务四镇,人口6.4万人,总面积671平方公里,辖区沟壑纵横、地广人稀,村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近年来,赵湾人民法庭聚焦“三个面向”,坚持“三个便于”,优化“三个服务”,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着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努力建设方便群众的服务型法庭、助推治理的创新型法庭、回应需求的为民型法庭,便民服务有新实效,参与治理有新格局,服务乡村振兴有新举措,审判质效有新提升。近三年年均收案数360余件,结收比100%,调撤率61%,无超审限案件、无错误性发改案件、无信访投诉,群众满意率每年都在98%以上。202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第一,构建“三重网络”,建设“服务型法庭”,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零距离”司法服务。一是构建“法庭+巡回审判点+诉讼联络员”的便民服务网络。以法庭为中心,在3个镇综治中心设立巡回办案点,在65个自然村选任诉讼联络员,让司法服务进网格。二是构建“专门合议庭+乡村审判+以案说法”的巡回审判网络。组建服务乡村振兴合议庭,选择事关乡村发展、乡风培育等典型案件,在村居院落、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助推“诚孝俭勤和”新民风建设。三是构建“一站式服务+远程调解+网上开庭”的线上诉讼网络。因地制宜建设诉讼服务大厅,升级智慧法庭设施,充分利用陕西移动微法院、诉讼服务网和12368诉讼服务热线以及微信、QQ等媒介开展网上立案、跨域立案、远程调解、网上开庭、电子送达,全天候开展诉讼服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第二,推进“三力联调”,建设“创新型法庭”,探索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强化诉前引导,促进乡村和谐稳定。在社区设置诉前引导宣传栏,引导村民算好“五笔账”,理性对待矛盾纠纷,避免“赢了官司输了钱”,理性选择诉前调解化解矛盾。紧紧依靠党委政府,聚合司法、行政、道德三方力量强化人民调解。三年来,经过诉前引导运用“三力联调”化解纠纷675件,初步形成源头预防、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的分层递进前端治理格局。二是强化诉调对接,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发挥司法引领作用,加强委托调解机制建设,将适宜调解的纠纷及时委托调解,法庭全程提供法律支持,调解协议在线审查指导;调解不成的纠纷及时转入诉讼程序,快速立案,快审快判。三年来,法庭委托调解189件,调解成功153件,调解不成转入诉讼36件。三是强化司法建议,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法庭坚持每季度向辖区镇政府发送法庭受理案件通报,根据案件特点剖析纠纷产生原因,提出预警防范对策建议,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第三,落实“四化措施”,建设“为民型法庭”,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需要。一是亮化服务窗口,让法官形象展现好。充分挖掘全国模范法官骆云桥先进典型事迹,在法庭建设“安康市法官教育基地”和“旬阳县干部教育基地”,集中展示全市6名“我身边的好法官”司法为民先进事迹,塑造新时代法官新形象。二是优化审判力量,让服务大局有力量。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支部促审判,以赵湾法庭党员为主体组建北区法庭党支部,选优配强支部书记,统筹协调片区司法资源,集中精力审理执行事关辖区发展大局的重点案件。三是深化审务公开,让司法公正看得见。举办服务保障乡村振兴专题“法庭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到法庭,聆听全国模范法官骆云桥的先进事迹讲解,了解法庭司法为民举措,旁听典型案件庭审,征求群众意见,发现司法需求,优化司法服务。四是强化社群服务,让便民服务润心田。利用微信组建以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镇村组干部为主体的“法庭朋友圈”,法庭干警分片包干进入村组、社区群众微信群,通过“纳圈入群”为群众全天候提供法律咨询、诉讼引导,及时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优化布局强基固本 提升品质服务大局
2017年以来,受编制空缺、经费困难、维稳任务影响,新疆法院近40%的人民法庭闲置空转、职能弱化。新疆高院提出“强机制、优布局,力求资源利用最大化;拓职能、树品牌,实现司法服务更深化”的工作思路,以需求定供给,差异化设定布局基础,以目标谋路径,分层次优化布局模式,以特色促发展,聚优势提升布局品质,人民法庭工作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第一,科学调整布局。构建以“基层法院-中心法庭-巡回法庭-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为基础的三种差异化布局模式,全疆274个人民法庭使用率从61%上升至97.4%,法庭辖区606个乡镇全部设置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6500多个村/社区全部张贴便民联系卡,初步织就“纵向见底,横向到边”司法服务网。一是中心法庭辐射带动模式。基层法院辖区正常使用的人民法庭设为中心法庭,党支部/党小组全覆盖,“1+1+1+1”力量全配齐,“一站式”诉讼服务全达标;无全日办公需要的设为巡回法庭,由中心法庭辐射带动开展工作。二是基层法院辐射带动模式。地广人稀、力量薄弱、案件量少的基层法院辖区人民法庭均设为巡回法庭,由基层法院指定部门、团队依托巡回审判公告、基层组织联络、法官便民联系卡等方式,按需统筹开展巡回审判工作。三是因地制宜创新特色模式。鼓励探索有别于前两种布局模式,更适合辖区实际的个性化模式。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辖区2个人民法庭先行培育出依托法官工作站开展环资纠纷、婚姻纠纷巡回审判的特色模式。
第二,动态优化布局。主动应对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中心法庭和巡回法庭、审判主责和社会职能不平衡问题,搭建人民法庭三个梯队,全方位、立体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司法服务体系更加健全。2021年上半年,人民法庭审理案件占基层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近1/3,审判质效明显提升;调解率90%,人均办案140件,司法能力显著提高;旅游纠纷前端化解超去年全年7倍,“110”式司法理念更加成熟。第一梯队“排头兵”。工作扎实、成效突出的77个中心法庭先行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对标“八条措施”,先行先试、深入探索“一庭一品”特色品牌。第二梯队“主力军”。42个正常运行和10个新升级中心法庭对标“一意见两规范”,实现建设标准化、队伍专业化、工作规范化,辐射带动93个巡回法庭开展工作,接续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第三梯队“生力军”。22个基层法院辐射带动41个巡回法庭实质开展工作,逐步升级为中心法庭;4个基层法院的4个特色模式人民法庭用足用好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有序开展工作。
第三,培塑品质布局。通过召开片会、视频调度、驻庭包联,推动制定“十八条措施”,将党建引领、专业审判、民生保障、服务治理、助力振兴纳入品质布局体系,30多个具有时代特征、本地特色、群众赞誉的新时代人民法庭样板应运而生,并在全疆复制推广,新疆法院人民法庭维护稳定、服务大局整体效能不断提升。一是服务基层治理样板。巴州中院推动实现人民法庭建设从“法院主推”到“党委主抓”战略升级;喀什地区疏勒县法院推动构建多元解纷前端共治体系,70%离婚纠纷调解和好;乌鲁木齐头屯河法庭庭长兼任大社区党支部书记,钢城片区案件逐年下降。二是服务乡村振兴样板。昌吉州五彩湾法庭为准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智库,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乌鲁木齐永丰渠法庭研发多语种智能翻译系统,为传统马背法庭插上现代信息化翅膀;阿勒泰地区贾登峪法庭积极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助力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靓丽名片。三是服务人民群众样板。阿克苏地区依麻木法庭通过村申请、镇审核、法庭评定推选“先进无讼村”;和田地区吐外特法庭建立与三级法院“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衔接机制,帮助依法制定村规民约;伊犁州那拉提法庭深入牧场田间,被各族群众誉为草原上的“轻骑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603号(政治法律类33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603号(政治法律类33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决议案件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挥专业法官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坚持权责一致,严格执行回避制度,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等五点建议。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所提的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审判委员会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既有解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个案裁判职能,又有讨论决定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等宏观指导职能,长期以来在总结审判经验、促进司法公正、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规范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近年来,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及相关工作机制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规定。
一、关于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问题
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相关工作机制。《意见》第5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后,人民法院推动建立政治素质高、法学理论功底深厚、审判经验丰富、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资深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审委会组成人员行政化色彩较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高、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探索设立了刑事审判、民事行政审判等专业委员会,专门就各审判领域的专业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增强了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提升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质效。
各级人民法院还在司法改革中分别建立由民事、刑事、行政等审判领域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官会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强化专业法官会议的作用,为合议庭、独任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智力支持,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议题进行部分过滤,实现其与审判委员会的有效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还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咨询作用,强调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前的征求意见程序,要求承办庭室通过书面征求意见、组织召开研讨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专家咨询论证工作,为审判委员会提供了高质量的辅助和参考。
二、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议案件是否割裂审理权与裁判权、是否导致错案无人负责问题
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精神和有关部署,《意见》第31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合议庭、独任法官对其汇报的案件事实负责,审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理清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审判委员会一般不讨论案件事实问题,主要在合议庭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讨论和决定法律适用问题,不会出现审理权与裁判权分离的问题。
《意见》第2条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和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强调议事的民主性,发挥集体智慧,确保司法公正。
《意见》还明确审判委员会委员责任承担问题,委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或者泄露审判工作秘密造成严重后果,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三、关于严肃回避制度问题
《意见》第14条强调严格执行审委会委员的回避制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判委员会委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并报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情形,适用有关法律关于审判人员回避情形的规定。
四、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公开机制问题
推进司法公开,是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公开具有多种形式和多种层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与审判人员开庭审理案件不同,其公开的形式当然也有所区别。《意见》第18、24条确立了审判委员会的公开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除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之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此外,人民法院还探索实践了其他公开方式,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列席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在讨论重要或者社会关注的司法解释时邀请相关人员列席,以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争取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认真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等相关工作机制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9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954号建议的答复
周森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深化公益诉讼制度改革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按照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把试点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及立法工作。两年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其中诉前程序案件7903件、提起诉讼案件1150件。诉前程序案件中,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5162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35件。起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结案437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9亿余元;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2.9万公顷;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180余平方公里,督促1700余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
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保障。”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当履行诉前程序。诉前程序的设置,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督促者的法律属性,从制度上保障和激发了其他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也给行政机关继续依法履职提供了空间,节约了司法资源。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修法吸收上述成功经验,明确规定了诉前程序。检察机关将继续通过履行诉前程序,提高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积极性,同时在没有其他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
在办案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适度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全国各试点检察机关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报纸、网络、公众号等各种方式渠道,宣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公布典型案例。试点期间,高检院曾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决定的次日,高检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修法决定进行解读、发布试点工作情况总结、典型案例。同时,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权威报刊上发表系列报道和理论成果;评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邀请专家学者点评;适时组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成果展览;宣传试点工作中的典型事迹,树立榜样人物,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方便社会各界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争取人民群众更广泛支持,营造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良好的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为人民法院做好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动适应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大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力度。
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审判实践中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积极回应。2020年12月,公布了《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切断“黑作坊”食品经营链条、强化经营者标签标明义务等作出规定,依法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部等六单位印发《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2022年3月,公布了《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对于网络直播营销、外卖餐饮等群众普遍关切的问题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该规定于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大量涉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医疗美容消费、大学生贷款订立摄影合同、婚礼影像资料丢失、预付费消费退款、住房消费、网络消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和解释、网店客服行为后果、二手商品转让、经营者承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旨在积极营造有利于消费升级的法治环境,便于人民群众安心消费、放心消费,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目 录
案例1:医疗美容机构虚假宣传和诊疗过错行为造成患者损害应予赔偿
——邹某与某医美机构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2:消费者与影楼签订摄影合同后可依法行使解除权
——李某、景某诉某影楼承揽合同纠纷案
案例3:婚礼影像资料丢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
——周某某、肖某诉某演艺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例4:预付卡未使用金额经营者应向消费者返还
——张某等人诉某销售公司、孟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5:购房后无法正常用电,买受人有权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
——张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6:网络消费格式条款中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内容存在例外情形,应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
——邬某诉某旅游App经营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7:对于网络店铺客服的行为店铺应当负责
——李某诉某书店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8:经营者未经许可不得将其掌握的消费者信息用于商业宣传
——郑某诉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9:销售者在二手商品网站从事经营活动构成欺诈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高某诉杨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10: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遵守对消费者做出的有利承诺,对承诺的解释应按普通消费者的通常认知进行
——齐某某诉罗某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1
医疗美容机构虚假宣传和诊疗过错行为造成患者损害应予赔偿
--邹某与某医美机构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邹某曾在湖南某医院实施眼袋整形术,术后其认为自己下睑皮肤松弛,经其了解,得知北京某医美机构主刀医生师出名门,经验丰富,遂于2015年12月来到该医美机构进行了双侧下睑修复术。术后,邹某出现双侧下睑局部凹陷、疤痕畸形,外眼角畸形短小圆钝等症状。此后,邹某先后六次在其他医院进行修复,但仍无改善。邹某认为该医美机构的修复手术对其造成了损害,遂诉至法院要求该机构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并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其手术费。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首先,本案属于消费型医疗美容,邹某为健康人士,为满足对美的追求的生活需要而接受美容服务,具有消费者的特征;该医美机构的经营目的为获取利润,具有经营者的特征。消费者为生活消费接受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经查,该医美机构因发布的医疗广告内容与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广告内容不相符,广告语不真实等虚假宣传行为屡次受到行政处罚,邹某系受到上述广告误导而接受服务,故该医美机构存在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由该医美机构三倍赔偿邹某的手术费用。其次,该医美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术后邹某又在其他医疗美容机构的修复行为确已改变医方的手术结果,法院遂判决该医美机构按照60%的过错责任比例赔偿邹某各项损失共计74948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因医疗美容虚假宣传和诊疗不规范行为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通过该案的审理,法院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首先,将医疗美容纠纷纳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范畴,按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标准审查证据,有助于督促医美机构加强医疗文书制作及保存工作,规范其诊疗活动。其次,将消费型医疗美容纠纷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范围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加大对商业欺诈行为的制裁力度,既能对医美机构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预防、震慑其违法行为,也维护了医美市场的诚信和秩序,有利于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2
消费者与影楼签订摄影合同后可依法行使解除权
--李某、景某诉某影楼承揽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景某为两在校大学生,看到某影楼发布19.9元古装写真广告,遂去店拍摄。后两人对照片、相册、化妆、服装等项目多次消费升级,与某影楼先后签订了五份协议,合计金额达2.6万余元。李某、景某通过向亲友借款和开通网贷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当天向该公司提出变更套餐内容,减少合同金额,遭拒。后两人向某区消保委投诉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五份协议,并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2万余元,尚未支付的5900元不再支付。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影楼按照李某、景某特定拍摄、化妆、选片、选相册等要求而与其签订多份合同,影楼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根据李某、景某的指示进行相应工作,交付约定的工作成果,李某、景某向影楼支付约定的报酬。故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李某、景某作为定作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是,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应有三大限制条件:解除应有效通知到承揽人;解除通知应在承揽人完成承揽工作之前到达承揽人;如因解除行为给承揽人造成损失的,定作人应当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定作人按合同约定预先支付报酬的,承揽人在扣除已完成部分的报酬后,应当将剩余价款返还定作人。故法院判决五份协议中尚未履行的协议全部解除,未全部履行的协议部分解除,已履行完毕的协议不能解除,被告退还两原告合同款项1.86万元。
典型意义
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摄影、美容、美发、健身、婚庆、教育培训等可以满足精神需求的消费方式。本案中,两女大学生从商家19.9元的低价引流活动一路消费升级至2.6万余元。因无力支付,被商家引导现场开通网贷等消费贷款,后因合同协商解除不成引发纠纷。本案通过对系争合同解除争议作出正确判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充分发挥个案的指引、评价、教育功能,将司法裁判与倡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以及通过司法建议促进商家规范经营相结合,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广大商家诚信经营。
案例3
婚礼影像资料丢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
--周某某、肖某诉某演绎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1日,周某某、肖某举行婚礼,聘请某演绎公司为其做婚庆服务,二位在某演绎公司处订购了价值5500元的婚庆服务,包括主持、摄影、摄像、婚车装饰、灯光租赁、音响、花艺师、婚礼现场、运费等,其中摄影服务为600元。周某某向某演绎公司预付了定金500元,婚礼结束后,周某某、肖某支付了全部服务费。尔后,某演绎公司将婚礼过程的摄像资料丢失,无法向周某某、肖某交付该资料,周某某、肖某遂要求法院判决返还服务费5500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演绎公司除摄影资料不能交付外,其余服务均已完成,且周某某、肖某未提出异议,故某演绎公司应返还的服务费应当是摄影部分的服务费600元,而非全部服务费用。同时,本案诉争的摄像资料记载了周某某、肖某夫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由于婚礼过程是不可重复和再现的,该摄影资料记载的内容对于周某某、肖某来说,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某演绎公司未按照双方约定将摄像资料交付给周某某、肖某,造成记录他们婚礼现场场景的载体永久性灭失,某演绎公司的违约行为侵犯了二位新人对其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所有权,对周某某、肖某造成精神上的伤害。人民法院结合某演绎公司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元。
典型意义
婚礼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特殊经历,婚礼现场的影像资料是每一对步入婚姻殿堂的夫妇的珍贵资料,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旦毁损灭失将不具可逆性,虽影像资料的丢失未对当事人造成生理上的身体健康及完整性的损害,但此事件对当事人具有精神上的损害,本案中,某演绎公司将他们夫妇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影像丢失,给二位新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失,应当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的处理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促使经营者不断的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共同营造良好有序、值得信赖的营商环境,同时也重视了婚姻家庭文化的建设,对弘扬文明、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案例4
预付卡未使用金额经营者应向消费者返还
--张某等人诉某销售公司、孟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张某等众多家长为自己1至3岁的婴幼儿到某销售公司所经营的游泳馆进行办卡消费并签订入会协议,每人预存了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费用,以微信转账或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给该公司法人及唯一股东孟某某。2020年初,该婴幼儿游泳馆即处于闭店状态,后该公司承租场地合同到期终止,不再继续经营。该公司在退还部分家长未使用费用后便不再进行退款。张某等人与该销售公司法人孟某某协商无果后,张某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销售公司及孟某某退还剩余服务费用。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销售公司所经营游泳馆疫情期间未营业,且在承租场地到期后不再继续经营,该销售公司亦不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及能力,故销售公司应当按照各消费者所剩余次数折算后退还相应的预付费用。因孟某某作为该销售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以个人账户接收消费者的预付款项,形成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该法院依法判决,销售公司向张某等人返还剩余预付款,孟某某对上述预付款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预付卡消费在服务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培训、美容美发、洗车、洗衣、健身等服务中广泛存在,而预付卡消费实践中存在以下情况:办卡过程中因经营者存在宣传诱导、预付卡合同中存在“消费者办卡后不补、不退、不得转让,逾期作废概不退款”等约定、办卡后扣款不明及服务下降,导致消费者在预付卡消费中与商家存在争议;更有甚者,部分经营者以装修、维护、停业整顿为名,携款跑路,或在重新整修后,改换门面,终止服务,造成预付卡消费者的消费困境。本案通过查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合同履行情况,在确认经营者无法继续提供约定服务的情况下,明确作为经营者负有将预付款中尚未消费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并结合该销售公司为一人公司的性质及股东收取预付款情况,依法认定股东应当作为责任主体,对销售公司所负有返还剩余预付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5
购房后无法正常用电,买受人有权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
--张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一套,入住后发现房屋负一层所有电源插座无法使用,只要一经合闸,全单元总闸跳闸。张某多次联系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未果。为此,张某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承担电路修缮费用。开发商辩称,房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不认可案涉工程质量有问题,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审理过程中,张某申请对房屋用电无法正常使用的具体原因、修复方案及修复费用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的具体原因为地下一层插座线路之间存在短路,修复方案分为明敷设和拆除原装插座线路恢复原状修复,其中明敷设修复费用为5000元,恢复原状修复费用为3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开发商作为建设单位,对其交付的房屋应当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房屋应当及时予以修复。本案中,出现质量问题的电路系统虽然不属于房屋主体结构,但仍然是房屋整体的组成部分。尽管房屋整体通过竣工验收,但不影响开发商对经鉴定确定存在的问题承担修复责任,开发商始终未予修复,应当赔偿张某的修复损失。关于修复费用的标准,虽然鉴定机构在出具鉴定意见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修复方案,但是张某不同意适用明敷设配管配线的修复方案,综合考虑案件质量问题的起因、质量问题的程度、质量问题持续的时间、开发商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作为情况,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按照恢复原状修复方案赔偿张某修缮费用并承担本案鉴定费用。
典型意义
住有所居、安居宜居,是万千家庭的共同心愿。商品房房款动辄几百万,普通家庭要举一家几代人的力量才能负担。商品房质量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关系老百姓的安居幸福感。电路插座也是房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该瑕疵在房屋交付验收时不易被发现,但却实际影响了张某的日常用电和生活起居,且持续多年未得到解决。本案裁判不仅明确了开发商对出售房屋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而且明确了全面、充分保护的原则。就修复方案的考量,还考虑了房屋质量问题的起因、程度、持续时间以及开发商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作为情况,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房屋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引导房地产企业重品质、守诚信,对构建诚实、守信、和谐的房地产市场环境贡献了司法力量。
案例6
网络消费格式条款中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内容存在例外情形,应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
--邬某诉某旅游App经营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邬某通过A公司经营的旅游App预定境外客房,支付方式为“到店支付”,订单下单后即被从银行卡中扣除房款,后原告未入住。原告认为应当到店后付款,A公司先行违约,要求取消订单。A公司认为其已经在服务条款中就“到店支付”补充说明“部分酒店住宿可能会对您的银行卡预先收取全额预订费用”,不构成违约,拒绝退款。邬某将A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退还预扣的房款。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到店支付”的通常理解应为用户到酒店办理住宿时才会支付款项,未入住之前不需要支付。即使该条款后补充说明部分酒店会“预先收取全额预订费用”,但对这种例外情形应当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如果只在内容复杂繁多的条款中规定,不足以起到提示的作用,A公司作为预定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责任。最终,法院支持邬某退还房款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在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线上交易中企业基本都采用格式条款的方式与消费者建立契约关系。但是,在格式条款发挥其便捷、高效、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其本身具有的单方提供、内容固定的特质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法律明确赋予了格式条款提供者进行提示说明的义务,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提供格式条款的企业应当基于公平、诚信原则,依法、合理制定格式条款的内容,并对于履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向消费者进行特别的提醒和说明,从而维护交易秩序,平衡双方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本案的裁判进一步厘清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引导互联网交易模式更加符合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精神。
案例7
对于网络店铺客服的行为店铺应当负责
--李某诉某书店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在M书店经营的网络店铺付款22172元购买书籍,因该电商平台关联的银行账户额度所限,经与店铺客服沟通后,李某通过平台付款10172元,向店铺客服赵某微信转账12000元。2019年8月25日李某告知赵某书单有变化,待确定后再发货,赵某表示同意。后双方对购买商品品种和数量做了变更,交易价格变更为1223元。M书店将通过平台支付的10172元退还给李某,但通过微信支付给赵某的款项扣除交易价款后尚有10777元未退回。多次要求退款无果,李某将M书店诉至法院,请求退还购书款。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案涉交易发生时,赵某系M书店的员工,并作为M书店所经营网络店铺的客服与李某就购书事宜进行了磋商,该行为属于网店客服人员职权范围内的事项。M书店并未就交易磋商的方式和渠道进行特殊提示或告知,故无论该行为是通过电商平台还是微信,只是磋商渠道和方式的不同。李某有理由相信赵某的行为是代表M书店与其进行交易磋商,赵某的行为对M书店应发生效力。李某与M书店之间就购买书籍建立了网络购物合同关系。后,李某提出变更购买图书的名称及数量,并要求退还剩余款项,赵某表示同意,应视为李某与M书店就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M书店应当退还剩余款项10777元,故判决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便捷、快速进行交易是互联网消费的优势之一,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同样是消费者保护的应有之意,两者不可偏废。现实中,考虑到消费者对购物、沟通软件使用习惯、偏好的不同以及其他具体特殊情况,不宜仅仅因为消费者未完全通过电商平台进行支付轻易否认消费者与商家相关交易行为的效力。该案判决认定店铺客服能够代表店铺进行交易,是对交易中消费者对店铺信任的保护,也是对于交易秩序和安全的维护,压实了商家主体责任,提示、督促商家加强内部管理监督,从而进一步规范线上交易中商家的销售行为,促进互联网数字经济行业有序发展。
案例8
经营者未经许可不得将其掌握的消费者信息用于商业宣传
--郑某诉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郑某与其配偶在某公司开设的照相馆拍摄了一组亲密照。订立合同时,郑某并未同意拍摄作品可由照相馆作商业宣传使用。2019年11月1日,某公司在其经营所用的两个微信的朋友圈,使用郑某与其配偶的亲密照宣传业务。郑某认为某公司侵害其肖像权、隐私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某公司赔礼道歉、赔偿损失72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公司未经郑某同意,在其经营所用微信的朋友圈使用郑某肖像用于商业宣传,构成利用网络侵害郑某的肖像权。案涉照片属于郑某及其配偶的亲密照,某公司亦侵害郑某的隐私权。结合郑某的合理维权开支、某公司主观过错程度等情况,法院判令某公司向郑某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5000元。
典型意义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过程中留下的私人信息,如姓名、肖像、接受的服务内容等,涉及到消费者的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对经营者而言,消费者信息具有经济价值,为经营者非法使用提供了利益驱动。经营者在业务活动中使用其收集到的消费者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且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本案明确经营者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使用其掌握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宣传,有利于指引经营者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加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案例9
销售者在二手商品网站从事经营活动构成欺诈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高某诉杨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杨某在某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发布二手“某知名品牌无线耳机”的交易信息,称该无线耳机系其外出旅游时在官方专营店购买其他数码产品时赠送,全新正品,现闲置低价转让。高某获知该信息,向杨某确认该二手商品系全新官方正品后,通过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与杨某达成交易。高某收到耳机后,发现该无线耳机系假冒产品,认为杨某销售行为构成欺诈,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杨某返还已支付的购物款并承担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销售的“二手商品”确系假冒产品,且杨某短时间内在某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以同样宣传方式已销售同款无线耳机40余笔,交易金额超5万余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杨某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假借出售个人闲置物品的名义长期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并以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假冒商品,致高某陷入错误认识,进而订立合同,形成交易,杨某行为应认定为商业性经营行为,其行为构成销售欺诈。高某主张杨某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经营者责任,法院应予支持。故判令杨某退还高某已支付的商品价款并承担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个人闲置物品的网络交易,方兴未艾,交易人数、交易量发展迅速。各大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的出现,更促进了社会个人闲置二手商品交易的繁荣,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中销售者发布的商品鱼目混珠,侵害合法权益的事件多有发生。对于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发生的交易,买家权益受到损害,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销售者承担经营者责任,相关法律规定并不明确。从促进全社会个人闲置二手物品线上交易健康、规范、有序发展,以及平等保护市场交易主体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对网络二手市场的交易主体进行区分,应在综合考虑出售商品的性质、来源、数量、价格、频率、是否有其他销售渠道、收入等情况下,合理将长期从事二手交易营利活动的销售者界定为经营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10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遵守对消费者做出的有利承诺,对承诺的解释应按普通消费者的通常认知进行
--齐某某诉罗某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罗某某在某网络购物平台开设有网络店铺,从事某品牌电动摩托车锂电池的销售经营活动。罗某某在其网络店铺销售商品时对外宣称,商品“签收15天内支持免费退换货,半年内质量问题换新,两年保修”。齐某某在罗某某网络店铺购了前述品牌的电动摩托车锂电池,使用三个月后发现存在充电不满等质量问题,便要求罗某某按销售承诺为其更换新电池。罗某某经检查确认交付的锂电池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后,同意为齐某某更换新的电池。更换电池后,齐某某仍发现存在同样的质量问题,通过平台与罗某某协商,罗某某明确此前并未给齐某某换新电池,仅更换了电芯,并以销售承诺中的“换新”仅指换“新电芯”为由,拒绝为齐某某更换全新的电池。齐某某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与罗某某的信息网络购物合同,并由罗某某退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罗某某在销售案涉商品时,通过商品网络详情页对齐某某做出承诺,所售商品“半年内质量问题换新”,按社会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理解,此处的“换新”应指电池整机换新,而非构成电池组成部分零部件换新。罗某某确认交付给齐某某的锂电池存在质量问题,但却未按销售承诺给齐某某换新电池,而是将部分零部件进行了更换。齐某某要求罗某某按承诺,对整个电池换新,但罗某某一直予以拒绝。齐某某只能另行购买新的电池使用。罗某某在销售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拒不按销售承诺履行更换义务,已构成违约。现其违约行为已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齐某某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依法应予支持。
典型意义
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对消费者做出有利承诺的,应当遵守其承诺。现实中存在不少电子商务经营者为吸引流量、促进销售,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以宣传或告示等形式向消费者做出高于国家、行业标准的有利承诺,当消费者接受承诺与经营者形成交易关系后,经营者却以各种理由拒不兑现其承诺,有损消费者的合理预期,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电子商务经营者兑现对消费者做出的有利承诺,既是对交易双方协议约定重要义务的履行,更是经营者诚信经营的重要体现。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承诺是向消费者做出的,一般应以社会普通消费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当消费者对其中某些用语的理解,与经营者的理解不同时,应以交易时社会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理解为标准进行解释,以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已于2019年1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2019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0次会议通过,
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2号)
为规范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
第二条 技术调查官属于审判辅助人员。
人民法院可以设置技术调查室,负责技术调查官的日常管理,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提供技术咨询。
第三条 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技术调查官确定或者变更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并依法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技术调查官回避。
第四条 技术调查官的回避,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其他人员回避的规定。
第五条 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案件诉讼活动的技术调查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诉讼活动。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参与诉讼的技术调查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六条 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技术调查官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技术事实的争议焦点以及调查范围、顺序、方法等提出建议;
(二)参与调查取证、勘验、保全;
(三)参与询问、听证、庭前会议、开庭审理;
(四)提出技术调查意见;
(五)协助法官组织鉴定人、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提出意见;
(六)列席合议庭评议等有关会议;
(七)完成其他相关工作。
第七条 技术调查官参与调查取证、勘验、保全的,应当事先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就调查取证、勘验、保全的方法、步骤和注意事项等提出建议。
第八条 技术调查官参与询问、听证、庭前会议、开庭审理活动时,经法官同意,可以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发问。
技术调查官在法庭上的座位设在法官助理的左侧,书记员的座位设在法官助理的右侧。
第九条 技术调查官应当在案件评议前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提出技术调查意见。
技术调查意见由技术调查官独立出具并签名,不对外公开。
第十条 技术调查官列席案件评议时,其提出的意见应当记入评议笔录,并由其签名。
技术调查官对案件裁判结果不具有表决权。
第十一条 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调查意见可以作为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
合议庭对技术事实认定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上署名。技术调查官的署名位于法官助理之下、书记员之上。
第十三条 技术调查官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故意出具虚假、误导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实技术调查意见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本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的技术调查官进行调派。
人民法院审理本规定第一条所称案件时,可以申请上级人民法院调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0年8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法释〔2020〕6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决定,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九、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十一、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十四、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十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八、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十九、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二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二十一、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二、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四、将第三十一条删除。
二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
(法〔2018〕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工作的评价、教育、指引功能,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
二、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三、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
四、建立民间借贷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在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各类风险中,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探索审判机制创新,加强联动效应,探索建立跨部门综合治理机制。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社会良好风气,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查研究。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23日)
案例一
浙江张某锋贩卖毒品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罪 快递从业人员举报 快递集中处理 长效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锋,男,1986年11月出生,无业。
2021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某快递站点员工在工作中发现一名收件人经常不及时取件,且该人常表现出憔悴状态,其收取的快递大多来自某特定地区,情况异常。该快递站点员工通过快递公司将线索反映至辖区派出所。经公安机关初步核实确认此人名为张某锋,有吸毒、贩毒前科劣迹,且尚在监外执行期间。后公安人员于2021年11月17日张某锋再次取件时将其抓获,在其快递包裹内查获甲基苯丙胺(冰毒)70余克。归案后,张某锋交代了其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年12月8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锋涉嫌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1月6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张某锋有期徒刑二十年(与前罪数罪并罚),并处没收财产八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定制普法,促升快递从业人员发现毒品意识和能力。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南浔区人民检察院对寄递行业开展“定制普法”,召集各大快递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开展法治专题讲座,指出新形势下存在的违禁品寄递风险和危害,特别是对近年来出现的利用“网络+寄递”形式实施毒品犯罪情况进行重点宣讲,消除从业人员举报违法犯罪的顾虑,切实增强快递从业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及发现违禁品的能力。本案中快递从业人员根据培训内容,敏锐发现站点内一可疑快递,并将线索通过公司举报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迅速查获通过寄递方式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锋,有效打击了寄递毒品犯罪行为。
(二)完善机制,深化行业长效治理。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以本案为切入点,推动邮政管理部门探索快递集中化处理新模式。以辖区内双林镇为试点,成立快递集中处理中心,将散落各地的快递网点集中入园统一管理,全面推广人证核验,杜绝持假证或者使用他人身份证寄递物品,并在园区内添置人脸抓拍、车辆识别等科技元素,实现智能化风险预警。园区内设有专门检察联络点,依据园区特点明确相关联络员工作职责,指派专人担任联络员参与园区综合治理,推动检察工作融入基层综合治理大平台。南浔区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区邮政管理局、属地政府制定出台《关于共同加强寄递行业安全规范发展的工作意见》,建立起行业内的常态化信息共享联络机制、线索通报移送机制、应急联动处理机制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范围,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实现多部门协作配合制度化和常态化,进一步稳固监督实效。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深入宣传落实“七号检察建议”,提升快递从业人员发现寄递违禁品犯罪线索的意识和能力,使快递从业人员迅速成为防范违禁品寄递的有生力量,进而形成快递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预防寄递违禁品犯罪,融入社会治理的新局面。通过“定制普法”,推动建立集中化处理模式,完善行业管理机制。联合邮政管理部门加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将办案与长效治理相结合,有力惩治寄递违禁品犯罪,提高预防寄递违禁品的工作水平,推进“七号检察建议”深入基层,落到实处。
案例二
天津孟某、苏某飞贩卖毒品、洗钱案
【关键词】
贩卖毒品罪 洗钱罪 引导补充侦查 一案双查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孟某,男,1992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苏某飞,男,1992年出生,无业。
2021年7月6日至7月23日,被告人孟某、苏某飞在明知高某某(另案处理)贩卖的电子烟内含有毒品合成大麻素的情况下,以牟利为目的,为高某某代理销售电子烟。苏某飞负责联系高某某发货,孟某负责销售,二被告人以273元至328元不等的价格先后8次通过快递向他人贩卖电子烟52支,非法获利14341元。二被告人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利用孟某父亲的微信、支付宝账户收取毒资共计13725元,转移后归个人使用。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1月11日,公安机关以孟某、苏某飞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孟某、苏某飞还涉嫌自洗钱犯罪,遂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取证。同年2月11日,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以孟某、苏某飞涉嫌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3月15日对二被告人涉嫌洗钱罪补充起诉。4月1日,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孟某、苏某飞犯贩卖毒品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后均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二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依法打击寄递毒品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孟某、苏某飞与高某某等36人贩卖毒品案系重大寄递毒品犯罪关联案件,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将该系列案作为贯彻落实“七号检察建议”的重大典型案件办理,深挖彻查,对寄递毒品犯罪形成有力震慑。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已提起公诉27人。
(二)落实“一案双查”要求,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以孟某、苏某飞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起诉后,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按照“一案双查”工作要求,对毒品交易资金流转情况进行审查,发现二被告人利用孟某父亲的微信、支付宝账号收取毒资,后又转移归个人使用,涉嫌自洗钱犯罪,遂引导公安机关调取被告人主观故意、行为手段、相关账户资金来源和去向等重要证据。由于需要补充侦查的证据较多,难以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但二被告人涉嫌毒品犯罪的证据已确实、充分,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二人以贩卖毒品罪先行起诉。补充侦查完成后,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二人涉嫌洗钱罪进行了补充起诉。
(三)立足办案参与社会治理,开展普法宣传教育。针对本案中快递企业暴露出的问题,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促进提升寄递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向社区居民发放禁毒宣传手册,普及毒品种类、毒品危害相关知识。同时,联合公安、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网点开展“七号检察建议”宣传工作,督促企业和从业人员提高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严格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织密寄递安全防护网。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审查毒品案件时,应当着重从毒品流通链条和毒赃流转链条进行审查。对涉案财物的来源和去向进行全面查证,详细审查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交易明细等客观性证据,查明毒赃流转情况,依法追捕追诉涉毒洗钱犯罪。对于遗漏犯罪事实或者遗漏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及时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体系,及时进行补充起诉。针对犯罪分子利用快递贩运毒品等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广泛开展预防寄递毒品宣传教育工作等方式堵塞漏洞,推动寄递行业依法规范经营。
案例三
陕西万某走私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
【关键词】
走私毒品罪 警检邮协作机制 自行补充侦查
【基本案情】
被告人万某,男,1985年出生,某单位职工。
2021年5月下旬,被告人万某通过某通讯软件向境外一男子(身份不详)购买3克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该男子将毒品藏匿于茶叶盒内通过快递从境外邮寄至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万某的住处。2022年2月15日,被告人万某再次联系该男子购买5克甲基苯丙胺,该男子将毒品藏匿于面膜盒内通过快递邮寄至万某的住处。同年4月25日,万某在收取上述包裹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该包裹内查获甲基苯丙胺4.445克。另查明,被告人万某在其住处先后六次容留他人吸食甲基苯丙胺。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7月22日,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万某涉嫌走私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9月19日,南郑区人民法院以万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依托协作机制,提前介入寄递毒品犯罪案件。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制发后,南郑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与交通运输局、公安机关对接,建立了警检邮协作机制,合力打击寄递违禁品犯罪。本案中,公安机关在掌握犯罪分子从境外邮寄毒品入境的线索后,主动邀请市县两级检察院同步介入,检察机关就抓捕布控、侦查方向、取证要点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二)引导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查明案件事实。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发现,除当场查获的万某走私毒品事实外,万某交代的2021年5月向境外男子购买毒品的犯罪事实,无相应证据证实,遂向公安机关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提出十余条继续取证的意见。通过进一步侦查,公安机关查实了万某的该起犯罪事实。审查起诉时,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发现对于万某供述其系某单位职工的重要量刑情节未取证核实,为减少办案环节、提高诉讼效率,遂自行补充侦查,及时调取了万某任职的相关书证,依法认定万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符合走私毒品罪“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为纵深推进“七号检察建议”贯彻落实,该案判决后,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与快递企业、公安、交通运输等单位进行座谈,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和寄递行业存在的风险隐患,督促相关单位强化责任意识,共同推动寄递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同时针对某单位对万某疏于管理的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并抄送主管部门,督促强化日常管理,筑牢禁毒防线。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以落实“七号检察建议”为契机,与公安、邮政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寄递违禁品犯罪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履行好引导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职责,查实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和情节,完善证据链条,确保案件质量。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寄递行业存在的风险隐患,检察机关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及时提出加强寄递行业监管的意见,并向涉案人员单位、主管部门制发抄送检察建议,督促强化日常监管。
案例四
江苏王某涛、董某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提前介入 三责同追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涛,男,1996年出生,某快递公司职工。
被告人董某婷,女,1998年出生,无业。
2021年5月至7月,被告人王某涛在某快递公司工作期间,利用担任快递客服的工作便利,单独或者伙同其妻子被告人董某婷,通过公司系统查询收集大量寄递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非法获利24万余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5月30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涛、董某婷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审查起诉。6月30日,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涛、董某婷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庭审前,二人自愿缴纳了公益诉讼赔偿金,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撤回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8月30日,如皋市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涛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董某婷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夯实证据基础。案发后,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商请提前介入的通知后,立即派员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经审查,被非法出售的公民信息含有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买家购买信息系用于推销产品,故信息类型属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因被告人王某涛微信发送给买家的公民个人信息未能全部提取,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确立以违法所得认定犯罪的思路,及时调取转账记录,固定犯罪证据。
(二)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三责同追。在刑事责任方面,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释法说理,督促王某涛、董某婷主动退出16万余元违法所得,后依法提出了适当的量刑建议。在民事责任方面,因二被告人侵犯了众多主体的人身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人承担24万余元的公益诉讼赔偿金,后二人庭前自愿缴纳。在行政责任方面,当地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公司负有监管责任,检察机关针对其履职不到位问题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邮政管理局高度重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后整改到位。
(三)开展庭审观摩活动,督促强化寄递信息安全管理。如皋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邮政管理局,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辖区内寄递企业代表旁听庭审,庭审后座谈交流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和完善建议。检察机关还针对涉案快递公司在经营管理、信息安全、员工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提出合规经营检察建议,督促强化寄递信息安全管理。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寄递安全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及时发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线索,从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方面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强与邮政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注重挖掘深层次问题,延伸检察职能,开展诉源治理,充分利用检察建议等手段,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健全完善寄递安全管理制度机制,织密寄递安全防护网。
案例五
四川代某林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关键词】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立案监督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代某林,男,1968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代某林长期在四川省广元市收购、贩卖野生画眉鸟,建立并利用微信群与他人商谈野生画眉鸟交易事宜,再通过物流公司将野生画眉鸟邮寄给云南、贵州等地买家。2021年2月至12月,代某林共收购、出售野生画眉鸟79只。经鉴定,79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画眉鸟价值39.5万元。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2年7月5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代某林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8月31日,朝天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代某林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赔偿生态资源修复费用近八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一)依法监督立案,全链条打击危害野生动物犯罪。2022年1月,公安机关以代某林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请批准逮捕。朝天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代某林出售野生画眉鸟的方式是组建微信群联系交易并利用物流寄递渠道完成交易,物流寄递从业人员涉嫌犯罪未被追究,遂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后公安机关查明物流公司从业人员为提升业绩,在明知代某林向全国各地大量寄递野生画眉鸟的情况下仍然揽件并寄出,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了立案侦查。朝天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对猎捕、购销、寄递等环节的犯罪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共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关联案件7件7人。
(二)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办理本案过程中,朝天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跟进,共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5件,依法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并根据不同情况探索“以劳代偿”等生态替代性修复新模式,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能动履职,积极参与寄递行业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涉案物流公司未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禁寄违禁物品等规范要求。针对暴露出来的行业隐患和监督管理漏洞,朝天区人民检察院向寄递行业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同时深入主要寄递企业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助推寄递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惩治涉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各类寄递违禁品犯罪,对于寄递从业人员明知寄递物品系违禁品,仍积极协助将违禁品进行违法寄递的,应当通过立案监督等方式,依法追究寄递从业人员刑事责任,增强寄递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对于寄递违禁品犯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依法提起公益诉讼。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寄递行业安全隐患,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形式,推动加强寄递安全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6〕34号)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决定,结合审判实践,对人民法院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深刻认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窗口。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是有力的推动,在法律实施方面有重大影响。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做好司法应对,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树立大局意识,严格依法办事,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自贸试验区的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2.依法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肩负着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中央决策的积极尝试。各级人民法院应探索为自贸试验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改革举措,同时,要确保这些改革举措的探索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注重及时调整裁判尺度,积极支持政府职能转变,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
积极参与自贸试验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积极配合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主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为营造公正、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和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促进自贸试验区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3.积极行使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打击涉自贸试验区的刑事犯罪。打击破坏自贸试验区建设、滥用自贸试验区特殊市场监管条件进行的犯罪,维护自贸试验区社会稳定及市场秩序。重视解决侵犯知识产权跨境犯罪问题。依法惩治涉自贸试验区的走私、非法集资、逃汇、洗钱等犯罪行为。同时注意区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4.加强涉自贸试验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加强劳动保护,正确处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促进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用工制度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严格对服务领域合同格式条款的审查,惩治利用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审理有关机关和组织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诉讼。
正确处理在自贸试验区较为常见的“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限制条件,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对多个公司使用同一地址作为住所地登记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况,依法维护债权人利益。
加强对自贸试验区内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侵权成本。完善有关加工贸易的司法政策,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准确区分正常的贴牌加工行为与加工方擅自加工、超范围超数量加工及销售产品的行为。妥善处理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合理平衡消费者权益、商标权人利益和国家贸易政策。鼓励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投资行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简化维权程序,提升维权质效。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活动,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利用。
加强海事审判。规范航运市场建设,支持自贸试验区航运服务业开放、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和增强国际航运服务功能。关注与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及其他与航运有关的新类型案件,研究新型海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专门管辖问题。及时通过典型案件的审理确认有关规则,引导行业行为,促进行业发展。  5.积极行使行政审判职能,支持和监督政府在自贸试验区依法行政。支持和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服务模式,依法行政。以审判活动促进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通过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的企业,其签订的合同违反自贸试验区行业准入要求,导致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履行,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自贸试验区市场规则有关的制度缺陷及行政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及时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意见,或者提出司法建议,促进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完善。
三、依法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的创新做法,鼓励其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6.鼓励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开展融资业务。充分尊重中外当事人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的约定。正确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效力,不应仅以未履行相关程序等事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7.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合理认定消费者与跨境电商企业之间的合同性质。合同约定消费者个人承担关税和邮寄风险的,可认定消费者和跨境电商企业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电商企业批量进口、分批销售,消费者主张其与电商企业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电商企业以其提供的合同文本与消费者订立仲裁条款,应专门提示,消费者同意的,应认定双方达成了仲裁合意。
四、重视自贸试验区的特点,探索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创新  8.完善司法审查、司法确认制度,支持自贸试验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鼓励运用仲裁、调解等多元化机制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支持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创新发展,为多元化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提供司法便利。
加强自贸试验区内法院机构及审判组织建设。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种类、性质等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合议庭,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案件,积累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鼓励各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地域特点的审判机制。  9.正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
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相关裁决做出后,其又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相关裁决作出后,又以有关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并以此主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上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10.探索审判程序创新,公正高效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管辖自贸试验区内一审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港澳台民事主体的,可以探索选任港澳台居民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
人民法院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涉外、涉港澳台一审民商事案件,事实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可以探索适用简易程序。
妥善处理以“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企业为当事人的案件中存在的送达难问题。对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其注册地为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可以邮寄送达。境外民事主体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企业或办事处作为业务代办人的,可以向其业务代办人送达。境外民事主体概括指定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境内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或者特定业务的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11.建立合理的外国法查明机制。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试验区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了解查明途径的,可以告知当事人。当事人不能提供、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亦不能查明的外国法律,可在一审开庭审理之前由当事人共同指定专家提供。根据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外国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查明外国法。  12.审理好涉自贸试验区案件,总结可复制经验。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重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审理,加强前瞻性研究工作。各地人民法院对在审理与自贸试验区相关的案件中发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应当及时研究总结,形成应对意见,并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812号(政治法律类064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812号(政治法律类064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为人民参审员制度的提案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指出,陪审员容易在字面上被理解为“陪他人进行审判的人",“陪审员"这个称呼在实践中造成比较负面的效果,在国外,使用“陪审员"名称也易引起误解。建议将“陪审制"改称为“参审制",“人民陪审员"改称为“人民参审员"。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功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司法部在全国10个省(区、市)50个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试点法院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要求,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调整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退出、惩戒和履职保障制度等,试点工作平稳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了进一步研究解决改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成效,今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一年。
从比较法的视角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陪审制度的称谓也存在不同表述,英美称“陪审团",德国称“荣誉法官",日本称“裁判员",等等,但并未影响其陪审制度的实质性建构。在我国,“陪审制"“人民陪审员"之称谓由来已久,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在于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我们理解,您的建议主要目的在于保证人民陪审员参审的实质性,改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这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此次改革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和改革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包括探索大合议庭审理模式、健全人民陪审员提前阅卷机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合议庭评议程序、逐步探索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设立参审案件数上限等,极大地保障了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权利和效果。目前,改革试点工作在破解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上取得明显成效,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进和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能够切实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结合我国司法传统、实践需要等认真研究,在全国人大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调研论证工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探索建立人民陪审员分类随机抽选模式、规范参审范围和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加强服务保障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经费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指导督查力度和改革宣传力度,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取得预期的成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接收第三批法学专家学者来院交流挂职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接收第三批法学专家学者来院交流挂职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开展第三批法学专家学者来院交流挂职工作。公告如下:
一、人选范围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知名法学专家学者,具有相应教学科研领导职务可优先考虑。
二、挂职岗位
刑事审判岗位1名,民事审判岗位1名,行政审判岗位1名,执行岗位1名,司法研究岗位1名。根据人选情况,适当增减。
挂任部门副职,挂职期限2年。
三、资格条件
(一)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科研能力强,专业影响较大,一般为应用法学领域学术带头人、知名学者或担任相应的教学领导职务,具有教授或相应级别职称,具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
(三)恪守职业道德、学术规范,廉洁自律,无党纪政纪处分。
(四)挂任审判职务的,应符合法官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并符合任职回避相关规定。
(五)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1962年4月30日以后出生)。
四、接收程序
(一)报名推荐
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织部门可根据资格条件,提出1-2名推荐人选。报名推荐时间截至2017年3月17日。人选应如实填写《报名推荐表》,并邮寄至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邮编100745),同时将《报名推荐表》电子版发至邮箱diaopeichu@163.com。
可登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www.court.gov.cn)下载《报名推荐表》。
(二)资格审查
(三)专业评审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评审小组,对人选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比选。
(四)组织考察
根据专业评审情况确定考察人选,到人选所在单位考察了解情况。
(五)研究确定人选
根据专业评审和考察情况,提出挂职交流专家学者人选意见,按程序报送审批。
(六)办理任职手续
根据有关规定,对拟任人选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影响任职情形的,办理任职手续。
五、职责待遇
(一)挂职期间每周参加机关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天,或者每年驻院工作累计不少于100个工作日。
(二)挂职期间根据工作需要和专业特长,任命为机关内设机构副职。
(三)挂职期间参与所在部门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工作,可出席有关会议、开展调查研究、组织课题论证、参加重大案件研究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以及提供相关咨询性意见等。
(四)挂职期间应遵守我院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在非法院系统或者未经授权的公务活动中使用挂任职务,不得以律师身份参加有关诉讼活动。
(五)日常管理由我院及所在单位负责。挂职结束后,进行期满考核。
(六)挂职期间享受副庭局长工作待遇。
六、纪律与监督
接收工作按照公开、竞争、择优原则,面向社会公开进行,自觉接受监督。
推荐信息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取消资格。
咨询电话:010-67556360
监督电话:010-67556131
传真:010-67556360
附件:最高人民法院交流挂职专家学者报名推荐表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7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交流挂职专家学者报名推荐表
报名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参加工
作时间
是否通过
司(律)考
联系方式
现任职务
任职时间
现任职级
(专业技术职务)
任级时间
从事相关法律工作年   限
学历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学位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学习简历(从大专填起)
起止时间
学校、院系、专业
学历
学位
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填起)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从事相关法律工作实绩
具有代表性的专业文章、专著或代理的案件等
获奖励及荣誉情况
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主要家庭成员情况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推荐单位鉴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联系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填表人必须对填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取消交流挂职资格。
是否服从岗位调剂:        个人签名:     2017年3月 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97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97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谨慎使用企业资产查封措施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防止滥用诉前保全、诉讼中保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至第一百零五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较为简单,实践中存在一定被滥用的空间。正如您建议中所指出的,有些当事人会滥用诉前查封权,申请法院过度查封、冻结资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保全规定》),从多个方面对保全制度予以规范,充分体现公正、善意执行的理念,平等保护各方权益。
(一)对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区别对待,对诉前保全的使用更为谨慎、严格。首先,对二者规定不同的担保数额。《财产保全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该规定明显有别于诉讼保全中担保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百分之三十的要求。其次,对诉前保全后提起诉讼的时间做出限制。《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三条明确“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申请保全人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保全,应当赔偿被保全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再次,为避免当事人滥用保全,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财产保全期间,申请保全人提供的担保不足以赔偿可能给被保全人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追加相应的担保;拒不追加的,可以裁定解除或者部分解除保全。"
(二)在对保全制度予以规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多项救济途径。一是提供担保请求解除保全,《财产保全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二是在诉讼中,根据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并作出裁定。三是在执行实施保全中,根据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程序审查处理。四是对案外人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提出异议的,根据第二十七条规定,按照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五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二、关于谨慎使用查封、冻结措施,在采取查封、冻结措施时应根据涉案金额适度查封相关资产的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实际已经对该项原则多次予以明确、重申。《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明确要求不得超标的查封。《财产保全规定》有多项条款规定要求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第十三条明确规定“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人民法院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同时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可供保全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同时,为全面落实《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审慎把握司法政策,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特别对被执行人为企业主体案件处理时,一是在财产控制中,能够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采取“死封"“死扣"措施;二是在财产处置中,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被查封人在法院监督下处置财产,尽可能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资产的经济效能;三是在执行方式上,尽量优先采取方便执行且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执行措施,以减少强制执行成本、力争最小权益减损;四是在执行进程上,对当事人间达成和解或者被执行人、案外人提供合适担保的情形下,依法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
对于您提出的不得超标的查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一直高度重视。自去年以来,周强院长多次在全国视频会议上进行强调。例如,2018年11月,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视频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到,“要进一步强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视频会上,周强院长部署执行工作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时,又着重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公正规范文明执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将执行权纳入‘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严禁超标的查封、违法变更追加当事人和违法查扣案外人财产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切实保障合法权益。"
经过这几年的持续奋战、攻坚克难,我们的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将督促各级法院严格执行财产保全的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意见的规定,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对现行诉前保全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进一步开展调研,总结审判执行实践经验,不断探索诉前保全的合理途径和方法,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意见、指导案例等形式加强对下指导监督。借助此次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契机,我们也拟将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尽可能吸收到法律中去,最大限度减少不合理诉前保全给被查封人的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规范、完善诉前保全、诉讼中保全制度。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聘用制书记员招聘面试人选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聘用制书记员招聘面试人选的公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本部招聘书记员公告》,经比选择优,我院组织考生进行了综合能力笔试、计算机录入技能测试。此项工作由我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
根据综合能力笔试、计算机录入技能测试的综合成绩,确定75名人员进入面试(名单附后,按姓氏笔画排序)。面试时间为12月2日(星期一)上午,地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一区(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请参加面试的考生携带身份证,着正装,于当日7:30到大门口集合,8:00以后不得入场。
请参加(或放弃)面试人员于11月29日18:00前回复确认邮件至diaopeichu@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手机号+确认(或放弃)参加面试。
附件:75名面试人员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9年11月29日
75名面试人员名单
马 宁 卞志媛 方 芳 王子欣 王丹丹 王江南
王超帆 王楠迪 王 燚 邓明霞 卢 妹 卢金孟
叶晨阳 宁 静 白明娟 边金鑫 刘志岩 刘冠楠
刘奕妍 刘琪殊 吕姝君 孙可馨 孙胜超 巩晴晴
朱 峰 红 英 邢丽娟 余 敏 吝小丽 吴迪楠
吴珊瑾 宋文静 张 宇 张品一 张奕欣 张 霖
时英善 李心明 李 佳 李思倩 李 贺 李 根
李艳霞 李梦琳 李群英 杜政璇 杨双悦 杨 梅
沈雷萍 邱 晨 周晋帆 林白琳 苑林林 侯伟航
赵 洁 郗倚萱 郝培培 唐良爽 徐丁颖 袁东浩
贾胜凯 郭宜玘 郭 染 屠春燕 崔 兰 崔 莹
崔萌萌 曹凯悦 智 慧 程念翀 谢 云 韩方鑫
韩应国 翟雨晶 冀瑞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2022年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3号)
为正确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过程中,错误采取财产调查、控制、处置、交付、分配等执行措施或者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受害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有下列错误执行行为造成损害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执行未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明显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和范围执行的;
(二)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故意拖延执行、不执行,或者应当依法恢复执行而不恢复的;
(三)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或者违法将案件执行款物交付给其他当事人、案外人的;
(四)对抵押、质押、留置、保留所有权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未依法保护上述权利人优先受偿权等合法权益的;
(五)对其他人民法院已经依法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财产违法执行的;
(六)对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故意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
(七)对不宜长期保存或者易贬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未及时处理或者违法处理的;
(八)违法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或者依法应当评估而未评估,依法应当拍卖而未拍卖的;
(九)违法撤销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
(十)违法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措施的;
(十一)因违法或者过错采取执行措施或者强制措施的其他行为。
第三条 原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其基于债权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随之转移,但根据债权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
第四条 人民法院将查封、扣押、冻结等事项委托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错误执行行为造成损害申请赔偿的,委托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错误执行赔偿,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终结前提出的不予受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法在相关诉讼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除外:
(一)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已被依法撤销,或者实施过程中造成人身损害的;
(二)被执行的财产经诉讼程序依法确认不属于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执行行为违法的;
(三)自立案执行之日起超过五年,且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已无可供执行财产的;
(四)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可以申请赔偿的其他情形。
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
第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执行异议、复议或者执行监督程序审查期间,就相关执行措施或者强制措施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予以驳回,并告知其在上述程序终结后可以依照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依法提出赔偿申请。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中未就相关执行措施、强制措施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不影响其依法申请赔偿的权利。
第七条 经执行异议、复议或者执行监督程序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对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已有认定的,该生效法律文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定执行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赔偿请求人对执行行为的合法性提出相反主张,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对执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认定。
第八条 根据当时有效的执行依据或者依法认定的基本事实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因下列情形而认定为错误执行:
(一)采取执行措施或者强制措施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二)被执行人足以对抗执行的实体事由,系在执行措施完成后发生或者被依法确认的;
(三)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系在执行措施完成后经法定程序确认的;
(四)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行政行为的裁定并实施后,该行政行为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
(五)根据财产登记采取执行措施后,该登记被依法确认错误的;
(六)执行依据或者基本事实嗣后改变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赔偿请求人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害负举证责任。但因人民法院未列清单、列举不详等过错致使赔偿请求人无法就损害举证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双方主张损害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申请鉴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结合双方的主张和在案证据,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等进行判断。
第十条 被执行人因财产权被侵犯依照本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赔偿,其债务尚未清偿的,获得的赔偿金应当首先用于清偿其债务。
第十一条 因错误执行取得不当利益且无法返还的,人民法院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赔偿决定向取得不当利益的人追偿。
因错误执行致使生效法律文书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获得国家赔偿后申请继续执行的,不予支持。人民法院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赔偿决定向被执行人追偿。
第十二条 在执行过程中,因保管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由保管人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但人民法院未尽监管职责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发生、扩大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可以依据赔偿决定向保管人或者第三人追偿。
第十三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错误的;
(二)执行措施系根据依法提供的担保而采取或者解除的;
(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实施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的;
(四)评估或者拍卖机构实施违法行为造成损害的;
(五)因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
(六)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前款情形中,人民法院有错误执行行为的,应当根据其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错误执行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息、租金等实际损失的,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十五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按照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者该价格无法确定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计算损失:
(一)按照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财产损失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期间从错误执行行为实施之日起至赔偿决定作出之日止;
(二)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无法确定,或者因时间跨度长、市场价格波动大等因素按照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显失公平的,可以参照赔偿决定作出时同类财产市场价格计算;
(三)其他合理方式。
第十六条 错误执行造成受害人停产停业的,下列损失属于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一)必要留守职工工资;
(二)必须缴纳的税款、社会保险费;
(三)应当缴纳的水电费、保管费、仓储费、承包费;
(四)合理的房屋场地租金、设备租金、设备折旧费;
(五)维系停产停业期间运营所需的其他基本开支。
错误执行生产设备、用于营运的运输工具,致使受害人丧失唯一生活来源的,按照其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 错误执行侵犯债权的,赔偿范围一般应当以债权标的额为限。债权受让人申请赔偿的,赔偿范围以其受让债权时支付的对价为限。
第十八条 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赔偿的,应当作为错误执行案件予以立案审查。
第十九条 审理违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先予执行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知
(法〔2020〕15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提出明确要求。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民法典贯彻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施行重大意义
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民法典的颁布,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人的夙愿,中国人民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的重大意义,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法治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贯彻实施民法典学习、宣传、培训等各项工作,成为贯彻实施民法典的主力军。
二、增强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学习贯彻民法典职责使命
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和实施民法典纳入党组会议部署、党组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在学习贯彻民法典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履行审判职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葆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将学习贯彻民法典与常态化疫情防控、优化营商环境、打赢三大攻坚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将学习贯彻民法典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用法治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要将学习贯彻民法典作为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切实提高民事案件的审判水平和效率,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将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融入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中,增强人民法院多元解纷能力,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三、认真谋划部署,有力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培训工作
民法典为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提供基本法律遵循。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民法典的学习培训工作,切实将学习培训作为提升人民法院审判水平、提高人民法院审判队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措施。要创新学习培训形式,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鼓励远程视频授课、网络在线学习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要把好教师关、教材讲义关,突出政治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注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严格按照立法精神、立法原意解读民法典,切实提高培训质效。要加强对民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的学习,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充分掌握条文新旧变化。要将学习民法典条文与审判执行具体工作相结合,做到融会贯通,切实增强广大法官执法办案本领。
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庭审公开、在线直播、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发布典型案例、编写通俗读物、参与法治进校园活动等方式,做好民法典宣传普及工作。要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对全国法院广大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学习贯彻民法典的情况及时进行报道,充分展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生动场景、鲜活画面。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拉近民法典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四、加强审判指导,确保民法典顺利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指导职能,及时开展包括民事、行政、刑事、国家赔偿在内的所有司法解释的全面清理工作,尽快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做好新旧法律衔接适用工作,确保民法典顺利实施。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在2020年12月底前完成对本辖区内的办案指导文件、会议纪要、参阅案例等全面清理工作,确保与民法典精神、规定保持一致,清理结果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备案。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确保办案质量;在学习贯彻民法典过程中,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把调研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发挥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在统一裁判尺度方面的作用,不断总结审判经验,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要加强对民法典新增规定和重大修改条文的深入学习和相关制度的理论研究,形成一批学习贯彻民法典的理论研究成果。
各级人民法院要将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明确职责分工,狠抓贯彻落实。要将这一工作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提高广大法官的审判执行能力和水平。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指导、支持和监督,切实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本辖区内学习贯彻民法典的情况、经验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6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
(法发〔2022〕19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不仅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及其管理秩序,妨害矿业健康发展,也极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引发安全事故。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切实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根本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司法屏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把握惩罚犯罪、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司法的规则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深刻认识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准确把握依法打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形势任务,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依法审理各类盗采矿产资源案件,紧盯盗采、运输、销赃等各环节,坚持“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标准,确保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相统一。
3.坚持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追究盗采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及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注重探索、运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规则,依法认定盗采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支持和保障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切实追究盗采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贯彻落实全面追责原则,依法妥善协调盗采行为人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
4.突出打击重点,保持依法严惩态势。落实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部署要求,持续依法严惩“沙霸”“矿霸”及其“保护伞”,彻底斩断其利益链条、铲除其滋生土壤。结合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实施,依法严惩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大江大河流域、黑土地保护区域以及在禁采区、禁采期实施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立足维护矿产资源安全与科学开发利用,依法严惩针对战略性稀缺性矿产资源实施的盗采犯罪。
二、正确适用法律,充分发挥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职能作用
5.严格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对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定罪量刑。对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6.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准确把握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入罪的前提条件。对是否构成“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情形,要在综合考量案件具体事实、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认定。
7.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实施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同时构成两种以上“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要综合考虑各情节,精准量刑。对在河道管理范围、海域实施盗采砂石行为的,要充分关注和考虑其危害堤防安全、航道畅通、通航安全或者造成岸线破坏等因素。
8.充分关注和考虑实施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对具有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但非依据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程度确定法定刑幅度的,要酌情从重处罚。盗采行为人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符合《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9.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准确把握矿产品价值认定规则。为获取非法利益而对矿产品进行加工、保管、运输的,其成本支出一般不从销赃数额中扣除。销赃数额与评估、鉴定的矿产品价值不一致的,要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情节作出合理认定。
10.依法用足用好罚金刑,提高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成本,要综合考虑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等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法律、行政法规对同类盗采矿产资源行为行政罚款标准有规定的,决定罚金数额时可以参照行政罚款标准。盗采行为人就同一事实已经支付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修复费用的,决定罚金数额时可予酌情考虑,但不能直接抵扣。
11.准确理解和把握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依法正确适用缓刑。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分子具有“涉黑”“涉恶”或者属于“沙霸”“矿霸”,曾因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受过刑事处罚,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实施犯罪或者以行贿等非法手段逃避监管,毁灭、伪造、隐藏证据或者转移财产逃避责任,或者数罪并罚等情形的,要从严把握缓刑适用。依法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开采矿产资源有关的特定活动。
12.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对明知他人盗采矿产资源,而为其提供重要资金、工具、技术、单据、证明、手续等便利条件或者居间联络,结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为形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13.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加强涉案财物处置力度。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用于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专门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坚决依法追缴、责令退赔或者没收。对在盗采、运输、销赃等环节使用的机械设备、车辆、船舶等大型工具,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事实、情节及工具的属性、权属等因素,依法妥善认定是否用于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专门工具。
14.依法妥善审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生态环境保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综合考虑盗采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既要依法全面追责,又要关注盗采行为人的担责能力,保证裁判的有效执行。鼓励根据不同环境要素的修复需求,依法适用劳务代偿、补种复绿、替代修复等多种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以及代履行、公益信托等执行方式。支持各方依法达成调解协议,鼓励盗采行为人主动、及时承担民事责任。
三、坚持多措并举,健全完善有效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制度机制
15.完善环境资源审判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三合一”体制,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手段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形成组合拳。推进以湿地、森林、海洋等生态系统,或者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推广人民法院之间协商联动合作模式,努力实现一体化司法保护和法律统一适用。全面加强队伍专业能力建设,努力培养既精通法律法规又熟悉相关领域知识的专家型法官,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能力水平。
16.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主管机关的协作配合,推动构建专业咨询和信息互通渠道,建立健全打击盗采矿产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专业性问题评估、鉴定,涉案物品保管、移送和处理,案件信息共享等问题。依法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对审判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监管疏漏等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移送、通报,必要时发送司法建议,形成有效惩治合力。
17.因应信息化发展趋势,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依托,促进信息技术与执法办案、调查研究深度融合,提升环境资源审判的便捷性、高效性和透明度。加速建设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一张网”,为实现及时、精准惩处和预防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提供科技支持。
18.落实人民陪审员参加盗采矿产资源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的制度要求,积极发挥专业人员在专业事实查明中的作用,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着力提升巡回审判、典型案例发布等制度机制的普法功能,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和以案释法工作,积极营造依法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社会氛围,引导人民群众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79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79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恶意债权人进行联合惩处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出,民间借贷中放贷人为追求最大利益,往往会以各种方法加大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有的放贷人利用司法手段,通过人为给债务人偿还(或减少)债务制造事端,使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周期无限度拉长,以获得更多利息,致使债务人破产等问题。实践中,出借人通过“砍头息”“套路贷”等方式加大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这类违法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很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高度重视对民间借贷领域违法行为的规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整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对您提到的民间借贷领域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上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明确规定,“砍头息”不能计入本金,对高利贷不予保护,对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民间借贷领域的虚假诉讼要准确识别、重拳整治。
二是依法办理大量民间借贷案件,严厉惩治“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是重拳整治民间借贷领域虚假诉讼,严防出借人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
四是加强沟通协调,形成整治合力。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制定《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和政策,加大对民间借贷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五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依法、诚信开展民间借贷活动。
六是探索信用惩戒,加大违法成本。部分地方法院将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违法侵占他人利益的人纳入“黑名单”,取得了较好成效。
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推广各类有效整治民间借贷领域违法行为的有效举措,利用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借助诉讼等手段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等违法行为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您提出的建议,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第一,关于限制高利放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超过法定利率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保护。《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和政策对非法高利放贷等行为的刑法适用作了专门规定。下一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将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着力防范高利贷行为。
第二,关于对民间借贷利率征税的问题。民间借贷利息收入属于税法规定的应税范围。您提出的对债权人获取高于银行同期基本贷款利率应予以征税的建议,税务部门已经采纳。
第三,关于对利用司法手段给债务人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予以打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的协作,深入调查研究,继续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工作,加大依法治理高利放贷、恶意致使债务人遭受损失等问题的工作力度,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市场对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作用,积极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1〕9号)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相关工作,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依照民事诉讼法,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条 人民法院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协助冻结债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该股票已设立质押且质权人非案件保全申请人或者申请执行人的,适用本意见。
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股票进行轮候冻结的,不适用本意见。
第二条 人民法院冻结质押股票时,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明确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证券账户持有人名称(姓名)、账户号码,冻结股票的名称、证券代码,需要冻结的数量、冻结期限等信息。
前款规定的需要冻结的股票数量,以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除以每股股票的价值计算。每股股票的价值以冻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基准,结合股票市场行情,一般在不超过20%的幅度内合理确定。
第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受理人民法院的协助冻结要求后,应当在系统中对质押股票进行标记,标记的期限与冻结的期限一致。
其他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要求对已被标记的质押股票进行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按轮候冻结依次办理。
第四条 需要冻结的股票存在多笔质押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某一笔或者某几笔质押股票进行标记。未指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对该只质押股票全部进行标记。
第五条 上市公司依照相关规定披露股票被冻结的情况时,应当如实披露人民法院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已在系统中被标记股票的数量,以及人民法院需要冻结的股票数量、冻结期限等信息。
第六条 质押股票在系统中被标记后,质权人持有证明其质押债权存在、实现质押债权条件成就等材料,向人民法院申请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在质押债权范围内变价股票的,应当准许,但是法律、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将债务人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在质押债权、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范围内进行冻结后,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在系统中将相应质押股票调整为可售状态。
质权人申请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变价股票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案件当事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且在能够控制相应价款的前提下,可以准许。
质权人依照前两款规定自行变价股票的,应当遵守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相关业务规则。
第七条 质权人自行变价股票且变价款进入债务人资金账户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发放变价款实现质押债权的,应予准许,但是法律、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可以对在系统中被标记的质押股票采取强制变价措施。
第九条 在系统中被标记的任意一部分质押股票解除质押的,协助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将该部分股票调整为冻结状态,并及时通知人民法院。
冻结股票的数量达到人民法院要求冻结的数量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冻结的股票足以实现案件债权及执行费用的,应当书面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解除对其他股票的标记和冻结。
第十条 轮候冻结转为正式冻结的,或者对在本意见实施前已经办理的正式冻结进行续冻的,依当事人或者质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依照本意见办理。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股票退市后,依照本意见办理的冻结按照相关司法冻结程序处理,冻结股票的数量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在系统中已标记的股票数量。
第十二条 其他国家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就质押股票处置变价等事项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产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各自的上级机关协商解决。
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
附件:协助冻结通知书参考样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年3月1日
协助冻结通知书参考样式
×××人民法院
协助冻结通知书  (××××)......执......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证券公司×××营业部:
本院执行的×××与×××一案,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为   。经计算,需要对   (证券账户号:   )持有的已质押的股票(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进行冻结,冻结数量为   ,冻结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为满足本院的上述冻结要求,请在系统中对该只已质押股票(质押编号:   )进行标记,标记的期限与上述冻结期限一致。标记范围内的质押股票中任意一部分解除质押的,应将该部分股票调整为冻结状态,你司应将该情况及时通知本院。
对上述标记和冻结的股票(含/不含孳息),非经本院准许,你司不得为被执行人、质权人办理转让、变更登记等手续。其他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要求冻结的,应按轮候冻结依次办理。
×××年×××月×××日
(院 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本院地址:......   邮  编:......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1月6日)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根治欠薪的决策部署,切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检察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2021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2813件3243人,同比分别上升12.3%和12%。通过办案追缴欠薪约1.68亿元。保障劳动者及时拿到足额工资,是关系基本民生的大事。今年以来,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岁末年初各类项目、工程资金相继进入结算期,叠加疫情冲击影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高发。加之拖欠工资具有一定隐蔽性,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劳动者维权仍面临困难。如果得不到及时监管、妥善解决,将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民生民利,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立足司法办案,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打击、从严惩处,有效发挥法律的惩治和震慑作用,为根治欠薪问题提供司法保障。2021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716件732人,提起公诉1256件1382人。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积极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努力实现维权与护企并重。在案件办理中,综合考量案件整体情况,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措施,对积极悔改、尽力补救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捕、不诉决定,对提起公诉的提出轻缓刑的量刑建议,最大程度地减少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维护劳动者薪酬权益。2021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893件953人,同比分别上升55.3%和50.8%,不起诉1031件1244人,同比分别上升4.1%和5.3%。此外,检察机关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注重通过检察建议帮扶企业建立长效机制,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同时检察机关注重以案释法,开展法治宣传,以检察服务传递司法温度,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期,最高检从各地检察机关报送的案例中筛选出一批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好的5个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案例一:
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抗诉案
【基本案情】
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5月,刘某某以四川省攀枝花市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义承接房屋修建工程,在收到100余万元工程款后只支付了部分农民工工资,后采取变更电话号码、前往外地等方式逃避支付剩余农民工工资。2020年6月17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其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刘某某仍未支付。截至2020年7月,刘某某拖欠30名农民工工资15.4万元。
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刘某某承接四川省盐边县电力公司某变电站修建工程,在收到工程款16万余元后未足额支付30名农民工工资,共计拖欠工资11.8万余元。2020年10月21日,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其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下称《指令书》),但其始终未支付。
因刘某某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劳动报酬罪,2021年5月1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对刘某某依法提起公诉。同年6月24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认定刘某某在攀枝花市承接工程过程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15.4万元,以刘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仁和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未认定刘某某在盐边县电力公司某变电站修建工程中拖欠农民工工资11.8万余元的犯罪事实确有错误,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支持抗诉。同年11月4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认定了刘某某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11.8万余元的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改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检察履职情况】
1.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依法抗诉。本案一审判决未认定刘某某在盐边县工程中欠薪11万余元的行为构成犯罪,理由是认为盐边县人社局送达的《指令书》中在“周某某民工工资”前遗漏了“支付”二字,属于缺乏“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法定入罪前置要件。二审期间,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着眼这一争议焦点,主动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依法提取了《送达回证》等书证,询问了人社局执法人员和相关证人,前往涉案公司注册地,对盐边县人社局留置送达《指令书》的现场进行复勘并制作光盘固定证据。经补证查实,盐边县人社局留置送达给刘某某的《指令书》中并未遗漏“支付”二字,但该局移送给公安机关作为证据材料的《指令书》上遗漏了该二字。
2.申请关键证人出庭,充分说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二审庭审期间,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申请了盐边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出席法庭作证。庭审中,出庭检察员围绕盐边县人社局是否依法留置送达了《指令书》,以及留置的《指令书》上是否遗漏“支付”二字等争议焦点对出庭证人进行询问。并结合出示的证人证言、送达回证、复勘视频及照片等新证据,还原了客观事实。检察机关进一步阐释,《指令书》下达前,盐边县人社局已向刘某某告知其欠薪行为已被立案调查,并组织其与被欠薪员工进行调解,且在《指令书》中载明了其拖欠员工工资的客观事实,故尽管盐边县人社局移送给公安机关的《指令书》中遗漏了“支付”二字,但实质上应当认定政府有关部门已履行完责令支付职责。
【典型意义】
1.依法抗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中检察机关既通过依法指控,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又果断行使抗诉权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切实践行了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检察承诺,为劳动者合法权益构筑起了刑事检察保护屏障。
2.依法主动履职,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检察机关一方面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提高办案效率,确保办案效果。另一方面采取申请证人出席二审庭审作证、开展交叉询问、出示新证据、加强释法说理等方式,充分履行指控犯罪和法律监督职责,实现了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余某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监督移送案
【基本案情】
自2018年4月起,余某安在福建省晋江市经济开发区租赁厂房和机器设备,组织工人从事鞋业制造和加工,于2019年6月注册成立晋江思福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福公司,另案处理),余某安系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者。截至2019年6月底,余某安共拖欠熊某、张某某等97名工人工资合计人民币134万余元,后于2019年6月29日逃匿失联。同年7月1日,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余某安支付员工工资,余某安逾期仍不支付。2019年7月12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本案线索移送晋江市公安局依法立案,后晋江市公安局对余某安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立案侦查。2020年4月,余某安被抓获归案并被取保候审。经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乡镇政府协调,余某安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共支付了工人工资125万余元,仍拖欠工人工资9万余元。
2021年5月,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同年8月,晋江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余平安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余某安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两法衔接”及时有效,提前介入监督立案。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余某安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搜集、固定相关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2.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积极挽回工人损失。在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送犯罪线索的同时,晋江市检察机关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信访局、乡镇司法所等部门联动,安抚近百名欠薪工人情绪、释法说理,引导理性维权。同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部门及工人代表等共同商议所欠工资的解决方案,通过多渠道多种方式帮助思福公司筹得薪资125万余元,解决了被欠薪工人的燃眉之急。
3.坚持依法惩治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余某安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对余某安提起公诉,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的量刑建议。法院全部采纳了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余某安认罪服判,实现了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典型意义】
1.强化立案监督,发挥“两法衔接”机制作用。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履行监督职责,联合多部门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排查工作。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强化案件线索摸排,对工作中发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线索第一时间分析研判,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促进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2.打击与追讨并重,积极回应工人追回欠薪的诉求。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民生民利,传递了良好社会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坚持“为民办实事”,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在办案中加强沟通协调,多渠道筹措被拖欠的工人工资,增强了执法活动的实效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案例三:
义乌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梁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梁某某系浙江省义乌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年8月以来,该公司在义乌经营量贩KTV,后因经营不善拖欠方某某、虞某某等27名员工工资共计人民币97089元,梁某某在未付清上述工资的情况下逃匿。上述27名员工于2019年9月26日向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同年11月5日,义乌市人社局向该公司及梁某某发出《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付清员工工资人民币88753元。该公司、梁某某在收到责令通知后仍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支付。
梁某某归案后,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支付员工工资88753元,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又支付了超龄劳动者工资6675元。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梁某某虽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于2021年8月23日对梁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全面审查欠薪事实,对特殊超龄劳动者的欠薪进行平等保护。本案中有2名员工年龄超过了退休年龄,属于超龄劳动者。劳动行政部门以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为由,未将该2名员工的工资认定在责令支付的范围内。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不能简单将“超龄”与劳务关系画等号,针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且未领取退休金的超龄劳动者,应当确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平等保护。基于上述理由,检察机关要求梁某某付清本案2名超龄劳动者的工资。
2.确保工资顺利发放,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审查起诉阶段,在检察机关的敦促下,梁某某筹措资金将超龄劳动者的工资缴至劳动行政部门专用账户,确保劳动报酬依法、及时、规范发放,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梁某某因经营不善而拖欠支付欠薪,虽有逃匿行为但在案发后全额付清拖欠的工资,未造成严重后果,犯罪情节轻微,且其自愿认罪认罚,故决定对梁某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3.研究论证用工争议,向劳动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针对因“法无明文规定”导致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损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定、查阅司法判例,找准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法律依据,向劳动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且未领取退休金的超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平等保护。另外,针对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的超龄劳动者,虽然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但仍建议劳动行政部门对该类劳动者的投诉予以受理,并将相关材料随同刑事案件一并移送,作为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的依据,进一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全面审查行政机关责令支付行为,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过程中,应当全面审查涉案材料,对相关部门的责令支付决定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不局限于责令认定的金额,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影响犯罪嫌疑人罪行轻重、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的相关材料,检察机关应当建议行政机关予以移送并综合审查认定。
2.强化行刑衔接,助力保障劳有所得。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超龄人员就业情形越来越多,讨薪困难,劳资纠纷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检察机关应当将劳动者的“忧酬烦薪”挂在心上,能动用好司法力量,持续跟踪欠薪发放情况,平等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从个案中发现普遍性问题,以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行政执法理念转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做好“后半篇文章”。
案例四:
郭某姣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郭某姣于2019年6月至10月经营北京市某直通便民超市有限公司期间,拖欠朱某某等9名公司员工工资共计人民币7.6万余元。北京市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足额支付员工工资,但郭某姣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改正。后该局又下达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其按要求支付员工工资。郭某姣则以电话停机、门店关门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于2020年7月11日对本案立案侦查,2021年7月22日郭某姣被抓获,7月29日被取保候审。郭某姣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支付了拖欠的大部分劳动报酬,并与9名公司员工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平谷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郭某姣的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达成和解协议、提起公诉前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于2021年10月11日对郭某姣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情况】
1.综合考察案件背景情况,为化解矛盾打下基础。北京平谷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了解到郭某姣自主创业,服务本地的“菜篮子”工程,后因线上购物冲击等因素影响,导致经营不善。郭某姣因对其行为危害性认识不够等原因,采用逃匿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且拒不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检察机关主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为后续促成矛盾化解、刑事和解,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打下基础。
2.细致教育引导,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郭某姣到案后支付了拖欠的大部分劳动报酬,并与公司员工达成和解协议,其继续足额支付剩余劳动报酬的意愿不高。然而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部分员工表达了希望能支付全部工资的愿望。为了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加强教育引导,促使郭某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以兼职及从亲友处筹集所得资金足额支付了9名员工剩余劳动报酬。
3.公开听证,对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为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了由人大代表、值班律师、侦查人员参加的听证会,对本案拟不起诉决定进行公开听证。与会人员经讨论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作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意见。检察机关还就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重要性、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对郭某姣进行了教育。郭某姣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写下悔过书,保证今后一定守法合规经营企业。公开听证不仅提升了不起诉决定的公信力、透明度,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1.矫正经营观念,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核实案件事实、审查证据,还应从企业责任、劳动者权益保护角度出发,向犯罪嫌疑人讲明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应诚信、守法、合规经营的基本准则,促使企业经营者深刻认识到企业不能只关注经营盈利,同时还肩负着社会责任,让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内化于心,实现民营企业良性健康发展。
2.落实慎诉政策,助力民营企业走出困局。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在服务保障“六稳”“六保”中的作用。对于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企业经营者,若能真诚认罪悔罪、自愿认罪认罚,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已全部支付了拖欠的劳动报酬,并与劳动者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应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注重发挥相对不起诉的作用,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帮助企业尽快走出困境。
案例五:
晋某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晋某华与王某某、潘某某合伙,以晋某华名义从安徽省马鞍山Y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Y公司”)承揽江苏省丰县某小区建设工程,并雇佣魏某某等50名农民工进场施工。工程竣工后,晋某华以Y公司工程款未结为由拖欠50名农民工工资共计161.43万余元。2018年7月11日,晋某华向丰县人民法院起诉Y公司支付工程款,经法院判决,Y公司将所欠的208.92万余元工程款汇至丰县人民法院执行账户。此后,50名农民工多次向晋某华讨要劳动报酬,并向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晋某华拒不支付,也拒绝配合从法院执行账户中支出所欠劳动报酬,并拒绝签收劳动保障部门的限期改正指令书,关闭手机藏匿外地。
2020年9月,江苏省丰县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该案线索,并向公安机关移送。同年10月13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0月22日将晋某华抓获归案。2021年1月20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期间,晋某华认罪认罚并支付了全部欠薪,取得被害人谅解。同年2月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综合全案事实、情节,以及晋某华的悔罪表现,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情况】
1.开展专项行动,主动发现线索。2020年9月,丰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行动”。通过主动走访司法行政、人社、信访等部门,查阅反映欠薪问题的申诉、法律援助申请、信访记录等材料,并通过询问农民工、调取相关证据等方式,及时发现晋某华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犯罪线索,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加强执行监督,支持起诉维权。为防止晋某华将法院执行账户中的资金转移,丰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制发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暂缓向晋某华支付执行款,待查清事实后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同时,丰县人民检察院支持8名农民工代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促进认罪认罚,有效化解矛盾。丰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民事检察部门同时介入,会同公安机关多次向晋某华释法说理,告知主动偿还欠薪可获得从轻处罚,帮助其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最终促成晋某华认罪认罚,并与农民工达成调解,主动将161.43万元转入第三方监管账户,支付50名农民工的全部欠薪,取得被害人谅解。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丰县人民检察院全面梳理建设工程领域恶意欠薪案件,针对该领域存在农民工欠薪等问题,向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住建局采纳检察建议制定了7份关于建立健全欠薪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等保障性制度文件。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法院、司法行政、人社、住建等部门出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协同配合机制的实施办法,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能动履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主动将检察监督工作前移,开展专项行动,摸排发现犯罪线索,通过检察履职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专项活动中,丰县人民检察院共办理刑事案件、支持民事起诉34件,帮助75名劳动者成功讨薪188万余元。
2.刑民协作,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检察机关融合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作用,打击犯罪与追讨欠薪同步开展,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协同发力。通过移送犯罪线索抓获藏匿的犯罪嫌疑人,释法说理促进认罪认罚,配合追讨欠薪。同时检察机关积极支持农民工起诉维权,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促成欠薪调解支付,高效办理涉农民工讨薪案件,尽最大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的通知
(法改组发〔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许多法院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形成了一批改革先进经验和做法。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深化改革督察、强化调查研究,结合各地报送的经验材料,总结提炼了部分创新引领的改革案例,先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发挥了改革示范引导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司法改革进入综合配套和纵深推进的阶段,各地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措施不配套、机制有短板、发展不均衡,影响了改革进程和整体效果。为进一步协同推进各项改革举措,指导各地积极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第三批司法改革案例紧紧围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侧重选择在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构建新型审判团队、科学统筹调整编制、加强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建设、运用科技手段便民利民、创新完善集约化管理社会化购买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现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印发给你们,供各级人民法院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积极借鉴。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加大对改革试点工作的总结评估,深入发掘培养改革经验,及时开展督察评估,培育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案例,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将继续选编典型改革案例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2018年6月22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
目 录
【案例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灵活组建新型审判团队 推动审判机制科学运行
【案例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托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 打造法院知识管理和人才培养新模式
【案例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探索建立诉讼志愿者制度
【案例4】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创新集约化社会化工作模式 促进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案例5】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完善五项工作机制 提升案件当庭宣判率
【案例6】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自主、全院集约、院庭长定向”三位一体 构建审判监督管理新机制
【案例7】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发挥科技优势 统筹共性事务 助推繁简分流
【案例8】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实习律师充实审判辅助力量机制 完善配套司法伦理规范
【案例9】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微信小程序 打造移动电子诉讼新模式
【案例10】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机制改革 助推纠纷多元化解
【案例11】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管理、培训与研究并重 打造司法辅助人才培养高地
【案例12】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六项措施打破庭室界限 优化分案机制实现提质增效
【案例1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创新繁简分流“五分法” 助推案件良性循环
【案例1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严选严管严控严要求 实现员额动态管控良性运转
【案例15】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完善审判监督管理和廉政风险防控链条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案例16】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监督两不误 示范引领提质效
【案例17】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放权到位 控权有效 构建全院全员全程审判监督管理体系
【案例18】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科学调整编制 加强员额统筹 促进人案均衡
【案例19】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进聘用制书记员制度改革 配齐配强审判辅助力量
【案例20】青海省泽库县人民法院:统筹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团队建设 提升办案效能
案例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灵活组建新型审判团队 推动审判机制科学运行
自全面推开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直积极探索推进全市法院建设与改革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审判团队,依托审判团队,全面、真正、彻底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全市三级法院在各审判执行业务领域组建新型审判团队共1800多个,审判团队成为基本的审判执行单元、绩效评价单元和监督管理单元。
一是因地制宜,灵活组建审判团队。充分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功能、不同诉讼阶段的特点,组建审判团队。第一,立足不同审级职能组建审判团队。在基层法院,普遍依托独任法官建立“速裁团队”,配合完善繁简分流机制,高效解决大量一审简易案件,缓解基层法院人案矛盾。在中、高级法院,侧重专业化审判需要,根据案件特点建立专业化审判团队,配合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第二,立足不同法院特点组建审判团队。在案件量大、人员多的“大院”,针对分布集中的案由组建专业化速审团队,集约高效审理相关案件,缓解整体审判压力;在案件量和人员相对较少的“小院”,组建综合性审判团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知识产权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侧重以完善自我管理为目标组建审判团队,适应内设机构精简的具体情况,解决机构扁平化后集中管理的问题,实现司法运行和审判管理的精细化。第三,立足不同诉讼阶段组建审判团队。在诉前阶段,侧重对接多元化解机制,组建能够充分发挥调解员作用的审判团队;在速裁阶段,建立与多元调解对接的,能够大量办理简易案件的速裁团队;在审判阶段,结合不同案件类型和办案难度,建立与速裁机制对接的,专业性更强的标准化审判团队。
二是系统构建,推进审判团队科学运行。努力协调好审判团队与审判庭、合议庭以及与其他团队之间的关系,推进审判权运行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第一,审判团队与审判庭优势互补。发挥业务庭室对团队的监督管理作用,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的有机统一。特别是结合内设机构改革,由内向外打破原有的办案格局,在专业化建设基础上实行扁平化管理。第二,审判团队与合议庭有效对接。在二审案件占比较大的普通中级法院,建立内嵌合议庭的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在一审案件占比较大的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一名法官带领若干辅助人员组成的基础审判单元,需要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由基础审判单元随机组成新的审判团队。第三,审判团队之间自洽相容。组建高效型审判团队、专家型审判团队、孵化器式审判团队、大要案审判团队、院庭长审判团队等类型多元审判团队,团队内部平权管理,各类审判团队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相互之间平等行权、自洽运行。
三是同步跟进,强化审判团队监督管理。明确各类人员权责,进行有效奖惩,同时依托信息化手段强化审判权的监督管理。第一,明晰权责清单。制定不同审判领域团队工作细则,明确团队各类人员工作职责权限,同时,建立院庭长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院庭长行权边界,为审判团队监督管理打下基础。第二,建立有效奖惩机制。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建立差异化的绩效考核机制,明确法官对团队辅助人员享有奖惩建议权,绩效考核奖金分配不与法官等级、行政职级挂钩,而是注重向一线倾斜,并适当拉开档次,切实调动团队办案积极性。第三,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监督“四类案件”的具体情形、发现机制、监管权限、监督方式,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和程序审批,确保有序放权、有效监督、科学管理、提升质效。
在推进审判团队建设中,北京法院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在新型审判团队建立党小组,确保办案单元党组织的全覆盖,建立市级财政统一保障的聘用制辅助人员招聘管理制度,实行随机分案为主的分案机制,健全繁简分流的诉讼分流机制,推广模块化审判和要素式审判方式,探索信息化应用和集约化管理等一系列与团队建设密切相关的综合配套举措,推进团队高效顺畅运行。2017年,全市法院审执工作实现收案数、结案数、结案率、法官人均结案数上升,未结案数、三年以上未结案数下降的“四升两降”突出业绩,同时,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与审判质效密切相关的核心指标均平稳向好。
案例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托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打造法院知识管理和人才培养新模式
司法责任制改革对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审判质效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建设“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实现审判工作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了法律适用统一,在加强审判权监督管理,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培养司法人才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一是化整为零,对审判工作进行精细划分,制定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模块化”是指将全部审判工作划分为一些可以单独命名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作单元,如送达、证据、法庭调查、裁判观点等,这些单元即为“模块”,每个模块由工作任务、工作方法、评价标准三项内容构成,对审判中经常出现的实务问题,给出操作性强、标准明确的规范。如在“送达模块”中就涉及“被告接听电话通知后拒绝来院应诉怎么办”“诉讼主体出现双重国籍怎么办”等问题,答案一方面来源于法律规定,一方面来源于资深法官最有效、最标准的经验,这些模块横向覆盖了审判程序的各方面,纵向按照案由分类梳理,形成一张审判规范的网络,汇聚成为“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金融街人民法庭通过适用该标准,在全庭七名法官平均年龄不足35岁、连续两年结案逾万件情况下,审判质效综合得分均位居全市法院商事审判庭第一。该做法在全院推广,各庭室及院级层面推出了包括诉讼程序和审判实体的45个覆盖面广、实用性强的“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全院审判规范化程度不断加强,审判质效有效提升,近两年150余名员额法官每年结案近六万件,审判质效综合得分均位居北京市法院系统一类法院第二名。
二是加强成果应用,推动“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辅助法官办案。该院积极推动以模块化标准为内容的智能化办案系统建设,辅助法官办理案件。第一,为实现庞大精细的审判工作标准与审理案件所需信息的快速匹配,该院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科学设置检索“关键字”,使审判人员可以高效完成对某一具体模块下规范标准的搜索。第二,探索将模块标准嵌入案件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系统智能识别案卷的文字材料和证据图片,实现向审判人员自动推送办案规范、参阅案例及法律条文。第三,在每类案件办理规范项下,搜集整理常见的、典型的争议情形,抽取核心要素,配之高水平的裁判文书作为标本,建立指导性案例及裁判文书数据库。第四,自主研发类型化案件裁判文书批量生成软件,通过导入批量案件信息数据表,实现了大批量案件裁判文书的自动化生成。采用上述工作机制后,该院金融街人民法庭每个审判团队年均结案超过1500件,以全院不到5%的员额法官,审结全院20%以上的案件。
三是搭建起法院知识管理平台,推动审判经验知识的积累、共享与交流。该院将审判经验按照“个人-团队-庭室-全院”的顺序进行逐级分享和检验。法官首先将个人的审判经验在审判团队中进行分享,审判团队通过专业法官会议等平台进行交流和讨论,之后由审委会和专家法官研讨论证,在院级层面形成最终的“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这一过程既是审判经验提炼升华的过程,也是经验知识学习交流的过程,“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为法院的审判经验知识管理探索出一条路径。
四是注重司法人才梯次培养,优化司法人才成长路径。“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在年轻法官成长和法院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克服了以往“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效率低下、标准不一、参差不齐等问题,提高了审判知识经验形成及传承的准确性和效率性。该院依托“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大力开展审判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出“新人打基础,中间以量变促质变,顶层谋求突破”的人才培养理念,打造了99人的人才培养梯队。青年干警勤奋学习并快速掌握标准、规范、实用的审判技能,成长速度显著提升,一大批新入额法官短时间内就能够熟练掌握通识性审判技能。
案例3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探索建立诉讼志愿者制度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按照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要求,积极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探索建立司法诉讼志愿者岗位,将其作为增补审判辅助人员的一种特殊机制,有效缓解了人案矛盾。司法诉讼志愿者的管理、考核和保障机制为省级统管后如何健全完善地方党委政府对审判辅助事务的支持模式探索出一条新路。
大兴法院共有员额法官102名,除在编法官助理80名、聘用制书记员73名外,还包括78名司法诉讼志愿者,占全部审判辅助人员的67.24%。该院7个派出法庭27名员额法官,共配备司法诉讼志愿者31名,基本实现“一人一辅”。实现这一配备模式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积极协调拓宽人员增补渠道。在用足用好高院分配的辅助人员招录名额的同时,大兴法院科学制定招录标准,在充分考虑辖区内不同法庭案件特点、人员配比和社情民意差异基础上,统筹安排各人民法庭自主招录部分审判辅助人员,并推动相关人民法庭与所在地政府协商沟通,普遍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司法诉讼志愿者制度。该制度严格遵循“政府招录、法官选用、财政出资、团队考核”原则,由法庭所在辖区政府发布招聘公告,用人法官面试决定人选,政府与所聘人员签订工作合同,并支付工资,由所在团队法官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二是充分发挥志愿者“地缘优势”。各人民法庭招录的司法诉讼志愿者多为法庭辖区内居民,能够发挥“地缘优势”。在涉及征地拆迁纠纷、家庭内部分割拆迁利益的案件时,志愿者充分发挥熟悉社情民意、地方风俗的优势,配合法官开展调解工作,更有利于推动案结事了;在现场勘验、外出送达等司法事务中,志愿者发挥“向导”作用,大大提升了勘验、送达的事务效率;根据法庭解决的纠纷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的特点,志愿者作为“联络员”,负责前期沟通联络,加强与基层调解组织、妇联组织、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的协调合作,有力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三是定职明责确保人员使用规范。各法庭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审判流程指引、工作职责规定,明确志愿者介入审判流程节点通常为开庭前和庭审后,规定在“一审一辅”“一审一助一辅”情况下,司法诉讼志愿者工作职责包括安排开庭时间、传唤当事人等开庭前准备工作;案件材料整理、文书校核、归档等庭审善后工作;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等。2016年适用该制度以来,审判团队质效得到明显提高,法官年人均结案从235.2件上升至317.8件,增幅达35.12%。
四是强化监督考核提升辅助效能。为确保志愿者作用切实发挥到位,该院规定法官对所在团队的司法诉讼志愿者享有任免权、指导权和考核权。法官通过庭内案件系统,对志愿者分配工作任务,并通过系统进行督办,日常工作情况作为绩效考核重要参考;制定工作考核办法,对司法诉讼志愿者工作进行量化评价,工作量和工作实效作为对司法诉讼志愿者奖励的重要依据。
五是多方争取提高人员职业保障。为确保司法诉讼志愿者能够安心稳定工作,大兴法院为志愿者提供等同院内在编人员的办公设备、工作环境、加班津贴;并通过多方争取,确保志愿者“五险”保障到位。2017年大兴区政府拨付支持该院非在编人员经费共计800余万。各人民法庭所在地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基本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员学历相符,司法诉讼志愿者月基本工资3400-5400元不等,其中开发区法庭共有11名司法诉讼志愿者,月基本工资最低4600元,最高5400元,人均月基本工资达到4964元。
案例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创新集约化社会化工作模式 促进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是天津市委市政府驻地、中心城区法院,近年来面临的案件压力逐年剧增。2015年、2016年、2017年受理案件分别为14932件、17865件和23182件,同比分别上升16%、19.6%和29.8%。2018年1至4月持续高位上升,受理9815件,同比上升17.1%。与案件高增量鲜明对比的是,天津河西法院目前在编人员238名,其中员额法官90名,聘任制人员144名,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天津河西法院立足自身实际,对接群众需求,探索创新集约化、社会化工作模式,促进审判质效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化解人案矛盾的“突围之路”。2017年在法官人数减少43.6%的情况下,结案量同比增长39%,结案率同比增长4.2个百分点,未结案件同比减少8.4%,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45.9%,平均审理天数同比减少5天,被改判发回率同比减少0.1个百分点。
一、推行集约化管理,坚持“内部挖潜”
天津河西法院将以往一些各审判庭分散工作、平行运转、线状管理的共性事务,从审判庭提取出来,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集中处理,有效减轻审判庭工作负担,推动现有审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是诉前调解集中。该院先后组建物业供热、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10个有社会力量参与的诉前联合调解工作室,将55%的民事纠纷类型纳入诉前调解。但以前10个工作室分属不同的审判庭管理运行,导致重视程度、投入力量、程序流程等不尽相同,发展并不均衡。通过集约化管理,该院将10个工作室全部归由告申庭一个部门负责,推动人财物调配统一、流程设计统一、案件管理统一、办公场所统一,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2017年诉前调解解决纠纷近1000件。
二是直接送达集中。该院将辖区内直接送达事务统一交由法警大队送达组负责,审判庭法官将送达材料准备好后,移交法警大队,由送达组根据地点路线、紧急程度等,在7日内统一排期进行送达,再将送达回证、执法记录视频等送达结果交回审判庭法官,提高了送达效率,2017年完成直接送达669次,送达成功率56%。
三是财产保全集中。以往财产保全由审判庭法官自行实施,法官之间信息共享不畅,经常出现“多人同时跑一地”的重复劳动现象。改革后该院在执行局内组建“1名员额法官+5名法官助理+5名书记员”的财产保全团队,配备专用车辆2辆,集中处理全院财产保全执行工作。审判庭法官对财产保全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出具裁定书后,只需将相关材料移送保全团队,由保全团队统一安排保全执行文书制作和外出执行,达到“一趟车,多办事”的目的。2017年3月施行一年来,该保全团队执结案件1464件,人均结案244件,查封房产1700余套,查封车辆300余辆,冻结银行存款标的额近5亿元,基本实现本市范围内房屋查封收案次日执结,紧急情况案件收案当日执结。
四是简单案件集中。2017年该院受理物业服务合同、信用卡纠纷共3597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25.6%,该院在告申庭内成立“3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6名书记员”的特色速裁团队2个,统一负责类似简单案件审理,探索建立归口分案、要素式审判、裁判文书批量生成等简单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让简单案件驶入审理“快车道”,该团队法官年人均结案达700余件。
五是批量案件集中。2017年该院受理2件以上原、被告一方为相同当事人的串案7997件,占全院受理案件总数的34.5%,其中50件以上的超过20批。该院出台《批量案件及关联案件审理指引》,将串案优先分配给同一法官或同一审判团队办理,数量较多的批量案件分配给不同审判团队后,建立“领办人”制度,统一负责庭前准备、首次示范开庭、起草模板文书、代表研讨案件、联系其他承办人等事项,努力实现多案连办,尺度统一。
二、推行社会化外包,实现“外部借力”
天津河西法院在立足自身找动力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法官不能事事亲为,法院也不能大包大揽,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将法官、法院并不“在行”的事情,外包给社会上更加专业的企业进行,既做了审判压力的“减法”,又实现了工作质量的“加法”。
一是内控建设外包。该院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内控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全程参与。目前已制定风险评估、岗位轮换、财务部门岗位责任制、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等22项制度文件,编写涵盖预算业务、收支业务、采购业务、资产、合同、建设项目控制等10个部分的《内部控制体系使用手册》,并定期邀请事务所高级培训师对干警进行内控基础知识培训和指导,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作用。
二是卷宗扫描外包。该院将纸质卷宗扫描事项外包给专业化公司进行,并为外包公司人员进驻法院办公提供必要条件,目前已累计完成1973年以后,26万余卷、近3500万页纸质卷宗电子录入工作,全面实现诉讼档案电子化管理。同时开发“诉讼档案管理系统”,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可凭有效证件在自助服务终端,自助查阅、打印卷宗材料,进一步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三是司法公开外包。该院将审判执行工作摄影、录像、留存、归档,法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运营维护,PPT、H5、视频短片制作等司法公开事项外包给专业化公司进行,有效提高了公开的专业技术水平。
案例5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完善五项工作机制 提升案件当庭宣判率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审判管理机制,巩固并深化司法改革成果,不断提升案件当庭宣判率,促进了司法公正。2017年,全院诉讼案件受案3814件,结案3609件,结案率94.63%;当庭宣判2270件,当庭宣判率62.9%,其中,简易程序当庭宣判率70.5%,普通程序当庭宣判率37.29%,在全省法院系统名列前茅。
一是围绕案件繁简分流抓审判,破解制约当庭宣判瓶颈。综合考量案件类型、平均审理时间、当事人需求等因素,建立立案前的过滤、甄别和分流机制,将适合当庭宣判的各类案件分配至相应审判团队。对速裁、家事和简单案件分至简案速裁团队审理;对类型案件分配至类案专业团队审理;对疑难复杂案件优先分给院庭长或难案专家团队精审,实现“专业案件专业审、系列案件集中审、各类案件均衡审”,为法官当庭宣判创造条件。建立《当庭宣判案件类型正负面清单》,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外,一律当庭宣判;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不大、责任明确,合议庭意见一致,能准确适用法律,当庭宣判后不会造成负面影响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对不公开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等清单规定不宜当庭宣判的案件,则进行定期宣判。
二是围绕庭前会议抓审判,夯实当庭宣判基础。强化庭前会议功能,准确把握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内容、数据计算的来源和法律依据,拟定详细的庭审提纲,在确保当事人充分举证的基础上征求当事人意见,缩短举证期限,集中解决核对当事人身份、组织交换证据目录、对无争议的证据进行认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固定争议焦点作为庭审重点。利用庭前会议有针对性地开展释法析理和庭前调解工作,为案件当庭宣判奠定基础。同时,注重庭审实质化运行,强化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和法官当庭认证。归纳并围绕庭前会议中确定的争议焦点,对无异议事实证据要素当庭宣布确认,对有异议事实证据要素组织举证和质证。在作出裁判结果时,明确告知当事人裁判结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辨法析理促进胜败皆服,确保定案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司法权威树立在法庭。2017年,对2670件诉讼案件召开了庭前会议,当庭宣判2270件,占比85.02%。通过强化庭审功能,呈现出当事人举证能力高、当庭宣判率高、服判息诉率高、二次开庭率低的“三高一低”良好局面。
三是围绕专业法官会议抓审判,提高疑难案件当庭宣判率。设立刑事、民商事、行政和执行4个专业法官会议,每两周定期召开一次,由主管院领导主持,所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合议庭对法律适用、裁判标准及采取当庭宣判方式把握不准确的案件,均须上会研究讨论。参会法官发表的意见仅供办案法官和合议庭参考,如实记录并附卷,为合议庭正确理解、适用法律提供了参考意见,推动了裁判标准规范统一。
四是围绕保障机制抓审判,激发法官适用当庭宣判主动性。注重加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开办“法官讲坛”,选派专家型法官和优秀法官讲授提高当庭宣判率的办案经验;组织法官到先进法院、高等院校学习培训,并向全院干警分享学习体会,确保一人培训,全院受益;开展岗位练兵、庭审观摩和技能竞赛,加强法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与运用,不断增强法官法学理论功底、庭审驾驭能力和综合分析研判能力,克服法官当庭宣判不敢判、不想判、不愿判的心理障碍,提高当庭宣判的能力和水平。
五是围绕法官业务技能培训抓审判,提升当庭宣判质效。明确将当庭宣判率纳入审判质效考核,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程序审理的案件,合理制定各审判庭调解率与当庭宣判率考核指标,避免久调不判、人为干预。综合考量审理周期、案件质量、判后效果等多种因素,每月对各审判庭当庭宣判案件情况进行测算统计并全院通报,对表现突出的予以嘉奖,纳入法官业绩档案,作为评优评先参考依据。建立法官办案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的条件和情形,对认定容错免责程序、结果运用范围、纠错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将法官在案件当庭宣判中因规定不明确、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推进者、鼓励探索者、宽容失误者、纠正偏差者,最大限度激发提升当庭宣判率的内生动力。
案例6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自主、全院集约、院庭长定向”三位一体构建审判监督管理新机制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实行“法官自主管理、全院集约管理、院庭长定向管理”三位一体的审判监督管理新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建立四个委员会,积极推进法官自主管理
该院积极探索法官自主管理模式,四个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由退休法官担任总顾问,分管院长担任总协调人,成员主体为资深法官,均由民主推选产生。目前已组建审判责任评定、庭审和文书评查、立审执兼顾、纪律作风等四个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审判责任评定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二审改判、发回重审及其他可能存在差错的案件进行审判责任认定;庭审和文书评查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负责裁判文书检查、庭审观摩及评查;立审执兼顾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涉及立审执兼顾的案件和事项进行会商并提供咨询性意见;纪律作风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法官履职时的纪律作风和行为规范进行监督和检查。2017年,四个委员会对164件案件进行责任评定,对161次庭审和1400余份裁判文书进行评查,就5项立审执兼顾事项召开协调会议,开展审务督察78次。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尊重法官的意见并将其融入到审判权力运行的管理、监督及审判责任的评定、落实过程之中,激发了法官参与审判管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进一步丰富完善新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二、按照三个阶段,有序推进全院集约管理
该院积极探索,按照从易到难、从边缘事务到核心事务、从部门事务到全院事务的顺序,稳步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管理。试点阶段,建立审判执行辅助事务中心。率先创设审判执行辅助事务中心,将公告、调查、保全等辅助性事务从业务部门剥离,由中心予以集中管理和实施。推进阶段,成立执行集约化服务中心。在执行局挂牌成立执行集约化服务中心,根据“分权制衡、分段处置、集约执行、阳光运作”的定位,在执行局内部抽调干警组建服务团队。将执行非核心事务予以分流和集约处理,使执行法官能够集中精力于财产查控、处置等核心事务。深化阶段,探索全院辅助事务集约管理,进一步将集约化管理融入到全院所有辅助事务管理之中。如集中部分文员专事全院庭审记录工作,其余文员担任法官事务助理,确保每一名法官都配备一名助理。率先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进一步提高集约化管理水平。
三、抓住三个重点,全面深化院庭长定向管理
该院将强化对“重点案、重点事、重点人”的定向管理,作为提高审判管理针对性的重要举措,以及对院庭长适应改革要求、转变管理方式的工作要求。一是管理排摸好“重点案”。建立以流程节点管理为主导的案件全流程管理模式,通过每个节点的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快办案节奏。二是管理谋划好“重点事”。每年年初研究制定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和各部门短板弱项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表,逐月跟踪,加强问效。既为院庭长管理提供有力抓手,也形成了不回避问题、努力推动问题解决的良好工作生态。三是管理关注好“重点人”。围绕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建立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机制和平台。建立队伍分析与需求征询机制。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形式汇总分析本院队伍基本情况和主要诉求,形成队伍建设工作的任务清单。建立人员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一次人员配置优化调整,统筹考虑工作需要和个人专长、岗位意愿,确保人员配备与部门业务工作需要适配。
案例7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发挥科技优势 统筹共性事务 助推繁简分流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助推案件繁简分流、加速案件审理,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
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统筹管理共性审判辅助事务
一是借助“互联网+查控、担保”,助力保全工作高效。在2014年初成立“诉讼保障中心”,将全院具有共性的鉴定、评估、保全实施等审判辅助事务进行集约办理的基础上,该院于2017年又对保全工作流程进行了改革,由立案庭统一负责审核保全申请、出具保全裁定,将保全实施工作划入执行指挥中心集中实施。该院还与软件公司配合研发了一套能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自动查询当事人财产信息并自动反馈至审判系统的软件,提高保全工作的精准和高效。该院还在“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开放数据端口,实现了当事人在线申请,有资质的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审查后直接向法院出具线上保函的服务。
二是运用“互联网+送达”,优化审判事务、解决送达难题。发挥“互联网+”优势,运用内外网交互的法院专递收发系统,将当事人的送达材料及送达地址导入集中送达平台内,经驻场邮政进行统筹处理。发挥“互联网+送达反馈”的优势,利用网闸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通承办法官办案系统与送达物流反馈信息之间的连接,保障邮寄送达的及时性与到位率。发挥“互联网+公告送达”的优势,用互联网公告的方式部分替代传统的登报公告方式,提高公告效率,加速审理进程。
二、研发智能办案系统,加速助推审判核心工作效率
一是搭建远程科技法庭系统,探索网络审判方式。该院与科技公司配合,最大程度地利用科技法庭,上线使用了一套互联网网上庭审系统,将原本局限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法庭内进行的事项,拓展到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上,大大地提高了该院对于审判难度不高、证据认证不复杂等简单案件的审理效率。
二是研发智能办案系统,实现裁判文书自动生成。该院于2015年初以部分速裁案件为试点,与软件公司合作研发了一套基于法律语义分析技术,通过对起诉书、要素表、庭审笔录等各类前置数据进行智能判断分析后,按照文书样式要求,一键式生成判决书等各类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从两年多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该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要素式审理方式进行了升级与现代化改造,且依托计算机识别与文义分析技术,加速并推广了要素式审理的效率及广度,节省了法官草拟文书初稿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要素式审判方式的实用性,对于提高简单类案审理效率成效显著。
三、深化信息化手段,智能解决执行难题
一是运用“互联网+定期查询、智能反馈”,动态管理执行终本。该院与软件公司配合,启用了一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管理系统,不仅可以在终本案件结案时对案件重点环节进行智能检测,且能对历史上长期累积的终本案件进行动态智能管控及回访,定期对系统内被执行人的财产状态进行查控反馈,让终本案件不再长期沉睡。
二是建立“一案一账号”,高效便捷移转案件执行。为实现对执行案款的规范、高效、精细化管理,该院于2016年初启用“一案一账号”案款管理系统,一个案件对应一个虚拟子帐号,虚拟帐号内的案款都可以与具体案件自动匹配,执行员、当事人第一时间都能收到审判系统发出的提示信息,最大限度地方便办案人员和当事人了解执行款的动态。
四、加速推进机制创新,持续拓展分流成效
一是开辟实体+线上“司法服务超市”,为当事人提供更多选择、更优服务、更高效率的多元化纠纷化解路径。现阶段该院已与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贯通了“医患纠纷调解、司法确认网上运行系统”,对经医调委调解成功的案件进行线上司法确认。下一阶段,还将一起研发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医患纠纷调解不成纠纷的数据对接和一键式网上立案。启用“道路交通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物业纠纷前置调解及司法确认平台”和“在线调解”平台,将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各项机制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实现解纷主体多元化、解纷方式社会化、解纷人员专业化,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
二是研发“预诊”系统,为当事人提供纠纷化解指引。与数据公司联合开发“纠纷预诊系统”,通过对行业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调解、法院裁判结果的大数据分析,为群众提供纠纷化解不同途径结果的预判,引导当事人适时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方案,进一步增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案例8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实习律师充实审判辅助力量机制完善配套司法伦理规范
为贯彻落实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提出的“探索建立法学专业学生、实习律师到法院、检察院实习,担任司法辅助人员制度”的要求,江苏省苏州市两级法院积极探索实习律师进法院实习制度,通过加强与司法局、律协等单位的沟通,从实习律师的报名选拔、指派接收、实习指导、执业考核、廉政风险防范等方面不断深化制度创新。2016年10月以来,苏州两级法院先后接收实习律师69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有效促进了法官和律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一、以沟通为抓手,打通保障制度落地“三关口”
为确保实习律师进法院实习制度平稳推进,积极与司法局、律协、财政部门等进行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创造制度落地生根的内外部环境。
一是严把“入口关”。经过协商,市律师协会负责实习律师的公开招录工作。经过严格招录程序,确保选送政治素质强、业务素质高、作风扎实的实习律师到法院实习。律师协会还根据人选情况,确定每批次的联络员,定期了解实习律师的表现情况。在进入法院实习前,律师协会召开实习律师会议,对实习律师到法院实习提出要求。
二是完善“制度关”。积极与律协协商,逐步完善制度,努力解决实习律师遇到的困难。针对实习律师必须代理10个以上案件的问题,经与市律协协商,市律协计划进行单独考核,将法院实习期间的经办案件进行折抵。
三是筑牢“保障关”。为确保实习律师能够安心稳定在法院实习,法院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为实习律师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良好的工作环境、必要的交通和生活补贴,以保障其生活和工作需要。
二、以制度为核心,建立“六位一体”综合管理模式
先后出台《关于建立实习律师到法院实习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实习律师、法学专业学生在院实习的有关规定》等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定员制、定岗制、导师制、补助制、考核制、问责制等六项制度,做到“严进严出”“严管厚爱”,确保实习律师队伍不出问题。
一是确定岗位职责。法院为每个实习律师指定一位庭长或资深法官担任指导老师,结对指导学习工作。实习期暂定 6个月,全日制上班。实习律师前三个月主要从事应诉材料等法律文书的送达、庭审记录和案卷装订等书记员工作,以深入熟悉法院工作流程。后三个月可以协助法官与当事人进行谈话、调解乃至从事制作简易法律文书等法官助理工作,以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二是加强管理落实。法院通过建立临时档案、指定导师、加强考核、座谈了解等方式,切实担负管理责任。法院在实习期间为实习律师指定导师,由所在业务庭和导师对实习律师在实习期间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实习期满会对实习律师进行考核,就实习表现(完成工作量情况、其他综合业绩情况、作风纪律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价。每次实习期满,法院政工部门还与律师协会联合召开实习律师座谈会,听取实习律师的意见建议。
三是明确纪律红线。法院在实习律师进入法院时为每位实习律师发放纪律须知,明确实习律师必须遵守的审判执行和廉政纪律等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遵守审判保密要求,如有违反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明确对实习律师执行严格的回避:进法院前在所在律所代理的案件不再办理,进法院后涉及到所在律所的案件主动回避,不得承担该案的审判辅助工作。还将实习律师名单交本院监察部门备案,加强廉政监督,一旦发现有违反廉政等纪律的,立即终止在法院的实习工作。
三、以“亲清”为原则,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法院对实习律师和指定导师提出了“悉心指导、虚心学习、用心工作、真心对待”十六字工作要求,让两者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亲清”新型法官与律师关系,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深层次发展。
一是构建法官与律师“双赢”机制。实习律师进法院充实审判辅助力量,参与审判辅助工作,减少法官的事务性工作,帮助法院提升审判质效,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实习律师协助法官办理大量案件,快速积累经验,熟悉审判流程,提升律师执业技能,并增进对法官及其工作的理解尊重。据初步统计,一年多来,69名实习律师协助法官累积办理案件6000多件,最多的一位达到212件。
二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民众“多赢”机制。实习律师进法院,增进两者的了解和互信,有利于构建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亲清”新型法官与律师关系,有助于案件纠纷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初批次的实习律师转正为律师代理的案件中,案件的调解率更高,当事人的信访缠讼机率更小,对司法公信力提升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案例9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微信小程序 打造移动电子诉讼新模式
宁波移动电子诉讼平台是一款能让群众用手机打官司、法官用手机办案的微信小程序。这项工作于2017年10月8日自余姚法院起步,于2018年1月2日在宁波两级法院全面推开。2018年1月11日,最高法院确定宁波中院为“移动电子诉讼试点”。试点5个月来,宁波两级法院在该平台上流转的案件达到55620件,其中民商事案件39256件,执行案件16364件。目前最高法院组建的全国项目组正在宁波移动电子诉讼平台的基础上作深度开发,加快建设可向全国法院推广的移动电子诉讼平台。
一是实现诉讼规则新优化。宁波中院积极探索移动电子诉讼规则,制定移动电子诉讼规程,共9章75条,涵盖了从立案、送达、证据交换、庭前准备、调解到归档的全部诉讼流程。先行先试的规则主要有三方面:1. 拓展电子签名的适用范围到诉讼领域,可以签收诉讼文书、调解协议等,电子签名与线下签名具有同等效力;2. 简化诉讼流程,当事人可以拍照上传起诉状和证据,除当事人对证据有异议、涉及身份关系,证据原件不再一律要求提供;当事人可在指定期限内按提示自行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已开展证据交换1103件次。3. 广泛运用电子送达,经当事人同意,采用微信等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提升送达效率。
二是实现提速增效新举措。移动电子诉讼平台提供了一种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办案模式,让法官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琐碎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专注于办案的重点环节;缓解了送达、执行等工作中的痛点,大幅压缩各环节流转用时,提高了办案效率。如多环节一键微信送达,既减少工作量,又提升快捷性,已电子送达27860件次。审理环节,尤其便于补充性的询问、调查或二次开庭,加快了审理节奏。2018年以来,宁波两级法院法官人均结案增幅明显,如慈溪增加20.65件、宁海增加32.08件、海曙增加40.53件。
三是实现司法便民新飞跃。移动电子诉讼平台与现有的各种审判、执行系统对接,诉讼流程全面贯通,基本实现“一入口全链条”办理,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一站式”移动诉讼服务,打官司“最多跑一次”成为可能,让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一部分案件可实现“零在途时间”和“零差旅费支出”,尤其对于市外、省外甚至国外的当事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目前已微信立案20312件,跨国跨区域在线申请撤诉2435件、在线签订调解协议4104件。
四是实现多元化解新平台。充分利用微信社交媒体“跨域链接、跨界融合”的理念和优势,建立由政法委统筹,法院主导,官方解纷资源和非官方解纷资源互通互联、共治共享,涵盖矛盾排查、预防、化解、财产查控等多环节的“网上大调解”“网上大协同”新格局。目前移动电子诉讼平台已与宁波市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对接,已引入534名人民调解员、2415名律师、近30个行业调解组织等。统一平台连接多方,加上沟通协商不受时间、场域局限,大大增加了调解成功的可能性。
五是实现司法公开新维度。移动电子诉讼平台进一步拓宽了司法公开的范围,提升了公开的便捷性,将成为移动端司法公开的主窗口。当事人参与诉讼和法官办案的每个环节、每个活动均在平台上全程留痕,无论审判流程、庭审视频、裁判文书、执行过程,当事人可随时在线查阅,可全程见证审判、见证执行。还可有效解决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在执行领域,执行法官可通过发送照片、视频、定位等,及时告知当事人执行节点信息,还可以直播执行过程,让当事人看得见、感受到公平正义,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信任。
六是实现监督保障新延伸。移动电子诉讼平台全程留痕,使每个诉讼活动都有迹可循、都可倒查。实时智能化监管和质量评查,使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倒逼法官规范办案,保障法官依法履职。移动电子诉讼平台促进办案全程电子化加快实现,提供更丰富的案情数据,为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办案提供基础保障,能够进一步优化提升裁判文书自动生成和类案推送功能,有利于实时发现“同案不同判”的案件,促进解决裁判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案例10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机制改革 助推纠纷多元化解
2018年,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出台“分调裁”实施意见,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实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第一季度全市法院诉前纠纷化解成功案件1806件,诉前纠纷化解率为17.97%,居全省第三,同比增长9.06%;全市法院立案调撤率46.68%。
一、丽水中院推行“分调裁”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打造速裁新团队。丽水中院于2017年5月进行审判团队改革,成立速裁团队,承担分流、调解、速裁等职能,办理简单的一、二审民商事案件,分流后的其他相对复杂案件(即繁案)交由第一、二、三、四民事审判团队办理,速裁团队在前端、民商事各审判团队在后端。同时,速裁团队在消化简单案件时,多用调解、速裁的方式化解纠纷,与诉讼服务中心现有的立案、调解等职能密切相关,为方便工作衔接,将速裁团队设在诉讼服务中心。在全院各审判团队精选骨干力量,将具有丰富民商事审判经验的3名员额法官、5名法官助理和6名书记员转入速裁团队。由1名资深员额法官带1-2名年轻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做好传帮带,确保团队案件繁简分流工作又快又准,大大提升了简单案件的调撤率。
探索分案新模式。为保证案件分流的效率,案件繁简分流工作由速裁团队承担,所有中院受理的一、二审民商事案件经立案后,交由诉裁团队分流,由该团队1名员额法官和1名法官助理专门负责分案,并要求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目前该模式运行顺利,基本杜绝由于繁简案标准不统一造成相互扯皮现象。明确分流后留在速裁团队办理的案件量不少于50%。2018年1-5月份,丽水中院共完成十六批次分案,分流案件806件,其中分流至速裁团队办理430件,分流至繁案组(即其他审判团队)办理376件,分流比例达53.35%。细化正反向分案标准,根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因素来确定,正向标准(即可确认为简案的):A、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B、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在3项以内,或者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争议,而该争议的法律规定在全市司法实践中是明确的;C、对于程序性审查的案件,如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经济型仲裁、劳动仲裁);D、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E、申请确认外国法院判决效力的案件;F、认为可以采用速裁方式的其他案件。反向标准(即可确认为繁案的):A、新类型案件;B、与破产有关的案件;C、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D、再审案件;E、社会影响大、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F、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构建调解新格局。积极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努力构建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丽水中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了包括行政争议、劳动争议、知产纠纷、金融纠纷、家事纠纷、涉侨纠纷、律师调解、保险行业调解、商会调解、仲裁公证等10个调解工作室,与市司法局、市律协、市工商联、市金融办等共建单位联合聘任120名特邀调解员,诉前、诉中全流程参与调解。充分利用多元化调解平台,将专职调解、特邀调解、律师调解相结合,充分发挥员额法官专职调解和特邀调解、律师调解的作用,最大限度实现诉前矛盾纠纷化解。
二、全市法院统筹推进“分调裁”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是明确时间节点。2017年9月以来,丽水中院多次召集全市法院院长、业务骨干召开“分调裁”工作研究部署会,并制定任务清单和时间倒查表,建立《“分调裁”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台账》。2018年,整合全市法院业务骨干成立专题调研组,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分调裁”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各基层法院按要求于3月底前完成组建。人员配置方面,各基层法院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基本达到1:1:1人员配备比例。部分法院在原有的繁案、简案组外,还设置了诉调对接组,主要办理诉前可调解的案件。
二是建立督查通报制度。今年4月份开始,丽水中院速裁团队对全市法院“分调裁”工作进行月通报,对各基层法院每月的繁简案分流基础数据、简案审理情况及诉前调解等情况进行通报,实行动态管理。
三是探索相匹配分案模式。各基层法院在参考中院分案模式基础上,针对各自收结案的数量及特点制定相匹配的分案模式。部分法院在刑事、执行等条线开始探索符合其工作特征的繁简分流模式。同时,各基层法院均设置了简转繁程序,在简案审理过程中如发现属于繁案,可以转为繁案进行审理,但对于允许转换的案件规定了上限比例。
案例11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管理、培训与研究并重 打造司法辅助人才培养高地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念好“管、培、研”三字诀,建设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司法辅助人员队伍。
一、立足“管”,推进辅助人员分块管理
自2017年6月26日成立“公正云审判辅助中心”以来,不断充实司法辅助人员队伍,推进司法辅助事务专业化、精细化、集约化管理,让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专注于审判主业。自2017年6月以来,审判辅助中心开展集约送达3209件,排期开庭1599个,集约查询被执行人信息14.13万次,材料流转155份,电子卷宗同步生成7304件,对促进该院审判质效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防范风险重监督。政治处负责辅助人员的管理、调配、培训及考核等人事管理工作,加强辅助人员所在部门的日常管理,根据工作表现情况提出考核意见。落实带教法官、导师的监督管理责任,定期开展廉政风险教育,签订廉政承诺书,加强保密意识培养,培养司法辅助人员过硬作风。
二是分类管理集约化。改变各庭室自行承担、标准不一、人员分散等问题,由审判辅助中心统一承接司法辅助事务,实施集约化管理,构建以业务环节为单位、模块化、流水线作业的流程化管理模式,分类设置送达、查控、记录等司法辅助小组,推动司法辅助事务由粗放式管理转变为集约化管理。
三是人员构成多样性。拓展司法辅助人员构成,以开放式架构多渠道吸纳司法辅助力量,充实司法辅助人员队伍。目前共有聘用制书记员、公证处工作人员、购买社会服务人员、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实习生等70余名司法辅助人员从事司法辅助事务。
二、着眼“培”,加强辅助人才规范培养
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鹭江公证处签署《“司法辅助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设立“司法辅助实习基地”,打破传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整合法院、公证机构、院校及社会优秀资源,通过协同创新联合培养,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适用性司法辅助人才。
一是定制化培养方式。实习基地采用开设定制化课程的订单班人才培养方式,由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通过宣讲会、简历审核、学校推荐、面试考核等层层遴选,择优选拔首批14名学生到翔安法院开始为期3个月的全日制在岗实习实训。培训内容既涉及职业素养、行为规范、法律基础知识等理论教学,又涵盖送达、调解、调查、记录、归档、保全、执行等多项实务技能。
二是合作化培养模式。通过协同创新联合培养模式,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改革、教材编写等工作,选派资深员额法官、公证人员、软件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师,讲授相关法律及司法实务课程,发挥翔安法院的审判实践和专业人才优势、鹭江公证处的公证法律服务、法信“公正云”的法律信息化实践举措及创新经验,依托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法律实务教育培养平台,走一条基础理论、实践经验、行业信息化“三合一”的司法辅助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规范化培养机制。设立实习导师和实习清单制度,细化实习生培养、管理和评价机制,选派法官、法官助理担任实习导师,对实习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实习学生在审判辅助和司法行政等多部门进行轮岗学习。
三、突出“研”,注重辅助事务专业研究
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鹭江公证处共同设立“司法辅助研究中心”,共建司法辅助科研合作平台,对司法辅助人员性质、定位、职责、发展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为司法人事管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团队由业务能力强的审判人员、公证人员、软件工程师及高校教师组成,通过开展理论讲座、实务培训、申报调研项目和课题研究等方式共同推动理论研究。研究中心在司法辅助实践、公证法律服务、法律信息化、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等相关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借助公证处对法律应用信息化的优势,通过对司法辅助事务流程“解剖式”分工细化、环节切割、管控论证,探索打造司法辅助事务集约管理智能平台。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紧围绕司法辅助事务实践,边做边研边学,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切实用实践检验改革成效。
案例12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六项措施打破庭室界限 优化分案机制实现提质增效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收案量最大的民商事审判领域为突破口,通过案件难易区分、审判团队确定、明确办案系数、分案技术保障、绩效考评辅助、法官全程参与六项措施,民商事分案打破庭室界限,全面实现了“小定向”“大随机”。
一是区分案件难易。在对近三年民商事案件作详细统计的基础上,经全体民商事法官投票,从常见的200多个案由中,选出建设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公司及破产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5类较难案件,物业合同纠纷、电信合同纠纷2类相对简单的案件。对这些公认的较难和较容易案件,全部先剥离出来由专业团队进行审理,定向分案。此外,按照改革要求,对家事案件定向分案,并在入额的院庭领导之间轮流分配发回重审、再审案件和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其余案件,全部纳入随机分案。
二是确定审判团队。对选出的较难案件和较容易案件,评估案件年度受理数量,成立相应数量的专业团队。确定成立1个分调裁团队,负责处理物业、电信以及其他可以速裁的案件;2个劳动争议审理团队,2个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审理团队,1个公司纠纷暨破产案件团队,1个建设工程及医疗纠纷团队。另外,按照家事审判改革要求,确定3个家事审判团队。共计10个专业团队。该院入额法官共42人,分布在民商事上的入额法官34人,该34人10人承担专业团队,定向分案;其余24人是普通团队,随机分案。
三是明确办案系数。团队性质和数量定好后,必须确定专业团队和普通团队之间的办案系数。对较难、较易和纳入随机分案的普通案件三者之间的办案系数进行了区分,根据上述案件的平均年度受理数量,除以各自团队的法官数量,结合法官的年度办案饱和度得出。整个办案系数的确定,简洁、高效,且得到一致认可。由此,确定了处理5类较难案件的专业团队,每年结案不能少于110件;处理电信、物业纠纷等简单案件的分调裁团队,每年结案不能低于1100件;其他普通团队,每年结案不能低于210件。三类团队之间的系数比例为1:1.9:10。系数确定后,所有团队全部由法官直选,无人选择的团队由院里结合法官原审理案件情况、各自专业特长等予以指定。
四是分案技术支持。立案庭根据专业团队、普通团队的分工,结合普通法官100%、院长10%、入额的其他院领导35%、庭长65%的办案比例要求,将专业团队办理的案件,定向分立给专业团队审理;对普通团队办理的案件,根据办理民商事普通案件法官的姓氏笔画随机分立,不准任何人选案、要案。传统的庭室概念被打破,案件不再到庭,而是直接分立到法官个人,所有法官均是个人办案,办案类型除专业类案件外,均随机分立。为保持法官工作量的均衡,确保分案公平,规定一次立案,最多不能分立给一个法官超过5件成批案件。专业团队若因案件本身少而完不成年度最低结案数量的,由立案庭按上述办案系数比例从普通案件中补足。
五是设定绩效考评。制定了绩效考核办法,通过绩效考核,保障分案机制运行。按照6:2:1:1的权重比例,重点考核办案数量,同时兼顾质量、效果和调研工作情况。办案数量的考核,严格按照专业团队和普通团队之间确定的系数进行,少办一件、多办一件案件,均会体现在考核结果上。同时,鼓励在完成本团队办案数量基础上,多办案,跨团队办案,会有相应的加分。
六是法官全程参与。在推行“小定向”“大随机”分案过程中,法官全程参与,每一个环节均尊重法官的意愿和选择。例如,确定哪些案件为较难处理,哪些案件为较容易处理的案件,尊重了法官意愿;确定专业团队和普通团队之间的系数比例,经过了全体法官同意;组建团队时,法官可以自主选择专业团队还是普通团队,可以选择书记员、助理,团队组建自愿结合一次性成功率97%;工作磨合中,法官也可以申请对辅助人员进行调整;确定绩效考核时,征求了法官的意见,并根据法官意见,进行了调整。正是由于法官的全程参与,才使得“小定向”“大随机”分案机制高效、顺畅运行。该院已连续3年收结案件数量、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在济南市名列前茅,各项审判指标走在全市前列。
案例13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创新繁简分流“五分法” 助推案件良性循环
近年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的部署,立足基层法院实际,根据本院案件类型和诉讼结构,创新推出“前置、简案、类案、争议、执行”繁简分流“五分法”,构建立体、动态、分层过滤、定制式的案件分流新机制,初步实现了“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改革目标。
一、前置分流,实现社会化调解
一是设置前置程序。出台《“五类案件”前置程序细则》和《鉴定、公告类案件前置程序细则》,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前,对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物业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标的额在30万元以下的买卖、借款合同纠纷等五类案件,实行前置委派调解;对所有涉及鉴定、公告的案件,探索鉴定、公告前置程序,严格加以规范。
二是建立线上、线下多元化调解平台。在院机关成立“封调禹顺”调解中心,在各乡(镇)区、街道建立“封调禹顺”调解分中心,在村委、社区建立工作站,三级调解平台实现视频联网,对身处不同乡镇、社区的当事人实行视频调解,并实现对所有调解平台的监督管理,最大限度方便当事人,最大限度实现规范化调解。
三是诉前调解与诉中调解无缝对接。利用诉调对接平台,采用调解员和辅助人员“AB角捆绑”的方式:A角是调解员,主要负责通知当事人、主持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展诉前调解等工作;B角是审判团队的辅助人员(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主要负责协助、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对调解员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司法确认书,并对调解员的调解成效、日常表现进行考核评价,考核结果与调解员的补贴挂钩。一个月内调解不成功的,及时立案后自动转入B角所在的审判团队。员额法官经审查认为仍有调解可能性的,可以委托驻院特邀调解员再次调解。2017年以来共前置分流案件4423件,其中委派调解成功率达70%,立案后委托调解成功率达28.86%,极大减少了法院受理和审理案件的数量。
二、简案分流,实现便捷高效
一是建立繁简案件分流甄选机制。制定了《简单案件立案识别分流标准》《类案立案识别分流标准》《争议案件立案识别分流标准》,根据案件案由、标的额范围及当事人因素,将事实清楚、单一给付金钱案件定为简单案件,将家事、交通、劳动争议、环境资源、破产等特定案由的案件定为类案,将争议较大、新类型、集团性案件定为争议案件,统一了三类案件识别标准。自主开发智能分案系统,自动抓取诉讼请求和证据等关键信息进行智能识别分流,并与人工甄选相结合,将简案、类案、争议三类案件分别分流到速裁团队、类案团队和普通团队(院庭长团队)审理,案件卷宗自动生成二维码,用“J”“L”“Z”三个字母进行标识为简案、类案和争议案件。
二是建立简案速裁机制。将符合条件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简单案件直接分流到速裁团队进行审理,按照1:2:2或者1:1:2比例为速裁法官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并为每个速裁团队配备专用法庭,实行网上立案、网上送达,采用“门诊式”办案,出具表格式、令状式、要素式文书,实现了集中立案、移送、排期、开庭、宣判,办案质效大幅度提高,2017年以来民事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周期10.27天,刑事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周期1.38天,行政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周期13.28天。对标的额30万元以下、经当事人同意的案件分流到速裁团队审理,民事速裁适用率63.96%。利用公检法综合办案系统和远程庭审,实现被告人在看守所、公诉人在检察院、法官在法庭“面对面交流”,刑事速裁适用率达到66.54%。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处罚、行政非诉执行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适用率达73.81%。
三是建立简案转换分流机制。为了防止速裁案件回流普通程序,影响效率,创设速裁团队与普通团队“结对子”衔接制度,每一个速裁团队对应一个普通团队。速裁团队在审理中发现不符合速裁条件或属于复杂案件的,由主管院长审核后将案件直接转入结对普通团队审理,案件不再回流立案庭分案,实现案件一次性分流。
三、类案分流,促进类案同判
着眼于审判的专业化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将家事、未成年、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环境资源保护等频发性案件分流到专业化审判团队,实现批量裁判,促进类案同判。在审判辅助系统嵌入类案快速查询和智能推送功能,发挥在辅助量刑决策、规范裁判尺度、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审管办定期对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的类案、评查案件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提炼裁判思路、裁判标准、审理要点,形成裁判指引和类案参考,及时发送员额法官参考。
四、争议分流,实现繁案精审
对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涉及群体性纠纷或社会舆论关注的案件,分流到经验丰富的审判团队和院庭长团队审理。出台庭前会议实施细则,规定法官助理负责固定争议焦点、交换证据目录、主持庭前调解、办理委托鉴定、审查诉讼请求变更等程序性事项。推行“争点式”审理模式,实现审判全程聚焦争点、当事人陈述争点、法庭调查查明争点、法庭辩论辨明争点、法庭调解调和争点、案件评议评判争点、裁判文书回应争点。
五、执行分流,破解执行难题
依托最高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立案时全部交由快执团队先行“四查”,进行首次分流,对经裁定诉讼保全、查控银行有存款、涉刑事罚金、5万元以下小标的民事及行为执行等五类案件,由快执团队执行。在对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复杂案件或者长期未结案件的,根据财产变现周期长短和难易程度,进行二次分流。2017年以来,执行案件存量下降了21%,截至2018年4月,实际执结率达54.03%,实际到位率32.57%。
案例1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严选严管严控严要求 实现员额动态管控良性运转
根据中央部署,在广东省委领导和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广东法院严格遵循顶层设计要求,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把关、组织部门的政策把关和各级法院党组的用人把关作用,将法官管理和干部管理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全省法院已遴选入额法官7246名,法官人数由占中央政法编61%降至35%,全部配置在审判岗位,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等配套措施全部落实,员额管理调整、考核、退出等长效机制逐步完善,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重点突出了“六个严格”:
一、严格“以案定额”,实现人案匹配
广东是全国案件大省,政法专项编制数较少、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长期存在。在员额分配上,不搞员额比例“一刀切”,而是在全省法院核定的员额总数内,分类核算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官办案基数,以此作为核定法官员额的主要依据,兼顾考虑地域等其他因素,最终确定各地区的法官员额。办案任务重的广州、深圳、佛山、中山、东莞等珠三角5市的案件总量占全省65%,法官配备超过编制总数的50%;案件量相对较少的粤东西北地区8个地市,法官员额比例按不高于30%配备。“以案定额、全省统筹”的员额分配方法使各地区员额数与案件量基本匹配,符合广东法院实际。
二、严格标准程序,遴选优秀人才
广东法官员额制改革实行全省“六统一”:统一部署推进、统一选任标准、统一选任程序、统一组织笔试、统一专业评审、统一研究决定,确保将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较高、司法经验丰富、能独立办案和承担审判责任的优秀人才遴选入额。包括各级法院副院长在内的领导干部,与普通法官按照统一标准和程序参加遴选;原办案骨干调入非办案部门5年以上的,需回到办案岗位参与办案满1年方可入额;对非审判部门符合条件的人选,要在调整至办案岗位后方可确认入额。对不符合遴选条件、长期不在办案岗位工作、办案能力不能胜任入额法官要求或因违纪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一律不予入额。综合行政部门入额人员未按要求调整岗位的,不得享受法官职级、工资、绩效奖金等法官职业保障待遇,全省468名入额法官调整至一线办案岗位,1105名院庭长和1531名审判员因不符合条件、岗位等要求未入额,3人因违纪没有入额。为进一步拓宽法官选任渠道,广东法院率先探索了两项改革:一是首次在全省基层法院开展从法官助理中遴选初任法官,共从416人报名者中差额遴选产生197名初任法官人选;二是首次从广州、深圳等法院拿出6个四级高级法官或一级法官职位,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等进行公开选拔,共有30人报名,最后遴选出6名优秀法官人选。
三、严格领导办案,突出示范引领
明确各级法院院庭领导办案的数量要求,各级法院院领导和审委会专职委员可编入审判团队,庭领导均编入固定合议庭并担任审判长,为院庭长配备必要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辅助院庭长办案。院庭长重点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办案的同时注重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将示范引领作用落到实处。2016年全省法院入额院庭长共办结各类案件48.9万件,同比上升30.2%;2017年前10月共办结各类案件36.6万件,占法官办结案件总量的38.1%,同比上升25.3%。省法院院长、副院长均担任审判长直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四、严格团队组建,落实司法责任
全省法院以入额法官为核心组建团队4934个。基层法院多组建集中审理简单案件的独任制审判团队,中级以上法院主要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部分法院还探索组建专门办理某类案件的专业型审判团队。审判团队中的法官助理、书记员按与入额法官数1:1:1的比例实行全省总量控制,根据各地案件量、财力水平等进行调配,编制内人员不足的以劳动合同制人员补充,并推动省有关部门联合出台《广东省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法院检察院系统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配备管理办法》,从省级层面规范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的配备数量、招聘管理、培训考核、薪酬待遇、经费保障等问题。全省法院共配备了9350名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经费保障标准按不低于当地同级公务员的70%执行。出台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及20余项配套制度,明确院庭长、审判长及各类人员职责权限,形成了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到位的新型审判权运行体系,入额法官办案量以20%左右的比例逐年提高,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基层法院独任制审判团队年均结案超过300件。
五、严格履职保障,兑现改革红利
按照中央改革要求,顺利完成对全省法官的职务套改和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的确定,5769名符合条件的入额法官等级得到晋升,珠海、惠州、清远、韶关、汕尾、云浮、江门、梅州、佛山、河源、肇庆等11个地市完成了管理权限内法官等级的择优选升工作。省委组织部确定了专门法院、副省级市所属区法院和开发区法院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设置和择优选升等级比例,全省法院一级高级、二级高级法官的择优选升流程等,已明确选升工作将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全面试行。2016年12月前,全省法院各类人员新的工资待遇在全国率先落实。严格执行关于防止法院外部干预办案和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相关规定,干预和过问案件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5名干警因违规过问案件受到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六、严格规范管理,构建长效机制
着力构建员额动态调整、绩效考核和退出管理三项规范机制。在员额动态调整上,全省预留10%的法官员额数进行统筹调配,市县法院也可在初次核定员额比例10%内,经省法院同意后进行适当调整。省法院出台全省性指导意见,对法官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以及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职业素养和纪律作风等情况进行考核。制定《广东法院员额法官岗位配置和员额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将员额退出与干部管理、绩效考核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等工作挂钩,及时将因退休、辞职、辞退、开除、调离本单位或审判执行岗位、绩效考核不合格、违法违纪等原因不符合入额的人员退出员额。目前全省法院共277名入额法官退出员额,其中因个人能力不够、身体健康等原因31人,轮岗到院内行政部门的31人,违法违纪的9人,退休、调离法院系统的206人。
经过改革,一是法官队伍素质明显提升。该省法院遴选确认的7246名入额法官中,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审判一线参加办案的优秀庭长和审判员,1435名为在审判一线表现突出的优秀助审员;45岁以下4302人,占比59.4 %;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具有10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的占80.4%。二是人员结构更加合理。全省法院中央政法编人员中,入额法官占35%,审判辅助人员占51%,司法行政人员占14%,实现了法官比例合理、一线法官增加、辅助人员增加、办案力量增加的目标。三是审判质效稳定向好。审判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审判一线力量增加17.3%。2017年前10月,全省法院入额法官共办结案件96万件,同比增长25.9%;人均办结143.6件,同比增长25.9%。四是保障机制更加完备。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和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直接由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比例达90%以上;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全面落地,职级晋升的天花板被打破;法院内外干预过问案件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法官职业吸引力增强,出现了改革前调离的法官要求调回法院的现象。
案例15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完善审判监督管理和廉政风险防控链条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广东省佛山法院建立健全新型审判管理监督机制,正确处理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的关系,不断提升管理监督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2017年,全市法院新收和办结案件分别为182951件和182334件,同比增长8.7%和10.4%,结收比为99.7%;入额法官人均结案281件;作为案件质量核心指标的一审判决发改率为3.99%,持续低位运行。
一、明晰职责,落实司法责任
一是充分放权。出台《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试点具体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等规定,细化审判职权配置,落实法官办案主体责任。
二是监管有据。出台《关于规范院庭领导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列举清单的方式,明确院庭领导分层行使宏观指导审判、制定规章制度、优化工作机制、统一裁判尺度、行使案中监督权等10余项管理监督职责。
三是责任到位。院庭领导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纳入个人绩效考核并占20%-40%的权重,怠于履职或不当履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相应责任。
二、完善机制,强化审判管理
一是建立审判绩效考核机制。以三类人员为基础,分别出台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合理设置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人员在管理、业绩和作风等项目中差别化的考核指标及权重标准,实施分类分层考核,提高绩效考评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二是健全案件质量评价机制。强化案件质效评查,以常规、重点和专项评查三种方式实现对员额法官案件评查全覆盖,并及时通报评查结果,列明问题清单,督促落实整改。同时,强化将结果运用,评查情况记入法官档案,并与绩效考核挂钩。
三是统一裁判标准。持续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有效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不断完善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类案裁判文书标准化说理机制,着力加强专业化审判庭和审判团队建设,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问题,确保案件质量稳中向好。
三、加强联动,形成监督合力
出台《关于建立监察室与审判管理办公室联动监督工作机制的意见》,凝聚内部监督合力,防止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两条线、两张皮。
一是案件异常情况互通。对3次以上扣除审限、不符合案件报结条件、弄虚作假报结等异常审判流程情况,以及案件评查认定的瑕疵案件和问题案件等特殊案件,审管办及时通报监察室,监察室视情况进行核查。
二是信访举报线索共享。监察室收到信访举报,将相关线索提供给审管办,审管办将其作为案件质量重点评查对象。2017年,市中院审管办对监察室提出的11件案件启动案件重点评查程序,并及时反馈评查结果。
三是联合开展审务督察。审管办和监察室针对审判质效、信息公开、文书上网,以及鉴定、评估、拍卖等司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联合开展审务督察,形成督查合力,提升督查实效。
四、把握关键,提高监管实效。
一是定期信访线索分析。每季度由院长召集纪检监察部门同志召开信访举报分析会,深入分析研判信访举报反映的突出问题,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处理。2017年,检控类举报同比下降幅度达到59%;反映强烈的执行投诉同比下降36%。
二是加强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防控。及时总结办案经验,制定《刑事重大敏感案件审理标准化操作规程》,以及重大敏感案件依法处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等规定,健全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防范及处置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办案操作程序。
三是打造全链条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排查法院党务政务、审判执行、综合事务、司法行政等全部工作环节和各类人员的廉政风险点,共锁定风险点200个,并列出责任清单,明确防控措施,进一步织密廉政风险防控网络。
五、全程留痕,确保监管有序。
一是事前留痕。院庭领导行使案中监督权,应在事前填写《审判管理监督流程登记表》,明确监督依据及监督要求,并将登记表及相关案件材料转交审管办或部门内勤登记备案。院长行使案中监督权,由审管办将登记表报送相关案件的分管院领导、庭长,由其出具书面意见。
二是事中留痕。合议庭或承办法官将案件进展情况或评议结果形成书面报告,报庭长审批后提交审管办登记备案。审管办完成登记备案后,逐级报送分管院领导及院长审批。
三是事后留痕。院庭领导行使管理监督职责的处理结果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相关案件登记表正本存入案件附卷备查,副本交由审管办登记备案。2017年,全市法院院庭长依职权对100件案件行使案中监督权并按规定留痕。
案例16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案监督两不误 示范引领提质效
2016年7月以来,海口中院在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过程中,主动适应司改后审判权运行的新需要,陆续出台了《关于规范院庭(局)长行使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的规定》《院庭长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工作规程》等制度,充分发挥院庭长的职能作用,确保审判执行工作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并趋优向好。
一、院庭长回归办案一线,办大案要案常态化
为避免院庭长办案流于形式,更好发挥审判业务优势,该院出台了《院庭长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工作规程》。
一是规定院庭长在办案类型上的“3+X”基本原则,即“再审案件全部办、重审案件部分办、一审案件重点办(3)”+“上级监督的案件指定办(X)”。具体来说,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一律由院庭长(即审委会委员)组成合议庭办理;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的案件原则上由相关业务部门的庭长办理;一审案件中的重点案件主要交由院庭长办理。除了上述三类重点案件外,对上级领导机关正式行文监督的案件以及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接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的案件,明确由相关业务部门的分管院领导或庭长办理。2017年的33件再审案件全部由院庭长办理。
二是办案数量上设定“五个不低于”的硬性指标。其中,院长、副院长、庭长年主审案件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法官人均办案数的5%、30%、50%。同时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定期通报院领导办案数量、办案类型等指标。2017年,该院院庭长办案4448件,人均办案127件,是司改前的4.3倍,占案件总数42.16%,较司改前提升了27.61个百分点,结案率达96.72%。院庭长办案不但数量多,而且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
三是在办案实质上提出“三个亲自”的标准要求。即院庭长办案必须“亲自阅卷,亲自主持庭审,亲自撰写裁判文书”,集审理者和裁判者于一体,切实做到“谁审理谁裁判,谁裁判谁负责”。杜绝院庭长以听取汇报、书面审查、签发裁判文书的方式代替办案的情况,避免院庭长办案流于形式。2017年院庭长所办案件4448件,均满足了“三个亲自”的标准。
四是强化院庭长参审机制,充分发挥院庭长作为资深法官的“传、帮、带”作用。院庭长轮流与不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帮助法官更好的掌握庭审技能。组织年轻法官观摩院庭长的庭审,由院庭长对庭审重点难点进行讲解,面对面培训,真正起到传帮带作用。2017年该院院庭长参审案件2556件,占全年收案总数的24.23%,充分发挥精英法官的业务专长。
二、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在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的前提下,该院按照司法规律要求,科学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职责,通过监督管理保质量、要效率、促公正。
一是建立案件报备和随机抽查制度,要求法官对六类重点案件(即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上级法院及党委、人大督办的;当事人信访投诉或媒体炒作,院领导关注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必须向院庭长进行报备,防止监督职能的弱化和缺失。坚持监督管理全程留痕,院庭长填写《院(庭)长监督案件登记表》或《案件备案登记表》,监督过程入卷备查。仅2017年,提请院庭长报备监督各类案件789件,其中提请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43件,提请审委会讨论案件117件。普通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积极主动向院庭长报备,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
二是把院庭长履行审判监督管理的情况纳入院庭长业绩考评内容。平时由审务办进行统计、通报和督促,院长亲自约谈办案质效监管不力的分管副院长、庭长,使其时刻不忘履职尽责,并在审判执行中自觉纠正落实。
三是在案件流程管理中抓重点、重点抓。在立案环节实行“四报告”制度,由立案庭对案件进行初步筛选和评估,及时向院长、分管副院长、相关业务庭庭长和上级部门报告;案件移送业务庭后,由庭长对新收案件的起诉书等作简要了解,判断和确定需要重点监督的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由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将投诉案件情况向院庭长报告,并作为院庭长监督的重点。
四是强化院庭长经常性庭审巡查机制。院庭长每年旁听不少于10件案件的庭审,依托智慧法院信息化,在所有院庭长办公室安装庭审录播系统,随时调看所分管部门的庭审情况,并由审务办将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汇总通报,另行整改落实。2017年,院庭长共旁听庭审或调看庭审录像1500余件次。
五是强化院庭长在案件质量评查中的核心作用。增加各专职委员负责领导和组织其分管或协管业务口案件评查的工作职责。在每一次评查任务中,院庭长都率先垂范,亲自评查、亲自讲评。2017年该院开展了3次常规案件质量评查和10次专项评查,共评查案件6211件。对评查出来的问题及相关责任人员不姑息、不护短。2017年对评查中发现的超审限案件的4名责任法官进行了处理。
案例17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放权到位 控权有效构建全院全员全程审判监督管理体系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创新出台体系化的《全院全员全程审判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的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强化层级管理和条线管理,构建起了审判团队自律管理、院庭长主责管理、审管办专门管理、政工纪检等综合部门协同管理的“大审判管理格局”,实现审判管理模式从微观到宏观、从个案到类案、从事后到全程,以及司法权责从分离到统一、重点案件管理从随意性到规范化的全方位转变。
一、全院参与,强化监管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
一是明确院庭长主责管理。以层级管理和条线管理为重要抓手,从“点、线、面”三个层次确定院庭长监管职责。“点”上对“四类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事中监督,“线”上依照法定职权对各类案件程序性事项审核审批,“面”上对本部门或分管范围内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统筹监管审判质效。
二是加强审判团队自律管理。规范团队构建、团队运行、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会议等,严格法官办案程序意识,充分发挥审判团队的自我管理功能。
三是坚持审管办专责管理。以动态跟踪和静默监管相结合,通过开展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审判态势分析等工作,为院庭长监管与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专职管理作用。
四是深化职能部门协同管理。将政工纪检等部门纳入监管职能部门,明确其在舆情监控、纪律监督、绩效考核、案例指导、司法辅助事务等方面的监督管理职责,充分发挥协同监管作用。
二、全程监督,全面加强对审判权运行的监督制约
一是推行案件分流管理。科学制定简案与繁案的区分标准,量化案件难易系数,确保繁简程度不同的案件在立案关口实现分流。建立繁简分流机制、大要案甄别过滤机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针对涉众涉稳等重大敏感案件实行立案负面清单式管理,实行立、审、执联动,有效衔接风险稳控工作。
二是加强静默化流程监管。依托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将案件各程序环节全部纳入监督范围。加强案件流程节点管控和审限管理,杜绝审判环节随意扣减审限、中止、延期及超审限等问题。2017年以来,该院未出现过一起审判环节随意扣审限、随意延期、随意中止等隐性超审限问题。
三是加强审判质效监管。院庭长通过召开片区会议、到辖区法院巡查、听取情况汇报、处理信访投诉案件等方式,加强分管部门或条线的宏观管理和指导。2017年以来审判质效明显提升。
四是加强类案管理与指导。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检索机制,通过特定类型个案监督、召开审判业务会议、总结审判经验、分析改判发回案件、听取辖区法院意见等方式,总结交流审判经验,规范和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基础上,通过案件评查、审委会会议和专业法官会议等途径,积极挖掘具有指导、参考意义的典型案例,发布案例指导。
五是加强案件评查监督。完善评查机制,深入开展裁判文书、案件质量、庭审评查活动,实现评查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采取网上评查与纸质评查、交叉评查与邀请评查、常规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评查对象和内容覆盖到全院每一名员额法官。
六是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出台《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2017年以来,全市法院公开裁判文书73015份,实现除特殊案件外生效案件裁判文书100%公开。
三、全员覆盖,完善审判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优化法官考评机制。将员额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纳入审判监督管理范围。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建立法官绩效考评体系和业绩档案。考核评价结果列入法官业绩档案,作为法官审判职务、职级晋升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二是加强审判权日常监督。审管办、纪检监察部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加强对审判、执行工作的日常监督。2017年以来,全院共发布审判监督情况通报35期,质效评估情况分析12期,司法公开情况通报21期。
三是加强法官队伍管理。政治部依托法官绩效考核体系,实时对员额法官办案情况进行跟踪、警示,建立员额法官常态化遴选和退出机制,保障一线审判力量的相对稳定。
四是落实办案过错责任追究。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违法办案、拖延办案、枉法裁判等问题的查处力度,确有违反法律、法规情形的,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进行违纪违法责任追究。
四、重点突出,实现“四类案件”的具体化和精准监管
以筠连县法院为改革试点单位,强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并在全市法院全面推开。
一是权力清单化。制定《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准确界定“四类案件”,实现对“群体性”案件的界定本地化、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具体化、类案冲突案件的情形固定化、违法审判案件的含义明确化,明确院庭长对个案监管的类型和范围。
二是行权组织化。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活动以权责清单为行权边界,对“四类案件”实行标签管理,对监管案件的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只能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讨论,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
三是管理平台化。将承办法官和院庭长,审管办、研究室、办公室和纪检监察、立案诉讼等部门作为启动“四类案件”监管程序的主体,畅通“四类案件”发现途径,系统全程记录,全程留痕监管。
案例18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科学调整编制 加强员额统筹 促进人案均衡
2018年以来,陕西高院坚持和完善“全省统筹、差别分类、以案测员、动态调整”的员额和编制配置原则,协调省编办完成了全省法院政法专项编制调整工作,为解决全省法院人案不均结构性矛盾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论证,确定调整原则。省法院党组针对全省法院人案配置不均问题高度重视,在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协调省编办研究解决办法,共同确定了全省法院编制调整的基本原则:一是不超总量。全省中、基层人民法院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数恒定不增不减,只能在现有编制范围内根据空编及机构改革缩编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后使用编制不能超过现有编制总数。二是同级调整。采取“中级法院之间调整平衡,基层法院之间调整平衡”的方法进行调整,目的是达到调配合理、兼顾稳妥、促进审判的目标要求。三是相对稳定。为了保证全省法院队伍建设持续发展和相对稳定,确定此次增加或缩减编制数5名(含5名)以内的法院人员编制不作调整,以保证这些法院自身建设所需的人员增补。
严密设计,确定调整方法。此次编制调整是对以案定员配置员额法官原则的完善和推进,根据员额数倒推测算出编制数,实现对全省法院编制数进行合理配置。具体方法是:一是以员测编。根据某法院近三年来的平均收、结案数及法官拟定办案数测算出该法院的员额数,再根据员额数倒推出编制数。公式是:倒推编制数=员额数÷倒推率。其中,中级法院倒推率定为38%,基层法院倒推率为42%。确定倒推编制数与现有编制数之差为编制调整数,大于现有编制数为调进,小于现有编制数为调出。二是编制调出。为了保证既能够拿出可用于此次调整的编制,又能够兼顾调出法院人员的正常补充而不致队伍断层,确定在调出空缺编制时,若现有编制与倒推编制数数差大于6名以上,此次调整编制数原则上以现有编制数与倒推编制数之差的50%掌握。三是编制调进。根据倒推编制数及非政法编制人员占用政法编制情况计算出调编率,再根据具体调进法院的编制人员情况进行合理的分配,即以“2017空缺编制调出总数÷(全部调进单位编制差数之和-全部调进编制单位非政法编制人数)”得出的调编率进行平均分配。
统筹兼顾,确定调整建议。按照同级法院调整的原则,分别确定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拟调整名额,提出具体调整建议。一是关于中级法院的编制调整。坚持中级人民法院编制总数不变的原则,拟对西安市、榆林市、延安市等三个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中院增加编制数,对宝鸡、渭南等6个有空编的中级人民法院减少编制数,不足以补充的从2015年机构改革时上收缩减10%的编制中解决。二是关于基层人民法院编制调整。坚持基层人民法院编制总数不变的原则,拟对西安市雁塔区、未央区、长安区等17个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基层法院增加编制数,对西安市蓝田县人民法院、周至县人民法院等52个基层法院减少编制数,编制数仍不足的从2015年机构改革时上收缩减10%的编制中解决。其余基层法院此次不作编制调整,维持原有编制不变。三是及时报请审批和下发执行。在严格执行编制管理有关规定和与省编办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省高院党组经过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调整编制方案,并及时报请省编办审核,现下发全省各中、基层法院执行。
案例19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进聘用制书记员制度改革 配齐配强审判辅助力量
近三年来,甘肃三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以平均每年24.88%的增幅不断攀升。但现有中央政法专项编制内书记员严重不足,制约了司法责任制改革举措的落实。甘肃高院党组系统谋划、精心组织,在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从2017年6月份启动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先后分两批招聘聘用制书记员3312名,实现了全省法院员额法官和书记员1:1配备。同时,加强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监督,推动建立了一支人员相对稳定、职业素养较高、年龄学历层次合理、充满生机活力的书记员队伍。
一、高站位谋划,全方位配套。一是健全工作机制。高院积极争取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的支持,于2017年6月成立了全省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并在高院政治部下设办公室,负责公开招聘日常事务。各中级法院也协调当地人社、财政等部门,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印发了《全省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招聘工作由高院统一组织实施,明确了聘用范围、招聘计划、聘用条件、聘用程序、组织领导和相关要求等,为公开招聘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三是出台配套措施。配套制定了《全省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笔试工作实施方案》《笔试考场规则》《笔试考生违纪处理规定》《全省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面试工作实施方案》等制度,有效保证了招聘工作科学、规范运行。
二、“两步走”实施,“八道关”选拔。在招聘步骤上,第一步是对各级法院业已聘用在岗人员进行招聘过渡。即从全省各级法院2017年5月30日前已经具有劳动关系且在书记员岗位工作的人员中择优招聘,最终聘用1680名。对于淘汰的723名临聘书记员,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妥善做好转岗安置工作。第二步是根据在岗聘用书记员数量,按照与入额法官1:1的标准确定实际缺额人数,在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聘用条件上,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学历为大专及以上,掌握书记员岗位必需的业务技能。在聘用程序上,参照公务员招录程序,严格按照网上报名、资格审核、笔试等八道程序进行招聘,完成时限严格遵照高院制作的《全省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工作进度表》。此次公开招聘报名人数达53757人,通过资格审核52618人,参加笔试41633人,报考比例达到25.5:1。最终1632名业务水平好、综合素质过硬的书记员通过选拔,有效补充和优化了全省法院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结构。
三、高标准管理,深层次保障。积极探索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的有效措施,高院于2017年9月联合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制定印发了《甘肃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在入职上岗方面,新聘用书记员由高院统一组织岗前培训后,由各用人法院组织入职培训,培训考核合格的准予上岗,不合格的暂缓到岗,由各法院自行培训合格后再到岗。并确定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满后由用人法院考核后决定是否聘用。在教育培训方面,高院先后于2017年10月和2018年3月两次举行全省聘用制书记员培训班,结合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和书记员岗位职责,安排了法学理论、书记员业务知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廉政教育、交流研讨等多项培训内容。在合同签订方面,为确保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的总体稳定,首次签订五年服务期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合同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和考核情况续签劳动合同。同时对用人法院应当、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和聘用合同终止的情形进行明确规定。在日常管理方面,各用人法院负责聘用制书记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作为晋级、奖惩和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在级别晋升方面,实行分级管理,设置“三级九等”,并与薪酬挂钩,根据规定年限和考核结果晋升等次,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书记员级别晋升和工资增长渠道。在经费保障方面,高院积极与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沟通衔接,将全省法院聘用制书记员保障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由省级财政足额保障,人财物统管实施前保障经费列入所在市县财政分级预算,有效解除聘用制书记员的后顾之忧,保障了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的总体稳定。
案例20
青海省泽库县人民法院统筹内设机构改革和审判团队建设 提升办案效能
青海省泽库县人民法院通过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强化繁简分流、尝试辅助事务外包等综合配套机制改革,盘活用足现有力量,实现了审判团队的扁平化管理、常态化运行、科学化考核,在最大程度释放团队潜能的同时,确保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一、以差异管理为指导,推进审判团队组建运行科学化
一是该院根据案件难易程度,确定多元化团队组建模式。在对各业务庭案件数量、难易程度、人员结构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以现有部门和人员为基础,以审判效率和专业为主要考量要素,组建差异化审判团队3个。第一审判团队,配置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1名。负责立案登记,申请再审、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案件(限诉前保全和情况紧急的诉讼保全)的审查、上诉卷宗移送和取回及其他事务性工作;负责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程序和该团队认为适宜由其审理的其他简单民商事案件与批量民商事案件。同时,在该审判团队设立信访室,负责该院涉诉信访各类事务的处理。第二审判团队,配置员额法官5名,法官助理7名,书记员5名,组成形式为“5+7+5”。独任审理或随机组成合议庭,主要负责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再审、发回重审和执行异议案件的审理。第三执行团队,配置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执行员2名,书记员1名,司法警察3名,组成形式为“2+2+2+1+3”,主要负责执行案件的实施及裁决。在团队人员配备上,根据办案时间和数量将法官助理分为高级助理和初级助理,根据员额法官资历和承办案件类型,进行合理搭配。
二是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弱化审判庭对团队的影响。该院通过内设机构改革,将原8个内设机构减至5个,将一些业务类型相近、人员匹配性高、紧密协同性好、存在业绩竞争的部门合并。审判庭设置更多地侧重流程监管督促,审判团队的人员由院里统筹调整,审判案件的种类、数量由审判管理部门动态调整,使法院扁平化管理成为现实。
三是以院庭长办案为推动,强化审判团队主体地位。该院院庭长全部编入审判团队,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在省高院规定的办案数量基础上提高正、副庭长办案指标,要求庭长个人承办案件数量达到本庭平均收案数的60%。
四是以个性化的业绩考评,调动审判团队成员积极性。该院将审判团队作为整体进行绩效考核。考核办法以近三年的办案数量为基础设定目标值,综合考虑团队人数、审判职务等因素,为员额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分别设定对应系数。综合考量办案质量、效率、效果及司法标准化落实情况最终确定考核成绩。差异化设定考核满分值和加减分项,适当拉开档次,使考核标准向一线团队倾斜,激发工作热情。
二、以要素式审判为探索,推进审判团队办案高效化
一是要素提炼去冗。该院针对特定类型案件提炼表格式审判要素。比如针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从房屋情况、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变更解除情况等方面提炼要素21个;针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从合同形式、费用给付、装修装饰、转租约定等方面提炼要素16个。让法官助理通过运用《要素表》,提高庭前准备工作质量,通过庭前会议明确诉辩方向。
二是审理过程减负。该院法官在庭审时对照《要素表》提炼争议焦点,围绕要素展开审理,有效节省开庭时间,减轻工作量。此外,通过信息化等方式识别要素填写,一键生成判决书初稿,减轻团队工作负担。
三是类案审理加速。该院结合法官员额制改革,将相对固定、特色鲜明的家事、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案子安排指定的审判团队,做到类案同审、多案连审。
三、以辅助事务外包为依托,推进审判团队办案专业化
一是创新电话送达举措。该院在青海率先启用“电话录音+公证”送达系统,通过电话告知开庭时间及地点、举证期限、领取诉讼文书等事项,通话内容全程录音,自动保存在公证机关存储平台,具有法律认可的证据效力。该系统启用以来,一次性送达成功率达77%,审判团队工作量减少30%,送达成本下降55%。
二是辅助事项集中办理。该院针对案件类型化突出,审判团队外出调查的对象、内容、路线等相对集中和重合的特点,将辅助性事务实行专门组织、集中办理,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劳动,实现“1+1>2”。通过辅助性事务科学分流再集中,调查团队“一趟车,多办事”,缩短了总体调查时间,进一步为团队减负。
三是服务外包扩大应用。实行电子档案和电子卷宗的录入扫描工作集中外包,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提升司法效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4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新时代检察工作总体部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水平,现就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总体要求
1.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形势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加速实现六个转变: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转变;从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精准帮教、依法惩治、有效管束、促进保护并重转变;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全面开展司法保护转变;从注重围绕“人”开展犯罪预防,向更加积极促进社会治理创新转变;从强调法律监督,向同时注重沟通配合,凝聚各方力量转变;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自下而上推动,向高检院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推进转变。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框架初步形成。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关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发展,提出许多新的更高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改,将赋予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的更重任务。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司法理念、专业能力、办案效果、机制创新、监督力度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形势严峻复杂,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多发高发,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较为普遍,严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未成年人国家保护大格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责任、地位,职责任务更加繁重,主导责任更加明确,必须下大力气进一步抓实、抓好,实现工作质效明显提升,确保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2.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要求,积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准确把握未成年人司法规律,持续加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更加深入开展,为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全面落实到位,真正形成全社会保护合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3.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自觉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全过程,实现讲政治、顾大局与讲法治、促保护的统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优越性,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承上启下诉讼地位,积极充分履职,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发展进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加大未成年人检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遵循未成年人司法内在规律。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引,实行办案、监督、预防、教育并重,惩戒和帮教相结合,保护、教育、管束有机统一,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双向、综合、全面司法保护。实行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相结合,实现社会支持的体系化支撑、优势化互补、共享化构建,不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质与效果。
--坚持标本兼治。注重结合办案推动解决未成年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坚持督导而不替代,助推职能部门充分履职,凝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各方保护力量,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坚持创新发展。按照“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没有止境”的要求,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的经验、模式,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持续迸发生机活力。
二、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4.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敌对势力向未成年人灌输极端思想、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和极端主义犯罪。突出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拐卖、拐骗儿童,成年人拉拢、迫使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组织,组织未成年人乞讨或进行其他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犯罪。依法惩处危害校园安全、监护侵害、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犯罪。坚持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积极建议适用从业禁止、禁止令。上级检察院对重大案件要坚持挂牌督办,加强跟踪指导。坚持和完善重大疑难案件快速反应、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加强与侦查、审判机关的沟通交流,通过典型案例研讨、同堂培训、一体推行司法政策等方式凝聚共识,统一司法尺度,形成打击合力。
5.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牢固树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拓展监督线索来源,完善监督方式,提升监督质效。对违反诉讼程序尤其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规定,侵犯涉案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要及时监督纠正。注重强化与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等平台的沟通与衔接,深入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重点监督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案不立、立而不侦、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积极推进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重点监督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特殊管教措施虚置、社区矫正空转等问题,确保罚当其罪、执行到位。
6.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努力实现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提前介入、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切实提高一次询问的比例,避免和减少二次伤害。会同公安机关、妇联等部门积极推进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取证、救助机制建设。2020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
7.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工作。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实现符合条件对象救助全覆盖,重点加强对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特殊被害人群体的关爱救助。主动协调职能部门,借助社会力量,提供身心康复、生活安置、复学就业、法律支持等多元综合救助,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庭摆脱困境。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健全完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三、依法惩戒、精准帮教罪错未成年人
8.坚持惩治与教育相结合。克服简单从轻、单纯打击和帮教形式化倾向,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依法惩处,管束到位,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警示功能;对于主观恶性不大、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依法从宽,实施精准帮教,促进顺利回归社会。准确把握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标准,深入研究涉罪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犯罪心理,把个案情况吃透,将党和国家有关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统一方针、原则,个别化、精准化运用到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恶案件要准确理解刑事政策和案件本质,认真全面审查事实证据,从严把握认定标准,不符合规定的依法坚决不予认定。对拟认定未成年人构成黑恶犯罪并提起公诉的案件,要逐级上报省级检察院审查把关。
9.深入落实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度。强化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科学把握社会危险性、羁押必要性和帮教可行性。改进社会调查收集、审查方式,科学评估调查质量,解决调查报告形式化、同质化等问题,努力实现社会调查全覆盖,充分发挥社会调查在办案和帮教中的参考作用。加强合适成年人履职能力培训,推动建立稳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委托心理、社会工作等领域专家开展心理疏导、心理测评等工作,规范运用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辅助办案的方式方法。准确把握附条件不起诉的意义和价值,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积极予以适用,确保适用比例不断提高。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联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制定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相关规定,协调、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出具无犯罪记录相关证明,并结合司法办案实践,适时提出修改完善封存制度的意见建议。
10.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履行主导责任,用符合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语言,阐明相关法律规定,发挥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作用,帮助其理性选择,同时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参与、监督、救济等权利。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分流作用,依法积极适用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拟提起公诉的,在依法提出量刑建议的同时,探索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教建议。自2020年开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适用率达到80%以上。
11.加强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机制建设。探索“互联网+”帮教模式,促进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内容和方式多元化。引入人格甄别、心理干预等手段,提高帮教的精准度、有效性。加强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的考察帮教,积极开展诉前观护帮教,延伸开展不捕、相对不起诉后的跟踪帮教,把帮教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过程。探索帮教工作案件化办理。建立流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异地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社会调查、心理疏导、监督考察、社区矫正监督等工作,确保平等司法保护。
12.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加强与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的配合协作,建立健全严重不良行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和早期干预机制,推动完善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处分等有机衔接的分级干预制度。认真落实《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积极推动解决招生对象、入学程序、效果评估等方面的难题,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的工作衔接机制,把保护、教育、管束落到实处,切实发挥专门学校独特的教育矫治作用。全面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父母提升监护能力,落实监护责任。
四、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改革
13.发挥统一集中办理特色与优势。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集中办理是实现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客观需要。在办案监督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救助。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更加强调监督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注重从所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现线索,发挥与传统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紧密相连的效率优势,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4.突出统一集中办理工作重点。认真落实《社区矫正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灵活运用派驻检察、巡回检察等方式,加强对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未成年人活动的监督,配合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推动对在押未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落地落实。以纠正脱管漏管、落实特殊矫正措施为重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切实强化监护侵害和监护缺失监督,稳步推进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收养、继承、教育等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和执行活动监督,补强未成年人重大利益家事审判活动监督“短板”。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民事行政权益保护工作的监督。对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烟酒销售、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以及其他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结合实际需要,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15.有序推进统一集中办理工作。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可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统一集中办理,没有专设机构的,由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或独任检察官办理,其他部门予以全力支持配合。稳步推进、适时扩大试行范围。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省级检察院指导下开展试点工作。各省级检察院可以择优确定重点试点单位,打造试点工作“升级版”,促进试点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试验田”向“示范田”转变。上级检察院要切实承担对下指导责任,总结分析基层试点成效和经验,推出一批体现未成年人检察特色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高检院。争取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16.完善统一集中办理工作长效机制。研究制定统一集中办理工作业务指引,明确受案范围、履职方式和工作标准。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民政、共青团、妇联等单位的协作,完善与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机制,建立内外部信息通报、线索移交、协商沟通、衔接支持制度,形成工作合力。条件成熟时,联合有关单位出台统一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工作指导意见。
五、积极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17.抓好“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把“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作为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把手”工程,没完没了抓落实,努力做成刚性、做到刚性。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沟通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深入中小学校、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开展调研检查,建立问题整改清单,监督限期整改。积极推动健全事前预防、及时发现、有效处置的各项制度,跟踪监督落实落地。完善问责机制,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职、渎职人员,依法移送纪检监察部门追责问责。深刻认识督促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本质要求是把未成年人保护有关法律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真正形成政治、法治和检察监督的“三个自觉”,以性侵案件为切入点、突破口,以“一号检察建议”为牵引,助推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
18.全面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加快推进、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督促有关部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严格履行报告义务。积极沟通协调,联合公安部、教育部等部门,建立教职员工等特殊岗位入职查询性侵害等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统一管理,明确查询程序及相应责任,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火墙”。
19.切实发挥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作用。依托专区功能,及时接收涉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控告和司法救助线索。进一步明确涉未成年人线索的受理、移送和答复流程,严格执行“七日内回复、三个月答复”规定,及时受理,逐级分流,依法办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根据实践需求,不断完善功能,更新方式,逐步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的全覆盖,构建起上下一体、协作联动、及时有效的工作格局。
20.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的法律监督。立足检察办案,对制作传播网络违法及不良信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管控、宣传报道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及文化市场整治,娱乐场所、网吧、宾馆及其他场所违规接待、容留未成年人等重点问题,加大监督力度,推动长效治理。探索通过支持起诉、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等妥善解决涉案辍学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对有关部门怠于履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依法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加强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原因和趋势的分析,及时发现案件背后存在的社会治理问题,提出针对性、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推行向党委政府专题报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制度,适时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六、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
21.稳步推进检察官兼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至2020年底,实现全国四级检察院院领导、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人员兼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推广重庆检察机关“莎姐”团队等地经验,鼓励、吸纳其他部门检察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加入法治宣讲队伍。联合教育部等部门出台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范。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督促法治副校长认真充分履职,确保法治教育效果,积极协助学校制定法治教育规划、开设法治教育课程,推动提升法治教育和依法管理水平。
22.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认真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化检校合作、检社合作,制定普法活动周期表,扩大覆盖面,努力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辍学闲散未成年人、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等群体法治教育需求。根据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法治教育。充分发挥“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作用,适时开展专项巡讲活动。会同教育部出台“法治进校园”工作意见,推进“法治进校园”常态化、制度化。
23.不断丰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内容。加强法治教育课程研发工作,建立未成年人普法精品课程库。围绕校园欺凌、性侵害、毒品危害、网络犯罪、“校园贷”等热点问题,组织编写图文并茂的法治教育教材。鼓励创作、拍摄未成年人保护主题的歌曲、话剧、微电影微视频等作品。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做好《守护明天》未成年人法治节目,拓展节目选题、创新讲述方式、丰富讲述内容,打造特色品牌。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线上法治教育平台,提高平台的覆盖率、使用率。会同司法行政、教育等部门,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综合运用知识讲授、体验教学、实践模拟等多种方式,提升法治基地教育效果。充分利用教育系统平台,联合推出优质法治教育网课。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线上和线下平台建设,形成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与实践立体化工作格局。
七、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24.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组织体系建设。认真落实高检院机构改革有关要求,省会城市、较大城市的检察院要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没有专设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检察院,要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办案组实行对内单独考核管理,对外可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针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量大幅增加的新情况,加强研究论证,各地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未成年人检察人员配备、办案机构等进行适当调整。规范未成年人检察内设机构运行,落实检察官司法责任制。
25.强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管理。以工作质量、帮教效果为核心,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与指标体系。省级检察院要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独任检察官履职情况单独评价。深化“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工作机制,明确同一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犯罪预防、教育挽救工作依法由同一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负责。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受案范围,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原则上统一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或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办理,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办理机制。推进办案方式和专用文书改革,探索逐步将未成年人检察特殊业务纳入案件管理体制。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检察案件质量评查,有效降低“案件比”,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
26.健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制度规则。修改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制定下发有关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等疑难复杂案件办理规范或指导意见。准确把握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规律,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27.研编未成年人检察案例。按照“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思路,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难点、热点问题,加大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研编力度。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抓好案例的挖掘、筛选、储备、报送工作。加强案例意识培养,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办成精品、成为典型案例。建立全国未成年人检察案例库。省级检察院要总结、发布典型案例。
28.推进“智慧未检”建设。做好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部署应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工作。加快推进未成年人帮教维权平台建设。探索引入区块链技术,提升特殊制度落实、犯罪预防、帮教救助等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注重未成年人检察大数据建设与应用,加强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校园欺凌、辍学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侵害和缺失、未成年人涉网等问题的分析研判,提升未成年人检察的智能化水平。
29.促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交流协作。做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援藏援疆工作。加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和人员交流,推动省际、市际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结对共建,引导加强直辖市、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联系,举办未成年人检察论坛,总结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组织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专家、骨干人才赴工作相对滞后地区指导帮扶,促进未成年人检察整体发展。
八、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化建设
30.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认真落实与共青团中央会签的《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与各级共青团组织沟通协作,完善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路径和机制。紧紧围绕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机构实体化运行、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内容、流程,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打造实践样板。联合有关部门强化督导,逐步扩大试点范围,2021年力争实现社会支持体系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广泛适用。
31.促进社会支持体系工作不断规范。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指引和评价标准。推动将服务经费列入办案预算,完善绩效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保证司法社工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司法社工人才培养机制,将社会调查员、家庭教育指导人员等纳入培训范围,推动提升专业水平。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司法)社会服务中心建设,实现资源有效统筹和线索及时转介。
32.规范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建设。加强和规范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鼓励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根据工作需要在社区、企业等建立未成年人观护基地,组织开展帮扶教育、技能培训等活动。研究出台检察机关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建设指导意见,规范观护流程、内容及经费保障等工作。
33.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联动机制。发挥检察机关承上启下、唯一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职能定位,积极主动履行责任。争取党委政法委支持,联合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单位,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共同研究解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有效衔接。认真落实高检院与全国妇联会签的《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
九、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组织领导
34.加强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要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中长期规划,每年至少听取一次专门工作汇报,研究破解制约未成年人检察发展的重大问题。检察长要亲自出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重点问题。分管院领导要一线抓、重点抓、深入抓,组织实施党组工作部署,指导、保障未成年人检察人员依法充分履行职责。
35.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专业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扩大覆盖面,强化典型案事例的示范引领,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综合业务能力。用好用足“检答网”,及时解疑答惑。加强岗位练兵,每三年举办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省级检察院定期举办全省(自治区、直辖市)业务竞赛,发现、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热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专家型人才。逐级、分类建立未成年人检察人才库,为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骨干提供成长成才平台。保持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相对稳定,对于未成年人检察条线的先进模范、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标兵能手、“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成员、《守护明天》主讲人等,要尽量留在未成年人检察岗位,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建设,发展好已有特色品牌,增强示范和带动效应。
36.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强化未成年人检察队伍廉洁自律意识和职业道德养成,及时排查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廉政风险点,扎牢制度笼子。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官权力清单和案件审批制度,检察长、分管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干预、过问案件“三个规定”,做到凡过问必登记。
37.重视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充分发挥高检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专家顾问的作用,凝聚法学院校、科研单位研究力量,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基础理论和实务应用研究。积极促进未成年人检察、未成年人司法学科建设。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研究基地建设,鼓励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相关课题研究。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工作,结合实践提出意见建议。高检院深入推进重大课题研究,适时提出《未成年人司法法》《未成年人刑法》等立法建议稿,并向社会发布。加强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儿童会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吸收域外先进经验。
38.鼓励探索创新。高度重视创新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对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的指导、评估、考察,及时进行总结规范,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39.做好宣传工作。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检察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建立预警、应用和处置机制。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讲好未成年人检察故事。利用“六一”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检察开放日、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事例等多种方式,介绍检察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工作举措及成效。加强宣传工作中的隐私保护,维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正确引导舆情方向,形成良好舆论氛围,促进“本在检察工作”“要在检察文化”“效在检察新闻宣传”的有机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8年10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2016年以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请审议。
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由来和任务目标
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整个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一环,事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诚信基础,事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司法裁判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权利义务、实现定分止争,而执行工作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权益,最终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因此,执行的过程必然是司法活动中各种矛盾剧烈冲突、对抗性最强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日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一些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被人民群众称为执行难,执行不了的法律文书被称为“法律白条”。长期以来,执行难不仅成为困扰人民法院的突出问题,也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将严重损害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
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来看,执行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查人找物难。相当数量的被执行人想方设法以转移隐匿财产、隐藏行踪等手段规避执行,甚至暴力抗拒执行,严重妨碍了执行工作开展。人民法院通过登门临柜的方式查找被执行人行踪和财产,不仅耗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能够覆盖的地域范围和财产形式十分有限。二是财产变现难。人民法院查找到的财产很多是房地产、车辆、船舶、股权、证券等,需要评估拍卖。鲜活农副产品、飞机、有毒或易燃易爆危险品、金融经营资格等特殊财产对评估拍卖的时限、方式要求更高。但传统拍卖模式周期长、佣金高、成交率低、廉政风险大,不利于财产顺利变现。三是排除非法干预难。长期以来,有的单位和个人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干预、妨碍执行,有的甚至截扣执行标的物、围攻执行人员。在防止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颁布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但干扰执行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四是清理历史欠账难。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由于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缺乏合法规范的甄别退出机制,陈案越积越多,有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存在严重风险隐患。一些矛盾尖锐的信访老案化解难度很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予以解决。
执行难成因复杂,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从内部原因看,一是执行规范化水平不高。一些法院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及乱执行现象,违纪违法、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执行人员力量和能力不足。近年来执行案件每年都在600万件左右,执行干警年人均办案达150件左右,执行队伍的人员配备和能力素质不能充分满足工作需要。三是执行制度机制不够健全完善。法院内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存在衔接不畅问题,评估拍卖环节存在较多弊端。四是执行工作管理不够规范。执行实施过程具有相对分散、节点多等特点,异地执行、现场执行等环节监督管理困难,存在较大管理风险。一些法院执行案件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执行管理失序。从外部原因看,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健全。一些公民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不够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社会成员信用记录相对缺失,对多头开户、各种财产形式登记在他人名下等基础性信息缺乏有效掌握,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有的当事人规则意识淡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有的甚至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达到拖延执行的目的。二是执行依据复杂多样。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仅负责执行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院自身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还负责依法执行仲裁裁决、部分行政决定、公证债权文书、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境外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境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等生效法律文书。部分仲裁、公证行为引发当事人较大争议,被执行人不断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或异议,影响执行工作质效。三是执行标的种类繁多。当前各类新型金融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权益等财产形式日趋多样,但监管、登记等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隐名投资、股权代持等情况给财产查控带来障碍。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形式除金钱给付之外,还包括腾退房屋、赔礼道歉、赡养老人、抚养及探视子女等行为给付,执行难度较大。四是法律和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完善。我国尚未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执行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仅有35个条文,很多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在配套制度方面,我国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与执行案件有关的救助制度也不完善。实践中对拒执罪适用较少,法院与有关方面配合形成合力不够。五是多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执行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大量矛盾激化的群体性案件最终都汇集到执行领域,聚焦在款物分配清偿等攸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环节。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房产、股权等权属争议的案件,标的额巨大,往往关系到众多申请执行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权益,加大了矛盾化解和执行难度。需要说明的是,执行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件,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这类案件,一般称之为“执行不能”案件。近年来,我国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升,2016年、2017年分别为51%、57%,剩余40%多未自动履行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有5%属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约有43%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换算下来,民商事案件中,约18%的案件是“执行不能”案件。这类案件所涉债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无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状态,这些“僵尸企业”在执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一些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确无清偿能力。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认为生效法律文书是以国家信用作背书,只要有生效文书就一定要执行到位,要求法院兜底、承担化解一切风险的“无限责任”。从世界各国通例来看,“执行不能”案件都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并非法院执行不力所致,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社会救助等制度机制予以解决,不属于申请执行的范围,不能进入执行程序。但在我国,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并未置之不理,而是通过严格审查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纳入“终本案件库”管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有财产必须及时恢复执行,尽最大努力、穷尽一切措施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将解决执行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解决执行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与法治环境;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支撑;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全国法院历年来执行工作基础上,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人民法院通过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加大强制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加快执行信息化建设、推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举措,是有条件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因此,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基本”,即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人民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的情形基本消除,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行等相关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的问题基本解决,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基本执行完毕。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解决执行难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较多,人民法院不可能轻轻松松、轻而易举、和和气气就能解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坚决破除藩篱、攻克关卡,才能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围绕执行难问题的关键症结,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考虑执行案件数量和执行队伍现状,本着自我加压、倒逼执行质效,同时坚持实事求是、防止定出不切实际目标的原则,将“四个基本”具体化为“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指标要求,作为阶段性目标,即90%以上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执结,90%以上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符合规范要求,90%以上执行信访案件得到化解或办结,全国90%以上法院达标,近三年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超过80%。目前,各级法院都在按照既定方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目标要求。
为客观准确评价“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的4个部门、13家媒体、15名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团队,独立对“基本解决执行难”进行跟踪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于2017年对外发布了评估指标体系,今年5月又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完善,在执行实际效果、当事人满意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增加了指标、加大了权重。目前,第三方评估工作正在陆续开展。
二、“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的进展及成效
2016年3月以来,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执行信息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化执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改革,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刀刃向内,全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84万件,执结1693.8万件(含终本案件),执行到位金额4.0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120%和76%。
(一)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党中央高度重视执行工作,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破解执行难题、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维护法律权威的纲领性文件。中央政法委多次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执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31个省(区、市)党委、政府、政法委全部出台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加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文件,12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决定,各省(区、市)党委或党委政法委成立“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将解决执行难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出席全省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作工作部署。有的省、市主要领导直接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市委常委会听取“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汇报,共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目前,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推进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针对传统执行查控模式存在的执行效率低、覆盖财产范围窄、查控人力成本高等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极大提升了执行效率,实现了执行查控方式的根本变革。截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为5746万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2992亿元,查询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信息546万条,车辆4931万辆,证券1085亿股,船舶119万艘,网络资金129亿元,有力维护了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推进联合惩戒体系建设,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推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努力破解规避执行难题。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37大项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截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1万例,共限制1463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22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322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四)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有效破解财产变现难题。为克服传统拍卖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端,从2012年开始,浙江、江苏等地法院率先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总结经验,确立以网络拍卖为原则、传统拍卖为例外的司法拍卖新模式,出台网络拍卖司法解释,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截至目前,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达到3260个,法院覆盖率为92.5%,网络拍卖数量占整个司法拍卖的80%以上。实行网络司法拍卖以来,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流拍率、降价率、拍卖成本明显下降,有效祛除权力寻租空间,斩断不法利益链条,实现了拍卖环节违纪违法“零投诉”。从2017年3月网拍系统上线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网络拍卖74.7万余次,成交22.1万余件,成交额5030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3%,溢价率66%,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53亿元。针对司法拍卖评估环节效率低问题,创设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和委托评估等形式多样的评估方式,建立统一网络评估平台,提升评估规范化、信息化水平,提高财产处置效率,减轻当事人负担。
(五)强化执行管理,确保执行权依法规范高效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狠抓执行规范体系建设,共出台55项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数量超过十八大前的总和,全面规范执行工作。特别是2016年以来,密集出台涉及财产保全、财产调查、执行和解、执行担保、先予仲裁等37个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建设,织密规则体系,有效约束和规范执行权。自2014年开始,全国法院对近20年来未实际执结的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清查核录,把1600余万案件录入执行案件管理系统,为实现执行案件有序、精准、全面、智能管理打下基础,彻底解决执行案件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题。建立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管理新模式,实现执行管理扁平化、集约化、可视化、规范化、智慧化。建成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全国执行干警在一个平台办案,规范了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强化了关键节点管控。建立完善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具有执行协作、款物管理、申诉信访、流程监督等近20项功能,实现“一站式”执行公开、“一键式”案件督办,真正让执行管理“一竿子插到底”。针对异地执行难题,研发事项委托系统,上线以来共进行区域执行协作52.8万余次,极大节约了执行成本。针对执行信访管理督办难题,将执行信访全部纳入执行管理平台,办理过程全程留痕、实时跟踪、精准管理。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集中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建立定期通报等长效机制,将涉党政机关案件清理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范围,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判决。目前已执行到位金额480亿元,今年将实现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90%实际执结、案款90%执行到位的目标。在中央军委政法委领导下,涉军队执行案件全部执结,在全国做出表率。
(六)规范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破解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管理难题。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通常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为防止终本程序被滥用、将原本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纳入终本案件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紧紧抓住终本案件合格率这一关键指标,建立完善严把进口、规范管理、畅通出口、有序退出的终本案件管理机制,明确只有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达到规定标准,才能认定为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将该类案件纳入单独建立的终本案件库,每半年由网络查控系统自动查询一次,并对数据库内被执行人常态化限制高消费,一经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立即恢复执行,数据库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同时,通过积极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会救助、商业保险等途径,依法有序分流解决终本库中的“执行不能”案件。
(七)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执行工作长远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先后批复广东等地法院试点方案,扎实推进改革工作。出台立审执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加强立案、审判、执行、保全程序中的机制衔接。深化以法官为主导的执行团队模式改革,明确要求执行部门员额法官比例不低于审判业务部门,建立以员额法官为主导,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等司法辅助人员组成的团队化执行工作模式,实现执行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创新财产发现机制,全面推广审计调查、悬赏举报等调查措施,鼓励和支持律师代理执行案件,动员社会力量查人找物。全面推广由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做法,解决财产保全申请人难以提供保全担保的突出问题,提升财产保全适用率。为解决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执行、申请执行人因债权不能实现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两难问题,针对司法救助金额不足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准宁波法院积极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引入保险机制,拓展资金来源,今年发放司法救助金6.5亿元,惠及更多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体现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
(八)强化执行公开,形成理解支持执行的浓厚社会氛围。坚持在执行工作领域贯彻依法公开、主动公开、全面公开、实质公开原则,升级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拓宽执行信息公开范围,确保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推广江西高院“法媒银”平台经验,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大曝光力度,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藏身。先后在山东、北京、江苏、安徽、湖南、福建、河南、吉林、四川等地法院举办22场“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借助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向社会公众全景呈现人民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00余家媒体、网络平台参与直播,累计超过3.2亿人次在线收看,运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生动展示了法院执行工作的声势,体现了法律的权威,营造了褒奖诚信打击失信的良好舆论氛围。2014年以来,每年元旦、春节前后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努力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共执行涉民生案款239亿元。各地法院纷纷开展“百日会战”“假日执行”“雷霆行动”等攻坚执行难专项活动,啃下一大批“骨头案”,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有力震慑。对恶意逃避执行、转移隐匿财产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司法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坚决打击抗拒执行行为。制定适用拒执罪司法解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文件,解决拒执罪自诉方面难题。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4647人,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人38万人次,限制出境3.2万人次;特别是今年以来,共判处罪犯7281人,拘留13.4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0.6%和11%,形成打击逃避、规避执行行为的强大声势。
(九)切实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现代化执行“铁军”。破解执行难,队伍是关键。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执行干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广大执行干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讲党性、讲纪律、讲奉献,三年来夜以继日战斗在执行一线,大江南北、千里奔袭,风餐露宿、蹲点守候,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为解决执行难竭尽全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事迹。黑龙江高院执行局局长侯铁男、广东信宜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伍彤等27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加强执行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设立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执行专业委员会和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咨询专家库和全国执行人才库,加强执行理论研究,创新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干警执行能力。找准破解执行难的着力点,首先从解决执行工作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入手,坚持从严管理,发布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划定“高压线”,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刀刃向内”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问题。加大考核问责力度,2016年以来全国法院共有54名院领导、执行局长因工作不力被免职或调离执行岗位;共查处利用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84人,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强化职业保障,高度关注执行干警的身心健康,通过推广为执行干警购买人身保险等方式,减少干警后顾之忧,激发广大干警攻坚执行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十)自觉接受监督,确保公正高效执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赴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法院视察调研执行工作,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对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进行有力监督支持。人民法院主动将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精准聚焦执行,增进代表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了解。积极向人大报告工作,配合开展执法检查,邀请代表视察调研、见证执行等,有力推动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认真办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重点督办建议,将代表建议办理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一同部署、一起推进,切实将建议内容转化为工作实效,回应群众关切。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全国政协专门就“基本解决执行难”安排双周协商座谈,与会政协委员围绕解决执行难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凝聚攻坚执行难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加强和规范民事执行法律监督活动,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法院开展集中清理执行案款活动,清理发放案款960亿元,在此基础上推行“一案一账号”案款管理模式,建立公开透明、全程留痕的案款管理长效机制。认真办理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开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视察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调研座谈等活动,接受舆论监督,认真对待意见、批评和建议。开通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及时向社会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重要举措及进展,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的看,“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非打不可。通过这场战役,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士气,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三年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实现了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执行质效有了较大提升,执行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关键在于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关键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以及政府、政协、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一直十分关心执行工作,有的直接参与见证执行,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各级人大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当前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
一是各地工作开展不够平衡。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现实基础、投入保障等差异很大,导致出现工作开展不平衡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不尽相同。有的法院已经较早达到了核心指标要求,执行联动机制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主要任务是查漏补缺、固强补弱;有的法院则起步较晚,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等支持的力度不够,执行理念、模式、投入、进度相对滞后,目前仍在艰苦奋战。整体来看,在最后收官阶段,全国同步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仍有不小的压力,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
二是执行信息化水平仍需提升。有的法院对执行信息化工作重视不够,统筹协调不到位,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网络查控系统中冻结、扣划功能尚未实现全覆盖,仍需进一步扩大范围、拓展功能。有些信息化平台存在操作繁琐、运行不畅等问题,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以提升实战效果。
三是执行队伍仍然存在不适应问题。由于执行案件数量大、增长快,加上存在被执行人抗拒执行、逃避执行现象,广大执行干警攻坚执行难期间牺牲节假日、长期超负荷连续作战,任务重、压力大、风险高,因公殉职患病的人数增多,身心健康需要引起关注,工作生活条件需要改善。一些地方执行队伍老化,力量不足,知识储备滞后,能力素质跟不上形势任务需要。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及乱执行等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少数执行人员吃拿卡要、作风不正、违法乱纪甚至贪腐渎职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四是联合惩戒体系还未能实现全覆盖。一些地区未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统筹协调联合惩戒工作,未就落实联动机制情况建立管理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一些协助执行单位未能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嵌入本单位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影响了失信惩戒的实际效果。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限制入住星级酒店、限制其子女就读私立高收费学校、限制获取政府补贴、限制海关认证、限制高消费旅游等方面,一些地方的工作举措没有落地,查控下落不明失信被执行人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
五是全社会对执行工作的理解认识不统一。虽然人民法院通过执行公开、以案释法等多种方式,积极向当事人和社会各界解释“执行不能”问题,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对执行工作的正确认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但从全社会范围看,仍然有不少当事人对“执行不能”缺乏理解。为此,还需通过加强法治宣传积极探索个人破产制度、加大执行救助力度等长效机制加以根本解决。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目前,“基本解决执行难”正处于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最后关键时期,也到了推动长远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窗口期。下一步,全国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之后,继续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努力在更高层次推动执行工作长远发展,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总的思路是坚持“六个结合”:(一)把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着力补齐短板、精准攻坚,持续推进信用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二)把强制执行与规范执行结合起来,既要对规避执行、干预执行、抗拒执行行为零容忍,又要坚持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依法保护产权,推动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把依法惩戒与司法关怀结合起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坚决予以惩戒,对因“执行不能”而陷入困境的申请执行人进行救济,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四)把健全制度与应用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坚持不懈走信息化之路,以信息化促进规范化。(五)把解决执行难与解决“执行不能”结合起来,尤其注意通过典型案例、法治宣传等方式,教育引导群众增强风险意识,自觉防范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从源头上治理执行难。(六)把发挥法院职能作用与动员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推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更加健全完善。结合工作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将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坚持挂图作战,集中力量、握紧拳头,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针对攻坚过程中的重大难点问题和“骨头案”,紧紧依靠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和政协支持,充分发挥“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作用,把相关问题纳入到党委工作大盘子、政法委重点督办事项中加以解决。针对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督促落后地区集中力量强弱项、补短板,全面提升各级法院执行工作整体水平。精准对标对表评估指标,本着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接受第三方评估,坚决防止弄虚作假,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二是巩固工作成果,确保执行工作保持高水平运行。要坚持攻坚之后不放松、不懈怠,把“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的成果常态化、制度化,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及时固定下来,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行制度,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进一步提高新收执行案件办理质效,加强旧存案件清理工作,高度重视执行案件源头治理,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严格规范管理终本案件,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案件繁简分流、执行与破产有序衔接等工作机制,促进执行工作健康发展。持续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执行活动,用“制度铁笼”“数据铁笼”约束执行行为,有效避免各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问题。
三是坚持创新思维,加快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查控系统,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不断扩大网络查控范围,强化冻结、扣划功能,推动实现网络查控系统对各类财产的全覆盖。健全完善全国四级法院“三统一”执行管理模式,运用信息化系统,消除传统执行管理盲区,将管理触角从结果延伸至全过程,实现管人、管案、管事相结合。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执行工作中的运用,优化升级各类执行信息化系统平台,让现代信息技术更好服务保障执行工作。
四是立足长远、统筹兼顾,建立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进一步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深入推进联合惩戒工作,加强同协助单位的网络对接与信息共享,将失信名单、惩戒措施嵌入业务流程,更多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深化执行公开,逐步实现执行流程节点信息全部公开,让当事人、律师等更多了解、理解、参与执行工作。加大执行宣传力度,坚持全媒体直播等有益经验,推动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以及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监督,畅通监督渠道,促进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五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建设过硬执行队伍。统筹考虑执行工作实际需要,稳定执行人力配备与资源配套,充分保障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执行队伍长远发展需要。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契机,进一步探索符合执行工作特点的职业保障机制和管理机制,增强执行干警的职业尊荣感。在全国范围开展执行人员全员培训、实操考核,对不达标的一律调离执行岗位。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大正风肃纪力度,建立健全符合执行工作规律的违纪违法常态化防范处理机制,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执行领域司法腐败,确保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
针对当前解决执行难面临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支持,促进全社会形成更加理解支持执行工作的良好氛围。二是完善执行立法,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加快制定强制执行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充分法治保障。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进一步完善相关诉讼法律制度,更好适应执行实际需求。三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不敢逃债、不能逃债、不愿逃债的制度体系。四是推动健全执行救助制度、司法救助保险制度,使更多涉民生案件困难当事人得到救助,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国法院和广大干警深受鼓舞。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奋力拼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一
部分用语说明
(仅供参考)
1.登门临柜式查人找物:传统执行查控模式下,人民法院执行人员需要到公安、民政等有关身份信息登记管理部门和各银行网点、证券交易所、车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等财产登记管理部门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和财产信息,再根据查询结果作出冻结、查封、扣划等执行措施。这种模式查控耗时长、查询范围窄、成本高,特别是在执行人力资源有限、执行案件数量剧增的情况下,无法完整高效查询到被执行人基础信息,更难以实时掌握其财产变动情况,影响执行最终成效。随着网络查控系统逐步完善,执行查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查控效率大大提高,目前登门临柜式查人找物仅作为网络查控的补充方式。
2.拒执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处罚为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3.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指人民法院已穷尽一切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将暂时终结执行程序并作结案处理,待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后继续恢复执行的一项制度。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实质标准和程序标准作了严格规定,包括要求必须依法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依法查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约谈申请执行人等等。特别是规定需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一律限制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等消费,防止其借终本程序规避执行。此后,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5年内,执行法院每6个月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一旦符合恢复执行条件,及时恢复执行。对于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国际上通行做法是,由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财产信息和线索,否则不能进入执行程序。即使进入执行程序,如经查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程序终结。当事人可向相关法院提出公司破产或个人破产申请,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我国现行强制执行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制度优势。
4.“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指标要求:为量化“四个基本”总体目标,更好突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重点,聚焦解决执行工作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指标要求。第一个90%是为了推动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尽快执行完毕,及时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二个90%是为了严格规范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办理,防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被滥用。第三个90%是为了依法妥善化解执行信访,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第四个90%是为了突出“基本解决执行难”普遍性要求,有助于压实各级法院责任。要求近三年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超过80%,是为了保证整体办案进度,均衡结案。对于未能达到核心指标要求的法院,实行一票否决,即便这些法院其他指标完成得很出色、得分很高,也不能算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5.“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网络查控系统,加强与16个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等合作,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该系统被称为“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近年来,该系统覆盖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完善。最高人民法院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网络查控,目前已经上线试运行。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建设“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同时,多数高级人民法院也在辖区内建设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实现对本省辖区身份和财产信息的有效查控,形成对“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6.联合惩戒体系: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人民法院与公安、住建、土地、车管、工商、银行、民航、铁路、保险、旅游等单位合作,加强网络对接与信息共享,建立完善联合惩戒体系。人民法院通过信息化系统向有关单位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相关单位在职权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措施,包括对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获取政府支持或补贴、任职资格、准入资格、荣誉和授信、特殊市场交易、高消费等进行限制,督促失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一些单位还将失信名单、惩戒措施嵌入业务流程,对失信被执行人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效果立竿见影,社会影响巨大。
7.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和2017年3月分别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建立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明确将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名单库,实施信用惩戒的相关程序和措施。根据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1)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2)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3)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4)违反财产报告制度;(5)违反限制消费令;(6)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失信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纳入失信期限届满的,人民法院将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其失信信息。
8.网络司法拍卖: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公开处置查封、扣押财产的活动。201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完善网络司法拍卖制度,确立了以网络司法拍卖为原则、以传统拍卖为例外的财产处置原则。为公正、规范开展网络司法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通过公开严格的程序确定入库名单。目前,有5家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入选名单库。
9.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 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研发上线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全国四级法院统一在该系统中办理执行案件,办案信息互联互通。该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执行案件的全方位、多环节、多层级即时跟踪、管理、监督,解决长期以来大量执行案件难以监管问题,杜绝执行案件体外循环、抽屉案等违规现象。目前,全国各级法院的执行案件均已录入,自执行立案开始的全部执行环节均不能脱离该系统,实现网上办案、全程留痕,为加强全程监管、促进规范执行提供了技术支撑。该系统还与执行网络查控、信用惩戒、网络拍卖、信息公开等系统互相对接,共同构成执行工作信息化平台体系。
10.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自2013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党中央部署,在全国法院组织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专项清理行动,对被执行人为党政机关的执行案件,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支持配合下,各地法院通过定期通报、发出司法建议、加大沟通协调等多项措施,在当年年底即清理99.38%的积案,专项清理行动取得显著成效。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探索构建清理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长效机制,中央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定期通报党政机关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情况,联合发出通报,督促有关单位和部门积极主动履行义务。与中央文明办联合督促履行义务,推动形成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党政机关不得参评文明单位的硬性工作要求。对部分跨省的以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专门立案督办并与综治考核挂钩,实现案结事了。随着法治意识提高和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以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数量逐渐下降,绝大多数地方未出现新的执行积案。
11.执行转破产工作: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执行转破产制度作出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即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由该法院审查是否符合破产立案条件。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促进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序衔接,推动将被执行人中大量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的“僵尸企业”依法转入破产程序。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有利于建立完善合理的执行案件退出机制,公平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对于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2.审执分离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要“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2015年以来,先后批复同意10余个地区法院试点改革方案,开展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合理分离,形成审判权与执行权互相监督制约的执行体制模式。
13.悬赏举报: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悬赏举报制度。当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书面申请中要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特定条件下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等内容。人民法院准许并发布悬赏公告后,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发布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14.财产保全责任保险: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财产保全中引入保险机制,允许保险公司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
15.宁波法院试点经验: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指定宁波市中院作为试点法院,试行在部分“执行不能”案件中引入保险理赔机制。该保险机制由政府安排专项资金343万元以支付保险费,投保人为宁波市中院,受益人为涉人身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请执行后,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手段发现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裁定附带民事诉讼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对于未执行到位的人身损害赔偿,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理赔金额根据实际未执行到位金额分三档进行补偿,保险公司在理赔后享有追偿权。同时,保险公司在理赔外,还提供协助执行、心理辅导等延伸服务。此类司法援助保险属于普惠制托底型经济补偿,理赔标准明确,过程透明规范,不考虑受益人经济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经济损失。
16.“法媒银”平台:2015年12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西日报社、18家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建设“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在全国首创人民法院、新闻媒体、银行金融机构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新模式。该平台包括公开曝光、公众查询、联合惩戒、新闻宣传、在线举报、在线监督、数据分析、舆情监测、悬赏公告、司法拍卖、终本案件公开等模块,通过数据自动生成、自动推送、实时共享、全程留痕,实现了相关功能的集聚整合。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借鉴江西“法媒银”平台经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深入开展。
17.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2013年12月,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行动,共执结涉民生案件15.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9.5亿元,司法救助1.2万件1.4万人,救助金额1.4亿元,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巩固专项行动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长效机制,自2014年以来,每年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并要求各级法院建立涉民生案件执行常态化工作机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执行款优先发放的“三优先”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8.侯铁男:生前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1985年进入法院工作,历经刑事、审监、信访、执行等多个部门。在法院工作32年里,他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司法事业的无比热爱,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忠实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任执行局局长以来,他敢于担当、勇于攻坚,锐意进取,坚持创新,面对“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使命,他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甘于奉献、不怕牺牲,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17年2月24日上午,侯铁男因长期劳累,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享年57岁。2017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追授侯铁男同志“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19.伍彤:生前任广东信宜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二庭庭长,中共信宜市第十三届党代表。1988年进入信宜市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执行庭副庭长、执行二庭庭长、执行局副局长。他从事司法工作30年,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如一踏实工作、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化解纠纷。到执行部门后,他视事业如生命,奋勇拼搏、攻坚克难,主办执行案件近3000件,执结标的额1亿多元,取得突出工作业绩,先后被评为全省优秀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2018年5月21日,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伍彤同志去世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其追记个人一等功,最高人民法院追授“全国优秀法官”称号。
20.27名牺牲同志:在攻坚执行难过程中,广大执行干警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牢记使命、忠实履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涌现出一大批模范典型,有27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除侯铁男同志、伍彤同志外,其他同志是(按地域排序):河北新乐市法院执行干警刘建保同志,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法院执行干警陶万辉同志,江苏南京江宁区法院执行干警戴业同志,福建长泰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黄勇忠同志,山东威海市中院执行干警束建文同志,山东莘县法院执行干警刘福才同志,山东利津县法院执行干警郑鹏同志,湖北省当阳市法院执行干警刘建军,湖北大悟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沈学元同志,湖北孝昌县法院执行干警戴斌同志,湖南涟源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吴新生同志,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干警黄平同志,广东陆丰市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蔡曙锋同志,广西百色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黄海钢同志,广西柳州柳北区法院副院长韦建同志,广西南宁江南区法院执行干警何勇同志,广西贺州八步区法院执行干警陈汉武同志,四川井研县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蔡崇高同志,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执行干警常维同志,贵州湄潭县法院第四人民法庭庭长党勇同志,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法院执行干警甘建忠同志,云南开远市法院执行干警尹鹏飞同志,陕西汉中市中院执行干警高彦春同志,陕西延川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改幸同志,宁夏中卫市中院执行二庭负责人蒋鑫文同志。
21.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为进一步加强执行理论研究和执行业务培训工作,提高全国法院执行干警的理论和实务水平,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家法官学院执行学院,主要职责是加强和创新执行培训工作、深化执行理论和实务研究、繁荣执行学术研究和实务创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22.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一、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冷硬横推”及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二、严禁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及违规执行案外人财产;三、严禁违规评估、拍卖财产及违规以物抵债;四、严禁隐瞒、截留、挪用执行款物及拖延发放执行案款;五、严禁违规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及对纳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不及时定期查询、司法救济、恢复执行;六、严禁违规使用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与案件无关的财产信息;七、严禁违规纳入、删除、撤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八、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违规会见当事人、代理人、请托人或与其同吃、同住、同行;九、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吃拿卡要”或让当事人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费用;十、严禁充当诉讼掮客、违规过问案件及泄露工作秘密。“十个严禁”是执行工作的十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凡触碰“高压线”的,一律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23.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2018年4月,为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深入开展,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网址为:jszx.court.gov.cn)。网站全面汇聚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司法政策、工作信息,为各级法院宣传执行提供“一体化”平台,为广大群众了解、监督执行提供“一站式”服务,是全景展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重要窗口和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
附件二
典型案例
1.网络查控系统助力执行邓某与王某、李某合同纠纷案
邓某与王某、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江西萍乡湘东区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某、李某共同支付邓某5万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李某均未履行偿付义务,邓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向王某、李某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执行材料时,向其告知履行期限及法律后果。王某、李某迫于执行压力,主动向申请执行人邓某偿付了3万元,并承诺剩余款项在2个月内全部付清。但约定期限届满后,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均无法联系上两名被执行人。执行法官随即到当地村委会调查了解,得知王某、李某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案件至此陷入困境。经财产调查,二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登记信息,该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案件终本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放弃,仍定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二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8个月后,当执行法官像往常一样再次进行网络查控时,发现二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足以偿付申请人邓某的执行款,随即通过网络冻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并将剩余执行款2万元扣划到位。本案执行中,网络查控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已经终本的案件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2.浙江某建设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招投标案
汪某与浙江某建设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安徽宣城中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浙江某建设公司一次性给付汪某工程款7万元。浙江某建设公司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义务,汪某遂向安徽旌德县法院(本案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向浙江某建设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告知其如不能按期履行,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该公司并未按期履行义务。考虑到该公司有还款能力但拒不履行义务,法院依法将该公司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冻结其公司账户。因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无法参加招投标,日常经营受到影响,该公司主动缴纳7万元执行款以及诉讼费、执行费,案件顺利执结。
3.杨某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被限制出境案
夏某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李某某、万某借款100万元,杨某某作为担保人。借款到期后,夏某某未能按照约定偿还,李某某、万某遂起诉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夏某某愿意在期限内偿还所有借款,杨某某承担担保责任。但夏某某、杨某某均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义务,申请人向四川射洪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多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要求其主动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依然东躲西藏,始终不愿履行。当法院得知担保人杨某某购买了俄罗斯世界杯门票并办理了护照、准备出国看球后,及时与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对杨某某实施限制出境措施。杨某某得知后,马上联系执行法官,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主动偿还了30万元。此后,四川射洪县法院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取消出境限制,杨某某得以赴俄观看世界杯。本案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实行联合信用惩戒的典型案例。
4.波音747飞机网络司法拍卖案
某航空公司因巨额亏损于2011年12月26日停航,其主要资产为三架波音747货机及11台发动机。自2015年10月26日起,三架波音747货机在线下进行了6次拍卖,但均以流拍告终。2017年11月20日,在深圳中院指导下,三架货机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正式开拍,这是我国开展网络司法拍卖以来首次通过在线平台司法拍卖飞机。三架货机(含11台发动机)共约合人民币3.9亿元,起拍价分别为1.226亿元、1.34亿元、1.35亿元,保证金均超600万元。其中两架货机各有两名买家报名参拍,另一架货机有一名买家报名。此外,还有5000多人设置拍卖提醒,近80万人次“围观”。最终,起拍价为1.34亿元的货机,经过26次竞价后,被某航空公司以1.6亿余元拍得;起拍价为1.35亿元的货机,经过27次竞价后,也被同一家航空公司以1.6亿余元拍得。第三架货机由于处于破损状态,仅剩下机身以及3台发动机,导致其流拍。2017年12月22日,第三架货机(含3台发动机)再次在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起拍价为9800万元。经过49次竞价,最终被国外某航空公司以1.4亿余元拍得。
5.高速公路收费权网络司法拍卖案
2015年6月,湖南衡南县法院根据湖南高院裁定,立案执行申请人某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某基建公司、某高速公路开发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额本息逾7亿元。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二被执行人对外尚欠金融借款和各类工资、工程款等债务本息超过100亿元,其名下无其它大额财产,仅有某高速公路收费权可供执行。基于此,法院决定对上述高速公路收费权进行整体拍卖。2018年7月13日,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某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公司最终以106.24亿元的报价成交,创下网络司法拍卖开展以来单笔成交价的最高值。8月3日,在法院组织下,该高速公路收费权顺利移交。
6.手机号码网络司法拍卖案
2015年7月,山东阳谷县法院对邱某诉张某、金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后,败诉的张某一直以各种理由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对其限制消费并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仍无法执行到位。在案件即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时,法院了解到张某正在使用一个尾号为“99999”的手机号码,遂立即查封了该手机号码并裁定拍卖。经评估,该手机号码评估价格为146560元。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中,有25人报名参加竞买,经过119轮激烈竞价后,最终以483300元成交,溢价率达到229.76%。
7.强制腾退王某占用别墅案
被执行人王某因欠债3500多万元10年不还,2015年被诉至法院,又因败诉后拒不履行,2016年4月被立案执行。王某名下有一栋700多平方米的别墅,位于当地有名的高档住宅区,安排其90岁的小叔等人居住。王某本人则拒不还款并隐匿行踪。法院对王某其他财产进行处置,但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2017年浙江诸暨市法院查封该别墅后,王某为抵制执行,非但不安排高龄老人搬离,又安排患有直肠癌的亲属入住。法院干警顶住各种谩骂、威胁,多次上门做工作,均遭到王家抵制,拒不配合腾退。2018年1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王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通过多种方式查找王某下落。2018年7月6日,法院出动100余名警力、16辆警车,联合公安、120急救中心、消防等对查封别墅联合开展强制腾房,并成功腾退。腾退中,在别墅中搜查出200个纸箱的物品,内含大量奢侈品,包括爱马仕、古驰、普拉达等品牌的衣物和家居用品。
8.万吨粮食异地协作执行案
北京丰台区法院在审理北京某粮贸公司与被告怀远某粮贸公司、北京某商贸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保全查封了存储于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小麦。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因怀远某粮贸公司等拒不履行判决义务,北京某粮贸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涉案小麦。由于涉案小麦数量巨大、易腐烂变质,且需跨省异地执行,因此执行工作时间长、难度大、风险高。在中央政法委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委政法委支持下,在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高院、郑州中院、新密市委政法委、新密市法院的密切协助和配合下,北京三级法院共同发力,历时34天圆满执结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共计交付小麦10629.55吨。该案件的顺利执行,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重要作用。
9.赵某与李某探视权纠纷执行案
申请执行人赵某与妻子李某离婚后因无法探视女儿,就探视权向浙江杭州萧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认为,该案因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如果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将孩子接至法院再由赵某接走探视,虽然能够保障赵某探视权,但对于年仅4岁的孩子来说,很可能造成情感伤害、产生心理阴影,也不利于两个家庭的矛盾化解。因此,执行法官选择通过调解方式促进化解纠纷。经与二人反复沟通,待双方情绪逐步恢复平静后,劝慰引导其从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角度出发正确看待探视问题,理性协商探视时间、抚养费用等。当双方在调解中对孩子参加多少培训班以及费用承担再次发生争执时,执行法官以一名孩子父亲的身份现身说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引发情感共鸣、解开双方心结,促进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协商确定,赵某看望孩子将提前以微信联系,李某主动配合;孩子参加培训班由双方协商确定,费用平均分担。本案最终以赵某撤回执行申请而终结执行。
10.杨某夫妇与杨某林、杨某平赡养纠纷执行案
杨某夫妇的三个儿子杨某林、杨某富、杨某平,因埋怨杨某夫妇财产分配不均、偏心偏爱而拒绝赡养老人。经云南开远市法院判决,三个儿子每人每月向老人支付赡养费150元。判决生效后,杨某林、杨某平未履行法定义务,杨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杨某林、杨某平拒绝接听法院电话,并将执行法官电话设为黑名单。经多次走访村委会、村民小组干部,法院了解到二被执行人家庭经济情况完全有能力承担每月150元的赡养费,同时考虑到,案件标的额虽小,但强制执行会加重家庭矛盾,这个月赡养费执行完毕,下个月又无着落,两位老人颐养天年更无从谈起,法院仍希望二被执行人能回心转意,主动履行义务。然而,经法官、村干部、调解员多方做工作,二被执行人仍拒不执行,拒接电话、拒收法律文书。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察院监督下,法院到被执行人杨某林家中强制执行,刚进入村寨,杨某林为抗拒执行而逃跑,其妻子以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没钱为由拒不说出杨某林行踪。执行干警依法采取搜查措施,搜查出两张4万多元的银行存单,杨某林妻子迫于压力当场履行赡养费150元。在对另一被执行人杨某平进行强制执行时,杨某平以老人财产分配不公为由,也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法院决定对其采取拘留措施。面对执行威慑,杨某平认真反省、主动承认错误,缴纳了拖欠的赡养费,并保证此后会按时给付。一直在外躲藏的杨某林得知强制执行结果后,也主动来到法院,缴纳了拖欠的赡养费。
11.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与文某等四人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不能案
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诉文某、王某、文某国、廉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山东德州陵城区法院调解确认:被告文某、王某欠原告本金30000元及利息,于2016年3月起,每月25日前偿还5000元,直至本息全部还清为止;被执行人廉某、文某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因4名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被执行人报告了财产状况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文某家进行搜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另查明,该贷款为三户联保,被执行人文某、文某国、廉某分别以借款人名义从申请执行人处各贷30000元,共计90000元交由他人使用。借款人经商亏损后离家出走,一直未找到下落。而被执行人廉某已62岁,无任何收入,被执行人文某、文某国系亲兄弟,家里只有一亩多地,且兄弟俩均患股骨头坏死,不能外出干活,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偿还欠款。本案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没有清偿借款的能力。但银行在放款时没有认真审核借款人经济情况,未进行充分风险预判。多户联保看似相互担保、每个债务人都有保证人,但有时各债务人都没有履行能力,实际上市场风险非常大。此类案件,即使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原告也无法实现债权。
12.深圳某实业公司执行转破产案
2015年5月,深圳某实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件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深圳宝安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特别是459名员工债权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在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深圳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有关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处理。2017年6月,深圳中院依法宣告公司破产。因破产财产有限,按照分配方案,在支付破产费用后,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合法权益、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机制作用,一是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件,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打通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纠纷,避免职工集体上访情况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秩序;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困境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有效发挥。
13.潘某某申请执行北京某运输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
申请执行人潘某某是一名7岁男孩,5岁时由于交通事故双目失明,前额颅骨被取掉。法院判决肇事车辆所属的北京某运输公司赔偿潘某某各项损失合计167万余元。由于该公司拒不履行判决,潘某某父母向北京顺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法院启动涉民生执行案件绿色通道,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扣划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但仍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为进一步震慑被执行人,同时达到以案释法的目的,法院对该案现场执行进行了全程直播,2名北京市人大代表现场见证,1200万网友在线观看。执行人员现场搜查了被执行人办公室,查扣了5辆货车,并向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陈某讲清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对申请执行人一家进行心理疏导。全媒体直播执行取得良好效果。直播结束后两天内,陈某将剩余案款全部履行到位,案件圆满执结。直播期间,很多热心网友参与评论,有网友说:“这是一场有力度、有态度、有温度的执行。”还有网友说:“不仅要把案款执行到位,还关注申请执行人一家的心理健康,这才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
14.陈某、徐某某串通案外人恶意转让财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2013年10月9日,陈某驾车将行人柯某、陈某撞倒致伤,形成纠纷。福建莆田荔城区法院判决被告陈某赔偿两名原告经济损失共计8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某未主动履行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依法立案执行,向陈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陈某仍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也未查到陈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后经法院进一步调查查明,陈某为避免名下房产被执行,伙同其母亲徐某某私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陈某房产低价转让给徐某某,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未实际交付房款,致使判决无法执行。陈某、徐某某转移房屋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侦查后对陈某、徐某某采取了强制措施,陈某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根据公诉机关指控,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判处徐某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被执行人陈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以虚假交易方式将自身名下财产转移至其亲属名下,逃避履行义务,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不仅被执行人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外人也构成共犯。法院依法追究二者刑事责任,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惩治了恶意串通拒不执行生效裁判行为,起到良好教育警示作用。
15.朱某某整容、改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朱某某先后因数起案件被法院判决履行债务,总金额达3000余万元,均未主动履行。2017年3月,武汉中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立案执行。朱某某为规避执行,潜逃外地,采取整容、改名、以虚假诉讼形式转让房产等方式,千方百计给执行工作设置障碍。法院想方设法查人找物,根据群众举报,数次赴外地追堵朱某某,后通过多种手段精准辨认将其抓获。2018年4月20日,朱某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朱某某被移送起诉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先后以“变脸老赖”进行深度报道,引起强烈反响。网友积极转发,对人民法院穷尽一切手段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作作风、破除万难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的执行智慧给予赞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9〕26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党中央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和保障,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人民法院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犯罪,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咬定扫黑除恶目标不放松,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不放,紧盯“关系网”“保护伞”不放,紧盯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不放,在依法严惩、深化打击、深挖幕后、综合整治上持续发力,探索源头治理、系统治理长效机制,力求依法打深打透、除恶务尽。依法严惩杀人、抢劫、绑架、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污染环境、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加大对“民转刑”案件的分析研判,积极提出防控风险的司法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三、依法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认真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求,积极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稳妥审理破产案件,推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制度机制。坚持破产审判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信息化方向,依法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让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让市场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探索破产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将符合条件的简单破产案件纳入快速审理范围。完善破产案件集中统一管辖制度,及时妥善处置“执转破”案件,实现“能够执行的依法执行,整体执行不能符合破产法定条件的依法破产”良性工作态势。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加快破产法庭建设,增强破产审判能力,提升破产案件审判质效。积极推动完善破产法制及配套机制建设,推动个人破产立法,推动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推动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推进建立常态化“府院联动”协调机制。依法稳妥审理涉及先进制造业以及各类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案件,精准把握裁判尺度,推动降低企业成本,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和提升产业链水平。
四、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集成电路、清洁能源等核心技术和前沿领域技术成果的保护,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创新程度高的科技成果的保护,加强对制造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公正裁判激励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知名品牌保护,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攀附、仿冒等不诚信行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依法制止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快完善互联网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营造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作用,进一步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违法成本。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机制改革,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处理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刑事审判保护知识产权的威慑作用。持续优化知识产权诉讼管辖布局,完善证据规则,研究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不断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公信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和世界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
五、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不断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切实把全面、依法、平等保护产权要求落到实处。健全涉企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对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坚决依法纠正。充分尊重和保护意思自治,正确处理意思自治与行政监管的关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重视发挥司法裁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树立规则意识,依法规范经营。加强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促进公司治理规范化。积极推进社会诚信建设,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坚决制裁失信违法行为。
六、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依法惩治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依法严格把握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妥善解决民刑交叉问题。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严禁违反法定权限、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严禁明显超范围超标的查封,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依法公正审理涉民营企业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案件,妥善处理三角债、股权质押、互联互保等纠纷,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依法维护民营经济主体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政策,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
七、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依法审理各类涉消费者权益案件,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及时制定、完善涉食品药品安全、旅游纠纷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等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及时公开发布消费者维权指导性案例,坚持支持依法维权、提倡理性维权、抑制不当维权理念。准确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积极适应居民对优质产品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变化,切实提升司法保障水平。加强对快递服务、网络约车、信用卡消费、网络购物、网络预付消费、跨境网络交易等新兴消费领域或模式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判,坚持鼓励与规范相统一的司法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社会组织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整合解纷资源,强化诉调对接,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国际合作,探索跨境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纠纷的法律适用和国际合作机制。
八、依法服务保障三大攻坚战
依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引导和规范金融交易,严厉打击套取金融资金转贷行为,防止和遏制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依法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企业融资创新。依法规制高利贷、超利贷,加大对P2P网络借贷等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和打击力度,加强预警和研判,防范特定类型案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传递,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对金融风险的传导和转化。依法惩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药、化肥、种子等坑害农民利益的犯罪,维护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村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侵占、挪用、贪污农业投资、种粮补贴等专项资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国家农业政策有效落实。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深入贯彻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依法依规审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纠纷,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妥善审理涉及农村产权保护、投资融资权益、农业科技创新等案件,维护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群众司法需求,积极服务脱贫攻坚。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依法审理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全面实施,探索完善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新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环境资源案件审判规则。依法支持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行政执法行为,加大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排污费征收等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力度,切实维护行政执法效力和权威。
九、依法服务开放型经济建设
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积极服务新时代全方位对外开放。围绕服务保障共建“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完善相关政策机制,加强国际化、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提出司法建议。认真落实外商投资法,积极适应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制度,依法妥善处理在逐步放开外商投资领域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纠纷,及时出台外商投资法相关司法解释,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及时清理与国家对外开放基本政策、原则不相符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公平、便利的投资环境。完善国际司法协助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用,支持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建立更加专业的国际商事审判机构,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有关国际规则制定,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贡献积极力量。
十、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妥善审理好涉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相关案件,更加重视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促进家事纠纷专业化、社会化、人性化解决,探索推进家事审判与少年审判协同发展。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积极参与平安校园建设,加强校园欺凌防治。推进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加强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诈骗特殊群体犯罪行为。做好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工作,推进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保障生活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巩固和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大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十一、全面提升化解矛盾纠纷和服务人民群众能力
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保障作用,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统筹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健全诉讼前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机衔接各类解纷力量,强化诉讼服务中心实体解纷功能,建好用好类型化专业化纠纷解决平台,为群众提供多途径、多层次、多种类纠纷解决渠道。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更好实现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强化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标准化建设,方便当事人“一次办好”各项诉讼服务事务。加快推进智慧诉讼服务,形成“一网通办”诉讼服务新模式,为当事人提供网上查询、咨询、缴费、送达、调解、庭审等一站式电子诉讼服务。加快推进网上立案和跨域立案服务,实现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诉讼。探索将审判辅助性、事务性工作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推行集约化管理,健全购买社会化服务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
十二、建立完善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
建立常态化督导评价机制,建立服务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工作台账,明确岗位职责,量化评价标准,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工作实效。加强调研指导,及时调查研究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司法需求和突出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做法,完善相关政策机制。上级法院要加大对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力度,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促进统一裁判尺度。充分发挥大数据研究和司法建议作用,依法延伸审判职能,积极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推动有关单位完善管理、改进工作,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法治宣传,及时发布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法官“十进”等活动,开展订制式精准普法,充分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加强法治宣传,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董开军等10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董开军等10名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的公告
(检〔202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有关规定,董开军、高鑫、刘永志、石时态、侯建军、顾雪飞、葛晓燕(女)、王永金、沈涧、窦朝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
2023年3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
(法〔2019〕267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设立广州破产法庭的请示》(粤高法〔2019〕130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破产案件:
(一)广州市辖区内地(市)级以上(含本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二)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三)跨境破产案件;
(四)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本院以前的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2年8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2022年11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2〕18号)
为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便利当事人诉讼,进一步提升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一)争议标的额大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4000万元以上(包含本数)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辖区中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各战区、总直属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所辖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包含本数)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二)案情复杂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三)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法律、司法解释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另有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亿元以上(包含本数)或者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第四条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一个或数个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
依据前款规定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该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相应的管辖区域。
第五条 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专门的审判庭或合议庭审理。
第六条 涉外海事海商纠纷案件、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及涉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七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八条 本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受理的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九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2019年9月25日)
案例一
河南省甲县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系列案
--监督行政非诉执行依法受理,共同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份以来,河南省甲县国土资源局在巡查中发现一些驾校、砂场等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耕地,经依法立案后作出相应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甲县国土资源局依照法律规定,将到期需要申请强制执行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申请甲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截至2018年4月12日,甲县国土资源局共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非诉案件96件,涉及驾校、采砂、旅游开发、农业开发、农户违建等非法占用耕地154.8亩、基本农田66.8亩,其他土地2.76亩,行政罚款总额300余万元。
甲县人民法院对县国土资源局行政非诉案件强制执行申请均不予受理,也未作出不予受理裁定和说明不予受理理由。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18年4月12日,甲县人民检察院对其中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21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依法予以受理。同时,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情况向甲县人民法院作了通报。
甲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甲县人民法院对县国土资源局强制执行申请不予受理又不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受理”的规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致使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法进入法定程序。4月26日,甲县人民检察院向甲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1)依法办理甲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2)完善行政非诉案件受理机制,以保障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
2018年5月3日,甲县人民法院回复,支持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采纳检察建议,对建议的21起及其他75起行政非诉案件全部予以受理。同时,完善非诉行政案件受理程序,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快立快审。
自发出检察建议至2019年1月15日,甲县国土资源局陆续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86件,法院均予以立案,目前已准予执行244件,大部分已经执行;同时,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行政处罚后怠于执行或怠于申请执行等问题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争取理解、配合进而主动纠正,并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作配合,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警示与指导意义】
保护耕地,关系到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问题,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对于耕地,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不仅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司法机关共同的责任。违法占用、破坏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和惩处。本案涉及非法占用耕地154.8亩、基本农田66.8亩,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检察机关应依法予以监督。本案中,通过对21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进行监督,促使人民法院对后续案件依法立案、准予执行,并依法执行,进入良性循环,不仅促进了规范执法、依法行政,还有力地促进了对国家耕地、基本农田的保护,达到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二
吉林省某公司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
--监督行政非诉执行依法审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17日,吉林省甲市国土资源局对某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拆除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原貌;(2)对非法占用林地1000平方米处以罚款5000元;(3)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某有限公司在法定履行期限内缴纳了罚款,但未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未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未恢复土地原状。
2017年4月19日,甲市国土资源局向甲市乙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拆除非法建筑物,恢复原貌”的行政处罚。
乙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1)准予强制执行甲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部分即林地1000平方米×5元/平方米=5000元,由乙区法院强制执行;(3)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由甲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的裁定内容超出了甲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的范围,且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不符。甲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某有限公司在法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时,已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未履行“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拆除非法建筑物,恢复原貌”的行政处罚,甲市国土资源局也仅就未履行的该项行政处罚申请乙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内容既包括未履行的行政处罚,也包括已经履行的罚款,超出了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范围,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且裁定准予执行“没收非法建筑物,恢复原貌”的内容与行政处罚“拆除非法建筑物,恢复原貌”不符。
乙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提出检察建议,建议乙区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并在今后办理非诉执行案件过程中严格进行审查,依法作出裁定,裁定准予执行的内容应与行政处罚的内容相符。乙区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书面回复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真整改,在今后的工作中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警示与指导意义】
对于违法占地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查处,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并依法申请行政非诉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准确、全面、及时执行,否则不仅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可能破坏行政管理秩序,减损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法院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和申请执行内容不一致等违法情形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改,既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了执行行为,增强了监督效果。
案例三
北京市某村委会等六起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
--监督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法适用,推动破解“两违”拆除难题
【基本案情】
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针对北京市甲区A镇某村村委会、某动力科技公司、某文化传播公司、某生物工程技术公司、某农业发展公司非法占地进行建设的行为,依据土地管理法对上述单位分别作出共计6份“拆除违法建设、恢复土地原状”的行政处罚决定,但上述单位既未履行处罚决定,又没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遂按照法定程序将上述6起行政处罚决定向北京市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甲区人民法院针对上述非诉执行申请分别作出准予执行的行政裁定书,但在随后的强制执行阶段又在未实际执行的情况下以“本案执行标的违法建筑物占地规模较大,强制拆除有一定难度,需具备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现本院无强制拆除所必须的资金、设备和人员,申请执行人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亦无法提供强制拆除必备的条件,故本院暂无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本案执行标的予以拆除”为由,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甲区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了对上述6起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程序。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执行标的以财产为内容,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有财产但不足以全部清偿的,上述6起案件均不应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同时,北京市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正在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拆除违法建设是“疏解整治促提升”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案系典型的非法占地行为引发的违法建设活动,依法应予严格查处。对此,甲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月2日向甲区人民法院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1)进一步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杜绝因片面追求高结案率而滥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及时恢复案件执行程序,促使案件早日执行完毕。
2018年3月21日,甲区人民检察院收到甲区人民法院针对6份检察建议的回复。甲区人民法院表示该案的执行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此类案件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当事人对立情绪极端严重,盲目强制执行必然引发不稳定事件,需要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前提下,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协力解决。
针对法院在回复中提到的执行风险和现实难题,甲区人民检察院结合上述6起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的办理,经深入调研,撰写了调研报告,详细分析了该区因非法占地形成违法建设难以强制拆除的现状、原因,并从多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报告市、区两级政府并得到关注。北京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向市规划国土委下发督查通知单,要求该委认真落实。目前,该6起案件已部分执行到位,其他后续相关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警示与指导意义】
违法占地是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违法建设项目侵占有限的土地资源,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未经批准违法占用土地进行违法建设,是违法占地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拆除违法占地上的违法建设,因群众关注度高、矛盾多发易发,强制执行难度很大。对于这类案件,不仅要制发检察建议监督法院依法执行,还要加强跟进监督,从根本上推动解决这一执行难题。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法院适用终结本次执行存在违法情形的监督,依托典型个案,促进类案问题解决,在以检察建议形式督促法院依法执行的同时,以调研报告的形式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推动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两违”拆除难题,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彰显了行政检察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服务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
案例四
浙江省徐某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
--监督“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执行,保护基本农田不被侵占
【基本案情】
徐某非法占用2253平方米基本农田和3753平方米农用地,在浙江省甲市A镇某村违法建造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2015年,甲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徐某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6006平方米;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对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按每平方米30元处以罚款计人民币67590元,对非法占用农用地(林地、园地、水域)按每平方米20元处以罚款计人民币75060元,两项合计人民币142650元。
2016年7月22日,甲市国土资源局以被执行人徐某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为由,向甲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法院作出裁判、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裁执分离”改革,浙江省是推进改革和试点地区之一。2016年8月1日,甲市人民法院采取“裁执分离”模式,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对徐某在甲市A镇某村非法占用的6006平方米土地上违法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予以强制拆除,由甲市A镇人民政府、甲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准予对徐某欠缴的罚款人民币142650元强制收缴,由甲市人民法院执行。
2016年12月19日,甲市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因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徐某有实际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故暂不能得到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终结本案本次执行程序。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17年8月23日,甲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并展开调查。经调查,徐某在甲市农村商业银行有两个账户。其中一个账户从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间与其他账户有大量大额汇入、转入记录,且对账单反映徐某在其他银行还有多个账号。另一个账户在2017年6月获得柜面放款,而此时徐某已被甲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调查还发现徐某名下有小型汽车一辆,登记于2011年。
此外,经甲市人民检察院实地勘察,发现被执行人徐某在甲市A镇某村非法占用的6006平方米土地上违法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未被拆除。
甲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执行人徐某有实际可供执行的财产,甲市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以未发现被执行人徐某有实际可供执行的财产等为由裁定终结本案本次执行程序不当;且徐某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因录入的身份证号码有误,导致其仍从甲市农村商业银行获取银行贷款。
针对以上情况,甲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分别于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向甲市人民法院、甲市国土资源局和甲市A镇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甲市人民法院:(1)对本案依法立案,恢复执行,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对被执行人徐某的财产情况及时予以核实并采取执行实施措施,执行尚未缴纳的罚款;(2)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徐某的错误信息予以改正;(3)关注法院相关查询系统存在的问题。建议甲市国土资源局和甲市A镇人民政府:对徐某在甲市A镇某村非法占用的6006平方米土地上违法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予以强制拆除。
检察建议发出后,甲市人民法院、甲市国土资源局和甲市A镇人民政府均予以采纳,并书面回复。2017年11月27日,甲市国土资源局派员到违法现场进行实地核查,并与A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进行对接,由A镇人民政府牵头做好拆除工作,该局监察大队、国土所积极配合。2017年12月20日,A镇人民政府集中组织人员和力量,对被执行人徐某在甲市A镇某村非法占用的6006平方米土地上违法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全部强制拆除。2018年2月1日,甲市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该案,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徐某的错误信息已报上级法院修改,并已对统一查询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映。2018年5月9日,甲市人民法院第二次书面回复,表示该案全部罚款142650元已执行到位。
【警示与指导意义】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基本农田是耕地的精华,是粮食安全的保障,国家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的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性质用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应依法退还,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对行政非诉执行立案、审查和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监督。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无论是交由本院执行机构执行,还是采取“裁执分离”模式交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或部分交由本院执行机构执行、部分交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都属于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范围。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执行行为,或怠于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有权予以监督。本案中,徐某非法占用2253平方米基本农田和3753平方米农用地,违法建造房屋及其他建筑设施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检察机关通过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不仅推动法院追回了全部罚款142650元,而且促使行政机关强制拆除非法占用的6006平方米土地上的全部违章建筑,被占用基本农田得以恢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案例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某矿业公司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
--依申请监督行政非诉执行“裁而不执”,保护国土资源不被侵害
【基本案情】
200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甲县某矿业公司未经甲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擅自在甲县A镇某村违法建厂,面积达10829.44平方米。2013年3月6日,甲县国土资源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求某矿业公司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非法占用的土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共计108294.4元。由于某矿业公司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甲县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7月8日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某矿业公司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2013年8月28日,甲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执行。
2016年10月14日,因甲县国土资源局与某矿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书,甲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其后,甲县人民法院一直没有执行。
此外,对某矿业公司的罚款108294.4元,甲县国土资源局没有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2018年3月19日,甲县国土资源局向甲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请求监督甲县人民法院执行上述行政裁定。
甲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甲县人民法院没有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书进行合法性审查,即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确有错误;甲县国土资源局没有严格按照行政处罚决定全部内容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确有错误。因此,先后向法院和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纠正,拆除某矿业公司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建议县国土资源局向甲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非法占用土地的罚款共计108294.4元。
甲县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多次做某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思想工作。2018年9月,某矿业公司自动拆除了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县国土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向甲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对非法占用的土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共计108294.4元。
【警示与指导意义】
违法占地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全面查处,必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影响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本案中,甲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甲县国土资源局与某矿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书,法院未对该和解书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进行审查,即以此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且在之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未采取有效措施执结案件,导致国有土地长期处于受侵害状态;行政机关未严格按照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全部内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属于不完全履行职责。检察机关通过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既促进规范、公正司法,又促进依法行政,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六
姬某诉某乡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监督案
--检察机关以听证赢公信,加强行政违法行为调查核实,积极引导当事人和解,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基本案情】
姬某与河南省某村委会因一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系列纠纷,双方先后提起行政诉讼案件5件和民事诉讼案件2件。其中,2016年10月2日,乡政府应村委会要求,指派数十名工作人员强行丈量案涉土地,后因姬某及家人阻止,量地未果。2017年3月23日,姬某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乡政府强行丈量其承包土地的行为违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乡政府丈量土地的行为是调解双方纠纷过程中调查取证行为,属于处理双方纠纷的阶段性行为,且该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原告姬某的诉讼请求。
姬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二审行政裁定,认为乡政府丈量土地的行为未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姬某起诉。
姬某不服二审裁定,申请再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再审行政裁定,驳回姬某的再审申请。
2019年6月26日,姬某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公开听证情况】
为深入了解案件情况,全面听取相关单位和人士意见,确保监督精准,某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准备。一是开展听证前法律辅导。听证前,向当事人详细解读听证程序和听证结论的效力,保障当事人全面了解听证的程序和作用,依法充分行使申辩、质证等权利。二是确定9名听证员。包括政府法制部门干部和高校行政法学教授各2名、行政诉讼领域律师3名、原行政审判法官和地产领域企业家各1名。三是邀请相关人员参加。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省检察院、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等有关职能部门人员参加听证会,安排全市行政检察干警代表20余人进行旁听。
听证过程。2019年8月8日,听证会在某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本次听证经过事实调查、质证辩论、听证员提问、听证评议、总结讲评等5个环节,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1)承办人介绍基本案情和议题;(2)申请人陈述申请监督请求、事实和理由;(3)被申请人发表辩驳意见;(4)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出示新证据,并说明证据的来源及证明内容;(5)检察院出示依职权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6)案件各方当事人就听证中所出示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并发表意见;(7)听证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提问;(8)当事人发表最后意见;(9)听证员当场公开发表听证意见;(10)主持人进行归纳总结。
听证结果。通过听证,包括通过多媒体示证,现场播放姬某拍摄的乡政府丈量土地当天的视频,结合当事人陈述,查清了双方纠纷的来龙去脉,查明了相关案件事实:(1)乡政府没有当事人同意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证据,其丈量土地的行为不能定性为行政调解中的调查取证行为。(2)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乡政府介入民事纠纷并强行丈量土地没有法律依据。(3)乡政府未就案涉纠纷及土地作出任何行政决定,其丈量土地的行为亦没有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消灭,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听证查明的事实,9名听证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形成一致意见:该案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检察机关应作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同时,乡政府介入本案的民事纠纷没有法律依据,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检察机关应向乡政府提出检察建议。
【监督意见】
市人民检察院综合审查案卷和听证情况,在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促成对案件进行和解,姬某表示不再追究乡政府,乡政府表示会尽快依法协助解决案涉相关问题。检察机关采纳了听证意见,于2019年8月26日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8月22日,市检察院向乡政府现场送达检察建议,指出乡政府在处理本案纠纷中存在依法行政意识不够强、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化解社会矛盾不彻底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和后果,从强化法律意识、规范行政行为、提升执法质效等三个方面向乡政府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警示与指导意义】
听证是实现检察机关办理法律监督案件公开、公正、公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推进开放、透明、阳光司法的一种新尝试。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一些案件当事人诉求强烈,服判息诉难,检察机关采取公开听证方式,有利于实现精准监督,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1.以公开促进公正,赢取公信。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进行听证,将案件事实公开,充分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有利于提高案件审查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本案针对案涉法律关系专业性强的特点,在兼顾广泛代表性的同时,突出法律专业性,从不同行业选取9名听证员,并广泛邀请社会人士、上级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及检察干警参与旁听,提高了听证结果的可信度。通过办案人员介绍案情、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听证员提问等,使案件情况公开透明。9名听证员当场公开发表听证意见,从不同角度阐释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当事人原汁原味听取听证员的意见,进一步增强了听证的公正性和说服力。
2.加强调查核实,确保精准监督。对于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等尚未查清的事实,在听证中,应当充分利用双方当事人当面质证辩论的优势,进行调查核实。本案听证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出示相关证据、质证及论辩、听证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提问等,查明乡政府丈量争议土地的行为并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其强行介入申请人与村委会之间的民事纠纷,缺乏法律依据,为检察机关实现精准监督提供了事实根据。
3.促成现场和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解决行政争议、促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行政诉讼监督的重要任务,通过公开听证与行政和解程序的有机衔接,有利于推动矛盾化解,实现案结事了。本案因乡政府强行介入民事纠纷,导致申请人对国家机关不满,一再提起诉讼,陷入诉累。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当场和解,消除积怨,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案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已于2019年4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2019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7次会议通过 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2号)
为规范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送达依法作出的死刑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阶段有权委托辩护律师,并将告知情况记入宣判笔录;被告人提出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的,除因客观原因无法通知的以外,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其近亲属,并将通知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应当自接受委托或者受指派之日起十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有关手续,并自接受委托或者指派之日起一个半月内提交辩护意见。
第三条 辩护律师提交相关手续、辩护意见及证据等材料的,可以经高级人民法院代收并随案移送,也可以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作出后,律师提交辩护意见及证据材料的,应当接收并出具接收清单;经审查,相关意见及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死刑复核结果的,应当暂停交付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但不再办理接收委托辩护手续。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下发后,受委托进行宣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宣判后五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辩护律师。
对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被害人近亲属申请获取裁判文书的,受委托进行宣判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第六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可以申请会见其近亲属。
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对经查找确实无法与罪犯近亲属取得联系的,或者其近亲属拒绝会见的,应当告知罪犯。罪犯提出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下遗言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通知会见的相关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七条 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在执行死刑前及时安排,但罪犯拒绝会见的除外。
罪犯拒绝会见的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告知其近亲属,必要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
第八条 罪犯提出会见近亲属以外的亲友,经人民法院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确保会见安全的情况下予以准许。
第九条 罪犯申请会见未成年子女的,应当经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同意;会见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视频通话等适当方式安排会见,且监护人应当在场。
第十条 会见由人民法院负责安排,一般在罪犯羁押场所进行。
第十一条 会见罪犯的人员应当遵守羁押场所的规定。违反规定的,应当予以警告;不听警告的,人民法院可以终止会见。
实施威胁、侮辱司法工作人员,或者故意扰乱羁押场所秩序,妨碍执行公务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会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附卷存档。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28日)
一、河北董某明破坏交通设施案
【关键词】
盗窃窨井盖 破坏交通设施罪 改变案件定性
【要旨】
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董某明,男,199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某村。
2019年4、5月份左右,被告人董某明驾驶电动三轮车,多次到河北省涞水县城太行路盗窃该路段机动车道等处下水道井盖和雨水篦子100余个,后将盗窃的井盖和雨水篦子卖至涞水县涞水镇南王庄村、北郭下村、涞阳南路等地的废品收购站。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河北省涞水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侦查,5月14日将犯罪嫌疑人董某明刑事拘留。11月13日,涞水县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明批准逮捕。2020年1月13日,公安机关以董某明涉嫌盗窃罪移送涞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同年4月26日,涞水县人民检察院改变案件定性,以被告人董某明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法提起公诉。被告人董某明自愿认罪认罚。同年7月21日,涞水县人民法院以董某明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董某明多次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所在路段车流量大,车速较快,其行为足以造成汽车、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依法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的盗窃罪,改变定性为破坏交通设施罪,确保了办案效果。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如何定罪处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有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有的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对于此类行为依法认定为破坏交通设施罪,精准有效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戒、教育、预防功能。
二、陕西高某民破坏交通设施案
【关键词】
盗窃窨井盖 破坏交通设施罪 立案监督
【要旨】
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涉窨井盖刑事案件,要加强立案监督,确保惩治效果。
【基本案情】
被告人高某民,男,1963年2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某村。
2020年8月27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高某民窜至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城市快速干道由西向东主干道,用事先准备好的撬杠,将路面上的三块铁质下水道井盖撬开盗走。后高某民在现场休息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从高某民处提取并扣押被盗下水道井盖三块、撬杠一根。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上半年,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内主要路段机动车道窨井盖被盗多达40余个,遂派员前往辖区派出所查询报案记录、了解情况,详细查看现场,发现公安机关对此仅以治安案件立案调查,遂依法进行监督,要求对此类案件以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立案侦查。
2020年8月27日凌晨4时许,西安市公安局浐灞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西安市灞桥区城市快速干道有人盗窃下水道设施。民警到达现场后抓获犯罪嫌疑人高某民。8月27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高某民以涉嫌犯破坏交通设施罪立案侦查,8月28日将高某民刑事拘留。同年9月4日,高某民被依法逮捕。
10月12日,公安机关以高某民涉嫌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向灞桥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于10月16日提起公诉。高某民认罪认罚,签署了具结书。考虑到高某民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检察机关提出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的确定刑量刑建议。11月9日,灞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对被告人高某民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加强涉窨井盖案件的立案监督,是有效贯彻落实“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重要一环。陕西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当地公安机关对于涉窨井盖刑事案件仅以治安案件立案调查,遂依法进行监督。通过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追诉,确保了不枉不纵的司法办案效果。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提出详细的取证意见,从源头上把关案件质量。检察机关还依法对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快捕快诉。法院及时审理并当庭宣判,采纳了量刑建议,办案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河南张某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关键词】
盗窃窨井盖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改变案件定性
【要旨】
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生,男,196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某社区。
2019年12月份的一天凌晨1时许,被告人张某生驾驶电动三轮车行至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学院路与莲城大道交叉口向南约50米至300米处路西非机动车道上,盗窃窨井盖4块。
2020年1月24日凌晨,被告人张某生驾驶电动三轮车先后行至许昌市东城区中原路与新兴路交叉口向北20米路东非机动车道上、中原路与新兴路交叉口向北300米路东非机动车道上、中原路与新兴路交叉口向西20米路南非机动车道上、新兴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向东280米处非机动车道上,盗窃窨井盖10块。
2020年3月12日凌晨,被告人张某生驾驶电动三轮车先后行至许昌市东城区桃源路与绿槐街向北80米路西非机动车道上、向西5米路北非机动车道上,盗窃窨井盖4块。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万和市政公司员工于2020年3月13日报警,称其公司辖区内道路上的窨井盖被盗。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于当日立案侦查,3月16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生。公安机关以张某生涉嫌盗窃罪于6月2日向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改变案件定性,于7月2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张某生提起公诉。被告人张某生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出了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的量刑建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于8月21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该案发生后,当地检察机关及时派员提前介入,对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及时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证据材料通知书,要求侦查机关对案发路段不同时段非机动车、行人流量进行调查取证,指导侦查人员在案发主要地点进行侦查实验,查证案发主要路段人员往来密集,被告人的行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根据查证情况,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依法将本案由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盗窃罪,改变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严惩处涉窨井盖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盗窃公共场所尤其是人流、车流密集场所的窨井盖,其侵犯的法益本质上是公共安全,而不仅仅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不能简单地以盗窃罪进行认定。检察机关还通过对被告人释法析理,使其深刻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自愿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制度优势。
四、湖北杨某、镇某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关键词】
擅自打开窨井盖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改变案件定性
【要旨】
为清淤、排污等目的,擅自打开广场、社区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致人死亡,应当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男,198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某汽车服务店负责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某地。
被告人镇某辉,男,199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某汽车服务店员工,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某地。
2020年4月5日15时许,被告人杨某、镇某辉为方便其所在的汽车服务店清淤、排污,在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将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金桂明珠小区前广场的窨井盖打开。当晚19时许,被害人吴某某(男,殁年7岁)在广场放风筝时不慎掉入井中溺亡。2020年4月19日,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谅解协议。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0年4月5日晚9时许,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接到报警称咸安区金桂明珠小区有一男童掉入下水道内,后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晚10时许,咸安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立即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4月6日,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4月7日,犯罪嫌疑人杨某、镇某辉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
4月14日,公安机关向咸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杨某、镇某辉。检察机关对本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后认为,杨某、镇某辉自愿认罪认罚,无串供、毁灭证据风险,系过失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且与被害方达成赔偿谅解协议,不需要逮捕羁押。4月21日,咸安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镇某辉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日,公安机关对杨某、镇某辉取保候审。
5月27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杨某、镇某辉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审查起诉。6月22日,咸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改变案件定性,以被告人杨某、镇某辉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对杨某、镇某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8月20日,咸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杨某、镇某辉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杨某、镇某辉为清淤、排污擅自打开窨井盖,该地属于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后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检察机关依法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改变定性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确保准确定罪量刑。检察机关还对本案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根据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提出了明确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得到法院采纳,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
该案办结后,当地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的要求,成立了涉窨井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刑事检察部门联合公益诉讼检察等部门,对咸宁市中心城区内“三无”小区、中小学校、建筑工地等重点地区的窨井盖安全隐患进行走访排查。邀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多家窨井盖管理职能部门及产权单位召开窨井盖安全管理联席会,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书,进一步推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检“四号检察建议”的贯彻落实。
五、山西李某斌盗窃案
【关键词】
盗窃窨井盖 盗窃罪 改变案件定性
【要旨】
对于盗窃窨井盖刑事案件,不符合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构成要件,但行为已达到盗窃罪追诉标准的,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斌,男,197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某村。
2019年12月初至12月中旬,被告人李某斌共四次驾驶运送脱硫渣的蓝色农用机动三轮车至山西省长治市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在该公司电气厂电修车间、合成二车间、仪表厂等附近路上,盗窃4块雨水井井盖。
【诉讼及履职过程】
本案由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潞东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12月18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斌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公安机关以李某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20年2月29日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李某斌盗窃的井盖在厂区内,所处道路不是厂区主干道,来往的工人不多,车辆及电动车速度较慢,且雨水井较浅,盗窃该处井盖虽造成一定危险性,但危险程度不高,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改变案件定性,以李某斌涉嫌盗窃罪于2020年3月30日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潞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李某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对于盗窃、破坏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要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准确认定其行为性质,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具体来说,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结合窨井盖所处位置、人员往来情况、行为造成的危险性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告人多次盗窃雨水井井盖,井盖位于厂区内的非主干道上,平时来往的人员不多,通行的车辆速度较慢,且雨水井较浅,危险程度不高,也达不到足以造成车辆倾覆的程度,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因被告人多次盗窃,已达到盗窃罪追诉标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变定性为盗窃罪,不人为拔高,确保了办案效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
(人社部发〔2017〕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以下简称裁审衔接)机制建设,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加强裁审衔接工作,促进了劳动人事争议合法公正及时解决,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从全国来看,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机制还没有在各地区普遍建立,已建立的也还不够完善,裁审工作中仍然存在争议受理范围不够一致、法律适用标准不够统一、程序衔接不够规范等问题,影响了争议处理质量和效率,降低了仲裁和司法的公信力。为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机制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加强裁审衔接机制建设的总体要求
做好裁审衔接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落实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以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决策部署,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发〔2015〕1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有关要求,积极探究和把握裁审衔接工作规律,逐步建立健全裁审受理范围一致、裁审标准统一、裁审程序有效衔接的新规则新制度,实现裁审衔接工作机制完善、运转顺畅,充分发挥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仲裁的独特优势和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合力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二、统一裁审受理范围和法律适用标准
(一)逐步统一裁审受理范围。各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规定,逐步统一社会保险争议、人事争议等争议的受理范围。仲裁委员会要改进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受理立案制度,依法做到有案必立,有条件的可探索实行立案登记制,切实发挥仲裁前置的功能作用。
(二)逐步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各地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原因造成裁审法律适用标准不一致的突出问题,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定,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等形式明确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高级人民法院要结合裁审工作实际,加强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建议。
三、规范裁审程序衔接
(一)规范受理程序衔接。对未经仲裁程序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对已受理的,应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及时将该案的受理情况告知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应及时决定该案件终止审理。
(二)规范保全程序衔接。仲裁委员会对在仲裁阶段可能因用人单位转移、藏匿财产等行为致使裁决难以执行的,应告知劳动者通过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劳动者申请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及时向人民法院转交申请书及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裁定驳回申请的,应将裁定书送达申请人,并通知仲裁委员会。
(三)规范执行程序衔接。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向有执行权的人民法院移送先予执行裁决书、裁决书的送达回证或其他送达证明材料;接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执行。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调解书的执行工作,加大对涉及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争议特别是集体劳动人事争议等案件的执行力度。
四、完善裁审衔接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分析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形势,互相通报工作情况,沟通协调争议仲裁与诉讼中的受理范围、程序衔接、法律适用标准等问题,推进裁审工作有效衔接。
(二)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要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信息和统计数据的交流,实现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争议案件处理情况追踪,做好裁审对比情况统计分析,不断改进争议仲裁工作,人民法院要积极支持和配合。要建立健全案卷借阅制度,做好案卷借阅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电子案卷借阅或通过信息平台共享电子案卷,并做好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
(三)建立疑难复杂案件办案指导制度。各地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要加强对疑难复杂、重大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研讨和交流,开展类案分析,联合筛选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裁审自由裁量尺度、服务争议当事人等方面的指导作用。
(四)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要通过举办师资培训、远程在线培训、庭审观摩等方式,联合开展业务培训,增强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促进提高裁审衔接水平。
五、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机制建设工作,将其作为推进建立中国特色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的重要措施,纳入劳动人事关系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处理工作布局,加强领导,统筹谋划,结合当地实际联合制定实施意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人民法院要明确由一个庭室统一负责裁审衔接工作,各有关庭室要积极参与配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市、县裁审衔接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推动裁审衔接工作顺利开展。要加大政策引导和宣传力度,增进劳动人事争议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裁审衔接工作的了解,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维权,为合法公正及时处理争议营造良好氛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80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808号建议的答复
姜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增加取保候审适用替代措施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针对当前审前羁押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改革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完善审前羁押替代措施,建立帮教基地,强化观护教育,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我们认为,您指出的问题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提出的建议方案很有针对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关于完善羁押替代措施问题
我们赞同您提出的建议:“放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条件,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应用,积极创设其他羁押替代措施,并实现羁押替代措施的权利化改造。"
近年来,检察机关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少捕慎捕,提起公诉时被告人被羁押比例已下降至60%左右。同时,检察机关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力度,对逮捕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13万余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适用逮捕措施,积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应用。我们也将针对完善羁押替代措施问题深入调研,在下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积极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二、关于建立帮教基地、强化观护教育问题
您提出的“建立帮教基地、强化观护教育"建议,很有价值和意义。强化对未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教育,对他们统一进行法律教育、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既有利于扩大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
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是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检察机关负有法律监督的职责。近年来,山东等地检察机关探索牵头建立“黄河驿站"“蒙山驿站"等帮教基地,对未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社区矫正人员佩戴电子监控设备,进行法律教育、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和安置就业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对建立帮教基地、强化观护教育的探索,监督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执行,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三、关于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问题
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刚性不足,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难题,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和共鸣,非常赞同您提出的“增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刚性、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性监督措施"建议。一方面,检察机关将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和配合,提高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的说理性、说服力和采纳率。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积极向立法机关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增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的刚性。
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异议救济机制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异议申诉权利,目前主要有两种救济渠道: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如果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新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不经过检察机关,直接向办案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积极探索新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异议救济途径和机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异议申诉权利,加大对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9年6月26日 (2019)最高法民他14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8)801号《关于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78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根据请示所述事实,申请人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利埃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9日签订《采购合同》,其中第十二条为仲裁条款。《采购合同》附件七为《担保函格式》,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以下简称 EEI公司)于2011年4月5日签署附件七《担保函格式》,该担保函中未约定仲裁条款。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有明确约定,不能当然推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对担保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由于EEI公司仅签署《担保函格式》,未在《采购合同》上签字,故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EEI公司没有约束力。仲裁庭关于《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之规定,案涉仲裁裁决应予撤销。同意你院处理意见。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
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78号仲裁裁决案件的请示
(2018年12月18日 京高法(2018)80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利埃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78号仲裁裁决一案,拟撤销该仲裁裁决,并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P.A.。住所地:意大利维琴察工业路37号(Vicenza) Viale dell'Industria,37,36100。
申请人(仲裁第一被申请人):意利埃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华苑产业区梓苑路6号1幢1012室。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6号,实际经营地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锦绣街6号A区二层。
二、仲裁概况
(一)案情
仲裁申请人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主张:SM公司推荐申请人从第二被申请人Equipaggiamenti Elettronici Industriali S.R.L.(以下简称EEI S.R.L)处采购变流器,以确保可与其发电机配套使用。由此,万源公司于2010年6月23日同第二被申请人签订变流器的样机采购合同。由于样机运行正常,万源公司向EEI S.R.L批量采购变流器。2011年3月9日,万源公司同第二被申请人的全资子公司即其于2010年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意利埃公司签署《2.0MW航天直驱风机变流器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采购100套变流器。EEI S.R.L签署了担保函,作为《采购合同》附件七,为该《采购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与意利埃公司对该《采购合同》承担同样的责任。采购合同签订后,由于市场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变化,万源公司需要改进设计。2011年7月4日,万源公司正式发函通知被申请人,由于万源公司发电机需要做工艺改进,需要暂停采购合同项下的变流器生产。经过一段时间与被申请人沟通,2011年9月1日,万源公司又发函通知被申请人,万源公司将重新启动25套产品的交付,并希望在2011年底完成交付。双方就重新启动25套产品的交付及交付计划进行协商,并于2011年9月6日签署了会议纪要,双方确定了25套产品的交货期限。被申请人在采购合同项下目前一共交付26套变流器,万源公司已经支付了前26套合同总价95%的款项,以及剩余74套合同产品总价25%的预付款。因被申请人存在迟延交付、未能按照合同规定及时提供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服务、交付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质保服务严重不足、拒绝履行质保责任、被申请人后续履约能力缺失等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的种种违约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致使万源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万源公司有权提出解除《采购合同》。万源公司已经于2014年3月28日,通过邮件和EMS的方式向被申请人签发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两被申请人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
万源公司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为尚未交付的74套合同产品已支付的合同产品价格25%的预付款17297500元人民币;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自2011年5月12日起至实际返还日为止的利息,按6.8%的年利率计算;3.裁决被申请人自担费用接受安装在甘肃景泰风场74号风机的故障变流器退货,被申请人退还申请人已经支付的该变流器的货款888250元人民币;4.裁决被申请人在裁决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已交付的其余25套合同产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其达到采购合同约定的标准,并对经检修不能达到合同标准的合同产品进行更换;5.裁决被申请人对已经交付的产品在剩余质保期(至少36个月)内继续承担质保责任。剩余质保期自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算;6.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低电压穿越测试费用19万元;7.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由于被申请人交付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风机停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项经济损失金额总计为人民币5001804元;8.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被申请人交付产品质量问题而另行采购的备品备件损失1563045.84元人民币;9.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上述第(8)款项自2014年2月26日起至实际返还日为止的利息,按6.15%的年利率计算;10.裁决被申请人立即返还自申请人处借用的零部件并将其装回原位;1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迟延交付合同产品依采购合同规定应支付的违约金4796550元人民币;1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13.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318000元人民币以及其他合理支出。
第一被申请人意利埃公司答辩不认可其存在违约行为,认为万源公司仲裁申请书的各项请求不应获得支持,万源公司还应就被申请人因其错误及单方面解除《采购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意利埃公司并据此提出了仲裁反请求:1.基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对于剩余的74套转换器宣告申请人根本违约,基于《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零八条要求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的所有损害赔偿;2.要求申请人支付交付的26套产品的剩余5%的货款,共计1215500元人民币;3.宣告因为申请人的不适当和未经授权的维护和操作导致交付的25套产品保修无效;4.要求支付被申请人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的技术协助、售后服务和维护工作费用,共计5504272元人民币。因为申请人的不适当操作而使保修无效,所以技术协助和维护工作不包含在保修中;5.基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因为申请人违约,要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其他赔偿。被申请人遭受的损失包括:(1)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赔偿其违约导致被申请人遭受的利润损失,为5861421.98元人民币。(2)被申请人遭受的其他损失6777114元人民币。(3)总而言之,被申请人遭受的损失总额为19358308.65元人民币。(4)考虑到被申请人收到的剩余74套转换器的25%的定金(17297500元人民币)被单方面取消了,被申请人在定金外仍有2060808元人民币的损失,需要申请人赔偿;6.要求申请人支付上述反请求外其他仲裁庭认为适当的赔偿;7.要求申请人支付所有仲裁费用,包括申请人的申请费和被申请人的反申请费;8.要求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的仲裁员费用;9.要求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因本仲裁引起的所有费用,包括法律费用1300000元人民币以及其他相关付款。
第二被申请人EEI S.P.A向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提交了“仲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提出:申请人错误地试图将第二被申请人引入上述仲裁案件中作为第二被申请人,根据就是一份2011年4月5日的担保函格式证据。该份担保函格式证据并不能约束第二被申请人于《采购合同》所有条款。第二被申请人没有签署《采购合同》,同时也不知晓,不同意受《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管辖,不接受中国法作为适用法。故仲裁委员会基于《采购合同》对于第二被申请人没有管辖权。第二被申请人认为其不应被加入本案仲裁,对被申请人唯一有效的管辖应当遵从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而根据第二被申请人住所决定。如果第二被申请人被错误地认为受本仲裁案件管辖,第二被申请人将选择适用所有第一被申请人提出的抗辩。
后仲裁委员会作出了《管辖权决定》,认为申请人和第一被申请人于2011年3月9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第十二章约定:“所有与本案合同有关的或在执行本合同时产生的纠纷,将通过合同双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解决,则需提交仲裁解决。仲裁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京进行。除非双方另行同意,仲裁的官方语言应为中文和英文。”该条款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有确定的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为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采购合同》第1.10条约定:“合同,是指本合同文件及其全部附件”,第13.5条约定:“本合同的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案附件七担保函由第二被申请人于2011年4月5日签字并盖章,从形式上看,该担保函应被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担保函项下的争议是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鉴于该担保函并未另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故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对申请人和两被申请人均具有约束力。关于第二被申请人提出的涉及本案实体问题的其他异议,将由仲裁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后再行决定。基于上述理由,并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六条的有关规定,仲裁委员会作出初步决定如下:1.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2.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第二被申请人应受本案仲裁条款的约束;3.本案仲裁程序在申请人和两被申请人之间继续进行。
(二)仲裁庭意见
1.本案的法律适用。《采购合同》第13.10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本合同中的一切条款的解释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法。  2.关于《采购合同》的效力。《采购合同》及其附件担保函的签署是本案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或情形。因此,《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拘束力。  3.仲裁庭对双方争议的第一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迟延交货的问题、第一被申请人是否提供合同约定的安装调试和技术培训服务、交付产品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第一被申请人拒绝提供质保服务是否构成违约、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关于第二被申请人的保证责任问题经过审理作出了认定,并支持了申请人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部分第十项、第十一项、部分第十二项、部分第十三项仲裁请求。
对于第一被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仲裁庭经过审理,支持了其第二项、部分第七项、部分第八项、部分第九项反请求。
(三)裁决
仲裁庭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为尚未交付的74套变流器已支付的合同产品价格25%的预付款人民币172975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未返还17297500元预付款而给申请人造成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按6.8%的年利率计算,自合同解除之次日即自2014年3月30日起算,计至被申请人实际返还74套变流器的预付款17297500元之日;3.被申请人自担费用接受安装在甘肃景泰风场74#风机的故障变流器退货,并应退还申请人已经支付的该变流器的货款人民币888250元;4.被申请人在裁决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已交付的除第三项所述产品之外的其余25套合同产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其达到采购合同约定的标准,并对经检修不能达到合同标准的合同产品进行更换;5.被申请人对已经交付的产品在剩余质保期(至少36个月)内继续承担质保责任。剩余质保期自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算;6.第一被申请人返还自申请人处借用的零部件并将其装回原位;7.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迟延交付合同产品的违约金共计4796550元人民币;8.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已交付26套产品的剩余5%的货款,金额为人民币1215500元;9.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共计人民币790800元。申请人应补偿第一被申请人为本案支出律师费共计人民币13万元整;10.本案本请求的仲裁费为人民币608220元,由申请人承担人民币243288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364932元。鉴于申请人已经预缴全部仲裁费,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64932元,以补偿申请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11.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为人民币783593元,已经全部由第一被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的费用为80000美元,已经全部由被申请人预交。申请人应向第一被申请人偿付反请求仲裁费的20%,即人民币156718.6元,向被申请人支付指定仲裁员费用的10%即8000美元;1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13.驳回第一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上述第一至三项,第六至十一项,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应自裁决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对方履行。
三、双方当事人申请及答辩情况
上述裁决作出后,EEI S.P.A、意利埃公司共同向本院申请称:请求法院撤销0578号裁决,事实和理由如下:
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时没有要求万源公司提交EEI S.R.L的公司注册登记文件,没有核实EEI S.R.L是否仍然具备仲裁主体资格,(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78号裁决是以不存在的仲裁第二被申请人主体资格为裁决对象作出的裁决,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此该裁决应当被全部撤销;申请人EEI S.P.A与万源公司没有订立过《采购合同》,《采购合同》的所有条款包括仲裁条款仅约束买卖双方,EEI S.P.A也没有签署《采购合同》,仲裁条款对EEI S.P.A没有约束力;4月5日的担保函是一份独立于《采购合同》之外的单务合同,是保证人为被担保人履行《采购合同》的卖方义务提供的单方履约担保承诺,该单方意思表示仅明确了为保证人提供履约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作出任何意欲与万源公司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担保法律纠纷的任何意思表示,万源公司提出担保函作为附件七是《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该主张仅能指向2011年3月9日《采购合同》签订当日的附件七《担保函格式》,但3月9日EEI S.P.A既没有指派任何代表参加《采购合同》签约仪式,也没有签署附件七《担保函格式》,更没有签署《采购合同》,因此,《采购合同》的第十二章“仲裁”约定仅能约束买卖双方,不能约束为卖方履约行为提供担保的担保方。仲裁委员会无权根据《采购合同》的仲裁条款受理万源公司对EEI S.P.A提出的承担履约保证责任的仲裁请求,仲裁庭根据《采购合同》的仲裁条款裁决EEI S.P.A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仲裁依据,也超出了万源公司与意利埃公司《采购合同》的仲裁协议范围。以上情形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四项;此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EEI S.P.A的管辖权异议仅作出了管辖权初步决定而始终没作出管辖权的最终决定,而仲裁庭对EEI S.P.A向仲裁庭提出的两次管辖权异议,在裁决书中既没有写明针对EEI S.P.A管辖权异议的裁决理由,也没有作出最终裁决结果,也就是说本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在对EEI S.P.A的管辖权异议没有作出最终裁决结果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了针对EEI S.P.A担保法律责任的裁决,该仲裁程序与仲裁适用的2012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严重不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仲裁和诉讼在管辖方面是有区别的,诉讼从合同的管辖按主合同走,而仲裁则从合同必须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跟主合同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0578号裁决违反了1995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仲裁送达应采用两国的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不应采用仲裁规则的邮寄送达,因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权决定里提到了EEI S.P.A提出的涉及实际问题的异议由仲裁庭实体审理后决定,EEI S.P.A在管辖权异议里提到保证责任适用法律不应当是中国法,对这一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授权仲裁庭进行实体审理决定,EEI S.P.A在裁决书中并没有看到仲裁庭对于由2011年4月5日担保函引发的保证责任到底适用中国法还是意大利法作出评议和认定,没有将保证责任和买卖合同关系分开认定到底保证责任适用哪国法,这个实体争议没有经过仲裁庭认定,EEI S.P.A认为仲裁程序不符合仲裁庭适用的《仲裁规则》,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仲裁裁决违法解除《采购合同》,裁决意利埃公司承担赔偿巨额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实体上明显不公,利益失衡,严重侵害了意利埃公司的合法权益。万源公司答辩称:1.EEI S.R.L的名称变更不影响仲裁裁决的效力。首先,《采购合同》附件七中公司盖章处明确名称为EEI S.R.L,万源公司依据《采购合同》附件七显示的名称提起仲裁并无不当。其次,EEI S.P.A参加仲裁程序中从未向万源公司或仲裁庭说明过其公司名称发生变更的情况,亦未主动要求仲裁庭在仲裁程序及仲裁文件中修改公司名称,反而应诉、以仲裁案件“第二被申请人”参与仲裁程序,并充分行使着仲裁案件当事人的权利,EEI S.P.A在仲裁案件中提交的数份答辩文件中使用的仍旧是EEI S.R.L这一名称。EEI S.P.A现在才以所谓名称变更为由否定其系仲裁案件裁决对象,要求撤销仲裁裁决,有违诚信。最后,S.R.L与S.P.A是意大利最常见的两种公司组织形式,变更前后只是公司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公司名称指向的都是同一主体,该主体一直存续,公司组织形式变更不影响其责任的承担,更不应影响本案仲裁裁决的效力。2.担保函真实、合法、有效。2011年4月5日,EEI S.R.L的董事长Narciso Balbo先生在担保函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经EEI S.R.L签章的担保函作为《采购合同》附件七、与《采购合同》正文及其他附件一起,被万源公司一并提交作为仲裁案件的证据。仲裁程序中,万源公司向EEI S.P.A说明可出示担保函原件,并且在两次开庭时都携带了证据原件,而其却并不查看原件,可见其提出的对担保函的真实性质疑只是一个借口。3.担保函是《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适用《采购合同》中仲裁条款。《采购合同》和担保函本身不是主从合同关系,从《采购合同》第13.5条可以明确看出来本合同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也就是担保函和《采购合同》是一个合同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并不是主从合同关系。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就管辖权问题作出有终局效力的管辖权决定,确定EEI S.R.L应受本案仲裁条款约束,受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5.《仲裁规则》第八条规定,有关仲裁一切文书、通知、材料均可采用当面递交、挂号信邮寄等方式发送。通过公约送达不是仲裁程序的一般做法,也不是必需的做法,符合仲裁规则,送达就是有效的。实际上EEI S.P.A参与了仲裁程序,收到了送达文书,其在整个仲裁程序中没有对送达提出异议。6.仲裁庭对于法律的适用问题是实体问题,实体问题的审查不属于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阶段应当审查的问题。本案适用法律仲裁庭注意到《采购合同》13.10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本合同中的一切条款的解释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本案适用中国法,而不是《采购合同》适用中国法,第二段则明确说了担保函是《采购合同》的一部分,所以仲裁庭作出了决定。综上,万源公司认为本案所涉仲裁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情形,不应被撤销。请求法院驳回EEI S.P.A和意利埃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并裁定其承担本案申请费。四、查明的事实
万源公司与意利埃公司于2011年3月9日签订BWIC-P-2MW-11007号《采购合同》,约定万源公司向意利埃公司购买2.0MW航天直驱风机变流器以及与合同产品有关的技术文件、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第十二章仲裁第12.1条约定,所有与本合同有关的或在执行本合同时产生的纠纷,将通过合同双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解决,则需提交仲裁解决。第12.2条约定,仲裁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京进行。除非双方另行同意,仲裁的官方语言应为中文和英文。当日的《采购合同》中附件七担保函格式上没有EEI S.R.L方的签字盖章。
2011年4月5日,EEI S.R.L签署了附件七担保函,承诺为《采购合同》的履行担保,与意利埃公司承担同样的责任。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申请人万源公司与仲裁第一被申请人意利埃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及上述合同附件七的规定,以及万源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提交的以意利埃公司、EEI S.R.L为仲裁被申请人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了双方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合同产生的争议仲裁案。2014年9月24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寄送了本案仲裁通知、《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并向被申请人寄送了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两被申请人收到了上述材料。2014年12月1日,第二被申请人EEI S.P.A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提交了仲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2015年4月30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管辖权决定:1.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2.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第二被申请人应受本案仲裁条款的约束;3.本案仲裁程序在申请人和两被申请人之间继续进行。
2017年5月12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78号裁决书,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为尚未交付的74套变流器已支付的合同产品价格25%的预付款人民币172975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未返还17297500元预付款而给申请人造成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按6.8%的年利率计算,自合同解除之次日即自2014年3月30日起算,计至被申请人实际返还74套变流器的预付款17297500元之日;3.被申请人自担费用接受安装在甘肃景泰风场74号风机的故障变流器退货,并应退还申请人已经支付的该变流器的货款人民币888250元;4.被申请人在裁决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已交付的除第三项所述产品之外的其余25套合同产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其达到采购合同约定的标准,并对经检修不能达到合同标准的合同产品进行更换;5.被申请人对已经交付的产品在剩余质保期(至少36个月)内继续承担质保责任。剩余质保期自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算;6.第一被申请人返还自申请人处借用的零部件并将其装回原位;7.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迟延交付合同产品的违约金共计4796550元人民币;8.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已交付26套产品的剩余5%的货款,金额为人民币1215500元;9.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共计人民币790800元。申请人应补偿第一被申请人为本案支出律师费共计人民币13万元整;10.本案本请求的仲裁费为人民币608220元,由申请人承担人民币243288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364932元。鉴于申请人已经预缴全部仲裁费,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64932元,以补偿申请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11.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为人民币783593元,已经全部由第一被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指定仲裁员的费用为80000美元,已经全部由被申请人预交。申请人应向第一被申请人偿付反请求仲裁费的20%,即人民币156718.6元,向被申请人支付指定仲裁员费用的10%即8000美元;1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13.驳回第一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上述第一项至三项,第六项至十一项,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对方履行。
2012年12月19日,EEI S.R.L从有限责任公司转成联合股份公司即EEI S.P.A。在本案审理中,EEI S.P.A亦当庭认可与EEI S.R.L是同一主体。
五、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拟处理意见
本案申请人EEI S.P.A(仲裁第二被申请人)是在意大利注册成立的公司,故0578号裁决属于涉外仲裁裁决,本案应依据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律规定(《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进行审查。
本案申请人EEI S.P.A与意利埃公司提出多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包括: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是以不存在的仲裁第二被申请人主体资格为裁决对象作出的裁决,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采购合同》的仲裁条款仅能约束买卖双方,不能约束为卖方履约行为提供担保的担保方,仲裁条款对EEI S.P.A没有约束力。3.仲裁和诉讼在管辖方面是有区别的,诉讼从合同的管辖按主合同走,而仲裁则从合同必须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跟主合同走;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对EEI S.P.A的管辖权异议没有作出最终裁决结果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了针对EEI S.P.A担保法律责任的裁决,该仲裁程序与仲裁适用的《仲裁规则》严重不符;5.仲裁送达应采用两国的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不应采用仲裁规则的邮寄送达,因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违法;6.裁决书中仲裁庭对保证责任到底适用中国法还是意大利法没有作出认定,该实体争议没有经过仲裁庭认定,仲裁程序不符合《仲裁规则》;7.仲裁裁决违法解除《采购合同》,裁决意利埃公司承担赔偿巨额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实体上明显不公,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就此本院分别予以论述:
关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是以不存在的仲裁第二被申请人主体资格为裁决对象作出的裁决,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EEI S.R.L虽然在仲裁审理时名称已变更为EEI S.P.A,仲裁庭经过审理以EEI S.R.L作出了仲裁裁决,但就变更问题,EEI S.P.A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仲裁程序中曾就此变更情况向仲裁庭进行过明确说明,同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EEI S.P.A亦当庭确认虽然发生了变更,但EEI S.R.L与EEI S.P.A仍然是同一主体,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仲裁庭以EEI S.R.L作出裁决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EEI S.P.A根据0578号裁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EEI S.P.A和意利埃公司提出的该项申请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对EEI S.P.A的管辖权异议没有作出最终裁决结果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了针对EEI S.P.A担保法律责任的裁决,该仲裁程序与仲裁适用的《仲裁规则》严重不符”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仲裁规则》第六条规定:“仲裁委员会依表面证据认为存在由其进行仲裁的协议的,可根据表面证据作出仲裁委员会有管辖权的决定,仲裁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委员会依表面证据作出的管辖权决定并不妨碍其根据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表面证据不一致的事实及/或证据重新作出管辖权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重新作出管辖权决定的前提是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与表面证据不一致的事实、证据,换句话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庭审理后并不必然要重新作出管辖权决定,因而其根据本案仲裁具体审理情况未重新作出管辖权决定并不违反《仲裁规则》的规定,故EEI S.P.A和意利埃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没有仲裁规则依据,法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仲裁送达应采用两国的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不应采用仲裁规则的邮寄送达,因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违法”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采用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方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仲裁文件,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且EEI S.P.A收到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邮寄送达的文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有关司法协助范围和送达文书的规定,仅适用于两国司法部进行司法协助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中的送达,故对EEI S.P.A和意利埃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裁决书中仲裁庭对保证责任到底适用中国法还是意大利法没有作出认定,该实体争议没有经过仲裁庭认定,仲裁程序不符合《仲裁规则》”以及“仲裁裁决违法解除《采购合同》,裁决意利埃公司承担赔偿巨额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实体上明显不公,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项撤销裁决理由,实质上是指向裁决实体的法律问题,依法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因此EEI S.P.A和意利埃公司的该部分申请意见亦不能成为撤销本案仲裁裁决的合法事由,故法院对其该项申请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采购合同》的仲裁条款仅能约束买卖双方,不能约束为卖方履约行为提供担保的担保方,仲裁条款对EEI S.P.A没有约束力”,以及“仲裁和诉讼在管辖方面是有区别的,诉讼从合同的管辖按主合同走,而仲裁则从合同必须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跟主合同走”的撤仲理由,本院经合议庭研究后一致认为,EEI S.R.L(后其名称变更为EEI S.P.A)并未参加2011年3月9日当天《采购合同》的签订,其于2011年4月5日签署的合同附件七《担保函》,担保函中载明EEI S.R.L为此合同的履行担保,与意利埃公司承担同样的责任。该《担保函》在EEI S.R.L与万源公司之间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而对于该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担保函中并未进行约定,同时相关法律亦无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亦应适用仲裁的规定。因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认为《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的管辖处理意见,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虽然《采购合同》中约定:“本合同的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该约定仅是指明了《采购合同》与其附件之间的关联关系,《采购合同》中双方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不必然适用其附件。首先,附件七担保函的签署并不是在《采购合同》签订的双方之间,而是出现了第三方EEI S.R.L,《采购合同》中双方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不能约束第三方EEI S.R.L;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解决的是法院间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并非解决纠纷的主管问题,现万源公司以意利埃公司和EEI S.R.L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而非向法院提起诉讼,故不具备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条件;另外,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解决争议的合意结果,体现了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程序的合意选择和处分,这一合意是仲裁程序得以启动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有当事人间的明确约定,即明确的合意表示,而不能以默示或以推定的形式得出。本案中,担保函中并未约定有仲裁条款,亦未有EEI S.P.A愿意以仲裁方式解决担保纠纷的明确意思表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该担保函应被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担保函项下的争议是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为由,得出本案《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适用于该担保函的结论,上述推论违背了仲裁的合意基础,缺失了当事人间关于选择仲裁程序解决纠纷的明确合意表示,故没有法律依据。因此EEI S.P.A关于《采购合同》仲裁条款对其没有约束力的撤仲理由成立。综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EEI S.P.A的裁决事项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且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故本院的处理意见是,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涉案0578号裁决应予撤销。六、我院拟处理意见
EEI S.R.L未参加2011年3月9日《采购合同》的签订,其于2011年4月5日签署的合同附件七担保函,担保函中载明EEI S.R.L为此合同的履行担保,与意利埃公司承担同样的责任。该担保函在EEI S.R.L与万源公司之间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而对于该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担保函中并未进行约定。《采购合同》中关于发生纠纷提交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京进行的约定不当然适用双方因担保而发生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认为《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的意见,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我院同意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报送贵院审查。
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通知
(高检发〔2020〕19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已经2020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0月19日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
(2020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构建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保证人民检察院及其办案组织、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正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司法责任包括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
第三条 司法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检察职业特点;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责任与处罚相当;坚持惩处与教育结合,追责与保护并重。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应当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追究检察人员的司法责任,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工作由检务督察部门承担。未设检务督察部门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由承担检务督察职能的部门负责。
第二章 责任追究范围
第七条 检察人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故意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隐瞒、歪曲事实,违规采信关键证据,错误适用法律的;
(二)毁灭、伪造、变造、隐匿、篡改证据材料或者法律文书的;
(三)暴力取证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证据的;
(四)明知是非法证据不依法排除,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重要依据的;
(五)违反规定立案或者违法撤销案件的;
(六)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八)违反规定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
(九)非法搜查、损毁当事人财物或者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十)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存在诱骗、胁迫等违法行为的;
(十一)对已经决定给予国家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者拖延赔偿的;
(十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刑事诉讼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等职责,有损司法公正的;
(十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等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四)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回避而不自行回避,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五)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案件信息的;
(十六)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者司法办案规定,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
第八条 检察人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有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出现错误,导致案件错误处理的;
(二)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者重大罪行的,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三)对明显属于采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未予排除造成错案的;
(四)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造成错误羁押或者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五)发生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脱逃、串供或者案卷、证据、涉案财物遗失、毁损等重大办案事故的;
(六)在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席法庭等职责中作出错误决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七)在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责中未及时纠正侦查、审判活动违法或者错误裁判,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八)在履行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职责中,服刑人员被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或者监管场所发生在押人员脱逃、非正常死亡等严重事故的;
(九)在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等职责中,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利益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十)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案件信息,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十一)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第九条 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检察长、副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在职责范围内对检察人员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失职失察、隐瞒不报、措施不当,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严重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第十条 检察人员在司法履职中,虽有错误后果发生,但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对后果发生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追究司法责任:
(一)因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发生变化或者有关政策调整等原因而改变案件定性或者处理决定的;
(二)因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存在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理解和认识不一致,但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三)因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供述,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过错,导致案件事实认定或者处理出现错误的;
(四)出现新证据或者证据发生变化而改变案件定性或者处理决定的;
(五)因技术条件限制等客观原因或者不能预见、无法抗拒的其他原因致使司法履职出现错误的;
(六)其他不予追究检察人员司法责任的事由。
第十一条 对司法履职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应当根据行为性质、后果及情节区别处理。
检察人员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如实记录报告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违规过问案件、不当接触交往等情况,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从宽处理。
对抗、阻碍或者指使他人对抗、阻碍司法责任调查和追究的,应当从严处理。
第十二条 检察人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以及司法作风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但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属于司法瑕疵,不承担司法责任,可以视情节对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通报或者予以诫勉。
第三章 司法责任认定
第十三条 独任检察官承办并作出决定的案件,由独任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官办案组承办的案件,由主办检察官、检察官共同承担司法责任。主办检察官对其职责范围内决定的事项承担司法责任,其他检察官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官故意隐瞒、歪曲事实,遗漏重要事实、证据或者情节,导致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副检察长)作出错误决定的,主要由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第十四条 检察辅助人员参与司法办案工作,根据职权和分工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检察官有审核把关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对于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决定的事项,检察辅助人员不承担司法责任。检察辅助人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导致检察官作出错误决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检察官授意、指使检察辅助人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行为,由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检察辅助人员执行明显违法的指令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第十五条 检察长(副检察长)对职权范围内作出的有关办案事项的决定承担司法责任。对于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决定的事项,检察长(副检察长)不因签发法律文书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长(副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要求检察官复核,检察官根据检察长(副检察长)的要求进行复核并改变原处理意见的,检察长(副检察长)与检察官共同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长(副检察长)改变检察官决定的,对改变部分承担司法责任。
第十六条 检察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检察委员会委员根据错误决定形成的具体情形和主观过错情况,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主观上没有过错的,不承担司法责任。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改变下级人民检察院正确意见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下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故意隐瞒、歪曲事实,遗漏重要事实、证据或者情节,导致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错误命令、决定的,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承担司法责任;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第四章 责任追究程序
第十八条 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等关于违纪违法案件管理权限的规定,按照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处理等程序进行。
第十九条 检务督察部门统一受理司法责任追究线索。人民检察院其他内设机构在工作中发现检察人员违反检察职责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线索,应当移送本院检务督察部门。
第二十条 检务督察部门应当对司法责任追究线索及时进行分析研判,视情形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等方式进行处置。
对需要初核的线索,应当报检察长批准。初核后应当与派驻纪检监察组协商提出是否立案的意见,报请检察长批准。
第二十一条 批准立案后,应当制作立案决定书,向被调查对象宣布,向其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派驻纪检监察组通报,并在七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检务督察部门在立案后应当成立调查组,依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规定的方式展开调查。调查结束前,应当听取被调查对象陈述和申辩。
第二十三条 调查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调查期限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备案,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九十日。
第二十四条 调查终结后,认为检察官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按照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报检察长批准后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由其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对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检察官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的,以及其他检察人员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由检务督察部门商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建议,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意见后,党组研究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一)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降低等级、调离司法办案工作岗位以及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组织处理;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规定给予处分。
第(一)(二)项处理方式可以视情况单独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免除检察官职务,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责任追究工作中,发现检察人员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涉嫌职务犯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检察人员不服司法责任追究处理决定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对复核结果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核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受理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时间,但不得超过三十日;也可以不经复核,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后,《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高检发〔2007〕12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条例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条例的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件军地协作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件军地协作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5月11日)
目 录
【英烈纪念设施保护】
1.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军事检察院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国有财产保护-军粮差价补贴】
2.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军粮差价补贴款行政公益诉讼案
【军事安全与军用设施保护】
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检察院、合肥军事检察院净空区军事安全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4.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南京军事检察院军用输油管线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5.山西省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国防光缆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军用土地与生态环境保护】
6.拉萨军事检察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军用土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
7.杭州军事检察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维护军人出行优先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军事检察院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军地协作 宣告送达 全面整治
【要旨】
针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不到位、不全面等情形,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开展专项行动,督促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共同维护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使英烈纪念设施真正发挥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爱国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基本案情】
河南省是革命老区、兵员大省,有烈士24.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133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621处。但部分英烈纪念设施存在管理不到位、碑体破损、杂草荒芜、垃圾成堆、被非法侵占、商业经营不规范、埋葬非英烈人员等情形,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有损英烈荣光。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军事检察院于2019年2月在全省开展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情况专项调查监督活动。联合修订《河南省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实施办法》、出台《关于做好河南省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双方公益诉讼办案部门平均三天一对接、一周一会商,确保协作顺畅连贯、办案持续深入。全省军地检察机关共走访调查烈士陵园123个,其他纪念设施290处,零散烈士墓79座;共发现问题线索104件,立案104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01件,行政机关已整改86件。
为提升全省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整体水平,河南省检察院将此次专项活动整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专报形式呈报河南省委、人大、政府、政协,并于2019年4月28日联合郑州军事检察院向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并进行座谈,建议其对全省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开展集中排查,采取集中整治、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加大宣传等有效措施,推动解决部分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不到位问题。双方就联合开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交换了意见,形成了共识。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加强和改进全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并召开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长参加的专题会议,当面下达《交办通知书》及问题清单,要求当年6月底前完成整改,并重点解决烈士纪念设施内及周边商业活动、侵占烈士纪念设施土地、用房,以及机构、编制、经费等深层次问题。整改期间,军地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成立督导组,深入各地督导检查,对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
2019年7月16日,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向河南省检察院、郑州军事检察院当面反馈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全省22个市、县投入资金2162万元修缮英烈纪念设施;60处零散烈士墓委托保护管理协议得以签订;部分缺乏管理的陵园设立了管理处;多处烈士陵园完成了商业活动的整治;部分烈士陵园增加了公益性岗位人员。经过整改,全省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协作机制,通过信息报送、线索移送、会议座谈、案例通报等方式共享英烈权益保护相关信息,研究疑难问题,共同推动褒扬纪念工作乃至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全面发展。
【典型意义】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是为褒扬烈士而修建的永久性纪念设施,是寄托哀思、传承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我国先后出台了《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从不同层面对英烈纪念设施的管理保护进行了规定。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要加强对烈士陵园的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总体工作方案》,对烈士纪念设施修建、管理、保护提出具体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授权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烈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不到位,同样有损英烈荣誉尊严,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河南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开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动,办理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对英烈纪念设施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
河南省检察院与郑州军事检察院密切协作,在2018年出台的《深化军地检察协作,服务部队备战打仗座谈会议纪要》基础上,不断完善协作机制,联合会签文件,共同开展业务指导,向省级行政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促成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源头性、长效性解决了全省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和管理存在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军粮差价补贴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军粮差价补贴款 线索移送 指定管辖 联合办案 系统整治
【要旨】
军事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被监督对象涉及地方行政机关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采取与地方检察机关联合办案的形式,联合开展调查收集证据工作,联合制发检察建议,并积极推动该类问题的专项治理。
【基本案情】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张家口市宣化区军粮站存在冒领军粮差价补贴款的行为,涉嫌造成国有财产损失。
【调查和督促履职】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发现案件线索后,依据2018年6月22日与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会签的《关于开展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之规定,将该线索移送河北省院,河北省院指定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并全程督导指导办案。
张家口市院接到线索后,立即启动公益诉讼办案程序,于2018年8月16日正式立案,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分别赴张家口市粮食局、宣化区军粮站及相关单位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认为宣化区军粮站作为张家口市宣化区粮食局下属单位违规领取军粮差价补贴款的行为,造成国有财产损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三定方案,张家口市粮食局作为对全市粮食行业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军粮供应政策、保障全市军粮供应,但其未尽到相应监管职责。
2018年9月13日,张家口市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联合制发检察建议书,依法向张家口市粮食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执行国家军粮供应政策,履行对全市军粮供应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及时指导宣化区粮食局监督军粮供应站退还军粮差价补贴款;加强对全市军粮供应工作相关问题的排查治理,开展警示教育,健全落实相关制度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张家口市粮食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安排部署整改工作。张家口市院和石家庄军事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最终张家口市粮食局收缴宣化区军粮站违规领取的军粮差价补贴款40余万元,对军粮站负责人作出相应处理,召开了由各军粮供应站主任、主管财务负责人参加的全市军粮供应工作会议,并在全市7家军粮供应企业开展财务大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堵塞监管漏洞,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典型意义】
该案是全国首例军粮管理系统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的一类特殊案件,对于堵塞军粮供应管理漏洞,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该案在办理过程中,军地检察机关密切协作,成功探索出在军粮领域军地检察机关联合进行法律监督的经验做法,为开展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丰富内容、开拓思路,实现了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检察院 合肥军事检察院净空区军事安全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净空区军事安全保护 军地协作
【要旨】
针对军用机场周边超高信号塔影响净空区安全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密切协作,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及时消除军事飞行安全隐患。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合肥军事检察院接到某部队反映:根据《军用机场净空规定》和测绘数据统计,该部所辖军用机场净空区内存在2个超高通信信号塔,分别是肥东县石塘镇马集卫生院通信信号塔(2009年建成,超高7.7米)、肥东县包公镇净住村通信信号塔(2014年建成,超高30.21米)。经核查,上述两座超高信号塔建设时均未办理规划及土地审批手续,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以及《肥东县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肥东县城管局”)应当履行对超高信号塔的监管职责,但由于该局怠于履职,导致超高信号塔对机场运行环境造成持续性影响,部队夜航训练和低空航线受到严重限制,部分训练科目难以完成,严重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7月15日,合肥军事检察院将该案线索移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2019年8月22日,合肥军事检察院会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肥东县人民检察院召开专案协调会,明确该案由肥东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合肥军事检察院协助。军地检察机关经深入调查和讨论研究,于2019年9月3日联合向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限期对涉案两座信号塔的不合规情形进行纠治,确保国防军事利益不受侵害。
检察建议书发出后,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勘验检查,约谈涉案两座信号塔所属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责令其按照法律规定及部队要求对涉案信号塔限期拆除或整改。2019年10月25日,该局书面回复合肥军事检察院并肥东县人民检察院,涉案两座超高信号塔中,一座已拆除,另一座降低高度至规定范围内并安装航标灯,经部队勘察测量,该整改结果符合规定。合肥军事检察院和肥东县检察院联合到现场查验,相关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影响部队飞行训练安全的因素消除。
【典型意义】
超高通信信号塔严重影响部队飞行训练安全,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此类案件的研究办理,是检察公益诉讼在军事安全保护领域的有益探索。
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国防军事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表现出军地互涉、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的特点,需要军地检察机关相互协作配合。本案线索由合肥军事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并移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迅速成立了由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及合肥军事检察院组成的专案组,共同办理此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军地检察机关分工负责证据收集,共同研究确定监督对象,合理提出整改要求,联合发出检察建议书等,极大提高了办案效率。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南京军事检察院军用输油管线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军用输油管线压占 跨区域案件 圆桌会议 军地协作
【要旨】
省级检察院对涉及跨区域军用输油管线安全线索直接立案办理,联合军事检察机关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地方政府、军用输油管线使用和管理单位召开圆桌会议,协调解决军用油料供应安全保障问题。
【基本案情】
某军用输油管线跨两市全长33公里,输送介质为航空油料。二十多年来先后被多家企业厂房、商铺、多处居民住宅、下沉式文化广场和幼儿园等压占,压占总长度共计1700多米,容易导致管线损毁、破裂,也无法对管线进行检测维护,影响军用飞机油料供应保障;也可能导致油料泄露,继而可能诱发爆炸事故,存在公共安全重大隐患。管线穿越城区,埋地环境复杂,受城市污水、车辆碾压等因素影响,已进入渗漏问题高发期。另外,当地拆迁安置小区楼面外墙紧贴该输油管线,低于相关法律规定的5米安全距离。
【调查与督促履职】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军用输油管线被压占危及公共安全及环境安全线索。省检察院决定立案,成立由部主任任组长、五名员额检察官参加的办案组,并分成证据调查、政策研究两个小组。南京军事检察院也同时成立办案组,军地两个办案组联合开展行动。
军地办案组召开五次协调会,认真研究案件查办问题,分别于2019年6月和7月,两次联合赴输油管线被压占现场调查取证,并向市及区国土、规划、发改委、应急管理、军分区等部门了解情况,调取相关资料,取得大量证据材料。
针对该输油管线横跨多个市辖区,涉及国土、资源规划、生态环境、发改委、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的情况,2019年10月30日,省检察院、南京军事检察院联合召集军队和市相关行政机关在市检察院召开圆桌会议,就有关内容形成会议纪要。在检察机关协调下,市政府牵头在2020年4月召开协调会,军地双方形成预防安全风险的工作机制,并推动该输油管线迁改工作开展。
【典型意义】
该案系江苏省检察院首个直接立案办理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该案由省院立案办理,解决了跨设区市案件管辖问题,以及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本级政府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可能存在的阻力;加大了本案推动解决问题整改的力度,通过省院主导、检察机关上下联动的方式,推动市政府牵头协调形成了预防安全风险的工作机制。
军地检察机关就该案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就输油管线被压占存在的公共安全风险、环境污染风险开展调查,通过联合召开圆桌会议的方式,为军地双方搭建一个平台,满足军用输油管线使用和管理单位与地方政府面对面商讨、解决问题的需求,最终推动该输油管线迁改工作开展。山西省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国防光缆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国防光缆安全 诉前沟通会议 一体化办案
【要旨】
针对铁路沿线垃圾场等威胁军事通信设施安全问题,军地检察机关协同办案,联合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乡镇政府等有关行政机关全面履职,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
【基本案情】
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平旺村北同蒲铁路线下行12公里320米至900米处铁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外存在长期违法倾倒并裸露堆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情形,形成占地约22.33万立方米的大型垃圾场(长约580米、宽约55米、高约5米)。由于地处铁路沿线,且未进行围挡、苫盖等处理,垃圾中的轻飘物常被大风刮至铁路线路上,危及铁路行车安全。案涉垃圾场覆盖面已蔓延至北同蒲铁路沿线的国防光缆和铁路电务电缆上方,由于未进行防渗处理,垃圾产生的大量渗液严重腐蚀土壤并使地下绝缘性能下降,造成电缆故障,影响正常供电,为军用通讯设施和铁路信号设施的正常运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9月17日,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成立了以该院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针对云冈区环保局对案涉侵害公共利益违法情形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立案审查,9月20日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在督促云冈区环保局履职整改期间,该院经深入调查,发现案涉垃圾堆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威胁铁路运输安全,还对国防军用通讯设施造成安全隐患。大同铁检院于2018年10月18日向石家庄军事检察院通报案情,军事检察机关即与大同铁检院组成联合办案组,针对该案国防光缆可能遭受侵害情况共同进行调查核实。军事检察机关进行了全面专业评估,认定堆放垃圾所产生的酸、碱性等腐蚀性液体会侵袭光缆的金属护套或铠装,使光缆结构变形,机械性能、绝缘性能下降,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垃圾中的易燃易爆品对国防光缆构成潜在安全威胁,存在引发火灾烧断光缆的风险,且垃圾堆放极易招致老鼠啃咬和白蚁分泌蚁酸造成安全隐患;垃圾的压盖间接导致光缆的直埋深度增加,可能加剧故障修复难度,造成时间延误,给国防利益带来极大损害。同时,大同长途电信线务局亦对案涉垃圾威胁国防光缆安全作出影响评价,证实其对公益的危害性极大。鉴于此,2018年11月20日,石家庄军事检察院与大同铁检院向平旺乡政府联合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积极履行对平旺乡平旺村垃圾处置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山西省院和太原铁检分院指导承办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协同联动,共同协调铁路单位、乡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取得积极成效。2018年11月,平旺乡政府研究部署整治工作,聘请土地测绘部门对非法垃圾场进行专业测绘。2019年1月9日,云冈区环保局责成平旺乡政府对非法垃圾场进行彻底清理,并向区政府汇报。2019年1月18日,平旺乡政府制定平旺村北同蒲铁路沿线垃圾场整治计划,并回复检察机关。为加快办案进度,2019年4月25日,大同铁检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共同组织召开了由山西省院、太原铁检分院、大同市院、平旺乡政府、云冈区环保局及人大代表、公安机关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诉前沟通会议,经充分交流,云冈区环保局和平旺乡政府均作出整改承诺。在检察机关的大力督促下,2019年9月底,平旺乡北同蒲铁路沿线堆放的垃圾全部清运完毕并进行了覆盖平整,共清运垃圾32422.7立方米,回填黄土32434.1立方米,资金投入1510729.2元,保护国防光缆500余米。同时,原垃圾堆放处绿化成效明显,已种植紫穗槐10990穴、国槐290株、油松832株。目前,铁路护坡工程正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铁检机关主动服务国防建设和军地融合发展,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协同作战,聚力服务军队备战打仗,有效维护了国防和军事利益;灵活运用检察建议及诉前沟通交流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纠错,协调铁路部门、乡镇政府、行政机关共同参与整改,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体现了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的检察担当;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优势,为实现案件质量效率效果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拉萨军事检察院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军用土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军用土地保护 军地协作 整改推进会
【要 旨】
军队某单位怠于行使土地管理使用职责,致使军用土地被地方公司、人员非法侵占、污染、破坏,军事检察机关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被监督机关依法履职,同时协调军地相关职能部门多方联动、共同努力,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取得双赢共赢多赢效果。
【基本案情】
某部队所辖A号、B号两宗军用土地,面积分别为297.66亩和48.15亩,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由于长期失管失控,导致A号军用土地被周边居民倾倒大量建筑、生活垃圾,并被群众乱采乱挖,出现5处较大较深土坑(总面积约17亩),严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B号军用土地被地方单位和个人非法侵占,在土地上违规修建了3排办公房(30余间)和3栋民房,近20年得不到有效解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山南市贡嘎县A号军用土地被污染、破坏线索移送拉萨军事检察院。拉萨军事检察院随即联合西藏自治区院第八检察部展开调查。通过调查取证,查清该被污染破坏土地权属某部队,同时还发现该部队B号军用土地被地方单位和个人非法侵占,违规修建了办公用房和居民住房。12月初,拉萨军事检察院向某部队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军用土地监管职责,修复被破坏的土地,清除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清理军用土地上的历史遗留问题,采取围墙、围网、围栏等必要措施保护军用土地,确保国防利益和军事利益不受侵害。
拉萨军事检察院在调查中发现,两宗军用土地被侵占、污染、破坏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成因,历史上该宗土地边界未与地方共同勘定,现实中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既有地方百姓的,也有贡嘎县政府部门的,如将检察建议“一发了之”,单靠部队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该问题的。
在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和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支持下,拉萨军事检察院,协调山南市人民政府、山南市自然资源局、贡嘎县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军用土地所属部队等14家单位,2019年12月19日在贡嘎县检察院召开涉军公益诉讼案件整改工作推进会,形成会议纪要,促成多方联动合力解决问题。纪要明确:2019年12月底前,由部队和贡嘎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明确军用土地边界;由生态环境局贡嘎分局负责清理军用土地上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由部队修建围墙、围栏或围网等防护措施,同时设立军用土地警示牌;2020年9月1日前,由贡嘎县政府负责将军用土地上的3户民居和旅游公司的3排办公用房拆迁搬出,并做好军用土地环境生态恢复治理工作。
目前,已完成建筑和生活垃圾清理、军用土地划界确权、在重要入口路段拉建铁丝网、设置军用土地警示牌等工作;生态环境恢复、民房和办公用房拆迁工作也在顺利推进。
【典型意义】
督促军队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排除侵害,确保军用土地被合理保护利用,是军事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的重要内容。本案中,军事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工作,不仅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军用土地历史遗留问题,也保护了雪域高原洁净美丽生态环境,受到军地单位一致好评,也得到了被监督单位的理解和支持,为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较好示范。
此外,军地检察机关密切协同,联手发力,使“疑难杂症”得到有效根治,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树立了标杆。同时,积极稳妥地做好后续整改工作,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和睦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杭州军事检察院 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维护军人出行优先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军人权益出行依法优先权 军检铁检联合办案 座谈沟通 系统整治
【要旨】
对于保障军人在铁路交通中的出行优先权益具有法定职责的铁路站段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军事、铁路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督促其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军人权益。
【基本案情】
浙江境内存在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在铁路交通中落实不到位问题:有的窗口工作人员对军人依法优先范围认识不够准确,对于军人证件种类不够了解,个别工作人员认为军人依法优先仅为购票优先,不包括退票、改签优先;有的站点重点旅客候车区军人依法优先标识不够明显,重点旅客候车区虽贴有“八一”标志,但重点旅客服务区标牌上的服务对象未列明军人;有的站点虽然设置了军人专用通道、候车区域,但日常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军人候车室日常上锁,不利于军人候车室的便捷使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8月,杭州军事检察院接到官兵反映有关案件线索。鉴于铁路检察院对涉及铁路领域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相应监督职责,同时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开展铁路公益诉讼和铁路安全隐患检查监督工作的通知》等规定,涉铁公益诉讼案件指定由铁路检察院管辖。杭州军事检察院于当月22日将该案线索移送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2019年9月,杭州军事检察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组织人员通过实地查看售票窗口、安检口和检票口等方式,对杭州站、杭州东站、义乌站、湖州站、宁波站等铁路站点落实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核实了浙江省范围内各铁路站点落实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益不到位问题。检察机关认为,根据《国防法》《兵役法》《国防交通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及《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关于开展军人出行优先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铁路站段对于保障军人在铁路交通中的出行优先权益具有法定职责,杭州站、嘉兴车务段、金华车务段、宁波车务段作为浙江省各铁路站点的管理单位,应当督促各铁路站点按照规定给予军人优待,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反映出相关铁路站段没有依法履职到位。
2019年10月15日,杭州军事检察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联合向上海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杭州站、嘉兴车务段、金华车务段、宁波车务段等4个铁路站段一并发送检察建议。为确保检察建议落到实处,军地检察机关邀请浙江境内部分重点站段及其下属的部分铁路客运车站、驻上海铁路局杭州军代处有关负责人及部分军队人大代表参加座谈,就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益保障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参加会议的站段及站点有关负责人均当场表示将严格按照规定把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益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各铁路站段接到检察建议后,迅速开展自查自纠,完善措施,加强管理。杭州东站完善引导标识设置,确保军人候车专区的方便快捷使用;宁波车务段重新设定候车专座数量和位置,强化对专座、引导标志维护;湖州站修订军人候车室管理办法,按照营业时间确定军人候车室开启和关闭时间;金华车务段加强对军人候车区的日常管理,确保各类服务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各铁路站段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杭州军事检察院及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经现场查验,相关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保障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益,是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的重要内容,也是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军地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具有法定职责的相关铁路站段依法履职,维护了军人权益,提高“双拥”工作水平。
杭州军事检察院与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密切配合,开展联合调查、联合取证、联合发送检察建议,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也为办理军地互涉案件进行有益探索。
军事、铁路检察机关主动跟进监督,并采取邀请相关方面代表进行座谈探索的形式,共同研究整改举措,赢得各方理解和支持,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0〕22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服务和保障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1.切实增强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自觉性、主动性、协同性、前瞻性。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不断增强依法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协同性、前瞻性,完善司法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努力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对司法的新需求。
2.准确把握司法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积极服务做好一体化发展大文章。围绕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等重点领域,聚焦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标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重点区域,紧盯跨区域、跨领域、跨省际的功能调整、创新融合、互联互通、共保联治、一体协作等发展需要,切实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运行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
3.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坚决维护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稳定。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长三角区域涉及国际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知识产权、生产安全、公共秩序、生态环境、人员出入境等重点领域刑事案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非法跨界转移、倾倒等犯罪行为,严惩干扰破坏长三角区域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项目建设等方面犯罪。加强办理反洗钱、非法集资等跨区域重大刑事案件的联动协作,形成打击犯罪的工作合力。
4.提升民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促进优化长三角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正确贯彻实施民法典,切实提高民事案件审判质效,保护合法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促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密切关注金融政策、新型融资方式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等案件,支持金融领域协同改革,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依法妥善审理长三角区域教育、就业、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案件,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动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审理因科创产业融合发展、高端要素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承接产业转移等引发的案件,推动建立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依法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5.优化长三角区域行政审判资源配置,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审理因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省际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城市功能区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改造、新居住区建设等引发的行政案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妥善化解区域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区域同城化发展、生态经济带建设等领域中因土地改革、区域利益分担等引发的行政争议,建立健全与行政案件管辖改革、行政机构改革相适应的司法行政良性互动新机制,服务保障“放管服”改革。完善行政争议调解机制,推动区域内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面加强协同合作,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6.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保护创新成果,服务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建全球创新成果集散中心。加大对专利、版权、企业商业秘密等权利及数据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支持5G、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探索建立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人才队伍和技术事实查明协同机制,推动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标准、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相一致。加强知识产权联合保护,加大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的司法保护力度,协同推动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助力打造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
7.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拓展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法院辐射效应,集聚有效审判资源,构建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积极回应长江、京杭大运河、新安江、淮河、太湖等跨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发展需求,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探索建立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制度,完善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坚持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力度,推动建设绿色美丽长三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发挥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服务长三角区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特别是国际经济合作和长三角区域投资领域发生的各类纠纷,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海事法院职能作用,依法审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港口码头建设、船舶建造、仓储物流等海事海商案件和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依法保障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连云港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港口等重要港区建设,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施。
9.完善跨域司法执行联动协作机制,促进长三角区域诚信建设。推动长三角区域执行案件信息共享,强化信息化查控及协助执行网络无缝衔接,实现执行措施全覆盖。加强跨域指挥、管理、协调的执行指挥体系建设,构建统一完善的执行协调和指挥平台,提升复杂环境下执行应对处置能力。加大异地执行协助力度,简化异地执行手续,统一委托执行流程,扩大委托事项范围,推动财产变现等工作更加公正高效。建立“执转破”衔接标准一体化机制,统一跨域移送标准,提高“执转破”机制运转效率,为推进“僵尸企业”市场出清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完善跨区域信用联合监督、警示、惩戒机制,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管理机制,加快推动长三角区域信用体系建设。
10.加强长三角区域诉讼服务协作,努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司法服务。提升跨域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当事人诉求在长三角区域法院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完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两大平台,对外实现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基础,积极推行“一网通办”诉讼服务,为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等便利诉讼服务;对内以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为统领,“一网统管”诉讼机制有效运行。构建长三角区域全域覆盖、规则明确的委托送达工作机制,加强委托办理诉讼事项协作平台建设,加强财产保全、调查取证、联合调解、委托鉴定、文书送达等跨区域跨层级联动协作,为群众提供综合性、便利性、多元化司法服务。
11.加大纠纷实质性化解力度,推进长三角区域平安建设。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建立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建立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全面规范多元解纷、分调裁审、立案服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等工作。推动健全长三角区域地方党委领导或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会商机制,发挥律师、其他专业人员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化解纠纷作用,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形成矛盾纠纷化解合力。
12.加强国际化司法服务,推动营造长三角区域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着眼长三角区域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推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平台建设,依法妥善处理涉及重点领域高端人才的劳动人事争议纠纷,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加快推动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解平台机制建设,鼓励商事调解机构参与调解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广泛运用在线调解方式,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渠道,健全调解、仲裁与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解纷机制,为长三角区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
13.加强智慧法院应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司法信息化发展。建设长三角区域智慧法院信息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建立长三角区域司法大数据中心,加强司法区块链建设,消除跨区域执法办案信息壁垒,推进办案信息跨区域网上交换流转、信息共享共用,为跨域诉讼服务、案件庭审、电子送达、执行协作、产权交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提供强大数据支撑。创新信息化审判管理方式,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优化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功能设置,不断提高审判质效。
14.完善长三角区域法院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创新发展。针对长三角跨区域、跨领域、跨省际的功能调整、创新融合、互联互通、共保联治、一体协作等特点,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职能作用,定期召开长三角区域四地法院联席会议,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典型案例,积极探索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运行制度模式。加强联席会议机制建设,做好四地法院日常沟通、协调、会商、联动等工作。联席会议重点研究和协调解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司法事项、司法需求、司法政策和重大疑难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司法裁判尺度统一。
15.推动长三角区域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努力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司法资源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探索建立以审判业务交流为基础的法官交流工作机制,开展分层级、分专业对等交流、任职和使用。按照试点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有序开展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工作,推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针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案件类型特点,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司法资源优势,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金融、海事、互联网等专业性较强案件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审判机制,不断提高长三角区域专业化审判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高检发未检字[201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批准,现将《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予以试行。试行中的情况、问题及意见建议,请及时报告我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11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的意见(试行)
为引导和促进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科学、全面发展,探索建立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点的独立评价机制,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改进检察业务考评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未成年人检察是以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为对象建立起来的重要的检察业务类别,是一项新的全面性工作,不仅关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其家庭幸福安宁,而且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发展。其职责范围包括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案件以及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的民事行政诉讼、刑事执行监督等工作,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在司法理念、内在规律、职责任务、诉讼程序、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成年人司法有着显著区别。由于检察机关现行评价体系主要是以成人司法模式为主导的检察官评价体系和对检察职能的界定方式,无法全面涵盖未成年人检察的特殊职能,不能客观反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量,难以准确体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效,而且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理念、原则、方式存在一定价值冲突。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点的独立评价机制,这是把握工作方向、提升工作质量、确保工作成效,促使未成年人案件特别诉讼程序和特殊检察制度落实到位,实现对涉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双向保护、全面保护、综合保护的必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积极探索,奋发有为,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准确、客观、全面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作出评价,切实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科学、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准确把握评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评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殊要求,改变单纯以办案数量评价工作的做法,以工作质量和帮教效果为核心,涵盖少捕慎诉、特殊制度、教育挽救、犯罪预防、法律监督、权益维护等内容,体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绩和成效,引导和促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评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一)独立评价。未成年人司法与成年人司法在理念目的、政策原则、职责范围、工作模式、制度机制、程序方式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区别,要以本意见为标准分别统计、分开评价,建立与成年人司法不同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体系。
(二)综合评价。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全面性,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构建办案数量与办案效果、刑事检察与综合监督、核心数据与案件评查、司法职能与社会职能、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从案件办理、特别程序落实、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工作专业化、社会化支持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是要避免将未成年人检察简单等同于刑事检察的倾向。
(三)找准核心。坚持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基本要求,立足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作为评价的核心,切实深化专业化建设,更加注重规范化建设,持续推动社会化建设,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制度机制,稳步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健康成长的长远目标。
(四)因地制宜。充分认识地区情况的差异性,引导各地立足实际,突出重点,争先创优,真抓实干。一方面要鼓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起步早、发展快的地方,按照法律的规定和要求,积极实践,创新机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工作基础薄弱、起步较晚,但结合本地特点,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以实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整体发展、共同进步。
(五)确保公平。具体评价时要综合各方面情况,合理设置各项工作的分值。要做到程序公开透明,方式方法合理,杜绝弄虚作假等功利性行为,确保客观公正。
三、科学设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评价内容
根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特点,科学设定、适时调整评价内容,使评价工作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规律,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更好地推动国家有关未成年人政策方针和各项法律规定的贯彻落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案件办理
刑事案件办理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主要业务内容之一,重点围绕办理案件质量和"少捕慎诉"原则落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可包括以下指标:
1.刑事案件范围。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的刑事案件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成年人实施的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各地也可以结合实际和双向保护的要求,具体确定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如侵犯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成年人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案件、大学生犯罪案件等。
2.办理案件工作量。与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相比,办理一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了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还必须落实刑事诉讼法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的各项要求,并单独或者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帮助教育、关爱救助等工作。即使案件办结,但跟踪考察、帮教预防等工作依然需要继续。因此,要准确衡量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所付出的工作量,单纯案件数量不是评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主要标准。
3.办理案件质量。对于办案中出现撤回起诉、撤销不起诉、无罪判决等情况的,应当逐案进行评查。经评查发现原决定确有错误的,应评价为质量问题。要加强对捕后被法院判处免除刑罚、单处罚金、管制、拘役、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等情况的分析总结。通过批捕情况与法院判决情况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检验"少捕慎诉"原则的落实情况,促进办案人员自查自纠、认真执法,实现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经对比分析原批捕决定不当的,应评价为质量问题。
4.非羁押措施适用情况。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非羁押措施的情况,包括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和变更强制措施。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指因无社会危险性而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变更强制措施指捕后经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这是判断是否认真落实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指标。
5.非刑罚措施适用情况。指对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作出非刑罚化处理的情况,包括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这是落实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基本要求。
(二)特殊检察制度落实
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度的落实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核心内容,也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区别于其他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1.特别程序落实情况。包括法律援助、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刑事和解、法庭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等。
2.特殊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亲情会见、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帮教措施、跟踪回访、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等。
(三)法律监督
对未成年人案件诉讼活动及权益维护情况加强法律监督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重要内容,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刑事诉讼活动监督情况。指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开展立案监督、引导侦查、追捕、追诉、抗诉、纠正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并取得监督效果)及其他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情况。其中立案监督、追捕、追诉、抗诉工作,应当以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为重点。
2.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指对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开展监督以及公益诉讼等情况。重点工作包括:建议、督促、支持有关个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家事审判活动监督等。
3.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情况。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刑罚执行工作开展监督的情况。重点工作包括:羁押必要性审查、看守所分管分押监督、未管所监督、社区矫正监督等。
4.权益维护监督情况。指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关问题依法实施监督。
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考虑到各地情况及工作基础,鼓励结合当地实际,强化沟通配合,积极开展探索,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试点,逐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
(四)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工作是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重要职能,需要从个案预防、类案预防和一般预防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要立足于检察职能,依托办案开展相关工作,并注意掌握重新犯罪情况,以检验预防效果。
1.个案预防(包括再犯预防、临界预防)情况。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因年龄原因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以及在办案中发现的其他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单独或者会同家庭及学校、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亲职教育、帮助教育、救助关爱等工作,预防其再犯。对所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注意跟踪查询,掌握三年内再犯等情况。
2.类案预防情况。加强同一类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趋势等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犯罪的意见和建议,以检察建议等方式向有关单位提出,并跟踪落实情况。
3.一般预防情况。积极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管理、社会治安专项整治、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等工作。完善法治副校长、检察官以案释法等制度,积极开展法治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等活动。
(五)专业化建设
专业化建设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的基础。具体可以从专门机构建设、专业人员配备和专业办案区建设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建设情况。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和高检院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般不得将非未检部门受案范围内的案件分配给未检检察官办理,以确保未成年人检察特殊政策、特殊制度和特别程序落实到位。
2.专业人员配备情况。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配备人员的年龄、性别结构要合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在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中要确保未检检察官的员额,保持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的相对稳定。
3.专业办案区建设情况。办案区要进行必要的区域划分,具备讯(询)问、心理疏导、听证、宣告、法治教育等功能,配备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装备和设施,为检察机关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合适环境。
(六)社会化建设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一项实践性、探索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各地结合实际,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创新工作制度机制,推进相关配套体系建设。具体可从健全政法机关衔接配合机制和建立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政法机关衔接配合机制构建情况。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沟通协调,完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配套工作体系,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联席会议、信息通报等制度;促进各政法机关在评价标准、社会调查、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与移送、法律援助、分案起诉等方面形成共识,出台规范性文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异地协助网络。
2.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情况。加强与综治、民政、教育、卫生、共青团等联系与配合,推动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服务机构和未成年人帮教基地,形成司法借助社会力量长效机制;推动构建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工作支持机制,协助做好未成年犯刑满释放、解除社区矫正时的衔接管理工作。
四、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检察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
未成年人检察评价工作原则上采取逐级评价模式,由上级检察院统一组织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本意见明确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并依据有关规定通报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核心数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每年对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年度工作报告,并予以发布。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有关规定、上级院工作部署和本地工作实际,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检察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核心数据根据本意见规定的评价内容和全国统一应用业务系统统计数据信息,并结合工作需要予以确定。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要按照本意见制定本地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工作实施细则,纳入全院考核指标体系,将有关工作要求与未检检察官权力清单及绩效考核相结合,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和案件管理办公室备案。各地市级、基层人民检察院要根据上级院评价工作要求,制定本辖区、本院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具体标准。
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并根据形势变化、政策要求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统一人民群众来信接收地址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统一人民群众来信接收地址的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自即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接收人民群众来信地址统一为: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收件人:第十检察厅,邮编:100726。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东街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西办公区不再接收人民群众来信。
人民群众如有诉求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
1.走访。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东街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2.网络。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www.12309.gov.cn),根据系统提示完成注册和反映诉求操作,并将申诉书、身份证明、证据材料及法律文书等压缩后作为附件上传。也可在手机上下载“检察12309”APP或关注“12309中国检察网”微信公众号完成以上操作。
3.电话。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可提供法律咨询、案件查询等检察服务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10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
(2020年5月29日)
一、严肃处理瞒报行为 确保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
(一)基本案情
2018年3月17日上午,某中学保安陆某某在保安室以亲嘴等方式对苏某某(女,14岁)进行猥亵。3月19日下午,又以看其饲养的小动物为诱饵,将苏某某从学校保安室带至其住宿的工棚内,以压身、摸胸等方式进行强制猥亵。3月20日上午,苏某某将被性侵一事反映给学校老师。后苏某某姐姐、陆某某和老师三方在学校内签订协议,约定由陆某某所在劳务公司代为赔偿人民币3万元,被害人家属就此了结此事,不再追究陆某某责任。3月21日,苏某某得知此协议后表示不满,要求追究陆某某法律责任,遂拨打电话报警,本案由此案发。
2019年1月31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以强制猥亵罪对被告人陆某某提起公诉,并从严提出量刑建议。陆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被学校开除。
(二)发现处置
1、查明案发事实,及时救助被害人。案发后,检察机关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配合,提出取证意见,针对涉案教师明知学生被学校保安性侵而隐瞒不报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及时调取三方签署的赔偿协议等书证,固定涉案老师、被害人家属等言词证据,为后续处理追责奠定基础。针对被害人出现创伤后心理应激反应等情况,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帮助苏某某及时恢复正常学习、生活。
2、制发检察建议,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本案中,苏某某在校园内两次遭受性侵,学校均未能及时发现;在得知其被性侵后,学校老师也未能按照杭州市萧山区有关强制报告制度的要求严格履行报告义务,导致其未能及时得到保护救助,身心健康遭受严重创伤。据此,萧山区检察院向区教育局制发检察建议,要求督促涉案学校依法依规查处有关人员,切实查找校园安全管理漏洞,认真分析整改;建议联合区公安分局建立全区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机制,明确把学校工勤人员一并纳入入职查询人员范围;要求严格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强化教师群体的报告责任和对被害学生的救助义务,明确不报、瞒报、漏报等处罚规定,切实加大在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3、督促联动整改,推进强制报告落实。检察建议发出后,杭州萧山区检察院密切跟进,督促涉案学校落实整改,对隐瞒不报的涉事教师严肃批评教育,并暂停对其评先评优、提职晋级,同时要求全校教职员工尤其是班主任,严格落实报告责任;督促区教育局组织专班深入排查全区校园安全管理问题,制定责任清单、按期整改落实,并推动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完善警校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督促区教育局与全区学校、老师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确保责任到岗到人;联合推广应用“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支付宝小程序,进一步畅通案件线索举报渠道。
(三)典型意义
强制报告制度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落实。本案中,杭州萧山区检察院针对涉案学校教师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形,及时以检察建议督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严肃整改,对涉案教师进行严肃问责,确保了制度执行刚性。同时,主动对标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以个案办理为突破口,以强制报告落地为主抓手,积极会同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全面排查校园安全防范相关问题,助推完善校园安全防控机制建设,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起“防火墙”。
二、医务人员履行报告职责 有力揭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一)基本案情
自2019年11月起,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其女儿钟某某(女,10岁)贪玩,常以打骂罚跪手段体罚钟某某。2020年2月6日上午,李某某安排钟某某在家写作业。13时许,外出回家的李某某与杨某某(与李某某系同居关系)发现钟某某在偷玩手机,二人便用抽打、罚跪、浇冷水等方式体罚钟某某,直至钟某某出现身体不支状况。后李某某、杨某某发现钟某某已出现无法下咽且有牙关紧咬的情况,李某某意识到事态严重而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医生接诊时发现钟某某伤情疑似人为所致,李某某对其致伤原因有意隐瞒,遂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果断报警,本案由此案发。
2020年2月8日,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杨某某控制。次日,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李某某、杨某某刑事拘留。2020年3月16日,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检察院对二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20年5月1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卫滨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现该案正在办理中。
(二)发现处置
1、强制报告为及时破案创造前提条件。2020年2月8日14时24分,赶到现场的医生发现钟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在接诊问询过程中,李某某谎称孩子贪玩没有吃饭而摔倒不起,但医生警觉地发觉孩子时值寒冬未穿外衣,体表伤情似是人为所致,遂严格按照河南省新乡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果断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李某某、杨某某控制,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正是接诊医生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及时揭露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案件的发现难问题。
2、强制报告为有力控罪奠定证据基础。该案在审查逮捕中,犯罪嫌疑人杨某某辩称案发时不在现场没有参与犯罪,检察机关运用公安机关调取的监控视频和现场勘验报告等证据,有力揭穿了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同时,检察机关根据报案医生翔实的证言内容,厘清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的种种表现,客观驳斥了嫌疑人坚称具备自首情节的辩解。接到报告次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李某某、杨某某刑事拘留。正是因为本案报案及时,为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验、调取相关监控视频等侦查活动创造了条件,有助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为全面客观收集证据提出意见建议。
3、强制报告为密织保护网发挥关键作用。2019年9月,河南省检察机关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包括强制报告制度在内的系列规范性文件。本案接诊医生能够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恰是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体现。为使强制报告制度在基层、一线落实落地,河南省检察机关以构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为契机,配合卫生主管部门广泛宣传发动,使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树立起报告意识;以法治进校园“百千万工程”专项活动、派设法治副校长为抓手,使强制报告制度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内深入人心;以开通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为切口,与政法机关、行政部门和社会机构建立信息交互平台,及时接受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控告和司法救助线索,密织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安全网。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案件。正是因为强制报告制度确立并被广大医务人员所认同,使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能够及时案发,从而为第一时间收集、固定关键证据创造了条件,也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等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更为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推动形成上下一体、协作联动、及时有效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教师依规及时报告 公检合力严惩性侵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9年4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通过QQ、微信聊天软件“附近的人”功能,将筛选条件设定为10至20岁女学生,进而搜索添加陌生女性聊天,其中以添加湖北省枣阳市某中学女学生居多。李某某在网络聊天中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将其骗出,以曝光裸照相威胁、强迫饮酒、殴打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性侵行为。李某某自2015年开始,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以此种方式性侵15名被害人(其中未成年人10人)。2019年4月,被害人武某某(女,15岁)因遭受李某某裸照威胁,向就读学校反映并报警,学校及时将该线索报告给检察机关,本案由此案发。
2019年4月18日,公安机关决定对李某某涉嫌强奸一案立案侦查。2019年5月24日,枣阳市检察院对李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因案件重大,枣阳市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2日将该案移送至襄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3月27日,襄阳市检察院以李某某涉嫌强奸罪依法向襄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二)发现处置
1、及时处置线索,凸显立案监督效力。公安机关在接到本案报警后,随即将李某某抓获,但仅对其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而未予刑事立案。该校在获悉武某某疑似遭受性侵的线索后,立即依照湖北省《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试行)》,向枣阳市检察院及时报告,检察机关接到线索后与公安机关沟通核实,经调查后认为李某某的行为涉嫌强奸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当天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2、聚焦案件侦办,深挖线索引出陈罪。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与公安机关沟通配合,及时提出取证意见。在建议公安机关依法调取固定李某某手机信息时,发现疑似存在其他20余名被害人,枣阳市检察院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方案,配合公安机关指派精干力量侦办此案,收集固定电子证据,逐一确定被害人身份信息,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开展询问,并同步进行心理疏导,最终查清李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为精准指控犯罪夯实证据基础。
3、延伸监督职能,推进校园长效治理。枣阳市检察院以本案为契机,对本地32所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及校园安全管理进行走访调查,结合存在问题向该市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该市教育局第一时间采纳并采取整改措施,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进一步加强强制报告制度贯彻落实的学习活动,对全市所有学校、教师进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再强调;开展防范不法侵害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活动,加强对校园安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管理工作,共排查隐患51处,全部整治到位,并将学校落实防范不法侵害整治工作纳入考评;同时联合检察机关在全市400多所学校集中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性侵法治宣传活动,提高在校学生自护能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多、且主要针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的重大恶性性侵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多部门协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推动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教育等部门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依法行使立案监督职权,与公安机关合力打击,深挖犯罪线索,有效严惩了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恶劣犯罪。
四、强制报告构筑校园防护网 阻断社会不良影响和犯罪侵害
(一)基本案情
2019年5月16日,江苏省江阴市某小学老师发现本校六年级女学生董某某(女,12岁)在校外抽烟,经与董某某耐心细致交流,了解到董某某曾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疑似遭受性侵害。同时,通过董某某得知该校另一名六年级女学生陈某某(女,12岁)也有类似遭遇。发现上述情况后,老师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学校根据该市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教育局将有关情况通报检察机关。经查,2018年至2019年3月期间,校外闲散人员朱某某、何某某等人明知董某某、陈某某系不满14周岁幼女,仍假借“谈恋爱”之由与其发生性关系。
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于2019年8月5日以强奸罪对朱某某等人提起公诉,被法院依法定罪量刑。2019年5月17日,何某某归案,因何某某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强奸案件,该案由江阴市公安局移送其他地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仍在办理中。
(二)发现处置
1、敏锐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犯罪。自2018年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来,江苏省江阴市检察机关积极引导督促职能部门落实强制报告责任,相关人员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敏感性不断增强。该案中,学校教师发现低龄女学生异常表现后,敏锐意识到可能存在侵害情形,主动追问了解,及时提供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在接到学校通报后立即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在保护好被害人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深入侦查挖掘挖疑似犯罪,发现多起校外社会闲散人员以“恋爱”为幌子对低龄女学生实施性侵害的案件。
2、家校联合教育,引导帮助被害学生。针对董某某、陈某某存在的价值观偏差、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不良偏差行为等问题,检察机关会同学校、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会对二人进行了青春期教育、社会交往规范指导和行为干预。对家长开展了亲子关系、行为监管等家庭教育指导。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管齐下,两名学生断绝了不良社会交往,行为转变明显,思想偏差得到及时纠正。
3、加强部门联动,完善校园安全防范机制。此案发生后,该校组建了校园安全观察员队伍,将在校学生与社会闲散人员的不当交往作为重点关注事项。督促老师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全方位掌握学生在校外的动态。校园安全观察员强化与公安等职能部门联动,整治校园周边闲散未成年人侵害在校学生权益问题,架构了严密的校园安全防护网。
(三)典型意义
低龄学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在校学生与校外闲散人员不当交往滋生的欺凌、性侵害等犯罪在学生群体中影响面广、负作用大,如不及时干预危害严重。在该案中,江苏省江阴市司法机关和教育部门通过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从学生的偶然不良行为中,深挖出多起校外人员性侵害在校女学生犯罪。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一方面对被害女学生开展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二人改正错误思想观念,树立正确价值观,恢复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会同学校加强法治教育与安全建设,落实亲职教育,检校家联合扎牢防护网,避免低龄未成年人受到犯罪侵害和滋扰。
五、及时干预救助 依法严惩监护侵害案件
(一)基本案情
2007年,李某某夫妇因婚后常年无子女,领养一名出生不久的女婴李某甲。2019年5月9日,就读于浙江省桐庐县某小学的李某甲(女,12岁)向其班主任老师求助,称其养父李某某从2018年暑假开始,在家中多次以触摸胸部、阴部等方式对其实施猥亵。李某甲曾向养母诉说,但养母不相信,置之不理,于是向班主任老师反映。老师收到求助后,当日即依照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层报至教育主管部门,县教育局于次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检察机关报备,本案遂案发。
2019年5月10日,桐庐县公安局对李某某猥亵儿童一案立案侦查。2019年6月4日,桐庐县检察院对李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19年8月7日,桐庐县检察院以李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2019年8月27日,桐庐县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二)发现处置
1、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发现干预双及时。2018年7月,杭州市检察院与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联合制定市级层面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制度施行以来,桐庐县检察院主动加强与县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的沟通联系,达成工作共识。同时依托“法治进校园”、“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向广大师生宣传强制报告制度,打通制度运行“最后一公里”。本案中,被害人向养母诉说无果后,转而向班主任老师求助,班主任老师第一时间向教育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报告,并由学校心理老师初步开展心理疏导。桐庐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线索当日立案侦查,次日,桐庐县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确保案件有效查处。
2、依托“一站式”机制,办案救助双同步。提出取证建议时,桐庐县检察院发现本案客观证据较为单薄, 且被害人李某甲因家中亲属不明事理、一味埋怨,产生了持续性的内疚、自责等负面心理。对此,检察机关运用“一站式”办案机制对被害人开展询问、心理疏导,避免“二次伤害”。一方面,梳理评估案件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调取相关证人证言、被害人与其养父聊天记录等证据;另一方面,获取学校初步心理干预记录,通过县妇联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为李某甲及其养母进行多次心理测评、干预疏导,由村两委人员对养母和其他亲属进行教育劝诫,做到严厉打击犯罪与保护救助两同步。
3、协调社会化支持,安置帮扶双落地。鉴于本案的特殊性,桐庐县检察院多次牵头召开联席会议,邀请民政、教育、公安、妇联、团委、乡镇及居住村相关人员商讨被害人安置问题。办案期间,为调整亲属心态,根据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暂时将李某甲交由县反家暴庇护所庇护。案件办结后,经充分征询李某甲个人意愿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民政部门确定一名志愿者跟踪陪伴,掌握思想动态、提供生活帮扶。为缓解经济困难,桐庐县检察院还向李某甲发放1万元司法救助金。目前,李某甲日常生活、学习情况良好。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监护侵害案件,发现查处难度极大,但由于学校老师高度负责,积极主动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从而使案件从被害人求助到司法机关介入仅用了三天时间,确保了案件依法及时有效查处。在办案过程中,桐庐县检察院针对被害人的心理状态,通过妇联邀请心理咨询师同步开展心理疏导;针对家庭成员和亲属的认知偏差,协调基层组织,对监护人及其亲属进行教育劝诫;针对被害人临时安置,联合民政、妇联等部门审慎制定安置方案,落实案中庇护,案后又及时跟进监督、开展生活帮扶等,全方位构建起保护救助未成年人精细网络。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批)
(2020年4月17日)
“化解矛盾、消弭对抗、修复损害、促进和谐”始终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级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依循。在持续严格防控二个多月后,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的新阶段。尽管国际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国内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复工复产、化解防控疫情期间多发矛盾纠纷工作有序开展,司法办案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检察机关一方面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对于情节较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刑事案件,要遵循刑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促进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各项检察职能的履行,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支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这些要求,应该是检察机关办案和监督的目的,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依法履职过程中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去追求、体现的办案宗旨。最高检选取了各地通过办案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效果的5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一、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疏通生产经营堵点
【法律要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业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行政非诉执行是一种强制执行制度,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受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不履行该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在法定期限内又不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制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裁定、实施等环节进行监督,目的在于促进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限制消费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促使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重要制度。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限制消费、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对已满足解除消费限制、删除失信信息条件时不予及时解除、删除,将对被执行人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要求,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对确有错误的裁定或行政决定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对于被执行人已经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人民法院没有及时依法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或者被执行人因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理由具有一定正当性的,检察机关应当加强调查核实,查清案件事实。针对确有错误的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和行政决定,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保护被执行人特别是当涉案被执行人为民企、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或者通过与人民法院和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为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提供便利,助力复工复产。
案例一:江苏省某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2017年9月25日,江苏省某市环境保护局发现某建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未履行环保审批手续,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遂对其作出罚款2万元、停止水泥制品加工和制造项目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该经营部只缴纳了罚款,但未执行“停止水泥制品加工、制造项目的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和诉讼,环保部门依法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6月21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2019年1月21日,某市环保局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22日,该法院对某建材经营部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该经营部的负责人卢某列入限制消费名单予以网上公布。2019年3月19日,某区人民法院确认某建材经营部已停产停业,遂于3月20日以执行完毕为由予以结案,但一直未解除卢某限制消费令。
2020年3月3日,卢某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其已全部履行停产停业义务,环保手续也已齐全,恢复正常经营,尤其是现在疫情形势好转,其准备外出进货,处理订单,但因限制消费令仍未解除,导致其无法购买合适的高铁票、飞机票,影响复工复产。
接到卢某申诉后,检察机关即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法院调阅了案件卷宗材料;二是网上核实卢某某限制消费令情况;三是与卢某某进行线上调查谈话,线上核实确认其提供的文书材料、微信视频查看订单,具体了解限制消费令对卢某某以及复工复产产生的影响;四是检察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最终查明:该经营部于2019年3月19日前停产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于同年12月获得相关环保许可并重新投入生产。因疫情期间相关业务单位复工复产需要,该经营部订单较多,缺乏生产原材料,但截至调查当日,经营者卢某仍在限制消费名单之内,影响了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该经营部复工复产面临困境。
某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2020年3月18日,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对卢某限制消费令予以解除的检察建议,并进一步进行沟通,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当天对某建材经营部解除限制消费令,将卢某移出限制消费名单,为该经营部早日复工复产扫清障碍。
案例二: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2014年2月20日,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个体经营者金某位于该区某镇废塑料粉碎、清洗、造粒项目进行检查,金某现场未能提供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相关材料。4月23日,某区生态环境局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10万元、责令停止生产的处罚决定。因金某未履行罚款义务,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某区生态环境局于9月15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执行时,发现该项目已经关闭、金某去向不明,遂将金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9年5月7日,金某认为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当,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将自己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主要理由是,当地镇政府在开展非法塑料加工企业专项整治活动中,镇政府承诺,如果金某带头拆迁搬离,可以协调处理之前环保局作出的罚款决定。金某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率先完成搬迁。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对金某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但金某在接受行政处罚及时停止涉案项目生产时,做到了配合该区环境整治,带头拆除相关设备,彻底消除了生态环境风险。镇政府在此过程中,曾向金某作出过承诺,并就此与区法院、环保局进行过协调,这一事实得到了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金某基于对镇政府的信赖,才没有及时缴纳罚款,其请求删除失信信息具有一定合理性。区检察院遂按照最高检关于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工作部署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矛盾化解方案并通报了该镇政府。2019年12月,该镇政府正式致函生态环境局,希望妥善处理金某诉求。期间,检察机关积极走访联系生态环境局、法院执行局,探讨论证删除金某失信信息的可行性和合法性。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定时期后,面对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双重任务,检察机关采取多种形式推进金某合理诉求的解决。2020年3月20日,该镇政府正式回函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7〕7号)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撤销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的规定,某区人民法院已经删除金某失信信息。
二、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为民营企业挽回损失
【法律要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同时,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三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第五节中,对检察机关如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进行了详细规定。检察机关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依法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及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羁押必要性审查可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进行,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有利于化解矛盾,促成谅解,降低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依法维护、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以利其生产经营。同时,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对涉民营企业财产损失的案件,都应当通过积极履职全力追赃挽损,把损失和社会危害降到最低。
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王某某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APP软件系图片服务平台,供摄影爱好者上传摄影作品分享交流,用户可免费注册,免费使用该平台上传、分享、编辑和展示其摄影作品,其他用户也可在该平台观看摄影作品,以上服务产生的网络宽带流量作为运营成本由该科技公司承担。2020年1月初,该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发现APP服务器上部分文件在2019年12月份被高频访问,均为热门影视剧,导致网络宽带费用超出先前每月平均账单费用,于2020年1月9日向上海市公安机关报案。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1月13日对该案立案侦查,并于1月15日将涉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抓获。2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王某某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经审查,该科技公司APP软件只允许注册用户上传一定数据大小的图片文件,影视剧并不符合上传格式要求。王某某注册为该科技公司用户后,利用“自动切片上传”程序,将影视剧文件分割成若干符合该APP要求的图片,以每分钟上千次的频率上传至该科技公司APP服务器,当观影用户点击影视剧链接时,实现上传图片的自动连续播放,达到观看影视作品的效果,消耗该科技公司APP服务器的宽带流量。2月21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王某某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为积极挽回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减轻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帮助其渡过疫情难关,同时经工作王某某认罪态度好,有诚恳的赔偿意愿,检察官积极与王某某的家属、辩护律师就赔偿被害单位损失事宜进行沟通。王某某家属经尽力筹款,于3月18日代为赔偿了被害单位部分损失。被害单位对王某某表示谅解,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罚;并表示在疫情期间收到退赔的经济损失,对其单位复工复产有很大帮助。
4月7日,辩护律师以王某某家属已代为赔偿被害单位部分损失,并获得谅解;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家中有特殊困难等为由,向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4月10日,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在充分听取辩护律师、被害单位、侦查机关承办人意见的基础上,认为王某某认罪悔罪,系偶犯、初犯,家中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照顾,且已部分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检察机关遂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同时,列出《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就案件事实进一步收集、固定证据。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建议,于4月13日对王某某解除羁押强制措施,决定取保候审,并根据检察机关建议,进一步开展侦查工作。王某某取保候审之后,打算根据其之前曾经从事餐饮服务的工作经历,积极寻找就业机会,依法劳动就业。
三、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助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法律要旨】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也明确,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或者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虽未实施暴力袭击,但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依法采取的防控措施虽然给相关人员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不便,但是对有效防止疫情传播、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相关人员都应当严格遵守防控措施,服从政府人员、公安民警依法管理,发生纠纷、冲突时,要依法、合理表达诉求,而不能诉诸暴力,甚至袭击民警或其他执行公务的人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既要依法从严惩治暴力抗拒、严重破坏防疫秩序的犯罪行为,有效维护正常防疫秩序,又要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案例四:江苏省常州市王某某妨害公务案
被告人王某某(女),于2020年1月29日与丈夫和儿子从福建省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等地返回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在下高速接受检测体温时被告知需要居家隔离。王某某等三人回家后未按要求及时向所在社区报告,有外出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发现上述情况后,于2月7日两次上门告知王某某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要求并张贴居家隔离告示单,因隔离的起算日期发生争执,王某某拒绝张贴。当日20时许,该辖区派出所民警刘某、协警何某等人会同社区工作人员至王某某居住地,告知其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规定。王某某未按要求佩戴口罩,在楼道内与民警等人交流,民警要求其进门戴上口罩再说,王某某拒不配合,抢夺民警刘某的手电筒,扯下民警刘某口罩,并将其左胳膊小臂咬伤,后被民警当场制服。在此过程中,王某某的儿子梁某生用拳头击打协警何某面部、耳部,王某某丈夫梁某洲欲动手时被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拦住。
2月7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王某某、梁某洲、梁某生三人立案侦查。2月13日,王某某、梁某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该案,围绕民警伤情证据固定、现场群众证言搜集、执法记录仪视频调取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取证意见。
该案三名涉案人员参与程度、行为后果各不相同,在依法处理上应当体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涉案人员梁某洲在案件发生时被及时控制,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后,不采取强制措施,不作为犯罪处理。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涉案人员梁某生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有用拳头击打协警的行为,但暴力行为较轻微,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梁某生为即将毕业的某全日制职业技术学校大三学生,刚刚获得一份工作。鉴于此,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做好教育工作,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王某某案发后一直持对抗情绪,认罪态度较差,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悔过之意,检察机关建议对其予以刑事追诉。
3月12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即通知值班律师为王某某提供法律帮助,全面告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王某某对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示充分信任,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3月13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
3月24日,检察机关与法院、法律援助中心三方连线,通过网络视频远程“云审判”,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王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案例五:贵州省平塘县张某发、张某华涉嫌妨害公务案
2020年2月1日,张某发从浙江省宁波市返回贵州省平塘县某村家中居家隔离观察。根据2月10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居家隔离观察的重点疫区来黔人员开展核酸筛查工作的通知》要求,返黔人员须进行14天的指定地点集中隔离观察。2月11日,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张某发家中,劝说张某发进入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张某发拒不配合并辱骂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民警。劝说无果后,公安民警依照上述《通知》规定,协同政府工作人员对其实行强行带离,张某发激烈抗拒,将一名民警的衣袖撕坏,并将另一名民警的右手咬伤。同时,张某发之父张某华还从家中拿出一根铁棍对民警进行威胁,被民警及时发现并夺下。2月12日,平塘县公安局将张某发带到镇政府集中隔离点观察,对张某发、张某华二人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并对张某发、张某华决定取保候审。同日,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应邀派员介入侦查并提出引导取证意见。
张某发、张某华集中隔离观察、检测结束后,公安机关于3月23日将张某发、张某华涉嫌妨害公务案移送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平塘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张某发、张某华妨害公务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但鉴于张某发、张某华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到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同时主动向相关人员赔礼道歉,可予以从轻处罚。在检察机关对其宣讲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后,自愿与检察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平塘县人民检察院于4月2日对张某发、张某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告,对两人进行了训诫教育。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高检发未检字〔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予以试行。试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请及时报告我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3月2日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目的与范围
第二节 模式与机制
第三节 基本要求
第二章 特殊检察制度
第一节 法律援助
第二节 社会调查
第三节 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
第四节 亲情会见
第五节 心理测评与心理疏导
第六节 当事人和解
第七节 被害人救助
第八节 犯罪记录封存
第三章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前准备
第三节 讯问
第四章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询问前准备
第三节 询问
第五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案件审查
第三节 作出决定
第六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不起诉
第三节 附条件不起诉
第四节 提起公诉
第五节 出席法庭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目的与范围
第一条 【目的】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以下简称未检)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细化未检工作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程序,确保未检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未检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适用范围】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不宜分案办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案件以及开展相关诉讼监督、帮教救助、犯罪预防等工作,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参照适用】对于实施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但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实际由未检部门受理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参照本指引办理。
第四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本指引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适用本指引。
第五条 【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案件】本指引所称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案件,是指由成年人实施、未成年人是被害人的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规定的犯罪以及其他章节规定的实际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危险驾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抢劫(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刑法第三百零一条)、非法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出卖血液(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强迫、引诱、教唆、欺骗、容留未成年人吸毒(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百五十四条)、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淫秽表演(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等犯罪案件。
第六条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处理】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学校、社会保护组织等单位及未成年人家庭的协调、配合,通过责令加以管教、政府收容教养、实施社会观护等措施,预防其再犯罪。
第二节 模式与机制
第七条 【工作模式】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同一个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负责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犯罪预防等工作,以利于全面掌握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和未成年人身心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帮助、教育,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
第八条 【专用工作设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检专用工作室,配备同步录音录像、心理疏导、心理测评等相关办案装备和设施,为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涉罪未成年人和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司法听证、宣布、训诫提供合适场所和环境。
第九条 【内部联动机制】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并协调做好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其他检察业务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涉案未成年人需要心理疏导、救助帮教等情况,应当及时移送未检部门处理或者通知未检部门介入协助干预。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疑难复杂等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业务指导和案件督办。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条 【异地协作机制】对于异地检察机关提出协助进行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观护帮教、社区矫正监督、犯罪记录封存、被害人救助等请求的,协作地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予以配合。
委托地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协作地检察机关就委托事项的办理进行充分沟通,提供相应法律文书、工作文书、情况说明等材料。必要时,可以通过委托地和协作地共同的上级检察机关未检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第十一条 【外部联动机制】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政法机关及教育、民政等政府部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的联系,积极促进和完善合作机制,形成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的衔接一致。
第十二条 【借助专业力量】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专业人士等方式,将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等工作,交由社工、心理专家等专业社会力量承担或者协助进行,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
第三节 基本要求
第十三条 【特殊、优先保护】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对于确有特殊困难、特殊需求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特殊帮助。
第十四条 【平等对待】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所有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全面保护。不论未成年人性别、民族、种族、户籍、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应当平等对待,不得有任何歧视或者忽视。
第十五条 【教育挽救】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落实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殊制度、程序和要求。坚持教育和保护优先,为涉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创造机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羁押措施、刑罚尤其是监禁刑的适用。
第十六条 【诉讼权利保障】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证未成年人得到充分的法律帮助。
第十七条 【区别对待】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区别于成年人,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认知水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情节把握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第十八条 【分案处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处理。不宜分案处理的,应当对未成年人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对于被拘留、逮捕和被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监督相关机关落实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的规定。
第十九条 【隐私保护】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个人信息,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未成年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照片、图像等。
第二十条 【快速办理】在保证教育、挽救和保护救助效果的前提下,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应当快速办理,不得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尽可能减少未成年人的诉讼负累。
第二十一条 【双向保护】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既要注重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注重维护社会利益,积极化解矛盾,使被害人得到平等保护,尤其要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和帮扶救助。
第二十二条 【综合施策】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有关单位、组织的联系与配合,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采取经济、行政、刑事等各种手段,综合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权益保护等问题。
第二十三条 【风险评估】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主动采取适当措施,积极回应和引导社会舆论,有效防范执法办案风险。
第二章 特殊检察制度
第一节 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得到法律帮助,并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共同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相互衔接机制、组建专业化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等措施,确保强制辩护和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有效落实。
第二十五条 【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首先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及得到法律援助的情况。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没有得到法律援助的,应当及时通知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十六条 【督促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督促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第二十七条 【另行指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原因,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同时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另行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再次拒绝且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准许。
对于法律援助律师怠于履行职责、泄露隐私和违规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变更法律援助律师,并书面建议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节 社会调查
第二十八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对公安机关或者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作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出量刑建议以及帮教等工作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九条 【应当调查】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进行社会调查,但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且在调查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已经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可以不进行专门的社会调查。
第三十条 【督促调查】对于卷宗中没有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材料或者材料不充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或者补充提供。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无法进行调查的原因消失后,应当督促公安机关开展社会调查。
第三十一条 【自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及其附属材料,经发函督促七日内仍不补充移送的;或者随案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不完整,需要补充调查的;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进行社会调查的,可以进行调查或补充调查。
第三十二条 【知情权保护】开展社会调查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知情权,并在调查前将调查人员的组成、调查程序、调查内容及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等情况及时告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第三十三条 【隐私权保护】开展社会调查时,调查人员不得驾驶警车、穿着检察制服,应当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名誉,避免向不知情人员泄露未成年人的涉罪信息。
第三十四条 【调查方式、程序】人民检察院自行开展社会调查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开展社会调查应当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亲友、邻居、老师、同学、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等相关人员。必要时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身在外地的被害人或其他人员了解情况。
经被调查人同意,可以采取拍照、同步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调查内容。
第三十五条 【心理测评】社会调查过程中,根据需要,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进行心理测评。
第三十六条 【调查内容】社会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未成年人的年龄、性格特点、健康状况、成长经历(成长中的重大事件)、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教育程度、学习成绩、一贯表现、不良行为史、经济来源等;
(二)社会生活状况,包括未成年人的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家庭教育情况和管理方式、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监护人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有无重大疾病或遗传病史等)、社区环境(所在社区治安状况、邻里关系、在社区的表现、交往对象及范围等)、社会交往情况(朋辈交往、在校或者就业表现、就业时间、职业类别、工资待遇、与老师、同学或者同事的关系等);
(三)与涉嫌犯罪相关的情况,包括犯罪目的、动机、手段、与被害人的关系等;犯罪后的表现,包括案发后、羁押或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悔罪态度、赔偿被害人损失等;社会各方意见,包括被害方的态度、所在社区基层组织及辖区派出所的意见等,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社会帮教措施;
(四)认为应当调查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七条 【调查笔录】调查情况应当制作笔录,并由被调查人进行核对。被调查人确认无误,签名后捺手印。
以单位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由材料出具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由材料出具人签名,并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三十八条 【制作报告】社会调查结束后,应当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由调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调查主体、方式及简要经过;
(二)调查内容;
(三)综合评价,包括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认知、解决问题能力、可信度、自主性、与他人相处能力以及社会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情况的综合分析;
(四)意见建议,包括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处罚和教育建议等。
社会调查人员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报告中写明。
调查笔录或者其他能够印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书面材料,应当附在社会调查报告之后。
第三十九条 【委托调查】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或者机构进行。当地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等专业机构的,应当主动与其联系,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调查交由其承担。
委托调查的,应当向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发出社会调查委托函,载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案由、基本案情、调查事项、调查时限等,并要求其在社会调查完成后,将社会调查报告、原始材料包括调查笔录、调查问卷、社会调查表、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材料、书面材料、心理评估报告、录音录像资料等,一并移送委托的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条 【保密及回避原则】人民检察院委托进行社会调查的,应当明确告知受委托组织或机构为每一个未成年人指派两名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不得指派被调查人的近亲属或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时,社会调查员应当出示社会调查委托函、介绍信和工作证,不得泄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信息、个人隐私等情况,并对社会调查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了解情况】经人民检察院许可,社会调查员可以查阅部分诉讼文书并向未检检察官了解案件基本情况。
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应当会见被调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当面听取其陈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的,可以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住所或者其他适当场所进行会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经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可以到羁押场所进行会见。
会见未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四十二条 【审查认定】人民检察院收到公安机关或者受委托调查组织或者机构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后,应当认真审查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真实,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到场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第四十三条 【重新调查】对公安机关或者受委托调查组织或者机构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重新进行社会调查:
(一)调查材料有虚假成分的;
(二)社会调查结论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
(三)调查人员系案件当事人的近亲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但没有回避的;
(四)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调查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文书表述】承办人应当在案件审查报告中对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在决定理由部分写明对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罚建议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人民检察院在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起诉书等法律文书时,应当叙述通过社会调查或者随案调查查明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内容。
第四十五条 【移送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在庭审中宣读,必要时可以通知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委托调查的,可以要求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社会调查报告。
第三节 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
第四十六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应当依法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见证、监督整个讯问或者询问过程,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对于法定代理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或者不宜到场的,要保证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一)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构成共同犯罪的;
(二)已经死亡、宣告失踪或者无监护能力的;
(三)因身份、住址或联系方式不明无法通知的;
(四)因路途遥远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及时到场的;
(五)经通知明确拒绝到场的;
(六)阻扰讯问或者询问活动正常进行,经劝阻不改的;
(七)未成年人有正当理由拒绝法定代理人到场的;
(八)到场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真实陈述的;
(九)其他不能或者不宜到场的情形。
讯问、询问女性未成年人的,一般应当选择女性合适成年人到场。
通知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一般为一名。
法定代理人不能或者不宜到场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
第四十七条 【权利义务】到场的合适成年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向办案机关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二)讯问或者询问前,可以在办案人员陪同下会见未成年人,了解其健康状况、是否告知权利义务、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等情况;
(三)向未成年人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并告知其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四)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宣传,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醒教育;
(五)发现办案机关存在诱供、逼供或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可以当场提出意见,也可以在笔录上载明自己的意见,并向办案机关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六)阅读讯问、询问笔录或者要求向其宣读讯问、询问笔录;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到参与刑事诉讼通知后持有效证件及时到场;
(二)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承担的职责;
(三)在场发挥监督作用和见证整个讯问、询问过程,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
(四)抚慰未成年人,帮助其消除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
(五)帮助未成年人正确理解讯问或者询问程序,但不得以诱导、暗示等方式妨碍其独立思考回答问题,不得非法干涉办案机关正当的诉讼活动;
(六)保守案件秘密,不得泄露案情或者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七)发现本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不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情况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或者所在地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除了具有上述规定的权利义务外,还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第四十八条 【同一原则】人民检察院对同一名未成年人进行多次讯问、询问的,一般应当由同一合适成年人到场。
合适成年人参与其他诉讼活动的,参照上述规定。
第四十九条 【人员变更】未成年人要求更换合适成年人且有正当理由的,应当予以准许。
未成年人虽然没有提出更换合适成年人,但表露出对合适成年人抗拒、不满等情形,导致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检察人员可以在征询未成年人的意见后,及时更换合适成年人。
更换合适成年人原则上以两次为限,但合适成年人不能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能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五十条 【人员选择】选择合适成年人应当重点考虑未成年人的意愿和实际需要,优先选择未成年人的近亲属。
近亲属之外的合适成年人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掌握一定未成年人心理、教育或者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并经过必要培训的社工、共青团干部、教师、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律师及其他热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担任。所在地政府部门或者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组织组建了青少年社工或者合适成年人队伍的,应当从社工或者确定的合适成年人名册中选择确定。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制作合适成年人名册,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并开展相关培训,建立起一支稳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
第五十一条 【选任限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到场合适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合适成年人:
(一)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
(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
(三)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四)案件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员、翻译人员以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五)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
(六)其他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情形。
第五十二条 【支持保障】由社会组织的代表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其在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因履行到场职责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补助。
对上述合适成年人因履职所需要的其他必要条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保障。
第五十三条 【加强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履职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发现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但没有到场,笔录内容无法和同步录音录像相互印证,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发现询问未成年证人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但没有到场的,或者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而通知合适成年人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解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督促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第四节 亲情会见
第五十四条 【会见条件】人民检察院对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与本案无牵连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
(一)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安排会见、通话不会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或者虽尚未认罪、悔罪,但通过会见有可能促使其转化,或者通过会见有利于社会、家庭稳定的;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其犯罪原因、社会危害性以及后果有一定的认识,并能配合司法机关进行教育的;
(四)其他可以安排会见的情形。
第五十五条 【审查答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提出要求进行亲情会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原则上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安排会见。不符合条件的,要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审查及答复过程应当记录在案。
第五十六条 【会见安排】安排会见应当提前告知看守所会见的时间、人员、地点和方式。
亲情会见可以通过进入羁押场所会见或者视频会见以及通电话等形式进行。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原则上可以各安排一次会见,参加会见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限三人以下,每次会见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
第五十七条 【会见要求】会见前,应当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就会见的内容进行沟通交流,告知其会见不得有串供、谈论案情或者其他妨碍诉讼行为,了解其能否使用普通话或者办案当地通俗易懂的方言。对于不能通晓普通话或办案当地通俗易懂方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安排翻译人员在场,以便更好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
会见时,应当有检察人员在场进行引导、监督。确定使用电话方式进行亲情会见的,一般应当采用免提通话形式。
会见人员违反法律或者会见场所规定、影响案件办理的,在场检察人员有权提出劝阻或警告;对不听劝阻或警告的,应当终止会见。
会见结束后,检察人员应当将有关内容及时整理并记录在案。
第五节 心理测评与心理疏导
第五十八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对涉罪未成年人(包括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特别是目睹暴力者)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经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心理测评应当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检察人员或者委托具有执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进行。
对于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人民检察院尤其应当做好心理安抚、疏导工作。
第五十九条 【心理危机干预】对于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有自杀、自残倾向或者相关行为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指派或者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第六十条 【流程步骤】开展心理测评前,应当告知被测评人员测评的原则、目的,消除其紧张情绪。
心理测评后,应当及时出具心理测评报告,由测评人员签字,为进一步开展心理干预、心理疏导、心理矫正工作提供依据,并可以根据需要以合适的方式向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反馈和解释。
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时应当记录工作情况,并可以根据情况开展后续跟踪心理矫正工作。
对依法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将办案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测评报告、心理疏导、矫正记录等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第六十一条 【亲职教育】对因家庭成员沟通和相处方式存在明显问题,影响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发育的,经涉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同意,可以对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共同开展家庭教育和相处方式的心理咨询,并联合社会帮教力量启动亲职教育和亲子沟通辅导,帮助构建和谐健康的家庭模式。
第六十二条 【工作延伸】人民检察院在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审查逮捕时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需要进行心理测评、心理疏导的,应当及时通知侦查机关,建议开展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工作;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自行开展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工作。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应当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第六十三条 【资料管理】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工作记录,应当连同相关表格、报告等资料单独建档,妥善保存,并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第六十四条 【保障机制】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鼓励未检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心理学专业知识培训以及考取心理咨询师专业资格,并按照规定解决相关费用。
第六节 当事人和解
第六十五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重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鼓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第六十六条 【目标把握】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充分关注被害人需要、促进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同时,注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促使其认识错误、真诚悔悟,从而为其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第六十七条 【适用范围及告知】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和解,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主动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适用和解程序的意见,告知其相关法律依据、法律后果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并记入笔录附卷: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三)过失犯罪。
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解。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第六十八条 【促成和解】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促成和解或者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中立的第三方进行和解。申请可以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提出,均应记录在案。
开展和解应当不公开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参与人不得泄露未成年人的案件信息。
第六十九条 【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协议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并向被害方赔礼道歉;
(二)有赔偿或补偿内容的,明确具体数额、履行方式和具体时间;
(三)被害方(包括未成年被害人)表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谅解,以及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的明确意见。
和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当事人及代理人签字、盖章确认后,涉案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附卷。
第七十条 【和解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或者在人民调解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等相关组织调解后达成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认可其效力,并将和解协议书附卷备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认可。
人民检察院在和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和解的意愿,尤其要维护和解协议达成的自愿性、合法性。
第七十一条 【和解效力】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已经逮捕的,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及时建议公安机关释放或者自行变更强制措施。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不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依法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建议。
对案件审查终结前,和解协议未能全部履行完毕,且需要依法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量刑建议中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将刑事和解协议及已履行部分的证明材料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和解协议或者加害方有和解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第七十二条 【加强监督】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检察院认为处理不当、不利于保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提出纠正意见:
(一)侦查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而撤销案件的;
(二)和解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
(三)和解内容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
(四)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予以监督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三条 【反悔应对】人民检察院对于达成和解后当事人反悔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骗取被害人信任并与之签订协议,在得到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故意拖延履行或者不履行协议的,应当撤销相关决定,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对于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后,又要求司法机关继续追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认真审查,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对相关决定进行评估,依法作出处理。
第七节 被害人救助
第七十四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协调相关部门,综合运用司法救助、心理救助、社会救助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帮助其健康成长。
第七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书面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电话告知的应当记录在案;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遭受性侵害的女性未成年被害人,一般应由女性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第七十六条 【司法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有权申请司法救助:
(一)受到犯罪侵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二)因遭受犯罪侵害导致受伤或者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造成生活困难或者学业难以为继的;
(三)赔偿责任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或者虽履行部分赔偿责任,但不足以解决未成年被害人生活困难的;
(四)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救助的其他情形。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应当及时将当事人情况、案件基本事实及救助申请等材料转交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办理。
对于符合救助条件但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未提出申请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可以主动启动救助程序,收集相关材料,提出救助意见,移送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办理。
第七十七条 【心理救助】人民检察院对于遭受性侵害、监护侵害以及其他犯罪侵害,严重影响心理健康的未成年被害人,应当按照本章第五节的规定对其进行心理救助。
第七十八条 【社会救助】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困难及本地实际情况,协调有关部门按照社会救助相关规定进行救助。
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或者本人未满十六周岁,符合特困供养人员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帮助被害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生活无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征询其本人意见,协调有关部门安置或者将其妥善送交其他愿意接收的亲属。
适龄未成年被害人有劳动、创业等意愿但缺乏必要的技能或者资金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协调有关部门为其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岗位申请等帮助。
第七十九条 【综合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同时面临多种严重困难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综合救助。
对于未成年人进行救助的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将救助情况移送有关部门。
第八十条 【回访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对接受救助的被害人进行回访,了解其实际情况,考察救助效果。
发现有其他严重困难需要继续救助的,应当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予以救助。
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采用虚报、隐瞒或者伪造证据等方式骗取救助的,应当给予严肃批评,及时建议相关部门撤回救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八十一条 【参照适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需要救助的,可以参照本节规定适用。
第八节 犯罪记录封存
第八十二条 【基本要求】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除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对于犯罪记录封存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在入学、入伍、就业时,免除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
对于二审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封存犯罪记录时,应当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对于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或者数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及免除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人民检察院可以不适用犯罪记录封存规定。
第八十三条 【具体操作】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拟封存的有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涉嫌犯罪或者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均装订成册,加盖“封存”字样印章后,交由档案部门统一加密保存,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不予公开,并应在相关电子信息系统中加设封存模块,实行专门的管理及查询制度。未经法定查询程序,不得对封存的犯罪记录及相关电子信息进行查询。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或者管理区,封存相关档案。
第八十四条 【共同犯罪封存】对于未分案处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有未成年人涉罪记录需要封存的,应当将全案卷宗等材料予以封存。分案处理的,在封存未成年人材料的同时,应当在未封存的成年人卷宗封皮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
对不符合封存条件的其他未成年人、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录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
第八十五条 【封存效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没有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解封。
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以外,人民检察院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犯罪记录,并不得提供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
前款所称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第八十六条 【不起诉封存】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具体程序参照本指引第八十二条至八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八十七条 【其他封存】其他民事、行政与刑事案件,因案件需要使用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的,应当在相关卷宗中标明“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
第八十八条 【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如需要协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第八十九条 【查询封存记录】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需要查询犯罪记录的,应当向封存犯罪记录的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列明查询理由、依据和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受理之后七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答复。
对司法机关为办理案件需要申请查询的,可以依法允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材料和电子信息。
其他单位查询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应当不许可查询。
依法不许可查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查询单位出具不许可查询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许可查询的,查询后,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登记相关查询情况,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有关申请、审批材料一同存入卷宗归档保存。
第九十条 【共同犯罪查询】确需查询已封存的共同犯罪记录中成年同案犯或者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未成年同案犯犯罪信息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参照本指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第九十一条 【保密要求】对于许可查询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查询犯罪记录的单位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查询目的和使用范围使用有关信息,严格遵守保密义务,并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不按规定使用所查询的犯罪记录或者违反规定泄露相关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九十二条 【解除封存】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
(一)实施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发现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第九十三条 【封存监督】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应当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而未依法封存的,或者相关单位违法出具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纠正意见,督促相关部门依法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第三章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九十四条 【基本原则】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充分照顾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注意营造信任、宽松的沟通氛围,采用平和的讯问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做到耐心倾听、理性引导。
第九十五条 【主要任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仅要查明犯罪事实、核实主体身份以及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等情节,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还应当深入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相关情况,充分获取其不良行为、违法犯罪、是否曾经遭受侵害以及回归社会的实际需求、有利条件、不利因素等方面的信息,并适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引导。
第九十六条 【人员要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两名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进行。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性检察人员参加。
讯问聋、哑或者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或者当地语言、文字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翻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聋、哑或者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以及翻译人员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业等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九十七条 【地点选择】讯问未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在检察机关专设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进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住所、学校或者其他场所更为适宜的,也可以在上述地点进行讯问。
讯问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场所设有专门讯问室的,应当在专门讯问室进行;没有设立的,应当协调公安机关设立适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心特点的专门讯问室。
第九十八条 【时间要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应当以减少对其不利影响为前提。未成年人为在校学生的,应当避免在正常教学期间进行讯问。
在讯问过程中,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情绪变化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讯问的时间和节奏,避免对其身心造成负面影响,保证讯问活动顺利进行。
第九十九条 【尊重人格】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维护其人格尊严,不得使用带有暴力性、贬损性色彩的语言。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械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械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一百条 【隐私保护】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不着检察制服,但着装应当朴素、简洁、大方。
办案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住所、学校或者工作单位进行讯问的,应当避免穿着制服、驾驶警车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份、隐私,影响其名誉的方式。
第一百零一条 【讯问方式】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语言要符合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能够被未成年人充分理解。
讯问可以采取圆桌或座谈的方式进行。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采取非对抗的讯问方式,详细告知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鼓励其理性决策。
讯问过程中要注意耐心倾听,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观点。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疑问或者法律问题,应当充分予以解释和说明。
第一百零二条 【专家辅助】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人民检察院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可以聘请心理专家给予必要的辅助,并记录在案。
第一百零三条 【心理疏导和测评】讯问过程中,应当全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状态予以关注,必要时可以进行心理疏导和测评。
第一百零四条 【录音录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一)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
(二)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不一的;
(三)辩护人提出曾受到刑讯逼供、诱供的;
(四)其他必要的情形。
录音录像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第二节 讯问前准备
第一百零五条 【了解情况】讯问前,办案人员应当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必要时可以调取公安机关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并与公安侦查人员、管教干警、法定代理人、法律援助律师等进行沟通,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信函、走访等方式开展调查,以提高讯问的针对性。
第一百零六条 【制定讯问提纲】办案人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心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等,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或者讯问方案。
第一百零七条 【告知文书】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准备以下告知法律文书: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二)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
(三)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四)传唤证或者提讯提解证;
(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应当准备的其他告知文书,如心理测评告知书等。
第一百零八条 【通知到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可以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讯问前应当将讯问的时间、地点提前通知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并要求其携带到场通知书、身份证或者工作证、户口簿等身份证明文件。
需要对到场参与讯问的法定代理人取证的,应当先行对其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
目睹案件发生过程,提供证人证言的,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
第三节 讯 问
第一百零九条 【介绍参与人员】讯问开始时,办案人员应当首先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表明身份,告知其讯问人员的姓名、单位、法律职务。
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办案人员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介绍合适成年人的身份、职业等基本情况以及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法律意义等,并让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生活、学习、家庭等非涉案情况进行短暂交流。交谈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一十条 【权利义务告知】办案人员应当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案件的进展情况。告知时,应当以未成年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说明,并通过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告知内容或者让其复述等方式,以确保未成年人真正理解其诉讼权利、义务以及供述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告知的情形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一十一条 【缓解情绪】正式讯问开始前,办案人员应当尽可能缓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紧张情绪,与其建立信任友善关系,为正式讯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百一十二条 【核查主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体方面内容应当注意:
(一)核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身份情况,问明出生年月日、公历还是农历、生肖属相、每年何时过生日、就学就业经历、家庭成员的年龄情况等;
(二)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健康情况,问明是否有影响羁押的严重疾病、生理发育是否有缺陷、是否有病史特别是精神病史、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处于怀孕或者哺乳期等;
(三)核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情况;
(四)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状况,问明其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父母和亲属是否在本地、是否具备监护能力或者有无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人选等;
(五)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问明其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区环境、社会交往、兴趣爱好、脾气性格等;
(六)其他应当注意的内容。
第一百一十三条 【核查客观方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客观方面内容应当注意:
(一)讯问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参与人员、侵害对象、手段、结果,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了解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
(三)讯问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数量以及去向,核实退赔赃款赃物的情况;
(四)其他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一百一十四条 【核查主观方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内容应当注意:
(一)详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目的,实施犯罪行为时所持有的心理态度等;
(二)共同犯罪的,要问明是否有预谋和分工,是否被他人胁迫、引诱或者被教唆;
(三)问明中止犯罪的原因及案发后到案的情况,以及是否具有自首、立功表现等;
(四)有犯罪前科的,要问明再犯罪的原因,以及犯罪后的主观悔罪认识。
第一百一十五条 【探究犯罪原因】讯问过程中,应当以预防再犯罪为目标,深入探究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回归社会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
第一百一十六条 【自书供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办案人员应当准许。必要时,办案人员也可以要求其亲笔书写供述。
第一百一十七条 【适时教育】主要犯罪事实讯问完毕后,办案人员可以结合案情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讯问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教育感化的契机,适时向其讲解相关法律,帮助其明辨是非,促使其认罪悔罪,增强法治意识。
第一百一十八条 【及时鼓励】办案人员要注意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优点、特长并予以肯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错悔罪或者表现好时,应予及时鼓励。
第一百一十九条 【写致歉信】为释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促使其深刻反省错误,办案人员根据情况可以建议其给被害人写致歉信。
第一百二十条 【掌控情境】讯问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发生抵触、烦躁、悲观等消极情况。如果发生,应当保持冷静,及时予以安抚、引导。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场监督】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认为办案人员的讯问行为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意见。对于合理意见,办案人员应当接受并纠正;对于不合理意见,应当说明理由。相关内容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二十二条 【中止讯问】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出现恐慌、紧张、激动、疲劳等不宜继续讯问的情形时,办案人员应当及时中止讯问,在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协助下消除上述情形后再行讯问。必要时,可以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检察人员或者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干预和情绪疏导。
第一百二十三条 【制作笔录】办案人员应当忠实记录讯问过程,讯问笔录应当充分体现未成年人的语言风格。
第一百二十四条 【签名确认】讯问完毕后,讯问笔录应当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核对无误后,分别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并捺指印确认。
第四章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主要任务】询问未成年被害人,不仅要查明案件事实,还应当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因犯罪行为在身体、心理、生活等方面所遭受的不良影响以及确保健康成长的需求等情况,并注重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地点选择】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经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通知未成年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专设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接受询问。
第一百二十七条 【时间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时间应当以不伤害其身心健康为前提。
询问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由办案人员根据其生理、心理等表现确定时间,每次正式询问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小时,询问间隔可以安排适当的休息。
询问过程中,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状态、情绪变化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询问节奏,避免对其身心造成负面影响,保证询问活动顺利进行。
第一百二十八条 【呵护身心】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要注意呵护其身心健康,维护人格尊严。
第一百二十九条 【次数限制】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已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制作笔录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重复询问。
第一百三十条 【参与询问】对于性侵害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可以通过提前介入侦查的方式参与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工作。对询问过程一般应当进行录音录像,尽量避免在检察环节重复询问。
第一百三十一条 【语言方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语言要符合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能够被未成年人所充分理解。
询问可以采取圆桌或者座谈的方式进行。
询问过程中要注意耐心倾听,让未成年被害人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观点。尽可能避免程式化的一问一答取证方式,确保其陈述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提出的疑问或者法律问题,应当认真予以解释和说明。
第一百三十二条 【录音录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一般应当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第一百三十三条 【依照办理】询问被害人时的基本原则、人员选择、隐私保护、专家辅助、心里疏导和测评等方面的内容依照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节 询问前准备
第一百三十四条 【询问提纲】办案人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等制定详细的询问提纲或者询问方案。
第一百三十五条 【告知文书】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告知的法律文书主要包括:
(一)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二)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
(三)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四)询问通知书;
(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需要准备的其他告知文书,如心理测评告知书等。
第一百三十六条 【通知到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有关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的要求依照本指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节 询 问
第一百三十七条 【权利告知】办案人员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案件的进展情况,并要求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在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字确认(年幼的未成年人可以由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代签)。告知诉讼权利时,应当进行解释说明,重点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获得赔偿的权利。告知的情形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三十八条 【作证能力评估】询问年幼的未成年被害人,要认真评估其理解能力和作证能力,并制定交流的基本规则,未成年人的回答可以是“我不理解”。
第一百三十九条 【询问内容】询问未成年被害人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核实未成年人,特别是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身份情况,问明具体出生年月日、公历还是农历、生肖属相、每年何时过生日、就学就业经历、家庭成员的年龄情况等;
(二)了解未成年人的健康状况,问明生理发育是否有缺陷、是否有病史特别是精神病史,受侵害后身体、心理康复及生活状况等;
(三)问明案发时间、地点、经过、被侵害具体情况,尤其是侵害者是谁。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突出询问重点,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应当进行全面询问;
(四)了解未成年被害人案发后获得赔偿的情况及其对侵害人的处理意见;
(五)其他应当询问的内容。
第一百四十条 【不同策略】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要采取不同的询问策略,防止机械、武断的成年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伤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
第一百四十一条 【注意事项】询问中应当尽量使用开放性问题,便于未成年人自由叙述回答,以此获取准确信息。注意避免诱导性询问或者暗示性询问以及对同一问题的反复询问,防止其因产生熟悉感而作出虚假性陈述。对未成年人的回答,办案人员不得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予以赞赏或者表示失望。
第一百四十二条 【适时引导】询问过程中,对于有过错的未成年被害人,办案人员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及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体情况,适时开展有针对性的行为规范和法治教育。
第一百四十三条 【依照适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有关介绍参与人员、缓解情绪、在场监督、中止询问、制作笔录及签名确认的要求依照本指引第三章第三节的有关规定办理。
询问未成年证人,适用本章规定。
第五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四十四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其涉嫌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成长经历、犯罪原因以及有无监护或者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妨碍诉讼或者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大小,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对于依法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的,应当认真做好跟踪帮教考察工作,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一旦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及时建议公安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第一百四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当首先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辩护人,没有辩护人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并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第一百四十六条 【再行提请】公安机关对不在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再行提请批准逮捕。
第一百四十七条 【应当讯问】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对其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二节 案件审查
第一百四十八条 【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及理由。必要时可以对辩护人进行说明解释。
对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第一百四十九条 【及时帮助】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体存在严重疾患的,应当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发现未成年人心理存在问题的,可以根据需要,督促公安机关委托或者自行委托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
第一百五十条 【精神病鉴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存在精神疾患或者智力发育严重迟滞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依法进行鉴定。
第一百五十一条 【社会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督促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违法情况、不良行为史、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等相关材料。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也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一百五十二条 【年龄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重对未成年人年龄证据的审查,重点审查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
对于未成年人年龄证据,一般应当以公安机关加盖公章、附有未成年人照片的户籍证明为准。当户籍证明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可以调取医院的分娩记录、出生证明、户口簿、户籍登记底卡、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护照、入境证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学籍卡、计生台帐、防疫证、(家)族谱等证明文件,收集接生人员、邻居、同学等其他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综合审查判断,排除合理怀疑,采纳各证据共同证实的相对一致的年龄。
(二)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者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意见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参考。若鉴定意见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显示犯罪嫌疑人年龄在法定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但无法查清真实年龄的,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认定。
第一百五十三条 【事实证据审查】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应当着重查清以下事实:
(一)现有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发生;
(二)现有证据是否足以证实发生的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所为;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否已经查证属实。
第一百五十四条 【监护帮教审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有效监护或者帮教条件:
(一)能够提供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具有监护帮教条件的成年亲友作为保证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本地就读、就业,案发后父母亲或者其他监护人表示愿意到本地生活,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有效监护,或者学校、就业单位愿意对其进行观护和帮教的;
(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和组织愿意提供条件进行帮教的;
(四)公安、司法机关能够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帮教场所或者临时监护人的;
(五)其他具有有效监护或者帮教条件的。
第一百五十五条 【社会危险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从以下方面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
(一)审查公安机关提供的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包括被害人、被害单位或者案发地社区出具的相关意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表现等。公安机关没有提供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不充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或者补充;
(二)审查社会调查报告;
(三)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犯罪次数等;
(四)审查其他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材料。
第一百五十六条 【不公开听证】人民检察院对于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逮捕存在较大争议的,可以举行不公开听证,当面听取各方面意见。
决定举行不公开听证的,一般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辩护人、侦查人员、被害人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等到场。必要时,可以通知羁押场所监管人员、社会调查员等到场。
听证过程应当形成书面记录,交听证参与各方签字确认。听证情况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载明。
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在押的,不宜进行听证。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可以在看守所举行听证,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进行听证。
第一百五十七条 【查清犯罪诱因】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查明是否有被胁迫、引诱的情节,是否存在他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等情况。
第三节 作出决定
第一百五十八条 【应当不捕】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
(二)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非其所为的;
(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四)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五)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六)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七)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第一百五十九条 【证据不足不捕】对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足以证明犯罪行为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难以判断,影响对该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认定的,应当不批准逮捕。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一百六十条 【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逮捕不致再危害社会和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不批准逮捕。
对于罪行较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逮捕不致再危害社会和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可以不批准逮捕:
(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四)犯罪后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五)犯罪后如实交待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
(六)不属于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七)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八)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九)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的;
(十)其他可以不批准逮捕的情形。
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逮捕不致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应当不批准逮捕。
依据在案证据不能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没有补充移送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 【说理解释】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制作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连同案卷材料送达公安机关。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被害人释法说理。
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一般应当从事实、证据和法律等方面阐明,但侧重点应当有所不同:
(一)应当不批准逮捕案件。重点围绕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进行说理。
(二)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案件。重点围绕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理。证据不足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侦查建议;存在瑕疵证据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予以补证;因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的,应当指出违法行为,并说明排除的理由。
(三)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案件。重点围绕涉嫌犯罪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罪表现、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情节,以及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不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者妨碍诉讼、存在不适宜羁押情形等进行说理。因公安机关不移送证明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决定不捕的,应当明确指出。
第一百六十二条 【复议复核】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另行指派检察人员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收到提请复议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七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因复议意见不被接受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六十三条 【不捕帮教】对于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帮教。必要时可以会同家庭、学校、公安机关或者社会组织等组成帮教小组,制定帮教计划,共同开展帮教。
(一)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而不批准逮捕的,帮助其稳定思想和情绪,促使其认罪悔罪,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对于确有违法行为,且认知和行为偏差已达到一定程度,因证据不足而未被批准逮捕的,在敦促其配合侦查取证的同时,应加强教育矫治。
(三)对于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具结悔过等,并开展教育矫治工作。必要时,可以交由政府收容教养。
(四)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对其加强法治教育,预防其违法犯罪。
第一百六十四条 【应当逮捕】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情形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但是,曾经故意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经帮教真诚悔罪的,可以不予逮捕。
身份不明是指犯罪嫌疑人不讲身份信息,通过指纹比对、网上户籍信息查询等方式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或者虽有供述,但经调查,明显虚假或者无法核实的。
第一百六十五条 【可以转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规定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企图自杀、自残的;
(三)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企图逃跑的;
(四)对被害人、证人、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实施打击报复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行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中的“情节严重”,人民检察院可以予以逮捕:
(一)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两次未经批准,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或者通信,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经传讯无正当理由两次不到案的;
(五)经过批评教育后依然违反规定进入特定场所、从事特定活动,或者发现隐藏有关证件,严重妨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
对于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核实原因,并结合帮教效果等有关情况慎重作出逮捕决定。
第一百六十六条 【作出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制作审查逮捕意见书,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达公安机关执行,执行回执附卷。
第六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七条 【基本要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全面审查起诉意见书、案卷证据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根据其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以及其年龄、身心发育状况、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有无监护或者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起诉的必要性,尽可能作出不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对于确有起诉必要的,应当起诉并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对于可以不判处监禁刑的,应当依法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
第一百六十八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第一百六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当首先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辩护人。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明确表示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一百七十条 【讯问询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并制作笔录附卷。
必要时,可以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一百七十一条 【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当面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当面听取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及时提出书面意见,或者电话联系听取意见,并制作电话记录附卷。电话联系听取意见的,应当有两名检察人员在场,并在电话记录上签字。
第一百七十二条 【精神病鉴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存在精神疾患或者智力发育严重迟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退回公安机关委托或者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而申请对其进行鉴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委托鉴定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第一百七十三条 【及时帮助】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身体存在严重疾患的,应当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或者委托专业机构或者有资质的人员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第二节 不起诉
第一百七十四条 【绝对不起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对于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
(二)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非其所为的;
(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四)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五)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六)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七)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八)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发现犯罪事实并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为,需要重新侦查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第一百七十五条 【存疑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对于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退回补充侦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一百七十六条 【相对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
(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
(六)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对于未成年人轻伤害、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犯罪等,情节轻微,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或者经被害人同意并提供有效担保,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第一百七十七条 【不公开听证会】人民检察院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前,可以邀请侦查人员、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社会调查员、帮教人员等,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和理由,并制作听证笔录,由参与人员签字确认。
不起诉听证会应当不公开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参与人员不得泄露涉案信息,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
第一百七十八条 【送达告知】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制作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送达时应当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告知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送达时应当告知被送达人,检察机关将对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的不起诉记录予以封存,被送达人不得泄露未成年人的隐私;告知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有单位或个人泄露已被封存的不起诉记录,可以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
上述告知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一百七十九条 【宣布教育】对于决定不起诉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当举行不起诉宣布教育仪式,向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宣布不起诉决定书,阐明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并结合社会调查等情况,围绕犯罪行为对被害人、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社会等造成的危害,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对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开展必要的教育。如果侦查人员、合适成年人、辩护人、帮教人员等参加有利于教育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的,可以邀请他们参加,但要严格控制参与人员范围并告知其负有保密义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必要时,可以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存在违法犯罪事实或者不良行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条 【后续处理】不起诉决定书自公开宣布之日起生效。被不起诉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执行机关解除。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要求有关主管机关及时通知处理结果。
对于扣押、查封、冻结的财产,应当书面通知作出扣押、查封、冻结决定的机关或者执行扣押、查封、冻结决定的机关解除扣押、查封、冻结。
第三节 附条件不起诉
第一百八十一条 【适用条件】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一)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系未成年人的;
(二)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的;
(三)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四)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
(五)犯罪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和量刑情节,衡量是否“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具有悔罪表现:
(一)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
(二)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积极退赃、尽力减少或者赔偿损失的;
(三)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四)具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五)犯罪中止的;
(六)其他具有悔罪表现的情形。
对于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但诉讼时已成年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第一百八十二条 【积极适用】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积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积极自我改造,从而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对于不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为其创造条件,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
第一百八十三条 【结合适用】人民检察院可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当事人和解制度相结合,通过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真悔罪、赔礼道歉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达到对被害人精神抚慰、物质补偿的同时,加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的进程。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具体把握】人民检察院对于既可以附条件不起诉也可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对于既可以相对不起诉也可以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优先适用相对不起诉。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等需要矫正,确有必要接受一定时期监督考察的,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第一百八十五条 【征求意见】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应当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征求意见时应当让其全面获知和理解拟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基本内容,包括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依据、适用程序、救济程序、考察程序、附加义务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后果等,并给予一定的时间保障。必要时,可以建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其辩护人进行充分沟通,在准确理解和全面权衡的基础上,提出意见。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在人民检察院书面征求意见书上签署意见,明确表明真实意愿,且一般应当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时签署。确因特殊情况只能以口头方式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意见存在分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综合案件情况,本着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挽救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一百八十六条 【异议处理】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犯罪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有异议并提出无罪意见或辩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后依法提起公诉。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案件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没有异议,仅对所附条件及考验期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采纳其合理的意见,对考察的内容、方式、时间等进行调整。但其意见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的,应当进行耐心的释法说理工作。经说理解释后,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仍有异议坚持要起诉的,应当提起公诉。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应当审查后决定是否起诉。
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撤回异议。撤回异议的,应当制作笔录附卷,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签字确认。
第一百八十七条 【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
对公安机关应当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听取意见,并要求公安机关书面反馈意见。
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听取意见,参照本指引第一百七十一条办理。
对于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但要做好释法说理和化解矛盾工作。
对于审查起诉阶段无法联系到被害人,经审查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第一百八十八条 【不公开听证】对于公安机关或者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或者案件本身争议、社会影响较大等,人民检察院可以举行不公开听证会。具体要求参照本指引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百八十九条 【决定程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审查意见,应当由办案人员在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十五日前提出,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拟定考验期限和考察方案,连同案件审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等,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一百九十条 【送达宣布】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送达时,应当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果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并进行必要的释法说理。
人民检察院应当当面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宣布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时告知考验期限、在考验期内应当遵守的规定和违反规定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可以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出异议等,并制作宣布笔录。
第一百九十一条 【复议、复核】公安机关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另行指定检察人员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的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收到公安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请复核的意见书后,应当交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办理。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应当指定检察人员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送交提请复核的公安机关和下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核改变下级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第一百九十二条 【被害人申诉】被害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收到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申诉的,由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
被害人向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申诉材料连同案卷一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受理。
上述申诉的审查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承办人员审查后应当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后制作复查决定书。
复查决定书应当送达被害人、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被害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收到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七日后提出申诉的,由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另行指定检察人员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复查。
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查作出起诉决定的,应当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并将复查决定抄送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
被害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第一百九十三条 【强制措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押的,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
考验期未满、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继续进行监督考察。
第一百九十四条 【考验期确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考验期的长短应当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相适应。可能判处的刑罚在六个月以下的,一般应当将考验期限确定为六个月;可能判处的刑罚在六个月以上的,可以参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期确定具体考察期限。
考验期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考验期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在考验期的前两个月要密切关注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帮助、督促其改正不良行为,形成良好习惯。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和教育挽救的需要,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可以在法定期限范围内适当缩短或延长考验期。
第一百九十五条 【所附条件】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附下列条件: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区(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前款第四项“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一)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
(二)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三)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五)接受相关教育;
(六)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所附条件应当有针对性,注意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求,尤其避免对其就学、就业和正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百九十六条 【监督考察】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监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履行义务、接受帮教的情况,并督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司法社工、社会观护基地、公益组织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相关机构成立考察帮教小组,明确分工及职责,定期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
考察帮教小组应当为考察对象制作个人帮教档案,对考察帮教活动情况及时、如实、全面记录,并在考察期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定,出具书面报告。
第一百九十七条 【心理学运用】人民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适用、监督考察等过程中,可以运用心理测评、心理疏导等方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考察帮教的针对性。
第一百九十八条 【考察届满】考验期届满,检察人员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审查起诉期限自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中止计算,自考验期届满之日起或者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日起恢复计算。
第一百九十九条 【不起诉决定】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本指引所列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形,考验期满后,承办人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报请检察长作出不起诉决定。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
第二百条 【送达告知】人民检察院对于考验期满后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制作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被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送达时,应当告知被送达人,检察机关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不起诉记录予以封存,被送达人不得泄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有单位或者个人泄露已被封存的不起诉记录,可以向检察机关投诉;告知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述告知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百零一条 【宣布教育】对被不起诉人应当举行宣布教育仪式,具体依照本指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办理。
第二百零二条 【申诉办理】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申诉的,依照本指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办理。
第二百零三条 【回访帮教】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可以与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学校、单位等建立定期联系,在不起诉决定宣布后的六个月内,随时掌握未成年人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表现,共同巩固帮教成果,并做好相关记录。经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同意,可以在三年以内跟踪了解其回归社会情况,但应当注意避免对其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百零四条 【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在考验期内,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的决定:
(一)实施新的犯罪并经人民检察院查证属实的;
(二)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并经人民检察院查证属实的;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四)违反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他犯罪行为,但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在被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查证属实的,可以不作出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的决定。
第二百零五条 【漏罪或新罪的处理】人民检察院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应当将案件线索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原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对新罪或者漏罪无管辖权的,应当通知其与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协商,依法确定管辖权,并案侦查。
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因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因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实施的其他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能够在审查起诉期间内将新罪、漏罪查清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一并提起公诉;不能查清的,应当对前罪作出不起诉处理,新罪、漏罪查清后另行起诉。
第四节 提起公诉
第二百零六条 【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及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认为起诉有利于对其矫治的;或者虽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但不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公诉。
第二百零七条 【量刑建议】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综合衡量犯罪事实、情节和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提出适用非监禁刑或者缓刑的建议,并视情况建议判处禁止令。
第二百零八条 【分案起诉】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并由同一个公诉人出庭。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分案起诉:
(一)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
(二)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分案起诉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
(三)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案起诉妨碍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的;
(四)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的情形。
第二百零九条 【分案审查】共同犯罪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由不同级别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部分的承办人应当及时了解案件整体情况;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二百一十条 【先予起诉】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同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如果补充侦查事项不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参与的犯罪事实,不影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先予提起公诉。
第二百一十一条 【文书制作】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以根据全案情况制作一份审查报告,起诉书以及量刑建议书等应当分别制作。
第二百一十二条 【并案审理】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别提起公诉后,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并案审理。
第二百一十三条 【简易程序】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二)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辩护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第二百一十四条 【建议适用缓刑】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同意和解或者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
(四)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
第二百一十五条 【建议适用禁止令】人民检察院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犯罪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充分考虑与未成年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可以有针对性地建议人民法院判处未成年被告人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适用禁止令:
(一)禁止从事以下一项或者几项活动:
1.因无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监管不力,经常夜不归宿的,禁止在未经社区矫正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在外留宿过夜;
2.因沉迷暴力、色情等网络游戏诱发犯罪的,禁止接触网络游戏;
3.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未履行完毕,违法所得未追缴、退赔到位,或者罚金尚未足额缴纳的,禁止进行高消费活动。高消费的标准可根据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水平确定;
4.其他确有必要禁止从事的活动。
(二)禁止进入以下一类或者几类区域、场所:
1.因出入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导致犯罪的,禁止进入夜总会、歌舞厅、酒吧、迪厅、营业性网吧、游戏机房、溜冰场等场所;
2.经常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进行寻衅滋事,在学校周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及周边地区。确因本人就学、居住等原因的除外;
3.其他确有必要禁止进入的区域、场所。
(三)禁止接触以下一类或者几类人员:
1.因受同案犯不良影响导致犯罪的,禁止除正常工作、学习外接触同案犯;
2.为保护特定人员,禁止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接触被害人、证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
3.禁止接触其他可能遭受其侵害、滋扰的人或者可能诱发其再次危害社会的人。
建议适用禁止令,应当把握好禁止令的针对性、可行性和预防性,并向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阐明适用禁止令的理由,督促法定代理人协助司法机关加强监管,促进未成年被告人接受矫治和回归社会。
第五节 出席法庭
第二百一十六条 【圆桌审判】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采取圆桌审判方式审理:
适用简易程序的;
十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
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
犯罪情节轻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
(五)犯罪性质较为严重,但被告人系初犯或者偶犯,平时表现较好,主观恶性不大的;
(六)其他适合的案件。
第二百一十七条 【庭前准备】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做好下列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必要时,可以再次讯问被告人;
(二)进一步熟悉案情,深入研究本案的有关法律政策,根据案件性质,结合社会调查情况,拟定讯问提纲、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公诉意见书和法庭教育词。
法庭教育词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一)刑事违法性,即未成年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必要性,促使其正确对待判决,树立法治意识;
(二)社会危害性,包括对被害人、未成年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社会等造成的伤害,促使其深刻反思;
(三)犯罪原因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四)未成年被告人自身优点,对今后工作、学习、生活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增强其回归社会的信心;
(五)对监护人的教养方式等提出建议;
(六)其他有针对性的教育、感化、挽救内容。
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简化操作。
第二百一十八条 【庭前沟通】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在开庭前与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辩护人等交换意见,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充分听取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意见后,可以与审判人员沟通是否有选择地通知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社区矫正部门人员等到场。
第二百一十九条 【庭前会议】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庭前会议的,由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参加,必要时可以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建议人民法院通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参加庭前会议。
第二百二十条 【出庭要求】出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出庭检察人员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使用适合未成年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发言时应当语调平和,所提问题简要、明确,并注意用语文明、准确,通俗易懂。
出庭检察人员在庭审活动中,既要严格执行庭审程序,树立法律权威,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又要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给未成年被告人造成不良影响。遇到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等辩护意见不正确时,以正面说理为主,做到有理、有节。必要时,可以建议审判长休庭,针对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错误行为,在庭下予以纠正,并引导他们从未成年人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树立法治观念和正确价值观。
对于与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认真听取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和理由。说理时要温和、理性,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情绪严重不稳定,不宜继续接受审判的,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建议休庭。休庭后及时安抚未成年被告人的情绪,在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辩护人的协助下消除上述情形后继续开庭审理。必要时,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检察人员或委托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
第二百二十一条 【法庭教育】出庭检察人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应当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将有关法律规定、社会危害后果、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及其应当吸取的教训等予以充分阐述, 尤其对未成年被告人在庭审中暴露出的错误认识,要及时、耐心地予以纠正。
根据具体情况,出庭检察人员可以提请法庭安排社会调查员、帮教人员、心理疏导人员等发言,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帮助教育。
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后, 出庭检察人员应当配合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在此阶段,可以依据庭审中所查明的犯罪事实,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认罪服法或悔过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犯罪性质、危害后果和应受处罚。重点是指明今后的出路, 使未成年被告人感到司法机关不仅仅是对其进行审判, 而且还对其进行教育和挽救,使其树立改过自新的信心和决心,实现惩教结合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5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5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立法上明确法官助理定位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内司委、中组部,现答复如下: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推进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改革部署,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明确的重要任务。法官助理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不仅发挥着辅助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重要作用,也是法官的主要后备力量。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建设,坚持将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列入重要改革事项,坚持与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同步研究、同步推进。您就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提出的三点意见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中有些建议与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相契合的,对于进一步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深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提高法院人事管理科学化水平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关于法官助理的职责和任职条件。2013年3月,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明确规定了法官助理属于审判辅助人员的一类,在法官指导下履行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案件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职责。为促进审判辅助人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组部等部门印发了《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担任法官助理应当具有高等院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适用上述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可以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艰苦边远地区法官助理的法律职业资格条件可以适当放宽。该方案还规定编制内法官助理原则上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根据工作性质和管理需要设置职务名称,单独核定职数,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并向中基层法院予以政策倾斜,为进一步拓宽法官助理职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目前,各地法院正抓紧进行法官助理等级套改工作。
关于法官助理的招录。为加大招录法官助理等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力度,201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组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法官助理可由省级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进行单独招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开考比例,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建立了政法专业毕业生就业流向与司法机关用人需求的有效衔接机制,畅通了政法专业毕业生进入人民法院的渠道,进一步明确了招录资格条件,规范了招录程序。目前,各地法院正根据《意见》明确的招录政策,积极开展法官助理招录工作。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正指导各地法院加快推进未入额法官转任法官助理,积极探索建立接收法律院校实习生担任法官助理制度,推动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助理队伍。
关于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法官助理作为法官的后备力量,符合法官任职资格条件的,可以参加法官选任。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规定,符合任命法官条件的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可以采取竞争性选拔或组织调整等方式转任法官。同时,根据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5月印发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地市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初任法官的,应当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省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初任法官的,一般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
关于通过立法明确法官助理的地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进行修改,其中就包括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等内容。全国人大内司委表示,将在修法过程中吸收司法体制改革成果,原则规定法官助理职责,建立法官助理上升渠道,为法官助理制度的运行提供法律支持和发展空间。中组部也表示,将积极支持以法律规范形式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并配合做好法官助理招录以及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的相关工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及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修改工作的推进力度,争取尽快出台实施,在立法上确立法官助理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法官助理制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认真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贯彻落实,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尽快配齐配强法官助理队伍,加强法官助理队伍建设,进一步深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不断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日)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少年儿童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将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共同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法律政策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落实,公平正义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彰显。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筛选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九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既有强奸未成年人等刑事案件,也有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健康权、社会保障给付等民事、行政案件,还有家庭教育令等新型案件,代表性强、覆盖面广。
发布这些案例,是要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同时,也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少年儿童事业,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1.被告人张某某强奸案
--教师强奸多名未成年女生被判处死刑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某某在担任某省某小学教师期间,利用教师身份,先后将多名女学生(均系幼女)带至宿舍内实施奸淫。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利用教师身份奸淫未成年女学生,奸淫人数多,时间跨度长,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依法以强奸罪判处蒋某某死刑。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现已执行。
典型意义
被告人张某某身为人民教师,本应为人师表,却利用教师身份,多年持续奸淫多名在校未成年女生,致使被害女生的纯真童年蒙上阴影,对她们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严重践踏了社会伦理道德底线,性质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人民法院历来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零容忍态度,尤其是对那些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或者便利条件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姑息。本案的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严厉惩治的鲜明态度,彰显了人民法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2.未成年被告人贾某某诈骗案
--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未成年被告人贾某某因参加电竞比赛需要资金,采用化名,虚报年龄,谎称经营新媒体公司,以网上刷单返利等为幌子,诱骗多名被害人在网络平台购买京东E卡、乐花卡,或是诱骗被害人在支付宝等小额贷款平台借款后供其使用,骗得人民币共计30余万元。到案后,贾某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法院审理期间,贾某某父亲对被害人退赔,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委托社工对被告人贾某某进行了详细社会调查。调查显示,贾某某幼时读书成绩优秀,曾获省奥数竞赛第四名和全国奥数竞赛铜奖,后因父母闹离婚而选择辍学,独自一人到外地生活,与家人缺乏沟通联络。父母监护的缺失,法律意识的淡薄,是贾某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法官找准切入点,有针对性地确定帮教措施,积极促进退赔谅解,充分发挥法庭教育及亲情感化作用,积极与被告人原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联系,认为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
法院经审理认为,贾某某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其父亲已代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经综合考量,对其依法从轻处罚,以诈骗罪判处贾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帮助其重回人生正轨的典型案例。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采用了圆桌审判、社会调查、法庭教育、“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等多项未成年人审判特色工作机制,平等保护非本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律的警醒、教育和亲情的感化作用,将审判变成失足少年的人生转折点。案件审结后,法官持续跟踪帮教,被告人贾某某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积极反省,在法官的积极协调下,目前贾某某已回到高中学习,正在备战高考。
3.胡某诉陈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发出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原告胡某和被告陈某协议离婚,约定女儿胡小某由其母即被告陈某抚养,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一个月后,因被告再婚,有两三个星期未送胡小某去上学。自2020年12月10日起,原告为胡小某找来全托保姆单独居住,原告自己住在距胡小某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由保姆单独照护胡小某,被告每周末去接孩子。原告胡某认为离婚后,被告陈某未能按约定履行抚养女儿的义务,遂将陈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将女儿胡小某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经法庭询问,胡小某表示更愿意和妈妈陈某在一起生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协议离婚后,对未成年女儿胡小某仍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行为,忽视了胡小某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鉴于胡小某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即被告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法院认为,被告陈某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由原告委托保姆单独照护年幼的女儿,属于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行为,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应予以纠正。裁定要求陈某多关注胡小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了解胡小某的详细状况,并要求陈某与胡小某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小某,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不得让胡小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将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开启了父母“依法带娃”的时代,对于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应当加强亲子陪伴,即使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也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鉴于本案被告未能按照协议切实履行抚养义务、承担监护职责,人民法院在综合考虑胡小某本人意愿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并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向被告发出了全国第一份家庭教育令,责令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家庭教育令发出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发布本案例,旨在提醒广大家长,《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希望广大家长认真学习这部重要法律,认真履行为人父母的重大责任,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4.未成年被告人邹某寻衅滋事及家庭教育令案
--未成年被告人父母怠于履行职责,跨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邹某从小随父母生活在A省某市,后邹某的母亲因工作变动将邹某带至B省生活、上学,邹某父亲仍在A省工作。邹某母亲因工作原因,对邹某的学习、生活关心较少,邹某父亲也只是偶尔电话问候。由于生活习惯等原因,邹某无法很好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开始与社会上的闲散青年接触,时常不回家。2020年5月,14岁的邹某因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邹某父母未能引起重视,仍疏于对邹某的教育、管理。2021年3月,邹某因与多人打架斗殴,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邹某在B省生活、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对新的生活环境还在适应过程中,邹某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疏于对邹某的管理教育,也缺乏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方法,遂决定向邹某的父母签发《家庭教育令》,责令其限期到“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联合当地检察院、教委等部门,邀请邹某之前生活地社区的网格员召开谈心会,制定详细计划,共同对邹某的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目前邹某的父母已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次,效果良好。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发现监护人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或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通过发出家庭教育令,引导其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能够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本案审理中,法院联合检察、公安、司法、教育等部门,成立了“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借助两地力量,凝聚工作合力,为家庭教育失范的邹某父母进行指导,帮助他们树立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家庭教育职责。跨域家庭教育指导,是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益探索,展现了人民法院的责任担当。
5.李某某诉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支付行为无效
基本案情
14周岁的原告李某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某平台先后七次从被告经营的网店“X游戏”购买374个游戏账号,共计支付36652元,上述游戏账号内的装备都是皮肤、面具、小花裙子等。原告父母次日发现后,及时与被告经营网店的客服人员联系,表示对原告购买游戏账号及付款行为不予追认并要求被告退款,被告不同意全额退款。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案发时未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购买游戏账号支付36652元的行为,显然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亦明确表示对该行为不予追认,故原告李某某实施的购买行为无效,判决被告向原告全额返还购买游戏账号款36652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主要涉及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支付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购买支付行为,在未得到其家长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购买支付行为无效,经营者应当依法返还价款。本案提醒广大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加强对孩子的引导、监督,并应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防止孩子用来绑定进行大额支付。网络公司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依法处理因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支付行为所引发的纠纷。
6.钱某与某美容工作室、龙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为未成年人文身构成侵权,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13周岁的原告钱某多次前往被告龙某所经营的某美容工作室玩耍,与龙某熟识后,钱某称要文身,龙某遂为钱某进行了大面积文身,并收取文身费用5000元。2021年2月,钱某的母亲送钱某前往某省入学,学校检查身体时发现了钱某身上的文身。为避免对钱某的求学及就业造成影响,钱某父母要求清洗文身,后双方因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钱某诉至法院,请求被告退还文身费5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方面,原告钱某年仅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损害和影响,且事后其法定代理人未予追认,经营者应当依法返还价款。另一方面,被告某美容工作室在未准确核实钱某年龄身份的情况下,为钱某进行了大面积文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最终判令被告某美容工作室返还原告钱某文身费5000元,并支付原告钱某精神抚慰金3000元。
典型意义
文身实质上是在人体皮肤上刻字或者图案,属于对身体的侵入式动作,具有易感染、难复原、就业受限、易被标签化等特质。给未成年人文身,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使未成年人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中受阻,侵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以及社会参与权等多项权利。因此,经营者在提供文身服务时,应当对顾客的年龄身份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本案作出由经营者依法返还文身价款,并依法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裁判结果,对规范商家经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7.胡某某、王某某诉某某餐厅死亡赔偿案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基本案情
胡小某系胡某某、王某某之子,其与蒋某某、陈某系某中学学生,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某日,胡小某、陈某某来到某某餐厅为蒋某某庆祝生日,胡小某提议要喝酒庆祝,三人喝了一些啤酒。饭后,胡小某提议去湖边玩耍,在湖边泡脚戏水的过程中,胡小某不慎后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胡某某、王某某将某某餐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胡小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部分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本案中某某餐厅的售酒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由于酒精对于人的精神具有麻痹作用,饮酒后会导致实施危险行为的危险系数增加,某某餐厅的售酒行为,与胡小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判决某某餐厅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害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烟酒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本案中的餐厅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不仅有违法律规定,还引发了未成年人溺水死亡的严重后果。法院依法认定该餐厅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引导烟酒商家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提高法律意识,让未成年人远离烟酒伤害,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安全健康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8.黄某某诉某某宾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宾馆对未成年人未尽入住程序询问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黄某某与朱某某(均系未成年人)通过网上聊天认识后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2021年6月,朱某某与黄某某相约见面,随后二人入住某某宾馆并发生性关系。后黄某某监护人得知,该宾馆在接待未成年人黄某某时,未询问其父母的联系方式及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黄某某以某某宾馆未尽安全保护义务使其遭受性侵害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某某宾馆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某某宾馆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某宾馆在接待未成年人黄某某入住时,未询问其父母的联系方式及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未尽到对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法定义务,应承担一定责任。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某某宾馆同意赔偿黄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当场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警示旅馆、宾馆、酒店的经营者应严格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和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经营,规范入住程序,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履行安全保护义务,如违反有关法定义务,将被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广大家长也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使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尊自爱、谨慎交友,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强化对旅馆、宾馆、酒店的日常监管,建立健全预警处置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入住旅馆、宾馆、酒店的风险防控,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梁某某诉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案
--在行政案件中保障幼儿合法权益,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面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原告梁某某(2017年11月出生)出生后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于2018年5月在某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7万余元。梁某某的亲属于2017年11月向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为梁某某一次性缴纳了2017年、2018年参保费用。因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在医疗系统中未有效录入梁某某2018年的连续参保信息,导致梁某某无法报销住院费用。原告梁某某于2018年7月诉至法院,请求报销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
裁判结果
法院在查明梁某某缴纳2017年、2018年医保参保费情况属实后,向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会同相关单位采取补救措施,维护当事人梁某某的合法权益。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根据《司法建议书》召开局务会,认定梁某某续保关系成立,对梁某某2018年上半年就医费用进行补报销。领取到报销费用后,梁某某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涉未成年人社会保障行政给付的典型案例。梁某某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儿,出生后即产生较高医疗费,且后续仍需相关医疗费用。如按常规程序历经一审、二审、执行,将会贻误梁某某的治疗。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为确保梁某某得到及时救治,改变传统工作思路,与被告以及原告所在乡政府多次沟通,进行法律释明,协调各方就梁某某参保关系成立这一核心事实达成共识。同时向某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出司法建议并被采纳,有力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本案的实质化解,体现了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在分清是非,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诉源治理,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的司法理念,彰显了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担当,筑牢了对未成年人的立体司法保护网。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的通知
(2017年4月26日 法办〔2017〕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及时总结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审判经验,加强审判指导,推进司法公开和提升司法公信,最高人民法院从2016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27件典型案例,归纳出39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该年度报告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新型、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审判标准、裁判方法和司法导向,对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印发给你们,供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摘要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主动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基本司法政策,以严格保护、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统一规则为着力点,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6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724件。在新收案件中,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有抗诉案件2件,二审案件7件,提审案件99件,申请再审案件601件,申诉案件3件,请示案件12件。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有专利案件227件,植物新品种案件1件,商标案件337件,著作权案件64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2件,垄断案件2件,商业秘密案件12件,其他不正当竞争案件23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38件,其他案件18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有行政案件352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84件,商标行政案件268件;共有民事案件372件。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735件,其中抗诉案件2件,二审案件11件,提审案件96件,申请再审案件614件,请示案件12件。在审结的614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行政申请再审案件283件,民事申请再审案件331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454件,裁定提审76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31件,裁定撤诉(包括和解撤诉)18件,以其他方式处理35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中占有最大比重,商标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增幅明显;专利行政案件的争议焦点问题仍集中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评价,在化学和医药生物领域的案件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书是否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仍然是较为突出的法律问题。当事人对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误区,是专利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此外,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技术事实查明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商标案件继续保持整体数量上的高位运行,商标行政案件占比较大,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及在先权利的保护条件和范围等法律适用问题仍存争议,裁判标准和尺度有待明确和统一。通过运用商标近似、商品类似、混淆等弹性因素,在充分考虑市场实际的基础上,体现商标权保护的强度与商标的显著程度、知名度相适应,“比例协调”原则在商标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著作权案件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基本平稳,涉及卡拉OK经营者等诉讼主体的关联性案件较多,当事人取证程序不规范以及证据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竞争案件中的商业秘密纠纷占比较大,争议焦点多集中于相关信息的秘密性,以及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等与权利基础的证明有关的法律问题,垄断案件的数量有所上升,但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尚需积累和提升。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27件(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基本相同的关联案件计为1件)典型案件,上述案件涵盖了已经入选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全部案件。我们从中归纳出39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药品制备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被诉侵权药品制备工艺的查明
在上诉人礼来公司与上诉人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5)民三终字第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药品制备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当推定被诉侵权药品在药监部门的备案工艺为其实际的制备工艺;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药品备案工艺不真实的,应当充分审查被诉侵权药品的技术来源、生产规程、批生产记录、备案文件等证据,依法确定被诉侵权药品的实际制备工艺。对于被诉侵权药品制备工艺等复杂的技术事实,可以综合运用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以及科技专家咨询等多种途径进行查明。
2.产品说明书是否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出版物
在再审申请人蒂森克虏伯机场系统(中山)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7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产品操作和维护说明书随产品销售而交付使用者,使用者及接触者均没有保密义务,且其能够为不特定公众所获取,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出版物。其中记载的技术方案,以交付给使用者的时间作为公开时间。
3.对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中“追溯力”的理解
在再审申请人上海优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38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侵权认定的判决已经执行完毕,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上述判决内容不具有追溯力。但专利权被无效后,有关技术方案即进入公有领域,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自由实施,专利权人无权予以制止。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4.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实用性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顾庆良、彭安玲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简称“磁悬浮磁能动力机”发明专利权驳回复审案)【(2016)最高法行申78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发明专利申请具备实用性,是指该技术方案本身符合自然规律,可实际应用并能够工业化再现。
5.专利法关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与“能够实现”之间的关系
在前述“磁悬浮磁能动力机”发明专利权驳回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在产业中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性。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能够实现”是指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内容能否实现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两者判断标准不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6.化学产品专利申请充分公开的要求
在再审申请人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5)知行字第35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化学产品的专利申请,应当完整公开该产品的用途和/或使用效果。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根据现有技术预测发明能够实现所述用途和/或使用效果,则说明书中还应当记载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所述用途和/或达到预期效果的定性或定量实验数据。
7.化合物新颖性判断中现有技术公开内容的认定标准
在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5)知行字第35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涉及化合物专利是否具有新颖性的判断过程中,对于现有技术文献是否已公开了该化合物,应以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该文献的启示,能否制造或分离出该化合物为标准。
8.使用同源性加上来源和功能限定方式的生物序列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诺维信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8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保护主题为生物序列的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需要考虑其中的同源性、来源、功能等技术特征对该生物序列的限定作用。如果这些特征的限定导致包含于该权利要求中的生物序列极其有限,且根据专利说明书公开的内容能够预见到这些极其有限的序列均能实现发明目的,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则权利要求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9.商标权共有人行使权利的一般规则
在再审申请人张绍恒与被申请人沧州田霸农机有限公司、朱占峰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5)民申字第364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商标权共有的情况下,商标权的行使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共有人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共有人不得阻止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
10.商标权的保护强度应当与其显著性和知名度相适应
在再审申请人杭州奥普卫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现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凌普电器有限公司、杨艳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2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权的保护强度,应当与其显著性和知名度相适应。如果使用行为并未损害涉案商标的识别和区分功能,亦未因此而导致市场混淆的后果,即不为法律所禁止。
11.销售发票指向非侵权商品的商标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再审申请人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区海威超市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 22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发票上的商标使用行为是否合法,需要根据其指向的商品或服务本身是否构成侵权作出判断。
12.姓名的商业使用不能与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相冲突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庆丰包子铺与被申请人山东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23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民享有合法的姓名权,并有权合理使用自己的姓名,但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明知他人注册商标或字号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仍以攀附他人知名度为目的,将相同文字注册为字号并突出使用,即使该字号中含有与姓名相同的文字,亦不属于对姓名的合理使用,而构成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
13.商标侵权案件中对是否构成在先使用的审查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梁或、卢宜坚与被申请人安徽采蝶轩蛋糕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采蝶轩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巴莉甜甜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5)民提字第38号】(简称“采蝶轩”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主张在先使用权益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其使用时间早于注册商标的申请日,且通过使用行为使未注册商标产生了一定影响。
14.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应当遵循比例原则
在前述“采蝶轩”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收入与生产经营规模、广告宣传、商品质量等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来源于对商标的使用及其知名度。当事人主张以全部销售收入与销售利润率为基础计算侵权获利的,不应予以支持。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15.伤害宗教感情的标志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不良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万佳建材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2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具有宗教含义的商标,一般可以该商标的注册有害于宗教感情、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为由,认定其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判断商标是否具有宗教含义,应当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宗教人士的认知以及该宗教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现实综合予以认定。
16.证明商标显著性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布鲁特斯SIG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21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法虽然对证明商标的申请主体、使用主体及基本功能作出了专门规定,但商标法关于注册商标应当具备显著特征的要求,同样适用于证明商标。
17.驰名商标认定的证据审查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苹果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新通天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338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判断相关证据能否证明引证商标驰名与否时,应当注意,公司的经营历史及知名度与引证商标的宣传、使用历史及知名度并不必然等同;相关公众能否通过正规、有效的渠道,认知和了解引证商标;一般性的消息报道,而非针对引证商标的广告宣传,不足以作为认定特定商标已在中国经广泛商业宣传达到驰名程度的事实依据。
18.判断中外文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应当考虑二者是否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再审申请人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南京金色希望酒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34号】(简称“拉菲庄园”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中文商标与外文商标是否构成近似,不仅要考虑商标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还应考虑二者是否已经在相关公众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19.已注册商标是否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判断
在前述“拉菲庄园”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已经注册使用的商标,是否已经通过使用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并形成了相关公众群体,应当以相关公众能否在客观上实现市场区分并避免混淆误认的结果为判断标准。
20.共存协议在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二十八条适用过程中的作用
在再审申请人谷歌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10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共存协议是认定申请商标是否违反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共存协议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不应简单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由,对共存协议不予采信。
21.姓名权构成商标法保护的“在先权利”
在再审申请人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再27号】(简称“乔丹”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重要人身权,姓名权可以构成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
22.自然人可就其未主动使用的特定名称获得姓名权的保护
在前述“乔丹”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使用”是姓名权人享有的权利内容之一,并非其承担的义务,更不是姓名权人主张保护其姓名权的法定前提条件。在符合有关姓名权保护条件的情况下,自然人有权根据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就其并未主动使用的特定名称获得姓名权的保护。
23.自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时应当满足的条件
在前述“乔丹”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自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的,该特定名称应当符合三项条件:其一,该特定名称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其二,相关公众使用该特定名称指代该自然人;其三,该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外国人外文姓名的中文译名如符合前述三项条件,可以依法主张姓名权的保护。
24.非以诚信经营为前提的商业成功与市场秩序不是维持商标注册的正当理由
在前述“乔丹”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权人主张的市场秩序或者商业成功并不完全是诚信经营的合法成果,而是一定程度上建立于相关公众误认的基础之上。维护此种市场秩序或者商业成功,不仅不利于保护姓名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更不利于净化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
25.商标申请或注册人信息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行为
在再审申请人格里高利登山用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鹤山三丽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2154号】(简称“格里高利”商标异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申请人及商标注册人信息仅能证明注册商标权的归属,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明作品创作者身份的署名行为。
26.著作权登记证书对在先著作权的证明效力
在前述“格里高利”商标异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商标申请日之前取得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在作品具有独创性、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证明登记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享有在先著作权。申请日之后取得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不具有证明在先著作权的证明效力。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27.对作品的独创性与有形形式的理解与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孙新争与被申请人马居奎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 213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智力成果在表现形式上是唯一的,无法体现与已有作品存在的差异,即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独创性的要求。智力劳动成果必须借助特定形式为他人知晓和确定,是作品须具备有形形式要求的应有之义。
28.对包含他人合法在先权利作品的著作权行使规则
在再审申请人诸暨市开心猫食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诸暨市优莱客食品商行、王坤、何铁永、傅凤丽、广东飞鹅包装彩印有限公司、长沙市裕得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197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著作权人在行使自身权利之时,应遵循合法、善意及审慎的原则,对于因历史原因而包含于作品当中的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应当合理避让。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29.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
在前述“采蝶轩”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不能仅依据其与被告是否为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经营者判断。
30.商业秘密共有案件中合理保密措施的认定
在上诉人化学工业部南通合成材料厂、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南通中蓝工程塑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南通市旺茂实业有限公司、周传敏、陈建新、陈晰、李道敏、戴建勋侵害商业技术秘密和商业经营秘密纠纷案【(2014)民三终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虽对相关商业秘密主张共有,但涉案信息实际上是在各当事人处分别形成。故某一当事人采取的保密措施,不能取代其他当事人应分别对涉案商业秘密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
五、垄断案件审判
31.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吴小秦与被申请人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98号】(简称广电公司捆绑交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作为特定区域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及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可以认定该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
32.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搭售”行为的认定
在前述广电公司捆绑交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经营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捆绑在一起向消费者收取,侵害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数字电视服务市场。经营者即使存在两项服务分别收费的例外情形,也不足以否认其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行为。
六、技术合同案件审判
33.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欺诈行为认定的基本原则
在上诉人钦州锐丰钒钛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技术合同纠纷案(简称“钒钛磁铁砂矿”技术合同纠纷案)【(2015)民三终字第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受托方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尊重技术开发活动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区分技术开发的不同阶段,以合同签订之时的已知事实和受托方当时可以合理预知的情况,作为判断其是否告知了虚假情况或隐瞒了真实情况的标准。
34.对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产品”的理解与受托方欺诈行为的认定
在前述“钒钛磁铁砂矿”技术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技术合同中“产品”的理解,应当考虑技术研发活动具有的阶段性及阶段产品存在差异的特点。对受托方使用不尽相同的概念对技术合同中的产品进行指代的行为,应当在考虑其所处研发阶段及对应具体工序的基础上,认定其是否实施了虚报项目产品的欺诈行为。
35.对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技术开发成本”的理解与受托方欺诈行为的认定
在前述“钒钛磁铁砂矿”技术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技术开发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试验设备的相关费用,也仅仅是决定技术开发合同价款的因素之一。对技术开发成本的认定,应当符合技术开发成本的客观构成,以及技术开发合同定价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受托方是否以虚报技术开发成本的方式实施了欺诈行为。
36.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委托方应当自行完成的商业判断与受托方欺诈行为的认定
在前述“钒钛磁铁砂矿”技术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技术合同中的委托方是否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应当充分尊重技术开发活动的特性,并综合考虑委托方的认知能力、信息来源及所能合理预知的情况等因素。在受托方已经尽到合理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委托方未完成应由其自行完成的商业判断,不能据此认定受托方构成欺诈。
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
3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件中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泉芯电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149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公告内容通常仅包括著录项目信息,不包括布图设计的具体内容。有证据证明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被诉侵权产品,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其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八、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38.商标驳回复审程序中通常不应当考虑与知名度有关的证据
在再审申请人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36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由于商标驳回复审程序为单方程序,引证商标权利人并无机会提交有关引证商标知名度的证据。为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在商标驳回复审程序中通常不应当考虑与知名度有关的证据。
39.对法律适用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二审判决的处理方式
在再审申请人黄小东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原审第三人沙特阿若必恩石油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6)最高法行申35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可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的瑕疵予以纠正的基础上,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78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7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请最高法院完善依职权移送管辖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移送管辖是人民法院在受理民事案件后,发现本院对案件无管辖权,依法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制度。既包括同级法院之间的移送,也包括不同级法院之间的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移送管辖,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管辖,减轻当事人诉累,提升审判效率。
一、关于依职权移送管辖的具体情形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根据该条规定,移送管辖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移送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移送管辖的前提是案件已经受理。如果受理之前发现案件不归本院管辖,应当告知起诉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如果起诉人坚持向本院起诉,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二是移送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三是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移送。四是移送管辖只能进行一次。移送管辖的裁定对受移送的法院具有约束力,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不得将案件退回原法院,也不得再自行移送给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而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这是为防止法院之间就管辖权问题无休止的推诿,拖延诉讼,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三种情况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移送管辖:一是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民事案件。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二是案件受理后,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化。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受诉人民法院更不得将案件移送到当事人变更后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三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行政区域发生变更。受理案件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得以行政区域变更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综上,针对依职权移送管辖,《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较为全面的适用条件及排除性条件,人民法院并不能任意裁定移送管辖。当然,正如您所说,《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原则性比较强,司法实践中,个别法院确实存在任意移送管辖、推托管辖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对指定管辖程序进行了完善,规定了上级法院通过裁定方式指定管辖法院,及时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管辖秩序。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依职权移送管辖的适用条件和情形把握较为准确,争议不大,因此,目前并无必要专门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依职权移送管辖的具体情形等。
二、关于当事人能否对依职权移送管辖裁定上诉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对管辖权有异议的裁定可以上诉。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角度看,这里的管辖权异议,指的是当事人认为审理某一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有两种裁定形式,一是当事人异议成立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二是当事人异议不成立裁定驳回其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对管辖权有异议的裁定"的核心要素。因此,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的移送管辖裁定,是不允许上诉的裁定。从依职权移送管辖的目的来看,管辖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是民事程序运作的前提,对于保障当事人诉权具有重要意义,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受理的案件无管辖权时应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目的是及时纠正管辖错误,属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解决内部具体分工和协调问题。同时,若当事人对于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有异议,可向受移送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因为依职权作出的移送裁定无关当事人关于管辖的主观意思,不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问题,对此,《民事诉讼法》并未排除当事人具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权利。
综上,您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调查研究,指导全国法院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关于依职权移送管辖的相关规定,及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最大程度的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累。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9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依法维护诉讼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受诉人民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案件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在受理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一)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二)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二条 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作出前,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受诉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裁定的,对管辖权异议不再审查,并在裁定书中一并写明。
第三条 提交答辩状期间届满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金额致使案件标的额超过受诉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一条审查并作出裁定。
第四条 对于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不得报请上级人民法院交其审理。
第五条 被告以受诉人民法院同时违反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规定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定。
第六条 当事人未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七条 对人民法院就级别管辖异议作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定。
第八条 对于将案件移送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裁定,当事人未提出上诉,但受移送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裁定撤销。
第九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
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2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安排,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重大举措。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顺利推进,保护中小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就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新三板挂牌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相关案件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全面把握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意义和总体安排
1.充分认识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改革和中小企业发展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对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深化新三板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立足于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此次深化新三板改革,将新三板精选层变更设立为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通“创投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持续成长的全链条市场服务体系,创造中小企业积极向上的良性市场生态,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资本市场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殷切希望。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妥善审理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京证券交易所及其挂牌公司、上市公司的各类案件,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2.准确把握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总体安排。本次改革,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聚焦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新三板精选层基础上变更设立,新三板仍保留基础层和创新层挂牌公司,基础层挂牌公司符合创新层进层条件的,进入创新层;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从新三板创新层挂牌公司产生,同步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与沪深市场相比,北京证券交易所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功能,其上市公司符合转板条件的,可转到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与互联互通,重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安排,二是畅通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三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良性市场生态。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证券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实际,深刻认识多层次资本市场 “层层递进”市场结构的多层次司法需求,通过司法审判推动形成市场参与各方依法依约行为、资金信息有序流动、主体归位尽责及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良好市场生态,为投资者放心投资、中小企业大胆创新创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靠前发力,依法保障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重大部署顺利推进
3.依法保障证券监管部门行政监管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试点注册制,除在前端进行发行上市制度改革外,证券监管部门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根据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交易、退市等配套制度进行了完善。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司法审判,通过统一法律适用保障各项改革举措有效实施,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经法定程序制定的、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股票发行、上市、持续监管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案件时依法参照适用。对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所涉纠纷,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证券交易所听证、复核等程序表达诉求,寻求救济。严格执行证券法有关保障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的有关规定,依法落实证券交易所正当自律管理行为民事责任豁免原则。
4.充分尊重新三板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改革实践和业务规则。新三板为证券法规定的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由于证券法对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新三板在深化改革中探索出一套以证券监管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为主,适应“层层递进”市场结构安排的挂牌转让、持续监管等制度体系。人民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相关改革实践,参照适用依法制定的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切实维护新三板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对北京证券交易所及其上市公司所涉案件集中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法释〔2021〕7号)相关规定,对于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场所管理职能相关的第一审证券民商事和行政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为统一裁判标准,稳定市场司法预期,服务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所涉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试点集中管辖。
6.全面参照执行科创板、创业板司法保障意见的各项司法举措。本次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经验,并针对中小企业特点作了部分差异化安排。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案件时,要增强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本意见未规定的,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9〕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20〕28号)。
三、主动作为,以优质司法服务支持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7.依法支持证券中介机构服务中小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相较于沪深上市公司,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处于发展早期,规模体量相对较小。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中小企业及其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案件时,要立足被诉中小企业尚属创业成长阶段这一实际,准确完整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所秉持的证券中介机构责任承担与注意义务、注意能力和过错程度相适应原则,力戒“一刀切”。要准确适用《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的规定,对服务中小企业的证券中介机构的过错认定,坚持排除职业怀疑后的合理信赖标准,提高裁判标准的包容性和精准性。要正确厘清新三板挂牌公司主办券商与上市公司保荐机构职责之间的差异,按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审慎判定主办券商的责任范围,防止过分苛责证券中介机构产生“寒蝉效应”。
8.按照“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予以区别对待。人民法院在认定虚假陈述内容是否符合《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重大性标准时,应当尊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期成长特点,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宜等同于发展成熟期的沪深上市公司,做到宽严适度:对于财务报表中的不实记载系由会计差错造成的,在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技术创新、研发预期等无法量化内容的宣传进行合理商业宣传的,以及信息披露文件中未予指明的相关事实对于判断发行人的财务、业务和经营状况等无足轻重的,人民法院可视情形根据《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等规定,认定该虚假陈述内容不具有重大性,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因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可能追溯至其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对于该类案件,人民法院要结合其跨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期间的信息披露等行为,准确把握不同阶段的信息披露要求,综合认定其违法违规行为及其实施日等要素,不得随意延展其虚假陈述实施日的时间范围,防止上市中小企业民事赔偿责任不当扩大。要尊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及价格连续性与交易所市场存在较大差距的客观实际,人民法院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虚假陈述案件损失计算上,不宜直接适用《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而应主要根据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充分听取专业意见,以对相关行业企业进行投资时的通常估值方法等为参考,综合考量各项因素,合理确定投资者损失。
9.秉持资本市场“三公”原则依法降低中小企业融资交易成本。畅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途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有效举措。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上市和再融资,不仅要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扶上马”,还要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送一程”。在上市过程中,对于为获得融资而与投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协议”,如未明确约定公司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就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对投资方要求非控股股东向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等再融资过程中,对于投资方利用优势地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股东订立的“定增保底”性质条款,因其赋予了投资方优越于其他同种类股东的保证收益特殊权利,变相推高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违反了证券法公平原则和相关监管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该条款无效。为降低中小企业上市成本,对于证券中介机构以其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在上市保荐、承销协议、持续督导等相关协议中存在约定为由,请求补偿其因发行人虚假陈述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优化审判执行程序降低创新型中小企业诉讼成本。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法发〔2022〕2号)精神,处理可能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持续稳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的诉讼案件时,要充分听取中小企业的诉求,依法充分优化立案、保全、审理、执行等诉讼程序,切实降低企业诉讼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要依法审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经初步审查认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依法驳回保全申请。当事人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申请保全的,对超出部分的申请,不予支持。在金钱债权案件中,被采取保全措施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请求解除保全措施,经审查认为担保充分有效的,应当裁定准许,不得以申请保全人同意为必要条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托12368诉讼服务热线、执行信访等问题反映渠道,建立解决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快速反应机制,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及时受理,快速处理;执行人员对超标的查封、乱查封问题存在过错的,依法严肃追责。
四、恪守底线,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11.严厉打击涉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刑事责任追究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严防“带病闯关”,依法从严惩处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实现在新三板挂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者挂牌、上市后发行证券引发的欺诈、腐败等犯罪行为。对于发行人与证券中介机构合谋串通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及发行审核、注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或者接受利益输送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严惩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犯罪,依法加大财产刑处罚力度,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对于假借新三板名义非法集资行为,以“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名义吸引投资者、未经合规发行程序违规募集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惩处。
12.切实防止上市公司、挂牌公司通过破产程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施行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部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最大限度减少因上市公司破产程序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沪深上市公司法律地位相同,对其破产重整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前述纪要办理。新三板挂牌公司虽因不具有法定上市公司地位,其破产重整案件不适用前述纪要程序,但其作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破产重整也涉及投资者、债权人等多方利益保护。为防止挂牌公司滥用破产重整程序逃废债务、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重整案件时,对于挂牌公司在破产重整过程中涉及资产交易并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应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沟通协作,督促公司及相关主体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在司法程序中关注注入资产的合规情况等,依法惩处规避证券监管、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13.依法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建议服务。新三板挂牌公司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各级人民法院在依法适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规定督促证券公司把好投资者“入口关”的同时,也要准确适用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督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尽责归位。对于涉新三板挂牌公司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诉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应重点审查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具有投资服务资质、提供投资建议时是否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的原则,对于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未向投资者提示潜在投资风险、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进行利益输送等违反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定的欺诈投资者行为,应依法判令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14.进一步健全证券诉讼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5号),充分发挥证券集体诉讼震慑证券违法和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功能。要运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成果,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化解证券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立足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的特点,进一步发挥专业力量在解决案件关键性争议焦点中的支持作用,加快制定专家证人的资格认定和管理办法,进一步发挥专家证人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确保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334号(政治法律类29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334号(政治法律类294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出台涉税领域、骗贷领域相关司法解释文件的提案》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增值税改革初期,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活动进行抵扣,骗取国家税款。对此,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增设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有关的罪名。199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在司法审判中严格执行《决定》,严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维护了税收征管秩序,保障了国家税收收入安全。1997年刑法沿用了之前标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模式呈现多样化,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这些行为客观上也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对以上行为,是否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各地公检法确实出现了认识上的不统一。
您提出,“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不是虚开发票类犯罪定罪处罚的必要条件;有必要根据虚开发票数额、份数的多少、是否造成税款损失等区别不同情形,统一明确立案追诉标准、定罪量刑标准的建议。我们认为,诚如您所言,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不是虚开发票类犯罪的构罪要件。现行刑法关于虚开发票类犯罪的规定,根据发票的不同类型和行为侵害的客体,分别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两个罪名。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即本罪的对象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刑法第205条之一规定的是虚开发票罪,其对象是刑法第205条规定的发票之外的发票。无论是上述哪种虚开类犯罪,都没有要求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这一实际危害结果。对于刑法第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因其法定刑重,虚开的对象都是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因此,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通过虚开该类发票进行抵扣从而骗取税款的目的,就符合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要求其非法目的得以实现。刑法第205条之一规定的虚开发票罪,因其对象是不能抵扣的普通发票,虚开这类发票一般也不存在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的实际危害结果,因此,更不能以“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作为定罪处罚的条件。对该罪的“情节严重",所依据的就是虚开发票的数额、份数,以及个别情况下是否造成税损失等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正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新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已经联合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数易其稿,近期已组织专家论证会,听取专家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员意见,新的司法解释争取今年出台。
二、关于骗取贷款问题
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其中,骗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当前,部分地方公检法机关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中,对骗取贷款犯罪定罪标准确实存在认识分歧和不同做法。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数额达到100万元,即应立案追诉,公安机关立案后行为人还清贷款或者抵押物能够抵偿银行欠款的,并不影响定性,只能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骗取贷款行为,只有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才能入罪,如果行为人提供足额担保或者到期归还了贷款,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则不认定为犯罪。
您提出,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意并非只是金融机构的财产,也包括贷款秩序,虽然骗取贷款的行为没有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如果具备其他严重情节的,就应当认为该行为严重扰乱了贷款秩序,没有理由不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诚如您所言,根据刑法第175条之一的规定,骗取贷款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为骗取贷款行为“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一般是指导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遭受实际的、无法挽回的直接损失。如公安机关立案后行为人全额偿还欠款,金融机构最终并未遭受实际损失的,不宜认定为本条规定的“造成重大损失"。“其他严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把握为与“造成重大损失"的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的情节,如多次实施骗取贷款行为、利用所骗取的贷款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等。如有其他严重情节,即使未造成实际损失,也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对骗取贷款类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已将相关司法解释纳入2020年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将在总结实践经验、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适时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骗取贷款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把握问题,并以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审判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确保正确适用法律和刑罚效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的意见
(法发〔2022〕3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职能,进一步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前海合作区战略定位,推动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服务深化深港更紧密合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支持前海合作区在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示范区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前海合作区携手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2.主要目标。推进与港澳法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充分利用港澳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资源,提升深港法治交流合作水平。支持在前海合作区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率先开展试点、打造创新样本,助推其成为具有高度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试点和示范,提升其在“双区”建设中的枢纽地位。扎实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审判工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法治示范功能。为前海合作区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2035年达到世界一流营商环境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
二、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
3.完善前海合作区国际商事审判组织体系。支持在前海合作区进一步健全完善国际商事审判组织体系,构建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处理国际商事纠纷体制机制,打造粤港澳商事审判优选地。
4.依法扩大涉外民商事案件受案范围。结合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扩展情况,科学调整相关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纠纷管辖规则,支持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前海法院)依法有序扩大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范围,支持依法试点受理没有连接点但当事人约定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5.简化涉港澳案件诉讼程序。按照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便利合法原则,支持前海法院简化港澳诉讼主体资格司法确认、授权委托见证、送达程序及诉讼证据审查认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和独任制审理,提高涉港澳民商事纠纷诉讼效率。加强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体系建设,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电子平台,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中探索在当事人认可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律师、公证机构等协助转送文书,提高送达效率。
6.推进粤港澳司法研究平台建设。发展中国特色司法研究新型智库,支持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司法研究平台,以人员交流、问题研究、研讨培训为抓手,推进“一国两制三法域”框架下内地与港澳法律制度衔接、工作机制对接、国际商事规则比较等法律问题研究。
三、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7.完善域外法查明和适用机制。建立完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域外法查明与适用机制,探索建设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支持港澳法律专家在前海法院出庭提供法律查明协助,拓展域外法的查明渠道与方式。支持前海法院申请授权试点探索域外法适用机制,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者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在前海合作区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
8.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支持前海合作区率先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既相互独立又衔接配合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推动前海法院与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进行工作对接,健全“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前海法院与港澳调解机构诉调对接机制,吸纳符合条件的港澳调解机构参与国际商事、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调解,支持港澳调解员及律师参与调解,探索由前海法院试点受理该类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件。探索建立港澳调解员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统一资格认定制度,构建调解职业水准评价体系。
9.构建港澳法律服务参与诉讼机制。推进落实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前海法院代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许可机制,逐步为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深圳其他地区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便利条件。
四、促进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助
10.加大与港澳地区司法交流力度。推动简化跨境司法交流合作审批程序,支持前海合作区与港澳开展法律研讨、司法论坛、模拟法庭等交流活动,推动司法专业交流常态化、机制化。
11.拓展深港澳司法人才交流渠道。坚持“高精尖”导向,加强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储备,细化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制度,加大法治人才联合培养力度,形成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熟悉域外法律的涉外法律专业人才梯队。
五、全面深化改革创新
12.支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前海合作区外资、民营企业等投资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机制,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保护进行跨境商业投资的企业与个人的合法权益,以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和引导现代服务业发展。
13.支持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服务保障国家海洋战略实施,支持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庭建设,妥善审理海事案件,提升海事审判工作国际影响力。加强与前海合作区海事法律咨询、海事仲裁等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衔接,支持深圳国际仲裁院海事仲裁中心建设,打造多元化国际海事法律服务中心。
14.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支持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和知识产权审判改革创新,探索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生命信息等新类型数字化知识产权财产权益法律保护新模式。完善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完善司法裁判规则,加大针对网络环境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裁力度。持续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联合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深圳分中心等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建设,推动健全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快速维权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
15.提升智慧法院诉讼服务水平。支持前海法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以“一网通办”“一次办好”为目标,完善国际化、标准化、智能化诉讼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构建全流程在线诉讼新机制和诉讼服务新模式,加强与港澳诉讼服务对接,为境内外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六、加强组织保障
16.加强组织领导。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要以支持保障全面深化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协调推进,确保各项举措务实管用、科学有效。
17.完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各有关单位要加强条线指导,第一巡回法庭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要增强做好服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主动性、前瞻性,充分利用派驻深圳的便利条件,立足司法职能,主动服务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持续推进改革进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督促落实,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凝聚服务保障合力,加快推动各项建设和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裴显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裴显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的公告
(法〔2017〕13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裴显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周 强
2017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批)》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适用,现将上海J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等6件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例作为第二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8日
案例一
上海J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平台,对涉案企业异地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关键词】
企业合规 异地监督考察 长三角协作 检察一体化
【要旨】
针对涉案企业注册地、生产经营地和犯罪地分离的情况,依托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平台,联合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规异地协作工作机制,合力破解异地社会调查、监督考察、行刑衔接等难题,以检察机关企业合规工作协同化推动长三角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为企业合规异地检察协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J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公司”)注册成立于2016年1月,住所地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司以生产智能家居电器为主,拥有专利数百件,有效注册商标3件,近年来先后被评定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有员工2000余人,年纳税总额1亿余元,被不起诉人朱某某系该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18年8月,上海T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公司”)与J公司洽谈委托代加工事宜,约定由J公司为T公司代为加工智能垃圾桶,后因试产样品未达质量标准,且无法按时交货等原因,双方于2018年12月终止合作。为了挽回前期投资损失,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朱某某在未获得商标权利人T公司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公司员工生产假冒T公司注册商标的智能垃圾桶、垃圾盒,并对外销售获利,涉案金额达560万余元。2020年9月11日,朱某某主动投案后被取保候审。案发后,J公司认罪认罚,赔偿权利人700万元并取得谅解。2020年12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犯罪嫌疑单位J公司、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认真审查,对符合适用条件的企业开展合规试点。浦东新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J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但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法律意识淡薄,尤其对涉及商业秘密、专利权、商标权等民事侵权及刑事犯罪认识淡薄,在合同审核、财务审批、采购销售等环节均存在管理不善问题。鉴于J公司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有自首情节,并认罪认罚赔偿了T公司的损失,且该公司有合规建设意愿,具备启动第三方机制的基本条件,考虑其注册地、生产经营地和犯罪地分离的情况,有必要启动跨区域合规考察。
二是三级联动,开启跨区域合规第三方机制“绿色通道”。2021年4月,浦东新区检察院根据沪浙苏皖四地检察院联合制定的《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工作办法》,向上海市检察院申请启动长三角跨区域协作机制,委托企业所在地的浙江省嘉兴市检察院、秀洲区检察院协助开展企业合规社会调查及第三方监督考察。两地检察机关签订《第三方监督评估委托函》,明确委托事项及各方职责,确立了“委托方发起”“受托方协助”“第三方执行”的合规考察异地协作模式,由秀洲区检察院根据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成立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随后,秀洲区检察院成立了由律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科技局熟悉知识产权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涉案企业同步开展监督考察。
三是有的放矢,确保合规计划“治标更治本”。浦东新区检察院结合办案中发现的经营管理不善情况,向J公司制发《合规风险告知书》,从合规风险排查、合规制度建设、合规运行体系及合规文化养成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议,引导J公司作出合规承诺。第三方组织结合风险告知内容指导企业制定合规计划,明确合规计划的政策性和程序性规定,从责任分配、培训方案到奖惩制度,确保合规计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督促企业对合规计划涉及的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程序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等主题进行分解,保证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J公司制定了包括制定合规章程、健全基层党组织、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制定知识产权专项合规政策体系、打造合规程序体系、提升企业合规意识等方面的递进式合规计划,并严格按照时间表扎实推进。
四是找准定位,动态衔接实现异地监管“客观有效”。监督考察期间,第三方组织通过问询谈话、走访调查,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帮助企业梳理合规、风控方面的管理漏洞,督促制定专项整改措施。根据第三方组织建议,J公司成立合规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公司章程,强化管理职责,先后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合同审批、保密管理、员工培训、风险控制等多项合规专项制度,设立合规专岗,实行管理、销售分离,建立合规举报途径,连续开展刑事合规、民事合规及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培训,外聘合规专业团队定期对企业进行法律风险全面体检,并且每半个月提交一次阶段性书面报告。第三方组织通过书面审查、实地走访、听取汇报等形式,对合规阶段性成效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浦东新区检察院为确保异地合规监管的有效性,制作了《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反馈意见表》,实时动态跟进监督评估进度,对第三方组织成员组成、合规计划执行、企业定期书面报告、申诉控告处理等提出意见建议。
五是充分评估,确保监督考察及处理结果“公平公正”。考察期限届满,第三方组织评估认为,经过合规管理,J公司提升合规意识,完善组织架构,设立合规专岗,开展专项检查,建立制度指引,强化流程管理,健全风控机制,加强学习培训,完成了从合规组织体系建立到合规政策制定,从合规程序完善到合规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整改,评定J公司合规整改合格。浦东新区检察院联合嘉兴市检察院、秀洲区检察院通过听取汇报、现场验收、公开评议等方式对监督考察结果的客观性充分论证。2021年9月10日,浦东新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异地检察机关代表等进行公开听证。经评议,参与听证各方一致同意对涉案企业及个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典型意义
1.积极探索,为企业合规异地适用第三方机制开拓实践思路。针对涉案企业注册地、生产经营地和犯罪地分离的情况,上海、浙江检察机关依托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平台,通过个案办理探索建立企业合规异地协作工作机制,确立了“委托方发起”“受托方协助”“第三方执行”的合规考察异地协作模式,合力破解异地社会调查、监督考察、行刑衔接等难题,降低司法办案成本,提升办案质效,为推动区域行业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
2.有序推进,切实防止社会调查“一托了之”。本案中,检察机关采取层层递进的工作方式,确保社会调查重点明确、调查结果全面客观。一是事前细化调查提纲。重点围绕涉案企业社会贡献度、企业发展前景、社会综合评价等开展协助调查,一并考察企业家的一贯表现,确保社会调查结果全面客观。二是事中加强沟通协调。浦东新区检察院多次赴浙江会商,就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及相关要求达成共识,形成办案合力。秀洲区检察院协调区市场监管、人社、税务、科技、工商联及行业协会,对涉案公司及个人开展全面调查。三是事后进行专项研讨。检察机关深入审查全部协查材料,研究认为涉案企业符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适用条件,并层报上级机关审核备案。
3.完善机制,提升监督评估实际效果。本案中,秀洲区检察院联合当地13个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探索构建企业合规“双组六机制”工作模式。“双组”,即检察机关牵头成立“合规监管考察组”和“合规指导组”两个工作组;“六机制”,即联席会议、合规培育、提前介入、会商通报、指导帮扶、审查监管等六个协作机制。合规考察中,由合规监管考察组和合规指导组共同研究形成专业意见,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提高监管考察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4.标本兼治,有效防治企业违法犯罪。从司法实践看,涉企经济犯罪成因复杂,许多涉及经济社会系统性、深层次矛盾问题,单靠刑事法律的“孤军作战”,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本案中,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改革以推动源头治理为着力点,针对办案发现的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突出问题,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对涉案企业开展扎实有效的合规整改,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发展,对于完善制度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张家港S公司、雎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介入侦查认定“挂案”性质,积极引导涉案小微企业开展合规建设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 “挂案”清理 小微企业合规建设 第三方监督评估
【要旨】
检察机关推进涉企“挂案”清理过程中,对尚未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可采取介入侦查的形式开展个案会商,认定“挂案”性质,能动清理。对符合企业刑事合规条件的案件,积极引导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引入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评估,规范推进合规监督考察和“挂案”清理工作。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多措并举合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基本案情
张家港市S五交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2015年6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在职员工3人,雎某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22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对S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疑似销售假冒“SKF”商标的轴承,并在其门店及仓库内查获标注“SKF”商标的各种型号轴承27829个,金额共计68万余元。2018年12月17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该案移送至张家港市公安局。2019年2月14日,斯凯孚(中国)有限公司出具书面的鉴别报告,认为所查获的标有“SKF”商标的轴承产品均为侵犯该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2019年2月15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2021年5月初,张家港市检察院应张家港市公安局邀请,派员介入听取案件情况。梳理在案证据,本案侦查工作的主要情况如下:第一,雎某某辩称涉案的轴承部分是从山东威海一旧货调剂市场打包购买,部分是从广州H公司、上海J公司购买,认为自己购进的都应该是正品。第二,公安机关经与广州H公司、上海J公司核实,上海J公司系授权的一级代理商,主要经营SKF等品牌轴承。广州H公司从上海J公司进购SKF轴承后进行销售,曾3次通过上海J公司直接发货给S公司,共计54万元。同时,公安机关对山东威海的旧货调剂市场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该市场确实是二手交易市场,无法追溯货品源头。第三,斯凯孚(中国)有限公司出具书面鉴别报告时,未对查获的轴承及包装的真伪进行现场勘查,仅根据清点明细材料出具了鉴别说明和比对示例,且不愿再重新鉴定。此外,该案立案距今超过两年,已属“挂案”状态。
二是及时启动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向S公司、雎某某告知企业合规相关政策后,该公司分别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递交了《提请开展刑事合规监督考察的申请书》。随后承办检察官走访企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实地查看公司经营现状、指导填写合规承诺、撰写调查报告。走访调查了解到,该公司系已实际经营六年的小微民营企业,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一定程度上影响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公司面临危机。该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不完善,尤其是企业采购程序不规范,对供货商资质和货品来源审查不严,单据留存不全,还曾因接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经综合考虑,鉴于S公司有整改行为和较强的合规愿望,认为可以开展企业合规监督考察。
三是深入会商达成共识。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证明S公司及雎某某犯罪故意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也难以再查明轴承及包装的来源是否合法,案件久拖不决已处于“挂案”状态,亟待清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共同分析了相关情况,并就该案下一步处理进行会商,双方就企业合规、“挂案”清理工作达成共识。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如该公司通过企业合规监督考察时还没有新的证据进展,将作出撤案处理。
四是扎实推进合规考察。经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并向张家港市企业合规监管委员会报告后,张家港市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对S公司启动合规监督考察程序,确定6个月的整改考察期。同时,张家港市企业合规监管委员会根据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从第三方监管人员库中随机抽取组建监督评估小组,跟踪S公司整改、评估合规计划落实情况。按照合规计划,S公司梳理企业风险点,制定《财务管理合规建设制度》《发票制发流程》《货物销售采购流程》等内部制度,并形成规范的公司合同模板。在税务方面,公司从以往直接与代帐会计单线联系,转变为与会计所在单位签订合同,对财务人员应尽责任、单位管理职责进行书面约定。在知识产权方面,公司明确渠道商应提供品牌授权证明并备案,每笔发货都注明产品明细,做到采购来路明晰、底数清晰。合规整改期间,检察机关会同第三方监督评估小组,每月通过座谈会议、电话联系、查阅资料、实地检查等方式,特别是通过“不打招呼”的随机方式,检查企业合规建设情况。同时,检察机关还向公安机关通报企业合规建设进展情况,邀请参与合规检查,并认真吸收公安机关对合规制度完善提出的意见。2021年8月5日,鉴于该公司员工数少、业务单一、合规建设相对简易的情况,第三方监督评估小组提出缩短合规监督考察期限的建议。检察机关听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意见后,决定将合规监督考察期限缩短至3个月。2021年8月16日至18日,第三方监督评估小组对该公司合规有效性进行评估,出具了合规建设合格有效的评估报告。
五是参考考察结果作出处理。2021年8月20日,张家港市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综合考虑企业合规整改效果,就是否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听取意见,听证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制发相关检察建议。当日,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公安机关根据检察建议及时作出撤案处理,并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行政处罚。检察机关两个月后回访发现,S公司各项经营已步入正轨,因为合规建设,两家大型企业看中S公司合规资质与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业务预期翻几番,发展势头强劲。
三、典型意义
1.对尚未进入检察环节的涉企“挂案”进行排查,采取与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结合等方式能动清理。检察机关推进涉企“挂案”清理过程中,除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排除出相关数据外,还可以通过控告申诉、日常走访、服务企业平台等了解“挂案”线索。对尚未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可采取介入侦查的形式,积极与公安机关开展个案会商。通过听取案件情况、审查在案证据、实地走访调查等工作,与公安机关共同分析是否属于“挂案”、“挂案”原因、“挂案”影响以及侦查取证方向、可行性等因素,分类施策、妥善处理。对符合合规监督考察的条件的案件,积极引导涉案企业开展合规整改,促进涉企“挂案”清理,最大限度降低“挂案”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2.严格把握企业合规监督考察条件、标准和工作程序,规范清理涉企“挂案”。通过企业合规促进“挂案”清理,在具体操作中应该重点把握三点:一是要通过走访调查,深入了解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企业经营状况、社会贡献、合规意愿以及违法犯罪既往历史等情况,评估涉案企业是否符合开展合规监督考察的条件。二是要加强对外沟通,向公安机关讲清企业合规政策和涉企“挂案”清理意义,争取理解和支持。三是要依托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客观公正地跟踪指导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合规有效性,以第三方监督评估结论为主要依据,听取行政机关以及公开听证等多方意见,做到“阳光”清理、规范清理。本案中,检察机关按照申请、调查、会商、考察等程序,规范推进企业合规,同时引入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合规建设进行全程监督,值得肯定。
3.与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多措并举合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2020年10月以来,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专项清理工作。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强化协作、多措并举,一大批“挂案”得到有效清理,该撤案的及时撤案,该继续侦办的尽快突破,以实际行动服务“六稳”“六保”大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同时,检察机关正在深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保护涉案企业和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向涉案企业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在日常“挂案”清理工作中,检察机关要针对涉案企业暴露出的经营管理、法律风险方面的突出问题,自觉开展企业合规工作,积极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会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刑事等手段,既促进涉案企业合规守法经营,也警示潜在缺乏规制约束的企业遵纪守法发展,逐步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精准监督。
案例三
山东沂南县Y公司、姚某明等人串通投标案
--异地协作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对第三方组织开展“飞行监管”,促进当地招投标领域行业治理
【关键词】
串通投标 异地协作 飞行监管 关联企业共同整改 行业治理
【要旨】
在办理企业合规案件过程中,依托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充分发挥异地协作、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作用,促进涉案企业及关联企业共同整改,形成工作合力。组建巡回检查小组,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开展“飞行监管”,确保对涉案企业的监督评估客观公正有效。延伸检察职能,推动行业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效果。
一、基本案情
山东省沂南县Y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系专门从事家电销售及售后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明。除Y公司外,姚某明还实际控制由其表哥姚某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沂水县H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
2016年9月、2018年3月、2020年6月,犯罪嫌疑人姚某明为让Y公司中标沂水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取暖空调设备采购、沂水县第一、第四中学教室空调等招标项目,安排犯罪嫌疑人徐某(Y公司员工)借用H公司等三家公司资质,通过暗箱操作统一制作标书、统一控制报价、协调专家评委等方式串通投标,后分别中标,中标金额共计1134万余元。2021年1月,沂水县公安局以Y公司、姚某明等人涉嫌串通投标罪移送沂水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综合审查,确定案件纳入企业合规考察范围。沂水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该案中标金额较大,但Y公司姚某明等人有自首情节,主动认罪认罚,Y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沂南县、沂水县空调销售市场占据较大份额,疫情期间带头捐款捐物,综合考虑企业社会贡献度、发展前景、社会综合评价、企业负责人一贯表现等情况,以及该企业在法律意识、商业伦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决定对该案适用企业合规试点工作。2021年6月,沂水县检察院经征询涉案企业、个人同意,层报山东省检察院审核批准,对该案正式启动企业合规考察。
二是探索异地协作,对涉案企业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结合涉案企业Y公司所在地为沂南县、犯罪地为沂水县的实际,沂水县检察院多次与两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及沂南县检察院沟通交流,共同签订《企业合规异地协作协议》,并由沂南、沂水两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抽取律师、市场监管、工商联人员5人组建第三方组织,对Y公司合规建设开展监督评估。第三方组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考察,主动约谈企业负责人,全面了解企业情况,诊断出Y公司在风险防控、日常管理方面存在缺乏招投标管理制度,内部审批不严,账簿登记不实,守法意识不强,工资发放不规范等诸多问题,指导企业制定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各环节和管理层级的合规计划,确定3个月的考察期。整改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每月将合规计划执行情况通报双方检察机关及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四方会商后对合规计划及执行情况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建议,定期跟踪调度,并于考察期满后出具对涉案企业的合规考察报告。同时,沂水县检察院积极建议县工商联、县市场监管局指派专人,参照Y公司合规计划,一并督促做好关联企业H公司的合规整改。
三是组建巡回检查小组,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开展“飞行监管”。沂水县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制定《沂水县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巡回检查小组工作方案》,结合本案案情,选取6名熟悉企业经营和法律知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组成巡回检查小组。巡回检查小组和办案检察官通过不预先告知的方式,深入到两个企业进行实地座谈,现场抽查Y公司近期中标的招标项目,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以及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飞行监管”。通过现场核查,认为涉案企业整改到位,未发现第三方组织不客观公正履职情况。
四是延伸检察职能,扩大办案效果。承办检察官在全面审查合规考察报告和案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拟不起诉意见。为确保公开公正,检察机关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成员等5人组成听证团,对该案进行合规验收听证,听证人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2021年10月,沂水县检察院经综合评估案情、企业合规整改、公开听证等情况,认为Y公司、姚某明等人主动投案、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小,串通投标次数较少,且案发后有效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依法合规经营不断创造利税,社会危害性较小,对Y公司、姚某明等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沂水县检察院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Y公司及其他公司出借资质的行为依法处理;向财政、教育、市场监管三部门发出完善招投标管理、堵塞制度漏洞等检察建议,建议进一步严格落实行贿犯罪查询、政府采购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查询等制度规定,加强对招标代理公司管理。
当地市场监管等部门积极采纳检察建议,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对2021年以来60余个招投标项目全面清查,发现标前审查不严格、招标代理机构管理不规范等问题21个,并针对问题逐项整改;举办行业管理人员、招标代理机构专题培训,建立健全投标单位标前承诺制度、违法违规行为强制查询制度,对专项整治以来中标项目进行动态跟踪,畅通违法行为举报途径、加大惩罚力度,强化行政监管,有效遏制了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发生。
三、典型意义
1.积极探索,对第三方组织开展“飞行监管”。该案中,为确保企业合规建设和第三方组织监督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进行,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组建巡回检查小组,探索建立“飞行监管”机制,对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履职情况开展不预先告知的现场抽查和跟踪监督。实践中,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可以牵头组建巡回检查小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退休法官、检察官以及会计、审计、法律、合规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巡回检查小组成员开展巡回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告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及其联席会议,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2.强化协作配合,促进关联企业共同整改。该案探索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异地协作模式,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同时由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关联企业合规整改的监督指导。经过共同监管,涉案企业及关联企业专门聘请法律顾问进行合规建设,同时建立每月述职谈合规、合规学习、员工管理、财务管理、举报制度等相关机制。整改期间,Y公司参与了六个项目的招投标,依法合规承揽工程2000余万元,稳定持续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同时,各职能部门在各自管理环节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加强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让招投标领域相关从业人员正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性质,遵规守法,加强行业自律。
3.注重行业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效果。近年来,不法分子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在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等多个领域大肆“串标”“围标”,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其他招投标当事人合法利益,还给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带来隐患,各方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该案中,检察机关积极延伸办案职能,主动作为,注重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用好公开听证、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组合拳,促进从个案合规提升为行业合规,助力在招投标领域形成合规建设的法治氛围,努力实现“办理一起案件、扶助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示范效应。
案例四
随州市Z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在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推动当地企业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关键词】
重大责任事故 专项合规整改 第三方监督评估 安全生产
【要旨】
针对涉案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中漏洞,检察机关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检察机关委托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联等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成员单位以及安全生产协会,共同组成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指导涉案企业及其相关人员结合履行合规计划,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检察机关对合规考察结果认真审查,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确保合规整改效果,推动当地企业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一、基本案情
湖北省随州市Z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系当地重点引进的外资在华食品加工企业,康某某、周某某、朱某某分别系该公司行政总监、安环部责任人、行政部负责人。
2020年4月15日,Z公司与随州市高新区某保洁经营部法定代表人曹某某签订污水沟清理协议,将食品厂洗衣房至污水站下水道、污水沟内垃圾、污泥的清理工作交由曹某某承包。2020年4月23日,曹某某与其同事刘某某违规进入未将盖板挖开的污水沟内作业时,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溢出,导致二人与前来救助的吴某某先后中毒身亡。随州市政府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后认定该事故为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曹某某作为清污工程的承包方,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在未为作业人员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及物资,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情况下,违规从事污水沟清淤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康某某、周某某、朱某某作为Z公司分管和负责安全生产的责任人,在与曹某某签订合同以及曹某某实施清污工程期间把关不严,未认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导致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案发后,康某某、周某某、朱某某先后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Z公司分别对曹某某等三人的家属进行赔偿,取得了谅解。2021年1月22日,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以康某某、周某某、朱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审查启动企业合规考察。曾都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康某某等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企业人员在生产经营履职过程中的过失犯罪,同时反映出涉案企业存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事故报告认定被害人曹某某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结合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应管理职责,应当属于次要责任。三人认罪认罚,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宽、减轻处罚。Z公司系外资在华企业,是当地引进的重点企业,每年依法纳税,并解决2500余人的就业问题,对当地经济助力很大。且Z公司所属集团正在积极准备上市,如果公司管理人员被判刑,对公司发展将造成较大影响。2021年5月,检察机关征询Z公司意见后,Z公司提交了开展企业合规的申请书、书面合规承诺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纳税就业、社会贡献度等证明材料,检察机关经审查对Z公司作出合规考察决定。
二是精心组织第三方监督评估。检察机关委托当地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联等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成员单位以及安全生产协会,共同组成了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第三方组织指导涉案企业结合事故调查报告和整改要求,按照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格式制定、完善合规计划;建立以法定代表人为负责人、企业部门全覆盖的合规组织架构;健全企业经营管理需接受合规审查和评估的审查监督、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定期检查排查机制,从制度上预防安全事故再发生,初步形成安全生产领域“合规模板”。Z公司在合规监管过程中积极整改并向第三方组织书面汇报合规计划实施情况。2021年8月,第三方组织对Z公司合规整改及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评估,并报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审核,Z公司通过企业合规考察。
三是公开听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在收到评估报告和审核意见后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代表、工商联代表以及第三方组织代表参加听证,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康某某等三人作不起诉处理。2021年8月24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康某某、周某某、朱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Z公司通过开展合规建设,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生产经营、安全防范、合规内控的管理体系,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增强,生产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在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推动当地企业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检察机关为遏制本地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势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警示相关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积极稳妥选择在安全生产领域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具有不同于涉企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特点,检察机关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开展社会调查,对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合规整改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涉案企业“真整改”“真合规”,切实防止“边整改”“边违规”。
2.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试点中注意“因罪施救”“因案明规”。在合规整改期间,检察机关针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特点,建议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企业合规整改措施落实落细。同时,第三方组织还根据检察机关建议,要求企业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全面排查和专项检查,组织作业人员学习生产安全操作规程,加强施工承包方安全资质审查,配备生产作业防护设备,聘请专家对企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考核。涉案企业通过合规整改,提高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事故防范能力,有效防止再次发生危害生产安全违法行为。
3.检察机关积极适用第三方机制,确保监督评估的专业性。本案中,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特点,有针对性加强与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沟通协调,由安全生产领域相关行政执法机关、行业协会人员组成第三方组织,应急管理部门相关人员担任牵头人,提升监督评估专业性。第三方组织围绕本案中造成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重要因素,如未认真核验承包方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应急救援物资配备等情况,未及时发现承包方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等问题,指导涉案企业及其相关人员结合履行合规计划,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职责,细致排查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确保合规整改取得实效。
案例五
深圳X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
--持续开展合规引导,做好刑事司法与行政管理行业治理的衔接贯通
【关键词】
合规激励 第三方监督评估 行刑衔接 合规传导
【要旨】
积极探索检察履职与企业合规的结合方式,发挥少捕、慎诉等刑事司法政策的优势,激励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在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程序性主导作用及保持中立性,推动企业真正依法合规经营。通过检察履职传导合规理念,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促进“合规互认”,提升合规效果,增强参与力量,形成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合力。
一、基本案情
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系国内水果行业的龙头企业。2018年开始,X公司从其收购的T公司进口榴莲销售给国内客户。张某某为T公司总经理,负责在泰国采购榴莲并包装、报关运输至香港;曲某某为X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进口业务;李某、程某分别为X公司业务经理,负责具体对接榴莲进口报关、财务记账、货款支付等。
X公司进口榴莲海运主要委托深圳、珠海两地的S公司(另案处理)代理报关。在报关过程中,由S公司每月发布虚假“指导价”,X公司根据指导价制作虚假采购合同及发票用于报关,报关价格低于实际成本价格。2018年至2019年期间,X公司多次要求以实际成本价报关,均被S公司以统一报价容易快速通关等行业惯例为由拒绝。2019年4月后,经双方商议最终决定以实际成本价报关。
2019年12月12日,张某某、曲某某、李某、程某被抓获归案。经深圳海关计核,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X公司通过S公司低报价格进口榴莲415柜,偷逃税款合计397万余元。案发后,X公司规范了报关行为,主动补缴了税款。2020年1月17日,深圳市检察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对张某某、曲某某批准逮捕,以无新的社会危险性为由对程某、李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020年3月3日,为支持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根据深圳市检察院建议,张某某、曲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20年6月17日,深圳海关缉私局以X公司、张某某、曲某某、李某、程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移送深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精准问诊,指导涉案企业扎实开展合规建设。2020年3月,在深圳市检察院的建议下,X公司开始启动为期一年的进口业务合规整改工作。X公司制定的合规计划主要针对与走私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完善相关业务管理流程,健全合规风险防范报告机制,弥补企业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漏洞,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违法犯罪。经过前期合规整改,X公司在集团层面设立了合规管理委员会,合规部、内控部与审计部形成合规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加强代理报关公司合规管理,明确在合同履行时的责任划分。聘请进口合规领域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重点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措施提供专业意见,完善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建立合规风险识别、合规培训、合规举报调查、合规绩效考核等合规体系运行机制,积极开展合规文化建设。X公司还制定专项预算,为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维护提供持续的人力和资金保障。合规建设期间,X公司被宝安区促进企业合规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宝安区合规委”)列为首批合规建设示范企业。鉴于该公司积极开展企业合规整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实现合规管理对所有业务及流程的全覆盖,取得阶段性良好效果,为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深圳市检察院于2020年9月9日对X公司及涉案人员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X公司被不起诉后继续进行合规整改。
二是认真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确保企业合规整改效果。为检验合规整改效果,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合规”,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受深圳市检察院委托,于2021年6月向宝安区合规委提出申请,宝安区合规委组织成立了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组,对X公司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和回访考察。第三方工作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针对性提问、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考察评估并形成考察意见。工作组经考察认为,X集团的合规整改取得了明显效果,制定了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在合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合规文化建设等方面搭建起了基本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弥补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漏洞,从而能够有效防范企业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罪。通过合规互认的方式,相关考察意见将作为深圳海关对X公司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重要参考。为了确保合规整改的持续性,考察结束后,第三方工作组继续对X集团进行为期一年的回访考察。
三是强化合规引导,做好刑事司法与行政管理、行业治理的衔接贯通。深圳市检察院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在合规整改结果互认、合规从宽处理等方面加强与深圳海关的沟通协作,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指导X公司做好合规整改,发挥龙头企业在行业治理的示范作用。整改期间,X公司积极推动行业生态良性发展,不仅主动配合海关总署关税司工作,不定期提供公司进口水果的采购价格,作为海关总署出具验估价格参数的参照标准,还参与行业协会调研、探讨开展定期价格审查评估与监督机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行政监管漏洞、价格低报等行业普遍性问题,深圳市检察院依法向深圳海关发出《检察建议书》并得到采纳。深圳海关已就完善进口水果价格管理机制向海关总署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对报关行业开展规范化管理以及加强普法宣讲,引导企业守法自律。
开展合规整改以来,X集团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实现了年营业收入25%、年进口额60%的逆势同比增长。2021年8月10日X集团被评为深圳市宝安区“3A”信用企业(3A:海关认证、纳税信用、公共信用),同年9月9日被评为诚信合规示范企业。
三、典型意义
1.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降低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该案中,鉴于X公司长期以正规报关为主,不是低报走私犯意的提起者,系共同犯罪的从犯,案发后积极与海关、银行合作,探索水果进口合规经营模式,深圳市检察院经过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对重要业务人员李某、程某作出不捕决定。在跟踪侦查进展,深入了解涉案企业复工复产状况的基础上,深圳市检察院对两名高管张某某、曲某某启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经审查,深圳市检察院认为该案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已收集完毕,建议侦查机关将两名高管变更强制措施回归企业。后侦查机关根据建议及时对张某某、曲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有效避免企业生产停顿带来的严重影响。
2.坚守法定办案期限,探索合规考察不局限于办案期限的模式。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要依法有序推进,不能随意突破法律。改革试点中,如何处理合规考察期限和办案期限的关系是亟需厘清的重要问题。根据案件采取强制措施方式的不同,至多存在六个半月或一年的不同办案期限。本案中,涉案企业作为大型民营企业,其涉案合规风险点及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较为复杂,合规整改时间无法在案件办理期限内完成。作为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批试点地区,深圳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企业阶段性的合规整改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持续督促其进行合规整改,合规考察期限届满后通过第三方工作组开展合规监督评估,确保合规整改充分开展、取得实效。
3.积极促成“合规互认”,彰显企业合规程序价值。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行政执法机关仍需对涉案企业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检察意见。在企业合规整改期限较长的情况下,合规程序往往横跨多个法律程序,前一法律程序中已经开展的企业合规能否得到下一法律程序的认可,是改革试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案中,深圳市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后,积极促成“合规互认”,将企业合规计划、定期书面报告、合规考察报告等移送深圳海关,作为海关作出处理决定的重要参考,彰显了企业合规的程序价值。
4.设置考察回访程序,确保合规监管延续性。企业合规监督评估后,涉案企业合规体系是否能实现持续有效地运转,直接关系到合规整改的实效。本案中,第三方工作组针对涉案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尚待完善之处,再进行为期一年的企业合规跟踪回访,助力企业通过持续、全面合规打造核心竞争力。
案例六
海南文昌市S公司、翁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非试点地区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相关工作因地制宜推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规范运行
【关键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第三方监督评估 公开听证 轻缓量刑建议
【要旨】
非试点地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企业合规改革的精神,在本地选择符合条件的涉案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开展企业合规考察。结合案发原因指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合规计划,根据地方实际,推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规范运行。企业合规整改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公开听证,综合考虑案情及合规考察效果,对涉案企业及责任人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轻缓量刑建议。
一、基本案情
海南省文昌市S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系当地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翁某某系该公司厂长。
2015年至2016年期间,张某某(另案处理)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某处实施非法采矿,经张某某雇请的王某某(另案处理)联系,将采挖的石英砂出售给S公司。S公司厂长翁某某为解决生产原料来源问题,在明知石英砂为非法采挖的情况下,仍予以收购,共计3.69万吨。随后,翁某某安排公司财务部门通过公司员工陈某某及翁某某个人账户,将购砂款转账支付给王某某,王某某再将钱取出交给张某某。经审计,S公司支付石英砂款共计125万余元。
2020年2月,文昌市公安局在侦查张某某涉恶犯罪团伙案件时,发现翁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线索。2021年1月,翁某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2021年2月,文昌市公安局以翁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文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加S公司为被告单位。
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
一是认真审查启动企业合规。检察机关经审查了解,S公司、翁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反映出该公司及其管理人员过度关注生产效益,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法律意识较为淡薄。S公司系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新能源、芯片等领域,曾荣获全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奖,现有员工80余人,年产值2000余万元。2021年3月,经S公司申请,检察机关启动合规整改程序,要求该公司对自身存在的管理漏洞进行全面自查并开展合规整改。2021年4月,S公司提交了合规整改承诺书,由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并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企业按照要求进行合规整改。
二是扎实开展第三方监督评估。2021年7月,由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商联等单位的相关人员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对S公司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评估验收。2021年8月,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出具评估验收报告,认为S公司已经按照要求进行合规整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机制,可以对类似的刑事合规风险进行识别并有效预防违法犯罪。检察机关就S公司是否符合从宽处理条件及案发后合规整改评估情况举行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和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的意见,还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全程接受监督。听证会上,听证员、人民监督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S公司和翁某某的从宽处理意见,同时认可该企业的整改结果。
三是综合考虑提出轻缓量刑建议。2021年9月,文昌市检察院根据案情,结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以S公司、翁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轻缓量刑建议。2021年11月,文昌市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量刑建议,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S公司罚金3万元;被告人翁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退缴的赃款125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非试点地区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相关工作。文昌市检察院充分认识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作为非试点地区积极主动作为,全面梳理排查2020年以来受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建立涉企案件台账,通过严把企业合规案件的条件和范围,精心选定开展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重点案件。
2.结合案发原因,指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合规计划。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S公司在合规经营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漏洞,首先是合同签订履行存在违法风险,其次是财务管理存在违规漏洞。鉴此,有针对性地指导企业重点围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进行整改,督促企业在业务审批流程中增加合规性审查环节,建立起业务流程审批-法律事务审核(合规性审查)-资金收支规范-集团公司审计等四个方面全流程监管体系,有效防控无书面合同交易、坐支现金等突出问题。
3.根据本地实际,推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规范运行。作为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商请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商联等单位的业务骨干以及人大代表、律师代表组成第三方组织对S公司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评估验收,评估方式包括召开座谈会、查阅公司资料和台账、对经营场所检查走访等。各方面专业人员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职责范围出具评估验收报告,督促涉案企业履行合规承诺,促进企业合规经营。
4.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确保合规工作取得实效。本案中,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发现、研判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向涉案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有针对性地指出问题,提出整改建议要求,督促涉案企业履行合规承诺。同时,还派员不定期走访S公司及相关单位,持续对合规整改进行跟踪检查并提出意见建议。整改完成后,及时公开听证,做到“能听证、尽听证”。目前,S公司在合规整改完成后,已妥善解决生产原料来源问题,经营状况良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9〕31号)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新片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推动新片区建设,根据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制定如下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为新片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使命感
1.深刻认识新片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设立新片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作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彰显我国坚持全方位开放鲜明态度、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人民法院要准确理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改革创新总基调,找准工作定位,在更高站位、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2.准确把握新片区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围绕中央交给新片区的重大任务,充分发挥新片区差异化创新的制度优势;坚持法治引领,找准人民法院工作与新片区建设的结合点和着力点,营造新片区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前瞻性,探索司法服务保障措施创新、审判机制方法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为建立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提供司法支撑;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新片区创新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建设现代化新城积累司法实践经验。
3.依法保障新片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人民法院要聚焦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的战略目标,充分认识新片区加大开放型经济风险压力测试的要求,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切实保护境内外企业合法权益,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推动实现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二、加大改革创新,推动完善新片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4.加强新片区国际商事审判组织建设。对接新片区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建设的特殊需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方面的基础性优势,加强新片区国际商事纠纷审判组织建设,依法对与新片区相关的跨境交易、离岸交易等国际商事交易行使司法管辖权,鼓励当事人协议选择新片区国际商事审判组织管辖。
5.创新国际商事审判运行机制。在新片区探索港、澳、台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发挥调解职能;探索允许外籍当事人使用英语参加诉讼活动;准确适用中外法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尊重国际通行商贸规则;鼓励建立专家委员参与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域外法查明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作用;推动建立引入国际知名第三方鉴定机构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支持律师为新片区创新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6.支持上海建设成为亚太仲裁中心。支持新片区仲裁制度改革创新,支持经登记备案的境外仲裁机构在新片区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依法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支持上海打造成为亚太仲裁中心。支持新片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探索司法支持国际投资领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法与途径。
7.积极推动完善新片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尊重中外当事人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权,着力推动新片区调解制度创新。鼓励商事调解机构参与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的调解,加大运用在线调解方式,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渠道,形成调解、仲裁与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实施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法律服务。
三、强化审判职能,依法保障新片区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8.加强刑事审判,为新片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妥善审理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跨国金融、网络、生态环境、文化安全、人员进出、反恐反分裂、公共秩序等领域的刑事案件,防范和打击各类破坏阻碍新片区建设的刑事犯罪,坚持罪刑法定,严格办案程序,精准适用刑事法律,维护新片区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
9.加强行政审判,依法支持新片区重点领域监管。聚焦新片区投资、贸易、金融、网络、生态环境、文化安全、人员进出、公共秩序等重点领域,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行业管理、用户认证、行为审计等管理措施依法提供支持,保障新片区实施严格监管、精准监管和有效监管,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形成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综合监管体系。
10.妥善化解跨境金融纠纷,为新片区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支持上海法院,特别是上海金融法院积极回应新片区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司法需求,妥善化解各类跨境金融纠纷,保障新片区推动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保障各项金融创新举措的顺利实施。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为新片区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提供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11.加强对知识产权及数据的保护力度,保障新片区国际互联网数字跨境安全。加大对专利、版权、企业商业秘密等权利及数据的司法保护力度,主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促进5G、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车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对新片区建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提供司法保障。密切关注新片区建设亚太供应链管理中心,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发展跨境数字贸易,支持建立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的兴起。
12.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推动新片区实施高度开放。依法妥善审理港口建设、航运金融、海上货物运输、海洋生态保护等海事海商案件,推动建设海洋强国。提升拓展上海全球枢纽港功能,在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记、国际航权开放等制度改革方面,加大司法保障力度,提高上海对国际航线、货物资源的集聚和配置能力。支持新片区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动,发挥新片区的辐射效应,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
13.加强案件执行力度,完善新片区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加大财产查控和执行力度,确保债权人胜诉权益及时兑现。加强司法拍卖工作,着力降低债权实现成本,切实提高拍卖成交率,促进企业重整和市场修复。妥善处置企业跨境破产相关案件,构建有利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司法环境。
四、加强协同管控,充分发挥司法防范和应对风险压力的作用
14.建立适应新片区风险压力测试功能的重大敏感案件专项管理机制。支持新片区在检疫、原产地、知识产权、跨境资金等特殊领域建立风险精准检测机制,实行全流程风险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管理。建立对涉新片区重大敏感案件的管理机制,对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裁判结果可能影响面大的案件,纳入专项管理。对新片区建设中纠纷多发类型、易发特征、风险环节等及时总结、深入研判,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为新片区政策制定、实施、调整提供参考。
15.建设与新片区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主动对接社会信用评价及管理需求,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实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信用相关的司法大数据的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加大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力度。增强对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信用威慑,最大程度净化市场环境,防范系统性风险,提升新片区投资贸易安全系数。
16.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新片区纠纷解决的便利化程度。坚持创新驱动,推进信息技术与审判业务、司法公开、司法便民的深度融合,对标国际公认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创新推进智慧法院、数字法庭建设。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为当事人提供高标准一站式诉讼服务,缩短纠纷解决时间、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提高司法解纷质量。
17.加强案例指导和司法解释,优化新片区法治环境。探索国际商事审判案例指导制度,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及时修订或废止与新片区对外开放基本政策、原则不相符的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必要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需要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解决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18.拓展国际司法交流机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学习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与世界知名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司法审判机构沟通、交流和协作。进一步拓宽国际司法交流渠道,办好国际司法论坛等交流活动,研讨解决新片区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的了解。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人员的专业培训,鼓励支持国际商事法官参与和推动相关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始终站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发展前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1月8日)
目录
一、被告单位安徽亚兰德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吕守国等7人污染环境案
二、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污染环境案
三、被告人王维凡等4人污染环境案
四、被告人王超、王益平污染环境案,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缙云县南河电镀厂、王超等4人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五、被告单位湖北瑞锶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先文等4人污染环境案
六、被告单位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成都晨光亚克力塑胶有限公司,被告人吕顺体等16人污染环境案
七、被告人廖若云等3人污染环境案
八、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九、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7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案
一、被告单位安徽亚兰德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吕守国等7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安徽亚兰德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兰德公司)系重点排污单位,被告人吕守国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人丁厚平等任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吕守国、丁厚平商议在公司埋设暗管,将生产污水直接排放到长江,并由丁厚平具体负责。2008年初,丁厚平安排公司人员埋设暗管,将产生的污水绕过污水处理总站通过暗管直接排放到长江。遇有环保监管部门检查,丁厚平等提前通知被告人晋华杰等通过操控暗管阀门、冲洗车间,帮助公司逃避环保检查。被告人王银芝、戚甫长作为公司环保专员,明知公司污水处理总站长期不工作,虚假制作总镍在线等数据,欺骗环保监管部门。亚兰德公司通过暗管排放污水中含有镍、钴等重金属污染物,属于有毒物质。2007年12月底至2017年5月期间,该公司废水违规外排量共计48.24万吨,超标排放废水量为37.63万吨,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量化结果为753万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亚兰德公司通过暗管排放有毒物质,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吕守国等人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责任。鉴于亚兰德公司已支付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费用782.5万元,综合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单位亚兰德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400万元;被告人吕守国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丁厚平等6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至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8万元至2万元不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暗管直接向长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案件。亚兰德公司作为重点排污单位,为实现单位的犯罪意图,各被告人相互串通,将含镍、钴等重金属的废水偷排至长江,且提供虚假数据应付环保检查,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本案中,人民法院在依法认定亚兰德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并处罚金的同时,对单位犯罪起决定、策划、指挥等作用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对安排工人偷排污水、应付检查的车间主任等分管负责人员,对制造虚假监测数据的环保专员等责任人员,依法分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判决明确实施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排污企业在支付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费用后仍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须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充分彰显从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决心,有力威慑违法排污单位并对相关从业人员具有教育警示作用。
二、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成立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疏洁公司),从事非法处置工业污泥业务。法定代表人姚多友负责联系污泥来源、倾卸地点,监事竺子强参与联系倾卸地点。2015年3月至6月间,姚多友在未办理跨省转移工业污泥手续的情况下,单独或伙同竺子强等人联系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等收购工业污泥共计5540吨,经被告人田思玉等人联系从浙江省桐乡市等地运至江苏省阜宁县、泗洪县、海安县的窑厂、砂石厂及坑塘等地,在未采取任何防止污染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倾卸、丢弃,造成环境污染,致公私财产损失共计28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工业污泥中含汞、铬、砷等毒害性重金属。
【裁判结果】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姚多友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注册成立仅有技术咨询性质的疏洁公司,未经依法办理跨省运输转移审批手续,将收集的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以低价交给不具备处置能力且未正常生产的砖瓦厂等企业,擅自倾卸、丢弃在厂区及其周边土地,导致污染环境后果发生;被告人蒋国华等人明知姚多友等人及其设立的疏洁公司无能力处置工业固体废物,为牟取私利赚取差价,将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提供给该公司并放任该批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至省外倾卸、丢弃;被告人田思玉等人明知涉案工业固体废物含有毒害性物质,为获取不当利益,仍积极帮助联系、提供场地及人员实施倾卸丢弃行为、参与运输,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姚多友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竺子强等13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禁止被告人田思玉等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等相关活动。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省倾倒工业污泥污染环境案件。近年来,跨省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案件时有发生,环境风险日益凸显。工业污泥中的汞、砷、铬等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大多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在环境中具有富集性且难以降解,若不经过正规处置随处堆放,不仅严重损害生态环境,更可能直接危及人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故法律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包括对跨省转移、处置,均有严格规定。本案中,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作为工业固体废物的接收人、介绍人、运输人、非法处置人,上下协作、相互结合形成利益链条,涉案人数多、范围广、数量大,对长江经济带相关区域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被从重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2月“两高三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在长江经济带区域跨省市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进一步彰显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依法打击固体废物非法经营地下产业链条,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三、被告人王维凡等4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维凡系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人胡海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被告人白伟系公司设备能源部部长,被告人邓启全系公司基建部工人。为减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王维凡指使白伟等人修建暗管,设置阀门连接至应急池、观察井,并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昆仑公司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生产对酮,将产生的废液通过事先埋放的暗管排放到公司应急池,并多次在黑夜或下雨时打开应急池阀门,将池中废液直排长江。2015年8月14日晚,邓启全打开应急池阀门排放废液时,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监测,当日排放废液中含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分别超标1690倍、30倍、58.5倍。案发后,昆仑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办理生产对酮手续,编制污染治理方案,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王维凡等4人购买价值18.6 万元的苗木捐赠给公司所在地村委会。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维凡等4人违反国家规定,通过暗管排放有毒物质,且排放的污染物中重金属锰超过国家标准十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案发后昆仑公司立即停止生产、积极整改,投入资金改造升级排污设备,有效解决排污问题;4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并自愿购买苗木、修复生态、弥补损失,悔罪表现较好,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王维凡等4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2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企业未经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生产并通过暗管偷排污水案件。王维凡等4被告人通过修建暗管,利用黑夜或雨天将生产的废液经应急池、观察井后直接排入长江,偷排手段极其隐蔽。人民法院基于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法认定被告人王维凡等4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并适用监禁刑,同时,考虑到案发后昆仑公司能够主动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并办理相关手续和许可,王维凡等4人购买苗木捐赠当地村委会,积极修复生态,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充分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修复性司法理念,对于推动排污企业自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四、被告人王超、王益平污染环境案,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缙云县南河电镀厂、王超等4人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超系浙江省缙云县南河电镀厂(以下简称南河电镀厂)负责人。2018年5月23日下午,王超安排员工王益平,在晚上将该厂污水处理站内未经净化处理的工业废水通过暗管排放。当晚21时起至24日凌晨3时,王益平按照王超指示,将厂房内应急池中含氰化物、铜、铬、镍等成分的约70吨工业废水通过暗管直接排放到厂区外好溪水域。经监测,排放污染物中铬含量超标3倍以上,镍、铜含量超标10倍以上。此外,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王超为节约开支,以明显低于市场正常处置价格或明知他人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情况下,将生产中产生的电镀废弃污泥交由他人处置,倾倒、堆放至福建省浦城县。经环保监管部门认定,倾倒、堆放于空地的泥状废弃物为危险废物,共1341.22吨。
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经法院审理查明,南河电镀厂为王超、王群亮、胡晓嵘三人合伙经营。2018年5月23日21时至24日凌晨3时,因前述污染事故造成好溪4300余亩水域受到污染,下游水域出现大量鱼类死亡,产生渔业资源恢复费用、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费用等共314万余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超、王益平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含铬、镍、铜等重金属的污染物。王超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1341.22吨,后果特别严重。王超、王益平的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王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3万元;被告人王益平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就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一审判决南河电镀厂赔偿渔业资源恢复费用、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费用等共314万余元;南河电镀厂财产不足以支付的,由王超、王群亮、胡晓嵘以其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王益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河电镀厂、王益平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暗管偷排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以及跨省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件。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需要刑事和民事法律共同保护的重要法益。被告人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统筹适用刑事和民事责任,在依法从严惩治王超、王益平污染环境罪的同时,依法判处南河电镀厂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并判令王益平承担连带责任,王超和王群亮、胡晓嵘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体现了损害担责及全面赔偿原则,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生态、维护公益相统一。
五、被告单位湖北瑞锶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先文等4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被告单位湖北瑞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锶公司)甲磺胺项目在未通过环保验收的情况下正式投产。瑞锶公司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新建预处理设施、未对已有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升级,亦未对甲磺胺项目主要污染物重金属铜进行监测。2016年至2017年8月,由于原污水处理站无法有效处理双甘膦和甲磺胺生产混合废水,被告人王先炳在瑞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文的授意下,通过连接软管方式将生产混合废水直接排入总排污口,经涵管流入徐家溪后汇入长江。经环保监管部门检测,瑞锶公司污水处理站氧化反应池水样中总铜超标178.6倍。自2015年底至2017年8月20日,瑞锶公司共生产双甘膦3646.60吨、甲磺胺362.83吨,产生大量含铜废水并直接排放。此外,被告人王先文等人未按照国家法律和环评要求将瑞锶公司产生危险废物(HW49)活性炭废渣送至有资质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处理,而由工人将活性炭废渣倾倒至公司锅炉房煤场与燃煤混合后焚烧,共非法倾倒、处置活性炭废渣17.41吨。
【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瑞锶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178.6倍排放含铜污染物,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活性炭废渣17.41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王先文等人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授意或默许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被告人王先炳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违规排放有毒物质,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单位瑞锶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100万元;被告人王先文等4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个月不等,单处或并处罚金10万元至3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建设项目防治污染设施“三同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制度。“三同时”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紧密相关,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案中,被告单位瑞锶公司在未通过环评验收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无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未新建预处理设施,亦未对已有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升级,将含重金属铜的废水通过暗管直接排入长江支流徐家溪后汇入长江,严重污染环境,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相关责任人授意或默许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直接造成长江水体污染,亦应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的审理和判决,有助于强化排污企业及单位主管人员的环保责任意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严格遵守“三同时”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切实将环境保护责任落到实处。
六、被告单位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成都晨光亚克力塑胶有限公司,被告人吕顺体等16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单位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正环卫公司)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经公司负责人吕顺体决定,从被告单位成都晨光亚克力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亚克力公司)等处承接危险废物处置业务,并安排公司员工肖锋等人伙同蔡伟利用罐车将危险废物运至四川省成都市,直接排入城市污水井内,共计非法处置危险废物443.69吨。危险废物沿污水管网进入青白江后汇入长江,造成下游水体污染,青白江水业有限公司地表水生产停产172小时,截止案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在案件审理中,晨光亚克力公司、部分被告人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达成赔偿协议,主动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共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350余万元。
【裁判结果】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益正环卫公司、晨光亚克力公司,被告人吕顺体等16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系共同犯罪,应按照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参与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单位益正环卫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120万元;被告单位晨光亚克力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80万元;被告人吕顺体等16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至4万元不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联合挂牌督办的长江流域污染环境案件之一,社会关注度高。益正环卫公司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接收危险废物后集中直排至城市污水井,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400余吨,造成水业公司地表水生产停产172小时及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污染后果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坚持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居间介绍、非法委托、非法处置等犯罪链条各环节参与人员均依法严惩,形成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有效震慑。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推动晨光亚克力公司、部分被告人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达成赔偿协议,晨光亚克力公司、部分被告人主动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对污染企业和责任人自觉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起到了促进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七、被告人廖若云等3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06年以来,被告人廖若云、廖国翠夫妇未办理生产经营手续,非法在湖南省蓝山县开办选矿厂,雇请工人洗选硫铁矿、铅锌矿。2015年上半年,廖若云将选矿厂交由被告人廖昌业代为管理。廖若云经营选矿厂洗选矿期间,直接将含有铅、砷、锰等重金属的废水、废渣存放于沉淀池内,未采取有效防渗、防漏措施,造成周边土壤与水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经环保监管部门查处后仍不予改正,直至2017年4月蓝山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强制拆除选矿厂。经检测,该厂提取的样品中含铅、锌、砷、锰等重金属,均为有毒有害物质。经评估,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失65.56万元,估算土壤及水修复费用合计3063万元。案发后廖若云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修复生态环境,被污染环境已部分得到了恢复治理。
【裁判结果】
湖南省蓝山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廖若云等3人未办理相关手续即开办和代为管理选矿厂,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后果特别严重。鉴于3被告人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修复生态环境,具有悔罪表现,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廖若云等3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万元不等。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湖南省蓝山县地处湘江源头,湘江是长江的八大支流之一。被告人廖若云等3人自2006年以来,未办理任何生产手续,非法开办选矿厂加工硫铁矿和铅锌矿,直接将含有铅、砷、锰等重金属的废水、废渣存放于沉淀池内,且未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导致周边土壤与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涉案选矿厂自2006年开始营业到2017年被政府强制拆除,非法排污达11年之久,期间经环保监管等相关部门查处后仍不予改正。人民法院综合认定污染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对3被告人判处刑罚,体现了对屡罚不改的污染者依法从重惩处的司法政策。本案的审理和判决有助于发挥刑罚威慑力,震慑潜在犯罪者,也有助于教育和引导相关从业者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的守法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八、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展公司)位于长江支流沱江流域,是内江市废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及四川省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2018年3月4日,四川省岷、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组会同内江市环境执法支队对鸿展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位于废水总排污口的在线监测设备未按每两小时一次开展自动取样监测采集数据,取样泵损坏已不能正常使用,固定采样管道不能采样,在线监测设备已不能实时监控排放废水水质情况,自动监控所测数据明显失真。经采样检测,当日化学需氧量、总磷的排放浓度分别超过排放限值1.61倍、1.05倍。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经立案调查和听证程序,依法对鸿展公司作出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鸿展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鸿展公司发现在线监测设备显示的化学需氧量超标、仪器无法采到水样后,未按规定及时通知运维人员检修、查找问题并向环境监管部门报告,对自动监测设备出现的异常情况持放任的态度,构成以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原内江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考量鸿展公司存在12个月内连续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从重处罚情形,污染物排放浓度非一般性超标,以及该公司能够配合执法,超标排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对鸿展公司作出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过罚相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鸿展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排污企业因违反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受到环保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监管最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排污者自我监测是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弥补政府监测机构和社会第三方监测力量不足的重要方式。本案中,鸿展公司作为重点监控企业,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自我监测履责不到位,对自我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并造成污染超标排放。环保监管部门针对鸿展公司的处罚决定,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既考虑存在从重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从重处罚,同时也考虑违法行为人的配合执法表现、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没有顶格处罚,罚过相当。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环保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和合理裁量行为,体现司法支持依法行政的力度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温度,有利于警示排污企业自我约束,诚实守信,严格执行自我监测规范和标准,不弄虚作假,确保监测过程规范和监测数据真实,同时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监管,共同促进长江流域水体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
九、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9年,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夹石中学)在校园内临乌江河岩位置修建厕所,厕所粪便经化粪池处理后直排乌江。当地后来开工建设的夹石污水管网工程中的提升泵房工程也中途停建,致使学校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厕所粪便通过管网排入污水收集池,污水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渗漏、溢出直排乌江,对水体水质各项指标造成影响;且污水收集池处于露天状况,产生的恶臭气体及滋生的蚊蝇严重污染校园环境,影响师生正常工作生活。2018年2月1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县检察院)向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3月20日,县环保局回复县检察院,称正在施工整改。截止2018年7月31日,县检察院先后四次对现场进行回访,发现县环保局并未按照检察建议进行整改,夹石污水管网提升泵房工程虽修建完毕但污水处理厂未投入运行,夹石中学附近生活污水和粪便依然直排乌江。县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县环保局对案涉工程项目中环境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责令县环保局对案涉工程项目环境违法行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裁判结果】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县环保局作为环保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污水收集池粪污直排乌江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防治,致使乌江夹石段水环境长期遭受污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存在怠于履职行为。虽然夹石污水管网提升泵房工程修建完毕,但污水处理厂未投入运行,仍有污水直接排入乌江,对乌江水环境造成污染,县环保局应继续履行职责。依法判决确认县环保局怠于履行对案涉工程项目环境违法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县环保局继续履行对案涉工程项目的环境监管职责。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环保监管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引发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本案中,县环保局作为环保监管部门,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污水收集池粪污直排乌江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防治,且履职措施未达到杜绝污水直排乌江的监管目的,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求,在确认县环保局怠于履职行为违法的同时责令其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功能,合理界定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标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宣判后,经一审法院后期走访,县环保局已经有效履职,相关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全面投入使用,污水直排乌江行为得到有效治理。
十、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7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案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间,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鹏公司)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等签署合同,运输、处置多家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收取相应的污泥处理费用。正鹏公司实际负责人李德将从多处收购来的污泥直接倾倒、与丰城市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合公司)合作倾倒或者交由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张永良、舒正峰等人倾倒至九江市区多处地块,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新公司)明知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污泥,仍放任其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置污泥。经鉴定,上述被倾倒的污泥共计1.48万吨,造成土壤、水及空气污染,所需修复费用1446.29万元。案发后,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舒正峰等6人提起刑事诉讼,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被告人舒正峰等6人犯污染环境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万元不等。九江市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开展磋商,并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未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告履行修复生态环境义务,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正鹏公司及其实际负责人李德直接倾倒污泥或者将污泥交付张永良、舒正峰等人转运或者倾倒,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应承担相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张永良持有连新公司交付的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理案涉污泥,连新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放任张永良非法倾倒污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夏吉萍作为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因该公司与正鹏公司合作从事污泥倾倒,且其个人取得利润分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案涉污染地块中污泥已混同,无法分开进行修复,判决各被告共同承担倾倒污泥地块的修复责任以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当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共同支付环评报告编制费、风险评估费以及律师代理费。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跨省倾倒工业污泥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依法追究被告公司及各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基础上,九江市人民政府充分发挥磋商作用,促使部分赔偿义务人达成协议并积极履行修复和赔偿义务;对于磋商不成的,则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现了诉前磋商与提起诉讼的有效衔接。本案判决不仅明确了经营者虽没有直接实施倾倒行为,但放任他人非法处置的,应由经营者与非法处置人共同承担责任的规则;还明确了数人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在无法区分各侵权人倾倒污泥数量的情况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的规则,有效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17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17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对施工单位退场准予先予执行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及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有明确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前,发包人与承包人因故终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的,承包人应当依据约定按照发包人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完成现场的清理和撤离。因而承包人“为向建设单位施压,以占据项目现场或拒绝交还工程的方式,迫使建设单位向其妥协”的,发包人可依法请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为了新的施工人便利进场继续施工以完成工程建设,避免给发包人与承包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发包人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承包人履行现场清理和撤离的法律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承包人及时退场。由于及时退场是承包人的合同义务或者附随义务,人民法院只能在依法审判后作出判决。在判决生效之前,发包人申请先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先予执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条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紧急”解释如下:“(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二)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三)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四)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五)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民事诉讼法》还对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作出了规定。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先予执行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尚需广泛、深入的调研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因当事人一方生活或生产的急需,在作出判决之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特定物,或者停止或实施某些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法律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作为民事诉讼保障制度的一种,其本质是在判决前就实现当事人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它是以申请人胜诉为逻辑前提的,这就要求适用先予执行必须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为条件。所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该案件的事实十分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责任显而易见。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向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量大、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多、建设工期长,而且涉及的法律关系广泛。因而一般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产生难以只归咎一方当事人,发包人与承包人相互指责的情形多。例如,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发包人抗辩工程逾期或者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等等。因此,目前难以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况紧急”或者“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等内容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只能由审理法院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先予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施工单位不具有继续留场施工可能性、撤场为必然结果的”或者施工合同“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同时当事人的申请满足先予执行的其他法定条件,如提供必要的担保等,则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裁定先予执行。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我们将高度关注您提出的建议,就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如何准确适用先予执行制度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民事诉讼法》有关先予执行规定“僵化适用、审查尺度不一的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如何组织清算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如何组织清算问题的批复
(2010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遵义县中山中学被终止后人民法院如何受理“组织清算”的请示》〔(2010)黔高研请字第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组织民办学校破产清算,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顺序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5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5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实际,现就审理此类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一)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的;
(二)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三)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四)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人民法院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应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构成犯罪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
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五十只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
(三)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
第三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
第四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第五条 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六条 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等定罪处罚。
第七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条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第九条 盗用单位名义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违法所得由行为人私分的,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
第十一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选择性罪名,审理此类案件,应当根据具体犯罪行为及其指向的对象,确定适用的罪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8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684号建议的答复
姜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公安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高检院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注重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密切协作和配合,立足各自职能,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各类不法活动,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推动完善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体制建设。
一、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特别增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从严从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加大指控犯罪力度。坚持提前介入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活动,有效引导侦查取证。上级院加强对重大案件办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必要时挂牌督办。2017年上半年,高检院已经挂牌督办一批重大拐骗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强化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监督,确保犯罪嫌疑人得到应有惩罚,维护司法公正。2016年12月,贵州省纳雍县检察院依法对一起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的猥亵儿童案件监督立案,并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2017年初,高检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犯罪嫌疑人秦磊猥亵儿童一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同时,检察机关将性侵害未成人犯罪案件作为打击重点。针对性侵案件存在的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少,发案往往滞后等特点,高检院正在研究制定性侵案件证据标准,并将整理下发指导性案例,进一步统一执法标准,确保准确有力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加强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研究论证,统一认识,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态势。对于从事特定行业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告人,将依法提出从业禁止的建议,避免其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新的犯罪。另外,将根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案发情况,高检院将适时组织专项打击活动。
二、进一步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
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宽容不纵容,严管又厚爱。一方面对犯罪情节轻微,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尽量减少刑事诉讼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对情节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依法惩处,给予必要的司法警示。认真落实社会调查、监护人到场、合适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坚持在办案中引入个性化帮教、心理测评和干预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强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帮教效果。高检院已经下发通知,组织开展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质量评查,其中落实未成年人特别程序情况是评查的重点内容。与有关研究机构共同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课题研究,力求进一步推动特殊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更好的落实。进一步规范办案帮教行为。高检院下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标准把握、落实特别程序、开展帮教工作等进一步细化。目前,已经就《指引》的理解与适用进行多次培训。
实践中,公安部充分依托居(村)委会、学校等基层组织和单位,建立社会、学校、家庭和民警“四位一体”的帮教小组,帮助有劣迹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其生活困难,促其改正不良行为,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共青团中央积极培育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并引导其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目前全国青少年事务社工已达8.6万人,各地团组织注重加强培训、指导,协助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组织社工广泛参与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取保候审和观护帮助、诉前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等领域工作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完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机制。总结地方检察机关的做法,建立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异地协助机制,破解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监督考察和帮教难题。探索建立亲职教育机制,提高涉案家庭监护帮教能力。对因罪行显著轻微或者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逮捕、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临界帮教预防工作。
三、切实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隐私权、知情权等各项实体和程序权利。高检院已经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题调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和关爱。认真落实双向保护原则,对于案件双方都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充分听取未成年被害人及其监护人、案件代理人的意见;符合条件的,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尽量恢复被害人遭受侵犯的利益。目前,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已经开始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办案模式的试点工作,与公安机关共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建立专门办案区,并引入社会力量同步做好未成年被害人的身体康复、心理疏导等救助工作,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
下一步,我们将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大未成年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协作,引入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干预,推动完善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总结完善和推广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等办案模式,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四、探索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全面保护
司法实践证明,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或者受到伤害,往往是由于其儿童福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受侵害或者违法犯罪的比例相对较高,往往与监护缺失、受教育权等权利保护不到位有关。检察机关积极整合未成年人保护职能,推动未成年人检察职能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础上,探索开展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刑事执行检察业务,逐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全面保护。目前,北京等地检察机关已经就未检部门开展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业务进行试点工作。浙江、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对于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依法建议、督促、支持有关部门和个人起诉剥夺其监护资格。不少地方未检部门开展在押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高检院已经开展相关专题调研,下一步将进一步厘清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执行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中的职责界限和履职方式,重点推进涉及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分管分押监督、社区矫正监督、监护责任落实监督等工作。
五、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犯罪预防
2016年6月以来,高检院、教育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高检院、教育部组织23名优秀检察官,研发一批涵盖预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与犯罪预防、性侵害预防、禁毒教育、留守未成年人保护等课题的法治教育课程,分赴各地巡讲。下一步,我们将按计划深入推进今后两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实现对全国各中小学校的全覆盖。与央视合作制作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节目《守护明天》,扩大法治教育的覆盖面。坚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制定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的指导意见,实现这项工作的制度化经常化长效化。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要求,总结和推广河南、山东等地检察机关与学校共同编写法治教育校本教材的做法,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等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制度。
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也积极参与未成年人预防犯罪领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央综治办配合高检院等单位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宣传,加强青少年法制基地建设,推动在中小学校实施“七五”普法规划。针对校园欺凌等问题,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持续推进“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近年来,公安机关派出26万优秀公安民警担任学校法制辅导员,组织编写一系列学生安全教育读本,协助学校开展对学生的法律知识安全教育。共青团中央协助检察机关、教育部门等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强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协助政法机关依法打击教唆、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严厉打击涉校违法犯罪,有效遏制校园暴力、欺凌。
六、推进少年司法专业化、社会化建设
近年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加大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专业机构建设力度。目前,高检院和26个省级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独立机构,有近万名检察人员专门从事未检工作。主动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加强沟通,统一思想和执法标准。江苏淮安、山西代县等地检察机关先后推动当地公安机关成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部门。对公安机关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建议,公安部认为,《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未成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一定的办案经验。目前,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已经出台相关制度并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公安部表示,将继续贯彻落实相关规定,进一步做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工作,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积极推动健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高检院已计划对各地检察机关参与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基地情况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社会观护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总结推广地方检察机关的经验,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服务机构,形成稳定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合适成年人和心理咨询专业队伍,逐步将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疏导、观护帮教等工作交由专业力量承担。推动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社会化工作机制。主动加强与综治、民政、教育、卫生、共青团、社工组织等的联系配合,形成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救助困境未成年人、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工作合力。共青团中央协助公安、文化、广电等部门深入推进“护校安全”“净苗”“护苗”等专项行动,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央综治办加强对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责任的督导和追责力度,将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以督导检查和考评推动工作深入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尚未成立独立机构的少数省级检察院尽快成立独立机构,研究提出基层院设置独立机构的具体意见。调研总结未成年人检察集中管辖制度,推动未成年人检察专门办案区的建设,为办理未成年人检察案件、开展帮教、关爱和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保障。加强业务培训,建立未成年人检察人才库,培养未成年人检察高端人才,打造在全社会都有影响的优秀未检团队和未检检察官。与公安机关采取联合调研、会商通报等方式,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专业化建设的共同发展。同时,采取会签规范性文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项活动、共同督办案件等措施,努力与其他政法机关在工作评价、社会调查、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与移送、法律援助、分案起诉等方面统一标准。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下发规范性文件,推动检察机关与共青团等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合作制度化。与民政部等部门共同建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管理服务机制,加强对困境未成年人的关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16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16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强化着重庭审、突出审判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有三点:第一,法院必须处于真正独立、中立的位置,平等对待控辩双方,事实认定应当在庭审中完成,避免庭审流于形式;第二,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责,辩护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时,应当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第三,切实保障审级独立,防止上级法院通过对下级法院进行考核的手段破坏下级法院审判的独立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2016年6月27日,中央深改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严格落实中央《改革意见》的要求,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按照中央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部署,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这项改革对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保证公正司法,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我们正在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并将在改革过程中吸纳您的合理建议。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将从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各项职能入手,系统地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革的重点内容中包括您十分关注的几个问题,如: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努力实现司法证明实质化、控辩对抗实质化、依法裁判实质化,使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高度有机统一;改革完善辩护制度,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发挥辩护律师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防范冤错案件、维护程序公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改革完善审判制度,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吸收公众参与司法,完善审判权的运行机制等方面,保障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
关于您提出的“强化庭审功能,法官应中立裁判,防止庭审流于形式"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立足审判实际,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功能,努力推动实现“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为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并开始在部分法院进行试点。规程在总结传统庭审经验基础上,将证据裁判、居中裁判、集中审理、诉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确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开庭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关于您提出的保障辩护权的建议,针对现阶段辩护率低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第17条第1款)进一步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指定辩护和通知辩护职责,确保被告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逐步实行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或者重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切实提高辩护率,为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创造必要条件。此外,有必要放宽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标准,既在程序上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又能够在实质上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实施意见》(第17条第2款)还要求,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为派驻人民法院的值班律师提供办公场所及必要的工作条件。随着值班律师制度不断完善,有必要探索扩展值班律师的法律职能,促使值班律师实质性地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法律争议。这些制度和措施,有利于保障被告人获得更及时、更有效的法律帮助,保障其辩护权利。另外,《实施意见》(第18条第1款)还规定:“法庭应当依法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申请或者异议,法庭应当作出处理。"明确了法庭要坚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辩论权,通过庭审实质性地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问题,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简单驳回各种申请。
在保障律师刑事辩护权方面,2017年2月,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中央部门和全国律协组成律师工作联席会议,保障律师的辩护权。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文件的出台,在保障律师辩护权、提高律师辩护率和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是强化律师执业保障。司法部依托2017年上半年建立的联席会议制度和快速联动处置机制,落实现有的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各项规定。对律师投诉,由专门机构及时调查、依法处理并反馈结果;对侵犯律师合法人身权利和执业权利的,坚决纠正并严肃处理,充分保障律师庭审中的各项权利。二是推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目前,司法部正在探索律师刑事辩护工作改革,研究制定开展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试点方案。方案将围绕依法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扩大通知辩护适用范围,积极支持律师开展刑事辩护工作,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加强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无缝对接等方面,有效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切实保障司法人权和提升庭审效果。三是探索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在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下,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从中央层面对律师调查令制度适时予以推广。同时,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开展相关研究论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律师收集证据制度,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努力促进相关法律修订和完善。
关于您提出的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实施意见》(第14条第1款)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于该条规定,尽管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但这种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只要控辩双方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原则上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此外,我们还在探索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改革,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通过远程视频作证等方式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题。
综上,我们现阶段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是您所关注的问题,希望您进一步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自首的通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敦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自首的通告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现就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严厉惩处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分子及其他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前,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到案的;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均视为自动投案。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继续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将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其中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将依法从重惩处。
三、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指证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经查证属实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请广大人民群众和组织积极举报、控告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规劝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有关证人,司法机关将依法保护其安全。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有关证人,或者窝藏、包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2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2年6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2022年7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2〕17号)
为正确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照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第二条 当事人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根据当事人意愿,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般包括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办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调查收集。
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前款所称“相关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
(四)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等;
(五)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
(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
(七)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人证言;
(十)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八条 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九条 离婚等案件中,当事人仅以人民法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该事实。
第十条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第十一条 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或者调解和好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情况、新理由”。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0年2月28日)
案例一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诉袁某某等21人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生态资源补偿费 专家咨询意见
【要旨】
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仅构成刑事犯罪,也对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检察机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生态资源受损状况和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借助专家意见,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公益损害赔偿请求。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至6月间,袁某某、杜某等21人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及制品11只。经检察机关委托,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穿山甲专家组成员吴诗宝教授对本案生态环境损害出具了专家意见确认:穿山甲非法贸易行为不仅会影响该物种的保护,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应当向资源破坏者收取资源破坏补偿费,用于资源恢复和补偿。
【调查和诉讼】
2018年6月28日,袁某某等21人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18年8月,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公益诉讼部分立案审查,在《法制日报》发布诉前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拟就本案起诉。
经调查核实,21名行为人从事非法买卖穿山甲及制品,具有侵害故意和侵害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民事公益诉讼条件。2019年1月4日,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袁某某等21人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针对本案提起了江苏省首例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判令21名被告人连带承担非法收购、出售11只穿山甲造成的生态资源受损费用合计88万元。21名被告人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均真诚悔罪,自愿缴纳资源补偿费,支付88万资源补偿费及1万元专家咨询费至金坛区财政非税账户。
【典型意义】
本案中21名被告尽管不是直接猎杀者,但其违法行为对于造成生态资源损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可要求其承担公益侵害责任。本案公益诉讼的提起,加大了对非法买卖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在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状况和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可参考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同时,应做好专家资质和意见合理性审查工作,提升专家意见的认可度和采纳率。本案21名被告人在庭审后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自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动缴纳了全额赔偿款,纳入区财政非税专户管理,专门用于生态环境修复。
案例二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非法
猎捕、杀害、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分类确定赔偿标准 案发地开庭 专家辅助人出庭
【要旨】
检察机关通过提起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追究资源破坏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使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通过聘请专家“外脑”分类确定赔偿标准,同时通过检察长领办、案发地开庭、申请专家证人出庭等多种形式提升人民群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实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12日下午,兰某某到龙泉市锦溪镇黄永村村委会后山场采摘草药期间,在一山坳处发现1只白鹇(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遂将其猎捕。次日,兰某某在龙泉市住龙镇碧龙村附近山场上,发现3只果子狸,遂将其猎捕。之后,将猎捕的白鹇和3只果子狸出售给王某某。王某某又将该只白鹇和其中1只果子狸出售给翁某某。另调查发现,王某某还有非法猎捕、收购尖吻蝮、乌梢蛇共计6条和棘胸蛙45只等破坏生态的违法事实,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诉讼】
2018年3月30日,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通过《检察日报》发出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11日,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王某某、兰某某对猎捕、杀害、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86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翁某某对其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失62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8年5月29日,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在龙泉市竹垟畲族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支持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王某某、兰某某、翁某某履行了法院判决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涉案野生动物共5个物种55只,且存在不同情形的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检察机关通过聘请高校、科研机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专家论证等方式,针对不同物种以及猎捕、杀害、出售、收购等不同情形,分别确定了赔偿标准和诉讼主张,明确了《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在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检察机关联合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将庭审地点设在案发地的乡村振兴讲习所,同时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乡镇狩猎员、当地干部和村民一同观摩庭审,并聘请中国鸟类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科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对案件中的专门性和专业性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使本案办理得到专业保障,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案例三
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专家辅助人出庭 替代性方式修复
【要旨】
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不仅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通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赔偿损失、以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请。创新办案方式,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发表专家意见。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和普法宣传教育。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下旬至2017年1月17日,胡某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六次到位于湘阴县杨林寨乡的洞庭湖内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52只,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造成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价值达69472元。
经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出具专家意见,认为:1.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每只小天鹅携带着本种群的基础基因以及个体的特殊基因,由此构成该种群遗传多样性,一旦消失将无法挽回。2.小天鹅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与环境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态关系,这种动态平衡关系维系着当地的生态平衡。人为造成小天鹅种群数量减少,直接影响着整个洞庭湖区生态环境的平衡。
【调查和诉讼】
湘阴县检察院在办理胡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时,对胡某某等人2017年9月22日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2018年1月26日,湘阴县检察院经审批依法向湘阴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1.判令胡某某等人共同赔偿因侵权造成的国家资源损失69472元;2.判令胡某某等人采取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3.判令胡某某等人共同承担专家咨询费16000元。
2018年6月15日,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湘阴县检察院聘请全国知名野生动物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就猎杀小天鹅对环境破坏程度、生态的损害及修复方式、费用、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发表专家意见。2018年9月18日,湘阴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继续跟进判决内容的执行,胡某某等人委托湘阴县林业局代为履行,湘阴县林业局制定《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在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设立人工促进修复区100亩管护三年,种植旱柳250株、种植水草100亩;印发宣传资料5000份。经横岭湖自然保护区青山岛管理站观测, 2018年底,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小天鹅种群数量明显增加,由案发前的300余只增加到4400余只。
【典型意义】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案提出以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请,对保护好洞庭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生态环境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入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不仅提供了专业意见,而且还给所有听庭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结合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向当地林业部门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对社会公众增强法治意识、环保意识、责任意识,注重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快递收寄验视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快递行业整顿 送法进校园
【要旨】
快递企业执行收件验视制度监管不到位,致使违法行为人通过快递运输、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得逞,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检察机关在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邮政部门开展快递行业专项整治,构建野生动物保护长效机制。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绵阳的王某某从广东网友处以1850元价格购得球蟒10只,后利用QQ群、微信群等发布信息,并通过绵阳某快递公司邮寄运输球蟒,以每只300元的价格出售给成都的胡某某、上海的黄某某、济南的孙某及保山的丁某、呼和浩特市的王某。2018年7月8日,王某某快递邮寄的球蟒被呼和浩特市某快递有限公司发现后移交辖区森林公安局。经鉴定,涉案的球蟒系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的保护动物。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11月,绵阳市森林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将王某某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移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将所涉其他犯罪线索移送广东、内蒙古等地公安机关。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调查过程中,发现绵阳市邮政管理局怠于履职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其未对辖区内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充分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王某某通过快递运输、买卖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得逞,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2019年3月13日,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向绵阳市邮政管理局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其及时依法查处涉案快递公司,并加强对辖区内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监督管理,开展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执行收件验视制度专项督查活动。绵阳市邮政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落实。一是依法立案查处涉案快递公司;二是开展邮政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三是开展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及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专项整治活动;四是与绵阳市森林公安局联合出台《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寄递管理工作的通告》,督促野生动物资源富足区域的企业严格落实收寄制度,并加强野生动物犯罪信息上报,配合公安机关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办理该案为契机,启动了全市检察机关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与市公安局、市林业局联合会签《关于加强网络监管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的力度。同时,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和未检部门联合市林业局、西南科技大学开展保护野生动物法治宣讲会,并在全市各大、中、小学进行了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宣传教育。
【典型意义】
该案系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的典型案件。一是买卖主体特殊。涉案买受人中有未成年人,违法买卖行为对青少年的侵害影响大;二是交易方式特殊。买卖的交流、交易均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并通过现代快递物流的方式运输,隐蔽、快捷;三是交易对象特殊。买卖对象系公众容易误认为宠物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球蟒。
随着快递行业快速发展,邮政部门监管滞后给快递运输贩卖野生动物可乘之机。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深挖背后根源,堵塞社会管理漏洞。同时,调动两级院公益诉讼、公诉、未检部门等各方力量,最大限度推进案件办理进度,提升案件办理效果和宣传效果。
案例五
江西省鹰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野生动物非法收购和运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网络舆情研判 专项整治
【要旨】
检察机关有效利用网络舆情研判机制,拓展野生动物保护案件线索渠道,注重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促进案件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初,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志愿者向中国江西网反映,有违法行为人在鹰潭火车站非法转运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鹰潭市人民检察院迅速会同鹰潭市森林公安局、鹰潭市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当日现场查获饶某某无证非法运输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棘胸蛙774只;邱某某持过期无效证件,非法运输省级重点保护动物黄麂2只及省级“三有”野生动物野猪1只。
【调查和督促履职】
鹰潭市人民检察院调查认定,饶某某、邱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进行行政处罚。针对此案件中暴露的鹰潭市林业部门作为野生动物监管部门,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问题,2018年3月20日,鹰潭市人民检察院向鹰潭市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对通过鹰潭火车站转运野生动物的行为依法查处;同时要以此案为契机,对全市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的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鹰潭市林业局接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立即在全市林业系统内开展了湿地候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并于10日内就《检察建议书》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函答复:一是根据检察建议,已对两名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是反馈了没收野生动物的处理情况;三是通报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加大对全市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情况摸底排查,组织森林公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林区市场、公路、餐饮店、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段的摸排、检查,并开展全市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制作倡议书、通告,悬挂横幅、宣传牌等形式,向全社会宣传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内容,并在相关运输部门公开野生动物运输需查验的许可证清单、运输证、检疫证等规范性文件样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办理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刑事案件18件,行政处罚案件7件,鹰潭市林业部门分阶段向鹰潭市人民检察院报送了工作情况,确保了检察建议取得实效,保护野生动植物行动落地生根。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推动形成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社会-行政-司法”共为共治的良好局面。本案的线索来源于志愿者向网络媒体的举报,而线索成案则来源于检察机关对媒体报道持续监控和分析研判,体现了检察机关利用网络平台有效拓宽案件渠道的新途径。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高效互动,促成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真正达到促进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根本目的。
案例六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 线索摸排 监督救助 保护合力
【要旨】
检察机关主动开展案源排摸,两级院一体办案,准确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促进完善相关治理措施,推动行业整改。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中源头启动、全程监督功能,监督监管者、惩罚违法者、保护野生物种、教育同业人员,提高公益诉讼监督实际效果。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扬中市博联农贸市场内的周某某水产经营户、姚某某水产行公开出售巴西龟、野生菜花蛇以及青蛇等野生动物,且上述商家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及相应的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明。
【调查和督促履职】
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办案组积极探索行业专业人员辅助办案机制,邀请镇江市野生动物保护站、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扬中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参与到此次专项行动中,就有关专业问题进行咨询和研判,并邀请了公益损害观察员、专家与办案组成员多次前往农贸市场,对前期摸排到的疑似违法销售的野生动物物种进行辨认。同时,确认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扬中市辖区内农贸市场长期违法销售野生动物现象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于2019年8月22日向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该局积极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相关野生动物经营户的违法行为及时予以查处,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2019年10月15日,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已根据检察建议对违法销售野生动物的经营户立案查处,下达处罚决定书,并下发《关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检查行动,要求辖区内各分局对各自辖区内的各大集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召开专题培训会,布置下一阶段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作;组织专项整治,联合其他部门持续开展对辖区内农贸市场及集市联合集中检查,全面彻底清查违法销售、经营野生动物行为。
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对该局的整治行动持续跟踪监督,并对专项行动中缴获的野生动物处置进行了回访,监督行政机关对查获的野生动物进行救助,目前涉案动物已被依法移送到相关野生动物园进行管护。办案组又多次对集贸市场的违规销售野生动物的经营户进行回头看跟踪效果,现场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知识和重要意义。
【典型意义】
该案是落实省、市两级院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的成果。扬中市人民检察院发出建议后,持续跟进相关被查扣野生动物的处置情况,监督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对野生动物开展救助,并联合市场管理方对市场经营户进行普法教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通过本案,检察机关与市场监管局建立了定期互动机制,双方定期请对方业务骨干进行业务讲座,加强了执法与司法衔接,形成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2017年5月10日)
一、
邵保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出售户籍信息、手机定位、住宿记录等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初,被告人邵保明、康旭、王杰、陆洪阳分别以“大叔调查公司”的名义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倪江鸿不久后参与。五被告人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出售个人户籍、车辆档案、手机定位、个人征信、旅馆住宿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的广告的方式寻找客户,接单后通过微信向上家购买信息或让其他被告人帮忙向上家购买信息后加价出售,每单收取10元至1000余元不等的费用。经查,被告人邵保明获利人民币26000元,被告人康旭获利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各获利人民币5000元。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邵保明、康旭、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单独或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坦白、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邵保明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康旭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被告人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
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查询征信信息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3日至4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连光辉(湖北省巴东县农村商业银行沿渡河支行征信查询员)的征信查询ID号、密码及被告人李冲、耿健美(洛阳银行郑州东风路支行客户经理)提供的洛阳银行郑州东风路支行的银行专用网络,在该行附近使用电脑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3万余条。
2015年9月5日至6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连光辉的征信查询ID号、密码及被告人李楠、卢惠生(德州银行滨州金廷支行行长)提供的德州银行滨州分行的银行专用网络,在该行南面的停车场内,使用电脑分两次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2万余条。
2015年9月8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李涛(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商业银行徐溜支行职工)的银行征信查询ID号及密码及被告人李楠、卢惠生提供的德州银行滨州分行专用网络,在该行南面的停车场内,使用电脑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近3万条。
被告人韩亮、邓佳勇获得征信查询ID号、密码并非法提供给被告人韩世杰等人使用,双方通过被告人陈莎莎中转租金、传递密码。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将查询获得的上述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出售给他人,向被告人韩亮、李冲、李楠支付了相关费用。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韩亮、邓佳勇、李楠、陈莎莎、卢惠生、李冲、耿健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自首、坦白、积极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韩世杰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旷源鸿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韩文华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韩亮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以及其他各被告人相应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
周滨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购买学生信息出售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4月,被告人周滨城向他人购买浙江省学生信息193万余条。后被告人周滨城将其中100万余条嘉兴、绍兴地区的学生信息以6万余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陈利青,将45655条嘉兴地区的学生信息以3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将7214条平湖地区的学生信息以1400元的价格出售,将2320条平湖地区的学生信息以500元的价格出售,共计非法获利65400元。此外,2016年4月,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以3000元的价格向他人购买嘉兴地区学生信息25068条。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周滨城、陈利青、刘亚、陈俊、周红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以购买的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分别为193万余条、100万余条、7万余条、7万余条、7万余条,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自首、坦白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周滨城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被告人陈利青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七个月不等、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4000元不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四、
夏拂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买卖网购订单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夏拂晓买卖大量含有公民姓名、收货地址、手机号码等内容的网购订单信息,非法获利约5万元。被告人夏拂晓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夏拂晓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夏拂晓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五、
肖凡、周浩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利用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凡、周浩预谋窃取邮局内部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出售牟利,共同出资购买了黑客软件。2016年5月至6月,二人通过黑客软件侵入邮局内网,在邮局内网窃取邮局内部的公民个人信息103257条,并将窃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全部出售给被告人李晓波。后李晓波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王丽元4万条,王丽元又将购买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宋晓波3万条。
(二)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肖凡、周浩通过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并非法出售,李晓波、王丽元、宋晓波通过购买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肖凡、周浩、李晓波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王丽元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宋晓波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六、
杜明兴、杜明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交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明兴、杜明龙加入涉及个人信息交换买卖的QQ群,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再在群里发布广告招揽买家。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杜明兴向他人购买或者交换车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28万余条,向他人出售关于期货、基金、车主、信用卡等公民个人信息42万余条;杜明龙向他人购买杭州地区新生儿及其父母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3万余条,向他人出售车主信息、小区业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近40万条。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杜明兴、杜明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以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坦白、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杜明兴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杜明龙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七、
丁亚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提供近二千万条住宿记录供他人查询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2013年底,一家为全国4500多家酒店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因系统存在安全漏洞,致使全国高达2000万条宾馆住宿记录泄露。2015年初至2016年6月,被告人丁亚光通过在不法网站下载的方式,非法获取宾馆住宿记录等公民个人信息,并上传至自己开办的“嗅密码”网站。该网站除了能够查询住宿记录外,还提供用户QQ、部分论坛账号及密码找回功能。其中住宿记录共有将近2000万条,用户经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在网页“开房查询”栏目项下,以输入关键字姓名或身份证号的方式查询网站数据库中宾馆住宿记录(显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地址、住宿时间等信息)。丁亚光自2015年5月左右开始对该网站采取注册会员方式收取费用60元每人,到2016年1月上调到120元每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6月23日,“嗅密码”网站共有查询记录49698条,收取会员费191440.92元。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丁亚光非法获取住宿记录等公民个人信息后通过网站提供查询服务牟利,供查询的公民个人信息近2000万条,其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综合考虑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丁亚光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
(2020年5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规范检察官业绩考评,构建科学高效的检察管理体系,促进检察官依法办案、尽责履职、担当作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司法责任制改革有关要求,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检察官业绩考评,是指根据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检察官岗位说明书、司法办案权力清单等规定的检察官职责,对检察官办理案件和其他检察业务的质量、效率、效果等进行的考核评价。
检察官其他考评项目,依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进行。
第三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下,由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及检察官考评工作办公室统筹组织,业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配合实施。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组成人员五至九人,由本院领导班子成员、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检察官代表等组成,主任由本院检察长担任。检察官考评工作办公室负责检察官考评委员会日常工作,成员由干部人事、案件管理、检务督察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
第四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应当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检察工作规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科学合理管用的原则。业绩考评应当突出质量导向,注重实效,鼓励检察官依法履职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统一。
第二章 考评内容
第五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实行指标化评价、量化评分。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本院检察官业务工作实际,围绕质量、效率、效果等考评内容,具体设置考评项目指标和计分分值。
第六条 检察业务工作质量,重点考评检察官办案中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制作、应急处置、释法说理等质量情况,以及信息录入、案件归档、办案规范性等情况。要以案件办理结果、法定或者有关规定的要求为标准,结合本院、本业务条线检察官总体工作质量水平,合理确定评价指标和计分分值。
第七条 检察业务工作效率,要综合考虑业务工作的性质、复杂程度等因素,对考评周期内检察官办理各类案件以及相关业务工作的数量、投入状况作出评价。考评周期内检察官办理的业务量越大,效率越高;反之,考评周期内检察官办理的业务量越小,效率越低。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不符合规定时间要求的,视情予以减分。
第八条 检察业务工作效果,重点考评检察官履职是否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要在严格执行法律、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以是否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改进社会治理、落实中央政策等效果为标准,给予明显加分或者减分。对引领司法办案、创新司法理念、推动社会进步等案件,应当给予更高加分。因机械办案、就案办案等导致违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要求,引发负面舆情、申诉信访、矛盾激化以及其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视情予以减分。
第九条 效果指标设置要体现难度和区分度,突出政策性、灵活性和阶段性,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司法政策及时调整、动态设置,充分发挥抓落实、补短板、强弱项的指挥棒功能。可以根据同级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部署确定若干重点案件或者业务类型,结合其他诉讼主体或者单位部门是否认同、采纳、整改、建章立制以及表彰奖励等外部评价情况设置指标,增加其质量、效率计分权重或者在效果考评中额外加分,也可以将质量指标部分内容调整为效果指标。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检察官业绩考评的主要业务类型,制定并发布检察官业绩考评主要指标及计分规则。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发挥统筹和示范作用,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考评指标基础上,研究制定实施细则,选择使用或者创设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指标及计分分值。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层级检察院的职能定位,针对本院重点工作和办案业务突出问题,增加或者减少考评指标、调整具体分值,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下级人民检察院考评指标的正向或者负向评价标准应当与上级人民检察院一致,主要指标要统一设置。各级人民检察院另行增加考评指标的,加分、减分标准不得与本规定确定的原则和方向相悖。
第十一条 考评指标设置可以逐步完善、动态调整。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部署、司法政策、检察重点工作和具体办案情况变化,结合本地区、本院工作和队伍建设情况,每半年或者一年对考评指标作评估研判,视情作适当调整。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官在办理检察业务的同时根据组织安排参加教学、重大课题研究、案例研编等工作,可以通过增设考评指标、加分项目或者提高考评分值等方式,促进相关检察业务工作。
第三章 考评方法
第十三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采取量化打分的方式,依照本规定计分规则综合计算后,形成检察官的业绩考评得分。评分实行计分总量控制,原则上质量得分不超过满分分值的40%,效率得分不超过30%,效果得分不超过30%。
第十四条 办理业务质量、效果得分应当根据各项指标所对应的计分规则和加分、减分分值进行综合计算。案件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的结果应当作为质量、效果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
质量、效果考评,一般应当对检察官办理的案件和业务逐件累计计分。可以根据考评情况对预设基础分进行加分或者减分,也可以直接根据考评情况合计得分。效果考评加分或者减分,由考评委员会审核。
第十五条 对于跨考评年度的案件,同一质量、效果指标不重复计分。对于案件办结后发现或者出现的质量、效果情况,根据司法责任制要求,按照相关考评指标及计分规则计入当年度考评得分。
第十六条 办理业务效率得分,即考评周期内检察官业务工作量的多少,可以考虑引入办案(业务)强度、案件(业务)类型和个人贡献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计算。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依据检察官在考评周期内开展不同司法业务活动所需要的工作量来设定业务强度系数;依据业务工作的难易程度、办案用时、流程节点等因素确定业务类型系数;通过计算检察官考评周期内个人的业务办理数量占本院或者本地区同期该业务条线办理业务总量的比例来确定个人贡献度。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研究确定适合本地实际的计算公式。
第十七条 对于履行检察职责参加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地方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办理非本院案件,以及根据组织安排承担非检察业务工作,可单列评价,视情比照确定得分。
第十八条 对于过问或者干预、插手检察办理案件等应当记录和报告的行为,检察官未全面如实记录和报告的,相关案件不得计入考评得分或者加分,并要按规定追究检察官责任。
第十九条 检察官在办理新类型案件过程中出现失误错误,经考评委员会综合分析给予容错的,应当客观评价,合理确定考评计分。
检察官办理案件中不当履职、出现失误错误后,主动运用诉讼监督方式进行纠错的,可以不减分或者视情加分。
第二十条 对检察官承办且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者检察长决定的案件,应当考虑检察官在案件中的具体作用和职责,确定相应的考评计分规则。
检察长对检察官承办的案件进行审核,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者直接作出决定,检察官的处理意见依照法定程序、质量评查等被认定为错误或者明显不当的,对检察官予以减分;检察官的处理意见正确或者无明显不当的,对检察官不予减分。
第二十一条 对检察官的业绩考评,原则上在本院同类业务岗位之间进行比较。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院工作实际,结合评价检察官所在部门办理案件质量、效率、效果等因素,对不同业务条线、岗位的检察官进行综合比较,作出合理评价。
第四章 考评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可以采取平时业绩考评和年度业绩考评相结合,群众监督和组织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年度业绩考评主要程序包括:制定本级检察院检察官业绩考评方案,视情况由各业务部门制定具体细则,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组织考核评价,根据需要听取纪检监察部门意见,院党组确定考评等次,公示等。考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检察官本人。检察官对考评结果如果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本院考评委员会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做出维持或者变更的决定。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可以根据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情况,向院党组提出考评对象能否胜任检察官职务的意见。
年度业绩考评以平时业绩考评为基础。检察官平时履职情况和办案业务数据由所在业务部门记录,其他项目由相关部门负责记录,并定期公布和报送本院检察官考评委员会。检察官认为办案业务数据和履职情况记录有误的,可以向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反映。
第二十三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统计子系统采集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其他数据作为考评依据的,应当有规范的认定标准和程序,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审核确定。
业绩考评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实事求是,检察官考评委员会要严格审核,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检察官在办案和业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伪造考评数据等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视情责令检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评价结果失真失实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托信息化系统,积极探索开展网上检察官业绩考评,提高考评工作智能化水平,力求简便、快捷、集成,防止繁琐操作。
第二十五条 检察官在考评年度内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的,区分情况进行处理:经组织选派参与非属检察业务的专项工作、学习培训、挂职锻炼、借调等外派任务六个月以上的,由检察官考评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表现提出考评等次建议。病、事假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不进行业绩考评。考评时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侦查尚未结案的,暂不确定考评等次,待调查、侦查结束后再根据处理结果补定等次。其他特殊情形的考评,可参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六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办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等有关文件要求,建立区别于其他检察官的考评机制。可以根据职务特点和工作职责,在统一设定平均分的基础上,对办理案件情况进行单独计分,作为评定业绩考评等次的依据。
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业绩考评等次,由上级人民检察院评定;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考评原则上在本院进行,考评结果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核。业务部门负责人的考评,依据其所在部门工作成效、个人办案和其他业务工作情况,由分管检察长提出考评等次初评意见,经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研究后提出考评等次意见。
第五章 考评结果及运用
第二十七条 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结果一般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等次。各检察院要明确考评合格应达到的标准和分值。检察官工作业绩达到考评标准和规定要求的,可分别评定为优秀、良好、合格等次。评定为优秀等次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各检察院检察官总数的20%。评定为良好、合格等次的比例,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分别研究确定。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可以结合业务部门工作成效情况,对各部门检察官的考评等次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十八条 经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审查认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官当年年度业绩考评应当评定为不合格等次:(1)办理案件和其他检察业务的总体情况较差,经量化考评达不到合格分数标准的;(2)办案质量、数量和效率达不到规定要求,办案能力明显不胜任的;(3)因重大过失导致所办案件出现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而影响公正司法等严重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4)连续或者多次出现办案质量和效果问题,经综合评价,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达不到检察官标准的;(5)负有司法办案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官违反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后果严重的;(6)年度内因违反法律规定、违背职业操守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不宜继续任职的;(7)存在其他业绩考评不合格情形的。
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存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检察官当年年度业绩考评应当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二十九条 检察官业绩考评的结果,作为确定检察官参加公务员年度考核等次的重要依据。检察官参加公务员年度考核的优秀等次,从年度业绩考评评定为优秀或者良好等次的人员中产生。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不合格或者经考评不能胜任检察官职务的,其公务员年度考核应当评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不能代替公务员年度考核,一般与公务员年度考核同步进行。
第三十条 业绩考评结果作为检察官绩效奖金分配、评优奖励、等级升降、交流任职、退出员额的重要依据。
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被评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享受当年度绩效奖金,奖金分配应当根据考评情况适当拉开差距。年度业绩考评被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不享受当年度绩效奖金。
对检察官办案和从事其他检察业务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评价,是评价是否胜任检察官职务的主要依据。检察官年度业绩考评不合格或者经考评委员会认定不能胜任检察官职务的,应当退出检察官员额。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检察官绩效考核等对办理案件和其他检察业务的考核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检察官考评考核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研究推进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研究推进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办〔2018〕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各单位,国家文物局各单位: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文物局研究推进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各相关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2018年11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研究推进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纪要
2018年10月3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法院博物馆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和文物司法保护工作创新发展等工作事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持会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副局长胡冰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述元、杨万明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指示,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深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强化文物司法保护工作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实施,双方就共同推动司法文物保护利用和文物司法保护工作的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交流并就以下事项达成共识:
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罚没文物移交接收工作机制的调研,共同在涉文物保护、打击文物犯罪的司法解释及相关法规的起草与修改方面开展调研,形成具体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涉案罚没文物移交接收工作机制,推动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及文物追索返还办法的研究制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相关职能部门分批遴选、公布打击文物犯罪、加强文物保护与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方面的典型案例,指导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开展文物保护宣传。
三、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文物局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合作,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广泛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推动相关国际法律规则的改革完善。
四、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福建“章公祖师像”境内诉讼案的关注与调研指导,争取通过民事诉讼促成流失文物回归,开创文物追索返还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五、国家文物局继续支持中国法院博物馆进一步拓展藏品来源渠道,丰富馆藏,开展多种形式的馆际交流合作,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实现文物数字资源的共享互通,支持中国法院博物馆开展司法文物征集和研究工作。
六、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法院博物馆展陈升级改造,文物藏品本体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安全技术防范水平提升,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技术和智力支持,将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各方面改造工作整体打包纳入统一项目管理,列入国家文物局支持的文物本体修缮工作计划,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按程序给予倾斜支持。
七、国家文物局积极开展以中国法院博物馆为范例的非法人主体博物馆的管理模式研究与探索,从制度上解决非法人主体博物馆的登记备案和运维管理问题。
八、国家文物局选派专家对从事涉文物保护审判工作的法官进行文物保护利用知识培训,提升法官在文物辨识和保护利用方面的知识水平。
九、国家文物局对中国法院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利用与宣传推广等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于2021年12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签署。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3日起正式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单称“参与方”,合称“各参与方”):
为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友好关系发展,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密切两国司法领域的务实合作;
为两国法院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查明对方法律提供便利,增强外国法查明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双方就加强国际民商事案件外国法查明的双边合作达成共识并拟定以下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的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需要适用对方国家的法律时,各参与方可以依据本备忘录请求对方针对其民事和商事的国内法和司法实践或相关事项,提供信息和意见。
第二条 有权提出请求的机构
提供信息和意见的请求将由双方有法律查明需求的法院提出(“请求法院”)。该请求只能就正在进行的民事或商事诉讼提出。
第三条 请求书的内容
提供信息和意见的请求书将包括:  1. 请求法院的名称;  2. 提出请求案件的性质;  3. 请求的具体法律事项;  4. 对请求作出答复所需要的事实、假设和其它辅助性信息。
提出请求时,不具体指明诉讼当事方或其作为当事方的诉讼。
第四条 请求的传递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请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向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传递,来自新加坡共和国法院的请求由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传递。就本备忘录而言,递交请求的参与方简称“请求方”,收到请求的参与方简称“接收方”。
第五条 请求的接收和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接收通过或由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传递的请求并进行答复。
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负责接收通过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传递的请求并进行答复。
第六条 答复的内容
接收方将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向请求方提供信息和意见。在适当的情况下,答复将尽可能充分地对请求中包含的各项请求逐一回应,必要时可附正确理解信息所必需的任何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文本、相关判例、司法裁决、司法解释、法院指令等。
第七条 答复的传递
各参与方按照各自程序将答复直接提交给对方。
第八条 信息的澄清
接收方可以要求请求方对请求作进一步澄清,澄清请求将按照本备忘录第四条的规定送交请求方。
第九条 答复时间期限
接收方将尽快对提供信息和意见的请求作出答复。如在收到请求后六十日内无法作出答复,接收方将及时通知请求方。
如果接收方要求请求方对请求作进一步澄清,请求方将尽快答复澄清请求。但是,如果在收到澄清请求后三十天内不能作出答复,请求方将及时通知接收方。
第十条 答复的效力  1. 答复所提供的信息和意见仅供参考使用,对请求法院在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的诉讼中裁判任何法律问题或在其他方面都不具有约束力。请求法院可根据其国内法、惯例和习惯,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使用答复中提供的信息和意见。  2. 为避免疑义:
a. 请求法院有权将接收方的答复提供给请求案件的当事方,并请当事方就答复作出陈词;和
b. 请求法院有权通过请求方就答复提出要求提供进一步信息和意见的请求。  3. 接收方不对所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不予答复的情形
如果接收方认为对提出的请求进行答复可能危害本国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不予答复,并立即通知请求方。
第十二条 语言文字  1. 请求及任何附件使用接收方的官方语言文字或附以该官方语言文字的译本。  2. 答复及任何附件使用接收方的官方语言文字,并附以请求方官方语言文字的译本。  3. 就上文第1款和第2款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语言文字为中文,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官方语言文字为英文。
第十三条 联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作局,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指定最高法院注册处为本备忘录项下联络部门。各参与方的请求和答复将由该联络部门通过指定的电子邮箱或其它认可的方式传递。
第十四条 与其它外国法查明方式的关系
本备忘录的适用不妨碍两国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通过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国内法律等其他方式查明对方国家的法律。
第十五条 争端解决
在解释或执行本备忘录时如出现任何争议或分歧,将在各参与方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而不向任何第三方、法院、仲裁庭或任何其他审判机构提出。
第十六条 修订
本备忘录可在任何时候经各参与方相互同意以书面形式修订。各参与方同意的任何修订将在各参与方同意的日期生效,并将视为本备忘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修订均不损害在该修订日期之前或截至该修订日期发出或收到的任何提供信息或意见的请求或收到的任何答复。
第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本备忘录将于2022年4月3日生效。任何参与方可以书面通知另一参与方终止本备忘录。在收到前述书面通知六个月后,本备忘录终止。
本备忘录不构成任何条约或法律,也不在参与方之间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规定设立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
本备忘录于2021年12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签署,一式两份,中英文正本各一份,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答复
(2019年)
大树:
您好。您的来信收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原告起诉时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也作出了与前述内容一致的规定。因此,只要原告提供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即使没有自然人被告身份证号码,也应该依法登记立案。如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在实际中,能使被告区别于他人的信息很多,如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社会关系、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其他户籍登记内容等等。信息越多,越利于确定具体的被告。当然,原告如果在起诉阶段能够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码,一方面有利于被告身份的识别,足以使该被告与他人相区别,另一方面有利于后续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295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295号(政治法律类014号)提案答复的函
刘文贤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提案由我院主办,我院对此高度重视,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健康发展,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占比最大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对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法律体系
综观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检察公益诉讼从理论到实践、从开展试点到全面推行,逐步得到落实落地。
从国家立法层面看,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持续推进公益诉讼立法工作。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13个省区市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2017年6月,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公益诉讼检察制度。2018年4月,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明确将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权益保护纳入公益诉讼办案范围。今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为公益诉讼补强了实体法依据;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保护法增设了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专门条款;6月10日,修订后的安全生产法增设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条款。
从司法解释层面看,2019年12月,“两高"联合出台《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今年1月,修订后施行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等作出具体规定。7月1日,《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正式出台,为各地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规范。
此外,截至2021年4月,全国已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专项决定,对相关法律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
诚如您所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应当具有立体化、多维度的视野和目标,既不能仅局限于个案中的公益保护,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上,还要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局,精准发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比如,在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深化落实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主动融入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检察机关都分别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适时启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加强与其他部门及学术界的协作,及时为立法提供素材与建议,进一步推动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法律体系。
二、关于建立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制度
近年来的探索实践为建立这项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为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或修复费用的归集、使用和监督提供了参考依据。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建立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部分地方检察院、法院、环保部门和财政部门已着手探索建立相关机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资金管理模式,如财政管理模式、法院管理模式、检察院管理模式、行政管理模式、委托基金会管理模式等。大多数地方采取的是财政管理模式。各地也普遍反映,财政管理模式更具保障资金管理的安全性、监管的严密性和权威性。但财政管理模式也存在资金易进难出、使用效率不高、专项资金账户设立难等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调研力度,深入了解各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同时,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积极创新,探索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推动建立统一的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制度。
三、关于明确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同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的重要制度,在诉讼功能和适用范围上存在较多重合,但在诉讼主体和程序规定上二者又有较大差异。检察机关在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一般遵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先行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参与磋商、出席确认之诉庭审等方式办理案件,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有机衔接和协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部门。这实际上就应该是一种告知程序,但目前只是规定在司法解释中,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且,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也规定了行政机关(省级、地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行磋商的程序。
在这个问题上,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探索,研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如何优先保障环境行政监管机关履行职责。比如,四川省检察院办理的支持起诉某物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履行公告程序过程中,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四川省政府拟将本案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并商请四川省检察院参加磋商会议,随后该省检察院不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转而支持行政机关起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衔接问题进行研究,针对损害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建立科学完善的公益救济机制,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工作,重点围绕涉检察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共同推进生态环境全方位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
(2021年5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制度体系,促进经济融合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结合司法实践,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进行会谈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一、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若干试点地区有关中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依法开展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的清盘人或者临时清盘人可以向内地试点地区的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的公司强制清盘、公司债权人自动清盘以及由清盘人或者临时清盘人提出并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批准的公司债务重组程序,申请认可其清盘人或者临时清盘人身份,以及申请提供履职协助。
三、内地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可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申请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进行的破产清算、重整以及和解程序,申请认可其管理人身份,以及申请提供履职协助。
四、申请认可和协助的程序、方式等,应当依据被请求方的规定。
五、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就两地开展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发布指导意见和实用指南。双方就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司法实践保持沟通,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持续完善有关机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重庆高院《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划扣到执行法院账户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及执行法院收到破产管理人中止执行告知函后应否中止执行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函
(〔2017〕最高法民他72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渝民他12号《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划扣到执行法院账户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及执行法院收到破产管理人中止执行告知函后应否中止执行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但尚未支付给申请人执行的款项,仍属于债务人财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执行法院应当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执行法院收到破产管理人发送的中止执行告知函后仍继续执行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依法予以纠正,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由于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变化,我院2004年12月22日作出的《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2号)相应废止。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528号(政治法律类200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528号(政治法律类200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对施工单位退场准予先予执行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及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有明确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前,发包人与承包人因故终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的,承包人应当依据约定按照发包人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完成现场的清理和撤离。因而承包人“为向建设单位施压,以占据项目现场或拒绝交还工程的方式,迫使建设单位向其妥协”的,发包人可依法请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为了新的施工人便利进场继续施工以完成工程建设,避免给发包人与承包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发包人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承包人履行现场清理和撤离的法律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承包人及时退场。由于及时退场是承包人的合同义务或者附随义务,人民法院只能在依法审判后作出判决。在判决生效之前,发包人申请先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先予执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条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紧急”解释如下:“(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二)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三)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四)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五)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民事诉讼法还对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条件作出规定。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先予执行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尚需广泛、深入的调研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因当事人一方生活或生产急需,在作出判决之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特定物,或者停止某一行为或应当实施某些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法律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予执行作为民事诉讼保障制度的一种,其本质是在判决前就实现当事人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它是以申请人胜诉为逻辑前提的,这就要求适用先予执行必须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为条件。所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该案件的事实十分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责任显而易见。正如您在建议中所指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向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量大、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多、建设工期长,而且涉及的法律关系广泛。因而一般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产生难以只归咎一方当事人,发包人与承包人相互指责的情形多。例如,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发包人抗辩工程逾期或者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等等。因此,目前难以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况紧急”或者“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等内容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只能由审理法院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先予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施工单位不具有继续留场施工可能性、撤场为必然结果的”或者施工合同“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同时当事人的申请满足先予执行的其他法定条件,如提供必要的担保等,则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裁定先予执行。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我们将高度关注您提出的建议,就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如何准确适用先予执行制度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民事诉讼法有关先予执行规定“僵化适用、审查尺度不一的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2022年05月25日)
目 录
一、李某某与王某甲抚养纠纷支持起诉案--合力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二、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求学路
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政公益诉讼案--多维落实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保护
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Z电竞酒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共促电竞酒店新业态监管治理
五、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公益诉讼案--让未成年人普惠政策落实落地
六、程某甲与A公司网络消费纠纷支持起诉案--协同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七、陈某乙与郑某某抚养费纠纷支持起诉案--筑牢困境儿童兜底保障
八、陈某某监护监督、司法救助案--开展多元综合保护救助
案例一
李某某与王某甲抚养纠纷支持起诉案--合力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一、基本案情
王某甲与李某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07年育有一女王某乙。2020年2月,二人协议离婚,并约定王某乙随王某甲共同生活。
王某甲多次因琐事对王某乙体罚,致王某乙身心受到伤害。
二、履职情况
(一)畅通强制报告平台,迅速联动综合救助。2020年4月,王某乙就读学校通过上海市长宁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云平台”报告,王某乙多次遭受父亲体罚。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后,联合公安机关充分听取王某乙意见,将其转移安置至其母李某某处,并对王某甲进行法治宣传和训诫教育。针对王某乙情绪低落状态,联合学校进行心理疏导。
(二)审慎评估监护能力,支持变更抚养关系。2020年6月,李某某就变更抚养关系事宜向长宁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长宁区检察院对王某甲的监护能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跟踪评估,发现王某甲有继续侵害王某乙的危险,遂支持其提起变更抚养关系诉讼,并派员出庭支持起诉,配合法院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王某乙随李某某共同生活,王某甲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
(三)跟踪提供分类指导,督促落实监护责任。长宁区检察院持续开展动态跟踪和家庭教育指导。针对王某甲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2022年1月,长宁区检察院联合长宁区法院开展强制性家庭教育指导,对王某甲进行训诫。针对李某某在外奔波较多、对王某乙情感需求关注不够的情况,长宁区检察院联合妇联、学校、街道开展督促性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关注王某乙身心健康。该院还联合团区委、关工委,对监护人外出工作时的委托照护人李某某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经过持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王某甲、李某某和王某乙亲子关系明显改善。
(四)凝聚形成监督合力,构建一体化工作体系。长宁区检察院总结此案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经验,会同区民政局、妇联、关工委出台《关于构建一体化分类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的意见》,依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家事关护站设立“检社家宁萌共育坊”,整合全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和青少年事务社工力量,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线索收集处置机制,分类开展支持性、督促性、强制性、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强调父母第一监护责任的同时,明确了国家对家庭监护支持、指导、帮助与监督的责任,并赋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责令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职能。家庭教育促进法构建了家庭主责、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体系,对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作用作出了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针对监护人存在的管教不当、监护缺位等问题,主动加强与法院、民政、妇联、关工委等职能单位的协作,通过搭建强制报告平台、开展支持起诉、制发督促监护令、分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推动形成系统化保护合力。
案例二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求学路
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山东省成武县检察院连续办理4起校园周边交通肇事案,6名被害人均为未成年学生。该院经调查发现,2019年至2021年该县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中,未成年受害人占比高达25%。学校周边未按规定设置交通信号灯及其他附属交通安全设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履职情况
(一)深入开展诉前调查,依法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成武县检察院对2019年以来该县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类案分析,发现城区内发生交通事故共计2731起,其中无交通信号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477起,占比17.5%;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150起,占比5.5%。经对校园周边道路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校园周边近30个道路交叉口未安装交通信号灯及其他附属交通安全设施,交通秩序混乱,给学校师生造成较大安全隐患。在类案分析和社会调查基础上,成武县检察院向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校园周边近30个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安装交通安全设施。
(二)持续跟进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督促整改落实。制发检察建议后,成武县检察院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发现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仍未安装交通信号灯及其他附属交通安全设施,校园周边路口交通混乱现象依然存在,期间又有2名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2021年12月,成武县检察院向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开庭前,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动建设完善了30个校园周边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安全设施,并告知检察机关整改情况。2022年1月至3月,该县校园周边交通事故率同比降低17.9%、事故死亡率同比降低24.6%。检察机关评估后认为行政部门整改到位,涉未公共利益得到修复保护,遂撤回起诉。
(三)加强沟通配合,共建综合保护长效机制。成武县人民检察院以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法律监督专项行动为契机,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治理。积极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强化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助推未成年学生形成“遵守交规、安全出行”的自觉。持续加强与住建部门和交通、教育等部门的沟通,定期查验校园周边交通设施使用情况,形成制度化长效保护机制。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交通肇事罪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占比逐年增加,严重危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政府应当依法维护校园周边的治安和交通秩序,设置监控设备和交通安全设施,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不健全,侵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针对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充分履职,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确保涉未成年人的社会公益切实得到保护。同时,协同职能部门依法能动履职,为未成年人“上学路”保驾护航。
案例三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政公益诉讼案--多维落实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保护
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某民办新居民(非本地户籍居民)子女学校教师赵某某猥亵儿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过程中,发现该市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存在教师招录审核不规范、校园安全管理不严格等突出问题,导致未成年学生被性侵。
二、履职情况
(一)坚持系统审查思维,全面开展入职查询。针对赵某某个案暴露出的问题,海宁市检察院会同公安局、教育局开展全市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和教师资格筛查工作,发现1名教师有强奸前科,6名教师无教师资格证,13名教师的教师资格证真伪存疑。根据筛查结果,教育部门责令学校与有强奸前科的教师闫某某解除劳动合同,将无证教师调离教学岗位。
(二)依托统一集中办理,融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结合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和教师资格筛查情况,2021年8月,海宁市检察院向教育局发出规范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办学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教育局积极部署专项检查,查明上述13人中有5人的教师资格证系伪造后依法予以解聘。海宁市检察院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线索和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效激活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内部转换衔接机制,充分发挥了未检融合式监督模式的最大效能。
(三)主动开展诉源治理,促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针对新居民子女学校教师招录不规范、校园安全存在盲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海宁市检察院分别向教育局和学校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培训实行“一人一档”管理,邀请卫健专家开设青春期生理卫生和自我保护课程。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对校园内外环境开展专项整顿,实现校园安防体系全覆盖。针对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深层次问题,该院以专题报告形式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市政府出资5600余万元将全市4所新居民子女学校收归国有,从公办学校挑选优秀教师组建管理团队、派驻教研骨干、提高教学水平,使全市5000余名新居民子女学生享受教育公平。
三、典型意义
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一项重要的发展权。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为牵引,立足刑事个案办理,重点开展教师资格核查、入职查询等工作,协调教育部门加强校园安全建设,把学校保护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扎实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统筹运用“四大检察”职能,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开展其他检察监督。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融入学校保护、政府保护,协同职能部门和相关主体依法履职尽责,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四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Z电竞酒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共促电竞酒店新业态监管治理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当地电竞酒店存在接纳未成年无限制上网现象,且一房多人、他人代开、男女混住等情况多发,甚至引发违法犯罪。在文旅等部门开展电竞酒店专项排查整治后,Z酒店仍持续违规接纳众多未成年人入住并提供上网服务,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履职情况
(一)发挥未成年人检察统一集中办理优势,在履职中敏锐发现案件线索。宿城区检察院在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参加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过程中,多次收到涉电竞酒店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线索。2021年5月,宿城区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了解到,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支付入住电竞酒店的高额费用,实施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经进一步调研和走访调查发现,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业态,入住电竞酒店在青少年中逐渐成为风尚,但许多电竞酒店存在以旅馆住宿之名接纳大量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现象。宿城区12家电竞酒店住宿登记系统存在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记录达800余条,其中Z酒店就达380余条。
(二)多方研讨论证,督促开展专项治理。宿城区检察院与区文旅局、市场监管、公安等6家单位召开未成年人网络公益保护联席会议3次,就电竞酒店属性、危害、执法依据等问题进行研究。2021年5月,宿城区检察院与区文旅等部门联合会签《宿城区关于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实施意见》,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以开通电竞酒店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门线索受理渠道、在辖区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电竞酒店专项排查、对电竞酒店经营者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行为进行训诫等方式,开展专项治理。
(三)持续跟进监督,启动民事公益诉讼。专项治理后,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发现,Z酒店仍持续接纳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经进一步调查取证,截至2021年6月,该酒店住宿登记系统可查的未成年人入住记录多达387条,且为躲避检查采取未成年人入住不予登记等规避手段。Z酒店在未取得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接纳未成年人并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给未成年人的发展、受保护等权益造成了较大影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2022年1月,宿城区检察院对Z酒店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查并履行公告程序。3月2日,案件移送宿迁市检察院。3月22日,宿迁市检察院将案件诉至宿迁市中级法院,请求判令Z酒店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四)专家辅助人出庭,以司法保护推进电竞酒店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治理。5月12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司法专家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电竞酒店的功能属性等通过视频发表意见,有力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案件当庭宣判,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均获法院支持。庭审结束后,宿迁市检察院联合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未成年人父母进行训诫,并联合区文旅、市场监管、公安等9家单位召开新业态下未成年人保护座谈会,共促新业态领域的监管与治理。
三、典型意义
以“电竞+住宿”为卖点的电竞酒店近年来备受未成年人青睐,但存在行业归属不明晰、不如实登记入住人员身份信息、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问题,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盲区。检察机关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稳妥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整治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方面开展探索,通过行使民事公益诉讼职责,督促电竞酒店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同时,通过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建立长效机制、开展专项治理等形式,推动形成新兴业态领域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案例五
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公益诉讼案--让未成年人普惠政策落实落地
一、基本案情
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规定,存在对未成年人收费问题,损害了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履职情况
(一)统一部署,明确管辖。北京市检察院发现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收费线索后,在全市三级检察机关开展了专项监督活动。市检察院负责整体谋划和部署,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价分为市、区两级的情况,确定市级定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分院立案管辖,区级定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相应的区院立案管辖。分院、区检察院负责调查、收集固定证据;市检察分院、区检察院分别与相应行政部门召开座谈会进行磋商,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三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机制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提升工作质效。
(二)全面梳理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明确法律适用和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对象。通过梳理、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明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是未保法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管理权限等,确定负责政府定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管部门及价格违法违规处罚部门。通过查询行政机关“三定”方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厘清定价部门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明确对各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对象分别为发改委和市场监管局。
(三)全面开展调查核实,确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损害事实。北京市三级检察机关对80余家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9家市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逐一排查,发现其中40余家存在对未成年人违法收费情形,损害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确保证据效力,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四)积极开展磋商,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经初步调查和评估,全市各级检察院共立案23件,与相关行政机关开展诉前磋商27次,制发诉前检察建议5份。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工作得到市、区相关行政单位的有力支持,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达成共识,共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落实。行政机关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职后,检察机关又进行了跟踪回访,发现部分线上售票渠道未对购票价格进行相应修改,经与相关票务管理部门联系,线上售票平台迅速整改到位,保证了免费开放规定的全面落实。目前包括故宫、八达岭长城等在内的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部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对未成年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激发未成年人爱国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职能,助推行政主管部门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法履职尽责、落实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更加贴心、便捷、普惠的服务,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好评,实现了司法保护融入社会保护携手为民办实事。
案例六
程某甲与A公司网络消费纠纷支持起诉案--协同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一、基本案情
2020年7月以来,程某甲(14岁)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下载注册A公司运营的某网络APP,并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在该网络APP上购买虚拟币、打赏等。自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间,程某甲在该网络APP上累计消费人民币共计21.7万余元。
二、履职情况
(一)支持起诉,维护网络空间未成年人权益。2021年3月,程某甲向上海市松江区法院起诉A公司,要求返还网络消费款项,并申请松江区检察院支持起诉。松江区检察院介入后,一方面指导程某甲一方搜集、固定证据,另一方面对该APP开展实验性调查,发现该APP实名注册制度落实不严,实时监管手段薄弱,存在大量和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有关的投诉。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支持程某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出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帮助全额追回消费款。
(二)诉源治理,检察建议助力企业合规。针对企业责任落实不到位引发未成年人不当上网、高额消费的情况,2021年5月,松江区检察院先后向A公司及其所在园区管理方制发检察建议,引导企业开展合规改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制定完善用户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准入标准和行为规范、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措施等技术标准,引领行业合法合规有序发展。A公司及园区均书面回复,持续推进合规整改。
(三)协同各方,构建网络保护共同体。为打造清朗、安全、健康、有益的未成年人网络空间,2021年6月,上海市检察院联合行业协会和30家知名网络游戏企业共同发起倡议,明确技术标准、增设AI和人工审核措施,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消费保护措施,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真实身份认证,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治、企业自律、法律监督“四责协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格局。
三、典型意义
当前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极高,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突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优势,综合运用支持起诉、检察建议等多种手段,与政府职能部门紧密协作,将案件从末端办理转向前端治理,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闭环。
案例七
陈某乙与郑某某抚养费纠纷支持起诉案--筑牢困境儿童兜底保障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月,陈某甲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妻子郑某某将年仅两岁的陈某乙交给陈某丙(系陈某乙的爷爷)抚养后迁居外地,未支付陈某乙的抚养费。刑满释放的陈某甲因病瘫痪在床,陈某丙年事已高无固定收入,陈某乙处于事实无人抚养状态。
二、履职情况
(一)启动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权益。2020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该院通过异地协查,找到已迁居外地的郑某某,并固定其具备抚养能力的证据。经多次沟通,郑某某仍拒绝支付抚养费。2020年9月,陈某甲委托区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某某支付抚养费,并请求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判决郑某某支付抚养费每月1200元至陈某乙18周岁。
(二)开展专项清查,解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确认难题。2021年5月,金坛区检察院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权益维护专项行动,发现辖区20余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因无法提供失踪父(母)的详细身份信息,未被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范畴。金坛区检察院以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民政部门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确认工作中积极履职。区民政局迅速回应,先后两次对辖区未成年人进行全面摸底调查,摸排儿童200余人,根据有关规定确认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2名,发放保障金20余万元。
(三)建立联动机制,开辟特殊情形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维权“绿色通道”。制发检察建议后,金坛区检察院跟踪监督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确认工作,并会同该区民政、公安、团委等召开联席会议,出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联动工作会议纪要》,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联动机制,各部门发现线索后及时移送民政部门,当日受理,五日审核,当月发放救助金,缩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时长,确保身份确认渠道畅通。
三、典型意义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往往因父母监护缺失而陷入生活困境,更需要全面综合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困境未成年人实施分类保障,采取措施满足其基本需要。检察机关从保护个案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出发,正视案件背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确认痛点,通过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方式,协同职能部门共同履职,推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认定、获得救助,以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的互融互通,有效保障困境儿童权益。
案例八
陈某某监护监督、司法救助案--开展多元综合保护救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与妻子高某某长期存在家庭纠纷。2020年8月4日,陈某持刀将妻子高某某、妻妹高某当场杀死,将岳母谢某某刺伤。陈某与高某某育有一女陈某某,时年5岁,无人抚养,陷入困境。
二、履职情况
(一)一体化能动履职,及时发现监护缺失线索。四川省都江堰市检察院刑检部门在办理一起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发现幼女陈某某因父亲杀害母亲,处于无人监护状态,按照《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涉未成年人线索内部移送和协作保护实施办法》,将线索同步移送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刑事案件办理的同时开展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
(二)启动监护监督,确保监护问题妥善解决。针对陈某某因该案导致监护缺失、无人照料的风险,都江堰市检察院及时协同某镇政府督促其祖父母进行照护。后陈某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就陈某某监护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村委会调解数次未果。检察机关启动监护状况社会调查,对陈某某出生以来的抚育情况、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监护能力、监护意愿等方面进行调查评估,并听取犯罪嫌疑人陈某的意见。因陈某某的外祖父母居住于重庆市江北区,都江堰市检察院委托江北区检察院协助开展调查核实。在查明外祖父母更适宜抚养后,都江堰市检察院联合该市法院、民政、乡镇共同开展监护纠纷化解,促成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签订监护协议书,确定陈某某跟随外祖父母生活。
(三)凝聚各方力量,开展多元综合司法救助。为充分保障监护监督成效,成都市、都江堰市两级检察院联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依法向陈某某发放救助金人民币7万元。考虑到其外祖母因伤需要康复治疗,依法发放司法救助金3万元。同时,委托心理咨询师对陈某某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治疗心理创伤。协调社会爱心企业设立教育基金每年定向资助。
(四)持续跟踪救助,推动异地协作联动。由于陈某某跟随外祖父母在重庆生活,都江堰市、重庆市江北区两地检察机关依据《关于加强检察协作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意见》,协调多部门联动开展多元化救助。应陈某某外祖父母申请,两地检察机关协调公安机关为其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并协调当地党委政府、社区将陈某某纳入民政保障范围,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协调当地教育部门解决陈某某入托问题。
三、典型意义
在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严重暴力犯罪中,因监护人在犯罪后缺乏有效监护能力,或者因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往往面临监护缺失、无人照护的困境。检察机关一体化能动履职,通过司法救助、监护权确认、协助落户、协助就学、心理抚慰、家庭教育指导、协调设立爱心基金等多元救助手段,能动履职以“我管”促“都管”,推动解决刑事案件背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生活问题,在个案办理中“求极致”,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2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122号建议的答复
陈乃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适时修改完善法官、检察官、警察离任任职回避法律条款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现行《检察官法》中关于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目的是保障司法公正,防止离任检察官因其原任职务而影响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杜绝关系案、人情案,确保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前,《检察官法》修订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正在修改过程中。我院起草的《检察官法》(修订草案)拟规定:“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在《检察官法》修改的关键时刻,您提出的意见建议非常及时、非常有参考价值,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将在完善《检察官法》(修订草案)时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对于《检察官法》中任职回避规定与律师法相冲突的问题,需要全国人大在立法修改时进行完善,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人民法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参考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人民法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参考性案例
(2017年4月21日)
1.
祁某某等人诉陈某某、北京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保障民生,促进共享发展
被扶养人,是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于扶养义务人,故扶养义务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被扶养人生活的水平。本案中,受害人的户籍地在河北农村,但其收入来源地是北京城区,因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以何种标准计算,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受害人的户籍地虽然在河北农村,但其收入来源地是北京城区,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进行计算。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人民法院通过履行审判职能,最大限度保障民生,是人民法院审判理念和民生情怀的生动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围绕疏解公共服务功能,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审理涉及民生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
二、基本案情
起诉人祁某某等人为受害人祁某的父母、妻子及其子女,是生前祁某的被扶养人。祁某的户籍地为河北省深州市某乡村,系某市某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配送员。2015年10月1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四季星河西路南口,受害人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适有陈某某驾驶重型结构货车由南向东右转弯,陈某某驾车将受害人祁某刮倒后碾压,造成受害人祁某当场死亡,电动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受害人祁某无责任。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北京某物流有限公司,出租给北京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使用,陈某某为雇佣驾驶员。受害人祁某的父母、妻子及其子女将肇事的陈某某和陈某某所在的北京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至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受害人祁某要扶养的近亲属为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来源的母亲及其两个子女。本案中,因受害人祁某的户籍地在河北农村,但其收入来源地是北京城区,故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进行计算成为争议焦点。终审判决认为,因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于扶养义务人,故扶养义务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被扶养人生活的水平。本案受害人祁某从事非农产业,其收入水平应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其扶养水平也可参照城镇居民计算。因此,本案所涉被扶养人均应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进行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本案中的死亡赔偿金(不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78200元(北京市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20年=878200元)。故祁广群的死亡赔偿金总额为:878 200元+438807.64元=1317007.64元。
三、法律指引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八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四条 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2.
北京某水泥有限公司、北京某矿业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撤销企业关闭通知案
一、案件意义:服务去产能,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改革,北京市全面启动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调控要求,对全市范围内有关“三高企业”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控制,促进企业应用清洁能源或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本案凸显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涉及重大环境资源类案件时从大局出发,创新司法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和司法能动性,将行政纠纷从根源上予以实质性化解,努力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某水泥有限公司及配套关联企业北京某矿业有限公司是被列入北京市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大气污染治理防治目录的企业。因对企业关闭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15年7月8日,被告房山区人民政府向原告北京某水泥有限公司发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企业停产关闭的通知》,要求原告应于2015年8月20日前停产关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通知前没有对原告进行补偿和安置,致使企业运营陷入困难,起诉撤销上述通知并要求区政府安置关闭企业职工。被告答辩称,被告对于发布通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就原告起诉要求解决的问题,认为双方就企业停产关闭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协商。2015年7月8日,双方就关停企业的准备工作和善后事宜进行了磋商会谈,原告也同意关停企业,被告依法就原告主张的安置问题予以补偿。后因原告在协商关停企业方案时要求过高,从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原告应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企业职工依法进行安置,被告没有安置原告职工的职责,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涉及落实中央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和京津冀一体化等因素,属于本市大污染防治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典型案件。涉诉企业是本市最大的民营水泥生产企业,因企业关闭涉及大额资金补偿及数百名职工的安置问题,社会影响较大,应当在依法审判的同时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力促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积极开展协调工作并多次组织协调会,为各方当事人沟通搭建平台,提出合理性的建议,促使被告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为实质化解行政纠纷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多方协调,双方当事人就企业转型、员工安置、剩余原材料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合意,原告也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至此,原告起诉涉及的行政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三、法律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3.
北京某公司某物业管理中心、北京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
一、案件意义: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保障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依法服务保障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是当前首都法院的重要使命和工作重心。西城法院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基层法院,在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向精细纵深展开的进程中,依法审理了以动物园批发市场为代表的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外迁引发的大量市场与商户之间的租赁纠纷、补偿安置纠纷等案件。本案中,西城法院秉持主动服务理念,坚持依法审判原则,注重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作用,强调诉前调解的介入,通过引导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以裁定形式确认,高效、稳妥地解决了纠纷,一揽子化解了大量的诉讼,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平衡当事各方利益、化解潜在矛盾风险、保障腾退义务主动履行,有力推动了动物园批发市场疏解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
二、基本案情
2008年9月17日,北京某公司物业管理中心与北京某国际服装市场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136号动物园枢纽四方大厦六层至九层14481.98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北京某国际服装市场公司使用。后三方达成协议,确定北京某国际服装市场公司将《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北京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北京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承租期间,北京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利用承租场地经营服装批发市场,又与大量个体商户签订了租赁合同,形成了复杂的租赁关系。
为完成动物园批发市场的疏解任务,北京某公司物业管理中心准备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此案案情复杂,一旦进入诉讼,短时间内无法审结,将严重影响疏解工作进程。西城法院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京市西城人民调解委员会协作,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力促纠纷协商解决。后经承办法官耐心细致工作,在北京市西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在短时间内就房屋腾退、补偿费分期支付、逾期腾房的违约责任、租金减免等问题达成了一揽子的调解协议,并很快经西城法院以裁定形式确认,整个处理周期不到二十天。裁定书生效后,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各项工作时间节点清晰,疏解腾退工作有序高效进行。涉案场地的顺利腾退有力带动了该区域内近三万平方米租赁房屋的腾退工作,成为动物园批发市场疏解工程启动以来最为圆满高效的成功案例。
三、法律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四条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第一百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第三十三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河北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加强执行联动协作,促进诚信社会建设
京津冀司法协同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完善京津冀法院执行联动协作。在执行委托、执行协调、执行协助等方面加强配合,以有效遏制跨区域转移财产、规避执行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本案中,天津、河北两地法院充分发挥执行联动,跨区域协同作战,共同执结一起特大标的案件,有利彰显了人民法院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的坚强决心。
二、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原告河北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协商由原告为被告生产“H.E”牌玛钢管件毛坯,原告为被告供货后,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截止2015年9月,被告共拖欠原告货款2373601.59元。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依法追回货款。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河北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373601.59元及违约金。判决生效后,被告未能按期履行,原告于2016年7月13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6年9月6日,执行法院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跨省执行案件。执行中,被执行人情绪激动,多次出现抗拒执行的苗头,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抗拒执行行为,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经过有效的工作和法律释明,被执行人被迫接受了法院的执行意见。此次执行行动,是执行法院首次组织大规模跨省执行行动,执行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执行指挥中心实时远程调度,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天津、河北两地法院协调联动,历时20个小时,行程600多公里,共扣押管件八车、机器设备一车,价值230余万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化解了生产危机。
三、法律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第二百四十四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第二百五十三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38条 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的,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裁定书应送达被执行人。
5.
谢某某污染环境案
一、案件意义:惩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促进绿色发展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是老百姓期望的生态环境。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不法分子制造的种种环境污染事件触目惊心,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形势的日益严峻,刑法逐步加大了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重拳严惩环境犯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依法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罚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犯罪,确保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本案中,被告人非法追求经济利益,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保绿色发展。
二、基本案情
2015年6月30日,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谢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被告人谢崇民在未取得环评手续的情况下,在双滦区西地乡西地村松树庙凤凰沟,私自利用磨球机、磁选机等设备对废钢渣进行提炼加工,将废水直接排入其自行挖建的两个沉淀池中,废水经沉淀后流入两清水池,其中两个沉淀池为渗坑。经承德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鉴定,排放废水中重金属含量为总铬0.112mg/L,六价铬0.04mg/L,总汞9.3*10-4mg/L,总锌0.123mg/L,总锰0.062mg/L。某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市公安局对谢某某选渣场进行检查。经鉴定,被告人谢某某排放的生产废水含有总铬、六价铬、总汞、总锌、总锰等重金属物质,严重污染环境,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谢某某违反国家法律,利用未采取任何防渗防漏措施的渗坑,非法排放有毒物质,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另:本案中,被告人谢某某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根据某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六十七条三款、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谢崇民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整。
三、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 【适用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三百三十八条 【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四项: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缝、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第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三)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
6.
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与北京某规划院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促进协调发展
在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案件审理中,不仅要尊重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还要注重案件本身带来的社会效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就要积极适应协同发展的司法需求,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能动司法、协同司法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司法体制机制,服务重点项目建设,促进京津冀地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本案中,人民法院本着服务和保障协同发展的理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妥善处理案件,使每一方当事人都得到满意,是一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好判例。
二、基本案情
2013年1月31日,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与北京某规划院签订了《某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创建5A级景区品牌提升方案及策划规划实施协议书》,并委托北京某规划院全面负责金山岭长城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策划、规划及评审验收等工作,确保2013年12月31日前创建成功。《协议》签订后,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分别于2013年2月4日、4月18日向北京某规划院交纳定金49万元和设计费245万元,并按协议约定提交了相关资料。北京某规划院分别于2013年4月、5月、8月向原告提交《金山岭长城创建国家5A级景区提升方案》、《金山岭长城分段提升改选任务表》、《规章管理制度》。针对《金山岭长城创建国家5A级景区提升方案》,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在提升过程中仅对部分道路、游步道标志标牌、长城的部分维修进行了整改和提升,对于其他软件、硬件建设未能按提升方案的要求予以提升和整改,致使2013年度的申报工作不能进行,但双方的合作并未因此而终止。为确保创建工作如期完成,北京某规划院又向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提交了相关申报材料、金山岭长城论证版和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汇报PPT,供其申报创建使用。但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处未能按提升方案要求完成景区的软硬件建设,致使由省旅游局向国家旅游局的申报未获批准,创建失败。某县金山岭长城管理于2015年12月16日向某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某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创建5A级景区品牌提升方案及策划实施协议书》,判令北京某规划院返还所付定金和设计费。
法院审理中发现,金山岭长城5A级景区打造过程中,双方均有违约行为,如果按违约条款判决解除合同并按过错程度由被告适当返还原告已交纳的规划设计费用,虽然有法律和合同依据,但社会效果不好。一方面,如果一味追求法律效果,草案结案,某县政府势必会另行委托其他规划设计部门对金山岭长城5A级景区重新规划设计,再次支付高额规划设计费,即不利于景区品牌尽早升级,又无形中浪费了前期打造成果和支付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北京某规划院在国内同行企业处领先水平,一旦判决解除合同,被告势必提起上诉,将造成诉累,影响企业声誉。通过法庭多次协调、沟通与释法晰理,双方当事人决定继续合作。在法院的努力和双方当事人的密切配合下,2016年11月,金山岭长城5A级景区通过国家旅游局的评审,双方争议近4年的纠纷终于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三、法律指引
《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二十条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
7.
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唐山某环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徐某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坚持执行联动协作,促进协调发展
京津冀协同司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完善京津冀法院执行联动协作,在执行委托、执行协调、执行协助等方面加强配合,以有效遏制跨区域转移财产、规避执行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本案是自京津冀三地法院签署《京津冀执行工作联动协作协议书》以来,三地法院启动的首次执行协作案例。京津冀三地高院团结协作,对京津冀执行协作的启动模式、协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进行了实践和探索。三地法院在执行协作中体现了从区域总体利益大局出发,从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角度着手的工作原则,最终形成的力争实现整体收购的资产处置意向完全符合资产价值最大化、债权实现最大化的区域协同执行效果。本案为跨区域协作执行互利共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二、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10日天津一中院作出(2014)一中民三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对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被告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被告唐山某环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徐某某等四人、第三人中国外运天津集团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令: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4702646元及截至2014年6月20日的罚息2308648.46元;2014年6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按《汇票承兑合同》的约定计付;二、被告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被告唐山某环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徐某某等四人对被告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给付事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可以就质押的洗精煤27800吨、焦炭3386吨与被告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协议折价,或就拍卖、变卖上述质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8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81856元,由被告河北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被告唐山某环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徐某某等四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天津一中院于2015年1月21日立案执行。该案保全查封了被执行人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三处房产(含厂房)和四宗土地。经调查,唐山市某水泥有限公司在天津一中院、北京一中院和唐山中院有多起被执行案件,涉案金额近2.5亿元,其厂房、土地、机器设备及采矿权等资产分别被查封,三地法院的查封互为轮候,相互牵制,而且在另案中已有部分被查封土地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如果单独对这部分被查封资产进行处置,被执行人整体资产的价值实现将受到不利影响,潜在地损及其他案件的后续执行工作,影响其他债权人及债务人本身的利益。为确保涉案资产得以整体处置,京津冀三地法院团结协作,本着协同对涉案资产进行整体处置的原则,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提出获得资产价值实现最佳效果,最终圆满终结执行,等待资产整体收购的洽谈结果。
三、法律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125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在执行相关案件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逐级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
执行争议经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的高级人民法院书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8.
北京YJRS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诉天津YZH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
一、案件意义: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发展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专利相应技术特征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陈述,不得在侵权诉讼中反悔。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涉案专利权的等同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京津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依法审理好涉及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案件,保护创新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本案即是发生在京津冀三地企业之间的专利侵权纠纷,判决书在对专利侵权认定的原则进行阐述时强调:权利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某一技术特征的技术手段及技术效果所做的陈述,不得在民事侵权案件中反悔。该判决在等同侵权判定以及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上具有典型意义。等同技术特征原则是专利侵权认定的重要原则之一,禁止反悔规则是对等同技术特征原则的限定,旨在合理确定专利权的等同保护范围,维护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二、基本案情
2010年9月17日,原告北京YJRS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了名称为“一种节能辐射管组件”的发明专利,并于2015年4月8日授权公告,专利号为ZL201010286132.7。该专利包含6项权利要求,其中权利要求1记载:“一种节能辐射管组件,包括辐射管,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次换热器和二次换热器......。”被诉侵权产品由被告天津YZH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售给被告河北霸州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使用。原告北京YJRS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起诉时明确主张以权利要求1作为保护范围,对两被告提起侵害发明专利权诉讼。被告天津YZH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口头审理后原告就其专利权利要求1中第二空气管中间部分的弯管道的创造性提交了书面文件。原告就该问题当庭陈述,弯管道设计增加了换热面积,进、出管同时接触辐射管烟气,这种换热方式相对套管设计效果更好。
法院审理认为,ZL201010286132.7专利目前尚在有效期内,原告对该专利享有的专利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是独立权利要求,记载了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第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方案相比区别在于:涉案专利中第二空气管的中间部分管道为弯管道,该弯管道位于辐射管的烟气出口端内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第二空气管为翘片式换热器,内管套外管,内管为进气口,外管为出气口,均具有翘片结构,上述套管位于烟气出口端内部。除上述区别外,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记载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记载的技术特征构成相同技术特征。第二,涉案专利中的相应技术特征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的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构成等同技术特征。法院认为,涉案专利中的相应技术特征主要通过弯管道设计,使得进、出管同时接触辐射管烟气来增加换热面积,实现强化换热的技术效果。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区别技术特征则通过内管套外管结构,利用内管及外管上的翘片增加换热面积,实现强化换热的技术效果。其中外管接触辐射管烟气,进、出管不能同时接触。专利权人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技术手段及技术效果已经做出陈述,不能在侵权诉讼中反悔而进行扩大解释。因此,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利用翘片上换热器增加换热面积的技术手段与涉案专利中使用弯管道设计,进、出管同时接触烟气的技术手段,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看来不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综上,涉案专利中的相应技术特征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的区别技术特征不构成等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YJRS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法律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二十二条第五款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第六十二条 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9.
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京津冀位于环渤海地区,区位优越、海洋经济发达、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功能完善的港口群,辐射腹地,战略意义重大。但在城市化及临海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京津冀地区海洋生态环境也拉响了“警报”。本案即是在京津冀沿海地区发生的一起重大海洋环境污染案件。污染地位于河北、被告之一位于北京,审理地位于天津,案件连接点涉及京津冀三地,属于典型的涉京津冀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天津海事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平等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依法保障环境权益的职能作用。本案判决表明,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只要污染环境的,都应承担责任,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依法维护环境权益的决心,也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推动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要求落到了实处。
二、基本案情
2011年6月,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重大海洋溢油污染责任事故。据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组成的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认定,由康菲公司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为了及时有效挽回渔民养殖损失和海洋生态损失,经行政协调,康菲公司支付了1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补偿款,其中7.315亿元用于赔偿补偿从河北省乐亭县至辽宁省绥中县连续岸段受污染的“四县三区”渔民的养殖损失。截止2012年底,受污染影响的约4500余户渔民接受了行政协调,并获得了养殖损失赔偿补偿。但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不接受行政协调赔偿补偿,以溢油事故给其养殖海参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一、二审法院认为,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和索赔权利,涉案溢油事故对其养殖海域造成了污染,康菲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应当对损失程度和数额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的举证未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因此法院结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对污染程度和数额进行了综合认定,参照行政赔偿补偿标准酌定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的损失数额为1683464.4元,并免除了栾某某等21名养殖户应承担的诉讼费用。
三、法律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第一项 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五条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0.
李某某等八原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海上养殖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案件意义: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权益,促进开放发展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保障,要充分发挥海事法院专业性及跨区域管辖的独特优势,通过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促进京津冀地区对外开放、自贸区建设,推动海运、物流、仓储等行业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障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本案属于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关于养殖渔民的损害赔偿,天津海事法院在审判中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解决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法律问题:责任比例,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赔偿项目,需要根据渔民养殖的具体情况,适用损益相抵原则;赔偿标准,依据法定标准和当事人过错情况确定具体金额。
二、基本案情
2011年8月18日,被告伊朗航运公司船舶“PANTEA”轮抛锚于京唐港锚地。“PANTEA”轮于同年9月1日0224时起锚驶出京唐港锚地外绕行,并于同日0842时抛锚于39°11′05.6′′N/119°14′15.3′′E。“PANTEA”轮于同年9月5日抛锚于39°12′188′′N/119°14′255′′E,于同年9月10日1651时离开该海域。同年9月15日,“PANTEA”闯入乐亭县扇贝养殖区期间,分别将乐亭县李某某等人扇贝养殖绠绳刮断,造成绠绳上的扇贝养殖笼全部损坏,扇贝死亡,浮球、绠绳等养殖器材损坏或者丢失。李某某等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养殖损失4227300元、反担保费35000元、扣船申请费5000元。
另:李某某等八原告持有乐亭县水产局滩涂管理站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以下简称养殖证),但八原告都没有海域使用权证书。原告未就其主张的养殖区域向海事部门申请发布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知,也没有在其主张的养殖区域设立警示标志等安全防护措施。
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被告船舶的AIS航行记录和乐亭县水产局滩涂管理站的调查报告,可以证明被告船舶“PANTEA”轮驶入八原告主张的养殖区,造成八原告的养殖损失,被告海事侵权行为成立,应承担养殖损害赔偿的责任。在涉案事故中,原告亦存在过错:其一,原告未就其主张的养殖区域向海事部门申请发布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知;其二,原告没有在其主张的养殖区域设立警示标志等明显的安全防护措施。综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对于涉案事故,原告应当承担10%的责任,被告应当承担90%的责任。对于原告损失,被告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渔业法》的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使用海域进行养殖的,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证。本案八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提交合法有效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无法证明原告在其主张的养殖区内的养殖行为是合法养殖。换言之,原告养殖行为属于无证养殖行为。因此,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养殖收入损失不予支持,被告仅承担原告养殖成本的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原告养殖成本的证据材料,本院参考发表于《河北渔业》(2011年第5期)的《2010年河北省海湾扇贝养殖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2010河北扇贝养殖调查报告),并结合针对本案实地考察的情况,计算原告的养殖成本,共计人民币1,071,932.4元。原告诉请的扣船费人民币5,000元,与被告船舶驶入原告主张的养殖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的反担保费用,与被告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被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树强、张玉峰、张玉田、杨建国、史忠志、李文明、李殿忠和宋跃给付养殖成本损失1,071,932.4元和扣船费人民币5000元,驳回八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法律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六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1年10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请审议。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根据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或者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案违法的,可依法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申诉,或申请监督。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将群众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的重要方式,是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下大气力把信访突出问题处理好,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特别强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年6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办理群众信访制度”。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用心用情办好控告申诉案件,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近年来接收群众控告申诉信访的基本情况
检察机关办理的控告申诉案件,主要来源于接收的群众信访。各级检察机关专设职能部门,负责接收、处理群众信访,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审查办理;审查后认为确有错误或存在违法情形的,依法监督纠正。近年来,随着大量矛盾纠纷进入司法领域,检察机关接收群众控告申诉信访情况亦发生明显变化。
(一)信访总量高位运行。2013年党中央部署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实行诉访分离,原由信访部门接收的涉法涉诉信访转至司法机关,当年检察机关接收信访总量即由2012年的42.6万件激增至83.1万件,之后都保持在年均100万件左右。检察机关接收的信访中,涉法涉诉信访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以来已超过60%,表明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诉求更迫切、更集中。
(二)重复信访占比高。2013年至2018年,检察机关接收的群众信访40%以上是重复信访,经持续清理工作,现仍占比30%左右。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三年接收的重复信访中,来信来访五至十次的约占20%,十次以上的约占26%,还有的数百次来信,长年持续上访。重复信访的原因,虽有一些信访人“信访不信法”,更确有案件程序空转、超期不结,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
(三)越级信访问题突出。实践中,信访人因对法定级别管辖不了解、诉求在本地未得满足等原因,常作越级甚至进京访。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年均接收群众信访21万件,占检察机关接收信访总量的23%,属于本院管辖的年均仅2300余件。越级信访问题突出,表明信访首办责任落实不力,导致矛盾上行,信访源头治理亟需加强。
(四)民事行政申诉大幅上升。2012年民事诉讼法、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更重监督责任。检察机关接收民事行政申诉信访连续多年上升,总量已超过刑事申诉信访。近三年年均接收民事行政申诉信访31万件,较2013年增长近3倍;占涉法涉诉信访量的50%,较2013年增加17个百分点。民事申诉信访中,涉房屋土地纠纷、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等问题的自然人申诉约占75%。行政申诉信访主要集中在土地争议、不服行政处罚等方面,不服强制拆迁的行政侵权类申诉明显上升。
(五)网上信访成为重要渠道。来信来访一直是群众反映诉求的主要方式,但近年来网上信访大幅上升。尤其2019年“12309中国检察网”上线,2020年又开通“检访通”信息系统,群众可通过网站、公众号、手机APP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诉求并查询办理过程和结果。目前,网上信访约占检察机关接收信访总量的10%。受疫情影响,2020年接收网上信访19.5万件,同比上升91.2%,同期接待群众来访30万余人次,同比下降19.1%。
二、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更高水平、更丰富内涵的需求,检察机关接收群众信访情况就反映了这种需求的变化。近年来,检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我加压,采取务实举措,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在每一个案件办理中,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纠纷,有力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治理。今年1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65.6万件,较2019年同期下降4.2%;其中,重复信访20.7万件,占信访总量的31.6%,减少2.5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接收13.8万件,占信访总量的21%,较2019年同期减少0.8个百分点。
(一)全面推行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接收控告申诉信访后,及时回复办理情况,本是基本要求,但因工作力量不足等多方面原因,过去检察机关接收的群众来信,大多未予及时回复。有的申诉人多次寄信没有回音,就在申诉信里把邮资、信封附上,“请”我们回信,实际是对我们的批评。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群众信访“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并在全国两会上作出承诺。刚开始不少同志存在畏难情绪,担心做不到。关乎人民群众的揪心事,人手再紧也要做到,工作再难也要做好。两年多来,我们从五个方面力推力促、狠抓落实:一是健全工作机制,规范群众信访接收、回复、办理和答复等各环节工作。二是充实信访工作力量,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成立以检察官为主体的控告申诉办案组织,实现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全员办信、办访。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2019年底上线运行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实现四级检察院所有信访线上办理,回复情况全流程监控。四是强化督导检查,系统梳理、定期通报“件件有回复”落实情况。对于落实不力的,直接向省级检察院检察长通报。五是定期开展“回头看”,围绕是否存在应回复未回复情况、是否存在办案不规范不尽责问题开展督查,广泛听取信访群众意见。
2019年3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242.5万件,均在7日内告知“已收到、谁在办”,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超过90%。实践证明,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顺应人民群众急切期盼,有利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申诉人薛某因不服法院对其子盗窃案刑事判决,多年信访。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申诉信后即电话联系其补充材料,得知其不识字,就帮助梳理申诉请求和理由,为其办好受理手续。薛某专门请人代写表扬信,表示“哪怕最后没有得到支持,我也一定不再上访”。江西省宜春市徐某因承包纠纷与杨某等人发生争执,不服检察机关对杨某不起诉决定,提出申诉。宜春市检察院收到申诉材料后当日受理,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通过耐心释法说理促成双方和解。徐某动情地说:“没有想到检察院这么快就回复我,让我只跑一趟就办好了手续,还为我解决了‘心病’”。这些鲜活的案事例让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群众来信虽然数量很大,但只要从内心深处真正重视、情同此心,把信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件件回复不仅能做到,而且完全能做好。
(二)检察长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控告申诉信访案件,发挥“头雁”效应。件件回复不是关键,案结事了才是根本。受理信访案件后,就要依法及时审查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大多已程序终了、诉讼结果生效,要化解矛盾、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工作复杂、难度极大。司法责任制改革强调入额领导干部带头办案。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带头办案,应主要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特别针对首办责任落实不力、导致矛盾上行问题,要求首次到基层检察院申诉的信访案件全部由院领导包案办理,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首办环节。2018年1月至今年8月,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包案办理信访案件4.3万件,化解率超过80%,推动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包案18件,全部妥善化解;今年以来包案22件,已化解18件。江西马某因其子所涉故意伤害案证据存疑、判决无罪,要求追究被害人诬告陷害和办案人员刑事责任,自2016年起赴省、进京上访数百次。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包案办理,直接调阅案卷,组织研究案情,在认定公检法机关处理结论并无不当后,多次上门释法说理并帮助解决困难,经过三个多月耐心细致工作,终使矛盾化解。领导干部带头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不仅带动一个院、一个地区控告申诉案件优质高效办理,更能发现、解决检察监督办案中的深层次问题,更实、更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
(三)创新以听证形式公开审查,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检察长只能办理众多信访案件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更多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要靠健全办案机制解决。特别是一些信访案件历经多年,深层次矛盾问题累积交织,单靠检察机关力量往往难以根本解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推行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村(居)委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担任听证员,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疑难、争议问题针对性听证,共同释法说理,促依法办理、第三方评判、群众见证等形成合力,让公平正义看得见、听得懂、真实可感。坚持“应听证、尽听证”,2020年组织控告申诉案件公开听证4272件,是2019年的3.4倍,听证后当场表示息诉息访的占67.6%;今年1至8月组织公开听证5036件,是去年同期的2.2倍,听证后当场表示息诉息访的占73.4%。福建周某被故意伤害,因对伤情鉴定有异议,不服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决定,从2001年起申诉,经县、市、省三级检察院办理始终不服。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诉后,组织公开听证,特别邀请2名法医专家现场解答,对原案伤情鉴定问题逐一回应,周某心服口服,持续20年的申诉终得了结。
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部署开展常态化“简易公开听证”,组建专门听证员队伍,在接待来访群众的同时,就地组织公开听证,促进信访矛盾在接访时就能及时有效解决。王某等20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体信访,检察人员组织简易公开听证,针对诉求耐心释法说理,来访人代表完全接受听证意见,当场表示积极说服、引导其他来访群众依法维权。
(四)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实践中,一些控告申诉案件办理,形式上用尽了法定程序,当事人合理诉求却没有真正解决,导致反复申诉信访。对此,检察机关防止简单以“办理中无违法”即予程序结案,切实将法、理、情融为一体,“用心”“实质性”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真正实现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2019年10月,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行政诉讼案件程序已结但讼争未解的实际,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力促案结事了政和。一方面,依法加强监督,对当事人不服生效行政裁判提出申诉的,及时受理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依法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启动监督程序,督促再审;另一方面,对司法程序已终结,行政裁判无实体违法情形,但当事人诉求正当、合理的,通过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讼争、矛盾实质性化解。至2020年12月,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304件,集中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揪心事。今年部署常态化推进,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办案,截至8月共化解行政争议4018件,其中争议20年以上的40件、10年以上不满20年的212件。姚某2013年遭“莫某”骗婚,婚姻登记后“人财两空”。姚某先以被骗婚向公安机关报案,因确有合法婚姻登记不予立案;再向民政局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因不存在胁迫等法定情形不予受理;三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被告知莫某系被冒名、不存在与姚某“离婚”问题,只能撤诉;四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因不符合婚姻法相关规定被驳回起诉;五向法院诉请撤销婚姻登记,又因超过5年起诉期限不予立案,姚某上诉、再申诉均被驳回。7年间,姚某依法维权,一次次被“依法”推拒,其与另一女子“结婚”并育有两子,却上不了户口、入不了学,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受理姚某申诉,调查核实以上情况后,举行公开听证,向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得到采纳,原婚姻登记被依法注销,同时监督公安机关依法立案,骗婚案犯罪嫌疑人“莫某”已被抓获。姚某一家人过上了正常生活。
(五)大力开展国家司法救助,解决信访群众燃眉之急。一些信访群众受案件影响,生活陷入困境,有的直接致贫、返贫。对这类案件如只解决法律问题,矛盾、积怨往往难以化解。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充分运用党和国家政策,既依法妥善办理案件,又帮助解决“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原国务院扶贫办会签文件,将司法救助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坚持“应救尽救”,为受到犯罪侵害的困难群众及时提供帮助。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实行优先、快速办理,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救急救困”作用,让信访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司法的温情、社会的温暖。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司法救助案件2万余件,发放救助金4亿余元。今年1至8月办理12073件,发放救助金2亿余元,同比分别上升61.2%和70%,较2019年同期均上升1.3倍。山东皇甫某因其子被害,两罪犯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均无力赔偿民事损失,以应从重判刑为由持续16年申诉。2020年6月,山东省检察院审查认为,原案办理并无不当,但皇甫某夫妻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家中“顶梁柱”被害后,生活陷入困境,遂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举行公开听证,并协助民政部门为其孙子办理社会救助手续,帮助解决生活、上学等实际困难。皇甫某一家衷心感谢党的救助政策,表示不再申诉信访。
(六)加强监督纠错,促进司法办案质效提升。对经过认真审查,认为原司法程序或处理结果确有错误的控告申诉案件,依法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促进纠正错误,维护司法公正。一是认真办理涉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申诉案件。重点解决信访群众反映强烈的以刑事办案权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等问题。2019年10月,部署涉民营企业刑事“挂案”专项清理,共排查出2870件,已清理2423件。2020年10月,又会同公安部抓实新一轮专项清理,截至今年8月再排查出6951件,已清理6290件。二是加强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精准监督。针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持续上升,通过实行繁简分流等措施,提升办案效率,全面清理积案。聚焦在司法理念、政策导向、法律适用方面有创新、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通过抗诉发挥对类案的指导作用。2018年1月至今年8月,共向法院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7297件,法院同期审结12104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和解撤诉9520件,抗诉改变率78.7%。三是以严肃追责促进司法责任制落实。2018年1月至今年8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刑事抗诉3881件,法院同期审结2720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2289件,占同期审结数的84.2%。不少刑事冤错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把关不严,承担重要责任。为深刻总结错案教训,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提出“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严肃责任落实。今年初启动对2018年以来纠正冤错案件全面排查,逐案提出追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冤错案件挂牌督办,已全部提出严肃追责意见。
(七)坚持标本兼治,加强控告申诉信访案件诉源治理。化解信访矛盾不仅要治标,更应助推治本。涉法涉诉信访大多因司法机关首次受理、办理案件未能做到案结事了,致矛盾复杂、激化,形成信访案件。检察机关受理后,不仅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启动监督程序,维护个案公正,更注意对同类案件反映的普遍、共性问题开展类案监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诉讼监督情况通报等形式,依法促进提升办案质效,助推解决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同类信访案件发生。2020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群众信访反映的虚假诉讼高发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大惩治、预防虚假诉讼力度。今年3月,“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健全惩防虚假诉讼长效机制。针对涉检信访多为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坚定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公开听证,释义法、理、情。今年1至8月,受理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申诉案件2460件,同比下降23.1%。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取得一些进展和成效,但与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盼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一是“从政治上看”做得不够。信访事关民生、民心。一些检察机关、检察人员没有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高度认识和做好这项工作,有的办案只守住形式上“不违法”的底线,就案办案、机械司法,只满足程序了结、不注重办案效果,没能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信访综合治理机制尚待完善。解决群众信访需综合运用行政、司法、社会等多种手段。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主动向党委政法委报告并得到支持,政法机关携手落实,效果彰显,但更多检察机关请示汇报不够,被动安于检察环节;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向党委、政府主动报告不够,助推建立联动处理群众信访有效机制不力。三是控告申诉检察队伍素质能力不适应。运用法律监督履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不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融入监督办案不够,法律文书说理和以案释法针对性不强。有的检察人员不敢、不愿、不善直接做信访群众工作,遇到信访矛盾难点、堵点绕着走,对创新运用公开听证等方式审查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缺乏驾驭能力。四是信息化、智能化支持需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件的信息化系统还未与信访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互联互通,不能实现协同办案和信访数据共享利用,数据壁垒、孤岛问题严重。通过分析、研判信访大数据,促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新征程中,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更优质、更高效办好控告申诉案件作为常态化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做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讲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定位,传承好人民检察制度“红色基因”,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检验、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结合“检察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强化诉源治理,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信访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对检察办案进行反向审视,查找和总结初次办理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法律监督更实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深化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进一步促进案结事了。持续加强对回复情况的跟踪督导、回访,不断提高回复质效。严格把握、准确适用信访积案办结标准,源头、常态化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实行案件序号终身制,健全信访“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落实首办责任、院领导包案办理、定期通报等制度,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效,防止程序空转、矛盾上行。对因工作不负责造成矛盾激化、引发信访的,严肃落实责任追究。
(三)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为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提供更有力支撑。进一步升级12309检察服务中心软硬件,加大信息技术的投入与运用。探索将远程视频连接技术广泛运用到跨地区接访、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各办案环节,提供更及时、便捷、高效的检察服务。依靠人工智能辅助做好信息收集、类案推送、法律查询、风险评估预警等信访基础工作,打造智慧信访。深度运用大数据,促进实现信访部门和政法机关信访办案数据共享,加强信访数据研判与类案分析,掌握信访实时动态与规律,为国家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四)全面加强控告申诉检察队伍建设。办好控告申诉案件,既要懂检察监督办案,更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把更多精干力量调配到控告申诉检察岗位,逐步改变队伍不精、能力不强局面。将公开听证、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作为常态化办案方式,强化实战练兵,提高监督办案和群众工作能力。建立控告申诉检察人才库,举办业务竞赛,培育优秀办案团队。完善控告申诉检察业绩考评机制,更好发挥“指挥棒”作用。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列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办好控告申诉案件,做好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离不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关心支持。借此机会,谨提两项工作建议:一是对公开听证制度进行立法研究。公开听证作为检察履职审查办案的方式创新,在释法说理、宣传法治、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司法听证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通过立法明确适用范围、办案程序。二是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进行立法研究。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有利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把以人民为中心做实。建议在相关法律中专门作出规定,在程序上予以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深度关切。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审议意见,更好履行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6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1次会议、2019年9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10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1次会议、2019年9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9〕15号)
为依法惩治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维护正常网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提供下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一)网络接入、域名注册解析等信息网络接入、计算、存储、传输服务;
(二)信息发布、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支付、网络预约、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站建设、安全防护、广告推广、应用商店等信息网络应用服务;
(三)利用信息网络提供的电子政务、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第二条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是指网信、电信、公安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信息网络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以责令整改通知书或者其他文书形式,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改正措施。
认定“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应当综合考虑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改正措施及期限要求是否明确、合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按照要求采取改正措施的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第三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
(一)致使传播违法视频文件二百个以上的;
(二)致使传播违法视频文件以外的其他违法信息二千个以上的;
(三)致使传播违法信息,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折算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四)致使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传播违法信息的;
(五)致使利用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或者关注人员账号数累计三万以上的社交网络传播违法信息的;
(六)致使违法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以上的;
(七)其他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情形。
第四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用户信息泄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一)致使泄露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二)致使泄露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用户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三)致使泄露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用户信息五万条以上的;
(四)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折算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五)造成他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八)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影响定罪量刑的刑事案件证据灭失,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灭失的;
(二)造成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犯罪案件的证据灭失的;
(三)多次造成刑事案件证据灭失的;
(四)致使刑事诉讼程序受到严重影响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对绝大多数用户日志未留存或者未落实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义务的;
(二)二年内经多次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三)致使信息网络服务被主要用于违法犯罪的;
(四)致使信息网络服务、网络设施被用于实施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
(五)致使信息网络服务被用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或者其他重大犯罪的;
(六)致使国家机关或者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信息网络受到破坏,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情形。
第七条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的“违法犯罪”,包括犯罪行为和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目的而设立或者设立后主要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
第九条 利用信息网络提供信息的链接、截屏、二维码、访问账号密码及其他指引访问服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发布信息”。
第十条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假冒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名义,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的;
(二)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数量达到三个以上或者注册账号数累计达到二千以上的;
(三)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数量达到五个以上或者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一千以上的;
(四)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或者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网站上发布有关信息一百条以上的;  2.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发送有关信息的;  3.向群组成员数累计达到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发送有关信息的;  4.利用关注人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三万以上的社交网络传播有关信息的;
(五)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六)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一条 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第十二条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二)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五)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六)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确认,但尚未到案、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
第十四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五条 综合考虑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认为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第十六条 多次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多次实施前述行为未经处理的,数量或者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七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宣告禁止令。
第十八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的通知
(法〔2020〕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相关规定,切实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我院将2011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法发〔2011〕5号)修订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法发〔2020〕13号),并于近日印发给你们。现就认真贯彻执行该规定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全员学习
各高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切实加强对本院及辖区法院落实任职回避制度的组织领导,将本规定的落实工作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范围,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有人抓的工作局面。要组织全体法院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法官法和本规定,帮助广大干警充分认识任职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熟练掌握任职回避制度的基本要求,自觉提高遵守任职回避制度的主动性、自觉性。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执行。
二、建立信息台账,妥善安排岗位
各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要根据本规定要求,组织本院工作人员申报相关亲属具有律师身份的情况,符合任职回避条件人员要主动提出回避申请。要建立详细的干警亲属从事律师工作的信息台账和任职回避人员信息台账,必要时,可将相关情况在法院内部公示,接受监督。要做好符合任职回避条件人员的思想工作,并主动与地方党委、人大及有关部门进行联系沟通,尽力为任职回避人员妥善安排新的工作岗位。
三、加强监督检查,严肃组织纪律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任职回避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与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充分利用审判信息和裁判文书大数据,及时发现干警违反任职回避制度、隐名代理等问题。上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落实任职回避制度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对于工作不力、敷衍塞责、无故拖延的单位要通报批评;对具有隐瞒不报、弄虚作假、规避任职回避等行为的人员要及时查处,确保新修订的任职回避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请各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1日前报送执行本规定的情况报告,并将本院及辖区法院任职回避人员信息台账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监察局备案。
联系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张磊 010-67557907
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 裴王建 010-67557193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48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48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创新司法管辖权交叉运用机制,更好地为各地营商环境改善提供保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管辖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前提,是当事人行使诉权,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入口。从管辖确定依据来看,分为法定管辖与协议管辖。法定管辖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管辖,当事人不能自行选择管辖法院,如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级别管辖是指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受理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按照案件性质、繁简程度、影响范围确定的分工和权限。地域管辖是指依据当事人住所地、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或法律事实确定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地域管辖又分为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就一般地域管辖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就特殊管辖而言,在特殊情况下,为便于原告行使诉权,由原告住所地管辖。不论是级别管辖,还是一般地域管辖或者特殊地域管辖,《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其中,《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规定了各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标准。为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明确了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具体标准。《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协议管辖,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突破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约定包括原告住所地在内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作为管辖法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杜绝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当事人各自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可基于身份性质、所有制形式等原因自由选择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法院。并且,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管辖制度作出修改以来,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现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可以较好地保护当事人诉权,同时便利诉讼和审判。因此,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自由选择管辖法院,一方面突破了我国现行管辖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也会严重扰乱管辖秩序,增加人民法院案件审理难度,反倒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您在建议中提到司法机关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关联程度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等问题,实质上是诉讼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即诉讼“主客场"问题。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在民商事审判中始终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全面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们高度重视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采取了系列措施。一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和法官职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二是推进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试点工作。为破除诉讼“主客场"现象,探索建立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新型诉讼格局,在北京、上海分别设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试点,负责审理跨地区重大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等。三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审理重大跨区划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四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防止干预过问案件的“两个规定",建立防止领导干部和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和追责制度,建成内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专库和直报系统,“批条子"“打招呼"等违法干预过问案件情形显著减少,法官依法履职有了“防火墙"。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91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91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最高法院完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对借贷纠纷和其他商业纠纷作区分处理,不宜一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损失,否则,在按照LPR计算的利息远低于实际损失或者网贷平台利息的情况下,将变相鼓励当事人故意拖延诉讼、放任其失信行为。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与您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所涉纠纷性质,依据法律确定的规则认定当事人的损失,而非统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当事人所受损失。
在借款合同中,利息是借款人为使用他人资金所支付的对价,故在借款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原则上应当尊重当事人对于利息计算标准的约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于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我国向来禁止高利放贷,而金融管理机关作出的利率规制只针对正规金融机构,从司法层面对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作出规定,就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和要求。一方面,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适度高于正规金融市场的平均利率,有利于理性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有利于切实发挥民间借贷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又不宜过度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否则既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民间融资的有序规范开展。鉴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20年进行了两次修正。根据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率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而在其他合同纠纷中,利息损失通常只是当事人所受的损失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守约方因为对方的违约而导致房屋租金、返工费用等损失,有权依法请求对方赔偿相应的损失,人民法院并不会仅因守约方所受实际损失超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而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您建议,对于当事人实际发生的合法却远高于当前利息计算标准的损失,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如何提取证据、如何采纳其意见。您的这项建议主要涉及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相应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证据的种类、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审核认定等事项作出了详细规定,目前尚无必要专门就网贷等融资业态纠纷中的证据问题制定司法解释。
您提出,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被执行人应承担因其未履行义务而产生的利息,给予被执行人合理和必要的压力。我们认为您的建议非常合理,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体现了您的意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均明确要求,一审判决中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2年修正)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二审判决具有金钱给付义务且属于二审改判的,无论一审判决是否写入了上述告知内容,均应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上述告知内容。在判决书中载明上述迟延履行责任告知事项,对于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和补偿债权人损失,具有积极作用。
您还建议,对于利息损失和加倍延迟金,应按照当事人实际其他垫资利息的2倍计算。您此项建议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2年修正)第二百六十条所规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问题,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两部分。为规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4年6月9日第16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其中,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该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曾有观点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照一般债务利息率的2倍计算,但经反复研究论证后,司法解释最终没有采纳该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因为将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率挂钩,违反了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一般债务利息率千差万别,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一般债务利息率的2倍计算,扩大了这种差异。如果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律按照一般债务利息率的2倍计算,将导致法律对债务人的惩罚幅度不相同,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不一致。二是因为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在部分类型案件中可能畸高。如果按照一般债务利息率的2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就有可能远远超过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债务人来说负担过于沉重。自2014年8月1日实施以来,《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情况良好,故尚不需要修改。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48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48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指导性案例推荐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审判质效、维护司法公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立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截至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已正式发布24批共139个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司法智慧和司法成果,有利于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统一法律的理解与适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于您提出的关于应完善指导性案例推荐机制的建议,我们深表赞同。
一、关于明确各级人民法院定期层报备选案例的工作任务,依托信息化平台,为最高人民法院储备和提供更多备选案例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其配套实施细则规定,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辖区内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推荐、调研、监督等工作。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并指定专人负责案例指导工作。目前,鉴于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人民法院年审结案件数量以及案件类型等情况差异较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收集工作仍采取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自身审判工作实际情况进行备选案例推荐的工作方式,由各地人民法院自主确定报送备选案例的数量、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十分重视完善案例推荐机制,近年来,除了坚持开展常规备选案例的推荐工作外,还充分结合审判实践、调研课题等工作,依托信息化平台,确定前沿、热点主题并进行集中搜集、编选专题案例。通过专题案例、常规案例两种工作方式的结合,不断丰富指导性案例编报、发布形式。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部分省高院进行试点工作,确定若干当前社会关注度高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专题,结合各地审判工作特点,确定承办相关专题备选案例收集工作的人民法院,制定时间进度、数量要求、选报范围、选报标准等工作细则,以期更加高效地开展备选案例推荐工作,此项试点工作现正在稳步推进中。在上述新型工作机制稳步推进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指导性案例发布数量有了突破性增长,全年共发布指导性案例33件。
二、关于落实社会推荐模式的应用,重视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专家学者的参与;建立反馈制度,及时向推荐者反馈采纳结果的建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其配套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案例,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提出推荐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待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专家学者关于指导性案例的意见和建议始终十分重视。根据相关工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收到推荐建议后,会根据具体情况及时与相关地方人民法院沟通,进一步收集、整理推荐案例的相关材料,并对其中确实符合指导性案例相关规定的推荐备选案例开展论证、审查等后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收到推荐的案例后,会及时对案例进行初审,并在初审、征求意见或发布等环节与推荐单位或个人进行沟通反馈,以确保指导性案例的广泛选择、深入研究、审慎公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针对疑难复杂、争议较大的备选案例,在必要时除向相关国家机关、部门、社会组织征求意见外,还会向相关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以确保指导性案例的审慎发布。
三、关于构建备选案例发现和培育机制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重视备选案例的发现和培育机制。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通过研讨、调研等方式,将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作为示范,积极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增强精品案例意识,强化案例思维,注重裁判文书说理,不断完善发现和培育备选案例机制。倡导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讨论案件时,同时将该案是否可以作为备选案例进行研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具有指导价值的案件一般交由经验丰富的法官办理,注重裁判文书质量,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打好备选案例基础。经过不懈努力,近年来,各级人民法报送的备选案例在裁判要点选取水平、案例文本编写质量、裁判文书质量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精品案例。
四、关于对专门人员进行培训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一贯重视案例培训工作。国家法官学院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案例培训活动,并指导国家法官学院地方分院举办相应培训活动。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一直以来努力通过调研、研讨等方式持续推进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注重同时发挥案例研讨在培训案例人才、交流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作用。在调研、研讨等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在系统梳理各级人民法院报送备选案例的过程中,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人民法院的案例工作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努力提升各级人民法院案例工作者的案例编选能力,以确保案例推荐质量。
五、关于创设考核激励机制,调动政法干警的积极性的建议
案例指导工作离不开各级人民法院的重视和广大法官的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参与案例指导工作的积极性,以打造一支人员稳定、意识敏锐、专业精湛、积极投入的案例工作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案例指导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规定给予奖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入选证书颁发办法》第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向指导性案例的案件裁判法院及其承办人、案例编写人、案例推荐建议人以及案例推荐单位颁发证书,以资鼓励。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也将参与指导性案例撰写作为考量指标之一。上述规定均明确了应当对在案例指导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个人予以相应奖励或鼓励。
六、案例指导工作下一步目标和重点
指导性案例植根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公开发布指导性案例,有利于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消除社会公众对个案裁判的怀疑和误解,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效裁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实现司法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大幅提升,指导性案例的推荐机制、准入标准、适用方法等运行机制也应与之相适应地进行完善健全。在未来的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将不断改革创新,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变主要依靠法院系统逐级推荐编选的单一方式,充分依靠信息化手段,抓取、分析、编选指导性案例;充分利用法学界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推进指导性案例的理论创新、法律适用和宣传普及。
指导性案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赖于全体法律人的支持。我们将不断努力,开拓创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期盼,努力解决统一法律适用问题,推动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1〕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民政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
为妥善有效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引发的各类纠纷,维护婚姻登记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行政成本和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制定了《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
2021年11月18日
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人民法院办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应当根据案情实际,以促进问题解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依法立案、审理并作出裁判。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办理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依法认定起诉期限;对被冒名顶替者或者其他当事人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但最长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
人民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认定后认为应当撤销婚姻登记的,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发送撤销婚姻登记的司法建议书。
二、人民检察院办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依法开展调查核实,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发现相关个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线索、监督立案查处。
人民检察院根据调查核实认定情况、监督情况,认为婚姻登记存在错误应当撤销的,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发送检察建议书。
三、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的报案、举报,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犯罪事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经调查属实的,依法依规认定处理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四、民政部门对于当事人反映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办理婚姻登记,或者婚姻登记的一方反映另一方系冒名顶替、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应当及时将有关线索转交公安、司法等部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查处理。
民政部门收到公安、司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关证明、情况说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应当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相关婚姻登记。
民政部门决定撤销或者更正婚姻登记的,应当将撤销或者更正婚姻登记决定书于作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同时抄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
民政部门作出撤销或者更正婚姻登记决定后,应当及时在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中备注说明情况并在附件中上传决定书。同时参照婚姻登记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存档保管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
五、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文件要求,及时将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办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名单,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
六、本指导意见所指当事人包括:涉案婚姻登记行为记载的自然人,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件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婚姻登记的自然人,被冒用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其他利害关系人。
七、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二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2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二批)
(2019年11月21日)
目 录
【刑事案例】
1.上海市奉贤区卞某某等4人污染环境案
2.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3.24”非法采矿系列案
3. 重庆市涪陵区张某某、王某某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4.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制衣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5.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诉蔡某某等人倾倒固体废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6.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宁波某贸易公司等进口“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行政公益诉讼案例】
7. 江西省新余市石山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8. 湖北省宜昌市长江岸线林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9. 湖南省长沙市柏家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10. 四川、贵州跨省协作保护赤水河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11. 贵州省沿河县乌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12.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小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1.上海市奉贤区卞某某等 4 人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诉前引导 认罪认罚 生态修复保证金
【要 旨】
检察机关精准引导侦查取证,明确各环节证据标准,与鉴定机构对接,破解污染环境案件鉴定耗时长的难题,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督促行为人修复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实现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相统一;首创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的赔付方式,与生态环境部门形成合力,破解诉前难以完成生态环境修复的难题。
【基本案情】
2018年,被告人卞某某、张某甲经商议后决定由张某甲在上海市奉贤区某镇安排卸点填埋垃圾,卞某某联系车队长李某某,3人于2018年5月12日晚将40余车未分拣的建筑垃圾(建筑装潢垃圾、蛇皮袋、烂衣服、日光灯管、油漆桶、涂料桶、碎砖块等)倾倒至该镇。李某某后又联系车队长张某乙,4人于同月19日晚将70余车未分拣的建筑垃圾倾倒至该镇。2018年8月,被告人李某某、卞某某、张某乙、张某甲先后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行为。经评估和鉴定,4名被告人倾倒的未分拣垃圾系对自然环境产生污染的有害物质,并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1,488,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四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与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支付400万元保证金用于后期生态环境修复。
【指控和证明犯罪】
该案案发后,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经研判,本案需鉴定评估被处置垃圾是否属于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有害物质,以及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的具体金额。据此,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上述事项委托鉴定评估。针对鉴定机构提出检测工程量大、鉴定周期长、无法在犯罪嫌疑人刑拘期限届满前出具报告的问题,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经与鉴定评估机构对接,由鉴定机构先行出具涉案垃圾性质定性及造成财产损失是否超过法定入罪标准的初步意见。2018年11月27日,经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提请批准逮捕,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对卞某某等4人批准逮捕。公安机关于2019年1月27日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督促行为人修复环境。检察机关会同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等部门多次研讨,推动启动上海首例由生态环境部门作为磋商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诉前磋商。卞某某等4人与生态环境部门达成协议,先行将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支付至政府专门账户,并由区生态环境局监督,在指定期限内完成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致使公私财产损失金额超过“后果特别严重”标准不多,卞某某等4人具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且认罪认罚并积极对被污染环境进行修复,对卞某某等4人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2019年2月26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卞某某等4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经法庭审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卞某某等4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十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均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同时,判处卞某某等4人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卞某某等4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立足污染环境案件特点,破解鉴定耗时长、环境修复周期长、费用核定难等难题,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精准界定逮捕证据标准,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推动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实现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相统一。
(一)精准把握定罪要件,合理界定逮捕证据标准。在办理污染环境案件中,对涉及定罪量刑的专业性问题难以确定的,通常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实践中,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数量少,鉴定需求量大,检测耗时长,导致鉴定意见出具所需时间较长,影响诉讼顺利进行。本案中,检察机关精确把握污染环境犯罪证据标准,将鉴定机构的定性初步意见作为逮捕证据标准,既确保了案件质量,又加大了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跨区跨部门形成合力,刑事追责与环境修复同步推进。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将生态环境修复情况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充分向行为人释法说理,并与污染发生地的生态环境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政部门共同督促行为人修复生态环境,成为《上海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后上海首例行政执法机关启动诉前磋商的案件。
(三)首创了保证金的赔付方式,破解诉前难以完成环境修复的难题。生态修复周期较长,诉前难以精准计算应赔总额,导致诉前完成被污染自然环境的修复难度较大。本案以鉴定评估报告为基础,以应赔尽赔为原则,通过多次研讨,首次采用在诉前先行支付保证金的形式,确保了污染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修复费用都赔付到位。
(四)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完善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两法衔接”机制。上海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全市环资刑事一审案件集中管辖优势,及时总结本案经验,成功督促80余件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人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同时,检察机关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林业局等行政机关签署工作备忘录,进一步畅通“两法衔接”,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双管齐下,形成合力。
2.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3.24”非法采矿系列案
【关键词】
非法采矿 检察监督 生态保护 两法衔接
【要 旨】
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河道非法采砂案件,提前介入刑事侦查,履行主导责任,指导公安机关固定证据。依法开展检察监督,确保违法犯罪一个不放过。同时找出违法犯罪形成原因,建议行政机关联合执法。检察机关的意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开展了专项行动,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的合力。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7年8月,蒋某等人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采取盯梢、暗线望风、打探消息等手段,躲避水政执法大队检查,组织人员夜间驾驶采砂船,在长江水域张家港段非法采砂,再由管理的船队将江砂运输销售。形成了以蒋某为首的非法采砂犯罪团伙,蒋某等人对长江水域张家港段非法采砂形成了控制,采砂数量104万吨,涉案金额1030万元。2016年7月至2018年5月,赵某某采用同样手段,在长江水域太仓段非法采砂,形成了以赵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赵某某等人非法采砂数量1100万吨,涉案金额1.02亿元。两个犯罪团伙内部均分工明确,形成了采砂、运砂、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对长江下游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指控和证明犯罪】
2017年3月24日,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对长江下游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3.24”系列案正式告破。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涉案人员越来越多,首批立案侦查仅12人,目前已刑事立案113人。公安机关对采砂船、运砂船的相关人员如何定性存在疑问,涉案人员违法犯罪金额认定也较为困难。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派人提前介入侦查,指导公安机关收集相互分工的证据,着重收集事前明知的材料。针对定性问题提出意见,因事前约定非法采砂时间和地点,案发时间均为夜晚,在长江上只有相互密切配合才能完整实施犯罪行为,因此对采砂船、运砂船的船主以非法采矿共同犯罪定罪处理,对仅提供劳务的帮工不以犯罪处理。对犯罪数额认定问题,提出以运砂船最后销赃价格认定的处理意见。
公安机关分16批次报捕39人,分26批次移送审查起诉98人。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专业化办案小组,专门办理“3.24”系列案。案件涉及人员较多,查处时间先后不同,公安机关未在一案报送,但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案件分别处理带来了事实认定难的问题。办案小组内部分工不分家,案件信息最后全部汇集在一起。检察官从混凝土公司购买记录入手,以点带线,反向查证资金流向,再从上万条银行交易记录中条分缕析,依据客观证据,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精准确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
有的犯罪嫌疑人涉及多起犯罪事实,江砂卖到不同混凝土公司,单个案件的数额达不到构罪标准。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采取一案一表的方法,将所有涉案人员制作表格,再对比汇总每个犯罪嫌疑人的采砂次数、涉案数额。经细致分析,发现有7名涉案人员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因证据材料分散在不同案件中,公安机关未刑事立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开展立案监督,督促公安机关对7人立案侦查,并纠正漏捕1人。还发现公安机关对涉案财物未及时扣押等程序性问题,依法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8份,促进依法规范办案。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赵某某、蒋某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应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6月蒋某等11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三年六个月、三年四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在主证复核中开展调查,发案原因较为复杂,行政机关之间没有形成工作合力,各自在相关领域执法,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违法犯罪形成固定利益链条。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开展了“两法衔接”工作,推动政府多部门联合开展监管。2018年1月份、5月份,张家港市政府牵头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张家港市打击长江非法采砂联合执法实施方案》,统筹多家力量,明确政府法制办、水利局、海事局、交通局、公安、法院、检察院的分工,对境内“三无”运砂船只进行清理,整治取缔非法设置的砂场、码头。
【典型意义】
该案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的典型非法采砂案件,违法犯罪持续时间长,案件办理涉及人员较多、地域范围广,案件证据庞杂,确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难度大,形成违法犯罪的原因较为复杂。在办理非法采砂案件中,注重全面发挥检察监督作用,综合体现办案成效。一是强化诉前主导。案件侦查阶段非常关键,调查证据的时效性强,侦查方向决定了案件后续办理质量。在疑难复杂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对侦查的诉前主导作用不可或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必须提前介入,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明确侦查方向,找准取证难点,在法律适用及证据收集上提供帮助。二是依法开展监督。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对公安机关遗漏的犯罪,发挥检察监督作用,深挖彻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分子。对公安机关的不规范行为,提出纠正处理意见,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三是延伸办案效果。深刻分析形成违法犯罪的原因,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对接,了解行政机关执法的困难,找准工作难题及症结,依法推动政府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形成打击非法采砂合力,从根源上解决打击非法采砂难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3.重庆市涪陵区张某某、王某某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
【关键词】
非法处置 引导侦查 生态司法修复 专业团队
【要 旨】
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取证,精准把握案件定性,正确界分利用行为和非法处置行为,解决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多环节上下游共同犯罪认定问题。树立打击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教育行为人主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26日,王某某以其女儿名义注册成立重庆市长寿区顺展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实为王某某个人经营。经营范围为:回收船舶废油和船舶垃圾(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许可的,未取得有关审批许可不得经营)。
2011年7月13日,张某某在湖北省江陵县登记成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塑料助剂、工业炉用油的生产、销售等(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有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未登记名称,但是对外以江兴燃料助剂厂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王某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从事船舶油水混合物(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先后在重庆市长寿区、涪陵区、丰都县等长江沿线区域大量收集船舶油水混合物共计151.72吨。张某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从王某某处购买船舶油水混合物151.72吨后,将油水混合物运输至湖北省江陵县江兴燃料助剂厂进行油水分离,在加工生产过程中,部分含油污水被排放至周边环境,造成厂区周边土壤、水源被污染。经查,江兴燃料助剂厂现场储油罐存储约125吨油水混合物未处理。
2018年5月17日,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江陵县江兴燃料助剂厂原料罐区、成品罐区、厂界雨水排口处等地点进行检测,以上地点石油含量分别为1.05×104mg/Kg、5.01×104mg/Kg、1.07×103mg/Kg。
2018年5月11日,重庆市涪陵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船舶修造业废物特性的认定,认定船舶修理、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油水混合物为危险废物。
2018年11月29日,张某某主动缴纳生态修复基金人民币3万元进行生态修复。
【指控和证明犯罪】
2018年6月27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王某某2人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张某某、王某某构成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客观危害行为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王某某主观是否明知张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而为其实施收集、贮存等行为不明确;张某某在加工利用油水混合物过程中是否排放油水混合物造成环境污染因果关系不明确;张某某未加工处理的油水混合物数量未查清等。为全面查清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在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关键证人、先后5次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基础上,提出30余条补查意见,详细说明补充侦查的证据目录和理由。为查清犯罪现场未处理的油水混合物数量,检察机关派员与办案民警共同到湖北省当地计量检测单位沟通协商,全程监督厂区油水混合物数量检测的过程。同时,针对张某某污染行为后果事实不清,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重新对犯罪现场勘验检查,并且在厂区周边增加土壤采样点进行再次检测。
经补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但是定性方面存在以下争议:一是王某某主观明知张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认定有分歧。二是张某某未处理的125吨油水混合物认定为犯罪数量存在认识分歧。鉴于该案系跨省污染案件、证据收集难、定性分歧大等因素,重庆市检察机关指派环境资源犯罪刑检专业团队指导该案办理,环资专业团队全程参与审查起诉、庭审判决等环节。在王某某主观罪过认定方面,综合王某某的职业背景、从业经历、危险废物正常处置市场价格、销售明细、证人证言、张某某供述等证据推定王某某主观应当明知张某某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针对张某某未加工的125吨油水混合物是否全部认定为犯罪数量,经请示上级检察机关、听取专业团队指导意见和法院意见基础上,根据“两高”司法解释对非法处置的规定,认为没有造成污染环境后果的利用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处置行为,该部分油水混合物因为贮存在储油罐内,没有造成环境污染不宜认定为非法处置,应当作为量刑因素考量。在起诉前检察机关又多次与辩护律师沟通意见,最终在认识分歧上双方达成一致。张某某、王某某在审查起诉初期作无罪辩解,经过二次退查之后,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情况下,最终同意认罪认罚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8年12月5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王某某、张某某构成污染环境罪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经法庭审理,2019年2月14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5千元;被告人王某某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一审判决后,张某某、王某某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长江流域跨省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污染案件,存在着“三大难问题”,即涉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多环节上下游共同犯罪认定难,公安机关跨省份取证、固定证据难,坚持刑事打击与跨省份生态修复操作难等问题。在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环境犯罪专业化队伍,进一步强化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指导,注重环境案件办理的生态修复效果。一是发挥专业团队智囊团指导作用。检察机关针对环境犯罪案件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等特点,建立一支打击环境犯罪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检察队伍。一方面,指导检察官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发挥办案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针对主观罪过、行为定性、犯罪数量等认识分歧问题提供专业意见,发挥智囊团指导作用。同时,专业团队通过团队的集思广益,有利于协调公、检、法三家的认识分歧,为重大、疑难环境犯罪案件快速、有效办理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二是及时介入主动引导取证。检察机关办理污染环境案件要深化与公安机关的协调合作关系,及时介入主动引导侦查取证,确保取证方向正确、有针对性。在退查环节要密切关注案件侦查进度,第一时间掌握证据补查情况,认真梳理分析补查的证据,查找证据漏洞,及时再次补充侦查,必要时前往犯罪现场第一线进行监督指导。三是注重生态环境修复的司法理念。检察机关应当树立打击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实现案件办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统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污染环境案件中,可以通过教育行为人采取苗木种植、增殖放流等方式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同时,生态修复行为一方面作为行为人悔罪的表现可以酌定从轻处罚,另一方面有利于认罪认罚工作的开展。
4.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制衣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多元职能协同 企业转型升级
【要 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检察机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综合发挥刑事、民事、公益诉讼多元职能作用,既依法严惩生态环境犯罪,又促进生态环境修复,激励和倒逼企业自发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基本案情】
浙江省桐乡市某制衣公司是一家从事化纤布染色定型加工生产企业,系嘉兴市重点排污单位。2015年上半年至2018年4月期间,该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某和实际控制人陈某某指示或授意污水操作工人,通过在污泥池东南侧私设暗管的方式,将多项指标超标、含有重金属的污泥水越过总排放口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合计排放污泥水4.3万余吨。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该公司在环保设施老化、工业废水无法正常达标排放的情况下,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某和实际控制人陈某某指示或授意污水操作工人,通过减少在线监控系统监测频次,并用人为调制样品替代实际入网污水进行在线监测的方式,逃避环保部门监管,合计排放污水15.8万余吨。
2018年4月13日,嘉兴市环保局人员对该公司的污泥池入管网口、总排放口进行水样采样,后经嘉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所采样品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苯胺类和总锑的含量均严重超过《纺织工业水染物排放标准》限制,其中污泥池入管网口水样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锑含量分别超过限值23.25倍、0.95倍和61.6倍。
【调查和督促履职】
该公司被环保部门立案调查后,相关媒体进行了报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注到上述舆情后,指示桐乡市人民检察院立即介入、及时跟进,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桐乡市人民检察院经初步调查,认为该公司违法排放污泥水的行为涉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18年5月31日进行立案调查。检察人员多次赶赴污染现场,勘查摸清排污走向,对涉案企业、污水处理厂、环保局等单位调取资料共计50余份,涉及3000多页,确保调查取证到位。通过调查还发现,该公司存在私设取水管道偷用河道水的违法行为,非法侵占国家水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桐乡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6月13日依法向桐乡市水利局发送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追回水资源费70000余元,挽回了国有财产损失。同时,针对该公司设备老化,处理污水能力不足问题,从综合治理角度出发,向桐乡市环保局发送检察建议,要求环保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督促该公司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2018年7月13日,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对该公司偷排污泥水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鉴定,确认该公司偷排的污泥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后,造成污水处理厂出厂水质明显下降,导致进入钱塘江的COD和氨氮的含量分别增加了97.38倍和6.44倍,加重了纳污水体污染,造成生态环境损失830560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8年7月19日,桐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在《检察日报》刊发诉前公告,督促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
2018年12月19日,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就该公司污染环境案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指控该公司、陆某某、陈某某构成环境污染罪,同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请求判令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830560元,鉴定评估费100000元。
2019年3月14日,桐乡市人民法院判决该公司犯环境污染罪,并处罚金50万元,陆某某、陈某某犯环境污染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和两年三个月,各处罚金10万元,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该公司和被告当庭服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和鉴定费共计930560元已全部缴纳到位。另外,通过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督促协调,在该案开庭前,该公司投入800多万新改造的环保设施已上线运行,排放污水通过环保检验达标,并重新投入生产。
【典型意义】
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长三角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等方面先行示范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桐乡市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重要一员,与其它城市共同承担着保护长江经济带良好发展的重任。本案中,检察机关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综合使用多项检察职能,既依法严惩生态环境犯罪,又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同时促进生态环境修复,保护了长江重要支流钱塘江的水体环境。同时,积极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针对该公司环保设施老旧,亟需升级改造的情况,会同环保部门督促企业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设备。最终,促使该公司投入800多万元升级改造环保设施,确保污水排放达到环保要求,不仅解决了企业多年的污染问题,而且推动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实现了绿色可持续发展。
5.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诉蔡某某等人倾倒固体废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倾倒固废 多方联动 调解结案
【要 旨】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完全实现的,可以调解结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系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的单位,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6年7月,该公司副总经理蔡某某为解决本单位烧结料压库问题,在明知方某某无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单位1800吨烧结料交由其处置、利用。方某某明知王某某无处置危险废物资质,仍将该1800吨烧结料交给王某某处置、利用,王某某将其运送至铜山镇振发选矿厂。后应该选矿厂厂主要求,王某某又安排吴某某将涉案烧结料倾倒至铜山镇前山排土场处。此后,烧结料一直堆放在铜山镇前山排土场,致使该处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直至案发,涉案的1800吨烧结料和被污染的594.88吨土壤才被依法处置。经生态环境部南京科学研究所鉴定,该烧结料为具有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为依法认定及处置上述固体危险废物、修复被损害的环境,共发生鉴定费及应急监测、应急清运、应急处置、环境修复等费用408.14225万元。
【调查和诉讼】
201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环保督查组对铜陵市郊区铜山镇现场督查发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山矿业公司前山排土场露天堆放大量不明固体废物,现场未采取防止污染环境措施。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郊区铜山镇前山排土场90余吨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过程中,发现了本案的1800吨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线索,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侦查;该院经审查认为王某某等人倾倒的有毒有害固体废物量较大,涉嫌污染环境犯罪,后果特别严重,遂于2018年7月20日向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发出《通知立案书》,该局于同年7月23日对该案予以立案侦查。郊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勘查现场,与公安机关共同讨论分析案情,提出侦查方向建议等方式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及时将该案件线索录入统一业务办案系统,进行相应调查取证后就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在刑事案件调查的事实基础上,主动与公安部门等单位沟通协调,调取查阅相关资料,重点引导围绕本案造成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省、市两级院还专门派员到铜山镇实地指导案件办理,现场解决基层办案人员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律适用和调查取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019年4月,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制作《起诉书》、《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诉至郊区人民法院,检察机关指控蔡某某、方某某、王某某、吴某某四名被告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同时对蔡某某等四人、该公司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五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连带承担因本次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产生的鉴定费以及应急监测、应急清运、应急处置、环境修复等费用,共计408.14225万元。
2019年6月6日,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主持召开庭前会议,会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五被告均表示已认识到自己违法倾倒危险固体废物的社会危害性,对检察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全部认可,向检察机关履行了全部赔偿费用408.14225万元,当庭道歉并在《安徽经济报》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该公司还出具了道歉信。郊区人民法院依法出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求在庭前即得以全部实现。现该案全部赔偿费用已支付给有关单位,用于生态环境修复。
2019年7月23日,郊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对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四被告人一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部分被告人对刑事判决不服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二审正在审理中。
【典型意义】
多方联动,合力促进环保督查问题有效整改。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与刑事侦查、刑事检察和司法审判联动,形成工作相互结合、相互贯通,实现办案信息资源共享、监督措施联动增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本案中,中共中央办公厅环保督查组检查发现问题线索移交本地行政机关后,辖区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与行政机关联系,调查了解相关情况,与行政机关达成共识。同时在办理、审查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新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后,及时予以立案监督、引导侦查,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方向调取有关证据,审判机关依法调解,共同促进了该案的成功办理。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联动发力,既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犯罪、又有力保护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合力促进了环保督查问题的科学解决。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调解结案,为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有益途径。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具有效率高、社会风险小、节约司法资源等优势。本案中,在庭前会议时,五被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认可,使得本案具备了调解的基础。法院依法确认了五被告倾倒危险固体废物的违法事实及其全部履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请求的义务和事实,并出具调解书,公益诉讼请求于庭前全部执行到位,使得生态环境损害得到及时有效救济。
6.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宁波某贸易公司等进口“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洋垃圾 重大环境污染风险 跨区域管辖 专家辅助人
【要 旨】
通过跨区域取证、运用专家辅助人、委托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固定证据,明确涉案“洋垃圾”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污染风险,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洋垃圾”无害化处置费用,消除“洋垃圾”污染风险。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被告宁波某贸易公司、被告黄某某在明知铁渣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通过制作虚假报关单证的方式进口铁渣163余吨。这些固体废物被上海海关查获滞留港区,无法退运,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安全。2018年9月1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3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被告宁波某贸易公司、黄某某均因走私废物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从刑事案件中获取该线索后,认为涉案固体废物含有大量危险性重金属,属国家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入境后如不进行无害化处置,将会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污染,遂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调查。
【调查和诉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为了查清案件的被告范围、铁渣的处置方式和处置费用等问题,分别走访了上海海关、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等多家单位。邀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协助办案,以证明“洋垃圾”存在环境污染风险;委托第三方上海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和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确定涉案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和处置费用。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于2019年4月28日发出公告,督促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依照法律有关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限届满后,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未起诉;于2019年6月27日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两被告连带偿付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费用人民币110余万元。
2019年9月6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并认定,两被告在明知铁渣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分工合作,进口铁渣造成了环境污染的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当庭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现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上海首例“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两被告通过伪报的方式将“洋垃圾”引入国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洋垃圾”中提取有限的可回收利用物牟利,造成了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通过本案,一是可以让污染者承担处置费用,避免由国家财政处置境外固体废物;二是通过个案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告诫企业不做非法“洋垃圾”贸易。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需要一体化的司法保障。非法进口、运输、利用“洋垃圾”所产生的环境风险将影响长三角地区,具有跨行政区划特性。本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办理,是跨区划公益诉讼一体化协作机制的有益尝试,为办理跨区化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有益经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运用专家辅助人协助办案、委托第三方确定处置方式和处置费用等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案件的成功办理,开阔了办案人员的思路。
7.江西省新余市石山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养殖污染 指定管辖
【要 旨】
针对跨流域、跨区划违法排污的较复杂情形,检察机关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由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通过跨区域协同合作,借助科技“外脑”,向当地行政机关发出跨行政区划检察建议,并跟进监督及时消除污染源,保护长江经济带环境安全。
【基本案情】
仙女湖流域的孔目江上承白枚河、石牛滩水库、石山水库的来水,下接风景如画的仙女湖旅游区,是江西省新余市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其上游的石山水库地处新余市分宜县和宜春市上高县交界处,归分宜县管辖。石山水库禁养区周边隶属于上高县管辖的旺某生猪养殖场和曹某某生猪养殖场存在粪便、污水直排问题。其中,旺某生猪养殖场紧临石山水库,2007年建成投入使用,面积2369.37平方米,猪舍8间,存栏生猪700多头,年出栏生猪数千头,设有三个排污口,直接向石山水库排放污染物。曹某某生猪养殖场在石牛滩水库的集雨区内,面积2630.77平方米,2008年建成投入使用,猪舍9间,存栏生猪700多头,年出栏生猪数千头,设有四个排污口,其中一个排污口直接向山下排放生猪粪便、污水,流入山下的水塘排向附近农田;另三个排污口向山沟排放的生猪粪便、污水,通过泄洪道流向70米外的石牛滩水库。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开展仙女湖及上游流域生态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该生态环境污染情况,并将案件线索指定由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管辖。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调查发现,两家生猪养殖场长期直接排放动物粪便和污水至位于新余市分宜县高岚乡西坑村的石山水库,并向下游扩散,导致水环境污染。经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两家生猪养殖场污染物进行取样检测,显示“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等四项指标严重超过国家标准。
为确保诉前检察建议的质效,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邀请南昌大学公益诉讼领域专家召开案件研讨会,并就环境保护、畜禽养殖、水源地保护等方面专业问题,分别向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农业厅进行咨询。2019年3月1日,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邀请省人民监督员共同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上高县环境保护局、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加大对畜禽养殖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审批管理、日常监督检查和执法监管,切实加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有效防止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
上高县环境保护局、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先后向两家猪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两家养猪场在一个月内整改到位。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对全县禁养区猪场拆除工作进行了多次督查,开展了限(可)养区养殖场摸底调查工作,指导规模化养殖场实施雨污分流、粪污资源化利用;开展了禁养区已拆除猪场建筑垃圾及粪污情况抽查;拆除小(二)型以上水库及锦江主要支流禁养区猪场400户,拆除面积20.7万平方米;做好全县规模畜禽养殖场登记备案工作,全面推动上高县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提速增效。2019年4月17日,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对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回访发现,两家生猪养殖场已被拆除,猪舍拆除建筑垃圾已被清理,养殖场原址还进行了补植复绿保护。至此,石山水库污染源已被全部清除,诉前检察建议得到充分落实,取得实质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中,仙女湖流域的水环境污染由于跨流域、跨行政区划等原因,历时十余年,长期未能整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江西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通过个案指定管辖的方式探索由铁路运输检察机关办理跨区域案件,解决跨流域、跨行政区划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在短时间内促进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以点带面,促成全面治理的良好局面,形成“办理一案、带动一片、影响一面”的示范效应。
8.湖北省宜昌市长江岸线林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长江岸线林地保护 跨区域案件 指定管辖 刑事与行政法律责任关系
【要 旨】
行政相对人破坏环境资源承担了刑事法律责任,并不能免除其行政法律责任。行政执法部门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线索移送刑事侦查,仍需继续履行其他监管职责,以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对于多个基层检察机关均有管辖权的,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相关情况,从有利于执法办案、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确定管辖的检察机关。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至2017年3月,湖北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黄某、项目负责人徐某在未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宜昌市枝江市白洋镇易顺矿业码头旁长江岸边占用林地开挖砂石,平整土地,建设堆货场扩充码头,造成39.708亩林地严重毁坏。该码头系2010年1月21日湖北易顺矿业有限公司与枝江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建设,但一直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因2013年4月1日起白洋镇由枝江市划归宜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整体托管,该违法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监管。2017年3月20日,宜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高新区综合执法局”)针对违法毁林行为向行政相对人下达《责令停止林业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未责令该公司恢复被毁林地原状。2018年3月14日,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该公司罚金人民币20万元、黄某免予刑事处罚、徐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
【调查和督促履职】
经调查查明,本案违法状态自2013年2月持续至2017年3月,时间跨度较大。同时,违法行为发生地白洋镇原属宜昌市枝江市管辖,2013年4月1日该镇由宜昌市高新区整体托管,而宜昌市高新区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和行政监管职能的划转。此外,违法行为人毁林占地是为了违法扩建码头,而该码头因未按期完成非法码头规范提升治理任务、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已被列入国家、省非法码头整治专项重点督察对象,本案还涉及到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整治问题,需要原准予建设码头的枝江市政府主导、长江航道管理局宜昌分局等多个部门协助配合整治。由于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负责管辖宜昌市高新区的公益诉讼案件,长江航道管理局宜昌分局又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按照相关规定,枝江市人民检察院、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均对本案有管辖权。考虑到如何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更快更好地恢复受损公益,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宜昌市市联办《关于推进湖北易顺矿业有限公司丁家沟码头整治工作的会议纪要》([2018]3号)文件精神,决定由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全部补植复绿或恢复自然岸坡等‘复绿到位’工作”的主要责任单位宜昌市高新区综合执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其他基层院配合调查取证。
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后认为,在行政相对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除行政拘留和罚款的行政责任可被刑罚折抵外,其他行政法律责任仍应承担。而本案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未责令相对人恢复被毁林地原状,仍构成行政不作为。2018年4月28日,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向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职,责令相对人恢复被毁林地原状。
同年5月3日,按照“谁批准谁管理”的原则,枝江市人民政府根据《关于限期完成全省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任务的紧急通知》(省联席办发[2018]6号),对涉案码头进行了强制拆除并清场;同年6月28日,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对检察机关作出回复,称“高新区成立了林地复绿工作领导小组,聘请设计院编制了复绿方案,选择某园林公司实施修复,截至同年6月15日,已完成被毁林地修复工作”。
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被毁山体陡坡改缓坡,铺网覆盖并播种草籽,复绿区域换土、种植苗木,修复植被处于养护期,但仍有部分被毁林地未修复,行政机关也未要求相对人承担修复费用。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1月21日,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向三峡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认为高新区综合执法局未对违法行为人作出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决定,而是利用国家财政植树复绿,属于不依法履职,请求判令该局对行政相对人损毁林地的修复工作继续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庭审中,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辩称:该局已作出《责令停止林业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且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已对涉案当事人作出刑事判决,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不宜再对该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请求法院驳回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2018年12月28日,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违法行为人虽因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其继续承担被毁坏林地限期恢复原状的责任。因涉案被毁坏林地至今尚未完全恢复,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在违法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后,仍应继续履行包括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在内的法定职责。因此,判决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行政相对人损毁林地的修复工作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在判决执行过程中,因被毁林地被政府纳入长江干流沿线统一生态治理范围,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向该公司及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责令该公司、徐某于2019年4月30日前在宜昌市高新区白洋镇范围内,分别异地复绿20.592亩、19.116亩,并指定由第三方机构验收。目前,“异地复绿”已通过验收,栽种的各类苗木均已成活;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的被毁林地修复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裸露的林地、山坡已全部被植被覆盖。
【典型意义】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时,明确提出要把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检察机关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紧围绕长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本案中的被毁林地位于长江岸边,在涵养水源、水土保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一旦林地被毁坏,需要及时修复植被,方能有效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因此,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既要打击相关环境犯罪,更应当注重环境的修复治理。该案的成功办理,厘清了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与全面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关系,使行政机关充分认识到不能简单以移送犯罪处理代替环境保护行政监管职责,为检察机关把握此类案件发出诉前建议的条件、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以及在涉及多个检察机关均有管辖权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如何提高效率更快更好修复受损公益,提供了范例。
9.湖南省长沙市柏家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检察一体化 综合治理
【要 旨】
就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发挥全市的检察监督力量,督促和凝聚全市两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力量,共同、全面、综合治理好城市环境污染给全市数百万居民的饮用水源带来的危险,消除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环境污染顽症。
【基本案情】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靳江河入湘江口处的柏家洲,对面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洋湖湿地公园,东毗湘江桔子洲头。本世纪初柏家洲纳入经济开发区洋湖片区,洲上居民陆续将户口迁回等待拆迁补偿,逐渐形成了生活、捕鱼、餐饮娱乐活动区。2016年湖南省政府将柏家洲整个洲岛划入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洲岛距离第三、第八水厂取水口200余米。岛上存在建筑123处,其中违法建筑83处,无证铁质餐饮船5艘,商业快艇2艘,木质渔船26艘,餐饮店23家,柏家洲上的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湘江、船舶航运捕鱼、水上餐饮娱乐等活动污染了饮用水水源,直接威胁到全市数百万市民饮用水安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区两级的地方海事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城管与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局等相关行政机关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形。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7年10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与省环保厅组织的全省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排查整治专项督查中发现线索。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湘江饮用水源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以市院为主办,涉及一江两岸的三个区院参办、合办,两级院联动,整合精干力量成立“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专案组,形成全市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机制,市院检察长任组长、主管副检察长任副组长,亲自承办案件,听取案情汇报,研究讨论案件,亲自巡江、登岛调查取证。两级院检察长主动出面与市、区党委、政府积极汇报、沟通,争取理解、支持,有效推动了市政府两次召集全市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整改推进会。同时,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对长沙市地方海事局、岳麓区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5月22日、9月6日分别立案调查,市院于8月22日向长沙市地方海事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海事部门依法全面履行内河交通安全监管职责和行政执法监管职责,依法处理停泊经营船舶。市海事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组织了市渔政、岳麓区交通、洋湖街道等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船舶停靠处置行动,并邀请检察机关派员现场监督。前后共出动执法人员90余人,执法船舶4艘,将6艘木质船和2艘游艇强制拖离柏家洲。对因客观原因无法拖离的5艘铁质船舶,协调岳麓区交通局、柏家洲搬迁指挥部,将铁船处置纳入到搬迁补偿方案中,对船主依法补偿后,自行拆解处置。
两级检察机关为促进综合解决柏家洲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问题,在及时跟进监督整改的同时,多方沟通协调市、区两级政府和湘江新区行政机关,共同促进全洲岛整体搬迁。2018年7月19日,岳麓区委、区政府成立柏家洲环境整治搬迁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指挥部,制订整体搬迁方案,落实全岛搬迁工作,湘江新区则出资1.8亿元支持洲岛居民的搬迁。岳麓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协调督促岳麓区城管执法局积极履行违法建筑的监管职责,促进岳麓区城管执法局积极参与到搬迁指挥部组织的6次大型拆违行动,在2个月内将处于国家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84处总面积20417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全部拆除,岛上100多户居民得以依法安置,使柏家洲全岛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最终实现了柏家洲土地退林、居民搬迁、全岛封闭防护、环境生态修复等多方共赢的格局。
【典型意义】
本案事发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区范围内的湘江地带,关系到民生民利的饮用水源保护,又系多年历史遗留问题,涉及湘江新区、市环保、海事、住建等部门和区政府及其相关行政部门,社会关系复杂。长沙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力求和谐解决环境整改问题,既要考虑案件的效果,又要考虑问题解决的社会效果,以达双赢、多赢、共赢的和谐目标。两级检察机关充分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灵活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职能部门积极履职,并积极向区委、政府汇报,通过区委、政府沟通协调平衡各行政部门的权、责、利关系等方式积极参与和帮助政府排忧解难,促成两级政府解决了长期困扰政府的社会综合矛盾。本案的成功办理, 一方面服务了湖南省“一湖四水”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长沙市“碧水蓝天保卫战”等中心工作,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政府的柏家洲岛民搬迁等问题;另一方面彻底消除了长沙饮用水污染源的威胁,确保了长沙数百万市民的饮用水安全,守护了湘江生态环境资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了检察力量。该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的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并作为典型案例列入了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军检察长的检察工作报告。市、区两级政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10.四川、贵州跨省协作保护赤水河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违法排污 流域治理 跨省司法协作
【要 旨】
跨省协作共同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安全,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着力破解“上下游不同行、左右岸不同步”的治理难题。
【基本案情】
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位于古蔺县太平镇团结村九组的赤水河畔,主要生产酱香型白酒,年产量5000吨。该公司因未建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其酿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及厂区生活污水需要通过管道排入自建的污水中转站经过罐装收集后,再用车辆转运至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罐装污水收集设施由两个容量分别为1.5吨的金属储存罐和管道组成。自2018年8月以来,古蔺县某酒业公司在污水收集及中转过程中,因污水储存罐容量有限,加之排污管道年久失修、管道堵塞致污水回流及漏水,部分污水通过小溪沟流入赤水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3月19日,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检察院在赤水河川黔两省界河段实地走访时发现,古蔺县辖区内的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向赤水河违法排污,遂依托两地会签的赤水河流域跨区域协作机制,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古蔺县人民检察院。
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收到习水县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后,及时组织办案人员前往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污水中转站实地查看,发现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污水中转站建在距离赤水河约25米的河边,污水正从污水中转站排污管道闸门及接口处溢出流入赤水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随即对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泸州市古蔺县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员及当地群众进行了走访调查,并查阅、调取了相关文件资料。通过调查核实,证实自2018年8月以来,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因污水收集中转设施失修导致污水流入赤水河的事实,泸州市古蔺县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环境污染监管失职。
2019年4月2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泸州市古蔺县生态环境局提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对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违法排污行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责令彻底改正;要求对该公司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工进行环保教育。
泸州市古蔺县生态环境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督促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进行整改。主要有:一是在原有两个污水储存罐的基础上新建了污水收集池,安装了回水泵,对在污水灌装转运、设备检修等过程中滴漏和回流的污水进行二次收集后抽回污水储存罐;二是对暂时闲置的阀门等设备加装胶垫并封堵,防止渗漏;三是对污水中转场地上的沟渠和地面全部进行了清理和混凝土硬化;四是将污水中转站周围闲置的管道和赤水河边上的废弃物进行清理拆除;五是对该公司管理人员开展了环保法制宣传教育。
2019年4月17日,泸州市古蔺县生态环境局将整改情况向古蔺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回复。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根据跨区域协作机制将本案办理情况书面回复习水县人民检察院。2019年5月,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中对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污水处理整改情况进行跟进调查,确认已彻底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和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水域,流经川、黔两省六县市,四川省古蔺县和贵州省习水县位于赤水河两岸,隔河相望,两地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会签《关于开展赤水河流域保护生态环境检察工作协作意见(试行)》,共同保护赤水河生态环境,两地依托跨区域协作机制相互移送公益诉讼案件线索6件,成案3件并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件,携手共同解决了赤水河流域污染问题,实现了跨区域河流污染案件信息互通、两岸同步。在本案的办理中,检察机关坚持污染治理与企业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与行政部门沟通协商整改方式,想方设法帮助四川省古蔺县某酒业公司在未停业停产的情况下高效及时解决污水排放泄露问题,整改后企业污水处理成本大幅度下降,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为生态资源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案件办理提供了范本。
11.贵州省沿河县乌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违法排污 跟进监督 支流责任
【要 旨】
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就诉前检察建议回复正施工整改的,进行跟进监督。对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和修复被侵害公益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贵州省沿河县夹石镇夹石中学及周边的生活污水和粪便直接排入乌江,对乌江水生态环境、下游饮用水源水质造成严重污染,产生的恶臭气体及蚊蝇严重影响夹石中学3000多师生及周边群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间长达4年之久。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8年初,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乌江环境保护巡查中发现该案线索。经调查发现,2013年12月17日,江西某公司从沿河环源环保公司中标承建“沿河夹石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后,将夹石中学原男厕所拆除用于修建提升泵房污水收集池。后因施工设计等原因而中途停止建设,致使学校及周边居民大量生活污水和厕所粪便直接排入乌江。又由于该污水收集池处于露天状态,产生强烈的恶臭气体和严重的蚊蝇影响。2018年2月1日,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向沿河县环境保护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并责令违法人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2018年3月20日, 沿河县环境保护局回复称正在施工整改。沿河县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后发现,沿河县环境保护局既未对上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和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乌江沿河夹石段水生态环境和周边居民生活环境持续遭受侵害。期间,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委托贵州大学环保专家进行现场检测,结果表明夹石中学污水粪便直排乌江后,对乌江水体水质的各项指标均造成了影响,破坏了乌江水生态环境。
【诉讼和执行】
2018年10月8日,沿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德江县人民法院(此类案件由该法院集中管辖)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德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对“沿河夹石镇污水处理厂管网土建及安装与管材采购工程项目”中的环境违法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继续履行对“沿河夹石镇污水处理厂管网土建及安装与管材采购工程项目”环境监管职责。判决生效后,沿河县环境保护局充分认识到公益诉讼的重要意义,成立了以局长为主要负责人的整改专班,落实生效判决,督促和抓好污水处理厂及相关管网的修建和运行工作,确保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乌江。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执行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督促,2019年8月底,沿河县夹石镇污水处理厂、夹石中学及周边地区的污水管网全部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达到了整改效果。
【典型意义】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在长江上游绿色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沿河县人民检察院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强化“支流意识”,担当“支流责任”,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努力为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检察力量。本案的办理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着力解决当前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助推脱贫攻坚,改善人居环境,确保下游人民群众饮水安全,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协调、配合,实现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携手并肩,形成保护公益的强大合力,让长江流域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该案办理的成功经验先后被人民网、检察正义网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12.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小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尾矿渣场处置 三级院联动 综合治理 跟进监督
【要 旨】
检察机关敏锐发掘新闻媒体报道的案件线索,通过深入调查核实、督促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履职,有效推进对小江流域非法采矿、违法堆放废渣及排放废水、违建尾矿库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形成对小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以《金沙江上有“黑矿”》为题报道了东川区小江流域尾矿库污染问题。报道中,央视记者通过现场实地走访、无人机航拍、暗访村民、排污企业以及东川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对东川区小江流域存在的原矿露天堆放、渣场防尘措施不完善、尾矿堆放存在安全隐患及防渗建设不规范、非法采砂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电视媒体曝光。
【调查和督促履职】
媒体曝光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快速反应,于次日将该线索挂牌督办并交转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和东川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当天,两院办案专班在分管院领导的带领下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固定相关证据材料。经调查查明:1.东川区黄水箐尾矿库周围是大面积农田且靠近小江河河道,三号坝坝脚靠山体处浆砌石挡墙出现纵向的裂缝及裂纹,存在泄漏污染隐患,尾矿库外排入河污水未经深度处理直接排入小江河河道,缺乏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测措施,存在水体污染隐患,尾矿库废渣沉淀后的扬散未进行有效控制。2.张家村渣场库内堆渣工艺不规范,临时排水系统不完善,废渣存在扬散隐患,堆渣高度和坡比存在汛期安全隐患。3.板河口弃渣场沉淀池紧邻河道,对小江河存在污染隐患。4.姑庄村个人违法堆放,精矿粉未采取覆盖措施,存在扬散现象;同心村渣料堆场堆放散乱,安全防护不到位,存在污染安全隐患。
针对上述小江流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东川区人民检察院先后依法向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东川分局、区水务局、区自然资源局和区应急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还建议主管部门对小江流域内相关企业的所有矿堆场、渣场、尾矿塘等进行全面排查,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同时,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东川区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环境污染隐患负有监管和综合治理的主体责任,立案审查并依法向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政府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东川区人民政府责令涉事责任主体对黄水箐尾矿库、张家村渣场、板河口弃渣场、姑庄村堆矿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并及时督促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执法检查,定期联合执法,形成合力,持续加大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监测评估及综合治理的统筹领导,确保环境保护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职尽责,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整体效果。
案件办理过程中,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东川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向党委、政府报告相关情况,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东川区委、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统筹,持续有力推动解决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同时以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和区长同任组长,各相关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东川区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在对东川区小江流域存在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生产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摸排调查的基础上,列出问题清单和时间表逐项进行整改落实。市生态环境局东川分局、区公安局联合执法,先后传唤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23人,对非法处置(堆放)有毒有害物质和停止运行环保设施的14名相关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为巩固整治效果,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对被监督行政单位的回复整改情况逐一进行实地查验,并继续跟踪监督。目前,东川区小江流域尾矿库污染问题的整治已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对黄水箐尾矿库三号坝体上的裂缝进行了加固修缮,同时在裂缝处的外墙上加固修建了新的坝体,防止尾矿库泄漏的危险,及时解决污染隐患;二是四方地张家村尾矿库渣场内采取了覆盖防尘网、定期喷洒等措施进行防尘,渣场下也全部覆盖了防渗材料,加固修缮了集液池,避免污水直排河道,对水体造成污染;三是东川区环保部门在临近小江河的尾矿库排污口处设置了实时在线监控设备,对排放的污水水质进行实时在线监控,确保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安全排放标准,保障水环境安全;四是在临河建设的尾矿堆渣场河道边修建了坝墙,在原来的堆场处进行了覆土种植;五是关闭拆除了28家非法采砂厂,同时责令辖区内的企业停止违法违规行为,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予以限期整改。东川辖区内各企业基本停止了不同程度破坏环境的行为,一些大企业正投入资金进行环保整治,小江河的整体水质得到较大改善。
【典型意义】
东川区曾以“天南铜都”闻名于世,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产铜基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流经东川的小江河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境内全长25公里,是河道沿岸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因河道两岸的企业采矿工艺老化和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企业的尾矿库违建、尾矿废水废渣直排小江河、固体废物沿河随意倾倒以及长期无序非法采砂等问题突出,导致小江流域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风险突出。本案是全省检察机关三级院联动,在“一体化”办案机制下,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与东川区党委、政府就东川小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形成合力,推动建立了小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同时,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和持续跟进监督,也促进了东川区经济发展模式从“一铜独大”向“多点支撑”的转变,为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了检察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诉讼服务工作安排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诉讼服务工作安排的公告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诉讼参与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诉讼工作有序开展,现就疫情防控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诉讼活动、诉讼服务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原定于1月31日至2月2日的开庭、询问等诉讼活动和来访接待等诉讼服务一律延期,时间另行通知。
二、疫情防控期间,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对相关案件采取延期开庭等措施。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疫情防控不能按期参加庭审、询问的,可以依法申请延期。
三、疫情防控期间,法律规定可以书面审理的和各方当事人均同意书面审理的案件,优先书面审理。
四、疫情防控期间,优先电子递交诉讼材料、电子送达诉讼文书。(电子递交诉讼材料的,可以发送至“书记员姓名全拼@court.gov.cn”。例如,书记员为张三,则电子邮箱地址为zhangsan@court.gov.cn。不明确书记员姓名的,可以发送至ipc@court.gov.cn。)
不便电子递交的诉讼材料,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寄交(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3号楼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邮政编码:100160)。
五、疫情防控期间,所有人员进入法庭办公区、审判区,均须佩戴口罩,并配合相关检查、询问、登记。
六、疫情防控期间临时咨询电话:010-67558832。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2020年1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16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16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深度贫困地区法院检察院人才培养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贫困地区法院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针对贫困地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聚焦补齐干警能力短板,深入实施分类分级培训。一是加大对贫困地区法官的培训力度。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各类示范培训班分配参训名额时,注重向基层法院特别是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倾斜。结合西部及贫困地区法官培训需求,2018年、2019年先后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官、“两援"地区法官、“两援"地区法院领导干部、西部地区法院初任法官等举办12期培训班,累计培训干警近1000人。2018年,国家法官学院受西部边远贫困地区法院委托举办了11期培训班,培训西部地区法院干警2300余人。二是开展基层法官全员轮训。制定印发《关于开展基层法官轮训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高院在2016至2018年将全体基层法官轮训一遍。2018年底,全国基层法官轮训任务圆满完成,包括贫困地区基层法官在内的21.7万人次参加培训,基层法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三是开展教育培训对口支援。结合西部地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坚持每两年组织一次讲师团赴西部地区法院巡回授课活动,通过专题讲座、面对面交流答疑、调研座谈等形式加强对西部地区法院尤其是贫困地区法院干警的业务培训。2013年以来共组织3次巡回授课,西部地区法院干警参训听课近30万人次。同时,北京、上海、江苏等东部地区法院通过送教上门、委托培训、帮助建设网络培训平台等形式,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法院的培训支援。四是开展人才对口支援。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推行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东西部地区法院之间法官的挂职锻炼、交流任职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和东部发达地区法院定期接收一定数量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法院法官挂职锻炼,帮助提高这些地区基层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五是加强培训信息化建设。在组织集中脱产培训的同时,大力推广网络培训,研发开通“中国法官培训网",建立干警在线学习精品课程库,方便边远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干警根据个人需求,随时进行自主学习。
通过上述针对贫困地区基层法院人才培训培养方面措施的实施,贫困地区法院人才队伍整体能力素质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受历史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深度贫困地区法院干警的司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吸收您的建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政策支持,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审判业务示范培训班的名额分配上,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法院倾斜,同时,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干警实际需要,增设相应专题培训班次;筹备组织第九次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巡回授课活动,选派法院系统审判业务专家和资深法官,到西部边远贫困地区法院与干警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培训和座谈交流,并将巡回授课课件免费提供给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法院干警学习;指导相关高院定期组织辖区深度贫困地区法院干警到上级法院挂职学习,全面提高贫困地区法院干警司法理念和法律政策运用能力,提升贫困地区法院审判工作质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8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81号建议的答复
阎建国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书作用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教育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食品安全重于泰山,未成年人的食品安全更应予以特殊保障。您提出发挥检察建议书作用助推校园食品安全的建议,体现了人民代表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我们将认真研究您的建议,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等作用,推动校园食品安全整治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校园安全突出问题,向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高检建〔2018〕1号)。在检察机关和教育行政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检察建议的效果不断显现,并辐射到了包括校园食品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如,湖北省十堰市检察机关在监督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保护专项行动,联合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地走访辖区内学校,就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安全责任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就落实食堂管理制度、做好卫生清洁、完善进货台账等方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到位。同时,跟踪监督检察建议落实落地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被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从立法层面助推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建立。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是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之一。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问题,2020年共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833件。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加强联系配合和制度建设,与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1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在线索移送、立案管辖、调查取证、诉前程序、提起诉讼、日常联络、人员交流等方面形成了协作意见。
下一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以贯彻落实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契机,依法充分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职责,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办案等各种手段,加大对危害校园食品安全行为的打击力度,督促有关部门加强食品安全检查监督,切实保障校园食品安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关于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守护行动,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您建议,要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学校食堂管理机制,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提出19项食品安全监督工作重点,聚焦校园周边、网络餐饮、食用农产品等食品生产销售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注重以个案办理推动行业和区域相关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整治一片,教育引导社会面"。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把线上线下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自2021年5月起至2022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解决未成年人保护的普遍性、系统性、源头性问题。其中,校园食品安全等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重点领域的治理是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
教育部也围绕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守护行动。2019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解决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问题整治方案》,建立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长效机制;2020年6月,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2020-2022年)》,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二是将食品安全管理纳入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明确要求各地和学校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做好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等工作,严格落实食品操作规范。三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学校食品安全、复课复学后校园食品安全及夏季学校食源性疾病防控工作。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对包括校园食品安全在内的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重点领域的治理,推动解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题。教育部也表示,将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贯彻落实相关规定,持续推进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确保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614号(政治法律类3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614号(政治法律类336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提案》收悉,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意见,现答复如下: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其中第八十五条第二款增加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海上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处理海上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不宜将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刑民交叉案件六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刑民交叉案件六大典型案例
(2019年7月11日)
一、俸旗公司诉辽宁储运公司、谷物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二、李晶诉温颜擎、邢野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三、潘强与金卿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四、叶文宇、毛福林等涉嫌骗取贷款案
五、洪聪聪诉曹正林、杨翠龙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六、徐盼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卡纠纷案
六大典型案例
01
俸旗公司诉辽宁储运公司、谷物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案外人杨一、黄建、崔杨、李旗等分别与谷物公司、俸旗公司签订《欠款确认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将其对谷物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俸旗公司。2014年6月4日,俸旗公司(质权人)与谷物公司(出质人)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谷物公司以自有玉米145400吨作价3亿元人民币提供质押担保,用以担保前述借款本息的履行。同日,俸旗公司(质权人)、谷物公司(出质人)、辽宁储运公司(监管人)共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后辽宁储运公司向俸旗公司出具了《收到质物通知书》,明确告知已收到质押物145400吨玉米。6月9日,辽宁储运公司收取了150万元监管费。2014年7月,因谷物公司未能履行还款义务,俸旗公司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行使质权并出具《放货通知书》,要求辽宁储运公司办理对质押物145400吨玉米的提货手续,但辽宁储运公司未能向俸旗公司提供质押物。俸旗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谷物公司清偿欠款及逾期利息、处置质押物,所得价款俸旗公司优先受偿。并要求辽宁储运公司就谷物公司所欠债务在3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谷物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有文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现被羁押于吉林省新康监狱。刘有文在被讯问中自认:其与俸旗公司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后未依约向俸旗公司提供质押物145400吨玉米;俸旗公司、辽宁储运公司对质物145400吨玉米自始不存在是知道的。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偿还的本金,俸旗公司主张26320万元中本金20800万元各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支持。对于利息可依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确定。根据刘有文的自认等,证实涉案质押的玉米并不存在,《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中所涉质权未依法设立,俸旗公司无法享有处置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对此诉求,不予支持。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辽宁储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因大连谷物公司系主债务人,辽宁储运公司为监管人,依据公平原则,辽宁储运公司应在谷物公司不能偿还俸旗公司债务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即应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因监管的质押物当时作价3亿元,所以其应在3亿元范围内对谷物公司不能偿还俸旗公司债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辽宁储运公司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主张俸旗公司知道涉案质物自始不存在,应自行承担责任。同时认为因谷物公司虚假出质构成犯罪,本案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从动产质押监管的角度分析,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通过债权转让而形成,担保法律关系是通过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形成,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债权人、质权人俸旗公司及债务人、出质人谷物公司。另一个是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合同依据是《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合同主体为委托人俸旗公司及受托人辽宁储运公司。审理动产质押监管纠纷的主要法律关系依据是俸旗公司与辽宁储运公司基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形成的合同关系。谷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是否基于借款及担保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与本案审理的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并无同一性,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辽宁储运公司关于本案因大连谷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谷物公司、俸旗公司与辽宁储运公司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均有过错,对所造成的损失均应承担责任。二审法院改判辽宁储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谷物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俸旗公司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另一个是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和俸旗公司、大连谷物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不仅主体不同,权利义务关系不同,而且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
02
李晶诉温颜擎、邢野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06年11月,邢野、温颜擎、申海霞以大连桦源公司名义与欣桑达公司签订《合同协议》,骗取欣桑达公司、李晶(欣桑达公司法定代表人)943万元,后法院判决三人犯合同诈骗等数罪。经追赃返还李晶一台奥迪车价值60万元。温颜擎为取得李晶谅解,与李晶达成赔偿500万元赔偿协议。但刑事判决中返还的赃款赃物,以及温颜擎与李晶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的款项尚不足以弥补李晶因该《合同协议》而遭受的损失。现李晶以温颜擎、邢野、沈伟刚、申海霞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
生效民事判决认为,邢野、温颜擎、申海霞三人行为性质属于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其应当返还财产并赔偿因其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根据该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相关损失。追缴与责令退赔在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上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法院判令邢野、温颜擎、申海霞等赔偿李晶财产损失38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并未注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且追缴财产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情况并不明确、具体。本案刑事裁判退赔、追缴不明确,加之经过退赔、追缴仍不能弥补全部损失,被害人李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相关赔偿,应当予以支持。
03
潘强与金卿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案情简介】
2017年6月15日,被告金卿向原告潘强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40000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2017年7月14日前归还,借款月利率按1%计算;如被告未能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向原告归还本息40400元,被告愿意向原告支付每日借款总金额1%的滞纳金。同日,原告通过银行汇款将40000元款项交付至被告。原告陈述,借款发生后被告未支付过利息及归还过本金。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0000元,利息400元,以及违约金(从2017年7月15日至今的每天400元整)。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潘强与被告金卿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其庭审陈述可认定被告金卿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000元、利息400元,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上述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虽在借条中有约定,但已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该院依法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截至原告起诉之日的违约金为880元。判决:一、被告金卿归还原告潘强借款本金40000元,支付利息400元,并支付违约金880元,共计412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潘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潘强等人涉嫌套路贷有关犯罪,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已于2018年3月16日以涉嫌虚假诉讼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强、朱某。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潘强等人涉嫌套路贷犯罪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启动依职权监督程序,进行了调查和审查,查明事实如下:从2017年3月开始,潘强、朱某恒、朱某根、杜某军、李某5人未经依法注册审批,在越城区财源中心大厦开设了“昊瑞”公司,非法从事小额贷款业务。该公司假借民间借贷,针对本地人只需要身份证贷款,向不特定人员放贷。通过向受害人收取保证金、平台费、业务费等虚高手续费用,并在贷款中直接扣除第一期还款本息,随后以潘强个人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大幅虚增借款数额的借条,并要求被害人写下还款承诺书,以此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受害人如果逾期不还,潘强会凭借虚增金额借条、还款承诺书等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往往因为在案前受到胁迫,只能在审判阶段完全“承认”借款事实。目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对潘强、朱某恒、朱某根以涉嫌虚假诉讼罪批准逮捕。从案件性质上考虑,潘强涉嫌刑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检察机关于2018年5月10日向法院提出抗诉。主要理由如下:原审判决依据原告潘强的庭审陈述及其所提供借条,认定被告金卿欠原告潘强借款40000元。依据公安机关对潘强、朱某等人所制作的侦查讯问笔录,他们均承认金卿出具的借条金额为40000元,但通过收取保证金、平台费、业务费等虚高手续费用、并在贷款中直接扣除第一期还款本息等方法后,金卿实际拿到的借款仅仅为26000元左右,原告潘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借条大幅虚增借款数额提出诉讼请求,已涉嫌套路贷犯罪,原审法院支持其请求判决金卿归还40000元借款,显属不当。
法院再审审理后认为,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民事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本案当事人的陈述,本案有疑似“套路贷”之犯罪嫌疑。检察机关目前正在审查起诉中。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93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潘强的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名为民间借贷,实为套路贷犯罪案件,犯罪分子通过收取保证金、平台费、业务费等虚高手续费用,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本案原审原告潘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
04
叶文宇、毛福林等涉嫌骗取贷款案
【案情简介】
叶某某、毛某某、李某某均系瑞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涛公司)、美迪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公司)股东。
2013年1月,美迪公司向北京银行杭州支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并提供了美迪公司与瑞涛公司之间的虚假购销合同。在该笔贷款申请中,叶某某提供了其夫妇所有的某市富春街道富春路一营业房作抵押(2013年评估价1657万)。美迪公司获取贷款后,500万元直接用于公司经营,500万元作为叶某某个人出借给公司的钱款,由叶某某收取利息。2014年1月,叶某某、李某某、毛某某等人以美迪公司以公司名义向北京银行某支行的贷款1000万元到期,需要转贷款,但北京银行明确不予转贷。为此,叶某某等瑞涛公司的股东经决议,利用沈某(系该公司隐名股东,另案处理)在招商银行某支行分管个贷的职务便利,由代毛某某持股的许某某出面,以个人经营性贷款方式向招商银行申请贷款800万元。叶某某、毛某某、李某某代表瑞涛公司向招商银行提供了虚假的公司财务报表和与威通公司的购销合同。招商银行经审核向许某某授信最高额800万元、授信期限为5年的循环贷款,由叶某某、李某某等提供个人担保,由叶某某与其丈夫邵某某所有的富春街道富春路某营业房作抵押(银行贷前评估值1500余万元)。2014年1月22日,招商银行发放贷款800万元。贷款主要用于归还北京银行的贷款。2015年1月贷款到期后,由叶某某具体操作向招商银行转贷800万元。2016年1月贷款到期后,其他股东不愿再提供担保,也未履行担保责任,贷款逾期。同年1月26日,招商银行向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拍卖或变卖抵押物优先受偿。叶某某于2016年4月18日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股东对贷款责任承担而产生纠纷的案件,刑事立案不应成为担保人规避担保责任的手段。叶文宇作为涉案贷款实质上的用款人之一及担保人,对于贷款用途、公司经营情况等具有准确地认知,其将名下房产用于抵押担保系出于真实、自愿,并非受他人欺骗所致,理应承担其相应的担保责任。在本案可通过民事途径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刑事手段就不应轻易介入。
05
洪聪聪诉曹正林、杨翠龙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7年11月3日,案外人方秋良、肖平与被告曹正林之妹曹新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其出借人民币25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同日,肖平又与曹正林另一妹徐国玲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其出借350万元;曹正林为上述两笔借款(以下简称借款1)提供连带保证。同日,肖平向曹新妹、徐国玲(以下简称曹家姐妹)分别转账250万元和350万元;曹家姐妹收款后,立即将钱款如数转账给被告杨翠龙。2018年1月12日,原告洪聪聪与曹正林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洪聪聪为曹正林提供借款600万元(以下简称借款2),被告杨翠龙、万耀平提供连带保证。同月16日,洪聪聪由银行向曹正林转账600万元;同日,由曹正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淼升管线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淼升公司)分别向曹家姐妹转账250万元和350万元,曹家姐妹收款后立即将钱款全部转给方秋良,并在汇款时备注“还款”。后洪聪聪因借款2与曹正林、杨翠龙、万耀平产生争议,故将三人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曹正林归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杨翠龙、万耀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借款2合法有效,判决支持原告洪聪聪关于本金和利息等大部分诉讼请求。曹正林等三人不服,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曹正林上诉称,借款1、2的实际出借人都是方秋良,肖平和洪聪聪都是方秋良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杰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初公司)的员工。借款1的实际用款人也不是曹正林而是杨翠龙,借款1已经由杨翠龙陆续归还完毕,方秋良于2018年1月16日转给其的600万元,是根据方秋良的要求,其拿出自有资金600万元,依次经由淼升公司打给曹家姐妹,曹家姐妹打款给方秋良,然后方秋良再将上述款项还给自己。其之所以与洪聪聪签订涉案协议,是为了给杰初公司平账之用。故曹正林从未拿到过任何钱款,借款2乃其受到欺骗签订的虚假合同。
二审期间,二审法院分别召集双方当事人、案外人方秋良进行单独谈话。各方在关于“借款1是否已经归还”、“借款2是否实际发生”、“涉案协议的真实用途”、“曹正林是否具有真实的借款意愿和需求”等关键问题的表述上存在明显相互矛盾和推诿之处,针对诸多细节的描述亦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二审法院由此认定,本案存在相关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民间借贷之名,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借助诉讼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嫌疑,即涉嫌“套路贷”。据此,二审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洪聪聪的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中虽然相关刑事案件还未立案,但二审法院发现该案存在诱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担保”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违约、借助诉讼程序意图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等明显的“套路贷”特征,依职权对此进行了调查和取证。经过与各方当事人的单独谈话,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逐一比对分析,最终认定该案涉嫌“套路贷”,存在诈骗犯罪之嫌疑。根据现有证据,虽无法判定具体诈骗之主体,但此问题无法在该案审理中得以解决,必须依赖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而定,据此裁定驳回起诉。
06
徐盼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卡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1年6月28日,徐盼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北分)申请办理信用卡,并签署相关文件。根据《领用协议》的约定,建行北分负有在约定期限和额度内向徐盼提供资金、保障其账户安全、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义务;徐盼负有按期归还欠款、妥善保管信用卡及信用卡信息、遵循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使用信用卡的义务。后徐盼获得一张信用卡。
2015年11月4日,该信用卡开通账号支付功能并产生两笔消费,分别为4500元、5000元。同日,徐盼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当天11时50分左右,其收到一条95533发送的手机短信,告知信用卡积分可以换钱,其点开短信里面的链接“wap.czcvnn.com”,在页面上下载安装了一个客户端软件,并按照提示操作,输入了手机号码和信用卡卡号和后3位,以及卡片日期。然后手机收到了2条验证码短信,其输入了验证码,被刷走了4500元和5000元两笔款项。因与银行协商未果,徐盼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建行总行、建行北分承担9500元以及利息、滞纳金;且建行总行、建行北分不得将其逾期还款的行为列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不良信用记录。
经备案的建设银行互联网网站网址域名及WAP网站域名均非“wap.czcvnn.com”。涉案信用卡卡面上明确记载该银行的网站域名,徐盼被盗刷前建行北分向其寄送的对账单上亦记载有近期不法分子发短信诱骗客户登录钓鱼网站实施网络盗刷的情况提示、建设银行官方网站网址、手机网页网址等信息。且徐盼陈述其在报案后返回银行营业厅时发现营业厅外LED大屏幕有“网络盗刷”的滚动提示。
法院认为:建行北分作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是本案中的合同主体及因合同纠纷承担责任的主体。涉案《领用协议》合法有效。涉案两笔交易系徐盼未按照《领用协议》的约定进行交易而产生。建行北分已尽到保障持卡人账户安全的义务。因徐盼信用卡诈骗一案仍在公安机关侦查中,徐盼可以待刑事案件侦破后要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徐盼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强调了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与民商事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如果民商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前提,则民商事案件可以继续审理。这一做法有利于及时化解民事纠纷,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2021〕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反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3月16日
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人民法院推进落实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决胜之年。做好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持续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十四五”开好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有力司法服务。现结合工作实际,对202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履行司法改革主体责任
坚持党对司法改革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法院干警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将教育整顿工作与司法改革工作有机结合,以深化司法改革促整顿、抓整改,不断提高队伍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强化改革统筹管理和督察指导。结合前期司法改革“回头看”和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总结评估工作,深入开展改革专项督察和集中整改,确保改革政策精准落地。健全司法改革任务台账管理机制,升级更新在线台账管理系统,推动改革任务项目化、精准化。建立重大司法改革试点审核备案制度,建立专项台账,加强改革试点归口管理。
加大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力度。制定司法改革成效系统性宣传工作方案,挖掘宣传亮点、整合宣传资源、创新宣传方式,营造全社会关注、理解、支持、参与司法改革的良好氛围。探索设立综合性、整体性改革创新评价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全国法院总结提炼改革经验、创新改革举措的积极性。编印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读本、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读本,加强重点改革任务政策解读。持续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工作,为全国法院提供有益借鉴。
二、立足司法职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扣“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后的新任务新要求,以司法手段服务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作用,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完善重大敏感商事案件专报机制,建立金融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强化金融审判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落实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指导下级法院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纠纷案件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制定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制定《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五年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体目标、任务和举措。加快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落地见效,制定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力度,完善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启动第二批涉产权重大冤错案件再审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发布第三批产权保护和企业家保护案例,持续营造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法治氛围。制定并督促落实产权保护2021年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
健全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对表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探索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接轨国际标准的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指标体系。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规划,建立营商环境工作定期会商机制。设立人民法院优化营商环境专家咨询委员会。依托司法大数据,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分析研判机制。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定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制定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制定关于涉外民商事审判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域外法查明等司法解释。健全国际商事法庭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用,推进“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信息化平台建设,完善“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加强海事审判工作,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积极参与海商法修改,提出修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依法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规则制定,深入参与维护国际安全体系和反腐败全球治理,建立健全海外投资经营等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刑事法律制度规范。
加强涉港澳台司法事务工作。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全面平等保护港澳台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商签工作,完善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体系和机制。完善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协助机制,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联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完善港澳台人士担任人民法院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制度,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权利。完善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地区司法高层交流机制。推动建立粤港澳法官常态化审判业务研讨机制。
三、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便民司法制度体系
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健全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落实诉讼服务“一站、一网、一号”通办要求,升级立案、调解、庭审、保全、鉴定、送达等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完善12368热线实质性办事功能。推广执行事务中心建设,搭建一站式执行事务服务窗口。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提升诉讼服务中心实质性解纷水平。完善涉老诉讼服务举措,统筹推进线下诉讼服务制度和设施建设。完善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强化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实质性对接,健全诉前调解自动履行激励机制。深化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调解,健全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设立侨益保护研究中心,有效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编印《中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2015—2020)》《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指南》,交流推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典型经验和实践案例。
推进执行工作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审执分离,优化执行权配置,落实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移送执行与退出机制,修订关于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加强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完善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的协调运行机制。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积极推进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工作,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健全执行规范制度体系。完善全国法院网络拍卖系统和询价评估系统。推动建设刑事生效裁判涉财产执行案件统一信息管理平台。推动建立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总对总”对接机制。
健全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助体系。完善国家赔偿法律适用规范体系,推动国家赔偿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制定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请求时效司法解释,修订整合既有程序性司法解释,调整完善国家赔偿案由和法律文书样式。推进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国家赔偿案件集中管辖机制改革,推动在部分地区开展中级人民法院委赔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进一步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推进司法救助案件化和司法救助决定的有效执行,修改完善《国家赔偿与司法救助案件信息业务规范》,提升司法救助制度法治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
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适时制定出台关于新时代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探索进一步扩大刑事申诉领域律师强制代理的试点范围,推动涉诉信访实质性化解。加大对违法信访行为的制裁力度,总结现有规定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制裁违法信访行为工作办法。
四、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全面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大司法责任制落实力度,解决好改革措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制度机制,修订完善合议庭工作规则。加强审判执行制约监督体系建设,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健全院庭长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工作机制等文件。健全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建立全国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指导各地法院落实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进一步健全案例报送、筛选、发布、评估和应用机制。推动落实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和参考性案例备案机制。推行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制度。进一步优化法律适用分歧的申请、立项、审查和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全国法院法律适用问题专门平台,形成上下贯通、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法律适用问题解决体系。推动各高级人民法院建立本辖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推进类案同判规则数据库和优秀案例分析数据库建设,为审判人员办案提供规则指引和参考案例。
健全法官权益保障机制。全面强化依法履职保护,充分发挥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作用。健全与公安机关的联防联动机制,依法从严惩治对法院干警及其近亲属实施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报复陷害、暴力侵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警因公牺牲的抚恤政策,认真做好“两金”申报、发放和备案工作。
完善法官惩戒制度。进一步健全法官惩戒工作程序,制定《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推动法官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严格区分办案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适时发布法官惩戒典型案例。进一步理顺法官惩戒调查与纪检监察调查、法官惩戒委员会审查程序与纪检监察审查程序的关系,确保权责明晰、衔接顺畅。
五、健全完善人民法院机构职能体系
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制定《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方案》,完善民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改革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工作,制定配套实施办法,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
完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深化内设机构改革,编制最高人民法院机关“三定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实施。出台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相关指导意见,积极稳妥推进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健全专门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优化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布局。推动确立互联网法院的专门人民法院地位。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理顺最高人民法院本部与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国际商事法庭的职能分工与人员安排。推动整合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垦区法院机构,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制定完善总体改革方案,破除“诉讼主客场”现象。
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起草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立法建议稿。总结知识产权法庭三年试点工作经验,研究明确知识产权法庭改革发展方向,做好向中央有关单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试点情况准备工作。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布局,高标准建设好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完善执行转破产机制,继续探索建立府院联动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破产法庭专业审判机构建设,优化升级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推进“执转破”案件的快速审理。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总结推广深圳地方立法经验,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全国立法。深化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划集中管辖机制改革,优化环境资源审判机构设置和布局。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规则,制定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机制和队伍建设,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研究制定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信息专门统计,少年法庭、少年法官单独绩效考核,加强对全国少年法庭工作的指导。
持续推进司法行政管理改革。全面推进落实省以下法院财物统管改革,推动与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台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管改革方案意见。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用管理机制,健全诉讼费用的内部管理和工作流程,确保诉讼费用应退尽退、应收尽收,切实维护和保障当事人与国家财政合法权益。
六、健全完善诉讼制度机制
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强化沟通协调,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有效实施。修订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制定刑事缺席审判和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提出立法建议,从源头上解决缺席审判境外送达难题。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指定辩护制度,制定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优化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会同中央政法委加大推广适用力度,推动嵌入全国政法机关办案系统。研究制定规范刑事申诉立案审查标准的规定。从严规范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制定出台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和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病残孕”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机制,制定关于规范判处监禁刑罚罪犯交付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全面加强统筹管理、对下指导和督察评估工作。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调研,实地了解试点工作推进情况,评估试点工作成效,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总结报告工作。制定关于规范特邀调解名册管理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入册标准和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诉前调解质效。完善小额消费纠纷司法处理程序,鼓励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通过小额诉讼程序实现快速处理。结合试点工作情况,积极推进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研究起草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做好修法的各项准备工作。完善诉讼收费制度,推动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深化行政诉讼制度改革。配合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实现行政案件审判工作重心下移。推进行政案件申请再审机制改革,完善行政申请再审案件受理标准、审查程序和驳回再审申请文书格式,优化行政审判资源配置。深化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探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简化行政裁判文书。优化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程序和规则,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推进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平台建设,加快形成党委统筹、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解行政争议新格局,实现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和源头治理。
深化互联网司法建设。积极推进和有效规范在线诉讼,逐步形成线上线下并行诉讼模式。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在线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构建系统完备的在线诉讼规则体系。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加大前沿司法科技创新和应用力度,完善互联网法院设置模式,调整案件管辖范围,聚焦审理具有确立互联网领域裁判规则的案件,促进互联网空间治理法治化。设立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搭建互联网司法专业化研究平台,推动司法科技与互联网司法、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组织召开互联网司法工作推进会,总结互联网司法工作成效,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互联网司法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主要举措。
七、健全司法队伍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深化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推动实现法官等级择优选升常态化。积极会同中央组织部等推动出台单独职务序列规定、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及等级升降办法。落实法官退休养老金政策,督促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待遇。积极推进司法人员交流机制改革,打破交流壁垒,畅通法院各类人员交流渠道,促进法院人员多岗位培养和锻炼。优化招录专业要求,落实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健全人才培养、晋升机制,切实加强司法行政人员队伍建设。推动完善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积极推动出台法官助理、书记员管理办法,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招录、管理、考核、保障等予以规范。
完善法官选任工作机制。完善员额遴选机制,进一步健全法官遴选的标准、条件及程序。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开展法官逐级遴选工作效果评估,积极推动调整优化法官逐级遴选政策,进一步完善法官逐级遴选的条件。
完善法官业绩考评机制。制定法官业绩考评指导性文件,实现不同业务条线、不同岗位法官的业绩在同一个考评体系下可量化、可评价。
推动完善人民陪审员法配套制度。加强《人民陪审员法》贯彻落实情况督查,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人民陪审经费保障管理办法,研究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的法官指引机制。
八、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
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民法院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推进以云计算为支撑的全要素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云网一体化建设和5G信号全覆盖。加强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办案在途时间,继续推动全国法院数字法庭建设。
加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推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提升办案平台智能化辅助水平,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办案平台升级。以智慧法院大脑建设为依托,集成应用立案风险提醒、电子卷宗自动归目分类、“四类案件”风险识别、类案推荐、法条推荐等知识服务,提升办案系统全流程伴随式审判智能辅助能力。
完善电子档案生成和管理机制。制定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归档方式的指导意见。启动最高人民法院数字档案室建设试点,探索传统载体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副本、电子档案三位一体管理的新模式。
完善司法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机制。提升司法大数据智能化水平,建设大数据平台,形成多源多态数据融合体系,实现数据智能推荐,具备司法数据中台基础能力。加快人工智能引擎建设,推进知识服务在全国法院落地应用。推进区块链中枢建设,着重推进智能合约在审判执行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落地场景,探索实现跨链应用。在全国法院推动以“数字体检”为理念的“数助决策”工作的普及深化,不断夯实提高司法大数据专题研究分析的智能化水平。会同有关高校设立智慧法院研究院,构建智慧法院专业研究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对2021年工作要点落实的统筹协调。各责任单位要把提高方案质量、按时完成任务、抓好工作落实作为重中之重,确保每项任务落实到位。各责任单位要定期梳理汇总任务进展情况,按时填报司法改革任务台账,及时总结分析推进改革任务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下一步工作举措,任务落实和台账填报情况将作为责任单位年终考评依据。牵头单位要与参与单位密切协作,合理分工,形成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严格落实改革任务台账管理和督办督察责任制,加强对各项任务的跟踪督办、改革试点的归口管理,配合中央改革办、中央司改办做好改革任务的督察工作。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报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0〕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人社部发[2017]70号)、《关于妥善处置涉疫情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17号)提出的“加强裁审衔接,统一案件处理标准”“开展类案分析,联合筛选并发布典型案例”等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各地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办案指导力度,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全力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现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请各地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在办案中予以参照。
附件: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一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0日
附件
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一批)
目  录
一、涉疫情类
案例1.用人单位能否以新冠肺炎疫情属不可抗力为由中止劳动合同
案例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劳动者以处于居家观察期为由拒绝提供正常劳动如何认定
案例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支付因工滞留湖北劳动者在企业停工停产期间的工资待遇
案例4.如何理解“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正确发放未及时返岗劳动者工资待遇
案例5.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部分停工停产的,能否按照停工停产规定支付工资待遇
案例6.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复产期间,用人单位是否有权单方面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
案例7.员工借出企业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共享用工”如何处理
二、劳动报酬类
案例8.如何快速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
案例9.培训期间工资是否属于专项培训费用
三、劳动合同类
案例10.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书是否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案例11.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是否应当支付第二倍工资
案例12.用人单位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劳动者是否需承担竞业限制违约责任
案例1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是否有效
案例14.用人单位如何行使用工自主权合法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地点
四、其他类
案例15.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间受开除处分的,原单位能否与其解除聘用合同一、涉疫情类
案例1.用人单位能否以新冠肺炎疫情属不可抗力为由中止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张某为某物流公司员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其从事跨省货品运送工作,月工资为5000元;物流公司于每月月底发放张某当月工资。受疫情影响,物流公司按照所在地区人民政府施行的防疫措施,自2020年2月3日起停工。2月底,张某发现公司未发工资,便询问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答复:“因疫情属不可抗力,公司与你的劳动合同中止,2月停工你无需上班,公司也没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张某对此不理解,于3月初,通过互联网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物流公司支付2020年2月工资5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物流公司支付张某2020年2月工资5000元。物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一审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一致,物流公司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物流公司能否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支付张某工资。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民法的一个法定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关于妥善处置涉疫情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17号)第(一)条规定:“受疫情影响导致原劳动合同确实无法履行的,不得采取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做法,企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依法变更劳动合同。”因此,受疫情影响的民事合同主体可依法适用不可抗力条款,但劳动合同主体则不适用并不得因此中止履行劳动合同。
本案中,物流公司主张疫情属不可抗力,双方劳动合同因此中止缺乏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不予采信。物流公司自2020年 2月3日停工,张某2月未提供劳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仲裁委员会裁决物流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张某 2020年2月工资5000元。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与仲裁裁决一致。
典型意义
劳动法未引入不可抗力免责条款,主要原因是劳动关系是一种从属性的不对等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人单位因不可抗力而免责,则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生存权。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即使出现不可抗力,劳动者的该项权益仍需予以维护,用人单位也应谨慎区分民事关系与劳动关系适用不可抗力的条件、法律后果,避免适用错误,侵害劳动者权益,并因此承担违法后果。
案例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劳动者以处于居家观察期为由拒绝提供正常劳动如何认定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2日,张某与某商业公司签订了两年期劳动合同,双方约定月工资为10000元。张某2020年春节期间返回外省父母家休假。同年2月3日,张某称其父母所在小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故按小区物业公司要求居家观察14天,拒绝返回公司上班。14天后,张某表示因其在公司所在城市租住的小区禁止租户入住,仍不能按期返岗。2020年3月16日,张某返回公司上班,商业公司经与张某协商后向张某支付了 2020年3月3日至3月16日期间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生活费。张某认为该行为违法,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商业公司支付2020年3月3日至3月16日期间工资差额48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某以处于居家观察期为由拒绝提供正常劳动应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一条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关于妥善处置涉疫情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17号)规定:“对不属于被依法隔离情形但属于因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业、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情形,导致企业延迟复工或劳动者不能返岗的,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三是对企业未复工或者企业复工但劳动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劳动者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由企业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地方有关规定执行。”从上述条款可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劳动者依法隔离的情形有明确规定:一是医疗机构对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可予以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二是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可采取隔离措施。此外,企业对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发放生活费应与劳动者协商,但并未规定必须达成一致方可发放生活费。
本案中,张某不属于需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的三类人,其所在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亦未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所在小区人员采取隔离措施,要求张某居家观察系物业公司从小区管理角度采取的防范措施。故依照上述规定,张某不属于因处于隔离治疗期或医学观察期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而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同时,该商业公司在向张某发放生活费之前与其进行了协商,对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商业公司支付张某生活费并不违反相关规定,故依法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明确将此次新冠肺炎纳入该法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在疫情期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作出的疫区封锁、交通检疫、停工停业停课以及密切接触者集中定点隔离等措施,均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劳动者在主张自己权益时应严格依照相关规定,严格区分隔离治疗期、医学观察期和居家观察期的不同内涵,避免“权利滥用”问题的发生。
案例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支付因工滞留湖北劳动者在企业停工停产期间的工资待遇
基本案情
李某系某直辖市某软件公司工程师,2020年1月20日因客户需求,软件公司派李某赴湖北进行系统维护,后因疫情原因致其无法返回。2020年春节后,软件公司因原料供应中断等原因停工停产。该公司认为李某2020年3月14日至4月13日期间并未提供劳动,故根据停工停产有关规定向其支付了生活费。李某认为其是因公司安排出差滞留湖北,应按正常劳动支付工资,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软件公司按正常劳动支付2020年3月14日至4月13日期间工资差额。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员会调解,软件公司向李某支付了2020年3月14日至4月13日期间的工资待遇差额。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软件公司因新冠肺炎疫情停工停产期间,李某因工滞留湖北,其工资待遇如何支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关于妥善处置涉疫情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17号)规定:“对不属于被依法隔离情形但属于因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业、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情形,导致企业延迟复工或劳动者不能返岗的,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三是对企业未复工或者企业复工但劳动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劳动者协商......”本案中,李某虽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但其系因用人单位安排出差而滞留湖北,其滞留行为是为完成用人单位所安排的工作内容导致,应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故李某在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期间应按正常劳动领取工资。
典型意义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情形下,在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担责任、共渡难关的同时,还要考虑劳动关系的人身从属性、依附性特点,也即劳动者的劳动以用人单位安排为前提,如因工作原因导致滞留进而无法提供正常劳动的,要充分考虑无法提供劳动的“正当性”,并与劳动者能够提供正常劳动而未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相区分。
案例4.如何理解“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正确发放未及时返岗劳动者工资待遇
基本案情
丁某就职于某机械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其月工资为6000元;机械公司于每月15日发放上月10日至本月9日的工资。2020年春节前,丁某返回外省家乡过节。春节延长假期间,机械公司所属地区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延迟复工时间至2月9日。2月底,机械公司复工复产,而丁某未能返岗或远程办公。机械公司线上发布通知,告知未返岗职工保留职位,将参照国家有关停工停产规定发放工资。丁某回复:“收到,谢谢公司理解。”机械公司正常发放了丁某1月10日至2月9日工资。但3月15日,丁某仅收到2月工资1540元。人事经理解释,因公司停工,2月9日停工后的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已经结束,根据国家及所属省有关规定,自2月10日起对未返岗职工发放生活费。丁某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机械公司支付2月10日至3月9日的工资差额4460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000元。
处理结果
经调解,机械公司当庭支付丁某2020年2月10日至3月9日的工资待遇差额3227.8元。丁某撤回仲裁申请。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二条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均涉及“一个工资支付周期”,该周期的性质应属缓冲期,主要目的是体现风险共担和疫情期间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只有理解为一个时间长度,才符合相关规定的内涵。如果将“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理解为“跨越当前支付周期截止时间点”,则易引发用人单位停工时间相同,却仅因工资支付周期起算时间不同,而承担不同工资支付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机械公司实行按月支付工资的制度,工资支付周期为一个月。机械公司因疫情原因未复工,停工停产期间从2020年春节延长假期结束的次日 (2月3日)起计算,2月底机械公司复工后丁某未返岗,经双方协商,丁某未返岗期间工资待遇参照停工停产标准支付,未返岗期间与机械公司停工期间应连续计算。因此,2020年2月3日至3月2日为丁某未返岗的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2020年3月3日至3月9日则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故对于丁某2月10日至3月9日期间的工资待遇,应采取分段核算的方法,扣减机械公司已支付金额后,机械公司应支付工资待遇差额3227.8元(6000元÷21. 75天×16天+1540元÷ 21.75天×5天-1540元)。经向双方释明“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内涵,机械公司当庭支付丁某3227.8元工资待遇差额,双方协商同意丁某回公司继续工作,丁某也撤回了仲裁申请。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出现停工停产,劳动者也存在不能及时返岗的困难。准确理解和适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有利于疫情期间工资待遇支付标准的贯彻执行,在保障劳动者疫情期间基本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促使用人单位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共担风险、共渡难关。需要注意的是,有关部门应始终坚持协商和调解优先的柔性争议处理思路,发挥其当事人主导、社会成本低、程序效率高的优势,力争争议处理的最佳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5.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部分停工停产的,能否按照停工停产规定支付工资待遇
基本案情
张某为某汽车公司客户俱乐部员工,该公司业务涉及汽车零部件生产、汽车组装和车辆销售等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张某月工资为8000元,汽车公司每月10日发放上月4日至本月3日工资。2月3日以后,汽车公司零部件生产、汽车组装、车辆销售部门陆续复工,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客户俱乐部暂时无法对外开放,导致客户俱乐部未能同步复工复产,张某所在客户俱乐部中的10余名劳动者均处于停工状态。3月10日汽车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了张某2月工资,4月10日按照生活费标准支付了张某3月工资待遇。张某认为汽车公司恶意以停工为由降低其工资待遇,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汽车公司支付3月4日至4月3日工资差额646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受疫情影响,汽车公司部分停工停产,能否按照停工停产规定支付张某工资待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以下简称5号文件)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上述政策的制定参照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二条,即“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可见,上述规定只对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期间劳动者能够提供正常劳动和无法提供正常劳动分别予以明确,但并未将适用条件限于用人单位的全部停工停产。本案中,尽管汽车公司的零部件制造等部门均已复工,但因各部门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其所依赖的复工条件并不相同,张某认为汽车公司恶意以客户俱乐部停工为由降低其工资待遇,事实依据不足。
经查,汽车公司部分停工的安排并非针对张某一人,而是无差别地适用于客户俱乐部的10余名劳动者。因此,仲裁委员会对张某关于汽车公司安排部分停工存在主观恶意的主张不予采信,该公司安排张某所在部门停工,并适用5号文件规定支付张某工资待遇,并无不当,故依法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和劳动者正常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通过短期停工停产发放生活费的方式,较因客观情况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补偿的处理方式,既降低了成本,维护了劳动关系稳定,也为下一步复工复产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因此,是一种择优选择;而从劳动者角度,虽然一定时期内的收入下降,但减轻了用人单位压力,让其能够渡过难关,稳定了自身的就业岗位,双方各得其利。这种利益的平衡和兼顾,正是疫情影响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仲裁和司法实务中,维护停工停产劳动者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依据。
案例6.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复产期间,用人单位是否有权单方面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
基本案情
李某在某餐饮公司担任厨师,月工资为8000元,2019年开 始李某可以享受每年5天带薪年休假,其书面提出要求跨年休假并征得餐饮公司同意。2020年2月3日,当地市政府要求全市所有非涉及疫情防控企业延迟复工复产至2月17日。餐饮公司即通知李某延迟复工,并要求李某2月3日至14日期间休完 2019、2020年度的带薪年休假。李某表示不同意,餐饮公司要求李某服从安排并支付了李某2月3日至14日期间工资。3月9日,餐饮公司复工复产后,因李某多次旷工,餐饮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李某提出餐饮公司未征得本人同意就安排休假不合法,该期间工资应当视为停工停产期间工资,并要求支付2019、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餐饮公司拒绝。李某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餐饮公司支付2019、2020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 6620.69元(8000元÷21.75天×6天×300%)。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李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餐饮公司未经李某同意安排其在延迟复工复产期间休带薪年休假是否合法。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人社部发[2020]8号,以下简称8号文件)规定:“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从上述条款可知,用人单位有权统筹安排劳动者带薪年休假,与劳动者协商是用人单位需履行的程序,但并未要求“必须协商一致”。无论劳动者是否同意,企业都可以在履行协商程序后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
本案中,餐饮公司在市政府要求延迟复工复产期间,主动与李某沟通后安排李某休带薪年休假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而且李某2月3日至14日期间已依法享受2019、2020年度带薪年休假并获得相应的工资。李某要求餐饮公司支付2019、2020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无事实依据,故依法驳回李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8号文件明确引导企业与劳动者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把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和劳动者收入损失降到最低。安排劳动者在延迟复工复产期间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时,企业应当尽量考虑劳动者实际情况,依法履行协商程序,并依法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劳动者应当准确理解法律和政策规定,积极接受用人单位安排。
案例7.员工借出企业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共享用工”如何处理
基本案情
张某为某餐饮公司服务员,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20年春节期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公司停止营业,多名员工滞留当地。而某电商公司则业务量持续暴发增长,送货、拣货等岗位人员紧缺。电商公司遂与餐饮公司签订了“共享用工协议”,约定张某自2020年2月3日至5月4日借用到电商公司从事拣货员岗位工作,每月电商公司将工资交由餐饮公司后,由餐饮公司支付张某。张某同意临时到电商公司工作,并经该公司培训后上岗。然而,餐饮公司于3月20日依法宣告破产,并通知张某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时告知电商公司将无法履行共享用工协议。电商公司仍安排张某工作并支付工资。4月16日,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确认与电商公司自2020年2月3日至4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员会庭前调解,电商公司认可与张某自2020年3月2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了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的劳动合同,张某撤回了仲裁申请。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员工借出企业无法继续履行共享用工协议,借入企业继续用工的,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
“共享用工”是指员工富余企业将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借调至缺工企业工作,员工与借出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发生改变,借入企业与借出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应与其长期被外单位借用的人员、带薪上学人员以及其他非在岗但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外借和上学期间,劳动合同中的某些相关条款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因此,我国劳动法并不禁止用人单位之间对劳动者的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的”。因“共享用工协议”的履行以劳动者与借出企业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共享用工”的用工模式自借出企业宣告破产时被打破。借入企业明知劳动者与借出企业劳动关系终止的情况下继续用工,应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本案中,餐饮公司与电商公司签订并履行了“共享用工协议”,张某同意被借用到电商公司工作,应认定餐饮公司与张某口头变更了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事项。因餐饮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宣告破产,张某与餐饮公司劳动合同终止,电商公司与餐饮公司原有的权利义务不再存在。而电商公司明知餐饮公司宣告破产,双方共享协议无法履行,仍然安排张某从事业务工作,对其进行劳动管理并发放劳动报酬,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张某与电商公司自2020年3月20日确立劳动关系。
庭前调解阶段,电商公司表示因张某工作表现良好,公司正在研究是否正式聘用,希望暂缓开庭。仲裁委员会告知张某后,张某考虑工作机会难得,且工作地点等条件十分便利,同意暂不开庭,愿意等待电商公司决议。最终,双方庭前和解,并签订了自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的劳动合同,张某撤回了仲裁申请。
典型意义
“共享用工”是借出企业与借入企业之间自行调配人力资源、解决特殊时期用工问题的应急措施。其本质是企业在不同行业之间短期调配人力资源,以应对各行业因淡旺季或特殊事件带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差异,从而实现各方受益。借出和借入员工是企业之间行为,可以通过签订民事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共享用工”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灵活用工方式,在法律主体认定、劳动报酬支付、社会保险缴纳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盲点,但需要明确的是,借出企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借出员工,也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进行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此外,劳动者在企业停工停产等特殊情况下,自主选择为其他企业提供劳动,不属于“共享用工”,应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认定是否建立“双重劳动关系”。二、劳动报酬类
案例8.如何快速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
基本案情
2018年,王某等142名农民工与某汽车配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事汽车配件制作、销售等工作。2019年4月,该公司全面停工停产,并开始拖欠工资。2019年9月3日以后,该公司陆续邮寄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但未涉及拖欠工资事项。 2019年9月15日,王某等142名农民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汽车配件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等。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员会调解,王某等142名农民工与汽车配件公司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由该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工资等共计145万元。
案例分析
本案中,仲裁委员会采取的快速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方法值得借鉴。
1.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快速处理机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0号,以下简称《“护薪”行动通知》)提出:“仲裁委员会要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实行全程优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简易处理的案件,经与被申请人协商同意,仲裁庭可以缩短或者取消答辩期。”本案中,仲裁委员会为王某等142名农民工开通“绿色通道”,于收到仲裁申请当日立案,通过简化优化仲裁程序,对能合并送达的开庭、举证通知等仲裁文书一并送达。此外,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对本案取消了答辩期,于立案后两个工作日即开庭审理,并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庭制作、送达调解书。
2.运用要素式办案方式
要素式办案,是指围绕案件争议要素加强案前引导、优化庭审程序、简化裁决文书的仲裁处理方式,对于创新仲裁办案方式,优化仲裁程序,提升办案效能,满足当事人快速解决争议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本案中,仲裁庭以仲裁申请书为基础,提炼案件要素并梳理总结争议焦点,考虑到案件同质性强且涉及劳动者人数较多的实际情况,在开庭前对农民工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制作要素式谈话笔录,明确入职时间、工资标准、拖欠工资数额、劳动合同解除时间等要素,并在开庭前安排汽车配件公司代理人逐一核对王某等农民工请求事项,对于无争议要素由代理人签字确认,对于有争议要素由代理人当场写明理由及依据。
3.发挥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协商作用
根据要素谈话笔录反映的信息,仲裁委员会理清了案情脉络,并及时引入社会力量,会同当地工会、工商联等,启动集体劳动争议应急预案,由工会、工商联派人与农民工代表、汽车配件公司反复沟通协商,充分解答双方咨询法律问题、释明法律风险,为仲裁调解奠定了良好基础。
4.通过调解化解争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仲裁庭处理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开庭前应当引导当事人自行协商,或者先行调解。”2019年9月18日仲裁庭审中,仲裁庭分别进行了“面对面”和“背对背”调解,对涉及停工停产后劳动报酬的支付问题、劳动争议的“一裁两审”程序等进行了解释说明,从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社会诚信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等角度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最终双方就工资支付数额、期限和方式达成一致,并当庭制作142份调解书送达了双方当事人。
典型意义
依法及时有效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下发的《“护薪”行动通知》,要求完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多元处理机制。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时,要根据国家有关保障工资支付法律和政策规定,先行引导当事人到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则需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要充分发挥协商、调解在争议处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仲裁准司法的优势,发挥人社部门、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等有关部门合力及与司法的联动效能共同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9.培训期间工资是否属于专项培训费用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日,张某与某体检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体检公司工作。2014年7月3日,张某与体检公司签订培训协议,该公司安排张某到外地参加一年专业技术培训。培训协议约定:由体检公司支付培训费、差旅费,并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正常支付张某培训期间工资;张某培训完成后在体检公司至少服务5年;若张某未满服务期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体检公司在培训期间所支出的所有费用支付违约金。培训期间,体检公司实际支付培训费47000元、差旅费5600元,同时支付张某工资33000元。培训结束后,张某于2015年7月3日回体检公司上班。2018年3月1日,张某向体检公司递交书面通知,提出于2018年4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体检公司要求张某支付违约金85600元(47000元+5600元+33000元),否则拒绝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为顺利入职新用人单位,张某支付了违约金,但认为违约金数额违法,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体检公司返还违法收取的违约金856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体检公司返还张某61930元(85600元-23670元)。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体检公司支付给张某培训期间的工资是否属于专项培训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关于贯彻执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 309号)第53条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从上述条款可知,专项培训费用与工资存在明显区别:(1)从性质看,专项培训费用是用于培训的直接费用,工资是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从产生依据看,专项培训费用是因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参加培训产生,工资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产生;(3)从给付对象看,专项培训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培训服务单位等,工资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本案中,张某脱产参加培训是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由体检公司安排,目的是提升其个人技能,使其能够创造更大的经营效益,张某参加培训的行为,应当视为履行对体检公司的劳动义务。综合前述法律规定,体检公司支付给张某培训期间的33000元工资不属于专项培训费用。仲裁委员会结合案情依法计算得出:培训期间体检公司支付的专项培训费用为52600元(47000元+5600元);培训协议约定张某培训结束后的服务期为5年 (即60个月),张某已实际服务33个月,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为 27个月。因此,张某依法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为23670元(52600元÷60个月×27个月),体检公司应当返还张某61930元 (85600元-23670元)。
典型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发[2015]10号)提出,要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专业技术培训服务期,保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技能培训投入的相应收益,这既有利于劳动者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用人单位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增强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实践中,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服务期协议时,应当注意依法对服务期限、违约金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特别要注意的是,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实际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等问题。劳动者参加了用人单位提供的专业技术培训,并签订服务期协议的,应当尊重并依法履行该约定,一旦违反,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三、劳动合同类
案例10.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书是否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某网络公司发布招聘启事,招聘计算机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网络技术人员1名。赵某为销售专业大专学历,但其向该网络公司提交了计算机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等材料。后赵某与网络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进入网络公司从事网络技术工作。2018年9月初,网络公司偶然获悉赵某的实际学历为大专,并向赵某询问。赵某承认自己为应聘而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的事实。网络公司认为,赵某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属欺诈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了与赵某的劳动合同。赵某不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网络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某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是否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从上述条款可知,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相关信息对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既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也规定了劳动者的告知义务。如果劳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隐瞒或者虚构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属于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第八条“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应仅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如履行劳动合同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学历、学位、职业资格、工作经历等,用人单位无权要求劳动者提供婚姻状况、生育情况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也即不能任意扩大用人单位知情权及劳动者告知义务的外延。
本案中,“计算机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等情况与网络公司招聘的网络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工作完成效果有密切关联性,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赵某在应聘时故意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致使网络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网络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解除与赵某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第三十九条有关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可以单方解除的规定,进一步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既是《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社会基本道德之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都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建立合法、诚信、和谐的劳动关系。
案例11.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是否应当支付第二倍工资
基本案情
2016年8月1日,万某入职某食品公司,从事检验工作,双方口头约定万某月工资为3000元。万某入职时,公司负责人告知其3个月试用期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7月31日,万某与食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万某要求食品公司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该公司拒绝支付。万某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食品公司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36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万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万某与食品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情形。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从上述条款可知,用人单位支付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的情形包括两种:一种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种是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种情形中的“本法规定”,是指《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形,即“(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而《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对用人单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满一年的法律后果的拟制规定,并非有关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对于此种情形的法律后果也作了相同的分类规定。
本案中,万某于2016年8月1日入职,食品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自2017年8月1日起,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之间视为已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食品公司无须向万某支付未依法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故依法驳回万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为了保障劳动关系稳定性,《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可以”“应当”“视为”三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中“视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主要目的是为解决一些用人单位不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造成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所应承担的第二倍工资责任在法律性质上是惩罚性赔偿,该责任设定与拟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相结合,既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又限制了用人单位赔偿责任的无限扩大,有效地平衡了各方利益。
案例12.用人单位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劳动者是否需承担竞业限制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乐某入职某银行,在贸易金融事业部担任客户经理。该银行与乐某签订了为期8年的劳动合同,明确其年薪为100万元。该劳动合同约定了保密与竞业限制条款,约定乐某须遵守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即离职后不能在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从事相关工作,竞业限制期限为两年。同时,双方还约定了乐某如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赔偿银行违约金200万元。 2018年3月1日,银行因乐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与乐某解除了劳动合同,但一直未支付乐某竞业限制经济补偿。2019年2月,乐某入职当地另一家银行依旧从事客户经理工作。2019年9月,银行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乐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200万元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银行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银行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乐某是否需承担竞业限制违约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由此,竞业限制义务,是关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应履行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劳动合同解除后,竞业限制约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发挥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3]4号)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未履行竞业限制期间经济补偿支付义务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有约不守”,但劳动者的竞业限制义务与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义务是对等给付关系,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支付经济补偿已构成违反其在竞业限制约定中承诺的主要义务。具体到本案中,银行在竞业限制协议履行期间长达11个月未向乐某支付经济补偿,造成乐某遵守竞业限制约定却得不到相应补偿的后果。根据公平原则,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因用人单位原因未支付经济补偿达三个月,劳动者此后实施了竞业限制行为,应视为劳动者以其行为提出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违反竞业限制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故依法驳回银行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随着新兴行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增强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保密意识,强化了其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及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的竞业限制约束力。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期间的经济补偿支付义务,劳动者亦应秉持诚实守信原则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同时,仲裁与司法实务中应始终关注劳动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性,避免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而排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依法公正地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案例1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是否有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1日,张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3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张某担任安全员,月工资为3500元,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物业公司于2018年4月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安全员岗位申请不定时工作制,获批期间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9月30日,张某与物业公司经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双方认可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张某分别在休息日工作15天、10天,物业公司既未安排调休也未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张某要求物业公司支付上述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物业公司以张某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为由未予支付。2018年10月,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物业公司支付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8046元(3500元÷21.75天×25天×200%)。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物业公司支付张某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的休息日加班工资4828元(3500元÷21.75天×15天×200%),张某不服仲裁裁决起诉,一审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一致,后不服一审判决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未经审批,物业公司能否仅凭与张某的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一)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从上述条款可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有严格的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要求。只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劳动者,并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用人单位才能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否则不能实行。
本案中,张某所在的安全员岗位经审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期间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此期间内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三条规定,物业公司依法可以不支付张某休息日加班工资。2017年11月至 2018年4月期间,物业公司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对张某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此期间张某实行标准工时制,物业公司应当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支付张某休息日加班工资。
典型意义
不定时工作制是针对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劳动者所采用的一种工时制度。法律规定不定时工作制必须经审批方可实行。一方面,用人单位不能仅凭与劳动者约定就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而应当及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后实行。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劳动者,也应当根据有关规定,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方式,确保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断完善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审批机制,及时满足用人单位经营管理需要。比如,规定批复时效在疫情防控期间到期且无法通过邮寄、网络等方式办理的,经原审批部门同意并备案后,原批复有效期可顺延至疫情防控措施结束。
案例14.用人单位如何行使用工自主权合法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地点
基本案情
孙某于2017年8月入职某模具公司,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孙某的工作地点为某直辖市,岗位为“后勤辅助岗”,具体工作内容为“财务、预算管理和其他行政性工作”。双方还约定:“模具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孙某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进行调整。”入职后,孙某被安排在模具公司位于某城区的开发中心从事财务人事等辅助性工作。 2019年7月1日,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需要,为减轻各中心的工作负担,模具公司将各中心的财务工作统一转回公司总部的财务处统一管理。为此,孙某办理了开发中心全部财务凭证的交接。模具公司与孙某沟通协商,提出安排其到开发中心其他岗位工作,但均被孙某拒绝。后模具公司安排孙某到位于相邻城区的公司总部从事人事相关工作。7月底,孙某要求模具公司将其调回原工作地点原岗位工作,双方由此发生争议。孙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要求模具公司按原工作地点及原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孙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模具公司对孙某调整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是否属于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用人单位作为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而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进行适当调整,是行使用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对其正常生产经营不可或缺。但同时,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行使也必须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符合一定条件和范围,如用人单位须对岗位或工作地点的调整作出合理说明,防止用人单位借此打击报复或变相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也即防止其权利的滥用。仲裁和司法实务中,岗位或工作地点调整的合理性一般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需要;2.是否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的较大变更;3.是否对劳动者有歧视性、侮辱性;4.是否对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产生较大影响;5.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调整的岗位;6.工作地点作出不便调整后,用人单位是否提供必要协助或补偿措施等。
本案中,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孙某的工作岗位为“后勤辅助岗”,该岗位不属固定或专业岗位;模具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适当调整孙某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是基于财务统一管理的需要,对孙某并无针对性;同时,该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的调整模具公司亦与孙某进行了沟通协商,给出了包括在原工作地点适当调整岗位等多种选择方案,体现了对孙某劳动权益的尊重;且调整后的人事岗位与孙某的原先岗位性质相近,孙某也完全能够胜任;最后,孙某调整后的工作地点也处于交通便利的城区,上下班时间虽有所增加,但该地点变更不足以认定对其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对其劳动权益也构不成侵害,故依法驳回孙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而调整变化属正常现象。法律允许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合理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不仅有利于维护用人单位发展,也有利于劳动关系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支持用人单位对岗位或工作地点进行不合理调整必然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者可依法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补偿工资差额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在生产经营或管理调整时,首先应当选择与劳动者充分协商,尽量通过变更或补充签订劳动合同方式完成调整;若未能协商一致,在基于用工自主权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或地点时,也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作为劳动者,也应理解用人单位发展,在发生调整时,充分了解对自己权益的影响,积极与用人单位开展协商,共同寻求调整变化中的和谐。四、其他类
案例15,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间受开除处分的,原单位能否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1日,刘某与某科学院(某地方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签订了6年期聘用合同,到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2017年10月,刘某与科学院订立离岗协议,并变更聘用合同,约定 2017年12月至2020年11月与科学院保留人事关系,到某企业从事科研创新工作,期间服从企业工作安排。2018年9月,刘某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被认定存在大量伪造数据及捏造事实,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院决定给予刘某开除处分,并解除聘用合同。刘某认为其离岗创业期间与科学院仅保留人事关系,根据离岗协议及聘用合同约定,应由企业进行管理,科学院无权对其作出人事处理,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科学院继续履行聘用合同。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刘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某离岗创业期间受开除处分,科学院能否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4号,以下简称部规4号文件)规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人员离岗创业期间执行原单位职称评审、培训、考核、奖励等管理制度”“离岗创业期间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处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37号,以下简称137号文件)将人员范围限定为“科研人员”,除对离岗创业期限有补充条款外,上述条款均继续有效。依据上述规定,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并不改变其与原单位的人事关系,也不改变相关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的,解除聘用合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终止其与事业单位的人事关系”。也即,不同于《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旷工等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的规定,上述情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并规定人事关系终止或聘用合同解除的,属于法定解除情形,双方之间原有的权利义务不再存在,事业单位必须依法解除。
本案中,刘某在离岗创业期间身份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条例》及《规定》的适用范围。科学院依法依规对刘某给予开除处分,刘某如对处分决定不服,可根据《条例》《规定》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本案离岗协议及聘用合同所涉离岗创业期间服从企业工作安排的约定,应理解为是对刘某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安排,并不改变其作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受管理地位。因此,科学院依据处分决定解除与刘某的聘用合同,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故依法驳回刘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是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壮大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要完善配套的人事管理办法,保证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因此,部规4号文件和137号文件明确,虽然对离岗创业人员可实行特殊的工作模式、激励措施等,但其仍属于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应当按照原有标准进行要求和管理。实践中,事业单位在根据上述规定灵活做好离岗创业人员服务,为其开展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需特别注意事业单位要对离岗创业人员实施有效监督管理,敦促其规范自身行为、依法履职尽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恢复接待群众来访的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恢复接待群众来访的公告
2020年6月6日零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三级。据此,6月8日(星期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接待群众来访。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来访群众身体健康,方便群众反映诉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倡导网络信访。如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诉求,请通过12309中国检察网(www.12309.gov.cn)、“12309中国检察网”微信公众号、“12309中国检察网”APP提出,也可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写信。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严格按照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要求,依法审查,及时回复和答复。
二、就地反映诉求。确有必要通过走访形式反映信访诉求的,请依照《信访条例》依法逐级走访,就近到有权处理的机关反映。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请耐心等待办理结果,避免人员流动聚集造成交叉感染。
三、依法理性反映诉求。多人采用走访形式反映同一诉求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其他人员不要到接待场所聚集。群众走访反映诉求后,不要在接待场所周边滞留,尽快离京返乡。
四、严格疫情防控。来访群众进入接待场所,应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服从工作人员引导,保持安全距离,全程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核查,有体温异常等症状的,请及时就医,不要进入接待场所。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6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
(2017年4月1日)
第一章 总则
【制定依据】为正确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决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适用范围】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适用本规范。
第二条 【审判原则】坚持注重预防的原则。依法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作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坚持平等对待当事人的原则。坚持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依法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不得歧视、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坚持适度发挥职权作用的原则。在诉讼平等、中立裁判的基础上,依法行使释明权和法律、司法解释赋予的其他职权,重视证据的保全和调查收集,最大限度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依法严厉制裁环境违法侵权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积极创新审判执行措施,依法妥善处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衡平好维护人身财产利益、企业经营利益与环境公共利益,区域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关系。
坚持修复为主的原则。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合理运用原地修复、替代性修复以及限期履行、第三方治理等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式。
坚持公众参与的原则。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依法保障诉权,完善司法便民和司法救助措施。全面推行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加大司法公开和宣传力度,保障公众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二章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第一节 起诉和受理
第三条 【对起诉材料的审查】人民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审查社会组织是否已提交相应的起诉材料。
社会组织提交的起诉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立案登记部门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其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在指定期限内未予补正的,退回起诉状并记录在册。社会组织提交的起诉材料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裁定不予受理。
第四条 【立案部门和审判部门的职能分工】人民法院立案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予以登记立案;经审查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在裁定不予受理前应征求负责环境资源审判的相关业务部门意见。
第五条 【社会组织是否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审查标准】审查社会组织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从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认定。
社会组织章程虽未明确规定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包含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认定该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社会组织从事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或者从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活动,可以认定为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认定为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第六条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对于尚未发生实际损害后果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社会组织提交被告具有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以及其他具有现实和紧迫的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可以认定为已经提交“被告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
第七条 【原告未提出明确诉请金额的情形】社会组织在起诉状中没有提出明确的修复金额或者损失数额,但请求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责任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第八条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社会组织针对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或者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需要以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为前提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第九条 【审判组织】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合议庭原则上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陪审员可以按案涉专业领域选定。
第十条 【巡回审判】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以及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需要实行巡回审判。第二节 审理前的准备和开庭审理
第十一条 【受理公告】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同时在法院公告栏、受诉人民法院官网或者其它媒体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内容一般应包括: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起诉和受理时间、诉讼请求内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理由等案件基本情况。
(二)在公告期间届满前,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申请参加诉讼。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三)公告期间届满前,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申请参加诉讼。
(四)公众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主要包括提供相关线索、对当事人调解协议内容提出意见、对调解书或者裁判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内容。
第十二条 【函告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后,应在立案后十日内将案件受理情况告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地、结果地以及采取预防措施所在地等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十三条 【公告、函告反馈的处理】公告期届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以下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期届满前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并于公告期届满后三日内通知原、被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二)检察机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在公告期间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人民法院可以书面通知其以支持起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于公告期届满后三日内向原、被告送达支持起诉意见书副本;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第十四条 【庭前合议】合议庭组成后应及时组织庭前合议,评议确定下列事项:
(一)是否需要原告补充证据。对于原告能够提交的,向原告释明及时补充;对于原告不掌握且无法收集的证据,可以依据其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决定调取、保全。
(二)人民法院保全或者调取证据的实施方案。包括实施时间、人员和地点,需要保全或者调取的证据种类、范围和实施方法,以及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案。
(三)根据现有证据,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是否予以准许。
(四)是否需要合并审理以及释明变更、追加诉讼请求。
(五)是否需要委托鉴定。
(六)是否需要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以及是否需要向当事人释明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七)对于社会关注高的重大案件,就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以及可能对依法处理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风险问题等进行评估和确定预案。
(八)其他需要评议确定的事项。
第十五条 【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释明】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诉讼请求,或者释明增加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服务功能损失的金额。
原告坚持不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释明情况。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已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情形】因相关政府部门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使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
第十七条 【诉的合并】不同原告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于同一被告分别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数个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包括请求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类型、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及金额不一致等情形,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诉讼请求。
第十八条 【释明追加共同被告】原告未起诉污染者,而是仅针对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等环境服务中介机构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其释明追加污染者为共同被告。原告经释明后仍不追加的,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追加。
第十九条 【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支持起诉人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和技术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以及出庭支持起诉等方式支持起诉。
支持起诉人支持起诉的范围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起诉人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不得与原告的表示或者行为相抵触。
支持起诉人请求出庭支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书面通知其到庭。支持起诉人可以在原告发表意见之后向法庭陈述意见。裁判文书应在原告之后列明支持起诉人。
第二十条 【证据保全、调取的方式】采取证据保全、调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邀请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技术专家等共同参与。实施过程应制作笔录,必要时进行拍照、录像。
第二十一条 【向行政机关调取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认为必要的,可以向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调取与案件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许可、排污许可证等许可文件,行政执法过程中出具的事件调查报告、调查笔录、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以及行政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等材料。
第二十二条 【符合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行为保全】社会组织申请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裁定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排污、停止建设、停止生产经营,或者停止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等侵害行为,也可以一并责令被申请人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第二十三条 【其他情形的行为保全】社会组织申请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被申请人实施的行为不属于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应综合考虑以下情形,裁定是否采取行为保全:
(一)不采取行为保全,是否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二)被申请人是否属于超标排放或者是否已经取得了相应的行政许可。
(三)行为保全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
(四)采取行为保全是否会损害其他社会公共利益。
(五)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的,还应考虑被申请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于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具有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风险。
根据案件情况不宜裁定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排污、建设以及生产经营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责令被申请人采取减少排污量至排放标准之下、增建和改善污染防治设施以及限定排污设施的运行时间等措施。
第二十四条 【行为保全裁定的解除】保全裁定作出后,被告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损害不再继续扩大或者消除环境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重大风险,申请解除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予以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被告提供担保。
第二十五条 【鉴定事项和鉴定机构】对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和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专门性问题,可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没有司法鉴定机构的,可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或者其他依法成立的科研机构出具意见。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聘请的技术专家】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技术专家可以参加庭审,对鉴定意见或者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可以在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参与证据的保全和调取以及调解、执行等程序。
第二十七条 【庭前会议】答辩期届满后,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也可以召集庭前会议。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
(二)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或者向原告释明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对于其他主体申请参加诉讼的,明确合并后的诉讼请求;
(三)明确双方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对于需要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向当事人释明及时提交;
(四)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诉讼保全;
(五)根据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或者依职权聘请技术专家;
(六)组织证据交换;
(七)归纳争议焦点;
(八)确定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
(九)组织当事人、鉴定人、技术专家等进行调解。
第二十八条 【调解公告的内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将协议内容同时在法院公告栏、受诉人民法院官网或者其它相应媒体公告,并通知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
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认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停止实施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行为的具体方案;
(二)对于已经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明确被告应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三)确定环境修复方案、环境修复的实施和监督主体,以及环境修复费用的具体金额、支付对象等;
(四)对于已经造成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明确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
(五)原告请求赔礼道歉的,应明确在有相当影响的媒体上进行书面道歉;
(六)确定被告承担的检验、鉴定费用,原告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九条 【调解公告的异议】调解书公告期间届满前,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经人民法院审查,异议成立的,不予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不能重新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对案件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第三十条 【庭审公开的方式】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公开开庭审理,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媒体公开庭审过程。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等旁听庭审。第三节 裁判和执行
第三十一条 【裁判原则】人民法院应确保裁判内容具有可执行性,便于监督。裁判不仅要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责任类型,还要确定其履行责任的方式、程序、标准和时限等。
第三十二条 【停止侵害】经审理认为被告行为属于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停止排污、停止生产经营、停止建设或者停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等侵害行为。
被告实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以外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限期治理、减少排污量至排放标准之下、增建和改善污染防治设施以及限定排污设施的运行时间等措施。
第三十三条 【替代性修复】对于因污染大气、水等具有自净功能的环境介质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原地修复已无可能或者没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采取区域环境治理、劳务代偿、从事环境宣传教育等替代性修复方式。
第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可以在裁判主文中明确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或者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作为裁判文书的附件。
人民法院在确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前,可以咨询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技术专家的意见。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一般应包含以下内容:生态环境修复目标、技术方案、时限和步骤、投入预算、验收目标和监督方案。
第三十五条 【分期给付】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可以根据被告的生产经营等情况判令分期给付,并确定分期给付的期限、次数和每次给付的金额。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款的受领主体】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等款项,可以由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或者专项资金账户等受领。
第三十七条 【执行和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则上不能进行执行和解。确有必要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和解协议内容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应将和解协议内容公告。
第三十八条 【第三方代执行】被执行人在生效裁判指定期间,没有能力履行、拒绝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由被执行人支付生态环境修复的相关费用。
第三十九条 【执行监督】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请申请执行人或者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其他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对被执行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监督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
第三章 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十条 【审理依据】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受理和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第四十一条 【检察机关应提交的起诉材料】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已提交以下材料的,应当予以立案登记:
(一)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履行诉前程序的证明材料;
(四)委派工作人员办理登记立案手续的介绍信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证、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材料。
检察机关提交的材料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要求补正。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时,可以不要求检察机关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指派检察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授权文书。
检察机关提交的起诉状名称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不一致的,不影响案件受理,但人民法院出具的文书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释明】检察机关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进行必要的释明。检察机关完善起诉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以立案登记。经补充仍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十三条 【检察机关出庭人员】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通知检察机关到庭。检察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
检察机关指派检察人员参加诉讼活动,需要另行出具载明检察人员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参加本案审前程序、庭审等诉讼活动授权范围的文书。
检察人员能否实施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等诉讼行为,应当在上述文书中载明;没有载明的,被指派检察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权限应认定为一般授权。
第四十四条 【席位的摆放】检察机关和被告席位、桌签等的摆放应遵循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体现平等原则。
第四十五条 【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释明】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不成立的,可以向检察机关释明。检察机关在法庭辩论终结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撤诉的,应予准许;不申请变更或者撤回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部分或者全部诉讼请求。
第四十六条 【诉讼费】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免交《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诉讼费用。被告败诉的,应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缴纳相关诉讼费用。
第四十七条 【上诉和申请再审】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依法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第四十八条 【适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定】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规范第一章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第二节 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第四十九条 【检察机关履行督促、支持起诉义务的审查标准】检察机关已经依法督促、支持其住所地所在的地级市或者相当于地级市行政辖区范围内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应认定为其已经履行诉前程序。
第五十条 【法律规定的机关、社会组织申请参加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在公告届满之日前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社会组织参加诉讼后,检察机关申请撤回起诉并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的,应予准许。
第五十一条 【环境刑事案件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合并审理】检察机关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分别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由同一审判组织合并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等情况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的量刑情节。
第五十二条 【检察机关诉前委托的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在起诉前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被告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第三节 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第五十三条 【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审查标准】行政机关在诉前程序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行政机关虽已作出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但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应予受理。
第五十四条 【针对行政机关的释明】人民法院在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等起诉材料时,可以就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后果等对被告进行释明,促使被告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第五十五条 【通知行政相对人参加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五十六条 【一并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可以一并审理检察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相关案件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进行立案登记并确定审判组织。
第五十七条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和解】污染者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就修复费用、履行方式等与被告、第三人和解,和解协议内容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应将和解协议内容公告。
第五十八条 【检察机关提出新的诉请的准许】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检察机关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第五十九条 【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情形】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裁判结果前,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裁定准许;检察机关不撤诉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
附则
第六十条 【施行日期】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8年3月20日 (2018)最高法民他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7)桂民他8号《关于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越南国际仲裁中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我国和越南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对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的审查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
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的规定,如果仲裁裁决存在“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的情形,则可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因此,在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利公司)依据上述规定以其未接获适当通知提出抗辩的情形下,应当重点考察仲裁庭采取的送达方式是否达到适当通知的效果并是否影响新中利公司申辩权的行使。
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越南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第三条规定:“通告、资料的发送;时限计算方式:......2.中心可直接或者通过挂号信、电子信件、传真或者确认寄送一事的形式的任何其他方式按照各方提供的地址给各方寄送通告、资料。3.中心给各方寄送的通告、资料在已经寄达的通告、资料符合本条第2款时视为已经在各方已经收件或者视为已经在送件日期收件。”虽然邮寄方式为仲裁规则所许可,但寄送结果仍应实际达到或足以推定达到使接受邮寄一方获得“适当通知”的标准。新中利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和争议合同中所载地址是同一的,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7号。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有机会亦有可能按照正确地址送达。仲裁庭第一次以邮寄方式向新中利公司寄送有关仲裁程序启动的通知,但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材料已经向正确的地址适当送达。第二、三、四次寄送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0号”,均存在错误。现有证据表明,仲裁庭仅在送达裁决书的第五次寄送中正确书写了被申请人新中利公司的地址。
鉴于2013年7月19日进行的第二、三次寄送内容为开庭通知、仲裁庭组成通知,2013年7月23日进行的第四次寄送内容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交案件材料,上述寄送内容均为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应当享有的重要程序权利并直接影响其申辩权的行使。结合本案仲裁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没有应诉、没有选择仲裁员等实际情形,仲裁庭在送达方面未尽谨慎义务并已实际造成剥夺当事人申辩权的结果。第五次送达尽管地址正确,但因仲裁程序已经终结,无法构成对上述重大程序瑕疵的有效弥补。
综上,案涉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之情形,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的请示
(2017年11月21日 (2017)桂民他8号)
最高人民法院: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越南国际裁判中心裁判委员会作出的05/13HCM号仲裁裁决一案,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拟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越南国际裁判中心裁判委员会作出该仲裁裁决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报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拟同意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故向贵院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黎某九(Le Viet Chinh),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富利私人企业(PhuLoi Private Enterprise)所有者,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嘉莱省雷古市埋杜坊。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清,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晟,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Beihai New China Land Trading Co., Lt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7号新中利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某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程,广西唐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申请、答辩及举证
黎某九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1.依法承认和执行越南国际裁判中心裁判委员会(Vietam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以下简称VIAC)作出的05/13HCM号裁判判决的决定事项;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黎某九与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利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新中利公司未能按时支付货款,黎某九于2013年4月11日向VIAC提出裁决申请,经VIAC立案并依法通知新中利公司参加仲裁活动,新中利公司经依法通知缺席庭审活动。VIAC审理后,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05/13HCM号裁判判决。VI-AC作出05/13HCM号裁判判决后,新中利公司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任何异议,但至05/13HCM号裁判判决履行期届满,新中利公司并没有根据05/13HCM号裁判判决按时履行义务,故提出上述申请。
新中利公司答辩称:1.作为仲裁裁决书的被申请人,没有收到仲裁庭的应诉通知选择仲裁员的通知,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仲裁庭没有保障新中利公司应有的权利。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不清楚越南的法律,所以参考中国的相关规定,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该仲裁机构没有管辖权,该仲裁条款无效。2. VIAC没有按照仲裁规则,向被申请人送达仲裁的文书,仲裁程序不当。仲裁庭将被申请人的地址写错,被申请人的地址为北海市北京路57号,而不是裁决书写的50号。因送达错误导致被申请人无法知道被申请仲裁,所以新中利公司未应诉,没有参加庭审,失去抗辩权利,现有的证据来看,新中利公司没有看到仲裁庭向被申请人有效送达仲裁文书,仲裁裁决没有生效,对新中利公司没有约束力。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请求法院驳回申请人的申请,不予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书的内容。
申请人黎某九提交以下证据:1.私人企业之业务登记证明书;2. VIAC作出的05/13HCM裁判判决;3.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关于提供案件受理信息,证明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在05/13HCM号裁判判决;4.邮寄送达回执;5.合同译文,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合同;6.附录,证明合同的履行情况;7.会议记录;8.被告工商登记电子单;9.出席召集书翻译;10.合同漏页翻译,证明被申请人原翻译文本;11.相关材料。
三、案件基本事实
2012年3月富利私人企业(Phu Loi Private Enterprise,企业所有者为黎某九)作为卖方与新中利公司作为买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富利私人企业向新中利公司出售越南木薯片,数量为15000吨,单价为233美元/吨,交货日期不迟于2012年5月10日,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银行工作日内直接从中国一家银行用美金以不可撤销信用证给卖方支付发票金额的90%。自B/L日起18天内以美金向卖方账户支付发票金额的10%。该合同第十条约定:“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双方将尽可能以合作精神协商解决。如果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将委托越南国际仲裁中心按照越南工商会规定或者越南法院按照越南法律解决。这些机关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且对双方有约束力。诉讼费及有关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合同签订后,富利私人企业向新中利公司提供了货物,新中利公司支付了90%的货款,尚有10%的货款未支付。
2013年4月11日,黎某九向VIAC提出裁决申请。2013年9月13日,VIAC作富利私人企业之主黎某九与新中利公司之05/13HCM号争执案裁判判决,裁决:1.准许申请人(富利私人企业之主-黎某九)对被申请人(新中利公司)的要求,具体如下:(1)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未支付的10%的货款,即美金302206.73元。(2)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即美金24988.90元。2.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全部裁判费越盾287759299元(大写:贰亿捌仟柒佰柒拾伍万玖仟贰佰玖拾玖元整)。因申请人已预付裁判费,所以被申请人应将该裁判费退还给申请人。3.本裁判判决书作出之日起30天内,被申请人有责任一次性付清第1项和第2项所列的款项给申请人。此期限过后,若被申请人不执行付款义务,则还应按付款时市场上逾期债务平均利息向申请人支付逾期执行支付第1项(1)款所列的款项相对应的利息及按付款时越南国家银行的基本利息支付第2项所列的款项相对应的利息。4.本裁判判决于2013年9月13日在越南胡志明市作出。本裁判判决是最终判决,约束双方执行,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该裁决书在裁判诉讼过程演变中写明:2013年5月17日,VIAC已向被申请人寄出通知书和申请人的起诉文件,建议被申请人选择或要求VIAC主席指定裁判员。2013年5月24日,被申请人收到VIAC的通知。2013年7月18日,VIAC向双方发出公文通知裁判委员会之成立。2013年7月18日, VIAC发出召集书召集双方参与2013年8月17日的执案处理会议。2013年7月23日,VIAC发出公文要求双方补充裁判委员会要求的资料证据。
申请人黎某九向一审法院提交了VIAC在仲裁过程中向新中利公司送达的相关文仲裁文件及四份邮件凭证,其中2013年7月19日两份邮件凭证,送达文件分别为召集通知、仲裁庭组成通知;2013年7月23日一份邮件凭证,送达文件内容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交相关材料通知;2013年9月16号邮件凭证,送达仲裁裁决书。但前三份邮件凭证上写明的企业名称为“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Beihai New China Land Trading),地址为“7/F New China Land Building中国广西北海北京路50号”。最后一份邮寄凭证(9月16日)地址为“7/F New China Land Building中国广西北海北京路57号”。四份邮寄凭证上均没有写明收件人的电话号码。
富利私人企业与新中利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写明买方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7号(7/F New China Building, No.57 Beijing Road, Beihai, Guangxi, China)。新中利公司提交的2016年6月24日的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的住所地在北海市北京路57号新中利大厦。
越南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第三条规定:通告、资料的发送;时限计算方式:......2.中心可直接或者通过挂号信、电子信件、传真或者确认寄送一事的形式的任何其他方式按照各方提供的地址给各方寄送通告、资料。3.中心给各方寄送的通告、资料在已经寄达的通告、资料符合本条第2款时视为已经在各方已经收件或者视为已经在送件日期收件。
四、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国和仲裁裁决作成国越南均为1958年6月10日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会议通过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应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判断是否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被申请人以其未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未能有机会出庭申辩以及仲裁裁决书没有向被申请人送达应被申请人无约束力为由,主张被申请人被剥夺了参加仲裁的权利,未得到进行仲裁程序的有效通知以及仲裁裁决书对其应当无约束力。
黎某九与新中利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已明确载明新中利公司的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7号(7/F New China Building, No.57 Beijing Road, Beihai, Guangxi, China),而根据黎某九提交的邮寄凭证载明,VIAC邮寄送达仲裁通知书的地址为广西北海北京路50号(7/F New China Land Building),明显与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地址不符,故新中利公司抗辩主张其未收到VIAC的通知书,未能出庭参加仲裁的理由成立;2.本案无证据证明VIAC已将仲裁裁决书送达新中利公司,新中利公司未收到仲裁裁决书则该裁决当然对其没有约束力,故新中利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亦成立。综上,新中利公司抗辩仲裁程序存在严重错误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戊)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该院拟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VIAC作出的05/13HCM号仲裁裁决。
五、我院审查意见
我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案涉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越南领土内作出,故本案审查应当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第一款(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受获关于指派公断员或公断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本案被申请人新中利公司以其没有收到仲裁庭的应诉通知、没有收到选择仲裁员的通知为由抗辩认为不能承认及执行VIAC作出的仲裁裁决,即本案的当事人一方已经以《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为由而提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请求,故应对仲裁程序中是否存在该情形进行审查。虽然在案涉仲裁裁决书中记载VIAC多次向被申请人送达相关文书,VIAC的仲裁规则也规定可以通知信件的方式按照各方提供的地址进行送达,但申请人黎某九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VIAC已经如仲裁裁决书所载于2013年5月17日发出通知书及起诉文件、建议选择或要求指定仲裁员的文件,虽然申请人提交了VIAC分别于2013年7月19日、7月23日发出的关于召集会议、仲裁庭组成人员及提交材料通知的三份邮件,但三份邮件中所写明的地址为广西北海北京路50号,与双方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所载明的买方新中利公司的地址广西北海北京路57号(7/F New China Building, No.57 Beijing Road, Beihai, Guangxi, China)及被申请人新中利公司在审查过程中提交的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公司现登记住址北海市北京路57号新中利大厦不符,而申请人黎某九亦没有提交证据证实相关邮件已经送达了位于北海市北京路57号的新中利公司,因此,被申请人新中利公司抗辩认为其未能收到仲裁庭的应诉及选择仲裁员通知的抗辩理由成立。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的规定,本院同意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拟对VIAC作出的05/13HCM号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及执行。(但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仲裁裁决尚未生效的理由不成立,因送达仲裁裁决邮件单的地址与合同及新中利公司登记的地址相符,仲裁裁决应当已经送达新中利公司。且越南仲裁法规定,仲裁裁决作出即生效,并不以送达双方当事人才生效。)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2022〕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具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管辖区域、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的标准。现予以印发,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本通知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仍按照原标准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20日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
(2020年2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一、依法惩治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
【法律要旨】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新冠病毒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加上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为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防止疫情蔓延,各级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防控疫情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重点疫情发生地区返回人员排查、登记、随访,重点追踪、督促来自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的健康状况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对社区(村)、楼栋(自然村)、家庭进行全覆盖落实防控措施,要求从疫区返回人员到村支部或社区进行登记,并进行体检、主动隔离等等。因此,相关组织和个人依法负有配合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不遵守相关防控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依法惩治。
实践中,要注意区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除以下两种情形外,一般应当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是已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二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此外,对于明知自身已经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似病人,出于报复社会等主观故意,恶意散播病毒、感染他人,后果严重、情节恶劣,也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案例一:河北省内丘县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犯罪嫌疑人梁某某与妻子刘某某系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退休后长期在武汉市女儿处居住。2020年1月15日左右,刘某某(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已故)出现感冒、咳嗽症状。1月17日,梁某某、刘某某与女儿、女婿及外孙一家五口驾驶汽车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住处返回内丘县某村住处。途中,梁某某及其家人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出入湖北、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返回内丘县某村住处后,梁某某一家人未采取防护措施,分别多次出入内丘县家乐园大卖场、邢台市天一城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在饭店与多人聚餐,与不特定多数人群接触。从武汉返回内丘县某村后,刘某某咳嗽症状加剧,1月18日6时许,刘某某到本村村医诊所就诊,并邀请村医每日早晨到家中为其输液至1月23日。1月31日6时左右,刘某某出现咳嗽、胸闷症状,梁某某送刘某某到内丘县中医院心病科就诊。2月4日晚,刘某某因病情加重转至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2月6日,刘某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月8日,刘某某因“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危重型”死亡。
1月20日至23日,邢台市内丘县全面摸排从武汉市返乡人员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明知其原工作单位及内丘县村镇等有关部门正在摸排调查的情况而故意隐瞒,特别是在1月31日刘某某到内丘县中医院及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期间,市、县两级医院医护人员反复多次询问梁某某是否去过武汉及与外来人员接触史时,梁某某仍故意隐瞒、否认。直到2月6日刘某某病重后,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反复追问下,梁某某才承认从武汉返乡事实。
犯罪嫌疑人任某军系内丘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根据县、镇政府等部门安排,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全面负责本村从湖北、武汉疫区返乡的人员摸排工作,在明知梁某某从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相应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隐瞒梁某某从疫区武汉返乡的事实,同时通过微信告知村主任任某辉,让其通知梁某某隐瞒从武汉返乡事实。
犯罪嫌疑人任某辉系内丘县某村村主任,根据县、镇政府等部门安排,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负责梁某某家片区是否有从疫区武汉返乡的排查职责。任某辉在明知梁某某及其家人从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相应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隐瞒梁某某及其家人从疫区武汉返乡的事实,同时授意梁某某将其武汉牌照的车辆转移隐藏。
截止2月20日,与新冠肺炎患者刘某某接触的邢台市桥东区、桥西区及内丘县三地密切接触者153名、间接接触者356名全部被采取隔离观察14天的措施,同时致内丘县中医院、内丘县家乐园超市及内丘县五个村庄、四个住宅小区全部封闭,邢台市桥东区魏某某口腔诊所、靓市区8号楼全部封闭。2月6日,梁某某作为刘某某的密切接触者、任某辉作为刘某某的间接接触者,二人被隔离观察。
2月7日因涉嫌犯罪,内丘县公安局对梁某某、任某辉等人立案侦查,内丘县检察院当日与公安机关协调对接提前介入,在邢台市检察院指导下对证据收集、固定、完善、定性等提出引导意见,并经县、市两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沟通,对案件定性达成了一致意见。2月10日,公安机关对梁某某、任某辉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并继续对二人采取隔离措施。2月15日,对任某军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月20日,内丘县公安局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审查起诉。2月24日,任某辉被解除隔离。目前,梁某某仍在隔离观察中。
案例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犯罪嫌疑人韦某某长期在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水果批发市场某水果行上班,该市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2公里。2020年1月23日,韦某某在武汉市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封城”前乘坐G439次动车于当日返回来宾市,与妻子张某某等家人居住在来宾市兴宾区某小区家中。1月25日,社区要求其居家隔离。韦某某未按要求居家隔离,1月26日至29日多次外出买菜或探亲访友、参加张某某母亲葬礼,并与多人有密切接触。1月30日,韦某某妻子张某某出现咳嗽症状,二人一起到来宾市人民医院检查。2月6日,张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次日韦某某也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2月8日,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触的张某凤、韦某光、韦某旭、韦某宜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2月9日,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触的张某娇、韦某思、程某、程某唯也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因韦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自武汉返回,且与其密切接触的妻子张某某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炎,2月6日,韦某某居住的小区及周边被封闭,因张某某回老家参加其母葬礼,该村也于同日被封闭,与二人密切接触的122人被集中隔离在酒店进行医学观察。犯罪嫌疑人韦某某不执行居家隔离措施,造成大量人员被感染或者被集中隔离进行医学观察、部分区域被封闭等严重后果,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当地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果十分严重。
2月7日,因涉嫌犯罪,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对韦某某立案侦查,来宾市兴宾区检察院随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因韦某某患新冠肺炎需进行治疗,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公安机关以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继续开展侦查工作,待其病情痊愈后予以依法惩治。
案例三:上海市金山区李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李某某系湖北广水籍人,在上海有住所。2020年1月23日,已在武汉居住三日的李某某得知武汉市于当日10时施行“封城”管理措施后,改签车票经南昌返回上海,24日抵沪。1月24日起,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响应,要求对于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行居家或者集中隔离观察14天。李某某回沪后未按要求居家隔离,因担心自己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家人,隐瞒武汉旅行史入住上海市松江区某酒店,次日独居在其金山区家中,并于1月25日至30日多次出入超市、水果店、便利店等公共场所。1月26日至30日,李某某出现了咳嗽、胃口差、乏力、胸闷等症状后,搭乘公交车、出租车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看诊,在历次看诊期间违反疫情防控措施有关规定,未如实陈述,隐瞒武汉旅行史,在普通门诊看诊,并在输液室密切接触多人。1月30日,经民警、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核查,李某某方承认有武汉旅行史,并签署《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承诺不擅自外出。1月31日,李某某未经报告外出,搭乘公交车至医院看诊、出入药店,并在就诊时继续隐瞒武汉旅行史。2月2日其至医院看诊时在医护人员追问下承认途经武汉,后被隔离。2月4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诊后,和李某某密切接触的55人被隔离观察,其中医护人员11名,到医院看诊人员36名,出租车司机5名,超市、便利店工作人员2名,酒店工作人员1名。
2月10日,因涉嫌犯罪,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李某某立案侦查,当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建议公安机关补强相关证据并提出对李某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开展侦查。公安机关于2月13日对李某某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李某某在指定隔离点隔离观察。
二、依法惩治妨害公务犯罪
【法律要旨】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检察机关办理这类因抗拒管控引发的妨害公务、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案件,既要依法从严惩治暴力抗拒、严重破坏防疫秩序的犯罪行为,坚决维护正常防疫秩序,又要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在化解矛盾、消弭对立、促进和谐等方面的制度优势。通过教育和鼓励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助于促使其如实供述、完善证据,有助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从而提高证据质量和诉讼效率。
案例四: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邓某某妨害公务案
被告人邓某某系莱芜某食品有限公司职工。2020年2月3日上午8时许,邓某某饮酒后未戴口罩去公司上班,因公司规定酒后不能上岗以及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入公司必须佩戴口罩,故防控人员不准许其进入公司院内,对其进行劝说阻止。邓某某不听劝阻,强行从电动伸缩门跳入公司,在防控人员再次阻止时邓某某情绪更加激动,并上前击打防控人员面部,进而与防控人员发生厮打。公司报警后,杨庄派出所民警徐某某与辅警立即出警处置,赶到现场后看到邓某某与一名男子在厮打,民警徐某某上前制止时,邓某某击打民警徐某某左侧面部一巴掌,致徐某某右肩肩章处的执法记录仪滑落,另一名辅警拉着邓某某不让其进入公司时,邓某某又要抬手击打辅警,辅警躲开没被打到,后民警徐某某将执法记录仪转交辅警,再次制止时邓某某又打了徐某某的左侧脸部两巴掌,民警徐某某及辅警随即将邓某某控制并带至派出所。邓某某殴打民警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造成十分恶劣影响。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检察院于案发当日收到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后及时介入,了解案情和证据,建议看守所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邓某某进行隔离、单独关押。2月4日下午,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提请批准逮捕邓某某,综合邓某某的行为及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检察院于2月5日对邓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月6日下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莱芜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邓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同时对其进行认罪认罚教育工作,邓某某表示认罪认罚、认罪悔罪。2月7日,在律师见证下,邓某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莱芜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邓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并提出了量刑建议。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于2月12日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院起诉认定被告人邓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邓某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邓某某表示认罪认罚,对指控的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并有悔罪表现,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邓某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三、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法律要旨】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众所周知,“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予以打击。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认和谐相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以及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此外,对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需要强调的是,疫情发生以来,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隐患,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体现了国家立法机关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案例五:河北省玉田县刘某某等五人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野生动物案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非法在辽宁省凌源等地以及从尹某某手中大量收购草兔、豹猫、雕鸮、苍鹰等野生动物,其中从尹某某手中收购雕鸮4只、草兔200余只,雉鸡15对。随后,将收购的野生动物销售给玉田县犯罪嫌疑人袁某某并从中获利。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间,袁某某、刘某某夫妇先后两次非法向单某某出售凤头蜂鹰、苍鹰、雕鸮等野生动物冷冻死体,并从中获利。此外,公安机关还在袁某某、单某某处搜查出大量野生动物死体。经鉴定,雕鸮、凤头蜂鹰、苍鹰等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草兔、雉鸡均为《国家保护的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保护动物。
2020年1月9日,玉田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袁某某、王某某、单某某、尹某某以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立案侦查。玉田县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2月6日,公安机关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2月10日,玉田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袁某某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王某某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单某某涉嫌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尹某某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保发〔20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密局:
现将《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国 家 保 密 局
2020年3月11日
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为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强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的协调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三十一条、第四百三十二条规定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需要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或者是否属于情报进行鉴定的,应当由有关机关依据《密级鉴定工作规定》向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提起。
第四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疑难、复杂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可以商请同级人民法院就专业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可以商请作出密级鉴定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就鉴定依据、危害评估等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将人民法院上一年度审结生效的侵犯国家秘密案件情况书面通报国家保密局,并提供裁判文书。因特殊情况不能提供裁判文书的,应当在通报中作出说明。
人民法院审理本规定第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发现有未处理涉嫌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或者有管辖权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第六条 人民法院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作,适时相互通报办理侵犯国家秘密案件有关情况,会商案件办理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研究阶段性工作重点和措施。
第七条 人民法院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双方分别确定具体牵头部门及联络人员,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多方位合作,依法加大对侵犯国家秘密案件的查处力度。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保密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1年第40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落实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高检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检察保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的检察责任
1.深刻认识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全国发展战略布局,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国家战略,对更好治理保护黄河、让黄河造福人民具有深远影响。全国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主动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围绕安全黄河、生态黄河、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黄河“四大重点”,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准确把握切入点和着力点,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始终坚持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正确原则。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重要决策、重大案件及时向同级党委汇报;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提高检察工作针对性;坚持理念引领,善于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与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形成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共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效果;坚持依法规范监督,明确检察权的合理边界,坚守客观公正立场,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把案件办准办好;坚持协同共治,在管辖衔接、异地调查取证、生态损害修复、办案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强省际检察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二、突出重点,加强黄河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
4.依法严惩破坏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犯罪,形成有力法律震慑。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非法采砂采矿、破坏水土保持等危害河道安全犯罪,以及污染环境、盗伐滥伐林木、滩涂围垦、乱占草原林地耕地、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探索建立对严重破坏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优先办理、快速处理、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协作配合,联合开展专项监督治理活动,及时掌握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的新特点、新动向,采取挂牌督办、现场指导、联合督查等形式加大办案力度。加强与纪委监委的协作配合,认真审查办理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在黄河安全、水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防治、环境监管过程中的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注意发现环境资源案件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及时移交查处,促进依法履职。
5.加强涉黄河流域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监督,维护法律制度刚性和权威。常态化开展破坏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监督侦查机关及时立案侦查,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题。加强环境资源案件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引导侦查取证,有效解决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合法,侦查质量不高等问题。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对事实认定错误、定性错误、量刑明显不当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防止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量刑不当、罚不当罪。
6.积极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强化黄河流域环境资源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促进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违法行为调查等多元化监督手段,加强对法院办理涉黄河流域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监督,妥善处理社会影响较大、人数众多或具有代表性的水、大气、土壤污染侵权案件。高度关注涉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执行,对不执行、不及时执行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开展监督,支持和监督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
7.充分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强化流域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围绕党委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认真梳理和排查影响黄河安全和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线索,组织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坚持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紧盯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中的短板弱项,办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助推水安全和水资源优化利用。积极运用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等方式,服务堤防工程、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深化对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和废弃矿山污染等问题监督,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8.深入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坚守黄河安澜底线。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务院九部委《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加强与沿黄九省(区)河长办、水利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行动常态化、规范化。将联合整治范围从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问题,拓展到其他河湖治理乱象,综合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作用,保障河道和滩涂综合提升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运用政治智慧、法治智慧和监督智慧,提高办案实效。发挥公益诉讼监督、支持、补位作用,帮助党委政府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做到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牢固树立“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的理念,通过磋商、约谈、圆桌会议、听证等形式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纠错,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坚持对已发检察建议和已结案件进行“回头看”,持续跟进监督,锲而不舍推动解决公益受损问题。对经过诉前程序依然不依法履职的,坚决提起公益诉讼。
10.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等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积极创新实践“刑事打击+公益诉讼+警示教育+生态修复”四位一体办案模式,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检察相衔接的生态保护大格局。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教育引导案件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引入专业部门规划设计、指导监督、代理修复、评估验收,最大限度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新时代治黄基本方略,结合办案,协助有关部门着力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完善黄河流域管理体系和相关立法。
三、多措并举,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11.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净化高质量发展社会生态。严厉打击沿黄地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深挖破坏黄河环境资源问题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着力提高办案质效。对于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发现的涉及滥用职权、利益交换、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案件线索,依法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坚持打、建、治并举,围绕黄河流域涉黑涉恶犯罪易发多发的矿产资源、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商贸市场、非法借贷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分析犯罪原因和监管漏洞,有针对性地帮助行业主管部门及基层组织研究完善涉黑涉恶犯罪防范对策措施。
12.积极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树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理念,对犯罪情节轻微、积极退赃退赔的涉企犯罪嫌疑人,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积极稳妥开展企业合规工作,促进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深入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刑事申诉积案专项清理及涉民营企业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协调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建立追赃挽损工作标准流程,减轻企业或投资者损失,强化对企业家人身财产权利的保护。强化涉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涉企债权债务、股权分配、劳动争议、工伤赔偿等民事裁判、执行监督申请快审快办。通过提出抗诉或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加大对涉企虚假诉讼监督力度。拓宽、畅通企业诉求表达及法律服务渠道,提升检察服务的精准度。
13.着力服务保障民生,提升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发展的获得感。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最大限度化解矛盾、增进和谐。深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等专项活动,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问题的公益诉讼力度,促进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和村容村貌整治,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加强涉农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促进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项目扶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化水平。积极探索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障人员、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社会救助领域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四、着眼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14.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护好精神宝库。加强对损毁黄河流域文化遗址、古运河、红色遗迹及盗掘、盗窃、非法交易文物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探索开展对长城、古栈道、古灌区、古渡口、古镇古村等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红色文化区保护等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督促负有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强法治文化与黄河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引导人民群众传承保护好黄河文化遗产。
15.依法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加强与文化、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提高对文化企业特别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印刷包装、动漫游戏、文化创意等企业的支持力度,重点打击侵犯商业秘密、商标专利等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严厉打击工商、税务、文化等行政机关在服务文化企业发展背后的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结合司法办案,积极向职能部门提出规范管理、预防犯罪的检察建议,保护文化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秩序,改善文化企业的发展环境,激发文化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16.抓好组织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建立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检察论坛,研究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完善相应制度机制,凝聚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检察合力。设立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检察论坛办事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日常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指定管辖、交办案件、挂牌督办、现场指导、联合督察等方式,加强对黄河流域跨省案件的指导,定期对黄河流域检察机关协作配合情况进行总结通报。各省级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的指导和监督,定期听取情况汇报,谋划部署推进措施,切实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办理的力度和效果。
17.深化内外部协作。树立“一盘棋”意识,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办案信息共享、案件线索移送、监督措施联动机制。构建上下一体化办案机制,探索实行“线索统一管理、案件统一审批、力量统一调配”,形成上下一体、区域联动、指挥有力、协作密切、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推动沿黄省级检察院会签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公益诉讼跨省际区划管辖协作意见,解决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公益诉讼跨省际区划管辖问题。加强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的沟通协作,以联席会议、情况通报、线索移送、联合督查等机制为抓手,形成合力,共同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探索构建融媒体宣传机制,拓展检务公开广度和深度,定期发布典型案例,营造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18.深入推行“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加强检察机关与河长制办公室及其成员单位的协作配合,继续发挥河长办和检察机关的牵头抓总作用,推动构建“1+1+N”工作机制,形成解决河湖管护领域突出问题工作新模式。认真落实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专项行动、联席会议等协作机制,实行重要部署及时沟通、重点事项联合推进、重大疑难问题共商办理,提高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质效。
全国检察机关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依法妥善处理涉疫典型案(事)例
全国检察机关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依法妥善处理涉疫典型案(事)例
(2020年4月14日)
【案例要旨】2020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社会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公告》,暂时关闭群众来访接待场所,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向各级检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群众来访接待工作,倡导以来信、网络和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确保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不打折扣。各级人民检察院严格按照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的工作要求,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及时认真回复、办理、答复每一件群众诉求,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妥善处理销售假冒口罩、妨害公务、聚众赌博、涉野生动物保护、律师执业权利保护、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等问题线索;协调有关职能部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推动解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依法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案例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依法妥善处理销售假冒口罩举报线索
2020年2月5日中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群众举报电话,反映2020年1月下旬在该区所前镇一家药店购买的口罩标明的生产日期却为2020年2月,应当是假冒口罩。该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值班人员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并于当日将该公益损害线索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迅速联系公安机关,进行会商部署,并开展相关工作,通过电话向举报人核实相关情况,详细了解口罩购买时间、地点、数量,并提取口罩实物照片。
2月6日,萧山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对犯罪嫌疑人陈某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经初步侦查查明,2020年1月21日至25日,犯罪嫌疑人陈某通过微信群向他人购买了1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收货后虽发现这些口罩是假冒伪劣产品,但仍通过其经营的药房对外进行销售,至案发时已销售6000余只,销售额为3600余元。
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本院微信公众号、当地日报等进行宣传,引导群众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依法举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合法权益。2月7日中午,萧山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再次接到另一群众举报,称自己春节期间也在所前镇该药店买到疑似假冒医用口罩。萧山区人民检察院迅速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联合区公安分局,利用微信平台向市民发布联合公告,尽快追回该批涉案口罩,以降低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及社会危害性。
案例二:安徽省检察机关依法建议有关部门查处非法生产口罩案举报线索
2020年2月13日上午9时许,安徽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一位市民实名举报电话,反映潜山市源潭镇某物流公司厂区内每天晚上有非法生产口罩的情况。出于对检察机关的信任,这名群众特地将情况反映给省检察院,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督促有关部门实地调查。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立即将线索转至潜山市人民检察院。潜山市人民检察院及时向潜山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汇报,并将该举报线索转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对这一线索,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非常重视,当天下午即派员到源潭镇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潜山市人民检察院也派员协助。调查人员当场查获被举报对象潜山黄某刷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成品口罩和半成品口罩各1万只。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实际经营地址与登记住所地不符,且其注册经营范围为环卫刷、民用刷、机电配件生产、销售等,不包含口罩生产加工。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即对企业主黄某无证生产加工口罩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当晚,潜山市人民检察院将调查情况向举报人进行了反馈,举报人对检察机关的快速办理和答复表示满意。
2月16日,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致函潜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移送举报线索的核查情况进行反馈。次日,根据线索核查情况,潜山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部署以源潭镇区域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动,并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派员组成工作专班进驻源潭镇,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以及非法回收销售口罩等防护产品行为。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查处过程中,检察机关将继续关注并跟踪监督查处情况。
案例三:河南省检察院依法妥善处理聚众赌博举报线索
2020年2月10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郑州市民实名举报电话,反映新郑市新区管委会苟赵村党支部书记尹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聚众赌博。高某称已向当地相关部门反映此事,但无人处理,群众意见很大,希望检察机关协调处理。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将线索登记后,立即将该举报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新郑市人民检察院,同时要求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跟踪督办。新郑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将该线索移交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当日,该线索即由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转交新郑市公安局调查处理。
2月11日,新郑市公安局调查认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新郑市新区管委会苟赵村党支部书记尹某某,先后组织该村会计蔡某某等人聚众赌博。该局当日对尹某某、蔡某某、李某三人作出行政拘留14日决定,同时将尹某某、蔡某某违纪线索移交纪委监察委处理。
2月12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向举报人反馈了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结果。高某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表示感谢。
案例四:江西省乐平市检察院依法协调解决村民通行问题
2020年2月6日,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热线”接到该市某镇一位村民电话,反映其作为村民代表与同村两位村民持通行证前往所在镇为村民购买生活必需品,遭到邻村村民阻拦,不准三人通行,希望检察机关帮忙推动解决疫情防控期间村民物资补给问题。
接听来电后,乐平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相关情况,并告知来电人虽然其反映的情况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但检察机关会尽力协调相关部门推动解决问题。随后,该院与村民所在镇政府取得联系,通报了其反映的情况和诉求,商请镇政府及时妥善解决,维护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稳定。该镇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与举报人及其邻村干部联系,要求予以放行。20分钟后,乐平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访举报人,他表示通行问题已解决,对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高效推动解决问题,表示感谢。
案例五: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处理涉疫线索
2020年2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群众电话,反映微信朋友圈内有人转发一男子驾车冲击疫情防控检疫岗点,并在岗点谩骂工作人员的视频,希望检察机关予以监督。
接听来电后,巴马县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详细记录有关情况,并立即开展相关调查。经查,该视频反映的情况发生在该县巴马镇,工作人员随即将线索移送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并上报河池市人民检察院。2月13日,得知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苏某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工作人员及时联系来电人,告知其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进展情况。
2月15日,巴马县公安局以苏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向巴马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月17日,巴马县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以犯妨害公务罪判处苏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判决后,巴马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及时制作了法治宣传短视频,深入苏某某住所地村屯开展防疫法律知识宣传,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案例六:天津市检察机关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2020年3月2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12309检察服务中心收到信访人姜某某来信。姜某某在信中反映,其与丈夫王某某经营一家小微企业,2月16日,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某立案侦查。王某某涉案金额9万余元,但姜某某个人账户资金500余万元被冻结。姜某某认为,公安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过必要限度,影响企业复工复产、员工工资发放等,希望检察机关予以监督。
收到来信后,红桥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将有关情况详细录入企业复工复产信访诉求台账。3月3日,该院对案件开展程序性审查,并与相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化解方案。同时,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与红桥区公安分局,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协调。3月6日,该院派员赴红桥区公安分局,与案件承办人商讨妥善处理方案,建议公安机关对已冻结的姜某某财产作进一步甄别,针对案件具体情况采取更适当的强制措施。同日,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与姜某某取得联系,告知其案件协调处置情况,并要求其提供被扣押财产来源合法性的相关证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证明等。3月8日,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姜某某提供的相关材料。
经审查姜某某提供的证据材料,3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出具《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对王某某涉嫌诈骗案变更冻结财产金额为9万余元,其余资金全部解冻。当日,红桥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姜某某反馈办理结果,并邮寄书面答复函。姜某某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感谢。
案例七:江苏省检察机关助力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
2020年2月17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到该县工业园区台资企业淮安裕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来电,反映企业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导致承接的德国等境外多家公司订单无法正常投入生产,面临违约风险。为降低风险、减少损失,企业亟需复工复产,但复工复产所需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防疫物资紧缺。
盱眙县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相关情况后,表示检察机关将尽力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问题。该院立即开展工作,一方面向盱眙县联防联控指挥部和企业所在地乡镇政府通报了该企业希望尽快复工复产的诉求,商请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主动提供法律服务,对该企业合同履行风险进行评估,帮助企业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出具不可抗力事实证明书,并指导其与德国公司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签订补充协议、延长交货期限。2月20日下午,德国公司通过邮件回复,表示同意修改合同内容。次日,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复工后,该企业立即调试机器,恢复生产。同时,盱眙县人民检察院也在采购防疫物资方面为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案例八:湖北省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处理涉监管场所疫情防控线索
2020年2月25日,湖北省武汉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湖北省汉阳监狱二监区狱警张某的咨询来电:“罪犯陈某服刑期限已满,鉴于当前疫情形势,要求其继续留在监狱有利于疫情防控,但对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规定拿不准,希望检察机关释疑解惑。”
武汉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听电话后,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并第一时间向院领导报告,研究答复内容和处理措施。随后,将研究结论电话回复狱警张某,告知其要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贯彻执行司法部关于监狱疫情防控的相关文件和部署,落实严防输出的要求,稳妥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工作。同时,该院向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报告此次来电及处理情况,并向该院驻湖北省汉阳监狱检察室进行通报。驻汉阳监狱检察室表示,将严格落实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规定,贯彻执行上级要求,监督监狱落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武汉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督促汉阳监狱落实全面排查筛查检测工作。目前汉阳监狱已对2020年4月30日前拟释放人员进行了全面摸排,严格做好刑满释放人员集中安置工作,扎紧出入关口,筑牢防控屏障,并对1月23日以来已释放人员进行了逐人回访,摸清了已释放人员身体状况。目前,所排查人员身体状况均无异常。
案例九:湖南省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处理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问题线索
2020年3月4日,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接到律师张某的电话,反映自己是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赵某涉嫌盗窃口罩一案的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还未阅卷,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就将该案起诉至法院,阻碍其行使诉讼权利。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到来电后,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当日,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即将此线索交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要求立即开展调查,如情况属实,必须立刻整改。北湖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工作人员随即向公诉案件承办人了解情况,并查阅相关文书。经查,因赵某涉嫌盗窃一案为涉疫案件,根据疫情防控期间工作要求,必须快审快结,且在检察机关已向赵某及其近亲属告知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其近亲属未及时将已为赵某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告知检察机关,在律师张某尚未向检察机关提出阅卷申请时,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已向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由此导致张某在检察环节未能阅卷。
为保障律师张某的诉讼权利,北湖区人民检察院迅速与北湖区人民法院沟通,法院同意张某随时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就此与张某进行了沟通反馈。张某对郴州市检察机关疫情期间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
案例十:陕西省检察机关发现并妥善处理涉疫案件线索
2020年2月8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浏览当地网络自媒体时,发现群众反映疫情期间存在药店乱涨价的现象。有群众称,在临渭区城区某药店购买中成药“玄麦柑橘颗粒”时,货架上标注的价格为每盒7元,付款时却要按9元结算,不知这种行为归哪个部门处理。发现线索后,工作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并作为公益诉讼损害线索移送本院相关部门。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迅速与渭南市临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联系,部署开展调查工作。
经临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暗访调查证实,群众反映的药店随意抬价情况属实。2020年2月13日,临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对该药店作出处罚2000元的决定,药店负责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检察机关将查处情况通过网站作出回复,得到群众赞许。
案例十一:浙江省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处理涉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线索
2020年2月24日至25日,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多次收到匿名群众来信来电,反映辖区内多家餐饮店的“店招”经营内容包含“野味”“蛇馆”等,不利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鉴于该批线索涉及公共利益损害且事关疫情防控,该服务中心当即移送本院相关部门办理。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迅速对全市范围内的农贸市场、超市、小型餐馆以及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进行排查核实。经调查取证发现,全市范围内仍有34家小型餐馆的“店招”显示提供“野味”等餐饮服务。
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龙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全市34家餐饮店的行为助长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生动物之风,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2月26日,该院依法向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严格查处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并对全市范围内餐饮业违法“店招”进行整顿,彻底革除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
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要求上述34家餐饮店限期整改,并迅速组织力量对本市餐饮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截至2月29日,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巡查餐饮经营户210余家,提醒复工申请业主规范经营活动52人次,34家餐饮店的整改已全部到位。同日,龙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向匿名信访人反馈了办理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起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
(2020年12月14日)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耕地保护是关系14亿人吃饭的大事,事关国家安全,绝不能有闪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耕地后备资源不断减少,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做出决策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强化主体责任,严守耕地红线,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耕地保护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也已拉开帷幕。为进一步加强各级行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耕地保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行为,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范围内收集、整理了8件近年来审结的涉耕地保护的典型案例,该批案例从依法治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土地复垦主体责任、行政机关未取得审批手续强占农民承包地的赔偿方式、耕地保护公益诉讼、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违法占地行为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查处不同类型非法建筑所应适用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对耕地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了阐释。表明了人民法院对乱占耕地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国家耕地红线的责任和使命。
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
一、孙某诉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5日,孙某在未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其租赁同村村民承包地上建设钢构大棚及其辅助设施,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土地3.96亩,用于苗木花卉种植。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西安市国土局)于2018年4月8日对孙某涉嫌非法用地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向孙某及证人孙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孙某及孙某某均承认孙某占用村民的承包地进行建设钢构大棚的事实。同年5月28日,西安市国土局向孙某分别作出并送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孙某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向被告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西安市国土局作出了市国土监字(2018)9-102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4月5日,孙某未经批准占用细柳街办孙家湾村土地3.96亩建钢构大棚。经核查长安区细柳街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该宗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现状为耕地。截止调查之日,长60米宽33米阳光大棚已基本建成,长23米宽10米房屋地基及钢构已建成。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九条规定,该行为属于土地违法行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处罚如下:一、限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非法占用3.96亩土地上新建钢构大棚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二、对非法占地3.96亩合计2640平方米处以每平方米29元罚款,共计76560元。孙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第一项处罚内容。
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本案中,孙某未经批准在租赁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钢构大棚及其他设施,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同时根据孙某的陈述及证人孙某某证言,结合长安区细柳街办土地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可以证明孙某建设钢构大棚及其他设施占用土地的性质为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孙某占用基本农田建设钢构大棚用于苗木花卉种植的行为,不符合该条例的规定。西安市国土局作出的市国土监字(2018)9-102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但实践中,利用基本农田发展非粮产业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耕地“非粮化”问题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未经批准在基本农田上进行施工建设,用于苗木花卉种植,并被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案例。本案中,行政机关注重规范执法,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完整的证据,使相对人息诉服判,较为彻底地化解了行政争议,取得良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
二、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诉西平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复垦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1日,西平县产业区翟庄居委会与西平县龙沙养殖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为焦某某、杨某某)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龙沙养殖设备有限公司租赁翟庄居委会原西上公路南邻土地(一般耕地)70亩,租赁期限30年,用于兴建高效生态农业养殖和工业商业及加工办公生活等所需的配套设施的建设。2014年7月8日,焦某某、杨某某与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路工程公司)签订《场院租赁协议》一份,按照该协议约定:焦某某、杨某某将其租赁的上述宗地转租给河南公路工程公司作为该公司工程建设临时办公和生产用地;租赁期限从2014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7日。西平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西平县国土局)发现河南公路工程公司未经批准擅自租用农用地用于生产建设的行为后,进行监督管理,但鉴于河南公路工程公司用地已成事实,为确保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恢复土地原有用途,西平县国土局与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21日及2015年3月30日,签订《土地复垦协议书》两份,合同约定: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必须按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所使用的土地65亩的复垦方案,并按复垦方案保质保量进行复垦,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向西平县国土局缴纳复垦保证金45.5万元,西平县国土局收取的复垦保证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河南公路工程公司按照复垦方案进行复垦的,西平县国土局验收合格后,所缴纳的保证金执行监管协议退款方式;河南公路工程公司未按照复垦方案进行复垦或复垦达不到要求的,复垦保证金没收后全部用于土地复垦等。河南公路工程公司与焦某某、杨某某场地租赁期满后,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将自己建造的房屋及其他附着物有偿转让给了焦某某,未对所使用的土地进行复垦。2016年5月23日,焦某某以西平县统领新能源有限公司名义又将该块土地与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用合同一份,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继续租用该宗地用于工程施工,租赁期限从2016年5月23日至2018年5月22日。西平县国土局发现该块土地又被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租用并用于工程施工活动后,于2016年12月2日与第三人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复垦协议书》,并收取中铁七局土地复垦保证金40.2万元。河南公路工程公司与焦某某、杨某某约定的租期到期后,焦某某、杨某某将土地另行租赁给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工程四公司,河南公路工程公司认为已无法再对已缴纳复垦保证金的土地进行复垦,现应由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工程四公司缴纳相应的复垦保证金,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西平县国土局退还河南公路工程公司缴纳的复垦保证金45.5万元。裁判结果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河南公路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河南公路工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国务院《土地复垦条例》第三条之规定,生产建设活动毁损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负责复垦。且根据河南公路工程公司与西平县国土局签订的《土地复垦协议书》,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占压毁损土地负有按照复垦方案进行复垦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河南公路工程公司未按照复垦方案进行复垦或者复垦达不到要求的,其所缴纳的复垦保证金没收后全部用于土地复垦。河南公路工程公司在建设工程完工后,未依照《土地复垦协议书》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又将其生产建设活动中建造的地上附着物有偿转让。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与西平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复垦协议书》是对其所租用土地另毁损部分所缴纳的土地复垦保证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河南公路工程公司请求退还土地复垦保证金并要求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退出使用土地或者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没有依据,其上诉理由不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原用地单位使用土地完毕后,其他单位继续使用土地的,在原用地单位未依据土地复垦协议或土地复垦方案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或土地复垦不达标的情况下,不得免除其土地复垦责任,从而体现了“谁毁损,谁复垦”的原则,从土地复垦角度体现了对耕地的严格保护。
三、杨某1等人诉淇县人民政府、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南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违法占地及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杨某1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了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南杨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杨庄村委会)集体土地10.06亩(含7.51亩和2.55亩两个地块),并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杨某2、杨某3、冯某某均系该农户家庭成员。2016年9月30日,杨某1将其承包的土地租赁给杨某4耕种,租赁期限为三年。2018年7月20日,淇县人民政府委托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朝歌办事处)、南杨庄村委会将杨某4耕种土地上的庄稼予以清除,其中证载土地面积7.51亩。截至一审法院开庭之日,涉案土地处于闲置状态。杨某1、杨某2、杨某3、冯某某、杨某4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2018年7月20日强制清除原告承包地上庄稼及强制占有原告承包地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返还涉案土地;3.责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01000元,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裁判结果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本案中,杨某1、杨某2、杨某3、冯某某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涉案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杨某4系土地承租人,依约享有对涉案承包地的使用权。杨某1等五人认为三被告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淇县人民政府委托相关单位强制占用涉案承包地并清除地上庄稼,但未提供能够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其辩称“相关手续正处于报批阶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同时三被告均认可,朝歌办事处和南杨庄村委会是接受了淇县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而实施了强制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应视为接受了淇县人民政府的委托,法律责任应由淇县人民政府承担。故朝歌办事处、南杨庄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五原告请求确认淇县人民政府2018年7月20日强制清除涉案承包地上庄稼及强制占用土地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三)淇县人民政府违法占地并强制清除地上庄稼,给五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五原告依法享有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五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被毁庄稼损失、停产损失、由被告恢复耕地播种条件或赔偿复耕土地费用、维权的误工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其他损失,对其主张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具体项目如下:
1.被毁庄稼当季及下季损失。由于庄稼已被清除,不具备返还或恢复原状的条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1)关于赔偿标准,五原告未提供被毁庄稼市场价值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参照《鹤壁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鹤壁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鹤政〔2018〕7号)中水浇地青苗补偿标准,确定每年2800元/亩为本案的赔偿标准。因该标准是对一亩地一年的青苗补偿数额,已经包含当季和下季,故对五原告另行请求被告赔偿下半年小麦无法耕种的停产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赔偿亩数,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实施行政强制的承包地证载面积为7.51亩,予以确认。五原告主张开荒土地3亩也应计算在内,但未经依法批准开垦未利用土地的行为,违反我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故对五原告请求关于开荒土地部分的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淇县人民政府应当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为2800元/亩×7.51亩=21028元。
2.将土地恢复至能够耕种的状态并予以返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对于本案中被强占的土地,应优先适用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而非赔偿复耕费用。故对五原告请求被告将土地恢复至能够耕种的状态并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3.关于其他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五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误工费、差旅费、律师费等损失提供证据。这些损失的证据应当由原告掌握,不属于“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五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判决:一、确认淇县人民政府2018年7月20日强制清除原告7.51亩承包地上庄稼及强制占用该土地的行为违法;二、淇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1028元;三、淇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7.51亩承包地恢复至能够耕种的状态并返还给原告;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目前已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行政机关未取得审批手续强制占用农民承包地并清除地上农作物,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典型案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施征收,但必须遵循严格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程序。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为加快工作进度,在没有合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摧毁农民耕地上的农作物,属于违法行为。对于因强占土地引起的赔偿问题,本案明确了在具备恢复原状条件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恢复原状的判决方式,将土地恢复至能够耕种的状态并予以返还的原则,对于从根本上保护耕地,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公益诉讼起诉人荣县人民检察院诉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怠于履行土地行政监管职责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下半年,荣县鸿康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康公司)负责人谢某某通过租赁方式流转荣县旭阳镇石碓窝村第1、2、9组的27.738亩土地,约定用途为种植、养殖业及农业经济开发。2015年3月,鸿康公司以该宗地坡坎大,不利于花卉苗木种植为由,申请在该宗地倾倒土石方进行土地填平整治,所在村组、旭阳镇人民政府、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予以审批同意。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倾倒土石方予以选址会审并收取鸿康公司复垦保证金1.732万元。鸿康公司在流转土地上倾倒建筑渣土,未按照申请的时间和范围平整土地用于种养殖业和农业经济开发。
2017年4月,荣县旭阳国土资源中心所在巡查中发现该公司涉嫌超范围倾倒弃土、压占土地,并现场口头通知鸿康公司对超范围部分复耕,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治。同年12月18日,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鸿康公司未经批准修建构筑物,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荣国土资停〔2017〕196号),鸿康公司停止修建。
针对鸿康公司长时间存在的倾倒城市建筑弃土、非法压占土地的行为,荣县人民检察院经立案调查,于2018年5月8日向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荣检行建〔2018〕03号)检察建议:1.对谢某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责令谢某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将破坏的耕地复垦;如其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其足额缴纳土地复垦费,并将该费用专项用于其破坏的耕地复垦;3.对谢某某修复耕地、复垦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确保整改到位。
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于当月18日对鸿康公司的违法行为启动立案调查。同年6月12日,向鸿康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荣国土资改〔2018〕02号),责令该公司自收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对压占的土地按要求进行土地复垦,该公司于当日向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承诺。6月16日,鸿康公司自行编制复垦方案,并按方案开始对该宗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6月25日,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旭阳镇政府、县农牧业局、县城管局、县环保局对鸿康公司土地整理(复垦)进度进行现场检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同年7月,鸿康公司重新编制复垦方案(内容含填充土石方等)并报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鸿康公司遂采用继续倾倒建筑弃土填充的方式对该宗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导致压占土地面积进一步明显增加。11月27日,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鸿康公司在土地复垦中,超高超范围倾倒城市建筑弃土、弄虚作假的行为处以罚款3万元并执行到位。此外,鸿康公司非法倾倒建筑弃土的位置附近共有3组国防光缆(空中1组,地下2组)通过,鸿康公司倾倒建筑弃土对国防光缆造成经济损失和通信危害。
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针对鸿康公司在土地复垦中弄虚作假的情况,组织农业、城管等相关部门再次会商,由四川省地矿局化探队技术人员于2018年11月按照相关标准重新编制土地整理(复垦)方案,旭阳镇石碓窝村民委员会和鸿康公司共同委托具备资质的土地整理(复垦)单位按照方案开展复垦工作。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于履行土地监管职责的情况,分别于2018年7月5日、12月7日,向荣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书面回复。
2019年2月22日,经鸿康公司申请,由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邀请县农牧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专业人员组成土地整理(复垦)工作验收专家组,会同县城管局、旭阳镇政府、石碓窝村组干部、社员代表进行现场验收,结论为按复垦方案的建设内容基本完成,并对边坡完善排灌沟渠、修筑土埂、清捡块石、提高土壤质量等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复垦工作的建议意见。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验收情况向一审法院和荣县人民检察院书面报送。4月14日,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受荣县人民检察院委托,组织专家开展现场踏勘、访谈及复垦方案等资料核实,认为该复垦工程部分未达到国家土地复垦标准。
裁判结果
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第四十二条规定“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土地复垦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或者复垦验收中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代为组织复垦”。鸿康公司及负责人谢某某以发展种植、养殖业及农业经济开发之名流转荣县旭阳镇石碓窝村第1、2、9组的约27亩农用地,但长达数年未实际用于农业经营,而是违规倾倒建筑渣土谋利并压占农村土地,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当依法履行土地违法行为查处和土地复垦的监管职责,但对鸿康公司的违法行为未及时、有效地进行制止和处罚,致使被压占的土地长期处于荒芜状态,违背农业用途,导致国家土地资源遭到破坏,并危害国防通信安全。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履行了一定职责,但由于履行监管职责不力致使鸿康公司继续倾倒建筑弃土填充的复垦方案得以实施,使公益损害进一步扩大。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决确认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鸿康公司非法压占土地行为未完全履行土地监督管理职责违法,应予支持。
一审法院受理公益诉讼后,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大对鸿康公司土地复垦的监管力度,并于2019年2月22日组织有关专业人员、相关部门、基层组织,对复垦情况进行现场验收。参考验收情况和有关专家意见,均提出本案土地复垦中还需对边坡完善排灌沟渠、修筑土埂、清捡块石、提高土壤质量等要求。这仍需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强后续监督管理,使案涉土地的利用符合农用地性质。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履行对鸿康公司非法压占土地的后续复垦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应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确认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荣县鸿康农业有限公司土地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二、责令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对本案所涉土地后续复垦事项依法履行职责。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判决期限内督促相关企业,履行了复垦义务,并经验收合格。本案所涉土地已恢复农业耕种,得到当地干部群众好评,实现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典型意义
2017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主管行政机关虽对土地违法行为履行了一定监督管理职责,但未全面依法履职,致使环境公益仍然遭受侵害。人民检察院依法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充分体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在依法监督行政执法、制止及恢复被破坏耕地方面的积极意义。此外,本案办理中,法检两长直接参加开庭,亦体现出各方对于充分保护和利用土地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五、袁某某诉贵州省仁怀市综合执法局撤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6年,本案当事人袁某某未经批准,擅自在贵州省仁怀市九仓镇白果寺村白果寺组占用基本农田修建房屋进行黑豚养殖。2016年12月19日,九仓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向袁某某发送《违章建筑停建通知书》,要求袁某某立即停止修建,袁某某拒绝签收。2017年2月8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九仓分局向袁某某发送《违章建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袁某某于2017年2月15日前自行将规划区内的违章建筑物拆除。2017年10月24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九仓分局向袁某某发送《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袁某某携带相关材料于2017年10月26日12时到九仓执法分局办公室接受调查询问。2018年4月10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向袁某某发送仁综执(土)罚告字〔2018〕第17-00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袁某某拟拆除其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恢复土地原状,告知其有权在3日内申请听证,袁某某拒绝签收。2018年4月16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仁综执(土)罚字〔2018〕第17-003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袁某某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018年4月20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认为其作出仁综执(土)罚字〔2018〕第17-003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处罚决定存在瑕疵,本着有错必究的原则,决定撤销前述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5月7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向袁某某发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袁某某在2018年5月20日前拆除在违法占用基本农田上新建的房屋和其他设施,恢复原种植条件和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共计18067.2元,并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提出听证的权利。但袁某某没有履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亦未申请听证。2018年5月14日,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袁某某违反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袁某某作出仁综执(土)罚字〔2018〕第17-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1.限期2018年5月20日前拆除在违法占用基本农田上新建的房屋和其他设施,恢复原种植条件;2.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共计18067.2元的处罚。袁某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
裁判结果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袁某某修建房屋占用基本农田,破坏基本农田种植条件,且未获得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仁怀市综合执法局作为适格的执法主体,有权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调查处理,在调查事实成立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袁某某的诉讼请求。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机关认定袁某某所建建筑物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事实清楚。袁某某未经有权机关批准,违法占用基本农田修建建筑物,客观上破坏了基本农田种植条件,其行为违反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仁怀市综合执法局作为适格的执法主体,有权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调查处理,且该局在对袁某某进行处罚前,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案件事实,对相关知情人员进行询问,前往现场勘验,依法告知袁某某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结合袁某某的违法行为和情节,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黔府办发〔2000〕87号文件有关开垦费标准的规定,对袁某某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典型意义
与普通农业用地不同,基本农田是国家重点保护的耕地种类,未经批准,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修建属于农业设施的养殖用房同样是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的行为,应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予以处理。本案对于农业生产设施用地的选择,具有很好的警示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基本农田的保护。此外,本案中行政机关主动撤销有瑕疵的行政处罚决定,改正相关错误,也值得肯定。
六、沈某某诉贵州省黄平县自然资源局撤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本案当事人沈某某未经批准于2013年9月擅自占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平西坝村何家一组耕地436.38平方米修建房屋用于经营梅乐山庄农家乐。2019年8月5日,贵州省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黄平县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对沈某某涉嫌违法占地建房现场进行核查,发现该违法行为,随即进行立案调查,依程序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经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黄自然资执告(2019)2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沈某某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如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责令沈某某改正违法行为。2019年8月14日沈某某向黄平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举行听证会,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依沈某某的申请于2019年8月20日举行听证会,经对沈某某在听证会中提出意见不予采纳后,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黄自然资执罚(2019)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沈某某退还非法占用的黄平县旧州镇平西坝村耕地436.38平方米,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修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送达沈某某。沈某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沈某某诉称,其对涉案建筑物管理使用已长达6年之久,黄平县自然资源局在此期间从未对其下达任何处罚决定书,现今的处罚决定已经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
裁判结果
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五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精神,黄平县自然资源局具有对其辖区内沈某某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精神,沈某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其承包的耕地修建房屋用于经营梅乐山庄农家乐,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履行了初步核查、立案调查、现场勘测及询问调查等法定程序,告知了沈某某相应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权利,经举行听证会及决定不予采纳听证意见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关于建房行为已经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追诉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精神,沈某某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本案中,黄平县自然资源局对沈某某的违法行为从立案到作出处罚时,沈某某非法占用耕地仍然处于继续状态,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故沈某某的该诉讼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最终,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沈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该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违法占地行为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应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践中,有当事人误以为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以行为开始之日起算,认为违法行为持续两年即超过追诉时效,不会被处罚。本案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前款规定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规定的内涵,对于促使违法占地行为人放弃侥幸心理,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土地原状保护耕地具有积极意义。
七、如皋市峰安纺织品有限公司诉江苏省如皋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本案当事人如皋市峰安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占用磨头镇严狄村7组集体土地建造砖混钢结构厂房用于床上用品加工,该厂房非法占用的土地为828.7平方米,套合磨头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828.7平方米均不符合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817.78平方米占用的为耕地,10.92平方米占用的为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原如皋国土局在巡查中发现了峰安公司的违法情形,遂前往现场初查、勘测并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2018年3月6日,原如皋市国土资源局监察中队建议立案查处,原如皋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3月12日经呈批立案。2018年4月11日,原如皋市国土资源局向峰安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峰安公司其违法事实、拟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享受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等。峰安公司于同日收悉后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原如皋市国土资源局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2018年5月2日,原如皋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皋国土资罚(2018)060607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峰安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属于非法占地,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828.7平方米的土地,限期自行拆除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人民币17348.1元。峰安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峰安公司诉称其所利用的土地是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内的土地及荒废土地,并非非法占用集体土地。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第一,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峰安公司占用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即便本案中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流转土地也不得改变其农业用途。第二,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所作处罚合理适当。被诉处罚的作出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以及《江苏省国土资源常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相关规定。第三,被诉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峰安公司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的情形。遂判决驳回峰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峰安公司占用集体土地建造厂房,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的违法事实清楚。虽然峰安公司提交了与杨某某等人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以证明其用地系从他人处有偿租用而来。但是,结合土地管理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可见,违法用地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土地利用的分类和规划制度,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违法用地行为,不以行为人使用的土地是否系有偿流转为判断标准,而是看使用土地有无办理批准手续、有无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等。峰安公司占用的土地为农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皋市自然资源局对峰安公司作出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自行拆除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的处罚,量罚适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违法占地行为的认定,并非仅以当事人是否拥有合法的土地流转手续为准,而是要结合当事人使用土地是否依法办理批准手续、是否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等因素。本案中,峰安公司虽主张其享有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其所占用土地为耕地及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按照土地的用途依法、依规使用土地,而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本案对于依法治理“非农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八、陈某某诉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陈某某在看塘村擅自建设猪舍。2018年10月8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洋浦管委会)作出《限期拆除告知书》,认定陈某某未经洋浦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没有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看塘村擅自建设440.56平方米构筑物,拟作出限期拆除该构筑物决定,并告知陈某某享有陈述及申辩、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于当天向陈某某留置送达。其后,洋浦管委会相继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强制拆除公告》《限期搬离通知书》并于2019年1月31日组织拆除陈某某的猪舍。陈某某不服《强制执行决定书》,遂成本诉。
裁判结果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某在村里建猪舍未办理相关手续,亦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洋浦管委会将该猪舍认定为违法构筑物并无不当;陈某某未拆除违建猪舍,洋浦管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251号强制执行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或设施的强制拆除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对乡、村庄规划区内违反规划所建的建筑或设施由行政机关自行查处。本案中,涉案养殖设施用地为设施农业用地,陈某某未履行用地审批手续使用涉案养殖设施用地属于非法占地行为,故对在该地上所建的涉案养殖设施的拆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由洋浦管委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由洋浦管委会自行决定强制拆除。而且,洋浦管委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养殖设施用地属于乡、村庄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即不存在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查处的情形。综上,洋浦管委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作出251号强制执行决定书,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均为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但由于涉案养殖设施已被强制拆除,该决定书实质上已无可撤销的内容,故依法应确认为违法。遂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洋浦管委会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乡、村庄规划区内的建筑物违反城乡规划法的,可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规划区外的建筑物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以,在查处违法建筑的过程中,行政机关需要对违法建筑物的性质进行调查,而不能笼统地适用城乡规划法予以简单处理。本案中,通过对违法建筑的性质认定,明确了查处不同类型非法建筑所应适用的法律依据,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在财产保全和执行工作中对危险标的物加强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在财产保全和执行工作中对危险标的物加强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
(法办〔2019〕2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日,个别地方法院在对化工类企业财产采取查封措施的过程中,未明确安全风险管理责任,产生重大安全隐患。为防止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就在财产保全和执行工作中强化安全监管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中,如有其他更适宜的财产可以保全或执行,人民法院一般不对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等标的物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
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二、人民法院对疑似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的保全或执行标的物,应当进行现场调查,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等有关单位了解情况,明确相关标的物的危险性及其他性质特点。
三、人民法院确需对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采取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备案。
四、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中查封、扣押、处置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等标的物时,应当邀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到场,通知生产经营单位有关负责人到场,并制作笔录。笔录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时间;
(二)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的名称、性质、数量、位置;
(三)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的占有、使用、保管情况;
(四)执行措施的法律后果;
(五)其他应当记录的事项。
执行人员、保管人以及到场人员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五、人民法院对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一般应指定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保管,并责令其依法履行安全风险管理职责,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六、人民法院对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采取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加强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协调,将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七、人民法院在查封、扣押、处置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的过程中,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应当在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后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
八、查封、扣押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后,应当在执行程序中依照法定期限要求及时处置财产。确有合理理由的,可以不受法定期限的限制,但应当说明理由,并报执行局长或者相关负责人审批。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699号(政治法律类367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699号(政治法律类367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税务司法机制、设立税务审判法庭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在专门负责行政诉讼的法院中,设立税务审判法庭,形成组织化、体系化的专门审判机构,负责涉税行政案件的审理的建议。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合理性。一是有涉税行政案件的现实状况提供实践依据。随着改革和法治的深入推进,当前涉税行政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争讼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案件复杂程度不断加大。涉税行政案件专业性强,税收法律政策繁多,且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到位,实践中不乏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理解不一致或不同法院裁判标准不一致等现象。因此,妥善处理涉税行政争议,对行政审判人员提出了较高要求,需掌握税务、法律、会计、审计等多重知识。在充分考虑行政审判人员办案能力、经验及特长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专业审判组织或人员来审理税务行政案件则有其必要性。二是有顶层制度设计提供有力支持。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第(六)部分“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第30项“健全税收司法保障机制"中要求“加强涉税案件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由相对固定的审判人员、合议庭审理涉税案件"。因此,中央提出的税务审判改革要求,为税务审判专业化提供了制度支持。三是有域外经验提供有效参考。基于税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部分发达国家已设立税务法院专门处理涉税案件,税务审判也实现了专业化,这表明税务审判专业化属于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国外的相关经验可予以借鉴。
二、关于具体实施方案的建议。一是由专门负责行政诉讼的法院进行管辖,属于法院管辖改革的有益探索。尽管我国尚无专门负责行政诉讼的法院,但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属于先行试点的有效模式。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初衷之一即为审理特殊案件和专业性较强案件,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涉税行政案件专业性较强,由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并设立税务审判法庭负责审理涉税行政案件,已具备初步条件。二是在普通法院,探索由具有税务审判经验或财务税法知识的法官组成专业合议庭来主要审理涉税行政案件,符合我国司法现状。我国涉税案件体量不大,司法资源仍然有限,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时机尚不成熟。由专业的合议庭或审判人员来审理涉税行政案件,逐步推进涉税行政审判的专业化工作,属于当前阶段的合理选择。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实际做法与涉税审判专业化高度吻合。当前,我院行政庭已经处理一定数量的涉税行政案件,且一直致力于提高审理涉税行政案件的水平。我院行政庭已确立由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主要负责审理涉税行政案件,且已与国家税务总局建立顺畅的交流沟通机制,并通过召开联席例会、互派人员挂职锻炼、加强学习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双向联系,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经验优势,积极促进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保持税收执法与司法审查标准的统一,以税收司法公正推进税务法治建设。四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以实际行动来进一步推进涉税审判专业化建设工作。我院已对全国涉税案件进行大数据统计与分析,在涉税案件总量不大,涉税行政案件占据比例较小,主要案件为涉税刑事案件的前提下,确定由我院刑四庭牵头、行政庭参与,针对涉税案件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情况,全面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已初步掌握涉税审判的相关情况,在时机成熟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将涉税审判专业化工作落到实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6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法发〔2021〕22号)
为进一步依法严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其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突出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地,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外,还包括:
(一)用于犯罪活动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开立地、销售地、转移地、藏匿地;
(二)用于犯罪活动的信用卡的开立地、销售地、转移地、藏匿地、使用地以及资金交易对手资金交付和汇出地;
(三)用于犯罪活动的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开立地、销售地、使用地以及资金交易对手资金交付和汇出地;
(四)用于犯罪活动的即时通讯信息、广告推广信息的发送地、接受地、到达地;
(五)用于犯罪活动的“猫池”(Modem Pool)、GOIP设备、多卡宝等硬件设备的销售地、入网地、藏匿地;
(六)用于犯罪活动的互联网账号的销售地、登录地。
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技术支持等帮助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由此形成多层级犯罪链条的,或者利用同一网站、通讯群组、资金账户、作案窝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三、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证据证明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
四、无正当理由持有他人的单位结算卡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五、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具有信息发布、即时通讯、支付结算等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批量前述互联网账号密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六、在网上注册办理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时,为通过网上认证,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信息并替换他人身份证件相片,属于伪造身份证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以伪造身份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件或者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上述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下列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
(一)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的;
(二)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
八、认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根据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前述第七条规定的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或者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的次数、张数、个数,并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人的关系、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认定。
收购、出售、出租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非银行支付机构单位支付账户,或者电信、银行、网络支付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便利,非法开办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的,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九、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下列帮助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个)以上的;
(二)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
十、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经销商,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程中,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一、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收款码、网络支付接口等,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
(二)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转换财物、套现的;
(三)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 “手续费”的。
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二、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或者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诈骗犯罪行为可以确认,但实施诈骗的行为人尚未到案,可以依法先行追究已到案的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十三、办案地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信息化系统调取异地公安机关依法制作、收集的刑事案件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材料。调取时不得少于两名侦查人员,并应记载调取的时间、使用的信息化系统名称等相关信息,调取人签名并加盖办案地公安机关印章。经审核证明真实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十四、通过国(区)际警务合作收集或者境外警方移交的境外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境外警方未提供相关证据的发现、收集、保管、移交情况等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移交过程以及种类、数量、特征等作出书面说明,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经审核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十五、对境外司法机关抓获并羁押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内接受审判的,境外的羁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十六、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应当全面收集证据、准确甄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层级地位及作用大小,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区别对待,宽严并用,科学量刑,确保罚当其罪。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以及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中的从犯,特别是其中参与时间相对较短、诈骗数额相对较低或者从事辅助性工作并领取少量报酬,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十七、查扣的涉案账户内资金,应当优先返还被害人,如不足以全额返还的,应当按照比例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1年6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法办〔2019〕40号)
本院各单位:
《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分工方案》已经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第1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抓好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年2月21日
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分工方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结合本院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任务分工如下: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活动,组织全国法院政治轮训。
责任单位:政治部、法官学院
2.制定印发《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及分工方案,做好宣传解读和推进落实工作。
责任单位:司改办、新闻局、新闻传媒总社
3.配合中央改革办、中央政法委开展重点改革任务专项督察,组织开展人民法院内部常态化改革督察。
责任单位:司改办、政治部、监察局、本院各单位
4.加大改革工作指导力度。印发规范重大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改革试点探索创新和示范带动作用。编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推广交流改革先进经验做法。开展2019年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工作,加大对重点、前沿、基础性改革问题的研究力度。
责任单位:司改办、研究室、法研所
5.加强司法改革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配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做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各项宣传工作。修订发布《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8)》(白皮书),举办司法改革专题培训班,加强改革政策宣讲解读,引导干警正确认识、理解、支持和投身改革。
责任单位:司改办、新闻局、法官学院、出版社、新闻传媒总社
6.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完善审级制度,健全案件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机制,研究形成审级制度改革建议报告。
责任单位:司改办、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7.积极与中央相关部门协商,研究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及重新确定工作。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办公厅、研究室、审管办、机关党委、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8.优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职能定位,合理确定巡回法庭受理案件范围,研究制定配套司法解释,推动健全相关立法。
责任单位:司改办、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9.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提升专业技术类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
责任单位:知识产权法庭、民三庭、审管办、行装局、信息中心
10.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推动建立域外送达网络平台。
责任单位:民四庭、第一巡回法庭、第六巡回法庭、行装局、国际合作局、司改办、信息中心
11.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工作,适时召开互联网法院工作会议,针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审判方式、诉讼规则、平台建设等,制定印发配套指导性文件。
责任单位:司改办、立案庭、研究室、法研所
12.配合协调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法治论坛活动。
责任单位:国际合作局、司改办、信息中心、办公厅、新闻局
13.编写发布互联网司法白皮书,编辑出版互联网司法主题刊物,全面宣传中国互联网司法成效,加强互联网司法系统研究。
责任单位:司改办、新闻局、人民法院出版社
14.深化省以下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理顺内设机构改革与办案组织建设的关系,明确综合业务机构职能定位,督导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责任单位:政治部、研究室、审管办、司改办、行装局
15.研究健全人民法院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建立经费投入正常增长机制。
责任单位:行装局、政治部、司改办
16.深化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
责任单位:行装局、政治部、司改办
17.完善全国法院统一的涉案财物管理系统,全面落实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任务。
责任单位:行装局、执行局、信息中心、各刑事审判庭
18.制定印发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意见,完善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
责任单位:审管办、研究室、司改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19.建立健全全国法院院长、庭长办案情况汇集、分析、通报机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合理确定院长、庭长办案数量,建立院长、庭长办案情况考核监督、见效问责机制。
责任单位:审管办、信息中心、政治部、司改办、监察局
20.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编制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司法技术等专业领域主要审判程序的流程标准,推动将从立案到结案、归档各个节点的工作要点、时限要求、流程标准、岗位指引和文书样式嵌入信息化办案平台,提升全国法院审判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责任单位:审管办、信息中心、司改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21.健全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的备案机制,修改指导性案例体例格式规范性文件。开展类案类判规则编著工作,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责任单位:研究室、法研所、审管办、司法案例研究院、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22.强化和规范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指导各地法院建立健全各类人员权责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细化完善“四类案件”的监管范围、发现机制、启动程序和监管方式。
责任单位:司改办、审管办、政治部、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23.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推动在省一级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印发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和惩戒工作办公室工作规则。制定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相关规定,指导各省(区、市)开展法官惩戒工作。
责任单位:监察局、政治部、司改办、审管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24.全面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对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的督察、指导和培训。
责任单位:刑三庭、其他各刑事审判庭、司改办
25.修订关于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提高庭审质效,确保量刑公正。
责任单位:刑三庭、研究室、法研所、其他各刑事审判庭
26.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健全工作机制,总结形成试点工作报告。
责任单位:研究室、各刑事审判庭
27.制定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利。
责任单位:刑三庭、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
28.推进刑事申诉制度改革,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审查标准和程序,落实律师代理申诉制度。
责任单位:立案庭、审监庭、研究室、各巡回法庭
29.优化刑罚执行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改进病残等特殊罪犯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刑五庭、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
30.严格落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细化操作规则,加大刑事案件追逃追赃力度。
责任单位:研究室、刑二庭、其他各刑事审判庭
31.探索扩大小额诉讼适用范围,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司改办、民一庭、民四庭、研究室
32.探索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司改办、研究室
33.研究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立案庭、司改办、环资庭、研究室、各民事审判庭
34.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工作。
责任单位:民一庭、立案庭、研究室
35.建立健全在线诉讼规则,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责任单位:司改办、研究室、各民事审判庭
36.探索建立送达新模式,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推动扩大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推广应用集约化、社会化送达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立案庭、审管办、信息中心、新闻传媒总社、民一庭、司改办
37.规范行政案件管辖机制,完善案件管辖标准及类型。
责任单位:行政庭、立案庭、司改办、各巡回法庭
38.进一步健全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管辖制度。
责任单位:环资庭、政治部、民四庭、行政庭、审管办、司改办
39.完善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推动司法部修订诉讼费交纳办法。
责任单位:立案庭、司改办、行装局
40.制定印发防范和惩治恶意诉讼、无理缠诉司法解释,切实解决滥用诉权问题。
责任单位:立案庭、研究室、行政庭
41.落实《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构建优质高效便民的司法协助体系。
责任单位:研究室、国际合作局、民四庭
42.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制定印发参审、培训、考核、奖罚、经费保障等配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行装局、审管办
43.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开展法院系统大排查,健全风险防控和应对制度机制。
责任单位:办公厅、监察局、新闻局、政治部、审管办、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44.深入开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配合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规划和评价指标体系。
责任单位:民二庭、研究室、审管办、国际合作局、司改办、信息中心、其他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45.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制定印发办理黑恶势力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指导意见。
责任单位:刑三庭、其他各刑事审判庭、研究室、民一庭
46.优化破产审判机制,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推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破产法庭。
责任单位:政治部、民二庭
47.建立全国破产管理人协会,指导各地法院健全破产相关制度。
责任单位:民二庭
48.制定印发关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区建设。
责任单位:研究室
49.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建设,推进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归口审理的审判模式改革。
责任单位:环资庭、政治部、审管办、司改办、各审判庭
50.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审判工作指导意见,创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全流域系统治理。
责任单位:环资庭、民四庭、研究室
51.进一步健全公益诉讼制度。
责任单位:环资庭、政治部、民一庭、民四庭、行政庭、研究室
52.健全体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损害赔偿制度,服务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
责任单位:民三庭、研究室、知识产权法庭、法研所
53.制定印发关于加强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的指导意见。
责任单位:民三庭、知识产权法庭、民二庭、研究室
54.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健全涉企业错案冤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依法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冤错案件,并做好典型案例宣传发布工作。
责任单位:审监庭、新闻局、研究室、其他各审判庭和巡回法庭
55.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乡域治理机制,推广“寻乌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
责任单位:民一庭、行装局、司改办、信息中心
56.加强诉源治理。制定印发委派调解机制、民营经济领域矛盾多元化解、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物业纠纷多元化解等领域的指导意见。
责任单位:司改办、立案庭
57.推动建立统一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全面开展在线调解工作。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司法确认模式,促进调解成果当场固定、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责任单位:立案庭、司改办、信息中心、民一庭、研究室
58.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将试点工作范围扩大至全国。
责任单位:立案庭、司改办、各民事审判庭、研究室、法研所
59.发布《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白皮书,全面宣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效。
责任单位:司改办、立案庭、新闻局、法院出版社
60.推进诉讼服务现代化建设,制定印发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工作的意见。优化网上诉讼服务功能,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加快研发智能服务系统,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自助查询咨询、业务网上办理等服务。
责任单位:立案庭、信息中心
61.健全立案工作机制,构建形成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结合的便民立案工作格局。
责任单位:立案庭、信息中心
62.全面推行“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促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
责任单位:立案庭、司改办
63.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综合改革。
责任单位:民一庭、信息中心
64.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健全网络查控系统,推动实现对各类财产全覆盖。优化网络评估拍卖系统,上线询价评估系统,加大网络拍卖适用力度。
责任单位:执行局、信息中心
65.完善“执转破”工作机制,建立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推进“执转破”案件的快速审理。
责任单位:执行局、民二庭
66.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围绕推进审执分离改革、优化执行权配置,研究提出改革意见。
责任单位:执行局、政治部、司改办
67.推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研究起草立法建议稿,着力解决执行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
责任单位:执行局、政治部、研究室、司改办、各民事审判庭
68.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形成研究报告。
责任单位:民二庭、执行局、研究室、司改办
69.探索利用保险理赔机制加大执行救助力度。
责任单位:执行局、赔偿办、行装局、司改办
70.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积极研发四级联网的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信息化平台。
责任单位:赔偿办、信息中心、审管办
71.开展国家赔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赔偿办、政治部、审管办
72.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严格规范文书不上网及审批程序,全面部署和推广应用裁判文书自动纠错软件,建立健全裁判文书质量管控机制。升级中国裁判文书网,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全面落实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完善相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推进网上办案数据自动采集,实现全国法院审判流程信息统一汇集公开。拓展中国庭审公开网功能,进一步健全庭审公开的范围、流程和保障机制。
责任单位:审管办、信息中心、司改办、各审判庭
73.科学测算“法官饱和工作量”,探索推动在人案矛盾集中地区科学增加政法专项编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在省级层面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政法专项编制和员额比例。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研究室、审管办、信息中心
74.推进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建立完善员额法官常态化增补机制。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
75.健全法官员额管理机制,落实员额法官交流政策,制定印发员额法官退出指导意见,畅通员额进出渠道。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
76.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法官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和法官等级升降办法,推动实现法官等级晋升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
77.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待遇政策。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行装局
78.健全审判辅助人员招录、配备、管理和保障制度,探索下级法院法官到上级法院交流担任短期法官助理工作机制。研究司法技术人员配备和职业保障制度。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在法院落实职务职级并行制度,拓宽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通道。
责任单位:政治部、司改办
79.全面落实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完善各类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政策。
责任单位:政治部、行装局
80.加大法官权益保障力度,指导督促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进法官权益保障组织机构建设,落实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政治部、中国法官协会、行装局、研究室、司改办
81.研发升级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量刑辅助、风险预警、类案推送等智能辅助系统,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
责任单位:信息中心、审管办
82.优化刑事案件智能办案辅助系统,完善证据标准指引,配合中央政法委,推广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责任单位:刑三庭、司改办、信息中心、其他各刑事审判庭
83.提升执行案件系统和执行指挥平台智能化水平,实现数据可视化、卷宗可视化和现场可视化。
责任单位:信息中心、执行局、审管办
84.推广浙江“移动微法院”试点经验,扩大电子诉讼覆盖范围,探索建立移动电子诉讼体系。
责任单位:信息中心、司改办、研究室、法研所
85.完成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试点工作,并逐步覆盖全国法院,推动实行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探索建设“人民法院数字档案馆”。
责任单位:信息中心、办公厅、审管办
以上任务,以黑体字标注的为牵头单位,其他为主要参加单位。牵头单位和主要参加单位可以结合本单位职能和任务实际情况,再进行内部责任划分,并送司改办备案。需要增加参加单位的,请牵头单位商有关单位确定,如有必要,可请司改办予以协调。
各分工单位要高度重视,紧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抓好各项分工任务的贯彻落实。对以上分工任务,各牵头部门应在司法改革电子台账系统中按月填报改革进度,司改办将依托司法改革电子台账系统进行管理,在内网定期公示,并抓好督办落实,改革进展填报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均纳入年终绩效考评。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56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566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案件繁简分流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存在的问题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明确列为一项改革任务。2015年1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行战略安排。同时,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法治理念和依法解决纠纷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愈加凸显,案件数量急速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重大难题。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破解这一难题,不能简单寄希望于增加人员编制,而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制度机制上采取措施。周强院长指出:“认真总结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的成效与经验,研究部署推进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对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您提出的四条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进人民法院案件繁简分流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进一步提升案件分流的精准率
近一年多来,人民法院正在开展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即“分调裁"机制改革,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把握好立案节点,科学开展案件繁简分流。以严格实行立案登记制为前提,积极引导当事人接受诉前化解,对标的额不大且适宜调解的部分案件,委派给社会力量进行调解,形成有效的矛盾纠纷首道过滤网。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设置程序分流员,由审判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熟悉各类纠纷解决程序的专人,在立案同时准确确定案件适宜的审判程序。以案为要素,以案件类型、特点、繁简程度为依据开展分流,实现类案集约化办理。对物业、供暖、道交、民间借贷等人数众多、诉求一致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关联性案件交由同一审判团队审理。在立案阶段加强分流引导,释明不同诉讼程序的优势特点,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速裁等简易纠纷解决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400多家法院设立程序分流员开展繁简分流工作。
同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高度发达的当下,人民法院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积极探索通过电脑软件开展智能分流,探索出一套电脑智能分流与人工分流相结合、以电脑智能分流为主的分流方法。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向各地法院推介山东法院的自动繁简分流软件,该分流系统并不简单地通过案由划分案件繁简,而是通过设置案件各种要素系数,进行要素的加权,进而划分案件繁简。不同地区可以根据本地案件量,设置不同要素的加权分数,权衡案件繁简比例,服务于审判工作实际需要。不少法院已经将这套软件运用于本地案件的繁简分流,收效良好。
二、关于深入挖掘法定司法程序潜力
人民法院“分调裁"机制改革的要点之二,就是健全简案快调速裁机制。积极倡导加强立案后庭审前的调解,对适宜调解的,通过在线、视频、微信等便利手段调解,采取诉讼费减免等激励措施,引导当事人主动调解。要求各级法院用好督促、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简易纠纷解决方式,简化送达、审理、裁判程序,减少排期等待时间,做到简单案件来之即办、办之即结、结之即了。规范调解速裁程序,明确工作期限,坚决防止久调不决、速裁拖延。有条件的地区由专门人员集中办理速裁案件,力争实现案件的“二八分流",用20%的法官办理占比80%的简单案件,用80%的法官办理占比20%的疑难复杂案件。
2017年,江苏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成立速裁组织或速裁庭,对12类民商事简易案件进行快速审理。河南登封法院建立三个速裁团队,分别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审结占全院50%的案件。北京通州区法院四个速裁团队解决全院占80%的民商事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9.19%,已结案件无一发回、改判。北京三中院将民商事审判庭划分为1个快审庭和4个精审庭,快审庭用30%的审判力量承担了全院60%的二审民商事案件,精审庭用70%的审判力量对占40%的复杂案件进行精细化审判。
三、关于强化司法的引领保障作用
对您建议中提到的强化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为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扎实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主动与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对接关系,指导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有效作用;要通过诉调对接、业务指导、人员培训、参与立法等途径,让更多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诉解纷渠道解决;要通过诉前导诉、案件分流、程序衔接,把纠纷有序分流至诉讼和非诉讼解纷渠道;要通过司法确认,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和权威性。而《规定》则规范了特邀调解程序,明确了诉调对接程序。在《意见》与《规定》发布后,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建立诉调对接平台,与当地党委政府、司法行政、妇联工会等广泛联系,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仲裁、公证等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
其中,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合作,全面贯彻人民调解法,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目前,据司法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设在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室1898个,人民调解委员会915个,人民调解员6340人。2017年接受法院委托移送调解案件15.5万件,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10.2万件。在对仲裁与公证的支持方面,人民法院也在积极协调,支持仲裁制度改革,加强与商事仲裁机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沟通联系,及时审查和执行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书或者决定书。201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公证机构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进一步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部署。据司法部反馈信息,截至目前,全国177家试点公证机构,普遍建立了公证与诉讼协同中心和服务窗口,累计分别办理调解、取证、送达、保全、执行案件9450、15097、82072、5924、18183件(次),有效分流法院案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法院审判执行活动依法高效进行,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取得了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但现实中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范化不够的问题。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出,“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法院主导的影响力不足",这仍是制约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开展督促落实工作,督促全国各级法院落实《意见》与《规定》精神,同时继续与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合作,指导人民调解,推动人民调解作用发挥。加强对仲裁工作的指导力度,推动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仲裁登记管理工作,推动修改完善仲裁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仲裁相关规定,充分发挥仲裁在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四、关于提升机构、人员及考核体系精细化程度
人民法院“分调裁"机制改革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完善综合配套改革机制。建立扁平化、专业化的速裁工作团队,通过科学评估简案与繁案数量,以案定员,合理分配员额法官,补足司法辅助人员。充分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借助公证员、网格员等外力破解送达难,探索把鉴定、评估等工作前移到诉前,为更多案件适用调解速裁程序创造条件。
在考核方式上,由统一考核向分类考核转变。建立分类明晰、权重科学的考核标准,区分案件类型和难易程度,分别设定不同考核重点,确定考核指标,实行动态管理。运用编立案号等制度,将法官或司法辅助人员开展诉前调解、立案后调解的工作量纳入考核,确保全面反映工作成效。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优化协作配合机制,强化协同保护力度,整合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资源,深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二、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
(一)明确联络机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协作配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归口负责,分别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日常联络机构。双方各确定一名联络人,负责日常沟通联络。省级以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联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
(二)建立会商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调会商机制,定期组织召开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参加,相互通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重点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加强研究,会商提出对策,以会议纪要、会签文件、共同出台指导意见等形式确认共识,并由责任方负责落实。省级以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在日常工作中要积极拓宽交流沟通的渠道和方式,逐步建立常态化、多样化的会商沟通机制,共同研究落实相关工作。
三、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三)建立关联案件双向通报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授权确权和检察监督中的关联案件,保持密切沟通并互相通报案件办理进展情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工作情况、监督案件分析、工作简报等信息及时向对方进行通报,共同做好知识产权领域案件数据动态分析、案件规律研判等工作,并适时就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沟通。
(五)推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要推进专利、商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纳入电子政务建设规划,依托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推动跨部门跨区域信息共享,实现有关案件行政、司法信息互联互通。
四、加强业务支撑
(六)完善专家咨询库和技术调查官人才库建设。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要健全完善并充分利用双方已建立的专家咨询库和技术调查官人才库。检察机关建立的专家咨询库、检察研究基地等资源可以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共享;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及到技术性事项的审查认定及需要委托鉴定的案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推荐有关专家。双方共同推进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中对专业技术问题的认定途径科学化、统一化,准确高效认定技术事实,为社会公众提供合理预期,降低维权成本。
(七)加强业务协助。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就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征求检察机关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答复。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核实注册商标信息的,可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注册证明公示系统核实;需要核实涉案专利法律状态的,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各地设立的专利代办处申请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需要核实地理标志产品信息的,可以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进行检索查询。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商标的使用、相同商标、同一种商品、假冒专利行为等认定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专利侵权判断标准、专利审查指南、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等综合审查认定;必要时,可以商请同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专业意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答复。同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相关问题无法认定的,可以逐级请示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也可以由检察机关逐级请示上级检察机关。
五、加大办案协作力度
(八)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的同时抄送同级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可建议检察机关依法进行刑事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的立案监督建议,应当依法受理和审查并及时反馈案件处理情况。各级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移送同级负责专利商标执法的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同级检察机关。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不服的,可依据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或提供线索,检察机关应依法审查并及时反馈。对于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九)建立重大案件共同挂牌督办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办理的重大敏感、疑难复杂案件或涉及到重点领域重要行业的案件,应及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沟通,必要时双方可共同挂牌督办,加强业务指导,共同做好案件办理和舆情管控工作。
(十)推进跨区域协作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的指导和督促,围绕国家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共同推进重点地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泛珠三角、成渝、海西、粤港澳大湾区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检察机关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协作办案、人才培养等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
六、加强人才交流培训
(十一)建立人才交流机制。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可根据工作需要互派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干部进行交流学习,深入推进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机制,通过人员交流学习促进双方业务的深度合作,降低沟通成本,提升保护合力。
(十二)探索开展同堂培训。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执法人员与检察官同堂培训机制,鼓励双方通过共同组织开展培训交流活动、互派人员参加对方组织的培训活动、邀请对方业务专家授课等方式,共同提高业务能力,统一执法办案标准,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水平。
七、深化研究合作
(十三)开展联合调研。对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联合立法机关、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邀请全国人大代表等开展联合调研,建立成果共建、共享机制,共同推动知识产权立法及政策制定的完善。
(十四)组织业务研讨。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共同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宏观战略的研究,围绕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重大疑难和前沿问题组织业务骨干、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以厘清分歧,形成共识,推动法律政策完善,推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保护标准的统一。
八、加强宣传配合和国际合作
(十五)加强宣传配合。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工作,创新宣传方式,找准宣传亮点,扩大宣传途径,采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白皮书和典型案例等方式,宣传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综合保护效果,营造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展示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成效。
(十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际合作中密切配合,以“一带一路”实施共建为契机,共同研判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国际发展趋势和问题,在国际谈判、国际项目合作等方面加强沟通,扎实稳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交流活动。
九、建立奖惩机制
(十七)建立健全奖优惩劣制度。省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应建立健全奖优惩劣制度,提高执法司法保护综合效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期对查办侦破重大案件、推进协作机制、开展理论研究和宣传培训等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检察机关中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扬鼓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2年4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07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现答复如下:
您建议进一步完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阶段的协作机制,发挥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磋商阶段的积极作用,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对于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2017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部作为该项工作牵头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参与单位,共同采取多种措施落实改革要求,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应有作用。
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行开始,各地积极出台各项配套文件。截止2020年1月,各地均印发省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157个市印发市地级实施方案,明确本地区改革目标和推进路径,确定具体实施改革的部门及分工;各地共制定磋商、调查与鉴定评估、资金管理等相关配套文件212个。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对于司法实践中亟待明确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受理条件、证据规则、责任范围、诉讼衔接、赔偿协议司法确认、强制执行等问题予以规定。2020年3月,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八个部门共同会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相关赔偿资金纳入统一规范管理。
为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效能,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在完善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阶段的协作机制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启动磋商程序,适时参与磋商并进行监督。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联合13部门制定《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监督办法(试行)》,加强对损害调查、赔偿磋商、损害修复、信息公开等四个环节的监督。二是在磋商不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检察机关督促支持,受案法院依法审判。如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诉被告刘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一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庭支持起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主持审理并依法判决,收到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截止2020年6月,全国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92件,审结71件。其中诉讼案件受理39件,审结24件;司法确认案件受理53件,审结47件。三是各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与法检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协作机制。黑龙江建立信息共享、定向联络机制,联合开展案件线索排查,推动索赔案件开展;江西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设立常设联络人、重大案件会商督办、紧急案件联合调查等多种方式,形成有效的协调联动;江苏、安徽、宁夏等地邀请检察机关、社会组织、专家、律师等多方主体参与赔偿磋商程序,推动磋商公开透明;上海、山东、广西等地将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况移送相关司法机关供裁判时参考,引导赔偿义务人积极承担赔偿责任。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牵头继续加强对地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工作指导,推动各地建立完善磋商阶段的协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民法典规定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出台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研究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从制度层面解决检察机关参与磋商以及与公益诉讼相衔接的问题。
您关于及时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诉讼费用相关规定的建议,亦很有针对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系原国务院法制办制定,现该项职能划归司法部。我们将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涉及的诉讼费用交纳问题,进一步加强与司法部的沟通,推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修改完善。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的决定(20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的决定
(法〔2018〕22号)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大力推进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褒奖先进、激励队伍,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根据《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等201个集体“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王志勇等259名同志“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以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认真学习他们坚定信念、服务大局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情系百姓、司法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们勤勉敬业、秉公办案的职业精神,学习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矢志不渝地为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而奋斗。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拼搏进取,全面推进执法办案、司法改革、党的建设、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司法能力、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月17日
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人民法庭
天津市
西青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审判管理委员会立案庭
河北省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迁安市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
香河县人民法院安头屯人民法庭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管理中心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安泽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信息技术处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大杨树人民法庭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交通事故专业法庭
杭锦后旗人民法院三道桥人民法庭
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乌斯太人民法庭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
辽宁省
台安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科
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
洮南市人民法院万宝人民法庭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汪清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利民人民法庭
龙江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佳西人民法庭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牡丹江农垦法院刑事审判庭
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黄浦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公室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秦南人民法庭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常州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庭
宁海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人民法庭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
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
泾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南靖县人民法院土楼人民法庭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坎市人民法庭
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教育管理处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处
芦溪县人民法院南坑人民法庭
会昌县人民法院西江人民法庭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茨坪人民法庭
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莒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巨野县人民法院龙堌矿区人民法庭
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务督察局
汝州市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襄城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固始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宜城市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当阳市人民法院玉阳人民法庭
安陆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武汉海事法院重庆法庭
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与涉外商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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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西岩人民法庭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宜章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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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大泽人民法庭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广州海事法院海事审判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那良人民法庭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北海海事法院贵港法庭
海南省
儋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旅游审判庭
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武隆区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
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十陵人民法庭
泸县人民法院牛滩人民法庭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东坝人民法庭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岳池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大竹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清江人民法庭
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眉山市东坡区诉讼服务中心
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湄潭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大方县人民法院百纳人民法庭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会泽县人民法院迤车法庭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腾冲市人民法院固东人民法庭
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禄丰县人民法院罗次中心法庭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朗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比如县人民法院夏曲人民法庭
札达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石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处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永昌县人民法院河西堡人民法庭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青海省
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
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平安人民法庭
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平罗县人民法院沙湖人民法庭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伊宁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英吉沙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解放军
东部战区军事法院执行处
济南军事法院第二审判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第十四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第一合议庭
执行局执行指挥办公室
研究室港澳司法事务办公室
机关党委组织宣传部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名单
北京市
王志勇 海淀区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主任
朱政 平谷区人民法院金海湖人民法庭副庭长
任小燕(女) 朝阳区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办公室主任
李永平 丰台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赵锋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曾进(女,满族) 东城区人民法院监察室主任
天津市
孙斌 河东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科员
孙瑞林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副科长
吴文山 武清区人民法院王庆坨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玉(女) 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二庭书记员
河北省
尹淑兰(女,满族)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华国英(女)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处处长
刘连鹏 赞皇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刘彬 曲阳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李立华(女) 盐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李永玮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波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培训处处长
张少杰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
张继东 涿鹿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商晏铭 滦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室主任
谢飞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熊学军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山西省
王慧亮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书记员
江红斌 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孙鹏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
李永军 沁水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振宁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管理处副处长
李高峰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韩志民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智文勇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政委
内蒙古自治区
王永贵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院长
王建刚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田钢(蒙古族) 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调研员
刘洪舫(女)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审判员
闫莹莹(女,蒙古族)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部
李雪(女,蒙古族) 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陈昶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处主任
宫学文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辽宁省
王选平 大连海事法院长海人民法庭副庭长
尤洋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科员
严怡娜(女)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教育处主任科员
李民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
李凤城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处副主任科员
邴妮婷(女) 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张昱凯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孟凡彪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孟向东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
吉林省
左字森 抚松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莫相荣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崔柳(女,满族) 德惠市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
商文宏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梁洪洁(女)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主任科员
谭贵林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黑龙江省
于飞 林甸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王启勤(女) 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牟卫良 抚远市人民法院院长
张淑霞(女) 铁力市人民法院郊区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洋洋(女) 双鸭山市岭东区人民法院中心人民法庭法官助理
姜广峰 绥芬河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洪梅(女)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科副科长
姚丽丽(女)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徐春 雷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科科长
商海军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工作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
孙杨根 徐汇区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张薇佳(女)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居义良 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法官助理
彭小萍(女) 长宁区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彭雄辉 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副庭长
韩?(女) 嘉定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江苏省
冯涛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朱敏(女)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刘金桥 常熟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科科长
汤春康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副处长
杜道靖(回族)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助理审判员
肖雄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何聪(女)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陈利东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庭长
陈春晖 仪征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周永 沭阳县人民法院工会副主席
胡月龙 新沂市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陶国华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处副主任科员
董士玲(女) 射阳县人民法院黄沙港人民法庭庭长
詹佳琳(女)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书记员
浙江省
毛煜焕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院长
方韦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叶飞(女) 义乌市人民法院电子商务审判庭副庭长
田芳(女) 德清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朱千峰 永嘉县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科科长
杨永强 平湖市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张鑫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处副处长
张凌锋 三门县人民法院浦坝港人民法庭庭长
顾勇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蔡军民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安徽省
韦文胜 枞阳县人民法院办公室科员
刘静(女) 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修启 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院长
汪家秀(女) 霍邱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凯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张跃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霍楠(女)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穆鑫(女,回族) 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福建省
王斌 高级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调研员
李小洪(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法官助理
邱益鹏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汪钢 厦门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张敏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林敏 闽侯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林光义 古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郭顺强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江西省
万华(女)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司法警察
王磊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龙广华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助理审判员
杨冰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肖力 分宜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汪生权 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赵霞(女) 南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楼赟 南昌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
山东省
于莉(女)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审判员
万景周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文丽(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处处长
王旭 桓台县人民法院院长
王丽(女)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王丽法官工作室主审法官
石鑫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杨冬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
杨相国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吴晓慧(女) 招远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陈俊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周光亮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赵玉鹏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赵振飞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袁俊峰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席刚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河南省
马国欣 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王长安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
王高峰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李国良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
张志勇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中原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丽娜(女)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纪检监察处副处长
陈凤伟 平舆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
陈海江 嵩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贾晓辉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黄远锋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梁锦学 睢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韩涛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韩强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曾新(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褚雨佳(女) 西华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湖北省
王俊杰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处处长
史常富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齐志刚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兵 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子陵人民法庭庭长
李莉荣(女)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肖彦 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政委
陈志新 罗田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赵群(女)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高强 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庭长
葛雅琴(女) 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法官助理
湖南省
王婷(女)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尹玄海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邓梦曦(女,土家族)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政工室科员
刘有元 祁阳县人民法院林业审判庭庭长
李志勇 沅江市人民法院政工室主任
杨辉 慈利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何灿辉 湘潭县人民法院信访室主任
罗韬(女) 邵东县人民法院政工室副主任
胡咏梅(女) 双峰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司法警察
曾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广东省
甘克润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
麦洁萍(女)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调研员
李伟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李婉婉(女)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邹秋玲(女)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宋依梅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信息科副科长
陈志清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陈曙涛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
罗代辉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黄海钦 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黄登魁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赖宝军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合山人民法庭庭长
谭双堰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
谭海华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审判庭负责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璐明(女,壮族)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农春梅(女,壮族) 宁明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何来成 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政委
邵国庆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莫乔雅(女,仫佬族) 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黄敏开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院长
黎之燕 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魏玉芳(女)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海南省
何声章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西秀人民法庭庭长
罗勇 定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法官助理
重庆市
刘继雁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汤君丽(女) 忠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庭长
李国光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科员
张帅(女) 合川区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侯凯耀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蒋小清(土家族) 黔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四川省
刘毅 高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处舆情室主任
孙家岭(女)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杨勇军 荣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何洪兰(女)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汪易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
陈阿呷(彝族)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祝增巧(女) 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
费元汉 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秦川(藏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陶清珍(女) 蓬溪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龚琼(女) 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廖顺英(女)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
贵州省
王锦辉 普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刘劼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第一团队审判员
罗才林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罗仁华(侗族) 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网络管理中心主任
赵君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莫兴明(布依族) 麻江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高峰(仡佬族)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云南省
王文荣(彝族) 福贡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孙芸(女)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
阿芳(女,彝族) 勐海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邵立伟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赵云祥 砚山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唐志萍(女,白族)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黄银普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潘敏声(藏族) 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西藏自治区
仁丹旺姆(女,藏族)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格桑多布杰(藏族) 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法院院长
陕西省
付贵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宣教科科长
伍贤畅 紫阳县人民法院洄水人民法庭庭长
刘宝林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李春丽(女)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审判员
李继斌 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辛亚娟(女) 凤翔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张小军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联络室主任
陈玉红(女)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调研员
甘肃省
马存智(回族) 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人事科科长
马仲国(东乡族) 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王新位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李兰(女)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立国 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赵新午 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青海省
邓青玲(女)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党雪仁(女,蒙古族)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史有明 泾源县人民法院六盘山人民法庭庭长
苏蓓蓓(女) 贺兰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图巴依尔(蒙古族) 昭苏县人民法院察汗乌苏人民法庭庭长
玉素甫江·尼扎木丁(维吾尔族) 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艾则孜·伊斯坎德尔(维吾尔族) 高级人民法院翻译处副调研员
叶炜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朱小娟(女) 拜城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员
麦尔旦江·吐拉克(维吾尔族) 喀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书记员
帕提古丽·排祖拉(女,维吾尔族) 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俊山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解放军
刘洪湘 中部战区军事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李岩 总直属军事法院立案庭庭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田羽丰 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支队长
赵辉 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最高人民法院
许建峰 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骆电 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董超 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8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时,离婚纠纷的诉讼管辖问题是人民法院在确定离婚纠纷案件管辖时的难点问题之一。您在深入实践、认真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宝贵建议,对人民法院改进司法审判,促进司法为民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是在对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进行有限保留和修订的基础上制定的。该条款规定了流动人口提起离婚诉讼的地域管辖问题,根据夫妻一方还是双方为流动人口分别规定两个条款,您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该条第二款,即夫妻双方均为流动人口,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且被告一方无音讯时地域管辖的确定问题。
对于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时的地域管辖问题,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能确定被告经常居住地的,由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同时为减少原告诉累,也规定了只要原告证明被告有固定居住,即可向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为人民法院下一步审理、执行提供便利。管辖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原告就被告的原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起草时,基于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员流动频繁的社会状况,为方便当事人诉讼,确立了当事人双方均离开户籍住所地的,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则。这不仅仅是为便利原告的起诉,还要考虑立案受理后是否有利于人民法院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处理,对妇女儿童合法权利的保护,是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特殊的地域管辖原则。
离婚纠纷是关系夫妻双方人身关系的诉讼,为尽量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纠纷时应当重点审理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并据此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工作,以及是否判决支持原告的离婚主张。如果被告不出庭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往往无法判断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也难以据此判决是否支持原告要求离婚的主张。如果原告仍在住所地生活,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调查取证、走访当地居委会、村委会等途径间接了解夫妻双方感情生活的真实情况,因此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只有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时,可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如果双方均为流动人口,均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在被告无音讯时即使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当地各类社会组织往往也对原被告双方的夫妻关系无从可知,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准确判断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以及作出是否支持离婚诉请的判决。
我国立案工作虽已实行立案登记制,但原告的起诉仍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受理条件。该条第二项即规定了起诉时需有明确的被告,这里明确的被告包括能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原告起诉时提供被告的各项信息是原告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尤其是涉及关系人身关系的离婚纠纷,更应慎重处理。只有当被告确实下落不明或失踪的,才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您的建议向我们指出了离婚案件中双方均为流动人口时地域管辖难确定的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就此开展调研,探索既有利于原告起诉,又便于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工作的地域管辖的确定原则。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7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2013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第二条 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二年。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一至三年。
失信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提供了充分有效担保的;
(二)已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
(三)被执行人履行顺序在后,对其依法不应强制执行的;
(四)其他不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形。
第四条 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五条 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的执行通知中,应当载明有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提示等内容。
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并作出决定。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也可以依职权决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人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应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应当写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理由,有纳入期限的,应当写明纳入期限。决定书由院长签发,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决定书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第六条 记载和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应当包括:
(一)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
(二)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
(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四)被执行人失信行为的具体情形;
(五)执行依据的制作单位和文号、执行案号、立案时间、执行法院;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记载和公布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并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对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第九条 不应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撤销失信信息。
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正失信信息。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
(一)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人民法院已执行完毕的;
(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
(三)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四)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
(五)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
(六)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
(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
有纳入期限的,不适用前款规定。纳入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人民法院应当删除失信信息。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被执行人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删除失信信息后六个月内,申请执行人申请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纠正:
(一)不应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记载和公布的失信信息不准确的;
(三)失信信息应予删除的。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公布、撤销、更正、删除失信信息的,参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
(法〔2018〕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以下简称《意见》)。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依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顶层设计,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原则,把振兴乡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对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人民法院工作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处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二、妥善审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案件,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妥善审理涉及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案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妥善审理破坏农村社会秩序、扰乱农业市场秩序、危害农村投融资环境、妨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刑事案件,依法打击制裁犯罪行为,为乡村全面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妥善审理涉及农村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融资权益、农村科技创新、劳动就业保护等民事商事案件,依法维护农民权利,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农村营商环境,夯实乡村振兴要素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妥善审理涉及农地征收征用、乡村规划建设、农村经济管理等行政案件,为建设法治乡村保驾护航。
三、综合运用审判执行手段,提升乡村绿色发展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加强对农村地区环境资源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农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集中力量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通过刑事、民事、行政等审判手段,维护各项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权威,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的全面建立;依法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坚决惩处破坏农业资源、生态资源、生物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着力保护农民、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因环境资源违法行为受到损害的权利;依法保障农村绿色生态经济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强化农村环境资源审判执行工作,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四、通过司法审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庭美德,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行为准则,促进农村家德家风建设;坚决扫黑除恶,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醇化村风民风社风;弘扬守望相助、邻里和睦的乡邻美德,维护熟人社会中的情感和道德纽带;弘扬诚实守信、严守合同的契约精神,改善农村营商环境;坚持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移风易俗行动中依法行使职权,以自身文明执法作表率,推动乡风文明新气象的形成。注重法治教育和宣传,通过巡回审判、发布典型案例、法治主题宣传、乡村法治宣传栏等宣传法治,引领农村尊法、守法风尚。
五、落实各项司法为民便民利民措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诉求。综合运用互联网、电话语音系统、手机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搭建涵盖立案、审判、执行的全方位便民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民事简易程序的功能,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进一步提高审判质效;深化诉讼服务机制,通过巡回审判、社区法庭、假日法庭、街道诉讼服务站等方式,为当事人诉讼提供便利;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百姓的优势,健全点、线、面结合的便捷高效司法服务网络;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涉农案件执行力度,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及时得到实现;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必要帮助。
六、依托乡村治理新体系,多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生的矛盾纠纷,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与其他基层政权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充分发挥乡村干部、司法协理员、人民调解员等多种力量,重视乡规民约、善良民俗习惯的积极作用,运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整体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判有关案件审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地方党委、人大报送专项报告,向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4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3月21日)
3月21日,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联合召开的“2022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视频会”上,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张志杰发布了4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等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担当作为,能动履行检察职责,积极推动农资打假工作,依法办理了一大批危害农资安全犯罪案件,表明了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犯罪,保障农资安全和农民权益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此次发布的4件案例由山东、上海、吉林、黑龙江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农药、兽药、种子、化肥多个领域。分别是张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易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兽药案,刘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于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
这4件案例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严惩制售伪劣农资犯罪,保障农资安全。通过案例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各环节开展全链条打击,如张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中,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三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对制售伪劣农资犯罪给予严厉制裁,对潜在的不法分子形成有效震慑。二是精准认定案件性质,准确适用法律。如刘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定罪处罚,易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兽药案等3件案例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体现了对危害农资安全犯罪的从严追究。三是积极追赃挽损,能动司法保护农民利益。检察机关在严厉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的同时,积极帮助被害农户挽回损失。如在刘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办案人员逐户走访被害农户了解情况,确定农户损失,敦促犯罪嫌疑人对全部被害农户进行赔偿,有效修复被破坏的农村社会关系。四是加强协作延伸检察职能,净化农资市场。办案中,检察机关与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法院等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形成有效打击合力。如在于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中,检察机关将依法惩治犯罪与推动社会治理相融合,以制发检察建议书等形式,联合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保障农资安全。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对象、重点产品和薄弱环节,依法从严惩处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加强农资安全法治宣传,多措并举引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合法生产、诚信经营,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资安全。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张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伪劣农药 委托生产 网络销售
【基本案情】
2015年起,张某某、霍某某先后虚构“青岛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青岛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向王某某提供标签、图样,委托其生产伪劣农药,并通过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王某某以租住的民房为加工窝点,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及相关农药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工人生产伪劣农药,销售给张某某、霍某某。截至2019年5月,张某某、霍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771万余元,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333万余元。经农业农村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检测,加工窝点现场查扣的成品农药均不合格。
【诉讼经过】
2020年3月17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等三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21年2月8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某、霍某某、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三被告人提出上诉。2021年4月2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严惩制售伪劣农药犯罪,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制售伪劣农药违法犯罪危及粮食安全,损害农民权益,必须从严惩处。本案伪劣农药销往全国多个省市,销售量大,涉及范围广。涉案犯罪行为包括了从原材料购进、假农资生产到全国性销售全过程,三被告人均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有效打击了制售伪劣农药犯罪,震慑了潜在不法分子,维护了粮食安全。
(二)加强引导侦查,准确认定伪劣农药。《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的农药,按照假农药处理。本案中,检察机关并未单纯以无生产资质作为认定标准,而是要求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查获农药的实际效果以及是否符合农药标准进行取证。经引导侦查,公安机关查找到多名购买农药的实际用户,证实从被告处购买的农药使用效果不好;委托检验机构对现场查扣的农药进行检验,确定均为不合格农药。最终检察机关依据检验报告和农药实际用户的证言综合认定涉案农药为伪劣农药。
(三)精准认定被告人犯罪数额,有效指控犯罪。本案伪劣农药通过互联网销售,涉及全国各地买家近千人,由公安机关逐一寻访购买人取证并不现实。检察机关根据公安机关查获张某某的19本手写记账笔记本,以及调取的7个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将逐条整理出的近2000条销售信息与涉案银行账户5年的交易流水进行对比,确认张某某、霍某某的犯罪金额;又根据张某某对自己记账习惯、常用符号的解释,通过比对账簿记录与王某某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情况,甄别出王某某的犯罪金额,最终精准认定犯罪数额,有效指控犯罪。
案例二
易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兽药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假兽药 全链条打击 销售金额 行刑衔接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0年,易某某在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购买设备和原料,租用仓库,以不含有药物成分的石粉、木粉、麦芽精糊等物质为原料大量生产宣称可以治疗“鸡瘟”的兽药片剂,通过微信对外销售,销售金额39万余元。
吴某甲、吴某乙、胡某某3人在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的情况下,各自租赁民宅,使用从易某某处购进的兽药片剂或自行以不含有药物成分的石粉、木粉等物质生产的兽药粉剂,分装入由丁某某、张某等人印制、提供的仿冒正规兽药包装袋内,冒充正规兽药,通过物流销往全国各地。刘某某明知吴某甲所售系非正规兽药,仍进货并对外销售。期间,吴某甲生产、销售假兽药33万余元,吴某乙生产、销售假兽药14万余元,胡某某生产、销售假兽药8万余元,刘某某进货假兽药金额15万余元,已全部加价销售。
涉案兽药包括用于治疗猪、牛、羊、鸡、鸭、鹅等畜禽各类疾病的40余种兽药,其中有“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头孢氨苄青霉素”“母仔安”等兽用处方药。经上海市兽药检测所检测,易某某、吴某甲等人生产、销售的兽药中均未检出兽药有效成分。经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认定,涉案兽药均系以非兽药冒充兽药的假兽药。
【诉讼经过】
2020年10月28日、11月1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和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分别对易某某和吴某甲、吴某乙等6人提起公诉。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2020年12月10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易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2020年12月18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等5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刘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6.7万元至2万元不等。判决宣告后,7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坚持实质认定假兽药,揭示犯罪社会危害性。假兽药不仅不能治疗、预防动物疫病,甚至可能会因为控制疫情不及时,导致疫病在动物间传播,给养殖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患疫病动物被人食用也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本案中,检察机关与农业行政主管机关经科学研判,准确认定“假兽药”。检察机关通过讯问被告人掌握涉案兽药的生产流程,要求公安机关委托检验机构对涉案兽药进行检验,确认涉案兽药片剂、粉剂均不含兽药有效成分,从而揭示假兽药的危害性。通过依法惩治犯罪,坚决杜绝假兽药流入市场,最大限度维护养殖户合法权益,保障食品安全。
(二)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准确认定销售金额。对于涉案兽药无法认定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各犯罪行为人长期生产假兽药,并通过微信向全国各地销售,其销售金额计算系案件审查难点。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引导公安机关对扣押手机进行电子数据勘查,同时主动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从海量微信聊天记录、账户交易明细中,逐笔逐单梳理涉案假兽药销售金额。最终将易某某销售总金额从案件伊始的19万余元追加认定至39万余元,准确认定本案假兽药的销售金额,合理提出量刑建议,确保罚当其罪。
(三)加强行刑衔接,全链条打击制售假兽药犯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集中管辖全市危害农资安全案件,通过同堂业务培训、典型案例讲评、专项调研走访等形式,与市、区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公安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始终注重提升行刑衔接质效。本案中,针对上游生产批发、下游销售,以及明知是假兽药仍提供假冒正规产品包装材料的全链条犯罪团伙,上海两级检察机关与农业、公安机关在线索研判、假农药检验认定、引导侦查取证等方面积极协作,最终实现对犯罪全链条打击,捣毁制假售假源头,全力保障农资安全。同时,检察机关以案释法,通过检察官说法、制作宣传手册、拍摄宣传片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向养殖户揭示假兽药的危害,普及分辨真假兽药的技巧。
案例三
刘某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关键词】
销售伪劣种子罪 伪劣种子 损失鉴定 赔偿被害人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被告人刘某某从内蒙古自治区某市购买32吨普通土豆后,假冒“延薯4号”土豆种子销售给吉林省扶余市的同村村民张某某等人,当年耕种后减产。经吉林省扶余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田间鉴定及扶余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张某某等人损失价值共计25万余元。
【诉讼经过】
2019年1月17日,吉林省扶余市公安局对该案侦查终结,向扶余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期间,刘某某表示认罪认罚。2019年4月6日,扶余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提起公诉。2019年5月24日,扶余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鉴于其对被害人积极理赔,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决后,刘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涉种子犯罪危及粮食安全源头,必须依法严厉打击。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种业安全关系粮食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严重危害粮食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益。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及时、准确打击此类犯罪,充分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权益。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查明伪劣种子来源、成交价格,取得上游卖家证言,说明鉴定方式方法,为依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奠定基础。
(二)在检察履职过程中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作物收入是普通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该案被害农户十余户,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行政执法部门经田间鉴定,计算出平均每公顷损失产量。依据鉴定的损失产量及平均市场价格,扶余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农户损失价值作出鉴定。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帮助被害农户挽回损失。审查逮捕期间,办案人员逐户走访被害农户了解情况,敦促犯罪嫌疑人进行赔偿。经沟通协调,犯罪嫌疑人对全部被害农户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农户谅解。不仅让农户免受经济困顿之苦,也有效修复了被破坏的农村社会关系。
(三)农民消费者应注意辨别真伪,谨防购买伪劣种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子的优劣,决定了一年的收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为假种子,涉案种子系以普通土豆冒充,应认定为假种子。广大农民购买种子时,应注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从包装等方面进行辨别,正规的种子包装上有品牌标识、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等基本信息。应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注意养成索要发票或其他消费凭证的习惯,保留相关证据,一旦发现购买了伪劣种子,及时向当地农业、市场监管部门等投诉举报,对可能涉嫌犯罪的及时报案。
案例四
于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伪劣化肥 赔偿农户损失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9年,被告人于某某在经营种子商店期间,得知使用二铵辅料代替磷酸二铵化肥可以获取高额利润,遂于同年12月前往A肥业有限公司购买二铵辅料。同时联系一家包装袋厂,定购了价值1.6万余元印有B品牌标识的肥料包装袋。2020年3月,于某某在外地租赁的库房内,将其购买的198吨二铵辅料和67吨复合肥进行重新倒袋灌装,假冒正规厂家生产的磷酸二铵、复合肥料的化肥产品,并运至本地销售。期间,于某某共生产假冒化肥265吨,销售171.15吨,销售金额42万余元。
经黑龙江省大庆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于某某生产、销售的磷酸二铵的总氮、有效磷、总养分不合格,复合肥料的有效磷、总养分不合格。
【诉讼经过】
2021年4月30日,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检察院以于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5日,林甸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于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判决宣告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适用法律,坚持化肥实质效能判断。对于假冒伪劣化肥的性质认定,检察机关结合检验报告、被告人供述、物证等证据材料综合判断。在明确化肥性质后,仍应全面审查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是否造成生产损失。对于无法认定涉案化肥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但是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二)积极追赃挽损,维护被害农户经济权益。本案被害农户有39名,虽然被告人于某某在案发前已赔偿部分农户损失,但仍有不少农户损失尚未挽回。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听取被害人意见,引导公安机关查明于某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的数量、销售金额和获利情况,并对农户的生产损失数额进行核实。经过多次沟通,说服于某某及其家属向被害农户赔礼道歉、赔偿农户损失,最终帮助被害农户挽回损失,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
(三)延伸检察职能,全方位净化农资市场。检察机关将依法惩治涉农资犯罪与推动社会治理相融合,联合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保障农资安全。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通报案情,建议对农资生产开展执法检查,防患于未然。同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针对农资领域无资质公司、个人或者挂靠生产、倒买倒卖农资产品等问题开展整治。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采纳建议,及时组织开展农资打假活动,提升部门协作质效,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理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进一步净化了当地农资市场,有力保障农民权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2〕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水利(水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水利局,各流域管理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强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推动新时代治水兴水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水利部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水利部
2022年5月17日
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进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作用,加强对水利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水安全,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的重要意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保障国家水安全发表重要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先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起国家“江河战略”,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对建立这一制度作了说明,强调“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指出,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其治理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特征。目前,妨碍行洪,非法取水,侵占河湖、堤防、水库库容,毁坏水库大坝,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等违法行为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威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动水利部门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形成行政和检察保护合力,共同打击水事违法行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于强化水利法治管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水利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检察机关要依法推进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积极支持水行政执法,共同维护水利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要依法全面履职,严格规范执法,协同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二、明确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重点领域
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进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依法治理、协同治理,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聚焦水利领域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拒不整改的违法行为,加大协作力度,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的重点领域主要有:
(一)水旱灾害防御方面。主要包括:在水库库区内围垦、侵占库容;在河道、水库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非法设置拦河渔具,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在蓄滞洪区内违法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违法建设水工程及跨河、穿河(堤)、临河的工程设施等。
(二)水资源管理方面。主要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违法建设取水工程,地下水取水工程未按规定封井或者回填,地下工程建设对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水利水电、航运枢纽等工程未依法实施生态用水调度等。
(三)河湖管理方面。主要包括:非法侵占河湖水域,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非法围垦河湖或者围河围湖造地,非法采砂;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挖筑鱼塘、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等。
(四)水利工程管理方面。主要包括:在水库大坝、堤防等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开采地下资源等;破坏、侵占、毁损有关水利设施;违法实施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等。
(五)水土保持方面。主要包括:违法造成水土流失,不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违反水土保持方案制度的行为,违法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弃渣等。
(六)其他方面。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导致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水事违法行为。
三、建立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一)会商研判。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检察机关定期开展工作会商,共同分析研判本区域本流域水事秩序和水利领域违法案件特点,研究协作任务和重点事项,协商解决重大问题;工作事项跨省级行政区的,由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协调相关省级检察机关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涉及其他行政机关或单位的,通过联席会议、圆桌会议等形式共同会商研判。
(二)专项行动。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检察机关加强执法司法联动,在水事违法行为多发领域、重点流域和敏感区域等,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共同维护水事秩序,提升治理水平。对跨流域或者跨区域、案情复杂或者办理难度较大等方面违法问题,市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可以会同检察机关联合挂牌督办,共同推进问题整改。
(三)线索移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和评估日常监管、检查巡查、水行政执法、监督举报等渠道发现的违法问题线索,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责、协调处理难度大、执法后不足以弥补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失,以及其他适合检察公益诉讼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有关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发现水利领域违法问题线索,可以先行与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磋商,督促依法处理;对跨行政区域或者重大敏感问题线索,及时向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或者流域管理机构通报情况。线索处理结果应当相互通报。线索移送具体标准由省级检察机关会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共同研究确定。
(四)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加强与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的沟通协调。检察机关依法查阅、调取、复制水行政执法卷宗材料,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协助。检察机关需要水利专业技术支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主动或协调有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出具专业意见。涉及特别复杂或者跨省级行政区案件专业技术问题的,可以由省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协助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出具专业意见。
(五)案情通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于涉及水行政执法及公益诉讼案件的重大情况、舆情等,检察机关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及时相互通报,共同研究对策措施,强化协调联动。检察机关发现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可能存在履职不到位或者违法风险隐患的,及时通报,督促其依法履职。根据行政机关执法需要,水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结后,检察机关可以向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通报案件办理相关情况。
四、强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检察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工作统筹,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要素保障,抓好督促落实,推动构建上下协同、横向协作、完整配套的工作体系,提升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有关省级人民检察院建立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统一对接相关流域管理机构,牵头协调流域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协作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水利部,依托协作平台协调重大案件办理,指导推动流域水行政执法与跨省级行政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协同开展。
(二)推进信息共享和技术协作。检察机关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共同建立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相衔接的信息交流平台,推进信息共享交换,实现相关数据、执法线索和专业技术联通。根据检察机关办案需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供职责范围内有关监测数据、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及行政管理、行政处罚等信息。省级检察机关会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可以探索共建实验室,开展涉水司法鉴定、检测和评估等工作,完善相关工作规则和技术规范。
(三)深化业务交流。检察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要建立业务联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日常对接,拓宽交流沟通渠道和方式。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健全专家库,互派业务骨干,协助或参与相关执法办案、业务培训、政策研究、挂职交流等。检察机关可聘请水行政执法人员或水利专家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协助办理相关案件。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可聘请检察官为普法讲师,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参与水利普法工作。
(四)注重宣传引导。检察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要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广泛宣传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情况和案件办理成效,不断巩固协作成果,扩大协作影响。联合开展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个案剖析和类案研究,通过印发文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共同发布典型案例,有效发挥典型案例办理一件、影响一片、规范一类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各省级检察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依据本意见,结合本区域、本流域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316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316号建议的答复
黄超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省际间环保、公安、检察协作机制提高打击跨省污染环境犯罪工作合力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主办。我院高度重视,经会同公安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履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责,把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谋划推进。为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原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从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证据的收集与使用、协作机制、信息共享等方面,健全完善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201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进一步理顺职责、畅通衔接渠道。2017年以来,经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共移送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9100余件1.1万余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9000余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取得积极成效。
检察机关对办理跨省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高度重视,并根据该类案件地域性强、地方差异大的特点,分区域探索制定了省际检察协作机制。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省市联合出台《关于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上海、江苏、安徽、浙江4省市会签《关于建立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的意见》;江西、湖北、湖南3省共同出台加强生态检察异地协作的“13条意见";贵州、重庆、四川、云南4省市会签《关于建立赤水河、乌江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等。公安部先后制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格规范开展办案协作的通知》等,指导建立京津冀、川渝鄂、豫鲁黄河沿线两省七市等跨流域、跨区域污染环境犯罪打防联动机制。这些省际衔接配合机制,正在推动解决查办跨省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侦查取证难、指控犯罪难"等问题,对惩治跨省环境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拟商云南、贵州、广东3省检察机关及香港、澳门地区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文件,推动建立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办理的协作配合机制,努力为西江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检察机关通过挂牌督办、现场指导、联合督查等,加强对重大破坏生态环境案件的办案指导。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跨省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打击、从重处罚,把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用足用好,使之真正成为“有牙齿的老虎",形成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强大震慑。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了54起重大污染环境案件,并对腾格里沙漠系列污染案、天津市静海区万亩坑塘污染案、甘肃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等重大案件现场督导。与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联合挂牌督办长江流域系列污染环境案等56起重大环境污染案件,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10起重特大涉林刑事案件挂牌督办,对湖南省洞庭湖区下塞湖矮围“6·21"犯罪案件挂牌督办。特别是对广西来宾“3·14"非法跨省倾倒危险废物系列案件进行现场督导督办,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跨省污染环境犯罪力度,结合您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好现有衔接配合机制的贯彻落实。在落实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同时,深入推动《纪要》的贯彻落实,推进各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严厉打击跨省破坏生态环境犯罪。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与公安部、生态环境部等进行沟通协调,确保现有衔接协作机制落地生效。
二是指导推进各地建立健全省际衔接配合机制。总结梳理各地省际检察衔接配合机制的经验成果,指导尚未建立相关工作机制的地方,制定符合本地实际和需求的跨省衔接配合机制。公安部表示,将积极推广广东省和广西自治区政府签署的《粤桂危险废物跨省非法转移联防联控合作协议的做法》,指导各地构建防范危险废物跨省非法转移防线。待各地区省际衔接配合机制运行一段时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制定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案件衔接配合机制。公安部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开展相关调查研究,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件。
三是继续加大对重大破环生态环境犯罪,特别是跨省污染环境犯罪的查办力度。公安部表示,将纵深推进当前正在开展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昆仑2020"3号行动,针对跨地域污染环境案件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打击,切实提高打击实效。今年7至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共同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并以联合挂牌督办、现场指导等方式,确保办案质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75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75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出庭率的建议收悉,经商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要求。2016年“两高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第十二条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将中央改革精神落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多个文件,包括2017年2月17日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017年11月27日出台的“三项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将证人包括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体化,如《实施意见》第25条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经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也有相关具体要求。上述文件的出台,有力地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强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同时,各地法院也积极出台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相关规定,比如天津、广东、湖北、山西等多家高级法院均出台了相关规定,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内容包括应当出庭作证的案件类型、出庭必要性的审查标准、不出庭的合法事由、庭前证言排除规则、作证保护制度、远程视频作证等,以提高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率。
公安部切实加强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在修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时增加了相关规定,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有关侦查人员应当出庭;必要时,有关侦查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对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也应当出庭作证。同时,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引导广大干警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各项要求,强化民警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近期,公安部还将面向全国公安机关一线警种部门和公安院校,开展“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大讲堂"活动,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为一项重要培训内容。各地公安机关也通过组织民警参加庭审活动、举办模拟法庭、开展案件点评等措施,帮助广大干警适应改革要求。
总的来看,自2016年以来,经过不懈努力,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比例较以往已有显著提升,部分地区已实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常态化。但是,目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情况距离改革的要求、社会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地区差异化也较为明显,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当前侦查人员日常办案任务十分繁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安全保障和经费保障等尚未落实到位,也成为制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您提出要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地位以及建立侦查人员作证保障机制等建议,具有合理性和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加大政法机关沟通协调力度,鼓励侦查人员积极出庭作证,不断提高出庭率,通过出庭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同时促进提高侦查工作水平,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
(法〔2017〕236号)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设立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宁波知识产权法庭的报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合肥知识产权法庭的请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福州知识产权法庭的报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设立济南、青岛知识产权法庭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机构,请按照规定程序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报批。
二、同意指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金华市、衢州市、丽水市辖区内有关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金华市、衢州市、丽水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800万元以上的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 发生在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金华市、衢州市、丽水市辖区内,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
三、同意指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舟山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舟山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800万元以上的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 发生在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舟山市辖区内,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宁波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
四、同意指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安徽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合肥市辖区内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3.不服合肥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五、同意指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福建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福州市辖区内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3.不服福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六、同意指定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济南市、淄博市、枣庄市、济宁市、泰安市、莱芜市、滨州市、德州市、聊城市、临沂市、菏泽市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济南市辖区内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3.不服济南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七、同意指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青岛市、东营市、烟台市、潍坊市、威海市、日照市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2.发生在青岛市辖区内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3.不服青岛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本院以前的相关批复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20)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20)摘要
(2021年)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390件。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受理二审案件3171件,提审案件300件,申请再审案件1878件,请示案件23件,申诉案件3件,其他案件15件。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受理专利案件2830件,商标案件1490件,著作权案件111件,垄断案件3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66件,植物新品种案件51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205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7件,计算机软件案件457件,商业秘密案件75件,其他案件67件。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受理行政案件1904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742件,商标行政案件1119件,其他行政案件43件;民事案件3470件;刑事请示案件16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006件。其中,二审案件2785件,提审案件305件,申请再审案件1882件,请示案件19件,其他案件15件。在审结的1882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1361件,裁定提审372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92件,裁定撤诉56件,裁定终结1件。在审结的2785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审裁判1676件,调解和撤诉处理700件,发回重审和改判405件,其他方式处理4件。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特点是:新收案件数量继续大幅增长,同比上涨40.2%,其中专利案件同比增长46.6%,商标案件同比增长54.4%;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中占有最大比重,分别占比52.5%和27.6%;专利民事案件中“禁诉令”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权利要求解释的标准进一步明确,损害赔偿计算进一步精细化,严格保护取得积极效果;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新颖性判断是主要焦点问题,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的判断标准进一步细化,对专利授权确权实质条件的司法审查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商标民事案件中对商标权取得、禁用权行使等基础法律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并积极探索混合属性商标侵权认定、刑民交叉案件证明标准等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商标行政案件中含地名商标可注册性、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权利冲突判断、“其他不正当手段”认定等法律问题的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著作权案件中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国学经典作品的近似性判断是难点问题;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主要涉及将他人商标注册为企业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植物新品种案件中品种同一性的技术事实认定是难点问题,“农民自繁自用”侵权例外的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中明确了专用权保护范围、独创性认定等基本法律问题;垄断案件中,明确了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其所谓经济损失的处理原则及垄断纠纷的受理条件等问题;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案件中明确了涉外民事案件中管辖权确定的若干原则和反向行为保全的具体适用。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了55件典型案件(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基本相同的关联案件计为1件)。我们从中归纳出63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考量因素
在上诉人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以下简称康文森华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一】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裁决的行为保全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判断: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属必要;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公共利益;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其他应予考虑的因素。关于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可以考虑中外诉讼的当事人是否基本相同、审理对象是否存在重叠、被申请人的域外诉讼行为效果是否对中国诉讼造成干扰等。关于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属必要,应着重审查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该损害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损害,又包括商业机会、市场利益等无形损害;既包括经济利益损害,又包括诉讼利益损害;既包括在华利益损害,又包括域外利益损害。关于国际礼让原则,可以考虑案件受理时间先后、案件管辖适当与否、对域外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影响适度与否等。
2.“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中“按日计罚”措施适用
在前述康文森华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的行为保全措施具有特殊性,如果被申请人拒不遵守行为保全裁定所确定的不作为义务,违法实施了改变原有状态的行为,则其故意违法行为构成对行为保全裁定的持续性违反和对原有状态的持续性改变,应视为其每日均实施了违法行为,可以视情处以每日罚款并按日累计。
3.功能性特征除外情形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SMC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乐清市博日气动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宇耀五金模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547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基于专利申请日前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如果实现争议技术特征所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应认定该争议技术特征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情形,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4.认定功能性特征需考虑与其他技术特征之间的适配关系
在再审申请人浙江波速尔运动器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新型电动平衡车”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申23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功能性特征的认定,应考虑该特征与权利要求中其他技术特征之间的适配关系,以及因此而对实现权利要求限定的功能和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影响。
5.专利申请是否享有优先权的认定
在前述“新型电动平衡车”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判断专利申请能否享有优先权时,比较的对象是主张享有优先权的权利要求和在先专利申请所公开的整体技术内容,既包括在先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也包括在先专利申请的说明书以及附图。在比较方式上,并不要求二者文字表述完全一致,而是要考察在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能从在先专利申请公开的整体技术内容中直接、毫无疑义地得出。在后申请的权利要求没有增加在先专利申请所无法涵盖的技术内容的,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6.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不应用于限缩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在再审申请人东莞市景瑜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莞市怡丰锁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40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以其记载的技术特征为准,在解释独立权利要求时不应引入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从而不合理地限缩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7.特意排除规则对等同原则适用的限制
在上诉人深圳市鑫华隆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邓育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131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认为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权利要求中特意强调某一特征的用语含义而有意排除特定技术方案的,不应再通过适用等同原则将被排除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8.国际申请文本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在再审申请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上海齐耀热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阿尔法拉瓦尔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上海齐达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热交换板”专利侵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96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基于国际申请授予的专利权,其原始国际申请以及相应的申请文本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国际申请文本也是专利审查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事人对权利要求中特定技术内容的解释存在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参考国际申请文件中相应部分的原文,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9.捐献原则的适用
在前述“热交换板”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适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捐献原则,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认定权利要求中是否记载特定技术方案,应当考虑权利要求书的整体情况。如果权利人仅依据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权利要求主张侵权,即使该部分权利要求中未记载,但在其他相关权利要求中已明确记载的技术方案,即表明权利人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有意将该技术方案纳入专利保护范围,不属于仅在说明书中记载,但在权利要求书中弃之不顾予以“捐献”的情形。其次,本条规定的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是指未能将该技术方案纳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保护范围,并不要求权利要求中的相关表述与该技术方案对应一致。权利人通过上位概括等方式纳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特定技术方案,不属于“未记载的技术方案”。
10.从属权利要求的认定
在前述“热交换板”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特定权利要求及其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根据两项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保护范围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即二者的保护范围是否具有覆盖和被覆盖关系来具体判断该特定权利要求是否属于从属权利要求。不能仅仅基于撰写形式上的引用和被引用,即认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当然地覆盖对其进行引用的特定权利要求,并据此进行权利要求解释。
11.专利侵权判断中“为生产经营目的”的认定
在上诉人焦蕊丽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83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所称“为生产经营目的”既不能简单等同于从事营利性活动,也不能仅仅根据专利实施主体的机构性质认定,而应着眼于专利实施行为本身,考虑该行为是否属于市场活动、是否影响专利权人市场利益等因素综合判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机构等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公益事业活动的主体实施专利、参与市场活动、可能损害专利权人市场利益的,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为生产经营目的”。
12.专利共同实施者的认定
在上诉人青海绿大生态治沙有限公司、青海乌兰盛隆农林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林业和草原局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212号】和上诉人东莞市鸿鼎家居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康胜家具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8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招投标关系中指定技术方案的招标方、加工承揽关系中提供技术方案的定作人实质上决定了专利技术方案的实施,其与中标方、承揽人等直接实施专利的主体构成专利共同实施者。
13.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再审申请人李阳与被申请人唐山宝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1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不属于新产品,专利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人制造了同样产品,经合理努力仍无法证明被诉侵权人确实使用了该专利方法,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同样产品使用专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很大,可以不再要求专利权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而应由被诉侵权人就其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举证。
14.不能以未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为由驳回起诉
在再审申请人珠海金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灵川县市政建设管理所、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被告江苏建标灯业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3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原告未能根据人民法院的要求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但能够证明涉案专利权仍然合法有效的,不应以原告拒不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15.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后就同一技术方案同日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侵权救济
在上诉人安徽朗汀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希贤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69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就同一技术方案同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申请因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基于相同技术领域的一篇对比文件被认定不具备创造性而未获授权且其法律状态已经确定,当事人另行依据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侵权损害救济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6.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8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无关的特定技术特征,或者对认定是否落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保护范围没有实质性影响的特定技术特征,在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时不予考虑。在认定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时,应当围绕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权利要求中争议技术特征在专利技术方案中的功能和技术效果,对二者在手段、功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程度作出认定。
17.职务发明认定的前提条件
在上诉人无锡乐尔科技有限公司、白建民与被上诉人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12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款所称临时工作单位之间存在工作关系,是认定职务发明的前提,其判断标准在于单位是否取得了对发明人包括完成涉案发明创造的创造性劳动在内的劳动支配权。单位与发明人之间仅存在一般的合作关系,单位并不掌握对发明人的劳动支配权的,该发明人的有关发明创造不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18.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技术秘密申请专利时的权利归属
在上诉人天津青松华药医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8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技术秘密权利人以侵害技术秘密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有关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专利文件是否披露了或者专利技术方案是否使用了该技术秘密,以及技术秘密是否构成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如果技术秘密确为专利文件所披露或者专利技术方案所使用,且其构成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则技术秘密权利人对有关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享有相应权利。
19.专利权权属争议期间不履行善良管理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上诉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州宇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德港水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姜汉平、李纯厚、颉晓勇、广州创领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权属存在争议期间,专利申请人或者登记的专利权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负有积极获得专利授权或者使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权维持有效的善良管理义务。专利申请人或者登记的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权利终止或者丧失,损害真正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应当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20.依据侵权获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上诉人深圳维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泉州市冠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7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已尽其所能就侵权损害赔偿积极举证,且基于其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合理推算出侵权获利,能够支持其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主张该数额不应得到支持的,应当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侵权获利事实认定的反证,并证明其实际侵权获利情况。
21.适用法定赔偿或者酌定赔偿确定专利损害赔偿数额时对相关因素的考量
在上诉人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涛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357号】和上诉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贺兰县银河东路晨曦通讯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37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缺乏因侵权受损、侵权获利或者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证据而适用法定赔偿的,以及虽有上述证据但难以证明损失具体数额故需酌情确定损害赔偿的,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产品的价值和利润率、被诉侵权人的经营状况、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权利人在关联案件中的获赔情况等因素。
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应当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鼓励专利权人直接针对被诉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应当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有证据证明侵权损害高于法定赔偿上限或者低于法定赔偿下限的,可以在上限以上或者下限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22.专利权共有人单独实施专利所获收益的分配
在上诉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汇利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95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未就权利行使作出约定,共有人之一单独实施专利,其他共有人以专利权共有为由,主张分配单独实施专利所获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23.药物不同盐形式选择发明创造性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申请人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宇部兴产株式会社、一审第三人华夏生生大药房(北京)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再6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基于盐形式与化合物的药理作用差异,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择不同的盐形式进行实验,以验证物理化学性质及药理作用,故药物不同盐形式选择发明创造性的判断,关键在于考虑其相对于所述最接近现有技术取得了何种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技术效果比对时要将本专利与最接近现有技术比对,如对比结果不足以证明本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专利不具备创造性。
24.区别技术特征认定中对发明构思的考量
在上诉人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27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发明构思就在于对各个技术要素的结合,且现有技术既没有公开这种结合的教导,也没有公开这种结合所能产生的技术效果,则在确定本专利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时,可以将相互结合的多个技术要素视为一个整体,认定为一个区别技术特征。
25.“问题的提出”在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
在上诉人深圳市大疆灵眸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杜文文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1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既可以来源于“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来源于“问题的提出”;当现有技术进步的难点在于发现问题时,如果不考虑“问题的提出”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可能会陷入后见之明并低估技术方案的创造性。
26.现有技术改进动机的来源
在上诉人英国卫生部、麦克罗弗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7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改进现有技术的动机并不必然来自克服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缺陷。当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不存在明显缺陷时,仍然可能有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由此产生改进动机。
27.专利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再3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或者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技术特征,一般来说可以不作详细描述,是否充分公开,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技术方案为准。
28.以两组以上不同数值范围技术特征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
在上诉人任晓平、孙杰与被上诉人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406、4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以两组以上不同类型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如果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可以确定各数值范围技术特征之间存在相互对应关系,能够通过有限次实验得到符合发明目的的具体实施方式,且无须通过过度劳动即可排除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的,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
29.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认定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江苏靶标生物医药研究所有限公司、常州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3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知常识性证据通常是指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记载本领域基本技术知识的文献;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之外的文献是否属于公知常识性证据,需要结合该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及其特点、受众、传播范围等因素具体认定。
30.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信息是否构成现有设计或者现有技术的认定
在上诉人刘晓生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祥兴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4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QQ空间、微信朋友圈等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是否构成现有设计或者现有技术,应当综合分析该网络空间的主要用途、信息的上传时间及公开情况等因素,以专利申请日前该信息是否处于公众想获得就能够获得的状态为标准作出判断。需授权访问的网络空间以商业用途为主的,可以推定其对所有人公开,但有相反证据证明该网络空间未公开或者仅针对特定人公开的除外。
31.平行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影响
在上诉人盖组织管理及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深圳纳斯威电子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9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同一专利权的多个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程序中修改了权利要求且该修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的,以修改前的权利要求为审查基础的在后被诉决定引发的专利确权行政案件,因审查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无继续审理之必要。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有关在后被诉决定,但无需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32.推翻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推定的举证责任
在上诉人雅宝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行终9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现有技术文献已经公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要求保护的化合物,则可以推定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不具有新颖性,但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无法制备该化合物的除外。此时,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不仅应当证明利用该现有技术文献所载实验方法无法制得该化合物,还应当证明采用所属技术领域的常规实验方法并充分发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常规技能,亦无法制得该化合物。
33.外观设计侵权判断中一般消费者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厦门希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被申请人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专利行政裁决纠纷案【(2020)最高法行申5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中,不同产品的消费群体可能会有所差异,故对于一般消费者的范围,应结合产品的实际购买、使用等情况具体确定。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34.商标权取得的认定
在上诉人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终39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除非存在特别的约定,设计商标、为商标注册提供帮助,均非商标法上取得商标权的法定要件。在许可使用关系中,使用并宣传商标、维护被许可使用商标的声誉,不能成为享有商标权的理由。
35.兼具产品名称和品牌混合属性商标的侵权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守护神制药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545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涉案商标兼具产品名称和品牌混合属性的情况下,要结合商标权利人、市场上其他主体对商标的使用情况,从商标的识别功能出发,综合判断被诉侵权标识系对产品名称的使用还是对商标的使用,以是否容易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为标准,判定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36.历史形成的外文商标与近似中文商标共存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北方国际集团天津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市鹦鹉乐器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天津市森德乐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鹦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法施行前限定使用在出口商品上的外文商标,由于商标法实施后取消了使用范围限制,从而形成与近似中文注册商标共存的事实。两商标的权利人应当以其核定使用的商品和商标标志为限,享有各自独立的专用权。
37.人民法院可依法受理特定情形下的商标权冲突纠纷并作出裁判
在前述“鹦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后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起诉在先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侵害其商标权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由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裁判。
38.正品改装后的转售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广州市杜高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多米诺印刷科学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心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424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品通过正常合法的商业渠道售出后,再行转售的,通常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商品在转售过程中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导致商品与来源之间的联系发生改变,在该商品上继续使用涉案商标且未对消费者履行合理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混淆并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构成商标侵权。
39.核准注册日对商标禁用权行使的意义
在再审申请人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哈尔滨海升龙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34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权具有使用与禁止他人使用两项权能。在商标申请日至核准注册日之间,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商标一经核准注册,商标权人就取得了完整的商标权,他人应当停止使用,否则将构成商标侵权行为,除非他人的在先使用行为符合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40.刑民交叉案件中被诉侵权商品是否实际销售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刘欣、谢中华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3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予以审核。涉及同一侵权事实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未遂,并不能当然作为侵害商标权纠纷民事案件中被诉侵权商品未实际销售的直接依据。
41.销售商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的责任形式
在再审申请人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沂南县亿成装饰材料店、二审上诉人临沂天和轩五金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471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在生产者已经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的情况下,销售者未提出合法来源抗辩或其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亦需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42.包含地名要素商标可注册性的整体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行再37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诉争商标是由地名与其他构成要素组成,不能当然地以其中包含地名为由,直接援引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予以驳回,而仍需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已经在整体上形成了区别于地名的含义。
43.三维立体商标标志确定性的审查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宝利通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音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申107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三维标志的确定性是审查判断三维立体商标显著性的前提和基础。判断三维标志是否具有确定性,应当以商标档案中载明的商标图样为准,在商标档案对商标图样无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该商标图样的全部构成要素均属于考察范围。如果根据商标图样的各视图无法确定该三维标志的具体形状及其比例关系,则该标志不具有确定性,该三维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及效力亦无法得以认定。
44.商标共存协议不能当然排除相关公众的市场混淆
在再审申请人爱尔迪有限两合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行申816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指定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高度近似的商标,共存协议并不能当然地排除相关公众可能的市场混淆。
45.影响商标获准注册的“事实基础发生变化”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株式会社东洋克斯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潍坊现代塑胶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东洋克斯”商标行政案)【(2019)最高法行再5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自然失效不产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如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在先权利仍合法存在,不能直接援引商标授权确权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认定影响商标获准注册、维持有效的事实基础发生变化,而仍需对是否存在权利冲突作出判断。
46.诉争商标是否损害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判断
在前述“东洋克斯”商标争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仅仅是将包含三维形状设计要素在内的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申请为平面商标,在平面商标缺乏产品载体的情况下,难以认定二者构成相同或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47.判断在先权利是否存在的时间节点至迟为核准注册日
在再审申请人厦门市象球日用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福马(日本)株式会社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0)最高法行申35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申请商标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考虑到申请商标尚未实际取得商标权,故判断在先权利是否存在的时间节点,至迟为核准注册日。
48.商标后续转让行为不能改变商标注册具有“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格拉舒特图书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原告格拉苏蒂制表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认定商标是否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应当以涉案商标“取得注册”时的事实状态为依据,商标后续转让行为不能改变商标注册具有“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
49.“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适用范围
在再审申请人科尔士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上海一领服饰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7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法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对能否适用或者参照适用于“未注册商标”未予明确。商标行政机关认定处于异议复审阶段的诉争商标未违反商标法该项规定,并无不当。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5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
在上诉人北京君意东方电泳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方瑞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仍然应当遵循“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标准,源代码比对并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判断的必备条件和必须环节。
51.著作权被许可人诉讼资格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福州大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宁乡县皇家贵族音乐会所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以下简称“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再41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著作权专有使用权许可的情形下,被许可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在非专有使用权许可情形下,经著作权人明确授权,被许可人亦可以提起诉讼。
52.著作权许可使用不同于集体管理
在前述“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著作权集体管理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专门法律制度,既是为了方便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是为了方便作品使用,与著作权许可在权利行使、作品使用和费用支付方式上存在重大区别。著作权被许可人基于实体权利依法可以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提起诉讼和仲裁等行为不应当被视为从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或者行使了集体管理组织权利。
53.国学经典类题材作品实质性近似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秦占国、沈阳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与被申请人李楠、抚顺市顺城区巨人培优文化艺术学校等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62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国学经典类题材作品实质性近似的判断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方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任何人均可以不同表达方式对此类题材加以利用并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系客观事实,基于该历史事实进行的相关创作具有一定局限性。若不同作品的表达均系独立完成且表达方式不同,应当认定各作品均享有独立著作权。
四、竞争案件审判
54.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诉讼对民事诉讼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刑民交叉案件中,先行刑事案件中无罪的事实对于后行民事诉讼是否具有影响需要区分具体情况,如果由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等认定无罪,则因为刑事和民事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和民事的裁判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认定。刑事诉讼认定无罪,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诉讼亦要认定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不存在,相关行为是否存在还需结合证据进行判断和认定。
55.企业字号与注册商标冲突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晶华宝岛(北京)眼镜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福建宝岛眼镜(连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3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字号之间的冲突,应当区分不同情况,按照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维护公平竞争和避免混淆等原则,依法处理。如果不正当地将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字号注册登记为企业名称,即使规范使用仍容易产生市场混淆的,可以按照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理。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
56.“农民自繁自用”例外的认定
在上诉人秦永宏与被上诉人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适用种子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例外”至少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适用主体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即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适用范围不得超过该农村承包经营户自己承包的土地。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
5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在上诉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与被上诉人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以下简称“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旨在确定布图设计保护对象,而非公开布图设计内容,故公开布图设计内容并非取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条件。
58.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的认定
在前述“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对象是为执行某种电子功能而对于元件、线路所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三维配置。权利人主张其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整体或者部分具有独创性的,应当对其独创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被诉侵权人不能推翻权利人的解释或者说明的,应当认定该布图设计具备独创性。
七、垄断案件审判
59.横向垄断协议实施者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其所谓经济损失的处理
在上诉人四川省宜宾市吴桥建材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曹培均、宜宾市砖瓦协会与被上诉人张仁勋、宜宾恒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县四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宜宾市翠屏区创力机砖有限责任公司垄断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138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横向垄断协议的实施者无权要求其他实施者赔偿其因实施横向垄断协议导致的所谓经济损失。
60.滥用行政权力引发的垄断民事纠纷的受理条件
在上诉人朝阳德耀供热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限公司拒绝交易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93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如果被告所实施的涉嫌垄断行为系因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力限定交易或者强制要求而发生,相关行政行为在原告起诉时尚未被依法认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八、管辖等程序性案件审判
61.涉外民事纠纷案件管辖的适当联系原则
在上诉人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被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应审查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判断被告在中国没有住所和办事机构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否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可以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是否在中国境内。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境内的,应当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
62.涉境外垄断行为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
在上诉人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因境外垄断行为在中国境内受到损失而提起诉讼的,该被诉境外垄断行为对中国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结果地可以作为案件管辖连结点。
63.涉电子商务平台侵害专利权纠纷反向行为保全的适用
在上诉人永康市联悦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兴昊塑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慈溪市博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谢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0)最高法知民终99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判令平台经营者取消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在确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考量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名誉、商誉等权利,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市场竞争优势严重受损或者商业机会严重丧失等因素;即使有关损失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损失巨大且难以计算的,也可以认定其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有关行为保全担保可以采取固定担保金加动态担保金的方式,动态担保金可以根据取消上述措施后的可得利益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法办〔2022〕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建设,推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拟于2022年举办“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本届论坛研讨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同时,本届高峰论坛举办前将开展“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面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科研院所公开征稿,优秀获奖论文作者将受邀参加高峰论坛研讨交流。现将征稿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稿标准
论文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性,对立法、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对指导审判实践和丰富法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应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语言准确、文笔精炼,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能够服务于人民法院科学决策、服务于司法实践。论文须为应用法学文章,应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已获奖的论文不得参评。
二、论文主题
为推动并引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科研院所认真学习领会、深入研究阐释、大力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首届高峰论坛主题暨“2022年度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中心议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论文应围绕中心议题开展写作,选题可结合司法工作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选题参考如下:
1.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
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经验研究;
4.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5.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研究;
6.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政法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7.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贯彻研究;
8.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9.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国家安全法治保障研究;
10.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研究;
11.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研究;
12.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正义研究;
13.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审判理论新拓展研究;
14.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民法典实施研究;
15.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论文可从以上选题中任选其一,也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自拟题目。
三、报送要求
参评论文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报送,各单位报送论文数量一般限定为20篇。法院系统以外的作者可直接报送。论文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中国应用法学》编辑部投稿邮箱zgyyfx@163.com,截止时间2022年5月30日。邮件名称请注明:“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征文投稿”。文档名称命名为:编号(报送单位应统一编号)-作者单位-作者姓名(合作论文需注明每位作者)-主标题。论文字数以12000-15000字为宜,不超过20000字。格式请参照《中国应用法学》来稿须知要求。论文注释统一使用脚注,不再另设参考文献。不符合格式与字数要求的论文不予评审。
四、评奖事宜
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和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征文评选活动是全国应用法学研究领域的盛会和重要平台。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将邀请资深专家对本次征集的论文进行评选。评审程序分为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阶段,分别评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与优秀奖若干名并予以表彰,并邀请部分优秀组织单位和获奖论文作者出席首届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报送论文视为同时向《中国应用法学》期刊投稿,编辑委员会将分期择优选用。
请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本次论文征集活动的动员、组织、撰写、初评、报送等工作,具体事项可与本次评选活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部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中国应用法学》编辑部联系。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22年1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2548号(商贸监管类107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2548号(商贸监管类107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涉外法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涉外法治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护航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重要职能,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健全国际商事争端争决机制
国际商事纠纷的公正高效便捷解决是国际法治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公正高效便利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广东深圳和陕西西安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发布《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实现了案件管辖、诉讼证据、裁判文书、智慧审判等机制上的重大创新,在有效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倡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聘请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7位专家组成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智囊团”;建立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吸纳10个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2个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平台;启动国际商事法庭中英双语网站,提供诉讼服务和法律数据库服务,网站境内外总浏览量已突破378万人次,覆盖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苏州、北京、成都等地方法院相继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积极打造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完善诉调、诉仲对接机制,努力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高地。
您在提案中建议“成立国际商事法院”“加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法治专家团队建设”,对此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完善国际商事法庭管辖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机制,建设国际一流法律智库;适时吸收域外国际知名商事仲裁机构和商事调解机构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
二、促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您在提案中有关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修改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建议,我们认为非常重要。协调、统一的法律规则能够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外审判裁判标准的统一和诉讼程序的完善,相继发布扣押与拍卖船舶、审理独立保函纠纷、适用外商投资法、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保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地实施。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全国人大部署,承担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修订任务,在起草的修订稿中拟就适度扩大涉外纠纷管辖权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就海警法的制订、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建议,深度参与海商法修订工作,推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法进程,明确修法目标和方向,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特色鲜明、科学合理的海事法律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围绕跨境物流服务、智能化港口建设、自由贸易港航运、国际船舶登记等重点领域,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提出立法建议,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统一涉外商事海事案件裁判尺度;完善涉外诉讼程序规则、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适用规则、域外法查明规则等;加强对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发挥研究类基地的“智库”优势,积极开展平行诉讼、跨境破产、跨境数据流动、主权豁免、国家责任、跨国公司等国际法热点问题研究,夯实涉外法治的理论基础;深化对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的跟踪研究,加强我国法律域外适用相关条款的前瞻性研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法规则制定,促进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协调统一,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秩序。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8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
为了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实施意见》,现提出以下要求:
1.充分认识改革意义,明确改革方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司法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精神,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要充分发挥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2.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确保改革取得成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牵涉到政法工作全局,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密切与其他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确保各项改革统筹推进,落到实处。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改革工作,加强对下指导,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扎实推进本辖区的改革工作。
3.注重制度探索,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在改革过程中,要遵循刑事诉讼规律,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等关系,确保改革稳步推进。要以庭审实质化改革为核心,以强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律师辩护为重点,着力推进庭审制度改革。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加以总结,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实现公正司法,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对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严格司法原则,树立依法裁判理念
1.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
2.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经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3.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得因舆论炒作、上访闹访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4.坚持程序公正原则,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二、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
5.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或者社会影响重大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召开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在法庭或者其他办案场所进行,由审判人员主持,控辩双方参加,必要时可以通知被告人到场。
6.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听取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意见,并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对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可以在庭审中简化举证、质证。
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与审判相关问题的意见,询问控辩双方是否提出申请或者异议,并归纳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控辩双方没有争议或者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可以在庭审中简化审理。
被害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调解。
7.控辩双方对管辖、回避、出庭证人名单等事项提出申请或者异议,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对有关事项依法作出处理,确保法庭集中、持续审理。
对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核实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8.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意见后,对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撤回起诉。
对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建议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一般不准许撤回起诉。
9.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又在庭审中提出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
召开庭前会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人员核对后签名。
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庭前会议报告,说明庭前会议的基本情况、程序性事项的处理结果、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就相关事项达成的一致意见。
10.对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
三、规范普通审理程序,确保依法公正审判
11.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
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质证。
12.法庭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认定证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3.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当庭质证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不公开技术侦查措施和方法等保护措施。
法庭决定在庭外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核实的,可以召集公诉人、侦查人员和辩护律师到场。在场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14.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的,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后,申请方应当负责协助相关证人到庭。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证人到庭。
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实行远程视频作证。
15.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16.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机制,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费用给予补助。
17.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指定辩护和通知辩护职责,确保被告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
配合有关部门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为派驻人民法院的值班律师提供办公场所及必要的工作条件。
18.法庭应当依法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申请或者异议,法庭应当作出处理。
法庭可以在审理过程中归纳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引导控辩双方针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辩论。对控辩双方的发言与案件无关、重复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等情形,法庭应当予以提醒、制止。
19.法庭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情节,参照量刑指导意见规范量刑,保证量刑公正。
20.法庭应当加强裁判说理,通过裁判文书展现法庭审理过程。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和争议,应当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实质性问题,应当阐释裁判的理由和依据。
四、完善证据认定规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
21.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22.被告人在侦查终结前接受检察人员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询问时,明确表示侦查阶段不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在审判阶段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驳回申请。
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未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或者未对核查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23.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
24.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重视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审查。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对于法律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公诉人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25.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
经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26.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
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27.通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8.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存在瑕疵,严重影响证据真实性,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有关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9.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30.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
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五、完善繁简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31.推进速裁程序改革,逐步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完善速裁程序运行机制。
对被告人认罪的轻微案件,探索实行快速审理和简便裁判机制。
32.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法庭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依法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确认被告人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
法庭确认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同意适用简化审理程序的,应当落实从宽处罚的法律制度。被告人当庭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简化审理程序的,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33.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否认定为累犯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否认定为累犯问题的批复》已于2019年11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3次会议、2019年9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1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
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否认定为累犯问题的批复
(2019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3次会议、2019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20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2020年1月20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请示缓刑犯在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否认定为累犯的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因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并未执行,不具备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的要件,故不应认定为累犯,但可作为对新罪确定刑罚的酌定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此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起检察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起检察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监督典型案例
(2022年3月3日)
3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办案全覆盖 持续‘回头看’--2021公益诉讼检察”为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8件检察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监督典型案例,其中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6件,食品安全领域1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国有财产保护领域1件。
检察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监督典型案例
目录
1.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村违法堆放垃圾污染环境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2.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修复大源冲水库防洪灌溉功能行政公益诉讼案
3.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北淝河跨界水污染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散装生鲜乳安全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5.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土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6.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富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土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8.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超规划许可面积建设房屋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村违法堆放垃圾污染环境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农村人居环境 反弹回潮 抓源治本
【要旨】
行政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整改后,因履职不到位,导致在同一地点、同一问题继续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15年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木果镇人民政府(下称木果镇政府)在未办理规划、土地、环保相关审批手续,未采取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气等环保措施的情况下,将镇政府周边及附近村寨垃圾收集运输至该镇龙家海坝处违法占地堆放。2019年,木果镇政府对堆放垃圾清运后,仍继续在龙家海坝违规倾倒垃圾,至2020年7月,该垃圾场违法占地1687.7平方米,堆放工程量为4507.5立方米,严重污染生态环境。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月1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检察院(下称钟山区检察院)开展公益监督巡查时发现该案线索,于同年1月25日决定立案。经实地调查取证、走访周边居民,查明木果镇政府违法在龙家海坝堆放垃圾污染环境,未依法履行辖区垃圾管理和环境保护职责的事实。据此,钟山区检察院向木果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治理垃圾堆放场,消除环境污染。2019年3月20日,木果镇政府书面回复称,已对龙家海坝垃圾堆放场进行清运整改。同年4月10日,钟山区检察院经过实地调查核实,发现违规堆放垃圾已经清运。
【跟进监督情况】
2020年7月,钟山区检察院按照公益诉讼“回头看”常态化要求,对龙家海坝垃圾污染问题开展 “回头看”,发现木果镇政府仍继续在龙家海坝同一地点倾倒垃圾,且体量更大,垃圾成分更为复杂,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钟山区检察院遂重新启动调查核实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查阅钟山区土地规划等相关书证,查明龙家海坝土地性质为控制建设区。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测绘,确定了该垃圾场占用林地及农用地面积和堆放工程量。同年9月18日,经环境专家评估认为,垃圾堆放时间长、堆置量大,现场恶臭且混乱,安全隐患高,环境影响大,结论为:该垃圾场已严重污染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危害周边居民身体健康,造成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产生严重的环境影响,必须进行治理。木果镇政府未依法全面履职,导致环境污染“反弹回潮”,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诉讼过程】
2020年10月12日,钟山区检察院依法向钟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同年12月3日,钟山区人民法院按照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将该案移送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法院管辖。2021年4月7日,水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围绕着木果镇政府未全面依法履职,在原违法倾倒垃圾地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进行举证和论述。法院完全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并当庭宣判:确认木果镇政府在龙家海坝堆放垃圾行为违法;判令木果镇政府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依法履行垃圾监管职责,消除环境污染。判决生效后,木果镇政府制定整改治理方案,共清运垃圾3000余吨,恢复污染土壤5亩,龙家海坝垃圾污染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为促进诉源治理,钟山区检察院对辖区内乡镇垃圾堆放问题进行摸排调查,发现钟山区北部五乡镇垃圾违规处理污染环境问题严重,于是及时向钟山区党委汇报,并向区政府通报。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行政机关集中开展农村垃圾无序堆放专项环境整治,清运生活垃圾共计25640吨,进行土地生态修复100余亩,复工建设垃圾中转站12座,增配垃圾中转车17台、机扫作业车20台、垃圾斗2000余个、垃圾收运作业车50余台,充实农村乡镇环卫保洁员100余人。截至目前,钟山区北部五乡镇垃圾污染问题已彻底解决。
【典型意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强化跟进监督,对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未能从源头上根治农村垃圾违规处置,导致环境污染“反弹回潮”的行为,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加强了检察公益诉讼监督力度,推动问题得到彻底整改。同时,通过个案办理推动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区域整治,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问题从源头上得到治理。
案例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修复大源冲水库防洪灌溉功能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水库防洪灌溉 指定管辖 公开听证
【要旨】
行政机关未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公益损害发生,经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多次督促后,仍未整改到位,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符合起诉条件,原承办检察院提起诉讼存在困难的,上级检察院可以指定其他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基本情况】
大冲源水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下称富川县)境内,是附近6个行政村近万人的防洪屏障,为下游500余亩土地提供灌溉用水。2017年以来,因水库上游开发建设导致植被破坏,裸露的地表水土流失严重致泥沙冲入水库。至2020年3月,淤积的泥沙已占用有效库容量一半以上,水库水体颜色呈黄色、浑浊不清,水库的防洪灌溉能力大大削弱,还导致河道周边的农田淤积大量泥沙,造成土地沙化,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防洪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检察院(下称富川县检察院)接到当地群众反映后,经初步调查核实,决定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调查。通过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取证,询问相关证人、查阅资料等,查明相关企业在大冲源水库上游砍伐林木、修建道路,导致水土流失淤积于水库中,严重侵占水库有效库容,影响水库的防洪灌溉功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富川县水利局虽对辖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和问题处理,但未依法对水土流失及水库泥沙淤积影响防洪灌溉的问题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同年4月14日,富川县检察院向富川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水土保持及库区功能保护的职责。在富川县检察院多次督促下,富川县水利局责令造成水土流失的企业进行整改、修建防沙设施。在整改过程中,该县水利局经督促仍未及时全面履职,库区清淤工作停滞不前,水库的防洪灌溉功能未得到实质性有效恢复。
【跟进监督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年度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回头看”时发现该情况后,立即组织办案专班实地开展督导。办案专班经勘查大冲源水库公益受损情况、调阅案件证据材料后认为,行政机关经检察建议督促后,仍然没有依法履行行政职责,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属地检察机关囿于相关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等因素,未能及时提起诉讼。为尽快厘清权责界限,推动高效整改,保护受损公益,广西自治区检察院经研究决定,将该案指定柳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下称柳州铁检院)管辖。2021年11月19日,柳州铁检院依法立案审查,同年11月30日向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富川县水利局限期履行清理大源冲水库淤积泥沙,治理大冲源水库水土流失的职责。
【诉讼过程】
提起诉讼后,富川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研究大源冲水库清淤及水土保持相关工作,支持富川县水利局组织清理淤积泥沙8万立方米,在水库上游河道修建泥沙沉淀阻拦池,修建护沙堤。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水利电力设计院评估,治理后的大冲源水库能满足下游500亩灌溉面积需水量。2021年12月31日,富川县水利局据此函请柳州铁检院撤回起诉。柳州铁检院结合评估报告,并经多次实地现场勘验整改修复情况后认为受损公益已得到修复,该案符合撤回起诉条件。为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柳州铁检院于2022年1月20日在富川县召开公开听证会。应邀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水利专家及当地群众代表一致认为,富川县水利局已积极落实整改,大冲源水库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检察机关对该案撤回起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022年1月24日,柳州铁检院依法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水库对于农业灌溉和防洪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针对水库泥沙淤积,影响防洪灌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职,助力水库功能修复,有力保障了农业生产和防洪安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中,及时发现了行政机关落实检察建议、推动实质性整改乏力的情况。注重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工作机制的作用,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解决了符合起诉条件而承办检察院存在困难的问题,推动久拖未决的公益受损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案例三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北淝河跨界水污染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跨界河流水污染 代表建议案件化办理 跨区划管辖 综合治理
【要旨】
河流水污染跨行政区划的,应当本着有利于案件办理和解决污染损害问题的原则,优先由损害结果主要发生地或处于河流下游的人民检察院管辖。跟进监督过程中,可以采取现场勘查、技术检测等方式核实涉案问题整治效果。
【基本案情】
北淝河系淮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市,经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汇入淮河。蚌埠市某县经济开发区(下称经开区)与淮上区梅桥镇接壤,位于该经开区一侧堆放了800余吨垃圾,沟渠水体黑臭,通过梅桥二号沟流入北淝河淮上区段,严重影响河流生态及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经检测:涉案水体氨氮15.5mg/L,氧化还原电位-202mv,化学需氧量281.33mg/L,属劣V类水。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7月,蚌埠市淮上区人大常委会向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检察院(下称淮上区检察院)交办人大代表关于“加强北淝河跨界水污染整治公益诉讼保护的意见”,淮上区检察院遂依托“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联合河长办采用无人机等方式核查,发现北淝河上游的某县经开区堆放了大量垃圾,产生的黑臭水体通过沟渠最终流入北淝河。蚌埠市人民检察院(下称蚌埠市检察院)指定由下游损害结果地的淮上区检察院管辖,并成立了分管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指导办案。淮上区检察院遂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经调查查明,某县经开区管委会具有环境治理、监管等法定职责,但园区垃圾和污水处理能力不足。2020年11月2日,淮上区检察院向经开区管委会制发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清理垃圾、整治水体污染,建立园区垃圾处理和监管长效机制。2020年12月4日,经开区管委会回复称已按检察建议整改完毕。经核实,堆放的垃圾已清理,水质有所改观。
【跟进监督情况】
2021年3月,安徽省蚌埠市市、区两级检察院联合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发现经开区堆放的大量垃圾清理完毕后无新增垃圾,但沟渠未有效治理,水体浑浊,经蚌埠市检察院与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公益诉讼联合检测实验室检测,氨氮超标近8倍,仍属黑臭水体,存在整改不到位等问题。
【诉讼过程】
经蚌埠市检察院批准并商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淮上区检察院于2021年4月13日依法向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县经开区管委会依法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清理涉案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污染。在案件审理阶段,提出建议的16名淮上区人大代表应邀参加庭审观摩,对检察机关案件化办理代表建议,以诉讼形式推动跨流域水污染问题治理表示赞同。庭审后,某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多次邀请检察机关会商整改措施。经开区管委会制定了专门整治方案,先后投入资金1.3亿元,加快推进日处理1.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租赁日处理0.5万吨的应急污水处理设备处置管网残留污水60余万吨,治理沟渠2.1千米,改造管网15千米,对67家涉水企业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工业污水处理达标,委托第三方收集处理废弃物、全面整治涉案沟渠,并设置警示牌、隔离网,消除垃圾乱倒等污染风险。经整改,涉案沟渠水质符合地表IV类水标准。
鉴于某县经开区管委会已依法全面履职,公益保护目的得到实现,经淮上区检察院建议,淮上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0日裁定本案终结诉讼。
【典型意义】
北淝河跨界水污染成因复杂,且存在环境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跨行政区划问题,长期未能有效解决,受到人大代表高度关注。蚌埠市检察院指定处于河流下游、损害结果发生地的淮上区检察院管辖,督促位于河流上游、污染主要来源地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整改。办案中,依托“河长+检察长”等协作机制,运用无人机、公益诉讼联合实验室等技术手段,开展调查取证和跟进监督等工作。“回头看”发现涉案问题未全面整治后,依法提起诉讼,促进解决“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问题,实现公益诉讼监督效果最大化。
案例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散装生鲜乳安全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散装生鲜乳安全 撤回起诉 长效机制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商户销售的散装生鲜乳贮存设施不规范、卫生不达标问题,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行政机关按照检察建议进行整治,因后续监管措施不力致使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而全部实现诉讼请求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
【基本案情】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生鲜乳销售商户数量增长较快,同时,群众对购买生鲜乳质量问题的投诉也呈上升趋势,生鲜乳的食品安全成为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下称木垒县检察院)发现多家商户在销售散装生鲜乳时,未按规定使用无毒、无害、保鲜、卫生的盛装容器,未建立进货查验制度和销售台账,致使销售的生鲜乳易发生腐败变质现象,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隐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0月,木垒县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部分商店经营的生鲜乳存在腐败变质情况。木垒县检察院随即对县域内的8家生鲜乳销售商店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发现生鲜乳商店均采用普通塑料桶反复盛装生鲜乳。塑料桶清洗不便,储存牛奶易腐败变质,无法进行高温消毒杀菌,不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条例》的要求,存在食品安全隐患。2019年11月1日,木垒县检察院决定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查明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生鲜乳销售环节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情况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19年11月11日,木垒县检察院依法向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该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县域内商户违法销售生鲜乳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同时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提升商户的食品安全意识。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组织整改,并于2019年11月21日就落实检察建议情况向木垒县检察院作出书面回复,称已责令涉案商户立即停止销售生鲜乳的行为,限期进行整改。2019年11月底,木垒县检察院对整改效果进行核实,涉案8家商店均已停止销售生鲜乳。2020年,涉案多家商店陆续购置不锈钢桶用于生鲜乳经营。
【跟进监督情况】
2021年8月18日,木垒县检察院再次接到群众反映其在商店购买的鲜奶已经变质。木垒县检察院遂结合2019年度生鲜乳公益诉讼监督情况,派员赴涉案商店对是否存在违法销售生鲜乳问题进行“回头看”。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多家商户因不锈钢桶重量大、成本高等原因,仍使用塑料桶盛装零售的生鲜乳,且没有建立进货查验制度和销售台账。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全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存在“纸面整改”情况,致使商户违法行为持续存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25日,木垒县检察院依法向木垒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木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对生鲜乳销售行业的监管职责。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启动生鲜乳销售专项检查,对木垒县全部登记在册的30余家生鲜乳商店进行整改,更换不锈钢生鲜乳储存桶90余个。同时,该局向检察机关反映,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条例》的规定,生鲜乳生产环节需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出具奶畜健康证明,收购站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收购生鲜乳需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商户直接销售生鲜乳还需提供生鲜乳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合格证明等条件,仅靠该局一家之力,无法根治木垒县生鲜乳零售行业存在的问题。对此,木垒县检察院积极协调该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座谈会,促使两家单位会签《关于在生鲜乳生产、销售领域加强协作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并向木垒县人大常委会备案。《实施意见》的签订规范了生鲜乳生产、销售环节,促进了行业良性发展,社会反映良好。鉴于受损的公共利益得到保护,诉讼请求得以实现,木垒县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畜牧业是新疆最具特色的传统基础产业之一,生鲜乳也是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材,保障生鲜乳食品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检察机关聚焦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零售生鲜乳安全问题,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通过“回头看”,对问题整治不彻底的依法提起诉讼,促进行政机关整改落实到位。同时,注重发挥检察机关协同作用,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健全协作配合机制,查堵生鲜乳生产、收购、销售全流程中的监管漏洞,规范了生鲜乳销售行业经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使牛奶之“鲜”不再成为群众健康之“险”。
案例五
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土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土地资源保护 行政裁定 接续跟进监督
【要旨】
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应认定为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职,但应跟进监督,确保公益损害问题得到解决。人民法院根据裁执分离规定,将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交由有关行政机关执行,该行政机关不执行的,检察机关可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基本案情】
2012年以来,山西某建材有限公司(下称建材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山西省寿阳县温家庄乡大兴庄村集体土地16.412亩,其中农用地14.15亩(耕地8.93亩)、未利用地2.262亩。该建材公司在非法占用土地上为其砖厂项目违法建造了办公楼、宿舍楼和彩钢环保棚,总建筑面积2735.88平方米,造成土地资源严重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下称晋中市检察院)接群众举报发现本案线索,鉴于非法占地问题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拆除违章建筑难度高,决定于2019年11月25日直接立案。经现场勘查、询问调查、调取书证等,查明建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温家庄乡大兴庄村集体土地建设砖厂的事实。寿阳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监管部门,怠于履行职责,致使建材公司违法占地事实长期存在,土地资源持续遭到破坏,国家利益受到侵害。
2019年11月29日,晋中市检察院向寿阳县自然资源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建材公司非法占地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寿阳县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2020年1月13日书面回复晋中市检察院,称其于2019年12月31日对建材公司作出行政罚款131640元和限期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土地原貌的行政处罚决定。
在跟进调查核实中,晋中市检察院发现虽然寿阳县自然资源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行政处罚内容未执行到位,违法情形仍然存在。遂于2020年6月19日,组织召开诉前沟通交流会,督促寿阳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充分履职。2020年7月28日,寿阳县自然资源局再次书面回复晋中市检察院,称罚款已收缴,违章建筑拆除事项已依法申请寿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鉴于寿阳县自然资源局在其法定职权内已充分履职,晋中市检察院依法终结案件。
【跟进监督情况】
虽然案件已经终结,但非法占地事实仍存在,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晋中市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多次与寿阳县政府、县法院会商推进解决公益损害问题。2020年8月21日,寿阳县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明确自然资源土地违法案件强制拆除实施主体是县、乡(镇)政府,自然资源等部门予以配合。2020年12月25日,寿阳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责令建材公司在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恢复土地原貌;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由寿阳县自然资源局报请寿阳县政府,由寿阳县温家庄乡政府组织实施。
裁定生效后,建材公司未自行拆除,寿阳县温家庄乡政府亦未组织实施强制执行。2021年5月21日,晋中市检察院致函寿阳县委、县政府,希望其高度重视,积极督促实施,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同年7月28日,针对非法占地的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的情形,在晋中市检察院指导下,寿阳县人民检察院(下称寿阳县检察院)就寿阳县温家庄乡政府怠于履职问题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拆除建材公司非法占地的违章建筑,恢复土地原貌。
2021年8月19日,晋中市检察院与寿阳县政府、寿阳县检察院、温家庄乡政府召开专门会议,推进解决建材公司非法占地问题。同年9月26日,寿阳县温家庄乡政府书面回复寿阳县检察院,彩钢环保棚已拆除,办公楼、宿舍楼因疫情原因仍有外省工人居住,待外省工人退出后立即拆除。同年12月16日,寿阳县温家庄乡政府书面回复寿阳县检察院,建材公司已将非法占地的办公楼、宿舍楼、环保棚全部拆除并恢复土地原貌。寿阳县检察院经实地调查,确认涉案问题已有效解决,决定对该案终结审查。
【典型意义】
持续跟进监督是检察公益诉讼秉持的重要工作理念之一。晋中市检察机关针对违法占地问题,依法向自然资源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持续跟进了解整改情况,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并就违章建筑拆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依法对怠于履行强制执行职责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推动“裁执实现”,有效推动公益损害问题彻底解决。
案例六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富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调解协议 代修复
【要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跟进监督。被告没有按照调解协议内容对受损公益及时修复的,检察机关应当督促人民法院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推动开展修复工作,确保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陈某富、边某根、李某平、袁某圣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私自在江西省峡江县罗田镇神林村非法开采瓷土矿用于售卖牟利。案发后,经江西省国土资源厅鉴定委员会鉴定,被告陈某富等人累计开采瓷土矿9214吨,破坏山场面积4.5亩,致使国家矿产资源损失237261元。
【调查和诉讼】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检察院(下称峡江县检察院)在办理陈某富等人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发现行为人盗采瓷土矿对当地山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决定于2019年4月22日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办案过程中,峡江县检察院委托峡江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对涉案山场被破坏情况进行评估并制定修复方案。经公告,无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6月20日,峡江县检察院对陈某富等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修复涉案山场生态环境,如不自行修复则赔偿修复费用46401.44元。2019年11月20日,峡江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陈某富等人自行对涉案山场进行修复并于下一年度开展植树造林及抚育管理等工作。同时被告陈某富等人需缴纳履约保证金46401.44元,如按期主动修复山场并经林业、国土部门鉴定合格,保证金予以退还,如逾期未主动修复或修复不合格,保证金折抵为修复金。2020年6月,峡江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依法追究了陈某富等人的刑事责任。
【跟进监督情况】
为保证案件办理质效,峡江县检察院于2021年4月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跟进了解涉案山场的生态修复情况。现场核查发现,陈某富等人未按时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修复山场的生态环境。经询问,陈某富等人均无自行修复意愿。峡江县检察院遂与峡江县人民法院、林业局、自然资源局沟通协调,督促峡江县法院执行陈某富等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46401.44元,并由峡江县林业局使用该笔资金组织人员对涉案山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2021年8月底,涉案山场完成了平整、挖穴、施肥、苗木栽植工作。同年12月,峡江县检察院与县林业局对山场补植复绿情况进行验收,山场补植苗木成活率在99.8%以上。同时,峡江县检察院还邀请县林业局到当地开展案情通报工作,详细介绍涉案山场生态修复情况,获得群众理解支持。
【典型意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非法采矿不仅侵害了国家资源,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峡江县检察院针对非法开采瓷土,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时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法院主持并确保公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生效后,峡江县检察院及时跟进监督执行情况,对修复不到位的,积极推动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建立“公益诉讼+民事执行+代替修复”的联动配合机制,破解了生态环境损害人怠于履行修复义务难题。
案例七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土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土地资源保护 反弹回潮 跟进磋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建筑垃圾占用、毁坏土地问题,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回头看”发现反弹回潮的,可以磋商方式督促、协同行政机关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等,有效保护受损公益。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崔某某与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祝村镇南盖宗村(下称南盖宗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位于该村村南的70亩土地(非耕地,含部分坑地)。合同签订后,崔某某雇佣李某某向土地倾倒大量建筑垃圾和渣土,毁坏土地,引起周边村民不满。2018年8月,李某某和村民发生冲突,被襄都区人民检察院(下称襄都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经无人机航拍、测量,现场内被垃圾覆盖区域东西长约230米,南北长约147米,填埋最深处高度约3.5米,倾倒建筑垃圾总量约11.8万立方米,被非法占用、毁坏土地面积共计50.7亩。
【调查和督促履职】
襄都区检察院在对李某某故意伤害案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该案线索,于2018年9月4日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实地勘察、询问当事人和周边村民查明,涉案地块原为南盖宗村废弃河道(土地性质注册为未利用地),经集体开荒与周边耕地连片并由村民耕种多年,崔某某承包后雇佣李某某向涉案土地倾倒建筑垃圾和渣土持续近半年之久,土地资源被大面积侵占。经过深入调查并征求南盖宗村村委会意见,2018年9月11日,襄都区检察院向邢台市国土资源管理局襄都分局(下称国土襄都分局)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相关证据,建议其依法履行土地管理职责,查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对被毁坏地块恢复原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国土襄都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联合祝村镇政府多次组织人员到案件现场进行核实,安排专人定期加强巡逻,防止垃圾倾倒侵占土地面积扩大。国土襄都分局与祝村镇政府经联合整治,清运全部建筑垃圾并恢复土地耕种条件。2018年12月,经现场核查,被破坏的土地上已覆盖了厚度约50厘米的新土并进行了平整治理,土地资源得到恢复。
【跟进监督情况】
为巩固公益诉讼成果,襄都区检察院于2021年对前期办理的重点公益诉讼案件开展专项“回头看”活动。同年5月,在活动中发现该地块西侧再次被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形成长约20米,宽8米,最高处达2米的无覆盖垃圾堆放点。2021年5月19日,襄都区检察院与国土襄都分局、祝村镇政府进行磋商,建议两行政机关及时组织清运倾倒垃圾,加强对该处土地的日常监管,完善南盖宗村及附近村庄的垃圾清运机制,从根本上避免垃圾倾倒。磋商会后,两行政机关及时完善农村垃圾日常清运机制,组织清理了地块西侧倾倒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并增设警示牌,安排专人加强巡查,杜绝乱倒垃圾行为。襄都区检察院联合两单位在地块附近村庄开展了“守护耕地资源法治宣传”,宣讲土地资源重要性,增强村民土地资源保护意识。
【典型意义】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针对承租集体开荒耕种多年的土地后,违法倾倒垃圾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检察机关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督促行政机关及时进行垃圾清理和新土覆盖以恢复耕种条件。以“回头看”行动保障土地资源保护的长效性,对于整改后反弹回溯现象,以磋商会议的形式,督促行政机关完善垃圾清运机制,强化对非法倾倒垃圾问题的日常监管,从根本上解决垃圾侵占、污染土地问题。同时,深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土地保护意识。
案例八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超规划许可面积建设房屋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国有土地和国有财产保护 超规划许可面积建房  “回头看”专项督导
【要旨】
针对房产开发公司超规划许可面积建房,行政机关处罚错误,造成国有财产损失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提出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撤销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但没有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致使国家利益持续受损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2013年,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重庆市云阳县建设房地产项目时,超规划许可面积建设1598.8平方米。根据2009年《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不能拆除的超规划许可建设的面积,应按照行为发现时的房屋销售价格计算总的违法收入予以没收。原云阳县规划局违反该规定,以远低于房屋销售单价的800元/平米的标准对该公司处没收违法收入127.9万元的处罚。截至2018年5月,该公司仅缴纳79.9万元,剩余48万余元以具结欠条方式长期拖延缴纳。
【调查和督促履职】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下称云阳县检察院)运用“一案双查”机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决定于2018年6月29日立案。经调查发现,该县原规划局违法履职的行为尚未纠正,公益受损的情况仍然存在。云阳县检察院委托云阳县价格认证中心评估,认定涉案超规划许可建设面积价值623万余元。截至立案时,该公司仅缴纳79.9万元,500余万元违法所得未被收缴。
2018年8月8日,云阳县检察院向该县原规划局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对涉案房企违规建设项目进行行政处罚,督促行政相对人依法履行义务。同年9月30日,该县原规划局回复称,已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涉案房企建设项目超规划许可面积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罚。
【跟进监督情况】
收到回复后,云阳县检察院跟进核查,发现行政机关在合理期限内仍未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云阳县检察院围绕检察建议整改落实,多次与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年1月,该县原规划局与该县原自然资源局机构整合,组建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召开联席会议沟通协调。该局反映本案存在涉案企业不配合、再次处罚存在法律障碍等客观困难。
为推动问题解决,云阳县检察院主动询问涉案房企,调查企业经营状况及缴纳违法收入能力,同时加强释法说理工作。针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具有时效限制,走访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查阅法律法规和司法判例,明确行政机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后,仍可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聘请专家,厘清超规面积计算方式、具体处罚标准等争议问题。然而,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仍未依法履职整改。
2021年8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行动,将本案列为重点督导案件,督促云阳县检察院依法审查起诉。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8日,云阳县检察院向云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云阳县人民法院于12月9日作出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被告虽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但至判决时仍未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导致国有利益处于持续受损状态,属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判令被告怠于履行规划管理职责违法,责令其对涉案项目超规划许可面积建设的行为履行规划管理职责。判决生效后,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已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告知违法行为人相关事项,委托县财政局下属专业机构对超规面积价值作出评估。
【典型意义】
“国财国土”是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关系国计民生。云阳县检察院通过“一案双查”机制获取有效案件线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切实保护国家利益。针对行政机关反映的履职整改面临的客观困难,持续协调推动、跟进监督。上级检察院组织开展“回头看”专项行动中,发现涉案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督促云阳县检察院依法提起诉讼,确保法律监督刚性,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2019]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适应新时代审判工作发展要求,合理定位四级法院民事审判职能,促进矛盾纠纷化解重心下移,现就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则上为50亿元(人民币),诉讼标的额下限继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0]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8]13号)等文件执行。
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亿元(人民币)以上(包含本数)或者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三、海事海商案件、涉外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按照本通知执行。
四、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按照本通知执行,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涉案件类型除外。
五、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关于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本通知自2019年5月1日起实施,执行过程中通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0日
最高检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
最高检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
(2021年4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启检察事业新的征程,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制定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检察工作进行谋篇布局。
《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检察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的征程,“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要优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主线,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发展规划》确立了“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三大目标:一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加精准。检察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检察产品引领法治进步、促进社会治理、服务经济发展作用凸显,检察公信力明显提升。二是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各项法律监督职能全面协调充分履行,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显著提升。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发展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检察组织体系、检察理论体系更加成熟定型,检察领导体制、职权配置和运行机制更加科学。
《发展规划》由形势任务和总体要求、以有力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推进检察管理现代化、夯实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根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等七个部分组成,共部署了48方面的具体任务。其中,从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保障创新驱动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在反腐败斗争中有效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等五个方面对“以有力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明确部署;从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察、做实行政检察、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创新未成年人检察等方面对“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作出具体谋划。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发展规划》特别强调,最高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分工方案,对重点任务进展定期督查通报,完善实施监测评估机制。省级检察院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抓好任务分解,列出任务清单,细化工作目标和措施。市、县级检察院要全力抓好落实。要加强执行力建设,以贯彻实施规划为抓手,推动各项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聚焦《“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
省级检察院逐步设立惩治网络犯罪指导组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完善网络犯罪追诉证据标准和规则指引,省级检察院逐步设立惩治网络犯罪指导组。
《发展规划》指出,要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检察环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惩防机制,促进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
《发展规划》要求,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持省级检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把关、地市级检察院对其他涉恶案件统一把关制度,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决不允许任何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严惩、高压态势,提高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突出问题的精准打击力。落实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防治力度。
《发展规划》特别强调,要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升依法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案件的能力。
全面推广主动告知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广主动告知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制度。
《发展规划》指出,要继续探索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探索整合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在案件较多的地方检察机关适时推开。制定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审查指引。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检察理论研究基地。依法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案件,从严把握刑事追诉标准。对重大科研活动中的职务犯罪依法慎用强制措施,涉科研骨干的捕诉层报省级检察院审批。完善检察办案保护创新创业容错机制。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规制司法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规制司法制度。
《发展规划》指出,要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涉企“挂案”清理。加大对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问题监督力度。稳慎试点涉案企业合规管理,依法可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涉案企业及其责任人须承诺并践行可管控的整改措施,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规制司法制度。坚决防止和纠正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发展规划》要求,持续加大惩治预防新型非法集资犯罪力度,制定完善金融贷款、证券期货等领域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法律适用意见,探索建设有影响力的金融犯罪预防教育平台。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机制。促进绿色发展,深化“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生态检察工作机制,全面推开“河(湖、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务实深化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和沿海地区检察协作,推动长江十年禁渔依法落实。
《发展规划》强调,要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完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司法协作机制。
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全面推开检察听证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促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全面推开检察听证,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原则上有条件的检察院每年每项业务都要开展,充分用好中国检察听证网。
《发展规划》要求,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司法办案、信访风险评估、矛盾化解同步推进,加强检察环节诉源治理。
《发展规划》指出,要全面推开每季度监督办案数据公开发布,同时发布典型类案、发案趋势,及时预警预防、促进动态治理。建立法律监督年度报告、专题报告制度,当好党委政府法治参谋。精准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四级检察院协同、持续跟踪落实最高检发出的检察建议,不断丰富新的内在要求,促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深化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完善检察官以案释法和法律文书说理制度。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做优刑事检察,坚持依法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
《发展规划》指出,要健全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研究办案机制运行规律,推进专业化团队建设,科学设计轮案、分案制度,健全共同提前介入侦查、捕后跟进指导等机制。推动降低审前羁押率,探索刑事案件羁押听证制度。依法行使起诉裁量权,研究探索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发展规划》要求,充分发挥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坚持依法该用尽用、准确规范适用,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探索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探索建立控辩协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会同法院研究细化量刑标准和指引,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
《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强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深化刑事审判监督,建立刑事裁判文书交叉评查、分类审查机制;完善刑事执行监督机制,常态化开展跨省、市交叉巡回检察,全面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探索对社区矫正机构巡回检察;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机制;建立监督不到位问责机制。
培育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做强民事检察,培育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确立法定性与必要性相结合的民事检察监督标准。
《发展规划》要求,精准开展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注重对在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提出抗诉。会同有关部门健全虚假诉讼防范、发现和制裁机制。强化民事审判程序和审判人员违法监督。深入推进民事执行监督,加强执行与监督信息法检共享平台建设。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完善案件复查制度,切实提高办案效率,严格规范适用中止审查。完善支持起诉制度,规范支持起诉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发展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专家咨询委员会、民事行政案件咨询网作用。
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做实行政检察,完善和落实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牵引、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上下级院各有侧重、上下联动、全面履职的行政检察工作格局。
《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大行政生效裁判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力度。坚持精准化导向,加强典型性、引领性案件监督。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研究制定工作指引,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的全流程监督。因应行政审判集中管辖改革,建立健全行政诉讼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着力破解基层行政检察作用发挥难问题。
最高检每年要直接办理重大影响性公益诉讼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坚持稳数量、调结构、提质效、拓领域,以诉的形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最高检、省级检察院每年要直接办理重大影响性公益诉讼案件。
《发展规划》指出,要突出解决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加强与行政机关全国性专项整治协同,强化与中央环保督察、审计、监察等衔接。增强民事公益诉讼惩戒功能,探索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促进落实食品安全行业从业禁止。
《发展规划》要求,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发挥提醒、沟通、督促功能,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履职整改。严格诉前检察建议制发程序,推广圆桌会议、第三方评估、宣告送达、公开听证等公众参与机制,探索重要诉前检察建议向党委、人大、被建议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等抄送备案制度。
《发展规划》提出,要创新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机制。探索建立公益志愿者线上线索举报与评估、专业建言等机制平台;健全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健全公益诉讼检察管辖与审判管辖衔接机制;探索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判决整改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机制;探索建立公益诉讼专项鉴定基金,完善先鉴定后收费机制。
《发展规划》强调,要规范拓展案件范围,办好地方人大立法、专项决定等支持探索的新领域案件。落实新领域案件审批、备案审查机制。
规范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创新未成年人检察,规范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形成全面综合保护格局。
《发展规划》指出,要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提前介入、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全面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机制。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督促落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制度。从重从严惩治拉拢、胁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修改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发展规划》要求,稳步提升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推动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依法惩戒、精准帮教。健全与专门学校衔接机制。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做实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最高检、省级检察院每年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促进帮教维权平台建设。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督促、支持相关组织和个人代为提起诉讼力度,涉及公共利益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完善未成年人案件集中管辖制度。
首次到基层院申诉的信访案件全部由院领导包案办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深化控告申诉检察,巩固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重在提升答复质效、解决实际问题,实现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常态化,首次到基层院申诉的信访案件全部由院领导包案办理。
《发展规划》指出,要常态化清理、通报重复信访,努力使重复信访比例逐步下降。推广信访督查专员制度。落实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实现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常态化,首次到基层院申诉的信访案件全部由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提出的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符合条件的实现听证全覆盖;当事人对下级院审查处理结论不服,或者案件疑难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尽可能进行检察听证。对重大申诉案件指定异地检察院办理。
《发展规划》要求,完善第三方参与机制,稳步提高律师参与接访比例,聘用退休法官、检察官等参与接访、化解矛盾。深化信访信息系统应用。建立与有关机关涉诉信访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形成化解合力。
健全领导干部不办案、挂名办案责任追究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严格干部培养使用,积极配合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在提拔晋升、考核评价、培养锻炼等工作中严把政治关。
《发展规划》指出,要选优配强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上级院要注重从下级院选拔担任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推进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制度化常态化。加大年轻干部培养使用力度,持续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特别是艰苦地区工作,自主选择挂职或任职,表现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或入额。
《发展规划》强调,要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办案制度,进一步细化领导干部办案类型,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和新类型案件、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健全不办案、挂名办案的监督发现、员额退出和责任追究机制。各级检察院的院领导主要办理信访申诉案件。领导干部办案必须阅卷。常态化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探索建立检察官征信记录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严的主基调,压紧压实各级检察院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探索建立检察官征信记录体系,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取消评先评优、晋职晋级、检察官入额资格。
《发展规划》要求,健全与派驻纪检监察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商制度。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行为。常态化开展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持续狠抓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落实,健全对如实记录报告保护激励机制、对不如实记录报告督办追责机制。
《发展规划》指出,深化系统内巡视,5年内对省级检察院党组巡视全覆盖,积极配合、参与地方党委对地市级、县级检察院党组的巡察。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纪律禁令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建立检察人员办理案件律师代理情况通报分析制度。
构建规范高效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构建规范高效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发展规划》指出,要落实案件分配机制,明确指定分案的类型和条件,健全记录和公示制度。
《发展规划》要求,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检察长对检察官等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和监督管理,划清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权与违规干预过问案件的界限。健全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案件审核把关机制,完善审核案件的范围、程序和责任承担,行使监督管理职责须书面全程留痕。加强各级检察院检委会建设。全面推行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无罪判决、撤回起诉、撤回抗诉等案件反向审视和分析报告制度。
《发展规划》要求,强化司法办案廉洁风险防控,动态更新风险点。落实检察案件编号终身制。完善检务督察机制。落实检察官惩戒制度。建立司法责任与纪律处分、刑事责任追究衔接机制。完善、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
《发展规划》强调,完善检律沟通协作机制,省级检察院每年至少与省级律协召开一次联席会,根据需要专题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履职、执业中的问题,构建新形势下良性互动亲清检律关系。
推进检察管理现代化 全面提高办案质量效率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发展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推进检察管理现代化,优化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案件的全流程管理,全面提高办案质量、效率、效果。
《发展规划》要求,健全案件管理机制,优化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体系,拓展“案-件比”适用范围。强化案件管理部门业务监督管理枢纽职能,出台案件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完善常态化流程监控预警、提醒和定期通报督促制度,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健全业务数据管理机制。
《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化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推动三类人员分类招录、管理、保障、培训制度,规范交流转任。加强检察机关各类编制管理,严把进人关;完善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完善初任检察官遴选制度;健全逐级遴选检察官制度;落实员额退出机制;优化检察辅助人员管理;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加强内设机构和办案团队建设。完善检察工作绩效管理机制,全面推进各类人员业绩考评。加强检察事务管理,推进检察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建好建强基层检察院夯实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根基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下称)强调,检察机关“十四五”时期要建好建强基层检察院,夯实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根基。
《发展规划》指出,要建立基层工作年度专题研究、报告机制,省、市级检察院对辖区内基层检察院建档管理,对落后基层检察院逐一专门剖析、针对性指导,对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基层检察长约谈或调整岗位。建立地市级以上检察院班子成员对口联系基础薄弱基层检察院制度,检察长联系工作难度最大基层检察院。推进省内外基层检察院结对帮扶。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检察工作发展,深化检察对口支援。减少检查评比、会议文电及数据材料报送,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
《发展规划》要求,推进智慧检务工程建设,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全面应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持续优化流程办案、辅助办案、数据应用和知识服务功能。加快推进智慧检务创新平台、视频云平台、融媒体平台等建设,提升检察工作智能化水平。
《发展规划》要求,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并动态调整。健全新闻发布常态化机制,落实重大案件信息发布制度。探索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统一对外发布机制。扩大法律文书公开范围。推进检务公开与便民服务集约融合,优化门户网站和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功能。
《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强检察新闻宣传,推进检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已经2021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2021年第43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充分认识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重大意义,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积极作为、依法履职,自觉把检察工作融入“两个大局”,自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2.深刻把握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本遵循。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确保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创新,支持海南检察机关推进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有利于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项改革集成创新、协同高效。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域外自由贸易港有益司法经验,服务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3.牢牢抓住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任务。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海南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为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深刻把握改革开放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增强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高水平的监督办案服务保障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助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4.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海南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的窃取国家秘密、危害国防利益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全力维护海南社会和谐稳定,努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依法惩治和有效预防网络犯罪,推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协作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保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的整体合力。指导海南检察机关建立健全涉自由贸易港重大案件舆情应对机制。
5.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的原则,指导海南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合法金融创新与金融违法犯罪的界限,依法惩治非法利用跨境直接投资交易、跨境融资、跨境证券投融资等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政策实施的各类新型金融犯罪活动,加大洗钱犯罪惩治力度,保障投资自由便利政策在海南落实落地。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建立健全与金融、税收、海关等部门及行业组织的常态联络机制,结合办案加强重大风险研判预警,积极提出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监管的检察建议,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资金流动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6.依法严惩走私犯罪。加强司法政策、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指导海南检察机关及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型贸易业态下的走私态势开展分析研判。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严厉打击滥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离岛免税等政策实施的走私犯罪活动。推动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缉私司法协作机制,加大高新科技手段运用,强化与海关缉私、公安、海警、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建立健全海南与广东、广西等相关省份检察机关之间的走私案件办理协作机制,推动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要求,服务保障贸易自由便利政策实施。
7.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探索创新容错司法机制。鼓励、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统筹履行好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以更加专业和精准的检察服务为海南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全面推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提升案件办理透明度。持续落实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各项制度,依法打击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加大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研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互联网、生物医药、海洋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鼓励和保护对科技成果的合理利用和改进提升,依法保护科研人员凭创新成果获取的合法权益。服务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助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依法加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力度,提高办理新类型案件的精准度;依法审慎办理涉科研创新案件,对重大科研活动中的职务犯罪依法慎用强制措施,涉科研骨干的捕、诉层报省检察院审批。
8.依法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办理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强化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严防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深入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营企业及其负责人涉嫌犯罪的,坚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完善取保候审执行机制,推广运用高科技手段对被取保候审人进行监督考察。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工作。加大对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监督力度,坚决清理和纠正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以及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不当、非法处置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财物等突出问题,依法保障企业生产要素流动性。鼓励、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督促涉案企业加强合规管理。严惩涉企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依法追诉犯罪同时,对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移送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9.强化民事检察监督。指导海南检察机关以跨境融资、投资信托、竞争垄断类案件为重点,依法办理金融、贸易、网络等领域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保护金融和财产安全。健全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发现和追究机制,积极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协调配合,形成打击虚假诉讼合力,维护诚信、公平的市场环境。深入推进公证、仲裁等领域的民事非诉执行监督工作。健全民事抗诉、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方式,增强监督的主动性、精准度和实效性。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0.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支持海南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审判机关依法审判,推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围绕市场准入、外汇管理、海关监管等重点领域,针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严重损害公民实体权益、严重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重点案件,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其纠正。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推诉源治理机制建设。
11.强化公益司法保护。聚焦民生热点,鼓励海南检察机关加大与行政机关专项整治的协同力度,解决好公益损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确保办案追偿资金真正用于公益保护、修复。探索办理红色资源保护、旅游消费、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网络侵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信息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期货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建设完善公益诉讼技术支持体系,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等领域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与信息的支撑作用。
12.助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推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依法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犯罪。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促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助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建设。推动海南、广东、广西检察机关建立环北部湾生态协作机制,共同维护琼州海峡生态环境。
13.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导海南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察听证工作,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充分发挥听证在审查疑难复杂案件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提升检察听证工作质效。探索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方式和路径,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突出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司法救助,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对涉海南自由贸易港案件趋势、前沿社会管理问题和群众涉法涉诉诉求的分析研判,深入研究发案原因、规律,提出检察建议,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和风险防控措施,促进法治轨道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完善法律监督职能体系,提升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履职能力
14.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要求,适应跨区域案件特点、司法办案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检察一体化制度优势,合理设置案件管辖。支持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派出的检察院办理适合集中管辖的跨区域案件和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管辖的特定类型案件。健全对海南海事法院、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涉外民商事法庭等的法律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公正、权威、高效的检察监督体系。
15.加强专业化建设。加强人工智能、产权、股权、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信用担保、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新类型、新领域案件的研究。鼓励、指导海南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专门办理涉及生态保护、旅游消费、知识产权、金融与破产等案件的专业化办案团队。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积极借助“外脑”,探索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商事专业领域、涉外律师事务所等聘请专家学者,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检察专家智库,提升涉外民商事、刑事、公益诉讼类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
16.深化科技强检和检察科研创新。支持海南检察机关主动融入智慧海南建设,深入推进以智慧办案为核心的智慧检务工作,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中国检察听证网等检察信息化应用,全面提升检察信息化水平。强化检察科研成果在海南检察机关的示范应用,将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融入检察工作,提升检察监督能力。推进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办案网络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提升法治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加强海南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技术实验室和配套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新型犯罪技术性证据调查取证、审查运用能力。
17.深化检察改革。指导海南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在部署重点改革试点任务时优先安排海南作为试点地区,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试验区。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要求的检察人员管理、案件管理、法律监督实施制度机制。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入额领导干部办理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案件以及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案件的力度。
四、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夯实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检察基础
18.强化交流合作与教育培训。积极创造条件,打造全国检察机关高层次培训基地和检察官国际交流、研修的窗口。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开展全国检察机关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检察官与法官、警察、律师等同堂培训,凝聚法治共识,增强培训实效。支持海南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官国际学术交流、境外司法执法人员来华研修与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亚太地区沟通联络工作;设立自由贸易港检察工作论坛,打造国际检察官高端交流平台;设立自由贸易港检察工作研究基地,重点研究自由贸易港检察制度相关问题,定期发布自由贸易港检察工作白皮书。
19.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强检工程。建立“上下贯通、左右互联”的人才流动和培养机制,推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他自贸区检察院业务骨干到海南挂职任职,统筹协调海南检察干部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或相关单位及其他自贸区检察院挂职锻炼,形成长效机制。加强涉外检察人才培养,加强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掌握多种语言的应用型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储备。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检察官开展对外交流、参加涉外培训以及参与相关国际会议。
20.加强海南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注重解决海南省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检察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在检察人员招录时实施政策倾斜。支持困难地区适当提升从优待检、拴心留人力度,精准帮扶相对薄弱基层院“脱薄争先”,统筹加强海南省检察队伍建设。
21.强化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最高人民检察院强化对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的总体推进、统筹协调和重点指导。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有关部门对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相应部门实施对口支援、加强条线指导。加强检察机关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海南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经验成效的宣传报道,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检察院窗口作用,展示我国法治建设成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20号(政治法律类279号)提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120号(政治法律类279号)提案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出租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未到期不动产租赁合同解除权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管理人有权决定是否解除租赁合同。不动产租赁合同,特别是履行期限较长的不动产租赁合同确有其特殊性,但是我国现行法并未对破产中未到期的租赁合同包括不动产租赁合同管理人的解除权作出特别规定。您在提案中谈及,租赁工商业厂房等建筑屋顶从事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承租人前期投入巨大,投资回收期长。目前立法未考虑到这类租赁合同的特殊性,确实可能会损害承租人的利益,进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会对我国清洁能源及环保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对此问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比较法上,各国破产实践中租赁合同的处置规则非常复杂。在出租人破产时,无论德国破产法还是美国破产法都限制破产管理人的解除权。根据德国破产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出租人破产时,有关租赁关系继续有效。美国破产法第365条虽然规定出租人可以拒绝履行合同,但同时也规定即便如此,承租人也可以按期支付房租为条件,根据租约的条款(包括其中关于续租或延期的条款)继续占有并使用有关不动产。
在我国的企业破产中,土地、房屋的使用权往往是破产债务人(出租人)的主要财产,而近年来土地、房屋租金上涨很快,在改革开放初期或者若干年前签订的长期租赁合同的租金普遍偏低,对于破产案件而言,继续履行不利于破产债务人(出租人)获得重整机会。我们将根据您关于保护承租人利益的建议,结合比较法方面的法律和案例,就该问题进行调研,以平衡破产程序中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利益,探索合理的规则。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企业破产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我们将积极提出相关的修法建议。在将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也会将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不动产租赁合同的解除权问题作为重点问题研究。
在修改法律和制定司法解释前,可以研究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在破产程序中应如何适用,以及在个案中引导管理人、破产财产的买受人与不动产租赁的承租人通过个别谈判解决部分问题。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971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971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适用&lt;反家暴法&gt;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三年多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推动法律实施,有效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了包括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全国妇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落实反家庭暴力法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各地法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探索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立案绿色通道,实现快速立案、迅速调查、及时处理的应对机制;在证据方面,不再简单按照一般规则认定是否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是积极协助调取证据,并适当减轻受害方对家庭暴力的举证责任。再比如,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坚持“五必须"原则,即要求每起人身安全保护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发出,必须联合当地妇联、公安、社区三个部门协同送达,现场送达时必须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必须以案说法,必须及时进行跟踪回访。
但是,诚如您建议所言,反家庭暴力法在实施过程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包括家庭暴力认定难、举证难、获得赔偿难、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难、争取抚养权难等,需要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统一标准,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形成反家庭暴力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在家庭暴力的界定、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通过专项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召开经验交流会等方式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并待条件时机成熟,适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8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2018年12月1日)
案例目录
一、上市公司欺诈发行引发涉众纠纷案例
二、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纠纷案例
三、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例(一)
四、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例(二)
五、投资者与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期货交易纠纷案例
六、投资者与期货公司交易系统故障纠纷案例
七、公证提存化解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纠纷案例
八、投资者与证券营业部佣金调整纠纷案例
九、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纠纷案例
十、基金资管产品债券交易连环违约纠纷案例
一、
上市公司欺诈发行引发涉众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国证券业协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2016年5月,创业板上市公司X股份有限公司由于IPO申请文件中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上市后披露的定期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17年8月,X公司正式摘牌退市。其为创业板第一家退市的公司,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因欺诈发行而退市的公司。众多投资者因X公司退市出现损失,如不能依法获得赔偿将引发涉众纠纷,出现大量索赔诉讼和投诉,影响退市工作顺利进行和资本市场稳定。
为了化解欺诈发行责任人与投资者的群体性纠纷,作为X公司上市保荐机构的XY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Y证券”),决定出资设立规模为5.5亿元人民币的“X公司欺诈发行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用于赔付适格投资者遭受的投资损失。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XY证券共同组成X公司投资者先行赔付工作协调小组,推进先行赔付方案的制定完善和各项工作的实施。XY证券先后组织多场专家论证会、投资者座谈会,广泛听取投资者、监管部门、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法律专家和金融工程专家意见,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对先行赔付方案进行了全面论证。
从2017年6月开始,经过两个阶段的赔付申报过程,至2017年10月完成第二次赔付申报的资金划转,接受赔付并与XY证券达成有效和解的适格投资者共计11,727人,占适格投资者总人数的95.16%;实际赔付金额为241,981,273 元,占应赔付总金额的99.46%。本案先行赔付方案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在审理XY证券因X公司欺诈发行涉及索赔案件时,法律适用与先行赔付方案保持一致。
二、典型意义
X公司投资者先行赔付是我国资本市场因上市公司欺诈发行退市,保荐机构先行赔付投资者损失的首次尝试,对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有重要意义。在法院系统和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在先行赔付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和广大证券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此次先行赔付工作进展顺利,通过主动和解的方式化解了经营机构及发行主体与众多投资者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了X公司的平稳退市,促使相关责任主体吸取教训,规范经营管理,提升合规意识和风控水平,没有因第一单上市公司欺诈发行退市引发社会矛盾,维护了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
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深圳证监局、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
一、案情介绍
C公司和W公司分别于2002年、2007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C公司与W公司实际控制人围绕C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营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投资等问题引发控制权之争,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在深圳证监局的积极推动下,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2017年12月正式受理C公司控制权之争案。
针对该案涉及问题复杂、利益巨大、舆情关注度高,若处理不当会影响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调解中心受案之初专门制订了《公司控制权纠纷调解程序特别指引》。经双方当事人选定和调解中心指定,由3名资本市场资深法律专家、行业专家组成调解工作小组。调解工作小组成员充分发挥专业敬业精神,认真核实、反复论证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财务、法律等专业问题,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从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上市公司、股东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利,前后召开四次面对面调解会议,组织数场“背对背”会谈,推进控制权之争化解的具体方案不断细化。2018年1月,经由双方董事会决议,C公司和W公司在深圳证监局、调解中心等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和解协议。据上市公司公告披露,C公司同意向W公司转让其旗下某子公司75%的股权,W公司同意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第三方公司溢价转让其持有的C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400万股。2018年3月,深圳国际仲裁院根据双方申请,组成独任仲裁庭,依照和解协议内容快速作出仲裁裁决。
二、典型意义
一是本案通过调解方式化解控制权之争为今后同类纠纷处理探索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径。2018年5月,在总结本案调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调解中心和深圳国际仲裁院合作成立境内资本市场首家“并购争议解决中心”,以加强上市公司并购纠纷等方面的研究、防范和化解。二是深圳证监局、调解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通力协作,短时间内解决长达4年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纠纷,充分体现了“专业调解+商事仲裁+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四位一体争议解决机制在化解资本市场复杂矛盾纠纷方面的优势和成效。三是通过调解化解纠纷后,双方实现了共赢。C公司优化了股权结构、负债结构和产业结构,赢得了良好的经营环境,W公司转让相关股份、承诺放弃控制权争夺,更加专注主业发展。
三、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例(一)
参与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C上市公司因披露的公司年报隐瞒重大关联交易,构成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投资者在C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购买C公司证券,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的,可以向C公司索赔。此后100多名投资者以C公司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为由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股价下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法院立案后将案件委托给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进行调解。
在上海证监局的指导协调下,调解员对案情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细致沟通。调解员认为,本案争议点集中在虚假陈述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计算方法和系统性风险的扣除上。现行规定没有对损失具体计算方法进行明确,实践中在计算相关股票的买入均价时,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方式,调解员通过搜集整理司法判例与实务资料,对各种计算方法的优劣进行归纳比较,对双方当事人各自坚持采用的方法进行一一核算;同时,以“佛山照明案”、“万福生科案”等案例中系统风险比例的计算方法为参考,对本案中系统性风险因素的扣除比例进行了测算。由于投资者对虚假陈述行为法律关系较为陌生,调解员耐心解释相关法规和判例情况,使投资者充分认识到股市投资行为本身的风险和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权衡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较高时间和精力成本,并综合考虑C公司的偿债能力和发展需要,形成对所获赔偿的合理期望值。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调解员提出了调解方案。最终,100多名投资者和C公司正式签署调解协议,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二、典型意义
此案的成功调解,对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化解具有积极示范作用。一是便捷高效化解矛盾。虚假陈述纠纷涉及投资者多、地域分布广、社会影响大,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等不良效应,影响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切身利益。此前该类纠纷都以诉讼方式解决,但举证较难、诉讼周期长,双方耗时耗力。通过专业调解,有助于实现投资者权益救济和维护市场稳定、公司发展之间的平衡,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多赢局面。二是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此案之后,陆续有多家法院和相关调解组织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委托、委派多起纠纷案件给调解组织受理,有利于快速定纷止争,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帮助投资者低成本维权。
四、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例(二)
参与单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2015年11月,证监会对H上市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立案调查,并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该公司构成《证券法》第193条规定的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和误导性陈述行为,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017年4月,多名投资者以H公司构成虚假陈述违法行为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提起诉讼,要求H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南京中院受理了该批案件,并委托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进行调解。
在江苏证监局的指导协调下,调解员细致了解了案件情况,与双方当事人积极进行了沟通。一方面告知H公司,由于其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且已召开听证会,违法事实基本确定;同时,指出诉讼与调解是两种纠纷解决的方式,各有特点,前者具有强制性、公开性,程序严谨而复杂,后者是在中立第三方参与下的双方合意行为,更加快速及时,具有保密性和灵活性,从而提醒公司权衡不同方式的利弊,鼓励其主动赔偿,以达到更好化解矛盾纠纷的结果。另一方面告知投资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诉讼一般而言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如能通过调解方式与公司达成和解,投资者可以提前拿到赔偿,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成本。在主审法官主持和调解员组织的数轮磋商和斡旋下,2017年5月,双方于法院现场达成和解协议,由上市公司支付和解赔偿金,和解后投资者撤回对上市公司的起诉。该案成为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首例行政处罚前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案例。
二、典型意义
本案中,南京中院根据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在证监会对H公司尚未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受理了投资者诉H公司虚假陈述纠纷一案,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在监管部门指导下,投资者服务中心与南京中院紧密沟通、协调联动,积极发挥调解柔性解决纠纷的优势,督促公司主动与投资者和解,维护公司的公众形象,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本案的调解机制具有开创性,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及时有效解决、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等具有示范作用,也为积极推进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和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行政前置程序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探索。
五、
投资者与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期货交易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山东证监局、中国期货业协会
一、案情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再审申请人W因与被申请人H期货有限公司及其JN营业部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中,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委托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期货业协会”)对该再审案件进行调解。
期货业协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和《中国期货业协会调解员守则》规定,事先要求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人员全程回避。经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和期货业协会指定,确定3位行业专家、资深律师担任本案调解员。为确保调解工作顺利进行,经当事人同意,将本次调解地点设在西城区人民法院调解室,调解过程中有法警维持秩序。第一次现场调解,由于差异较大,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期货业协会本着化解矛盾和定纷止争的原则对投资者W进行耐心劝导和解释说明,同时也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山东证监局、期货公司进行沟通,说服期货公司配合参与调解。经最高人民法院与期货业协会从中斡旋,组织了第二次现场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并签署调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调解协议为当事人制作了民事调解书。H期货公司及JN营业部就案涉纠纷向投资者一次性补偿调解协议约定金额,案涉纠纷全部了结。
二、典型意义
一是此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第一起商事案件。法院、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三方合力化解纠纷事半功倍。成功化解投资者W与H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的纠纷,与法院、监管部门和协会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最高人民法院率先垂范,积极运用诉调对接机制化解矛盾,在调解过程中提供法律适用指导和调解场地支持,依据当事人已达成的调解协议快速制作民事调解书,赋予调解协议更高层级的法律保障。辖区证监局密切关注,主动引导当事人双方采用调解的柔性方式化解纠纷,避免矛盾纠纷升级。期货业协会作为行业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润滑剂”作用,及时缓和当事人双方的对立情绪,促成双方和解。
二是调解在解决证券期货纠纷中体现了独特优势。调解以协商对话和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纠纷,程序更为灵活高效,成本更为低廉,符合当事人和社会解决纠纷的需要。对于金融领域的经济纠纷案件,尤其是在案件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质证困难的情况下,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既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缓和对立情绪,减少对双方关系的破坏,又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节约公共成本,还能在纠纷解决的同时,改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六、
投资者与期货公司交易系统故障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厦门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投资者Z于2017年在D期货公司开立期货账户。2018年3月,Z在进行期货合约交易时,因交易系统故障发现不能平仓,最终导致资金损失,遂与D公司发生纠纷,要求公司赔偿其损失。
在厦门证监局指导协调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调解员对该纠纷进行了调解。首先,在对双方争议焦点事实进行逐一核实后,调解员认为,在系统是否存在故障的问题上,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投资者因未及时妥善保留相应证据,承担比较大的责任;而D公司客服人员在解答投资者问题时的表述同样存在瑕疵。其次,针对D公司提出的交易系统为期货交易所提供,客户网络对接的也是交易所的接口,客户损失责任不应由公司承担的辩解,调解员参考类似案件的法院判决,对相关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分析,指出交易系统是公司提供给投资者用于传达交易指令的工具,因此公司对投资者负有通知、协助、保护等合同附随义务,应当尽到善意勤勉的责任。
通过调解员系统的法律规定讲解和实践案例分析,D公司表示意识到了自身问题所在,但对投资者主张的损失金额仍存在疑义。经调解员耐心协调,双方对损失金额基本达成共识,D公司通过退还投资者账户部分留存手续费的形式,对投资者进行了补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二、典型意义
现今通过电脑、手机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已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主要交易方式,交易系统故障引起的纠纷也已成为纠纷调解工作中一类重要案件类型。此类案件交易金额一般不大,但调解难度不小,主要因为系统故障发生时,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故障发生的原因,往往笼统认为是机构方的问题,情绪比较激动,且投资者证据保存意识不强,很少能提供证明故障发生的有力证据,导致调解的基础材料缺乏。
本案的成功调解,为后续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了借鉴。在责任分配上,借鉴司法判例的做法,由于投资者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证据保存上确实存在困难,可考虑向投资者做适当倾斜。在赔偿形式上,因多数系统故障类案件涉及金额不大,考虑到机构财务制度等限制,机构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可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对投资者进行补偿,更有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同时,本案例也提示投资者,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当提高证据保存意识,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七、
公证提存化解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内蒙古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2016年5月,投资者W经他人介绍认识了H证券公司营业部业务经理Z。W在Z的陪同下,前往其任职的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时,营业部负责人告知W,Z是该营业部明星投资经理,有任何投资需求,可直接找Z。随后,W分3次将大额资金打入Z个人账户,委托其帮助购买理财产品。2018年1月,投资者W发现Z并未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是购买股票,且亏损严重,W要求证券公司营业部赔偿损失。双方向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提出调解申请。
在调解员介入本案纠纷前,W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未果,W对其逐渐失去信任,情绪激动,调解难度极大。为重新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投资者服务中心创新性地提出采用资金提存公证方式调解纠纷。即由证券公司在公证机关专户中存入一定数额资金,一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且Z履行了调解协议约定义务,公证机关可直接将提存资金交付给Z。如此调解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投资者Z的手中,有效安抚了Z的情绪,双方的调解过程更加顺利,纠纷争议得以圆满解决。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资本市场纠纷调解中首次使用资金提存公证手段促成调解的案例。在投资者与市场经营机构产生纠纷后,双方逐渐丧失信任基础,调解过程中投资者往往要求先拿到赔偿,才愿意履行约定的义务;而机构方则担心向投资者给付相关金额后,投资者如不履行调解协议,自身缺乏有效制约手段。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调解工作很难继续开展。投资者服务中心基于个案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提出资金提存公证方式,对于促成双方和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办理资金提存公证事先需要双方共同签订资金提存协议书。在资金提存协议签订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形成共识,使得正式调解前,彼此信任关系逐步建立,为后续调解营造良好氛围。二是提存方通过事先存入一定金额资金的方式向投资者表达解决问题的诚意,让投资者得到心理慰藉,一定程度缓解双方紧张对立局面。三是公证提存资金是调解协议执行的有效保障。资金提存后,在公证机关监督下,提存方无法反悔,只要完成调解协议规定义务,投资者即可安全便捷地获得提存资金,有利于保护本案中投资者合法权益。
八、
投资者与证券营业部佣金调整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福建证监局、福建省证券期货业协会、福州市仲裁委员会证券期货仲裁中心
一、案情介绍
投资者L向福建省证券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反映称,其向某证券营业部申请调整交易佣金,客服人员口头答应但未提供相关回执单据,后L发现其佣金未下调,要求营业部退还多收取的佣金。营业部提出未找到L申请调整佣金的相关资料,强调不允许前台工作人员未经审批程序就直接答复客户可调整佣金,故无法接受L的诉求。
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在福建证监局的指导协调下,协会调解员对该纠纷进行了调解。一是梳理纠纷事实。请L回忆办理业务情境,提供更多线索;向营业部核实情况,分析其佣金调整业务流程是否合理。二是分析法规适用。就营业部“没有提供回执单”行为的法律责任与“无证据赔偿”等争论焦点,邀请双方听取专业律师意见。律师认为,佣金调整是营业部与客户约定执行更优惠收费标准的行为,现行法律法规对具体流程无相关规定,回执单提供与否可由营业部基于合规与服务的需要自行确定。双方当事人表示认可。三是引导达成共识。一方面督促经营机构履行投诉处理首要责任,另一方面积极与投资者沟通,引导双方理性化解矛盾。经多轮沟通,双方就赔偿金额计算基数与比例等达成一致意见,由营业部给予L一定和解金补偿,双方签署了调解协议。四是仲裁机构确认。为增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协会邀请福州市仲裁委派员见证协议签署过程并当场出具仲裁文书,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二、典型意义
佣金纠纷属于证券市场常见的服务纠纷,涉及金额小,时间长,但占用精力多。本案对于运用调解机制解决此类纠纷有借鉴意义。一是引导双方聚焦化解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无支持性证据,且现行法规对佣金调整事项在流程上无强制性要求,因此调解员引导当事人避免对于纠纷事实对错的争论,更加注重自身行为的不足,共同化解纠纷。二是规范调解工作流程。本案中调解开展、方案提出、协议签订、仲裁见证等过程均严格遵循调解规范流程;调解员遵循自愿、诚信、公正、保密等调解基本原则,秉持第三方独立立场,促成成功调解。三是帮助机构改进客户服务。本案中,营业部从前台受理到完成佣金调整虽经过审批、复核等五道内部流程,但在客户端既未向客户提供回执单,又未与客户主动确认调整结果,没有形成风控闭环,埋下风险隐患。经营机构只有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根植于心,从制度、流程设计等各环节不断完善服务,才能提升客户满意度,从根本上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
九、
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北京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案情介绍
2014年3月,投资者W购买了F证券公司“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公司在宣传该产品时明确表示“不直接投资二级市场”。2014年5月,沪深交易所出台交易新规,管理人需增大二级市场投资。2015年8月,该产品发放投资红利后,W又追加了投资。同年11月,该基金净值亏损,W认为F公司在投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增大二级市场投资,严重违背之前承诺,要求F公司赔偿其损失。F公司认为,其投资二级市场是因交易新规所致,W后来已知晓该情况仍追加投资,因此在计算W损失时应将其获利金额合并计算;但W认为,其投资收益是合理获利,在计算自身损失数额时应予剔除。双方各执一词,纠纷久拖未决,W遂向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启动调解程序。
在北京证监局指导协调下,调解员对双方争议点进行了系统的法律分析。首先,在责任判定上,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F公司因监管部门出台新规而变更投资策略,属于法律规定的可变更合同理由,但并不能免除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而F公司没有通知W该情况,其行为存在瑕疵;同时,W事实上已知晓该产品投资于二级市场却仍追加投资,也有一定责任。因此,参照以往司法判例并结合公平原则,认定F公司和W分别承担70%和30%的过错责任。其次,在损失数额计算上,调解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损益相抵原则,认为W的投资收益在计算其损失时应当合并计算。最终,调解员提出将W的总损失金额扣除投资收益,再乘以70%的过错责任比例,即为F公司赔偿金额的调解方案。W表示认可该方案,因北京辖区经营机构均签署了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的合作备忘录,该方案自动对F公司发生效力,双方签署调解协议并现场履行。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证券期货市场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的调解案例。实践中,许多金额不大、案情简单的调解纠纷久拖未决,既占用调解资源,又耗费双方时间精力。基于此,投资者服务中心借鉴国际经验,创新实行了倾斜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小额速调机制,即针对诉求金额较少(实践中主要为5000元以下,个别地方5万元以下)的证券期货纠纷,市场机构通过自律承诺、自愿加入、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作出配合调解工作的承诺:一是只要投资者提出申请,机构积极配合调解工作;二是调解协议只需投资者同意,机构无条件接受并自觉履行;三是如投资者不同意调解结果,则调解协议对争议双方均无约束力,投资者可寻求其他救济途径。
小额速调机制为纠纷解决和投资者快速获得赔偿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调解效率,对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投资者维权途径起到有益补充作用。目前,该机制已在18个省(市)成功试点推广,实践中已有多起成功案例。
十、
基金资管产品债券交易连环违约纠纷案例
参与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一、案情介绍
X私募基金公司Q资管计划在银行间市场开展债券交易,通过逆回购交易模式反复操作,杠杆较高。其中持有较多的是D公司发行的A债券,受D公司发行的另一债券违约影响,A债券估值被调整为零,该资管计划无法继续借入资金回购A债券,进而也无法继续开展质押式逆回购交易维系其他到期交易继续开展,从而导致其与多个金融机构的其他正常债券相关的多笔逆回购交易遭受波及,整个资管计划下的债券交易出现连环违约,整体违约金额最高时近10亿元,该纠纷涉及4家公募基金、1家私募基金管理人,1家委托人,1家托管券商,法律关系复杂。
监管部门对资管计划管理人X基金依法采取了监管措施,及时采取账户监管、指导交易等措施,降低了该基金的整体杠杆率,但众多机构间纠纷并未彻底解决,纠纷涉及金额仍高达数亿元,各方僵持不下,缺乏信任,部分机构采取申请仲裁、司法冻结等措施,矛盾有激化可能,风险巨大。
为维护基金行业形象和声誉,避免局面失控,促进相关争议公平高效的解决,在相关当事人的要求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于纠纷发生半年后介入,首先缓解各方紧张对立局面,协调当事人申请中止仲裁。随后派出精干专业的调解团队开展调解工作,聘请资深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协调各方在协会统一主持下,确立了此次债券投资违约事件处置的原则。此后,调解人员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与当事人沟通协调,主持开展了数十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调解会议,在关键时期,调解人员一天要跟七方通数十次电话,甚至周末、深夜时还要对各方提出的诉求进行沟通协调。基金业协会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各当事方在基金业协会调解人员和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见证下,共同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进行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该纠纷按调解协议得到有效解决。
二、典型意义
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基金业务纠纷进行调解,是法律赋予基金业协会的重要职责之一。该案是基金业协会会员间债券交易纠纷第一案,具有重要的行业示范意义。基金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主动发挥引导作用,积极与司法审判机关探索调解合作新模式,采取多元手段化解行业纠纷矛盾,一方面通过行业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调解权威性,快速有效地降低了会员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通过行业内部封闭化处置,以基金业协会的行业公信力,协调各方按照公平原则有序分配基金财产,化解复杂的债务纠纷并有效抑制基金领域风险外溢,防范个例风险演变成局部风险甚至行业性风险。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29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299号建议的答复
方中华代表: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在县级矛调中心充分发挥检察法律监督职能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您的建议由我院与国家信访局分别办理。我院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深入分析检察机关入驻矛调中心的意义,客观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助推市域治理、推进12309整体入驻等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我们将认真研究,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您提出,要聚焦关键点,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纠纷。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群众信访“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经过持续抓实抓深,2019年以来检察机关接收的237万多件群众信访,在7日内的程序性回复基本做到百分之百,3个月办理过程和结果答复均在90%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长亲自办理信访案件工作,今年以来全国各级院检察长共包案办理信访案件2.3万余件。浙江省检察机关全面落实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一把手"常态化到矛调中心接访,参与中心统一组织的联合接访、应急处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您建议,要运用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确如您所说,信访案件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原则,根据案件需要组织召开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参加的案件听证会,听取意见建议,充分释法说理,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触、可信。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对近1.1万件信访案件开展了公开听证,听证后当事人同意检察机关意见的占90%,这其中有70%以上的当事人明确承诺息诉罢访。今年,我院又探索建立“常态化开展公开听证,促进信访矛盾源头化解"工作机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公开听证,及时举行简易公开听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首办环节。浙江省检察机关积极在矛调中心常态化开展检察听证,促进信访矛盾及时就地化解。
您建议,要延伸检察职能,推行片区检察官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建立片区检察官、乡村检察官制度,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更好助推市域治理。如,浙江一些检察机关探索建立对接矛调中心的片区检察官制度,在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过程中,重视矛盾的前期排查和化解,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发挥片区联系优势,加强社会综合治理问题研判,排查化解矛盾隐患,针对性开展法律宣讲,提升基层法治工作能力和水平。
您还建议,检察机关要推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整体入驻矛调中心工作。您的建议对于检察机关落实信访问题和矛盾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要求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浙江省检察机关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检察院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高度重视12309入驻矛调中心工作,因地制宜推进矛调中心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硬件设施等建设,确保实体化运转。目前,全省矛调中心12309检察窗口已全部建成,并配备检察听证室和检察官办公室。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结合各地实际,借助县级矛调中心平台,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在司法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格局,大力推进检调对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贡献检察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1年9月3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检察机关以案释法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检察机关以案释法典型案事例
(2017年6月28日)
典型案事例1
刘某姐妹妨害公务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8日,犯罪嫌疑人刘谷某因其孙女出生后第三天即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因病去世,与其妹刘金某、女儿石某等8名家属共同至医院讨要说法,部分家属情绪激动打砸医院办公室。民警将滋事人员带离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刘谷某、刘金某、石某等人采取躺倒在地、拉扯、拖抱、推搡等方式阻扰民警执行公务,致6名警员不同程度受伤,其中1人构成轻微伤,并造成近百名群众围观。后公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对刘谷某、刘金某提请批捕(侦查阶段石某在逃)。
(二)释法必要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受案后,侦查监督部门承办检察官发现本案事发有因,同时交织了医患矛盾等敏感要素,犯罪嫌疑人家属由于担心检察机关偏袒公安机关,对是否与医院和解心存顾虑,故不愿接受医院化解方案。而公安机关强调不予羁押将导致犯罪嫌疑人家属继续与医院闹访,可能与在逃的女儿串供,要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据此,检察官决定在复核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职权启动逮捕诉讼化审查工作,通过公开听取多方意见,为更准确做出审查决定、开展必要的释法说理提供便利。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开展逮捕诉讼化审查当日,公安机关、辩护律师、医院代表及犯罪嫌疑人家属到场参与,检察官在充分听取侦查人员、辩护律师和医院代表意见后,进行了现场释法说理。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说:“今天我们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宣布结束前,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对家属和律师说的,犯罪嫌疑人到静安已经居住十多年了,之所以选择到这里生活、打工,把第二代带到这里成长,甚至把第三代也降生到此,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生活、治安环境,而这样的环境离不开公安机关的日夜守卫,所以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任何时候都不容侵犯!第二句是对民警和医生说的,在座每个人都有孩子或希望早日有孩子,但很少有人会经历丧子之痛,这样的痛,即便是以迎接新生命为己任的医院,心痛程度也不能与家人相比,在这样的情感落差下与医院发生纠纷,进而与民警发生冲突,与那些无视社会管理秩序,暴力袭警的妨害公务案有明显区别,这些我们在作司法判断时必须考虑。”
审查结束后,犯罪嫌疑人家属当场主动请求向公安机关和医院道歉,当天又与医院达成书面和解协议,还积极规劝同案犯石某投案自首。经综合审查,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对刘谷某、刘金某作出不捕决定。后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刘谷某、刘金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判处石某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
本案中,检察官通过逮捕诉讼化审查,在听取涉案各方意见基础上,充分运用释法说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在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同时,促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信服检察决定、在逃涉案人员主动投案,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案事例2
王某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7月26日,黑龙江省友谊县王某某因酒后驾驶摩托车造成被害人王某重伤。王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后,其妻姜某于11月26日到友谊县检察院求助,表示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已经向被害人支付27000余元治疗费,愿意进一步赔偿,希望检察机关对王某某从轻处理。
(二)释法必要性
友谊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决定通过逮捕诉讼化审查方式对本案进行以案释法。一是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属于过失犯罪,社会危险性较小,没有逮捕必要。但如果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对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可能引起被害人的误解和不满。二是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向检察机关提出对王某某从轻处理的请求,并表达了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愿望,有必要通过释法说理,积极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化解矛盾。三是本案因犯罪嫌疑人酒后驾车引发,酒后驾车肇事案件在当地频发,有必要通过释法说理加强法治教育警示。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2014年12月3日,友谊县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组织了捕前公开审查,由侦查监督科科长主持,友谊县公安局两名侦查人员、嫌疑人王某某及其指定辩护律师、被害人诉讼代理人,以及一名人民监督员参加,部分群众到场旁听。
公开审查中,侦查人员、王某某的辩护律师、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分别阐述了观点。主持人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其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犯罪,告诫其今后要增强守法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王某某当场表示认罪、悔罪。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表示接受赔偿、愿意和解,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被害方表示同意不逮捕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表示通过当天的公开审查,进一步加深了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同意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意见。在场群众纷纷表示,旁听了公开审查,很受教育,遵章出行、文明驾驶的意识进一步提高了,为了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幸福,坚决杜绝酒后驾车。以案释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公开审查后,友谊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制作了《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当天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变更了强制措施,作出了取保候审的决定。
典型案事例3
韦某送刑事申诉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县村民韦某送因干扰邻居打扑克,在争执中被韦某和推倒在地,经医院诊断,韦某送右侧股骨颈骨折,更换了人工关节。韦某和支付了医药费。大化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韦某送受伤评定为轻伤;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韦某送的人体损伤程度达重伤;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韦某送的损伤程度为轻伤。大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采信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认为韦某和不构成犯罪,作出了不起诉决定。韦某送不服,提出申诉,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他的申诉,对案件立案复查。
(二)释法必要性
被害人韦某送的伤情有三次司法鉴定意见,如果依据重伤的鉴定意见,韦某和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反之,采信轻伤的鉴定意见,就不构成犯罪。不起诉决定书为什么采信第三次鉴定意见,需要解释其合理性,更需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邻里之间一个不经意的推搡引发了刑事案件,有必要向公众公开办案,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在案发地进行公开审查。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2017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大化县共同举办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示范观摩活动。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部分省级检察院申诉处(控申处)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检特约检察员,以及广西检察机关控申部门业务骨干等80余人观摩了公开审查活动。听证会由大化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锦猛主持,邀请5名听证员参加听证,其中律师2名,法医师、自治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1名。复查案件承办人、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参加,原案承办人、原案司法鉴定人员、被不起诉人也参加了举证、质证。参与听证的各方围绕第三次司法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韦某和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进行解析和论证。听证员的最后评议意见认为,第三次司法鉴定意见客观公正,韦某和推搡韦某送致其轻伤,不具有伤害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罪,也不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检察机关对韦某和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正确。听证评议意见将作为检察机关作出复查结论的重要参考。
全国人大代表对刑事申诉公开审查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采销中心副总经理张洪川认为,“公开审查拉近了检察机关与群众的距离,也提高了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让公正看得见、感受得到。”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阳沟派出所所长郑尚伦说:“听证会用事实、证据、法律依据来说话,体现了专业化、法治化、程序化,展现了公平、公开、公正。”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说:“公开听证是非常精彩的公开课,让我们看见了案件细节上的公开,真切感受到了司法在变化,见证了法治的进步。”
典型案事例4
曹某某强制医疗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29日夜,涉案精神病人曹某某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自己家中,持羊角锤猛砸熟睡的妻子、10岁女儿和3岁儿子头面部,致3人全部死亡,后自杀未果。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发现,曹某某无犯罪动机,且在案发前曾有自残行为;其本人供述称自己作案时产生幻觉,怀疑有人要迫害其家人,其亲属亦反映曹某某平时精神不正常。根据案情及讯问时曹某某的表现,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对其精神状况作出鉴定,遂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委托专业机构对曹某某精神问题进行鉴定。后经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鉴定,曹某某作案时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并对曹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后,经审查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认为在亲属不能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曹某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遂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现经定陶区人民法院决定,对涉案精神病人曹某某依法强制医疗。
(二)释法必要性
本案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亲情犯罪案件,三名被害人的死亡,无疑是所涉家庭的惨痛悲剧。家本应是父慈子孝、夫和妻柔的温暖港湾,然而一场意外,犹如晴天霹雳,让这个小家庭瞬间支离破碎,也让另外两个家庭陷入悲恸与对峙,涉案精神病人曹某某的岳父母因无法接受女儿去世的现实,产生较强对抗情绪。如按照传统办理方式机械办案,既不利于化解家庭矛盾,又会给双方埋下积怨,影响社会稳定。检察机关有必要加强释法说理,化解案件背后的矛盾纠纷,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检察官从法、理、情的角度释法说理,解答式释法化“法结”、疏导式说理化“心结”。针对被害人近亲属对于“杀人为何不偿命”“强制医疗等于放人”的困惑与不解,运用解答式释法的模式,哪里不懂讲哪里,向其展示相关司法鉴定意见、法律规定,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程序,释法条,耐心解释强制医疗相关内容,帮助消除疑惑,让被害人近亲属听得懂、听得进。为化解被害人近亲属的心头之结,根据被害人近亲属的文化程度、年龄阶段、接受能力等情况,充分发挥口头说理的灵活性与亲和性,与被害人近亲属促膝长谈,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心理疏导与释法说理,纾解精神压力,消除对抗情绪,化解信访隐患,最终赢得被害人亲属的法治认同。
典型案事例5
王某某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5月的一天晚上,17周岁的王某某在山东某学校男生宿舍内,与舍友因琐事发生争执并撕扯,随后王某某到学校外面购买了一把水果刀,返回宿舍后用此刀具将舍友一刀捅伤,经鉴定构成重伤二级。目前,王某某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二)释法必要性
这是发生在校园内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校园暴力行为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体的伤害,更严重的是危害心理健康,一旦处置不当,不仅破坏校园秩序,威胁校园安全,还会摧残学生身体和心灵,因此,通过释法说法,使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者在内的更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伤害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并引以为戒显得尤为重要。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检察官在办理此案时实行“双向说理”。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开展教育谈话,从法律分析、事实认定等方面耐心细致释法说理,并就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成因以及危害后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使王某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事实,真诚悔悟;另一方面对被害人释法说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耐心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既保护被害人的心理健康,也促进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谅解,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为扩大普法教育效果,检察官还围绕剖析本案,先后在多所中小学开展了普法巡讲活动,深入浅出地讲解校园犯罪的危害性及预防措施。通过一系列的释法说理工作,不但达到了对此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双向保护,也让更多的同学提升了法治意识,自觉远离校园暴力。
典型案事例6
杨某某校园暴力案
(一)基本案情
杨某某(女,17岁)与金某(女,17岁)原系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同学,二人在上学期间关系不好。杨某某退学后又因琐事与金某产生矛盾。2016年2月9日,杨某某纠集黄某某等人在市中心某处先后对金某打耳光、拉头发、拳打脚踢,将其打倒在地致轻微伤。金某倒地后,黄某某、吴某某、许某某又将金某上身衣服拉起蒙住头脸,露出文胸,将其外裤拉下,露出内裤。其间,纪某、许某某用手机拍摄十余条小视频上传至“金某大女神”微信群(该微信群为杨某某建立,成员都是15-20岁的少女,或学校在读或辍学在家)。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引起十余人围观。此后这些小视频被扩散至多人的微信朋友圈。
(二)释法必要性
本案多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多数人尚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达到触犯刑法的严重程度,更没有认识到该行为系在公共场所强制侮辱他人,属于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同时,案件中尚有多名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或情节显著轻微而未作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她们在案发时亦有起哄、围观、殴打被害人及转发视频等触法行为,需纠正错误认知,改变不良行为,预防其走上犯罪道路。此外,案件给被害人生理和心理上都造成了伤害,导致其出现不愿上学、脱发等应激反应,需要通过宣传司法政策和解释法律条文,使其了解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及加强自我保护的方法。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受理该案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讯问及开展帮教工作过程中,分别就行为性质、触犯法条、量刑档次等问题向相关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释法说理,使其深刻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促使其认罪悔罪。同时,检察官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司法训诫,阐释行为违法性和危害性,并督促法定代理人加强监管和法制教育,预防再次犯罪;向被害人积极宣传司法政策,告知其获得司法救济和相关救助的途径,并主动为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落实司法救助,给予进一步的帮扶保护。通过这起典型的校园暴力案件,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召开“依法治理校园暴力理论实务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媒体代表等共同参与,以案说法,探讨校园暴力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借助“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面向辖区内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暴力专题教育活动,对广大学生进行普法教育,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典型案事例7
以案释法防范非法集资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犯罪高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及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为切实提高广大居民对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配合北京市“打非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以办理的非法集资典型案件为素材,依托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阳光检察进社区”活动平台,开展“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高息’诱惑”的主题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以案释法,向社区百姓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一)基本案情
2011年5月至2015年6月间,被告人李某某先后伙同他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北京某公司的名义,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投资项目,与投资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基金理财协议书》等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年利率72%-12%的还本付息,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26亿余元。
(二)释法必要性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共60件129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16年以来该类案件数比前三年受案数上升228.5%,涉案金额亦不断增高。为了遏制非法集资高发态势,维护首都功能核心区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在加大对此类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应该积极开展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工作,通过典型案例剖析与法律政策解读,揭示非法集资的欺骗性、风险性、社会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积极支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三)释法情况及效果
2017年6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在东花市枣苑社区,以“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高息’诱惑”为主题开展以案释法活动,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介绍检察机关基本职能和办理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整体情况;二是在保证办案安全的前提下,检察官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情景剧还原了李某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犯罪经过;三是检察官以案释法,总结分析案件特征、作案手法,揭露犯罪分子的惯用伎俩,并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风险防范进行提示;四是检察官普及相关金融知识,让群众了解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引导广大群众理性投资,合法理财;五是由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现场答疑,为居民解惑。应邀参加活动的部分区人大代表、社区居民和媒体对此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不少居民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非法集资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次活动为其敲响了警钟。北京广播电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报道。目前,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已陆续收到多个社区邀请检察官前往开展以案释法活动。该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以案释法,进一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取得实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4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5次会议、2017年5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6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7〕11号)
为依法惩治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
(一)未经批准设置无线电广播电台(以下简称“黑广播”),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的;
(二)未经批准设置通信基站(以下简称“伪基站”),强行向不特定用户发送信息,非法使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的;
(三)未经批准使用卫星无线电频率的;
(四)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干扰器的;
(五)其他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的情形。
第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影响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船舶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等涉及公共安全的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的;
(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使用“黑广播”“伪基站”的;
(三)举办国家或者省级重大活动期间,在活动场所及周边使用“黑广播”“伪基站”的;
(四)同时使用三个以上“黑广播”“伪基站”的;
(五)“黑广播”的实测发射功率五百瓦以上,或者覆盖范围十公里以上的;
(六)使用“伪基站”发送诈骗、赌博、招嫖、木马病毒、钓鱼网站链接等违法犯罪信息,数量在五千条以上,或者销毁发送数量等记录的;
(七)雇佣、指使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定人员使用“伪基站”的;
(八)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
(九)曾因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行为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影响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船舶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等涉及公共安全的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危及公共安全的;
(二)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的;
(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使用“黑广播”“伪基站”,造成严重影响的;
(四)对国家或者省级重大活动造成严重影响的;
(五)同时使用十个以上“黑广播”“伪基站”的;
(六)“黑广播”的实测发射功率三千瓦以上,或者覆盖范围二十公里以上的;
(七)违法所得十五万元以上的;
(八)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非法生产、销售“黑广播”“伪基站”、无线电干扰器等无线电设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生产、销售无线电设备三套以上的;
(二)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在非法生产、销售无线电设备窝点查扣的零件,以组装完成的套数以及能够组装的套数认定;无法组装为成套设备的,每三套广播信号调制器(激励器)认定为一套“黑广播”设备,每三块主板认定为一套“伪基站”设备。
第五条 单位犯本解释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 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等犯罪,使用“黑广播”“伪基站”等无线电设备为其发送信息或者提供其他帮助,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 负有无线电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有查禁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事先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为合法经营活动,使用“黑广播”“伪基站”或者实施其他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的行为,构成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但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人系初犯,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第九条 对案件所涉的有关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省级以上无线电管理机构、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就是否系“伪基站”“黑广播”出具的报告;
(二)省级以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及其指定的检测机构就“黑广播”功率、覆盖范围出具的报告;
(三)省级以上航空、铁路、船舶等主管部门就是否干扰导航、通信等出具的报告。
对移动终端用户受影响的情况,可以依据相关通信运营商出具的证明,结合被告人供述、终端用户证言等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条 本解释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在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在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
(法〔2019〕62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广大女法官和其他女工作人员,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投身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恪尽职守、勤奋工作,砥砺奋进、攻坚克难,以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尚的思想品格、过硬的司法作风,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突出贡献,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和靓丽风采。
全国妇联日前印发《关于表彰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全国法院共有69个集体分别被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21名个人被授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此外,各级人民法院在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中还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为激励队伍、推动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等23个集体、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副庭长张爽等26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到以上表彰和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以受到全国妇联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最高人民法院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加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全面提升人民法院各项工作质量和水平,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附件:
1.通报表扬名单
2.全国妇联表彰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和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法院系统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3月19日
附件1:
通报表扬集体名单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综合审判庭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团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桃花源人民法庭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四川省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西藏自治区噶尔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通报表扬个人名单
张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副庭长
崔忻亭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李立华 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谢伟英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洛宜 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刘春荣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刘萍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斌华 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焦芸 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晓菲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金融审判法官工作室负责人
韩笑莲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顾霞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庭长
黄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吴媚媚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苏铭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信梅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张素华 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孙黎霞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
向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扎西德西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巧芳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李兰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吴晓琴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韩芬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帕提古丽·吾斯依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泽普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李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附件2:
全国妇联表彰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和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法院系统部分)
全国巾帼文明岗名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办公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办公室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
江苏省常州市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案件审判庭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财务科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少年与家事审判庭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妇委会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华山人民法庭
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处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龙凤人民法庭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司法宣传科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行政庭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十陵人民法庭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四川省沪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法院蓬莱人民法庭
贵州省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断桥人民法庭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甘肃省榆中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家事审判庭)
兰州新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团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名单
吴文琦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辰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魏群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增仙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平阳人民法庭庭长
徐春艳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何芳松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吕仙华 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民法院鸡林人民法庭庭长
李娟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许翠华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实施二科科长
蒋蓓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院长
温奕弋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胡红芳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李平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
周淑琴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人民法庭庭长
钱继红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徂徕人民法庭副庭长
郭燕燕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娟敏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杜丹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刘秀荣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林琳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苏丽萍 甘肃省环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城区人民法庭(家事审判团队)
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妇女儿童维权岗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妇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8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083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随着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稳步推进,人民陪审员的陪审率大大提高,人民陪审员的职责权限也进一步明确,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依然存在,专职陪审员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为此,您建议将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变为登记制,开发随机抽选的信息系统,并完善人民陪审员保障制度。我们认为,您的建议针对性较强,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在全国10个省(区、市)50个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和程序、参审范围和机制、履职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试点,试点期限至2017年5月。今年4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决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延期一年。
您在建议中认为不宜过多要求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素质而要着重考察道德品质,这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改革目标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试点办法》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进行了改革,实现了“一升一降",即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年龄提升到年满28周岁,学历要求则放宽到高中学历,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进一步放宽学历要求,让一些学历不高但公道正派、德高望重的群众进入人民陪审员队伍。在试点中,我们强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应当注意吸收普通群众,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构比例,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员,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您还在建议中提出,只要是道德品质诚信良好的公民都应纳入人民陪审员的登记范畴。对此,《试点办法》改革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实现了由组织推荐、个人自荐向随机抽选的转变,选任理念也由“方便"“好用"向“广泛"“随机"转变。人民陪审员来源更加广泛,结构更加合理。截至今年4月底,试点法院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15383人,比改革前新增11734人。试点法院全部人民陪审员中,基层普通群众11681人,占比达75%以上;高中学历4666人,占比33.3%;高中以下学历785人,占比5.1%,一大批通民情、知民意、接地气的普通群众被选任为人民陪审员。
关于建议中涉及的开发随机抽选信息系统问题,《试点办法》规定,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机制。实践中,人民法院从符合条件的当地选民或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一定数额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建立人民陪审员信息库,参与审理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在开庭前从人民陪审员信息库中随机抽选确定。通过前后三次的随机抽选,大大增加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广泛性和随机性,提高选任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度。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智慧法院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院在随机抽选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试点法院均已实现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的信息化。您还建议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录入当地符合条件的公民信息。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试点法院也有相似的建议,希望实行人民陪审员由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及管理,人大任命,法院使用。对此,我们将与全国人大、司法部进一步沟通,适时进行可行性研究。
您在建议中提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加强履职管理。目前,部分试点法院为人民陪审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出台保护人民陪审员个人隐私和人身安全的措施,对危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将就建立人民陪审员个人信息、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开展调研,积极推动制定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制度;商请财政部确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最低补助标准,落实人民陪审员误工补贴、交通补助等,为人民陪审员履职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强人民陪审员履职管理。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陪审职责、损害陪审公信或司法公正的人民陪审员,除按程序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外,还采取公开通报、纳入个人诚信系统不良记录等措施进行惩戒。进一步细化人民陪审员退出机制,推进人民陪审员违法履职与个人诚信系统不良记录对接,理顺人民陪审员履职与司法责任制的关系,增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权威性。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探索建立人民陪审员分类随机抽选模式、规范参审范围和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加强服务保障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经费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指导督查力度和改革宣传力度,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取得预期的成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的通知(2019修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办[2019]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已经201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5月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
(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等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
地方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第三条 司法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第四条 司法解释工作应当依法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司法解释违反法律规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对于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抗诉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中,需要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
第六条 司法解释采用“解释”“规则”“规定”“批复”“决定”等形式,统一编排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文号。
对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规则”的形式。
对检察工作中需要制定的办案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
对省级人民检察院(包括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就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第七条 对于同时涉及检察工作和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商请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商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研究,提出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的司法解释需要修改、补充或者废止的,应当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
第八条 司法解释的研究起草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各检察厅分别负责。法律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涉及多部门业务的综合性司法解释的研究起草工作,各检察厅主要负责本部门业务范围的司法解释的研究起草工作。
司法解释的立项、审核、编号、备案、清理等工作由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
地方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各检察厅做好司法解释有关工作。
第二章 司法解释的立项
第九条 制定司法解释,应当立项。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包括: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关于制定司法解释的决定;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关于制定司法解释的批示;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各检察厅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四)省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请示;
(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提案;
(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七)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其他情形。
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由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示。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制定司法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示制定司法解释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直接立项。
其他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提出审查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十一条 各检察厅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于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的立项建议。
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及时提出立项建议。
第十二条 法律政策研究室根据立项情况,于每年年初起草本年度司法解释工作计划,报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
根据工作需要,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对司法解释工作计划进行补充或者调整。
第十三条 司法解释应当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完成。不能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完成的,司法解释起草部门应当及时作出书面说明,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提出是否继续立项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三章 司法解释的起草、审核
第十四条 已经立项的司法解释,起草部门应当及时开展调研起草工作,形成司法解释意见稿。
第十五条 司法解释意见稿应当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司法解释意见稿应当征求有关机关以及地方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根据情况,可以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等的意见。
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司法解释,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在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六条 司法解释起草部门在征求意见和对司法解释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后,认为可以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的,应当形成司法解释送审稿,撰写起草说明,附典型案例等相关材料,经分管副检察长同意,送法律政策研究室审核。
第十七条 司法解释送审稿的起草说明包括以下内容:
(一)立项来源和背景;
(二)研究起草和修改过程;
(三)司法解释送审稿的逐条说明,包括各方面意见、争议焦点、起草部门研究意见和理由;
(四)司法解释通过后进行发布和培训的工作方案。
第十八条 法律政策研究室应当对司法解释送审稿及其起草说明进行审核。认为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论证的,提出书面意见,退回起草部门。
认为需要征求有关机关意见的,报分管副检察长批准,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名义征求意见。
认为可以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的,形成司法解释审议稿,报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
第四章 检察委员会审议
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
检察委员会审议司法解释,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汇报,起草部门说明相关问题,回答委员询问。
第二十条 对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法律政策研究室根据审议意见对司法解释审议稿进行修改后,报检察长签发。
第二十一条 检察委员会经审议,认为制定司法解释的条件尚不成熟的,可以决定进一步研究论证或者撤销立项。
第五章 司法解释的发布、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的形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公布。
第二十三条 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的日期为生效时间。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以内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章 其他相关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应当对地方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执行司法解释的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评估,检查评估情况向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六条 法律制定、修改、废止后,相关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规定相矛盾的内容自动失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司法解释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并对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进行汇编。司法解释清理参照司法解释制定程序的相关规定办理。
司法解释清理情况应当及时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9年5月13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知
(法〔2018〕2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为正确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是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建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将认罪认罚从宽和速裁程序试点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规定,对于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大反腐追赃追逃力度,深化刑事诉讼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再一次重要改革与完善。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修改决定》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通过优质高效的审判活动确保法律的正确、统一施行,确保法律修改的目的、目标充分实现。
二、坚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一)妥善做好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工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的侦查职权作出调整,对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将案件移送到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环节有关程序性机制作出衔接规定。要准确把握法律修改内容,依法审理相关案件,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对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作出审查判断。
(二)审慎办理刑事缺席审判案件。准确把握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妥善审理符合缺席审判条件的刑事案件,促进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依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保证被告人的知情权。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要注重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上诉权等诉讼权利。对中止审理或者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符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可以缺席审判。对辖区内第一起刑事缺席审判案件,要及时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三)注重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及时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真正实现刑事辩护或者法律帮助全覆盖。要严格依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除系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外,不得担任辩护人。
(四)积极适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此前纳入改革试点的人民法院,要继续优化工作方法,没有纳入改革试点的人民法院,要立即着手实施。要准确掌握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坚持从快不降低标准、从简不减损权利,完善证据制度,健全诉讼权利告知程序,促进公正和效率双提升。
(五)正确援引法律和适用有关规定。对于2018年10月26日以后作出的判决、裁定,应当适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援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和内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全文已由新华社受权在新华网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将抓紧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行修订,保证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正确、统一施行。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之前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未作实质修改的,可以继续适用或者参照执行。
三、做好学习培训和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学习《修改决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采取各种形式,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将所有刑事审判人员培训一遍。要学习新规定,研究新做法,领会新精神,学懂弄通《修改决定》的立法原意、具体含义和适用条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审判工作的优势,与有关部门配合,有针对性地做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宣传和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对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加强调查研究,对遇到的理解和适用法律的重大、疑难问题,要注意收集,及时上报。要支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做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修订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年3月2日)
1.于某某抢劫案
——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
2.王某甲故意杀人案
——家长公然持械闯入课堂杀害未成年小学生,应当依法严惩
3.王某乙强奸案
——教唆、利用多名未成年人协助强奸众多未成年在校女学生的,应当依法严惩
4.邹某某猥亵儿童案
——采取恶劣手段长期猥亵男童的,应当依法严惩
5.某妇联诉胡某、姜某某抚养纠纷案
——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6.某民政局诉刘某监护权纠纷案
——遗弃未成年子女可依法撤销监护权
7.刘某诉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
——未成年人大额网络直播打赏应当依法返还
1.于某某抢劫案
——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
被告人于某某系某中学学生,先后持刀在大学校园内抢劫被害人杜某某、王某某、胡某某、徐某某等,劫得手机3部(共计价值人民币753.96元)及现金人民币487.5元。到案后,于某某如实供述了抢劫罪行,赃款、赃物均已发还被害人。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某持刀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予惩处。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情节,于某某系未成年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已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于某某在校期间表现良好,一直担任班级学生干部,连续三年被评为区、校级三好学生;此次犯罪与家庭关系紧张、与父母存在沟通障碍有一定关系等。于某某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人民法院决定依法从轻处罚,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对被告人于某某的一贯表现等背景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积极帮助于某某与父母之间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通过工作,法官与于某某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于的性格与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于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返回学校参加高考,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案件审结后,法官定期对于某某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跟踪帮教,帮助其疏导人生困惑,增强人生自信,并与于某某的父母保持互动,督促、指导他们增强亲子沟通,缓和家庭关系。大学期间,于某某成绩优异,获得国家级奖学金,缓刑考验期满后顺利出国留学,现已完成学业回国工作。
本案是一起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帮助其重回人生正轨的典型案例。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既有其自身心智发育尚不健全、尚不具备完全辨认、控制能力的原因,往往也有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正是因此,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做好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跟踪帮扶工作;要通过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犯罪的未成年人悔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社会的有用之材。
2.王某甲故意杀人案
——家长公然持械闯入课堂杀害未成年小学生,应当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某甲的女儿何某某与年仅9岁的被害人刘某某系某小学三年级的同桌同学。2019年5月9日,王某甲得知女儿被刘某某“欺负”后在班级群发消息质问,刘某某之父刘某联系王某甲未果,又联系其妻何某进行沟通、道歉,班主任汪某某从何某处得知王某甲脾气暴躁,应何某要求转告刘某夫妇先不要和王某甲见面,并答应给刘某某调换座位。10日早上,王某甲送何某某上学时在校门口未看到刘某某家长,在得知多方都在积极解决此事时仍不满意,执意将女儿送回家中,并购买刀具,冲进教室,持刀连续捅刺刘某某的要害部位,又将刘某某拎出教室摔在走廊上,致刘某某大量失血死亡。后公安人员将在学校等待的王某甲抓获归案。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女儿与同学发生摩擦矛盾后,学校老师及对方家长已经在积极沟通、协调解决,但被告人不能理性、平和处理,竟购买刀具闯入学校课堂公然行凶,砍杀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小幼童,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某甲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
本案系因家长不能正确处理未成年子女在校期间与同学间的摩擦矛盾,而持凶器闯入校园课堂,公然杀害弱小幼童的恶性案件。人民法院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3.王某乙强奸案
——教唆、利用多名未成年人协助强奸众多未成年在校女学生的,应当依法严惩
2016年4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乙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本人或教唆同案被告人雷甲、陈乙、崔丙、宋丁(均已判刑)等未成年在校学生,以介绍男女朋友为幌子,或者采取暴力、胁迫、酒精麻醉、金钱引诱等手段,将多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带至酒店、KTV、王某乙驾驶的轿车上或野外荒地等处实施强奸。截至案发,王某乙共对15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其中8人系幼女)实施强奸犯罪17次,其中12次既遂、3次未遂、2次中止,多名被害人因遭受强奸而被迫辍学或转学。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乙犯罪动机卑劣,为满足畸形心理,在一年三个月内,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教唆未成年人予以协助,连续对15名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强奸,其中8名被害人系幼女,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辍学或转学,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乙以强奸罪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
强奸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的人生蒙上阴影,使未成年人父母及家庭背负沉重精神负担,并严重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奸淫幼女犯罪历来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立场,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人数、次数特别多,手段、情节特别恶劣,或者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从重判处,直至判处死刑。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乙教唆、利用其他未成年人协助对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实施强奸,强奸人数、次数特别多,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
4.邹某某猥亵儿童案
——采取恶劣手段长期猥亵男童的,应当依法严惩
被告人邹某某与被害人黄某甲、黄某乙的母亲徐某为同乡,2015年双方结识后常有往来。2017年暑假期间,邹某某将黄某甲(男,时年5岁)带至其居住的房屋,播放淫秽视频给黄某甲观看,并对黄某甲的生殖器实施猥亵。后邹某某趁受徐某所托照看黄某甲、黄某乙(男,时年7岁)的机会,对两名被害人生殖器实施猥亵,并播放淫秽视频给二人一同观看。此后至2019年,邹某某多次采取上述类似方式分别或者同时对黄某甲、黄某乙实施猥亵。2019年2月1日,被害人母亲发现被害人表现异常后报警,邹某某被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从邹某某使用的手机中查获多张黄某甲、黄某乙裸体照片和多名身份不明男童生殖器照片以及大量淫秽视频。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某利用与被害人家庭熟悉的机会或受委托照看儿童的机会,长期对两名不满10周岁的幼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手段恶劣,并导致两名被害人受到严重心理创伤,属于猥亵儿童“情节恶劣”,应予从严惩。人民法院依法对邹某某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近年来,女童遭受奸淫、猥亵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现实生活中,男童也可能受到不法性侵害,也会给男童造成严重心理创伤。本案中,被告人利用被害人家长的信任和疏于防范,长期猥亵两名年幼男童,性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及审理均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人实施猥亵的手段、性质、情节及造成的后果,依法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原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猥亵“有其他恶劣情节”,对被告人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判处,于法有据,罪刑相当,而且与《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列举猥亵“情节恶劣”的情形,依法加大惩治力度的立法精神也完全契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5.某妇联诉胡某、姜某某抚养纠纷案
——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胡某某(2003年3月6日出生)系胡某与姜某某非婚生女儿,后因胡某与姜某某解除恋爱关系,遂由胡某父母负责照顾、抚养、教育。2016年11月8日,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胡某某患有抑郁症、分离转换性障碍。胡某、姜某某长期未履行对胡某某的抚养义务,胡某父母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胡某某,多次要求户籍所在地的村社、政府解决困难。该地妇联了解情况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胡某、姜某某全面履行对胡某某的抚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适格原告胡某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由其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但胡某某的父母均是本案被告,不能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综合考虑二被告的婚姻状况、经济条件和胡某某本人的生活习惯、意愿,判决胡某某由胡某直接抚养,随胡某居住生活;姜某某从2017年6月起每月15日前支付抚养费500元;胡某某的教育费、医疗费实际产生后凭正式票据由胡某、姜某某各承担50%,直至胡某某独立生活时止。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父母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案例。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与本案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虽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本案中,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的有关精神,积极探索由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6.某民政局诉刘某监护权纠纷案
——遗弃未成年子女可依法撤销监护权
2018年7月22日,刘某在医院生育一名女婴后,于同月24日将该女婴遗弃在医院女更衣室内。女婴被发现后由民政局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公安局经调查发现,刘某还曾在2015年1月29日,将其所生的一名男婴遗弃在居民楼内。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犯遗弃罪,已不适合履行监护职责,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民政局愿意承担该女婴的监护责任,指定其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抚养女婴。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将出生三天的未成年子女遗弃,拒绝抚养,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被监护人自被生母刘某遗弃以来,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至今,综合考虑被监护人生父不明、刘某父母年龄和经济状况、村民委员会的具体情况,由民政部门取得被监护人的监护权,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生存、医疗、教育等合法权益。综上,法院判决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指定民政局作为该名女婴的监护人。其后,刘某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处刑罚。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教育被监护人的法定职责。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法定义务。父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以根据依法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依法指定监护人。在重新指定监护人时,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一般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兜底监护是家庭监护的重要补充,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司法及时发挥防线作用,更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建立起全方位的权益保障体系,为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保驾护航。
7.刘某诉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
——未成年人大额网络直播打赏应当依法返还
刘某生于2002年,初中辍学。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该公司拒绝。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上述款项。
法院在审理该案中,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耐心细致的辩法析理,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刘某申请撤回起诉,某科技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完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案例。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或者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依法应当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更多地考量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809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809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合同协调标准以缓解中小企业疫后纠纷解决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对民商事活动造成较大影响。自疫情发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周强院长非常重视涉疫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研究指导工作。2020年2月,下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2020年4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专门就涉疫情民事案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明确。此后,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以下统称为《意见》),有力指导涉疫情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三个《意见》的起草过程中,我们根据调研情况,充分考虑您建议中所提及的“普遍性不可抗力因素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大量合同下的不能履行,不仅对合同相对方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合同履行方也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创伤。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不可抗力不仅影响企业资源的调配,也造成企业成本不可预估性流失"等现实状况,严格界定“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及适用规则,明确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直接影响产生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和第11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9条等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并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处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全部或者部分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全部或者部分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关于您建议中提及的“明确不可抗力的起止时间"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因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等影响不同,统一确定不可抗力的起止时间,在实践中难以界定,甚至有可能造成个案处理不公平。为此,《意见》中明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关于您建议中提及的“明确恶意行为不享免责"的问题,《意见》要求,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直接影响产生的民事案件,在适用法律时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处理,“恶意行为"是属于违反诚信原则,当然不能享有“免除或减轻责任"的权利。
关于您建议中提及的“明确损失协调标准"问题,《意见》要求,在审理疫情引发的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尽量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协商处理。当事人各方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适用法律时,应当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采取区分合同协调标准处理的原则。例如,《意见》规定:(1)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直接导致合同全部或者部分不能履行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和第118条的规定妥善处理。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确定相应责任。(2)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鼓励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支持。当事人仅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予以变更或者解除。(3)当事人主张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为由主张变更、解除合同的,其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得到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补贴、资助、减免纳税或债务的情形,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等案件实际情况的参考因素。
关于您建议中提及的“建立疫后涉企纠纷多部门联调联动机制"的问题,我们非常赞同。《意见(一)》开篇专门突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解优先"的理念。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作用,主动融入疫情防控大局,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加强诉源治理机制建设,联动解决矛盾纠纷,共同预防化解涉及疫情各类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作用,尽量把涉疫情相关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有效减轻当事人讼累。对于进入诉讼的案件,要注重运用委派调解、庭前调解、诉中调解,引导当事人积极协商,互让解决;确实调解不成的,要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依法公正裁判。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所提建议及审判实践情况,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的推进,进一步完善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案件的指导工作,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疫后纠纷解决难问题,提升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工作水平。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7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07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陪审员考核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内司委,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原因一是陪审员介入案件时间较晚,对案情事先不了解、法律知识不熟悉;二是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制度不健全,保障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不到位,个别单位对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支持力度不够,甚至还有阻碍参审等情形发生。为此,您建议由国家统一下发指导性文件,指导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细化人民陪审员考核管理制度;将人民陪审员工作列入县级目标管理考核,由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保障陪审的情况进行打分考核。我们认为,您的建议针对性较强,对于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功能,具有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在全国10个省(区、市)50个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和程序、参审范围和机制、履职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试点。今年4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决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延期一年,试点期限至2018年5月。
您在建议中指出,人民陪审员由于介入案件时间较晚,对案情事先不了解、法律知识不熟悉,一定程度上造成“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我们认为,您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针对该问题,《试点办法》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确立了人民陪审员提前阅卷机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相关权利和义务告知人民陪审员,安排人民陪审员阅卷,并为其查阅案卷、参加审判活动提供便利。试点实践中,一些试点法院还建立人民陪审员庭前“在线阅卷"平台,方便人民陪审员随时查阅电子卷宗,确保人民陪审员了解基本案情。同时,《试点办法》规定要加强和改进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特别是改进培训形式和内容,消除人民陪审员因基本法律常识欠缺而带来的陪审障碍。各试点法院积极转变培训理念,合理设置培训课程,更加侧重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证据认定、审判程序、审判纪律、司法礼仪与行为规范等内容的培训。培训主要采取集中培训和日常培训相结合的模式,注重综合运用微信推送、庭审观摩、案例教学、经验交流等形式,提升培训的及时性、实效性及强化人民陪审员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和责任意识。试点两年多来,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人民陪审员参审质量和效果有了较大提升。
关于您建议中涉及的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问题。《试点办法》规定,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试点实践中,试点法院积极开发并运用包含人民陪审员信息库、随机摇号、履职信息、业绩评价等内容的陪审管理系统,大大提升了管理工作水平。试点法院为确保人民陪审员按时履职,向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寄发参审通知,请所在单位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提供方便和支持,避免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与单位发生矛盾或被单位减少工资、薪酬待遇。试点法院还探索成立人民陪审员自律性组织,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人民法院给予场地、费用等相关保障。您在建议中还提到将人民陪审员工作列入县级目标管理考核,对此,我们将与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进一步沟通,适时进行可行性研究。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探索建立人民陪审员分类随机抽选模式、规范参审范围和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加强服务保障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经费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指导督查力度和改革宣传力度,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取得预期的成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126号(政治法律类382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126号(政治法律类382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民营“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工作任务以来,此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处置“僵尸企业”、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作为重点内容加以强调。人民法院作为破产法的适用者和破产程序的主导者,正面临运用破产法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契机。您在提案中对司法程序处置“僵尸企业”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完善破产审判工作的七项建议,我们表示赞同,并已采取相应措施。
一、关于“完善审理机制,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的问题
一是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就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提出要求。截至2018年底,全国法院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从2016年初仅有的5家增至98家。为进一步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自2019年1月至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批复在深圳、北京、上海等11个地方设立破产法庭。二是推进破产案件高效审理。为进一步提高破产审判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印发《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从优化案件公告和受理等程序流程、提升债权人会议召开和表决效率、构建简单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等方面对法院和管理人提高工作效率予以全面指导。三是推动设立管理人协会。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参与者,设立管理人协会有利于对管理人队伍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各地法院勇于探索,积极引导,截至今年6月,已推动成立管理人协会66家。
二、关于“建立保障机制,助推‘僵尸企业’出清”的问题
一是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条件、流程、监督等问题给予明确意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4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执行转破产工作再次予以强调。目前,广东、江苏等地法院执行转破产工作已取得明显效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已经成为启动破产程序的主要途径。二是推动建立破产费用保障机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法院结合当地实际,通过采取财政拨付、管理人报酬提留等方式建立基金,有效解决了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影响破产程序启动的问题。三是完善绩效考核机制。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的多个司法文件中,均将建立科学的破产审判绩效考核机制作为重点内容加以明确。部分地方法院也已经制定了以债务人财产金额、债权人人数、案件审理周期等为标准的单独考核办法。另外,负责编制管理人名册的法院也相应组织开展了对管理人履职的个案考核及年度考核。四是加强破产审判的信息化建设。2016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为保障平台规范运行,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下发了相关配套文件。自上线运行以来,该网实现了破产案件一站式的网上业务协同服务,较好地服务了破产审判工作。五是推动个人债务清理试点工作。2019年7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委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要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次日,最高人民法院即派员专程至浙江温州法院调研个人债务清理工作。截至目前,台州、温州、苏州等多地法院均已在有序开展个人债务清理试点工作。
三、关于“制定统一标准,精准识别‘僵尸企业’”的问题
“僵尸企业”一般被界定为“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僵尸企业”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根据对“僵尸企业”的上述界定,其多属于已出现破产原因的企业。所谓破产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指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解决破产审判实践中出现的破产程序“启动难”、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明确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标准和程序,排除法律适用方面的障碍。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专门下发《关于破产案件立案受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不得在法定条件之外设置附加条件,限制剥夺当事人的破产申请权,阻止破产案件立案受理,影响破产程序正常启动。”2015年以来,全国法院破产案件受理数量逐年攀升,破产程序“启动难”、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四、关于“加强部门联动,构建常态化协调机制”的问题
诚如您所言,企业破产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破产财产处置、打击逃废债务、管理人履职保障,还是企业职工安置、企业税费减免、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及社会多方的配合。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司法文件中,还是在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均要求各地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积极与政府建立企业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统筹企业破产重整和清算相关工作,妥善解决企业破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国各地法院也纷纷联合或推动当地政府出台相关实施意见,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破产审判配套机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
五、关于“提前做好预案,防范各类风险”的问题
作为概括性处理破产企业债权债务关系的程序,破产案件涉及利益主体多、审理难度大,对法官和管理人综合能力要求高。一方面要全面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并通过破产撤销权、确认无效行为等制度纠正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等不正当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中特别强调,对于涉嫌犯罪的恶意逃废债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管理人的提请或者依职权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另一方面要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债权人知情权。针对您特别提及的对担保权人和职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以及2019年3月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均作出相应规定。破产清算和破产和解程序中,担保物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对于职工权益的保护,我们要求各地法院要推动完善职工欠薪保障机制,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的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
六、关于“加大舆论宣传,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问题
正如您所言,囿于社会文化的原因,社会公众对破产一致存在“企业逃避债务、走向死亡”的误解。随着破产审判逐渐走向常态化,社会各界对破产法理念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接下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将继续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广泛宣传破产制度功能和破产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各界更新理念,增进全社会对破产审判工作的认同和支持。使债权人认识到破产法是债权概括性公平受偿的终极手段;使债务人认识到,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程序企业能够获得复苏机会;使债务人股东认识到,破产法能够为他们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使社会认识到,破产法能够实现优胜劣汰,使市场资源得到有效、合理利用。
七、关于“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市场化处置路径”的问题
您在提案中谈到的该问题,涉及以市场为衡量标准的分类处置问题。落脚到破产审判中,即对于具有营运价值的困境企业发挥重整、和解程序的挽救功能,对于丧失经营价值的“僵尸企业”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及时出清。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坚持的导向。在去年11月印发的《全国民商事会议纪要》中再次强调,“及时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积极拯救功能,通过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推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主体尽快从市场退出,通过依法简化破产清算程序流程加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
综上,您的建议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准确,基本涵盖了破产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我们对此深表敬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全国破产审判工作的指导力度,切实发挥破产制度功能,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
(2017年3月28日 高检发办字〔2017〕7号印发)
为贯彻落实《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构建权责明晰、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现就进一步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相结合,坚持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与保证检察长对司法办案工作的领导相统一,立足不同层级人民检察院的职能和定位,科学界定人民检察院内部司法办案权限。
二、检察官权力清单由省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根据不同层级人民检察院的职能,对辖区内三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司法办案权限分别作出规定。
三、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以明确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办案事项决定权为主要内容。办案职责、非办案业务、操作性及事务性工作以及司法责任等内容原则上不列入权力清单。
四、现阶段,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以具体列明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各自的办案事项决定权为宜。对实践中可能出现决定权限不明的,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也可以由本院检察长根据情况以书面指令形式委托检察官行使。
五、检察官权力清单中检察官决定事项范围要根据不同层级人民检察院办案职责、不同业务类别的性质和特点,综合考虑对当事人权利、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的影响程度,承办案件的重大、复杂、疑难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
基层人民检察院和地(市)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刑事诉讼案件中多数办案事项决定权应当委托检察官行使,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办案事项决定权可以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
诉讼监督案件中以人民检察院名义提出(提请)抗诉、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检察建议的决定权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以人民检察院名义提出终结审查、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权,可以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也可以委托检察官行使。
六、检察官承办案件的办案事项决定权由检察长(副检察长)行使的,检察官提出处理意见供检察长(副检察长)参考,由检察长(副检察长)作出决定并负责。
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由独任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依职权作出决定,检察长(副检察长)不再审批,但检察长(副检察长)可依照《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行使审核权。
七、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属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或不涉及办案事项决定权的,可以由检察官签发。
对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的某类案件的办案事项,检察长(副检察长)可以书面指令等形式要求检察官在签发法律文书前送请审核。对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的具体案件,检察长(副检察长)也可以要求检察官在签发法律文书前送请审核。
八、检察官应当在检察官权力清单确定的职权范围内独立作出决定。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人民检察院层级及案件类型,在检察官权力清单中明确业务部门负责人是否审核检察官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基层人民检察院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权原则上应当严格限制并逐步取消。省级人民检察院和地(市)级人民检察院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保留。
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案件,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时,可以要求检察官对案件进行复核或补充相关材料,但不得直接改变检察官意见或要求检察官改变意见。业务部门负责人与检察官处理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也可以将审核意见连同检察官处理意见一并报检察长(副检察长)审查或决定。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的,应当同时报送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情况。
九、在固定设置的检察官办案组中,组内检察官可以作为独任检察官承办案件,在检察官权力清单确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独立作出决定。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检察官作为独任检察官承办的案件不行使办案事项决定权,也不行使审核权。
十、检察官助理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可以在检察官指导下履行除《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检察官须亲自承担及检察官权力清单确定的办案事项决定权之外的办案职责。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但不得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单独出席案件的法庭审理。检察官助理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要在案卷材料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全程留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部分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部分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2019〕2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经研究,现就增加部分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和垄断行政案件案由问题通知如下:
一、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案件
(一)在第10“农业行政管理”第(3)“其他(农业)”项下增加11类子案由:
(1)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2)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
(3)植物新品种权更名行政纠纷
(4)植物新品种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
(5)植物新品种权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
(6)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复议
(7)植物新品种权行政裁决
(8)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理
(9)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罚
(10)植物新品种权行政赔偿
(11)植物新品种权其他行政行为
(二)在第16“专利行政管理”部分增加14类子案由:
(1)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2)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3)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4)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5)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6)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7)发明专利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
(8)实用新型专利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
(9)专利行政复议
(10)专利行政裁决
(11)专利行政处理
(12)专利行政处罚
(13)专利行政赔偿
(14)专利其他行政行为
(三)在第42“其他行政管理”部分增加10个子案由:
(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撤销行政纠纷
(3)使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行政纠纷
(4)使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报酬行政纠纷
(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复议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裁决
(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处理
(8)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处罚
(9)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赔偿
(10)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其他行政纠纷。
二、涉及垄断的行政案件
在第42“其他行政管理”部分增加7个子案由:
(11)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12)反垄断行政复议
(13)反垄断行政裁决
(14)反垄断行政处理
(15)反垄断行政处罚
(16)反垄断行政赔偿
(17)反垄断其他行政行为
本通知自2019年11月2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
--2018年4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安排,现将三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改革试点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作出重要部署。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2015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授权在10个省(区、市)选择50个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2015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召开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部署动员会,正式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同年7月,在全国人大内司委指导下,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对改革试点地区实施方案逐一研究批复,有力推动了改革试点各项措施的落地落实。为进一步研究解决改革试点中的难点问题,201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一年。
三年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出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人民陪审员宣誓规定(试行)》等文件,指导各试点法院认真落实《授权决定》和《试点方案》,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和政策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研究小组,全面加强对改革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组织编写《人民陪审员履职读本》,举办人民陪审员培训示范班,着力提升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和水平;研发全国统一的人民陪审员信息管理系统,推进人民陪审员管理网络化规范化;加强工作管理,建立试点工作信息月报制度,分赴试点地区开展改革专项督察。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高度关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多次赴试点法院听取试点情况汇报,开展专项督察,监督、指导改革试点工作。201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中期报告,认真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
各试点法院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要求,主动向当地党委、人大报告改革试点情况,积极争取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一)扩大选任范围,增强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试点法院严格落实《试点方案》“一升一降”和“两个随机”的要求,积极协调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断扩大人民陪审员选任范围,选任理念由原来的“方便”“好用”向“广泛”“随机”转变,选任方式由原来的主要由组织推荐产生向随机抽选和组织推荐并重转变。黑龙江鸡西中院和江苏苏州吴中区法院等探索实行司法行政机关抽选、人大任命、法院使用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新机制,人民陪审员来源更加广泛,结构更加合理。截至今年4月,50个试点地区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13740人,比改革前新增9220人。其中,基层群众7953人,占57.88%;高中学历4894人,占35.62%,高中以下学历653人,占4.75%。
(二)完善参审机制,提升人民陪审员参审质效
试点法院合理确定参审范围,设置参审案件数上限,尝试适用大合议庭审理模式,探索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细化参审工作流程,逐渐从原来的注重陪审案件“数量”“陪审率”向关注陪审案件“质量”转变,“驻庭陪审”“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试点以来,人民陪审员共参审刑事案件30659件,民事案件178749件,行政案件11846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7.4%。由人民陪审员参与组成五人以上大合议庭审结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3658件,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北京二中院在审理一起涉及221名职工的劳动争议案件、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在审理社会高度关注的“1·27”海沧区天湖城小区抢劫案中,引入4名陪审员和3名法官组成大合议庭,提升了审判结果的社会公信力。
(三)健全管理保障机制,提升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水平
试点法院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认真落实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规定,充分调动人民陪审员履职的积极性。重庆高院在试点初期就争取市财政支持,为每家试点法院拨付专项资金。探索完善人民陪审员退出和惩戒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促进人民陪审员履职规范化。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法院管理与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相结合,一些试点法院成立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委员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大力开展陪审工作信息化建设,开发并运用包含人民陪审员信息库、随机抽选、履职信息、业绩评价等内容的陪审管理系统,提升陪审工作管理水平。
(四)拓宽渠道,加大人民陪审员工作宣传力度
试点法院按照服务改革、贴近群众、推动工作的思路,依托电视、报纸、网络、手机、新闻发布会等载体,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采取进社区、进企业、访群众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改革的意义,介绍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发布典型案例,不断扩大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群众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拍摄人民陪审员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第十四届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一等奖。河南法院结合陪审员候选人资格审查、入户审核等工作,深入村镇街道向基层组织和群众发放宣传材料,推出《看一看哪些人能当陪审员》等一系列H5作品。黑龙江、重庆法院拍摄人民陪审员主题微电影《我们的陪审员》《柚乡陪审员》,社会反响良好。
二、改革试点中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
试点过程中,特别是试点延期一年的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组织试点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攻关,并及时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政策,为立法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一)关于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
一是关于选任方式。《试点方案》和《试点办法》要求陪审员全部随机抽选产生,但在试点过程中出现符合条件又有意愿担任陪审员的公民没有机会担任陪审员、被随机抽中的公民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参加陪审的情况,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严肃性。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些地方法院主张保留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方式。因此,我们建议,陪审员主要还是随机抽选产生,一定比例的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方式产生,但不宜超过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二是关于选任机关。《试点方案》和《试点办法》要求以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为主,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试点过程中,法院内外均有同志提出,为了实现选用分离,确保选任的随机性和公正性,建议将陪审员选任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形成司法机关选任、人大任命、法院使用的工作格局。试点延期一年期间,黑龙江鸡西中院、陕西西安雁塔区法院以及非试点法院江苏南通通州区法院,试行将选任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选任的公信度。因此,我们建议,对选任机关作出调整,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开展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三是关于中级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试点方案》和《试点办法》要求试点中级法院也在辖区范围内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产生人民陪审员。实践中,中级法院所需陪审员数量不多,单独开展随机抽选似无必要。我们建议,恢复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2004年《决定》”)的做法,中级法院直接从辖区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具体参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四是关于专业陪审员。试点过程中,对于是否保留专业陪审员存在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专业陪审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专业类的疑难案件;反对者则认为,专业陪审员与陪审员制度的大众化相冲突,还可能导致专业偏好。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建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帮助法官解答专业疑难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暂不规定专业陪审员,允许各地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对人民陪审员按专业进行分类,参与审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
(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
一是关于参审范围。《试点方案》要求合理界定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充分发扬司法民主,提高司法公信力。试点过程中,试点法院除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审理涉及群众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以及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外,还审理了一大批案情复杂的案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了解社情民意、长于事实认定的优势。在试点延期一年期间,部分试点法院还组成七人合议庭,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审理一定数量的公益诉讼案件,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因此,我们建议,将案情复杂的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列入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
二是关于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按照《试点方案》逐步实行事实审与法律审区分的要求,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在五人以上合议庭中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实践中主要适用于五人、七人、九人及以上合议庭。试点中,我们发现,在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前提下,五人合议庭中的法官至少要有三人,人民陪审员仅有两人,由于人数较少而不敢发言的情况较为普遍;如采用九人及以上合议庭,各地法院现有的法庭设施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开展陪审工作的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在延期试点一年中,部分试点法院采用七人合议庭审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方面,七人合议庭已能满足审理重大案件的需要,法庭设施也不需要大规模改造;另一方面,七人合议庭由四名陪审员和三名法官组成,数量配比相对平衡,陪审员的心理优势和“存在感”得到增强,参审的积极性得到较大提升。因此,我们建议,在三人合议庭中,以不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为宜,人民陪审员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对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三是关于参审案件数上限。《试点方案》提出,合理确定人民陪审员每年参与审理案件的数量比例,防止出现“驻庭陪审员”“编外法官”等情况。试点过程中,试点法院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每名人民陪审员每年参与审判案件的数量上限,报高级法院备案,并向社会公告。有的试点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数据库,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参审,屏蔽一年内参审案件数量超过上限的,从技术上保证更多的人民陪审员有机会参审。实践证明,设定参审案件数上限是解决“驻庭陪审员”“编外法官”问题的一剂良方,建议继续保留这一规定。
(三)关于提升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水平
一是关于参审补助。2004年《决定》规定仅对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给予补助。但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有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均按日或按件给予补助,地方财政部门也都认可并予以保障。为调动广大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我们建议,将陪审员参加审判的补助定性为劳务收入,不论有无固定工作均给予一定补助。具体补助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财政部另行确定。
二是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保护。《试点方案》强调,要加强对人民陪审员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的法律保护。《试点办法》作了进一步规定。这些措施保障了人民陪审员的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建议,进一步明确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安全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实施打击报复;对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侵害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的,依法追究责任。具体保护措施,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部门在配套文件中细化。
以上建议,已在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人民陪审员法(草案)》中予以体现。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完成,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法律形式将试点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固定下来的条件已经成熟。制定《人民陪审员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司法民主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人民陪审员法》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和舆论宣传等工作,努力把《人民陪审员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一)抓好部署落实。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做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后的各项工作。会同司法部等部门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对《人民陪审员法》涉及的各个环节、各项任务作出全面周密的部署,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效和目的。
(二)制定规范性文件。为确保《人民陪审员法》的有效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庭审程序、评议规则等问题作出细化。配合司法部研究起草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对人民陪审员选任中的“两个随机”、资格审查、人选确定等问题作出规定。会同司法部共同起草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奖惩等问题作出规定。会同财政部下发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经费保障的各项制度,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高效有序运行。
(三)开展专题培训。会同司法部,按照分层培训、全员培训原则,结合陪审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对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增强广大法官指导人民陪审员有效参审的能力。
(四)加大宣传力度。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实际成效和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要求地方各级法院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建议全国人大从立法层面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关心支持人民陪审员工作,形成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人民群众理解支持、人民陪审员积极有序参审的良好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审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各项要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员工作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特此报告,请审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2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积极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和建设,侦查监督与检警协作配合质效不断提高。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及时总结提升和推广实践中的有益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形成的经验做法,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1年10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就进一步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制定本意见。
一、目标任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求,加快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构建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各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协同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推动提升公安执法和检察监督规范化水平,确保依法履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总体要求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执行法律。公安机关依法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人民检察院依法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和规定,明确责任分工,依法规范开展侦查活动和侦查监督工作。要加强协作配合,坚持科学务实的执法司法理念,互相理解、支持,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形成合力,在充分遵循执法司法权力运行规律,尊重侦查规律、监督需要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为公安机关依法及时高效开展侦查、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督职责提供必要便利和保障。要提升监督效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注重加强公安机关执法监督与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的相互衔接,实现监督的同向化、系统化,以及时、准确、有效的监督共同推动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和检察监督能力,保障刑事案件办理质效。
三、机制完善
(一)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1.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和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违法情形;及时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侦查违法行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发生;规范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适用,切实保障人权。
2. 规范开展监督工作。人民检察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坚决防止不应当监督而监督、应当监督而未监督、不当升格或者降格监督等情况发生。开展监督工作过程中,不得干涉侦查人员依法办案,不得干扰和妨碍侦查活动正常进行。
3. 切实保障监督效果。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工作中发现监督线索,需要进行调查核实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充分听取办案人员意见。经依法调查核实后,需要监督纠正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监督意见、检察建议。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监督意见和检察建议,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纠正整改情况通知或回复人民检察院。
4. 加强内外监督衔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侦查监督与执法监督相衔接机制,强化对侦查活动内外部监督的衔接配合,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公安机关执法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联合就不批捕不起诉案件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针对同时涉及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办案、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查、监督。
5. 规范落实制约机制。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的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立案监督意见、纠正侦查违法等监督意见有异议的,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要求说明理由或者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及时回复或者作出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必要时,可以以联席会议等形式充分听取办案人员意见。经复议、复核、复查认为原监督意见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将变更决定通知公安机关或及时撤销原纠正意见。
(二)健全完善协作配合机制
1. 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公安机关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商请人民检察院派员通过审查证据材料等方式,就案件定性、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建议。
对于人民检察院派员审查提出意见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全面介绍案件情况,提供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案件侦查进展情况,配合人民检察院的审查工作;根据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收集、固定证据,完善证据体系;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证据瑕疵或取证、强制措施适用违反规定程序等确实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进行补正、纠正。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具有丰富刑事法律实务经验的检察官对重大疑难案件审查提出意见建议,就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取证等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当必要、明确、可行。
办理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的刑事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落实刑事案件应急处置协调机制要求,共同做好依法办理、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工作。
2. 建立联合督办机制。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必要时可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联合挂牌督办。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督办要求,做好案件办理工作,在案件办理关键节点和取得重大进展时应当及时报告。
3. 加强办案衔接配合。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加强刑事侦查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诉讼环节的衔接配合,统一执法司法理念标准。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接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拒不收卷的,公安机关可以提请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检察院纠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认为需要补充侦查、拟作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充分听取办案人员意见,加强不批捕不起诉说理,规范制发必要、明确、可行的补充侦查文书。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文书的要求及时、规范、有效开展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庭审阶段,经人民检察院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说明情况的,侦查人员应当出庭。
4. 建立健全刑事案件统一对口衔接机制。公安机关要深化完善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制。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要求说明理由、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等重要事项,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统一向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提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工作中需要与公安机关对接的事项,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统一接收与回复。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协调、理顺衔接流程、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刑事诉讼活动依法、规范进行。
5. 建立业务研判通报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办案业务信息的研判、共享,建立健全业务信息、简报、通报的共享交换机制,定期或不定期互相通报交流各自部门就犯罪形势、刑事立案、强制措施适用、类案办理、侦查监督等方面业务分析研判情况。
6. 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分析研判执法办案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和新型案件的证据收集、法律适用、刑事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强化类案指导,必要时以制定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等方式明确执法、司法标准;开展案件质量分析,梳理侦查活动和侦查监督、批捕起诉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分析研判一段时期内刑事案件规律、特点,研究专项打击、防范对策和措施,就专项活动相关事宜进行会商。
7. 共同提升业务能力。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组织庭审观摩评议、开展联合调研、举办同堂培训、共同编发办案指引、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等方式,统一更新执法监督理念标准,共同促进双方业务能力提升。
(三)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1. 加快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机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协同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政法机关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实现案件的网上办理、流转,按照有关规定推动实现案件信息共享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2. 健全完善办案数据信息共享保障机制。依照有关规定,严格规范检察人员、公安民警获取、使用刑事办案、监督相关数据信息的权限。在严格规范信息查询程序、保障办案信息安全、明确失泄密责任的基础上,以信息化手段保障侦查监督职能全面有效发挥。同步健全完善检察机关监督办案数据与公安机关共享的制度机制。实现数据双向交换、共享,保障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长期、稳定、有效运行。
四、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与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共同牵头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办公室依托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由人民检察院指派的常驻检察官和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指定的专门人员共同负责。办公室应当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办公室制度规范和工作台账,主要职责:
(一)组织协调。组织协调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相关部门、所队依法开展侦查监督、协作配合等相关工作,组织保障执法办案和侦查监督数据的共享通报。
(二)监督协作。根据办公室人员配置和地方实际,积极开展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相关工作;协调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加强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会商指导。
(三)督促落实。负责对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意见的跟踪指导和督促落实;对联合督办案件的沟通协调、信息通报、督促办理;对监督意见和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对公安机关要求说明理由、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和提出意见建议的跟踪督促和及时反馈;对庭审阶段侦查人员出庭的协调督促。
(四)咨询指导。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以及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等问题及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解答。
(五)其他职责。充分发挥协作沟通的平台机制优势,积极推进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加强监督制约、协作配合、信息共享等其他相关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和贯彻落实。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在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全过程,主动向党委政法委请示报告,争取党委、政府的理解支持,推动地方党委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一体纳入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统筹推进。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相关机制平台的建立健全和推进落实。
(二)加强沟通协调。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坚持共建共享理念,从双赢多赢共赢的角度求同存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协调,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防止因认识分歧影响工作推进。负责内部牵头的刑事检察和法制部门要分别协调本单位内部各部门、警种、所队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办公室工作,确保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机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抓好贯彻落实。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要结合本地情况,抓好全省工作的谋划部署和督促落实,协调、指导下级单位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市县两级单位要加快推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机构设立,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相关制度机制,细化办公室工作流程、规范,以制度化、规范化保障检警机关监督制约、协作配合、信息共享等机制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
(2017年)
目 录
1.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依法严厉打击幼儿园虐童犯罪
2.依法坚决准确抗诉,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3.“一站式”办案,同步保护救助被害儿童
4.宽容不纵容,帮教又救助,依法办理校园欺凌案件
5.监督撤销虚假诉讼,维护受害留守女童民事权益
6.刑民手段并用,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7.开展未成年人行政检察,监督职能部门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8.从“从业禁止”到“入职审查”,全面构建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堤坝
9.支持申请宣告失踪,破解“事实孤儿”救助困局
10.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帮助429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上大学
典型案(事)例一
全面客观收集证据
依法严厉打击幼儿园虐童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至12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某幼儿园红三班教师王某、孙某在该幼儿园内多次恐吓幼儿,将多名幼儿头面部、四肢等处扎伤。案发后,铁西区检察院及时派员提前介入侦查,针对王某、孙某拒不供述犯罪事实,直接作案又在监控盲区的情况,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客观收集、固定证据,注重收集间接证据,重点收集伤情鉴定等客观证据,保证取证的合法性。本案被害儿童身心受到较大伤害,有的在接受心理辅导,有的拒绝进任何幼儿园,针对这种情况,办案人员没有对被害儿童进行询问。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办案人员对证据进行认真地审查、甄别、判断,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针对被告人无罪辩解,公诉人全面充分阐述了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和理由,有力指控犯罪。法院最终采纳公诉意见,于2016年10月以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分别判处王某、孙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后,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月裁定维持原判。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幼儿园虐童案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全国首例见诸媒体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案件。面对办案中遇到的困难,检察机关能够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准确有力惩治犯罪,同时又注重保护关爱被害儿童,取得了较好办案效果。
典型案(事)例二
依法坚决准确抗诉
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8月,在青海省西宁市某小区开办补习班的田某某,利用给被害人小花(女,时年12岁)单独补习之机,将小花叫到卧室,两次将小花推至床上抠摸其私处进行猥亵。小花回家后将此事告知父母,其父母立即报案,但田某某一直不承认犯罪事实。案件提起公诉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除被害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直接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2017年7月,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提起抗诉,西宁市检察院支持抗诉,认为被害人报案及时,案发后陈述一直很稳定,且对猥亵过程的描述符合12岁儿童的认知,其所陈述的案发地点等细节得到其他间接证据的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并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认定田某某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于2017年11月改判被告人田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典型意义
实践中,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场所,侵害方和被害方在体力、智力上存在较大差异,证据上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不认罪,除被害人陈述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现场也缺乏客观证据,给查明事实、指控犯罪带来困难,各地和各部门在证据把握上也经常标准不一。本案中,西宁市检察机关正确把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提出抗诉并获得改判,确保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体现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的零容忍态度,展示了专业的办案水准。
典型案(事)例三
“一站式”办案 同步保护救助被害儿童
一、基本案情
2017年6月,赵某某对被害人小朵(女,2011年10月出生)实施猥亵。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通过与区公安分局的信息共享机制收到该案信息后,迅速指派检察人员提前介入侦查,与侦查人员一起将被害女童带至该院设于鄞州第二医院的“一站式”询问场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询问。该询问场所模拟家庭儿童房,布置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环境温馨舒适,配备有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和身体检查室。被害人到场后,检察人员按照合作协议通知医院女性医师对被害人进行身体检查,并提取了相关证据。针对被害人年龄幼小,紧张、焦虑、恐惧,不愿意开口等问题,检察人员还同时邀请合作单位的心理医生介入,通过沙盘治疗、音乐治疗椅放松等方式进行初步心理干预。办案人员用讲故事、做游戏等方式与被害人建立亲密关系,借助卡通玩偶,使被害人详细还原了案件真实情况。整个询问过程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案件此后诉讼中没有再询问被害人。在询问结束后,经被害人父母同意,将被害人转介至宁波市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专业诊断、治疗。现被害人恢复良好,正常就读于某幼儿园。
案发后,赵某某一直拒不认罪。检察机关以赵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在庭审中提交了有关“一站式”取证材料,播放了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在事实和证据面前,赵某某当庭认罪。法院最后以犯猥亵儿童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二、典型意义
鄞州区检察院注重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落实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要求,探索“检医合作”的“一站式”办案特殊机制,逐步推进同步救助体系,在同一场所一次性完成案件询问、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心理辅导、司法救助、预防教育等工作,避免反复、不当询问给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的次生伤害,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精准有力指控,又有效保护、救助了未成年被害人。
典型案(事)例四
宽容不纵容 帮教又救助
依法办理校园欺凌案件
一、基本案情
2016年2月,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在例行走访社工组织时,获悉某学院学生金某(女,17周岁)被多名同学殴打、脱衣,欺凌时间长达两小时,十余人围观,并被拍摄视频上传至微信群,但行为人仅被治安处理。检察机关经初查认为,本案已涉嫌犯罪,遂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公安机关以强制侮辱罪立案侦查。本案审查逮捕阶段,黄浦区检察院对2名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对2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决定,并建议追诉1名遗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观护帮教,对多名尚未构成犯罪的涉案未成年人落实训诫、帮教等保护处分措施,对相关家长责令管教并开展亲职教育。同时,通过责令赔偿和赔礼道歉,使未成年被害人获得经济和精神补偿,并为其落实司法救助金和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和学习。出庭公诉阶段,公诉人建议对3名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对2名成年人不适用缓刑。法院采纳公诉意见,以强制侮辱罪判处5名被告人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其中3名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同时,还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加强案发周边地区的安保力量、增设110联网监控设施、设置法治宣传栏等,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二、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校园欺凌案件,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诉讼监督权,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打击校园欺凌犯罪;同时贯彻落实特殊保护、双向保护原则,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分级处遇,实现宽容不纵容;并对被害人进行身心抚慰,帮助其获得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犯罪带来的伤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典型案(事)例五
监督撤销虚假诉讼
维护受害留守女童民事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23日,曹某酒后驾车将4岁留守女童李某撞成重伤。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判决其赔偿李某28万余元。由于曹某恶意转移财产,致使该案判决两年半后,被害女童仍未能得到一分钱赔偿,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2015年10月,山东省武城县检察院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监督信息平台,由检察机关负责运行管理,对接收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信息及时分流处理。2016年6月,有群众将曹某一案难以执行的信息反映在平台上,引起武城县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机关启动民事调查程序发现:曹某交通肇事后、被关押前,曹某女儿虚构12万元欠款事实起诉曹某,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用曹某一套期房偿还借款。曹某还与其妻子李某虚假协议离婚,将五间住房归女方所有。此后,曹某以无执行能力为由,拒不执行法院关于赔偿的判决。武城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撤销了上述虚假调解协议及离婚协议,对曹某依法强制执行原赔偿判决。2017年“6.1”前夕,李某终于拿到了28万元赔偿款。
二、典型意义
此案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是通过山东省武城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监督平台发现的。该平台系武城县检察院为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质效,整合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资源,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创建的。信息平台集信息收集、分流、处理、监督等功能于一体,自2015年运行以来,已收到反映问题1370条,交由行政执法部门处理1356条,办理立案监督案件2件,办理行政执法监督案件17件,支持起诉3件,诉讼违法调查3件,办理虚假诉讼案件1件,移送查处职务犯罪7件15人,救助未成年人320余人。本案即是通过该平台强大的信息收集功能发现案件线索,检察机关监督撤销虚假诉讼的典型案例。
典型案(事)例六
刑民手段并用
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6年,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在审查被告人于某奸淫幼女案时,发现被害人小芳(时年8岁)系于某母亲刘某的养女。经进一步审查发现,刘某与其同居男友张某长期殴打、辱骂小芳,也正是由于刘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才致使小芳遭到于某的长期多次性侵害。丰台区检察院在以涉嫌强奸罪对于某提起公诉(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同时,向民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民政部门向法院申请撤销刘某监护人资格。法院受理民政部门的申请后,丰台区检察院还依法出庭支持申请。2017年10月25日,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刘某监护人资格,指定民政部门担任小芳的监护人。目前,小芳已在民政部门监护下开始新的生活。
二、典型意义
本案中,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综合运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职能,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做到了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典型案(事)例七
开展未成年人行政检察
监督职能部门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一、基本案情
2017年5月,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熊某某寻衅滋事案时,发现熊某某吸毒后在网吧玩网络游戏致幻,连续打砸2间网吧的电脑。针对个案反映出的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问题,纳溪区检察院全面梳理2016年至今办理的涉及网吧的未成年人案件,针对行政主管部门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上网管理疏漏、不到位等问题,依法于2017年7月11日向该区文旅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加强专项督查、构建常态监管机制,积极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全面加强网络营业场所管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收到检察建议后,纳溪区文旅局连续召开三次工作会议,部署为期2个月的“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和“文明上网”等专项监督活动;公布“12318”举报电话、聘请文化执法社会监督员等,推动建立互联网上网服务常态化监管机制;对多个网吧依法给予警告和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扭转了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上网的突出问题。
二、典型意义
纳溪区检察院积极开展未成年人行政检察业务,从个案入手全面总结分析涉及未成年人领域的社会治理问题,及时收集整理行政机关不作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执法部门履职,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
典型案(事)例八
从“从业禁止”到“入职审查”
全面构建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堤坝
一、基本情况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了林某某利用教师身份强制猥亵15岁女学生一案,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向法院提出从业禁止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禁止从事教育相关工作。后该院立足此案,结合实践中发生的其他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经深入研究认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犯率高、熟人作案占比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对于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点长、面多,保障从业禁止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发挥应有作用,还需要实现对相关行业实施强制入职审查的制度化、常态化。该院通过认真调研,充分沟通,于2017年7月会同区综治办、教育局等八部门会签《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共同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要求对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实施严格入职审查。目前,信息库已录入该区近五年来涉性侵未成年人被行政处罚、刑事判决人员的信息,已对相关行业的7000余名在职人员进行人员筛查、对30余名新招录人员开展入职审查工作,有效避免了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
二、典型意义
坚持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全面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方面。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依托个案办理,延伸预防触角,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建立信息库、入职查询制度,发挥从业禁止制度的最大效应,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阻却性侵害犯罪的堤坝,对防控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型案(事)例九
支持申请宣告失踪
破解“事实孤儿”救助困局
一、基本案情
小丽今年13岁,不满1周岁时,父亲自杀身亡,母亲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年近70岁,除低保及社会救济外,无其他生活来源,而小丽又不符合申请国家孤儿救助的条件,生活非常困顿。江苏省泰兴市检察院开展困境儿童帮扶救助活动时,通过妇联了解到该情况后,对小丽的困境非常关注,于2017年5月与民政局、司法局等单位沟通,研究解决办法。最后经研究确定由司法局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以小丽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宣告小丽母亲为失踪人。宣告失踪公告期间届满后,泰兴市检察院又向法院提交《支持申请书》,并出庭支持申请。泰兴市法院当庭判决宣告小丽母亲失踪。之后,民政部门按规定给小丽办理了“儿童福利证”,并落实了每月孤儿养育金。
二、典型意义
当前,一些未成年人的生存权、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权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保障,生活困难,一些未成年人甚至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泰兴市检察机关进一步整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国家亲权”理念,推动有关职能部门依法解决“事实孤儿”的社会救济问题,是实现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重要体现。
典型案(事)例十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
帮助429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上大学
一、基本情况
2017年,全国共有429名涉案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回归正确人生轨道。
2016年9月份,17岁的小红到商店买东西时,临时起意盗窃财物3000余元。河南省南乐县检察院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小红正在备战高考,各方都反映其平时表现良好,学习成绩优异。该院认为,小红系初犯、偶犯,且其父母已积极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于2017年6月26日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对小红开展考察帮教,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其做心理辅导,帮助其专心备战高考。在考察期间内,小红以高分考上大学。
17岁的高二学生小刘在打球过程中,与同学发生口角,殴打同学致轻伤。案发后,小刘家属赔偿被害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依法对小刘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考察期间,检察官三次走访小刘所在学校,与学校共同成立帮教小组对其进行帮教。考察期满后,检察院对小刘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又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跟踪帮教。在2017年的高考中,小刘终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16岁的香港少女阿芳兼职帮人带货过境至香港,被海关查获物品中夹带少量毒品。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经过社会调查,了解到阿芳是一名在校中学生,平时表现良好,经常参加义工活动,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才误入歧途。检察机关综合全案情况,结合其日常表现,于2017年4月决定对阿芳附条件不起诉,同时委托合作公益组织香港善导会承担阿芳在港的矫治、教育工作。在考察期内,阿芳参加了香港的会考,并考取了理想的大学。2017年11月份,深圳市检察院对阿芳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典型意义
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上述429人只是检察机关成功挽救的未成年人中的一小部分。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根据其犯罪原因、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原则,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教育,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有用之才,无论是对其本人、家庭,还是对社会、国家来讲,都有重大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0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2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9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3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29日起施行 法释〔2020〕11号)
为正确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动争议不涉及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当事人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海事法院告知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处理。
第二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务合同纠纷,当事人向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船员登船港或者离船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海事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条 船员服务机构仅代理船员办理相关手续,或者仅为船员提供就业信息,且不属于劳务派遣情形,船员服务机构主张其与船员仅成立居间或委托合同关系的,应予支持。
第四条 船舶所有人以被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船舶所有人未与船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聘用的船员因工伤亡,船员主张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应予支持。船舶所有人与船员成立劳动关系的除外。
第五条 与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无关的劳动争议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庭根据船员的申请,就船员工资和其他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裁决先予执行的,移送地方人民法院审查。
船员申请扣押船舶的,仲裁庭应将扣押船舶申请提交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审查,或交地方人民法院委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审查。
第六条 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船员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扣押产生船舶优先权的船舶,仅请求确认其在一定期限内对该产生船舶优先权的船舶享有优先权的,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期限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以一年为限。
第七条 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船员未申请限制船舶继续营运,仅申请对船舶采取限制处分、限制抵押等保全措施的,应予支持。船员主张该保全措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船舶扣押的,不予支持。
第八条 因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产生的下列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主张船舶优先权的,应予支持:
(一)正常工作时间的报酬或基本工资;
(二)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三)在船服务期间的奖金、相关津贴和补贴,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四)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产生的孳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相关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以及因未按期支付本款规定的前述费用而产生的孳息,船员主张船舶优先权的,不予支持。
第九条 船员因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而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用,船舶所有人未依约支付,第三方向船员垫付全部或部分费用,船员将相应的海事请求权转让给第三方,第三方就受让的海事请求权请求确认或行使船舶优先权的,应予支持。
第十条 船员境外工作期间被遗弃,或遭遇其他突发事件,船舶所有人或其财务担保人、船员外派机构未承担相应责任,船员请求财务担保人、船员外派机构从财务担保费用、海员外派备用金中先行支付紧急救助所需相关费用的,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对于船员工资构成是否涵盖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期间的工作日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当事人有约定并主张依据约定确定双方加班工资的,应予支持。但约定标准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标准工时制度下,船员就休息日加班主张加班工资,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已做补休安排,不应按法定标准支付加班工资的,应予支持。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下,船员对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工作时间总量超过标准工作时间总量的部分主张加班工资的,应予支持。
船员就法定休假日加班主张加班工资,船舶所有人抗辩对法定休假日加班已做补休安排,不应支付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的,对船舶所有人的抗辩不予支持。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船员工资或其他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支付方式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当事人主张以同工种、同级别、同时期市场的平均标准确定的,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船员因受欺诈、受胁迫在禁渔期、禁渔区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或者捕捞珍稀、濒危海洋生物,或者进行其他违法作业,对船员主张的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期间的船员工资、其他劳动报酬,应予支持。
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船员对违法作业自愿且明知的,对船员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
船舶所有人或者船员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或涉嫌刑事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定程序处理。
第十五条 船员因劳务受到损害,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船员自身存在过错,并请求判令船员自担相应责任的,对船舶所有人的抗辩予以支持。
第十六条 因第三人的原因遭受工伤,船员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民事赔偿,第三人以船员已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为由,抗辩其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对第三人的抗辩不予支持。但船员已经获得医疗费用的,对船员关于医疗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确定应适用的法律的,应予支持。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务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当事人主张适用劳务派出地、船舶所有人主营业地、船旗国法律的,应予支持。
船员与船员服务机构之间,以及船员服务机构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居间或委托协议,当事人未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当事人主张适用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船舶所有人,包括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船舶经营人。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0年9月29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1年4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2021年4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法释〔2021〕8号)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5次会议决定,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作如下修改:
自本决定实施之日起,《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数额标准不再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应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
本决定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关于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机构设置的通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关于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机构设置的通知》的通知
(法〔2019〕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鉴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已就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审判组织形式、机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职能的相关规定已从法律层面得以落实。根据中央有关文件清理要求,现将《关于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机构设置的通知》(法〔2002〕3号)予以废止。
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有关要求,科学合理设置国家赔偿审判机构,进一步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
特此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日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规范法庭调查程序、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程。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法庭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法庭调查应当以证据调查为中心,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辩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条 法庭应当坚持居中裁判原则,不偏不倚地审判案件,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
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人民检察院应当随案移送并当庭出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所有证据,以及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不得隐匿证据或者人为取舍证据。
第三条 法庭应当坚持集中审理原则,规范庭审准备程序,避免庭审出现不必要的延迟和中断。
承办法官应当在开庭前阅卷,拟定法庭审理提纲,并向合议庭成员通报开庭准备情况。召开庭前会议的,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
第四条 法庭应当坚持诉权保障原则,依法解决控辩双方争议,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为依法维护被告人质证权,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必要时应当通知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
第五条 法庭应当坚持程序公正原则,严格执行法定的审判程序,通过法庭审理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
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分别进行调查。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法庭调查可以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二、开庭讯问、发问程序
第六条 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对于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当庭予以确认;对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归纳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并依法作出处理。
有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可以在有关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开始前,分别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相关内容。
第七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并听取其供述和辩解。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也可以先出示有关证据,再就有关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
经审判长准许,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犯罪事实补充发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一方就某一问题讯问完毕后向被告人发问,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辩护人对被告人的发问,应当在审判长主持下,先由被告人本人的辩护人进行,再由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进行。
第八条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讯问各名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
同案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质。审判长可以分别讯问被告人,就供述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被告人之间相互发问。
第九条 申请参加庭审的被害人众多,且案件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被害人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庭审;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若干代表人。
对被告人发问完毕后,其他证据出示前,在审判长主持下,被害人可以就起诉收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陈述,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在被害人陈述后向被害人发问。
第十条 为核实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解决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也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第十一条 被告人庭前不认罪,当庭又认罪的,法庭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后,可以重点围绕量刑事实、证据进行调查。
被告人认罪后又当庭反悔的,法庭应当调查核实反悔的理由,并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全面调查。
三、出庭作证程序
第十二条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提出上述申请。
第十三条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申请证人、被害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被害人出庭。
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或者证据收集合法性等有异议,申请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
人民法院通知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后,控辩双方负责协助对本方诉讼主张有利的有关人员到庭。
第十四条 对于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庭审期间因身患严重疾病、行动极为不便或者身处国外短期无法回国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远程作证。
前款规定适用于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通知出庭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经院长同意,可以强制其出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强制证人出庭的,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并由法警执行,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第十六条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
决定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不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的,审判人员应当在开庭前核实其身份,对证人、鉴定人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不得公开,在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使用化名等代替其个人信息。
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确有必要的,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费用,列入证人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在出庭作证后由人民法院依照规定程序发放。
第十八条 证人、鉴定人出庭,法庭应当当庭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审查证人、鉴定人的作证能力、专业资质,并告知其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鉴定人作证前,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说明鉴定意见,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第十九条 证人出庭后,先由对本诉讼主张有利的控辩一方发问;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
控辩双方发问完毕后,可以归纳本方对证人证言的意见,控辩双方如有新的问题,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再行发问。
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可以向证人发问。
第二十条 向证人发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发问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
(二)不得采用诱导方式发问;
(三)不得威胁或者误导证人;
(四)不得损害证人人格尊严;
(五)不得泄露证人个人隐私。
第二十一条 控辩一方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违反有关发问规则的,对方可以提出异议。对方当庭提出异议的,发问方应当说明发问理由,审判长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对方未当庭提出异议的,审判长也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制止。
第二十二条 控辩双方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向证人询问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也可以让证人向法庭自由陈述其所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
审判长认为证人当庭陈述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或者明显重复的,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
第二十三条 有多名证人的案件,向证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
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在法庭指定的地点等候,不得谈论案情。证人出庭作证后,审判长应当通知法警引导其退庭。证人不得旁听对案件的审理。
被害人不参加法庭审理,仅出庭陈述案件事实的,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呼有关证人到庭对质。
审判长可以分别询问证人,就证言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证人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证人之间相互发问。
第二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庭前证言一般不再出示、宣读,但以下情形除外:
(一)证人出庭作证时遗忘或者遗漏庭前证言的关键内容,需要向证人作出必要提示的;
(二)证人的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矛盾,需要证人作出合理解释的。
为核实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等问题,或者唤起证人记忆,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向其出示物证、书证等证据。
第二十六条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协助本方就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向鉴定人发问,或者对案件中的专业性问题提出意见。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应当提供人员名单,并不得超过二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可以相应增加人数。
必要时,法庭可以依职权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第二十七条 对被告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讯问、发问,参照适用证人的有关规定。
作出同一份鉴定意见的多名鉴定人或者多名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同时出庭,不受分别发问规则的限制。
四、物证、书证等证据的举证、质证程序
第二十八条 审判长应当驾驭庭审过程,组织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全面调查核实案件中可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问题,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为两起以上的,法庭调查一般应当分别进行。
第二十九条 开庭讯问、发问程序结束后,公诉人先行举证。公诉人举证完毕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举证,公诉人出示某一证据后,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证据予以反驳。
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必要时,控辩双方可以对争议的证据进行多次质证。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出示的有关证据对本方诉讼主张有利的,可以在发表质证意见时予以认可,或者在发表辩护意见时直接使用有关证据。
第三十条 对于控辩双方随案移送或者庭前提交,但没有当庭出示的证据,审判长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对于其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审判长应当要求控辩双方出示。
对于案件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存在疑问,控辩双方没有提及的,审判长应当引导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并依法调查核实。
第三十一条 法庭应当重视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调查核实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依法提供有关线索或者材料。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决定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第三十二条 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
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
第三十三条 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应当出示原物、原件。取得原物、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出示照片、录像、副本、复制件等足以反映原物、原件外形和特征以及真实内容的材料,并说明理由。
对于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应当出示原件。
第三十四条 控辩双方出示证据,应当重点围绕与案件事实相关内容或或者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内容进行。
出示证据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等方式出示,播放或者演示证据内容。
第三十五条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无异议,上述人员不需要出庭的,以及上述人员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且无法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的,可以出示,宣读庭前收集的书面证据材料或者庭前制定的作证过程录音录像。
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实质性内容一致的,可以不再出示庭前供述;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可以出示、宣读庭前供述中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内容。
第三十六条 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应当当庭出示。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不公开技术侦查措施和方法等保护措施。
法庭决定在庭外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核实的,可以召集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到场,在场人员应当在保密承诺书上签名,并履行保密义务。
第三十七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控辩双方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在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对于控辩双方补充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非关键性证据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
根据案情审理需要,法庭可以组织控辩双方到现场核实情况,并将核实过程记录在案。
第三十八条 控辩一方申请出示庭前未移送或提交人民法院的证据,对方提出异议的,申请方应当说明理由,审判长经过审查认为理由成立并确有审查必要的,应当准许。
对方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质证准备的,法庭应当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的时间。
第三十九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基本信息、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继续审理。
第四十条 公开审理案件时,控辩双方提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的,法庭应当制止,有关证据确与本案有关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或者对相关证据的法庭调查不公开进行。
第四十一条 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
人民检察院将补充收集的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辩护方提出需要对补充收集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确定准备辩护的时间。
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未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且未说明原因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的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第四十三条 法庭除应当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 案件起因;
(二) 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 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 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
(五) 退赃、退赔及赔偿情况;
(六) 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
(七) 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
第四十四条 审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庭量刑情节,或者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卷中没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移送。
审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情节,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第四十五条 被告人当庭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法庭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出示证明被告人罪轻的证据。必要时,审判长可以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并不影响无罪辩护。
五、认证规则
第四十六条 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事实证据争议,法庭应当当庭进行审查,经审查后当庭作出处理的,应当一并说明理由;需要庭后评议作出处理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第四十七条 法庭经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出示、质证。
第四十八条 对于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法庭应当结合控辩双方质证意见,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证据自身的真实性程度等方面,综合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存在关联,或者证据自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或者证据与待证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九条 通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搜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
第五十条 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严重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有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一条 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第五十二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有专门知识的人当庭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鉴定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鉴定意见;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确认鉴定意见可靠性的,有关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三条 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自书材料存在矛盾,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当庭供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供述、自书材料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自书材料。
第五十四条 法庭在庭审过程中审查认定或者排除的证据,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庭后评议认定或者排除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第五十五条 法庭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第五十六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7年6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依法惩治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关于依法惩治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的意见
(法发〔2021〕35号)
为依法惩治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严禁未经批准和许可擅自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严禁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法犯罪。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工作职能,依法严惩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法犯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分工负责、配合协作,加强沟通协调,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的,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共同进行防范和惩治,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二、正确认定犯罪
4.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盗窃、抢夺、抢劫、持有、私藏、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并利用该枪支、弹药、爆炸物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5.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道路运输活动,或者实施其他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通过道路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行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的规定,以危险作业罪定罪处罚:
(1)委托无资质企业或者个人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2)在储存的普通货物中夹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3)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申报、储存的;
(4)其他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活动的情形。
实施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符合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等规定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6.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实施本意见第5条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行为,导致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符合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等规定的,以危险物品肇事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7.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等行为,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相关情况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之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在水路、铁路、航空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运输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1)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运输的;
(2)委托无资质企业或者个人承运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3)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4)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
(5)其他在水路、铁路、航空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运输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
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水路、铁路、航空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有关公共场所,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以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9.通过邮件、快件夹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符合本意见第5条至第8条规定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准确把握刑事政策
10.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枪支、弹药,以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11.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以及气枪铅弹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综合考虑案件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12.利用信息网络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利用寄递渠道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依法构成犯罪的,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13.确因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依法构成犯罪,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罚。
14.将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主动上交公安机关,或者将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主动上交行政执法机关处置的,可以从轻处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成立自首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有揭发他人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15.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的,应当立即指定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报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3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决定批准移送的,应当在24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将案件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移送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16.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应当附下列材料:
(1)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载明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涉嫌犯罪的罪名、案件主办人和联系电话,并应当附移送材料清单和回执,加盖公章;
(2)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载明案件来源、查获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情况、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处理建议等;
(3)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具体类别和名称、数量、特征、存放地点等,并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等表明涉案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来源的材料;
(4)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并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证明;没有资质证明的,应当附其他证明文件;
(5)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责令整改通知书等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还应当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执行情况说明。
17.公安机关对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应当在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或者出具接受案件回执,并依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审查处理。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18.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等规定,对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以及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依法进行法律监督。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19.公安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公职人员有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20.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对事故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1.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案件移送。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的,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22.人民法院对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案件被告人判处罚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已经依法给予的罚款、行政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罚金或者刑期。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尚未给予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不起诉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五、其他问题
23.本意见所称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性质的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等,具体范围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确定。依照有关规定属于爆炸物的除外。
24.本意见所称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包括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燃气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铁路监管部门、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等。
25.本意见自2021年12月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应急管理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
2021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285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2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更好地平等保护涉诉当事人权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平等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基于这一原则,民事诉讼法在程序构造上为双方当事人实施诉讼提供了充分、平等的诉权和抗辩的机会。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滥用诉讼保全等民事诉讼制度,损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一直以来积极推进对滥用保全制度和滥诉等行为的规制,例如,关于超标的保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专门就贯彻落实产权保护制度、防止滥用诉讼保全措施提出了工作要求,明确人民法院在采取查冻扣措施时要注意把握政策,在保障债权人胜诉权益可以实现的同时,也要保护被保全人、案外人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超范围、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不得超标的保全。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再次强调严禁超标的查封,明确以价值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采取执行措施。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在长沙盛世某某投资有限公司保全执行案件中,法院综合各方因素对保全财产价值进行实质审查后,认定保全的部分财产可以满足保全需要,解除了对超额部分财产的查封。关于您提出的置换保全的问题,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也作出指引,其中济南某置业公司财产保全案中,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变更保全措施,解冻了债务企业的部分银行账号,保护债务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这些案例对于人民法院在保全中进一步增强善意文明执行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此外,关于您提及一些地方法院的指导性司法裁判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不相适应的问题,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在加强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同时,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结合民法典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指导性文件组织清理并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建立办案指导文件、参考性案例长效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不同地区法律适用、办案标准的不合理差异问题。
近年来,全国法院在平等保护涉诉当事人合法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构建完善的防范滥用诉权制度、推动诚信体系建设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当前,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律师费转付、诉讼费用合理分担机制、加大对滥诉行为的制裁力度等已经列入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工作要求,加强对相关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全社会诚信诉讼建设。
一是严格落实财产保全相关制度。推动全国法院进一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按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诉讼保全的要求,坚持比例原则,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坚决纠正实践中出现的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现象。严格落实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置换保全的相关规定,对健全和完善保全置换申请的审查机制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利用现有机制解决存在问题。加强对诉讼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调研,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维护诚实守信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加强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有关线索实行“一案双查”,对不规范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二是积极推动诉讼费、律师费转付等制度的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将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关于“完善诉讼费制度,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避免滥诉、恶意诉讼,发挥诉讼费的杠杆作用”的工作要求,结合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积极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协调,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建立诉讼费用合理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诉讼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规制滥诉行为。对律师费转付制度进行研究,对于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依法予以支持。
三是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各项工作要求,规范审判指导工作,定期组织办案指导文件、参考性案例的清理,推动各高级人民法院建立本辖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统一地区间法律适用标准。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审判工作制度、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统一裁判标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发布十起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发布十起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6月9日)
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一、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古柏渡某旅游区违法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二、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米邦沱码头侵占岸线行政公益诉讼案
三、江苏省扬州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某公司占用廖家沟河道公益诉讼案
四、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推动盂县龙华口水库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五、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龙海镇万田村地热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六、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抽取地下水行政公益诉讼案
七、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下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八、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甲等七人危害钱塘江海塘防洪安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长江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诉林某泉等九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古柏渡某旅游区违法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黄河行洪安全 “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要旨】
针对黄河流域“四乱”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河长+检察长”机制作用,与河长办密切协作,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拆除黄河河道大型违建旅游设施,彻底消除长期存在的黄河行洪安全隐患,有效保障黄河安澜。
【基本案情】
古柏渡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九曲黄河著名渡口,位于河南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某旅游区位于荥阳市王村镇黄河岸边,于2013年11月获批开建。建设期间,超规模建设、非法建设等问题突出,其中部分建设项目涉及荥阳市黄河王村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蹦极塔位于黄河河道中心,严重破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影响河道行洪安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荥阳市院)在“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发现该问题线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展开调查,发现2016年、2017年,荥阳黄河河务局曾两度下达《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开发企业一直未落实整改。
2020年9月,根据“河长+检察长”制工作要求,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河长办)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南省院)移送该问题线索。因该旅游区是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投资多、存续时间长、整治难度大,河南省院研判决定,由河南省院和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郑州市院)共同督办,荥阳市院具体办理,通过一体化办案推动问题解决。经现场走访,查阅行政执法资料,与省河长办组织召开省、市、县相关行政机关联席会议,检察机关依法厘清并确认了旅游开发企业违法建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当地政府及河务管理部门对黄河河道管理、保护与治理负有监管职责。
2020年9月21日,在河南省院和郑州市院指导下,荥阳市院分别向荥阳市王村镇人民政府、荥阳黄河河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荥阳市王村镇人民政府尽快清理整治违建设施,消除黄河河道行洪隐患;建议荥阳黄河河务局积极协助开展整治工作,及时了解把握进展情况,加强督导检查,合力推动违建全面清除。
检察建议发出后,河南省院会同省河长办、河南黄河河务局以及相关单位,定期实地查看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河道内违建设施的拆除难题,指导施工单位架设栈桥,加快施工进度,督促企业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按期完成拆除工作。荥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由市长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成立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每日向检察机关和河长办通报违建项目清理工作情况。经各方共同努力,2020年11月,施工难度最大的蹦极塔及横跨黄河两岸的附属设施全部拆除;同年12月底,位于水源保护区范围的违建设施全部拆除,并完成现场清理工作。2021年1月12日,荥阳市河长办和荥阳市院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林业局、河务局等单位到现场实地查看、验收整改情况,确认某旅游区违建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监督职能,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依托“河长+检察长”机制,与三级河长办密切协作,督促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职,凝聚合力,帮助旅游开发企业制定整改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按期完成拆除清理工作。本案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助力解决黄河“四乱”问题、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典型代表。
案例二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米邦沱码头侵占岸线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长江岸线保护 “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要旨】
针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侵占长江岸线问题,检察机关全面调查岸线侵占情形,发挥三级院联动优势,充分运用“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妥善解决。
【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何某某租赁江津米邦沱码头1900平方米场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期限至2030年。2011年起,何某某在米邦沱码头修建某便民菜市场,并改扩建某修车厂及附属设施1000余平方米,侵占长江岸线。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以下简称警示片)指出,某便民菜市场等设施侵占长江自然岸线,影响长江河道行洪安全,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1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津区院)在走访江津区生态环境局时获悉本案线索,依法立案开展现场勘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月28日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重点案件。
江津区院调查查明,警示片所指某便民菜市场侵占岸线情况属实,且行政机关已着手组织整改。但与菜市场相邻的由何某某所扩建汽修厂、洗车场存在同类岸线侵占问题,却未被纳入整改范围。为此,江津区院会同区水利局(区河长办)等开展巡查,并联合上级检察机关实地走访勘查,查明:何某某未经河道管理部门同意且未办理相关手续,采用彩钢、砖混结构私自改扩建汽修厂、洗车场,相关固定设施侵入长江河道岸线10余米,存在妨害行洪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等规定,江津区水利局对辖区河道实施统一管理,对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2021年4月12日,江津区院向区水利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河道管理职责,对某汽修厂在长江河道内建设妨碍行洪建筑物的行为进行查处,消除河道行洪隐患。同时,建议加大对辖区内河道巡查力度,加强整治破坏河道的违法行为。
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江津区院持续跟踪督促,并掌握行政机关反馈的整改困难:一是警示片所指“某便民菜市场等设施”是否包括汽修厂、洗车场存在争议;二是某汽修厂建设项目系由原江津区市政园林局报区政府批复同意建设,改、扩建情况有其历史渊源;三是汽修厂、洗车厂系民营企业,涉及民生利益,存在一定整改难度。
针对以上认识分歧,江津区院依托全市“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与区水利局加强沟通,多次召开工作联席会,对整改难点逐条会商,共同确定统一整改思路和措施。双方牵头召开由城管、环保、住建等多个职能部门参与的联合推进会,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任务分解,共同上门听取某汽修厂当事人意见,耐心对其释法说理,在法律范围内帮助解决其合理诉求,打消拆迁顾虑,并及时主动向上级部门汇报,促成江津区政府2次组织召开汽修厂拆除专题会议,协调开展协议搬迁。同时,检察机关针对涉案便民菜市场系老城区居民主要生活物资采购地的现实问题,提出设置、规范管理临时蔬菜市场、给予搬迁企业补偿等务实建议。
本案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河长办公室、江津区委多方协调,重庆市水利局现场指导,江津区政府出台整改工作方案,责成区水利、城管、商委等多部门联动整治,限期依法拆除某汽修厂等侵占河道、岸线的违规固定构建筑物。2021年5月17日,区水利局向何某某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并就拆除搬迁合规补偿与其磋商达成一致意见。截至同年10月31日,本案已完成全部整改工作,共拆除影响行洪永久性固定建筑物1300余平方米(汽修厂1132平方米,菜市场170平方米),改造临时摊位约700平方米,整形恢复岸线120米,妨害行洪安全隐患彻底解除。2022年1月5日,涉案侵占长江岸线问题经核查验收,现已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销号工作。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检察机关针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问题,以点带面全面调查,依托协作机制加强与水利主管部门沟通,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协调做好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正常生活等有关工作,提出妥善处理民生问题工作建议,确保整改后社会秩序平稳安定,实现长江岸线保护、环境生态修复、居民生活得到保障的良好办案效果。
案例三
江苏省扬州市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某公司占用廖家沟河道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岸线保护 一体化办案
【要旨】
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水利部门加强河湖岸线保护,拆除占用河道违章建筑,保障城市饮用水源地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规定,促成多方联动履职,引入涉案公司参与诉前磋商,形成保护合力;以办案促进公司合规经营,实现生态公益和企业效益共赢;依法完善机制建设,系统化打造涉水领域长效治理方案。
【基本案情】
廖家沟是淮河入江泄洪主要河道之一,北接邵伯湖,南连长江,是江苏省扬州市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2012年7月,扬州某建材公司未经水利等行政部门许可,在廖家沟非法占地26亩,建设搅拌站、办公用房等设施。2013年至2019年,扬州市广陵区水利局多次对该公司作出罚款、拆除违章建筑物等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在限期内未予拆除,仍长期占用河道,损害社会公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10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陵区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扬州某建材公司占用廖家沟建设违章建筑,问题持续多年,严重危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与河道行洪安全。同年10月底,广陵区院启动公益诉讼程序,走访水利、属地镇政府等多个部门,调取执法材料、查明基本案情,发现扬州市广陵区水利局针对该案问题多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在某公司未自行清理的情况下,该局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予以拆除,致使社会公益持续遭受损害。同年11月11日,广陵区院依法对水利、属地镇政府等行政机关分别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各方全面履职,合力整治。
鉴于该建材公司存在侵占河道危害公益的违法行为,广陵区院向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院)移送线索。扬州市院于同年11月6日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之后多次对公司负责人开展询问谈话,分析法律风险,提供合理建议;协调统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程序,为企业参与沟通营造良好条件。
之后,扬州市院指导广陵区院组织水利、属地镇政府等多个部门开展行政磋商,引入涉案公司,召开司法、行政、民事三方圆桌会议,共同制定整改方案;水利部门在企业确保拆除的同时,允许一定宽限期,赢得企业理解配合。2020年初,该建材公司按时拆除全部违章建筑,多年问题终被解决。
扬州检察机关和水利部门在加强个案协作基础上注重普遍预防,完善水域治理。扬州市院与扬州市河长制工作办公室联合建立市“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与江都区水务局等12家单位成立“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保护联盟”;扬州市院与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建高邮湖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推动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典型意义】
本案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行政共管,体现“水行政执法+检察公益诉讼”的协同作用,为解决执法难题提供检察助力,实现诉前公益保护的最佳司法状态。综合运用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促成多个职能部门共同治理企业长期占用水源地保护区、危害行洪安全等多因素违法行为;强调兼顾发展与保护,注重释法说理和风险提示,达到不诉而解决问题的效果。
案例四
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推动盂县龙华口水库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水资源保护 民生工程
【要旨】
针对盂县龙华口水库项目因移民搬迁遇阻,无法按计划蓄水验收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推动搬迁难题短期内彻底解决,当地单一水源现状得以改变,有力保障了重大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和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基本案情】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水资源匮乏,阳泉市位于山西东部,是全省唯一长期无后备饮用水水源地的城市,用水问题是当地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关切。盂县龙华口水库位于盂县龙华河流域下游下社乡下庄村与会里村交界处,水域面积3平方千米,总库容3001万立方米,总投资4.86亿元,是山西省政府“兴水战略”应急工程之一,建成后将作为当地居民主要饮用水源和重要生态屏障。该水库工程于2008年5月开工建设,大坝主体于2012年12月封顶。按照《盂县龙华口水电站库区移民搬迁安置实施细则》,位于水库淹没影响范围的盂县下社乡下庄村应于2013年12月31日前安置完毕,但部分村民因不满意安置补偿条件等原因迟迟未能搬迁,工程难以推进,无法蓄水验收。同时,已拆迁房屋遗留垃圾和未搬迁村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污水对库区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饮用水源地污染持续累积叠加,龙华口水库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难以发挥。盂县人民政府作为库区移民搬迁工作责任主体,存在不依法履职的情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较大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0年6月22日,阳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阳泉市院)调研发现,盂县龙华口水库因移民搬迁等问题,对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造成影响。同年6月29日,阳泉市院决定对该线索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将本案办理作为“河长+检察长”机制的探索实践。同年7月6日,阳泉市院向盂县人民政府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盂县龙华口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全面完成搬迁安置任务,修复库区生态环境,实现龙华口水库足量蓄水,保障市民饮用水安全。公开宣告送达过程中,县政府承诺7月底前全部完成库区移民搬迁安置,8月底前完成库底清理工作。诉前检察建议书发出后,阳泉市院密切跟进,了解移民搬迁安置的困难阻力,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政策指引,多次会同行政机关入户开展释法说理。县政府统筹协调解决问题,于同年7月24日完成最后一户搬迁工作。
2020年9月1日,盂县人民政府书面回复表明,库区内因历史原因久未搬迁的剩余村民已全部搬迁,房屋全部拆除,清理库底各类生活、建筑垃圾10万余吨,库区环境大为改善,为水库足量蓄水和有力推进阳泉饮用水后备水源调水工程奠定了基础。阳泉市院赴整改现场实地查看、跟进监督,证实涉案问题已整改到位。盂县龙华口水库被列入《2021年山西省重点工程和新开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名单》,预计总投资20.3亿元。龙华口水库将取代娘子关成为阳泉市主要供水源,彻底改变当地单一水源现状,保障140万居民饮水安全。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龙华口水库是阳泉唯一后备水源工程,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地生态涵养及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检察机关能动履职,通过公开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在跟进监督中协同推进治理,破解多年僵局,为改变当地饮用水源现状奠定基础,丰富了“河长+检察长”机制的司法实践,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彰显,是双赢多赢共赢司法理念的生动体现。
案例五
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龙海镇万田村地热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下水资源保护 系统治理
【要旨】
针对地热水、永久基本农田等多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督促负有不同监管职责的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属地政府等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联动执法,推动对违法取水、非法经营、乱占耕地等问题开展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2010年以来,湖南省安仁县龙海镇万田村31家温泉经营场所未申领取水许可证、未办理采矿许可证、未缴纳水资源费、未办理营业执照,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钻井取用地热水,开展温泉经营活动。附近部分永久基本农田出现塌陷沉降问题,存在地质灾害安全隐患,严重破坏地热水资源。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1年4月初,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仁县院)接到群众举报后,查明该县龙海镇万田村有村民非法取水用于温泉经营活动,侵害自然资源,遂依法立案调查。安仁县院通过现场走访勘验、调取执法材料、询问相关人员,查明:2016年至2020年,龙海镇人民政府多次联合职能部门对涉案温泉店进行整治但效果甚微;涉案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等有关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规定,破坏了地质生态环境,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4月29日,安仁县院向安仁县水利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制止龙海镇万田村31家温泉店非法取水破坏地热水资源的违法行为,并对辖区内非法取水现象进行全面排查、严厉打击,加大对依法取水用水政策和观念的宣传引导。针对部分温泉店存在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取水、无营业执照违法经营等问题,安仁县院同步向该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属地乡镇政府等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履职整改。针对部分温泉店为抽取地热水资源在基本农田里搭建大量电杆电线影响群众安全等问题,安仁县院向安仁县发展和改革局发出综合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加强电力行政执法力度,监督电力企业完善供电制度,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收到检察建议后,安仁县水利局等行政机关主动向政府汇报,在县政府的主导下制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责令有关部门联合对31家温泉店进行全面整治,督促修复被破坏的水渠、机耕路、农田。目前涉案31家非法取水温泉店已经关闭,非法取水设施已全部拆除,被破坏的永久基本农田已经全部恢复种植条件,相关问题得到全面系统治理。之后,安仁县政府就龙海镇万田村地热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一步作出部署,引进具备资质的企业进行开发经营,促进就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特色农产品交易等行业的发展。
【典型意义】
地热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应当依法、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能动履职、精准监督,促进水利、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属地政府等行政机关协同履职、系统整治,有力打击和震慑非法取用地热水行为,增强社会共同保护自然资源的法治意识。检察机关延伸办案触角、强化综合治理,针对发现的公共安全、无序经营等问题,发出综合治理检察建议,助力地热水资源依法集中开发,努力实现政府依法行政、群众依法办事、乡村依法振兴、检察公益保障的双赢多赢共赢局面。
案例六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抽取地下水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地下水资源保护 系统治理 护航民营企业发展
【要旨】
检察机关发现乡镇民营企业违法抽取地下水的行为后,通过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相关部门联合整治,推动成都全市地下水超采问题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同时深挖问题根源,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取水难题。
【基本案情】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泉驿区院)走访发现,四川某洗涤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23日,主要从事耗水量较大的酒店用品洗涤业务,年营业额300余万元。该公司未办理地下水取水许可,擅自在厂区钻井抽取地下水用于生产经营,破坏、污染水资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相关部门未依法履行地下水资源保护监管职责,未及时查处该公司违法行为,导致地下水资源长期受损,侵害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龙泉驿区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通过询问公司负责人、现场勘验、向案涉地村民小组了解情况、向成都市龙泉驿区水务局调取行政许可手续等调查取证工作,证实四川某洗涤公司在未取得取水许可的情况下违法抽取地下水用于生产经营,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查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据此,龙泉驿区院于2020年4月22日向该区水务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地下水资源保护职责,依法查处四川某洗涤公司违法抽取地下水的行为。成都市龙泉驿区水务局于2020年4月23日向涉案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在7日内停止违法行为,又于同年5月3日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后,该公司停止了违法行为并全额缴纳罚款。
为确保四川某洗涤公司能继续正常生产经营,龙泉驿区院与该公司所在的西河街道办事处、成都市龙泉驿区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沟通协商,推动乡镇自来水管网铺设规划工作。在多方努力下,2020年6月,四川某洗涤公司接入自来水管网,其生产经营用水难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结合本案办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成都市院)于2020年5月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违法抽取地下水问题整治专项监督活动,两级院共发出诉前检察建议45件。2021年6月2日,成都市院向成都市水务局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对违法抽取地下水问题开展行业整顿。成都市水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部署开展了违法抽取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印发《成都市取用水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方案》,重点对城乡接合部、农村、工业园区及用水量较大的行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共发现无取水许可证取水272户。截至目前,相关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水务部门对案涉企业罚款共计69.7万元。同时,全市水务部门与市场监管、属地街道乡镇等单位建立违法取水问题整治联动工作机制。一是全面排查全市所有地下水取水口取水计量设施的安装情况,对全市1918个地下水取水口全部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所有地下水纸质取水许可证全部转换成电子证照;二是开展全市水资源监测体系总体方案编制工作,加快建立覆盖地下水、地表水取水口的监测计量体系,依托成都市水务局的“智慧水务”平台建立水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取用水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三是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开展法治宣传2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宣传水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全社会节约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典型意义】
成都地层为第四纪沉淀物,含沙量较重,地下水超采会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从而引发地层结构变化,影响成都的高质量发展。检察机关聚焦乡镇民营企业违法抽取地下水问题,以个案办理带动职能部门、检察系统开展专项监督,推动解决违法抽取地下水行为发现难、查处难、常态化监管难等问题。同时,注重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协调多单位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取水困难,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
案例七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下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地下水资源保护 源头治理
【要旨】
针对混凝土搅拌企业大量违法使用地下水危害水资源的行为,检察机关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因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运用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源头治理,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确保地下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三亚金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混凝土公司)未经批准开凿两口新井,每口井的设计出水量为每小时20立方米。该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至8月混凝土生产量分别为288529.32立方米、368183.1立方米、121707.06立方米,自来水用水量分别为3707立方米、18323立方米、12640立方米。根据混凝土生产用水配比,扣减其自来水用量,该公司违法取用地下水量明显超出法律规定应当办理取水许可证和缴纳水资源费的最低标准,即年取水量1000立方米的限定。
2016年9月、2018年8月,三亚市水务局先后2次督促三亚市海棠区海洋水务局(以下简称海棠区海洋水务局)对金某混凝土公司涉嫌违法取用地下水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该局均未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遭受损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19年5月,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亚城郊院)在调查金某混凝土公司扬尘污染问题时,发现该公司存在违法取用地下水的行为,多次走访三亚市水务局沟通取证,全面了解前期行政履职情况。2019年7月23日,三亚城郊院决定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通过勘验拍照、询问证人等方式固定现场证据,调取水务部门巡查履职等材料;同年7月26日,向海棠区海洋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水资源保护职责,查处金某混凝土公司等主体的违法行为。海棠区海洋水务局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回复,经多次督促后于2019年10月31日回函称,金某混凝土公司等6家混凝土生产企业年取水量均未超过1000立方米,无需办理取水许可证及缴纳水资源费,已对上述违规取水企业作出《限期拆除(封闭)通知书》。三亚城郊院对此跟进发现,海棠区海洋水务局虽然封闭了地下取水井口,但未依法履行罚款和追缴水资源费等职责。
【诉讼过程】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集中管辖的规定,三亚城郊院将该案提请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亚市院)审查起诉。2019年12月23日,三亚市院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海棠区海洋水务局继续履行职责,依法查处金某混凝土公司取用地下水的违法行为、追缴水资源费,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督促落实到位。
针对金某混凝土公司违法取用地下水的年取水量是否超过1000立方米的焦点问题,三亚市院提供了该公司2017年至2019年的混凝土生产量、供水记录,并根据该公司的混凝土基准配水比进一步论证其年用水量已经远超1000立方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采信检察机关意见,认定海棠区海洋水务局回函中“该6家混凝土企业(含金某混凝土公司)年度地下水取水量很少或未取用地下水”的结论是在未经认真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海棠区海洋水务局应依法对涉案公司违规取用地下水的行为进行处罚。诉讼过程中,海棠区海洋水务局对金某混凝土公司追缴水资源费44396元、处罚金30000元,并全部履行到位。三亚市院依法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2020年5月23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
三亚市检察机关以此案为契机,联合三亚市水务系统,对辖区混凝土搅拌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下水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共查处混凝土搅拌企业12家,封闭地下取水井14口,追缴水资源费75.67万元,罚款14万元。同时,针对《三亚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缩小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设定的取水许可事项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向三亚市水务局和三亚市司法局反馈,推动三亚市政府依法废止该规范性文件。
【典型意义】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混凝土搅拌企业大量违法使用地下水危害水资源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办案,有力促进行政机关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有效履职查处违法取用水行为。同时,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同,推动源头治理,延伸办案效果,开展系统整治,规范取用水行为,确保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
案例八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甲等七人危害钱塘江海塘防洪安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水灾害防治 犯罪线索移送 “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要旨】
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充分发挥“河长+检察长”机制作用,针对挖掘一线海塘用于倾倒工程渣土,严重危害海塘防洪安全的违法行为,在追究违法行为人公益损害责任的同时,深挖刑事犯罪线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形成保护海塘合力,有效防治水灾害发生。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汛期期间,王某甲、俞某等人经过预谋,利用挖掘机在绍兴市越城区钱塘江与曹娥江交汇处的钱塘江海塘开挖深坑,其中在护塘地共计开挖4处面积达1716平方米的深沟,为非法倾倒工程渣土准备场地;在背水坡开挖1处长7米宽4米深2.5米的深坑作“中转站”,为转运渣土提供便利。经王某乙介绍,周某管理的渣土车队在此区域偷倒工程渣土43车,渣土均被堆弃在护塘地上。上述行为既破坏海塘堤身原始断面和坡面植被,影响海塘防渗和稳定安全,又影响了护塘河河岸稳定,缩窄河道过流断面,妨碍行洪安全。
【调查和诉讼】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水利局(以下简称区水利局)按照《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的意见》要求,根据“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将本案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越城区院)。检察机关立案后,于2020年7月31日联合区水利局进行现场勘察,调查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及《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等规定,在损害社会公益的同时涉嫌刑事犯罪,遂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020年8月8日,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为查明案件事实,精准打击犯罪,越城区院介入引导公安侦查。针对办案中涉及水利专业问题,越城区院商请区水利局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开展安全影响评估和修复设计。经评估,相关人员在钱塘江海塘开挖深坑、弃置渣土的行为,严重影响海塘防渗和行洪安全。越城区院综合全案证据,根据安全影响评估意见、修复方案等,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批捕、起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1月,区水利局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涉案海塘进行应急修复,于主汛期前完工并经验收合格。
2021年4月13日,越城区院向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依法追究王某甲、俞某等5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诉请判令5名被告连带承担受损海塘的全部修复费用23.8万余元;王某乙、周某2人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其非法倾倒工程渣土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亦应承担渣土清运等4万余元费用的民事赔偿责任。
2021年5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当庭作出判决,5名被告人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到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涉案全部被告(人)均认罪服判,主动缴纳了赔偿款。案后,越城区院、区水利局在案发现场设立海塘安全警示教育点,联合开展警示教育,提升公众共同守护钱塘江堤坝安全的意识。
【典型意义】
钱塘江一线海塘经历过钱塘江大潮、特大台风考验,维系着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建立水利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加强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在办案中相互提供专业支持,形成工作合力,为案件准确办理提供有力支撑。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能动履职,准确惩办违法犯罪,挽回公益损失,有效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九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长江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长江水生态保护 惩罚性赔偿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非法采砂等涉水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时,坚持内外协作,争取水利部门专业人员的“外脑”支持,邀请参与调查核实,并根据专业指导意见,对水生态功能损害进行全面评估量化。以水生态功能损害造成的损失为基数,综合考虑侵权人恶意程度、行为后果等因素,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诉请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至7月,张某某、章某某等32人相互通谋结伙,利用非法改装的隐形吸砂泵船,在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的禁采区非法采砂,直接输送至运砂船进行销售。犯罪团伙改装、盗采、过驳、运输、销售全链条作业,至案发时累计作案10起,盗采江砂46765吨、价值289.31万元,造成长江江砂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马某某明知江砂系盗采,仍收购1700吨并出售。
【调查和诉讼】
该案系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发生在长江上的一起特大非法采砂案,系公安部“长江大保护”专案,由最高检跨省指定管辖并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2021年9月,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建湖县院)在提前介入张某某、章某某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一案时发现,涉案非法采矿行为可能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21年9月23日决定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法发布公告、开展调查。
调查过程中,建湖县院商请特邀检察官助理、县水利局专业人员参与办案、提供指导,并于同年10月21日共同赴安徽江段实地调查。经过联合走访相关单位,了解采砂地点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特殊性,确认采砂地点位于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的禁采区。该保护区是世界上首座利用半自然条件,对江豚等野生动物进行异地养护的场所,有着特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安徽省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局、铜陵市水利局依据商请,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证明铜陵市长江干流水域未设置规划采区,且在2020年1月以后长江安徽段未发放采砂许可证,进一步确认涉案采砂行为的违法性。
水利局专业人员参与调查后提出,鉴于采砂水域的特殊性,应当对河床结构、水生生物、生态服务功能等进行全面量化评估。经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评估,非法采矿行为造成江砂资源损失估算体积23382.52立方米,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数额5157476.86元,其中江砂资源和河床结构损失4910329.2元;鱼类资源损失96146.02元;底栖生物恢复费用14884.62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害101557.02元;监测费用34560元。另查明,张某某曾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刑罚,鲍某某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非法采矿行为。
2021年12月29日,江苏省建湖县公安局以张某某、章某某等32人涉嫌非法采矿罪、马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审查起诉。2022年1月28日,建湖县院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2月11日,根据涉案人员的具体分工、作用不同,对33名被告人中的采砂船船主、运砂船船主等14人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其在各自参与采砂数量范围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技术评估费用280000元,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对有前科劣迹的张某某、鲍某某二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诉请对其参与部分另行承担一倍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135445.02元、12688.88元。
2022年3月1日,经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当庭宣判,33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处一年至四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法院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公益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长江江砂不仅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长江鱼类和底栖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栖息地,兼具经济资源属性和生态功能价值。本案中,建湖县院通过跨部门协作和跨区域配合,针对采砂水域的特殊性,借助水利部门支持,进行专业规范调查和系统全面评估。据此突破传统补偿性责任诉求,以水生态功能损害造成的损失为基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等规定,对有前科劣迹的2名被告单独诉请承担惩罚性赔偿,实现公益诉讼的惩戒和预防功能,放大警示效果。
案例十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诉林某泉等九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水生态保护 水利设施安全
【要旨】
长期大量盗采河砂对河流水生态系统和水利设施安全造成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加强协作,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侵权人巨额民事赔偿责任,为修复水生态系统、保护水利工程、保障防洪、航运安全等贡献检察力量。
【基本案情】
2000年至2018年,林某泉、林某明等9人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通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长期在北江干流三水河段、北江支流芦苞涌等河段流域,非法盗采河砂1238万余立方米,导致河床下降、河岸边坡不稳甚至坍塌,部分河段堤围出现明显地质灾害隐患。北江大堤是国家一级堤防,也是广州、佛山等粤港澳大湾区防御北江洪水的重要屏障,林某泉等9人的非法采砂行为导致北江大堤多处出现安全隐患,危害堤防稳固安全。
【调查和诉讼】
林某泉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非法采矿罪等罪名的刑事案件经依法指定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顺德区院)审查起诉。2020年8月5日,顺德区院决定对非法采矿部分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指定专门办案组开展诉前审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明确专人跟进指导。顺德区院派员多次开展实地调查,前往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等单位调查取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接受委托,指派专家对本案生态环境损害结果进行评估,依据“恢复原状、价值替代”的原则,采取价值等值分析方法,通过计算实施修复的费用作为生态损失量化的重要组成,评估核算损失合计29.6亿余元。
诉前公告期满后,经报请批准,顺德区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处林某泉等人三年至二十四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并处罚金等刑罚,同时判令被告林某泉等9人限期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等各项费用共计29.6亿余元,连带支付环境损害评估费用96万元,并在佛山市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判决同时写明上述费用支付至佛山市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并在随案财物处理意见中注明优先履行公益诉讼判项。一审判决后林某泉等人提起上诉,2021年3月12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佛山市财政局已完成对案涉被查扣财物“实物入库”工作,相关款项已被划入佛山市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水公益诉讼案件时,与水利部门密切协作,充分发挥水利部门专业特长和熟悉当地水利工作实情的优势,为有效查明案情和准确适用法律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后续水生态修复、水利设施保护等相关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实现了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1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2021年7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15号)
为正确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因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处理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所引起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
人脸信息的处理包括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本规定所称人脸信息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的“生物识别信息”。
第二条 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一)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
(二)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者未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
(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未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或者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四)违反信息处理者明示或者双方约定的处理人脸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
(五)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致使人脸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向他人提供人脸信息;
(七)违背公序良俗处理人脸信息;
(八)违反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处理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人民法院认定信息处理者承担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受害人是否为未成年人、告知同意情况以及信息处理的必要程度等因素。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信息处理者以已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信息处理者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但是处理人脸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二)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
(三)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信息处理者主张其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信息的;
(二)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
(三)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人脸信息的;
(四)在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处理人脸信息的;
(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当事人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信息处理者主张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就此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信息处理者主张其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就其行为符合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条 多个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该自然人主张多个信息处理者按照过错程度和造成损害结果的大小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千一百七十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等规定的相应情形,该自然人主张多个信息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信息处理者利用网络服务处理人脸信息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等规定。
第八条 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造成财产损失,该自然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自然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该自然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合理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第九条 自然人有证据证明信息处理者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隐私权或者其他人格权益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信息处理者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第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存在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信息处理者采用格式条款与自然人订立合同,要求自然人授予其无期限限制、不可撤销、可任意转授权等处理人脸信息的权利,该自然人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请求确认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信息处理者违反约定处理自然人的人脸信息,该自然人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自然人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违约责任时,请求删除人脸信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信息处理者以双方未对人脸信息的删除作出约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基于同一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发生的纠纷,多个受害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十四条 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的行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或者其他法律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五条 自然人死亡后,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人脸信息,死者的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本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信息处理者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处理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的行为发生在本规定施行前的,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通知(2020)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法〔2020〕3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2011年2月18日第一次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第一级案由3个
1.变更第一级案由“第四部分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为第一级案由“第四部分 合同、准合同纠纷”。
2.变更第一级案由“第十部分 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为第一级案由“第十部分 非讼程序案件案由”。
3.增加第一级案由“第十一部分 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
二、修改第二级案由13个
4.增加第二级案由“三十、独立保函纠纷”。
5.变更第二级案由“三十三、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为“三十四、认定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6.增加第二级案由“三十五、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7.增加第二级案由“三十七、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8.增加第二级案由“三十八、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9.增加第二级案由“四十二、公司清算案件”。
10.增加第二级案由“四十三、破产程序案件”。
11.增加第二级案由“四十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12.增加第二级案由“四十七、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13.增加第二级案由“五十一、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有关的纠纷”。
14.增加第二级案由“五十二、公益诉讼”。
15.增加第二级案由“五十三、第三人撤销之诉”。
16.变更第二级案由“四十三、执行异议之诉”为 “五十四、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
三、修改第三级案由88个
17.在第二级案由“一、人格权纠纷”项下:变更“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1.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增加“3.名称权纠纷”“5.声音保护纠纷”;变更“6.隐私权纠纷”为“8.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18.在第二级案由“二、婚姻家庭纠纷”项下:增加“13.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21.亲子关系纠纷”。
19.在第二级案由“三、继承纠纷”项下:增加“34.遗产管理纠纷”。
20.在第二级案由“六、所有权纠纷”项下:增加“52.添附物归属纠纷”。
21.在第二级案由“七、用益物权纠纷”项下:增加“62.土地经营权纠纷”“65.居住权纠纷”。
22.在第二级案由“十、合同纠纷”项下:增加“75.预约合同纠纷”“82.债务加入纠纷”;变更“75.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为第三级案由“84.买卖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5)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变更“83.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92.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增加“97.排污权交易纠纷”“98.用能权交易纠纷”“99.用水权交易纠纷”“100.碳排放权交易纠纷”“101.碳汇交易纠纷”“113.保理合同纠纷”;变更“107.居间合同纠纷”为“123.中介合同纠纷”,变更“111.合伙协议纠纷”为“127.合伙合同纠纷”,变更“119.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135.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增加“136.居住权合同纠纷”;删去“ 127.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
23.在第二级案由“十五、不正当竞争纠纷”项下:增加“182.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24.在第二级案由“十八、人事争议”项下:删去“172.人事争议”;增加“190.聘任合同纠纷”。
25.在第二级案由“二十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变更“257.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27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变更“264.申请公司清算”为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二、公司清算案件”项下的第三级案由“420.申请公司清算”。
26.在第二级案由“二十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项下:变更“270.申请破产清算”“271.申请破产重整”“272.申请破产和解”为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三、破产程序案件”项下的第三级案由“421.申请破产清算”“422.申请破产重整”“423.申请破产和解”。
27.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三十、独立保函纠纷”项下:增加“357.独立保函开立纠纷”“358.独立保函付款纠纷”“359.独立保函追偿纠纷”“360.独立保函欺诈纠纷”“361.独立保函转让纠纷”“362.独立保函通知纠纷”“363.独立保函撤销纠纷”。
28.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变更“348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372.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增加“375.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378.生态破坏责任纠纷”;变更“355.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为“381.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纠纷”,变更“366.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为“392.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增加“393.因申请行为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变更“367.因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为“394.因申请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删去“368.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369.因申请诉中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29.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二、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项下:变更“372.申请宣告公民失踪”为“397.申请宣告自然人失踪”,变更“373.申请撤销宣告失踪”为“398.申请撤销宣告失踪判决”,变更“375.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为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五十一、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有关的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464.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变更“376.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为“400.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变更“377.申请撤销宣告公民死亡”为“401.申请撤销宣告自然人死亡判决”,变更“378.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为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五十一、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有关的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465.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
30.在新变更的第二级案由“三十四、认定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项下:变更“379.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为“402.申请宣告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变更“380.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403.申请宣告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变更“381.申请宣告公民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404.申请宣告自然人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变更“382.申请宣告公民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405.申请宣告自然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1.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三十五、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项下:增加“406.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32.在第二级案由“三十四、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项下:变更“384.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为“408.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判决”。
33.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三十七、确认调解协议案件”项下:增加“409.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410.申请撤销确认调解协议裁定”。
34.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三十八、实现担保物权案件”项下:增加“411.申请实现担保物权”“412.申请撤销准许实现担保物权裁定”。
35.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五、监护权特别程序案件”项下:增加“414.申请指定监护人”“417.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36.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三、破产程序案件”项下:增加“424.申请对破产财产追加分配”。
37.在第二级案由“三十八、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案件”项下:增加“429.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30.申请诉前停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
38.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九、申请保全案件”项下:删去“395.申请诉中财产保全”;增加“432.申请诉前行为保全”;删去“397.申请诉中证据保全”;增加“434.申请仲裁前财产保全”“435.申请仲裁前行为保全”“436.申请仲裁前证据保全”“439.申请执行前财产保全”。
39.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项下:增加“442.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0.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七、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项下:增加“443.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41.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五十二、公益诉讼”项下:增加“466.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467.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468.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469.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42.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五十三、第三人撤销之诉”项下:增加“470.第三人撤销之诉”。
43.在新变更的第二级案由“五十四、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项下:增加“471.执行异议之诉”;变更“422.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423.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为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471.执行异议之诉”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增加“472.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四、修改第四级案由49个
44.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8.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项下:增加“(1)隐私权纠纷”“(2)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45.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21.亲子关系纠纷”项下:增加“(1)确认亲子关系纠纷”“(2)否认亲子关系纠纷”。
46.在第三级案由“48.共有纠纷”项下:增加“(4)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
47.在第三级案由“59.抵押权纠纷”项下:变更“(4)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纠纷”为“(4)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纠纷”;增加“(5)探矿权抵押权纠纷”“(6)采矿权抵押权纠纷”“(7)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纠纷”。
48.在第三级案由“74.买卖合同纠纷”项下:增加“(4)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纠纷”;变更“(6)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为“(8)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删去“(7)电视购物合同纠纷”。
49.在第三级案由“89.借款合同纠纷”项下:删去“(3)企业借贷纠纷”。
50.在第三级案由“104.委托合同纠纷”项下:增加“(5)销售代理合同纠纷”。
51.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135.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项下:删去“(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变更“(4)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同纠纷”为“(3)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纠纷”,变更“(5)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同纠纷”为“(4)土地经营权抵押合同纠纷”,变更“(6)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为 “(5)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
52.在第三级案由“120.服务合同纠纷”项下:变更“(2)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为“(2)邮政服务合同纠纷”;增加“(3)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变更“(15)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为第三级案由“121.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53.在第三级案由“136.技术合同纠纷”项下:增加“(5)技术许可合同纠纷”。
54.在第三级案由“144.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增加“(10)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
55.在第三级案由“157.仿冒纠纷”项下:变更“(1)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为“(1)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纠纷”,变更“(2)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姓名纠纷”为“(2)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名纠纷”;删去“(3)伪造、冒用产品质量标志纠纷”“(4)伪造产地纠纷”;增加“(3)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纠纷”。
56.在第三级案由“172.人事争议”项下:变更“(1)辞职争议”为第三级案由“191.辞职纠纷”,变更“(2)辞退争议”为第三级案由“192.辞退纠纷”,变更“(3)聘用合同争议”为第三级案由“189.聘用合同纠纷”。
57.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27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增加“(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58.在第三级案由“346.网络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增加“(1)网络侵害虚拟财产纠纷”。
59.在第三级案由“347.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项下:变更“(1)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为“(1)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
60.在第三级案由“352.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项下:增加“(7)光污染责任纠纷”;将“(3)噪声污染责任纠纷”“(4)放射性污染责任纠纷”“(5)土壤污染责任纠纷”“(6)电子废物污染责任纠纷”“(7)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的顺序调整为“(3)土壤污染责任纠纷”“(4)电子废物污染责任纠纷”“(5)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6)噪声污染责任纠纷”“(8)放射性污染责任纠纷”。
61.在第三级案由“353.高度危险责任纠纷”项下:变更“(1)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为“(1)民用核设施、核材料损害责任纠纷”。
62.在新变更的三级案由“381.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纠纷”项下:变更“(2)建筑物、构筑物倒塌损害责任纠纷”为“(2)建筑物、构筑物倒塌、塌陷损害责任纠纷”,变更“(3)不明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纠纷”为“(3)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变更“(4)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纠纷”为“(4)堆放物倒塌、滚落、滑落损害责任纠纷”,变更“(6)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为“(6)林木折断、倾倒、果实坠落损害责任纠纷”。
63.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466.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项下:增加“(1)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2)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根据本决定作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典型破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典型破产案例
(2021年4月28日)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司法审判职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破产案件依法公平高效审理,助力市场主体救治和出清,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人民法院积极实践破产法律制度,优化破产制度运行,注重企业救治和债权人利益保护,审理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良好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典型破产案例。现遴选10件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公开发布。这些案例体现了我国破产制度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效能:
一是促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注重维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在重庆市华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案、杰克沃克(上海)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通过企业营运资产的整体出售,债务人具有经营价值的营业在新设企业中得以存续并继续发展,最大程度维护了企业的营运价值。在重庆海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中,法院在综合分析企业价值的基础上,及时裁定由破产清算转入重整,实现了相关主体的利益共赢。
二是充分保障债权人在重大财产处分中的决策权,提升债权人的程序参与度。在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两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中,管理人制定了包括资产处置内容的重整计划草案。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管理人进一步细化处置规则,并在处分前依法向法院报告,最后顺利完成财产处置。在上海祥发危险品船务储运有限公司重整案中,法院保障债权人参与权,发挥和激励债权人参与重整的能力,实现了良好的重整效果。
三是充分尊重债权人意见,保障债权人对管理人的推荐权和更换权。在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等两公司重整案、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上海兆隆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坚持债权人意思自治和需求导向,赋予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对管理人的推荐权;探索管理人跨区域执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指定大部分债权人一致推荐的机构担任管理人;在债权人会议尚不具备履职条件的情况下,承认单个债权人有权就管理人履职能力发表意见,并行使申请更换管理人的权利。
四是适用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新机制,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人不参与表决。在北京中电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权益未受影响的职工债权人和税款债权人不参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有效提升程序效率。在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重整案中,创新实践操作模式,此前已投票赞成的债权人在二次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时,不再参与表决,缩短表决时间,降低重整成本。
案例1
营运资产整体出售,最大程度实现营业继续
--重庆市华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情简介】
重庆市华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注册资本2010万元,拥有职工163人,为重庆市大足区的重要天然气供应企业。华源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依法向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整。2016年11月28日,法院裁定受理华源公司重整案。
本次重整采用出售式重整。根据重整计划草案,华源公司以其与天然气业务相关的全部营运资产及其他优质资产设立新公司,剩余资产仍归华源公司所有。重整投资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公司)出资收购该新公司全部股权,并全盘接收现有职工及天然气业务。胜利公司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6.638亿元,专项用于清偿华源公司破产债权。
2017年9月27日,华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11月20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执行中,新设公司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司经营持续向好,已累计实现利润约1.8亿元。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出售式重整方式维护企业整体营运价值,拯救危困企业,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重整的实质是拯救债务人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出售式重整将债务人具有活力的营运资产一并转让给他人,使营运资产在新的企业中存续并发展,而以转让所得清偿债权人,属于重整的重要形式。此种情况下,债务人企业具有价值的营运资产将通过整体出售的方式予以保留,避免了被不当分割出售。
本案中,投资人愿意承接华源公司优质资产,但其考虑到对外应收债权的不确定性,不愿接受该类债权。据此,法院积极实践出售式重整,剥离具有整体营运价值的资产设立新公司。战略投资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取得新公司股权,该股权转让款用于清偿债务人债务。这既确保了债务人资产营运价值最大化,又有效维护了债权人合法权益。
案例2
企业资产组合出售,提高资产整体价值
--杰克沃克(上海)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情简介】
2020年1月14日,经杰克沃克(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克沃克公司)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
杰克沃克公司的资产主要为库存商品、商标及网络店铺经营权。其中,库存商品多为滞销服装,若不及时变现,将面临霉变损坏风险,价值贬损严重,而且还会持续增加仓储费。清算中,管理人发现意向购买方的关注点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杰克沃克公司旗下的商标、网络店铺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经过管理人与购买方多次沟通、分析和协商,购买方发现了上述无形资产与服装组合后的潜在价值。购买方同意将无形资产与服装组合购买。据此,管理人专门制订资产组合打包变价方案。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该方案后,管理人按照上述变价方案出售了债务人现存资产,有效提升了企业资产的价值和未来营运能力。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恰当地组合出售企业资产,释放企业资产潜在价值的典型案例。
破产财产是供破产债权人分配的财产,决定着各债权人的实际利益。在破产财产处置中应当注重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同时兼顾处置效率。法院要积极探索灵活多样、更为有效的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和渠道,对于能够通过整体或组合处置方式提高企业资产整体价值的,应优先采用该处置方式,最大程度提升债务人财产的变价率。
本案中,债务人企业名下的服装如果与商标、网络店铺经营权脱离后分散出售,价值将急剧贬损,而且还会产生额外成本。人民法院和管理人采取的资产组合出售变价方案展现了三方面优势:一是使独立出售时会滞销的服装类资产与具有价值的商标、网络店铺经营权等资产同步出售,提升了资产整体价值和债权人受偿率;二是维系了品牌原始受众,将原业主的经营成果凝结在出售的财产中,降低了新经营主体创立品牌的成本,减少了破产清算可能带来的财产损耗;三是实现了品牌的市场存续,保存了商标、网络店铺经营权的营运价值,企业的经营事务得以延续。
案例3
破产清算转重整,充分运用重整维系有经营前景企业生存
--重庆海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案情简介】
重庆海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虹服饰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11月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主要从事工作服的加工与销售。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债权人申请,2020年5月2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海虹服饰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接管企业时发现,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在职职工50人,有完整的生产线和成熟的销售网络,且有10份购销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维持企业营运价值,稳定职工就业,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许可海虹服饰公司继续营业。2020年11月27日,法院在充分考虑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经债务人申请依法裁定海虹服饰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2020年12月16日,海虹服饰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重整计划草案获参加表决的债权组全票通过。2021年1月6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该案虽经历破产清算到重整的程序转换,但从裁定受理到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历时仅224天。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积极运用破产程序的转换,充分促进企业重整的典型案例。
我国《企业破产法》通过规定破产清算与重整之间的转换,为进入破产清算但仍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提供了重生的机会。利用破产程序转换拯救具有市场价值的危困企业,促进更多企业重生,对于做好“六保”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人民法院应按照法律规定针对不同企业的情况精准识别和研判,依法灵活运用恰当的破产方式,积极促进有拯救价值的企业重整。
本案中,法院在综合分析企业生产、销售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基础上,及时依法裁定由破产清算转入重整,高效完成整个破产程序,实现了相关利益主体共赢。企业摆脱困境继续发展,职工就业得以保障,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债权清偿率,最大程度维护了债权人合法权益。
案例4
重大资产处置经债权人同意,有效保障债权人权利
--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案情简介】
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世新两公司)系母子公司,主要经营燃气轮机的生产、研发等业务。2019年11月,中航世新两公司先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对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两公司资产包括股权、厂房土地、车辆、机器设备、存货原材料、应收账款等。
在征求债权人意见基础上,管理人制定了包括资产处置内容的重整计划草案,明确除相应股权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交易外,其他资产需通过拍卖等方式处置。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债权人听取了管理人关于财产处置范围、拍卖价拟订、流拍问题等内容的汇报,就相关事项向管理人进行了询问,并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中的资产处置内容,继续细化处置方式,制作详细的拍卖方案。管理人于实施处分行为前十余日向法院报告相关情况,因财产处置方式符合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法院对管理人的处置方式予以认可。最终,除报废的两辆汽车外,其他资产均全部成功处置,其中资产最短处置用时15天,最终资产处置总价5600万余元,单体资产最高溢价率为257%。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由债权人会议决定重大财产处分,有效保障债权人权益的典型案例。
债权人会议行使重大财产处分决定权是债权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保障债权人清偿利益、提升债权人参与度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是监督管理人勤勉尽责、实现程序公正高效的有力措施。债务人重大财产处分涉及全体债权人清偿利益的实现方式及实现程度,影响破产程序进程,理应由债权人参与和决定,并由管理人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
本案中,首先,管理人制作包含财产变价内容的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其次,管理人依照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的重整计划进一步细化处置规则。最后,为避免出现管理人的处分行为缺乏监督的情况,法院要求管理人在实施处分前应向其报告,法院认真审查管理人的实际处分行为是否符合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以上程序,债权人在债务人财产处分上的决定权得以充分保障,企业资产处置取得最佳效果。
案例5
充分保障债权人重整程序性权利,维护债权人重整积极性和重整利益
--上海祥发危险品船务储运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2019年,上海祥发危险品船务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发公司)以其过度担保导致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但其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2019年11月9日,法院裁定受理祥发公司重整案。
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充分保障债权人在重整中的程序性权利:进入破产程序后,保障单个债权人对债务人资产负债状况、经营信息及财务信息等的知情权;在确定重整期间的经营管理方案时,充分听取采纳债权人的建议;在招募投资人时,积极引导债权人推荐投资人并参与磋商。
重整中,前期外部招募投资人工作并不顺利。但是,得益于债权人知情权、参与权的充分保障,部分债权人在外部招募失败后提出了债转股的意向。法院指导管理人充分尊重债权人对现金清偿方案和债转股方案的选择权,并根据债权人意愿不断调整方案细节。在重整方案表决前,法院召集管理人和债权人举行预备会议,就重整方案条款和表决机制等作专题说明并答疑解惑。2020年11月30日,祥发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现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法充分保障债权人重整程序性权利,维护和激发债权人重整积极性进而促进重整成功的典型案例。
保护债权人利益是破产程序的重中之重。法院应当通过提升案件审理透明度、提高债权人参与度等方式,切实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以及重大资产处置决定权等权利,使债权人在对债务人经营信息和重整信息知悉的基础上合理判断重整前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
本案中,疫情原因导致投资人招募工作进展困难。但是,由于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和债权人的深度参与,债转股方案得以顺利通过,实现企业重生。一是在重整受理之初即采纳债权人对祥发公司经营管理的意见,积极引导债权人参与重整工作,拓展债权人对重整程序各个环节的参与度。二是保障实现债权人对债务人资产负债及经营信息等方面的知情权,为外部招募投资人失败后债权人理性作出债转股决定奠定基础。三是确定债转股重整方案后,积极回应债权人债转股和现金清偿的不同诉求,最终促使各方债权人表决通过了重整方案。
案例6
更换未尽职管理人,支持债权人行使管理人更换权
--上海兆隆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情简介】
2019年11月11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上海兆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隆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依法快速推进案件的审理,法院分别于2019年11月20日、2020年3月18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6月19日召集管理人就兆隆公司破产清算案所涉财产接管、债权审查等工作进行讨论,确定工作方向,明确时间节点。截止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管理人仍未完成财产接管,导致债务人名下不动产被他人占用。同时,管理人也未能依法有效进行债权审查,导致债务人破产费用增加,拖延案件审理进程。
2020年7月28日,因未能有效召开债权人会议,某单个债权人提交书面申请,以管理人不能勤勉专业地履行管理人职务为由请求更换管理人。法院认为管理人未能勤勉履职的情形属实,债权人的申请理由成立,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决定,解除该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人职务,另行指定了管理人。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法支持债权人行使管理人更换权,确保管理人依法履职,保障破产程序有序推进的典型案例。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执行者,其能力和素质不仅影响破产审判工作的质量,还关系到破产企业的命运和未来发展,更关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在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时,债权人有权对管理人予以监督,有权就管理人履职能力提出异议,有权向法院申请更换管理人。
本案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保障债权人对管理人履职行为的监督权。当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或者不能勤勉履职时,债权人有权提出异议。二是支持债权人行使管理人更换权。在债权人会议尚不具备履职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认可单个债权人有权就管理人履职能力发表意见,并行使请求更换管理人的权利。法院依法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认为债权人申请更换管理人的意见成立的,应及时更换管理人。
案例7
预重整及时指定管理人,保障债权人的推荐权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
【案情简介】
因陷入经营困境和债务危机,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绿集团)和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集团)共同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实质合并重整。在审查重整申请过程中,法院充分考虑债权人和债务人希望通过协商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在认真评估和识别两公司重整价值、重整可能性的基础上,决定对两公司适用预重整程序。
预重整中,债权人从管理人名册中选定了某律师事务所并向法院推荐其作为临时管理人。法院经审查后迅速指定该律师事务所为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自2019年10月9日入场,至2019年12月31日完成预重整,期间完成了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监督债务人经营管理及财产处置、通知债权人并接受债权申报及审查、制定保障职工权益的劳动管理制度、提交预重整工作报告等工作。
临时管理人履职得到了债权人认可,预重整债权人会议通过了“确定临时管理人为联绿集团、新奥集团转入重整程序后的管理人”的事宜安排。2020年2月3日,法院裁定受理联绿集团、新奥集团合并重整案,并直接指定临时管理人为重整管理人。由于前期预重整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该案审理时长仅3个月。目前,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联绿集团和新奥集团的产能逐步恢复。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尊重债权人意见指定临时管理人,保障债权人对预重整管理人推荐权的典型案例。
在预重整程序中,法院尊重债权人意志和需求,赋予债权人对选任管理人的推荐权,能够有效简化指定管理人的程序环节,增强债权人对临时管理人的履职监督。由债权人推荐临时管理人,还有利于提升债权人对重整程序的参与度,降低重整成本,提升重整成功率。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根据预重整债权人会议结果,直接指定临时管理人为重整管理人,实现了预重整和重整程序的良好衔接。
本案中,法院根据债权人意见迅速指定临时管理人,快速完成管理人从临时向正式的转化,同时全程监督管理人依法行权、规范履职。这是充分尊重债权人意愿,给予各方主体商业决策空间,有力保障各方权益的有益探索。
案例8
充分尊重债权人合理意见,指定债权人推荐的机构担任重整管理人
--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路仕公司)于2014年5月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主营业务为中高端运动休闲自行车的品牌运营、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名下“凯路仕”商标为广东省著名商标。自2017年起,公司开始发生巨额亏损,审计机构无法向中小股东出具财务报告审计意见。2017年11月股票被暂停交易时有股东477人。2019年2月19日,债权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凯路仕公司重整。
经债权人协商,其中债权金额占比74%的债权人共同申请指定某律师事务所作为该案的管理人。2019年3月8日,法院召开听证会,凯路仕公司、破产申请人、某律师事务所和部分债权人参加听证会。2019年3月18日,法院指定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案件审理过程中,管理人发挥重整经验丰富的优势,为公司量身定做重整方案。2020年1月16日,凯路仕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等各表决组均一次性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20年4月8日,法院裁定批准凯路仕公司重整计划。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债权人意见,指定债权人推荐的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的典型案例。
法院将债权人推荐的机构指定为管理人具有以下积极作用:一是债权人基于对管理人能力的信任和认可作出选择和推荐,不仅为管理人履职过程中与债权人沟通协调奠定良好基础,还能使管理人的业务能力、特点与个案具体情形相互匹配,保障破产程序高效推进。二是该模式充分考虑债权人在选择管理人时的自主权,有利于完善债权人对管理人的监督机制,确保债权人监督权在管理人选任环节的落地。三是由债权人推荐管理人,可以打破管理人执业的地域限制,形成管理人跨区域的执业竞争,促进管理人队伍管理水平和质效的总体提升。
本案中,破产企业的资产对投资人吸引力不强,重整成功难度较大。法院通过召开听证的形式,充分听取并考虑债权人对选任管理人的意见,经过对管理人履行能力的考察,最终同意指定债权人推荐的专业机构担任管理人,破产程序得以顺利高效推进,企业最终重整成功。
案例9
适用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新机制,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人不参与表决
--北京中电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情简介】
北京中电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通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债权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进行重整。为充分识别中电华通公司是否具有重整原因、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能,法院对中电华通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经过预重整程序后,法院于2020年8月3日裁定受理中电华通公司重整案。
重整期间,根据预重整方案,管理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草案规定,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将获得一次性全额现金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获得全额清偿,普通债权人可选择按照25%的比例进行现金清偿或者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进行全额清偿。同时,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作全额调整,该公司100%股权全部让渡用于引入战略投资人。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因重整计划草案对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全额现金清偿,故前述债权人不参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等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并获得通过。2020年12月28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适用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新机制,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人不参与表决的典型案例。
重整中,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人不参加表决,将有利于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管理人和债务人明确谈判对象和谈判重点,同时也防止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人滥用表决权、阻碍重整计划制定和通过,进而提升重整成功率。
本案中,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机制进行了调整,将权益未受影响的职工债权人和税款债权人不纳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仅将权益因受重整计划草案调整或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纳入表决程序,从而促进表决程序的高效性与结果的合理性,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有效提升程序效率。
案例10
妥善处理权益未受影响和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表决问题,兼顾重整的效率与公平
--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2019年2月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受理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破产清算案。因企业具有重整可能及重整价值,经债务人申请,法院依法裁定朝阳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
2020年1月21日,朝阳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部分债权人因对重整程序和重整计划草案了解不够,未投赞成票或未及时投票,导致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未表决通过。经管理人、重整投资者与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再次协商,在充分保障其权益的基础上,获得了上述债权人的认可。
2020年6月28日,朝阳公司债权人会议再次召开,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二次表决。在本次重整计划草案分组表决中,因重整计划草案未作实质性调整,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第一次表决中同意的债权人不再参加本次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最终在二次表决中获得各表决组通过。2020年8月3日,法院裁定批准朝阳公司重整计划。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重整计划草案未作实质性调整时,先前已表决同意该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不再参与表决的典型案例。
重整中的利害关系人是指重整计划草案对其权益产生影响的债权人或股东等。一般而言,权益未受到重整程序影响的债权人或股东,属无利害关系人,重整计划草案当然无需由其进行表决。而对于第一次表决中已投票赞成的债权人,虽属利害关系人,但因其已经主动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对其权益的影响,在管理人未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实质修改的前提下,也无需参加二次表决。
本案中,因再次协商未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实质性调整,表决组中此前已同意的债权人无需参加二次表决,仅由未投票及未投赞成票的债权人进行二次表决。如此的表决规则设计,在保障债权人知情权与表决权的同时,还大大缩短了表决时间,降低了重整成本,体现了重整制度快速拯救企业的价值和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依法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起依法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10月28日)
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目录
1.曾望清诈骗案
——依法严惩医保骗保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
2.靳利娟、罗安君等诈骗案
——社区定点医保机构以虚开药品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数额特别巨大
3.马良、郭万灵诈骗案
——以“挂空床”的方式虚构医药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4.金叶、张川、高峰、陶玉铨、顾翠霞诈骗案
——医疗机构以开具“大小处方”的方式虚增药品金额,套取药品差额
5.王韬贪污案
——医疗保险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冒领等手段,套现国家医保资金
6.赵德胜诈骗案
——参保人员以超量购买药品后转卖的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7.刘治普诈骗案
——参保人员重复报销医疗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案例1
曾望清诈骗案
——依法严惩医保骗保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曾望清,男,汉族,1953年7月15日出生。
2017年7月,被告人曾望清及王平(已判刑)、万贤文(另案处理)、涂理志(已判刑)、熊海珍(已判刑)相互邀约,分工负责,开始有组织地在湖北省大悟县实施利用虚假医疗资料骗取医疗保障金犯罪活动。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熊海珍、涂理志单独或者伙同胡兵、殷彬、应青(均已判刑)以办医保报销、补贴等名义,借用了当地七十余名医保参保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和农村商业银行卡,通过万贤文或者直接提供给曾望清,用于伪造虚假住院病历等医保报销资料。涂理志、殷彬、胡兵、应青、熊海珍将曾望清提供的上述人员的虚假住院资料,拿到大悟县医疗保障局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悟支公司办理医保结算和大病保险理赔,共计骗取医疗保险金和大病保险102.5万余元,诈骗所得由参与各方按比例分成。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一审,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曾望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使用虚假的住院资料骗取医保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曾望清诈骗医保资金,酌情从重处罚。在共同犯罪中,曾望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曾望清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以住院补贴、低价医疗等名义,大肆收集参保人医保信息,伪造虚假就医、住院病历材料,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案件持续高发,严重损害了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明确了以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医疗保险金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医疗款物的酌情从严惩处。本案中,被告人曾望清伙同他人组成职业骗保团伙,有组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曾望清系组织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依法从严惩处。本案的判处,既体现了对医保骗保犯罪组织者、职业骗保人依法严惩的精神,也有力维护了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
案例2
靳利娟、罗安君等诈骗案
——社区定点医保机构以虚开药品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数额特别巨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靳利娟,女,汉族,1956年10月18日出生。
被告人罗安君,女,汉族,1963年3月6日出生。
(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市定点医保机构,由被告人靳利娟出资创办,靳利娟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靳利娟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的被告人罗安君预谋以虚开药品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后二人通过单位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按照靳利娟确定的比例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罗安君指使药房工作人员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进行药品登记入库。同时,由药房统一管理、调配收集的医保卡,药房工作人员按照罗安君等人的安排,有规律地持收集的医保卡至挂号收费处由被告人张晶晶等人挂号,然后由担任全科医生的被告人张杰琴等人开具虚假处方单,再至张晶晶等人处虚假交费,进而骗取医保报销款。罗安君等人还负责统计及核算每张医保卡的使用及获利情况并报给靳利娟。被告人付正荣系卫生服务站办公室主任兼出纳,同时在药房协助罗安君诈骗医保资金。被告人王淼系药房工作人员,在罗安君等人的领导下参与虚假录入药品、持医保卡进行虚假挂号、交费等诈骗活动。被告人高静系护士,被告人马三春系会计,二人伙同其他被告人分别收集医保卡供卫生服务站虚开药品使用。截至2017年9月,靳利娟共骗取医保资金3000余万元,罗安君参与骗取医保资金2900余万元,付正荣参与骗取医保资金2800余万元,张杰琴参与骗取医保资金3000余万元,马三春参与骗取医保资金2000余万元,高静参与骗取医保资金3000余万元,张晶晶参与骗取医保资金2300余万元,王淼参与骗取医保资金2700余万元。
2016年上半年,被告人靳利娟指使靳连海将卫生服务站依法应当保存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转移至大兴区青云店镇东回城村父亲的居住地,导致上述会计凭证下落不明。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靳利娟、罗安君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开药品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靳利娟作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对应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故意隐匿,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会计凭证罪。据此,依法对靳利娟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隐匿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罗安君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一年不等,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一万元不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社区定点医保机构以虚开药品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本案被告人靳利娟等人利用经营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有预谋地收集大量医保卡,采取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进行药品登记入库,并有规律地持医保卡挂号,开具虚假处方单,虚假交费,进而骗取医保报销款,行为隐蔽性强,时间跨度长达7年,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高达3000余万元,给医疗保障基金造成巨额损失,应依法惩处。本案依法对靳利娟判处无期徒刑、对罗安君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对其他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一年不等刑罚,充分体现依法严惩精神,同时警示社区定点医保机构切莫实施骗取医保基金的犯罪行为,否则必将受到刑事追究。
案例3
马良、郭万灵诈骗案
——以“挂空床”的方式虚构医药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良,男,汉族,1982年12月14日出生,嘉兴南湖嘉城护理康复医院股东。
被告人郭万灵,男,汉族,1955年9月24日出生,嘉兴南湖嘉城护理康复医院院长。
2015年4月,嘉兴南湖嘉城护理院成立,实际投资人为被告人马良等人,由被告人郭万灵任院长,2015年9月名称变更为嘉兴南湖嘉城护理康复医院。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马良、郭万灵为获取非法利益,以免费体检、康复的名义,吸引持有医保卡的老人到护理院进行简单的体检或不经体检后直接用老人的医保卡办理住院手续,在老人不需要住院实际也未住院的情况下,虚开、多开药品、检验、护理等费用,骗取医保基金115.6万余元(其中14.1万余元尚未核发)。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良、郭万灵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结伙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马良系主犯;郭万灵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马良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判处郭万灵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民营医院以“挂空床”的方式虚构医药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大量民营资金进入医疗行业,特别是面向老年人群体的医养护理型医院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民营医疗机构为获取非法利益,将目光锁定老年人群体身上,利用老年人违法认知不足、警惕不高等,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本案被告人马良、郭万灵作为医院的股东、管理者,组织医护人员,拉拢、利用老年人使用医保卡虚假治疗,非法侵吞国家巨额医疗保障基金,严重扰乱民营医疗行业发展,社会危害性大,依法应予惩处。根据刑法规定,单位不能成为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但可依法对单位负责人马良等人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的判处,有利于保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推动民营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案例4
金叶、张川、高峰、陶玉铨、顾翠霞诈骗案
——医疗机构以开具“大小处方”的方式虚增药品金额,套取药品差额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金叶,男,汉族,1979 年4 月10 日出生。
被告人陶玉铨,男,汉族,1982 年12 月30 日出生。
被告人张川,男,汉族,1981 年11 月28 日出生。
被告人高峰,男,汉族,1980 年12 月24 日出生。
被告人顾翠霞,女,汉族,1959 年6 月26 日出生。
2017年1月初,被告人金叶因经营管理的淮安仁济医院就诊病人较少、经济效益不佳,与被告人陶玉铨等商议,决定采用“交100元住院”的口号对外宣传,吸引经济困难的病人住院。此后,金叶授意陶玉铨、张川、高峰、顾翠霞为住院病人开具大、小价额的两种处方,将实际发生的小额处方上的药品用于病人治疗,使用大额处方上的虚增药品金额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报销,套取药品差额。2017年1 月至11 月,金叶等人以上述方法收治参加医保的住院病人364人次,骗取医疗保险资金39.8万余元。上述违法所得被医院占有后使用,部分用于填补就诊病人的住院费用,部分用于发放员工工资。
被告人金叶经民警电话通知投案,并按案民警要求代为通知其他四名被告人投案。金叶在人社局执法部门查处期间,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金叶、陶玉铨等五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伪造的证明材料骗取 “新农合”医保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金叶系主犯。陶玉铨等四人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五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金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金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二万元;同时禁止金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民营医院经营管理活动;判处陶玉铨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判处张川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高峰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判处顾翠霞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医疗机构以小额处方为病人治疗,以大额处方虚增药品金额,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典型案例。医疗机构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自我约束,规范医药服务行为,合理、如实提供医药服务,并如实出具费用单据和相关资料,不得串换药品、诊疗项目。本案被告人金叶等违反规定,以“交100元住院”的宣传方式吸引参加“新农合”的病人住院,采用“大小处方”,虚增药品金额,套取药品差额,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本案的判处,提醒参保人员切勿贪小利,随意向他人提供医保材料,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也提醒广大医务工作者操守职业道德,依法依规提供医药服务。
案例5
王韬贪污案
——医疗保险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冒领等手段,套现国家医保资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韬,男,汉族,1991年2月18日出生,原系鄂州市医疗保险局聘用制员工。
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王韬在鄂州市医疗保险局窗口工作期间,利用负责医保基金报销复核、付款确认等职务便利,先后在市医保局医保系统查询到患者42人(次)之前报销的住院医疗费信息后,擅自使用同事的网银U盾和密码进入医保局内网系统,将上述患者住院医疗信息重新录入,再利用复核报销数据等权限对重复录入的报销信息进行审批复核和付款确认,套取医保基金132.1万余元。
2018年9月至10月,被告人王韬利用上述职务便利,在市医保局医保系统查询到有慢性病门诊特殊药费报销资格的患者6人(次)相关信息,后虚构该6人(次)报销重症慢性病门诊特殊药品费用的信息,擅自使用同事的网银U盾和密码进入医保局内网系统,将上述信息录入,再利用复核报销数据等权限对上述虚假录入的报销信息进行审批复核和付款确认,套取医保基金38万余元。
被告人王韬将上述套取的医保基金用于网上赌博、偿还因网上赌博透支的信用卡等。后王韬向公安机关投案。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韬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报冒领等手段,套现国家医保基金用于非法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王韬具有自首情节,且当庭认罪认罚,可减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贪污罪判处王韬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医保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医疗保障基金的典型案例。本案被告人王韬身为鄂州市医疗保险局工作人员,在医保局窗口工作期间,利用负责医保基金复核报销、付款确认等职务便利,将他人已经报销的住院医疗费重新报销或虚构他人医疗费用予以报销,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本案的判处,警示从事医疗保障基金相关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审慎行使权力,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
案例6
赵德胜诈骗案
——参保人员以超量购买药品后转卖的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德胜,男,汉族,1953年 12月18日出生。
2014年至2020年 6月,被告人赵德胜为转卖药品牟利,持自己的医保卡多次到湖州市中心医院、长兴县人民医院等医药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将药品低价出售给李明松等人,骗取国家医保基金至少49.4万余元。2016年 11月 15日,赵德胜的医保诈骗行为被湖州市社会保障局发现并被责令退回医保损失,至2018年8月赵德胜已退回16.3万余元。被处罚后赵德胜仍未收手,继续作案直至案发。
另,被告人赵德胜未患有乙肝、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精神类疾病。经对赵德胜个人医保卡流水核查,2014年至2020年 6月,赵德胜虚开治疗乙肝、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精神类疾病的药物,价值7.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德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赵德胜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赵德胜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超量购买药品后转卖牟利的典型案例。参保人员不得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参保人员实施前述行为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前述行为,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处以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触犯刑法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赵德胜为参保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超量购买医保药物并转卖,造成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本案的判处,有利于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也为参保人员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待遇敲响了警钟。
案例7
刘治普诈骗案
——参保人员重复报销医疗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治普,男,汉族,1957年11月14日出生。
2014年12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刘治普因患肝病分别入住上海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其住院所花医疗费用均通过临泉县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进行报补。刘治普明知自己的医疗费用已经报补的情况下,仍采取伪造医疗收费票据的方式重复报销医疗费用,先后六次将自己的医疗费用通过临泉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进行报补,骗取医疗保险金9.9万余元。2016年12月25日,刘治普的近亲属将其骗取的医疗保险金退还临泉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审理。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治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医疗保险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刘治普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积极退出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刘治普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参保人员重复报销医疗费用的典型案例。由于当前医疗保险制度尚在不断完善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等三大医疗系统不连通,未实现统一管理,部分参保人员重复报销医疗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案被告人刘治普住院所花医疗费用均已通过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进行报补,仍采取伪造医疗收费票据的方式重复报销医疗费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数额巨大,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本案的判处,提醒广大参保人员切莫贪小利,以身试法,也为重复报销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人亮起了红灯、敲响了警钟。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一批)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一批)
(2020年2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切实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以及“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积极主动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惩治各类妨害新冠肺炎防控犯罪行为,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各个环节依法把握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正确处理严厉打击与依法办案的关系,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司法检察保障,推动疫情防控在法治轨道上顺利开展。
一、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法律要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案例一:四川南充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2020年1月20日,湖北武汉市某医院从事护工工作的孙某某随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女驾车返回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吉安镇。1月21日,孙某某在嘉陵区吉安镇3社吃坝坝席,期间接触多人。1月22日,孙某某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其儿子开车送其到李渡医院就诊,后孙某某乘坐客车从李渡返回吉安老家,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上午,孙某某病情恶化,其子开车将其送至南充市中心医院嘉陵院区就诊,医生怀疑其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让其隔离治疗,孙某某不听劝阻悄悄逃离医院,并乘坐客车返回吉安镇,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14时许,工作人员将孙某某强制隔离治疗。其在被确诊和收治隔离后,仍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轨迹,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及时开展防控工作,大量接触人员未找回。现21人被隔离观察,吉安镇2、3、4社三个社区被隔离观察。2月5日,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对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立案侦查。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案例二:湖北竹山刘某某涉嫌妨害公务案。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1号令决定,启动道路管控,村组道路限制通行,各村组在重要路口设岗劝返外出人员。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9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无视政府禁令,从竹山县得胜镇茶场村家中出发准备前往亲戚家串门,行至得胜镇花西路口,遇得胜镇政府在该处设置的疫情防控检查岗时,现场执勤干部张某某和执勤警察对刘某某进行劝返,刘某某和执勤警察及干部进行纠缠,并对执勤干部进行辱骂。执勤干部夏某某安排医护人员刘某给刘某某测体温,刘某某一把抓住红外电子测温仪拒绝工作人员检测体温。执勤干部夏某某因担心刘某某会毁坏红外电子测温仪,迅速上前抓住刘某某的手,将其手掰开,让刘某把红外电子测温仪拿走。刘某某趁其不备,一拳打在夏某某的头部,接着用手抓夏某某的脸,当场将夏某某的脸上抓出两道血痕,然后用左手抓着夏某某的左腋下衣服不松手,直到夏某某将刘某某摁在地上。被在场群众拉开后,刘某某又抓起路边的泥块砸向夏某某。在场执勤的干部不断地给刘某某宣讲防控疫情要求,刘某某仍不理会,反而继续对执勤干部进行谩骂,将执勤点的椅子踢倒,并将两个警戒筒扔到马路中间,后被执勤民警制服。
1月27日,竹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该案,根据《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在依法准确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建议公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对刘某某立案侦查。2月3日,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当天,竹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从快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案例三:浙江南浔王某某妨害公务案。2020年2月2日上午,被告人王某某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罗汉村蔡家巷自然村租房门口,不听从疫情防控巡查的旧馆镇联村干部徐某某等人对其遵守居家隔离规定的劝导,并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旧馆派出所社区民警朱某某协助开展劝导工作,被告人王某某仍不予配合,并在朱某某阻止其拍视频时,直接攻击朱某某,抓伤其脸部、颈部。
2月3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采用视频会议方式介入,引导完善政府关于防疫措施的书证等证据。2月6日,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提请批准逮捕王某某。当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利用远程视频讯问批准逮捕王某某,同时完成通知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讯问、认罪认罚具结、听取被害人意见等工作。2月8日,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移送审查起诉该案。次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王某某以妨害公务罪适用速裁程序提起公诉,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月9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采纳区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二、依法严惩暴力伤医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案例四:湖北武汉柯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2020年1月27日,犯罪嫌疑人柯某某的岳父田某某(68岁),因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入住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医院(西区)。1月29日上午,家属因转院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家属表现情绪激动。当晚9时左右,田某某病情危急,家属呼叫医生进行救治,期间有大喊大叫、大力拍病房门等过激行为。该院值班医生高某穿防护服准备进入隔离区时,见家属情绪激动,存在危及自身安全可能,立即告知主任刘某,刘某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介入后再进行治疗。硚口分局警务站接警后与病人家属进行沟通,希望家属平复情绪。与此同时,高某安排护士对田某某进行抢救。但田某某由于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柯某某及田某某的女儿到隔离区内护士站找到正在填写病历的医生高某,田某某女儿将高某拉出护士站后,柯某某随即用拳头殴打高某的头部、颈部,并拉扯高某的防护服、口罩、防护镜等,致高某颈部被抓伤,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被撕破、脱落。双方在拉扯过程中致一名前来劝阻的护士手套脱落。被害人高某经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其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1月30日0时15分,硚口分局警务站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该院隔离区依法处置。当日,硚口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柯某某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于当日派员提前介入,成立专班研判该案,建议公安机关及时搜集和固定相关证据,并提出继续侦查补证建议。2月1日,因犯罪嫌疑人柯某某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目前由办案单位、住所地派出所及社区三方对其进行监管。
三、依法严惩制假售假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浙江义乌邵某某、毛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犯罪嫌疑人邵某某系外贸从业人员,得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市场急需口罩,便至义乌寻找货源转手卖出以赚取差价。1月25日,犯罪嫌疑人邵某某先后两次从田某某(另案处理)处购置劣质仿冒“3M”口罩共计2万个,并将上述口罩销售给犯罪嫌疑人毛某某,销售金额达十八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毛某某通过微信又将该批口罩出售给他人,销售金额二十万余元。案发后,涉案劣质仿冒“3M”口罩在运输途中被截获。经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检验,涉案口罩的标识、头带、过滤效率均不符合标准要求,系不合格产品。
1月25日晚,义乌市公安局经群众举报及舆情监控,在义乌市江北下朱查获涉嫌销售劣质仿冒“3M”防护口罩的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1月27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刑事拘留。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在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被刑拘当天即主动对接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28日提前介入该案,提出完善证据、后续侦查和追诉上家的意见,上家田某某于1月29日被抓获到案。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30日将该案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同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目前,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正引导公安机关对邵某某、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完善证据,将于近日对该案进行审查并提起公诉。该案系全国首例防疫期间“问题口罩”批捕案件,向社会发布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相关短视频报道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播放2.5亿次、转发1.25亿次,微博热搜阅读1.4亿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四、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案例六:广东廉江谭某某涉嫌非法经营案。2020年1月30日,广东省廉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线索: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台中发现,有北京市民举报廉江市福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在天猫平台将平时销售价格为人民币五十元一盒(50个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医疗口罩,提高销售价格至人民币六百元一盒,价格是平时的12倍。
1月31日,廉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在廉江市安铺镇将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抓获。廉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前介入,从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固定涉案数额证据等方面提出侦查意见,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相关销售口罩的天猫订单信息及物流快递信息等证据材料,引导继续侦查取证,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2月5日下午,廉江市公安局将谭某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提请批准逮捕。廉江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网络远程提审了犯罪嫌疑人谭某某。经审查,谭某某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销售金额为人民币六万五千三百元),涉嫌非法经营罪犯罪。2月6日,廉江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谭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五、依法严惩诈骗犯罪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例七:浙江宁波应某某诈骗案。2020年2月3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应某某通过微信、社交软件结识被害人吴某某,谎称自己系鄞州二院女护士,有获取医用口罩的特殊渠道,并使用另一微信号编造“鄞州二院仓库管理员”身份与吴某某交易,共骗得被害人吴某某六千余元。
2月5日,被告人应某某被公安机关查获。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于当天第一时间提前介入,通过电话、视频指导并督促公安机关快速收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2月6日下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2月7日上午,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应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鄞州区人民法院当天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该案,被告人应某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速裁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法院于当日作出判决:被告人应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案例八:广东揭阳蔡某涉嫌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蔡某通过新闻媒体获悉近期湖北武汉等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遂产生利用疫情骗取群众爱心捐款的意图。2020年1月27日,蔡某使用其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互联网注册了名为“武汉市慈善会”的微信公众号,并使用其下载、修改的武汉市慈善总会会徽对微信公众号进行修饰、伪装。“武汉市慈善会”公众号开通后,陆续有多名群众通过网络搜索到该公众号并进行关注,部分群众通过该公众号的对话功能咨询捐款事宜。蔡某在微信对话中欺骗咨询群众说公众号的捐款功能还在完善中,暂时无法直接捐款,并误导群众通过扫描其本人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进行捐款。1月27日16时至22时间,共有112名群众通过该方式向蔡某个人微信支付账户累计转入人民币八千八百余元,其中最大一笔为人民币三千元。蔡某在取得诈骗钱款后,大部分提现至其本人银行账户,后又转入到其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中,所得钱款被蔡某用于购买笔记本电脑等消费。
1月28日晚,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接被害人报警后于次日立案侦查,并在重庆市奉节县抓获犯罪嫌疑人蔡某。1月30日,犯罪嫌疑人蔡某被刑事拘留。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月4日提前介入该案,提出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完善证据链条等意见建议。2月5日,揭阳市公安局提请揭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2月6日,揭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慈善机构通过互联网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在“武汉市慈善会”公众号因人举报被腾迅公司注销后,再次申请两个冒充慈善机构的公众号,可以认定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六、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法律要旨】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九:广东韶关市刘某某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2020年1月29日,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曲江区罗坑镇“火头军农场”进行检查时,发现厨房冰柜内有2只疑似野生动物白鹇的死体,经询问,刘某某称其于2019年12月20日左右,向曲江区罗坑瑶族村委村民邓某某收购白鹇死体两只的事实。“火头军农场”经营者刘某某存在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白鹇的嫌疑。当日,曲江区市场监管局向曲江区人民检察院电话汇报刘某某非法收购野生动物案的查处情况。经审查,曲江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向区市场监管局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区市场监管局收到函后,将案件移送曲江区公安分局。
曲江区公安分局受理案件后,于1月29日对刘某某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立案侦查,并于1月30日将嫌疑人刘某某刑事拘留,2月5日提请曲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曲江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非法收购两只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白鹇,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批准逮捕。同时,邓某某有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嫌疑,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邓某某。
七、依法严惩其他涉疫情严重暴力犯罪
【法律要旨】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与防控疫情有关的人员实施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
案例十:湖北通城毛某某、胡某某抢劫案。2020年1月29日18时50分许,被告人胡某某乘坐被告人毛某某驾驶的摩托车经过湖北省通城县教育局附近路段时,见被害人付某某(防疫工作人员)肩挎提包在花坛内侧行走,便提出由被告人毛某某负责驾驶摩托车,被告人胡某某负责夺取被害人提包,以便筹集资金偿还胡某某购买毒品的欠款,毛某某未反对,并掉转摩托车行驶方向朝被害人行走方向靠近。两被告人驾驶摩托车靠近付某某后,胡某某拽住付某某的提包肩带强行拉扯,付某某拒不松手,胡某某为强行夺取提包与付某某多次争夺、拉扯,致付某某扑面倒地受伤,摩托车侧翻在地。后付某某抱住提包大声呼救,两被告人遂驾车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付某某主要损伤为面部、眼部软组织挫伤及外伤性鼻出血,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1月30日,通城县公安局以涉嫌抢劫罪对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毛某某立案侦查,并于同日执行刑事拘留。通城县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重点查明作案现场有无拖拽痕迹、作案工具、被害人的伤势形成原因及财产损失等方面证据。2月3日,通城县公安局以抢劫罪提请批准逮捕两嫌疑人,通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月4日以抢劫罪批准逮捕。2月5日,通城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通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月6日向通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月7日,通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当庭宣判二被告人犯抢劫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年3月1日)
案例一
大某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张某等四人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网络侵犯著作权 平等保护 行刑衔接 企业合规
【要 旨】
信息化时代,检察机关要加大对网络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平等保护境内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推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积极发挥法律监督在“行刑衔接”中的作用。结合办案推动行业治理,促进企业合规经营。
一、案件事实
2017年5月,大某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某视界公司)成立,张某和李某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刘某、马某绿为该公司内容制作部主管。2018年5月,大某视界公司开发了名为“大某视界”的视频播放App上线运行。该程序上线后,大某视界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由刘某、马某绿组织部门人员下载、编辑大量境内外影片,通过视频App提供给用户观看,并以收取会员费的方式牟利。2020年1月10日,公安机关将张某等四人抓获。经对后台数据进行提取和鉴定:“大某视界”App编辑、上传的侵权影片中,包括美国电影协会成员公司享有版权的作品302部,用户观看42万余次,下载1.9万余次;腾讯公司享有版权的作品70部,用户观看8.1万余次,下载4千余次。“大某视界”App共有注册用户83万余个,充值支付订单9万余个,支付金额人民币14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9年12月,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稽查局执法中发现“大某视界”App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山区检察院)通报相关情况,南山区检察院启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2020年1月,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将该线索移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南山区检察院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取证。2020年2月13日,南山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张某等四人批准逮捕,并提出继续侦查意见。
2020年3月30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南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4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大某视界公司以及张某、李某、刘某、马某绿等四人提起公诉。
2020年11月11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大某视界公司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等四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至十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3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平等保护境内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作品的传播更加便捷迅速,一些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实施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行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惩治。按照《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涉案外国影视作品受我国法律保护。本案中检察机关秉持平等保护理念,加强对境内外权利人著作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切实维护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权利。
(二)完善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机制,形成保护知识产权合力。为畅通衔接渠道,解决信息不畅、“以罚代刑”等问题,南山区检察院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对于涉嫌犯罪的疑难复杂知识产权案件,有关部门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南山区检察院主动作为,依法提出法律适用意见,强化引导取证。在案件受理后,及时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案件处理进展情况,对案件办理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梳理反馈,形成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合力。
(三)积极推动行业治理,促使企业合规经营。南山区检察院积极发挥职能,促使涉案企业剥离违法业务,进行全面合规整改。大某视界公司完善了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将App中侵权内容全部删除,并发布公告通报侵权情况,对充值用户进行退费,组织专门团队开展版权购买谈判。检察机关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会同深圳市版权协会,结合案例有针对性开展知识产权刑事合规宣讲,引导更多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案例二
山东福某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马某强、郭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认罪认罚 促成民事调解
【要 旨】
检察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及时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做好知识产权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工作,加强释法说理,促使侵权人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达成民事调解,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案件事实
马某强、郭某曾系山东天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员工。2017年10月,马某强从天某公司离职后借用他人身份成立山东福某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某达公司)。马某强实际控制、经营该公司,并聘用郭某任技术总监。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间,郭某违反保密协议和保密规定,在福某达公司使用天某公司的技术信息生产经营与天某公司同类的流化床干燥装置,所得违法收入均进入福某达公司账户。经鉴定,天某公司拥有的一体化埋管流化床处理装置技术信息是商业秘密,福某达公司使用的流化床技术信息与天某公司的上述技术信息相同。经审计,福某达公司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天某公司损失人民币480余万元。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9年4月16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马某强、郭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高新区检察院依法向被侵权方天某公司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听取其意见。天某公司提出希望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降低维权成本,挽回经济损失。高新区检察院通过走访权利人了解涉案技术,听取有专门知识的人意见,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夯实相关证据基础,追加认定福某达公司涉嫌单位犯罪。
2019年10月14日,高新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被告单位福某达公司以及被告人马某强、郭某提起公诉。2020年6月10日,天某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年8月3日,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一审判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福某达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强、郭某有期徒刑四年和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和五万元;判决福某达公司赔偿天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80余万元,马某强、郭某负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被告单位和二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二审期间,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促成二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福某达公司与天某公司在二审开庭前签订谅解协议书,主动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2021年4月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谅解协议书内容为基础,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二审法院将达成民事调解作为量刑上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考虑,于2021年6月4日作出二审判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福某达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强、郭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和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一)及时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充分保障其合法权利。2021年2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切实保障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权利人通过参与诉讼活动,及时获知办案进度,补充权利证明、经济损失等证据材料,就案件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并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促进案件依法及时公正处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二)加强知识产权检察集中统一履职,发挥综合司法保护作用。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集中统一履职,有助于实现对权利人权益的最佳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减少权利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诉累,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本案检察机关在天某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积极做好程序衔接、调解赔偿等相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加强释法说理促成赔偿谅解。本案检察机关通过走访权利人、听取专家意见等方式,解决技术疑难问题,准确认定商业秘密和侵权行为,为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加强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主动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双方达成谅解协议,二审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并作为二审判决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考虑,既有力惩治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又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陕西白水某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行政诉讼监督案
【关键词】
商标争议 实质性化解 诉源治理 和解协议
【要 旨】
对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商标纠纷,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查清相关商标的历史沿革,注重个案背后的诉源治理,加强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一揽子解决相关商标纠纷,促进商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一、案件事实
陕西白水某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水某康公司)系“白水某康”商标的商标权人。伊川某康酒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祖公司)系“某康”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公司许可洛阳某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某康公司)使用“某康”商标。2016年8月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根据洛阳某康公司的举报,对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朝阳北苑分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北苑分公司)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该超市销售的生产厂家为白水某康公司的白酒上突出使用了“某康”文字,与洛阳某康公司享有权利的“某康”商标构成近似,责令永辉超市北苑分公司停止销售上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白水某康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查认为,《责令改正通知书》未对白水某康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不是涉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裁定驳回白水某康公司的起诉。白水某康公司分别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均未获得支持。之后,白水某康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申请监督。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受理该案后,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查清双方商标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南省伊川县某康酒厂、河南省汝阳县某康酒厂及陕西省白水县某康酒厂均生产“某康”酒,但未以“某康”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仅作为酒的特定名称使用。之后,上述三家酒厂均曾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由于当时没有商标共有制度,经相关部门协调,决定由河南省伊川县某康酒厂注册“某康”商标,另外两家共同使用。在共用“某康”商标的十多年间,三家酒厂通过在商品包装上注明企业名称的方式区分,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产品特色和消费群体,也都获得了诸多荣誉,某康品牌知名度大幅提高,三家酒厂均为某康品牌的发展壮大作出贡献。1992年9月,“某康”商标进入续展注册期,三家酒厂因商标归属和使用问题再起争端。虽经相关部门多方协调,但始终未能达成解决方案。后商标主管机关核准“白水某康”商标予以注册。“某康”商标权利经流转,商标权利人变更为酒祖公司。“白水某康”商标权利经流转,商标权利人变更为白水某康公司。
二是梳理双方纠纷。2015年起,洛阳某康公司以白水某康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陆续在全国部分地区向行政部门投诉白水某康公司和提起民事诉讼。白水某康公司则以洛阳某康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包装上印制“某康商标唯一持有企业”构成商业诋毁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被诉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中明确载明涉案侵权商品生产厂家为白水某康公司,且永辉超市已将白水某康公司生产的商品在全国范围内下架。白水某康公司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某康”“白水某康”商标复杂的历史因素,两个商标在市场上共存多年,行政机关责令停止销售涉案商品的行为对白水某康公司已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案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程序。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具备抗诉条件,但考虑到要彻底解决引发行政诉讼背后的源头问题,决定引导白水某康公司和洛阳某康公司进行和解。检察机关经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约定严格按照商标法规定规范使用各自商标,白水某康公司使用“白水某康”商标时要采用商标文字大小一致方式。之后,双方当事人分别对5件民事诉讼案件撤回起诉。此外,白水某康公司又与酒祖公司就“某康酒祖及图”“某康酒祖庄园”商标达成共存协议,并对相关2件商标行政诉讼案件撤回起诉。2020年9月3日,白水某康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交《撤回监督案件申请书》,该院经审查认为撤回监督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终结审查。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商标纠纷历史因素,依法加强商标保护。检察机关办理商标纠纷案件时,对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商标纠纷,要查清相关商标的历史沿革,注重商标相关权利人在经营和商誉上的传承,妥善划清商业标识边界与尊重商标历史沿革之间的关系。本案相关“某康”“白水某康”商标的核准注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检察机关根据两者的注册情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等因素,正确处理了保护商标权人与维持市场秩序的关系。
(二)积极延伸检察职能,促进商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机关办理商标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尤其是存在历史背景因素、双方民事纠纷不断的案件时,应当注重强化个案背后的诉源治理,避免就案办案。要以涉诉案件事实为基础,注重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缩小分歧、凝聚共识。本案在处理商标行政纠纷时,围绕案件基础事实和当事人实质诉求,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精准定位商标纠纷产生的根源,有针对性提出和解建议,促进双方纠纷一揽子解决,促使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案例四
余姚市浩某润滑油商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 追加被执行人 类案监督
【要 旨】
侵犯知识产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行政机关未及时向法院申请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建议行政机关申请追加,确保行政处罚执行到位,及时惩处侵权违法行为。
一、案件事实
浙江省余姚市浩某润滑油商行(以下简称浩某商行)系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为韩某。2019年9月16日,浩某商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防冻液、润滑油等商品,被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余姚市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扣押侵权商品并罚款人民币3万元。浩某商行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催告书送达后亦未履行缴纳罚款义务,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向余姚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余姚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余姚市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并立案执行。浩某商行于执行立案当日缴纳部分执行款人民币1.5万元。
2020年12月24日,因浩某商行无财产可供执行,余姚市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2月,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余姚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浩某商行系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在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未依法申请追加出资人韩某为被执行人,遂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余姚市检察院先后走访余姚市市场监管局、余姚市法院,就该行政处罚及执行情况进行核实,并就个人独资企业行政非诉执行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沟通,明确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民事执行规定应适用于行政非诉执行。余姚市市场监管局未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2021年4月25日,余姚市检察院向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浩某商行案,同时申请追加出资人韩某为被执行人。
2021年5月6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采纳检察建议,向法院提交申请。余姚市法院恢复执行,裁定追加出资人韩某为被执行人,采取执行措施并全部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建议追加被执行人,确保行政处罚执行到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以及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行政机关未依法向法院申请追加其股东或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将削弱行政处罚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检察机关依法对此类案件开展监督,推动行政处罚执行到位,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
(二)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类案线索,提升监督质效。在成功办理个案基础上,本案检察机关通过提炼案件特点,对裁判文书网、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发现未依法追加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一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类案线索多起,经调查核实后一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注意审查被执行人的企业类型和出资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哈维斯特贸易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哈维斯特贸易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11月17日 (2017)最高法民他78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17〕180号《关于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请求法院确认〈资金借款合同〉中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根据你院请示所述,本案所涉2005年4月26日债(外)字第25042005号《〈资金借贷合同〉条款修订协议》(以下简称2005年协议)中第六条约定,“......争议解决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终局裁判......”,上述争议解决条款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及仲裁地点,因此,本案应适用法院地法审查案涉仲裁协议效力。
根据你院报送的材料,2005年协议为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贸公司)、华顺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顺达公司)、哈维斯特贸易投资有限公司(Harvest 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哈维斯特公司)三方签订,协议约定三方之间关于借款事宜的纠纷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华商贸公司虽对2005年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2005年协议系伪造或者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能得出2005年协议中仲裁条款不存在或者无效的结论。2005年协议签订后,哈维斯特公司与华商贸公司又于2006年签订了债(展)字001号《〈资金借贷合同〉条款修订协议(2)》(以下简称2006年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相关争议交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因此,即使2005年协议真实存在,哈维斯特公司与华商贸公司也已对解决双方之间相关争议的仲裁机构重新达成了合意。对哈维斯特公司和华商贸公司而言,2005年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因被2006年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替代而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
此复。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
请求法院确认《资金借款合同》中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
(2017年5月16日 京高法〔2017〕18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确认2005年4月26日《〈资金借贷合同〉条款修订协议》[合同编号:债(外)字第25042005号,以下简称2005年协议]中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拟认定仲裁条款无效,并向我院请示。经研究,现将该案有关情况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州市华商贸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商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郑某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友平,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哈维斯特贸易投资有限公司(Harvest 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哈维斯特公司)。住所地: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罗德城离岸公司中心957信箱(PO Box 957,Offshore Incorporation Centre,Road 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
代表人:黄某力(WONG,KWOK LIK),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运广,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桂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来源
2016年4月22日,哈维斯特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以广州华商贸为被申请人,依据2005年协议中的第六条“《资金借贷合同》和补充文件项下事宜发生纠纷,争议解决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终局裁判”,向贸仲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广州华商贸立即向哈维斯特公司支付双方签订的2003年3月15日《资金借贷合同》、2004年5月28日《资金借贷合同》以及2005年协议项下的借款42096418.1元;(2)广州华商贸立即向哈维斯特公司支付清偿借款前的所有利息56607895.35元;(3)仲裁费、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和律师费均由广州华商贸承担。贸仲受理了该案,并于2016年6月3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仲裁通知。至今,贸仲尚未组成仲裁庭,亦尚未就本案开庭审理。北京四中院受理该案后,已向贸仲发出中止审理的函,贸仲已中止审理。
三、案情简介
2004年5月28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资金借贷合同》[合同编号:债(外)字第28052004号,以下简称2004年第1号协议],该协议第十五条第3项约定:“如双方发生争议,经过三周时间协商未得到解决,借款人广州华商贸同意向贷款人哈维斯特公司返还贷款的本金及未付利息,共同将争议事项交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终局仲裁。”哈维斯特公司称,在2004年第1号协议签订之前,双方还于2003年3月15日签订过一份《资金借贷合同》,该合同项下的借款金额也是仲裁主张中的一部分,2004年第1号协议并没有覆盖该合同,但是,哈维斯特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广州华商贸不认可2003年签订过上述合同,称双方的资金借贷关系是从2004年第1号协议之后才开始的。
2004年9月2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资金借贷合同〉条款修订协议》[协议编号:债(修)字第20092004号,以下简称2004年第2号协议],该协议第十六条第5项约定:“如合同或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过三周时间进行协商仍未得到解决,借贷双方同意共同将争议事项交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终局仲裁。”
2005年4月26日,哈维斯特公司称双方当事人还曾与华顺达置业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2005年协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三方之间、《资金借贷合同》和补充文件项下事宜发生纠纷,争议解决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终局裁判,三方不得异议。”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其他按原合同条款,如与本协议产生抵触,以本协议为准。”但是,广州华商贸否认签订过2005年协议,对该协议上加盖的广州华商贸的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
2006年9月18日,广州华商贸称双方当事人还签订了《〈资金借贷合同〉条款修订协议(2)》[协议编号:债(展)字001号,以下简称2006年协议],第十四条第3项约定:“本修订协议内容若与2004年第1号协议、2004年第2号协议相抵触,以本协议为准。”第十四条第4项约定:“如合同或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过三周时间进行协商仍未得到解决,借贷双方同意共同将争议事项交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终局仲裁。”哈维斯特公司不认可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但又表示已经查到在广州华商贸2012年5月2日的审计报告中会计报表附注第三点第12项提及了该份协议,经过法庭询问,其明确表示对2006年协议上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
四、当事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及答辩意见
1.申请人的请求及事实理由
申请人广州华商贸具体请求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据以申请仲裁的2005年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无效。
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哈维斯特公司以2005年协议中第六条的仲裁条款为依据,向贸仲提出了仲裁申请。该2005年协议落款处由广州华商贸、哈维斯特公司以及华顺达置业有限公司三方签字盖章,但广州华商贸从未签署过该2005年协议,其上加盖的广州华商贸的印章与广州华商贸实际使用的印章不一致。广州华商贸认为哈维斯特公司据以申请仲裁的仲裁协议无效。诉讼中,申请人广州华商贸还向法院申请对2005年协议上加盖的广州华商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广州华商贸提供了一份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9月18日签订的2006年协议,该协议第十四条亦约定了仲裁条款,将争议事项交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
哈维斯特公司答辩称,2004年广州华商贸的公章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且另案中已经对广州华商贸的公章进行过鉴定,均可证明2005年协议上加盖的广州华商贸的公章是真实的。另外,2005年协议上广州华商贸的公章经鉴定后,如果不真实,2005年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即使真实,也因存在2006年协议中的新的仲裁条款而使2005年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失去效力。因此,不同意申请人提出的对2005年协议上加盖的广州华商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没有鉴定的必要。
五、我院审查意见
法院受理中,被申请人哈维斯特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书》,向法庭表明哈维斯特公司已知晓2006年协议的存在,准备对贸仲已经受理的借款合同争议案尽快做撤回仲裁申请处理。但是,后来又表示不同意撤回仲裁申请,希望法院依法处理。法庭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目前能否就仲裁机构协商一致,申请人表示无法与被申请人协商一致;被申请人表示认可争议案件由2006年协议确定的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据此,北京四中院拟处理意见:确认2005年协议中仲裁条款无效。我院同意北京四中院的意见。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29日)
11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从严惩治开设赌场犯罪”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
一、刘某某、曾某某等11人开设赌场案
【基本案情】
2018年,被告人刘某某、曾某某等人经商议后,将原先各自建在国内运营的“极速”、“鼎鑫”两个网络赌盘的软件服务器移设至某国合并运营,并招纳人员出境负责赌场的运营管理。赌场开设“北京赛车”、“重庆时时彩”、“幸运飞艇”等赌博项目,通过电信网络发布信息等方式,在网络上组织招揽包括福建、湖南、江西等十余省的9242人为会员进行赌博,并以给会员“返水”、客服人员提成、发展代理的方式逐渐做大并陆续新增多个赌盘。截至2019年11月案发,涉案赌资流水达24亿余元,该犯罪团伙非法获利2400多万元。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刘某某、曾某某等11名被告人七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最高55万元的罚金。该案经二审审理,判决已生效。
【办案经过】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调取相关证据,依法认定该案的涉案赌资及相关人员的非法获利;针对33名涉案人员仅到案11人,大部分涉案人员尤其是负责赌场财务管理的核心人员滞留境外未归案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与公安机关共同通过加强政策法律宣讲,督促在案人员及其家属动员同案人投案。后部分涉案人员主动从境外回国投案。
【典型意义】
1.该案社会危害性大。网络赌博这种新型开设赌场犯罪,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诚信和社会秩序,导致受害者深陷泥潭。本案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涉案金额大,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16名参赌人员,总计输了500多万元,无一人获利。其中有的参赌人员短短半个月内就输了110多万元,倾家荡产,导致生产经营项目资金链断裂;有的参赌人员经微信好友推荐参与赌博后,从小赌到大赌,整天沉迷于网络赌博,玩物丧志;有的参赌人员是父子,输了数十万元,因债务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2.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依法严惩该犯罪,检察机关在依法提出的量刑建议中,综合考虑该案社会危害性,对于所有的被告人建议不适用缓刑,并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查明的非法获利数额,建议对各被告人并处相应的罚金刑,以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同时,对于认罪悔罪,成功规劝同案人投案的被告人,依法认定为立功,建议对其减轻处罚。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相关意见。
二、吴某等63人开设赌场系列案
【基本案情】
1999年至2020年8月期间,吴某、邓某某等人与许某(另案处理)相互纠合,依托某国外赌场,以开展高尔夫球运动等“商务活动”为名,采取游、住、赌一体化的经营模式,组织我国公民入住位于该赌场所在的酒店并到赌场参与赌博活动。2020年后,该犯罪组织为牟取更多的非法利益,依托该实体赌场发展面向中国公民的网上赌博业务,并将实体赌场的中国籍“洗码”人员发展为赌博网站股东代理,再通过股东代理发展下级代理及会员。股东代理与下级代理利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等方式收取赌资,通过与赌博网站五五分成和抽取赌客投注金额0.8%提成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该犯罪组织共发展中国籍股东代理与下级代理51名,发展中国籍赌博会员数百名,涉案赌资达2.5亿元。
【办案经过】
该案由广东省广州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在案件定性、事实认定、证据收集等方面提出引导侦查意见,全面完善案件证据体系。因该案具有主要犯罪行为在国外实施、涉案人员多、陆续到案等特点,检察机关对于在案人员,分案处理,目前已对该系列案全部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对组织中国公民出境赌博、招揽中国公民参与网络赌博人员中的11名赌场高管、骨干成员依法从严惩处,提出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已宣判。
【典型意义】
1.一些民营企业主成为境外赌博犯罪集团重点“围猎”的目标。在该案中,犯罪分子以较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主为重点目标群体,利用与“商务公司”合作组织出国或者与旅行社合作吸引高尔夫球客户的名义,组织我国境内民营企业主出国入住赌场所在的酒店,参与赌博,有的参赌人员还被一步步引诱发展为代理,继续组织其他人员出国赌博,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该案中的被告人文某某、王某等人原是民营企业主,先是成为赌博会员,后注册成为代理以求快速“翻盘”,最终深陷泥潭,走上犯罪的道路,而自己经营的企业也因群龙无首,面临破产。
2.部分赴境外务工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为赚取“快钱”走上犯罪的道路。因疫情原因,境外实施开设赌场犯罪的团伙为继续牟取非法利益,多开始向网络赌场转型。该系列案中的邓某某等人原是赌场的厨房员工,后兼职“洗码”,从中赚取“快钱”,并注册成为该赌场网站股东代理,招揽中国公民参与网络赌博。牟某某为该赌场人事部主管,明知该犯罪团伙大肆组织我国公民出境赌博并招揽我国境内公民参与网上赌博,仍负责招聘、培训“荷官”(在赌场内负责发牌等事项的人),成为开设赌场犯罪的帮助者。该二人原本都是普通的出国务工人员,但因法律意识淡薄,一直误以为自己在国外从事的是合法工作,最终成为了犯罪集团的成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宋某某等11人开设赌场案
【基本案情】
马来西亚居民熊某某(原中国籍,在逃)为牟取非法利益,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实施网络开设赌场犯罪。为方便与境内参赌人员收付结算赌资,被告人宋某某、家某某、卫某某等人与在国外的熊某某合谋,雇用被告人万某等人,在山西省运城市、长治市等地开设“网络工作室”,为熊某某的网络赌博平台发送赌博广告信息,提供赌博平台链接,并大量收购银行卡、身份证、网银U盾、支付宝(俗称“四件套”),用于为网络赌博平台收取赌资。通过网上银行向境外进行赌资结算,或直接提现,偷越国境将赌资运往境外,涉案资金高达3亿余元。另查明,该团伙部分成员还实施了非法拘禁,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贷款诈骗等犯罪。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偷越国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宋某某等11人八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判处相应的罚金。该判决已生效。
【办案过程】
山西省运城市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中,准确认定事实,精准适用法律。检察机关认为,网络赌博网站结算赌资过程中收购使用“四件套”,其是为网络赌博结算赌资而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应当评价为开设赌场犯罪。
【典型意义】
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性,新型赌博犯罪中,赌资收付、变现作为开设赌场犯罪牟取暴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个独立实施的环节。该案中,宋某某等人并没有直接实施开设赌场的行为,但其与组织实施网络赌博的人员事前共谋,代为收付结算赌资并变现,与直接实施开设赌场犯罪的熊某某构成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开设赌场罪对其进行评价。同时,在新型开设赌场犯罪中,因为犯罪分工更加细化,犯罪链条长,参与人员多,也易衍生、伴生多种犯罪,该案中,涉案人员在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过程中,该团伙部分成员还实施了非法拘禁、偷越国境等其他犯罪,社会危害性大。
四、唐某某等9人开设赌场案
【基本案情】
“德扑圈”APP是一款网络德州扑克软件。2018年3月,被告人唐某某、王某某在“德扑圈”APP内通过平台的分组功能建立了“云巅俱乐部”,招揽赌客利用该款软件在俱乐部内以德州扑克的形式进行赌博。赌客可以与其他赌客对赌,也可以与系统对赌,唐某某等人用联盟币(该应用软件中的“虚拟币”)为赌客结算,1个联盟币对应1元人民币,赌客充值到客服提供的微信或支付宝,客服就会在赌客俱乐部账户内增加相应的联盟币数量。赌博结束后赌客可以找客服提现,把联盟币转化成真实钱款。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云巅俱乐部”共接受赌客赌资697万余元,唐某某等9人非法获利300万余元。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1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唐某某等9人四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判处相应的罚金。该案经二审审理,判决已生效。
【办案过程】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先后列出多条补充侦查提纲,引导侦查机关调查赃款去向、厘清款项性质,查封房产2套、扣押汽车1辆、冻结银行账户资金50余万元,积极敦促被告人退赃。同时检察机关积极释法说理,其中8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赌博犯罪多发、手段花样翻新,犯罪分子通过搭建网络赌博平台,打着网络游戏、虚拟币等“幌子”接受投注,吸引群众参与赌博。该案中,被告人利用网络棋牌游戏应用,通过线下兑换虚拟币,实施开设赌场犯罪,对于该种行为,要透过现象看实质,从游戏过程中是否有资金、实物兑换,是否有抽头渔利行为等来准确认定是娱乐还是赌博。对于以游戏为名,通过缴纳报名费或者现金换取筹码参加游戏的形式,赢取筹码后能够兑换现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物的,其实质是赌博违法犯罪,也必将被法律所严惩。
五、陈某某等14人开设赌场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至2020年8月期间,陈某某伙同他人雇佣朱某某、丁某某等人在某国建立工作室,形成较为固定的赌博犯罪集团,下设值班财务、主持、推码手、代理等岗位。该犯罪集团通过国内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建立网络赌博平台,组织我国公民在境内通过直播网站观看境外赌博实况视频并接受投注,以赌场洗码返水的方式获利。其中由值班财务负责为赌客提供赌资充值、提现等资金结算服务,并发送赌场直播网站网址和桌位号;由主持负责接受赌博群内赌客下注,统计下注情况和发布输赢结果;由推码手负责赌场的现场下注。其间,该犯罪集团经手转账赌资达8746万元以上。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生效。其余同案人员尚在审查起诉阶段。
【办案经过】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准确认定犯罪集团成员架构,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坚持分层处理、区分罪责的原则,对该犯罪集团的6名一般参加者不予批准逮捕;针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时涉案赌资仅为34万元,赌资认定存在难点等问题,通过自行补充侦查,以用于支付结算的黑灰产业链为切入点,倒查赌资结算路径,排查犯罪集团相关人员及亲属的支付结算账号的大额、异常流水,明确涉赌支付结算账户以及赌资数额认定规则,将原认定的赌资由人民币34万元增至8746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跨境赌博犯罪活动向互联网迁移,其中赌资数额的认定,常常需要通过电子证据证实,认定困难。而准确认定该事实,既有利于依法打击赌博犯罪,斩断犯罪分子通过违法犯罪获利的利益链,也有助于摧毁该类犯罪的经济基础,最大限度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该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准确认定开设赌场犯罪赌资数额,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同时积极贯彻少捕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统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
(2021年10月29日)
李某莉与朱某文、朱某惠民间借贷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民间借贷 抵押合同 抵押权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李某莉以朱某文、朱某惠为被告诉至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朱某文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利息3万元、违约金2万元,合计50万元;判令担保人朱某惠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经审理查明,朱某文因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工程施工需用资金,自2010年5月起,多次向李某莉借款,累计为45万元。朱某惠(朱某文的姐姐)于2010年7月8日立有书面承诺一份,内容为:本人愿意把房产证借给朱某文作为借款抵押。随后朱某文将产权人为朱某惠的房产证原件交给李某莉,但双方未到房产交易中心就案涉房屋办理他项权利抵押登记手续。2012年7月8日,李某莉与朱某文达成还款协议,约定:借款人朱某文保证于2012年8月10日前归还借款2万元;其余借款以房产担保抵押,于2012年8月10日后再做协商。后李某莉多次催要借款未果,遂成本诉。案件审理期间,朱某惠于2013年6月7日将约定抵押的房产以164655元的价格转让房屋产权给其胞弟朱某伟并办理约定抵押的过户登记。2014年8月8日,朱某伟将讼争抵押房产以25万元价格转让给孙某晴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对李某莉有关朱某文偿还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合计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以涉案约定抵押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为由,判决驳回了李某莉对朱某惠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李某莉向新沂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朱某惠承担清偿债务责任。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李某莉提出的再审申请。李某莉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监督】
初次监督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莉与朱某惠的抵押合同成立并有效,朱某惠应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遂于2018年4月2日向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李某莉对朱某惠主张的是抵押担保责任而非违约赔偿责任,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得对朱某惠应否承担合同责任进行审理,再审检察建议中关于朱某惠应当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意见在本案中没有适用的条件,决定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跟进监督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未予采纳不当,依法向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遂于2018年12月24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主要理由为:第一,李某莉与朱某惠之间存在抵押合同且成立并生效。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和抵押合同的订立是不同的法律事实,抵押权自登记时生效,但抵押担保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不以办理抵押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朱某惠同意以自己所有的涉案房屋作为朱某文向李某莉借款的抵押物,意思表示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中抵押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第二,朱某惠应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抵押物因抵押合同已经特定,故抵押人能够预见到自己可能替债务人代为履行的债务就是抵押物价值范围内的部分。在抵押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基于抵押合同要求抵押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责任。故李某莉基于有效的抵押合同,有权要求朱某惠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三,法院对李某莉与朱某惠之间的抵押合同进行审查不违背处分原则。李某莉作为债权人已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朱某文和朱某惠一并承担清偿责任,该请求权基础包括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原审判决基于当事人诉请对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是否成立及履行情况依法审查并不违背处分原则。
监督结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朱某惠以涉案房屋价值为限对朱某文不能清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为:第一,朱某惠应朱某文要求向李某莉出具房产抵押担保承诺,李某莉接受该书面承诺及涉案房产证原件,此连续行为可以认定朱某惠与李某莉之间就设立房产抵押达成合意。在朱某惠未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或终止担保意见的情况下,李某莉有理由相信朱某文用该房产作为抵押物向其连续借款已取得朱某惠的授权,故涉案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可以确定的。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抵押合同成立且有效。第二,涉案房产抵押合同虽然生效,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双方仅存在合同债务关系。本案中,朱某惠在原审审理期间便将抵押房产转让他人,导致李某莉无法行使抵押登记请求权,债权实现丧失抵押物保障,由此造成的损失,李某莉有权要求朱某惠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实施监督后,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形下,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原审判决未能有效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仅以涉案房屋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为由,驳回了李某莉对朱某惠提出的诉讼请求,并对检察机关采取的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通过上级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措施,再审法院进一步区分了抵押合同生效与抵押权有效设立之间的界限,认定李某莉与朱某惠之间的抵押合同成立且有效,并结合朱某惠在原审审理期间将抵押房产转让的相关事实,最终改判朱某惠以涉案房屋价值为限对朱某文不能清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这既体现了精准监督所要求的纠偏、引领价值,也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实现了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杨某、耿某强与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借款合同 公告送达 调查核实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19日,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诉至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某贸易公司清偿贷款本息合计17538230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21日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所发生的利息;耿某忠、薛某、耿某强、杨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与某贸易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向某贸易公司借贷15500000元用于归还原贷款,借期自2013年11月28日起至2014年11月27日止,年息9.6%。如未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金,自贷款本金逾期之日起按照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逾期利息。耿某忠、耿某强与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耿某忠、耿某强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末次贷款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3年11月29日,薛某、杨某出具《保证人配偶承诺书》,承诺同意耿某强、耿某忠的上述担保行为,同意与保证人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担保责任。同日,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按约向某贸易公司发放贷款本金15500000元。截至2016年3月20日,某贸易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500000元及利息3038230元。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多次催收未果,遂成本诉。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果后,即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向某贸易公司、耿某强、杨某等人送达法律文书。津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向津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杨某、耿某强工资账户被法院冻结后始知生效判决,遂向津南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津南区人民于2017年7月21日裁定驳回耿某强、杨某的再审申请。2017年8月23日,杨某、耿某强向津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监督】
初次监督 杨某、耿某强主张在案涉合同中其签名并非本人所写,并提交了其自行委托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检鉴定意见予以佐证。检察机关受理后,随即开展调查核实:一是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查明《保证合同》中耿某强签名处的指印不是本人手指所留;二是询问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工作人员,获知根据国家关于银行信贷风险防控的管理规定,订立《保证合同》必须面签,但贷款银行客户经理未要求面签,而是让耿某忠将签好字的《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承诺书》交还银行。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判令杨某、耿某强承担保证责任依据的主要证据系伪造,遂于2018年5月24日向津南区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津南区人民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未予采纳。
跟进监督 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津南区人民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未予采纳不当,依法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请抗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后于2019年11月15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主要理由为: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承诺书》上“耿某强”、“杨某”签名非本人的笔迹;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意见认为,《保证合同》上耿某强签名处捺印非耿某强所留;天津某银行经办人员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表示,签订合同时耿某强未在现场,而是耿某忠将签好字的《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承诺书》交给银行。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与耿某强、杨某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不是二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监督结果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再审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津南区人民法院重审。津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驳回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对耿某强、杨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未按照程序与耿某强、杨某面签。《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承诺书》上耿某强、杨某签名捺印非本人所写或捺印,《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承诺书》对耿某强、杨某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2018年6月14日,津南区人民检察院就银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向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发出检察建议。2018年9月5日,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书面反馈处理措施:按照银行相关规定,给予经办人员、分管副行长行政处分。对全行信贷逐笔进行自查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补救,并对责任人予以相应处理;对专项自查和排查中未发现问题的,由客户经理出具承诺书,确保贷款“面签”制度落到实处;将本次处理结果在某银行系统内通报,警示全员。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监督法院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有效体现了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本案中,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规范行为,导致判决结果存在错误。一是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迳行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因送达不到位问题导致当事人未能参与诉讼。二是在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签名系伪造或变造的情形下,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且未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核实措施。通过上级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再审法院纠正了原审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并从实体上改判驳回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对耿某强、杨某的诉讼请求。这既体现了民事检察对法院审判权进行监督的公权监督属性,也实现了对当事人私权进行救济的客观需要。而且,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金融行业管理疏漏及管理不到位问题,向天津某银行津南支行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推动相关银行整改防范交易风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申请执行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诉讼保全 第三人协助义务 执行异议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08年9月,某木材销售公司起诉李某江至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江支付所拖欠的货款等款项536万元。某木材销售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8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并作出民事裁定书:查封李某江银行存款536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2008年10月9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向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停止向李某江支付工程款536万元。2009年2月16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就上述合同纠纷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令李某江支付某木材销售公司货款等款项536万元及利息。
一审判决生效后,某木材销售公司于2009年4月2日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15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载明:现已查明李某江在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有536万元的收入,扣留被执行人李某江在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的收入536万元。2009年7月21日,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要理由为: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与李某江虽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关系,但截至2008年5月,双方之间工程款已结算完毕,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不欠李某江工程款。2009年10月20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执行异议,主要理由为: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后,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直到判决书生效后,亦未向法院提出异议,而是在执行过程中于2009年7月21日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由于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没有在诉讼过程中及时提出异议,导致某木材销售公司丧失保全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机会,并最终致使其债权不能实现。因此,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应当对某木材销售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0年1月14日,沈阳市中级法院作出执行复议裁定,驳回复议申请,主要理由为: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在诉讼保全时未提出异议,时隔9月后在案件进入执行后才提出异议,最终导致某木材销售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因此,无论自2008年6月开始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所付款项与李某江有无关系,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都应当对某木材销售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主张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
【检察监督】
初次监督 2017年7月4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复函,对检察建议未予采纳。
跟进监督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大东区人民法院未予采纳检察建议不当,遂提请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2018年8月6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督促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纠正违法行为。2018年12月1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复函,对检察建议亦未采纳。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予采纳检察建议不当,遂提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跟进监督。
2020年12月17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纠正违法执行行为。主要理由为:一是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违反停止支付义务的情况下,以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在诉讼保全时未提出异议为由,裁定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在诉讼保全协执通知中并未注明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需对是否欠付李某江工程款具有如实说明义务,法院亦未就该问题对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进行询问核实。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权利提出异议,作为协助执行人的义务就是停止向李某江支付工程款,没有证据证明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违反了停止支付义务。二是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对执行法院要求其履行536万元到期债权时提出异议,执行法院驳回异议申请并继续强制执行属程序违法。债权是否到期等事项需经诉讼程序进行实体审理,第三人收到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后,只要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得强制执行。
监督结果 2021年7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函,认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意见正确,予以采纳。主要理由为: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享有的债权予以财产保全。保全到期债权只要求第三人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不得清偿。此时的第三人仅仅是协助义务人而非被执行人,只要第三人未向被执行人支付款项,即视为履行了义务。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已经作出停止支付的行为,即应认定该公司履行了协助通知规定的协助义务。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在保全阶段未提出异议并不表明其认可到期债权的真实存在,更不表明案件在转入执行阶段后,就会认可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的执行。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在执行程序中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是行使法定权利,即便其未在诉讼阶段对保全到期债权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也不能因此认定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真实成立,从而剥夺第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本案中三级检察机关通过三次执行监督,促使法院纠正民事执行违法行为,厘清了民事执行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促进民事执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一是明确了第三人在诉讼保全阶段的协助义务特征。人民法院在诉讼阶段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保全,本质上是要求第三人不作出向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行为,是一种消极不作为义务,第三人只要不履行其对被执行的债务即可,对是否存在到期债权无回应义务。因此,本案中不能因为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在诉讼保全阶段中不提出异议,就认定其丧失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的权利。二是明确了执行异议审查中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边界,即审执分离。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由审判部门和执行部门分别行使,任何一方不应跨越职权界限。当第三人在执行阶段提出异议后,第三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应交由审判部门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审理,执行部门不应进行实体判断。本案中执行法院实际上对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与李某江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了审查并认定了辽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的赔偿责任。本案有助于纠正执行异议审查中存在的“以执代审”倾向。
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
【关键词】
建设工程 虚假调解 调查核实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2日,某建筑公司起诉某置业公司至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人民法院,诉称:2014年7月2日,某建筑公司中标某置业公司开发的某小区二期工程项目,并于2014年7月8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由某建筑公司承建,建筑总面积102358m2,工程总造价约35000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量按实计处,按照1994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作为计价依据,土建工程综合费率31.5%;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201.8%,由某造价咨询公司进行跟踪审计,双方依据该跟踪审计结果结算工程进度款。所有工程验收合格后,20天内付已完成工程总造价90%,审价报告确认后15天内支付至97%,另有3%作为工程质保金。2017年9月22日,某小区二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同日,经某造价咨询公司审定工程造价为25121万元,某置业公司现已支付工程款15800万元,剩余工程款未能给付。故某建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某置业公司支付工程欠款9321万元,并就案涉工程折价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某置业公司对某建筑公司诉称事实无异议,辩称因资金紧张未能按时给付。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某置业公司欠某建筑公司工程款共9321万元,于2017年12月16日前付清,如某置业公司未按期履行,某建筑公司有权申请强制执行;某建筑公司就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9321万元的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浦江县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内容予以确认。
【检察监督】
初次监督 2019年5月,案外人某集团公司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向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案涉嫌虚假调解,遂依职权立案并开展调查核实。检察机关查明,2014年4月某置业公司全部股份被某集团公司收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某义;杜某春为某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检察机关赴浦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取了备案合同文本,发现备案施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6月13日(以下简称《六月合同》),而向法院提交的施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7月18日(以下简称《七月合同》),两份合同在工程综合费率、定额人工单价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浙江省早已按照2010定额标准进行造价控制,双方却采用1994定额标准,不符合市场行情。检察机关询问某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某义得知,潘某义因融资需要多次以个人名义向杜某春等人借款,某小区二期工程完工后,杜某春为了让潘某义偿还欠款,跟潘某义合谋,将潘某义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编造《七月合同》提高综合费率和人工造价虚增工程价款,以期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均证实工程实际均按照《六月协议》履行,某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协议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并提供了工程预决算报告、计量汇总表、工程费用汇总表等涉及工程款结算的基础材料,印证了上述人员的陈述。
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潘某义与杜某春恶意串通,伪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过虚假诉讼手段骗取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侵害了某置业公司合法权益,破坏了正常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9年6月28日向浦江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019年9月25日,浦江县人民法院函复浦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跟进监督 浦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浦江县人民法院未予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确有错误,决定依法跟进监督。2019年9月29日,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向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有证据证明《七月合同》不符合常理,且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并未依此结算工程款。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的询问笔录证实工程实际履行均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七月合同》将定额人工单价由 “41.5元/工日”调增为“88.24元/工日”,土建工程综合费率由14%提高到31.5%;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由77.58%提高到201.8%,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2.案涉民事调解书是杜某春、潘某义相互串通形成。潘某义自认通过编造《七月合同》提交给某造价咨询公司,进而形成《工程造价审定单》,并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的事实。杜某春虽予以否认,但相关工程管理人员的陈述均可以证实工程实际按《六月合同》约定的计价标准结算工程款。工程结算标准为施工实质性内容及核心条款,如双方合意更改,应有充分协商的痕迹,不可能在履行过程中没有通知其他管理人员且未留存工作记录。同时二人均明知某置业公司实际控股人系某集团公司,将潘某义个人债务虚构混入公司债务,具有虚假诉讼故意,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监督结果 2019年10月30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将本案发回浦江县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12月24日,浦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某置业公司支付某建筑公司工程款2223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据此确认某建筑公司优先受偿范围。
【典型意义】
1. 加强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监督,有利于净化建筑行业生态。建筑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多发,屡禁不止,存在阴阳合同、虚增工程价款、层层转包挂靠等乱象,给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真相、梳理法律关系增加了难度。伪造证据虚增工程量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检察机关在办理建设工程领域相关案件时应保持办案敏锐性,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发现违法违规线索。重点围绕案涉协议签订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查明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事实,依法予以监督,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行业秩序。
2. 加强跟进监督,有利于实现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有机统一。虚假诉讼非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议,而是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逃避履行义务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同时也赋予了遭受虚假诉讼侵害的案外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由于虚假诉讼隐蔽性较强,第三人搜集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存在客观困难,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调查核实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跟进监督,通过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五起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五起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
(2023年2月7日)
目录
一、焦某卫等14人盗窃(文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二、鲁某、罗某才故意损毁文物案
三、张某杰、王某涛过失损毁文物案
四、霍某程等11人倒卖文物案
五、姚某忠等12人抢劫、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倒卖文物案
六、廖某尚等3人盗掘古墓葬案
七、王某等3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八、孙某林等15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九、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十一、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诉奥斯卡·凡·奥沃雷姆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十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吕某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十三、刘某庆等4人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物权纠纷案
十四、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诉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十五、西安某建材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行政处罚案
一、焦某卫等14人盗窃(文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7年,被告人焦某卫等14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结成盗窃、销售古建筑构件的犯罪团伙,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30余县区先后作案23次,窃得古建筑构件共计94件,并将其中琉璃砖、琉璃钉牌、琉璃瓦、木雕、屋脊、琉璃狮子、花雕、镂空雕花、屋脊砖雕、青石狮子、雕花青石门墩、墩鼓石、石柱础、木雕雀替、狮子砖雕、老式宫灯等出售,获利8.74万元。被盗古建筑多属元、明、清时期所建,不同程度受损,其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
【裁判结果】
山西省陵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焦某卫等13名被告人盗窃古建筑构件,均构成盗窃罪。本案系预谋作案、团伙作案、交叉流窜跨地域作案,盗窃人数多、次数多,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文物保护单位遭破坏,社会危害严重。被盗古建筑构件经鉴定属于一般文物,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5件一般文物应视为高一等级的三级文物;盗窃一般文物、三级文物,应当分别认定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根据窃得文物等级、数量,焦某卫等13人分别构成盗窃数额巨大、数额较大,部分被告人具有累犯、前科或者坦白、自首等情节的,依法予以综合考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至5000元。被告人张某明知盗窃的文物而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各被告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追缴被盗古建筑构件,返还原单位。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窃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山西是中华文明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地面文物占中华文物存量的六分之一,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531处,居全国第一,打击文物犯罪、加强文物保护任务更加繁重。本案属于跨省域团伙犯罪,被告人流窜作案,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近百件古建筑构件,严重危害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严格执行司法解释规定的盗窃文物行为的法定刑幅度认定标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坚持重拳出击、严厉惩治犯罪,又坚守法律底线、防止“拔高”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在一审判决判项中逐一列明应当追缴、返还的文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最大限度保障被盗文物单位的合法权益。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盗窃文物犯罪的决心和成效,对司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示范意义。
二、鲁某、罗某才故意损毁文物案
【基本案情】
安徽省繁昌县东辉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从事中草药种植、销售等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鲁某为该合作社负责人,罗某才为股东。2012年4月,该合作社承租繁昌县平铺镇某村约200亩山林,准备用于种植草药及苗圃。因该片山林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范围内,同年5月,鲁某与繁昌县文物局签订了文物保护责任书,承诺不使用挖掘机施工作业。但在皖南土墩墓范围内施工的过程中,鲁某、罗某才仍擅自使用挖掘机进行清理表层土壤、挖沟等作业。同年10月,繁昌县文物局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并予以制止。经鉴定,皖南土墩墓本体受到严重破坏。
【裁判结果】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鲁某、罗某才故意损毁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均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二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损毁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案发地位于皖南土墩墓群范围内,该墓葬群及其出土文物集中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是研究吴越文化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鲁某、罗某才在与繁昌县文物局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后,仍然明知故犯,严重破坏皖南土墩墓本体,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在依法审判的同时,采取“以案说法”形式在皖南土墩墓群保护区内进行宣讲,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和自觉性,起到了“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教育作用。该案是人民法院、文物行政部门秉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依法履职尽责,通过严格妥善查处发生在人民群众周边、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努力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和效果的代表性案例。
三、张某杰、王某涛过失损毁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洛阳某热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包河南省洛阳市洛白路供热主干线工程,其部分施工区域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魏洛阳故城保护范围内。同年6月15日,该公司项目经理韩某兵通知三标段工队负责人即被告人张某杰将施工现场的结构层沥青、混凝土垫层清理掉,露出原土即可。张某杰对此没有理解清楚而继续施工,并雇佣无操作资质的被告人王某涛驾驶挖掘机作业。次日凌晨,张某杰、王某涛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造成一古墓葬券顶完全破坏。经鉴定,挖掘行为损毁东汉时期古墓葬,局部破坏汉魏洛阳城遗址本体,对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造成严重破坏。
2019年9月25日,洛阳市文物局对洛阳某热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罚款30万元(已缴纳)。
【裁判结果】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杰、王某涛过失损毁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均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过失损毁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汉魏洛阳故城前后延续使用近1600年,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是汉魏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现存遗址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特别是在文物保护范围内,建设施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更要按章作业、尽到注意义务,损毁文物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张某杰、王某涛在施工中过失损毁汉魏洛阳故城保护范围内的古墓葬,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施工单位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对二被告人定罪量刑,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施工单位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展现了多元治理、全面追责、共同提升文物保护水平的鲜明导向和工作实效,对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建设施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提高文物安全责任意识,具有重要警示和教育意义。
四、霍某程等11人倒卖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被告人张某煜、马某全、雷某河、雷某刚、袁某华多次进入新疆罗布泊保护区,非法获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被告人霍某程以出售为目的,从被告人依某、张某煜、马某全、马某庆、孙某杰、雷某河、马某英、袁某华、阿某处,收购由罗布泊古罗兰遗址出土的打砸器、石器等器物百余件。经鉴定,霍某程买卖、储存二级文物6件、国家三级文物23件;依某买卖二级文物3件、国家三级文物8件;张某煜买卖、储存三级文物24件;雷某河、马某英买卖、储存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马某全买卖二级文物1件;马某庆买卖、储存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6件;孙某杰买卖三级文物2件;雷某刚买卖、储存三级文物10件;袁某华买卖、储存三级文物3件;阿某买卖三级文物1件。从上述人员的经营场所,还查获国家禁止经营的其他文物1180件。
2019年9月、2020年1月,被告人霍某程先后两次通过手机拍卖软件“微拍堂”,将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七克台镇收购的1个石杵和1个石矛出售给他人,共获利3306元。经鉴定,上述石杵、石矛均为三级文物。
【裁判结果】
哈密铁路运输法院认为,霍某程等11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均构成倒卖文物罪。霍某程等8人分别倒卖二级文物或者5件以上三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孙某杰等3人倒卖三级文物,属于情节严重。依某等7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袁某华等3人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依法从宽处罚。霍某程等11人均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判处霍某程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万元;分别判处依某等10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缓刑四年至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至2000元。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没收扣押在案的文物。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倒卖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涉案文物主要来源于新疆罗布泊保护区,该保护区内有小河墓地、楼兰故城遗址等多个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分布了大量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依某等人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多次进入罗布泊保护区非法获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在当地自发形成的文物经营市场内出售,霍某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大量收购、运输、储存文物,并利用互联网拍卖变现,均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本案倒卖文物行为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网络化特点,涉案文物数量巨大,包括数十件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严重破坏罗布泊保护区的地理、文化原貌和文物安全。人民法院坚持“全链条、全要素”打击,依法严惩倒卖文物行为,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了刑事制裁的惩罚与教育功能,为从源头遏制倒卖文物犯罪、加强文物市场监管、堵塞文物保护工作漏洞,提供了法治指引。
五、姚某忠等12人抢劫、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倒卖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2年至2014年12月,被告人姚某忠纠集、指挥被告人刘某等10人,在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龙城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被盗掘地1处为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古遗址、1处为青铜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17处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积石冢,其中3处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经鉴定,盗掘行为造成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文物本体和历史风貌严重毁损,历史信息丢失;窃得玉镯子1对和双联璧、勾云形玉佩、玉镯、玉箍各1件,均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一级文物。
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姚某忠倒卖玉镯、马蹄形玉箍等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1件,共获利195万元;被告人李某宝倒卖玉镯、玉环、玉蝉形饰等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各1件,共获利48.5万元。
2014年10月,被告人姚某忠纠集多人(均另案处理),经事先策划,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被害人冯某所持文物等财物。经鉴定,被劫财物中有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一般文物各1件。
【裁判结果】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姚某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构成抢劫罪。其抢劫二级文物,属于抢劫数额特别巨大。姚某忠等11名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擅自挖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姚某忠等人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并盗窃珍贵文物。在共同犯罪中,姚某忠等7人系主犯,其他4人系从犯。姚某忠、李某宝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均构成倒卖文物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姚某忠等人所犯数罪,依法并罚。对姚某忠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或者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不等的刑罚。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对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倒卖文物、抢劫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牛河梁遗址为中华文明史前溯千年提供了有力物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案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盗掘的系列案件之一,人民法院针对本案已形成专业化犯罪团伙,实行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墓葬、销售分赃“一条龙”作业,涉案文物数量众多,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等特点,结合文物等级、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的损害结果,以及各被告人参与作案次数、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等因素,坚持依法重拳出击,全面打击文物犯罪网络,严惩文物犯罪团伙首犯,彻底斩断文物犯罪链条。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和预防文物犯罪、维护文化遗产安全的决心和成效,彰显了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强力司法保障的责任担当。
六、廖某尚等3人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被告人廖某尚、卢某军、李某生伙同吴某强(在逃),经事先谋划、商定,携带金属探测仪和铁铲等工具,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兼爱乡某村附近一古墓群进行盗掘,挖开其中一座古墓,取出瓦坛、木条等物品。经鉴定,被盗掘墓葬系清代廖氏家族古墓群中的一座,为廖氏第六代廖某忠之墓;该墓群保存较好,形制和碑刻具有地方特点,碑文清晰,对研究当地人口迁徙历史及民族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廖某尚、李某生、卢某军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三被告人均系主犯。三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主动赔偿廖氏族人,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法保护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为限;实施盗掘行为,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即属于犯罪既遂。清代廖氏家族古墓群虽未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但仍受法律保护。各被告人明知是古墓葬而实施盗掘,致使古墓葬本体完整性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即便没有窃得有价值的文物,亦应受到相应刑事制裁。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体现了全面维护文物安全的鲜明立场,对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受法律保护的古墓葬及其价值、营造共同保护社会氛围,以及警示、震慑民间盗墓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七、王某等3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某、王某1、王某枫在王某提议、纠集之下,时分时合或者伙同其他人,多次至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何山、横山、吴山岭、华山西峰、华山东峰、观山,以及吴中区羊肠岭、凤凰山等处盗掘古墓葬,其中,王某参与13次、王某1参与8次、王某枫参与11次,共计盗掘古墓葬14座。经鉴定,被盗古墓葬系苏州地区商周至清代古代墓葬,对苏州地方的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盗掘行为对古墓葬本体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破坏。
经法院主持调解,王某、王某1、王某枫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机关)达成附带民事赔偿协议,支付古墓修复费用及鉴定评估费用共计82349.59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某、王某1、王某枫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三被告人多次盗掘古墓葬,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王某、王某1系主犯;王某枫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王某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绝大部分同种犯罪事实,可以依法从轻处罚。三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已足额赔偿被盗掘古墓的修复费用及评估鉴定费用,可酌情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至九年,并处罚金1.2万元至9000元。已扣押的赃物,予以没收,并责令三被告人按各自参与犯罪的数额,退赔尚未追缴的赃物(或折价款);责令三被告人退出本案已追缴赃物的销赃所得。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被盗吴楚贵族墓葬群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王某等人先后实施十余次盗掘,对古墓葬本体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破坏,也对古墓葬群的自然、人文环境造成了损害。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坚持严格依法确定法定刑幅度,坚决严惩盗墓行为,同时注重运用恢复性司法规则,鼓励被告人主动赔偿公益损失,促进古墓葬及周边环境及时修复,依法支持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达成附带民事赔偿协议,并将被告人足额赔偿情节作为重要酌定从轻处罚因素予以考量。该案依法审理落实了全面追责及刑事、民事责任相协调的要求,彰显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人文环境一体保护的司法价值取向。
八、孙某林等15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孙某林等15人经交叉结伙、事先策划,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大墓东北角、东侧平台处及血渭牧场(俗称羊圈墓)多次进行盗掘,窃得大量文物。其中,1个金属材质碗变卖获利20余万元,50余克带花纹金片变卖获利2万余元。经鉴定,被盗古墓葬为唐代时期吐蕃墓葬,分别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兰县热水墓群重要组成部分和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查获的646件文物中,一级文物14组、16件,二级文物49组、77件,三级文物132件,一般文物421件。
在血渭一号大墓东北角的盗掘行为造成地波探测安防一期工程破坏,产生修复费用40.64万元。在羊圈墓盗掘所挖盗洞,产生回填费用2400元。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孙某林等被告分别承担上述费用以及开展抢救性发掘和搭建古墓保护棚产生的费用。
【裁判结果】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林、夏某、苏某奎、索某等15名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其多次盗掘古墓葬,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或者具有自首、立功、主动缴纳罚金和公益赔偿金等情节的,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系累犯的,依法从重处罚。经综合考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30万元至5万元;被告人犯数罪的,依法并罚。依法没收车辆等作案工具,在案646件文物由扣押机关移交都兰县文物行政部门。考虑到破坏古墓葬历史价值、科研价值难以评估,并结合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经济能力,确定本案公益赔偿金为40.88万元,判决各被告分别缴纳81498.18元至218.18元不等。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对各被告人的定罪及对孙某林等13人的量刑,改判另2名被告人的刑期;维持一审判决的其他判项。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被盗古墓葬属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境内的热水墓群,其中,血渭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文化、唐蕃关系与民族交流融合等具有重要价值。孙某林等人的盗掘行为严重损毁古墓葬本体结构,严重破坏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盗掘古墓葬犯罪行为的同时,正确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合理认定民事责任范围,统筹考量各被告人的刑事、民事责任,并明确判决将在案文物全部移交文物行政部门。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重大文物犯罪、推进文物与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坚定决心与责任担当,对保护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激发全体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九、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11日,陈某平在贵州梵净山景区排队前往梵净山金顶时,使用登山手杖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处进行刻划。虽有其他游客提醒、劝阻,陈某平仍执意在该石壁处刻留“丽水陈国”字样。经鉴定,刻划行为造成上述文物和景观价值不可逆损害,经济损失在50000元以上。经委托有关机构制定修复方案,需修复费用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元。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平承担上述修复费用、勘察设计费以及惩罚性赔偿金50000元并向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平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处刻划,对文物造成了不可逆损害,也对梵净山的整体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依法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陈某平不顾他人劝阻,故意破坏生态环境,结合专家意见、陈某平庭审态度、已受行政处罚等情形,酌定确定其承担相应惩罚性赔偿金。依法判决:陈某平承担文物修复费用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元、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25000元,并对其违法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损毁文物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人文历史遗迹,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某平的刻划行为不仅造成了文物遗迹不可逆的损害,贬损了该文物的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破坏了景区的整体生态环境,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人民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考虑民事、行政责任的有机衔接,实现了惩戒违法、赔偿损失与修复环境的协调统一。该案是人民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文物古迹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对于引导社会公众摒弃刻字涂鸦、攀爬踩踏等陋习,树立文明出行理念,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十、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明长城-紫荆关段”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料公司)于 2014 年开始建设,工厂建筑及道路位于紫荆关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行政主管机关两次下发停止占用林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仍未停建,后在2016年、2017年又进行扩建,生产经营至本案发生。经鉴定,石料公司石料加工厂建筑及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造成的林地生态损失为528397.81元;经制定分区修复方案,修复总费用717876.13元,所需时间2年。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石料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限期拆除其石料加工厂,修复生态环境或者赔偿上述修复费用,赔偿上述林地生态功能损失并支付等额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负担本案鉴定费,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长城是不可移动文物,属于人文遗迹,符合法律规定的“环境”范畴。石料公司的行为对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的破坏,不仅是对文物本身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侵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初始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危害后果一直延续,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依法应承担惩罚性赔偿。依法判决:石料公司立即停止对“明长城-紫荆关段”紫荆关保护范围内文物历史风貌、环境风貌及生态环境的侵害,拆除其位于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的石料加工厂;按照鉴定意见确定的修复方案及修复期限,将其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如不能按期完成修复工作,则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17876.13元;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528397.81元,并支付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8397.81元;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负担鉴定费40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文物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经营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极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明长城紫荆关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料公司在紫荆关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经营,破坏长城历史与环境风貌,两次被行政处罚仍不整改。人民法院积极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主动对焦中央关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大部署,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认定石料公司各项民事责任,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相统一。为巩固提升长城司法保护能力水平,人民法院以本案成功审理为契机,在长城紫荆关段选址建设了首个长城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积极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推进长城本体及其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十一、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诉奥斯卡·凡·奥沃雷姆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基本案情】
祖师信仰是闽南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将祖师遗体塑成肉身像并进行供奉是该地区习俗。章公祖师生于十一至十二世纪,在福建阳春青龙山道庵修行并坐化。林氏先人在宋代为供奉章公祖师像而建普照堂,章公祖师像受到当地民众供奉崇拜延续至今。普照堂及所供奉的章公祖师像属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集体所有财产。1995年章公祖师像被盗,至今未破案。2015年3月,荷兰王国居民奥斯卡·凡·奥沃雷姆(以下简称奥斯卡)在匈牙利展出一尊中国宋代肉身佛像。两村村民经与照片及祖师遗物对比,发现该佛像为被盗的章公祖师像。两村村委会向奥斯卡主张返还未果,向荷兰法院起诉被驳回,遂于2015年12月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奥斯卡及奥斯卡独资经营的两家公司返还章公祖师像,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欧元、实现债权费用5万欧元。
【判决结果】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佛像与1995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普照堂内被盗流失的宋代章公祖师像具有同一性,本案应当适用偷盗事实发生时物之所在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奥斯卡的买受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章公祖师像在荷兰仅是一件具有异域特色的文物,但在中国章公祖师像的诞生地、保存地,则是当地祖师信仰的重要信物,承载着当地众多信众的精神寄托。章公祖师像作为集体所有的传世文物,于法而言,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对章公祖师像的集体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作为祖师信仰的信物,于情而言,章公祖师像应当返还给信众村民;作为人类遗骸的文化财产,于理而言,章公祖师像亦当回归其原始文化氛围和故土环境。在章公祖师像被偷盗、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非法出口到国外后,阳春村委会和东埔村委会有权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跨境追索,要求非法占有人返还流失的珍贵文物。依法判决:奥斯卡向阳春村委会和东埔村委会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驳回两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文物物权纠纷引发的涉外民事案件,是民间通过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开创性案例,在探索涉外文物司法裁判规则、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一是宣示了我国文物法律的域外适用。首次明确流失海外文物适用被盗时文物所在地法,有力维护了文物流出国利益。二是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文化财产国际条约的立场。充分尊重文化财产条约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受偷盗、秘密发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及“便利文物返还和归还”等精神,对国内法作出与国际条约目的和宗旨相符的解释。三是为阻断我国文物海外流失提供了司法支撑。从文物涉外交易及出境的禁止性规定、案涉佛像作为人类遗骸的文化财产属性等角度,阐明盗赃文物的买受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索海外文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对文物销赃海外亦具有警示和防范作用。
十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吕某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号平房系直管公房(以下简称案涉公房),坐落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杨椒山祠(明代名臣杨继盛故居)内。2000年,吕某霞与房管部门就案涉公房签订租赁合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房公司)经公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行使直管公房的全部经营管理权。2015年12月,北京市文物局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公告施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杨椒山祠(松筠庵)保护措施的函》,后由宣房公司公示了房屋腾退政策和方案。本案双方未能就案涉公房腾退及补偿安置问题达成一致,宣房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案涉公房租赁合同,吕某霞及其女陈某腾空案涉公房、拆除自建房。诉讼中,宣房公司提供北京市房山区稻田一路1号院的一套房屋,供二人临时周转居住。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宣房公司作为公有住房的经营管理单位,有权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其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函,经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制定了腾退安置方案,与吕某霞一方进行了房屋腾退安置的洽商。在双方未能就腾退协议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基于相关法律规定,宣房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但同时应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居住利益。经核勘,宣房公司已为吕某霞一方提供了适当住房,可以判定具备腾退条件。对于安置、补偿问题,当事人应当依法另行协商妥处。依法判决:确认解除吕某霞与宣房公司正在履行的案涉公房租赁合同;吕某霞、陈某将案涉公房腾空后交予宣房公司,同时搬至宣房公司提供的周转房屋居住;案件受理费由宣房公司负担。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文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案涉公房所在的杨椒山祠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由于居民租住等原因,祠内文物建筑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安全隐患突出,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加强保护工作。该案是当地文物保护腾退系列案件之一,人民法院严格公正司法,正确适用文物保护法、合同法相关规定,在推动文物及时腾退的同时保障被腾退人合法居住利益,实现了保护文物与保障权益、法治力量与司法温度的有机统一。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还积极探索司法审判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专业化机制,并强化与有关部门沟通、配合,推动提升文物保护整体水平。该案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服务大局、维护首都核心区古都风貌保护的使命担当,为加强不可移动文物集群司法保护及类似案件办理提供了参考样本。
十三、刘某庆等4人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29年2月,红四军主力在大柏地伏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战斗十分激烈,在村前墙壁上留下很多弹洞,毛主席著名词作《菩萨蛮·大柏地》中“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即追忆此段历史。土地改革时期,瑞金县政府将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弹洞前村壁”的两间房屋(以下简称“弹洞”两房)等财产分给刘某仁、刘某庆、刘某庠(割禾客)、刘某华(刘某娣)、麻某连所有,并于1953年3月10日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之后,刘某仁将“弹洞”两房交给其弟刘某泮居住。1969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从刘某泮手中接管“弹洞”两房,并进行了局部维修。2007年4月15日,在《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简介》的碑文中载明该遗址原为“刘某泮私宅”。刘某庆、刘某庠、刘某序、刘某华系刘某仁与麻某连生育的子女,知晓碑文简介内容后,向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返还“弹洞”两房。审理过程中,刘某庆等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将碑文中的刘某泮变更为刘某仁、刘某庆、割禾客、刘某娣、麻某连。
【裁判结果】
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认为,“弹洞”两房系土地改革时期政府依据当时的土地政策分配给刘某仁、刘某庆、刘某庠(割禾客)、刘某华(刘某娣)、麻某连所有,且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后未再进行变更登记。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中“弹洞”两房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任何人不得对其损害。文物保护单位应对其妥善管理,碑文简介中该遗址原为“刘某泮私宅”确有错误,应予以更正。依法判决: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将“弹洞”两房前碑文《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简介》中“刘某泮”的名字变更为“刘某仁、刘某庆、割禾客、刘某娣、麻某连”。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革命文物物权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革命文物承载着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录了中国革命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对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意义重大。刘某庆等人起诉主张返还“弹洞”两房,根源在于其认为碑文简介中原住户名称有误导致自身权益受损,诉讼目的主要还在于“正名”。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统筹兼顾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强化释法析理,促进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该案是人民法院为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生动探索,为丰富、完善文物司法裁判规则积累了有益经验,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全面、正确树立文物保护理念,督促文物保护单位增强尊重历史、注重细节的责任意识,具有宣传教育意义。
十四、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诉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位于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濛江乡保安村,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重点烈士纪念保护单位。2020年,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颁布《白山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规范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其中明确规定,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日常保护管理等工作。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存在游乐园、烧烤屋、游船等经营活动,影响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向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全面履行保护管理职责,依法对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范围内餐饮、娱乐、野炊、露营、垂钓等与纪念、瞻仰、悼念烈士无关且有损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管,责令改正,恢复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未按要求履行职责,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向靖宇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案涉娱乐设施全部拆除,靖宇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
【裁判结果】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认为,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整改,履行职责,实现了公共利益的保护,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自愿申请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关机关怠于履职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是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抵御外辱的重要见证,是承载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革命文物,是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财富。人民法院坚持多元共治和源头治理的理念,依法延伸审判职能,加强与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推动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促成各项问题及时、妥善解决。该案依法审理有效维护了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积累了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探索性经验,对促进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尽责,推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具有示范意义和导向价值。
十五、西安某建材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开始,西安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占用土地建设预拌混凝土扩建项目。2017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规划局临潼分局将该线索通报给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临潼文旅局)。同月17日,临潼文旅局就建材公司“未经文物部门批准擅自施工”立案调查,并责令建材公司限期拆除、恢复原貌。此后,临潼文旅局两次向建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告知书,并根据建材公司申请依法组织听证,履行法定程序。其间,秦始皇陵博物院两次对临潼文旅局征询意见函作出回复,称建材公司施工已对秦始皇陵文物安全及周边历史风貌造成影响,破坏了秦始皇陵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认为在该区域内不宜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2019年3月11日,临潼文旅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建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责令其拆除违法建筑,并处罚款30万元。建材公司不服,诉至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建材公司未向文物行政部门申报办理审批手续,擅自在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临潼文旅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相对人不服文物行政部门处罚决定引发的行政案件。秦始皇陵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建材公司擅自在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影响秦始皇陵的文物安全和历史风貌,破坏秦始皇陵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建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依法监督、支持文物行政部门严格执法,形成了打击违法、保护文物的有效合力。该案从线索发现到司法裁判的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文物行政部门、文物单位及有关行政部门多元联动、依法履职、各尽其责,是共建新时代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屏障的成功范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Bright Morning Limited与被申请人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Bright Morning Limited与被申请人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
(2017年6月23日 (2017)最高法民他44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16)苏民他字53号《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我国和新加坡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成员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对本案的审查应当适用该公约的相关规定。
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超裁的问题。根据你院报送的材料,Bright Morning Limited (以下简称BM公司)与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祺集团公司)在合资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范围为“因本合同或本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可被提交仲裁”,双方当事人向仲裁庭提交的仲裁请求是针对违约及因违约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等与合同相关的争议,而涉案仲裁裁决第(4)项是对BM公司股东权利处置的限制,超出了仲裁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仲裁裁决的事项范围。同时,裁决第(2)项因受第(4)项的限制,故与第(4)项具有关联性。同意你院关于裁决第(2)(4)项构成超裁的意见。
关于超裁的第(2)(4)项与其他裁项是否可分的问题。裁决第(1)项认定乐祺集团公司违约,第(3)项确定了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违约损害赔偿金的金额,从裁决主文看,并未反映出第(2)(4)项与第(1)(3)项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第(3)项作为单独一项裁决,是对乐祺集团公司因违约所应承担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不能因为裁决正文在说理过程中将违约损害赔偿与股东权利的限制联系起来,而认定第(3)项与第(2)(4)项不可划分。仲裁庭对裁决理由的分析和阐述,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不属于《纽约公约》规定的审查内容,因此,裁决第(2)(4)项与第(1)(3)项具有可分性。裁决第(5)(6)项涉及仲裁费及其他费用的分担问题,亦可与超裁的第(2)(4)项进行划分。
关于承认与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问题。本案中仲裁庭适用我国法律适当与否,影响的仅是赔偿金额,并不构成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因此,同意你院关于承认与执行本案仲裁裁决不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意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应不予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第(2)(4)项,对第(1)(3)(5)(6)项应予承认和执行。
此复。
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
(2017年2月16日 (2016)苏民他字53号)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Bright Morning Limited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5年8月26日作出的新仲仲裁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最终裁决一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经审查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拟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向我院请示。我院经审查,同意无锡中院的意见。现报请贵院审查。
一、当事人情况
申请人:Bright Morning 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干诺道中74至77号标华丰集团大厦25楼。
代表人:Wiley Fernandez SHUMATE ,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胡科、方晔,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诸桥路10号。
法定代表人:甄某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昭、张雪艳,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申请及其理由
Bright Morning Limited (以下简称BM公司)申请称:
其与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祺集团公司)于2005年12月26日签订了《关于设立新乐祺公司之斜纹布生产合资合同》(以下简称《斜纹布合资合同》),据此设立了合资公司宜兴新乐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乐祺公司)。《斜纹布合资合同》第21条约定,“因本合同或本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可被提交仲裁,仲裁应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进行”。在该合资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乐祺集团公司拒绝登记BM公司委派的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拒绝任命BM公司副总经理和审计经理等,双方发生争议。2011年11月,BM公司将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乐祺集团公司提出了反请求。仲裁庭认为,乐祺集团公司的行为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BM公司有权获得赔偿,乐祺集团公司的反请求被驳回。据此,仲裁庭作出新仲仲裁2011年第130号(ARB130/11/MJL)最终裁决。
根据《斜纹布合资合同》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四版,以下简称《新仲仲裁规则》)的规定,裁决一经作出即为终局并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然而,乐祺集团公司至今未履行最终裁决规定的向BM公司付款的义务。新加坡和我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最终裁决属于该公约规定的“在另一缔约国作出的商事仲裁裁决”,可以根据该公约申请在我国境内承认和执行。故BM公司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最终裁决。
被申请人乐祺集团公司抗辩:涉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和执行。理由是:1.关于基本事实:2005年12月26日,乐祺集团公司与BM公司(其股东为Galey&Lord, LLC)签订《斜纹布合资合同》,成立新乐祺公司。2006年4月12日,乐祺集团公司与Dragon Vitality Limited (以下简称DV公司,其股东亦为Galey&Lord, LLC)签订了《关于设立宜兴乐威牛仔布有限公司之牛仔布生产合资合同》(以下简称《牛仔布合资合同》),成立宜兴乐威牛仔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威公司)。2006年6月10日, Galey&Lord, LLC分别与新乐祺公司、乐威公司签订两份《技术许可和技术协助协议》(以下简称《技术协议》)。同日,Brilliant Peninsula Limited (以下简称BP公司)分别与乐威公司、新乐祺公司和乐祺纺织实业(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乐祺公司)签订了两份《销售、营销、分销协议》(以下简称《营销协议》)。2008年4月,Galey&Lord, LLC违反《技术协议》约定,指使其人员偷走了关键的生产数据硬盘,并从两个合资公司撤走了全部人员。此后,BP公司亦不再履行两份《营销协议》。同时, BM公司、DV公司亦中断了与乐祺集团公司的联系,其委派的董事也不再履行任何职责(事实上该等董事早在2008年就已经分别从BM公司、DV公司离职,但BM公司、DV公司从未通知乐祺集团公司,乐祺集团公司直到2011年才首次得知该情形),已完全抛弃了两个合资公司。然而,BM公司、DV公司却不顾以上事实,在抛弃两个合资公司长达三年之后,却于2011年6月开始指责乐祺集团公司违约,并于2011年11月分别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2.涉案最终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1)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2)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3)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4)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而且,仲裁庭未能严守独立、中立和公正的立场,致使涉案最终裁决存在多处严重错误,并且明显偏袒BM公司,对乐祺集团公司及中国法律抱有严重偏见,极大损害了乐祺集团公司的利益。如果这份错误和充满偏见的仲裁裁决得到承认和执行,将会给乐祺集团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更加重大和不可弥补的损失。综上,根据中国法律及《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恳请驳回BM公司的申请,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本案最终裁决。三、案件基本事实
(一)涉案合同、仲裁裁决的相关事实
2005年12月26日,乐祺集团公司与BM公司签订《斜纹布合资合同》,设立新乐祺公司。该合同第20条“管辖法律”约定,“本合同的签署、效力、解释、履行、修改和终止以及本合同项下的争议解决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如果中国法律对某一事项未作规定,则应适用国际法律原则和惯例。”第21.2条“仲裁”约定,仲裁应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进行,仲裁程序应以中英文进行,仲裁庭应根据仲裁之时仲裁中心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006年4月12日,乐祺集团公司与DV公司签订《牛仔布合资合同》,设立乐威公司。2006年6月10日,新乐祺公司、乐威公司分别与Galey&Lord, LLC (以下简称Galey集团)签订《技术协议》,由Galey集团向新乐祺公司、乐威公司提供技术协助和技术。2006年6月10日,新乐祺公司与BP公司及老乐祺公司、乐威公司与BP公司分别签订《营销协议》,由新乐祺公司、老乐祺公司向BP公司供应斜纹布等纺织品,乐威公司向BP公司供应牛仔布纺织品。
2011年11月14日, BM公司针对乐祺集团公司就《斜纹布合资合同》下的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BM公司请求仲裁庭作出如下裁决:(1)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违约和其他不当行为造成的所有金钱损害赔偿;(2)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非法侵占和非法强占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利益造成的金钱损害赔偿;(3)命令被申请人偿还斜纹布合资公司被侵占,或在无公平对价作为交换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转移出斜纹布合资公司的所有资金和资产,且命令被申请人、其主要负责人和关联方交出从此等不正当行为中获取的全部利润;(4)禁止被申请人采取任何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的进一步行动;(5)命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产生的与本仲裁有关的所有法律费用、仲裁员费用、管理费和其他成本与开销;(6)命令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所有金钱损害赔偿的合理利息损失;(7)作出在此等情形下仲裁庭可能认为公正与适当的其他救济。
被申请人乐祺集团公司请求的救济如下:1.就BM公司的主张,仲裁庭应宣告:(1)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主张;(2)《斜纹布合资合同》和相关合同(即《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已于2008年9月16日或(作为替代)本裁决作出之日终止。2.被申请人的反请求:被申请人请求仲裁庭作出如下救济:(1)申请人应支付被申请人因申请人违约而遭受的损失,金额介于贰仟玖佰贰拾万美元(USD29200000)至叁仟陆佰肆拾万美元(USD36400000)之间;(2)申请人应支付被申请人所有法律费用和本次仲裁费用,包括新仲费用、仲裁员费用、直接成本和任何形式的其他所有成本、费用和开销;(3)就裁定被申请人所获得的任何金钱救济和/或费用,申请人应以仲裁庭认为合适的利率和在仲裁庭认为合适的期间支付利息;(4)仲裁庭可能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救济、命令或宣告。
2012年10月31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了2011年第130号仲裁案之《部分裁决(一)(修正)》(以下简称部分裁决),就乐祺集团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中必须采取的措施作出包括为配合BM公司查阅而提供合资公司账簿和记录、财务资料和文件,董事登记及内部审计经理任命,召开特别董事会议,费用延迟作出等在内的6项裁决。2013年9月5日,无锡中院就BM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该部分裁决作出裁定,承认并执行部分裁决(其中第1项查阅账簿和记录因BM公司撤回而除外)。
2015年8月26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新仲仲裁2011年第130号(以下简称130号)最终裁决:(1)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2)受下文第(4)分段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3)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总计叁仟捌佰肆拾万美元(USD38400000),作为其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的损害赔偿金。(4)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的14日内,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叁仟捌佰肆拾万美元(USD38400000)。当乐祺集团公司全数支付前述金钱损害赔偿,并有书面确认该赔偿已汇入BM公司指定的位于中国内地以外(除香港外)的银行后,《斜纹布合资合同》应立即终止,且BM公司:1应被禁止主张其斜纹布合资公司的任何权利(不论何种权利),包括其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2应作出乐祺集团公司就BM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所剩余的股权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行动(包括如乐祺集团公司如是要求,将该等股权无偿转让给乐祺集团公司或乐祺集团公司选定的第三方)。为避免歧义,乐祺集团公司支付前述金钱款项的义务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且不取决于其他任何事件、事实或情况。(5)仲裁庭认定乐祺集团公司应负担本仲裁费用的100%。(6)就法律和专家费用、实际支付开支和垫付费用,BM公司有权从乐祺集团公司处获得BM公司上述费用的100%,即美元叁佰贰拾壹万肆仟伍佰玖拾玖元零捌角陆分(USD3214599.86)。
该裁决在论及“争议点五:假设仲裁庭裁定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负有赔偿责任,申请人应得的损害赔偿金额(如有)为多少”时,在第196—201段陈述:被申请人就本争议点提出了一项法律异议,即仲裁庭无权作出股份转让的命令。又或者,如果仲裁庭在不要求申请人将股权转让给被申请人的情况下,裁定被申请人就任何所谓的侵占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即前述新乐祺公司,下同)的权益(即股权)向申请人支付损害赔偿,如此则构成双倍赔偿。经仔细审阅了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法律典籍后,仲裁庭认为其在中国法下确实有权裁定被申请人因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而向申请人作出赔偿,且作出该等赔偿命令无须实际要求股权转让,前提是有足够的保障确保申请人不会获得双倍赔偿。比如,仲裁庭可以作出命令禁止申请人在收到损害赔偿后行使其作为斜纹布合资公司股东的权利,或要求申请人收到损害赔偿且经被申请人书面要求后,将其股权转让给被申请人。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无须决定其在中国法下是否有权命令一个中外合资公司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转让股权。申请人主张,如果仲裁庭裁定被申请人负有责任,则申请人应获得斜纹布合资公司股权价值的50%作为赔偿,因为从《斜纹布合资合同》和《营销协议》整体来看,申请人应有权获得斜纹布合资公司50%的利润,这样被申请人才不致享有暴利。被申请人提出,基于几点理由,申请人的主张有瑕疵。第一,申请人仅持有斜纹布合资公司25%(而非50%)的股权。其次,50:50的机制是《营销协议》的一部分,且本该通过两方(即Galey集团和乐祺集团公司)间一套协议的适当运作实现。再者,让申请人获得斜纹布合资公司50%(而非25%)的价值作为赔偿是不公平的。基于下述原因,仲裁庭认为该问题比任何一方当事人所陈述的更为复杂,且如仅以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25%的股权为基础作出的损害赔偿救济将不能公平地补偿申请人因被申请人多次违约而遭受的损害。
该裁决第205—207段载明:仲裁庭注意到,被申请人已支持仲裁庭对提交至仲裁庭的争议有管辖权,被申请人只是主张仲裁庭无权作出一种特定形式的救济,即股权转让。被申请人依据中国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一个有关清算的决定,提出中国法下不允许仲裁庭作出股权转让命令,或作出一个以股权转让为附带条件的救济令,即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转让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权为条件,对申请人作出损害赔偿救济。仲裁庭进一步注意到,双方当事人已在《斜纹布合资合同》的第21条一致同意给予本仲裁庭广泛的权力决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全部争议,包括(特别是)与该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的争议。如果仲裁庭仅能决定《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而不能进一步决定该终止的后果,则无法圆满解决争议,也不符合情理。因此,仲裁庭认为其有权对申请人(如果其能证明所声称的被申请人的持续违约行为,而仲裁庭决定情况正是如此)作出赔偿救济,且该赔偿救济是以永久禁止申请人行使其股东权利,并要求申请人采取被申请人就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剩余股权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行动为条件。
该裁决第219-224段载明:在考虑了全部证据后,仲裁庭倾向于(通过一定调整)以申请人的专家Flower先生使用的方法评估斜纹布合资公司的企业价值。......严格依照申请人所持的斜纹布合资公司25%的股权,申请人股权的价值应在贰仟贰佰万美元(USD22000000)至贰仟柒佰肆拾万美元(USD27400000)的幅度内。如上所述,仲裁庭担心仅将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利益评估在25%不足以弥补申请人的损失。尽管确如被申请人所说,申请人仅持斜纹布合资公司25%的股权,仲裁庭不能无视申请人关于分析不能止步于此的主张。《斜纹布合资合同》属于包括《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在内的一套协议,这一点双方当事人并无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是,这一套协议的运作应当使双方当事人以50:50为基础分享利润分担损失,每年在“调整(tune up)”的基础上做决定。关于这一点,双方当事人也不存在异议。尽管仲裁庭不愿依照申请人建议的方法(即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权的估值应在50%的基础上计算),仲裁庭亦不愿完全支持被申请人的主张(即仲裁庭应当无视双方当事人关于各方应得到斜纹布合资公司利润的50%的意愿)。如果仲裁庭将其裁决限制在将申请人在斜纹布公司的利益估值在25%,则我们恰恰是在让一方获得了斜纹布合资公司超过50%的利润。被申请人因数项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的行为,导致申请人不可能从斜纹布合资公司获得任何利润。如果仲裁庭采用被申请人建议的方法,仲裁庭等于是在裁定被申请人永久性获得斜纹布合资公司100%的利润是合理和适当的。如专家证人Poole先生在庭审中所承认的,这对被申请人将是暴利,且将奖赏被申请人的不正当行为。仲裁庭同意申请人的观点:仲裁庭本身有广泛权力作出合适的救济以公平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计算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损害赔偿时,仲裁庭应当作出救济以防止被申请人获得暴利。如前文所述,仲裁庭认为Flower先生对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利益的估值是合理的。因此,作为防止被申请人获得暴利的额外赔偿,仲裁庭将裁定给申请人一笔额外金额:壹仟壹佰万美元(USD11000000)[在Flower先生以25%股权为基准的估值上限贰仟柒佰肆拾万美元(USD27400000)之外]。如此,总计叁仟捌佰肆拾万美元(USD38400000)的金额代表了相当于斜纹布合资公司约35%股权的价值,少于(我们认为不应裁定的)全部50%的股权权益。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8月26日就申请人DV公司与被申请人乐祺集团公司《牛仔布合资合同》纠纷作出新仲仲裁2011年第131号(以下简称131号)最终裁决。该裁决第178-181段载明:申请人主张,如果仲裁庭裁定被申请人负有责任,则申请人应获得牛仔布合资公司(即前述乐威公司,下同)股权价值的50%作为赔偿,因为从《牛仔布合资合同》和《营销协议》整体来看,申请人应有权获得牛仔布合资公司50%的利润,这样被申请人才不致享有暴利。被申请人提出,基于几点理由,申请人的主张有瑕疵。第一,申请人仅持有牛仔布合资公司33.33%(而非50%)的股权。其次,50:50的机制是《营销协议》的一部分,且本该通过两方(即Galey集团和乐祺集团公司)间一套协议的适当运作实现。再者,让申请人获得牛仔布合资公司50%(而非33.33%)的价值作为赔偿是不公平的。从原则上讲,仲裁庭同意被申请人的主张,即申请人的主张有实质性错误。申请人试图将Galey集团和乐祺(无锡)集团间50:50的利润分享等同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间50:50的合资企业。仲裁庭不支持这种主张。假设现在有一第三方有意购买申请人的股份,该第三方将需要支付牛仔布合资公司价值的33.33%,而非50%。
(二)关于乐祺集团公司在涉案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庭组成提出异议及仲裁庭回复的相关事实
2011年12月20日,乐祺集团公司对BM公司指定Stephen E. Smith (以下简称Smith先生)担任130号、131号两起仲裁的仲裁员提出异议。2012年1月9日,BM公司应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要求对该异议进行了回复。2012年1月19日,乐祺集团公司对Smith先生因不实信息披露构成利益冲突提出第二次异议。2012年1月20日,BM公司应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要求对该第二次异议进行了回复。2012年1月27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向BM公司、乐祺集团公司代理律师发送邮件,内容为:“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目前为止提供的全部信息,且依据《新仲2010年规则》,新仲主席分别任命以下仲裁案件的仲裁员:130号:Smith先生和陶先生,以及131号:Smith先生和于先生。”
《新仲仲裁规则》第十条“仲裁员资格”的第二款载明:主席依本规则指定仲裁员,应当适当考虑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员的任何资格要求,并尽可能确保指定独立和中立的仲裁员。第四款载明:仲裁员在获得主席指定之前,应当将任何可能导致对其中立性或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在合理时间内尽快向各方当事人和主簿作出披露。
《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以下简称《冲突指引》)“前言”部分第6点载明:本指引不是法律规定,并不凌驾于当事人选择的任何适用的国内法或仲裁规则之上。第二部分第3款载明:橙色清单是对(视具体案件的事实而定)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可能引起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正当怀疑的具体情形的非穷尽式列举。因此橙色清单反映的情形属于一般标准3(a)的范畴,仲裁员有义务披露此类情形。该《冲突指引》“3.橙色清单”项下的3.1.5条载明:仲裁员目前担任或曾在过去的三年中担任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参涉其中的相关事宜的另一仲裁案的仲裁员;3.2.1条载明:仲裁员的律师事务所正在为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提供服务,但没有形成重大的商业关系并且该仲裁员没有参涉其中;3.3.3载明:该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中曾是另一仲裁员或同一仲裁案的任一法律顾问的合伙人或有其他关联关系;3.4.1载明:仲裁员的律师事务所目前正在担任一方当事人的相对方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的相对方的代表。
乐祺集团公司主张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指定杨某龙作为130号、131号案件首席仲裁员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1.5条和《新仲仲裁规则》第十条第二款。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杨某龙有两项没有披露的内容,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4.1条及《新仲仲裁规则》第十条第四款:1.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曾经在美国国家纺织品组织理事会要求复审批准Galey集团某种进口聚纺纱的争议中代理Galey集团;2. Galey集团与宝丽来公司都是一家简称为PP公司的子公司,在宝丽来公司与一家叫RCM公司之间的诉讼中,杨某龙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了RCM公司。
乐祺集团公司另主张: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指定Smith先生作为130号、131号案件的仲裁员亦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1.5条;Smith先生亦存在不实披露的情形,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3.3条:根据Smith先生的披露,1995—2011年间其曾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其任职期间,MWE律师事务所担任其法律服务工作。本案BM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也是MWE律师事务所。Smith先生披露其本人与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事务没有关联,但其在简历中将洛克希德和马丁公司的合并作为其经典案例,而MWE律师事务所也将该案作为经典案例。
以上事实有双方举证的仲裁裁决书、合资合同、《技术协议》《营销协议》、(2013)锡商外仲审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书、仲裁程序中的往来邮件、《新仲仲裁规则》《冲突指引》及新闻报道网页等在卷佐证。BM公司举证的2014年6月26日的庭审笔录及乐祺集团公司举证的无锡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报案材料,因仅涉及牛仔布合资公司硬盘被盗及无锡中院承认与执行涉案部分裁决问题,与本案最终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否无关,无锡中院均不予采信。
BM公司另举证2014年6月23日庭审笔录,以证明乐祺集团公司同意130号、131号案件一并开庭审理。该庭审笔录载明:“主席:只是为了再确认一下,各方对两个仲裁庭的全部四位仲裁员坐在一起参加本次庭审并无异议,仅为记录。没有异议。谢谢。”乐祺集团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其主张的是杨某龙及Smith先生不能同时作为两个案件的仲裁员,而非是否同意两个案件一并开庭审理。BM公司还举证《案件管理会议和指令(7)》,以证明涉案仲裁庭组成是正当的且具有管辖权,乐祺集团公司同意两案一并开庭审理。该《案件管理会议和指令(7)》载明:2013年12月13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第130号案件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举行了一次现场的案件管理会议。与会者有BM公司代理人及乐祺集团公司代理人,仲裁庭成员包括杨某龙(第130号与第131号仲裁案件的首席仲裁员)、Smith先生(第130号与第131号仲裁案件的仲裁员)、陶某洲(第130号仲裁案件的仲裁员)、于某龙(第131号仲裁案件的仲裁员)。乐祺集团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是仲裁庭的单方指令与命令,不能证明其组成是正当的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四、无锡中院拟处理意见和理由
(一)本案争议焦点
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丁)项,第二款(甲)项、(乙)项所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二)合议庭意见及理由
本案为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涉案仲裁裁决系新加坡仲裁机构作出,而我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以及《纽约公约》第一条的规定,对涉案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的审查,应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
1.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本案中,乐祺集团公司主张最终裁决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所裁决的事项均超出双方当事人仲裁条款的范围,主要体现在:(1)第(1)项裁决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但BM公司从未提出要求宣告乐祺集团公司违约,该项裁决超出了双方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2)第(2)项裁决BM公司在收到赔偿金后终止《斜纹布合资合同》,但BM公司和乐祺集团公司从未提出过终止《斜纹布合资合同》的仲裁请求和反请求。(3)第(3)项裁决给BM公司的3840万美元赔偿金中包含的1100万美元额外赔偿是其他主体在《营销协议》及《技术协议》项下的利益,超出了本案《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仲裁条款的范围,且不可分。仲裁庭已经将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最大利益即25%股权的估值上限2740万美元作为违约赔偿金裁决给BM公司,而基于“50:50为基础分享利益”的安排额外裁决的1100万美元,则完全是《营销协议》及《技术协议》项下BP公司和Galey集团的利益,该两份合同也分别约定了各自的仲裁条款,非本案仲裁下的争议标的。(4)第(4)项裁决禁止BM公司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并以此作为BM公司获得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但是,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是基于公司法所产生的法定权利,仲裁庭处理了股东与公司、其他相关主体在公司法项下的法律关系,超出了《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股东之间的合资争议及涉案仲裁条款的范围。
BM公司则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主张的第(1)(2)(3)(4)项裁决均不存在超裁情形。理由是:(1)根据涉案仲裁条款,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全部争议,包括与本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均可提交仲裁解决。BM公司提出的第1项仲裁请求是“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违约和其他不当行为造成的所有金钱损失”。显然,仲裁庭就该项仲裁请求作出裁决的前提是判断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如上所述,涉案仲裁条款明确约定“与本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可提交仲裁。被申请人在涉案仲裁中请求的救济包括“仲裁庭宣告......《斜纹布合资合同》和相关合同......已于2008年9月16日或(作为替代)本裁决作出之日终止”。鉴于乐祺集团公司自身明确请求仲裁庭宣告《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最终裁决第(2)项显然不存在超裁情形。(3)最终裁决中关于损害赔偿金的裁决针对的仅是乐祺集团公司因其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而需支付的损害赔偿,没有涉及该仲裁案之外的其他当事人,也没有判断乐祺集团公司在任何其他合同项下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支付损害赔偿。至于如何具体计算因乐祺集团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而应向BM公司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属于仲裁庭的权限范围,也属于仲裁庭自由裁量其认为需要作出一并考量的其他相关事项的范围。该等计算方法正确与否,无论法院如何认为也非《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事实上,仲裁庭确定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是适当的。(4)根据涉案仲裁条款,仲裁庭有权对BM公司作出金钱赔偿救济,且规定BM公司在获得该金钱赔偿救济后不得再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中包括股东权利在内的任何权利等。该法律安排仅适用于BM公司全数获得乐祺集团公司支付的损害赔偿金的情形,当然属于涉案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内,也属于BM公司请求仲裁庭裁决事项范围内。并且,裁决也没有要求乐祺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而是裁决要求BM公司在乐祺集团公司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乐祺集团公司或其选择的第三方。退一步而言,即使最终裁决的部分内容超出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其余部分包括金钱损害赔偿部分仍可被承认和执行。最终裁决第(4)项裁决中明确表述乐祺集团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的义务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且不取决于其他任何事件、事实或情况”,包括股权转让安排。
对此,合议庭一致意见认为,涉案最终裁决第(1)(3)项并未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处理的争议超出仲裁条款或裁决的事项超出交付仲裁范围以外情形。理由是:(1)最终裁决第(1)项的裁决内容为: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虽然BM公司未明确提出确认乐祺集团公司违约这一仲裁请求,但是BM公司在其仲裁请求第1项即请求“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违约和其他不当行为造成的所有金钱损害赔偿”,也即确认违约是其后论及因违约造成赔偿的前提条件,故乐祺集团公司主张仲裁裁决第(1)项“确认违约”超出双方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与事实不符,无锡中院不予采纳。(2)最终裁决第(3)项的裁决内容为: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3840万美元的违约损害赔偿金。仲裁庭在作出确认乐祺集团公司违约的判断后,分析了其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并最终确认赔偿数额。综观涉案仲裁裁决的说理过程,其处理的仍然是围绕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关于《斜纹布合资合同》履行及违约的相关争议,并未超出仲裁条款的范围,也未超出双方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乐祺集团公司主张3840万美元中包含的1100万美元额外赔偿,是其他主体在《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项下的利益,因而超出涉案仲裁条款。对此,合议庭认为,虽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仲裁庭基于《斜纹布合资合同》、《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一套协议项下“50:50为基础分享利益”的安排额外裁决了1100万美元,不论其自由裁量的依据正确与否(下文将论及),其处理的仍然是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间关于违约及赔偿的事宜,并未涉及《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的其他合同当事人,也未处理该两份协议项下的争议。
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最终裁决第(2)(4)项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被承认和执行。理由是:最终裁决第(2)项的内容为“受第(4)项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因此第(2)(4)项裁决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第(4)项是禁止BM公司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并在乐祺集团公司请求时转让其股权。合议庭认为:首先,股东权利是基于公司法律制度而产生的法定权利,并非约定权利。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约定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是与合资合同履行、违约、终止等相关的争议或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即仲裁庭解决的争议仅限于合资双方围绕合资合同发生的争议,而非能将其管辖延伸至合资公司本身。其次,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在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中均未提出有关BM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权问题,在仲裁过程中亦未有任何一方提及股权限制及转让。BM公司请求的是违约损害赔偿金和侵权损害赔偿金,乐祺集团公司反请求的是对方违约的损害赔偿金,双方的争议焦点均是对方是否违约及违约造成的法律后果。因此,仲裁庭为平衡双方利益,避免BM公司获取所谓“双倍赔偿”,主动干预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既超出双方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也超出了双方交付仲裁决定的事项范围。
另外,鉴于仲裁庭在其裁决书中明确陈述:“如果仲裁庭仅能决定《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而不能进一步决定该终止的后果,则无法圆满解决争议,也不符合情理。因此,仲裁庭认为其有权对申请人的赔偿......作出赔偿救济,且该赔偿救济是以永久禁止申请人行使其股东权利,并要求申请人采取被申请人就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剩余股权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行动为条件。”即仲裁庭的第(3)项有关损害赔偿的裁决内容是以第(2)(4)项裁决内容为条件,彼此存在关联性,构成一个整体,且相互之间不可划分。因此最终裁决第(2)(4)项因超出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及裁决事项范围而不能被承认和执行,第(3)项因与第(2)(4)项不可划分亦一并不能被承认和执行。同理,涉及仲裁费及法律、专家等费用的最终裁决第(5)(6)项亦与前述(2)(3)(4)项不可划分,应当一并不予承认和执行。至于第(1)项关于确认违约的裁决,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确认违约这一仲裁请求及反请求,仅是将其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基础,在损害赔偿等裁决事项不被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下,单独承认该项裁决事项亦无意义。
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最终裁决第(2)(4)项虽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但因为和第(1)(3)(5)(6)项可以划分,因此仅就超裁的(2)(4)项裁决不能被承认和执行。理由是:虽然涉案仲裁裁决在说理过程中将违约损害赔偿和股东权利的限制及转让联系在一起,但是单从裁决主文来看,两者是可以划分的。
2.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的情形
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斜纹布合资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处理合同争议,因此仲裁庭亦明确解决涉案争议时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合议庭认为,仲裁庭在适用中国法律进行涉案裁决时,随意曲解及误读了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承认该裁决将违反中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法律的威严和根本社会利益。理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仲裁庭在确认乐祺集团公司违约后,并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范畴内选择对BM公司的违约救济方式,而是将合同终止、损害赔偿及合资公司股权处理等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置。在确定损害赔偿额时,亦未按照前述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进行酌定,而是继续行使英美法系裁判者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仲裁庭本身有广泛权力作出合适的救济以公平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认为“如仅以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25%的股权为基础作出的损害赔偿救济将不能公平地补偿申请人因被申请人多次违约而遭受的损害”。其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乐祺集团公司被认定为违约的情况下,BM公司所获损害赔偿应当以其在订立合同时能够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为限。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权为25%,以斜纹布合资公司的企业价值(依仲裁庭采纳的计算方法)乘以25%已经是其预见的损失的上限。而仲裁庭却担心“仅将申请人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利益评估在25%不足以弥补申请人的损失”及“让一方获得了斜纹布合资公司超过50%的利润”,因此,“作为防止被申请人获得暴利的额外赔偿”,仲裁庭在斜纹布合资公司企业价值25%的上限之外额外裁定赔偿1100万美元给BM公司,也即总赔偿金额相当于企业价值的35%,介于25%~50%之间。可见,虽然仲裁庭明确其适用中国法,但却未能查明中国法或者说是对中国法查而不明,在适用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相关法律时强行施以衡平理念,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2)即使是仲裁庭行使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同日进行的130号、131号这两个相关裁决(两个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及边裁同为杨某龙和Smith先生)中,对同一焦点问题适用同一法律却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令人难以信服。在131号裁决中,仲裁庭在论及如果乐祺集团公司存在违约的赔偿数额时,明确同意乐祺集团公司主张的牛仔布合资公司仅持有33.33%股权,且50:50分配机制是《营销协议》项下,“申请人试图将Galey集团和乐祺(无锡)集团间50:50的利润分享等同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间50:50的合资企业,仲裁庭不支持这种主张”,并就此认为DV公司试图获得50%赔偿是不公平的。而在涉案130号裁决中,却认为《斜纹布合资合同》包括《营销协议》《技术协议》,这一套协议的运作应当使双方当事人以50:50为基础分享利润分担损失。仲裁庭在本案中所谓衡平法则的适用却未能保障双方当事人在同等情况下获得同一法律的平等对待。(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也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违约或侵权竞合时,当事人有权择其一进行仲裁或诉讼。在仲裁条款约定仅处理与合资合同有关争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仅能就其违约损害赔偿部分进行处理。然而,在乐祺集团公司提出依中国法仲裁庭无权作出有关股权转让命令的情况下,仲裁庭虽然在“仔细阅读双方提供的中国法律典籍”后,认为确实无须强制股权转让,但其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为避免申请人获得“双倍赔偿”而在中国法律之外自行设置了一个保障如强行禁止行使股东权利或进行股权转让,并陈述“仲裁庭无须决定其在中国法下是否有权命令一个中外合资公司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转让股权”。仲裁庭在裁决过程中将违约与侵权一并审查,并在认定违约损害赔偿中实际将侵权损害赔偿一并考量,才作出了高达3840万美元的远超出BM公司股权价值和实际损失的赔偿,但又为防止申请人获得“双倍赔偿”,而不顾双方当事人意愿及中国法律规定,额外裁决了禁止股东权利的相关命令,以达到其内心确认的公平。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完全相背,是对适用中国法律的“阳奉阴违”,损害了中国法律的威严。若对涉案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将助长其他国家及国际仲裁机构任意适用和解释中国法律,严重损害中国法律的威严,有违中国的公共政策。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根据目前的司法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对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持谨慎态度,最近的一起案例是因为在合资合同纠纷中仲裁庭处理了合资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而该租赁合同纠纷已为中国法院所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以该裁决违背中国司法主权为由,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但本案与该案情形不同。即使仲裁庭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也不属于《纽约公约》规定的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3.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规定的其他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合议庭一致意见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主张的以下情形均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1)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仲裁规则,导致仲裁庭不具有中立性、独立性,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的规定即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合议庭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主张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其举证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杨某龙、Smith先生具有未披露、披露不实的情形。其次,《新仲仲裁规则》第二款、第四款均是对仲裁员中立性或独立性的要求,仅凭杨某龙、Smith先生同时担任130、131号案件的仲裁员及杨某龙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曾在另一起诉讼中代理Galey集团,Smith先生曾担任副总裁及法律总顾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涉案仲裁中代理BM公司的MWE律师事务所有长期业务关系,即认定两仲裁员缺乏中立性或独立性,依据不足。乐祺集团公司还认为仲裁庭对中方当事人抱有严重偏见,明显偏袒BM公司亦缺乏事实依据。再次,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上述两仲裁员违反《冲突指引》规定的披露义务,且不论两仲裁员是否确实有《冲突指引》规定必须披露的情形,但是《冲突指引》并非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且违反《冲突指引》也不必然违反《新仲仲裁规则》。最后,乐祺集团公司向无锡中院提出的仲裁庭违反仲裁规则的各种情形,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全部向仲裁庭提出异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已经按照《新仲仲裁规则》进行了审查,在要求BM公司进行回复后,最终作出了仲裁庭组成的决定。综上,乐祺集团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锡中院不予采纳。
(2)最终裁决侵犯我国司法主权,违背了我国的公共政策,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的规定即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合议庭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企图举证无锡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以证明最终裁决不尊重中国公安机关的刑事报案和侦查行为,但是该《立案决定书》系DV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就牛仔布合资公司发生纠纷后,由乐祺集团公司报案而产生,与本案无关,且乐祺集团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仲裁庭干涉了该刑事侦查程序,乐祺集团公司以此主张最终裁决违背我国公共政策,无锡中院不予采纳。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在无锡中院已经将部分裁决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最终裁决仍认定乐祺集团公司没有遵守该部分裁决,侵犯了我国司法主权,违背了我国公共政策,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锡中院不予采纳。
(3)最终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即裁决事项不可仲裁解决。合议庭认为,虽然乐祺集团公司提出此点答辩意见,但在举证及辩论过程中均未提及此情形,且该主张与事实法律均不相符,合议庭不再赘述。
综上,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乐祺集团公司已举证证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的130号最终裁决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及第二款(乙)项之情形,依其请求,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该最终裁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层报。
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涉案仲裁裁决第(2)(4)项虽然既超出双方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也超出了双方交付仲裁决定的事项范围,但是因为该两项裁决与其他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以划分,因此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除第(2)(4)项外的其他裁决事项可以承认和执行。另外,涉案仲裁裁决不宜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之“承认或执行有违该国公共政策”,故对于该裁决第(1)(3)(5)(6)可以承认和执行。
(三)无锡中院审判委员会决议
同意合议庭多数意见,即130号最终裁决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及第二款(乙)项之情形,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
五、我院处理意见
我院拟同意无锡中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的意见。理由是本案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之超裁且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不可分的情形:最终裁决第(2)项的内容为“受第(4)项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因此第(2)(4)项裁决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第(4)项是禁止BM公司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并在乐祺集团公司请求时转让其股权。本案当事人并未将股权限制及转让问题交付仲裁庭裁决。第(3)项有关损害赔偿的裁决内容是以第(2)(4)项裁决内容为条件,彼此存在关联性,亦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最终裁决第(2)(3)(4)项因超出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及裁决事项范围而不能被承认和执行。同理,涉及仲裁费及法律、专家等费用的最终裁决第(5)(6)项亦与前述(2)(3)(4)项不可划分,应当一并不予承认和执行。至于第(1)项关于确认违约的裁决,因违约系请求损害赔偿的基础,在损害赔偿等裁决事项不被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下,单独承认该项裁决事项亦无意义。基于上述理由,我院拟同意无锡中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的处理结果。
无锡中院关于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有违我国公共政策的理由,我院认为不能成立。无锡中院提出该问题的核心理由是仲裁庭为确定赔偿额在适用中国法律时强行施以衡平理念,并将违约与侵权一并考量,有损我国法律尊严。我院认为,法律适用失当,一般不应上升至违背公共政策的高度,除非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会造成严重损害我国法律基本原则的后果。显然本案仲裁庭法律适用是否适当,影响的仅仅是赔偿额的高低,据此难以得出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违背我国公共政策的结论。
上述意见当否,请贵院审查后明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的通知
(高检办发〔2020〕5号)
各级人民检察院:
《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已经2020年4月7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百零二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20年4月9日
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
为深化落实“三个规定”及《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持续做好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一条 《实施办法》所称检察人员,包括在检察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的在职在编人员以及挂职锻炼、借调、临聘等人员。
第二条 检察人员遇有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行为,应当及时填写《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及相关接触交往行为情况记录表》(以下简称《记录表》),密封后向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填报件数,无需报告填报的具体内容。“零报告”的,记录报告人在《记录表》上填写“无此类情况”,交所在部门留存备查。
第三条 检察人员认为填报内容重大、敏感,或者涉及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等情况的,可以径直向本院检务督察部门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局报告。对径直报告的检察人员情况,应当严格保密。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内设部门指定专人汇总本部门上个月填报情况,每月3日前将密封的《记录表》报本院检务督察部门,节假日顺延。报送前,须经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分管院领导审签。院领导向检察长报告后,将《记录表》交本院检务督察部门。
第五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每月8日前,经层报检察长审签,将上个月全省(自治区、直辖市)三级院记录报告情况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局,节假日顺延。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应在省级人民检察院规定时间内上报。
第六条 检察人员漏报的,可在当月月报告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补报,并作出说明。三个月后补报的,视为未及时记录报告。
第七条 检务督察部门指定专人保管《记录表》,统计汇总相关信息,并长期保存。
第八条 检察人员填写的《记录表》,非因工作需要,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复制、摘抄。
第九条 因工作需要,确需查阅《记录表》的,严格按以下审批权限报批。
(一)查阅本院院领导填写的《记录表》,以及记录报告内容涉及本院院领导和外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的,由检察长审批;
(二)查阅本院内设部门负责人填写的《记录表》,且记录报告内容不涉及本院院领导和外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的,由分管检务督察部门院领导审批;
(三)查阅本院其他人员填写的《记录表》,且记录报告内容不涉及本院内设部门负责人以上领导干部和外单位领导干部的,由检务督察部门负责人审批。
第十条 检务督察部门每年对本院检察人员填报的《记录表》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开展随机抽查,主要查看是否全面如实规范填报“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每年应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察,及时发现落实“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中的问题,督促下级人民检察院严格执行制度规定。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每月向下级人民检察院通报本地区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情况。必要时,可向社会公开通报。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将本院每月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情况向驻院纪检监察组通报。在记录报告工作中发现违纪违法线索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把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情况纳入干部选拔任用和年度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如实记录报告重大事项情况的,记入廉政意见函。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工作,作为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带头填报,组织实施,落实责任。
党员干部年底应在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上报告个人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情况。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织及领导干部,对落实“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不力,导致检察人员违纪违法行为高发,造成恶劣影响的,按照相关规定严肃问责。
第十六条 保管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失泄密的,或者未经审批程序私自调阅《记录表》的,依据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七条 本工作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88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882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财产保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反映,财产保全制度对于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防止“执行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实中有不少当事人滥用财产保全制度,对相关企业的经营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您建议,赋予法院对保全的申请更多的审查权,既能保障正当申请人的权益,又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财产保全制度;加大恶意申请或随意申请保全的违规成本,财产保全的数额超过最后判决结果的部分,除给予被申请人赔偿外,还予以民事制裁,促使当事人谨慎行事,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任性"负责。
您的建议,对于规范保全行为、推动执行工作有重要意义。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财产保全工作合法有序推进。
一、加大监督力度,保障对财产保全制度的落实。诉讼保全是在诉讼过程中为保证将来判决的可执行性对当事人财产采取的临时性冻结、查封措施。尽管保全并不是实质性处分当事人的财产,但是资金的可流动性、企业的商誉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为充分发挥保全制度的作用,以保全促和解、以保全促执行,从源头上缓解“执行难",同时也为规范保全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在充分考虑保全仅是限制被保全财产的处分,一般不会导致财产灭失,及因保全可能对被保全财产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规定了诉讼保全的担保数额,并引入两种新的财产保全担保方式——财产保全责任险和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出具的“独立保函",以增强申请人的担保能力。同时,为进一步规范保全,落实中央提出完善依法保护产权制度的要求,在财产保全中体现“善治"理念,《规定》还作了四个方面的安排:一是在确保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依法保护债务人产权。明确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财产保全期间,在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允许债务人对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二是禁止超标的保全。明确对明显超标的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以部分保全为原则,对银行账户进行保全时应当明确冻结数额。三是合理分配解除保全责任,解决恶意延期解保问题。明确在仲裁请求被依法驳回等六种情况下,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否则应当就此承担赔偿责任。四是保障权利救济,防止保全违法错误。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保全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权利;也赋予了对被保全财产主张实体权利的案外人通过诉讼进行救济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大执行监督力度,督促各级法院严格依法进行保全工作。
二、加强指导,对财产保全予以审慎审查。财产保全作为一种民事措施,往往涉及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等多方利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对各级法院的财产保全案件进行实时监控,全面掌握保全案件的立、结案及财产查控等信息。我们将强化保全不同于执行这一财产保全工作的基本理念,及时总结、分析保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各级法院在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时,必须坚持审慎态度,特别是在审查阶段,既要注重保全措施的必要性,还要考虑其执行的合理性;平等保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利益,重视被申请人权利的落实;在充分赋予申请人权利的基础上,对被申请人权利依法进行保障;重视被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当法院作出保全裁定时,在不损害申请人利益或有效防止被申请人财产转移的前提下,告知被申请人财产被保全的情形,以保障其异议权;落实法律赋予被申请人的各项权利,确保在保全实施中被申请人权利得到依法保障;利害关系人对被保全的财产主张实体权利的,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告知其在诉讼保全阶段,即可通过提起异议之诉主张权利,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护。
三、加强调研,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实践中,虽然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财产保全的审查及实施均有明确规定,且在判断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赔偿责任时,通常会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综合考量造成损失的原因,对申请人过错的认定上,也会参考被申请人在诉讼中是否提出异议、是否申请置换查封标的等因素,考虑查封标的发生损失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各地法院掌握标准不统一,仍然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组织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对《规定》进行细化、完善,努力做到既有利于促进审判、执行工作,同时,又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1.完善解除财产保全及替换保全财产机制,合理平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利益。
2.规范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恰当选择财产保全方式和保全财产,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被申请人生产经营及生活的影响。
3.统一界定保全错误标准,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既充分考虑过错与诉讼请求金额直接相关联,留出申请人对法律了解或理解上不足的空间,也要加强对滥用财产保全的法律规制,防止申请人滥用保全。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2019〕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人民法院推进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开局之年。做好2019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在更高站位、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深化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统筹推进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效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现结合工作实际,对2019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切实履行人民法院改革主体责任
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活动,组织全国法院政治轮训,确保法院干警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加强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落实各级人民法院党组改革主体责任。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和内设机构改革推进情况,切实加强审判执行机构、人民法庭、审判执行团队的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提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科学谋划推进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工作。按照《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及其分工方案,组织召开人民法院牵头改革任务协调推进会,会同中央有关参与单位明确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和成果形式。印发《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及分工方案,做好宣传解读和推进落实工作。组织召开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推进会,强化一体部署,加强政策指导,促进经验交流。
切实加大司法改革督察和指导力度。积极配合中央改革办、中央政法委开展重点改革任务专项督察,持续开展改革常态化督察,确保改革政策精准落地。印发规范重大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加强改革经验交流和分类指导,编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为全国法院提供有益借鉴。做好2019年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工作,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夯实改革理论基础。
加强司法改革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配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做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各项宣传工作。修订发布《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一2018)》(白皮书),全面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举办司法改革专题培训班,加强改革政策宣讲解读,引导干警正确认识、理解、支持和投身改革。
二、健全人民法院机构职能体系
优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完善审级制度,健全案件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机制,研究形成审级制度改革建议报告。积极与中央相关部门协商,研究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及重新确定工作。优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职能定位,合理确定巡回法庭受理案件范围,研究制定配套司法解释,推动健全相关立法。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提升专业技术类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推动建立域外送达网络平台。
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针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审判方式、诉讼规则、平台建设等,制定印发配套指导性文件。协调有关部门,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法治论坛活动。适时召开互联网法院工作会议,编写发布互联网司法白皮书,编辑出版互联网司法主题刊物。
深化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理顺内设机构改革与办案组织建设的关系,明确综合业务机构职能定位,督导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深化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健全人民法院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建立经费保障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全国法院统一的涉案财物管理系统,全面落实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任务。
三、健全审判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
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切实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强化独任庭、合议庭法定审判组织地位,依法确定职责权限,确保权责一致。印发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意见,完善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建立健全全国法院院长、庭长办案情况汇集、分析、通报机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合理确定院长、庭长办案数量,建立院长、庭长办案情况考核监督、见效问责机制。
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编制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司法技术等专业领域主要审判程序的流程标准,推动将从立案到结案、归档各个节点的工作要点、时限要求、流程标准、岗位指引和文书样式嵌入信息化办案平台,切实提升全国法院审判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健全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指导文件和参考性案例的备案机制,修改指导性案例体例格式规范性文件。开展类案类判规则编著工作,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强化和规范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各类人员权责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细化完善“四类案件”的监管范围、发现机制、启动程序和监管方式。全面落实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推动在省一级全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印发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和惩戒工作办公室工作规则。制定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相关规定,指导各省(区、市)开展法官惩戒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性、常态化的内部巡视、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制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四、健全诉讼制度机制
全面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对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的督察、指导和培训。修订关于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提高庭审质效,确保量刑公正。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健全工作机制,总结形成试点工作报告。制定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利。推进刑事申诉制度改革,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审查标准和程序,落实律师代理申诉制度。优化刑罚执行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改进病残等特殊罪犯刑罚交付执行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细化操作规则,加大刑事案件追逃追赃力度。
健全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机制。探索扩大小额诉讼适用范围,优化小额诉讼适用机制。探索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研究优化司法确认程序适用。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在线诉讼规则,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涉及法律调整适用的,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工作。探索建立送达新模式,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推动扩大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推广应用集约化、社会化送达工作机制。
规范行政案件管辖机制,完善案件管辖标准及类型。进一步健全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管辖制度。完善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推动修订诉讼费交纳办法。制定印发防范和惩治恶意诉讼、无理缠诉司法解释,切实解决滥用诉权问题。全面落实《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构建优质高效便民的司法协助体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制定印发参审、培训、考核、奖罚、经费保障等配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五、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立足司法职能,切实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功能作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开展法院系统大排查,健全风险防控和应对制度机制。深入开展营造法治营商环境工作,配合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规划和评价指标体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制定印发办理黑恶势力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指导意见。
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破产审判机制,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推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破产法庭。建立全国破产管理人协会,指导各地法院健全破产相关制度。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区建设,制定印发关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协作平台,建立联合仲裁机制。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建设。推进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归口审理的审判模式改革,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审判工作指导意见,创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全流域系统治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服务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健全体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损害赔偿制度。制定印发关于加强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的指导意见。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健全涉企业错案冤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依法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冤错案件,并做好典型案例宣传发布工作。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乡域治理机制,积极推广“寻乌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六、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构建分层递进、衔接配套的纠纷解决体系,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落实先行调解原则,研究制定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加强类型化纠纷多元化解,制定印发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物业纠纷多元化解等领域的指导意见。推动建立统一的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全面开展法院在线调解工作。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司法确认模式,促进调解成果当场固定、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全面推进律师调解制度改革。发布《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白皮书,全面宣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效。
七、深化高效便民司法机制
推进诉讼服务现代化建设,制定印发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工作的意见。优化网上诉讼服务功能,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问题。加快研发智能服务系统,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自助查询咨询、业务网上办理等服务。健全立案工作机制,构建形成现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结合的便民立案工作格局。全面推行“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促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综合改革。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健全网络查控系统,推动实现对各类财产全覆盖。优化网络评估拍卖系统,上线询价评估系统,加大网络拍卖适用力度。完善“执转破”工作机制,建立执行与破产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推进“执转破”案件的快速审理。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围绕推进审执分离改革、优化执行权配置,研究提出改革意见。推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研究起草立法建议稿,着力解决执行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形成研究报告。探索利用保险理赔机制加大执行救助力度。
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积极研发四级联网的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信息化平台。开展国家赔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
八、全方位深化司法公开
加大司法公开工作的检查指导力度,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法发〔2018〕20号),推动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全方位深化。
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严格规范文书不上网审批程序,全面部署和推广应用裁判文书自动纠错软件,建立健全裁判文书质量管控机制。升级中国裁判文书网,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全面落实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完善相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推进网上办案数据自动采集,实现全国法院审判流程信息统一汇集公开。拓展中国庭审公开网功能,进一步健全庭审公开的范围、流程和保障机制。
九、加强法院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深化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和职业保障体系。科学测算“法官饱和工作量”,探索推动在人案矛盾集中地区科学增加政法专项编制。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在省级层面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政法专项编制和员额比例。
大力推进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建立完善员额法官常态化增补机制。健全法官员额管理机制,落实员额法官交流政策,制定印发员额法官退出指导意见,畅通员额进出渠道。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法官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和法官等级升降办法,推动实现法官等级晋升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待遇政策。
健全审判辅助人员招录、配备、管理和保障制度,探索下级法院法官到上级法院交流担任短期法官助理工作机制。研究司法技术人员配备和职业保障制度。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在法院系统落实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拓宽司法行政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全面落实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完善各类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政策。加大法官权益保障力度,指导督促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进法官权益保障组织机构建设,落实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工作机制。
十、全面建设智慧法院
加强智慧法院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整合各类办公平台,完善改造办案系统。加强审判工作智能化辅助,研发升级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量刑辅助、风险预警、类案推送等智能辅助系统,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台。优化刑事案件智能办案辅助系统,完善证据标准指引,配合中央政法委推广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提升执行案件系统和执行指挥平台智能化水平,实现数据可视化、卷宗可视化和现场可视化。
推广浙江“移动微法院”试点经验,扩大电子诉讼覆盖范围,创新审判方式,再造审判流程,探索建立移动电子诉讼体系。完成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试点工作,并逐步覆盖全国法院,推动实行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案件归档方式,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探索建设“人民法院数字档案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对2019年工作要点落实的统筹协调。各责任单位要把提高方案质量、按时完成任务、抓好工作落实作为重中之重,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进度、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每项任务落实到位。牵头单位要与协办单位密切协作,合理分工,形成合力。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解读印发的政策举措,积极宣传改革新进展新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和法院干警关心的热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严格落实改革任务台账管理和督办督察责任制,加强对各项任务的跟踪督办、改革试点的归口管理,配合中央改革办、中央司改办做好重大方案印发后的督察工作。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81号(政治法律233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081号(政治法律233号)提案答复的函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我国少年法庭制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特点,通过专业化审判,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和特色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少年法庭工作,2019年6月—2020年8月,院党组会议三次专题研究少年审判事宜。
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人民法院从此开启了一项新的专门审判事业,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由此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三十多年来,少年法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合议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逐步发展成为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少年家事审判庭,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审判机构,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促进人民司法事业科学发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少年法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但由于近年来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办案任务加重,加上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大量少年审判专门机构撤并,专业少审法官转岗到普通的刑事、民事审判庭或者流失,导致专业审判队伍力量分散,少年法庭工作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妥善解决。
您提出不断推进少年法庭工作必须在制度、机制、机构、队伍、受案范围、统计体系、考核指标进行全面完善,对此,我们完全赞同。为加强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工作意见。初步有如下设想: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党和国家、社会各界高度关切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加强少年法庭工作,是充分履行人民法院职能,贯彻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理念的基本路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进步和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和不断完善少年法庭制度。
二是要坚持并加强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失足未成年人需要特殊对待,受侵害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由此决定,少年审判在方针、政策、理念,以及内容、要求、方式等方面,均与成人司法存在重大差异。少年法庭三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充分证明,机构专门化、审判专业化、队伍职业化,是落实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需要加强对少年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整合少年审判力量,保障少年审判机构和队伍的专门化、专业化。
三是构建符合少年审判特点的单独绩效考核和统计指标体系。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非审判业务工作。对少年审判的业绩考核,不应只注重办案数量,更应注重办案效果。要建立符合少年审判工作实际的专门绩效考评体系及司法统计指标,将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延伸帮教、法治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及司法统计范围,将未成年人案件单独编号、单独统计,以调动办案法官的主动性,稳定少年审判法官队伍,保障和促进少年审判专业化、可持续发展。
四是要明确少年法庭受案范围。厘清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等的分工,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以保证案件数量和审判工作的平衡,同时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地强化审判管理和指导。
五是要加强少年审判理论调查研究工作。近些年来,涉及低龄儿童犯罪、性侵儿童、校园欺凌、儿童福利、法治教育、专门学校、网络安全、虐待儿童、留守儿童监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特别是要强化司法政策研究和案例研究,为制定司法解释、加强办案指导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支撑。同时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刑法修正案(十一)等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以扎实有效的措施,推动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取得新发展,努力把这项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8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088号建议的答复
孙正东代表:
您与其他二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市县检察机关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由我院会同财政部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和对基层政法机关的重视支持。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后,中央深改组2014年6月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包括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在内的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总体安排。此后,中央政法委2014年12月印发《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中的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政委〔2014〕53号),并于2016年7月和2017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明确各项改革要求。其中对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总体要求是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予以推进。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明确“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近几年来,我院主动配合中央政法委、财政部等牵头单位,积极参与顶层设计,提出改革意见建议,研究制定《关于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试点的参考意见》《关于适应司法改革和财政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财务工作的意见》,并加强沟通协调,强化工作指导,推动此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吉林、广东等19个省区市实现省级财物统一管理,省市县检察院均为省财政部门一级预算单位。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改革后市县检察院的经费保障更加持续均衡稳定,经费保障水平和管理效益都有提高,受到检察干警的欢迎。
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由于财物省级统管改革还没有全面实行,一些地方检察院经费保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经费保障又遇到新的问题。财政部表示,将立足财政职能,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加强与中央政法委、财政部等牵头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省级检察院的工作指导,持续推进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提高检察经费保障水平和管理效益,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8年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保全人与被保全人的身份、送达地址、联系方式
(二)请求事项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请求保全数额或者争议标的;
(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或者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
(五)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资信证明,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
(六)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当写明生效法律文书的制作机关、文号和主要内容,并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第二条 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由立案、审判机构作出裁定,一般应当移送执行机构实施。
第三条 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当通过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及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裁定驳回申请的,应当将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并通知仲裁机构。
第四条 人民法院接受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作出裁定;需要提供担保的,应当在提供担保后五日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在五日内开始执行。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责令申请保全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担保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百分之三十;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
财产保全期间,申请保全人提供的担保不足以赔偿可能给被保全人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追加相应的担保;拒不追加的,可以裁定解除或者部分解除保全。
第六条 申请保全人或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担保人、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财产及其价值、担保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为财产保全提供保证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人、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责任承担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对财产保全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违反民法典、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责令申请保全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他担保;逾期未提供的,裁定驳回申请。
第七条 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
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由保险人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八条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
第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遭遇家庭暴力且经济困难的;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损害赔偿的;
(四)因见义勇为遭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的;
(五)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发生保全错误可能性较小的;
(六)申请保全人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偿付债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
法律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第十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
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出保全裁定的,在该裁定执行过程中,申请保全人可以向已经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执行法院,书面申请通过该系统查询被保全人的财产。
申请保全人提出查询申请的,执行法院可以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裁定保全的财产或者保全数额范围内的财产进行查询,并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人民法院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未查询到可供保全财产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保全人。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查询到的被保全人财产信息,应当依法保密。除依法保全的财产外,不得泄露被保全人其他财产信息,也不得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以外使用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
人民法院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被保全财产系机动车、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除被保全人下落不明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保全人书面报告该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并予以核实。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财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可供保全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该不动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割会严重减损其价值的除外。
对银行账户内资金采取冻结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具体的冻结数额。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协助办理登记手续的,有关单位应当在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后立即办理。针对同一财产有多个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当按照送达的时间先后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自动转为诉讼或仲裁中的保全措施;进入执行程序后,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依前款规定,自动转为诉讼、仲裁中的保全措施或者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期限连续计算,人民法院无需重新制作裁定书。
第十八条 申请保全人申请续行财产保全的,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保全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时,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保全人明确的保全期限届满日以及前款有关申请续行保全的事项。
第十九条 再审审查期间,债务人申请保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再审审理期间,原生效法律文书中止执行,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十条 财产保全期间,被保全人请求对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申请保全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准许,但应当监督被保全人按照合理价格在指定期限内处分,并控制相应价款。
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人民法院准许被保全人自行处分被保全财产的,应当通知申请保全人;申请保全人不同意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二十一条 保全法院在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后超过一年未对被保全财产进行处分的,除被保全财产系争议标的外,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可以商请保全法院将被保全财产移送执行。但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就移送被保全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
共同的上级法院应当根据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执行法院,并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被保全财产。
第二十二条 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财产解除保全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
(一)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二)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准许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
(三)仲裁申请或者请求被仲裁裁决驳回的;
(四)其他人民法院对起诉不予受理、准许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
(五)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其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驳回的;
(六)申请保全人应当申请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收到解除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裁定解除保全;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裁定解除保全。
申请保全人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保全,应当赔偿被保全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被保全人申请解除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内裁定解除保全。
第二十四条 财产保全裁定执行中,人民法院发现保全裁定的内容与被保全财产的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当予以撤销、变更或补正。
第二十五条 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
对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变更;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对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并采取保全措施;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二十六条 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人民法院裁定案外人异议成立后,申请保全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对该被保全财产解除保全。
第二十八条 海事诉讼中,海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之检察机关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之检察机关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1年11月5日)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为从根本上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危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作出了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重大决策。自“十年禁渔”启动以来,沿江人民服从党和政府安排,遵守禁渔法律法规,长江生态资源呈现良好恢复态势。但也有极少数人员受利益驱动,大肆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为具体适用上述刑法规定,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凡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1.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一万元以上的;2.非法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一千元以上的;3.在禁捕区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捕捞的;4.在禁捕区域使用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捕捞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为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长江保护法、渔业法及相关法律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印发《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纪要》《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切实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到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中,准确把握入罪标准,准确认定禁捕范围、禁用方法、禁用工具、行为人主观故意等犯罪构成要件,准确区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界限,以最严密法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准确适用法律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综合运用刑事、行政、经济手段惩治违法犯罪。对轻微破坏渔业资源且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依法作不起诉处理,既震慑犯罪又警示教育社会;不起诉的同时,检察机关要主动提出对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送行政执法机关处罚,做到惩处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不断走向深入。
案例一:湖南省岳阳市张某节等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吴某龙等10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间,被告人张某节、肖某意、涂某成等10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禁渔期或在洞庭湖水域的禁渔区内,多次采取电击等禁用方法,或采用“丝网”(注:一种用透明细小尼龙线编织成的小孔径渔网)、“地笼网”(注:一种由网线编成、铁丝或竹篾撑开的,多节、小孔径捕鱼工具)等禁用工具非法捕鱼后,分别销售给被告人吴某龙、伍某区和舒某权等人的收鱼团伙。
吴某龙、伍某区以及舒某权的犯罪团伙均明知收购的鱼系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仍加价卖给个体鱼贩被告人朱某辉、蒋某、林某兵和任某。为逃避打击,吴某龙、伍某区和舒某权团伙从不在交易现场露面,只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朱某辉等鱼贩确定鱼的交易种类、数量、单价和交易地点,再联系非法捕捞人员张某节等人直接将捕得的鱼送至交易地点装车。后朱某辉等人雇车将收购的鱼运至重庆贩卖。
至案发,张某节等10名非法捕捞人员非法获利13万余元,吴某龙、朱某辉等10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检察履职】
2020年6月18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水上警察支队以张某节等10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君山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涉案人员较多、法律关系复杂、涉案时间和地点跨度大等问题,进一步补充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明确了张某节等人为牟利非法捕捞,并与吴某龙等人建立了相对固定的捕、运、销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捕捞—收购—运输—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完整利益链条;进一步核实了涉案水产品的数量和各被告人非法交易的金额。11月4日,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节等10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吴某龙等10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1月26日至27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检察机关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豚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和渔民代表旁听了庭审。2月8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节等10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拘役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共计28万余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42万余元。同时,判决20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9万余元、专家鉴定费4万元。
【典型意义】
我国自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即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到2016年调整禁渔期(即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再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禁令之下,虽然各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长期以来,仍有不法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形成了捕捞、收购、贩卖长江野生鱼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环环相扣、分工明确,通过多次交易,各环节得到不断加固,不仅危害十分严重,打击也十分困难。
为有效预防、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检察机关要紧盯非法捕捞“捕运销”全链条,将职业化、团伙化非法捕捞作为重点打击、从重处罚的情形。坚持“全链条”打击、打深打透,配合其他执法司法机关斩断非法捕捞供销产业链。对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非法捕捞的,采取没收违法所得、罚金刑等多种措施进行经济惩罚,并责令其承担生态修复费用,铲除滋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土壤。
案例二:四川省雅安市罗某、罗某祥、罗某勇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31日晚,被告人罗某、罗某祥相约到位于雅安市雨城区严桥镇新祥村的“周公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采取毒鱼的方式捕鱼。路上,两人遇见正在钓鱼的罗某勇,便邀约其一同去毒鱼。当日22时许,罗某向保护区内一河段投放了其购买的农药“甲氰菊酯”,罗某勇驾驶皮划艇在河道内放置数张渔网,用于捕捞中毒上浮的鱼。因未发现中毒的鱼浮上水面,罗某认为农药投放量尚不够,遂让罗某祥将剩余“甲氰菊酯”全部投到河道内,两次共投放农药15瓶。6月1日凌晨,水面陆续出现大量死鱼上浮。经评估,罗某等人投放的“甲氰菊酯”毒死的鱼共210.3斤,其中鲤鱼202斤、草鱼2斤、鲫鱼2.3斤、小型鱼类3斤、鲶鱼1斤。
【检察履职】
2020年10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以罗某等3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审查中,雨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涉案水域是否为禁渔区、罗某等人是否实施非法捕捞行为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一是案发时间为当地春季禁渔期;涉案水域为“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河段”,系禁渔区;涉案水域沿途的显眼位置均设有禁渔公示,罗某等三人均对此表示明知。二是虽作案的农药和容器已灭失,但补充调取了罗某购买“甲氰菊酯”的有关证据,罗某对查获到的“甲氰菊酯”的说明书进行了辨认。在案证据足以认定罗某等人使用农药“甲氰菊酯”毒鱼进行非法捕捞的行为。三是查明“甲氰菊酯”是一种专门作用于昆虫神经系统的杀虫剂,对人体毒性有限,少量接触不至于导致人体中毒,但可能会引起过敏。这种农药难溶于水且对鱼类等水生动物具有很强的毒性。入水后能直接进入鱼鳃和鱼的血液,导致鱼类呼吸困难、代谢紊乱。四是罗某等人的行为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157元,造成鱼类资源损失16628元。五是查明罗某祥属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2021年1月25日,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罗某、罗某祥提起公诉;因罗某勇犯罪情节较轻且具有坦白情节,对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发出检察意见,建议当地农业农村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月23日,雨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罗某、罗某祥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毒鱼对渔业资源、水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是法律严厉禁止的一种捕捞方式。毒鱼是灭绝性捕捞,不仅直接灭杀水体中的大小鱼类,同时还会影响其他水生动物、水生昆虫和各种微生物的生存,给整个生态链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沾染沉积在水生植物、底泥上的有毒物质和未能捞取的水生生物尸体腐烂后,都将持续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水域内的水生资源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被毒死的鱼若被人食用,残留的毒药还可能直接危害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对在禁渔期、禁渔区投放有毒有害物质捕捞水产品,严重破坏或足以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应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毒鱼行为危及公共安全的,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多为共同犯罪。对多人参与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检察机关要充分考虑案件情节和非法捕捞行为对水域环境的危害程度,综合权衡每个人具有的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在非法捕捞共同犯罪中作用不大,或仅起辅助作用的,可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检察机关严格把好入罪关口,既实现了有效治理,又防止打击面过宽,准确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罚当其罪。
案例三:江苏省南京市陈某宝、万某祥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26日中午,被告人陈某宝、万某祥为销售牟利、食用目的,相约驾驶皮划艇沿长江到位于主航道以东的潜洲岛附近捕鱼。两人使用10套鱼竿、共240个鱼钩的翻板钩以及鱼饵,由万某祥操作遥控无人船,将翻板钩、鱼饵带到江中心投放,实施非法捕捞活动。至次日6时许,二人捕捞结束。后二人驾驶皮划艇返程时被巡逻民警抓获。捕鱼工具和捕捞的10尾鲢鱼(共重92千克,价值人民币2392元)均被依法扣押。
【检察履职】
2020年3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以陈某宝、万某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审查中,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围绕作案水域是否属于禁渔区、作案工具是否属于禁用工具、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捕捞的主观目的等问题,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相关证据。一是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优化调整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批复》等规定,明确案发水域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二是查明陈某宝、万某祥虽然明知捕捞水域属禁捕区域,为了销售牟利和食用目的,仍实施了非法捕捞行为。三是针对陈某宝、万某祥关于作案工具系普通钓具而非禁用渔具的辩解,办案人员通过走访、询问渔政执法人员、水产研究部门专家,查明了涉案翻板钩的基本构造和作用原理,明确其属于多线多钩、长线多钩型钓具,可能对江豚造成机械损伤,甚至导致江豚死亡,认定系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渔具。
2020年4月27日,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以陈某宝、万某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对公益诉讼请求不持异议,同意对受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预交了修复费用。6月11日,玄武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陈某宝、万某祥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二人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连带承担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费23000元和专家评估费300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生产性垂钓等变相捕捞行为正逐渐成为破坏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主要违法犯罪方式之一。一些人以牟利为目的,假借休闲性、娱乐性垂钓,使用多线多钩、长线多钩、单线多钩等钓具进行垂钓。由于这些钓具抛竿范围广、入水深,能直接作用于深水鱼群区且目标精准,有时还能捕获到珍稀、濒危鱼类。有的垂钓者为达到捕获渔获物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目的,甚至辅以各类探鱼、锚鱼设备,对天然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很大。
长江流域必须严禁生产性垂钓行为,否则将会严重扰乱禁捕工作正常有序开展。本案中,检察机关根据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禁用工具、禁用方法,以及垂钓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的危害程度,准确认定陈某宝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系生产性垂钓,并予以依法惩治,对企图利用或变相利用垂钓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案例四:重庆市涪陵区黄某航、杨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30日,被不起诉人黄某航邀约杨某一起捕鱼。次日,黄某航携带了一张密眼网(长12.4米、宽2.5米、网眼尺寸1.5厘米),和杨某一起骑车至长江支流桐槽溪重庆市南川区庆元镇姚家沟河段捕鱼。二人一起在河面放置好渔网后,杨某站在上游通过往水里投掷石头的方式,将鱼赶到渔网内。随后,两人将渔网拉出水面,把捕获的10条白参鱼(重约0.04千克)倒入桶中时被巡逻民警查获。
【检察履职】
2020年6月3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根据该市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将案件移送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在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听取了黄某航、杨某的近亲属和学校的意见后发现,黄某航、杨某均为在校大学生,二人平时表现良好,系为娱乐偶尔捕鱼,虽然二人在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捕鱼,但渔获物数量少且系当地常见鱼种,二人到案后认罪态度好并主动缴纳了生态赔偿金人民币2000元。7月9日,涪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为由,依法决定对黄某航、杨某作法定不起诉。
收到不起诉决定后,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认为,虽然黄某航、杨某渔获物数量少,但二人捕鱼的地点桐槽溪干流是重庆市农业农村部门规定的天然水域禁渔区;捕鱼的时间系禁渔期;使用的渔网网眼尺寸仅为1.5厘米,系重庆市农业农村部门禁止使用的捕鱼工具。因此,二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属于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安机关以涪陵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错误为由,提请复议。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复议认为,原决定正确,予以维持。9月24日,公安机关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本案进行复核。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复核后认为,黄某航、杨某主观恶性较小,使用的工具系小型网具,对渔业资源危害小、且实际捕获渔获物数量少,案发后积极修复生态,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于10月20日维持了原不起诉决定,并就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的入罪标准与公安机关作了充分沟通,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典型意义】
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开展后,检察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坚持从严惩治,打早打小,但部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行为人系因对长江禁捕认识不足,对法律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禁用工具、禁用方法的规定了解不全面而实施犯罪,一些案件中行为人的渔获物数量少、价值小,行为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均较小。根据法律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情节犯,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情节严重的,才能予以刑事惩罚。检察机关应依法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坚持少捕慎诉,对自愿认罪认罚、修复渔业资源且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依法不批捕、不起诉。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要从行为人使用的捕捞方法、捕捞工具、犯罪动机、主观故意、涉案水生生物的珍贵濒危程度、修复生态环境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入罪标准,对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捞,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人作法定不起诉处理,依法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厘清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界限。
案例五:贵州省遵义市穆某群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2日19时许,穆某群来到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新华村长江支流赤水河小茶湾河道,使用购买的一张长5米、宽0.8米、网目尺寸3厘米的拦河网和3根鱼竿,通过在河道内放置拦河网和垂钓的方式,共捕获到黄颡鱼和白条鱼25条。次日凌晨1时许,穆某群在回家路上被巡逻民警查获。
【检察履职】
2021年2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将案件移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汇川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关于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的通告》和《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案发时间为赤水河的禁渔期;案发地系长江支流赤水河的二级支流,系禁渔区;涉案拦河网网目尺寸小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对天然水域捕捞作业最小网目尺寸的规定,属于禁止使用的渔具;穆某群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在禁渔区域进行非法捕捞,捕到了25条野生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穆某群捕获的黄颡鱼和白条鱼均系当地常见普通鱼种,数量较少、价值低,生态破坏程度较小;穆某群系初犯、偶犯,且在案发后主动缴纳了生态修复赔偿金人民币5000元,用于增殖放流。综合考虑本案情节,汇川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穆某群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2月8日,汇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穆某群作出情节轻微不起诉决定,同时向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检察意见,要求对被不起诉人穆某群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后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穆某群罚款人民币1000元。
2月22日,汇川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本案暴露出辖区内普遍存在非法销售禁渔工具的问题,分别向汇川区农业农村局、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收到检察建议后,两家单位予以了书面回复并立即联合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中,共立案查处经营禁用渔具的违法行为11起,没收禁用渔具342件,发放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宣传资料千余份。
【典型意义】
根据法律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作不起诉处理。但是不起诉不等于不惩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检察机关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认为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检察机关根据非法捕捞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和情节,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主动做好刑事司法、行政处罚的衔接工作,提出对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不仅实现了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无缝衔接,使有关主管机关后续处理于法有据,也使违法人员受到应有惩罚;同时警醒被不起诉人和周围群众要以此为戒,遵纪守法,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本案较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有效作为。
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检察监督高度融合,针对有关主管行业部门在管理、查处禁用渔具方面存在的漏洞依法制发检察建议,敦促其更有针对性地履行监管职能、改进工作,让群众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危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推动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21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2021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法〔2022〕1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5月20日发布的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标准为106837(元)÷12(月)÷21.75(月计薪天数)=409.34元。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笫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自2022年5月23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应为409.34元。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5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22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220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议收悉,经商全国人大内司委,现答复如下:
您的建议对现行错案责任追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了目前错案认定难以把握、错案责任难以追究、不敢追究、疏于追究等问题,分析了现行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的成因,进一步提出了完善错案责任追究的对策建议。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分析现象客观到位,分析成因切中要害,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责任制意见),对错案责任倒查问责作出顶层设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0月出台《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对法官错案责任问责和惩戒程序作出了顶层设计,完善了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您所提的部分建议已在上述文件有所体现:
一、明确了错案责任追究的要件。一是以发生错案作为问责的动因和线索。从广义上来说,凡是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错误,形式上经过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都可以作为错案。但如此宽泛的界定,确实会给司法人员造成不应有的压力,也容易使法官害怕动辄得咎、不敢下判。因此,我们认为错案在实体上应当是最终生效的裁判完全改变了前一审级的判决、前审级在案件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差错。在程序上应当经过法院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进行确认。二是明确了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强调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实施了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且与错案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制意见列举的行为,比如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涂改、隐匿、伪造、偷换证据材料,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和提供虚假材料,严重不负责任遗漏同案犯等。这就避免了您所提到的过分强调后果可能加重法官办案心理负担或者尽量规避错案的心理。三是明确了承担错案责任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意就是明知而有意为之,重大过失则是相对于一般过失而言,达到严重不负责任或玩忽职守的程度,对于一般过失造成案件瑕疵差错的,不作为错案问责的范畴,纳入绩效考核制度处理。法官主观上没有过错的,就不追究其责任。
二、明确了法官的免责事由。错案责任追究和责任豁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责任制意见中明确了8种不得作为错案责任追究的情形,包括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利主张的;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等等。对于案件虽然被认定为错案,但具有以上豁免事由的,也不应追责。
三、建立了完善的错案责任追究程序。目前在追责程序上对原来的机制作了改革创新,将错案责任认定的权力交由惩戒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查的情况,依照程序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违反审判、检察职责,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的意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实现了错案与错案责任追究的分离,以及同体惩戒向异体惩戒的转变。惩戒委员会审议错案责任,应当充分保障当事法官陈述、举证、质证、辩解等权利。通过这样的程序改革,使得对法官的惩戒更加审慎,也更具公信力。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法官责任追究委员会的功能与中央提出的惩戒委员会相类似,但是您提出的由委员会直接接受当事人和公众的举报,行使调查权,与目前监察体制改革和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存在一定冲突,而且委员会因为是临时性议事机构,恐难以承担调查职能,因此目前的改革方案设计仍然将调查交由纪检监察部门(未来可能是监察委员会)。
四、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作用。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今年10月还将专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情况和成效,对因错案责任被惩戒免除法官职务的将主动及时报告人大常委会,并提请免除其法官职务。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2〕2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三个案例(指导案例186-188号),作为第33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29日
指导案例186号
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11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为特征/软暴力
裁判要点
犯罪组织以其势力、影响和暴力手段的现实可能性为依托,有组织地长期采用多种“软暴力”手段实施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辅之以“硬暴力”,“软暴力”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性,足以使群众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并已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应认定该犯罪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
基本案情
2013年以来,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在江苏省常熟市从事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活动,并主动结识社会闲杂人员,逐渐积累经济实力。2014年7月起,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组织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等人,形成了以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为首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并于2015年4月实施了首次有组织犯罪。2016年下半年、2017年8月梁立志、崔海华先后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被告人龚品文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刘海涛为该组织的领导者,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等人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崔海华、梁立志等人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龚品文、刘海涛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受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的指派开设赌场牟取利益,并在赌场内抽取“庄风款”“放水”、记账,按照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的指派为讨债而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崔海华、梁立志参与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该组织为规避侦查,强化管理,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形成了“红钱按比例分配”“放贷本息如实上报,不得做手脚”等不成文的规约,对成员的行动进行约束。在借款时使用同伙名义,资金出借时留下痕迹,讨债时规避法律。建立奖惩制度,讨债积极者予以奖励,讨债不积极者予以训斥。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开设赌场、高利放贷等违法手段聚敛资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中,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非法获利的金额仅查实的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另,在上述被告人处搜查到放贷借条金额高达人民币4000余万元,资金流水人民币上亿元。该组织以非法聚敛的财产用于支持违法犯罪活动,或为违法犯罪活动“善后”,如购买GPS等装备、赔付因讨债而砸坏的物品,以及支付被刑事拘留后聘请律师的费用。该组织为维护其非法利益,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长期实施多种“软暴力”行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在江苏省常熟市及周边地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为寻求建立稳定犯罪组织,牟取高额非法利益而实施大量违法犯罪活动。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一)开设赌场罪
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马海波、王海东、赵杰、王德运、陈春雷多次伙同他人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辛庄镇等地开设赌场,仅查明的非法获利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
(二)寻衅滋事罪
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伙同其他被告人,在江苏省常熟市原虞山镇、梅李镇、辛庄镇等多地,发放年息84%-360%的高利贷,并为索要所谓“利息”,有组织地对被害人及其亲属采取拦截、辱骂、言语威胁、砸玻璃、在被害人住所喷漆、拉横幅等方式进行滋事,共计56起120余次。
(三)非法拘禁罪
2015年至2016年,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马海波、王海东、赵杰、王德运、陈春雷在江苏省常熟市等多地,为索要高利贷等目的非法拘禁他人10起,其中对部分被害人实施辱骂、泼水、打砸物品等行为。
(四)强迫交易罪
1.2013年3月,被告人龚品文向胡某某发放高利贷,张某某担保。为索要高利贷本金及利息,在非法拘禁被害人后,被告人龚品文强迫被害人张某某到王某某家提供家政服务长达一年有余,被告人龚品文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25500元。
2.2014年11月,被告人刘海涛、王海东向陈某某发放高利贷,陶某某担保。在多次进行滋事后,被告人王海东、刘海涛强迫被害人陶某某于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到被告人住处提供约定价值人民币6000余元的家政服务共计80余次。
(五)敲诈勒索罪
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1月21日,被告人刘海涛、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实施敲诈勒索3起,以签订“车辆抵押合同”、安装GPS的方式,与被害人签订高出实际出借资金的借条并制造相应的资金走账流水,通过拖走车辆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要挟,并非法获利合计人民币5.83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苏0581刑初11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龚品文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认定被告人刘海涛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对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亦判处了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龚品文、刘海涛等人提出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苏05刑终10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组织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的成长轨迹明确。龚品文与刘海涛二人于2007年左右先后至江苏省常熟市打工,后龚品文从少量资金起步,与刘海涛等人合作开设赌场并放高利贷,逐步积累经济实力,后其他组织成员相继加入,参股放贷。在高利放贷过程中,因互相占股分利,组织成员利益相互交织,关系日趋紧密,架构不断成熟,并最终形成了以龚品文为组织者、领导者,刘海涛为领导者,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马海波、赵杰为积极参加者,崔海华、梁立志为一般参加者的较稳定的违法犯罪组织。二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意图明确,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和高利放贷聚敛非法财富,在讨债过程中,以滋扰纠缠、打砸恐吓、出场摆势、言语威胁、围堵拦截等“软暴力”方式为惯常行为手段,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目的是实现非法债权,意图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由于组织成员系互相占股出资及分利,故无论组织中哪些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相关非法利益的实现均惠及全体出资的组织成员,符合组织利益及组织意图,为组织不断扩大非法放贷规模,增强犯罪能力等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创造条件。三是该犯罪组织的层级结构明确,该组织以龚品文、刘海涛为基础,龚品文吸收发展马海波、赵杰,刘海涛吸收发展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形成二元层级关系,各被告人对所谓“替谁帮忙、找谁商量”均有明确认识。在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中,以共同开设赌场并非法放贷为标志,两股势力由合作进而汇流,互相占股出资放贷,共同违法犯罪讨债,后期又吸收崔海华、梁立志加入,形成三元层级结构。在组织架构中,组织、领导者非常明显,积极参加者和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人员规模逐渐增大,且本案后续所涉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犯罪均是由这些组织成员所为。四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规则明确,组织成员均接受并认同出资后按比例记公账分利、讨债时替组织出头等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有组织成员供述,也与组织的实际运作模式和实际违法犯罪活动情况相吻合,相关行事规则为纠合组织成员,形成共同利益,保持组织正常运转起到重要作用。综上,该组织有一定规模,人员基本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层次分明,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二)关于经济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快速聚敛经济利益。该组织以开设赌场、非法高利放贷为基础和资金来源,通过大量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非法债权实现,大量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其中,开设赌场并实施非法高利放贷部分,有据可查的非法获利金额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且大部分被继续用于非法放贷。在案查获的部分放贷单据显示该组织放贷规模已达人民币4000余万元,查实银行资金流水已过亿元,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二是该犯罪组织以经济实力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获得的经济利益部分用于支持为组织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经济利益的获取过程也是强化组织架构的过程。综上,该组织聚敛大量钱财,又继续用于维系和强化组织生存发展,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三)关于行为特征。该组织为争取、维护组织及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利用组织势力和形成的便利条件,有组织地多次实施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不同种类的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手段以“软暴力”为主,并体现出明显的组织化特点,多人出场摆势、分工配合,并以“硬暴力”为依托,实施多种“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软硬暴力行为交织,“软暴力”可随时向“硬暴力”转化。这些行为系相关组织成员为确立强势地位、实现非法债权、牟取不法利益、按照组织惯常的行为模式与手段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符合组织利益,体现组织意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明显。
(四)关于危害性特征。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社会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长期实施开设赌场、非法放贷,“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范围波及江苏省常熟市多个街道,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给部分被害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严重破坏,给部分被害人所在机关学校的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带来严重冲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败坏社会风气,冲击治安秩序,严重降低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影响十分恶劣。在管理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刻意逃避公安机关的管理、整治和打击,破坏了正常社会管理秩序。在社会影响层面上,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区域内致使多名群众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从在案证据证实的群众切身感受看,群众普遍感觉心里恐慌,安全感下降,群众普遍要求进行整治,恢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上所述,本案犯罪组织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该组织已经形成了“以黑养黑”的组织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使该组织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和恶势力犯罪集团。龚品文犯罪组织虽然未发现“保护伞”,但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使当地群众产生心理恐惧和不安全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不能仅根据一个或数个孤立事实来认定,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事实来反映。因为以“软暴力”为手段的行为通常不是实施一次就能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其单个的行为通常因为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后果不严重而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不能认定为犯罪,此时必须综合考虑“软暴力”行为的长期性、多样性来判断其社会影响及是否构成黑恶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特征所要求的“造成重大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非个别的、一时的,特别是在以“软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犯罪组织中,要结合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时间跨度、性质、后果、侵害对象的个数、是否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群众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局限在必须要求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都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也不能简单地以当地普通群众不知晓、非法控制不明显等,认为其危害性不严重。从本案中被告人非法放贷后通过“软暴力”讨债造成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单位所受的具体影响和周边群众的切身感受等来看,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构成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秀康、沈丽、王江)
指导案例187号
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11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集团/公然性
裁判要点
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应当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其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然性,且手段应具有较严重的强迫性、压制性。普通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如仅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行为方式的公然性、犯罪手段的强迫压制程度等方面与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区别,可按犯罪集团处理,但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初,被告人吴强、季少廷为牟取不法利益,与被告人曹兵共同商定,通过约熟人吃饭时“劝酒”,诱使被害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后再制造交通事故,以被害人系酒后驾驶机动车欲报警相要挟,索要他人钱财。后被告人曹静怡、李颖明知被告人吴强等人欲实施上述违法犯罪活动而积极加入。并在被告人吴强、季少廷的组织、安排下,逐步形成相对稳定、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开始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在实施违法犯罪的过程中,为了增加人手,被告人吴强又通过被告人邵添麒将季某某、徐某某(均系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带入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2017年2月底至3月初,季某某、徐某某随被告人吴强共同居住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租住地,并由吴强负责二人的起居、生活及日常开销。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以吴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其中吴强为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季少廷及季某某、徐某某为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告人曹静怡、李颖、邵添麒等人为该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告人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曹兵以及应某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邱某某(另案处理)为该犯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期间,吴强纠集季少廷、曹静怡、李颖、邵添麒、曹兵以及季某某、徐某某等人,以威胁、恐吓等手段,先后五次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后吴强发现赌场内的流动资金较多,且参与赌博人员害怕处理一般不敢报警,遂又纠集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及季某某、徐某某、应某某等人持气手枪、管制刀具、电棍等,采用暴力手段实施抢劫。
2017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强等人犯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向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中,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吴强犯故意伤害罪,同时追加认定本案是以吴强为首带有恶势力性质的犯罪集团。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7)苏0612刑初83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对本案其他被告人亦判处了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吴强、季少廷、曹静怡、李颖、邵添麒、季凯文、姜东东、曹立强、曹兵等人与另案处理的季某某、徐某某、应某某等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期间采取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目的明确、分工明细,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认定为犯罪集团。
被告人吴强组织、领导该犯罪集团实施一系列犯罪活动,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季少廷及季某某、徐某某等人参与谋划被告人吴强组织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或抢劫犯罪,是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告人曹静怡、李颖多次积极参与该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告人邵添麒将平时跟随其的未成年人季某某、徐某某介绍给被告人吴强,并同意让季某某、徐某某加入该犯罪集团,且其本人也亲自参与该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犯罪活动,上述被告人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告人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曹兵以及未成年人应某某明知被告人吴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积极参与商量、实施,上述被告人是该犯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对公诉机关指控本案属犯罪集团,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被告人吴强等人实施的犯罪活动明显是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但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进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敲诈勒索犯罪中,被告人吴强等人的主要犯罪手段是约熟人吃饭,设局“劝酒”造成被害人酒后驾车,再制造交通事故,进而以报警相要挟,通过所谓的“协商”实现对被害人财物的非法占有。吴强等人在单纯“谋财”意图的支配下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尚不明显,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与典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明显差异,实际所侵犯的法益也基本集中在公民财产权利方面。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本案被告人系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应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的认定要求,本案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应按一般犯罪集团对各被告人定罪量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振男、金永南、施玉萍)
指导案例188号
史广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2年11月29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诉讼/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案财物权属/案外人
裁判要点
在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审理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进行调查,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其意见,确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出庭,以查明相关财物权属。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史广振2007年12月即开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014年以来,被告人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人先后实施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非法拘禁,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查扣史广振前妻王某某房产一套及王某某出售其名下路虎越野车所得车款60万元,另查扣王某某工商银行卡一张,冻结存款2221元。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王某某就扣押财物权属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审理期间,人民法院通知王某某出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史广振与王某某2012年9月结婚。2013年7月,王某某在河南省焦作市购置房产一处,现由王某某及其父母、女儿居住;2014年2月,史广振、王某某以王某某名义购买路虎越野车一辆;另扣押王某某工商银行卡一张,冻结存款2221元。2014年12月,史广振与王某某协议离婚,案涉房产、路虎越野车归王某某所有。路虎越野车已被王某某处分,得款60万元,现已查扣在案。
裁判结果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豫0821刑初3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史广振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含路虎越野车的全部卖车款60万元及王某某银行卡存款2221元)。本案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至有期徒刑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宣判后,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豫08刑终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人的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
被告人史广振前妻王某某名下的路虎越野车系史广振与王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但史广振与王某某均无正当职业,以二人合法收入无力承担路虎越野车的购置费用。史广振因被网上追逃无法办理银行卡,其一直使用王某某的银行卡,该卡流水显示有大量资金进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购置路虎越野车的费用及该银行卡中剩余钱款均属于违法所得,故已查扣的卖车款60万元及银行卡中剩余钱款均应当予以没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蔡有安、徐利民、蒋扬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
(2014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商标案件,根据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和重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就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商标案件:  1.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行政案件;  2.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有关商标的其他行政行为的案件;  3.商标权权属纠纷案件;  4.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5.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6.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7.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8.商标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9.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  10.申请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案件;  11.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12.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13.其他商标案件。
第二条 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行政案件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有关商标的行政行为案件,由北京市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第一审商标民事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涉及对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市、计划单列市、直辖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在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侵害商标权行为过程中,当事人就相关商标提起商标权权属或者侵害商标权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提出的商标注册及续展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对该商标申请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续展的决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时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提出的商标异议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对该异议不予受理的决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时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
第六条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当事人就尚未核准注册的商标申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时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的商标复审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核准注册决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不予核准注册决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相关诉权和主体资格问题时,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
第七条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前受理、在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审查相关程序问题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审查实体问题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
第八条 对于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的相关商标案件,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决定施行后作出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认定该决定或者裁定是否符合商标法有关审查时限规定时,应当从修改决定施行之日起计算该审查时限。
第九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案件,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后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54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25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对金融机构适用表见代理作出特别规定的建议》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现答复如下:
您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越权私自加盖金融机构印章或使用伪造的金融机构印章,以金融机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法律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适用表见代理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增加金融活动相对人审慎审查义务的规定,对我们下一步更好地依法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司法裁判认定的难点
民商事案件中表见代理制度的司法适用一直是人民法院的关注重点。从检索的案例可以发现,在适用表见代理规则时,客观上出现不同审级法院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实作出不同的认定,并且法院论证的理由均有一定合理性的情况。涉表见代理案件具有裁判标准较难明确、裁判权空间较宽的特点。为此,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09年指导意见),就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以及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判断标准进行了规定(第13条、第14条)。一些地方法院也就表见代理出台了地方性司法文件,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制定《商事合同案件适用表见代理要件指引(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发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可见,人民法院通过制定裁判规则、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逐步统一表见代理规则的法律适用。
表见代理规则的法律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于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上的争议。学界有观点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还要求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如被代理人过失行为使相对人确信代理人有代理权,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形之下,表见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归属被代理人,反之则不归属被代理人。学术界对于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争议影响了司法实务,核心争议在于认定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当中是否应当考虑被代理人的过失或者可归责性。由此,司法实践中亦有裁判开始将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前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就将被代理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即被代理人具有一定的过错作为认定表见代理的条件。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编纂时的立法政策还是《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一直坚持表见代理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不至于使没有过失的相对人劳而不获,被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有过失,并非认定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法律规则的创设以及法律适用离不开对裁判结果妥当性的评价,表见代理规则的制度价值在于保障商事交易安全,但在此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存在不同的价值取舍。
二是对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标准难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指导意见提出认定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担保合同缔结和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包括合同缔结地点、以谁的名义签字、签章真伪、交易方式等各种因素。这亦客观上反映出认定合同相对人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需要个案中法官就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判断,较难形成统一、普遍的认定标准。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对表见代表的认定上。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7条至第23条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处理规则进行了规范,其中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上述会议纪要强调相对人的善意是对公司担保决议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标准不宜太严苛。2020年底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则将善意解释为相对人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并且说明合理审查就是要进行有限的实质审查,即对相对人善意与否的判断标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二、当前司法裁判的主要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该条是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见代理规则的最新规定,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说明。  1.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必须是善意无过失,即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对于其“不知道”没有主观上的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对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对于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如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李某与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主文中,强调了如要证明相对人善意,不能仅凭介绍信等形式文件,而更要从相对人是否在客观上追求高利,是否按照正常程序履行常规手续等方面认定。对于相对人主观过失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58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是在鞍山银行立山支行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要求立山支行的工作人员办理核保手续,但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在明知依据其内部规定,对大额存单进行核保应见存单出具银行的行长,且对存单真实性产生怀疑时,却应存单持有人的要求放弃面见鞍山银行立山支行行长,亦未要求......农业银行在核保过程中有重大过失......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非善意相对人。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时是比较严格的,即对于相对人善意的要求程度较高,相对人不仅主观上不能有重大过失,而且应无一般过失。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人是否有过失的判断,取决于相对人对于代理人有无代理权是否已尽到合理注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当倾向于理解为积极义务,而不是消极义务。结合我们检索的案例,对于相对人对行为人的身份及有无代理权未进行核实【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2016号民事裁定】,或者对订立合同过程中的异常做法发生合理怀疑而不向被代理人核实【最高法院(2013)民提字第95号民事判决】,或者在订立违反常规的合同时未尽合理注意【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312号民事裁定】,均认定构成过失。  2.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应当有具有授予代理权的外观。代理权外观或表象,强调的是认定行为人取得代理权外观的客观事实。典型的如无权代理人持有被代理人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而其代理权实际上已终止或根本未发生。行为人单纯持有公章、合同书、被代理人营业执照、被代理人不动产物权证书等,不构成有代理权外观。持有上述公章等物,须与足以构成授予代理权外观的另一事实(如授权委托书、总经理等特定职务)相结合,方能表明代理权外观。在具体案件裁判中,某一案件裁判主文认定,案涉《协议书》由公司股东签订,其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公司任职或具有代理公司对外进行相关民事行为的授权,仅具股东身份不足以成为其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合理理由,该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民事判决】。  3.认定表见代理的举证义务分配。相对人就行为人存在代理权的外观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就相对人非善意承担举证责任,为表见代理举证分配的一般原则。基于消极事实无需举证的原则,相对人“不知道”是难于举证证明的,故不要求相对人就自己属于善意举证,而依“善意推定”的法理进行判断,并由被代理人对相对人非善意事实负举证责任。具体而言,授予代理权外观的存在、相对人对授予代理权外观的相信、相对人已尽合理注意(因而无过失)、相对人因相信有代理权而与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由相对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关于相对人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授权委托书系伪造或者被代理人公章系行为人私刻或盗用、被代理人已尽通知义务或收回代理权外观证据等,均属积极事实,由被代理人负举证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人在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方面不存在疏忽或懈怠,是相对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在相对人未完成举证义务时,并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不能直接推定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而由被代理人承担反证的义务。  4.被代理人存在过失虽然并非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但可成为判定其分担损失的事实依据。具体而言,第一,在自始无代理权时,须有被代理人实施授权行为的外观,且授权行为外观基于被代理人的自主意思而形成。例如,被代理人将公章和空白授权委托书出借给行为人,此种情形下被代理人至少具有过失,因此具有可归责性。非基于被代理人自主意思,行为人占有空白授权书等代理权外观证据的(盗窃、盗用、拾得遗失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不具有可归责性。第二,在超越代理权时,被代理人另有限制或者变更代理权范围的意思,但未将代理权范围的限制或者变更通知相对人或以与代理权授予方式相同的方式予以公告,此种情形下被代理人至少具有过失,因此具有可归责性。第三,在代理权终止时,被代理人疏于未将代理权消灭的事实通知相对人,或以与代理权授予方法相同的方法予以公告,或收回授予代理权的外观证据,此种情形下被代理人至少具有过失,因此具有可归责性。需要注意的是,因被代理人不具有可归责性,不构成表见代理时,被代理人不对相对人承担责任。但是被代理人如对于造成授予代理权的外观有过错,并导致相对人受到损失的,相对人有权依据侵权责任请求被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无权代理人依照《民法典》第171条第三款所承担的责任,与被代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并不矛盾。例如行为人私刻或者拾到被代理人印章,并伪造授权委托书而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此种情形下,不构成表见代理,但如相对人相信授权委托书是真的,因此被诈取财物,被代理人对于公章被私刻或者遗失有过错的,该过错与相对人所受损失有因果关系,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对人也有过错的,适用过错相抵规则。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实践中,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情形比较广泛,甚至还可能涉及“民刑交叉”等复杂问题,立法无法列举穷尽,故《民法典》沿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概括性规定做法,以明确其构成要件的形式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但这也可能造成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等问题,特别是对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认定问题,判断标准比较抽象,无论是对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还是对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等的认定,都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形进行判断。特别是我国立法体例上实行民商合一,并无商事立法和商事裁判的特别规则,而表见代理规则更多地运用于商事交易当中,在司法裁判中如何精细化商事表见代理的裁判理念和规则是一个学术和实务研究的难点。并且不同商事交易领域的交易习惯也不尽相同,金融贷款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活动中交易外观的形成也各有特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总结。目前,我们正在起草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表见代理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深入调研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情形,特别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适用表见代理的问题,积极总结审判实践经验,不断加强对下级法院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监督和指导,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7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0次会议通过,根据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为依法及时公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推动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简称巡回法庭)审理案件等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受理巡回区内相关案件。第一巡回法庭设在广东省深圳市,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四省区。第二巡回法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三巡回法庭设在江苏省南京市,巡回区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市。第四巡回法庭设在河南省郑州市,巡回区为河南、山西、湖北、安徽四省。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市,巡回区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五省区。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省西安市,巡回区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直接受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古五省区市有关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和审判工作需要,可以增设巡回法庭,并调整巡回法庭的巡回区和案件受理范围。
第二条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三条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以下案件:
(一)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三)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五)刑事申诉案件;
(六)依法定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
(七)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案件;
(八)高级人民法院因管辖权问题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案件;
(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审限的案件;
(十)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协助案件;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的其他案件。
巡回法庭依法办理巡回区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来信来访事项。
第四条 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死刑复核、国家赔偿、执行案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理。
第五条 巡回法庭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接受并登记属于巡回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材料,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对于依照本规定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受理案件的材料,当事人要求巡回法庭转交的,巡回法庭应当转交。
巡回法庭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信息平台统一编号立案。
第六条 当事人不服巡回区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巡回法庭提出。当事人直接向巡回法庭上诉的,巡回法庭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巡回法庭。
第七条 当事人对巡回区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的,应当向巡回法庭提交再审申请书、申诉书等材料。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可以决定由本部审理。
巡回法庭对于已经受理的案件,认为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
第九条 巡回法庭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在巡回区内巡回审理案件、接待来访。
第十条 巡回法庭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巡回法庭主审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从办案能力突出、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中选派。巡回法庭的合议庭由主审法官组成。
第十一条 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合议庭审理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庭长或者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自己担任审判长。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经合议庭成员签署后,由审判长签发。
第十二条 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统一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信息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管理,立案信息、审判流程、裁判文书面向当事人和社会依法公开。
第十三条 巡回法庭设廉政监察员,负责巡回法庭的日常廉政监督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通过受理举报投诉、查处违纪案件、开展司法巡查和审务督察等方式,对巡回法庭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廉政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有的乘客仅因琐事纷争,对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暴力干扰行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反响强烈。为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
(一)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1.在夜间行驶或者恶劣天气条件下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  2.在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桥隧路段及其他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实施的;  3.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实施的;  4.在实际载客10人以上或者时速60公里以上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  5.经他人劝告、阻拦后仍然继续实施的;  6.持械袭击驾驶人员的;  7.其他严重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实施上述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
(二)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随意殴打其他乘客,追逐、辱骂他人,或者起哄闹事,妨害公共交通工具运营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三)驾驶人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乘客发生纷争后违规操作或者擅离职守,与乘客厮打、互殴,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四)对正在进行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违法犯罪行为,乘客等人员有权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制止行为造成违法犯罪行为人损害,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五)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遭到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侵害时,为避免公共交通工具倾覆或者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发生,采取紧急制动或者躲避措施,造成公共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损坏或者人身损害,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认定为紧急避险。
(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处置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
(七)本意见所称公共交通工具,是指公共汽车、公路客运车,大、中型出租车等车辆。
二、加强协作配合,有效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极易诱发重大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现实危害,深刻认识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教育作用,预防、减少妨害安全驾驶不法行为发生。
公安机关接到妨害安全驾驶相关警情后要及时处警,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处置;要妥善保护事发现场,全面收集、提取证据,特别是注意收集行车记录仪、道路监控等视听资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批捕、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公开、公正审判。对于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构成犯罪的,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综合考虑公共交通工具行驶速度、通行路段情况、载客情况、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严重程度及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大小、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全面准确评判,充分彰显强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
三、强化宣传警示教育,提升公众交通安全意识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对于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要视情向社会公众发布案件进展情况。要广泛拓展传播渠道,尤其是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及时通报案件信息、澄清事实真相,借助焦点案事件向全社会传递公安和司法机关坚决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提升公众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办案单位要切实贯彻“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以各种有效形式开展以案释法,选择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的典型案例进行庭审直播,或者邀请专家学者、办案人员进行解读,阐明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违法性、危害性。要坚持弘扬社会正气,选择及时制止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见义勇为事例进行褒扬,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制止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正当性、必要性。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上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2019年1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16号)
为切实实施民法典,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现决定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等116件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目录附后)。
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目录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及文号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1985年11月21日
2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处理涉台刑事申诉、民事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附一:处理涉台刑事申诉、民事案件座谈会纪要(节录)
附二: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几个法律问题
1988年8月5日
法〔办〕发〔1988〕18号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与港方签订有关法律事务协议的须先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批准的通知
1988年8月25日
高法明电〔1988〕62号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通知
1991年12月24日
法〔研〕发〔1991〕44号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考评委员会暂行组织办法》和《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考试暂行办法》的通知
附:法官考评委员会暂行组织办法
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考试暂行办法
1996年6月26日
法发〔1996〕20号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7月18日
法释〔2018〕12号
7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4月2日
法(办)发〔1988〕6号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16年2月22日
法释〔2016〕5号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8日
法释〔2000〕44号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工业企业以机器设备等财产为抵押物与债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批复
2002年6月18日
法释〔2002〕14号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2004年11月22日
法释〔2004〕18号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几个涉及房屋典当问题的函
1985年2月24日
法〔民〕函〔1985〕8号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
1989年7月24日
〔1989〕法民字第17号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私房改造中典当双方都是被改造户的回赎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90年7月25日
法民〔1990〕6号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
1998年6月26日
法释〔1998〕13号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999年12月29日
法释〔1999〕19号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9年4月24日
法释〔2009〕5号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单位应否承担返还其预收货款的责任问题的批复
1989年1月3日
法(经)复〔1989〕1号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
1999年2月12日
法释〔1999〕8号
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
2000年11月15日
法释〔2000〕34号
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立本与青岛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追索赔偿金纠纷一案的复函
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郑立本与青岛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追索赔偿金纠纷一案的请示
1993年7月13日
〔1993〕民他字第14号
2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
2002年6月20日
法释〔2002〕16号
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4年10月25日
法释〔2004〕14号
2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2018年12月29日
法释〔2018〕20号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信用社扣划预付货款收贷应否退还问题的批复
1994年3月9日
法复〔1994〕1号
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乡政府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联营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
1988年1月9日
法(经)复〔1988〕3号
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0年11月12日
法(经)发〔1990〕27号
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为保证人的合伙组织被撤销后自行公告期限清理债权债务的,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有权要求合伙人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批复
1988年10月18日
法(经)复〔1988〕46号
2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4年4月15日
法发〔1994〕8号
3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法院错判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保证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
2000年8月8日
法释〔2000〕24号
3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
2002年11月23日
法释〔2002〕38号
3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
2002年11月23日
法释〔2002〕37号
3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
2004年4月14日
法释〔2004〕4号
3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3年8月7日
法发〔1993〕15号
3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8月31日
法释〔1998〕26号
36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1989年12月13日
法〔民〕发〔1989〕38号
3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993年11月3日
法发〔1993〕32号
3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993年11月3日
法发〔1993〕30号
39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1996年2月5日
法发〔1996〕4号
4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1年12月24日
法释〔2001〕30号
4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3年12月25日
法释〔2003〕19号
4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1年8月9日
法释〔2011〕18号
4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
2017年2月28日
法释〔2017〕6号
4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2018年1月16日
法释〔2018〕2号
4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复函
附:劳动部保险福利司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征求意见函
1990年8月13日
〔1990〕法民字第17号
4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 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请示
1991年7月8日〔1991〕民他字第12号
4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继承法的通知
1985年6月12日
法(民)发〔1985〕13号
4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5年9月11日
法(民)发〔1985〕22号
4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
1988年3月24日
〔1987〕民他字第52号
5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分享遗产人能否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
1992年10月11日
〔1992〕民他字第25号
5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农村五保对象遗产问题的批复
2000年7月25日
法释〔2000〕23号
5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刊登侵害他人名誉权小说的出版单位在作者已被判刑后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复函
1992年8月14日
〔1992〕民他字第1号
5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清算合资企业问题的批复
1998年1月15日
法释〔1998〕1号
5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计(师)事务所执业审计师可以接受清算组的聘任参与企业破产清算的通知
1993年8月28日
法〔1993〕72号
5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终结的裁定的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1997年7月31日
法释〔1997〕2号
5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清算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约或侵权等民事纠纷案件诉讼管辖问题的批复
2004年6月21日
法释〔2004〕5号
5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1988年10月18日
法(经)复〔1988〕45号
5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1991年9月27日
法(经)复〔1991〕5号
59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代理发行企业债券的金融机构应否承担企业债券发行人债务责任问题的复函
1994年4月29日
法经〔1994〕103号
6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1年4月11日
法释〔2001〕12号
6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证券回购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
1996年7月4日
法复〔1996〕9号
6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4月16日
法释〔2001〕14号
6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6年8月14日
法释〔2006〕6号
6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0年9月13日
法释〔2010〕12号
6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2013年1月18日
法释〔2013〕4号
6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办理储户挂失造成储户损失银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1990年9月11日
法(民)复〔1990〕13号
6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伙型联营体和个人合伙对外债务纠纷案件应否一并确定合伙内部各方的债务份额的复函
1992年3月18日
法函〔1992〕34号
6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私营客车保险期满后发生的车祸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1993年8月4日
法经〔1993〕161号
6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复函
1993年11月4日
7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
1994年3月30日
法复〔1994〕4号
7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能否作为诉讼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
1996年1月8日
法函〔1996〕9号
7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方法核对印鉴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
1996年3月21日
法函〔1996〕65号
7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
1996年3月27日
法复〔1996〕3号
7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1997年7月14日
法释〔1997〕1号
7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
1997年12月31日
法释〔1997〕10号
7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
1999年2月11日
法释〔1999〕5号
7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
1999年6月25日
法释〔1999〕13号
7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托运人主张货损货差而拒付运费应否支付滞纳金的答复
1992年2月12日
法函〔1992〕16号
79
最高人民法院对在审判工作中有关适用民法通则时效的几个问题的批复
1987年5月22日
法(研)复〔1987〕18号
8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或个人欠国家银行贷款逾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批复
1993年2月22日
法复〔1993〕1号
8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
1997年4月16日
法复〔1997〕4号
8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一审专利案件聘请专家担任陪审员的复函
1991年6月6日
法(经)函〔1991〕64号
8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均拥有专利权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93年8月16日
〔93〕经他字第20号
8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1年6月7日
法释〔2001〕20号
8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2年1月9日
法释〔2002〕2号
8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
2008年12月16日
法释〔2008〕18号
8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对土地争议的处理决定生效后一方不履行另一方不应以民事侵权向法院起诉的批复
1991年7月24日
〔90〕法民字第2号
8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财政、扶贫办等非金融行政机构借款合同纠纷的批复
1993年8月28日
法复〔1993〕7号
8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作出不予受理通知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
1998年9月2日
法释〔1998〕24号
9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级别管辖几个问题的批复
1996年5月7日
法复〔1996〕5号
9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
1996年11月13日
法复〔1996〕16号
92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交货地点,但部分货物没有在约定的交货地点交付,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1995年7月11日
法经〔1995〕206号
9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
1996年5月16日
法复〔1996〕6号
9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离婚判决生效后应出具证明书的通知
1991年10月24日
法〔民〕发〔1991〕33号
9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审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第一审法院能否再审问题的批复
1998年8月10日
法释〔1998〕19号
9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级人民法院能否适用督促程序的复函
1993年11月9日
〔1993〕法民字第29号
9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1年1月8日
法释〔2001〕2号
9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已经受理的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案件不属本院管辖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88年1月13日
法(研)复〔1988〕8号
99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信用合作社责任财产范围问题的答复
1991年6月17日
法经〔1991〕67号
1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因妨害民事诉讼被罚款拘留的人不服决定申请复议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
1993年2月23日
〔93〕法民字第7号
10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法院可否超越其级别管辖权限受理诉前保全申请人提起的诉讼问题的复函
1995年3月7日
法经〔1995〕64号
10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仲裁法依法执行仲裁裁决的通知
1995年10月4日
法发〔1995〕21号
10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因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而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批复
1996年6月26日
法复〔1996〕8号
10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是否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直接划拨退税款问题的批复
1996年7月21日
法复〔1996〕11号
10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的批复
1998年4月17日
法释〔1998〕5号
10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
1998年5月19日
法释〔1998〕10号
10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
2005年12月14日
法释〔2005〕14号
10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批复
2002年6月18日
法释〔2002〕15号
10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问题的批复
2000年8月8日
法释〔2000〕25号
1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
2004年7月26日
法释〔2004〕8号
1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或公证部门确认的离婚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
2000年12月26日
〔2000〕民他字第29号
1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对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1996年2月13日
〔1996〕法赔字第1号
1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9月16日
法释〔2000〕27号
1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马原副院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993年11月24日
法发〔1993〕37号
115
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司关于僧人遗产处理意见的复函
1994年10月13日
1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非涉外案件是否准许外国人旁听或采访问题的批复
1982年7月5日
〔1982〕法研究字第5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典型案例
(2020年9月18日)
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典型案例
一、三部门联合专项清查
揭穿“名师”真面目
(一)基本案情
王某,男,1988年9月出生。2010年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考核获得教师资格。后王某并未就业,而是考取研究生继续读书。王某在就读研究生二年级期间,于2012年5月12日,在江苏省扬州市某商城一书店内,趁无人注意,对被害人李某(女,7岁)以隔衣摸大腿、臀部等私密部位的方式进行猥亵。后被害人家长报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2年10月29日,扬州市广陵区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满释放后,王某通过求职,进入常州市一所以面向青少年开展英语培训为主要业务的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并在该学校网站“环球名师”栏目作教学推介。
2020年4月,常州市检察院、教育局、公安局在联合开展教师资格专项清查活动中,发现王某的上述前科,教育主管部门当日责令培训机构对其予以辞退,并在三日内取消了王某的教师资格。
(二)查询处理
为有效预防利用职业便利实施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加强学校、培训机构教职员工入职和教师资格认定管理,2020年3月,常州市检察院与市教育局、市公安局联合出台《常州市教师资格认定及教职员工聘任动态联动机制管理办法》,要求当地教育部门、学校、培训机构在教师资格认定、教职员工招聘录用等环节进行违法犯罪记录核查。2020年4月,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公安机关联合对全市5万余名教师开展教师资格全面清查专项行动,查出了上述案例中的王某等13人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撤销教师资格人员,其中2人曾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3人中,包括王某在内的5人仍在持证继续从事教育职业。后常州市教育部门对该5人均作出辞退处理,并在三日内对9名在本市获得教师资格证人员全部取消了教师资格。因另有4人系外省市获得教师资格证,根据有关规定,常州市检察机关通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并会同处理撤销其教师资格证。
(三)典型意义
江苏省常州市检察机关依托“教师资格认定、教职员工入职和退出动态联动机制”,联合教育、公安部门开展教师资格专项清查行动。同时,针对大量培训机构处于监管空白情况,进一步将该行动拓展到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联合行动,打破教育与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违法犯罪信息的互通,通过对全市教职员工、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逐一比对、复核,并建立教育从业人员基础数据库,使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涉案人员“有人可找、有责可究”,最大限度降低未成年人受侵害风险。
二、充分利用检警合作平台
有效拓展信息查询广度
(一)基本案情
王某,男,1990年10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某区中学教师。2019年11月7日,王某在其办公室内,以手摸臀部等私密部位的方式对两名未成年女学生进行猥亵。2019年11月20日,王某因上述猥亵行为被行政拘留八日。后王某自行离职。2020年1月,王某隐瞒上述违法记录至余姚市某中学应聘面试,并与该学校初步签订应聘录用意向。
2020年5月12日,余姚市检察院接受某中学申请,对23名拟录用人员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发现王某上述劣迹,王某被不予录用。余姚市检察院同时认为王某的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仅作行政拘留处罚不当,故将线索移交宁波市某区检察院进一步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
(二)查询处理
2019年12月,宁波市检察院联合市公安、教育等12家单位出台《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办法》,规定全市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在录用人员前,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有无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申请。经查询,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应当不予录用。2020年4月,余姚市检察院会同市教育局联合签发《关于开展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细化落实全市部署要求,并先后对该市7851名在职教师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进行筛查,查询出王某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并依照实施办法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浙江省宁波市检察机关出台涉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制度,通过与公安机关的密切合作,充分利用检警合作平台,将查询信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将案件类型在刑事犯罪的基础上增加了违法案件;另一方面在地域上从宁波市扩大至全国,有效解决了各地普遍存在的查询范围局限于本地,查询信息范围过窄的问题,防止流动人员异地违法犯罪记录成为监管盲区。同时,宁波市检察机关对于经查询发现的可能存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情况,通过加强立案监督,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堤坝。
三、让涉毒者远离幼儿园
呵护祖国花朵成长
(一)基本案情